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81民初12285号原告：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住所地诸暨市五泄镇十四都村(狮象)。经营者:陈可芳，女，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国，诸暨市恒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焕军，诸暨市恒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金士良，男，1966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被告：金菊仙，女，1969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原告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以下简称蓝天化纤厂）与被告金士良、金菊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7月24日、9月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蓝天化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国、洪焕军、被告金菊仙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士良两次庭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蓝天化纤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金士良、金菊仙返还原告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并赔偿该款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赔偿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从事弹丝加工、买卖等业务。原告是专业经营长丝业务的。为此，原、被告之间存在着被告向原告购买长丝及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将长丝加工成弹丝的业务关系。自2017年3月至2017年7月期间，原告要求被告为其加工弹丝，累计交付给被告的长丝价款为331180元，并由被告金菊仙代被告金士良在原告的码单上签字确认，并每次口头承诺近期交货。被告既没有交付工作成果，又不返还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尽管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履行交付义务，但被告至今始终不能履行，故被告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同时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现原告要求返还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合理合法。被告金士良未作答辩。被告金菊仙辩称，1.原告是蒋先迪开办的，2017年1月23日，答辩人写了一张欠条给蒋先迪，金额是308171元，长丝生意是和金士良做的，但签字是答辩人签的。2.后来金士良生病了，蒋先迪就来催款，答辩人说金士良身体不好，只能以原料抵债。2017年3月11日之后，蒋先迪同意用原料抵债，另外说家里还有一点长丝，让答辩人和金士良加工掉，到时候欠多少就是多少，欠条上的金额累计下去。加工完成后，蒋先迪一直没有来拿货，也没有结账，到2017年10月21日，蒋先迪拿走的原料总共价值360012元，答辩人一直催促蒋先迪把后来加工的长丝拿走，因为房子要租掉了，蒋先迪一直到2018年5月6日傍晚才拿走，第二天过来签字。当时金士良说蒋先迪拿过来加工的5票长丝，加工得还要亏掉，蒋先迪就发火，说这样说起来答辩人签的欠条是空写写的，那他就去起诉答辩人。2018年在草塔法庭调解过的，但是没有调解成功，一直到2019年又起诉。3.长丝总共加工了5票，2018年5月6日已经交付了，欠条上的金额已经是算到了后来拿过来加工的长丝单据中，不然答辩人也不会在这些加工单据上签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金士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对原告及被告金菊仙提供的证据进质证、抗辩的权利。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25日、5月27日、6月14日、6月21日、7月7日的蓝天化纤厂销售清单五份，被告金菊仙对上面的签名无异议，是其代签金士良的名字的，但认为5月25日销售清单上的“此前欠款295211元”是之前的欠条金额延续下来的，之前欠的是长丝货款，并没有拿过来加工的长丝，如果有加工的话，不可能没有一张单子的。本院认为，被告金菊仙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至于“此前欠款”的金额由来如何认定，在下文中阐述。原告提供的记账单二页，第一页上面记载了2017年3月份的弹丝账目，下面又写了“长丝款331180元”，第二页上面记载了3月至10月21日各个月份的金额，下面写了“弹丝合计360012长丝合计331180元”，用以证明原告交付给被告加工的长丝是331180元，与被告从原告处购买的长丝账目不是一回事。本院认为，该记账单系原告单方制作，下面记载的弹丝金额、长丝金额如何计算的，需要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退长丝单据四份，用以证明在被告金菊仙出具长丝货款的欠条后，总共发生了四笔退长丝，相应的金额已经计算在被告抵债给原告的弹丝款中了，不存在另外的退丝，被告所称的250.4公斤的退丝，实际是2017年5月25日的退丝125公斤，已经进行了计算，如果还要再次抵扣，就是重复计算。被告金菊仙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几笔退丝和之前的两笔退丝没有关系，是不同的退丝。本院认为，该几组退丝的金额虽然已经计算在被告抵债的弹丝款中，但并不代表双方另外没有发生过退丝。被告金菊仙提供的净重250.4公斤的退丝退管单据，日期为2017年4月，右上角写了“2017年5月25日拉去退丝”，但载明的退丝数量、颜色与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25日的退丝单据记载的内容并不一致，无法证明这两份退丝单据退的是同一批长丝，同时净重250.4公斤的退丝退管单据的第二联已经由原告的实际经营者蒋先迪在另一案中提供，且在粘贴的纸张下方另外用圆珠笔书写了“5.25日拉来50墨绿17.41716916917912.210.310”,与2017年5月25日的退丝单据记载的内容基本一致（有部分数字记载应系笔误），也可进一步印证净重250.4公斤的退丝退管是另外发生的，与2017年5月25日的退丝并不是同一笔。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本院收集在卷，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被告金菊仙提供的净重250.4公斤和净重1045.1公斤的退丝退管单据各一份，用以证明欠条出具后，被告将部分长丝退还给原告，长丝购买时的价值是10元左右一公斤，退的话价格由原告算，原告提供的2017年5月25日的销售清单上的“此前欠款295211元”就是欠条上的308171元减去该两票退丝退管的金额。本院认为，净重250.4公斤退丝退管单据，在上一组证据的认证中已作了阐述，本院对该份单据直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净重1045.1公斤的退丝退管单据，上面并无原告的工作人员或者蒋先迪的签名，也无其他证据能够印证原告已收到该部分退丝退管，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两被告系夫妻，于1992年12月11日登记结婚。原告的经营者为陈可芳，与案外人蒋先迪系夫妻。2017年1月23日，被告金菊仙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蒋先迪原料款计人民币（叁拾万捌仟壹佰柒拾壹正）?308171元”。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10月21日，两被告以自己所有的弹丝抵扣上述欠款，有部分退还给原告（蒋先迪）的长丝价值也计算在上述弹丝款内，共计360012元。2018年5月7日，两被告又向蒋先迪交付价值7956元的弹丝，上述总计367968元。两被告另在2017年4月向原告退还过一批长丝和纸管，长丝净重250.4公斤，未计算在上述弹丝款中。2017年5月25日，原告另向被告金士良发送价值10444元的长丝，抬头写明“金仕良处加工”，下面还写明了“此前欠款295211元”，由被告金菊仙在欠款人处签名“金仕良”。同年5月27日、6月14日、6月21日、7月7日，原告又分四次发送长丝到被告金士良处加工弹丝，均由被告金菊仙在欠款人处签名“金士良”或“金仕良”，这五次合计发送的长丝价值为35969元，加上“此前欠款295211元”，到2017年7月7日共计欠款331180元。2019年8月15日，蒋先迪持2017年1月23日的欠条向本院起诉金菊仙，要求金菊仙支付长丝货款308171元及相应利息损失。金菊仙辩称欠款已经用弹丝抵销，蒋先迪则认为这些弹丝是其将长丝交给金菊仙加工后的工作成果，并提供了抬头为“金士良加工”的销售清单五份用以证实。2019年9月25日，本院作出（2019）浙0681民初13641号民事判决，认为上述欠款已经由36万余元的弹丝抵销，蒋先迪主张这些弹丝系加工完成后的工作成果，证据不足，据此驳回蒋先迪的诉讼请求，另认定，金菊仙曾为蒋先迪提供加工业务，双方至今尚未结算。蒋先迪不服上述判决，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20年1月8日作出（2020）浙06民终46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原告持上述五份销售清单诉讼来院，要求两被告返还价值331180元的长丝及赔偿损失。本院认为，原告蓝天化纤厂（蒋先迪）与两被告之间的长丝买卖、加工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至2017年1月23日，两被告尚欠长丝货款308171元，以及在2017年5月27日至7月7日期间原告（蒋先迪）又将五票价值35969元的长丝送到两被告处加工，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在被告金菊仙出具欠条以后，两被告已向原告蓝天化纤厂（蒋先迪）发送价值367968元的弹丝（含部分退货长丝），用以抵扣上述欠条中的货款，该节事实已为生效的（2020）浙06民终465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年1月24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原告（蒋先迪）有无将价值295211元的长丝交于两被告加工。原告主张2017年5月25日的销售清单上记载的长丝是送过去让两被告加工成弹丝的，此前欠款已经载明是295211元，说明在2017年5月25日之前两被告已经收到了原告所交付的价值295211元的长丝用于加工，最后一张2017年7月7日的销售清单体现的总交付长丝价值为331180元，在被告签名时这些内容都是已经存在的，原告无需再提供295211元长丝的送货凭证，也是因为此前的销售清单遗失了，才会在现存的销售清单上写上“此前欠款”，这些加工业务和此前的买卖业务是独立分开的。如果“此前欠款”是欠条金额的延续，两者金额并不一致，且被告也不可能不收回欠条或者在销售清单上予以注明。被告金菊仙则辩称，此前欠款295211元是欠条上的308171元减去之后的两票长丝退款形成的，金额是蒋先迪写的，是欠条上的金额延续下来的，不然其也不会签字，送过去加工的五票长丝也都已经加工完成交付了，最后一次交付是在2018年5月6日傍晚，第二天蒋先迪在欠款单上签字。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原告主张在2017年5月25日之前已交付价值295211元的长丝给两被告加工，所依据的主要就是2017年5月25日销售清单上载明的“此前欠款295211元”，同时蒋先迪在之前起诉金菊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二审中均陈述加工业务是从2017年3月11日开始发生的，原告对此亦无异议。也就是说在2017年3月11日至2017年5月24日期间，双方发生了价值295211元长丝的加工业务，在2017年5月25日至2017年7月7日期间却只有价值35969元长丝的加工业务，这两个时间段的业务量差距大得并不合理。其次，原告（蒋先迪）自己制作的记账单记载的明细账目应该是原告（蒋先迪）收到两被告送过去的弹丝，这与被告金菊仙提供的弹丝划码单的重量、金额可以对应，该记账单并不是如蒋先迪在之前案件中所称的是送过去加工的长丝明细账目，否则就变成了当天送货过去，当天就有加工完成送回来的情况，即使真的是当天送过去当天完成加工，也不可能是一样的重量一样的金额，因为同等重量的弹丝价值显然是高于长丝，至少多了加工费。由此可见，原告的记账单是记载收到多少弹丝的明细账目，而且这些弹丝至少一开始的部分不是被告给原告加工完成以后的产品。记账单后面又写了发出去长丝的总金额，如果按照原告的说法，买卖业务和加工业务是独立核算的，那么送过去的买卖长丝和加工长丝合计应该是639351元（308171+331180），但现在记账本上记载的却是“弹丝合计360012长丝合计331180元”。虽然对于308171元的长丝，原告（蒋先迪）另有欠条在手，但内部记账单未进行完整统计核算，与一般的商事行为不符。最后，虽然“此前欠款295211元”与被告金菊仙出具的欠条金额308171元不一致，但两者只相差12960元，结合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将之前所购的长丝部分退回的情况，本院亦认定了有部分退丝未计算在两被告送过去的弹丝款中，因此不排除该12960元的差额有可能是因退长丝而扣除的。在短短的两个半月送过去295211元的长丝去加工，却无法提供具体的送货凭证，原告仅仅以遗失相关凭证作为解释，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同时，原告（蒋先迪）与两被告之间此前只存在买卖关系，在两被告积欠了30余万元货款的情况下，原告（蒋先迪）应当对两被告的经济能力有所保留，却选择在此时与两被告开始发生加工关系，将价值30多万元的长丝送过去加工，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且根据原告的陈述，送过去的长丝一点都没有加工完成交付过，从2017年3月初至7月初有整整4个月，如果前期这么大量的长丝一点都没完成加工交付，那为何后面还要继续送过去加工，显然也不合常理。综上所述，原告应当就“此前欠款295211元”如何形成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否则本院难以采信原告的主张，只能认定双方实际发生加工业务的长丝价值为35969元。而该部分加工的长丝即使未加工成弹丝交付给原告，两被告用于抵债的弹丝价值（含部分退回的长丝价值）也已超过尚欠的长丝货款与加工的长丝价值之和（367968>308171+35969）。原告提出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金士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查清，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68元，减半收取计3134元，由原告诸暨市五泄蓝天化纤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傅刘强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代书记员 郭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