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0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5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杰，湖北九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依，湖北九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52年9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飞，北京金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6民初15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刘某与李某在1994年1月已经通过《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对1993年所缴纳购房款3217.54元对应的期待利益予以分割，刘某已经以其行为表明该期待利益归李某所有，现刘某再以房款缴纳为由主张对诉争房屋享有权利与事实不符。二、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杜才坤在××××年××月××日前一次性付了款，杜才坤与刘某××××年登记结婚，其1998年一同参加房改才付清了标准价房款，所以必定计算了刘某的工龄。三、刘某已经在1998年与杜才坤一并参加了房改，使用了自己的工龄优惠，故一审对工龄折扣优惠视为刘某对本案诉争房屋出资的认定错误。三、李某房产档案记载的五十年工龄，是否包含了刘某的工龄问题以及刘某与杜才坤之前是否使用过工龄等问题应该由刘某举证。李某与刘某的工龄合计也只有43年，与房产档案记载的五十年是不符的。四、一审经审查后发现本案并不适用离婚后财产纠纷事由，本应驳回刘某的诉请。刘某答辩称，第一、1、涉案房屋是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所有的，是经重新编号拆户重建后，重新由单位分配给双方的，9栋，C栋都是双方共同所有的单位福利房屋，双方先后进场工作，双方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当时单身职工是不能分配职工福利房的，只能到宿舍居住，相关事实都是有我方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庭审陈述认可的。2、1993年房屋被拆除，单位承诺分配新住房，双方离婚并未就房屋分割，之后房屋建成，之后双方均有出资购房。3、双方是基于50年工龄，取得房屋百分百产权，上诉人之后一直单身，所以只可能是使用了我方的工龄，不可能是其现任妻子的工龄。相关事实也有证据予以证实。所以涉案房屋是1993年、1996年、2003年分三次购买而取得百分百产权的，由双方共同取得的单位福利房。第二，双方离婚时原房屋被拆除，但是新房屋并未建成，该财产权益并未在离婚时进行处理，直至财产权益取得，房屋被拆迁后财产权益转化为拆迁利益，我方理应享有一半的拆迁利益。我方对一审的处理没有异议，希望能够维持原判。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刘某享有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楼1号房（产权证号：昌200409056）50%的产权份额，并享有上述房屋50%的拆迁利益；2、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年××月××刘某与李某登记结婚。1993年12月15日，武汉重型机床厂出具《武汉重型机床厂售房专用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某人民币3217.54元，系付售房款。1994年1月5日，刘某与李某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家庭没有共同财产，各自带走自己的生活用品”。女方单位于1993年11月30日在该《离婚协议书》上出具调解意见，意见为“经调解无效，同意”；刘某、李某在该《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的时间为1994年1月3日。1996年2月15日，武汉重型机床厂出具《武汉市统一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李某人民币6109.76元，系付实交房款3476.76元。××××年××月××日，刘某与案外人杜才坤（公民身份证号）登记结婚。1998年6月10日，杜才坤与武汉重型机床厂签订协议书，载明：售房单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购房人为杜才坤，武汉重型机床厂出售给杜才坤的房屋坐落于中北路××街坊××房，房屋结构为砖混一等，房型为二室一厅，建筑面积79.21平方米。房屋经评定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520元，标准价为250元，浮率为15%，折旧率为5%，每平方米规定房价201.88元，全部规定房价15991元；享受优惠政策后，每平方米155.04元，实付房价12281元；杜才坤享受的优惠政策有付款优惠20%，工龄优惠-4%；杜才坤购房款需于××××年××月××日以前付款，一次付清的，按应付款的20%给予优惠；杜才坤购房后，拥有部分产权，可以继承。同年，杜才坤登记取得该房屋60%的产权。2000年，杜才坤与武汉重型机床厂签订《标准价房补成本价差额协议书》，载明：售房单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购房人为杜才坤，武汉重型机床厂出售给杜才坤的房屋坐落于中北路××街坊××单元××楼××房，房屋结构为砖混一等，房型为二室一厅，建筑面积80.6平方米；房屋经评定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520元，标准价为250元，浮率为15%，折旧率为5%，每平方米规定房价201.88元，全部规定房价16272元；享受付款优惠20%及工龄优惠4%后，当年标准价每平方米155.04元，标准价实付款12496元，现补成本价差额8331元。2001年，杜才坤登记取得该房屋100%的产权。2013年，该房屋的产权因拆迁而注销。2003年12月26日，李某与武汉重型机床厂签订《协议书》，载明：售房单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购房人为李某，武汉重型机床厂出售给李某的房屋坐落于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楼1号房，建筑面积74.52平方米；李某享受如下折扣，50年工龄折扣每平方米折减171.5元；各项折减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实际付款单价368.41元，实际付款总额27454元。2004年7月13日，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楼1号房办理产权登记，产权人李某，个人产权占比100%。××××年××月××日，李某与案外人常苓红登记结婚。2018年3月10日，李某（乙方）与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载明：坐落于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层1号的房屋被征收，各种补偿总计2070116元，乙方选定红岭三期1栋27层4号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96.06平方米（为预测数值，最终以房产登记机构确认的数值为准），单价每平方米20700元（为预测数值，最终价格以政府批准文件或物价部门核准价格为准），预估房屋总价计1988442元，由于建筑面积变化引起房屋总价变动的，双方同意随之调整房屋价款，多退少补。乙方同意将房屋征收补偿款总额由甲方支付给产权调换房建设单位冲抵其选定房屋的预购房款，其差额部分81674元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018年4月8日，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载明：李某、刘某两人原来都是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职工，红岭C栋二门三楼一号房原是武重集团职工福利房，2003年12月参加房改。2018年4月23日，坐落于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层1号的房屋权证注销，注销原因是房屋被征收。2018年5月10日，李某（乙方）与武汉市武昌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甲方）签订《武昌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书》，载明：坐落于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层1号的房屋被征收，各种补偿总计88162元，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018年10月8日，案外人胡昌平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本人胡昌平是武重厂老职工，武重厂当时的分房政策是：一、房子一般分配给我厂双职工家庭，李某和刘某家属于双职工家庭分配的房子；二、红岭片区房改分为三次，1993年一次，1996年一次，2003年一次。三次都需要交钱：1993年房改后职工取得60%的房产权，1996年房改后职工取得72%的产权，2003年后取得100%的产权。1993年的房改是老房子，1996年和2003年房改的是新房子，新房子是老房子拆后建的。”2018年10月10日，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上述情况说明底部盖章并写明，原分房文件因时间太久没法查找，胡昌平是我单位职工。2019年3月14日，一审法院询问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四海，形成询问笔录一份，载明：当初按照武政[1998]34号文件进行房改，该文件规定“离异单身职工购买租住公有住房时，可加上其配偶离异前的实际工龄”，因此李某的房子进行房改时，计算了刘某的工龄；该房前后经历过两次房改，第一次在1993年，获得60%的产权，第二次在1998年，获得100%的产权；第二次房改是1998年开始，但有些特殊的房子是持续了比较久才进行房改；李某1993年的收据是购买老房子60%的产权，1996年的收据是补新房子差价，2003年就是100%的房改；杜才坤的房子进行房改用的应该是他前妻的工龄。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某、刘某双方自述：双方原居住于单位分配的房屋中（李某称该房屋地址为中北路红岭21栋，刘某称该房先被称为9栋，后改为21栋，一审法院以下简称该房为“21栋房屋”），该房屋在双方离婚时已被拆除，双方离婚时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层1号房屋（即本案诉争房屋，以下简称“C栋房屋”）尚未建成，双方租房居住，C栋房屋1996年才能入住；李某、刘某原为武汉重型机床厂职工，刘某于1971年进厂工作，李某于1970年进厂工作；1993年的收据是买21栋房屋，1996年的收据是买C栋房屋。刘某自述其于1996年5月搬入C栋房屋居住，××××年和杜才坤结婚时其从C栋房屋搬离；杜才坤于1958年进入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李某自述双方于离婚时分居，后李某长期与女儿、母亲一起在C栋房屋居住，刘某则偶尔居住。一审法院另查明，武房改办【1993】459号《武汉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文件》载明：……三街坊14-41栋等住宅按如下条件向现住户出售……对购房职工，30年工龄以上的优惠4%。武房改办【1996】12号《武汉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文件》载明：……中北路红岭C栋住房……职工实际付款按如下规定计算……工龄折扣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年3.43元乘以家庭夫妇双方有效合计工龄的数值计算。一审法院又查明，《武汉博兴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房改评估单》【鄂博兴字（房改）2004第097号】载明，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层1号的房屋为评估对象，竣工年限为1995年，评估对象的折旧率、房改成本价、土地登记根据武政【1998】34号文确定。《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出售旧公有住房上市的通知》（1998年4月21日）载明：……五、公有住房出售的折扣政策……(一)承租住户购买租住公有房屋，按承租人夫妇双方1992年以前的工龄之和乘以工龄折扣额折减，工龄折扣额为每平方米3.43元……离异单身职工购买租住公有住房时，可加上其配偶离异前的实际工龄……承租户购买公有住房，一户只能享受一次折扣政策优惠，每个承租住户的购房家庭人口、夫妻双方工龄不得分别重复计算……本文件发布前，已按房改政策以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部分产权的，可按当年房改政策补足以标准价计算的实际付款与当年以房改价成本价计算的应付房价款的差额后，即取得住房完全产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1993年缴纳的款项是用夫妻共同财产缴纳还是李某个人财产缴纳的问题，李某辩称双方实际达成离婚协议的时间早于女方单位出具调解意见的时间，即在1993年11月30日之前，双方已对共同财产达成分割协议，该收据的填写时间为1993年12月15日，并载明“收到李某3217.54元”，该款实为李某用个人财产支付，一审法院认为，离婚时间应以婚姻登机关的登记为准，刘某、李某于1994年1月5日登记离婚，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间为1994年1月3日，故对李某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C栋房屋取得产权的过程，刘某诉称C栋房屋在1993年12月和1996年2月两次实际取得60%、72%的产权，李某辩称C栋房屋于2003年房改时一次取得100%的产权。一审法院认为，房屋产权的取得，应以产权登记为准，刘某虽诉称于1993年、1995年实际取得60%、72%的产权，但并未向法院提交切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1996年缴纳的款项是否为刘某缴纳的问题，刘某诉称该款项为其交纳，故收据在其手中，李某辩称收据为刘某从李某处拿走，一审法院认为，该收据上载明的缴款人为李某，刘某向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刘某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C栋房屋和21栋房屋之间的关系问题，刘某诉称C栋房屋为21栋房屋拆后重建，经单位重新分配给双方；李某辩称双方离婚时21栋房已被拆除，离婚协议中也约定没有夫妻共同财产，故两栋房屋之间不是刘某所述的“演变而来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认可在离婚时21栋房屋已拆除、C栋房屋尚未建成，李某方虽辩称两栋房屋之间没有演变关系，但李某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现在的房子是1993年拆迁的房子和我母亲的房子换过来的房子，两套房子一起拆迁换来的”，而刘某则陈述“李某母亲确实有换过来的房子，但是因为钱不够，所有只用1993年拆迁的房子换成现在的房子，李某母亲换的房子没有要”，结合双方所举证据及当庭陈述，一审法院认为，21栋房屋和C栋房屋之间具有一定的承继性。对于C栋房屋房改时的工龄折扣是否计算了刘某工龄的问题，刘某诉称2003年C栋房屋的售房协议书载明“李某享受如下折扣，50年工龄折扣每平方米折减171.5元”，50年工龄是将刘某、李某工龄均计入的结果。李某辩称杜才坤的房屋房改在先，刘某已和杜才坤一同参加了房改并享受购房工龄折扣，按政策规定刘某在C栋房屋房改时已经丧失了享受工龄折扣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杜才坤在2000年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杜才坤享受了一次性付款的20%优惠，而购房款需在××××年××月××日以前一次付清才能享受此优惠，故在此日期之前，杜才坤房屋工龄折扣的计算已经完成，而此时杜才坤和刘某尚未结婚，李某未向法院提交足以证明其抗辩意见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其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李某辩称其购买C栋房屋时享受50年工龄折扣优惠，但并未侵犯刘某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参加房改时，其个人工龄远不足50年，其虽辩称未使用刘某工龄，但亦未对其房改时使用的50年工龄进行合理解释，而依照相关政策的规定，离异单身职工购买租住公有住房时，可加上其配偶离异前的实际工龄，故一审法院对李某的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而工龄折扣优惠作为一种财产性权益，应视为刘某的共同出资。李某辩称涉诉房屋的购房款27000余元购房款均为2003年缴纳，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亦未对1993、1996年的两张购房收据做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一直未对C栋房屋进行分割，该房屋虽已被拆迁，但刘某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拆迁利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李某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C栋房屋已被拆除且房屋登记信息已被注销，对刘某确认其享有C栋房屋产权份额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考虑C栋房屋的房屋来源、房改过程、工龄折扣计算情况及购房款缴纳情况等因素，酌定刘某享有上述房屋20%的拆迁利益。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刘某享有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红岭住宅楼C栋2单元3楼1号房屋（产权证号：昌200409056）20%的拆迁利益；二、驳回刘某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53元，由刘某负担3723元，李某负担930元（上述款项已由刘某已垫付，李某应将该款连同上述款项一并支付给刘某）。本院二审期间，李某提交三份证据：证据一、2020年7月14日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据二、2020年7月14日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人许四海对房改房说明的视频录像及转化文字材料；证据三、2020年7月20日左右武汉武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老员工出具的五份《证明》，以上证据共同证明李某参加房改时享受工龄优惠并没有使用刘某的工龄，刘某工龄已经在其夫杜才坤参加房改时享受优惠。刘某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单位出具的说明应该属于证言性质，加盖印章同时应该有出具人签名并签署时间。该份说明与我方之前提供的证明也并不矛盾，也只是证明双方是武重机床厂员工，房屋是单位职工福利房。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三也不认可，证人证言应出庭作证，证人的身份也无法核实，工龄也只是参考因素，一审法院也是作为参考因素才做出了20%的份额认定。经本院审查认为，李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李某与刘某在1994年签订离婚协议时并未对李某于1993年底向武汉重型机床厂支付售房款3217.54元及其对应的财产权益进行分割处理，且在本案房改折算的50年工龄远超李某个人工龄的情形下，依据离异单身职工购买租住公有住房时、可加上其配偶离异前的实际工龄的相关政策规定，亦可合理推定案涉房屋在房改时折算有刘某的工龄。本案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房屋来源、房改过程、工龄折算及购房款缴纳等因素，酌定刘某享有案涉房屋的部分拆迁利益于法有据，应予维持。李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53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文审判员 安林锋审判员 丰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书记员 严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