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11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明达职业技术学院，住所地在江苏省射阳县海通镇。法定代表人：聂建，该学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伟，男，该学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尚，男，该学院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玲玲，女，汉族，1999年12月12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利（系刘玲玲母亲），女，汉族，1979年1月5日生，住江苏省射阳县。上诉人明达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明达学院）因与被上诉人刘玲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18）苏0924民初6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达学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三倍误学损失的责任。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存在诸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以欺诈手段进行招生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上诉人不存在欺诈，上诉人最终无法为被上诉人注册高铁乘务专业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2015年上诉人向教育主管部门提交了申请设置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的调研表和报告，上诉人认为增设的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应会很快获得审批。由于被上诉人是五年制学生，前三年学习基础课程，且不在学信网中注册学籍，上诉人认为三年以后本专业应该能够获得批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教师在招生时对“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进行了宣传，上诉人也给予部分学生发放了“高铁乘务”专业的预录取通知书。上诉人向教育主管部门申报五年制“高铁乘务”专业，因为上诉人已经有了三年制的“高铁乘务”专业，在三年制的“高铁乘务”专业的基础上，申请五年一贯制的“高铁乘务”专业，其目的完全是为学生择业考虑，根本不存在欺诈的目的。但由于专业的申报和审批涉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教育主管部门最终对上诉人申请设置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没有批复。这一改变属于上诉人意志之外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即由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导致双方之间的教育培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这应属于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并不存在上诉人的欺诈行为。2、上诉人在主观上并没有欺诈的故意，如果真是欺诈的话，为什么全班其他大部分同学都认可上诉人对其的专业调整？可见上诉人的专业调整行为完全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考虑，并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民事欺诈行为。3、在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中，其对于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被上诉人并未就专业的调整或变化认为上诉人存在欺诈行为，因为上诉人为了被上诉人今后的就业，在原有三年制“高铁乘务”专业的基础上，为被上诉人这批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向教育主管部门申报了五年一贯制的“高铁乘务”专业，被上诉人对这一情况是完全清楚的，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专业的调整和变化不是欺诈行为。4、上诉人是一所全日制国家计划内统招的大专院校，上诉人的办学资质是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所确认的，虽然本案的案由是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但上诉人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培训机构，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的规定，上诉人属于公益性事业，其注册在民政部门并不在工商部门，其性质为民办非企业，一审判决没有将上诉人与其他社会上教育培训机构加以区分，简单认定上诉人等同于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培训机构，不仅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并且还直接导致本案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存在明显错误。1、前面已经提到上诉人是一所全日制国家计划内统招的大专院校，上诉人的办学资质是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所确认的，上诉人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培训机构，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上诉人属于公益性事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接受的是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不同于其他的非学历教育，其性质不属于消费者为生活的消费，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消费者和被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事实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涉及学历教育并没有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主要是针对社会上一般的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并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错误，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明显不公，存在错误。1、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及答辩过程中，并没有主张上诉人存在欺诈，也没有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三倍的赔偿，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本应依照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理由来进行审理和判决，不能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部分或代替被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但是一审法院的判决却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直接导致一审判决结果存在错误。2、一审判决在论理中，归纳的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双方间的教育培训合同是否应予解除，其后在论述该争议焦点时，认为：可以认定双方就解除教育培训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解除。并且，还引用了《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但不可思议的是，一审判决的内容中却没有判决双方教育培训合同解除，显然，一审判决结果与案件的事实、判决论理的内容是割裂的，存在明显的错误。刘玲玲答辩称：当初被上诉人去报名的时候上诉人学校门口一个牌子上面挂的就是高铁乘务，被上诉人到学校也是冲着高铁乘务这个专业来的。被上诉人认为女孩子念这个专业挺好的，学费12800元也挺高的。第四年的时候2018年8月28日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转专业，说没有高铁这个专业，不转专业就没有学籍。被上诉人不同意，也不能接受，念了三年，突然要改专业，被上诉人就是念的高铁，不是旅游管理专业，被上诉人不同意，这个就是欺骗。被上诉人就是要高铁毕业证书。刘玲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明达学院赔偿学费损失38400元、误学损失110904元、迟延就业损失17448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之和的两倍，即74758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明达学院系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的民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办学许可。刘玲玲为2015年应届初中毕业生，中考成绩为239分，未达到当年五年制高职最低投档线456分，也未达到明达学院录取分数线433分（注：2015年招生计划不能完成的五年制高职可降分至433分）。2015年8月26日，明达学院向刘玲玲发放预录取通知书，刘玲玲被该校预录取在社区康复专业。开学后，刘玲玲进入该校高铁乘务班就读；明达学院将刘玲玲等学生的相关信息上报盐城市教育局，刘玲玲经审批后被录取在该校旅游管理专业。刘玲玲自2015年至2017年分别缴纳学杂费7800元、12800元、12800元。2018年9月，刘玲玲发现学校通知其注册的专业中不含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且学校设置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并未得到江苏省教育厅的批准，双方发生争议，刘玲玲自2018年10月中下旬起未到学校上课，明达学院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为其注册了旅游管理专业，并将其前三年缴纳的学杂费按旅游管理专业的收费标准折算并冲抵2018年的学费9800元后，退还刘玲玲71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明达学院曾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以刘玲玲违反学校制度，无故旷课为由，要求确认明达学院与刘玲玲解除教育培训合同，后自愿撤回反诉。刘玲玲主张因明达学院的欺诈行为，不具有颁发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毕业证书的授权，不认可明达学院已为其注册的旅游管理专业，也不同意继续在明达学院就读。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多次组织当事人进行单方或双方调解，释法明理、建议家长冷静处理，慎重考虑“不继续就读”的后果以及对学生就业的影响，但仍因双方差距较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间的教育培训合同效力如何认定。2.双方间的教育培训合同是否应予解除。3.刘玲玲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一、关于双方间的教育培训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法院认为，教育培训合同是指受教育者缴纳学习培训费用到学校等培训机构接受教育，两者之间形成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受教育者享有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同时负有交纳学费、遵守规章制度，配合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的义务；学校等培训机构享有在符合相应法律法规前提下一定的教育自主权与对学生的管理权、收取学杂费的权利，同时负有按照相关教育法规及约定为受教育培训者提供教学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明达学院于2015年招生时，《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并没有“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其以不存在的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对外进行宣传，既属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第36号令）第六条所规定的违规招生行为，亦属于民法上的“欺诈行为”。《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双方均未请求撤销合同，双方达成的教育培训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二、关于双方间的教育培训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法院认为，明达学院招生时所称的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并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此后也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同意设立。基于此，明达学院为刘玲玲注册了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籍，但刘玲玲对此不予认可，即双方就变更合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明达学院在本案一审审理中提起反诉，要求解除与刘玲玲的教育培训合同；刘玲玲亦不同意继续在该校就读，可以认定双方就解除教育培训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解除。三、关于刘玲玲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的问题。《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1）学费损失：本案中，明达学院系以欺诈手段与刘玲玲订立教育培训合同，其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合同，颁发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毕业证书；刘玲玲也不同意更换为学校已为其注册的旅游管理专业；双方解除合同的后果为刘玲玲不能取得预期的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大专学历，导致这一结果的过错在于明达学院，故其收取的学杂费（含住宿费）应当全部予以退还，该项费用合计7800元+12800元+12800元-7100元=26300元。（2）误学损失：教育培训合同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就教育问题达成的协议，但也事关公民受教育权利，为学生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是办学机构的合同义务，也是社会责任。本案中，明达学院以欺诈手段进行招生，导致刘玲玲在明达学院就读四年后，无法在预计的五年时间内取得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刘玲玲因明达学院的过错给其造成的因时间浪费所造成的误学损失有权要求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一审认为，对教育培训的投入可划归于消费者的生活性支出，接受教育培训的学生亦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明达学院在2015年招生时是以不存在的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对外进行宣传，其违规招生行为构成欺诈，故刘玲玲可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明达学院给予三倍赔偿。本案服务费的金额应以刘玲玲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准，即应扣除明达学院已退还的7100元，故明达学院应赔偿刘玲玲误学损失26300元*3=78900元。（3）迟延就业损失：一审认为，明达学院的违规招生行为与刘玲玲的就业问题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刘玲玲主张迟延就业损失不属于因明达学院的违约行为导致其必然受到的损失，故对刘玲玲主张的迟延就业损失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刘玲玲主张要求明达学院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其在合同纠纷中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刘玲玲主张要求明达学院按学费损失、误学损失、迟延就业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额的双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刘玲玲主张明达学院履行包就业、包分配、包发高铁毕业证书的请求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明达学院应退还刘玲玲学费26300元，赔偿误学损失78900元，合计105200元。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明达学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玲玲退还学费26300元，赔偿误学损失78900元，合计105200元；二、驳回刘玲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216元，由刘玲玲负担9638元，明达学院负担157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54元，由明达学院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1.明达学院与刘玲玲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明达学院是否存在欺诈行为。3.一审判决明达学院赔偿被上诉人损失78900元是否适当。关于明达学院与刘玲玲之间设立何种法律关系问题。经查，2015年8月26日，明达学院向刘玲玲发放预录取通知书，刘玲玲被预录取在社区康复专业，刘玲玲入学后实际进入高铁乘务班就读，并支付了学费。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为教育合同范畴，系平等的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或其委托培养人之间签订的，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约定教育机构向受教育者提供特定的教育服务，受教育者或其委托培养人向教育机构支付教育成本的民事协议。同时，明达学院系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所设立，在民政部门登记，从事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与教育培训机构具有显著区别，核心在于明达学院向学生提供的是学历教育，并非社会上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非学历教育。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为教育培训合同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双方事实上已经建立了教育合同关系，虽然该类合同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但应按照合同法总则规定以合同纠纷进行处理。关于明达学院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问题。经查，2015年，明达学院在未取得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置五年制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的情况下，就对外进行宣传招录该专业学生，明显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故意，构成欺诈。即使如明达学院上诉所称，明达学院于2015年向教育主管部门提交了设置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的调研表和报告，但该专业并未纳入江苏省教育厅2016年4月13日印发的《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16年）》，故明达学院在招生宣传时已存在隐瞒真相，在刘玲玲入学后也未能及时告知，直至入学第四学年因学生需要进行学籍注册时，明达学院才予以告知。明达学院在招生、录取、办学整个过程中，欺骗学生及其家长，虚假宣传、招揽生源的事实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明达学院存在欺诈行为，作为受欺诈方的刘玲玲未请求撤销案涉合同，该合同有效。合同履行中，明达学院在未征得刘玲玲本人同意的情形下，单方为其注册了旅游管理专业。若刘玲玲同意注册该专业，正常在校学习，是可以获得旅游管理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但刘玲玲坚持要求明达学院注册高铁乘务专业，实际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刘玲玲离开明达学院，不再接受该校教育活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在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特别是向刘玲玲阐明合同终止的法律后果情况下，刘玲玲及其家长坚持自己意见，不同意继续在明达学院就读学习，鉴于明达学院存在根本违约行为，双方合同客观上已履行不能，一审认定双方合同解除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判令明达学院赔偿刘玲玲损失78900元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已被人们看作一种服务，学生接受教育机构提供的素能培养，但该类服务并非消费者日常需求的生活服务，学生接受教育过程并不是消费活动，而是追求知识技能的精神文化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案明达学院与刘玲玲之间基于教育合同关系，提供的是大专学历教育，而非提供普通的商品或服务，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教育合同涉及学生成长切身利益，关系其人身权益。明达学院在涉案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刘玲玲赔偿损失。关于损失赔偿范围问题，刘玲玲请求赔偿学费、误学损失、迟延就业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主张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间接损失，刘玲玲诉请中除学费外，涉及到诸多间接损失，结合明达学院虚假宣传招生的违法性以及对刘玲玲人身权益的伤害，应当予以充分考量，酌情按照学费损失的三倍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尽管有所不当，但对刘玲玲损失赔偿金额认定方面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明达学院关于本案法律关系不是教育培训合同，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上诉理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同时，对于明达学院提出其招生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应赔偿刘玲玲78900元损失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72.5元，由上诉人明达职业技术学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朱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