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再1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培荣，女，1968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丹阳，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敏，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彦龙，男，196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武利，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党小晶，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法定代表人：胡世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文平，女，1967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雁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权峰，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婷婷，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胡世杰，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再审申请人杨培荣、杨彦龙因与被申请人王文平、陕西乾丰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乾丰源公司）、一审被告胡世杰民间借贷纠纷，不服本院（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的（2020）陕民申757号民事裁定，指定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培荣申请再审称，（一）杨培荣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署的连带担保合同，原审未予认定错误。1、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时间问题。2016年3月18日晚21时许，吴某甲等人先是断电砸门，硬闯民宅，威胁恐吓杨培荣，又挟持杨培荣去找胡世杰。夜里21时带人闯入与其有经济纠纷的公司员工家中；次日凌晨l时左右，强行将人带出门；凌晨2时左右，又带人到公司办公室；凌晨3时左右，逼人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凌晨4时左右，才将人放回。杨培荣自18日晚21时至19日凌晨4时，被吴某甲等人限制人身自由持续近7个小时，《连带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凌晨3点左右，签订时间不正常。2、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在场人物问题。首先，吴某甲并非债权人，却夜晚带人至并不是债务人的家中说是讨债，且所带三人杨培荣并不认识，其中男子来势汹汹，态度凶蛮，另外还有几名纹身男子在楼下等侯，这些人押着杨培荣去胡世杰家。其次，在胡世杰居住小区，吴某乙带着五六个一米八以上的纹身男子在杨培荣面前晃来荡去，后来一同前往通达大厦找胡世杰。吴某乙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当晚“除了我们四个，其他人我记不清了”，可见签担保合同那晚，吴某甲、吴某乙确实带领有其他人。最后，王文平当晚并没有出现，更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代表王文平的是吴某甲以及几个高大男子。合同签订时在场的人物异常。3、签订《连带担保合同》的过程问题。第一、吴某甲等人闯入杨培荣家中时，说是要其帮忙找到胡世杰，否则就住在杨培荣家中不走。第二、案涉担保合同中的债权人王文平当晚未在签字现场，胡世杰被控制在隔壁办公室签的字。在胡世杰签完之后，由吴某甲拿着合同来到1904室逼杨培荣签字。为何担保合同的债权人与两个担保人不能平等的坐在一起签合同，而是三方都不在同一时间、空间签字。第三、在吴某甲将纸质文件拿到杨培荣面前之前，杨培荣听见隔壁办公室，即胡世杰所在办公室传来电警棍的声音以及打骂声；在杨培荣签署文件时，吴某甲故意遮挡合同内容，并给杨培荣签字过程拍照。这些行为说明，吴某甲等人在胡世杰和杨培荣不知合同内容的情形下，威逼胁迫他们签字，并且吴某甲给胡世杰和杨培荣拍照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今后在法庭上证明担保人是真实、自愿签合同的。第四、在签订担保合同当晚，案外人杨某某之女吴某甲拿走了杨培荣的手机，因为案涉连带担保合同上他们设计了杨培荣身份证号码一栏，吴某甲就用杨培荣的手机向其女婿赵晨宇要杨培荣的身份证照片，后将杨培荣的身份证号码填写在连带担保合同的前部，随后吴某甲又删除了杨培荣手机中与赵晨宇以及案外人杨某某的所有微信聊天记录。实际上，连带担保合同上的杨培荣身份证号码并非由杨培荣自己填写，也不是杨培荣自愿提供的身份证信息。4、唐延路派出所对吴某甲等人的询问笔录中存在诸多疑点。杨培荣于2016年3月19日以被非法拘禁胁迫签订《连带担保合同》为由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报案。并于2018年9月17日申请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取证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吴某乙与吴某甲的询问笔录存在多处矛盾：(1)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中说，胡世杰先签的担保合同，然后再给杨培荣签字。但是，吴某乙在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说，杨培荣先签的担保合同，之后才是胡世杰签的。(2)吴某乙在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中说，当天（2016年3月18日）“就签了一个担保协议”。而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四页中说当天“签订了两份，王文平的担保合同也是当天签订的”。(3)吴某乙在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说，“当天晚上吴某甲和郑薇去找的杨培荣，我和王力在通达大厦胡世杰的办公室找胡世杰，让胡世杰还钱，大概21时许的时候吴某甲和郑薇还有杨培荣也来到办公室”。另，在吴某乙的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三页中，“问：当时签字的时候你妈在现场吗？答：不在。”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说，当时去找杨培荣要钱的有“我、杨某某、吴某乙、郑薇（我朋友）、王力”。在案外人杨某某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问：你有没有去现场？答：没有去。”因此，关于2016年3月18日当晚，找杨培荣和胡世杰要钱的人员分工、杨培荣到通达大厦的时间以及杨某某是否在签字现场，吴某乙、吴某甲、杨某某三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存在矛盾。实际上，3月18日晚21时许，杨培荣正被吴某甲等人控制在其家中，19日凌晨2点左右才被带至通达大厦办公室，而且吴某乙和杨培荣是一同在胡世杰家小区门口碰见并一起前往通达大厦的，且王文平当晚并未参与，薛某某及在卷证据可以证实这些情况。(4)吴某甲在2018年8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第二页中说，签订的担保合同“我们给杨培荣了一份”，询问民警问她“既然杨培荣手里有合同为什么还要问你合同内容”，其回答不知道。实际上，吴某甲当晚并没有给杨培荣担保合同，吴某甲在询问中撒谎就是为了掩盖其违法犯罪行为。(5)吴某乙在2018年8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五页中，在民警询问“你们并没有给杨培荣看协议的内容”，吴某乙回答“是的”，其承认没有让杨培荣看合同内容，足以说明在签字时杨培荣根本不知道协议内容，且在第三页中民警询问“你们怎么回答的”，吴某乙也承认是“我就说她是中间人”，在笔录中也可以体现，杨培荣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签文件到底为何内容。(6)吴某乙2018年8月29日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称：“胡世杰电脑上现成的文件，具体谁打印出来的我记不清了”，随后在2018年8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称：“然后我就在胡世杰的电脑里找了一份担保协议，就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了，一共打印了十几份”，吴某乙先后两次在唐延路派出所做的笔录前后矛盾。吴某甲在2018年10月30日的笔录中称“然后胡世杰从电脑上打印了一式三份的一个担保合同”吴某甲与吴某乙在笔录中所述也前后盾，在场的二人都无法对同一份担保合同的来历及数量说清楚，如果真的是在胡世杰的电脑上打印，谁打印，打印了多少又怎么能不清楚？杨培荣与胡世杰2016年3月19日的录音中，杨彦龙让胡世杰把昨晚签订的协议让他看一下，胡世杰称“我这里也没有”、“没给我留底子”，由此可知，胡世杰也不知道合同的内容，案涉担保合同并非是在胡世杰电脑上所打印，而是由吴某甲、吴某乙等人提前打印好带至通达大厦办公室胁迫其二人签字。(7)根据唐延路派出所关于杨培荣于2016年3月19日报警的值班记录显示，吴某甲等人“威逼其和胡世杰在还款担保计划书上签字按手印”，但唐延路派出所于2017年经杨培荣申请出具的报警回执中，却没有“威逼”二字，这与杨培荣在事发5小时后报案描述的内容不符，被胁迫的关键信息被删除。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将报警回执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之一，通过该证据当然无法认定杨培荣系被胁迫签字的。此外，在王文平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唐延路派出所并未调查杨培荣所报案件，而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查取证时，仅通过个别办案民警的个人看法得出结论，在一审判决中认为“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看无法证明王文平纠集他人对杨培荣、胡世杰采取胁迫、非法拘禁的方式强迫其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因此，一审法院向唐延路派出所调取的证据，与本案事实不符，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5、吴某甲等人拒绝告知杨培荣所签文件及内容的问题。2016年3月19日下午15点左右，杨培荣在通达大厦遇到吴某甲、吴某乙等人，杨培荣问：“吴某甲，你昨晚上签的那个东西拿了没有？”吴某甲答：“交给律师了，在我屋里。”杨培荣又问：“昨晚你叫我签的，你就没让我看，有底子没？”吴某乙答：“那就是说你是中间人。”吴某甲说：“你介绍我们把钱放到这，将来就是万一走到那一步，你出庭做个证就行了。”这段话被一审被告杨彦龙用手机录音，在一审卷宗第十九页。这段录音显示：吴某甲等人向杨培荣及家人隐瞒了担保合同的内容，谎称杨培荣签的合同只是让其做“中间人”、“出庭做个证”，杨培荣在不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签的字，且第二天吴某乙、吴某甲告诉了其虚假情况，便没有再追究此事。直到2017年8月，杨培荣接到雁塔法院传票，在法院卷宗里才看到当时签的合同内容。由此可见，吴某甲等人从胁迫杨培荣签订《连带担保合同》，到后来欺骗杨培荣，直至王文平起诉至法院要求杨培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是王文平、杨某某及其子女预先设计好的一个圈套。（二）由于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杨培荣签订《连带担保合同》是自愿的，因而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判决杨培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文平始终无法说清案涉担保合同的来历问题。在一审开庭过程当中，王文平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连带担保合同》，合同上并没有其本人签字，一审被告杨彦龙还对此份合同当着法官的面拍了照，一审被告杨彦龙刚拍完照片，就被王文平的代理律师将合同抢了过去，重新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带有王文平签字的连带担保合同，后王文平及代理律师不承认此事，但是在庭审中，王文平本人始终无法说清楚这份担保合同的来历。合同系非法取得，王文平自然无法说清楚。未签字的担保合同已经向法庭作为证据出示，又怎能随意抢回？根据这一情况以及上述事实印证，足以证明案涉《连带担保合同》系违法取得，杨培荣不应对此承担责任。四、原审认定主合同法律关系错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生在王文平与胡世杰之间，王文平与乾丰源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因没有实际履行而不存在债权债务（借贷）关系，故杨培荣、胡世杰为乾丰源与王文平之间不存在的债务提供的担保（从合同）亦不存在，杨培荣无需对该笔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之规定，杨培荣也不承担民事责任。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2018）陕0113民初99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以及（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驳回对杨培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文平承担二审诉讼费用。杨彦龙申请再审称，一、杨培荣是在胁迫情况下签订案涉《连带担保合同》。二、杨培荣一方签字的担保之债属于个人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属法律适用错误。三、原审法院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情况下直接认定杨彦龙在杨培荣签订担保协议之后协议离婚属于对外债务的规避，属程序严重违法。即使债权人认为双方离婚有规避债务的嫌疑，但这也与本案的民间借贷非同一法律关系，债权人如果认为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损害了其债权，则应另案提起撤销之诉，而不应放在本案中一并解决，撤销之诉与民间借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在一个诉讼中判处属严重的程序违法，损害杨彦龙的合法利益。四、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杨彦龙并非担保合同一方主体，其亦未收取使用王文平任何借款，胡世杰转入其工商银行账户（简称工商卡）中的款项系杨培荣在乾丰源公司工作时所领取之工资，该工资与本案借款无任何关联关系。杨培荣为乾丰源公司员工，于2013年6月至2016年2月在乾丰源公司工作。在公司工作期间，就一直使用当时配偶杨彦龙的工商卡领取工资，而不是在王文平于2014年9月6日以及2014年9月11出借款项之后才专门用该卡收取工资，且2014年9月6日王文平出借款项完成后，杨培荣的工资并未有任何变化。综上，杨彦龙认为，原审据以认定杨彦龙承担50%连带责任既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系法律适用错误，请求：1、撤销（2018）陕0113民初998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以及（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文平对杨彦龙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文平承担二审诉讼费用。王文平辩称，一、其与乾丰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书》合法有效，其已向乾丰源公司借款90万元，杨培荣、胡世杰作为担保人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明确表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一、二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二、虽然杨培荣在庭审中多次说其是被胁迫、欺诈与其签订《连带担保合同》，但并未提交任何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的证据。虽然杨培荣曾向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连带担保合同》，但该案在庭审结束后，杨培荣向法院申请撤诉。另外，根据其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杨培荣撤诉的事实可以看出，杨培荣在《连带担保合同》中签字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判决胡世杰、杨培荣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三、杨彦龙与杨培荣在2016年3月31日前系夫妻关系，且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杨彦龙收取了乾丰源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因此，杨彦龙在知晓杨培荣对外担保后迅速与杨培荣协议离婚是为了规避债务，故原审法院判决杨彦龙承担50%的连带担保责任符合客观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乾丰源公司及胡世杰称，其对借款没有异议，向胡世杰个人的转账系个人借款，乾丰源公司是担保人。胡世杰是受胁迫签订的不知内容的担保合同。乾丰源公司与胡世杰均不认可保证合同的内容。王文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乾丰源公司向其支付借款本金900000元，并按照年息24%计算，支付至实际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6月28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412800元），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40000元，以上三项合计为1352800元；2、胡世杰、杨培荣、杨彦龙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6日，王文平通过其丈夫王某某向胡世杰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3340）转款40万元。2014年9月11日，王文平通过其大姐王喜凤向胡世杰中国建设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3340）转款50万元。2014年12月8日，王文平与乾丰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乾丰源[2014]第2014120801号《委托协议书》，内容为：委托理财金额为900000元，期限自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6月7日，收益金额的标准为委托投资金额2%/月（即24%/年），投资收益每月18000元。2014年12月8日，乾丰源公司向王文平出具收款收据一张。2016年3月18日，就乾丰源公司下欠王文平的90万元债务，王文平与胡世杰、杨培荣、乾丰源公司签订《连带担保合同》。其中债权人为王文平，担保人为胡世杰、杨培荣，债务人为乾丰源公司。担保范围为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综合费用、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其他有关费用。另查，根据王文平提供的乾丰源公司、胡世杰出具的《王文平委托投资90万元明细》，载明乾丰源公司、胡世杰2014年9月6日收到委托投资人民币40万元，2014年9月12日收到委托投资人民币50万元。后乾丰源公司向王文平进行数次委托收益支付。分别是：2014年10月8日转账8000元，2014年10月13日转账10000元，2014年11月12日转账18000元，2014年12月10日转账18000元，2015年1月7日转账18000元，2015年2月9日转账18000元，2015年3月9日转账18000元，2015年4月7日转账18000元，2015年5月11日转账18000元，2015年7月13日转账36000元，2015年8月18日转账10000元，2015年9月30日转账10000元，合计20万元。截止2017年6月28日，应付未付借款利息共计39.4万元。又查，2016年3月19日，杨培荣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报警，报称王文平纠集他人胁迫其和胡世杰在还款担保计划书上签字按手印，后经民警询问了解，其属经济纠纷，不予受理。还查，2017年6月27日，王文平与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签订编号为（2017）陕德律民字第276号《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王文平委托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张权峰、王婷婷律师作为代理人处理王文平与被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律师代理费金额为40000元。王文平于2017年6月28日向陕西德伦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了40000元律师代理费。再查，2017年11月10日，杨培荣邻居薛某某出具《证言》。2017年11月11日，杨彦龙弟弟杨彦升出具《证言》，并且两人均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另外，杨培荣申请本院向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调查取证。用于证明王文平纠集他人对其胁迫非法拘禁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2018年11月14日本院调取了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唐延路派出所对吴露等人的询问笔录，办案民警称从公安机关调查情况看无法证明王文平纠集他人对杨培荣、胡世杰采取胁迫、非法拘禁的方式强制其在《连带担保合同》上签字。一审法院判决：一、乾丰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文平支付借款本金900000元及利息412000元,并以借款本金900000元为基数，按年息24%，自2017年6月29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二、乾丰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文平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40000元；三、胡世杰、杨培荣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杨彦龙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的债务承担50%的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王文平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偿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975元，保全费5000元，由乾丰源公司、胡世杰承担。杨培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项，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文平承担。杨彦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判令杨彦龙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文平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文平认为其与乾丰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了王文平与乾丰源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书》、王文平通过其丈夫王某某账户、其大姐王喜凤账户向乾丰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世杰支付90万元的银行流水、乾丰源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连带担保合同》等，以上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王文平与乾丰源公司之间存在实际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委托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二审中，乾丰源公司当庭表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欠款数额等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乾丰源公司偿还欠款及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应予维持。《连带担保合同》载明，债权人王文平、债务人乾丰源公司、担保人胡世杰、担保人杨培荣，王文平、胡世杰、杨培荣对《连带担保合同》上的签名真实性均无异议。现杨培荣认为其是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况下签的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杨培荣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但在诉讼中，杨培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连带担保合同》是在被胁迫、欺诈的情况所签，且杨培荣曾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之诉，但其在庭审结束后又申请撤诉。因此，对杨培荣所称的《连带担保合同》系在被胁迫、欺诈情况下所签之理由，依法不予采信。《连带担保合同》第二条约定，债权人为主张利息所支付的律师费应当由债务人承担，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中，王文平为主张权益支付律师费40000元，该费用为王文平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符合当事人约定，于理于法不悖，故一审法院判决担保人杨培荣、担保人胡世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关于杨彦龙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节，本案中，杨彦龙为杨培荣在乾丰源公司工作期间以及杨培荣在签订《连带担保合同》时杨培荣之丈夫，双方系夫妻关系，且杨彦龙收取了乾丰源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故一审法院认定杨彦龙不仅知晓杨培荣对外担保事宜，而且其与杨培荣在杨培荣签订《连带担保合同》后不久便协议离婚的行为，系对外债务的规避，并无不当。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杨彦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妥，且王文平对此也无异议，故对一审判决第四项也应予维持。另，案涉《连带担保合同》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王文平于2017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也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故本院对杨培荣和杨彦龙的上诉理由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杨培荣、杨彦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266元，由杨培荣负担20014元，由杨彦龙负担12252元。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审中杨培荣提交的《报警回执》载明，杨培荣称3月19日凌晨1时左右，吴某甲等人将其带到公司找到胡世杰，让其和胡世杰在还款担保计划书上签字按手印。2018年8月29日，吴某乙在唐延路派出所第一次询问时称，2016年3月18日当天晚上吴某甲和郑薇去找的杨培荣，其和王力在通达大厦胡世杰的办公室找胡世杰，让胡世杰还钱，大概21时许的时候吴某甲和郑薇还有杨培荣也来到办公室。当天就签了一个担保协议。2018年8月30日在第二次询问中称，在胡世杰的电脑里找了一份担保协议，就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了，一共打印了十几份，杨培荣先签的担保合同，之后才是胡世杰签的。其承认没有让杨培荣看合同内容。在之后杨培荣询问时告知杨培荣她是中间人。同日，杨某某在询问时称，其当天没有去找杨培荣要钱。2018年8月30，吴某甲在询问中称，当时去找杨培荣要钱的有自己、杨某某、吴某乙、郑薇、王力。胡世杰先签的担保合同，然后再给杨培荣签字。签订了两份，王文平的担保合同也是当天签订的。在之后杨培荣询问合同内容时告知杨培荣是出庭作证用的。2019年6月22日，王文平在高新分局询问中称，2016年3月18日下午3点左右，其前往乾丰源公司要钱，杨培荣在电脑里打出来连带担保合同，签字后交给胡世杰，胡世杰签完字后交给其。薛某某在询问中称，2016年3月18日，其看见两男两女进入杨培荣家来要账，其也进入杨培荣家。期间未发生暴力行为，杨培荣还一个人离开了一阵子，后与杨培荣分乘两辆车前往胡世杰家，未找到胡世杰。后又前往乾丰源公司，其在车上一直等到凌晨四点，后与杨培荣同车被送回小区。2020年6月30日，公安高新分局作出高新公（刑）不立字（2020）25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载明杨培荣控告的遭到非法拘禁和暴力胁迫一案，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决定不立案。2020年8月4日，该局作出西高公刑复（核）延字（2020）20号延长刑事复议期限通知书，复议期限截止2020年9月4日。另查明，一审中杨培荣另案诉讼撤销涉案《连带担保合同》，后撤诉。庭审中就撤诉原因杨培荣称，担保函中乾丰源公司是担保人，胡世杰是债务人，《连带担保合同》中乾丰源公司是债务人，胡世杰成为担保人，加重了乾丰源公司的负担，乾丰源公司未盖章同意，《连带担保合同》根本就不成立。既然债权人与债务人主合同不成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人更无从承担担保责任。杨彦龙于2012年10月15日至2016年1月在北京能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杨彦龙名下工行卡号XXXXXXXXXXXXXXX3294显示，2014年3月5日入账7805元，4月22日入账8010元，5月9日入账8010元，6月6日入账8285元，7月7日入账9070元，9月1日入账9020元，9月11日入账9020元,11月7日入账19068元，12月5日入账9820元，2015年1月27日入账9820元。再审查明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培荣是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杨彦龙是否应对乾丰源公司下欠王文平的借款本息、律师费承担50%的连带担保责任。关于杨培荣是否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杨培荣提交的历次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虽然相关人员的陈述有不一致的地方，但经公安机关多次调查，均未发现有杨培荣所控告的其遭到非法拘禁和暴力胁迫的犯罪事实，且在公安机关报警回执中载明杨培荣因吴某甲等人让其和胡世杰在还款担保计划书上签字按手印而报警，其在一审中提起撤销涉案《连带保证合同》诉讼后又撤诉，故杨培荣称其受胁迫而签订保证合同，其不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原审未予采纳，并无不当。关于杨彦龙是否应对乾丰源公司下欠王文平的借款本息、律师费承担50%的连带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共同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外。”规定，本案中，虽然杨培荣在案涉《连带保证合同》签订时还未离婚，杨彦龙与杨培荣系夫妻关系，但因杨彦龙在案涉《连带保证合同》并未签字，且担保合同签订后的报警行为也证明杨彦龙亦不追认。案涉借款是用于乾丰源公司，王文平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债权人王文平虽称杨彦龙的工行卡收取乾丰源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但因杨彦龙抗辩其卡所收取乾丰源公司的款项系杨培荣的工资，而非担保之债款项，并提交了该卡的银行流水，而该卡流水呈现的时间范围、金额数及持续状况能够初步证明系杨培荣的工资、业务佣金。原审查明事实部分中亦无杨彦龙收取乾丰源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事实认定。故原审判决杨彦龙对乾丰源公司下欠王文平的借款本息、律师费承担50%的连带担保责任依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9）陕01民终6245号民事判决及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3民初9988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二、维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3民初998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三、驳回王文平的其与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承担部分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32266元，由杨培荣承担20014元，王文平承担1225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笑 天审 判 员  晏 永 娟审 判 员  张   磊 二○二○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付   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