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 定 书（2020）津01委赔9号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男，1948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代理人：李兰敏（系赔偿请求人之妻），194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赔偿义务机关：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南路**。法定代表人：李鹤贤，院长。委托代理人：陈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干部。委托代理人：吴恩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干部。赔偿请求人王文治因违法保全赔偿申请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红桥法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红桥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6法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红桥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针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作出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以及执行措施等司法行为请求赔偿的，应以民事、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的终结作为提起请求的前提。也就是说民事、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才能对涉案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定论，据此才能判断民事、行政诉讼中采取的司法行为是否违法，是否造成损害以及应否承担责任等问题。王文治以民事案件中保全的财产被转卖造成损失为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该民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之后已进入执行程序。目前该执行案件尚未执行终结，且在该执行程序中，王文治尚有已执行到位的执行款未领取。王文治在执行程序尚未终结，损失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的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人王文治不服红桥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请求事项为：1.撤销红桥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6法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2.依法立案，赔偿因违法保全造成的损失100万元。主要理由是：国家为了突出权利救济与实质公平的理念，凸显非刑事司法赔偿的实质正义，控制个别法院利用终结本次执行的形式将执行案件长期挂案规避公民申请国家赔偿，提出案件虽未作出终结裁定，但不具备恢复执行条件，无法重新启动执行，应认为执行程序已经实际终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五种特殊情形，可以在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前启动国家赔偿。红桥法院作出的保全措施是诉前行为，与审判程序无关，且审判程序早已终结，与执行程序更无关，不是执行问题，而是查封财产被转卖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属于违法保全造成。本案已经二十年，被执行人一直无能力给付，红桥法院还以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应在民事、行政诉讼和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为由，驳回了赔偿请求人的申请，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剥夺了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的权利，应予撤销并立案赔偿。赔偿请求人申请红桥法院赔偿，是因其依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作出（2000）红民初字第1146号裁定，查封不动产并不准转卖。但赔偿请求人在申请执行时发现该房屋被转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赔偿请求人申请红桥法院承担因违法保全造成不动产被转卖带来多年无财产可执行的后果。本案审理中，红桥法院两次给赔偿请求人打电话，要求赔偿请求人追加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辰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但赔偿请求人未同意。通过北辰法院及红桥法院的陈述可以证实红桥法院确实采取了保全措施，但由于工作的失误，手续不齐全，没有将房屋查封住，造成房屋被转卖，红桥法院应当承担查封不利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之后，赔偿请求人到红桥法院立案，红桥法院以不能重复立案为由未予立案，并告知赔偿请求人北辰法院于2016年8月依职权恢复执行，执行到一部分钱款。北辰法院于2016年8月依职权恢复执行，于2017年6月22日才通知赔偿请求人领取执行费，不符合常理，故赔偿请求人没去。赔偿请求人后发现卷宗中记载2016年8月5日依申请人的申请恢复执行，明显是弄虚作假，赔偿请求人绝对没有申请恢复执行。综上，红桥法院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的一般情形拒绝赔偿请求人进入赔偿程序错误、违法，应当适用特殊条款。赔偿义务机关红桥法院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针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作出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以及执行措施等司法行为请求赔偿的，应以民事、行政诉讼或者执行程序的终结作为提起请求的前提。本案中，王文治以民事案件中保全的财产被转卖造成损失为由提起国家赔偿，该民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之后进入执行程序。目前，该执行案件尚未执行终结，仍在执行程序中，王文治尚有已执行到位的执行款未领取。王文治在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的情况下申请国家赔偿，不符合上述规定。综上，红桥法院作出的（2019）津0106法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决定结果并无不当，请求驳回王文治的国家赔偿申请。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24日，赔偿请求人王文治因与天津市红桥区承天食品经营部房屋租赁纠纷向红桥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红桥法院立案后，于2000年5月10日依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的申请作出（2000）红民初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裁定“将张景汉名下所有私产房屋坐落本市南开区富平里×楼×单元×层三室予以查封（活封产权不许转让、转租、转卖）”。该裁定送达南开建设开发公司。红桥法院审理中发现上述房屋租赁纠纷所涉房屋位于北辰法院辖区，将该案移送北辰法院。北辰法院于2000年12月26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王文治以张景汉、姚文浩为被告的民事诉状，后予以立案。2001年4月3日，张景汉将其名下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路××号房屋卖予李春来。2001年7月，北辰法院作出（2001）辰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张景汉、姚文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房租金25000元，房屋装修费2450元，电表款3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39974元。三、二被告担负本案评估费200元。四、被告张景汉、姚文浩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受理费1126元，其他诉讼费338元，合计1464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姚文浩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1月20日作出（2001）一中民终字第213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本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01）辰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二、1.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上诉人张景汉返还被上诉人王文治房租款25000元、房屋装修费2450元、电表款300元；2.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上诉人张景汉赔偿被上诉人王文治财产损失39974元；3.上诉人姚文浩对被上诉人张景汉返还的房租款25000元承担连带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590元，由上诉人负担464元，被上诉人张景汉负担2126元；评估费200元，由被上诉人王文治负担。”2001年12月20日，赔偿请求人王文治向北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2012年1月10日，北辰法院将姚文浩承担连带责任的25000元执行到位并发还王文治。2016年8月5日，北辰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于2016年8月9日决定将张景汉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于2018年7月30日对张景汉作出《限制消费令》，后查询到张景汉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有余额34355.47元并予以扣划。2017年7月17日，北辰法院作出（2016）津0113执恢409号执行裁定，以“被执行人无房产及车辆信息且已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院已扣划了被执行人银行存款34355.47元且也联系了申请执行人来领款，但申请执行人至今未领。目前，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9年10月9日，王文治以保全的财产被转卖为由向红桥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红桥法院作出（2019）津0106法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决定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的国家赔偿申请。以上事实有王文治向红桥法院提交的起诉状、红桥法院（2000）红民初字第1146号《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红桥法院向北辰法院出具的案件移送函件、北辰法院《立案审批表》、北辰法院（2001）辰民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一中民终字第2134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书、缴款凭证、北辰法院（2016）津0113执恢409号《执行裁定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红桥法院（2019）津0106法赔1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等材料予以佐证。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系针对红桥法院的保全措施申请国家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是否符合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人民法院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赔偿的，应当在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终结后提出，但下列情形除外：（一）人民法院已依法撤销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的；（二）人民法院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三）经诉讼程序依法确认不属于被保全人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四）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相关行为违法，且无法在相关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中予以补救的；（五）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请求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无关的；（六）其他情形。”依照上述规定，在一般情形下，执行程序只有终结以后，才能确定人民法院的相关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数额，才能避免执行程序和赔偿程序的并存交叉，才能对赔偿案件在穷尽其他救济措施后进行终局性的审查处理。但对执行行为长期无进展、有证据证明也不可能再有进展等特殊情形，允许赔偿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符合国家赔偿制度设计的本意。本案中，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首先，所涉执行行为一直在持续且陆续执行到部分款项，执行行为并未终结。王文治申请执行案虽执行时间较长，但北辰法院一直在执行中，且陆续执行到部分款项，该院于2012年将被执行人姚文浩承担连带责任的25000元执行到位并发还给王文治，后又于2016年依职权恢复执行，查询到被执行人张景汉名下银行存款34355.47元并予以扣划，在尚有部分款项未执行到位且北辰法院已将被执行人张景汉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其作出《限制消费令》的情况下，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其次，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执行人张景汉实际上已经彻底丧失清偿能力。最后，赔偿请求人系针对红桥法院的保全措施申请国家赔偿，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除外情形。红桥法院驳回王文治的国家赔偿申请正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赔偿请求人王文治的国家赔偿申请。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决定：（一）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或者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