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5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常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松金公路******。法定代表人：杨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克，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裕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法定代表人：李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思涵，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常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裕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鑫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裕鑫公司全部诉请。2．请求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3民初310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支持常丰公司一审反诉全部诉请。3．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裕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车辆中有5辆车可正常使用与事实不符。双方及一审法院均确认本案涉案车辆的车架号(即车辆识别代号)确与车管所档案不符，但就其是否影响车辆年检存在争议。事实上，自裕鑫公司交付涉案6部涉案车辆以来，因车辆年检的问题常丰公司仅能断断续续使用涉案车辆，而非长期稳定的使用。常丰公司申请车辆年检时均无法通过年检，将车辆交还给裕鑫公司解决，在此期间车辆均无法使用，进而导致常丰公司因运力不足对案外人承担违约责任造成了巨大损失。且目前车辆无法通过2020年度的年检，涉案车辆自2020年2月起已无法使用。二、一审法院认定，采用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的方式解决常丰公司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可能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经常丰公司向上海市车管所申请办理变更业务并确认，虽然《机动车查验记录表》的办理业务类型中含“更换车身或车架”“重新打印VIN”等项目，但办理该项目需满足法定的事由，如因交通事故导致车辆的车架号打刻处损坏、模糊无法辨认等。本案案涉车辆并不满足法定的变更事由，车管所已明确告知本案案涉车辆的情况在上海市任何一家车管所均无法办理上述业务。原审法院应查明相关事实，在未查明的情况下即认定具有可能性，把不确定的事实作为认定的依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三、裕鑫公司未能举证其已要求常丰公司配合申请变更车架号，一审以裕鑫公司无法独立操作为由认为裕鑫公司不承担违约责任存在错误。事实上，涉案《承诺书》签订后，裕鑫公司从未要求常丰公司配合申请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常丰公司一直要求裕鑫公司解决车架号不符的问题，在合同约定先交车后支付剩余货款的情况下，常丰公司未支付6部车剩余货款是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四、裕鑫公司所交付的车辆违法，车架号与车管所档案不符，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车辆唯一性的要求，本质上属于违法车辆。裕鑫公司辩称，不同意常丰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裕鑫公司不认可车辆识别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存在不符的情况。常丰公司在一审反诉状中明确了表示连续稳定地使用了5辆涉案车辆，且常丰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另一辆涉案车辆是停运的。涉案车辆均通过了数次年检，说明车辆的识别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是相符的。二、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是《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条明确赋予车辆所有人的权利，常丰公司作为车辆所有权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向车管所申请过变更，常丰公司如果在申请变更中遇到障碍也应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而非向裕鑫公司主张权利。三、《承诺书》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该《承诺书》是常丰公司与裕鑫公司的工作人员串通而出具的，裕鑫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承诺书》出具后，涉案车辆在该年度的年检顺利通过，说明车架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是一致的。本案裕鑫公司起诉前，常丰公司从未就登记拓印膜的问题通过诉讼主张权利，其在一审中提起反诉仅是为了逃避支付货款的义务。四、常丰公司已经使用涉案车多年，其自己消极不参加年检，且不排除常丰公司故意自己修改大架号来逃避支付款项的义务。常丰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裕鑫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常丰公司支付货款90万元；2．常丰公司支付滞纳金(以90万元为基数，按日利率5‰计算，从2017年11月5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常丰公司支付裕鑫公司验车费15，000元；4．常丰公司支付裕鑫公司停车费(按4辆车每月2400元，从2017年11月5日计算至实际提车之日止)。常丰公司一审反诉请求：1．解除裕鑫公司与常丰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2．裕鑫公司返还常丰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共计670，000元；3．裕鑫公司支付违约金722，000元(按2000元／天标准，自2018年3月23日起算至2019年3月19日)；4．本案诉讼费由裕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6日，裕鑫公司(供方)与常丰公司(需方)委托代理人马继伟共同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常丰公司向裕鑫公司购买富华三桥挂车10辆，单价105，000元／辆，常丰公司向裕鑫公司购买16.5米集装箱10个，单价45，000元／个，总价1，500，000元。质量标准按生产厂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执行，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按生产厂家三包条例办理。标的物所有权自付清车款时转移，需方未付清车款的，标的物所有权归属供方所有。交(提)货方式、地点为上海市自提。按生产厂家相关产、地点为上海市自提当场验收，如有异议当场提出，提车后异议自动终止。需方预付款20，000元／辆，合计200，000元。车到上海三日内付清全部余款，逾期付款按千分之五每日收取滞纳金。交货期自收到预付款之日起20天。此合同价包含购置税、车船税、上牌费、过户费。常丰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向裕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刚付款10万元、2017年12月22日向裕鑫公司转账付款30万元、2017年12月29日向裕鑫公司转账付款20万元、2018年2月13日向裕鑫公司员工鲍利新付款5万元、2018年2月15日向鲍利新付款2万元。裕鑫公司确认收到常丰公司所支付的上述款项。常丰公司陈述，常丰公司于2017年12月11日收到1辆裕鑫公司交付的车辆、2017年12月20日收到2辆车辆、2017年12月25日收到1辆车辆、2017年12月26日收到2辆车辆，都是裕鑫公司派人送到常丰公司处的。常丰公司实际收到的车辆牌号为沪K0X**、沪沪K1X**沪K沪K0X**K0沪K0X**0X沪K0X**XX沪K0X**的配套集装箱亦一并收到。裕鑫公司原交付的车辆牌号为沪K6X**沪K6X**法通过年检，所以裕鑫公司将该车辆更换为车辆牌照号码为沪K0X**沪K0X**付时，均已登记在常丰公司名下。已交付的车辆常丰公司自己去年检均无法通过，2018年年检、2019年年检都是常丰公司将车辆交给裕鑫公司，裕鑫公司解决的。2019年1月的年检除沪沪K0X**沪K0X**通过了年检。据常丰公司所知，裕鑫公司是利用车检人员的疏忽完成的年检。至本案第二次开庭时，除沪K沪K0X**沪K0X**用，停在停车场，其他已交付的5辆车常丰公司仍正常使用，该5辆车的年检在2020年1月到期。裕鑫公司陈述，裕鑫公司在首次开庭时陈述，2017年11月20日之前向常丰公司交付了车辆，但当时没有签订书面交接手续。在第二次开庭时陈述，车辆是在2017年12月交付的，交付时车辆均已登记在常丰公司名下。裕鑫公司只在2017年12月帮助常丰公司完成过3辆车的年检，其余的都是常丰公司自行年检的。2018年3月22日，裕鑫公司在一份《承诺书》上加盖公司印章，裕鑫公司员工鲍利新在该份《承诺书》上签字。该份《承诺书》载明，2017年10月25日供方裕鑫公司与需方马继伟签订了20日内供方向需方提供10辆符合合同规定规格与条件的挂车的合同。对于近期验车出现的无铭牌和大架号不符等问题，导致我司车辆无法正常运营，从即日起(2018年3月23日)，裕鑫公司和其销售人员鲍利新在此承诺：1．自2018年3月23日起变更车辆大架号档案事宜，每延误一天自愿承担贰仟圆违约金直至所有车辆变更完毕；2．对于车辆运营过程中交管部门查车扣车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由承诺人承担；3．后期验车再出现验车不通过等问题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承诺人承担。审理中，一审法院询问常丰公司何时得知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与车辆档案不符，常丰公司陈述是本案审理过程中才发现的，之前车辆表现为年检无法通过。常丰公司提出，申请法院责令裕鑫公司将涉案6部挂车依法变更车辆识别代号，使车辆识别代号与车管所档案一致，通过车辆年审。但常丰公司明确，该申请不作为诉讼请求，只是作为一个意见，常丰公司要求裕鑫公司更改车架号，只要能改好，常丰公司就不要求解除合同了。对于上述《承诺书》，裕鑫公司陈述，是裕鑫公司向常丰公司催讨车款时，常丰公司要求裕鑫公司在上面盖章后才能付款，于是裕鑫公司方就在上面签字盖章。该承诺书是向马继伟作出的承诺，并非是对常丰公司。对于承诺第1条变更车辆大架号档案，这个约定需要常丰公司提出申请，裕鑫公司无法单方变更大架号，这是常丰公司作为车主的义务。裕鑫公司出具该承诺书属于重大误解，应予以撤销。而且出具承诺书以后，所交付的车辆均通过了年检，应视为车架号与档案不符问题已得到解决。审理中，常丰公司提供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载明，查明被处罚人陈建轮驾驶车辆牌号为沪K6沪K6X**沪K6X**于2018年6月20日在金山大道新联检查站东约0米实施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违法行为。审理中，常丰公司提供了其于2019年5月9日前往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调取的该所存档的6份《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复印件，对应车辆牌号分别为沪K0X沪K0X**沪K0X**0X沪K1X**XX沪K0X**XX沪K0X**X挂沪K0X**车辆沪K0X**1月注册登记时查验结论为“合格”，查验项目包括查验车辆识别代号、车辆品牌／型号、号牌／车辆外观形状等。上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下方另有拓印的车辆识别代号。常丰公司另提供了上述车辆目前车架号的照片，常丰公司陈述，经比对照片可知，目前车辆的车架号与前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中所拓印的车辆车架号存在不一致，因此导致车辆年审无法通过。裕鑫公司陈述，车辆登记车架号与实际车架号在间距上存在差异，但检验结论均是合格，裕鑫公司所交付的车辆均正常通过年检。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中列明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办理业务类型，除了“注册登记以外”，还包括“转入”“转移登记”“变更车身颜色”“更换车身或车架”“重新打刻VIN”等。常丰公司陈述，2019年9月29日、2019年11月22日、23日，常丰公司分别将牌号为沪K0XX沪K0X**XX沪K0X****沪K沪K0X**拖至沪K0X**检测沪K0X**检，但上述车辆均因车辆识别代号(即车架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不符而未通过。常丰公司提供的录像显示，车辆检测员告知其上述车辆因上述原因审核不通过。裕鑫公司陈述，已交付的车辆在2017年顺利过户至常丰公司名下，当时也要查验车辆识别代号，如果和档案不符，不可能过户。交付给常丰公司后，2018年又再次通过了年检，如果存在常丰公司所述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年检。况且，全市有130多家验车点，常丰公司始终选择一家验车点验车，裕鑫公司对此存有疑问。裕鑫公司陈述，未交付的4辆车及配套集装箱，因常丰公司未按照约定付款，为避免损失扩大，裕鑫公司已将其中两辆车出售给他人，另外两辆车已经拆卸并出卖零件，如常丰公司不想继续履行未交付4辆车的合同，裕鑫公司同意不再要求继续履行。常丰公司陈述，常丰公司是在本案审理期间通过反诉状通知裕鑫公司要求解除合同，之前没有通知过。一审法院认为，裕鑫公司与常丰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常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常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在于，系争车辆存在车辆识别代号与档案不符的情况，影响车辆年检，继而主张解除合同。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常丰公司据此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成立。具体理由分述如下：其一，根据双方的陈述，案涉车辆自2017年交付常丰公司后，每辆车至少均通过了1次年检，5辆车通过了2018、2019年的两次年检，常丰公司亦自认，至本案开庭时，其中5辆车仍正常使用。常丰公司主张车辆无法通过年检影响其正常使用，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常丰公司主张裕鑫公司利用检验员的疏忽通过年检，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其二，由常丰公司要求裕鑫公司签署《承诺书》及常丰公司在本案中陈述的可知，对于车辆识别代号与档案不符问题，双方已合意通过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的方式解决。且从《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中记载的可供选择的办理业务类型可知，其中包含“更换车身或车架”“重新打刻VIN”等项目，故采用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的方式解决常丰公司所提出的问题具有可能性。常丰公司未履行上述变更手续，即直接主张解除合同，有违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其三，案涉车辆目前登记在常丰公司名下，向车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等业务，一般而言，常丰公司如未主动申请，裕鑫公司的确无法独立操作，结合在案证据，亦无法认定常丰公司着手办理过该业务，现常丰公司主张裕鑫公司未办理该业务，构成违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四，常丰公司在正常使用车辆2年多之后，对于车辆的状况应有充分的认识，在裕鑫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向其追索剩余货款之前，并未向裕鑫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结合本案情况来看，在系争合同存在继续履行可能的情况下，双方仍应秉承诚实信用，促进合同的继续履行，以节约社会资源，实现物尽其用。另外，虽然常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但鉴于裕鑫公司自认未交付的4辆车及配套集装箱已自行处置，同意解除相应合同，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裕鑫公司主张常丰公司支付货款9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裕鑫公司实际交付6辆车及配套集装箱，常丰公司应支付货款90万元，已支付67万元，故常丰公司还应支付裕鑫公司剩余货款23万元。因剩余4辆车双方已合意不再继续履行，裕鑫公司主张常丰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裕鑫公司主张常丰公司支付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同约定，车到上海三日内付清全部余款，逾期付款按千分之五每日收取滞纳金。常丰公司自认最后两辆车于2017年12月26日收到，但剩余货款23万元一直拖延未付，已构成违约。裕鑫公司主张常丰公司支付滞纳金，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裕鑫公司主张的计算基数、起算日期缺乏依据，一审法院调整为应以23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常丰公司认为裕鑫公司主张的计算标准过高，请求调减，结合裕鑫公司可能的损失、常丰公司违约的情节等案件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裕鑫公司主张的计算标准确属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对于裕鑫公司主张的其余滞纳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裕鑫公司主张常丰公司支付裕鑫公司验车费15，000元及停车费的诉讼请求，因就上述费用的发生和承担，裕鑫公司均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裕鑫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常丰公司主张解除裕鑫公司与常丰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因常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但是，就未交付的4辆车裕鑫公司同意解除相应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关于裕鑫公司返还常丰公司已支付的货款67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常丰公司主张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故其主张裕鑫公司返还已收货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常丰公司主张裕鑫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常丰公司基于解除合同主张裕鑫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其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故常丰公司主张裕鑫公司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如前所述，从履行《承诺书》的角度而言，常丰公司如未主动向车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等业务，裕鑫公司无法独立操作。本案中，常丰公司并未着手办理该业务，现据此主张裕鑫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常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裕鑫公司货款230，000元；二、常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裕鑫公司滞纳金(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30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裕鑫公司与常丰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涉及尚未交付的4辆车及配套集装箱部分予以解除；四、驳回裕鑫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常丰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13，47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470元，由裕鑫公司负担14，077元、常丰公司负担4393元。反诉受理费8664元、保全申请费4020元，合计12，684元，均由常丰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常丰公司向本院提交车管所录音录像光盘一张及文字整理稿一份，以此证明常丰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向车管所查证，车管所明确表示因车辆识别代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即档案)不符，涉案车辆不予办理任何业务。对此，裕鑫公司不认可该录像的真实性，认为这是常丰公司偷录的，其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常丰公司如果想通过公安机关表达的意见来证明己方的观点，应该通过由公安机关对于该文字整理稿加盖公章的方式证明。退一步讲，即使考察该文字稿的内容，有“员工A：前面的1号窗口查了下，在高境四分所上的牌。警察A：我们这是三分所。”裕鑫公司认为常丰公司咨询的地点不正确。“警察A：没有用，你们就这样继续用，用到底好了。”裕鑫公司认为这说明挂车是可以使用的。本院二审另查明：1．一审2019年4月2日的审理中，常丰公司称：“……但是由于被告(常丰公司)签署了运输合同，以此需要使用车辆，所以一直在用。……”2．一审2019年5月15日的审理中，互相发问的环节中，裕鑫公司询问常丰公司：“已交付的6辆车在2019年1月是否通过年检？”常丰公司回答：“2018年年底6辆车均未通过年检，被告(常丰公司)交车辆给原告(裕鑫公司)，原告(裕鑫公司)解决了5辆车的年检，剩0168一直未通过年检。”3．一审2019年12月25日的审理中，法庭询问：“上述承诺书出具后，已交付的6辆车是否进行过年检？”裕鑫公司回答：“都通过年检了，是被告(常丰公司)自己年检的。”常丰公司回答：“被告(常丰公司)自己先去年检，无法通过，6部车全部退还原告(裕鑫公司)，后经原告(裕鑫公司)操作后通过年检，然后再分2批还给被告(常丰公司)的。承诺书出具前退还3辆车，承诺书出具后退还3辆车。”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因磨损、锈蚀、事故等原因辨认不清或者损坏的，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备案。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日内，在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上打刻原发动机号码或者原车辆识别代号，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备案事项。”5．本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20)沪02民终2072号民事判决，该案当事人为裕鑫公司与案外人上海徐氏龙晨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氏公司)，该案判决书载明：“……因徐氏公司认为裕鑫公司交付的车辆车架号与实际不符，导致年检不能通过，原审法院至上海第五十六机动车检测站及青浦区交警支队车宣科调查后得知，2019年1月，徐氏公司提交的沪K1XXXX沪K1XX**，审批结果是“沪K1XX**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很多，无法确定涉案车辆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但车辆所有人可以向车管所申请变更注册登记的拓印膜，变更后即可正常通过检测。……双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裕鑫公司向徐氏公司交付了相应车辆，相应车辆也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对于涉案车辆是否系二手车，徐氏公司在登记时完全可以知晓。并且，涉案车辆已经完成年检，虽然在年检过程中存在相应阻碍，但经对职能部门的调查，无法确定原因，故不能据此认定裕鑫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合同约定。因此，原审法院判令徐氏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滞纳金并无不当。……”6．本院审理过程中，经常丰公司申请，本院于2020年8月31日向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出具《协助调查函》，询问：“一、车辆车架号与登记数字一致，而字体间距不一致时，是否会导致挂车无法通过年审或无法过户；二、对于车辆识别代号与档案不符的问题，车辆所有人可否通过变更注册登记拓印膜的方式解决？常丰公司作为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是否有权申请办理变更挂车车架号的登记拓印膜？”2020年9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向本院出具《复函》，回复如下：“一、实车车辆识别代号与登记档案不一致，无法确认机动车，不予办理转移登记。机动车在办理注册登记时，交验机动车，由查验人员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制作机动车标准照片，粘贴到机动车查验记录表上留存。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将与留存档案比对拓印的车辆识别代号、照片等，以确认车辆同一。根据《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登记规定〉的决定》(部令第124号)第二十条规定，机动车与该车档案记载内容不一致的，不予办理转移登记。二、车辆识别代号变更有前提。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通知》(公交管﹝2012﹞333号)第二十条规定，车辆识别代号因磨损、锈蚀、事故等原因辨认不清或者损坏的，经查验无被凿改嫌疑的，可以打刻原号码。”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挂车于2017年年底交付常丰公司，车辆交付时已经变更登记至常丰公司名下。此后2018年3月承诺书出具前后，裕鑫公司帮助常丰公司办理了2018年的年检，此后至少在2019年1月年检之前，常丰公司认可涉案车辆在使用，本案一审于2019年1月立案，因此根据常丰公司的陈述可知本案诉讼开始前，涉案车辆在实际使用中。其次，常丰公司主张因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号与登记拓印膜不符，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因此涉案合同应予以解除，常丰公司不应支付剩余货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车辆的车辆识别代号目前确实存在与注册登记拓印膜不符的情况。但是，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车辆管理所向本院回复的内容可知，涉案车辆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并不存在车辆与注册登记不一致的情况。涉案车辆于2017年12月交付，此后大部分时间涉案车辆在常丰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约定，“按生产厂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检验验收当场验收，如有异议当场提出，提车后异议自动终止。”因此，常丰公司对于涉案车辆具有验收的义务，但其在本案审理期间才提出涉案车辆的外观及车辆识别代号与注册登记拓印膜不符，却并无证据证明造成这种不符的原因，常丰公司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涉案裕鑫公司交付的车辆不符合合同约定，故常丰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货款。再次，对于常丰公司要求裕鑫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虽然裕鑫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认可存在车辆识别代码与档案不符的情况，并承诺对档案进行变更，但是档案变更实际上是车辆管理部门的权限，裕鑫公司无法完成该手续，常丰公司作为车辆所有权人对此也应该知晓。对此一审法院已作阐述，本院予以认可，因此对于常丰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常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310元，由上诉人上海常丰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晓宇审 判 员 赵 炜审 判 员 肖光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贾妍彦书 记 员 李佳纯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