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0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亿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颐景公寓10-1-601室。法定代表人：周二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枫蓝国际A座912室。负责人：刘进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亿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大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6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亿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法大律所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法大律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法大律所主体不适格，无权向亿利公司主张权利。亿利公司是与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新开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新开律所并未与亿利公司就合同主体变更达成合意，且未发生债权转让，《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体并未变更，故法大律所与亿利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法大律所主体不适格。2.亿利公司与新开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事项并未完成，亿利公司不需要支付剩余代理费。《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完成委托事项是指刑事立案侦办完毕或民事审判审理完毕及执行终结或争议双方达成和解。目前，刑事案件仍在侦查阶段，民事诉讼也未提起，亿利公司签署的《和解协议》是与潍坊金达源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源公司）签署，并非与《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利益相对方侯成江、王小彦、尹来礼、郭红梅、潍坊慧日东升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日公司）达成，且亿利公司在金达源公司的股权比例也没有恢复，故一审判决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另，《和解协议》的签署仅系民事主体签订的民事合同，不会对刑事案件产生影响，一审判决认定《和解协议》的签订导致刑事案件的侦办终结，没有事实依据。法大律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诉讼主体及剩余代理费支付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清楚。法大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亿利公司支付律师费70万元；2.判令亿利公司支付滞纳金（以7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7年6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亿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5日，亿利公司（甲方）与侯成江（乙方）、王小彦（丙方）、尹来礼（丙方）、郭红梅（丙方）、慧日公司（丁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对由丙方为股东、乙方为实际控制人的金达源公司（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收购，后各方因履行协议产生纠纷。2014年10月15日，亿利公司（甲方）与新开律所（乙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亿利公司因与侯成江、王小彦、尹来礼、郭红梅、慧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委托新开律所为代理人，经双方协议，订立下列各条，共同遵照履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刘伟律师为甲方本案的代理人，该代理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项之日止。上述“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项”是指甲方与潍坊各方的上述纠纷经刑事立案侦办完毕，或经民事审判完成及执行终结，或争议双方达成和解。甲方应真实地向律师叙述案情，提供有关本案证据，并对甲方提供相应协助。甲方委托乙方代理权限：调查案件相关事实、调取相关证据、经过综合分析制定解决方案，并负责具体实施。乙方可以以甲方法律顾问的名义开展工作。双方依据《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及双方的友好协商，本案律师费为140万元，甲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十日内向乙方支付70万元，余款于乙方完成了甲方交付的代理事项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4年11月11日，新开律师向亿利公司出具一份《确认函》，内容如下：“贵公司委托我事务所代理的贵公司与潍坊金达源燃气有限公司股权变更侵权纠纷一案，经本事务所研究论证，认为以承办律师向天津市公安局举报该变更过程中存在犯罪行为的方式维护贵公司的权益较为合理、便捷、适当，贵公司是否同意采取此种方式请明示。在本确认函上盖章视为贵公司同意采取此种方式。”亿利公司在《确认函》下方左侧加盖了公章。2014年7月9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出具《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你（单位）于2014年7月9日报称的侯成江合同诈骗案一案我单位已受理。”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于2014年8月7日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2014年7月9日提出的控告的侯成江合同诈骗，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2014年11月20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向刘伟出具《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你（单位）于2014年11月20日报称的徐鹏等人受贿案一案我单位已受理。”后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于2015年1月16日出具《不予立案告知书》，认为徐鹏等人涉嫌给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2015年11月10日，亿利公司（甲方）与新开律所（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2014年10月15日甲方就其与侯成江等人纠纷案与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现因办案时间、工作量均超出预计，现经双方协议签订以下补充协议：甲方追加律师费20万元（含税），并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应于十五日内向甲方提交正式发票；本补充协议不变更双方原合同的内容及效力。2016年5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向刘伟出具《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你（单位）于2016年5月12日报称的吕政颉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一案我单位已受理。”2016年9月1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出具《受案回执》，主要内容如下：“你（单位）于2016年9月13日报称的侯成江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单位已受理。”一审诉讼中，亿利公司据此主张刑事案件仍在侦查阶段未侦办完毕。2016年11月8日，亿利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如下：“今授权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伟为我公司代理人，代为就侯成江及其公司潍坊金达源燃气有限公司在与我公司的并购谈判中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骗取我公司资产，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保税分局进行报案、协助公安机关办理相关事务，根据公安机关要求，向我公司及其他单位收集证据，并提交公安机关，并有权代为送达、接收与本委托相关的各种法律文件。”2017年3月6日，新开律所出具一份《声明》，内容如下：“本事务所同意将本事务所于2014年10月15日与亿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之委托代理协议中之本事务所权利义务全部转移至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2017年4月17日，亿利公司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如下：“今授权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伟为我公司代理人，代为就我公司与潍坊金达源燃气有限公司之股权纠纷案，与侯成江及金达源公司股东、其他人员进行谈判，并签订和解协议，由我公司盖章后生效。”2017年6月15日，亿利公司（甲方）与金达源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和解协议》，约定各方同意配合并签署相关文件后，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十日内至潍坊市寒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将乙方公司股权结构恢复至2014年5月29日之前的状态，即甲方持有乙方公司62.5％的股份。甲方持有乙方公司62.5％股份的状态后，甲方保证十日内撤销乙方公司相关人员在天津公安局保税区分局的刑事立案。亿利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7日、2015年12月9日向新开律所支付70万元、20万元。一审诉讼中，对于法大律所主张的滞纳金，亿利公司认为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且滞纳金计算标准过高，请求法院调低。另，一审诉讼中，依据法大律所提出的保全申请，一审法院裁定查封、扣押、冻结了亿利公司名下价值93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法大律所是否有权要求亿利公司支付剩余律师费。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确认，亿利公司与新开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前述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亿利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2017年4月17日向法大律所刘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及新开律所出具的《声明》内容，可以确认《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合同权利义务的主体实际已经发生变更，变更为亿利公司及法大律所，代理人依然为律师刘伟。故本案中，法大律所有权依据《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提起本案诉讼，故亿利公司主张法大律所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关于剩余律师费支付条件是否成就。根据《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律师费总金额为16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为：协议签署之日起十日内支付70万元，余款法大律所完成代理事项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中，协议约定的完成委托事项是指“甲方与潍坊各方的上述纠纷经刑事立案侦查完毕，或经民事审判完毕及执行终结，或争议双方达成和解”。本案中，亿利公司与金达源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签署了《和解协议》，协议中明确写明了“甲方持有乙方公司62.5％股份的状态后，甲方保证十日内撤销乙方公司相关人员在天津公安局保税区分局的刑事立案”，故根据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内容可知，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且就刑事报案问题一并在《和解协议》中进行了约定，故一审法院对于亿利公司主张刑事案件并未侦办终结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大律所要求支付剩余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法大律所主张的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余款完成代理事项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和解协议》签署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故亿利公司应于2017年6月25日前向法大律所支付剩余律师费。亿利公司未按期足额支付构成违约，且必然给法大律所造成资金占用损失，法大律所有权主张自2017年6月26日起的资金占用损失。而双方在协议中并未对逾期支付律师费的违约责任进行相应约定，故法大律所主张的计算标准并无合同依据。且根据协议履行情况、法大律所实际损失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主张的计算标准显属过高。在亿利公司请求法院调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亿利公司的违约情况等因素，将滞纳金的标准酌减至年利率6％，对于法大律所诉讼请求中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断，一审法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亿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法大律所支付律师费70万元及滞纳金（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2.驳回法大律所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亿利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8月4日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上述证据证明《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亿利公司的利益相对方是侯成江、王小彦、尹来礼、郭红梅、慧日公司，亿利公司与上述各方之间并未就争议解决达成合意，尚未达成和解，相关纠纷仍在诉讼过程中。法大律所和案外人新开律所没有代理《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民事诉讼，故其不能再向亿利公司主张剩余费用。证据3.刘伟律师与亿利公司法务何文峰的短信记录，证明亿利公司要求刘伟律师提起民事诉讼，刘伟律师不同意。法大律所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法大律所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亿利公司提交上述证据1、2反映内容是：亿利公司起诉金达源公司、侯成江、王小彦、郭红梅、尹来礼、慧日公司及黑龙江农垦九丰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公司），要求解除案涉《合作协议》，并要求上述各方共同返还其5000万元及赔偿利息损失、违约金等。亿利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曾陈述称虽然签订了《和解协议》，但其股权比例没有恢复到62.5％，故本院认为亿利公司与新开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的目的是通过新开律所提供法律服务，使其持股比例恢复至62.5％，而亿利公司提交上述证据1、2所涉案件，其诉讼请求则要求解除《合作协议》，即其退出金达源公司，与本案所涉委托事项不同，故该案处理结果与认定法大律所是否完成《委托代理协议》项下合同义务、亿利公司应否支付剩余代理费并无影响，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亿利公司提交的证据3所反映内容系刘伟律师与亿利公司法务人员之间的短信沟通，对法大律所是否完成委托事项的认定并无影响，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亦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亿利公司与新开律所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一系法大律所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对此本院认为，法大律所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案涉《委托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受托人为新开律所，新开律所指派刘伟律师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在后续案件处理过程中，均由刘伟律师为亿利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其次，在刘伟律师转至法大律所之后，亿利公司虽未直接与法大律所签署新的委托代理协议，但其继续委托刘伟律师处理案涉《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事宜，并向刘伟律师出具了两份《授权委托书》，在《授权委托书》中，均写明其授权法大律所的刘伟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再次，新开律所出具《声明》表示其同意将《委托代理协议》中涉及新开律所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至法大律所。最后，亿利公司虽主张其要求新开律所继续处理相关事宜，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且新开律所亦未继续提供代理服务。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为，亿利公司已经通过提供《授权委托书》等方式实际上认可由法大律所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亿利公司关于法大律所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争议焦点二系法大律所是否完成了委托事项。本案中，法大律所主张亿利公司与金达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约定金达源公司同意配合将亿利公司股权结构恢复至2014年5月29日之前的状态，即亿利公司持有金达源公司62.5％的股份，表明其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代理协议》项下委托事项“争议双方达成和解”，并据此要求亿利公司支付代理费用。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法大律所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应当清楚，与公司股权有关的事项，包括股东、出资额、持股比例等的变更，属于股东自益权的范畴，应当由各股东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签署相关协议，对其权利义务等进行明确约定；目标公司作为股权载体，是股东投资的对象，负有按股东意志办理相关手续的义务，但不享有直接处分股东股权的权利。金达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承诺恢复亿利公司股权，本质上属于公司无权处分股东权益的行为，对股东不具有直接约束力，亦不能产生协议约定的法律后果，亿利公司无法直接依据《和解协议》达到实现恢复持股比例的目的。故法大律所以金达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为由主张完成委托事项，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缔约目的不符，与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相悖。其次，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合同条文的理解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完成委托事项”是指“甲方与潍坊各方的上述纠纷经刑事立案侦办完毕，或经民事审判完成及执行终结，或争议双方达成和解”，从协议前文关于刑事“侦办完毕”、民事“审判完成及执行终结”的约定来看，亿利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权益，故“双方达成和解”的真实意思亦不仅仅是签署《和解协议》，而是实现恢复持股。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法大律所签署《和解协议》即完成了委托事项，与双方缔约目的和真实意思不符，应予纠正。再次，自《委托代理协议》签署至亿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亿利公司根据新开律所提供代理服务情况，支付了相应的代理费用，亦配合刘伟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授权委托书》，表明亿利公司具有履行《委托代理协议》以实现委托事项的意愿；法大律所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亿利公司存在恶意阻却《和解协议》履行等行为，在亿利公司尚未恢复在金达源公司的持股比例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法大律所完成了委托事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法大律所签署《和解协议》、完成委托事项，并判决亿利公司支付剩余款项不当，本院予以改判。综上所述，亿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671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