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莉，女，196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林，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祖珠，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负责人：冯伟，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易志华，男，1966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原审第三人：邱凯东，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上诉人李莉、夏祖珠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威戈律所）及原审第三人易志华、邱凯东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1834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林、上诉人夏祖珠、被上诉人威戈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昆红及原审第三人易志华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邱凯东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莉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威戈律所与夏祖珠共同向李莉返还本金8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逾期则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支付利息)；2.威戈律所与夏祖珠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威戈律所、夏祖珠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威戈律所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具的《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函》，夏祖珠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李莉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辩护意见》均载明威戈律所接受李莉的委托指派夏祖珠律师担任李莉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审理程序的辩护人，所函上加盖了威戈律所的公章，可证实威戈律所与李莉已在事实上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以李莉与威戈律所没有签订委托合同为由认定双方没有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与事实不符。在李莉所涉刑事案件中，夏祖珠按照刑事诉讼程序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阶段都作为李莉的辩护人进行了相应辩护工作。在审判阶段为李莉出庭辩护前，夏祖珠必须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其所属的威戈律所开具的所函才能申请阅卷。事实上，李莉与威戈律所签订过委托合同，但夏祖珠当时以要加盖威戈律所公章为由将应给李莉的那一份委托合同拿走，之后以各种理由推脱而没有将委托合同给李莉。第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莉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作出的《刑事判决书》及《刑事辩护授权委托书》《广东威戈律师事务介绍信》均载明夏祖珠是威戈律所的执业律师，其代表威戈律所执业，威戈律所与李莉在事实上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退一步也构成了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定李莉与威戈律所没有发生委托代理关系与事实不符。夏祖珠接受李莉的委托后，多次到看守所会见李莉，其自己也确认到看守所会见李莉五、六次。而按规定，夏祖珠每次到看守所会见李莉前都必须向看守所提交《广东威戈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否则不准会见。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律师应当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执业，而不是以律师个人名义执业。夏祖珠到看守所会见、到检察院申请阅卷及出庭为李莉辩护，都必须出示其执业机构威戈律所的律师执业证，证实其代表威戈律所执业，事实上威戈律所与李莉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取保候审属于辩护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职务范围，是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执业职务行为。李莉的家属基于夏祖珠是威戈律所专职辩护律师的信任，在李莉仍被拘押而不方便亲自办理的情况下，代李莉将80万元支付给夏祖珠，委托其交给侦查机关并办理取保候审。夏祖珠收取李莉80万元取保候审费用就是执业服务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行为。夏祖珠收取李莉80万元后没有用于交纳取保候审保证金，且拒不返还，是一种职务欺诈行为。夏祖珠称该80万元是用来向有关机关搞关系及成功后的奖励，更是一种严重的职务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威戈律所依法应对夏祖珠违法执业的职务行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威戈律所主张夏祖珠在刑事案件中向多个部门提交的所函和介绍信上加盖的该律所公章是假的，但其并未申请鉴定，其称不知道夏祖珠接受了常某菊的委托，明显是作虚假陈述。即使威戈律所不知道夏祖珠接受了李莉的委托，也不知其使用了这么多加盖有威戈律所公章的介绍信和所函并私自收取了80万元取保候审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及第四十条的规定，威戈律所在知道夏祖珠收取李莉80万元且拒不返还后没有尽到督促返还责任，对夏祖珠违反执业道德及执业纪律的行为没有尽到监督管理责任，疏于管理盖有律所公章的介绍信和所函，对夏祖珠违法执业疏于监督管理，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对夏祖珠的违法执业行为给李莉造成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以李莉没有与威戈律所和夏祖珠签订委托合同为由认定李莉与威戈律所没有发生委托代理关系，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李莉的主张。夏祖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李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莉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李莉是本案的适格原告错误。案涉80万元是王某群汇至夏祖珠账号的，王某群是案涉80万元款项的利害关系人。80万元中的60万元是王某群在2015年2月5日汇入夏祖珠的银行卡内，当时李莉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另外20万元是2015年4月22日李莉被取保候审后由王某群汇入夏祖珠银行卡内的。无证据证明该两笔款项是李莉委托王某群向夏祖珠支付的，且第一笔60万元是李莉在被羁押期间支付的，不可能获得李莉的委托，不存在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的事实。由于案涉80万元款项并非李莉所有，其与该80万元无利害关系，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其次，一审判决根据李莉提交的《委托情况说明》认定的事实错误，且相互矛盾，违背常理。王某群的汇款凭证上未注明80万元是代李莉支付，也未说明该80万元是办理取保候审的保证金，常某菊在另案的诉讼中也未说明是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的。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9365号民事裁定和(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80万元款项并不是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的，而是王某群受常某菊委托代常某菊支付的，该生效裁判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对本案有既判力。该案是由常某菊作为原告提起的，如果80万元是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的，李莉应在该案中直接提起诉讼。因佛山市群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鑫公司）涉单位犯罪的刑事案件，并不是李莉个人犯罪，群鑫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常某要求支付的费用转由李莉个人承担，不符合常理。即使办理取保候审需交纳保证金也应由单位承担，不可能由李莉个人承担。李莉或王某群等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前，均未说明该费用是代李莉支付的。在前案中，王某群和常某菊等称王某群是受常某菊的委托向夏祖珠支付80万元的，而本案中王某群、常某、常某菊又称是代李莉支付的，李莉及其亲属的陈述前后矛盾。再次，王某群向夏祖珠支付的80万元与刑事委托及交纳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无关。李莉因群鑫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涉案，在侦查阶段被批准取保候审，李莉的女儿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并提供人保，不存在交纳8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审查起诉阶段的续保手续是李莉自行办理的，也没有交纳保证金。在李莉被关押期间，夏祖珠回答李莉关于取保候审担保方式的咨询时，仅告知担保方式有人保或财保，从未向李莉讲过取保候审须交纳80万元保证金。该80万元是在常某与易志华的共同要求下，通过王某群的账号汇入夏祖珠的账号，再由夏祖珠转付给易志华的款项，与刑事委托及夏祖珠均无关联。李莉涉案后，常某请求与群鑫公司有业务关系的易志华为李莉办理取保候审提供帮助，易志华向邱凯东借款3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莉被取保候审与易志华有关，但李莉被批准同意取保候审是事实。在李莉被取保候审两个月后，王某群通过夏祖珠的账号向易志华转付80万元中的余款20万元，足以说明李莉和以常某为代表的群鑫公司对易志华提供帮助的认可。在(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案开庭审理时，夏祖珠申请易志华、邱凯东出庭作证，本案中又追加易志华和邱凯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易志华、邱凯东均证明该80万元是应易志华和常某的共同要求，借用夏祖珠的账号，让夏祖珠作为易志华与常某之间80万元往来款的见证人并证明汇款用途。夏祖珠收到80万元后已全额转付给了易志华，故该款项与夏祖珠与李莉的刑事委托无关。最后，一审判决未查明案涉80万元款项的实际用途是否为李莉支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李莉提起本案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捏造的。第二，一审判决认定李莉作为刑事案件的委托人，其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适格，属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李莉被取保候审后至王某群向夏祖珠支付20万元前，一直未向夏祖珠说明该80万元是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且与刑事委托有关，否则夏祖珠会拒绝易志华、常某通过其账户向易志华转付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李莉未取得王某群对夏祖珠的权利，故其不具有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其次，案涉80万元是王某群以其本人名义向夏祖珠账户支付的，无证据证明是代李莉支付的。即使王某群与李莉之间存在8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李莉也不符合以原告身份进行代位诉讼的条件。再次，本案诉讼是因群鑫公司涉嫌单位犯罪而引起，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常某要求并通过该公司股东常某菊丈夫王某群账户向为公司提供帮助的易志华支付相关费用，符合常理。李莉提交的《委托情况说明》显示因群鑫公司涉嫌单位犯罪而产生的费用由李莉承担，显然不合常理。最后，李莉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交的转款凭证显示转款时间是在2019年7月6日之后，与其在第一次开庭时提交的《委托情况证明》载明的其在2019年7月6日前已将80万元返还给其子女的时间不一致，明显是在作假。即使存在还款的事实，也不排除是返还生意往来款或其他款项的可能。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夏祖珠的上诉主张。威戈律所针对李莉的上诉请求辩称：首先，李莉及其家属并未与威戈律所建立委托关系。根据李莉提供的刑事判决书，李莉委托了两名不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夏祖珠仅是其中一位辩护人。因此，李莉及其家属理应清楚与律师事务所建立委托关系的流程，包括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并支付律师服务费、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开具发票等。但威戈律所从未与李莉或其家属签订过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委托合同，李莉也无证据证明其与威戈律所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威戈律所从未直接或间接收取过李莉或其家属的任何款项，其对夏祖珠收取案涉款项不知情，也从未授权或指示夏祖珠向李莉或其家属收取任何款项，故李莉要求威戈律所与夏祖珠共同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案涉80万元并非律师服务费，该款项是李莉与夏祖珠之间的个人经济往来，与威戈律所无关。各方并无合意将案涉80万元用作律师费，李莉也无证据证明该80万元是应威戈律所的要求支付的。案涉80万元实际是王某群以个人名义支付至夏祖珠账户的，无证据证明王某群是代李莉支付的，更无证据证明是代李莉支付的律师服务费。根据易志华、邱凯东在一审的陈述，该笔款项事实上是李莉与夏祖珠、易志华等之间的往来款，属个人间的经济纠纷。李莉及夏祖珠均承认案涉80万元并非律师服务费，且该款项支付亦无相关委托手续，在此情况下该80万元与威戈律所对律师的管理无关，威戈律所不应与夏祖珠共同承担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应驳回李莉的上诉，维持原判。夏祖珠针对李莉的上诉请求述称：其同意威戈律所的上述答辩意见。另外，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民终19365号民事裁定书和(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威戈律所无需承担责任，该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若李莉要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其应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易志华针对李莉的上诉请求述称：同夏祖珠的上述答辩意见一致。李莉针对夏祖珠的上诉请求辩称：首先，李莉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常某菊、王某群是李莉的女儿、女婿，他们支付80万元用于为李莉办理取保候审，而李莉事实上也认可了其二人代为支付案涉80万元。其次，李莉提交的《委托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属实，王某群、常某菊代李莉支付办理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本案纠纷虽是群鑫公司涉嫌单位犯罪引起，但款项不是群鑫公司的，且单位犯罪也包括了李莉的个人犯罪，案涉80万元是李莉支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单位不需要办理取保候审。再次，案涉款项不可能是借款。若该笔款项是易志华的借款，则王某群等应直接将款项转账到易志华的账户，而非支付到夏祖珠的账户。案涉款项也不是李莉给易志华的奖励，否则应是李莉直接将款项转到易志华的账户。而且没有借款合同、收据、借据等材料，与常理不符。最后，李莉是夏祖珠刑事辩护的犯罪嫌疑人，夏祖珠也亲自为其进行了辩护。夏祖珠的律师执业证载明其执业机构为威戈律所，律师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律师事务所名义执业的，故威戈律所也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威戈律所提交的有关夏祖珠的谈话笔录载明案涉80万元是常某菊、王某群等用来为李莉办理取保候审的费用，夏祖珠是私下收取的。威戈律所针对夏祖珠的上诉请求述称：夏祖珠关于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的上诉请求与威戈律所无关，其余意见与针对李莉上诉的意见一致。易志华针对夏祖珠的上诉请求述称：同意夏祖珠的上诉意见。邱凯东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李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威戈律所、夏祖珠立即向李莉返还本金80万元，利息13万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4月2日暂计至2019年1月26日，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逾期则按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之双倍支付利息，威戈律所、夏祖珠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威戈律所、夏祖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祖珠是威戈律所的执业律师。2016年7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群鑫公司、李莉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作出（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86号刑事判决书，载明，李莉因该案于2014年12月4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9日被逮捕，同年2月12日被黄埔老港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同年11月25日被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李莉的辩护人之一为威戈律所夏祖珠律师。根据李莉所提交的（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86号案诉讼资料，其中包括：威戈律所出具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所函，载明威戈律所接受李莉的委托，指派夏祖珠担任李莉的辩护人；李莉出具给夏祖珠的刑事辩护授权委托书。威戈律所称所函不是威戈律所开具的，李莉及其亲属未与威戈律所签订委托合同，所函上的公章不是威戈律所加盖的，不真实。夏祖珠称所函是其持有的空白所函，夏祖珠在上面添加了案件信息后提交给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函上的印章是威戈律所以前所使用过的印章。李莉未能提交其与威戈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威戈律所称从未签订委托合同；夏祖珠称是常某口头委托夏祖珠。另案（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案中常某菊及夏祖珠所述，常某菊与李莉是母女关系，常某是常某菊的哥哥，王某群是常某菊的丈夫，杨某坤是李莉的朋友，易志华是与李莉在同个市场做生意的；夏祖珠称，其代理刑事案件口头约定了3万元的代理费并已经由常某支付给夏祖珠。2015年2月5日，王某群向夏祖珠的账号转账60万元。2015年4月22日，王某群向夏祖珠的账号转账20万元。关于上述80万元的款项用途，李莉提交了王某群、常某菊、常某出具的《委托情况证明》，记载该笔80万元是三人为李莉代为支付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夏祖珠于另案（2018）粤0104民初6490号中陈述，其从未要求交纳80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也从未电话通知保证金转入夏祖珠的账户；夏祖珠称2015年2月5日转账的60万元有部分是常某归还易志华的借款，部分是易志华为李莉提供帮助所支付的费用；2015年4月22日转入的20万元，易志华称是李莉给他的报酬；当时借用夏祖珠的账户是让夏祖珠做见证的中间人；夏祖珠收款后款项已经转给了易志华，其中2015年2月6日转账给余某芝5万元，2015年4月4日转账给朱某兰30万元，2015年4月22日转账给易某亿10万元，2015年2月5日取现15000元、2015年2月11日取现10万元、2015年2月12日取现3万元、2015年3月1日取现5000元，共计取现15万元交给了易志华，2015年4月22日转账给易某亿20万元；易志华是电话与夏祖珠联系并短信告知银行账号，但短信没有保留；易某亿是易志华的儿子，朱某兰是邱凯东妻子的弟弟的配偶，邱凯东是借给易志华30万元的人。根据易志华在另案（2018）粤0104民初6490号中的陈述以及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2014年11月李莉因走私大米被广州海关关押，由李莉的朋友杨某坤向李莉儿子常某和女儿常某菊介绍易志华，并请求易志华为李莉案提供帮助；易志华出于曾经与常某合作过生意且与杨某坤关系密切的考虑就答应请求，并介绍老乡夏祖珠担任李莉的辩护人，常某与夏祖珠商议费用为3万元并由常某出具委托书给夏祖珠；2014年12月16日和12月26日常某分别向易志华借款290394元，易志华向常某银行卡号转款。2015年1月上旬，为李莉提供帮助时，因常某当时经济困难，易志华告诉杨某坤和常某以易志华的名义向邱凯东借现金30万元，另易志华为常某和杨某坤垫付了9606元，共计60万元；2015年2月5日前，易志华要求常某将上述款项偿还给易志华，并要求将款项汇至夏祖珠账号；2015年2月5日，常某转款60万元到夏祖珠的账号；易志华从邱凯东所借用于案件开支的30万元是杨某坤、常某请客送礼和易志华帮助他们请客的花费，并于2015年3月1日前使用完毕；2015年4月22日，因易志华为李莉案提供了帮助，李莉和家人给予易志华20万元作为辛苦费用，并于当天转入夏祖珠账号作为见证；常某和家人通过夏祖珠账号转款80万元由夏祖珠通过现金取款和银行转款全额向易志华支付，与夏祖珠无关，更不是为李莉交纳的保证金；款项只是易志华和常某商议后汇入夏祖珠账号内，夏祖珠每次取现和转款均是易志华向夏祖珠要求的。易志华称其向常某出借款项290394元（其中2014年12月16日四笔5万共计20万元，2014年12月26日一笔5万元、一笔40394元），80万元中的290394元是常某归还易志华的借款，和常某没有约定还款期及利息；80万元中的9606元是用于李莉案请客买东西；80万元中的30万元是由于常某没有钱，为了李莉案常某向邱凯东借款30万元，借款只是口头约定，没有证据证明，只是说尽快归还，没有约定还款期及利息；80万元中的20万元是口头约定支付易志华的辛苦费；当时款项经过夏祖珠，是因为易志华不在广州，考虑到可能需要使用现金，而夏祖珠是易志华老乡又是易志华原公司经理，故要求常某将款项支付到夏祖珠账号，款项夏祖珠已经全部支付给易志华。邱凯东在另案（2018）粤0104民初6490号中的陈述以及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记载，2014年12月，李莉因走私大米被关押在广州看守所，杨某坤和李莉的家人寻找能够为李莉取保候审提供帮助的朋友，后来杨某坤和李莉的儿子常某找到同在三眼桥货场从事大米贸易、现湖南浏阳红旗米业的易志华为李莉案提供帮助；为了能帮助李莉，邱凯东知道易志华曾多次往返于湖南浏阳和广州之间，2015年1月上旬，因常某经济困难，易志华来广州在邱凯东这拿了30万元现金，用于为常某和杨某坤办事找关系的费用开支；2015年4月，易志华通过夏祖珠转款汇入邱凯东指定朱某兰（邱凯东妻子的弟媳）账户。2019年4月28日，李莉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常某菊曾就案涉80万元向一审法院起诉威戈律所及夏祖珠，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夏祖珠向常某菊返还80万元及利息并驳回常某菊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常某菊及夏祖珠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19365号民事裁定书，以常某菊无法证明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常某菊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群向夏祖珠支付款项80万元，根据王某群、常某菊、常某出具的《委托情况证明》，该笔80万元实际为王某群代李莉支付，相应的法律后果由李莉承担，李莉作为刑事案件的委托人，其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关于涉案80万元是否返还的问题。本案中，夏祖珠抗辩称其收取的80万元是代易志华收取，其中的290394元是常某归还易志华的借款、30万元是常某用于归还邱凯东的借款、9606元是用于李莉案请客买东西、20万元是李莉及家人给予易志华的辛苦费，对于夏祖珠陈述的款项用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莉及其家属与夏祖珠就此进行了约定，夏祖珠也无证据证明其在收款前已将款项用途及代收款的事实告知了李莉及其家属；李莉、常某、王某群、常某菊虽为亲属，但彼此均为独立的自然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莉有代常某付款的意思表示，也无法证明王某群在转账时系代常某转款；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莉有将80万元中的9606元用于李莉案费用支出、20万元用于支付易志华辛苦费的意思表示。故对夏祖珠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莉诉请夏祖珠返还8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李莉、常某、易志华、邱凯东、夏祖珠彼此的纠纷，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各方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关于李莉要求威戈律所承担责任的问题，本案中，按照时任经办律师夏祖珠陈述，威戈律所并未与任何一方签订委托合同，李莉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威戈律所签订委托合同，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关于80万元的用途双方并无将该笔款项用于支付律师费的合意，李莉无证据证明该笔80万元是应律所要求给付的，也无证据证明威戈律所对夏祖珠收取80万元并且拒不返还存在过错，因此，李莉诉请要求威戈律所共同承担责任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27日判决：一、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夏祖珠向李莉返还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李莉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13100元，由夏祖珠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夏祖珠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群鑫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资料、2.（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86号刑事判决书（节选），拟证明相关刑事案件为单位犯罪，不是个人犯罪，群鑫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常某是李莉的儿子，李莉在涉案时常某代表群鑫公司要求王某群付款，并非是王某群、常某、常某菊代李莉付款；3.（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民事判决书（节选）、4.（2018）粤01民终19365号民事裁定书（节选），拟证明王某群在另案的民事诉讼中陈述案涉80万元是其受常某菊委托支付的，并非是代李莉支付的。李莉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常某是群鑫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群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莉，这也是李莉被判刑的根本原因。刑事判决书显示，夏祖珠是威戈律所律师，其执业机构是威戈律所。（2018）粤0104民初6490号民事判决已被（2018）粤01民终19365号民事裁定予以撤销，夏祖珠称该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无依据。威戈律所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威戈律所对证明内容不清楚。另案的一、二审裁判文书均认定案涉80万元款项与威戈律所无关，也不能证明该款项是由威戈律所收取的。易志华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李莉、威戈律所、易志华、邱凯东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李莉在二审过程中述称，其在被刑事拘留后的三、四天，夏祖珠拿委托合同到群鑫公司在经营地址的办公室，由常某菊与夏祖珠在合同上签名，当时该合同上未加盖威戈律所的印章，夏祖珠称将合同带回去加盖威戈律所印章，但此后其并未将合同返还给常某菊。签订该委托合同后，其向夏祖珠个人支付了3万元律师费。夏祖珠在二审中述称，其在（2015）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86号刑事案件中没有出庭，而是以威戈律所的名义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其在2016年去看守所会见李莉时是用威戈律所2006年加盖了印章的空白介绍信，其自行填写的。二审另查明，李莉在一审提交的由威戈律所派员与夏祖珠于2017年12月6日的谈话笔录显示，夏祖珠在该次谈话中述称，李莉因走私普通货物罪被黄埔海关立案侦查，李莉的儿子常某与李莉的男友杨某坤找到同在佛山市南海区三眼桥货场做大米生意的易志华，叫他找关系帮李莉申请取保候审，易志华说得先找律师了解情况并推荐了夏祖珠，常某便委托夏祖珠会见其母亲李莉，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未签订《委托合同》，给夏祖珠转账3万元作为律师费。后来，常某和杨某坤说给易志华办事费用80万元，要求是李莉年前能取保候审出来，如果没办成的话款项80万元就要全部退回，并要求该80万元汇到中间人账户上，最好是打到夏祖珠的账上，方便常某了解款项的支付情况，易志华同意该方案，等。威戈律所和夏祖珠在一审中对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李莉是否为适格的原告；2.夏祖珠是否应向李莉返还80万元并支付利息；3.威戈律所是否应与夏祖珠共同承担向李莉返还款项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经查明，李莉因涉走私普通货物案被刑事拘留后，其家属委托夏祖珠担任李莉所涉刑事案件的辩护人，并因此向夏祖珠支付了案涉80万元款项。根据李莉的家属常某、常某菊、王某群出具的《委托情况证明》及常某菊作为原告就案涉80万元款项事宜提起的（2018）0104民初6490号案二审被裁定驳回起诉的事实，李莉是案涉80万元款项所涉事实的利害关系人，其依法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夏祖珠上诉主张李莉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常某、常某菊、王某群出具的《委托情况证明》，常某委托夏祖珠担任李莉所涉刑事案件的辩护人后，王某群代李莉向夏祖珠支付80万元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夏祖珠为李莉办理取保候审。夏祖珠辩称案涉80万元是由其代易志华收取的，其中部分款项是常某归还给易志华、邱凯东的借款，部分款项是用于李莉所涉刑事案件的费用及李莉和其家人给易志华的“辛苦费”，但均只有夏祖珠及易志华的口头陈述，并无相关借条、借据等证据予以佐证，也无证据显示存在李莉及其家人向易志华支付“辛苦费”的约定，而且夏祖珠关于借款的陈述也与其在2017年12月6日接受威戈律所调查的谈话笔录中所述内容不一致。即使常某与易志华、邱凯东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属实，由夏祖珠代收常某向易志华、邱凯东的还款，也明显不合常理，夏祖珠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因夏祖珠述称的其收取李莉80万元款项的理由及款项用途无客观证据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不采信夏祖珠的主张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因夏祖珠收取李莉80万元款项后，并未为李莉交纳取保候审保证金，实际上为李莉办理取保候审也无需交纳保证金，而且夏祖珠已收取了李莉3万元律师费，也无证据证实李莉及其家属同意向夏祖珠另外支付办理取保候审的费用80万元，故对李莉要求夏祖珠返还80万元款项并支付利息的主张，一审予以支持，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夏祖珠上诉主张其无需向李莉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常某与易志华、邱凯东之间实际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作审查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即使李莉主张的在其所涉刑事案件中与威戈律所形成事实上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属实，但现并无证据证明案涉80万元是应威戈律所要求支付并由夏祖珠代收或该80万元是李莉向威戈律所支付的。收取李莉80万元显然是夏祖珠的个人行为，应由夏祖珠个人向李莉承担返还责任。李莉上诉主张威戈律所应与夏祖珠共同承担向其返还80万元并支付利息责任，事实依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但需说明的是，夏祖珠作为威戈律所的执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编造理由私自收取委托人款项和律师费，威戈律所对律师的管理和教育显然存在不足之处，其应以本案为戒，加强对律师的教育管理工作。综上所述，李莉、夏祖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莉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李莉负担；夏祖珠提起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夏祖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晓妍张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