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内01民终22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小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广东，江苏锦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巴彦淖尔市永乐电子科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毛什拉，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郎超军，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内蒙古谱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喜利，内蒙古谱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巴彦淖尔市永乐电子科贸有限公司（永乐公司）、郎超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9）内0102民初8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伟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或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伟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及一审诉讼费用由郎超军、永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案件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一是郎超军、永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实认定错误,二是有关欠款数额无法认定的论断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系两个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也与基本事实不符。原审判决认为上诉各方当事人之间有关“电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是伟视公司与郎超军,而郎超军在购买伟视公司线缆后又与永乐公司形成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的论断错误。理由如下：首先，永乐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出具《供货情况说明》，该说明中“之后郎超军给我介绍伟视公司生产的电缆，并垫资100万元的货款……”的表述，可以直接反映郎超军、永乐公司在购买本案涉争光缆上是达成共同购买合意的,这个表述属于永乐公司对于购买伟视公司光缆以及与郎超军关系的自认。永乐公司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答辩状中对于“主动提出供应电缆,没有说他代表什么单位”,“至于郎超军与伟视公司购的货或者向其他公司购的货永乐公司不知情,也不需要知情”的表述显然与其在《供货情况说明》的表述相互矛盾。根据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对其在答辩状中相关表述不应采纳。其次,伟视公司与郎超军均没有郎超军与永乐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仅仅依据永乐公司违反证据禁止反言原则的答辩状认定,上诉各方当事人之间系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违背客观事实,同时也缺乏证据支撑。第三,在庭审过程中已经查明的事实中,没有证据可以证实郎超军与伟视公司之间已经因货物的质量发生矛盾的相关事实,而在判决中却以永乐公司在2019年3月1日向法院出具的“光缆质量事故通知书”为依据认定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存在质量矛盾,显然论证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既然原审判决认定永乐公司不是本案涉争光缆的当事人,其向伟视公司提出质量异议(况且这个质量异议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又如何成为了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存在质量争议的佐证结合以上三点,伟视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事实依据不足,伟视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永乐公司《供货情况说明》以及郎超军支付部分货款(1万元)的相关事实足以认定,郎超军、永乐公司是共同购买人,在购买本案涉争光缆上双方存在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诉求,应当对未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二、本案中郎超军、永乐公司欠款事实清楚,而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质量矛盾并无证据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对以上两个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首先,伟视公司在上面意见表述中提到了原审判决以真实性不可考证的《光缆质量事故通知书》来认定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存在质量争议,显然这个认定十分荒谬。事实上,伟视公司提供的与郎超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直持续到2018年初,在所有的聊天记录中没有发现郎超军向伟视公司提出过质量异议,相反在所谓的《光缆质量事故通知书》落款时间前后,聊天记录中反映双方还在正常交易,很难理解原审判决有关“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已经因货物的质量发生矛盾”从何而来。其次,对于伟视公司各方当事人之间无论是两个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伟视公司主张的共同购买合同关系而言,永乐公司在《供货情况说明》中“其后发现光缆是伟视公司供货,到了20多万的货后”的相关表述,是非常清楚明晰反映伟视公司在2017年陆续供应了20多万光缆的事实。第三,伟视公司与郎超军的聊天记录中,伟视公司分别在2017年5月27日及6月10日两次向郎超军发送对账单。两次对账单郎超军虽然都没有明示确认,但其后向伟视公司继续正常采购光缆且从未提出异议的一系列行为足以明示郎超军对该对账单的确认。这个同时也可以印证伟视公司供应的光缆并不存在质量问题,否则在所谓的2017年6月发生质量问题后,郎超军与永乐公司既未提出质量异议并且在此之后陆续购买多笔光缆的行为又如何解释显然,结合郎超军支付货款的记录以及部分的货运或快递单据等其他伟视公司庭审中提供的证据,郎超军、永乐公司欠款事实清楚,并且双方也不存在质量争议。伟视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或依法改判,支持伟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永乐公司辩称，本案与永乐公司无关。理由如下：一、郎超军与永乐公司法定代表人毛什拉的丈夫李永亮认识二十多年，一直在呼和浩特市做电缆生意。2017年初郎超军听说永乐公司需要电缆，主动提出向永乐公司供应电缆，没有说其代表什么单位。永乐公司于2017年3月开始试用。2017年6月电缆发生严重质量问题后，郎超军说其从伟视公司购买的货，让永乐公司直接给伟视公司发书面通知。永乐公司才给郎超军发了《光缆质量事故通知书》，并要求出具合格证和检验报告，由郎超军转交。但至今没有处理结果，导致工程无法验收。二、至于郎超军向永乐公司购的货还是其他公司，永乐公司并不知情，也不需要知情。因为那是郎超军与其他公司的买卖关系。永乐公司与伟视公司并没有任何买卖关系，没有通过一个电话，也没有供货合同，更没有一丝经济往来。并非如伟视公司在诉状中所述永乐公司与郎超军共同采购货物。永乐公司只认为与郎超军有买卖关系，与伟视公司无关，更不欠伟视公司货款。况且郎超军的货款，永乐公司已向其支付80%多，剩余货款等待光缆质量问题解决后永乐公司一次性付清。郎超军辩称，同意一审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望二审查明事实驳回上诉请求。一、一审法院在法律关系认定上存在错误。但伟视公司上诉的理由和对事实的描述也错误。真实事实是伟视公司通过郎超军引荐与永乐公司认识并达成合意。由伟视公司向永乐公司供货，并承诺可以由伟视公司前期垫资100万元货款（是由伟视公司先供货100万元，而非由郎超军垫资100万元）。在伟视公司第一次起诉时，伟视公司伪造郎超军签字的对账单，郎超军对此对账单提出司法鉴定，伟视公司撤诉。在本案一审中，郎超军要求伟视公司出示此证据。但伟视公司只承认当时提供的对账单并非郎超军本人签署。仅凭这点，就足以证明伟视公司和郎超军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二、在伟视公司第一次起诉时的开庭过程中，永乐公司已出示过情况说明，公司员工出庭作证，质量事故通知书，都清晰载明郎超军只是中介人。郎超军已向法庭出示此证据，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郎超军与伟视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显然认定错误。三、同意一审判决结果，应驳回伟视公司上诉请求。伟视公司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其所发货物数量及价款，从而使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先是伪造对账单，后又伪造物流货运清单。而实质上，伟视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发货欠款的数量及发货数量及型号，应驳回其上诉请求。伟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郎超军、永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220935元及自2018年9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期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息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郎超军、永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5日，永乐公司向伟视公司发出一份《光缆质量事故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贵公司所生产提供的光缆已施工12000米，发现光缆鼓包，中心断接等问题，请接到通知10日内速来我公司处理，逾期不来处理你将承担公司此段光缆事故的全部损失，速来！”。2019年2月，伟视公司在一审法院将郎超军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为此永乐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供货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载明“本公司主营宽带网络工程，2017年3月我公司与中国联通巴彦淖尔分公司达成了三方合作意向，之后朋友郎超军给我介绍伟视公司生产的电缆，并垫资100万元的货款，2017年底结账付到90％，余款一年内付清，2017年4月开始供货，2017年6月本公司在蹬口县实验局农场施工中发现提供的电缆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通知郎超军让厂家过来处理，要求提供出厂检验报告，限期10天，至今没有答复，其后发现光缆是伟视公司的光缆，到了20多万元的货后，以后再没有用，我公司又找了别的公司供货，这批货给我公司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要求协商赔偿”。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庭审中伟视公司的陈述与郎超军、永乐公司的答辩以及伟视公司向一审法院出示的与郎超军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来看，可以认定永乐公司是在郎超军的介绍下使用了由伟视公司提供的电缆用于通讯电缆工程，由于三方当事人之间都是以口头的形式进行买卖，没有签订过任何的书面合同，致使产生矛盾后三方相互推诿，而无法确定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以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综合认定，一直以来都是郎超军与伟视公司相互沟通货物型号与物流信息，伟视公司两次要求结算都是找到郎超军而不是永乐公司，如果说郎超军只是中介作用的话，郎超军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要求伟视公司直接找到永乐公司进行结算或是沟通货物型号，因此综合以上三方当事人已经做出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电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当是伟视公司与郎超军，而郎超军在购买伟视公司电缆后又与永乐公司形成了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伟视公司主张的货款应当由郎超军承担，永乐公司不应向伟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货款数额部分，庭审中伟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2017年12月18日的《对账单》，虽然该对账单上的最后有郎超军的签字，但伟视公司在此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有可能不是郎超军本人签字确认的，伟视公司既已自认有郎超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有可能不是郎超军本人签属，一审法院对于该证据无法采信。除了该份《对账单》外，伟视公司认为已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郎超军发送了对账单，郎超军没有否认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已经因货物的质量发生矛盾，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约束履行行为的情况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完成最后的货款的确认，从伟视公司所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伟视公司发送给郎超军所谓的对账单后郎超军没有作出任何表示，伟视公司也没有就此对账信息进一步要求其确认，因此一审法院无法就郎超军未作出表示的微信记录来确认伟视公司主张货款金额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故对于伟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由于伟视公司所出示的证据无法证实郎超军欠款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07元，由原告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通过伟视公司的陈述与郎超军、永乐公司的答辩以及伟视公司出示的与郎超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永乐公司是在郎超军的介绍下使用了由伟视公司提供的电缆用于通讯电缆工程。三方当事人之间都是以口头形式进行买卖，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合同。一直以来都是郎超军与伟视公司相互沟通货物型号与物流信息，伟视公司两次要求结算都是找到郎超军而不是永乐公司。故本案电缆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应为伟视公司与郎超军。郎超军在购买伟视公司电缆后又与永乐公司形成另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伟视公司主张的货款应由郎超军承担，永乐公司不应向伟视公司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对于货款数额部分，伟视公司已自认有郎超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有可能不是郎超军本人签属，故本院对《对账单》不予采信。除该《对账单》外，伟视公司认为已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郎超军发送了对账单，在郎超军没有否认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其认可。本院认为，伟视公司与郎超军之间已因货物质量发生矛盾，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约束履行行为的情况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完成最后的货款确认。从伟视公司所提供的微信记录来看，伟视公司发送给郎超军所谓的对账单后郎超军没有作出任何表示，伟视公司也没有就此对账信息进一步要求其确认。故以郎超军未作出表示的微信记录无法确认伟视公司主张货款金额的真实性及完整性。综上，对于伟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伟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14元（已由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由扬州市伟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 怡审判员 蔡世杰审判员 张蒙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齐兴宇书记员 翟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