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25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某1，女，1959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望，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某2，男，1955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傅某3，男，1986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傅某1因与被上诉人傅某2、傅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傅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望，傅某2、傅某3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某1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枉法裁判。1.原审法院未重新组成合议庭，也未告知上诉人回避权利，审理程序存在违法。上诉人傅某1诉被上诉人傅某2、傅某3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8年10月8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8）浙0602民初7439号民事裁定书，此后上诉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绍兴中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浙06民终4716号民事裁定书而撤销了原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此后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20）浙0602民初151号民事裁定书。前后两次审理该案的审判长均系戴伟章法官，明显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2018）浙0602民初7439号案件中就重复问题多次组织开庭，同时在（2018）浙0602民初7439号案件庭审期间向上诉人释明申请鉴定并依职权组织对被上诉人的拆迁所得财产进行评估，（2018）浙0602民初7439号案件已对傅某1的诉讼经过实体审理，审理范围不仅仅限于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故此，在经上诉人上诉由绍兴中院指令一审法院审理的程序中，即（2020）浙0602民初151号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及原则，对于已经经过实体审理的案件，参加过原审审理的审判人员应当进行回避，以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一审法院随意更改案由，案由确定错误，而且已经违反“一事不二理”的诉讼原则。在（2016）浙0602民初9260号案件中，上诉人就本案案涉房屋的继承对被上诉人傅某2向一审法院进行起诉，一审法院在主文中已赘述“原告主张的物已被拆迁的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故该物权因物的消灭而不复存在，原告无权再对该物主张权利”，此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浙06民终1175号民事裁定书中明确“相应标的物已不存在，上诉人要求继承该房屋在客观上不能，其诉请已不存在。但该房屋上的权利已转化为拆迁利益，上诉人可就其是否享有拆迁利益另行主张”，故而上诉人在2018年10月8日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主张因被上诉人以《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的方式将案涉房屋过户在其名下而导致上诉人未能就可得继承房屋享受对应的拆迁利益。然在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未对上诉人进行释明，而在违背上诉人真实诉求的情况下随意更改案由为“遗嘱继承纠纷”。本案被继承的标的物已灭失，故一审法院更改案由为“遗嘱继承纠纷”系对本案的法律关系定性错误。同时，在（2016）浙0602民初9260号案件以继承纠纷为由审理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一事不二理”原则，应予纠正。二、一审法院超出傅某1诉讼请求范围进行裁判，傅某1未要求诉请原审第三人傅某3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2、13页判决原审第三人傅某3与原审被告傅某2共同承担责任，但傅某1的诉讼请求中并未要求傅某3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也未询问傅某1是否对原审第三人傅某3主张权利，系超出傅某1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三、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8页第二段认定，1989年1月21日，傅某2以户主名义填写《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申请人处有“付阿生”签名（傅某2自认其系代父亲所签）。1993年土地管理机关向傅某2颁发编号为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从而在判决书第11页中认定“应视为案涉土地使用权系其被告傅某2本人出让所得，系所形成建设用地唯一的使用权人”。首先，案涉土地的原土地使用权人系原审原、被告的父母傅友根、傅小香，但原土地使用权证遗失。而傅某2通过办理《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的方式获得了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案涉土地有土地使用权人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系傅某2出让所得无事实依据。同时，傅友根、傅小香从未有过转让案涉土地使用权至傅某2名下的意思表示，否则《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不会以傅友根为申请人，且傅友根、傅小香在1989年7月办理遗嘱公证时也一直认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在其名下，并未转让给傅某2。如果真如傅某2所述两位老人早在1989年1月份就将案涉征迁房屋及土地转让给傅某2，则完全不可能在此不久之后又立一份遗嘱将其归由傅某1继承，完全不符合常理。况且，从公证遗嘱上可以看到两位老人是有刻私章的，但是在申报土地时却是由傅某2自己代签，恰恰可以说明傅某2是在违背两位老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私自登记到自己名下，因此才会在1993年拿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所以会出现本案的情形，不得不提到在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绍兴市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确权登记，而傅某2刚好利用这个背景将案涉征迁土地的使用权登记在了自己名下，显然侵犯了原有权利人，因此在当时这种背景下考虑到原房屋所有权人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未对案涉征迁房屋及对应土地作出明确的买卖、赠与等能够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法律行为，应当认定案涉征迁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未发生变动，仍为两位老人所有。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仅有物权归属的推定效力，正如（2017）浙06民终117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一审法院仅从不动产登记的状态认定权利归属，径行认定立遗嘱人将诉争房屋以产权变更的形式给予被上诉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2019）浙06民终471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原则，但在对物权权属有争议的当事人之间，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权利只是法律上的‘推定’，如果事实物权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不动产权属登记有瑕疵，可以推翻上述法律推定。”案涉土地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之前未发生引起物权变动的事实行为，原使用权人也未对案涉土地或者房屋进行赠予或者转让，一审法院对于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未作出认定，径行根据土地使用权证的登记认定土地使用权人存在错误。2.在我国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关系是“房地一体原则”，因此上诉人认为在认定案涉征迁房屋所有权与对应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归属时应当一并进行处理，不能光凭土地使用权证书来认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所有房屋均系双方父母傅友根、傅小香的夫妻共同财产。还认定傅某1对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的地上物权利享有70000元的份额，确认傅某1对于原房屋享有份额，进一步佐证傅友根、傅小香系原房屋的所有权人。但一审法院对于土地使用权归属与房屋所有权归属认定不一致，与房地一体原则有悖。土地使用权权登记情况与原房屋所有权归属不一致，但由于继承发生之前傅友根、傅小香未对原房屋实施转让、赠与等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土地使用权登记并不必然导致原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丧失。一审判决也确定了上诉人对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的地上物权享有70000元的份额。但由于原房屋已不存在，房屋上的权利转化为拆迁利益。经一审判决认定，原房屋的拆迁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故上诉人对于安置后的房屋享有对应份额。一审法院依据原房屋的价值计算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傅友根、傅小香所有房屋的丈量面积为188.96平方米，评估价值为87851元，相应附属物评估价值为6698元，装修价值为26065元，共计为120614元，同时确定上诉人享有70000元的份额。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份额比例（70000元／87851元），上诉人享有安置房屋及拆迁补偿款的相应份额，或者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安置房屋的评估价格向上诉人支付对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傅某2、傅某3辩称，一、傅某1上诉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未重新组成合议庭，未告知回避权利和随意更改案由等理由不但是对法律的曲解，而且与事实不符，故均不能成立。二、本案依法应裁定驳回傅某1的起诉或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在程序上，傅某1曾于2016年9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傅某2，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6）浙0602民初926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傅某1的诉讼请求，傅某1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绍兴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与理由均与本案一致，故上诉人傅某1的起诉系典型的一案两诉，即重复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的情形，不再享有再次起诉的权利，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2.在实体上，虽然傅友根与傅小香立下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但立遗嘱人在生前已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傅某2，且被上诉人傅某2支付了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故应认定案涉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应属傅某2所有，上诉人已不享有继承案涉房屋的权利。傅某1已对立遗嘱人在生前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傅某2的行为提出要求撤销的行政复议，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登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上诉人又向一审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亦遭驳回。故即使上诉人有诉权，依法亦应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审法院的判决自相矛盾，既认定傅某1已不享有继承案涉房屋的权利，又以傅某2无证据证实傅友根与傅小香转移房屋所有权为由认定傅某1仍对地上物享有继承的权利，并判决傅某2和第三人共同支付给傅某170000元及利息，实属枉法裁判。更何况傅某1对第三人没有任何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判决驳回傅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傅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傅某1享有坐落于××乡××号××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层和1000-2号一间九架头平屋房屋相对应的安置权利；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傅某1讼争房屋所对应的拆迁利益的资金占用使用费（以15245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9月21日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为14483.61元，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按实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傅某1和被告傅某2系傅友根（又名付阿生）与傅小香的婚生子女，第三人傅某3系傅某2之子。傅友根已于2000年7月27日亡故，傅小香已于1991年6月2日亡故。1989年11月7日，傅友根与傅小香在绍兴市越城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该公证遗嘱载明：傅友根与傅小香共同共有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乡松林村长埭河一都十三图1000-1号平屋三间，其中一间九架头、二间五架头。二间五架头于1973年翻建为楼房。另有坐落于城东乡松林村长埭河一都十三图1000-2号在解放前已绝卖而未过户的九架头平屋一间，傅友根与傅小香将上述不动产中的西首直进的一间九架头平屋和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归被告傅某2所有，将上述不动产中的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归原告傅某1继承，还有一间九架头平屋在解放前已绝卖而未过户也归原告傅某1继承（经查明，该房屋一都十三图1000-2号九架头平屋一间于1951年登记在案外人傅宝成的名下）。今后该屋如要办理过户及其他手续等事务，均由傅某1负责办理。门前的天井出入公用。对面的草间由傅某2和傅某1兄妹二人分管使用，东首面归傅某1，西首面归傅某2；两位立遗嘱人有一方去世后，其名下的遗产归在世一方支配，双方过死后归受遗嘱人继承。1988年12月31日，被告傅某2对上述房屋向土管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1989年1月21日，被告傅某2以户主名义填写一份《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申请人处有“付阿生”签名（被告傅某2自认系其代父亲所签）及傅某2、章阿芬盖章。接受申请的土地管理机关“同意申报”并盖章确认。1989年12月8日，傅某2向原越城区城东乡人民政府缴纳了“造地费”164元、“土地占用费”82元、“建设服务费”32.8元和“村镇建设服务费”16.4元。1993年8月7日，土地管理机关对涉案房屋进行勘丈，并于1993年8月20日向被告傅某2颁发编号为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傅长命”，图号区-3-21、地号336、用地面积81.27平方米，东至傅阿七，西至边地，南至边地走路，北至什地。1989年12月1日，傅某2以其为申请人另行提出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并载明现有在册人口包括傅小香、樊秋美、傅炜和傅某3，申请用地面积为41（38）平方米，接受申请的土地管理机关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中签字“同意申报”，傅某2的土地申请书中申请人签字一栏予以盖章，落款时间为1989年12月31日。1993年4月29日，土地管理机关向被告傅某2颁发编号为城东集用1993第3848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者为傅长命，宗地号1××4、用地面积44.5平方米。2016年9月21日，傅某2、傅某3户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签订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国有）一份，约定由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将被告所有的包括案涉公证遗嘱所处分房屋及傅某2自行审批建造的房屋在内的305.80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完毕，其中，公证遗嘱所处分房屋的丈量面积为188.96平方米、评估价值为87851元，相应附属物评估价值为6698元、装修价值为26065元，共计为120614元。傅某2、傅某3户安置得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幢××室××幢××室××幢××室三处房屋。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傅某1申请，该院委托诸暨市正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三套安置房屋及附属车棚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该三套房屋及附属车棚的市场价值为479.55万元。原告曾于2016年9月21日向该院起诉，要求判令傅友根与傅小香共有的座落在城东乡松林村长埭河一都十三图1000-1号平屋三间中的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层以及房屋对面东首面的草间由原告傅某1继承，该院经审理，于2017年2月10日以（2016）浙0602民初92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傅某1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2日以（2017）浙06民终1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傅某1的上诉请求。2018年6月22日，绍兴市人民政府针对原告傅某1提出撤销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于1993年10月25日颁发给傅某2的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申请，作出了绍市府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于1993年10月25日登记颁发的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傅某1又于2017年10月11日向该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傅某2、傅某3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签订的《东湖镇则水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国有）》。后本案指定由诸暨市人民法院管辖，该院经审理，于2018年6月22日以（2018）浙0681行初1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傅某1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涉讼房屋已由被告傅某2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事实清楚，该登记具有设立物权的效力。因原告傅某1并非涉案房屋征收的安置人口，原告傅某1现起诉要求确认其享有涉讼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权益系以其对涉案被征收房屋享有所有权为基础，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傅某1主张的涉案被征收房屋中的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坐落于××乡××号××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1000-2号一间九架头平屋及相应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权属问题如何认定。该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涉案被征收房屋中的城东国用（1993）字第936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所有房屋均系原、被告父母傅友根与傅小香的夫妻共同财产。后傅友根与傅小香立下遗嘱，确认其中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由原告傅某1继承，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应认定合法有效。但1988年12月31日，被告傅某2对上述房屋向土管部门提交土地登记申请，1993年8月20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将上述傅友根与傅小香所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给被告傅某2，该证明材料系权属登记机关在依职权审查过程中形成，且被告傅某2支付了相应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后取得了上述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应视为案涉土地使用权系其被告傅某2本人出让所得，系所形成建设用地唯一的使用权人，原告傅某1亦并非傅某2户内家庭人口，故上述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应属被告傅某2所有。综上，依据傅友根与傅小香所立遗嘱应由原告傅某1继承所得的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因在傅友根和傅小香去世前，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属被告傅某2所有，在继承开始后，原告傅某1已不享有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但鉴于该房屋在傅友根与傅小香立遗嘱时已经建造完毕，在被告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后，因无证据证实傅友根与傅小香已将房屋所有权以赠与、买卖等方式转移给被告傅某2，故原告傅某1仍对该国有土地上相应的地上物享有继承权利。上述房屋被征收后，原告傅某1亦仅对相应的地上物房屋及附属物、装修的自身评估补偿款享有所有权，故根据原属傅友根与傅小香所有房屋的丈量面积为188.96平方米、评估价值为87851元，相应附属物评估价值为6698元、装修价值为26065元，共计为120614元，并考虑到因房屋已经被拆除，无法明确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的具体面积，结合房屋在傅友根去世后的实际居住使用人和使用受益人为傅某2，同时其对附属物评估价值和装修价值的贡献较大等因素，为平衡各方利益，该院酌情确定原告傅某1对东首面一间五架头一楼一底和一间九架头平屋的地上物权利享有70000元的份额，因所有房屋及附属物、装修的评估补偿款已由傅某2和傅某3取得，故应由傅某2和傅某3支付给原告傅某1，并支付自其实际取得之日，即2018年8月30日产权调换结算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对原告傅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六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傅某2、第三人傅某3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傅某1人民币70000元，并支付给原告傅某1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其中：2019年9月19日期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9月20日之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计付；二、驳回原告傅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604元，由原告傅某1负担7367元，由被告傅某2、第三人傅某3负担1237元，应由被告傅某2、第三人傅某3负担部分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该院付清；评估费12988元（已由原告支付），由原告傅某1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傅某1的上诉请求评议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傅某1对讼争房屋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的份额问题。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傅友根与傅小香遗嘱中1000-1号平屋三间，其中一间九架头、二间五架头，即被拆迁房屋Ｄ-5-172-1、Ｄ-5-172-2；草间即Ｄ-5-172-5，且由傅某2翻建。原审法院以傅某2取得了上述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属傅某2所有为由，认定傅某1无权享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相对应的拆迁安置利益缺乏法律依据。对此，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生效原则，系针对物的公示效力，但在对物权权属有争议的内部当事人之间，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权利只是法律上的“推定”，如果权利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不动产权属登记有瑕疵，可以推翻上述法律推定。本案中，傅某2虽取得了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其自认1989年1月21日的《无土地使用权源凭证申述书》中申请人处的“付阿生”签名系其代父亲所签，无证据证明傅友根与傅小香已将房屋所有权已赠与给傅某2，故傅某1依据傅友根、傅小香所立遗嘱享有讼争房屋相应的所有权，据此可享有讼争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利益。讼争房屋Ｄ-5-172-1和Ｄ-5-172-2合计认定面积138.27平方米，草间Ｄ-5-172-5认定面积50.69平方米，评估价值为87851元，相应附属物评估价值为6698元、装修价值为26065元，共计为120614元，另傅某2安置三套房屋评估价为4795500元，因无法确定各房屋的具体面积，结合1989年12月8日傅某2向原越城区城东乡人民政府缴纳了“造地费”164元、“土地占用费”82元、“建设服务费”32.8元和“村镇建设服务费”16.4元，房屋在傅友根去世后由傅某2实际居住使用，同时其对附属物评估价值和装修价值的贡献较大，傅某1非讼争房屋安置人口等因素，为平衡各方利益，本院酌情确定傅某1可享有讼争房屋对应的拆迁安置利益1000000元，因所有房屋及附属物、装修的评估补偿款已由傅某2和傅某3取得，故应由傅某2和傅某3支付给傅某1上述款项。另，傅某1主张存在（2018）浙0602民初7439号案件与（2020）浙0602民初151号案件系同一审判长、变更案由、判超所请等程序性违法，（2020）浙0602民初151号案件系本院指令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指令审理是继续审理，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的规定；傅某1虽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但实质为遗嘱继承纠纷，一审判决变更案由并无不当；因案涉房屋与傅某2其他房屋共同拆迁安置，傅某2和傅某3共同与东湖镇人民政府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国有）并取得相关款项，故一审判决傅某3共同承担责任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傅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20）浙0602民初15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傅某2、傅某3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给上诉人傅某1人民币1000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傅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604元，由上诉人傅某1负担5175元，被上诉人傅某2、傅某3负担3429元，款项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缴纳。评估费12988元（已由上诉人傅某1支付），由上诉人傅某1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04元，由上诉人傅某1负担5175元，被上诉人傅某2、傅某3负担3429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瑜 审 判 员  傅芝兰 审 判 员  张百元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娄皓宁 书 记 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