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晋08民终22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青贤，女，汉族，1944年3月6日出生，住山西省临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会绵，女，汉族，1964年7月14日出生，住山西省临猗县孙吉镇，系姚青贤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第五居民组。 负责人：孙小杰，该居民组组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孙立新，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诉人姚青贤因与被上诉人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第五居民组（以下简称孙吉村五组）、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孙吉村委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青贤上诉请求：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第一项结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供的1994年7月2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实，上诉人在东陆地分地4.5亩，45成，其中10成属于机动地，南北长315米，东西宽10米、9.5米，从上诉人所分土地南北长度及东西宽度来看，上诉人所分土地系南北畛，机动地应在东边或西边，绝不会在北边，这是基本常识，确权证上写的北边是居民地的房子，该房子是三十年承包户在地里盖的农业用房，相邻的承包户都盖有房子。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政府修路两次占用了一部分，房子露出了出来，距离大路边沿由原来的29.6米变成19.6米；2.1994年的合同是土地确权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的6月30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应作为认定上诉人土地中机动地所在位置的依据。上诉人至今未收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物权法第127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设立，而非自颁证时设立，在1994年合同与2018年的承包经营权证发生冲突时，应以1994年合同为准，根据1994年合同，应认定上诉人土地中机动地位于上诉人土地东边或西边，且东西宽为1.48米，一审认定机动地在承包地北边明显错误；3.1994年合同中写的10成机动地应为1亩，不是0.7亩，3.8亩以北仅有0.32亩；4.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交回0.7亩机动地的诉求不能成立，根据1994年的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1994年7月20日至2024年7月20日，尚未到期，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1条，耕地承包期限届满后再延长30年，且上诉人未违反该合同，被上诉人不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物权法127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3条、第24条规定，1994年的承包合同不因2018年承包经营权证的颁发而失效，对双方仍具有法律约束力；5.一审判决所说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不符合事实，被上诉人伪造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被上诉人放弃鉴定意味着就是假的，五组居民签字和会议纪要不是有效证据，登记表中的上诉人的名字也是假的，一审判决第8页第8行所提证据不是上诉人提交，且被上诉人已在审理过程中将确权证上的四至破坏；6.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机动地承包合同，故被上诉人认为机动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不能成立。 孙吉村五组辩称，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的丈夫孙历牛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东陆地”4.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包含35成责任田和10成机动地。承包期间，政府因两次修路而占用了上诉人承包地北边部分机动地，还余0.7亩机动地。2015年开始，根据政府的统一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调查确权登记颁证，2018年，临猗县政府颁发了晋（2018）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3413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上诉人家庭承包地位于“东陆地”，面积为3.8亩，案涉0.7亩机动地位于承包地北边，上诉人曾在该地块建有楼板房和彩钢棚，并将私建房屋出租给他人使用。2019年1月31日，临猗县政府决定征收孙吉村部分土地，其中包含案涉0.7亩机动地，上诉人因不满补偿标准，多次与被上诉人协商未果，拒不腾地。根据物权法第127条，临猗县政府颁发的034134号证书的存在，表明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依法设立并已登记在不动产物权登记簿上，上诉人主张承包地四至不正确，但无有效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据物权法第19条规定认定案涉0.7亩机动地在承包地北边完全正确。上诉人主张登记簿四至错误，应向登记机构申请更正登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综上，在有不动产权证书作为依据的情况下，承包经营权应以证书登记内容为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吉村五组、孙吉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机动地土地承包合同，由被告交回0.7亩机动地；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姚青贤丈夫孙历牛作为户主和孙吉村五组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土字第18号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孙吉村五组“东陆地”的4.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成级共45成，其中35成为责任田、10成地为机动地；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4年7月20日起至2024年7月20日；土地的四至为：东至赵勤、西至文功、南至路、北至路。2015年起，临猗县人民政府按照上级统一要求，对农村土地进行调查确权登记颁证，相关工作人员对姚青贤农户的人员及家庭承包地进行了调查。2018年6月30日，临猗县人民政府颁发了晋（2018）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34134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姚青贤的家庭承包地位于孙吉村五组“东陆地”，面积为3.8亩，四至为：东以田垄为界、临空地，南以路边为界、临道路，西以田垄为界、临空地，北以田垄为界，临居民地。2018年孙吉村五组在填写“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面积农户分户登记表”时，姚青贤的土地面积填写为：二轮土地延包面积4.5亩、确权确地实测面积3.8亩，该登记表中农户签字栏中签有“姚青贤”的名字。2017年8月份，姚青贤曾就机动地的确权问题，三次找过相关人员，并有一次通话录音和两次现场录音。其中两次现场录音的说话人员是确权做资料的人和镇政府经管站负责确权工作的刘红学。2019年1月13日，孙吉村五组征求全组村民意见，绝大多数居民同意收回孙历牛生前和姚青贤承包的机动地。同日，孙吉村委会召开会议，同意孙吉村五组收回姚青贤承包的孙吉村五组的机动地。后孙吉村五组和姚青贤及其家属协商未果，于2020年3月4日诉至本院。审理过程中，孙吉村委会和孙吉村五组认为机动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姚青贤退回占有的0.7亩机动地。孙吉村委会和孙吉村五组主张的0.7亩机动地位于姚青贤3.8亩家庭承包地的北边，姚青贤在该块土地中建有房屋，其中楼板房屋东西长10米、南北宽6.2米、房屋西南角有3.5米×2米的楼梯；彩钢棚建于2016年，南北长6.5米、东西长10米，在楼板房屋的北边；彩钢棚北边的地面硬化南北长10米。目前相琛理在房屋内经营经营电动车销售。2019年1月31日，临猗县人民政府发出临政征土字﹝2019﹞5号“临猗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孙吉镇孙吉村土地的通知”，决定征收孙吉村部分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其中包括案涉的0.7亩机动地。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草原使用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1994年7月20日，姚青贤丈夫孙历牛生前作为农户户主和孙吉村五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其家庭即依法享有案涉4.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姚青贤和其丈夫行使权利的对象具体包括3.5亩家庭承包地和1亩机动地。作为临猗县人民政府来讲，对姚青贤及其丈夫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调查登记造册并发放土地使用权证是其法定义务。2018年临猗县人民政府发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政府履行法定义务的表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临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其享有权利的证明，该经营权证的有无和存在与否并不能直接决定姚青贤是否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姚青贤行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是否持有证书无关，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存在，说明临猗县人民政府以姚青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登记造册的行为已经完成，姚青贤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记载在不动产登记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现姚青贤提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仅登记了其享有3.8亩家庭承包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少登记了0.7亩机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且3.8亩家庭承包地的四至不正确，应当提供明确的证据予以证实，并申请变更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姚青贤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其家庭承包地四至和面积不正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其提供的1997年7月20日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看出3.8亩家庭承包地的四至；此外姚青贤再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确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姚青贤3.8亩家庭承包地的登记事项为真实。机动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解决因人口变化、征地、自然灾害等各种情况而导致的人地矛盾问题而预留的土地，该部分土地的承包和以家庭方式承包土地是两种不同的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不属于在承包期限内发包方不能收回承包地的范畴。现孙吉村五组已经通知姚青贤将集体的0.7亩机动地交回给集体经济组织，加之临猗县人民政府发放给姚青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不再包含该0.7亩土地，姚青贤继续占有0.7亩机动地已经没有合法的依据，理应将0.7亩土地交回给孙吉村五组。因孙吉村委会和孙吉村五组对案涉0.7亩机动地属孙吉村五组没有异议，所以孙吉村委会无权向姚青贤主张权利。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姚青贤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将其占有的0.7亩机动地交回给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第五居民组，具体位置为其3.8亩家庭承包地的北边；二、驳回原告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姚青贤负担。 经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孙吉村五组作为农村承包土地的发包方，其依据2017年土地确权过程中形成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诉人姚青贤交回案涉0.7亩机动地，而上诉人姚青贤则依据199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抗辩，故本案纠纷的实质是如何认定2017年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与1994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之间的关系。2017年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系在1994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未到期的情形下，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对农村土地进行调查确权过程中形成，该份承包合同如何认定，本质上是对国家关于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解释，而该解释显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同时，在1994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虽载明4.5亩承包地中“共计10成地为机动地”，但并未标明10成机动地的四至方位，在2017年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及相关调查表中，亦未明确标明案涉机动地的四至方位，现因案涉机动地的四至方位无法确定而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地北边0.7亩土地性质及使用权发生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其他机关申请解决；”之规定，本案争议应由人民政府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临猗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1民初378号民事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民委员会、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第五居民组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被上诉人临猗县孙吉镇孙吉村民委员会；上诉人姚青贤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席少君 审判员  林学武 审判员  梅智勇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杨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