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6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国军，男，199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锋，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朋兵，男，199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上诉人闫国军因与被上诉人邹朋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47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锋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邹朋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国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闫国军所有诉讼请求；2.邹朋兵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忽略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混淆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一审判决认为邹朋兵已经履行协议主要债务，闫国军已达到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属事实认定错误。闫国军与邹朋兵磋商签约时，便要求将安排闫国军到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担任教练员职位作为其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条件。最终双方协商一致，并将上述约定在《广州市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中进行明确。闫国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目标公司教练员岗位，利用目标公司资源和自身专业提供健身教练服务，按月获得劳动报酬。邹朋兵获得股权转让款的对价也不仅仅包括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股权，还包括：1.为闫国军安排“教练员”职位，保证目标公司按月支付薪酬及提成。2.保证闫国军依据享有持股比例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及获得盈利分红，并享有该公司其他股东享有的合法权利。上述权利义务属于双方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忽略了本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错将转让股份作为邹朋兵应尽的唯一合同义务，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邹朋兵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协议的一方合同主体，并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也未保障闫国军行使股东正当权利。1.签约后，邹朋兵并未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闫国军提供“教练员”职位，也未支付任何薪酬及提成。闫国军曾多次尝试与邹朋兵沟通，但邹朋兵均拒绝协商，甚至在签约一个月后，明确告知闫国军不能为其保留教练员岗位。2.鉴于邹朋兵以俱乐部亏损为由拒不履行协议义务，闫国军曾多次要求邹朋兵提供目标公司会计账簿等材料核查经营状况，但邹朋兵多番推脱，从未向闫国军出具过相关会计资料，也未告知目标公司具体收支情况。3.经闫国军核查，邹朋兵已早于2019年4月份便将目标公司住所地转让给第三方用于经营广州禅悦少林武术会馆，私自从中获利20余万元转让款，邹朋兵未向目标公司股东披露此事，也从未将该情况告知闫国军。综上可见，邹朋兵不但拒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也从未保障闫国军作为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及分红权等最基本的合法权利。其让闫国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目的在于通过签订协议的合法手段，从中获取股权转让款。邹朋兵并未履行其作为合同相对方以及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尽的义务和职责，闫国军已无法实现签订合同的目的。另补充，邹朋兵在一审阶段向法庭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拟证明其已召集目标公司的股东表决，并通过股权转让的决议，然而在该份文件上，并未就向闫国军提供教练员岗位，以及每月支付工资、提成等事项进行表决，甚至没有相关的内容记载。由此可见，邹朋兵由始至终从未针对股权转让协议中为闫国军提供岗位，目标公司每月向闫国军支付工资、提成这个合同的主要义务作出实际的履行行为。邹朋兵之所以与闫国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目的仅为了获得闫国军支付的转让款，而非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对等的义务，将闫国军安排到其实际控制经营的目标公司担任教练员，并由目标公司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及分红，甚至目前该目标公司已经处于经营异常状态，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目标公司并未在注册地址上继续营业。鉴于邹朋兵未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闫国军的合同目的也已经无法实现，闫国军有权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邹朋兵返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邹朋兵书面答辩称，不同意闫国军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邹朋兵的主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闫国军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是邹朋兵向闫国军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的股权。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无需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因此邹朋兵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会决议表决通过，双方的股权转让行为以及闫国军的股东资格即得到认可，而且闫国军由此至终并未对其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资格提出过质疑，所以，邹朋兵作为股权转让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闫国军的主要合同目的已达到。双方约定股权转让后，闫国军担任教练员岗位，邹朋兵也实际上为闫国军安排了该岗位。但闫国军在2018年10月16日与邹朋兵的微信聊天中明确表示因不愿意继续承担经营风险，因此向邹朋兵提出愿意亏损1万元，以7万元的对价退股并放弃工资，这足以证明闫国军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止损，而不是闫国军所称的邹朋兵存在违约行为，邹朋兵并没有剥夺闫国军工作岗位和收取工资提成的权利，闫国军主张邹朋兵没有安排岗位和发放工资提成并不属实。再者，闫国军的劳动关系是存在于其与目标公司之间，邹朋兵作为目标公司的其中一名股东和高管，其个人没有义务保障闫国军与目标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履行。而且，涉案合同并没有约定以劳动关系的履行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闫国军与目标公司劳动关系履行的一切事由都不成为《股权转让协议》解除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是约束股权转让过程中双方的行为，邹朋兵仅对股权的转让行为和股权的权利属性负应尽义务。如前所述，邹朋兵已履行了确认闫国军股东资格的义务，邹朋兵的转让行为符合约定，其次，邹朋兵转让给闫国军的股权没有任何权利瑕疵，闫国军与其他股东一样享有其持股比例下同等的股东权利，其中包括享有分红权和知情权，因此邹朋兵转让的股权权利属性亦符合约定，邹朋兵已履行了所有合同应尽义务。而闫国军所称的实现分红权和知情权均应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该法律关系应存在于闫国军与目标公司之间，而不是邹朋兵个人的义务，更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闫国军混淆了其中的法律关系，其主张以未实现其分红权和知情权为由解除合同并没有法律依据。闫国军称邹朋兵将目标公司住所地转让给广州惮悦少林武术会馆陈述并不属实，目标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并没有变更，而且经查并没有广州惮悦少林武术会馆的工商登记信息，闫国军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股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闫国军的主要合同目的已达到，邹朋兵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闫国军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闫国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闫国军、邹朋兵双方签订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邹朋兵向闫国军返还股权转让款8万元并支付利息（以8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18日为2184.06元）；3.闫国军因提起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由邹朋兵承担；4.邹朋兵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系成立于2017年7月1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8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景琳，股东为刘宝、胡晓明、颜郑、邹朋兵，经营范围包括机械设备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台球服务、竞技体育科技服务、全民健身科技服务等。2018年9月4日，邹朋兵（甲方/转让方）与闫国军（乙方/受让方）签订《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以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为目标公司，内容包括：“甲方拥有目标公司70%的股权，甲方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10%转让给乙方，且乙方同意受让。第一条、目标公司的基本状况。目标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景琳；注册资本：180万元；目标公司现有股东：邹朋兵、刘宝、颜郑、胡晓明、王景琳。第二条、转让标的及价格。1、甲方转让目标公司所持股份的10%给乙方。2、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8万元整。3、双方无需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第四条、支付方式。乙方将转让款于本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到甲方指定的账户。第五条、甲方承诺。1、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未设定有他项权利，如质押、抵押等。2、目标公司没有为任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3、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知情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第六条、乙方承诺及权利。1、乙方须依据本协议第四条之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2、乙方如需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需在与甲方协商后办理，变更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3、股权转让后，乙方从事的岗位为教练员，目标公司需按月另行支付工资给乙方，工资为4000元人民币加提成，结算日为每月30日，乙方工资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开始计算。4、乙方享有按持股比例的分红权及股东所持股份相应的其他股东权利。分红时间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的分红时间一致。5、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经营期间，乙方未发生违约行为，在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可对所持股份进行转让和变更。”同日，闫国军向邹朋兵转账合计6万元，向拳说搏击健身俱乐部广州市联乡路店转账合计2万元，共计转账8万元。闫国军提交的《关于薛婷婷投诉举报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涉嫌违法事项的答复》（穗花市监群函[2019]166号）载明，该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7月1日到被投诉地址“花都区镜湖大道2号云峰花园西门15-16铺”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该地址经营主体不是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按照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执法人员前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2号2区144号商铺检查，也找不到该公司。闫国军提交的录音、视频及微信聊天记录均系为证明邹朋兵已将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转让给第三方。邹朋兵主张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还在经营，地址与企业注册信息一致，由于公司是做团体武术培训，所以有团体预约的时候才开放。闫国军提交的其与邹朋兵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邹朋兵于2018年10月20日对闫国军说：“教练员岗位不能给你保留了，你暂停教练员岗位。”邹朋兵提交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包括：“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4名，实到股东3名，占公司表决权的90%。经表决，代表90%表决权的股东赞同，通过如下决议：一、公司中原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比例如下：邹朋兵认缴出资额126万元，货币出资，占70%；刘宝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颜郑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胡晓明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二、同意股东邹朋兵将持有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为18万元以8万元价格转让给闫国军。三、公司其它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四、股权转让后公司中各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占注册资本比例如下：邹朋兵认缴出资额108万元，货币出资，占60%；刘宝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颜郑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胡晓明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闫国军认缴出资额18万元，货币出资，占10%。”邹朋兵、刘宝、颜郑作为股东签名捺印，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3日。胡晓明于2019年11月21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声明书》，内容为：“邹朋兵在向闫国军转让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占持股比例10%的股权前，已当面向本人告知此事，并征求本人意见，本人当时已明确说明放弃优先购买权。但因本人工作比较忙，因此未参加股东会，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现本人正式向贵院声明：本人放弃对上述邹朋兵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保证上述陈述情况属实。”另查，闫国军于2019年4月18日与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聘请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其与邹朋兵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律师费为3000元。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于同日向闫国军开具律师费发票，金额为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约定或法定解除事由。关于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约定解除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从《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双方并未就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约定，故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具备约定解除事由。关于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法定解除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闫国军主张邹朋兵未向其提供任何工作岗位、未向其支付任何工资或提成款项以及分红、也未告知其具体收支情况，构成根本性违约。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邹朋兵的主要债务是将其持有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10%股权转让给闫国军，双方并约定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邹朋兵提交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胡晓明出具的《声明书》，邹朋兵已经履行该主要债务，闫国军已达到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故闫国军诉请解除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邹朋兵退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及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3日作出判决：驳回闫国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30元，由闫国军负担。二审庭审后，闫国军向本院补充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资料，拟证明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于2020年8月10日被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闫国军主张解除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有否依据，邹朋兵应否返还股权转让款及支付利息和律师费给闫国军。本院对此评析如下：根据邹朋兵与闫国军双方签订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邹朋兵拥有目标公司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70%的股权，其将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10%转让给闫国军，且闫国军同意受让，上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8万元，双方无需办理工商登记的变更。邹朋兵主张其已履行了转让该10%股份给闫国军，提供了《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东胡晓明出具的《声明书》，表明邹朋兵已履行了转让目标公司10%股份的义务，故闫国军已达到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关于闫国军主张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目标公司教练员岗位，从双方签订的《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来看，并非是邹朋兵作出的承诺，且该教练员岗位工资约定是目标公司须按月另行支付给闫国军，故闫国军主张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目标公司教练员岗位，按月获得劳动报酬，并非是邹朋兵的义务。闫国军以此主张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闫国军主张其作为股东应享有的知情权及分红权等权利的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一审法院对闫国军诉请解除涉案《广州拳说搏击俱乐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邹朋兵返还股权转让款并支付利息及律师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闫国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0元，由上诉人闫国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审判员  李 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