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13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田贝四路。 法定代表人：程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诗，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静，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住所地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 经营者：冯笑茹，该店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立光，辽宁凡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琳，辽宁凡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以下简称曲静珠宝金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深圳国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诗、被上诉人曲静珠宝金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立光、王琳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国翠公司上诉请求：撤销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43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曲静珠宝金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曲静珠宝金店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将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琥珀手串销售给了消费者吴云龙。第一，深圳国翠公司对该琥珀手串如何对外销售或处置不知情。第二，吴云龙未出庭作证，不能核实其消费者身份。2、吴云龙于2019年8月28日送往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手串是否是深圳国翠公司于2017年6月交付给曲静珠宝金店的琥珀手串，应由曲静珠宝金店负责举证证明。但曲静珠宝金店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吴云龙送检的样品与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琥珀手串具有同一性。第一，深圳国翠公司在2017年6月向曲静珠宝金店交付的手串，附随了鉴定证书，已经显示鉴定结论为“琥珀手串”，足以证实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是天然琥珀手串，且曲静珠宝金店在收货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没有提出异议；第二，吴云龙是单方委托检测，送检的样品没有经过深圳国翠公司的确认。且深圳国翠公司提供的CTA405329291鉴定证书上显示的检测样品质量为50.294g，曲静珠宝金店提供的《珠宝玉石首饰鉴定证书》上显示的检测样品质量为50.5156g，两者质量不一样，也可以证实两个样品不是同一件产品；第三，在曲静珠宝金店无法举证证实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鉴定证书是虚假的，或举证证实《珠宝玉石首饰鉴定证书》对应的送检的样品就是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琥珀手串的情况下，足以认定《珠宝玉石首饰鉴定证书》对应的样品不是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琥珀手串。3、一审判决认定曲静珠宝金店向消费者吴云龙支付了赔偿款32万元是错误的。第一，曲静珠宝金店主张闫颖代为向吴云龙支付了32万元赔偿款，但闫颖、吴云龙均未到庭，且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不能证实32万元的性质是赔偿款。第二，该款交易日期为2019年8月28日，但深圳国翠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8月29日张春燕才告知程雷“顾客对颜色是否天然有顾虑”等，即当日曲静珠宝金店还在与客户协商，根本没有给客户回复，更谈不上所谓的赔付。第三，《转账凭证》的付款用途为“还款”，并非“赔偿款”，不能排除闫颖与吴云龙之间存在其他的资金往来。4、深圳国翠公司与曲静珠宝金店均为珠宝经销商，双方是平等的商事主体，不属于消费者与商家关系。曲静珠宝金店在处理顾客纠纷时没有尽到销售者客观、谨慎的核实义务，存在过错，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深圳国翠公司承担。5、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未通知闫颖出庭作证、未依法追加吴云龙作为本案第三人，导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6、曲静珠宝金店在一审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24万元及利息”，庭审后曲静珠宝金店再次变更诉讼请求，将“24万元”改为“32万元”，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超出曲静珠宝金店诉讼请求，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 曲静珠宝金店辩称，1、深圳国翠公司否认其与曲静珠宝金店与吴云龙的商品交易关系及交易对象为案涉手串违背案件事实。案涉手串属消费性商品，现货交易，按交易习惯均不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一般都是通过开具收款收据、信誉卡等用于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本案中，曲静珠宝金店向消费者出具了其专用的标注货品编号、货品名称、证书编号、柜台标价、售卖价格、付款方式以及售后服务说明等一系列内容的信誉卡，完全可以证明曲静珠宝金店将案涉手串销售给消费者的事实。因信誉卡不记载客户信息，无论是吴云龙还是李云龙，只要持有经曲静珠宝金店开具的信誉卡，以及曲静珠宝金店售出的货品，均可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2、关于举证责任分担问题。深圳国翠公司认为曲静珠宝金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送检样品与深圳国翠公司交付的货品具有同一性，系对曲静珠宝金店举证责任的苛求。曲静珠宝金店提供的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证书和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消费者主张权利的事实经过。曲静珠宝金店的举证能力已达极限。如果深圳国翠公司认为鉴定的手串不是其交付的手串应举证证明。3、深圳国翠公司认为根据手串所附鉴定证书能够证明手串系天然琥珀手串，并非是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的经处理的手串。但在一审庭审中，当庭拨打原鉴定中心电话，无法接通，登录网址不存在。曲静珠宝金店联系到该鉴定机构负责人，其称该机构早已不做珠宝鉴定业务，上述情况足以证明案涉手串质量存在虚假的事实。4、闫颖系曲静珠宝金店的会计，其向吴云龙转账使用的是工商银行的卡，该卡办理的都是曲静珠宝金店的业务。对于深圳国翠公司提到的张春燕和程雷的微信聊天记录，因8月28日吴云龙直接找到的是曲静，为了防止不良影响扩散，当时曲静并未告知张春燕，只有曲静和会计闫颖知道赔偿情况，后来为了向深圳国翠公司索赔，才告知张春燕。5、一审判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曲静珠宝金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深圳国翠公司赔偿曲静珠宝金店损失24万元及利息（以24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业同业拆借报价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曲静珠宝金店开展珠宝展销，深圳国翠公司提供了证书号为CTA405329291的琥珀手串由曲静珠宝金店代为销售，CTA405329291号证书载明：鉴定结果：琥珀手串，备注处空白。2017年6月18日，消费者吴云龙以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该手串，曲静珠宝金店为其开具了信誉卡。2017年6月26日，曲静珠宝金店将上述手串价款48804元支付给深圳国翠公司。2019年8月，消费者吴云龙找到曲静珠宝金店，称其购买的证书号为CTA405329291琥珀手串系假货，要求曲静珠宝金店予以处理。曲静珠宝金店联系深圳国翠公司，深圳国翠公司向其保证产品没有问题并回复可以检测。2018年8月28日，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证书号为CTA405329291琥珀手串进行了检测，结论:天然树脂（处理）手串，备注:加温加压改色处理。消费者吴云龙据此要求曲静珠宝金店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一赔三”予以赔偿。曲静珠宝金店于2019年8月28日将8万元价款及24万元赔偿款合计32万元银行转账给消费者吴云龙。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证书号为CTA405329291琥珀手串经鉴定系经过加温加压改色处理，对此该证书没有载明。深圳国翠公司将其提供给曲静珠宝金店代为销售，造成曲静珠宝金店损失。就此，曲静珠宝金店可以诉请深圳国翠公司返还价款并赔偿损失，其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利润损失。曲静珠宝金店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价款48804元并赔偿其损失271196元，合计32万元及利息（以32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业同业拆借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50元，由被告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深圳国翠公司提供了其诉讼代理人陈月诗与本案一审承办法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在2020年4月27日一审庭审结束后，曲静珠宝金店再次在庭审笔录中将诉讼请求“24万元”更改为“32万元”，一审法院未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重新送达，未给予新的答辩期；2、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曲静珠宝金店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曲静珠宝金店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就是32万元。赔偿吴云龙的实际损失是24万元，支付给深圳国翠公司的成本价是4.8万元，再从预期可得利润考虑，所以请求的赔偿金额是32万元。《补充说明》是庭后提交的，庭审中曲静珠宝金店主张的24万元是对吴云龙的赔偿款。庭审笔录是庭后修改的。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不是赔偿数额。 曲静珠宝金店提供了其交纳诉讼费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上缴费的打印件），账户名称是闫颖，向深圳市财政局交纳诉讼费。证明闫颖的银行卡用于曲静珠宝金店经营活动。 深圳国翠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足以证明闫颖的银行卡是由曲静珠宝金店支配及使用的，曲静珠宝金店在一审未申请闫颖出庭作证，无法证明曲静珠宝金店陈述的内容。 为核实案件情况，庭审后，本院对案外人闫颖、吴云龙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闫颖为证明其身份情况，向本院提交了其与丹东中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登记手册。 深圳国翠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闫颖、吴云龙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1、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鉴定证书的时间是2019年8月28日，吴云龙收到的所谓赔偿款则是闫颖在同日转账支付的。吴云龙是否在证书出具当日即领取了鉴定证书？吴云龙未提交相关委托鉴定资料予以证实。2、曲静珠宝金店与吴云龙协商处理纠纷未及时告知深圳国翠公司，所谓赔付后与吴云龙未达成书面赔偿协议。3、曲静珠宝金店的经营者张春燕于2019年8月29日向深圳国翠公司表示“顾客对手串颜色是否天然有疑虑”，直至2019年9月16日张春燕才告知深圳国翠公司已对吴云龙进行了所谓的赔付并要求深圳国翠公司支付该款，否则拒绝退还深圳国翠公司货物。4、张春燕拍摄的手串照片可见绳子孔有污垢，相邻两颗珠子之间磨损严重，无从确认是否是深圳国翠公司售出的手串。5、闫颖提供的劳动合同显示其与丹东中金实业有限公司的劳动期限已届满，且该合同大量关键性条款如工作时长、劳动报酬都是空白，无法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且闫颖转账凭证的付款用途为“还款”，曲静珠宝金店辩称这是随意选择的附言，但是金额高达32万元的赔付又是消费者提出的质量异议纠纷，曲静珠宝金店的处理过于草率且前后存在多处矛盾无法给出合理说明。 曲静珠宝金店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深圳国翠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但曲静珠宝金店认可庭后修改一审庭审笔录的事实，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曲静珠宝金店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系打印件，未提供原始载体核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案外人闫颖、吴云龙所作陈述，能与现有证据相互印证，再无相反证据证伪的情况下，本院对二人的陈述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曲静珠宝金店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32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业同业拆借报价利率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曲静珠宝金店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时，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业拆借报价利率的利息。一审庭审后，曲静珠宝金店修改庭审笔录，将“24万元”修改为“32万元”。本案二审期间，曲静珠宝金店明确表示同意按照一审庭审时主张的24万元及利息作为本案诉讼请求金额，剩余8万元另行主张。 本院于2020年9月23日分别对案外人闫颖、吴云龙就案件相关事实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闫颖陈述其系丹东中金实业有限公司的会计并提交了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登记手册加以证明，其陈述曲静系该公司老板，因该公司经营需要，该公司日常使用闫颖名下银行账户。2019年8月28日，曲静指示闫颖向吴云龙银行账户内支付32万元，闫颖后期得知该款系赔偿款。吴云龙陈述其2017年在曲静珠宝金店购买案涉手串，价款支付8万元。后因友人指出该手串不是天然琥珀，吴云龙自行到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案涉手串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经加温加压改色处理的天然树脂（处理）手串。吴云龙遂向曲静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退一赔三”的规定赔偿吴云龙损失。吴云龙收到曲静支付的32万元赔偿款后，将案涉手串及所附证书、吴云龙送检证书、发票等返还给了曲静珠宝金店。吴云龙否认与曲静珠宝金店存在购买珠宝以外的经济往来，并称该笔32万元系曲静珠宝金店支付给吴云龙的唯一一笔款项。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深圳国翠公司向曲静珠宝金店供货，由曲静珠宝金店将案涉手串销售给消费者吴云龙。吴云龙以案涉手串系天然树脂（处理）手串而非天然琥珀手串为由，向曲静珠宝金店主张三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曲静珠宝金店向吴云龙赔付后，提起本案诉讼向深圳国翠公司追偿该笔赔偿款，其诉讼请求是基于案涉手串系由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的事实即其与深圳国翠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曲静珠宝金店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不当，应予纠正。围绕曲静珠宝金店向深圳国翠公司追偿赔偿款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吴云龙向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送检的手串与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给曲静珠宝金店的手串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经查，曲静珠宝金店提供的国翠珠宝销售单、中检华纳质量技术中心金银珠宝检测中心编号为CTA405329291的鉴定证书（以下简称案涉手串所附鉴定证书）、信誉卡（暨收款收据）等证据，结合曲静珠宝金店经营者与深圳国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吴云龙的陈述，根据民事证据规则，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给曲静珠宝金店的案涉手串，由曲静珠宝金店销售给吴云龙的事实。深圳国翠公司质疑吴云龙送检的手串与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的手串不具有同一性，实质是怀疑吴云龙或曲静珠宝金店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在深圳国翠公司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且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的情况下，本院对深圳国翠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深圳国翠公司以案涉手串所附鉴定证书所载手串质量为50.294g，而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编号为L-NO20190178的鉴定证书（以下简称国检证书）所载手串质量为50.5156g为由，主张吴云龙送检的手串与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的手串不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因深圳国翠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手串重量的微小差异足以证明货品不具有同一性，其在一审提供的《珠宝玉石鉴定标准》（GB/T16553-2017）仅对衡器的分度值有相应规定，并未规定珠宝玉石的质量误差标准，同时考虑到案涉手串已销售两年有余，不排除称量仪器误差、空气湿度、串绳存在污垢等因素可能影响手串重量的情况，故对深圳国翠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曲静珠宝金店是否实际支付吴云龙32万元赔偿款的问题。曲静珠宝金店提供的转账凭证、结合闫颖、吴云龙的陈述，足以认定曲静珠宝金店通过其关联企业的会计闫颖名下银行账户向吴云龙支付32万元赔偿款的事实。深圳国翠公司虽提出曲静珠宝金店与吴云龙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上诉意见，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深圳国翠公司对吴云龙在国检证书出具当日即取得赔偿款、曲静珠宝金店在赔付吴云龙后才与深圳国翠公司交涉案涉手串质量问题并于2019年9月16日才告知深圳国翠公司赔付完毕等事实提出的异议，并以上述事实推定曲静珠宝金店未实际赔付吴云龙的上诉意见，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吴云龙向曲静珠宝金店主张惩罚性赔偿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案涉手串所附证书记载案涉手串为琥珀手串，颜色为绿色，未注明该手串经过优化处理。吴云龙作为消费者有理由相信其购买的是天然绿色琥珀手串，琥珀所呈绿色系天然形成。后案涉手串经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为天然树脂（处理）手串，该国检证书同时备注该手串经过“加温加压改色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珠宝玉石鉴定标准》（GB/T16553-2017）5.3.5.4琥珀优化处理部分载明：“加温加压改色处理：多次加温加压处理，可使琥珀颜色发生变化，呈绿色或其他稀少的颜色。”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珠宝玉石名称》（GB/T16552-2017）明确规定珠宝玉石的定名应按照附录A（珠宝玉石名称）的基本名称和本标准中规定的各类定名规则及附录B（优化处理珠宝玉石）的要求进行确定，并在相关质量文件中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注。因此，曲静珠宝金店出售的、由深圳国翠公司供货的案涉手串，其所附证书未按上述国家标准的规定注明案涉手串经过加温加压改色处理已经构成对消费者的误导，致使吴云龙误认为所购商品为天然绿色琥珀手串。故吴云龙作为消费者要求按照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案涉手串销售者曲静珠宝金店主张“退一赔三”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深圳国翠公司主张案涉手串所附证书载明案涉手串为琥珀手串，足以证明其交付给曲静珠宝金店的手串系天然琥珀手串的上诉意见。因吴云龙所持国检证书已证明案涉手串经加温加压改色处理，吴云龙作为消费者对于案涉手串颜色并非天然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而深圳国翠公司、曲静珠宝金店作为销售者，理应就案涉手串是否经过人工改色处理承担更为严格的举证责任。在深圳国翠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国检证书缺乏鉴定依据且案涉手串所附证书对案涉手串的颜色是否天然未作标注的情况下，深圳国翠公司未提供反驳国检证书的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深圳国翠公司因案涉手串所附证书无法通过该证书所载证书查询网址及查询电话进行核实，而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查收集案涉手串所附证书真实性相关证据一节。如前所述，因深圳国翠公司仅凭案涉手串所附证书不足以证明案涉手串未经加温加压改色处理，故调查收集该证书真实性相关证据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实质影响。因此，本院对深圳国翠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四、关于曲静珠宝金店向深圳国翠公司追偿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本案中，深圳国翠公司向曲静珠宝金店供货并提供案涉手串所附证书。在曲静珠宝金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吴云龙赔付完毕后，曲静珠宝金店有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向深圳国翠公司主张追偿权。对于深圳国翠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深圳国翠公司对一审判决程序提出的异议。经查，曲静珠宝金店起诉状中载明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32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业同业拆借报价利率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曲静珠宝金店在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时，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并承担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业拆借报价利率的利息。曲静珠宝金店的陈述应视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金额。曲静珠宝金店认可其于一审庭审结束后修改庭审笔录，将“24万元”修改为“32万元”并提交《补充说明》，其行为实质为再次变更诉讼请求金额。一审法院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重新确定举证期限或及时通知深圳国翠公司，径行按照曲静珠宝金店32万元的相关诉讼请求作出判决，判决程序存在瑕疵。现曲静珠宝金店在二审期间明确表示同意按照一审庭审中变更的诉讼请求金额即24万元及利息作为本案诉讼请求，剩余8万元另行主张。考虑到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程序瑕疵并未构成对深圳国翠公司诉讼利益的实质影响，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范畴，故本院据此对判决结果予以调整，对深圳国翠公司关于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深圳国翠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431号民事判决为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赔偿款2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40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050元，由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450元，由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负担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深圳市国翠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900元，由丹东市振兴区曲静珠宝金店负担1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立新 审判员  沈维刚 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于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