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男，197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德军，北京市坤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某，女，197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某，女，198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宝巽，北京海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某因与被上诉人曾某、原审被告赵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7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依据现实生活中的交易习惯和惯例，朱某个人根本就不可能用1250万元一次性购买所谓价值1250万元的翡翠手镯（5个）及项链吊坠（10个）。曾某提供的“欠条”记载的是“借......款”而非买卖合同之债，买卖合同的买方不是朱某个人，应当另有其人，且“欠条”的时间早于《欠货款确认书》，说明曾某也清楚买方不是朱某是另有其人。2、曾某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已收到的买方支付的“货款”70万元并非朱某支付，其中50万元货款是北京安普照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按四川莘泰药业公司付款指令支付的货款，另外20万元是莘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款，故本案遗漏了真正与曾某建立、履行“买卖合同”的买方四川莘泰药业有限公司。3、一审判决中未提及朱某提供的证据，70万元货款的支付人是谁以及支付的原因是本案最基本的案件事实，但一审法院未予审查。4、2020年6月15日采集指纹时因疫情原因朱某在四川成都而无法回京，书面申请延期，一审法院在未鉴定的情况下，以朱某假设的答辩进行判决，属于基本事实没有查实。5、案涉买卖合同“标的”价值几何也是本案基本事实，朱某根据曾某的证人的证言和“估价单”申请对曾某诉称的“挂牌价”进行估价鉴定，以确定货款价格，但这一事实没有查清，且在一审判决中未提及，一审法院仅依据曾某的陈述和“单方面证据”，而且是朱某不认可、甚至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判决是错误的。6、一审判决朱某承担律师费、违约责任50%、诉讼费用、保全费没有事实依据。7、一审判决书未“记载”、“认定”朱某的证据情况，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曾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某的上诉请求。无论是借条、欠款确认书前后内容，还是曾某与朱某之间的手机聊天记录、银行转账流水，都证明了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朱某，而非四川莘泰公司，一审法院认定曾某与朱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正确的，不存在遗漏主体问题。北京安普迪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及朱某2同曾某未建立亦不存在相关法律关系，其代朱某向曾某支付货款并不能据此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关系；朱某主张是四川莘泰公司与曾某建立买卖关系，无事实依据。朱某虽申请鉴定但其未提供合格的检材，致使笔迹鉴定无法进行，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后法院依职权进行指纹鉴定，但朱某故意未在指定期间提供指纹，导致鉴定未能完成，其应承担不利后果。交付货物时间已超过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最长2年的有效期，交货后的7年间，朱某未对涉案货物质量、价格等提出异议，且目前朱某无法提供绝大部分货物的原物，也无法完成价格评估，因此一审法院对朱某申请对“挂牌价”进行估价未做提及是合法合理的。《欠货款确认书》中有关于律师费、保全费承担的约定，一审法院依据法律、双方约定对费用的判决是正确的。赵某述称,对一审判决赵某的结果没有异议。赵某和朱某不是假离婚。曾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某、赵某连带偿还曾某货款344.3万元；2.朱某、赵某连带赔偿律师费10万元；3.朱某、赵某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8年9月26日，曾某变更诉讼请求为：1.朱某、赵某连带支付货款1250万元；2.朱某、赵某连带支付逾期违约金（以12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收50%计算）；3.朱某、赵某共同赔偿律师费30万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朱某、赵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朱某与赵某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9月9日登记结婚。2011年上半年，朱某及赵某向曾某购买价值519.3万元的翡翠货品。2012年3月9日，朱某再次向曾某购买玻璃种套链等货品。上述两笔合计1425万元。2012年3月9日，朱某出具《欠条》，确认借曾某翡翠款1425万元。2013年12月底朱某退还戒指1个（价值60万元），2014年1月6日支付货款50万元，2015年7月7日支付货款20万元，2016年7月8日还黄翠观音1件（价值45万元），2016年7月17日朱某出具《借条》一份，确认尚欠货款1250万元。2017年6月8日，朱某出具《欠货款确认书》，再次确认尚欠货款1250万元。但朱某、赵某至今仍未支付货款，故曾某诉至法院。朱某在一审法院辩称，首先，本案不符合民事诉讼主体要求，被告不适格。一、朱某与曾某之间无买卖合同之债。1.朱某个人不经营翡翠用品，不是经营主体，通过诉状中翡翠货品的品种、数量、价格能够证明朱某不是翡翠用品的消费者，不是用于自用；2.根据证据欠条描述借曾某翡翠款的内容，真实情况是：曾某放货给朱某（朱某为职务行为），朱某去找下家，回款甚至是超过货品本身价值回款后由朱某返还曾某，由于款2年回不来，出于帮忙帮到底的心态，才由朱某个人代表公司向曾某出具借款的情况，因为朱某任职的是一家医药公司，无翡翠经营资质，也正是这家公司向曾某回款70万元，曾某许诺开具发票，至今未开，后朱某离职，回款未果，朱某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一直出面帮助甚至答应解决问题，故本案被告应系朱某当时任职的四川莘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莘泰公司）。二、赵某不是适格诉讼主体，不成立共同诉讼。1.本案被告应是莘泰公司；2.本案中所谓借款与赵某之间无口头买卖合同、合作合同，假设朱某利用职务之便把未出的货中饱私囊留下给赵某，也不构成共同诉讼；3.曾某所谓三份欠条证据均无赵某签字；4.假设朱某须对涉案货款负责，也与赵某无关，涉案债务不是婚姻法第41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5.曾某撤诉的（2018）京0108民初23066号案件中已经证明货品二件在董静手中，董静同意返还，如果不将货品买家或消费者董静追加或变更被告，朱某可以为曾某追回并返还曾某。其次、诉讼请求不成立。一、本案中无法定或约定的连带责任；二、货款1250万元完全背离市场价格，极其显失公平。1.因当时是莘泰公司与曾某合作，朱某建议标高价格便于出货，现曾某不能要求按标高的离谱的价格与朱某结算；2.之所以消费翡翠货品的人拒付款，正是因为标高的价格太高；三、逾期违约金无法律依据。本案中无违约方，也无违约金标准；四、律师费和所谓实现债权费用不能成立，既无约定，也无法律规定。最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曾某称朱某于2012年3月9日买进翡翠，因无书面合同，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货款应于当日支付。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曾某最迟应于2015年3月8日起诉。赵某在一审法院辩称，朱某起诉后赵某才知道涉案的物品和数量，从数量上看用于个人佩戴不符合事实，曾某属于虚假陈述，本案发生的事实、经过等，赵某都不清楚，与赵某都没有关系，赵某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同意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庭审中，曾某提交《欠条》一张。内容为：“借曾某翡翠款壹仟肆佰贰拾伍万元整。￥1425万元”。欠款人为朱某，落款日期为2012年3月9日。《欠条》底部注明“2013年12月底取走戒指1×60万2014.1月6日还50万2015.7.7日还20万”。庭审中，曾某称《欠条》底部字句系其根据朱某的退货及还款情况自行标注的。曾某还提交《借条》一张，内容为：“现借款人朱某身份证号×××,向出借人曾某借款人民币1250万大写壹仟贰佰伍拾万元。借款日期为2016年7月17日。”立据借款人为朱某，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7日。立据借款人下方注明“三个月归还”，曾某称这句话是朱某承诺三个月还款，同意曾某在《借条》上添加的。曾某还提交《欠货款确认书》一份，内容为：“2012年3月9日，朱某（公民身份证号：×××）向曾某（公民身份证号×××）购买玻璃种套链（价值80万元）、紫带翠手镯（价值55万元）、满翠如意（价值42万元）、紫罗兰手镯（价值44.5万元）、满色手镯(价值40万元）、翠手镯（价值75万元）、紫葫芦（价值28万元）、满绿挂件如意（价值55万元）、戒指（价值80万元）、紫罗兰套装（价值25.2万元）、墨翠（价值90万元）、套链白冰（价值22万元）、翠色小如意（价值24万元）、满翠手镯（价值90万元）、玻璃种观音（价值110万元）、黄翠观音（价值45万元），加上2011年上半年买的挂件等翡翠，共计欠货款1425万元，详见2013年《欠条》。2013年12月底朱某退还戒指1个（价值60万元），2014年1月6日还款50万元，2015年7月7日还款20万元，2016年7月8日还黄翠观音1件（价值45万元），尚欠货款125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详见2016年7月17日《借条》。欠款人朱某承诺尽快还款，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曾某可以向自己住所地法院起诉，并要求我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等费用（以下无正文）”。欠款确认人为朱某，时间为2017年6月8日。朱某对上述三张字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申请对其签字进行鉴定。同时曾某申请对《欠货款确认书》中朱某签字处的指印真实性申请鉴定。因《欠货款确认书》出具时间最晚，故法院确定对《欠货款确认书》中朱某的签名与样本是否一致，以及《欠货款确认书》中朱某签名处指印是否为本人进行鉴定。2019年9月2日，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法源鉴定中心）就上述两项内容进行鉴定。2019年9月9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退案说明》，经审查朱某签名字迹样本数量较少及检材指印纹线不清晰，特征点较少故退回此案。曾某、朱某对《退案说明》无异议，但朱某申请补充鉴定样本继续进行鉴定。同时法院依职权就《借条》第一行朱某处、第二行身份证处、第三行“1250万”处、第四行“壹仟贰佰伍拾万”处及底部立据借款人处朱某处的指纹，及《欠货款确认书》第二行身份证号处、倒数第四行“1250万元”处、倒数第四行“佰伍拾万元整”处及底部欠款确认人朱某处的手印是否为朱某本人进行鉴定。2020年5月18日，法院委托法源鉴定中心对该委托事项进行鉴定。2020年6月15日，法源鉴定中心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朱某未按时到场采集十指指纹，鉴定材料不充分，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故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各方当事人对《终止鉴定告知书》均无异议。对于朱某就《欠货款确认书》中朱某签字的鉴定事项，朱某并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有效鉴定样本，导致鉴定不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欠货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7年6月22日，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向曾某开具了7万元律师费发票。2017年7月19日，甲方曾某与乙方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向某律师在曾某诉朱某、赵某买卖合同纠纷案（损失标的344.3万元）中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直至案执行终结时止（包括一审、二审、执行），双方约定律师费为10万元。2018年6月30日，甲方曾某与乙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左胜高律师作为甲方与朱某、赵某买卖纠纷民事一审、二审、执行阶段的代理人。双方约定律师费共计20万元。2018年7月13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向曾某开具了20万元发票。2018年9月27日，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2018）云昆明信证经字第39451号公证书，对登记在周榕泉名下由曾某实际使用的手机中的信息进行证据保全公证。曾某手机显示的朱某电话为189XX******、186XXXX****，朱某妹妹的电话为159XX******。信息显示曾某自2013年12月起就开始通过发信息催款。2015年6月27日朱某（186XXXX****）发送短信：我把你的账号给财务了，她们会给您安排。曾：朱总你能有一次说话算话吗？2015年7月8日朱某妹妹发送短信：我是朱某妹妹，刚刚付您20万元，请查收，后续再付，款清后请给提供发票。曾：好的，已收到。2015年7月30朱某（186XXXX****）发送短信：各位领导朋友，以前186那个号码停用，现改用此号189XXXX****，朱某。8月6日，朱：下周给您转款，我这几天事情特别多。2018年9月30日，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证处出具（2018）云昆明信证经字第40068号公证书，对曾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某手机信息内容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向某手机显示的朱某电话号码为189XX******。2017年7月6日朱某发送短信：向律师，再等几天，我安排好资金和您联系。向：好的朱总，稍微快点，法院一直在催我。朱：好的。向：朱总，之前说好的先付200万并叫你爱人退还部分货品，现在可以具体处理了吗？大约还要多久？朱：再等我一下。向：好的，朱总，稍微快点。朱：好的。另查，2017年8月25日朱某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邮寄《管辖权异议书》的快递单载明：寄件人：朱某、高德军，电话：189XX******、136XX****XX朱某认为两份公证书中载明的电话189XX******、186XX****XX机主不是其本人，两个号码系由莘泰公司的司机在使用，是莘泰公司的司机和高德军律师及另一人一起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邮寄的《管辖异议申请书》，故寄件人电话处载明的189XXXX****就是该司机的号码。法院询问该名司机的姓名，朱某表示不知道。再查，朱某与赵某于2010年9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年底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曾某提交的《欠货款确认书》及《公证书》，可以认定曾某与朱某之间有关出售、购买翡翠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朱某未履行按期支付货款的合同义务，朱某辩称与曾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朱某当时任职的莘泰公司，且《欠货款确认书》中并非是朱某本人签字，但朱某对此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该项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朱某至今未付清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曾某、朱某双方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计算方法，曾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借条》底部“三个月归还”的字句系经朱某同意后予以添加，同时朱某出具的《欠货款确认书》系对应付而未付货款的再次确认，故曾某主张自出具《欠货款确认书》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逾期利息符合上述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曾某主张的律师费。因朱某在《欠货款确认书》承诺尽快还款，否则承担违约责任，并且曾某可以起诉并要求朱某承担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费用。现曾某已实际支付27万元律师费，对于已发生的律师费损失，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其余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曾某要求赵某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节，其主张朱某购买涉案货品系给赵某使用，且涉案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院认为，虽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该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曾某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朱某购买涉案货品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亦或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欠货款确认书中仅有朱某签字，赵某事后并未对上述买卖行为进行追认为夫妻共同购买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定，朱某所欠货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赵某对于朱某尚欠货款不应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朱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曾某货款1250万元；二、朱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曾某逾期付款损失（以12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朱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曾某律师费损失27万元；四、驳回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朱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朱某申请作指纹鉴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对朱某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曾某申请法院向北京市海淀区房屋管理局房屋登记中心调取北京市海淀区某号楼2单元1702号房产的房屋产权证书及购房合同、购房流水、还贷情况，向北京市海淀区婚姻登记机关调取朱某与赵某的离婚证及离婚协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曾某的申请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情形，本院不予准许。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另查明：1、朱某在本案一审期间，为证明朱某系履行职务行为，曾某与莘泰公司合作，而非朱某，提供莘泰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资金拆借合同》2份、关于资金拆借合同的补充文件、转账记录、汇款记录等证据。2、法源鉴定中心在2020年5月28日通知朱某于2020年6月9日到该鉴定中心采集指印样本，朱某未提出合理理由及依据，未按约定时间参加现场采集。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朱某主张，因疫情原因未参加现场采集指印样本，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法源鉴定中心在2020年5月28日通知朱某于2020年6月9日到该鉴定中心采集指印样本，朱某未提出合理理由及依据，未按约定时间参加现场采集，故对朱某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朱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欠货款确认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曾某提供的《欠货款确认书》与《公证书》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曾某与朱某之间存在出售、购买翡翠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朱某未履行按期支付货款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判令朱某支付曾某货款1250万元、赔偿曾某逾期付款损失及律师费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朱某主张，朱某系履行职务行为，与曾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朱某当时任职的莘泰公司，但从朱某提供的证据内容看，不能证明朱某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对朱某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850元，由朱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何 锐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馨艺书 记 员  闫文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