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9民终2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曲元生，男，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进霞，女，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秀艳，女，196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曲秀丽，女，196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桃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进臣，男，1950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进荣，女，196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进华，女，195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新兴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樊金波，男，195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樊志强，男，1982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忠芝，女，1956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丽新，女，198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岩峰，男，198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清贵，男，1943年3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保全，男，198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珍，女，1975年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以上曲元生、袁进霞等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曲元生，男，1957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殿顺，男，194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洪树，男，1955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更德，男，1938年3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庆荣，女，195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春霞，女，196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春艳，女，1972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春海，男，1975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春发，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宗彩，女，1957年9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玲，女，198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传波，男，198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春，男，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梅，女，196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岭，男，1968年1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希信，男，194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倪长荣，女，194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芹，女，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霞，女，197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艳，女，197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丽，女，197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红，女，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胜军，男，1982年7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以上胡殿顺、张洪树等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胡殿顺，男，194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以上胡殿顺、张洪树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忠，男，退休干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茄子河镇新富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杨扬街**。法定代表人：赵振武，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传玲，七台河市新兴区兴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曲元生、袁进霞、曲秀艳、曲秀丽、袁进臣、袁进荣、袁进华、樊金波、樊志强、袁忠芝、高丽新、高岩峰、宋清贵、宋保全、宋国珍、胡殿顺、张洪树、王更德、孔庆荣、胡春霞、胡春艳、胡春海、胡春发、杨宗彩、张玲、张传波、王长春、王玉梅、王长岭、于希信、倪长荣、于芹、于霞、于艳、于丽、于红、于胜军（以下简称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因与被上诉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茄子河镇新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富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人民法院（2019）黑0904民初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暨诉讼代表人曲元生、胡殿顺，上诉人袁进荣、张洪树、胡春霞，以及上诉人胡殿顺、张洪树等22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曲秀珍在一审诉讼期间去世，其系上诉人曲元生户内成员，由曲元生继续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元生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981年上诉人四户22口人已经分得土地，每人三分菜地，即300平方米自留地，但1984年被新富村无条件收回。1983年，国家实施家庭承包经营，新富村顺应国家政策，也实行分田到户(1、4、5、6队分田)，运作时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也没制定承包方案，而是暗箱操作，违背法律规定，致使上诉人没有分到土地(当时人均可分5亩多地)。1983年至1998年16余年未分得土地，是新富村违法剥夺了上诉人享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一审法院不尊重客观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1983年和1984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通知和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自留地政策明确规定“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它非农业用地”。300平米自留地，新富村引用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业委员会《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规定，不正适用上诉人该拥有自留地吗?本案15位上诉人为1983年应该实际取得土地经营权，而主张权利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诉求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指令一审进行实体审理，一审诉讼费由新富村承担。胡殿顺等22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请二审法院准确告知上诉人，七台河市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事项主管部门的地址；2.判决新富村赔偿上诉人37年无自留地收益的损失1,044,676.50元。事实和理由：一、以曲元生为诉讼代表人的案件与以胡殿顺为诉讼代表人的案件是两起不同的案件，一审法院将两起案件当成一起案件在同一法律文书中下判是错误的，违反民事案件“一案一议”的规定。二、新富村在2017年的答辩状中自认将上诉人的自留地收回，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土地台账是荒谬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且分自留地和收自留地的都是村里的领导，一审法院还要上诉人举什么证。三、新富村是土地所有人，上诉人是土地使用人，土地台账应由新富村制作，一审只要求上诉人提供土地台账，不要求新富村提供土地台账，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是错误的。四、新富村没有出示收回农户自留地的有关文件，一审支持新富村没有法律依据的收回农户自留地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违法的，应予纠正。五、新富村将收回的土地发包给外村农户耕种，最后又将该土地卖给市轧钢厂，没有请求镇领导，也是明显错误的。六、上诉人因土地被新富村无理剥夺了16年，法院以不归法院管辖为由驳回，上诉人同意法院的裁定，但要求法院明确告知到何处办理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事宜。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求。新富村辩称，首先，针对曲元生等人的上诉答辩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上诉人诉讼一轮家庭承包地赔偿的请求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是合法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事项，应属于村民自治事项，依法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二、一审驳回上诉人要求新富村赔偿每人300平方米自留地损失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给予支持。上诉人对其每人300平方米自留地事实，只有证人证言，没有承包合同等有效证据佐证和形成证据链。因此，上诉人主张的土地性质、权属、土地方位、面积、四至、地邻、地类等均不能证明，其请求赔偿无事实和有效证据作为依据，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上诉人有充足证据证明每人300平方米的自留地确实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案涉土地为菜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系自留地，不属于家庭承包地，不适用家庭承包地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而黑龙江省检察院的抗诉书也明示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此类自留地作出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审理，自留地的经营管理权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是否继续发包，还是发包给哪位村民，都是村民自治范畴事项，不归法院处理。按当年政策规定自留地、自留山、自留地和草场均属于村集体所有，其成员只有使用权，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归农民自己支配，国家不征农业税，新富村在一轮土地承包时收回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所有村民自留地的行为是合理合法的，不存在任何过错，因此，新富村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上诉人依据的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规范行政案件，而不是民事案件，该解释不适用本案。上诉人依据的法律规定的前提是其分得和实际拥有其诉求的土地，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无论是一轮家庭承包的菜地，还是其诉求的每人300平方米自留地，均系其没有实际控制和拥有期间的损失，故其不适用该法律规定。其次，针对胡殿顺等22人的上诉答辩意见如下：一、2016年11月以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为原告提起一审诉讼，其诉求和事实、理由均相同，是以一个诉状诉至法院，二审、再审也都是相同诉求和相同理由，直到抗诉时，上述当事人中有15人委托曲元生为诉讼代表人，而其他当事人以胡殿顺为诉讼代表人，但诉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变。本案并非法院强制合并审理，也没有违反“一案一议”规定。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实。而上诉人不能举证其诉求的每人300平方米的自留地的具体位置、四至、地邻、地类、权属、期限等等，一审法院视为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符合法律规定。三、对于胡殿顺等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观点，答辩观点同曲元生答辩意见。综上，新富村是否真的收回上诉人的自留地，以及是否发包给其他人或者被征用，均是村委会自治的一种管理形式。本案所有庭审中，上诉人没有实际拥有第一轮家庭承包菜地是事实，而主张1984年每人300平方米被收回后16年或者37年期间的自留地损失，因其没有承包合同等证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给予维持。以曲元生为诉讼代表人的一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新富村补偿16年未经营土地所造成的损失；2.要求新富村补偿300平方米的未经营菜地的经济损失。以胡殿顺为诉讼代表人的一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同意法院依法驳回诉求新富村赔偿16年无菜地承包损失的裁决，请求重审法院依法明确告知到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何部门申请办理土地承包事宜；2.要求新富村赔偿37年300平方米自留地收益及利息1,044,676.50元，产值38,850.00元(3.50元/平方米×300平方米×37年),利息2,939.06元（38,850.00元×7.56%）；每一人获得赔偿款41,787.06元(38,850.00元+3,973.06元)，赔偿总额1,044,676.50元（41,787.06元×25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均是新富村（二队）村民，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中，未分得土地，造成损失问题，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9民再4号民事裁定中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双方对自留地及自留地性质及家庭承包地以外的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没有承包合同，也没有承包期限、数量的记载。新富村对这部分自留土地没有收取过任何费用，该土地收益均归曲元生、胡殿顺等人所有。曲元生、胡殿顺等人无法提供自留地的方位、面积、地邻、相关合同、台账、收回时间、原因。一审法院认为，曲元生、胡殿顺等三十余新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因16年未经营土地造成的损失之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曲元生、胡殿顺等人针对新富村收回300平方米菜地造成的损失问题：1.菜地的性质为自留地，现行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未对自留地的性质方式作出规定，自留地未纳入农村土地管理范畴。2.双方争议的每人300平方米自留地问题，以曲元生为代表人的要求给付14100平方米菜地16年未经营造成的损失1,387,957元；以胡殿顺为代表的原告要求赔偿37年300平方米自留地收益及利息1,044,676.50元。3.曲元生、胡殿顺等人重审提供的七项证据有六项是言词证据，仅有一份书面“土地台账”，没有公章没有签字，且证明的是新富村一队的土地情况，不能证明新富村二队的村民（菜农队）的土地情况，该证据无证明力，不能认定。4.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农民使用土地应存有土地台账、记录或土地承包协议。曲元生、胡殿顺等人既不能提供土地台账，也没有土地承包协议，土地使用权属无法明确。在没有土地台账记录，也没有书面协议的前提下，不能确认菜地取得的时间、数量、收回原因、收回时间，也无法确认新富村有无过错，所以本院无法启动过错赔偿法律责任程序。曲元生、胡殿顺等人虽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却没有提供支持该诉讼请求的事实理由，仅靠知情者言之凿凿的说辞，改变不了法律事实。综上，曲元生、胡殿顺等人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驳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曲元生、袁进霞、曲秀珍、曲秀艳、曲秀丽、袁进臣、袁进荣、袁进华、樊金波、樊志强、袁忠芝、高丽新、高岩峰、宋清贵、宋保全、宋国珍、胡殿顺、张洪树、王更德、孔庆荣、胡春霞、胡春艳、胡春海、胡春发、杨宗彩、张玲、张传波、王长春、王玉梅、王长岭、于希信、倪长荣、于芹、于霞、于艳、于丽、于红、于胜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57.00元，由曲元生、胡殿顺等人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是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未分得土地，要求新富村赔偿损失，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即人民法院应否进行实体审理的问题；二是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主张每人300平方米的自留地从1984年被新富村收回至今，要求新富村赔偿损失应是支持的问题。关于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未分得土地，要求新富村赔偿损失，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曲元生、胡殿顺等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未与新富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属于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双方未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前，民事法律关系尚未建立，民事诉权基础并不存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的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对曲元生、胡殿顺等人的该项请求未予审理，并告知其向行政机关申请解决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曲元生、胡殿顺等人要求新富村赔偿每人300平方米的自留地从1984年被新富村收回至今的损失应否支持的问题。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主张的各项损失缺乏证据支持，且案涉土地的性质为自留地，并非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以家庭方式承包的土地，不具有用益物权的属性，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于2016年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此时曲元生、胡殿顺等人主张的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三十余年，新富村在历次审理中均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行使时效抗辩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权利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十年，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新富村的抗辩理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曲元生、胡殿顺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565.0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树全审判员  迟丽杰审判员  李晓英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解涵书记员丛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