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9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月，男，196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宁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钰卿，北京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阳县文庙街道办事处泥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宁阳县文庙街道办事处泥家村。 法定代表人：董立锋，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龙，宁阳兴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成月因与被上诉人宁阳县文庙街道办事处泥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泥家村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阳县人民法院（2020）鲁0921民初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成月上诉请求：一、撤销宁阳县人民法院(2020)鲁0921民初99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25平米商业门头房并赔偿因未按时交付商业门头房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自2015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按年租金12500元计算)；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时任宁阳县文庙街道泥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利在上诉人持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添加手写内容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是错误的。1、李德利作为泥家村党支部书记在上诉人持有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添加手写内容的行为是村两委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为代表泥家村村两委行使的职务行为，责任应由泥家村村委会来承担。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所决定的。而且，《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该条例第二条：“乡镇党的委员会(以下简称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村指行政村)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领导乡镇、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由此可见，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政策性强的农村工作中，为使工作能顺利进行，村党支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在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村党支部书记既是村党支部的代表，更是代表村委会行使具体职能的特定人物。更何况，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里明确甲方为：泥家村党支部村委会，乙方为上诉人李成月。上诉人李成月认为拆迁协议里甲方是泥家村党支部村委会，那么，对时任村党组织的支部书记的李德利(李德利除了时任泥家村村支部书记职务外，还担任当时村拆迁安置指挥部指挥长。)的手写并签字的行为是信赖的，上诉人相信该行为是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李德利不仅时任泥家村村支部书记职务外，还担任当时村拆迁安置指挥部指挥长，因此李德利的手写并签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从法律角度讲，李德利的手写并签字的行为至少也是表见代理行为。李德利的手写内容是拆迁安置协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依法具有合法效力，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一审法院却无视“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体本质，用判决的形式公然否定农村党组织在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保垒作用，是在弱化甚至否定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如此判决将会带来极坏影响，对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保垒作用危害极大，这是不讲政治的判决，依法应予撤销。2、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非是市场交易行为，一审法院以“不符合交易习惯”来否认李德利签字的法律效力，是错误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房屋拆迁中的核心内容。尽管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关系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但由于房屋拆迁存在的行政强制性和期限性，使得被拆迁人在房屋拆迁中相对于拆迁人来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而且在拆迁工作中因拆迁安置对象不同、难易程度不同，通常采取公开整体政策，因人因户施策，特事特办，从无定律。尤其是城中村改造更是常常存在一人一策一户一策等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通常情况下，在涉及合同的修改或权利义务的变更、补充等事项时，合同双方或签署单独文件，或在各自合同文本中进行一致处理，这是在市场交易中的通常习惯做法……综上，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德利仅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手写添加内容的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是极其荒谬的。上诉人作为一个普通村民，与代表政府方面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本身没有过多的话语权，村委会也不可能按照“市场交易习惯”为其签订“补充协议”，且双方本身就不是“市场交易”。李德利作为泥家村党支部书记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面添加手写内容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代表泥家村村委会行使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和责任应由泥家村村委会来承担。 二、涉案25平米门头房的交付时间和条件应适用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的约定，于2015年11月15日交付，被上诉人因未按时交付商业门头房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应从自2015年11月15日起计算。虽然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李德利手写部分：“商业门头25平方每平方一次性交款每平方按3000元永久使用李德利”没有约定门头房具体交付时间，但结合协议上下文理解，理应按照协议第五条“回迁时间：24个月”交付门头房。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李德利的涉案行为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应对李德利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仅对上诉人极为不公而且挑战党在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恳请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泥家村委会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公正，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服从判决。请求查清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李成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交付商业门头房25平方米；2、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未按时交付商业门头房的损失（自2015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按年租金12500元计算）；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15日，泥家村委会与原告李成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一、拆除补偿：1、宅基地补偿按每平方米500元，乙方宅基地共（15×17）255平方，折合人民币127500元。2、宅院内应补未补未建面积／平方，按每平方350元补偿金额／元。3、房屋及地上附属物应由有资质的评估公司按有关标准计算补偿人民币227902.60元。4、乙方按照甲方规定的时间进行拆迁的，结算时每户奖金1万元。以上四项总计补偿人民币365402.60元，大写叁拾陆万伍仟肆佰零贰元陆。二、安置方法：甲方向乙方提供回迁住宅楼房，每处宅基地安置楼房面积200平方米，安置楼房价格：1-2层1000元/平方米；3-4层1100元/平方米；5-9层1200元/平方米；10-14层1300元/平方米；15层以上1500元/平方米，超出安置规定面积的部分，按市场价格进行找补，每户一个车位一个储藏室按成本价计算。三、结算：补偿与安置以人民币形式互找差价。四、临时安置：乙方签订协议后，可自行租房暂住，甲方每半年一次向乙方支付租房费，每月765元，并一次性支付搬家费。五、回迁时间：24个月。六、责任与义务：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按甲方规定的时间腾空房屋，由甲方统一拆除。如乙方私自拆除后果自负。2、本协议的签订日起，即作为乙方报名拆迁日起，甲方按该日期支付租房费，并按顺序一次挑选楼房。（此协议顺序为第陆佰叁拾叁号）未尽事宜，参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签字后生效。上述协议有原告签名，泥家村委会盖章。签订协议后，2014年房屋拆迁之前，泥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利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第二页手写添加了如下内容：“商业门头25平方每平方一次性交款每平方按3000元永久使用李德利”。被告泥家村委会存档的补偿安置协议上并没有上述手写添加内容。因泥家村委会未按照上述手写部分的内容交付原告门头房，原告于2020年3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另查，2013年至2015底期间，李德利担任泥家村党支部书记，于2015年底辞去职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于2013年11月5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时任泥家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利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添加手写内容的行为能否认定职务行为，其效力如何。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在涉及到某一行为人的民事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时，应首先确定该行为人是否该法人或组织的工作人员，然后再结合该行为是否属于其履行职责的范围、是否符合交易习惯等因素作出认定。对于本案，一方面泥家村委会作为拆迁人，系对外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合同主体。李德利时任2013年泥家村党支部书记,并非泥家村委会主任或其他主要负责人，原告亦未递交证据证明李德利在泥家村委会兼任其他相关职务的事实。补偿安置协议双方当事人为原告、泥家村委会。李德利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上签署涉案手写内容，不属于其职务范围内的正常履职行为，对外并不能代表泥家村委会。另一方面，关于拆迁安置补偿所签订的协议等文件，均系泥家村委会作为缔约主体。通常情况下，在涉及合同的修改或权利义务的变更、补充等事项时，合同双方或签署单独文件，或在各自合同文本中进行一致处理，这是在市场交易中的通常习惯做法。而本案李德利仅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手写添加了内容，作为合同当事人泥家村委会存档的协议中并无该内容，原告亦未递交证据证明泥家村委会有相关存档文件。综上，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德利仅在原告持有的补偿安置协议中手写添加内容的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综上，李德利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在补偿安置协议上签署内容的行为不能认定构成职务行为，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能由泥家村委会负担。另外，泥家村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作为泥家村的基本拆迁方案，对具体哪一户如何安置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拆迁补偿应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协议约定为准，而本案补偿安置协议打印部分的条款并没有涉及门头房的安置问题。该协议第五条回迁时间24个月所指向的是回迁住宅楼房的约定。李德利手写部分的内容系补偿安置协议签署后，原告房屋拆迁前所添加。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不能想当然也适用后期添加的门头房的问题。李德利手写部分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具体的门头房交付条件及时间，原告主张门头房的交付时间及条件适用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李德利的涉案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原告亦未递交其取得泥家村委会的代理权方面的证据，泥家村委会对李德利的行为亦不予追认。原告要求泥家村委会对李德利的行为承担合同后果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泥家村委会交付门头房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成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成月向本院提交证据一泥家村城中村改造简介，以及领导小组成员，包保领导及单位等，证明李德利是泥家村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组长，且兼任动迁小组组长，开发建设组组长，俗称的泥家村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指挥长。证据二李成敦与泥家村党支部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也有李德利手写门头房25平米乘3000元等于75000元，一次性归李成敦所有的手写内容，证明上诉人所诉内容并非仅有李成月一家存在，是当时泥家村城中村改造党支部、村委会与拆迁户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进行的补充协议内容，与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第2条第6项内容吻合。泥家村委会对证据一真实性不确定，但从证据看李德利没有签订协议的权利；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添加内容有异议，在一审时泥家村委会提交400多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没有一个有添加内容的，因此李成月提交协议的添加内容不具真实性。对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方案上每户有25平方米的门头房，现在门头房还没有建完，现在村里没有一户得到门头房，方案上也未约定交付时间，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李成月提交的证据一，泥家村委会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泥家村委会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6月26日，泥家村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村民回迁安置部分规定，商业市场安置：每户25平方米，产权归村委，租金按市场价格的一半收取，按指挥部发放的顺序号挑选位置经营，可以转租。泥家村“城中村”开发改造指挥部公示的领导小组、政策研究组、动迁1组组长、开发建设组组长是李德利，协议签订组是由程凡奎、古洪星负责，职责是负责与村民签订拆迁协议。泥家村委会与李成敦所签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有李德利所写“门头房25㎡×3000元＝75000元，一次性归李成敦所有”的内容。安置方案中的门头房未建完，也未分配交付，门头房房款未交付。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负责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基层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应属于泥家村委会的职责，泥家村委会应执行村民会议的决议，在双方所签补偿安置协议上，并未对商业门头房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李德利在补偿安置协议上所写内容是否经村民会议决议，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负责与村民签订拆迁协议并非其职责，且所写内容未经泥家村委会的追认，对泥家村委会不发生效力。此外李德利所写内容与泥家村委会安置方案中产权归村委，租金按市场价格的一半收取，按指挥部发放的顺序号挑选位置经营的规定不符，且李成月并未一次性支付商业门头房的相应价款，也无交付的时间和具体门头房位置，因此李成月提出的泥家村委会交付商业门头房和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成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成月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献武 审判员  屈玉涛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