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46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奚俊，男，1982年3月1日生，××族,住启东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英英，女，1982年5月2日生，××族，住启东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宇龙，上海达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叶蕾，男，1983年9月29日生，××族，住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勇，上海福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佳蓓，上海福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启东义龙矿用设备经营部，住所地启东市近海镇塘芦港村四组218号。 法定代表人：汤锦生。 上诉人奚俊、黄英英因与被上诉人樊叶蕾、原审第三人启东义龙矿用设备经营部（以下简称义龙经营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9）苏0681民初4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奚俊、黄英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樊叶蕾返还奚俊、黄英英8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奚俊、黄英英支付自2012年9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樊叶蕾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刘春华向樊叶蕾出具借条三张，其中哪张借条指向本案的80万元，按照目前樊叶蕾所提供的证据无法查清。奚俊、黄英英系于本案诉讼中才知晓刘春华曾向樊叶蕾出具三张借条，分别为：2012年9月1日的100万元，2012年9月28日的20万元和2012年12月27日的80万元。樊叶蕾在一审中提交了其在2012年7月30日和2012年9月3日分别向银行贷款的50万元、6万元、36万元三张借据。根据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奚俊、黄英英在2012年9月5日申请贷款，2012年9月7日樊叶蕾向刘春华转账70万元，2012年9月28日奚俊、黄英英向樊叶蕾转账80万元，樊叶蕾于同日又向义龙经营部转账70万元。从刘春华出具借条的时间和樊叶蕾贷款、转账的时间看，2012年9月1日，刘春华尚未收到100万元，为何会出具100万元的借条，而2012年9月7日刘春华收到樊叶蕾的70万元后却没有出具相应的借条。2012年9月28日，刘春华在没有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为何会出具20万元的借条。2012年12月27日，刘春华凭空出具80万元的借条更为反常。奚俊、黄英英的80万元，最终有无借给刘春华无从得知。如果借给了刘春华，对应其中哪一张借条无法分清。2.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几项关键事实没有证据支撑。一审判决认定樊叶蕾找义龙经营部进行了垫资，后奚俊、黄英英的款项到位后再偿还义龙经营部。但该认定无任何证据支持，尤其缺乏义龙经营部陈述的7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或是转账记录印证。根据义龙经营部与樊叶蕾之间的转账记录，樊叶蕾向义龙经营部转账70万元，但义龙经营部向樊叶蕾转账共计1652700元。义龙经营部陈述该款项系樊叶蕾用POS机套现获取，但并未提供证据佐证，不能排除是义龙经营部归还给樊叶蕾的本息。若义龙经营部与樊叶蕾之间是借贷关系，则奚俊、黄英英的70万元是借给了刘春华还是义龙经营部不得而知。3.一审判决根据樊叶蕾与刘春华之间的民间借贷案，认定樊叶蕾收到奚俊、黄英英的80万元后，向刘春华出借了70万，另外5万元系20万元借条中的出借款项明显错误。樊叶蕾与刘春华民间借贷案先于本案处理，且当时并未查明奚俊、黄英英借款的事实，而是以樊叶蕾为原告起诉，奚俊、黄英英并未参与到该案中。因此，该案的判决结果不应影响本案审理，且该案的判决也未说明樊叶蕾转账给刘春华的70万元来源于奚俊、黄英英。4.仅凭樊叶蕾的陈述，在没有刘春华的陈述及义龙经营部银行承兑汇票、转账记录等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作出该裁判，不符合基本事实。二、樊叶蕾作为委托理财合同的理财方和受托方，混淆奚俊、黄英英的资金去向，与刘春华之间亦无借条对应，实属未尽到理财义务。委托理财行为不仅是资金中转，而应是将委托人的资金交付给指定的人，并且与委托人完成相应的理财约定的行为。但本案呈现的却是时间错乱的借条，关系错乱的转账和垫资，混乱的进账出账。樊叶蕾并没有尽到委托理财义务，且存在重大过失。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樊叶蕾将奚俊、黄英英的款项支付给义龙经营部且从义龙经营部收取了本息，樊叶蕾应当将款项返还给奚俊、黄英英。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奚俊、黄英英与樊叶蕾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因代理事项违法而无效。对此，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均有责任，但不论责任大小，委托合同归于无效，樊叶蕾作为被委托方也应返还财产，将案涉80万元返还给奚俊、黄英英，而非重新适用委托理财的法律规定，将70万元扣除。若对责任进行重新划分，樊叶蕾应当负主要责任。四、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依然遗漏了必要第三人刘春华，违反法定程序。因刘春华与樊叶蕾之间有多笔资金往来，不排除事实上刘春华已归还了借款，但樊叶蕾欲让奚俊、黄英英弥补其借款亏空。且一审法院既然认定了本案借款的相对人是刘春华，则必然需向刘春华本人核实借款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但一审法院并未追加刘春华为第三人，属程序错误。五、本案一审判决与（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民事判决矛盾。樊叶蕾对刘春华享有75万元的债权，但奚俊、黄英英对樊叶蕾却仅享有10万元的债权，奚俊、黄英英的另外70万元债权无法进行主张。奚俊、黄英英因非（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案件的当事人，无法直接请求刘春华和吴晓婷偿还案涉款项。 樊叶蕾辩称，奚俊、黄英英与其原即相识，且其因职务原因，掌握一定的资金需求信息，并利用该信息从事民间融资业务。双方的模式为：奚俊、黄英英将资金汇入樊叶蕾账户，委托樊叶蕾理财。樊叶蕾在收回理财资金和利息后，再把相应资金汇给奚俊、黄英英。从2012年1月开始至2012年11月共8笔，即本案交易后，奚俊、黄英英仍有两笔资金委托樊叶蕾理财。本案理财信息系樊叶蕾于2012年8月底告知奚俊，同时告知奚俊、黄英英，樊叶蕾已出借资金给刘春华，且主要是通过从银行获取贷款后进而出借。奚俊知悉后，表示其愿用房屋做抵押，并请求樊叶蕾联系银行进行贷款。为此，同年9月初，樊叶蕾帮奚俊、黄英英联系了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和支行（以下简称惠和支行）。2012年9月5日，樊叶蕾陪同黄英英前去惠和支行咨询房屋贷款事宜。经与惠和支行沟通，奚俊、黄英英的房屋可以贷款80万元（奚俊、黄英英的贷款就是为了出借给刘春华），但办理贷款手续需要一段时间。当时刘春华资金需求急迫，故樊叶蕾告知奚俊先帮他筹款，待奚俊、黄英英贷款到账后及时汇给樊叶蕾。后樊叶蕾帮奚俊、黄英英筹借了8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是70万元，一张为10万元。因刘春华认为7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较大，不方便使用，故樊叶蕾帮刘春华将70万元的承兑汇票进行了贴现。因此，2012年9月7日，樊叶蕾将贴现后的70万元承兑汇票款项汇入刘春华账户，将10万元承兑汇票交给了刘春华。刘春华遂向樊叶蕾出具了80万元的借条。因系委托理财，故要求刘春华对还款时间进行了明确。因此，2012年9月7日的借条实际所有人是奚俊、黄英英。2012年9月28日前，刘春华又向樊叶蕾提出借款要求，樊叶蕾在2012年9月28日为刘春华又准备了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当天，樊叶蕾向刘春华索要因2012年9月7日帮其贴现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费用。起初向刘春华索要了5万元，后经沟通，确定为29600元。故当天，樊叶蕾先汇给刘春华5万元，后又汇入20400元，随后刘春华向樊叶蕾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2012年9月28日，樊叶蕾收到奚俊、黄英英汇入的80万元后，即将先前为奚俊、黄英英筹借的70万元归还了义龙经营部。得知刘春华“跑路”后，樊叶蕾告知了奚俊。2014年6月、7月份，因借条即将到期，奚俊要求樊叶蕾进行诉讼，故樊叶蕾提起了诉讼。诉讼结束后，樊叶蕾将诉讼结果及时告知了奚俊，奚俊、黄英英处才有樊叶蕾与刘春华之间的判决书。故案涉整个借款过程，奚俊均清楚。奚俊亦认可樊叶蕾是为其进行理财，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承担。樊叶蕾在整个委托理财过程中没有重大过错，对于部分瑕疵，一审法院已经让樊叶蕾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奚俊、黄英英的上诉请求。 义龙经营部未作陈述。 奚俊、黄英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樊叶蕾返还奚俊、黄英英8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奚俊、黄英英支付自2012年9月28日起的利息，至还清为止；本案诉讼费由樊叶蕾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奚俊、黄英英系夫妻。奚俊与樊叶蕾曾是朋友。樊叶蕾在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会计。 自2012年1月21日至同年11月30日，除本案争议的80万元以外，奚俊账户向樊叶蕾账户转入资金共9笔计102万元，自2012年2月24日至次年3月，樊叶蕾账户向奚俊账户转入资金12笔计109.08万元。黄英英称各笔转出款为委托理财的本金，收入款为樊叶蕾返还的本金及利息。具体解释为：1、2012年1月21日汇出2笔共21万元，同年2月24日收回本金21万元、利息5万元（计息时间为33天）；2、2月14日汇出30万元，2月29日汇入30万元，利息由樊叶蕾以现金支付，年化利率不少于20%；3、3月11日汇出15万元，次日汇出5万元，4月17日汇入10万元，4月26日汇入10.2万元，差额2000元为利息；4、5月3日汇出4万元，5月5日汇入4万元，5月10日汇入1万元，利息为1万元；5、6月4日汇出11万元，6月17日汇入11万元，利息由樊叶蕾支付现金，年化利率不少于20%；6、9月12日汇出8万元，10月30日汇入8万元，利息由樊叶蕾支付现金，年化利率不少于20%；7、11月12日汇出8万元，11月30日汇入3万元及5万元，对应利息为次年4月16日汇入的0.88万元。 2012年9月5日，因黄英英向惠和支行提出贷款80万元的申请，惠和支行制作了个人贷款面谈记录。同年9月26日，惠和支行向黄英英发放贷款80万元。同年9月28日，黄英英将该80万元转入樊叶蕾账户。樊叶蕾陪同、参与了黄英英的部分贷款过程。双方均承认所贷款项80万元用于委托樊叶蕾对外出借资金。 2012年9月7日，樊叶蕾账户转入70万元，同日向刘春华账户转出70万元。同年9月28日，樊叶蕾向义龙经营部转出70万元。义龙经营部委托代理人汤东健在原审中陈述，其与樊叶蕾、奚俊均是朋友，其曾向樊叶蕾出借过70万元承兑汇票，几天后樊叶蕾归还了70万元。其同时陈述，樊叶蕾经常用其公司的POS机套取现金至樊叶蕾的账户。义龙经营部与樊叶蕾的银行账户显示双方间有多笔相互转账资金。 刘春华向樊叶蕾出具过借款时间、还款时间均为2012年12月27日的80万元借条一份。樊叶蕾在多次庭审中均陈述该80万元即为奚俊出借的资金。刘春华共向樊叶蕾出具过三份借条，另二份借条金额分别为20万元、100万元。樊叶蕾陈述，100万元借条系其出借的自有资金。2014年8月25日，樊叶蕾以刘春华夫妇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春华夫妇共同归还借款100万元，证据为80万元和20万元的借条。2015年2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民事判决，认定80万元借条中樊叶蕾向刘春华实际出借资金70万元，20万元借条中樊叶蕾向刘春华实际出借资金5万元，判令刘春华夫妇共同归还樊叶蕾75万元及利息。该案中刘春华本人从未到庭应诉。 2017年10月20日，奚俊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樊叶蕾夫妇归还借款80万元及利息。后一审法院追加黄英英为共同原告。2018年7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苏0681民初7937号民事判决，认为奚俊、黄英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樊叶蕾存在借贷合意，驳回奚俊、黄英英的诉讼请求。同年8月29日，奚俊、黄英英以樊叶蕾自认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关系为主要诉讼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诉讼。2019年2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681民初7105号判决：一、樊叶蕾给付奚俊、黄英英5万元；二、驳回奚俊、黄英英的其他诉请。 奚俊、黄英英原诉讼请求为：判令樊叶蕾返还奚俊、黄英英8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向其支付自2012年9月28日起的利息，至还清为止；本案诉讼费由樊叶蕾承担。经一审法院书面释明并通知后，奚俊、黄英英就利息诉请变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其支付自2012年9月28日起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的一致陈述，本案系奚俊、黄英英委托樊叶蕾对外出借资金所引起的纠纷，故本案应依照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均认可案涉80万元资金系黄英英自惠和支行所贷款项。法律禁止任何人向银行套取资金转贷他人从中获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高利转贷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经合意安排黄英英从惠和支行贷款，再由樊叶蕾将贷款转贷他人赚取利差，其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也直接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尽管经审查，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未能因受偿出借资金及利息而获利，尚不构成高利转贷罪，但其行为仍应被评价为无效民事行为。故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因代理事项违法而无效。 审理中，一审法院以通知方式告知奚俊、黄英英其行为可能导致委托合同无效，因而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奚俊、黄英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调低了原诉讼请求中的利息标准。鉴于樊叶蕾在已完成的法庭审理中完全否定奚俊、黄英英的诉请，其辩论内容与效果足以覆盖奚俊、黄英英变更后的诉请，故本案无需基于奚俊、黄英英变更后的诉请恢复法庭调查和辩论。 双方争议的事实是：樊叶蕾是否违反约定，未将资金对外出借因而需承担全部还款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多次发生过奚俊、黄英英委托樊叶蕾对外出借资金并收取利息的行为，最后一笔在本案所涉资金之后。庭审中，黄英英认可向惠和支行贷款后用于出借资金。黄英英于2012年9月5日接受贷款面谈，故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应不迟于该日即已达成由奚俊、黄英英筹措80万元资金、由樊叶蕾对外出借资金的合意。同年9月7日，樊叶蕾向案外人刘春华转出资金70万元。樊叶蕾称该70万元系自义龙经营部处借得的银行汇票，经贴现后借给刘春华，该事实有义龙经营部在原审中的陈述及向刘春华转账的凭证佐证。同年9月28日，樊叶蕾在收到黄英英80万元后即汇款70万元至义龙经营部账户，义龙经营部亦在原审中陈述系对前述70万元汇票的还款。虽然樊叶蕾向刘春华出借资金的时间早于黄英英向樊叶蕾汇款的时间，但是因双方达成出借资金合意的时间不迟于9月5日，故樊叶蕾称其在黄英英取得贷款前先行代为准备资金具有合理性，且既能与后续交易过程吻合，又有义龙经营部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樊叶蕾已按奚俊、黄英英委托完成了对外出借资金70万元的行为。 根据奚俊在先前诉讼中的庭审陈述，其知道出借对象是刘春华。尽管本案庭审时黄英英称是在借款后方才知道，但是黄英英的该一更正并无证据证明。再者，奚俊、黄英英从未提出过其对于出借对象有特别的指定，故借款人系何人不影响一审法院对于樊叶蕾是否完成或部分完成委托行为的判定。易言之，只要樊叶蕾能证明其已将资金对外出借而非其本人占有，樊叶蕾行为即符合委托合同的约定。委托合同的根本特征，是受托人从事委托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委托人只能在受托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方可要求赔偿损失。樊叶蕾在实施受托行为时，对资金无法收回的损害结果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其行为与目前尚未收回资金的结果欠缺因果关系，故樊叶蕾无需对资金实际使用人未能归还借款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已生效的判决书认定，樊叶蕾在收到黄英英转入的80万元后，仅向刘春华出借70万元，而另外5万元系20万元借条中的出借款项。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樊叶蕾尚占有奚俊、黄英英资金10万元，该款应由樊叶蕾返还给奚俊、黄英英。 奚俊、黄英英提出的利息主张，即便成立也应由资金实际使用人支付，在资金使用人未支付利息的前提下，樊叶蕾不承担付息义务。更如前述，奚俊、黄英英和樊叶蕾之间的委托事项并不合法，故奚俊、黄英英的利率主张依法不应支持。 义龙经营部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系其对诉讼权利的自处，无碍一审法院依法裁判。一审法院遂判决：一、樊叶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奚俊、黄英英10万元。二、驳回奚俊、黄英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奚俊、黄英英已预交），由奚俊、黄英英负担10000元，由樊叶蕾负担180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樊叶蕾在法律上是否负有偿还案涉款项的义务；如果有，其数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要评价樊叶蕾在法律上是否负有向奚俊、黄英英偿还案涉款项的义务，首先需要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界定，并对该法律关系下当事人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价。就本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看，奚俊、黄英英与樊叶蕾所称的“理财方式”只是由樊叶蕾将案涉款项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而非投入到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或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管理，从行为内容看，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不符合委托理财的特征。但根据奚俊、黄英英的陈述，其将案涉款项80万元转给樊叶蕾的目的是委托樊叶蕾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该行为特征符合委托合同的构成要件，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当事人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从银行套取资金并转贷他人从中获利。本案中，黄英英从惠和支行申请贷款的事由为经营购货，但该贷款的实际用途却为转贷他人，该行为不仅违法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故无论黄英英直接将案涉款项出借给他人还是委托樊叶蕾将款项出借给他人，该行为均应当被认定为无效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规定可知，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为：一是应当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二是因该合同造成的损失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针对第一项后果，要区分不同合同类型下的财产返还方式。就委托合同而言，因受托人从事的行为系委托人指示，受托人的行为相当于委托人法律行为的延伸，故受托人是否需要向委托人返还财产需要根据受托人有无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完成相应的委托行为来评价。若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使了相应的委托行为，即便合同无效，受托人需要返还的财产也仅限于其未完成委托行为的部分，而非整个委托行为。因此，判断本案中受托人樊叶蕾是否需要返还案涉款项，不能仅以合同无效进行评判，还需要认定樊叶蕾有无按照奚俊、黄英英的指示行使相应的委托行为以及委托行为的完成度。具体到本案，委托人奚俊、黄英英指示樊叶蕾的委托内容为樊叶蕾将案涉80万元的款项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但樊叶蕾有无按照奚俊、黄英英的指示完成该委托行为，双方各执一词。上诉人主张，其对樊叶蕾为其先行垫资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80万元的行为并不知情，樊叶蕾自称汇款给案外人刘春华的70万元系自义龙经营部借得的银行汇票贴现而来，但该事实仅有义龙经营部的陈述，并无证据证明，且在上诉人的银行贷款未发放之前，樊叶蕾即向案外人刘春华出借资金将面临贷款未过审批不能发放的风险，亦不符合常理。樊叶蕾抗辩认为，之所以在上诉人贷款未发放前便将资金出借给刘春华，系因刘春华催要紧急，故先从义龙经营部处借取资金为上诉人垫付，待上诉人贷款发放后再归还义龙经营部，且因从义龙经营部处借取的资金系大额银行汇票，樊叶蕾应刘春华请求进行了贴现。为此，樊叶蕾提供了银行资金汇划补充凭证及银行流水、刘春华出具的借款80万元的借条，以证明70万元汇票的贴现过程以及出借给刘春华80万元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现有证据看，奚俊、黄英英与樊叶蕾之间就案涉80万元款项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达成合意的时间不晚于黄英英接受惠和支行贷款面谈的时间，即2012年9月5日。2012年9月7日，江苏南通二建集团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薛昌娴转账70万元，薛昌娴向樊叶蕾转账70万元，樊叶蕾向刘春华转账70万元。同年9月28日，樊叶蕾在收到上诉人的80万元后向义龙经营部账户转账70万元。虽然该70万元系从义龙经营部处借得的银行汇票这一事实仅有义龙经营部的陈述，但结合整个交易流程以及双方当事人达成向刘春华出借款项合意的时间看，樊叶蕾在上诉人取得贷款前先行为其准备资金具有合理性和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樊叶蕾履行了向刘春华出借资金的委托行为，但现有证据证明，樊叶蕾仅向刘春华出借了70万元，剩余10万元其未按委托指示完成，故该10万元应予返还。 至于上诉人提出的利息主张，应属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造成的损失。根据法律规定，该损失应当由双方根据过错承担。本案合同无效的主要原因系上诉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银行套取贷款后违规放贷所致。同时，综合樊叶蕾履行委托行为的整个过程看，其对资金无法收回的结果并无过错，上诉人也未能提供樊叶蕾在履行委托行为中具有过错的证据，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诉人提出的利息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至于一审法院（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判决书中的债权归属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和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即便第三人不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的，也可通过受托人的相关披露行为，使委托人获得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本案中，樊叶蕾以自己的名义与刘春华签订了借条，刘春华在借款时是否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因刘春华下落不明无从得知，但上诉人知晓案涉款项要出借给案外人刘春华。因此，虽然（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案件判决刘春华、吴晓婷归还樊叶蕾75万元，但因其中的70万元借款资金系受托于上诉人出借，故樊叶蕾应当在该案实际执行到位或刘春华按照该案判决归还相应款项后将70万元返还委托人奚俊、黄英英。因本院前述已认定上诉人出借款项80万元的去向，且对（2014）启开民初字第01843号判决书中的债权归属问题作出认定，追加刘春华作为本案第三人已无必要，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追加刘春华作为本案第三人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奚俊、黄英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奚俊、黄英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晓春 审 判 员 刘丽云 审 判 员 张 敏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肖飞 书 记 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