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3民终22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城，男，197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安徽省五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衡绍峰，安徽君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琳，女，197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五河县，现住安徽省五河县。上诉人朱城因与被上诉人梁琳民间借贷一案，不服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2020）皖0322民初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梁琳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梁琳虽提供了借条，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借条项下的款项，不存在借贷事实。朱城与梁琳原为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对财产没有书面约定，2018年5月1日出具的借条116000元不能作为梁琳的债权凭证。2019年3月23日35000元借条属实，但已偿还。2019年9月29日上诉人出具60000元借条时，双方虽已离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梁琳经常吵闹，为避免吵闹，朱城才应其要求出具的借条。即使认定2019年3月23日35000元及9月29日60000元借条为离婚后的债权，梁琳自认已偿还70680元,一审也不应判决偿还140320元。梁琳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梁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借款140320元。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原告梁琳与被告朱城于2016年8月经人介绍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2016年12月14日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原、被告在结婚前，被告以做生意为由向原告借钱，中间也还过一部分。2018年5月1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借钱，二人因此发生纠纷，并经五河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处理，原、被告双方经结算，被告给原告出具了116000元的《借条》。2018年7月4日，原、被告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但原、被告之间仍然保持频繁的经济往来。2019年3月23日，被告以欠小额贷款车辆被债权人扣押为由，向原告借款35000元用于赎车，并给原告出具借条。同年9月29日，被告又给原告出具60000元《借条》，并约定“卖螃蟹时给钱”。庭审时，原告称被告借条中的60000元借款，其中40000元被告是用于偿还贷款，16000元是被告做螃蟹生意向原告借的款，还有4000元是被告赔偿原告的手机款（被告于2018年5月1日将原告手机摔坏）。原告在起诉时自认被告已经偿还借款70680元，尚欠140320元。之后，因被告没有再向原告偿还借款，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梁琳与被告朱城之间借款事实清楚、债权债务明确，被告朱城作为债务人负有清偿原告借款的义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朱城偿还借款14032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朱城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抗辩证据，是其对自己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放弃，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遂判决：朱城应返还梁琳借款14032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106元，由朱城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问题是：1.116000元借条所载借款是否成立，是否应当偿还？实际欠款额是多少？2.60000元借条所载借款是否成立？3.35000元借款是否已偿还？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分析认定如下：一、116000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已部分偿还，尚未还清。一审期间梁琳为证实其向朱城提供116000元借款，提供了借条及其通过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及微信向朱城转款的转账记录。朱城对上述书面证据没有异议。根据上述转账记录，自双方结婚至2018年5月1日出具116000元借条时，梁琳通过其建设银行卡账户向朱城转款7笔，小计183900元，通过其邮政储蓄银行卡账户向朱城转款2笔，小计19000元，合计202900元，扣除期间朱城向梁琳建设银行卡账户转款4笔，计103500元，梁琳向朱城转款余额为99400元。二审期间，朱城陈述借款116000元属实，但离婚时重新确认了债务是90000元，借款已部分偿还，并向本院提供了五河县民政局存档的《离婚协议书》及部分微信转账记录。《离婚协议书》载明：“离婚后，欠女方玖万元正，2018年至2019年底还清”，微信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8月24日至11月22日朱城向梁琳转款8笔计35500元；2019年3月26日至5月28日转款4笔计13900元。经质证，梁琳对朱城提供的离婚证及微信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离婚协议书》虽载明欠款90000元，但因当时没看原始借条，因记忆偏差，将116000元误记为90000元，微信转款不全是还款。本院认为，2018年5月1日出具的116000元借条是双方对以往多笔借款的结算确认，梁琳转款数额虽不足116000元，但朱城认可该借款数额，鉴于双方系多笔多渠道支付，说明除银行转账外，双方还存在其他支付方式可能（如现金），故朱城认可的116000元应予认定。2018年7月4日双方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又确认尚欠梁琳90000元，鉴于双方经济往来频繁，且不限于银行转账等特征，双方未提供2018年5月1日至7月4日期间的往来账目，但离婚协议上确认的90000元是双方对离婚前经济往来的确认，可以作为认定离婚时朱城欠梁琳债务的依据，即应认定至2018年7月4日双方离婚时，朱城尚欠梁琳90000元。二、60000元的借贷关系应予以认定。关于2019年9月29日的60000元借条如何形成，诉讼中，梁琳主张其中40000元是朱城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之用，其中16000元是朱城为养殖螃蟹让梁琳从其大哥处所借，4000元是因朱城在双方发生纠纷时损坏梁琳手机而同意支付的手机赔款。朱城辩解60000元并非借款，而是因梁琳吵闹，其不想与梁争吵才出具的借条。为证明其主张，梁琳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该记录显示，其建设银行卡账户2019年6月4日向朱城转款40000元，朱城认可收到该40000元，并称是用来偿还其欠银行贷款的，其虽辩解借条系因梁琳吵闹要求其出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也表示“我说过贷款不用她（指梁琳）还”。二审中，朱城亦认可从梁琳大哥处借16000元用于其养殖螃蟹、4000元是梁琳索要的损毁手机赔偿款。综合双方陈述及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梁琳有关60000元借条形成过程陈述基本属实，朱城接受40000元转款、借款养殖螃蟹及出具该60000元借条时，双方已离婚，朱城借款60000元的事实应予认定。三、梁琳主张的140320元还款数额可予认定，朱城辩解借款已还清证据不足。诉讼中双方一致陈述，梁琳与朱城2016年12月4日结婚，2018年7月4日离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双方经济各自独立，没有共同积蓄及其他共同财产，双方结婚前后，乃至离婚以后互有转款，持续保持频繁经济往来。根据梁琳一审提供的银行及微信转款记录，自2018年5月1日至12月底梁琳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向朱城转款12笔共126000元，通过微信向朱城转款3笔共15320元，合计转款141320元。朱城向梁琳建设银行账户转款6笔共130000元，通过微信向梁琳转款4笔共31000元，合计转款161000元。根据朱城二审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2018年5月1日至12月底朱城向梁琳转款8笔合计35500元（包含梁琳提供的转款4笔31000元）。综上，双方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底期间，梁琳转款给朱城141320元，朱城转款给梁琳165500元，相互冲抵后，朱城实际偿还给梁琳款项为24180元。离婚时所欠的90000元扣除已偿还的24180元，尚欠65820元未偿还。对2019年3月23日借款35000元朱城没有异议，虽辩解已偿还完毕，但其提供的还款记录仅有2019年3月26日至5月28日通过微信向梁琳转款4笔合计13900元。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该笔借款已还清。综上，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自2016年起梁琳先后出借给朱城款项多笔，扣除朱城已偿还的款项，尚欠款合计146920元（65820+60000+35000-13900），梁琳在扣除朱城已还款额后，诉讼仅请求偿还欠款140320元证据充分，可予认定。本院认为，朱城多次向梁琳借款，期间也陆续偿还部分款项，双方虽然一度存在夫妻关系，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济各自独立，没有共同积蓄和财产，经结算朱城向梁琳出具了借条，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对方出具借条的行为，也体现了双方对具体财产关系的约定。故朱城以双方存在夫妻关系为由，否认116000元借款关系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离婚后朱城又向梁琳借款35000元及60000元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上述款项应予偿还。梁琳请求朱城还款的数额140320元小于有证据证明的实际欠款数额146920元，是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不予干预。朱城虽辩称借款已偿还完毕，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上诉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朱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3106元，由上诉人朱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崔 静审判员 王宇堂审判员 卞新春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唐红艳书记员陈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