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03民再97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梁宏平。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王兆文。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巍，广东汇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明，广东汇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负责人：杨志群，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月萍，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杰，广东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梁宏平、王兆文因与被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借款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4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19）粤03民申749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梁宏平、王兆文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巍，被申请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月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宏平、王兆文的共同再审请求为：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诉讼请求；2、由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本案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一）担保人王兆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辉利用其身份证复印件做担保文件，并与助贷公司合谋假冒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王兆文与李某辉公司财务的通话录音、王兆文此前亲笔签名的笔迹均表明王兆文对于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毫不知情，也从未参与签署任何担保文件，因此其对涉案贷款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就涉案贷款的发放，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具有主要重大过错，应和贷款实际使用人李某辉承担绝对主要责任。李某辉系梁宏平所在公司（深圳市雁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辉煌大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施压要求梁宏平在平安银行开卡，并迫使梁宏平在非平安银行场所签署不明文件，最终这些文件在李某辉及平安银行内部人员的配合下通过审核取得贷款。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具有明显的主要过错，应该和款项实际使用人李某辉承担绝对主要责任，理由如下：1、梁宏平仅仅在平安银行场所办理开卡手续，该行为与贷款发放及所谓拖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梁宏平在平安银行场所签署了开卡文件，因此在开卡方面，平安银行的操作符合流程。但是开卡本身，并不会导致贷款的审批和发放，更不会导致后续所谓贷款的拖欠未还。但是，在和贷款直接相关的手续和流程上，平安银行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直接导致了贷款的违规发放和使用。2、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在涉案贷款发放和监管上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本案中，梁宏平并未在平安银行场所面签贷款文件，涉案所有贷款文件，均是李某辉提供并迫使梁宏平签署，而梁宏平在当时并不清楚这些文件的具体用途，但是其迫于李某辉的压为而签署了这些不明文件。所有这些文件均非在平安银行办公场所签署，平安银行并不清楚有关签字是否为梁宏平本人亲笔签字，贷款行为是否系梁宏平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流程。正常流程是银行贷款时需要贷款人本人到现场签署贷款文件。同时，本案中贷款的担保系完全冒用王兆文的名义进行，而没有王兆文的担保，平安银行就不会发放担保，或者至少说发放贷款的金额就会大幅降低，对于本来不该发放的贷款或不该发放的部分贷款，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应该承担过错责任。3、涉案银行贷款中的50万随即支付到平安银行，梁宏平显然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梁宏平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之间除了涉案有争议的贷款外，梁宏平对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并不存在其他债务。但是支付到梁宏平账户中一笔50万元贷款到账后随即转账回平安银行的自有账户。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对该50万元显然没有合法依据，因此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实际贷款金额只能是100万元中的另外50万元人民币。同时，梁宏平签署的文件系用于采购物品，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并不经营商品买卖，与梁宏平之间不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因此该50万元支付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显然并不符合贷款的用途。相应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在发放贷款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贷款并非梁宏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平安银行也应该知道有其他人冒用梁宏平的名义进行贷款。4、银行流水显示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辉，李某辉应对贷款偿还承担责任。梁宏平开卡后就将平安银行的银行卡及网银账号、密码交给了李某辉及公司财务，留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联系电话也是公司的集体电话号码，后续李某辉向平安银行申请了多少额度的贷款、贷款是否审批成功等梁宏平皆不知情，其也从未参与过涉案100万贷款的使用。梁宏平平安银行账户流水也显示，平安银行贷款审批下来后，李某辉立即将其中的30万转至其个人账户，剩余70万转至平安银行及其他账户。这也印证了整个流程从贷款申请至款项使用均是李某辉一手操办，涉案贷款的还本付息责任应由李某辉承担。 二、原审法院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原审诉讼材料的送达回证、物流信息及邮单上均显示邮件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查无此人等原因而未妥投被退回，可见上述材料并未成功送达给梁宏平、王兆文。在此情况下，法院有梁宏平的电话却并未联系梁宏平本人告知其诉讼相关事宜及其权利，也并未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而是径自开庭审理，以至于梁宏平、王兆文无法参与庭审及后续程序，导致本案缺席判决。梁宏平、王兆文丧失了其原有的法律规定的抗辩权利，其合法权益遭受了重大损害。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一）保证合同依法成立生效。2014年10月28日，为保证梁宏平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贷款合同的履行，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王兆文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为平银（行六）额保字（20141028）第（002）号，王兆文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额为本金100万元，担保范围为债权本息及一切相关费用。借贷人梁宏平未按期足额还款，王兆文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梁宏平、王兆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王兆文未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更不能证明其对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知情，王兆文应对涉案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在涉案贷款的审核和发放上合法合规。2014年10月28日，梁宏平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在平安银行红树湾支行亲笔签署《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贷贷平安专用）》合同编号为平银（行六）个信额字（20141028）第（002）号、《贷贷平安商务卡客户调查表》《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面谈面签声明及贷款用途承诺书》等文件。梁宏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平安银行红树湾支行亲属涉案贷款的相关文件，并办理相应手续，其能够认识到也应当认识到相关行为的法律意义，且应当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审查了梁宏平提交的贷贷卡平安商务卡业务申请书及其相关申请材料，履行了相应的审核义务，一系列审查、放款、转账为正当合规合法。（三）实际用款人不影响借贷主体的认定。梁宏平、王兆文主张“梁宏平开卡就将平安银行的银行卡及网银账号、密码交给了及公司财务”，“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为李某辉，应对贷款承担责任”及梁宏平“从未参与过涉案100万元贷款的使用”。梁宏平作为借贷人，其亲笔签署《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贷贷平安专用）》《贷贷平安商务卡客户调查表》《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面谈面签声明及贷款用途承诺书》等一系列文件，并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申请额度为100万元的贷款，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依据梁宏平的申请将贷款发放到梁宏平账户内，对于梁宏平其后将其账户内的资金转给谁，因何原因转让出去，其实际用款人是谁，银行无从得知，更无法控制。且梁宏平作为其银行卡的持有人，主动将其银行卡及其网银账号、密码交给第三人使用，其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四）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不存在过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存在过错和损害他人利益的故意，作为本案的债权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借贷人梁宏平承担还款责任，保证人王兆文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原审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均依法送达了相应法律文书，梁宏平、王兆文未收到原审相关法律文书的责任不在法院。因为，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梁宏平、王兆文的各项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均得到充分保障，其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的要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梁宏平、王兆文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其再审申请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再审申请。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梁宏平立即偿还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共计1472698.13元（利息、罚息、复利均暂计，之后的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至贷款清偿之日）；2、梁宏平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2、王兆文对上述债务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查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梁宏平签订《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约定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向梁宏平提供可连续、循环使用的个人信用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余额之和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期限不超过10年，具体额度期限及金额等以原告审查意见为准且原告可以适时调整；额度项下单笔贷款的起止日期和终止日期必须在原告认可的额度期限内且贷款余额合计不得超过个人信用额度金额；利率采用固定利率且最高不超过日利率0.06%，并按借款实际天数计息；额度项下单笔贷款的金额、期限、实际贷款利率、支付方式、还款方式等均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审查通过后以具体贷款业务合同、贷款出账凭证为准；合同项下贷款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净息还款法）的，贷款结息日为每月20日；贷款到期或提前到期，梁宏平未按约定偿还贷款的，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未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等内容。 同日，为保证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梁宏平的合同的履行，王兆文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金额为本金100万元，担保范围为债权本息及一切相关费用。 上述合同签订后，梁宏平申请个人信用贷款100万元，发放贷款时间为2016年5月13日，发放贷款一笔100万元，年利率16.2%，贷款还款方式为净息还款（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归还本金），期限为3个月，该笔借款已于2016年8月13日到期。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按约将上述贷款发放至梁宏平的账户，梁宏平未按约定时间还本付息，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主张梁宏平尚欠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100万元、利息40900元、罚息356400元、复利75398.13元，共计1472698.13元（罚息、复利均暂计）。 另查，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在本案中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之外，未发生其他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与梁宏平签订的《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向该院提交了个人贷款出账凭证、贷款账户还款清单及贷款账户对账单，足以证实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向梁宏平发放贷款的事实，而贷款的实际使用者不影响合同借贷主体的认定。梁宏平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梁宏平偿还尚欠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 经核算，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的梁宏平未偿还贷款本金、利息计算正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罚息和复利的主张，罚息和复利属于承担违约责任的后果，属于违约金的范畴。梁宏平发生贷款违约之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实际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相对于市场基准利率以及银行业的通常商业实践而言，本案合同期内年利率均为16.2%及以上，已处于较高水平，在此基础上再执行上浮50%的罚息、复利标准，明显超过了逾期还款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该院酌情对梁宏平应付未付罚息及复利进行调整，已支付部分不予调整。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主张罚息、复利的起算日均为每笔贷款到期日的次日，故未支付的罚息及复利总计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每笔贷款到期次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因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未支出除案件受理费以外的费用用于涉案债权，故对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院仅支持案件受理费部分，其他部分予以驳回。 现梁宏平未足额还款，王兆文作为梁宏平的连带责任担保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王兆文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梁宏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偿还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共计1472698.13元（罚息、复利总计应以未偿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6年8月14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王兆文对梁宏平的上述债务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54元已由平安银行深圳分行预交，由梁宏平、王兆文共同负担。 再审查明，原审法院根据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的梁宏平、王兆文的身份证地址及电话号码，向两人邮寄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其中邮件上载明梁宏平的电话为181××××6887，王兆文的电话为180××××6819。因无法邮寄送达，原审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进行公告送达。再审庭审时，梁宏平确认其一直使用号码181××××6887，其曾接到过快递人员的电话说是法院寄的材料，其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又没有在邮寄地点住，因此没有收。 梁宏平、王兆文主张李某辉是深圳市雁通运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通公司）、深圳市辉煌大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梁宏平曾是大唐公司的一名客车驾驶员，王兆文曾是雁通公司的一名司机。对此其提交了：1、雁通公司、大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李某辉与帅某的结婚证，载明2013年8月22日至2015年9月29日帅某系雁通公司的股东，出资额25万元，出资比例50%；李某辉、帅某是大唐公司的股东，李某辉亦是大唐公司法定代表人。2、深圳市福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深福劳人仲案[2019]1569号仲裁裁决书；王兆文与雁通公司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主张李某辉不是涉案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相对人，李某辉是否是相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梁宏平、王兆文是否是大唐公司、雁通公司的员工均与本案无关。 梁宏平、王兆文主张梁宏平是涉案贷款的名义贷款人，而李某辉是贷款实际使用人，梁宏平仅是一名普通客车驾驶员，并不符合申请平安银行贷贷卡的贷款条件，其提交了一份通话录音，称是与原公司财务人员张某芬的通话且通话证明了梁宏平是名义贷款人而李某辉是贷款实际使用人，李某辉所在公司有几个员工与梁宏平存在同样遭遇。另提交了接收贷款的梁宏平名下尾号7129的银行卡流水，主张该卡交易对象有李某辉、帅某、财务张某芬和李某花等人。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借款实际使用人的认定与借贷主体的认定无关；并主张梁宏平在签订《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时也签了一份《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面谈面签声明及贷款用途承诺书》，并提供了上述承诺书，其上有梁宏平签名。梁宏平对承诺书上的签名予以确认，但主张其他部分的手写文字均不是自己所写。 王兆文主张**安银行深圳分行原审时提交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中“王兆文”的签名并非由其所签，其提交了一份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财司[2020]文鉴字第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检材为2014年10月28日的平安银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样本为2016年3月的《深圳市劳动合同》、2013年11月的《离婚协议书》、2009年3月的《中国光大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借记卡开户签约申请书》等，鉴定意见为：《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落款甲方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王兆文”签名不是王兆文本人书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不认可该鉴定意见，认为该鉴定是由王兆文单方委托的，无法确认材料的真实，但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不申请在再审程序中另行鉴定。对于涉案《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的签订过程，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称一般情况下担保人都是在银行的工作场所内签署合同，但本案距今时间久远，当时的经办人员已经离职，无法核实是否是王兆文本人来现场所签。 梁宏平、王兆文主张涉案100万元贷款支付到梁宏平账户后，其中一笔50万元随即转回平安银行的自有账户，故实际贷款金额只能是50万元人民币。其提交了梁宏平尾号为7129的平安银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其中载明2014年12月31日有一笔委托转账50万元，交易对方账号为26×××94，交易对方行名称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主张“贷贷平安”这一贷款种类系平安银行在10年期内给予借款人100万元的信用额度，借款人在该额度和期限内可连续、循环使用贷款，梁宏平在信用额度和期限内分别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发起6次贷款申请，其中前面5次均以还本付息结清，于第6次即2016年5月13日申请贷款后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梁宏平主张的发生于2014年12月31日的50万元贷款系依据其申请，将100万元贷款分三笔发放中的一笔，该100万元贷款早已结清，其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消灭。并且当时的50万元由平安银行根据梁宏平的委托转账给第三方，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中显示出来的是“交易对方行名称”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非交易对方是平安银行。 再审对原审查明的除王兆文作为保证人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最高额保证的该部分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关于原审送达程序，原审法院向梁宏平、王兆文的身份证住址邮寄送达诉讼材料，无法邮寄送达后对两人进行公告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其中梁宏平已经通过快递人员的电话得知有法院诉讼材料而拒不接收，系其自身原因造成无法收到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梁宏平、王兆文主张的原审送达程序不合法的再审理由，缺乏依据，本院再审不予采纳。 关于梁宏平、王兆文主张的涉案贷款应为50万元而非100万元，本院认为，梁宏平、王兆文提交的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显示的100万元贷款中50万元被委托转账转出，该清单上未显示交易对方户名，但显示出“交易对方行名称”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该笔50万元系转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的自有账户。并且本案中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主张所欠贷款系于2016年发放，而非2014年发放的款项，梁宏平、王兆文以一笔2014年的50万元款项所提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梁宏平、王兆文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再审不予采信。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一、梁宏平是否应承担涉案《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项下贷款的清偿责任；二、如梁宏平应承担清偿责任，王兆文是否应对梁宏平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梁宏平抗辩称其是被李某辉所迫签署的贷款文件，所贷款项也由李某辉使用，故应由李某辉承担偿还责任，对此，梁宏平提交了雁通公司、大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其与大唐公司的仲裁裁决书、其与“原公司财务人员张某芬”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的工商登记信息、仲裁裁决书的真实性可以确认，而通话录音因通话对方的身份不明，且也无相关人员予以确认，故对该通话录音不能采信。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梁宏平曾在李某辉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的大唐公司工作，并不足以证明其是受李某辉所迫而签署贷款文件。梁宏平确认其签署了《个人信用额度贷款合同》、《平安银行贷贷平安商务卡面谈面签声明及贷款用途承诺书》，并在平安银行办理了用于收取贷款的银行卡，则以其名义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贷款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受涉案贷款合同的约束。其办理银行卡后将卡交予何人使用，所贷款项的具体流向，系其他法律关系，并不能据此免除梁宏平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还款责任。故梁宏平应向平安银行深圳分行承担相应的贷款本金及利息等的清偿责任。对原审判决梁宏平承担的清偿责任，本院再审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兆文否认其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并提交了其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中“王兆文”签名不是王兆文本人书写。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以该鉴定系王兆文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可，但其也不能明确可与当时的合同经办工作人员核实该签名确为王兆文本人签署，故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并无相关证据或者充分理由足以反驳上述鉴定意见，其又并不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则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院对王兆文提交的鉴定意见书予以采纳。由于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王兆文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故其无需对梁宏平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对王兆文的再审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由于王兆文再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认定原审判决关于王兆文签署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而对梁宏平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认定有误，并导致相应的判决不当，本院再审对原审相应的判项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47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147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第三项； 三、驳回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18054元（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已预交），由梁宏平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18054元（梁宏平、王兆文已预交），由梁宏平、王兆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利鹏 审判员  刘自正 审判员  乐 丹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林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