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1民终12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栋，男，196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振国，男，1959年7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盘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亮，女，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辽宁省盘山县。 上诉人李国栋因与被上诉人戴振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2020）辽1122民初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栋二审上诉请求及理由：上诉请求：一、撤销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2020）辽1122民初8号民事判决书。二、判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涉案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3日被上诉人签名的借条，正文部分是上诉人书写的，这一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定，只是在“被上诉人是否真正拿到上诉人的出借款”这一问题上，上诉人没能举证，原因如下：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二十多年的朋友，并且数年里被上诉人一直给上诉人做管理（打工），彼此间的信任度极高，所以才出现数次互相帮助的事实，如一审庭审时提到的借名贷款、加油站赊油、帮助借款等。被上诉人这次涉案的30万元，也不是上诉人一次性借给被上诉人的，第一次是2011年4月份，被上诉人说承包大荒小学土地，在井下向上诉人借款8万元；第二次是2012年4一5月份，被上诉人帮助上诉人贷款20万元，贷款后借款5万元；第三次是2013年春节前，被上诉人干交通局的工程，给工人开工资，借款7万元；第四次是2014年在内蒙古加油站期间，为别人赊油1.7万元，自己用油1.3万元；第五次是2014年5月被上诉人称种地没钱，向上诉人借款2万元；第六次是2014年11月，被上诉人帮上诉人购买大荒土地办理相关手续，在上诉人手里拿走3万元，事没办成，钱也没退给上诉人，当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条时，被上诉人称“我写不好，你写吧，我签字，另外好几年了，我给你多拿2万元，凑个整，就当利息啦，写30万吧”。就这样才形成了涉案的“借条”。整个过程符合民间百姓的做事习惯，认为有了借条就没事儿了，只是被上诉人违背公序良俗，昧着良心，抓住了上诉人不懂法的好心，恶意欠款不认！被上诉人一审辩称“我是通过原告在他人处借款17万元，当时未打条，之后原告给我一张白纸，让我签字，我在空白处签上自己的名字”。试问被上诉人，17万的欠条何在？怎么没有人向你主张这17万元的权利？可见被上诉人想尽一切办法，编造谎言，拒不承认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运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认真查清事实，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戴振国二审辩称：一、本案于2020年6月15日经盘山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其成立和生效的要素不仅包括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出借人还要履行出借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1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就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提起诉讼主张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除了要证明其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之外，还负有责任证明其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但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还应对交付款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只有其所举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才能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从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借款30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基于此而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盘山县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并驳回李国栋对戴振国的诉讼请求。二、上诉人诉请的30万元借款是不存在的，没有法律效力的。通过庭审上诉人提供的借条可知，借条的数额、内容、日期均不是戴振国亲自书写，且不是同一时间书写完成。明显不符合借条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另外，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向法院提供资金来源、交易方式、交易地点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有关规定的证据材料，仅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张借条根本无法证明本案借款事实的存在，属于证据不足，应予驳回。三、上次诉讼中我找到高伟本人出庭作证，高伟称，他通过李国栋借给我钱款，第一次判决我已经连本带利还给了高伟。上诉人诉请的所谓30万元借款，这个借条实际上是出借人高伟的借条，已经在和高伟的案件中和解作废了。上诉人根本不是出借人，当然涉案借贷事实不存在，从借条内容、数额等信息不是被上诉人书写及上诉人不能提供资金来源、交易时间、地点、方式等证明，且此借款明细和高伟起诉我那个案件中的借款明细如出一辙，事实上该所谓的借款已在高伟起诉我的案件中解决了，故本案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四、上诉人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能力来出借给我这么高额的借款，我请求法院调查上诉人当时的经济状况（当时上诉人经济状况已经自顾不暇，不可能有能力借给我这么高额的借款）。总之，之前上诉人以高伟的名义起诉我已经收回了全部借款本息，双方再无任何纠纷。故请求法院查清本案，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李国栋一审诉称：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00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日起按月利率2.5%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6月，被告戴振国及其妻子以种地、干工程为由，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3000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4年12月3日向原告出具借条，后经原告再次催要，被告以各种理由推托，故原告诉至法院。 戴振国一审辩称，我是通过原告在他人处借款17万元，当时未打条，之后原告给我一张白纸，让我签字，我在空白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原告又找我换条，欠条上有字，字与字之间有空隙，我就签字了，在我向原告要之前的欠条时，他说过几天给我，但一直没给，后原告用我写的欠高伟62万元的借条，以高伟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名义起诉我，我并不认识高伟，经法院调解我同意偿还高伟40万元，现原告又拿出第二张欠条也就是本案的30万元欠条起诉我，是虚构借款，我也没收到这笔款，本案中的借条就是之前高伟案中的借条，该借款本息已全部还完，不再有其他争议，所以我不欠原告钱。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2月3日，被告戴振国为原告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有戴振国借李国栋人民币叁拾万元正￥300000。注：此款为2011年承包大荒学校土地所借（多次），此款有效期限为壹拾年（10年）。借款人：戴振国。”其中“戴振国”三个字是被告本人签名，其余内容由原告书写。另查明，2012年至2014年间，高伟通过李国栋向被告戴振国借款，被告分别于2014年7月15日、7月20日，为原告出具借据及收条，被告向高伟借款62.8万元，因戴振国未还款，高伟于2017年4月21日将戴振国诉至法院，经调解，被告戴振国同意偿还高伟40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因申请执行人高伟撤销执行申请，该案件终结执行。申请执行人高伟与戴振国私下达成和解协议，由戴振国一次性给付高伟人民币500000元，双方债务就此了结。戴振国已全部履行完毕。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其成立和生效的要素不仅包括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出借人还要履行出借义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1条第1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就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提起诉讼主张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除了要证明其与借款人之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之外，还负有责任证明其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但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其还应对交付款项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只有其所举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证明其履行了出借义务，才能认定借款关系成立。从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由原告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于2014年12月3日存在30万元借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基于此而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项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李国栋对被告戴振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原告李国栋负担。 本案争议的焦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否偿还借款。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上诉人李国栋认为，上诉人提供15张汇款、取款凭证（其中：向代洪伟汇款6张，计11.8万元，向程向英汇款4张，计17万元，向尹素英汇款4张，计7.5万元，上诉人自行取款一张1.5万元）。上述14张汇款凭证说明上诉人分别将款项汇入代洪伟、程向英、尹素英的银行卡内，上述三人将款取出后交给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购买货物并支付雇佣人员工资。一张上诉人的取款凭证，能够说明上诉人曾交给被上诉人现金，综上，上述15张凭证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经合作时均是现金往来，进而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也均是现金交易。 围绕本案争议的问题，被上诉人戴振国认为，对上述15张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曾与上诉人、陈瑞雪合作耕种土地时，上诉人向雇佣的人员支付工资而产生的现金，上述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国栋提出被上诉人戴振国应当偿还借款的上诉请求，虽然上诉人李国栋提供了由其本人书写的，被上诉人戴振国签名的借据及其他证据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戴振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且被上诉人戴振国否认该事实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李国栋在无其他充分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戴振国向其出具的借据，向被上诉人戴振国主张权利的理由并不充分，且双方当事人对该借款的事实、借据的形成存有重大争议。据此，上诉人李国栋所提供的证据在不足以证明其出借该款的原因、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的来源、用途、存放、取款的方式等具体事实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戴振国主张权利的依据不足，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李国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敏 审判员 李宝明 审判员 温 宇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于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