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05民终16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喜生，男，195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陕西省XX城县，身份证号：612XXXXXXXXXXXXXXX。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满场，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大荔县，身份证号：612XXXXXXXXXXXXXXX。上诉人赵喜生因与被上诉人任满场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2020）陕0523民初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喜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任满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喜生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借款20万元，并承担自2013年10月15日汇款之日至2019年11月13日起诉之日期间利息152000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被上诉人通过诈骗手段，经李某某介绍，让上诉人投资在新疆做棉籽生意。上诉人便于2013年10月15日通过银行向被上诉人汇款20万元。后被上诉人收到款后，并未将上诉人投资款做棉籽生意，而是将上诉人的投资款用于其大棚果园里，上诉人知情后方知上当，到2013年12月底见到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把钱退还给上诉人，并要求承担2分钱的利息。被上诉人说他把钱做了棉种生意，承诺他把钱挣了，还钱并给上诉人20万元的利润。当时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要求被上诉人立即把钱还了并承担2分钱的利息，被上诉人答应随后偿还本息。后上诉人多次打电话催要，被上诉人总是一推再拖。直到2016年5月31日被上诉人实在推拖不了，便给上诉人补打了借条。借条上虽然没有写利息，但口头承诺2分钱的利息，当时在场人有李某某，还有张某某（李某某的朋友，新疆石河子人，当天上诉人才认识的）。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借条上落款时间，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改为2016年，推定是2015年，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完全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当时被上诉人书写完借条后，上诉人发现时间错了，被上诉人当场将5改为6。证人李某某已经证明，而且还有李某某新疆石河子的朋友张某某在场。当天上诉人才认识张某某，2015年上诉人根本没见过也不认识张某某其人。由于异地路途遥远，一审张某某未能出庭作证，二审张某某完全可以出庭作证来证明这一客观事实。三、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偿还的14万元为本金，完全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2日偿还有5万元，于借条时间之前，被上诉人书写借条本金时未扣除已还的5万元，完全可以说明5万元是利息。后被上诉人偿还的9万元认定为偿还的本金，根本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应先还息再还本，这是交易规则，因此被上诉人的偿还9万元应认定为偿还的利息。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偿还的14万元为本金，完全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致使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体现我国法律之尊严。被上诉人任满场未提出答辩意见。赵喜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由被告任满场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按照月息2分支付自2013年10月15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减去已经支付过的140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原告经李某某介绍认识被告任满场，双方共同投资收购新疆的棉籽，同年10月1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交付款项200000元用于收购棉籽，后因多种原因双方终止了收购棉籽的生意，并由被告向原告出具了200000元借条一份，未书面约定利息。又查明，被告曾给付原告现金50000元，2015年12月22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原告款项50000元， 2016年年底，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交付款项4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到期的债务应当清偿。被告向原告转账200000元用于共同投资收购棉籽生意，在合伙关系终止后，由被告向原告出具200000元借条一份，可见原、被告双方在出具借条时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就自己认可的200000元债务有义务向原告清偿，结合原、被告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双方对被告共给付原告款项14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故对该项事实予以确认。现双方对借条形成的时间及给付现金50000元的时间有争议，原告认为借条形成时间为2015年，而被告认为是2016年，因借条上的日期在书写时有重合的“5”和“6”，无法确定形成时间为2015年还是2016年，在双方各执一词又均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对该借条的形成年份系2015年还是2016年无法确定，视为其约定不明。因双方对其中50000元的交付时间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于2016年年底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后又认可是现金的方式交付，被告认为系通过现金的方式于2015年年底交付，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对该笔款项的还款时间无法确定，故仅认定原告通过现金的方式向被告偿还50000元本金。本案中，原、被告所争议的为该笔200000元是否口头约定了利息，以及被告于2015年12月22日所偿还的50000元系本金还是利息。首先，该笔200000元未书面约定利息，在被告不认可约定了利息的情况下原告也未提供证据对该项主张加以证明，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其次，原告主张被告于2015年12月22日即借条出具以前给付了原告50000元，由此推定该部分还款系利息以及双方约定了利息的事实，但原、被告对借条的时间是2015年还是2016年约定不明，并不能证明2015年12月22日系借条出具以前，故该部分还款事实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原告在庭前与本院谈话中已经认可在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以后向原告偿还了三次借款，当庭陈述与庭前陈述不一致，并未作出合理的理由。综上，能够认定原、被告在出具借条时并未约定利息以及被告所还140000元均系借款本金的事实。被告虽称在合伙投资生意期间自己也有经济损失，不应向原告偿还剩余60000元，但其在合伙生意终止后向原告出具200000元借条，就已经确定了双方之间清算完毕后还存在200000元债务的事实，该项辩称并不能反驳已经书面确定的债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200000元借款本金的请求在60000元限额内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该笔借款自2013年10月15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所产生的利息，因该笔债务形成时间为借条形成之日，在此之前双方并不是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告对2013年10月15日的利息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出具借条时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按照法律规定自逾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进行支付较为合适，在双方未书面约定还款期限又无法查明原告首次主张还款日期的情况下，以提交诉状之日为该笔债务逾期之日，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自2019年11月13日起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任满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赵喜生借款6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1月13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所产生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赵喜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80元，减半收取计3290元，由被告任满场负担561元，由原告赵喜生负担2729元。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主要对于涉案借款是否约定有2分月息，以及借条的形成年份存在争议。借条中未约定利息，赵喜生主张双方口头约定了2分月息，并主张借条形成于2016年，2015年12月22日偿还的5万元发生在借条形成之前，且未在借条中扣除为由证明其主张。经审查，赵喜生提交的借条的落款年份明显有涂改痕迹，赵喜生主张借条形成于2016年，任满场不认可，并主张是赵喜生涂改，导致借条到底是形成于“2016”年还是“2015”年的事实不清。因该证据由赵喜生持有，故赵喜生应当对于该证据瑕疵的形成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赵喜生提供了证人李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借条形成于2016年，但该证据为单一证据，缺乏其他有效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借条形成时间为2016年，原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因借条形成的年份难以确定，故赵喜生关于2015年12月22日偿还的5万元发生在借条形成之前，并以此证明双方之间约定了2分月息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亦与借条证明的双方未约定利息的事实相悖。本案借款前期系赵喜生的投资款，后双方协议转为借款，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均不予支持，故赵喜生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赵喜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32元，由上诉人赵喜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郝  翎  审  判  员     邢维利  审  判  员     左继刚    二0二0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茹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