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3425民初912号 原告：毛严，曾用名毛淋，男，汉族，1994年5月6日出生，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春梅，女，汉族，1979年1月12日出生，居民，四川省西昌市人，户籍地四川省美姑县，现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高朝星，男，汉族，1990年3月13日出生，四川省会理县人，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陈顺才，男，199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被告：肖成林，男，1993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第三人:陈杨，女，198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夹江县人，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缺席） 第三人：詹洪，男，198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雅安市人，居民，住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缺席） 第三人：朱道生，男，1984年1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男，199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第三人：朱佳琦，男，198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经传票传唤，无正当事由未到庭） 第三人：李如意，男，199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第三人：李建，曾用名李剑，男，1977年11月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人，住四川省会理县。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9年5月7日被会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刑事拘留；经会理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9年5月21日被会理县公安局逮捕。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男，199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第三人：孙大鑫，男，生于198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男，199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会理县人，村民，住四川省会理县。 原告毛严与被告高朝星、陈顺才、肖成林以及第三人陈杨、詹洪、朱道生、朱佳琦、李如意、李建、孙大鑫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严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春梅，被告高朝星、陈顺才、肖成林以及第三人李如意，第三人朱道生、李建、孙大鑫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杨、詹洪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公告送达，现公告期已满，第三人朱佳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毛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人民币65000元并支付从2019年1月10日起至付清款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9年1月份，被告称其与李建合伙经营会理县“好声音”歌城，被告愿意将自己的部分合伙份额转让给原告等人。之后原告通过农行向被告转账55000元，后又交付现金10000元给被告本人，累计总金额65000元，但原被告双方未签认任何书面协议。然而，款项交给被告后，“好声音”歌城却迟迟未开业经营。当原告找到“好声音”歌城负责人李建时，才得知自己并非是“好声音”歌城的合伙人，无权参与歌城的经营管理。原告认为，被告转让自己在“好声音”歌城的合伙份额给原告以作为新增加的合伙人，但“好声音”歌城的其他合伙人并未同意原告入伙的事实，被告转让其合伙份额的行为应为无效，应当全额返还原告的转让资金。 被告高朝星2020年4月17日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从未将自己在“好声音歌城”的股份转让给原告等人，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答辩人从未将自己在“好声音歌城”的股份转让给原告等人，而是答辩人、毛严、陈顺才和肖成林四人在李建的鼓动下、四人在未考察清楚“好声音歌城”真实状况、不了解李建真实为人的情况下，冒然投资给李建，在歌城筹备期间，因李建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羁押，导致“好声音歌城”开业筹备事宜被迫叫停，“好声音歌城”项目因李建的入狱而搁浅、答辩人、毛严、陈顺才和肖成林四人的投资打了“水漂”，答辩人和毛严、陈顺才、肖成林三人一样，都是“好声音歌城”投资的受害者，答辩人的入股损失达到227500元【其中，答辩人和肖成林各入了3.5股，出资额均为227500元；原告和陈顺才各了入1股，出资额均为65000元】，答辩人在“好声音歌城”投资的损失，远超毛严和陈顺才，答辩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二、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购买股份协议》，是当时李建提出与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各签一份协议太麻烦，干脆由答辩人作为四人的代表与李建签订，答辩人作为代表签订《购买股份协议》的情况从会理县人民法院办理的（2019）川3425民初2948号案件中也能得以充分证明，在该案中，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均是作为原告身份同案起诉的李建，只是当时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四人还是希望能够把“好声音歌城”筹备起来，这样才能把各方的亏损降到最低。李建于2019年10月31日向答辩人、原告、陈顺才、肖成林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将“好声音歌城”交由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四人处理，各方达成和解后，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向法院申请撤回了针对李建的起诉【见《四川省会理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5民初2948号民事裁定书》】。由会理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5民初2948号案件完全可以证明，答辩人、毛严、陈顺才、肖成林都是入股合伙人，并不是答辩人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原告等人。三、原告要起诉挽回损失，适格的被告是李建，并非答辩人。 被告高朝星2020年9月3日辩称：一、答辩人高朝星作为股东及陈顺才、肖成林、毛严三位股东的签订协议受托人，高朝星代表陈顺才、肖成林、毛严与李建于2019年1月11日签订的《购买股份协议》合法有效，高朝星从未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合伙风险由各位入股人按投资比例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系不是高朝星、陈顺才、肖成林、毛严四人共同决定所致，不应由高朝星一人承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在签订《购买股份协议》前就与作力“好声音歌城”筹备人的李建进行了歌城合伙事宜的商谈，但因为高朝星、陈顺才、毛严和肖成林四人年轻、社会阅历浅，四人才会在李建的鼓动下在未了解、考察清楚“好声音歌城”真实状况、在不了解李建为人的情况下，冒然投资给了李建。现李建因刑事犯罪被判刑入狱，直接导致“好声音歌城”开业筹备事宜被迫叫停，合伙项目搁浅，给高朝星、陈顺才、毛严和肖成林四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高朝星和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四人都是此次投资的受害人，相关责任应由李建全额承担，而非高朝星，原告为减少自身损失，不顾实际情况直接将矛头指向高朝星，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签订《购买股份协议》前，李建提出与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各签一份协议太麻烦，且我们四个人各持的股份都没有达到5股就不能进入董事会，不能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只有参与权。不如由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四人推举一人代表，签订一份协议即可，经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四人内部商定，基于高朝星与李建要更熟悉一些，且高朝星的入股金额最高（高朝星实际入资227500元，原告实际入资65000元），故四人一致决定由高朝星代表大家与李建签订入股协议，2019年1月11日，高朝星作为代表与李建签订了《购买股份协议》【高朝星作为代表签订《购买股份协议》的情况从会理县人民法院办理的（2019）川3425民初2948号案件中也能得以充分证明】，高朝星是签订协议的代表人，而非股份的转让人，高朝星从未转让过自己的股份给原告。3、根据李建于2019年10月31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李建授权将“好声音歌城”交由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四人处理，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高朝星、陈顺才、毛严、肖成林都是入股合伙人，而非高朝星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原告等人。二、原告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不实，适用法律错误。1、原告以高朝星转让自己的股份无效为由，要求高朝星返还自己为入股款人民币65000元，高朝星从未转让过自己的股份给原告，原告以此陈述的事实和理由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高朝星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起诉。2、根据签订《购买股份协议》前，高朝星、陈顺才、肖成林、毛严四人的协商，高朝星、肖成林各入3.5股，每人的出资额为227500元；陈顺才、毛严各入1股，每人的出资额为65000元。所有的出资款已按约定全部交付给了李建，高朝星实际出资227500元，高朝星自己才是本案的最大受害者，原告投资失败想让高朝星背锅，这是不可能的，请法院核实相关情况，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原告要起诉退还合伙资金、挽回损失，适格的被告是李建，并非高朝星，高朝星、陈顺才、肖成林、毛严四人的投资款全部在李建手上，要退钱依法也应由李建来退。 被告肖成林辩称：我不同意，我没有收到钱，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顺才无答辩意见。 第三人以及其他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述称：我认可高朝星的答辩，这个事情大家都参与的，我们都是受害者，都是股东，都亏本了，我们应集体找李建拿回来。 第三人李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意述称：李建在服刑，等出来后才能处理合伙事宜。 第三人朱佳琦书面述称：一、本人并非案涉合伙协议纠纷合伙人。本人并不知情“好声音”歌城具体合伙人是多少人，只知道李建是“好声音”歌城主要负责人，我与李建系朋友关系。陈杨是李建的妻子，本案中追加的第三人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好声音”歌城的合伙人。我只知道“好声音”歌城是2018年底开始筹办，整个“好声音”歌城筹办过程我从未参与过，也不是“好声音”歌城的合伙人。因之前和李建合伙经营建材生意，建材生意结束双方结算后，李建还欠付我一万五千元，李建告诉我他在筹办“好声音”歌城，邀约我入股每股为7万元，之后我通过微信转款2万元给李建打算入股，但我因经济紧张，无法凑够股金，我明告知李建不打算入股了我和李建通过电话沟通，李建同意返还我该款项，后面多次找李建催要上述款项共计35000元但是李建因出车祸入狱，李建至今还欠付我35000元。二、本人并不知情本案具体事宜。对于毛严、陈顺才与高朝星合伙协议纠纷，我并不知情，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经济来往。对于“好声音”歌城各个股东之间的纠纷，我并不知情，我在本案中也不是股东，本案合伙纠纷与我无关，我作为受害者，保留对李建追偿的权利。 第一次审理时，原告举证，各方质证如下： 毛严通过农行转账55000元给高朝星的《客户回执》，口头陈述给付现金10000元给高朝星，合计金额65000元。证明目的：证明支付65000元股金给高朝星的事实。 被告高朝星质证认为：认可收到过毛严的65000元，这个钱是收了交给歌城。 第一次审理时，被告举证，各方当事人质证如下： 1、收据3张，购买股份协协议，会理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银行记录，歌城投资情况（证据均为复印件，当庭经质证核对后退回被告）。证明目的：证明我没有转卖股份给原告，而且他们都是当时的合伙人。 原告质证认为：对3收据，对交款的金额，均是由高朝星交给李建，与原告双方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份购股协议，也是李建与高朝星签订的，原告方是不清楚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转款的凭条，也是通过被告转给李建。对好声音入股650000元的比例明细的缴款内容是真实的，在我交钱的时候拿给我看过，对金额和缴款的时间均无异议，缴款的款项是事实，是自行履定的协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会理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 2、证人李如意（第二次审理时追加为第三人）出庭证明：我当时做装修的，在装修他们歌城，我知道陈顺才、毛严、肖成林、高朝星是股东，他们是以股东的身份在投资的歌城，当时是跟到大股东李建在管理。其他的我不清楚情况。当时李建认为麻烦，他们四个就认10%有股份，当时要决策，由一个人来给李建说。李建是说收到过钱，大约支付了50多万，具体多少我不清楚。我是做装修的，当时是说承包给我装修，因资金不到位，等我装修了才分我干股。在装修中，毛严和陈顺才去歌城看过，但李建才能做主。他们几个都在一起的，在哪儿商量都喊在一起的。证人入干股，李建同意了，但没有合同。他们几个都是认识高朝星了，才在一起协商的，但李建只认可高朝星，陈顺才、毛严、高朝星仅占李建里面10%。 被告陈顺才认为：高朝星我们四个人，我跟证人不认识，装修过程中我们几个是去过，我们交股金给高朝星，后期我们才认识李建的。 原告毛严认为：我们是给过款项给了之后，才认识的他们，款项给了之后，我们到休闲吧里面认识的，其余的是事实。 被告高朝星认为：对证人李如意的证言无异议，是我作为我们几个代表后，我去签的协议，他们认为是买股份后才认识并不是事实，其实没有买股份之前都在一起。 3、证人肖成林（第二次审理时追加为被告）出庭证明：我们说李建有一个项目，当时我们几个，当时我们听了都认为项目可以，我们就选了一个代表，由高朝星统一交给李建。我投资了23万多，我们四个一起的。购买股份后，我们在微信群里面协商过。在装修过程中，我们几个都去看过，去歌城5次左右。当时购买股份时，我们几个人作为一个团体，选的一个人作为代表来和李建签的合同。我们四个一个团体，仅有10%的股份。 被告高朝星认为：当时歌城的装修建议，双方是参与了的。 原告毛严、被告陈顺才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是事实。 第二次审理时举证、质证情况如下： 本院出示2019年4月17日上午9时至11时第一次开庭的庭审笔录和在看守所对李建的询问笔录。 原告毛严、被告陈顺才、高朝星无异议。 被告肖成林认为：上一次我是作为证人，是真实的，对在庭审笔录和法庭询问中记载是真实的。我今天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第三人李如意及李如意作为其他第三人认为：是真实的，对在庭审笔录和法庭询问中记载是真实的。 本院出示我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2019)川3425民初2948号高朝星、毛严、陈顺才、肖成林与李建合伙协议纠纷中的庭审笔录和民事裁定书及相关证据。 各方当事人无异议。 被告高朝星补充举证：2019年会理KTV项目3页，微信截图2页，证明李建打印给我的项目情况和微信转账的截图。 原告毛严认为：我们是不清楚的，微信转账截图是真实的。 被告肖成林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是事实。 被告陈顺才认为：我不清楚，我没有参与，我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微信截图没有意见。 第三人李如意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是事实。 第三人李如意作为其他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是事实。 被告高朝星认为：我提交的证据是真实的，无异议。 本院出示在看守所向李建的询问笔录2份，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对李建的询问笔录有无异议？ 被告陈顺才认为：没有异议，恰好证明陈顺才不是合伙人。 被告高朝星认为：对李建提到的只认高朝星，我是作为代表来跟李建签字，在签订协议之前，我们多次在一起商量，我们每个人持股没有达到5%，因我的持股份额高，他们几个推荐我与李建签合同，因李建要求推荐一个代表，所以就认我，但这个情况李建没有写协议里面。 被告肖成林认为：有异议，我的意见与高朝星的差不多。 第三人李如意：有异议，我的意见与高朝星的差不多。当时我们都在，李建要求选一个代表来，我们都推荐了高朝星与李建签了协议。 本院认证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第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隐名还是显名入伙，以及合伙相关事宜，因不在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对各方均认可高朝星代表本案原被告合伙组织入伙第三人的合伙组织这一情节予以认可。上述可采信的证据，可以认定以下法律事实： 李建等人合伙准备经营好声音歌城，但李建只认可高朝星，并给予高朝星10%的股份份额。毛严、陈顺才、肖成林为了参与歌城经营，与高朝星作为一个整体，由高朝星出面参与李建等人的合伙组织。高朝星与李建于2019年1月11日就入伙事宜签订了《购买股份协议》。毛严共计交了65000元给高朝星，高朝星通过农行于2019年2月28日将高朝星、毛严、陈顺才、肖成林作为一个整体的入股金121250元给李建；于3月4日再次转给李建113750元。之后，李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刑，开办歌城事宜遂暂停至今。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陈杨、詹洪、朱佳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毛严、陈顺才、肖成林为了参与歌城经营，与高朝星作为一个整体，由高朝星出面参与李建等人的合伙组织，则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和高朝星形成了一个合伙组织，四人所出的股金，实际为该合伙组织的合伙财产，高朝星加入李建等人的合伙行为，实际是作为合伙负责人代表本合伙组织加入李建等人合伙组织的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全体合伙人承担。而合伙人将资金投入到合伙组织后，该资金就转化为合伙组织财产，而非合伙人个人财产。合伙人要收回投资，需合伙人协商一致或合伙组织清算后，有剩余财产才能分配。本案的最终解决，需经李建等人合伙组织清算或解散，对合伙财产分配完毕后，高朝星、毛严、陈顺才、肖成林四人组成的合伙组织将收回的合伙财产经清算，所剩余的四人合伙财产才能给予分配。故毛严要求退还股金的诉讼请求，因合伙组织尚未清算，待分配合伙财产不清，本院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为了正确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毛严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26元，由毛严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宇 审判员 李会宁 审判员 黄正江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