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桂07民终9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艺，男，196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景福，男，197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 上诉人马艺、符景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键，北京市京师（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万权，男，196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 上诉人马艺、符景福因与被上诉人刘万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艺及上诉人马艺、符景福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键、被上诉人刘万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艺、符景福上诉请求：1.撤销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82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 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案涉林木林地面积认定有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约定面积为440亩，并注明以林业局勾图为准。双方对案涉440亩林木中的150亩的由被上诉人砍伐没有争议，因林业部门不同意上诉人调取相关勾图，双方对剩下的290亩林地现状存在争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请求依法调查涉案290亩林木的情况，一审法院以申请指向不明为由驳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林木不足440亩没有依据。2.一审法院以（2020）桂0722民初906号民事审判笔录、桉树买卖合同、砍伐协议、补充协议等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案涉桉木买卖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张煜栋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一审法院对合同价款性质认定有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认可尚欠上诉人63650元价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63650元的认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为桉木买卖关系的实际砍伐者，并以案外人称砍伐全部桉树为223亩不足440亩作为定案依据，却又认定被上诉人承认已经砍伐涉案林木150亩，并以此认可的数额支付63650元给上诉人。一审法院未明确实际砍伐的林木是150亩还是223亩，若是223亩，为何以150亩计算货款；若是砍伐150亩，每亩价格及其约定如何得来。被上诉人称只砍伐150亩，剩余的73亩的砍伐证如何得来，是否涉及案涉290亩的林木，一审法院并未查清上述事实，但一审法院结合另一个无关案件给出本案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960000元及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刘万权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由上诉人负责办理砍伐证并将砍伐证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交付290亩的砍伐证，交的只是150亩的砍伐证。砍伐150亩的桉树，就应按150亩向上诉人支付价款，被上诉人没有砍上诉人剩余的桉树，不知道是谁砍伐了上诉人的桉树。 马艺、符景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价款960000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及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2日，原告符景福、马艺与被告刘万权签订了一份《桉树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把位于钦州市大直镇[即钦州市三十六曲林场（1）林班王岗工区作业区1-1小班5.5公顷；（1）林班王岗工区作业区（20-1）小班的4.5公顷；沙古岭及清水江岭等合计440亩]出卖给被告（合同还手写注明：办证以外，属于甲方的林木归乙方所有）；双方约定桉树出卖价格为136万元，合同签订当天，被告向原告方支付定金50000元，待被告采伐林木开工时，被告再向原告方支付350000元，被告砍伐完沙古岭的一半面积林木时，被告支付450000元。待被告再次砍伐完沙古岭的林木后，砍伐清水岭林班的30亩林木时，被告要支付原告方460000元。余款待总树木面积砍伐至90%时，被告才一次性付清尾款50000元。双方在合同上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被告必须在2018年春节前完成桉树采伐并清运完毕。合同签订后至今，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400000元。原、被告于2018年10月2日合同签订的当天，被告刘万权又将该合同上的440亩桉树转卖给案外人张煜栋（本案审理过程中，刘万权亦向该院起诉请求张煜栋支付另外290亩桉树的价款1080000元）。被告刘万权与张煜栋签订《桉树买卖合同》后，在被告的要求下，张煜栋同意将合同中的桉树的发包给被告刘万权负责砍伐，为此，双方于2018年10月20日签订《砍伐协议》和《补充协议》各一份。原、被告签订《桉树买卖合同》后，原告方至今仅按约定办理了150亩（10公顷）的砍伐许可证给被告，被告至今也仅支付了400000元给原告。被告将涉案桉树转买给张煜栋后至今，被告也仅将150亩桉树的采伐证交给张煜栋。由于砍伐许可证的问题和外国籍伐木工人的原因，被告未能按合同的约定按时完成采伐树木的任务。另查明，涉案的桉树是原告分别于2018年5月7日、2018年6月27日向案外人吴勇、黄毅购买的。原、被告及其他案外人（含张煜栋、黄毅、吴勇）进行涉案桉树的买卖交易过程中，原、被告及其他案外人均没有对涉案林木的全部实际面积进行过勘测核算。涉案林木林地面积不足440亩（案外人张煜栋称砍伐全部桉树为223亩）。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问题。原、被告签订《桉树买卖合同》的当天，被告又将该合同中的桉树转卖给案外人张煜栋，买受方均按约定支付了部分款项给出卖方，被告与张煜栋签订的《砍伐协议》中证实被告刘万权是此两次买卖交易关系中的实际砍伐者。以上事实，表明了本案的买卖合同已实际交付并进入履行期间。原、被告订立的买卖合同中，双方约定涉案林木的采伐许可证（亦称采伐证）是由原告方负责办理，但双方在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原告至今仅办理了10公顷即150亩林木的采伐证交给被告。后续的290亩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经该院允许延期提供，但原告在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仍然无法出示。原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原告转账给黎继光的款项，只能证明原告是转账给黎继光，但不能证明原告转给黎继光的款用于办理采伐许可证，且到目前黎继光也没有将采伐许可证办理并交到原告手上。另外，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由于被告过错造成未能办理后续290亩林木的采伐许可证。本案原、被告在《桉树买卖合同》中约定被告支付货款的方式为分期付款，且是按砍伐林木的进度确定付款数额的。由于采伐许可证是砍伐林木必备的前提要件，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原告的行为客观地直接造成被告未能正常如期砍伐林木，即原告的违约行为造成被告不能正常履行合同货款的给付义务。为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后续的290亩林木的价款96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虽然没有如期如愿砍伐完《桉树买卖合同》中的林木，但原、被告在合同上约定按照砍伐林木的面积或进度支付货款。诉讼中，被告承认已砍伐原告办理的采伐许可证中的150亩林木，为此，被告应按实际砍伐的林木的实际价款支付给原告。按双方的约定，被告答辩状中认可尚欠原告的63650元与本案事实相符，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将此63650元支付给原告。另外，被告在原、被告签订合同当日就将涉案林木转卖给案外人张煜栋，且被告已向张煜栋承包了涉案林木的砍伐施工作业，所以，被告要求扣减其支付给伐木工人的生活费和砍伐林木过程中被行政处罚的款项的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诉讼过程中，原告未能提供能证明产生原告主张的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的相关依据，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此类费用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万权支付原告符景福、马艺的货款63650元；二、驳回原告符景福、马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减半收取6700元，由原告符景福、马艺负担5000元，由被告刘万权负担1700元。 二审中，上诉人马艺、符景福，被上诉人刘万权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于2020年9月3日依职权分别对案外人王忠胜、张煜栋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案外人王忠胜表示其与案外人黄毅、黎继光合伙种植的林木作价470000元卖给马艺，并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许可证一直由王忠胜保管未交给任何人，由于马艺尚未支付完毕470000元的购木款。因此剩余的购木款380000元由案外人张煜栋支付并砍伐完毕。案外人张煜栋表示其砍伐面积只有223亩，其向王忠胜支付剩余的380000元后，王忠胜才允许其继续砍伐。本院向王忠胜调取了编号为450703011905070××和45070301190507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及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相关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450703011905070××）采伐面积为4.98公顷，即74.7亩；《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450703011905070××）采伐面积为14.85公顷，即222.75亩，合计297.45亩。 对本院依职权制作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证据，上诉人马艺、符景福质证认为，对案外人王忠胜、张煜栋的《询问笔录》以及《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刘万权质证认为，对王忠胜的《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无异议，因刘万权不认识王忠胜，故无法判断其言词的真实性；对王忠胜提交的编号为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林木采伐许可证》及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三份证据在上诉人马艺、符景福订立买卖合同关系至今，刘万权均未见过，当时马艺、符景福交给刘万权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只有150亩那份，没有其他。王忠胜不是本案当事人，该三份书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案外人王忠胜的《询问笔录》以及《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广西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张煜栋称其砍伐的面积仅223亩，由于涉及另案的审理，本院不作认定，张煜栋称其向王忠胜支付380000元后王忠胜允许其继续砍伐与王忠胜的陈述相符，本院予以确认。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林木面积不足440亩缺乏事实依据，其余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案外人王忠胜、黄毅、黎继光合伙在钦州市钦北区沙谷岭、清水江岭种植桉树并将其作价470000元出售给上诉人马艺。为此，王忠胜、黄毅、黎继光办理了编号为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面积分别为4.98公顷、14.85公顷。该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由王忠胜持有，没有交给马艺。此后马艺将涉案林木转让给刘万权，刘万权于当天又将涉案林木转让给张煜栋，在张煜栋砍伐林木过程中，王忠胜以马艺未将剩余购木款380000元支付完毕为由阻止张煜栋继续砍伐。张煜栋向王忠胜支付了剩余的380000元购木款后将王忠胜持有的编号为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内载明界址范围内的林木砍伐完毕。 本院认为，上诉人马艺、符景福与被上诉人刘万权于2018年10月2日签订的《桉树买卖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涉案林木位于钦州市大直镇那凡自然村三十六曲林场（1）林班王岗工区作业区1-1小班、（1）林班王岗工区作业区（20-1）小班、沙古岭及清水江岭，共计440亩。被上诉人刘万权辩称其只砍伐了上诉人马艺、符景福交付林木采伐许可证的150亩林木，剩余290亩林木并未砍伐，不应支付剩余的960000元。本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存在争议的290亩林木是上诉人马艺向案外人黄毅、王忠胜、黎继光购买，根据王忠胜持有的编号为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采伐面积为19.83公顷，即297.45亩。再加上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已经砍伐的150亩（编号为450701011807240××、450701011807240××《林木采伐许可证》），面积共计447.45亩，与涉案《桉树买卖合同》约定砍伐的面积440亩大体一致。被上诉人刘万权在与上诉人马艺、符景福签订合同的同一天即将涉案林木转让给案外人张煜栋。结合王忠胜、张煜栋在本案中的询问笔录内容可知，在张煜栋砍伐林木过程中，王忠胜以马艺未将剩余购木款380000元支付完毕为由阻止张煜栋继续砍伐，张煜栋向王忠胜支付了剩余的380000元购木款后将王忠胜持有的编号为450703011905070××、450703011905070××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内载明界址范围内的林木砍伐完毕。因此，被上诉人刘万权辩称涉案剩余的290亩林木未得砍伐，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院确认上诉人马艺、符景福出售给被上诉人刘万权的林木已经全部砍伐完毕，被上诉人刘万权应依约向上诉人马艺、符景福支付剩余的购木款960000元（1360000元-400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艺、符景福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2020）桂0722民初48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刘万权向上诉人马艺、符景福支付购木款960000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减半收取6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400元，合计20100元，由被上诉人刘万权负担。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于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或向该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成 审 判 员  赵斯婷 审 判 员  李彦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海量 书 记 员  韦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