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1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西谷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0716399366。 法定代表人：赵品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财强，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开庆，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从中，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现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海燕，女，198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洪佃节，男，1986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彬彬，男，199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经济开发区嘉兴南路东侧荣亿路北侧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25629341474。 法定代表人：洪佃节，执行董事。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从中，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沭阳县，现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 上诉人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从中、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阳纤维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于2020年5月9日进行了庭审询问，因当事人提供新证据，于2020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恺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品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开庆、魏从中本人并作为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中阳纤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恺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魏从中、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中阳纤维公司共同返还恺得公司原料款905180.94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判错误地将2015年恺得公司委托加工的库存产品认定为2016年10月30日后加工，导致认定原料使用数量时与实际不符。恺得公司与中阳纤维公司于2015年、2016年两次签订加工协议书。在2016年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书时，恺得公司2015年委托加工的产品尚有部分存放在中阳纤维公司仓库。对于该部分库存产品，中阳纤维公司在2016年10月30日后，陆续向恺得公司发货，相应的发货记录，并没有与2016年委托加工的产品发货信息作出区分。但是，从恺得公司一审提供的证据中可以对2015年、2016年委托加工的产品作出区别。首先，在中阳纤维公司的厂长王献业与恺得公司在2017年1月10日的账单往来明细中，明确记载了ＺＹ21203、ＺＹ21205等是属于旧批号，对于这些旧批号产品，在2016年10月29日前均有在加工、销售。新批号产品只有编号为×××06、ＺＹ21208两种。在该份往来明细中，同时也记载了恺得公司在2016年10月29日前购买锦纶、氨纶的情况，这些内容，能够充分说明，2015年的委托加工过程中，恺得公司也是有交付原材料给中阳纤维公司用于加工，也能证明除编号为×××06、ＺＹ21208两种产品外，其余的产品均为2015年委托加工的产品。原判在认定中阳纤维公司交付的2016年10月30日委托加工产品时，应当将属于2015年的产品予以排除。其次，在王献业与赵品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所发送的关于氨纶盘点的图片中，上面记载的莫比龙20Ｄ、20Ｄ（舒卡）、20Ｄ（伊拉斯邦）几类氨纶退货时间均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这也能充分说明，恺得公司在2016年10月30日前便已经将这几类氨纶交付给中阳纤维公司用于加工2015年委托加工的产品。同样，在王献业与赵品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所发送的关于截至2017年10月24日止中阳纤维仓库库存赵品伟包纱的表格图片中，详细记载了截至2017年10月24日，中阳纤维公司尚有724件属于恺得公司的包纱还没有发货，这也能说明2016年加工协议书签订后发货的旧批号产品，系2015年的仓库库存，其生产并没有使用本案涉及的恺得公司发送的原材料。恺得公司在2015年的加工协议书签订后，也有交付原料给中阳纤维公司用于加工产品，加工的成品批号为ＺＹ21203、ＺＹ21205等，对于这些产品，中阳纤维公司虽然在2016年10月30日后仍有向恺得公司交付，但不应当认定为是2016年委托加工的产品。在计算2016年委托加工的产品时，对于这些货物重量应当予以排除。恺得公司收到的2016年加工的成品重量为10410.57公斤的2012包覆纱，3936.67公斤的2008包覆纱，原判对该重量认定与事实不符，应当予以纠正。二、原判对恺得公司交付的518.4公斤旭华成氨纶没有认定是错误的。该518.4公斤旭华成氨纶，在王献业与赵品伟的微信聊天记录所发送的关于氨纶盘点的图片中也有记载，确认了中阳纤维公司是收到过该部分氨纶的。因此，在计算恺得公司交付的氨纶重量过程中，对该518.4公斤的旭华成氨纶应当予以认定。三、恺得公司交付的原料，系其购买所得，相应的购买价格也是有卖方出具的发票等材料予以证明。其中，20Ｄ（舒卡）氨纶购买的价格是160元／公斤，20Ｄ（海宁新高）氨纶购买的价格是140元／公斤，旭华成氨纶购买的价格是200元／公斤。原判认定氨纶价格时，忽略了恺得公司提供的关于购买价格的证据，笼统的认定氨纶价格为140元／公斤，有失公允。恺得公司为了购得用于加工的原料，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中阳纤维公司却在加工过程中，侵吞原材料，给恺得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因此，要求按被侵吞原料价格溢价20%对其进行赔偿，也是合理的，应当予以支持。四、魏从中系与恺得公司签订加工协议书的当事人，因其签订的加工协议书未能完全履行，对因此产生的后果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洪佃节、魏彬彬系中阳纤维公司股东，且没有缴足其认缴出资额，在其未实际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也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恺得公司要求其五人共同返还原料款的请求，于法有据且合理，应当得到支持。庭审中补充：关于中阳纤维公司未发还原材料重量的说明。在王献业与赵品伟微信联系过程中，发给赵品伟截至2017年10月24日止其仓库库存包纱盘点上合计13531.89公斤成品没有发还给恺得公司，该重量的产品需要相应重量的原材料进行生产，其中在本次讼争的新批号成品重量有8000多公斤。 中阳纤维公司、魏从中、洪佃节、魏彬彬、方海燕共同辩称，1、关于新旧批号的问题，恺得公司主张ＺＹ21203、ＺＹ21205两个批号是2016年10月30日前所生产的旧批号的说法不正确，提供2015年签订的加工协议书原件，证明2015年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生产什么批号。2015年协议中约定2015年10月30日-2016年6月30日终止合同，新旧批号也没有说。2015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中当时加工费是按照43元／公斤起算，但是没有批号。我们在2017年6月份发给他的，他说是旧批号，但价格是按照41元／公斤计算的。如果是库存的话，公司存放一年，不但不收库存保管费，还要降价，这是不合理的，说明这不是库存。当时双方是结算的，每个月都有结算清单，故该说法没有理由，也不符合情理，我们不承认新旧批号，请法庭查明事实。2、关于恺得公司提出的518.4公斤氨纶，是在2015年签的协议时，已经加工成成品交付给他。第二次加工协议是2016年10月30日所签，与之前没有任何联系，该说法也没有依据，说我们收他的氨纶，都是过去的事情，加工已经完成，第二份货单没有签字，货物也没有收到，不予承认。3、魏从中是中阳纤维公司的员工，以前是法人，在签合同之前已不是法人，方海燕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经营，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管理，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符合承担责任的条件。洪佃节、魏彬彬系公司股东，都没有参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中阳纤维公司可以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阳纤维公司、魏从中、洪佃节、魏彬彬同时提供书面答辩状称，1、恺得公司提出除编号为×××06、ＺＹ21208两种产品外，其余产品均为2015年委托加工的产品不成立。所谓批号是中阳纤维公司随意编写的，并不能区分出是哪一年生产的，双方于2015年、2016年前后两次签订加工协议，都没有对产品的批号进行过约定，恺得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2、恺得公司提出交付的518.4公斤日本旭华成氨纶不仅不符合事实，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原判认定中阳纤维公司收到恺得公司锦纶和氨纶的数量没有恺得公司签证的单证，认定的依据是王献业在聊天记录中所发的表单（一审恺得公司提供的证据13），赵品伟发给中阳纤维公司氨纶时间段为2016年1月10日至2017年3月9日，本案所涉《加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30日，因双方于2015年11月30日同样签订并履行了《加工协议书》，原判所认定中阳纤维公司收到的20Ｄ舒卡6822公斤，包含了2015年加工协议书项下收到的氨纶数量。恺得公司上诉时超出一审诉讼请求，中阳纤维公司苦于对方无理缠讼没有上诉。3、双方在一审中为节省司法资源共同确定了氨纶的单价，恺得公司二审中否定了自己的行为，理应驳回。4、洪佃节、魏彬彬虽是中阳纤维公司的股东，在双方债权债务发生时未实际缴足资本未到认缴出资期限，依法享有期限利益。 恺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从中、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中阳纤维公司返还恺得公司委托加工的原料等款851890.30元；2、判令魏从中、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中阳纤维公司支付利息52355.48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1月1日暂算至2018年6月30日止，以后利息另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魏从中2016年10月9日前为中阳纤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洪佃节。魏彬彬曾为该公司的股东。2016年10月30日，恺得公司（甲方）与中阳纤维公司（乙方）签订《加工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加工2012包覆纱50000千克，单价40元/千克，总金额2000000元，2010包覆纱20000千克，单价50元/千克，总金额1000000元，共计3000000元；由甲方提供任意剪20D氨纶、12D、10华润锦纶；工艺要求2012捻度1700，2010捻度1900，氨纶拉伸2.8倍；氨纶到达乙方后，分批交货，三十天内完成；货到后60天内用现金结清货款；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魏从中作为乙方股东在加工协议书中签字。嗣后经双方协商，将2010包覆纱变更为2008包覆纱。2016年10月31日至2017年3月6日，恺得公司向中阳纤维公司发送12D锦纶12116.01kg，8D锦纶3351.17kg；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3月8日，恺得公司向中阳纤维公司发送20D（舒卡）氨纶6822kg，20D（海宁新高）氨纶1426.15kg。庭审中，中阳纤维公司认可12D锦纶单价为30元/kg，8D锦纶单价为35元/kg，氨纶的单价为140元/kg。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8日，中阳纤维公司向恺得公司发送2012包覆纱14759.63kg；2016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8日，中阳纤维公司向恺得公司发送2008包覆纱3947.68kg。2018年9月28日，恺得公司委托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对2008包覆纱、2012包覆纱的纤维含量进行检验，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分别出具国纺委字第201832769号检验报告：2008包覆纱包含55.8%的锦纶，44.2%的氨纶；国纺委字第201829833号检验报告：2012包覆纱包含65.91%的锦纶，34.1%的氨纶。 一审法院认为，恺得公司与中阳纤维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签订的《加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恺得公司向中阳纤维公司提供了原材料氨纶、锦纶，中阳纤维公司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加工并交付2008包覆纱和2012包覆纱。中阳纤维公司交付的成品包覆纱中，恺得公司主张部分批号的包覆纱系往期货物，不应当计算为本次合同项下的加工成品。该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加工协议中仅约定了2012包覆纱和2010包覆纱（后2010包覆纱变更为2008包覆纱），未对批号进行详细约定，恺得公司亦未提供其他依据证明关于新老批号的约定，故确认2016年12月5日至2018年1月18日期间，中阳纤维公司向恺得公司发送的2012包覆纱为14759.63kg、2008包覆纱为3947.68kg。根据检验的纤维含量比例进行计算，已交付的包覆纱中包含氨纶重量为3947.68kg*44.2%+14759.63kg*34.1%=6777.91kg，12D锦纶重量为14759.63kg*65.91%=9728.07kg，8D锦纶的重量为3947.68kg*55.8%=2202.81kg。故中阳纤维公司尚未进行加工交付的氨纶重量为1470.24kg，12D锦纶重量为2387.94kg，8D锦纶重量为1148.36kg。因中阳纤维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恺得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中阳纤维公司赔偿剩余部分氨纶和锦纶的价款。关于氨纶的单价，因无法区分剩余部分氨纶为20D（海宁新高）氨纶抑或20D（舒卡）氨纶，故确认剩余部分氨纶单价均按照140元/kg计算，故剩余的氨纶价款为1470.24kg*140元/kg=205833.6元；12D锦纶价款为2387.94kg*30元/kg=71638.2元；8D锦纶的价款为1148.36kg*35元/kg=40192.6元，合计317664.4元。恺得公司主张业务费用、运输费用（营业成本）和效益增值需上浮20%，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且恺得公司未提供任何依据中阳纤维公司应支付上述款项，故不予支持。中阳纤维公司辩称加工过程存在损耗，也未能提供证明损耗的合理范围的依据，对于该辩解该予采信。本案加工合同关系发生在两公司之间，魏从中作为股东及前法定代表人，系代表公司签订协议，恺得公司诉请承担责任的依据不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恺得公司也无提供证据证明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共同参与本合同中的经营活动，故恺得公司诉请其三人承担法律责任，依据亦不足。综上，恺得公司的合理部分诉请，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原料价款317664.4元，并支付利息（从2018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50元，由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8695元，由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355元。 本院二审期间，恺得公司提供如下证据：一、海关关税专用发票两份，用以证明日本旭化成进口氨纶税后价值是199.5元／公斤；二、南通华盛氨纶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南通华盛氨纶含税价是160元／公斤；三、报送单、提货单、购买合同等，用以证明20Ｄ日本旭华成氨纶进口整个过程及相关手续；四、中国银行支付美金相关清单，用以证明恺得公司购买日本旭化成氨纶的真实交易；五、王献业对账单一份，用以证明恺得公司至2017年10月24日止，还有×××06、ＺＹ21207等新批号的货物库存于中阳纤维公司仓库中；六、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证明2016年4月14日，恺得公司向日本旭化成子公司杭州旭化成公司以200元／公斤的价格购买20Ｄ氨纶9箱172.8公斤，并交给中阳纤维公司加工的事实；七、销货清单一份，用以证明恺得公司于2016年12月24日向日本旭化成公司进口53箱20Ｄ氨纶后，其中17箱交给中阳纤维公司加工，另外的36箱卖给梁祝军，同时证明每箱重量为19.2公斤的事实。八、快递单一份，用以证明恺得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向日本旭化成公司进口1箱19.2公斤20Ｄ氨纶样品后，交给中阳纤维公司加工的事实。九、询问笔录，证明王献业的微信对账单，原一审、二审都已经质证过，有提到三份微信截屏，证明微信截屏的真实性。中阳纤维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与案件无关。证据五王献业是公司厂长，微信作为私人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什么，对公司没有任何意义，且对真实性也不能确定，没有跟王献业核实过，公司没有授权委托王献业对账、结账，他只是雇佣的厂长，聊天记录不能代表公司。至于他与恺得公司如何联系不知情，因为以前王献业在义乌也做过，2014年之前就跟恺得公司合作过，公司的财务、进库、出库都要让财务审核。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因为发票上没有中阳纤维公司签字，与其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证据七真实性有异议，没有收货人的签字，本来就自己编的，且与中阳纤维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证据八看不懂，也与本案无关。证据九不知情。本院认为，中阳纤维公司等五人（公司）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六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均能够证明所载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五、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结合其他证据在说理部分予以认证。 魏从中、方海燕、洪佃节、魏彬彬、中阳纤维公司二审中提供应收账款对账函及2015年签订的加工协议书，证明2015年合同单价是43元／公斤，如果是库存的话，我们不可能跟对方结算的时候还便宜2元，没有旧批号的说法，在签第二个协议之前已经结算过，没有库存。恺得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没异议，但2016年的合同价格是40元／公斤，不是41元／公斤。2016年6-7月份是淡季，魏从中没生意做，让我们氨纶送点过去，价格便宜2块，帮他机器能开起来，7月份运了一批氨纶，生产了ＺＹ21205这个批号，该批号是2015年合同中最迟的一个批号，当时做完也没办法销售，所以这个批号有一部分库存下来，2017年送过来才全部卖掉。所以2016年是40元／公斤，2015年是43元／公斤。2016年7月份有一批氨纶是南通拉过来的，也可以提供证据的。对结算清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017年10月份的ＺＹ21207、×××06批号是新批号，一审时中阳纤维公司提供的2017年4月20日发给恺得公司的规格明细中已经列进，是同一批号。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但无法区别新旧批号，并不能证明其举证目的。 经审理，本院除对“2016年12月5日至2017年12月8日，中阳纤维公司向恺得公司发送2012包覆纱14759.63kg”不予认定外，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年12月31日，中阳纤维公司股东变更为魏从中、洪佃节、王献业。2016年10月9日，中阳纤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魏从中变更为洪佃节。2017年7月20日，魏从中退出股东身份。洪佃节、魏彬彬二审中自认尚未实缴出资额。2017年8月3日、8月20日、8月28目、9月18日、9月22日、9月26日，魏从中收取赵菊芳代恺得公司转账的加工费共计29万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王献业签收货物、对账等行为是否系履行职务行为问题。职务行为是指工作人员行使职务的行为，是履行职责的活动，与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相对应。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中阳纤维公司对王献业签收货物的事实予以认可，仅认为王献业不具有对账职权。本院认为，王献业履行对账行为时系中阳纤维公司的厂长，且其曾是中阳纤维公司的股东，在与恺得公司的长期交易过程中，均是王献业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方式与恺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品伟联系，且均涉及对账等重大权利义务等内容，不论是按一般人理解，还是给予恺得公司的外观信赖，王献业的行为均未超越其职权范围，其系代表中阳纤维公司从事经营活动而非个人行为。中阳纤维公司提出王献业不具有对账职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历次诉讼中，向王献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向其送达由其签名的对账单进行核实时，王献业均未作出否定性的实质抗辩。综上，王献业与恺得公司对账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二、原审认定中阳纤维公司所交付成品中是否包括旧批号产品问题。恺得公司对原审认定2008包覆纱3947.68公斤没有异议；对原审认定2012包覆纱14759.63公斤有异议，提出尚应扣除2016年12月5日未收到913.98公斤，2016年12月17日旧批号ZY21203成品59.2公斤、2016年12月17日批号ZY21208打样品28.07公斤、2017年4月1日旧批号ZY21202成品11.84公斤、2017年4月25日旧批号ZY21205成品820.59公斤、2017年6月4日旧批号ZY21205成品776.15公斤、2017年12月8日旧批号ZY21205成品1739.23公斤。本院认为，鉴于王献业系履行职务行为，其通过微信向赵品伟发送的对账明细以及2017年1月10日签字的对账单来往明细均可作为定案依据，能够认定ZY21202、ZY21205分别是2016年1月29日至5月18日、2016年5月10日至10月29日销售的旧批号，恺得公司主张尚应扣除相应批号的数量3347.81公斤有事实依据，恺得公司提出2016年12月5日的签字人员不认识，故未收到913.98公斤，但该签字人员与其他认可的销售单中的签名系同一人员，故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恺得公司提出应扣除2016年12月17日新批号打样的28.07公斤，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2016年12月17日的59.2公斤，恺得公司在前次诉讼中予以自认，本院亦予以确认，故中阳纤维公司交付2016年10月30日加工合同中的2012包覆纱11411.82公斤。根据鉴定结论，上述交付的包覆纱中氨纶重量为3947.68*44.2%+11411.82*34.1%＝1744.87+3891.43＝5636.30公斤；12D锦纶重量为11411.82*65.91%＝7521.53公斤；8D锦纶重量为3947.68*55.8%＝2202.81公斤。三、2016年10月30日之后恺得公司是否向中阳纤维公司交付日本旭化成氨纶原材料及数量问题。2016年1月10日至2017年3月9日赵品伟发给中阳安（氨）纶分类汇17.10.24止盘点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且该表中载明的舒卡氨纶和新高氨纶的重量6822公斤、1426.15公斤，亦能与在卷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该期间中阳纤维公司共收恺得公司日本旭化成氨纶518.4公斤的事实可以认定。恺得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于2016年4月14日、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24日分三次分别购买9箱172.8公斤、1箱19.2公斤、53箱1017.6公斤（其中36箱交付给案外人梁祝军）日本旭化成氨纶的事实，因此，交付给中阳纤维公司日本旭化成氨纶数量27箱518.4公斤的事实与上述汇总表相一致。但其中2016年4月14日交付的9箱172.8公斤在双方签订2016年10月30日的加工合同之前，应予以扣除，故2016年10月30日之后恺得公司交付日本旭化成氨纶数量为345.6公斤。综上，恺得公司2016年10月30日之后交付的氨纶、12D锦纶、8D锦纶分别为8593.75公斤（6822+1426.15+345.6）、12116.01公斤、3351.17公斤。扣除已交付成品中已使用的原材料，尚应返还氨纶2957.45公斤、12D锦纶4594.48公斤、8D锦纶1148.36公斤。四、案涉氨纶单价及应赔偿的金额问题。恺得公司对锦纶单价没有异议，据此计算12D锦纶、8D锦纶价款分别为137834.4元、40192.6元；对于氨纶的单价问题，因无法区分是新高、舒卡还是日本旭化成氨纶，而不能区分的责任并不能全归责于中阳纤维公司，恺得公司亦存在逾期支付加工费的行为，加上日本旭化成氨纶占比例极少，而剩余的氨纶数量多于所提供的日本旭化成氨纶、新高氨纶数量，本院酌定剩余氨纶按150元/公斤计算，故氨纶的价款为443617.5元。综上，赔偿总额为621644.5元。一审根据双方没有约定且恺得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对溢价损失不予认定，由中阳纤维公司承担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五、魏从中、方海燕、魏彬彬、洪佃节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魏从中是原中阳纤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签订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合同相对人，但其收取恺得公司加工费的事实清楚，作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加之与现股东特殊的身份关系，魏从中与公司财产混同，魏从中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案涉交易往来期间，方海燕与魏从中虽为夫妻关系，但案涉债务并非基于夫妻共同经营或共同生活而产生，恺得公司要求方海燕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魏彬彬、洪佃节作为中阳纤维公司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其曾抗辩出资期限至2020年1月1日，其基于期限利益无须承担责任，现出资期限已至，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履行出资义务，现公司已停止经营，要求魏彬彬、洪佃节在欠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恺得公司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7306号民事判决； 二、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损失621644.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5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魏从中对上述第二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魏彬彬、洪佃节在欠缴出资额范围内对上述第二项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050元，由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3625元，由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负担94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义乌市恺得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4850元，由沭阳中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8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 俊 审 判 员  陈旻尔 审 判 员  郑青蓝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代书记员  周璟学 代书记员  吕倩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