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源，男，198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孟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山，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翼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科华街****自编**。法定代表人：何筠。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亦，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源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翼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鲲生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0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山，被上诉人翼鲲生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翼鲲生物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翼鲲生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9月9日，刘源、翼鲲生物公司与宋春蕾、池晓菲签署《投资协议》一份，约定将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增资至注册资本500万元，并更名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共计4人。2016年10月28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500万元，2016年12月1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刘源、翼鲲生物公司、宋春蕾和郑保明四人变更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目前，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审计确认为实缴到位，包括刘源在内的投资人已经履行投资义务到位。基于上述事实，我方认为，当投资协议与工商备案文件出现不一致时，应当探究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仅凭签署时间的顺序来判定实际履行协议的情况。就本案而言，后续工商变更程序均系依照《投资协议》的约定进行，是对《投资协议》具体履行性文件，有不一致之处应以《投资协议》约定为准。根据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认定刘源履行了《投资协议》项下义务，翼鲲生物公司提起诉讼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翼鲲生物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双方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刘源应当支付股权转让余款。翼鲲生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刘源向翼鲲生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4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48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以348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认定的事实：一、翼鲲生物公司主张权利的涉案合同相关情况。2016年12月1日，翼鲲生物公司（转让方）与刘源（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翼鲲生物公司在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的出资转让事宜约定如下：1.翼鲲生物公司股东将原出资49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9.8%）的部分90万元转让给刘源，转让金93.6万元；2.2016年12月1日前，刘源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翼鲲生物公司；3.至2016年12月1日止，本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6年12月1日起刘源成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协议加盖翼鲲生物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刘源签名，并有同意上述转让的股东宁彩红签名，加盖案外人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公章。2016年12月1日，翼鲲生物公司、刘源、案外人宁彩红、宋春蕾、郑保明出席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股东会，代表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决议经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决议如下：同意变更公司名称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同意变更公司股东为翼鲲生物公司、刘源、郑保明、宋春蕾；同意变更公司股权为翼鲲生物公司占公司出资比例99.8%共499万元，部分共90万元转让给刘源，转让金额93.6万元，部分共25万元转让给宋春蕾，转让金额26万元，部分共24万元转让给郑保明，转让金额24.96万元，宁彩红占公司出资比例0.2%共1万元全部转让给郑保明，转让金额1万元；变更后股东新的出资比例翼鲲生物公司以货币出资360万元占72%，刘源以货币出资90万元占18%，宋春蕾以货币出资25万元占5%，郑保明以货币出资25万元占5%；同意公司主营经营项目变更为研究与实验发展，同意启用新章程，作废旧章程。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于同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主营经营项目由“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变更为“研究和实验发展”，公司股东由“翼鲲生物公司（499万元，99.8%）、宁彩红（1万元，0.2%）”变更为“翼鲲生物公司（360万元，72%）、郑保明（25万元，5%）、刘源（90万元，18%）、宋春蕾（25万元，5%）”，并申请章程备案。2016年12月9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上述事项变更登记。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2月6日、2016年12月8日，刘源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分别向翼鲲生物公司转账200000元、260000元、128000元，上述转账用途为“刘源投资款”“刘源投资款本周再补12.8万”“刘源投资款03”。2018年，翼鲲生物公司（申请人）就与刘源（被申请人）之间的协议纠纷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该SHENDT20180776仲裁案件于2019年1月25日开庭，翼鲲生物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刘源返还翼鲲生物公司已支付的知识产权转让款34.8万元，赔偿翼鲲生物公司各类经济损失等；刘源反请求翼鲲生物公司支付知识产权转让款50万元，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庭审笔录载明，翼鲲生物公司称双方于2016年9月9日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刘源将其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商标、域名等知识产权转让给翼鲲生物公司，转让款50万元，如未在2年转化期内商品化，刘源应赔偿翼鲲生物公司损失。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翼鲲生物公司持有的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18%股份以93.6万元转让给刘源，刘源陆续支付了58.8万元，还剩余34.8万元需要继续支付，鉴于双方在上述合同中互负付款义务，后来双方口头约定将知识产权转让款和剩余股权转让款直接冲抵，若《知识产权转让协议》解除，刘源应返还翼鲲生物公司已经支付的知识产权转让款34.8万元，并赔偿损失。刘源辩称2016年12月份双方并没有口头约定将两者款项予以冲抵，知识产权转让款与股权转让款两者的争议解决路径和款项支付的时间以及条件等各不相同，在没有做相应约定冲抵的情况下，刘源不予认可。2019年12月31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华南国仲深裁〔2019〕D536号裁决书，就SHENDT20180776号案认为翼鲲生物公司并未实际向刘源支付知识产权转让款，翼鲲生物公司主张与刘源口头约定与股权转让款抵消，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刘源否认存在口头约定，因此对于“抵消”一说不予支持，在扣除发明专利转让款25万元及域名转让款1万元后，裁决驳回翼鲲生物公司仲裁请求，翼鲲生物公司向刘源支付知识产权转让款24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支付律师费损失10000元。二、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事项变更及工商登记情况。2016年10月28日，翼鲲生物公司、宁彩红出席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代表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股东表决权100%通过，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500万元，本次增加注册资本400万元，全部由股东翼鲲生物公司出资，变更注册资本后股东新的出资比例为翼鲲生物公司出资499万元，占99.8%，宁彩红出资1万元，占0.2%；公司启用新章程，作废旧章程。股东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盖章。同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注册资本100万元（翼鲲生物公司99万元，99%；宁彩红1万元，1%）变更为500万元（翼鲲生物公司499万元，99.8%；宁彩红1万元，0.2%）。2016年11月1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上述事项变更登记。2017年5月2日，刘源（转让方）与案外人杨婕（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刘源在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出资9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8%）的全部5万元转让给受让方，转让金10万元，受让方成为公司股东。协议由转让方、受让方签字，同意上述转让的股东签名、盖章。同日，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宋春蕾、郑保明、杨婕出席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同意变更公司股东为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宋春蕾、郑保明、杨婕；同意翼鲲生物公司占公司出资比例72%共360万元，部分共20万元转让给杨婕，转让金额40万元，同意刘源占公司出资比例18%共90万元，部分共5万元转让给杨婕，转让金额10万元，杨婕以货币出资25万元占5%。2017年5月8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刘源认为上述材料证明刘源最终实际持股19%（其中2%由郑保明代持）。翼鲲生物公司认为上述材料证明了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后，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双方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翼鲲生物公司向刘源转让股权的事实，本案股权转让后刘源持有18%股权，又将1%转让给案外人杨婕，但无法证明2%由案外人郑保明代持，刘源与郑保明的关系亦与本案无关。三、刘源就其抗辩提交证据的相关情况。刘源提交了以下证据：1.《投资协议》。2016年9月9日，翼鲲生物公司（甲方，原股东）与刘源（乙方，增资方）、案外人宋春蕾（丙方、增资方）、池晓菲（丁方、乙方的配偶）签订《投资协议》，约定：（1）甲乙丙三方决定将甲方子公司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增资至注册资本500万元，更名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公司认缴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股东共4个，其中一名股东为甲乙双方拟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甲方共出资387.5万元，其中337.5万元投入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67.5%，50万投入合伙企业；乙方共出资100万元，其中87.5万元投入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17.5%，12.5万投入合伙企业；宋春蕾出资12.5万元投入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2.5%；合伙企业出资62.5万元投入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占股比例12.5%，在合伙企业注册前由郑保明代持股权；（3）拟筹备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出资及所占份额比例为甲方出资额50万元，所占份额80%，乙方出资额12.5万元，所占份额20%；（4）甲乙方同意，自其获得公司股权之日起四年内不得擅自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日后股权价格依照股权上年度所对应净资产金额或由股东协商确定，如乙方自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登记之日起在四年内退出，如未满一年，则需要将其所持全部股权以出资时的注册资本为作价依据全部转让给甲方，如满一年未满两年，则需要将其所持有股权的75%以出资时的注册资本为作价依据转让给甲方，如满两年未满三年，则需要将其所持有股权的50%以出资时的注册资本为作价依据转让给甲方；如满三年未满四年，则需要将其所持有股权的25%以出资时的注册资本为作价依据转让给甲方。合同由各方盖章或签字。2.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受理案件通知书，显示：2018年2月24日，案外人上海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以刘源（被申请人）工作期间严重失职导致公司长期严重亏损，不服从公司股东会决议免去刘源职务，交接公司管理及财务资料的安排，损害公司利益为由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定刘源归还公司印鉴、证照、财务账册、银行开户许可证及支票等。2018年5月9日，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1073号裁决书，载明“经查，被申请人于2016年10月1日进申请人处工作，曾担任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2017年11月16日申请人召开股东会议，并出具任命通告免去被申请人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11月16日解除……裁决被申请人归还申请人原法人章及财务章。”2018年5月8日，刘源以股东知情权为由对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8）粤0106民初11272号案立案受理，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判决要求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自2015年3月26日起至2018年8月3日止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原始会计凭证提供给刘源查阅或复制。2018年12月18日，上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决定立案执行，案号为（2018）粤0106执26059号。3.情况说明、审计报告，2017年12月18日，上海顺正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显示刘源在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期初投资金额725000元，所占比例19.38%，期末投资金额850000元，所占比例17%；2019年4月25日，上海鼎邦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关于对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资料核查的情况说明》，经核查，目标公司实收资本人民币500万元，其中翼鲲生物公司340万，刘源85万（持股17%）等，上述股东认缴的出资均完全到位。4.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刘源于2016年8月24日向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支付200000元，于2016年11月18日、2016年12月6日、2016年12月8日分别向翼鲲生物公司支付200000元、260000元、128000元。上述证据拟证明刘源已按投资协议履行了出资义务。翼鲲生物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翼鲲生物公司不存在该份协议，可能是刘源利用其股东地位偷盖或私刻翼鲲生物公司印章，亦可能该份协议签署后各方均未遵照执行，翼鲲生物公司已销毁，即使该份协议存在，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实际履行后，该份投资协议也被撤销了；关于转账凭证中转账给案外人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20万元的款项，该案外人已于2016年11月16日退还刘源，备注款项用途为退回投资款，并提交了2016年11月16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向刘源退回投资款200000元的电子回执为证；关于刘源与案外人上海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与本案无关，民事判决书恰好证明刘源获得了股东权利却没有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有关审计报告等内容均无本案无关。庭审中，翼鲲生物公司称双方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刘源在12月份支付了58.8万元，剩余34万元未付，因当时双方签订了知识产权转让协议，没有催其付款，后在发现刘源无法履行的情况便提出仲裁，仲裁过程中刘源否认了有互相抵扣的口头约定，因此翼鲲生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依据转让协议关于款项支付时间的约定主张刘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刘源称双方在2016年8月24日达成合作意向，刘源向目标公司支付了第一笔投资款20万元，2016年9月9日各方签署投资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及流程、分工，刘源于股权变更前向翼鲲生物公司支付20万元投资款，于工商变更登记后分别两次支付投资款，说明了款项支付的时间节点和事实是对投资协议的履行而非本案涉案协议的履行。以上事实，有翼鲲生物公司的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凭证、工商内档、仲裁裁决书，刘源提交的投资协议、工商内档、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支付凭证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翼鲲生物公司要求刘源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事实。根据工商内档信息及翼鲲生物公司提交的证据，2016年12月1日，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翼鲲生物公司将在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原出资499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99.8%）的部分90万元转让给刘源，转让金93.6万元”，同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翼鲲生物公司将其占公司出资比例99.8%共499万元，部分共90万元转让给刘源，转让金额为93.6万元”，并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公司股东“翼鲲生物公司（499万元，99.8%）、宁彩红（1万元，0.2%）”变更为“翼鲲生物公司（360万元，72%）…刘源（90万元，18%）”。上述股东会决议、申请书内容与《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2016年12月9日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就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申请名称变更为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变更为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及案外人的事项准予变更登记。上述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明翼鲲生物公司、刘源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即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签订后，刘源依约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并已实际支付588000元，翼鲲生物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支付凭证要求刘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48000元的诉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源提交投资协议、工商内档及转账凭证拟证明刘源支付款项系履行投资协议及刘源实际占股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投资协议签订时间（2016年9月9日）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且上述投资协议内容为协议各方“决定将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增资至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股东共4个（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宋春蕾、郑保明（代持合伙企业股份），其中一名股东为原刘源拟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乙方出资人民币100万元，其中87.5万元投入广州翼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12.5万投入合伙企业”，该协议中约定的投资事宜与本案股权转让事宜无关；其次，投资协议记载的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股东情况亦与实际情况不符，2016年10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登记申请书均载明广州翼鲲植物保护公司公司股东为翼鲲生物公司及案外人宁彩红，与投资协议中记载的刘源、宋春蕾等人的投资情况不一致；再者，刘源提交的4笔转账记录中，关于其向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转账20万元，翼鲲生物公司已提交银行电子回执证明上述款项实际已退回给刘源，另外三笔款项收款人均为翼鲲生物公司，而刘源主张权利的投资协议中约定刘源出资系投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而非投资翼鲲生物公司，其关于向翼鲲生物公司转账系履行投资协议没有事实依据，刘源亦未提交有关合伙企业设立、各投资人实际投资情况等证据证明该份投资协议已得到实际履行，综上，刘源的上述抗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源应在2016年12月1日前付清全部转让金，刘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翼鲲生物公司主张以未付款项金额348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计算标准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刘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翼鲲生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48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48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2019年8月19日；以348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20元，保全费2465元，由刘源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刘源提交郑保明2016年11月15日发送给其本人以及何筠、罗春蕾的电子邮件及其附件，电子邮件主文内容为：因投资方案的变更给大家带来不便，甚为抱歉。今明两日会将刘源、罗春蕾汇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账户的部分投资款（刘源20万、宋春蕾12.5万元）原路退回。请两位按照附件《投资款汇款通知函》的说明，本周内将投资款汇入翼鲲生物公司的账户。刘源先汇58.8万元（余款在收到专利转让款后再另行汇入），宋春蕾汇26万。附件《投资款汇款通知函》记载：刘源持股18%、宋春蕾持股5%、翼鲲生物公司持股72%，郑保明（期权池）持股5%（翼鲲生物公司出4%，刘源出1%）。每人应转投资款项如下：刘源共持有19%股份（1%由郑保明代持），故转让总金额为98.8万元，其中93.6万元汇入翼鲲生物公司账号，5.2万元汇入郑保明账户，由郑保明汇入翼鲲生物公司账户。余款在专利转让合同执行完，收到合同款项后再分别汇入34.8万元至翼鲲生物公司账户。经质证，翼鲲生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该证据能够进一步证实各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变更原新增资本认购投资模式为原股东新增资本后再以股权转让方式实现双方投资合作的目的。翼鲲生物公司二审确认涉案《投资协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协议无效且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翼鲲生物公司系依照《股权转让协议》向刘源主张股权转让余款，故本案应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刘源应否向翼鲲生物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348000元？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双方确认于2016年9月9日签署涉案《投资协议》。从《投资协议》内容来看，刘源以及宋春蕾系通过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方式，采取认购新增资本的途径成为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新股东。且通过此种认购方式所缴纳的投资款，由刘源、宋春蕾直接打入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账户，不涉及与翼鲲生物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在刘源二审提交的电子邮件证据中，邮件主文内容开宗明义确认基于“投资方案的变更”而发送该邮件，也即翼鲲生物公司、刘源对于《投资协议》确定的投资方式变更已经达成合意。从邮件附件《投资款汇款通知函》内容来，虽没有明确提及各方确认的投资方式变更为股权转让，但刘源、宋春蕾的出资均是汇入翼鲲生物公司账户，而非向标的公司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直接汇款，已经初步具备了股权转让模式的雏形。第二，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完成增资程序，翼鲲生物公司独自承担全部新增资本400万元的认购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刘源二审提交的电子邮件产生于2016年11月15日，此时刘源以及其他股东应当清楚广州翼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情况已经发生变更，基于该客观情况各方调整投资方案为股权转让，符合常理。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就涉案投资关系的确立而签署的最后一份有效文件。《股权转让协议》就翼鲲生物公司股权份额、来源以及拟转让的股权份额、转让款金额等均做出了明确约定，且同日形成的广州翼鲲植物保护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也有就翼鲲生物公司及宁彩红转让股份的情况进行清楚记载。翼鲲生物公司主张其与刘源的法律关系转变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刘源承担支付股权转让余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20元，由上诉人刘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