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51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渭彪，男，1978年5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吉甫，江苏达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庆锋，男，1972年10月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东艳，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苏华塔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南大道维天大厦**。法定代表人：章渭彪，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吉甫，江苏达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州启隆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苏堤南路**楼**/div>法定代表人：朱小毛，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江苏华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苏堤南路**楼**/div>法定代表人：章渭彪，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曹小鸟，男，1981年9月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原审被告：朱小毛，男，1976年11月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上诉人章渭彪因与被上诉人何庆锋、原审被告江苏华塔通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塔通讯公司）、徐州启隆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隆公司）、江苏华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塔新能源公司）、曹小鸟、朱小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8）苏0312民初9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08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渭彪及原审被告华塔通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吉甫，被上诉人何庆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东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启隆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曹小鸟、朱小毛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渭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何庆锋对章渭彪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何庆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章渭彪利用股东身份过度支配公司，致使三公司财务混同，丧失独立性的认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不存在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的情形，并未丧失人格独立性。1、启隆公司与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财务负责人混同不等于财务混同。虽然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章渭彪同为三公司财务负责人，但三公司的财务工作分别由他人负责。而且，财务人员混同与财务混同也并非同一概念。启隆公司与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财务相互独立，财产亦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财务混同情形。2、启隆公司与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不构成业务混同，一审法院以经营范围混同混淆业务混同，并认为三公司人格混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公司实际各自独立经营，并不存在任何交叉经营的情形。并且华塔新能源公司实际经营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业务，也并非通讯塔施工，与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实际经营范围也不相同，三公司注册经营范围部分重叠不能证明三公司构成业务混同。3、启隆公司与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不构成人员混同。关于刘宝与曹小鸟的任职问题。刘宝、曹小鸟并非同时任职于启隆公司与华塔通讯公司，不能据此认定两公司相关人员混同。综上，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三公司不存在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的情形，不构成人格混同。章渭彪认为，公司人格混同的必要条件是财产混同，并不应当扩大解释引申至业务范围的相同，否则即违背了公司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适用该规定须同时满足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三要件，导致公司之间财产无法区分，关联公司丧失独立人格，而本案显然不具备或不同时符合前述条件。二、章渭彪并未实施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首先，章渭彪并未实施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行为。其次，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并不存在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的情形，更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章渭彪更未实施滥用控制权，逃避债务的行为。三、章渭彪作为华塔新能源公司的一人股东，华塔新能源公司不应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且章渭彪与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何庆锋以章渭彪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为由要求章渭彪承担连带责任不能成立。综上，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并不存在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人格混同的情形，章渭彪更未实施利用控股股东身份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使公司丧失独立性的行为，不应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法院将本案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何庆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章渭彪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首先，何庆锋与启隆公司签署协议并向启隆该公司缴纳50万元铁塔代购款以及工程款发生时间均是在章渭彪担任启隆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内，而其又同时担任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的法人、股东、执行董事等职务，其实际支配控制了该三个公司。其次，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与启隆公司三个公司经营范围几乎重合，三个公司设立时的法人、股东、执行董事、经理、财务人员高度重合，办事人员、工商登记地址等高度混同，该三公司已丧失法人的独立人格。最后，启隆公司的两次股东变更及法人的变更分别发生在2018年4月4日和2018年7月31日，两次股权转让费用均为0，而实际上通过一审查明事实可以看出，在此之前该公司收取了何庆锋等多人的代购款，且拖欠多人的工程款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涉诉纠纷，故其转让股权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债务，侵犯章渭彪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启隆公司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账册也被查封的事实也可以反映出，启隆公司经营混乱，涉及违法犯罪行为，该公司财务并不独立，同时另外华塔新能源公司、华塔通讯公司也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财务账册以证明三个公司财务各自独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章渭彪的上诉请求。何庆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章渭彪、华塔通讯公司、启隆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曹小鸟、朱小毛连带支付何庆峰工程款及铁塔、预埋件代购款90300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章渭彪、华塔通讯公司、启隆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曹小鸟、朱小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何庆锋（乙方）与启隆公司（甲方）签订《通讯基站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承包甲方的通讯塔建设，承包范围为包工包料，包括甲方书面确认的基站施工图纸设计范围内的全部工程。合同第五条第6款约定：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进场前乙方先定铁塔以及预埋件。铁塔以及预埋件的价格按市场价的浮动而结算，铁塔的质量保证资料由铁塔厂提供并开具发票，发票收货单位为甲方单位。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进场材料必须备案合格证，如必须实验检验的材料，出具检测报告，必须实验合格后方能进场，隐蔽工程必须由甲方签字确认后方能施工。第六条结算方式约定：甲方应在乙方基站施工前，以开工当月项目所在地建筑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为准，根据甲乙双方确定的实际成本价格（包括增加工程量的实际成本价格）上浮25%结算给乙方。工程结算款为税后工程款（基础成本+铁塔制作安装成本*1.25计算）。第七条付款方式约定：乙方基础施工验收审计需五天。乙方开具发票，除人工辅材以外所有发票必须提供给甲方，合格后甲方支付乙方基础工程款项的60%，铁塔安装完毕后30天内由甲方支付乙方铁塔工程款项的60%，30天内由甲方支付乙方剩余的35%，余5%作为质量保证金，半年后无质量问题即可支付。此外双方还对合同权利义务、管辖法院、损失承担、不得转包或分包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启隆公司在合同尾部加盖合同专用章，章渭彪个人签字。2017年6月27日，何庆锋向启隆公司缴纳500000元铁塔代购款，启隆公司向何庆锋开具收据并加盖启隆公司财务专用章，经办人标注为“李”。协议签订后，何庆锋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施工，其施工范围包括郑集曲寺村基站、大彭雁群村基站、刘集下河套基站、黄集范楼基站、张小楼东基站，铁塔安装并未施工。2017年11月30日，工程现场负责人刘宝在工程验收单上签字。2017年12月4日，刘宝在大彭雁群村基站、刘集下河套基站、黄集范楼基站工程工程验收单上亦签字。2017年12月4日，刘宝在刘集下河套基站、黄集范楼基站结算单上签字，上述四个基站结算金额分别为92277元、93243元、91277元、92908元，因张小楼东基站未有结算材料，何庆锋庭审中撤回对该基站工程款的主张。工程施工期间，启隆公司共计支付何庆锋工程款200000元。另查明，启隆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日，法人为章渭彪，股东为章渭彪、郑红春，章渭彪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方成兵担任监事职务。公司工商登记地址为徐州市泉山区苏堤南路甲号楼3楼，申请经营范围为“通信塔基建设、土建、装修、建材销售”，核准经营范围包括“通讯线路工程建设、通信管道、通讯网络设备、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等”。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章渭彪认缴560万元，郑红春认缴出资24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6年10月31日，实缴出资均为0元。2017年10月23日，启隆公司股东变更为章渭彪、刘永，郑红春将其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刘永，11月7日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2018年4月4日，启隆公司股东变更为刘永、曹小鸟，章渭彪将其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曹小鸟，同时法定代表人由章渭彪变更为曹小鸟，曹小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章渭彪不再担任上述职务，4月4日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2018年7月31日，启隆公司股东由刘永、曹小鸟变更为朱小毛个人，二人将其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朱小毛，同时启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曹小鸟变更为朱小毛，朱小毛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曹小鸟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公司性质由自然人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启隆公司设立、变更登记事项均由案外人魏培培办理，在启隆公司设立登记时，其备选企业字号包括“杭标”、“宏尊”、“海威”、“天勤”、“伟辉”。案外人徐州伟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前身）于2016年11月2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章渭彪，公司性质为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为章渭彪。章渭彪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方成兵担任公司监事。公司工商登记地址为泉山区苏堤南路甲号楼3楼，申请经营范围为“通信塔基建设、土建、装修、建材销售、安装”，核准经营范围包括“通信设备研发、销售、租赁、安装、维护；电力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等。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为2036年10月31日，实缴0元。2018年5月7日，伟凯公司更名为华塔新能源公司，注册资金由8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仍由股东章渭彪在2036年10月31日出资。上述该公司的设立、变更等手续为魏培培办理，且在伟凯公司办理设立登记时，其备选企业字号包括“恒通伟业”、“启隆”、“天勤”、“江东”、“海威”、“宏尊”、“杭标”。华塔通讯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为章渭彪，股东为章渭彪、李家陆，章渭彪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财务负责人，谢兆武担任监事。工商登记地址为徐州市泉山区城南大道维天大厦708室，公司申请经营范围为通讯线路工程建设、安装与维护，核准经营范围包括通讯工程、地、地基与基础工程讯设备安装与维护等。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其中章渭彪认缴7200万元，李家陆认缴出资8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37年3月3日，实缴出资均为0元。2017年5月15日，因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上述公司设立、经营范围变更手续亦是魏培培办理。2018年3月1日，华塔通讯公司到工商部门申请补办营业执照副本，李婷负责办理此事项。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询问，启隆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均未提交各自财务账册，其主张账册被公安机关扣押，何庆锋对该事实予以认可。关于三公司的管理人员书面表述如下：启隆公司经理为朱小毛、财务为赵宏、李大军，工程现场负责人为刘宝；华塔通讯公司经理为章渭彪，财务为孙磊、金艳丽；华塔新能源公司经理为赵媛，财务为李婷。还查明，2018年案外人蔡兵将华塔通讯公司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苏0311民初5259号，该案中华塔通讯公司亦收取了蔡兵100000元，华塔通讯所开具的收据与启隆公司向何庆锋开具的收据格式完全一致，且经办人为李。2018年案外人唐运平将华塔通讯公司、章渭彪、曹小鸟诉至泉山法院，要求支付铁塔代购款40余万元，该案中华塔通讯公司济宁分公司开具的收据格式与上述收据亦完全相同，其与唐运平签订的合同中明确刘宝作为华塔通讯济宁分公司的代表处理工程事宜，案件调解中章渭彪身份表述为华塔通讯公司法人，曹小鸟表述为华塔通讯公司经理，案件调解结果为：章渭彪及曹小鸟与华塔通讯公司连带向唐运平支付工程款及铁塔款等72万余元，类似案外人孟庆时、袁正军亦在泉山法院诉讼并调解结案。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合同效力，本案中双方签订的《通讯基站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启隆公司将通讯塔发包给何庆锋建设，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通讯基站建设项目合作协议》显示，启隆公司将涉案建设工程承包给不具备施工资格的自然人个人，故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关于何庆锋主张的工程款及利息，1、关于塔基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因此只要涉案工程基站经竣工验收合格，启隆公司就应当支付工程款。何庆锋向启隆公司提交的验收单上已经注明验收合格，工程现场负责人刘宝仍签字且未提出任何异议，视为其认可工程验收合格。后刘宝又在提交的结算单上签字，表明其对何庆锋统计的工程款金额并无异议，因何庆锋提交结算单时已经按照1.25倍予以结算，故启隆公司应当支付四基站工程款合计369705元。双方庭审中一致认可已经支付何庆锋200000元，而参照双方协议约定，启隆公司按照施工进度，首先按60%比例支付基础工程款，后续按60%比例支付铁塔工程款，故一审法院认定支付的200000元为塔基工程款，还应支付塔基工程款169705元。2、关于铁塔代购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涉案工程包括铁塔的安装，但在铁塔安装尚未施工时，启隆公司工作人员即对何庆锋建设的四座基站工程款进行结算，应当认定双方在履行过程中终止了《通讯基站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的履行。施工协议虽约定按照1.25倍返还代购款，但应当理解为在施工协议完全履行的情况下启隆公司所应负担义务，鉴于双方施工协议终止且何庆锋并未进行铁塔安装施工，故仅需返还铁塔代购款500000元。何庆锋主张按照1.25倍返还铁塔代购款不予支持。3、关于利息，虽然涉案施工协议为无效协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已经明确了合同无效可以参照合同约定折价补偿原则，补偿不仅包括工程款，还应当包括利息损失，利息请求权与合同效力并不直接关联，故何庆锋有权主张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的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双方对欠付工程款利息并未约定，故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同行业拆借中心利率标准分别支持何庆锋拖欠工程款利息。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验收结算文件之日。关于塔基工程款，2017年12月4日启隆公司现场负责人已经在四份结算单上签字，视为其认可上述工程款，启隆公司即应向何庆锋支付工程款，何庆锋自2018年4月1日开始向启隆公司主张利息，应予支持。关于铁塔代购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何庆锋、启隆公司之间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施工合同原本包含铁塔安装施工内容，何庆锋垫付的铁塔款实际为工程垫资款，本质也是工程款。一审法院已认定双方施工协议终止，启隆公司未返还何庆锋铁塔代购款，此时应当承担迟延履行后合同义务的损失赔偿责任，何庆锋自2018年4月1日开始向启隆公司主张利息予以支持。三、关于本案责任承担主体，1、启隆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其理应承担支付工程款及返还铁塔代购款的义务。2、关于华塔新能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了在公司与其股东人格混同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参照该条规定，如果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公司同样丧失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根据华塔新能源公司与启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二公司设立时间相同、设立经办人员相同、法定代表人相同、公司监事、执行董事及财务人员相同、公司注册资金相同、股东认缴出资时间相同、公司工商登记地址相同、申请经营范围相同、核准经营范围部分相同、备选企业字号多数重叠，甚至华塔新能源公司的备用字号包括“启隆”，可以认定两公司在人员、业务范围、财务人员高度混同，两公司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华塔新能源公司应对启隆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关于华塔通讯公司，该公司法人与启隆公司（最初设立时）、华塔新能源公司相同，均为章渭彪，章渭彪亦同时担任公司经理及财务负责人。在华塔通讯公司与案外人唐运平案件中，刘宝作为华塔通讯公司人员被派往济宁，且案件调解中曹小鸟作为华塔通讯公司的经理身份参与诉讼，刘宝和曹小鸟此前均为启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因此三公司的人员高度混同。华塔通讯公司申请经营范围与核准经营范围亦包括通讯工程、地、地基与基础工程及通讯设备的安装与维护启隆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经营范围部分重叠，可以认定三公司经营范围混同。章渭彪在三公司设立时均担任财务负责人，同时李婷作为华塔新能源公司的财务人员却负责为华塔通讯公司办理营业执照补办手续，且在蔡兵、唐运平与华塔通讯公司案件中，华塔通讯公司收据格式与启隆公司完全一致，可以认定三公司财务混同，因此华塔通讯公司与启隆公司亦构成人格混同，应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关于朱小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启隆公司虽然未在庭审中提供公司财务账册，但经核实其相关账册被公安机关扣押，何庆锋对此予以认可，且根据施工协议等，启隆公司是以自己账户作为工程款资金结算账户，何庆锋的铁塔代购款亦是支付至启隆公司账户内，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启隆公司与法人朱小毛财产混同，朱小毛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5、关于曹小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曹小鸟由章渭彪处以0元价格受让启隆公司相应股权，同样以0元价格将股权转让给朱小毛，且上述受让和转让事实均发生在2018年4月之后，而涉案工程建设发生于2017年7月，结算时间为2017年12月，均发生在曹小鸟担任启隆公司股东之前，何庆锋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曹小鸟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故曹小鸟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6、关于章渭彪，参照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否认公司人格，由滥用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4）先解散公司，再以原公司场所、设备、人员及相同或者相似的经营目的另设公司，逃避原公司债务的。（5）过度支配与控制的其他情形。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章渭彪系启隆公司原法人、系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法人，且章渭彪对三公司均有控制权，虽然其将启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不再担任启隆公司法人，但经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其此后成立华塔通讯公司，华塔通讯公司的经营范围亦包含通讯基站工程建设。通过查询关联案件，章渭彪及华塔通讯公司在泉山法院应诉多起案件，涉及的工程款均与本案相同，为通讯基站工程款，可以认定章渭彪转让启隆股权并成立华塔通讯公司是为了相似经营目的。何庆锋与启隆公司建立施工协议期间，启隆公司相关人员如刘宝、曹小鸟后续均在华塔通讯公司担任职务，可以证明其仍以原公司人员经营公司，且两公司的财务收据制式完全相同，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认定章渭彪利用其控制股东身份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使公司丧失独立性，章渭彪应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为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提供法律依据。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徐州启隆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庆锋工程款169705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69705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8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徐州启隆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何庆锋代购款5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500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8月2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江苏华塔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华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章渭彪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何庆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30元，由何庆锋负担2930元，由徐州启隆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负担1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章渭彪另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打印件）。证明华塔新能源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变更经营范围，其经营范围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中公司经营范围不同，不存在经营范围混同的情况。2、（2019）皖1323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13民终2706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各一份。证明在华塔新能源公司经营范围为新能源充电桩业务，与启隆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并不相同，不存在业务混同的情况。何庆锋发表质证意见：1、对于章渭彪提交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从该变更登记通知书可以看出，在2018年4月28日之前，华塔新能源公司与启隆公司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而本案工程款债权发生在2018年4月28日之前，也是章渭彪担任两公司财务负责人、经理等职务期间，故章渭彪提供的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2、对于章渭彪提交的（2019）皖1323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2019）皖13民终2706号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质证。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根据诉辩双方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章渭彪应否对启隆公司欠付何庆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一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原则上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阻止公司债权人直接要求公司股东承担责任，但是任何权利的行使均有限度，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同样禁止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否则，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章渭彪实施了过度支配控制公司的行为，造成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经营范围、业务、从业人员、财产的混同，可能造成何庆锋债权无法实现，故章渭彪应当对启隆公司欠付何庆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查明事实，在涉案《通讯基站建设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及履行期间，章渭彪在持有启隆公司70%股份的同时另持有华塔新能源公司全部股份、华塔通讯公司90%股份，并分别在该三公司内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理、财务负责人等管理职务，章渭彪具备通过实施控制行为致使上述三公司人格形骸化的条件；其次，章渭彪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股东权利的控制行为。根据查明事实，在章渭彪以零对价的方式向曹小鸟转让启隆公司股权时，启隆公司签订的包括案涉合同在内的多份合同仍在履行过程中，且公司经营、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形下，章渭彪以0元价格将其认缴的价值560万元的股权转让，与常理不符，且有悖于等价有偿的一般交易原则，章渭彪亦未对为何以0元的价格向曹小鸟转让股权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另在章渭彪向曹小鸟转让股权前，其登记设立的华塔通讯公司与启隆公司在经营范围、经营目的、人员等方面信息均高度近似或相同，目的可能系通过恶意设立新公司以逃避合同债务，其行为应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控制行为；再次，经审理查明，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之间表征人格的因素（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各自财产边界不清。鉴于章渭彪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三公司之间财产相互独立，亦不足以证明其个人财产与三公司之间的财产相互独立。据此，章渭彪向曹小鸟转让股权前夕登记设立与启隆公司表征人格因素高度混同的华塔通讯公司，不能排除其目的系为了脱离个人与启隆公司的关联性，通过恶意设立新公司以逃避合同债务，该行为属于滥用股东权利的控制行为。最后，章渭彪基于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以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的名义继续经营与启隆公司业务范围相似或相同的的关联业务，必然将会启隆公司取得的财产的减少。另经各方当事人庭审时陈述及一审法院调查结果，目前启隆公司财务账册已经被公安机关扣押，无法正常履行债务，启隆公司的有效偿债能力明显下降。综上，由于章渭彪滥用股东控制权利，造成启隆公司、华塔通讯公司、华塔新能源公司三公司之间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公司丧失独立性，损害何庆锋合法权益，故应当否认启隆公司人格，由章渭彪对启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章渭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27.82元，由上诉人章渭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全民审 判 员 张 伟审 判 员 胡元静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徐文轩书 记 员 陆滢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