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申37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庆如，男，195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凯宾斯基饭店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洋，女，1968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2层212B-213A号，15层1501-1505,16层1603、1605号。负责人：刘光辉，总经理。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庆伍，男，1961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丰台区和义街道办事处社服中心协管员，住北京市丰台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庆节，男，1959年9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庆龙，男，195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杨杨，男，198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再审申请人王庆如因与被申请人张洋，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北分公司）及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庆伍、王庆节、王庆龙、杨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在此项法律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其相应的证明力”，然而一、二审法院审理的却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并不是《交通事故责任书》相应的证明力。其审理内容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本案中，法院盲目采信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而不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综合各方面的证据材料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案件事实作出了不公正的认定，对民事责任比例进行了不合理的划分，是我提起再审的主要原因。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交通警察调查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客观、全面、及时、合法地收集证据”，我认为交通队没有客观、全面、及时、合法地收集证据。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我父亲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认定张洋主张的车辆维修损失确系张洋因同一事故产生的损失，对其维修费用数额予以认定并予以一并处理的判决不服是此次申请再审的争议焦点。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事故责任缺乏确实充分的唯一排他的证据1.事故责任书中对事故发生的过程的描述与交通队提供的两段录像内容不符。在这两段录像中并不存在我父亲由西向东通行时存在闯红灯、未靠道路右侧通行的违法行为。因此，认定书以上述两项违法行为认定我父亲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缺乏充分的证据。2.法官找交通队核实情况时，交通队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说法，“认为我父亲在由南向北通行时属于逆行，在进入路口时南北向是红灯，所以是闯了红灯”。对于这个说法有《东营房过街天桥西北角》录像为证，我没有异议。但是，接下来的说法“由于我父亲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通行时是一个连续的行为”我不能认可。《东营房过街天桥西北角》距离事故路150米，从该录像中只能看到我父亲沿着南向北道路的西侧逆行至路口的大概其轮廓的样子，并不能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我父亲在该路口是由南向北、再由西向东是一个不间断的连续行为。也不能确定我父亲进入路口时处于道路的什么位置？从录像中还能看到我父亲由路口的西侧向东时是一个直角改变方向的动作，这样的动作只有杂技演员和特技演员使用专业的器械才能完成。作为94岁高龄的老人，身手普普通通我的父亲是绝对不可能作出这种直角骑行变方向的高难动作。所以，也就不可能存在我父亲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通行时是一个连续的骑行行为。从交通队提供的另一段《药店向南》录像中能够看到与《东营房过街天桥西北角》录像中交通队所说的截然不同的过程。通过查看交通队提供的《药店向南》录像和我对该录像进行了慢速播放后发现，我父亲由南向北逆行，到该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并非连续的骑行转弯通过，我父亲是在17点14分15秒进入该路口西侧北边人行横道处，此时恰遇一辆残摩由西向东进入该路口人行横道处阻挡住我父亲继续向北行驶的路线。我父亲从17点14分20秒至23秒停止避让残摩通行，此时，我父亲由南向北逆行的违法行为已经终止了。随后改变了向北的行驶方向，跟随残摩推车进入北侧人行横道中，之后又骑行由西向东通行;这是应当是违反了在人行横道内推行的违法行为。并不存在该案审理法官向办案民警核实事故认定依据时，交通队所说我父亲是由南向北后“连续”拐弯由西向东骑行的情况说明的行为。在交通队提供的《药店向南》录像中，从17点14分29秒至34秒可以看到，里侧车道的白色机动车明显开始减速，外侧车道的事故车仍然继续加速由南向北行驶;直至在录像中显示底面发白处与我父亲相刮处，此时的机动车没有丝毫减速、停车，径直冲出了画面。那么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究竟在具体的什么位置？由于交通队没有依法依规获取、收集有价值的现场交通录像探头的资料，现在只能通过不太清晰的《药店向南》录像来还原。在该录像的17点14分06秒至13秒时，有一行人通过北侧人行横道的线路，方位与我父亲通过该路段的线路、方位比较基本一致，所以，由此断定我父亲是在北侧人行横道内骑行时与机动车接触的。后因机动车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停车才是将我父亲拖拽倒地致重伤的主要因果关系。两段录像全部出自于交通队提供的证据，然而对于事实的呈现却存在着相反的差异。对于这段录像内容，交通队没有提供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对《药店向南》录像内容的分析不符合事实之处。既然交通队不能合理的解释，也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推翻我的质疑证据，那么本着“疑案从无”的原则，一审法院就不应当将交通队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的说法当成认定事实的证据进行认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事故案发路口安装有4个专业的交通探头，清晰度与距离远远优于上面两个录像的画质，而且这4个专业交通探头全面覆盖了整个路口的交通状况。在现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案件中，只要安装有交通探头的地方，都会收集到各个方位不同的、清晰准确的录像。从未见过像这次交通事故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录像质量的证据。真不知道是处理此次交通事故的交警业务不精？还是有意为之？收集了距离事故现场远不专业、模糊不清的录像，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其目的。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应当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一审法院在没有获得交通队足以推翻我对这两段录像作出的质证和异议的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交管部门在勘查现场、司法鉴定、调取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事实和责任认定并无不当”的打包结论。而没有对通过调取证据、现场勘查的事实过程进行具体的内容进行详尽的说明。也没有对两段录像显示的不同内容进行详尽的说明。一审法院也没有对我提出的录像证明的内容进行法庭的质证。也没有对交通队的谈话笔录内容进行举证质证。（二）一审认定赔偿修理机动车的项目、金额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在张洋提出的2017年7月14日结算单机动车修理项目中，包括钣喷左前门1066元、更换左后视镜500元、钣喷左后叶子板1200元、钣喷前枉1200元、左后视镜总成1614.6元，总额5580元。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并现场调查后，到目前为止，交通队没有向我出具任何有关双方车辆实际损坏的鉴定结论报告。查看交通队的案件卷宗只有两份有关事故发生后双方车辆损坏的描述和照片，即：《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现场照片》1.交通队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表述是这样的：“×××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前部与自行车相刮”。这里交通队用了一个“刮”字，为什么不是“撞”？不是“碰”？而是一个刮字？刮字的释义一用刀紧贴着物体的表面移动，把物体表面上的某些东西去掉或取下来。此项表述是认定事故损坏的一份依据。责任认定书认定机动车左前部与非机动车相刮虽未提供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但是，通过查看录像显示两车确实发生了接触造成了此次交通事故。因此，机动车左前部的修理费用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坏修理费用，我予以认可。2.交通队2017年6月5日在事故现场拍照的《事故现场照片》中对事故现场机动车车辆损失部位的照片显示是机动车前杠刮痕、左前门刮痕、左后视镜的折叠，左后视镜向后的折叠属于该部件的正常功能，而且部件表面没有刮痕，根本不可能损坏。也没有证据认定它的损坏。虽然现场照片对左前门、左后视镜进行了拍摄，且左前门处也有刮痕，但是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是本次交通事故中两车接触后不是由于机动车一方没有及时停车的责任而造成的二次损坏的后果。除了前杠外，没有证据证明我父亲被将近30公里的车速碰撞后屹立不倒的又给机动车除前杠外的其他部位造成了二次损坏。因此，对于除了前杠部位的修理费用外，机动车其他部位的修理费用一概不予认可。根据交通队提供的卷宗，无法确认当时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刮”是如何给机动车造成的这些刮痕？也不能确定左后视镜已经损坏，需要更换。修理厂是否存在过度修理的行为，也不能否定。我对没有证据确认的机动车损坏部位拒绝赔付。综上，结合交通队现有的证据材料，我认为钣喷前杠1200元的修理费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联，可以考虑在此额度内按责任比例赔偿。被申请人在反诉中提出的其他修车费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全部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坏，要求我们对机动车全部的修理费用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无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一审支持张洋反诉中提出的5580元修车费的判决，缺乏足够的证据，依法应当撤销。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根据张洋提供的车辆维修结算单及维修费用发票，赔偿数额缺乏事实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一审审查程序、证据的收集片面，有失公平，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交通队将150米之遥的东营房过街天桥西北角录像收集，其目的就是要证明我父亲由南向北存在未靠道路右侧通行、进入路口时未按指示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却对机动车驾驶人是谁、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在车辆行驶中存在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过取证。也没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被申请人也没有提供出交通事故发生时间段136XXXX****的通话明细单。如今的北京市六环内，交通要道、路口布满了监控探头，对于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能够多方位、多视角、清晰地、准确的记录下交通事故的全部过程。纵观这次交通事故，该路口实实在在的安装有四个交通探头，是谁驾驶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位置、过程一目了然。然而交通队一个也没有收集相关的录像内容。这种办案的行为合法吗？正常吗？在我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故处提起复核时，在本次诉讼时均提出了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存在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段里，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存在打手机或使用其他电子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法，机动车驾驶人不能拿出证据证明在事故发生时间段内没使用手机，就依法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复核事项被张洋的起诉终止了。一审中，交通队的证据疑点重，法官根本就没有依法要求被申请人提供出原始的手机通话记录明细。究竟机动车驾驶人是谁、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存在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段里使用手机均是个迷，这一质疑就没有审理。对于我父亲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交通队从收集证据开始，就明显专门收集对我父亲不利的证据，就是有些质疑，也要生拉硬拽扯上联系。相反，对于机动车一方稍有不利的证据采取完全不收集的手段，尽可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法律责任。这样办的案子能够公平、公正吗？一、二审对机动车不利的敏感话题只字不提、不问、不查、不审。这样的司法审判没有一点的公平可言。（四）一审结案期限违反了法律规定。对于一审出现的这一违法的行为，二审法院不但不审查、不制止、不纠正还为一审法院百般遮掩、狡辩、袒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难道这些要求只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嘛？这不是“官官相护”又是什么？公检法的公信力就是这样一点点地被不能秉公执法的人败坏了。综上所述，我的全部权利主张，均原自对交通队收集证据不全面、不客观，认定事实的证明力太弱;交通队没有提供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唯一性、排他性、而产生的异议。并非是一、二审法院所说的“王庆如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为了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使我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责任划分公正、公平、公正的判决，恳请贵院依法撤销该案一审、二审的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交通事故认定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既涉及现场的勘验、检查，亦涉及运用科学技术对相关细节进行检测、鉴定，还涉及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适用。有鉴于此，法律将该项职能赋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专门行使。从法律性质上看，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责任划分存在异议的，应当提出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案中，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2017年6月5日17时20分，王金锡驾驶自行车与张洋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左侧前部相刮，造成王金锡受伤，两车毁坏，王金锡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丰台交通支队出具了京公交（丰）认字【2017】第03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金锡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洋负事故次要责任。后王庆如就该交通事故认定书申请复核，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受理了复核申请，后因张洋向人民法院就本次交通事故提起诉讼，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终止了复核程序。王庆如主张事故认定书中不仅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而且存在推演结论错误，其认为事故认定书中对于可能影响事故认定结论的多种事实未予查证，在监控录像明显显示王金锡未有明显违反交通规则行为的情况下作出王金锡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的结论认定，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王庆如应当就自己的意见提出充分的相反证据。申请再审阶段，王庆如的多项申诉意见从性质上可以归属答辩意见或对在案证据的质证意见，难以认定为证据本身，如，王庆如称，公安机关专门收集对其父亲不利的证据，对于机动车一方稍有不利的证据采取完全不收集；又如，王庆如质疑，交通队在《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表述是这样的：“×××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前部与自行车相刮”，这里交通队用了一个“刮”字;为什么不是“撞”?不是“碰”?再如，王庆如表示，从未见过像这次交通事故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录像质量的证据。真不知道是处理此次交通事故的交警业务不精?还是有意为之?收集了距离事故现场远不专业、模糊不清的录像，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其目的。为还原事故现场情况，一审法院向交管部门调取了事故卷宗和录像，并向办案交警核实事故认定依据，申诉审查期间，本案承办人员亦调取了一、二审卷宗，并实地走访涉案事故发生地，考察核对在案证据。对比王庆如提供的材料和交通事故认定书所依据的证据及意见，尤其是涉案机动车与自行车接触的位置、机动车车速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事故发生后机动车与自行车的方位等因素，法院认为交管部门通过对现场的勘察、技术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所出具的意见更具专业性和合理性，王庆如的意见及证据不足以推翻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一、二审依据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比例，将王庆如等主张的损失赔偿按照王金锡承担70%、张洋承担30%的标准予以支持，并无明显不当。王庆如申请再审称，一审认定赔偿修理机动车的项目、金额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经查，张洋主张的车辆维修损失系因同一事故产生的损失，该损失亦未超过合理范围，一、二审法院基于在案证据，对其维修费用数额予以认定，并无不当。王庆如申请再审称，交通队的证据疑点重重，法官根本就没有依法要求被申请人提供出原始的手机通话记录明细。究竟机动车驾驶人是谁?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存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段里使用手机均是个迷。这一质疑就没有审理。需要指出，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收集、提供证据的责任主要由当事人承担，法院仅在少数确有必要的情形下，才能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证据。具体到本案，机动车驾驶人身份已有在案证据证明，机动车驾驶人已被认定承担事故责任，并无初步证据证明其在事故发生时使用手机，且其是否使用手机并不必然影响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其责任主次的意见。一、二审法院未依申请或依职权扩大调查范围、调取上述证据，并无明显不当。王庆如申请再审称，一审的结案期限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对于一审出现的这一违法的行为，二审法院不但不审查、不制止、不纠正还为一审法院百般遮掩、狡辩、袒护。经查，王庆如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调整案件审理程序、管理审限，于法有据。且即使王庆如所述属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仅结案期限问题亦非启动再审的法定事由，对王庆如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交通事故引发人身伤亡的情形，法院仍需指出，在交通事故之中失去亲人，对于任何家庭都是横祸，法官充分理解王庆如一方失去亲人的悲痛，但法官是在法律框架内从事审判活动的理性法律人，对于当事人情感的尊重必须遵循司法规律。在依法裁判的同时，合议庭法官也衷心祝愿逝者安息，也愿王庆如能早日平复心情，走出偶发事件带来的生活阴影。综上，一、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处理并无不当，王庆如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庆如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徐 东审判员 陈伟红审判员 史利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劲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