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行终38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志鸿，男，1977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莉莎，北京超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爽，女，1992年12月14日，汉族，北京超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洪玲，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原审第三人：张惠阳，女，1989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上诉人任志鸿因商标权撤销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356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任志鸿2．注册号：38066753．申请日期：2003年11月19日4．专用期限至：2028年10月13日5．标志：6．核定使用服务（第35类）：广告，室外广告，广告代理，广告设计，广告策划，公共关系，商业信息，贸易业务的专业咨询，饭店管理，推销（替他人）。二、被诉决定：商评字[2018]第228354号《关于第3806675号“JJL加加林JJL及图”商标撤销复审决定书》。被诉决定作出时间：2018年12月7日。被诉决定认定：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任志鸿在2014年8月14日至2017年8月13日期间（简称指定期间）内在核定服务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复审商标予以撤销。任志鸿不服被诉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三、诉争商标使用证据提交情况任志鸿在商标撤销复审程序中所提交证据：1．任志鸿身份证复印件；2．诉争商标许可使用协议、重庆加加林医疗器械连锁有限公司（简称加加林公司）所获部分荣誉及资质材料；3．加加林公司部分合同及销售发票；4．加加林公司的企业官网、医流巴巴网站等网站打印件；5．加加林公司宣传册；在原审诉讼程序中，任志鸿提交以下主要证据：1．任志鸿与多家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及服务合同；2．2015年至2017年期间采购及提供服务发票；3．2015年至2017年期间任志鸿销售发票；4．促销宣传单及门店照片；5．任志鸿线上网络平台截图；6．加加林公司企业信息（天眼查网站截图）；7．任志鸿名下商标信息档案；8．任志鸿使用诉争商标提供服务的合同及发票。另查，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任志鸿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广告、室外广告”等服务上是否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本案中，从任志鸿在商标撤销程序中提交的使用证据来看，关于证据1、2中身份信息及公司所获荣誉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无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商标的使用情况。其中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虽显示诉争商标，但无相应的发票与之对应，不能证明许可协议的实际履行，且仅凭许可协议亦不能证明诉争商标在核定服务上的使用；证据3中销售发票等书证为复印件，且模糊不清，真实性难以确认。证据4中网页截图未经公证，其形成时间在无其他辅证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难以确认；证据5为自制证据，证明力较弱。上述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任志鸿或其被许可人在指定期间在核定服务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被诉决定相关认定正确，应当予以确认。从任志鸿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来看，证据1中销售协议及服务合同均无对应的发票与之对应，不能证明上述协议或合同的实际履行；证据2中采购发票中，任志鸿所谓的被许可人均为购买方，不能证明对诉争商标在核定服务上的使用；证据3中销售发票所示内容并非诉争商标核定使用服务；证据4为自制证据，无法确定形成时间，证明力较弱；证据5形成时间不在指定期间内；证据6和证据7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无直接关联性；证据8不能证明诉争商标系在核定的“广告”等服务上的使用情况。因此，任志鸿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亦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任志鸿或其商标被许可人在核定期间内在核定服务上对诉争商标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任志鸿的诉讼请求。任志鸿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决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任志鸿提交的评审证据及原审诉讼证据，足以证明任志鸿及加加林公司为使用诉争商标的适格主体。二、任志鸿在评审及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任志鸿及加加林公司在指定期间内，通过线下体验店及网络平台推销两种方式，在核定使用的服务上使用诉争商标。三、诉争商标自注册之日持续使用至今，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已经具有较大市场规模，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任志鸿对诉争商标的使用并未改变其显著特征，根据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的立法宗旨，诉争商标应当予以维持注册。国家知识产权局、张惠阳服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决定、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和原审诉讼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根据本案原审庭审笔录，任志鸿在原审诉讼中表示评审阶段的证据没有原件。再查，根据加加林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加加林公司现更名为重庆医流巴巴医疗器械连锁有限公司（简称医流巴巴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8系其与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简称强生公司）签订的《2016年网络营销服务协议》，显示与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简称罗氏公司）签订的《2016年度“罗氏血糖仪”产品电商服务协议》及对应服务费发票。本院认为，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制度，是为了鼓励和督促商标注册人使用其商标、发挥商标在市场上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2013年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所指的“使用注册商标”，应当是对商标在核定商品或服务上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并使商标发挥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在商标权撤销复审案件中，诉争商标注册人对其于指定期间内在诉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上使用诉争商标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一般而言，诉争商标注册人提交的商标使用证据应满足以下要求：其一，相关证据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其二，商标使用行为发生在指定期间内；其三，使用证据上显示有诉争商标标志；其四，诉争商标标志系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能够发挥识别、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本案中，任志鸿为证明其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服务上进行了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在商标评审阶段及原审诉讼阶段均提交了相应证据。任志鸿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诉争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加加林公司所获部分荣誉及资质材料仅能证明任志鸿与加加林公司之间存在商标使用许可关系；加加林公司的企业官网、医流巴巴网站等网站打印件、公司宣传册、促销宣传单及门店照片为加加林公司自制证据，均未显示形成时间，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医流巴巴公司企业信息页面、任志鸿名下商标信息档案并非诉争商标使用证据，无法证明诉争商标的使用情况；提交的《2016年网络销售服务协议》中的服务费金额虽然能够与其提交的发票相对应，但加加林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营销页面设计稿件等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无法证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提交的《2016年度“罗氏血糖仪”产品电商服务协议》中无履行金额，与其提交的发票金额无法对应，线上网络平台截图虽含有“罗氏血糖仪”等字样，页面中既未显示诉争商标亦未显示形成时间，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该服务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此外，任志鸿在商标评审阶段及原审诉讼阶段还分别提交了销售合同及对应发票，其中，在商标评审阶段中提交的加加林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及销售发票模糊不清，无法识别，且任志鸿在原审诉讼中亦表示无相应原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诉讼中提交的销售协议、服务合同及部分销售发票均无法证明加加林公司提供了为推销他人商品而提供建议或发布广告等服务。综上，任志鸿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为他人在电商平台的销售提供了策划、宣传、广告设计等服务。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于指定期间内在核定使用的“广告设计、推销（替他人）”等服务上进行了公开、真实、合法的商业性使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任志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一百元，均由任志鸿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苏志甫审 判 员 俞惠斌审 判 员 陈 曦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郝 晴书 记 员 李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