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20)陕06行初77号 原告：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住所地：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负责人：张征兵，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王栋，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娜，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一号楼。法定代表人：薛占海，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常荣，男，延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科长。委托代理人：汪凯，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延安市安塞区政府大楼。法定代表人：曹振宇，该区区长。行政机关负责人：何久庆，该区副区长。委托代理人：高东，男，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纪玉刚，男，延安市安塞区行政复议办公室副主任。第三人：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住所地：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负责人：刘占胜，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张光强，陕西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永军，陕西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延安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于2020年3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张征兵及委托代理人王栋、杜娜，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常荣、汪凯，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何久庆及委托代理人高东、纪玉刚，第三人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负责人刘占胜及委托代理人张光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块位于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连，柠条湾村民称之为前梁，水菜湾村民称之为后山，是九个山头其中的中间三个山头。争议土地总面积为292亩（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量算），图幅号J49G079015，土地类型为耕地，实际现状为撂荒梯田地。1974年，被申请人（原崖窑贬村委会范台村民小组）借用申请人（原崖窑贬村委会中山村民小组）土地，在争议地块内建了羊场，随后在羊场周围的土地上种植牧草，占用了争议地块。1990年申请人就土地权属争议一事，向原西河口乡政府提出处理申请，经原西河口乡政府处理，争议地块归被申请人耕种。2006年，申请人又向原西河口管委会提出申请，要求被申请人归还争议土地，原西河口管委会于2006年5月20日作出了《崖窑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维持了1990年原西河口乡政府的处理意见。此后，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土地，该争议持续至今一直未能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决定：将位于申请人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连的争议地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申请人。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原西河口乡政府和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虽然无权对双方争议土地作出确权处理决定，但其认定申请人在1974年借用第三人土地建羊场的事实符合客观实际。申请人从1974年至今已连续使用该争议地虽满20年，但在20年期满之前也就是从1990年起，第三人先后多次向原西河口乡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申请人归还争议土地。被申请人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原则，根据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争议土地确权给第三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范台村民小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并责令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土地确权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在作出土地确权时存在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在错误认定的基础上维持土地确权决定的做法更是错上加错。首先，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据以作出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的主要根据是2006年5月20日原西河口管委会作出的《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所认定的事实部分。然而该《处理意见》在2006年6月21日就被西河口工委和西河口管委会共同作出的《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予以撤回，因为在该《调查报告》中明确写到“收回2006年5月20日乡上出具的调解意见”。原告认为，同一政府部门针对同一事件先后作出完全不一样的行为，应当以最后作出的行为为准，即应当以《调查报告》为准。但是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以及作为复议机关的延安市人民政府却以一个被撤回的文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时认为原西河口乡政府、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无权对争议地作出处理决定，其处理结果无效。根据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的解释，原西河口乡政府、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先后作出的《处理意见》和《调查报告》应当都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事实部分的认定，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延安市人民政府为何认为《处理意见》中表述的“1974年范台村村民小组扎羊场借用原中山土地”情况符合客观实际，而不是《调查报告》中表述的“调查组介入此事件后，经过分析，认为两村(范台村和水菜湾村)的纠纷，关键是A（即东边）和B（即中间）以前的权属，是属于杜家河东沟庄的，还是水菜湾村（中山村）或范台村的。经过大量走访调查，A（即东边）和B（即中间）土登套产是归东沟庄所有，证人有原东沟村土地登套产时的当事人曹开仁、社员王佃福，拦牲口人钟应平、曹世富”的情况更符合历史事实、客观实际呢？不知道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以及作为复议机关的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这种选择的根据是什么？三、《处理意见》中明确“该土地于90年乡政府处理过，原范台扎羊场耕种的六个山，前三个归中山队耕种，后三个山归范台耕种。经过两级研究决定继续原90年乡政府处理意见，前三个山归中山队耕种，后三个山归范台耕种。范台村民小组不得占用或承包中山(现柠条湾耕种的三个山)。”《调查报告》中亦明确“经党委会2006年6月10日研究决定作出以下调解意见：3、B地块（即争议地块）归范台村民小组耕种，因耕种年限长”。从上述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无论是1990年，还是2006年5月20日以及2006年6月21日，均明确争议地块归原告耕种，所以安塞区人民政府以及复议机关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结果无依据。四、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可知，原西河口乡政府和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确实无权对争议土地作出处理决定，因此《处理意见》和《调查报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抛开这两个文件法律效力的问题，单从二者形成的时间、文件形式要件以及调查内容的详实程度来考量，原告认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更为客观、公正，更具有参考性。具体分析如下：其一，《处理意见》与《调查报告》是出自同一政府部门作出的先后完全不同结果的两个文件，根据法理可知应当以最后作出的《调查报告》为准；其二，从两个文件的形式要件以及内容认定方面相比较，《调查报告》比《处理意见》更加完善。《处理意见》在内容中仅仅提到“经多次走访了解......”，然而究竟向何人进行了解、了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些资料在《处理意见》中没有任何的体现。并且《处理意见》只有一张纸共计154字，从篇幅及内容表述上均明显单薄。而《调查报告》中对争议的问题、争议各方的意见以及经调查后所得到的事实和最终结论都有明确记载，并且在《调查报告》后面明确附有谈话人的内容。所以通过上述对比，原告认为即便《处理意见》和《调查报告》是两个无效的文件，但作为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的参考资料，《调查报告》更具有价值。五、从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作出土地确权决定时所依据的证据来看，第三人对争议地块归自己所有的证据均不具有说服力，且与被告查阅到的资料内容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具体表现有：第一，关于赵志清、金国有二人就原告向第三人借地的证人证言以及1965年7月30日《土地清册(草册)表》、1989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杜家河与崖尧砭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崖尧砭及杜家河土地权属调查资料的问题。其一，赵志清、金国有系大崾峴村村民，且其二人均不是过去事件的亲历者，因此该二人所述内容均应被认为是“传来证据”，其真实性、客观性均存疑，故这二人的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其二，在赵志清、金国有的证言中均提到“1974年，范台村借用或占用中山村的后山用来扎羊场”，但是根据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查阅的1965年7月30日《土地清册（草册）表》，其中可以证实本案涉及的九个山头1965年未登记给原告和第三人，而1989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杜家河与崖尧砭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以及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崖尧砭及杜家河土地权属调查资料，明确争议地块为争议区，无法证明争议地块的权属。从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提供的书证中可以看出，既然争议地块至少在1965年至2009年期间的权属是不明确的，为什么仅凭借两名证人的证言就能证实争议地块归第三人所有，并且还是原告向第三人借地扎羊场？这足以说明《处理意见》中“1974年范台村村民小组扎羊场借用原中山土地”的认定亦是错误的。如此相矛盾的证据都能作为定案依据，显然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在作出土地确权决定时存在严重的错误。第二，关于2007年9月1日柠条湾村民小组出具的《土地证明书》。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工委、西河口管委会共同作出的《调查报告》中最后调解为“D地块退回志丹柠条湾村，A地块由水菜湾村民小组收回”的处理意见。2007年，柠条湾村与第三人达成土地对换意见，并出具了《土地证明书》。该《土地证明书》中写到“原柠条湾村的头道峁、二道峁、驴头嘴(注：头道峁、二道峁就属于《调查报告》中提到D地块)由中山村（即第三人）耕种；原中山村的柠条湾学校以前的三个山（即西边地块）由柠条湾耕种”。原告认为，该《土地证明书》出具的时间在《调查报告》之后，且其内容恰恰与《调查报告》中处理意见相吻合。还有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报告》原本是针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争议，但是在最后的调解意见中却有“D地块退回志丹柠条湾村，A地块由水菜湾村民小组收回”的表述，所以这说明原告、第三人以及柠条湾村之间还是有过兑地事实的存在，而并非如被告所言不存在兑地情况，所以原告认为《调查报告》中所查明的事实最为准确，即争议地块从始至终与第三人无关。纵观第三人提供的《土地证明书》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被告查阅的1965年《土地清册（草册）表》和1989年、2009年土地权属等资料，不仅不能证明争议地块归第三人的主张，反而恰恰与原告在《复议申请书》中所提到的以及《调查报告》所查明的事实相吻合，所以原告认为《调查报告》的内容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应当依法作为行政机关认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证据。但是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明知第三人证据效力低下，且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仍然以该证据以及《处理意见》中认定的事实部分为根据作出有利于第三人的土地确权决定，其做法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第一组：1、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第二组：3、《关于崖尧砭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4、《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5、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明：1、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工委和西河口管委会共同作出的《调查报告》将《处理意见》予以收回，而二被告均以一个被收回的处理意见作为确权依据，明显属于适用证据错误。因此，关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土地争议应当以后续出具的《调查报告》为准。2、无论是《处理意见》，还是《调查报告》均明确争议地块归原告耕种，二被告推翻这些处理结果无依据。第三组：6、西河口公社关于农业税计税土地常产变动登记申报表；7、曹开仁谈话证明一份；8、李夏诚谈话笔录一份；9、熊学惠谈话笔录一份；10、孙春发证明一份；11、李汉胜谈话证明一份；12、范台村1977年12月9日后山谷子、糜子收成情况台账两份；13、刘国强、高彦斌等8人证明各一份。证明：1、原告从1971年起开始耕种碗架台至志丹柠条湾之间的西边、中间六个山头的土地，同时原告作为使用权人用西边土地与志丹柠条湾、第三人进行了三方兑地，而中间土地（争议地块）从1971年起至今一直由原告使用。2、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者有关部门提出返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原告从1971年起连续使用原属墩儿沟村的中间以及西边六个山头的土地已满二十年，在二十年期满之前，墩儿沟村未向原告或者有关部门提出返还请求，故本案争议的中间三个山头的土地应归现使用者即原告所有。3、根据本组证据以及第二组证据中《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事实可以证实本案争议的中间三个山头自始至终与第三人无关，故更不存在原告从第三人处借地一说，所以被告安塞区人民政府在《处理决定》中认定的事实明显存在错误，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在错误认定的基础上维持土地确权决定的做法更是错上加错。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塞区政府)辩称，《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的法律法规准确、适当；遵循的法律程序正确、有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一、《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原告向被告处理争议提供了以下证据：(1)《答辩状》先后两份；（2）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管委会《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3）《西河口公社管委会关于六七年度农业税计征清册》；（4）证人证言（曹开仁、李夏诚、熊学惠、李汉胜、段云强、刘汉录、杜堂前）七份；（5）证明书（张春发、马伟两份和高保娃、王二女、刘国强、高彦斌、段云伟、薛海诚、张金姓、思银军8人的证明材料一份）；（6）范台村分粮记账单（77—81年）一份（5页）；（7）范台村与张三合同一份；（8）《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经工作人员调查核实：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管委会《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由于该调查报告明确“如三方同意调解意见，此调解意见生效，三方签字盖章”，最终并未签字盖章，即为未生效。再者，该调查报告虽形式要件及内容更加完善，但调查报告仅仅是作为单位内部处理问题、制定政策的依据或参考，且其所依据的曹开仁、王佃福、钟应平、曹世富四人的证言说服力不强，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不能证明“中间三个山头的土地在1971年左右之前归墩儿沟村（杜家河村）所有”。所以该《调查报告》无法用作该土地确权案的证据。《西河口公社管委会关于六七年度农业税计征清册》与争议地块无关，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权属。证人曹开仁、李夏诚、熊学惠、李汉胜、段云强、刘汉录、杜堂前的证人证言和张春发的证明书说服力不强，且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无法用作本案的证据。范台村与张三合同、马伟的证明书只能证明临时承包的事实，且是争议引发和激化的直接原因，不能证明争议地块的权属。高保娃、王二女、刘国强、高彦斌、段云伟、薛海诚、张金姓、思银军8人的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其在争议土地耕种过，且说服力不强，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范台村分粮记账单只能证明1977—1981年原告确实耕种过争议地块。所以以上材料均不能证明争议土地的权属。2、第三人向答辩人处理争议提供了以下证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先后两份；（2）2006年5月20日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一份；（3）2007年9月1日柠条湾村民小组出具的《土地证明书》一份；（4）《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证书》四份、1998年12月31日《安塞县集体土地延长承包期出让合同书》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一份；（5）证人证言（张应升、赵志清、金国有、高青山）四份；（6）《关于我村申请土地确权请求的情况说明》一份；（7）《撤回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第三人提供的以上证据材料：2006年5月20日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首先，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管委会《调查报告》中明确，“收回2006年5月20日乡上出具的调解意见”，但无法证明调查报告收回的调解意见就是该处理意见；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原西河口乡政府、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无权作出处理，其处理结果无效，但其认定的“该土地确属1974年范台村村民小组扎羊场借用原中山土地”这一事实，符合实际情况，可作为证据，该事实并有金国有、赵志清的证人证言予以印证；再次，该《处理意见》还载明，“该土地于九零年乡政府处理过……”，可证实该争议早在1990年就已产生，也即第三人在原告使用该土地二十年期满之前曾向原告及原乡政府提出归还，这一事实可由金国有、赵志清的证人证言及原告提供的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管委会《调查报告》予以再次印证。2007年9月1日柠条湾村民小组出具的《土地证明书》以及《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证书》、1998年12月31日《安塞县集体土地延长承包期出让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证明了第三人将西边三个山头与志丹柠条湾村兑换耕种土地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有过兑换土地的事实，且证明兑换耕种的土地与争议地块无关。张应升、赵志清、金国有、高青山四份证人证言说服力不强。3、经查阅1989年第一次土地调查《杜家河与崖尧砭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争议地块未明确权属归属；2009年第二次土地调查崖尧砭村及杜家河村土地权属调查资料（附图），争议地块被调查为争议区，均无法证明争议地块的权属。1965年7月30日《土地清册（草册）表》，可以证实本案涉及的九个山头1965年未登记给原告和第三人，也印证了西边三个山头与志丹柠条湾村兑换耕种土地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有过兑换土地的事实，且证实兑换耕种的土地与争议地块无关。4、关于1990年原西河口乡政府的处理结果，原告和第三人均未能提供，经被告多方查找也未找到。从2006年5月20日的《处理意见》和2006年6月21日的《调查报告》均可证明该事实过程，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其处理结果是无效的。二、《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准确、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根据上述规定，综合全案证据，被告认为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法规准确、适当。三、《处理决定》遵循的法律程序正确、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上法律规定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是被告处理该土地权属案件程序法上的依据。第三人于2019年1月17日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书》，明确请求“依法确认位于水菜湾村辖区内西边后山（靠近志丹县柠条湾村）的九座连续山头其中的中间三座山头属于水菜湾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被告于2019年3月1日受理本案，3月5日《答辩通知书》送达原告。由于我区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自2019年5月21日以来工作人员长期驻西安接受省级核查并整改上报，经反复整改后于2019年10月28日上报国家。因此，经报请领导批准，将调查处理期延长至2019年12月1日。《延期调查处理通知书》于2019年8月29日送达双方，均由砖窑湾镇山王河村党支部书记代为签收。所以，以上相关环节的办理程序均符合《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被告安塞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一份(2006年5月20日，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2、证人证言：金国有（1份）、赵志清（2份）；3、《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一份（2006年6月21日，原西河口管理委员会）；4、《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证明：1、《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无法用作该土地确权案的证据。该调查报告明确“如三方同意调解意见，此调解意见生效，三方签字盖章”，最终并未签字盖章，即为未生效。再者，调查报告仅仅是作为单位内部处理问题、制定政策的依据或参考，且其所依据的曹开仁、王佃福、钟应平、曹世富四人的证言证词说服力不强，且无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无法用作该土地确权案的证据。2、《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可用于该土地确权案的证据。2006年6月21日《调查报告》中明确，“收回2006年5月20日乡上出具的调解意见”，但无法证明调查报告收回的调解意见就是该处理意见，该处理意见可作为证据。3、争议土地是原告1974年扎羊场借用第三人的土地。《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载明：“该土地确属一九七四年范台村村民小组扎羊场借用原中山土地”这一事实，符合实际情况，应予以采信。金国有、赵志清的证人证言可以予以印证。4、第三人在1990年曾向原告及原乡政府提出归还。该《处理意见》载明，“该土地于1990年乡政府处理过……”，可证实该争议早在1990年就已产生。金国有、赵志清的证人证言可以予以印证。这一事实可由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以及其提供的2006年6月21日《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予以再次印证。第二组证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2019年1月17日第三人作出)；2、《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各一份（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5日）；3、《答辩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各一份（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5日）；4、《延期调查处理申请》一份（2019年8月29日）；5、《延期调查处理通知书》一份及其送达回证两份（2019年8月29日）。6、《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报告》一份（2019年11月28日，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7、《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一份（2019年11月29日）。证明：被告超过6个月作出《处理决定》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第三组证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2015年4月14日第三人作出)；2、《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2016年8月22日原告作出）；3、《关于我村申请土地确权请求的情况说明》一份（2016年10月8日第三人作出）；4、《撤回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2016年11月21日第三人作出）。证明：在本案《处理决定》之前，被告未对第三人和原告的土地确权申请作出具体的处理结果。第三人因请求事项前后矛盾，于2016年11月21日撤回了2015年4月14日的土地确权申请。原告于2016年8月22日也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对六个山头一并作出处理意见，并确认该六个山头归申请人所有”。由于第三人已将确权申请撤回，被告未对第三人的土地确权申请作出具体的处理结果，也无法对原告的申请一并作出处理，不存在“有违一审不再理”原则的问题。第四组证据：1、《土地确权申请书》一份(2017年2月22日，文汉成为代表的“砖窑湾镇墩沟村村民小组)；2、《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决定书》一份（2017年8月16日被告作出）；3、送达回证一份（2017年8月17日）。证明：被告未受理“砖窑湾镇墩沟村村民小组”的申请。因“砖窑湾镇墩沟村村民小组”的申请主体不适格，被告未受理该申请，不存在“有违一审不再理”原则的问题。以上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证明，被告相关环节的办理程序，均符合《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有违一审不再理”原则的问题，《处理决定》遵循的法律程序正确、有效。还证明砖窑湾镇墩沟村是原杜家沟村民委员会，该村民委员会早已撤销，原杜家沟村也是该争议利害关系人，这些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度。第五组证据：1、《土地证明书》一份(2007年9月1日柠条湾村民小组作出)；2、《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证书》四份（1998年12月31日，刘开军、蔺丕荣、张志军、周万虎）；周万虎《安塞县集体土地延长承包期出让合同书》一份（1998年12月31日，第三人）；刘占胜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一份（1998年12月31日，原安塞县公证处）；3、《土地清册（草册）表》东沟、范台、中山一队、中山二队生产队各一份（1965年7月30日安塞县西河口公社杜家河大队、崖尧砭大队作出）；4、《杜家河与崖尧砭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附图）（1989年8月19日，土地详查档案资料）；崖尧砭村及杜家河村土地权属调查资料（附图）（2009年5月27日，第二次土地调查档案资料）。证明：1、第三人将西边三个山头与志丹柠条湾村兑换耕种土地的事实。第三人早在1965年就已耕种志丹县柠条湾村头道峁、二道峁的土地（驴头咀是二道峁的一部分）；1998年土地延包时，又将头道峁、二道峁的土地登记给第三人所属村民；2006年志丹县将头道峁、二道峁的土地“推用农田管理”，更正了兑换的土地。但兑换耕种的土地是九个连续的山头其中西边的三个山头，与争议地块无关。2、证明争议土地历史上无明确的权属。争议土地1965年未登记给原告、第三人以及相邻的东沟村；1989年土地详查时也未明确权属归属；2009年第三次土地调查时，争议地块被调查为争议区，均无明确的权属。3、无法证明原告所述1979前后原告与第三人兑换土地耕种的事实。上述证据，均无法印证原告与第三人兑换土地耕种的事实。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辩称，市政府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020年1月15日，范台村民小组委托律师杜娜向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交了相关材料。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后，对范台村民小组的行政复议申请予以立案受理。案件受理后，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向安塞区人民政府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安塞区人民政府收到后，向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材料。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发现，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该案有利害关系，便通知水菜湾村民小组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水菜湾村民小组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连，柠条湾村民称之为前梁，水菜湾村民称之为后山，是九个山头其中的中间三个山头。争议土地面积为292亩，图幅号J49G079015，土地类型为耕地。该争议地土地来源清楚。1974年，申请人(原崖尧砭村委会范台村民小组)借用第三人(原崖尧砭村委会中山村民小组)土地，并在争议地内建了羊场。1990年，第三人就双方土地权属争议事宜向原西河口乡政府提出处理申请，经原西河口乡村两级多次走访了解，后西河口乡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将该争议地块归申请人耕种。2006年，第三人又向原西河口管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将该争议地归还第三人。2006年5月20日，原西河口管委会经乡村两级研究，并作出了《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决定维持原1990年原西河口乡政府的处理意见，前三个山仍归于中山队耕种，后三个山由范台队耕种。2019年1月17日，第三人向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书》，请求依法确认位于水菜湾村辖区内西边后山(靠近志丹县柠条湾村)的九座连续山头其中的中间三座山头属于水菜湾村民小组集体所有。2019年3月1日，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作出塞国土资发(2019)1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受理了本案，并于3月5日将《答辩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因该案情况复杂，经报请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领导批准，将调查处理期限延长至2019年12月1日。2019年8月29日，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工作人员将《延期调査处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2019年11月28日，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安塞分局作出《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合村民小组士地权属争议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调查处理意见，并报送给被申请人。2019年11月29日，被申请人按照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处理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将位于申请人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连的争议地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上述事实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1、西河口管理委员会《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2、双方签字确认的争议图三份；3、土地利用现状图三份；4、证人证言；5、《土地确权申请书》；6、塞国土资发(2019)1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7、《答辩通知书》；8、《延期调查处理通知书》；9、《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报告》；10、送达回执。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查明的事实认为，被申请人安塞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将争议土地确权给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安塞区人民政府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行政行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后，延安市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依法向安塞区人民政府、水菜湾村民小组、范台村民小组予以送达。综上，答辩人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故应当驳回原告范台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依据：证据一、申请材料清单、行政复议申明事项；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三、安塞区人民政府塞政发〔2019〕23号文件；证据四、范台村民小组委托代理手续；证据五、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审批表；证据六、延复办答〔2020〕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据七、安塞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材料；证据八、案件办理审批表、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据九、行政复议决定审批表；证据十、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第三人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述称，安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确权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当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1、该处理意见已经被2006年的调查报告予以撤回；2、该处理意见包含了四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范台村1974年借用中山村土地扎场，第二部分是乡政府对该土地进行过处理，第三部分为本处理意见维持了1990年乡政府的处理意见，第四部分为范台村民小组不得占用中山耕种的三个山。被告安塞区政府在作出土地确权决定时，只引用了该处理意见的第一部分内容，而对第二、三、四部分内容未引用，原告认为有失相悖。对证据2的第二份证据及两份证人证言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两份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没有原始证据予以印证，该两个证人并不清楚争议地块的权属情况，在此前提下作出的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该两份证人证言的内容与安塞区政府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中1965年7月30日、1989年8月19日、2009年5月27日三次书证证实的争议地块权属不明的结论相矛盾。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调查报告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双方申请的理由，第二部分为调查结果，第三部分为调解意见，虽然当事人三方未在该调查报告上签字盖章，但这一行为仅针对调解意见的内容，不能否认调查结果的结论，在调查结果中，已明确了杜家河村与崖尧砭村的村界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案第三人对争议地块无所有权的事实，也印证了原告在1974年向第三人借用土地的说法不能成立的事实。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6、7的三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所以原告才依法向延安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在安塞区政府土地确权阶段，原告作为当时的被申请人，向安塞区政府提出了反申请，在当时的申请人即本案第三人撤回土地确权申请时，安塞区政府未对原告的土地确权反申请作出确权决定，程序违法。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要特别说明，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本案争议土地的利害关系人还有原杜家河的墩儿沟村，这与2006年6月21日调查报告中调查结果确认的事实相吻合。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要特别说明，安塞区政府提供的该证据中的第三、四份证据可以证实本案的争议地块从1965年开始至2009年期间一直未确定土地的权属，该片土地的权属人并非本案第三人，既然如此，安塞区政府又如何认定原告在1974年向第三人借用过土地。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对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该十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原告发现延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依据的证据当中并没有原告提供的2006年6月21日的调查报告，也没有1965年7月30日、1989年8月19日、2009年5月27日的书证资料。2、延安市政府未对2006年5月20日处理意见已经被调查报告收回的这一事实认真审核，导致安塞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错误。3、延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没有体现尊重历史，尊重1990年、2006年5月20日处理意见的第二、三、四部分，以及2006年6月21日调查报告中认定的事实，更未体现现实的原则，原告从1971年开始耕种的土地被两级人民政府确权给了第三人，导致第三人对本案的争议土地及A地块和C地块全部拥有了所有权和耕种权，而原告面临着无地可耕种的现实情况，因此，原告认为延安市政府的复议决定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安塞区政府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对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区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查报告的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该调查报告因为三方没有签字，所以未生效。2、调查报告作为单位内部证据的依据和参考，但是它所依据的是曹开仁四人的证言证词，这四人都是原杜家河人，是争议地块利害关系人，说服力不强，并且再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所以该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土地确权案件的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该证据都是原告在作为确权申请人提供的，其来源、合法性未予查证。2、该证据的说服力不强，并且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所以不能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3、具体原因答辩状中已提到，不再赘述。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证明目的有异议，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何时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复议决定书于2月27日作出，原告3月26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期限，因此，原告的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来证明，至于原告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请法庭予以查明。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的内容有异议，第一份处理意见书，可以作为引用的内容，但是对涉及土地所有权、土地争议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西河口管委会无权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作出价值判断以及权属处理。对调查报告其中的调解意见部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调查结果部分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判断和处理，因西河口管委会无权作出处理，因此，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调查报告附件谈话笔录不符合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据资格，与本案无关联，对安塞区政府的处理决定，被诉的行政行为本身就能作为证据。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未提供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2，该材料不具有证据形式和证据属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第三组证据中其他的证据本质上系书面的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次，这些证明笔录中没有证明人的年龄、性别、职业、住址、身份证复印件，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市政府质证意见一致。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查报告是在三方申请的情况下启动的程序，并对申请人的纠纷调查处理，但最终的调查处理结果没有三方的签字盖章，该调查报告整体均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对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市政府、区政府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范台村民小组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为现土地使用者。对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处理意见》、《调查报告》、《行政复议申请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人证言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二组中的证据1-5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证据6、7的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三组、第四组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第五组证据可以证明争议土地无明确的权属，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对被告延安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被告复议程序合法。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土地双方同为延安市安塞区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下辖的两个村民小组，原告即原崖尧贬村民委员会范台村民小组，第三人即原崖尧贬村民委员会中山村民小组。争议土地为九个山头其中的中间三个山头，为便于区分，九个山头分别按西边三个山头、中间三个山头（即争议地块B）、东边三个山头表述，并用A、B、C代替。争议地块位于水菜湾村民小组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邻。争议土地总面积为292亩，土地类型为耕地，实际现状为撂荒梯田地。1974年，原告范台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块内建了羊场，随后在羊场周围的土地上种植牧草，占用了争议地块。1990年第三人就土地权属争议一事，向原西河口乡政府提出处理申请，经原西河口乡政府处理，争议地块归原告耕种。2006年，申请人又向原西河口管委会提出申请，要求被申请人归还争议土地，原西河口管委会于2006年5月20日作出了《崖尧砭村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处理意见》，维持了1990年原西河口乡政府的处理意见，即前三个山仍归于中山队耕种，后三个山由范台队耕种，范台村民小组不得占用或耕种承包中山队（现志丹柠条湾）耕种的三个山。2006年6月5日，因村民上访，安塞县政府责令西河口管委会调查调解处理。经过调查，2006年6月21日，西河口工委和西河口管委会共同作出了《关于崖尧砭范台村与水菜湾村（中山村）两村民小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为：“调查组介入此事件后，经过分析，认为两村的纠纷关键是A和B以前的权属，是属杜家河东沟庄的，还是水菜湾村（中山村）或范台村的。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A和B土登套产时归东沟庄所有，证人有原东沟土登套产时的当事人曹开仁，社员王殿福，拦牲口人钟应平、曹世富。后查阅土地局89年三级相查确定村界时，A、B、C地块并未明确确定杜家河村与崖尧砭村的村界，定为争议地块”。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后，出具了调解意见：“1、A和B地块与杜家河村地界，以阳洼耕地埂塄为界，埂塄以下到沟底为杜家河村。因埂塄以上耕地耕种年限长归耕种方。2、A地块归水菜湾村民小组耕种，因耕种年限长。3、B地块归范台村民小组耕种，因耕地年限长。4、C地块维持乡上90年调解意见归水菜湾村民小组。5、D地块退回志丹拧条湾村，A地块由水菜湾村民小组收回。6、收回2006年5月20日乡上出具的调解意见。总之，维持现状，划清了杜家河村与崖尧砭村，有争议的地块界线。如三方同意调解意见。此调解意见生效，三方签字盖章。如某一方不同意调解意见，由该方向上级提出申请”。2015年4月14日，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向安塞县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书》，请求依法确认水菜湾村民小组后山土地（共九个山头，发生争议的六个山头）属于水菜湾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与此同时，原告范台村民小组也向安塞县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要求确认该六个山头属于其所有。后因申请事项前后矛盾，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于2016年11月21日又撤回了土地确权申请。2017年2月22日，案外人砖窑湾镇墩沟村村民小组又向被告安塞区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要求将原告范台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争议的六个山头（即碗架台、山桃峁、狼牙刺峁、援朝峁、二老王峁、柏树峁）归还给墩沟村村民小组，因主体不适格，被告安塞区政府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了《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不予受理决定书》。2019年1月17日，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再次向安塞县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安塞分局经过调查并向被告安塞区政府上报了调查报告，被告安塞区政府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了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将位于申请人西边，与志丹县双河镇王畔村民委员会柠条湾村相连的争议地块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确定给申请人即本案中的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原告范台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安塞区政府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处理决定》，并于2020年3月11日向双方邮寄送达。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告安塞区政府2019年11月29日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是否合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本案中，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交的在卷证据不能证明国土资源部门在调查过程中履行了先行调解程序，国土资源部门径行作出处理意见报被告安塞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违反了上述规定。《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即便争议土地原先属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是，作为现使用者的集体经济组织连续使用争议土地已满20年的，土地确权时，县级人民政府原则上应当将争议土地确定归现使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如果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另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已满20年，但原土地所有者在20年内曾提出归还请求的，则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也并非必须将争议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归原所有者。本案中，争议土地70年代起即由原告范台村民小组管理，原告应当视为现使用者。同时，根据被告安塞区政府提供的证据，争议土地历史上无明确的权属，即第三人水菜湾村民小组亦不是土地原所有者。且第三人在2015年申请土地确权后又撤回了申请，表明第三人并未积极主张权利，故被告安塞区政府引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将土地确权给第三人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争议土地权属来源不清，被告安塞区政府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关于砖窑湾镇山王河村民委员会水菜湾村民小组与范台村民小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存在违反程序规定、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延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虽然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但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复议决定应当一并撤销。原告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塞政发〔2019〕23号《处理决定》；二、撤销被告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延政复决字〔20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正卫审  判  员   齐进飞人 民 陪 审 员   白保良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法 官 助 理   薛  莉书  记  员   刘云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