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91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珍桃，女，195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国模，男，195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玉麟，广东欧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浩，男，1982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明明，女，198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喆，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清，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姚珍桃、朱国模因与被上诉人朱浩、郑明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7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姚珍桃、朱国模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5号之二404房（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归姚珍桃、朱国模所有；2.改判朱浩、郑明明配合姚珍桃、朱国模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姚珍桃、朱国模名下；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浩、郑明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姚珍桃、朱国模与朱浩对于涉案房屋系赠与关系错误。1.涉案房屋是姚珍桃、朱国模借用朱浩的名义购买，其存在连续两次借用朱浩的名义购房的情形，而出售被借名物业所得款项也是姚珍桃、朱国模支配使用。其中，2009年因北京市购房政策，姚珍桃、朱国模于同年3月借用朱浩的名义购买北京市的房屋。2011年4月，朱浩与郑明明在广州市结婚并育有一女，为给孙女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姚珍桃、朱国模通过出售北京房屋，于2015年4月10日将所得价款用于购买涉案房屋。由于当时姚珍桃、朱国模不具备广州市购房资格，因此，其借用朱浩的名额购房并一次性支付购房款。前后两笔交易不到一周的时间，充分反映款项全部来源于出售朱浩持有的北京物业以及姚珍桃、朱国模借名买房的事实。2.姚珍桃与朱浩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借名购房协议合法有效，无需公证确认其法律效力。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实践中，父母借子女的名义购房的行为普遍，一审直接认定上述行为未经公证视为赠与没有法律依据错误。3.一审中郑明明主张该协议是为了诉讼目的，其可以举证要求鉴定协议笔记形成的时间，否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郑明明自行制作的录音反映姚珍桃、朱国模是借用朱浩的名义购房。一审中郑明明提交的录音材料中，显示姚珍桃、朱国模于2018年3月才知悉涉案房屋增加郑明明的名字，并对于朱浩就涉案房屋加名的行为持反对态度，证明姚珍桃、朱国模与朱浩之间就涉案房屋属于借名行为，绝非赠与关系。由于姚珍桃与朱浩在《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的归属，且其现符合广州市限购政策，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朱浩与郑明明应协助姚珍桃、朱国模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二）朱浩和郑明明均有义务协助办理涉案房屋过户至姚珍桃、朱国模名下。1.因姚珍桃、朱国模与朱浩之间是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朱浩在未经姚珍桃、朱国模同意的情况下，在涉案房屋登记簿增加郑明明的名字属于违约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2.郑明明并非善意取得涉案房屋。郑明明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支付合理对价取得涉案房屋的部分产权，姚珍桃、朱国模也未将涉案房屋赠予给朱浩和郑明明，郑明明取得涉案房屋部门产权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根据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予以退还。且朱浩一审中陈述是基于给郑明明婚姻安全感才擅自增加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加名之前，郑明明与朱浩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在加名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郑明明就开始准备离婚。公证书已经明确北京物业和郑明明无关，涉案房屋的款项来源于出售北京物业所得，且售房差额款项都由姚珍桃、朱国模收取，一审认为郑明明对于约定事宜不知情没有依据。（三）借名购房的法律关系应得到保护。借名购房是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对于有限购政策的地区普遍存在，该行为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依据公序良俗，每一套房屋几乎都涉及涉案当事人整个家庭的经济命脉，应加予保护。根据现有近期判例也明显支持并保护借名购房的实际出资购房人。一审以姚珍桃、朱国模与朱浩属于父母与子女的约定而不予以确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姚珍桃、朱国模是实际使用涉案房屋的住户。姚珍桃、朱国模自购买涉案房屋后一直居住使用，郑明明在2018年7月之后几乎未在涉案房屋居住。该房屋作为姚珍桃、朱国模一辈子积累拼搏所得，如最后被朱浩和郑明明不劳而获，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朱浩二审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姚珍桃、朱国模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具体理由如下：朱浩与姚珍桃、朱国模之间系借名购房并非赠予关系。（一）一审庭审中朱浩、郑明明均确认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来自姚珍桃、朱国模。当时在出售北京物业的时候，郑明明也做了公证，确认北京物业与其无关，姚珍桃、朱国模通过出售北京物业获得的房款购买的涉案房屋。（二）朱浩与姚珍桃、朱国模于2015年4月签订的《协议》具备法律效力，无需通过公证来确定法律效力，现阶段也无法做公证。双方在签署协议期间曾向南方公证处咨询，工作人员现场恢复公证处暂时无法提供借名购房的公证，因此一审法院强调协议未办理公证，事实上是无法办理公证，且是否公正不影响协议的法律效力。（三）郑明明对于存在借名购房的《协议》是知情的，而姚珍桃、朱国模是在涉案房屋更名一年后知情并当即明确表示反对。郑明明知悉存在借名购房的事宜，朱浩当时因郑明明以缺乏安全感为由要求加名时，朱浩和郑明明是背着姚珍桃、朱国模偷偷的去办理相关手续。（四）涉案房屋一直是由姚珍桃、朱国模使用。姚珍桃、朱国模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郑明明在加名没有多久就与朱浩发生矛盾，然后就很少返回涉案房屋居住。（五）涉案房屋是学位房，分割物业会直接导致女儿失去读较好学校的机会。姚珍桃、朱国模购买涉案物业的较大原因是为了给朱浩的女儿有较好的学习条件，2020年7月22日，朱浩、郑明明通过诉讼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小孩抚养权归朱浩。如果还是一审的判决结果，则郑明明必然会另案起诉要求分割涉案房屋，将导致小孩失去就读该学校的机会。因此，由于朱浩未经姚珍桃、朱国模同意，将涉案房屋添加郑明明的名字，导致了一系列的纠纷。请求法院公正审理，依法确认姚珍桃、朱国模并未赠与涉案物业给朱浩。被上诉人郑明明二审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姚珍桃、朱国模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具体理由如下：（一）姚珍桃、朱国模主张借名买房的事实不成立，原北京房产属于朱浩个人财产，其用北京房产变卖所得资金购入涉案房屋，并登记在个人名下，根据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涉案房屋亦属于朱浩个人财产。1.2009年北京根本无住房限购政策，直到2011年才限制外地群众购房，姚珍桃、朱国模主张在2009年借名买房的事实前提不存在。2.从我国国情风俗来看，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往往系对子女的赠与，所谓借名购房并不成立，如果独生子女家庭存在借名买房之情形则应当特别举证证明。3.姚珍桃、朱国模若主张北京房为借名买房，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北京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事实。因此，姚珍桃、朱国模主张北京房系借名买房不成立，姚珍桃、朱国模作为父母为独子出资购房应视为是赠与。4.从不动产的实际使用、处分来看，北京房屋购买之后，一直由郑明明与朱浩共同居住使用，姚珍桃、朱国模从未实际居住使用过，从不动产的实际使用、处分看，姚珍桃、朱国模也未实际享有该房任何权益，不存在借名的说法。根据我国《物权法》所确定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主义，北京房屋登记于朱浩名下，且一直由朱浩、郑明明实际居住使用，姚珍桃、朱国模并无实际对该房行使任何权利，该房完全属于朱浩的个人财产，姚珍桃、朱国模主张的借名不成立。而基于北京房产属于朱浩个人房产，朱浩之后将该房变卖，并用所得资金购买案涉广州房屋，并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该广州房产亦属朱浩个人财产，与姚珍桃、朱国模无关。（二）有出资不等于享有物权权利，即使北京房产由姚珍桃、朱国模参与出资，至多可视为姚珍桃、朱国模作为父母对朱浩的赠与。1.姚珍桃、朱国模在广州购有房产，不存在因广州限购借朱浩名义购房说法。2.不动产权属以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权属人为准，姚珍桃、朱国模并非涉案房屋产权登记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即使涉案房屋系由其参与出资，其出资行为并不当然等于其享有或取得房屋的物权权利。3.姚珍桃、朱国模提交的借名买房的协议不具有真实性，显然系为诉讼等不法目的而制作。本案爆发背景为朱浩与郑明明发生离婚诉讼，朱浩虽与郑明明共同为本案一审被告，但实际上其与姚珍桃、朱国模系利益共同体，朱浩虽自认借名买房的协议真实，但其答辩意见显然缺乏证据证明力，其陈述意见、自认意见不能推翻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效力。4.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即便认为姚珍桃、朱国模间接出资帮助朱浩购买涉案房屋，但该房登记在朱浩一人名下，也应当视为姚珍桃、朱国模对朱浩的赠与，属于朱浩的个人财产。（三）朱浩自愿将涉案房屋赠与郑明明，且该赠与行为已随着产权变更登记而完成，现涉案房屋为朱浩和郑明明共有，该事实并无争议。涉案房屋原为朱浩的个人财产，2017年3月17日郑明明与朱浩签订《夫妻财产约定书》，约定涉案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系朱浩对郑明明的赠与。该赠与行为系出于朱浩的其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两人已依据《夫妻财产约定书》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行为已经不可撤销地完成，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朱浩、郑明明，姚珍桃、朱国模无权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四）即便姚珍桃主张与朱浩之间约定借名买房，但姚珍桃、朱国模并未证明郑明明知悉该所谓约定存在，而该约定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及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后果。郑明明对于协议并不知情姚珍桃、朱国模也未能证明其有事先告知。相反，2015年1月29日，郑明明还曾作出《声明书》，确认北京房属于朱浩的婚前个人财产，郑明明放弃主张共有权并同意转让，但从未确认北京房实际上属于姚珍桃、朱国模的财产。即使郑明明知道北京房屋出资最初来源于姚珍桃、朱国模，根据我国父母为孩子购置房产一般为赠与的国情风俗，不能当然推断郑明明知道姚珍桃、朱国模与朱浩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约定。姚珍桃与朱浩的约定因亲属关系的缘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随意性。郑明明作为善意第三人，系通过合法、公开的途径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成为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所有权人，郑明明对涉案房屋的权益应当优先于姚珍桃、朱国模的权益被保护。（五）即使双方之间的借名合意真实存在，借名购房的行为亦属于规避国家房屋调控政策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姚珍桃、朱国模之确权主张不应支持。纵观姚珍桃、朱国模的全部表述来看，均是为了朱浩在北京或广州发展而购买房屋，而并非为了自身利益。在北京房和涉案房屋购买后，姚珍桃、朱国模也从未向朱浩主张过办理房屋过户等手续。实际上仅是因为姚珍桃、朱国模对于郑明明有诸多不满，不接受涉案房屋因离婚进行分割才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诉讼实际为虚假诉讼，不应得到支持。恳请法庭查明事实，判决驳回姚珍桃、朱国模全部上诉请求。姚珍桃、朱国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5号之二404房的所有权归姚珍桃、朱国模；2.朱浩、郑明明配合将上述物业过户至姚珍桃、朱国模名下；3.朱浩、郑明明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国模、姚珍桃为夫妻关系，朱浩为两人的婚生儿子。2011年4月29日朱浩、郑明明登记结婚，2014年4月1日两人的女儿朱妍静出生。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5号之二404房（住宅，建筑面积124.46平方米）于2015年4月21日登记在朱浩名下；2018年3月28日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朱浩、郑明明名下，共有方式“共同共有”。朱浩（户主）户口于2015年11月19日迁移至涉案房屋，郑明明、朱妍静户口于2016年9月27日迁移至涉案房屋，朱国模、姚珍桃户口于2018年7月24日迁移至涉案房屋。2018年7月10日，郑明明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案号（2018）粤0106民初18976号]，起诉要求离婚，女儿朱妍静归郑明明抚养，依法分割夫妻共有财产。2018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106民初18976号民事判决，一审不准予郑明明、朱浩离婚。该判决一审生效。2018年11月14日，朱国模、姚珍桃提起本案诉讼。一审中姚珍桃、朱国模提供落款时间2015年4月17日及落款人姚珍桃、朱浩的《协议》一份，载明：“由于我们夫妻在广州无购房资格，现北京出售房屋尾款在广州购房登记在儿子名下，此房屋的所有权归我们夫妻所有，待我们百年之后由儿子处置。”对此，朱浩对该证据无异议。郑明明表示：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是为应对诉讼而制作的材料。郑明明提供落款时间2017年3月17日及落款人郑明明、朱浩的《夫妻财产约定书》一份，载明：涉案房屋是以朱浩个人名义登记的财产，现我们经充分协商约定上述房产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上述约定为双方真实表达，如有虚假及产生纠纷双方愿各自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姚珍桃、朱国模表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备合法性，该材料是对于原本属于我方所有而由朱浩代名的涉案房屋单方处分，其处分未经过我方同意，应当无效，也因该行为引起本案诉讼。朱浩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关于涉案房屋产权人加名的原因及背景，郑明明称：我与朱浩共同协商一致办理，当时双方还没有矛盾。朱浩表示：郑明明表示没有安全感，我为了顾全大局，所以在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加上郑明明的名字；当时加名没有告知我父母，也没有征得父母同意。姚珍桃、朱国模表示：我方是2018年3月知道郑明明准备拿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去起诉离婚，双方发生了争吵，才知道房产加名一事。关于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情况，一审庭审中姚珍桃、朱国模称：原本我们与朱浩、郑明明都在涉案房屋居住，郑明明因离婚诉讼在两年前已搬离涉案房屋，目前是我们、朱浩与孙女一起居住；朱浩、郑明明分居后回来探视小孩的时间很短。朱浩表示：涉案房屋购买后，郑明明在四川老家带小孩，直到2015年底才搬到涉案房屋；郑明明提起离婚诉讼后就搬离涉案房屋，目前涉案房屋由我、姚珍桃、朱国模及女儿一起居住；我与郑明明分居后，郑明明回来探视小孩的时间很短。郑明明表示：2014年4月1日我生了小孩，当时在四川老家带小孩，2015年10月带着小孩到涉案房屋居住；因我与朱浩爆发离婚诉讼，2018年7月左右搬离涉案房屋，但会在固定时间回去探视小孩，很少过夜。郑明明另提交《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2010年4月30日）》，拟证明北京市在2010年4月30日才开始外地居民购房限制，且最初仅是限贷而非限购（朱浩购买北京房产是全款购房并无贷款），因此姚珍桃、朱国模所谓2009年3月在北京购房时因“北京实施房屋限购政策”而以朱浩名义购买，显然不是事实，本案诉讼完全是虚构事实，虚假诉讼。姚珍桃、朱国模、朱浩对上述证据均不予确认。姚珍桃、朱国模另表示：因增城不限购，2017年11月在增城购买一套房子，直至2018年7月24日才取得广州户口，把户口迁到涉案房屋。关于买卖北京市××西××楼××单元××（××房）及购买涉案房屋的资金支付情况，姚珍桃、朱国模提供《姚珍桃、朱国模关于北京和广州物业进出房款资金流水汇总表》及相应银行流水多份（郑明明对上述汇总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银行流水真实性予以确认；朱浩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汇总表载明：一、关于购买北京房产的资金情况。（1）2009年3月2日姚中国银行尾号7762取现60.5万元；（2）2009年3月9日姚尾号5183的工行卡支付84.9万元；（3）2009年3月9日姚尾号5183的工行卡取现1.8万元；（4）2009年3月11日姚尾号5183的工行卡支付33万元。备注：姚珍桃、朱国模于2009年3月9日以朱浩的名义与原业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03A03房，由于原业主的要求，为了避税，因此采取的上述支付方式，基于朱浩当年在北京毕业没有经济收入，房款资金均来源于姚珍桃的账户。二、关于出售北京房产的资金情况。（1）2014年11月14日收买方现金2万元；（2）广州招商银行尾号8491，2014年11月14日收定金10万元，2014年11月17日至18日收定金38万元；（3）北京光大银行尾号8145，2015年3月13日收房款198万元；（4）北京工商银行尾号3321，2015年3月31日收房款112万元；北京浦发银行尾号3890，2015年4月7日收房款260万元。备注：2014年11月14日，姚珍桃、朱国模以朱浩的名义与新买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朱浩的笔迹为姚珍桃、朱国模代签，手续由姚珍桃、朱国模全权处理，将03A03房出售给对方。房款总价620万元，上述为收款记录含定金50万元，房款570万元。三、关于用于购买广州房产的房款。备注：用于支付广州房产房款的是朱浩广州招商银行尾号8491，在出售北京房产时，该账户己经收取48万元，其余房款来自销售北京房产后其他朱浩名下银行账户，记录如下：（1）光大尾号8145收款198万元转款到招商尾号8491共198万元。记录如下：2015年3月17日汇款20万元、20万元、10万元，2015年3月18日汇款50万元、98万元（银行收取2元手续费）；（2）工商尾号3321收房款112万元转到招商尾号8491共100万元，记录如下：2015年3月17日汇款100万。（3）浦发尾号3890收房款260万元，于4月7日转到招商尾号8491共260万元。记录如下：1.2015年4月7日，浦发银行尾号3890转240万元到北京招商银行尾号，北京招商银行当日转到指定尾号8491共240万元。2.2015年4月7日浦发银行尾号3890转到尾号8491共20万元。综上，朱浩广州招商银行卡合计代收姚珍桃、朱国模房款金额为：48+198+100+260=606万元，剩余14万支付中介费。四、用于支付涉案房屋的房款记录。1.2015年2月13日，朱浩招商银行卡尾号8491支付原业主10万元定金；2.2015年4月13日，朱浩招商银行卡尾号8491支付原业主460万元尾款并完成购房交易。备注：2015年4月10日和原业主代理人签订协议，约定姚珍桃、朱国模以朱浩名义购买的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5号之二404房的房款总价为470万。五、用北京房款购买广州后剩余房款情况。1.2014年11月27日，朱浩招商银行向姚珍桃汇款0.5万元；2.2015年2月5日，朱浩招商银行向姚珍桃汇款30万元；3.2015年2月12日，朱浩招商银行向姚珍桃汇款5万元；4.2015年4月7日，朱浩招商银行向姚珍桃汇款34万元。上述合计：69.5万元。销售北京房产后得款金额为：620万元，支付广州房款470万元，中介费14万，转回姚珍桃、朱国模账户后剩余款项：620-470-14-69.5=66.5万。剩余66万款项用于销售北京房产时交的物业管理费、取暖费、偿还购买北京房产的剩余欠款，支付购买天河房产的契税、用于天河房产装修，添置家具等，上述款项均是姚珍桃、朱国模支配，与朱浩、郑明明无关。综上，从姚珍桃、朱国模出资购买北京房产开始，与北京房产有关的出售，出售后所得款项，得款后的如下支配：天河房产的添置，签订办理手续、添置家具、装修等均系姚珍桃、朱国模全权处理，除了挂名持有以外与朱浩、郑明明无关。另查明：1、2009年3月2日，姚珍桃在中国银行账户中支取605000元。2009年3月9日，朱浩与案外人颜某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朱浩购买颜某坐落在北京市××西××楼××单元××（××房），建筑面积136.72平方米，成交价格720000元。2014年11月14日，朱浩与案外人徐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朱浩（委托代理人姚珍桃）以6200000元的价格向徐某出卖03A03房。2015年1月29日，郑明明出具经四川省都江堰市公证处公证的声明书，称：其与朱浩是夫妻关系，于2011年4月29日登记结婚，因我丈夫朱浩欲以个人名义将03A03房进行转让，上述房产在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婚内财产约定协议，是我丈夫朱浩于婚前取得，我放弃主张此房屋的共有权并同意其转让。2、2015年4月10日，案外人刘某、符某与朱浩签订《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朱浩以4700000元的价格购买涉案房屋，于递件成功当天支付；交付使用时间为卖方收齐楼款当天等。再查明：2018年8月14日，姚珍桃、朱国模以郑明明、朱浩为被告，起诉至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案号（2018）湘0702民初2899号]，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姚珍桃、朱国模所有等。2018年8月16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702执保379号民事裁定，查封涉案房屋。2018年9月6日，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0702民初289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姚珍桃、朱国模的起诉。还查明：2019年7月23日，郑明明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案号：（2019）粤0106民初28135号］，该案在一审法院审理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按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以朱浩名义购于朱浩、郑明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产权登记在朱浩一人名下，但购房资金来源于朱国模、姚珍桃出资购买的位于北京市××房的售房所得（包括房产增值部分），依法应视为作为父母的朱国模、姚珍桃对作为儿子的朱浩一人的赠与，涉案房屋属朱浩的个人财产。但在朱浩、郑明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朱浩、郑明明签署《夫妻财产约定书》，确认涉案房屋归双方共同共有，房管部门据此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朱浩、郑明明共同共有，应视为作为丈夫的朱浩对作为其妻子的郑明明的赠与，该赠与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赠与行为随着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完成而完成，涉案房屋产权已由朱浩一人财产转化为朱浩、郑明明夫妻共有财产。本案中朱国模、姚珍桃根据姚珍桃、朱浩二人签署的《协议》拟证实朱国模、姚珍桃与朱浩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但该协议属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内部约定，未办理公证手续，本案也无证据显示朱国模、姚珍桃或朱浩在朱浩、郑明明办理上述加名手续前向郑明明出示上述《协议》及郑明明对此知情，因此上述《协议》不能对抗涉案房屋加名的法律后果，郑明明作为涉案房屋共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此，朱国模、姚珍桃诉称其借朱浩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其是涉案房屋实际产权人，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朱国模、姚珍桃的全部诉请。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姚珍桃、朱国模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姚珍桃、朱国模负担。经查，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的“2018年3月28日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朱浩、郑明明名下”应为“2017年3月28日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至朱浩、郑明明名下”，其他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姚珍桃、朱国模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朱浩、郑明明的答辩，本院确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姚珍桃、朱国模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以及要求朱浩、郑明明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请应否支持问题。现评析如下：朱国模、姚珍桃以姚珍桃与朱浩于2015年4月17日签署的《协议》主张其与朱浩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诉请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朱浩、郑明明配合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但上述协议签订时，朱浩与郑明明已为合法夫妻，同年，朱国模、姚珍桃与朱浩、郑明明均居住在涉案房屋，朱国模、姚珍桃完全有条件向郑明明披露该协议内容。但朱国模、姚珍桃并无举证证明其在涉案房屋产权于2017年3月28日增加登记郑明明之前曾告知有关借名买卖一事，或者郑明明知悉涉案《协议》，而从《协议》签署的内容看，该协议系为了明确涉案房屋借名买卖以及权属的目的，朱国模、姚珍桃未将该协议告知郑明明显然有违常理，且与其签订协议的初衷不相符。结合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以朱浩名义购于朱浩、郑明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产权登记在朱浩一人名下，但购房资金来源于朱国模、姚珍桃出资购买的位于北京市××房的售房所得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依法应视为作为父母的朱国模、姚珍桃对儿子朱浩一人的赠与，该房屋属于朱浩个人的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在朱浩、郑明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朱浩、郑明明签署《夫妻财产约定书》，确认涉案房屋归双方共同共有，房管部门据此将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为朱浩、郑明明共同共有，应视为作为丈夫的朱浩对作为其妻子的郑明明的赠与，该赠与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赠与行为随着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完成而完成，涉案房屋产权已由朱浩一人财产转化为朱浩、郑明明夫妻共有财产。因此，朱国模、姚珍桃主张涉案房屋归其所有，并要求朱浩、郑明明配合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姚珍桃、朱国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姚珍桃、朱国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 盾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白小云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志康谢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