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1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淑英，女，196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华，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林艳，广西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增正路**。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该公司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岭头（土名）厂房A5。法定代表人：张细如，该公司董事。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广东绿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淑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下称枫叶公司）、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下称福森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0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最高人民法院法〔2020〕11号《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规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杨淑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华、蒋林艳，被上诉人枫叶公司和福森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家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淑英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60000元（5000元/月×12月）；三、改判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失业保险赔偿金人民币40320元（2100元/月×80%×24月）；四、改判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人民币4500元（5000元/月×15%×6月）；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以杨淑英于2019年3月11日已年满50周岁，已经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其与对方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杨淑英解除劳动关系的2019年3月14日期间形成的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为由，不予支持杨淑英的原审诉讼请求错误。首先，原审判决遗漏杨淑英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仅就杨淑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进行了处理，未对杨淑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进行处理，显然属于遗漏了杨淑英在原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其次，杨淑英于2019年4月2日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在法定的劳动仲裁时效内，其退休前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关系终止”的规定，即便杨淑英于2019年3月11日达到退休年龄，与对方之间劳动关系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限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在杨淑英没有提前向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仲裁时效应从2019年3月11日起计算，杨淑英于2019年4月2日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在仲裁时效内。但就本案的事实而言，杨淑英分别于2019年3月4日、3月13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审判决根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确认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3月5日、3月14日收到了邮件。在此情况下，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否认2019年3月4日寄出邮件的内容，应当承担出示邮件的举证责任，在确认其已经收到邮件但其又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杨淑英所寄邮件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于2019年3月5日解除劳动关系。此时，杨淑英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申请劳动仲裁仍在仲裁时效内。鉴于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均未为杨淑英缴纳社会保险，未提供劳动条件以及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情形，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侵害杨淑英权利的事实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杨淑英主张退休前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应当予以支持。第三，杨淑英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仍同意杨淑英按照原来的劳动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应当视为杨淑英与对方对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处于持续状态的认可，对劳动合同关系的认定双方没有异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杨淑英的上诉请求。枫叶公司、福森公司答辩称，杨淑英1969年3月11日出生，在2019年3月11日年满50岁，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即终止劳动关系，本案中不符合劳动合同法应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枫叶公司、福森公司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事实认定清楚，同意原审判决，请求法院驳回杨淑英的上诉请求。杨淑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经济补偿金60000元；二、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失业保险金40320元；三、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4500元；四、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共同向杨淑英支付扣押工资5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由枫叶公司、福森公司负担。原审法院查明：枫叶公司于2002年8月26日成立，股东为姚学成、茹玉霞，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董事由姚荣炎变更为张细如；福森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成立，住，住所地为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村大王坑岭头（土名）厂房A5，该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将法定代表人、经理由姚子麟变更为张细如，股东由姚学成变更为姚子麒、姚学成、张细如。庭审中，枫叶公司与福森公司确认两公司为关联公司。2003年，杨淑英入职枫叶公司，在专机班任剪线、包装、车间验收一职。2016年6月，福森公司接收了枫叶公司的杨淑英。两公司均未与杨淑英签订过书面劳动合同，亦未为杨淑英缴纳社会保险。杨淑英分别于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13日，以邮寄方式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收件人为“姚荣炎、姚子麒”，收件单位为“广州枫叶制衣有限公司、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收件地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甘涌大王坑路8号”。上述邮件分别于2019年3月5日、2019年3月14日由他人代收。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上述邮件。2019年4月2日，杨淑英等15名劳动者均以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以两公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违法扣押工资、公司处于停工状态未能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请求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扣押工资，其中杨淑英请求：一、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60000元；二、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金40320元；三、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4500元；四、两被申请人共同支付申请人扣押工资5000元。仲裁审理过程中，福森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显示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为6458.4元。2019年8月20日，仲裁委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9]458-472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中确认福森公司未支付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5000元，并裁决：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杨淑英、王明容、杨淑英、陈竹英、文石明、韦忠志、肖称发7名申请人2019年1月工资合计28770元（其中杨淑英为5000元）；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合共504587.86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失业保险金赔偿合共320880元；四、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福森公司一次性支付熊梅、肖金海、肖称发、贺薇薇、苟琼华、田金钟、刘春玲、杨小东、韦忠志、车晓芬、陈竹英11名申请人求职补贴赔偿金合共44239.4元；五、驳回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裁决书于2019年9月27日送达杨淑英，杨淑英于2019年10月8日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联调，调解不成后转本案诉讼。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又查明：杨淑英主张其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月平均工资为5000元，杨淑英还主张福森公司拖欠其2019年1月份工资5000元未发放。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主张杨淑英的工资系以现金形式发放，因公司搬迁导致材料丢失，无法提交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工资条。福森公司、枫叶公司确认没有发放杨淑英2019年1月的工资，但认为系杨淑英拒绝领取。本案中，双方对杨淑英离职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有争议。杨淑英提交了《EMS邮寄快递单》及快递送达情况，证明其分别于3月4日、3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寄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其中3月4日寄出的快递单没有载明寄送的内容，显示状态为“3月5日已签收，他人代收”；3月13日寄出的快递单载明“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显示状态为“3月14日已签收，他人代收”。福森公司、枫叶公司认为在仲裁裁决书的第10、16页记录快递单没有载明“解除劳动通知书”，但在本案中提交的快递单却显示“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故该证据是杨淑英为了达到诉讼目的伪造证据，而且该组证据不能显示其所寄的物件的具体内容，因收件地址不是枫叶公司、福森公司的注册地，送达信息显示他人收，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亦从未收到该快递，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杨淑英已向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及其原因。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主张杨淑英在2019年1月31日自行离职，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系杨淑英自行辞职。杨淑英还提交了（2019）粤0118民初426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证明福森公司、枫叶公司本月发放上上月工资的事实。福森公司、枫叶公司认为该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枫叶公司、福森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审法院认为：杨淑英、福森公司、枫叶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有工作证以及双方在庭审中陈述为凭，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杨淑英主张福森公司应向其支付拖欠的2019年1月工资5000元，因福森公司没有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没有异议，故对于杨淑英的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及原因。福森公司、枫叶公司均否认收到杨淑英于2019年3月4日及3月13日寄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杨淑英提交的寄送底单载明邮件的收件地址系福森公司的住所地与另案关联案被告杨小东提交视频中显示的地址一致，收件人“姚子麒”系福森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现系福森公司的股东，“姚荣炎”系枫叶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而枫叶公司与福森公司是关联公司，故原审法院认为杨淑英主张福森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3月5日、3月14日收到该邮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因2019年3月4日《EMS邮寄快递单》没有载明寄送内容，故杨淑英主张以该快递单的送达日期即2019年3月5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因2019年3月13日《EMS邮寄快递单》载明寄送内容为“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存根”，杨淑英已经明确作出与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杨淑英主张以该快递单的送达日期即2019年3月14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男满六十周岁，女满五十周岁，应该退休。”，杨淑英1969年3月11日出生，至2019年3月11日已年满50周岁，已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杨淑英、被上诉人自2019年3月12日起形成的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现杨淑英主张两公司支付终止劳务关系之后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州福森制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淑英支付2019年1月份工资5000元；二、驳回杨淑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杨淑英负担。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的时间。杨淑英称枫叶公司、福森公司2019年3月5日收到了其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但其提交的EMS寄送底单中未载明内容，不能证明其邮寄的材料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故其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5日解除，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结合送达地址和送达情况认定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于2019年3月14日收到了杨淑英寄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事实依据。因杨淑英1969年3月11日出生，2019年3月11日杨淑英已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从2019年3月12日起杨淑英与福森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即已终止，双方之间应属于劳务关系。故2019年3月14日应为双方解除劳务关系的时间，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杨淑英主张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因杨淑英于2019年3月11日达到退休年龄，2019年3月12日起杨淑英与枫叶公司、福森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杨淑英要求枫叶公司、福森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赔偿金和失业求职补贴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淑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虽然原审法院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的认定有误，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杨淑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