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81民初2025号原告：张爱芬，女，1962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龙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祎，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冰洁，北京市盈科（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胥国英，女，1962年1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俊，江苏泽群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蔡辉，男，1966年12月9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龙华区。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立案受理了原告张爱芬诉被告胥国英、第三人蔡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爱芬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冰洁，被告胥国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俊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蔡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爱芬诉称，原告与第三人蔡辉于1987年9月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第三人蔡辉与被告胥国英结识并发展成婚外情关系。第三人蔡辉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等方式向被告胥国英转账合计281160元，该款项主要用于被告购买房屋和生活支出。第三人蔡辉的上述行为属于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被告胥国英的财产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一、确认第三人蔡辉赠与被告胥国英281160元的行为无效。二、被告胥国英向原告张爱芬返回28116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胥国英辩称，被告与第三人蔡辉仅仅是普通朋友关系，早年都在新疆工作而认识，地处油田区域比较有限，由于蔡辉将其工资卡常年交由妻子张爱芬保管，蔡辉出差新疆的费用需要自己先行垫付后再回所在单位报销，所以蔡辉经常向被告借款用于出差开支，蔡辉报销之后再向被告归还借款，通过上述借款、还款后双方之间就存在不少债务往来，上述债务都是双方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综上，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无偿财产赠与行为，至于与第三人正常债务纠纷可以由第三人向被告主张。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蔡辉未作答辩。审理查明，原告张爱芬与第三人蔡辉于1987年9月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2016年12月至2020年1月间：一、蔡辉从其尾号为1679与8031的银行卡分6次向胥国英尾号为6311的银行卡转账汇款（银行卡转账42000元），具体为：1、2016年12月7日转账12000元；2、2017年3月19日日转账2000元；3、2018年2月9日转账2万元；4、2018年3月7日转账2000元；5、2018年8月3日转账3000元；6、2018年12月28日转账3000元。二、蔡辉通过手机微信分18次向胥国英手机微信转账（微信转账39160元），具体为：1、2018年9月11日转账600元；2、2018年9月24日转账610元；3、2018年10月2日转账350元；4、2018年10月7日转账1000元；5、2018年11月14日转账500元；6、2018年11月21日转账200元；7、2018年12月19日转账200元；8、2019年1月27日转账5000元；9、2019年4月26日转账5000元；10、2019年4月29日转账200元；11、2019年5月4日转账8000元；12、2019年5月10日转账2000元；13、2019年5月24日转账1000元；14、2019年7月2日转账2000元；15、2019年9月4日转账3000元；16、2019年9月20日转账1000元；17、2019年11月12日转账3500元；18、2020年1月20日转账5000元。三、原告张爱芬还认为在2015年10月7日和8日，蔡辉从尾号为1704的银行卡中取出现金20万元给了被告（现金交付20万元）。据此，原告张爱芬认为，第三人蔡辉赠与被告胥国英的款项合计281160元。被告胥国英对银行卡转账及微信转账的事实及数额均无异议（合计为81160元）。但2015年10月8日其从蔡辉处仅借到现金14.7万元，而非原告所称的20万元现金。上述债务往来非原告所诉称的赠与，而是与蔡辉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就上述款项其庭审中作出说明如下：（一）、银行卡转账部分：1、2016年12月7日转账12000元。说明如下：2015年蔡辉父亲去世，他向我借了1万元现金回家，还叫我女儿帮他买了回去机票（因为蔡辉不会用手机买车票），这笔钱是蔡辉归还我的借款及垫付的机票钱。2、2017年3月19日日转账2000元。说明如下：这是因为过生日，蔡辉还的钱。3、2018年2月9日转账存入2万元。说明如下：这是蔡辉需要缴纳业务风险抵押金向我借款，这笔钱是蔡辉归还我的该笔借款。4、2018年3月7日转账存入2000元、2018年8月3日转账存入3000元。说明如下：这是我帮着蔡辉的女儿蔡竞买项链和吊坠的钱，后来蔡辉分两次把这个钱还给了我。5、2018年12月28日转账存入3000元。说明如下：蔡辉因信用卡欠款向我借款，后来蔡辉把这个钱还给了我。（二）、微信转账部分：1、2018年9月11日转账600元。说明如下：是蔡辉叫我帮他买和田到库尔勒的飞机票（当时买了613元，票价593元、发票20元）。2、2018年9月24日转账610元。说明如下：是蔡辉叫我帮他买的库尔勒到和田至的飞机票。3、2018年10月2日转账350元。说明如下：是蔡辉叫我帮他买的火车票钱。4、2018年10月7日转账1000元。说明如下:我到库尔勒去，因为微信上没有钱所以向蔡辉借款1000元，后来我以现金方式还了给他。5、2018年11月14日转账500元。说明如下：我给他500元现金，他用微信转给我，我用来交有线电视费的，当时交了480元，因为有线电视费必须用手机缴费。6、2018年11月21日转账200元。说明如下：蔡辉要给朋友送礼，向我借了200元现金，这是还我的钱。7、2018年12月19日转账200元。说明如下：这是红包钱。8、2019年1月27日转账5000元。说明如下：蔡辉曾向我借6000元用于归还信用卡欠款，这是他归还我的钱，其实还欠我1000元的。9、2019年4月26日转账5000元。说明如下：2018年蔡辉经常在我家吃饭，他说不好意思算点饭钱。10、2019年4月29日转账200元。说明如下：这笔时间长不清楚了，但是蔡辉是不会无缘无故给我钱的。11、2019年5月4日转账8000元。说明如下：2018年6月蔡辉离开新疆，说要给领导送礼向我借了1万元，后来因为我要缴保险催他还款，所以他就还了我8000元，其实还差我2000元。12、2019年5月10日转账2000元。说明如下：这钱是当时蔡辉叫我帮他买干果的。13、2019年5月24日转账1000元。说明如下：我外孙过生日，这是蔡辉给他的生日红包。14、2019年7月2日转账2000元。说明如下：这是6月7日，蔡辉叫我帮他送茶叶到北京去，这是给我的车票钱和从库尔勒到郑州的机票钱。15、2019年9月4日转账3000元。说明如下：这钱是从蔡辉从他的小舅子张建平报账后拿来的，蔡辉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给钱我。16、2019年9月20日转账1000元。说明如下：帮蔡辉去北京送东西的车票钱。17、2019年11月12日转账3500元。说明如下：这是蔡辉到上海旅游吃住和车票、住宿及从上海回溧阳车票等费用，其中的高铁票就有1300元左右。18、2020年1月20日转账5000元。说明如下：2016年蔡辉曾向我父亲借款1万元，这5000元是叫我归还我父亲的钱。（三）、关于原告诉称蔡辉给被告胥国英现金20万元。说明如下：从没有收到过蔡辉给付的20万元现金。事实是在2013年10月我在库尔勒买了一套房屋，总价为39.75万元，首付11万元。2015年我想把剩余的26.7万元房贷还清，我自己拿了12万元，向蔡辉借了14.7万元，钱是蔡辉在农业银行取款后借给的我。该借款虽没有写借条，但是我也是认可的。庭审中，被告胥国英认为，除了上述款项外，双方还有其他债务，主要包括胥国英为蔡辉转账支付情况（其中代付43500元），分别为：（一）、支付宝与微信支付：1、2017年5月16日支付宝50.50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2、2017年5月25日支付宝101元（高铁车票）。3、2017年6月11日支付宝101元（高铁车票）；4、2017年11月18日支付宝530元（机票）；5、2017年11月25日支付宝138元（高铁车票）；6、2017年12月9日支付宝50.5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7、2018年2月5日支付宝230.5元（高铁车票）；8、2018年2月7日支付宝101.5元（高铁车票）；9、2018年4月11日支付宝（乌鲁木齐至喀什高铁车票）；10、2018年5月3日支付宝129元（高铁车票）；11、2018年6月2日164.5元（溧阳至南京至徐州）；12、2018年6月3日支付宝710元（郑州至库尔勒机票）；13、2018年9月10日支付宝613元（和田至库尔勒机票）；14、2018年10月10日支付宝9000元（信用卡还款）；15、2018年10月24日支付宝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6、2018年11月19日支付宝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7、2018年11月20日支付宝50.5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8、2018年11月20日支付宝97.5元（高铁车票）；19、2018年11月21日支付宝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20、2017年12月7日支付宝100元（话费充值）；21、2018年1月5日支付宝100元（话费充值）；22、2018年4月11日支付宝100元（话费充值）；23、2018年4月15日支付宝100元（话费充值）；24、2018年4月30日支付宝100元（话费充值）；25、2018年12月10日支付宝200元（话费充值）；26、2018年5月30日微信100元（话费充值）；27、2019年1月31日微信100元（话费充值）；28、2017年7月5日微信转账120元；29、2017年10月27日微信转账200元；30、2018年4月22日微信转账200元；31、2018年10月26日微信转账300元；32、2018年12月31日微信转账300元；33、2019年1月6日微信转账200元；34、2019年5月10日微信1900元（代付干果）；35、2020年3月14日微信转账200元；36、2019年5月现金1865元（餐费）；37、2019年11月现金11221元（代买茶叶、酒及四件套）。（二）建设银行卡及代付支付：1、2017年7月24日101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2、2017年9月24日50.5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3、2017年10月22日101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4、2018年3月24日20.5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5、2018年4月24日230.5元（高铁车票）；6、2018年5月29日362.5元（郑州至溧阳）；7、2018年8月17日304.5元（乌鲁木齐至喀什高铁车票）；8、2018年9月23日610元（库尔勒至和田机票）；9、2018年10月22日325.5元（高铁车票）；10、2018年10月8日64.5元（高铁车票）；11、2018年10月11日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2、2018年10月11日51.5元（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高铁车票）；13、2018年10月15日123元（高铁车票）；14、2018年10月22日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5、2018年12月23日123元（库尔勒至乌鲁木齐高铁车票）；16、2018年12月27日51.5元（乌鲁木齐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7、2018年12月29日14元（库尔勒至吐鲁番高铁车票）；18、2018年12月29日130元（高铁车票）；19、2019年1月4日460元（库尔勒至莎车机票）；20、2019年1月31日51.5元（吐鲁番至乌鲁木齐高铁车票）；21、2016年3月31日代付1110元（乌鲁木齐至郑州机票）；22、2017年2月28日代付138元（乌鲁木齐至库尔勒高铁车票）；23、2017年9月28日代付1260元（乌鲁木齐至郑州机票）；24、2017年10月26日代付725元（郑州至溧阳高铁车票）；25、2017年11月2日代付72.5元（溧阳至杭州高铁车票）；26、2017年11月2日代付985元（杭州至库尔勒机票）；27、2018年2月2日代付1390元（乌鲁木齐至郑州机票）；28、2018年5月3日代付1460元（乌鲁木齐至北京机票）；29、2018年5月3日代付480.5元（北京至溧阳高铁车票）；30、2019年6月7日代付969元（溧阳至北京往返高铁车票）；31、2019年8月28日代付961元（溧阳至北京往返高铁车票）；32、2019年11月1日代付258元（三人上海至溧阳高铁车票）；33、2019年11月11日代付480.5元（溧阳至北京高铁车票）。（三）、2017、2018年的样子，蔡辉还向我借10万元现金，当时说他要送给大领导，说他自己要转正，送给他的大领导陈宏伟、沙启军，这钱没有写过借条，至今也没有归还。对于上述债务，被告要求第三人蔡辉到庭对质。综上，被告胥国英认为其与第三人蔡辉之间的债务应由双方另行另案结算。原告则认为，蔡辉结欠被告的款项可以由被告另行向蔡辉去主张，但蔡辉向其支付的部分应当向原告全部直接返还。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除提供银行及手机微信转账记录外，还提供电话通话录音5段（被告胥国英与第三人蔡辉之间对话，录制时间2020年3月12日、14日、3月17日）并认为，通过该对话，就可以完全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婚外情关系。对于该手机通话录音来源，原告代理人称不清楚，是原告本人将手机寄给代理人的。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书面通知原告张爱芬、被告胥国英就相关事实到庭进行陈述，以接受本院询问及与对方当事人对质。原告经本院书面通知后，以疫情防控为由两次均拒不到庭。被告胥国英接本院书面通知并在签订诚信诉讼保证书后到庭进行了陈述。第三人蔡辉经本院数次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当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但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家庭财产处分行为如果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严重损害了夫妻关系的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且受赠与人不符合善意取得关于支付合理对价、有偿取得的构成要件的，配偶一方可以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张爱芬的诉讼请求不具备上述构成要件及事实，理由如下：首先本案第三人蔡辉并非单向无偿地或无条件地向被告胥国英赠与款项。第三人蔡辉通过银行卡及微信转账的款项，被告胥国英均予以认可，并对于上述债务的形成均逐笔作出说明并提供了部分证据，主要系为第三人蔡辉购买及代付等形成的债务归还情形。对现金借款部分被告胥国英也认可系因自己归还房贷而向蔡辉借款所形成的债务。其次除第三人蔡辉向被告胥国英转账之外，还有笔数较多的被告胥国英为第三人蔡辉代付或转账，即存在胥国英对蔡辉的债权，上述债权、债务应由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之间直接结算。据此，本院对原告认为蔡辉向胥国英支付的款项均应确认无效并向原告返回，而胥国英对蔡辉支付的款项应由胥国英另案向直接蔡辉主张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认为通过手机通话录音完全可以证明第三人蔡辉与被告胥国英之间存在婚外情关系。本院认为，对案件的证据应当从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及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于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及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等方式形成或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原告提供的第三人蔡辉与被告胥国英的手机通话录音，首先就该证据的来源与形成，原告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仅说是原告张爱芬邮寄给代理人的。其次从对话的内容看，主要反映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及债务处理，要求及时结清债务等。且通话是以第三人蔡辉的引导性为主，对上述五次近5小时的通话内容，应当从整体上及相关场景下理解，而非原告所断章取义，抽取其中的几句对话而完全去认定蔡辉与胥国英之间存在情人关系。最后从通话记录的录制时间来看，现有证据证明第三人蔡辉与胥国英早在自2015年即开始存在经济往来，一直持续至2020年1月止，蔡辉通过手机录制其与胥国英通话时间在2020年3月12日、14日、17日，2020年3月30日原告张爱芬即能够将上述两人手机通话录音作为证据，随即委托律师起诉本案被告胥国英，结合原告张爱芬及第三人蔡辉在本院数次书面通知后本人仍拒不到庭的情形，不排除原告张爱芬与第三人蔡辉以串通方式形成所谓的证据后并以张爱芬的名义来主张蔡辉与胥国英之间可能存在的债权。综上，本院确认蔡辉与胥国英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不存蔡辉无偿赠与胥国英款项，且胥国英无缘由或无偿获得蔡辉无偿赠与款项的行为，况且胥国英认为除此之外其对蔡辉还有享有债权，如果任意扩大确认民事交易行为无效的范围，将使得正常的民事行为处于不稳定状态，同时也可能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本院也认为，如果蔡辉认为其对胥国英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双方可以另行协商，也可以通过其他基础法律关系另行主张，但是本案原告张爱芬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爱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18元、诉讼保全费1970元，由原告张爱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留生人民陪审员  张振达人民陪审员  朱全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周雯洁书 记 员  陆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