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31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薛景勋，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凤丽，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明，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森，男，196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上诉人薛景勋因与被上诉人王建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23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景勋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新郑市人民法院（2020）豫0184民初236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建森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薛景勋在一审共提交了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且一审庭审中王建森亦认可借款人处属其本人亲笔签名，与其辩称涉案款项是薛景勋委托其在北京租房、购买办公用品所用，后因委托事项终止，其已返还薛景勋支付的全部款项的辩称前后矛盾，本案一审中王建森亦未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薛景勋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就认定薛景勋与王建森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说法，显然证据不足，违背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一审判决没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就认定薛景勋与王建森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同时，也没有有效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及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各地的有经验的指导性意见全方位查明薛景勋与王建森之间存在的借款关系这一关键事实，就随意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明显使用法律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无任何法律依据，严重侵犯了薛景勋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薛景勋的上诉请求。王建森未到庭参见诉讼，其邮寄答辩状称，薛景勋的上诉和其起诉一样，罔顾事实和法律规定，自说自话，企图蒙骗法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薛景勋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薛景勋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法律关系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中，薛景勋并未出庭，其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王建森于2009年9月1日向薛景勋出具的“借条”。对此“借条”的真实性，双方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正是依据该“借条”上注明的“此笔借款是为了推动工作而设立北京驻京办事处租房和买办公用具”和庭审笔录，认定“薛景勋向王建森转款15万元的用途是为了推动工作而设立北京驻京办事处租房和买办公用具，系委托行为，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书证还具有较强的推定效力。虽然王建森因不懂法向薛景勋出具了名实不符的“借条”，但该“借条”注明了款项的实际用途，一审法院依据“借条”的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行为，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是完全正确的。薛景勋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存在委托关系的情况下，就认定薛景勋与王建森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说法，显然证据不足，违背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完全是罔顾事实和法律规定。薛景勋如果否认“借条”中注明的款项用途和法律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薛景勋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不是要求王建森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纠纷是委托关系终止后产生的款项返还问题。因薛景勋的原因导致委托事项终止后，双方了达成了终止委托事项的口头协议，当日王建森就返还给薛景勋5万元现金，十多天后的2010年6月25日王建森又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薛景勋转款10万元整，至此王建森已返还了薛景勋的全部款项。因为王建森已返还了薛景勋的全部款项，2010年6月25日之后，双方从未再提及此事。薛景勋在起诉状中称“2010年5月后薛景勋多次催讨还款未果”，对此，薛景勋在一审中却未提供任何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使薛景勋所诉款项属实，也因欠款发生到现在已达十多年之久，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一审庭审中，薛景勋的委托代理人辩称：王建森2010年6月25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薛景勋转款的10万元，是王建森返还的薛景勋给别人送礼的钱。该辩解完全违背了生活经验逻辑，且不说薛景勋给别人送礼是否属实，即使真有其事，王建森凭什么要退还薛景勋给别人送礼的10万元钱。如果薛景勋认可其委托代理人的这一说法，薛景勋可能涉嫌行贿罪，请求法院将该犯罪线索移交其他司法机关以查实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薛景勋的上诉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薛景勋的上诉请求。薛景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王建森偿还薛景勋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95,375元（按照月息0.5％计算，自2009年9月1日暂计至具状之日），本息共计245,3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建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1日，王建森向薛景勋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河南省乔木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薛景勋同志现金壹拾伍万元整。注：此笔借款是为了推动工作而设立北京驻京办事处租房和买办工用具所用。如工作进行顺利和年利润有超伍拾万元人民币效益的情况下：按实物、实据全额相抵报销。此借款金额，如工作从借款之日起到2010年5月1日止，工作尚无任何进展，那我王建森连本和利一次结清，（按银行贷款利息）。否则，我王建森负法律责任，薛景勋可拿此条按诈骗其行为起诉我王建森。另外：北京办审处请客、说礼、职工工资一切所有费用统统有我王建森暂时负责。如工作进展顺利有相应效益（超出借款的200％）那薛景勋按驻京办合理用人（三人）每人月工资平均5,000.00元金额支付。借款人：王建森，证明人：刘东，2009年9月1日。按汇款单为凭，附：身份证复印件和理财金账户卡各一份”。签订借条后，2009年9月4日，薛景勋通过银行向王建森汇款100,000元；2009年9月21日薛景勋通过银行向王建森汇款50,000元，两次共计150,000元。另查，王建森于2010年6月25日通过银行向薛景勋汇款100,000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借条、汇款凭证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起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薛景勋以民间借贷为案由、依据民间借贷事实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薛景勋向王建森偿还借款及利息。经查，依据王建森出具的借条证实薛景勋向王建森转款15万元的用途是为了推动工作而设立北京驻京办事处租房和买办工用具，系委托行为，并非民间借贷关系。故对薛景勋要求王建森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该院判决：驳回薛景勋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80元，减半收取2,490元，由薛景勋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薛景勋的上诉请求为：其与王建森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关于该上诉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后果。本案薛景勋为证明其与王建森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张，提交了证据“借条”，但该“借条”用途却为薛景勋委托王建森开办办事处所用，具体如下：“此笔借款是为失去工作而设立北京办事处买房和买办工具所用。”“借条”又有诸如“如工作进行顺利和年利润有超伍拾万元人民币效益的情况下：按实物、实据全额相抵报销……”之表述。“借条”不能证明薛景勋上诉主张，薛景勋二审中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该证人庭审中称“签订‘借条’时，眼近视没有戴眼镜，没有看清楚就作为证明人签了名字。借款用于开办北京办事处，用于揽工程，让薛景勋施工赚钱…”等，该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薛景勋上诉主张。本案的纠纷应是委托关系终止后产生的款项返还问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进而驳回薛景勋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薛景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0.00元，由薛景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胜利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杨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