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34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安涛，男，1981年4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无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军，山东正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健鹏，男，199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无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树莲，山东法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安涛因与被上诉人张健鹏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20）鲁1623民初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安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上诉人是涉案争议楼房的合法占有人和实际所有人。上诉人与原楼房所有人苗大林在2012年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交纳了购房款，上诉人并于2012年一直实际占有和居住该房屋。上诉人为此提交了上诉人与苗大林签订的原始购房协议、温某到庭接受质证的证人证言、汇款记录、涉案楼房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充分证实了上诉人的主张，同时上诉人为了更加明确上诉人的主张，多次提出延期举证申请等。由此看出被上诉人的主张不能优先于已经签订书面合同、付清购房款并合法实际占有和居住该房屋的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与苗大林办理涉案房屋手续属恶意办理登记，该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依法不能对抗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并不享有优先权，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实了上诉人是于2012年向苗大林购买了涉案房屋，并实际占有居住了涉案房屋。而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其是在2013年9、10月份签订的购房协议，并办理的手续。由此看出被上诉人与苗大林签订购协议的时间远远晚于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2.被上诉人在2013年时，年龄刚刚20出头，其本人并没有购买能力，且根据案件的开庭情况，足以证实并没有其本人的付款情况，被上诉人只是被他人顶名购买。同时苗大林已经把房屋出卖给上诉人的情况下，又恶意与被上诉人方就涉案楼房重复签订楼房买卖协议，并进而对房屋恶意办理登记，被上诉人方对这一情况是明知的，且被上诉人方对苗大林已经住院和病危的情况是知情的，被上诉人方与苗大林对房屋进行登记系恶意登记行为，故被上诉人恶意登记行为的权利不能优先于上诉人的权利。3.上诉人于2012年就居住于涉案房屋，被上诉人方却一直没有进入楼房看房、查验。被上诉人方作为购房户，正常的生活惯例应当是先到楼房实地勘验、看房，楼房作为居民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不能房都没看就买楼房。而其在被上诉人方所谓的房屋买卖过程中却没有实地看房，从正常情况来看没有尽到基本的购房审查义务，由此也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方与苗大林办理房屋登记的行为属于恶意登记。4.被上诉人未能够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供其向苗大林支付购房款的有效证据，且被上诉人主张的购房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方已向苗大林支付了购房款。这也充分证实被上诉人方与苗大林的恶意行为。5.从时间顺序来看：上诉人是于2012年与苗大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入住；被上诉人诉称是在2013年9、10月份办理登记，并诉称是在2014年秋发现上诉人私自入住；被上诉人又是在2020年提起诉讼。由上可看出上诉人自2012年一直正常居住与涉案楼房（已有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温某的证言等证据证实），而被上诉人如果作为正常的购房户，其在购房前应到所购楼房查验，在购房后应时常到楼房查看（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水电暖等设施），更是在声称发现上诉人居住后却没有采取任何权利救济措施，明显与常理不符。在2014年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到其居住的涉案楼房后，上诉人就报警了，上诉人积极依法采取了救济措施。而自2014年上诉人报警后，截止被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在长达近六年的时间，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权利主张，这明显的与常理不符，这也说明被上诉人方与苗大林办理房屋登记的行为属于恶意登记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自2012年就在涉案楼房实际居住，上诉人提交了物业公司的证明及温某的当庭陈述可以证实，同时无棣县公安机关的报警及档案资料可以充分证实。同时上诉人在购买涉案楼房时，原楼房所有人苗大林与其妻子张淑英均同意，并且是张淑英交付的涉案楼房钥匙（已由温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合法居住涉案楼房张淑英也是知情的。而至于苗大林与其妻子张淑英的离婚协议，只是其二人的约定，该约定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形，但上诉人并不知情，该调解协议并不影响本案中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处理。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原楼房所有人苗大林办理房屋确权过户登记行为属于恶意登记为，被上诉人主张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已经签订书面合同、付清购房款并合法实际占有和居住该房屋的上诉人，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提交的购房协议不是真实的。该份购房协议第三项载明：涉案楼房没有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但是通过答辩人提交的（2013）棣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来看，该涉案楼房早已于2008年取得了房产证。苗大林作为出卖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有没有办理房产证，因此，可知该份购房协议并不是苗大林所签，而是上诉人为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而恶意伪造的。（二）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实际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的主张。1.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其在2012年6月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60000元作为购房定金，在2012年11月份签订书面购房协议。这显然与常识不符，上诉人自述与苗大林并不认识，却在没有签订书面购房协议的情况下就交付60000元定金，且定金交付时间与签订书面协议时相距5个月之久，设想任何买方都不会这么做。2.上诉人提供的转账凭证是其向案外人转账，与本案没有关系，且仅凭证人温某一人的证言也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向出卖人付款的事实。（三）上诉人主张其在2012年11月6日购买涉案房屋时，苗大林与张淑英均知情，但苗大林与张淑英在2013年7月12日调解离婚时仍对涉案楼房的权属做了约定，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与实际情况相悖。四、我方在知道自己购买的楼房被上诉人侵占时多次报警，且在每年都会找到上诉人要求其返还涉案房屋，最终因沟通不成，我方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张健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排除妨害，从原告所有的位于无棣县房屋搬出，将房屋返还给原告；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自2014年10月1日至搬离房屋之日的损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按每月1000元房租计算为520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将房屋恢复原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张健鹏与苗大林签订了契约，苗大林将位于无棣县房屋一套售与张健鹏，张健鹏于2013年8月23日代替苗大林还清了涉案房屋的剩余贷款41772.60元，并给付了剩余房款。后张健鹏缴纳了涉案楼房的评估费、房产测绘费、印花税、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费用，苗大林分别于2013年9月25日、2013年10月24日配合张健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权证海丰字第**）、《国有土地使用证》（棣国用2013第S13731号），将涉案房屋登记于张健鹏名下。胡安涛实际占有了涉案房屋，张健鹏要求胡安涛退还未果，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胡安涛为证实自己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在庭审中提交了与苗大林在2012年11月6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协议中载明：苗大林将涉案房屋以200000元的价格卖与胡安涛，“三、因此楼现没有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如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将所有手续办全。涉案房屋原所有人苗大林与张淑英于2007年1月16日在无棣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后于2013年7月12日在一审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第二项对涉案楼房做了约定：“夫妻共同财产位于产证号棣房权证私（2008）字第107**归被告苗大林所有，原告张淑英放弃应得份额归被告苗大林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初始立案案由为排除妨害纠纷，排除妨害纠纷是指因为物权受到他人的现实妨害而引发以排除这种妨害为目的的纠纷。排除妨害请求权，是对物权的享有和行使受到占有以外的方式侵害时物权人对妨害人享有请求排除妨害，使自己的物权恢复到圆满状态的权利。但本案中，胡安涛已经实际占有了涉案房屋，张健鹏基于胡安涛的无权占有行为而要求返还房屋，本案的纠纷应属返还原物纠纷。涉案房屋原本属于苗大林与张淑英共同所有，苗大林与张淑英离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苗大林单独所有。张健鹏与苗大林签订了契约并存档于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其双方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张健鹏付出对价后，苗大林配合张健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将涉案房屋登记于张健鹏名下，张健鹏对涉案房屋取得了所有权。胡安涛辩称其系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且早与苗大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胡安涛提交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第三项载明涉案楼房没有办理房产证及土地使用证，但通过（2013）棣民初字第1008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内容来看，涉案楼房早已于2008年取得了房产证，房屋买卖协议存有瑕疵。胡安涛主张其在2012年11月6日购得涉案楼房时，苗大林与张淑英均知情且同意，但苗大林与张淑英在2013年7月12日调解离婚时仍对涉案楼房的权属做了约定，胡安涛的该项主张与实际情况相悖。胡安涛称其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前后，给付了苗大林定金60000元、代替苗大林偿还了92000元的债务、付清了余款48000元，但仅提交了向案外人吴保龚转账92000元的银行凭条一份及申请出庭的证人温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尚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实际向出卖人付清房款的主张，顶抵债务的基础事实是否形成尚不明确，胡安涛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胡安涛与苗大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亦真实有效，在本案中则存在了一房两卖且购买人均主张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形下的权利保护顺位问题。张健鹏已经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胡安涛并没有证据证实张健鹏在与苗大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亦没有证据证实其在张健鹏与苗大林签订合同前已经实际占有涉案房屋，故张健鹏的权利保护顺位应优于胡安涛。故，公民所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张健鹏诉求胡安涛搬出涉案房屋，并返还于其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张健鹏并未就涉案房屋的原状提供证据证实，其诉求将涉案房屋恢复原状，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健鹏主张胡安涛赔偿占有涉案房屋期间的损失，但未就所受到的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在立案时未预交相关诉讼费，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胡安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从位于无棣县房屋搬出，将上述房屋返还给原告张健鹏。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胡安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涉案楼房的住户手册及住宅使用说明书各1份（原件）。该证据系原楼房所有人苗大林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及房产物业服务中心所签订，在上诉人购买苗大林楼房时，苗大林将该2份原始证据及楼房钥匙一并交付给上诉人。证明：上诉人与苗大林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进一步证实涉案楼房在2012年已经由苗大林实际交付给上诉人居住使用。证据2、涉案楼房的物业管理公司即金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展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离婚证明书各1份。证明：涉案楼房一直由上诉人和前妻孙连哲居住使用，该证据可以同原审中该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涉案楼房自2012年11月份一直由上诉人与其前妻孙连哲居住至2019年，现该楼房由孙连哲及其孩子居住并使用。上诉人与孙连哲于2019年已经办理了离婚，涉案房屋一直归孙连哲使用。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证据1：对该2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该2份证据系真实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1、在原审过程中，原审法院曾2次修改开庭时间要求上诉人准备证据，且在第二次庭审后再次给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时间，但在原审法院多次修改开庭时间的过程中，上诉人并未将该2份证据向原审法院提交。2、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是如何获取的该2份证据，因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有可能是上诉人自己在涉案房屋中找到的并非是苗大林向上诉人交付的。证据2：1、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虽然加盖了物业公司的公章，但并没有物业公司负责人的签字，且该证明中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及孙连哲是在2012年就入住了涉案房屋。2、对离婚证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张健鹏作为涉案房屋已经登记的所有权人，是否有权要求实际占有人胡安涛返还涉案房屋。案外人苗大林就涉案房屋与被上诉人张健鹏、上诉人胡安涛分别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苗大林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张健鹏后，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果，房屋已为张健鹏所有。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这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本案中，张健鹏已经取得了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张健鹏是合法的所有权人。胡安涛并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张健鹏在与苗大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张健鹏的权利保护顺位应优于胡安涛并无不当。胡安涛提交了与苗大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证人温某的证人证言等用以证实胡安涛购买了涉案房屋并全部支付了购房款，胡安涛主张给付了苗大林定金60000元、代替苗大林偿还了欠吴宝龚的92000元的债务、付清了余款48000元，但仅提交了向案外人吴保龚转账92000元的银行凭条，胡安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胡安涛与苗大林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也不足以证实胡安涛已经向苗大林付清了房款。综上所述，胡安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胡安涛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慧莲审判员  张魁海审判员  王正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