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25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宏根，男，汉族，1964年11月2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艾滔勇，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辰，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强，男，汉族，1971年7月21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玉春，男，汉族，1966年6月4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花，江苏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句容兴龙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句容市经济开发区玉清广场西侧锦绣句容K幢613号，现住所地江苏省句容市杨塘岗小区。法定代表人：王小美，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兴龙，男，汉族，1964年12月30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台湾小镇十期2幢，现住江苏省句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美，女，汉族，1966年1月8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台湾小镇十期2幢，现住江苏省句容市，系杨兴龙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卫东，男，汉族，1967年3月16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华阳镇西岗小区，现住江苏省句容市。原审被告：王小美，女，汉族，1966年1月8日生，住江苏省句容市台湾小镇十期2幢，现住现住江苏省句容市。上诉人陈宏根、陈强因与被上诉人毛玉春、句容兴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公司）、杨兴龙、孙卫东，原审被告王小美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6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强经法院通知拒不预交上诉费，又经本院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按其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不再另行制作文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宏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毛玉春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复印件及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自述可知，原《反担保合同》中所涉贷款银行及签订《借款合同》的日期均为空白。而被上诉人毛玉春所提交的版本系其个人后期加工过的，真实性存疑。2.被上诉人毛玉春虽提供了与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梅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黄梅支行）之间的一系列材料，但并不能当然的表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就是为了担保毛玉春与农商行黄梅支行间发生的案涉贷款。同时，兴龙公司、陈强在一审中表示，兴龙公司曾有向吴江银行及句容市华阳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事实。兴龙公司作为参与过本案全过程的重要当事人，确有过在短时间内向多家机构进行借款的事实，其故意编造吴江银行没有任何意义。故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对该事实进行深入调查，必要时可要求其提供相关证据或主动收集。3.孙卫东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陈述可信度较低。毛玉春辩称：1.关于反担保的范围和金额问题，毛玉春为兴龙公司在农商行黄梅支行的贷款提供担保前已经就反担保的范围、金额、期限和上诉人及一审其他被告进行了商谈，在其同意提供反担保后毛玉春才与农商行黄梅支行签订了担保合同，这一事实从陈宏根以及孙卫东在《反担保合同》首页中手书签字的内容可以体现。因此，毛玉春认为本案各方在签订《反担保合同》之前对反担保的相关内容已经进行过商谈，且陈宏根和孙卫东也在该合同中以手书的方式明确己方的责任范围和担保期限，只是由于农商行黄梅支行未向毛玉春提供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对于该行的全称毛玉春不能清楚的表述，所以才未在《反担保合同》中书写银行的全称。毛玉春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该行才将相关合同给毛玉春，其在知道之后对银行的全称进行了填写，对这一情况代理人在一审时曾要求一审法院对该行的经办人进行核实。因此，代理人认为虽然《反担保合同》形式上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反担保合同》所约定的范围、金额、期限上诉人与各被告是明知的。2.对于上诉人所称《反担保合同》中债权人及日期是空白的问题。上诉人及其他反担保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当仔细审核合同的内容，在自身充分清楚、理解合同内容的前提下签字，反担保人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应当视为其放弃审查相关信息的权利，并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3.对于上诉人所称《反担保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代理人认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指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所作的要约和承诺，都是自己独立且真实意思的表现，而非事后或者诉讼过程中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毛玉春在承担了保证责任之后，上诉人及其他反担保人想要逃避担保责任而找出合同上的各种瑕疵为己方开脱、否认合同效力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4.上诉人及其他一审当事人在一审中辩称本案中的反担保是为兴龙公司2018年7月10日向吴江银行借款时应毛玉春要求而提供的反担保，但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代理人曾在一审开庭时要求一审被告出示兴龙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曾向吴江银行贷款的相关证据，但是一审被告方代理人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其不需提供相关证据。代理人还向法庭要求可向农商行黄梅支行、吴江银行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并建议法庭使用测谎仪进行测谎，以便查明到底谁在法庭上撒谎。但是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故代理人认为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其向一审提供过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的意见不是事实。5.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及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代理人认为，根据一审庭审调查情况及毛玉春所举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毛玉春已经完成了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及其他一审被告仅仅陈述了其反驳意见，而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应认定其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庭应当以诚实信用、鼓励交易安全为原则，慎用合同无效规则。综上，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合法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兴龙公司、杨兴龙共同辩称，农商行黄梅支行这笔贷款是兴龙公司借款，由毛玉春、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提供担保。后来毛玉春代还这笔贷款。其实兴龙公司与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有业务合作关系，目前为止，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尚欠兴龙公司结账往来大约500万元。孙卫东辩称，对兴龙公司的借款签订《反担保合同》的事实是存在的，法律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做人要有良心，这份《反担保合同》的确是毛玉春说是为兴龙公司在农商行黄梅支行的贷款所签订，金额为450万元。王小美陈述，其在本案中仅代表公司，与其个人无关。毛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兴龙公司、杨兴龙、陈宏根、陈强、孙卫东、王小美支付毛玉春代为偿还的贷款本息合计4630559.18元及利息（以4630559.18元为基数，从2019年9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兴龙公司、杨兴龙、陈宏根、陈强、孙卫东、王小美给付毛玉春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兴龙公司在句容农商行450万元贷款情况2018年7月9日，农商行黄梅支行作为贷款人与兴龙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额度为450万元，借款人使用上述循环借款额度的期限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6月4日止，借款人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自借款人实际提款日起至约定还款日止，以借据的记载为准。合同项下借款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贷款年利率按句容农商行定价管理办法逐笔确定，以借款借据为准，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对借款人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贷款期内按双方约定的贷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改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8年7月9日，农商行黄梅支行与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毛玉春、杨兴龙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为了给兴龙公司自2018年7月9日起至2019年6月4日止，在句容农商行黄梅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450万元提供担保，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毛玉春、杨兴龙自愿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据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若保证人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各保证人之间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8年7月19日，农商行黄梅支行依约向兴龙公司发放了贷款450万元，到期日为2019年6月4日。贷款到期后，兴龙公司未能足额还本付息。2019年9月12日，毛玉春作为保证人向该行归还贷款本息共计4630559.18元。2019年9月，毛玉春为追索债权进行本次诉讼，并与江苏民中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所指派李花律师担任毛玉春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毛玉春支付该所代理费15万元。二、反担保合同签订情况及合同内容毛玉春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原件抬头载明：担保保证人（甲方）为句容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毛玉春，反担保保证人（乙方）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借款人（丙方）为兴龙公司。合同内容为：根据甲方与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梅支行银行（以下简称贷款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约定，甲方为丙方与贷款人于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现乙方自愿以其家庭共有的或个人所有的、现在所有的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为丙方向甲方提供反担保。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订立本合同。1.保证反担保范围：乙方愿意根据《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向甲方进行反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根据《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有关条款约定，在丙方未能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甲方承担了保证责任后，乙方必须立即足额向甲方偿付：（1）丙方未清偿贷款人的全部款项，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逾期担保费；（2）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3）甲方垫付的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及审计评估费等）。2.反担保保证方式：乙方四位反担保保证人各为独立的保证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对反担保范围内债务的清偿与借款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反担保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丙方还清全部款项时止。……11.本合同一式六份，当事人各执一份，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生效。合同抬头反担保保证人（乙方）处分别有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签名，其中孙卫东签名“孙伟东”。陈宏根在签名后备注“本人担保期为2018年7月9日到2019年7月9日，担保金额为其中百分之二十五”。陈强在签名后备注“本人担保为2018年7月10日到2019年7月10日”。孙卫东在签名后备注“同陈宏根同等”。合同落款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落款乙方处有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签名，并加盖兴龙公司印章及王小美签名。其中，孙卫东签名“孙伟东”，陈宏根另在合同最后空白处备注“以上担保其中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2018年.7.9日”。上述合同仅由兴龙公司、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王小美签署一份，并由毛玉春保管，兴龙公司、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王小美均未持有原件或者复印件。2019年9月，孙卫东从毛玉春处获取《反担保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复印件中第一页合同主文内容为“根据甲方与银行（以下简称贷款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约定，甲方为丙方与贷款人于2018年7月10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该合同第三页落款甲方处为空白。2019年9月19日，毛玉春向一审法院立案时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复印件中第一页主文手写添加“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梅支行”，并将“2018年7月9日”修改为“2018年7月10日”。毛玉春在庭审质证阶段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原件除有前述手写字体及修改后日期外，合同落款甲方处有毛玉春签名，并加盖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印章。2020年2月25日，孙卫东就案涉反担保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主要内容为：2018年7月，因兴龙公司因无力偿还句容农商行450万元到期贷款，要求毛玉春继续提供担保，毛玉春遂要求兴龙公司负责人杨兴龙提供反担保，于是杨兴龙找到陈宏根和陈强，再加上杨兴龙本人，毛玉春担心这三人偿还能力不够，就做其工作，要其也提供反担保。2018年7月10日，毛玉春打电话跟其说，他和农商行黄梅支行的担保合同签过字了，反担保合同中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和兴龙公司都签过字了，要其赶紧过去签字。其就到毛玉春办公室签了字，签字的时候银行和贷款日期是空白的，其担保的份额和陈宏根一样，都是百分之二十五。2019年9月，毛玉春准备代兴龙公司还款前告诉我们，还款后要和我们打官司。因为我们手上没有反担保合同，其就和陈宏根一起找毛玉春要了一份反担保合同复印件，复印件上的银行名称是空白的，但贷款日期已填好。后来毛玉春起诉至法院，其代理人开庭时从证据角度进行了分析，但他不了解情况。至于反担保是为兴龙公司向吴江银行的借款而提供，其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上述情况说明出具后，孙卫东与江苏省句容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郭方进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予以解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反担保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2.兴龙公司、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王小美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应承担何种还款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应认定案涉反担保合同已成立并生效。理由在于：（1）本案反担保合同签订时，合同中贷款银行及贷款日期为空白，即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未写明，现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被保证的主债权是农商行黄梅支行450万元贷款还是吴江银行100万元贷款。毛玉春提交了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贷款代偿情况说明，上述证据表明毛玉春为兴龙公司在农商行黄梅支行45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并代为还款4630559.18元，孙卫东作为反担保保证人之一对该反担保系为该笔45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予以认可。兴龙公司、陈宏根、陈强虽称兴龙公司曾于2018年7月向吴江银行申请100万元贷款未果，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在此种情况下，毛玉春提交的书证与孙卫东的陈述系确定被保证主债权的主要证据，据此应认定案涉反担保合同系为农商行黄梅450万元而订立。（2）反担保合同约定合同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生效，毛玉春虽在兴龙公司、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王小美签订合同时未签字，但其作为合同权利方持有合同原件，事后亦补签字，该合同应成立并生效。（3）毛玉春在一审庭审对为何将反担保合同中的“2018年7月10日”修改为“2018年7月9日”进行了合理解释，且兴龙公司、陈宏根、杨兴龙、陈强、孙卫东、王小美在反担保合同上签名的时间既有7月9日，也有7月10日，在没有兴龙公司曾向吴江银行申请过贷款的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仅有此处修改并不能证明案涉被保证的主债权是吴江银行100万元贷款，故对上述辩称，不予采纳。基于上述理由，应认定案涉反担保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1）兴龙公司应向毛玉春归还4630559.18元及自代偿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并支付律师费15万元。理由在于:农商行黄梅支行按时向兴龙公司发放贷款450万元，但兴龙公司未按时偿还该笔贷款，致使毛玉春承担担保责任，为其向句容农商行代偿归还贷款本息共计4630559.18元，故毛玉春有权向兴龙公司追偿该4630559.18元。毛玉春另主张自代偿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反担保合同》在担保范围中明确约定了律师费，兴龙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其法定代表人王小美亦签名，表明其对律师费是明知且认可的，故毛玉春有权主张律师费，且依据江苏省律师收费许可标准，毛玉春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数额合理，故对毛玉春要求兴龙公司赔付律师费15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2）杨兴龙、陈强应对上述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宏根、孙卫东应对上述本息的25%及律师费的25%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在于：其一，根据《反担保合同》约定，杨兴龙、陈强、陈宏根、孙卫东作为反担保人，自愿为兴龙公司向毛玉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担保范围为毛玉春代为清偿的全部款项及毛玉春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等，故杨兴龙、陈强应对上述本息及律师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反担保合同》中以手写字体方式明确陈宏根、孙卫东担保份额为25%，毛玉春在一审庭审中亦予以认可，故陈宏根、孙卫东应对上述本息的25%及律师费的25%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二，本案保证期间未届满。理由在于：第一，《反担保合同》约定反担保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兴龙公司还清全部款项时止。因兴龙公司未能还清款项，故杨兴龙、孙卫东的保证期间尚未届满。第二，陈宏根以手写字体备注“本人担保期为2018年7月9日到2019年7月9日”。陈强以手写字体备注“本人担保为2018年7月10日到2019年7月10日”，系该二人对其保证期间的特别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案涉反担保系为毛玉春向兴龙公司保证担保而设立，该反担保的主债务为兴龙公司应支付给毛玉春的代偿款，因毛玉春于2019年9月12日向句容农商行黄梅支行归还贷款本息共计4630559.18元，故兴龙公司自2019年9月12日起向毛玉春承担还款义务，而陈强、陈宏根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该履行期限，应视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现毛玉春于2019年9月19日即提起本案诉讼，陈强、陈宏根的保证期间未届满。（3）王小美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在于：毛玉春要求王小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为，王小美与杨兴龙是夫妻关系，王小美是兴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其对兴龙公司债务及杨兴龙的担保与反担保均明知，该债务是杨兴龙与王小美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王小美与杨兴龙虽为夫妻关系，但本案杨兴龙系连带保证人，并非借款人，450万元贷款的借款人为兴龙公司，杨兴龙并非兴龙公司股东，王小美虽为兴龙公司股东，但不是唯一股东，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45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王小美与杨兴龙的情况下，仅有杨兴龙的保证担保行为并不足以认定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毛玉春要求王小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兴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毛玉春支付代偿款人民币4630559.18元及利息（以4630559.18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兴龙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毛玉春支付律师费15万元；三、杨兴龙、陈强就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向毛玉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陈宏根、孙卫东就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的25%及第二项给付义务的25%向毛玉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毛玉春对王小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陈宏根提交以下证据：1.《反担保合同》复印件一份，该证据第一页主文第二行时间栏为空白。拟证明2019年9月孙卫东从毛玉春处获取的《反担保合同》复印件中贷款时间栏是空白的。2.《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该合同系兴龙公司向句容市华阳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的借款，借款金额为200万元。这份合同主要证明在2018年7月份，兴龙公司向多家金融机构申请了借款，涉及到相关的保证担保，从而反映出本案中所涉的《反担保合同》未载明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是有依据的，本案当中《反担保合同》后续添加的内容不足以证明系反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经审理查明，毛玉春在一审立案时提交的《反担保合同》复印件第一页主文中，将“2018年7月10日”修改为“2018年7月9日”。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保证人与反担保保证人签订的反担保合同应当包含以下内容：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的期限以及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反担保保证人签订《反担保合同》时债权人名称及《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均空白。上诉人陈宏根认为上述《反担保合同》没有明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的内容，反担保权人毛玉春在合同签订后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各反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合同的文本，也没有向其告知主合同、担保合同的签订情况，更没有在反担保合同中列明相关的金额、主合同、担保合同，反担保人不了解也不清楚应当承担的义务，故《反担保合同》未成立。同时，反担保权人未履行告知义务，存在缔约过失责任。毛玉春认为，各反担保人的承诺在缔约时是具体的、明确的，且孙卫东作为反担保人之一，在一审及二审过程中就《反担保合同》签订的前后情况向法庭作了明确说明。因此，《反担保合同》的范围、期限、金额均明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成立并生效。本院认为，虽然各反担保人在签订《反担保合同》时主债权人及《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均为空白，但是依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反担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为兴龙公司向农商行黄梅支行的贷款450万元。首先，上诉人认为该《反担保合同》系为兴龙公司向吴江银行贷款而提供的反担保，但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兴龙公司有向吴江银行申请贷款，且已经进入办理贷款手续阶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本案《反担保合同》原件由毛玉春持有，上诉人将签过字的空白《反担保合同》交付毛玉春，说明双方已经就毛玉春所担保的债务进行过商谈，且上诉人明确知晓主债务的金额，不存在上诉人不清楚主债务的情形。第三，从本案证据看，句容市水利建设工程公司、毛玉春共同为兴龙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且时间吻合的情形仅有本案一例，该《反担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只能是兴龙公司向农商行黄梅支行的借款450万元。综上，虽然上诉人签署《反担保合同》时存在主债务未记载情形，但结合本案证据，可以认定该《反担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债务是兴龙公司向农商行黄梅支行的借款450万元，《反担保合同》成立且生效，各反担保人应当承担相应的反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宏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61元，由陈宏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晓东审判员  朱宝华审判员  沈 荷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韦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