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民终5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雪容。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明波，上海匡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晓峰。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杰，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上海煦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煦洋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20）沪72民初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世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某某、袁明波，煦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宏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浩公司一审诉称：2019年9月9日，世浩公司接受煦洋公司订舱委托，办理涉案货物自中国天津至沙特阿拉伯达曼的运输订舱事宜。世浩公司向天津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远海运）订舱，后者于2019年9月16日签发了编号为COSUXXXXXX7880的提单。货物于10月21日到达卸货地后，无人提货。世浩公司多次告知煦洋公司无人提货已产生滞箱费、滞港费、堆存费等，要求煦洋公司及时妥善处理，但煦洋公司既未积极处理，亦未支付滞箱费。至起诉时，已产生滞箱费人民币310,898元（以下币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煦洋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向世浩公司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滞箱费），故请求判令煦洋公司支付滞箱费310,898元。至开庭审理时，世浩公司举证主张其已实际向天津中远海运支付了43,671.40美元，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煦洋公司支付滞箱费309,745.82元。煦洋公司一审辩称：世浩公司既非承运人，亦非集装箱提供人、出租人，无权收取滞箱费；煦洋公司仅为订舱代理人，并非托运人，不是本案义务人；世浩公司依据其与案外人的关系、按照案外人网站公布的费率向煦洋公司主张滞箱费，超出了世浩公司与煦洋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范围，煦洋公司不具有处理目的港货物、归还集装箱的权利和义务；滞箱费的费率和金额极不合理，明显超出集装箱的价值，二手40英尺集装箱在很多网站上的单价仅为3000余元，世浩公司与承运人均未尽减损义务。请求驳回世浩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7月15日，海南东方大慧淀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发送出口货物托运书，记载发货人为东方大慧，收货人为MIDDLEEASTENERGYPATHSTRADINGEST［地址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达曼31452，邮政信箱6518（DAMMAM31452，P.O.BOX6518，KINGDOMOFSAUDIARABIA）］，通知人同收货人，起运港中国天津，目的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运输方式为整箱货堆场至堆场，运费预付，提单份数“3正3副”，集装箱为14个40英尺箱，品名为预糊化淀粉（PRE-GELATINIZEDSTARCH），共364托盘，374,920公斤，要求订当月30日“COSCO”的船，预装船日期为2019年7月30日。同年9月9日，时任煦洋公司工作人员周某向世浩公司工作人员发送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记载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人、品名、起卸货港、运费付款方式、运输方式等信息同东方大慧向煦洋公司发送的托运书，预配船期为2019年9月16日，共208托盘，214,240公斤、400立方米，8个40英尺高箱。世浩公司于同日即向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订舱，取得订舱确认书，记载订舱号COSUXXXXXX7880，船名/航次COSCOXXXXXXXXXXX，订舱方为世浩公司，运输条款CY/CY，服务合同号/运价协议号GAC19412，接货地新港，交货地沙特阿拉伯东部省达曼，8个40英尺高箱，品名预糊化淀粉，总重203,392公斤；其中，第一程船船名COSCOXXXXXXX，航次030E，装货港新港，预计开航时间2019年9月16日7时，卸货港青岛，预计到达时间2019年9月17日17时；第二程船船名COSCOSHIPPINGXXXXX，航次004W，装货港青岛，预计开航时间2019年9月25日14时，卸货港达曼，预计到达时间2019年10月21日12时。2019年9月16日，天津中远海运作为代理人，在天津为承运人中远海运签发了编号为COSUXXXXXX7880的提单，记载的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方，装卸货港、船名航次，运输交接方式等信息均同上述托运书和订舱确认书，货物数量记载为8,320包，货物描述为预糊化淀粉-非离子钻井级（PRE-GELATINIZEDSTARCH-NON-IONICDRILLINGGRADE），总重212,800公斤，体积387.52立方米，共装8个40英尺高箱，每个集装箱装1,040包，箱号/铅封号分别为CCLUXXX5943/LXXX407、FDCUXXX9352/JXXX318、CCLUXXX8442/LXXX020、TCKUXXX2623/LXXX173、CBHUXXX8968/LXXX174、CBHUXXX8555/LXXX175、DFSUXXX7730/LXXX172和CSNUXXX9982/JXXX143。据编号为021720190000340669、申报日期为2019年9月12日的报关单记载，境内发货人、境外收货人、运输工具及航次号、提运单号、离境口岸、指运港、件数、毛重、集装箱标箱数及号码等均可与提单相关记载对应，该报关单另记载净重208,000千克，单价16.70美元，总价138,944美元，成交方式CIF，运费“USD/7200/3”，保费“USD/138.944/3”。据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签发的编号为ASHH05058319Q000263V的货物运输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为东方大慧，货物包装与数量、货物品名、运输路线、装载运输工具等记载均可对应提单、报关单记载，保险金额为152,839美元。2019年10月29日，名称为“聚欧-周某某”的通讯方在即时通讯中提到“COSUXXXXXX7880此票货物到港多日，烦请确认是否需要做电放”，世浩公司工作人员耿某某随后提示煦洋公司工作人员周某予以关注，并称“收货人和目的港中远公司说钱已经付了，没有拿到正本提单，货物已经开始计算超期，收货人很急，反问过来，是否可以电放……”。周某称“发货人让我们再等等，具体什么情况没有说，你让收货人自己找发货人协调，我这里受客户指令，客户说放，我们才能电放，还有目的港，如果产生的费用到时候也和上海港说一声，我看这个费用什么地方付付好以后再放，他们贸易问题我这边也问不出来哦，我会盯着他尽快解决，他说本周应该会落实好，让他们自己先协调好吧，找我们其实没什么用”。同年11月26日，“聚欧-周某某”继续询问涉案货物是否电放，并转发了一封邮件，大意是涉案8个集装箱仍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正按日产生滞期费用，请联系托运人并建议其催促收货人尽早提货。2020年3月3日，名称为“远征”的通讯方发送了案涉提单货物的查询信息截图，询问货物是“疏港了还是被提掉了”，世浩公司工作人员耿某某回复“被转到拍卖场地去了”。东方大慧出具声明函（署期为2020年2月4日），称“我司严正声明，委托【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承运的以上货物已经于2019-10-21到港。但由于目前我司与收货人之间存在贸易问题，导致了货物长时间滞留港口。目前从贵船公司处得知，货物已经进入拍卖程序，故此出具此函，声明我司仍旧对此批货物保有处置的权利，请贵司务必在此情况下协助我方进行货物的保留工作，暂时不要进行拍卖或者在未经我司授权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进行处理。同时我司会尽最大努力，尽快协调收货人安排目的港清关事宜，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由我司承担。”世浩公司、煦洋公司工作人员于2020年5月8日至11日的即时通讯记录显示，该声明函曾由世浩公司工作人员发送给煦洋公司。2020年4月8日，世浩公司工作人员耿某某向收件人“lvsh1/LvSheng（APTD）”发送邮件，称“因我司要走司法程序向我司委托人追讨滞期费率，为配合司法取证，还请帮忙配合查询关于COSUXXXXXX7880下的贵司系统内，向我司征收的超期费明细表，以及最新的总金额。”对方回复邮件称，“系统已将滞期费止损于2020年2月29日，总计金额为SAR165600”，并将账单截屏于后。账单显示涉案8个集装箱开始计费的日期均为2019年10月22日，终止计费的日期均为2020年2月29日，每个集装箱的“TTD”均为131，“C.DAY”均为105，“TT.A”均为20700，“A/R”均为20700，“A/RAMOUNT”为“SAR165600”。据世浩公司举证的中远海运在沙特阿拉伯港口的集装箱滞期费率表显示，用箱期从卸船完成的次日起算，且不包括节假日，用箱期的第一天至第十天为免费用箱期，40英尺高箱的费率为“11-15天SAR60/天、16-30天SAR120/天、31-60天SAR200/天、61-180天SAR300/天。”一审庭审中，世浩公司述称上述邮件中的计费是从2019年10月22日起算，按递进费率，计至2020年2月29日，计费日共120天，每个集装箱的滞期费为28,500沙特里亚尔，8个集装箱共计228,000沙特里亚尔。但世浩公司作为中远海运的合作伙伴，还可享受25天免费期，实际计费日为105天，如此计算得到的金额为每个集装箱20,700沙特里亚尔，共计165,600沙特里亚尔，费率与中远海运官网公布的相同。该金额为中远海运的内部优惠价格，其计算方式仅存在于中远海运的内部数据系统。2020年5月28日在中远海运网站货物跟踪栏目网页输入提单号查询，显示涉案提单货物于2019年10月21日实际到港，次日开始卸船，并于2020年1月26日提货，目的港提单收讫情况为“未收讫（NotYet）”，案涉8个集装箱的最新动态均显示为“从最终枢纽出场（Gate-outfromFinalHub）”，时间为2020年1月26日或27日，运输方式为“卡车（Truck）”，位置为“沙特阿拉伯东部省达曼沙特全球港口公司（SaudiGlobalPortsco.）”。2020年5月29日，天津中远海运向世浩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应税服务名称为“经纪代理服务*代理国际海运费”，规格型号为“中集装箱”，数量为1，单价和金额均为309,745.82，税率为免税，并备注“此发票只接受美元付款，汇率7.0926，美元金额USD43,671.40，COSUXXXXXX7880项下目的港用箱超期费。”次月1日，世浩公司向天津中远海运汇付了43,671.40美元。庭审中，世浩公司确认天津中远海运未提供其他凭据，但因双方有月结协议，世浩公司在付款期前必须付款，否则会影响提单的签发。世浩公司在庭审中述称，即便按照集装箱重置成本计算损失，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按每个集装箱人民币3万元来计算的；煦洋公司则述称，本案集装箱为二手旧箱，应考虑生产年限、折旧等因素，据其了解40英尺高箱的单价在3,000元左右，并提交了淘宝网（“闲鱼二手”）上查询到的二手集装箱价格作为参考。经查询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网站（www.1688.com），各商家标称为“全新”40英尺高箱（40HQ）的报价从23,000元至29,000元不等，大多数商家报价为25,000元至27,000元。根据世浩公司提供的其与天津中远海运于2017年12月28日订立的货运代理合同书，双方约定：世浩公司或经世浩公司指定的一方提取、使用天津中远海运提供的集装箱，如超过免费用箱期，世浩公司同意向天津中远海运支付在起运港（地）、中转港（地）、目的港（地）产生的滞期费；世浩公司所订舱的货物如发生海关查验、海关扣货、贸易纠纷、收发货人弃货等情形，世浩公司同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滞期费、港口/码头/仓库堆存费、货/箱处理费用；滞期费、免费用箱期及滞期费标准以中远海运集运网站公布的内容为准，世浩公司同意据此向天津中远海运足额支付。一案庭审中，世浩公司与煦洋公司一致确认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审法院认为：煦洋公司委托世浩公司办理出口货物的订舱事务，世浩公司诉请煦洋公司支付目的港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涉海上货物运输的目的港、收货人及有关争议费用和事实均位于或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之外，本案系涉外民事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处理本案的准据法。本案争议在于，因目的港无人提货，世浩公司向相关方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否应由煦洋公司偿还，以及该费用的合理金额。对此，探究法律关系的本质，本案的法律行为系海上货运代理行为，具体而言即案涉货物自中国天津出口至沙特阿拉伯达曼的海上货物运输的委托订舱行为，其本质仍是一种代理行为。煦洋公司向世浩公司发送的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记载了托运人系东方大慧，已借此表明了该代理关系中各自的身份，即煦洋公司系代理人，东方大慧系被代理人。由此，煦洋公司所实施的委托世浩公司订舱的法律行为，依法对被代理人东方大慧发生效力，应由东方大慧承受其效果。同理，世浩公司接受煦洋公司委托后，在中远海运的系统中完成了订舱行为，在中远海运被记载为承运人的案涉提单中，记载的托运人为东方大慧，由此表明即便是在世浩公司与中远海运之间发生的法律行为中，世浩公司仍向中远海运表明了相关主体的身份，即世浩公司系订舱代理人，东方大慧系被代理人。因此，订舱行为同样依法对被代理人东方大慧发生效力，同样应由东方大慧承受订舱行为所建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效果。尽管实践中，海上货运代理业务纷繁复杂且往往层层委托，但追本溯源，除非层层代理的双方或各方之间另有约定，否则依法仍应在本质上发生代理的法律效果。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在卸货港无人提取货物或者收货人迟延、拒绝提取货物的，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他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结合该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之规定，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费用应由承运人向收货人主张，因费用未付清，承运人留置、拍卖货物后的不足部分，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追偿。据此，本案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的费用，依法应由承运人中远海运向托运人东方大慧，而不是其他任何一方或多方主张，更不应由作为代理人的世浩公司向同样为代理人的煦洋公司主张。其次，从合同约定及其相对性的角度，世浩公司与煦洋公司在本案中成立出口货物委托订舱的合同关系。对于该委托订舱合同所包含的委托事务的范围是否包含目的港事务，双方主张完全相反，但均未举证证明，尤其是主张委托事务包括目的港提货还箱等事宜的世浩公司。从海运出口货物订舱业务的本质分析，受托从事海运出口货物订舱的货运代理企业是出口企业即托运人的代理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情理上都应当为了托运人的利益，且代理托运人实施与之相关的行为。这也解释了订舱货代通常情况下代托运人发出电放或其他放货指令这一表面上看属于“目的港事务”的原因及其合理性。因为是否放货的实施地虽然在目的港，但却完完全全属于托运人的权利范畴且事关托运人的利益。而目的港的提货还箱却与此不同，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实务操作上，都是由收货人完成，属收货人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订舱货代是出口企业、托运人的货代，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其委托事项应限于出口订舱的相关事务范围，且系为了出口企业、托运人的利益。鉴此，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本案煦洋公司委托世浩公司订舱的委托事项范围包含目的港提货还箱。另外，即便委托事项范围包含目的港提货还箱，但这仍不等同于负担目的港无人提货所产生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额外费用。该费用系非正常费用，并非正常提货还箱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应当由双方另行特别约定，正如世浩公司在与天津中远海运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那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对且仅对其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根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不应以与相对方的约定约束第三方或推定第三方应履行同样的义务。在案证据清楚表明，本案托运人东方大慧因与收货人之间贸易纠纷，明确要求不得在目的港放货。煦洋公司作为其订舱货代，遵循其指示行事，依法履行其代理义务。世浩公司向第三方支付费用，系其履行与第三方之间约定义务的行为，煦洋公司并不负有同等义务。目的港提货还箱不属于世浩公司、煦洋公司约定的委托订舱事务的范围，世浩公司、煦洋公司之间亦未约定目的港无人提货所产生的费用须由煦洋公司负担，故该费用不应由煦洋公司偿还。关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合理金额，世浩公司于2020年5月向第三方支付8个40英尺高箱的超期使用费共计43,671.40美元，按发票记载汇率折合309,745.82元。中远海运在沙特阿拉伯港口的集装箱滞期费率表显示，用箱期从卸船完成的次日起算，且不包括节假日，用箱期的第一天至第十天为免费用箱期，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计费周期按收费方公示的费率表本就应扣除这些天数。世浩公司仅述称其系第三方的合作伙伴，享受了额外的免费期和优惠价格，却未举证证明或说明其已支付费用的具体计算方法、公式及按第三方公示的费率表应扣除免费用箱期和节假日的具体情况。按上述费率表，从卸船完成次日即2019年10月23日起算，算至计费结束日即2020年2月29日，1个40英尺高箱的费用金额应为17,700沙特里亚尔，约合33,000元左右，低于世浩公司向第三方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即便认定世浩公司向第三方实际支付的费用金额符合其与第三方之间约定的计费标准，但世浩公司与煦洋公司之间并未约定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负担及其计费方式。故即便煦洋公司应向世浩公司偿还该费用，亦可就其金额提出抗辩。但煦洋公司以二手集装箱单价3,000元的金额主张过低，应以全新集装箱的购置价格为宜。经查询，近期全新40英尺高箱的市场价应在26,000元左右，故世浩公司向煦洋公司主张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合理金额应为208,000元。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对世浩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981.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75元，由世浩公司负担。世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存在重大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订舱行为对被代理人东方大慧发生效力，应由其承受订舱行为所建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效果错误。本案整个订舱过程中，煦洋公司委托世浩公司订舱的行为应属于转委托行为，而根据法律规定转委托应经委托人东方大慧同意，否则应认定东方大慧与煦洋公司、煦洋公司与世浩公司之间形成相互独立的代理法律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煦洋公司的转委托经过东方大慧公司授权，因此，世浩公司的订舱行为仅约束煦洋公司，而不能直接约束东方大慧。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未证明委托事务包括目的港提货还箱等事宜存在错误。集装箱是货运代理合同中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宜的必要工具，因此集装箱租用、使用问题属于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附随问题。一审中，世浩公司已经陈述了相关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对集装箱租赁使用只字未提。3.一审判决认定即使委托事项包含目的港提还箱事宜，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系非正常费用，并非正常提货还箱必然发生的费用，应当由双方另行约定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即使未约定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合同双方也可以依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认该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进而要求相对方加以支付，因此一审法院该认定也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世浩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就世浩公司的上诉，煦洋公司答辩认为：1.转委托成立与否对本案判决正确性没有影响，不是本案审理范围。煦洋公司认可与世浩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和权利义务内容，但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仅限于订舱。订舱完成之后，双方之间的合同就已履行完毕。2.煦洋公司从来没有委托世浩公司去租赁集装箱，或与承运人进行沟通、电放，也不存在所谓的概括义务。3.所谓附随义务的问题。集装箱是承运人提供的船舶属具，与世浩公司无关。世浩公司向承运人支付费用是他们的合同义务，不能将该义务传递给煦洋公司。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二审诉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对相互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并无异议，二审争议焦点为作为订舱代理人的世浩公司是否有权要求委托人煦洋公司偿还其垫付的目的港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对上述问题，首先，煦洋公司向世浩公司发送的国际海运出口货物委托书不但载明了发货人、收货人和通知人、品名、货物重量、体积、起卸货港等信息，也同时载明了8个40英尺高箱的需求，而此后世浩公司向承运人发送的订舱委托，也包含集装箱需求在内的相关信息。这表明集装箱需求是煦洋公司与世浩公司之间订舱委托的组成部分，将集装箱相关事宜与订舱委托彻底割裂无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委托人应当偿还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该费用的发生并不以委托人的事先同意为前提，因此虽然世浩公司与煦洋公司之间没有关于目的港无人提货情形下所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如何支付的约定，但在集装箱相关事宜并未超出煦洋公司向世浩公司委托事务范围的情况下，如果世浩公司的确为处理集装箱相关事务而垫付了必要费用，则世浩公司依法有权要求煦洋公司偿还该项必要费用。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受托人代垫费用请求权限于为处理委托事务而发生的必要费用范围，因此作为受托人的世浩公司有责任证明其所垫付费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涉及目的港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非常规费用时，由于承运人留置、拍卖货物等法律权利的存在，代理人不但应证明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发生经过及合理金额，还应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的处理情况，如货物是由收货人提取抑或因无人提取而以拍卖等方式予以处置，如经拍卖，拍卖所得价款是否足以覆盖所发生的费用，以明确该费用的责任归属以及代理人垫付该项费用的必要性。本案中，世浩公司虽自述涉案货物已经被目的港海关拍卖，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货物拍卖的时间、经过、拍卖所得款项及其分配，在涉案货物货值远大于其所诉请代垫费用金额的情况下，其未能证明向承运人垫付该项费用的必要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世浩公司关于本案集装箱相关事宜属于委托合同约定范围，其有权要求煦洋公司偿还为处理委托事务所垫付的必要费用的主张言之有据，但因其未能证明所垫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相关认定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46元，由上诉人世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敏审 判 员  高明生审 判 员  胡海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胡 谦书 记 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