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鄂01民终73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恒，男，1991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湖北融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野，男，199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刘恒因与被上诉人袁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5民初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恒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裁定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刘恒以民间借贷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构成委托借贷法律关系，既未经过释明，又未追加第三方参与诉讼，程序错误，并导致事实不清。刘恒与袁野之间微信聊天记录表明，刘恒只信赖袁野，并不熟悉和信赖王虎、严美娥，也没有与王虎、严美娥达成借贷的意思表示合意。刘恒基于对袁野的信赖向袁野出借款项，袁野以个人信用承诺担保，两人形成借贷关系。刘恒并不知悉袁野是否向第三方支付款项，以及于何时、以何种形式支付款项，更无法就此举证。如果袁野与第三方存在多笔借款，哪笔借款属于本案的借款也不清楚，刘恒对第三方是否认可委托借贷关系也不清楚。所以，第三方不参加诉讼，本案事实无法查清。事实上，刘恒也没有第三方的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一审法院要求刘恒另案主张权利，无法实现。2、刘恒基于个人信赖向袁野付款，袁野将该款项用于经营周转，未向刘恒告知款项使用情况和对外放贷的风险，也未向刘恒披露实际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和资金用途，两人之间缺乏委托借贷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两人构成委托借贷关系，违背了债权相对性原则。退一步讲，即使刘恒与袁野之间不形成借贷关系，基于不当得利之债，也应由袁野返还本金，并不能在缺少刘恒同意的证据之下认定为委托借贷关系。3、根据委托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受托人未披露第三方的，委托人刘恒无法行使介入权。一审法院判决后，刘恒要求袁野提供第三方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袁野予以拒绝，未履行披露义务。刘恒没有第三方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也没有证据证明第三方知道代理关系，刘恒无法行使介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袁野基于受托中的过错，应当赔偿刘恒的损失。 袁野辩称：双方不构成借款关系。刘恒拟向其朋友出借款项，但碍于朋友关系不便收取利息，希望以袁野名义对外出借。袁野同意后，将收到的刘恒款项出借给刘恒的朋友，并将其朋友写下的欠条交给了刘恒。后来，刘恒因资金困难，为谋取利息，又将其从银行获得的装修贷款通过袁野出借给第三方，但第三方无能力还款。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袁野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1万元及31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2019年11月29日为93297元，应当计算至全部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之日为止。15万元×0.25×577/365=59281元（自双方确认将利息改为年结的次月2018年5月1日起算），16万元×0.2×388/365=34016元（自袁野最后一次给付利息的次日2018年10月6日起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恒、袁野原系朋友关系，现刘恒主张袁野向其借款未偿还，袁野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为此发生矛盾。 刘恒提交的其招商银行62×××62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7月28日及2018年7月31日，刘恒共分三笔分别向袁野6230****8547账户转账10万元、5万元及16万元，合计31万元。刘恒称上述31万元系袁野向其借款，并提交2018年4月至10月双方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录音材料为凭。一审法院经审查，未发现其提交的证据中有明确确定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及事后袁野明确认可借款债权之内容。此外，经一审法院对双方间转账情况进行核查，发现双方间非单向转账关系，而是二人间频繁发生互相转账且转账名目繁杂并无规律可循的情形，转账支付工具涵盖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及微信账户。 对刘恒主张的借款关系，袁野辩称，刘恒转账的目的实际是通过其向案外第三方放款收取利息，利息一般为月息2.5%-3%，其中放款对象也包含刘恒的前女友周某，刘恒本人不好意思收女友的利息，故通过袁野进行放款。具体向案外第三方放款情况为：1、2017年7月28日，刘恒向袁野转账15万元，袁野交给案外人王虎，王虎于2017年9月9日向袁野支付10万元，袁野于9月11日将该10万元转至刘恒。至此，王虎尚欠5万元借款本金未还。2、2017年11月30日，刘恒继续通过袁野向案外人周某提供借款10万元。3、2018年7月31日，刘恒转账16万元，分别借给案外人王虎10万元、严美娥6万元。该笔借款王虎至今未还。严美娥还款5万元后，袁野向刘恒交付3万元，后刘恒继续将该3万元通过袁野借予案外人卓小琴，卓小琴至今未还。对以上辩称，袁野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并申请证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经查，证人周某系刘恒前女友，其认可曾向袁野提出借款10万元的事实，该笔借款已清偿完毕，利息按每月3000元支付。就周某的借款，袁野提供的其与刘恒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2月9日，袁野与周某就借款返还时间进行交谈，“袁：你钱是过完年以后吧？周：不能确定，有我就把你。袁：好，那我就不指望这个钱……”。2018年2月10日，袁野将其与周某上述聊天内容截屏转发至与刘恒微信聊天界面。此外，袁野还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曾庆祥2018年2月25日聊天记录，“袁：你不担保是3000。曾：你给我吧，他要。袁：蛮急？曾：明天要，可以么？袁：肯定不行啊，要见面，合同上签字，按手印啊。你也得在担保人合同上按……”。同日，袁野将其与曾庆祥上述聊天内容截屏转发至与刘恒微信聊天界面，“袁：截屏图片。晚上过来签字，按手印，明天转账他。刘：行，我把钱拿出来……”。袁野另称，刘恒于2018年世界杯期间因网络赌球原因向其借款，并提交2018年7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刘：你把6666先退给我，我也没2W，真是难受。袁：退款6666信息。还差不差钱，我有27w没动。刘：转我23334，我差你3W。袁：微信，你又不有手续费。我钱在卡里，可以转你卡里”。刘恒提交的与袁野微信支付流水显示，2018年7月4日00:27，袁野确向刘恒转账23334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刘恒提交的2019年9月22日晚其与袁野及案外人姜年胜录音材料载有以下内容：“刘：是这样的啊，袁野，就是之前一共前前后后差不多三十多万，就是这个东西我到底该怎么搞？袁：我觉得你真的可以给王总一点压力，该告告他。你愿意花5000的话，让王总妈妈请一个律师去看守所跟王总说，有个叫刘恒要告你了，不是别的，就是让他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他会在里面出不来了，因为是蛮多罪一路告他……。刘：我退一万步说，你不要不好想，我要这样想。客观来说，我说实话我跟你老板（王虎）不熟，我只跟你袁野熟，我对你袁野，我把东西、钱都只给你，我只对你，你现在把事情转嫁给他，我希望事情该你来处理，你来解决……。袁：最差的结果，你这十几万肯定是本息都有的，那后来的十几万肯定是本息都不见了的。这个息他不给我认给你，当时起码得等我好了以后，我有能力了我认给你，最差的结果就是他不认我认……刘：那个装修贷，贷了20W到手16.9W，我给了你16W，我要还给银行21.8W。这一哈等于借了17W，我要多还5W块钱，信用卡差的15w，这些年一个月左一遍，就是一年2W多的费用，这个档子一算就出来了……”。此外，刘恒提交的其与袁野2018年10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有以下内容：“袁：以后5万扣200，我不跟你们垫钱了。刘：2.5就是1050，2个点就是800……”。现双方就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发生分歧。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主张借款关系成立的，应当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借款凭据。刘恒主张袁野向其借款31万元，但未能提交相关借款凭据，其提交的与袁野微信聊天及录音材料中，亦未见双方就借款形成明确合意及袁野认可借款事实存在之内容，故对刘恒主张的其与袁野间构成借款关系的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袁野曾将案外人曾庆祥、周某的借款需求信息告知刘恒，后由刘恒实际提供资金并交由袁野对外转借，袁野再将收取的高额借款利息交予刘恒，此后双方照此惯例继续向案外人王虎、严美娥等人提供借款，相关资金的实际借款人非袁野本人，据此可以认定刘恒与袁野间就本案刘恒所主张的款项实际构成委托借贷关系，刘恒系委托人，袁野则为受托人。委托借贷关系中，受托人本质上属于委托人的代理人，其并不承担借贷本身的风险，故现相关借款人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出借人刘恒要求袁野还款，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与相关案外人的借款问题，可通过与案外人协商或诉讼途径另行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675元、保全费2020元由刘恒负担。 二审中，刘恒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4页，拟证明袁野从事借贷业务，需要过桥资金时虚构债务，让刘恒将款项转给其作为过桥资金；袁野向多人借款，是职业放贷人。袁野向本院提交微信聊天记录8页，拟证明刘恒知道王虎的联系方式，且曾经向王虎催款，刘恒所称不知道王虎基本信息不属实。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均不认可对方的证明目的。袁野认为，其只向3-4人有借款，并将借得款项交给银行或基金使用，不是职业放贷人；使用人还款时，其将收到的本金和利息都转给了刘恒，没有赚取差价。刘恒认为，其至少认识向袁野出借款项中的5个人；其出借给袁野款项，既有主动交给袁野让袁野对外放贷的情况，也有袁野将客户需求发给刘恒，刘恒再把款项交给袁野的情况；袁野在刘恒经济困难时，于2018年7月劝刘恒进行房屋抵押贷款再出借谋取息差，刘恒此时才与王虎熟悉。本院经审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双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刘恒一审起诉状载明的事实和理由为：“2017年7月28日，袁野以生意流动周转名义向刘恒借款1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袁野每月月末按月息3%向刘恒支付利息（每年只支付10个月的利息），借款期限两年。刘恒于当日通过招商银行账户向袁野账户两次转账，金额分别为5万和10万，双方已实际构成借贷关系。……之后，袁野以公司开展新业务需要资金为由，再次向刘恒借款。刘恒筹措资金后，于2018年7月31日再次向袁野转账16万元，双方约定这笔借款月息为2%，按月结算（每年只支付10个月的利息）。但之后袁野并未按约定向刘恒支付任何利息，而是以公司投资亏损等事由想尽一切办法逃脱债务。至此，刘恒共借予袁野本金31万元，袁野拖欠应支付的利息累计93297元。……经刘恒多次催告，袁野百般推脱并无还款意愿，使刘恒遭受巨大经济损失……”。2、刘恒曾与王虎微信联系，要求王虎返还款项。 本院认为，虽然刘恒与袁野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但从刘恒起诉的事实和理由看，其本案主张返还的是分别于2017年7月28日、2018年7月31日向袁野转账的15万元、16万元所对应本息，故本案应当针对该两笔款项所对应资金往来进行审查，双方其他资金往来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 对当事人之间所形成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需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来作出判断和认定。本案中，刘恒、袁野就资金往来没有形成合同、借条等书面约定，本院只能依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和两人的行为来认定两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两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提及将款项出借给他人赚取利息之事，未提及两人之间进行借款之事，不能得出刘恒向袁野出借款项的结论。袁野收到的上述31万元款项实际交给他人（王虎、严美娥等）使用，且袁野收到他人返还款项后也转账给刘恒，这些实际操作行为与微信聊天的内容可以印证。其次，刘恒直接向王虎催款的行为，表明两人微信聊天约定的操作模式中，袁野是两人对外放贷行为的执行者，不直接向刘恒承担还款责任。再次，刘恒在向袁野支付上述31万元款项后，反过来向袁野借款并在借款时承认差欠袁野款项，加之袁野在双方微信聊天中多次提及刘恒差欠其款项之事，刘恒并未予以否认，如果认定刘恒与袁野之间就本案款项构成直接的借款关系，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恒与袁野之间没有借款意思表示，不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刘恒以民间借贷关系为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不成立。 综上，刘恒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刘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义林 审判员  李斌成 审判员  刘 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