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黄强，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朝金，广东泽正（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珍，男，198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莉，广东四隆律师事务所律师，系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上诉人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国珍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振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朝金、被上诉人朱国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振博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即振博公司无须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6000元；2.朱国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振博公司已经充分履行劳动合同有关工资的约定。双方劳动合同是在充分协商并认可的基础上签字盖章，振博公司按照合同载明的工资标准实际履行完毕。根据振博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表，该表记载每月考勤天数、工资构成、实发工资数额及签名确认，证明振博公司已经完全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且朱国珍从未就工资发放提出异议。朱国珍亦无证据证明振博公司发放的工资与双方的约定不符。一审法院否认劳动合同中工资报酬的约定，缺乏事实依据。二、吕菊珍与朱国珍的沟通不能说明不代表振博公司，但至少说明振博公司并没有向朱国珍承诺其主张的工资收入。微信记录中15000元只是朱国珍要求的期望工资，吕菊珍未明确承诺，朱国珍也没有证据证明吕菊珍个人承诺给其每月15000元的工资。吕菊珍与朱国珍的工资沟通只是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期准备，并不表示振博公司同意朱国珍的要求。朱国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吕菊珍在微信中对朱国珍索要工资的回应不构成对工资差额的确认，朱国珍在微信中始终强调其在职期间每月有40%的工资未发，按照朱国珍的计算方法，其每月实发工资应为9000元（15000元×40%×4），明显与其实际领取的工资无法对应，因此，朱国珍主张每月有40%的工资未发是不成立的。三、朱国珍在职期间的表现没有达到振博公司的预期。朱国珍的期望工资是15000元/月，由于振博公司没有对朱国珍的专业技能、业绩等全面认可的情况下，朱国珍入职时按照振博公司薪酬体系发放工资，视朱国珍的实际表现调岗调薪。在此后的工作中，朱国珍经常提出各种理由不能按时完成振博公司安排的工作任务，且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在外兼职接私活，直到其2019年4月30日提出辞职。朱国珍答辩称，不同意振博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振博公司与朱国珍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并不是朱国珍的实际工资。《劳动合同》约定朱国珍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1895元每月，仅为广州市当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远低于振博公司承诺的每月税后15000元的工资。朱国珍入职后，振博公司仅按工资的60%支付，2018年11月1日-31日工资发放6765.07元，该数额也远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二、朱国珍在一审提供的与吕菊珍聊天记录、李观娣的聊天记录、邵雪梅的短信记录、沈江的证人证言等，均可印证振博公司长期不足额发放工资的行为。三、振博公司上诉称朱国珍在职期间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与事实不符。2020年1月7日，振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振博公司无须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国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10日，朱国珍在微信中向振博公司的副总经理吕菊珍询问其薪酬是否每个月发到个人卡上工资为15000元，吕菊珍回应“嗯”，朱国珍表示“好的，那我今天向这边提出离职”，吕菊珍回应“好的”。后朱国珍表示工作交接时间较长，吕菊珍同意其2018年11月1日后到振博公司处上班。2018年11月1日，朱国珍入职振博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朱国珍工资为1895元/月，实行大小周工作制，其中大周工作6天，小周工作5天。朱国珍于2019年4月30日离职。其中，朱国珍在2018年11月请事假5天、12月请事假5天，2019年4月请事假1天。朱国珍在职期间，振博公司实发给朱国珍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的工资数额分别为6765.07元、6765.07元、6819.66元、6819.66元、7225.73元、7162.56元。2019年1月，振博公司通过岳炫琳的银行账户转账补发两笔工资差额，分别为1884.89元、1949.41元。自2019年6月24日起，朱国珍多次在微信中询问吕菊珍工资何时发齐，但吕菊珍均未明确答复。2019年9月10日，朱国珍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216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振博公司一次性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6000元。振博公司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朱国珍没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庭审中，振博公司认为朱国珍与吕菊珍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说明其司对朱国珍的工资要求进行了认可，且吕菊珍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公司的行为，朱国珍的劳动合同签订及工资发放才是振博公司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劳动合同的工资标准远低于双方主张的工资标准，可见合同载明的工资标准与双方约定不符，其证明力极低。其次，吕菊珍作为振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面试人，与朱国珍关于工资的沟通，与其职务吻合，吕菊珍在沟通中未表明其意见不代表振博公司或待振博公司确认，振博公司也未提供相反证据反驳，故朱国珍与吕菊珍关于工资的沟通应归责于振博公司，上述微信沟通可印证朱国珍经面试双方确认其工资标准为实发工资15000元/月的主张。最后，自2019年6月24日起，朱国珍多次在微信中询问吕菊珍工资何时发齐，吕菊珍在多次沟通中，不但无反驳或否定朱国珍的询问，还予以积极、肯定的表述，若如振博公司主张朱国珍工资已足额发放，则吕菊珍的表现明显不合常理。故根据双方离职后的沟通，可以认定振博公司仍欠付朱国珍工资差额的事实。因朱国珍在2018年11月请事假5天、12月请事假5天，2019年4月请事假1天，共计11天，上述事假期间振博公司可不支付朱国珍工资。按上述认定的工资标准及出勤情况，结合朱国珍的工资支付情况及补发工资差额情况，振博公司应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8200.18元[计算公式：15000元/月×6个月-15000元/月÷（21.75天+2天×200%）×11天-6765.07元-6765.07元-6819.66元-6819.66元-7225.73元-7162.56元-1884.89元-1949.41元]，朱国珍仅要求支付36000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振博公司应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6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五条、四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一次性支付朱国珍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差额36000元。如果当事人逾期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振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2018年11月-2019年4月工资表，该工资表包括振博公司的经理、高管、其他与劳动者同岗位的员工工资，拟证明朱国珍的工资、岗位与振博公司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朱国珍的工资是按月足额发放，不存在每月15000元工资的说法。朱国珍对此质证认为，该工资表振博公司在一审已经提交，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工资表只显示工资总额6000多元并给朱国珍签名，不能证明朱国珍认可就是发这么多工资。其马上向财务提出异议，被告知公司先发60%的工资。因其经常有请假，所以其每月的工资是被扣了款的金额，即不足约定工资15000元的60%。朱国珍在二审期间提交本院：（2020）粤01民终14767、14768号民事判决书，振博公司员工沈江也因不足额发放工资发生劳动争议，二审判决支持沈江要求振博公司支付余下40%的工资的请求，证明振博公司存在拖欠其他员工40%工资、不足额发放工资的事实。振博公司质证认为，确认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确认，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不同，该案认定的事实无证据证明，仅凭逻辑推理。振博公司已对该案申请再审，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国珍的月工资标准。工资标准是劳动关系的核心要素，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经过协商一致后，达成合意的体现。《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对因工资支付发生的争议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朱国珍月工资标准存在争议。首先，振博公司主张朱国珍每月工资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计算，但《劳动合同》未约定朱国珍的工资构成，仅载明朱国珍的工资数额为1895元/月，与朱国珍实发工资数额相差甚远，不足以证实双方已就合同中的工资标准达成合意。其次，朱国珍主张其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月，实际仅发放60%，提交了其与振博公司高管吕菊珍微信聊天记录、与振博公司员工李观娣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振博公司员工邵雪梅短信记录、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为证。吕菊珍作为振博公司的股东和高管人员，与朱国珍沟通联系入职及薪酬待遇事宜，其行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归于振博公司。从吕菊珍与朱国珍微信聊天记录来看，2018年9月10日，朱国珍在入职之前向吕菊珍确认月工资15000元，吕菊珍回复“嗯”，按照文意解释及一般生活常理，吕菊珍所作回复的含义应为表示确认。2019年6月24日-8月20日期间，朱国珍通过微信多次向吕菊珍提出工资未足额发放、1-4月工资的40%还没发等主张，吕菊珍回复“应该快了”“我落实一下”等，未对欠发工资的事实予以反驳或否认。最后，根据朱国珍在职期间的出勤情况及实发工资数额，与朱国珍关于15000元/月工资标准及每月实际仅发放60%的主张，亦能相互对应。因此，朱国珍关于其月工资标准为15000元/月的主张更为可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所述，振博公司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振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冬梅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唐亚玲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