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10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玲，女，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上官俊杰，江苏常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涛，江苏常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府西花园3-109室。经营者：宫艳萍，女，198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静，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娟，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王冬梅，女，1984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虹霞，江苏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萍，江苏德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玲因与被上诉人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以下简称丹妮嘉护肤中心）、原审第三人王冬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实际没有消费34万元，且上诉人已经通过充值“花星”的方式支付了全部美容款项。一、上诉人在上海欧华医疗美容门诊部（以下简称上海欧华）及常州门店总共实际消费27万元左右的项目，并没有34万元。1.原审判决认定：“对于在上海欧华的消费订单331800元，因周玲确有消费行为，且亦已签字确认……本院对金额予以确认”，“因丹妮嘉护肤中心的主张为周玲返还虚充的34万元，不涉及到其他事项，该款项在当日就已消费331800元……”被上诉人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上诉人陈述：“我没消费，当时我就讲好的，我不要买这么多，我当时都是看在冬梅和那个李医生的面子上。她说，你如果不消费那个疗程可以退的。”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多次强调该签字仅仅是对项目金额的确认，并不是对消费金额的确认。且上诉人在当天根本不可能消费331800元的项目，上海欧华划扣331800元并不代表上诉人已经消费331800元，上诉人根本没有做完全部的项目疗程，没有做的项目是可以退的。2.被上诉人虽在起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帮上诉人虚充了34万元用于上海欧华的三次美容消费，但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李燕萍在2017年7月29日向三井派出所报案时陈述上诉人陆陆续续在上海及常州总共消费了27万元，被上诉人未说明两次陈述相差7万元的原因，27万元应当是被上诉人在仔细查账后得出的金额，被上诉人是认可27万元这个金额的。二、上诉人已经通过会员卡余额及购买“花星”的方式支付了全部美容款项。1.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李燕萍前往三井派出所报案时陈述：“在2016年11月底的时候，为了让周玲能够优惠并且尽快把钱一次性付清，我向周玲推荐了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惠美生活。”从上诉人提供的购买“花星”的时间上看，是从2016年11月24日到2016年12月13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推荐的这个平台上花费了12万多，购买了199个花星，按照升值后的价格计算是162384元。如果上诉人不是为了通过购买“花星”支付美容款项，上诉人会在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平台上充值12万多元吗？如果被上诉人告知了上诉人购买“花星”后要去被上诉人处消费，上诉人在已经购买199个“花星”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去消费呢？正是因为被上诉人仅告知上诉人只需要购买“花星”即可，不需要去门店消费，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2.被上诉人在原二审中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即2019年6月3日慧美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上诉人在购买“花星”后还需去美丽田园门店消费，上诉人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可。因为慧美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年11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单，同年11月27日已完成法定代表人、股权、高管及财务人员的变更，公司已经变成空壳。且慧美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林松在2019年4月25日因涉嫌集资诈骗被立案侦查。该份情况说明完全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在原审的庭审过程中，谈到被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李燕萍与王冬梅的电话录音中有关“花星”事宜，李燕萍在电话里陈述：“‘花星’的事情截止到6月30日确实是有机会的，目前呢没有机会。我也不来急着处理‘花星’的事儿了，也要等机会的。”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庭审中的解释为：“说明商铺和惠美的合作出现问题所以没有机会。”上诉人按照李燕萍的指示已经在惠美生活平台购买了199个“花星”用于支付美容款项，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但是因为被上诉人与惠美生活平台的合作出现问题才导致被上诉人未能拿到美容款项。4.退一步讲，上诉人还通过微信及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转给当时被上诉人的店长（即原审第三人王冬梅）61099元，后王冬梅又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被上诉人的经营者宫艳萍32136元（52个花星的价格），共计100个“花星”，这部分应当算是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美容款。综上所述，上诉人在上海欧华及常州门店总共消费了27万元左右，且上诉人已经通过会员卡余额及购买“花星”的方式支付了全部的美容款项。丹妮嘉护肤中心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王冬梅述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是正确的。丹妮嘉护肤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周玲立即支付34万元，并承担自2016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5%计算），暂算至2018年7月20日为255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周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20日，周玲在“上海欧华医疗美容门诊部治疗消费单”上签字确认：热超128400×2套＝256800（6个热眼、3个热玛吉、3超声刀）；水光1次余3次；潜能+颈1次余1次；……送抬头纹；75000/32点；3支乔（极）×7＝21点，余11点；331834。2017年1月7日，周玲在“上海欧华医疗美容门诊部治疗消费单”上签字确认：热玛吉手，用热玛吉眼探头2个，余2个；热玛吉手用脸部探头1个、脖子1个，共2个，余1个。2017年3月11日，周玲在“上海欧华医疗美容门诊部治疗消费单”上签字确认：潜能4送4次颈38000用1次面颈余3次；水送4送238000，用2次余5次。一审庭审中，丹妮嘉护肤中心向法院提交“美丽田园服务流水单”，该流水单显示周玲的B－至尊卡于2016年11月20日充值34万元，证明丹妮嘉护肤中心的前员工杨冬梅在接受原店长王冬梅指示下帮周玲虚充了34万元，但周玲并未实际支付。周玲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周玲向法院提交其自己通过微信及委托王冬梅购买了慧美科技有限公司的“花星”199个的相关证据，并陈述丹妮嘉护肤中心的实际负责人李燕萍向其承诺惠美生活平台是李燕萍和她朋友开的，开展经营活动，优惠给老顾客，充在惠美生活平台的钱就可以在丹妮嘉护肤中心使用。对此，丹妮嘉护肤中心认为惠美生活平台是一个第三方购物平台，消费者在该平台充值后有上万个甚至是几十万的商家都可以通过“花星”来消费，周玲并没有证明其购买的“花星”用于支付给丹妮嘉护肤中心，事实上丹妮嘉护肤中心也没有收到过周玲支付的“花星”。2017年7月29日，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三井派出所对李燕萍进行询问，李燕萍陈述：“2016年11月20日，我们美丽田园新区店的前店长王冬梅向我们店的一个会员周玲的卡里面充值了34万元的空账，当时王冬梅为周玲充值的时候，周玲没有付钱，只是约定了可以分期付款，一共分两次，最晚到2017年2月底把这34万元付清。周玲就用会员卡里面的钱在我们上海美丽田园的常州市田园店里面陆陆续续消费了27万元左右。但是到现在我们店里面的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收到。在2016年11月底的时候，为了让周玲能够优惠并且尽快把钱一次性付清，我向周玲推荐了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惠美生活，这个第三方平台是以618元一个花星的价格进行充值，充值完之后，按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一个多月左右后，客人可以按照一个花星816元来我们的门店消费，当时听王冬梅说客人在惠美生活这个平台上面买了大概价值14万元的花星，也答应在2017年2月底之前将钱一次性还清。后来我们多次向客人催款，但是客人一直推拖，也不来结账，不来对账。”丹妮嘉护肤中心在（2018）苏0402民初3840号案件一审时申请了证人杨冬梅出庭作证，其称确实在2016年11月20日按照原店长王冬梅的指示为周玲的会员卡虚充了34万元。一审另查明，周玲的会员卡充值及消费记录情况为：2016年11月18日卡内余额115250元；2016年11月20日进行了消费66410元，余额为48840元，后充值34万元，后又消费331800元；2016年11月23日余额为57040元；2016年12月27日消费39316元，余额17724元。2017年1月3日，周玲签字确认余额，后周玲继续在丹妮嘉护肤中心进行消费，但未再有充值。对于2016年11月20日的消费331800元，丹妮嘉护肤中心解释为上海欧华将331834元取整结算331800元。丹妮嘉护肤中心还提供一份上海欧华的结算单和情况说明，载明周玲2016年11月20日、2017年1月7日和2017年3月11日三次在上海欧华消费的金额为282000元，款项在2016年11月20日就进行了预扣，其与丹妮嘉护肤中心的所有款项均已结清。一审还查明，周玲在（2018）苏0402民初3840号案件审理中，多次陈述前后不一，多次回答记不清了。一审法院曾作出（2018）苏0402民初3840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丹妮嘉护肤中心的诉讼请求。丹妮嘉护肤中心不服上诉于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作出（2019）苏04民终98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9）苏04民终98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根据丹妮嘉护肤中心原审及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结合丹妮嘉护肤中心员工李燕萍、宫艳萍、杨冬梅、被上诉人周玲、原审第三人王冬梅等人在二审中的陈述，丹妮嘉护肤中心已提交初步证据印证其于2016年11月20日向周玲的会员卡虚充34万元，以及周玲在当日、2017年1月7日、3月11日均在上海欧华医疗美容门诊部消费的事实。被上诉人周玲认为其后通过李燕萍推荐，自己购买‘花星’，王冬梅、宫艳萍购买‘花星’等方式向丹妮嘉护肤中心支付了部分消费款，故周玲应举证证明其通过前述方式所购买‘花星’的数量、‘花星’的价值、交付的对象等事实，据此认定周玲是否结欠丹妮嘉护肤中心价款。”同时，在（2019）苏04民终983号案件的审理中，周玲对2016年11月20日的66410元产品是否拿到回答为当时没有拿，现在拿没拿记不清了。在一审审理中，根据生效的（2019）苏04民终983号民事裁定书的指令，法院要求周玲就其购买的“花星”数量及实际用途进行举证。通过审理，查明的内容为周玲通过自己的手机购买“花星”99个，向王冬梅分两次合计转账61099元，第一次为24019元、第二次为37080元，并陈述王冬梅用上述款项分别购买“花星”40个和60个，王冬梅对此陈述没有异议，称已自行或通过他人为周玲购买上述“花星”。丹妮嘉护肤中心对此不予认可，并陈述转账金额对比购买数量就无法对应，且丹妮嘉护肤中心从未收到过周玲或王冬梅支付的“花星”。法院要求周玲进一步举证其向丹妮嘉护肤中心支付“花星”的记录，但周玲未能举证。周玲提供了“花星”的经营平台公司慧美科技有限公司的消费者用户端一栏中的格式合同约定，该约定载明的内容为消费者购买了“花星”后即视为商家收款。慧美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说明，载明：购买“花星”仅视为充值，后需自行至商家消费结算。法院要求丹妮嘉护肤中心和周玲继续对慧美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户用户端的格式合同约定进行举证，并向周玲代理律师开具了调查令，但因慧美科技有限公司已不在原址无法找寻，平台样式内容也有所变更，双方都未能举证。因未有证据证明丹妮嘉护肤中心亦与慧美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过慧美科技有限公司收款即视为丹妮嘉护肤中心收款的约定，法院对周玲主张的该事实不予认定。一审诉讼中，丹妮嘉护肤中心撤回对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且丹妮嘉护肤中心陈述，周玲没有消费的余额和上海欧华没有进行的项目周玲均可继续进行。周玲在庭审中陈述，2016年11月20日其拿过部分产品，但是其认为是以前赠送的产品，无需额外付款，且陈述其购买“花星”后并未再进行任何后续操作。王冬梅在庭审中陈述，其为周玲购买“花星”后也未再进行后续操作，仅向店内展示过两次，其仅为周玲购买过一次“花星”，未再有过购买操作。庭审中，法院查看了王冬梅手机上的慧美科技有限公司APP界面，没有再显示存在合作商户，其红包记录中有大量过期未消费记录。丹妮嘉护肤中心对此解释过期红包就是“花星”未消费的记录，虽然周玲和王冬梅对此不予认可，但均未能提出反证。法院多次询问周玲其认可的消费金额，周玲均未予回答。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院查明的内容和生效的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的内容，可以认定丹妮嘉护肤中心在2016年11月20日为周玲虚充了34万元的事实。虽然周玲抗辩其通过购买199个“花星”的方式已经支付了162384元，但由于其未能举证证明如何将“花星”交付丹妮嘉护肤中心，故法院对周玲陈述通过购买“花星”付款162384元的事实不予认定，认定卡内金额在2016年11月18日后的组成为之前余额115250元加上虚充的34万元，周玲之后的消费均使用上述款项进行，且未再有过付款行为。周玲虽然抗辩不认可在2016年11月20日拿过价值66410元产品，但因其已曾在消费单上签字确认，且多次陈述反复，法院视为其举证不能，认定其已完成66410元的消费，应支付相应款项，若确实存在未领取的产品，周玲可继续取货或另行主张退款。对于在上海欧华的消费订单331800元，因周玲确有消费行为，且亦已签字确认，上海欧华对此也进行了证明并认可已与丹妮嘉护肤中心结算完毕，法院对金额予以确认，未完成的消费其可主张继续进行或另案主张要求退款。对于2016年12月27日的消费39316元，虽然周玲也不予认可，但也已在2017年1月3日签字确认余额，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丹妮嘉护肤中心的主张为周玲返还虚充的34万元，不涉及到其他事项，该款项在当日就已消费331800元，且周玲在2017年1月3日后也仍继续使用卡内余额进行过多笔消费，故卡内余额、未取产品、未做项目周玲可主张继续消费或另行要求退还，但应立即向丹妮嘉护肤中心支付上述34万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周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支付34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83元，由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负担283元，由周玲负担6500元。二审中，上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上诉人对虚充34万元的事实并不知情。2.对一审另查明部分的消费记录情况不认可。3.对一审还查明部分，2017年的事情因为时间比较久，上诉人确实记不清楚了。4.对在上海欧华三次消费的事实，上诉人只认可消费的具体项目，不认可具体金额。5.原审忽略了购买“花星”之后是否需要去门店消费，上诉人购买“花星”的个数和价值都是可以一一对应的。原审第三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提出如下异议：1.杨冬梅出庭作证时原审第三人不在场，所以原审第三人没有对杨冬梅的证词进行过质证。原审第三人不认可杨冬梅所称的原审第三人指示其为上诉人虚充会员卡34万元。2.原审第三人认为应当是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手机上的过期红包就是“花星”的未消费的记录。一审遗漏了一个事实，原审第三人一直是被上诉人的员工，非常了解购买“花星”以后的操作程序。在本案中上诉人购买“花星”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向被上诉人的付款行为，是在被上诉人的指引下在该平台上购买“花星”以此向被上诉人付款，不存在被上诉人所说的在购买“花星”以后还要有另外一个程序才视为消费。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曾提交李燕萍和上诉人、李燕萍和原审第三人的通话录音各一份。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对各自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在李燕萍和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李燕萍说：“这就是冬梅私底下，她帮你在11月20号充了三十四万的空账呀，实际我们确实没有收到钱的呀，这是事实哇。”上诉人说：“怎么是空账呢？不是‘花星’什么东西吗，怎么是空账呢？”李燕萍说：“‘花星’是冬梅手上，‘花星’也只有十几万，没有三十四万。”在李燕萍和原审第三人的通话录音中，原审第三人说：“你那天跟我讲，我跟你讲得也很清楚。首先，那个尾款我不管，我只管我手上的‘花星’，‘花星’我可以都给你，我上次也跟你明讲了，周玲的‘花星’确实是在这里……”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系主张上诉人返还虚充的34万元，根据证人杨冬梅的证言与2016年11月20日上诉人在上海欧华处签字确认的消费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当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会员卡确实虚充了34万元，故当日上诉人结欠被上诉人款项34万元。因上诉人有关消费项目并未使用完毕、仍有剩余，故不能以李燕萍在公安机关陈述上诉人总共消费27万元否定为上诉人虚充34万元事实的存在，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的付款金额，根据李燕萍的陈述，其向上诉人推荐购买“花星”可以优惠价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花星”是按618元/个的价格进行充值、按816元/个的价格进行消费。根据当事人的手机消费记录、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的转账记录及原审第三人的陈述等，可以认定上诉人自行购买99个“花星”、委托原审第三人购买100个“花星”（其中52个由宫艳萍购买），合计199个“花星”可消费162384元。原审第三人当时系被上诉人的员工，宫艳萍系经营者，根据李燕萍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的通话内容，本院认为可以认定上诉人已将上述199个“花星”或其对应价款交付给了被上诉人。故上诉人通过购买“花星”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62384元。综上所述，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会员卡充值费用177616元。至于会员卡内余额、未取产品、未做项目等因上诉人未提起反诉，本案不作处理，上诉人可主张继续消费或另行要求退还。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5206号民事判决；二、周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支付177616元；三、驳回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3元，由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负担3487元，由周玲负担32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常州丹妮嘉美丽田园美容护肤中心负担3057元，由周玲负担334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旭阳审判员  周韵琪审判员  是飞烨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