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340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彬，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乙帆，广东世纪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赳赳，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石，董事长。上诉人梁某军因与被上诉人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瑞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5民初159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军上诉请求：1、判令三瑞公司向梁某军支付居间费500万元；2、判令三瑞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以及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5440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遗漏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复函》意见。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后，梁某军针对该《鉴定意见书》发表了充分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只字不提。此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一份《复函》，该《复函》明确指出：“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及实践经验总结，检材和样本均为正常保管的条件下（非极端条件保管）印刷体文字的误差范围为前后2-3个月。”，除前述内容外，还有其他相关内容，但一审法院却刻意回避，未能在认定事实中予以陈述。2、一审法院故意回避《复函》意见，以《承诺函》落款时间与鉴定意见存在误差为由，推定《承诺函》出具的时间位于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之后是错误的。承诺函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而《鉴定书》第三点意见为“《承诺函》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0月前后”，结合检材和样本的正常保管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承诺函》所签署的时间即2015年6月15日，在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复函》所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一审仅凭《鉴定书》第三点意见，不视《复函》意见，便认定《承诺函》出具的时间位于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之后依据不足。另外，梁某军注意到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并没有作出鉴定结论，而仅仅表达意见而已。3、三瑞公司自出具涉案《承诺函》至今已经历了两次股权变更，原大股东贺小张（实际控制人邝某礼）已将其所持的70％股权变卖，一审法院亦遗漏了前述关键事实。三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赳赳系2017年1月22日因深圳市三瑞雪山实业有限公司受让三瑞公司股权才加入三瑞公司的，其不认识梁某军，不了解之前的情况属于正常情况，但不能以此否定其加入三瑞公司之前发生的法律行为。梁某军一审当庭陈述当时系向三瑞公司原股东范东新及贺小张报告了订立合同的机会，但蒋赳赳一审当庭回答不清楚范东新的有关情况，三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赳赳对梁某军当时对接的股东之一范东新都未经了解、求证，无法否定当时的事实。4、对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已通过梁某军的居间行为获得巨大利益的客观事实有所遗漏，忽视了梁某军的合理诉求。根据梁某军提交的证据表明，中南集团在接手该项目很短时间内便套利的5.01亿元，三瑞公司也套利了好几个亿，他们之间已形成了利益集团，对于本案而言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当梁某军询问中南公司经营管理层是否发生重大变更，中南公司代理人竟称：“不清楚”，一个连公司管理层是否发生重大变更都不清楚的代理人（公司员工），无法对2015年发生的事情发表真实意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居间合同分为提供报告订立合同机会的居间合同以及提供媒介服务的居间合同。根据梁某军提交的《承诺函》表明，三瑞公司已承认梁某军为其报告了与中南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机会，该承诺书并没有要求梁某军向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提供媒介服务或顾问服务。鉴于梁某军并没有与中南公司订立居间合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也没有向中南公司主张居间费用，故本案居间合同的性质为提供报告订立合同机会的居间合同。一审法院未对梁某军在本案中到底提供的是报告订立合同机会之居间合同，还是提供媒介服务之居间合同做进一步分析，而是简单地认为“梁某军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具体实施了哪些居间工作”为由，驳回梁某军的诉讼请求，梁某军认为一审法院在理解及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存在错误。2、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居间人获得服务报酬的构成要件为促成合同成立，居间人仅对是否促成合同成立负有举证责任，要求居间人“提供承担具体实施了哪些居间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关于居间人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错误。本案中梁某军已向三瑞公司原股东范东以及贺小张（注：范东新现仍持有三瑞公司30％的股权）报告了订立合同的机会，同时通过梁某军团队与中南公司营团队取得联系。根据《承诺函》所承诺的内容即“在我司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深圳草埔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以下称“项目”）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时，我司愿意无条件…”，亦概括性地承认梁某军已实际履行了向三瑞公司报告订立合同机会的义务。一审中，梁某军已提交了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所签订的《深圳草埔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以证明梁某军已促成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成立。对《深圳草埔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均予以确认。为此梁某军已经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若三瑞公司否认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并非由梁某军促成，应当由三瑞公司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但是三瑞公司并未提供证据。由于梁某军与中南集团并未形成居间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南集团没有向梁某军支付居间费用的义务，梁某军也没有向其提供服务的义务，为此梁某军没有要求中南集团对梁某军一方与中南公司接触沟通的情况进行确认，亦无须提供与其接触沟通的相关证据。本案居间合同的相对方是梁某军与三瑞公司一方，因三瑞公司一方已通过《承诺函》的方式确认梁某军已向三瑞公司报告了订立合同的机会，且三瑞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交任何证据来否定《承诺函》的法律效力，因此不能仅凭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的答辩意见来否定《承诺函》的法律效力。三、三瑞公司应当依据《承诺函》的承诺支付居间费用。首先，《承诺函》所盖公章的真实性有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为据，且三瑞公司亦已当场确认其真实性。该《承诺函》上还加盖了三瑞公司出具《承诺函》时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贺小张的私章，足以证明该承诺书是三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三瑞公司否定贺小张私章的真实性但并未能提出有效证据，不足为信。此外，梁某军提供的证据《深圳草埔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已取得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的确认，该证据表明梁某军已促成了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之间的交易。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梁某军与三瑞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已经成立，梁某军已促成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的交易，梁某军有权获得本案所诉请的居间费用。第二、即使承诺函落款的时间与实际出具的时间不一致，由于该承诺函由三瑞公司出具，并盖有其法定代表人贺小张的私章，因此可认定三瑞公司对承诺函落款的时间及其所做的承诺是认可的，系三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瑞公司的辩解不能否定涉案居间合同届已成立的客观事实，三瑞公司应当按承诺函的承诺履行法定义务。四、关于居间报酬的合理性。2015年6月份，根据梁某军为三瑞公司与本案中南公司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时的预测，涉案项目可对外销售的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可实现200亿元以上的销售目标。该项目的毛利润在100亿以上，净利润在50亿以上，居间费用系按可实现净利润额的3％进行商定，最终三瑞公司同意在促成三瑞公司与本案中南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向梁某军支付居间费用1.5亿元。梁某军认为，该居间费用相对于梁某军与本案中南公司可预期的利益是公平合理的。五、一审判令梁某军承担本案鉴定费45440元于法无据。本案中，三瑞公司以梁某军提交的《承诺函》系伪造为由申请鉴定，但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及《复函》，并没有支持三瑞公司的鉴定请求及事由，故判令梁某军承担该笔鉴定费于法无据。中南公司辩称，就涉案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莆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中南公司未接受过梁某军的任何居间服务，中南公司与梁某军就涉案项目并未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和解除，涉案项目的洽谈和合作协议的签订均是中南公司与三瑞公司公司直接洽谈的结果。梁某军主张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三瑞公司未发表述辩意见。梁某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瑞公司支付梁某军居间费用500万元。2、判令三瑞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7日，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就深圳市xx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签订了《深圳草莆项目合作开发协议》。梁某军主张，上述协议的签订系其居间促成，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承诺函》予以证明。该承诺函的具体内容为：“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我司”），承诺：在我司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深圳市xx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下称“项目”）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时，我司愿意无条件给予梁某军（身份证号：x）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居间费，此费用须在本承诺书签订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支付完成。若延迟支付，我司愿承担每天千分之五的罚息，上述金额所涉税费由我司承担。”落款盖有三瑞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贺小张印章，落款日期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三瑞公司于2018年7月申请对《承诺函》中三瑞公司及贺小张所使用的签章真伪及盖章时间，以及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19年3月30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检材标称时间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的《承诺函》落款处“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3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标称时间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的《承诺函》落款处“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及“贺小张”名章印文的形成时间无鉴定意见。3、检材标称时间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的《承诺函》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0月前后。一审庭审中，梁某军称，当时三瑞公司想做涉案项目，但资金不足，于是委托梁某军及团队帮三瑞公司寻找资金方，于是梁某军的经营团队找到了中南公司的经营团队并联络了该事项，促使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进行了有效的接洽，在此情况下三瑞公司向梁某军出具了承诺书。对于梁某军的上述主张，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均予以了否认，表示从未与梁某军或者其经营团队有过联系，梁某军亦未就案涉协议的签订提供过居间服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三瑞公司是否应当向梁某军支付居间费500万元。本案系居间服务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和第四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在此类居间合同纠纷中，作为梁某军的居间人需举证证明其促成合同成立。本案中，首先，梁某军主张其作为居间人促成了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签订了涉案项目的合作协议，但梁某军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具体实施了哪些居间工作，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对此亦表示从未与梁某军就涉案项目进行过联系；其次，梁某军所提交的《承诺函》的落款日期虽为2015年6月15日，但是该《承诺函》经过司法鉴定，《承诺函》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为2015年10月前后，《承诺函》的落款时间与真正的形成时间不符；第三，就《承诺函》中所使用的语句“在我司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深圳市xx城中村城市更新项目（下称“项目”）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时”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一般指的是双方在将来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也就是说签署《承诺函》的时候双方应是尚未达成合作并签订合作协议，支付居间费用的条件在签署《承诺函》时应是尚未成就。但是，该《承诺函》于2015年10月前后作出时，三瑞公司及中南公司早已签署合作协议。可见，《承诺函》所表述的内容与事实亦相互矛盾。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梁某军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梁某军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梁某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45440元，由梁某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梁某军主张与三瑞公司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并称在三瑞公司出具《承诺函》前双方已就该居间合同关系达成口头协议，但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曾就梁某军应当完成的居间工作具体内容、居间费用计算标准等居间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梁某军诉请三瑞公司支付居间报酬，还应举证证明其向三瑞公司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且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其证据应当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本案中，梁某军在一审开庭时陈述其经营团队与中南公司团队联络以促成三瑞公司与中南公司达成合作，但未能说明经营团队具体成员姓名，导致本院无法核实该经营团队所从事的居间工作内容。在此情况下，梁某军仅凭《承诺函》请求支付居间服务对价，其举证显然未尽充分。对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本院认为对判决结果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对梁某军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诉讼费用承担问题，三瑞公司因认为《承诺书》所加盖的公章及文书形成时间存疑申请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公章与样本一致，而对文书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未作出具体精确的鉴定结论，因此仅依据该鉴定意见无法证明三瑞公司所主张的事实，一审鉴定费用应当由申请鉴定人三瑞公司自行承担。综上所述，梁某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诉讼费用承担部分的认定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梁某军负担，鉴定费45440元由深圳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梁某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红审判员 吴  春  泷审判员 邓    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罗愉婷(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做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