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04民初1766号 原告：林开元，男，195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星，台州市路桥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李仙素，男，196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利富，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晓丹，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开元与被告李仙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但是未能达成和解。本案于2020年8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利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开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于2016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7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合作协议》；二、判令故告退还保证金100万元及赔偿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判令被告支付合同违约金50万元；四、判令被告支付设备租赁费75万元；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10日，王永建代表原告等合伙体与被告就宁洱老者寨建材公司矿区合作的基础上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时间、违约责任等。2017年1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合作协议》，约定保证金的数额及交退款的时间、开工时间及条件、设备要求及其租赁违约责任等等。2016年12月10日和20日，王永建代表原告等合伙体依约向被告交付保证金各50万元，共计100万元。之后，被告未按时办齐采矿手续，导致无法开工。被告也没有依约退还保证金及赔偿违约金等。2018年11月间，王永建起诉被告要求退还保证金，但是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王永建已经退出合伙体，主体不适格，遂裁定驳回了王永建的起诉。被告至今仍未履行退还保证金及赔偿违约金等义务，原告无奈，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李仙素答辩称：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其对本案不具有起诉的权利。首先，2016年12月10日，被告与案外人王永建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7年1月10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案外人王永建系代表其与案外人朱友聪、洪道增组成的合伙体所签订。而原告并非是合伙体的组成成员，对合伙体不具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便原告是合伙体的隐名股东，其身份也未得到被告的认可。其次，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合伙体成员王永建的签字，股权转让协议中描述的王永建占35%股份，其中原告占25%股份这一事实也并未征得王永建的认可。合伙体成员朱友聪、洪道增将合伙体的股份转让给原告没有经过王永建的同意。如王永建在合伙体中已没有股份，上述股份转让也没有征得被告的同意。上述股份转让行为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22条之规定，转让行为无效。最后，原告与朱友聪、洪道增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就是将王永建与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补充》项下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原告。王永建与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不仅有王永建或合伙体对被告享有的权利，也有王永建或合伙体要对被告履行的义务，例如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转让《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未取得作为合作协议相对方被告的同意，该转让行为对被告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据此，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二、退一步讲，假如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依法不能成立。首先，被告同意解除2016年12月10日被告与案外人王永建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7年1月10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其次，被告已经将保证金100万元返还给王永建及其他合伙人，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再次，原告主张的合同违约金50万元没有合同依据，《合作协议》第13条约定的违约金针对的是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得将协议复印或交于第三者，否则应当承担50万元违约金。而本案中，被告并未将协议事项泄露给他人，故原告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相反，王永建违反协议约定将协议提交给原告，应承担违约责任。最后，原告主张的设备租赁费75万元并无事实依据。《合作协议补充》第3条约定，以上购置设备款项，乙方先将设备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再由甲方支付，而截至目前，王永建或其合伙体并未将设备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故本案中不存在设备租赁费的说法。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双方对于被告李仙素与案外人宁洱老者寨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洱建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被告李仙素与案外人王永建签订合作协议以及被告李仙素向王永建交付保证金的事实并无争议，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如下：2016年10月12日，被告李仙素与案外人宁洱建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宁洱建材公司负责取得石灰石矿山开采的合法证照，办理开采的相关必备手续，包括采矿区、生产区、进场路的土地征用；被告李仙素提供整套全新的石灰石开采加工生产设备，负责安排开采及加工所需的人员，并组织和管理矿山开采及加工生产；等等。2016年12月10日，案外人王永建与被告李仙素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王永建在被告同宁洱建材公司矿区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合作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王永建以矿区名义购买员工保险，被告与员工之间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工资由被告先前支付，从支付给王永建的加工款中扣除；被告提供矿山有效手续，负责每年销售砂石300万吨，并保证毛石、渣土和黄土的销售；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不得将合同复印或交于第三者，否则即视为违约，违约方将支付违约金50万元整；等等。2017年1月10日，案外人王永建与被告李仙素签订一份补充《合作协议》，约定：王永建向被告交付保证金100万元，签订协议当日交付保证金50万元，余款在2016年12月20日前支付；等王永建将全部机械设备运至被告矿区，被告于次日退还保证款；初定于农历二〇一七年二月初二开工生产，被告必须在正常生产开工前把矿山所有证件办理齐全，并通知王永建；王永建应在接到通知后一个星期内按被告要求将设备准备好，并运至矿山场地；购置设备的款项先由王永建汇入被告指定账户，再由被告支付；如果王永建将设备运至矿山场地10日内不能开工，在场设备按市场租赁价（360挖掘机4万元每月、装载机1万元每月、矿用宽体车1万元每月）、人工工资按实际支出支付给王永建。在农历二〇一七年三月初二还不具备开工条件，被告将100万元保证金退还给王永建；等等。被告李仙素于2016年12月10日和2016年12月20日各向王永建支付保证金50万元。之后，因合同所涉矿区的采矿许可证等权证未能顺利地被办理，原、被告未持续地履行双方间的合同。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林开元、被告李仙素以及案外人王永建、朱友聪、洪道增等人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被告出资占比的事实。被告李仙素虽然对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并不认可，但是对于王永建、朱友聪、洪道增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以及王永建代表合伙体与被告签订合同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依据本院对案外人王永建、朱友聪、洪道增、林正才以及原告本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并结合被告向案外人王永建及洪道增支付的退股款，足以认定案外人王永建、朱友聪、洪道增、林正才、原告以及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被告虽并未认可其已通过购买出资份额的方式成为了合伙体的成员，但是本案中原告及其合伙体成员认可被告占有合伙体20%的份额，对于原告诉请而言，实际也构成了原告方的自认。2.被告李仙素是否已经向合伙体返还了保证金。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其本人的账单详情、其儿子李凌伟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是认为被告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经返还了保证金。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是，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首先，被告儿子李凌伟的交易明细中，每笔交易款项均明确记载了款项用途，从其款项用途的记载习惯来看，李凌伟对账目用途的记载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随意记载的情况，款项金额与款项用途也存在着合理的对应关系。而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虽不能证明设备和人员进场、离场的确切时间，但是原告等合伙人已经为采矿做了相应的前期准备工作，应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向本院指出的几笔款项中，所记载的用途为“宁洱装载机”、“宁洱挖机”、“宁洱工资”、“宁洱柴油”、“宁洱费用”等，结合被告儿子李凌伟对款项用途的备注习惯，以及原告等合伙人实际已经做了一定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事实，应能认定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所载金额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支出，而并非是返还保证金的款项。其次，被告提供的交易记录中，总金额为103万元，实际与被告应返还的保证金金额并不一致。即便存在计算利息的可能，但被告实际只是截取了部分的交易记录，如计算所有的被告向朱京燕、林开元等人支付的款项，并不止103万元，总额有110余万元，而相应的款项用途均类似。被告实际只截取了部分与合伙体有关的交易记录作为其抗辩的证据。再次，被告主张其相应的交易记录系返还保证金也与常理不符。被告提供的交易记录从时间上来看，并无任何的规律性，每次偿还的款项金额并不一致，部分金额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被告辩称其经济紧张，在经济情况允许时就向原告等合伙人返还款项，但是从被告提供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情况来看，被告向原告等人支付款项的间隙，被告还与其他人之间存在频繁的、数额较大的交易往来，余额也较充足。被告的该辩称难以成立。最后，关于被告向王永建支付的“退股款”和向洪道增支付的“股份款”，因原告等合伙人均自认被告已经购得合伙体20%的份额，而相应的款项性质也被记载为股份转让款，且转让金额与合伙体的总出资额能够基本对应，故该两笔款项应为股份转让相关款项。综上，本院对被告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被告尚未证明其已经向合伙体返还了保证金。 本院认为，原告林开元系合伙体的成员已经得到了王永建、洪道增、朱友聪、林正才的认可，并且被告于2018年3月31日通过其儿子李凌伟的银行账号向原告林开元支付了“宁洱工资”36000元，故原告的合伙成员身份应能得到认定。本案中，《合作协议》和《补充合作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是案外人王永建与被告，但是王永建系代表合伙体与被告李仙素签订的该两份合同，对此，原、被告均无异议。王永建代表合伙体与被告签订合同系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即全体的合伙人。合同签订后，被告李仙素通过购买合伙份额的方式成为了合伙成员，故涉案两份合作协议转变为合伙人与合伙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在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合伙人可以与合伙体之间进行交易。在本案起诉之前，除被告之外的其他合伙人均将份额转让给了本案原告林开元，该份额转让系合伙成员内部的转让，只需通知被告即可，故原告依法可以取得合伙体中除被告之外的所有份额，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王永建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合作协议的性质，本院认为，被告李仙素在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开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两份合作协议无效。原告主张解除合同应建立在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之上，合同无效自然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保证金，本院应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其已经返还了保证金，但是被告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通过购买合伙份额的方式成为了合伙体中的一员，按原告等合伙人的自认，被告应占有20%的份额，故原告等人向被告交付的100万元保证金中，被告实际也有相对应的份额，仅需返还原告80万元。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被告应在收到款项后及时返还原告，现原告主张自2017年2月27日起计算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合同无效后，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和租赁费计算条款亦应无效，但是原告如能证明被告存有过错，导致原告产生损失的，亦可要求被告赔偿相应的损失。但是，本案中，原告并未证明被告存在过错以及因其过错给两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和租赁费75万元，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其实，即便合作协议均为有效，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和租赁费75万元，也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仙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林开元保证金800000元，并赔偿自2017年2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和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林开元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20元，依法减半收取13010元，由原告林开元负担8020元，由被告李仙素负担49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王**评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书记员  夏雪丽 附件：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和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