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2民终20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哲，男，1980年5月3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少铎，吉林延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超，男，198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宾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雪辉，吉林市鑫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哲与被上诉人刘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202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张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2018）吉02民终2507号民事判决，驳回刘超诉讼请求。刘超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吉民再36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8）吉02民终2507号民事判决及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8）吉0202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重审。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作出（2020）吉0202民初533号民事判决，张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少铎、被上诉人刘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雪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哲上诉请求：撤销（2020）吉0202民初5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超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刘超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案由、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33号）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审判基本原则。本案中，除刘超自己的表述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载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存在，系买卖合同关系，而张哲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系租赁合同关系，因此本案没有买卖合同只有租赁合同。刘超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清楚知道自己所签署的《设备租赁经营合同》性质是租赁合同非买卖合同，因此在刘超不能提供有明确买卖合同指向的证据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至干双方之间存在的其他问题，也均应在租赁合同关系项下法条来调整而不能以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调整。如果刘超坚称双方之间有买卖关系，那么也是有“条件”的买卖，不是直接的买卖合同纠纷，而应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的合同。融资租赁是一种贸易与信贷相结合、融资与租赁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易，要有三方当事人即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通常应同时具备两个合同即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如果以此案由进行审理，那么在本案中，出租人和出卖人都是张哲，刘超是承租人，假定刘超全额交付钻机价款（刘超称约定价款为26.5万元）则可构成买卖合同，但刘超仅交付了16万元尚欠10.5万元，也就是说以租代买、或者以租代卖的形式因刘超未足额交付而没有实现，因此为了保证出租人的利益，应当继续履行租赁合同，租赁期满张哲收回租赁物，收取租赁物被占用期间的租金，合情、合理也合法，也就是说只有刘超在租赁期满能够全额交付钻机款的情况下才能改变合同性质，从租赁合同转化为买卖合同。但刘超仅有买卖意向，却不履行买卖的义务，因此买卖合同未能成立，退回到租赁合同状态，因此不能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审理本案。二、刘超的请求权基础没有法律依据。首先，刘超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因履行合同受到财产损失，本案既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侵权。刘超与张哲之间对于钻机的租赁，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营行为，经营性行为本身就具有商业风险，刘超在庭审中自认是由于未做好前期市场调研，租赁的设备在甘肃地区并不适用，但这是由于其自身考察不到位而造成的损失，不能以刘超自己经营决策的失误来通过诉讼的方式将亏损后果和经营风险转嫁给张哲，这是严重不公的。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判决，将严重偏离市场经济自然调节属性，严重违反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这是以强权压制干预经济纠纷的行为，是社会法制的严重倒退。市场经济核心的基础法律就是贸易双方之间达成的合同，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那就是双方之间的契约、是双方之间的法，任何裁判者都不能肆意更改。其次，刘超在租赁合同到期后，主动将租赁物送还给张哲的行为也应视为是对租赁合同的继续履行，否则若如刘超所述系买卖关系，那么刘超是无需将钻机送回的。张哲向刘超交付租赁物，刘超在租赁期满后将租赁物返还给张哲，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的条件。在该合同中，如果还有什么能够主张，那也只有张哲向刘超追索欠付的逾期占用钻机的租金权利，没有刘超向张哲主张返还租赁期间租金的道理，也就是说刘超没有诉权，他的财产未受到侵害，合同利益没有受到损害。租赁合同是双方自愿订立的，至于租赁物承租人是搁置还是使用，是在吉林租赁还是在甘肃租赁，都是刘超的选择，只要张哲的钻机在刘超处搁置未返还，那么这个期间刘超就应当承担租赁费用，即使是法官也无权改变。本案中没有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刘超无权要求法院进行弥补和救助。三、原审法院判决内容与刘超的诉讼请求不符，违反法定程序。刘超的请求事项为“请求判令撤销原被告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在一审庭审中才当庭变更为“解除”，根据《民事证据规则》第34条之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张哲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质疑提出该变更请求超过法定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不同意变更。因此应当以刘超未变更的诉状为准进行审理，原审法院所判非所诉，程序违法。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没有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刘超举证不能，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驳回刘超诉讼请求，依法改判。刘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哲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以偏概全阐述错误观点，显然是对该法条的理解错误。原审刘超提供了当事人陈述之外，还有两份收条及录音证据。分别能够证明张哲收的是钻机款和钻机预付款，及张哲自认是买卖，但因刘超延迟履行货款给付义务，故意以租赁关系抗辩。对于双方究竟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刘超已经达到应有的证明程度。反之，张哲用以证明租赁法律关系而提供的租赁合同漏洞百出。刘超与张哲的买卖合同纠纷经过四次庭审，张哲对其主张的租赁关系仍然含糊其辞，前后矛盾，这违反禁反言原则。再者，刘超施工地点为甘肃，如果是租赁关系，根本没有必要到吉林租机器，吉林到甘肃运费就20,000元，无端增加经营成本，这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另，刘超在申请机器租金鉴定的时候，鉴定单位经过调查后，明确给出意见，该型号机器是没有市场租金价格的，是因为这种机器没有租赁只有买卖。这也能判断出该机器只存在买卖，不存在租赁的情况。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张哲上诉称买卖合同是有条件的买卖合同，张哲在原一审、二审、再审，包括发回重审之后的一审庭审，阐述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租赁关系，现在又要改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这恰恰证明张哲无视法律的严肃性、规范性，再一次验证了张哲违反禁反言原则。应驳回张哲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张哲、刘超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2.判令张哲返还价款16万元及损失7万元；3.诉讼费用由张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超欲至甘肃省从事钻井工作，因缺少钻机，经朋友介绍而与张哲相识商谈钻机事宜。2017年6月19日刘超向张哲交付人民币10万元，张哲为刘超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超钻机预付款100,000元。2017年7月29日，刘超向张哲交付人民币6万元，张哲再次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超钻机款60,000元，同日，刘超、张哲签订《设备租赁经营合同》，张哲为甲方，刘超为乙方。合同第一条载明：设备名称规格为钻机600S;合同第二条载明：使用地点为甘肃省；合同第三条载明：租赁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止，租赁期满，乙方将设备完好地交给甲方并办理退场手续，若乙方继续使用，应在合同期满一月前预订、一周前重新签订续租合同；合同第四条第4项载明：工作签证，有计时器的按计时器每月进行一次时间签认，无计时器的设备，每天的作业时间由乙方指定授权工作人员与甲方工作人员（机长）在时间签证单上共同签字生效，时间签证单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应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在工作时间签证单上弄虚作假、暗箱操作；合同第五条第1项载明：每月租赁费100,000元，每月结算一次；合同第六条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收取乙方保证金130,000元，租赁期间不得以保证金抵做租金，租赁期满，扣除应付租赁设备的缺损赔偿金后，保证金余额退还乙方。另查，该《设备租赁经营合同》第四条第2项：甲方为租赁设备配备操作司机（）名（机长）；第五条第2项：按月计算租赁费时，租赁期间原则上每天工作时间为一个台班（不超过8小时），每月工作25个台班，每月工作（）小时为计费基数。非甲方因素造成月工作小时不足（）小时，其租赁费按（)小时计收。因乙方工作需要，而甲方设备性能又能满足需要超出部分视为加班，每月按超出台班数计收加班租赁费，超时费按(）元/小时计。以上括号内的合同内容均空白未填写。再查，2017年7月29日，张哲向刘超交付了钻机。钻机运送至甘肃后因当地地质原因无法正常工作，张哲将钻机收回。现该钻机已被张哲卖与他人。一审法院认为，刘超依据收条主张其给付张哲16万元为购买钻机之价款，张哲依据《设备租赁经营合同》抗辩称双方法律关系为租赁。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还是租赁；二、若认定双方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诉请是否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张哲主张双方系租赁关系，则张哲作为出租人的主要合同目的为收取租金，然其提供的《设备租赁经营合同》对于设备每月工作时长、加班租赁费标准等重要条款均空白未填写，张哲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二）张哲为刘超出具两份收条，10万元的收条注明收刘超钻机预付款，6万元的收条注明收刘超钻机款，无收取租金或保证金字样，与《设备租赁经营合同》的约定不符；（三）张哲自述案涉钻机价值40万元，《设备租赁经营合同》约定月租金10万元，刘超至甘肃省钻井却从吉林省吉林市以月租金10万元“租赁”钻机运送至甘肃，明显违背行业惯例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四）张哲本人于庭审中先称收取刘超的16万元系租金预付款和保证金，后又称16万元均为租金预付款，自相矛盾违背禁反言原则。综合以上原因，一审法院认定刘超与张哲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钻机已被张哲收回并处分与他人，其与刘超之间的买卖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刘超诉请解除合同，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对刘超要求张哲返还16万元购买钻机款之诉请，应予支持。刘超主张损失7万元，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实际损失金额以及与本案买卖合同之关联，不予支持。对于刘超实际使用案涉钻机期间之使用费，张哲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超与张哲关于钻机600S的买卖合同；二、张哲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刘超16万元合同价款；三、驳回刘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刘超负担1446元，由张哲负担3304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证据。通过当事人的陈述、答辩，以及对现有证据的审核、认定，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刘超与张哲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张哲依据其与刘超签订的《设备租赁经营合同》，主张双方系租赁关系，但根据张哲为刘超出具的两份收条，分别注明收刘超钻机预付款及钻机款，而无收取租金或保证金字样，与《设备租赁经营合同》约定不符，且《设备租赁经营合同》中对于关键性租赁条款的约定均空白未填写，张哲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设备租赁经营合同》约定钻机月租金10万元，相较钻机价格明显过高，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此外，在本案几次庭审中张哲均未能提供案涉钻机在甘肃使用时长的签证等，与合同约定不符。综合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刘超与张哲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案涉钻机已被张哲卖与他人，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刘超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已支付16万元价款的诉请应予支持。关于刘超主张赔偿损失的诉请，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张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亚妮审判员  高忠华审判员  王 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