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4民终5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住辽宁省锦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杰，辽宁朋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福成，男,1970年1月29日出生，住辽宁省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莹，吉林武德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源市中金投联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东辽县安石镇芦丰村****。法定代表人：刘剑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军，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超因与被上诉人孙福成、辽源市中金投联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杰，被上诉人孙福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莹，被上诉人中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剑锋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超上诉请求：1.撤销东辽县人民法院（2020）吉0422民初550号判决书，驳回孙福成的诉讼请求;2.判令孙福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借条虽为李超书写，但李超只是经手人，由于中金公司没有批准盖章因此未生效，孙福成也没有向中金公司实际支付上述款项。一审法院将借条认定为李超个人借款属事实认定错误，进而导致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错误。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5月23日孙福成分四次共计向李超尾号4091的银行卡账户转账118万元虽是事实，但这只是中金公司借用李超银行卡收取孙福成购买矿石的货款。此款项也已经由李超支付给中金公司。综上，一审判决错误。孙福成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李超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依据。本案借条系李超亲笔书写，借条中载明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方式。在李超的上诉状及一审庭审中李超对118万元均予以确认。李超的借条中，有其签字予以确认，从一审的借条和流水交易记录在案予以佐证，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李超所述118万元系孙福成购买矿石的货款，无证据予以证明，孙福成与李超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借条中李超写明“今借到孙福成30.4万元”，若借款未实际支付则借条中不应写借到。借条不应当交给孙福成而始终不予索要，这并不符合常理。李超系无权代理人无权代理的结果，应当归结于无权代理人。李超与孙福成通过第三人介绍认识，以中金公司名义与孙福成对借款已用矿石抵顶的事项进行协商，在孙福成与李超多次沟通后，孙福成基于商业信赖，以中金公司名义与孙福成借款并出具了亲笔书写的借条。若李超系中金公司的代理人，应当持有中金公司的授权委托或者是取得中金公司代表对外签订合同、管理事务、接受资金的代理权限，现李超无证据予以证明，取得了中金公司的授权，其实施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无权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无权代理人承担。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李超承担还款责任系完全正确的。2.李超提供的证据无法推翻一审判决。李超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与孙福成之间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亦无法证明借款未发生情况下孙福成还持有借条。一审的在案证据已经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李超二审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双方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还持有借条的事实，亦无证据证明118万元已经全部还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中金公司辩称，李超向孙福成借款30.4万元的提案，最终未获中金公司批准，借条借款人处于空白状态，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中金公司也没有实际收到该借款。孙福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金公司、李超向孙福成返还借款30.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金公司、李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3日-2017年5月23日孙福成分四次共计向李超尾号4091的银行卡账户转账118万元。孙福成提供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孙福成人民币叁拾万零肆仟元整（￥304000元),商定矿山开工后用矿石抵还,二个月内还清，借款单位:中金公司，2017年8月23日，经手人:李超。该借条中借款单位处未加盖中金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孙福成主张由中金公司、李超返还借款30.4万元，其提供的借条中借款单位处虽书写中金公司，但未加盖单位公章，且庭审中中金公司对该借款不予认可，李超在答辩中也承认中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剑锋不同意借款，并拒绝签字盖章，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孙福成与中金公司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的借条系李超为孙福成出具，借条中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方式，李超在经手人处签字,且孙福成提供了于2017年4月13日至2017年5月23日期间向李超账户转账118万元的交易明细，该118万元转账时间先于出具借条的2017年8月23日，李超也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与孙福成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足以认定李超与孙福成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李超抗辩借款行为因中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剑锋不同意而未实际发生，但其不能就借款未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为何孙福成持有借条作出合理说明。若借款未实际支付，其应将借条交给孙福成，从2017年8月至今未向孙福成追索，亦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综上，李超的抗辩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李超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孙福成借款30.4万元。二、驳回孙福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30.00元，由李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超围绕上诉请求提交的证据分别为：1.中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控股股东信息，证明:2017年1月18日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由刘剑锋变更为王春海。2.李超与王春海及王春海妻子2017年1月2日到2017年6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李超作为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李超接受王春海指令分配使用资金，管理公司。3.李超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及用于中金公司的资金明细，证明:包括孙福成118万在内的中金公司收到的货款、提取现金发放工人工资等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是使用李超的个人账户。4.中金公司会计王海涛情况说明、从李超账户提取资金发放工资情况，证明:李超作为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包括孙福成118万在内的公司收到的货款、提取现金发放工人工资等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是使用李超的个人账户。5.李超与王海涛电话录音，证明:李超是受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指派前往中金公司参与管理工作,离开中金公司的时候和当时作为会计的王海涛及王春海派来的接收人员完成了对账及工作交接。6.李超与刘剑锋电话录音，证明:李超作为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王春海管理公司的投资资金使用李超个人账户。7.李超与孙福成电话录音，证明:诉争30.4万元是货款，李超是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是经办人。8.李超与杨启宽电话录音，证明:李超是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离开中金公司的时候和当时作为会计的王海涛及王春海派来的接收人员完成了对账及工作交接。孙福成到矿上买矿石的事实及孙福成打给李超的118万元是购买矿石的货款。9.证人刘某证言，证明:李超是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的代理人，接受王春海指令用李超个人账户给公司使用，管理公司。孙福成数次来到中金公司实际控制的小米窖矿购买矿石。10.中金公司盖章、王春海签名为债务人出具的还款计划一份，证实王春海到了小米窖金矿之后，经过协商，由王春海负责此笔债务，王春海参与了中金公司管理。孙福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王春海在公司的占股比例，并不能证明王春海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且并无公司章程予以佐证，证据中王春海系公司监事，并不具有公司决策权。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事项均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系电子数据，原始载体应当予以封存，仅以截图形式呈现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及合法性。微信是否为王春海本人及王春海妻子本人，身份并未予以核实。即使系王春海与李超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记录中也并未体现王春海指令李超分配使用资金用于管理公司事务的说明，聊天记录中的时间也未予以体现，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证据3银行交易清单与一审孙福成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借条相互印证，但该证据并不能够证明李超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对于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的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的来源不合法，系李超自行提供且使用途径均自行拟定，无第三方加以证明，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证据4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持有异议。王海涛是否为中金公司的会计未查实，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且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李超与王海涛的电话录音并不能听出对话录音中双方的真实身份，而且从电话录音的对方自述记忆不好可见此人的记忆力、认知力较差。录音内容与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录音中能够听出李超指示其书写两份书证，王海涛两份书证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据6李超与刘剑峰的电话录音，明显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对话能够看出，李超和刘剑峰对118万均予以认可，已经构成自认。证据7李超和孙福成的录音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录音对话中无法体现李超的证明目的。证据8李超与杨启宽的电话录音，李超通过此份录音证明其欠孙福成货款30.4万元，对此事项予以认可。证据10与孙福成、李超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存疑。中金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王春海必须投资到位才具有公司51%的股权。证据2不清楚是否为王春海及妻子的微信。证据3只能证明李超是王春海的委托人，王春海与中金公司履行合同的投资数额，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证据4情况说明书写人为王海涛，王海涛不是中金公司的会计，刘剑峰是中金投联的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授权。证据5是否为王海涛本人不清楚。证据6刘剑波与李超的电话录音，充分证实了李超只是中金公司合伙人王春海的代表人，而不是中金公司的代表人，中金公司没有授权李超管理公司，李超只是代表王春海履行中金公司与王春海的合同。证据7与中金公司无关。证据8杨启宽、证据9刘某均不是中金公司员工。证据10是复印件不是原件，中金公司不知情，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孙福成、中金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评判如下：李超为证明其受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指派，代中金公司管理公司所举的证据为其与王海涛、刘剑锋、孙福成、杨启宽的通话录音、证人刘某的证言及王海涛的情况说明、从李超账户提取资金发放工资情况的说明，因王海涛、杨启宽未到庭，故二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及王海涛书面材料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李超与刘剑锋（中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通话录音能体现李超是受雇于中金公司股东王春海个人在小米窖金矿工作，并非受雇于中金公司。李超与孙福成的通话录音亦能体现孙福成承认李超的老板是王春海，而非中金公司。证人刘某证言称刘某本人是受雇于王春海管理小米窖金矿，其证言无法证明李超是受中金公司委托管理中金公司事务。结合庭审中李超举证其与王春海及王春海妻子的聊天记录拟证明的亦是其受王春海委托，分配使用资金，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中金公司委托李超管理公司、收取及管理分配公司资金，李超有权利代表中金公司出具借据，对李超所举证据1、2、4、5、6、7、8、9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李超所举证据3为其自制，且其非中金公司代理人，其银行资金支出情况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0的还款计划虽有王春海签字、中金公司加盖公章，但真实性中金公司并不认可，即使该证据真实存在，因该还款计划具有合同相对性，与本案孙福成、中金公司、李超之间借贷关系并无并联，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李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称“2017年8月27日，我与孙福成协商借款30.4万元，用于中金公司的资金周转和办理探矿证延续等的费用。但写好借条请求中金公司法人刘剑锋，要求其签字盖章时，刘剑锋不同意借款，并拒绝签字盖章，导致该借条借款人空缺，并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而在二审中又称“诉争30.4万元是货款，李超作为中金公司控股股东王春海代理人，李超是经办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李超的银行流水能证明其收取了孙福成款项118万元，李超认为该款是代中金公司收取的孙福成购买矿石的货款，孙福成称是其向李超的借款，因双方无书面合同，借款用途虽不能确定，但借据中约定了还款方式及期限，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借条中虽书写中金公司为借款单位，李超仅为经手人，但中金公司并未加盖公章，李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中金公司委托向孙福成借款，事后中金公司也未追认该代理行为，故李超没有权利代表中金公司向孙福成借款。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代理行为对中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以李超为经手人与孙福成之间形成的借款30.4万元应由无权代理人李超承担给付责任。针对118万元，从协商、转款、以矿石抵顶87.6万元到最后进行结算，均发生在李超与孙福成之间，双方结算后并以李超为经手人向孙福成出具了借据，以此为证据链条亦应由李超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如李超认为其出具借据是代表王春海，可向王春海另案主张权利。李超一审中称借款没有实际发生，二审中又称借款是中金公司欠矿石款形成，其对涉案30.4万元借款作出了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该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信原则，加之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中金公司借用李超银行卡收取孙福成购买矿石的货款，故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0.00元，由李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芳松审判员  史 震审判员  王 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曹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