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983民初4128号 原告：于淑霞，女，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代理人：李冰，河北兴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黄骅支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黄骅支行）。住所地：河北省黄骅市网通大厦**。 负责人：宋忠媛，行长。 委托代理人：徐彬，河北来仪（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淑霞诉被告河北银行黄骅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冰、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淑霞的诉讼请求：被告返还理财投资款40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原告作为被告的客户，陆续向被告进行理财投资人民币1820万元，至今尚有400万元投资款未得到收回。 被告河北银行黄骅支行辩称：本案与张娜、吕景阳同为沧州市运河区经侦大队所经办的高阳诈骗案，现高阳已经抓获归案，到案后高阳否认本案原告以及张娜、吕景阳在河北银行购买理财的情况，黄骅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3月14日出具（2018）冀0983民初5069号、（2019）冀0983民初15号裁定书，驳回了张娜、吕景阳以购 2 买理财为由对河北银行的起诉，理由是案件有犯罪嫌疑，不属于民事纠纷，根据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并告知原告，待刑事案件对高阳的行为有结论之后，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因此，我方认为本案应与张娜、吕景阳一案作出同样的处理，而事实上原告的资金直接打入高阳持有的刘超名下的银行卡，与河北银行无关，本案的民事诉讼单靠原被告的举证，没有高阳的参与，没有公安的机关侦查，也是查不清事实的。 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其主张的证明目的：被告银行ＰＯＳ机刷卡存根原件6份，合计金额8700000元，证实于淑霞于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3月4日分6笔在被告银行理财投资合计8700000元。提交于淑霞农业银行卡流水明细单1份，卡号62×××75，证实转出存款的时间、数额与在被告银行ＰＯＳ机刷卡消费的时间、数额均一致，6笔合计转出消费8700000元；并证实收回本金8笔合计4700000元，尚有本金4000000元未收回。 提交公安机关对被告行长助理刘淑艳的询问笔录。刘淑艳称，高阳是被告河北银行黄骅支行的客户经理，高阳使用的POS机是被告银行的。该POS机设置在银行一楼大厅西北角的贵宾室，银行一楼仅有这一台P**机，用于银行结算及给客户转账。平时仅有理财经理、营业室主任、大堂经理三人有权操作该POS机，高阳没有操作权限。高阳在一楼大办公室办公，也可以把客户领到贵宾室接待，平时贵宾室的门不上锁。这台P**机由上级银行统一配置，功能和一般POS机有些区别，POS机一般绑定商户账户，刷一张卡就能转到商户账号，而这台P**机不绑定账户，得刷两张卡，一张转出， 3 一张转入。这台P**机不使用授权卡操作，刷卡后资金流向转入的那张卡。高阳的职责范围可以给客户推荐银行理财产品，但他没有权利经办柜台操作的业务。 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中六张存根中原告隐瞒了存根的下半部分，其中第一张、第四、五、六张有明显的剪裁痕迹，完整的存根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上半部分为转出卡号，下半部分为转入卡号，通过存根持有人明知钱转入了刘超的个人卡号，有意隐匿在捏造事实，我方保留控诉原告虚假诉讼，甚至通过诉讼方式诈骗的权利。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通过于淑霞的流水以及她自己的陈述，所谓的收回投资款均通过刘超的尾号0577河北银行个人卡转入的，但究竟双方之间转入转出的情况是否如原告所讲投入1820万元，欠400万未收回，河北银行不知情，无法对双方之间的对账情况发表质证，但根据流水，2017年3月6日刘超存入32200元和2017年3月7日2800元未计入统计数字，另外，原告诉称在2017年1月6日之后投入870万元，2017年12月27日和2016年12月29日刘超转入的200万与之后870万是否抵消存在疑问，该流水不能体现原告的主张，未体现原告转入1820万。对证据三：刘淑艳在回答公安机关的询问时，没有讲高阳为原告办理了理财，并且在2017年3月10日笔录中明确指出，POS机就是一个转账工具，钱转到了客户提供的卡里，转账去向原告是明知的，POS机是必须同时插入转出和转入两张卡，该POS机仍在我行继续使用。刘淑艳笔录中指出，公安机关问你们银行有没有年利率60%的理财产品，刘淑艳回答根本没有。 4 原告抗辩意见：对证据一，原告方不存在捏造事实的情况，根据该存根显示商户名是被告河北银行，关于证据二，原告方本案诉求的是投资理财的本金，为了证实事实的过程做了相应的案件背景陈述，原告举证的流水证实了本案主张的400万的诉求，另外，原告作为投资理财的客户，对应的银行是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在银行内有银行的人操作银行的设备完成的理财的行为是无法从法律上要求或制约原告必须知道银行内部的流程，再根据刘超的卡也为河北银行的卡，说明款项最终是流入了河北银行的管理系统内。银行对于员工的内部管理、权限授权、资金管控等与相对原告无关。 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其主张的证明目的： 证据一：提供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立案告知书，高阳涉嫌诈骗案已经立案。证据二：吕景阳起诉河北银行时提交的持卡人存根，用的是同一台P**机，商户名为黄骅支行，该存根是一条完整的具有上半部分转出和下半部分转入的存根，有吕景阳的签字，原件在黄骅市人民法院吕景阳诉河北银行一案中。证据三：高阳潜逃后，于淑霞与高阳的父亲高振贤达成协议，该协议中于淑霞认可高阳借款，高振贤分批分次履行担保责任，于淑霞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达成时间是2017年3月13日，有于淑霞和高振贤的签字手印，并且我方了解该协议已部分履行，河北银行有复印件一份，原件在于淑霞和高振贤处。证据四：提供黄骅市人民法院两份裁定，证明同一性质的两起案件已作出驳回起诉处理，并且为原告保留了诉权。 原告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立案告知书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通过该立案告知书只能说明高阳涉嫌的罪名， 5 不能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这不能作为被告要求适用最高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进行先刑事后民事的依据，反而应当适用该若干问题规定的第二、三条。关于吕景阳存根问题，首先该证据形式上难以辨别，即使核对原件后存在这样的存根，但由于存在个体差异，不能以其他案件的存根来否定原告举证的存根，因此对关联性上不予认可。关于证据三担保书，无法证实被告所称的“高阳逃跑后”这一情况，也无法证实部分履行。且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对于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四两份裁定书，其他两个案件虽然都涉及河北银行，但是由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事实不一致，也因此性质不一致，不能以该两份裁定书来要求本案作出同一处理结果，对于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抗辩意见：刑事立案与本案的关联性，在庭前办案民警已经与法官接洽，欲对于淑霞做笔录，之前公安民警几次联系于淑霞，于淑霞都未配合，另外，就于淑霞和高振贤协议问题，正是因为是复印件，但又关系到本案性质的认定，是于淑霞与河北银行的理财合同关系，还是于淑霞与高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通过复印件确实让法院为难，这才有了先刑后民的必要，因为若于淑霞与高阳之间为民间借贷，其请求河北银行承担责任就没有依据，关系重大，而法院的居中审判职能完成不了这一任务，这才有了高院予以再审立案，中院发回给了黄骅法院。 关于吕景阳和原告使用的是同一机具，只有转出和转入账号的区别，其他不存在个体差异，没有POS机销售理财产品，如果客户想购买理财产品，必须到柜台进行风险测试， 6 填写理财协议，然后首次必须在柜面办理，之后再买可以通过网银和手机银行、柜面，但每笔都必须签订协议，包括纸质或电子协议。 本院向处理高阳涉嫌诈骗犯罪一案的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了相关证据，包对高阳的询问笔录3份、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说明、高阳和于淑霞往来资金说明、于淑霞与刘超部分款项预期收益表、刘超与于淑霞银行卡往来明细、庞文忠与于淑霞银行卡往来明细、于淑霞银行卡转账记录、于淑霞银行卡转出明细、于淑霞银行转入明细、刘文葛银行卡转出明细以及黄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983民初15号民事裁定书、（2018）冀0983民初5069号民事裁定书。 1、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于2017年9月27日向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的报案材料，称：截止目前，共有三名客户向我行黄骅支行反映在我支行原员工高阳介绍及操作下在我支行购买理财产品，但资金未按照约定日期返回账户，涉及金额752万元（于淑霞400万元、张娜50万元、吕景阳302万元），经我行初步调查，怀疑我支行原客户经理高阳有诈骗客户资金嫌疑。2017年3月8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我支行行长滕家怀接到客户于淑霞电话，称其此前通过支行客户经理高阳介绍向我支行划款400万元，用于购买我行理财产品，并在划款时被告知3月8日到期，但3月8日当天始终无法联系到高阳。我支行员工立刻联系高阳，发现其下午并未按时到岗上班，且手机已经关机。与其同时，支行员工与高阳父亲高振贤、妻子宋彩芸取得电话联系，但是其家人也不知其去向，声称没有其他联系电话。 7 得知该情况，我行对于淑霞叙述的交易情况进行了内部调查。通过查询ＰＯＳ机转账记录，发现客户于淑霞于2017年1月24日12:38、12:59，分2次通过黄骅支行ＰＯＳ机具刷卡从于淑霞本人农行银行卡（账号62×××75）向我行客户刘超银行卡（账号62×××60）划转资金200万元、50万元；2017年2月24日19:38（非营业时间），再次通过支行ＰＯＳ机具从于淑霞农行银行卡向我行客户刘超银行卡划转200万元，三次共计450万元。 通过调阅支行监控录像显示，2017年1月24日中午，高阳与其妻子宋彩芸陪同客户于淑霞来到支行营业厅，并进入理财室，推算在此期间操作了两笔转账；2017年2月24日18:29分非营业时间，高阳与客户于淑霞及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进入营业厅并直接走进理财室，但当时并未完成转账操作，半小时后，高阳与于淑霞及中年男子离开支行，仅2分钟后高阳又与另一名年轻男子（与吕景阳长相接近）进入支行营业厅和理财室，此后监控中发现高阳与年轻男子尝试用营业厅的电话线连接POS及测试转账，半个小时后，年轻男子离开，高阳独自一人继续测试POS机一段时间但没能成功转账，然后高阳直接携带POS机具离开了支行。按照POS机交易记录，其携带POS机具离开支行后完成了5笔共计400万元转款，均为转入刘超银行卡账户，其中1笔200万元是从于淑霞账户转出，另外4笔50万元均为另一沧州银行账户转出，户名无法查证。转账完成后，高阳又与刚才的年轻男子返回了支行，将POS机具放回理财室后，在支行营业厅内一台外网电脑上操作了近一个小时时间，疑为通过网银进行转账。此后，两人离开了支行。 8 我行也调阅了刘超银行卡账户的交易流水，发现该账户自2015年12月份开户至今存在多笔大额交易，并且频繁从其他银行账户通过支行POS机具转入大额款项，并且交易对手涉及高阳及其妻子宋彩芸以及几个非常频繁的汇款对象。 由于于淑霞与高阳父亲高振贤也熟识，我行约谈了二人，了解相关情况，两人当时认可了于淑霞与高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双方还达成了还款协议，但此后高振贤并未按照协议履行还款义务。 3月29日，我支行接到另一名客户张娜投诉，称其通过高阳向我行转入存款50万元。经调查，该客户也是通过支行POS机具在3月7日下午3:18左右，从兴业银行储蓄卡向我行户名为庞文忠的账户操作转款，转款时张娜本人与高阳在场。 吕景阳系8月份才与我行正式接触，此前，吕景阳多次通过支行个别员工打听高阳下落，并声称其借给高阳部分款项，高阳没有归还，但并未直接向我行投诉。吕景阳称2017年2月25日和2月26日在黄骅支行办理理财投资两笔，金额共计302万元，由高阳办理220万元，由支行另一名员工办理82万元，在支行POS机上刷卡转账成功。我行调查POS转账记录，其款项转入刘超账户（同于淑霞转款账户），并通过网银转出。 因高阳连续旷工超过规定时间，我行已依照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综合分析以上三名客户反馈的情况，我行怀疑高阳存在以购买理财的名义（我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中并没有高阳向于淑霞、张娜、吕景阳介绍的那些理财产品，），通过口头承诺高额回报（于淑霞反馈高阳承诺其年化收益60%以上；吕 9 景阳反馈高阳承诺其年化收益100%以上），诈骗客户资金的嫌疑。 种种迹象表明，户名刘超的银行卡及网银很有可能是高阳直接控制和操作，通过调查刘超账户交易流水，显示与吕景阳有484笔，共计2478.45万元的交易往来；与于淑霞有56笔，共计846.44万元的交易往来；与庞文忠（张娜转款在账户）有142笔，共计600万元的交易往来；与高阳本人账户有100笔，共计172万元的交易往来；与宋彩芸（高阳妻子）有414笔，共计2103.24万元的交易往来。该账户自2015年12月份开户，至2017年3月底，短短一年多时间，交易流水多达3219笔，交易金额超过1.8亿元。 目前，客户资金已不知去向，高阳也下落不明，我行认为高阳存在诈骗嫌疑。 河北银行向公安机关提交的高阳和于淑霞往来资金说明：1、高阳和于淑霞资金往来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3月7日结束。高阳所用的卡号分别是刘超的河北银行62×××60卡、刘超的农行62284817391********卡、宋彩芸的兴业银行62×××19卡、庞文忠的河北银行62×××52卡。于淑霞所用的622908573010886117卡、62×××75卡、62×××63卡、57301088168卡。 2、高阳通过其控制的卡号分别利用转账和POS机等支付工具向于淑霞转出资金共计1497.71万元，于淑霞通过其控制的账号向高阳转入资金共计1810万元。于淑霞转给高阳资金多312.29万元。虽然于淑霞转给高阳的资金较多，但这是长时间两人频繁资金出入往来叠加的余额，她和高阳之间高 10 达50余次资金往来，而不是一次形成的，在表中见到2017年2月以后高阳还多次以大额资金转出给于淑霞，并支付利息，其中可以认定的高阳给予于淑霞利息的小额资金为37.71万元，明显高于理财收入十几倍。（见附表：于淑霞与刘超款项预期收益表），于淑霞身为某商场资深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在其他行办理过存款和理财相关业务，深知存款和理财的相关手续以及存款的理财的利率标准，明显存在着于淑霞是为获取高利自愿个人行为。高阳最后余额没有付清，只是被高利贷所逼，离家逃走。 河北银行提交了于淑霞和其丈夫刘文葛转出明细表，转入账户除两笔转入账户为庞文忠外，所余均为刘超账户；提交了刘超与于淑霞的往来支出明细表、庞文忠与于淑霞的往来明细表。 河北银行提交了于淑霞与刘超部分款项预期收益表，按预期收益率4%计算，预期收益共计22949元。 关于张娜、吕景阳、于淑霞相关账目的往来情况： 1、张娜 张娜通过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6229085730********）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与宋彩芸（高阳配偶）名下兴业银行账户（62×××19，622908576498359119）、庞文忠名下河北银行账户（62×××52）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共计12笔，金额1130.35万元，其中转出6笔，涉及款项590万元，转入6笔，涉及款项540.35万元。 2、吕景阳 吕景阳通过其名下农业银行账户（62284817312********）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与高阳 11 所控制的刘超、庞文忠、宋彩芸，张贺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共计5295.65万元。其中转出36笔，涉及款项2628万元，转入31笔，涉及款项2667.65万元。 3、于淑霞 于淑霞通过其名下河北银行账户（62×××63）、农业银行账户（62×××75）、兴业银行账户（6229085730********）及其配偶刘文葛名下沧州银行账户（62142201062********）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与高阳所控制的刘超、宋彩芸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共计3600.08万元，其中转出18笔，涉及款项2110万元，转入23笔，涉及款项1490.08万元。 2019年7月8日高阳在讯问笔录中称我认识张娜、于淑霞、吕景阳，对于是否向他们介绍并让他们购买河北银行理财产品记不清了，何时从河北银行离职的记不清了，认识庞文忠和刘超，对是否使用庞文忠、刘超身份证办理过河北银行卡并使用记不清了，庞文忠、刘超、吕景阳不认识我妻子宋彩芸，对刘超和宋彩芸之间多次转账记录我忘记什么原因了。 2020年6月29日高阳称，对向其出示的刘超、庞文忠、宋彩芸的银行流水上的银行卡认可是由我控制使用，我没有向张娜、于淑霞、吕景阳介绍并让他购买河北银行的理财产品。2017年3月7日张娜、2017年2月24日于淑霞、2017年2月25日至26日吕景阳使用张贺的银行卡通过我在河北银行POS机分别刷卡50万、400万、302万都是我和他仨个人之间的个人拆借，记不清拿这些钱是偿还还是出借给别人了。因为河北银行POS机不受金额、跨行区域以及时间的限制，而且没 12 有手续费，我只是拿河北银行POS机作为转账的工具。并非让该三人购买理财产品，上述这几笔钱和河北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与以上三人签订任何购买理财的相关合同，并且资金的转入转出他们的手机都会收到明确的短信提醒，他们的很明确资金的流向。除了我和张娜、于淑霞、吕景阳有以上所说的这些资金外，我们之间还有大量的资金拆借。我和上述三人的资金往来，有的是我偿还从他们那里借的钱，有时候是他们通过我将资金出借给别人。至今，我欠张娜的50万元已协商归还，我和于淑霞、吕景阳之间无经济纠纷。 2019年8月13日讯问笔录中，高阳称以前交代属实。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1、首先对于公安机关先后三次对高阳的讯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我方认为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根据2019年7月8日的讯问笔录高阳对公安机关的问答几乎全作出记不清的回复并称是从河北银行离职，不想继续在银行工作了。在2020年6月29日讯问笔录中陈述于淑霞、张娜、吕景阳是与高阳个人的借款行为，说明两次的陈述明显的不一致，我方对高阳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纳，我方有理由相信高阳作出个人之间借款的陈述，是基于摆脱银行的刑事追责，其不具有真实性，另外如果是个人借款，没有必要通过银行的设备进行转账，也没有借款凭证予以佐证，合理性上存在严重的漏洞，所以说公安机关讯问行为是真实的，但高阳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不可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2、关于2017年9月27日河北银行沧州分行的说明，从内容上看是银行单方说明，在开始的陈述部分也与本案原告陈述的案件情况基本吻合。 13 3.关于资金往来的说明中，高阳和于淑霞往来资金说明、于淑霞与刘超收益表、刘超与于淑霞往来明细2页、宋彩芸与于淑霞往来明细2页、庞文忠与于淑霞往来明细1页以及张娜、吕景阳、于淑霞资金往来统计、于淑霞转出明细表格2页、刘文葛转出明细表格1页。1）出具单位或个人身份不明。2）关于刘超与于淑霞等资金明细获取的程序不合法，未经得刘超本人同意，该数据的来源如何取得没有说明，而且根据之前我方的陈述与说明，我方与刘超也不认识，当时是在银行通过pos机进行的理财转款，所以以上各项资金明细表格、说明等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4、关于张娜、吕景阳的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因为存在个案差异，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综上，以上个人陈述不具有真实性，明显的是基于摆脱刑事责任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答复，相关证据的取证程序不合法，侵犯了案外人的个人信息，相关文书不具有借鉴性，因此以上调取的材料不应当进行证据的采纳、采信。 被告质证意见：1、对法院依法调取的公安机关的通过侦查行为取得的证据，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证明问题做综合质证。首先讯问笔录与其他的书证能够相互吻合，在2020年6月29日高阳的讯问笔录中明确认可了两个主要事实：1、于淑霞、张娜、吕景阳之间为个人资金的拆借，不存在购买河北银行理财的问题；2、拿pos机作为转账工具只是因为pos机没有手续费而且不受金额、区域、时间转账限制的便利，衡量高阳的言辞证据是否真实可信，应当与客观书面证据进行印证，而公安机关依法调取的书面证据证实高阳与于淑霞之间个人卡转账达50多次， 14 其中高阳通过其控制的刘超、宋彩芸转给于淑霞1400余万元，于淑霞转入高阳1810万元，双方之间频繁的资金往来只发生在个人卡之间，与银行没有任何关系，这里面的资金往来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400万元款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50余次的资金往来中大笔的属于本金，有整有零的小笔款应当属于利息，而且期限一般在10天左右，最长不超过40天，按正常的银行存款利率4%计算的话，在上述期限内按银行收益应该在22946元（预期收益表），但实际的受益是37.71万元，也就是说个人资金拆借的利息收入是正常银行利息的接近20倍，那么从常理上讲一没有存入银行，二利息也远高于银行的正常利率，根本不存在理财之说，也就是说高阳的讯问笔录是真实的，能够与书面的银行资金往来相印证，能够符合基本常识，至于原告代理人所讲的高阳的三次笔录从记不清到说明白，中间没有明显的矛盾，因为6月29日笔录是公安机关在调取资金往来记录之后，在证据面前高阳是说出了真相，可以做合理解释。 3、关于河北银行向公安局作的报案材料是整个刑事案子的由来，因为当时包括于淑霞、张娜、吕景阳找到河北银行说在银行理财，所以我方才报案，这只是说明案子由来，只是案子当时情况的说明，不代表河北银行的观点。另外也应以公安机关依法侦查的事实为准，整个的案子是以诈骗立案，受害人是于淑霞等人，也就是说诈骗罪立案，河北银行属于直接报案人。 4、两份裁定书是张娜、吕景阳在黄骅法院同样的案子，相同的事由，黄骅法院依法驳回起诉，该两份裁定现已生效，中院维持了该裁定。 15 综合以上证据，本案存在于淑霞等人在高阳不能还钱的情况下，编造向河北银行购买理财的虚假事实提起诉讼，严重干扰司法秩序，河北银行将视本案的发展情况保留向于淑霞等人追究虚假诉讼的权利。 经查，经本院与沧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联系得知，高阳涉嫌诈骗案仍在公安侦查阶段中。 本院认为，由于高阳涉嫌诈骗案尚在刑事立案侦查中，且所谓受害人于淑霞、张娜、吕景阳所涉与高阳往来的账目款项均在该案侦查范围内，所以高阳就本案所涉款项的经济犯罪嫌疑尚未排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本院认为，本案有待刑事案件对高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本案所涉款项是否属于犯罪金额作出认定后，原告可依认定事实重新另行主张权利，所以，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于淑霞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审 判 长  吕旭礼 审 判 员  夏丽萍 人民陪审员  孙海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白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