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1民终7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国美，女，1976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三忠，浙江三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泽骏，浙江三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如山，男，1946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余兰，女，194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启阳，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金涛，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君城，男，197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现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上诉人石国美因与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原审被告黄君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石国美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浙1102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改判驳回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有违公序良俗。本案是黄君城与其父母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诉讼。上诉人与黄君城的离婚判决生效后，黄君城为了侵占上诉人的财产（上诉人与黄君城经一审法院判决离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尚未分割），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立即伙同其父母恶意向一审法院提起了（2019）浙1102民初6997号案件及本案。（2019）浙1102民初6997号民事判决客观剖析了该案的实质，进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同样存在诸多疑点，譬如：1.案涉房屋被处置后两被上诉人一直未主张权利，而上诉人与黄君城离婚案件即将判决时立即提起诉讼，是不知情、怠于主张、还是恶意串通？2.两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系上诉人与黄君城离婚案件中黄君城的诉讼代理人，本案庭审中黄君城对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陈述的意见、证据等全盘承认，积极配合，足以证明两被上诉人与黄君城存在恶意串通。3.案涉房产出售前，被上诉人黄如山一直居住其中，案涉房屋即将被处置前被上诉人黄如山就主动将其家具及生活用品都搬到上诉人老家的房屋，且一直居住至入住香园房屋，该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其家具及衣服现仍在上诉人乡下老家中，是被上诉人黄如山不知情出售该房屋，还是本身就同意？4.被上诉人黄如山之后一直与石国美、黄君城共同生活在香园，其对之前自己一直居住且产权人已经死亡（自己有继承权利）的案涉房屋，就一直不闻不顾？被上诉人潘余兰也是一直在丽水生活，难道也能不闻不顾？只要被上诉人潘余兰去案涉房屋看一下就能发现案涉房屋已经出售。这些疑问均被一审法院视而不见，显然一审判决违背客观事实。本案的事实是，案涉房屋产权人黄丽城生前就与家人商量好出售案涉房屋事宜，在办理相关手续前意外死亡，因房屋买卖的相关细节已经谈好，只能决定由黄君城冒名产权人黄丽城办理房屋买卖手续。石国美与黄君城婚姻关系存续的十几年时间，总共拿到黄家两套房屋的款项为100多万元，整个家庭开支，包括黄如山、黄君城、石国美和女儿的所有生活开支、按揭等，及潘余兰的一些礼节性礼物等，都是石国美支出的，粗略统计就有近400万元（该开支数额只多不少），差额部分都是上诉人帮人做些零星工程赚取进行贴补，该统计列表在一审调解过程中已经提交，两被上诉人、黄君城均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上诉人十几年中为黄家一边持家一边将所赚取的钱全部补贴黄家，还经常遭到黄君城的家暴，被迫离婚后，一审法院竟然无视客观事实，作出支持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显然有违公序良俗。二、一审判决评析部分的认定错误。1.诉讼时效认定错误。诉讼时效应从明知或应知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并对中止、中断规定了法定事由。本案事实上不存在侵权（房屋出售是原产权人与两被上诉人及黄君城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本案相关的事实足以认定为明知或应知，更何况明显是两被上诉人与黄君城恶意串通，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明显错误，再以亲情关系作为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更是于法无据，有违公平公正。从诉讼时效的角度，两被上诉人均因早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案涉房屋出卖的事实而导致诉讼时效己届满，不具有胜诉权。2.赔偿责任认定错误。“黄丽城系突发疾病死亡，且在其死亡后第三日房屋即被出卖至案外人，……”，基于常理显然应当推定为在黄丽城生前就已经对房屋出售问题与买家沟通好，其签署合同前意外死亡，致使两被上诉人只能安排黄君城冒名黄丽城签字（这也是客观事实），而不能推出如判决书所认定的“应认定该房屋出卖时未经两原告的同意”。另，判决书中“从离婚案件被告石国美的庭审陈述以及本案庭审当事人对房屋出卖过程发表的意见看，应认定案涉房屋由两被告共同出卖”的表述，是典型的有罪推定，在证据没有形成高度盖然性的前提下，推定上诉人共同参与出卖案涉房屋，是一审法院有意偏袒两被上诉人，有违公平公正。上诉人确实因零星工程需要垫付一些资金，也收到了出卖房屋的部分款项，但不能无视黄如山是与黄君城、石国美共同生活的，石国美赚取的钱物是用于家庭共同开支的，逢年过节石国美都是给潘余兰送礼物的，当时两被上诉人及黄君城都是支持石国美搞零星工程的，故不能因石国美收到部分售房款就认定其共同侵权。一审判决引用了上诉人在离婚案件中的庭审陈述，从判决书中摘录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完全是两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自导自演，且恶意诱导上诉人，并从上诉人的陈述中利用文字的漏洞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如黄君城代理人发问的“你们夫妻卖掉那套房子后，一部分用于家里开支，一部分股票亏掉了？”，石国美回答“对”，该回答的“对”仅是对款项去向的说明，不是对两被上诉人代理人“你们夫妻卖掉那套房子”部分内容的认可，且从这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两被上诉人与黄君城实际是在为其今后恶意诉讼做铺垫。本案两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石国美参与案涉房屋的出售，系共同侵权的事实，属无事实依据的错误认定并导致错误的判决。3.赔偿金额认定错误。《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而一审判决却按评估时点2020年4月来确定损失金额显然错误。且本案经庭审、多次调解，一审法院早已知悉该案涉房屋出售时有银行贷款，而且一审法院还要求当事人提供银行贷款金额的相关信息，那么所谓的赔偿金额显然应当扣除银行贷款金额，但一审法院却没有查明银行贷款金额，没有扣除该银行贷款，明显判决错误。另两被上诉人一审诉请要求的赔偿时点是2019年1月18日，而一审法院以2020年4月作为赔偿时点，显然是在代两被上诉人改变一审诉讼请求，为两被上诉人取得更多的诉讼利益，该判决既有违公平公正，且属判非所请。从这点上讲，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二审法院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中上诉人石国美既是婚姻关系期间的受家暴者，又非离婚诉讼的过错方，还要赚钱养家糊口，并需养育一个读大学的女儿，一审判决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逻辑的推理、共同侵权的认定、所谓侵权损失金额的确定上对明显恶意串通的两被上诉人及黄君城百般偏袒，对上诉人有意打压。因此，一审判决既有违公序良俗，也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符合客观事实。首先，被上诉人是否起诉上诉人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与上诉人和黄君城的离婚案件是否判决没有因果关系。当然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极为特殊，上诉人如果不和黄君城离婚，被上诉人自然对上诉人侵吞其财产的行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上诉人提出离婚，被上诉人自然就没有理由继续放任上诉人恶意侵吞其财产的行为。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社会中一般老年人对于亲情和财产的利益权衡，不能因为上诉人侵吞财产的行为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的允许追认，就认为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其次，既然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的出售是各方合意的结果，就应当尽到最基本的举证义务。黄丽城同意出售案涉房屋后就意外死亡了，这在逻辑上就不能使人信服。且即使存在上述可能性，黄丽城个人愿意出售案涉房屋，其出售房屋所得的房款也是黄丽城的个人财产，其死亡后，上诉人和黄君城也没有继承权，上诉人和黄君城处分案涉售房款的行为依然侵犯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无论上诉人如何辩解，其均以事实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最后，上诉人与黄君城在婚姻关系期间的生活开支如何负担，是两人内部问题，在法律关系上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二、一审判决评析部分的认定正确。1.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上诉人应当对其不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然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义务。反观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了上诉人与黄君城合谋侵吞本应属于被上诉人的财产的事实，尽到了举证义务。2.黄丽城死亡后第三天，案涉房屋就被上诉人与黄君城合谋出售给了案外人。黄丽城刚去世不久，按照常理被上诉人肯定尚处于丧子之痛中，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处理儿子的后事，而不可能不顾尸骨未寒的儿子马上处理儿子的遗产。上诉人竟然公然将不处理孩子后事而是处理儿子遗产的行为视为常理，被上诉人对此不敢苟同。这完全不符合社会公理道德。一审法院对这一行为的常理认定才符合社会普通大众对于道德的基本追求，其推定符合社会正常的常理。即使撇开道德一说，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知情，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是上诉人在离婚案件中，亲口承认知道合谋出售案涉房屋的事实，并且明确陈述了售房款的使用途径。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在离婚案件中的陈述系自认，自认一旦作出，除非法定原因不得撤销，既然上诉人作出自认，即需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3.我国民事侵权赔偿理论规定权利人损失多少侵权人就赔偿多少，这种赔偿是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的。一审法院依据此原则评估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合理合法。 原审被告黄君城述称，1.卖房子是其和上诉人隐瞒其父母所为，因为上诉人说做生意要用钱，其出于私心和上诉人一起商量以后把房子卖掉了。2.黄丽城生前未婚，房子是父亲给他结婚用的，是不可能拿出来卖的。再说其和上诉人也有房子，要卖也是要先卖自己的房子。黄丽城突然死亡，刚好后事是其在处理，上诉人让其和上诉人一起把房子卖掉，售房款都被其和上诉人拿了，两被上诉人是不知情的，不存在家里人一同协商的情况。2019年，上诉人提出离婚后，两被上诉人才知道这个事情。3.再就是上诉人提出的还贷款的事，当初贷款贷出来就是给上诉人用来还其他欠款的。 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黄君城、石国美共同连带赔偿黄如山、潘余兰损失177.9595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1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黄君城、石国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如山与潘余兰于1972年2月登记结婚，1992年11月协议离婚。二人婚后共生育二子，长子黄丽城（1973年2月出生），次子黄君城。黄丽城于2015年2月13日死亡（猝死），生前未结婚亦无子女。黄君城与石国美于2000年8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1年8月15日生育一女，取名黄珊珊。2011年4月29日，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调解离婚，2014年12月30日又登记复婚。2019年10月9日，石国美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2019）浙1102民初6031号民事判决，准予二人离婚。该案另认定，2018年7月丽水市公安局莲都区分局岩泉派出所向黄君城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作出（2019）浙1102民保令2号人身保护令，禁止黄君城对石国美实施家庭暴力。该案另判决黄君城赔偿石国美精神损失50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小区××幢××室房屋（建筑面积91.01平方米，柴间一间）原登记为黄丽城单独所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时间2013年7月，土地使用权证登记时间2007年12月）。黄丽城死亡后的第三天，即2015年2月16日，该房屋被出卖给案外人朱某，并于当日在房地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黄君城认可房产登记档案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中，由其签署“黄丽城”姓名并捺指印，其陈述的房屋出卖经过如前已述。在黄君城、石国美离婚的（2019）浙1102民初6031号案庭审中，黄君城的代理人（以下对话中简称黄代）就案涉房屋出卖的有关问题询问石国美（以下对话中简称石），主要内容为，黄代：当年你们两夫妻把他哥哥那套房子处理掉的钱用到哪里去了？石：家里用掉了；黄代：把这笔钱用到家里开支了是吧？就是他哥哥死掉后房子卖掉的钱款是怎么用的？石：亏掉了，做股票亏掉了；黄代：到底是家里用掉的还是股票亏掉的？石：家里用掉的有，股票亏掉的也有；黄代：是不是可以归纳一下，你们夫妻卖掉那套房子后，一部分用于家里开支，一部分股票亏掉了？石：对。根据黄如山、潘余兰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丽水中茂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2020年4月30日，该评估机构作出中茂房估（2020）第ＳＦ05号《房地产司法评估报告》，载明，丽水市莲都区××小区××幢××室住宅（含柴间）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72.5万元（不包含室内装修价值），评估价值时点为2020年4月。评估费用9538元。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及诉讼时效问题。（一）案由。本案法庭辩论时，双方就本案案由的确定，发表的意见不一致。基于黄如山、潘余兰的诉讼请求，本案纠纷为黄如山、潘余兰认为儿子、儿媳未离婚时，未经其同意，处分其应继承的房屋而主张赔偿责任，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二）诉讼时效。首先，如前述及，本案虽涉及房屋，但非请求返还物权纠纷，而属于侵害继承权的纠纷，依照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黄如山、潘余兰的请求权基础为实体法上的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次，在卷没有证据证明黄如山、潘余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房屋被出卖的具体时间。从房屋出卖至黄如山、潘余兰起诉，时间四年半有余，黄如山、潘余兰亦认可此前黄如山回丽水，会居住案涉房屋，而潘余兰居住在本地，黄如山、潘余兰确有可能更早知晓房屋被出卖之事。同时，亦不排除黄君城、石国美的刻意隐瞒。因此，本案中黄如山、潘余兰知道案涉房屋被出卖的确切时间，处于不明的状态。对此，应由石国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从审理过程看，本案纠纷实因黄君城、石国美离婚而引起。鉴于本案当事人之间身份关系极为特殊，黄丽城死亡后，黄君城作为黄如山、潘余兰唯一的儿子，在黄君城、石国美婚姻关系还处于存续的期间，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情感障碍而不便行使权利，符合情理和一般认知，应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诉讼时效期间应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届满。黄如山、潘余兰在黄君城、石国美的离婚判决作出后一个多月即向黄君城、石国美主张权利，亦不应认定其请求已逾诉讼时效期间。故石国美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关于黄君城、石国美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黄如山、潘余兰及石国美对案涉房屋的最初来源陈述不一，但均未提交证据支持其主张，故案涉房屋应根据物权登记认定为黄丽城所有。黄丽城死亡后，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黄如山、潘余兰继承。黄丽城系突发疾病死亡，且在其死亡后第三日房屋即被出卖至案外人，基于常理，应认定该房屋出卖时未经黄如山、潘余兰的同意。在卷亦没有证据证明黄如山、潘余兰事后对该出卖行为进行过追认。从离婚案件石国美的庭审陈述以及本案庭审当事人对房屋出卖过程发表的意见看，应认定案涉房屋由黄君城、石国美共同出卖，且所得款项用于其家庭支出和投资股市等用途。因此，黄如山、潘余兰要求黄君城、石国美连带赔偿房屋的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黄君城、石国美之间对于案涉债务的承担，应由黄君城、石国美另行处理，故石国美所称，其承担了较多的家庭支出的抗辩意见，本案不予置评。三、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恢复到被侵权人未遭受侵权行为之前应有的状态。基于该损失填平原则，在确定本案的赔偿金额时，应考虑下述因素：其一，案涉房屋被出卖，导致黄如山、潘余兰丧失了期间的居住及相关利益（如租金损失等）；其二，本案并不存在黄如山、潘余兰为取得更多的赔偿款而故意拖延主张权利的情形；其三，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如实际权利人的房屋因侵权行为被处分，如以侵权时的房屋价格确定赔偿金额，对遭受侵权一方显失公平。本案亦是如此。故黄如山、潘余兰要求按房屋现值确定赔偿金额的主张，予以支持，并以评估报告中的172.5万元确定赔偿金额。另外，鉴于案涉房屋的评估时点为2020年4月份，可视为此前的损失已经计算，黄如山、潘余兰主张的利息损失，可自2020年5月1日开始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此外，根据黄如山、潘余兰的诉讼主张和本案查明的事实，考虑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在卷证据，本案可以根据黄如山、潘余兰的诉讼请求作出民事判决，无须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先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黄君城、石国美连带赔偿黄如山、潘余兰损失人民币172.5万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72.5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款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黄如山、潘余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1719元，减半收取10859.5元，由黄如山、潘余兰负担1000元，黄君城、石国美负担9859.5元；评估费9538元（黄如山、潘余兰已预交），由黄君城、石国美负担。 二审中，原审被告黄君城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石国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证明一份及照片十六张，共同待证黄如山明知并同意出售案涉房屋，且于案涉房屋出售前搬离案涉房屋，并将其原放置在案涉房屋的衣物、证件、书籍搬至上诉人母亲乡下，且居住了半年多的事实。二、2015年2月12日黄丽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支行（以下简称农行莲都支行）账户（账号6228××××8515）的银行交易流水、借款人为黄丽城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贷款放款回执、提前还款业务凭证各一份、借款凭证两份，共同待证黄君城在一审中陈述其在外办理黄丽城身后事宜回来之后，上诉人将其安排在宾馆，并要求其签字不属实；2015年2月12日提前还款业务凭证上的签字系黄君城所签，能证明黄君城在黄丽城去世前已将案涉房屋出售他人，并指令他人将购房款直接支付给黄丽城用于归还黄丽城的银行贷款。三、郑玉龙出具的情况说明、身份证复印件、泰隆银行交易流水各一份，待证买受人朱土妹购买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存在银行抵押贷款，该抵押贷款是朱土妹的亲戚郑玉龙代为支付给银行，上诉人的账户仅仅收到了郑玉龙支付的购房余款50万元，因此即便认定上诉人构成侵权，也要减少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一中的证明本身系证人证言，证据形式不合法，且证明出具时间为2020年7月30日，可见该证明在一审中完全可以取得，但上诉人在二审才提供，真实性存疑；证据一中的照片不是2015年拍摄的，而是事后补拍的，黄如山并未搬到上诉人母亲家里居住，因黄如山此前与上诉人一起生活，照片中的东西一直由上诉人保管，所以上诉人将这些东西拿到其母亲的房子进行了现场补拍，不能证明2015年的状况；如果2015年黄如山在上诉人母亲处住了七八个月，其走时不可能不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带走反而留在上诉人母亲处。对证据二，案涉房屋的购房款都是上诉人与黄君城用掉的，因为黄丽城当时贷出来的款项就是给上诉人用的；郑玉龙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形式不合法，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已举证失权；泰隆银行的交易流水不完整，且郑玉龙支付上诉人款项在黄丽城死亡后，可以证明出卖案涉房屋是上诉人与黄君城的共同意思表示。原审被告黄君城质证认为，黄如山只是到乡下过年的；贷款是上诉人的工程需要资金周转，让黄丽城将案涉房屋抵押贷款用于周转。 被上诉人潘余兰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潘余兰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两份，待证案涉房屋办理抵押贷款后款项虽然打入潘余兰账户，但当日及第二日就全部取出来了。二、上诉人石国美的账户信息及银行交易明细，待证案涉房屋办理抵押贷款后款项虽然打入潘余兰账户，但是取出后即存入上诉人账户，案涉房屋贷款实际上是由上诉人使用，贷款也是上诉人于2014年6月24日归还，可见，2015年2月12日提前归还贷款也是黄君城与上诉人合谋而为。上诉人石国美质证认为，1.本案是物权侵权纠纷案件，从现有证据来看，该物权是不完整的，只有一半的物权，因为案涉房屋当时是有抵押贷款的，案涉房屋出卖所得的价款有一半是由案外人直接打入黄丽城账户用于归还抵押贷款的；2.潘余兰农行账户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其获得了贷款并将贷款取出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贷款取出之后交付给了石国美，因为根据交易明细，2013年7月17日和2014年6月25日潘余兰分别获得贷款的数额与2013年7月17日、2014年6月26日石国美账户存入的数额是不一致的，至于基于案涉房屋所获的贷款是谁使用的问题体现的是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与本案的侵权案件没有关系；3.在2013年7月2日、9月22日、11月18日，石国美也向黄丽城银行账户分别汇入了252000元、20000元、100000元，三笔共计372000元的款项，另石国美还向黄丽城汇入过多笔款项，这说明石国美与黄丽城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上述资金往来显然是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物权侵权纠纷没有关系，并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被上诉人黄如山未发表质证意见。原审被告黄君城质证认为，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石国美提交的证据一中证明证据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认定，照片本身仅能证明上诉人母亲家中有黄如山的物品，至于黄如山是否明知且同意案涉房屋出售事宜等，本院结合其他事实在判决评析部分阐述；证据二、三能证明案涉房屋购房款中的503000元被用于归还黄丽城的银行贷款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侵权责任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黄丽城死亡后的第三天，即2015年2月16日，该房屋被出卖给案外人朱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7月12日，黄丽城与农行莲都支行签订了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并以案涉房屋提供担保。2013年7月17日，黄丽城根据上述合同向农行莲都支行借款50万元，款项付至潘余兰账户，该笔贷款到期日为2014年7月16日，后黄丽城于2014年6月24日提前归还该笔贷款。2014年6月25日，黄丽城根据上述合同再次向农行莲都支行借款50万元，款项再次付至潘余兰账户，该笔贷款到期日为2015年6月24日。2015年2月12日，郑玉龙代案外人朱某支付黄丽城案涉房屋购房款503000元，黄君城于同日代黄丽城向农行莲都支行提前归还了该笔贷款。另，黄丽城死亡前，长期在淮安工作，当时黄如山在丽水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而潘余兰至今一直居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与案涉房屋在同一小区。 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黄丽城于2015年2月12日即其去世前一日就已经收到了案涉房屋售房款50余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于2015年2月16日才被黄君城和上诉人石国美出卖给案外人，进而认定黄君城和上诉人的侵权标的物为案涉房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而两被上诉人基于黄丽城的遗产被处分主张的赔偿款，其请求权基础为侵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中，2015年黄丽城死亡前，黄如山在丽水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当时虽然案涉房屋系黄丽城所有，但黄丽城长期在淮安工作，居之甚少，可见黄丽城是否健在与黄如山不继续居住在案涉房屋的关联性并不大。从2015年黄丽城死亡后，黄如山即搬出案涉房屋与黄君城和上诉人共同生活，可以推知黄如山当时应当知晓案涉房屋被出售及上诉人与黄君城收取了部分案涉房屋售房款的事实。而对于潘余兰，从黄丽城每次均将案涉房屋的抵押贷款付至潘余兰账户的事实可知，虽然潘余兰未与黄丽城共同生活，但两人母子关系仍非常密切，结合潘余兰居住的房屋与案涉房屋在同一小区的事实，及潘余兰已与黄如山离婚多年，黄丽城死亡后，潘余兰和黄如山作为黄丽城继承人势必要处置黄丽城遗产的实际情况，亦可以推定潘余兰与黄如山一样于2015年黄丽城死亡后就应当知道案涉房屋被出售及上诉人与黄君城收取了部分案涉房屋售房款的事实。然，黄如山与潘余兰于2019年上诉人与黄君城发生离婚纠纷后方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上诉人与黄君城侵权，应认定黄如山与潘如兰主张上诉人与黄君城侵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其要求上诉人与黄君城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黄君城离婚前，黄如山与潘如兰向上诉人与黄君城主张侵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但从法律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的立法本意来看，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仅指在客观上阻止权利人主张权利的障碍即客观障碍，一般来说，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存在并非导致权利一方不能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本案中黄如山与潘如兰显然客观上可以主张权利，若其只是因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存在主观上不愿主张权利而非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将上述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存在认定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石国美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导致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9）浙1102民初742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黄如山、潘如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1719元，减半收取10859.5元，评估费95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719元，均由被上诉人黄如山、潘余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向东 审 判 员 苏伟清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代书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