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01民终115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6号A幢8层801号。 法定代表人：唐茂然，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键枭，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艺桦，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山市飞龙誉力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兰城街道同仁街140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龙，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铭公司”）与被上诉人保山市飞龙誉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龙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3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姚兰公开开庭独任审理本案。上诉人澳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键枭、王艺桦，被上诉人飞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英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澳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1民初13741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重要证据，未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一审审理中澳铭公司提交了飞龙公司向澳铭公司发送的《询证函》，该《询证函》中飞龙公司已经自认了借款事实，并承认了案涉借款用于了飞龙公司的投资经营、建设，但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予以认定，系遗漏本案重要证据；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借款发生时飞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任公司监事唐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款项性质为借款，其证人证言与《询证函》相印证，应予采纳；三、即使案涉款项并非借款，飞龙公司收到1000万元并用于公司利益使用，目前仅归还889万元，其余部分应当归还，否则显示公平。 被上诉人飞龙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澳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飞龙公司向澳铭公司偿还借款1110000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担保费2000元由飞龙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3日，案外人德昌县蔬菜藏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蔬菜公司）、澳铭公司作为借款人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城南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2亿元，其中1.2亿元用于蔬菜公司经营周转，8000万元用于澳铭公司经营周转。同日，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与飞龙公司、保山市潞江联胜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江矿业公司）签订了若干《采矿权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飞龙公司、潞江矿业公司以其名下五个矿权作为前述贷款担保财产。 2014年12月18日，澳铭公司向飞龙公司转款10000000元。2015年1月23日，飞龙公司向澳铭公司转款8600000元，摘要：往来款。2015年2月6日，飞龙公司向澳铭公司转款290000元。 2016年9月21日，唐某（甲方）、厦门市立达信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立达信公司）（乙方）、唐茂然（担保方、丙方）、飞龙公司（目标公司）以及潞江矿业公司（目标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对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八条：“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甲方与丙方保证蔬菜公司仅向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共计壹亿贰仟万元，截至本合同签署之日，澳铭农业公司仅向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共计捌仟万元。”第二十七条第一步第1项：“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了5000万定金后7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乙方、丙方和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签订《银行协议书》，《银行协议书》具体约定还清蔬菜公司与澳铭公司贷款本金与利息、解除飞龙公司股权质押和潞江矿业公司股权质押、解除两家目标公司名下全部矿权抵押担保、甲方应将飞龙公司51%股权变更登记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银行协议书》签订后由乙方在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开立四方共同监管银行账户。”第二十七条第三步第2项：“甲方同意用上述25000万元款项替蔬菜公司和澳铭公司偿还这两家公司在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第二十七条第三步第3项：“甲、丙双方保证飞龙公司已全部偿还所有直接或间接举债用于飞龙公司经营的债务并完全解除飞龙公司及其名下资产和解除潞江矿业公司及其名下资产所有保证担保责任。否则，甲丙双方愿承担所有由此引起的包括但不限于飞龙公司及乙方一切损失并按本合同约定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第三十二条：“甲方保证飞龙公司和潞江矿业公司除本合同所提及的债务和担保之外，甲方在将飞龙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时，飞龙公司及名下矿权和潞江矿业公司名下采矿权已不存在任何债务、抵押、质押、担保和保证责任，否则，甲方应当按本次股权转让款总价的一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016年9月22日，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甲方）、唐某（乙方）、立达信公司（丙方）以及唐茂然（丁方）签订《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其中约定：“鉴于：1.现有乙方实际控制而以丁方为法定代表人的蔬菜公司和澳铭农业公司在甲方银行有额度分别为蔬菜公司1.2亿元贷款（其中：唐某、唐茂然、龚焕艳分别承贷400万元，共计1200万元）、澳铭公司8000万元贷款，两家公司共计2亿元的贷款。其中蔬菜公司、澳铭公司贷款乙方用于潞江矿业公司从干树金矿投资建设……” 2016年10月8日，唐某向立达信公司出示《转款指示》，主要载明：根据唐某与立达信公司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及《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约定，立达信公司给唐某的股权款25000万元已按唐某指定直接支付到四方监管银行账户，现唐某拥有的51%飞龙公司股权已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于2016年9月30日过户到立达信公司名下，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完成。根据《股权转让合同》及《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约定，监管账户中的25000万股权转让款中的205125494.44元按唐某指定用于归还蔬菜藏业1.2亿元、澳铭农业8000万元贷款及利息外，剩余资金44874505.56元请支付到唐某指定的账户。 澳铭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的资金来源为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于2014年12月13日于蔬菜公司、澳铭农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的借款。 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澳铭公司提供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采矿权最高额抵押合同》《询证函》、转款凭证以及飞龙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合同》《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转款指示》、进账单、其他案件的诉讼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澳铭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并称案涉10000000元来源于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贷款给澳铭公司的80000000元。从形式上看，澳铭公司未能举证证明飞龙公司向其出具过涉案争议借款的借条、借款合同或者欠条，不能直接证明澳铭公司与飞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从实质意义上看，澳铭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澳铭公司与飞龙公司就诉争10000000元款项达成过借贷的合意。飞龙公司抗辩转账系投资款，并提供《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转款指示》等证据证明浦发银行成都城南支行的贷款，唐某用于潞江矿业公司从干树金矿投资建设，且由唐某使用自有资金归还，进一步证明案涉款项为投资款，飞龙公司的举证已经达到使澳铭公司主张的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真伪不明时的程度，澳铭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资金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唐某作为当时飞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飞龙公司及名下矿权已不存在任何债务，以及飞龙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向澳铭农业公司的转款8600000元，摘要为往来款等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确有其他业务往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澳铭公司诉讼主张与飞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不足，借款关系不能成立，双方之间客观存在的钱款往来可能涉及其他合同关系。对于是否涉及恶意诉讼，涉及到澳铭农业公司是否对飞龙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在本案的诉请范围，应另案进行诉讼查明相关事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澳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395元，由澳铭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澳铭公司与飞龙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澳铭公司向飞龙公司转款1000万元，飞龙公司又向澳铭公司转回889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飞龙公司应当首先对收到的款项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证明。对此，飞龙公司称1000万元转款当时，澳铭公司、飞龙公司均系案外人唐某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案涉款项系唐某对飞龙公司的投资款，之后唐某将飞龙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立达信公司，并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注明除双方合同提及的债务和担保之外，飞龙公司对外不负有债务，但因唐某与立达信公司因股权转让发生纠纷，唐某利益集团提起了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恶意诉讼，并提交《股权转让合同》《资金监管四方协议书》及其他案件的诉讼材料对其主张予以证明。本院认为，首先，澳铭公司与飞龙公司在案涉转款发生时均系案外人唐某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在案涉转款仅备注“往来款”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性质本身难以界定；其次，本案双方均为公司，澳铭公司主张案涉款项系借款，但却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公司的相关财务凭证等予以佐证；第三，唐某、立达信公司、唐茂然、飞龙公司、潞江矿业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第三十二条约定，唐某保证飞龙公司和潞江矿业公司除本合同所提及的债务和担保之外，甲方在将飞龙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时，飞龙公司及名下矿权和潞江矿业公司名下采矿权已不存在任何债务、抵押、质押、担保和保证责任，澳铭公司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证明澳铭公司也认可飞龙公司除合同说明之外对外不负有其他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进行的本证，需使法官内心确信达到高度可能性程度才能被视为完成证明责任；反证则只需使本证待证事实证明陷于真伪不明状态即可。因此，飞龙公司辩称的理由能使本院对本案款项是否系借款产生合理怀疑，此时，澳铭公司应对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继续承担举证责任，但澳铭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转款系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澳铭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关于澳铭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未查明飞龙公司出具的《询证函》的内容及应当采纳证人唐某的证言。一审查明事实里虽未摘抄《询证函》的内容，但《询证函》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已经双方举证、质证，该《询证函》内容仅表明案涉1000万元款项来源，并不能由此证明澳铭公司与飞龙公司就案涉1000万元有借款的合意，并不能达到澳铭公司的证明目的。唐某系澳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虽然也是飞龙公司的股东，但因飞龙公司51%的股份已转让给立达信公司，唐某与澳铭公司之间存在更大的关联性和利益，故一审法院对其证词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澳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90元，由四川澳铭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姚兰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