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2民终16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路和车站路交叉地人和商业广场地下一楼。法定代表人：秦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明，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金鹏，湖南一星（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光路1219号3层062室。法定代表人：许志民，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斐,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明、被上诉人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志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明显错误，上诉人在诉讼时效内未收到被上诉人所谓的权利主张，不存在诉讼中断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依法应予驳回。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之间货款系滚动结算明显错误。双方签订的《商品合同》已经明确了货款结算系非连续滚动结算，被上诉人开具的每一张发票，上诉人均在期限内支付了相应的金额，被上诉人从未在合同约定的每笔付款后的六个月内提出异议。因此，每一批次的供货、开票和付款都形成一个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都独立适用诉讼时效；2、即使双方之间属于滚动结算，被上诉人的起诉也已过诉时效。根据一审判决对支付逾期利息的起始时间认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5年8月15日至2017年8月14日，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6、2017、2019年多次致函上诉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明显错误。上诉人提出的快递单及查询情况单可证实：2016年邮件未妥投，已退回被上诉人。2017年邮件，并非寄送给上诉人，是否妥投不得而知。2019年邮件，虽然妥投，但已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未收到2016、2017年邮件，被上诉人邮件内容不得而知，即使被上诉人确系寄送主张所谓权利的材料，但因未受投，该权利主张属于停留在被上诉人的内心意思，不能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二、一审判决认定未实际退货，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提交的发票列明了退货金额、单号，已经构成对接收退货事实的自认。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收到2016年起的多封函件后，未对退货金额提出异议，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从未收到相关函件，相关函件未妥投的责任也不在上诉人。上诉人未收到相关函件，不知道被上诉人寄送函件内容，不可能对退货金额提出异议；2、被上诉人在其开具的发票上列明了退货金额、单号，却从未对未收到货物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证实退货实际发生；3、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要求对退货金额、欠付货款金额进行对账，即认定了被上诉人自认有实际退货发生的事实，但是却判令上诉人承担所有退货金额、否认退货实际发生，明显自相矛盾；4、一审判决在双方合作结束近五年后，要求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和退货报告，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双方合作期间，每一次的验收单号、退货单号、退货金额均在下一次开具发票时予以体现，应视为被上诉人确认了收到退货情况。虽合同约定双方应有书面的退货手续，但被上诉人在合作期间多次开发票确认扣减退货并不提异议的情况下，在合作结東近五年之后要求上诉人提供纸质书面退货手续，明显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义务。家乐福作为大型商超，供货商数量巨大，要求大型商超长期保存每一家供货商的每一次退货的纸质单据，也不利于有序高效商业环境的营造。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退还了全部货物，被上诉人提供的案涉发票对此予以了证实。三、上诉人已按照协议约定提供了促销服务，被上诉人从未就上诉人在账中抵扣每笔促销服务费的行为提出异议，足以证实其认可促销服务已经执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扣取促销服务费依据不足，明显错误。1、被上诉人未对《促销服务协议》(编号:1810383)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未在《促销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结末后十个工作日内，就促销服务执行情况向上诉人书面抽出异议。因此，该促销服务项下服务费，被上诉人依法应予支付，一审法院判决不子支付，明显错误。2、《促销服务协议》(编号:1818773、1842494)的真实性依法也应予认定。鉴定报告不能否认相关促销协议的真实性，目前鉴定报告只能证明促销协议上的合同章与样本合司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并不表示促销协议上的印章虚假，台同章与公章性质不同，不具有法定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上诉人与供应商促销协议交换流程是：上诉人的采购会通过邮件把促销协议发给供应商，供应商盖章后邮寄给上诉人，或者到上诉人处办事时，直接将原件带给上诉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只会关注是否为印章原件，不可能识别和判断印章是否与被上诉人内部备案一致。因此，该《促销服务协议》真实性应予以认定，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促销服务费。3、上诉人无法提供《促销服务协议》(编号:17508541750907、1750914)的原件并非上诉人自身原因，而是上海法院误将上述促销服务协议归档所致。一审法院不能简单以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为由，否认上述促销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另外，编号为1750854的促销服务协议，已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该协议上印章与《商品合同》上被上诉人所盖的公章一致，其真实性应被法院认可。最后，被上诉人在其供应商网站中均能查明每次促销在帐中扣除的情况，其从未就此提出异议，可证实其认可促销服务已执行，认可上诉人按照约定扣除促销服务费。因此，被上诉人已确认上诉人按照协议提供了全部促销服务，其应按照约定向上诉人支付促销服务费用。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货款早已结清，不存在逾期支付货款行为，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辩称，1、与一审辩论意见一致；2、关于时效问题，在其他法院有同类型案件，都已胜诉。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货款7157.17元；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应退货金额38437.51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5594.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1日为8099.30元）；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起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作为供应商，被告作为众多“家乐福”商业公司之一，多方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共同连续签订两份《商品合同》。其中签订于2014年7月15日的合同约定发票金额系指供应商向接受其提供的与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货物的商业公司收取的金额，对应某个期间的发票金额应为商业公司在该期间内所购买全部商品的标准净价，减去适用的折扣，再加上适用的增值税金额之后的金额。3.2条约定对供应商开具给商业公司的任何增值税发票项下的任何批次收货的付款日应为合同附件7中约定的日期。6.8条约定供应商给予其派遣来商店实际收回退货的代表/代理人的收取委托书见附件10，供应商亦可另行提供内容能够为商业公司接受的该等授权委托文件，如供应商在该等代表/代理人来商店实际收回退货前未能向商业公司提供该等授权委托文件，商业公司有权拒绝该等声称代表供应商的人士收回退货，商业公司可经其自行决定，检查声称前来收回退货的人士的身份，供应商或其指定代理人收到退货后立即签署退货报告，退货报告一经签署即告退货完成，此时该商品的风险转移至供应商，商业公司不再对退货的损害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9.1条约定商业公司可从自供应商处收取的任何发票所载明的金额中，扣除该供应商在本商品合同项下应向商业公司支付之任何及所有款项，不论该等款项是否因退货、折扣、违约金、费用或支出退还、售后服务、商品合同违约赔偿金或其他项目而产生，如果供应商在本商品合同以外任何其他合同项下或依法应向商业公司支付之任何款项，则商业公司有权从发票金额中扣除该等款项。9.3条约定双方确认，商业公司向供应商的每一笔付款系在符合本商品合同要求的前提下，针对之前供应商送货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作出，而非连续滚动结算，且双方确认，供应商可以通过供应商网站及时全面地了解商业公司每一笔付款的明细和每一笔扣扣的明细及依据。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如果供应商在收到相关商业公司付款后的六个月内，没有对收款前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任何发票金额的扣款提出任何异议，即被视为供应商已经同意接受该等扣款，且同意不在该六个月期限届满后在向商业公司提出异议。15条约定供应商有义务及时检查商业公司提供的所有促销服务，若供应商对于促销服务的执行情况有任何情况异议，其应于相关《促销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商业公司书面提出，若在上述期间内供应商未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应视为供应商确认该等促销服务已经全部完成。供应商特此确认，双方进行业务合作以来的促销服务均已按此检查确认，且截至本商品合同签订时，应当由商业公司及门店向供应商提供的所有2013年度以及之前所有年度的促销服务已由相关商业公司及门店全部履行完毕等事项。附件7中约定对供应商开具给商业公司的任何增值税发票项下的任何批次收货的付款日应为该商业公司的商店对该批次收货全部检验并验收后第60天（不超过60天）。附件10授权委托书中授权代表为蒋静雯，并言明该授权代表有权就商品的历次送货和退货事宜作为原告的代表与家乐福商业公司进行联系，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关于商品送货和退货事宜的书面文件对送货及退货的数量、金额、违约情况等进行确认，并且还有权就某次送/退或某几次送/退货事宜出具书面收取转授权他人向家乐福商业公司的商店递送货物和接受退货。如公司需更换授权代表/授权印章/物流公司，该更换应自商业公司收到本公司就更换事宜出具的、明确注明用以取代本授权委托书的、新的授权委托文件时生效等事项。2016年6月22日，原告制作《催款对账函》（含《催款异议对账函》等附件），言明曾于2015年12月22日通过快递邮寄催款对账函，要求被告在接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与原告就双方合作以来的收货、付款情况进行对账，并支付货款，但被告未予理会。2016年6月27日，该函件妥投，由他人代收。2017年1月12日，原告制作《催款对账函》，言明曾于2015年12月22日、2016年6月22日通过快递邮寄催款对账函，但被告未予理会。本次再次发函要求被告在接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与原告就双方合作以来的收货、付款情况进行对账，并支付货款。2019年2月16日，原告制作《催款对账函》，言明曾于2016年6月、2017年1月向被告发函要求对账并催款。本次再次发函要求被告在接到函件之日起7日内与原告就双方合作以来的收货、付款情况进行对账，并支付货款。2019年2月18日，该函件妥投，由他人代收。一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在上述合同履行期间陆续向被告交付货物，共向被告开具11份增值税发票，发票备注栏均记载验收单号，部分记载退货单号及退货金额，退货金额共计38437.51元。最后的开票日期为2015年12月1日，发票总金额280559.75元，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273402.58元，尚欠原告货款7157.17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于2014年至2015年签订的两份《商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原告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自2014年7月18日起先后与被告签订两份合同，持续向被告供货，被告未足额向原告支付货款，直至双方终止合同。被告虽抗辩案涉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结算系非连续滚动结算，但未提交付款凭证等证明其系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足额支付合同项下的货款。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供应商进货发票明细表》等证据分析，被告的付款与原告的供货不能一一对应，原、被告已经通过实际履行方式变更了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的货款系滚动付款。原、被告终止合作后，原告曾于2016年6月、2017年1月、2019年2月多次致函被告要求对账并支付货款，均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告于2019年9月25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二为：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金额7157.17元及发票中记载的退货金额38437.51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已向被告提交了11份增值税发票，发票中记载了货物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税率、税额、验收单号等信息，部分发票中还记载了退货单号、退货金额。原告据此主张发票总金额280559.75元，并列出清单统计已支付金额为273402.58元。被告虽抗辩其并未拖欠原告货款，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为7157.17元。关于退货，原告认为发票记载的退货均未收到，根据发票记载主张退货金额为38437.51元，被告抗辩原告提交的发票退货金额均系票扣，系原告查收无误后开具发票。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自2016年起就向被告发函，对发票中注明的退货提出异议，要求对退货金额、欠付货款金额进行对账并催讨。该函件中的预估退货金额（未税）与原告主张的退货款38437.51元一致。被告收到上述函件后，从未对退货金额提出异议。且根据合同对退货流程的约定，如实际发生退货，被告应当持有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退货报告。不论是票扣还是账扣，被告都应举证证明退货已实际发生。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已实际退货货物，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需向原告支付退货款38437.51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三为：《促销服务协议》及优惠券活动确认函记载的促销金额7157.17元是否应该在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法院提交的《促销服务协议》（编号分别为1818773、1842494）上加盖的钰栋公司公章在另案中经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确认与《购销合同》中原告公司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编号为1818773的《促销服务协议》是对被告提交的编号为1810383的《促销服务协议》履行完毕的确认，被告又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编号为1810383的《促销服务协议》实际履行完毕，同时，被告提交的《优惠券活动确认函》（编号分别为1750854、1750907、1750914）无原件核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被告根据该六份文件主张扣取促销费用7157.17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四为：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及利息如何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因被告迟延支付货款及退货款，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商品合同》约定发票项下的付款日应为对该批次收货全部检验并验收后第60天（不超过60天），原告开票、被告付款并非一一对应，原告不能区分剩余货款对应货物具体验收时间，并未实际退货部分亦未明确具体货款支付的时间，故本院酌定按照原告最后一次开票时间即2015年12月1日后推60日计算，则2016年1月30日为被告的付款日。原告关于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30日起以未付款项45594.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未付款项45594.6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对原告的其他利息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157.17元；二、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退货款38437.51元；三、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30日起以未付款项45594.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未付款项45594.6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四、驳回原告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41元，由被告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司鉴中心【2017】技鉴字第19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1750854号《优惠券活动确认函》上的印章经鉴定与《商品合同》上被上诉人所盖的公章具有一致性，该促销服务费依法应予以抵扣;2、两份情况说明及公证书，拟证明被上诉人对于每一次的供货金额、退货金额、扣货金额都可以在供货商网站上予以核对，被上诉人在合作期间从未对该网站上的内容提出异议，因此促销服务费和退货金额被上诉人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不能作为新证据，且对是否履行了服务费问题有异议；对证据2，公证的形式被上诉人认可，但对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形成时间不能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合同有效期内的合作，合作期间是没有供应商网站。供应商网站由上诉人管理的，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上诉人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7668号公证书，拟证明2015年9月28日家乐福供应商的网站页面和此次上诉人提交的网站不一致，说明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可以对网站系统随意修改，网站经常发生变更，可以自行更改数据；2、6529号公证书，拟证明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的数据是后面导入的。上诉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公证书时间是2015年，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已经有这个网站。该网站上的数据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是不能更改的。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数量庞大，也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动数据。该两份证据均未体现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后导入数据，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对上诉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提交的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两份情况说明及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被上诉人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提交的7668号、6529号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分述如下：1、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商业公司向供应商的每一笔付款系在符合本商品合同要求的前提下，针对之前供应商送货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作出，而非连续滚动结算。而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上诉人的付款与被上诉人的供货不能一一对应，双方已经通过实际履行方式变更了合同的约定，双方之间的货款支付属于滚动付款。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开具的每一张发票，上诉人均在期限内支付了相应的金额，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上诉提出被上诉人从未在合同约定的每笔付款后的六个月内提出异议，视为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合同中关于“六个月的约定”只是对付款异议期限的约定，并非诉讼时效的约定，且诉讼时效系法定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能约定放弃诉讼时效，本案应适用法定诉讼时效三年。一审认定2016年1月30日为上诉人的付款日，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30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1月29日止。被上诉人曾于2016年6月22日、2017年1月12日、2019年2月16日多次向上诉人邮寄《催款对帐函》，要求对账并支付货款。上诉人上诉称2017年邮件并非寄送给上诉人，不清楚是否妥投，2019年邮件，虽已妥投，但已过诉讼时效。经查，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邮件快递单，2017年1月12日，被上诉人将《催款对帐函》邮寄至位于成都的家乐福中区财务，未直接邮寄给上诉人，但从家乐福财务管理模式上衡量，亦属合理。被上诉人于2016年6月22日、2017年1月12日、2019年2月16日多次致函上诉人的行为均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被上诉人于2019年9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上诉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2、退货如何认定？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载有退货单号、退货金额，已经构成了对接收退货事实的自认。经审查，被上诉人提出在收货付款前，上诉人会告知被上诉人拟退货的相关信息，并要求被上诉人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的退货金额只是“预估”，实际退货金额以退货报告单上的金额为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在收取退货时，应当向上诉人提供相应的授权委托书，并在收到退货后立即签署退货报告，即上诉人应留有被上诉人授权代表签署的退货报告。一审、二审中，上诉人均未提交已将货物交付给被上诉人指定收货人或实际向被上诉人办理退货的有效证据，仅以被上诉人发票中记载退货单号和退货金额主张案涉退货已经实际完成，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退货款38437.51元，本院予以确认。3、是否应抵扣促销服务费？上诉人上诉提出7157.17元货款已通过促销服务费抵扣，经审查，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1750854号《优惠券活动确认函》上的印章与《商品合同》中被上诉人所盖的公章具有一致性，说明被上诉人对于1750854号《优惠券活动确认函》中的促销金额837.9元予以认可，故被上诉人应支付促销费用837.9元。对于编号为1810383、1842494的《促销服务协议》及编号为1750907、1750914的《优惠券活动确认函》，一审法院论述清楚，本院不再赘述，项下促销金额6319.27元不予抵扣，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6319.27元（7157.17元-837.9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部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四项；二、变更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319.27元；三、变更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9）湘0203民初408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海钰栋实业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30日起以未付款项44756.7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未付款项44756.7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41元，由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由株洲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焦平审 判 员 段郴雯审 判 员 王 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慧娟书 记 员 王菁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