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352号原告杨文波，男，1948年10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人，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6号。法定代表人聂宏伟，局长。委托代理人顾超，女，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王琤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邓丽平，女，196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杨文波（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称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邓丽平与本案履行职责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委托代理人顾超、王琤铮，第三人邓丽平（以下称邓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小区业主梅某某、邓丽平夫妇侵占绿地违法建设，经周边近邻6位业主联合举报，于2012年3月立案调查，其后原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不作为乱作为致使案件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执行程序仍停滞不前。“新京报”、”澎湃新闻”先后做过详实报道，原朝阳执法监察局迫于舆论压力终于在2016年9月制发了限拆决定书，其后违法相对人抗拆，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也未按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经原告多次上访和上级机关的多次督促，无果，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不作为不执行，仍以本机关将依法按照程序履职尽责等语言敷衍塞责不见行动，致原告维权手段穷尽，无奈于2018年3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期间，原告收到法院送达的“朝阳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城镇违法建设审批表”等文件，批准强拆日期是2018年11月16日，批文明确责成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为强制拆除责任人，至此原告申请撤诉（见2018京0105行初244号行政裁定书），如今强拆批准已经过去5个月有余，依据228号文件第14条的规定，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应当提前五日在违建现场公告强拆决定书，被告并未执行以上法定程序，至今未制作及下达强拆决定书，也未就执行强制拆除采取任何有效手段和措施，却仍以各种老生常谈的理由及借口企图再次拖延执行强拆命令，原告认为如果违法相对人不配合强拆，且被告执行能力有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被告应向人民法院起诉违法相对人，从行政强拆转为司法强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依法执行朝阳区政府强拆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及规定从速彻底拆除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中海安德鲁斯庄园xxx违法建设建筑实体，不得拖延。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个人账户明细查询》、《个人电子转账凭证》、《证明》，证明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中海安德鲁斯庄园xxx室实际居住并缴纳物业费用，与投诉事项存在利害关系；2、投诉违法建筑的现场照片五张，证明涉案的违法建筑属于砖混结构，与检测鉴定报告中认定的结构不相符，该违法建筑符合拆除条件，不会对主体造成影响，检测报告鉴定的结论不能采信。被告辩称，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为拆除涉案违法建筑做了充分地工作，全面履行了法定职责。而且，本案涉及的违法建设系依托合法房屋进行的加建，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评估，对涉案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可能导致安全隐患。并且，原告的举报事项，并不影响原告正常使用自己的房屋。原告与其要求被告实施强制拆除的诉求，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综上，请求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立案审批表》及相关材料，包括：1、京朝房档查字[2013]052号《关于房屋登记信息的反馈函》；2、《证据材料登记表》；3、规（朝）执函【2013】073号《关于中海安德鲁斯庄园xxx号东北侧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4、京朝房档查字[2014]057号《关于房屋登记信息的反馈函》；5、京朝城管拆通字[2014]550001号《限期拆除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申诉》、《关于xxx室业主申诉情况的回复》，以上证据综合证明，2012年3月5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梅志翔、邓丽平位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xx号房屋扩建部分合法性立案调查。2014年1月27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作出京朝城管拆通字[2014]5500001号《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书已送达。梅某某、邓丽平对于案件认定的违法建设面积不予认可。证据二、2016年7月18日《现场检查笔录》、《证据材料登记表》及相关材料，包括：1、2016年7月18日《现场勘验笔录》；2、规（朝）执函【2016】048号《关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室北侧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3、《责令改正通知书（存根）》及《送达回证》；4、2016年9月13日《现场检查笔录》、《证据材料登记表》；5、京朝房档查字[2016]075号《关于房屋登记信息的反馈函》；6、京朝城管拆决字[2016]55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查询记录；7、京朝城管催字[2017]550001号《催告通知书》、《送达回证》；8、2017年4月1日《现场检查笔录》、《证据照片（图片）登记表》，以上证据综合证明2016年7月18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面积重新作出检查勘验，并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2017年4月1日，经复查邓丽平未拆除涉案违法建设。证据三、朝政复受字[2017]第286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2017年6月20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政府发来的《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原告要求复议机关责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履行法定职责。证据四、CBST-JG-2017-004号《检测鉴定报告》，证明2017年7月5日，中房建（北京）结构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作出《检测鉴定报告》，检验鉴定结论第四条：“鉴于该房屋结构现状的安全性满足国家规范要求，上次改造完成后使用至今已6年时间，基础已稳定，上部结构也使用正常，未见存在明显异常现象，建议保持现状，不再进行二次拆改。如进行拆改，可能造成相连结构构件破损及开裂，明显影响整体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证据五、朝政决字[2017]2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2017年9月12日，朝阳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对本案违法建设的查处职责。证据六、（2018）京0105行初244号《应诉通知书》、《行政起诉状》，证明2018年3月21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人民法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和原告的《行政起诉状》，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依照法定程序报请区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对涉案建筑实施强制拆除。证据七、《强制拆除城镇违法建设审批表》，证明2018年11月12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呈报朝阳区政府责成强制拆除。2018年11月16日，朝阳区政府审批同意责成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该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证据八、（2018）京0105行初24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2019年4月25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裁定允许原告撤回起诉。邓丽平述称,原告涉及恶意举报，被告认定违建是违法的，涉案房屋不是违法建设，是房屋有问题和物业以及开发商协商进行的修建。且对房屋拆除可行性进行鉴定后，如果拆除会对房屋的主体结构将产生影响，被告一直在履行职责，其也在配合履行，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邓丽平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2）朝民初字第04410号《民事判决书》；2、（2013）二中民终字第4764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综合证明民事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已经对面积和是否是违建进行了认定，不影响原告的相邻权；法院对涉案房屋进行了现场勘查，查明的事实和被告的认定面积不一致。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作如下认证：1、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与涉案举报事项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2系涉案违法建设的基本现状，具有真实性，但不具有证明涉案违法建设符合拆除条件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但不具有证明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接到原告举报后进行了全面履行职责的证明效力，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3、邓丽平提交的证据系原告与邓丽平就涉案房屋之间的相邻权纠纷，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5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依群众举报，对梅志翔、邓丽平位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房屋扩建部分合法性进行立案调查。2013年6月27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规（朝）执函【2013】073号《关于中海安德鲁斯庄园x号东北侧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认定位于朝阳区王四营乡高碑店路x号院的中海安德鲁斯庄园xxx号东北侧房屋99.9平方米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1月27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作出京朝城管拆通字[2014]550001号《限期拆除通知书》，并送达违法建设人。梅某某、邓丽平向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提交《申诉》材料，对于通知书认定的违法建设面积不予认可。2016年7月18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面积重新作出检查勘验。2016年8月11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规（朝）执函【2016】048号《关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室北侧房屋规划审批情况的函》，认定位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室北侧的36.19平方米房屋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年8月18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通知书送达邓丽平。2016年9月13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房屋进行复查，邓丽平没有拆除涉案违法建设房屋。2016年9月23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向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出具京朝房档查字[2016]075号《关于房屋登记信息的反馈函》，认定位于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邓丽平。2016年9月28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作出京朝城管拆决字[2016]55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决定书已送达邓丽平。邓丽平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对《限期拆除决定书》提出复议、诉讼。2017年3月30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作出京朝城管催字[2017]550001号《催告通知书》，并送达邓丽平。2017年4月1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进行了复查，查明邓丽平没有拆除涉案违法建设房屋。2017年6月20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朝政复受字[2017]第286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原告要求复议机关责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履行法定职责。2017年7月5日，中房建（北京）结构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作出CBST-JG-2017-004号《检测鉴定报告》，检验鉴定结论第四条：“鉴于该房屋结构现状的安全性满足国家规范要求，上次改造完成后使用至今已6年时间，基础已稳定，上部结构也使用正常，未见存在明显异常现象，建议保持现状，不再进行二次拆改。如进行拆改，可能造成相连结构构件破损及开裂，明显影响整体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2017年9月12日，朝阳区政府作出朝政决字[2017]2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对本案违法建设的查处职责。2018年3月21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行初244号《应诉通知书》和原告的《行政起诉状》，原告要求法院判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依照法定程序报请区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对涉案建筑实施强制拆除。2018年11月12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呈报区政府责成强制拆除。2018年11月16日，朝阳区政府审批同意责成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该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2019年4月25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收到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0105行初24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允许原告撤回起诉。截止原告提起本诉之日，涉案违法建设尚未被强制拆除。另查，2019年7月11日，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本院认为，根据《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十三条规定，被告作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经朝阳区政府责成，具有对涉案违法建设进行强制拆除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朝阳区政府已于2018年11月16日责成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涉案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现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依据《检测鉴定报告》，不予拆除涉案违法建设的理由是否充分。拆除涉案违法建设是原朝阳执法监察局对其自行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且经朝阳区政府责成行为的执行。建筑物的拆除是否对房屋整体的安全性构成影响，是被告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之前即应查实的基本事实。在决定执行阶段，面对违建建设者单方委托提交的《检测鉴定报告》，应全面、审慎、依法进行审查，决定涉案违法建设是否应予拆除。本案中，原朝阳执法监察局未对《检测鉴定报告》进行全面、审慎审查，未对违建建设者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以及鉴定结论形成过程、依据等进行审核；未征求利益相对方的意见，审查是否有重新鉴定的必要。因此，原朝阳执法监察局仅依据《检测鉴定报告》，不予拆除涉案违法建设的行为，明显不当。考虑到涉案违法建设的拆除是否具有可行性仍有行政机关进一步衡量、判断的空间，故应判决被告就涉案违法建设的拆除是否具有可行性进一步履行调查职责，原告要求法院责令被告径行履行拆除涉案违法建设职责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令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号违法建设的拆除事项继续履行调查职责；二、驳回原告杨文波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拆除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路x号院x号楼x号违法建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黄绍波人民陪审员  张宏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李丹丹书 记 员  尤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