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民终7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兴化通裕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水乡大桥**。法定代表人：吴华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松林，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贺，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田亚军，男，197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宁，国浩（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娇，国浩（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兴化通裕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化通裕公司）与上诉人田亚军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8）苏1003民初1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化通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亚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化通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田亚军承担所有侵权赔偿责任；2.由田亚军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兴化通裕公司在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管理上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判决兴化通裕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明显不公，应予改判。1.兴化通裕公司在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管理上并不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即使存在也不构成过错，不具有侵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本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系侵权行为而形成的侵害后果责任追究之诉，兴化通裕公司主观及客观上并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也对侵害后果无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任何侵权责任。2.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一定的人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目的在于确认某一损害后果是由谁的行为造成的，以便确定应由谁来承担责任。即使兴化通裕公司存在公章管理的不规范，但此仅为消极的不作为，并非构成行为上的侵权，无需承担任何损害后果的责任。3.通常法理上认为“不起作用的原因不是原因”，一审法院将条件与原因等同起来，把任何条件都看成引起危害后果发生的同等重要原因，扩大了因果关系的范围。田亚军利用职务之便指示他人伪造兴化通裕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偷盖公章，以虚假过期的股东会决议擅自向银行为他人提供担保，导致兴化通裕公司承担严重的后果，国有资产流失，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应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田亚军辩称，兴化通裕公司与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通裕公司）有非常规范的公章管理规定以及完整的审批流程，田亚军正是履行了上述审批流程后完成了对外担保的公司行为。田亚军正常履行了上述职务行为后，兴化通裕公司对外的担保责任应由兴化通裕公司自行承担。田亚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兴化通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兴化通裕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田亚军的行为构成侵害兴化通裕公司利益，属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田亚军的职务认定错误，田亚军是江苏通裕公司的财务总监及兴化通裕公司的监事，但不是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监事是不能兼任财务负责人，兴化通裕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都在兴化通裕公司财务处，田亚军没有权限也不可能单独将兴化通裕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带出公司私自使用。2.田亚军只是代表兴化通裕公司办理兴化市振安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安棉业）向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以下简称兴化农商行）贷款1200万元提供担保的事宜，田亚军履行的是公司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田亚军征得江苏通裕公司以及兴化通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远松同意才办理担保事宜，在第一次庭审中，兴化通裕公司也称冯远松可以指挥兴化通裕公司的行为。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兴化通裕公司与振安棉业多次互相提供担保的事实，将是否私自办理担保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田亚军，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兴化农商行持有兴化通裕公司股东会决议是通过田亚军取得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盖章。该笔业务银行经办人杨爱华陈述由其本人带上股东会决议到江苏通裕公司去盖章，到扬州以后才去找的田亚军，由田亚军将其带到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盖章。证人证言只能证明田亚军只是该笔业务的联系人，不能证明是田亚军私自使用公章。并且，通过田亚军在一审提供的江苏通裕公司网络智能办公系统截图、用章登记表、光盘、证人证言可知，江苏通裕公司对于印章使用有严格管理制度，有专人保管印章，单凭田亚军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盖章流程。4.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对田亚军涉嫌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一案侦查后，最终作出田亚军并未构成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的结论，并且对田亚军办理担保事宜并非其个人行为作出明确定论。5.兴化农商行诉振安棉业、兴化通裕公司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已明确作出认定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且担保合同上所盖的兴化通裕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王宝才的个人签章也是真实的，故兴化通裕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有效的。根据田亚军从银行处调取的多份兴化通裕公司为他人做担保时“王宝才”的签名，以及兴化通裕公司及江苏通裕公司内部管理文件中“王宝才”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因此“王宝才”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并非本案审查重点。二、兴化通裕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均系其员工、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属于法律上规定的与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其作出的证言大多数倾向于兴化通裕公司，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田亚军代表公司办理担保事宜导致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损害了公司利益，适用法律错误。1.兴化通裕公司与振安棉业一直是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存在互保，实质上既是互相设立义务，又是互相受益，兴化通裕公司也因此可以获得更高的授信。兴化通裕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己经生效判决认定，在振安棉业没有偿债能力的前提下导致兴化通裕公司承担了偿付责任，但不能就此来认定兴化通裕公司提供保证的时候就是损害公司利益。2.本案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认定该行为成立的前提是公司利益受到损害，但本案兴化通裕公司利益并未受到损害。首先，振安棉业未履行债务，债权人向担保人兴化通裕公司主张返还债务，兴化通裕公司代偿后有权向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追偿，即其是有途径挽回其损失的。其次，如果判令田亚军向兴化通裕公司支付该损失，兴化通裕公司还可以通过追偿挽回其损失，那么兴化通裕公司便可以获得双倍赔偿，以此获利。第三，经办人员代公司办理业务，只要公司最终承担了责任，都会追究经办人员责任，如此判决将会扰乱公司的运作流程，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兴化通裕公司辩称，1.田亚军是兴化通裕的财务负责人，一审数位证人证言及财务审批表均能够予以证明。2.田亚军指使授意他人伪造王宝才签名并且私自办理了担保事项，其行为是个人行为，未经过冯远松的同意，有王宝才、周庆贵、田亚军在公安的谈话笔录及相关鉴定笔录佐证。3.江苏通裕公司股东会决议是由田亚军带去盖章，兴化银行的人员并没有看见谁盖章。田亚军也在公安机关笔录上认可其办理了担保盖章等手续；周庆贵的笔录也证明其只找了田亚军一个人打招呼并没有找其他人。江苏通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是田亚军利用职务之便提供的虚假股东会决议。兴化通裕公司的股东在2014年5月29日就已经从江苏通裕公司变更为扬州润扬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扬公司），但田亚军仍向银行提供过期的股东会决议。4.田亚军授意他人冒签王宝才的签字，王宝才的公安机关笔录也证明其根本不清楚担保的事情，其同时也指出国有公司不允许对外担保。5.本案核心证据为王宝才、田亚军、周庆贵的公安机关笔录及兴化农商行诉兴化通裕公司的相关材料。关于江苏通裕公司、兴化通裕公司的印章的使用，田亚军为江苏通裕公司财务总监、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多名证人都证明其需要公章就交给他或送给他，等他用完再还回去，即江苏通裕公司的印章田亚军是自批自用，其具备擅自对外担保的全部条件。兴化通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田亚军赔偿兴化通裕公司200万元并承担利息（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实际赔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田亚军身份情况田亚军原系江苏通裕公司财务总监，同时，也负责对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事务进行管理，2014年6月田亚军仍从事上述工作，2016年4月21日田亚军向江苏通裕公司递交辞职申请。兴化通裕公司提供的报销审批单显示，兴化通裕公司报销流程中，财务部门审批除兴化通裕公司财务部门人员签字外，还有田亚军签字审批。兴化通裕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表显示田亚军曾担任兴化通裕公司监事。（二）案涉对外担保发生及兴化通裕承担担保责任相关情况2014年5月27日，江苏通裕公司与润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江苏通裕公司将其持有的兴化通裕公司股权转让给润扬公司。2014年5月29日泰州市兴化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兴化通裕公司股东变更事项，兴化通裕公司股东由江苏通裕公司变更为润扬公司。2014年6月25日，兴化农商行与兴化通裕公司、胡莲、孙万风、周庆贵、张国良签订保证合同，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借款1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对保证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该保证合同上加盖兴化通裕公司章、王宝才印，并签名“王宝才”。兴化农商行在办理上述保证合同业务过程中持有一份兴化通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金桥支行：经本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同意为振安棉业在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金桥支行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1200万元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才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贷款业务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本股东会决议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通过，有效期从2014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0日。股东成员同意签名：江苏通裕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决议时间：2014年6月23日，决议地址：兴化通裕纺织有限公司会议室，决议机构：兴化通裕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会。”经公安机关鉴定，上述保证合同中的“王宝才”的签名非本人所签。2016年6月17日，因振安棉业未偿还上述贷款，兴化农商行将振安棉业、胡莲、孙万风、周庆贵、兴化通裕公司、张国良一并诉至兴化市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10月12日判决振安棉业偿还兴化农商行贷款1180万元及利息131.764013万元（已计算至2016年6月2日）和自2016年6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15.3%计算的罚息，应付未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复利；胡莲、孙万风、周庆贵、兴化通裕公司、张国良对振安棉业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振安棉业追偿。兴化通裕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截止本案起诉之日，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代偿款项情况如下，2016年5月30日代偿20万元，2017年6月6日代偿30万元，2017年11月8日代偿50万元，2017年12月26日代偿100万元（合计200万元）。（三）田亚军经办案涉对外担保的经过（1）对于田亚军经办案涉对外担保的经过，各直接相关人员陈述不一：田亚军在2016年11月接受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陈述，1994年-2016年2月其在江苏通裕公司财务部门工作，因与江苏通裕公司实际控制人冯远松有矛盾，离开通裕公司。在担任江苏通裕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江苏通裕公司为冯远松的美迪公司、关联公司的很多贷款提供过担保，在冯远松私人同意下也为其他企业提供过担保。2014年6月25日江苏通裕公司的子公司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在兴化农商行贷款12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手续是田亚军和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人员许晴或者凌峰与兴化农商行的信贷员一起办的，兴化通裕公司的行政章是真实的，通裕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宝才的签字是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人员许晴或者凌峰模仿的，是其授意他们模仿的，但这笔贷款的担保为兴化通裕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得到江苏通裕公司实际控制人冯远松的口头同意。美迪公司董事长冯远松陈述，2014年兴化通裕公司股权转让给润扬公司后，兴化通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江苏通裕公司。兴化通裕公司对外担保必须要冯远松同意，但田亚军在实际办理案涉担保前未汇报。冯远松不会用电子邮件，并未阅看电子邮箱中的邮件，不清楚田亚军通过电子邮件汇报的内容。2015年7、8月，冯远松才知道兴化农商行因担保逾期给兴化通裕公司发函，这件事是田亚军告知周家宏，周家宏告诉冯远松，后来田亚军将银行的函给冯远松看。田亚军表示，应由田亚军承担的责任，其愿意承担。当时，公司对外担保没有审批流程，关联公司只是内部担保，不对外提供担保。兴化农商行持有的股东会决议，冯远松不知情。田亚军是财务负责人，可以直接盖到兴化通裕公司的章，也可以盖到江苏通裕公司的章。当时，出于对管理层的信任，这两家企业管理比较松，但不是任何人都容易盖到章。江苏通裕公司法人代表、党委书记王宝才在2016年11月接受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陈述，江苏通裕公司原则上不允许对外担保，案涉贷款担保，其没有在担保合同上签字，也没有人向其汇报。振安棉业实际控制人周庆贵在2016年11月接受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陈述，其经营了两家企业，振安棉业、泰州市方兴棉业有限公司，兴化通裕公司是其业务单位。周庆贵的企业先后为兴化通裕公司在兴化农商行担保贷款有三次，每次在500-1000万样子，这些贷款已全部还清。2014年6月25日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贷款1200万元，由兴化通裕公司担保，担保手续是通裕公司财务总监田亚军和兴化农商行办理的。周庆贵向田亚军打了招呼，没有向其他领导打招呼。因为周庆贵以前为通裕公司多次担保和借款，所以这次贷款兴化通裕公司提供担保是应该的。一审审理过程中，周庆贵因案涉贷款涉及贷款诈骗罪在监狱服刑，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询问时其陈述，当时其公司贷款需要担保，银行联系兴化通裕的总经理王宝才、财务负责人田亚军，王宝才、田亚军一起到兴化来，在周庆贵处吃的中饭，该节事实在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询问时没有说。兴化通裕公司担保的事，周庆贵、银行方面均是是联系的田亚军。周庆贵要求兴化通裕公司担保没有找王宝才，找的田亚军，田亚军当时没有直接答应周庆贵担保的事，说要回去和董事长商量。周庆贵没有向江苏通裕公司的董事长或王宝才确认担保事宜，田亚军、银行方面均告诉周庆贵兴化通裕公司同意担保。兴化通裕对外担保之所以由田亚军处理或经办，因为涉及江苏通裕公司或兴化通裕公司借款都是由田亚军处理，田亚军是江苏通裕公司的高管，只要是财务上，和银行、政府打交道，都是由田亚军出面。2014年6月25日1200万元保证合同签字时周庆贵去了，但不记得兴化通裕公司有没有人在场。美迪公司财务总监周家宏出庭作证时陈述，其此前不清楚案涉担保事宜，在兴化农商行给兴化通裕公司发担保催收函后，田亚军向周家宏说起该事情，周家宏建议田亚军向董事长汇报。对外担保需要出具董事会决议和董事长签字，银行需要这些手续。对外担保属于重大事项，需要董事长冯远松同意。兴化农商行工作人员杨爱华陈述，其是案涉担保的面签经理，兴化通裕公司在兴化农商行办理借款业务或担保业务，都是由兴化通裕公司财务人员带章来银行盖章。如果涉及江苏通裕公司盖章，由银行工作人员到扬州的江苏通裕公司去盖章。杨爱华记不清担保签章经过以及田亚军是否在场，只记得章是带到银行来盖的。兴化农商行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要求提供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为银行模板，银行事先打印好，要求兴化通裕公司及其股东江苏通裕公司在上面盖章。先由兴化通裕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然后，由杨爱华带着股东会决议到扬州的江苏通裕公司去盖章，到扬州后找田亚军，由田亚军带着去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盖章。田亚军在江苏通裕公司的财务室，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在财务室隔壁。杨爱华不记得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盖章时田亚军有无出示盖章审批材料、办公室有无其他人在场、章是谁盖的等情况。曾任兴化农商行金桥支行行长的花翠萍陈述，其2012年就调到兴化农商行总部了，不清楚案涉担保事宜。花翠萍认识田亚军、王宝才、周庆贵，是该银行的客户，兴化通裕公司向该银行贷过款。田亚军、王宝才、周庆贵的关系还可以，一起吃过饭，周庆贵的企业帮兴化通裕公司贷款担保过。（2）经双方申请，兴化通裕公司、江苏通裕公司现任员工或离职员工出庭作证，对公司内部印章管理、使用情况进行陈述：田亚军申请出庭的刘信芸（2010-2013年兴化通裕公司财务人员）、钱峰（2007-2011年兴化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嵇琳（曾在江苏通裕公司财务部门工作，2014年4月离职）陈述，兴化通裕有专人管理印章，田亚军用章要经过陈建华；部分证人陈述公司有相应用章审批书面手续，但也有部分证人陈述没有书面审批表，都是电话或口头请示；部分证人提及兴化通裕公司财务受到双重领导，兴化通裕公司财务事项需要向兴化通裕公司负责人、田亚军、江苏通裕公司汇报。田亚军申请的证人刘某,4（曾在江苏通裕公司、美迪公司工作，2015年离职）陈述，其曾在办公室与田亚军聊天，田亚军提及兴化通裕公司状况不好，与周庆贵的振安棉业有互保。兴化通裕申请出庭的兴化通裕会计许晴（2013年-至今兴化通裕公司财务人员）、出纳凌峰（2013年-至今兴化通裕公司财务人员）陈述，田亚军辞职前是江苏通裕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兴化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许晴、凌峰当年均不知情案涉担保事宜，也均否认在担保合同中伪造王宝才签字。案涉担保发生时，兴化通裕公司的公章有时在兴化通裕公司，兴化通裕没有用章使用记录，江苏通裕公司要用就让人送过去。兴化通裕申请出庭的杨永琴（2012年8月进入通江苏裕公司工作，2014年4月-6月期间从事会计工作）陈述，2013年开始公章使用流程有用章审批单，然后审批，最后办公室留存。有时没有用章审批单的情况下，先请示后补手续。杨永琴用章会向田亚军请示，江苏通裕公司和其分公司都由田亚军负责。财务部门的用章都是田亚军决定，那时候把公章带出去是正常现象。2014年4月-6月期间，江苏通裕公司的公章由办公室保管，保管人好像是陈建华，不清楚潘某,4有没有在该时段保管公章。用章申请单不需要公司负责人签字，需要分管领导签字。杨永琴看到过融资会计拿着用章申请取得印章后交给田亚军。杨永琴与冯远松系远房亲戚。兴化农商行曾到江苏通裕公司来盖过章，但不记得具体时间。田亚军申请的证人潘某,4陈述，其于1983年进入江苏通裕公司工作，2015年10月退休。1995年起潘某,4开始管理公章，1999年开始专门有审批公章登记簿、审批表，在潘某,4退休前，登记簿、审批表由潘某,4保管，后来交给陈建华。江苏通裕公司对外担保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没有签字不可能盖章。其记不清兴化通裕公司对外担保1200万元江苏通裕公司盖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庭审中，田亚军拨打陈建华电话时，陈建华陈述，其没有管理过公章，潘某,4管理公章，记不清是否有公章登记簿、审批表，其2013年就到美迪公司去了，去之前是潘某,4管理公章。2019年3月14日江苏通裕公司出具关于证人潘某,4工作职责及集团印章管理情况的答复，该答复称：1.潘某,42013年10月之后请事假、病假，长期不来上班。潘某,4在2014年5月至7月期间，已经脱离工作岗位，并无掌管江苏通裕公司公章的条件和职责。2.江苏通裕公司公章当时是由办公室负责保管与使用。据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马小玲回忆，江苏通裕公司并未印制公章登记簿和审批表。兴化通裕公司提供了潘某,42014年5月-2014年7月缺勤统计表予以印证。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田亚军经手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借款1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兴化通裕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向兴化农商行代偿200万元，田亚军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兴化通裕公司利益，田亚军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兴化通裕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田亚军作为管理兴化通裕公司财务工作的负责人经手了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借款1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相关事宜，后因振安棉业未还款，导致兴化通裕公司向兴化农商行承担保证责任，代偿200万元。田亚军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田亚军办理上述对外担保事宜经过了兴化通裕公司相关更高级别管理人员的同意或向该公司披露了对外担保的情况。另外，2014年5月27日江苏通裕公司与润扬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江苏通裕公司将其持有的兴化通裕公司股权转让给润扬公司。该股权转让协议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2014年5月29日泰州市兴化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兴化通裕公司股东变更事项，兴化通裕公司股东由江苏通裕公司变更为润扬公司。而兴化农商行持有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的兴化通裕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作为股东盖章的是江苏通裕公司，该股东会决议内容显示，兴化通裕公司股东会同意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12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授权兴化通裕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才代表该公司签署相关文件。根据兴化农商行办理该笔贷款保证合同业务的经办人杨翠华陈述，该银行取得上述股东会决议是通过田亚军取得江苏通裕公司办公室盖章。由此可见，江苏通裕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是田亚军经办的。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书、王宝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田亚军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涉案的保证合同上王宝才的签字不是王宝才本人所签。他人冒充王宝才在涉案保证合同上签名，事后也未得到王宝才的追认。而田亚军在公安机关陈述，保证合同上盖兴化通裕公司公章、冒充王宝才签字，田亚军在场，田亚军授意他人冒充王宝才签字。田亚军指认的冒充王宝才签字的许晴或凌峰均未证实田亚军的说法，而田亚军也未举证证明保证合同上的“王宝才”签名是其指认的许晴或凌峰所签。综合上述情况，从对内关系来说，作为直接管理兴化通裕公司财务工作的江苏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田亚军，未经兴化通裕公司登记的股东润扬公司同意，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另外，即使根据兴化农商行诉兴化通裕公司的金融借贷纠纷案件中审理该案的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产生法律效力，但股东会决议授权的王宝才并未代表该公司办理对外担保事务，而是他人冒充王宝才办理该事务。而田亚军明知王宝才本人未办理该事务，而违背江苏通裕公司盖章的股东会决议违规办理对外担保事宜，违反了公司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规定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该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田亚军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兴化通裕公司在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管理上存在不规范的情况，对于兴化通裕公司因本案担保行为产生的损失应承担次要责任，田亚军应承担主要责任，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兴化通裕公司对已产生的损失自负30%责任，田亚军承担70%的赔偿责任。结合兴化通裕公司的主张，兴化通裕公司已产生的损失为：代偿款200万元及利息损失（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田亚军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利率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6%）。田亚军应赔偿兴化通裕公司损失140万元及利息（以1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田亚军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利率计算标准不超过年利率6%）。至于田亚军辩称，田亚军办理涉案担保事宜得到了江苏通裕公司董事长冯远松的同意以及关联公司周家宏知情，但田亚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冯远松、周家宏对田亚军的上述意见予以否认。故对于田亚军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田亚军辩称，兴化通裕公司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该辩称意见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田亚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兴化通裕公司支付赔偿款140万元及利息（以14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田亚军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上述利率计算标准不应超过年利率6%）；二、驳回兴化通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800元，由兴化通裕公司负担8340元，由田亚军负担19460元。本案二审中，田亚军向本院申请调取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对田亚军涉嫌非国家公务人员受贿罪一案的侦查卷宗材料，本院依法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调取。该组材料兴化通裕公司一审中多已作为证据提交，对于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田亚军质证认为：1.不予立案通知书及公安卷宗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扬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田亚军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侦查后，认为田亚军没有犯罪事实，即田亚军办理案涉担保过程中，没有获利，也没有受贿行为，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该报案事项已经过扬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调查作出结论性意见，田亚军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未损害兴化通裕的利益。2.刘某,4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刘某,4知悉本次担保事宜，知道田亚军向冯远松汇报过案涉担保事宜；因冯远松与王宝才的特殊关系，公司有人模仿王宝才签字，也有模仿冯远松及其他人签字的现象较为常见，且都是经过冯远松授意而为，模仿王宝才签字的有嵇琳、钱超君、刘桂芸。3.周庆贵询问笔录可以看出，田亚军作为江苏通裕公司的财务总监，之前一直代表通裕公司找振安棉业为通裕公司向农商行贷款办理担保事宜，本次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贷款提供担保也由田亚军办理，可见田亚军履行的是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周庆贵与田亚军之间没有个人经济往来，田亚军并未在办理本次担保事宜中获取任何私利。4.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等材料中兴化通裕公司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显示，法定代表人已于2015年8月7日由王宝才变更为吴华主，对此后王宝才签名的真实性无法认可。兴化通裕公司质证认为，不予立案的通知书仅证明田亚军的涉嫌犯罪行为暂时不予立案，并不代表将来不构成相应的犯罪，该通知书与田亚军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没有关联性。王宝才的谈话笔录证明其并不清楚1200万担保的事情，没有签字，也没有人向其汇报。周庆贵的笔录证明1200万担保事宜其仅仅找了田亚军，结合田亚军的笔录，田亚军指使他人伪造原法定代表人王宝才的签字，提供虚假过期的股东会会议决议，偷盖公章，并且由田亚军办理了该担保事宜，相应的证据链能够证明田亚军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田亚军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江苏通裕公司网络智能办公系统电脑截图、江苏通裕公司印章管理制度电脑截图及打印件、江苏通裕公司印章使用审批单，用以证明通裕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兴化通裕公司应提供印章审批资料，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二组证据，田亚军与王宝才对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用以证明：1.田亚军就兴化通裕为振安棉业担保一事曾向兴化通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冯远松履行过汇报程序；2.王宝才知悉担保一事，王宝才作为兴化通裕的法定代表人知悉担保事宜，不论其是否实际掌控权利，都能充分证明案涉担保行为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而非财务负责人田亚军的个人行为。兴化通裕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不应作为新证据使用。所有制度对于田亚军都没有用处，且当时的制度并没有得到执行，田亚军可以自己审批自己用章。对于第二组证据，在该份材料中王宝才陈述其本来也不清楚，王宝才的表述印证了其2016年9月28日在公安的笔录。兴化通裕公司二审中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田亚军是否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高级管理人；2.田亚军是否未经兴化通裕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同意，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3.兴化通裕公司是否因案涉对外担保行为造成损失，损失如何认定；4.田亚军是否因损害公司利益承担责任，赔偿比例和金额如何确定；兴化通裕公司有无过错，应否自担相应损失。本院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田亚军作为兴化通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未经兴化通裕公司决议机关同意，以公司财产对外提供担保，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公司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一、田亚军系江苏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时也负责管理兴化通裕公司财务，属于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长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田亚军是否属于兴化通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能仅以工商登记的信息进行认定，而应当从其实际履行的工作职责和在公司中享有的职权范围来考量。因兴化通裕公司曾为江苏通裕公司实际控制，田亚军作为江苏通裕公司的财务总监同时也负责了兴化通裕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一审多名证人的证言足以证明田亚军实为兴化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兴化通裕公司内部财务签批材料亦能予以印证。此外，根据田亚军本人陈述，其经手办理过兴化通裕公司多项财务事项、直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冯远松汇报江苏通裕公司、兴化通裕公司财务情况，兴化通裕公司案涉的对外担保也由其直接经办，进一步说明其实际以财务负责人身份对外处理兴化通裕公司事务，属于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范畴。故对田亚军辩称其为兴化通裕公司监事非财务负责人，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二、田亚军系案涉对外担保的直接经办人，与被担保人振安棉业、贷款人兴化农商行对接办理案涉担保业务，作为兴化通裕公司高管，应事先取得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意，按照法定流程办理担保手续（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并在对外担保材料上真实签章。本案中，田亚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首先，对于案涉担保是否取得兴化通裕公司实际控制人冯远松的同意，田亚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单方陈述“得到冯远松口头同意的”“汇报时不会有其他人在场的”“冯远松董事长口头同意了，并说了一句风险可控”，而冯远松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本案审理中，田亚军所提供的相关证据并不充分：1.田亚军申请出庭的数位证人均未直接参与田亚军向冯远松的汇报，无法证明其曾请示领导并获得准许。2.被担保企业实际控制人周庆贵陈述办理案涉担保仅通过田亚军，没有与其他领导联系，即无法印证公司其他领导知晓并准许案涉对外担保。3.田亚军一审中提交经公证的工作邮件中也未明确记载案涉担保事项，亦无法证明该笔担保发生时取得了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宝才或者实际控制人冯远松的同意。其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应当经公司权力机关（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田亚军经办案涉对外担保手续，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与当时兴化通裕公司实际股东状况不符。据兴化农商行经办人员陈述，案涉担保所涉股东会决议系由银行工作人员准备好前往江苏通裕公司，由田亚军带至公司办公室盖章。田亚军作为江苏通裕公司财务总监、兴化通裕公司财务负责人，理应知晓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也应清楚兴化通裕公司股东已由江苏通裕公司变更为润扬公司，但在其向兴化农商行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仍加盖变更前股东江苏通裕公司印章，系未履行法定流程办理对外担保手续。再次，案涉保证合同中的“王宝才”的签名经公安机关鉴定非王宝才本人所签，且根据田亚军陈述，该签名系由其指示他人代签。虽田亚军辩称因王宝才不能正常履职，集团内部代签行为时有发生，但仍应由其负有证明义务，证明其在指示他人代签对外担保材料这一重要事项上获得授权。最后，田亚军提出案涉担保行为经过公安机关侦查不予立案，其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侦查田亚军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过程中就相关人员所作的笔录或调取的材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但公安机关基于相应刑事罪名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不必然影响田亚军民事责任的认定。三、田亚军在担任兴化通裕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违反忠实义务，未经公司决议机关同意以公司财产为振安棉业提供担保，应对该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兴化通裕公司为振安棉业向兴化农商行的1200万元贷款本息提供保证，因振安棉业未能到期偿还贷款，兴化农商行提起诉讼向借款人振安棉业及包含兴化通裕公司在内的各担保人主张权利，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苏1281民初4998号生效判决判令兴化通裕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兴化通裕公司实际代偿200万元，该损失已客观发生。兴化通裕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选择向被担保人振安棉业行使追偿权来减少损失，也有权要求田亚军赔偿其不当履职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两项请求权系基于不同法律关系。但因担保追偿权的行使结果可能影响田亚军最终应承担的损失金额，在田亚军赔偿兴化通裕公司损失后，有权就实际赔偿的部分代位向被担保人振安棉业追偿。四、因兴化通裕公司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据此减轻田亚军的赔偿责任，判令其承担公司损失的70%，并无明显不当。损害公司利益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可适用侵权责任法原理，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江苏通裕公司、兴化通裕公司作为商业主体，对财务监督、印章管理应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根据本案证人证言，江苏通裕公司、兴化通裕公司印章使用不规范，法定代表人履职不正常，对案涉损害的发生存有过错。综合考虑兴化通裕公司内部存在财务管理不规范、权责分工不明晰等情形，且无证据证明田亚军个人从案涉担保直接获益，一审酌情减轻田亚军一方的责任，由兴化通裕公司自行承担30%，可以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兴化通裕公司、田亚军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兴化通裕纺织有限公司负担11400元，上诉人田亚军负担11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红审 判 员  苏岐华审 判 员  刘莉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沈佩仪书 记 员  沙凌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