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20297、20298号上诉人[（2020）粤0113民初4176号案被告、（2019）粤0113民初11335号案原告]：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燕侨大厦**。法定代表人：郭凤贤。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波，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2020）粤0113民初4176号案原告、（2019）粤0113民初11335号案被告]：王衎，男，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丽萍，广东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下称监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衎劳动争议两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1335号、（2020）粤0113民初4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两案，现已审理终结。监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2.改判监理公司无需向王衎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的工资差额331403.45元；3.改判监理公司无需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监理公司已足额支付王衎工资，一审法院以年薪100万的薪资标准要求监理公司支付工资差额331403.45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双方未达成王衎2019年税后年薪100万元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王衎主张其工资标准为年薪100万元，并提交其与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一审法院据此支持其诉讼主张，显然依据不足。实际上郭凤贤从未在微信上对王衎单方面主张的薪资标准进行确认，郭凤贤在2018年10月10日分别给王衎连续发出四条短信，每条短信都是针对王衎离任总经理后财务审查中发现其监管不力问题提出的质疑，并催促其改正。郭凤贤并没有明确确认全年工资标准、已付及未付工资，一审法院在如此含糊且极具争议性的孤证之下支持王衎的主张，显然依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衎做电子证据固定时仅提供了第四条信息，刻意删减了郭凤贤在此之前连续发出的第一到第三条信息，显然是为了断章取义。2、王衎在2018年10月1日00：05发出标题为《关于王衎在公司期间相关费用、支付及工作安排的协议》的文件，是王衎单方面制作，未经监理公司确认生效，不对监理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更加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双方达成上述《关于王衎在公司期间相关费用、支付及工作安排的协议》，但从该协议的总体意思实际是进行离职结算，王衎提出这些薪酬项目也仅仅针对2018年，不能作为2019年薪资标准的参考。根据协议内容，王衎需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广州地铁18号线总监理工程师的变更，2019年起不再担任该职务。由于变更总监理工程师须经监理项目业主（即广州地铁公司）的审批，王衎自2019年1月1日后，该项目已派驻拟任项目新总监开始履职，王衎虽名义上担任广州地铁18号线监理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但实际上至其离职时，都处于工作交接的阶段。若按照上述协议，王衎怠于履行交接义务已经违反约定，一审法院反而判令监理公司承担巨额的薪酬，在逻辑上前后矛盾。（二）一审法院参照2018年8月至12月薪资标准认定2019年薪资标准，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王衎2019年的工作与2018年8月至12月工作有别，故认定王衎2019年的薪资标准参照2018年8月至12月的薪资标准，即18号线总监100万元/年，是错误的。从王衎单方制作的《关于王衎在公司期间相关费用、支付及工作安排的协议》的文件显示，其在2019年起不再担任广州地铁18号线总监。况且因王衎提出离职，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已变更公司总工（技术负责人），并安排人员与王衎进行18号线总监的工作交接，同时监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也证明了自2019年1月1日起已实施新的薪酬制度，足以证明王衎2019年的工作与2018年8月至12月工作有别，薪酬亦因此调整。根据监理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以及支付凭证显示，王衎实际按照新制度领取薪酬将近半年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视为双方按新制度规定执行2019年薪资标准，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薪资标准为100万显然有悖事实，对监理公司严重不公。（三）监理公司已向王衎足额发放工资。王衎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无法证明“年底发放年薪差额部分”的主张，相反，监理公司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已足额支付所有工资。因此。监理公司并无拖欠工资，无需向王衎支付工资差额。综上，在监理公司已经提交工资表（王衎仲裁庭审时确认每月收到工资明细）、薪酬制度、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下，一审法院却仅凭王衎经其删减过的和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微信聊天记录就认定王衎2018年年薪为100万元，判决监理公司支付工资差额331403.45元，依据不足。二、王衎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法律规定，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且该等行为给监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监理公司依法有权解除劳动关系，无需支付任何赔偿。（一）王衎对违法行为监管不力，严重失职，已给监理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王衎作为监理公司的总经理，保证公司经营行为合法，这是总经理工作的基本底线。但王衎严重失职，导致公司行为违法甚至被行政处罚，突破了总经理应当坚守的基本底线。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规定，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监理公司向王衎的通知》，系由时任总经理王衎签发的。按照该办法规定（详见“项目投标阶段控制流程”），监理公司的投标文件均须由总经理进行审定，即：王衎具有审定投标文件的职责。根据监理公司提交的《浙江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浙政复【2019】514号）查明，涉案的投标文件造假行为发生于王衍担任总经理期间。因此，王衎作为总经理负责最后审定把关此次投标文件，并对投标文件的真实合法性负责。王衎于2019年1月11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作出后、《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前）向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情况说明》，表明其在知悉《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内容的前提下，承认对杭州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工监理JL6-8标段投标活动负有责任，自愿接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调查及行政处罚。可见，王衎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便承认存在失职行为，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仅凭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王衎的《情况说明》已经构成对“自认”，在无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足以证明王衎存在严重失职行为。2、王衎的失职行为已给监理公司造成多项损害后果。首先，监理公司一审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显示，招标方在获悉监理公司涉嫌在投标文件中造假后、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取消了监理公司的中标资格，并于2019年4月18日罚没了监理公司1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该损失是因王衎的失职行为导致并且是在监理公司依法解除劳动关系之前已实际产生。王衎的失职行为所造成的不良诚信记录，对监理公司日后参与投标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大大降低监理公司中标的几率，也导致企业形象受损，已然对监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次，关于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处罚问题。事实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处罚结果并无任何差异。那么在失职行为已然存在、处罚结果必然发生的情况下，监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具有合理性。如上所述，监理公司向王衎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解除理由包含了“行政处罚”和“罚款”两方面的损害后果，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仅为“行政处罚”（监理公司向工会发出的通报与向王衎发出的解除通知内容上有所不同，应当以解除通知为准）。无论是上述哪一方面的损害结果，都足以称之为“严重损害”。因此，在王衎同时存在严重失职行为和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情况下，监理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违法解除。（二）王衎提供发票号码为09377312-09377316的虚假发票报销，不仅严重违反监理公司的规章制度，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监理公司提交的税控系统截图，已明确说明监理公司发票号码为09377312-09377316的5张发票涉嫌虚开。上述发票是王衎提交监理公司用作报销的，其在一审庭审时也承认是该发票确实是其提供且属于虚假发票，只是不确定监理公司是否使用。郭凤贤2018年11月15日10：13、2019年1月11日20:17也在微信上向王衎说明上述发票已被税务稽查科定性为虚开发票，可见其对监理公司被税务机关列为风险税务人及被暂停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资格一事是知情的。王衎2018年4月26日签字确认的《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讨论稿）》及后来正式发布的《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如存在第17.8条“拒绝提供或提供虚假的会计凭证、账表、文件资料的”和第17.11条“弄虚作假、营私舞弊，非法谋私，泄露秘密及贪污挪用公司款项”的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涉及违法的（需要注意：涉及违法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公司有权解聘。《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员工手册》特别说明中第1点“员工若有贪污、受贿或作假欺骗公司的行为，无论给公司造成损失与否，公司将无条件与你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因此，即便监理公司未因王衎虚开发票而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及被暂停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资格，但该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单位及个人不得虚开发票的法律规定，属于《员工手册》规定的作假欺骗公司行为，也属于《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弄虚作假，营私舞弊、非法谋私的违法行为，监理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三）王衎违反其作为公司高管的法定忠实义务，未经公司同意，在职期间伙同其他人员开设与监理公司经营范围相同的企业，并担任同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损害了监理公司的利益，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及法律规定的行为。王衎此举，公然违反《公司法》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规定，属严重违法行为。虽然王衎在收到监理公司通知后，于2019年5月13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但受让王衎股权的人均为王衎的亲戚和朋友，其仅在形式上不再担任广州湾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实际仍然控制该公司。其后，王衎于2019年10月17日再次登记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这也印证了王衎一直实际控制该公司。王衎作为监理公司的公司总经理，不仅纵容下属在投标经营中违法投标，还自己带头公然违法虚开发票，带头公然触犯法律规定的竞业禁止规则。补充：我方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对方在杭州地铁6号线的投标活动违规的行为，本次招标方发布过招标公告，该公告明确了投标人的过往业绩情况及派驻总监过往业绩的材料是投标文件中重要一环，王衎作为投标活动的负责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投标文件中业绩证明材料的重要性并具有审核业绩材料的职责，由于本投标文件中业绩证明材料出现虚假证明导致监理公司被行政处罚以及被罚没投标保证金并列入招投标失信黑名单，由此可见对方严重失职。综上，王衎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给监理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严重，已然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和法律规定。监理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一审法律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法院依法纠正。王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监理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监理公司的第一、二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王衎在一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王衎适用年薪制，工资标准为税后100万元。1、王衎在一审提供的证据7（2018年6月8日早上10:16分郭凤贤发给王衎的微信、2018年10月10日晚上18:24分郭凤贤发给王衎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王衎在2017年以及2018年的工资标准适用年薪。2、监理公司上诉辩称2019年1月1日之后王衎不再担任18号线的项目总监与事实严重不符。（二）监理公司上诉辩称已向王衎足额发放工资与事实不符。监理公司据以向王衎足额发放工资的证据是《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办法》以及由其单方制作的工资表。监理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仅向王衎发放了部分基本工资，并未足额支付工资。二、监理公司第三项上诉请求，关于监理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1696元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判决中已经阐述非常清楚，王衎认为一审法院对此做出的判决合法公正，依法应予维持。（一）监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衎在杭州地铁6号线二期项目的投标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二）监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王衎的原因导致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并被暂停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资格。（三）关于王衎设立公司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王衎开设公司是应监理公司的要求，为了领取年薪工资以及咨询服务费时方便开具发票，监理公司也要求其他员工在外设立公司，以便开发票走账。王衎在职期间开的公司性质是咨询公司，与监理公司并非同类型企业，且从未开展过经营活动。王衎在监理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后，立即退出该公司，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拒不改正的行为。补充：对方主张我方在杭州地铁6号线2期项目投标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严重失职行为，除了口头表述以外，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我方是存在何种失职行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是监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凤贤，投标过程从标书制作到投标人过往业绩证明均是郭凤贤一手主导并授意其委托代理人全权负责。我方对于该项目的投标活动毫不知情，直到在2018年10月31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监理公司立案调查，最初作出的处罚决定是要处罚郭凤贤，但是郭凤贤找到我方，以自己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处罚对公司发展不利为由，要求我方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上报给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因此产生的罚款均由监理公司承担，且明确表示如果我方愿意代替郭凤贤承担责任将会立即发放拖欠我方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年薪差额工资795569.35元以及18号线一期的咨询服务费33.33万元，在该情况下，我方不得不再情况说明上签字，事后郭凤贤将拖欠我方的年新工资差额795569.35元以及18号线一期的咨询服务费33.33万元发放给我方。另外，在监理公司违法解除我方劳动关系之后，监理公司在参与投标其他项目中，同样因为存在造假行为被处罚。因此监理公司声称公司存在工程造假行为系因我方失职导致没有事实依据。王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监理公司向王衎支付拖欠的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的工资共计349635.7元；2.判令监理公司立即向王衎支付广州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际为项目奖金）333300元；3.判令监理公司立即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4.判令诉讼费由监理公司承担。监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监理公司无需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2.判令诉讼费由王衎承担。一审查明事实及认定：各方无争议的事项为第一、二、四、八、九项，其他事项均有争议。一、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社保缴纳情况：2004年4月至2019年9月监理公司为王衎参加社会保险。三、关于入职时间王衎主张其于2004年1月入职监理公司。监理公司主张双方于2009年1月至2017年7月属挂靠关系，只是形式上的用工关系，2017年8月至2018年6月王衎任监理公司总经理，但未提交王衎入职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用于证明劳动者的入职时间的登记表等证据由用人单位掌握，监理公司对此未能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监理公司称王衎于2009年1月入职，但其未能合理解释为何早于2004年4月为王衎参加社会保险，据此一审法院采信王衎关于其于2004年1月入职监理公司的陈述。四、劳动关系解除时间：2019年5月14日。五、关于工资问题王衎主张：其为监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18年7月底其卸任监理公司总经理一职，自2018年8月起担任18号线总监兼总工职务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止，2018年8月起按税后年薪100万元计发工资、车补另计，监理公司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部分工资，年底发放年薪差额部分。对此王衎提交其与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包括：2018年10月1日0:05王衎发送名为《关于王衎在公司期间相关费用、支付及工作安排的协议》文档（内容为：一、王衎要求对方确认其2018年工资总经理岗位计算1月至7月，18号线总监按2018年全年计算，其中总经理岗位按年薪48万元计算1月至7月工资为28万元，董事津贴按年薪10万元计算1月至7月工资为58333元，18号线总监1月至7月按年薪80万元计、8月至12月按年薪100万元计算1月至9月的工资为633333元、10月至12月工资为25万元，车补按月1万元计算1月-12月为12万元；合计1341667元。二、18号线经营费用：本项目双方确定的应支付给王衎的经营费用为100万元，分两次支付：收到本项目第一次监理费进度款支付40万元，收到本项目第二次监理费进度款支付60万元。三、以上为王衎在监理公司服务至2018年12月31日为止涉及到的全部费用等内容）并发送信息“郭总，我大概把下午的汇报的一部分内容整体了一下，你看看先。”2018年10月10日18:24郭凤贤回复：“序岗位名称工资标准时间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万元已支付未支付一2018年1-7月1总经理兼总工岗位48万元/年1-7月48/12*72822.965.042董事津贴10万元/年1-7月10/12*75.8350.83318号线总监80万元/年1-7月80/12*746.67046.674车补1.04万元/月1-7月1.04*77.277.280小计187.7835.2452.54二2018年8月-12月118号线总监兼总工100万元/月（此处‘月’属笔误，应为‘年’）8-12月100/12*541.671.67402车补0.84万元/月8-12月0.84*54.20.843.36小计245.872.5143.36合计133.3737.7595.9”。王衎自认已领取2018年11月及以前的所有工资及费用。监理公司称：确认王衎于2018年7月底卸任监理公司总经理职务，王衎自2018年8月起担任18号线总监至解除劳动关系时止；其法定代表人郭凤贤于2018年10月10日18:24回复王衎的上述微信内容只是根据王衎提出的内容进行整理，并非确认其薪资标准；王衎于解除劳动关系前一年的工资详见其工资表（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工资表显示其工资组成为工资基数+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全勤工资+注册补贴+餐费补贴+用车补贴+兼职补贴，其中2018年5月至7月应发工资分别为51533.33元，2018年8月应发工资为25716元，2018年9月应发工资为26216元，2018年10月至12月应发工资分别为25066元，2019年1月至2月应发工资分别为25866元，2019年3月至4月应发工资分别为33900元，其中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应发工资合计144598元并已包含车补合计37200元在内）。监理公司已向王衎发放2019年5月1日至同月14日工资15499.63元。监理公司还提交该司于2019年1月3日发布的《公司员工薪酬管理办法（修订）》（规定了工程技术人员月度薪酬=基础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项目人员月度综合考核评定分值对应系数+综合津贴，基础薪酬每月25日支付上一月度薪酬；第八条规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副总及三总师以上）实行年薪制，由公司统一管理）以证明王衎适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薪酬标准。一审法院认为，从王衎与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见，王衎要求郭凤贤确认其2018年全年工资标准，郭凤贤回复的信息中除确认王衎于2018年全年工资标准外，还对已支付、未支付工资进行了确认，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监理公司对王衎实行年薪制。由于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王衎于2019年的工作与2018年8月至12月工作有别，故王衎于2019年的薪资标准参照2018年8月至12月的薪资标准，即18号线总监兼总工100万元/年+车补0.84万元/月。王衎自认已收取2018年11月及以前的工资，由于王衎主张监理公司应向其发放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14日工资未含车补在内，故监理公司应向王衎发放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工资（未含车补）为454301.08元[100万元/年÷12月/年×（5个月+14天÷31天/月）]，王衎已领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14日应发工资（未含车补）122897.63元（144598元-37200元+15499.63元），监理公司应向王衎发放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工资差额331403.45元（454301.08元-122897.63元）。六、监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问题2019年5月13日监理公司向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发出《关于我公司拟解除与王衎劳动关系情况的通报》，内容包括：“关于我公司监理工程师王衎同志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事宜的处理情况，特向贵会通报如下：王衎未经我公司同意，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同时，在同类行业企业担任法人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影响本职工作，且经我公司提出，拒不改正；王衎工作严重失职，造成我公司收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及罚款；2018年11月，王衎提交的费用报销资料中，发票号为09377312-098377316的发票经税务机关审查为虚开发票，存在营私舞弊行为，造成公司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资格被暂停。基于上述事实，我公司现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拟对王衎做出解除劳动关系处理。特此通报。”同日该工会委员会出具《签收回执》给监理公司，内容为“上述解除员工劳动关系处理的情况收悉，请贵公司依法处理。”2019年5月14日监理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王衎称：其于2019年5月7日收到监理公司通知后，于同月13日将原本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湾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监理公司罚款102060元，拟对王衎罚款9185.4元等内容），并非最终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其系替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受罚；其确实向监理公司提供了编号为09377312-098377316的发票，但其不确定监理公司是否使用该发票，监理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虚开发票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资格被暂停。另查明，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监理公司罚款102060元，对王衎罚款9185.4元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监理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监理公司向该公司工会委员会通报的解除与王衎劳动关系的理由均不成立，理由是：1.王衎称其于2019年5月7日收到监理公司通知后，于一周内将原本由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湾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监理公司所称拒不改正；2.监理公司单方解除与王衎劳动关系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监理公司仅凭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王衎工作严重失职缺乏事实依据；3.监理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使用王衎提交的编号为09377312-098377316的发票而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及被暂停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资格。王衎于劳动关系解除前一年的平均工资超出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8218元）的三倍，王衎与监理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超过十二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监理公司应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1696元（8218元/月×3倍×12年×2倍）。七、关于王衎主张广州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质为项目奖金）333300元的问题从王衎与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王衎发送的文档中包含要求18号线经营费用分两期支付，郭凤贤回复的信息中对此未予确认，王衎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于广州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质为项目奖金）存在约定，且按常理监理咨询费系支付给监理公司而非支付给个人，故王衎主张广州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质为项目奖金）3333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八、仲裁请求及结果：王衎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一、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工资365135.33元；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64274元；三、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19年5月1日至同月14日车辆补贴金额4200元；四、被申请人支付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质为项目奖金）金额333300元。”该委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474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它仲裁请求。”王衎、监理公司均不服此裁决，先后诉至一审法院。九、诉讼请求：王衎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监理公司向王衎支付拖欠的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期间的工资共计349635.7元；2.判令监理公司立即向王衎支付广州地铁18号线2标的监理咨询费（实际为项目奖金）333300元；3.判令监理公司立即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4.判令诉讼费由监理公司承担。监理公司诉讼请求如下：1.判令监理公司无需向王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1696元；2.判令诉讼费由王衎承担。一审裁判理由与结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5月14日的工资差额331403.45元给王衎；二、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91696元给王衎；三、驳回王衎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两案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监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微信聊天界面截图。拟证明：1.郭凤贤在2018年10月10日分别给王衎连续发出四条信息，王衎作电子证据固定时仅提供了第四条信息，可以删减了郭凤贤在此之前连续发出的第一道第三条信息；2.王衎在10月1日发的信息是“我把下午的汇报的一部分内容整理了一下，你看看先”，亦即王衎在10月1日与郭凤贤进行了面谈；3.郭凤贤在10月10日回复第四条信息，是整理王衎在微信中和在面谈时提出的诉求，实际表示意思是对王衎在长期拖欠报销费用凭证的情况下还单方面提出高额费用的强烈质疑，本意是不同意王衎的诉求，并非确认其年薪标准和已付、未付工资数额。第二组证据：证据目录、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拟证明：1.王衎在劳动仲裁时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上与监理公司向工会发出的通报有所不同，应当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准；2.解除理由包含了“行为处罚”和“罚款”两方面的损害后果，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仅为“行政处罚”；3.监理公司向王衎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的解除理由包含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制度”及“劳动法有关规定”。第三组证据：杭州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土建施工监理JL6-8标段招标文件公示。拟证明：1.文件明确规定，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串通投标或者弄虚作假的，招标方将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2.投标文件明确要求投标人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业绩证明材料，该等证明材料是投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衎作为本次投标的负责人，知道本才投标文件存在造假及法律风险，仍不顾公司利益提供虚假文件参与投标；3.招标文件明确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才具备投标资质，本次投标文件造假事件导致公司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使得公司丧失同类项目的投标资格，公司的业务来源将受到重大影响。第四组证据：“信用中国”网站截屏、浙江省重大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拟证明：1.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在省重点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存在违法行为被省发改委处罚的，将被列入省重点建设工程招投标失信黑名单；2.公司被列入失信黑名单后，原则上不得参与国有投标项目的投标，公司的业务来源受到重大影响。第五组证据：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拟证明：1.王衎2008年6月前未在监理公司处参加社会保险，一审法院依据王衎提交的社保记录推定2004年1月入职是错误的；2.王衎2008年6月起仅在监理公司处参加失业保险，存在同时在其他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说明王衎因为挂靠证件的需要在不同单位参保，社保记录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王衎质证称：第一至三组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该采信，如果监理公司提交的5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于是否属于新证据由法庭予以审核，如果法庭上述证据法庭认为不属于新证据我方对于该5组证据我方发表的质证意见不视为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由于没有当庭提供手机核对，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时王衎提交的一整套微信证据是经过有关部门证据固化的，郭凤贤与王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摘录固定，在开庭质证的时候，一审法官要求监理公司提供郭凤贤的微信聊天记录比对，给了监理公司举证期限，但是监理公司没有提供，因此监理公司在二审提供的信息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没有正当理由。不认可关联性，王衎认为上述微信记录由于其是对我方发的昆明4、5号线项目进度情况的回复，不涉及工资标准，不影响郭凤贤对我方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的确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监理公司的证明内容。第二组证据确认真实性，不确认合法性、关联性，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对方单方制作的，在出现劳动合同解除的理由与监理公司向工会发出的通报关于解除合同有不同的情况下，应以对我方有利的证据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组证据均是监理公司从第三方网站下载打印的，没有提供加盖公章的原件加以核对，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诉争的事实无关，该证据不能证明监理公司的业务受到重大影响。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三组一致。第五组证据，形式上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合法性不予确认，如果该组证据如监理公司称我方在2008年6月起仅参加失业保险属于监理公司漏交保险，我方要求监理公司对我方的保险予以补缴。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监理公司的待证内容。王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监理申报表（通用）；2.关于变更广州市轨道交通18号线工程监理2标项目监理的请示；3.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同意变更广州市轨道交通18号线工程监理2标项目总监的批复；4.会议记录。拟证明：直至监理公司违法解除与王衎劳动关系之日，王衎一直担任18号线项目总监，并非监理公司上诉所称的自2019年1月1日不再担任18号线项目总监。监理公司质证称：证据无原件核对，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求，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确认；由于王衎迟迟不与公司进行广州地铁18号线总监工作交接，使得公司无法与建设方办理人员变更手续，即使王衎在2019年后有名义上代表公司参加会议，也不能证明实际履职，只是为了符合形式上的要求，且公司已经按照薪酬制度规定足额支付了劳动报酬。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王衎主张的工资差额能否支持？（二）监理公司是否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关于王衎主张的工资差额问题。监理公司主张已足额支付王衎工资，一审法院以年薪百万的薪资标准要求监理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经查，虽然监理公司与王衎未达成年薪百万的书面协议，但是结合王衎与监理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凤贤的微信聊天内容可知，郭凤贤对王衎于2018年担任18号线总监兼总工的薪资为100万元/年予以了确认。监理公司主张王衎提交的微信聊天删减了部分信息，但监理公司在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王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监理公司在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即使属实，也只能证实双方就昆明4号线5号线项目进行协商，不能推翻郭凤贤认可的前述薪资情况。关于王衎的职务情况，王衎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其于离职前一直担任地铁18号线的总监理工程师，而监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衎在2019年起不再担任广州地铁18号线的总监，且监理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王衎2019年的工作内容与2018年的工作内容有区别，故一审法院以王衎2018年的100万元年薪作为其2019年的薪资标准，并无不当。关于监理公司是否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因本案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监理公司提出，故应由监理公司举证其系合法解除劳动关系。监理公司不能证明其合法解除的，则应承担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监理公司主张其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应以王衎在仲裁中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事项“1.未经监理公司同意，在担任监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时，在同类企业担任法人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影响本职工作，且经监理公司提出，拒不改正；2.工作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及罚款；3.2018年11月，王衎提交的费用报销资料中，发票号为09377312-098377316的发票经税务机关审查为虚开发票，存在营私舞弊行为，造成公司被列为风险税务人，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资格被暂停；4.拒不接受公司相关管理，语言威胁恐吓公司管理人员。以上皆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且给监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为准。关于“在担任同类企业法人及高管以及提交虚开发票”的问题，本院认可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不再赘述理由。关于“拒不接受公司相关管理，言语威胁恐吓公司管理人员”，监理公司就该事实未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工作严重失职，造成用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及罚款”，经查，监理公司做出解除通知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监理公司当时并未受到行政处罚。同时，监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王衎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行为，也不足以证实王衎给监理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失。综上，应认定监理公司系违法解除与王衎的劳动合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监理公司应向王衎支付经济赔偿金。关于经济赔偿金的数额，因监理公司不能提供本应由单位掌握的入职登记表，一审法院结合监理公司为王衎参加社会保险的事实，采信王衎主张的入职时间，并无不当。监理公司主张王衎的入职时间为2009年，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结合王衎的工作年限及工资标准核算其经济赔偿金，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监理公司主张不需支付经济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监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广东铁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刘 敏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薛淑婷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