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01民终24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玉英，女，197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天津团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利，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植园里2-8-601。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亚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破产管理人），住所地天津市河**。法定代表人:唐丽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龙，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晏红波，天津同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旸，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上诉人夏玉英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广达公司），原审被告杨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4民初8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玉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锡明、崔树利，被上诉人广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天津市亚星清算事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龙、晏红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玉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4民初838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广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广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广达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杨连江领取了相应款项,一审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认定杨连江领取了相应款项,并要求夏玉英予以返还,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广达公司提供的相关付款凭单仅为其内部记载凭证,其上的记载仅为广达公司单方记载,无其他任何外部凭证予以证明。2.广达公司主张杨连江领取了归还案外人郑洪(李育)的借款,依据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杨连江领取的款项均为现金且金额大都为几十万元,如此大笔数额的现金支出,广达公司仅提供杨连江签字的付款凭单,但未提供相关款项的资金来源、资金交付及流向的证据,也没有收据等相关财务凭证，显然不符合常理。3.广达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财务账册原件,为零散的、混乱的财务凭证,所有财务凭证均未进行装订,财务账册不完整,不符合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且广达公司在破产受理后,经法院遴选专门的审计机构对广达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但因广达公司的财务账册不完整,审计机构以“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企业账簿的真实性、完整性”为由,拒绝了对广达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足以说明,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具有伪造、变造、随意变更替换的可能,不足以采信。另，一审法院对广达公司提供的财务账册的真实性、完整性问题未予查清。夏玉英一审时提出对广达公司的财务账册进行全面审查，一审法院未予答复径行判决，违反法定程序。4.依据杨连江与广达公司签订的《资金共管协议书》可知,杨连江对广达公司的资金负有监管责任,广达公司的资金支出均需杨连江签字审批。广达公司主张债权所依据的付款凭单,杨连江有的在申请人处签字,有的在经手人处签字,且广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在申请人和经手人处签过字,该证据足以说明杨连江在付款凭单上的签字,仅是为了审批相应款项的支出,而非领取了相应款项。二、本案诉讼时效已过,广达公司未在有效的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已经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在夏玉英已经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仍然判决夏玉英向广达公司支付8687700元及相应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广达公司主张的债权发生于2006年至2011年之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37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广达公司主张的债权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广达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夏玉英主张广达公司在一审提交证明杨连江领取广达公司归还案外人郑洪款项的付款凭单，仅为广达公司内部单方记载凭证，无其他外部凭证予以证明，与案件事实不符。首先，广达公司一审提交的付款凭单中均有杨连江本人的签名，并非只有广达公司单方的内部记载，而是杨连江签字并领取款项的直接证据。同时广达公司与案外人郑洪（李育）债权确认纠纷案，两审判决均已明确确认了广达公司的还款数额，还确认了除郑洪（李育）已收到的部分款项外，广达公司有权依法向杨连江的继承人追偿。该两份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另，广达公司还提供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法院遴选出来的审计机构作出的审计报告等证据，均可充分证明杨连江代为领取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款项，但是并未将全部款项还给郑洪的事实。夏玉英主张广达公司无法提供相关款项的资金来源、财务账册，伪造、变造等与案件事实不符。广达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经南开法院依法委托审计机构，天津市中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广达公司进行了全面审计，而且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对于广达公司借入与归还的款项均有明确记录，可以证实广达公司的财务账册是真实完整的。而广达公司通过杨连江归还案外人郑洪的款项来源既有广达公司出售房屋所得款项，也有从其他债权人处筹措的款项，还有当中以房屋差价等形式归还的款项。其中归还的形式绝大多数为现金归还，这也是当时应杨连江等债权人的强烈要求。夏玉英否认付款凭单是杨连江领取广达公司还款的有效凭证，将其主张为共管资金的批条，是混淆了付款凭单和请款单的概念。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付款凭单是支付款项的凭证，请款单是申请款项的一个手续，二者完全不同。为此，除付款凭单外，广达公司在一审补充证据中提供了大量的请款单的事例以证明付款凭单与请款凭单之间的区别。此外，杨连江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也多次代理广达公司向多个债权人借款、还款，不可能不知道付款凭单上签字的意义。因此夏玉英主张付款凭单是请款单的说法无法自圆其说。二、通过多份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杨连江和广达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绝大部分采用的是现金方式，该事实已经多轮审判程序确认。另外，广达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时的资金主要是靠房屋销售收入，而购房人当时多为自然人，交付购房款也是以现金方式交付居多，加之债权人为了避免利息所获取的利息收益等引发高额的个人所得税等问题，所以要求广达公司以现金的方式来支付款项、还款、利息等，已经成为双方多年习惯的、稳定的交易习惯。所以现金交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三、关于夏玉英主张的广达公司的财务账册问题。首先，当事人对于自身的主张，有权利也有义务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是请求法院对对方的全部财务账目进行挑选或者从中获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超出了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没有义务替夏玉英固定证据或者调查追查证据。广达公司依法经营多年，每月每年都去向税务管理部门申报报表，始终处于税务部门的监督指导之下，始终依法据实规范记账，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去伪造变造，广达公司破产立案之后，一审法院已经委托有资质的审计单位对广达公司的账册进行了全面审计，证实广达公司账册是完整、真实的。至于夏玉英称广达公司一审提供的账册凌乱、没有装订是因为广达公司只为本案杨连江领取广达公司还郑洪款提供财务凭证，没有必要提供全部财务账册，所以只抽出与本案有关的部分账册，夏玉英主张广达公司账册系伪造、变造，不能成立。四、夏玉英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广达公司所主张的8687700元款项系杨连江代为领取的广达公司归还郑洪但是没有实际归还郑洪的款项，在广达公司与案外人郑洪（李育）债权确认纠纷发生之前，广达公司对杨连江未将广达公司全部还款交付郑洪（李育）的事实并不知晓，郑洪也从未向广达公司提出过未收到全部款项。因此只有在广达公司和案外人郑洪的债权确认纠纷判决生效后，广达公司才对杨连江代领广达公司但是没有归还郑洪的款项这一事实以及最终的金额明确知晓，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从广达公司与郑洪（李育）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二审判决生效之日，也即2018年4月17日起算。另外，在广达公司和郑洪（李育）的债权确认纠纷中，一、二审判决均对广达公司享有向杨连江的继承人追偿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表述。因此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本案在2019年起诉并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五、广达公司已由一审法院依法裁定破产，由于杨连江未将广达公司归还给案外人郑洪的款项全部交付给郑洪，导致案外人郑洪对广达公司享有的债权极大的增加，严重损害了广达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该部分款项属于不当得利，应当依法予以返还。原审被告杨旸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的意见。广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夏玉英、杨旸偿还由杨连江以代领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李育）借款名义领取的，而未给付郑洪（李育）的款项9859860.01元，及自2018年4月17日（郑洪普通破产债权确认之诉二审判决生效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年利率24%进行计算）；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夏玉英、杨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达公司因经营需要自2004年7月开始通过杨连江向案外人郑洪、李育借款，双方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4%，后郑洪、李育分次向广达公司出借款项。2005年2月8日，广达公司作为开发单位与杨连江作为投资人签署资金共管协议书，约定对广达大厦项目主楼的销售回笼资金实行双方共同监管，将共管账户设立在天津市和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资金的使用由双方负责人，共同在资金使用文件上签字后，方可使用双方共留印鉴的资金账户内的资金。共管账户的使用期限为投资人为项目建设所拆借资金归还后自行终止。2006年1月4日至2012年1月19日期间，杨连江以归还郑洪、李育借款名义陆续自广达公司处支取款项，共计15967700元（21183026.72-151902.72-5063424），2006年1月20日，杨连江代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李育3500000元本金。另查，2013年1月18日因案外人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向该院提出对广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该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2013）南民破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对广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后郑洪、李育作为债权人在广达公司破产管理人处进行债权申报，因双方对债权数额存在差异，郑洪于2016年11月9日向该院提起确认债权诉讼，经该院（2016）津0104民初121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郑洪及李育向广达公司出借的款项数额为23120000元，利息总计30815836.81元，广达公司已给付利息3780000元，已归还本金3500000元，代付房款5063424元、代付契税151902.72元，上述代付房款及契税折抵郑洪购房前利息3035584.01元及车辆价款1600000元代付差额为579742.71元。后广达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津01民终83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现该判决已生效。庭审中，广达公司主张已实际通过杨连江偿还郑洪、李育借款本金21183026.72元，并提交审计报告、付款凭证及请款单，夏玉英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广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为内部批条，杨连江并非实际领款人。再查，杨连江于2017年3月19日去世，去世后留有遗产，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夏玉英、杨旸，夏玉英、杨旸未明确放弃杨连江名下遗产。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广达公司曾通过杨连江向案外人郑洪、李育借款，且双方借款数额及还款金额等事实均已经生效判决认定。广达公司主张杨连江曾多次以归还郑洪、李育借款名义自广达公司处领取款项，并提交有杨连江签字的付款凭证及请款单，夏玉英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该付款凭证系内部批条，虽广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中杨连江均为申请人，但结合广达公司提交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云龙同杨连江共同签署的对应请款单及双方资金共管协议，夏玉英未能提交足以反驳广达公司主张的证据，故该院对夏玉英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因杨连江以郑洪、李育名义自广达公司处领取款项，但生效判决并未认定郑洪、李育授权杨连江领取相应款项，且夏玉英未向该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杨连江领款后款项的去向，故除生效判决已认定归还郑洪、李育部分外，杨连江领取款项无合法依据，应予返还。关于杨连江领取款项数额，广达公司主张杨连江应归还数额为广达公司郑洪、李育专项审计报告中实际付款21183026.72元，扣减生效判决已认定广达公司还款11323166.71元后剩余部分。但结合广达公司提交证据可知，专项审计报告广达公司实际付款21183026.72元中2006年1月10日广达公司代付契税151902.72元及2006年1月4日广达公司代付房款5063424元均并非杨连江领取，生效判决亦将该部分折抵后认定为广达公司向郑洪、李育的还款，故上述代付款项与杨连江无直接关系，该院将上述代付款项自广达公司实际付款中予以扣除后为杨连江实际领款金额，扣减生效判决已确认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李育本金和利息部分，杨连江应还款项为8687700元（15967700-3500000-3780000）。广达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24%支付款项占用利息，因双方对此并无约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故该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自2018年4月17日起的占用利息。关于夏玉英、杨旸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杨连江已死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死亡的应由其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现广达公司对杨连江的遗产享有遗产债权，夏玉英、杨旸并未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因此夏玉英、杨旸应在继承杨连江遗产金额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并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综上所述，广达公司的诉请，该院部分支持。杨旸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依法缺席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被告夏玉英、被告杨旸以杨连江的遗产为限返还原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8687700元，并向原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以86877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4月1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819元，由原告天津广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8205元，被告夏玉英、被告杨旸负担72614元。”本院二审期间，广达公司提供现金日记账，用以证明杨连江与郑洪、李育借入广达公司大量现金，广达公司应杨连江要求大多以现金归还借款，夏玉英对广达公司现金还款没有资金来源的质疑不成立，夏玉英主张郑洪、李育借入广达公司的款项均为支票而非现金及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李育款项是郑洪、李育直接找广达公司办理，亦不成立。夏玉英对广达公司提供的现金日记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夏玉英、杨旸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广达公司主张杨连江以归还郑洪、李育借款名义自广达公司处领取相关款项的事实是否成立；2.如广达公司的上述主张成立，夏玉英、杨旸应承担还款责任的范围；3.广达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广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审计报告、付款凭单、请款单及现金明细账、账户往来账，夏玉英对广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付款凭单仅为内部审批，且广达公司未提供相关款项的资金来源。首先，广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单中均有杨连江的签字；其次，广达公司提交其法定代表人李云龙与杨连江共同签字审批的请款单及与之对应的付款凭单，能够佐证付款凭单与内部批条的区别及双方请款、领款的交易习惯；再次，广达公司二审提交的现金日记账，一方面能够证明广达公司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具备现金支付能力，另一方面亦能补强付款凭证的证明力。夏玉英虽对广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广达公司的证据，综合广达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杨连江从广达公司处领取相关款项的事实成立，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杨连江所领款项数额。一审法院依据该院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实际付款数额，扣减非杨连江领取的广达公司代付契税、代付房款及生效判决已确认的广达公司归还郑洪、李育的本金和利息部分，认定杨连江应还款项为8687700元，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还款责任的承担主体及范围问题。郑洪起诉广达公司、第三人李育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中，认定广达公司可就杨连江所领取款项，另行向杨连江的继承人主张权利。夏玉英、杨旸作为杨连江的继承人，并未明确表示放弃遗产继承，按照法律规定，亦应承继杨连江的权利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夏玉英、杨旸在继承杨连江的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应还款项及利息承担返还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至郑洪起诉广达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广达公司方知杨连江领取款项未交付郑洪，而该案件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二审判决，故广达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夏玉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819元，由上诉人夏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会明审判员  张 炜审判员  韩晓艳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田 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