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70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兴军，男，196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兴泰镇薛何村****。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候，上海锶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洪根，196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开一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程，男，199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住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开一村****/div>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惠，女，1989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住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开二村****div>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思，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雨芹，女，197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住江苏省东台市溱东镇草舍村****iv>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徐彬，上海旭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章兴军因与被上诉人唐洪根、唐程、陈惠、朱雨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98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章兴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请；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忽视证人证言中调解的前提是需要被上诉人找一个商铺进行调换涉案商铺的事实。上诉人和唐洪根在第一次纠纷后确实有调解，只是调解医药费用的承担。双方于2018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证人在证言中都提及的被上诉人“需要找一个商铺”来调换上诉人的商铺。被上诉人并未实现这个前提，上诉人当然有权继续使用合法租用的商铺，而在上诉人使用涉案商铺后，被上诉人几乎每天都对上诉人一家进行滋扰。被上诉人的行为形成了对上诉人权利的侵犯，该行为是积极的显性行为，这些持续的滋扰行为以及这些滋扰行为无法消解是导致上诉人服药的根本原因。原审却认为“并无证据显示各被告对原告服用农药行为存在积极或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显然，原审认定与事实相矛盾。原审未用一种悲天怜人的态度对待底层人民的疾苦，未能体会到上诉人合法权利在公安、商会都未给予保护却反而受到黑恶社会威胁时的无助，未能从更深层次去思考上诉人服药的根本原因。各证人证言中均提及有类似“黑恶社会”性质的社会闲杂人士的威胁，或上门或电话威胁证人，要求证人告知上诉人不得再用涉案商铺，上诉人亦时常受到电话威胁。有证人在庭上明确指出“黑恶势力”就住在被上诉人朱雨芹处，向上诉人施加强大的精神压力，迫使商会放弃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显然这些“黑恶势力”的存在，以及公安机关的不作为行为，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黑白两道”都是有人，这也让上诉人在思想上陷入绝望的境地，从而做出过激举措。这些“黑恶势力”的威胁行为，与上诉人服用农药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关联性，是一种积极的侵权行为，且证人也明确指明这些威胁者居住于朱雨芹处，而朱雨芹在本起事件中积极帮助其他被上诉人，这些威胁者接受被上诉人的指示具有高度盖然性。原审法院得出“并无证据显示各被告对原告服用农药行为存在积极或不作为的侵权行为”的结论，明显有失偏颇。上诉人合法租用涉案商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殴打以及要求上诉人不得使用涉案商铺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上诉人的欺凌行为，是利用私权压制上诉人。而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在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下得不到伸张，在商会的协调下仍被被上诉人压制，在“黑恶势力”的威胁下，感到绝望，从而导致服药行为。因此，被上诉人的欺凌行为是上诉人服用农药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服用农药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另，原审法院是按照“财产案件”收取诉讼费用，明显过多，按照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计算规定，本案应按照“非财产案件”中的“侵害人格权案件”收费，诉讼费用应为1，405.52元(人民币，下同)，而非4，616.56元。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唐洪根、唐程、陈惠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朱雨芹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朱雨芹与上诉人和其他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纠纷无关，仅仅作为见证人参与了双方的调解，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指使黑恶势力的情况。上诉人吞服农药造成的损害结果与朱雨芹无关。章兴军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部分医药费197，953.87元、护理费3，150元、律师费20，000元、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营养费等待司法鉴定后确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28日，出租方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与承租方章兴军签订《贰期商用房租赁合同》，约定由章兴军承租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方泰上海国际机电五金城内方德路XXX弄XXX号商铺加3楼商用房，共一套，建筑面积149.52平方米，用于经营不锈钢门窗。双方约定租赁期限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2019年4月9日止，租金为75，000元。同日，原告支付租金75，000元及租房押金5，000元。2018年3月31日，原告章兴军与其儿子章伟至承租的商铺进行换锁时，与隔壁16号商铺经营者被告唐洪根、唐程发生争吵，并产生肢体冲突。报警后，方泰派出所民警到场处理。2018年4月1日，经公安机关调解，章兴军、章伟与唐洪根签订《治安案件当场调解协议书》，明确2018年3月31日因店面租赁问题引发纠纷后双方受伤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各自自行承担。同日，在各方协调下，章兴军与唐洪根另签订《协议书》一份，明确国际机电五金城311弄17号一套门面房，唐洪根、唐程、章兴军、章伟同意本房双方不得借用营业等。朱雨芹在见证方处签字，商会人员亦签字确认。但之后，原告章兴军与被告唐洪根等人因系争商铺租赁问题仍冲突纠纷不断。2018年4月21日下午，原告章兴军服用农药，后被送医抢救。出院后，原告章兴军等人与被告唐洪根等人因系争商铺租赁及章兴军服用农药产生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等问题，双方矛盾冲突持续不断，相关人员多次在方泰派出所作过询问笔录。现原告以其服用农药遭受的人身损害与四被告阻扰其正常经营使用系争商铺间存在因果关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承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庭审过程中，原告章兴军自述：“2018年4月21日下午，当时我妻子一个人拿着农药去三被告店铺里理论，我妻子喝了就倒在他店铺里，我就拿起我妻子剩下的农药瓶，我去找被告四理论，被告四的店铺在隔壁不远处，我在被告四的店铺里见到了被告四，被告四说你也喝好了……我就当场喝掉了……后来有人叫了120把我和我妻子送到医院，我妻子没有留下后遗症”。原审另查明，目前系争商铺由原告章兴军使用经营。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起本案侵权之诉，其认为自身人身损害后果系在商铺租赁纠纷中遭受各被告欺压所致。对此，法院认为，原告与各被告于2018年3月31日因商铺租赁产生的纠纷，双方之后已达成调解协议，即便调解协议在后续履行过程中仍存争议，双方亦可采取合法手段，寻求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而非争吵冲突不断，更不应意气用事，采取极端方式自伤或伤害他人，根本无益于双方矛盾的解决。本案中，原告与他人因商铺租赁问题产生矛盾后，采取服用农药的激进方式宣泄情绪，但原告服用农药系自身行为，并无证据显示各被告对原告服用农药行为存在积极或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预见到自身服用农药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面对双方矛盾，原告采取此种极端方式显属不当，不具有可预见性，亦有违常理，原告理应对其自甘冒险的行为自负其责。法院认为，原告服用农药所产生的损害结果固然令人惋惜，但其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未采取合法妥当的解决方式，而是采取极端方式伤害自身，相应后果亦应自行承担，否则将有违法治精神。鉴此，原告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原告请求对自身伤情等级及三期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法院亦不予准许。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章兴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做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不再赘述。上诉人主张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如其诉请，但在二审中均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没有新证据佐证自己的主张。关于诉讼费，本院认为，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基本是财产赔偿，原审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与适用，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17元，由上诉人章兴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伊红审 判 员 周 喆审 判 员 谢亚琳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董娟子书 记 员 高兴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