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20）辽0703执异26号异议人（被执行人）：孙振元，男，195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公司经理，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代理人：李梓铭、李柏岩，辽宁朋助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陈其才，男，1969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代理人：杨建中，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锦州康达实业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锦州市重庆路。法定代表人：孙振元，该公司总经理。被执行人：李景民，男，194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被执行人：曲明金，男，1955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厂长助理，住黑龙江省牡丹江。被执行人：邵洪福，男，195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副厂长，住黑龙江省密山市。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陈其才与被执行人锦州康达实业总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孙振元企业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孙振元于2020年10月12日对本院作出的（2020）辽0703执恢93号执行裁定提出书面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理终结。异议人孙振元称，1.要求裁定撤销凌河区法院（2020）辽0703执恢93号裁定书；2.要求退还划拨的银行账户存款，避免给异议人造成新的损失；3.要求解除因上述裁定对孙振元的执行措施，以免扩大异议人的损失。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1994年3月，康达公司退出联营，将其所有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了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纪俊殿四位股东，之后又与各位股东达成转让还款计划，原判决认定康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孙振元已退出联营，不再具有股东身份，因此认定康达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转让不合法，转让合同无效。而事实是：康达公司及孙振元转让股权的事实没有成就，并没有实际转让成功。在接受股权受让的股东没有实际给付对价的情况下，康达公司及孙振元仍然具有股东的合法身份和权利，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合同应当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审判决裁定原、被告双方互负义务，应当共同相互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原判决下达后，按照相互返还的原则，陈其才并没有实际履行返还金凌化工厂成品、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义务。此外，因折抵计算后原、被告双方交易价款的差距相差无几，在原、被告均要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而双方均没有实际履行。因此在陈其才本身也没有履行判决的情况下，也就无权再要求法院对对方强制执行。三、因本案当事人的特殊关系，原判决生效后，双方曾达成和解。由于陈其才当年从山东老家入伍当兵以至之后的入党转志愿兵，异地安置落户锦州，并入职辽西小商品公司工作，都曾得到过孙振元的大力帮助，因此与对其有恩的长辈提起诉讼，本人有所悔改，之后双方为此化解了矛盾，达成了和解。四、本案的执行已经超过了执行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的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而本案已经过二十多年，早超过执行的时效，而且没有出现过中止中断的情况。综上，恳请人民法院驳回陈其才的执行申请申请执行人陈其才称，我认为异议人的请求事项及事实和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根据，全部不成立。理由如下：一、该请求的理由第一点所谓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理由是不成立的，（1996）凌经初字第49号判决早已生效，如果异议人认为这份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依据法律规定，应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异议人该项理由不成立；二、所谓原判决双方互负义务的问题，原判决虽然确定转让合同无效，由双方互返，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凌河区法院曾于1996年3月7日对于涉案的全部财产予以查封，判决生效后，陈其才对于查封的财产不再存有保管和控制的权利，作为申请人一方，在判决生效后，完全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申请人一方为了怕承担原企业的债务，没有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对于应该收回的财物，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应由其消极的行为来承担，因此，不存在本案申请执行人向其履行返还义务的情形，这个理由也不成立。三、异议人以所谓与申请执行人有什么特殊关系为由，引出了双方和解的理由，这个理由同样也是不存在的。双方没有达成过任何的和解协议，陈其才多年来一直要求人民法院对孙振元进行执行，只是由于很多的客观原因，判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拖欠至今。四、关于执行期限的问题，理由同样不成立，该案生效以后，陈其才向人民法院申请了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案于2004年被凌河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此次执行是恢复原中止执行的案件，显然未超过所谓申请执行期限的问题，异议人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是错误适用法律。被执行人锦州康达实业总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未作答辩。经本院审查，原告陈其才与被告锦州康达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企业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1996年6月19日作出（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陈其才与被告康达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签订的企业转让合同无效。二、原告陈其才返还给四被告原金凌化工厂的剩余债务108528.86元、剩余债权113295.33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三、原告陈其才返还给四被告原金凌化工厂的固定资产及价值167204.22元的原材料、产成品。此资产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四、被告康达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返还原告购厂款128945元，其中康达公司返还85285元，李景民返还12580元，曲明金、邵洪福各返还15540元。五、被告康达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给付原告陈其才购厂款利息19821元，其中康达公司给付原告13109.73元，李景民给付原告1933.77元，曲明金、邵洪福给付原告2388.75元。六、被告康达公司、李景民、曲明金、邵洪福赔偿原告陈其才经济损失22843.92元，此款由四被告各给付5710.98元。上列四、五、六项所列款项，被告康达公司给付原告陈其才款项计人民币104105.71元。被告李景民给付原告陈其才款项计人民币20224.75元。被告曲明金、邵洪福各给付原告陈其才款项计人民币23639.73元。上述款项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七、驳回被告康达公司、李景民、邵洪福之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7413元，由被告康达公司负担4497元，被告李景民负担874元，被告曲明金、邵洪福各负担1021元。该案中，本院于1996年3月11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物品为：大罐、小吊车、大桶、沙发、椅子、茶几、电视柜、办公桌、灭火器、小桶、大塑盆、三角塑料架、衣塔、粉碎机、小推车、长条木椅、木卷柜、小桌、单人铁床、木箱、长条木桌、写字台、书柜、保险柜、壁画、宣传板。原告陈其才依据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作出的（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01年11月17日作出（1997）执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孙振元为本案被执行人。原康达公司欠申请执行人陈其才的企业转让金及利息由孙振元偿还”。本院于2004年1月12日作出1997执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李景民应给付陈其才21098.76元，已执行。被执行人曲明金、邵洪福下落不明。被执行人康达公司未履行（1996）凌经初字第49号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但申请执行人陈其才只主张权利，不履行（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的法律义务。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4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中止执行（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后本案恢复执行，本院依据（2020）辽0703执恢93号执行裁定书，冻结了被执行人孙振元名下的银行存款等财产。孙振元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异议人孙振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人陈其才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1996）凌经初字第49号民事裁定书、（1997）执字第103号民事裁定书两份。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但这并不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消灭，其请求在对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时，抵销对方当事人所欠其种类、品质相同的债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本案民事判决生效后，康达公司等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但其债权是客观存在，且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其虽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不影响其主张债务抵销的权利。由于双方互负到期金钱债务，请求抵销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及现行法律关于抵销的一般规定，依据本院（1996）凌经初字第49号生效判决主文第三项，陈其才负有向被执行人方返还价值167204.22元原材料、产成品的义务，应与对方所负等值部分义务应予抵销。因价值167204.22元原材料、产成品不在本院查封物品清单内，故对陈其才“对于查封的财产不再存有保管和控制的权利”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综上，异议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本院（2020）辽0703执恢93号执行裁定书；解除本院对孙振元的银行存款等财产的冻结。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审 判 长 肖 宏人民陪审员 徐 蕾人民陪审员 王瑞雪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龙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