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民终2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荣友，男，196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新荣，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舒莉英，女，198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弋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旌，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方平，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ＫＡＲＡＴＴＡＨＡＪＩＨＩＺＺＡ），男，1983年8月25日出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公民，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邱荣友因与被上诉人舒莉英、喀拉塔·哈吉·希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249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荣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上诉理由：1、一审判决对两被上诉人的关系认定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本错误。交易记录、微信记录等事实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系个人合伙关系。其互称“老公”“老婆”系为了取得客户信任而促成交易的欺骗性说词，两人为男女朋友关系，交易中不分你我，彼此权利义务一体化，两人行为的实质为最密切的个人合伙关系。舒莉英一审庭审中辩称“受托代理”，无任何证据佐证，系推脱责任的谎言。一审仅因订货单载明订货人为哈吉和结算单系哈吉出具，不考虑其他更实质性交易因素，仅根据表面性证据来判断，因而作出了片面、错误的判决。2、一审判决对本案交易的特殊合同关系和合同责任缺乏法理认知，导致法律适用错误。现实生活中，书面合同并非合同的唯一形式，口头合同反而普遍合法存在，尤其是义乌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交易习惯，均为口头合同形式。本案两被上诉人断然不会口头承认合伙，但客观实际却是合伙做生意、具体交易大都以口头形式进行。双方交易以口头合同形式进行，也是合同相对方。一审机械理解合同相对性仅存在于书面形式，排除了口头合同在合同相对性原理中的运用，显然是对民法、合同法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是法理认知的欠缺。况且，依据民法原理，本案的交易关系判断特别应当着眼于“实质重于形式”。3、公正、准确的判决对保护诚信的民事活动当事人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本案上诉人在交易习惯主导的市场中，基于人与人的信任，基于相当充分的证据相信两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进而放心与两被上诉人交易，法律就应当尽可能地保护这样的信赖利益，保护诚实信用行为，而不是放纵甚至鼓励欺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充足的证据，有充分的法理、法规支持，理应获得法律支持。 被上诉人舒莉英答辩称：本案买卖合同发生于上诉人邱荣友与被上诉人喀拉塔·哈吉·希扎之间，被上诉人舒莉英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相对方。 被上诉人喀拉塔·哈吉·希扎未发表答辩意见。 邱荣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1、第一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交货日期：2016年6月3日。货值：人民币105115元。2、第二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交货日期：2016年7月2日。货值：人民币39600元。3、第三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交货日期：2016年9月29日。货值：人民币54221元。4、第四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交货日期：2016年11月4日。货值：人民币66853元。5、本案第五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订货时间：2016年12月2日，交货日期：2016年12月2日。货值：人民币62240.4元。6、第六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交货日期：2017年1月11日。货值：人民币73551元。7、第七笔交易情况。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向原告订购货物，订货单显示：“订货商：哈吉”，订货日期：2017年1月18日。货值：人民币35260元。被告舒莉英于2016年9月18日向原告转款6万元，于2016年11月10日向原告转款4万元，于2017年1月5日向原告转账5万元，于2019年3月25日向原告转账4万元。经结算，截至2017年4月9日，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尚欠原告货款246840元，并出具结算单一张并由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签字确认。嗣后，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未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告邱荣友与孙香传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原、被告未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为出卖方，而出卖方的住所地即原告的住所地在我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予以裁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的合同相对人如何认定？原告认为其合同相对人为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舒莉英。被告舒莉英认为其不是合同相对人。本案中根据对前述原告提供证据的分析，涉案七笔货款的订货单载明订货商系哈吉（喀拉塔·哈吉·希扎），出具结算单的亦是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可以确认本案讼争买卖合同系发生于原告与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之间，故原告主张被告舒莉英系共同买受人证据不足，其对被告舒莉英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被告舒莉英关于其不是合同相对人的辩解，予以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原、被告通过结算，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246840元，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未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支付尚欠的货款人民币24684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予以支持。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KARATTAHAJIHIZZA）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邱荣友货款人民币2468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12月21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邱荣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8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喀拉塔·哈吉·希扎（KARATTAHAJIHIZZA）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七笔订货单，第1、3、4笔订货单系由舒莉英签收。舒莉英与喀拉塔·哈吉·希扎系男女朋友关系，舒莉英以“哈吉老婆”自居，从2016年1月25日开始，通过微信与邱荣友洽谈涉案交易。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舒莉英是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人。虽然涉案七笔货款的订货单载明订货商系哈吉（喀拉塔·哈吉·希扎），出具结算单的亦是喀拉塔·哈吉·希扎，但是纵观整个交易过程，涉案交易主要系邱荣友通过舒莉英的微信进行联系，舒莉英与喀拉塔·哈吉·希扎系男女朋友关系，舒莉英在微信中以“哈吉老婆”的身份自居与邱荣友洽谈业务，而且其中部分货物也是由舒莉英签收，已经支付的款项也均是由舒莉英支付。舒莉英抗辩只是垫付货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舒莉英抗辩其未参与实际经营，与现有证据所体现的内容不符。综合上述表现，邱荣友有理由相信舒莉英与喀拉塔·哈吉·希扎系共同经营，故一审法院判决舒莉英不承担责任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上诉人邱荣友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8）浙0782民初24919号民事判决； 二、喀拉塔·哈吉·希扎（KARATTAHAJIHIZZA）、舒莉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邱荣友货款人民币2468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12月21日起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邱荣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183元，公告费600元，由喀拉塔·哈吉·希扎（KARATTAHAJIHIZZA）、舒莉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183元，由舒莉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建进 审 判 员 郑林军 审 判 员 楼 晋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黄 晖 代书记员 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