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20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建林，男，197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海平，浙江国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春花，女，198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青，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晓燕，浙江信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建林因与被上诉人熊春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20）浙0481民初22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建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中的第二项判决内容，对周建林一审中未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涉案金额4891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熊春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的错误。熊春花向周建林借款10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争议，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是：熊春花转账给周建林的5万元是支付货款还是归还借款。周建林认为该款是支付货款而非归还借款，因周建林与熊春花之间不仅存在借贷关系，还存在买卖关系。周建林在微信聊天中要求熊春花结算货款和归还借款，而且把货物的品名、价格及货物的总价发给熊春花，熊春花在回复中并没有否认，只是称等有钱了会付的，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对于货款问题，双方已经进行了对账，双方的买卖关系真实存在，熊春花所欠货款为48910元非常明确。在熊春花转账5万元钱后，周建林又在微信聊天中提示熊春花，该款是支付的货款，多出来的算是归还的借款，熊春花也没有否认，等于默认了周建林的意见。何况周建林交付给熊春花的货物，由熊春花通过网络主播已经销售出去，且网络主播已将货款全部结算给熊春花，因此，周建林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周建林的上诉请求。熊春花辩称：在微信聊天中没有明确货物的购买方，交易的主体不明确。如双方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应当由周建林举证证明。而双方之间发生民间借贷的事实是很明确的，借款10万元，归还借款5万元，而不是支付48910元的货款。所以要求驳回周建林的上诉请求。周建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熊春花立即归还借款9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熊春花承担。后周建林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熊春花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9891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2月11日，熊春花向周建林出具借条1份，确认其向周建林借款100000元。次日，周建林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熊春花交付100000元。2020年3月9日，熊春花通过银行向周建林转账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周建林提交了借条及交付凭证证实其借款给熊春花，熊春花亦不持异议，周建林、熊春花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保护。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借款的归还时间，周建林可随时要求熊春花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现周建林以诉讼方式催讨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熊春花理应承担还款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熊春花转账给周建林的50000元是归还借款还是支付货款。周建林在庭审中陈述其将货物送到桐乡濮院一个门头显示为“纳品王”的地方，货物签收人是熊春花所在公司一位姓吴的人员，而非熊春花，故仅凭本案的证据无法确认与周建林存在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熊春花还是熊春花开办的公司还是其他人。尽管周建林于2020年1月4日通过微信向熊春花发送了货物品名、价格及货物总价值，也无法说明周建林是将货物卖给熊春花本人。同时，熊春花转账给周建林的金额是50000元整数而非周建林在微信中提及的货物总价值48910元。综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熊春花于2020年3月9日转账给周建林的50000元系归还本案借款，故熊春花尚需归还周建林借款本金50000元。周建林、熊春花之间如存在买卖关系可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熊春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周建林借款本金50000元；二、驳回周建林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2元，减半收取计1136元，财产保全费1010元，合计2146元，由周建林负担1061元，熊春花负担1085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周建林提供的2020年1月4日与熊春花及吴总（吴梦佳）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部分货物由周建林直接发货给客户，根本无法和周建林对账，且发生买卖业务的对象不明。2.周建林提供的2019年12月26日与熊春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货款是存在的。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相关买卖业务的货款具体金额不明确，且结欠的货款的主体（是熊春花本人，或其开办的公司，还是其他人）不明确。3.周建林提供的2020年7月6日与王先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商品销售表，证明商品销售表中的三个品种，与熊春花的对账单的是一致的。所以买卖业务是真实存在的。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对王先望的身份无法核实，证据“三性”无法确认。另外，数量不一致，对该证据不认可。4.周建林提供的2020年7月18日与王先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转账给熊春花的三份转账单，证明网络主播已把货款转给熊春花。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他人与熊春花的转账记录不能证明熊春花与周建林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5.周建林提供的2020年6月23日与熊春花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熊春花想赖账。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认可聊天记录本身的真实性，但对周建林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做生意总归要有签字的送货单。6.周建林提供的2019年12月10日与昵称为W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熊春花公司的工作人员通知送货。对此，熊春花质证认为，相关交易到底与谁发生，聊天记录中是不清楚的，也不清楚W的真实身份，证据内容相当于是一个订单，周建林应当提供送货单予以证明。本院认证意见：对周建林提供的证据3、4、6王先望及W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因王先望及W的身份无法核实，上述聊天记录内容的真实性难以认定，不予采信。对周建林提供的证据1、2、5，周建林与熊春花、吴总（吴梦佳）的微信聊天记录，熊春花对微信聊天记录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故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前述证据内容不能直接证明周建林所主张的事实。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熊春花转账给周建林的50000元是归还借款还是支付货款，关键在于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熊春花结欠周建林货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周建林主张熊春花支付的款项实为货款而非归还案涉借款，其负有证明与熊春花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及熊春花结欠货款相关事实的举证责任。虽周建林通过微信将货物的品名、价格等信息发给熊春花，并要求熊春花结清账款并催讨借款，但熊春花并未明确认可购买过上述货物，不足以证明熊春花结欠周建林货款的事实，现周建林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默示方可视为承认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产生法律效果。本案中，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对周建林认为熊春花在微信聊天中没有否认等于默认了周建林的主张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周建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3元，由周建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忠平审判员  褚 翔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马佳丽书记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