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3民初16233号原告：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罗湖商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H94CX6。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委托代表：陈井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欣，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1202011171670。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玲，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1200911746087。被告：王小康，男，汉族，1970年5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被告：王劲茹，女，汉族，1967年11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北京瑞栢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510113151。二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萌，北京瑞栢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1111218274。原告与二被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欣、陈晓玲，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单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王小康立即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35830968.64元及违约金2078196.18元（以35830968.64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年4月25日）；2.被告王劲茹立即向原告支付业绩补偿款8604826.01元及违约金499079.91元（以8604,826.01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0.05%/日计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现暂计至2020年4月25日）；3.两被告对上述业绩补偿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二被告辩称：1.原告是上市公司大晟时代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时代”）为促进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加快大晟时代外延式发展的步伐，通过其控股孙公司于2017年5月8日设立的文化产业基金。同时，大晟时代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融投资”），持有涉案标的公司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业”）45.4539%的股权。2018年，大晟时代为进一步发展影视文化业务，加强对康曦影业的控制力，与其现有业务形成进一步协同效应，又通过本案原告收购了康曦影业13.9776%的股权，至此大晟时代间接持有了康曦影业59.4313%的股权。因此，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是在大晟时代控制下的行为，大晟时代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在康曦影业中拥有的股权，间接成为了康曦影业的最大股东，原告实际上就是大晟时代在康曦影业的代言人。根据大晟时代在2017年4月13日发布的《关于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27），原告为大晟时代控股孙公司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诚红土”）与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大晟时代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周镇科）、深圳市罗湖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与银行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文化产业基金。其中，宝诚红土为普通合伙人，其他投资人为有限合伙人，宝诚红土同时还是原告的执行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公告显示，大晟时代通过宝诚红土设立原告的目的是作为大晟时代的投资平台，促进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加快大晟时代外延式发展的步伐；大晟时代认为，此次投资在保证期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借助多方的项目资源和投资并购经验，可为其资金运作提供更有效的支持，长期将有助于成功并购优质企业，为其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通过大晟时代的上述公告可知，原告自设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其设立目的就是作为大晟时代的投资平台，为实现大晟时代的战略目标服务。涉案标的公司康曦影业是大晟时代于2016年6月通过全资子公司悦融投资收购的影视企业，原告收购康曦影业股份之时，大晟时代已通过悦融投资持有康曦影业45.4539%的股权。根据大晟时代于2018年7月4日发布的《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受让股权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0），原告拟受让康曦影业股权的行为直接被大晟时代认定为是其自身拟受让股权的行为并进行了相应的公告。在同一天，大晟时代就本次拟受让康曦影业13.9776%的股权及关连交易又发布了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2），在该补充公告第六部分“关联交易背景及目的”中，大晟时代更进一步明确说明，本次交易有助于大晟时代进一步发展影视文化业务，加强对康曦影业的控制力。至此，大晟时代通过本案原告和悦融投资间接持有了康曦影业59.4315%的股权，此外，根据原告的执行事物合伙人委派的代表（以下简称“原告代表”）陈井阳在2018年6月30日就上述股权转让给被告王小康的微信指示也可以得知，原告就是完全听命于大晟时代的基金，即“大晟的红土基金”。上述大晟时代的各份公告及微信指示说明，大晟时代设立原告的目的就是作为大晟时代的投资平台，为实现大晟时代的战略目标服务，原告设立后收购康曦影业的股权也是直接被大晟时代认定为其自己收购了康曦影业的股权，目的就是加强对康曦影业的控制，因此，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是在大晟时代控制下的行为，大晟时代通知原告和悦融投资在康曦影业中拥有的股份，间接成为了康曦影业的最大股东，原告实际上就是大晟时代在康曦影业的代言人。同时，大晟时代在康曦影业的另一代言人悦融投资也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小康和被告王劲茹支付业绩补偿款。二、大晟时代指定的评估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16]第01-752号《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康曦影业持有收益权的，已拍摄完成了四部电视剧、一部网络剧和十部网络电影，康曦影视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10.6亿元。然而，原告在大晟时代的控制下于2018年7月2日与被告签订涉案《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后，影视剧行业的一系列监管政策开始给这一行业带来了各方签订协议时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后果对康曦影业投资的电视剧的策划、制作、发行、播放等各个关键环节构成了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康曦影业净利润的下滑，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20年1月爆发新冠疫情后，原告在大晟时代的控制下，起诉要求被告按照原约定承诺业绩补偿责任明显不公平，原被告签订的涉案《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应予以解除。（一）大晟时代收购康曦影业前的交易背景介绍。康曦影业为被告王小康和被告王劲茹于2015年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映，主要收入来源为影视剧的制作及发行收入。大晟时代在2016年6月20日发布的《董事会关于审议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41）中称，大晟时代原为一家以钢贸为主营业务，并经营钢材及酒店租赁的公司，由于钢贸业务的持续低迷，其通过收购无锡中联传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传动”）和深圳淘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逐步完成了主营业务的转变，形成了以影视文化、游戏为主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增强大晟时代在影视文化方面产业链互动的竞争力，2016年6月，大晟时代通过悦融投资收购了康曦影业12.26%的股权。根据大晟时代于2016年6月6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康曦影业无锡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36）对康曦影业的介绍，康曦影业是一家集研发、投资、制作、经纪、商务、发行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企业，是国内新锐民营影视企业之一。康曦影业团队通过多年运作经验的积累，形成规模化从事电视剧“选题策划-剧本创作-主创组建-拍摄制作-宣传发行”的全业务流程能力，成为国内优质的精品影视内容提供商。康曦影业坚持打造现代精品“IP”的产品定位，并累计了大量现象级影视作品，例如《八月未央》、《彼岸花》等，大晟时代希望借助康曦影业的上述发展前景及行业优势，形成对中联传动的有效互补，助力大晟时代在影视文化行业的快速发展，该公告发布后的一个月内，大晟时代的股价便由56.21元涨至64.98元，涨幅高达15.6%。根据北方亚事评报字[2016]第01-752号《评估报告》，截至2016年9月30日，康曦影业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10.6亿元。康曦影业持有收益权的，已拍摄完成的影视剧包括：《八月未央》等四部电视剧、一部网络剧《丛林笔记》和《桃花源战纪》等十部网络电影。综上所述，在原告收购康曦影业前，大晟时代对康曦影业股权的收购证明康曦影业具有较高的估值和良好的行业前景，大晟时代也从收购后的股价大涨中超额收回了投资。（二）原告在大晟时代的控制下于2018年7月2日与被告签订《业绩承诺及补充安排》后，影视剧行业出台的监管政策对康曦影业的影响。根据大晟时代在2020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9），康曦影业2016-2019年均未完成公司业绩承诺，经营状况逐步下滑，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以及行业监管趋于严格，影视行业景气度下滑，演员限薪令等监管政策，导致电视剧和网络剧的版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康曦影业前期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产品发行难度增加。2018年10月，国家为规范影视行业经营，加强了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加强税收监管，规范明星片酬过高问题，抵制不合理片酬，导致影视剧发行不如预期，导致影视收入下降。影视剧行业属于特殊属性的行业，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对题材和主创等方面较为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对电视剧业务的策划、制作、发行、播放等各个环节构成重要影响。根据大晟时代2019年12月19日发布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出售资产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2），2018年，针对影视行业暴露出了诸多不良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力度，关于电视剧相关领域的政策也先后不断出台，“管-限-促”三管齐下成为影视行业采取的重要措施，覆盖节目片花、预告片管理、演员天价片酬控制、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等多个方面，对整个影视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IFIND查询，影视动漫行业上市公司2016年、2017年、2018年同比平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48.40%、13.24%、-5.12%，收入增长率持续下降；2016年、2017年、2018年平均毛利率分别为38.03%、36.45%、26.26%，销售毛利率持续下降。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行业监管趋于严格等因素的影响，影视行业继续承压，康曦影业的前期制作成本较高的项目在发行时，遇到无法播出的根本障碍或版权价格出现了较大回落，使得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显然不相符，直接降低了项目的销售毛利率。比如，康曦影业预计投资2亿元左右的80集电视剧《八月未央》，原计划于2016年11月取得发行许可证，预期收益为4.2亿元，但受到国际突发事件及影视行业监管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无法发行，康曦影业只得在2018年7月追加4000万元投资以更换男主角的方式对该剧重新进行了拍摄并将剧集数缩减为60集，才于2018年12月份取得发行许可证，但该剧至今仍未实现对外发行。又如，康曦影业于2017年12月份取得发行许可证的、投资2.52亿元拍摄的60集电视剧《彼岸花》，预期收益为3.6亿元，虽然该剧2019年实现了1.05亿元的新媒体销售收入，但每集的价格却只有原市场价格的一半。（三）结合前述第（一）（二）部分的介绍，案涉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签订后，发生了在原被告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明显不公平，因此，《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应予以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即将生效的《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也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14条，对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严重的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因履行“业绩对赌协议”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公司业绩影响的实际情况，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按约定的业绩标准或者业绩补偿数额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合理分配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王小康认为，上述宏观经济和行业监管的重大变化对影视行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属于原被告双方订立合同以后客观发生的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现原告在大晟时代的控制下，要求被告继续按照原来约定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对于被告明显不公平。因此，被告王小康不应按照涉案《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承担业绩补偿责任，《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应予以解除。三、原股东是否实际掌控被投公司经营权是判断原股东是否应当对业绩补偿继续承担责任的关联因素，也是原股东承诺业绩补偿承诺的前提，这一原则已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民初103号的《民事判决书》中得到认可。在本案中，大晟时代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已经实际控制人康曦影业，根据悦融投资与被告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增资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悦融投资在康曦影业中的董事会席位不少于4人，实际为5人，其对康曦影业的印章更是名为监管实则控制。另外，通过2018年被告王小康与大晟时代的财务负责人郭丽及大晟时代的总经理即原告代表陈井阳的微信往来可知，大晟时代从2018年开始已经实际控制康曦影业的日常经营，也就是说自2018年开始，大晟时代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已成为康曦影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且已经实际派驻人员接管康曦影业的财务核各类印章、证照等全部经营所必需的文件，被告王小康和被告王劲茹虽仍担任康曦影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但二人的权利已被架空，无法决定康曦影业的重大经营事项，无法实现相对独立地经营管理康曦影业，因此，自2018年开始，由于康曦影业的经营活动已经由大晟时代控制，被告不应再对康曦影业的经营业绩承担业绩补偿义务。（一）原股东是否正常掌控被投公司经营权是判断其是否应当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承担的关键因素，原股东与投资人签署业绩补偿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原股东继续独立经营被投资的目标公司，从而使目标公司继续保持原有的增长趋势，在公司的运营资金增加后，在原股东的持续经营下扩大盈利，如果原股东不再对被投资的目标公司拥有经营决策权，原股东就不应当为他人的经营业绩承认责任。上述的业绩补偿原则已经有相关的司法实践予以支持。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民终1130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法院判决解除原股东与投资人签订的《业绩承诺之补充协议》，主要理由是：一、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在业绩承诺期内履行管理职责是业绩条款得以履行的前提条件；二、如原股东指定的管理层不再进行管理经营，却仍由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认业绩补偿责任，明显加重了原股东的风险，有违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三、投资人暂停原管理层职务的行为导致业绩补偿约定丧失基础，构成根本违约，原股东因此享有法定解除权，可以解除管理层被停职之后的业绩补偿条款。又如，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书》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投资人实际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显然并不符合对赌协议的一般做法，也不符合《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如果原股东不能控制公司而承担因公司业绩下滑所带来的损失赔偿，即违反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投资人作为控股股东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在目标公司业绩下滑之时其要求原股东按双倍业绩补偿显然违反公平原则。综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业绩补偿案件时，也会将目标公司的原始股东是否能够正常行使目标公司的经营权视为业绩补偿条件是否应继续履行的关键。同时，根据2020年7月2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使行）》的精神，只有做到“同案同判”才能保证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真正统一，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不再控制康曦影业后，无义务承担业务补偿责任。（二）自2018年开始，被告已失去了康曦影业的经营权，被告承担业绩补偿责任的前提不复存在，被告不应再对2018年业绩补偿责任承担任何义务。首先，根据被告与大晟时代控制的悦融投资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悦融投资有权向康曦影业的董事会推荐不低于4人担任董事，而实际委派的董事为5名。其次，根据悦融投资与被告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被告王小康和被告王劲茹已将各自分别持有的康曦影业7.5631%及1.8908%股权无偿转让给悦融投资，作为康曦影业2017年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股权转让后，悦融投资合计持有康曦影业45.4539%的股权，而大晟时代通过本案原告收购了康曦影业13.98%的股权之后，间接持有了康曦影业59.4315%的股权，同时，原告代表陈井阳还同时担任悦融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和大晟时代的总经理职务。另外，根据被告王小康与原告代表陈井阳在2018年3月5日之后的微信交流可知，尽管《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悦融投资向康曦影业委派财务负责人，与公司财务人员共同管理康曦影业的公章和U盾等所有印章，但事实上，在2018年康曦影业的经营过程中，大晟时代以处理财务规范、信息披露规范为由，通过派驻到康曦影业的财务负责人控制了康曦影业的印章、证照等全部财务文件，康曦影业对外签订合同盖章时均需大晟时代批准。比如，康曦影业对外借款签订合同时需经大晟时代批准可以盖章。又如，康曦影业向大晟时代提出的电子章数字证书申请被大晟时代否认。通过上述股权和管理权的变更不难发现，2018年开始，大晟时代不仅通过悦融投资和本案原告间接持有了康曦影业近60%的股权并在董事会中占有绝对多数席位，还通过悦融投资和原告向康曦公司派驻人员掌控印章和证照，从根本上控制了康曦影业的实际经营决策，而大晟时代以往并无影视业经营的经验，在接管康曦影业后，导致康曦影业的业绩大幅度下滑。例如，在大晟时代的授意下，电视剧《彼岸花》发行权于2017年12月份被授权给了大晟时代100%间接持股的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中联传动”），但是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却在获得发行权后在2018年全年和2019年上半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未能将该电视剧发行，错过了电视剧发行的黄金期，导致2018年康曦影业业绩严重下滑，而这在被告控制康曦影业期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又如，因霍尔果斯中联传动一直未能成功发行电视剧《彼岸花》，在大晟时代的控制下，康曦影业又将《彼岸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了大晟时代的全资孙公司大晟时代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大晟影业”），随后，北京大晟影业与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签署了该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授权合同》（以下简称“《独占授权合同》”），根据该合同，北京大晟影业授权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区域独占地、在东盟十国（非独占）的区域内非独占地，享有《彼岸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期限为10年，授权费用为1.05亿元。也就是说，上述本应作为康曦影业业绩的1.05亿元授权费，却在大晟时代的操作下，转入了与康曦影业无关的大晟时代其他关联公司的账户中，康曦影业的业绩当然不可能达到签订业绩补偿时的预期，大晟时代在将康曦影业的产品（即电视剧）和利润无偿转移给其他大晟时代控制的公司的情况下，其还继续通过本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明显是对被告的不公，且这一做法也侵害了康曦影业的其他债权人及股东的利益。除了康曦影业的收入被大晟时代转移到其他公司之外，大晟时代还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对康曦影业的控制，增大康曦影业的成本，例如，大晟时代明知康曦影业和浙江一起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起嗨公司”）签订的《电视剧海外代理发行协议》的授权范围包括东盟十国、授权形式为独占，还授意北京大晟影业在《独占授权合同》中将《彼岸花》在东盟十国区域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非独占地授权给了腾讯公司，致使康曦影业不得不为此向一起嗨公司承担了巨额违约责任。再如，在康曦影业的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康曦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尔果斯康曦”）与大晟时代100%间接控股的霍尔果斯中联传动联系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八月未央》和《彼岸花》中，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尚有合计4600万元的应付投资款未支付给霍尔果斯康曦，其中，针对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应支付给霍尔果斯康曦的《八月未央》的1140万元补拍款，霍尔果斯中联传动虽承诺先支付300万元，却仅于2018年8月3日支付了200万元，剩余的款项至今未支付，对此，被告王小康曾要求上市公司委派的财务负责人郭丽向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催款，但由于受到大晟时代的控制，霍尔果斯中联传动并未按约定向霍尔果斯康曦支付拍摄电视剧的投资款，因此，康曦影业不得不另行筹借资金拍摄影视剧，而被告王小康还不得不为这些借款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由于康曦影业的成本被大晟时代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康曦影业的利润下滑。综上，自2018年开始，被告已失去了康曦影业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康曦影业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成本被大晟时代扩大，另一方康曦影业的收入又被大晟时代转移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康曦影业的经营业绩自然很难达成，在此情况下，原告作为大晟时代控制康曦影业的一部分，再行要求被告承担业绩补偿责任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被告不应再对2018年以后的业绩补偿责任承担任何义务。被告王小康作为影视行业的知名导演，被告王劲茹作为知名编剧，敢于创新，希望通过打造精品的影视剧作品，让康曦影业成为国内优质的影视内容的提供商，为影视行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而且，二被告王小康在获得了大晟时代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后，陆续将大额现金借给康曦影业，用于影视剧的拍摄，截至目前，康曦影业仍有超过1亿元未支付给王小康，有3000万元未支付给王劲茹。为了康曦影业的经营，在康曦影业对外向第三人借款时，被告王小康还以个人资产承担了2.64亿元本金的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小康这两项投入合计大约3.64亿元，实际上被告王小康为康曦影业的经营所直接和间接投入已经超过了大晟时代通过原告和悦融投资对康曦影业的全部投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稳定社会预期，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充分发挥企业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在本案中，被告王小康作为创始股东，为了康曦影业的经营发展，将转让股权收到的款项又投入康曦影业，而大晟时代却通过本案的原告和悦融投资对康曦影业的经营予以控制，一方面扩大了康曦影业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又将康曦影业的收入转入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大晟时代通过原告继续要求被告王劲茹对康曦影业的经营业绩承担责任，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综上所述，请贵院结合事实，充分考虑被告的答辩意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相关事实一、康曦影业无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13日，股东为被告王小康、被告王劲茹。2016年6月29日，变更为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2018年7月2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载明：鉴于原告拟受让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13.9776%股权，两被告承诺康曦影业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分别不低于10700万元、12000万元、12000万元，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公司上一年度的实际业绩进行审计；如康曦影业无法完成业绩承诺时由两被告向原告承担现金补偿义务，且两被告针对上述现金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11月9日，原告与凯勋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凯勋实业将其持有的康曦影业13.9776%股权以人民币128042300元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于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14日分两次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康曦影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显示，2018年11月12日完成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康曦影业的股东有五名，被告王小康持股30.2935%、被告王劲茹持股7.275%、悦融投资持股45.4539%、原告持股13.9776%、深圳市坪山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二、原告有五位合伙人，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1%，大晟时代的关联公司出资比例17.33%。大晟时代在2017年4月13日的公告中认可深圳市宝诚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其孙公司，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其关联公司。大晟时代是悦融投资的唯一股东。三、2019年4月24日，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康曦影业2018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非后的净利润为-107214066.68元，未达到两被告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中承诺的2018年度净利润。2019年7月8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业绩补偿协议》，约定：1.两被告同意对原告进行现金补偿合计人民币44435794.65元,其中被告王小康应支付35830968.64元，被告王劲茹应支付8604826.01元；2.两被告应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上述的现金补偿款全部支付至原告银行账户；每逾期支付一日，两被告应按照应付未付金额0.05%支付违约金。2019年12月30日，原告向两被告发出《关于支付现金补偿款的通知函》，要求两被告按时、足额支付业绩补偿款。之后原告原告两次向两被告催款，两被告均未支付。四、在二被告于2019年1月10日致悦融投资的《延期还款说明函》中，二被告承认其为康曦影业的实际经营人。裁判结果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案涉《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业绩补偿协议》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两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偿款，构成违约。被告王小康应向支付业绩补偿款35830968.64元，被告王劲茹应支付8604826.01元；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每日按照各自未支付金额的0.05%支付违约金；且对上述债务，两被告互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后康曦影业实际由大晟时代控制，其失去公司经营权，不应当承担补偿义务的抗辩，本院认为，即使如被告所称大晟时代通过其子公司悦融投资和原告间接持有康曦影业59.4315%的股权，不等同于大晟时代控制公司的经营权，理由如下：1.在原告受让案涉股权时，悦融投资已是康曦影业的股东，两被告对于原告和大晟时代的关系是知情的，即被告明知原告受让后大晟时代间接持股比例；2.悦融投资向康曦影业委派董事、财务人员是双方认可的，且派驻人数未超出约定，公司经营中使用公司印章、对外付款等需一定的审批程序是正当的；3.被告王小康是康曦影业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被告王劲茹是总经理，在二被告致悦融投资的《延期还款说明函》中，二被告承认其为康曦影业的实际经营人；4.对于两被告称大晟时代将康曦影业的业务给予其关联公司从而影响了康曦影业的业绩，原告予以否认，且进行了合理解释，而两被告未能充分举证；5.庭审中，法庭询问如果两被告认为其二人失去了公司经营权，为何要在2019年7月2日再次签订《业绩补偿协议》时，二被告回答是当时双方合作愉快，且认为只要影片能发出去就不存在补偿的问题。因此该协议的签订不存在胁迫、重大误解等情形，二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作为公司经营者，应该清楚明白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二被告以合同签订后发生了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事件（如宏观经济下滑、行业监管趋于严格及新型冠状××疫情）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二被告提交的大晟时代的公告（2020年7月1日）中载明，2016年-2019康曦影业未完成业绩承诺；凯勋公司亦因康曦影业未完成业绩承诺于2018年从二被告处获得3.9776%股权的补偿，并和原持有的10%股权一期转让给原告，即2016年开始康曦影业业绩已未达预期，本案诉争的业绩补偿发生在2018年，与2020年初开始的新型冠状××疫情无关；2.被告在答辩中强调影视行业受政策影响大，说明政策因素应是其在经营中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各行业在经营中都应当守法经营，加强行业监管不属于无法预见的事件；3.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虽然难以预测，但这正属于商业风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小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业绩补偿款35830968.64元和违约金（以35830968.64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05%自2020年1月1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王劲茹对被告王小康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王小康追偿；三、被告王劲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支付业绩补偿款8604826.01元和违约金（以8604826.01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05%自2020年1月1日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四、被告王小康对被告王劲茹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王劲茹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86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负担。上述费用原告均已预交，本院予以退回。二被告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上述费用共计281865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耿哲娇审判员  黄源鑫审判员  万 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曾庆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