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6民终37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位巍（又名魏巍），男，汉族，1962年4月20日出生，住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泽，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伟，该银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启，河南豫东律师事务所。上诉人位巍与被上诉人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城农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前由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681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项城农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豫16民终569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20年8月31日，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681民初2658号民事判决，位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位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恩泽，被上诉人项城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位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位巍的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项城农商行负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位巍的诉请未超过仲裁时效。本案的仲裁时效如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2001年项城农商行不给位巍发放工资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这一观点严重背离了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两次庭审均已查明，（2006）115号文件《关于对魏巍等十三人的辞退决定》一直没有送达给位巍，应当认定2019年4月28日位巍向项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不能像一审判决推断一样推断2001年停发工资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中院因程序错误而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却从实体上作出判决。三、位巍涉嫌犯罪的行为，与本案风马牛不相及。《关于对魏巍等十三人的辞退决定》中辞退原因是自身贷款未归还，根本没有涉及位巍涉嫌犯罪的问题。项城市人民检察院两次作出不批捕决定，足以证明位巍根本没有涉嫌犯罪，而是和控告人郭月明之间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没有给项城农商行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四、《关于对魏巍等十三人的辞退决定》已经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周民终字第1550号民事判决书撤销，足以说明项城农商行对位巍辞退决定是错误的。五、人民法院应当坚持同案同判的原则。项城市人民法院（2014）项民初字第01312号民事判决书、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周民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豫民再405号民事判决书，均对一个文件处理的其他同事作出生效判决，判令项城农商行和同一文件处理的其他同事恢复劳动关系，然而本案一审却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综上，位巍的诉请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从位巍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之日才能认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不能认定从停发工资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补充上诉意见，一审判决书第三页项城农商行的答辩意见中第三条说位巍在长达13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向其要求工资待遇或申请劳动仲裁，显然项城农商行对位巍作出处理决定后位巍一直没有向项城农商行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从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项城农商行主张没有向其主张过权利，那么应当从2019年位巍向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之日为其主张权利之日，所以位巍的仲裁不超过仲裁时效，在收到不予仲裁受理通知书后在法定期间内起诉，也不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项城农商行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维持：一、位巍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是正确的；首先、魏巍在2002年期间因违反项城农商行单位纪律不再上班，2006年因职务犯罪被项城市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2006年7月18日被项城农商行单位辞退，辞退后魏巍外出经商，从未回过单位上班，也没有领取工资，故自此时其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魏巍知道且也应当知道其被辞退的事实，诉讼时效自此算起，已经超过1年之久；其次、项城农商行辞退被魏巍时是在职工代表会议上及党组会议上作出的辞退决定，并将文件下发到下属各信用社分理处，并口头通知魏巍本人，即便项城农商行没有书面通知魏巍，但魏巍早在2006年就知道自己被辞退的事，被辞退后就没有来单位上班，若不知道自己被辞退，如何不来单位工作?其三项城农商行在2006年就将位巍予以辞退，也停发了魏巍的工资等一切待遇，其知道已经辞退的事实，否则为何在长达13年期间从来没向项城农商行要求工资待遇或申请劳动仲裁?故即便项城农商行没有向其本人书面送达辞退通知，但魏巍自停发工资待遇时应当知道其被辞退的事实，不然为何不向项城农商行主张工资待遇?显然，魏巍对其在2006年被辞退的事实是明知的，同时也是应当知道的。其四、位巍在法院第一次庭审过程中称其在2016年从网上看到和其同一文件辞退的同事吴官兴等人胜诉的判决书就已经知道其被辞退的事实，才决定起诉的。退一步讲且由此可知，即便位巍所称项城农商行没有向其送达辞退决定，但位巍自述的知道辞退内容的时间是2016年3月份,本人却在2019年3月份起诉,也超过了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二、一审法院判决程序合法。三、周口中院(2011)周民终字第1550号判决仅是撤销对吴官兴等人(在诉讼时效内起诉的原告)的处理决定,不是对整个文件的撤销,故对本案不适用,《关于对魏巍等十三人的辞退决定》并没有撤销对魏巍的辞退,对魏巍不产生法律效力。四、项城市人民法院(2014)项民初01312号判决书及周口中院(2011)周民终字第1550号判决书中的吴官兴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吴官兴等人在项城农商行对其作出辞退处分后立刻提起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而位巍是在辞退决定作出后十三年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属于同案同例的范畴。本案既不同案,也不同例。五、魏巍因严重违反单位劳动纪律且其本人涉嫌职务犯罪,至今其涉嫌犯罪的案件没有结果,至今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也是其被辞退的原因,故魏巍诉讼请求毫无道理。魏巍早在2002年期间离职长期没有上班工作，其本人又在2006年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侵占答辩人单位财产,严重违法答辩人单位规章制度,并给单位造成二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至今没有得到弥补,单位予以辞退,2006年魏巍被辞退并接到辞退决定后，便不再来单位上班，故项城农商行早在2006年就与魏巍解除劳动关系，不应当享受职工待遇。位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撤销被告《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中对魏巍的辞退决定；2、请求判令被告为位巍补发2006年8月至双方劳动关系规范之日起的工资（按照魏巍同期同等工作在岗职工的工资标准计算，扣除奖金）；3、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位巍原系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工，1986年9月参加工作，现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变更为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位巍（又名魏巍）在庭审中自认从2001年工资停发。2006年7月28日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出《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以原告未能按时清还自贷，担保贷款，对原告予以辞退。后原告于2019年4月28日申请劳动仲裁，项城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作出项劳人仲案字（2019）0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起诉讼。另查明，位巍（又名魏巍）涉嫌职务侵占一案，由项城市联社即本案被告河南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报案，2006年2月23日项城市公安局作出项公立字﹝2006﹞9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魏巍职务侵占案立案侦查，并于2006年2月24日对魏巍采取刑事拘留，项城市公安局于2006年3月2日作出提请批准逮捕书，项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3月7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2006年3月8日项城市公安局作出监视居住决定书，2006年3月22日魏巍书写退赃还款计划，项城市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3月22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项城市公安局2006年9月9日作出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首先，关于“原告请求撤销被告2006年7月28日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出《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是否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职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因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位巍（又名魏巍）自认其工资从2001年停发，此时其应知其本人劳动权利受到侵害；其后于2006年2月23日因涉嫌职务侵占一案被项城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作出项公立字﹝2006﹞94号立案决定书，期间魏巍书写退赃还款计划并退赃，项城市公安局后于2006年9月9日作出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此时其应当知道其行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且工资一直处于停发状态，同时在其监视居住期间即2006年7月28日项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出《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对原告予以辞退，基于上述基本事实，原告应当知道其劳动权利受到侵害，却迟迟于2019年4月26日提出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了法定仲裁的时效期间，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有中断和中止时效的事由存在，因此，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中对魏巍的辞退决定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故被告的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由于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中对魏巍的辞退决定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审查。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中对魏巍的辞退决定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位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位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项城农商行于2006年7月28日作出《关于对魏巍等13人的辞退决定》，而位巍表示其2006年至2019年在新疆打工，打零工，从事开锁业，注册了个人工商户。其间项城农商行并未向位巍发放工资，位巍也未向项城农商行提供劳动，位巍对辞退决定应当是知道的。即便按照位巍2016年年底得知自己已经被单位开除的事实，位巍在2019年4月26日对辞退决定提起仲裁也超过仲裁时效。且位巍2019年才对处理决定提出异议，未在2019年之前向项城农商行主张过权利，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形。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的规定等，判决驳回位巍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位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位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水安审判员  李保利审判员  秦天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璐书记员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