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74民终8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法定代表人：苏向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忠，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勤，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div>法定代表人：郭予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在路，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0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园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天安财保向园林公司支付保险理赔金人民币1,873,976.16元(以下币种同)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第一，在公估报告上签字的公估人员未出庭质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且该公估报告系天安财保单方作出，不应具有法律效力。公估报告应对出险工程的实际损失进行核定，而涉案公估报告未予记载。第二，本案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以“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5标”合同段建筑工程为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为工程承包价69,884,363元，保险类型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对象为建设工程项目本身，而非具体的物，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赔偿范围应为出险实际损失，天安财保认为建设工程一切险赔偿范围为投保清单，系对建设工程一切险的赔偿对象与赔偿基本属性的恶意扭曲，与建设工程一切险保险基本属性及条款约定亦不相符；本案保险合同属于总括式保险合同，只要事故发生的损失金额在总保险金额限度以内，保险人均应予以赔偿，园林公司以修复冲毁围堰等的建安费加上因修复产生的相关费用为赔偿依据，亦符合建筑工程一切险的性质。天安财保以工程量清单项目确定理赔金额缺乏保险法基本专业知识。第三，涉案保险条款第四十一条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而天安财保并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园林公司不生效力；第四，一审法院对园林公司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未予处理，属于程序错误。天安财保辩称，第一，涉案公估机构和两公估师均具有合法资质，现由于签名的公估师离职，由参与现场查勘且在公估报告中亦有记载的另一名公估师出庭，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涉案公估报告合理合法，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涉案公估报告并非天安财保单方作出，系天安财保单方委托第三方公估机构，任何法律法规均未禁止单方委托之行为。公估报告已对涉案事故实际损失进行了损失理算。第二，涉案保险合同签订于2015年5月27日，园林公司投保时向天安财保提交了投保单、《施工总承包合同》，天安财保向园林公司交付了保险单、保险条款，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保单中约定工程名称为“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5标”，但这仅是工程名称，并非具体的保险标的，在《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列明的工程各个分项项目名称以及项目造价，与《投标总价》一致，此为涉案保险合同各分项保险标的物和保额确定的依据，也是收取保费的依据。保险合同订立之后，园林公司两次变更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增加工程量，均未通知天安财保，也未申请变更保险合同，至2017年11月14日，项目竣工验收后，园林公司仍然没有向天安财保进行项目申报、补缴保险，因此增加的工程项目不属于保险标的物，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天安财保对新增项目发生的损失有权予以拒赔。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外围围堰损失，应当按照比例赔付。对于围外蓄水费用，按照限额64,800元赔付。第三，涉案保险合同依法生效，天安财保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交付了保单及保险条款，保险条款第四十一条亦合法有效。第四，园林公司曾于一审中书面申请变更诉请金额为1,795,737.04元，但天安财保并不知晓园林公司于一审中将本案诉请金额又调整为1,873,976.16元。综上，请求驳回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园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天安财保支付园林公司保险理赔金额3,776,883.15元及自2016年1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之利息(暂计330,099元)；2.诉讼费用由天安财保支付。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园林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天安财保支付园林公司保险理赔金共计1,795,737.05元及自2016年10月23日起至实际支付日之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园林公司与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签订了《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5标施工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为69,884,363元；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3月29日，计划完工日期为2017年2月24日。2015年5月27日，园林公司、天安财保签订《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险单》，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为园林公司；工程信息为涉案工程；保险期间自2015年3月29日零时起至2017年2月24日二十四时止，699天；主险，建筑工程项目保险金额69,884,363元，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10,000,000元；本保单每次事故免赔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高者为准；保险费为69,884.36元。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二条规定，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分项列明的在列明工地范围内的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第五条保险责任规定，在保险期间内，本保险合同分项列明的保险财产在列明的工地范围内，因本保险合同责任免除以外的任何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坏或灭失，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因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引起的保险财产本身的损失以及为换置、修理或矫正这些缺点错误所支付的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工程设计、施工方式、工艺、技术手段等方面发生改变致使保险工程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或其他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是否增加保险费的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上述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9月15-16日，受台风“莫兰蒂”减弱后的残余低压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崇明区普遍出现暴雨，东部地区特大暴雨，中东部地区出现陈风8-9级大风。崇明气象台对此出具气象证明。园林公司的项目部出具围外围堰受损事故经过及原因报告，内容为，本项目工程位于上海市崇明区东滩鸟类保护区，2016年9月15日逢月中大潮汛，又因受台风“莫兰蒂”影响，导致风浪及潮水过大，我项目部人员于2016年9月16日上午6点半巡查时发现土堰被冲垮两处，外围的高韧聚丙烯管袋缺口两处，已无法立即抢修，9月17日，灾情进一步扩大，又有两处土堰被冲垮，高韧聚丙烯管袋新增缺口两处，9月17日傍晚时分，受新台风“马勒卡”影响，风浪和大潮持续冲击我项目围堰，于9月18日发现土堰被新冲垮4处，高韧聚丙烯管袋新增缺口3处，截止9月18日，围堰内蓄水已全部流失。2016年9月21日，根宁翰公司接受天安财保的委托对本次事故造成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公估。根宁翰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出具了最终报告，确认，本工程互花米草治理分围内和围外两部分，2015年11月，设计单位针对围外区域进行变更，区外治理围堰外移。事故原因为根据被保险人的描述，结合现场查勘情况及收集的天气资料，了解到本次事故主要由于2016年9月15日至9月16日期间，受台风“莫兰蒂”登陆影响，上海普降暴雨，崇明东滩长江口风浪过大，造成项目管袋围堰冲毁。我司未发现有其他导致损失发生的原因，综上所述，建议本次事故的原因为台风。经现场查勘，了解到本次事故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主要为高韧聚丙烯管袋围堰受损，充泥管袋底袋受损，土堰及隔堤，堰内蓄水损失。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的原因是台风，属于自然灾害，在保单约定的责任范围内。2015年11月，设计单位针对围外区域进行变更，区外治理围堰外移，围堰蓄水面积增加，且向江面水域距离外扩近50米，经与被保险人核实，被保险人就此变更情况未通知保险人。我司认为，对于风险增加的部分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本次事故，被保险人提出索赔金额为5,595,712.83元，为高韧聚丙烯管袋围堰250,405.45元，充泥管袋底袋2,405,052.72元，土堰填筑179,658.50元，中隔堤填筑743,420.16元，蓄水1,848,600元，充泥管袋加高168,576元。根宁翰公司结合现场查勘情况及对资料的分析，对本次事故的定损金额为540,575.93元，各项定损明细为，1、围外高韧聚丙烯管袋围堰，1.1全损136,808.88元，1.2管袋围堰加高136,297.93元；2、分隔堤，2.1全损101,169.60元，2.2隔堤加高13,007.52元；3、土堰，3.1全损28,885.50元，3.2土堰加高59,608.50元；4、围外蓄水64,800元(参考原工程量清单中对应项金额进行定损)。定损说明：1、关于围外高韧聚丙烯管袋围堰，全损部分的工程量根据现场查勘情况、施工图纸及测量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工程量清单单价；管袋围堰加高部分的工程量根据被保险人的描述及现场查勘测量的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清单单价。2、关于分隔堤，全损部分的工程量根据现场查勘情况、施工图纸及测量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工程量清单单价；分隔堤加高部分的工程量根据被保险人的描述及现场查勘测量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清单单价。3、关于土堰，全损部分的工程量根据现场查勘情况、施工图纸及测量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工程量清单单价；土堰加高部分的工程量根据被保险人的描述及现场查勘测量情况核定，单价参考原清单单价。4、关于围外蓄水，现场查勘可见蓄水因管袋围堰被多处冲毁而大量流失，就此被保险人提出的蓄水损失工程量为1,580,000立方，索赔金额超过1,800,000元；我司经查阅该项目的原工程量清单，发现清单中对于蓄水项目的金额为64,800元，且调查得知本次事故中实际蓄水面积远大于原设计蓄水面积，堤坝距离江面往外推了近50米，导致堤坝更容易受潮汐影响，承包风险明显增加，且该设计变更未向天安财保申报，经保险双方沟通协商，最终确认本项围外蓄水的损失金额按64,800元核定。对于上述定损中的1.2、2.2、3.2三项损失金额合计208,913.95元，均属于被保险人施工过程中的变更设计，且该设计未经过业主及设计院审核通过，也未向天安财保申报，鉴于此情况，结合保单约定及与保险双方沟通确认，对该三项的损失在理算中扣除，最终定损金额为331,661.98元。本次事故中的损失以修复的方式为主，无残值。根据免赔额约定，本次事故免赔金额10%为33,166.20元，综上所述，建议本次事故扣除免赔额后的理算金额为298,495.78元。一审审理中，园林公司申请公估人员到庭，根宁翰公司指派公估人员张强到庭，园林公司当庭确认涉案公估张强参与了查勘。张强陈述，编制报告没有参与，但是最重要的查勘，包括2016年10月5日和10月6日的查勘，编制报告的时候，根据公司的要求，只需要案件负责人及总经理签字就可以了，该公估报告当时的案件负责人是滕彬玺。滕彬玺已经离职了，是今年7月份左右离职的，去了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滕彬玺大概在公司工作了5年左右，2014年时到我们公司，具体时间不清楚。园林公司提供的证据十图纸是我签字的，图是园林公司制作的，我确认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现场查勘了。10月6日以后，我就不跟踪了，应该是没有人再去进一步查勘了。10月6日我将查勘结果移交给滕彬玺。滕彬玺执业证有，无资格证。滕彬玺入职以后停止了资格证的考试，所以他没有资格证。将案件移交给滕彬玺后，滕彬玺和被保险人联系有的，有没有去现场我不确定。和被保险人的谁联系不清楚，但肯定联系过。公估报告里面，作出的具体内容我是知晓的。公估报告中第1.4，后续被保险人补充了部分资料，就在公估报告的附件里。资料是在现场的时候就给了我一部分资料。9月26日是滕彬玺在现场查勘以后结合损失情况做了一个要求园林公司提供的资料清单，这个资料清单类似于模板性的清单，我们收集资料都是根据资料清单的指引进行收集。第一，我们不知道保险人什么时候明确说过拒赔；第二，我们公司出具的清单只是一个索引，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提供才能出具定损报告；第三，我们公估报告的附件除了现场查勘照片和保单之外，其他都是被保险人提供的，具体的提供时间顺序不清楚；我们认为根据当时有的资料具备出具定损报告的可行性。根据1.4及10.1倒数第二行的描述，有和被保险人沟通过，具体和谁沟通记不清楚了。蓄水项目实际损失会高于64,800元，但该项目投保金额就是64,800元。就该蓄水项目而言，没有对实际受损面积进行定损，但损失范围可根据图纸确定。一审法院认为：园林公司、天安财保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涉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已经公估公司查明原因为台风，属天安财保保险责任范围，天安财保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理赔。天安财保关于主体争议，已经一审法院管辖异议裁定中明确，不再阐述，确认天安财保的主体资格。关于损失金额争议，保险合同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工程设计、施工方式、工艺、技术手段等方面发生改变致使保险工程风险程度显著增加或其他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是否增加保险费的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上述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约定明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均应遵照执行。现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已经根宁翰公司公估确定，属于天安财保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为298,495.78元。经一审法院审查该公估报告，根宁翰公司充分注意到了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并结合实际工程施工情况，一一进行了查明并确定，所作出的定损结论有事实依据，并符合双方保险合同约定，且根宁翰公司具有资质，公估人员亦到庭对公估报告做出了合理解释，故认定根宁翰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就本次事故，天安财保应赔付园林公司保险金298,495.78元。至于园林公司要求天安财保赔付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天安财保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园林公司保险金298,495.78元；二、驳回园林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962元，由园林公司负担17,478元，天安财保负担3,484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关于天安财保主张的一审法院事实查明部分“向江面水域距离外扩近50米”属于笔误，实际应为500米，但该节事实系公估报告中所载，且园林公司不予确认，天安财保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公估报告应否作为定案依据。依据涉案公估报告第2页所载，本案公估由现场理算师张强、滕彬玺以及监督理算师罗木杨参与。其中滕彬玺、罗木杨于公估报告中签字，张强作为公估人员出庭作证，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天安财保单方委托评估并未为法律所禁止，天安财保委托的根宁翰保险公估(中国)有限公司系专业机构，其评估结论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和公允性，故一审法院将涉案公估报告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至于园林公司主张的公估报告应对出险工程的实际损失进行核定，而涉案公估报告未予记载，故不应采纳，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涉案保险标的的确定以及设计变更后产生的损失应否予以赔偿。园林公司主张保险标的为建设工程项目本身，而非具体的物，故新增项目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天安财保则主张涉案保险标的为《施工总承包合同》中工程的各个分项项目，故变更设计方案和施工方案导致增加的工程项目，均不属于保险标的。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涉案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第二条之约定，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分项列明的在列明的工地范围内的与实施工程合同相关的财产或费用，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施工总承包合同》作为本案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其所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对涉案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5标工程的具体项目及金额予以列明，各分项项目即属于前述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的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且涉案保险合同订立时，园林公司所缴纳的保险费与天安财保的保险责任之间存在对价关系，天安财保依据前述《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确定保险金额及保险费，园林公司亦应在分项列明的范围内享有保险权利。由于保险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园林公司进行设计方案变更后，出现了新的工程项目、部分原工程项目造价显著增高，该些情形园林公司均未通知天安财保，天安财保亦未能就此作出核定。若将该些新增部分纳入保险标的，天安财保给付保险金的概率亦会随之增加，显然对天安财保极其不利且有失公允，实质上也有损于由其他投保人组成的危险共同体，因此新增工程项目以及造价显著增高的原工程项目的超出部分不应作为本案保险标的，天安财保亦不应予以赔付。园林公司关于新增项目均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第三，关于涉案保险条款第四十一条是否构成免责条款。根据涉案保险条款第四十一条之约定，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在工程设计、施工方式、工艺、技术手段等方面发生改变致使保险工程风险显著增加或其他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是否增加保险费的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被保险人应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上述保险合同重要事项变更而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保险条款实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于涉案保险条款中的明确，显然不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之范畴，该条款合法有效，双方理应受其约束。第四，关于园林公司提出的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其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的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即便如园林公司于二审中所述，其于一审第二次开庭之后提出第二次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显然亦已超过前述规定可予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间，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并无不当，园林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园林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979元，由上诉人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 婕审 判 员  周 欣审 判 员  朱 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凌钒书 记 员  谢呈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