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7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越，男，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专职律师，住保定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雷，男，1971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建筑工程师，住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银巍，河北保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苏，男，197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梅、杨丽，河北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越因与被上诉人梁雷、杨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2民初2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 杨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梁雷按认定事实归还上诉人款项；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杨雷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上诉人一审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证实，存在2015年6月15日和17日上诉人向杨雷工行卡转款11.99万元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杨苏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二）微信语音中也有“从我的（上诉人的）余额宝里转个10万转到我的卡里（因余额宝金额转到上诉人农行卡需两天时间）,到6月17日“替”你（杨雷）从银行卡（上诉人银行卡）取个10万，存入杨雷工行卡7万”，这些都是有银行转账等客观证据印证的。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诉人向杨雷转款金额包括在杨雷向被上诉人杨苏转炒股款项内的事实，上诉人仅主张自己对杨雷的借贷行为和金额，至于杨雷向杨苏转账多少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杨苏在杨雷去世后(2018年10月后）才将名义上从杨雷处借的炒股款项退给被上诉人梁雷（其在答辩中亦自认）。如果被上诉人梁雷认为从上诉人处打入杨雷工行卡的款项，杨雷已经偿还或此款项系上诉人偿还之前欠杨雷的款项，被上诉人应举出明确证据证实。二，上诉人和杨雷之间的借贷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合同法》210条、最高院法释(2015)18号第9条第二项，均对自然人之间借贷合同成立予以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借贷合意客观表现形式为转账凭证。双方的款项交付行为方式为转账交付（非现金交付），上诉人与杨雷之间虽有多笔账目往来，但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有实质内容、经济意义；有些仅是过桥、流水，就象 —3— 被上诉人在给上诉人的短信中称杨雷净流入上诉人农行卡的银行流水70多万元就认为是欠杨雷的款项没有客观事实和证据支持。上诉人有2015年6月15日和17日给杨雷打款记录凭证、杨雷给杨苏转账行为和凭证（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杨苏还不承认这一事实）、一审中被上诉人梁雷承认杨苏在杨雷去世后将相应股票或款项交割给梁雷，一审法院却没依据事实和证据查清杨雷是否归还上诉人的款项或2015年6月15日和17日上诉人转账的款项是否应属杨雷等情况，就全盘否定上诉人的诉求是错误的。另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杨雷工行卡流水显示，在杨雷去世后（真实时间为2018年9月25日）的2019年2月和3月该工行卡还有支付活动，可以证实该工行卡由被上诉人管理，并非在上诉人处。第三、按照最高院法释(2015)18号第17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转账证明已对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初步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举出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的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证据，才能免除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梁雷答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 杨苏答辩称，杨雷于2018年9月25日去世，杨雷生前和上诉人杨越经常有经济上的往来，2017年11月3日，杨雷在杨越处放有20.36万元，如果杨雷2015年时借了上诉人杨越11.99万元，那么未在2017年从杨雷放在杨越处的账目中扣 —4— 减，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杨越所称的本案借贷关系是不真实的。另，上诉人杨越还欠其父亲80余万元，按常理杨越应当向杨雷主张债权而不是从他处借钱，而且当时杨雷有钱放在杨越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或第三人归还原告11.99万元；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或第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5日原告自其本人3117号农行卡取现2万元，加上从杨雷3473号中行卡取现3万，将4.99万元存入杨雷尾号6221号工行卡，该卡当时账面余额54568.76元。2015年6月16日杨雷6221号工行卡收入30万元，该款是原告妹妹杨燕转入，有银行转款凭证为证（两笔各5万，一笔20万元）。2015年6月16日，杨雷6221号工行卡转出35.1万元至杨苏账户，2015年6月17日，原告将6月15日从自己余额宝转出的到账款10万元从3117号农行卡取现后，存入杨雷6221号工行卡7万元，并从该卡转出4.9万元至杨苏账户。原告称该转出的40万元中有原告诉求的11.99万元。杨雷尾号6221号工行卡当时由杨越掌管，同时杨越负责打理杨雷生前账目和经济往来，双方有多笔账目转款往来。第三人杨苏提供的原告与杨雷生前微信语音对话，其中，2018年1月22日原告的微信语音对话：“6月15号的时候，又从我余额宝里转出一个10万转到我卡里了……就是当时15号显示欠 —5— 你0.6万左右，这个余额宝当时是原先你（指杨雷）那钱存到我的里头……你那14年的时候有些钱存到我这里了……”。2017年5月13日原告语音：“到现在为止欠你21.69万元并附账目明细”。2017年8月5日相互抵减账目语音，证明杨雷多支取的1万元抵减了原告欠杨雷的款。2017年11月3日原告给杨雷打款15万等。原告提供与杨燕的微信对话显示：杨燕：二姐（杨雷）打的炒股的40万元中的30万元是我的，二姐是10万元，一起交给二哥炒股的。双方没有借款合同、借条、或其他字据，没有借款期限，没约定利息。原告称是杨雷向原告借款，并提供被告所发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原告与杨雷账目往来100多万元等，核实账目后只要明确杨雷欠你（原告）的钱，我（被告）会尽快还给你。”原告称被告与杨雷系夫妻，且同意若欠款就偿还原告，故原告仅起诉梁雷为本案被告。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所述借款，无证据证明有借款期限，且被告语音回复中称若确实欠款会尽快偿还，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借贷主体，原告庭上明确是杨雷借款，故第三人不承担本案责任。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第一，从转款时间顺序看，第一笔转出35.1万元，可以包括原告所述的4.99万元，但其中3万元为杨燕的，该笔是否已经偿还双方未提供证据（诉称是现金给杨雷转还杨燕，但微信语音却是说原告自己给杨燕了），原告所述的7万元，是在转出 —6— 35.1万元之后存入的，存入后只显示转出4.9万元，故这35.1万元+4.9万元=40万元中，充其量最多转出原告4.99+4.9万元，原告称其中有其11.99万元，数额不符。第二，从原告提供与杨燕的微信证据看，杨燕称从杨雷卡转出的40万元中有30万元是杨燕的，这与第三人提交的银行转款凭证相符。且杨燕称另10万元是杨雷的，原告没有提供当时语音反驳证据。第三，原告持有杨雷银行卡，替杨雷打理事务、管理账目，双方存在多笔经济往来，且原告微信语音中又说杨雷的钱存到自己的余额宝或自己这里等情况，结合杨燕的说法，故原告从自己卡或余额宝里转到杨雷卡里的钱，其不足以证明就是原告自己的钱，或杨雷借原告的钱。第四，从之后原告与杨雷的微信语音对话及截图看，杨雷多支取了原告1万元款，原告主张从自己欠其款中抵扣了，截至2017年时原告还欠杨雷的钱，若之前杨雷欠原告的，按常理不足以说明原告没有抵扣。综上，原告与杨雷存在多笔账目往来，其仅以其中几笔单向转款记录证明杨雷欠钱，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诉求的借贷事实成立，本院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8元，由原告杨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苏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余额宝的信息，证明余额宝是2013年6月份推出的，一审证据证 —7— 实2014年杨雷在上诉人杨越处放钱所得的余额宝利息是3000多元，2015年6月16日余额宝转化率是1.0185元，推定杨雷在上诉人杨越处存款是10万元，证明2015年6月份杨越从余额宝支付的10万元本就是杨雷的钱。证据二：提交上诉人杨越和杨雷的微信截图两张，是2017年11月3日上诉人杨越向杨雷书写的两本借款明细，一份是从杨燕处借款24.35万元，一份是杨越从杨雷处借款20.36万元，证明杨雷并未欠杨越任何款项，相反是杨越欠杨雷的钱。证据三，杨越向其父亲借款81.4760万元的借条，证明杨越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杨雷向杨越借钱不符合常理。上诉人质证称，证据一与本案无关，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二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梁雷质证称，认可被上诉人杨苏提交的全部证据，与一审中杨苏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张正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杨越依据其支付宝向杨雷的打款记录，主张杨雷欠其11.99万元。被上诉人梁雷辩称杨雷生前曾将多笔款项交由上诉人杨越管理，案涉11.99万元系杨雷自己的钱。一审中被上诉人梁雷提交的证据中显示杨雷生前与杨越 —8— 确有多笔经济往来，且上诉人杨越认可其曾为杨雷管理部分资金，因上诉人杨越未能厘清其与杨雷之间的全部往来账目，亦未对杨雷生前向其数笔转账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解释，仅依据其中的一笔打款记录，不足以证实争议的11.99万元系杨雷向上诉人杨越的借款。结合一、二审证据及双方当事人诉辩，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杨越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98元，由上诉人杨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莉 审 判 员  郑 东 审 判 员  陈 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陈 思 书 记 员  胡小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