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05民3099号原告：袁泉，男，198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汉阳区。被告：陶虹，女，198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原告袁泉诉被告陶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孙娇独任审理，于同年8月28日及同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泉，被告陶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欠款人民币40万元及逾期还款的利息（以人民币40万为基数，按逾期年利率24%标准计算，始算于2017年7月1日截止至涉案判决生效之日）；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被告系朋友关系，2010年8月开始加上又有其第三方好友作为担保，被告因做生意需要周转为由陆续向原告借款一直到2017年以现金、转账等方式共借走人民币加起来108万余元，并且被告亲自写下两份欠条。期间有过部分还款，现余40万元一直拒绝偿还，多次催讨无果，被告于2019年5月底直接躲藏起来，任何方式都联系不上，期间原告到处寻找无果。被告逾期长达近3年之久，该期间被告未向原告偿还分文欠款，己以自身行为表明不予履行涉案欠款欠条，原告现根据相关法律主张被告还所有欠款。被告陶虹辩称：我曾经找原告借过款，但是我已经偿清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泉与陶虹通过案外人何莎介绍认识。自2010年起陶虹多次向袁泉借款。2010年8月16日，陶虹向袁泉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的主要内容如下，今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2万元，2010年8月30日还清，如未能偿还按银行当日十倍利息支付。借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大洋百货。陶虹在借条尾部借款人处签字。担保人处有何莎字样的签名。同年8月17日，陶虹向袁泉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的主要内容如下，今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万元，2010年8月30日还清，如未能偿还按银行当日十倍利息支付。借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武广。陶虹在借条尾部借款人处签字。担保人处有何莎字样的签名。同年10月31日，陶虹向袁泉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的主要内容如下，今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3万元，2010年12月31日还清，如未能偿还按银行同期十倍贷款支付利息。借条下方载明放款地点为友谊路中百超市。2014年1月26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4.5万元，2014年2月19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国贸。同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0万元，2014年2月25日还清，如未能还清按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国贸。同年5月21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2万元，2014年11月23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同期最高贷款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光大银行江汉支行。同年7月17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5万元，2014年9月16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同期最高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王家湾。同年9月20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6.15万元，2014年10月19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亚心。同年11月8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8万元，2014年12月31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新世界国贸。2015年1月25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5万元，2015年3月25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同期最高利息支付利息。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国贸。同年5月26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99.4万元，2015年6月25日还清，如未还清按银行十倍利息支付利息。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武广。同年6月25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99.4万元，2015年10月10日还清，如未还清按最新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支付利息。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金龙公馆。同年8月7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22.85万元，2015年8月25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同期银行最高十倍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汉阳罗七路。2016年2月20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22.78万元，2016年3月31日还清，如未还清按最新国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支付利息。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金龙公馆。同年3月30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7.78万元，2016年4月31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同期国家最高民间借贷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金龙公馆。同年4月29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3万元，2016年5月15日还清，如未还清同期民间借贷最高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金龙公馆。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28.75万元，2017年3月15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同期国家规定最高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为金龙公馆。2017年5月8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97.18万元，2017年6月30日还清，如未还清按最新民间借贷最高利息支付。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金龙公馆。同年6月5日，陶虹向袁泉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的主要内容如下，本人陶虹因生意需要向袁泉借款人民币11.2万元，2017年8月31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国家民间最高利率支付利息。欠条下方载明借款地点为金龙公馆。袁泉向陶虹付款如下，2016年9月28日付款15万元、2017年2月15日付款25万元。另外袁泉于2017年5月15日向案外人陈鼎付款17万元、于2017年5月22日向案外人陈鼎付款17万元、于2017年6月12日向案外人陈鼎付款30万元。袁泉并提交了2017年5月8日案外人陈鼎出具的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陈鼎因生意需要向钱松借款人民币4万元，2017年6月7日还清，如未还清按同期民间最高利息支付利息。陶虹作为担保人在该欠条上签名。袁泉并提交了2017年5月15日案外人陈鼎出具的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陈鼎因生意需要向钱松借款人民币20万元，5月22日还清，如未还按民间同期最高利率支付利息。陶虹作为担保人在该欠条上签名。陶虹向袁泉付款如下：2014年7月26日付款2.44万元、2016年2月5日付款10万元、同2016年3月17日付款5万元、2016年8月1日付款20万元、2016年9月29日付款15.3万元、2016年12月31日付款5万元、2017年1月26日付款5万元、2017年2月28日付款5万元、2017年3月10日付款2万元、2017年3月21日付款4万元、2017年3月31日付款2.75万元、2017年4月15日付款15万元、2017年4月18日付款15万元、2017年6月19日付款24万元。另外陶虹于2017年5月19日向案外人钱松付款10万元。袁泉提供的与陶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6月15日袁泉问陶虹“你们哪24万，是么昂搞，想好了冒”，陶虹回复“等哈商量，现在我在家。晚点说”。同年6月19日，陶虹向袁泉发信息“你几点跟我们碰头拿收条”，袁泉回复“要等你们把24万到位了着，我还要把条子给他”，陶虹回复“我马上跟你转”。庭审中，袁泉表示其向陈鼎出借的两笔17万元，陶虹均作为担保人并于2017年5月19日向钱松还款10万元后尚欠24万元，遂向钱松出具了上述4万元及20万元的借条，2017年6月19日陶虹向其转账24万元即是偿还4万元及20万元借条的款项。根据袁泉提供的陶虹作为担保人签名的借条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陶虹于2017年5月19日付款10万元及同年6月19日付款24万元并非是对袁泉出借给陶虹款项的偿还，除该两笔款项之外陶虹合计相袁泉付款106.49万元应系对本案借款的偿还。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袁泉多次通过微信向陶虹催款。陶虹多次通过微信红包向袁泉付款，具体如下，2018年5月21日200元、同年6月22日300元、同年7月25日600元、同年8月29日300元、同年9月30日400元、同年10月31日500元、同年12月3日300元；2019年1月1日100元、同年2月4日500元、同年2月28日600元。庭审中，袁泉表示陶虹向其借款108万元，108万元的组成如下：金额分别为28.75万元、22.85万元、22.78万元、17.78万元的四张欠条组成99.4万元，过了一段时间，被告又重新写了一张99.4万元条子，还了一部分变成了97.18万元这张条子，再加上11.2万元构成108万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借条、欠条、微信聊天记录、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在案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陶虹与袁泉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及金额的问题。袁泉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并提供了借条，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借款的合意；袁泉并提交了合计4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袁泉主张双方之间债权债务为108万元，根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判断双方早期借款确实存在现金交付的情形，但不能确定具体金额。袁泉陈述陶虹已偿还本息合计68万元与在案证据不符，本院认定陶虹向袁泉支付的合计106.49万元均应系对袁泉的还款。袁泉应对108万元的交付进一步举证或就交付方式、时间、对象等交易细节做出合理说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袁泉未向本院举证证明108万元已实际交付；本案审理过程中，袁泉表示28.75万元，22.85万元，22.78万元，17.78万元这四张欠条组成99.4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显示该四张欠条系在99.4万元欠条之后形成，并非之前形成，且金额也并非99.4万元，此后加上11.2万元的金额也并非108万元。故袁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袁泉于2016年9月转账支付15万元、2017年2月转账支付25万元后却于2017年6月再次以现金方式向陶虹出借11.2万元与其已经采用转账方式交付款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在陶虹已经拖欠其90余万元未还的情况下仍出借11.2万元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袁泉提供的19张借条中应有部分确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袁泉，部分系对前期未还本金、高额利息滚动叠加而成。袁泉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部分成立，但陶虹还款106.49万元应足以覆盖袁泉出借的款项。陶虹在2018年和2019年通过微信向袁泉付款的行为亦不能免除袁泉的举证义务，袁泉主张陶虹尚欠借款本金40万元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650元（原告袁泉已预交），由原告袁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娇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冯少霞书记员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