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3民初4907号 原告：吕某1，男，196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赛飞，嵊州市甘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吕某2，男，1963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军，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某1与被告吕某2赡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某1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赛飞、被告吕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汉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赡养母亲的费用100000元（自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5月3日止保姆费每月2600元、生活费2400元，扣除已付的10000元）；2.本院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同胞兄弟，父母生有二子一女，现均已成家。早在1983年，原告结婚后，父母叫来亲戚朋友定下分家协议。分家协议规定，奶奶尹阿林由原告赡养，被告成家后母亲祝某由被告赡养。1990年父亲病故，接着奶奶去世。母亲祝某一直与妹妹生活，被告也未尽赡养母亲之义务。2002年被告和妹妹到上海开店，母亲随被告和妹妹一同到上海生活。2018年6月23日，被告将上海经营的店面转给妹妹后，被告自己的房子需装修，母亲居住不便，于是将母亲托付给原告。原告为母亲居住化费数万元，增添家具、电器，并聘请保姆照顾。近二年来，原告支付保姆费和生活费共计12万元左右。被告将母亲托付给原告后，从不看望，对母亲不闻不问。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被告于2019年9月28日汇款11000元，其中1000元用于小孩的压岁钱和10岁生日。2020年5月4日，三兄妹签订了协议，对今后母亲的赡养问题进行了约定。原告认为根据分家协议，母亲应由被告赡养，原告近二年的费用支出应由被告承担。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吕某2答辩称，双方并无分家协议存在，被告在上海赡养母亲十多年，原告仅赡养一年多，无需向原告支付赡养母亲的费用。根据原告的说法，被告20岁，尚未成家便需承担起赡养母亲的义务，不符常理；另外法律上孙子并无赡养奶奶的义务，让原告抚养奶奶也不符常理。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供了协议书复印件一份、领付款凭证一份、工资表两份、谈话笔录一份，被告质证认为，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书约定自2020年1月25日开始，故本案原告主张的费用时间应当截止2020年1月24日，而非诉讼请求中的2020年5月4日。领付款凭证、工资表因相关人员谢某拟出庭作证，故根据谢某的证言为准。谈话笔录均为引导性发问，不具有真实性。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关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20年5月4日原告、被告、吕某3对今后母亲的赡养进行了约定，其中生活费2400元，保姆费2600元，实际每月需支出5000元。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书约定自2020年1月25日开始，故本案原告主张的费用时间应当截止2020年1月24日，而非诉讼请求中的2020年5月4日。 2.原告提交祝某谈话笔录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存在分关协议，约定母亲祝某由被告赡养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谈话笔录存在引导性发问，不具有真实性。 3.原告提交领付款凭证一份、工资表二份及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为赡养母亲实际每月支出保姆费2600元，生活费2400元，时间为2018年6月23日至今。被告质证认为，相关人员保姆谢某拟出庭作证，应当以出庭的陈述的内容为准。 4.原告申请证人吕某3、谢某、吕某4、朱某、祝某出庭作证，吕某3陈述其与原、被告均为同胞兄弟姐妹，上世纪80年代，父母曾写下一份分关，执笔人是吕某4，主要写了奶奶由原告赡养，母亲祝某由被告赡养，其他内容记不清，是否签字不清楚。此后各方均遵守该内容，90年代奶奶去世，2000年以后，到了上海，我与吕某2共同经营一家店，母亲一直居住在店里，我一直代为照顾。谢某陈述其一直受吕某1聘请，在2018年6月起至今一直在为祝某作保姆，保姆费2600元一个月。吕某4陈述曾为原、被告一家书写过一份分关，但记不得内容了。朱某陈述其系原、被告表兄弟，听外婆（即原、被告的奶奶）说起原、被告一家曾有一份分关，原告赡养奶奶，被告赡养母亲。祝某陈述内容较为模糊。原告申请上述证人出庭拟证明1984年左右，原、被告一家曾签订分关一份，约定奶奶由原告赡养，母亲祝某由被告赡养，在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3日期间一直由原告在赡养，支出保姆费每月2600元，生活费2400元。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所陈述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原、被告父亲，也没有涉及财产，连执笔人都说不出内容，而且证人与原告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故分关并不存在。证人谢某只能证明保姆费用2600元，但不能证明生活费的金额，另外原告聘请保姆的时间也有异议。 5.被告提供13份照片，被告拟证明自2000年以来至2018年6月止，被告一直在上海照顾母亲祝某。原告质证认为，照片并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据2系谈话笔录，被谈话人为祝某，制作日期为2020年5月份，结合庭审中祝某的现场情况，祝某年满87岁，语言能力较差，已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故对该谈话笔录内容不予认定。证据3结合证人谢某在庭审中的发言，可以认定自2018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5月3日一直从事保姆工作，服侍祝某，工资2600元每月，生活费约2400元。证据4证人吕某3、吕某4、朱某的证言证实吕某4作为执笔人确实书写过分关，但因时间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各位证人对分关的全部内容无法具体陈述，也无法确定分关有哪些人签字确认。吕某4已不记得分关内容，朱某的证言为传来证据，证明力较弱，而吕某3只记得分关中有奶奶由原告赡养，母亲由被告赡养等内容。证人谢某的证言具有真实性，可以证实保姆工资、生活费等内容，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证人祝某表达能力有限，说话含糊不清，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证据5结合庭审中各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可以证实2018年6月23日前，母亲祝某一直与被告及吕某3共同生活在上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父母共生育二子一女，原告为长子，被告为次子，女儿吕某3，现均成家立业。1983-1984年，原告结婚后，曾书写一份分关，由吕某4执笔，全部内容已无法知晓。此后，原、被告的父亲、奶奶先后去世，2000年左右母亲跟随被告及吕某3在上海生活。2018年6月23日，被告将母亲交给原告，原告聘请保姆照顾母亲祝某，每月支出保姆费2600元，生活费约2400元，期间被告曾支付11000元费用。2020年5月4日，原告与被告及吕某3达成协议，自2020年1月25日起子女从大到小轮流照顾母亲祝某，每次居住四个月，期间如祝某要求居住其中一位子女处的，轮到照顾母亲的子女给实际照顾的子女每月生活费2400元，保姆费2600元。 本院认为，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虽然原告、被告与父母曾存在一份分关，但全部内容已无法展现。当时签订分关的在场人中仅有吕某3提到分关中有母亲祝某由被告赡养、奶奶由原告赡养等内容，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其他先决条件，也无法确定原、被告是否在分关上进行了签字，故本院认为该分关对原、被告没有约束力。分关的本意是父母希望子女今后的日子中团结一致，孝敬父母，将家族发扬光大，兄弟之情，血浓于水，切忌为眼前的利益争论不休。自2000年起，原、被告及吕某3均不同程度的对母亲尽到了赡养义务，其中2018年6月23日前被告吕卫国和吕某3照顾较多，吕某1在2018年6月23日之后也单独照顾了母亲将近2年，同时三人对今后如何赡养母亲也达成了一致，本院对三位子女的行为予以肯定。赡养父母是子女天职，没有必要为照顾母亲过程中自己的付出多少斤斤计较，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请各子女做好本职工作，减少相互斗争，将精力放到照顾母亲中去，让母亲安度晚年。综上，原告照顾母亲是其应尽义务，主张该期间的费用由被告承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吕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吕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楼 颖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费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