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9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建军，男，1963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阿胜，江苏常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溧阳市昆仑街道夏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溧阳市昆仑街道239省道旁开发区小学往内。法定代表人：周平，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福金，溧阳市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国良，男，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芳，江苏淳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建军、溧阳市昆仑街道夏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夏庄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史建军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5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建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史国良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判令史国良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且显失公平。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应当驳回史国良对夏庄村委会的起诉。史国良提供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足以证明我与夏庄村委会具有合同关系，我才是合同相对方，史国良与夏庄村委会不具有合同关系，其无权向夏庄村委会主张权利。同时，该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包和弃包”。且我与史国良并无书面转包合同，亦无其他支付转包费用等证据，一审法院仅凭史国良的陈述，对夏庄村委会答辩意见和质证意见置若罔闻，就偏听偏信，认定“将其中的31亩以每年950元的标准转包给史国良养殖”、“据此，史建军将其承包的鱼塘均转包给他人养殖，自己并不从事涉案鱼塘的养殖经营”，明显与事实不符。2.我与史国良没有转包事实，只是代管关系。史国良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转包事实。史国良在起诉状中称“每亩承包金为950元，年承包金合计为人民币29450元，支付方式是原告于每年1月一次性付清当年承包金，承包期限为长期”。按照其陈述，“史建军于2014年1月承包鱼塘99亩后，于当年的1月份就将该99亩鱼塘分成三块分别转包给三户，原告就是其中一户”，史国良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史国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否则，为了起诉，为了胜诉，绝不会有证据不提供。事实情况是：史国良陈述的三户中有二户就是二个案件的原告史国良、张建良，另一个是史金法。在我2014年1月承包99亩鱼塘前，史金法就承包了鱼塘，后因建设变电所，史金法承包的鱼塘被征用了一部分，剩下17.5亩鱼塘。在公开招标时，村委考虑到一些原因，就一并在我的面积内一同招标。所以，在我中标承包鱼塘后，考虑到原来17.5亩鱼塘是史金法承包的，就转包给了史金法，即与史金法签订了《协议书》。假如史国良陈述属实，为什么双方没有签订协议书呢？双方只是代管关系。我因承包鱼塘面积较大，人手不够，与史国良是朋友，请他帮忙管理鱼塘，史国良又找来张建良帮忙。我与史国良口头约定，由我出资10万元现金给史国良作为周转资金，由其代管鱼塘，每年利润的一半作为报酬。3.一审认定史国良水产养殖补偿费139767.84元，明显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史国良提供的证据三夏庄村委鱼塘补偿协议、夏庄村委会鱼塘损失补偿协议载明：甲方为昆仑街道夏庄村委会，乙方为史建军，落款处分别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该证据足以证明至签订补偿协议时，案涉125.74亩鱼塘的承包人仍是史建军。我作为补偿协议的权利方，应当依法享有水产养殖补偿费，怎么就成了史国良的水产养殖补偿费呢？如史国良所称，2014年1月，我就将案涉鱼塘转包给史国良，且史国良一直经营鱼塘至复垦前，那么，史国良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还有证据签到表证实当时协商签订补偿协议时的签到人员情况，史国良根本不在其中。4.一审认定史国良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48699元、房屋及房屋设施补偿费36202元，明显错误。史国良提供的证据二评估报告明确载明“被补偿人：史建军、史国良”。我暂且不说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单从证据外观就一目了然证明被补偿人是我与史国良，且我在前列，一审法院即使采信该证据，也只能认定被补偿人是史建军、史国良二人，这怎么就成了史国良一个人的了呢？更何况，案涉鱼塘是我最先承包、开挖的，鱼塘设施设备和房屋及房屋设施均是我投资建设，因为我才是鱼塘开挖、建设人，按一审法院判决的说理“财产的实际投入人”也应是我。史国良没有花一分钱，且不能举证其投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是转包关系成立，那么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48699元、房屋及房屋设施补偿费36202元也是我的，且一审法院确定的养殖物补偿每亩4500元中，开塘费1000元／亩也应是补偿给我。另外，按照史国良的陈述，养殖补偿款按照9000元每亩的标准，已将塘上的附属设施补偿费包含在养殖补偿款内了。所以，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48699元、房屋及房屋设施补偿费36202元应当补偿给我，是有事实依据的。我对史国良提供的证据二评估报告不予认可。一审中，夏庄村委会质证意见“委托评估只是复垦委托评估，评估人员到场以后，原告自己提出有转包鱼塘养殖的行为，也有相关设施”，可以证明是史国良的说法，也是评估人员据此写成“被补偿人：史建军、张建良”的真实情况，并非事实。事实上，因史国良在溧阳市埭头镇拆迁办任职，与评估公司的人熟悉，他说土地征用时，多一户可以多分钱的，所以，后来评估报告上评估人员据此写成“被补偿人：史建军、史国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争议焦点应是我与史国良之间有无转包事实，夏庄村委会与史国良之间有无法律关系，一审应当驳回史国良对夏庄村委会的起诉，或者驳回史国良对夏庄村委会的诉讼请求。1.夏庄村委会与史国良之间没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关系，夏庄村委会不是适格被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我与夏庄村委会与史国良，不管是先期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还是后期的夏庄村委鱼塘补偿协议、夏庄村委鱼塘损失补偿协议，协议甲乙双方均是我与夏庄村委会。退一步说，即使硬要夏庄村委会承担责任，成为当事人，那么夏庄村委会勉强是第三人。史国良向其主张权利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2.报告中的“被补偿人：史建军、史国良”并不能推定史国良与夏庄村委会之间具有合同关系。仅说明在案涉房屋及相关设施的权属上是共有的，处理有关物权的法律关系，需适用物权法和民诉法的规定，而不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3.我与夏庄村委会之间的合同权利己有约定，且约定明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是本案处理的争议。因此，也不适用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定。合同中约定如遇政府建设征收，有关补偿费70%和30%的分配约定是双方对自己权利的约定和放弃，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像史国良所称“其对原告的利益作出处分，构成法律上的无权处分”。我认为有关无权处分的侵权行为的处理，也不适用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法律规定。三、程序严重违法。1.虽然我作为原审被告经合法传唤错误的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但史国良在一审中并没有证据证明我与其有转包事实，即我属于“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一十二条进一步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抚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据此，可以拘传我到庭，而不能在完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草草判决。2.没有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是转包还是代管鱼塘的证据是很多的，史国良却未向法庭提供充足证据或者是符合起诉条件的基本证据。四、判决书自相矛盾，有失公允。1.判决书载明：“本院确定养殖物补偿每亩4500元的构成…”然后又“基于公平原则，本案酌情认定原告享有水产养殖物补偿费中的一半作为其实际损失即1250元／亩。”2.一审判决夏庄村委会向史国良支付复垦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合计224668.84元，我认为，即使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基于鱼塘养殖承包合同、夏庄村委鱼塘补偿协议、夏庄村委鱼塘损失补偿协议，也应判决夏庄村委会支付复垦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给我，再由我支付给史国良；或者判令夏庄村委会在我应支付给史国良复垦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将本属于“被补偿人：史建军、史国良”的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48699元、房屋及房屋设施补偿费36202元认定为史国良一人的，明显有失公允，且无法律事实和法律依据。史国良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史建军所称的其与我之间没有鱼塘转包关系、双方是代管关系的陈述不属实。史建军于2014年1月从夏庄村委会承包鱼塘99亩，当月就将鱼塘分别转包给三人，分别是张建良50.5亩，史国良31亩，史金法17.5亩。一审中，我提交了涉案了土地上附着物补偿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是经所在地溧阳市昆仑街道办事处委托，由专业评估机构依法出具。该评估报告能充分证明，史建军所承包的99亩鱼塘已分别转包给三户养殖的事实。史建军所承包的99亩鱼塘上安装有三个电表，每月电费由三户分别缴纳，且2017年上半年溧阳市供电局城东变电所因设置高压线铁塔占用涉案鱼塘影响鱼塘养殖，政府为此支付的补偿款也直接发放至我的银行账户，以上事实均能证明我是实际承租人。2.针对史建军所称的鱼塘上的房屋及附属设置均是其投资建设的主张，不是事实。因为史建军原先建造的房屋及所有附属设施在2013年因宁杭高速公路溧阳东互通及连接线工程征地拆迁时均已被政府征收，并获得了政府的补偿款。该征收行为是依据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溧政办发2012第142号），相关补偿协议、补偿款的支付在当地政府、村委均有备案。涉案鱼塘的现有房屋及所有附属设施都是我2014年承包鱼塘后投资兴建。3.针对史建军所称的水产养殖补偿费应归其享有的主张，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之规定，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第三人的，水产养殖补偿费由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所有权人所有。本案中，夏庄村委会基于承包合同的签订方是史建军，因此与史建军签订补偿协议，但是并不改变我作为鱼塘实际承包人的客观事实，亦不影响我作为实际承包人依法向原承包人史建军、发包人夏庄村委会主张支付水产养殖补偿款、塘上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款，这二者并不矛盾。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史建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涉案鱼塘复垦补偿的项目仅为养殖物补偿费及附属设施补偿费两项，对此，农村土地承包及相关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至于史建军主张的地上附着物评估报告中标注有“史建军、史国良”二人名字，是因为涉案鱼塘是转租鱼塘，因此在实际承包人史国良前面加上了史建军的名字。三、一审程序合法。针对史建军所称一审程序违法，在史建军收到法院开庭传票无故不到庭参加诉讼时应将其拘传上庭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被告经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而史建军显然也不属于必须拘传到庭的被告。夏庄村委会答辩称，一、我单位认同史建军上诉状中所称的合同关系及法律关系。因为涉案鱼塘是史建军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通过村委协调，将农户的家庭承包圩田开发而成，开发成鱼塘后一直由史建军与村委签订《鱼塘养殖承包合同》。史建军与村委存在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关系，每年的承包金也是史建军缴纳，史建军与史国良、张建良是什么关系我方不知道。二、村委和史建军签订自2014年1月1日起的5年承包合同时，是一致同意如遇政府征收、征用等情况终止合同的话，政府下拨的全部补偿金中70%归承包人史建军，30%归村委用于承包土地农户的分配。史建军承认该事实并履行30%义务，村委也认同。三、史建军称村委与史建军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我方不予认可。我方与史国良、张建良没有权利义务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史国良要求我单位支付补偿金、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夏庄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史国良要求夏庄村委会给付复耕补偿费的请求。理由：1.本案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合同的相对方是夏庄村委会和史建军，案涉鱼塘是由史建军经过公开招标中标后，和夏庄村委会签订自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底止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村委按时将鱼塘交由史建军养殖，史建军也依照合同约定交纳每年的承包金，村委只和史建军存在合同关系。史国良和史建军之间是什么关系村委不知，史国良和夏庄村委会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史国良无权向夏庄村委会主张权利。一审没有理清法律关系就判决夏庄村委会向史国良支付钱款错误。2.2018年下半年涉案鱼塘因政府行为要求复耕，由政府向鱼塘承包人支付相关补偿费用，夏庄村委会根据昆仑街办的工作要求，开展该工作后，和有承包合同关系的史建军签订相关补偿协议，并向史建军支付了部分补偿费用完全是正当的，没有任何错误。3.案涉鱼塘是1991年政府提倡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时，村委统一将农户家庭承包种植的圩田由史建军开发而成，一直由史建军承包进行水产养殖，2013年12月史建军前面合同期满，进行下一轮重新承包时,考虑到鱼塘承包者和土地承包农户各自的合理利益，约定如承包期内遇政府征收等行为需终止养殖，政府下拨的各项补偿费用史建军享受70%，村委享受30%用于农户分配。该约定系双方自愿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史建军也承认，这一事实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是错误的。史国良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的相关规定，农业承包合同不仅指发包方与承包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而且也包括各承包方之间所签订的转让、转包和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的合同。本案中史建军与史国良之间已经形成转包的法律关系，因此本案案由适用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本案补偿款是基于村委提前终止承包合同，对涉案鱼塘复垦，对养殖户养殖造成影响所产生，补偿项目也仅是养殖补偿款和塘上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两项，因此史国良作为鱼塘的实际承包人，房屋及附属设施的实际投入人，有权向村委及原承包人史建军主张权利。针对夏庄村委会所称的其与史建军约定的补偿款三七开的约定，我认为该约定于法无据。首先史建军在2014年1月与村委签订承包合同的当月就将承包的99亩分别转包给包括史国良在内的三人，自己并不实际养殖，鱼塘上的所有房屋及设施也是由史国良、张建良、史金法在承包鱼塘后自行投资兴建，其并无权利处分他人财产；其次，本案是基于政府复垦而产生的补偿款，并非夏庄村委会协议中约定的政府征收征用产生的补偿款，因此夏庄村委会与史建军签订的协议不能约束史国良。史建军答辩称，对夏庄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无异议。史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史建军、夏庄村委会向史国良支付养殖物补偿费279000元（9000元/亩×31亩，鱼塘设施补偿费已计算在此内）、房屋及设施补偿费36202元，合计315202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史建军、夏庄村委会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涉案地块位于溧阳市夏庄村委大安圩，1992年间因产业结构调整该地块被开挖成鱼塘，由夏庄村委会统一对外发包。2013年12月，涉案的大安圩地块再次由村委会以招标的形式对外发包，后由史建军中标，遂在12月23日由夏庄村委会（作为甲方）与史建军（作为乙方）签订鱼塘养殖承包合同一份，承包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每年每亩800元），其中还约定：“一、鱼塘名称和面积：大安圩原史金法、史建军二人养殖鱼塘99亩（面积以实际丈量为准）。…九、承包期内如遇政府建设征收，双方应当服从，甲方收取的承包金不退。双方同意征收后的补偿费中：水面补偿费、养殖物补偿费、未到期的补偿费、财物设施的补偿费70%归乙方所有，30%归甲方所有。…十、其他事项约定：如遇征收，征收过程中有塘埂开挖费及其它补偿费下拨，也按甲乙方30%和70%分割享受。”。合同还对其它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史建军通过承包取得上述99亩鱼塘后，于当年将上述鱼塘均转包给他人从事养殖经营，分别为：1.将其中的50.50亩以每年每亩950元的标准转包给张建良养殖；2.将其中的31亩以每年每亩950元的标准转包给史国良养殖经营；3.将其中的17.50亩转包给史金法养殖，上述合计99亩。据此，史建军将其承包的鱼塘均转包给他人养殖，自己并不从事涉案鱼塘的养殖经营。2018年9月份，溧阳市昆仑街道召开了鱼塘复垦会议，10月份与养殖农户见面并通知下年不得再进行养殖且告知了复垦事宜，并要求11月份清塘12月份签订协议交还鱼塘。在复垦前，经对涉案鱼塘测量，实际测量面积为125.74亩（合同面积为99亩），其中史国良、张建良两人养殖鱼塘实测面积合计为91.969亩（合同面积分别为31亩合50.50亩）；其中史金法养殖的鱼塘实测面积为33.771亩。2018年12月19日，经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史国良养殖鱼塘上的房屋及设施应补偿价格为84901元（房屋及设施36202元、鱼塘设施设备48699元），张建良养殖鱼塘上的房屋及设施应补偿价格为94491元（房屋及设施20459元、鱼塘设施设备74032元），史金法养殖鱼塘上的房屋及设施应补偿价格为71813元（房屋及设施38456元、鱼塘设施设备33357元）。据此，上述合计为251205元。2018年12月26日，夏庄村委会代表昆仑街道办（甲方）与史建军（乙方）签订《鱼塘补偿协议》一份，约定：对于涉案实测125.74亩鱼塘补偿费用合计为817035元（养殖物补偿费4500元/亩×125.74亩、房屋及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251205元）。同日，鉴于终止合同养殖及干塘时间与养殖户出售时间冲突等原因，上述双方又补充签订《鱼塘损失补偿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另再补偿给乙方干塘损失409742元。后昆仑街道将涉案鱼塘的复垦整治补偿费1226777元汇入夏庄村委会账户内，史建军分得其中的817031元后又退还村委会部分，其余款项均留存在夏庄村委会。现因鱼塘的实际养殖户即史国良未得到任何养殖补偿及房屋等设施补偿，遂引起本案诉争。一审法院认为，土地复垦整治是政府相关部门将由于养殖的鱼塘及其它损毁的土地，通过采取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原状，达到可以继续耕种状态，即恢复成可以耕作的农业用地状态。农用地的复垦整治并非土地征收，既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性质，也不改变承包经营户对该土地在承包期内的承包经营权。土地复垦补偿的项目仅为养殖物补偿费及附属设施补偿费两项，该补偿项目应视为系主要对水产养殖物投入（依亩数为计算单位）及附属设施建设投入（以实物评估价值）并按填补为原则的财产性直接补偿。对于本案复垦补偿费的构成。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鱼塘在复垦过程中经实际测量为125.74亩。一、首次补偿为817035元，具体构成为：1.养殖物补偿费565830元（4500元/亩×125.74亩）；2.附属设施补偿费251205元（分别含：史国良设施补偿费84901元、张建良设施补偿费94491元；史金法设施补偿费71813元）。二、再次另行补偿“干塘损失”409742元（依4500元/亩计算但扣减三养殖户的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156088元）。该另行补偿的性质，协议第二条明确载明：“…由于终止养殖及干塘时间与养殖户出售时间冲突等原因，甲方补偿给乙方干塘损失409742元”。综上，复垦补偿部门对涉案125.74亩鱼塘补偿构成为：除史建军、张建良及史金法三养殖户的房屋设施费合计95117元外，另按每亩9000元的标准计算水产养殖补偿费（但将三养殖户的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计算在内）。上述两项合计1226777元。对于房屋设施费与鱼塘设施设备费的分配。一审法院认为，地上附着物应归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者享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是补偿义务人对财产实际投入人因该财产的毁损、灭失，给予的财产损失填补，并以实际损失为主要原则的补偿，而非其额外的收入。史国良在涉案鱼塘上的附着物有两项，分别为房屋及设施与鱼塘设施设备，经评估机构评估，核定价值为36202元、48699元。虽史国良将后项放置在养殖补偿费中主张，但该费用与养殖物补偿费属不同性质的财产补偿形式，属现值现补，依法应归财产实际的投入人即史国良享有。对于依亩数计算养殖物补偿费的分配。一审法院认为，溧阳市及承担复垦补偿义务的昆仑街道均没有就该类费用具体构成及如何分配的规范性文件。为此，法院征询昆仑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并参照周边镇区对土地复垦整治补偿费用构成的相关文件（《关于溧阳市别桥镇别桥等村土地整治项目精养鱼塘及附属设施补偿标准的通知》），确定养殖物补偿每亩4500元的构成为：开塘费1000元/亩、清塘奖励1000元/亩、水产养殖物补偿2500元/亩。鉴于复垦补偿部门通知拟对鱼塘复垦整治的时间在下半年，实际复垦的时间在次年年初，复垦整治行为对于养殖经营户所造成的影响及养殖经营损失相对减少，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史国良享有水产养殖物补偿费中的一半作为其实际损失即1250元/亩。对于复垦补偿部门另行补偿的“干塘损失”3258.64元/亩（409742元÷125.74亩），由于补偿协议中明确为系养殖户的干塘时间与水产品出售时间冲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补偿，补偿对象明确为养殖户，故该费用应归实际养殖经营户。对于开塘费、清塘奖励及其余水产养殖物补偿费均应归村集体享有。史国良主张依31亩计算未超出实际测量面积亩数，故法院对该亩数予以确认。据此，史国良在本案中可获得补偿费用为：水产养殖补偿费139767.84元〔（3258.64元/亩+1250元/亩）×31亩）〕、鱼塘设施设备补偿费48699元、房屋及房屋设施补偿费36202元，合计为224668.84元。依照相关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可约定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本案发包人夏庄委会与承包人史建军有此类协议约定，但史国良与其未有此类约定，故其在不受上述协议约束的情形下，应享有全部补偿权益。夏庄村委会在获得政府下发的复垦整治补偿费后，在纠纷未处理前即支付给史建军，故应由该村委会先行向史国良承担支付或退还责任；至于夏庄村委会与史建军之间的分配与约定，本案中不作处理，双方可另行协商，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处理。综上，法院对史国良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溧阳市昆仑街道夏庄村村民委员会向史国良支付复垦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合计224668.8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史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8元、诉讼保全费2096元，合计8124元，由史国良负担2334元、夏庄村委会负担5790元。二审中，史建军提交如下证据：1.2020年6月2日夏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2014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的承包鱼塘面积99亩中，除史金法17.5亩外，均由史建军承包养殖。2.地宗图复印件一张，来源于江苏省金土地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证明史建军承包的鱼塘面积61312.54平方米，91.969亩。3.地宗图复印件1张，证明史金法承包的鱼塘面积22514平方米，33.771亩。4.协议书复印件，证明2014年1月19日，史建军与史金法签订的关于99亩鱼塘中史建军自己养殖81.5亩，其中17.5亩面积提供给史金法养殖的协议内容。史国良一审时认为99亩中分成3块，其中有1块转包给史金法，不是事实，我只把其中1块转包给史金法。5.签到表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村委与承包户协商签订补偿协议时的签到人员情况，史建军、史金法签到，史国良、张建良不在其中，说明史国良、张建良并非实际承包人。6.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证明交易日期2017年11月17日，交易金额2946元，证明史建军98.2亩的农业保险赔付，是史建军承包的鱼塘。7.04005账户交易信息查询表及铁塔照片2张，证明2018年1月25日溧阳供电局建设高压铁塔2个，占用史建军鱼塘及田埂，补偿给史建军38000元，证明鱼塘是史建军的。史国良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证明内容，2014年1月，史建军从村委承包99亩鱼塘后，当年1月就将其中的50.5亩转包史国良，史建军并未实际从事鱼塘养殖。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91.969亩是将原先史建军转包给史国良的50.5亩和转租给史国良的31亩并在一起的实测面积，该地宗图仅能证明史建军是案涉鱼塘的原承包人，并不能证明其是实际承包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无法核实证据5的真实性，且与本案有关联，无法证明史建军的主张。假使证据真实，签到表上没有史国良和张建良的签名也属正常，因为其二人作为鱼塘的转承包人，与村委并无承包合同。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无法看出与本案有关联，其次，史建军常借助其原承包人的名义拦截实际承包人的补偿款，这款史建军并未支付给张建良。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事实上这笔补偿款是发放给史国良的，只是由于史建军作为原承包人，当时村委跟城东变电所协商一致。将补偿款先行打到了史建军的账上，然后由史建军将钱再给张建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史建军是实际承包人。夏庄村委会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测量面积大于原承包面积。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不清楚。史国良提交如下证据：1.江南银行转账明细一份，证明2017年上半年，溧阳供电局城东变电所因设置高压线铁塔要占用史国良所承租的案涉鱼塘并影响鱼塘养殖，因此城东变电所与村委、养殖户达成补偿方案，并于2018年1月25日由溧阳市溧城镇会计服务站分两笔向史国良银行账户转至支付补偿款14000、35000元，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流水一份十三页，证明史国良从2016年11月22日起至2017年11月22日止，按月在溧阳市营业厅通过其本人银行卡刷卡支付承租的案涉鱼塘电费合计10041元。3.支付宝生活缴费凭证一份三页，证明史国良于2017年12月起至2018年12月止每月用其本人支付宝账户向电力公司支付承租的案涉鱼塘电费合计2432元。史建军质证称，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不认可，没有证明力，没有补充协议等其他证据印证。也可以证明史国良当时在镇拆迁办工作，按承包合同该补偿款已经补偿给史建军，该49000元是不应当得的。对证据2、3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不能证明史国良缴纳的电费为案涉鱼塘的电费，即使所缴纳的电费是案涉鱼塘的电费，也可能是代缴。夏庄村委会质证称，对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史国良存在鱼塘转承包关系，村委否认与史国良存在鱼塘实际承包关系。二审中，史建军放弃关于一审程序不当部分的上诉主张。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二审应予维持。理由及依据如下：一、关于史国良与史建军的关系。二者之间为转包关系还是代管关系，双方各执一词。二审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史国良一审中提交了《溧阳市昆仑街道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评估报告》，明确其中被补偿人是史建军、史国良。二审认为，若双方确系代管关系，则史国良不可能列为被补偿人。史国良在二审中提交的三份证据，史建军认可其真实性，从该部分证据中可以明确因设置高压线铁塔导致鱼塘被占用的补偿款由史国良获得，且史国良支付了鱼塘的电费，能够证明鱼塘的实际承包人为史国良，史建军质证称相关费用是代缴，但未能提交代缴费的证据。史建军称其与史国良之间存在有偿代管关系，但其既未能明确其所称的代管费用或相关利润分成的具体金额及支付情况，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属实。据此，二审认为，史建军的主张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二审不予采信。史国良与史建军之间应为转包关系。二、关于被补偿对象的认定。根据前述分析，史国良系鱼塘的实际承包人，故涉及鱼塘的相应补偿款应向其支付。首先，关于房屋设施费和鱼塘设施设备费，二审中史建军称鱼塘的房屋及设施均是其建造，但是其也明确“并没有依据，如果要添置设施，也是让史国良帮助添置的，塘上我什么都不管，具体的操作我什么也不管，我只管投资”，其称没有投资的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鱼塘是史国良实际承包使用，史建军认可设施是史国良添置，自己出资的，但史建军并没有投资的任何依据，故上述设施无法认定系史建军投资，其所称相应款项应由其享有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二审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水产养殖补偿费，该项补偿系基于复垦整治行为必然会对养殖经验户的经营造成一定损失所作出，史国良作为鱼塘的实际承包经营人，必然会受到一定损失，一审法院酌定史国良享有水产养殖补偿费的一半即1250元/亩并无不当，二审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干塘损失费。根据2018年12月26日的补偿协议，夏庄村委会应向史建军另行补偿干塘损失409742元。上述补偿协议明确系养殖户的干塘时间与水产品出售时间冲突所造成的经营损失补偿，补偿对象明确为养殖户，故一审法院认定该费用应归实际养殖户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夏庄村委会的责任。虽然夏庄村委会与史建军签订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中约定：合同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包和弃包。但史建军在签订承包合同后不久即将鱼塘转包他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夏庄村委会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对转包合同的认可。溧阳市天目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在2018年12月出具的相关评估报告中已将史国良列为被补偿人，而作为发包人的夏庄村委会在诉讼中则称“不知道转包事宜，测量田亩数时知道史国良在鱼塘上，但是不知道其与史建军的关系”，显然不符合常理。结合夏庄村委会与史建军签订的《鱼塘养殖承包合同》手写的关于征收费用的分割条款，二审法院认为，在明知史国良系实际承包人且史建军与史国良之间存在利益纷争的情况下，夏庄村委会擅自与史建军将属于实际承包人史国良的补偿款予以划分，侵害了史国良的合法权益，故夏庄村委会的一审被告主体身份适格，一审判决夏庄村委会向史国良承担付款责任恰当。综上，史建军、夏庄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8元，由史建军、溧阳市昆仑街道夏庄村村民委员会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红娥审 判 员 卢文忠审 判 员 袁海燕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潘 军书 记 员 朱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