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22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住所地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北城乌龙大道南段。主要负责人：缪中东，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亮，男，该支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祥魁，河南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孟丽，女，199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文，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蒯本岭，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滨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淮滨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张孟丽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6民初71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淮滨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孟丽的一审诉讼请求；2.张孟丽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案系银行卡盗刷案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罪等多项刑事罪名，涉嫌犯罪主体是个人。本案并非单纯的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驳回张孟丽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一审法院判决工行淮滨支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失公平。张孟丽的银行卡被盗刷是通过网上绑定第三方支付平台，对银行卡进行的盗刷，这不在工行淮滨支行的可控范围内，工行淮滨支行并不存在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在本案中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张孟丽绑定的银行卡手机号码被更换，身份证被仿造，在银行卡被盗用期间，仍多次使用银行卡，并且被盗刷金额巨大，案发先后时间也长达七天之久。结合上述事实，可以推定张孟丽自身存在过错，对自己的身份证件、财产并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3.张孟丽的损失与工行淮滨支行无因果关系。张孟丽的银行卡被盗刷并非发生在工行淮滨支行处，工行淮滨支行对张孟丽如何使用和管理银行卡并不能控制，也不存在任何义务。张孟丽的损失是由于自己身份证件、财物保管不善和第三人盗刷造成的，并不是由工行淮滨支行直接造成，工行淮滨支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孟丽辩称：1.本案系借记卡纠纷案件，实施犯罪的主体是个人，而工行淮滨支行作为犯罪嫌疑人办理相关业务的商业银行与个人犯罪的主体不同，张孟丽本案起诉的理由是工行淮滨支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与刑事案件的基础法律关系也不相同，本案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2.本案完全系由不明身份人员持伪造身份证以张孟丽的名义在工行淮滨支行处开立了新卡，并擅自更改张孟丽预留的手机号码，导致张孟丽的银行卡资金被盗刷。这完全是因为工行淮滨支行的工作疏忽大意所造成，其在工作中未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违反了作为金融机构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工行淮滨支行对此负有过错，应当对张孟丽的案涉损失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张孟丽自身并不存在疏忽大意，保管不当。工行淮滨支行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张孟丽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及地址是由于张孟丽的疏忽导致泄露。综上，请求驳回工行淮滨支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孟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工行淮滨支行赔偿被盗刷的资金损失269760.8元及利息23469.19元（自2016年7月3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不持异议：2014年11月10日，张孟丽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汇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金汇支行）处办理工银灵通借记卡换卡业务，更换后的借记卡卡号为62×××60（以下简称4160借记卡），该卡绑定的预留手机号码为135××××****，登记机主系张孟丽本人。2016年6月29日，不明身份人员持伪造的张孟丽身份证至工行淮滨支行处，申请办理开卡和变更预留手机号码的业务，伪造的身份证与张孟丽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均一致，使用的照片也系张孟丽本人照片，但伪造的身份证记载的住址却为张孟丽后来户籍迁移后的新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墩刘**，而此时张孟丽真实身身份证记载的地址仍为户籍迁移前的旧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行淮滨支行工作人员在受理前述业务时，对伪造的身份证进行了联网核查，结果显示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据此通过身份验证。工行淮滨支行工作人员先为不明身份人员开立以张孟丽名义、卡号为62×××06借记卡（以下简称9406借记卡），然后将张孟丽的预留手机号更改为131××××****（该号码登记机主为刘志锋）。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4160借记卡通过支付宝（中国）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顺丰恒通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恒通）、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超市）、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银联）、北京百付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付宝）、壹钱包、网易宝充值、易宝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宝）共发生74笔支出消费，分别是：1.支付宝消费14笔，其中2016年6月30日消费32.8元、7月1日消费53.9元、7月2日消费50元，张孟丽认可系本人操作，其余11笔金额合计为108726元；2.顺丰恒通消费4笔，其中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消费的15元系购买话费流量包至张孟丽手机号，2016年7月2日4时07分消费的4999元后于2017年5月24日退还给张孟丽，其余2笔消费分别为4980元和4999元后均退至9406卡；3.中百超市消费20笔，每笔金额均为5000元，合计100000元；4.广东银联消费5笔，除去2017年7月1日消费后又退回的2500元，其余4笔金额合计为7599元；5.百付宝消费22笔，除去2016年7月3日发起后又撤销的981元消费及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其余18笔消费金额合计为17437元；6.壹钱包消费1笔，金额为2000元；7.网易宝充值消费4笔，每笔金额均为1000元，合计4000元；8.易宝消费4笔，金额合计为19890元。以上4160借记卡消费，除张孟丽自认为本人操作的消费、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通过顺丰恒通消费的15元以及已撤销或退还给张孟丽本人的消费外，金额累计为269631元。同时期，9406借记卡收入情况为：1.张孟丽支付宝转账收入6笔，金额为108726元；2.跨行汇款收入13笔，金额合计为119576元（包括顺丰恒通2笔4980元和4999元消费的退款）；3.百度钱包收入18笔，金额为17437元；4.网易宝收入4笔，每笔金额均为1000元，合计4000元；5.退货收入1笔，金额为15元；6.代码为01000009收入4笔，金额合计为19800元。张孟丽对4160借记卡开通了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如4160借记卡发生交易，预留手机号码会收到交易短信，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张孟丽原预留手机号码135××××****未收到该期间的交易短信。直至2016年7月7日，张孟丽才发现4160借记卡发生了多笔消费，遂立即向南京市公安局化学工业园分局山畔派出所（以下简称山畔派出所）报警，山畔派出所出具《立案决定书》，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张孟丽银行卡被盗刷案立案侦查。该案目前尚在侦查阶段。2017年1月7日，张孟丽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工行金汇支行赔偿存款损失274774.8元及利息。该案查明，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7月3日期间，张孟丽名下4160借记卡消费支出金额为274774.8元，除去顺丰恒通于2017年5月24日向张孟丽退款4999元、张孟丽本人认可消费的32.8元、53.9元、50元，张孟丽存款减少金额为269760.8元。还查明，工行金汇支行确认主要联系方式变更、开立9406借记卡的事实，明确主要联系方式用途系针对客户预留的个人信息，覆盖张孟丽于工商银行项下所有银行卡的身份验证。上海闵行法院审理后认为：诉争交易的特征造成交易的主要审核和验证义务并非由工行金汇支行承担……在网络交易中，银行对身份验证的重要方式就是手机验证，在本案中，张孟丽的预留手机号已于诉争交易发生前在工行淮滨支行通过柜面发生了变更……法院对该节事实无法查清，在本案中不宜对该变更行为是否违法违规进行评判，若张孟丽坚持认为变更行为存在问题，应直接起诉工行淮滨支行……本案系合同纠纷，工行金汇支行承担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其应负有相应的合同义务，在其不承担审核义务的情况下，违约责任更无从谈起……张孟丽的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张孟丽的诉讼请求。在前案审理过程中，张孟丽得知其预留手机号码被更改及9406借记卡开立的事实，遂将工行淮滨支行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过程中，张孟丽申请对变更预留手机号码及开立9406借记卡的两张信息申请表中“张孟丽”签名进行鉴定，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认为，该两张信息申请表上“张孟丽”签名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5080元，张孟丽已垫付。一审庭审中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4160借记卡有无发生盗刷事实，如被盗刷，盗刷金额是多少。张孟丽一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4160借记卡发生盗刷事实，盗刷金额为269760.8元。工行淮滨支行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判决书只是认定张孟丽存款减少金额，并未认定张孟丽银行卡被盗刷的事实。2.鉴定报告，证明9406借记卡并非由张孟丽申请开立。工行淮滨支行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工行淮滨支行的行为与张孟丽的资金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涉案资金究竟是盗刷还是张孟丽自己消费。工行淮滨支行提供的证据为4160借记卡交易明细，证明在2016年6月30日之前张孟丽曾多次向尾号4977的账户转款，2016年6月30日之后又继续转款，合计转款140331.4元，这应该都是张孟丽本人操作，因张孟丽已经认可了3笔，故剩余款项应从张孟丽主张的269760.8元中扣除。张孟丽质证认为，尾号4977账号系支付宝平台收款账号，不是特定的个人账号，不明身份人员在变更张孟丽预留手机号码后，将张孟丽的银行账户与第三方平台进行捆绑，从而对张孟丽的账户资金进行消费和盗刷。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一、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该判决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期间密集发生交易的事实；二、鉴定结论表明申请变更张孟丽预留手机号码及开立9406卡的两张信息表并非张孟丽本人签名，由此可见该两项业务并非张孟丽本人办理，可以据此排除9406卡交易系张孟丽本人所为的可能性；三、根据工行淮滨支行提供的4160借记卡交易明细，并结合上海闵行法院（2017）沪011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1.4160借记卡支付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支付宝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顺丰恒通2笔消费退款、中百超市消费、广东银联除退回以外消费、壹钱包消费总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跨行汇款收入金额相当，仅差2元；除2016年7月3日发起后又撤销的981元消费及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4160借记卡其余18笔百付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百度钱包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网易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网易宝收入金额一致;4160借记卡易宝消费金额与同时期9406借记卡代码为01000009收入金额相当，仅差90元。以上交易在9406借记卡开卡次日起陆续发生，均先是4160借记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消费支出，紧接着9406借记卡发生收入，支出与收入金额基本相符，且交易密集，符合盗刷的特征，能够确认为盗刷。2.关于4160借记卡通过百付宝分别于2016年6月30日22时01分消费的49.9元、2016年6月30日22时43分消费的30元、2016年7月1日消费的3时25分消费的49.9元，因9406借记卡无对应的收入，因此无法确定为盗刷。3.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消费32.8元、7月1日消费53.9元、7月2日消费50元，因张孟丽认可系本人操作，故排除在盗刷范围之外。4.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6月30日22时38分消费的15元，因系购买话费流量包至张孟丽手机号，故也不属于盗刷。5.关于4160借记卡于2016年7月2日4时07分通过顺丰恒通消费的4999元、2017年7月1日通过广东银联消费的2500元、2016年7月3日通过百付宝消费的981元，因相应款项后均已退回，故不应计入盗刷金额。综上，一审法院认定4160借记卡发生了盗刷事实，盗刷金额为269631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是：1.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2.工行淮滨支行对张孟丽名下4160借记卡被盗刷的资金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张孟丽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根据上述规定，涉经济犯罪案件能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应当从刑事犯罪与民事案件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判断。本案系银行卡盗刷案件，实施犯罪的主体系个人，而工行淮滨支行系为犯罪嫌疑人办理相关业务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主体不同；张孟丽起诉的理由是工行淮滨支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基础法律关系与刑事案件的构成要件也不相同。因此，本案与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审理。工行淮滨支行辩称的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涉嫌犯罪，应当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意见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商业银行本行旗下各分支机构可为储户办理异地业务，本行旗下各分支机构因该业务性质而对本行储户的资金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工行淮滨支行作为工商银行下属分支机构，在受理以张孟丽名义申请办理开卡及变更手机预留号码业务时，应当认真审核申请人身份，查验申请人与其所持身份证是否相符，确认人证合一。然而，工行淮滨支行的工作人员在核对申请人身份时，仅查验了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记载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却未认真核对申请人与身份证照片是否一致，贸然为不明身份人员办理相关业务，工行淮滨支行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不明身份人员先以张孟丽名义开立一张新卡，然后以新卡为媒介变更张孟丽手机预留号码，结合案涉资金被盗刷的经过可以得知，不明身份人员更改张孟丽手机预留号码的目的是通过新的手机号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账户，以账户绑定银行卡的方式，将4160借记卡资金转入9406借记卡，从而实现盗刷目的。由此可见，更改手机预留号码是案涉盗金被盗刷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工行淮滨支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张孟丽手机预留号码被更改，从而给不明身份人员实施盗刷提供机会，对于张孟丽因此遭受的资金损失，工行淮滨支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工行淮滨支行辩称其已尽到审核义务，可能是因为申请人与张孟丽长相极为相似，导致工行淮滨支行未能识别出申请人并非张孟丽。该辩称不能成立，移动支付时代手机号码是保障资金安全的关键工具，手机号码失去控制意味着账户资金安全也随之失去控制。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理应知道手机号码对储户资金安全的重要性，在办理手机号码变更业务时应当格外提高警惕性，认真核对申请人身份，只有在仔细辨别并确认人证合一的情况下，才能为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然而，工行淮滨支行在办理涉案业务时未能谨慎审查申请人身份，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其以申请人与张孟丽相貌极为相似为由进行抗辩，明显与生活常识相悖，众所周知相貌极为相似人员比例极低，出现相貌相似人员伪造身份证的概率更为渺小，工行淮滨支行的辩称缺乏事实根据，纯属推测，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该辩称不予采纳。关于第三项争议焦点。工行淮滨支行辩称张孟丽自身存在过错，理由有两点，一是张孟丽泄露了银行卡交易密码，二是张孟丽未及时查收交易短信，导致损失扩大。首先，关于银行卡密码泄露问题，本案中不明身份人员是通过更改张孟丽预留手机号码，以新的手机号码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账户，以账户绑定银行卡的方式实施盗刷，在此过程中，不明身份人员可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行设定账户交易密码，交易时无需使用被盗刷银行卡的密码。因此，不论张孟丽有无泄露银行卡密码，与案涉资金被盗刷均无因果关系，且工行淮滨支行亦无证据证明张孟丽泄露了银行卡交易密码，其以此主张张孟丽存在过错不能成立。其次，关于交易短信问题，张孟丽开通了余额变动提醒服务，预留了张孟丽本人手机号码，交易短信应该发送至张孟丽本人手机号码，然而在涉案盗金被盗刷前，张孟丽的预留手机号码被不明身份人员更改，导致交易短信发送至变更后的手机号，而张孟丽本人无法接收到交易短信，因此也未能及时获知银行卡资金被盗刷的事实。涉案资金被盗刷期间，张孟丽本人也进行过几笔消费，但未能关注到无法接收交易短信的情况，对此张孟丽是否具有过错，应从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的功能和性质角度进行分析。储户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目的是方便自身及时了解账户交易和余额信息，便于掌控资金使用额度，实现账户资金的合理安排。是否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这是储户的权利，而非储户的义务，储户不因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而负有监管账户资金去向的义务，同样银行也不因储户开通余额变动提醒服务而免除或减少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如果储户明知账户资金变动异常，却不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储户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涉案资金被盗刷期间，张孟丽本人消费甚少，且金额较小，未能关注交易短信情况也属人之常情。张孟丽在发现账户资金变动异常后即在第一时间报警，说明其并无扩大损失之故意，未能止损的原因是由于张孟丽发现时账户资金已被盗刷的所剩无几，对此张孟丽并不存在过错。综上，不明身份人员以张孟丽名义开立新卡，并更改张孟丽预留的手机号码，导致张孟丽的银行卡资金被盗刷，而这完全是由于工行淮滨支行的疏忽大意所造成，工行淮滨支行负有过错，张孟丽自身并不存在过错，工行淮滨支行应当向张孟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张孟丽的损失包括被盗刷的资金及相应的利息，张孟丽主张的被盗刷金额与一审法院认定的被盗刷金额不符，应予纠正；利息损失属于被盗刷资金的孳息，应当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张孟丽主张的利息计算期限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工行淮滨支行赔偿张孟丽被盗刷的资金损失269631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3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二、二、驳回张孟丽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698元，鉴定费5080元，合计10778元，由张孟丽负担3元，工行淮滨支行负担1077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工行淮滨支行二审陈述，该行2016年6月30日前对到店客户进行身份证识别情况为手工录入身份证号，与公安身份证核查系统进行比对，身份证读磁识别系统并未开始实施；该行在办理业务时通过核验公安身份证核查系统与客户提供身份证进行人工比对，核查一致即可。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如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工行淮滨支行是否应当对张孟丽的案涉损失进行赔偿；3.张孟丽对其案涉损失是否存在过错。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问题，根据在案证据及查明事实，本案张孟丽的损失系其借记卡被案外人盗刷引起。本案纠纷系张孟丽向发卡行工行淮滨支行主张侵权赔偿责任，虽与案外人盗刷张孟丽案涉借记卡存在牵连，但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不应以案外人盗刷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即认定本案应当属于刑事案件的调整范畴。工行淮滨支行关于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工行淮滨支行是否应当对张孟丽的案涉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作为银行服务场所的延伸，银行仍然应当对储户负有信息保密的法定义务。电子银行以网络或者通信技术作为支撑，电子银行的技术密集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高技术风险，如技术漏洞风险、系统设计风险和恶意攻击风险等。工行淮滨支行作为经国家批准专业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系案涉电子银行的信息技术、交易系统的提供者，有义务且在资金、知识、设备、技术等方面更有条件防范不法分子窃取银行卡信息，向储户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本案中，案外人持伪造的张孟丽身份证到工行淮滨支行处以张孟丽名义办理业务，工行淮滨支行在张孟丽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对该伪造的身份证未能采取必要技术措施进行识别，致使案外人办理了张孟丽预留手机号码变更及新开设9406借记卡，并以变更后的手机号码在网上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张孟丽名下4160借记卡进行盗刷。工行淮滨支行客观上为案外人网上盗刷提供了条件，增加了张孟丽资金被盗刷的风险，具有过错。工行淮滨支行未尽到法律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张孟丽案涉损失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工行淮滨支行应对张孟丽的案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之处。关于张孟丽对其案涉损失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工行淮滨支行上诉称张孟丽对其身份证及账户信息未妥善保管，故对案涉借记卡被盗刷存在过错，工行淮滨支行对此并未举证证明，且本案款项被盗刷的关键原因系案外人持伪造的张孟丽身份证至工行淮滨支行处办理了变更预留手机号码及新开设借记卡业务，在身份证信息保管方面，张孟丽作为普通民事主体其能力范围仅限于对其自身行为予以规范即妥善保管防止身份证信息泄露，但对于他人通过其他手段获取其身份证信息，张孟丽并无能力予以防范。工行淮滨支行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工行淮滨支行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98元，由工行淮滨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永刚审判员  夏奇海审判员  陈 戎二○二○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