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30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裕新，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剑波，江苏宏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春红，男，196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芸蕾，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裕新因与被上诉人马春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裕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就借贷关系的成立举证不能或证据不足，故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错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首先，被上诉人出具的材料载明向上诉人借款170000元。其次，上诉人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事实，被上诉人亦认可欠上诉人170000元的事实。因此，上诉人提供的直接证据能证明双方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2、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微信转账系溧阳市春红建筑劳务公司（以下简称春红劳务公司）承接的上海孚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孚荣公司）的报销款和预支的劳务款，并非向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认为这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春红劳务公司与上海孚荣公司的劳务工程款项往来均是从对公账号进行的。上海孚荣公司出具的证明清楚地载明双方公司己经结算，且结算未涉及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其次，上诉人虽然是上海孚荣公司在四川的项目负责人，但没有义务为上海孚荣公司支付工程款项。因此，被上诉人辩称其收到的上诉人微信转账系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被上诉人称其收到上诉人微信转账系上海孚荣公司给其报销款项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如果有应向上海孚荣公司报销的款项，则被上诉人应向上海孚荣公司进行报销，按财务制度公司亦应将报销款支付给作为报销人的被上诉人，上诉人个人没有代公司支付报销款的义务。事实上上诉人也没有代为被上诉人向上海孚荣公司报销款项。另从微信转账的时间上、次数上、金额上也可以看出是不可能是报销款项。上海孚荣公司在证明上也清楚地载明没有被上诉人所称的报销款项。第四，被上诉人称微信转账部分是预支的劳务款60000元这也与事实不符，因为上诉人没有义务为上海孚荣公司预付劳务款。假如上海孚荣公司请上诉人代为预支劳务款的话，那么与春红劳务公司结算中也应该扣除该预付款项，事实上上海孚荣公司根本没有预付被上诉人款项，更谈不上在结算中扣除。综上，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陈述根本没有形成证据链足以推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或者说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上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马春红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认可，被上诉人从未认可欠上诉人170000元，该170000元的组成被上诉人在一审也陈述的很清楚，系报销款和劳务费，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无借贷合意。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裕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马春红立即归还王裕新借款170000元，并承担自2020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止按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马春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裕新为支持其主张，向法院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12张，证明马春红向其借款，通过微信转账给马春红196000元。聊天记录载明：“用我的报销先走”。王裕新另提供清单1张，证明马春红认可向王裕新借款170000元，该清单载明：“1、浦经理：配套费+房租35000已付20000余：150002、张英吸尘器+库房（金茂）15512发票在公司3、张英过梁板予制用沙袋水泥钢材208094、刘厚勇金茂房租171005、王裕新金茂保证金水电费150006、张英家装工费御澜道库房金茂分水箱安装用沙浆御澜道金茂用纸打巾5100+2750+8240+371住宿592合计17053总计：100474元借支款17万其中王裕新个人借支11万劳务费借支6万”。一审庭审中王裕新称，双方系同学关系，其是项目经理，介绍给马春红工程业务，马春红因资金短缺向王裕新借款，知道马春红有工程款在上海孚荣公司。上述清单除“发票在公司”系其所写外其余都是马春红书写，其就收到一张吸尘器发票，但未向公司报销，其中“借支款17万其中王裕新个人借支11万劳务费借支6万”明确为借款，1、2、3、4、5、6也说明了马春红支款的用途，该170000元包含于转账的196000元中。马春红质证称，王裕新系上海孚荣公司成都、重庆地暖工地的负责人，经他介绍，我承接了成都和重庆工程的清包劳务部分项目，且我和上海孚荣公司签订了劳务协议，工程内容主要是小区精装修房的地暖安装，合同签订后，我安排工人上去干活，到了工地后发现上海孚荣公司的前期工作没有做好，主要是水电的配套费和安全的配套费都没有交，这笔费用不在我的合同范围内，和上海孚荣公司交涉后，王裕新让我垫付，把发票拿去上海孚荣公司报销，发票抬头开的是上海孚荣公司，我陆续了垫付了部分费用，然后就把发票交给了王裕新，后来王裕新让我把成都项目的发票交给成都的项目经理蒲经理，重庆项目的发票交给重庆的项目经理刘厚勇，材料发票交给材料员张英，有2张发票直接交给他。我把钱垫付后，向王裕新要报销款，王裕新说报销要走流程，王裕新和上海孚荣公司商量后，告诉我先安排60000元劳务费作为生活费用，先借支。这个110000元的报销款和60000元的生活费，王裕新通过微信陆续转给我170000元。钱打给我后通知我到成都分公司，叫我把报销款和60000元的费用单独的列清楚，说为了上海孚荣公司财务做账，我就在成都办公室里和王裕新就110000元的报销款发票给了谁，一共多少费用，以清单的方式列下来。借支是王裕新要求这么写的，并不是向王裕新借款，而是按照工程惯例等工程结束后经过结算再进行扣除。60000元本身就是上海孚荣公司应该支付给我相应的劳务费。工程结算是我和上海孚荣公司依据合同结算。为此，马春红提供春红劳务公司与上海孚荣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劳务用工协议书》，证明马春红承接上海孚荣公司位于重庆、成都工地的劳务工程，王裕新上海系孚荣公司在成都、重庆的项目经理，涉案款项均是发生在该工程，款项性质是报销款和上海孚荣公司支付的劳务费。该协议书载明劳务施工内容为：重庆金茂国际生态新城项目湿法地暖工程施工、重庆万科御澜道项目干法地暖施工、成都龙湖新川广都项目湿法地暖工程系统安装、调试、质保。王裕新对此质证称，劳务用工协议书反映上海孚荣公司与春红劳务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没有关联性，如果按照协议书上海孚荣公司结欠劳务公司款项的话，马春红应向上海孚荣公司主张相应款项。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王裕新提供了上海孚荣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该《证明》载明：春红劳务公司（乙方）与上海孚荣公司（甲方）的所有合同内劳务费和签证已核对结束，共同达成结算，已支付给乙方1124619.82元,余83344.18元作为合同约定的质保金;以上结算未涉及王裕新和马春红之间的经济往来,王裕新和马春红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上海孚荣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人员住宿、施工交通费、现场管理费由乙方承担。马春红对此质证称，结算时已扣除之前预支的60000元，该证据中载明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应由上海孚荣公司承担的费用并不包括在合同内，故产生报销问题。马春红提供了上海孚荣公司出具的《证明回复》1份，载明：1、王裕新为该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项目经理（包括马春红承建项目）。2、王裕新在该公司有一定量的个人借支，用于差旅备用、个人房租、金茂水电费等。3、刘厚勇、浦泽周均为该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项目经理，张英为该公司驻成都、重庆辅助采购人员。马春红认为已将王裕新提供的清单上的100474元全部开具了以上海孚荣公司为抬头的发票，并向王裕新及王裕新指定的人进行了交付，申请对发票入账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王裕新对以上《证明回复》的第1、3项无异议，对于第2项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举证不能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则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自借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因此，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证明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二是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了出借款项。本案中，结合双方的陈述和所提供的证据，法院确认王裕新系上海孚荣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项目经理（包括马春红承建项目），而马春红也承接了上海孚荣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劳务施工。王裕新提供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通过微信转账向马春红交付了案涉款项，认为该转账款项系马春红借款并提供清单证明马春红借款的用途，但马春红认为该转账款项系承接上海孚荣公司劳务所产生的有关报销款及预支的劳务费，为此马春红提供了有关证据证明，且王裕新也自认其收取马春红所交发票一张及其提供聊天记录载明“用我的报销先走”，在此情况下，王裕新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在其举证不能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则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裕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50元（已减半收取），由王裕新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一、上海孚荣公司与春红劳务公司的结算材料复印件六页，包括打印的工程约谈记录一页及手写的汇总五页，上诉人陈述双方公司在2019年12月17日就承包工程的款项进行了结算，结算材料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上海孚荣公司的证明相互印证，用以证明在结算过程中不涉及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二、2019年7月10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微信聊天中的对账单照片打印件二张，其中129000元的照片是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120000元的照片是被上诉人核对后回复给上诉人的，第二张照片最后一行的3000和12000是笔误，用以证明截止到2019年7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20000元的事实，上诉人陈述2019年7月10日后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于2019年9月3日和4日又微信分别汇给被上诉人40000元、10000元，合计是170000元。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一工程约谈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该约谈记录上改动的部分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与上海孚荣公司结算的时候当时余款是103972.5元但是现在上海孚荣公司出具的约谈记录中余款只有83344.18元，这一情况需要被上诉人与上海孚荣公司核实后才可以确认，但是从该约谈记录中并不能体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正是因为相关的报销款项范围不在合同范围内，才产生报销的问题。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对账单形式的书面材料中所列的款项范围都是合同之外的，应当由上海孚荣公司支付，在被上诉人垫付费用后被上诉人将相关发票、票据交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利用其内部的报销系统报销后将相关款项陆续通过微信转给了被上诉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仅凭该两张书面资料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关系。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一、浦泽周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微信转账记录一份、照片影印件一份，被上诉人陈述浦泽周的身份是上海孚荣公司成都项目部的项目经理，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为上海孚荣公司垫付相关费用后受上诉人的指示将发票交给了浦泽周，其在向上海孚荣公司报销后将其中的报销款20000元支付给了被上诉人，也就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相印证，系报销款项。二、刘厚勇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照片影印件一份，被上诉人陈述刘厚勇也是上海孚荣公司的员工，担任重庆项目部的项目经理，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为上海孚荣公司垫付了17100元的房租后也是受上诉人指示将发票交给了刘厚勇，其也将发票邮寄给了上海孚荣公司用于报销，也是与被上诉人的一审陈述相印证。三、收据两份，被上诉人陈述其在金茂重庆的工地为上海孚荣公司代付了保证金和水电费共计15000元，甲方单位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两份收据，抬头是上海孚荣公司，被上诉人将该两份收据也交付给了上诉人，即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对账单形式的书面材料中的第五项，也是用于向上海孚荣公司进行报销，与被上诉人的一审陈述相印证。上诉人质证称：一、上诉人没有指示浦泽周收取被上诉人的发票，报销的情况上诉人也不知道。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是为上海孚荣公司垫付了相关款项的话，那么应该是被上诉人直接去报销，与上诉人没有关系。2、上诉人没有指示刘厚勇收取被上诉人的发票，有没有这个发票以及是否寄到上海孚荣公司这个情况上诉人也不清楚，更没有去接受这个报销款项。如果被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应由上海孚荣公司报销的话，则被上诉人应该向上海孚荣公司主张。3、两张收据上诉人没有收到，该两张收据只能说明与中建三局之间的关系，如果被上诉人认为其代替上海孚荣公司垫付的话，则被上诉人应向上海孚荣公司进行主张。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系上海孚荣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项目经理，而被上诉人经营的春红劳务公司经上诉人介绍承接了上海孚荣公司在成都、重庆项目的劳务施工。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由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材料并非借据形式，被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浦泽周和刘厚勇的证明材料与该书面材料的内容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该书面材料中载明的款项系工程所用，被上诉人也已将票据交付相关人员。故该书面材料不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双方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王裕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