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城南白藤一路****。法定代表人：曹家盛，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梅，广东诚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田心路**>法定代表人：郑金龙，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舜禹，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铭霖，男，198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上诉人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以下简称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五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五星村民委员会）及原审第三人陈铭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3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曹佑平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梅，被上诉人五星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舜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陈铭霖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撤销五星村民委员会与陈铭霖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名义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或者依法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五星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执行和解协议》未经我方行使撤销权、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从法律形式上是有效；只有判决撤销才自始无效，这是法律予以我方的诉讼权利及人民法院审判的权利；本案之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未经判决撤销，无权直接定义为无效；本案的《执行和解协议》同时符合无权代理、显失公平的情形，符合被撤销的情形，请求依法予以撤销。二、我方于本案是以无权代理、显失公平为事实与理由行使撤销合同的诉讼权利；我方只是选择适用符合显失公平为理由行使撤销权；对于无权代理是做为符合显失公平的参考之理由；五星村民委员会没有审核陈铭霖是否有代理权、代理资格，即签署《执行和解协议》，显然不符合善意的情形。三、原审判决以我方的代理人在行使撤销合同之诉讼过程中对法律理解上的确认有效来认定我方视为对陈铭霖的代理权的追认，显然是强加给我方的追认的意思表示，断章取义，是不成立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追认的行为及意思表示。四、原审判决以五星村民委员会历时近三年不执行判决，有理由认为我方的代理人基于三年多未收到执行款，而衡量风险与利弊，同意接受40万元的和解为真实意思表示，即是以审判的方式支持“欠钱是大爷”的社会价值观，即支持义务人不履行判决、强制执行，让权利人接受不良、不公平的法律后果为理所当然。五、原审判决要求我方同时履行证明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的举证责任的标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法律规定，法律规定只要符合乘人之危的证明即可；本案的证据足以证明陈铭霖原是不同意和解，后又因经济困难，在不得以的情况之下接受和解，符合乘人之危导致显失公平之情形。六、本案的证据足以证实无权代理、及显失公平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撤销的情形，依法应予以撤销。1.本案陈铭霖显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代理人的身份资格的要求及法律限制的，不符合授权的权限，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修正）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六至八十九条的规定的情形，属于无权代理。《执行和解协议》利用陈铭霖不具备法律知识与缺乏经验，不符合善意原则。2.原审第二次庭审调查执行档案资料显示陈铭霖的父亲是重病、病危；2014年８月的执行笔录显示在五星村民委员会提出愿意40万元结清本执行案，陈铭霖明确表示40万元都不够治疗费用。然而，陈铭霖却于2015年4月2日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同意接受40万元，显然是陈铭霖因父亲重病出现重大的经济困难，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接受执行和解。代理人陈述存在乘人之危的可能性是原审第一次庭审时所说，但原审第二次庭审通过法院调取的执行档案的证据足以证明是符合乘人之危、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形。3.原判决于2012年8月4日生效，于2012年8月27日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计算至2015年4月2日，五星村民委员会应承担工程款与材料款1266094.60元及利息约1179333.72元，迟延利息约207120元，合计金额约2652548.32元；执行和解结案是五星村民委员会仅支付40万元，并让我方承担合计49295元的受理费用、执行费用，即实际我方仅收到350705元；五星村民委员会实际支付款项仅是应承担的0.132，明显符合显失公平的情形。4.五星村民委员会历时约三年不执行判决，本案证据足以证明五星村民委员会只有陈铭霖同意以40万元结清本案才愿意支付40万元，即须陈铭霖满足五星村民委员会的意愿才愿意履行判决，违背判决的权威性，证明五星村民委员会主观是恶意的。原审庭审查证的事实足以证明五星村民委员会利用陈铭霖不具备法律知识与缺乏经验，因其父亲重病出现重大的经济困难，违背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接受执行和解，且实际支付款项仅是应承担的判决的支付款项的0.132，符合严重显失公平的情形。七、原审判决以我方近三年未得到执行，而同意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我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违背事实。1.我方是直到执行法官将《执行和解协议》复印给我方的代理律师才清楚情况，并没有合法的途径知悉《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原执行法官没有归档，更没有相关的终止执行的裁定书送达给我方；2.我方的代理律师一直不知道执行回350705元之事；3.我方一直以为陈铭霖只是代为追回执行款350705元，不清楚陈铭霖与五星村民委员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4.我方于2000年8月1日前带资1588638.6元为五星村民委员会修建公路，五星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享受修建公路的好处却不愿意给钱，历时11年至仅仅支付30多万元款项，只同意以增江街拨款40万元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我方于2011年已经不同意接受40万元才提起诉讼，接受40万元结清工程款及材料款显然不是我方的意思表示，显失公平。八、诉讼前我方不同意40万元的工程款来结束该工程的款项，在授权委托上第3点明确是没有放弃执行请求的授权，律师也是知道该40万元，律师都没有该授权，签该和解协议时没有律师在场，也没有我方盖章进行确认，该和解协议是违背了自愿原则，违背了我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执行法官转账35万元到我方账号时是没有作出任何的终止执行的裁定，我方有理由相信是执行35万元，而不是终止本案的执行。但是，我方申请恢复执行之后，执行法官才在4个月之后拿出该执行和解协议，也就是说明法官也没有直接以裁定的方式来终止该案执行。在原审法院问该执行和解是否有效时，律师是基于该和解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的情形，才说是有效的，但符合的撤销的情形，不是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追认。另外，陈天纯实际是该工程的负责人，也就是陈铭霖的父亲，其实际死亡时间是病危通知之后2012年9月3日死亡的。我方代理人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确实是不知道，至今不知道陈铭霖为何与五星村民委员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在原审第一次开庭时是说有可能是乘人之危，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经申请调查得出2014年8月执行笔录陈铭霖明确说明了医药费不止40万元。因此，在原审第二次开庭中提出了提醒了原审法官注意该点。根据2012年的执行笔录和2014年的执行笔录均显示五星村民委员会愿意以60亩山林的使用权来支付执行款，又陈述以征地的10%的管理费来支付执行款项。但是，到至今也没有执行款项到法院的，总工程款实际发生时间是2000年，也就是说，五星村民委员会是历时15年都没有支付应承担的工程款，而2000年的120多万元工程款，到15年之后其价值贬值很大的，而40万元连基本的本钱也无法得到保障，是显失公平，我方的权利严重受损，如果还维持原判，那么我方的权利也丧失了。五星村民委员会辩称：一、和解行为并非诉讼行为，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代理人资格条件的规定限制，而仅需要满足和解行为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代理人的规定即可。对方在原审时，一边否认案涉《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原审法院的参与下进行签订的事实，意图通过说明和解行为没有法院的参与，来否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有效性和陈铭霖作为对方代理人的合法性；一边又主张陈铭霖的代理人资格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代理人的条件来认定，意图将陈铭霖代理和解的行为认定为诉讼行为。对方陈述的事实与观点互相矛盾，避重就轻，只选取对自身有利的方面来陈述，意图弱化、无视陈铭霖的责任而将责任强加到我方身上。二、对方意图将其与陈铭霖的委托合同纠纷中的代理人责任转嫁到其与我方的合同纠纷中。对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为可撤销协议，意即认可《执行和解协议》当前为有效协议，且陈铭霖是有权代理和解的。那么在陈铭霖为有权代理人的情况下，代理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亦即陈铭霖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就应当视为对方已经知悉《执行和解协议》并承担协议约定的法律后果。而陈铭霖是否恪守其代理人职责通知对方和解事宜，是其双方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问题，并不应该归结到《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性问题当中。退一步讲，即使对方享有撤销权，也已经过一年期的除斥期间。三、民事法律关系注重意思自治及保护法律关系各方的信赖利益，应审慎认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不能仅凭判决金额与和解金额的差距及些许文字内容就认定《执行和解协议》存在可撤销情形。站在我方的角度考虑，肯定是想在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达成和解，在支付能力之内支付完毕即案结事了。而对方却凭法院笔录当中的只言片语曲解了我方和解的意图。此外，对方称我方利用陈铭霖父亲重病出现重大经济困难这一理由来作为《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的理由。但本案纠纷乃双方之间的纠纷，陈铭霖只是代理人，对案涉款项本不享有直接利益。即使有，也是因其与陈铭霖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不能以陈铭霖家庭经济困难来作为《执行和解协议》的可撤销理由。陈铭霖二审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五星村民委员会与陈铭霖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名义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2.诉讼费用由五星村民委员会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五星村民委员会欠廉江建总珠海公司1266094.60元及利息（从2000年11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因五星村民委员会未履行上述判决的义务，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在（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案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受托人：江红梅职务：律师……受托人：陈铭霖身份证号：……代理人江红梅、陈铭霖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包括：1.与对方商谈和解，签署和解协议书；……3.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执行请求，参与相关的诉讼、执行活动；8.签收相关法律文书，以及办理与本案有关事宜等…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和解解决、诉讼判决生效、执行完毕时终止。《授权委托书》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27日。2015年4月2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甲方）和五星村民委员会（乙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载明：甲方：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委托代理人：陈铭霖。乙方：五星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郑叔爱。委托代理人：何曾锦。甲方与乙方就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由乙方于2015年4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案款四十万元。该案款由乙方汇入增城市人民法院账户，收款单位名称：增城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名称：中信银行广州增城支行，账户：＊＊×××68。上述案款由陈铭霖领取。二、上述案款支付后，甲方放弃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其他债务，并同意本案以执行和解结案。三、本案受理费24270元、执行费25025元，共计49295元由陈铭霖自愿负担。该款由乙方支付的四十万元案款中扣除。四、上述案款支付后，甲方同意向增城市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乙方采取的相关财产保全措施。五、若乙方逾期未依上述协议支付给甲方案款，则恢复对增城市人民法院（2011）穗增法民五初字第38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执行。甲方落款处有陈铭霖的签名并捺印；乙方落款处有五星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及何曾锦、郑叔爱的签名。2015年5月5日，陈铭霖作为收款人向原审法院出具《收据》载明：兹收到增城市人民法院转交来（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案件的案款￥350705元，据此，案件全部执行完毕。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确认该执行案件自执行以来只收到上述唯一一笔款项。2019年3月18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以（2012）穗增法执字第2356号执行案件未执行到财产为由向原审法院提交《恢复强制执行申请书》，原审法院向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代理人江红梅出具《补正材料告知书》。原审庭审中，廉江建总珠海公司陈述民事起诉状所称五星村民委员会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是指存在胁迫、乘人之危的可能性，但没有证据证明；陈铭霖是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项目经理陈天纯的儿子，因涉案部分款项属于陈天纯所有，所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委托陈铭霖处理该纠纷。原审法院认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陈铭霖不符合诉讼代理人资格、未经其特别授权与五星村民委员会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据此，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上述主张成立，将导致《执行和解协议》对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不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而非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享有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利。但是，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在庭上又明确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有效，只是认为应当予以撤销。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本案为合同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主动审查合同效力。《执行和解协议》是陈铭霖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名义与五星村民委员会订立的，根据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陈铭霖的代理权限包括签署和解协议书，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执行请求，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起至和解解决、诉讼判决生效、执行完毕时终止。因此，陈铭霖并没有超越代理权与五星村民委员会订立《执行和解协议》。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陈铭霖不具有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其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但是，《授权委托书》是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上述法律条文尚未实施，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修正）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依照上述规定，陈铭霖符合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对陈铭霖的授权合法有效，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应为有效合同。鉴于《执行和解协议》为有效合同，廉江建总珠海公司请求撤销该合同，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和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是陈铭霖以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名义订立的，陈铭霖具有合法的代理权，其行为代表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即陈铭霖订立《执行和解协议》之时视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知情撤销事由，至廉江建总珠海公司起诉之日已超过一年，依照上述规定，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撤销权消灭。从另一方面来看，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理由是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只可得到350705元，与原债权数额1266094.60元及利息相差巨大。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单凭数据差距巨大不足以认定《执行和解协议》显失公平，从执行情况来看，在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申请执行至订立《执行和解协议》之前将近三年时间里，廉江建总珠海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执行款项，在此情况下，廉江建总珠海公司根据执行时间、成本、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风险等因素综合考虑，况且，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代理人包括专业律师，应有能力充分衡量各种风险、权衡利弊后才订立《执行和解协议》，故原审法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此外，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五星村民委员会存在胁迫和乘人之危则更缺乏依据，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在原审庭审时表示上述情形只是可能存在，无证据证明。综上所述，廉江建总珠海公司请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20年6月11日判决：驳回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执行笔录，拟证明五星村民委员会表示以60亩山林供执行的，廉江建总珠海公司起诉前就不同意以40万元结案，负责人是陈天纯；2.病重通知书，拟证明五星村民委员会是乘人之危与陈铭霖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陈天纯于2012年8月即病重，存在经济困难，需款项支付治疗费用，且在2012年9月3日死亡的；3.执行笔录，拟证明陈铭霖于2014年8月22日的笔录是表示不能接受40万元结案，治疗费用都不止40万元，是在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接受执行和解协议，导致了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此外，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去调查实际的工程负责人陈天纯的实际死亡时间和死亡时所产生的医药费，拟证明医药费用不止40万元。五星村民委员会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陈天纯并非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代理人，也非公司负责人，而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方。陈天纯与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及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与五星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够将陈天纯与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之间的关系跟本案混为一谈。本院认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及律师调查令申请并不影响本案处理，本院不予接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及陈铭霖的代理权问题，原审法院已作论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关于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现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执行和解协议》订立时显失公平，但执行和解本身就是一种让步与妥协，不能仅仅单纯地从和解标的与原标的金额的差距来判断《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还应当结合当事人的履行能力等进行综合判断，廉江建总珠海公司本案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说明《执行和解协议》订立时显失公平。二、上述规定的“乘人之危”指的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情形。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主张五星村民委员会乘人之危，但其提供的证据均是说明代理人陈铭霖所处的“危”，没有证据显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因此处于“危”的境况，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三、退一步讲，即便是廉江建总珠海公司享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撤销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陈铭霖作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代理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应当视为廉江建总珠海公司对此已知情，现从2015年4月2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至本案诉讼已过1年的除斥期间，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撤销权已消灭。综上所述，廉江建总珠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廉江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珠海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