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8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士军，男，198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群，山东齐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邢鸿雁，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超，男，该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诸葛庆文，男，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华，山东睿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士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士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20）鲁010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李士军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20日，诸葛庆文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杆石桥派出所报案称，其银行有关济南金芙蓉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芙蓉公司）2014年12月12日480万元贷款的合同资料于2015年3、4月份丢失”是严重错误的,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1、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报案证明》，不属于法定形式的文书，不能作为公文书证对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25号令）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制作受案登记表……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回执单一式二份，一份交报案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27号令）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出具回执。”，公安机关在接到相关报案后应当出具回执，因此，报案回执才是公安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法定形式的文书。建行经七路支行出具的《报案证明》不符合上述规定，不能作为公文书证对待。2、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报案证明》不具备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要件，没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因此，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求。但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报案证明》仅有单位盖章，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没有经办人员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这种形式上要求的证明材料，没有证据效力。3、退一万步讲，若确实存在盗窃事实，公安机关通过调取银行内部监控便能查清案件事实，但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立案侦查，没有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很显然该起报案是诸葛庆文为了逃避责任进行的虚假报案，严重妨害了公安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应依法予以治安行政处罚。二、一审法院认定“李士军未提交证据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向其作出过何种承诺或者有过何种虚假陈述，也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其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资金系受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安排或者欺骗，因而不能证明其所受损失与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由认定李士军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判决驳回李士军的诉讼请求是明显错误的。李士军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承诺李士军提供过桥资金没有问题，并承诺建行经七路支行一定会向金芙蓉公司提供贷款，李士军明显是受到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欺骗后才出借的资金，李士军的损失与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欺诈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李士军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一）李士军提交了其与诸葛庆文之间的通话录音，对此通话录音，诸葛庆文明确表示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通过该组通话录音能够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牵头让李士军提供过桥资金，并承诺建行经七路支行会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贷款，李士军基于对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信赖才提供的银行贷款。1、2019年9月23日李士军与诸葛庆文通话录音5分12秒处：李士军问“当时哥你给我说没问题，能放出来，是这个意思吧，咱没想到当时放出来银行又冲正，我也更纳闷了。对吧？”，诸葛庆文回应“对，这个事啊，我说的。”13分34秒处：李士军说：“因为这个事也是因你而起，咱当时要是不去弄这个活，你不牵头处理这个事情咱都皆大欢喜了，他不会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说是这个意思不哥？”，诸葛庆文回应：“兄弟，出这个事谁也没想到，谁也没说会出这个事情，本来咱觉得都很好的事情是吧？一些事弄成这个样子，真是！”；2、2019年10月13日李士军与诸葛庆文通话录音17分36秒处：诸葛庆文说：“咱这个事情咱积极地想办法去处理，是吧，我该做的我也做，……我也希望建行经七路支行该给钱就该给是吧？咱个人的钱，不容易是真不容易”；19分17秒处：李士军问：“你也帮我出出点子吧哥？”，诸葛庆文回应：“行，那我也想想”；21分34秒处：李士军说：“这个事也基于我找不着别人，只能找你和建行经七路支行，哥，是吧”，诸葛庆文回应：“行啊”，李士军：“所以一块想想看看怎么处理？”诸葛庆文回应：“嗯，行啊，我想想。”。上述通话录音中，诸葛庆文没有否认其和建行经七路支行的欺诈行为，相反，诸葛庆文几次三番表示要和李士军一起向建行经七路支行要回损失。这就证明：1、诸葛庆文是认可其与建行经七路支行的欺诈行为的，认可其向李士军承诺过建行经七路支行一定会向金芙蓉公司放贷，李士军出借的过桥资金不会出现问题；2、诸葛庆文也认为建行经七路支行应该且必须要返还李士军的损失。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明显是作虚假陈述，以掩盖事实逃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应当依法对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虚假陈述行为给与司法处罚。（二）为了进一步还原事实真相，证明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欺诈行为，李士军申请证人鞠大宝和王鑫华出庭作证。证人鞠大宝出庭证实：“诸葛庆文多次让我替他还建行经七路支行的贷款争取利益，其中最后一次是2014年12月5日下班后大约在6点，给我打电话说金芙蓉公司只有360多万元，需要160多万元让我帮忙，但我不同意，诸葛庆文说没有问题，周一就可以放款，于是在2014年12月5日晚7点多我到达现场，诸葛庆文让我看了他跟建行经七路支行批示的金芙蓉公司贷款的批复文件，保证给予放款，并把金芙蓉公司的老板及老板的助手叫到诸葛庆文的办公室，保证下周一偿还借款，于是诸葛庆文把我带到一楼在建行经七路支行已经下班的情况下，伙同建行经七路支行人员打开机器诱骗我给金芙蓉公司转账，而且及时到账，随后诸葛庆文在2014年12月15日左右给我打电话贷款清零了，放下来又被收回了，约我去他那里谈谈。在我到达诸葛庆文处时发现诸葛庆文在诱骗我说金芙蓉公司有300多万自有资金的同时还诱骗了李士军，给李士军说金芙蓉公司自有资金160多万元没有问题可以还，我与李士军碰面后才知道中间是个骗局，金芙蓉公司一分钱都没有，所有的批复文件都是建行经七路支行的手段，于是我们展开了追讨过程。”证人王鑫华证实：“2014年诸葛庆文找到李士军有一个金芙蓉的公司的借款需要过桥，过桥时间是3至5天，并且提供了担保公司的担保函及银行的审批。...后来我去找了诸葛庆文和一个姓邢的行长，他们说会给弄出来，但是一直拖。”综上，上述两名证人证言进一步证明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为让金芙蓉公司偿还贷款，欺诈李士军、鞠大宝向金芙蓉公司提供过桥资金的事实及李士军、鞠大宝一直在向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主张还款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均未采纳，且未阐述证据未采纳的理由，笼统地表述为“李士军未提交证据证实”，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及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的规定，应依法予以纠正。（三）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李士军对外借款过程中故意告知出借人虚假信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事实。1、诸葛庆文以建行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办公室接待李士军，告知金芙蓉公司需要借贷的事实。李士军之所以出借343万元款项给金芙蓉公司，系基于建行经七路支行同意办理续贷，其可通过短期的资金“过桥”从中获取高额利息回报。2、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明知李士军出借款项原因的情况下告知了以下虚假情况隐瞒了客观事实：第一、诸葛庆文告知李士军，金芙蓉公司具有自有资金150万元左右，需要借用350万元左右的资金偿还到期贷款以办理新贷。但李士军在维权过程中才得知金芙蓉公司根本没有自有资金，是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协调案外人鞠大宝向金芙蓉公司出借了166万元。第二、根据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供的补充证据二中500万元贷款合同，5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3年11月28日至2014年11月28日。2014年12月5日，建行经七路支行让李士军出借过桥资金代金芙蓉还款时，金芙蓉公司已经逾期，但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均对李士军恶意隐瞒了金芙蓉公司逾期还款的事实。若李士军明知金芙蓉公司已经逾期还款，李士军根本不会提供该笔过桥资金。第三、根据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关于济南金芙蓉建设俱乐部有限公司“成长之路”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的请示》第二条第一款，“鉴于授信对象经营出现一定波动，且今年以来收入归行率下降，要求你行切实加强贷后管理看，授信期内加强监控，若其经营状况以及与我行合作情况在授信期内不能有效改善，应及时调减额度支出并逐步压缩推出。”可以证明，建行经七路支行在对金芙蓉公司授信调查时已经得知金芙蓉公司经营出现波动且收入下降，但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刻意隐瞒了该信息，没有如实向李士军告知。第四，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2014年12月22日放贷后没有及时通知李士军，反而在2014年12月23日依据业务部门业务联系单将该款项以错账为由予以冲正，之后再未放贷。综上所述，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明知李士军意图的情况下并未如实告知以上事实，而是承诺金芙蓉公司的新贷肯定能够发放，存在故意的欺诈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依法予以认定。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士军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仅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士军诉讼请求，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李士军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法庭递交了与诸葛庆文的通话录音，证人鞠大宝、王鑫华的证人证言，《借款合同》等原件，用于证明李士军是基于对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的信赖才出借过桥资金的事实，李士军的损失与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若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从未参与，李士军及鞠大宝等人为什么要不断向建行经七路支行主张权利？建行经七路支行为什么协调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保证金50万元部分偿还李士军的经济损失？诸葛庆文在通话录音中为什么对于李士军的发问不予否认？由于李士军决定向金芙蓉公司出借款项的事由并非金芙蓉公司自身是否具备偿债能力，而是银行续贷条件是否成就，换言之，在金芙蓉公司偿还建行经七路支行款项后，建行经七路支行是否必然给金芙蓉公司发放新贷，是李士军决定向金芙蓉公司出借款项的重要事项。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积极地为李士军解释了银行的内部审贷流程，提供了金芙蓉公司办理新贷的审批资料，因此，李士军依赖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供的信息作出意思表示，具有合理性。建行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诸葛庆文告知李士军贷款还清就可以办理续贷，最终导致李士军相信只要将金芙蓉公司的旧贷还清，建行经七路支行就能发放新贷，在此基础上与金芙蓉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进而造成借款无法清偿的损害后果。因此建行经七路支行的欺诈行为与李士军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述事实能够且充分地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欺诈行为与李士军遭受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证据若干规定》第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及《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于待证事实，法官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认定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欺诈李士军的事实存在。2、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12月28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再360号判决书中明确“涉案银行是在过桥方决定是否向原债务人出借款项时向过桥方进行了不实陈述，从而造成过桥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并遭受损失，因此，涉案银行的欺诈行为具有独立性。……本案中，由于涉案银行和债务人的欺诈行为导致过桥方出借的款项不能得到偿还，其所遭受的损失除实际出借款项本金外，也必然包括相应的利息损失。”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特别是再审判决对本案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综上所述，李士军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提交的证据，以及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庭审和通话录音中的言辞矛盾，足以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明知金芙蓉公司没有还贷能力，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以虚假信息诱使李士军陷入错误判断，违背真实意思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资金，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的欺诈行为使李士军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在未认真审查证据、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判决驳回李士军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加重了李士军的举证责任并损害了李士军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李士军的全部诉讼请求。建行经七路支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李士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建行经七路支行从未对李士军实施过任何侵权行为。本案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李士军的诉讼请求及案件的具体事实情况，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认定建行经七路支行或诸葛庆文构成侵权、承担责任，应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存在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并且该侵权行为与李士军的损失有因果关系。首先，一审中李士军诉称，建行经七路支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故意告知虚假信息，诱使其违背真实意思表示而出借资金，造成了损失，构成欺诈。而事实上建行经七路支行从未向李士军出示过任何关于金芙蓉公司新贷款审批的信贷材料，也没有向其承诺给金芙蓉公司发放新贷款，建行经七路支行从未使用任何手段诱使李士军出借资金，其是基于对金芙蓉公司还款能力的信任而作出出借款项的行为，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此并不知情，其损失更与建行经七路支行无关。其次，李士军向案外人出借资金，是其双方行为，与他人无涉，建行经七路支行并未对其意愿和意思表示进行过干预或干涉，建行经七路支行对其双方借贷关系下资金的出借、清偿没有监管义务，亦无其他任何义务，该借贷关系根本与建行经七路支行无关，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李士军根本不存在任何注意义务，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何作为注意义务违反的主观过错了。再次，如前所述，建行经七路支行从未以任何手段和方式诱使李士军向案外人出借资金。而建行经七路支行是否向金芙蓉发放贷款，与李士军无关，其是否出借资金，是由其自主决定的；是否能收回贷款，是其自己的经营风险。贷款被扣收是由金芙蓉公司出现突发性重大经营风险造成的，李士军应向金芙蓉公司主张权利，或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建行经七路支行根本不是其借款合同当事人，与其损失毫无任何因果关系。同时在一审阶段，李士军亦未曾提交任何能够证实建行经七路支行或诸葛庆文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据，反而其在一审庭审中作出多次前后表述不一致的陈述，一会儿主张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在其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资金前曾向其出示了贷款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担保意向书、授信业务合同合规信用审查表等材料，一会儿又陈述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是在涉案480万元贷款被收回后向其出示的，种种前后不一的言辞足可以看出李士军意图将其借款无法收回的损失强行嫁祸给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为了便于一审法院查清事实、了解真相，建行经七路支行还在一审阶段专门对建行经七路支行小额贷款业务系统及用章系统做了公证，证实李士军所述在2014年12月5日前诸葛庆文向其出示的贷款合同、保证金质押合同等材料均未形成，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无权、也不可能向其出示任何能使其陷入错误判断、诱使其出借资金的材料（详见建行经七路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两份代理意见，落款时间分别为2020年4月22日、4月30日）。结合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及李士军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没有向李士军作出何种承诺或者有过何种虚假陈述，李士军的损失与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没有因果关系，事实认定清楚，应当予以维持。二、李士军是在高额利益诱使下出借的款项，理应对其投资风险和法律后果自行承担责任，建行经七路支行未对其实施过侵权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从李士军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0可以看出，李士军仅平安银行单个个人活期账户2014年12月1日至15日半个月的银行流水就高达几百万（除去向金芙蓉公司汇入的343万元），同时李士军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其曾向担保公司和招商银行提供过过桥资金（见2020年4月20日庭审笔录第12页），说明其有一定的投资能力、资金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李士军与案外人王龙、吴雷签订的借据约定3日利息7万元，如此高额的借款利息已远远超过法律的规定，属于非法高息，显然李士军是被高额利益所诱惑才出借的款项，在建行经七路支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已证实从未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出借资金的行为、不存在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李士军应对其损失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三、建行经七路支行在一审中提交的《报案证明》是用于证实贷款信贷档案丢失以及建行经七路支行积极跟踪查找的客观事实，至于公安机关是否作出予以立案的决定以及采取何种调查程序，建行经七路支行无法左右。（一）涉案贷款信贷档案于2015年3、4月份丢失，建行经七路支行为找寻档案，已向杆石桥派出所进行过两次报案。2015年3、4月份涉案贷款信贷档案丢失，诸葛庆文曾于2015年7月20日向杆石桥派出所进行报案；后在本案一审庭审阶段，李士军当庭提交疑似涉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等不应由其持有的信贷档案原件材料，于是建行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于2020年5月7日再次向杆石桥派出所提出报案，请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为找回丢失的信贷档案，建行经七路支行在发现丢失及可寻线索后，均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积极努力跟踪查找，不存在为逃避责任虚假报案的问题，因为档案丢失于李士军出借资金之后（即晚于2014年12月5日），且档案中李士军陈述其放款前见过或在放款后取得的档案材料，建行经七路支行已通过公证方式证明此些材料的形成时间均晚于2014年12月5日，即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不存在出示信贷档案材料、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李士军出借资金的可能，李士军的借款损失根本与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无关，建行经七路支行有理由相信其极可能窃取了信贷档案目的就是将资金损失的责任转嫁给建行经七路支行。（二）《报案证明》是公安机关向建行经七路支行出具的具备法定形式的证明材料，李士军对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理解属于对法律条文的误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该条解释旨在规定单位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当符合形式要件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具有证据效力，应当被排除。该规定主要考虑到单位作为拟制人格的民事主体，其真实的意思与其经办人和负责人意思不易区分，在以单位的名义向法院出具证明文书对某一事实进行描述时，为保证证明材料的真实性，需要提出这种形式上的要求。但该法条针对的是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需要符合上述要求，而不是任何机关在出具证明材料时均要符合该形式要件，本案建行经七路支行提交的《报案证明》是杆石桥派出所针对建行经七路支行丢失档案后向其报案一事，向建行经七路支行作出的证明，而不是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李士军显然搞错了上述法条的基本适用范围和情形，在此我方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士军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诸葛庆文辩称，一、李士军和案外人吴雷和王龙的借贷法律关系，是其双方自主行为，与诸葛庆文无关，诸葛庆文从未诱使李士军以出借资金为目的，向其出示任何建行审批材料，也未向其承诺过任何事项，对李士军在一审提交的电话录音的证明目的，应当整体把握不能断章取义，从中可以看出，诸葛庆文对李士军与案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参与，对其债权的清偿也没有过承诺，贷款的发放及回收不是由其决定的，诸葛庆文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二、诸葛庆文庆文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贷款审批及发放流程合规合法，诸葛庆文庆文并无任何过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李士军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其他答辩意见同建行答辩意见。李士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向李士军偿还308.6万元并赔偿李士军经济损失(以308.6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建行经七路支行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8日，金芙蓉公司与建行经七路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金芙蓉公司向建行经七路支行借款500万元；借款用途：日常生产经营周转；借款期限：2013年11月29日至2014年11月28日；支付方式：受托支付；还款方式：结息日支付到期利息，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还本计划：2014年11月28日。同日，建行经七路支行与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保证金25万元存入该公司在建行经七路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同年11月29日，建行经七路支行按照金芙蓉公司出示的支付通知书要求，将500万元贷款划至交易对象济南鑫三润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内。2014年11月21日，建行经七路支行申报的《中国建设银行信用额度审批批复》获得通过，同意给予金芙蓉公司小企业“成长之路”信用额度500万元，期限1年，全部为流动资金贷款，由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责任保证，同时追加授信对象人代表杜在木及其配偶、股东宋小杰及其配偶的个人信用保证。该贷款业务小企业团队负责人为诸葛庆文。同年12月5日，吴雷、王龙向李士军出具《借据》一张，内容为：“我吴雷、王龙合计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本次借款的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注：该笔借款以银行放款时间为准，一旦银行放贷，该笔借款必须第一时间归还甲方(李士军，一审法院注)，否则按违约计算，每天支付借款金额1%的违约金。”同日，李士军将343万元汇入金芙蓉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开设的贷款账户内(账号：370016122010********)。同日，金芙蓉公司向建行经七路支行一次性还本付息5018823.37元，贷款全部还清。同年12月12日，建行经七路支行与金芙蓉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约定：金芙蓉公司因经营周转需要向建行经七路支行借款人民币48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自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2月11日。贷款经办人为诸葛庆文。同日，建行经七路支行与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将保证金24万元存入该公司在建行经七路支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内；与王龙、杜在木、宋小杰、周萍等分别签订《保证合同》。同日，建行经七路支行将480万元贷款发放至金芙蓉公司在该行开立的37001612201050155505-0002账户内。同年12月13日，《济南时报》刊登标题为“多家金芙蓉停电，会员怀疑老板跑路”的报道，披露金芙蓉公司出现了突发性重大经营风险的情形。同日，建行经七路支行以错账冲正方式将发放至上述金芙蓉公司账户内的480万元贷款收回。建行经七路支行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12月23日将山东九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金25万元、24万元退回该公司结算账户内，后该款部分用于赔偿李士军损失。2015年7月20日，诸葛庆文向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杆石桥派出所报案称，其银行有关金芙蓉公司2014年12月12日480万元贷款的合同资料于2015年3、4月份丢失。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李士军提交2020年7月24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监管局）作出的鲁银保监举复【2020】16号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以下简称《调查意见书》），拟证明建行经七路支行采用错账冲正方式，后悔已经发放的贷款，不符合会计制度规定，并且，提前收回贷款的过程，未履行审批通知等操作程序，不符合建行小企业受信业务的相关规定，该行的行为本身是完全违规的错误行为，也因此直接导致金芙蓉公司用于偿还李士军过桥资金的贷款被错误扣回，金芙蓉公司无力清偿对李士军的债务，建行经七路支行应就其过错行为，造成的李士军的损失对李士军承担赔偿责任。经质证，建行经七路支行、诸葛庆文认为《调查意见书》第二页最后一段载明，表明建行经七路支行或诸葛庆文向李士军不存在作出承诺或保证对金芙蓉公司发放贷款，不存在诱使李士军为金芙蓉公司提供过桥资金的行为，不能证实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涉嫌骗取过桥资金的问题。第三页第二段，建行经七路支行不存在提前收回贷款，违反相关监管法规的行为，事实上，涉案48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中第十条第三、四款明确约定，金芙蓉公司出现停产、歇业、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等情形时，视为其可能危及建行经七路支行债权，建行经七路支行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金芙蓉公司立即偿还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本息费用，并可以从金芙蓉公司在建行经七路支行系统开立的账户上，扣收人民币或其他币种的相应款项，且无须提交通知金芙蓉公司，也就是说，在金芙蓉公司出现突发性重大经营风险时，建行经七路支行是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的全额扣收，该行为符合贷款合同约定，合法有据，不具有任何不法性，冲正只是贷款扣收的一种手段，而且，该《调查意见书》仅是山东监管局针对李士军来访举报作出的调查意见，并非处理或处罚意见书，对法院没有强制力。山东监管局作为银行系统的监管部门，对于银行的内部管理，有相应的监督提醒义务，但该意见书并不是对建行经七路支行的处罚意见或者处理结果，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档案丢失问题，建行经七路支行制度要求妥善保管信贷档案，无论任何原因，档案丢失都要进行内部问责，而本案，涉及的档案，是在建行经七路支行及诸葛庆文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窃取的，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此也进行了报案、追索，需要强调的是，建行经七路支行内部的纪律处分，是商业银行为加强管理所采取的正常的措施，这与李士军出借资金毫无关系。另，李士军提供证人王龙出庭作证，主要证实王龙在本案业务发生前不认识李士军。同时，证人王龙陈述：金芙蓉公司是2005年成立，实际出资人是王龙和吴雷，但工商登记的股东是王龙之妻宋小杰和吴雷的大舅哥杜在木，平时是吴雷实际经营。涉案款项签字等事项都是吴雷叫我去我就去，听吴雷说借李士军这笔款项是用于偿还金芙蓉公司在建行经七路支行的到期贷款，吴雷跟我说贷款到期了，贷款还上，银行再贷出来。本院认证意见：李士军提供的山东监督局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调查意见书》，是基于李士军举报涉案事项作出，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王龙的证言效力，本院在说理中结合本案其他材料一并论述。二审另查明如下事实：一、《调查意见书》记载的相关事实：1、关于来函反映的“建行济南经七路支行涉嫌骗取过桥资金问题”。核查期间，时任建行经七路支行客户经理诸葛某某向我局表示，在金芙蓉公司归还上述500万元贷款前，李士军曾向其询问过金芙蓉公司在建行贷款事宜，其向李士军表达过“如果金芙蓉公司能够正常还本付息、正常经营的话，建行还会继续支持”的意思。核查发现，建行经七路支行客户经理诸葛某某在贷款发放前未充分了解并充分揭示金芙蓉公司实际经营已经出现困难、企业实际控制人及其企业存在对外担保等情况；在金芙蓉公司2013年的贷款出现逾期、还款账户资金不足、李士军询问能否继续发放贷款的情况下，对金芙蓉公司可能使用过桥资金归还本行贷款的风险未预判和充分揭示，存在贷前调查不尽职的问题，不符合《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工作指引（试行）》（银监发【2006】69号）第十三条“客户经理应关注并收集客户的财务信息，包括业主或主要股东个人信息及家庭资信情况、企业经营管理、技术、行业状况及市场前景等”的规定。2、关于来函反映的“经七路支行违规收回贷款问题”。核查认为，建行经七路支行对上述提前收回的贷款以“错账冲正”方式进行会计处理，不符合会计制度规定，并且提前收回贷款过程中未履行审批、通知等操作程序，不符合建设银行小企业授信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二、证人证言内容。证人鞠大宝在一审法院2020年3月25日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其与诸葛庆文在2014年初相识，诸葛庆文多次让鞠大宝替他还建行的贷款争取利益，最后一次是2014年12月5日下班后大约在6点，给鞠大宝打电话说金芙蓉公司只有360多万元，需要160多万元让鞠大宝帮忙，鞠大宝不同意，诸葛庆文让说没有问题，周一就可以放贷，于是在2014年2月5日晚7点多鞠大宝到达现场，诸葛庆文让我看了他跟建行批示的金芙蓉公司贷款的批复文件，保证给予放款，并把金芙蓉公司的老板及老板的助手交到诸葛庆文的办公室，保证下周一偿还借款，于是诸葛庆文把我带到一楼在已经下班的情况下，伙同建行人员打开机器诱骗我给金芙蓉公司转账，而且及时到账，随后诸葛庆文在2014年12月15日左右给我打电话贷款清零了，放下来又被收回了，约我去他那里谈谈。在我到达诸葛庆文处时发现诸葛庆文在诱骗我说金芙蓉公司有300多万元自有资金的同时还诱骗了李士军，给李士军说金芙蓉公司自有资金100多万元没有问题可以还，我与李士军碰面后才知道中间是个骗局，金芙蓉公司一分钱都没有，所有的批复文件都是建行的手段，于是我们展开了追讨过程。……。”经质证，诸葛庆文对证人身份无异议，对其证言内容不认可。一审时李士军提供其与诸葛庆文录音证据一宗，拟证实诸葛庆文对涉案借款不能收回具有过错。其中，李士军与诸葛庆文的电话录音中与本案相关内容有：李士军：“当时哥（本院注：诸葛庆文下同）你给我说没问题，能放出来，是这个意思吧，咱没想到当时放出来银行又冲正，我也更纳闷了。对吧？”。诸葛庆文：“对，这个事啊，我说的”。李士军：“因为这个事也是因你而起，咱当时要是不去弄这个活，你不牵头处理这个事情咱都皆大欢喜了，他不会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说是这个意思不，哥？”。诸葛庆文：“兄弟，出这个事谁也没想到，谁也没说会出这个事情，本来咱觉得都很好的事情是吧？一些事弄成这个样子，真是的！”。经质证，诸葛庆文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未申请司法鉴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三、错账冲正原因。“错账冲正”凭证记载原因是“放贷取消”。诸葛庆文系建行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及涉案金芙蓉公司贷款项目客户经理。四、建行经七路支行及其省行营业部相关文件记载的事实。2014年11月21日省建行营业部关于《中国建设银行信用额度审批批复》、2014年12月8日建行经七路支行向省分行营业部《关于济南金芙蓉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成长之路”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的请示》（以下简称《金芙蓉公司贷款业务的请示》）中都载明：1、鉴于授信对象（金芙蓉公司本院注）经营出现一定波动，且今年（2014年本院注）以来收入归行（建行经七路支行本院注）率下降，要求你行（建行经七路支行本院注）切实加强贷后管理，……；我行（建行经七路支行本院注）认为该笔业务风险可控，与客户建立信贷业务关系后有利于拓展下一步合作空间、促进我行业务发展。我行同意为济南金芙蓉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办理5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五、李士军通过建行经七路支行退回贷款保证金的方式，其本人收回借款损失34.4万元。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一、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李士军涉案借款不能收回的事实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二、如果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此存在过错，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综合《金芙蓉公司贷款业务的请示》、《调查意见书》、李士军与诸葛庆文的电话录音、证人证言、“错账冲正”凭证、借款条下面注明的还款方式及还款来源等证据相互印证，根据上述证据能够认定：金芙蓉公司2013年贷款500万元于2014年11月28日到期，到期后金芙蓉公司未能偿还该笔贷款，金芙蓉公司此前经营已经出现波动、2014年以来收入归行率下降等贷款风险，建行经七路支行及涉案贷款客户经理诸葛庆文对金芙蓉公司出现不正常经营状况及还贷风险的事实，应当知情。一审中，李士军提供了其与建行经七路支行工作人员诸葛庆文的相关电话录音，诸葛庆文虽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一、二审均未对该录音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故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在该录音中，李士军：“…..当时你给我说没问题，能放出来，是这个意思吧…..”。诸葛庆文：“对，这个事啊，我说的”。根据该录音内容，诸葛庆文对其事实参与李士军出借过桥资金偿还金芙蓉公司的银行逾期贷款、再利用金芙蓉公司新的银行贷款偿还李士军借款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银行监管部门亦查明，建行经七路支行客户经理诸葛庆文在金芙蓉公司2013年的贷款出现逾期、还款账户资金不足、李士军询问能否继续发放贷款的情况下，对金芙蓉公司可能使用过桥资金归还本行贷款的风险未予以充分揭示，隐瞒了金芙蓉公司贷款逾期、经营波动、收入归行率下降等客观事实。因此，根据上述证据能够认定，诸葛庆文基于为了本单位能够及时收回金芙蓉公司逾期贷款的考虑，事实参与了李士军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过桥资金、利用过桥资金偿还金芙蓉公司逾期贷款、再利用金芙蓉公司新的银行贷款偿还李士军借款的过程，并在李士军向其询问建行经七路支行能否继续发放贷款时，故意隐瞒了金芙蓉公司已经出现的经营风险和贷款风险。鉴于诸葛庆文系建行经七路支行关于金芙蓉公司贷款客户经理的特殊身份，其行为直接影响了李士军对是否出借“过桥资金”的决定判断，李士军基于对建行经七路支行客户经理诸葛庆文特殊身份及行为和相关陈述的信赖，作出了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过桥资金343万元的决定，此后金芙蓉公司利用该笔过桥资金偿还了银行逾期贷款。随后，建行经七路支行亦向金芙蓉公司发放480万元贷款，但在发放该贷款第二天建行经七路支行又以“错账冲正”的方式将该笔480万元贷款收回，对此，本院认为，建行经七路支行提前收回贷款未履行审批、通知等操作程序，不符合建行小企业授信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实属对贷款企业的断贷抽贷行为，直接影响李士军借款的正常收回。且，银行监管部门亦认定建行经七路支行此种在贷款已经发放、尚未到期的情况下，以“错账冲正”名义提前收收回贷款的行为，属于违规操作。综上，本院认为，基于建行经七路支行存在其工作人员事实参与了李士军向金芙蓉公司出借过桥资金、利用过桥资金偿还逾期贷款、再利用金芙蓉公司新的银行贷款偿还李士军借款的事实，并在李士军询问能否继续发放贷款时，隐瞒了金芙蓉公司已经出现的经营风险和贷款风险的事实，且建行经七路支行自身存在违规提前收回金芙蓉公司新的银行贷款的事实，因此，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李士军提供过桥资金不能得到偿还的损失后果存在明显过错，建行经七路支行的上述过错与李士军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建行经七路支行应当对李士军的损失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李士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有资金的对外出借应具有必要的风险判断能力，其对金芙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偿还能力应负有必要的审慎审查义务。同时，即使建行经七路支行给金芙蓉公司发放的贷款正常发放，银行不提前收回贷款，李士军也应该预见到也存在金芙蓉公司可能不偿还或不全部偿还李士军出借的过桥资金的经营风险。因此，本案中，李士军未能尽到全面的审慎注意和风险预判义务，仅凭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即作出涉案资金的出借决定，其自身对涉案借款不能收回的损失应负有相应的过错责任。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双方当事人按照同等比例承担责任，即：建行经七路支行对李士军因出借过桥资金造成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李士军对其损失自行承担50%的责任。关于具体赔偿数额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李士军出借本金343万元，收回34.4万元，未收回本金308.6万元，结合上述双方责任比例，经七路支行应赔偿李士军本金154.3万元。关于利息问题，李士军主张的利息起算点及计算方法符合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予支持。关于李士军主张诸葛庆文个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一、二查明的事实，诸葛庆文的行为系履行建行经七路支行的职务行为，该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其单位承担，故李士军要求诸葛庆文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士军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士军154.30万元及利息（以154.3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后自动履行期满之日止）。三、驳回李士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711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负担18555元，李士军负担185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11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七路支行负担18555元，李士军负担18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琴审 判 员  刘彦亭审 判 员  明 霞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  刘 辉书 记 员  刘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