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5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法定代表人：刘增云。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剑兵，广东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硅西路**自编**C1056A展厅v>法定代表人：李东。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东，男，1976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东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增云，男，1980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原审第三人：杨清涛，男，1980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雷剑兵，广东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之源公司”）因与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后公司”）、李东、原审第三人刘增云、杨清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森之源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增云、杨清涛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剑兵，上诉人和后公司、李东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涛、苏东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森之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和后公司、李东向森之源公司返还侵占的经营收益及投资款共计537819.65元；2.和后公司、李东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和后公司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森之源公司”，而和后公司在此期间用于经营的银行账号明细及余额，森之源公司都已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和后公司、李东在微信聊天中对经营余额108491.28元也予以确认，且银行账号一直由和后公司、李东控制。一审法院仅因和后公司、李东的口头否认，即不支持和后公司、李东返还森之源公司经营账户余额108491.28元的请求，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和后公司经营账户余额，完全是可查证的事实。若和后公司、李东否认森之源公司的证据，因银行账号由和后公司、李东掌握，其应当提供反证，而非仅予以口头否认；若和后公司、李东认为不应当移交返还，则应当举证证明该余额非此期间的经营权益和债务。但现一审判决却将上述举证责任全部强加给森之源公司，显然是错误的。（二）《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但和后公司、李东违反协议约定，拒不将昌隆纺织商行移交给森之源公司，后又擅自关闭该商行。森之源公司投入该商行429328.37元，因和后公司、李东违约、拒不移交商行，导致森之源公司完全无法参与该商行的经营管理，也没有享有任何的权益，故和后公司、李东应当将森之源公司的投资款429328.37元全部返还给森之源公司。一审法院以“原告所实际享有的昌隆纺织的权益和债务亦不明确”为由，不支持森之源公司的诉请，却对和后公司、李东违约、拒不移交之事实视而不见，显然是错误的。综上，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其第三项判决理应被依法撤销，和后公司、李东除了按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项承担责任外，还应当返还森之源公司经营收益及投资款共计537819.65元。针对森之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和后公司、李东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已查明和后公司账户余款的相关事实。森之源公司不能证实银行账户余额是和后公司的经营净利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昌隆纺织商行的移交问题，只有在各方进行清算后才能进行，现在无法证实昌隆纺织商行具有可移交的净利润。和后公司、李东亦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森之源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将美特斯邦威应收货款直接转移。一审判决直接将该笔货款认定为应转移的公司权益，属事实认定错误。《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涉及股东转移公司权益和债务，除适用合同法规定外，还应当适用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76号）相关规定。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和后公司的权益归属森之源公司的约定，若把公司权益仅仅理解为公司营业收入、应收帐款，则是属于股东非法转移公司财产，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允许这一行为存在，就会侵害公司的法人财产，影响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债权人及其他股东的损失，既违反法律规定，又侵害第三人利益，更动摇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根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如果被违反，损害的不仅是行为人之间的利益，而且公司及与公司相关的一切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因此，本案《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公司“权益”的约定，实质是指公司在约定时期内的经营中存在可分配的税后利润时，股东所能支配的利润，只有这部分利润才属于股东可自由支配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营业利润，是指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减去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后的金额。即使是森之源公司所主张的关于美特斯邦威公司的权益，和后公司、李东在该业务中的权益也应指在和后公司、李东在该笔业务中获得的利润，应从和后公司、李东收到的货款中减去业务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得出，而一审法院仅仅从货款中减去增值税、附加税，对于业务成本、管理费用、营业费用、财务费用等未作扣减。另外，《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为一段时间内的权益，并不是单笔业务的权益。即使和后公司、李东在关于美特斯邦威公司的业务中存在权益，也并不代表和后公司、李东在约定时间内存在权益，《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权益的具体数额应根据和后公司、李东财务报表中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所存在的公司净利润计算。（二）一审判决漏查了森之源公司未按《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债务的事实，因合同约定是明确为债务与权益要同时转移，而和后公司、李东在森之源公司及杨清涛、刘增云未依约承担债务的情况下，应当享有对权益转移的同时履行抗辩权，这个权利的行使不构成违约。如《协议》第三条约定和后公司、李东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权益和债务、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要一并转移给森之源公司，因此，和后公司、李东与森之源公司实际为互负合同义务。森之源公司及刘增云、杨清涛在未履行承担债务的义务情况下，单方要求和后公司、李东按合同约定转移权益，显然有违合同约定，缺乏法律依据。森之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构成具体如下：一、和后公司、李东债务共计人民币807,535.88元，具体情况如下：1.李东履行职务行为，为和后公司垫付的租赁办公场地的租金及押金费用390,419元。（1）该场地具体租赁情况如下：和后公司与广州雅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位于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255号3楼301室场地作为经营场所，租赁期3年，每月租金46040元、物业服务费3453元，房屋押金费用为138,120元。同时约定签订合同当日需交清押金、年度的45%租金及一个月其他费用共390,419元。（2）李东垫支情况如下：李东是和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时，个人垫付资金390,419元，该资金均为和后公司租赁场地的开支。（3）关于场地使用情况：该场地在《协议》签订后交由森之源公司作为办公场地使用，对此森之源公司在一审中也予以承认。李东垫付的租金及押金费用共390,419元，属于和后公司债务，应由森之源公司承担。2.为经营周转，和后公司产生了贷款及其利息共计417,116.88元。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11月28日，和后公司因公司经营周转所需，向深圳用友力合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贷款321,000元，贷款期限24个月，每期需还17,379.87元，24期本息合共417,116.88元，该款属于和后公司债务，也在协议约定范围内，应由森之源公司承担。二、昌隆纺织债务共计人民币643,996.81元，具体情况如下：昌隆纺织布行系和后公司名下投资的项目，没有单独的营业执照，经营场地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C区C1056A档。因经营亏损，该布行已于2019年11月停业。经统计，该布行自2019年3月1日后累计亏损共计643,996.81元。该款项属于《协议》约定债务，应由森之源公司承担。经和后公司、李东统计，和后公司、李东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权益与债务、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与债务分别相抵后，已无盈余，因此，和后公司、李东不存在权益要给森之源公司，故森之源公司要求和后公司、李东转移权益实际上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并无组织双方对账，在和后公司、李东已另案【案号：（2020）粤0105民初19312号】提出要求森之源公司承担债务，并主张支付齐余下付款，此时，一审法院本应两案合并审理，一并作出判决，才更为客观全面。（四）李东是在2019年4月23日才成为和后公司一人股东，在涉案协议签订时，和后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李东不应当基于其之后产生的一人股东身份为和后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森之源公司一审起诉时是以侵权为由主张权利，但是一审法院在审查后，以合同纠纷和违约责任进行判决，超出了森之源公司的起诉范围。针对和后公司、李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森之源公司答辩称，和后公司的债务在双方对账时已经清算完毕并做了抵扣，森之源公司主张的款项是抵消后的金额，和后公司存在需要返还的净利润。《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孤立的协议，应当与当日同时形成的森之源公司股东会决议放在一起共同理解。李东受让了刘增云、杨清涛持有的和后公司60%股权但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反而是刘增云、杨清涛等需要额外补偿李东140万元，是因为各方合意共同成立森之源公司以承接和后公司业务和相关权益，李东的持股份额从在和后公司时候的40%降低到10%，对于李东减少的30%股份，其他各方同意以现金140万元进行补偿。所以，《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非股东擅自处置公司财产的约定。关于案件性质，在一审期间森之源公司也同意案由由法院决定，一审以合同纠纷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并无不当。对于银行账户余额以及昌隆纺织款项的问题，与我方上诉意见一致，森之源公司不应该承担和后公司所称的各项债务。针对森之源公司、和后公司、李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刘增云、杨清涛共同陈述称，同意森之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答辩意见。森之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和后公司、李东向森之源公司返还侵占的货款、投资及收益款共计人民币1677101元，并自2019年9月20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迟支付利息，和后公司、李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和后公司、李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认定的事实：2019年4月17日杨清涛、刘增云、陈锦荣、李东、关洪勤签字确认《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决议》，该决议记载：经股东商议决定，公司股权分配为：股东刘增云占总股权32%、杨清涛占总股权30%、股东陈锦荣占总股权15%、关洪勤占总股权13%、李东占总股权10%,另，2019年4月30日杨清涛、刘增云、陈锦荣、关洪勤四人共计支付李东90万此份协议生效。同日，杨清涛、刘增云、李东签订《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东杨清涛同意将和后公司股份30%转让给李东、股东刘增云同意将和后公司股份30%转让给李东。三位股东权益在森之源公司体现，并以森之源公司企业章程和股东协议为准。和后公司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森之源公司，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森之源公司。另，和后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为李东。根据企业信用信息显示2019年4月23日和后公司发生股东变更，由杨清涛、李东、刘增云变更为李东。监事由杨清涛变更为楼娟。企业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森之源公司成立于2019年4月4日，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杨清涛、刘增云、陈锦荣、李东、关洪勤。法定代表人为刘增云。诉讼中，森之源公司主张返还款项金额为1677101元，并提供了《与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对账汇总表》，内容为：原使用账号银行余额108491.28元；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139281.35元（扣除13%增值税点）；新租档口投资金额348660元；广东广州中大布行货架、射灯、衣架、裤架、模特、发货分别为10098元、1500元、1550元、1680元、65840元，上述合计1677101元。对此和后公司、李东均不予确认，理由是汇总表中没有和后公司、李东签名或盖章。关于森之源公司主张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139281.35元，森之源公司还提交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和后公司签订的《生产订单》若干予以证明，上述《生产订单》显示有采购订单生成日期、商品名称、颜色、数量、单价、商品码、合同完成期、合同交货期及订单总值，等。上述订单生成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具体金额明细:1、交货期2019年3月30日合计155800元；2、交货期2019年3月30日合计173250元；3、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5600元；4、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3792元；5、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1470元；6、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4888元；7、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395元；8、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4012元；9、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5865元；10、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3680元；11、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141075元；12、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436525元；13、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227148元；14、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2001元；15、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18696元；16、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632元；17、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715元；18、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2178元；19、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207元；20、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2756元；21、交货期2019年4月12日合计5760元；22、交货期2019年4月2日合计8600元。另,关于上述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森之源公司庭审后经核对确认,依据《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及业务结算协议》总货款森之源公司确认为1287354.45元扣减增值税（1287354.45÷1.13*0.13）、附加税（148102.72*0.12）后为1121479.4元，故森之源公司重新明确该笔诉请主张为要求和后公司、李东返还货款1121479.4元。对此，和后公司、李东不予确认称实际货款含税价格应为1310307.1元，除了扣除森之源公司主张的增值税、附加税外还应扣除企业所得税。对此，森之源公司认为和后公司、李东隐瞒了真实的货款数额，且企业所得税是在企业在该年度存在利润的情况下才需要交纳的，因此不认可和后公司、李东要求扣除企业所得税部分的数额。关于森之源公司主张的原使用账号银行余额108491.28元，森之源公司称该数额和后公司的三个银行经营账户，及李东妻子的工行经营账户，以及其妻子的微信收款余额，是和后公司在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净利。森之源公司还称该数额李东已在微信确认，并提交了《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及业务结算协议》予以证明，该结算协议记载有：“以和后名义与美特斯邦威公司签订的协议以及相应的货款，皆归属于森之源公司。经各方核实，确认该货款的金额为人民币1287354.45元，开票产生的税费为165875.05元，和后公司实际应支付给森之源公司的金额为1121479.4元。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公司投资的纺织商行（包括昌隆纺织）产生的债权及债务，仍归属于森之源公司所有，此日期之后产生的债权债务，归李东个人所有。经双方核算，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纺织商行（包括昌隆纺织）尚有净利108491.28元，该款项应转付给森之源公司。在完成本合同全部款项支付后，纺织商行全部归李东个人所有。”但该结算协议并无双方签名。森之源公司亦称该协议没有签名的原因是李东拒绝签名。对此李东不予确认并称该协议是针对本案刘增云、杨清涛以及森之源公司的两个股东对剩余的权益转让款30万元还有办理李东退还森之源公司10%股份的相关事宜的结算内容，与案涉事由无关，而未签名的原因是李东发现其中部分人员未到现场，所以该协议无法签署。关于森之源公司主张的新租档口投资金额及广东广州中大布行货架、射灯等费用共计429328.37元，森之源公司称上述费用为森之源公司投资到昌隆布行支出的费用。对此和后公司、李东不予确认称上述费用为经营布行的正常支出，非森之源公司投资款，且杨清涛此前是和后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其个人账户为和后公司委托的开支账户之一。另，关于昌隆纺织，森之源公司与和后公司、李东双方确认为经营纺织店面，没有进行过工商登记，店面招牌为昌隆纺织，由和后公司、李东负责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由于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根据森之源公司主张要求的是和后公司、李东返还侵占的货款、投资及收益款。而根据查明事实和后公司并非森之源公司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而李东虽为森之源公司股东，但森之源公司主张的返还侵占款项是以李东与刘增云、杨清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前提，并非是依据李东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因此森之源公司实际主张应是因和后公司、李东的违约行为而损害森之源公司利益，故本案实际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2019年4月17日杨清涛、刘增云、李东签订的《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东杨清涛、刘增云同意将和后公司各30%的股份转让给李东。和后公司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森之源公司，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转交至森之源公司。由于和后公司已于2019年4月23日发生股东变更，由杨清涛、李东、刘增云变更为李东。企业类型由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而刘增云、杨清涛、李东作为森之源公司股东且刘增云为该司法定代表人。因此上述协议理应视为是对和后公司与森之源公司之间的权益和债务约定。而上述协议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和后公司与森之源公司均有约束力。因此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和后公司经营的权益和债务应归属于森之源公司，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亦应归属于森之源公司。故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李东应依照上述约定向其返还经营权益，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和后公司、李东具体责任，由于和后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成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为李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李东应对和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返还的具体金额，森之源公司主张有三：1、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121479.4元。2、和后公司在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经营账号中银行余额108491.28元。3、森之源公司用于昌隆纺织的投资金额共计429328.3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没有证据或不能提供证据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森之源公司提交的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和后公司签订的《生产订单》可以证实案涉货款的发生期限确实未超出约定的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而根据森之源公司提交的通过微信发生给李东的《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及业务结算协议》中确有提到以和后名义与美特斯邦威公司签订的协议所涉及货款1287354.45元。虽然该结算协议双方当事人并未签名确认，但该货款数额与森之源公司提交的《生产订单》中所确认的订单金额并无较大出入。且根据森之源公司提交的《生产订单》中所涉及的货物总金额已超过森之源公司主张的1139281.35元，再结合和后公司、李东亦确认存在上述案涉货款为1310307.1元，因此一审法院对森之源公司称货款1287354.45元扣减增值税、附加税后为1121479.4元的主张，予以采纳。由于和后公司、李东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已向森之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故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向其支付货款1121479.4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和后公司、李东提出该款项还应扣减企业所得税的主张，由于和后公司、李东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已实际支出该笔税费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利息，由于和后公司、李东并未依约向森之源公司返还案涉款项，因此森之源公司主张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原和后公司、李东此前均未对案涉款项的给付数额及给付时间协商一致，因此该利息计算应自森之源公司立案日起算为宜，标准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至于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在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尚存银行余额108491.28元。由于该数额和后公司、李东并未确认，且森之源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和后公司在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尚存银行余额108491.28元，退一步说即使上述银行账户内确有上述金额，但森之源公司仍应举证证明该金额实际属于和后公司在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经营权益所得净利。因此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李东返还银行款项108491.28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森之源公司主张的昌隆纺织投资款共计429328.37元，根据约定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应转交至森之源公司，故森之源公司理应享有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但该投资款即非经营权益亦非所涉债务，同时在森之源公司依约定仍享有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经营的权益和债务的前提下，该投资部分理应视为昌隆纺织的一个整体因此森之源公司主张要求返还，于法无据，同时该投资款和后公司、李东亦未确认属森之源公司所有，那么在双方对昌隆纺织并未进行实际清算的情况下，森之源公司所实际享有的昌隆纺织的权益和债务亦不明确，故森之源公司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一、和后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森之源公司偿还款项1121479.4元及利息（自2020年1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李东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森之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894元，由森之源公司负担6591元，和后公司、李东承担1330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和后公司、李东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森之源公司提交和后公司经营期间使用的部分银行账户流水，拟证实双方对账时确认和后公司账户内余额为108491.28元，应归属于森之源公司所有。经质证，和后公司、李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能证实森之源公司所主张的款项金额，也不能证明是和后公司的经营净利润。和后公司、李东提交其单方制作的和后公司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4月30日财务报表，拟证明和后公司经营严重亏损，不存在可向森之源公司移交的净利润金额。经质证，森之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财务报表与和后公司真实经营情况不吻合，和后公司的经营收入和支出没有在该报表中予以客观反映。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在森之源公司委托代理人雷剑兵与李东及案外人陈生的微信聊天群中，各方进行了以下内容的交谈：2019年10月21日，（雷剑兵）“我们就确定明天下午三点，到李总办公室对账目再做一次核对工作，争取明天下午全部完成。为提高工作效率，我提议两位老总及财务人员都在现场，账目涉及的发票、转账记录等原始凭证都提前准备好。”（李东）“好的。”2019年10月24日，雷剑兵发送了《结算协议（2）》文稿至微信群中，（雷剑兵）“根据目前的情形，我初步拟了一个协议，双方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再沟通。有问题，今天完成协议的修改完善，明天签订协议，搞定这事。”（李东）“我没问题。”（案外人陈生）“我这里有个问题，因为公司急需款项周转，所以退股款在第二个月扣，希望东哥理解。”（李东）“我理解，这几天我在收开票的款会尽快付给公司。”（雷剑兵）“那就把合同文本修改一下。”（雷剑兵发送了修改后的《结算协议（修）》文稿至微信群）。（李东）“好的。”2019年10月25日，（雷剑兵）“今天什么时候可以签协议？”（李东）“律师定好，我都可以。”（李东）“雷律师，10月前可以凑齐30，实在凑不到60，要签第一份，给我一点时间。”之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结算协议》。森之源公司在微信群中发送的《结算协议（修）》，即为一审法院查明的结算协议相关内容。二、2020年6月5日，和后公司、李东以森之源公司、刘增云、杨清涛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粤0105民初19312号】，请求判令：1.森之源公司共同承担和后公司2018年10月18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的公司债务1149149.88元；2.森之源公司共同承担和后公司经营的昌隆纺织自2019年3月1日起的债务643996.81元；3.森之源公司、刘增云、杨清涛向李东支付股权对价款30万元。和后公司、李东以其提起该案诉讼为由，认为该案审理与本案事实认定具有直接影响，请求中止本案的审理。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和后公司应当向森之源公司支付的款项金额如何确定？以及李东应否为和后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2019年4月17日《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杨清涛、刘增云、李东作为合计持有和后公司100%股权的股东，有权就和后公司的经营事项制定决议。《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既约定了股权转让的相关内容，其关于和后公司经营收益和债务转移给森之源公司的约定，也具有和后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性质。和后公司全体股东就公司某一经营期限内的收益情况作出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森之源公司有权据此向和后公司主张权利。第二，和后公司、李东称其移交给森之源公司的权益应为和后公司净利润，是在扣减和后公司全部的费用支出和成本后剩余的净值款项金额，并于二审提交财务报告拟证实和后公司经营严重亏损，净利润为负值，故不存在移交的问题。对和后公司、李东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从森之源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可以证明森之源公司与李东有就《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应移交之权益数额进行对账结算。李东对和后公司的经营状况清楚了解，且如其所述，和后公司财务报告由其逐年编制，并按月上报给税务系统。如和后公司确如李东陈述严重亏损，其不可能在双方对账时不提出该问题。2.森之源公司在微信聊天中，特别提示对账时需携带发票、转账记录等原始凭证。本院有理由相信该次对账是在双方认真核算的基础上完成。退一步讲，即使如和后公司、李东所述，其移交的应当是包括和后公司经营权益、债务在内的净利润，但通过各方对账行为，本院有理由相信核算后可移交的净利润为正值，不存在和后公司严重亏损无需移交的情形。和后公司、李东二审提交的财务报告，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森之源公司与和后公司、李东本应在对账完成后签订书面的结算协议，以解决各方就本案股权转让产生的一揽子纠纷。书面结算协议虽未最终签订，但关于相关款项金额的认定，在李东已经于微信聊天中明确认可的情况下，可以作为确认和后公司应当移交的款项金额的证据。具体如下：1.森之源公司主张的美特斯邦威货款数额，在双方对账时有清楚反映，且和后公司、李东对此予以确认。在并无相反证据对该金额作出否定的情况下，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应当返还的该部分货款金额为1121479.4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2.森之源公司主张和后公司账面余额有108491.28元，应当向森之源公司交付。但同时，森之源公司亦确认昌隆纺织的财务与和后公司账目混同，无法明确区分。也即，森之源公司提交的银行账户不足以证实该108491.28元是排除昌隆纺织经营收入外的和后公司独立款项金额。且根据森之源公司自行拟定的结算协议内容，该108491.28元是双方对纺织商行（包括昌隆纺织）的净利润核算后确定的款项金额。森之源公司一方面主张和后公司移交单独的账户余额108491.28元，另一方面又以和后公司未完成昌隆纺织的移交为由主张损害赔偿，与双方对账后确定的款项金额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确认该108491.28元是双方对账核算后，对履行《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移交昌隆纺织经营权益和债务”具体金额的合意。森之源公司再以和后公司、李东未进行昌隆纺织移交为由主张损害赔偿，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款项金额相加，和后公司应当向森之源公司交付1229970.68元（1121479.4元+108491.28元），对于超出上述款项金额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和后公司、李东在其上诉中主张森之源公司应承担的各项债务金额，其已另案起诉，本案对此不作审查。本案系依照和后公司、森之源已完成的对账行为确认的款项金额，审查森之源公司应当履行的付款义务，与和后公司、李东另案起诉的案件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本案审理也无须等待另案作出生效判决。因此，本案并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法定条件，对和后公司、李东中止审理的请求，本院不予接纳。李东作为和后公司诉讼发生时的一人股东，并无证据证实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相互独立，应当对和后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森之源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于和后公司、李东应支付的款项金额认定有误，本院予以更正；和后公司、李东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偿还1229970.68元及利息（以1229970.68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款项之日止）；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李东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894元，由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304元，由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李东共同负担1459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350元，由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李东共同负担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481.2元，由上诉人广州森之源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851.5元，由上诉人广东和后商贸有限公司、李东共同负担20629.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瑞审判员 国平平审判员 易超前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林燕贞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