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终4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法定代表人：赵春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琼，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云，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俊和，男，194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芝，女，1946年3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香英，女，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明朝，男，198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明继，女，198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明涛，女，198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以上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穆之，北京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铁路局）因与被上诉人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1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铁路局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116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事故发生原因为孙增策故意碰撞运行中的列车。1.孙增策碰撞运行中的列车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故意”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为“事发时孙增策应当意识到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但其却违法进入铁路区间内，与运行中列车相撞导致死亡”，又认定事发时孙增策确实精神状况欠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故意”。孙增策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住所距离铁路线路仅15米，且该条铁路（锦承铁路）修建于1936年。孙增策长期生活在铁路旁，对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认知，其从家里跑向铁路与运行中的列车尾部车厢相撞是一个连贯的、没有任何停顿的、一气呵成的整体动作，其在明知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又积极追求与列车相撞的自杀结果，应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故意”行为。2.死者家属表示孙增策有自杀倾向、但事发当天没能有效阻止其与火车相撞。公安对死者女儿孙明涛的询问笔录中，孙明涛表示“孙增策有时候有自杀倾向，9月5日（事发当天）没有看出他有自杀倾向”。孙增策是在听到列车鸣笛示警情况下，从家里跑向铁路撞上列车，家人没能追上、没能有效阻止其自杀行为，证明孙增策把自杀的思想变为了自杀的实际行动。二、上诉人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1.法律法规未规定时速120公里以下的普速线路设置防护设施。2.孙增策所在村庄具备方便村民穿行铁路的公铁立交条件。3.上诉人尽到安全警示义务。距离事发地点50米左右的距离有公铁立交桥且设置“禁止行人”的静态安全警示标志，火车经过村庄区域鸣笛示警。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准确。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只援引了第一款的前半部分。一审判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不准确，应适用第五条规定的铁路免责条款。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北京铁路局的全部上诉请求。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共同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且正确。二、原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适当。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铁路局支付死亡赔偿金813072元;2、判令北京铁路局支付丧葬费38132.1元;3、判令北京铁路局支付被抚养人孙俊和的抚养费43038元;4、判令北京铁路局支付被抚养人李秀芝的抚养费43038元;5、判令北京铁路局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6、判令北京铁路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上1-5项合计共计997280.1元。事实与理由：2019年9月5日9时50分，我方的亲人孙增策在锦承线甲山站至永和站间388公里937米处，不幸被北京铁路局的6435次列车撞死。事发地区铁道相邻我方居住村庄，铁轨距离我方的住处仅10余米，当地村民为了通行方便跨越铁路来回穿行，在我方亲人事发区域形成多条通行的小路；北京铁路局也在事发区域用石板铺设道路便于通行，铁道两侧未安装有防护护栏，也未设置警示标语，北京铁路局严重疏于管理。此区域在很多年前就出现过火车撞死人的事故，北京铁路局仍然放任不予管理。我方亲人由于患有精神分裂疾病，对穿越铁路危险性的判断异于常人，在精神病发作穿越铁轨的途中不幸被飞驰而来的列车撞死，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我方认为北京铁路局没有充分履行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造成我方亲人孙增策死亡的后果，北京铁路局依法应当承担全部损失的60%的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北京铁路局辩称，死者被撞身亡属于其自身原因造成的，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事故发生原因是死者故意碰撞列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我方免责条款。事发列车共计有四节客车，在最后一节客车的侧面发生碰撞。死者诊断结果是焦虑性抑郁症，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长期生活在铁路旁，对于火车碰撞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有基本认知，在火车开来的时候他从家中跑向铁路，碰撞列车，可以推断这是其事先有计划、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次故意。第二，我方已经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事发路段最高运行速度为80公里/小时，事发地点不需要设置防护设施，火车经过村庄进行了鸣笛示警，距离事发地点50米有公铁立交，方便居民出行，并且立交桥设置有安全警示标志。第三，原告依据北京市城镇标准提出赔偿要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法院判决赔偿，也应以北京市农村居民标准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5日9时50分，在锦承线甲山站至永和站间388公里937米处，孙增策被客车刮碰后死亡。2019年9月16日，北京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根据公安部门事故现场勘验材料分析，孙增策近期情绪异常，事发当日违法进入铁路作业区域，借铁路自杀，与正常通过的6435次列车尾部相撞，致其死亡。孙增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一条、《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七款规定。依据《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认定：此次事故属孙增策自身原因造成，负事故全部责任。孙增策于1963年3月12日出生，其父孙俊和，1940年5月25日出生，其母李秀芝，1946年3月27日出生。孙增策与赵香英系夫妻，共生育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三个子女。上述人员均系农业家庭户口。孙俊和与李秀芝共生育孙增策、孙增然、孙秀萍三个子女。2019年，承德县民政局、承德县甲山镇人民政府、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甲山镇南台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证明，内容为“孙增策于2019年09月5日因精神病复发被火车撞击意外身亡，死者本人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其死亡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对其亲人精神造成巨大伤害。孙俊和长期患有高血压，靠药物维持，李秀芝长期患有气管炎，肺气肿，靠药物维持，二人无工作能力，无经济来源，主要靠死者生前抚养。现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认为北京铁路局在事发区域用石板铺设道路便于通行，铁道两侧未安装防护护栏，也未设置警示标语，疏于管理，且孙增策生前患有精神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要求北京铁路局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为此，孙俊和等向一审法院提供平泉市精神病医院的证明及住院登记表，显示孙增策于1991年6月6日在该院住院治疗，2019年8月14日在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处分笺，2019年8月20日在承德市精神病医院的门诊病历，显示孙增策近4个月来，出现无故心烦，过度担心一些正常的日常事情，烦乱，严重时游走不定，不能静下心来做事情，夜眠差，有时整宿难以入睡。北京铁路局认为事发路段最高运行速度为80公里每小时，事发地点不需要设置防护设施，火车经过村庄进行了鸣笛示警，距离事发地点50米有铁路立交道口，方便居民出行，并且立交桥设置有安全警示标志。同时，北京铁路局认为孙增策系故意碰撞火车，铁路运输企业无需承担责任，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事发时的录像及孙增策的家属孙增成及孙明涛的询问笔录，孙增成表示事发时孙增策确实是向火车道的方向跑，其妻子和女儿在后面追，最近有些精神失常。孙明涛表示其父亲确实是跑向火车道，其在后面追，被撞的那一刻因为有一个房间挡住视线故没看到，最近一个月精神不太正常，怕他自杀；有时候有自杀倾向，9月5日没有看出他有自杀倾向，他站在家外面的台阶上听到火车鸣笛有可能刺激到他。对北京铁路局的上述证据，孙俊和等认为孙增策是精神病复发而不是正常行人穿越铁轨，出于火车鸣笛刺激情况后精神病复发才导致事故，故北京铁路局应承担责任。现孙俊和主张死亡赔偿金813072元，系按照北京市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756元×20年×60%计算，丧葬费38132.1元，系按照北京市2018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7107元÷2×60%计算;被抚养人孙俊和的抚养费43038元，系按照北京市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43038元×5年÷3×60%计算;被抚养人李秀芝的抚养费43038元，系按照北京市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43038元×5年÷3×60%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列车碰撞自然人造成的铁路运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铁路运输属于高危行业，列车是在固定轨道上运行，且有速度高、制动距离远、遇有险情不易躲避的特点，客观上就必然要求公众负有重要的安全注意义务。本案中，孙俊和等主张孙增策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根据其提供的诊断证明等证据，一审法院无法直接认定孙增策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故事发时孙增策应当意识到违法进入铁路区间的严重人身危险性，但其却违法进入铁路区间内，与运行中列车相撞导致死亡，应承担主要责任。事发路段临近居民生活区，北京铁路局未及时进行有效管理，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北京铁路局辩称孙增策系故意碰撞列车，应免除其责任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诊断证明，事发时孙增策确实精神状况欠佳，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故意”所为。故对于北京铁路局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责任比例，由北京铁路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因孙增策系农村户籍，故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数额。孙俊和等主张费用较高，经一审法院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578560元，丧葬费应为50802元，孙俊和的抚养费为36468元，李秀芝的抚养费为51056元，共计716886元，北京铁路局承担40%的赔偿责任后为286754元。孙俊和等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亦过高，一审法院酌情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286754元；二、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驳回孙俊和、李秀芝、赵香英、孙明朝、孙明继、孙明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受害人孙曾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而发生的其与运行中的列车相撞并造成身亡的铁路运输人身损害纠纷。北京铁路局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不可抗力以及受害人孙曾策故意以卧轨、碰撞等方式造成损害的情形。《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孙增策借铁路自杀”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北京铁路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北京铁路局主张，其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事发路段铁轨穿越村庄，且村庄离铁路过近，该路段虽不需要封闭式管理，但北京铁路局仅以竖立“禁止行人”警示牌的形式提示注意，显然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故北京铁路局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案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北京铁路局适当承担赔偿责任，处理并无明显失当，故本院对原审判决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01元，由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翔审 判 员  崔智瑜审 判 员  赵 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茹 莹书 记 员  郭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