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加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智锟，广东定海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新天行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陈海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强，系该司员工。上诉人广州加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新天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1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王会峰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加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智锟，被上诉人新天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加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加祺公司向新天行公司支付货款3000元。事实与理由：（一）新天行公司主张加祺公司拖欠17200元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新天行公司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新天行公司作为供应商，根据商业交易习惯，送货单是由收货方签字确认后由送货方所保存的，新天行公司应提供下单的记录、送货及加祺公司已经签收货物的单据。新天行公司称送货单据已经交加祺公司的仓管，但是加祺公司未曾收到过这份送货单也未对送货单的内容进行确认。而新天行公司并未有证据证明送货单已经交加祺公司，同时加祺公司当庭确认手上未持有送货单。一审仅凭借新天行公司的陈述即认为加祺公司持有送货单，明显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一审中新天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完整，故意隐瞒重要证据信息。新天行公司提交的证据“XIAN”的微信截图与一审庭审中所展示的存在重大差异。新天行公司提供证据中的微信截图故意漏截取了相关的图片，而在一审庭审中新天行公司展示了储存该微信内容的手机，但是该手机并不能展示该图片的内容。（三）加祺公司未确认（或默认）新天行公司所称的拖欠货款的金额，新天行公司的员工虽然一直以17200元金额向加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追索，由于该货物并非是由加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场清点、确认和签收，加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法确定货值。因此，并未对货物的货值进行确认，也未否认新天行公司提出的17200元的金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存在瑕疵，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新天行公司辩称，（一）新天行公司在2019年6月22日与加祺公司确定了一份金额为18700元的订单，新天行公司于2019年6月24日送达加祺公司仓库，由加祺公司仓管人员伍亚坚签收。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告知当天不能安排货款，需要隔天安排，基于合作开来的关系，新天行公司同意了。之后经过多次电话、微信，以及上门沟通，加祺公司于2019年11月13日安排一个叫潘建文的人过来拉了一些货，当场电话沟通后支付了其中的1500元，剩余的17200元也与加祺公司当场确认及微信上也明确告知加祺公司剩余金额。（二）加祺公司所称的按照交易习惯，是基于陌生客户之间的交易或者首次交易所做出的交易习惯认定。现在我们这一行基本上圈子内的都或多或少认识，而且基于之前的几次交易都没有出现问题，所以最后一次的送货，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说当天没钱，新天行公司也同意加祺公司晚点支付，这完全符合常理。同时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在电话和微信上与新天行公司有确认过订单数量金额，而且对新天行公司在微信上与之确认的未付款金额一直也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加祺公司反驳说没有明确过此事，也没有把送货单给加祺公司，但是在与加祺公司财务确认的时候，加祺公司也是确认有这份单据的。（三）加祺公司所称的新天行公司故意隐瞒重要证据信息，以及在一审庭审过程新天行公司出示的手机载体微信上的信息与截图有重大差异的问题，对此加祺公司代理律师在一审时已质证过了全部信息，也当庭确认了不影响事实的成立。还有加祺公司称“XIAN”的微信不能采信，该微信系其法定代表人黄结玲推荐的微信，如果连加祺公司财务确认的信息也不能采信，那么就应由加祺公司财务胡秋娴出庭对质。综上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以维护新天行公司的合法权益。新天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l.加祺公司支付新天行公司货款17200元；2.案件诉讼费由加祺公司负担；3.加祺公司向新天行公司支付从2019年11月14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货款清偿完毕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24日，新天行公司员工以微信的方式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玲姐早晨，德运牛奶全脂，脱脂1L装德各110件（两托）和我们财务沟通了一下，今天安排先送过去！”。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我今日可能打不了款，明天了”。2019年7月2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玲姐，下午好，财务又追我了，你看看能否先安排一部分先，唔该晒你啦”，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向新天行公司员工推送微信个人名片“XIAN”，并回复“找我财务对数”。2019年7月10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发送黄结玲信息，内容为“玲姐，下午好，上个月的那两笔货款可以安排了吗？”，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我问下财务先，听早回复你”，后加祺公司再次回复“我问了，听早安排一笔，下周安排一笔”。2019年8月19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玲姐，中午好，那笔货款18700元这个星期能否安排呢？或者先安排部分？唔该晒”，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公司还在处理清算问题，搞完会还货款你的”。2019年10月10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玲姐，早晨，今天十号了，你上次说这两天可以安排了，我已经跟我们财务说了，今天她们肯定又来找我了，麻烦安排一下了，18700元这个货款现在的快四个月了”，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今日收到尽量安排一部分你”。2019年11月13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货拉走了，剩下的18700减去1500元=17200元，都尽快安排啦”，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每次拿货减了，我没办法，真是困难”。2020年1月17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17200元，半年过去了，都还没结清”，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我会给你，但现在真的没”。2020年2月20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发送信息，内容为“玲姐，货款可以安排没啊”，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有一定安排，现在真是没”，新天行公司员工回复“现在超市的货都卖完了，你们应该很好结款的啊”，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回复“有会结，那是加祺之前的款，我承认，但也要周转过来才给”。新天行公司称，涉案送货单已交给加祺公司，加祺公司的财务人员胡秋娴在微信记录中承认收到新天行公司的送货单，签收人是加祺公司的仓库人员。新天行公司的员工多次通过微信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催讨涉案货款，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都没有反驳，如果对新天行公司催讨的货款金额有异议，却不予反驳不符合常理。新天行公司就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实2019年7月2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在微信上添加昵称为“XIAN”的微信账号（微信号×××），该微信账号的使用人为加祺公司财务人员胡秋娴；2019年7月3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该财务人员发送信息，内容为“亲，早上好，我们那个货款今天可以安排了吗”，该财务人员回复“我们这边尽快安排，10号前转账”，新天行公司员工回复“确定吗，玲姐话，这两天可以安排的，你帮忙确定一下，这样我跟我们财务这边也有个交代，不然我们财务天天追我的”，该财务人员回复“确定，因为现在玲姐那边负责公司业务方面，她比较忙，以后对账这些你找我对接就好了，我是加祺公司的财务，你那边以后提前跟我对账，对好后会在15天内安排转账的”；2019年9月9日，新天行公司员工向该财务人员发送信息，内容为“……6月22号的货款，现在都马上三个月了，过两天又是中秋了，你们内部的清算能不能先结一下我们这个18700元啊，我们老板说中秋前回不了，就叫我天天去你们那边上班了，如果你们公司其他老板不相信这个货款的话，需要我这边过去证明的，告诉我！这样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啊”，该财务人员回复“还没有呢”；2019年11月4日，该财务人员发送信息给新天行公司员工，内容为“还没有，欠的货款我会帮你转达给我们公司另一个股东的，她最近都有事不在广州”；2019年11月4日，该财务人员发送信息给新天行公司员工，内容为“你们公司有跟我们这边签合同”；新天行公司员工回复“没有啊，都是微信下单的”；该财务人员回复“公司这边股东说没有签订合同的话这边不会安排付款的”，新天行公司员工“然后有送货单，和你们仓库的签收”；该财务人员“这些我也有给她看，但是她说没合同不行”。加祺公司对新天行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为：虽然新天行公司工作人员与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的微信记录中推送了一个微信号，可不确认是不是与新天行公司提交的该微信中的为同一人，在2019年7月7日，加祺公司向新天行公司转款过一笔钱，新天行公司没有截取该记录。加祺公司称，本案是购买牛奶的货款，送货数量无法确认。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进行下单，收货为仓管。由于加祺公司员工已经离职，包括财务胡秋娴等人，送货与收货是否一致无法确认。鉴于加祺公司内部矛盾，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也无法单方确认新天行公司的货款。以上事实，有微信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虽然加祺公司对新天行公司提交的新天行公司员工与微信账号昵称为XIAN的微信记录不确认，可根据新天行公司员工与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记录可知，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涉案货款应向财务人员对账为由向新天行公司员工推送该微信账号，且新天行公司员工与该微信账号的人进行聊天时，该人明确其是加祺公司的财务人员，加祺公司亦确认其公司曾有财务人员为胡秋娴，故对加祺公司的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该微信记录为新天行公司员工与加祺公司财务人员的聊天内容。从新天行公司与加祺公司财务人员的微信记录可知，新天行公司员工就涉案货款18700元向加祺公司财务人员进行催款时，该人员对此未予以否认，并回复欠的货款会帮转达，且加祺公司亦持有涉案的送货单，应知晓涉案货物的数量。同时，从新天行公司员工与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记录可知，新天行公司员工就涉案货款进行催讨是均明确了货款的金额，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金额均未予以否认，仅表示有困难，并承诺会结清。故一审法院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认为加祺公司拖欠新天行公司货款172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依法认定该事实存在。现加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新天行公司支付该货款，故新天行公司要求加祺公司支付货款172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息的计算标准，利息应以17200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2020年4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加祺公司向新天行公司支付货款17200元及利息（利息以17200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28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新天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5元，由加祺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新天行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订单5份、收款凭证3份，拟证明新天行公司与加祺公司之间存在贸易关系及产品价格约定方面事宜；证据2.收款账号公司关联关系证明1份，拟证明收款账号广州市双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谊公司）与新天行公司的关联关系。经质证，加祺公司的意见为：1.对2019年4月16日、4月23日、6月10日、6月22日的销售单三性均不予以确认。该四份销售单是双谊公司的，并非新天行公司的，与本案无关。2019年5月11日的销售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加祺公司通过股东之一金科已经支付该款，但是该销售单和本案无关。收款凭证1-1、2-1三性不予以确认；收款凭证3-1真实予以确认，加祺公司通过股东金科已经向新天行公司支付款项，该收款凭证与本案无关。2.关系证明的三性均不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加祺公司的上诉及新天行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加祺公司是否尚欠新天行公司17200元的货款。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首先，加祺公司虽否认欠付新天行公司17200元货款，但对于其与新天行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无异议，因此新天行公司无需针对其与加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行举证。其次，关于加祺公司尚欠新天行公司货款的数额。新天行公司已为证明加祺公司尚欠其17200元货款提供了新天行公司员工与加祺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结玲之间长达数月的微信聊天记录，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黄结玲作为加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新天行公司员工要求其偿还17200元货款未提出过异议，仅是以各种推脱予以回应。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在加祺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否定新天行公司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加祺公司上诉称仅欠新天行公司3000元货款不予采信。加祺公司应将欠新天行公司的17200元货款支付给该公司，并支付相应的利息。综上所述，加祺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元，由上诉人广州加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会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朱俊雅肖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