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鄂01执异699号 申请人（被执行人）：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发展区江边路特8号。 法定代表人：陈年生，该公司总经理。 申请执行人：武汉市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63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明，该局局长。 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汉区法院）在执行（2020）鄂0103执2385号武汉市江汉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江汉区旅游局）申请执行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合同争议仲裁一案过程中，福达公司提出不予执行武汉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仲裁委）（2015）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裁决书（以下简称第1861号裁决书）的申请，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福达公司称，一、本案仲裁的程序违反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仲裁规则规定的程序。武汉仲裁委就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案，于2016年1月15日开庭审理后，福达公司以案件需要补充调查、补充提交证据和需另案先行提起行政诉讼等事由，申请中止仲裁审理。武汉仲裁委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中止仲裁审理的书面决定。在中止审理期间，福达公司一方补充了大量证据，并另行提起了行政诉讼。3年后，即2019年10月25日，福达公司收到仲裁庭恢复仲裁程序决定书，当即于2019年10月30日递交了《重新开庭申请书》和《仲裁补充代理意见》，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重要证据。在得到仲裁庭秘书不准备再次开庭的回答后，福达公司为了避免仲裁庭在不重新组织质证和开庭审理的情形下做出不利于己方的裁决，立即于2019年11月18日向仲裁庭递交《撤回仲裁申请书》。然而，仲裁庭在时隔多年决定恢复审理后，在没有重新通知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组织质证，也未重新开庭审理，更未回复是否准予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下，于2019年11月22日向福达公司一方直接送达了仲裁裁决书。福达公司认为，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第四十五条规定：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福达公司认为，武汉仲裁委作出上述裁决的仲裁程序中，在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时，特别是在当事人已经提交新的证据的情形下，应当组织交换证据，重新开庭进行质证。福达公司同时认为，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仲裁规则。2018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武汉仲裁委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质证（一）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第三十八条规定：证据补充（一）审理终结前，经当事人请求或者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有必要补充证据材料的，仲裁庭可以要求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交。逾期不提交的，仲裁庭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裁决。（二）当事人依据前款规定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应当依照本规则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五条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从以上规则可以看出，武汉仲裁委仲裁庭恢复审理后，在接收福达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时，并未告知该项证据是否属于逾期举证，因此，福达公司有理由相信该项证据已经被仲裁庭接收，所以应当开庭质证，或通知双方书面质证。因此，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不仅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也与仲裁规则不符。二、本案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裁定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福达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仲裁庭恢复审理的决定后，于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证据。一组证据是江汉区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6）鄂01行终605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31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7）鄂01行再6号行政裁定书、江汉区法院（2016）0103行初28-2号行政裁定书，这一组证据均是仲裁庭决定中止审理以后法院新作出的，只能在恢复仲裁审理后提交。第二组证据是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组证据也是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取得的新证据，证明江汉区旅游局在私自办理涉案房屋登记证时，提交了伪造法定代表人陈年生签名的《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董事会决议》，证明房屋登记程序违法。武汉仲裁委对于福达公司在提交新证据并且是本案核心关键证据后没有交换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也未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更未组织重新开庭，直接影响案件公正裁决。三、本案仲裁裁决执行内容无法无规可循，其裁决执行内容明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相关规定，且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裁定不予执行，首先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未经批准，通过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国有划拨用地及地上附着物，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理由如下：1、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前必须报经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活动，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2、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房产时，同样需要报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3、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直至仲裁庭作出裁决之日，都没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仲裁庭认为该宗土地有武汉市国土规划部门同意建造游泳池的一份有关规划的会议纪要，即可视同有权批准的行政部门作出的同意划拨土地转让的批文。这种观点是仲裁庭犯了一个普通的常识性错误。规划部门和规划方面的文件只管规划，代替不了同意土地转让的批准文件。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作出类似决定时，有一套完整、严谨的决策程序，批准文件也是格式化的规范文本。其次该裁决第二项是裁定福达公司配合土地使用权变更，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保留的国有划拨土地不能由改制后的企业再行以划拨土地方式转让。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三）交付的特定物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四）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的情形。福达公司2001年经企业改制取得该宗土地时，办理的武国用（2001）第78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主文正页加印如下文字：“本宗土地属改制企业用地，保留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批准，不得转让、出租和和抵押，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武汉市电炉厂是国有企业，当时经营情况不佳，企业亏损。为了便于安置300多名企业职工，江汉区政府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2000年制定的武政办【2000】102号《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以及国家土地局1992年《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制定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特许福达公司保持划拨用地性质受让了该宗土地，并减免了大量费用。因此该宗土地是福达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取得的企业改制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有着浓厚的历史背景，不能作为普通的民事流转标的物进行转让、出租和抵押。该仲裁裁决执行内容无视这一客观事实，致使人民法院在实际的案件执行过程中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土地资源规划部门也不会为此违规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过户手续，执行内容无法无规，且不明确无标准。福达公司依据上述理由，请求对第1861号裁决书不予执行。 本院查明，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福达公司与被申请人（反请求申请人）江汉区旅游局合同争议一案，武汉仲裁委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第1861号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当事人于2002年5月29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福达公司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10日内配合江汉区旅游局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姑嫂树村罗家嘴*号的国有土地（面积6099.72平方米）使用权变更登记至江汉区旅游局名下等内容。上述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福达公司未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江汉区旅游局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以（2020）鄂01执81号立案后指定江汉区法院执行，该院以（2020）鄂0103执2385号立案执行。 另查明，福达公司不服第1861号裁决书，向本院申请撤销，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鄂01民特206号民事裁定，驳回福达公司要求撤销第1861号裁决书的申请。福达公司申请撤裁的事实和理由为：一、仲裁的程序违反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仲裁规则规定的程序。武汉仲裁委就武仲裁字第0001861号案，于2016年1月15日开庭审理后，福达公司以案件需要补充调查、补充提交证据和需另案先行提起行政诉讼等事由，申请中止仲裁审理。武汉仲裁委于2016年3月16日作出中止仲裁审理的书面决定。在中止审理期间，福达公司一方补充了大量证据，并另行提起了行政诉讼。2019年10月25日，福达公司收到仲裁庭恢复仲裁程序决定书，当即于2019年10月30日递交了《重新开庭申请书》和《仲裁补充代理意见》，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重要证据。在得到仲裁庭秘书不准备再次开庭的回答后，为了避免仲裁庭在不重新组织质证和开庭审理的情形下做出不利于己方的裁决，福达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向仲裁庭递交《撤回仲裁申请书》。然而，仲裁庭在恢复审理后，在没有重新通知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组织质证，也未重新开庭审理，更未回复是否准予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下，于2019年11月22日向福达公司一方直接送达了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法律规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第四十五条规定：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福达公司认为，武汉仲裁委作出上述裁决的仲裁程序中，在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时，特别是在当事人已经提交新的证据的情形下，应当组织交换证据，重新开庭进行质证。同时，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违反仲裁规则。2018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质证（一）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由当事人质证。第三十八条规定：证据补充（一）审理终结前，经当事人请求或者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有必要补充证据材料的，仲裁庭可以要求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交。逾期不提交的，仲裁庭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裁决。（二）当事人依据前款规定提交的补充证据材料应当依照本规则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五条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从以上规则可以看出，武汉仲裁委仲裁庭恢复审理后，在接收福达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时，并未告知该项证据是否属于逾期举证，因此，福达公司有理由相信该项证据已经被仲裁庭接收，所以应当开庭质证，或通知双方书面质证。因此，仲裁庭决定恢复审理后未经开庭径行裁决，不仅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也与仲裁规则不符。二、本案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当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福达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仲裁庭恢复审理的决定后，于2019年10月31日又补充递交了二组证据。一组证据是江汉区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6）鄂01行终605号行政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行申131号行政裁定书、本院（2017）鄂01行再6号行政裁定书、江汉区法院（2016）鄂0103行初28-2号行政裁定书，这一组证据均是仲裁庭决定中止审理以后法院新作出的，只能在恢复仲裁审理后提交。第二组证据是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组证据也是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取得的新证据，证明江汉区旅游局在私自办理涉案房屋登记证时，提交了伪造法定代表人陈年生签名的《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董事会决议》，证明房屋登记程序违法。武汉仲裁委对于福达公司在提交新证据并且是本案核心关键证据后没有交换证据，没有组织质证，也未要求提供书面质证意见，更未组织重新开庭，直接影响案件公正裁决。三、仲裁庭裁决合同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国有划拨用地及地上附着物，未经有权机关批准，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理由如下：第一、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前必须报经批准。《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活动，适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未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交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使用者，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第二、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房产时，同样需要报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中保留的国有划拨土地不能由改制后的企业再行以划拨土地方式转让。福达公司2001年经企业改制取得该宗土地时，办理的武国用（2001）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主文正页加印如下文字：“本宗土地属改制企业用地，保留划拨土地使用权，未经武汉市国土资源管理局批准，不得转让、出租和和抵押，不得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武汉市电炉厂是国有企业，当时经营情况不佳，企业亏损。为了便于安置300多名企业职工，江汉区政府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2000年制定的武政办【2000】102号《关于促进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若干实施意见》以及国家土地局1992年《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制定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特许福达公司保持划拨用地性质受让了该宗土地，并减免了大量费用。因此该宗土地是福达公司在特殊情况下取得的企业改制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有着浓厚的历史背景，不能作为普通的民事流转标的物进行转让、出租和抵押。第四，福达公司与江汉区旅游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与受让方订立合同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直至仲裁庭作出裁决之日，都没有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仲裁庭认为该宗土地有武汉市国土规划部门同意建造游泳池的一份有关规划的会议纪要，即可视同有权批准的行政部门作出的同意划拨土地转让的批文。这种观点是仲裁庭犯了一个普通的常识性错误。规划部门和规划方面的文件只管规划，代替不了同意土地转让的批准文件。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作出类似决定时，有一套完整、严谨的决策程序，批准文件也是格式化的规范文本。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又以相同事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福达公司已向本院提出过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并被驳回，经查，其提出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除增加了认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关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情形外，与其申请撤裁的事由完全相同，对于上述与其撤裁事由相同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福达公司提出的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关于执行内容不明确的情形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执行内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的，可以裁定驳回该部分的执行申请；导致部分无法执行且该部分与其他部分不可分的，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一）权利义务主体不明确；（二）金钱给付具体数额不明确或者计算方法不明确导致无法计算出具体数额；（三）交付的特定物不明确或者无法确定；（四）行为履行的标准、对象、范围不明确”的规定，该事由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的情形，而非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福达公司以此为由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不予审查，福达公司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寻求救济。综上，对福达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武汉市福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鹰战 审判员  徐 文 审判员  周 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菲娅 书记员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