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矿业集团大榭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信开路111号1幢601-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61450065M。法定代表人：吴义文，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江南热电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紫阳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740666465Y。法定代表人：李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梨萍，江苏品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淮北矿业集团大榭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江南热电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9）苏0402民初17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榭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从未否认过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大量的“购煤款”这一事实，但这一行为与双方当事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收货确认书、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发票等行为一道，均系为案外人常州金和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金和公司）成功转出在淮北矿业集团公司（下称淮矿集团）滞留的内行款所必需。若无上述材料及行为，转款就是一句空谈。在一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旨在证实本案所涉事项（包括签订合同，出具收货确认、支付煤炭价款、开具发票等）并非仅发生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而是由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金和公司三方以连环贸易的形式所进行，最后形成了一个交易闭环。但就支付款项这一行为来说，实际上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支付给金和公司，最后再由金和公司支付给上诉人。而金和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并非现金，而是其以出具划款通知的形式，请求淮矿集团将结欠金和公司的相应款项划拨至上诉人在淮矿集团的账户内，充当上诉人向淮矿集团采购煤炭的货款。至此，三方当事人以此种闭环贸易的形式实现了案涉“贸易”的最终目的。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理会，故意撇开金和公司，只就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所谓贸易行为就事论事，显然有失公允；其次，截止2014年2月21日，淮矿集团确实只结欠了金和公司3400万余元的货款。但是，因为金和公司与淮矿集团有大量的不间断的贸易往来，在随后的时间段内，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随着贸易的进行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只是证实了在案涉业务开始之前，淮矿集团确有对金和公司的债务要承担，上诉人的陈述有基础的事实依据，但其不能证明自始至终，淮矿集团就只欠金和公司3400余万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以2014年2月21日这个时间点来取代随后至同年9月份的时间面所发生的所有事实，显然有失偏颇；再次，从财务记载的内容来看，在2014年2月份之前，上诉人确实结欠了被上诉人8万余元的款项未能承付，但案涉标的剩余的136万余元确系在案涉8笔“煤炭贸易”中所形成。如果该8笔业务确实是形式上的贸易往来，并无实质交付货物，如何以8万余的真实欠款来证明其余136万余元也属真实欠款？这内在的逻辑关系又该如何构建？在《企业询证函》上加盖了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只能表明上诉人认可在财务记账凭证上显示出上诉人结欠了被上诉人145万余元的这一事实。该笔款项应不应当支付，满足了什么条件才能支付，并非一纸《企业询证函》所能证实的。因为有上述事实的存在，上诉人有理由认为，上诉人在《企业询证函》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不能成为上诉人应当还款的证据支撑。本案所涉8笔业务共涉及煤炭20余万吨，价款1.18亿余元，而被上诉人并非煤炭生产企业。那么，这么庞大数量的煤炭从何地购进，如何运输，如何存储？被上诉人有否证据能加以证明其上述行为确系发生？尽管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反复提出这一问题，被上诉人都拒绝回答，更不提供任何证据材料，一审法院也仍不要求被上诉人加以说明，更没有分配针对上述问题予以证明的举证责任给被上诉人。更有甚者，对上诉人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一法院简单的以“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为由驳回了事，至本案的基本事实根本未能查清，从而形成错判。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在此之前的《民法通则》规定的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为衔接好这两部法典的适用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日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則》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的第3条明确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截止2017年10月1日，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已经超过两年，就成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还是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关键之所在。首先，2015年3月26日，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最后一次付款的时间，至此以后，双方再无任何履行合同的行为。那么，截止2017年3月25日，按照《民法通则》第13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則》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的规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诉讼时效的问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而不应适用《民法总则》第188条的规定；次，由被上诉人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上所载明的时间是2017年3月22日，与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只相差3天的时间。3月22日只是发件人形成询证函的时间，不是发件人发出询证函的时间。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当庭提交《企业询证函》原件时，不顾法官及上诉人代理人的劝阻，当庭执意将粘贴在询证函背面的邮递凭证上的寄件人和寄件时间撕毁，导致上诉人无法查清《企业询证函》由上诉人处的何人在何时寄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其在何时将询证函发给上诉人的邮寄凭证。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在前述情况下，以存疑的该份《企业询证函》来证明在诉讼时效的两年期间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显属不当。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主张权利”才是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核心和根本。《企业询证函》是被上诉人委托常州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对被上诉人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应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发给上诉人的。在询证函中还特别注明了“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这一表述并无任何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也与其实际目的相吻合（审计所用）。相对于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复核账目进行审计是其工作，也是其目的，委托人是否主张权利与其无涉。而被上诉人依据会计师事务所的要求发出询证函，当然也是围绕着审计的需要提出要求，不可能也无必要有任何其他隐藏的目的。因此，《企业询证函》因其未主张权利而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最后，在被上诉人于2018年5月11日向上诉人发出《律师函》之时，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后，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有过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被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被上诉人江南公司二审未书面答辩。江南公司一审诉讼请：1、判令大榭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458744.99元及其利息55242.47元（该利息自2018年5月13日起暂算至2019年2月28日，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25日，出卖方江南公司与买受人大榭公司（该公司前身名为淮北矿业集团大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2018年3月变更为本案名称）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大榭公司向江南公司购买混煤25000吨，交货方式为常州港煤场交货，数量以常州港过衡数量作为结算依据，煤炭单价为含税价590元/吨，一票结算，开具17%税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付款方式及结算期限为款到提货，承兑支付。2014年3月26日，江南公司与大榭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上述合同的数量增加4000吨，合计29000吨，其余条款仍按原合同执行。江南公司陈述，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自2012年开始，涉及金额数亿元，上述买卖合同仅是其中的一份。除上述合同外，大榭公司提供了其与江南公司签订的8份《煤炭买卖合同》（其中日期为3月25日的与上述合同内容一致）。该8份煤炭买卖合同除数量、每吨价格与上述买卖合同不同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8份合同签订的日期、数量、价格分别为2014年2月20日（37000吨，635元/吨）、3月25日（25000+4000吨，590元/吨）、4月23日（35000吨，590元/吨）、5月19日（26000吨，585元/吨）、6月20日（29000吨，581元/吨）、7月23日（22000吨，545元/吨）、8月19日（15000吨，545元/吨）、9月25日（9500吨、524元/吨），以上数量合计202500吨，价格合计118457000元。大榭公司还提供了其与金和公司签订的8份《煤炭买卖合同》，除每吨价格略有不同外（每吨加价1元），其余内容与前述8份合同内容基本相同。2017年3月22日，江南公司向大榭公司发送《企业询证函》一份。该函载明：截至2017年2月28日，江南公司对大榭公司的应收账款为1458744.99元。特别说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大榭公司在“信息证明无误”处加盖单位的财务专用章。大榭公司质证认为，其对该函件上的印章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加盖以及印章是否真实表示怀疑，认为询证函的本身违反了基本要求，公司要求有单位公章及经办人签字及签署相应日期，但该函仅仅有一个财务专用章。即使询证函是真的，在函中江南公司自己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用，并非催款结算，也就是说函件是真实的也达不到催款的目的（仅仅复核账目用），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庭审中询问大榭公司该印章是真实的吗？其回答肉眼辨别不出，形状和图案是大体相同的，但是盖章的形式不符合公司的管理规定；问及询证函上盖章的真实性如何解决时，大榭公司回答说，淮矿领导不认可，准备申请鉴定。但大榭公司没有在法院释明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2018年5月11日，江南公司委托江苏品喆律师事务所律师向大榭公司发送（通过EMS邮寄）律师函一份，载明的主要内容如下：截至2018年5月10日，大榭公司拖欠江南公司货款共计1458744.99元。请大榭公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五日内向江南公司归还欠款，如不按期支付，则江南公司将提起诉讼，届时将索赔欠款、利息、违约金等全部损失……。大榭公司认可收到该函件。大榭公司提供的2014年2月至2014年5月的转账凭证显示，其对江南公司的应付账款为7000余万元。大榭公司提供的《收据》显示，2014年3月至2014年5月，江南公司共收到大榭公司4000余万元（包括承兑汇票）。2014年2月24日，江南公司向大榭公司开具价税合计219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年3月27日，江南公司向大榭公司开具价税合计1700余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均为煤。金和公司于2014年2月26日出具函件一份。该函件载明：金和公司2月份在淮北矿业集团大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购进煤炭，货款2100万元。以上货款请从金和公司在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运销分公司账上的款项中划入淮北矿业集团大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指大榭公司）的账上。（2017）皖06刑终127号刑事裁定书载明：“大榭公司按武东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支付货款（实际为出借资金），通过连续的形式上的贸易，达到武东公司向大榭公司借款、大榭公司获取借款利息及金和公司将其在淮矿集团的内行资金（应收账款）变现的目的。”大榭公司据此用以证明金和公司有为变现在淮矿集团的内行资金的先例。但该裁定书上并未提及江南公司，该裁定书载明的事实与本案没有关联。大榭公司提供的证据目录（补充）载明：截至2014年2月21日，江南公司、大榭公司及金和公司之间开展案涉连续买卖合同之前，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尚欠金和公司34297168.35元；截至2017年10月30日，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还欠金和公司5807611.78元。庭审中，大榭公司陈述共向江南公司支付107913709.6元，系案涉8份合同项下的票面金额应付的款项。8份合同项下大榭公司结欠江南公司的款项是1369880元，江南公司起诉的标的是145万余元，在8份合同之外的所谓大榭公司结欠江南公司的款项就8万余元，所以江南公司诉讼标的的绝大部分都是8份合同项下的所谓欠款，而这8份合同恰恰是金和公司、江南公司、大榭公司三方为了金和公司周转款项而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江南公司与大榭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大榭公司向江南公司购买煤炭（混煤）。大榭公司对《煤炭买卖合同》的签订及所载内容并不否认，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大榭公司抗辩称双方之间签订涉案合同系纯属形式上的贸易往来，其目的就是在各方没有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通过连续的形式上的贸易行为，最终达到将金和公司在淮矿集团的内行资金变现的目的。首先，从大榭公司提供的转账凭证、收据等可以看出，大榭公司因向江南公司购买煤炭支付了大量的款项，这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大量的交易往来。其次，大榭公司陈述截至2014年2月21日，江南公司、大榭公司及金和公司之间开展案涉连续买卖合同之前，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尚欠金和公司34297168.35元，而案涉8份合同约定的总计货款为11800余万元，这与大榭公司所述仅系通过签订形式上的买卖合同达到变现内行资金的目的存在背离或矛盾之处。因为按照大榭公司所述目的，各方之间签订买卖合同的金额应与实际结欠的金额34297168.35元相同或大致相同即可，无需签订形式上多出8000余万元的合同。第三，大榭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共向江南公司支付107913709.6元，8份合同项下大榭公司结欠江南公司的款项1369880元；江南公司起诉的标的是145万余元，在8份合同之外的所谓大榭公司结欠江南公司的款项就8万余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双方之间除上述8份合同外，还存在其他的贸易往来，大榭公司还结欠江南公司相应的货款，即双方之间的业务不限于案涉8份合同。第四，大榭公司在《企业询证函》上加盖财务专用章确认结欠江南公司货款1458744.99元。大榭公司虽然对该函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推翻该函件的真实性。在法院释明的情况下也未申请对印章真伪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大榭公司在询证函上盖章表明其已确认应向江南公司支付的款项为1458744.99元。综上，大榭公司认为双方之间属形式贸易，没有真实交易往来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依法不予采纳。大榭公司应按确认的数额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大榭公司未能按江南公司提出的期限支付货款，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律师函》载明收到本函之日起五日内归还欠款，加上途中邮寄的期限，酌定承担逾期付款损失的起始日期为2018年5月20日。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双方之间通过询证对账，大榭公司盖章确认结欠江南公司款项的时间为2017年3月，嗣后，江南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向大榭公司发送律师函主张权利要求归还询证函上确认的数额，因此，江南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大榭公司抗辩江南公司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因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江南公司关于大榭公司应支付货款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关于调查取证。庭审中，大榭公司提出申请调取江南公司与金和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相应发票。对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结合案涉双方提交的买卖合同、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本案江南公司和大榭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与江南公司和金和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不同当事人之间相互独立的合同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法院对此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大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1458744.99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8年5月2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426元，由淮北矿业集团大榭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大榭公司与被上诉人江南公司均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江南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江南公司与大榭公司之间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企业询证函》及增值发票、收付款等系列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大榭公司结欠江南公司货款1458744.99元的事实。大榭公司否认其与江南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而认为系为案外人常州金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转出在淮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滞留的内行款所签订的上述虚假形式买卖合同。但大榭公司对自己的主张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关于大榭公司上诉认为江南公司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江南公司向大榭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大榭公司签收此函并盖具财务印章的同时并没有对该落款时间提出异议。现大榭公司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但大榭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企业询证函》构成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江南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间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大榭公司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26元，由上诉人淮北矿业集团大榭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梅审判员  王佳审判员  王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书记员  夏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