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31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男，193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爱荣，江苏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宗宁（系朱某1之子），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2，男，1927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5（系朱某2之女），195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朱某3，男，196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姮，江苏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朱某2、朱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4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平均分割朱宜友的两套房屋遗产即本市栖霞区马高路200号4幢2单元1408室（以下简称1408室）、栖霞区马高路200号3幢1单元803室（以下简称803室）、朱宜友的银行存款、朱宜友单位发放的抚恤金；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中“与朱宜友达成口头协议，将其长子朱某3过继给了朱宜友”的内容系虚假陈述；2、一审判决中“1982年8月，朱某2举家搬迁至南京市居住生活，并将塘湾的房子留给了朱宜友，同时将朱某3留在了朱宜友身边”与事实不符；3、一审判决中“××××年左右……朱宜友和朱某3共同将塘湾的房子进行了翻盖”不属实，翻盖时间是1998年；4、一审判决中“朱宜友身体出现病况……期间的医疗费以及护理和照顾事务均由朱某3承担”，事实是朱宜友系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其医保报销后，剩余部分还可以到单位进行二次报销；5、一审判决中“自朱某2将朱某3过继给朱宜友之后，朱宜友和朱某3之间即以养父子名义长期在一起共同生活”属于典型的未审先认，朱宜友的退休人事档案、朱某3个人人事档案均显示朱某3和朱宜友一直是叔侄关系，朱某3和案外人朱宗宁的聊天记录均显示朱某3称呼朱宜友为“三叔”，庭审中诸多证人证言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根本无法采信；6、上诉人方在庭前走访了朱宜友生前好友、生前单位，了解到朱宜友根本没有养子，朱宜友与朱某3一直是以叔侄关系居住在一起，一审中所出席的证人基本都被朱某3收买后做了虚假陈述。收买的东西是每人一箱牛奶，开完庭请大家吃一顿饭。部分邻居因认为做虚假陈述良心过意不去，拒绝了朱某3的要求。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试图以1992年《收养法》生效前的事实收养来判决原审第三人和被继承人系养父子关系，但一审法院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1996年朱宜友仍陈述其无子女，在其1996年填写的退休档案中有明确记载；1997或1998年朱某3的人事档案中，其父为朱某2，而非朱宜友。本案中，人事档案处处显示朱宜友无子女，朱某3的父亲是朱某2。如认定事实收养，必须有当事人共同认可双方是父子关系的证明，不能仅凭虚假的证人证言加以认定。朱某3辩称，1、人事档案只能反映登记的状态，并不代表实际的情况。从朱某3的户口本、身份证都可以看出朱某3的户籍自1967年就迁入塘湾**，至今户籍仍户籍仍在塘湾**。某21982年搬迁，但朱某3自1977年过继以后就一直和朱宜友在一起生活，因而未和朱某2搬走。朱某3和朱宜友之间形成事实的养父子关系，有亲友、邻居以及所在社区公认并证明。2、塘湾23-2号房屋翻建是在××××年，因为是危房才翻建。3、朱宜友患病期间均由朱某3送医治疗，虽然其有医保，但也不能否认朱某3及其家人支付了医疗费用，还有照顾、护理。相反，朱某1一直在外省生活，其本人及子女对朱宜友未尽到丝毫的扶养义务，且朱某1也并非朱宜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分割遗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朱某3和朱宜友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时间较早，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在各种登记资料以及人事档案中也都没有体现这种养父子关系，故而产生本案纠纷。因此，上诉人所称的各种档案资料中的登记，都只是记载了血亲情况，只能证明朱宜友没有亲生子女，并不能证明其没有养子女。5、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收买证人，应提供证据。如不属实，应该承担法律责任。6、无论是确认收养关系还是在遗产继承方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某2同意朱某3的答辩意见。朱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依法分割朱宜友死亡后遗留的1408室、803室房产；2、判令分割朱宜友死亡后剩余的丧葬抚恤金及银行存款；3、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1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作以来，举家一直在外省居住生活，其父亲朱本礼和母亲连树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两人共育有四子即长子朱某2（本案被告）、次子朱宜胜（2003年8月病故）、三子朱宜友（1936年2月29日出生，2019年5月22日病故）、四子朱某1（本案原告，曾用名朱宜富）。朱某2与妻子陆裕珍共育有三子一女即女儿朱某5、长子朱某3（本案第三人）、次子朱宗强、三子朱宗文。朱宜友于1954年参军，复员后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1964-1973年在龙潭监狱服刑，刑满释放后又被下放农村，1977年返城与其父母以及朱某2家人同住在南京市塘湾23号-2号（注：该地段属南京市鼓楼区居民委员会辖区范围）平房内，朱宜友回城次年便被安置到南京市园林实业总公司工程处工作，并于1996年3月份办理了退休手续。朱宜友回城当年，朱某2考虑到自家儿女较多，且朱宜友一直未成家也无子嗣，便与朱宜友达成口头协议，将其长子朱某3过继给了朱宜友，协议达成之后，朱某3上学和生活费用基本上是由朱宜友支付。1980年左右，朱某3进入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1982年8月，朱某2举家搬迁至南京市居住生活，并将塘湾的房子留给了朱宜友，同时将朱某3留在了朱宜友身边，××××年左右，朱宜友将塘湾的房子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产权登记，之后，朱宜友和朱某3共同将塘湾的房子进行了翻盖，朱某3遂在塘湾与鲁敏结婚并生有一子朱某6。朱宜友与朱某3一家三口在塘湾房子里一直共同居住生活至2016年10月，此后，因塘湾地段拆迁，朱某3遂携妻儿以及朱宜友在鼓楼区观音里社区芦席营28号承租了张某的房屋居住生活至2019年6月底。在芦席营居住期间，朱宜友身体出现病况，朱某3将其安置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住院治疗几个月，期间的医疗费以及护理和照顾事务均由朱某3承担，2019年5月22日，朱宜友终因肺部感染死亡，朱某3出资对其进行了安葬。另查明，朱宜友终身未婚并无亲生子女，生前未留有遗嘱，同时，朱某1及其子女对朱宜友未尽扶养义务。朱宜友死亡后所留有的财产除塘湾拆迁时其以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款加上朱某3给付的部分款额申购的二套住房即栖霞区马高路200号3幢1单元803室（建筑面积80.59平方米）和栖霞区马高路200号4幢2单元1408室（建筑面积98.49平方米）以及少许工资和养老金余额外，并无其他主要财产。另外，朱宜友死亡后，其单位发放的6000元丧葬费和44940元抚恤金费用，合计50940元，已由朱某3领取。自朱某2将朱某3过继给朱宜友之后，朱宜友和朱某3之间即以养父子名义长期在一起共同生活，相处关系融洽，彼此间互尽扶养和照顾义务，对此事实，朱宜友和朱某3的亲友、周围群众和当地社区均予以公认，朱某1方对此事实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在被继承人无遗嘱或遗赠的情况下，被继承人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法定继承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即配偶、子女以及父母的情况下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继承。《继承法》意义上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及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适当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此前民间存在的送养行为往往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条件方面与《收养法》的规定存在许多差异，为维护此类养亲家庭的和睦稳定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实际利益，对《收养法》施行前形成的收养，应遵从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收养法》颁布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而未规定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仅由公安部和司法部对收养主体作了规定，且从老年人的利益出发可以将成年人作为被收养的主体。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朱宜友自1977年回城后，朱某2和朱宜友之间虽然没有办理具体的收养关系手续，但第三人朱某3在14岁左右已被朱宜友收为养子，且自朱某3被收养后与领养人朱宜友在一起长期以父子名义共同生活，彼此间互尽扶养和照顾义务，此事实已为亲友、周围群众以及所在社区公认并证明，且该收养行为发生在1992年4月1日《收养法》实施之前，故朱某3与朱宜友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根据《收养法》相关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由于朱宜友生前未留有遗嘱，并无其他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死亡之后所留有的全部遗产应当由作为本案第一顺序继承人朱某3继承，朱某1及其子女生前对朱宜友未尽扶养义务，且朱某1并非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其要求分割朱宜友遗产，无法律依据。关于朱宜友死亡之后，其单位所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归属问题，首先，这二项费用并非遗产范畴；其次，朱宜友的丧葬费用实际由养子朱某3支付，且抚恤金原则上为死者的直系亲属所享有。故此费用应当归属于作为死者朱宜友的直系亲属以及丧葬费的实际支付人朱某3，朱某1对此无权主张。综上，一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朱某1的诉讼请求。二、朱宜友的遗产即栖霞区马高路200号3幢1单元803室和栖霞区马高路200号4幢2单元1408室房产以及工资和养老金余额归第三人朱某3所有；朱宜友单位发放的丧葬费和抚恤金费用由第三人朱某3享有。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朱宜友的职工登记表，内容为1978年11月24日填写的该表记载朱宜友的直系亲属为父母、大哥、二哥、四弟，证明1978年朱宜友并未收养朱某3。证据2，朱宜友的退休审批表，内容为1996年3月19日填写的该表记载朱宜友退休时是以终身无子女的身份享受退休待遇，证明1996年朱宜友并未收养朱某3。证据3，朱某3的婚姻登记档案，内容为××××年××月××日朱某3与鲁敏结婚时居住在塘湾，××××年鲁敏签发身份证时仍居住在栖霞，证明××××年朱某3因结婚无房可住，才搬到塘湾居住。证据4，新职工报批表，内容为1982年档案显示朱某3的家庭住所为大××××室，证明1982年朱某3随父母迁至大桥南路居住，与户籍底根记载户籍底根记载时间一致。志愿书，内容为1980年10月30日朱某3的入团志愿书记载其父亲朱某2，母亲陆裕珍，证明1980年朱某3并非朱宜友的儿子。证据6，职工履历表，内容显示1982年12月5日记载朱某3的居住地址是大桥南路，父亲朱某2，母亲陆裕珍，××××年职工履历表记载朱某3父亲朱某2，母亲陆裕珍，证明朱某3的父亲是朱某2，朱宜友是朱某3三叔。证据7，朱某2的人事档案，1983年11月12日记载朱某3是朱某2的长子，证明朱某2和朱某3是父子关系。经被上诉人朱某3质证，1、对证据1、2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职工登记表第3页和退休审批表第2页记载朱宜友于1964年至1973年服刑，1973年至1977年下放农村，这与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证人就朱宜友和朱某3形成事实养父子关系的证言相吻合。正是因为双方未办理收养手续，才导致所有的人事档案均未体现养父子关系。2、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朱某3自1967年就在塘湾生活，1977年被过继给朱宜友后，就与朱宜友共同生活在塘湾直至房屋拆迁，并不是无房可住才搬到塘湾。3、对证据4—7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组证据只能反映登记的状态，并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朱宜友无血亲的子女，不能证明其没有养子女。被上诉人朱某2同意朱某3的意见。被上诉人朱某3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朱某3名下交通银行交易清单一份，证明案涉房屋系朱某3本人出资502110元购买。证据2，朱宜友公墓安葬证原件，证明朱某3为朱宜友购买公墓，证件载明二人系父子关系。证据3，朱宜友墓碑照片2张，显示只有朱某3作为朱宜友的儿子列在墓碑上，而其他人均列为侄子，结合朱宜友的后事均由朱某3办理，证明朱某3对于朱宜友而言是儿子而不是侄子，与朱宜友存在养父子关系。经上诉人质证，1、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认可，该款项并非来源于朱某3本人，该客户交易清单无法显示资金来源，无法达到证明目的。2、对证据2公墓安葬证原件三性均不认可，上面记载的逝者姓名和持证人一栏的笔迹是一致的，与逝者关系是后添加的，笔迹颜色也不一致。3、对证据3墓碑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墓碑内容可以自己写，刻碑人不会核实内容的真实性，故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其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原始人事档案具有信服力，且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公墓安葬证，“儿子”一栏的内容都是后加的，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为了经济利益作出不实陈述。朱某2对朱某3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作证。证人石某陈述，其系朱宜友的生前同事，朱宜友所住房屋在××××年翻建过，当时朱宜友一人居住在靠右边房间，其没有注意朱某3是否在塘湾居住过，朱宜友直至退休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当时退休时有一个政策，退休员工子女可过来顶职，朱宜友说他二哥的女儿给他做女儿，让她到单位来顶职，但是没有见到过继的手续，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成。证人曹某陈述，其系朱宜友的生前同事，朱宜友大概是八几年翻盖房子的，盖房子时只有朱宜友一人在里面居住，其侄子是朱宜友退休后住过去的。朱宜友应该没有养子，因为朱宜友退休工资拿的100%，如果有儿子就不可能拿到100%的工资。朱宜友年龄大了生病好像没有人照顾，有个侄子好像跟他一起住。经质证，上诉人认为，两位证人证言证实××××年时朱宜友是一人居住的，根据石某的陈述，1996年朱宜友还曾要求将二哥家的女儿以其女儿的身份顶替职位，由此可以排除被上诉人所说的1996年朱宜友和朱某3所谓的养子女关系。两位证人是朱宜友的老同事，且参与了翻盖房子，可信度较高。被上诉人朱某3认为，对两位证人证言三性均不认可。关于房屋翻建的时间，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确房屋建设时间是××××年，但两位证人一致错误陈述，对证人是否串供合理怀疑。另外上诉人对朱某3和朱宜友生活在一起不持异议，只是表示两人不构成养父子关系，但是证人却陈述在朱宜友家从未见过朱某3，与事实不符。关于顶职的事情是否属实，无法确认。关于享受五保户优惠政策，被上诉人认为可能是朱宜友为了获取相关利益因而没有填写养子的相关信息，但此事与本案无直接关联。另外证人提到因为朱宜友侄子要结婚，借住在朱宜友家，如证人所述，朱某2都已经搬走了，朱某3完全可以住朱某2的房子，没有必要住朱宜友家。朱某2同意朱某3的质证意见。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南京市鼓楼区丁家桥社区调查，该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殷丽江陈述，其从2008年开始在丁家桥社区工作一段时间后离开，2013年以后又回该社区工作。朱宜友和朱某3应该是叔侄关系，其一开始以为是父子，后来了解到朱宜友没有结婚，朱某3是帮他养老的。朱宜友死亡后，后事手续都是朱某3办理。经质证，上诉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殷丽江于2008年到丁家桥社区工作，此时朱某3已经45岁，这个时间段朱某3与被继承人朱宜友住在一起，其是认可的。其提交的朱宜友的银行流水可看出朱宜友的退休工资较高，有几笔大额的转账合计254646元，是直接转给朱某3本人的，且朱宜友是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医药费基本全额报销，可以说主要是朱宜友补贴朱某3一家，朱某3属于有偿陪伴老人。委托代理人入住社区十年都没有见到过社区主任到其家，该份询问笔录现实意义和实际意义不大。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询问笔录证实社区团体组织、邻居等都可以证明朱某3是朱宜友的儿子。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上诉人在二审出示的朱某3职工履历表中，朱某3在××××年填写的住址为鼓楼区。上诉人在一审申请的证人朱某4提交的书面材料载明：“三叔对朱某3一家很失望。但也很无奈。主要是看在孙子朱某6的份上，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要什么给什么，要吃什么买什么，很是疼爱朱某6。……”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户籍信息证明户籍信息证明、事人相关档案资料、证人证言以及社区证明、询问笔录、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朱宜友和朱某3是否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继承人朱宜友自1977年回城后，朱宜友和朱某3之间虽然没有办理具体的收养关系手续，但朱某3自此一直与朱宜友共同居住生活，彼此间互相扶养和照顾。1982年朱某2全家从塘湾23－2号迁出，而朱某3并未随同搬迁，朱某3结婚后仍与朱宜友共同生活。朱宜友年老后，朱某3负责对朱宜友养老送终，履行赡养义务，周围邻居和当地社区均公认并证明朱宜友与朱某3共同居住生活，系养父子关系。鉴于该收养行为发生在1992年4月1日《收养法》实施前，故朱某3与朱宜友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关于上诉人所提朱宜友和朱某3的档案并未记载朱宜友与朱某3形成养父子关系，朱某3和朱某2的档案记载朱某3和朱某2系父子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朱宜友与朱某3于1977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远早于《收养法》实施时间，当事人客观上无法依照《收养法》规定履行登记手续。根据朱某3户籍始终在塘户籍始终在塘湾**，走，以及朱某3长期与朱宜友共同生活的事实，应认定朱宜友与朱某3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关于上诉人提出其在二审申请出庭的证人证言可证实朱宜友与朱某3之间无收养关系，经查，上诉人申请的证人石某陈述其没有注意朱某3是否在塘湾居住过，曹某陈述盖房子时只有朱宜友一人住在塘湾23－2号，朱宜友年龄大了生病无人照顾，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与查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该两名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朱某1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