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4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南关东街小东门外3号，实际经营地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三医院岗东南角老药工楼七层。法定代表人：史登峰，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志明，男，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山西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吉祥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亚沟镇兴亚大街2号。法定代表人：白锦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萌，黑龙江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大同三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李志刚，总经理。上诉人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国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吉祥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农业公司）、大同三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兴电动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87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同国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一审（2018）京0108执异910号执行裁定；3．改判大同国资公司对吉祥农业公司不承担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吉祥农业公司、三兴电动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为依据，认定大同国资公司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而该规定应属于程序性规定，应作为申请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依据。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应对实体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股东出资义务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的方承担连带责任。出资义务在承诺出资情形下，应当理解为按照承诺时间和数额出资。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三兴电动公司股东出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认缴出资额为12000万元。大同国资公司在应当履行出资义务前，即2014年9月11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让出了股权，并约定由另一股东履行对公司的全部义务，当然包括出资义务。为此，依据公平原则，责任应当由受让股东山西融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公司）承担，而并非受让人。二、一审法院以信赖利益作为依据，认定信赖利益高于公示没有法律依据。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具有对世性、排他性。吉祥农业公司应是基于在签订合同时对三兴电动公司及该公司股东产生信赖，而2015年4月12日，吉祥农业公司与三兴电动公司签订合同时，大同国资公司早已不是三兴电动公司股东。吉祥农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维持。三兴电动公司未作答辩。大同国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8）京0108执异910号执行裁定书；2．大同国资公司对吉祥农业公司不承担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吉祥农业公司、三兴电动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祥农业公司与三兴电动公司互易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6月22日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33615号民事判决：大同三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哈尔滨吉祥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216210．4元。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载明上述互易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12日。判决生效后，吉祥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6月5日，一审法院以（2018）京0108执9582号立案执行（以下简称9582号执行案件）。经执行查询，因未发现被执行人三兴电动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018年11月7日，本院作出（2018）京0108执958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吉祥农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追加大同国资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2018年11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京0108执异910号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执行依据为（2015）海民（商）初字第33615号民事判决的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注册资金不实的6000万元范围内，以（2015）海民（商）初字第3361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大同三兴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债务为限，对哈尔滨吉祥农业种植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大同国资公司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书，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另查，在9582号执行案件审查过程中，一审法院依吉祥农业公司的申请出具调查令，向大同市云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三兴电动公司的全部工商档案材料，其中没有三兴电动公司的公司章程。档案内容显示：2013年12月18日，三兴电动公司注册设立，注册资本12000万元，股东（发起人）大同国资公司、融通公司各认缴出资6000万元，持股比例各占50％。2014年8月20日，大同国资公司出具《授权》书，内容为“就大同国资公司解除与三兴电动公司关系，授权刘启明处理相关事宜。不得给大同国资公司带来法律、债务以及费用纠纷，此授权方可成立。”2014年9月10日，刘启明代表大同国资公司与融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股东大同国资公司没有出资，决定退出三兴电动公司，并将原持有出资份额零价转让给融通公司，大同国资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债务及费用的纠纷。融通公司同意全部接收该出资份额，接收后融通公司以其所持股权对公司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享有相应的权利。同日，三兴电动公司全体股东签署《备忘录》，主要内容为：截至2014年9月10日，大同国资公司没有出资，决定退出三兴电动公司。截至2014年9月10日，三兴电动公司未实际经营。截至2014年9月10日，三兴电动公司发生的所有事宜均由该公司及融通公司承担，大同国资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债务及费用纠纷。同日，三兴电动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大同国资公司退出该公司，其所持有的该公司全部股权零价转让给融通公司，转让后公司股权比例为融通公司占100％。2014年9月11日，三兴电动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变更为融通公司。再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三兴电动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自行公示2013年度报告、2014年度报告，于2016年6月29日自行公示2015年度报告。2013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列明：股东融通公司，认缴出资额120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8年12月31日，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缴出资额0元。2014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列明：股东融通公司，认缴出资额120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8年12月31日，认缴出资方式为货币，实缴出资额60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4年6月30日。2015年度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与2014年度报告一致。庭审中，经询，大同国资公司自认其在发起设立三兴电动公司时及转让股权时均未实际出资。2013年度报告中公布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与工商档案记载内容不一致，大同国资公司称工商登记由融通公司办理，其对此并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是否应追加大同国资公司为被执行人。被执行主体的追加，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因出现法定原因，将与直接被执行人有义务关联的案外人，依法追加为被执行人的一项法律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解释明确了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原股东为被执行人需同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二是原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大同国资公司作为设立三兴电动公司的股东，应出资6000万元，实际未履行出资义务，并将其股权转让给融通公司。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经查确认三兴电动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据申请执行人吉祥农业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裁定追加大同国资公司为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处理并无不当。大同国资公司辩称其不应对股权转让后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根据大同国资公司与融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只载明了大同国资公司将原持有出资份额零价转让给融通公司，并未对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务予以明确。另外，根据三兴电动公司自行公示的股东出资情况，大同国资公司的出资在股权转让前后均未得到补足，资本不充足的状态持续存在。故大同国资公司的责任不因债权发生在其股权转让之前或之后而有所区别，且三兴电动公司公示出资情况的日期在涉案债权发生之后，对债权人吉祥农业公司不能产生相应的公示效果，吉祥农业公司对三兴电动公司股东如实出资的信赖利益仍应得到保护。三兴电动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综上所述，大同国资公司主张不得追加其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33615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大同国资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大同国资公司主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三兴电动公司股东出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认缴出资额为12000万元，大同国资公司在应当履行出资义务前，即2014年9月11日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让出了股权，并约定由另一股东履行对公司的全部义务，当然包括出资义务，故责任应当由受让股东融通公司承担，一审认定信赖利益高于公示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首先，在三兴电动公司设立、变更等工商档案材料中，没有三兴电动公司的公司章程，亦无明确的股东认缴出资期限的记载；其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三兴电动公司2013年度报告公布的股东及出资信息与工商档案记载不一致，2014年度报告公布的实缴出资额与2013年度报告亦不一致，上述存在明显不一致情况的年度报告，尚不足以成为认定三兴电动公司股东出资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的确切依据。大同国资公司与融通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载明大同国资公司将原持有出资份额零对价转让给融通公司，并未对该部分股权出资义务予以明确，故大同国资公司仍应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大同国资公司出资责任不因债权发生在其转让股权之前或之后而有所区别，且三兴电动公司公示出资情况的日期在涉案债权发生之后，对债权人吉祥农业公司不产生相应的公示效果，吉祥农业公司的信赖利益应得到保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大同国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