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2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延峰，男，197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光，四川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蒋振学，男，196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程仕维，男，1971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 上列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谌甲军，湖北正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刘义田，男，1980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郧西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四川凌翔矿产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通江县朱元乡中和街道46号。 法定代表人：何远雨，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四川凌翔矿产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独石河矿点，经营地址四川省通江县铁溪镇罗村村3社。 负责人：钱顺斌，男，197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一审被告：钱顺斌，男，197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伟，巴中市通江县铁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一审被告：陈兴广，男，1970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镇巴县。 再审申请人宋延峰因与被申请人蒋振学、程仕维、刘义田、四川凌翔矿产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凌翔公司）及一审被告四川凌翔矿产地质勘查有限公司独石河矿点（以下简称独石河矿点）、钱顺斌、陈兴广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9民终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宋延峰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错误认定本案性质是探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独石河矿点的探矿权从来没有转让过，探矿权仍属于四川凌翔公司。独石河矿点由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承包实施探矿工程。钱顺斌等将探矿工程转包给刘义田，刘义田又转给蒋正林（蒋振学），都是承包的探矿工程。2.原判决认定宋延峰是实际受益人、转让的合伙人，无证据证明。宋延峰2013年6月就提出退伙并转让股份，2013年12月与张斌能达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钱顺斌、陈兴广签字同意。钱顺斌以独石河矿点负责人而不是合伙代表人的身份与蒋正林签订协议。蒋正林投资、刘义田退伙都是与程仕维、钱顺斌协商，始终没有宋延峰参与。宋延峰对独石河矿点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宋延峰并没有收到刘义田支付的承包费。蒋正林、蒋振学、程仕维也没有向宋延峰支付过任何费用。3.原判决认定刘义田不承担责任错误，刘义田承包期间的承包费280万元应当支付给独石河矿点。如果认定《探矿工程承包协议》无效，钱顺斌等与刘义田的合同、刘义田与蒋正林（蒋振学）的合同、独石河矿点与蒋正林（蒋振学）的合同都是无效的。本案应该由钱顺斌、蒋正林（蒋振学）分别与刘义田算账、独石河矿点与蒋正林（蒋振学）算账。（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引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该法条规定的是“擅自将采矿权转给他人进行采矿的”，而本案争议的是探矿权是否转让，一、二审判决确定的案由也是探矿权转让纠纷。2.原判决认为探矿工程承包期间不能获取收益，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探矿权人享有下列权利……（六）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七）自行销售勘查中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施工回收的矿产品，但是国务院规定由指定单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除外。”第十八条规定：“探矿权人可以对符合国家边探边采规定要求的复杂类型矿床进行开采。”因此，钱顺斌、刘义田、蒋振学自行销售勘查中回收的煤炭，有法律依据。独石河矿点和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三合伙人收取刘义田、蒋正林（蒋振学）的承包费是刘义田、蒋正林（蒋振学）对利用前期投入形成的工程和设备的补偿，合法合情合理。3.行政主管部门没有认定独石河矿点存在“以探代采”。原判决认定“四川凌翔公司将独石河矿点承包给他人以探代采，并收取相应费用”，超越审判权。案涉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判决认定协议无效不成立。（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不应驳回蒋正林的起诉。蒋正林分别与刘义田、钱顺斌签订合同，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综上，宋延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 刘义田提交意见称，宋延峰主张其不是独石河矿点的实际受益人，这是合伙人内部的事情，与刘义田无关。刘义田已将股权转让给蒋振学、蒋正林，其权利义务已经消灭，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宋延峰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蒋正林与钱顺斌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协议》《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虽然协议约定工程承包业务范围包括探矿、生产、经营，但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均指向煤炭的生产、转运、销售，承包费用的支付也与煤炭的生产和销售相关，对于矿产资源的勘查根本未做约定。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其他相关证据，可以看出案涉《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实际是将四川凌翔公司享有矿产资源勘查权的独石河矿点的矿产资源转让给不具备勘查、开采资质的个人开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探矿权人有权自行销售勘查中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施工回收的矿产品，但案涉《探矿工程承包协议》所指向的煤炭并非矿产资源勘查中施工回收的矿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探矿权人可以对符合国家边探边采规定要求的复杂类型矿床进行开采；但是，应当向原颁发勘查许可证的机关、矿产储量审批机构和勘查项目主管部门提交论证材料，经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务院关于采矿登记管理法规的规定，办理采矿登记。”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独石河矿点是符合国家边探边采规定要求的复杂类型矿床，也没有办理采矿登记手续。因此，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并无不当。宋延峰关于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合同性质和效力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二）关于宋延峰是否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2009年1月21日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签订合伙合同，约定三人对独石河矿点共同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并推举钱顺斌为负责人负责对外事务。2012年，钱顺斌以独石河矿点负责人的名义与刘义田签订《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宋延峰、陈兴广均签字认可。可见钱顺斌同时具有独石河矿点负责人及合伙执行人的双重身份。此后独石河矿点由刘义田、程仕维合伙经营。2013年4月，刘义田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蒋振学，并经钱顺斌、程仕维同意。同年4月25日，钱顺斌与蒋振学之弟蒋正林重新签订《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虽然宋延峰、陈兴广未在此次协议上签字，但前后两份《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完全相同，即第一年承包费打在钱顺斌邮政银行卡上，从2013年9月9日起承包费逐年分别打在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三股东的邮政银行卡上，按独石河矿点提供的分配方案打款，若乙方（蒋正林）未按期支付承包费，甲方各股东分别享有限制乙方经营权。这一事实表明宋延峰在此期间仍享有合伙人的权利。宋延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蒋正林与钱顺斌签订《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时已经退出合伙。宋延峰还主张其未从合伙经营中获得收益，故不应承担责任。但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属于合伙人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相对人，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且钱顺斌称收到的承包费用于向四川凌翔公司支付保证金、偿还前期所欠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因上述费用属于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合伙经营期间的债务，故全体合伙人都是受益人，宋延峰以自己未收到承包费为由否认受益的主张不成立。一、二审判决认定宋延峰是转让的合伙人和受益人，应当与钱顺斌、陈兴广共同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刘义田是否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刘义田将合伙份额转让给蒋振学后，与程仕维、钱顺斌共同废止了刘义田与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且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刘义田承包期间承包费用的扣除和结算问题，而是由钱顺斌另行向蒋正林出具了保证金和承包费收据。至此，刘义田、程仕维与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之间的合同关系消灭，蒋振学、程仕维与钱顺斌、陈兴广、宋延峰之间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蒋振学、程仕维基于与钱顺斌签订的《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无效请求返还保证金、承包费，而非基于其与刘义田的合伙份额转让行为提出诉讼请求。宋延峰主张刘义田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或者将刘义田承包期间的承包费予以扣除，缺乏法律依据，一、二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四）关于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蒋正林的起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蒋正林受其兄蒋振学委托签订《探矿工程承包协议》和《探矿工程承包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参与投资经营，在本案中不享有实体权利，不属于本案适格的原告，因此裁定驳回蒋正林的起诉，程序并无不当，且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故宋延峰关于一审法院驳回蒋正林的起诉违反法定程序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宋延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宋延峰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赵爱民 审 判 员 刘冰柔 审 判 员 谭 凌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邱 婷 书 记 员 钟英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