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1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平，男，1957年5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勇，上海市海华永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希，上海市海华永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友成，男，1968年7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句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江苏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世可，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钧朋，男，1983年11月6日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炜，女，1981年12月3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句容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句容市华阳街道华阳北路（国土局南）。法定代表人：徐钧朋。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雍溧，江苏全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卉，江苏法德东恒（溧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春平、汪有成、徐钧朋、郑炜、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尔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4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汪友成于本判决生效后返还基尔特公司人民币195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徐钧朋、郑炜对前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维持一审判决其他内容，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汪有成、徐钧朋、郑炜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春平系基尔特公司股东、监事。基尔特公司设立于2013年8月2日，历经两次股东变更之后，自2016年8月10日起，股东结构为：刘春平出资2060万元、占股比例为20%；徐钧朋出资3605万元、占股比例为35%；汪友成出资1030万元、占股比例为10%；郑炜出资3605万元、占股比例为35%。2018年9月17日，股东徐钧朋、汪友成、郑炜作出决议：公司减资1030万元，减资的1030万元由股东汪友成减少1030万元。此次股东会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提前通知股东刘春平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2018年11月9日，股东徐钧朋、汪友成、郑炜作出决议，其中：公司注册资本由10300万元减少为9270万元。此次股东会同样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提前通知股东刘春平会议的时间、地点和议题。上述两份不成立的股东会决议一并在2018年11月9日办理的了工商登记。2018年11月12日，基尔特公司分7笔向汪友成累计支付2800万元，其中1030万元备注为：撤资股本金，其余备注为：支付。2019年5月10日，刘春平委托律师出席基尔特公司临时股东会，会上明确要求公司向汪友成追缴支付的款项。会后又委托律师致函公司要求起诉，均分别遭到公司拒绝。2019年6月12日，刘春平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向句容市人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2019年12月16日，基尔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后基尔特公司向刘春平提供财务资料，资料显示：在基尔特公司减资、汪友成退出股东身份之前，实缴资本金850万。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减资，股东汪友成退出公司范围内可以退还投资资本，但超出出资金额的部分无法律依据。在案件审理时，12月16日的股东会尚未召开，而待会后才得知汪友成实际出资金额不是1030万元，而是850万元。汪友成应当返还的金额应该是1950万元而不是1770万元（2800-1030)。该新事实为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对案件实体结果有直接影响的事实，应当纳入法院据以裁判的基础事实范围之内。根据《民事诉讼法》170条第（二）、(三）项的规定，一审法院未将诉讼过程中新发生的对案件实体结果有直接影响的事实纳入审查范围，二审法院可在查明的基础上改判或者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基尔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春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判决应当适用公司法第20条和151条。但公司法第20条只规定了“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股东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刘春平认为公司利益受损，依据这一条只能由公司来做原告起诉；同时，股东承担的是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汪友成返还公司1770万元”显然是错误的。2、本案是股东代表权诉讼，根据合同法解释（四）第24条，只能使用公司法第151条和149条之规定。149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本案被告应当是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木案中汪友成、郑炜只是股东，主体不适格。判决徐钧朋、郑炜承担连带责任更是无任何法律依据可以支持。3、汪友成减资退股的行为是公司股东决议的行为，并非某一个股东的行为，且一审法院也已经确认的减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故一审法院在明知汪友成减资退股系公司行为的前提下，将该行为认定为股东个人行为是不妥的。二、一审法院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均有误。刘春平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向法院起诉，首先要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管理人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损失的数额。2、汪友成减资的实质是退股，是公司回购汪友成的股份后再注销该部分股份，本质是汪友成和公司的一次交易。一审法院认为：回购股份的对价就只能是注册资本的出资数额，这种认定逻辑上滑稽可笑，更不符合市场交易的规则。3、一审认为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基尔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汪有成退出基尔特公司时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不低于2.8亿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事实上2018年5月27号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当中已经明确：全部股权的市场价值为3亿元。即使法院认为该股东会的决议确定的价值与事实不符，也应当要求刘春平申请对退股时公司的股权市值进行审计评估，以此来确定股东是否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一举证责任依法应当分配给刘春平。刘春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判决2018年9月17日和2018年11月9日基尔特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2、要求汪友成向基尔特公司返还28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万元为基础，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支付）；3、要求徐钧朋、郑炜对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要求基尔特公司承担刘春平行使股东代表诉讼所花费的律师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等合理费用共计61万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汪有成、徐钧朋、郑炜承担。一审审理中，刘春平撤销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尔特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2日，注册资本为103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等，原股东有四人，分别为徐钧朋（出资3605万元，占股比例为35%）、郑炜（出资3605万元，占股比例为35%）、刘春平（出资2060万元，占股比例为20%）、汪友成（出资1030万元，占股比例为10%），法定代表人为徐钧朋。基尔特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应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八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定时召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7年7月3日，基尔特公司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约定“今后召开股东会前执行董事应征求各股东意见，拟定好会议主题，于会议前三天通知各股东做好发言准备，会上股东可围绕主题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不谈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对一些重大事项会议决策时如股东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按公司章程进行现场举手表决，赞成票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时即为有效，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股权份额时所提事项无效不予执行。”2018年5月27日，基尔特公司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第二条约定：“股东研究讨论了公司下一步经营方式。会上股东们针对于公司目前现状对下一步公司经营方式各自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自去年底以来，股东们相互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由于性格、思维方式、工作风格的不同产生了一些矛盾，虽然属于正常但是这样下去势必影响公司正常运行，也不能使公司经营利润最大化。为解决这一问题，经大家协商后一致同意：1、按照公司现行状况进行整体转让，转让费用股东以外人员购买价为3亿元。股东内部人员购买价为2.8亿元（此款为税后款，转让前和转让后公司建设经营所产生的所有税收和费用由购买方承担，转让方不再承担任何税、费）。2、购买方所出的资金（3亿或2.8亿元）不含股东们之前按股权比例在公司所分资金。原先以借款形式所打的借条、收条应退还本人，股东原持有的股本也不再享有。3、转让资金如一次性付清，股东一旦签订协议，必须无条件协助购买方到相关部门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付款与转让同时进行）。4、股东刘春平（持20%股权份额）表示其股份暂不出售转让。”2018年9月17日，徐钧朋、郑炜、汪友成在刘春平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同意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原公司注册资本为10300万元，现减少为9270万元。此次减资的1030万元，由股东汪友成减少1030万元。公司减资后，股东由4方变为3方，即股东徐钧朋出资3605万元；股东郑炜出资3605万元；股东刘春平出资2060万元。”同日，基尔特公司在《扬子晚报》刊登了减资公告。2018年11月9日，徐钧朋、郑炜、汪友成在刘春平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已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全体股东参加本次股东会决议。应到会股东3方，实际到会股东2方，代表77.8%股权。全体到会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1、同意继续选举徐钧朋为公司执行董事职务。2、同意继续选举刘春平为公司监事。3、同意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原公司注册资本为10300万元；现变更为9270万元。4、同意修正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日，基尔特公司至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东、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基尔特公司股东为徐钧朋、郑炜、刘春平，原认缴出资额不变，出资比例分别为38.89%、38.89%、22.22%。2018年11月12日，基尔特公司向汪友成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1030万元，转账备注为“撤资股本金”。后基尔特公司又于同日向汪友成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00万元、470万元，于次日向汪友成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00万元、300万元，后四次转账合计1770万元，备注均为“支付”。2019年5月13日，刘春平委托代理人马小希、涂勇，与徐钧朋及郑炜代理人郑凤鸣召开股东会，讨论城市峰境三期开工前准备工作、资金安排，以及公司减资、汪友成退出股东会后的公司股权安排。刘春平在会议中提出“汪友成之前的减资存在法律瑕疵，有关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应认定无效。退出的2800万元中，1770万元的支出没有法律依据，损害了公司及各位股东的合法权益。刘春平未参加上述减资的股东会，对决议内容不认可。现提议公司对汪友成取得的1770万元进行追缴。并在必要时由公司采取诉讼方式进行追缴。如公司不采取诉讼方式，刘春平将依法采取股东代表诉讼将该笔款项追缴至公司。”对此徐钧朋、郑炜表示不同意。同日，基尔特公司向刘春平发出《告知函》，称：“实施减资的过程中有客观原因和效益评估，实施之前已经与你多次沟通，你虽然最终没有签字，但公司认为目前的处理结果是对公司及包括你本人在内的其他股东最为有利的方案，既解决了汪友成退股的问题，又节省了公司支出。从表面上看支付给汪友成2800万元，比他原始投入的1030万元多支出1770万元，但如按你所述程序先进行审计、评估，很可能支付给汪友成的款项要超过3000万元，还要多缴税几百万元，过程中还要支付审计、评估等费用，得不偿失。因此，公司认为不能要求汪友成返还1770万元，更不能诉讼解决。如提起诉讼，法院漫长的诉讼过程，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另：汪友成必然另行起诉公司，要求重新审计、评估后再确定他应得的款项数额，那么将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2019年5月16日，上海市海华永泰（南京）律师事务所根据刘春平授权，向基尔特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基尔特公司对汪友成退出公司时的公司财务状况及支付给汪友成的款项进行专项审计，并对汪友成提起诉讼，追缴1770万元；如基尔特公司5日内不答复或不起诉，视为公司拒绝提起诉讼。2019年5月20日，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根据基尔特公司授权，回函答复称不接受刘春平的要求。2019年6月13日，基尔特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汪友成退股、减资及其退股的价格是贯彻上几次会议精神，是公司行为。本次会议再次重申，同意汪友成退股、减资，按照2018年5月27日股东会决议，价格以股东内部人员购买价2.8亿元所占比例算（即2800万元）。汪友成所持公司10%股由公司持有，以后各股东的权力、义务仍按原股东所占比例享有、承担。”刘春平代理人马小希对此表示反对。同日，刘春平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刘春平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冻结了徐钧朋、郑炜、汪友成的银行账户。2019年7月18日，基尔特公司在刘春平缺席的情况下作出股东会决议：“公司减资、汪友成退股等事宜，均经本公司股东会多次讨论表决，刘春平也已在相关股东决议上签字。虽有不同意见，但不影响决议的成立和生效。没有对公司及股东的权利造成任何损失，没有起诉的必要，因此要求刘春平撤回起诉。如果刘春平不撤回起诉，本次起诉双方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均有刘春平个人自行承担。对股东徐钧朋、郑炜因冻结其账户所产生的损失全部由刘春平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从基尔特公司多次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汪友成退出公司经营是包括刘春平在内的全体股东协商一致的结果，基尔特公司基于股东之间产生矛盾不利于经营的原因，出于规避费用的目的，试图以减资的形式使汪友成退出公司并取回股本金。对此一审认为，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产生重大分歧，使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出现公司僵局时，公司应尽可能设法解决矛盾，从而维持公司运营，避免解散。但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人合性特征，股权转让受到诸多限制，不愿意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东退出公司较为困难，故基尔特公司设法使汪友成退出公司，只要其方法及过程未违反法律规定，未侵犯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认定为有效。本案中，基尔特公司通过2018年9月17日和2018年11月9日两次召开股东会决定减资1030万元，所减资本金由汪友成所减。一审法院认为相关减资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经过了刊登公告及依法登记，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该减资决议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债权人权益，且刘春平于2019年6月13日起诉要求确认该两次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已超过公司法规定的可撤销期限，刘春平亦在审理中撤回了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请，故基尔特公司向汪友成支付股本金1030万元的行为应认定为有效，刘春平要求汪友成退还此款的诉请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对于基尔特公司多支付的1770万元，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及基尔特公司辩称是基于2018年5月27日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2.8亿元的内部价格进行公司整体转让，汪友成按照其持股比例10%，应取得280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即使刘春平同意以2.8亿元至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司整体转让，但转让价格可以包含溢价，并不必然等于或低于公司实际价值，且刘春平及徐钧朋、郑炜并未受让汪友成的股份，刘春平及徐钧朋、郑炜是在汪友成减资退股的情况下同等增加了持股比例，故支付给汪友成的投资收益款，其数额或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或根据对公司资产的审计结果按照汪友成持股比例分配。本案中，刘春平显然不同意直接支付1770万元投资收益款给汪友成，基尔特公司也未对汪友成退出时公司的实际财产价值进行审计评估，公司直接向汪友成支付177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结果会导致公司清偿债务能力下降，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均可能受到侵害。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及基尔特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汪友成退出基尔特公司时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不低于2.8亿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于基尔特公司支付给汪友成的1770万元，汪友成依法应予以返还，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公司利息损失。徐钧朋、郑炜在刘春平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未能举证证明其付款决议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坚持召开股东会并完成付款，其行为构成股东权利滥用，依法应对公司损失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刘春平作为基尔特公司股东，在公司可能遭受损失但公司拒绝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考虑到本案的案情复杂程度及标的数额，刘春平在诉讼中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以及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所支出的费用属于合理费用，应由基尔特公司承担。但就律师费的数额，不能依据刘春平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数额要求基尔特公司全额负担，而应根据合理性、必要性、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原则，由一审法院酌情加以确定。一审法院考量了两个因素。一是，委托合同签订时当地的政府指导价。依据现行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聘请律师作为委托人进行诉讼的价格可以采用计件、计时、按标的额比例收费等多种方式，采用这三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悬殊。二是，衡量本案争议金额、案件难易、庭审次数和时长以及当地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年平均收入情况。比如，案件标的额可能是决定律师费金额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又如，当市场普遍采取竞价方式选择律师，市场价格通常低于政府指导价格时，要求违约方按政府指导价格承担，也有失公平。综合考虑后，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基尔特公司应当承担的律师费为34.5万元。综上，刘春平的诉请部分成立，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汪友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基尔特公司人民币177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徐钧朋、郑炜对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基尔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春平律师费345000元、保全担保费30000元，合计375000元；四、驳回刘春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800元，由刘春平负担56800元，汪友成、徐钧朋、郑炜负担133000元。二审期间，刘春平向法庭提供三份证据：1、2019年12月16日基尔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一份。2、基尔特公司的账册、账簿复印件三页。3、一审法院送达判决书的邮寄凭证。证明汪友成实际出资850万元，账册的原件由基尔特公司保存，刘春平在2019年12月16日基尔特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时才知道该事实。经质证，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基尔特公司对汪友成实际出资850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汪友成实际出资85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基尔特边向法庭提供三组证据：1、基尔特公司出具的截止2018年9月公司资产的《情况说明》一份。2、江苏象仁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基尔特公司的93号楼的《评估报告》一份。3、江苏象仁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基尔特公司土地的《评估报告》一份。证明截止2018年9月基尔特公司资产已超过2.8亿元的事实。经质证，刘春平认为《情况说明》是公司内部出具的，不具有准确性和客观性，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予认可；对证据2和3评估报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报告是对公司两块土地作出的评估，与本案所争议的减资多付款项之间没有关联性。汪有成、徐钧朋、郑炜对基尔特公司提交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对基尔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案情综合考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刘春平认为基尔特公司2018年9月17日和2018年11月9日两次股东会,在会议召集程序等方面存在瑕疵，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但并未在两次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上述股东会决议已经成立。且在一审审理中，刘春平已经撤销了要求判决2018年9月17日和2018年11月9日基尔特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故刘春平在二审审理中再次提出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有限责任公司除资合性特征之外还具有较强的人合性，股东既是公司的投资者又是经营管理者，股东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重要基础。基尔特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召开股东会的方式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决定。股东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根据基尔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017年7月3日，基尔特公司全体股东再次作出股东会决议确定，对一些重大事项会议决策时如股东们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按公司章程进行现场举手表决，赞成票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时即为有效，达不到三分之二以上股权份额时所提事项无效不予执行。据此，基尔特公司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通过了一系列连贯性的股东会决议。鉴于基尔特公司各股东之间存在不利于公司经营的矛盾，出于减少相关费用的目的，基尔特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减资的形式使汪友成退出基尔特公司，相关减资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扬子晚报》刊登了减资公告，公司减资程序并无不当。且减资变更登记程序已经完成，基尔特公司已向江苏省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东、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变更后的基尔特公司股东为徐钧朋、郑炜、刘春平，原认缴出资额不变，出资比例分别为38.89%、38.89%、22.22%。关于减资款的确定问题，基尔特公司股东会形成了多次股东会决议，2019年6月13日基尔特公司股东会决议进一步明确：“汪友成退股、减资及其退股的价格是贯彻上几次会议精神，是公司行为。本次会议再次重申，同意汪友成退股、减资，按照2018年5月27日股东会决议，价格以股东内部人员购买价2.8亿元所占比例算（即2800万元）”。虽然刘春平对应支付给汪有成减资款的折算方式存在异议，但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已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故汪有成因其持有基尔特公司10%股份，按照2.8亿元所占比例10%计算应获得减资款2800万元。但根据本案二审所查明的事实，汪有成并未完成全额出资1030万的出资义务，实缴出资额仅为850万元，尚有180万元出资额没有实际缴纳（约占应出资额17.48%）。股东所获得的减资款应以其实缴出资额为基础，因汪有成尚有180万出资额未实际缴纳，故其实际所应得的减资款应作同比例扣减，扣减款项为489.44万元。鉴于汪有成已收到基尔特公司减资款2800万元，故汪有成应向基尔特公司退还已收取的减资款项489.44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公司利息损失。刘春平作为持有基尔特公司22.22%股份的股东，在其认为公司执行董事、股东存在违反法律、公司章程等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且书面要求公司向人民法院提交诉讼遭到拒绝后，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徐钧朋、郑炜作为公司股东，徐钧朋还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在刘春平对减资款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未能严格谨慎审查汪有成的出资状况，在其未能全额缴纳出资款的情况下，未对其实际应得的减资款作同比例扣减，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在汪有成不能退还相应减资款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关于刘春平所主张的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因刘春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各方对律师费及保全担保费的负担作出明确约定，故一审判决基尔特公司承担相应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因本案当事人二审审理中提供了新的证据，致使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发生了变化，故各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2019）苏1183民初4264号民事判决；二、汪友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48944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徐钧朋、郑炜对汪友成不能履行第二项给付义务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刘春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汪友成、徐钧朋、郑炜和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4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9800元，由刘春平负担138845元，汪友成、徐钧朋、郑炜负担50955元。刘春平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汪友成负担；汪友成、徐钧朋、郑炜、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50元，由刘春平负担84295元，汪友成、徐钧朋、郑炜、江苏基尔特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59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戴晓东审判员  朱宝华审判员  沈 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孟惠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