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46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陈恒杰，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湛朝略，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戴俊文，男，198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忠平，广东安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恒杰因与被上诉人戴俊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8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恒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戴俊文的起诉；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戴俊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戴俊文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戴俊文对案外人苏某转账的款项不具有诉权，且陈恒杰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应该裁定驳回起诉。1.戴俊文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其从未向陈恒杰或泰邦公司支付任何购房款。首先，戴俊文提交的所有转账记录的付款账户为案外人苏某的账户，该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戴俊文支付了所谓的购房款。戴俊文提交的《委托书》未经泰邦公司及陈恒杰确认，该证据是戴俊文为本案起诉伪造的证据。其次，陈恒杰虽与苏某签订了《借条》，后将借条上的名字由“苏某”改为了“戴俊文”，但《借条》对应为另外与苏某协商的借款，后苏某主张由戴俊文的账户借出，故进行了更改，但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也并非所谓购房款转化而成的借款。2.陈恒杰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首先，涉案的《合作建房协议书》为泰邦公司与苏某签订，合作开发的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属于泰邦公司所有，泰邦公司与苏某在该协议中约定拆除旧楼，将新房屋建设完成后，房屋产权归泰邦公司及苏某所有，而非归陈恒杰所有，陈恒杰系泰邦公司大股东及执行董事，平时有参与管理公司，其在该合同中签字仅是其行使泰邦公司的职务行为，故陈恒杰并不具有涉案房屋的处分权，其收取苏某答应赔付给其他购房人的款项，也只是代泰邦公司行使职务行为，苏某如认为该赔偿款项应由其与泰邦公司共同承担，也应是起诉泰邦公司，而非起诉陈恒杰。其次，《房屋转让合同》是泰邦公司与戴俊文签订，而非陈恒杰与戴俊文签订，陈恒杰在该合同中签字只是履行职务行为，陈恒杰对该房屋并不具有处分权，故陈恒杰与戴俊文之间也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的款项实际为泰邦公司与苏某之间的经济往来，苏某与戴俊文恶意串通，通过戴俊文的名义向陈恒杰追偿资金，是为了规避苏某的重大过错责任，以达到全额取回款项的目的，该120万元应在另案中按照过错责任分担，且也不应计算利息。苏某因在合作建设泰邦项目时，运用行贿及伪造公文等手段取得报建手续，导致泰邦项目被政府拆除，造成了泰邦公司及陈恒杰的重大损失，该损失应由苏某按照过错责任也承担一部分，故如苏某向泰邦公司或陈恒杰主张返还款项，双方将按照过错原则分配损失承担。现苏某与戴俊文之间通过伪造证据材料的方式，以戴俊文的名义直接向陈恒杰追偿资金，是为了规避其严重的过错责任，以达到全额取回款项的目的。如上所述，因苏某的过错，《合资建房协议书》、《合作建房分房协议》及《房屋转让合同》均已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而无效的行为自始无效，故陈恒杰出具《借条》的行为不能将自始无效行为对应的120万赔付款转为有效的借款，该120万元应在另案中按照过错责任分担，且也不应计算利息。戴俊文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陈恒杰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戴俊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恒杰立即偿还借款220万元整，并从2018年2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直到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均由陈恒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12日，甲方广州市泰邦物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邦公司）、陈恒杰与乙方苏某签订了一份《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甲方双方经平等协商在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上同意对位于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拆旧建新的甲方所属地块，进行建房合作开发。……甲方负责提供本项目下的位于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拆旧建新的地块，并保证此地块的合法权利及提供常用水、电，用地面积约为2800平方米。乙方负责本项目的策划、设计、建设等工作，负责投入建设本项目所需的全部建设资金（分期开发）。甲乙双方拟建的楼房建好后，八层以内百分之五十归甲方所有，其余的超出部分都归乙方所有。……在项目开工前甲方应该办理好所有开工、及三通一平，即路通、排污通、水电通，同时协议好土地上的任何争议，协调好与当地村委以及村民的关系。……为保证本项目合作事宜的顺利进行，乙方需在本协议签订后（并甲方开通三通一平）7日内向甲方交付合作履约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在双方合作关系终止时，乙方无违约情形下，由甲方全额无息退还给乙方……”2017年11月10日，甲方（转让方）泰邦公司、陈恒杰与乙方（受让方戴俊文）签订一份《房屋转让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甲方将位于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拆旧建新地块上，地块资料见合同附件，甲方有处分权的房屋所有权转让给乙方，双方就转让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第一条甲方有权处置的房屋的建设相关情况。完工情况：2017年10月30日完工。验收情况：2017年11月9日验收交付。第二条甲方有权处置的房屋具体情况。1.房屋位置：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拆旧建新地块上……。3.房屋层数：暂编1号楼2至4层；暂编2号楼1至9层。第三条房屋转让约定。经甲乙双方约定，甲方将本协议第二条的房屋，向乙方转让，转让后，甲方将不再对上述房屋拥有任何所有或使用权利。……第八条甲方收款账号为：开户行工商银行京溪支行，户名陈恒杰，账号62×××19。……第十一条其他事项。如遇中途拆迁，相关补偿款全部由乙方受领，与甲方无关，但甲方需配合补偿相关事宜的办理。如政府拆迁房屋，无补偿款，甲方应向乙方退回本协议的购房款。……本协议之房屋转让之后，乙方将对本协议之房屋享有相关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乙方可自行转让、出租、赠送等。甲方不得以任何名义行使上述权益。”《房屋转让合同》签订后，苏某分六次向陈恒杰名下账号尾号为6119的账户转账合计240万元，分别为：2017年11月21日转账30万元、12月1日转账50万元、12月6日转账20万元、12月21日转账80万元、12月26日分别转账50万元和10万元。前四笔转账合计180万元的交易摘要为“泰邦房款”，后两笔转账合计60万元的交易摘要为“转支”。苏某出庭作证证实戴俊文是其侄女的丈夫，其介绍戴俊文购买房屋并与陈恒杰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因戴俊文资金不足，又与陈恒杰不熟，故通过委托苏某代为转账前述购房款给陈恒杰，有戴俊文在2017年10月3日向苏某出具的《委托书》为证。《委托书》载明：“现戴俊文委托苏某代转款到陈恒杰账号：62×××19（款项为购买泰邦原16号楼2栋房款）。”苏某称240万元均为房屋转让款，其中有120万元是戴俊文的，其余120万是其借给戴俊文的，因两人是亲戚，不用打借条。陈恒杰表示其从未见过《委托书》，苏某名下银行流水显示戴俊文在2017年11月24日、12月1日和12月4日分别向苏某转账37万、32万和43万，合计112万元，说明戴俊文自有资金充足，购房款无需经苏某账户转给陈恒杰。因苏某未取得泰邦项目的合法报建手续，涉案房屋属于违章建筑，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可能，其与苏某协商由苏某将赔付款转给陈恒杰，再由陈恒杰出面与各购房人协商退付购房款和赔偿损失。陈恒杰分别于2017年11月10日、12月6日、12月7日向购房人李某娟、石某丽、刘某琦分别赔付了1/502房房款38万、1/603房房款60万、1-501房房款50万，于2017年11月25日、2018年9月29日和11月9日向购房人严某顿赔付了1-601房房款32万，合计180万。苏某于2017年12月26日转账给陈恒杰的60万并非购房款或房屋赔偿款，部分为苏某向陈恒杰的还款（陈恒杰曾于2017年11月21日转给苏某30万），其余是苏某转给陈恒杰用于处理其他事宜。2018年1月29日，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人民政府张贴公告，明确通告涉案房屋违建，需强制拆除。证人苏某证实戴俊文、陈恒杰得知涉案房屋可能被拆除，就协商将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作废并当场销毁，陈恒杰于2018年2月2日按照《合作建房协议书》的约定向苏某转账退还押金20万。因《房屋转让合同》已撕毁，证人与陈恒杰在2018年2月5日补签了一份《合作建房分房协议》，对自编1.2号楼房屋进行分配。陈恒杰称需要100万元去疏通关系，故证人将剩余220万元购房款进行拆分，同日证人分别书写了金额为120万元的《借条》和金额为100万元的《收据》，再由陈恒杰签名捺印，戴俊文亦在场。《借条》和《收据》最初写了“苏某”的名字，后考虑《房屋转让合同》是由戴俊文和陈恒杰直接签订的，故证人将《借条》上的“苏某”和《收据》上的“苏某女士”改为“戴俊文”，再由陈恒杰在改动处捺指印。上述《合作建房分房协议》载明：“……甲乙双方（甲方陈恒杰，乙方苏某）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书》，并对协议进行实际履行。……双方根据现在已完工房屋的情况，现已完成两栋楼房，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进行所有权分配，双方获得如下房屋的所有权：1.房屋位置：原泰邦物流园区16号楼拆旧建新地块上（泰邦入口靠右边）；……3.甲方分得房屋层数：自编1号楼1至9层（扣除其中4套：502.602.702.703）；4.乙方分得房屋层数：自编1号楼，502.602.702.703号房；自编2号楼整栋;……6.自编3号楼现因政府部门强拆，属于不可抗拒问题，双方同意顺延时间，重新整改建设完整后，再进行房屋分配（按原合作建房协议书分配）；7.如遇到政府部门因为超高问题导致被拆除，九层四套物业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如果整栋被拆除，甲、乙双方各自负责及赔偿给客户。如遇政府征收导致九楼与其它楼层权益不同，由乙方负责。”《借条》载明：“现借到苏某女士人民币壹佰贰拾万（￥1200000）到2018年2月8日前还款。”《收据》载明“现收苏某女士现金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整），如果泰邦自编1、2号楼（如图为证），最终被政府拆除，则无条件三天内还给苏某女士”。陈恒杰确认《房屋转让合同》原件已销毁并向苏某退还押金20万的事实。但《借条》和《收据》上“苏某”、“戴俊文”改动处指印不是本人捺印形成的。戴俊文申请对《借条》上的“苏某、戴俊文”改动处、及“贰”字处指印是否陈恒杰捺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摇珠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于2020年3月10日作出穗司鉴204401000719400009《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日期为2018.2.5的《借条》上“戴俊文”字迹处的红色指印（JCZY1）是陈恒杰（身份证号此处略）本人右手食指捺印所形成；2.日期为2018.2.5的《借条》上“贰”字迹处的红色指印（JCZY2）是陈恒杰（身份证号此处略）本人右手食指捺印所形成。戴俊文对上述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陈恒杰对上述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涉案《借条》应属于戴俊文、苏某与陈恒杰另外协商的借款事宜，该笔借款未实际发生，戴俊文、陈恒杰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苏某转账给陈恒杰的款项为泰邦公司、陈恒杰与苏某合作建房产生的往来款，与戴俊文无关，戴俊文要求陈恒杰支付款项显失公平，苏某借戴俊文名义向陈恒杰追偿资金，是为了规避自身重大过错，以达到取回款项的目的。另查明，泰邦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14日，主营项目类别是商务服务业而并房地产业，陈恒杰自公司成立时即为大股东，任职执行董事。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本案中，因戴俊文、苏某均非涉案房屋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泰邦项目的建设未取得合法的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手续，涉案房屋涉及违建，故泰邦公司、陈恒杰与苏某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的《合资建房协议书》应属无效。泰邦公司、陈恒杰与戴俊文在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以及陈恒杰与苏某在2018年2月5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分房协议》，均是基于《合资建房协议书》中的违章建筑所达成的房屋转让或分房协议，其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同属无效协议。虽然上述协议无效，但戴俊文在《房屋转让合同》签订后不足一个月内，向苏某账户转账112万元，并通过苏某账户向陈恒杰账户转账“泰邦房款”180万元，属于履行《房屋转让合同》中支付房屋转让款的行为。陈恒杰辩称所收款项为苏某向其支付的退付购房款，但其转出记录中并无写明是“房款”，2018年11月9日的交易附言为“借支”，无法印证苏某向其支付的是退付购房款；且根据《合作建房分房协议》可知，转出款项对应的房号为陈恒杰分得的房屋，应由陈恒杰自己负责赔偿给客户。因此，陈恒杰主张戴俊文未向其支付房屋转让款，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上述协议无效，但从《借条》出具时间和背景看，戴俊文、苏某和陈恒杰均已清晰知晓《房屋转让合同》所涉房屋因无合法报建手续将被强制拆除，在此前提之下三方就房屋转让款的返还事宜达成了合意，由苏某将《借条》上的“苏某”改为“戴俊文”，并由陈恒杰签名捺印。《借条》中的120万元是前述房屋转让款转化而来的款项，并非真实借款，否则陈恒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能在未取得任何借款的情况下签名捺印。该《借条》系戴俊文与陈恒杰就《房屋转让合同》项下房屋转让款的返还问题所重新订立的独立合同，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鉴于陈恒杰在《借条》上签名捺印，未取得泰邦公司书面授权，属于单方个人行为，其以《借条》形式承诺将已转化为借款的房屋转让款120万元支付给戴俊文，视为其个人自愿承担还款责任，故戴俊文以《借条》要求陈恒杰归还欠款120万，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恒杰未在2018年2月8日前履行还款义务，还应向戴俊文支付自2018年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关于《收据》中的100万元，戴俊文亦要求陈恒杰归还。因《收据》内容是苏某书写及改动的，改动处是否陈恒杰捺印形成，未经鉴定无法认定，陈恒杰否认改动处是其本人的指印。《收据》上载明“无条件三天内退还给苏某女士”，并非退还给戴俊文，现戴俊文以《收据》向陈恒杰追讨100万元，主体不适格，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保全费，因戴俊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已经发生，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请求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陈恒杰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戴俊文偿还欠款1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2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2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戴俊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808元，由戴俊文负担11730.91元，由陈恒杰负担14077.09元。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戴俊文与陈恒杰于2017年11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因所涉房屋属违章建筑而无效，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条》确认的120万元是否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因上述《房屋转让合同》无效而返还的款项。戴俊文主张该120万元系《房屋转让合同》无效退还的房屋转让款，提供了《房屋转让合同》、《委托书》、证人苏某银行转账明细、《借条》为证，其中《房屋转让合同》、《委托书》、证人苏某银行转账明细足以认定戴俊文于2017年11月10日与泰邦公司、陈恒杰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之后依约委托苏某向合同指定的陈恒杰名下账户（尾数6119）转账240万元的事实，另案涉《借条》亦可认定陈恒杰确认借到戴俊文120万元款项，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戴俊文据此主张该《借条》系因案涉《房屋转让合同》无效而返还的购房款，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陈恒杰称《借条》所涉款项未实际履行，与《借条》中约定的“借到”内容不符，其亦无举证证明曾要求戴俊文收回该《借条》，其关于该《借条》未实际履行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陈恒杰称苏某向其转账的款项系其与苏某的往来款，但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外，戴俊文作为房屋受让者因《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有权要求陈恒杰向其返还购房款，陈恒杰称戴俊文无权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陈恒杰作为泰邦公司的大股东及执行董事，与戴俊文签订案涉《房屋转让合同》又在合同中约定陈恒杰名下的账户作为购房款的收款账户，陈恒杰参与了房屋转让及收付房款的全部过程，且以个人名义签订《借条》承诺还款，戴俊文据此将陈恒杰作为被告诉至法院并无不当。陈恒杰主张苏某与戴俊文存在恶意串通伪造证据获取借款，除其陈述并无相关证据为证，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恒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陈恒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琼审判员 谷丰民审判员 叶嘉璘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玉娜黄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