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3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琳，女，1974年7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尚玉峰，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辉，山东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霞，女，1967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新元，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琳、尚玉峰因与被上诉人张翠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琳、尚玉峰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902民初360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依法发回原审重审；2.请求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事实错误，张琳并未收到本案借款及借款协议的款项。双方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张琳已经偿还。1、关于被上诉人所诉的2013年5月26日的46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举证的是《借款协议书》一份，借款协议中出借人并未签字，张琳并未收到该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被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未举证该款项是如何向上诉人支付的，被上诉人所称的该款项仅仅是由其自己陈述为“自有资金23万元、赵广庆的5万元、徐静5万元、马爱东3万元及其亲友的资金汇总后形成46万元”，并未举证证实。至于该协议中的落款日期多次更改是因为，签订借款协议后被上诉人一直没有给我钱，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从新签订协议，就让张琳在原协议上更改的日期，但是该协议中的款项并没有实际支付给张琳。46万元已经属于大额的款项，一审法院并未查清该款项是否实际交付。2、关于被上诉人所诉的2014年5月17日的4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举证的是《借款协议书》一份，借款协议中出借人并未签字，张琳并未收到该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一审时被上诉人申请证人聂某出庭作证，证实该笔款项的支付情况，但是根据证人聂某的陈述，钱是2014年8月份由张翠霞和“盼盼”去拿的，其根本不认识张琳，根据被上诉人的举证，《借款协议书》的最早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17日，显然不能证实是被上诉人一审时所主张的该笔款项，更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将该款项交付给了张琳。3、关于被上诉人所诉的2014年10月22日的671,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陈述该笔款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2014年5月23日和28的银行转账明细，但是通过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的该明细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转账较多，相互之间的转账系为了双方资金的过桥，在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中就标注为过桥资金。借款协议书写的时间与银行流水交易的时间均不相符，因此不能单单通过银行的转账流水来证明该笔借款的实际支付情况；原告主张的该笔借款中的51,000元系现金交付，完全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4、关于被上诉人所诉的2014年12月29日的10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举证的是《借款协议书》一份，借款协议中出借人并未签字，张琳并未收到该借款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一审时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陈述在2015年年初时张翠霞向其借款的事，这与《借款协议书》中最早的落款时间并不一致，且证人也陈述张翠霞向其借款10多次，向其借款的是张翠霞二不是张琳，其也无法证实被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12月29日的10万元是否实际支付给了张琳。5、关于被上诉人所诉的2017年6月14日的48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举证的是借条一份，但是张琳并未收到过该借条中注明的款项，被上诉人一审申请证人游某出庭作证，游某的陈述与被上诉人的主张并不相符，证人也并不知道张翠霞是否将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以上被上诉人共计主张了5笔借款，但是张琳实际上从未收到过上述借款，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其他资金的往来，但是张琳均已经偿还了。被上诉人所诉的每一笔的金额都比较大，其主张的现金交易是不太现实的，双方之间的其他交易全部都是通过银行账户交易的。在一审阶段，上诉人提供了一份向被上诉人转账的银行交易流水，但是一审法院以逾期提供证据未收，由于银行在给出具交易流水时不给标注对方的信息，申请法院调取时被驳回，因此上诉人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一一核对。该证据证实了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大多是通过银行转账往来，仅一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金额就为1,474,000元，由此上诉人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已经偿还，而被上诉人所诉的本案的款项，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到。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在多份录音中上诉人均表示双方需要在算账，说明双方之前出具的借款凭证并不真实，需要双方再次算账才能确定，也证实了本案的不真实性。关于尚玉峰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首先张琳否认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过上述款项，在尚玉峰的实际生活中也并未实际收到过上述款项，在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中也并没有尚玉峰签字确认的债权凭证，虽然尚玉峰与张琳系夫妻关系，但是本案不应当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仅仅依据录音中有尚玉峰的声音就确定尚玉峰对涉案借款知情是错误的。 张翠霞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为其一审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首先，本案所涉的借款合同借据均为上诉人出具，借款合同实际为借据性质，一审法院应查明被上诉人已将借款合同中的款项向上诉人交付，同时结合上诉人在借款合同借据中多次更改落款时间，以及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多份录音证据，至被上诉人起诉前，上诉人夫妻仍试图用抵顶房屋的方式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录音以及上诉人多次更改还款时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前试图用房屋抵顶借款的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事实存在，以及借款数额确定。其次，上诉人对于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知情的借款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二、一审判决查明案件事实，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情，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张翠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张琳、尚玉峰偿还原告借款1751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时起至实际归还借款时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6日，被告张琳作为借款人（乙方）向原告（甲方）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内容记载：“乙方向甲方借款460000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3年5月26日起；借款期限届满，乙方保证返还借款，否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乙方若需提前收回借款，需提前十天通知甲方；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后该协议时间被涂改为“2014年5月26日”，涂改后再次标注时间“2016年5月20日”、“2018年7月11日”。2014年5月17日，被告张琳作为借款人（乙方）向原告（甲方）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内容记载：“乙方向甲方借款40000元，自2014年5月17日起”；其余内容与前一份《借款协议书》内容相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5月17日”，后再次标注时间“2016年5月17日”、“2016年7月11日”。同时，原告申请证人聂某出庭作证，聂某称与张翠霞系同学关系，2014年8月份原告张翠霞和被告张琳美容院的“盼盼”到我徂徕的家借过40000元，说二分利息，钱给的现金，2015年付了上一年的利息。2014年10月22日，被告张琳作为借款人（乙方）向原告（甲方）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内容记载：“乙方向甲方借款671000元，自2014年10月22日起”；其余内容与前一份《借款协议书》内容相同。该协议落款处时间被涂改“2016年10月22日”，涂改后再次标注时间“2018年12月22日”。同时，原告提交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9月23日泰安岱岳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明细一宗。据此，原告称该《借款协议书》系由三部分借款组成，分别为：1.2014年5月23日，尾号为0811的原告张翠霞账户向尾号为7950的被告张琳账户转账550000元；2.2014年5月28日，尾号为0811的原告张翠霞账户向尾号为7950的被告张琳账户转账70000元；3.2014年10月，原告张翠霞以现金形式在文化路农大的门头宏恩美容店交付被告张琳51000元。同时，该交易明细还记载，2014年2月25日、2014年5月21日，被告张琳分别将140000元、22000元和558000元转入原告张翠霞账户；2014年6月27日，被告尚玉峰账户转入原告张翠霞账户500000元，原告在该处标注了“过桥资金”的字样。根据原被告对该笔《借款协议书》的争议，本院向泰安市岱岳区农村商业银行调取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原告张翠霞尾号为0811、被告张琳尾号为4508的银行交易明细，根据上述银行交易明细记载，2013年11月26日，原告账户发放贷款550000元，同日原告将550000元转入尾号为4508张琳账户。对此，原告称该笔款项即为该《借款协议书》记载的550000元的初始借款，系原告用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后出借给被告张琳，后该借款一直由被告循环使用，但自2014年5月23日，原告贷出后再次借给被告张琳，自此被告张琳未还款。2015年5月18日，原告自行偿还上述贷款。被告张琳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被告张琳辩称，银行交易记录中的张琳无法证实系本案被告张琳，该交易记录仅证实原被告之间经常有大笔转账，原被告之前确系存在借贷关系，但被告张琳已偿还完毕；而被告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中，被告称原被告之间经常有大笔转账，2014年5月21日的转账系原告偿还银行贷款，发放贷款后偿还了被告，2014年6月27日的转账，系其使用被告尚玉峰的银行卡将500000元转入原告账户，后张翠霞将该款项分批转给张琳，原告张翠霞也标注了“过桥资金”，不能证实该笔转账系借款。2014年12月29日，被告张琳作为借款人（乙方）向原告（甲方）出具《借款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内容记载：“乙方向甲方借款100000元，自2014年12月29日起”；其余内容与前一份《借款协议书》内容相同。后该协议时间被涂改为“2015年12月29日”，涂改后再次标注时间“2016年12月29日”、“2018年12月29日”。同时，原告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孙某称，张翠霞是其对象的婶子，张翠霞多次找其借过钱，说是给被告张琳用，因为和张琳不熟悉，所以钱是借给张翠霞，大概2015年初借过100000元，钱给的现金，说二分利息，但利息没给。2017年6月14日，被告张琳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记载：“今借张翠霞现金480000元，延续下来的单子”。原告称该“借条”系由三份《借款协议书》延续组成，均是被告张琳作为借款人（乙方）向原告（甲方）出具的，分别为：1.2015年2月24日，乙方向甲方借款170000元，标有手写“游某”字样；2.2015年3月1日，乙方向甲方借款260000元，标有手写“游某”字样；3.2014年11月19日，乙方向甲方借款50000元，标有手写“游儿媳”字样，落款日期分别为2014年11月19日、2016年11月19日。同时，原告申请证人游某出庭作证，游某称，与张翠霞系参加社区活动认识的朋友，通过张翠霞认识张琳，张翠霞借过自己480000元，然后由张翠霞经手借给张琳，钱是分多次借的，有几次100000元，有几次20000元，具体记不清了，有现金也有银行转账，借款时见过张琳，但不是每次借款张琳都在场，张翠霞借钱后均有打借条，但现在找不到了，对张翠霞与张琳之间的借款协议并不知情，两三年前张翠霞要求把借条换成张琳的，但其未同意，借款后未还过钱，张翠霞按2分息给过几万块钱利息，具体记不清了。原告称上述《借款协议书》及“借条”均是被告张琳向其出具，其中的《借款协议书》也是之前双方部分账目汇总后被告张琳作为“借条”向其出具的，之所以存在多个涂改的时间系因为原告为保证诉讼时效，向被告主张欠款时被告张琳重新书写的借款时间，主要目的在于证实原告曾在此时间向被告主张债权。同时，原告称上述《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中所记载的款项绝大部分系原告向第三人借款后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的被告张琳，借款时双方约定的利息为2分，利息给过但具体数额记不清，最后一次应该是在2015年3、4月份，向原告还款2000元。但被告张琳坚持辩称未收到上述款项，原被告之前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但本息均以付清；原告所提交的《借款协议书》落款处甲方均未签字，根据《借款协议书》第五条规定，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可以证实《借款协议书》至今尚未生效。但被告认可落款日期确系自己更改，原因系被告向原告借款时原告一直承诺借给被告钱，但并未交付，后被告又多次向原告借钱，为避免麻烦没有签订新的协议，就在原协议上更改日期，但钱一直未给。被告尚玉峰则坚持对原告所诉款项均不知情，未在借据中签字，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另，原告称被告曾欲用天平湖一号的房屋顶账，据此提交通话录音一份、现场录音一宗，并称上述录音分别发生于2015年7月23日、2018年11月11日、2018年12月24日、2019年5月11日，原告称录音中相对方的女性声音为“被告张琳”，男性声音为“被告尚玉峰”。“2015年7月23日”的电话录音中，根据录音内容显示对话人为两人，其中原告陈述：“兆苓给你发信息了吗”、“我说我还能欠下你这40000块钱，别说你这40000块钱，老游430000都说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还老游的钱”；“被告张琳”称：“嫂子，咱可能嘛不还她，我都露面了，我得面对”。原告称，录音中之所以说“老游的430000元”系因为480000元中剩下50000元系“老游”儿媳给的，该笔款项“老游”也知情，所以共计系480000元。“2018年11月11日”的现场聊天录音中，根据录音内容显示录音中有三人，其中原告陈述：“他得多长时间”，“被告尚玉峰”：“应该是快了，等着你签字就说明准了，就等着拿不动产证了，就是你的房子了”，“被告张琳”：“这个可是亲自盯着，俺两口子亲自盯着”。“2018年12月24日”的现场聊天录音中，根据录音内容显示录音中有三人，其中原告陈述：“兆苓打电话再要利息……就是还该她2万块钱的那个”、“4万那个单子是我付2万”、“她光说这么多年你给利息哎，我说这2万张琳都没给我，我给你垫上……我说她‘张琳’给我，我就把这2万块钱给你”，“被告张琳”：“给了2万啊”，“被告尚玉峰”：“清账了吗，你给她（兆苓）清账了吗”，“被告张琳”：“打通电话你啦吧，尚玉峰”，“被告尚玉峰”：“你可别让我啦，俺一共就没联系，我光在后面说说”，后原告陈述：“问题是咱该人家，自己的钱的话，早一天晚一天都行”，“被告尚玉峰”：“就是啊”。“2019年5月11日”的通话录音中，其中原告陈述：“我说我这边你是给我钱啊还是怎么着”。“被告张琳”说：“我是给你钱是给你钱的说法，房子是房子，我这钱不多，你看看先给老头子（游某）十万、五万的，把他稳住，先别让他告你，咱俩再算账啊”。经核实，原告提供的手机中录音形成的文件名称及备注时间与原告上述主张的录音时间一致。同时，原告提交房屋拍摄照片及房屋抵顶协议影印件一份，原告称2018年11月份被告张琳跟其一起去看过天平湖一号2号楼最西边单元2楼东户，照片是当时拍摄的，但现在有人居住了；后被告张琳又说给原告宏成富园的房子，所以有了原告提交的2018年11月11日签署的抵顶协议。但被告对该组证据均不予认可。对于上述录音证据，被告辩称，录音通话未出现原告所主张的欠款金额，录音证据形成的原始时间无法确认，无法证实两被告欠原告款项的事实。原告提交两被告结婚登记申请书一份，证实两被告于1999年12月27日登记结婚，被告张琳的借款发生在婚姻存续期内。2020年4月16日，本院为查清本案事实再次组织开庭，并在传票中要求当事人必须要到庭，但庭审时被告当事人并未到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称已通知到两被告。另，被告称关于涉案款项被告已向公安机关提交报案材料，因本案涉及违法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中止审理。但被告并未提交公安机关立案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应为涉案《借款协议书》性质的认定以及上述《借款协议书》与2017年6月14日“借条”所记载款项的交付问题。对于《借款协议书》性质认定问题，首先，虽然根据被告的抗辩意见认为上述《借款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借款合同，但上述《借款协议书》能够证实被告张琳存在向原告借款的意图；其次，《借款协议书》为被告张琳向原告出具，内容均为被告张琳填写，被告张琳多次涂改并备注《借款协议书》中的时间，涂改后之前所记载的时间保留，且根据上述时间的记载涉案多个《借款协议书》存在的时间段相互重叠，而且《借款协议书》中所记载的数额均不等，以上多项事实结合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以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上述《借款协议书》的性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借款合同。因此，本院对被告就《借款协议书》中关于原告未签字尚未产生法律效力的主张不应支持，对原告诉称《借款协议书》实际系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的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中所记载款项是否交付问题。第一，对于其中的《借款协议书》，虽然被告对录音的形成时间有异议，但被告对录音中体现的当事人身份无异议，同时原告提交的录音原始载体手机中所生成的文件名称及各录音备注时间，可以证实本案录音均发生于上述《借款协议书》及借条中所记载的借款最初发生时间之后，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中所记载，双方之间就债权债务问题解决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两被告同意以房抵债的事实，能够证实双方之间确实存在较大数额的账目往来；且被告认可原被告之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虽被告主张已经清偿，但未提交对应清偿证据予以证实，特别是未提交录音证据发生之后的还款证据，结合《借款协议书》中原告多次添改时间的事实以及本案的其他证据，本院对原告诉称上述《借款协议书》中借款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主张予以支持。第二，对于2017年6月14日借款480000元“借条”的交付问题，因该“借条”系被告张琳本人出具，同时根据原被告之间的录音以及证人游某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原被告存在的借贷关系属实并已经实际交付。对于被告对本案原告提交的2014年10月22日借款中原告所提交的转账记录的异议，因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与《借款协议书》及“借条”基本能够印证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数额，虽转账记录中的“过桥资金”系原告自行备注，但并不足以说明该款项的性质不属于借贷，且被告尚玉峰向原告转款500000元与原告主张该笔借款671000元中的借款本金550000元并非对应数额，因此，本院对被告就该笔借款所提异议不予支持。又因被告认可双方之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被告亦应承担该还款款项用途的举证责任，但被告在庭审中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以上事实，结合两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的客观事实，本院对原告就上述《借款协议书》及“借条”的证明目的予以采纳。另，根据《借款协议书》记载的最后添改时间以及原告的起诉时间、开庭审理期间等客观事实，原告现要求被告张琳偿还《借款协议书》所记载款项的诉求应予支持；同时，因本案借条未约定还款时间，原告可随时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张琳偿还借款1751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尚玉峰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转账记录，可以证实被告尚玉峰对该涉案借款知情，且涉案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内，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张琳名下农业银行交易流水一份，从2013年5月27日到2015年3月15日期间的张琳与张翠霞交易的流水，该流水情况全部是张琳向张翠霞支付的款项，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所有交易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的，并不存在现金支付的情况，被上诉人一审所主张的借款协议及借条借款并不属实，在此之前双方存在的债权债务问题，张琳已经偿还完毕，因此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系在上诉人上诉状中已经阐述的，是在一审判决前取得的，同时该银行流水没有查询章证实其真实性。对于其证明目的，该流水记载的最后转款时间为2015年3月15日，均与本案所涉借款合同及借据所载明的落款时间不相符，均是发生在借款合同及借据载明的时间之前，同时该份流水也是发生在诉讼双方当事人录音之前，并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其主张从2013年5月27日到2015年3月13日共向被上诉人打款147.4万元，还的是向被上诉人借的款项，打完款后，借条拿回来撕掉了。故该证据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款项是否已经实际交付。2、上诉人尚玉峰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涉案款项是否已经实际交付的问题，2017年6月14日，上诉人张琳向被上诉人张翠霞出具的借条中记载：“今借张翠霞现金480000元，延续下来的单子”，“延续下来的单子”能够证明该款项已经交付。上诉人张琳与被上诉人张翠霞于2013年5月26日、2014年5月17日、2014年10月22日、2014年12月29日四次签订借款协议书，且四张借款协议书中的日期均进行过二到三次的修改，结合被上诉人张翠霞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二审庭审中两上诉人认可与被上诉人张翠霞协商过以房抵债事宜，故应当认定涉案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上诉人张琳陈述因被上诉人张翠霞未交付款项，所以对借款协议时间进行了修改，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尚玉峰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涉案借款发生在两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内，根据被上诉人张翠霞提交的录音证据及转账记录，结合上诉人张琳、尚玉峰与被上诉人张翠霞协商过以房抵债事宜，应当认定涉案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尚玉峰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张琳、尚玉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理意见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9元，由张琳、尚玉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明娜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李 莹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书记员  李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