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222民初929号原告：张秀莲，女，197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公民身份号码：362************626。被告：黄程，女，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民身份号码：429************229。被告：何驿林，男，1986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公民身份号码：440************017。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程，女，198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民身份号码：429************229。系被告何驿林的妻子。原告张秀莲与被告黄程、何驿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秀莲、被告黄程、何驿林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秀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退还原告在原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办理的全民健身卡700元；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26日，被告黄程注册成立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2019年1月4日，原告缴纳700元押金办理了全民健身卡，该卡一年内打卡满120次、每次1小时即可退回押金。2019年4月11日，原告到天元健身汇激活并开始使用健身卡。2019年8月8日，被告张贴了“通知”，意思是暂停营业，并通知会员到美景园进行健身，但美景园和天元健身汇均已关闭，导致会员无处健身。2019年1月10日，被告以“其他原因”注销了天元健身汇。根据《民法通则》《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被告黄程应对天元健身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两被告应共同承担此债务。综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黄程辩称，1.原告办理的保证金健身卡并非是与被告签订，其实际签订人与收款人为洪登蓬，与被告无关；2.2018年12月25日，被告与洪登蓬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天元健身汇所有资产及会员后续服务移交给洪登蓬，故从2018年12月25日起天元健身汇的所有债权债务均与被告无关，原告于2019年1月4日办理的700元押金健身卡，被告并不知情，与被告无关；3.被告在办理注销的过程中遗失印章，需登报遗失15个工作日后才可办理公账注销，故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在南方日报登报公示印章遗失声明，15个工作日后即2019年1月10日才正式注销了始兴县天元健身汇，且在注销日当天，洪登蓬就注册成立了始兴县百城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4.2019年8月8日天元健身汇门口的“通知”是洪登蓬张贴，且美景园健身场所也是由洪登蓬经营，与被告无关；5.“700元健身年卡（保证金）”所盖公章是“天元健身汇业务专用章”，经公安部门登记备案核实，该印章是洪登蓬私自非法刻制的违法印章，并非是原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合法的印章，与被告无关。综上，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黄程与被告何驿林系夫妻关系。始兴县天元健身汇于2015年11月26日注册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黄程。2019年1月10日，黄程就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办理了注销登记。2018年12月25日案外人洪登蓬与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签订《转让合同》，约定黄程将其经营的始兴县天元健身汇转让给洪登蓬经营。2019年1月4日，原告张秀莲到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办理了健身年卡，价值700元，该年卡记载“为了保障健身效果，领卡时需要交纳700元器械保证金，健身满一年后退还…”。原告张秀莲在办理该健身卡时接待人员为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教练赖吉林，原告张秀莲向其支付了700元，健身汇工作人员在该健身卡上盖章“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顾问姓名写的是赖吉林。2019年1月10日洪登蓬注册登记始兴县百城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2019年8月初，洪登蓬关闭其经营的健身场所。2020年7月8日黄程到公安机关报警，要求处理洪登蓬伪造印章的行为。2020年7月14日始兴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出具《证明》，该证明记载“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在公安系统无相应的备案记录。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健身卡、企业登记信息，被告提交的转让合同、证明、企业登记信息以及本院的庭审笔录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诉辩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洪登蓬使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向原告张秀莲提供健身卡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相对方抗辩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张秀莲在办理健身卡和按照健身卡履行约定权利义务并无明显过错，原、被告在庭审中确认收取健身服务费的工作人员系原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工作人员，收款地点依然是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的经营地点等，与被告黄程经营的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存在关联，基本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特征。被告黄程在其原经营的天元健身汇转让后，并未在其经营场所公告其已转让天元健身汇的事实，原告张秀莲在向收费人员支付健身费用时，工作人员亦未告知天元健身汇经营者已变更，故原告张秀莲完全有理由相信提供健身服务的是始兴县天元健身汇。因此，洪登蓬使用“始兴县天元健身汇收款专用章”向原告张秀莲提供健身卡的行为是构成表见代理，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始兴县天元健身汇经营者即被告黄程承担。原告持健身卡未能继续享受健身服务，被告黄程应当承担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即未能继续提供健身服务的根本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服务费700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两被告是否承担共同返还义务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两被告的到庭一方即被告黄程，其口头陈述该健身汇为个人经营，但是未举证证明，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被告两夫妻有其他经济来源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该个体经营属于家庭经营存在高度盖然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其共有财产予以清偿。被告黄程在承担向原告张秀莲支付服务费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洪登蓬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黄程、何驿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秀莲服务费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黄程、何驿林共同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张秀莲预交，由被告黄程、何驿林在履行本判决判项的期限内迳付原告张秀莲。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方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