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粤0307行初4号原告:深圳市和辉纸品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新港联工业区****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25163658。法定代表人曾宪辉。委托代理人曾晶，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二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300MB2D11178E。负责人赵胜军。出庭负责人李学军，该局分管法制宣教工作的负责人。委托代理人何茜茜，广东中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车静雅，广东中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被告二:深圳市人民政府，，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组织机构代码007543825。负责人陈如桂。委托代理人李黎，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原告深圳市和辉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6月29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曾晶，被告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出庭负责人李学军、委托代理人何茜茜、车静雅，被告深圳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9年9月23日，被告一作出的深环宝安责改字（2019）SG039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于2020年1月23日，被告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2020年4月7日向被告二提起行政复议，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5日作出深府行复（2020）3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处罚决定。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且处罚明显不当，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一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应予撤销。1.采样过程程序违法，欠缺客观、公正。“雨水渠”中的废水样品，不能作为认定原告违法的依据，不能排除其他主体此前、此时将废水排放入雨水渠的可能；《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描述系“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后又写到系“环境监测人员”，身份不同一；就拟监测废水样品，被告一当时并未交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确认，无法确认《监测报告》的采样样品系来源于原告方排放的样品；监测机构为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而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是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双方系具有隶属关系或关联关系，属于执法机构与监测机构未分离情形，被告一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既是“裁判”又是“球员”，故行政处罚之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客观性，也不符合公平、公正；采样时间是2019年9月12日，下午2点左右才取样完毕，从取样地点送到检测点则需要花费时间，而检测报告上写的检测时间是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2日，不符合事实。2.案涉行政处罚程序已超3个月的法定时限。《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被告一对原告行政处罚的立案时间是2019年9月26日，而向原告送达处罚决定是2020年3月23日，时间5个月28天，超期88天，属于程序违法。3.案涉《调查询问笔录》涉及程序违法情形。被告一在调查询问过程中采用诱导式询问方式，诱导原告工作人员作出对其不利的陈述，该《调查询问笔录》应当属于“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故被告一作出的行政处罚涉嫌程序违法。二、被告一作出的行政处罚过重，明显不当，应予减轻。1.原告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环保工作，严格遵循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办理环保报批手续，且与相关资质公司签署“废水处理”相关协议及采购废水处理设备。2012年11月21日，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深圳市松岗温屋股份合作公司出具《证明》，确认原告所在地址“周边市政排污完善”。2009年7月3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已向原告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编号为深宝环批（2009）602417号，允许原告开办生产工艺生产纸制品的生产项目，废水须妥善收集委托经环保部门认可的工业废物处理站集中处理，有关合同须报我局备案。原告已与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沃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废水处理”签署包年处理协议，协议期间分别为2017年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2018年9月27日至2019年9月26日。2013年2月4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编号为深宝环批（2013）600336号。2014年1月24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作出深宝环水延（2014）00037号《关于深圳市和辉纸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延期的复审意见》，同意原告延期开办纸制品生产业务，且不再设有效期。2019年9月26日，原告与深圳市裕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原告拟采购“水墨污水处理设备”，系全程自动24小时自行运转的专用污水处理设备，可实现废水立即处理能力。原告自开立以来，多次主动申办并获批相关环境报批手续的同时，一直尽责履行签署废水处理协议（包年），而且，在上述“废水处理”签署包年处理协议到期之时，即购置专用污水处理设备，足可证明，原告系遵纪守法、尽责履行环境相关法规的企业，具有“从轻处罚”情节。2.原告对污水溢出导致的过量排放（若存在）不存在任何主观故意，且已积极做出针对性改善措施，属于“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1）在2019年9月23日被告一作出的深环宝安责改字（2019）SG039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之时，原告的工业危险废物处理一直是外包给具有环保相关资质的专业机构包年处理，如确有溢出，并不能完全归责于原告，更不能直接认定原告对其“溢出”具有主观故意心态。2）于2019年9月26日，原告与深圳市裕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产品销售合同》，原告拟采购“水墨污水处理设备”，系全程自动24小时自行运转的专用污水处理设备，每天可处理1吨废水，可实现废水立即处理能力，可见，原告对案涉处罚的违法事实及后果，有主动作出补救、改善行为，后原告已购置专用污水处理设备，也足可避免类似“溢出、超量污染”情形的再次发生（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一再次前往原告处检查的时候，未发现有任何废水漏渗情况，废水收集池也处于正常状态，未发现原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行为），属于“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3）一直以来，原告先是委托有资质机构定期处理废水、后是采购专用污水处理设备来处理废水，且原告公司自开办以来从未出现过一次环保事故。即使此次行政处罚污水溢出导致违法已构成事实，也应当是意外事件，并非是原告主观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废水污染。4）另外，从原告的其他“事后”行为来看，原告在接到整改通知后迅速整改、改善，并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公开道歉等等，但被告一仍处以罚款25万元，故原告认为被告一处罚过重。虽然不确信是否确实存在污水外漏的事实，原告收到该通知书后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如购置专用污水处理设备），减少污染的继续，一直积极配合实施环保工作。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一再次前往原告处检查的时候，未发现有任何废水漏渗情况，废水收集池也处于正常状态，未发现原告不符合环保要求的行为。2020年1月14日，原告向被告一作出《环保主动公开承诺书》，申请公开道歉、减轻处罚。2020年1月15日，原告登报公开作出环保公开道歉承诺书。配合工作原告积极公开道歉，期获对其减轻处罚。3.就现有制造业企业的普遍现状来看，本已是“难以为继”的艰难生存状态，故不应当对作为合法纳税企业予以过重的行政处罚。现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地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处于艰难生存状态，原告作为一家仅十余名员工的企业，年度纳税额仅为37万余元，实则早已负债累累。而如今，各地政府正积极鼓励消费、恢复生产的全民口号之下，被告一却未曾考量、体恤民间疾苦，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数额巨大，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雪上加霜。今年1月份以来，受疫情的影响，原告步履维艰，本已难以维持企业生存，但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社会义务，如对此种风雨飘摇中的中小型企业施以重罚，该处罚很有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原告就此倒下，背后将引发的是十多个家庭不能承受的失业之痛、流离失所。故，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作出的深环宝罚字[2020]第048《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撤销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深府行复[2020]3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辩称，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责令改正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一)原告存在超过规定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责令改正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9月12日，答辩人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检查，发现其生产车间正在生产，车间废水收集槽废水经PVC管排向废水收集池，废水收集池过满，废水经PVC管管头溢出，流向车间西北侧雨水渠，采样人员在原告的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印刷机旁废水收集槽采集了水样。根据《监测报告》（报告编号：WSD201901089）（以下简称WSD201901089号《监测报告》）显示，原告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内的水样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6.27×103毫克/升（限值为110毫克/升），色度为600倍（限值为60倍），均超过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规定的排放标准。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视频、《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WSD201901089号《监测报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宝环水批[2013]600336号）、《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等证据为证。(二)答辩人作出责令改正决定、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9月12日，答辩人三名执法人员前往原告处进行现场检查，当场表明了身份，告知了原告配合检查的义务和申请回避的权利，拍摄了现场视频，并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调查询问笔录》，并由原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宝安监测站）两名采样人员在原告的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印刷机旁收集槽采集了水样。9月23日，答辩人对原告授权代表人祝丹进行调查询问，告知了其配合调查的义务和申请回避的权利，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并向原告直接送达了《责改决定书》。以上行为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送达回证》上均有原告授权代表人祝丹签字确认。答辩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23、37条的规定。9月17日，宝安监测站签发了WSD201901089号《监测报告》。9月26日，答辩人依法对原告超过规定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理。答辩人的行为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24条的规定。10月17日，答辩人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复查，发现原告已改正违法行为。答辩人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11月4日，答辩人根据查实的违法行为及集体讨论意见，依法作出深环宝听告字[2019]第0234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以下简称《听证告知书》），并于11月12日将该文书直接送达原告，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书面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11月13日，原告向答辩人提交了《申请听证意见书》及申辩材料。11月28日，答辩人向其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深环宝听通字[2019]第0064号）。后经与原告协商一致，对本案听证会予以延期，并于12月6日向其邮寄送达了《延期听证通知书》。12月16日，答辩人依法组织听证，制作了《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答辩人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1、32、42条的规定。2020年1月19日，答辩人经案件集体审议决定不采纳原告申辩意见、同意其登报道歉减半处罚的申请，决定对其罚款贰拾伍万元，并于1月23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书》。因春节假期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答辩人向原告邮寄了《处罚决定书》，被退回后为保障当事人权利，又于2020年3月23日将《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原告。答辩人的行为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8、39条的规定。（三）答辩人作出责令改正决定、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超过地方规定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规定，依据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规定，应对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处罚。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六版）》（以下简称《实施标准》）第十二章§12.1.1裁量标准“超过规定标准10倍以上；B类水污染物；50吨以下”以及总则第十二条“本《实施标准》所称的‘A类水污染物’，指国家或地方环保标准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以及铅、汞、镉、铬、砷、铊、锑、镍、铜、锌、银、钒、锰、钴十四种污染物；‘B类水污染物’，指除A类水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罚款五十万元。鉴于申请人收到《听证告知书》后根据《实施标准》规定提出登报道歉减半处罚申请，依据总则第七条“违法者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向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公开道歉申请并在申请并在深圳市主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作出环保守法承诺的，按罚款标准50%减轻处罚”规定，答辩人应对原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贰拾伍万元。三、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作为撤销责令改正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原告认为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系原告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1、答辩人采样程序合法、客观、公正，不存在原告所称的程序违法情况。(1)原告主张本案采集样品未排除其他主体此前、此时将废水排入雨水渠的可能与事实不符。根据现场视频，可以看到现场检查时原告正在生产，蓝色废水经原告车间延伸出的PVC管头溢出，最终流向了车间西北侧雨水渠，现场有蓝色废水正在流动，排水情况及路径十分明显，也并无其他排水或排污管道与该雨水渠连接。此外，采样人员在车间外雨水渠和车间内印刷机旁废水收集槽取样的监测结果均有同类污染因子化学需氧量和色度且都严重超标，与答辩人认定的现场排水情况亦能互相印证。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认定“雨水渠”中废水系原告排放，原告主张有其他主体此前、此时将废水排入雨水渠与事实不符。(2)本案由宝安监测站工作人员开展废水监测于法有据，其出具的监测报告独立、合法、有效，本案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不具有客观性情形；且原告授权代表已对采集样品予以现场确认，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无法确认采样来源于原告排放废水的情况。首先，宝安监测站系答辩人所属环境监测机构，依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具体承担下列主要环境监测技术支持工作：（一）开展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因此由宝安监测站有采样资质的工作人员实施采样于法依据，《责改决定书》的表述区分“我局执法人员”与“环境监测人员”并无不妥，原告以宝安监测站是答辩人隶属机构为由主张本案处罚不具有客观性系其主观臆断，于法无据。其次，在雨水渠和印刷机旁废水收集槽的两次取样均是在原告授权代表人祝丹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且祝丹也有在《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上签字确认。原告主张无法确认监测报告采样来源于原告排放废水与事实不符。宝安监测站有广东省技术监督局发放的《检验监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具有独立的监测能力，相关采样、分析人员均具有相应资质，并且按照相关监测规范开展监测工作，该站出具的《监测报告》独立、合法、有效。根据《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现场视频及相关分析原始记录可知，本案采样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送样时间、分析时间为当天下午，因此WSD201901089号《监测报告》中显示分析时间为含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9月12日与事实相符。2、本案处罚期限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行政处罚程序超过法定时限与现行规定不符。一是本案经过了听证程序。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55条“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的规定，在扣除听证、送达等时间后，答辩人作出《处罚决定书》并未超出3个月的办案期限。二是由于疫情影响。《处罚决定书》于2020年1月23日作出，后经春节假期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返工复工均有所延迟，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有效防控疫情蔓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复工后答辩人遂及时进行邮寄送达，但邮寄结果为退回。为了保障当事人权利，答辩人又于2020年3月23日将《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原告。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原告的实质性权利也并未因送达时间受到影响，因此该送达程序瑕疵不足以作为撤销处罚决定的理由。3、原告认为《询问调查笔录》涉及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根据《调查询问笔录》中的记载可知，现场执法人员对原告授权代表人祝丹进行询问时，均为开放式问题或者是根据原告的陈述进行更为深入的询问以便于查清违法事实，在询问结束后祝丹也对笔录进行了确认并签署了“无异议”，并未提出其他意见。原告认为《调查询问笔录》属于“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系原告的主观臆断，并未提供客观、可信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二）答辩人依据裁量标准规定对原告进行量罚，原告主张处罚过重、量罚不当没有依据。1、原告重视环保工作是应有之义。原告作为排污单位，其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检查、办理环保报批手续、与相关资质公司签署废水处理协议等属于其应当履行的环保主体责任，如未履行该责任原告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上述情形并非可以对原告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2、原告对废水溢出后排入雨水渠具有主观过错，且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已考虑原告登报道歉的情形予以减轻，原告不存在其它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1）原告对废水“溢出”具有主观过错。原告超标排放废水证据确凿，且上一次拉运废水时间距离执法检查的时间有近半年，现场检查时PVC管道及雨水渠蓝色废水痕迹非常明显，可见原告疏于管理、放任废水溢出至外环境时间较长，原告主张其无主观过错、污水溢出系意外事件与事实不符。超标废水已排入外环境，该危害后果已经造成，原告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针对性改善措施只是为了停止超标排污行为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其实际并未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理由。（3）答辩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已考虑原告登报公开道歉的情形，依照裁量标准予以从轻处罚（罚款数额远低于最高罚款数额100万元与最低罚款数额10万元的平均值），原告认为本案处罚并过当不成立。3、原告称其属于小微企业、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等并非本案的法定减免理由。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疫情爆发之前，原告主张其属于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等不影响答辩人对其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责令改正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量罚适当，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二深圳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20年4月17日，答辩人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受理。2020年4月21日，答辩人向被告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2020年4月30日，被告一向答辩人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6月5日，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和被告一。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等相关规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二、行政复议决定事实认定清楚。2019年9月12日，被告一执法人员到原告处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原告生产车间废水收集池过满，废水经PVC管管头溢出，流向车间西北侧雨水渠。执法人员和采样人员在原告的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印刷机房废水收集槽采集了水样送检。2019年9月17日，深圳市宝安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报告编号：WSD201901089），分析结果显示：原告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内的水样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6.27×103毫克/升，色度为600倍，均超过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规定的排放标准。2019年9月23日，被告一对原告委托的工作人员祝丹进行调查询问，并于当日向原告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深环宝安责改字[2019]SG039）。2019年9月24日，被告一决定对原告立案查处。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一对原告进行复查，发现原告已改正违法行为。2019年11月4日，被告一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深环宝听告字[2019]第0234号），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书面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2019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一提交了《申请听证意见书》及申辩材料。2019年12月16日，被告一组织召开了行政处罚听证会。2020年1月23日，被告一对原告作出深环宝罚字[2020]第04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根据该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并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六版）的规定，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本案，根据被告一提交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污染源废水采样原始记录表》《监测报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及现场视频等证据依据材料，可以充分证明原告存在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告一依据上述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法应予维持。原告提出了对其免于处罚的理由，并非免于行政处罚的法定事由，对其请求，答辩人不予支持。3.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综上，答辩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2日，被告一执法人员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新港联工业区21号一层102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生产车间正在生产，车间废水收集槽废水经PVC管排向废水收集池，废水收集池过满，废水经PVC管管头溢出，流向车间西北侧雨水渠；被告一采样人员在原告的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印刷机旁废水收集槽采集了水样，检测结果显示，原告车间西北侧雨水渠内的水样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6.27×103毫克/升（限值为110毫克/升）、色度为600倍（限值为60倍），原告废水收集槽内的水样中化学需氧量浓度为3.10×103毫克/升（限值为110毫克/升）、色度为2.59×103倍（限值为60倍），均超过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规定的排放标准。原告系生产纸制品企业，其排放废水执行DB4426-2001的二级标准，根据原告自主备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该项目排放废水执行DB4426-2001的二级标准，印刷清洗废水（0.02吨/日）须委托环保部门认可的工业废物处理站集中处理。原告在接受被告一调查时，自认其印刷使用的是水性油墨，每天产生0.05吨废水，收集池能装6吨废水，检查前最后一次是由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拉运废水去处理，之后未有处理过，按照公司废水池容量6吨计，至今已有3吨外溢到雨水渠。2019年9月23日，被告一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原告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019年9月26日，被告一依法对原告超过规定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理；2019年10月17日，被告一依法对原告处进行复查，原告已经停止了违法行为；2019年11月4日，被告一根据查实的违法行为及集体讨论意见，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于2019年11月12日将该文书直接送达原告，告知被告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书面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2019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一提交了《申请听证意见书》及申辩材料，被告一于2019年11月25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于2019年11月28日直接送达原告，后经与原告协商一致，对本案听证会予以延期，并于2019年12月6日向其邮寄送达了《延期听证通知书》；2019年12月16日，被告一依法组织听证，同日制作了《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2020年1月19日，被告一经案件集体审议决定不采纳原告申辩意见、同意其登报道歉减半处罚的申请，决定对其罚款贰拾伍万元，并于2020年1月23日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书》，因春节假期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被告一于2020年2月14日向原告邮寄了《处罚决定书》，被退回后为保障当事人权利，又于2020年3月23日将《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原告。2020年4月17日，被告二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受理；2020年4月21日，被告二向被告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2020年4月30日，被告一向被告二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6月5日，被告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于2020年6月10日送达了原告、2020年6月11日送达了被告一。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工商业废物处理协议》《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现场检查（勘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视频、案件集体讨论笔录、《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中现场检查时原告正在生产，蓝色废水经原告车间延伸出的PVC管头溢出，最终流向了车间西北侧雨水渠，现场有蓝色废水正在流动，排水情况及路径明显，采样人员在车间外雨水渠和车间内印刷机旁废水收集槽取样的监测结果均有同类污染因子化学需氧量和色度，且均严重超标，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认定原告生产的废水经PVC管头溢出流向外环境，检测报告显示原告废水收集槽废水严重超标；另，原告从事纸制品生产，调查时原告自认其每天产生废水0.05吨，最后一次处理废水至2019年9月12日检查已逾半年之久，原告废水收集池容量早已不足，原告对其废水溢出流向外环境应当预见，原告未采取措施对废水收集池内溢满的废水进行妥善处置，导致原告严重超标的废水经PVC管头溢出至外环境，原告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被告一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根据原告上述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结合原告收到《听证告知书》后提出登报道歉等情形，参照《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第六版）》相关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量罚适当。行政程序方面，被告一在发现原告的违法行为后责令原告整改，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其依法享有提出书面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并根据原告的申请举行了听证，充分听取原告的申辩理由和依据，经集体讨论，在扣除听证、送达时间后，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3个月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行政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被告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诉请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和辉纸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深圳市和辉纸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施东辉审判员  刘吉明审判员  黄 俊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邓丹玲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四）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