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之一。负责人：彭新强，该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绮璇，广东顺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佳，男，198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北省唐山市滦县。上诉人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佳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由审判员曹佑平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黄绮璇，被上诉人刘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全部由刘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事实之一是涉案《2019年上半年度时利和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以下简称《综合毛利执行表》）是刘佳本人向我方所交付，刘佳知道且应当执行涉案2019年1-2月期间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故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按3985元/台的标准计算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94992元是合法合理的。1.涉案《综合毛利执行表》的来源为刘佳向我方交付，事实上刘佳对此并不否认，且事后刘佳在多次谈话录音中均承认此事。刘佳应对其伪造自己签名交来的涉案《综合毛利执行表》承担法律责任，不影响本案适用3985元/台的标准计算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94992元。第一，在《综合毛利执行表》笔迹鉴定时，我方已就其来源与形成向法院提交书面说明并附相应材料。在2019年8月16日下午8时24分，张科长将刘佳交过来有其签名的涉案《综合毛利执行表》拍照通过微信发给吴秘书。第三，当《综合毛利执行表》笔迹鉴定结论作出后，原审法院要求两日内对此鉴定结论进行到庭质证。为此，我方在2020年4月10日开庭日申请证人张科长与菲某，并提交证人证言。但原审法院并不同意证人张科长与菲某，只同意我方对取得上述执行表的来源作出说明。综上，首先，涉案的《综合毛利执行表》由刘佳交付的事实比《综合毛利执行表》笔迹鉴定结论本身更重要。我方没有理由不相信刘佳交付的涉案《综合毛利执行表》的内容已经过其本人确认，在法律上应视为刘佳已知道并认可执行涉案2019年1-2月期间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是3985元/台，而不是其他执行标准。刘佳应对其伪造签名交来的涉案的《综合毛利执行表》承担法律责任。法律不应期待企业要求高管对其日常应履行职责签署《综合毛利执行表》还需要公证。其次，原审法院未许可证人到庭作证不仅损害我方的诉讼权利，而且会导致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而造成错判。原审判决事实上完全回避了对涉案《综合毛利执行表》的来源重要事实的查明。最后，人民法院不应当鼓励与支持4S店高管明显违反诚信原则与违背高管忠实义务的造假签名行为，否则汽车集团拿什么可保障与约束4S店职业经理人销售行为，这可能会剥弱汽车集团对当地广州龙溪大道汽车城的投资与经营信心。2.从高管履行职责的角度，原审判决认定上述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需经刘佳签字同意才能执行的判决逻辑错误的。第一，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是时利和集团旗下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庄分公司、我方及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4家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必须执行的统一销售价格标准。上述执行标准形成于上述4家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的第一负责人共同商讨、确认并达成共识而形成。对于上述销售价格标准，各4S店高管应当忠实履行。第二，事实上刘佳在2019年1月3日就知道要执行2019年1-2月期间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集团对上述内容已通过企业邮件发给刘佳，并多次警告刘佳违规销售行为。但是事后，刘佳以上述内容仅为邮件而主张对他没有产生法律效力。3.从汽车经销商行业生存基本状况的角度，上述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是合理的。我方要求单车销售毛利率约为1%，远低于行业新车业务的2%-5%毛利率。第一，从综合毛利执行标准的数额来看，涉案新车市场统一价为30万元至40万元不等的高端豪华品牌车，我方仅要求新车单台赚取3985元，毛利率约为1%。上述毛利率尚未扣减我方开设4S店场地建设租赁费用、水电费用、高管每月工资与其他员工人工成本等。第二，从行业领域基本情况来看，中国平安证券在2019年12月份公开发布权威研究成果《汽车经销商行业全景图——行业变革+多元化业务发展，经销商有望从量变到质变》报告。报告显示，国内经销商新车业务收入占比超过80%，新车业务的毛利率基本在2%-5%之间。新车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很高但毛利润占比低。代理豪华品牌的经销商具有相对较高的毛利率。可见，经销商新车业务收入是汽车经销商的主要收入，毛利率是企业运作市场的基础,也是企业的生命线。对此，若认为目前汽车经销商单车销售毛利率约为1%仍为过高的，或者远低于单车销售毛利率1%的汽车经销商仍能正常经营生存的，这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不符合行业领域的基础性常识。第三，从行业反腐经验来看，高管无视汽车经销商生存底线低价销售的背后，这不仅涉及侵害公司利益问题，还经常伴随着大量虚假销售获利的频繁异常现象。本案举证上，我方发现刘佳在担任我方4S店负责人期间，业务单据中存在大量伪造客户签名以及付款的问题，将禁止的批发销售伪装成展厅销售现场，编造虚假销售文件等严重问题。在刘佳负责我方4S店期间，在我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客户李某直接投诉4S店低开发票私下多收客户8000元。类似地，房地产行业某些销售高管编造虚假销售材料谋取私利等屡见新闻。二、原审判决未披露本案另一主要事实是，关于涉案2019年1-2月期间的（未含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部分）新车销售明细情况及损失471798.75元，刘佳在2019年上半年期间每月均核对确认过无异议，且在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经刘佳质证确认过无异议。换言之，即使未含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94992元，刘佳都承认已给我方造成的销售损失已达到471798.75元。第一，从本案原审的证据与庭审笔录可知，对于涉案车辆的销售明细及损失，我方的财务人员每月均将上一月的涉案新车销售情况(信息包括了客户姓名、车架号、厂家指导价、终端销售合同价、厂家返利、其他各项返利等)交给刘佳核对，并经刘佳质证确认过无异议。这部分新车销售情况内容尚未将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3985元/台并入新车销售全部损失计算。因此，除了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94992元之外，涉案2019年1-2月期间的涉案24台新车销售损失有471798.75元。这部分损失内容是无任何争议的。第二，从原审判决内容可知，原审判决仅就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标准产生争议的损失部分94992元作出裁判，而对未含新车台均综合毛利应得部分的损失的销售损失471798.75元未作处理，这部分销售损失根本与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标准争议无关。原审判决明显错误。最后，原审判决仅简单以《综合毛利执行表》并非刘佳本人所签一句话为由，全部否认刘佳给我方造成严重损失，对企业赖于生存的新车销售巨大损失仅简单含糊、无足轻重地一句话带过，对刘佳销售新车过错与责任明显回避审查，对刘佳不利的且明显不支持原审判决的主要事实均未列入原审判决内容，明显错判。鉴于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很大程度决定了营商环境是否公开透明和可预期，能否让各类市场主体安身、安心、安业。本案的最终判决可能影响到汽车经销商对企业管理、投资调整、行业发展、本地营商环境法治化等一系列预期，我们期待法院更加慎重而充分地作出二审判决。刘佳辩称：原审法院审理清楚，对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经营产生的收益减少与我方无关，我方只是履行职务行为。对方滥用其诉讼权利，法院应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其诉讼请求。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佳向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赔偿2019年1月至2月期间的经济损失566790.75元（以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列表为准）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以566790.7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刘佳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0日，负责人彭新强，为该分公司总经理，营业场所为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488号之一。刘佳通过招聘入职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入职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入职职位为总经理助理。刘佳在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的《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上签字确认：本人作为凯迪汽车品牌特约店（即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本人作为本店第一经营管理责任人，对本店经营合法、合规性负责。如本店在日常经营、文件签订、信用管理等过程中，因本人故意或过失导致本店发生任何违法、违规或者违约行为，或给本店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人将主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刘佳在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5日的《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书》上签字确认：本人担任总经理助理一职，作为本公司/部分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特签订本责任书等内容。在2019年1-2月期间，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对外签署的24份《新车销售合约》中，刘佳确认由其本人在合约落款卖方“总经理签名”处签名的共17份。2019年7月3日，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向刘佳发送文件《凯迪成交价对比（4）.xlsx》，刘佳回复“是不是把调拨车和南海、南庄的车也算进去了？”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财务人员再次发送文件《芳村凯迪2019年1-6月交车明细表1.xlsx》，刘佳回复“如果算进去了会拉低单车毛利”。2019年7月29日，刘佳向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交了书面离职申请书，申请书载明预定离职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2020年2月27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南沙自贸区分所出具《关于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2019年1-2月24台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补充说明（大信内专审字[2020]第10002号）》确认，该事务所根据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委托对2019年1-10月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就2019年1-2月份24台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情况补充更正为：刘佳未严格执行公司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标准，台均综合毛利均低于《2019年上半年度时利和凯迪拉克汽车品牌特约店新车销售综合毛利执行表》执行标准，共计造成公司综合毛利亏损566790.75元。原审诉讼中，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9年8月16日、第一责任人签名处有“刘佳”字样签名的《综合毛利执行表》，主张依据《综合毛利执行表》的规定，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2月29日期间，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为3985元/台，刘佳违反该规定给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带来损害。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申请对该《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在“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签字“刘佳”以及在“身份证号码”填写“130223198302140019”的笔迹是否为刘佳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原审法院经摇珠选定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工作，鉴定机构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穗司鉴204401000614900094），鉴定意见为检材《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在“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签字“刘佳”的笔迹与样本《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企业安全责任承诺书》及《笔迹样本提取表（一）》不是同一人所写；检材《综合毛利执行表》“身份证号码”处填写“130223198302140019”的笔迹与样本《笔迹样本提取表（二）》不是同一人所写。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刘佳是否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二、刘佳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关于刘佳是否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刘佳于2019年2月15日签署的《4S店文件管理责任承诺书》载明，刘佳作为凯迪汽车品牌特约店（即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作为本店第一经营管理责任人，对本店经营合法、合规性负责等内容。刘佳主张上述承诺书除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不是刘佳所写，故对其内容不予确认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同时结合刘佳在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9年1月-2月期间对外签订的部分销售合同落款“总经理”处签字的行为，原审法院依法认定刘佳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刘佳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给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刘佳于2019年1-2月期间，因未严格执行《综合毛利执行表》上规定的新车台均综合毛利执行标准，新车单台零售价格过低，给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造成损失的事实。但根据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显示，该《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各特约店第一负责人”处的签字及“身份证号码”处填写的笔迹并非刘佳所签。因此，即使刘佳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但并无证据证实刘佳确认《综合毛利执行表》上列明的新车毛利率标准，即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主张刘佳违反《综合毛利执行表》的规定，违规低价销售车辆给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造成经济损失566790.75元，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6月29日判决：驳回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34元、财产保全费3354元，由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鉴定费11681元，由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原审认为刘佳任职期间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忠实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二审中，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表示，其上诉所主张的销售损失471798.75元是指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距。二审中，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刘佳的微信名片，拟证明刘佳的电话号码与公证书上邮件上的电话号码一致，可见公证书上的刘佳的邮件是由刘佳本人使用。2.《公证书》，拟证明2019年1-2月份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员工谭新文将《凯迪品牌建议单台毛利预测表》通过邮件发送给刘若红与刘佳本人，并在邮件的正文处写明凯迪品牌的单台毛利原则上由凯迪桂城店提出，其他店24小时无异议，则各店按此标准执行，2019年1月3日份凯迪桂城店的负责人刘若红发邮件表明凯迪品牌单台毛利预测为3958元每台，并将此邮件发送给刘佳。2019年6月12日刘佳回复：芳村凯迪在刘若红提出的凯迪单台毛利基础上调减至3000元每台。可见，刘佳是知悉2019年1-2月凯迪品牌车每台的均车毛利标准为3958元。刘佳质证称，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对证据2的内容不确认，这个邮箱后台的管理员是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邮箱是任何人都可以登入进去的，这个邮箱是企业邮箱。此外，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还向本院申请了证人张某、周某（分别为集团公司人事科长、菲克店店长）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事实理由所述的《综合毛利执行表》的交接过程。本院认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只能说明其有向刘佳发送过相关邮件，并不能证明双方有就邮件内容达成过一致意见，事实上，从邮件内容“芳村凯迪在刘若红提出的凯迪单台毛利基础上调减至3000元每台”也可以反映出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证人张某、周某与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相关证言证明力较弱，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能否主张刘佳赔偿其2019年1-2月期间的经济损失566790.75元及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是依据《综合毛利执行表》计算出其2019年1-2月期间的经济损失为566790.75元。但《综合毛利执行表》的签署日期为2019年8月16日，且《综合毛利执行表》经鉴定并非刘佳签署，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综合毛利执行表》有得到刘佳的同意或者存在刘佳必须按《综合毛利执行表》执行的其他约定，故刘佳在2019年1-2月期间并不负有按《综合毛利执行表》执行的义务，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所主张的该损失不能归责于刘佳。其次，成本价格并非由刘佳掌控，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刘佳在确定销售价格时存在违规操作，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主张销售价格与成本价格之间的差距损失应由刘佳承担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项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根据上述规定及本案现有证据，刘佳作为分公司的总经理并不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不能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刘佳违背忠实义务主张刘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时利和公司广州分公司主张刘佳赔偿其2019年1-2月期间的经济损失566790.75元及相应利息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68元，由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惠玲黎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