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73民终106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9。法定代表人：姜清臣，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宇广，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珊，女，汉族，1985年2月14日出生，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半壁店(齿轮总厂车桥分厂)****法定代表人：穆贤恭，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蕊，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简称华语圈公司）与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赞美组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京0102民初14911号民事判决（简称一审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华语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宇广、张珊，赞美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蕊到本院参与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语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中的第三项判决，维持第一、第二项判决；2、改判赞美组公司返还“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2016年2月1日）10万元；3、改判赞美组公司返还“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2016年2月2日）10万元；4、改判赞美组公司赔偿我公司“监制费”（2016年2月2日）经济损失10万元；5、改判赞美组公司返还从我司处领取的3000元车马费；6、由赞美组公司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所认定事实，混淆了上诉人2016年2月2日向穆贤恭支付的10万元借款与上诉人通过袁明华转账给屠亦然的10万元监制费，导致一审漏审、漏判一笔10万元费用。二、穆贤恭两笔“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借款共计20万元应当返还。一审法院以项目仍在进行为由，认定不属于经济损失，不予支持我公司主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2016年2月2日，上诉人通过袁明华支付的10万元监制费，属于上诉人委托赞美组公司拍摄制作电影《拖鞋》项目的信赖利益损失，赞美组公司应予赔偿。四、赞美组公司从上诉人处领取的3000元车马费，应当由赞美组公司承担。赞美组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华语圈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驳回。赞美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发回重审，或者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律关系、剧本交付、对合同解除的认定的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法律错误。华语圈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赞美组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驳回。华语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6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2日，原、被告签订《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相关费用计37.5万元，并为履行合同依约成立了摄制组，并聘请监制，同时支付了监制费用10万元。但被告未依约于2016年2月8日之前完成剧本创作，2016年3月15日，编导人员王丰辞去编导工作，至2016年8月15日，编导人员樊冲亦提出不再继续创作，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因被告的严重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赞美组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在本案中遵守了双方的合同约定，进行了编导并如约交付了剧本，在第一版的剧本交付中，被告根据原告的修订意见进行了两次修改，原告在2016年1月27日与被告及原告聘请的监制和专业人士对剧本进行了试读并在原告办公室召开了试读会，会后原告未以任何形式出具对剧本的试读意见，后因编剧王丰与原告创作理念不合，王丰向原告提出辞退申请，原告就此事知晓，为了能够将该剧进行下去，原、被告双方协商重新聘请编剧，并且双方于2016年3月31日签署了编导补充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创作周期变更为2016年3月31日至5月5日。根据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原告应于2016年3月31日之前支付编剧酬金20%共计52000元，该费用为新编剧团队的定金，被告应于2016年4月5日前交付剧本一稿，而后双方约定了二稿（精修稿），台词定本稿交付时间及原告支付相应费用的时间。新合同签订后被告的编剧团队进行了剧本创作，被告于2016年4月7日向原告交付了剧本一稿，原告对此未反馈意见。2016年5月13日樊冲向原告提交了分场剧本，对原剧本进行了修订及精修，2016年6月21日原告、被告和樊冲三方在原告办公室就涉案电影项目进行协商，根据原告要求，被告同意退出该项目。原编剧导演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被告转让予樊冲，由樊冲继续完成。2016年7月4日樊冲向原告提交了台词定稿和导演工作本，被告退出该项目后由原告与樊冲直接就剧本创作工作进行对接，而后在2016年7月13日，原告向樊冲发出了涉案电影导演合同，因双方就导演合同当中内容无法达成一致，樊冲向原告提出欲引入新的制片方，为原告保留部分份额。因此，根据以上事实，被告在未退出该项目前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为该剧创作作出了努力，而原告支付的款项仅为合同约定的报酬总额的10%即合同定金部分（8万+5.2万元共计13.2万元），被告也将收到的全部定金支付给了编剧。被告退出该项目后，原告与樊冲本人就该项目导演合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致使合同到期终止前未能继续投入拍摄，系原告与樊冲双方原因，与被告无关。原告在合同期内已取得《狂奔的拖鞋》音乐剧的改编权，并已经取得三版相应剧本，因此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对其投资损失应自行承担相应风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被告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原、被告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奖励合同》，证明原、被告之间产生了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其中第二条规定了被告的职责，被告负责编剧和导演，第三条规定被告参加拍摄制作，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原告付款交由被告购置所需材料及物品。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不认可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是劳务法律关系，但被告非适格的劳务主体，王丰、樊冲也非被告人员；不认可职责范围，仅包括编剧导演，影片未进入摄制环节，故不涉及其他义务。证据二、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赞美组公司与导演、编剧签订的《电影〈狂奔的拖鞋〉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复制件，证明王丰、樊冲是由被告聘请且职务没有明确划分。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三、被告提供给原告的大电影《狂奔的拖鞋》项目计划书，证明樊冲、王丰为共同导演、编剧。后期编剧内容和前期企划案故事梗概变动较大，这是原告不认可剧本的理由之一。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并认可樊冲、王丰为共同导演、编剧。但不认可原告有关后期编剧内容和前期企划案故事梗概变动较大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是被告为原告招商引资所做的项目计划书，logo和标注均为华语圈影视。企划案当中不涉及故事内容，故事梗概以备案为准，并且在该企划案制作时已完成备案。证据四、原告与监制签订的电影《狂奔的拖鞋》（暂定名）监制合约、《奖励合同》，证明依照合同约定，原告需向监制支付第一期款项100000元。合同中并未规定原告因未继续拍摄的情形下监制退还款项的约定；6.1.1对原告违约规定了赔偿条款。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因无法核实合同真实性。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合同约定，监制并未开始工作，因此不能推定由此产生的损失。证据五、被告的收条、借款协议、借条以及银行回单；证据六、借款单、转账电子回单以及袁明华转给屠亦然的记账凭证、袁明华手写的“说明”：证明华语圈公司通过袁明华的个人账户向屠亦然账户转入了100000元，作为屠亦然担任电影《狂奔的拖鞋》监制的第一笔款项。证明原告支付给被告295000元，支付给监制100000元，合计原告损失为395000元。其中2015年12月2日，王丰、樊冲领取部分编导预付款14万元（无证据原件）；2016年1月27日，穆贤恭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的理由，并以电影制作部的名义借款3000元，声称用于试读会上演员的车马费用；2016年2月1日，穆贤恭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的理由借款100000元，声称用于摄制组前期筹备，汇入穆贤恭个人账户；2016年3月31日，穆贤恭借款52000元，声称用于支付新编剧的首期费用；2016年2月2日，穆贤恭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的理由借款100000元，后该款经由原告账户汇至袁明华账户处，后分两次转给监制屠亦然作为监制预付费用。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五编导预付款14万元的收条的真实性不认可，收条上的字迹和2015年12月7日王丰、樊冲签署的合同中的编导签名不一致，该收条不是被告签署的，被告未收到该款项；关于3000元借款单，真实性认可，该费用为演员剧本试读会的交通费；2016年2月1日的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的理由借款10万元与本案无关，收款方为穆贤恭本人，是支付穆贤恭为华语圈的项目策划费，该笔费用不是本片的前期筹备款；借款52000元真实性认可，是原告根据合同约定支付的给新编剧的酬劳；关于证据六监制费100000元，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该笔费用不能证明是原告向被告支付的钱款。证据七、2016年3月15日王丰书写的解约申请上有被告印章，后交给原告，证明王丰辞去了该剧的编导职务，解约。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据八、2016年8月15日樊冲的辞职信，证明樊冲离职并表示另行拍摄该剧，双方已经无法合作。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该邮件是樊冲本人发送原告的，只代表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未提出解约。樊冲提出解约原因是原告存在问题，才终止合作，与被告无关。原告与樊冲多次私下协商，未达成一致，与被告无关。证据九、《律师函》及邮寄单，证明被告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原告已经及时通知被告解除合同。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九的真实性不认可，该份证据仅为寄送邮单并未显示被告收件，且根据单号无法查询到收件信息。证据十、(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1885号和(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1886号公证书两份，证明原告单位员工鞠雷同樊冲微信联系及樊冲发给鞠雷邮箱邮件内容。证明樊冲离职并表示另行拍摄该剧，双方已经无法合作。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证据十一、发票，证明原告支出的两份公证书的公证费共2200元（包含在原告主张的60万元的损失中）。被告赞美组公司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笔费用被告不承担。被告赞美组公司为反驳原告诉请，提交证据、原告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证明事项1、被告在剧组中担任编剧、导演职务并享有唯一编剧及导演的署名权，原告未经被告许可无权聘请任何第三人改编《狂奔的拖鞋》剧本；2、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劳务报酬，并应于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10%定金，即8万元；我方自认收到原告支付我方8万元；3、原告只支付了劳务报酬的10%定金，被告已按约定的时间交付了《狂奔的拖鞋》的剧本并经多次修订且召开了试读会，被告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因原告未经被告同意擅自聘请多名编剧就《狂奔的拖鞋》进行改编，原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及被告权利，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证据二、赞美组公司与樊冲、王丰签订的《电影导演、编剧聘用合同》，证明事项1、被告根据与原告签署的合同，与编剧、导演签署了聘用合同，并将合同交给了原告；2、根据被告与樊冲、王丰签署的合同，樊冲、王丰是《狂奔的拖鞋》电影的导演和编剧；3、被告与樊冲、王丰签署的合同中关于劳务报酬金额约定一致，即被告未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且被告与樊冲、王丰共同完成了《狂奔的拖鞋》的剧本编写义务，不存在违约，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事项1认可，证明事项2认可，证明事项3不认可，并且和本案无关。证据三、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补充合同》，证明事项：1、原告对王丰退出编剧职务知晓并同意，并同意重新聘请编剧，原、被告双方修改了“狂奔的拖鞋”《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四条创作时期条款和第五条付款时期条款；2、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编剧酬金，并且因原告在被告交付剧本一稿后，原告迟迟不予确认，根据合同约定超过3个月则应视为原告无异议，因此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全部编剧报酬。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该份合同效力存疑，因一方未签字。证明事项1中，其退出编剧和聘请新编剧我方都知晓，但不存在同意问题；证明事项2不认可，该3个月的限制是针对被告的约束，要求其3个月内必须拿出原告认可的剧本并且从合同第二条也能看出。证据四、赞美组公司与胡波、施一凡签订的《电影剧本委托创作合同》，证明：1、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补充协议，被告重新选聘了编剧；2、被告同意将编剧酬金全部支付胡波、施一凡，被告未获取任何利益；3、胡波、施一凡及被告于2016年4月9日前向原告提交了剧本一稿，原告拖延确认，而后擅自聘请其他编剧，导致合同中止履行，原告的行为构成违约，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并应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全部编剧薪酬。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该二人并非原告知晓和同意聘请，只是知道编剧更换的事情，该合同主体为被告和新编剧，故不能约束原告，权利义务只指向合同相对方；不能证明剧本提交时间。证明事项均不认可。证据五、《狂奔的拖鞋》剧本一稿及邮件截屏，证明：1、被告及编剧王丰按照合同约定已于2016年2月8日前向原告交付了剧本一稿，剧本全文字数共计3万多字，已履行合同义务，无违约行为；2、被告审阅了编剧提交的剧本一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说明被告不仅按时提交了剧本，并且对剧本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认可，试读会之前我方没有收到过任何稿件。且邮件接收人为孙晓燕，现已离职，无法核实。证据六、《狂奔的拖鞋》剧本修订版（一），证明1、编剧王丰根据被告提出的意见对剧本一稿进行了修订、调整；2、被告不仅完成了合同约定的交稿义务，而且对剧本的质量进行了审核把关，并要求编剧完成了对剧本的修改。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因其未收到过该修订版。证据七、《狂奔的拖鞋》剧本修订版（二）及剧本试读会图片，证明1、经过被告及编剧对剧本的两次修改最终形成了剧本试读稿，原告、被告及邀请的专业人士于2017年1月27日在原告办公室召开了剧本试读会。被告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编剧义务，不存在违约。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七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是试读会的图片，虽然曾经开过试读会，但无法确认试读的就是本证据版本。证据八、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证明被告于2016年1月21日，授权原告使用电影剧本梗概用以备案，如果原告不认可剧本，就无必要进行备案；证据九、电影作品《狂奔的拖鞋》编剧授权书；证据十、《狂奔的拖鞋》1000字大纲；证据十一、《狂奔的拖鞋》100字梗概；证据十二、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网站截屏；证据八至证据十二证明被告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并协助原告取得了该片的摄制许可证，被告无违约。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八至证据十二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已经完成约定义务。备案的只是剧本梗概和大纲，并非是剧本，被告提供的证据三编导补充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6年3月31日，该时间晚于许可证的时间，更晚于编剧授权书的时间，故说明剧本并未得到原告认可。证据十三、电影《狂奔的拖鞋》剧本（胡波、施一凡）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穆贤恭与刘晓龙、李霞、鞠雷的微信对话记录，证明1、被告及编剧已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了剧本一稿，并且在该稿交付前被告已经审阅并要求编剧进行了修订，修订后，被告于合同约定时间前将剧本一稿交付了原告。2、因原告拖延确认剧本一稿的审核意见，导致被告及编剧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继续履行，被告无违约，原告未在3个月内确定剧本，系原告违约。该稿件发送后，直至合同解除之前，原告始终未予以回复。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法人和新老编剧都曾去公司讨论过剧本，但原告均未对剧本认可。证据十四、2016年5月22日原告工作人员邵勇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对话记录，证明原告未经被告及《狂奔的拖鞋》的作者樊冲同意，擅自委托多名编剧对《狂奔的拖鞋》进行改编，原告的行为违反合同中关于被告享有唯一编剧署名权，及作品版权的约定，其行为构成了违约，并侵犯了被告及作者的版权。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中止履行，被告无违约行为，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结合证据九证明该剧编剧授权仅授权给被告，原告无权授权他人改编，原告擅自委托他人改编是对剧本作者以及被告的侵权。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聘请的执行制片人中有叫邵勇的，邵勇在敦促被告履行双方合同中，原告并没有对剧本进行改编，我方只是找人写了梗概供被告参考。邵勇因对剧本不认可，才发给穆贤恭的，因此2016年5月22日之前原告对涉案剧本是不认可的。证据十五、情况说明及银行汇款记录，证明被告已将从原告处领取的编剧薪酬定金8万元全部支付给了编剧樊冲。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认可。证据十六、杜晗与穆贤恭的微信对话记录，证明2016年2月1日，穆贤恭领取的10万元与本案无关，该款项为被告欠付穆贤恭本人的设计费。原告和穆贤恭之间有其他项目合作。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六的真实性不认可。微信内容可以删除，不能显示完整内容。原告工作人员杜晗没有权利批准支付价款。华语圈公司成立时间是2015年12月，在此之前不可能存在欠款。证据十七、杜晗微信个人信息截屏，证明杜晗的微信号为：×××，与杜晗本人书写的证明上的微信号一致。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七的真实性不认可。微信内容可以删除，不能显示完整内容。原告工作人员杜晗没有权利批准支付价款。我方公司成立时间是2015年12月，在此之前不可能存在欠款。证据十八、（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068号公证书，证明华语圈曾委托赞美组承担多个影视项目的设计、策划工作，华语圈支付了设计费共计10万元，本案当中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就是该笔费用。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八公证中对杜晗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公证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双方是否存在债务关系应当通过证据举证证明，其证明内容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该笔费用的单据上已经显示为摄制组前期筹备费用，而被告提供的该份证据均显示为策划案ppt，故该两笔费用没有重合。证据十九、华语圈公司工商变更前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杜晗曾经是华语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职务行为即为法人行为。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十九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杜晗本人认可是总裁助理，部分内容需要请示汇报方可做出决定。证据二十、华语圈项目推介会图片，华语圈公司曾委托赞美组公司承担多个影视项目的设计、策划工作，并且华语圈公司在其举办的项目推荐会中使用过上述策划案，所以应当支付设计费用10万元。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不认可，部分图片是由原告自行制作的。不能证明是被告制作且和本案的10万元存在关联性。证据二十一、（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8370号公证书，证明1、赞美组于合同约定日期前向华语圈交付了剧本，但华语圈公司没有反馈意见；2、根据鞠雷与穆贤恭的对话可以证明，华语圈与赞美组有其他项目的合作；3、根据邵勇与穆贤恭的对话可以证明，华语圈未经赞美组同意擅自委托多名编剧对《狂奔的拖鞋》进行改编，侵犯了赞美组的改编权；4、根据杜晗与穆贤恭的对话可以证明，华语圈与赞美组有多个项目合作，并委托赞美组进行了多个项目设计、策划，并同意支付设计费10万元；5、根据樊冲与穆贤恭的对话及朋友圈照片和信息可以证明，华语圈公司对剧本进行了试读，会后樊冲提出了向华语圈申请车马费的要求。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二十一中该微信号为刘晓龙所有认可，但是微信的内容是否完整不确认。并不能仅仅依据微信内容确认原告未回馈。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不能证明我方没有反馈；穆贤恭给公司做了片头但并非项目，和本案无关；我方是否侵权和本案无关；不能证明10万元存在的事实和本案的对应关系；确实存在车马费。证据二十二、（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662号公证书。证明1、2016年6月21日，经过华语圈、赞美组和樊冲三方会谈协商，三方口头达成一致意见：赞美组退出《狂奔的拖鞋》项目，由樊冲本人与华语圈继续合作；2、2016年6月21日后，《狂奔的拖鞋》项目由樊冲本人与华语圈对接；双方就新拟定的《电影导演、编剧聘用合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樊冲与华语圈终止合作。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三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赞美组提出退出，原告同意但并未就后续问题协商一致，也并未就和樊冲对接一事达成一致。证据二十三、（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661号公证书。证明1、樊冲向华语圈提交了电影《狂奔的拖鞋》剧本及分场剧本；2、根据樊冲与邵勇的对话可以证明，赞美组已经退出《狂奔的拖鞋》项目，由樊冲直接与华语圈进行合作；3、华语圈与樊冲就《电影导演、编剧聘用合同》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樊冲据此终止与华语圈的合作。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证据二十三语音和书面整理内容的一致性我方确认。我方认可公证书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事项，首先樊冲向华语圈提交了电影的剧本及分场剧本，不代表被告已经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提交剧本只是最基本的，提交原告后才能审核，然后才能进行拍摄。5月3日的对话证明剧本还没有出来，证明被告没有履行提交剧本的义务。公证书对微信内容并未全面反映，不能反映事件整个过程。微信是可以删除自己发出的内容，也可以删除对方发送内容，所以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关于2016年11月9日，樊冲和刘总约谈和本案无关。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证据十、证据十一，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二、证据十五、证据十八、证据十九、证据二十一、证据二十二、证据二十三，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双方存在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四，被告以无法核实合同真实性为由不认可其真实性，但该合同中有合同订立人华语圈公司的签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杜晗的签名、监制屠亦然的签名，且被告法定代表人穆贤恭从华语圈公司处借款100000元后，由袁明华向监制屠亦然支付监制费用100000元，原、被告双方对该款项为监制费用均认可，且被告并未提出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中编导预付款14万元的收条，被告因其与2015年12月7日王丰、樊冲签署的合同中的编导签名不一致，不认可其真实性。庭审中，经现场比对，被告对该编导预付款14万元收条的质证意见合理，且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也未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九，《律师函》及邮寄单，因根据该邮寄单单号不能查询到收件信息，无法确认其邮寄和签收情况，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四，因该《电影剧本委托创作合同》为赞美组公司与编剧胡波、施一凡签订，上有双方签章，且原告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五《狂奔的拖鞋》剧本一稿及邮件截屏，因邮件不能显示对方已接收，且无法说明该电子邮件附件即为被告作为证据提供的《狂奔的拖鞋》剧本一稿，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六《狂奔的拖鞋》剧本修订版（一），因被告仅提交了剧本，并不能证明其已将剧本交付原告，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七《狂奔的拖鞋》剧本修订版（二）及剧本试读会图片，因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曾举办过试读会，原告主张的费用中亦包含试读会支出，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三电影《狂奔的拖鞋》剧本（胡波、施一凡）及与刘晓龙的微信对话记录，因有证据二十一所提供的（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8370号公证书支持，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四原告工作人员邵勇与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对话记录，根据证据二十一所提供的（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8370号公证书中邵勇与穆贤恭的微信对话，已涵盖证据十四中的主要内容，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六杜晗与穆贤恭的微信对话记录，虽有证据二十一所提供的（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8370号公证书支持，但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十七杜晗微信个人信息截屏，因被告仅提供一份截屏，且该个人信息不能和其他证据中的杜晗发表的意见形成对应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二十华语圈项目推介会图片，被告仅提供图片，且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权属以及对应合同关系存在，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原、被告就证据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所持异议，一审法院将在认为部分进行阐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2日，华语圈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赞美组公司签订《导演、编剧聘用合同》一份，其中约定了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涉案作品著作权权属，合同第一条显示“合同双方在此确认：本剧作品之全部著作权及相关权益在合同约定的拍摄期间为甲乙双方共同所有。本剧由甲方组织摄制。本剧经甲、乙确定拍摄完成后，版权自动归甲方所有。在本剧版权归甲方所有的期间内，衍生及周边产品权益同归甲方所有。本合同的目的即为完成本剧作品的拍摄制作，确定双方间聘用劳务之法律关系。”第二条显示“甲方聘请乙方参加本剧拍摄制作，在剧组中担任编剧、导演职务并享有唯一编剧及导演的署名权。乙方愿接受甲方上述聘用，通过完成剧组中职务工作履行本合同”第三条显示“甲方为完成本剧的拍摄制作，特设立本剧摄制组作为工作组织，该组织负责人由甲方指派，代表甲方行使本剧拍摄制作，并享有建议摄制计划及其他演职人员安排的权益，如需替换须甲、乙双方共同商议决定……”第四条显示“本合同合约有效期为：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具体周期为：剧本创作周期：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2月8日止；建组拍摄周期：2016年3月12日起至2016年7月24日止；后期制作周期：2016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9月26日止；对上述时间的确保是双方共同的义务。甲方如因拍摄需要延期，不得超过30天。在此期间，甲方无须向乙方另行支付费用。”第六条显示“如因甲方资金或甲方设立的摄制组工作进度等非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剧未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周期拍摄，任何一个周期超出合同时间45个自然日后，本剧版权自动归乙方所有。”第十条显示“乙方保证：l、乙方有权自行签署本合同，并且有能力履行本合同下的所有义务；乙方若违反上述保证，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导演、编剧聘用合同》中第五条中对支付方式的约定“……乙方在本剧全部劳动酬金为人民币捌拾万元即800000元，支付方式如下：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预付酬金的10%定金，计人民币捌万元，即80000元……上述甲方支付乙方之酬金是甲方对乙方在本剧中提供职务工作劳务所支付的劳动酬金，包括乙方参与本剧拍摄工作以及单位劳务、有关补助、加班超时费等”。2015年12月7日，赞美组公司与樊冲、王丰二人签订《电影导演、编剧聘用合同》，聘请樊冲、王丰二人为该剧的编剧、导演。合同内容显示“北京赞美组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为电影《狂奔的拖鞋》（以下简称本剧）出品方，甲方聘请樊冲、王丰（以下简称乙方）作为本剧编剧、导演”，“一、甲方邀请乙方担任本剧的编剧，导演，负责剧本编写，导演组组建以及拍摄相关工作，乙方确保在本合约有效期内向甲方提供最有效之服务，使本剧能够按甲方认可的表现方式、制作方式进行创作和制作。合约有效期从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六、如乙方按照本合约规定提供其服务及全部履行本合约中之所有责任，甲方验看后，同意支付乙方导演及编剧费用即人民币全额800000.00元(税后)，支付方法如下：本合约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10%即80000.00元。”2015年12月21日，马健受穆贤恭委托，向樊冲转账。因受限额原因，于2015年12月21日，转账50000元整；于2015年12月22日，转账30000元整，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2017年5月31日，马健就上述事项出具《情况说明》一份。2016年1月21日，赞美组公司出具《电影作品编剧授权书》一份，内容显示：许可方：北京赞美组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被许可方：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许可方同意将拍摄使用权授权给被许可方，并允许被许可方用予备案公示。该剧本版权的具体执行，将按照北京赞美组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与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执行”。2016年1月27日，华语圈公司出具的借款单显示，借款部门电影制作部，借款人穆贤恭，借款理由为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3000元。2016年1月28日，华语圈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屠亦然签订《电影（暂定名）监制合约》一份，合约内容显示：“1.甲方聘请乙方（屠亦然）协助甲方制作壹部影片，暂定名《狂奔的拖鞋》，担任监制之工作，乙方同意接受甲方聘请。2.各方本协议项下服务期限为自该片开始拍摄筹备（具体日期由甲方另行与乙方协商确定）至该片取得公映许可证之日为止（以下简称【服务期】。如非乙方原因该片无法于服务期生效日起计一年内开机拍摄，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约，但须以书面正式通知甲方，签署情况下本合约终止的，乙方亦不需退还甲方已付之费用。”第三条第二款中“支付方式如下：第一期：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10%，即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元）……”。2016年2月2日，穆贤恭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拖鞋监制第一笔）”为由，向华语圈公司借款100000元。华语圈公司通过袁明华分两次，以每次50000元的形式转账给监制屠亦然人民币共计100000元。2017年8月12日，屠亦然就上述事项出具证明一份。2016年2月1日，穆贤恭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为由，向华语圈公司借款100000元。2016年3月10日，《狂奔的拖鞋》取得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颁发的京影单证字【2016】第287号（影剧备字【2016】第471号）《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内容显示：摄制单位名称：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摄制单位法人代表：杜晗，此证只限拍摄《狂奔的拖鞋》（数字）影片使用，有效期贰年，该片领取《影片公映许可证》后，此证即作废。2016年3月15日，王丰向华语圈公司提出解约申请，表明因其个人创作理念与团队冲突，经慎重考虑后，其正式向华语圈公司提出解约申请，解除其在电影《狂奔的拖鞋》中的一切职务。2016年3月31日，因编剧王丰由于个人创作原因退出该项目，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签订《导演、编剧补充合同》。合同第一条显示“一、依照原合同合约有效期为：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甲方聘用乙方担任本剧上述职务的总天数为391天。现更改具体周期为：剧本创作周期：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5日止（暂定）；备注：最终创作、拍摄时间以剧本确定时间为准。（剧本确定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合同第二条中明确显示《导演、编剧补充合同》在第二条中有同样规定“编剧剩余付款支付方式如下：1、甲方2016年3月31日之前，向乙方支付编剧酬金的20%（编剧总费用减去已付40000元定金费用后的金额），人民币伍万贰仟元整，即52000元，作为新编剧团队的定金；乙方应在2016年4月9日前，向甲方提交剧本一稿……上述甲方支付乙方之酬金是甲方对乙方在本剧中提供职务工作劳务所支付的劳动酬金……”。2016年3月30日，穆贤恭代表赞美组公司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内容显示“现赞美组向华语圈影业借款人民币52000元整（大写：伍万贰仟元整）用于支付新编剧的首期费用”。2016年3月31日，赞美组公司与胡波、施一凡二人签订《电影剧本委托创作合同》一份，委托胡波、施一凡在《狂奔的拖鞋》一剧中创作电影剧本。其中约定“1.1.甲方聘请乙方负责《狂奔的拖鞋》一剧编剧工作，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甲乙双方以合同形式确定双方委托创作关系的成立。1.5.付款方式：1.5.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剧本总酬金的20%，即人民币52，000元作为定金。乙方收款后，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2016年4月9日前，向甲方提交剧本一稿。乙方在上述剧本创作过程中提交的各阶段性成果的审核通过，以甲方制片人和导演一致签字认可为准。1.5.6.在本合同约定的每一个创作阶段中，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和意见，对本阶段工作成果进行修改和调整，并且在得到甲方的书面确认后，方可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创作。”2016年4月7日，被告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通过手机微信向原告华语圈工作人员刘晓龙、李霞发送名为“狂奔的拖鞋分场定”的文件，文件大小为82K。2016年5月13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原告华语圈工作人员鞠雷发送名为“狂奔的拖鞋新分场512”的文件，鞠雷回复称“我们已经看过了，燕子给出的意见比较专业，老刘正在看，我觉得你有必要和燕子沟通一下”。2016年6月21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原告华语圈工作人员鞠雷发送信息称“剧本我也还在改，先理合同吧”，鞠雷回信称“行，尽快改完发过来，可行的话也省的在做无用功”。2016年7月4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原告华语圈工作人员邵勇发送名为“电影《狂奔的拖鞋》剧本7.4”的文件，文件大小为82K。2016年8月15日，樊冲向鞠雷发送电子邮件“致刘总和华语圈伙伴们的一封信”，邮件附件“致刘总和华语圈伙伴们的一封信”中显示“然而在这一年多的合作中，因为制片部门出现的各种问题导致各方面推进极其缓慢，以及编剧轮换和剧本遇到的各种创作问题，导致项目停滞。眼看三方的制作合同今年12月即将到期，我们的合作关系也即将面临解除，我不忍心将我们以前每一个人做的每一分努力付诸东流。我决定找新的制片公司来进行制作管理，对作品创制流程进行更职业的创制监管。考虑到华语圈影业在这一年来为了这个项目所投入到每一分精力与财力人力，我会努力向新的制片公司申请电影《狂奔的拖鞋》百分之5到10的项目参投份额优先权，作为保护华语圈影业的联合出品权”。2017年3月29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对华语圈公司委托代理人鞠雷的微信号×××与微信号为×××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公证，并出具（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1885号公证书，内容显示樊冲问到鞠雷邮箱，表示要给鞠雷发个邮件，并拜托其将邮件转发给刘总和大家看看。2017年3月29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1886号公证书，对上述微信记录中所提到的邮箱收到了主题为“致刘总和华语圈伙伴们的一封信”进行公证。华语圈公司向北京市国信公证处支付公证费2200元。2017年10月23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7）京国信内经证字第08370号公证书，对穆贤恭手机微信以下事项予以公证：1.进入“刘晓龙”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然后打开浏览“狂奔的拖鞋分场定.doc”文档，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及部分文档内容截屏保存；2.进入“李霞”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并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截屏保存；3.进入“鞠雷”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并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截屏保存；4.进入“邵勇”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然后依次代开浏览“《狂奔的拖鞋》故事梗概（一）.docx”、“狂奔的拖鞋故事梗概（三）.doc”、“狂奔的拖鞋故事梗概（五）.docx”文档，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及部分文档内容截屏保存；5.进入“杜晗”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并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截屏保存；6.进入“樊冲”对话框，浏览部分对话内容，并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截屏保存；7.进入“微信”搜索页面，在搜索栏输入“试读会后，大家开始撕了”并搜索，进入“试读会后，大家开始撕了-朋友圈”页面，点击“试读会后，大家开始撕了”（贤恭2016-1-27），进入详情页面，点击浏览照片，将显示的相关部分内容截屏保存。2017年10月31日，樊冲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显示：“2016年6月21日下午，华语圈公司刘晓龙、邵勇（制片人）、赞美组穆贤恭和我三人在车公庄华语圈公司会议室共同协商赞美组公司退出《狂奔的拖鞋》项目，华语圈公司直接跟我商讨《狂奔的拖鞋》项目编剧、导演的继续合作事宜。协商结果是赞美组同意退出《狂奔的拖鞋》项目，我和华语圈公司继续考虑双方是否进行合作。后续我和华语圈公司的合作是由我和邵勇、鞠雷对接。”2017年11月7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662号公证书，对上述《情况说明》上的签名进行公证。2017年11月7日，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661号公证书，对樊冲手机微信的以下事项进行同步摄像公证：1.微信界面查看账号相关信息；2.点击进入“邵勇”聊天界面，浏览相关内容，播放相关语音，打开并浏览相关文档；3.点击进入“刘总”聊天界面，浏览相关内容，查看相关图片；4.点击进入“鞠雷”聊天界面，浏览相关内容，播放相关语音，打开并浏览相关文档。2017年10月，赞美组公司向北京国信公证处支付公证费1000元。2017年11月10日，赞美组公司向北京国信公证处支付公证费分别为3500元、25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形成了两个合同：《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本案存在三个争议焦点：争议焦点一，在原、被告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中，原、被告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中，原、被告形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由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所决定。被告赞美组公司辩称原告聘请被告及相关人员进行编导工作，其和原告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根据原、被告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可知，“本合同的目的即为完成本剧作品的拍摄制作，确定双方间聘用劳务之法律关系”，故原、被告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狂奔的拖鞋》一剧的拍摄制作；根据《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二条“甲方聘请乙方参加本剧拍摄制作，在剧组中担任编剧、导演职务并享有唯一编剧及导演的署名权。乙方愿接受甲方上述聘用，通过完成剧组中职务工作履行本合同”，另根据《导演、编剧补充合同》中第二条可知，被告赞美组公司所获得的“劳动酬金”共分为两个部分，即“编剧酬金”和“导演酬金”，故上述两份合同主要约定了原告华语圈公司将《狂奔的拖鞋》一剧委托被告赞美组公司创作，被告赞美组公司依约完成该剧的编剧和导演工作并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等事宜。被告赞美组公司作为法人与众多自然人编剧签订合同，亦是其履行与原告华语圈公司合同所约定的义务的体现。委托创作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由委托人就特定作品委托他人创作，受托人按照约定完成作品创作所订立的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通过以上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的分析，其标的物为《狂奔的拖鞋》一剧的编剧和导演工作，本案中两份合同均属于委托创作合同，原、被告之间属于委托创作关系。争议焦点二，作品交付及确认的认定标准，被告赞美组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不同于工业制品的生产，其并不存在客观、恒定的验收标准，其表现形式因作者的创作手法和习惯的差异而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获得的评价也因体验主体的不同而褒贬不一。对于委托创作合同的各方来说，在合同签订之时，其对于即将开始创作的作品也仅仅是在作品的主题、体裁、脉络等方面达成初步共识，受托人完成创作并交付获得委托人认可的作品，是其获得合同对价的唯一要件；反过来讲，委托人使用受托人创作完成的作品也必然要支付合同对价。具体到本案，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被告赞美组公司就《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委托创作合同履行的起止时间；二是被告赞美组公司就《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委托创作合同履行情况。首先，被告赞美组公司与原告华语圈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本合同合约有效期为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12月25日止。其中约定剧本创作周期是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2月8日止。故其开始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从事编剧工作的起始时间应为2015年12月7日。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6年6月21日被告赞美组公司提出退出《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剧组，原告华语圈公司亦表示同意，故原、被告签订的二份委托创作合同已于2016年6月21日解除，被告赞美组公司亦在2016年6月21日停止履行上述合同。其次，有关被告赞美组公司就《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委托创作合同履行情况。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合同约定，受托人赞美组公司在合同中的义务为“担任编剧、导演职务”，本案纠纷主要涉及剧本的交付和确认情况。被告赞美组公司作为法人，必然会将涉案作品的编剧导演工作交由具体的自然人完成，而具体人员对涉案作品的创作和交付应当视为被告赞美组公司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创作合同的履行。被告辩称其在试读会前已经交付剧本，但试读会系演员及各方对剧本的研读，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被告对原告的交付，故对被告赞美组公司的此项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016年5月13日樊冲发送名为“狂奔的拖鞋新分场512”的文件的行为，表明在此之前的2016年4月7日被告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发送的名为“狂奔的拖鞋分场定”的文件并未得到原告华语圈公司的认可，而原告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鞠雷对樊冲的微信回复也表明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被告赞美组公司交付的《狂奔的拖鞋》的剧本并未确认，这从2016年6月21日樊冲微信中还在修改剧本的意思表示也可以得到印证。被告赞美组公司辩称其已向原告华语圈公司交付《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剧本，原告华语圈公司怠于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导演、编剧补充合同》中的约定，剧本创作周期是2016年3月31日起至2016年5月5日止；最终创作、拍摄时间以剧本确定时间为准。剧本确定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很显然，3个月的剧本确定时间是用以约束原告华语圈公司，应当从被告赞美组公司向其交付《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剧本之日起算。从以上被告赞美组公司交付原告华语圈公司多份涉案剧本的时间来看，原告华语圈公司并未违反3个月内确定剧本的约定。故对被告赞美组公司此项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虽然2016年7月4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原告华语圈工作人员邵勇发送了电影《狂奔的拖鞋》剧本，但此时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创作合同已经解除，樊冲交付剧本的行为仅是其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被告赞美组公司。争议焦点三，本案中被告应当承担哪些损失。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在原、被告解除委托创作合同之后，原告委托樊冲继续完成《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剧本创作，涉案项目仍在进行，故被告赞美组公司仅需对原告华语圈公司为委托创作合同所支付的对价承担损失。现对原告华语圈公司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进行逐项分析：1、原告华语圈公司支付的1320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该笔费用为编剧导演费用的定金，根据《导演、编剧聘用合同》中第五条中对支付方式的约定“……乙方在本剧全部劳动酬金为人民币捌拾万元即800000元，支付方式如下：1、甲方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预付酬金的10%定金，计人民币捌万元，即80000元……上述甲方支付乙方之酬金是甲方对乙方在本剧中提供职务工作劳务所支付的劳动酬金……”，可知该80000元为履约定金。《导演、编剧补充合同》在第二条中有同样规定“编剧剩余付款支付方式如下：1、甲方2016年3月31日之前，向乙方支付编剧酬金的20%（编剧总费用减去已付40000元定金后的金额），人民币伍万贰仟元整，即52000元，作为新编剧团队的定金；乙方应在2016年4月9日前，向甲方提交剧本一稿……上述甲方支付乙方之酬金是甲方对乙方在本剧中提供职务工作劳务所支付的劳动酬金……”，根据该约定可知，52000元定金亦属于履约定金。本案中，在原、被告双方终止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之前，被告未交付原告华语圈公司认可的剧本，应当将132000元返还原告，故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被告赞美组公司从原告华语圈公司领取的3000元费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该费用为试读会车马费，已实际用于剧组演员活动，不是被告赞美组公司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中创作剧本的支出，故被告无需将该费用返还原告。3.原告华语圈公司支付的100000元监制费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该费用为监制费用，根据华语圈公司与屠亦然签订的《电影（暂定名）监制合约》第一条第二款“2.各方本协议项下服务期限为自该片开始拍摄筹备（具体日期由甲方另行与乙方协商确定）至该片取得公映许可证之日为止（以下简称【服务期】）。如非乙方原因该片无法于服务期生效日起计一年内开机拍摄，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约，但须以书面正式通知甲方，签署情况下本合约终止的，乙方亦不需退还甲方已付之费用”，监制屠亦然的监制工作自该剧开始筹备拍摄时即已开始。根据华语圈公司与屠亦然签订的《电影（暂定名）监制合约》第三条第二款中“支付方式如下：第一期：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10%，即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元）……”，被告从华语圈公司处所支取的100000元监制费用，实质上是为履行华语圈公司与监制屠亦然之间签订的《电影（暂定名）监制合约》。由于《电影（暂定名）监制合约》签订的目的，是“协助甲方制作壹部影片，暂定名《狂奔的拖鞋》”，故其中100000元监制费用是为完成该项目所做的实际投入。综上所述，在原、被告双方解除委托创作合同之后，项目仍在进行，该笔监制费用不是被告赞美组公司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中创作剧本的支出，亦不属于因被告终止合同履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故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被告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从原告华语圈公司领取的100000元。该笔费用的借款单中显示借款用途为“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属于原告为实现《狂奔的拖鞋》电影拍摄项目而做出的投入，尽管《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因被告退出而解除，但项目仍在继续，故原告华语圈公司对该笔费用的支出不能认定为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无需就此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因原告华语圈公司当庭提交了公证费发票，故其所付合理支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32000元；二、被告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合理支出2200元；三、驳回原告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华语圈公司提交了一份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用以证明赞美组公司的具体备案情况。赞美组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不能证明公示表上的项目与涉案项目为同一个项目，不认可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法院关于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二、一审法院关于赞美组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情况的认定是否正确；三、一审法院关于赞美组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一、一审法院关于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根据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一条的约定可知，“本合同的目的即为完成本剧作品的拍摄制作，确定双方间聘用劳务之法律关系”，故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狂奔的拖鞋》一剧的拍摄制作；根据《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二条“甲方聘请乙方参加本剧拍摄制作，在剧组中担任编剧、导演职务并享有唯一编剧及导演的署名权。乙方愿接受甲方上述聘用，通过完成剧组中职务工作履行本合同”，另根据《导演、编剧补充合同》中第二条可知，赞美组公司所获得的“劳动酬金”共分为两个部分，即“编剧酬金”和“导演酬金”，故上述两份合同主要约定了华语圈公司将《狂奔的拖鞋》一剧委托赞美组公司创作，赞美组公司依约完成该剧的编剧和导演工作并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等事宜。委托创作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由委托人就特定作品委托他人创作，受托人按照约定完成作品创作所订立的合同。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之间签订的前述两份合同，由华语圈公司委托赞美组公司从事《狂奔的拖鞋》的编剧和导演工作，赞美组公司受托完成《狂奔的拖鞋》的剧本制作和电影的拍摄制作。故本案中两份合同均属于委托创作合同，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之间属于委托创作关系。一审法院关于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导演、编剧补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二、一审法院关于赞美组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情况的认定是否正确。首先，赞美组公司与华语圈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中,约定剧本创作周期是2015年12月7日起至2016年2月8日止。故其开始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从事编剧工作的起始时间应为2015年12月7日,剧本创作完成日期应在2016年2月8日之前。其后，因为编剧王丰的退出，赞美组公司与华语圈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了《导演、编剧补充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周期更改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5月5日，最终创作、拍摄时间以剧本确定时间为准。剧本确定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一审庭审中，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双方均认可2016年6月21日赞美组公司提出退出《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剧组，华语圈公司亦表示同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华语圈公司、赞美组公司签订的二份委托创作合同已于2016年6月21日解除，赞美组公司亦在2016年6月21日停止履行上述合同。该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关于赞美组公司就《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委托创作合同履行情况。根据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签订的《导演、编剧聘用合同》第五条，赞美组公司受聘参加本剧拍摄制作，有权利享有提供职务工作而向华语圈公司获得经济报酬的权利。全部报酬为800000元，双方约定剧本创作周期为2015年12月7日至2016年2月8日。并约定在本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华语圈公司向赞美组公司预付酬金的10%作为定金，计80000元。赞美组公司与华语圈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签订了《导演、编剧补充合同》，约定剧本创作周期更改为2016年3月31日至2016年5月5日，最终创作、拍摄时间以剧本确定时间为准。剧本确定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同时约定华语圈公司向赞美组公司预付的80000元定金，其中含导演定金40000元，编剧定金40000元。编剧剩余付款支付如下：2016年3月31日前，华语圈公司向赞美组公司支付编剧酬金20%，即52000元，作为新编剧团队定金，赞美组公司应当于2016年4月9日之前，向华语圈公司提交剧本一稿。2016年4月24日之前，向华语圈公司提交剧本二稿，经华语圈公司确认后，华语圈公司向赞美组公司支付报酬总额的30%，即78000元。通过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进行《狂奔的拖鞋》一剧的制作，赞美组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完成剧本创作、电影制作以及拍摄工作。关于剧本的创作及交付，赞美组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华语圈公司交付剧本内容，经华语圈公司认可后，完成电影的拍摄。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7日，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通过手机微信向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刘晓龙、李霞发送名为“狂奔的拖鞋分场定”的文件，文件大小为82K。2016年5月13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鞠雷发送名为“狂奔的拖鞋新分场512”的文件，鞠雷回复称“我们已经看过了，燕子给出的意见比较专业，老刘正在看，我觉得你有必要和燕子沟通一下”。2016年6月21日，樊冲通过手机微信向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鞠雷发送信息称“剧本我也还在改，先理合同吧”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尽管2016年4月7日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向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发送了名为“狂奔的拖鞋分场定”的剧本文件，但是该剧本并未得到华语圈公司的认可。2016年5月13日樊冲向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发送了为“狂奔的拖鞋新分场512”的剧本文件，华语圈公司工作人员鞠雷对樊冲的微信回复也表明华语圈公司对赞美组公司交付的《狂奔的拖鞋》的剧本并未确认，这从2016年6月21日樊冲微信中还在修改剧本的意思表示也可以得到印证。综上，赞美组公司并未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全面及时履行交付合同约定的剧本的义务，使得华语圈公司未能获得达到电影拍摄要求的剧本。尽管华语圈公司与赞美组公司于2016年6月21日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委托创作合同，但是赞美组的前述行为，依然构成违约，应当返还华语圈公司132000元。华语圈公司提交的公证费发票可以证明其付出的合理支出，赞美组公司应当承担违约对华语圈公司造成的该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三、一审法院关于赞美组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华语圈公司主张赞美组公司返还的3000元费用，因一审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该费用为试读会车马费，已实际用于剧组演员活动，不是赞美组公司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中创作剧本的支出，故赞美组公司无需将该费用返还华语圈公司。关于华语圈公司主张赞美组公司返还“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2016年2月2日）10万元并赔偿100000元监制费用的主张，根据华语圈公司与屠亦然签订的《电影＜狂奔的拖鞋＞（暂定名）监制合约》第一条第二款“2.各方本协议项下服务期限为自该片开始拍摄筹备（具体日期由甲方另行与乙方协商确定）至该片取得公映许可证之日为止（以下简称【服务期】）。如非乙方原因该片无法于服务期生效日起计一年内开机拍摄，则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约，但须以书面正式通知甲方，签署情况下本合约终止的，乙方亦不需退还甲方已付之费用”，监制屠亦然的监制工作自该剧开始筹备拍摄时即已开始。根据华语圈公司与屠亦然签订的《电影＜狂奔的拖鞋＞（暂定名）监制合约》第三条第二款中“支付方式如下：第一期：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10%，即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0元）……”，赞美组公司从华语圈公司处所支取的100000元监制费用，为履行华语圈公司与监制屠亦然之间签订的《电影＜狂奔的拖鞋＞（暂定名）监制合约》。由于《电影＜狂奔的拖鞋＞（暂定名）监制合约》签订的目的，是“协助甲方制作壹部影片，暂定名《狂奔的拖鞋》”，故其中100000元监制费用是为完成该项目所做的实际投入。综上所述，该笔100000元监制费用不是赞美组公司履行委托创作合同中创作剧本的支出，亦不属于因赞美组公司终止合同履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故赞美组公司无需将该费用返还华语圈公司。关于华语圈公司主张赞美组公司返还2016年2月2日以“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名义向华语圈借款10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尽管华语圈公司提交了2016年2月2日赞美组公司法定代表人穆贤恭签署的借款单，但是华语圈公司未提交其向穆贤恭转账汇款的证据，不能证明华语圈公司实际向穆贤恭支出100000元借款，对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华语圈公司向赞美组公司主张的2016年2月1日穆贤恭借款100000元费用。该笔费用的借款单的借款时间为2016年2月1日，借款人穆贤恭，借款用途为“摄制组前期筹备借款”。对于该笔费用，（2017）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1068号公证书显示，杜晗称其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7月担任华语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总裁助理职务。华语圈公司曾委托赞美组公司就《西溪古宅》、《局中局》等影视项目做设计、策划方案，设计费用100000元，该笔费用由杜晗向华语圈公司总裁刘晓龙申报，并由副总经理袁霞看过，其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通知穆贤恭领取。杜晗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10月22日，杜晗告知穆贤恭“你把你公司那10列个明细给我！其他不需要，我要给到霞姐和财务那。”穆贤恭2015年10月22日回复“前期垫付费用：《局中局》前期方案策划费及物料设计费30000元、《西溪古宅》前期方案策划费用及物料设计费20000元、《相爱进行时》方案策划费及物料设计费20000元、《24小时追到你》、《青春作证》、《古城魅影》物料设计费（PPT、海报）10000元*3=30000元，共计100000元。”赞美组公司亦提交了《局中局》、《西溪古宅》、《相爱进行时》、《24小时追到你》、《青春作证》、《古城魅影》的宣传物料，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华语圈公司主张的2016年2月1日穆贤恭借款的100000元，并非仅仅是为《狂奔的拖鞋》筹备摄制的费用，故华语圈公司对该笔费用的支出不能认定为华语圈公司针对本案的经济损失，赞美组公司无需就此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华语圈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赞美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20元，由华语圈影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984元，由北京赞美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洁审 判 员  宋 鹏审 判 员  崔宇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田 芬书 记 员  申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