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4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恺，男，197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文，辽宁文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街道接官村966号。法定代表人：胡亚东，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宇，辽阳市白塔区文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亚东，男，1973年1月6日出生，满族，住辽阳市白塔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鲁现灵，女，1975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代理人：胡亚东，系本案原审第三人。上诉人刘永恺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亚泰公司）、原审第三人胡亚东、鲁现灵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2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永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东文，被上诉人恒亚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宇，原审第三人胡亚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2民初8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恒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恒亚泰公司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以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清偿胡亚东、鲁现灵个人债务，违反法律规定，恒亚泰公司提起执行异议理由成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2条（一）款的规定，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胡亚东、鲁现灵于在2019年3月15日执行笔录中的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代表的是恒亚泰公司，其处分行为合法有效。1、胡亚东系恒亚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本案执行笔录的签字行为具有法定代表人行为，产生对恒亚泰公司法定约束效力。2、恒亚泰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且只有两名股东，即胡亚东（还是法定代表人）、鲁现灵，其二人均在执行笔录中签字，可视为代表公司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会的意见，且并未侵犯其他股东的利益，该行为合法有效，同样对恒亚泰公司产生法定约束效力。3、胡亚东、鲁现灵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二人对二人具有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是明知的，对产生的后果也是能预见和认可的，也正是基于此，与我方在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组织下达成和解。对此，各方均无任何认识上的误解问题，并且，胡亚东、鲁现灵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误解。4、退一步讲，即使胡亚东、鲁现灵否认是代表恒亚泰公司的行为，但就本案而言，胡亚东作为法定代表人和两名股东之一，鲁现灵作为两名股东之一，在执行笔录中的签字行为也构成表现代理，否则，即是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和侵害了相对方的信赖利益原则。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认定，胡亚东、鲁现灵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违反法定忠实义务，应属无权代表行为，应属无效，显系存在错误。我方认为，一审对此认定毫无任何事实依据，完全属于主观臆断，退一步讲，即使是无权代表，那么胡亚东、鲁现灵作为恒亚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所作的行为也构成表现代理，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当由恒亚泰公司承担，若恒亚泰公司对此存有异议，也应当向胡亚东、鲁现灵进行主张，而与我方无关。综上可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严重侵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故上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恒亚泰公司辩称：一、公司财产不等同于股东财产，公司财产不能用于偿还股东债务。《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的出资是转移所有权的法律行为，股东一旦把自己的财产投入公司，就丧失了其所有权，而取得相应的股权。公司拥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资本的所有权，公司资产既非某一股东的个人财产，也非全体股东的共有财产，而是公司自身的财产。公司财产的支配权只能由公司独立行使，任何一个股东虽然享有资产受益权，但他不仅不能支配整个公司的财产，而且不能直接支配作为其出资的那部分财产。本案中，胡亚东、鲁现灵作为自然人与作为企业法人的恒亚泰公司是同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刘永恺申请执行所依据的生效判决书中已经确定，恒亚泰公司作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对公司股东胡亚东、鲁现玲的个人债务不承担责任，判决本案债务与恒亚泰公司无关，在刘永恺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中，恒亚泰公司并不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当事人，而是案外人。就本案争议的执行案件中（2019）辽1002执261号执行裁定书中认定“申请执行人刘永恺在诉讼中保全冻结了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的内容和裁定“提取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1118063.62元”与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财产所有权的相关规定相悖，原审判决支持恒亚泰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判决正确。二、胡亚东与鲁现灵在执行案件中的笔录中的签字行为以其个人被执行人所实施的行为，并不是实施的《公司法》中规定的股东会决议的法律行为。首先，涉案执行笔录中记载的胡亚东与鲁现灵的身份信息可以看出，法院对其二人进行询问时是以该二人作为被执行人个人的角度进行的询问，并没有在其二人的身份信息中注明其二人是恒亚泰公司的股东及在公司中的职位信息，且从法院询问的内容和其二人的回答的内容上看，其二人也仅仅是作为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身份进行的回答，该笔录并不是以其二人作为恒亚泰公司股东的身份进行的询问和回答。其次，在本案所涉的执行案件中，并没有恒亚泰公司出具的任何的书面手续，如果法院执行局当时认为对其二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其二位所作的陈述是代表恒亚泰公司所行使的股东权利，那么法院执行局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依法要求其二人以恒亚泰公司股东的身份，要求恒亚泰公司向法院执行局提供公司所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及书面同意划扣文圣区法院执行拍卖款的书面材料，然后再由法院执行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将恒亚泰公司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再执行划扣恒亚泰公司在文圣法院固定资产的拍卖回款。然而在白塔法院的整个执行卷宗内并没有恒亚泰公司出具的任何材料，也没有刘永恺申请追加恒亚泰公司为民事执行中被执行人的申请书，更没有白塔法院作出的追加恒亚泰公司为执行案件当事人的裁定书等书面手续。由此可见，白塔法院执行过程中其二人的询问笔录并不具有代表恒亚泰公司表决的意思表示，更不具有代表恒亚泰公司行使权力的行为，该询问笔录仅能作为其二人的个人意识表示，而并不具备恒亚泰公司的最终决定行为，所以，该询问笔录并不具有恒亚泰公司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再次，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的决定必须依据《公司法》的规定依法召开股东会进行决议，对于公司的最终决策以股东会的决议作为依据，而本案的执行过程中恒亚泰公司并没有作为当事人参加，也从未出具过任何同意执行或担保的手续，也未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刘永恺签订过任何协议，白塔法院执行局也没有在作出提取诉争执行拍卖回款裁定之前，也没有追加恒亚泰公司为被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更没有要求恒亚泰公司出具书面同意执行提取拍卖回款的手续，自始至终恒亚泰公司未参与到执行案件中，也未出具过任何的书面手续，更未加盖过任何的公章。最后，在本案的执行过程中，执行卷宗内也并没有恒亚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刘永恺所称的执行笔录仅仅是法院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玲个人进行询问的笔录，该执行笔录本身并不属于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以及《公司法》第九十八条、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等条款对于股东会均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所以，本案涉案的执行笔录并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股东会决议，该执行笔录仅代表胡亚东、鲁现玲二人作为被执行人个人身份的意思表示，而不具备代表恒亚泰公司所行使的股东会决议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判决支持恒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三、恒亚泰公司并不是执行案件中的当事人，白塔法院不能执行恒亚泰公司的财产。为了正确处理民事执行案件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问题和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日颁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执行案件中追加当事人为被执行人的程序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而本案中，恒亚泰公司在刘永恺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执行时，并不是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被执行人，在白塔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刘永恺也没有向法院申请追加恒亚泰公司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白塔法院执行局更没有作出书面裁定追加恒亚泰公司为被执行人，恒亚泰公司仅是该执行案件的案外人。然而，白塔法院执行局却在此情形下，直接将恒亚泰公司在文圣法院执行案件中公司固定资产拍卖回款直接划扣执行，明显违背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已经侵害了恒亚泰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支持恒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正确。综上所述，恒亚泰公司作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法人，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公司的重大决定等事项也需要依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行使，本案所涉的执行笔录并不是恒亚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也不是恒亚泰公司的意思表示，原执行裁定以此作为执行依据违背法律规定，裁定执行错误，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刘永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望二审法院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亚东、鲁现灵辩称：一、本案执行标的拍卖回款是恒亚泰公司固定资产拍卖的回款，该回款仍然属于恒亚泰公司的固定资产，恒亚泰公司是独立企业法人是该拍卖回款的所有权人。本案诉争的执行标的拍卖回款是文圣法院执行恒亚泰公司案件中的固定资产拍卖的回款，刘永恺在本案执行依据的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了诉讼保全申请，由白塔法院依申请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将恒亚泰公司在文圣法院执行案件中的固定资产的拍卖回款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对于该执行标的拍卖回款是恒亚泰公司地上物拍卖所得而形成各方均没有异议，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文圣法院拍卖恒亚泰公司固定资产变现所得的回款属于恒亚泰公司的财产，而并不因我方是恒亚泰公司的股东，而改变该拍卖回款的所有权性质。二、2019年3月15日执行询问笔录的被询问主体是我们，在执行卷宗内并没有恒亚泰公司出具的任何书面材料，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案件的执行依据。首先，法院办理案件均是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办理，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也需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综合审查后决定是否采信，而并非直接采信。其次，通过在2019年3月15日执行询问笔录中记录的“刘永恺保全了我和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在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的拍卖成交款195万元，我同意用这笔款项来偿还刘永恺的欠款，剩余金额我和刘永恺可以在继续协商。”内容可以看出，第一、当时我方误认为刘永恺的诉讼保全行为仍然有效，而事实上依据（2018）辽10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法院已经驳回了刘永恺对恒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在后续的执行程序中恒亚泰公司也不是被执行人，因此，该诉讼保全行为已经不能作为法院继续执行的依据。第二、当时我方误认为恒亚泰公司的财产就是我们的财产，而事实上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恒亚泰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股东将财产对公司出资，办理出资手续后，相关财产权属归于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资产，从此这些资产和股东个人就无关了。股东出资后获得的相应的权利就是股权，他对公司持有股权，依据持有的股权享有公司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当然股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股东个人没有财产，只有股权可供法院执行还债的，法院可以执行其股权，但不能直接执行公司的财产。第三、通过“???剩余金额我和刘永恺可以在继续协商。”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方签字时所代表的只是作为被执行人本人的个人行为，而并不是代表恒亚泰公司的职权行为。再次，依据（2018）辽1002民初238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内容来看，该生效法律文书作为执行的依据本身已经认定公司股东的债务不等同于公司的债务，故而公司没有义务为股东承担债务，而执行过程中直接对属于公司法人财产的恒亚泰公司固定资产的拍卖回款进行执行，是对恒亚泰公司法人的财产权构成了侵害，不仅侵害公司法人的财产，还侵害到了其他合法债权人的权益。三、在本案所涉的拍卖回款的执行过程中，恒亚泰公司从未出具过任何同意执行或担保的手续，也未与申请执行人刘永恺签订过任何协议，而（2019）辽1002执261号执行裁定书中认定的“申请执行人刘永恺在诉讼中保全冻结了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内容和裁定“提取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1118063.62元”缺乏证据支持及法律依据。第一、恒亚泰公司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从未出具过任何同意执行或担保的手续，也未与申请执行人刘永恺签订过任何协议，法院执行局也没有在作出提取诉争执行拍卖回款裁定之前，要求恒亚泰公司出具书面同意执行提取拍卖回款的手续，自始至终恒亚泰公司未出具任何书面手续，也未加盖过任何的公章。第二、法院执行裁定中认定的“申请执行人刘永恺在诉讼中保全冻结了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内容违背法律规定，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恒亚泰公司是企业法人，而依据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的规定自然人与法人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并不存在裁定所认定的“名下所有”的内容，该认定内容违背法律规定。第三、该执行裁定作出时，法院明知执行提取的款项是文圣法院执行恒亚泰公司固定资产的回款，该款项属于恒亚泰公司的财产，不属于公司税后可供股东会决议所直接分配的公司利润，并不是我们的个人财产，该裁定以“名下所有”来混同财产所有权于法无据。综上所述，本案执行提取的1118063.62元执行标的是文圣法院执行拍卖恒亚泰公司固定资产的拍卖回款，我方虽然是恒亚泰公司的股东，但只是对恒亚泰公司享有投资权益，虽然我们是公司的股东，但股东的个人债务不等于公司的债务，公司不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这一点在作为执行依据的（2018）辽1002民初238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判决。因此，法院在执行涉及我方共同债务案件时，只能执行我方的共同财产或依法处置其在公司享有的投资权益(股权)，而不能直接在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直接执行作为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共为股东的恒亚泰公司的实体财产。望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恒亚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白塔区人民法院依据（2019）辽1002执261号执行裁定书依据的（2018）辽10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并未判令恒亚泰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且恒亚泰公司不应承担还款义务，法院也不应该执行恒亚泰公司的拍卖款回款。二、拍卖恒亚泰公司的固定资产属于恒亚泰公司的公司资产，并非胡亚东、鲁现灵的个人财产，且法院不应执行恒亚泰公司的公司财产。且恒亚泰公司并未注销，公司还在继续经营，法院提取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固定资产的所得回款已经严重影响了恒亚泰公司的正常经营。三、恒亚泰公司认为胡亚东、鲁现灵与刘永恺的债务问题属于个人问题，公司并没有偿还义务，不应执行公司的财产，且第三人之间的债务与恒亚泰公司无关。综上所述，恒亚泰公司认为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1002执异101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望法院支持恒亚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判决立即停止提取执行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固定资产的所得回款1,118,063.62元；依法确认拍卖固定资产所得回款1,118,063.62元归恒亚泰公司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永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亚泰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亚东，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出资人，即胡亚东、鲁现灵，现该公司为存续状态。2018年11月20日，刘永恺将胡亚东、鲁现灵、恒亚泰公司以及褚金良诉至法院，本院于2019年1月9日作出(2018)辽1002民初23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胡亚东、鲁现灵偿还刘永恺借款及利息，未判令恒亚泰公司承担责任。该判决生效后，刘永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3月15日，胡亚东、鲁现灵在法院签写“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执行询问笔录”，在询问二人案件打算如何履行时，胡亚东陈述“刘永恺保全了我和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在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的拍卖成交款195万元，我同意用这笔款项来偿还刘永恺的欠款，剩余金额我和刘永恺可以再继续协商”，鲁现灵陈述“我同意用我和胡亚东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在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的拍卖成交款来偿还刘永恺的欠款”。同日，本院作出(2019)辽1002执26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被执行人胡亚东、鲁现灵名下所有的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1,118,063.62元。恒亚泰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辽1002执异10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恒亚泰公司的异议请求。恒亚泰公司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属于企业法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所有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不得混同，股东完成对公司的出资后，其出资属于公司资产，股东个人获得的是与出资额相对应的股权，股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对自己股权的处分权利，但对公司资产不享有财产权，无权将公司资产挪作私用，更无权用公司资产偿还个人债务。本案中，恒亚泰公司为存续状态，其公司拍卖回款不属于股东个人财产，股东个人不直接对该拍卖回款享有财产权，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执行的(2018)辽1002民初2380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为本案胡亚东、鲁现灵的个人债务，胡亚东、鲁现灵签写询问笔录同意将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该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关于刘永恺主张胡亚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签署询问笔录的行为为职务行为的答辩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法定代表人不得利用职权，以公司财产为其个人偿还债务，是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的基本要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做出特别规定。本案中，胡亚东在签署询问笔录时，核实身份情况中记录为被执行人，系个人身份，其表述为“我同意用这笔款项来偿还刘永恺的欠款，剩余金额我和刘永恺可以再继续协商”，该表述也未表明其作为恒亚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处理公司资产的意思表示，且即使胡亚东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询问笔录，上述以公司资产偿还其个人债务的意思表示也违反法定忠实义务，应属无权代表行为，应属无效。判决：一、不得执行恒亚泰公司的拍卖回款1,118,063.62元；二、驳回恒亚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62.00元，由刘永恺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则将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同时，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虽然有限公司依法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其法律地位也独立于公司股东，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第三十七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于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做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因此，达到相应表决权比例的股东，所做出的关于公司经营事项的决定，满足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条件，即为有效，对于公司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案涉执行款系恒亚泰公司所有，并且胡亚东、鲁现灵是该公司全部两名股东的事实均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焦点即：作为恒亚泰公司全部股东的胡亚东、鲁现灵于2019年3月15日在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所做的“同意用案涉执行款清偿债务”的陈述，其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胡亚东是恒亚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案涉执行笔录上签字，即是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职权的行为，直接产生对恒亚泰公司的约束力。其次，恒亚泰公司是只有两名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胡亚东、鲁现灵二人均在执行笔录中签字，其效力即等同于公司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会的决定意见，同样对恒亚泰公司产生约束力。另外，胡亚东、鲁现灵均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具有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对签字所产生的后果是应当预见和认可的。在上述前提下，胡亚东、鲁现灵与刘永恺在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主持下达成的和解，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公司法》虽规定股东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但仅是原则性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第三人胡亚东、鲁现灵的行为违法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应予以纠正。另外，胡亚东、鲁现灵在答辩中提出，其在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所做陈述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二审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胡亚东、鲁现灵在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中的陈述真实有效，对恒亚泰公司具有约束力。综上所述，刘永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2民初8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8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862元，均由被上诉人辽宁恒亚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辉审判员 艾德玲审判员 徐振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侯是羽书记员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