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星晨，女，1991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磊，男，198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时益康，男，198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上诉人杨星晨因与被上诉人王磊、时益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6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星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磊、时益康承担。事实与理由：杨星晨对案涉借条上所载的民间借贷及担保内容均不知情。王磊与时益康恶意串通，借条系时益康恶意欺诈杨星晨在空白纸张上签字，而后添加内容形成，杨星晨没有对王磊及时益康之间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王磊辩称，时益康向王磊借款323000元，杨星晨对时益康的借款进行了担保。王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条上载有杨星晨的担保保证。案涉借条是时益康书写、杨星晨签字，杨星晨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杨星晨上诉是为了逃脱担保责任，请法院驳回杨星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时益康辩称，杨星晨只为其与王磊之间3万元的借款提供了担保。王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时益康立即偿还王磊借款323000元及利息（利息以15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8日起按每日10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95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3日起按每日6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3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14日起按每日25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3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8日起按每日2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杨星晨对时益康欠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3.判令时益康、杨星晨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益康于2018年7月8日向王磊借款155000元，借期至2019年4月30日，利息28000元，逾期利息每日100元。时益康于2018年7月13日向王磊借款95000元，借期至2019年4月30日，利息17000元，逾期利息每日60元。时益康于2018年7月14日向王磊借款38000元，借期至2019年4月30日，利息7000元，逾期利息每日25元。时益康于2019年3月8日向王磊借款35000元，借期至2019年3月16日，逾期利息每日20元。前述借款金额合计323000元，时益康向王磊出具借条四张。王磊通过银行转账给付时益康借款323000元，时益康至今未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另查明，杨星晨系时益康朋友，在案涉四张借条中作为担保人签字。以上事实由王磊提供的借条、银行转账记录及石磊、时益康、杨星晨庭审陈述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王磊与时益康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时益康经王磊多次催告，拒不偿还剩余借款，应承担归还借款本息的责任。故王磊诉请时益康偿还借款本金323000元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磊主张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借款之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因双方在案涉四张借条中分别约定借期内利息，且均不超过法律规定，此部分利息合计8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均不超过法律规定，时益康应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借期届满之日起按约定标准向王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对王磊要求杨星晨对前述借款和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杨星晨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且双方对担保方式未进行明确约定，因此杨星晨均应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对时益康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王磊此项请求予以支持。对杨星晨抗辩借条后补及对前三笔借款不知情，杨星晨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时益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磊偿还借款借款323000元、利息8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15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每日10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9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每日6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30日起按每日25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6日起按每日20元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杨星晨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中，时益康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时益康名下尾号为8476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7月28日交易明细一份，拟证明其与王磊所有经济往来均体现在交易明细中，王磊主张的借款金额与实际发生的金额不符。证据二，2019年7月20日时益康与王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张，拟证明王磊清楚杨星晨仅为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借条项下的款项承担担保责任。该截图显示时益康向王磊发微信称：“那天我也和你说了最后那笔钱我这边解了就给你，我爸和我对象当时也是担保的那笔钱”，王磊回复“担保的也不光是最后那笔钱”，时益康回复“我对象给我爸知道不知道担保的其他的你自己想想”王磊对此未回复，时益康称聊天记录中的“我对象”即指杨星晨。杨星晨质证称，其对时益康与王磊之间的借款往来不知情，其只为时益康35000元的借款提供了担保。王磊质证称，对证据一，该证据证明其出借的款项已进入时益康账户且与借条上金额一致，时益康未偿还过案涉款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截图中的陈述均是时益康本人陈述，其并未认可时益康关于杨星晨仅对最后一笔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说法。本院认证意见，当事人对于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均未提出质疑，故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上述两份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阐述。本院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关于借条出具过程及时间。各方均陈述案涉借条是于同一天在杨星晨单位楼下出具。王磊陈述，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8日、2018年7月13日、2018年7月14日的三张借条均为后补，与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借条同一天出具，但对为何同一天出具的借条使用纸张不一致，其表示不清楚。关于杨星晨签名时借条内容记载情况。杨星晨陈述，其签名时借条内容均是空白，因其当时急着上班就签名了，签名时不清楚时益康与王磊之间借款的笔数及金额，案涉四张借条中“杨星晨”签名及其身份证号均为其本人书写，其中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及2018年7月18日的两张借条除上述内容是其本人书写外，“担保人”三字也是其本人书写。时益康陈述，借条内容是其按照王磊书写草稿誊写，杨星晨签名时借条上有部分内容，但是具体是何内容记不清了；后改称，杨星晨签名时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的借条早已写好，其余借条内容有无书写完整已记不清。王磊陈述，案涉借条均由时益康书写，杨星晨在看完借条内容后签名。关于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8日借条日期改动的问题。杨星晨陈述，该日期是其修改，原本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后王磊让其变更为2018年7月8日。关于时益康向王磊偿还款项的问题。时益康陈述，2018年7月4日其向王磊转款三笔共计130000元系对王磊的还款，该笔款项对应的借条已经撕掉；2018年7月16日向王磊转款40000元，2018年7月20日向王磊转款4000元，2018年7月23日向王磊转款20000元，以上共计74000元亦是对王磊的还款，但不知道是否系偿还案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其与王磊发生款项往来后，仅偿还过上述款项。王磊陈述，时益康向其转款均系偿还双方在先发生的债务，时益康未偿还过案涉借条项下的款项。关于时益康与王磊除案涉借款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借款的问题。王磊称，除案涉借款外，其与时益康之间的其他借款已经结清。关于借条签订时杨星晨与时益康的关系。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借条出具时，时益康与杨星晨系男女朋友关系。二审另查明，时益康向王磊出具案涉四张借条。借条一，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8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磊人民币155000元，所有现金已经全部收到，预定于2019年4月30日一次性偿还，约定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28000元，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如逾期未还，按每月100元支付利息”，杨星晨在担保人处签名并附其身份证号码，对应款项交付为2018年7月8日王磊向时益康转账三笔共计155000元；借条二，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3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磊人民币95000元，所有钱已全部收到，预定于2019年4月30日一次性偿还，约定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17000元，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如逾期未还，按每月60元支付利息”，杨星晨在担保人处签名并附其身份证号码，对应款项交付为2018年7月13日王磊向时益康转账两笔共计95000元；借条三，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14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磊人民币38000元，所有现金已经全部收到，预定于2019年4月30日一次性偿还，约定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7000元，于2019年4月30日支付，如逾期未还，按每月25元支付利息”，杨星晨在担保人处签名并附其身份证号码，对应款项交付为2018年7月14日王磊向时益康转账38000元；借条四，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王磊人民币35000元，约定于2019年3月16日归还，全部现金已收到，逾期不还按每天利息20元。钱转入杨星晨账号62×××06”，杨星晨在担保人处签名并附其身份证号码，对应款项交付为2019年3月8日王磊向杨星晨转账35000元。又查明，除上述款项外，王磊于2018年6月28日、6月29日、6月30日分别向时益康转账28000元、40000元、10000元、48000元，以上四笔共计126000元；时益康于2018年7月4日向王磊转账50000元、30000元、50000元，以上三笔共计130000元。王磊于2018年7月5日、7月6日、7月7日分别向时益康转账50000元、38000元、48000元，以上三笔共计136000元；时益康于2018年7月16日、7月20日、7月23日、7月27日向王磊转账40000元、4000元、20000元、10000元，以上四笔共计74000元。以上事实，有时益康的提交银行交易明细、王磊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结合诉辩双方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时益康与王磊之间案涉借款本金数额；2.杨星晨应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时益康与王磊之间案涉借款本金数额。本案中，时益康主张案涉借款发生后曾向王磊偿还过部分款项，并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时益康对案涉款项进行了偿还，其与王磊间案涉借款本金为323000元。首先，本案中王磊提交时益康向其出具的四张借条并提交相应的转账凭证，时益康及杨星晨亦未对收到上述款项提出异议，故王磊与时益康之间发生的实际借款金额为323000元。其次，对时益康于2018年7月4日向王磊转账的三笔共计130000元。上述款项发生于案涉借条落款日期之前，亦早于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案涉借条项下款项交付时间，且根据时益康本人陈述，上述三笔款项对应的借条已经撕毁，故不宜认定上述三笔款项系偿还本案借款；再次，对于2018年7月16日、7月20日、7月23日、7月24日时益康向王磊转账四笔共计74000元。时益康主张上述款项系偿还其与王磊之前发生的借款但具体系偿还哪张借条或哪笔借款并未明确，同时根据其提交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案涉借款发生前，王磊曾于2018年7月5日、6日、7日向其转账三笔共计136000元，结合时益康及王磊陈述，上述款项系偿还双方在先发生的款项可能性较大，故对时益康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最后，案涉借款转账发生在前借条出具在后，若时益康就案涉借条偿还了部分款项应在借条中有所体现，但案涉借条上记载的金额与王磊向其转款的实际金额一致，且王磊亦否认曾收到时益康对案涉借条项下款项的还款。综上，时益康提交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就案涉借条项下的部分借款进行了偿还，故认定王磊与时益康之间案涉借款本金为323000元。关于杨星晨承担保证责任范围的问题。本案中，杨星晨以时益康与王磊恶意串通，欺诈其在空白纸张上签字为由，主张对案涉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杨星晨对其应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陈述前后不一，上诉状中称其并无对案涉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庭审中又认可只对其中35000元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同时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8日借条项下的款项系打入杨星晨名下银行账户，且杨星晨在案涉四张借条中均书写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并在其中两张借条中加写“担保人”字样，杨星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晓在借条中书写“担保人”字样并签字以及所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现其并未对本案存在恶意串通或者欺诈的情形予以举证，另结合借条签订时，时益康与杨星晨之间的特殊关系，故对其主张时益康与王磊恶意串通，欺诈其在借条上签名的主张，因欠缺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可。其次，根据王磊、时益康二审陈述,杨星晨在借条签名时，案涉借条上已记载有内容,对此，杨星晨并未举证予以反驳，亦与其本人在借条上签名、书写身份证号码并在部分借条上书写“担保人”等事实不符。再次，从时益康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中可以看出，王磊并不认可杨星晨仅对其与时益康之间最后一笔借款提供担保的陈述，并表示“担保的也不光是最后那笔钱”，故时益康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并不能证明杨星晨未对落款日期为2018年的三张借条项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故杨星晨的上诉主张，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杨星晨应对案涉四张借条项下的款项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杨星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45元，由杨星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戎审 判 员  夏奇海审 判 员  朱永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健琳书 记 员  尹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