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3民终25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路加明，男，1965年4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录，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朋，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晓明，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豹，江苏远大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江苏亿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建设南路**。法定代表人：顾正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刚，江苏远大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路加明因与被上诉人汤晓明以及原审第三人江苏亿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20年8月7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路加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录、薛朋，被上诉人汤晓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豹，原审第三人亿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刚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路加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路加明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汤晓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拒绝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的义务，是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责任在被上诉人。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条件己成就，因此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错误认定，是罔顾事实，是在为被上诉人解脱违约责任，实际情况是：1.被上诉人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履行合作协议书存在的义务。2013年12月25日亿通公司变更为被上诉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牵涉到其他任何人，不牵涉到人合性问题，被上诉人没有联系上诉人进行股东变更，被上诉人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履行合作协议书中3部分第1款、甲方在亿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占股40%。乙方同意以暗股形式参股入资甲方在亿通公司的股份。乙方同意投入资金100万元，占亿通公司12.5%的股份。甲方承诺在合适时间内安排乙方进入公司作为注册股东，占股12.5%。2.一审法院（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案件庭审笔录中第5页被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无效；第7页被上诉人口述：恰恰说明汤晓明还路加明的钱己经超过了，路加明应返还汤晓明20多万元（上诉人投资被上诉人处148万元，被上诉人投资徐州大通120万元），被上诉人以实际言行明确表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只是资金往来，不是投资关系，拒不履行合作协议书中8部分第1款协议的义务。根据以上事实，被上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拒绝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的义务，因而构成根本违约。二、上诉人提供了明显充分的证据证实已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1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一审判决遗漏该事实。结合双方的出资情况以及双方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的内容的履行情况（特别是出资时间与协议签订的时间及内容），真实情况如下：1.上诉人因投资亿通公司向被上诉人出资情况：上诉人于2009年4月15日、7月8日因意向投资亿通公司分别向被上诉人出资30万元、30万元（此60万元双方在庭审中均已认可）；2009年8月19日，因意向投资洋河项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资88万元，被上诉人明确认可此88万元是“入洋河项目”（根据被上诉人提交到法院的证据“路加明往来”中注明的资金用途），是实实在在的投资款。2.被上诉人因投资徐州大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出资情况：根据一审法院（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案件，被上诉人提交到法院的证据“路加明往来”中注明资金用途，“汇给用于耿集项目”（说明：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耿集项目就是大通公司开发的项目），2009年11月4日汇给路加明10万元；2009年12月10日汇给路加明20万元；2009年12月23日汇给路加明70万元；2011年3月7日汇给路加明68万元汇入大通公司耿集项目（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向大通公司汇款凭证的证据，汇款凭证上明确标注为“投资款”）。3.上述双方出资结合双方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特别要注意出资款时间与协议签订时间的逻辑关系），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向被上诉人投资款的交付义务。（1）签订协议时，2009年8月19日前上诉人已通过被上诉人总计出资148万元，在被上诉人提交到法院的证据“资金路加明往来”中，上诉人于2009年4月15日、7月8日因意向投资泗洪农副产品市场（当时项目开发公司名称还没起，亿通公司更没有注册，亿通公司是2009年6月25日注册成立，当时同被上诉人协商计划：开发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满足三级资质开发企业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上诉人占股15%，需出资60万元），分别通过被上诉人出资30万元、30万元，完成出资60万元。2009年8月19日，上诉人出资88万元入洋河项目，合作协议签订时，洋河项目已经没戏了，88万元撤回在被上诉人处。故而才有合作协议8项第3款，“乙方（上诉人）原投资在甲方（被上诉人）的壹佰肆拾捌万元中有肆拾捌万元以乙方名义投入在徐州耿集项目中，另壹佰万元作为乙方在亿通公司的投资”，此时，上诉人已履行了通过被上诉人向亿通公司投资100万元的投资出资义务，同时也得到了被上诉人的认可。（2）签订协议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总计出资100万元（2009年12月23日已完成），根据协议A项第1款，上诉人同意将大通公司的30%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大通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30%的股份就是120万元。此时，被上诉人已投资的100万元中48万元是作为上诉人投入大通公司的出资（合作协议B项第3款中约定的），这样被上诉人在大通公司的投资只有52万元（100万元一48万元）了，这合作协议A项第4款“甲方（被上诉人）在前期己投入资金52万元（在2009年11月份左右给乙方（上诉人）100万元用于耿集项目一期投资，其中48万元用于归还乙方其他项目投资款”相印证，这样被上诉人在耿集项目的投资款还差68万元没有完成。所以才有了协议A项第3款的约定“乙方（上诉人）同意在签订协议后10日内甲方（被上诉人）资金全部到位”。为履行此约定，被上诉人于2011年3月7日打到大通公司账户上68万元（汤晓明汇款时注明是投资款）作为被上诉人在大通公司30%股份的出资款。到2011年3月7日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均履行完合作协议中的出资义务。三、一审判决根据“汤晓明提供的汇款凭证、往来账”推断出“该证据即能印证原、被告之间互有资金往来，原告对合作协议约定的100万元投资款，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向被告履行了投资款的交付义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其10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属于主观臆断，明显错误。1.在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交到法院的汇款凭证中注明汇给大通公司68万元的系“投资款”，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路加明往来”中：2011年3月7日汇给路加明68万元汇入大通公司耿集项目相印证。2.在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案件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路加明往来”中注明了每一笔资金的用途“汇给用于耿集项目”（就是双方协议中的大通公司开发项目），2009年11月4日汇给路加明10万元;2009年12月10日汇给路加明20万元；2009年12月23日汇给路加明70万元；2011年3月7日汇给路加明68万元汇入大通公司耿集项目（根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向大通公司汇款凭证的证据，汇款凭证上明确标注为“投资款”）。在“路加明往来”这份证据中，被上诉人唯一没有注明资金用途的就是2009年4月15日、7月8日的两笔30万元合计60万元的资金。之所以未标明资金性质，是因为两笔款项就是亿通公司注册前上诉人的投资款，被上诉人不敢说实话。3.证据“合作协议书”中B项第3款，“乙方（上诉人）原投资在甲方（被上诉人）的壹佰肆拾捌万元中有肆拾捌万元以乙方名义投入在徐州耿集项目中，另壹佰万元作为乙方在亿通公司的投资”，并且与合作协议A项第4款“甲方（被上诉人）在前期己投入资金52万元（在2009年11月份左右给乙方100万元用于耿集项目一期投资，其中48万元用于归还乙方其他项目投资款”相印证。协议明确写明“乙方（上诉人）原投资在甲方（被上诉人）的壹佰肆拾捌万元中有肆拾捌万元以乙方名义投入在徐州耿集项目中，另壹佰万元作为乙方在亿通公司的投资”，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交付100万元投资款，明显错误。四、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的投资收益损失100万元，系原告预估损失，无证据证明其发生实际损失”，并认为“原告要求对亿通公司在开发的泗洪县农副产品市场的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和评估，确定其损失程度，不符合法律规定”，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合作协议书中，B部分双方非常明确：甲（被上诉人）、乙（上诉人）双方就合作入股开发泗洪农副产品市场（即亿通公司唯一开发项目）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在亿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占股40%。乙方同意以暗股形式参股入资甲方在亿通公司的股份。乙方同意投入资金100万元，占亿通公司12.5%的股份。甲方承诺在合适时间内安排乙方进入公司作为注册股东，占股12.5%。在上诉人履行了约定的投资款出资义务后，被上诉人却无视上诉人的利益，故意隐瞒出资的盈利情况，更没有给予过上诉人的任何利润分配。一审中，上诉人也申请了法院的调查令，但是在泗洪县住建局、泗洪县工商局等部门无法查询到亿通公司的实际资产及盈利情况。万般无奈下，上诉人请求一审法院对亿通公司在开发的泗洪县农副产品市场的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和评估，以确定上诉人的真实的损失情况，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考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协议书B部分开头总领就是：甲、乙双方就合作入股开发泗洪农副产品市场（即亿通公司唯-开发项目）一事达成如下协议，并且双方在合作协议书B部分第1款就明确上诉人投资额及占股份额。一审判决认定路加明要求对亿通公司在开发的泗洪县农副产品市场的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和评估，确定其损失程度，不符合法律规定，明显主观臆断。汤晓明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本案的基础事实在已经生效的一审法院（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及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商终第028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查明，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二、上诉人主张案涉协议因被上诉人根本违约未履行，责任在于被上诉人，明显不能成立，与事实不符。案涉合作协议分成两个部分，其中A部分4个条款，B部分5个条款。A部分规定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就大通公司的项目投资意向的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也没有生效。这个结论在一审法院（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及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商终第0286号民事判决中均有详细载明，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上述判决，案涉协议对路加明和汤晓明有法律效力，协议未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在上诉人。根据该合作协议第一条款和第三条款，上诉人应当在合作协议签订的10日内，将大通公司上诉人享有的70%的股份中的30%转让给被上诉人汤晓明，同时该项目的财务总管应当由汤晓明或者汤晓明委派的人行使权利。汤晓明于2011年3月7日按照协议打款168万元给上诉人，完成了出资义务。2011年3月，上诉人就应当将大通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被上诉人，并且接受被上诉人指派相关人员进行财务接管，实际上上诉人拒绝了被上诉人的合理要求，也拒绝履行合作协议的义务，造成合作协议没有履行。另外，一审法院查明路加明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期间担任亿通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进一步佐证汤晓明要其履行协议时其拒绝履行而回避的基本事实。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汤晓明也带了会计到大通公司所在地要求该工作人员作为财务总监，但遭到上诉人的拒绝。上诉人主动和被上诉人表明协议不再履行，只是因为是朋友关系，没有将协议予以书面解除。双方均从事房地产的投资项目，按照常理会由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上诉人一再主张双方有投资履行协议，但自2011年3月7日后就没有经济往来，进一步佐证双方对于原来的协议书已经废除不再履行。从履行的可行性上看，大通公司是2010年1月28日成立，路加明占该公司股份的70%，其中吴某占30%。路加明完全有能力履行协议，到2014年1月15日后，路加明将其在大通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吴某一人，由吴某享有100%的股份，造成协议根本上无法履行。上诉人分3笔打给被上诉人148万元，被上诉人分4笔打给上诉人168万元，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在2011年期间，大通公司所经营的房地产项目经营非常好，是可以赚钱的项目，基于该原因，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上诉人将股份予以转让，上诉人没有同意也不同意派监管。2011年被上诉人所在的亿通公司的地块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处于破产边缘，到2013年后有了转机。通过被上诉人和其他几个股东的努力和投资使亿通公司持有的项目起死回生。协议上写的很清楚有投资意向，后来变成了拆借款。协议最终没有履行。亿通公司二审述称，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对亿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请求依法处理。路加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路加明、汤晓明之间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汤晓明退还路加明的股份出资款100万元，并赔偿投资收益损失暂计100万元；3.汤晓明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0日，路加明（乙方）与汤晓明（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分为A、B两部分，A部分约定如下：双方就合作开发徐州市贾汪耿集镇东街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路加明同意将大通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30%的股份转让给汤晓明。2、…3、路加明同意在签订协议后10日内汤晓明资金全部到位，同时把汤晓明在公司的股份变更到位。4、汤晓明在前期已投入资金52万元（在2009年11月份左右给路加明100万元用于耿集项目一期投资，其中48万元用于归还路加明其他项目投资款），汤晓明同意此安排计划。B部分约定如下：双方就合作入股开发泗洪农副产品市场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汤晓明在亿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占股40%,路加明同意以暗股形式参股入资汤晓明在亿通公司的股份，路加明同意投入资金100万元，占亿通公司12.5%的股份，汤晓明承诺在合适的时间安排路加明进入公司作为注册股东，占股12.5%。2、…3、路加明原投资在汤晓明的148万元中有48万元以路加明名义投入在徐州耿集项目中，另100万元作为路加明在亿通公司的投资。4、为保证路加明对泗洪项目有更多了解，汤晓明同意聘请路加明为泗洪项目工程负责人或董事长顾问，享受应得待遇，具体与亿通公司签订聘用协议。5、…。2015年1月13日，路加明以合作协议为依据，向一审法院提起确认股东资格诉讼，请求确认路加明占亿通公司12.5%股权的股东资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路加明并没有作为亿通公司股东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具有公示性的法律文件上，故其作为亿通公司股东的形式标准并不符合。路加明据以主张其为亿通公司股东的证据为其与汤晓明签订的合作协议，从该协议内容看，实质为双方就股权转让作出的约定。涉案的合作协议中的股权转让内容并未向公司其他股东披露，因此，汤晓明和路加明股权转让的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汤晓明承诺在“合适时间”安排路加明进入公司成为注册股东，但双方并未明确何时为“合适时间”。路加明主张汤晓明成为亿通公司独资股东时为合适时间，但在该期间内其并未向亿通公司提出成为注册股东的请求，此后亿通公司增加两名股东，股权转让程序亦未履行。另外，路加明陈述其担任过亿通公司总经理助理，但并未以亿通公司股东身份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其并未行使过亿通公司的股东权利。因此路加明提出确认其占有亿通公司12.5%股权的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0日以（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路加明对亿通公司的诉讼请求。路加明不服本院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路加明以与亿通公司股东汤晓明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其隐名股东身份并据此要求亿通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从该协议内容看，虽然约定了路加明以暗股形式参股入资汤晓明在亿通公司的股权，汤晓明也承诺在合适的时间安排路加明进入公司作为注册股东，但结合亿通公司注册设立的时间以及涉案协议的签订时间，该份协议的性质为路加明与汤晓明达成了从其处继受取得亿通公司12.5%股权的合意，即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公司设立前当事人签订的隐名出资协议，故路加明主张系亿通公司隐名股东无事实依据。路加明取得亿通公司股东资格需要经由亿通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否则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对亿通公司及其他股东不产生法律效力，该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涉他性合同并未生效。无证据证明汤晓明就涉案股权转让事项向公司其他股东履行了通知义务，且路加明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或汤晓明就涉案股权转让事项通知亿通公司其他股东并征求同意，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以股东身份实际参加亿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路加明与汤晓明之间就亿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路加明主张确认其亿通公司股东资格，因缺乏事实基础，依法不予支持。路加明可以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成就时主张股东资格或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时向汤晓明主张违约责任。为此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以（2015）宿中商终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6年，路加明不服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宿中商终字第00286号民事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案涉合作协议并非公司成立前的隐名出资协议，而系路加明与汤晓明达成的就汤晓明转让其所持有亿通公司部分股权给路加明的合意，仅对路加明与汤晓明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亿通公司及其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为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以（2016）苏民申637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路加明的再审申请。为此，路加明以汤晓明的行为表明其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请求解除路加明、汤晓明之间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并要求汤晓明退还其投资款100万元，赔偿投资收益损失暂计100万元。双方因而成讼。一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一、路加明主张解除路加明、汤晓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情形；二、路加明要求汤晓明返还100万元投资款及赔偿预期损失能否成立。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定书的认定，案涉合作协议并非亿通公司成立前的隐名出资协议，而系路加明与汤晓明达成的就汤晓明转让其所持有亿通公司部分股权给路加明的合意，仅对路加明与汤晓明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亿通公司及其股东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路加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履行条件已成就，因此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路加明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路加明、汤晓明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自路加明向一审法院起诉立案时解除，即2019年5月10日，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路加明在（2015）洪商初字第00084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汤晓明提供的汇款凭证、往来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证据即能印证路加明、汤晓明之间互有资金往来，路加明对合作协议约定的100万元投资款，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向汤晓明履行了投资款的交付义务，故对路加明主张汤晓明返还其100万元投资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路加明主张的投资收益损失100万元，系路加明预估损失，无证据证明其发生实际损失，同时因路加明既非亿通公司的股东，也不具有亿通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因此路加明要求对亿通公司在开发的泗洪县农副产品市场的项目利润进行审计和评估，确定其损失程度，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路加明要求汤晓明赔偿其10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路加明与汤晓明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自2019年5月10日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二、驳回路加明对汤晓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路加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一、路加明是否已经按照合作协议向汤晓明交付100万元投资款，即基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汤晓明是否应当向路加明返还100万元投资款；二、如果路加明已经交付100万元投资款，其主张汤晓明赔偿投资收益损失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路加明是否已经按照合作协议向汤晓明交付100万元投资款，基于合作协议书的解除，汤晓明是否应当向路加明返还10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关于100万元投资款的交付问题。首先，汤晓明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路加明往来》中认可路加明于2009年4月15日至2009年8月19日累计向汤晓明交付148万元款项，2010年10月10日的《合作协议书》B部分第三条约定“路加明原投资在汤晓明的148万元中有48万元以路加明名义投入在徐州耿集项目中，另100万元作为路加明在亿通公司的投资”。故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路加明实际履行了交付1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路加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交付了100万元投资款，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其次，汤晓明提供的《路加明往来》中虽就2009年8月19日的88万元款项注明“汇入洋河项目”，但汤晓明亦在二审中陈述“洋河项目黄了”，进一步印证双方在2010年10月10日的合作协议中就相关款项的用途进行了变更。再次，就路加明向汤晓明交付的148万元，汤晓明辩称系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亦与其提交的《路加明往来》中88万元“汇入洋河项目”的备注，以及《合作协议书》中对于148万元款项的用途约定相矛盾，故对汤晓明关于借款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投资款的返还问题。首先，案涉《合作协议书》包含A、B两部分，A部分系路加明将其持有的大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汤晓明，B部分系汤晓明将其持有的亿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路加明。路加明一审诉讼请求为解除双方之间2010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在一审判决支持其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后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应当认定案涉《合作协议书》全部解除，汤晓明对于案涉《合作协议书》全部解除亦无异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解除后，双方应当返还已交付的全部投资款，路加明累计向汤晓明交付投资款148万元，汤晓明累计向路加明交付投资款168万元，故路加明基于案涉合作协议解除主张汤晓明返还投资款10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如果路加明已经交付100万元投资款，其主张汤晓明赔偿投资收益损失10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书》系汤晓明、路加明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合作协议书》约定，路加明应当向汤晓明转让大通公司30%的股权，且同意汤晓明一方作为耿集项目的财务总管，但截至本案二审，路加明并未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故路加明在自身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主张汤晓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路加明主张汤晓明存在违约情形且应当赔偿100万元投资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路加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路加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治国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万 岩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