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0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民堂（又名管明堂），男，196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仁宝，江苏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加忠，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阜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开前，阜宁县阜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法定代表人：张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飞，阜宁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周飞，男，1954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飞，阜宁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管民堂因与被上诉人黄加忠、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地公司）、原审被告周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12)阜民初字第11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管民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中地公司、周飞共同向黄加忠支付工程款53475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管民堂持有中地公司的项目行政印章，同时持有中地公司授权委托书，并且该委托书经法院和警方多次查实为真实印章，已排除合理怀疑，无任何反证证明该委托书为虚假证据，一审法院未采纳管民堂作为该项目经理人的身份的认定，作出错误裁判。2.对中佳（徐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佳公司）支付7147万元工程款给中地公司，中地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但该笔工程款具体分配或支付给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无任何证据表明，一审法院对该事实没有查清。3.证据部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周飞向警方笔录中陈述，其实际投资达七八千万，私自提走5000万元，自认为是自己的投资款,但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周飞投资的款项包括银行凭证、转账记录，一审法院未经查核，并作出裁判认为周飞提走5000万元是个人投资款，存在证据不足。4.对周飞及管民堂的终止承包协议，一审法院断章取义，没有按证据认定事实，一审审理中中地公司举证了2010年5月4日与中佳公司的结算协议书，周飞辩称已解除施工合同，退出施工现场，该份证据证明周飞已不能代表中地公司行使该项目的签字权。同时，周飞自认在2010年4月22日收购了中佳公司，成为中佳公司的股东。2010年6月2日，周飞私自承诺将中地公司退出后的收尾工程以及一期施工单位福建闽南遗留下来的烂尾楼10万平方米交由管民堂个人以江苏阳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某公司）的名义独立承包，私下向管民堂索取好处费，好处费包括管民堂承包中地公司二标段8万平方米21栋楼当中的7栋楼的分配所得，约200万元，2009年管民堂个人的工资15万元，管民堂个人投入50万元。这些款项作为周飞将中佳公司工程交给管民堂施工的好处费，该三笔款项计265万元，因周飞在2009年11月私自挪用了项目部工程款4700万元未归还，其中包括管民堂以上的265万元，因在书面中不好表述，因此写成双方的债权债务各自承担，此时周飞的身份是中佳公司的股东，本协议与中地公司无关，更与中地公司向各施工人分配工程款无关。5.对周飞转走的4700万元，没有返还到项目部账上，项目部无法正常分配，导致产生一系列诉讼。黄加忠辩称，管民堂的上诉理由请二审法院审查认定。黄加忠补充陈述：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相关诉讼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中地公司、周飞、管民堂、黄加忠四人的法律关系，从一审开庭情况来看，黄加忠就是实际施工人，管民堂对黄加忠来说是发包人，周飞是转包人，中地公司是总承包方。2.本案管民堂实际施工了工程范围、工程量、工程价款是多少，管民堂已经支付多少，还差欠多少，一审法院未查明。3.一审开庭时管民堂与周飞有一份终止协议书，双方言明互不差欠，意思是他们两人之间没有关系了，管民堂和周飞签订的这份终止承包协议书损害了其他实际施工人的权利，应当是无效的。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中地公司辩称，1.管民堂的上诉早已过了上诉期限，管民堂提交的上诉状时间是2017年3月26日，与现在立案审理的期限达到3年多时间，中地公司认为二审法院系违法受理该案件，本案不应该进行审理。2.对管民堂庭审提出的上诉理由，中地公司不认可，也不作答辩意见。3.中地公司从未与黄加忠签订任何施工合同，也未将泉山森林海项目交给黄加忠施工，中地公司在该项目上的施工时间是2008年3月到2010年5月，2010年5月4日退出该项目，同时与中佳公司签署结算协议书，并进行结算退出工程施工，项目部解散。2010年6月2日中地公司该项目负责人周飞与管民堂签署了一份终止协议书，明确该项目的后期工程由管民堂及阳某公司承包施工，管民堂所有的债权债务已经结算并结束。此后，该项目的所有行为都与中地公司无关，中地公司所有的章某、公章也于2010年项目部解散时收回。之后一切的他人行为中地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4.有多起系列案件与本案相同，都被盐城中院驳回上诉，同时陈某案件向江苏省高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院裁定驳回了陈某的再审申请。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飞述称，管民堂没有将周飞列为被上诉人，周飞对管民堂的上诉意见不发表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加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共同向黄加忠支付工程款5347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28日，中地公司作为乙方与中佳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中新泉山森林海项目二期工程第二标段总承包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将中新泉山森林海二期工程发包给乙方承建，建筑面积164443平方米、资金来源自筹、总承包价163234819元。双方还对承包范围、付款方式、质量要求、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08年4月3日，中地公司行文中地综字[2008]12号“关于设立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徐州泉山森林海项目经理部和启用印章的通知”，载明“设立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徐州泉山森林海项目经理部，周飞同志任经理”，并决定启用项目部行政章与财务专用章各一枚。两枚印章此时均完整无缺。2008年7月22日，中地公司作为甲方与周飞作为乙方签订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内部经济责任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承建的徐州中新泉山森林海二期工程发包给乙方，合同第13条明确系“内部承包，是甲方将其承揽的专项工程分派给下属项目经理部的内部经营管理行为”，第15条载明“甲方为该工程的第一责任人，对外承担全部经济法律责任，乙方为该工程的内部实际责任人，对该工程的盈亏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双方还对各自的权利义务、结算方式、违约贵任等作了约定。嗣后，周飞又将所承包工程转包给管民堂，管民堂将森林海二期二标段67#、69#楼又分包给原告黄加忠等人，由黄加忠等人组织人员进行实际施工。2010年5月4日，中地公司作为乙方与中佳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结算协议书一份，决定终止合同，现状退出。约定：乙方负责将全部工程资料整理并转交给后续施工单位，并按照合同及图纸要求，完成的已开工的55#-75#楼21幢楼工作内容，经甲、乙、监理三方现场约定，依照原投标价格计算，已完成工作量为71470000元。结算协议签订后，中地公司撤场，原中地公司设立的项目部也撤销。2010年6月2日，管民堂与周飞签订终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中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徐州泉山森林海二期二标段项目55#-75#8万㎡及由管某2后期已（以）江苏省阳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的二期10万m2项目，经双方友好协议，以后的项目由管某2独立承包，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各自承担对价等于零”。此后，管民堂自认其以后续施工单位阳某公司名义继续承包该工程。黄加忠亦继续施工。案涉工程根据原合同约定应于2010年12月份竣工，但根据工程结束后外挂的指示牌显示竣工时间为2011年6月，该工程现已交付使用。2012年5月10日，管民堂与黄加忠签订了结账清单一份，载明“双方于2008年4月18日在徐州工程分包合同，总包决算已于2010年5月4日完成，结算总价为7147万元（不含政府相关规费），根据总包合同质保二年的要求，现双方依据协议、过程文件对黄加忠承建的67#、69#楼，结算如下：…以上为最终结算，截止结算日实欠黄加忠工程款534750元”、“其中389750元为黄加忠与管某1共有，145000元为黄加忠个人所有”双方未有约定支付时间。结账清单上加盖了边缘破损的原项目部财务专用章，并有周某的签名。后黄加忠向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追要工程款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支付工程欠款5347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另查明，项目部先后使用过两枚财务专用章，第一枚系中地公司设立项目部时转交，下称“小章”，即上述结账清单上加盖的边缘破损的项目部财务专用章。2009年因小章体小字密的原因，银行要求项目部重新刻枚财务章，下称“大章”，大章于2009年11月13日正式启用，小章被项目部原总帐会计周某收藏，于2010年春节后一起带离工地。周某临行前将财务章移交给来接其工作的朱文涛，但移交的是大章。一审法院又查明，管民堂因涉嫌私刻中地公司印章被徐州市铜山区新区派出所立案侦查，曾被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因故搁置。一审庭审中，黄加忠提供了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一份，签署人为黄加忠与管民堂，并加盖了项目部的财务小章，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协议约定：中地长泰建设有限公司徐州泉山森林海项目经理部，将“森林海”二期二标段67#、69#号楼，交由黄加忠等人责任承包、自主经营。双方还对项目施工、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约定。应中地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黄加忠提供的2008年4月18日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第2页落款处财务专用章盖章的形成时间及管民堂、黄加忠签字的时间进行鉴定，结论为“黄加忠”签名时间晚于2008年5月，财务专用章的印迹形成时间晚于2008年6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管民堂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二、管民堂要求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534750元有无法律依据。一、关于管民堂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管民堂在涉案工程中的法律地位为非法转包人，理由如下：（一）管民堂提供了一份中地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旨在证明其为中地公司任命的项目部项目经理，但该委托书遭到中地公司的当庭否认，该公司只认可授权周飞为项目经理。经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中地公司内部档案保存的是任命周飞为项目部经理的行文。结合中地公司与周飞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可以看出，中地公司将森林海二期工程承建后，以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的方式转包给周飞。换言之，与中地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是周飞，而非管民堂。（二）一审庭审中，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均提供了管民堂与周飞于2010年6月2日签订的终止承包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由中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徐州泉山森林海二期二标段项目55#-75#8万㎡及由管民堂后期以阳某公司的名义承包的二期10万㎡项目，经双方友好协议，以后的项目由管民堂独立承包，以前的一切债权各自承担对价等于零”。该份协议反映：1.周飞与管民堂就案涉工程为发包与承包关系；2.自中地公司撤场时，该承包关系终止，且双方关于就已完成的工程款项已结算完毕；3.管民堂以其他公司的名义继续承建后续工程。以上三点从中地公司的陈述、举证以及管民堂在徐州铜山派出所的原始笔录中均得到证实，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二、关于黄加忠要求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534750元有无法律依据问题。（一）中地公司及周飞应否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黄加忠持与管民堂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及结账清单向中地公司主张清单上载明的工程款，应当具备的先决条件是承包合同与结账清单真实合法而且管民堂的结算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然而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情况，理由如下：1.关于承包经营协议该协议的形成过程不合常理，协议形式不合常规，协议内容存在疑点，现有事实和证据尚达不到认定其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标准。退一步讲，即使该协议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亦不能对中地公司产生效力。首先，该份合同落款人签名为“管民堂”、“黄加忠”，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并加盖了边缘已破损的项目部财务小章，但经鉴定，合同上面的“黄加忠”签字晚于2008年5月，印章形成时间要晚于2008年6月。2008年4月18日并没有签订该份合同，对此，签订合同的双方解释不一、相互矛盾；其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应当加盖的是项目部的行政印章，非财务用章，即便使用财务章，该章在当时应是完整无缺的，并未出现边缘破损，直至2009年11月13日后被新的财务大章取代，后此枚财务小章才废弃不用，于2010年春节后被原项目部会计周某带走至今。因此，该份合同是如何形成及实际形成的时间已无从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筑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据此，黄加忠是不具有用工主体的自然人，更不具备承包工程的资质条件，因此其与管民堂签订的协议系无效合同。2.关于结账清单结账清单于2012年5月10日出具，清单上除黄加忠与管民堂的签字外，加盖了边缘破损的财务小章，并由“周某”在“财务会计”一栏签字。综合结账清单的形成时间、印章等疑点，及证人证言等多方因素，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难以认定，与中地公司之间也不具备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如下：(1)如前所述，结账清单上的财务小章已于2009年11月13日被新的财务大章取代，该章在2010年春节后被原会计周某带走，此时结账清单上加盖的应是中地公司使用的有效公章，而非这枚早已废弃不用的财务章，加之2012年5月10日距中地公司退场达两年之久，该枚印章所加盖的与工程相关的文件已不能对中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中地公司于2010年5月4日从森林海承建工程中撤场，与甲方中佳公司签有结算协议。自此，被告管民堂以其它公司的名义继续承建后续工程，其行为与中地公司已没有任何关系，故其此时在结算清单上“负责人”处的签名仅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中地公司，亦不能代表周飞。(3)证人周某于2010年春节后离开项目部，其根本不可能知道在中地公司撤场时，管民堂完成了多少工作或尾欠的工程款数额。因此，结账清单上“周某”的签名并不能成为认定结账清单记载内容真实性的依据和理由。3.关于管民堂的结算行为是否构成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包含四层含义(1)行为人有经营者明确的授权；(2)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3)行为人是否以经营者的名义；(4)行为与职务是否有内在联系，行为的内容是否为工作需要，是否具有为法人谋利的意思。结合本案，首先管民堂的身份系案涉工程的转包人，并没有中地公司的授权，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既不符合常理，也得不到授权方中地公司的认可，加之其涉嫌私刻中地公司的公章，被徐州市铜山派出所立案侦查；其次，2010年5月4日，中地公司从森林海项目中撤场，并与中佳公司结算完毕，自此，管民堂不可能具备构成所谓职务行为的时空标准；第三，管民堂与黄加忠的结算行为并非受中地公司的委派，行使工作之需要。故管民堂辩称其在结账清单上的签名系职务行为的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4.关于管民堂的结算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由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应当以被代理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即被代理人具有一定的过错为前提，以“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且“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为条件。对被代理人授权明确，行为人越权代理的；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内容明显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基于经验法则，行为人的代理行为足以引起相对人合理怀疑的等情形，相对人与行为人所为之民事行为，则不能认定相对人善意无过失。纵观本案，第一，2010年5月4日，中地公司在森林海的承建项目中结算并撤场，对此管民堂是知情的，并且他还以其他公司的名义继续承建后续工程，而黄加忠也继续在该工程中施工，再结合黄加忠和管民堂均举证的结账清单上载明“总包结算已于2010年5月4日完成”的内容来看，黄加忠应该知道中地公司于2010年5月4日从项目中撤场事宜，故其不属于相对善意无过失；第二，2012年5月10日，中地公司撤场，项目部随之撤销，管民堂身份是中地公司撤场后的后续施工单位的实际承包人，其行为已与中地公司无关。即使是管民堂自行举证的《授权委托书》，上面的有效期限也是至“工程竣工期止”。中地公司于2010年5月4日撤场，无论从哪个方面，管民堂均无权于2012年5月10日代表中地公司与黄加忠进行结账。所以，管民堂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无法产生归责于中地公司的法律后果。5.关于周飞是否承担给付义务中地公司于2010年5月4日撤场，项目部也随之撤销。2010年6月2日，管民堂与周飞对工程结算签订了终止承包协议书，约定“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各自承担对价等于零”且黄加忠提供的2012年5月10日结账清单的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存在诸多疑点，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故该结账清单对周飞不产生法律效力。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黄加忠以一份存有重大瑕疵及疑点的合同以及一份对中地公司及周飞不产生法律效力的结账清单为依据，要求中地公司及周飞给付差欠工程款534750元，既缺乏事实支持，也缺乏法律依据。（二）管民堂应否承担付款责任1.管民堂能否成为责任主体问题在整个案涉工程中，管民堂作为“转包人”或“发包人”对与其发生事实上的工程承包关系的实际施工人，都应承担结付工程款的义务，黄加忠作为管民堂的“承包人”，与管民堂有直接的实际施工关系，其向管民堂主张工程款，于法有据。2.管民堂是否应承担给付534750元工程款义务问题虽然管民堂的行为不能产生表见代理的效果，其行为产生的责任也不能由中地公司及周飞负担，但其作为黄加忠的直接发包人，对黄加忠主张的权利和依据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于己方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因此管民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应当基于自认原则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黄加忠主张的534750元工程款的数额不再审查。3.是否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黄加忠与管民堂未有约定支付时间，且无利息约定，故黄加忠主张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针对黄加忠提出中佳公司付款给中地公司，被周飞将其中47000000元转账给案外人鸿建公司，以致诉争的工程款不能支付的意见，中地公司辩称案涉工程系周飞全额垫资，47000000元的所有权人本属于周飞，不存在挪用或私吞公款之说，其转账行为系有权处分。一审法院认为，47000000元的权属及用途，与本案无直接法律关系，本案要处理的是黄加忠向管民堂、周飞、中地公司要求共同支付工程款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故黄加忠该诉称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理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黄加忠提供的主要证据施工合同存在重大疑点，结账清单欠缺真实性，且不具合法性，不足以证明所诉事实，尤其是这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其与中地公司之间准确、真实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加之管民堂的行为既不是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管民堂与周飞已经结算完毕。因此，黄加忠要求中地公司及周飞承担付款责任依据不足，管民堂作为黄加忠承包工程的发包人，对黄加忠主张的工程款数额予以认可，故应向黄加忠承担付款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管民堂（又名管某2）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黄加忠支付差欠的工程款53475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2年9月2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黄加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管民堂承担。在本院二审过程中，管民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照片（该证据为从陈某案件卷宗中调取）、工作证、保险协议、徐州分公司启动资金申请计划、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管民堂代表中地公司与中佳公司及上海金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2010）铜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工资发放表3份，证明管民堂是中地公司派驻涉案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在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部门有注册有备案，受建设行政部门认可，向社会公示。第二组证据，2013年7月30日原中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熊某与周飞的谈话笔录一份，证明2010年4月22日周飞收购了中佳公司，周飞是中佳公司的股东，周飞与管民堂在签订终止承包协议书时不是代表中地公司，而是代表中佳公司。第三组证据，记账凭证和收据、电费凭证，证明周飞将工程款7174万元中的5000万元转走的事实，7174万元就是涉案工程款，这个钱就是应该支付给各原告的工程款，原件保存在陈某案件卷宗中。黄加忠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第二组证据“三性”由法院审查。周飞、中地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照片，因为后期管民堂与周飞结算以后，由管民堂负责项目，自此项目负责人是管民堂，与中地公司和周飞没有关系。对土建项目经理证，仅是中地公司为管民堂办理的土建项目经理培训的材料。对保险费费用真实性无异议，但在中地公司施工时项目经理是周飞。徐州分公司启动资金申请计划表，虽然有管民堂签字，但是不能证明管民堂是项目经理。对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管民堂是项目经理，中地公司项目经理只有周飞。对管民堂代表中地公司与中佳公司及上海金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真实性无异议，管民堂在该协议上签字证明其是实际施工人，不能认定其是项目经理。（2010）铜商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上表明管民堂是中地公司项目经理，但管民堂应该举证公司出具的相关委托手续。对三份工资发放表三性不认可，没有项目部签字盖章。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认可，周飞的谈话笔录可以证实发生业务关系的是周飞和管民堂，与中地公司无关。第三组证据即使是真的，也是周飞和中地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管民堂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管民堂在中地公司施工期间为中地公司项目经理；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周飞在终止协议上签字代表的是中佳公司；第三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管民堂申请证人周某到庭，周某陈述其受中地公司雇佣在现场从事会计工作，黄加忠从中地公司承接相应工程，相应的工程款应当在中地公司从中佳公司已结的7147万元中支付，结账清单剩余的款项是经过对账后作出的。管民堂对上述周某的证人证言质证认为，1.中地公司代理人在本次庭审中声称自2010年5月4日后中地公司即退出并解散项目部，但是有证据证明中地公司没有退出，项目账户仍在使用，政府的竣工备案施工单位仍是中地公司。2.中地公司行文成立了项目部，并刻了项目行政章和财务专用章，书面移交给管民堂、周某使用，中地公司声称收回印章，也应该举证收回印章的证据。3.终止承包协议中周飞将中佳公司的工程交给管民堂，以阳某公司的名义施工，能证明周飞其时是中佳公司的股东，是代表中佳公司与管民堂签订了终止承包协议书，无权处分中地公司项目工程款应支付的债务。黄加忠质证认为，对周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周飞、中地公司质证认为，因周某和另案原告顾文明是翁婿关系，对其证言不认可，但是要说明的是，2012年5月份加盖结算单的印章，周飞、中地公司认为其结算盖章未经中地公司和周飞同意，是擅自伪造相关证据。另外，同样可以证实合同虚假合同，通过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合同是虚假的，后补的。本院认为，周某的证人证言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管民堂、黄加忠均主张管民堂系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其出具的结账清单应由中地公司承担给付责任。但经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中地公司内部档案保存的是任命周飞为项目部经理的书面材料，且从中地公司与周飞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也可以看出，中地公司将案涉工程以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的方式转包给了周飞。管民堂与周飞于2010年6月2日签订的终止承包协议书亦可以证明，周飞与管民堂之间就案涉工程为发包与承包关系，故管民堂在案涉工程中的法律地位为非法转包人，而非项目经理，管民堂向黄加忠出具结账清单的行为不能代表周飞、中地公司。黄加忠的合同相对人是管民堂，其二人之间存在建设工程分包关系。管民堂、黄加忠主张周飞、中地公司应向黄加忠支付工程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2010年5月4日，中地公司与中佳公司签订结算协议书一份，决定终止合同，现状退出案涉项目。双方经结算，已完成工作量为7147万元，后中地公司撤场。2010年6月2日，管民堂与周飞签订终止承包协议书约定，由中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徐州泉山森林海二期二标段项目及由管民堂二期以阳某公司的名义承包的二期项目，经双方友好协议，以后的项目由管民堂独立承包，以前的一切债权各自承担对价等于零。黄加忠主张中地公司案涉项目部账户没有停用，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5月4日以后中地公司仍参与案涉项目施工，中地公司已实际领取7147万元工程款，但该事实并不能作为周飞、中地公司直接向黄加忠承担付款责任的依据。综上所述，管民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50元，由上诉人管民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迎付审判员  孙曙光审判员  郑娟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