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6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850027D，住所地在南京市北京西路**。法定代表人：宋勤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洪群，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继敏，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宏伟，男，1974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迎春，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昌杰，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宏伟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中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宏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不顾庭审时双方陈述的事实和证据所反映的事实，推断了多个没有任何依据的错误事实。1.一审法院推断中江公司员工窦某持有格式合同（已盖章）与吴宏伟签订，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矛盾。一审法院庭审中询问中江公司关于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的盖章时间，中江公司陈述是吴宏伟先签字，中江公司后盖章。一审法院询问吴宏伟“窦某为什么没有签字”，吴宏伟回答“她说盖章就好了，当时都没有盖公司的章”。可见，吴宏伟在签署《合作出口协议》时，中江公司并没有盖章，是吴宏伟先签字、中江公司后盖章。而一审法院却推断为窦某以持有格式合同（已盖章）与吴宏伟签订，与庭审事实相悖。另外，一审法院询问“窦某为什么没有签字”，吴宏伟称“窦某说盖章就行了”，表明窦某认可中江公司盖章后该份协议即生效，且吴宏伟亦知晓中江公司认可该份协议的效力。一审法院推断“事后产生纠纷，中江公司对该合同予以追认”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悖。2.中江公司提供的业务经理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完全涵盖了案涉两笔业务，而一审法院却直接认定吴宏伟所称的“想做业务填补（损失）”是针对第一笔业务损失，与事实相悖。谈话录音中，郑勇称“毕竟客户是你带来的，工厂是你找来的，对吧？我们是按照你的指令给工厂付的预付款，什么钱也好，做的服装也好，都是你去看的货……”。前述表述内容是包含案涉第二笔业务的。因为第一笔业务并不存在给工厂预付款，合同约定的是提货时100%付清货款，只有第二笔业务项下合同约定有30%的预付款。另外，在吴宏伟表述确认双方是合作关系，其也想做业务填补亏损后，中江公司经理称“从第一个纰漏，还有宁波纰漏”，其中“宁波纰漏”就是案涉第二笔业务。整个谈话过程均无法得出吴宏伟所述的“想做业务填补（损失）”只是填补第一笔业务的损失，而不包括第二笔业务的损失。相反，谈话内容多次提到了第二笔业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宏伟所称的“想做业务填补（损失）”仅针对第一笔业务系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法院根据《合作出口协议》，推断与国内供应商签订的买卖合同应由吴宏伟负责签订并付款，与《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内容相悖。《合作出口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约定“合作期间，若乙方（吴宏伟）提出甲方（中江公司）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由此可见，国内货物的买卖合同应由中江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签订，如果吴宏伟不能将货款先行支付给中江公司，则需要中江公司代吴宏伟先行垫付资金。相反，如果国内货物的买卖合同是由吴宏伟与国内供应商签订，就不可能存在中江公司先行垫付货款的情况，当吴宏伟无力支付货款时只能向中江公司借款，而非中江公司先行垫付。因此，根据该条约定，应是中江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另外，《合作出口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7项约定“合作期间，在货物按期、按质出运的情况下，甲方（中江公司）应按照购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与有关供货单位进行结算”。可见，只能是中江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否则，《合作出口协议》不可能约定中江公司应按照购货合同约定与有关供货单位进行结算。因此，一审法院前述推断与《合作出口协议》内容相悖。二、一审法院既不认可中江公司主张双方存在基于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的合作关系，也不认可吴宏伟辩称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却杜撰出双方存在一种不同于中江公司主张的新的合作关系。1.中江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吴宏伟在履行《合作出口协议》的主要条款。根据中江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吴宏伟助理石飞飞与中江公司员工王思倩的ＱＱ聊天记录、吴宏伟与中江公司经理郑勇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可以证明《合作出口协议》签订后，案涉两笔业务的国内外供应商均由吴宏伟负责联系、洽谈，合同条款也由吴宏伟与客户商定，中江公司报关及交单的材料均由吴宏伟提供给中江公司。此外，吴宏伟到供货单位催货、对出口货物进行质量检验、在货物装箱单上进行签字等行为均符合《合作出口协议》。2.中江公司与国内外客户签订协议、报关、交单、放单、催款等行为，吴宏伟均认可并授意中江公司进行实际操作，这同样与《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合作代理关系相符。吴宏伟之所以在一审中能够提交出中江公司业务负责人窦某与国内外客户洽谈的相关邮件，就是因为《合作出口协议》中约定中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吴宏伟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出口有关的事务，因此，窦某才需要将所有与案涉两笔业务相关邮件全部抄送给吴宏伟。3.中江公司与吴宏伟不存在除案涉《合作出口协议》之外的任何其他关系，一审法院超出双方诉辩主张，自行杜撰存在新的合作关系，却对双方何时达成新的合作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何、利益怎样分配等内容均未作回应。三、中江公司暂时放弃《合作出口协议》中赋予的部分权利或即便中江公司与吴宏伟未完全按照《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履行，也不能表明双方之间在履行新的无法查明的合同关系。1.一审法院将案涉两笔业务均不纳入《合作出口协议》不能成立且存在矛盾。第一，要求吴宏伟向中江公司提供担保，是中江公司的合同权利。基于对吴宏伟的信任，中江公司也可以暂时放弃要求吴宏伟承担担保责任。第二，根据《合作出口协议》，应由中江公司与国内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第三，中江公司与案外人国内供应商签订了国内供货合同，当其不履行义务时，当然仍应由中江公司与其签订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合作关系，且认定案涉两笔业务与吴宏伟有关，但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却又不作说明。2.在双方履行合同主要条款的情况下，仅因个别条款的履行瑕疵就认定存在双方从未主张新的合同关系，是不当的。商业往来中，部分合同条款的放弃、调整是常态，但并不能得出双方成立与原书面约定完全不相干的新的合作关系。否则，法律条款中将不存在合同违约这样的用语。四、中江公司在案涉第一笔业务操作中不存在任何过错。窦某向客户邮寄提单是吴宏伟授意，且符合信用证的约定。一审法院将吴宏伟在谈话录音中辩解“就不要提前放，提单他都寄给人家了”认定为客观事实，并将过错归结于窦某“放单”是错误的。第一，该录音形成于2019年9月20日，损失已经发生，吴宏伟将损失的发生推脱给窦某是人之常情。第二，将提单直接寄给收货人正是履行信用证的要求。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7项约定：“乙方（吴宏伟）如认为出口合同条款（包括信用证及其出口单据）不符合协议的约定，应当在知道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中江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同意。凡乙方同意的条款，乙方不得由于条款本身缺陷引起的损失向甲方要求赔偿”，中江公司在收到该信用证条款时，因存在风险要求外商将该条删除。该邮件已经抄送给吴宏伟，吴宏伟并无异议。第三，窦某将给收货人寄送提单的邮件，同时抄送给了吴宏伟，如吴宏伟觉得不合适，完全可以提出异议，阻止窦某邮寄提单，但吴宏伟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中江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案涉第一笔业务的损失应由吴宏伟承担。五、案涉第二笔业务属于《合作出口协议》的范围内，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应由吴宏伟承担。一审法院未将第二笔业务纳入《合作出口协议》的观点全部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虽然第二笔业务发生在《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期限之外，但处于协议约定期间之后的一个月内，且双方前面第一笔业务的合作并未结束，双方的合作一直处于持续状态。2.中江公司直接与国内供应商宁波思丽卡尔服饰有限公司（简称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并未突破《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相反，是按照《合作出口协议》约定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3.第二笔业务的供货商思丽卡尔公司由吴宏伟引进，资料也是由吴宏伟提供，吴宏伟在中江公司《出口业务预算表》上签字确认。在合作第二笔业务过程中，吴宏伟到工厂确认货物数量、催货等。4.吴宏伟在与中江公司经理的谈话录音中完全承认第二笔业务是其业务，并对当时没有严格审查思丽卡尔公司的履约能力进行解释。六、双方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吴宏伟已认可由其填补损失。2019年9月20日，中江公司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中，郑勇要求吴宏伟承担业务损失，吴宏伟称“我们合作关系，我也想在做业务在填哎，我也把这个业务带过来了，对不对？”一审法院认为从该录音中能得出吴宏伟的意思是用介绍的业务（利润）去填补，并无自己承担损失的意思表示。中江公司不清楚吴宏伟所称的用自己介绍的业务利润去填补和自己承担损失有什么区别。吴宏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一、关于《合作出口协议》的签章问题。该合同最后一条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约定非常清楚，即必须由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同时对变更和解除也约定必须符合该形式，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这是双方对合同生效的特别约定。中江公司系具有40年营业史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公章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程序，特别是在国有资产监管的大环境下，所有国有企业的用印都应当有记录和审批。截至目前，中江公司仍未提供任何用印审批记录，所以案涉合同并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和中江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程序。同时，该合同左下方所用印是编号为21的合同专用章，是窦某专用的对外签订贸易合同的章，不是代表中江公司的行政或管理类的公章。案涉协议是窦某擅自用印和超范围用印所形成的一份文件，窦某个人的违规或者违法，并不能够当然代表中江公司法人机关的意思或者公司法人机关在产生诉讼纠纷之后再对此前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默许，这是典型的违背诚信的行为。据了解，中江公司因为案涉纠纷在起诉窦某。二、关于中江公司的经理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问题。该次谈话是在中江公司一审提起诉讼之后，吴宏伟没有任何防备。从录音的整个过程和内容来看，反映了整个案件的事实。首先，郑勇在录音里面始终没有提到案涉核心证据即《合作出口协议》，说明其对该协议没有任何认识和印象。其次，郑勇一直强调要求吴宏伟承担案涉两笔业务的损失，但吴宏伟从来就没有认可。虽然吴宏伟说用做其他业务来填，但这实际上是在当时吴宏伟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所作的真实的朴素的表达。也就是说，基于其将业务介绍之后，因为非自己的原因没有做好，但感觉还是有愧，所以才作上述表述，但与赔偿损失并不是同一概念。如果说双方都合意由吴宏伟赔偿损失，则根本不需要用“填”这个字来表达。三、关于第二笔贸易的垫付资金问题。假定《合作出口协议》成立，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的约定，关于国内贸易的垫付资金，需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吴宏伟提出要求中江公司垫付；其次是吴宏伟必须提供该业务项下的信保或者是提供有效的担保；再次是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项的额度和期限。但本案中，吴宏伟根本就没有要求中江公司垫付款项。中江公司垫付款项的依据是其内部的两份预算单，该两份预算单的左上角上面的业务经理是其员工王思倩，后面有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经理、风控经理等签名盖章。吴宏伟当时没有必要在上面签字，只不过为以后这个业务做赢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奖励之类的需要，吴宏伟才签名。此外，从该两份预算单中可以看出，中江公司已经对该两份预算单上的贸易自行投保了中信保，而非按照协议约定要求吴宏伟进行投保或者担保。由此可见，中江公司内部的决策机构，根本就不知道案涉协议的存在。四、关于第一单贸易信用证拒付的问题。首先，中江公司在一审中自认，相关信用证的议付单据由窦某指使报关人员进行套打，包括信用证的议付单据、货物信息单据、货物收据、装箱单等资料，导致与信用证有关的条件不相符合。其次，关于提单的放单问题。窦某与外方的往来邮件可以证实，信用证提单的正本是由窦某邮寄到外方，吴宏伟没有任何决定权。另外，通过中江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吴宏伟承担有关邮寄费用的凭据来看，也可以证明该份提单是窦某邮寄的。吴宏伟在2016年9月份，从未通过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简称顺丰公司）邮寄过任何材料。中江公司在没有确认信用证已经开出且无误的情况下，就把正本提单邮寄给了外方，这是典型的过错。中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宏伟向中江公司支付本金1866300元及利息（1.102万元中20万元自2017年10月11日开始起算，39.16万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起算，13万元自2017年10月18日开始起算，29.84万元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起算，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846300元按年利率8%从2016年8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吴宏伟向中江公司支付业务费用24558.28元（包括：DHL运费20853.29元、顺丰运费3005元、车辆使用费7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6日，中江公司作为甲方，吴宏伟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出口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以其拥有的出口业务渠道和出口产品供货渠道与甲方进行出口业务合作，甲方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报关、检验、运输、保险等工作；合作期限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乙方承诺合作期间出口规模约500万美元；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在乙方的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出口有关事务，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授权范围包括以甲方标准合同格式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制单、报关等手续，负责报关、结汇以及有关文件的申领，按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向乙方分配其应得的收益；乙方按照本协议业务操作有关规定负责对外磋商和成交工作，按照出口合同的有关规定负责出口货物的质量监督和把关工作，督促供货单位按时、按质交货并对有关供货方的质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及时向甲方提供与出口业务有关的文件或单据，负责出口货物的安全收汇并对延迟收汇和不能收汇以及不能按时收汇核销承担全部的责任，负责逾期账款的催收工作并协助办理国外客户的理赔工作，乙方如认为出口合同条款（包括信用证及其出口单据）不符合协议的约定，应当在知道之日起三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同意，凡乙方同意的条款，乙方不得由于条款本身缺陷引起的损失向甲方要求赔偿，乙方按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及时从甲方得到收益；关于业务操作的具体规定，由乙方具体负责出口业务的磋商和成交工作，出口合同的卖方或信用证的受益人是中江公司，由乙方具体负责联系国内供货商，应明确供应商订单中有关质量条款和交货时间等，与国内供货商的订单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合作期间若乙方提出甲方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乙方必须保证该业务项下已投保有效信保或乙方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同时乙方应保证支付甲方垫付款的利息，年利率按8%收取，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额度和期限；合作期间，在货物按期按质出运的情况下，甲方应按购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时与有关供货单位进行结算；乙方应承担有关业务项下产生的费用如结汇费用、国外运费、保险费、内陆费、核销费、邮电费、集港费用、银行利息等；关于结算，甲方在收到国外全额货款以及对应出口退税款后，乙方应扣除甲方业务操作代垫的全部相关费用，及甲方按出口每美元收取人民币0.15元的收益后，甲乙双方进行结算；乙方的收益应于每笔业务结束后结清，并在该笔业务完全操作完成后（如安全结汇、费用清楚、单证票据齐全、退税核销单据按期退回等）10天内进行结算，乙方凭有效发票进行结算；第三人（如乙方确认的境内供货单位、外商、承运人等）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受到损害的，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乙方直接或者授权甲方向第三人追索；甲方因第三人的原因对乙方不履行义务，甲方应当向乙方披露第三人，乙方可以直接行使甲方对第三人的权利（下称介入权），如乙方不行使介入权，则可以授权甲方对第三人追索，但是如果乙方决定对第三人提起仲裁或损失的，应事先向甲方付清仲裁费或诉讼费、律师费及差旅费，并且承诺承担仲裁或诉讼的结果，否则甲方有权拒绝对第三人提起仲裁或诉讼；本协议书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才能生效。变更或解除也必须符合上述形式，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本协议中条款与甲方公司内部规定有冲突，双方需另外协商解决；合同甲方处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没有授权代表签字），乙方处吴宏伟签字。2016年8月4日，中江公司与FULLMERRYLIMITED（富美利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约定富美利有限公司向中江公司购买毛巾、浴巾各10吨，总价为126000美元，付款方式为100%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装运期为信用证开出之日起30日内。2016年8月10日，中江公司与高阳县泽佳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简称泽佳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中江公司向泽佳公司购买毛巾、浴巾各10吨共计846300元，货款结算方式为提货付清100%货款。2016年8月29日，中江公司向泽佳公司付款846300元。2016年9月6日，该批货物装船发货。关于该笔业务，中江公司称吴宏伟带着陈明前来公司，称陈明可以代表富美利有限公司，并预留了陈明签字的空白页文件；中江公司在发单时用该空白页文件进行套打，并将单据邮寄给富美利有限公司，但该公司以中江公司的信用证不符点（富美利有限公司称陈明不能代表该公司）为由拒付126000美元。吴宏伟则称，其只是将富美利有限公司介绍给窦某，该合同的签订及付款其均不知情，也未授权，后期的信用证议付单据其也没有参与。中江公司另称，因该批货物需第三方检验，由吴宏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京虎之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虎之翼公司）盖章；吴宏伟则称是窦某要求其私刻的一枚条形章加盖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中江公司提供的该批货物装箱单，验货处上方备注“数量相符，质量ＯＫ”，陈明签署“ｃｈｅｎｍｉｎｇ”，并加盖了富美利有限公司小型印章；吴宏伟在陈明签名下方签字。吴宏伟称是窦某指示其跟随陈明验货时签字。2017年9月28日，中江公司与外商（JDMUniformsLtd.）签订两份买卖合同，约定由中江公司向其出口男式短裤，出口货值共计50万美元。2017年9月29日，中江公司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中江公司向其购买男式短裤共计1972000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银行承兑汇票180天期限）。合同尾部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授权代表窦某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9日。2017年9月3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货款金额的70%共计1380400元作为货物质量保证和履约保证尾款，只有在国外客户收货并全额付款后，再行支付。2017年10月9日，中江公司与思丽卡尔公司再次签订《购销合同》，向其购买男式短裤，货值1428000元，并约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30%（银行承兑汇票180天期限）。合同尾部中江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授权代表窦某签字，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对应上述合同的两张预算表（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2017年10月11日），尾部有总经理签字、副总经理签字、财务经理签字、质管经理签字，在部门经理签字处窦某签字，吴宏伟在窦某下方签字。中江公司称双方合同期满后没有续签，但是合作继续进行，因该笔业务是吴宏伟的，故要求其签字；吴宏伟则称是中江公司通知其签字，考虑窦某已经签字了，其没仔细看也就签字了。2017年10月11日，中江公司以思丽卡尔公司为收款人，开具一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591600元，2017年10月17日再开具一张金额为4284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02万元，并交付给思丽卡尔公司。后中江公司分别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两份《合同解除协议》，约定思丽卡尔公司应分别在2018年7月30日前退还428400元（其中13万元自2017年10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298400元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在2018年8月15日前归还591600元（其中20万元自2017年10月11日开始计息、391600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计息，直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中江公司另提供了顺丰公司打印的自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客户月结清单共计24张，客户名称为中江公司，列明了速运明细，显示经手人为吴宏伟；另提供一张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2019年1月15日开具给中江公司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15167.85元。吴宏伟称部分清单是受公司安排，另外一部分不知是谁所寄。中江公司提供了2018年7月、9月和2019年3月车辆使用统计表3张，部门为“十部”用车统计公里数和金额，确认一栏有吴宏伟签字，共计700元。吴宏伟称是受公司安排接客户所产生（真实性认可，但不具有关联性）。中江公司提供了公司总经理郑勇与吴宏伟的2017年12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吴宏伟向郑勇发送宁波北仑港仓库照片若干张，以及向其汇报在工厂盯货物质量、十万条裤子全部到仓库的情况。吴宏伟称系受中江公司安排去跟踪货物。中江公司提供了2019年9月20日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随后吴宏伟对录音重新进行了整理，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主要内容为：郑勇：“我们从道理上讲，你来跟我们合作，代理，其实就是代理，借我们平台，那么客户是你带来的对吧，资金我给你垫付一下，然后工厂交了货以后赚了钱，那么我把代理费留下，剩下的钱给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出纰漏，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没讲错吧？”吴宏伟：“就是也没有这份协议呀，我们是说当初谈的，窦某也没有跟我谈，怎么分成，怎么搞。”郑勇：“你要是我员工，那我就是另一种做法了，你现在是跟我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是不是？客户是不是你带来的？”吴宏伟：“哎，是的啊。”郑勇：“当时你要租的三楼，我们还托人帮你租的三楼。”吴宏伟：“不是我租的三楼，是窦某租的三楼，这么大的房间，我当时还纳闷呢，还我租什么三楼。我们是合作关系，我也想在做业务在填呀，我也把这个业务带过来了，对不对。”郑勇称吴宏伟到公司做的第一票，香港叫什么毛巾什么东西，吴宏伟没有正面回答。郑勇：“你也是老业务员，你在别的公司也在做，我也知道外贸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合作关系，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说我要不相信你，客户我要审查对吧？你这工厂我要审查，那可能对你是不相信，这都没有，对吧？你现在出了事，能说是我审查不严吗？你不能这样讲吧……”吴宏伟：“我下礼拜要去自贸区……”郑勇：“关键你选的香港客户，我记得在这个房间是讲广东话的，刚开始我是不同意做的，后来你是说他们可以先把一个空白的这么一拿过来以后怎么样，我才同意做的对吧？好像是一个什么质量这东西，好，最后发过去了，一分钱没拿到。”吴宏伟：“就不要提前放，提单她都寄给人家了。”郑勇：“宁波的一家，他们的事也是你找的，其实我后来了解说宁波那家有好多官司，你怎么找他我就奇怪了。”吴宏伟：“当初查的时候他家就一家官司，一个欠了二十几万的。”郑勇：“……我这个原则上代理商我是不应该垫钱给你的，你和我再三说没有我们问题，我们才可以把预付款付的，否则没有预付款的话，我讲的话你做就做不做拉倒，钱是你的，对不对，我犯得着吗？”吴宏伟：“那我就搬走，礼拜天就过来把样衣……是因为窦某谈判不行，这个东西根本就……”郑勇：“这个你不能怪窦某，不管窦某怎么谈的，客户是你的，你应对他有起码的了解，你对他要相对的了解对不对？”吴宏伟：“最后不都是她来拍板定呀，都她来定啊，提单她根本不能寄呀，我们再熟，就比如我现在和西班牙这个女孩，前面都谈好，提单付款，因为提单在手上货权就在手上，他提不到货，大不了我货再运回来就是……”郑勇：“那这样讲的话，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是你要她寄的有把握才给他寄的。”吴宏伟：“没有，那个我……那我走了。”中江公司另提供石飞飞与中江公司员工王思倩2016年8月4日至9月14日的QQ聊天记录，证明石飞飞受吴宏伟安排负责联系客户。吴宏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一审法院审查，该聊天记录能反映石飞飞代表吴宏伟与王思倩进行业务沟通。吴宏伟提供了中江公司业务经理窦某向富美利有限公司劳总发送的多份电子邮件，时间为2016年8月26日、9月2日、9月22日，主要内容为就信用证问题与富美利有限公司沟通，并要求该公司将签字人员的签字及盖章样章在文件中体现完整，将正本先扫描一份给中江公司，同时邮寄正本；包括后续出现国外银行电提不符点拒付后，窦某向劳总沟通的情况。此外，还有窦某发给陈耀明的邮件，窦某跟陈耀明协商，窦某称“我这周的确与经办业务员做了深入的沟通，让他接受折价方案，由我及经办业务员个人承担损失，以期尽快解决此事，原约定12.6万美元，我同意按八五折，收取10.7万美元，把事情解决在我这个层面上，别上升到集团法务层面上”；还有窦某称“我作为业务经办负责人，希望可以与陈总电话沟通一下，双方可以达成一致基本意见，希望陈总可以接听我的电话”；窦某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尽快将正本提单回寄我司的国际快递单号邮件提供，以便我们业务申报风控部门暂缓此单执行，保留货权，转入我司指定仓库”“如果了解并接受我司的诚意，我司愿意重新交单，得到你司及你司银行认可后，再安排这批货物出运”。吴宏伟提供了中江公司的门禁卡、员工餐卡、名片等，证明其在公司以员工身份工作。吴宏伟另提供了窦某与富美利有限公司、思丽卡尔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证明窦某是这两笔业务的负责人并实际操作业务。中江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中江公司称第一笔业务尚未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损失；第二笔业务因思丽卡尔公司负责人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措施，中江公司也未采取法律手段追索。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中江公司与吴宏伟签订的《合作出口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一般来讲，法人单位合同当事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单位印章均视为法人单位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法人单位出于用印管理及风险控制的需要，在合同中约定必须经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章合同方能生效，该约定符合合同法上述规定。中江公司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其订立的合同采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章方能生效的约定，于法无悖，应当作为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加以拘束，不能以事后产生纠纷，中江公司对该合同予以追认，一审法院即认定该合同系生效合同，否则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讲则无契约公平可言。对该合同效力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的理由还有一点，即案涉两笔交易产生损失后，中江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中，要求吴宏伟承担责任，但整个过程吴宏伟支吾推脱，在此情形下，该负责人自始至终均未提及案涉《合作出口协议》，加之该协议签订具体经办人窦某业已离职，一审法院不能排除该协议系窦某以持有的格式合同（已盖章）与吴宏伟签订，但始终没有中江公司授权代表签字，诚如吴宏伟所抗辩的亦未交付吴宏伟合同原件。二、关于吴宏伟是否系中江公司员工的问题。《合作出口协议》对中江公司和吴宏伟之间关于合作出口事宜约定非常明确，包括各自权利义务、操作规程、结算、涉及第三人事项等，无任何证据显示该协议系为吴宏伟入职中江公司所签；根据2019年9月20日郑勇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显示，吴宏伟在中江公司办公楼租有办公室、有办公楼门禁卡；中江公司提供的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客户月结清单共计24张，客户名称为中江公司，列明了速运明细，显示经手人为吴宏伟。这些证据证明吴宏伟在此期间已经在中江公司办公，至于是为自己的业务办公还是系中江公司的工作人员，吴宏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中江公司有录用吴宏伟为工作人员事实。同时，在录音中，吴宏伟也认可与中江公司系合作关系，故对于吴宏伟辩称系中江公司员工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案涉两笔业务损失是否应由吴宏伟承担的问题。谈话录音中，中江公司业务经理郑勇要求吴宏伟承担业务损失，吴宏伟称“我们合作关系，我也想在做业务在填哎，我也把这个业务带过来了，对不对？”从该录音中可知，吴宏伟对第一笔业务损失的态度是用介绍的业务（利润）去填补，并无自己承担该损失的意思表示，并且录音中，吴宏伟对造成业务损失的责任指出系中江公司错误放单所致。在双方欠缺案涉损失负担约定的情形下，仅凭该录音证据尚不足以推导出应由吴宏伟负担该损失的意思表示。当然，根据该录音所反映的事实，吴宏伟认可双方系合作关系，所以对于案涉业务损失具体负担问题，应由中江公司先行对合同相对方启动追索程序，然后就其追索不能部分，再依据与吴宏伟之间的事实合作关系依据各方过错另行主张，而不能在《合作出口协议》未生效的情况下径行要求吴宏伟依该协议约定全部承担。四、即便认定《合作出口协议》生效，也难以认定案涉损失应由吴宏伟负担。1.关于第一笔业务是否系中江公司与吴宏伟合作的问题。根据中江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吴宏伟有关联事实为：因该批货物需第三方检验，由吴宏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虎之翼公司盖章；吴宏伟则称是窦某要求其私刻的一枚条形章加盖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该批货物装箱单，验货处上方备注“数量相符，质量ＯＫ”，陈明签署“ｃｈｅｎｍｉｎｇ”，并加盖了富美利有限公司小型印章；吴宏伟在陈明签名下方签字。吴宏伟称是窦某指示其跟随陈明验货时签字。根据录音证据，吴宏伟认可与中江公司系合作关系，客户和工厂都是吴宏伟找的；当郑勇反复提到这单业务出了纰漏，需要吴宏伟与中江公司协商共同处理、而不应当不予理睬时，吴宏伟始终没有正面回复，直到提及“提单”时，吴宏伟称“就不要提前放，提单她都寄给人家了”，并在后面称“最后事情都由窦某拍板定，我们再熟，提单也不能寄啊，否则即便收不回货款，但是货权仍在手上，货可以回来”；郑勇称是吴宏伟让窦某邮的提单，吴宏伟予以否认。根据吴宏伟提供的电子邮件证明，提单正本是窦某决定邮寄出去的，后续解决是窦某在联系富美利有限公司。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中江公司与富美利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8月4日，但中江公司与吴宏伟签订的《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为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虽然该合同订立日期为2016年8月16日，但通过上述证据表明，该笔业务是吴宏伟介绍的，录音中郑勇要求吴宏伟对该笔业务的纰漏担责，吴宏伟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一审法院认定在签订《合作出口协议》时双方均已认可将这笔业务纳入协议期限。2.关于第一笔业务损失是否应由吴宏伟承担的问题。《合作出口协议》实质上是吴宏伟借用中江公司的外贸出口资质从事出口贸易，中江公司收取每美元出口标的0.15元人民币的代理费用；中江公司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报关、检验、运输、收汇、核销等工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第4项明确约定如果吴宏伟提出由中江公司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吴宏伟必须保证该业务项下已投保有效信保或者吴宏伟提供有效担保，同时吴宏伟应支付垫款利息，按年利率8%收取，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额度和期限。根据上述约定可知，中江公司与吴宏伟在协议中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前提是：中江公司负责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没有提及国内货物买卖合同签订，综合合同中对吴宏伟一方的义务约定，国内货物的买卖合同应由吴宏伟负责签订并付款，中江公司在不实际出资的情况下，自然可把控风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江公司却直接与国内供应商签订合同并进行了全额垫资，且未按合同约定要求吴宏伟提供有效信保或担保，也未另行签订合同；郑勇在录音中称是基于对吴宏伟的信任没有叫吴宏伟押东西。对此，中江公司称吴宏伟没有提供担保系违约行为，不应因此而加重守约方的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现中江公司没有提交双方协商变更合同内容的证据，应推定《合作出口协议》未变更。该笔交易过程中，虽然可以认定该笔业务是吴宏伟介绍联系的，但是吴宏伟没有进行出资，也未要求中江公司垫资，并且该笔业务负责人是中江公司的窦某，包括最为关键的“放单”行为也是中江公司操作的，由此则可见双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进而在判定风险负担的时候就很难再依据双方合同确定。因为如果按照合同约定，中江公司不出资，吴宏伟进行出资，即便出现外商拒付的情形，也是由吴宏伟直接向外商追索。但是，中江公司实际进行了出资，又未与吴宏伟签订任何书面协议，进而导致既难认定该笔业务实质上还是否算作吴宏伟的在《合作出口协议》范围内的业务，也难依据该协议厘清责任。实际操作中，在外商拒付的情况，也是由中江公司的窦某出面协调的。所以一审法院认为中江公司主张该笔业务损失由吴宏伟负担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应由中江公司直接向第三方追索。3.关于第二笔业务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江公司主张该笔业务损失由吴宏伟承担仍然依据不足，理由如下：第一，《合作出口协议》的期限是2016年8月至2017年8月，但是第二笔业务，中江公司与外商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28日、与国内供应商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9月29日，时间已经在上述合同期限外。第二，中江公司突破了《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直接与国内供应商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从实质上难以认定该笔业务就是吴宏伟的业务。中江公司为此提交了对应该合同的两张预算表（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2017年10月11日），尾部有总经理签字、副总经理签字、财务经理签字、质管经理签字，在部门经理签字处窦某签字，吴宏伟在窦某下方签字，以及吴宏伟去工厂跟踪货物的微信聊天记录，但该两份证据可以证明吴宏伟跟这笔业务有关联，能否认定就是吴宏伟自己的业务以及进而能否纳入《合作出口协议》，尚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证明。第三，中江公司直接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思丽卡尔公司交货不能的情况下，仍是由中江公司与其签订了《合同解除协议》，而不是像《合作出口协议》第五条约定的“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乙方（吴宏伟）受到损害的，甲方（中江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乙方直接或者授权甲方向第三人追索”能够置身风险之外，所以在中江公司未按《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履行，又未得到吴宏伟认可的情况下，出现风险却主张严格按照《合作出口协议》要求吴宏伟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中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中江公司负担。中江公司二审中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6年9月19日吴宏伟发给窦某的电子邮件，拟证明中江公司作为吴宏伟的代理人，在代理吴宏伟的业务过程中，相关重要信息均及时汇报给吴宏伟，吴宏伟对中江公司的代理行为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2.2016年12月15日吴宏伟向案涉第一笔业务的外商联系人陈耀明催促付款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吴宏伟对案涉第一笔业务的交单情况、信用证内容均非常清楚，吴宏伟急切催促外商尽快付款，表明该业务能否及时收汇与其利益相关，吴宏伟即为该笔业务的受益人以及责任承担人。3.2016年12月30日陈耀明发给窦某、吴宏伟的电子邮件，拟证明外商收到的货物质量与之前与吴宏伟所确认的质量完全不符。因此，外商不愿意付款，相关责任应由吴宏伟承担。4.证人窦某证言，窦某二审到庭陈述：（1）当时吴宏伟刚来开展业务时，按照公司要求签订一份《合作出口协议》，故窦某将该协议给吴宏伟签字，再走公司流程盖章。（2）中江公司与吴宏伟合作时，吴宏伟负责将国内工厂、国外买家联系好、价格定好，并将商品属性、交付时间、付款方式等提供给中江公司，中江公司按照业务流程进行商务操作，如签订合同、付款等。（3）第一次做毛巾业务签订合同时，中江公司要求吴宏伟提供担保，吴宏伟后来提供房产证复印件，但此后业务拖下来，担保的事就没有执行完毕。（4）窦某发邮件催款是因为货出去后款收不到，吴宏伟也知道，出了事要处理，所以发邮件协商时都要先与吴宏伟沟通，所有邮件都抄送给吴宏伟。（5）关于第一笔业务的提单，是由中江公司寄的，过后就将邮寄时间及快递单号告知吴宏伟。（6）第一笔业务的外商最初是以单上有各种瑕疵为由不愿意付款，之后称货物质量有问题，与当初的样品相差很多，但当时工厂拿货寄样等不是中江公司操作，而是吴宏伟。（7）关于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的合同，思丽卡尔公司老板是吴宏伟带到中江公司来谈的，产品、价格均由其谈好，验货也由其负责。（8）关于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解除合同一事，因思丽卡尔公司一直未出货，故中江公司要求该公司退回款项，且也通过电话与吴宏伟说过。上述证言，拟证明双方均按照《合作出口协议》履行，案涉两笔业务均是吴宏伟的业务，中江公司只是进行商务上的操作，中江公司因代理所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应该由吴宏伟承担。吴宏伟质证意见：1.中江公司提交的证据非二审新的证据。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3.对于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能反映出吴宏伟的内容仅“收到，我会与老陈沟通”这句话，看不出吴宏伟对交易的决策或者介入的程度，仅能表明吴宏伟当初予以配合的态度，与责任无关。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窦某与外方沟通，故对前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4.关于证人证言：首先，对证人的身份存疑。其次，证人关于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的盖章是否需要走流程陈述不一。再次，证人是业务经理，应与吴宏伟平级，居然由证人代表中江公司安排签章，不符合情理。因此，该份协议没有经过中江公司授权，无人签字，不具备生效条件。最后，证人认可议付单据系套打，也认可系中江公司安排邮寄正本提单，认可两张预算表上的签名，认可案涉所有内贸外贸合同中其本人的签名，表明上述业务均经过中江公司的内部流程，而不是经过吴宏伟的授权。因此，证人证言不应采信。本院认证意见：1.因吴宏伟对中江公司提交的证据1-3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与事实，真实性可予确认。3.关于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事实综合分析认定。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江公司所持异议除其上诉状所载内容之外，还对以下事实持有异议：1.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一段中“中江公司称吴宏伟带着陈明前来公司，称陈明可以代表富美利有限公司”，应该是“吴宏伟称陈明可以代表富美利有限公司”。2.该段中“中江公司在发单时用该空白文件进行套打，并将单据邮寄给富美利有限公司”，实际是单据邮寄给银行，而非富美利有限公司。3.该段中“中江公司另称，因该笔货物需要第三方检验，是吴宏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虎之翼公司盖章的”，遗漏一审笔录中中江公司陈述的“该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第三方检验证明资质……国外客户不付款可能也存在此方面的原因。”4.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二段关于石飞飞与中江公司王思倩的ＱＱ聊天记录内容，遗漏双方对业务的沟通过程。5.第10页第三段第一句“吴宏伟提供了中江公司业务经理窦某向富美利有限公司劳总发了多份邮件”，实际上窦某同时向吴宏伟抄送了上述邮件。6.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三段最后一句，遗漏一审笔录中中江公司陈述的“即使要追回也要吴宏伟有相关授权后，相关的费用由吴宏伟承担”的内容。对其他的事实，其不持异议。对中江公司所持异议，经查，中江公司所称的遗漏或主体记载错误均成立，应予确认。吴宏伟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持有异议如下：1.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十行中关于两张预算表，遗漏了预算表左上角载明的业务经理王思倩。表明没有吴宏伟的签字，说明中江公司并未把吴宏伟当成合作方对待。2.遗漏了两张预算表注明的信保费的预算及规定，说明中江公司未要求吴宏伟按《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提供信保或担保。3.石飞飞与吴宏伟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也没有隶属关系，石飞飞不能代表吴宏伟，一审对此认定错误。其对中江公司的异议回复如下：1.三张空白文件是窦某要求陈明签字留下的，陈明有富美利有限公司的授权书，该授权书还在中江公司处。2.虎之翼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是吴宏伟，该公司正常的章是圆章，但是窦某要求虎之翼公司盖了一枚方章，而且该方章一直在窦某处，窦某怎么使用吴宏伟不知道。3.中江公司称国外客户开证行信息均由吴宏伟提供、中江公司报关单也由吴宏伟确认，均与事实不符。在实际履行中，吴宏伟没有任何决策权，对外贸易流程均由窦某负责，并经过中江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最终决定，与吴宏伟是否确认或者吴宏伟事先是否知晓均没有任何关联。4.窦某将相关邮件抄送给吴宏伟，是因为吴宏伟、王思倩、石飞飞统一接受窦某的行政领导，窦某当时的职务是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所以其抄送给吴宏伟非常正常。且是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抄送，并不是征求吴宏伟的意见或者取得吴宏伟的授权。对其他的事实，吴宏伟不持异议。对吴宏伟所称遗漏的事实，中江公司一审提交的两张预算表上确有记载，应予确认。对于石飞飞是否是吴宏伟的助理问题，综合两人的聊天记录，可以认定石飞飞是在代表吴宏伟处理相关业务，故一审法院认定石飞飞系吴宏伟的助理，并无不当。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中江公司二审陈述：1.因为第二笔业务中江公司在与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后，支付了预付款，思丽卡尔公司并没有发货，信用保险还没有到投的时候，所以不存在吴宏伟所称的中江公司自行投信用保险的事实。2.关于给付提单的问题。确实应该由对方先开出信用证，然后由中江公司按照信用证的要求寄付单据，事实上信用证早已开出，中江公司是按照信用证的要求寄付单据，信用证中要求寄给银行，中江公司就寄给了银行。但是信用证中要求寄付单据中并不包括提单，提单只能直接寄给收货人，由收货人提货。吴宏伟带着香港的一个客户陈明，称陈明在单据上签字，国外客户是认可的。所以，中江公司要求陈明在单据上面先行签字，但后来国外客户称陈明不能代表其，导致银行拒付。吴宏伟二审陈述：1.议付单据包括一些货物的信息、承运人的信息，先由卖方寄给外方，由外方审核无误之后，其才能开出信用证。也就是说议付单据是外方开具信用证审核的基础。2.提单是提货的凭证，与议付单据不是一个概念。提单应当在信用证开出、审核无误之后，卖方的银行已经收到信用证的承诺之后，卖方才能放货权即放提单。3.根据中江公司一审代理人的自认，中江公司在载有印章和签字的空白纸上打印上相关的文字，然后将其作为议付单据寄到银行，这才导致银行拒付。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9月11日，吴宏伟向窦某发送邮件，提供了宁波客户的相关信息（附件记载了外商的名称ＪＤＭＵｎｉｆｏｒｍｓＬｔｄ.、地址等信息），并申请信保。中江公司一审提交的其员工王思倩与石飞飞的QQ聊天记录显示，石飞飞将外商的名称（FULLMERRYLIMITED）、地址及开证行信息发给了王思倩，并提供了与国内供应商的购销合同电子版本；石飞飞称“老吴在谈内合同的内容”，王思倩要求石飞飞与陈确认好报关流程，石飞飞称“老吴和客户陈商量去了”；石飞飞还向王思倩提供了泽佳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吴宏伟要求向中江公司投信保。2016年8月26日，王思倩指出信用证条款不合理，建议修改，后石飞飞于2016年9月5日将修改后的信用证条款发给王思倩。2016年9月2日，王思倩称“毛巾这票货已经放行，尚未装船，预计出运日为下周……”另查明：2016年12月30日，第一笔业务的外商联系人陈耀明发邮件给窦某、吴宏伟，称其公司收到的货物经检测，是50%棉，其余都是涤纶，且之前已将全棉的样品寄给吴宏伟，并指责窦某、吴宏伟欺上瞒下。中江公司一审提交的24张顺丰公司客户月结清单总计应付金额为3005元。上述事实，有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客户月结清单等在卷为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案涉《合作出口协议》是否生效；2.如该协议生效，中江公司和吴宏伟之间是否存在案涉两笔业务的出口代理关系；3.如存在，中江公司要求吴宏伟支付款项及利息、业务费用应否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约定“本协议书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才能生效。”《合作出口协议》盖有中江公司合同专用章，虽无中江公司授权代表签字，但足以表明该协议系中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通过双方的履行行为及诉讼行为，均可以印证中江公司认可该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吴宏伟作为合同相对方亦在协议上签字，表明其认可该协议的效力。现吴宏伟仅以中江公司无授权代表签字，否认该协议已经生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吴宏伟另称该协议的盖章未经过中江公司内部流程，且所盖印章系窦某私用而非公司公章，均无相关证据证明，不足以否定中江公司对《合作出口协议》效力的认可。中江公司与上下游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及窦某向相关交易对象发送邮件等行为，与双方之间委托代理出口合同关系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系在履行双方《合作出口协议》。一审判决认为系中江公司在产生纠纷后对案涉《合作出口协议》进行追认，中江公司在与吴宏伟的谈话录音中未提及该协议，进而认为如果认定该协议生效则无契约公平，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中江公司主张案涉两笔业务均属《合作出口协议》项下，吴宏伟抗辩其仅系介绍，不属于双方合作业务，双方应就各自主张、抗辩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经全面客观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中江公司的前述主张成立，吴宏伟的抗辩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因本判决上文已经认定中江公司与吴宏伟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出口合同关系，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的如居间或劳动合同关系等，故本院有合理的理由认定案涉两笔业务当属于双方业务合作关系范畴之内。2.根据中江公司提交的证据，不管是第一笔还是第二笔业务，吴宏伟均深度参与，足以认定《合作出口协议》得到了双方履行。比如，针对第一笔业务，中江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吴宏伟助理石飞飞与中江公司员工王思倩的ＱＱ聊天记录、吴宏伟与中江公司业务经理郑勇的微信聊天记录、吴宏伟签字的相关材料等，可以证明《合作出口协议》签订期间，第一笔业务的外商及国内供应商、信用证信息、相关银行账号、报关要求等均由吴宏伟与外商商议后提供，与国内供应商之间的《购销合同》条款也由吴宏伟与客户商定，中江公司报关及交单的材料均由吴宏伟提供给中江公司；中江公司与上下游客户签订合同，并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吴宏伟均全程参与；吴宏伟对出口货物进行质量检验、在货物装箱单上进行签字等。上述情况均符合《合作出口协议》的约定及委托代理出口的实务操作，故一审判决认定第一笔业务属于双方合作范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第二笔业务，吴宏伟一审提交的邮件显示，其于2017年9月11日向窦某发送邮件告知宁波客户的外商信息；吴宏伟与中江公司业务经理郑勇2017年1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其于当日到思丽卡尔公司确认货物数量、催货，吴宏伟在中江公司《出口业务预算表》上签字确认；吴宏伟在与郑勇的谈话录音中对未能充分审查第二笔业务对象的履约能力进行辩解等。中江公司直接与国内供应商思丽卡尔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并没有突破《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相反，是按照《合作出口协议》约定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支付货款。一审判决以合同签订时间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合作期限之外等为由，认为第二笔业务非双方合作范畴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行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合作出口协议》主要内容是，吴宏伟授权中江公司办理与出口有关的事务，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故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利息。《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甲方以自己的名义在乙方的授权范围内办理与出口有关事务，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授权范围包括以甲方标准合同格式签订和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办理与货物出口有关的报关、检验、运输、保险等工作……；关于业务操作的具体规定，由乙方具体负责出口业务的磋商和成交工作，出口合同的卖方或信用证的受益人是中江公司，由乙方具体负责联系国内供货商，应明确供应商订单中有关质量条款和交货时间等，与国内供货商的订单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合作期间若乙方提出甲方先行垫付部分资金，则乙方必须保证该业务项下已投保有效信保或乙方必须提供有效担保，同时乙方应保证支付甲方垫付款的利息，年利率按8%收取，双方另行约定垫付款额度和期限。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可以看出，对于中江公司为吴宏伟垫付或预付的货款，吴宏伟具有返还的法定及合同义务。此外，前述条款中约定的担保事项，仅是对于中江公司垫付货款后实现权利的方式进行保障，吴宏伟虽最终未向中江公司提供有效担保，但不能据此否认中江公司为吴宏伟垫付货款的事实，亦不能否认中江公司具有要求吴宏伟返还垫付货款的权利。至于第一笔业务未能收回货款及第二笔业务国内厂家收款未出货导致吴宏伟的损失问题，吴宏伟、中江公司可依照双方约定商议另行向第三方追偿，并根据法律及双方约定厘清双方内部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应由中江公司直接向外方追索，欠缺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综上，对于中江公司主张吴宏伟向其支付垫付的货款本金合计1866300元（846300元+102万元）应予支持。关于中江公司主张的两部分货款本金的利息，其一，中江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向国内厂商泽佳公司支付货款846300元，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乙方应保证支付甲方垫付款的利息，年利率按8%收取”的内容，中江公司主张吴宏伟自2016年8月30日开始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其二，中江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向思丽卡尔公司开具金额为591600元的承兑汇票一张，于2017年10月17日开具金额为428400元的承兑汇票一张，合计金额102万元。中江公司主张该部分货款本金的利息支付标准及起算时间的依据是其与思丽卡尔公司达成的两份《合同解除协议》，但该协议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10%高于案涉《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标准8%，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宏伟与中江公司就利息的变更达成一致，故该部分货款本金的利息仍应以《合作出口协议》约定的标准为准。关于利息起算时间，因中江公司向思丽卡尔公司开具的两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8年4月10日、4月17日，故利息应从该日起算。关于中江公司主张的业务费用，吴宏伟一审中对于中江公司提交的顺丰公司客户月结清单、GHL运输发票、车辆使用统计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仅认为部分发生的费用不应由其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其一，顺丰公司客户月结清单、GHL结算单及运输发票系第三方出具，其中客户月结清单记载经手人为吴宏伟的明细合计金额为3005元，GHL结算单共计20853.29元，吴宏伟虽对关联性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交证据推翻该明细清单。其二，车辆使用统计表载有吴宏伟签字，金额合计700元。中江公司主张，吴宏伟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以中江公司名义寄收邮件、使用车辆，具有合理性，在无相反证据推翻该事实时，本院对于中江公司主张的前述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合作出口协议》约定，吴宏伟应承担有关业务项下产生的费用如结汇费用、国外运费、保险费、内陆费、核销费、邮电费、集港费用、银行利息等，故中江公司主张吴宏伟应承担上述业务费用合计24558.29元的诉请，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吴宏伟仅以部分费用发生时间不在双方合作期限内，辩称无需承担相应费用，于法无据。综上所述，中江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妥，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1028号民事判决；二、吴宏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本金1866300元及利息（846300元按年利率8%从2016年8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02万元中的591600元自2018年4月10日开始起算，428400元自2018年4月17日开始起算，均按年利率8%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吴宏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费用24558.29元；四、驳回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吴宏伟负担24390元，中江公司负担4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880元，由吴宏伟负担24390元，中江公司负担4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毓敏审 判 员 徐岩岩审 判 员 陈宏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彭晓莉书 记 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