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仲榆，男，1968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宝仲，男，197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纯珂，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婷婷，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仲榆因与被上诉人杨宝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6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上诉人李仲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静，被上诉人杨宝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纯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仲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杨宝仲向李仲榆归还882588.09元；3.判令杨宝仲向李仲榆支付占用利息(自2016年11月26日起至还清为止)，暂计至2019年8月29日为149451.5元；4.判令杨宝仲支付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李仲榆与杨宝仲是口头委托，理由是：在庭审中杨宝仲明确其与何伟荣是同学关系，当杨宝仲收到120万元巨款时，曾向李仲榆及何伟荣询问此款的用途，为了逃避责任，在庭审时杨宝仲对李仲榆及何伟荣答复此款的用途表示忘记了。上述的事实足以证明杨宝仲是完全知道李仲榆委托他人汇入杨宝仲的120万元的用途，杨宝仲知道该款用途后并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杨宝仲应该知道与李仲榆的口头委托关系。其次，杨宝仲愿意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由公司使用，实际上就默认了其愿意承担的相应责任。杨宝仲对于自己账户上转入转出的款在收到银行短信提醒，将120万元转给何伟荣，没有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杨宝仲认可与李仲榆的口头协议，并按照协议同意转款给何伟荣。从银行转账的情况也能证实李仲榆的陈述与实际相符，就是何伟荣与杨宝仲商议好，由杨宝仲收款后转入何伟荣的账号。一审判决书基于该120万元的转出转入均由李仲榆个人操作完成，是不符合事实的。必须说明李仲榆是公司财务的管理人员并不是实际操作人员，所有的操作都是公司的会计及出纳操作的。李仲榆是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从而认定口头委托关系成立。那么杨宝仲为何收李仲榆120万元？又为何在收到120万元被转入何伟荣账户的短信后不予追究？这恰恰说明杨宝仲对李仲榆委托的事情知道的清清楚楚。事后何伟荣代杨宝仲还款长达两年多的时间还款约32万元，杨宝仲也是知道的。综上所述，李仲榆委托张某能、黄伟龙汇入杨宝仲账户12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杨宝仲收到款，知道款项的用途后，默认公司的会计的转款行为，即同意将120万元转入何伟荣的账户，用于办理投标保证金，证据链清晰明确。并非一审认定的李仲榆没有证据证明口头委托关系。杨宝仲为了证实是李仲榆本人在操作款项的汇入汇出，向法庭提交虚假证据，李仲榆将另寻合法途径解决。杨宝仲辩称，不同意李仲榆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李仲榆在一审主张的基础事实是口头委托杨宝仲为其办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石溪物业租赁竞标事宜所交纳保证金的事宜。根据杨宝仲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二招标公告以及中标公告的内容反映委托事项涉及的案涉物业的竞标条件是需要具备法人资格，而且要求竞标主体的注册资金不少于500万元，竞标的保证金不低于200万元，杨宝仲属于自然人，根本就不具备报名的条件，也无法完成其所主张的委托事项。2.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接受委托的话，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从李仲榆主张的委托事项来看，必然涉及到需要杨宝仲去进行报名竞标、交纳保证金、签订合同等事宜。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杨宝仲只是向财务人员出借了本人的银行卡，且该卡的使用也并非杨宝仲本人，均是由财务人员以及李仲榆在操作使用。杨宝仲从未接受过李仲榆的具体指令去为其处理上述的委托事务，李仲榆也没有提交这方面的证据证明要求过杨宝仲具体代理或执行具体的委托事项。3.杨宝仲只是普通的保安人员，从事的是物业安保工作。证人张某能也出庭证实其名下的转账给杨宝仲的银行卡，并非其本人操作和使用，李仲榆也自认杨宝仲的涉案银行卡是由财务人员具体操作使用。上述银行卡的资金流水往来，均是由李仲榆及财务人员操作使用，可见杨宝仲并非涉案资金的实际占有者和使用者，也非受益者，杨宝仲也没有接受过李仲榆的委托去处理具体委托事项，使用过该笔资金，故杨宝仲没有返还涉案资金的义务，其作为普通的保安人员，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去承担和去接受理李仲榆所主张的委托事项。4.李仲榆主张出借银行卡给公司使用，但是并不能证明杨宝仲与李仲榆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合意，杨宝仲也从未退过款给李仲榆。李仲榆一方面主张已退还部分款项，但其提交的材料却反映是由其本人自行审批，支付给本人资金账户的一个还本付息。如果是基于委托关系为李仲榆去办理涉案的委托事项，根本就不存在还本付息的问题。5.杨宝仲认为本案是李仲榆与案外人何伟荣基于其他投资合作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纠纷，与杨宝仲无关。李仲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宝仲向李仲榆归还人民币882588.09元；2.杨宝仲向李仲榆支付占用利息（自2016年11月26日起至还清为止），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杨宝仲支付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7月11日，案外人黄伟龙的账户向杨宝仲的账户转账50万，2016年7月8日，案外人张某能的账户向杨宝仲的账户转账704950元。2016年7月21日、7月29日，杨宝仲的账户向案外人何伟荣的账户转账20万元、50万元、50万元。案外人张某能签订《说明》称，本人张某能，2016年6月29日，李仲榆委托我帮忙转账给他人，于是李仲榆向我持有的账户转账人民币150万元，然后我再分别于2016年6月30日转给江锋30万元，2016年7月8日转给黄伟龙49.5万元，杨宝仲70.495万元，合计150万元。该转账的钱款均来源于李仲榆。案外人黄伟龙签订《说明》称，本人黄伟龙2016年7月8日我收到张某能转给我的49.5万元借款。由于该款是李仲榆委托张某能汇给杨宝仲的保证金。李仲榆，张某能告知本人还款直接汇给杨宝仲，2016年7月11日，我直接将应退还张某能款50万元汇给杨宝仲。2019年6月27日，李仲榆向杨宝仲寄送《催告函》，催促杨宝仲还款。李仲榆另提交银行流水，称流水中何伟荣向其账户的转账为何伟荣代替杨宝仲向其偿还的款项，杨宝仲对此不予认可，称不能证实杨宝仲曾委托何伟荣代为向李仲榆还款。杨宝仲向法庭提出申请，申请案外人王怀东、张某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怀东到庭发表证言称，其于2015年进入南松管理公司，入职时经老板何伟荣介绍称李仲榆负责公司财务，其从2015年至今一直在南松公司从事保安工作，杨宝仲过去也是该公司保安，但现已离职。张某能到庭发表证言称，《说明》是其本人签订的，是李仲榆将其约出去吃饭，在饭店签的名，李仲榆称如果其不签名就要其负担该《说明》中载明的150万元，但如果签了名就没事，其签名的时候其知晓《说明》的内容，是李仲榆打印出来要求其签的名，张某能另称李仲榆是南松公司的财务总监并管理公司的账目，李仲榆曾叫其开过银行卡，但该银行卡并不是由其本人使用，也不是由其操作转账，其是南松公司的员工，从入职至今从事电工的工作，其认识杨宝仲、王怀东，两人均是从事保安工作，现张某能仍在帮何伟荣工作。庭审中，关于委托的经过，李仲榆称当时何伟荣说要去投标，让李仲榆帮何伟荣融资及贷款。何伟荣就叫李仲榆去银行贷款，之后款项就通过杨宝仲账户操作，何伟荣称已经与杨宝仲说好，转给杨宝仲的钱由何伟荣归还。其给何伟荣当过财务，对何伟荣并不信任。其不直接转账给杨宝仲的原因是当时跟何伟荣已经说好了，何伟荣要求通过张某能的账号来走，黄伟龙是李仲榆的朋友，当时通过黄伟龙账户转账了50万元给杨宝仲。转账后何伟荣要求财务将款项转账至李仲榆扣还款的银行账号来归还银行贷款，直至2018年10月20日。杨宝仲称该120万元如何转账至其银行卡只有李仲榆知道，其对该120万元是不知情的，何伟荣是其同学，亦未和其说过，关于120万元的银行短信其也没在意，后其找李仲榆询问该款项，李仲榆称该120万元是说好转给杨宝仲的，但杨宝仲不知情，杨宝仲的银行卡交给了公司使用，在其2017年离职后亦未将银行卡取回，其亦不清楚该120万元的用途。关于杨宝仲银行卡的使用，李仲榆称杨宝仲及证人张某能的银行卡均放在财务处使用，投标保证金是先由杨宝仲的账户转账至何伟荣的私人账户，由何伟荣的私人账户对外支付，何伟荣的银行卡亦由财务持有使用。上述事实，有转账凭证、《说明》、催告函、邮件寄递事宜申明、邮件交寄单、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李仲榆称其口头委托杨宝仲进行招投标工作并将投标项目的保证金120万元支付给杨宝仲，但李仲榆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杨宝仲达成了委托杨宝仲收款并支付投标保证金的合意，且杨宝仲的银行卡一直由南松公司财务持有使用，而李仲榆负责该公司的财务工作，其亦确认该120万元在转账至杨宝仲账户后便转账至何伟荣账户，由何伟荣的账户转账支出，故李仲榆、杨宝仲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该120万元的转入转出均由李仲榆个人操作完成，故李仲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20年4月7日作出判决：驳回李仲榆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44元，由李仲榆负担。二审中，李仲榆向本院补充提交：还款明细、费用报销单，拟证明何伟荣替杨宝仲还款的依据。杨宝仲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李仲榆并未在一审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且该组证据没有原件，杨宝仲对其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费用报销单是由李仲榆自行审批的，而转账明细信息显示，有部分是通过李仲榆的资金账户转账到其本人另外的资金账户，部分则是通过何伟荣的资金账户转账到李仲榆的资金账户，上述的资金流水往来均是李仲榆作为财务主管人员进行操作完成，杨宝仲未参与上述的费用报销的事宜。本案中，李仲榆是基于委托关系要求杨宝仲返还涉案款项，而上述涉及到还本付息的问题，反而可以证实涉案的相关款项与杨宝仲无关。另，李仲榆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以本案涉及的资金在（2020）粤0111民初6154号案中处于审计过程中，为了查清事实，故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李仲榆主张与杨宝仲存在口头委托关系是否成立；2.李仲榆主张杨宝仲归还涉案款项及利息有否依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李仲榆主张与杨宝仲存在口头委托关系，应当就其与杨宝仲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李仲榆就该主张除其陈述外，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杨宝仲对此亦不予确认。李仲榆主张杨宝仲将其银行卡交给南松公司使用，涉案的120万元转入该卡和从该卡转出，且杨宝仲为此收到银行短信提醒的情况下，杨宝仲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足以证明杨宝仲认可与李仲榆的口头协议，但李仲榆亦确认上述银行卡是由南松公司的财务持有使用，杨宝仲对此亦予以确认，故涉案120万元转入杨宝仲银行卡和转出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是杨宝仲为李仲榆处理委托事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仲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与杨宝仲存在口头委托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在李仲榆与杨宝仲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李仲榆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是杨宝仲向其还款，杨宝仲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李仲榆确认涉案的120万元在转账至杨宝仲账户后便转账至何伟荣的账户，由何伟荣的账户转账支出，而杨宝仲的涉案账户并非由其本人操作，故李仲榆主张杨宝仲归还涉案款项及支付款项占用利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另，关于李仲榆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2020）粤0111民初6154号案是李仲榆诉何伟荣、廖胜芬、江锋、刘志根合伙协议纠纷，而本案系李仲榆与杨宝仲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本案并非必须以（2020）粤0111民初6154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李仲榆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仲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88元，由上诉人李仲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革花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