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93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志强，男，198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桦南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卫杰，男，198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卫辉市。上诉人胡志强因与被上诉人闫卫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5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刘茵法官独任审判，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志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0105民初5124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闫卫杰要求返还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闫卫杰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法律关系非股权转让纠纷,闫卫杰支付给胡志强的5万元属于闫卫杰承包北京博锐奇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锐教育公司)单科授课的合同关系,是博锐教育公司收取的数学单科教学年费,并非入股资金;闫卫杰主张属于入股资金,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诉讼主体有误,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如果法院支持其退回承包年费的主张,则胡志强及博锐教育公司有权要求闫卫杰返还因该承包关系多取得的收入部分,即人民币120225元。一、胡志强注册成立了博锐教育公司,闫卫杰系胡志强聘请的教授数学的老师之一,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课后有人对学生进行专门辅导,答疑监督学习,博锐教育公司决定单科由一位固定的老师以承包方式完成教学,公司愿意多向任课老师支持一部分费用。故博锐教育公司与闫卫杰达成一致,约定以固定单科承包教学的方式,由闫卫杰向博锐教育公司支付数学科目的一年承包费用。闫卫杰在考量后提出他愿意承包数学科目的教学,承包费用为一年5万元。由于闫卫杰一直与博锐教育公司合作,彼此了解,就没有以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实际操作中,工资和因承包而产生的奖金一直按照约定向闫卫杰支付。博锐教育公司按照约定,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闫卫杰对上述事实认可并承认收到了报酬和奖金等款项。二、本案并非股权转让法律关系:1、博锐教育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如果闫卫杰认为属于股权转让款,要有证据证明该5万元占股比例,但闫卫杰除了转账记录外,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属于股权转让款。2、如果是股权转让款,应该按照出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承担公司经营风险,不可能按照承包关系享受到各种优惠报酬和奖金。3、如果是股权转让关系,闫卫杰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里不向胡志强主张权利,这不符合常理。实际上,从闫卫杰认可支付报酬的时间看,正好是一年,更能印证胡志强“不属于入股资金,而是属于承包费用”的说法。4、按照行业特点,也不可能是股权转让款，博锐教育公司是一家取得经营主体资格的公司,但实际上无论是作为胡志强的股东,还是其他授课教师,赚取都是课时费,公司不可能有任何可期待利润。闫卫杰交5万也是为了独占科目,多赚课时费而已,压根就不涉及到什么公司的利益、利润等,所以根本不存在股权转让问题。现在闫卫杰把钱赚走了,隔了1年,再把承包费要回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三、原审引用另案调解结论作为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与马某一案一审开庭时,因胡志强工作忙未能出庭,而诉讼代理人的自认与事实严重不符,违背了案件事实,于是胡志强自行上诉并参加了二审庭审。在二审开庭时,马某当庭讲述生活工作都不容易,又是曾经在龙文教育多年同事,又是半个山东老乡,胡志强动了恻隐之心,遂与其达成和解。胡志强认为,本案原审法院不能依据另案和解来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关系这一事实,这是胡志强在另案当中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7条规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67条的规定，原审引用另案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主体不适格,被告应为博锐教育公司。本案中,所有的教学安排、招生宣传等均以博锐教育公司名义来组织实施,胡志强作为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收取承包费属于职务行为,故公司应为合同相对人,即本案被告的适格主体是博锐教育公司而非胡志强。综上所述,博锐教育公司与闫卫杰属于一般合同法律关系,博锐教育公司仅就数学科目授课进行整年承包,该教学部分博锐教育公司不再另行安排其他数学老师授课,属于独家许可的承包合同关系,公司对此收取一年5万元费用,该费用不是入股资金,也不是押金,而是承包费。且闫卫杰教学已满一年,故不涉及退还5万元承包费的问题。如果退还,也是博锐教育公司退还,而不是胡志强退还。另闫卫杰坚持要求退回承包金,则胡志强及博锐教育公司有权要求其返还超过正常课时收入部分的收入120225元。但因为闫卫杰所诉主体错误，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闫卫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胡志强的上诉请求，请求胡志强返还入股资金5万元。闫卫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胡志强返还闫卫杰入股资金5万元；2.诉讼费由胡志强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博锐教育公司系成立于2015年10月27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认缴期限至2035年12月31日，股东为胡志强。2016年9月29日，闫卫杰向胡志强账户转款5万元。一审庭审中，闫卫杰认可在2019年9月1日之后其课时费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奖金为5乘以（人数-1）乘以（人数-1）计算得出，但为何如此计算并不清楚，从胡志强给其发的奖金数额是这么计算的。在2016年9月至2017年5月，胡志强实发闫卫杰薪资198965元，但罚款7875元，少发工资2550元，除基本工资外，胡志强多发了16965元，其出资款5万元，故胡志强侵吞闫卫杰43460元。另查，2018年11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05民初63860号民事判决书，记载，马某起诉称，2016年9月，胡志强以投资入股、年底分红为由邀请马某入股博锐教育公司，成为该公司股东，并承诺课时费奖励等系列优惠。马某通过手机银行向胡志强转账4万元，并注明为入股金。2016年10月，马某向胡志强索要入股合同与股金收据，胡志强以需要打印合同范本为由，故意拖延，后无下文。2017年7月28日，马某向胡志强索要入股合同及收据，胡志强突然改口称，所交股金为承包费用，且承包时间仅为2016年9月到2017年8月的一年时间，没有股份，也不退还股金。故马某诉至法院，要求胡志强向马某退还入股本金4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胡志强辩称，不同意马某诉讼请求，胡志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马某的入股单位为博锐教育公司，若马某同意退还分红款，博锐教育公司同意退还4万元……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29日，马某向胡志强支付4万元，摘要显示：入股资金。马某与胡志强均认可该4万元实质为胡志强将其所持有的博锐教育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马某的股权转让款，没有约定具体转让份额，没有约定如何分红……诉讼中，胡志强表示，马某不参与教学，仅为股东，参与博锐教育公司管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未做工商变更登记，前述166400元为分红款，分红时间为每个月按照公司总体课时收入计算红利，公司收入多时分红多些，公司收入少时分红少些，随意性比较强，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实际分红时也没有确定分红比例，4万元入股资金均用于公司经营，由于马某已经取得了股权红利，故不同意退还4万元入股资金……本院认为：马某与胡志强之间虽未明确约股权转让的份额，但均认可马某支付胡志强4万元入股资金为购买胡志强持有的博锐教育公司部分股权这一事实……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马某取得了博锐教育公司股东资格、行使过股东权利。因此，马某在合同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胡志强返还其已经支付的4万元，对于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判决如下：被告胡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马某返还4万元。判决作出后，胡志强提起上诉。2019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民终4358号民事调解书，记载，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胡志强同意于2019年4月19日之前向马某支付人民币4万元整；二、双方就本案所涉全部纠纷再无任何争议；三、若胡志强未按本调解书第一项足额、按时履行相关内容，则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内容支付迟延履行利息。庭审中，闫卫杰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马某陈述，2016年9月，闫卫杰、胡志强、胡某、殷某和我开会，共同商讨合资入股的事，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胡志强许诺分红，我出资4万元，闫卫杰出资5万元，当时关系都不错，也没要合同，在2017年7月，我和闫卫杰跟胡志强要合同，胡志强说这钱不是入股款，而是承包费，承包期一年，所以款项不退。我不知道交了4万元之后有没有奖励，工资怎么发也一直没说过，我认为4万元是购买博锐教育公司股权，具体多少股也不清楚。庭审中，闫卫杰申请证人冯某出庭作证，冯某陈述，我在胡志强处教语文课程，未支付任何款项，只有基本工资。庭审中，胡志强申请证人殷某出庭作证，殷某陈述，2016年9月，我出资5万元承包高中物理课程，5万元是承包费，不是股权转让款，交了5万元之后获得5%-50%的额外奖励，但是具体怎么计算并不清楚，互联网教学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亏损。庭审中，胡志强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陈述，其未交承包费，课时费按每小时150元计算，没有其他奖励。庭审中，双方认可闫卫杰在2017年6月开始不在胡志强处工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闫卫杰于2016年9月29日转让给胡志强的5万元款项性质。在（2018）京0105民初63860号马某与胡志强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根据判决书查明部分记载，胡志强认可马某转让给胡志强的4万元款项为胡志强将其所有的博锐教育公司部分股份转让给马某的股权转让款，且马某在转款记录中备注款项性质为入股资金。而在二审中，胡志强亦同意返还该款项。闫卫杰与胡志强之纠纷系基于同一时期、同一原由、同一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结合闫卫杰在（2018）京0105民初63860号案件中的陈述，法院采信马某的证言，认定闫卫杰给付胡志强的5万元为闫卫杰购买胡志强所有的博锐教育公司部分股权的股权转让款，闫卫杰与胡志强成立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现闫卫杰并不参与博锐教育公司经营管理，不享有股东权利，胡志强亦未配合博锐教育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致闫卫杰成为博锐教育公司股东的目的无法实现。闫卫杰有权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并要求胡志强返还已交纳的股权转让款5万元。胡志强主张闫卫杰向其转款5万元为承包数学课程的承包费，合作期限为一年，却未提交充分证据。相对而言，胡志强在与马某纠纷案件中的陈述以及（2018）京0105民初63860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京03民终4358号民事调解书对于事实的认定更具高度盖然性。对于胡志强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胡志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闫卫杰5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胡志强向本院提交了其与马某的电话录音，这是一审判决后二审前形成的，证明马某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他自己主张这钱不是股权款是押金。闫卫杰对于录音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录音中马某想表达的意思是哪怕胡志强少还点也行，因为马某也不指望胡志强能给钱；结合其他的证据，也可以看出5万元就是入股的钱，这是有转账备注的。对此本院认为，闫卫杰对于胡志强提交的其与马某的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确认；但从通话录音的内容来看，马某一直否认双方存在承包关系，虽对于款项性质曾描述为个人想法是押金，但对于押金的法律属性描述不清，且与马某转账时的备注行为相互矛盾，故仅凭该份录音证据难以认定胡志强主张的款项并非股权款，而是承包费用的证明目的成立。闫卫杰提交了马某与证人殷某的微信聊天截屏，证明通过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殷某做伪证，他是认同马某的说法，这是入股的钱。胡志强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殷某说的是对胡志强一审律师在一审陈述的马某不在胡志强那上课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胡志强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确认；因该份证据显示，殷某否认的事实缺乏具体指向性，且殷某一审提交的证言亦未被采信，故对于闫卫杰提交的该份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胡志强上诉提出本案法律关系非股权转让纠纷,闫卫杰支付给胡志强的5万元属于闫卫杰承包博锐教育公司单科授课的合同关系,是博锐教育公司收取的数学单科教学年费,并非入股资金；且诉讼主体有误,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或诉讼请求。另，原审法院不能依据另案和解来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关系这一事实,这是胡志强在另案当中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依照法律规定，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胡志强主张闫卫杰向其转款5万元的性质是承包数学课程的承包费，合作期限为一年，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成立。而闫卫杰则提交了另案马某的转账凭证、马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用于证明款项的法律性质属于入股资金。其次，虽然依照法律的规定，双方为达成调解而确认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但一审法院依照的主要是关联案件中，马某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马某在进行同类转款时备注款项性质为入股资金，及马某在本案中出具的证人证言，并非将另案和解中的相关事实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胡志强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胡志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胡志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徐 仙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