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3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平波，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伟，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怡，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海雄，男，196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集强，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倪平波因与被上诉人袁海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平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倪平波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袁海雄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中袁海雄存在虚假陈述，自相矛盾。首先，黄亚琼是倪平波的妻子（一审已提供结婚证），黄亚琼明确表示该款是按倪平波的指示转给袁海雄的借款。另外，袁海雄是倪平波的朋友，而不是黄亚琼的朋友，黄亚琼与袁海雄没有任何经济往来。袁海雄称其与倪平波之间存在生意合作关系，案涉款项到底是黄亚琼与袁海雄经济往来，还是合作款，袁海雄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一审袁海雄提供的《2014年度韶关驻地网专业施工劳务框架合同》，该合同根本没有原件，倪平波与袁海雄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0年，但袁海雄提供的合同却是在2014年签订的，且合同的主体不涉及倪平波、袁海雄。二、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一审中，倪平波提供转账的流水和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袁海雄对100万元借款进行抗辩和解释，袁海雄有举证的责任和义务，但袁海雄只提供了转账后四年的《2014年度韶关驻地网专业施工劳务框架合同》的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袁海雄没有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关于证据采纳的问题。一审倪平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仅证实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的借贷关系，也证实倪平波一直向袁海雄追讨案涉借款。对于该微信是否袁海雄使用应由其举证证明，且该微信绑定的手机号是一审法院用于送达的手机号码186××××****，袁海雄不承认该微信号又无提供相反证据，显然是不诚信的。一审法院认定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明与本案款项的关联性是违背事实和常理。日常生活中，若非特意为双方的借贷关系留下证据，在聊天中不会特意注明借款时间、借款用途等详细内容，但不因此否认双方之间已存在的借贷关系。且本案2016年10月23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2月21日、2019年9月4日的聊天记录明确指向该100万元借款，袁海雄一直以资金困难、债务缠身、发不出工资等理由回应，但从未提出该款不是借款或其他性质等异议。倪平波与袁海雄除了本案借款往来，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所以要求还款的指向是明确且唯一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倪平波的上诉请求。袁海雄辩称：一、对于黄亚琼向袁海雄汇款的缘由，袁海雄在一审中已如实做出陈述，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虚假陈述、自相矛盾等问题。1.黄亚琼向袁海雄汇款是因为倪平波在担任铁道通信公司东莞分公司总经理期间，倪平波提出由其妻子黄亚琼与袁海雄公司（广东长润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承接工程，花费了袁海雄大量的考察费、招待费，但一直未能接到大工程。2010年左右，因倪平波准备调离东莞，经黄亚琼与袁海雄协商，黄亚琼同意先向袁海雄返回100万元，如果以后能够接到大工程，再相应向黄亚琼支付一定款项作为补偿。基于此，黄亚琼将上述100万元汇给袁海雄。此后，倪平波确实介绍了部分工程给袁海雄公司承接，但因相关工程量较小，且一直未能顺利结算收款，袁海雄公司也就未向黄亚琼支付补偿。案涉款项是由黄亚琼通过其个人账户汇付给袁海雄，黄亚琼填写的《境内汇款申请书》上明确注明该款项的用途是“往来款”，并非借款。黄亚琼作为在国企从事财务的专业会计人员，不可能不清楚“往来款”与借款的区别。2.袁海雄一审时提供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虽然是复印件，但倪平波是作为合同的发包方代表在合同上签名，其对合同真假是清楚的，根本无必要对自己亲笔签名的合同以没有原件为由妄图抵赖不认。倪平波可以申请由法院向中移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调查，如果查证该合同属于伪造，由袁海雄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如果查证属实，则倪平波应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据的认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任何不当。倪平波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仅包括《境内汇款申请书》及微信聊天记录，均不足以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由倪平波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判决认定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是正确的。若如倪平波所说，倪平波向袁海雄出借款项，为何不是由倪平波直接汇款给袁海雄，而要通过黄亚琼的账户？且在借出款项后6年多才第一次向袁海雄提出还款，若是黄亚琼出借款项，为何不要求袁海雄写借据，亦无约定利息、还款时间等均不符合正常的借贷习惯，也不合常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倪平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海雄返还倪平波100万元借款本金；2.袁海雄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100万元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6年10月24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本案受理费等由袁海雄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倪平波与黄亚琼系夫妻关系。2010年6月11日，黄亚琼填写的中国银行《境内汇款申请书》中载明其作为汇款申请人，向收款人袁海雄申请汇款800000元，汇款用途填写“往来”。当日，黄亚琼通过中国银行已将该800000元汇给袁海雄。2010年6月12日，黄亚琼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200000元汇给袁海雄。诉讼中，倪平波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拟证明倪平波多年来向袁海雄进行追款并遭袁海雄拒绝。袁海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并非袁海雄的微信号。袁海雄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2014年度韶关驻地网专业施工劳务框架合同》，拟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存在生意合作关系，合同中载明的乙方是袁海雄的公司，与倪平波一直合作。受疫情影响，该证据暂没有原件提交。倪平波质证意见：该证据没有原件，三性不予认可。袁海雄陈述合同上载明乙方是袁海雄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且该合同是2014年签订，与本案2010年发生的100万元款项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倪平波所持有的银行汇款凭证，仅能证明黄亚琼向袁海雄汇款共计100万元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该款项系袁海雄向倪平波所借的借款。本案汇款款项的性质不明确，故汇款凭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对债务人提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抗辩的，债权人应当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负举证责任。倪平波认为双方对借款关系存有口头约定，无相应的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倪平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定对方微信聊天人的身份，真实性无法确定，且微信聊天记录所涉聊天内容未正面提及本案款项，也未有确认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的聊天内容，无法证明与本案款项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考虑到倪平波主张讼争款项为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未能提供录音、录像等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其提供的银行汇款凭证也并非由倪平波直接转账，亦不能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倪平波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直接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就涉案款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合意，因此倪平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目前的证据，倪平波的全部诉讼请求缺乏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倪平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倪平波负担。二审中，倪平波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倪平波2019年工资单。2.黄亚琼20**年工资单。拟共同证明倪平波有经济能力出借100万元款项给袁海雄的事实。3.情况说明及身份信息。证明倪平波通过妻子黄亚琼向袁海雄支付100万元借款的事实。4.郭广义证人证言及身份信息，郭广义亦出庭作证。5.张永明证人证言、共同微信群及身份信息。拟共同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的借款事实真实存在，证人与袁海雄联系的手机号码为186××××****，微信号为×××的事实。6.公证书。拟证明在微信上通过手机号186××××****或微信号×××添加好友，结果都显示为“袁海雄”的事实。7.百度搜索截图。拟证明通过百度搜索手机号186××××****，显示该手机号常用单位为凯博美光电。8.企查查查询截图。拟证明袁海雄是东莞市凯博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占比31.25%的股东，证明尾号6777是袁海雄使用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也是一审送达的电话号码。袁海雄对倪平波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倪平波及黄亚琼的工资单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工资单既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也未加盖单位印章。对证据2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于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4郭广义、张永明的身份证复印件的真伪由法庭依法核实。对于两人的证人证言的三性不予认可。所谓“证言”欠缺公正性、客观性。对证据5，认可《公证书》表面形式的真实性，但对其内容及所主张证明的内容不予确认，对于手机号或微信号的实际归属应该以手机号码或微信号的相关登记机构所出具的证明为准。证据7、8，只是网上查询，而不是正规渠道查询，因此三性不予确认。袁海雄提交以下证据：1.惠州分公司2012年城域传送网管道项目劳务施工分包结算合同。2.惠州分公司2013年传送网城域骨干网设备工程劳务施工分包结算合同。合同双方为铁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和广东长润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拟共同证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有生意合作关系。倪平波对袁海雄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第一，该两份证据都不是新证据，并且严重的超过了举证期限。第二，对该两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既没有倪平波也没有袁海雄。第三，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既不需要倪平波给袁海雄转钱，也不存在黄亚琼给袁海雄转钱。第四，假设存在袁海雄说的介绍工程的介绍费，该证据也不具有合法性。另经本院向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调查，该公司回复称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号查询时的实名认证信息为袁海雄，绑定的三个银行卡也为袁海雄所有。倪平波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财付通的回函三性予以认可，恰恰证明微信号×××为袁海雄所有。袁海雄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协助查询复函》证明的仅仅是财付通账户查询时的实名认证信息，并不能证明在此之前财付通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2.即使财付通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显示该账户为袁海雄所有，但并不能证明微信号×××属于袁海雄所有。3.微信号是与手机号码绑定，而186××××****手机号码并非袁海雄所有，故与该手机号码绑定的微信号×××显然也并非袁海雄所有。4.退一步说，即使微信号×××属于本人所有，但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并未提及本案款项，也没有确认借款时间和借款金额的聊天内容。故相关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与本案款项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本人与倪平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5.再退一步来说，即使微信号×××属于本人所有，倪平波在2016年10月24日的聊天记录中提到，“顺便谈谈工程上的事，预计下一步量很大，单价好于这两年，回款也好了很多！”由此证明双方之间确实牵涉到工程方面的事情，恰好证明本人就黄亚琼向本人的汇款原因所做的解释并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二审庭询后，袁海雄提交中国联通客户账户，证明手机号186××××****并非其所有。由于倪平波在庭询时已陈述该手机号登记的名字不是袁海雄，双方就此并无争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不再组织质证。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倪平波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10月23日，倪平波说“老袁，好久不见，可好！有关钱的事，请解决一部分，确实急需！”对方回复“……我现在是全力以赴，把欠张的钱还了先”；2018年11月8日，倪平波说“老袁，约你几次均未能见面……我的确急着用钱，你一定得先解决一部分”；2018年12月21日，倪平波说“请帮我解决一下，老婆天天唠叨，真受不了。拜托”，对方回复“兄弟，真的不好意思”“现在河源的事没有落实，还在不断投入，上个月求朋友借了三十，又投入了进去，心里苦呀”；2019年9月4日，倪平波说“袁总，上周东莞见面，找你要钱，你说等经济缓解一些。我因为要给儿子买房，的确很紧张，请尽快近期还我一半（50万）”，对方回复“公司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倪平波提交的转账凭证、结婚证、黄亚琼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倪平波通过其妻子黄亚琼向袁海雄转账100万元。袁海雄主张该款项是黄亚琼向其返还的考察费、招待费，但袁海雄在一、二审中提交的几份合同，只能证明合同所载的公司之间存在合作，无法得出倪平波、黄亚琼曾花费袁海雄大量考察费、招待费并由黄亚琼向袁海雄返还的结论。袁海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抗辩不应得到采纳。其二，对于倪平波在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袁海雄予以否认。但经本院调查，微信号×××绑定的财付通账户是袁海雄所有，结合聊天中双方的称呼及聊天的内容，足以证实微信号×××是由袁海雄使用，袁海雄否认微信聊天记录显然有违诉讼诚信。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倪平波自2016年起直至2019年，持续在向袁海雄主张还款，特别是2019年9月4日的聊天记录中倪平波要求“请尽快近期还我一半（50万）”，直接表明袁海雄需要向倪平波偿还100万元，袁海雄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倪平波与袁海雄之间存在1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倪平波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袁海雄向其借款100万元，已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而袁海雄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应对倪平波的主张予以采纳，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及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袁海雄应向倪平波偿还借款100万元。虽无证据显示双方曾约定利息和还款日期，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6年10月23日，倪平波已要求袁海雄还款。因此，倪平波要求袁海雄自2016年10月24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具有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倪平波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41054号民事判决；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袁海雄向倪平波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6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袁海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420元，由袁海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杰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曾 正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