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12民初371号 原告：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2541585E。 法定代表人：张培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健，浙江轩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孝庭，男，195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员工，台湾地区居民。 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台州市黄岩环城东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3573975163C。 法定代表人：朱素娟，执行董事兼经理。 被告：朱士军，男，197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振华、吴戴一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鸿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审理中名称变更为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都公司）、朱士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1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7日、5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何健、陆孝庭、以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高振华、吴戴一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审批，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原名联塑（杭州）机械有限公司。被告朱士军系被告亚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2年，朱士军通过亚都公司代理销售原告生产的注塑机共计3台，并销售给台州市中野塑业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1日变更为浙江中野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野公司），该3台注塑机型号分别为UN-1600L、UN2K-2000L、UN2K-2800L，代理价总计8098800元。期间，亚都公司（朱士军）仅向原告支付定金2900000元，不但不支付剩余货款，反而以联塑公司供应的上述注塑机存在质量问题、中野公司提出巨额质量索赔并要求退货为由，要求联塑公司退还2900000元定金。后联塑公司经直接与中野公司沟通，方才得知中野公司早已将上述注塑机退还给亚都公司（朱士军），但未提出质量索赔。联塑公司后续进一步了解到，亚都公司（朱士军）收到中野公司退还的3台注塑机后，擅自更换该3台注塑机的商标，并非法处置给他人，获利数百万元。 2012年，朱士军通过亚都公司从原告处采购不同规格型号的注塑机共计11台，销售给重庆市金迪汽车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迪公司），具体包括型号UNSJ80的1台、UNSJ90L的2台、UNSJ2H-110的2台、UNSJ125L的3台、UNSJ165L的1台、UNSJ850L的1台、UNSJ1450L的1台，代理价总计3277100元。但亚都公司（朱士军）累计仅向原告支付货款（包括订金）138万元，对于剩余货款1897100元，亚都公司（朱士军）也是以金迪公司认为原告供应的注塑机存在质量问题、不愿意付款、要求索赔等为由拒绝支付给原告。而实际上，上述11台注塑机根本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仅存在因长时间生产运行而发生正常损耗及配件更换等情况，金迪公司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质量索赔，且早已将应支付给亚都公司（朱士军）的货款付清。 鉴于上，原告于2017年8月向临安市公安局控告朱士军合同诈骗，该局予以立案侦查并对朱士军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审查后以朱士军涉嫌合同诈骗罪起诉至法院。近期，原告得知临安检察院向法院撤回了对朱士军的起诉，朱士军被无罪释放。对于此，作为被害人，原告实在难以接受。但不管怎样，朱士军及其实际控制的亚都公司采取欺骗手段拒付原告货款并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是事实，该事实也已经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查明。故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亚都公司支付原告货款7095900元，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2591448元（按照年利率6%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8日，此后的利息仍按前述标准继续计付）；二、被告朱士军对上述第一项中的款项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亚都公司答辩称：第一，原告起诉已经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就中野公司的合同而言，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4月19日，约定余款在交付（2013年3月）后6个月之内付清，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9月起算2年到2015年9月，2015年6月24日，亚都公司与原告签订和解协议，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所以诉讼时效从2015年6月25日重新计算2年到2017年6月24日。起诉状中写明原告刑事报案的时间是2017年8月，我们认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当然，原告代理人刚才当庭陈述的时候说，这个是写错了。我们认为，虽然可以提供证据来证明，但是这份起诉状是原告盖章确认的法定文书。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认为是很不应该的。第二个合同就金迪公司的合同而言，签订于2012年5月21日，约定一年内付清尾款。即使本着有利于原告的原则，把这个一年的起算时间理解为从交付之后开始起算交付的最后时间点是2012年9月28日。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付款期限是到2013年的9月28号，两年的诉讼时效起算，就是从2013年的9月29日起算2年到2015年9月28日。而原告在2017年才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是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 第二，亚都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相当于是原被告之间就中野公司三份注塑机签订的一份补充协议。有如下几点理由：（一）、虽然协议上签字的人是陆某和朱士军，但这两人均具有代表公司签约的主体资格。首先这个协议的抬头甲方、乙方，写的就是原告和亚都公司。从个人的身份上看，陆某是联塑公司工厂的总经理，实际上也是另一位委托代理人陆孝庭的儿子，他们是父子关系，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经理。临安检察院在起诉书当中，也明确认定陆某是原告负责人。并且也是原告所谓的刑事报案、提交证据、以及接受警方询问的对象。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以原告负责人的身份报案和提交证据。另外，陆某在中野公司三台注塑机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维修说明上签字，该维修说明也加盖了原告的公章。所以，一系列证据证明，陆某在此起交易合同当中，就是联塑公司的负责人，有资格、有能力代表原告签订和解协议。作为朱士军来讲，我们认可他是亚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受亚都公司委托，或者有这个权限代表亚都公司签订和解协议。这是从双方的签约主体上来讲。（二）、从协议内容上看，这个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亚都公司没有实施任何欺诈行为。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和解协议提到一个质量问题，在本案中，中野公司的这三台注塑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质量问题的源头是出在联塑公司没有依照订单生产。在我们提供的证据当中，我们会提供一份维修说明这份维修说明是，经过原告盖章以及负责人陆某签字确认，足以证明销售给中野公司的三台联塑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同时，结合联中野公司负责人叶某的证言，以及陆某的证言，可以证明产生质量问题的根源是，原告没有按照亚都公司的订单的要求，以ＰＥ或者ＰＥ作为原料进行设计生产。亚都公司在向原告订购机器时，明确说要以ＰＥ作为原料生产。但实际上，原告生产的机器是按照ＡＢＳ或者ＰＰ作为原料，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原料，所以造成机器质量无法达到使用要求。事实上，中野公司作为机器的实际使用方提出高额赔偿，也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中野公司负责人在笔录当中明确提到，因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曾经向朱士军提出过120万元的赔偿，这难道不是数额巨大。亚都公司作为中间商，既然是原告生产的机器出现质量问题，中野公司提出高额赔偿后，亚都公司也会向原告提出要求。（三）、亚都公司没有告知从中野公司的收款情况，不是欺诈。因为亚都公司是中间商，亚都公司与原告、中远公司签订的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买卖合同。在这些合同当中，亚都公司既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合同约定义务要向上家原告告知从下家中野公司收款的情况。因此，隐瞒欺诈一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同时，和解协议是双方经过协商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原告，是基于商业考虑作出的决定。因为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可以再拿到75万元的货款。但同时，原告将本来应由其承担的售后维修服务全部交给亚都公司来负责。和解协议对于联塑公司而言，确实放弃了一部分债权，但同时也免除了他终身保修的义务。因为三台机器约定的是终身保修。一年是免费保修，后面是其收取零部件费用。这三台机器，其实在签订了和解协议之后，仍然出现质量问题，也是由亚都公司找人花钱，进行了维修义务。和解协议，不符合合同法规定无效当中的任何一个条款，应当是有效的，而且是作为中野公司这三台机器的补充合同。 第三，退一步讲，即使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亚都公司也有权主张相应债权进行抵销。抵销分成如下的5笔：1、原告出具的维修说明中，确认亚都公司垫付的维修款300000元；2、原告确认的金业公司销售业务奖金807782元，抵销权成立于奖金确认函确定的2013年8月24日；3、亚都公司缴纳的代理保证金492332元，抵销权成立于两年代理协议到期后次日即2013年10月9日；4、原告确认的出机超过10000000元对应的奖励金200000元，抵销权成立于2011年10月7日-2012年10月8日代理期限到期后次日即2012年10月9日；5、2011-2013年返点佣金共536344.4元，其中第一年返点佣金414732.8元（10368320*4％）抵销权成立于2011年10月7日-2012年10月8日代理期限到期后次日即2012年10月9日，第二年返点佣金121611.6元（6080580*2％）抵销权成立于2012年10月9日-2013年10月8日代理协议到期后次日即2013年10月9日。上述5笔抵销款合计2336458.40元。 第四，合同当中虽然有一个条款，说不履行合同，应承担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但是这个条款在本案当中不应适用，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过高，根据法律规定，不符合实际损失和补偿原则。从原告本身的诉请来讲，他也没有引用这个条款，而是按照逾期付款利息来计算损失的，这个计算方法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计算的标准我们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年息6%的规定，而应当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贷款报价利息来计算。就中野合同，原告750000元债权产生于2015年6月24日；就金迪合同，原告1897100元债权产生于2013年9月28日。1、亚都公司以奖励金807782元（2013.8.24）折抵原告债权750000元（2015.6.24），原告750000元债权不再产生利息损失，亚都公司剩余57782元可用于抵销；2、亚都公司以奖励金200000元、第一年返佣金414732.8元（2012.10.9）和57782元折抵原告债权1897100元（2013.9.28），原告债权剩余1224585.2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9月28日至2013年10月8日利息损失等于2095.4元；3、亚都公司以代理保证金492332元和第二年返点佣金121611.6元（2013.10.9）折抵原告剩余债权1224582.2元，原告债权剩余610641.6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10月9日至2014年11月7日利息损失等于41205.59元；4、亚都公司以垫付维修款30万元（2014.11.8）折抵原告剩余债权610641.6元，原告剩余债权310641.6元，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1月8日至2019年8月19日利息损失等于74095.36元；5、原告剩余债权310641.6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以X表示）。综上，利息损失等于2095.4+41205.59+74095.36+X=117396.35+X。 被告朱士军答辩称：朱士军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不应当列为本案的被告。因为公司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所以公司是承担债务的主体。当然，在例外情况下，股东可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所谓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除此之外，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规定了清算环节，由于实际控制人原因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的债权人可以主张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除此之外，不应该由实际控制人承担责任。本案当中涉案的两份买卖合同签订的主体和履约的主体都是联塑公司和亚都公司，而亚都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被告朱士军既不是亚都公司的股东，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没有规定原告享有对实际控制人主张合同义务的权利。原告起诉被告朱士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对朱士军的所有诉讼请求。原告在起诉状中要求被告朱士军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和连带清偿责任。这是两种责任，希望原告明确是哪一种以及相应的法律依据。 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买卖合同2份（系复印件，原件在临安公安机关），欲证明原告与亚都公司建立注塑机买卖关系，双方以书面的合同形式对买卖标的物的价款、付款方式、交货验收、品质担保、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明确约定的事实。 2、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复印件）、检查笔录、立案决定书、撤回起诉意见决定书、同意移送机关撤回通知书（以上系复印件，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各1份，欲证明原告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 3、朱士军第2、3、5次询问笔录各1份、陆某第1、2次询问笔录2份、叶某询问笔录2份、娄日祥询问笔录1份、增股协议1份、章森明询问笔录（2017年8月2日）1份、付款凭证6份（以上系复印件，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中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1份（复印件）、起诉书1份（复印自被告的证据），欲证明陆某是以个人名义与朱士军签订和解协议，朱士军没有实际履行协议的事实。 4、朱士军第1、4、7次询问笔录、朱斌询问笔录、赵艳清第1、2次询问笔录、车辆查询记录各1份（以上系复印件，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欲证明朱士军是亚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且是负责实际经营亚都公司的唯一实际股东及管理者；朱士军未将从中野公司和金迪公司收取的货款，纳入到亚都公司的账目，而是用于偿还其本人以及赵艳清的债务；亚都公司名下的车辆在2014年过户给赵艳清，2018年又过户给他人，用于抵偿个人债务；综上，证明亚都公司和朱士军个人财产混同的事实。 5、原告开给亚都公司的货款发票41份、原告开给客户发票11份、付款委托书1份（均系复印件），欲证明包括中野公司和金迪公司的货款在内，亚都公司至今尚欠原告货款至少是7787181元，本案仅起诉了中野公司和金迪公司的货款7090000元，进一步证明亚都公司的保证金不具备返还条件的事实。 被告亚都公司、朱士军共同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工商信息1份（复印件），欲证明原告公司是在2018年12月24日经工商变更名称的事实。 2、新闻链接1份（网页打印件）、起诉书1份（复印件），欲证明陆某是原告的负责人，案涉两份合同的机器交付时间的事实。 3、亚都公司和中野公司买卖合同1份（复印件），欲证明亚都公司和中野公司之间的合同与亚都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合同是独立的，分开签订的事实。 4、维修说明1份（复印件），欲证明陆某是原告的负责人，因为有陆某的签字，也证明原告销售给中野公司的机器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的事实。 5、刑事侦查证据卷Ｊ2，Ｐ42-45（陆某证人证言）1份（复印件），欲证明原告认可800000元奖金，亚都公司2011-2013年作为代理商期间，每年销售超过10000000元，签订和解协议既可以避免中野公司追究原告的赔偿责任，后期维修责任也转嫁至亚都公司的事实。 6、刑事侦查证据卷Ｊ2，Ｐ46-48（陆某证人证言）1份（复印件），欲证明原告还有50余万元的销售佣金未支付给亚都公司的事实。 7、刑事侦查证据卷Ｊ2，Ｐ62-66（叶某证人证言）1份（复印件），欲证明机器型号与生产需要不符，因为生产机器用的是ＡＢＳ料，中野公司需要的是ＰＥ作为原料，亚都公司派员对机器进行过维修，费用合计300000元，与维修说明里的维修款项是可以对应的，中野公司向亚都公司的负责人朱士军提出过1200000元的赔偿请求的事实。 8、和解协议1份（复印件），欲证明2015年6月24日原告与亚都公司签订过和解协议，双方对于销售给中野公司的三台机器尾款以及售后的服务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事实。 9、采购协议（无锡舜邦与亚都公司）、台州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各1份（复印件），欲证明和解协议签订后，亚都公司继续承担三台机器的维修责任，以及相应的费用支出情况的事实。 10、采购合同（亚都公司与金迪公司）1份（复印件），欲证明亚都公司和金迪公司之间的合同与亚都公司和原告之间的合同工是分别独立的事实。 11、收货证明1份（复印件），欲证明金迪公司的机器是在2012年8月30日、9月28日交付完毕的事实。 12、业务奖金确认函、购销合同（金业公司与原告）、授权书各1份（复印件），欲证明经朱士军、亚都公司的介绍，原告和金业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原告应当向亚都公司支付业务奖金807782元的事实。 13、对账单、刑事侦查证据卷J4，P106-107（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代理协议（2011.10.7-2012.10.8）、代理协议（2012.10.9-2013.10.8）各1份（复印件），欲证明亚都公司向原告缴纳了代理保证金492332元，应当予以退还的事实。 14、付款明细表、收据各1份（均系复印件），欲证明亚都公司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定金3000000元，其中2900000元是承兑汇票、100000元是现金的事实。 15、验资报告1份（系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欲证明亚都公司的股东为朱素娟和朱斌，且两名股东均已出资完毕的事实。 16、支付凭证6份（复印件）、情况说明1份（复印件）、银行账户明细1份（复印件）、归档处理明细（打印件）1份，欲证明亚都公司名下所谓保时捷车辆，实际系朱士军、赵艳清、朱素娟个人支付的车款，与亚都公司财产无关，仅是曾经挂靠在亚都公司名下的事实。 前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两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两被告质证称原告提供了6月份立案的公安决定书，实际修改了起诉状的陈述，既然提供了证据证明中野合同的诉讼时效没有过，亚都公司也认可，但金迪公司的合同诉讼时效仍然是过了。该组证据中的录音制作时间是在2016年4月份，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半年，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经审查，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两被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两被告认为不是事实，也与本案无关。经审查，两被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认为协议约定保证金在合作终止后30日内退还，与货款不存在关系，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经审查，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两被告提供的新闻链接反映的时间是2014年，当时陆某确实是原告公司的总经理，但2015年1月以后就不是。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5年之后陆某不是公司总经理。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800000元奖励金的金额是对的，但还要扣除原告垫付的融资利息、运费、后期维修费，剩余的话没有这么多。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6，原告对陆某陈述的真实性有怀疑，亚都公司还不符合佣金的支付条件。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7，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案涉机器设备既可以生产ABS料，也可以生产低压PE，但中野公司使用的是含有金属杂质的废料。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8，原告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陆某不能代表原告公司，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属于无效协议。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9、10、11、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3，原告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代理保证金的金额是对的，但不符合退还条件，它是为了担保原告收回相应的货款，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货款至今没有收回。10000000元奖励200000元是对的，但这是依据第一份代理协议，第一年是试用期，但原告不认可4%的佣金，2012-2013年度没有完成任务目标15000000元，所以不符合支付条件。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4，原告对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100000元现金有收到过，但不是中野公司的业务。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5，原告对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实际出资并非来源于朱素娟和朱斌。经审查，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两被告提供的证据16，原告对其中的支付凭证、情况说明、银行账户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归档处理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认为不能看出朱素娟参与出资，该组证据反而证明亚都公司与朱士军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经审查，对该组证据中除归档处理明细之外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依职权通知证人陆某到庭出庭作证，其形成的证人证言笔录1份。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陆某签订协议时未得到原告公司的授权。两被告则认为陆某有权代表原告公司签字。经审查，陆某的证人证言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作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确认的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浙江鸿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于1999年6月1日登记设立，曾用名联塑（杭州）机械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变更企业名称为浙江鸿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018年3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由陆孝庭变更为张培根，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审理中，原告名称于2020年10月15日变更为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邵云。 被告亚都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登记设立，注册资金500000元，朱士军曾在2018年1月4日至3月6日期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经理职务，现法定代表人为朱素娟，股东分别为朱素娟、朱斌，各持股50%。被告朱士军系被告亚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人。2011年10月以来，朱士军以代理商和中间商两种模式销售原告生产的注塑机，赚取业务费和销售差价获利。本案主要涉及两块作为中间商的销售事实： （一） 2012年4月15日，案外人叶某因筹建台州市中野塑业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1日，名称变更为浙江中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所需，向被告朱士军采购3台伺服注塑机，朱士军以亚都公司名义与叶某签订协议1份，约定：叶某向亚都公司采购型号为ＵＮ-1600Ｌ、ＵＮ2Ｋ-2000Ｌ、ＵＮ2Ｋ-2800Ｌ的注塑机各1台，价款合计9650000元，首付30%即2900000元，余款自出厂之日起60日内按揭每月支付。当月19日，朱士军以亚都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1份，约定：亚都公司向原告采购前述3台注塑机，并备注：“原料为低压ＰＥ或ＰＴ，产品为垃圾桶、物流托盘、周转箱”，90天内交货，总价款8098800元，定金30%，出机前付40%，余款30%于机器运到买方工厂后6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自交付日起免费保修期1年，不履行合同应承担货款总值20%的违约金，货款未全部清偿前，标的物的部分所有权属于卖方，买方未经卖方同意不得将标的物任意买卖、出借、出租、或赠与任何第三者。前述合同签订后，叶某（中野公司）自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2月21日期间陆续向朱士军（亚都公司）支付定金2900000元，朱士军（亚都公司）自2012年4月20日至2013年2月18日期间陆续向原告支付定金2900000元。原告收到前述定金后，于2013年3月交付3台注塑机，并运至中野公司安装使用。期间，因注塑机型号不符合中野公司生产要求，导致使用期间发生故障，经原告及亚都公司多次维修及改造，2014年下半年以后机器基本能够满足中野公司生产需要。其中，因原告委托亚都公司订制临时用的木板以及其他维修问题，亚都公司陆续代购并垫付费用350000元。为此，双方于2014年11月8日达成《维修说明》1份，约定前述垫付费用在以后的往来账中扣除。 自支付2900000元定金后，叶某（中野公司）自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10月24日期间陆续向朱士军（亚都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610000元，但朱士军（亚都公司）仅在2013年7月29日支付原告100000元，并以注塑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中野公司提出高额赔偿要求、以及中野公司未支付余款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货款。2015年6月24日，朱士军在隐瞒已收到中野公司余款1610000元的情况下，以亚都公司名义与原告方经理陆某（系当时原告法人陆孝庭的儿子）签订《和解协议》1份，约定：（1）如果中野公司与亚都公司协商后，愿意支付亚都公司1500000元，以后中野公司所有售后服务由亚都公司负责，原告只协助不承担费用；（2）亚都公司拿到中野公司余款1500000元，分给原告750000元（不用提供发票），原告将不再追诉亚都公司所有责任。后，朱士军（亚都公司）未再支付原告前述买卖业务款项。 因中野公司提出退还前述3台注塑机，2015年7月28日，朱士军以亚都公司名义向东莞亿东机器有限公司采购4台注塑机，价款6066000元。后经协商，中野公司与亚都公司于2015年8月3日达成《换机协议书》1份，约定：原告生产的3台注塑机更换为亿利达直压机EVH410、EVH1400-1800、EVH2200-3200、EVH2800-5000各1台，换机后，中野公司还需支付亚都公司总货款5280000元，签约当日支付300000元作为定金。签订前述协议后，中野公司又支付亚都公司150000元，亚都公司则陆续支付给东莞亿东机器有限公司2524000元。后因亚都公司拒绝支付余款，经三方协商，于2016年11月8日达成《协议书》1份，约定：东莞亿东机器有限公司退还亚都公司定金7万元，不再向亚都公司催讨货款，由中野公司直接向东莞亿东机器有限公司支付余款3530000元。 根据前述换机协议，退还给亚都公司的3台注塑机，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朱士军以亚都公司名义于2015年12月转卖给台州市华盛塑胶有限公司，价款合计3600000元，款项已全部交付。 （二） 2012年5月16日，金迪公司向亚都公司、朱士军采购注塑机型号为UNSJ80的1台、UNSJ90L的2台、UNSJ2H-110的2台、UNSJ125L的3台、UNSJ165L的1台、UNSJ850L的1台、UNSJ1450L的1台，合计价款3885000元，付40%货款后出机，余款在安装调试合格后12月内每月底支付，并签订《采购合同》1份。朱士军为履行前述合同，于2012年5月21日以亚都公司名义向原告采购前述机器设备，并签订协议1份，约定：总价款3277100元，2012年7月1日交货，订金20%，出机前付50%，余款一年内付清。2012年8月30日，金迪公司收到前述设备。金迪公司已陆续向亚都公司、朱士军支付全部合同价款3885000元，朱士军与亚都公司仅支付原告1380000元（含订金），余款1897100元朱士军以注塑机存在质量问题、金迪公司未支付余款为由拒绝未付。 另查明：1、中野公司于2013年1月8日登记设立，叶某系法定代表人。2014年1月15日，朱士军与中野公司签订《增股协议》1份，约定朱士军以投资5000000元入股中野公司，持有20%股权。2015年1月28日，中野公司办理了相应股权登记，其中朱士军的20%股权由其妻子赵艳清代持。2017年6月4日，朱士军、赵艳清以6500000元对价将前述20%股权转让给叶某等人。 2、朱士军曾在2018年6月21日13时23分的询问笔录中，称：案涉货款大部分都是承兑汇票，没有入亚都公司账户，都是由其个人使用。 3、中野公司曾向原告出具书面说明一份，称：原告提供的3台注塑机属于标准注塑机，对于合同约定使用原料为低压PE或PP产品的垃圾桶、物流托盘、周转箱等可以满足。但中野公司在实际生产中需要使用回收PE塑料的塑料作为原料生产，由于原料的流动性差需要较大的流量以及特殊性的料管与螺杆，因此前述注塑机都已全部超过负载运行。经向原告咨询，并针对性对机器逐一改造，改造后的机器基本可以满足生产公司所需产品。中野公司未向机器生产商提出质量索赔，对原告的服务基本满意，但是机器改造后，考虑使用寿命，故决定退回前述3台注塑机，已付30%订金冲抵两年使用费。 4、据叶某和朱士军称：就案涉3台注塑机事宜，叶某曾向朱士军口头提出1200000元赔偿，后因双方达成换机协议不了了之。 5、原告曾以朱士军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分局于2017年8月7日决定对朱士军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8年9月5日向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9年3月15日，该院以朱士军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向本院提起公诉。2019年12月18日，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经审查认为前述案件原认定的犯罪事实有重大变化，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决定撤回对犯罪嫌疑人朱士军的起诉意见。同日，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同意前述意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4个：（一）原告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和解协议是否有效？（三）亚都公司主张的债权抵销是否成立？（四）朱士军是否要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一）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分成两笔业务进行处理：1、中野公司的业务。两被告答辩时虽抗辩中野公司业务款诉讼时效已过，但质证时又认可诉讼时效问题，故本案中不再主动审查。 2、金迪公司的业务。 合同约定一年内付清货款，应视为交货后1年内付清。原告实际交货为2012年8月30日，按约最迟应在2013年8月29日付清余款，相应诉讼时效为自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即2015年8月29日。但根据公安机关在2018年8月7日10时6分对朱士军所作的询问笔录，朱士军明确自愿表示欠原告的钱愿意尽快偿还掉，应视为朱士军已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现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被告亚都公司关于诉讼时效抗辩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关于朱士军与陆某在2015年6月24日签订《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协议未加盖原告公司印章，原告虽否认陆某有权代表公司签字，但根据陆某的身份以及此后代表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受询问等事实，足以认定陆某在案涉业务上有权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因此，对原告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但是否能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存在争议，本院作如下分析： 1、和解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未成就，协议尚未生效。协议约定了第三方的义务，并以该义务的成就与否作为协议的生效要件。协议约定，如果中野公司与亚都公司协商后，愿意支付1500000元，亚都公司拿到1500000元后，分给原告750000元，原告将不再追诉亚都公司所有责任。换言之，中野公司是否愿意支付亚都公司1500000元且亚都公司将其中750000元分给原告，是和解协议的生效要件。由于在该协议签订时，朱士军隐瞒了除收到订金2900000元之外，还收到中野公司1610000元款项的事实。因此，该隐瞒事实对应的是否就是生效要件中约定的1500000元，是本案需审查的关键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分歧的时候，应从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预见的事实出发。而对于原告方的陆某来说，签订协议时对中野公司已支付1610000元的事实并不知情，不应受该事实的约束，生效要件中所约定的中野公司愿意支付亚都公司1500000元，应是指协议签订后支付的款项，而不包括已支付的款项。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签订协议后，中野公司至今未支付亚都公司或朱士军1500000元，原告也未收到过协议约定的750000元。前述生效要件未成就，原告放弃追诉亚都公司所有责任的约定也未生效。退一步说，即便将协议前中野公司已支付的1610000元视为生效要件中的1500000元，亚都公司和朱士军至今也未向原告支付其中的75万元。其所抗辩的债务抵销未经双方结算确认，未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采纳。同上，协议的生效要件未全部成就，原告放弃追诉亚都公司所有责任的约定也未生效。 2、亚都公司（朱士军）擅自转卖注塑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亚都公司系中间商，其并非案涉买卖业务的中介人，而是分别与出卖人即原告、使用人即中野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亚都公司应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向原告支付价款，至今未全部履行，已构成违约。事实上，合同还约定货款未全部清偿前，标的物的部分所有权属于卖方，买方未经卖方同意不得将标的物任意买卖、出借、出租、或赠与任何第三者。但亚都公司（朱士军）在签订和解协议后，就擅自与中野公司达成换机协议，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就将退回的案涉3台注塑机又转卖他人，获得转让款3600000元。亚都公司（朱士军）的前述行为，不仅违反了买卖合同的约定，也违反了《和解协议》的约定。因此，和解协议事实上已无法履行，即便生效，原告也有权终止协议和停止履行合同义务。 3、前述和解协议，系朱士军隐瞒中野公司已支付1610000元的事实，在案涉3台注塑机经改造已基本满足中野公司日常生产需求的情况下，仍夸大质量瑕疵问题，使陆某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签订和解协议前，朱士军告知陆某中野公司拒绝退还机器设备及支付剩余款项，并要求1200000元高额赔偿，使陆某误以为该笔业务不仅不能回收余款，且需支付高额赔偿，故签订了和解协议。但事实上，在签订和解协议后，朱士军即以亚都公司名义与中野公司签订换机协议，不仅从中野公司处领款150000元，同时又将退回3台设备转卖他人获得高额利润。然而，原告至今仅收到订金2900000元及100000元货款，余款5098800元朱士军分文未付。简言之，继续履行和解协议不仅违反合同公平原则，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亚都公司抗辩要求继续按和解协议履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亚都公司主张的债权抵销抗辩能否成立？ 关于亚都公司主张的债权抵销问题，一共包括5项：垫付的维修款300000元、金业公司销售业务奖金807782元、代理保证金492332元、出机超过10000000元对应的奖励金200000元、2011-2013年返点佣金536344.4元。其中，垫付的维修款300000元与案涉买卖业务有关，且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应作扣除。其他4笔费用，虽系原告与朱士军（亚都公司）的代理销售业务产生，与本案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因原告同意抵销，故本案中一并抵销。 （四）朱士军是否要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讼争标的实际系朱士军以亚都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两份采购注塑机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因此，原告将亚都公司、朱士军作为共同被告，在诉讼程序上并无不当。 而从案件实体处理考虑，虽然从合同当事人及开票事实来看，原告作为出卖人对应的合同主体应为买受人亚都公司。但根据已查明事实，亚都公司虽系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在案涉两笔买卖业务关系中，其作用仅是作为朱士军实现交易的一个平台，在交易过程中完全是以朱士军的个人意志为主导。而朱士军作为亚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经营者，不仅经手了案涉两笔业务的全部流程，包括业务洽谈、合同签订、售后维修、对账结算等。且根据朱士军陈述，交易所得收入款项也基本未入亚都公司账户，而是由其个人使用。换言之，朱士军个人也是案涉交易的实际获利者和支配者。因此，本案采购合同的主体虽是亚都公司，但实际是朱士军借用亚都公司的名义与亚都公司一起完成了整个买卖交易行为。此外，在金迪公司的买卖业务中，朱士军虽以亚都公司名义向原告采购设备，但在其转卖给金迪公司的业务中，朱士军也是作为共同出卖人在合同上落款签章，前述事实也能印证案涉买卖行为系朱士军与亚都公司共同完成。综上，原告要求朱士军与亚都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如前所述，扣除朱士军、亚都公司已举证的货款100000元、垫付的维修款300000元以及其他4笔代理业务费用，朱士军、亚都公司尚欠原告货款4659441.6元。前述欠款至今未付，朱士军、亚都公司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案涉两笔买卖业务最迟付款期限分别为2013年9月和2013年8月29日，间隔相差不大，为便于计算，经原告同意，本院酌情确定统一自2013年10月1日起计算。关于计算标准，原告主张的年利率6%未超出银行罚息利率标准，应予支持。综上，对原告相应的诉讼请求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超出部分则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朱士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价款4659441.6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769811.23元（暂计至2019年12月28日，此后利息损失以4659441.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朱士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961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84611元，由原告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负担22806元，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朱士军共同负担61805元。 原告鸿正联塑（浙江）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台州亚都塑模科技有限公司、朱士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王 浩 人民陪审员  徐云峰 人民陪审员  程放蓓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楠楠 ?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第九十九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 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六十五条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