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6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庭妹。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峻博，广东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生，系上诉人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海珠区海城渔港。投资人：胡志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斌，广东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桂芳。原审原告：刘裕生。原审原告：刘泽生。法定代理人：黄庭妹（本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妹。法定代理人：黄庭妹（本案上诉人）以上四原审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维生（本案原审原告）。原审原告：刘维生。上诉人黄庭妹因与广州市海珠区海城渔港（以下简称海城渔港）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73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医疗费（已实际发生，但未支付）577279.38元。2.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的护理费（已实际发生，但未支付）71200元。3.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9308元（8218元/月×6个月）。4.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的医疗期工资52800元（2200元/月×24个月）。5.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医疗补助费13200（2200元/月×6个月）。6.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代通知金2200元。7.海城渔港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经济补偿金440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林生未婚，无子女；黄庭妹与刘林生系母子关系，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和刘裕生与刘林生系姐弟和兄弟关系，李成妹与刘林生系外祖孙关系。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2018年2月4日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书》载：刘林生被诊断为“脑炎；脑炎后遗症；续发性癫痫；右下××；泌尿道感染；肠炎；低钾血症；低蛋白血症；精神分裂症？高血压病；湿疹；感染性休克”，患者于2016年1月20日至今在我院急诊病区住院治疗。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出具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病人费用小项统计》载，刘林生医疗费用总计577279.38元。盖“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医务科”章的《欠条》载：患者支刘林生于2016年1月20日入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至2018年8月13日，住院天数936天，聘请我公司护工服务，每天费用80元，已交3580元，欠服务费一共71200元。该欠条加注“特此证明患者刘林生在我院住院期间产生上述护工服务费用”。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在刘林生治疗期间并未支付过医疗费用。2018年3月27日，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刘林生于2016年1月18日在单位员工宿舍突发昏迷不醒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2018年8月13日，刘林生经医治无效于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死亡，遗体于2018年8月16日火化。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于2018年12月20日向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海城渔港支付：一、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医疗费577279.38元；二、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护理费71200元；三、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49308元；四、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医疗期工资52800元；五、医疗补助费13200元；六、代通知金2200元；七、经济补偿金4400元。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31号案受理。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31号案查明：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刘林生于2015年10月16日入职海城渔港处任洗碗工，每月工资为2200元。海城渔港确认刘林生的工作岗位和月工资标准，但主张刘林生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且在职期间双方订立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海城渔港提供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载明的合同期限为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1日；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提供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刘林生2015年11月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单位为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绿茵阁咖啡厅。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对劳动合同复印件不予确认，但其当庭表示不清楚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绿茵阁咖啡厅在2015年11月为刘林生参加社会保险的原因。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刘林生于2016年1月18日在员工宿舍昏迷，后被送至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救治，自该日起一直在医院住院医治，直至2018年8月13日死亡。海城渔港确认刘林生昏迷、送院治疗及死亡的事实，但主张刘林生一直在急诊病房接受医治，并无办理住院手续，相关医疗费用属于急诊项目。海城渔港主张其为刘林生缴纳了2016年1月至2016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2016年8月和2016年9月属于正常缴纳，其他月份属于补缴。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刘林生与海城渔港之间劳动关系，因刘林生于2018年8月13日死亡而自动终止。海城渔港对此不予确认，辩称其在刘林生住院治疗满6个月医疗期后，于2016年7月19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海城渔港对此提供落款日期为2016年7月19日的《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和4份《快递单》予以证明。《快递单》载明的收件人分别包括刘林生和刘维生，寄送地址均为“广东省紫金县水墩镇秋溪村委会五村37号”，内件品名均为“关于刘林生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主张其并未收到上述解除证明书。海城渔港当庭解释称，由于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的邮件需先寄送到村委会，再由村委会统一派送，故上述快递件则寄送至村委会地址，且村书记亦明确表示收到了快递文件。仲裁委依职权向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调取的2018年1月23日《调查询问笔录》载明被调查询问人员为刘维生，调查询问人问：“现在告知你，被诉单位提出‘广州市海珠区海城渔港’与刘林生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7月19日正式解除……工资已结清，（出示银行转账回单复印件两份），是否清楚明白。”刘维生答：“清楚，已签收银行回单复印件两份，回去再核实款项情况”。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主张当中解除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系劳动监察部门向刘维生所提及的内容，并不能证明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已收到海城渔港发出的解除通知。仲裁案中，海城渔港主张其给予刘林生6个月医疗期，期间按2200元的80%为标准支付上述医疗期工资，直至2016年7月19日止，实发工资共计8604.99元；海城渔港另主张其于2018年2月13日向刘林生支付代通知金和补偿金各2200元。海城渔港对此提供《付款回单》予以证明。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银行卡系刘林生所有，故无法确认刘林生系否已领取上述款项。海城渔港在仲裁时当庭表示同意支付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医疗补助费13200元。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3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海城渔港一次性支付原告刘林生医疗补助费13200元；二、驳回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的其他仲裁请求。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不服上述仲裁裁决，于2019年2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撤回要求海城渔港支付代通知金的请求。本案诉讼中，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提交了刘林生的住院病历。病历载，刘林生2017年7月9日至10月9日神志昏迷，2017年10月18日后神志清醒，但至2018年1月23日均没有与医生互动应答的记录。海城渔港提交的《中国银行对公客户付款通知单》载，海城渔港于2018年1月22日向刘林生账户转账8604.99元，备注为2016年1月19日－2016年7月18日共6个月医疗期工资。《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载，海城渔港于2018年2月13日向刘林生账户支付2200元，备注为刘林生1个月代通知金；同日，海城渔港向刘林生账户支付2200元，备注为刘林生1个月经济补偿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确认。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确认海城渔港2016年9月补缴了2016年1月-7月的医保，缴纳了2016年8月-9月医保，2016年9月-10月医保可以报销；2016年10月后的医保无缴费；补缴前不可以享受医保待遇。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称刘林生应该有办理住院手续。海城渔港称刘林生没有办理住院手续，一直在急诊病房，医保报销的前提条件是病人要办理住院手续；刘林生住院后其有派员工去看望过，每次看到刘林生的情况都不一样。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问题。海城渔港提供的《快递单》载明的寄出日期为2016年7月19日，邮寄地址为“广东省紫金县水墩镇秋溪村委会五村37号”，但此时刘林生仍然在医院住院，且精神正常，海城渔港对此亦清楚，海城渔港未举证证明刘林生的家属已收到此邮件，因此海城渔港主张该日已向刘林生送达《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病历载，刘林生2017年7月9日至10月9日神志昏迷，2017年10月18日后虽然神志清醒，但至2018年1月23日均没有与医生互动应答的记录，表明刘林生此时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刘维生在2018年1月23日回答劳动监察部门询问的是否清楚明白海城渔港与刘林生劳动关系在2016年7月19日解除的事宜时，明确告知“清楚”。此时，应视为海城渔港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已有效送达至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即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已依法解除。关于医疗费和护理费问题。本案中，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虽主张刘林生因住院接受治疗而产生医疗费577279.98元和护理费71200元，但该医疗费和护理费未最后结算，损失未实际产生，同时证据显示刘林生在部分院时间可享受医保待遇，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提交证据无法确定费用是在哪天产生，无法确定医疗费实际损失金额，本案中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要求海城渔港赔偿医疗费、护理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问题。《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规定，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标准6个月工资。2018年1月23日，海城渔港与刘林生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刘林生于2018年8月13日病故，病故时已非海城渔港在职职工，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要求海城渔港支付供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医疗期工资问题。《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医疗期三个月的按六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六个月。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没有证据证明刘林生的实际工作年限在十年以上，刘林生在海城渔港处工作年限在五年以下，因此，海城渔港向刘林生支付6个月的医疗期工资，符合上述规定。海城渔港提供的《中国银行对公客户付款通知单》显示其向刘林生支付了住院期间的6个月的工资，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海城渔港已支付刘林生6个月医疗期工资，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要求海城渔港继续支付医疗期工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补助费问题。海城渔港同意支付原告刘林生的医疗补助费13200元，属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及意思自治原则之体现，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代通知金和经济补偿金问题。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撤回代通知金的请求，可予允许。刘林生自2016年1月18日起因患病住院接受治疗后未再到海城渔港处工作，刘林生在此后不具有康复并达到可提供实际劳动的能力和条件，因此，海城渔港在给予刘林生医疗期满后解除与其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之情形。海城渔港提交的《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证实，海城渔港已向刘林生支付经济补偿金2200元，原审法院对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要求海城渔港继续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海城渔港一次性支付原告刘林生医疗补助费13200元；二、驳回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海城渔港负担。判后，黄庭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二项，改判：1.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医疗费577279.38元；2.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护理费71200元；3.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供养直系亲属救济金49308元；4.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医疗期工资52800元；5.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一次性抚恤金13200元（2200x6个月）；6.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丧葬补助费20463元（6821x3个月）；7.海城渔港向黄庭妹支付经济补偿金44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海城渔港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认定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23日解除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审法院所认定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是基于刘维生在2018年1月23日的《调查询问笔录》中的回答。但黄庭妹认为原审法院不应将前述劳动监察委的笔录作为认定劳动关系截止时间的依据，理由是：第一，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死者刘林生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不能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因此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应当直接向刘林生送达，且海城渔港对刘林生所住医院一直是知情的，海城渔港完全可以直接向刘林生送达。第二，退一万步讲，即使刘林生当时处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状态，但刘维生与死者刘林生并非民事意义上的近亲属，刘维生并非是刘林生的法定监护人，因此即使向刘维生送达有关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也不能视为对死者刘林生的有效送达，即劳动关系在当时并未被解除。第三，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海城渔港负责送达，劳动监察委并非是有效的送达主体。第四，在本案中，海城渔港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已经过公司决议及通知工会等合法的程序，海城渔港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存在程序违法，不能视为有效送达。因此，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劳动关系并没有于2018年1月23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延续于刘林生死亡时。二、海城渔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为刘林生缴纳社保，因此理应承担黄庭妹由此产生的非因工死亡待遇的损失。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2015年10月16日至2018年8月13日，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月23日解除是事实认定错误。即使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在2018年1月23日解除，海城渔港应当承担因未缴社保，导致黄庭妹产生医疗费损失442753.91元。海城渔港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无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庭妹的上诉请求。其中关于双方的劳动关系问题，因海城渔港在2016年7月19日送达了《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7月19日解除。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黄庭妹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年1月20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医疗费清单；2.欠医疗费证明，证据1-2证明黄庭妹产生的医疗费损失。海城渔港对此质证认为：对两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1.双方的劳动关系早在2016年7月19日解除，故2016年7月19日后发生的费用与海城渔港无关。2.由于该项证据实际形成的时间是2018年1月23日，依据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该项证据举证时间已经超出，况且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不应当作为判决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排除。黄庭妹当庭撤回上诉请求第五项和第六项。本院认为：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刘林生与海城渔港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双方当事人对刘林生与海城渔港的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各执一词，海城渔港主张于2016年7月19日与刘林生解除劳动关系，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则主张刘林生与海城渔港的劳动关系因刘林生2018年8月13日死亡而自动终止。本院分析认为，虽然海城渔港于2016年7月19日向刘林生的户籍所在地邮寄了《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但当时刘林生尚在住院，不在上述地址居住，海城渔港未能举证证明《劳动关系解除证明书》送达给刘林生本人或其家属，因此，不能视为海城渔港已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有效送达至刘林生或其家属，海城渔港主张与刘林生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7月19日解除，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病历显示，刘林生在2017年7月9日至10月9日神志昏迷，2017年10月8日后虽神志清醒，但至2018年1月23日均没有与医生活动应答的记录，表明刘林生上述时间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海城渔港难以将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直接送达至刘林生。据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对被调查询问人员刘维生作出的《调查询问笔录》记载，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于2018年1月23日已明确告知刘林生的弟弟刘维生：海城渔港与刘林生的劳动关系在2016年7月19日正式解除，刘维生当即表示清楚，并未表示异议。可见，刘维生在2018年1月23日已知悉海城渔港与刘林生解除劳动关系事宜，可视为海城渔港与刘林生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已有效送达至刘林生家属，对刘林生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定刘林生与海城渔港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23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刘林生与海城渔港的劳动关系因刘林生2018年8月13日死亡而自动终止，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本案中，因海城渔港自身未建立工会组织，海城渔港无需履行将解除劳动合同事由事先通知工会的程序，故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海城渔港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存在程序违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医疗期工资问题。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一）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二）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六个月……”本案中，黄庭妹未能举证证明刘林生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上，在海城渔港的工作年限五年以上，故依据上述规定，刘林生的医疗期为3个月，但海城渔港向刘林生支付了6个月的医疗期工资，属自行处分民事权利，本院予以准许。黄庭妹主张海城渔港应支付刘林生24个月的医疗期工资，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刘林生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18年8月13日期间，因病一直住院治疗，不具备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条件和能力。海城渔港在刘林生医疗期届满后，向刘林生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海城渔港应向刘林生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刘林生的月工资为2200元，海城渔港已举证证明向刘林生支付了经济补偿金2200元，且该经济补偿金数额不低于法律规定的标准，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要求海城渔港支付经济补偿金44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医疗补助费问题。在仲裁及一审中，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均请求海城渔港向其6人支付医疗补助费13200元，海城渔港亦表示同意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医疗补助费13200元，此属双方当事人对自身权益的处分及意思自治，原审法院认定海城渔港应向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支付刘林生的医疗补助费13200元，并无不当。黄庭妹也未对医疗补助费问题提起上诉，视为其服从原审判决第一项，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供养直系亲属救济金问题。根据《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或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一次性抚恤金。……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标准：6个月工资……在职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死亡，除有规定纳入社会保险支付的地方外，由企业按上述标准发给死亡抚恤待遇。”如前所述，刘林生与海城渔港的劳动关系于2018年1月23日已解除，刘林生于2018年8月13日病故时已非海城渔港在职职工，故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海城渔港支付一次性救济金，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医疗费和护理费问题。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刘林生在2016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23日期间因病住院治疗产生了医疗费577279.98元和护理费712000元，请求海城渔港向其支付上述费用。首先，涉案医疗费和护理费是刘林生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治疗期间产生的费用，该费用对应的债权人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对应的债务人为刘林生，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与刘林生存在债权债务的民事法律关系。其次，即便海城渔港需依法承担刘林生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医疗费和护理费，但上述医疗费和护理费的权利人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是收取上述费用的主体，黄庭妹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向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支付了上述医疗费和护理费，其因垫付医疗费和护理费而产生实际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授权其收取上述医疗费和护理费，在此情况下，黄庭妹、刘桂芳、刘泽生、刘维生、刘裕生、李成妹主张海城渔港向其支付上述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不是本案当事人，涉案医疗费和护理费涉及案外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的权益，本案对此不予调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关于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问题。因黄庭妹请求海城渔港支付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属二审新增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程序，黄庭妹已在二审中当庭撤回该两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庭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