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2民终28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本来生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1247482XH，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218号8层。法定代表人：贾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金雷，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杨，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元望，男，汉族，1987年1月15日生，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怿，男，汉族，1956年3月15日生，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汝芳，江苏开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菁，女，汉族，1994年2月22日生，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原审被告：李敏：男，汉族，1987年8月11日生，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上海本来生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盛元望以及原审被告赵菁、李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8）苏0213民初6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本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金雷、聂杨，被上诉人盛元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怿、徐汝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赵菁、李敏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援引（2016）苏0213民初3537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苏02民终372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不当。两案的诉讼主体与本案不相同，相应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可见该两案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基本事实的情况下，直接援引其他案件的判决进行推定，明显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及基本法律关系未查明和理清。1、盛元望没有提供合同及任何凭证来证实其与本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盛元望一直主张其是居间介绍人，但庭审中称并不认识本来公司或任何相关人员，那又如何进行居间介绍。2、盛元望在诉状上称赵菁可以卖给其茅台酒和五粮液等物品，于是转款180万元给赵菁要求采购货物，再转卖给王少东，那么其就应当向赵菁要求交货，与本来公司无关。3、王少东的账本显示，盛元望与王少东存在多种合作往来，比如香烟交易、个人借贷等，而本来公司没有香烟业务，更可以说明盛元望收取王少东钱款并不必然是向本来公司买货。三、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盛元望将赵菁列为被告，完全是为了规避管辖。盛元望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来公司收到了盛元望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的180万元货款，但之后并未提供相应价值的货物，这是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2、收到货款后未提供相应货物的，应当退还货款，这不仅有相关法律规定，也是经营过程中应该遵守的最基本的信用和常理。3、一审法院已经另案判决盛元望向王少东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那么对本来公司的主张权就应该由盛元望来行使。4、管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二审中不能再予理涉。赵菁书面辩称：其只是作为盛元望的员工听从盛元望的安排与本来公司进行联系和打款，盛元望与本来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与其无关。李敏未作答辩。盛元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菁、本来公司、李敏共同返还货款18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自2016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詹友伟自2016年9月起，通过盛元望订购茅台酒及五粮液酒，詹友伟与盛元望未有书面协议，詹友伟与本来公司亦无书面的买卖协议，李敏原系本来公司销售经理。盛元望曾多次作为收货人在本来公司的发货交接单上签名收货。2016年10月10日，王少东通过银行转账155万元至盛元望账户（尾号9828）、转账20万元至盛元望账户（尾号9876）、转账16万元至盛元望账户（尾号9876），合计191万元。同日，盛元望通过尾号为9828的银行卡向赵菁转账100万元、80万元，赵菁于同日分别向李敏（尾号8649）汇款100万元、80万元。同日，李敏分别向本来公司打款214240元、543120元、139500元。另，2016年10月10日、10月11日，詹友伟通过银行转账给盛元望尾号为9828的银行账户90万元、189万元，合计279万元。2016年10月11日，盛元望通过其尾号为9828的银行账户转账给赵菁尾号为5858的银行账户100万元、100万元、782860元，合计2782860元；同日，赵菁通过其尾号为5858的银行账户转账给李敏尾号为8649的银行账户100万元、100万元、691840.50元，合计2691840.50元；2016年10月13日，李敏通过前述个人账户转账给本来公司276万元。2016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王少东与被告盛元望、本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6）苏0213民初3537号案件（以下简称3537号案件）。2016年11月28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詹友伟与被告盛元望、赵丽娜、李敏、本来公司、第三人赵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即（2016）苏0213民初4053号案件（以下简称4053号案件）。3537号案件中，王少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退还货款191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对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盛元望退还货款191万元及利息（以191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本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少东诉称：其通过盛元望向本来公司采购货物，款项支付流程是，其将货款汇给盛元望后，盛元望再将货款汇给本来公司员工李敏。2016年10月10日，其支付了191万元货款但未收到货物，多次与盛元望协商发货或退款事宜，但两被告一直推诿。现其未收到货物，按照其与盛元望之间的交易习惯，盛元望与其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因其未收到货，盛元望应承担返还货款的义务。而盛元望也将部分款项支付给了本来公司，但本来公司未提供发货凭证，故本来公司也应承担连带责任。对此，盛元望辩称，1.其不经营酒水业务，但公司员工赵菁认识本来公司业务经理李敏，于是其就作为中间介绍人，在无锡寻找下家，同时获取一些介绍费。为不让买家与李敏直接联系，买家先将钱打给其，其打给赵菁，赵菁再打给李敏，赵菁负责与本来公司李敏商谈发货数量、时间和地点，发货后，其再通知买家提走。所有交易都是按照上述流程进行，没有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其只是中间人，从中赚取一些介绍费，这点王少东也知情并同意。故现在是本来公司收款后未发货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不承担任何责任，也未获得任何利益。2.王少东虽然打款191万元，但这包括以前的部分货款，实际支付货款仅为178.47万元，都已经打给了本来公司。3.在与本来公司的所有业务具体都是赵菁以其个人名义联系操作的，赵菁与盛元望是同事，送货单上尾号137的电话是赵菁的，收货地址为无锡市神奇国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盛元望妻子赵丽娜注册，但盛元望作为签收人只是负责清点数量。综上，请求驳回王少东的诉讼请求。本来公司辩称，其与王少东没有任何买卖关系，李敏是系公司员工，但并未收到李敏代王少东向其支付的该笔买卖的货款，所以也不存在返还货款及支付利息的义务，也不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3537号判决书，认为：一、根据盛元望的辩称意见，其于2016年10月10日收到王少东打的191万元后将180万元打给赵菁，再由赵菁打给本来公司李敏，本来公司收到钱后本应发货，再由其通知王少东将货提走，从该整个交易流程可以看出王少东只与盛元望直接发生关系，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王少东账本记载所反映的双方交易来看，可认定盛元望与王少东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根据银行流水，2016年10月10日当天，王少东共向盛元望打款191万元，王少东未收到货物，故盛元望应当返还相应货款。二、目前证据仅能证明到191万元中的180万元已支付给李敏，但李敏向本来公司的打款金额与本案所涉金额并不匹配，且差额较大，故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李敏已将王少东的191万元货款支付给本来公司，因此，对王少东要求本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537号判决书中判决：一、盛元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王少东货款191万元及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6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少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3537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4053号案件中，詹友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盛元望、赵丽娜、李敏、本来公司共同返还货款2691840元；2.判令盛元望、赵丽娜、李敏、本来公司共同承担自2016年10月14日起以269184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詹友伟诉称：自2016年9月起，詹友伟经人介绍与盛元望相识，并得知盛元望可以通过本来公司销售经理李敏订购到本来公司的茅台酒和五粮液酒。詹友伟遂与盛元望口头约定，由詹友伟将货款付给盛元望，盛元望安排财务赵菁将货款付给李敏并获得本来公司购物平台的充值卡及密码，盛元望再行安排赵菁下单购买茅台酒和五粮液酒，由本来公司直接发货给盛元望，盛元望再通知詹友伟提货。经过几次交易，基本正常。2016年10月10日、11日，詹友伟打款279万元给盛元望；11日盛元望打款2782860元给赵菁；同日，赵菁打款2691840.50元给李敏；10月13日，李敏打款276万元给本来公司。詹友伟通过介绍人盛元望、本来公司的代理人李敏与本来公司发生买卖关系，詹友伟支付货款后未收到货物，本来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盛元望、李敏与本来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詹友伟利益，应承担共同返还货款的法律责任。赵丽娜与盛元望系夫妻关系，盛元望结欠本案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赵丽娜亦应承担共同返还货款的法律责任。2017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苏0213民初405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053号判决书），驳回了詹友伟的诉讼请求。后詹友伟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即(2018)苏02民终372号案件。无锡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敏作为本来公司销售经理，收取案涉款项是否为代表本来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来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偿还责任；二、本来公司应否直接向詹友伟返还货款；三、盛元望、赵丽娜、李敏应否与本来公司共同承担还款义务。无锡中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认为：一、从现有证据看（具体证据内容不再赘述），李敏收取案涉2691840元可认定是代表本来公司的行为，应由本来公司承担相应责任。至于本来公司和李敏之间的结算问题，系其公司内部问题，与外部第三人无关。二、詹友伟通过盛元望、赵菁向李敏代表的本来公司购买货物，从表面上看，是詹友伟与盛元望或赵菁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盛元望或赵菁又与李敏代表的本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詹友伟、盛元望、赵菁对上述关系并不认可，三方均认为詹友伟系实际买方，盛元望与赵菁系中间人，对作为相对方的本来公司来说，在詹友伟系最终实际收货方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盛元望或赵菁向其披露了买卖合同的真实相对方，盛元望、赵菁仅是代理人的身份。退一步讲，即使詹友伟与盛元望、赵菁之间并不存在隐名代理的问题，盛元望在本案中也明确其返还款项的请求权交由詹友伟行使，詹友伟也予以接受，由詹友伟直接向本来公司主张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案中，既然李敏代表本来公司收到了2691840元，但本来公司又未交付等值的货物，本来公司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詹友伟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李敏于2016年10月11日收到案涉款项，现詹友伟主张自2016年10月1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予以支持。三、盛元望已将案涉款项支付给了李敏，李敏又是代表本来公司收款，詹友伟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盛元望、李敏与本来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且缺乏共同返还货款的法律依据，故对詹友伟要求盛元望、赵丽娜、李敏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请，应予驳回。无锡中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苏02民终37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372号判决书），判决：一、撤销4053号民事判决；二、本来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詹友伟269184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詹友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来公司对372号判决书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申请再审，江苏高院于2018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了该申诉，案号为（2018）苏民申5278号。后，江苏高院作出（2018）苏民申527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本来公司的再审申请，该案结案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期间，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裁定对本案中止审理，在（2018）苏民申5278号案件结案后于2020年1月2日恢复本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敏作为本来公司销售经理，收取案涉款项180万元是否为代表本来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来公司应否承担案涉款项的偿还责任；二、本来公司应否直接向盛元望返还货款；三、赵菁、李敏应否与本来公司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已生效的一审法院3537号判决书及无锡中院372号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2016年10月份，詹友伟、王少东均通过盛元望欲向本来公司购买货物并分别支付盛元望相应货款279万元、191万元。盛元望在收到詹友伟、王少东的货款后又分别通过赵菁支付李敏2691840元、180万元。虽然在3537号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判决由盛元望返还王少东货款191万元及并支付相应利息，而未支持王少东要求本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但双方在一审判决后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无锡中院372号判决书中认定，从现有证据看，李敏收取案涉（原告詹友伟）2691840元可认定是代表本来公司的行为，应由本来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因王少东主张的付款理由、付款模式、交易模式、191万元付款时间都与詹友伟向盛元望支付的货款279万元存在高度相似，因此，上述结论在处理王少东与盛元望、赵菁、李敏、本来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时进行同样推定。故盛元望在本案中主张李敏收到其通过赵菁支付的180万元即为本来公司收到的货款，应由本来公司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至于本来公司和李敏之间的结算问题，系其公司内部问题，与外部第三人无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本来公司的代理人李敏在收款180万元后并未向盛元望或王少东交付等值的货物，导致王少东提起诉讼并形成3537号判决书，按照3537号判决书盛元望应向王少东退还191万元及并支付相应利息。依据无锡中院372号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则盛元望将王少东所付款项中的180万元通过赵菁转交李敏后，亦应当视为已交付本来公司，但本来公司又未交付等值的货物，本来公司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盛元望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李敏于2016年10月10日收到案涉180万元款项，现盛元望主张自2016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从盛元望在3537号案件中的答辩内容看，赵菁系按照其指示代为收款、汇款，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要求赵菁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敏，盛元望已将案涉180万元款项通过赵菁支付给了李敏，李敏又是代表本来公司收款，盛元望对此系明知。因李敏系在履行职务，其行为后果已由本来公司承担，故盛元望要求李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一、本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盛元望货款1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盛元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减半收取计10500元，由本来公司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来公司与盛元望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盛元望通过赵菁转账给本来公司销售经理李敏的180万元货款，未发货产生的退款责任是否应由本来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本来公司应当承担买卖合同下未履行发货义务而产生的退款责任。一、案涉交易中行为人的身份及法律关系认定。1、关于赵菁和盛元望。赵菁陈述其是盛元望的员工，听从盛元望的指示经办具体交易事项。根据盛元望在3537号案件（王少东案）答辩中陈述的交易模式，也反映赵菁是按照盛元望的指示代收代付货款并与本来公司的李敏商谈交易细节，故应当认定赵菁基于职务关系或授权关系而在案涉交易中代表盛元望，赵菁与盛元望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关于李敏和本来公司。李敏是本来公司的销售经理，从372号案件（詹友伟案）中举证的詹友伟、赵菁等人与本来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及法务部人员沟通的录音反映，本来公司允许李敏作为销售经理收取客户货款再转付给公司，这说明代收客户货款属于本来公司对销售经理的职务许可范围，故案涉交易中李敏的收款行为代表本来公司，相应法律后果应由本来公司承担。况且，盛元望和赵菁与李敏在此前已有交易往来，那么当本案180万元交易采用相同方式进行时，盛元望和赵菁当然有理由相信李敏有权代表本来公司。至于李敏有无将自己收取的货款全额交给本来公司，系本来公司与客户经理之间的内部结算问题，不能对抗外部第三人，不影响本来公司在本案中的责任承担。3、关于盛元望和王少东。王少东向盛元望转账支付191万元产生的纠纷已在3537号案件中得到解决，无论两人之间是买卖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对本案均无影响。本案审理的是盛元望通过赵菁向本来公司支付180万元货款的纠纷事宜，本案的责任认定并不以180万元是否来自于王少东的191万元为必要条件，且盛元望在与本来公司交易过程中，本身没有向本来公司披露过另有合同相对方存在，且基于3537号案件的生效判决，王少东也已不可能再以委托人身份介入到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主张权利，因此，完全可以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是盛元望和本来公司。二、合同责任的认定。2016年10月10日，盛元望将180万元货款转账给员工赵菁，赵菁收款后当天已全额支付给本来公司销售经理李敏，李敏的收款行为代表本来公司，应视同本来公司收取了盛元望支付的180万元货款，但此后本来公司未能向盛元望交付相应货物，故应当向盛元望返还180万元货款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关于管辖问题。本来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经一、二审法院审查后已作出认定，相应的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本院二审现仅对实体问题进行审理，不应再对管辖问题重新理涉。综上所述，本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公告费600元，由本来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利娜审判员  费益君审判员  王俊梅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魏依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