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7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家菊，女，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崇锦，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住所地宜昌市沿江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000111002691。代表人：蒋正雄，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海英，该办公室离退休干部科科长。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军，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文家菊因与被上诉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2民初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家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崇锦，被上诉人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海英、周成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家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文家菊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错误：一、一审判决在事实上已经认定“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未向文家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情况下，却以“双方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可视为双方实际上终止了劳动关系”为由，认定“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一认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因而明显错误。其次，即使没有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判决关于“双方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可视为双方实际上终止了劳动关系”的判断，也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因此，判断本案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律依据只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在本案中，由于休干所与文家菊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不存在“合同期满”的情形；但是，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即“给予乙方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关系”，据此，判断本案劳动关系终止或者解除的标准和依据，就是“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是否成就，即休干所或者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否给予了文家菊经济补偿金，而非“双方长期两不找的状态”。最后，一审判决援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认定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不存在(没有确立）劳动关系，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一审查明文家菊于1994年1月调入休干所工作，调入后身份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全民合同制职工。尽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文家菊“身份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全民合同制职工”，以及双方于2002年5月14日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形。二、一审以文家菊于2002年7月起以个人名义交纳医保，于2002年9月起以个人名义交纳养老保险，推定文家菊最迟在以个人名义交纳社会保险时应当知道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并认定文家菊于2020年4月1日申请仲裁，主张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补缴1994年1月起至2002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已经超过仲裁时效，该认定也明显错误。理由如下：首先，由于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因此判断本案劳动关系终止或者解除的标准和依据，就是“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是否成就，即休干所或者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是否给予了文家菊经济补偿金，而非“两不找”或者是否“以个人名义交纳社会保险”。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一审事实上已经认定“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未向文家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依照前述司法解释关于“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规定，“文家菊于2020年4月1日才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导致判决结果明显不公，文家菊现依法提出上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辩称：文家菊与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已于2002年5月14日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此后，未继续提供劳动。同时，自2002年7月起，文家菊以自由个体方式开始缴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因此，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文家菊自2002年解除劳动关系至2019年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一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文家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文家菊与被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至今仍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继续履行其与原告文家菊之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被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文家菊自2002年6月起至2020年3月止期间的工资共计319500元（1500元/月×213月）；4.被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原告文家菊补缴自1994年1月起至2020年3月止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的部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3月1日，文家菊在宜昌市民政福利工业研究所从事司机工作。1992年10月文家菊调入宜昌夕明事业总公司工作。1994年1月文家菊调入休干所工作，调入后其身份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全民合同制职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休干所被撤销，2002年5月14日休干所（甲方）与文家菊（乙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按劳动部“劳部发[1994]481号《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之相关条款给予乙方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具体金额为（乙方工龄）11年×（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450元=4950元；甲方需一次性足额补缴应由单位承担的针对乙方的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包括养老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自1994年1月起至2002年5月止，共计5840.85元（不含个人应缴部分），应由个人承担的部分1073.70元，由乙方缴纳，或在乙方的补偿金中扣除后由甲方一并补缴；甲方将上述补偿金发放给乙方并补足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后，将保险手册、人事工资档案移交给乙方，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乙方持件到相关部门办理失业登记、领取失业金、托管人事工资档案及养老保险续缴手续等，甲方应予协助办理等。2002年5月23日休干所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用人单位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或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裁员为由，解除与文家菊之间的劳动关系。休干所已为文家菊缴纳1992年1月至2002年8月养老保险，但未为文家菊缴纳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文家菊自2002年9月起以自由个体名义缴纳养老保险，自2002年7月以自由个体名义缴纳医疗保险。文家菊自2002年6月起未在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处工作。2019年8月21日，文家菊向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补偿金4950元；2、养老金及医疗保险5840.85元；3、按照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计月息2%，计207月×215.8元=44670.6元。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8月23日作出[2019]0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同年9月10日，文家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依法确认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至今仍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继续履行其与文家菊之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文家菊自2002年6月起至2019年10月期间的工资计599040元（2880元/月×208月）；4、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文家菊补缴自1994年1月起至2019年10月止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文家菊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9）鄂0502民初3126号民事裁定书，以文家菊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裁定驳回文家菊的起诉。2020年4月1日，文家菊再次向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事项为：1、依法确认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至今仍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2、判令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继续履行其与文家菊之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判令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文家菊自2002年6月起至2020年3月止期间的工资共计319500元（1500元/月×213月）；4、判决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文家菊补缴自1994年1月起至2020年3月止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的部分）。当天，宜昌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006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决定不予受理。文家菊不服该决定，依法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中，1、文家菊称未收到经济补偿金，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未向法院提交向文家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证据；2、文家菊称未收到休干所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3、文家菊自述其于2002年6月起至今偶尔打零工。另查明，休干所已被撤销，其隶属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管理。一审法院认为，文家菊自2002年6月起，未向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劳动，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也未要求文家菊提供劳动,亦未向文家菊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之间已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使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未向文家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双方长期两不找的状态，可视为双方实际上终止了劳动关系，故文家菊与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之间已不存在劳动关系。在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文家菊未提供任何劳动的前提下，文家菊要求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及享受2002年6月起至2020年3月期间的工资及社会保险待遇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文家菊于2002年7月起以个人名义交纳医保，于2002年9月起以个人名义交纳养老保险，由此可以推定文家菊最迟在以个人名义交纳社会保险时应当知道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经解除。文家菊于2020年4月1日才申请仲裁，其主张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补缴1994年1月起至2002年6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文家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文家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2年5月14日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与文家菊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中明确阐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机构拟予撤销。虽然该协议书约定了“给予乙方（文家菊）一次性经济补偿后，解除劳动关系”以及给文家菊发放补偿金并补足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后，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文家菊称其未领取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也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故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并据此向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张相关权利。但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事实，可以确定文家菊与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因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拟撤销而无法继续存续，文家菊对该事实是知晓的。其次，《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同时也明确说明了“由于甲方（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未实行医疗制度改革，且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统筹不存在补费因素，解除劳动关系后，乙方（文家菊）可自行到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参保手续。”宜昌市直机关桃花岭休干所为文家菊缴纳养老保险至2002年8月，文家菊自2002年9月起以自由个体名义缴纳养老保险，自2002年7月起以自由个体名义缴纳医疗保险。文家菊自行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说明其知晓并接受了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且实质上，文家菊在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之后便没有在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处工作。另外，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文家菊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故，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判决驳回文家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文家菊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文家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文家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兆勇审判员  赵春红审判员  关俊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