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粤01民终73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惠梅，女，198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简军，广东广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晓萍，女，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燕玲，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升，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惠梅因与被上诉人梁晓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43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惠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在查清事实后改判；2.由梁晓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部分事实不清。何惠梅是香港合法注册的直销公司“FRANCINE”的独立经销商，从事国外红酒、护肤品、化妆产品的生意。2017年12月中旬，应梁晓萍的请求与其去“FRANCINE”公司考察，梁晓萍考察后成为“FRANCINE”公司的独立经销商。为获取更高的折扣率，梁晓萍共发展了19个顾客，获得“FRANCINE”公司产品41%的折扣率。梁晓萍把购货款打入何惠梅账户是因为何惠梅经常来往香港，所以其委托代向“FRANCINE”公司购货。19个顾客发展成为独立经销商，何惠梅转委托郑某办理，相关的购货单及提货单由郑某直接给梁晓萍，梁晓萍需要凭提货单请亲自或委托他人去香港提货。梁晓萍隐瞒事实，导致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一审认定法律关系严重错误，将委托关系混淆成为买卖合同关系。何惠梅与梁晓萍一样，都是“FRANCINE”公司的独立经销商。独立经销商只是互相帮忙，何惠梅在接受梁晓萍委托过程中已经尽了受托人的义务。至于买卖关系是存在于梁晓萍与“FRANCINE”公司之间。（三）梁晓萍没有诚信诉讼，隐瞒真实的案情，构成诉讼欺诈。梁晓萍作为“FRANCINE”公司的独立经销商，又发展了19个独立经销商，领取了20多万元的折扣奖金，现在又以与何惠梅存在买卖合同为由，提起诉讼，讹诈何惠梅退还其购货款，意图牟取非法利益，已经构成诉讼欺诈，应当受到法院的处罚。（四）一审法官对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不熟悉，没有能根据对有限的证据进行准确的定性分析，将委托关系定性为买卖关系，事实不清，定性错误，应当依法纠正。梁晓萍辩称：（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委托关系，梁晓萍从未委托何惠梅代理过任何事务，一审何惠梅从未否认双方买卖关系，只是说交过货，二审改说仅仅是交付了20万的货物，何惠梅的陈述显然不真实。（二）梁晓萍与案外公司“FRANCINE”并没有任何关系，梁晓萍直接支付货款给何惠梅，由何惠梅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主体是何惠梅和梁晓萍，与案外公司没有关系。（三）本案何惠梅是否应当返还货款的问题。何惠梅行为涉嫌传销，如果被认定为传销行为，在国内就肯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因该非法行为梁晓萍受到了侵害，支付了的款项应当返还给梁晓萍；如果双方的法律关系被认定为正常的买卖关系的话，因销售的产品都是假货，不能在市场上流通，故何惠梅同样需要返还所有的货款。从资金的流向来说，梁晓萍分了多次共向何惠梅支付了1022100元，但何惠梅仅仅向梁晓萍只交付了二十分之一的货物，而且是假货，何惠梅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将所有的货款交付给第三方，依法应当返还款项。综上，无论本案如何定性双方的关系，何惠梅都应当向梁晓萍返还所有的货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晓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晓萍何惠梅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何惠梅返还梁晓萍货款人民币1022100元；3.判令何惠梅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梁晓萍与何惠梅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何惠梅在结识梁晓萍后不断向梁晓萍介绍其有很好的渠道能够从境外提供物美价廉的红酒、化妆品给梁晓萍，并且可以帮助梁晓萍在内地销售。梁晓萍出于对何惠梅的信任先后分多次向何惠梅支付货款人民币1016100元。梁晓萍另交付了6000元的入门费。何惠梅向梁晓萍交付了部分货物，但不是按照承诺的货物品牌和数量进行交付。何惠梅当时要求梁晓萍购买20份货物，包括梁晓萍自己的那份，其余的是用于发展下线。发展下线后，再将其余19份货物给下线。但实际梁晓萍并没有发展任何下线，因此除了梁晓萍自己那份，其余的19份何惠梅并没有交付实物。何惠梅要求其购买20份货物时承诺说他帮梁晓萍发展下线，但何惠梅并没有履行。双方就此并没有书面约定。梁晓萍、何惠梅双方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关系，何惠梅的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属于传销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梁晓萍明确其诉请何惠梅返还款项，到底是基于何惠梅没有交货还是认为合同无效。梁晓萍称：何惠梅有部分交货，但不是按照承诺的货物品种、数量交付。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2月13日，梁晓萍向何惠梅转账支付6000元，交易明细载明为香港费用。后梁晓萍由何惠梅带领，到香港对红酒、化妆品等商品的采购进行了考察。2017年12月29日，梁晓萍向何惠梅转账33万元。2018年1月22日梁晓萍通过消费支付方式支付18万元给何惠梅指定的他人账户，扣除手续费500元，实际到账175000元。2018年1月23日再分两笔转账30万元、206100元给何惠梅。何惠梅则通过物流向梁晓萍交付了58箱232支葡萄酒、3箱6支白兰地、1箱精油、1箱精油瓶。就上述货物，何惠梅称系其委托郑某到香港帮梁晓萍采购，然后由物流发送给梁晓萍的。何惠梅就此提供了8份有梁晓萍签名的《受理单A》复印件，该8份《受理单A》记载的货物数量共63箱。其中两份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该两份载明《受理单A》中的一份载明：订购单号YCAA17C02871，YCAA17C02869，货品编号0608001的朗克尔库瓦白葡萄酒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08003的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0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108009的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208004的朗派尔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2750ML数量4支；另一份则载明：订购单号YCAA17C02870，YCAA17C02873，YCAA17C02872，货品编号06108013的神秘储备法国特技白兰地XO700ML数量3支，货品编号06108014的鉴赏家雅马邑白兰地XO700ML数量3支。其余的签收时间为2018年3月8日的6份《受理单A》记载的货物如下：货品编号0608001的朗克尔库瓦白葡萄酒750ML、货品编号06108003的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0750ML、货品编号061108009的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货品编号061208004的朗派尔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2750ML数量均为54支，货品编号0100153的Este第五精华[琉璃]熏香瓶系列梁晓萍天使爱美数量1个，货品编号0210244的EB第五精华环保熏香露500M西洋杉数量4支，货品编号0210252的EB第五精华环保熏香露500M葡萄柚数量4支。梁晓萍认为何惠梅提供的《受理单A》并非原件，不确认其签名，但确认系收到上述货物，并认为该些货物包装显示的进口商为“广州致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新时力贸易有限公司”，其中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的包装上载明的佛山市新时力贸易有限公司的电话020-622××××1与《受理单A》记载的物流配送投诉电话一致，“广州致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则无工商登记，何惠梅并无提供该些货物的清关证明。何惠梅则确认其自己也是做上述货物的生意，在香港有注册公司，上述货物包装记载的进口商是供货点或物流对接公司。何惠梅就其委托郑某代办梁晓萍货物的事实，申请了郑某出庭作证。郑某出庭作证称：我先认识何惠梅再认识梁晓萍，我去了两次帮梁晓萍办货，大概货值100多万港币，不记得具体货物数量、品种。我交了钱后由物流公司发货，香港公司按照要求发货。香港公司收了我的钱后给我一张提货单、物流单，提货单上写有收了多少钱。钱是现金交给香港公司的，因为刷卡要手续费。提货单上写有总货值、货物品种，拿着提货单可以在香港公司直接提货，也可以通过物流发送到大陆。当时我有帮梁晓萍提货，我拿着提货单交给柜台，让香港公司的客服务帮忙办理物流。两次帮梁晓萍拿货，都是香港公司代办物流。办理物流后还有一张提货单交给梁晓萍，梁晓萍拿着提货单才会将货物交给梁晓萍。提货单是我直接交给梁晓萍的。一审法院院询问郑某：提货单证人是否有留底？香港公司除了给提货单，是否还有收款收据？证人是如何确定梁晓萍认可货物及价格？除涉案交易，证人与何惠梅是否还有其他交易？证人去香港的费用由谁承担？证人帮人在香港买货是否有回报？郑某称：双方交易基于信任，其从未留底。在微信上跟梁晓萍、何惠梅确认货品及价格，去香港前后都有进行确认。除了涉案交易，还有帮何惠梅买货，帮其他人买货。去香港代人买货的差旅费用均是由自己承担。证人代人办货并无回报，何惠梅也无给证人分成。梁晓萍则询问证人：香港的物流公司是哪家物流公司？证人与涉案货物包装上记载的两家进口商是何关系？证人是否知道该两家进口商实际并不存在？为何物流单上电话与进口商电话一致？郑某称：不记得是哪家物流公司，快递的货是直接送到梁晓萍地址，中间的报关都是物流公司负责。证人与两家进口商没有关系，香港公司供货给该两家进口商，再由进口商发货给指定的人。物流公司可能与进口商是同一家公司。何惠梅称除上述63箱货物，还有部分是单据交付，何惠梅已将提货单交付给梁晓萍，梁晓萍可自行到提货单上的地址提货，何惠梅并无提货单的留底。梁晓萍则否认有自行提货，称不可能自行提货。一审法院询问证人郑某：提货单是否可以在大陆提货？郑某称：不能。就上述收到的63箱货物，梁晓萍称已拆封了6箱，其中4箱共计16支的葡萄酒剩余11支，其余拆箱但未使用。一审庭后，何惠梅再补充提交一份在香港公司购货的《提货说明》及相应图片，称：首次购货后，会有一份提货单（主发票）给购买者，购买者可凭此单提货。一份提货单（主发票）的金额是固定的港币62587元，梁晓萍称购买20份，金额基本一致。每次提货，香港公司会记录提货数量并让提货者签名确认。提货后，香港公司也会出具一份此次购货的货物清单发票。如果货物较重，可以到物流部办理物流手续，会有物流单，即上述梁晓萍签收的物流单《受理单A》。提货购买者可自由选择货物种类，填写提货表。供货商有实时货物库存信息提示屏供参考，提示屏包含了货物价格。何惠梅所附的提示屏图片有相关货物名称、编号、价格，但无上述63箱货物的编号。而上述8份《受理单A》，签收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的《受理单A》记载的受理日期为2018年1月3日，签收时间为2018年3月8日的《受理单A》记载的受理日期为2018年2月8日。而根据何惠梅提供的郑某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郑某于2017年12月31日持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入境后，于2018年1月11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出境，再于2018年1月13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深圳湾口岸入境；其后于2018年1月25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出境，于2018年1月26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皇岗口岸入境；之后于2018年1月29日持普通护照于广州天河口岸出境。梁晓萍对何惠梅一审庭后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涉案货物如来源合法，何惠梅一定可以提供清关证明，清关证明可以显示商品详细信息及价值，何惠梅未能提供，显然是走私的假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梁晓萍、何惠梅双方是何性质法律关系；之二是何惠梅除上述63箱货物之外，是否还通过单据的方式交付了1016100元货值的其余货物给梁晓萍；之三是梁晓萍收取的63箱货物货值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梁晓萍起诉时实际主张双方是买卖关系，由何惠梅供货给梁晓萍，并协助梁晓萍销售。后梁晓萍于庭审中又主张何惠梅实际是传销，要求梁晓萍购买20份产品，通过发展下线获利。何惠梅答辩则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梁晓萍主张何惠梅系向梁晓萍传销，但未就此提供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梁晓萍在未与何惠梅达成任何书面甚至是口头协议，确认何惠梅应向梁晓萍供应货物的品种、数量、交货时间、地点、方式等重要条款的情况下，即向何惠梅支付了其所述入门费之外的1016000元货款。此交易显属异常。在无法根据双方之前的明确合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情形，应依据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处理本案纠纷。对梁晓萍、何惠梅双方已履行部分，应按公平原则确定相应价款，剩余部分，应认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梁晓萍有权要求何惠梅返还相应款项。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何惠梅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已向梁晓萍交付了相应的梁晓萍可据此自行提货的购货凭证。而根据证人证言，其两次到香港帮梁晓萍办货，都是由香港公司代办物流；梁晓萍也根本不能持提货单在大陆提货。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何惠梅只向梁晓萍交付了63箱的货物，并无交付另外货物的购货凭证给梁晓萍，由梁晓萍自提。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梁晓萍收取的63箱货物，何惠梅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价值。参照相关网站相同、类似产品报价，一审法院有充分理由相信，该63箱货物，即是何惠梅的《提货说明》中所述的一张提货单（主发票）对应的货物，货值62587元港币。何惠梅只向梁晓萍交付了上述63箱货物，故应将1016100元的剩余货款返还给梁晓萍。该63箱货物价值62587元港币，根据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50299元。故何惠梅应返还965811元给梁晓萍。考虑到何惠梅购货花费，梁晓萍诉请的6000元入门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何惠梅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货款965811元给梁晓萍；二、驳回梁晓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8999元（其中受理费13999元、保全费5000元），由梁晓萍负担1046元，何惠梅负担17953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惠梅就其委托郑某代办梁晓萍货物的事实，申请了郑某出庭作证。郑某出庭作证称：与梁晓萍、何惠梅存在上下级关系和合作关系。梁晓萍、何惠梅均确认梁晓萍上级经销商原为李某，后李某退出，郑某、关某文、何惠梅等成为梁晓萍上级经销商。二审期间何惠梅提交了8组证据。证据1，网上查询的FRANCINE公司注册资料，拟证明FRANCINE公司是香港注册的合法直销公司。梁晓萍质证意见，无原件，对三性不予认可。证据2，关某玲、关某琦、黄某、林某经销商入职申请资料，拟证明梁晓萍在2017年12月30日就委托了何惠梅和郑某办理入职手续，证明部分独立经销商有上下级之分，梁晓萍就是该四个人的上级，郑某也属于梁晓萍的上级经销商，这些入职申请资料表都显示FRANCINE公司的抬头及每个人的姓名、办理时间、入职时候应该缴纳的年费，因为办理的是上级经销商梁晓萍，办理的人是郑某。梁晓萍质证认可关某玲是其阿姨，关某琦、黄某都是其表妹，林某是其朋友，是何惠梅让其去问朋友亲戚借身份证。梁晓萍支付的是20份货物货款，19份是何惠梅承诺帮其发展下线，何惠梅就说让其去借身份证就可以，何惠梅就帮其去办理20份货物的手续，何惠梅叫其不要告诉家里人借身份证的实际用途，只让告诉他们说借身份证是清关。本来以为是把东西卖出去的，但后来才发现只是拉人头。证据3，梁晓萍的购货单，拟证明梁晓萍在2017年12月19日亲自到香港FRANCINE公司所在地，办理了入职申请手续，成为了FRANCINE的独立经销商。梁晓萍质证意见，没有原件，对三性不予确认。证据4，齐利恒等19人的购货单各壹份。这19个人都是梁晓萍旗下所发展的初级独立经销商。梁晓萍质证意见，其只给了关某冰、关某英、林某、关某、关某琦、关某玲的身份证。当时其只买了20份，其他名字是何惠梅等搞定。证据5，未提货物价值表，这19个人都是梁晓萍的团队，梁晓萍可以凭购货单提货。梁晓萍质证意见，证据5里面除了6个人是梁晓萍的亲戚朋友，其他人梁晓萍都不认识，这6个人自己根本不知道混进这个事情。证据6，梁晓萍、关某冰、关某英、关某等人折扣奖金领取记录及微信记录，拟证明梁晓萍等人领取奖金。梁晓萍质证意见，这个签名不是其本人签，也没有得到奖金。微信记录真实性确认，但微信记录与签收表格是没有关系。证据7，FRANCINE公司通过物流发货的价目表，三种产品加起来是63箱，总价值加起来港币212188元。梁晓萍质证意见对微信记录，显示的都是市场建议价，微信记录明显是何惠梅指导梁晓萍做市场推广，证明了何惠梅作为梁晓萍的供货方。证据8，FRANCINE公司在香港的商业注册证及梁晓萍领取FRANCINE发的折扣奖金签收表。对于上述证据，除微信外，梁晓萍均以在香港形成的证据未办理公证手续，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双方质证意见，对于在香港形成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应的证明手续”。何惠梅提交的在香港形成的证据未履行相关证明手续，梁晓萍予以否认，不符合证据提交的形式要件，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梁晓萍认可的微信记录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质证过程中陈述意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梁晓萍通过郑某、何惠梅办理香港FRANCINE公司20份产品手续，梁晓萍是通过李某介绍参与涉案经销，后李某退出，郑某、何惠梅是梁晓萍上级经销商；每份产品均需要不同的身份证，梁晓萍提供关某玲、关某琦、黄某等六人人身份证办理；其余身份证来源不明，但双方均确认19人均是梁晓萍的团队，1022100元是二十份货物的货款也是由梁晓萍支付，梁晓萍采取多人多份购买货品方式的目的在于享受公司按层级给予梁晓萍更大的折扣及奖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之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是否涉嫌传销。梁晓萍起诉时主张双方是买卖关系，由何惠梅供货给梁晓萍，并协助梁晓萍销售。后庭审中梁晓萍同时主张何惠梅涉嫌传销，何惠梅要求梁晓萍购买20份产品，通过发展下线获利。何惠梅答辩则认为双方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虽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但也认定此交易显属异常。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系传销行为。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参加者在支付相关费用后方可取得经销商等资格，加入者之间按照参加的先后顺序形成上下线关系，再根据下线发展每一名下线来确定上线的返利金额，返利金额也相对固定，这与单纯以商品销售业绩为依据的不确定返利模式具有本质区别，不排除有涉嫌传销的可能性，本案涉嫌传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咸阳爱心总公司与咸阳爱心总公司1930名传销员传销纠纷如何适用〔1998〕38号通知的复函》的规定，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当事人之间因传销行为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宜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何惠梅、梁晓萍就本案款项产生的争议不宜由人民法院按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若有关机关最终认定不构成传销，梁晓萍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梁晓萍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何惠梅返还涉嫌非法传销的款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梁晓萍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437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梁晓萍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3999元，退还被上诉人梁晓萍；一审保全费5000元，由被上诉人梁晓萍负担。上诉人何惠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458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穆 健审判员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宏淼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