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5民终12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章军，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宜昌市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告：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6550676611H，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发展大道（博大家私旁）。法定代表人：黄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雨情，女，该公司员工，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运祥，北京市京师（武汉）律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章军因与被上诉人宜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6民初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邓宜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陶霄溶、易正鑫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军与被上诉人恒信天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雨情、陈运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军上诉请求：撤销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20）鄂0506民初54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章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举证证明被上诉人销售的案涉车辆开具发票销售过、使用过，不是新车。被上诉人在一审未举证证明案涉车辆于2017年11月30日“虚拟出库”过，案涉车辆没有《三包凭证》，因此案涉车辆一直在车库的说法不成立。一审认定“虚拟出库”的事实属错误。车主购买车辆要求办理相应注册登记、交纳购置税，但没有规定车主在哪个时间段去办理。在未办理之前可以通过临时牌照使用车辆。正是有了这个漏洞，才会出现车主使用车辆一段时间后不再是新车，由于某种原因将车辆退回经销商，经销商再次作为新车二次销售给其他消费者，这是有判例的。一审认为没有注册登记的车没有使用过为新车属认定事实错误。购置税发票不能证明所购车辆是新车。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交强险保单只能证明上诉人为该车首次购买交强险，但不能证明其他人没有为该车买过交强险，同一辆车一年内可以由不同车主重复购买交强险。车辆里程表是可以调的，因此不能因交付车辆时载明行驶里程数为10公里而认定为新车。首次保养结算单是被上诉人盖章确认的，载明里程数为7217公里，一审认为结算单只是保养费用的依据，不是记载里程的依据，属认定错误。上诉人的首保《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中载明行驶里程数为1421公里，与7217公里有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上诉人于2018年3月18日买车之前的行驶公里数，超过了新车合理使用范围。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车辆状况告知书》，拟证明出售案涉车辆前已将车辆在厂家系统登记销售记录的事实告知上诉人，不存在欺诈。但是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就表示从未见过这份告知书，签名也不是上诉人所签。既然告知书上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而上诉人又购买了有瑕疵的案涉车辆，那么就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将车辆有过销售记录的瑕疵告诉过上诉人，同时伪造了上诉人签名的告知书。2．一审程序错误。一审对告知书上电子签名未允许进行司法鉴定。不过一审承认了被上诉人隐瞒“虚拟出库”，证明被上诉人在车辆销售时隐瞒了案涉车辆的销售记录，也就证明告知书上的签名不是上诉人所签。3．一审未认定被上诉人行为构成欺诈是错误的。因“虚拟出库”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那么一审认定不构成销售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使案涉车辆的“虚拟出库”真实存在，被上诉人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虚拟出库”造成三包期缩短、安吉星免费使用年限缩短，一般消费者认为该车辆销售过、再次销售即为三手车，保值率大幅降低。一般消费者如果知晓即不会购买除非降价销售。被上诉人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把车辆以更高价格销售所以选择隐瞒，其故意隐瞒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客观上具有欺诈行为。4．一审认为上诉人的损失只有三包期和安吉星使用年限缩短是不正确的。上诉人存在以下损失：一是用新车价格172900元购买了一辆价值低的相当于二手车的案涉车辆，而该款车型市场最高报价为154000元，证明上诉人至少损失19000元；二是购买案涉车辆缴纳了新车购置税；三是如果上诉人要出售案涉车辆，则是三手车，残值率较低；四是案涉车辆的保修期会提前4个月到期，如果这几个月内车辆核心部件如发动机、变速箱等出现问题，需要上诉人自费维修增加了维修成本；五是原本可以免费使用一年的安吉星，但只使用8个多月就要续费，给上诉人带来损失。恒信天安公司辩称，1．案涉车辆确属新车，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二手车。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2005年8月29日联合发布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到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汽车。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五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3月18日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案涉车辆在交管所为初始登记，无过户或转移登记记录，上诉人在缴纳车辆购置税时也属首次缴纳，保险也是首次投保，被上诉人开具的车辆销售统一发票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案涉车辆并非二手车。本案中的“虚拟出库”行为是整个汽车销售行业的普遍惯例，实质是销售商为了完成厂家销售任务在车辆未销售情况下在上报给厂家的销售量中显示为出库，该上报系统是销售商与厂家之间的内部系统显示，并非将车辆实际销售并交付给任何相对人，并非实质意义上的销售，该销售行为不形成法律上的买卖关系。2．上诉人不构成法律规定的欺诈，也就不需要“退一赔三”。欺诈是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过程中，采取虚假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可能是积极作为也可能是消极不作为。但欺诈中的不作为应当是负有告知义务时的不作为，经营者仅对直接影响消费者选择权的信息负有告知义务，并非所有信息均应告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十六条具体列明了认定经营者欺诈的情形，而汽车销售行业的“虚拟出库”与上述情况并非同一概念。根据一审查明事实，上诉人在接受交付的案涉车辆时进行了相应查验，并未对车辆车况、公里数等提出异议。上诉人在办理车辆登记时也没有过户信息。被上诉人不存在故意隐瞒或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增强选择其购买车辆的医院，从而产生错误理解而决定购买车辆的行为。“虚拟出库”系统显示的车辆销售日期既不对外显示，也不作为厂家对外公布销售量的依据，对客户购买车辆的首保和保修期不造成任何影响。被上诉人不否认“虚拟出库”的问题，但该行为并未给案涉车辆的物理状态造成任何改变，未对车辆造成实质影响，也没有影响上诉人的实质权利，不足以构成欺诈。上诉人主张撤销销售合同、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退一赔三”的请求没有依据。3．关于价值判断与衡量方面。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以欺诈手段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与第三人欺诈、以胁迫手段实施的、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一致，四者价值判断与认定亦趋同。上诉人虽然主张被上诉人欺诈要求解除合同，但是其并未停止使用该车辆，汽车用品加装费2100元、汽车购置税16400元均是上诉人在实际使用案涉车辆时必要合理的费用，已经保养的费用无需退还，同时其诉请的公证费属于申请方先行垫付后由败诉方承担，其主张的汽车保养费也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一并主张。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章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允许章军把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所购车辆退回，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退回章军购车产生的费用：购车价格+汽车用品加装费用+车辆购置税（172900+2100+16400）共计：191400.00元（大写：十九万一千四百元整）；2、判令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增加赔偿的金额为章军购车费用（购车价格+汽车用品加装费用+车辆购置税）的三倍，即574200.00元（大写：五十七万四千二百元整）（购车协议和发票为证）；3、判令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4、判令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承担因为诉讼产生的其它费用：证据公证费用900元（以发票为准）；5、判令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退回章军4次保养费用（购买保养套餐共计6次，金额4000元，已经做了2次保养）为2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8日，章军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章军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雪佛兰探界者535T驭界版（JetBlack）18玄铁灰小轿车一辆，价格172900元。同日，章军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补充协议》，章军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购买汽车用品加装，包括耐普诺前档太阳膜-HY11（浅灰）-WHYY*1.20、耐普诺侧挡太阳膜-HY12（深灰）-WHYY*1.80、LED大灯灯泡（一对）-9012-BLD*1.00，价值2100元。章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前述价款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向章军交付了车辆识别码为LSGXC8357JV065735、发动机编号172914013的探界者535T驭界版（JetBlack）18玄铁灰小轿车一辆，交车时里程表读数10公里。随后，章军于2018年3月18日缴纳了购置税16400元，并办理了车牌、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责险。2018年8月23日，章军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进行首保时，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恒信汽车集团“恒信惠保”A保养套餐销售协议书》，章军支付保养套餐费4000元。章军在对所购车辆首保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探界者保修保养手册上记载里程数为1421公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打印的结算单上载明“本次里程7217.00公里”。章军分别于2019年7月14日、2019年12月1日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处修车和保养时发现该车已于2017年11月30日有销售登记，同时发现销售时承诺免费使用一年应于2019年3月22日到期的车载安吉星已于2018年11月29日到期，并收到了催续费短信。2020年1月3日，章军诉至一审法院，判令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2017年11月30日的虚拟出库是否构成销售；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对涉案车辆进行了使用；三、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未告知章军2017年11月30日的虚拟出库的情况是否构成欺诈；四、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侵犯了章军的权益，是否应当适用三倍赔偿；五、章军申请对《车辆状况告知书》上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有无必要。关于争议焦点一。所谓“销售”，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即为卖出（商品）。在法律层面上，“销售”即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相应的对价。在本案中，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为了完成销售业绩，于2017年11月30日在系统中将本案所涉的车辆登记为销售，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既未转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亦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该销售登记行为属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对本案所涉车辆的客观物理状态并未造成任何影响。车辆作为特殊的动产，对其有特殊的管理规范，车辆一旦销售需要办理相应的注册登记、缴纳相应的税费并办理强制保险。从章军提交的车辆购置税发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交强险保单等证据来看，本案所涉车辆属于首次缴税、首次购买交强险，这足以证明章军购买的涉案车辆仍为新车。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车辆作为特殊的动产，对其有特殊的管理规范，车辆要使用必须履行注册登记、购买强制保险等相关手续，否则即为违法使用，公安交警部门必将进行相应的处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仅仅在其系统中标注为销售的车辆从事违法活动不符合经济原则。同时，从《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上的记载来看，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向章军交付涉案车辆时明确载明行驶里程为10公里，该行驶里程数符合新车的要求，章军在接收时亦应进行了相应的查验。而后，章军在首保时《探界者保修及保养手册》明确记载行驶里程公里数为1421公里，其提供的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出具的保养结算单上虽记载本次里程7217.00公里，该结算单只是结算保养费用的依据并不是记载里程的依据，具体里程应当以车辆里程表载明的数据为准。故章军以该保养结算单上虽记载本次里程7217.00公里为由认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对本案所涉车辆进行了使用证据不足。关于争议焦点三。所谓“欺”按《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解释，为“欺骗”、“欺负”两个含义；“欺诈”解释为“用狡诈的手段骗人”。从法律层面上讲，欺诈是指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即一方当事人由于他人的故意的错误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这就意味着欺诈应当是故意的。消费欺诈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过程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判断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第一，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是否采用了狡猾的手段骗人。第二，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是否误导消费者。第三，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具有实施欺诈行为的主观方面。2017年11月30日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将本案所涉车辆登记为销售，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辩称是为了完成销售量而进行的“虚拟出库”，本案所涉车辆一直在车库，并没有实际出售。结合该车交付章军之日行驶里程只有10公里、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登记为初始登记、无过户或转移登记记录、章军在缴纳车辆购置税时属于首次缴税、购买保险时属于首次投保等事实看，可以认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辩称符合客观事实，据此不能认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销售该车时存在“用狡诈的手段骗人”。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汽车销售商，将库存车辆虚拟销售，目的是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获得厂家返利，但实质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并未将车辆真正出售，也未将车辆交付他人使用。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隐瞒虚拟出库的事实并非基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非法获利的目的，也不存在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虚拟出库行为只是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内部记录，并不对外显示，即使该种行为违规，但并未侵犯章军在新车质量、性能及经济负担方面的合法权益，故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主观上不存在欺诈故意，客观上也没有欺诈行为，并不构成消费欺诈。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但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因不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并不适用“退一赔三”的规定。关于争议焦点四。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虚拟出库行为客观上导致了章军的三包时间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客观上侵犯章军的合法权益，但三包时间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并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亦未给章军造成重大损失。章军认为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贬低了其社会评价，但一个人的社会评价是众多他人基于对某人一系列行为、语言等基本评价形成的，是累积起来的，某一个偶尔的事件并不足以导致其社会评价的降低或者说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本案系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发生在原、被告双方之间，社会大众无从知晓，既然社会大众无从知晓，也就无法去贬低其社会评价。因此，章军要求退还车辆、三倍赔偿、退还保养费用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焦点五。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庭审中提供了《车辆状况告知书》，证明其已经将车辆的各种状况告知了章军。章军认为该告知书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庭后提交了申请要求对告知书上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如前所述，因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在销售该车时不存在“用狡诈的手段骗人”，并不构成欺诈。因此，即使告知书并非章军所签，其主张的退还车辆、三倍赔偿、退还保养费用等请求的理由依然不能成立。该告知书只是对车辆权利瑕疵责任的免除，本案中免除的是三包期限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的责任，与章军的诉讼请求没有必然联系。同时，庭审中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愿意弥补章军因三包期限提前、安吉星使用时间缩短所造成的损失。故准许章军的鉴定申请只会增加其诉累，但与其诉讼请求没有关联。因此，对章军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虚拟出库属于其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具有用狡诈的手段骗人的故意，也没有给章军造成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章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车辆实际销售过且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提供的证据尚未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章军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46元，由章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案涉车辆进行首次保养之前，章军分别于2018年3月27日、4月26日、5月17日因事故造成案涉车辆翼子板、门板、保险杠、雾灯等处受损送检维修，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提供的预检单上载明了送检车辆当时的基本信息、外观及内饰、预检类别等具体内容，其中里程公里数分别为90、212、387公里，章军在预检单上客户栏处签名。上述维修结算时，显示公里数与预检单上载明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是否存在二次销售构成消费欺诈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本案不存在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理由如下：一是从案涉车辆的登记情况来看，案涉车辆属新车。章军购买案涉车辆后首次缴纳车辆购置税、交强险等，并在办理车辆牌照时显示为初始登记，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属“二手车”。虽然章军上诉质疑车辆税务发票网络登记信息和车辆保险的交纳情况，但其主张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汽车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本院难予采纳。二是从案涉车辆的交付、使用情况来看，章军从未对车辆质量问题提出异议。车辆行驶里程数应当以车辆上的行驶里程表显示数据为准，而不是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电脑系统录入的里程数。根据查明事实，案涉车辆于2018年3月交付时里程表显示公里数为10公里，符合新车要求。章军在随后两个月时间里三次因事故将案涉车辆送检维修，车辆的里程表显示公里数均在合理使用的正常数据范围内，同年8月案涉车辆进行首保时载明里程公里数为1421公里，上述期间章军一直使用案涉车辆并未对车辆质量或者里程数问题提出异议，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亦在一审中对系统保养结算信息登录与保养手册载明信息出现较大差异作出了合理解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并未二次销售或者使用过案涉车辆，具有一定事实和法律依据。章军上诉主张案涉车辆的里程表可能调动、实际行驶公里数存在差距即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二次销售并使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是“虚拟出库”未构成消费欺诈。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虚拟销售的行为并未对章军作为消费者的利益产生实质损害，其虚拟销售的信息只是销售商对案涉车辆管理状况的虚构，并不属于车辆的相关产品信息，难以认定该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消费者知情权的范畴，亦不属于销售者应当主动告知的与商品有关的信息。因此，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即使隐瞒虚拟销售的事实也不具备主观上的恶意，亦不存在客观上的欺诈行为，未造成作为消费者的章军在经济方面的实际损失等相应法律后果，不能据此认定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章军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恒信天安汽车销售公司存在消费欺诈的行为，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上诉人章军亦未举证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其他符合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一审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并无不当。至于章军上诉主张的一审程序问题，本院认为，司法鉴定并非诉讼过程中的必经程序，章军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才书面提交鉴定申请本身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等关于申请期间的规定，同时该鉴定内容并不影响本案对于“虚拟出库”事实的认定，为避免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章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92元，由上诉人章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宜华审判员  易正鑫审判员  陶霄溶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金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