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4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5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2，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学春，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6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江苏善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某1、高某2因与被上诉人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2民初1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高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房屋按法定继承，分别由高某1、高某2、高某3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涉案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属无效，本案诉争的房产应适用法定继承。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见证人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空间上应同时在立遗嘱现场，二是时间上应共同亲自见证遗嘱形成全过程，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署名见证人的陈某1并没有见证立遗嘱人惠明秀在代书遗嘱上签字，只是事后在涉案遗嘱上签字，由于两位署名的见证人均没有同时在现场见证整个遗嘱形成过程，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必要条件，故涉案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转普通程序后，证人并未出庭，一审合议庭直接采纳证人证言属于严重的程序性错误。高某3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一审已尽可能考虑、照顾了上诉人的利益，并没有将所有的遗产判归被上诉人，其他意见同一审意见。高某1、高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继承人高德茂、惠明秀名下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房屋由高某1、高某2、高某3继承、分割；2.分割惠明秀名下的存款及利息1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高德茂与惠明秀系夫妻关系，双方共育有长子高某1、长女高某3、次子高某2三名子女。高德茂于2014年12月30日去世，惠明秀于2018年10月20日去世，高德茂去世后，惠明秀未再婚。高德茂、惠明秀去世后，遗留有以下财产：1.不动产（房屋）。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房屋所有权证（丘号184415-ＩＩＩ-1，建筑面积55.7平方米），登记在高德茂、惠明秀名下。2.银行存款。高某2主张2018年5月将惠明秀的存折及工资卡移交给高某3，共计8万元，对此，高某3予以认可。高某1、高某2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惠明秀名下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余额及去世后至今的交易明细。高某1、高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持一审法院出具的调查令查询到惠明秀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交易明细。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分别至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调查。查明惠明秀的银行存款如下：（1）惠明秀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号32×××41账户中，于2018年6月11日在银行网点柜面取款10048.51元后销户。（2）惠明秀名下交通银行卡号32×××02账户中，于2018年11月2日通过ＡＴＭ机取款7000元，于2019年3月12日转出22317.01元，截止至2019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15.28元。（3）惠明秀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43×××10账户中，于2019年1月21日通过ＡＴＭ机取款1000元，截止2019年3月21日该账户余额3.62元。中国工商银行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另显示惠明秀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43×××03账户无交易明细，余额为0；惠明秀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43×××45账户无余额。综上，惠明秀去世后，其名下银行存款共取出30317.01元，截止至2019年3月21日，惠明秀名下银行存款余额共18.9元。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惠明秀去世后高某3从惠明秀银行卡中取走上述30317.01元。各方均同意被继承人惠明秀去世前6个月的工资收入作为惠明秀日常生活支出，不作为遗产继承。故惠明秀遗留存款共计30335.91元。一审庭审中，高某3提交以下证据：1.《遗嘱》一份，内容为：“本人惠明秀，育有两子一女。在我生病和重病期间，均由女儿高某3照顾和护理，至今仍居住在女儿高某3家中。随着我病情加重，我立下此遗嘱：在我百年之后，将我名下的所有房产，交由女儿高某3继承。在此之前所立遗嘱无效。一切均以今日的遗嘱为准。立遗嘱人：惠明秀，见证人：惠某1、陈某1。2018年8月25日。”为证明该遗嘱的真实性，高某3向法院申请证人惠某2（系惠明秀妹妹）、惠某1（系惠明秀妹妹）、陈某2（系陈某1妻子）出庭作证。证人惠某2于2019年3月11日向法庭陈述：“生前惠明秀跟我说女婿对她好，想把房屋给高某3的儿子刘辰，我问她有没有想好，她说想好了。我就跟惠明秀说要是真想好了，就立个遗嘱，后面结果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另一个妹妹惠某1也跟我说过，惠明秀曾经讲房屋留给刘辰。惠明秀订立遗嘱及签字时我不在场，不清楚遗嘱是谁起草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份遗嘱。”证人惠某1于2019年3月11日向法庭陈述：“高某3看老太惠明秀在养老院身体不太好，就跟高某1、高某2打招呼，问他们接不接母亲回去，他们都不接，高某3就把惠明秀接回家了。惠明秀在高某3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说高某3没有拿到房子，就愿意把房子给高某3。我跟我姐姐惠某2说了之后，惠某2就说你们立个遗嘱。写遗嘱的人我不清楚，我把遗嘱内容读给惠明秀听之后，惠明秀在遗嘱上签字，并且我拍了惠明秀立遗嘱时的照片，老太签字后我也在遗嘱上签了字，惠明秀签字时我和高某3在场，另外一个遗嘱见证人是高某3的朋友，他是在我后面签字的。”证人陈某2于2019年7月29日向法庭陈述：“老太惠明秀跟我说过，要把房子给高某3，惠明秀让我爱人陈某1写一个东西，房产给高某3，其他人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所以我爱人陈某1就帮老太写了。遗嘱好像是8月24日我爱人陈某1写的，写遗嘱时我也在场，他们在家的人都在外面。遗嘱是老太说一句我爱人陈某1写一句，写完之后给老太看的，当时并没有签字。高某3让我买一个冷风机送给他们，8月26日我们晚上送过去，去了老太就说让我爱人在上面签字。我爱人陈某1在遗嘱上签字时我在场，遗嘱上的其他人不在场。陈某1签字时遗嘱上其他人都已经签过字了。我爱人陈某12019年6月25日写了一个证词，写证词时我在场，但我不知道内容，因为现在他们打官司，让他出庭作证，我爱人陈某1得了喉癌无法到庭，所以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遗嘱上惠某1签字我没有看见，但惠明秀签字时我是看见的，不是24日就是26日，具体哪一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太签字时谁在场。”2.2019年7月29日，高某3当庭提交《证词》一份，内容为：“玄武区人民法院：我名叫陈某1，与高某1是楼上下的邻居，我妻子陈某2是高某3的同事。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双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我做如下证词：我和妻子2018年8月24日下午前往高某3家，来凤新村14号503室，探望惠明秀老人。交流过程中，惠明秀提出要立遗嘱，大意是：我是身体越来越坏了，我对得起高某1和高某2了，他们对我不闻不问。高某3身体不好，也还在照应我。我想把我的房产，将来留给高某3继承。为此，请你帮我代写一份遗嘱。我根据惠明秀本人的意思，代写了一份遗嘱。写好后，老人看了，表示同意，并说明天等小阿姨来签字，当时并没有要求我们签字。因此，我将落款日期写为2018年8月25日。8月26日下午，我又和陈某2送冷风机到高某3家，惠明秀老人要求我在遗嘱上签个字，我就签字了。签字时陈某2在场。证词人：陈某1，2019年6月25日。备注：冷风机的牌子是《志高》。”2019年8月22日，一审法院前往陈某1住处调查2018年8月25日《遗嘱》的真实性。经调查，一审法院了解到：《遗嘱》是陈某1于2018年8月25日手写的，该遗嘱上“陈某1”的签名是其本人于2018年8月25日所签。对于写遗嘱时有哪些人在场以及有无见到惠明秀、惠某1签名的问题，陈某1表示其在2019年6月25日手写的《证词》已说明了立遗嘱的过程。3.高某3另提交了两组费用清单，一组费用清单是惠明秀安葬费用花了2.8万余元，一组费用清单是惠明秀生前治疗费用共计8万余元，但未提供全部发票和支付凭证。对此，高某1、高某2认可以下费用：营养液1725元，护工费12000元，治疗费11709.92元，烟酒6364元，火化费7980元，一条龙服务费6375元，发红包、租车费、吃饭和无锡亲戚住宾馆的费用共计5790元，汽油费、贡品纸杯等800元，墓碑照片600元，放礼炮400元，共计53743.92元。另查明，各方在庭审中均认可，2018年5月，高某2将惠明秀的工商银行卡移交给高某3，共计8万元，双方当庭对账，对高某3未出示证据部分，高某1、高某2认可惠明秀生前治疗费用及丧葬费用共计支出53743.92元。此外，主张高某3取走惠明秀丧葬费22600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26日征询高某1、高某2是否对惠明秀、代书人陈某1在代书遗嘱上签字申请笔迹鉴定，高某1、高某2均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并对代书遗嘱上惠明秀的签名不持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惠明秀于2018年8月24日所立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高某1、高某2认为，惠明秀于2018年8月24日所立的代书遗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求而无效。首先，代书人代书时，见证人惠某1不在现场，未见证遗嘱内容形成的过程。陈某1没有见证立遗嘱人惠明秀在遗嘱上签字。其次，本案中证人、署名的见证人对案涉代书遗嘱形成的关键细节陈述相互矛盾，案涉代书遗嘱系伪造。关于立遗嘱人惠明秀在案涉遗嘱上签字的时间和签字现场有哪些人等遗嘱形成的关键细节，证人和署名见证人之间陈述相互矛盾；关于遗嘱内容形成的确切时间，陈某1陈述前后矛盾；关于陈某1在案涉遗嘱上签字的时间，证人陈某2与陈某1的陈述亦相互矛盾；陈某1对遗嘱形成过程的关键细节的陈述违反常理。最后，该代书遗嘱因缺乏代书人的签名而无效。综上，案涉代书遗嘱应属无效，本案适用法定继承。高某3主张，惠明秀于2018年8月24日所立的遗嘱真实合法有效。首先，两位见证人惠某1、陈某1经过出庭作证及法院调查，证实遗嘱上两位见证人的签名系本人所签。大多数人回忆两年前某一天某一时刻做的事情，都可能会存在时间上的误差，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过多纠结于见证人的时间误差，应关注遗嘱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其次，案涉遗嘱虽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构成条件，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不能否认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均不是法律人，在遗嘱成立要件上不可能做得特别完备。经过调查，两名见证人的签名系真实的，因此，不能过多强调该份遗嘱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而是要确定这份遗嘱的内容是否合法有效，该遗嘱是惠明秀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如果案涉遗嘱作为代书遗嘱存在形式要件瑕疵，也可以将其认定为口头遗嘱，从遗嘱内容上看这是惠明秀的真实意思表示，两位证人也能证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高某3提交的2018年8月24日遗嘱系代书人陈某1书写，见证人惠某1与立遗嘱人惠明秀均在遗嘱上签字。虽代书人与见证人未同时在场，但代书人陈某1与见证人惠某1均能证实遗嘱内容系惠明秀的真实意思表示。两名见证人与本案各方均不存在利害关系，故案涉代书遗嘱系惠明秀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有效。2.如果惠明秀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对于诉争房屋和财产的分配，惠明秀是否只能处理她自己的财产？高某1、高某2主张，即使案涉代书遗嘱有效，惠明秀也不能处理高德茂的财产。高某3认为，惠明秀有权处理自己名下的财产，家庭成员对高德茂的财产并未做出任何处理，视为子女放弃高德茂的财产，高德茂的部分应当全部归惠明秀所有，因此，惠明秀在遗嘱中对诉争房屋的处分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被继承人高德茂去世后，其个人名下的财产未经分割，虽本案案涉遗嘱有效，但惠明秀在遗嘱中只能处分属于其个人的合法财产，无权处分高德茂名下财产。3.本案的遗产包括哪些？高某1、高某2主张，本案遗产范围包括：（1）修贤苑105室房屋；（2）惠明秀去世后高某3取走从惠明秀银行卡中取走的30335.91元，高某3保管的3.5万元，以及高某3保管惠明秀名下一张工商银行卡，余额7万元，高某3掌握相关证据，却至今未提交法庭，按照相应证据规定，应当认定该7万元属于被继承人惠明秀死后遗留的财产；（3）高某3取走惠明秀的丧葬费22600元。惠明秀名下现金存款共计157935.91元。高某3主张本案遗产范围仅为修贤苑105室房屋，惠明秀名下的现金存款均用于惠明秀的日常生活、治疗及安葬等，并没有遗留现金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被继承人高德茂、惠明秀去世后遗留的财产包括：（1）不动产。登记在高德茂、惠明秀名下的修贤苑105室房屋；（2）现金存款。高某1、高某2主张惠明秀的现金存款包括高某2移交给高某3的惠明秀工商银行卡中余额7万元，但分割惠明秀的现金遗产应当以其去世时遗留的数额为依据。经一审法院调查，惠明秀去世时遗留的存款包括：截止至2019年3月21日，惠明秀名下银行存款余额共18.9元和各方均认可的惠明秀去世后高某3从惠明秀银行卡中取走的30317.01元，上述款项共计30335.91元。高某1、高某2主张高某3保管惠明秀存款3.5万元，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高某3主张惠明秀名下的现金存款均用于惠明秀的日常生活、治疗及安葬等，没有遗留现金存款，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对此，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丧葬费是公民去世后产生的，并非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虽不属于遗产范围，但为减轻当事人讼累，可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高某1、高某2认可的惠明秀实际花费53743.92元中已包含丧葬费用，故高某1、高某2主张分割高某3在惠明秀去世后取走的丧葬费226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本案惠明秀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但因被继承人高德茂去世后，其个人名下的财产未经分割，故对被继承人高德茂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对惠明秀的遗产应按照遗嘱继承分割。具体如下：（1）高德茂、惠明秀名下修贤苑105室房屋由二高某1、高某2及高某3共同继承，其中，高某1、高某2各享有1／8的份额，高某3享有3／4的份额。（2）因惠明秀在遗嘱中未对其名下遗留的现金存款予以处分，故惠明秀的现金存款余额30335.91元，由高某1、高某2及高某3共同继承，各享有1／3的份额。因惠明秀的银行卡由高某3保管，且高某3在惠明秀去世后取走大部分款项，故应当由高某3支付给高某1、高某2各10112元。（3）高某3取走的惠明秀丧葬费22600元，故高某3应当支付给高某1、高某2各7533.3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高德茂、惠明秀名下位于南京市玄武区房屋由高某1、高某2与高某3共同继承，其中，高某1、高某2各享有1／8的份额，高某3享有3／4的份额。二、高某3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分别支付高某1、高某2各人民币17645.3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为证明案涉遗嘱非陈某1代书，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陈某1到庭在各方当事人见证下，提供了部分检材。本院依法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后因上诉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鉴定费用，经该鉴定中心联系后，上诉人也明确表示不再缴纳，最终此次鉴定作退案处理。对于陈某1在一审中出具的书面《证词》，二审中，陈某1在到庭提供部分检材时，称其代书案涉遗嘱时的前后经过同该《证词》，无补充意见。上诉人对《证词》内容系由陈某1书写无异议，但对《证词》中描述的事实不予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户籍信息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2018年8月25日《遗嘱》、2019年6月25日陈某1手写的《证词》及调查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本案中，惠明秀生前就案涉105室房屋的继承事项留有遗嘱，该遗嘱由案外人陈某1代书，另有惠某1署名见证。上诉人主张案涉遗嘱非陈某1本人书写，本院依上诉人申请就遗嘱是否为陈某1书写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期间，上诉人又放弃鉴定，但其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另主张遗嘱见证人惠某1未见证遗嘱的代书过程，该遗嘱无效。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虽证明陈某1代书遗嘱时，惠某1未同时在场，但一审法院结合证人证言，确认遗嘱内容系惠明秀真实意思表示，且该遗嘱内容系由陈某1根据惠明秀的陈述予以书写，事后惠明秀又系在惠某1复述该遗嘱内容后与惠某1同时署名，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遗嘱中处分涉及惠明秀的份额合法有效，涉及属于高德茂份额的部分无效，并无不当。最终判决案涉房屋中属于高德茂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属于惠明秀的份额按遗嘱继承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案涉房屋应当全部由各当事人按法定继承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的上诉意见及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高某1、高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分别由高某1、高某2各负担4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钰审判员 朱卫国审判员 相媛媛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於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