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91民初15838号原告：范玉英，女，汉族，1967年3月2日出生，住所：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河南宪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郑州聚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平安大道南尚德街北永和龙子湖中央广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05597307XD。法定代表人：邹跃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保红，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范玉英与被告郑州聚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聚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玉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州聚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保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玉英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8年11月28日、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课程费用12800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以128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实际给付之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开办的弟子课程，在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再三催促下原告按照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原法人邹文静（现为大股东）的指示分别于2018年8月4日、8月25日、8月26日、9月10日、10月11日、10月17日、10月24日转入邹维立（邹文静父亲）的银行账户121700元，后在课程现场支付现金6300元，原告共向被告郑州聚能公司交纳课程费128000元，后原、被告于2018年11月28日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在2019年7月26日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又要求原告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后原告经了解得知，被告郑州聚能公司根本未取得办学教育培训许可证照的资质，且其以会议形式开设弟子班所出售弟子课程，无法达到其宣传的效果，根本不能实现合同约定的目的。该课程费数额巨大，多为原告半生的积蓄和借贷，现因该课程费用给原告的家庭及个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原告曾多次找被告郑州聚能公司，要求退还课程费用，被告却一直推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郑州聚能公司辩称，一、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2018年11月28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不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原告主张确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答辩人并非《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民办学校，答辩人所从事的商业培训并不强制办理教育培训行政许可。《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2018年8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意见》强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取得办学许可证，并授权省级教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校外培训机构设置的具体标准。2018年11月6日，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四部门共同制订了《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本标准所称校外培训机构，是指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取得教育行政部门许可，在民政部门或工商（市场监督）部门登记，由国家机构以外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的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答辩人所从事的培训是以会议、演讲、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商业培训，不是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培训，答辩人不属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民办学校，并不强制要求依据《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办理办学许可证。第二、答辩人所从事的商业培训并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经营的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经营规定的除外”。根据国家2019年《产业结构调整目录》，“教育”处于第一大类鼓励类目录第三十六个，而不在第大二类“限制”类目录中，更不在禁止类目录中。答辩人从事的商业培训，并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的相关规定，更没有违反禁止性经营之规定。《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合同。二、范玉英要求答辩人退还课程费用128000元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因答辩人与范玉英所签的《协议书》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当严守合同约定。范玉英以合同无效为由，要求退还课程费用128000元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范玉英支付的128000元包含范玉英参加的2018年9月1日至4日《领袖成交力》大系统课程费用。《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后，范玉英参加了2018年11月27日至2018年11月29日的《领袖成交力》弟子密训；2018年12月8日至2018年12月10日的《演说成交力》弟子密训；2018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15日《绝密领导力》三亚弟子密训。《领袖成交力》单次课程费用3999元，《演说成交力》单次课程费用2800元。《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弟子密训课程价值3万元。答辩人组织培训，承担了场地费等各种成本费用。参照《九民会纪要》之32规定的“在确定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补偿范围时，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情况下，当事人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不应超过合同履行利益”。对于范玉英已经实际参加的培训课程的培训费用，客观上已经没有办法返还，并且判决全部返还有违司法公正。综上所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为有效协议。范玉英主张《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并主张退还课程费用128000元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确认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问题，严重影响答辩人的正常经营，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范玉英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原告了解到被告郑州聚能公司有培训试听课程并参加了试听，原告共向被告缴纳了12,800元课程费用，成为了被告公司的大系统成员。2018年11月28日，原告范玉英与被告郑州聚能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原告购买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弟子》课程，本课程为被告公司终生课程项目，并针对原告范玉英进行课程培训，原告范玉英向被告公司支付人民币128,000元后，可获得《弟子》课程的学习资格及被告公司规定的各项“弟子”权益；协议有效期为五年，自2018年11月28日至2023年11月27日止。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出现退款情况时的处理事宜。2019年7月26日，原告范玉英与被告郑州聚能公司签订了《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原告购买被告郑州聚能公司《弟子》课程，本课程为被告公司终生课程项目，并针对原告范玉英进行课程培训，原告范玉英向被告公司支付人民币128,000元后，可获得《弟子》课程的学习资格及被告公司规定的各项“弟子”权益；协议有效期为五年，自2019年7月24日至2024年7月24日止。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出现退款情况时的处理事宜。庭审中原被告称该《协议》及《补充协议》系重复签订，协议内容双方并未履行。原告范玉英向被告转账（账户为邹文静父亲邹维立银行账户）明细如下：2018年8月4日，转账5800元；2018年8月25日，转账2000元；2018年8月26日，转账12000元；2018年9月10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0月11日，转账10000元；2018年10月17日，转账30000元；2018年10月24日，转账27700元。另，原告向被告支付现金6300元，原告向被告账户直接存款24200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的课程费用共计128000元。庭审中，被告公司认可收到原告128,000元课程费，但辩称其开设的课程属于以会议、演讲等形式组织的商业培训课程。2020年8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发票两张：编号为48515690的发票金额为6万元；编号为48515691的发票金额为6.8万元。发票金额共计128000元。原告参加课程学习情况：2018年9月1日至4日、2018年11月27日至29日两次参加《领袖成交力》课程；2018年12月8日至10日参加《演说成交力》课程；2018年12月13日至15日，参加《绝密领导力》课程。另查明，被告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教育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文化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发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汇款业务凭单、营业执照、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第三十八条规定，民办学校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根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向社会公示，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学校自主决定。第三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本案中，被告公司并未取得办学教育培训许可资质，也未向相关教育部门备案，其超出公司经营范围以会议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开设《弟子》课程，并收取课程费用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被告公司并未取得民办教育的相关资质，且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应当审批，属于限制经营的经济活动。因此，本案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1月28日、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公司共收取原告128,000元课程费用，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应当退还给原告。故原告主张被告公司退还其交纳的128,000元课程费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范玉英主张的利息，因合同无效，且原告对此也有一定的过失，故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范玉英与被告郑州聚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9日、2019年7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无效；二、被告郑州聚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范玉英课程费128,000元；三、驳回原告范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60元，减半收取计1430元，由被告郑州聚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审判员  李俊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