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陕02民终3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胜，男，195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解良，陕西絜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欢，陕西絜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红军，男，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仕智，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欣欣，陕西稼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国胜因与被上诉人芦红军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9）陕022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国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解良、李欢，被上诉人芦红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仕智、王欣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胜上诉请求：1.撤销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9）陕022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为：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陕西省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后，由于国家关于煤炭监管政策的不断变化，上诉人一直处于煤矿的合规改造中，未实际开展经营，依据双方的约定，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提成费。2013年3月19日，被上诉人将宜君县昊泰煤矿（以下简称昊泰煤矿）转让给了案外人崔某某，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终止。被上诉人转让昊泰煤矿后，上诉人与受让人于2013年3月30日重新签订了合作协议。直到2013年11月18日，宜君县煤炭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才批复同意了昊泰煤矿开工建设，昊泰煤矿才开始继续开展30万吨技改工程。自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开始合作至被上诉人转让昊泰煤矿，终止与上诉人的合作期间，昊泰煤矿为了符合监管要求，不是处于停产整顿，便是处于技改阶段，未取得开工批复，也未发生任何经营行为。⑵被上诉人芦红军作为昊泰煤矿的法定代表人，在2013年向案外人崔某某转让煤矿前，自始至终代表昊泰煤矿参与昊泰煤矿的各种停产整顿和技改活动，其对停产整顿和技改活动不但明知，而且参与其中。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合作关系，并非承包合同关系。确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是2011年签订的《陕西省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双方所延续的补充协议是被上诉人与梁某某于2009年8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补充。梁某某于2011年7月8日将他与被上诉人合作开发昊泰煤矿的权利转让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签订了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承继了梁某某在合作协议中的合作开发权。既为合作开发，便应共担风险。在昊泰煤矿停止生产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没有依据向上诉人索要提成，而应与上诉人一道，合理分担合作期间煤矿的损失。对此上诉人将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⑴若如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为承包关系，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合作协议应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依据无效合同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⑵退一步讲，煤炭行业关于煤炭监管政策的调整，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原因，上诉人可以免除支付提成款的责任。⑶再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提成款，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起诉也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该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提成款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终止履行之日，该起算时间应该为2013年3月19日。应为，2013年3月19日，被上诉人将昊泰煤矿转让给了案外人崔某某，至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再履行。该事实也得到了被上诉人的自认，否则被上诉人怎么可能只主张到2013年3月的提成款，而不继续主张3月之后的提成款。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欠付其提成款，则诉讼时效应该自2013年3月19日起算，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即到2015年3月18日，被上诉人再起诉的，就超过了诉讼时效。3.一审法院的审判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请求调取2013年3月19日被上诉人将昊泰煤矿转让给了案外人崔某某的转让协议和其他几份对本案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证据，但一审却置之不理，导致本案事实不清。4.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变更了诉讼请求，将原请求的450万元变更为483.75万元，原判对被上诉人的事实与理由没有相应的变更，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增加的33.75万元并无相关证据佐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芦红军答辩称：1.原审事实认定清楚，承包期间刘国胜一直在开采煤矿，没有停产，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承包费和违约金，原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相符。芦红军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刘国胜在整个承包期间都没有停止开采煤矿，一直在持续支付煤矿日常生产开销，持续购进生产器械，并销售收取煤款，支付拉煤款、生产费等费用。昊泰煤矿在2011年至2013年3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收入高达6000余万元，始终处于生产和盈利状态。2013年2月8日刘国胜在其主张的煤矿停产期间，仍然在向芦红军支付承包费，也足以证明昊泰煤矿实际一直处于生产经营的状态，且刘国胜自己对向芦红军支付承包金一事亦用实际付款的行为予以认可。该事实已经经过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7）陕0222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判决书中事实认定部分表述为：“刘国胜拖欠芦红军的提成款也属于事实”，本院认为部分表述为：“刘国胜拖欠芦红军的提成款也属实”，该事实在前述案件的二审、再审中也被法院予以认定。本案中，刘国胜承包昊泰煤矿的期限为2011年9月15日至2016年10月昊泰煤矿关闭之日止，2011年9月15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刘国胜应向芦红军交纳承包金1156.25万元，在扣除刘国胜已经支付的承包费及放假、维修等之后，仍欠芦红军承包金483.75万元。刘国胜自承包昊泰煤矿以来，从未按照约定的时间足额向芦红军支付承包费，刘国胜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经过酌减，芦红军要求刘国胜支付30万元违约金。2013年3月30日之后，刘国胜私自将昊泰煤矿交于崔某某经营，因牵扯到案外人崔某某，故2013年3月30日之后的承包费另行主张。2.本案诉请的承包费是滚动结算的，诉讼时效没有届满。⑴本案的承包费是采用滚动结算的方式结算的，在合同承包未到期之前，承包费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⑵承包合同约定的到期时间为2021年8月27日，实际上于2016年10月终止，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即自2016年10月起算诉讼时效。⑶2016年12月10日，芦红军委托律师向刘国胜等人发去律师函，要求核算清楚承包期内所负债务及欠款后向芦红军清偿。芦红军以律师函的形式向刘国胜追索承包期内欠付承包费的行为，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应当自2016年12月10日重新计算。⑷芦红军与刘国胜签订补充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承包费，在刘国胜拖欠大量承包费的情况下，芦红军必定经常以电话、口头的形式反复、多次、长期催要，只是芦红军作为一名普通商人，并不懂得收集和保留证据，但若据此认定芦红军没有催要承包费而超过了诉讼时效，显然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以2016年11月30日昊泰煤矿关闭到位，自2016年12月1日其计算诉讼时效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合作协议》、《合作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做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芦红军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承包金483.75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9年8月27日案外人梁某某与原告芦红军签订了昊泰煤矿合作协议书，2011年7月8日梁某某与刘国胜签订退股协议并出具委托书将其在昊泰煤矿的一切事务交与刘国胜后，刘国胜与芦红军于2011年9月15日签订了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在生产经营中，接受行业管理部门严格监管，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阻挠、插手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该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为防止乙方在短期内对煤田进行破坏性开采，双方合作合同期限再延长拾年。即自2011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7日止。乙方必须按十年规划，分期分批开采本煤矿资源”，该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如遇国家政策性长期停产整顿和不可抗拒的大型自然灾害，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协助乙方共同处理，上交的提成款应按受灾害具体情况、停产时间按比例减除。因不打招呼私自停产，乙方无权扣除向甲方上交的款项”。 2012年1月3日刘国胜与曹某某签订《昊泰煤矿投资合作协议》、2013年3月30日刘国胜与崔某某签订《合作协议》；2016年国家煤炭过剩产能引导退出政策将昊泰煤矿列入引导退出煤矿之列，该矿于同年11月30日前关闭到位并通过省、市、县各相关部门核查验收，2017年6月19日昊泰煤矿《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另查明，2011年刘国胜向芦红军一次性转款250万元（刘国胜在2017年6月14日诉芦红军、昊泰煤矿合同纠纷一案中所称的风险押金未被一、二审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2013年2月8日刘国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向芦红军交“提成款”1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原、被告之间是承包关系还是联营关系；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被告是否拖欠原告承包金或者提成款。关于芦红军诉讼主体资格问题。首先，《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甲方为芦红军，乙方为刘国胜，且该协议第一约定“……乙方在生产经营中，接受行业管理部门严格监管，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阻挠、插手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次， 2017年6月14日刘国胜诉芦红军、昊泰煤矿合同纠纷一案中刘国胜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芦红军返还原告风险押金保证金三百万元，被告宜君县昊泰煤矿负连带清偿责任”，该案（2017）陕0222民初字25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 “2011年9月21日刘国胜向芦红军一次性转款250万元”、“刘国胜拖欠芦红军的提成款也属实”的事实以及2013年2月8日刘国胜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卡向芦红军交“提成款”15万元的事实均能证明芦红军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故对芦红军在本案的原告资格，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之间是承包关系还是联营关系的问题。《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第一约定“……乙方在生产经营中，接受行业管理部门严格监管，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阻挠、插手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协议内容，还是刘国胜自该协议签订之后又分别与曹某某、苏尔德以及崔某某签订《昊泰煤矿投资合作协议》以及刘国胜两次向芦红军支付款项的事实，都证明了芦红军与刘国胜所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承包协议，故原、被告之间系承包关系。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被告对于诉讼时效是否超过法律规定问题各执一词，主要体现在对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的争议。根据原、被告所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的协议期限 “自2011年8月27日起至2021年8月27日止”，协议签订后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就该协议终止、变更或者以实际不履行协议而终止进行协商和依法诉讼，只是由于2016年国家煤炭过剩产能引导退出政策将昊泰煤矿列入引导退出煤矿之列，该矿于同年11月30日前关闭到位并通过省、市、县各相关部门核查验收，原、被告所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才因国家政策的变化使协议根本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结合《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的提成款的计算办法和履行方式，诉讼时效应当自2016年12月1日开始计算，原告芦红军于2019年2月26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被告刘国胜认为原告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芦红军承包金或者提成款问题。根据原、被告所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乙方上交甲方提成款，定为每年柒佰伍拾万元，不受煤炭产量、价格浮动影响。每季度上交一次，每季度未付款，超过5日收取3%的滞纳金，超过15日每天多收一万元，超过30天甲方收矿”，第七条约定“如遇国家政策性长期停产整顿和不可抗拒的大型自然灾害，应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协助乙方共同处理，上交的提成款应按受灾害具体情况、停产时间按比例减除。因不打招呼私自停产，乙方无权扣除向甲方上交的款项”的协议约定，结合刘国胜已付芦红军提成款的事实，刘国胜尚未付清芦红军提成款。由于刘国胜未能提交因煤矿停产而通知芦红军的证据，故其因相关煤炭管理部门通知要求昊泰煤矿停产整顿、扩大产能而不存在提成款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芦红军请求刘国胜依据该协议支付剩余提成款483.75万元、违约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国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芦红军提成款4837500元、违约金300000元；二、驳回芦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00元（芦红军已预交20000元，缓交2600元），由刘国胜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国胜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2012年7月21日铜川市政府网关于宜君县昊泰煤矿违规生产的调查信息；2.2012年11月20日铜川市政府网国家安监总局来我市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新闻；3.刘国胜2012年11月20日的日记。该组证据与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昊泰煤矿因田玉煤矿爆炸、煤矿内部整改、煤矿资源整合等不同原因，从2011年8月至2013年11月执行政府文件，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     第二组：1.芦红军与崔某某签订的宜君县昊泰煤矿转让协议；2.刘国胜与崔某某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芦红军在合同履行期内将煤矿转让给第三人，导致合同实际不能履行，转让后，第三人与上诉人合作经营。     第三组：1.宜君县煤炭局2012年4月10日召开的“第一季度煤矿安全生产分析会”会议记录；2.刘国胜2012年日记内容。证明被上诉人对煤矿停工停产一事是知情的。     经质证，被上诉人芦红军认为，第一组证据1不是新证据，原审中已经发生，该证据是人民政府发布，更大可能性是为维护政府形象发布，我方有证据可以证明煤矿主管机关当场多次对昊泰煤矿违规采煤进行过处罚，该份证据不能认定昊泰煤矿一直停产，而且该证据证明2011年昊泰煤矿没有停产，刘国胜一审陈述昊泰煤矿2012年4月28日开始改造，本调查是2011年显然与事实不符。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也没有说明昊泰煤矿的具体问题。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从本案开始到目前一年多时间，刘国胜对案件事实、法庭审理情况完全清楚，一审开庭中及庭后一直未说明有日记存在；刘国胜是否有为了案件内容而更改或者创造有关事实的可能性；日记本身属于个人想法，对个人想法及猜测不能认定为案件事实；该份日记内容也无法印证煤矿处于停产状态。第二组证据1该协议是从法院调取，真实性认可，该协议并未履行，双方履行的是刘国胜与崔某某的合作协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事实上煤矿是刘国胜转让给崔某某的，并收取了股权转让款。第三组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刘国胜在会议中的汇报，作为个人汇报都会倾向己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芦红军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2年4月28日昊泰煤矿与牛某某签订的《协议书》；2.2012年8月2日昊泰与铜川军分区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3.2012年6月29日宜君县煤炭安全监察队《宜君县煤矿安全检查隐患通知单》；4.2012年6月29日宜君县煤业公司《宜君县煤业公司安全检查隐患通知书》；5.2012年7月5日宜君县煤炭安全监察队《宜君县煤矿安全检查隐患通知单》；6.2013年11月1日《工伤赔偿协议书》。证明：1.自2012年4月28日煤矿升级改造起，上诉人刘国胜依然在生产、销售煤炭，刘国胜以昊泰煤矿从未生产煤炭、停产为由不支付承包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2.2012年6月29日，2012年7月5日，煤炭上级主管机关检查时，多次发现上诉人刘国胜违规出煤的情况，并且2013年9月24日还因开采煤矿造成人员工伤，印证了上诉人刘国胜在煤矿整改期间依然在开采煤矿的事实；3.根据合同约定，以及昊泰煤矿的实际经营状态的事实，刘国胜应当向芦红军支付承包款483.7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万元。刘国胜以昊泰煤矿从未生产煤炭、停产为由不支付承包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     经质证，上诉人刘国胜认为，证据1客观性无异议，不是生产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刘国胜承认对清理煤场的煤炭卖了60万元；证据1、3、4、5能够证明煤矿属于停产维修状态；证据6也是巷道维护中工人受的工伤，工伤赔偿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2是销售合同，不能证明煤矿正常生产。   因刘国胜的日记系其自行书写，芦红军不予认可，该日记属于刘国胜自述的一部分，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3年3月19日，芦红军与崔某某签订了《宜君县昊泰煤矿转让协议》，约定宜君县昊泰煤矿转让名下所有资产，包括厂房、机械设备、矿产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转让价格26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2.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3.刘国胜是否应支付芦红军提成款。     关于案涉合同的性质问题。芦红军（甲方）与刘国胜（乙方）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昊泰煤矿的生产经营、施工、验收、办理六证、后勤保障等全面工作由乙方负责。缴纳国土资源价款、税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及各部门征收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原甲方在矿的全体人员，除留一名负责监督井下开采外，其余人员全部撤走。乙方在生产经营中，接受行业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管，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阻挠、插手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双方还就提成款的收取交纳、合同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从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芦红军与刘国胜是以合作的名义签订合同，实际上由刘国胜对昊泰煤矿进行承包开采经营，芦红军收取提成款，芦红军与刘国胜之间属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关系。     关于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而进行的勘查除外。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该条第四款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除按照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转让：（一）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二）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中，昊泰煤矿《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载明，该矿经营范围及方式为煤矿的技术改造（属资源整合煤矿，技改期间不得生产、经营，采矿证有效期至2015年4月25日），刘国胜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煤矿开采经营资质。芦红军以合作的名义将正在技改的昊泰煤矿承包给刘国胜开采经营，自己收取提成款，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法定义务，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芦红军与刘国胜签订的《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应为无效合同。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无效，但双方都对该合同进行了部分履行，在履行期间芦红军与崔某某签订了《宜君县昊泰煤矿转让协议》，之后崔某某（甲方）又与刘国胜签订了《合作协议》，刘国胜继续承包经营昊泰煤矿。因芦红军与崔某某签订《宜君县昊泰煤矿转让协议》后没有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及《采矿许可证》，其法定代表人仍然是芦红军，即昊泰煤矿的合法经营人依旧是芦红军本人，应视为芦红军与刘国胜的合同关系仍然存在，直至2016年11月30日前昊泰煤矿关闭到位并通过省、市、县各相关部门核查验收，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6年12月1日开始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芦红军于2019年2月26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刘国胜是否应支付芦红军提成款的问题。现有证据能够证明，《陕西宜君县昊泰煤矿合作补充协议》签订后，刘国胜即进入昊泰煤矿进行承包经营，生产并销售了部分煤炭。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但互相返还已经无法实现，昊泰煤矿系芦红军个人独资企业，刘国胜应当向芦红军支付提成款，以弥补芦红军的损失。双方合同约定每年提成款为750万元，芦红军主张的19个月提成款计算为1187.5万元，但因刘国胜在承包经营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停产，且对于案涉合同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该提成款以由双方各半承担为宜，即刘国胜应承担593.75万元，扣除刘国胜已经支付的265万元外，刘国胜应再向芦红军支付328.75万元提成款。芦红军主张的30万元违约金，因合同无效，该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9）陕022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刘国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芦红军提成款3287500元。     二、撤销陕西省宜君县人民法院（2019）陕0222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驳回芦红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600元，由芦红军负担8138元，由刘国胜负担144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763元，由芦红军负担17199元，由刘国胜负担305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周少英                               审 判 员贺晓华                               审 判 员郭玉荣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杨晓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