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健华，男，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之漫，广东广信君达（花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继勇，男，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松，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风，广东大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健华因与被上诉人唐继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余盾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健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唐继勇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唐继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以唐继勇按常理不可能以1元的价值转让10％的股权为由，认定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实为130万元、《借条》涉及的8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判决唐继勇还本付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唐继勇主张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实际发生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借款转为入股款后，又在唐继勇转让股权时转为股权转让款，连本带息计算为130万元，其中50万元于2019年8月5日先行支付，剩余80万元由周健华出具《借条》转为借款，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曾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其仅在一审中口头提及存在转账凭证，唐继勇的主张既无客观证据佐证，亦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第一款、第九条规定，依法不应认定属实。2.唐继勇主张属于股权转让款一部分的50万元，已由穗劳人仲案（2019）7168号生效仲裁裁决书裁定为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为免证事实。另外，周健华出具的《借条》仅能证明其拟向唐继勇借款80万元的事实，《借条》的内容既未显示周健华与唐继勇约定股权转让款为130万元，也未明确约定其中涉及的80万元或未涉及的50万元均为股权转让款。唐继勇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反驳仲裁裁决书确认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借条》也未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实际存在其所主张的内部约定，该50万元与《借条》涉及的80万元，均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周健华主张双方之间存在股权转让款为130万元的内部约定，无充足证据证明，与免证事实存在矛盾，依法不应认定属实。3.唐继勇、周健华及案外人罗怀军是广州泰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行公司）原始股东。经过两年经营，泰行公司并未实现盈利，财务情况不容乐观。鉴于公司连年亏损、对外负债，唐继勇作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其并未实缴出资的前提下，依法需承担相应责任。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及面对公司经营亏损的局面，唐继勇主动向周健华提出将其持有的10％股权全部转让给周健华。由于唐继勇并未实缴出资即持有泰行公司的股权，且泰行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唐继勇知晓泰行公司资金紧张，其退出股东身份的实际原因是公司经营不善，而非其主张的经营理念出现分歧，因此，唐继勇在工商管理机关处备案的《广州泰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上约定将股权转让款定为一元，虽所转让的股权实际价值远低于表面预期，但该约定经反复协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常理，双方均应按约履行。4.《借条》涉及的80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双方之间关于民间借贷关系达成的合意。如前文所述，唐继勇主动向周健华提及股权转让事宜后，周健华同意受让，前提是唐继勇向周健华提供80万元借款用于泰行公司的运营。唐继勇同意出借，但要求在泰行公司结清其工资、周健华以个人名义亲笔书写并交付借条原件、双方共同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才向周健华交付借款。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泰行公司通过周健华个人账户概括性地向唐继勇支付了50万元工资，周健华也在还未收到8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先写下了《借条》，并与唐继勇共同到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在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唐继勇并未依约向周健华交付借款。《借条》只能说明周健华与唐继勇已就借款金额、还款时间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证明周健华已实际收到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因周健华出具《借条》而成立，因唐继勇未实际交付借款而未生效，周健华依法无需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二）如前文所述，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虽成立，却因唐继勇未实际交付借款而未生效，《借条》的约定对于双方均无约束力。周健华依法无需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更不可能存在违约的情况。此外，即使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且周健华违约，《借条》也只约定了“若借款人违约，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并未明确约定借款人应承担律师费，律师费也不必然属于“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之列。一审认定周健华违约，判决周健华向唐继勇支付律师费20000元，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唐继勇应另行起诉，经审理方可确认双方是否曾存在其主张的100余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在未经实体审查、且未对相关证据组织质证的情况下认定该关系存在，程序不合法。被上诉人唐继勇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周健华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一审相关的证据周健华对于借款的事实在微信记录中有了明确的陈述，包括利息的约定，已经构成民间借贷关系，周健华也没有就借款进行还款。（二）本案争议焦点是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以及金额是多少，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细节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三）关于律师费2万元的问题，在借条中已经明确约定如果借款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实际唐继勇针对对方违约行为产生的费用也包括在内，所以该费用周健华应该承担。唐继勇于2020年2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健华支付借款本金80万元；2.判令周健华支付借款利息10666.67元（以80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暂计至2020年2月20日）；3.判令周健华支付律师费20000元；4.判令周健华承担案件的受理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唐继勇与周健华及案外人罗怀军共同设立泰行公司，唐继勇和案外人罗怀军各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并担任副总经理。2019年7月，由于唐继勇与周健华的经营理念出现根本分歧，便协商一致，即唐继勇将持有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周健华，股份转让款130万元，2019年8月5日周健华向唐继勇转账支付50万元，对于剩余80万元，由周健华向唐继勇出具借现金80万元的《借条》，并约定：“分两期还款，于2019年12月31日偿还40万元，2020年1月31日偿还40万元，过了2020年1月31日未归还的，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若借款人违约，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2019年8月5日唐继勇与周健华、案外人罗怀军到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唐继勇持有的10%股份以1元的价格转至周健华名下。2019年8月28日，周健华在微信群里对唐继勇陈述“兄弟，大家合伙做生意，你也是股东。你和老罗退股，去工商办理之前已经说清楚了啊，工商注册那里你们没有出钱，我也不用给你们钱，公司历年亏损我一人承担，你们全身而退，该退你们的钱你们全部算好我给你们打借条80万，按10%给你们利息，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对得起大家了”。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以下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唐继勇提交的证据有：1、泰行公司董事会决议；2、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3、唐继勇、罗怀军与周健华在“泰行智能董事会”的群聊记录；4、广发银行客户回单；5、借条；6、唐继勇、周健华、罗怀军和公司财务李树明的群聊记录；7、委托代理合同和支付律师费发票。周健华提交的证据有：1、《周健华2019年8月5日归还唐继勇、罗怀军每人各50万元借款的说明》；2、穗劳人仲案【2019】7167-7168号仲裁裁决书；3、借款单5张；4、银行回单5张。一审法院认为，唐继勇认为周健华欠其借款800000元，提供了《借条》、《微信聊天记录》佐证，从证据内容看，已证明唐继勇将持有广州泰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周健华，股权转让款为130万元，周健华已支付唐继勇50万元，对剩余80万元，双方商定由周健华向唐继勇出具借条转为借款，周健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予以确认该事实，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周健华抗辩认为唐继勇没有交付借款，依据不足，且按常理唐继勇不可能以1元的价格转让其在广州泰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10%股权，故对周健华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为此，唐继勇请求周健华偿还借款800000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双方在《借条》中约定：过了2020年1月31日未还款则按月利率为2%计算利息，故唐继勇主张周健华支付利息（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2月1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因双方约定周健华违约，应承担一切费用，现唐继勇为实现债权，实际支付了律师费20000元，并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和《律师费发票》佐证，依法有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周健华向唐继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8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20年2月1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二、周健华向唐继勇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付清律师费2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财产保全费4620元，合计10620元，由周健华负担。经查，除了周健华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的2019年8月5日周华健向唐继勇转账支付50万元的性质不属股权转让款，而是工资外，一审法院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周健华向本院提交《仲裁申请书》，拟证明唐继勇曾经是泰行公司的高管，曾经在2019年9月2日提起劳动仲裁。唐继勇知晓泰行公司资金紧张的事实，且其退出股东身份的实际原因是公司经营不善。唐继勇质证称：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在一审并没有提交，也不属于对案件有影响的证据，请法院不予以采信。按照周健华的表述，该证据是证明公司经营不善，根据判决书显示，经营理念出现根本分歧，上述两者认定不矛盾，经营分歧和经营困难是相互关联的关系，两者并不形成排斥。唐继勇提及的经营不善可以表述的是一个后果，而判决书显示的事实是该后果的原因。2.无论公司的状况如何，周健华欠款的事实是由其本人自认，数额和利息均是明确清晰，即使双方在看法上不同也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二审庭审中，唐继勇表示其已收取了500000元，不会另案主张500000元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周健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唐继勇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唐继勇主张周健华向其支付800000元借款及利息和律师费20000元应否支持问题。现评析如下：唐继勇为证明周健华欠款800000元系来源于其将持有泰行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周健华的部分对价，提供了《借条》、《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明。从上述证据的内容看，确实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协商将唐继勇持有泰行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健华，并商定由周健华向唐继勇出具借条转为借款，周健华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确认了该事实。且按常理唐继勇不可能以1元的价格转让其在泰行公司的10%股权，据此，一审法院作出支持唐继勇诉请周健华偿还借款80000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周健华上诉认为涉案800000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双方之间关于民间借贷关系达成的合意，对此，其并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无相反证据推翻唐继勇上述举证证明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周健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周健华认为其是在未收到唐继勇800000元的情况下先写下《借条》，但至本案起诉之前，周健华也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唐继勇提出过异议或者要求唐继勇返还《借条》，显然有悖常理。此外，因本案审理的仅为《借条》当中的800000万元纠纷问题，穗劳人仲案﹝2019﹞7168-7168号仲裁裁决书认定的另外500000元为工资问题，与本案争议标的没有关联，该案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周健华以上述裁决认定的事实抗辩否认本案争议的80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欠缺依据。周健华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也不能支持其上述抗辩，因此，在本院确认周健华出具的《借条》所涉款项为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周健华上诉坚持以未收到唐继勇交付借款为由，主张驳回唐继勇要求周健华支付800000元及利息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律师费用问题，因律师费并非本案纠纷产生的必要费用，且双方《借条》中并无明确约定律师费由周健华承担，因此，一审判决周健华向唐继勇支付律师费不妥，本院予以纠正。至于唐继勇二审提供的证据，因不足以支持其诉请，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支持唐继勇主张律师费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40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唐继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唐继勇承担146元，由周健华承担5854元；财产保全费4620元，由唐继勇承担113元，由周健华承担45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唐继勇承担293元，由周健华承担1170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 盾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