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1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祖良，男，1966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华，浙江浙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景鑫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工业功能区竹林路口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670291345Y。法定代表人：景慧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君，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景慧定，男，196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君，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倩，浙江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祖良因与被上诉人嘉兴景鑫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鑫公司）、原审第三人景慧定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8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申请，依法扣除庭外和解期间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祖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崔祖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景鑫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景鑫公司仍具备以其他业态继续经营的基础条件错误。景鑫公司自2007年成立至今，并未开展过工商登记营业范围中的“塑料薄膜包装袋、纸质包装纸、电子蜂鸣器的制造、销售”等经营活动，而只以公司房产出租为唯一的经营活动。现景鑫公司的房产被拍卖，景鑫公司已经丧失进行唯一经营活动——自有房屋租赁的基础和根本。二、一审未认定股东会决议及银行转账错误。崔祖良提交了2017年2月20日股东会决议，景慧定将其持有的35%的股权作价370万元转让给崔祖良，崔祖良、景慧定在该决议书上签字确认，景鑫公司亦加盖公章确认。同时，崔祖良也提交了2015年1月至7月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已向景慧定交付了股权转让款。但一审未对股东会决议和银行转账凭证进行认定，在对方未提出相反证据和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剔除了前述证据资格，是错误的。三、一审认为本案情形不属于应当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错误。1.虽然崔祖良代表景鑫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但自2017年起的租金，均由景慧定实际占有，未作为公司利润进行分红。景鑫公司的财务也由景慧定控制，多数租金转移至景慧定控制的其他公司及其亲友。崔祖良的知情权、表决权形同虚设，属于典型的控股股东压迫导致公司陷入经营管理困境的情形。2.景鑫公司已经连续三年未召开股东会，已陷入公司僵局。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无论是定期股东会还是临时股东会，景慧定作为执行董事从未召集过，显然属于不履行职务、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股东会作为公司权力机关已决策失灵。3.一审根据股权比例确定能否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是错误的，回避了景鑫公司已缺失继续开展经营基础的事实，景鑫公司未来的经营方针需要召开股东会决定，现公司无法正常召开股东会。4.景鑫公司只有崔祖良、景慧定两名股东，本身就无法达到董事之间冲突的人数，公司仅有两名股东，分别担任董事和监事，董事与监事的冲突应理解为董事之间的冲突。在（2018）浙0424民初2149号、（2019）浙04民终229号两个案件中，景慧定明确表示抵押产证系崔祖良伪造，由此可见两股东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丧失，公司高管间存在长期冲突，显然存在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的情形。景鑫公司辩称，崔祖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如下：一、景鑫公司的厂房、土地被拍卖后，扣除执行款项，还有约1900万元的款项，可在原有经营范围内继续经营，也可购买其他厂房，并未丧失继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二、所谓股权转让的证据均是由崔祖良伪造，一审未予认定是正确的，并无股权转让协议，转账凭证所反映的款项是历年来应向景慧定支付的分红款，并非股权转让款，股东会决议上景慧定的签名也是伪造的，崔祖良也无法解释所谓股权转让款2015年即付清但为何2017年才签决议，而且分红也是按照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即崔祖良持股10%）进行分配的。三、景鑫公司不存在法定解散事由。司法解释规定公司解散的基础是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现景鑫公司的资金较为充裕，完全有能力从事经营活动，没有发生困难。且也不存在陷入公司僵局的情形，股东会未召开是由经营模式决定的，在之前经营模式较为单一的情况下无需定期召开股东会，而且对于日常经营两位股东也是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在联系的。景慧定述称，同意景鑫公司的答辩意见。崔祖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解散景鑫公司；2.依法判决景鑫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景鑫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1年12月起工商登记中股东为崔祖良及景慧定，崔祖良持股10%，景慧定持股90%，崔祖良任监事，景慧定任执行董事、经理。2012年起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自有房屋租赁”。近年来，景鑫公司一直以自有厂房出租为主要经营活动，并正常经营纳税。崔祖良曾在2017年签订的租赁合同中作为景鑫公司代表签字，三份租赁合同租赁期限均至2020年。2018年11月，因景鑫公司为崔祖良任法定代表人的嘉兴领秀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秀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领秀公司未能归还贷款本金660万元及利息，景鑫公司被海盐县人民法院（一审）及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景鑫公司厂房被拍卖，得款2000多万元。因对前述判决不服，景鑫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中认为领秀公司涉嫌诈骗或伪造国家公文证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崔祖良持股起码10%，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案件争议焦点在于景鑫公司是否满足以上应当解散的情形，从而应当解散。从查明事实看，近年来景鑫公司一直从事房屋租赁经营，经营活动较为简单，且2017年租赁合同上崔祖良亦代表景鑫公司签字，可见在经营活动中崔祖良作为股东享有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且租赁期限约定至2020年，在有且仅有两名股东、期间也并无重大事项需要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即使期间未召开股东会，也尚不构成“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从股东表决比例来说，按照目前工商登记，景慧定持股90%，占据绝对控股地位，不存在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从而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的情形。即使崔祖良持股比例为45%，景慧定也处于大股东地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三分之二多数决通过的事项外，其余事项仍旧能做出有效决议。至于公司董事长期冲突，本案崔祖良为监事，故不存在董事之间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解决，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的情形。最后，公司厂房被拍卖，景鑫公司失去以原有厂房进行租赁经营的基础，但拍卖所得资金清偿债务后仍属于公司所有，公司仍有以其他业态继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景鑫公司对民事判决不服申请再审，并认为领秀公司涉嫌犯罪，寻求的也是正常的权利救济途径，故崔祖良认为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也不能成立。综上，崔祖良的请求，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祖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崔祖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崔祖良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宁波市鄞州玉峰物资有限公司股东为景慧定及其妻子陈亚娣；2.银行回单凭证（8张）、支票存根（7张）、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审批表、资金往来（付款通知），证明嘉兴市弘朗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朗公司）自2018年7月25日至2019年12月6日累计向景鑫公司支付房租1121948.67元，其中351699.20元租金根据景慧定指示支付至景慧定控股的宁波市鄞州玉峰物资有限公司，100000元租金由陈亚娣领取现金，100000元租金支付至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470249.47元租金支付至一审法院执行款专户，上述租金至今未分红；3.领款凭证，证明嘉兴市华源节能门窗有限公司支付景鑫公司租金167500元，至今未分红。证据1-3可共同证明景鑫公司的租金收入被景慧定转移给关联公司及亲友，未进行分红，景慧定利用其在景鑫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侵害了崔祖良权益。景鑫公司、景慧定共同质证意见：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2.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3.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确认，其中10388元景慧定没有实际领取。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崔祖良的证明目的，崔祖良控制的领秀公司没有偿还贷款和他人的借款，导致景鑫公司作为担保人被起诉至法院，公司账户被冻结，景慧定为支付公司运营费用，支取了租金款项，前述款项均已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诉讼案件的处理，目前没有结余，无法进行分红，对于前述证据反映的款项金额，除10388元有异议之外，其余均是认可的。本院认证意见：崔祖良提交的前述证据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景鑫公司、景慧定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完税证明，证明景鑫公司纳税395462.12元；2.评估费发票，证明景鑫公司因厂房被拍卖、过户需要重新评估，并支付评估费120000元；3.（2018）浙0424民初2149号民事判决书及领秀公司欠款情况、执行款发放单；4.（2019）浙04民终229号民事判决书、农行业务凭证；5.（2019）浙0424执1705号诉讼费发票；6.聘请律师合同、公函；证据3-6证明景鑫公司因崔祖良拒不归还贷款而被农业银行起诉，从而支付一、二审诉讼费、执行费及律师费共332239元；7.民事起诉状、聘请律师合同及公函，证明景鑫公司因崔祖良拒不归还借款而被弘朗公司起诉，从而支出律师费230000元；8.（2019）浙0402民初4278号民事调解书、聘请律师合同、公函，证明景鑫公司为追讨租金而起诉弘朗公司，从而支出诉讼费、律师费60840元。崔祖良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但对景鑫公司、景慧定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很大一部分税款都是在2018年7月25日之前支付的，不属于景慧定用房租租金为景鑫公司支出部分；2.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评估费发票中没有注明评估内容，且只有一张是发票，其余两张都是收款收据，也没有提交转账记录证明已实际支付；3.对证据3无异议；4.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上诉费58309元由景慧定的妻子陈亚娣缴纳，而非景鑫公司；5.对证据5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显示的交款人是领秀公司，不能证明款项由景鑫公司支付；6.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景鑫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7.对证据7中民事起诉状没有异议，对聘请律师合同及公函有异议，从合同日期来看，案件没有起诉就提前一年委托律师，有违常理，也不能证明景鑫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8.对证据8中民事调解书没有异议，对合同、公函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合同和公函指向的律师事务所不同，也不能证明景鑫公司已实际支付律师费。本院认证意见：崔祖良对证据3-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前述证据可证明景鑫公司以厂房、土地为领秀公司（崔祖良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因领秀公司未归还借款，景鑫公司经法院判决承担担保责任，对前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定。景鑫公司、景慧定提交的其他证据均用以证明公司开支情况，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崔祖良主张公司解散的事由能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股东有权通过诉讼要求解散公司。公司解散直接导致公司主体人格的消灭，对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责任均产生直接影响，只有非解散不能衡平利益的情况下，方赋予股东通过诉讼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本院认为，崔祖良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是指由于公司股东僵局而导致股东会无法召开或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公司运行失灵等情形，主要表现为决策机构长期无法有效运转、资金严重不足或人员大量流失、核心业务长期无法开展等。虽然近两年景鑫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议，但考虑到景鑫公司原主营业务是对外出租自有厂房，且崔祖良自身也参与该业务的经办，并代表景鑫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说明其并未因没有召开股东会议而不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即使现在公司厂房被司法拍卖，但拍卖价款在履行生效判决后仍有较高余额，景鑫公司仍可以公司资产继续从事经营活动。况且，从工商登记情况来看，景慧定为持股90%的股东，即使按崔祖良主张景慧定持股55%，景慧定也为景鑫公司的大股东，即使两名股东之间存在较大争议，也不足以认定形成公司僵局。双方持股比例虽然存在争议，但对本案实体处理并无直接影响，也不属于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即使公司管理层存在冲突，也不足以支持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的正当性，只有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才有司法解散公司的必要。而所谓股东利益受到损失，并不是指某一股东的知情权、利润分配权等无法实现，而是指由于公司僵局导致公司无法经营造成的出资者整体利益受损。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司的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崔祖良主张对公司租金收入未得到分红，实为主张其对公司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不属于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其可依法通过其他途径寻求相应救济。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只有“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符合条件的股东才能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即便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是首先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之间的僵局状态，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解散公司的权利。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崔祖良在起诉前已尝试其他救济手段，如通过请求其他股东或他人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自己的股份或请求召开股东会就公司解散问题进行表决等公司内部自治方式来解决问题，在穷尽其他可能途径之前，对崔祖良要求解散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崔祖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崔祖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王 浩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