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初2829号 原告：周恒宗，男，195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凡，海南云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娄云飞，男，198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姣，浙江九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南湾大马路**中国法律大厦****。 代表人：高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锋，浙江金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恒宗为与被告娄云飞、被告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拍卖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中信拍卖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后裁定驳回其异议，中信拍卖公司对此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2019）浙民辖终3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中信拍卖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继续审理本案，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原告周恒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凡、被告娄云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姣、被告中信拍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锋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告周恒宗变更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变更为返还原物及损害赔偿纠纷，本院于2020年6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恒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凡、被告娄云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姣姣、被告中信拍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恒宗向本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拍卖公司立即将《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保底价港元8000000元，折合人民币7013542元）】在珠海归还给周恒宗；2.判令娄云飞对上述第1项诉求承担连带责任；3.中信拍卖公司和娄云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周恒宗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向周恒宗返还《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如无法返还，由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共同向周恒宗赔偿港元8000000元(按起诉时2019年7月31日的汇率0.88计算，折合人民币7013542元)；2.判令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退还周恒宗保管费、图录费人民币146000元；3.由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娄云飞为原珠海珍云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已注销，以下简称珍云堂公司）一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中信拍卖公司为澳门知名的专业拍卖公司，珍云堂公司系中信拍卖公司在珠海的窗口公司及合作单位，负责中信拍卖公司在内地拍卖品的征集、保管、收费、咨询等业务。2017年初，周恒宗经与娄云飞协商，决定将祖传的八件藏品委托中信拍卖公司在澳门拍卖。在娄云飞安排下，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约定周恒宗提供八件藏品参加“澳门中信2017春季拍卖会”，其中有一件《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确定保底价港元8000000元，为八件藏品之首。合同签订后，周恒宗按约将八件藏品交付给珍云堂公司，娄云飞为收件经办人，周恒宗并缴纳图录费、保管费共计人民币146000元。之后因为流拍，娄云飞代表中信拍卖公司通知周恒宗取回委托拍卖的八件藏品。2017年10月19日，娄云飞在其珠海办公室将七件藏品退回给周恒宗，称剩下一件《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尚存放在中信拍卖公司，待下次再通知收取，娄云飞以珍云堂公司名义向周恒宗出具《暂放单》，载明收到周恒宗一幅《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暂为存放。此后，周恒宗数次联系娄云飞及中信拍卖公司索要该物，其二者均拒不退还，珍云堂公司也已注销。周恒宗有理由相信自己所有的《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实际被娄云飞和中信拍卖公司暗中藏匿或者走私出境。周恒宗认为，首先，中信拍卖公司作为正规拍卖公司，过手的拍品何止千万，唯独将周恒宗的此件珍品遗失，岂不荒唐；其次，珍云堂公司、中信拍卖公司为合作关系，珍云堂公司承担中信拍卖公司收费、收集和保存拍品、退还拍品等重要工作与责任，现珍云堂公司已注销，娄云飞作为其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应承担责任。为此，周恒宗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上判。 被告娄云飞答辩称：一、本案起诉时的案由定为委托合同纠纷，法律关系应为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根据周恒宗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可以看出，周恒宗委托中信拍卖公司进行拍卖，而娄云飞与周恒宗未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娄云飞与周恒宗仅存在委托运输的法律关系，因此，在本案中娄云飞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且其对返还原物没有法定责任依据，故应当驳回周恒宗对娄云飞的诉讼请求。1.周恒宗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情况是，2017年4月左右，周恒宗联系到中信拍卖公司欲将其藏品拍卖，之后周恒宗找到珍云堂公司了解情况，珍云堂公司表示周恒宗可以自行通过正常途径将藏品运到澳门拍卖，但周恒宗嫌麻烦，要求珍云堂公司帮助运到澳门，珍云堂公司收取每件1000元运费共计人民币8000元。另因周恒宗需要向中信拍卖公司交纳上拍费人民币138000元，而内地与澳门存在汇率差及刷卡手续费，故周恒宗要求将款项交至珍云堂公司处，由珍云堂公司代收后转交给中信拍卖公司。珍云堂公司将周恒宗的藏品运到中信拍卖公司。流拍后，中信拍卖公司通知周恒宗去拿回藏品，周恒宗致电给珍云堂公司要求帮忙拿回藏品，于是珍云堂公司无偿帮助周恒宗拿回藏品，放置仓库，一个多月后周恒宗至珍云堂公司处要求取回藏品时发现少了一件案涉的《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娄云飞立即报警，但是派出所称时间太长且不知道遗失地点，无法找寻，娄云飞虽尽力找寻，均无果。珍云堂公司并非故意将案涉藏品遗失甚至隐匿，而是无心之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赔偿，娄云飞认为，珍云堂公司不存在故意及重大过失。二、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根据周恒宗陈述系其祖传藏品，拍卖价定为港元8000000元，如果确为傅抱石的真迹，周恒宗应当举证证明该藏品的来源和价值，但周恒宗没有相关权威部门的鉴定证书可以证明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系真迹，所谓拍卖保底价仅为其单方定价，而且本次拍卖流拍。珍云堂公司在帮助周恒宗运输时并不知道该藏品的价值，双方也没有对其定价和估价有过合意，因此，娄云飞认为，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价值不应按照周恒宗所说的以拍卖保底价计算，如果法院判决娄云飞需要承担责任，则应当由周恒宗举证证明案涉藏品的真实价值，或者根据双方认可的鉴定结论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虽然遗失，但是傅抱石系现代画家，市面上及博物馆中存有傅抱石的真迹和画作，可以用中信拍卖公司提交的雅昌网等比例画作作为鉴定物品进行真伪鉴定。因鉴定结果直接关系到本案的公正判决，故娄云飞坚持要求对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进行真伪鉴定。三、周恒宗对案涉藏品的丢失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既然周恒宗认为该藏品价值港元8000000元，则应当充分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在拍卖结束后及时取回，而不是委托珍云堂公司取回，周恒宗过了近两个月才到珍云堂公司处要求拿回藏品，耽误了找回藏品的最佳时机，因此，周恒宗对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四、周恒宗一直强调案涉藏品为禁止出境的文物，既然其明知为文物，为何委托珍云堂公司运到澳门拍卖，周恒宗岂不是明知故犯，如果涉嫌犯罪，那么周恒宗才是明知犯罪而故意为之。傅抱石是现代画家，娄云飞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无法得知傅抱石的画属于禁止出境的文物，而周恒宗是知晓的，如果案涉藏品确实是傅抱石的真迹，那么周恒宗有犯罪故意，正是因为周恒宗知道实际是仿品，才会委托珍云堂公司运到澳门拍卖，因此，通过常理也可以分析出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并不是真品。五、周恒宗将本案变更为侵权纠纷，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周恒宗起诉的被告应当为侵权行为人，即使需要承担责任，主体也应当是珍云堂公司，娄云飞仅是珍云堂公司的股东，珍云堂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元，现该公司已经注销，经过合法清算，无债权债务，珍云堂公司与娄云飞没有财务混同，珍云堂公司的财务独立，因此娄云飞仅需在人民币100000元的注册资本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中信拍卖公司与珍云堂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不存在关联，周恒宗要求二被告承担共同责任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六、案涉藏品遗失后，娄云飞一直在尽力寻找，为此也承担了很大心理压力，根本不存在周恒宗所称的其私藏或者转卖等情况。综上，娄云飞认为周恒宗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周恒宗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中信拍卖公司答辩称：一、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的委托拍卖关系已经结束，中信拍卖公司不应当承担返还原物的责任，请求驳回周恒宗对中信拍卖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本案事实，中信拍卖公司2017年春季拍卖会的时间为2017年7月2日上午10︰30到下午6︰30，在周恒宗委托拍卖的物品流拍后中信拍卖公司已经通知周恒宗来取回拍品，双方的委托拍卖关系完结，中信拍卖公司不再承担委托合同的相关责任。二、中信拍卖公司根据周恒宗的指示于2017年8月将包括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在内的八件拍品交付给珍云堂公司，有娄云飞签字的收据为证。珍云堂公司与周恒宗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了《暂放单》，说明周恒宗已经与珍云堂公司达成保管合同，中信拍卖公司在委托拍卖关系结束后将拍品交付给周恒宗认可的保管人，不存在过错。中信拍卖公司与案涉物品的遗失没有任何关系，周恒宗要求中信拍卖公司返还原物于法无据。三、周恒宗主张的赔偿价格不合理，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周恒宗起诉所述，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系其祖传藏品，拍卖定价为港元8000000元，这只是周恒宗单方所述，没有证据证明周恒宗系所有权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是真迹，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价值。如果周恒宗要求赔偿，应当首先对画作真伪进行鉴定。现周恒宗既不主动要求鉴定，更阻挠娄云飞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周恒宗将拍卖底价定为港元8000000元只是其单方行为，且本次拍卖也是流拍。周恒宗既未与中信拍卖公司达成过价格认定，更没有与娄云飞有过价值合意。因此，周恒宗要求按照拍卖底价赔偿，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中信拍卖公司同意娄云飞的鉴定申请意见，该真伪鉴定确属必要，如果周恒宗拒不鉴定，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至于图录费146000元，因为拍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故不予退还。四、周恒宗主张珍云堂公司为中信拍卖公司在珠海的窗口公司与事实不符。中信拍卖公司经营的业务是合法的拍卖业务，至于周恒宗与珍云堂公司之间的运输、保管等业务，是周恒宗与珍云堂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中信拍卖公司无关。综上，中信拍卖公司认为周恒宗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周恒宗的起诉或者驳回周恒宗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周恒宗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会图录》，证明：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存在委托拍卖合同关系;珍云堂公司与中信拍卖公司存在紧密合作关系;周恒宗根据《拍卖规则》第十三条规定有权取回拍品;周恒宗委托中信拍卖公司拍卖的拍品005号《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cm)起拍价为港元8000000元。 2.收据两份，证明：珍云堂公司为中信拍卖公司承担拍品征集、保管工作，代中信拍卖公司向周恒宗收取和保管八件拍品;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属于中信拍卖公司收取的周恒宗的八件拍品之一。 3.收据两张(日期分别为4月14日和4月23日)，证明：珍云堂公司与中信拍卖公司紧密合作，珍云堂公司代为收取图录费、保管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46000元。 4.《暂放单》一份，证明：周恒宗委托中信拍卖公司拍卖的八件拍品中的七件于2017年10月19日由珍云堂公司在珠海返还周恒宗，剩余一件《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未一并归还，由中信拍卖公司“暂为存放”。 5.珍云堂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娄云飞系珍云堂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珍云堂公司已注销。 6.证人朱某1出庭作证的证言，证明：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在提交拍卖前经过中信拍卖公司专家的查验，确认为真迹，拍卖保底价是根据中信拍卖公司的建议由几方共同确定的；珍云堂公司与周恒宗没有委托关系，而是与中信拍卖公司之间有紧密合作关系，包括拍品的征集、检测、收费、退还等手续都是珍云堂公司受中信拍卖公司委托操作。 对周恒宗提交的上述证据，娄云飞、中信拍卖公司质证认为：1.对于《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会图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只能证明珍云堂公司是图录发售点，其中没有文字表述或者信息可以看出中信拍卖公司和珍云堂公司存在紧密合作关系或者委托关系；其次，图录上只是载明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起拍价为港元8000000元，不代表实际价值就是港元8000000元，而且该起拍价是周恒宗自己确定的价格，后来拍卖并未成交，因此起拍价不能体现真实价值。2.对于四份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等收据出具的原因是周恒宗委托珍云堂公司运输拍品到澳门，珍云堂公司以此作为收到拍品的证明；其中的服务费收据显示珍云堂公司仅收取了运费人民币8000元，而图录费则是珍云堂公司代收和转交；该证据不能证明中信拍卖公司和珍云堂公司存在紧密联系，更不能推定珍云堂公司代中信拍卖公司收取和保管财产。3.对于《暂放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暂放单》由珍云堂公司出具给周恒宗，从内容可以看出，系珍云堂公司暂为存放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说明该物品已经不在中信拍卖公司处。4.对珍云堂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无异议，但与本案争议无关联。5.对于证人朱某2的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中信拍卖公司认为周恒宗自己在拍卖结束后没有及时取回拍品，存在过错，与中信拍卖公司无关。 娄云飞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收款收据一份，证明珍云堂公司将周恒宗交纳的款项交给了中信拍卖公司，珍云堂公司和中信拍卖公司财务独立，不是关联公司。 2.“滴滴打车”记录及客服回复的情况，证明娄云飞于2017年8月21日从澳门取回拍品，途中乘坐“滴滴打车”，后发现丢失案涉物品，拨打客服电话询问，但没有结果。 对于娄云飞提交的证据，中信拍卖公司表示没有意见，周恒宗质证认为：1.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珍云堂公司（娄云飞）与中信拍卖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2.对“滴滴打车”记录及客服回复不予认可，该材料是诉讼中才形成的，不是反映当时的客观情形，缺乏证据的价值和意义。 中信拍卖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收条一份，证明娄云飞已经将案涉物品取回，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之间的委托拍卖关系已经结束，中信拍卖公司不是物品占有人，无返还义务。 2.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中信拍卖公司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雅昌艺术网等比例印制的“周恒宗2017年委托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傅抱石竹林七贤人物图”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该画不是傅抱石绘画的等比例印制品。 3.拍卖现场的录像（节选），证明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确实在拍卖会上拍卖过，但最终流拍。 对于中信拍卖公司提交的证据，娄云飞予以认可，周恒宗质证认为：1.对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与中信拍卖公司和娄云飞之前跟周恒宗的说法不符，当时娄云飞跟周恒宗说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还在中信拍卖公司，让周恒宗等消息，而中信拍卖公司也从来没有告诉周恒宗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已经交给娄云飞，因此现在出现的这张收条是娄云飞和中信拍卖公司在诉讼中为推卸责任而炮制的材料，不具有真实性。2.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首先，该鉴定意见书上仅有行政章，没有鉴定人员的签名，不具备专业鉴定的合格要件；其次，鉴定对象是复制件，不能以复制件来鉴定原件的真实性；最后，鉴定意见（原话）称“送检的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雅昌艺术对该作品等比例复制）不是傅抱石绘画的等比例复制品”，语焉不明，不知表达何意。3.对拍卖现场的录像予以认可。 结合各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周恒宗提交的证据1《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会图录》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可予认定，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该证据能够证明中信拍卖公司为其举办的2017年春季拍卖会制作了图录，内容包括拍卖规则、2017年春季拍卖会的时间地点等详细信息、拍卖品的具体信息等，其中收录的编号005号拍卖品即为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并标明“价格HKD8000000”；同时，该图录中“咨询及购买图录”项下列有“珠海珍云堂艺术馆珠海市拱北迎宾大道2188号名门大厦1309室”。周恒宗提交的证据2、证据3这四张收据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可予认定，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能够证明珍云堂公司收取周恒宗欲参加中信拍卖公司2017年春季拍卖的八件拍品（包括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珍云堂公司还收取了周恒宗交纳的服务费人民币146000元。周恒宗提交的证据4《暂放单》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可予认定，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该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证明拍卖结束后周恒宗到珍云堂公司去取回拍品时，因其中一件拍品即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当时未能归还，故由珍云堂公司、娄云飞向周恒宗出具一份“暂放单”以表明此物尚未归还的事实。周恒宗提交的证据5《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可予认定，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能够证明珍云堂公司系娄云飞100%持股的一人公司且已注销的事实。关于周恒宗的证据6证人陈述的证言，因周恒宗、娄云飞均确认该证人当时参与了拍品交付和取回过程，其证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事实经过，故本院予以采信。二、娄云飞提交的证据1收款收据系由中信拍卖公司开具，各方均认可其真实性，且与本案争议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因该收据并非周恒宗持有而是由娄云飞提交，结合周恒宗提交的证据3可以表明中信拍卖公司并非直接收取周恒宗的费用，而是从珍云堂公司收取周恒宗的“2017年春拍费用”港元162352元。娄云飞提交的证据2中，“滴滴打车”订单记录不能证明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娄云飞与客服的对话则是发生在本案诉讼期间，不能证明之前的事实，且其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三、中信拍卖公司提交的证据1收条系娄云飞出具给中信拍卖公司，虽然其二者均予认可，但周恒宗不认可其真实性，鉴于娄云飞和中信拍卖公司在本案中的利害关系，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在无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采信该收条的证明力。中信拍卖公司提交的证据2《鉴定意见书》系其单方委托鉴定，鉴定机构和鉴定样本均未经过相关当事人确认，鉴定机构的资质和鉴定人员的身份均未经过审查核验，无鉴定人员署名，鉴定的对象非原物，缺乏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纳。中信拍卖公司提交的证据3拍卖现场录像（节选）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珍云堂公司系娄云飞投资和持股100%的自然人独资公司，于2016年8月4日成立，2018年5月30日注销。珍云堂公司存续期间，与中信拍卖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2017年初，周恒宗欲参加中信拍卖公司举办的“澳门中信2017春季拍卖会”而与珍云堂公司、中信拍卖公司接洽、商谈，后达成协议，由周恒宗提供八件藏品参加中信拍卖公司的“2017春季拍卖会”，由珍云堂公司负责将周恒宗参加拍卖的藏品运输至中信拍卖公司。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中信拍卖公司为本次拍卖会制作并发布《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会图录》，内容包括2017年春季拍卖会的预展时间和地点、拍卖时间和地点、各拍卖品的信息等，其中所列并且附图的编号005号拍卖品即为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标注“价格HKD8，000，000”。 2017年4月14日，周恒宗作为送件人签名，娄云飞、珍云堂公司为收件人签名、盖章，签署《收据》（其中附有图片），载明：“今收到周恒宗先生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一件、粉彩王大凡瓷版画一件、青花雕塑红云龙纹梅瓶一件、傅抱石画一幅、青花鱼藻纹随型洗一件共五件参加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此收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从收到澳门中信拍卖协议后终止或2017年5月15日自动终止”。2017年4月22日，周恒宗作为送件人签名，夏晓云作为收件人签名，签署《收据》（其中附有图片），载明：“今收到周恒宗先生青花釉里红牡丹花卉纹葫芦瓶一对、釉里红花卉纹花口碟一对、官窑青釉赏瓶一件共三件参加澳门中信2017年春季拍卖，此收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从收到澳门中信拍卖协议后终止或2017年5月15日自动终止”。周恒宗分别于2017年4月14日、2017年4月23日向珍云堂公司交纳人民币95000元、人民币51000元，合计人民币146000元，珍云堂公司开具收据载明收到周恒宗上述“服务费”。2017年4月25日，中信拍卖公司收到珍云堂公司转交的“周恒宗2017年春拍费用”港元162352元。 2017年7月2日，中信拍卖公司在澳门举行“2017年春季拍卖会”，周恒宗提供的前述八件藏品参与此次拍卖会，但均未能成交。拍卖会结束后，周恒宗接到娄云飞通知让其到珠海的珍云堂公司处取回拍品。2017年10月19日，周恒宗到珍云堂公司办公室取回其委托拍卖未成交的八件藏品，但当时只拿到八件藏品中的七件，娄云飞表示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尚存放在中信拍卖公司处还未取回，待取回后再另行通知周恒宗来拿，为此，娄云飞（签字）、珍云堂公司（盖章）向周恒宗出具一份《暂放单》，载明:今收到周恒宗先生一副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澳门中信合同号:2610-4，共一件暂为存放。同日，娄云飞收回了周恒宗与中信拍卖公司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 此后，因周恒宗一直未能取回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且珍云堂公司亦于2018年5月30日注销，周恒宗于2019年5月20日向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起诉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该院以无管辖权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周恒宗遂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之一中信拍卖公司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法人，本案为涉澳民事纠纷。因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选择适用内地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之规定，本案适用内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周恒宗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后变更诉讼请求及案由，要求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返还原物。本院认为，公民的个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无权占有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不能返还原物的，应当折价赔偿。本案中，周恒宗将包括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在内的八件藏品交给中信拍卖公司委托其进行拍卖，在拍卖活动结束且未成交的情况下，中信拍卖公司应当向周恒宗返还原物。中信拍卖公司通过珍云堂公司、娄云飞仅向周恒宗返还了七件藏品，尚余案涉的《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没有返还，对此中信拍卖公司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信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将案涉物品交给娄云飞，而娄云飞辩称案涉物品在取回途中遗失，仅为其二人单方陈述，并无有效证据证明，且在本案诉讼之前无论中信拍卖公司还是娄云飞均未向周恒宗提出过案涉物品遗失。周恒宗于2017年10月19日到珍云堂公司、娄云飞处取回拍品的时候，娄云飞还告知周恒宗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尚在中信拍卖公司未取回，并且为此出具“暂放单”，这与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在本案诉讼中所称娄云飞在2017年8月21日即已取回全部拍品并且当日途中遗失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说法相矛盾，也与常理不符，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的抗辩主张实难令人采信。但鉴于根据目前的证据无法确认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实际占有状况，周恒宗在庭审中表示有画还画、无画赔钱，如无法归还原物的情况下由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折价赔偿的主张，可予支持。关于折价赔偿的金额，周恒宗要求按照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拍卖保留价港元8000000元确定。根据双方均确认的中信拍卖公司《拍卖规则》第二章第七条“除另有规定的外，拍卖标的保留价，由委托人与拍卖人通过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之规定，可知保留价系经周恒宗和中信拍卖公司协商确定，且中信拍卖公司在公开发布的图录中列明，而珍云堂公司作为中信拍卖公司的业务合作单位及“咨询及购买图录点”对此也应知晓，因此，在周恒宗、中信拍卖公司、娄云飞均无法提供委托拍卖合同且未提供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原物的情况下，以拍卖前经双方确认的价格作为案涉物品的折价金额，有合理依据。娄云飞、中信拍卖公司要求对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的等比例复制品进行真伪鉴定以确定其实际价值，本院认为，首先，周恒宗要求娄云飞、中信拍卖公司返还原物，原物本身的真伪结果不影响周恒宗对案涉物品丧失占有的事实认定和娄云飞、中信拍卖公司应当返还原物的责任承担；其次，案涉物品系特定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如需通过鉴定来确定其真伪和价值，必须提交原物作为鉴定对象，而不能以对复制件或仿制件的鉴定来反映原物的价值；再者，如前所述，对于该原物的价格在拍卖之前已经经过双方当事人确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具有较高的参照性。基于以上理由，本院对娄云飞要求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中信拍卖公司和娄云飞是否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中信拍卖公司和珍云堂公司系分工合作关系，珍云堂公司负责拍卖品的征集、运输、代收费等工作，中信拍卖公司负责签订委托拍卖合同、进行拍卖等工作，二者有共同为一定行为的合意。其次，案涉《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在本次拍卖中没有成交，但中信拍卖公司在拍卖结束后一直没有归还给周恒宗，中信拍卖公司称早已交给珍云堂公司，而周恒宗去珍云堂公司欲取回时又被告知尚在中信拍卖公司，二者相互推诿。鉴于中信拍卖公司基于拍卖关系结束负有法定的返还义务，而珍云堂公司在此期间出具《暂放单》给周恒宗也表明其自愿承担返还义务，再加上现有证据无法确定究竟由谁实际占有此物，故此，周恒宗要求中信拍卖公司和珍云堂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合理有据。因珍云堂公司已经注销，娄云飞为其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娄云飞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珍云堂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当对珍云堂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况且娄云飞也是案涉争议事实的全程参与人和实际行为人，其应当承担本案中的责任。 综上所述，对于周恒宗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其在审理中增加的一项要求返还图录费的诉讼请求，因未按要求预交相应的诉讼费用，视为撤回该项诉请，本案中不作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娄云飞、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恒宗返还“傅抱石竹林贤者人物图”(104*33)一件，不能返还的折价赔偿港元800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95元，由娄云飞、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承担。 周恒宗可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已预交的诉讼费用向本院申请退费，娄云飞、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周恒宗、娄云飞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本院《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在收到本院《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沈 斐 审 判 员  李洁瑜 人民陪审员  王建英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程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