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青02刑终75号 原公诉机关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康某1，出生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经商，住该县。1997年11月25日因犯盗窃罪被青海省尖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05年5月17日刑满释放。2019年7月31日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某1，青海河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康某2，出生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住该县。2018年1月23日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该县公安局罚款200元。2019年7月31日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扎某1，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2019年8月21日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才某1，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2019年8月21日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叶某，出生于青海省兴海县，住该县。1997年6月25日因犯盗窃罪被青海省兴海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8年11月2日刑满释放。1999年12月18日因犯抢劫罪被青海省兴海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4年6月19日刑满释放。2008年7月3日因犯抢劫罪被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1年10月12日刑满释放。2019年10月27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看守所。 辩护人鲁某、张某1，青海诚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某1，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市。2018年5月23日因吸食毒品被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处以社区戒毒三年。2019年11月27日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看守所。 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康某1犯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原审被告人康某2犯敲诈勒索罪、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扎某1、才某1犯敲诈勒索罪、开设赌场罪，原审被告人叶某犯敲诈勒索罪，原审被告人杨某1犯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20年7月16日作出（2020）青0224刑初3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康某1、康某2、才某1、叶某、杨某1、扎某1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提审各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马某1、周某1，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7年至2018年，被告人康某1、康某2、扎某1、才某1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宁市、海西州德令哈市等地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组织卖淫、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被告人康某1通过开设赌场召集不特定众多人员长期参赌，危害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暴力、威胁及限制人身自由、长期滋扰、纠缠等软暴力手段索要债务及超额利息，结伙持管制刀具在宾馆无故伤害他人身体，给被害人及其家人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单位工作秩序等造成严重伤害和干扰，严重冲击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团伙。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13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被害人石某1为了筹集资金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英吉沙地区光伏电站项目，向被告人康某1借款18万元，后未能按约定还款。被告人康某1多次胁迫石某1出具借条，直到2013年8月2日，被告人康某1再次胁迫石某1写下金额为68万元的借条为最终的借款金额，之前的借条全部作废。2014年4至6月，被告人康某1指使被告人扎某1、才某1、叶某通过强行进入被害人石某1住宅、蹲守、尾随监视等手段索要债务，并逼迫石某1带着被告人康某1等人多次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及石某1工程合伙人加应当智处索要石某1投入的工程款。2014年12月5日、12月16日、2017年7月10日，石某1被迫先后三次向被告人康某1分别转账20万元、32万元和10万元，共计62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石某1的陈述及辨认笔录：2013年我承包了新疆喀什英吉沙县的光伏电站项目，因开工缺少前期费用，2013年农历正月十六，我向康某1借款18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一个月，利息2万元。由于工程烂尾，钱没有按期还上，每隔三五个月，康某1就让我写欠条，在他的胁迫下，我前后写了十次左右的借条，后康某1把本息算到了68万元。2013年8月，康某1的三个马仔胁迫我在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下借康某168万元现金的借条，此借条为最终借条。2014年4月，康某1派扎某1、才某1和叶某三人跟着我，我到哪里，三人就跟到哪里，有时候晚上还住在我家里。这三人前后共跟了三个月时间，期间，三人把我带到出租屋两三次，不让我外出，只允许向别人打电话借钱。康某1的手下到了我家就用力砸门或者用脚踹门，把安全门的把手折坏了。不经过我的允许就进入到我家里吃住，扎某1和叶某经常暴力威胁我。我去西宁市火电公司要账时写下的投资情况明细不是真实的，上面记载的康某1投资60万元，是因为康某1以威胁手段索要高额利息，跟着我到火电公司要债，我只能通过索要工程款向康某1还钱，无奈才把康某1写到了工程投资的名单里。西宁市火电公司工程烂尾后，加应当智答应退还我投资的本金，康某1说他要直接去找加应当智要钱，当时康某1已经把本息算成了60万元，迫于康某1的压力，我就给加应当智说借了康某160万元。到2015年9月，我共向康某1还本付息共计60多万元。经照片辨认，石某1确认康某1及三个“马仔”系扎某1、才某1、叶某。 2.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1）证人田某证言及辨认笔录：2012年开始，康某1派来的扎某1、才某1、叶某追着我丈夫石某1到家里要账，石某1去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2013年催得紧了，出现用力砸门的事情。2014年4至6月，这三人每天吃住在石某1位于香格里拉小区的家里。由于长期受到惊吓，我患上抑郁症，曾有自杀的念头。经照片辨认，田某确认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 （2）证人石某2证言：2013年多次遇到有人在家中守着向父亲石某1讨债，其中有一人是留着长发的藏族小伙。那些人辱骂石某1，逼迫赶紧还钱，用力砸门、损坏门锁，自由出入，特别随便。石某1要是出门的话，他们会一直跟着。因为这些人守在家里讨债，我和弟弟有家不敢回，母亲田某得了抑郁症，都有了自杀的念头。 （3）证人石某3证言及辨认笔录：2013年10月份前后，康某1打电话给我父亲石某1催账，他的三个手下扎某1、才某1、叶某一直吃住在我们家里，守着石某1，石某1去哪他们就跟到哪，晚上会有一个人值班，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有次晚上回家，我发现防盗门上用红色自喷漆喷有“欠债还钱”。2014年6月22日左右，这三人中一个长头发来到我家，对石某1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不怕再进去一次，想弄死你就弄死你，当晚他还强行住在我家里。经照片辨认，石某3确认康某1和扎某1、才某1、叶某。 （4）证人唐某证言：康某1和石某1聊天的时候提起过光伏电站之类的词，但是没具体说合作之类的话题。我听说过康某1找石某1要钱的事情。 （5）证人周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2014年7、8月到西宁找石某1要债，在石某1家中，看到两个藏族小伙。后我带石某1去湟中公安局报案，但派出所未受理，康某1的人就把石某1带回了西宁。2015年左右，石某1说他借了康总十几万元，还了三十几万元。还有一次，加应当智说石某1欠康某1的钱不多，还了那么多，康某1还一直向石某1要钱，但具体的钱数没说。经照片辨认，周某2确认在石某1家守候要债的藏族小伙是扎某1、叶某，向石某1要债的人中有才某1。 （6）证人徐某证言及辨认笔录：石某1、加某和索某三人合伙投资了青海火电公司在新疆喀什光伏电站项目，康某1不是合伙人。石某1当时向康某1借款18万元，但是康某1要走了60万元，经常看到康某1带着几个人找石某1要账。经照片辨认，确认跟着康某1向石某1要账的人是扎某1、才某1、叶某。 （7）证人石某4证言及辨认笔录：2013年8月至2015年期间，康某1手下的三人轮班在叔叔石某1家里蹲守。他们进门时砸门的声音很大，进来以后就在客厅的沙发上随意躺着，把脚放到茶几上，抽烟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有时会把石某1带出去两三天不让回家。他们说康某1是他们的老板，要账就是他们的工作。当时新疆喀什光伏电站项目上质保金不够，石某1向康某1借了18万元高利贷，石某1前后共向康某1还了将近70万元。经照片辨认，石某4确认康某1和手下三人叶某（大个子藏民）、扎某1（小个子藏民）、才某1（长头发藏民）。 （8）证人赵某1证言：2015年左右，石某1跟我说他借了康某1的18万元，康某1一直追着他要账。 （9）证人石某5证言：石某1为了交新疆喀什英吉沙光伏电站项目的质保金，向康某1借了十几万元，但石某1前后向康某1还了六七十万元。康某1让手下守在石某1位于香格里拉小区的家中，他们经常斜躺在沙发上，脚搭在茶几上，抽烟喝酒，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康某1和手下限制石某1的自由，石某1到哪他们就跟到哪。一次，我和徐某、石某1、加羊还有康某1及手下去火电公司要钱，事罢康某1和手下的人不让石某1离开，后在水利厅二楼的茶艺里，石某1对康某1说“你的十几万元先停一下”，康某1没答应，我对康某1说“你的十几万元至于这么逼吗？”康某1说：“我的这些人出来都得吃饭，车马劳顿都要钱。” （10）证人加某的证言：新疆英吉沙天华伟业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是我和青海火电工程公司签订的，合伙人有石某1和索某。我从未与康某1、石某1签过内容为可以不通过石某1，直接把钱转给康某1的三方协议。石某1说欠了康某1十多万元，确实投到项目上了，后来石某1说他欠康某168万元，我觉得有问题。有次石某1让我借给康某110万元，我把钱转给了石某1本人。2014年初到2016年12月之间，石某1领着康某1找我要过很多次钱，跟康某1一起的有“长头发”“大个子”及叫尼玛的三个藏族小伙。 （11）证人索某证言：新疆喀什英吉沙天华伟业光伏项目是我和加某、石某1三人投资的，康某1没有投资这个项目。石某1曾说他的投资款里有康某1的钱，具体数目不清楚。石某1还说康某1等人住在他家逼着还钱，在他家做饭之类的。 （12）证人康某3证言：2015年6月许，我到石某1家中要钱，石某1开门时脸色很难看，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留长头发的小伙，卧室里好像有人在吵。 （13）证人才某2证言：有一次和康某1等人喝酒时康某1说外面欠他账的人很多，尤其是石某1，欠了一二十万元。 （14）证人文某1证言及辨认笔录：新疆喀什市英吉沙县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的合同是加羊、石某1和我与北京天华伟业签订的，石某1后面合作的人没有康某1。石某1在这个项目上投资了230多万元。石某1曾说过有三四个藏族人天天守在他家要钱，石某1欠了他们十七八万元，石某1去哪他们就跟到哪，石某1还了利息60多万元。经照片辨认，文某1确认扎某1是跟随监视石某1的人。 （15）证人李某1证言：2013年、2014年的时候，去石某1家的人很杂，楼道里经常很嘈杂。曾见过一个长头发的藏族小伙去过石某1家。 3.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康某1的供述与辩解：石某1承包的光伏地基建设项目我投资了75万元，其中30万元是向杨某生借的，20万元是向康某蓉借的。后来我怀疑工程出了问题便要求撤资，石某1答应了但一直没给钱，我就和石某1一起去青海火电要钱。我曾与加某尖措、石某1签订了三方协议，内容是钱到账后，加某尖措不通过石某1直接把钱给我。石某1先后给我写了五六个借条，到现在还有十六至十八万元没还清。我从未指使才某1、扎某1去限制石某1的人身自由，也未授意二人住到石某1家里。 （2）被告人扎某1供述与辩解：康某1曾让我去香格里拉小区找石某1，说石某1欠了他的钱。我到石某1家里后，给康某1打了电话，告诉他石某1在家里。康某1和石某1通了电话以后，就让我不要再管这件事，我就和才某1离开了石某1家。有一次我在黄河路出租屋内看到康某1、才某1、叶某和石某1在喝茶。次日我睡醒时，石某1已经走了。 （3）被告人才某1供述与辩解：2014年5、6月，康某1以石某1骗了他的钱为由，安排我和扎某1、叶某去石某1家里跟着石某1，向石某1要钱。我们三人去了以后就一直轮流跟着石某1，我大概跟了五六天，后来石某1确实没钱，我们三人就没再跟。后因石某1不接康某1电话，康某1就让我们三人继续去跟石某1，晚上住在石某1家。期间，我们曾两次将石某1带去黄河路的出租屋。跟着石某1时，我们没有辱骂、殴打过石某1。 （4）被告人叶某供述与辩解：康某1未指使过我去跟着石某1，我也未限制过石某1的人身自由。我从未去过石某1香格里拉小区的家里，也没见过石某1的家人。 4.其他证据 （1）揭发信证实，2019年9月18日，石某1向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揭发康某1的犯罪事实：康某1借给石某1高利贷18万元，最终石某1向康某1偿还18万元本金、47万元高额利息。 （2）提取笔录及借条证实，侦查人员从康某1办公室内提取到欠条碎片，系2013年8月2日石某1向康某1出具的68万元借条。 （3）项目合同复印件证实，2012年11月14日，英吉沙天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20MWP并网光伏发电项目的相关情况。 （4）银行转账凭条、收条证实，2014年12月5日，石某1向康某1转账20万元；2014年12月16日，石某1尾号3846的账户取款32万元，当日康某1向石某1出具收条，2017年7月10日，石某1向康某1转账10万元。 （5）视听资料证实，康某1跟随石某1共同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及加某处索要工程款的情况。 （二）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康某1长期在化隆县谢家滩乡、二塘乡多个村庄及化隆县政府招待所、西宁市茶艺、宾馆等租赁场地、提供赌具并设定赌博方式（主要以“推二八杠”为主）流动开设赌场，从中抽头渔利，攫取高额回报，且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获取非法利益。期间，沈某1、沈某2负责望风、接送赌客、抽头等。被告人扎某1、才某1分别参与其中2012年和2014年在化隆县政府宾馆及化隆县二塘乡工哇滩村的赌场，主要负责看场子、端茶倒水等事宜。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1）证人沈某1证言及辨认笔录：康某1在朱家湾、谢家滩、马塘、政府宾馆一楼、工哇滩村、赵国保家等地开过赌场，主要是推“二八杠”。康某1雇我的车接送去赌场参与赌博的人，有时候当“雀儿”放风，当“雀儿”的还有“尕丰收”、沈某2等人，康某1每次给“雀儿”200元。朱家湾村的赌场一共开了两个晚上。我在政府宾馆的赌场内拔过一次“盅盅”（抽头渔利），当时台面上有6000多元现金。我总共拔了2400元，康某1给了我200元。赵国保家的赌场大概是2010年到2011年前后。在马塘村的一个独院晚上开了两三个月的赌场，我当时负责放风。康某1还在政府招待所的歌厅里开了三四个晚上的赌场，隔段时间再开几天，我去过四次。经照片辨认，沈某1确认康某1与康某2。 （2）证人沈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康某1在赵某保家、工哇滩村姓朱的人家都开过“二八杠”场子。在赵某保家大概是2013年，我去过五六次。我帮忙拔过“盅盅”，300元里拔50元，多的时候一晚上可以拔五六千元，每晚的赌资有三四万元。工哇滩的场子开了一个多月，我、扎某1和才某1是看场子的，扎某1有时候也“拔盅盅”。在工哇滩村的赌场里每晚“拔盅盅”的钱有五六千元，一晚上的赌资有三四万元。经照片辨认，沈某2确认康某1、康某2、扎某1和才某1。 （3）证人史某1证言及辨认笔录：我去过五次康某1开设的“二八杠”赌场，其中朱家湾两次、谢家滩一次、政府招待所两次。大概是2010年的冬天，康某1联系我们去了朱家湾村的赵某保家，第二天去了“杨闭”家。大概在赵某保家玩了三个小时，在杨闭家玩了四个小时。朱家湾村的赌场赌资每晚大概有五六万元。“放水”（放高利贷）的人是康某1兄弟俩，利息是10000元每天400元。“拔盅盅”的是沈某2，比例是百分之五，每天晚上能拔15000元左右。沈某2在场子里转悠，沈某1、“杨闭”“尕丰收”等人外面放风。隔了两三天，康某1又联系我们去了谢家滩村参赌，“放风”“放水”的还是朱家湾村的那些人。赌资有40000元，拔了9000多元。又隔了两三天，康某1联系我们去了政府招待所的赌场。康某2和一个有狼头纹身的小伙子“放水”。这个赌场每天有赌资30000元，两天晚上拔了10000元。经照片辨认，史某1确认康某1、康某2兄弟俩。 （4）证人张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2008年冬天，康某1叫我到政府招待所前楼的二楼东头的房间里赌博，一起推“二八杠”，去了两晚上，每晚的赌资大概有三四万元，两晚上都是康某1坐庄，赢钱的也是康某1。2013还是2014年，“尕丰收”的哥哥家和工哇滩村的场子应该是康某1和“尕眼睛”合伙开的，玩的都是“二八杠”。“尕眼睛”看场子，康某1负责找场子和“放水”。当“雀儿”（望风的人）的是“尕眼睛”的人，沈某2，沈某1给康某1背“放水”的包。谢家滩两个晚上每晚的赌资应该有200000元。在工哇滩村参赌的还是谢家滩村的那些人，沈某2在“拔盅盅”。工哇滩村的赌资大概有200000元。经照片辨认，张某2确认康某1、康某2、沈某1等人。 （5）证人马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大概是2009、2010年，康某1开设了“二八杠”赌场，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我输了50余万元，其中43万元是康某1放给我的“水钱”。场子一般开设在谢家滩乡、政府招待所后院康某1开设的“鸡窝”里、工哇滩村、朱家湾村、巴燕镇的汉族村庄基本都去过。康某1天天放“水钱”，一般都是5000元起步。场子里抽头一般都是百分之十。抽头渔利的钱除了给输的多的人每人二三百元，给“雀儿”发工资，剩下的都是康某1的。政府招待所的场子组织者是康某1，“拔盅盅”的也是康某1，“雀儿”是沈某1。每天晚上的赌资是60000元左右，康某1抽头是按百分之十，估计一晚上能拔20000元。康某1每次来都背着一个皮包，赌客需要“水钱”的时候就从包里取。龙门塘的时候康某1带了三个藏族小伙过来看场子，其中一个是才某1。尕西沟赌场内赌资50000元左右，看场子的还是那三个藏族小伙。工哇滩村的赌场光车就来了十几辆，“拔盅盅”的是康某1，沈某2、沈某1还有那三个藏族小伙是看场子的。当晚来的西宁人特别多，估计赌资有700000元，一次押注台面上有两三万元，康某1当天晚上抽头估计有80000到100000元。回到政府招待所的场子玩了六个晚上，每晚赌资两三万元，康某1每晚抽头6000元左后。沈某1负责放风。西宁六一桥宾馆内的赌场是康某1的场子，“放水”的是康某1，才某1跟在后面背“放水”的包。第二天“尕丰收”和陈某说当晚抽头抽了180000元左右，赌资估计最少有七八十万元。经照片辨认，马某2确认康某1、康某2、才某1（长毛）、沈某1、沈某2。 （6）证人孙某1证言：康某1在政府招待所、阿岱、朱家湾开过“二八杠”赌场。政府招待所的场子里，每晚赌资有五万元，能拔10000元的“盅盅”。朱家湾场子里“拔盅盅”的20000元多被“尕眼睛”带走了。阿岱的场子里，每晚的赌资有130000元。康某1的场子，沈某2和沈某1负责看场子、“尕丰收”和“杨闭”负责放风，扎某1和才某1在阿岱赌场背包。经照片辨认，孙某1确认康某1、康某2、扎某1、才某1（长毛）、沈某2、沈某1。 （7）证人李某2证言：康某1在政府宾馆后面开过赌场，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在里面输了很多钱。在西宁南小街茶艺的麻将馆里面“推二八杠”，两个晚上我输了370000元和一条18000元的金项链，吴尕输了490000元。康某1在“拔盅盅”，抽头百分之十。听说康某1在××村也开过。在谢家滩村开设了两个晚上，第一晚上是康某1联系我把我哥哥家的房子借给他们开赌场。第一晚参加的人有“尕眼睛”“康旦”等人，第二天晚上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参赌，一直玩到了天亮。在朱家湾村一个姓赵的家中开设了三个晚上，朱家湾的赌场是“尕眼睛”和“康旦”组织开设的，每晚大概有十几到二十几个人，我和杨某2是“雀儿”。在马塘村开设了两个晚上，马塘的赌场是“尕眼睛”与“康旦”组织开设的。赌场里面有十几个人，从九点多玩到凌晨四五点就结束了。经照片辨认，李某2确认康某1（“康旦”）、康某2、才某1、沈某1、高某（“尕眼睛”）等人。 （8）证人史某2证言：八九年前康某1在政府宾馆一楼开了麻将馆，提供赌具和场所，组织参赌人员，赌博方式是“二五八”，我大概参赌了二个月，每天的赌资有一万二三千元。借康某1的“水钱”10000元要抽头400元。康某1不在的话沈某2拔“自扣”，沈某2走了之后，扎某1和才某1来过政府招待所，帮康某1拔自扣，放“水钱”。经照片辨认，史某2确认在赌场内帮忙放水钱、收取抽头的扎某1负责和负责抽头、看场子的才某1。 （9）证人韩某证言：2011年冬天，康某1在政府一楼的麻将馆里组织推“二八杠”，康某1负责“拔盅盅”，参加的人有“尕眼睛”、扎某1、才某1等人。经照片辨认，韩某确认扎某1、才某1、叶某是跟随康某1的人。 （10）证人才某3证言及辨认笔录：康某1在阿岱青沙山宾馆、扎巴镇关沙村、扎巴镇的乙沙村、下扎巴才某3的哥哥家开过“二八杠”赌场。大概2011年冬，康某1与拉玛才旦在青沙山宾馆开设了“二八杠”场子，开了两个晚上，“拔盅盅”的是康某1与拉玛才旦，平均每晚能拔5000元。康某1在扎巴镇关沙村一个村民家里开设的“二八杠”场子，我去了两次，每天晚上大概有十六七人，每晚赌资有30000余元，康某1与拉玛才旦两个人“拔盅盅”，每晚能拔10000余元。扎巴镇乙沙村的赌场才某3去过一次，当晚场子里有十三四人，赌资有一万七八，康某1与拉玛才旦按照百分之十“拔盅盅”，一晚上拔10000元左右。在下扎巴我哥哥家开设的“二八杠”赌场内参与的人有十五六个，赌资10000元左右，康某1与拉玛才旦按照百分之五“拔盅盅”，一晚上拔10000余元。经照片辨认，才某3确认康某1。 （11）证人杨某3证言及辨认笔录：2007年的夏天，康某2在政府招待所、尕西沟村开过“二八杠”赌场。我去过政府招待所赌场三次，每晚有50000元的赌资，“拔盅盅”的是康某2，按百分之十拔。玩的时间长的话可以拔10000元，短的话可以拔5000元。赵某2在看场子，郭玉忠在外面放风。康某2的政府招待所的场子断断续续最少开了两个月。尕西沟开设的“二八杠”场子里人比较少，每晚赌资有30000元。康某2按百分之十在拔“拔盅盅”。赵某2看场子，郭玉忠放风。经照片辨认，杨某3确认康某2、康某1、沈某1等人。 （12）证人赵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2009年5、6月，康某2在政府招待所后楼二楼套间开设“二八杠”赌场，“拔盅盅”的是康某2，大概开了半个月时间。在尕西沟一个人家里的赌场开了一个晚上，“拔盅盅”的是康某2，康某2在他哥开的KTV包间里开过一两次赌场。赌场内赌资一般就是一两万元，每晚抽头大概一千六七百元，不到两千元。康某2偶尔会在场子里“放水”。经照片辨认，赵某2确认康某1、康某2、扎某1、才某1、索南等人。 （13）证人李某3证言：康某1在朱家湾村、政府宾馆一楼、谢家滩村、工哇滩村、赵国保家、马塘村都开设过赌场，玩的是“二八杠”，抽头百分之十，每个地方开两个晚上就会换地方。场子和赌具由康某1提供，一般晚上玩三四个小时，最少拔一两万元，有一次康某1拔了四万六七千元。2009年11月份许，康某1在朱家湾村的赵国保家与杨某2家开设了赌场，我去了三次，输了23000元，看见康某1、沈某2等人拔过“盅盅”。这三次赌场内的赌资有30000至50000元，每场下来“盅盅”大概有10000元以上。2009年冬天，康某1与“尕眼睛”在谢家滩村合伙开设了赌场，我去的当天晚上赌资有60000元左右。工哇滩村的赌场是在一个姓朱的人家里开设的，我输了15000元左右，康某1给我放了四次“水钱”，每次5000元，利息是300元，只给4700元。当晚的赌资是45000元左右，“盅盅”能拔20000余元。马塘村的赌场内赌资有20000余元。政府宾馆的赌场内，我去玩了两次，输了10000余元，沈某2和沈某1在“拔盅盅”，第一次去时赌资是五六万元、第二次去时赌资大概有三万元。 （14）证人杨某2证言：康某1在朱家湾赵某保的母亲家里开过三天的“二八杠”场子，我和李某2两人当“雀儿”。康某1在工哇滩姓朱的一人家里也开设过赌场，我去了一个晚上，赌资大概有五六万。在扎巴镇的一个村子里也开过赌场，有一个外地的老板那天大概输掉了50多万元。2008年到2009年之间，康某1在我家开了三天赌场，每晚的赌资大概在三至五万元，有时抽头有10000元。 （15）证人李某4证言：康某1在政府宾馆、谢家滩乡、二塘乡工哇滩村开设过赌场。2009年去过四五次政府宾馆一楼的麻将馆，玩的是“二八杠”，看场子的有康某2等人。“拔盅盅”“放水”的人都是康某1。赌资大概三四万元，“拔盅盅”估计是三四千元。康某1在谢家滩开的赌场去了三次，一次是在李某2家，还有两次是烈士陵园那条路尽头的一个村庄人家里。“杨闭十”家，赌资大概六七万元，估计拔了一两万元。看场子的是康某2，“放水”的是康某1。烈士陵园附近的那个场子里，赌资估计每晚有120000元，“拔盅盅”能拔30000元左右。看场子、“放水”的人是“康旦”。康某1在工哇滩村开的场子里，赌资大概是50000元，有时候康某1自己“拔盅盅”“盅盅”约6000元。 （16）证人周某3证言：康某1开设的赌场有政府招待所、工哇滩村、朱家湾村（杨闭家）、西宁六一桥附近的一个宾馆。康某1在政府招待所里开“二八杠”场子一般是在后院一楼的卡厅或者二楼的宾馆房间内，人多时赌资大概有三四万元，人少时大概有两三万元。“拔盅盅”的人是“康旦”和“八戒”，沈某1除了接送人，可能也在放风。工哇滩村的“二八杠”场子是康某1组织起来的，沈某1应该在放风，康某1在放“水钱”。当晚台面上有10000余元，赌资估计有六七万元。朱家湾村的赌场应该是在杨闭十的家里，我和杨闭十一起去的，大概有十一二个人，赌资有一两万元。“拔盅盅”“放水”的是康某1。后来康某1打电话联系我去了西宁市六一桥附近宾馆的赌场，场子里大概有二十三四人，赌资大概有七八万元。“拔盅盅”“放水”的是康某1。 （17）证人郭某证言：康某1在政府招待所开设的“二八杠”场子，我参与了两次。第一次场子里大概有二十几人，赌资应该有10000余元。第二次场子里也有二十几人，赌资30000元以上，康某1自己在“拔盅盅”。2008年暑假，康某1联系我去西宁六一桥宾馆推“二八杠”，去时场子已经散了。 （18）证人陈某证言：2008年8月去过康某1开在政府招待所、尕西沟村、谢家滩村、西宁市的“二八杠”赌场。康某1自己“拔盅盅”，500元以上拔100元，2000元以上拔200元。每天平均能拔1500元。“放水”的人也是康某1，10000元每天利息是3000元。每天的赌资估计有10000元至30000元。 （19）证人刘某2证言：2011年4月在西宁市××区的一个茶艺里，康某1找到我说要合作开“二八杠”赌场，被我拒绝。康某1就组织茶艺馆里的客人推“二八杠”。听说康某1玩得挺大，大概玩了十几天。 （20）证人张某3证言：2010或2011年，康某1叫我去政府宾馆一楼的麻将馆打麻将，是“二五八”，赌资每天约一万元。去西宁市城东区乐都路经典茶艺内赌博过，当晚赌资有一万五六。 （21）证人冶某证言：康某1在政府宾馆一楼的麻将馆里，平常有一些上班的人来打麻将，赌博是康某1组织起来的，以打麻将的方式赌博，二五八作将，第一把自扣了就给“康旦”50元或者100元。 （22）证人杨某4证言：2010年的6月康某1在政府招待所的一楼开麻将馆，康某1手下的人联系我们经常去玩。打的是100元的包庄，抛的是200元封顶，看场子的是沈某2。2012年春节期间，康某1在城西区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庭宾馆里开了赌场并“放水”，一天可抽头两三千元。 （23）证人薛某证言：康某1在他自己开的歌厅里开设过“二八杠”赌场，参赌的人有我、陈某、杨闭、李某2、周某3。当时陈某坐庄时，台面上大概放了五六千元，康某1在“拔盅盅”。康某1在尕西沟一个人家里开过赌场，他自己负责抽头和“放水”，听说10000元日息400元。 （24）证人高某证言：七八年前康某1在政府宾馆、朱家湾村、谢家滩村开设赌场、放水钱、收台子费。康某1抽头渔利是百分之十，台子费是每10000元抽500元。 （25）证人冶某2证言：2012年冬天去“康旦”的政府宾馆一楼打麻将，打的是100元的包庄、最多抛200元。“康旦”拔前四把自扣，共计400元。中途如果换人的话，换上来的人拔100元。玩了十五天输了50000元，借了康某135000元的“水钱”，半个月还了50000元。康某1曾经联系我去谢家滩的某个村推“二八杠”，七点多去到凌晨一点结束。大概有三十多人，抽头的是康某1。 （26）证人张某4证言：2012年冬天去了康某1开设在政府宾馆后院一楼的赌场，玩的是“二八杠”，一共有一二十人。“拔盅盅”的是康某1手下的人，坐庄的是康某1，每把押注最大押2000元。 （27）证人马某3证言：2014年到2015年夏天，去过康某1在政府招待所开设的赌场，玩的是“二五八”麻将。刚开始玩时是50元“包庄”，后面是100元“包庄”，一般抛500元以下。康某1是按人头每人100元抽头。康某1在场子里“放水”一般是5000元起步，5000元每天抽取200元的“水钱”。第一次看见尼玛、索南是在政府招待所，康某1带过来的。这些小伙子平时端茶倒水，帮忙买东西、取钱、“放水”。经照片辨认，确认扎某1、才某1是在麻将馆内端茶倒水的人。 （28）证人马某4证言：2011年7、8月去过康某1开在政府一楼的赌场打麻将，赌注最低100元，抽头是每人头上抽100元。有时康某1自己看场子，有时是他弟弟。去过三次共输了一万多元。 （29）证人祁某证言：十年前的夏天去过康某1开在政府一楼的赌场打麻将，是以二五八作将的方式，打100元的“包庄”，抛100元。每天赌资大概有五六千元。康某1自己看场子，自扣也是康某1拿。自扣的前四把，每把抽100元，一共400元。 （30）证人冶某3证言：“大碗”因为欠康某2的“水钱”被康某2踏折肋骨。听说康某1与康某2在农村各庄子开设赌场。 （31）证人卡某证言：大概2009年我丈夫李某2在西宁的赌场内输给康某1370000元。 （32）证人李某5证言：去康某1开设的赌场内参赌过一两次，康某1组织、提供赌具、“拔盅盅”，每次赌注10元至100元不等。 （33）证人佘某证言：2013年夏天在康海明化隆县政府招待所一楼的麻将馆内以打麻将的形式进行赌博，玩的是“二五八作将”的麻将，每把赌注50元，最多抛50元，抽头的是康某1，抽前四把“自扣”的钱，每把50元，共200元。 （34）证人朱某1的证言：2010年初，康某1在我家开了“二八杠”场子，沈某2帮忙布置场地。第一次晚上玩了两个小时，第二次是隔了一晚上，来的人比第一次晚上人少一些，有二十人左右，玩了两小时，第三次大概过了一星期，玩赌博的人跟第一次差不多，玩了不到两小时。听说周某3输的钱比较多，大约有300000元。 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康某1供述与辩解：我在2008年6、7月左右在巴燕镇政府宾馆一楼中间一套房开设了海民棋牌娱乐室，主要是打麻将，里面有两台麻将机，我们关上门用5元、10元的现金在场子里玩“二八杠”。我收前四把的钱，换人的话我们再收一个人的钱。我在我的赌场里没放过高利贷。2008年8、9月我在巴燕镇原政府宾馆一楼套间开了十场左右的“二八杠”场子，总共抽头1000多元。2009年春节后开了一个月左右，好像是2011年回到化隆县办贷款，开了一个星期，2012年的三至五月期间，我开了一个月。2008年冬天我在朱家湾村开了一两次“二八杠”场子，谢家滩村开了一两个晚上，在儒家沟潘家开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2009年春节后，在杨闭十家（谢家滩乡朱家湾村）开了一两个晚上，在朱家湾、谢家滩、儒家沟开的时候一晚上赌资大概是两三万元，情况最好的一天我能抽4000元左右，平常都是几百块。这些钱一般我会给输得多的人给个车费，给当“雀儿”的杨闭十、尕丰寿等人给100元左右，给沈某1雇车的费用大概200元左右。尼玛和长毛是跟我去海西做生意的，尼玛来过一两次政府招待所，但他俩和赌场没有关系。当时是沈某1的车接送我，沈某1也给我当了两三次“雀儿”，沈某2下岗后在麻将馆里帮忙，有时收“自扣”钱。 （2）被告人康某2供述与辩解：我去过我哥康某1的赌场五次，帮忙背过一两次放“水钱”的包，记过一次账，沈某2帮我哥背放钱的包，沈某1帮着“拔盅盅”，康某1有时候也自己玩。康某1在歌厅店里和村庄人家里开过赌场。我开的场子其实算不上赌场，就是我的朋友赵某2来找我，之后又拉了郭某忠等人，推了大概三四场的“二八杠”，玩的就是5元和10元的，最多拔三四百元，只开了几天。 （3）被告人扎某1供述与辩解：我没有开设赌场，也没去过康某1在扎巴的赌场。 （4）被告人才某1供述与辩解：我在康某1的场子里望风、“拔盅盅”。 （三）2007年至2008年，被告人康某1租用化隆县原政府招待所后院经营“518量贩歌厅”时，先后组织、容留杨某5等七名外地妇女卖淫。2007年下半年，康某1将歌厅日常经营及卖淫女的管理交由被告人康某2负责。2016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康某2、杨某1再次在化隆县政府宾馆后院开设银河音乐会所，在会所内先后组织、容留曹某某等八名妇女进行卖淫，从中渔利。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指认笔录 （1）被告人康某1供述与辩解：我没有在“518量贩歌城”组织、容留过妇女卖淫，我是正常经营。 （2）被告人康某2供述与辩解：我从2007年底开始在化隆县政府宾馆后院经营“518酒吧”，经营一年多后因为生意不好就关门了。“518量贩歌城”在2007年10月以前是康某1开的，之前开了一年不到的时间，10月以后是我俩一起开的，开到了2008年底或者2009年初。“518量贩歌城”里有一两个女服务员，主要端茶倒水，没有从事卖淫活动。2016年至2018年，我在“518酒吧”的位置开了银河音乐会所KTV，会所内有五六名女性工作者，她们是包厢的“公主”，客人来了以后陪客人喝酒（不收费）以及推销酒水、果盘。我和杨某1是情人关系，多半找“公主”的事情都是杨某1负责的，会所的收入除去开支后，我俩五五分成。当时在会所内工作的女服务员有蕊蕊、露露、小李、卓玛，杨某1的朋友王萍有时也过来帮忙。这些女服务员主要推销酒，会有提成，她们也陪客人喝酒，但不收钱。 （3）被告人杨某1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指认笔录：银河音乐会所在化隆县巴燕镇政府宾馆后院内，法人是我，实际负责人是康某2，我与康某2是情人关系。经营范围是喝酒唱歌，2016年7、8月至2018年6、7月，我在会所内担任经理。因为康某2有低保，法人刚开始是张某峰，2017年4、5月开始，我担任法人。当时，我在街道内、朋友圈发了服务员招聘信息，马某5（别名蕊蕊）和李某某（别名露露）是我招的。2016年，会所里的曹某某（别名小李）、朱某2（别名曹某）两个人从事卖淫活动。2017年，曹某某、马某5、李某某、周某4（别名卓玛）四个人从事卖淫活动。2018年6月，文某2（别名菲菲）也从事卖淫活动，她来不到一个星期，会所就关门了。会所是2017年开始组织妇女卖淫的。除了正常收费外，一次性交易150元，会所提成50元，地点在政府招待所的115房，包夜性交易500元，会所提成150元。经照片辨认，确认在银河音乐会所中卖淫的是周某4、文某2、李某某、马某5、曹某某，并指认了在巴燕镇政府招待所院内其和康某2在银河音乐会所组织妇女卖淫的现场。 2.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 （1）证人杨某5证言及辨认笔录：2007年杨某1介绍我去巴燕镇政府招待所后院的“518量贩歌城”打工，工作了三四个月，主要工作是当“小姐”，给客人陪酒、卖淫。收钱的人是老板康某1，后来康某2来歌城，康某1不在时，由康某2管理、收费。一次性交易一百元，康某1抽头百分之三十，包夜三百元，康某1抽头一百元。在“518量贩歌城”里从事卖淫的人还有“豆豆”“李某6”“王某1”、杨某1、“果果”（14岁）还有三个未成年女性，年龄约十五六岁。每天生意不错，每个卖淫女每天能收入一两百元。经照片辨认，确认“518量贩歌城”的老板是康某1和康某2，从事卖淫的人是魏某某（别名王某1）。 （2）证人杨某6的证言及辨认笔录：2007年冬天开始在化隆县“518量贩歌城”打工，主要陪客人喝酒、卖淫，工作了两个月时间，当时卖淫的人有“杨杨”“大杨”，还有未成年人。歌城有两个老板，是康姓兄弟俩。大老板很少去店里，都是小老板在收钱和管理。每次老板和客人谈好价格，多数是小老板把卖淫女送到宾馆。一次性交易100元，老板抽头三四十元。每次卖淫的钱，老板从来不会给清，两三天才给点生活费。经照片辨认，杨某6确认“518量贩歌城”的大老板是康某1，小老板是康某2，从事卖淫的人有魏某某、杨某5。 （3）证人沈某1证言：康某1开设的歌厅里有两个卖淫女，其中一个外号叫“捏儿”，她们就住在歌厅里。 （4）证人赵某2证言：康某1的KTV里，多时有十几个卖淫女，少时也就两三个。有在歌厅里卖淫的，也有被客人带出去开房间的。陪着康某1去化隆宾馆接过两次小姐，是客人带出去服务结束的。KTV中有一个“小姐”叫“豆豆”，还有一个叫“糖糖”。康某2组织卖淫时，卖淫女是他自己管理，“豆豆”管理过一段时间。场子里还有一个男的，康某2不在时，负责管理KTV和卖淫女。 （5）证人李某2证言：十几年前去康某1那里找过一次“小姐”，在政府招待所里进行的性交易，价格是100元，包夜的价格是300元或400元。康某1那里有五六个卖淫女，管事的人叫“豆豆”。从2010年前到2018年，除了中间停了两三年，一直有卖淫女。2018年在县上耍社火的时候，听说康某2在政府招待所里组织了卖淫女。 （6）证人尕某证言及辨认笔录：2017年腊月我和老婆在化隆找工作，后来联系到杨某1，说化隆县巴燕镇政府招待所有工作可以干。第二天，我老婆就去那里上班了。后来康某2让我过去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康某2就告诉他政府招待所的店里有“小姐”。每次有人到银河音乐会所找“小姐”，就通知杨某1出来安排，嫖资直接给杨某1，她收上钱以后就会交到康某2手里。一次性交易150元，康某2抽头50元，包夜500元，康某2抽头150元。费用是嫖客直接给康某2，康某2第二天给“小姐”返还。一次性交易的地点在政府招待所一楼的115房间，包夜是去嫖客开的房子，有时是康某2开车送到外面的宾馆。卖淫女平时住在银河音乐会所里，晚上从事卖淫活动，白天打扫卫生之类的。经照片辨认，确认银河音乐会所的老板是康某2，老板娘是杨某1，在会所内从事卖淫活动的人有马某5、李某某、曹某某（绰号于姐）、朱某2（绰号黑八）。 （7）证人周某4证言及辨认笔录：康某2的银河KTV从2015年10月开业到2018年被派出所关停，一直有“小姐”。管理卖淫女的人是杨某1，卖淫女有王萍、蕊蕊、周毛、小李、蓉蓉。有嫖客去找“小姐”，杨某1会把全部女的的叫××里，嫖客选好以后带到对面112或者113号房间进行性交易，还有的会带到政府招待所或者外面的宾馆。一次性交易150元，杨某1给小姐80或者100元，包夜500元。平时是康某2和杨某1管理，他俩不在时是尕藏管理。经照片辨认，周某4确认银河KTV的老板是康某2，组织卖淫的人是杨某1，卖淫女有李某某（绰号蓉蓉）、曹某某、马某5、周某4，负责接送卖淫女的是尕某。 （8）证人吕某证言及辨认笔录：2017年春节前，周某4的丈夫尕某赌博把钱都输完了，周某4和尕某就商量去外面打工挣钱。后来杨某1说她那里需要陪酒的，也可以当“小姐”，生意特别好。第二天，周某4就去银河音乐会所上班了，提供性服务，总共干了半年时间。一次性服务的地点在政府宾馆一楼的115房间，是老板康某2长期包的。包夜服务地点是嫖客自己开的房间，有时候去外面的宾馆。从事卖淫的人有于姐、露露、叶子等人。有嫖客来的话，老板或者杨某1会安排周某4等人接客。白天的话会被安排值班，也会无偿打扫包间内卫生。经照片辨认，确认银河音乐会所的老板是康某2，老板的情人是杨某1，从事卖淫的人有马某5、曹某某、李某某。 （9）证人朱某2证言及辨认笔录：杨某1在网上直播的时候说银河音乐会所找服务员，2017年10月我前去应聘，就是在歌厅提供有偿性服务，发生一次性交易150元，出台200元，老板抽头50元，包夜500元，老板抽头150元。提供服务的房间是音乐会所后面，宾馆一楼走廊尽头的一家宾馆客房，房号115，房子是老板提前租好的。在会所内从事卖淫约两个月，总共挣了6000元左右，康某2从我处抽头1000元左右。在会所内，我被称呼为曹某、小雪。从事卖淫的人还有蕊蕊、露露、于姐、小李、卓玛、菲菲。经照片辨认，银河音乐会所的老板是康某2，法人是杨某1，卓玛的男友是尕某，偶尔帮忙在歌厅上酒，从事卖淫的人有马某5、文某2、周某4、李某某。 （10）证人马某5证言：2017年6月22日，我和李某某一起到银河音乐会所上班。一次性服务150元，康某2拿50元，包夜500元，康某2拿150元。同年7月11日因家里有事离开，期间一共赚了2000元左右，康某2拿了1000元左右。2018年5月初，上了20多天班就回家了，6月19日回去上班，28日会所就被公安机关查封，在这期间，我赚了5000元左右，康某2拿了2000元左右。接客服务的地点在后门外政府宾馆的115号房间，有时候客人住哪个宾馆就去哪里。从事卖淫的还有李某某、文某2、曹某某。 （11）证人文某2证言：2018年夏天，康某2联系我到银河音乐会所帮忙，在店里待了三四天就离开了。会所的法人是杨某1，实际管理者是康某2。当时的服务员还有马某5和小李，负责给人端酒、打扫卫生、收拾包间。收银的人是杨某1，收上以后会给康某2。 （12）证人杨某2证言：康某2经营的卖淫场所内有四名卖淫女。 （13）证人孙某1证言：听说政府招待所里有“小姐”，房间里也有很多穿着暴露的女性图片。问过康某1“小姐”的事情，康某1当时说把她们都送走了，那里开麻将馆，把她们留在那里，找的人多，乱的不行。 （14）证人孙某2证言：康某1的会所里有七八个卖淫女，会所里面也有床，卖淫女有些在宾馆登房陪客人，有些跟客人外出过夜。“康旦”告诉我如果有人打听就说里面有小姐。 3.其他证据 （1）现场勘查笔录、示意图及现场照片：证明涉案现场银河音乐会所KTV及政府宾馆115号房间的相关情况。 （2）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检查视频、网络在线提取工作记录：证明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对被告人康某2的OPPOA83手机和被告人杨某1iPhone6Splus手机进行了电子物证检查、提取。 （3）调取经过、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被告人杨某1的微信号×××的微信支付交易记录。 （四）2013年6月27日，被告人康某1注册设立德令哈康恒天精草种植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枸杞种植、销售。2014年5月13日，公司变更名称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牛、羊养殖销售；枸杞种植、销售；饲草料种植、销售。2014年3月份，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租用柯鲁柯镇莲湖村小学修建养殖场，共盖了九间牛棚，一个储草棚、一个消毒室。2015年，被告人康某1以德令哈市柯鲁柯镇的名义，向德令哈市农牧局申报德令哈市2015年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资金。被告人康某1未按要求实施该项目，也未养殖牛羊，虚构事实骗取项目补助资金40万元。同年，被告人康某1以同样的手段再次以该公司名义申报畜用暖棚补贴，将2014年修建的9座畜用暖棚冒充重复验收，骗取补贴资金7.2万元。共计骗取资金47.2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康某1供述与辩解：2014年、2015年国家牧区暖棚补贴项目是先建后补项目，好像120平方米补贴8000元。我盖了2300平方米牛棚，2014年、2015年农牧和扶贫开发局给我都补贴了72000元。这个本来是一起补贴，后来报的合作社太多，就第二年给我一次。补贴模式是合作社加农户。我的牛棚应该是2013年或2014年修建的，当时享受的是农牧和扶贫开发局的规模化养殖的项目，国家扶持资金40万元。还有储草棚补贴，具体多少我忘记了。修牛棚以前没养过牛羊，牛棚修出来以后养了200只羊，不到四个月卖了。第二年养了牛，存栏最多的时候69头牛，大概养了一年半时间。养牛的人是老胡（互助人）和老苗（湟中人）。牛羊都是从散户手里收上的，大部分是当地买的，大通市场买了一次，多少头我忘记了。暖棚补贴项目是2014年我争取的，都是补贴18个棚的面积，（每个棚120平方，总面积是2200多个平方）。由于争取的公司太多，分两次给我补贴了。我先从柯鲁柯镇申请通过，后提交到农牧局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补贴。我提供的两张购牛发票上卖牛人的名字我想不起来，如果没有他俩本人和身份证原件，我不可能开出发票。 2.证人证言： （1）证人扎某2东主（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农牧办副主任）的证言：2014年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享受了畜用暖棚项目补贴7.2万元，2015年也享受该补贴7.2万元，还享受了肉牛规模化养殖场项目补助40万元，2017年享受贮草棚补助3万多元。两笔7.2万元和49万元都汇入该公司账户，汇资金之前先由该公司提供发票和合同，我签完字，财务审核完后由主管局长红某签字，再到财政局拨款后汇入公司账户。3万元汇入了六个人的个人账户，康某1说是公司员工。畜用暖棚项目享受补贴的要求就是两年内新建的畜棚先建后补，每个畜棚要求面积120平米补助8000元。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以镇上的名义向农牧局打了18棚的报告，2014年局里只有9个棚的指标，就批了9个畜棚的面积补助款7.2万元。康某1找局长赵某3说面积那么多只补了9个棚太少，赵局长就说要是2015年有畜用暖棚项目的话再给他补全。2015年，康某1套取40万元的肉牛规模化养殖场的资金后，把北面的6个棚中间有两米多宽的人行道打通，把6个棚连接起来，说是升级改造了。还贴了保温层，套取了畜棚的面积补贴资金7.2万元。2014年去验收的时候有9个棚，当时喷字标记了北面的两个棚，内容是2014年畜用暖棚项目。2015年，康某1只是改造了一下畜棚，但棚还是2014年建的畜棚，没有新建，2015年补助的是2014年没有补助的面积补助款，总的建筑面积应该有两千多平米。第一次验收时工作人员量了面积，第二次没有实地量，康某1虚报了面积。按照规定，同一个农牧民或者合作社不能在同一年重复享受。康某1以新建了18个畜棚的名义打报告要求享受补贴，局里同意补贴去验收，康某1在莲湖村租赁的学校里建了9个牛棚，后来他说改造了牛棚，以新建了储草棚、消毒通道，办公用房升级改造的名义套取了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补助资金40万元。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畜棚必须是新建的，但康某1只是对2014年建的牛棚改造升级后套取了资金。当时的实施方案是建设两栋保温畜棚，一个饲料加工机械，消毒通道，还有引进多少头牛，具体数字忘记了。康某1只是把建在北面的畜棚连接了起来，其实就是新增大了大概2米多宽，5米多长的一点畜棚面积，稍微粉刷了一下，新建了储草棚、消毒通道，打了一点人行通道、消毒通道的硬化路。2015年去检查项目建设情况的时候，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的畜棚里确实有牛，康某1说这是项目上购买的牛，但不是肉牛是牦牛。每季度要去州上报数字，每次给康某1打电话他都说20多头，冬天的时候是60多头。2016年检查过一次，畜棚里没有牛，康某1说牛全部在草场上。其实2016年就发现康某1根本就没有养牛。 （2）证人哈某（柯鲁柯镇副镇长）证言：康某1提供了畜用暖棚建设项目补助资金花名册，镇上按这个花名册以镇政府的名义打了报告。当时要求新建的，集中连片的形式进行补助，每户补贴8000元，要求把资金打到农户手里。2015年和农牧局的扎某2两人去验收，畜棚不是新建的。可能是前一年修的没有享受补助，第二年补的，因为如果2014年享受了，2015年再不能重复享受。这个项目的补助款是德令哈市农牧局戴帽给的补助款，镇上年初作的计划里没有康恒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3）证人李某7证言：2014年3月康某1让我到海西州德令哈给他盖牛棚，他当时租了柯鲁柯镇莲湖村的一个小学作为养殖场，挂的牌子是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共盖了9间牛棚，还有一个储草棚、消毒室。当时签了合同，包工包料45万元，工程款全部付清了。 （4）证人杨某7证言：我家附近的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大概修建于2015年，以前是农场三大队的小学，后来租给这公司的化隆老板。经常看到才某1和扎某1。这个养殖场修建至今没见养殖过任何牛羊，一直这样空置着。后来看见一个棚里放着点草，但没进去过，从自家房顶能看见整个养殖场的情况。养殖场的瓦房都是以前学校的教室，老板搭了点彩钢房，修建了养殖场的牛棚。 （5）证人段某证言：大概2015年，我居住的柯鲁柯镇莲湖村里修建了养殖场，我和妻子在修建牛棚时打工干活，李某7安排工作。养殖场修起来后就没有养过牛羊，在养殖场晒过枸杞。刚修起来不久拉来过草捆，后来又拉走了一部分。 （6）证人李某8证言：2018年12月我担任莲湖村村主任以后，给租用我村场地的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的老板康某1打电话要租金，他交了3万元租金，租赁期限为2018年至2020年。之前有时候到养殖场门口看，发现门都是锁着的，牛羊的声音也没听见过。 （7）证人王某2证言：我家斜对面的莲湖村三大队的小学的场地2013年租给了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公司的大老板是康某1，才某1是看守人员，平时大家叫他“长毛”。“尕平”是搭建大棚的人。场房自建成以来没有经营过，从来没有养殖过牛羊，2015年左右拉来了200多捆草。 （8）证人公某证言：2017年，我经才某1介绍到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打工至今，一直在工地干活，从2019年5月开始负责看守公司场地。公司地址在德令哈市××镇，法人是康某1，主要经营种草、灭鼠、网围栏、种植枸杞，公司有扎某1、才某1和康某1的哥哥。自来到公司之日，公司一直没有养殖过牛羊。 （9）证人红某证言：2015年我任德令哈市农牧局副局长时，畜用暖棚补助项目在年初的方案中没有规定可以捆绑重复享受条件，因此重复享受补贴是不合规定的。具体的项目由局里的工作人员跟进，项目验收由验收组验收，我只负责报账。 （10）证人海某证言：我在德令哈市蓄集乡贡艾里沟村居住，我不认识康某1，也不知道康恒农牧有限公司，没给他们卖过牛。身份证一般提供给农牧局的次数比较多。红某2是蓄集乡浩特茶汗村的村主任，他家从来没有养过牛，一直养骆驼。 （11）证人红某2证言：我任蓄集乡浩特茶汗村村主任，我不认识康某1，也没给他卖过牛，自己从来没养过牛，一直养骆驼。身份证从来没有提供给过别人，给德令哈市农牧局提供了多次身份证复印件。 （12）证人扎某1证言：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的法人是康某1，该公司主要种枸杞、种草、灭鼠、拉网围栏。牛棚是2012年或2013年建成的，我在的时候没有养过牛羊。康某1老让我打听牛的价格，还说要去大通看个牛价，但是牛没买过，羊买过没有我不知道，养殖社里没有养过。 3.书证： （1）青海省财政厅文件、青海省农牧厅文件、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德令哈市农牧局文件、德令哈市201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切块试点县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初审意见书、德令哈市2015年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证明①2014年菜篮子工程补助资金分配情况，畜用暖棚建设标准为每栋120平方米，每栋补助标准为8000元。其中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建设任务9栋，面积1080平方米，补助金额7.2万元；②201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切块试点建设目标任务分配、实施情况，农牧区畜用暖棚建设单位为德令哈市农牧局，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单位包括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德令哈市柯鲁柯镇肉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总投资83.97万元，其中财政补助40万元，自筹资金43.97万元。项目建设期1年，2015年2月至2015年12月；③肉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设备购置、购牛及种草。土建工程要求新建保温牛舍2栋，每栋531平米，共计1062平米。新建牛圈、储草棚砖混钢架结构944平米。新建饲料加工车间、检疫室120平米。仪器设备购置饲料加工机械一套。从本身引进小牛犊40头。种植饲草100亩；④2015年5月21日，德令哈市农牧局向市政府上报德令哈市201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切块建设目标任务分配方案，其中农牧区畜用暖棚共350栋，建设资金280万元，规模养殖场建设单位三家，资金120万元，包括德令哈康恒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税务登记证、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工程承包协议书、供货协议、发票、购牛合同、德令哈市2015年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切块试点县项目自查验收表：证明①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日期为2015年6月18日，公司基本存款账户许可证发证日期2014年7月25日，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发证日期为2014年6月3日税务登记发证日期为2014年5月29日；②德令哈市经济和发展改革委员会与2014年6月4日向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下发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名称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肉牛繁殖场建设，总投资140万元，建设内容为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购置基础公牛60头，母牛90头，建设期限为2014年6月至2014年8月；③2014年6月6日，德令哈市环境保护局对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肉牛繁殖场建设进行审批登记，建设地点为德令哈柯鲁柯镇莲湖村，项目内容为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牛舍九座2100平方米，草棚一间400平方米，办公及生活用地400平方米。预购置基础公牛60头，母牛90头；④2015年6月5日，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与杨艳文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内容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肉牛羊养殖基地规模养殖场建设修建1062平方米，牛圈运动场944平方米，工期：2015年6月10日至2013年11月30日，合同价款为24.2万元。2015年10月26日支付给杨艳文工程款24.2万元；⑤2015年7月10日，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与乌兰巴特签订购牛合同，购置牦牛40头，总价格为20万元；⑥2016年12月7日，德令哈市农牧局对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规模养殖场建设通过自查验收。 （3）德令哈市2014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柯鲁柯镇人民政府文件、青海省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表：证明2014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要求和实施情况，其中柯鲁柯镇包含在项目实施范围当中，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2015年2月9日竣工验收，申请9座畜用暖棚补助资金共计7.2万元。 （4）德令哈市2015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柯鲁柯镇人民政府文件、委托书、德令哈市2015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分户档案卡、测评表、2015年财政支农资金农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验收表：证明2015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项目具体内容、要求和实施情况，其中包含康恒农牧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2014年10月21日，柯鲁柯镇人民政府211号文关于申请拨付2014年牧区畜用暖棚建设补助资金的报告，申请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畜用暖棚补助资金7.2万元。 （5）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备案资料、康恒农牧有限公司银行流水：证明①2013年6月27日，被告人康某1注册设立德令哈康恒天精草种植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康某1，经营范围枸杞种植、销售，营业期限为2013年6月27日至2033年6月27日。2014年5月13日，公司变更名称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牛、羊养殖销售；枸杞种植、销售；饲草料种植、销售。2015年6月18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为：牛、羊养殖销售；枸杞种植、培育、销售；饲草料及饵料种植、储藏、销售；草原鼠害防治、草原病虫害防治、毒杂草防治；网围栏加工、安装、销售。2018年7月9日，公司再次变更经营范围，扩大经营范围。2018年10月12日，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杨某8；②2015年11月16日，德令哈农牧局电子汇入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2015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款38万元；2015年11月19日，德令哈农牧局电子汇入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2015年牧区畜棚款7.2万元。 （6）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及示意图：证明涉案现场地点、方位、概貌等相关情况。 （五）2017年3月2日，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委托温州市华夏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公开发布《2016年度德令哈市退牧还草工程采购项目招标公告》。被告人康某1作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获得该项目第五标段的施工权，借用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的工程资质，并指使扎某1、马某6、公某分别作为上述三家公司的投标代理人参加项目投标。2017年3月31日，在项目开标仪式上，参加投标的五家供应商（青海中瑞防护网制造有限公司、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经评标委员会评议，第五标段的中标人为德令哈康恒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标价为2076803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俞某证言：我曾担任温州市华夏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项目负责人。我发现康某1投标的项目参加投标的其他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都是康某1公司的人。康某1看到投标的公告后借用其他公司的资质购买标书一起参加投标，将社会的竞争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提高中标的概率。借资质的公司会给被借用资质的公司一定的费用，中标后给一定的管理费。业主代表在标书的打分过程中的“活分”相应打得比较高一些，业主代表在项目介绍的时候说相应的倾向哪一家公司的话，评标的其他专家也会相应地打高分。史元忠作为业主代表，经常去察看施工现场，肯定认识扎某1、才某1、索南等人。 （2）证人马某6证言：我曾经在康某1的康恒农牧有限公司打工，我干过灭鼠和种草。康某1曾两次安排我以林杰草原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名义去参加投标，扎某1代表的是康恒农牧有限公司，才某1和索南分别代表林旺和连盛两家公司。康某1当时把标书做好，密封好以后交给我们，并向我们说清楚公司名称。我们去参加招投标，在招投标会上只要在公司后面签字就行。除了康恒，我不清楚林杰、林旺、连盛三家公司怎么弄来的，我、才让扎某2和索南也不是这三家公司的员工，好像是康某1借用了这三家公司的资质。委托书上的签字不是我签的，我只在招标会现场的投标报价确认表和招投标文件接收登记表上签了字。 （3）证人公某证言：2017年底康某1给了我和马某祥每人一份密封的标书、报价表、委托书，让我们把公司名称和报价记清楚，投标的时候不要搞错了。我去了德令哈市人力资源中心把材料交给了温州华夏投标公司，并在签到册和报价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2018年下半年，康某1将一份委托书和密封的标书给了我，我去德令哈市人力资源中心以上述同样的方式参与了投标。 （4）证人赵某4证言：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在王某武名下，实际由我控制。2017年，吴某说要借用连盛公司的网围栏和种草方面的资质去投标，我曾将公司的标书、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资料给了吴某。标书是吴某介绍的人买的，报价也是找吴某借资质的人投标时自己报的。吴某中过一次标，中标后给了我2万元左右的挂靠管理费。工程保证金是连盛公司出的。 （5）证人吴某证言：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和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我。2016年，我认识了康某1，康某1说要借用林杰公司的资质招投标，我把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介绍信、公章、检验报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网围栏生产许可证给了康某1。康某1借用过林旺公司的资质去投过三四次标。标书是康某1撰写的。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是我介绍给康某1的，康某1用这家公司的资质中过一次120万元左右的草籽项目，地点在德令哈。 （6）证人史某3证言：2018年6、7月，吴某说一个姓康的化隆人挂靠在林杰公司，中了德令哈市网围栏项目。西宁市田川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我和我女儿的公司投了2016年退牧还草项目网围栏工程（第五标段），但都没有去参加投标。 （7）证人才某1证言：不清楚草原网围栏项目的招投标情况。 （8）证人扎某1证言：不清楚草原网围栏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有没有串标和围标的现象。 2.被告人康某1供述与辩解：我认识林杰、林旺的老板，但未借用林杰、林旺、连盛三家公司资质参与2016年度退牧还草工程网围栏采购项目第五标段投标。 3.书证 （1）2016年度德令哈市退牧还草工程网围栏采购项目（五）标段评审报告、中标结果确认函、中标结果公告：证明项目采购单位系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采购代理机构系温州市华夏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投标的五家公司为青海中瑞防护网制造有限公司、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德令哈康恒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五标段的中标单位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最终标价为2076803元。 （2）招标文件购买登记表、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信、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文件接收登记表、投标报价确认表：证明2016年度德令哈市退牧还草工程网围栏采购项目中，德令哈康恒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中瑞防护网制造有限公司的招标代理人分别为康某1、马某6、公某、扎某1、陈某。 （3）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康某1尾号0170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信息。 综合证据如下： 1.前科证明，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 （1）1997年11月25日，被告人康某1因犯盗窃罪被青海省尖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05年5月17日刑满释放；（2）1997年6月25日，被告人叶某因犯盗窃罪被青海省兴海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98年11月2日刑满释放；1999年12月18日因犯抢劫罪被青海省兴海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05年6月19日刑满释放；2008年7月3日因犯抢劫罪被青海省共和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1年10月12日期满释放；（3）2018年1月23日，被告人康某2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被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处以罚款两百元的行政处罚；（4）2018年5月23日，被告人杨某1因吸食毒品被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处以社区戒毒三年；（5）被告人扎某1、才某1在辖区内无违法犯罪记录。 2.到案经过、抓获经过： （1）2019年7月29日、30日13时许，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分别抓获康某1、康某2；（2）2019年8月21日12时10分许、14时许，德令哈市公安局长江路派出所民警抓获扎某1、才某1；（3）2019年10月25日，兴海县公安局子科滩派出所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叶某传唤到案；（4）2019年11月27日15时许，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黄家寨派出所民警抓获杨某1。 另查明：被告人康某1、康某2存在以下已处理的犯罪事实：2007年10月26日19时许，被告人康某1、康某2以“518量贩歌城”的门被砸为由，到化隆县政府宾馆311房间与才某4发生争执，被告人康某1、康某2用钢管、砍刀将才某4、多某打伤。经化隆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才某4、多某均构成轻伤。2008年1月15日，被告人康某1、康某2与自诉人才某4、多某达成调解协议：1.被告人康某1、康某2分别向自诉人才某4、多某赔偿各项损失3.5万元、0.8万元；2.自诉人才某4、多某自愿放弃对被告人康某1的刑事指控。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立案审查卡、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证明自诉人才某4、多某诉被告人康某1、康某2故意伤害罪一案，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7日立案受理，结案方式为调解。 （2）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证明相关案情和被告人康某1、康某2向被害人才某4、多某赔偿经济损失的情况及才某4、多某自愿放弃对康某1的刑事指控。 （3）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回执单、立案决定书：证明2007年10月26日19时22分，李某6向化隆县公安局巴燕派出所报警称当日19时许，县政府宾馆518量贩歌城的老板康某1和康某2以歌城的门被砸为由，到宾馆311房间与才某4发生争执，康某1和康某2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和钢管将才某4砍打致伤，将劝架的多某砍伤。2007年12月11日，化隆县公安局决定对康某1、康某2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 （4）刑事照片、物证照片：证明案发现场和涉案凶器的相关情况。 （5）化隆回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才某4因受钝性外力作用，致枕骨骨折构成轻伤；左手第五掌骨骨折构成轻伤；头部及左上肢皮肤损伤属轻微伤；多某因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右手掌骨骨折构成轻伤。 （6）医药费票据、费用清单、出院证明书：证明自诉人才某4、多某支出的医药费、交通费、住宿费等情况。 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康某1的询问笔录：2007年10月26日19时许，518量贩歌城的服务员王某1给我打电话说有人把歌城的门砸了，我和康某2赶到砸门的人住的政府宾馆311房间，一个年轻人拿着啤酒瓶朝康某2打来，但是没有打上，我用刀背在那人的头部砍了一下，我追过去，那人用酒瓶在我嘴上打了一下，我用刀乱甩，打的部位也不清楚，那人在我脸上打了两拳。有个年龄大点的人在劝架。 （2）被告人康某2的询问笔录：2007年10月26日晚，我哥康某1说有人在518量贩闹事。我俩到招待所311房间，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个啤酒瓶冲过来，康某1拿着一把砍刀与他撕住了。康某1让我去歌城找砍刀，我拿了一根钢管上去后，房间里的两个人已经走了。房间里还有两个年轻人，我在一个年轻人背部打了一钢管。后来我和康某1把那个年轻人拉到歌城的1号包厢，康某1出去找那人的同伙，那人想出去，我就在他脸上打了两巴掌。 3.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6证言：2007年10月26日15时许，我在县城政府宾馆518量贩歌城上班时，有两个人用脚踢坏了歌城的门。他们四个人入住到了宾馆的311房间，王某1打电话告诉了康某1，康某1就追到311房间跟他们打架。 （2）证人才某4证言：2007年10月26日19时，吴某瑜、多某、旦某、看某先在县政府宾馆311房间喝酒时，歌城的老板手里拿着一把长砍刀，他弟弟手里拿着一根钢管，进来问是谁砸了他们的门，还在旦某的脸上打了两巴掌，然后让他的弟弟去取刀。老板的弟弟不一会儿就拿着刀子来了，老板用砍刀把我们的啤酒瓶打破了，我拿啤酒瓶时，老板用砍刀在我头上砍了一下，他的弟弟用刀子在吴某瑜的裤袋处戳了一刀，又在吴某瑜左胳膊处戳了一刀，老板用砍刀把吴某瑜的左手和左腿砍伤。之后，老板兄弟二人把吴某瑜拉到歌城，老板的弟弟用砍刀在吴某瑜的背部和腰部等处乱砍时，警察来了。 （3）证人多某证言：2007年10月26日19时许，多某、旦某、尕某、看某先四人在政府宾馆311房间喝酒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刀和另一个手里拿着一根钢管的人进来，手里拿刀的那个人把桌子上的啤酒瓶打破了，问谁把他们的门砸了。这时尕某拿上啤酒瓶准备去打，多某把尕某拦住了。旦某和看某先出去了，手里拿刀的人用刀背朝尕某的头上砍了一下。那两个人殴打尕某后，把尕某拉走了。在楼道处，那个拿刀的人抓住我问门是谁砸的，并用拳头和膝盖打了我的背部和腹部。 原判认为，被告人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滋扰、纠缠、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他人合法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康某1、康某2、杨某1组织、容留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康某1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组织赌博，并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情节严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项目补助资金，数额巨大；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开设赌场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在敲诈勒索犯罪中，被告人康某1是组织、领导者，系主犯，被告人扎某1、才某1、叶某在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依法减轻处罚。敲诈勒索犯罪数额中的6万元系犯罪未遂，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康某1、叶某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才某1虽然对敲诈勒索罪的罪名不予认可，但其到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依法从轻处罚。综上，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康某1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30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55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康某2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扎某1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才某1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叶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杨某1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二、没收被告人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敲诈勒索非法所得180000元，被告人康某1开设赌场非法所得30000元；三、追缴被告人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敲诈勒索非法所得440000元，追缴被告人康某1诈骗非法所得472000元。 上诉人康某1上诉称：1.在敲诈勒索案中，石某1以共同投资新疆光伏建设项目为由，从2013年起借款68万元，并出具借条，该68万元借款真实存在，原判认定该68万元系石某118万元借款未还后其多次催债索要高额利息累加成有误；2.在诈骗案中，2014年实际修建了18个养殖棚，政府通知2年内修建的养殖棚均可申请专项资金补助，我公司如实申报，经专家评审验收后拨付配套资金40万元（实际到位38万元）分两年两次将2160平方米的专项资金14.4万元拨付到位，我公司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重复享受专项资金；3.没有实施过组织卖淫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4.在串通投标案中，所涉项目网围栏系草原基础建设项目，属公益性项目，有控制价，利润极低，借用有资质的公司共同投标是怕不足三家而导致流标，没有损害国家、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严重行为；5.2008年至2009年有开设赌场行为但被认定为开设赌场罪且情节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无罪。 上诉人康某1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原判认定上诉人康某1犯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串通投标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开设赌场“情节严重”的证据不足。并提交了证人杨某8的《情况说明》一份；康海蓉与加应当智通话录音一份（附文字整理稿）；视频资料一份；证人赵某3、红某、扎某2东主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荣誉证书、表彰公示文件、验收表、验收工作总结各一份。 上诉人康某2上诉称，其作为“银河音乐会所”的管理者没有组织女性工作者从事卖淫活动，仅向女性工作者提供了场所，其行为属容留他人卖淫罪，且从事卖淫活动的女性工作者只有7人，不属情节严重，原判认定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定性及部分事实错误导致量刑过重，应在5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 上诉人扎某1、才某1上诉称，康某1派其二人和叶某向石某1索要债务时没有告诉具体的债务数额，以为索要的是真实、合法的欠款，主观上没有敲诈勒索的共同故意，其二人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上诉人叶某及其辩护人上诉及辩护称，上诉人叶某在康某1指使下于2014年4至6月向石某1索要68万元债务，但不知道该笔债务的形成过程，以为是在帮康某1索取合法债务，实现到期债权，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便构成敲诈勒索罪，康某1与石某1实际债务为18万元，石某1向康某1出具68万元欠条，认定敲诈勒索犯罪数额应当减去真实债务18万元为50万元而非68万元。 上诉人杨某1上诉称，其与康某2没有积极招募、雇佣、组织、管理卖淫人员，仅仅为卖淫活动提供了场所，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而属于容留卖淫罪，原判定性错误致量刑过重。 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检察院的二审审查意见为：二审期间，证人杨某8和证人赵某3、红某、扎某2东主出具的《情况说明》均与已查明事实不符，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2007年至2018年，上诉人康某1、康某2、扎某1、才某1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在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宁市、海西州德令哈市等地多次实施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组织卖淫、故意伤害等犯罪活动。上诉人康某1通过开设赌场召集不特定众多人员长期参赌，危害群众正常生活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暴力、威胁及限制人身自由、长期滋扰、纠缠等软暴力手段索要债务及超额利息，结伙持管制刀具在宾馆无故伤害他人身体，给被害人及其家人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单位工作秩序等造成严重伤害和干扰，严重冲击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属恶势力犯罪团伙。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13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六），被害人石某1为了筹集资金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英吉沙地区光伏电站项目，向上诉人康某1借款180000元，后未能按约定还款。上诉人康某1多次胁迫石某1出具借条，直到2013年8月2日，康某1再次胁迫石某1写下金额为680000元的借条为最终的借款金额。2014年4至6月，康某1指使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通过强行进入被害人石某1住宅、蹲守、尾随监视等手段索要债务，并逼迫石某1带着康某1等人多次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及石某1工程合伙人加某处索要石某1投入的工程款。2014年12月5日、12月16日、2017年7月10日，石某1被迫先后三次向康某1分别转账200000元、320000元和100000元，共计620000元。 （二）2008年至2014年，上诉人康某1长期在化隆县谢家滩乡、二塘乡多个村庄及化隆县政府招待所、西宁市茶艺、宾馆等租赁场地、提供赌具并设定赌博方式（主要以“推二八杠”为主）流动开设赌场，从中抽头渔利，攫取高额回报，且在赌场内放高利贷获取非法利益。期间，扎某1、才某1分别参与其中2012年和2014年在化隆县政府宾馆及化隆县二塘乡工哇滩村的赌场，主要负责看场子、端茶倒水等事宜。 （三）2007年至2008年，上诉人康某1租用化隆县原政府招待所后院经营“518量贩歌厅”时，先后组织、容留杨某5等七名外地妇女卖淫。2007年下半年，康某1将歌厅日常经营及卖淫女的管理交由上诉人康某2负责。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康某2、杨某1再次在化隆县政府宾馆后院开设“银河音乐会所”，在会所内先后组织、容留曹某某等八名妇女进行卖淫，从中渔利。 （四）2013年6月27日，上诉人康某1注册设立德令哈康恒天精草种植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枸杞种植、销售。2014年5月13日，公司变更名称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牛、羊养殖销售；枸杞种植、销售；饲草料种植、销售。2014年3月份，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租用柯鲁柯镇莲湖村小学修建养殖场，共盖了九间牛棚，一个储草棚、一个消毒室。2015年，康某1以德令哈市柯鲁柯镇的名义，向德令哈市农牧局申报德令哈市2015年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资金。康某1未按要求实施该项目，也未养殖牛羊，虚构事实骗取项目补助资金400000元。同年，康某1以同样的手段再次以该公司名义申报畜用暖棚补贴，将2014年修建的9座畜用暖棚冒充重复验收，骗取补贴资金72000元。共计骗取资金472000元。 （五）2017年3月2日，德令哈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委托温州市华夏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公开发布《2016年度德令哈市退牧还草工程采购项目招标公告》。上诉人康某1作为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获得该项目第五标段的施工权，借用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的工程资质，并指使扎某1、马某6、公某分别作为上述三家公司的投标代理人参加项目投标。2017年3月31日，在项目开标仪式上，参加投标的五家供应商（青海中瑞防护网制造有限公司、青海连盛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杰草原生态开发有限公司、青海林旺草原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德令哈康恒农牧有限公司）经评标委员会评议，第五标段的中标人为德令哈康恒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标价为2076803元。 另查明：上诉人康某1、康某2存在以下已处理的犯罪事实：2007年10月26日19时许，康某1、康某2以“518量贩歌城”的门被砸为由，到化隆县政府宾馆311房间与才某4发生争执，康某1、康某2用钢管、砍刀将才某4、多某打伤。经鉴定，才某4、多某均构成轻伤。2008年1月15日，康某1、康某2与自诉人才某4、多某达成调解协议：1．康某1、康某2分别向自诉人才某4、多某赔偿各项损失3.5万元、0.8万元；2．自诉人才某4、多某自愿放弃对康某1的刑事指控。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及犯罪数额认定问题。经查，2013年2月25日，康海明借款180000元给被害人石某1的事实有视听资料、石某1的陈述及证人石某5、才某2、徐某、周某2、加应当智、石某4、赵某1、文某柔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予以证实。此后，因石某1未能依照约定偿还康某1借款，康某1将本金及高额利息累加后逼迫被害人石某1多次改写欠条最后形成680000元借条，并指使扎某1、才某1、叶某索要债务，扎某1、才某1、叶某通过非法侵入被害人石某1住宅、尾随被害人、与被害人石某1一同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讨债、谈判中随意变更债务金额等方式，逼迫被害人石某1就范，以达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后石某1被迫先后三次向康某1转账620000元。上诉人康某1辩称的其向石某1索要的680000元系自己投资的工程款而非借款180000元连本带息累加而成，与现有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另据上诉人康某1长期开设赌场，非法放贷获取非法利益的一贯表现，以及康某1和石某1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康某1投资工程款680000元为事实，首先石某1向康某1出具680000元借条而不收取利息有悖常理，其次，康某1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带领、指使、安排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耗时耗力长期索要投资款同样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上诉人康某1的一贯表现。因此，其辩解既没有事实依据，更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虽辩称对康某1向石某1索要高额利息的情形不知情，但在康某1的指示下不但长期采用跟踪、强行进入被害人住宅并长时间滞留等软暴力手段，且经常跟随康某1胁迫被害人石某1共同到青海火电工程公司、加某等处索要工程款，主观上对康某1的行为应当是明知的，具有敲诈勒索的共同犯意，客观上在康某1的安排、指使下长期跟随石某1索要钱款，且长时间跟踪并强行进入石某1住宅，滋扰被害人长达三个月之久，期间还将石某1带至出租屋，影响、限制了石某1的人身自由，严重损害被害人及家人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的生活秩序。综上，上诉人康某1以“借贷”之名，以180000元本金作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工具，索要高额利息，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500000元（包括未遂60000元），符合“套路贷”的认定条件，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均应当以敲诈勒索罪的共犯论处。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康某1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系主犯，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 关于上诉人康某1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康某1辩称其按照政府文件以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名义如实申报相关项目补贴并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后获得补助款。在案证据证实2015年，上诉人康某1经营的德令哈市康恒农牧有限公司向德令哈市农牧局申报德令哈市2015年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资金及畜用暖棚补贴，均为先建后补项目。康某1将2014年修建的9座畜用暖棚于2015年以修建了18个暖棚的名义冒充重复验收，骗取补贴资金72000元。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没有按要求新建项目，仍然将2014年修建的9座畜用暖棚冒充验收，且未按照实施方案实际实施购牛等硬性要求，仍采用制作虚假施工合同、虚开购牛发票等虚构事实的手段申报项目资金400000元，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国家项目资金和扶贫补贴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于上诉人康某1、康某2、杨某1组织卖淫罪的定性及量刑问题。经查，证人杨某5、杨某6、赵某2、李某2、沈某1、尕某、周某4、朱某2、马某5、文某2、杨某2、孙某1、孙某2、吕某的证言和上诉人康某1、康某2、杨某1的供述及现场指认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2007年上诉人康某1出资在化隆县巴燕镇政府招待所后院经营“518量贩歌厅”，2007年10月左右至2008年底，上诉人康某1、康某2共同经营管理该歌厅。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上诉人康某2、杨某1再次在原址开设会所组织、容留8名妇女进行卖淫。歌厅早期组织、管理卖淫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康某1，不但为卖淫活动提供专门的场所，收取、管理卖淫活动收入，还设定和分配卖淫所得钱款比例，实际掌控整个卖淫活动。后期的管理主要由康某2负责，但歌厅的实际经营者和控制者仍然是康某1，且场所由康某1提供，康某1应当对歌厅的经营管理负直接责任。上诉人杨某1在会所协助康某2进行管理并招募部分卖淫人员。故，三上诉人在经营的歌厅、会所组织、容留多名女性进行卖淫从中营利，该三人行为均符合组织卖淫罪的主客观要件，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原判根据该三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性等在法定刑幅度内分别处刑，量刑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康某1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及“情节严重”的问题。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康某1自2008年至2014年在西宁市各城区、化隆县的多个乡镇、村庄、宾馆内流动开设赌场，时间跨度长，开设场次多，参赌人员众多，其无论抽头渔利、还是赌资数额累计分别超过30000元和三300000元，参赌人数远远超过120人，故其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并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本院认为，上诉人康某1、扎某1、才某1、叶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180000元本金作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工具，采用滋扰、纠缠、恐吓等手段强行索取他人合法财产500000元（未遂6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上诉人康某1、康某2、杨某1组织、容留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康某1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组织赌博，并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情节严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项目补助资金472000元，数额巨大；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及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开设赌场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在敲诈勒索犯罪中，上诉人康某1是组织、领导者，系主犯，上诉人扎某1、才某1、叶某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依法减轻处罚。上诉人康某1、叶某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上诉人才某1到案后能基本如实供述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依法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对敲诈勒索罪犯罪数额500000元未作明确表述，且对以180000元本金作为实施“套路贷”的犯罪工具而予以没收的表述不准确致上诉人及辩护人产生歧义。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青海省海东市人民检察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审查意见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祁昌生 审 判 员 马晓辉 审 判 员 葛 新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魏常恩 书 记 员 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