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9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市中区大涧沟(103省道西侧鸿发汽车城)。法定代表人：张晓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三，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石超，男，199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庆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楠，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刚，山东天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岱岳经济开发区泰山国际汽车城。法定代表人：杨贤贵，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峰，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发森江公司）与被上诉人解石超、原审被告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程公司）、原审第三人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泰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0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鸿发森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解石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由解石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解石超与鸿发森江公司未进行过买卖汽车的磋商，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所认定。解石超向乐程公司、长泰公司及任培购买车辆，解石超与乐程公司、长泰公司及任培存在买卖法律关系，解石超向鸿发森江公司银行账户转账是受乐程公司、长泰公司及任培指示，系基于解石超与乐程公司、长泰公司及任培之间的约定及基础法律关系，鸿发森江公司与任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包括本案解石超在内的其他主体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不当得利根据其发生原因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性质上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属于多人关系不当得利中的指示给付不当得利。在指示给付不当得利中，被指示人给付的目的系其与指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与领取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法律关系，不论在被指示人与指示人之间资金关系存在瑕疵（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抑或是指示人与领取人之间对价关系存在瑕疵的情况下，被指示人均无权向领取人主张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在涉及多人的给付中，应当就个别给付关系确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产生，而不应当跨越认定。被指示人的给付行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履行了被指示人对指示人的给付，同时也替代履行了指示人对领取人的给付，被指示人的给付是基于指示人的要求，被指示人若要就其给付主张不当得利也只能向指示人主张，而不能直接向领取人主张。本案解石超首先通过乐程公司购买本田飞度汽车，可以确定的是解石超与乐程公司存在涉及购买本田飞度汽车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乐程公司又通过任培购买解石超所欲购买的本田飞度汽车，且不考虑乐程公司、任培及解石超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至少乐程公司、解石超、任培之间针对购买本田飞度汽车一事是存在基础法律关系的，与此同时，可以确认的是，乐程公司、解石超均未直接与鸿发森江公司就购买本田飞度车辆事宜进行过任何形式磋商，在乐程公司、解石超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情况下，解石超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付款系经乐程公司指示、乐程公司系受任培指示，解石超之所以按照乐程公司指示付款，系其与乐程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不论买卖抑或委托），乐程公司之所以按照任培指示付款，系乐程公司与任培之间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而作为领取人的鸿发森江公司，之所以合法取得款项，系因鸿发森江公司与任培之间存在的车辆买卖法律关系，系因鸿发森江公司向任培指定的人员交付了车辆而取得车辆的对价款，鸿发森江公司并未获得对价款之外的额外利益，鸿发森江公司取得款项具有法律依据。而解石超之所以受有损失，系由于乐程公司抑或任培未按照其基础法律关系交付其车辆。所以，解石超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付款，并非没有法律上原因，而系基于与他人之间法律关系，进而被指示，至于解石超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是否有效、是否被撤销，均不能改变其支付款项依据的是与非鸿发森江公司的他人之间法律关系，至于该法律关是否因其未取得车辆进而转化为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与鸿发森江公司并无关系，应当在解石超与相应与其具有直接基础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解决。三、本案的解石超应当对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不当得利事实存在。本案解石超主张鸿发森江公司存在不当得利，至少应当证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除车辆对价以外额外取得了不当利益，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解石超户名的账户曾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账，解石超未提供任何鸿发森江公司存在额外利益的证据。相反，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鸿发森江公司已向任培交付了约定车辆，解石超受有损失的原因是其与乐程公司、任培等之间合同履行出现问题而导致，并非因鸿发森江公司获取车辆对价的交易行为所引起，解石超之所以向鸿发森江公司提起诉讼，系出于认为鸿发森江公司系实体经营的市场主体，责任财产充足，具备支付款项能力，而并非本身确实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本案证据难以认定存在不当得利事实存在，解石超作为举证责任承担人，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需要注意的是，从解石超在公安机关所做陈述及本案其欲购买十台本田飞度汽车等情况能够确认解石超并非消费者，而系从事汽车销售行业的经营者，虽然涉案资金支出于个人账户，但解石超仍然属于经营而非消费，解石超所应具备的对经营风险及选择交易对象的注意义务，以及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责任承担能力，不能与普通消费者相提并论。案件裁判过程中本应当公平对待鸿发森江公司与解石超，但按照一审裁判结果，七十余万元损失放在了无辜的鸿发森江公司头上，按照一审裁判结果鸿发森江公司将损失十辆汽车，鸿发森江公司的损失最终又应当由谁来承担？鸿发森江公司作为依法纳税并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特别受此次疫情影响，一方面，根本无力承担这并不应由鸿发森江公司承担的七十余万元的损失，另一方面，判决鸿发森江公司承担损失没有合法依据，是让无辜的鸿发森江公司为解石超轻率的行为买单，是有违公平正义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能够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公平公正作出裁判，维护鸿发森江公司合法权益。解石超辩称，1.一审法院关于解石超与长泰公司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及解石超与任培之间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的认定，是正确的。解石超与所谓乐程公司向解石超发送的长泰公司的“销售合约书”，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该份合同系虚假的，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一，乐程公司不能提供该份合同的原件，解石超亦未曾在该份文件中签字。其二，该合同中所记载的出卖人名称为“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该名称虽系长泰公司的曾用名，但长泰公司早在该份合同的形成日期之前的2018年6月20日便不再使用该名称。其三，长泰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亦已明确否认该合同的真实性。其四，从解石超与乐程公司监事姜桂艳微信聊天记录中亦可以看出，姜桂艳指示解石超向鸿发森江公司付款，并明确称“济南店里提车”（解石超一审证据2-1-3），可以看出解石超在事实上是按照乐程公司监事姜桂艳的意思表示，与鸿发森江公司另行谋求合同的建立及履行，而对于所谓长泰公司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五，解石超与任培根本不认识，更未有过接触，两人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六，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长泰公司（或任培以长泰公司名义）与解石超达成过买卖合意，不具备任培构成表见代理的事实基础。基于此，前述乐程公司向解石超提供的长泰公司“销售合约书”完全虚假，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鸿发森江公司主张的任培构成表见代理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本不能成立。此外，关于解石超基于乐程公司监事姜桂艳的虚假陈述，在泰安天平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材料，该笔录中，解石超完全系基于乐程公司的虚假信息产生的错误认识，该陈述内容本身不具有事实及法律基础，不能产生约束力。2．一审法院关于鸿发森江公司未完成涉案10辆飞度车辆的交付，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充分。鸿发森江公司在本案中已经向第三方交付车辆的主张，因缺乏有效证据，亦与常理有悖，根本不能成立。其一，鸿发森江公司无法证明其提供的所谓鲁斌、李冬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其也没有向鲁斌、李冬交付车辆的客观依据（包括其相应的购车合同等）。其二，鸿发森江公司不能证明其所提车辆与解石超所付款项存在关联性。其三，鸿发森江公司关于交付车辆的主张与常理有悖，汽车贸易中，除非存在特殊的合同约定，车辆购买人是不可能在不付款的情况下，就先行从车辆出卖人处提出车辆的，而从所谓鲁斌、李冬的证言内容来看，鲁斌称其于“2018年8月6日提车”，但实际上解石超付款的时间却是2018年的8月8日，明显矛盾。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鸿发森江公司在不具备合法基础的情况下，所收取解石超736000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依法返还给解石超。鸿发森江公司上诉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乐程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鸿发森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长泰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鸿发森江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解石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鸿发森江公司向解石超返还不当得利736000元；二、依法判令鸿发森江公司向解石超支付占用款项期间的利息损失27600元（计算方式：自2018年8月9日起，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3月21日为27600元）；三、依法判令乐程公司就本案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向解石超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鸿发森江公司与乐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乐程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6日，股东为姜桂艳、张晨，监事为姜桂艳，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为张晨。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变更为现名称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8月7日，解石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乐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晨转款25000元，后乐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晨于2018年9月1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解石超转款25000元，并注明“飞度退定金”。关于解石超购买涉案车辆事宜，解石超（以下简称解）与乐程公司股东兼监事姜桂艳（以下简称姜）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内容如下：“姜：这个价格我不挣钱，818白5台，858白5台对吧？”解：不。姜：要什么配置的？解：7台8**，3台8**。姜：公户：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370501618807********，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名泉支行，个人账户：张晨，账户：62284802589********，转农行张晨这个吧，优惠5000左右开票。解：电话关机了？姜：收到了，明天出合同，出哪个名字？明天必须全款。解：出我的，现在我是老板，全款的话车几天能到，我能不能看看他那个4S店。姜：15之内到车，我给你保守说的，是济南店里提车，鸿发。解：OK，明天我能带我大老板过去吗。姜：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经十路支行，账号：73725101826********。解：我靠，你们公司。姜：你一笔过不来，可以5万5万转，店里问多久可以到？”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分四笔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款共计736000元。解石超至今未收到涉案10台本田飞度车辆。任培（以下简称任）与鸿发森江公司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就打款及发车事宜通过微信进行联系，内容如下：“任：交易明细：2018年8月8日：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136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200000元。2018年8月7日：张晨，-25000；王玉博，-40000；2018年8月4日：解石超，-5100；2018年8月3日：冯立晶，-14000；2018年8月1号：冯立晶，-45000；郭宗代，-34800；郭宗代，-190000。任：现在李东那边你能先安排装车吗，有点着急了。工：马上啊。任：于大勇3个。剩下李东的3个818,3个858，可能还差点，一会就能付，先让他装着吧。你能先让李东装车吗？工：好的。先装858的吧。任：麻烦你现在就联系他，他装的时候剩余的就到了。你现在能先联系他吗？工：好的，你跟他联系好了是吧。工：1115600，到了这些对不。85800的车提走了6台+5台（其中两台导航皮座多8000元）。任：对。工：207800。任：还剩207800对吗？工：我算的是，你也算一下，那个于大勇的3台还没算，245400，那钱还不够。工：我问一下啊。这是谁的钱？在不。任：370103198407243018鲁斌，1506335****济南提车人。6台8**。工：又打款了么？任：还没，李东的要等下。工：尽快啊。我能先让他们把车开出来么？任培：你先安抚下，说直接和我们财务沟通。任：2018-08-07，司健，6231700690000095519，---，366000,460215.46，司健5台飞度车款；邵方，6223191783185999,86375，---，373840.46，退车款；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50000,423840.46，飞度858张彦；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50000,473840.46，---；张宏彦，6212260405007467336，---，49600,523440.46，---。”2018年9月6日，乐程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我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解石超未收到车辆。”该证明落款处加盖乐程公司公章并由姜桂艳签名。一审法院依鸿发森江公司申请，调取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于2018年9月13日对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你的个人情况?答：我叫解石超，现在经营庆云县永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问:你今天来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有什么事吗?答:我来说说我在天平办事处国际汽车城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车辆无法提车的事情。问:你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什么品牌汽车?答:我是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白色广汽飞度汽车,总共购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白色飞度汽车十辆,指导价为85800元，有7台,优惠11000元后每台748**元,81800元有3台,优惠11000元后每台708**,总共是736000元。问:你当时跟谁签的合同?答: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的合同,当时合同上十台飞度汽车总价是761000元,我支付订金25000元,后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我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2018年8月8日姜桂艳帮我又直接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十台总共是736000元,合同上我的名字不是我本人签字,购车合同是姜桂艳通过微信发给我的,我没收到过原件，2018年9月1日姜桂艳知道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没法提车后退还我25000元。问:你通过什么方式将车款打至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答:2018年8月8日,姜桂艳称任培让我打款至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就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分四次支付,前三次每次200000元,共计600000元，第四次136000元,总共是736000元。问：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情况?答：是中信银行的账户,账户名是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号:73725101826********,我是通过我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号62220816120********，户名是我本人）转账过去的。问：讲一下事情的经过?答：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十台飞度汽车,签订购车合同后8月8日支付25000元订金,也是当天姜桂艳让我看了看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并约定十五天提车,她让我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打款736000元，当时我问姜桂艳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为什么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打款,姜桂艳告诉我说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跟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团,到时可以在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车,她跟我说了这一情况后，我就把钱打到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户上了。2018年8月20日前后几天,我就催姜桂艳提车,姜桂艳说再等几天,而且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承诺到月底前提不了车退回本金,每台车补助一万元损失,当时我就没再问。8月25日左右,我又联系姜桂艳,姜桂艳还是让我等几天,她也在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联系,8月27日,我联系姜桂艳时，她在电话中说让我到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看看,中午11时左右我就过来了,过来后很多人都在公司,我一听他们跟我都是一个情况,交了钱没法提车,随后我就在这待了几天，后来就回家了,在家待了几天我又回来的。问:讲一下姜桂艳、任培的情况?答：姜桂艳,女,30岁左右,济南人,她是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任培这个人我不认识，是姜桂艳联系的任培,中间也是姜桂艳联系的,包括跟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的合同也不是我本人签的字。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吗?答：没有了。问：你以上所讲的是否属实?答：属实。”解石超曾于2018年9月以鸿发森江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7306民事判决，载明：“解石超系庆云汇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员工。解石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鸿发森江公司返还购车款736000元及相应利息（以736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8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95倍计算）。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广汽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解石超未收到车辆，也未收到提车通知。鸿发森江公司辩称，鸿发森江公司与解石超、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汽车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购车款736000元是长泰公司的任培向解石超订购车辆的购车款，解石超已按任培的要求将对应的车辆交付给其指定的提车人，解石超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转款736000元。二、2018年9月6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我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并于当日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购车款736000元。但至今解石超未收到车辆。证明落款处加盖乐程公司公章并由姜桂艳签名。一审法院依鸿发森江公司申请，调取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笔录中解石超称:‘2018年8月7日，我跟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十台飞度汽车总价761000元，其先支付订金25000元。后来，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我联系到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任培，并于2018年8月8日姜桂艳帮我直接与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十台总计736000元，合同不是我本人签名，购车合同由姜桂艳通过微信转发的，我没收到过原件。2018年8月8日，姜桂艳称任培让我将款汇至鸿发森江公司，我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方式向鸿发森江公司支付款项共计736000元。当时，我问过姜桂艳，和长兴文泰公司签订的购车合同为何要给鸿发森江汇款，姜桂艳告诉我说长兴文泰公司与鸿发森江公司是一个集团，到时可以在鸿发森江公司提车。2018年9月1日，姜桂艳告知我在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车提不了并退还我25000元。’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解石超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解石超主张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并已经支付车款，双方存在事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鸿发森江公司认为其与解石超之间无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解石超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鸿发森江公司工作人员邢吉美与任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长泰公司的任培与鸿发森江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订购车辆，其中包括打款人为本案解石超所对应的车辆十台，鸿发森江公司已按任培的要求将该十台交付给其指定的提车人鲁斌、李冬。2.鲁斌、李冬提车手续各一份，证明鸿发森江公司已按任培的要求将其订购的车辆交付给指定的提车人鲁斌和李冬。3.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内容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解石超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可印证解石超付款的事实。解石超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解石超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解石超认为其系通过济南乐程汽车销售公司介绍购车，从中收取中介费，而不是向其订购车辆，鸿发森江公司如不能给付车辆，就应向解石超返还购车款。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鸿发森江公司提交的证据1、2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审查；关于证据3的真实性解石超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解石超虽主张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汽车法律关系，但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2018年9月13日对解石超制作的询问笔录，解石超自认与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买卖合同，购买十台飞度汽车。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姜桂艳帮其联系长泰公司的任培并与该公司签订购车合同（合同不是其本人签名），后依据案外人（笔录载明“姜桂艳称任培让我打款至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指示将款汇至鸿发森江公司。故解石超仅凭银行转账不能证实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解石超主张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解石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仅能证实其向鸿发森江公司汇款736000元，不能证实双方存在买卖车辆的合意，并进一步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结合解石超在公安局笔录中陈述的购车、付款过程，其并未与鸿发森江公司就车辆买卖进行磋商并达成合意，而是基于案外人指示向鸿发森江公司进行付款，故解石超关于其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证据不足，从而其以此为由提出的关于鸿发森江公司退还购车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解石超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解石超便于2019年4月1日以鸿发森江公司、乐程公司为被告及长泰公司为第三人再次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5日以该案解石超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尚不确定，解石超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解石超的起诉。后解石超不服该裁定，依法提起上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解石超一审起诉主张其通过乐程公司的渠道采购10台本田飞度车辆，后乐程公司告知解石超从鸿发森江公司处提车，解石超按乐程公司指令向鸿发森江公司账户支付款项736000元，但乐程公司、鸿发森江公司均未交付车辆，也未退还已收取的购车款。解石超曾于2018年9月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与鸿发森江公司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鸿发森江公司返还本案所涉购车款，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解石超的诉讼请求。据此，解石超认为，鸿发森江公司没有合法依据取得相应利益，致使解石超遭受损失，其所取得的涉案款项应当依法返还给解石超，济南乐程公司在本案居间事项上存在明显过错，亦应当承担责任。解石超的上述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解石超的起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裁定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3110号之一民事裁定，本案指令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一审法院重新立案进行审理。一审法院依鸿发森江公司申请，于2019年6月24日到泰安市看守所就涉案相关问题询问任培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2018年8月7日左右,你当时在哪个公司,任何职务?答：在泰安广汽商贸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任总经理。问：你和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怎样联系汽车交易？答：有时候我和鸿发森江公司联系,有时候别人找我要车，我也会和鸿发森江公司联系。问：解石超有没有找你定过车?答：不确定,因为他没有直接与我对接过。问：你和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怎么联系？答:有时候乐程公司的姜桂艳会找我定车,如果我没有这种车型，我会联系别的公司定车。问：你看一下卷宗的聊天记录，是你与鸿发森江公司的吗?答:应该是。问：这里面涉及到剩下的李冬的车，先让他装是什么情况?答：这就是李冬打过款后，联系我让鸿发发车。问：如果去鸿发提车需要什么手续?答:一般需要打款人身份证、转账凭证，其他我不大清楚。问：你看一下这张交易明细(工行尾号4995),你和打款人认识吗？答:我记不清了,谁发给我的我认识，后来我转发给鸿发的,具体打款人是谁我不知道。问：2018年8月份,你与鸿发森江公司定的车，如何进行提车？答:打款人把打款记录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鸿发,让鸿发确认该笔款项是否到账,到账后,我会把打款人或提车人的姓名电话发给鸿发，或者把鸿发的电话发给打款人或提车人，他们再联系，如果是通过乐程公司找我定的车，我会把鸿发森江公司的电话发给乐程公司,乐程公司再进行对接,因为我与打款人没联系，是乐程公司将转账凭证发给我的，提车人是打款人确定的，带着手续提车。”在一审法院（2019）鲁0103民初4467号一案中于2019年7月19日向任培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现向你出示司健与泰安长兴文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约书，这是你公司与司健签订的合同吗？答：是，但司健这个人我没有印象，应该不是我签的，是其他业务员签的合同，司健应该是第一次从我们公司做业务，我对这个人不认识，他应该是通过我们公司的长期客户介绍来的。问：出示青岛银行淄博张店支行账户明细，根据这张明细，司健将366000元转给了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你清楚吗？答：我们公司有这种情况，如果客户来买车，我们这里没有车的话，我们会和济南的本田4S店合作，从他们那里提车，山东鸿发森江是我合作比较多的4S店，其他本田4S店我们也有合作，但司健这次车我们有没有提走，有没有给司健我现在记不清了，一般情况签完合同，后期的事都有业务经理去完成，也没有固定的人，谁有空谁来干。司健的这个业务我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但这事有，合同确实签过。问：之前有没有出现过客户将钱转给其他4S店，你们公司将车提走后没有交付给客户的情况？答：没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我们公司内部出现问题。问：你涉及刑事的案件中涉及不涉及这366000元的事？答：不涉及。问：本案涉案的366000元你怎么知道转给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了？答：应该转了，有转账记录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司健这个业务我记不太清了。我们公司有时候让客户直接把钱转给其他4S店，我再和4S店的人确认款已经转过去了，司健的这个款有转账记录应该没有问题。问：客户一般怎么把车提走？答：有的客户自己去提车，有的是让提车司机去提，在提车之前，客户把提车人信息发给我，我再发给4S店，但司健的这些车我记不清了。问：还有其他要讲的吗？答：我认为这个事与山东鸿发森江公司无关，是我们公司内部的问题，应该起诉我们公司，这事情在我们公司也不只司健一个人，其他人起诉我们公司也胜诉了。”该一审法院（2019）鲁0103民初4467号一案，原告为司健，被告为鸿发森江公司，司健的诉讼请求为，请求鸿发森江公司返还不当得利36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司健的诉求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有关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并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鲁0103民初4467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司健的起诉，后司健依法提起上诉，现二审尚未审结。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2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任培诉讼情况说明，载明：“我院于2019年1月10日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任培后，公安机关于2019年3月8日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移送审查起诉，现该案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仍在审查起诉阶段。”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解石超与鸿发森江公司、乐程公司、长泰公司及任培相互之间分别系何法律关系，应由哪一方负返还解石超涉案款项的义务。解石超主张其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本应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0103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解石超尊重该判决的认定，据此能够认定鸿发森江公司在至今未交付涉案车辆的情况下，仍然占有涉案款项，已构成不当得利，要求鸿发森江公司返还解石超向其支付的涉案款项；解石超主张其与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服务合同关系，由于乐程公司在为解石超居间服务过程中存在明显重大过错，应对鸿发森江公司上述返还解石超涉案款项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解石超主张其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不要求第三人承担责任；解石超主张其不认识任培。鸿发森江公司主张，其与解石超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款项是任培向我公司订购车辆的购车款，我公司已将相应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不构成不当得利，不应承担返还车款的民事责任；解石超与乐程公司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居间服务合同关系；我公司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不存在关系。乐程公司主张其系与解石超签订的销售合同，而非解石超述称的居间合同，该销售合同因解石超未按合同第七条约定签章回传而无效，我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长泰公司主张其与解石超不存在买卖关系，也未收到涉案任何款项，其公司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解石超与乐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虽然解石超提供销售合同，但同时主张该合同名为销售合同实为居间合同，且乐程公司明确主张该销售合同因解石超未按约定签章回传而无效，经审查该销售合同解石超未签字回传给乐程公司，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销售合同不成立。解石超在一审法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主张就涉案736000元款项，其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被一审法院认定，后在本案中主张鸿发森江公司就涉案736000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但其与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即解石超从未明确认可其与乐程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故解石超于2018年9月13日在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民警向其询问时所作的陈述、解石超在一审法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的陈述及在本案中的陈述，均无法认定解石超已自认其与乐程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事发后解石超即到泰安市公安局天平店派出所报案，故解石超在该所民警向其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能够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乐程公司在一审法院（2019）鲁0103民初7306号一案中于2018年9月6日出具的证明明确认可2018年8月8日，解石超通过其公司介绍向鸿发森江公司订购10台飞度车辆；再结合解石超与乐程公司股东及监事姜桂艳通过微信进行联系时的陈述，能够认定就涉案购买10台飞度车辆事宜，解石超与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鸿发森江公司与乐程公司所提抗辩，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解石超与第三人长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解石超主张其与长泰公司之间没有关系，乐程公司主张解石超系与长泰公司签订销售合约书，长泰公司主张未与解石超签订过该销售合约书，其与解石超之间不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经审查解石超提交的乐程公司股东及监事姜桂艳传给解石超的涉及长泰公司的销售合约书，解石超未签字认可，且长泰公司不予认可，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销售合约书不成立。故本案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解石超与长泰公司之间存在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解石超主张其不认识案外人任培，亦未申请追加任培为本案当事人，经审查在本案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解石超与任培之间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亦无法认定任培在本案中的相关行为系代表长泰公司的职务行为，但能够认定就涉案解石超购买10台飞度车辆事宜，乐程公司在居间过程中系委托任培进行办理。关于解石超与鸿发森江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解石超主张就涉案款项736000元鸿发森江公司已构成不当得利，鸿发森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解石超系按照任培的指示向鸿发森江公司打款736000元，鸿发森江公司系按照任培的指示交付车辆；任培在一审法院两次向其询问时明确陈述“如果去鸿发森江公司提车一般需要打款人身份证及转账凭证，其他不大清楚；打款人把打款记录发给我,我再转发给鸿发,让鸿发确认该笔款项是否到账,到账后,我会把打款人或提车人的姓名电话发给鸿发，或者把鸿发的电话发给打款人或提车人，他们再联系，如果是通过乐程公司找我定的车，我会把鸿发森江公司的电话发给乐程公司,乐程公司再进行对接,因为我与打款人没联系，是乐程公司将转账凭证发给我的，提车人是打款人确定的，带着手续提车；有的客户自己去提车，有的是让提车司机去提，在提车之前，客户把提车人信息发给我，我再发给4S店。”鸿发森江公司主张解石超之所以将涉案款项汇入其账户，系受任培的指示所为，这是本案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鸿发森江公司作为正规4S店，就车辆买卖频繁发生且未与任培签订任何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在确定收到解石超转账支付的款项736000元后，应按照一般生活常识和正常逻辑负有通过任培向解石超交付涉案车辆的法律义务；本案中，鸿发森江公司主张在收到任培的购车款（指定解石超打款）后，将包括解石超在内的相应车辆交付给任培指定的提车人，其已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更不构成不当得利，但鸿发森江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向李冬、李增成、鲁斌交付车辆时已收到与所交付车辆分别一一对应的购车款及交付的相应车辆是否包括解石超主张的涉案10台飞度车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任培已指示其公司向李增成交付车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向李冬、李增成、鲁斌交付的车辆系按照任培的指示，由该三人代解石超收取涉案10台飞度车辆，且鸿发森江公司主张的上述交付车辆方式与任培在一审法院向其询问时陈述的车辆交付方式明显不一致，亦未提供解石超作为打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他人代收车辆时提供的解石超作为打款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故鸿发森江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解石超按照任培的指示向其公司打款736000元后，其公司已按照任培的指示向解石超交付涉案10台飞度车辆，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鸿发森江公司所提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法律规定及以上综合分析，能够认定鸿发森江公司在收到解石超转账支付的736000元款项后，至今未向解石超交付涉案10台飞度车辆，已构成不当得利，故解石超要求鸿发森江公司向其返还不当得利款项736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解石超主张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有误，应予调整。解石超与乐程公司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与上述不当得利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解石超要求乐程公司对鸿发森江公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解石超不当得利款项736000元；二、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解石超支付自2018年8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736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解石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40元，财产保全费4340元，均由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鸿发森江公司收到的解石超转账的购车款7360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若构成不当得利，乐程公司是否应当就鸿发森江公司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一方获得利益；（二）另一方因此受到损失；（三）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一方获益没有法律依据。不当得利的类型根据发生原因可以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欠缺给付目的是认定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因素。本案中，解石超主张鸿发森江公司在双方没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收取了其转账的购车款736000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解石超首先是与乐程公司接洽购车事宜，于2018年8月7日签订《济南乐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一份，同日乐程公司收取定金25000元，并要求解石超将车款转账至乐程公司账户或者乐程公司工作人员张晨的个人账户。2018年8月8日，乐程公司姜桂艳通过微信向解石超发送双方当事人为解石超和长泰公司的《销售合约书》一份，并指示解石超将购车款转账至鸿发森江公司账户。虽解石超称该《销售合约书》并非其本人所签，但解石超在签订该《销售合约书》后，按指示向鸿发森江公司转账了购车款，催问乐程公司到货时间，并在2018年8月27日未收到汽车的情况下到长泰公司查看情况。综上可知，解石超向鸿发森江公司转账是根据乐程公司姜桂艳或者长泰公司任培的指示，属于指示给付行为，并非欠缺给付目的之支付。从现有证据来看，不能排除解石超与乐程公司或者长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解石超与乐程公司或者长泰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解石超的给付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应当在解石超与乐程公司或者长泰公司之间予以解决。现解石超基于不当得利直接要求涉案款项的领取人鸿发森江公司返还款项缺乏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进而解石超要求乐程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鸿发森江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103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解石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440元，财产保全费43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40元，均由被上诉人解石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韩 梅审判员 姜 涛审判员 许海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郭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