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5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美英，女，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哲岩，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兰清，女，197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瑞标，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峰，广东泰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江美英因与被上诉人叶兰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泳涌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美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叶兰清偿还江美英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人民币58066.67元（按6%的利率自2015年8月18日暂计至2020年5月24日），前述费用合计258066.67元；三、叶兰清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江美英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如下事实表示认可：“江美英、叶兰清均确认叶兰清于2003年10月14日从江美英银行账户中取出人民币200000元……案涉200000元的转账资料”。但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江美英应举证证明其与叶兰清就案涉200000元达成了借贷合意……”，这种认定和处理属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误解，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叶兰清抗辩案涉200000元款项系江美英及其胞兄江某划入东莞东坑富健电子厂线材部（以下简称富健厂线材部）应属无效抗辩，不应导致举证责任的反转。叶兰清主张案涉款项为江美英及江某用于经营富健厂线材部的投资款而非借款，仍应承担举证责任。1.江美英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以民间借贷为案由提起诉讼，已完成了对双方借贷关系的举证。叶兰清抗辩该款项系投资款，但未提供足以证明该项主张的确切证据。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5496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江某与叶兰清开办经营的企业存在某些关联，无法证明江某和江美英投资了富健厂线材部。实际上，江美英没有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企业经营，即便有参与，叶兰清主张案涉20万元系投资款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文书予以佐证。2.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江美英及江某进行主体混同，案涉款项来源于江美英账户，怎么成了江某向富健厂线材部的投资款，江美英及江某在法律上为各自独立的、不能混同的两个主体，互相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江美英账户内的资金不能当然地被认定为属于江某或未经允许即能够随时地被提供给江某使用。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江美英提供了涉案20万元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只有在叶兰清能够充分的证明该20万元系江美英或江某对富健厂线材部的投资款的情况下，江美英才需要继续举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在叶兰清的举证并不足以证明涉案款项系江美英对富健厂线材部的投资，该举证不构成有效抗辩的情况下，法院认定举证责任发生反转，要求江美英进一步承担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涉案20万元的民间借贷性质已由法院裁判所确认。江美英第一次主张权利时即是以民间借贷纠纷这一案由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兰清返还涉案款项20万元。法院认为叶兰清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驳回了江美英的起诉，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在公安机关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不予立案时江美英才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后法院判决认定不存在财产损害或不当得利进而驳回江美英的诉讼请求。双方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涉案20万元款项为民间借贷性质实际上已由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民初3384号、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5496号、（2018）粤19民申15号等裁判所确认。三、江美英的民事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叶兰清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可以无偿取得或不用归还。同时，相关民事判决已排除财产损害的可能，江美英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叶兰清返还涉案款项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应当作出有利于保护江美英合法权利的认定和判决。被上诉人叶兰清辩称，一、江美英无论是在此前提起的民间借贷、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还是本次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其一直主张案涉款项被叶兰清转账支取并不知情，是叶兰清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冒名取走的，这一事实，有江美英就案涉款项提起相关诉讼的起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书等及法院已生效的相关裁决文书为据，足以证明江美英一直确认双方之间从未就案涉款项有过借款的合意，案涉款项的性质并非借款。二、2003年至2006年期间，江某实际出资并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营利性经营活动，在其经营富健厂线材部期间，其与叶兰清、江美英之间存在除本案之外的其他大量的经济往来，并就多起经济纠纷诉至法院。相关事实有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查明确认，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系江美英及江某用于经营富健厂线材部的投资款。三、江美英称案涉款项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存在财产损害或不当得利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双方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江美英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叶兰清返还，法院就应当作出有利于江美英利益的认定和判决毫无事实与法律根据，双方之间不存在的借贷关系，江美英无权要求叶兰清偿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江美英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江美英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江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叶兰清偿还江美英本金人民币200000元、利息暂计为人民币241937.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自2003年10月14日暂计至2020年1月2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叶兰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美英、叶兰清均确认叶兰清于2003年10月14日从江美英银行账户中取出人民币200000元，后以江美英的名义汇款至东莞东坑富健电子厂（以下简称富健厂），富健厂的实际经营者是叶兰清。江美英是在叶兰清2014年7月7日提交给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证据清单中取得案涉200000元的转账资料。江美英称案涉200000元是出借给叶兰清的借款，双方就该200000元达成了借款合意。对此，叶兰清不予认可，认为该案涉200000元是叶兰清取得江美英授权实施的转账行为，案涉200000元的性质是江美英的胞兄江某用于经营富健厂线材部的资金，江美英有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经营。江美英确认江某是其胞兄。2015年11月3日，江美英就案涉200000元以民间借贷为由诉叶兰清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该院出具（2015）东三法沥民一初字第79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江美英陈述的叶兰清的涉案行为可能涉嫌犯罪，裁定：驳回江美英的起诉。江美英称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驳回江美英起诉后，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认为该案已过追诉时效不予立案。2017年3月1日，江美英就案涉200000元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诉叶兰清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该院出具（2017）粤197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江美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江美英就该案上诉至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8月28日出具（2017）粤19民终54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美英申请再审，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2018）粤19民申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江美英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另查明，叶兰清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诉江某、江美英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7月17日出具（2015）东一法南民一初字第41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根据叶兰清的申请，该院向黄埔海关调取了处分决定及相关谈话记录；《黄埔海关关于给予江某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埔关人〔2014〕104号）内容有“……经查，2003年至2006年期间，江某实际出资，并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盈利性经营活动。富健厂线材部于2003年成立，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于2006年7月前后终止经营。江某作为富健厂线材部的老板，直接参与其经营活动……”；2013年11月6日的谈话记录显示，江某承认现金出纳账第12页“以上已阅”及后面签字是其所写。一审庭审中，叶兰清提供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具的（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504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90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叶兰清与江美英有经济往来。江美英对以上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叶兰清提供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4）梅中法民二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粤1971民初字第54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叶兰清与江某有经营往来，江某实际出资，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盈利性经营。江美英对以上两份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胞兄江某没有参与富健厂盈利性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江美英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江美英、叶兰清就江美英账户转账给叶兰清实际经营的富健厂的200000元是否成立借贷关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当事人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应从当事人、诉讼请求、诉讼标的等方面来判断，即当事人是否具有同一性，诉讼请求、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其中，诉讼标的为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因江美英在（2015）东三法沥民一初字第797号案中被裁定驳回起诉，而在（2017）粤1973民初3384号案中主张的是财产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现江美英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起诉，本案与（2017）粤1973民初3384号案在诉讼标的上并不相同，故江美英在本案中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叶兰清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叶兰清与江美英、江某存在除本案外的其他经济往来，且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出具的（2015）东一法南民一初字第412号民事判决书亦查明2003年至2006年期间，江某实际出资，并参与富健厂线材部的盈利性经营活动，故叶兰清抗辩称案涉200000元的性质是江美英的胞兄江某用于经营富健厂线材部的资金，叶兰清已经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江美英应举证证明其与叶兰清就案涉200000元达成了借贷合意，现江美英提供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197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7）粤19民终549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粤19民申15号民事裁定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江美英主张其与叶兰清就案涉200000元成立借贷关系，要求叶兰清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江美英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65元，由江美英负担。二审期间，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上诉人江美英要求被上诉人叶兰清返还借款本息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民间借贷是指发生在自然人、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行为。因社会生活中前述民事主体发生借款关系时，确实存在较多出于种种原因未订立书面借款合同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规定目的仅在于降低主张双方为借款关系且确有通过转账实际交付款项行为一方的举证难度，而非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发生过转账的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兜底。即民间借贷本质上仍然是一类基于借款合意而订立的借款合同，其与款项可能涉及的其他法律关系之间是平行关系，不能在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其他法律关系性质的情况下径行推定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因为有可能发生转账的法律关系类型数不胜数，不能因为转账不是其他某个法律关系，所以就一定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具体到本案，第一，上诉人江美英主张转账发生时其并不知情，那说明其主张双方无借贷合意，但又同时主张双方是借款合同关系，明显与合同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订立的本质相冲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为自然人，双方之间若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显然必须有贷款人向借款人实际提供借款的行为，而上诉人江美英又主张其对于案涉款项划转当时并不知情，若该主张成立，款项交付行为不是基于提供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也不可能因此成立借贷关系；第三，本案中上诉人江美英曾经主张案涉转账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发生，并以此提起诉讼，但在未获支持后，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而正如前文所述，不能因为主张其他法律关系不被支持，就认为应当是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江美英主张的事实与提出的诉讼请求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江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965元，由上诉人江美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