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6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201之一。法定代表人：利桢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住，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村聚龙街**/div>投资人：潘洪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兰桂，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以下简称凯韵电子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4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华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凯韵电子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兰桂、孔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凯韵电子厂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凯韵电子厂提供的合同没有签名及约定时间，在华睿公司不知情不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求华睿公司进行司法鉴定，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二）一审采纳的凯韵电子厂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均为与华睿公司无关人员，该聊天记录的相关人员均不能代表华睿公司。（三）一审采信凯韵电子厂单方制作的签收单，作为证明华睿公司有接受凯韵电子厂全部货物的证据，违反相关规定。（四）一审采信凯韵电子厂关联交易方提供的华睿公司支票作为收款收据，但并不要求第三方到场确认，不要求相关证人出庭确认支票的流转流程，没有依据，且所谓支票与本案的时间及收款方也不对应。（五）一审采信凯韵电子厂提供的电子回单，但相关人员并未得到华睿公司的委托，不能代表华睿公司进行了相关行为。（六）一审法院在开庭前未向华睿公司出示相关发货的视频材料，未履行告知义务，仅在法庭上用手机出示过。凯韵电子厂未有证据证明有履行交付全部货物及华睿公司有签收该货物的义务。凯韵电子厂辩称，（一）案涉合同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愿而签订的，且有双方盖章确认，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均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二）通过凯韵电子厂工作人员顾玉霜以及利柏等人的聊天记录显示，凯韵电子厂取得了盖有华睿公司公章的案涉合同原件、第三方为华睿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盖有华睿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李美洁私章的票据原件，因此凯韵电子厂有理由相信利柏等人有权代表华睿公司与凯韵电子厂进行民事活动。无论利柏等人是否为华睿公司员工，其在本案中均有权代表华睿公司。且华睿公司向凯韵电子厂给付银行支票承兑的行为已表明案涉合同成立及确认凯韵电子厂已履行交货义务，华睿公司的欠款是因交付凯韵电子厂的银行支票余额不足导致退票而造成其未能足额支付凯韵电子厂货款的事实。（三）凯韵电子厂已按合同约定全部发货。华睿公司在上诉中否认凯韵电子厂制作的签收单、电子回单以及发货视频资料，从而否认凯韵电子厂已发货，缺乏合理性。（四）凯韵电子厂的余款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的原因在于华睿公司的银行余额不足而导致，但华睿公司实际上是确认货款余款金额的。凯韵电子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华睿公司向凯韵电子厂支付设备产品款9万元和滞纳金（滞纳金以9万元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自2019年1月7日起计至华睿公司实际清偿本金债务之日止；2.本案受理费用由华睿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睿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5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名称为广州百琪迈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袁飞超；2014年7月14日更名为广州永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利梅；2018年9月21日更名为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即华睿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美洁；2020年4月15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利桢戍。凯韵电子厂为证实涉案交易，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1.《产品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记录：（1）《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永希公司（甲方）向凯韵电子厂（乙方）购买价值为180000元（含运费、调试费）的电子设备，主要内容约定为“签定合同起三日内甲方将合同总金额50%作为定金合计人民币90000元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乙方收到货款按合同清单备货，在15-20个工作日内备货完毕（扬声器类在收到定金后根据客户工地现场进度需要，可部份提前发货，工地安装急用），余下设备备好后并安排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不含卸货和上楼）；余下50%货款90000元在签定合同之日起第90天或之前汇入乙方指定银行。……乙方收款账户：农业银行：（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同德支行，卡号：62×××18，户名：陈利。……甲方逾期支付乙方的设备产品款，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偿滞纳金，以每日支付欠款总额的1‰计算。……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该合同甲方处盖有永希公司公章，乙方处盖有凯韵电子厂的合同专用章，但法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以及签订日期处均为空白。（2）2018年5月21日，凯韵电子厂员工顾玉霜添加了微信号为“ken××_”，备注名称为“利柏186××××****”作为微信好友，并发出联系方式及与名片，利柏回复“明天能够过来一下吗？永希科技利生，186××××****”“明天你们时间定了没有”，顾玉霜回复“你这项目是哪里，你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发个定位我，我直接过来”；经过初步洽商，顾玉霜向利柏发出“18874*1.10=207574，最终206000元，含税、含运费、含调试费”“我是要现在按这个改个清单过来，还是等你那边落实后，到时直接做合同？”，后双方协商，凯韵电子厂同意将合同总额调整为180000元，顾玉霜于2018年7月6日向利柏发出“可以，那就18万整”；后续双方对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多次互相发送“永希科技采购合同7-26.doc”的电子版文件；2018年9月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帮忙搞50%定金，后面90天内付完，那天你回去后，我给陈总说了一下这个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那天我原话给陈总这么说的：利总会去找他们帮我们去弄到50%定金，会在原价上面加10个点的费用，到时我们再把这个10个点的钱转给帮忙的那个朋友，余下的90天前付款”，利柏回复“实在不行就那个陈总去个电话吧，OK的话，赶紧把这个事情落实掉就OK的再说吧”；2018年9月13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永希凯韵广播采购合同2018.9.13.pdf”电子版文件，后向利柏表示“利总，麻烦你明天问问李小姐合同收到了没有，寄了有几天，我当时忘记了拍单号过来，她收到后也要寄回一份我”；2018年9月21日，利柏向顾玉霜发送“139××××****李小姐”，顾玉霜回复“利总，合同我已经收到，昨天去深圳了，没在公司，昨天都放我桌子上了”，利柏回复“嗯收到了就好，收到一份还是两份啊，应该是一份吧”，顾玉霜回复“2份，我寄的两份过去，她寄了两份回来，不知道她复印没有？我晚点问问她”。凯韵电子厂主张案涉合同的经办员工为顾玉霜，永希公司的经办员工为利柏；在第一次庭审时，凯韵电子厂主张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因工作疏忽没有注意落款时间未填写；第二次庭审中，凯韵电子厂主张根据顾玉霜与利柏的聊天记录，凯韵电子厂于2018年9月8日向永希公司寄出己方盖章合同，于2018年9月21日收到永希公司寄回来的盖章合同，故其主张案涉合同的签订时间应为2018年9月21日。2.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发货视频、机动车行驶证照片：（1）2018年10月10日的发货单8张，其中7张的交货地点未填写，订单备注为“马上备货，客户下午派车来拉”，还有1张交货地点为“要送货上门，送工地，先做货，地址，地址到时发来”备注为手写“地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2018年12月12日发货单1张，交货地点及备注均未填写。（2）2018年6月22日发货单1张，交货地点为“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订单备注为“收货人：封生，136××××****，发货人写永希科技，利总186××××****”；2018年6月22日，利柏在微信中向顾玉霜发送“阳江市卫生学校，封生，136××××****”，顾玉霜“就这个地址可以收到？”，利柏回复“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顾玉霜回复“感觉好简单”，利柏回复“收到的”。（3）2018年10月10日，永希公司派人前来凯韵电子厂的仓库拉货，凯韵电子厂的员工顾玉霜及张保仁在场发货，录下了发货视频以及拍下拉货司机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该行驶证显示粤Ａ×××**的轻型仓栅式货车所有权人为广州市骏成运输有限公司。凯韵电子厂就案涉合同提交了部分发货单，其主张2018年10月10日有8张、2018年12月12日有1张，上述发货单对应合同货物序号的1-32项，第33-42项的发货单未能提交，但已经全部发货；发货单上订单备注为“马上备货，客户下午派车来拉”的货物，有发货视频及拉货司机机动车行驶证照片证实永希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0日派人拉走，当时永希公司的交接人为“封先生”；发货单上订单备注为手写“地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的货物系通过物流运送至永希公司指定地址，地址，地址系利柏在微信中发送给顾玉霜电子厂提交的2018年6月22日的发货单系为了佐证案涉合同的部分货物发往“阳江市江城区江台路卫生学校”，2018年6月22日的交易双方已经另外结算，不属于涉案合同标的。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1）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8年10月10日，案外人丘燕霞向陈利的62×××18账号转账90000元，交易用途注明为“代永希支付定金”。（2）2018年10月8日，顾玉霜在微信上向利柏发出“利总，款没有到，麻烦您问一下”；2018年10月23日，利柏向顾玉霜发出“对了小顾，你让公司财务开具一个收条”，顾玉霜回复“90000元的？那我弄好寄过来？”，利柏回复“嗯，就是上次的那个地址”。凯韵电子厂主张顾玉霜向利柏催收90000元定金后，永希公司委托丘燕霞向凯韵电子厂指定账户转账90000元，利柏在微信中要求顾玉霜开具收条，顾玉霜按照寄送合同的地址向永希公司寄送了上述90000元定金的收条。庭审中，凯韵电子厂陈述在其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投资人为潘洪强，但实际投资人为陈利，故案涉合同约定将款项转入陈利的账户。4.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支票、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合同催款函：（1）2019年3月25日，顾玉霜在微信中向利柏发出“利总，我电话里最急的是那9万元款的事，按约定时间3月11号，又过了半个月了都，财务20号（发）工资时，硬是一分都没有发给我，可李小姐说那边款还没有过来，付不了我们，利总麻烦你协调下可以吗？……”，利柏回复“我等会儿给你打电话”；2019年3月2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我上周和今天打电话给李小姐，她都没接，估计她知道我找她催款，今天28号了，没两天这个月都到底了，这个事还是要拜托你帮我了，昨天好像听你说今天要去见下李总，麻烦你今天盯着他帮我把款付过来我”“农行卡：（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同德支行，卡号62×××18，户名：陈利，90000元”；后顾玉霜多次向利柏催款，2019年6月18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江总这边申请弄好了，张总、陈总都同意了，这9万元货款开支票过来，然后从这个月开始暂停对我的扣款……”；2019年10月7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利总，早！你上班了没有？我们今天上班了，一上班财务就又问我了，他说明天要去银行兑钱，你能帮给李总说说吗？”，利柏回复“我外出了，直接联系李总”；2019年10月9日，顾玉霜向利柏发出“那9万元支票当时开的最后日期是9.30兑钱，结果现在马上快10号了，现在钱没进去，打他电话也不接，他这样子就不对了吧，这个事性质可都变了”“财务说10号，明天，这也是银行给的这个支票的最后的宽限期”，利柏回复“他不是说你们6号已经入票了，还电话给我发了顿牢骚”，顾玉霜回复“财务给我说银行给的是10天宽限期，还有到时间的，明天才是10号最后一天”“怎么样？利总”，后利柏未再回复顾玉霜。（2）2018年9月21日，顾玉霜通过利柏发送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备注名称为“永希李小姐”作为微信好友；2019年3月13日，永希李小姐向顾玉霜发出“顾小姐，我刚刚联系了利总，是这样的：因为现场那边还有安装设备，客户那边也没有给我们打款，近期公司也陆续购买了一批设备，资金都在设备里面了，你们公司的这笔款麻烦你跟公司那边说一下，可能会延迟一下”，顾玉霜回复“但是前面说好是发货两个月后付款……”；后顾玉霜多次向永希李小姐催款，但永希李小姐均表示支付款项有困难，需要延迟支付；2019年4月26日，永希李小姐向顾玉霜发出“156××××****李生”，让顾玉霜直接跟其老板沟通。（3）2019年6月18日，顾玉霜通过永希李小姐发送的手机号码与“永希李总”进行沟通，顾玉霜向永希李总发送短信“李总，晚上好，我们江总这边申请弄好了，下午张总、陈总都同意了，这9万元货款开支票过来，然后从这个月开始暂停对我的扣款，谢谢，你看支票什么时候开好？你没时间，我过来拿也可以”，永希李总于2019年6月19日回复“你好！下周可以开好。到时通知你”；2019年9月27日，顾玉霜发出“李总，下午好，明天28号了，麻烦您提醒一下财务，那个支票钱要转进去哦”；2019年10月7日，顾玉霜发出“李总，早！我们今天上班了，一上班财务就又问我了，他说明天要去银行兑钱，你记得通知财务快点放钱进去啊”，永希李总回复“我晚点给你们财务打电话吧”，后未再答复顾玉霜。（4）华睿公司出具支票号码为35727951,金额为90000元的支票（以下简称涉案支票），出票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收款人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粤红水电五金经营部（以下简称粤红经营部），用途为货款，出票人签章为华睿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盖有李美洁个人签章。（5）退票理由书及借方退票客户回单显示涉案支票因账户余额不足于2019年10月8日被退票处理。（6）凯韵电子厂提交了一份有案外人广州昌晟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晟公司）盖章确认的《订购合同》，约定凯韵电子厂向昌晟公司订购一批价值为91385元的物料并约定于2019年6月1日交货。2019年7月15日，昌晟公司向凯韵电子厂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凯韵电子厂的支票一张，金额为90000元，中国银行支票，号码为35727951”。2019年11月15日，昌晟公司再次向凯韵电子厂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凯韵电子厂现金90000元”。2020年7月17日，昌晟公司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昌晟公司为凯韵电子厂的供应商，其于2019年7月15日收到凯韵电子厂支付货款的支票（详细信息与涉案支票一致）一张，昌晟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将此支票转给其供应商广州昌天翔铝业有限公司，广州昌天翔铝业有限公司又将该支票转给其供应商粤红经营部，粤红经营部于2019年9月30日承兑时发现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经昌晟公司与凯韵电子厂协商，昌晟公司将涉案支票退回凯韵电子厂，凯韵电子厂另行支付90000元货款给昌晟公司。（7）凯韵电子厂于2019年6月1日出具了一份合同催款函，主要内容为确认永希公司尚欠凯韵电子厂90000元的货款，要求永希公司收到该函后于三个工作日内付清欠款等。凯韵电子厂主张顾玉霜多次向利柏、永希李小姐、永希李总催款，最后协商由华睿公司向凯韵电子厂出具90000元的涉案支票，为保证支票流通的便利性，涉案支票收款人及出票日期一栏并未填写，但涉案支票经多次流转，最后由粤红经营部进行承兑时，却因出票账户余额不足而被退票处理；合同催款函由顾玉霜送达给华睿公司，分别通过微信和快递发送，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经质证，对于第1组证据，华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其收到诉讼材料后去找公司之前的股东李美洁了解情况，李美洁给利桢戍发送了涉案合同的电子版，并陈述涉案合同为华睿公司更名前的一个正常合同，其他问题未再答复利桢戍；庭后，华睿公司出具一份征询回复函，表示“我司没有和凯韵电子厂有任何购销合同，所以针对上次法院的询问，是否李美洁签订及收货人是否是她更无从参考。我司亦联系了李美洁本人，她本人也否定了曾有过此合同及有过签收对接的洽商”；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利桢戍为何李美洁对于涉案合同的签订情况进行了前后矛盾的陈述，利桢戍未有合理解释。而对于凯韵电子厂证据中所有关于利柏的微信聊天记录，华睿公司认为利柏并非永希公司或华睿公司的员工，而且利柏未向凯韵电子厂发送名片证明其身份，所以利柏称自己为永希公司的员工系冒充行为。对于第2组证据，华睿公司认为凯韵电子厂的发货单为单方制作，发货单上没有签收人，故不能证实系华睿公司签收了凯韵电子厂的货物；发货视频中的人物均无法辨认是谁，机动车行驶证属于运输公司，与本案无关；凯韵电子厂主张华睿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派出了封先生前往凯韵电子厂的仓库交接，但未能提供签收记录，华睿公司不予确认。对于第3组证据，华睿公司表示丘燕霞并非永希公司或华睿公司的员工，丘燕霞向陈利转账不代表永希公司支付定金给陈利，至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交易用途处注明“代永希支付定金”，华睿公司对此未作合理解释。同时，在征询回复函中，华睿公司表示未与凯韵电子厂有其他纠纷或者交易。对于第4组证据，无论是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永希李小姐”还是短信记录中“永希李总”，华睿公司认为均无法证实是否永希公司或华睿公司的员工；对于涉案支票，华睿公司表示系其向粤红经营部出具，但对于其为何向粤红经营部发出支票以及是否跟粤红经营部存在合同关系，华睿公司未作合理解释；对于《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华睿公司认为系第三方公司出具，与本案无关；华睿公司表示没有收到合同催款函，凯韵电子厂也未提交送达该函的证据。华睿公司为证实其签订合同系使用合同专用章，提交了两份采购合同，该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8年4月16日及2018年6月27日。经质证，凯韵电子厂认为上述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且无论华睿公司系使用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对外均具有法律效力，涉案交易有涉案合同、相关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多项证据予以证实且能互相印证。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华睿公司是否就涉案合同上的公章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华睿公司表示因资金问题不申请司法鉴定。另，涉案支票在第一次庭审中，凯韵电子厂出示了原件，但在第二次庭审中，凯韵电子厂表示因保管不慎，涉案支票已经丢失，无法出示原件。以上事实，有《产品购销合同》、发货单、发货视频、照片、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支票、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合同催款函、采购合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凯韵电子厂、华睿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华睿公司是否应就未及时支付设备产品款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凯韵电子厂、华睿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涉案合同的落款处虽然只有凯韵电子厂的合同专用章及永希公司的公章，没有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和落款时间，但根据凯韵电子厂的经办员工顾玉霜与利柏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已就涉案合同进行磋商和多次修改，达成合意后是以邮寄的方式将盖章的合同原件送达给对方。凯韵电子厂提交的发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票等双方履行合同的凭证，均与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时间节点相吻合，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第二，华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桢戍对于永希公司前股东李美洁关于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的说法前后矛盾。利桢戍先是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其收到诉讼材料后找到李美洁拿了涉案合同的电子版，并听李美洁说涉案合同为凯韵电子厂更名前一个正常的合同，庭后又提交征询回复函称李美洁说没有涉案合同及与涉案合同相关的洽商，对于上述前后矛盾的说法，华睿公司未给予合理解释。第三，华睿公司对涉案合同以及永希公司的公章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经一审法院询问后，华睿公司仅以资金问题为由不申请公章鉴定，而其提交的两份永希公司与案外人签订采购合同，亦未能证实涉案合同或永希公司的公章为虚假无效，华睿公司的主张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四，华睿公司抗辩称利柏并非永希公司或华睿公司的员工，利柏在微信中自称为永希公司的人员系冒充永希公司员工的个人行为，与华睿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经过顾玉霜与利柏对涉案合同的洽谈，凯韵电子厂取得了永希公司盖章确认的合同原件，故凯韵电子厂有理由相信利柏系代表永希公司与凯韵电子厂洽谈了涉案合同的细节，且发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票亦证实了凯韵电子厂与永希公司之间实际履行了涉案合同，故无论利柏是否永希公司员工，涉案合同均对凯韵电子厂与永希公司有约束力。综上，涉案合同系凯韵电子厂与永希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永希公司在2018年9月21日更名为华睿公司，永希公司的涉案合同义务由华睿公司履行。关于华睿公司是否应就未及时支付设备产品款而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华睿公司认为丘燕霞向陈利支付的90000元与本案无关，但华睿公司又称未与凯韵电子厂有其他纠纷或交易，对于丘燕霞转款时在交易用途处注明“代永希支付定金”，其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支付的金额、交易备注用途、微信聊天记录，丘燕霞向陈利支付的90000元应认为涉案合同中永希公司向凯韵电子厂支付的定金。其次，凯韵电子厂主张其在永希公司支付定金后，向永希公司发出了涉案合同的全部货物，顾玉霜遂向利柏等人催款，其后凯韵电子厂取得了由华睿公司开具的涉案支票。对于涉案支票的流转情况，凯韵电子厂已作出详细解释，并提交了退票理由书、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订购合同》、收据、证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华睿公司则主张与粤红经营部存在合同关系，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认为凯韵电子厂主张华睿公司同意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并于2019年6月27日将涉案支票交予凯韵电子厂的可信程度较高。凯韵电子厂已依约发货，华睿公司应及时支付相应款项，故凯韵电子厂要求华睿公司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的诉请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责任。华睿公司未及时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凯韵电子厂主张华睿公司按涉案合同第十条第6项“甲方逾期支付乙方的设备产品款，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偿滞纳金，以每日支付欠款总额的1‰计算”的标准支付滞纳金，华睿公司同意按照上述标准计算滞纳金。至于起算时间，凯韵电子厂认为按照涉案合同约定，华睿公司应于签订合同之日起第90天或之前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由于起诉时凯韵电子厂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故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为2019年1月7日。庭审中，凯韵电子厂变更主张涉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9月21日，但滞纳金起算时间的主张不变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顾玉霜于2019年3月25日向利柏发出的微信表示“利总，我电话里最急的是那9万元款的事，按约定时间3月11号，又过了半个月了都，财务20号（发）工资时，硬是一分都没有发给我，可李小姐说那边款还没有过来，付不了我们，利总麻烦你协调下可以吗？……”，根据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凯韵电子厂与永希公司对支付剩余90000元货款的期限约定为2019年3月11日。虽然后续凯韵电子厂、华睿公司对付款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均未能有效实现凯韵电子厂的债权，故不能视为双方对涉案合同的付款期限作出变更。综上，滞纳金的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3月12日起算，凯韵电子厂诉请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0年8月18日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华睿公司向凯韵电子厂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90000元为本金，按每日1‰的标准，自2019年3月12日起计至本金债务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凯韵电子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元，由华睿公司负担并于履行判决期限内直接向凯韵电子厂支付。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华睿公司与凯韵电子厂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睿公司是否应当向凯韵电子厂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及滞纳金的问题。华睿公司上诉主张凯韵电子厂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华睿公司与凯韵电子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华睿公司拖欠货款9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凯韵电子厂一审时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发货单、发货视频、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支票及退票理由书及借方退票客户回单等相关证据能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华睿公司与凯韵电子厂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华睿公司应当向凯韵电子厂支付剩余设备产品款9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华睿公司与凯韵电子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华睿公司应当向凯韵电子厂支付剩余设备产品款90000元，并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定，相关分析内容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华睿公司主张未核对过支票号码为35727951支票的原件，不能以该支票作为凯韵电子厂主张欠款的证据。但是，根据银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及借方退票客户回单，载明支票号码为35727951支票的退票理由为账户余额不足，并非支票存在虚假情况。而且，华睿公司二审时仍无法说明为何向粤红经营部出具该支票。因此，本院审理期间，华睿公司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华睿公司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滞纳金的问题。华睿公司未及时付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滞纳金的起算时间从2019年3月12日起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滞纳金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根据案涉合同的约定认定每日1‰的标准，该标准显属过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本院予以调低。本院酌情认定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滞纳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综上所述，华睿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对于滞纳金的计算标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476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改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476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支付设备产品款9000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以9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标准计付）；三、驳回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97元，由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负担276元、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负担12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4元，由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负担552元、广州华睿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负担244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李爽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廖晞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