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99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1，女，196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湖北鹏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2，女，1984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华，湖北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稳，湖北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女，195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诉人方某1因与被上诉人方某2、雷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36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被上诉人方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稳，被上诉人雷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某1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其继承楼梯间。一、方某1与方某2、雷某签订遗产转让协议，提及方先忠遗产中有一楼楼梯间，原判认定事实中，遗漏了有无一楼楼梯间、该楼梯间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方某1是否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取得了该楼梯间的所有权等内容。二、一审中，方某1提供了被继承人方先忠的继子罗建对案涉房屋享有继承权的证据，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应通知罗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以所谓的法官与罗建的电话录音作为认定事实的裁判依据，存在错误。另外，方某1一审中还提交了全家福老照片，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原判未阐述这些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及不予认定的理由。三、原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重大偏差和程序上的违法，导致判决结果适用法律错误。方某2辩称，一、我的诉讼请求中并未主张一楼楼梯间的权益，一审法院根据我的诉请，仅分割案涉房屋并无不当。方某1在拆迁时取得了一楼楼梯间全部的拆迁权益。案涉遗产转让协议形成于2006年，如果方某2没有交付一楼楼梯间，方某1早就会提出异议，而不是在本案中才提出，方某1称一楼楼梯间未交付与事实不符。遗产转让协议真实有效，方某1认为存在重大误解情形，应在签订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但其在本案之前从未就此提出异议。遗产转让协议未约定方某1所称的6楼以上加盖部分，该部分房屋是否属于方先忠的遗产，尚无法确定。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不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中，方某1就罗建是否系本案继承人进行了举证，一审法院经审查已认定罗建并非继承人，无须作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方某1称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没有依据。原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雷某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方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其继承方先忠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航空侧路3号4单元602室房屋的全部份额；2.判令方某1、雷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先忠及其配偶程宝珠先后育有子女方大桥、方学兵、方某1三人。程宝珠于1976年11月28日去世；方学兵于1995年4月1日去世，未婚且无子女；方大桥于2000年7月10日去世，方某2、雷某系方大桥的独生女及配偶；方先忠于2006年3月30日去世。2002－2003年，方先忠就其购买的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航空侧路3号4单元602室的房屋办理了武房权证江字第**房屋所有权证及江国用（改2003）第62211号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方先忠，建筑面积51.4平方米。2007年4月10日，方某2、雷某与方某1签订遗产转让协议书，内容为：“现有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15-1号6楼2号一室半厅，建筑面积51平方米和一楼楼梯间，是父亲方先忠的遗产，经双方反复协商，（姑）方某1同意，将自己继承江汉区青年路15-1号6楼2号一室半厅所拥有继承权的住房全部转让给（侄女）方某2、（嫂）雷某，折合人民币肆万伍仟元整。同时，（侄女）方某2、（嫂）雷某愿意放弃一楼楼梯间的所有权，无论今后有什么变动，双方都永不反悔，特以协议签名、盖章为凭。（注：父亲在世时，2001年办房产证、土地证，雷某已付壹万元整。）注：方某2已付方某1电表伍佰元整。”方某2、方某1签字捺印，雷某签字予以确认，协议上另有两名证明人签字、及加盖有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青年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并写有“协议签订地于青年社区”字样。同日，方某2、雷某向方某1支付了转让款，方某1出具内容为“今收到方某2支付房产转让费及电表费共计肆万伍仟伍佰元正”的《收条》一份，并在收款人处签字捺印予以确认。之后，方某2、雷某与方某1无法就案涉房屋变更登记事宜协商一致，故方某2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一审中，方某1提交案外人罗建出具的继承权转让承诺书，证明罗建系方先忠继子，其将对案涉房屋的继承权全部转让于方某1。方某1还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方先忠与万冬梅存在婚姻关系、与罗建存在继父子关系的证据材料。方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一审法院开具的律师调查令前往婚姻登记机关查询，但未查询到方先忠与万冬梅的婚姻登记记录。随后，一审法院根据方某1提供的方先忠、罗建的工作单位线索，前往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查询方先忠、罗建的人事档案材料，二人档案卷宗里所有家庭关系材料中均未记载方先忠与万冬梅存在婚姻关系、方先忠与罗建存在继父子关系。经向罗建本人电话询问，其表示母亲万冬梅已于2020年2月8日去世，对方先忠与母亲的事不太清楚，其本人与方先忠共同生活时二十余岁，未称呼方先忠为父亲，但与方先忠确系继父子关系，继承转让承诺书是自己签名捺印，并表示不愿出庭应诉。一审法院认为，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航空侧路3号4单元602室的房屋系被继承人方先忠的个人财产，方先忠去世后该房产系其遗产。公民可以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没有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方某2、雷某与方某1系案涉遗产继承人、方先忠未留有遗嘱的事实无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除本案当事人外，方先忠还有无其他继承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方某1辩称方先忠自1985年起与万冬梅结婚并与当时未成年的罗建一起同居生活，但在婚姻登记机关及工作单位人事档案均无相关记载的情形下，该辩解意见与案外人罗建本人的部分陈述矛盾，且方某1一方的证人证言对方先忠与万冬梅同居的起始时间及时长说法不一，并均陈述为方先忠与万冬梅两人未办婚礼，曾以女方50岁生日为名进行宴请。因此，方某1目前提供的证据尚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无法证明罗建对案涉遗产享有继承权。二、案涉遗产应如何分配？继承开始后，方某2、雷某与方某1就遗产分配达成协议并签署遗产转让协议书，方某1将其继承的案涉房屋产权份额转让给方某2、雷某，方某2及雷某依约向方某1支付了对价45000元。上述协议系在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签订，并有当事人、见证人签字及居民委员会盖章予以确认。方某1主张该协议签订时其精神状态不佳且非自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签订后也未退还价款或主张撤销该协议，故上述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方某2、雷某已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方某1继承的案涉房屋产权份额应归方某2、雷某所有。诉讼中，雷某同意其份额归其女方某2所有，该行为系对其实体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故对于方某2主张继承案涉房屋全部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方先忠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航空侧路3号4单元602室的房屋（建筑面积51.4平方米）由方某2继承所有；二、驳回方某2的其它诉讼请求。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4470元，由方某2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应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故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2、原判是否遗漏处理遗产转让协议书所涉一楼楼梯间。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是否遗漏当事人经方某1申请，一审法院调查了方先忠与万冬梅是否存在婚姻关系、方先忠与罗建是否存在继父子关系相关事宜。但既未能从有关部门查询到方先忠、万冬梅的婚姻登记记录，也未从方先忠与罗建的人事档案材料中发现关于方先忠、万冬梅存在婚姻关系的记载，加之根据罗建关于其与方先忠共同居住生活时已二十多岁的陈述，可以认定罗建与方先忠之间不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故罗建对方先忠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一审法院不予追加罗建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二、关于是否遗漏处理遗产方某2一审起诉请求由其继承方先忠名下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航空侧路3号4单元602室房屋的全部份额，该诉讼请求并不包含一楼楼梯间部分。方某1在一审中也未要求法院处理一楼楼梯间继承问题。一审法院未处理一楼楼梯间事宜，并无不当。方某1在二审期间又称，遗产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一楼楼梯间系笔误，实际应该为案涉4单元602室顶楼搭建部分。该主张与本案审理无关，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方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方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任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倩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