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3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那某1，男，1963年4月1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那某2，女，1967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那某3，女，1970年5月11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某，女，1991年6月27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惠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受那某2、那某3、冯某的共同授权委托），江苏盈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那某1因与被上诉人那某2、那某3、冯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6民初4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那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镇家园136号102室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100%归其继承。事实与理由：一、诉争房屋与张镇家园299号701室房屋均系惠山区洛社镇新开河村新开河22号房屋（以下简称22号房屋）拆迁后安置所得。22号房屋登记于其父母亲名下，建筑面积为106.4平方米，但拆迁时测量有190.35平方米，增加的84平方米即其于2008年7、8月份建造的部分。而且22号房屋因为在建新房时拆除了老房，故按老房面积计算的81.66平方米也不属于新建的22号房屋面积。二、2016年4月3日的代书遗嘱无效。1.该代书遗嘱中“房屋产权都由我二女儿那某2及小女儿那某3共同继承”应当不是其母亲刘荣珍本人口述，而是那某2所述，因为在该遗嘱的草稿上文字表述是“房屋产权都由我与妹……”，草稿所用语气及称呼显然是那某2使用。既然该代书遗嘱不是由刘荣珍本人亲口所述，则应属无效。2.刘荣珍没有给其20万元，遗嘱中该内容与事实不符；3.遗嘱中“我决定我和两个女儿共同生活，由他们负担”这句话与事实不符，因为刘荣珍每个月还是向其拿500元。三、关于另一套拆迁安置房张镇家园299号701室的出售价，那某2称是31.5万元，其认为是21万元，以低价出售，将其在房屋中的利益白送给买方，从反面证明一审对遗嘱效力的认定有误。四、关于两套拆迁安置房，刘荣珍生前表过态，没有装修的一套即张镇家园299号701室给女儿，装修的一套即诉争房屋给儿子，亲戚与邻居均可证明。五、其自刘荣珍50岁起每月支付生活费直到刘荣珍78岁去世死亡，标准是其工资的10%，从50元加到500元，逐年增加，实际时长333个月。父母死后安葬的墓地系其出资购买，其怎么能一点遗产都没有呢。被上诉人那某2、那某3、冯某共同辩称：一、前后两份遗嘱均被继承人刘荣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对于上诉人那某1建造被拆迁房的事实不予认可。三、对于那某1上诉称支付刘荣珍数十年赡养费的事实不予认可，刘荣珍数十年来一直与那某2共同生活，最后由那某2养老送终，而那某1在中间十数年都未支付过任何赡养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某2、那某3、冯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诉争房屋由那某2、那某3各继承50%份额。一审法院查明以下事实：那焕荣（1932年10月19日出生，2015年2月23日去世）与刘荣珍（1940年10月11日出生，2017年10月28日因病死亡）系夫妻关系，婚后育有儿子那某1、长女那某4（1965年9月22日出生，2002年6月病亡，冯某系那某4女儿）、次女那某2、小女那某3。22号房屋于2008年10月16日以那焕荣为土地使用权人取得了集体土地使用证（使用权证号：锡惠集用2008第0843号，地类为住宅用地，登记使用权面积93.1平方米，宅基地超占临时用地面积20.5平方米），于2010年3月12日以刘荣珍为房屋所有权人、那焕荣为共同共有人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所有权证号：锡房权证惠山第ＨＳ1000278709号，登记建筑面积106.4平方米）。2011年间，22号房屋遇政府拆迁。那焕荣于2011年3月25日向拆迁安置部门出具了自书便条，便条载明：土地房屋所有证有刘荣珍作主，不到儿子家去。同日，刘荣珍与拆迁安置部门签订了集土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载明：被拆迁房屋评估面积为272.01平方米，确定合法建筑面积272.01平方米，产权置换面积236.005平方米；被拆迁房屋评估价122349元，装修评估价15863元，附属物评估价17965元，合计评估价156177元；暂定安置面积约为230平方米，安置房暂定房款161000元。同年5月20日，刘荣珍与洛社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安置房期房房权租赁协议书，约定：刘荣珍自愿将户型为115平方米的安置房的房权租赁给政府，租赁期三年，租期自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止，每年租金为10000元，租金一年一付，每年支付一次。2014年12月19日，拆迁部门向刘荣珍交付了坐落于张镇家园299号701室、136号102室二套安置房并进行了安置结算，结余33341元。2017年2月17日，刘荣珍将张镇家园299号701室安置房以315000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那某2陪同刘荣珍到场并在房屋买卖合同上出卖方签名。另一套安置房即诉争房屋现由那某1控制。22号房屋开始拆迁后，那焕荣于2011年3月28日出具自书遗嘱载明“土地房屋所有证给那臻”。2011年4月20日，那焕荣、刘荣珍达成书面协议：22号房屋拆迁后所得的二套Ｂ户型房产权夫妻各一半，那焕荣自愿将其中一套房产权赠送给那某2、那某3，永不反悔；另一套刘荣珍完全可以对产权自行处理，两套房屋租金归刘荣珍所有；那焕荣2011年3月份写给那臻的房屋产权作废。2015年8月29日，刘荣珍自书遗嘱一份载明：1.废除2013年3月25日所立遗嘱；2.诉争房屋由那某1继承；3.其所有财产由那某1继承。2016年4月3日，刘荣珍代书遗嘱载明：其在百年过世后，所有房屋产权都由其二女儿那某2及小女儿那某3共同继承（张镇家园299号701室），在此之前所写给儿子那某1房屋遗嘱作废，其已给儿子那某120万元，现再三决定跟二个女儿一起共同生活直到过世，均有女儿负责。一审中，那某1为证明其对22号房屋进行过修缮、添附，提供了知情人员等出具的书面证词。那某2、那某3对此不予认可，同时认为，即使事实存在，费用也是父母所出。法院在向新开河村村委工作人员走访时，工作人员反映那某1确实在拆迁前对22号房屋进行过修缮、添附，但具体修缮了什么、添附了多少不清楚。2016年4月3日刘荣珍代书遗嘱的执笔人刘某（刘荣珍兄弟）、见证人之一高某2（刘某妻子）向法院陈述：其姐夫那焕荣走的早，姐姐刘荣珍是跟那某2生活，生病也是女儿料理；那某1出每月500元的生活费，是经过高某2的手；听说老房子要拆迁了，房子是那某1造的；拆迁后刘某曾去做过工作，建议考虑到那某3离婚后没地方住，就那某1拿一套安置房，那某2、那某3拿一套；刘荣珍写遗嘱就是到儿子那里就写给儿子，到女儿那里又写给女儿；据其了解，张镇家园299幢701室安置房卖掉后，那某2说给冯某5万元、给那某315万元，其余的就是她的。2016年4月3日刘荣珍代书遗嘱的另一见证人袁某出具书面证明（那某1提供）称：该遗嘱是由那某2和刘荣珍及刘某到其家中，说要签个字；其看了遗嘱内容，不知道实际情况，他们说没有关系的，后来看到他们都签了字，其也就签了并按了手印。一审中，经法院释明，双方均不愿对遗产进行折价归并，要求按份共有。上述事实，有户籍信息证明、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安置房期房房权租赁协议书、安置结算清单、安置户进区通知单、房屋买卖合同、遗嘱、证明、调查笔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作证。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等。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公民可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那焕荣、刘荣珍取得了22号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应当认定该房屋属那焕荣、刘荣珍的合法财产。本案双方争议的安置房系22号房屋拆迁安置所得，也即系产权置换所得，可以作为那焕荣、刘荣珍的遗产进行继承。现那焕荣、刘荣珍均已去世，继承人可以开始继承其遗产。因那焕荣、刘荣珍生前立有遗嘱，本案应按遗嘱继承。那焕荣、刘荣珍生前留有多份遗嘱，且内容有相互抵触，故应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那焕荣生前对涉案房产的处分权作出了明示，将二套安置房中一套处分给了那某2、那某3，另一套处分权交给了刘荣珍。故本案继承应当按照刘荣珍2016年4月3日遗嘱进行。因那某1在22号房屋被拆迁前对该房屋进行了修缮、添附，且拆迁时拆迁安置部门在拆迁安置过程中对那某1修缮、添附部分予以了认可并纳入了拆迁安置评估、结算范围，故涉案遗产中包含了因那某1对被拆迁的22号房屋修缮、添附所产生的拆迁安置利益，而刘荣珍对那某1修缮、添附部分所产生的拆迁安置利益无权处分。据此，法院认为，根据上述实际情况，那某1适当分得涉案遗产是合理的。因双方均不愿对遗产继承进行折价归并，要求按份共有，结合张镇家园299号701室安置房已经转让给案外人、2016年刘荣珍遗嘱及那某1对22号房屋修缮、添附所产生的拆迁安置利益等实际情况，法院认为诉争房屋由那某1、那某2、那某3各按三分之一按份共有较为合理。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坐落于张镇家园136号102室房产由那某2、那某3、那某1各按三分之一按份共有；二、驳回那某2、那某3、冯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700元，由那某2、那某3、那某1各负担3900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那某1申请证人刘某、高某1出庭作证。证人刘某称，2016年4月3日，刘荣珍、那某2到其家中，那某2让其写一份遗嘱，主要由那某2陈述、其书写，刘荣珍因为生病口齿不清；书写时，其妻子高某2进了里屋做饭；写完后，刘荣珍签字捺印；刘荣珍在家比较强势，家里是刘荣珍说了算；当天刘荣珍称，与儿子关系不太好，发生口角，要到女儿家去。证人高某2称，刘荣珍与那某2来其家中，让刘某写遗嘱，当时刘荣珍称房子一套给女儿、一套给儿子；在写遗嘱的时候其进了里屋做饭，出来后在写好的遗嘱上签了字；至于遗嘱上为何把房子都给女儿，其不清楚。经质证，那某1对证人证言均无异议；那某2、那某3、冯某认为，应按该代书遗嘱继承。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4月3日的代书遗嘱是否刘荣珍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其他事物所作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轻易否认遗嘱的效力，无疑是对遗嘱人意思的漠视。所以，探求遗嘱人内心真意，维护和执行遗嘱人的遗愿，是近亲属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遵循的首要原则。本案中，2016年4月3日的遗嘱系代书遗嘱，该遗嘱由刘某代书及其妻子高某2见证签名，形式上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关于高某2的见证，其虽陈述未全程见证遗嘱的书写过程，但该遗嘱系在其家中由其丈夫书写并完成，立遗嘱人刘荣珍亦全程在场且表达自己的意愿，高某2最终在遗嘱上签字时，该遗嘱形成过程中所涉的地点、时间、人物均未脱离高某2的见证范围，故高某2的见证是客观有效的。至于该代书遗嘱的草稿，并不是有效的遗嘱，亦不具有推翻正式遗嘱的效力。被继承人刘荣珍及其丈夫那焕荣生前立有数份遗嘱，根据2011年4月20日的书面协议看，双方对两套拆迁安置房进行了处分，一套给那某2、那某3，另一套由刘荣珍处分。之后，刘荣珍在2015年8月29日的自书遗嘱中载明，诉争房屋由那某1继承。从书面协议与自书遗嘱所关联的财产分析，书面协议约定由刘荣珍处分的房屋即诉争房屋。之后，刘荣珍又立代书遗嘱，确定诉争房屋亦由那某2、那某3继承，该代书遗嘱的内容系刘荣珍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22号房屋由那某1进行修缮、添附所产生的拆迁安置利益，一审法院已经予以考虑，酌定其继承诉争房屋三分之一的份额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确认。综上，那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67元，由上诉人那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中辉审判员  孙 宏审判员  杜伟建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范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