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正元，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合英，女，197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合川区，高正元妻子。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飘，辽宁襄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灯塔市作海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灯塔市佟二堡镇前八家子村。法定代表人：石作海，该单位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吴军，辽宁正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正元、杜合英因与被上诉人灯塔市作海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作海合作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灯塔市人民法院（2019）辽1081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正元及高正元、杜合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飘、被上诉人作海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正元、杜合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辽1081民初281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为驳回作海合作社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作海合作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的认为我方需要向作海合作社支付货款。1、原审法院认为我方向作海合作社打款的1523450元是在2013年12月18日出具欠据后又购买的货物的货款，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我方尽管在2013年12月18日出具欠据后也可能是再向作海合作社进过货，但是这之后的进货都是支付了货款的。在原审的整个庭审过程中，作海合作社根本没有提供具体的发货单等证据证明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向我方发过多少货，货物的价值是多少，原审法院就草率简单的认定我方打款的1523450元系2013年12月18日之后又购买的货物的货款。作为上诉人来说，这1523450元本身是为了偿还2013年12月18日所写欠条的欠款。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作海合作社来举证证明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向我方发过多少货，货物的价值是多少，即提供原始的书面发货单等来证明发货多少次，每次具体金额多少，总共价值多少元，且必须准确的精确到多少元？多少角？可是，作海合作社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尽管发货给了我方，但由于我方已经对这发货支付了货款，并且这之后的货款也根本与这打款1523450元的金额完全合不起来，那么对于这一点，作海合作社根本无法举证也无法从任何方面说出合理的理由。因此，原审判决在作海合作社根本就没有证据来证明打款1523450元是2013年12月18日之后又购买的货物的货款的情况下，只是草率的简单只凭所谓的两个本身不能作为证人的潘某、吴某的证言作为本案唯一的判定依据，其认定事实必然严重错误。2、原审判决依靠的所谓证人潘某、吴某的陈述内容根本不能作为认足本案的依据。①潘某、吴某本身系作海合作社的内部人员及销售人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根据原审庭审中潘某自己陈述，说负责把鱼装车，从这里明显的看出其完全是作海合作社的内部人员，系用人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并且自己陈述在2013年开始给装了一年多的鱼，这肯定涉及到其的工资及劳务费等问题，必然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对于吴某，从其在原审庭审中自己陈述的内容为：“当时作海合作社往南方销售淡水鱼，我没有销售的渠道，我找的潘某，大概在2013年9-10月份的时候，潘某联系的高正元，我作为合作社的代表去武汉找的高正元，……。’吴某的该陈述充分的证明了其系作海合作社的销售人员，具有典型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据以上两点情况，说明潘某、吴某两人系作海合作社的内部人员及销售人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当然不能作为证人进行作证，其陈述的内容不能采信。②在只有证人证言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人的陈述是不能作为案件的唯一证据进行判案。本案中，原审法院就只依靠唯一的所谓两个证人潘某、吴某的证言作为依据，由此草率简单的认定本案事实，完全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必须应当在由作海合作社另外提供足以证明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向我方发过多少货，发的货价值到底是多少，且必须是准确的具体金额的证据，这样来证明我方支付给作海合作社的1523450元必然不是偿还2013年12月18日所写的欠款。只要作海合作社不能证明的话，只能充分的说明我方的1523450元打款完全是支付欠据的欠款。既然如此，应当认定为作海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二、我方支付给作海合作社的1523450元必然为偿还2013年12月18曰所写的欠据的欠款。我方在2014年就陆续通过银行转款的方式向作海合作社支付了1523450元,这些款项为偿还给作海合作社的欠据上的150万元及另外的23450元运费。但是原审法院却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错误的认为该转款为支付之后又发生的货款，这完全是在错误认定而作出判决。根据生活常理得知，欠款人与债权人之间如果有陆续的多次欠款的话，欠款人支付的款项必然是偿还最先的一笔欠款，后面的欠款再作为债务继续保留。而且根据银行财务交易习惯和时间逻辑规则，也必然是支付的款项当然为偿还最先的债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交易规则。同时，因为我方与作海合作社之间有陆续的多次货物交易，2013年12月18日出具欠据后我方总共打款给了作海合作社5199850元。只要作海合作社举证证明在2013年12月18日之后发给我们总共货物价值是多少，就清清楚楚能够证明事实真相了。三、作海合作社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我方己经偿还完了欠款，根本就不再欠款了。就即使依照作海合作社提供的欠据，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的欠据来看，该欠据是一种典型的欠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欠款的诉讼时效为出具欠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那么，作海合作社最迟必须得在2016年12月18之前提起诉讼，可是本案中作海合作社却在2019年12月17日才提起诉讼，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的保护期限。我方在原审庭审中明显的对诉讼时效提出了抗辩，那么作海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必然应当被驳回。原审法院在对该问题的认定上，把欠条与借条混在了一起。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借条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没有诉讼时效，债权人随时可以提起诉讼，约定了还款期限的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但是对于欠条，法律明确规定为从出具欠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从来没有说欠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就没有诉讼时效的说法，原审法院把明显有诉讼时效的欠款说成是和借条一样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就没有诉讼时效，这样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必然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驳回作海合作社诉讼请求，以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作海合作社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作海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我单位为从事农资及农副产品销售的单位，高正元、杜合英为夫妻关系，共同从事农副产品经销生意。2013年，高正元、杜合英经人介绍找到我单位称要经营水产生意，因前期投入较大，要求我单位赊购给其大量水产品，作开拓市场用，我单位同意其请求，陆续将水产品发货给高正元、杜合英。期间高正元、杜合英支付过少量货款。后因其一直声称资金不足，要求延迟支付货款，我单位同意并要求高正元、杜合英写下欠条，作为欠款凭证。经双方结算，高正元、杜合英共欠我单位货款150万元整，并于2013年12月18日共同给我单位写下欠条。出具欠据后，我单位又多次给其发鱼，超过150万元的货款已经结清，但欠150万元拒不给付，严重影响我单位的生产经营。请求：一、依法判令高正元、杜合英连带偿还欠款本金15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二、依法判令诉讼费用由高正元、杜合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作海合作社系从事农资及农副产品销售的单位，高正元、杜合英系夫妻关系，共同从事农副产品经销生意。2013年，作海合作社指派吴某往南方销售淡水鱼，吴某找到潘某，潘某联系的高正元(化名李正平)。双方达成买卖淡水鱼口头合同。作海合作社陆续将淡水鱼通过配货车发货给高正元、杜合英，期间高正元、杜合英支付过少量货款。2013年12月18日，经双方结算，高正元、杜合英共欠作海合作社货款1500000.00元整，并于当日出具欠据，注明用于前期打开市场铺垫作为活动资金。未约定给付欠款时间及利息。嗣后，作海合作社按双方约定又陆续给高正元、杜合英发送淡水鱼，高正元、杜合英亦将每次货款结清，始终保持欠货款1500000.00元整。作海合作社多次向高正元、杜合英索要欠款，高正元、杜合英拒不给付。高正元、杜合英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2019)辽1081民初281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高正元、杜合英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高正元、杜合英对欠据真伪提出异议，申请作笔迹鉴定，经辽阳市中级法院技术处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欠据进行笔迹鉴定。2020年1月6日，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1、检材上的正文字迹(即“今有高正元…活动资金”字迹)不是高正元所写，检材欠款人处的“高正元”三字是高正元所写；2、检材上的正文字迹(即“今有高正元…活动资金”字迹)是杜合英所写，检材欠款人处的“杜合英”三字是杜合英所写。一审法院认为，作海合作社与高正元、杜合英达成的淡水鱼买卖口头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高正元、杜合英负有按时给付货款的义务，其未按约定给付货款，属违约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高正元、杜合英系夫妻关系，该债务系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同债务，应由高正元、杜合英共同偿还。作海合作社要求高正元、杜合英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要求高正元、杜合英给付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因双方未约定利息，不予支持。利息可从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因作海合作社在高正元、杜合英出具欠据后又多次给高正元、杜合英发鱼，且高正元、杜合英未收回其所出具的欠据，且汇款数额与欠据数额不相符，故高正元、杜合英提供1523450元银行汇款凭证，不能证明系还150万元欠据的货款，应系给付其出具欠据后又发生的货款。因欠据未约定还款时间，故高正元、杜合英提出的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论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高正元、杜合英提出的本欠据明确约定该欠款的用途，用于前期打开市场铺垫作为活动资金，不应受法律保护及已经将所欠货款全部结清，无任何差欠的辩论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高正元、杜合英对鉴定报告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判决：高正元、杜合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作海合作社货款本金人民币1500000.00元，并承担从2019年7月17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6冷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减半收取9150元，鉴定费16400元(高正元、杜合英已支付)，由高正元、杜合英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中，作海合作社与高正元、杜合英之间的买卖合同系双方自愿订立并履行，不违反法律规定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系合法、有效的。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高正元、杜合英夫妻向作海合作社出具亲笔书写的《欠据》一份，该欠据经过技术鉴定具备真实性与合法性，足以证明本案争议欠款属于高正元、杜合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高正元、杜合英所称的货款已经还清的抗辩理由，经审查，高正元、杜合英在二审期间所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只能证明其与作海养殖专业合作社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而无法证明这些转账汇款具体是用来清偿了哪一笔债务。结合一般交易习惯来看，如债务已被清偿，则债务人一方应当立即收回、销毁相关债务凭证，或由债权人一方出具债务已经还清的书面证明材料。本案中，高正元、杜合英未能证明其已经清偿了作海合作社所主张的欠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正元、杜合英应当继续清偿欠款是正确的。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欠据》上载明的资金用途是“用于前期打开市场铺垫作为活动资金”，而且并未载明还款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争议欠款的履行期限，不能从出具《欠据》时开始计算，而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主张之日起开始计算，故作海合作社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高正元、杜合英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高正元、杜合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娟审判员  艾德玲审判员  王 娜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侯是羽书记员徐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