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0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灏，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传余，南京市鼓楼区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姬东，男，196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坤，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江苏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灏因与被上诉人姬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191民初2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沈廉独任审理。上诉人任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传余，被上诉人姬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坤、王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姬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没有公正客观地从任灏给姬东30万元的全过程来审理。姬东承诺为任灏介绍南京万博科技园的工程项目。任灏给姬东30万元的前期工程运作费。姬东还承诺在2016年3月15日前不能进场施工，全额退还。由此可以看出，任灏和姬东之间是居间合同关系。况且，一审中姬东也承诺：“其确实收到任灏转账的30万元，该款项系其介绍工程给任灏收取的居间服务费中的一部分。”既然没有实现介绍工程项目的目的，任灏以姬东不当得利向其索要30万元，合情合理。一审法院刻意回避了该事实，故未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依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作出判决。然而，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姬东没有履行居间服务义务，却收取任灏的30万元，一审法院应当判决姬东返还不当得利。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因任灏保管缺陷，导致姬东的收据原件没有找到，仅提供了复印件，但是姬东已经当庭承认确实收到了3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事实推定姬东不当得利的事实。姬东辩称，1.任灏上诉状内容只是片面重复了其一审中的陈述，应当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姬东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没有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任灏的上诉请求。任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姬东返还30万元并支付2015年8月20日至2020年5月7日的利息29.7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任灏与姬东系同学关系。2015年8月20日，任灏向姬东转账10万元，2016年1月7日，任灏再次向姬东转账20万元。2019年1月10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任灏诉姬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姬东提出管辖异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102民初497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送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5月15日开庭审理了该案，任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福才（任灏父亲）、夏传余到庭参加诉讼，任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2016年1月7日出具的收条原件在会计处，会计到新疆去了。2019年6月14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再次对该案公开开庭审理，任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福才、夏传余到庭参加诉讼，任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2016年1月7日的收条原件在会计处，会计在新疆，因借条不在，以不当得利诉讼，主张返还20万元。后，任灏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以不当得利起诉姬东，请求判令姬东返还不当得利30万元及利息。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该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一、撤销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49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中，任灏陈述因借条找不到了，姬东亦不认可，但其实际向姬东转账30万元，故变更为不当得利主张权利。任灏提供收条复印件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任灏先生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该款项是用于南京万博科技园项目的前期运作费用，如在2016年3月15日之前不能进场施工，由姬东先生全额返还贰拾万元整人民币的费用，此据，姬东”），证明2015年8月初，姬东找到其，称有个项目需要10万元的前期运作费用，其转账给了姬东；到冬天的时候，其问姬东项目情况，姬东称这个项目快了，还把图纸发给其，称需要点钱，因其不相信，姬东就写了个20万元收条通过微信发给其，因双方是同学，关系比较好，故10万元没有打收条。姬东不予认可，也不认可收条的真实性。姬东提供蚌埠华夏云谷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复印件（部分）、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姬东将蚌埠华夏云谷项目介绍给任灏，任灏当时为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该项目总金额为20亿元，故任灏向其支付工程介绍费人民币300万元，已支付人民币30万元，并申请殷春华出庭作证。殷春华出庭作证陈述：聚餐时，任灏告诉其及华夏云谷项目上的人，该项目是姬东和另外一个人介绍的，任灏给了介绍人介绍费300万元。任灏质证后认为：如果是居间费用，要有居间协议，且建工集团和姬东没有任何关系；蚌埠华夏云谷项目于2015年7月份开工，春节就停下来了；其与殷春华签订了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殷春华认识姬东系通过其介绍；不认可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任灏先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款项30万元及利息，后变更为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任灏作为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因其主动的给付行为而使本处于其自身控制之下的财产发生变动，应当对姬东取得利益无法律上的根据负有举证责任。任灏分别于2015年8月20日、2016年1月10日向姬东汇款10万元、20万元，按照任灏陈述，其系委托姬东介绍南京万博园项目给付的30万元前期运作费，但任灏仅提供一份2016年1月7日的收条复印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姬东对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故任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姬东取得利益无法律根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对任灏要求姬东返还30万元及利息29.7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任灏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任灏提交蚌埠华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蚌埠华夏云谷项目是正常招投标程序，由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从未找任何中间人介绍。对此，姬东认为：1.该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本次开庭时间才只是2020年8月28日；2.该证明人蚌埠华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与合同的发包人蚌埠华夏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是同一公司。蚌埠华夏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蚌埠华夏云谷计算与智慧产业基地项目的工程合同，两者主体不同，所以对该证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明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任灏与姬东建立了介绍关系，且在一审中有证人已经对该事实予以证明。经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收条复印件、银行流水、签名簿、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复印件、证人证言、收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姬东取得任灏转账的3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予以返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构成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即请求人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请求人应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对无法律上原因的不当得利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对于任灏转账给姬东30万元的给付事实没有异议，任灏主张姬东收取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即应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任灏主张该30万元系其委托姬东介绍南京万博园项目的前期运作费，但仅提供一份2016年1月7日的收条复印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姬东对该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相反，姬东对收取该30万元的原因作了解释，并提供了相关合同书复印件以及证人证言予以印证。据此，任灏本案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而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双方对案涉30万元系任灏委托姬东介绍工程项目的运作费用的事实无争议，仅是对具体的工程项目存在分歧，因此，任灏、姬东之间存在委托等基础法律关系。由此亦证实就案涉30万元的支付而言，任灏和姬东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非属不当得利。综上，本院对任灏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姬东返还30万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任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70元，由上诉人任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沈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