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4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武，男，汉族，1975年11月22日出生。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313号。负责人：张敏军，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雨、谷忠宝，均系大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干部。上诉人王荣武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荣武、被上诉人大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委托代理人田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查明：原告王荣武于2019年1月17日6时20分许，驾驶辽Ｂ×××××轻型厢式货车行经南关岭桥南信号灯处，被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执勤警察例行检查，呼气酒精测试值为29mg/100ml,原告对此结果无异议，当场签字认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随即对其采取扣留驾驶证的行政强制措施。此后，原告对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的上述行为有异议，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甘井子交警大队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的不作为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驾驶证并向原告赔礼道歉。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5日作出辽02041行初7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责令被告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对原告王荣武一案于本判决生效日起七日内或者听证程序结束之日起七日内作出行政处理；二、驳回原告王荣武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0月24日，被告大连市公安局直属公安分局将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对原告进行书面告知，原告提交了陈述和申辩材料，向其下达了直公（甘交）行罚决字[2019]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即被诉行政行为。同日，原告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被告决定对其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另查，王荣武驾驶的案涉车辆，在机动车登记系统中查询结果显示所有权人为孙晓琴，车辆中文品牌为跃进牌，使用性质为货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中规定机动车按使用性质分为营运和非营运两大类，其中，“货运”属于“营运”，该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管理。再查，大连市公安局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9年10月30日对王荣武作出辽公交决字[2019]第210200-2200122142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在认定本案相同事实基础上，对其作出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对行政拘留裁决部门也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被告依法享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被告在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作出后，在判决确定的处理期限内，对原告进行询问，告知相关权利、义务，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对处罚结果进行告知，其程序符合《行政处罚法》的基本规定。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准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本案中，被告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在被查获之时驾驶辽Ｂ×××××号轻型厢式货车，酒精含量大于超过标准值，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该事实原告也无异议。案件实质争议之处在于原告驾驶的机动车是否属于“营运机动车”。被告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营运机动车”的认定，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该标准明确划分“货运”的使用性质为“营运”，被告最终认定并使用上述法律规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提举《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作为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首先，该函系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从交通运输管理的角度作出的通知，不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法依据。其次，该函的内容为特定时期不再为特定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以及不得对该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与本案被告依法作出的公安交通处罚行为无关。即，该通知所涉管理部类、适用范围对本案不产生羁束力。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荣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王荣武上诉请求1、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2019年1月17日晨六时许，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甘井子大队民警在大连市××××桥洞路段执勤，上诉人因宿酒未净驾驶车辆，被查出血液中酒精含量29毫克(吹气检测)，被民警认定为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嗣后，历时10余月，被上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其限期处理的责令下，于2019年10月24日以上诉人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辆为由，作出直公(甘交)行罚决字(2019)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五天的处罚。2019年10月30日，被上诉人又交给上诉人一份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辽公交决字(2019)第210200-22001221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对上诉人给予“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上诉人对上述两个行政处罚决定均不服，先就直公(甘交)行罚决字(2019)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向上诉人送达了(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上诉人认为该行政判决错误，理由如下：一、(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以被上诉人提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802-2008)机动车使用性质术语”第5条表3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辩解称“货运属于营运性质”为依据，认定“该标准明确划分货运的使用性质为营运。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这一认定的错误在于对营运与非营运机动车的认定脱离了是否是“已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这一唯一根本标准!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802-2008)第5条而言，该条共分两款，第1款首先明确规定了界定营运和非营运机动车的标准是“已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在此“定义”前提下，第2款“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见表3”的细类表，在“分类”和“说明”栏目中，才对机动车类型分类应使用的术语(公务用语)作出说明。不能忽略的是，(GA802-2008)文件规定的副标题是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是公安部为公安机关工作标准化而发布的124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中，专门针对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的规定。这124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的立法本意是“不断提升标准化对公安工作支撑、保障引领作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是公安部发布的内部行业标准，而不是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全国性公示法规，主要调整和约束的对象是公安机关，对老百姓没有羁束力，且该标准已更新至(GA802-2014)。被上诉人抛弃(GA802-2008)第5条第1款源自于《道路运输条例》的是否是“已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是界定营运和非营运机动车唯一标准的“定义”，断章取义，曲解法律和行业标准，其“货运即是营运”的辩解实属谬误。依被上诉人的逻辑，所有的客运机动车岂不都是客运营运机动车了吗？对此荒诞的辩解(见一审被上诉人答辩状)，上诉人在庭审中已详细阐述了答辩和驳斥(见上诉人一审辩论意见)。遗憾的是，一审主审法官置法律对营运机动车界定的明确规定于不顾，却片面的以被上诉人提举的行业标准和逻辑混乱的辩解为依据，作出上诉人事发时驾驶的是营运机动车的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举的交通运输部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的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及所要证明的问题认定：“该函系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从交通运输管理的角度作出的通知，不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法依据”。该认定有如下错误：1、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不是交通部从什么所谓的“角度”作出的“通知”，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是国家权力机关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对促进生产力发展以“通知”的客观表现形式所作出的适应调整(如文所示“放管服”)。国家发布的“告示”对老百姓有羁束力，对行政机关依法执法就没有羁束力!且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时也认定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不是事实证据，而是适用法律依据”。因此，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绝不是交通部从什么所谓的“角度”作出的“通知”，而是认定事实的法律依据。交通部发布此文件的目的，就是要在修订法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预先释放生产力，提高行政效率。国家对生产关系作出的调整，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庭审答辩的原话是：那是交通部的规定，不是公安部的规定，我们不执行。)，同样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一审法院也认定“不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执法依据”令人费解。交通部和公安部都是国务院所属的平级平行部门，哪个部门都不是“独立”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职权发布的在全国范围公示的行政法律规定，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有什么权力以内部行业标准排斥否认和拒不执行!行政执法是在法律框架内的依法执法，各种法律法规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被上诉人可以妄尊自大，以“下位”的内部行业标准排斥否认“上位”的行政法规，沉睡在公安强势的“老大”梦中，一审法官难道也不懂法制和法治吗2、对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判决认为“不是事实证据，而是适用法律依据”“该函的内容为特定时期不再为特定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即，该通知所涉管理部类、适用范围对本案不产生羁束力”。上诉人认为，《道路运输证》是合法营运类机动车唯一的客观表现形式。《道路运输证》配发是行政许可行为。因此，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的规定是交通部的行政行为，是对上诉人事发时所驾车辆不是营运车性质的法律确认，岂能与本案无关!且交通部是唯一有权确定营运机动车这一社会属性的国家权力部门，确定营运和非营运机动车使用性质是交通运输管理权力的范畴，而非交通安全管理权力的范畴。一审判决认定“不是事实证据，而是适用法律依据”一方面是对法定事实的否认，另一方面却以被上诉人提举的内部行业标准为适用“法律”认定上诉人事发时所驾车辆是营运车性质，岂不自相矛盾如果法律确定的事实“不是事实证据”，那么认定上诉人事发时所驾车辆是营运车的事实证据又是什么？被上诉人还提举了什么样的事实证据？本案中上诉人提举的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和被上诉人提举的内部行业标准文件，都是用以证明各自主张事实的依据，而判决适用的法律是《交通安全法》!一审法院如此“判决说理”，概念混乱，错话连篇。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发布前，全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货运机动车(包括皮卡车)无论是否营运，一律要求办理《道路运输证》，否则不准上路行驶。上诉人所驾的4.5吨以下的自用货车，就是因此“被”申领了《道路运输证》并配发了营运证。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发布的本身，也证明了所有货车“被”营运的客观历史“惯例”。因此，自2019年1月1日起，依据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规定，包括上诉人驾驶的4.5吨以下的货车就不再是按营运货车进行行政管理的车辆。以上林林总总，均与上诉人事发时驾驶的是否是营运车辆的本案争议的焦点紧密关联，且是国家强制力保障执行的法律事实，一审法官何以认定该文件规定对本案争议焦点“不产生羁束力”？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发布后，上诉人就所驾驶的4.5吨以下货车是不是营运货车信函咨询交通部，交通部明确答复：自2019年1月1日起不再是营运货车。交通部的这一答复的录音记录，上诉人庭审已出示，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和法庭均未提出质疑，一审判决何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说没有关联性，如此判决令人不能信服。3、一审判决中对国家行政机构职能的划分存在错误认识。交通运输部及其下属各级机构，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被上诉人是公安部下属的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一审判决所表述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职能不涵盖也不能替代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因此，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规定，是国家管理交通运输最高行政机构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对于这一高权行政行为，上诉人是行政相对人，只有义务服从，没有以个人是否申请变更原有在相关行政机构登记为选择履行义务的权利。如同1949年10月1日后，所有中华民国人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一样。而被上诉人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组成部分的下属，理应行政作为，自动变更被管理对象的登记信息，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不认可”、不执行国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法规规定，客观上就是以国家交通管理的“左脚”去“羁束”国家交通管理“右脚”的前进步伐，实在是混沌无知、贻笑大方的认识和行为。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如此混乱的辩解予以支持和采信，令人难以信服。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特提出上诉，恳请上级法院撤消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行初22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大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答辩：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被上诉人依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认定车辆使用性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1、《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是公安部发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管理，是交警部门行政执法的依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802-2014）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本标准的第4、6、7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因此，“机动车使用性质术语”在车辆“使用性质”的判定上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在“机动车使用性质术语”的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中，明确将“货运”归类于“营运机动车”范畴，被上诉人据此认定上诉人驾驶的“货运”机动车为“营运机动车”，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者授权批准发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是公安部发布的内部行业标准，主要调整和约束的对象是公安机关，对老百姓没有羁束力的观点与法相悖。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是交通运输部下发给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通知，其内容也并未涉及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问题。第一，《通知》的主送机关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具体执行机关为“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在《通知》的执行机关之列。第二，《通知》明确了两项工作要求，一是“自2019年1月1日起，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二是“自2019年1月1日起，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分别涉及行政许可行为和行政处罚行为，其中并未涉及“货运”车辆使用性质的认定问题。第三，仅从《通知》的字面表述就可以看出，交通运输部对“总质量4.5吨及以下”的货运车辆依然属于普通货运车辆，依然可以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定性并未发生改变。因此，上诉人将《通知》视为变更车辆使用性质的依据，实属误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情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取消行政许可不能自然推导出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况且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实施行政处罚，恰恰说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不办“双证”非法营运的现象，上诉人以“双证”作为认定车辆使用性质的依据岂不是以偏概全？照此推理，不办“双证”就不是营运车辆，不是营运车辆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就无权处罚，如此一来还有谁会办理“双证”？所以说“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营运证”解决的只是是“营运资质”问题，而不是“营运性质”问题。进一步讲，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条增加了“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的，无需按照本条规定申请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车辆营运证。”的规定，这更加说明交通运输部并没有将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排除在从事普通货运经营活动之外，而只是取消了行政许可而已。三、如果车辆使用性质发生了改变，上诉人可以申请变更车辆登记信息，但登记机关却没有主动变更车辆登记信息的权力和义务。上诉人称“自己是行政相对人，只有义务服从，没有以个人是否申请变更原有在相关行政机构登记为选择履行义务的权利”，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车辆登记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车辆所有人申请而完成的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机动车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这两条规定说明，机动车登记依据机动车所有人的申请完成，登记信息来源于车辆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和凭证，机动车使用性质也是依据机动车所有人的申请和所提交的证明、凭证进行的登记，而并非是由登记机关依据职权做出的认定。现实中也并非所有货车都登记为“货运”，登记为“非营运”的货车也大量存在。其次，上诉人车辆登记信息发生变更之后，可以申请变更登记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四）机动车报废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五）营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机动车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机动车等使用性质改变的；如果上诉人认为自己不再需要从事货运经营活动时，完全可以到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车辆的使用性质，登记机关将会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变更车辆使用性质，所以上诉人说的“只有义务服从”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补充证据两份：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拟证明，案涉车辆从事普通货运；证据2，道路运输经营申请档案，拟证明，2016年1月12日，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孙晓琴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公路运输管理所申请道路运输许可，经营期限3年，自2016年1月22日至2019年1月21日，案涉车辆为营业车辆。上诉人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2018年12月2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下发后，案涉车辆已经不属营业性车辆。结合当事人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双方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6修订）的相关规定，从事客运、货运经营的普通货运车辆应当配发道路运输证，实施行政许可制度。辽Ｂ×××××轻型厢式货车已申请领取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载明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且道路运输经营申请档记载车辆的经营性质为营业并在经营时限期间，故可以确认，2019年1月17日，王荣武酒后驾驶的辽Ｂ×××××轻型厢式货车系营运货运车辆。本院认为，二审诉讼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上诉人王荣武2019年1月17日酒后驾驶的车辆（辽Ｂ×××××）使用性质及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被诉行政行为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2016、2019修订）规定：“从事道路运输经营以及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当遵守本条例。前款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该条例在“道路运输经营”一章就“货运”独立编撰成节，据此，“货运”已经成为道路运输行政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的专门用语，“货运”的含义为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指为社会提供服务，发生费用结算或者获取报酬的道路运输经营行为。《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802-2008）是公安部发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属规范性文件，该规范性文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并未发生冲突，可以作为公安交警部门道路交通行政管理的执法依据，在“机动车使用性质术语”的机动车使用性质细类表中，明确将“货运”归类于“营运机动车”范畴。本案中，辽Ｂ×××××车辆初始登记使用性质为货运，即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使用的机动车，故辽Ｂ×××××车辆为营运车辆，被上诉人根据车辆注册登记将案涉车辆确定为营运车辆并无不当，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直公（甘交）行罚决字[2019]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能查明案涉车辆是否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以“货运即营运”为事实依据并作出行政处罚不当为由上诉，对此，除前述论述之外，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酒后驾驶的系营运车辆。该两份证据虽不是被上诉人作出案涉行政行为时的事实依据，但足以证明上诉人酒后驾驶的车辆为获得行政许可的营运车辆，且上诉人对此明知，对上诉人罚当其责，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下发后，案涉车辆已经不属营运性车辆一节，该通知系国务院下属部委的政策性规定，从法律效力层级看，低于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从执行的行政主体看，通知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自2019年1月1日起，对于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实施行政处罚。”上述内容系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简政放权，取消相应行政许可准入标准及免于行政处罚的规定，该通知适用的行政主体是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而非道路交通安全行政管理部门；通知适用的情形为“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及该类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时”，恰恰证明交通运输部并没有将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排除在从事普通货运经营活动之外，该通知没有对车辆使用性质予以改变。上诉人此节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直公（甘交）行罚决字[2019]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荣武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君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许其睿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高梦茜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