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126刑初238号公诉机关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佘国萍，曾用名佘国平，男，汉族，湖南省宁远县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系宁远县商业事务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户籍地宁远县舜陵街道，住所地宁远县文庙街道。因涉嫌赌博罪，于2019年2月1日被宁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2月4日被宁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辩护人佘国满，湖南九子龙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检察院以湘宁检公诉刑诉（2020）1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佘国萍犯赌博罪，于2020年7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欧明春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于养清、许翠姣依法组成合议庭，代理书记员高柔担任庭审记录，于2020年9月10日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云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佘国萍及其辩护人佘国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佘国萍多次组织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在其位于宁远县文庙街道筹坊井18号3楼的家中、宁远县商业事务办老年活动中心及沈立华租用在宁远县老烟草公司的办公室内以打麻将的方式进行赌博，每盘赌博金额几百到一万元不等，每局输赢金额2至5万元。被告人佘国萍在组织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赌博期间每人输赢达数十万元。案发后，被告人佘国萍于2019年2月1日主动到宁远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投案。针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照片，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据此认为，被告人佘国萍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佘国萍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赌博罪的事实无异议，但提出由自己组织赌博只有1至2次。被告人佘国萍的辩护人辩称：起诉书关于被告人佘国萍构成赌博罪的指控，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当宣告其无罪。具体理由如下：一、现有证据材料中关于被告人佘国萍“组织”的讯问或者询问笔录大部分存在诱供、指供情形，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有效依据。在讯问被告人佘国萍、邓敬德及询问证人肖运成、沈立华、黄小玲的全部过程中，关于“组织”一事，一般是直接问：“你们每次打麻将都是由谁组织的？”“你们打麻将赌博是谁组织的？”“你参与打麻将赌博是谁组织的？”等，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侦查人员依法应当先问：是否有人组织？而不能直接设置前提和圈套进行“是谁组织的？”等诱供、指供的违法讯问或询问。二、指控被告人佘国萍实施了聚众赌博行为的证据严重不足。根据法释[2005]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除该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外，其它三种“聚众赌博”的情形，均要求在满足“组织3人以上赌博”的前提下，分别再附加一个“累计”的必备条件，也即，或者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或者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或者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但在“组织3人以上赌博”这一共同必备条件中，并没有“累计”组织3人以上赌博的类似规定。因此，“组织3人以上赌博”，依法应当是指每次被组织参与赌博的人数至少应在3人以上，而不是“累计”3人以上。否则，不能称之为聚众。并且，只有在完全符合这一前提条件后，才能分别累计计算抽头渔利数额、赌资数额以及被组织的参赌人数。而现有的证据，或者如上所述违法，或者无法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每次均组织了3人以上参与赌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被告人佘国萍无相应供述。2、证人肖运成、沈立华在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分别均属于孤证，而且只能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有时喊过他们本人打牌，既不能证实每次都是佘国萍喊的，因为一般是茶余饭后不约而同的活动，有时记不清是谁喊的，有时是其他人喊的，也不能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每次同时喊过他们两人，更不能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每次同时喊过他们与邓敬德3人。3、被告人邓敬德的相关供述同样属于孤证，而且只能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有时喊过他本人打牌，不能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每次同时喊过他与肖运成、沈立华3人打牌。4、证人黄小玲的证言属于孤证，且不真实。因为被告人佘国萍最多只会联系她或她老公邓敬德其中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联系她夫妻二人。5、证人沈立华在侦查人员没有诱供、指供的两次询问中，一次明确证实没有人组织，一次也仅仅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有时打过电话给他本人约打麻将，并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联系的，同样没有证实被告人佘国萍实施了组织行为。6、证人沈立华刚才当庭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没有实施组织赌博的行为。7、生活常识告诉我们，非常固定且具有亲朋好友关系的被告人等四个人打牌，应属茶余饭后且有空的情况下相互邀约的打牌，不存在所谓的“组织者”。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组织”就意味着组织与被组织、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且被组织者一般处于服从、待命的地位或状态，如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组织卖淫罪等犯罪中的“组织”。但是，在本案中，被告人佘国萍与肖运成、沈立华、邓敬德3人之间显然不存在这种“组织与被组织”的关系，打牌纯属自发、主动参与。8、相关证人关于打牌是被告人佘国萍电话联系的证言，因缺乏手机通话记录而不能认定。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佘国萍多次与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等人在被告人佘国萍位于宁远县文庙街道筹坊井18号3楼的家中、宁远县商业事务管理办公室老年活动中心及沈立华租用在宁远县老烟草公司的办公室内以打麻将的方式进行赌博，每盘赌博输赢金额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每次赌博输赢金额几百元至五万余元。在被告人佘国萍与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等人赌博期间，每个人输赢达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其中，被告人佘国萍数次聚集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进行赌博。另查明，被告人佘国萍于2019年2月1日主动到宁远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投案。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书证户籍资料，证实被告人佘国萍案发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应负完全刑事责任。2、宁远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佘国萍于2019年2月1日主动到宁远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投案。3、被告人佘国萍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实被告人佘国萍与肖运成、沈立华、邓敬德等人的银行交易情况。（二）证人证言1、证人邓某某的证言：我和佘国萍在一起赌博打过麻将，之前在佘国萍家的麻将机搜到过东西（疑似出老千的东西），不过后来给佘国萍老婆拿走了，我现在没有证据，只有赌博打麻将的这些人能证实。我们就是讨论大家打麻将输赢了多少，开始是怀疑佘国萍出老千，杀我猪，我肯定心里不舒服，所以我才喊佘国萍写170万的欠条给我。当时是在小沈（沈立华）的办公室，我们打牌的我、佘国萍、小沈、肖运成四个人在。我们谈到佘国萍打麻将赢了我们的钱，我就讲要佘国萍赔给我，佘国萍就讲他没有钱，我就喊佘国萍写了一张170万的欠条给我咯。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开始和余国萍、沈立华、肖运成一起打麻将，我们前后打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我们主要是在余国萍的单位商业事务管理局的办公室、余国萍的家里还有沈立华的办公室，有时也在酒店里打麻将。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每周要打三四次，我老婆黄小玲也偶尔打下。我们四个人刚开始打麻将的时候一般是在余国萍的办公室和他家里，我们是打50元点炮，自摸100元，每个码50元，一般捡6个码还是多少，具体我记不得了，我们打一次麻将输赢在3000元左右，有时输赢上万元。后面我（们）就打得大些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记不得了，我们就一起打100元点炮，自摸200元，每个码100元，捡一个码100元，有时候捡码10多个，具体我记不得了，我们打一次麻将输赢在几万元，有时输赢十多万，我记得我输得最多的一次是输了16万元。我和余国萍、沈立华、肖运成打麻将我一起输了有200多万，余国萍赢了一百多万，沈立华和肖运华（成）的输赢我不清楚，他们两个输赢应该不大。我和余国萍、沈立华、肖运成打麻将都是余国萍通知我去的，沈立华偶尔叫我一两次，肖运成是我们的长辈，从来没有叫我去打麻将。自2017年开始，我们四个人打麻将的时候，不管是在余国萍办公室、余国萍家里还是沈立华办公室打麻将，我记得都是余国萍叫我去的，他一般是打电话叫我去打麻将。余国萍具体哪天喊了我去打麻将我现在记不清了，因为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是我记得2017年开始我们四个人一起打麻将都是余国萍喊我去的，他一般是打电话给我，沈立华就喊了我一两次。我们打麻将的地点都是佘国萍喊我们去打麻将的时候就先告诉我们在那里打麻将了。我不清楚余国萍除了喊我之外是否还喊了肖运成和沈立华去打麻将。有时候余国萍叫我去打麻将，我过去时，肖运成和沈立华就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如果我先到他俩还没到的话，余国萍就会当着我的面催下他俩，叫他俩快点来了，但是余国萍具体哪天催了沈立华、肖运成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佘国萍在我们四个人中有号召力一些，肖运成、沈立华两个人都比较尊重佘国萍的，所以佘国萍才喊得动他们两个人，而且我和肖运成、沈立华私下还开玩笑讲佘国萍是“招生办主任”（意思就是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专门负责召集我们一起打麻将）。我和余国萍、肖运成、沈立华四个人开设（始）打麻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关系比较好，打麻将也比较默契，我们一起打麻将就是为了娱乐一下，我对于输赢也是无所谓。但是到后面我输得太多，我实在抵不起了，余国萍又总赢钱，我才怀疑余国萍出老千到他家里去拆麻将机的。2、证人肖某某的证言：大概是2017年上半年开始（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和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邓敬德老婆一起到佘国萍商业局的办公室打麻将赌博，我们大概在那里赌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期间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在那里参与了赌博。后来就转移到佘国萍的家中开始打麻将赌博了，参与人员就是我和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邓敬德老婆五个人。在佘国平家我们大概赌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每次都是佘国萍一个人赢钱，我和邓敬德、沈立华、邓敬德老婆每次都输钱，我们都怀疑是佘国萍在麻将机上搞了鬼，所以我们这些人就不去佘国萍家里赌博了。大概过了几天，佘国萍又叫我去沈立华租住的老烟草局办公室打麻将赌博，我才知道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邓敬德老婆等人已经转移到那里赌博了，在沈立华办公室大概也赌了三四个月时间，直到后来大家发现麻将机上有作弊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在一起打麻将赌博了。我们打的是宁远麻将，每局赌博之前每人都会准备两万元现金，一般是点炮100元、自摸200元、单王敲300元，双王敲400元，同时带8到16匹码，要是谁赢了中了几匹马就用单次输赢的钱乘以几，当其中一个人将自己手上的现金输完了，我们就会停止。如果输了的人想再赌一局，必须先凑齐2万元现金，我们才会开始赌下一局。每天都会打1到6局的样子。每把输赢大概是几百到一万多的样子，每局输赢大概是两万到四五万的样子。我大概输了几万元，邓敬德大概输了五六十万，沈立华大概输了五六十万，邓敬德老婆和其他人的输赢情况我不清楚，佘国萍大概赢了一百多万元。大概从2017年6月份开始我们几个人打麻将的，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修舜德路，那时候天气很热。我记得在佘国萍单位办公室打了两次左右，在佘国萍家里打了十次左右，在沈立华老烟草局办公室打了有十次左右，大概到了2017年12月底就没有打了，一共加起来打麻将大概有二十几次，我现在记得清楚的就五次到六次。在佘国萍办公室打的次数比较少，大概是两次。一次是在2017年7月上旬（大概是8号左右），当时是下午3点钟左右，佘国萍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单位一楼的那间大办公室去打麻将，我到的时候发现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三个人已经坐在麻将桌旁等到我的。这一场麻将我们约定的规矩是：点炮50元，自摸是100元，带8个至10个码，中一个码是100元。这次麻将牌一直打到晚上11点左右，当时晚饭是叫了外卖送来吃的。打牌结束之后我们四个人算了一下输赢情况：我输了五六千块钱，邓敬德输了一万多，具体数额我晓不得，沈立华也是输了一万左右，佘国萍是赢的，大概赢了两万多元。另外一次打麻将是在这次打麻将结束一个星期之后的晚上8点钟左右，当时也是佘国萍打电话给我对我说：肖麻普（我的外号），打麻将三缺一，你赶紧过来我单位。我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后赶到商务局一楼大办公室，看见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已经到了，这一次和上一次一样的规矩。2017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接到佘国萍的电话喊我去宁远县第一完全小学边他家里去打麻将，我接到电话后二十来分钟就到了他家，当时是三楼，我到的时候发现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已经在麻将桌旁坐到了，当时定的规矩是：点炮50元，自摸是100元，带8个至10个码，中一个码是100元。当天打麻将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我们四个人的输赢情况：第一轮我输完了两万元现金，我又拿出了两万元来打，结果又输了两千元，总共输了有两万两千元左右。那次佘国萍赢了一万多元，邓敬德赢了六千元左右，沈立华赢了六千元左右。那天打麻将之前我还记得佘国萍在自己手机上转账两万元给沈立华，沈立华从身上拿了两万元现金给佘国萍。2017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佘国萍的电话约我到他家里打麻将，我到他家里大概是晚上八点半，当时除我之外还有佘国萍、邓敬德、沈立华三个人。这次的输赢情况：应该是我输了两万多元，邓敬德也输了三万，沈立华也输了两万多，佘国萍赢了八万多元，当时我还通过手机银行转账一万元给佘国萍。一般都是佘国萍打电话给我（叫我打麻将）的，邓敬德也叫过但是比较少，因为我和佘国萍是一个辈分；邓敬德的妹妹嫁给我儿子，邓敬德的辈分比我小，所以一般不会打电话给我讲打麻将，偶尔也打过几次电话给我，有时候佘国萍打了电话给我，邓敬德还要打一次电话给我，显示尊重；沈立华辈分比我小也不会打电话给我叫我打麻将。2017年1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佘国萍打电话约我去沈立华办公室打麻将，当时在场的有：我、沈立华、佘国萍、邓敬德。开局第一轮邓敬德就将台面上的两万元输完了，邓敬德就通过手机转账给沈立华，沈立华拿了两万现金给邓敬德。这场麻将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当时我们算了一下输赢情况：邓敬德是输了两万多元，沈立华输了两万元左右，我输了五千元，佘国萍赢了四万元左右。3、证人沈立华的证言：2017年初我们上海嘉实集团在宁远县有工程，我就回到了宁远搞这个工程。在宁远我就和肖运成、佘国萍还有邓敬德认识了，认识以后就经常在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就经常一起打麻将。一般都是在佘国萍家里和办公室打麻将，后面我搬了办公室购置了麻将机，在我办公室也打过。我们打麻将一般打点炮50-100元，自摸100-200元，单王调150-300元，双王调200-400元，还买马（码）16匹。一般每一次的输赢几千到几万不等。邓敬德在我办公室的麻将桌及佘国萍家的麻将桌里都发现了像摄像头用来出老千的东西，但佘国萍一直都没有承认自己在打麻将过程中出老千，但我认为麻将机里的摄像头肯定是佘国萍装进去用于出老千的，不然后面佘国萍怎么可能会答应赔钱给邓敬德，并写了170万的欠条。肖运成的大儿子肖海涛是我高中同学，读书时我经常到肖海涛家里玩然后就认识了肖运成；邓敬德的妹妹嫁给肖运成的小儿子肖海超，肖运成的女儿嫁给佘国萍的侄儿（外号;波波），因为肖运成、邓敬德、佘国萍三个人之间有亲戚关系，肖运成家里请客吃饭叫了我们，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四个人打麻将总共分三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因为之前打了两次麻将，我总是输，佘国萍叫我打麻将我总是拒绝，2017年7月份之后有一天下午下班后，佘国萍打电话给我说肖运成过来打麻将的，还有邓敬德也在，要我陪一下，我就答应了，毕竟都是熟悉人。到了佘国萍办公室，开始打麻将的时候我就说打小点，我不是很会打，然后我们就定了赌注点炮20元，自摸40元，带16个码。打了几次后，邓敬德、佘国萍提出来打大一点，点炮是50元，自摸是100元，再买8个码，中一个码100元。在佘国萍办公室我和佘国萍、肖运成、邓敬德四个人打麻将大概有7次左右，我输了四万元左右，佘国萍赢了两万多元，肖运成赢了两万多元，邓敬德也是输的。第二个时间段：因为在佘国萍办公室打麻将我岳父知道了，我岳父也在佘国萍单位上班，我就觉得不是很好。2017年7月份下半月，我就提建议换个地方，佘国萍就提出到自己家里打麻将。在佘国萍家里大概打了10来次，赌注是点炮50元，自摸是100元，再买8个码，中一个码100元，我输了5、6万元，邓敬德也是输，总共输了7、8万元，肖运成输赢不大，基本上也是佘国萍赢。第三个时间段：也是2017年7月份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地点搬到了宁远县老烟草局，我公司也有麻将机，2017年9月份我跟他们一起打麻将的时候，我说我公司有麻将机，佘国萍有一次打电话就讲到我公司去打麻将，我说可以。在我公司打麻将，开始是50-100元，16个码，之后又打了100-200元，12个码，大概打了20多次麻将。到我公司办公室打麻将期间有时候偶尔也去佘国萍家里打麻将。在我公司办公室打麻将邓敬德输了有30万元至40万元，我输赢不大，佘国萍是赢的，肖运成赢得少、输得多。我们四个人打麻将直到2017年12月份才没有打，因为佘国萍、邓敬德说出千的事情，我们就再也没有打麻将了。2017年7月份佘国萍叫我打了两次麻将，之后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一般都是佘国萍联系的，我公司当时临时在佘国萍的单位楼下所以方便，他们三个人是怎么联系的我不知道，之后在佘国萍家里打麻将，也是佘国萍打电话给我的。到我在宁远县老烟草局的办公室打麻将基本上都是佘国萍打电话给我的，一般约我打麻将都是说：“晚上有时间没有，一起打麻将”。我就说：“我要公司多煮点饭，你们来”，我们打麻将的人基本上也是确定的，就我、佘国萍、肖运成、邓敬德。有两次邓敬德也打电话给我约我打麻将，也是我们四个人，肖运成没有联系约我打麻将。因为我和肖运成、佘国萍都有钱，邓敬德以前搞工程也赚了些钱，我觉得打这点麻将不算什么，输赢几千或几万我都无所谓。有时我和余国萍、肖运成、邓敬德他们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就有人提议打下麻将，至于是谁提议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有时余国萍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打麻将，我记得邓敬德也打了几次电话叫我去打麻将，肖运成没有喊我打过麻将。余国萍叫我打麻将有好几次，具体有好多次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余国萍叫我打麻将的话我们四个人一般是在他家中或者在我办公室打。有时是余国萍打电话给我，有时是在我租的位于老烟草局的食堂一起吃饭，吃完饭后，余国萍就叫我打麻将，我们就去我办公室打。余国萍喊我去打麻将的时候，他是否又同时喊了肖运成和邓敬德打麻将我不清楚，我印象中他没有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肖运成或者邓敬德叫他们打麻将。除了余国萍喊我打麻将之外，我记得邓敬德也喊了我几次。4、证人黄某某的证言：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邓敬德和佘国萍、肖运成、小沈、郑杰经常在一起打麻将，一般打50、100元的，买8个码的宁远麻将。我记得一般是在佘国萍家里和小沈办公室打。我有时候就去帮邓敬德顶一下脚，换一下手气。我们打麻将一般哪个有时间就哪个召集，佘国平召集的最多，我和邓敬德也召集过大家来赌钱，其他人也召集过，主要就是看哪个想赌钱了。（三）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照片2019年3月6日，宁远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民警先后对位于宁远县文庙街道筹坊井18号3楼被告人佘国萍家和舜陵街道九嶷中路老烟草局4楼401房间进行了勘查。被告人佘国萍家3楼的麻将桌已被搬走；老烟草局4楼401房间的麻将桌已被搬走，在房间的东南侧位置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个长方形灯框，据沈立华指证，该灯框内原来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但已被拆掉。现场勘验制图2张，照相16张。（四）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佘国萍的供述和辩解：大概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和邓敬德，邓敬德老婆黄小玲、沈立华、肖运成、郑杰六个人在我商业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打麻将，后面沈立华岳父和我们说在办公室打麻将影响不好，后面就转移到我家里面去打麻将了，由于我家里楼下面不好停车，我们就转移到沈立华租的办公室（宁远县老烟草公司）去打麻将了，后来邓敬德对我敲诈勒索了，我们就没有打麻将了。在2017的7月份，我们在商业事务管理局的老年活动中心打麻将，当时去打麻将的有邓敬德、邓敬德老婆黄小玲、沈立华、肖运成、还有郑杰和我。一般都是打20元的点炮，自摸就是40元，还可以买6个“飘”。“飘”就是20块钱一个，比如说我“飘”一个的话，我自摸另外三家都要多给我20元，如果谁点我的炮，那就是点炮那个人独多给我20元，如果其他人自摸了，我要多给别人20元钱。2017年的8月份去我家里打麻将的，参与打麻将的人员有邓敬德，邓敬德老婆、沈立华、肖运成、还有郑杰和我。去我家里是打50元点炮。自摸就是100元，还可以买4至6个码，每个码100元钱。“买码”和“飘”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开杆的话“买码”要给钱，“飘”不用给钱。大概打了3至5次，由于我家楼下面不好停车，我们就转移到沈立华的办公室那边打麻将了。到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去沈立华办公室打麻将的，参与人有邓敬德、邓敬德老婆黄小玲、沈立华、肖运成和我。在沈立华办公室是打100元的点炮，自摸200元，每个码100元，最多可以买16个码，我们还打过2万元的庄，就是说每一家拿2万现金放桌面上打，哪一家输完了就暂停，等取了现金来再接着打。在沈立华办公室打了有10次左右。大多数是邓敬德喊起打的，我和肖运成年纪大点，我约他们的次数也很少，具体有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楚了。我们在老年活动中心打了三四次，到我家里打了三到五次，到沈立华办公室打了十多次。一般是邓敬德组织，我没有组织，我只是在三缺一的时候给肖运成打了几次电话喊他来打麻将。我一共输了大概三四十万的样子，邓敬德和沈立华赢了钱，具体赢了好多钱我就没有数了，肖运成也输了钱。郑杰一般不上来打牌，只是在后面“飘”，或者缺人的时候，他帮忙打下。2017年12月份，因为邓敬德对我进行了敲诈勒索，我们就没有一起打麻将赌博了。2017年12月份，因为我怀疑沈立华的麻将机有问题，我就找到沈立华讲了这个事情，沈立华把邓敬德一起叫了到他租的办公室，我们3人将麻将机拆开，发现麻将机里面有个摄像头，之后他们提出来要去我家检查我们打麻将的机子。我和邓敬德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到我家去检查。当天晚上，邓敬德怕我把麻将机搞走，于是喊了四个人把我带到了宾馆，并将我的手机收走了。到了第二天，邓敬德把我带到我家，在我家的四楼，邓敬德在麻将机里也找到了一个摄像头，所以邓敬德怀疑我搞了他的鬼，并以此为由要求我赔他一百万元。我不愿意，邓敬德就威胁我，并喊人跟踪我儿子，砸我前妻家的门。我被邓敬德搞得安不得心，于是就和邓敬德、沈立华3人约到到沈立华的办公室谈赔钱的事，这个时候，邓敬德就要我赔偿二百万元给他了。我局里面的活动中心打麻将基本都是邓敬德与沈立华联系的，他们来了我也不可能拒绝，我就陪着他们打，在我家里打麻将的时候也总是邓敬德打电话给我约我打麻将，沈立华也是邓敬德约的，在沈立华办公室基本上也是邓敬德约我们打麻将的，我年纪大一点，我不可能约沈立华、邓敬德这些晚辈打牌。肖运成打麻将是主动打电话来给我的，肖运成想打麻将也不会讲出来，肖运成就是那种性格总是要我先讲出口，打电话给我问我干什么，我就讲邓敬德他们约打麻将你来不来，肖运成想来但总是口里讲不来，然后邓敬德、沈立华都要打电话给他，他才来的。我们几个打麻将都是邓敬德主动喊我们打的，主要是想赢我们的钱。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佘国萍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宁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佘国萍犯赌博罪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佘国萍系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从重处罚。案发后，被告人佘国萍主动投案，庭审后出具了具结悔过书，承认其曾聚众赌博，并表示认罪服法，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鉴于本案参与赌博的人员固定、人数较少，参赌人员之间系亲友关系，社会影响不大，被告人佘国萍犯罪情节较轻，故本院决定对被告人佘国萍适用免除处罚。对被告人佘国萍的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材料中关于被告人佘国萍‘组织’的讯问或者询问笔录大部分存在诱供、指供情形，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有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侦查机关在对被告人佘国萍及证人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等人的讯问、询问笔录中，虽存在“谁组织”、“是谁叫你去的”、“谁纠集的”等不规范的用词、用语，但这里的“谁”等系泛指而非特指，侦讯机关不存在诱供、指供的情形，故本案中侦查机关的讯问、询问笔录，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辩护人提出“指控被告人佘国萍实施了聚众赌博行为的证据严重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佘国萍对聚众赌博的事实作了供述，证人邓敬德、沈立华、肖运成、黄小玲的证言亦可证实被告人佘国萍聚众赌博的事实，故对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四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佘国萍犯赌博罪，免予刑事处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 判 长  欧明春人民陪审员  于养清人民陪审员  许翠姣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代理书记员  高 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聚众赌博”：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0人以上赴境外赌博，从中收取回扣、介绍费的。第五条实施赌博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一)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二)组织国家工作人员赴境外赌博的;(三)组织未成年人参与赌博，或者开设赌场吸引未成年人参与赌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