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皖01行终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邦，男，1997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玉，女，1940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赵霞，女，197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修众，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濉溪路295号。 法定代表人：肖军,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和，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阜南路169号东怡金融广场A座9-10层。 法定代表人：张文，该分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安邦、王爱玉、朱赵霞因诉合肥市庐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庐阳区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3行初87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安向阳生前系中华联合财险安庆支公司总经理。2019年8月16日17时30分左右，安向阳与其单位相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称其身体不适需先行回家，后于17时40分左右离开单位。17时55分，安向阳驾车至安庆市××路与其客户兼朋友毛某见面。因安向阳出现面色苍白、出汗、头晕、无力等症状，毛某与另一位朋友将安向阳送回家中休息。后因安向阳的电话无人接听，毛某等人到安向阳家中敲门无人应答，毛某遂拨打电话报警，并于20时37分拨打“120”急救电话。待安庆市急救中心所派医护人员到达现场时，安向阳已失去生命体征,医护人员放弃抢救。2019年8月21日，中华联合财险安徽分公司为安向阳向庐阳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的“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没有关于安向阳与毛某相约于事发当日下午下班后去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洽谈保险业务一事的记载，本案证人毛某于工伤认定阶段在庐阳区人社局也未提到上述情节。2019年10月30日，庐阳区人社局作出庐阳工不认〔2019〕0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不予认定安向阳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安邦、王爱玉、朱赵霞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庭审时，毛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接受庐阳区人社局及该院的询问时陈述，其与安向阳相约去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与徐所长洽谈业务的当天并未与徐所长联系，仅在半个月前联系过，因徐所长基本上都在单位，故未提前联系。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根据该规定，突发疾病死亡认定工伤的要件之一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里的工作时间是指职工在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从事与公司工作有关的活动或合理推定的时间；或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未经单位安排自觉延长的时间或者主动加班的时间或者单位违法延长的加班时间，只要在从事本职工作，也应认定为工作时间。而工作岗位是指从事本职工作的工作场所。本案中，安向阳于2019年8月16日下午下班后与毛某汇合，后因身体不适而被送回家中休息，最后被发现于当日8时45分之前死亡于家中。在工伤认定阶段，中华联合财险安徽分公司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并无安向阳离开单位后准备前往他处洽谈保险业务的内容，无法证明安向阳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或在从事本职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据此，庐阳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安向阳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该案审理过程中，安邦、王爱玉、朱赵霞虽然提供了毛某的证言，拟证明安向阳在工作途中突发疾病而不得已回家休息，待身体恢复后再去洽谈业务，但该证人证言系在工伤认定程序结束后提供，且证人毛某关于其在未与洽谈对象联系的情况下直接前往的陈述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该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定。安邦、王爱玉、朱赵霞认为安向阳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而应被认定为工伤的观点无事实依据。庐阳区人社局对安向阳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安邦、王爱玉、朱赵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安邦、王爱玉、朱赵霞负担。 安邦、王爱玉、朱赵霞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五证人证言认定有误。本案中关于“安向阳于事发当天与证人毛某约好当天晚上一起去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洽谈保险业务”的事实在工伤认定时提交了涉及该部分内容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但庐阳区人社局未提交该份《工伤认定申请表》，导致一审法院对于证据五证人关于此部分的内容未予认定。1.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在2019年8月向庐阳区人社局提交两份《工伤认定申请表》，其中第一份《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在“受伤害经过简述”一栏明确写明“8月16日，安向阳感觉身体不适，在下午5时30分左右与业管部负责人童某沟通工作时表示：“我今日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等会还要跟朋友去谈点业务上的事。”道别后，安向阳又至理赔部负责人尚某处进行了近十分钟左右的交流，也与尚某说了今日有点不舒服，先回去的话。”该内容明确载明事发当晚安向阳要跟朋友谈业务的事情，与证人毛某的证言内容是一致的。2.庭审中庐阳区人社局亦认可收到两份《工伤认定申请表》，但是本案仅提供一份，未提交涉及和朋友谈业务内容的另一份《工伤认定申请表》。综上，证人毛某关于当晚约好洽谈业务的事实存在。毛某的证人证言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二、一审法院对于证据五证人证言的认定有误进而导致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以《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受伤害经过”一栏没有关于当天下班后安向阳与毛某约好洽谈业务的记载及在工伤认定阶段未提到该事情为由对“安向阳于事发当天与证人毛某约好当天晚上一起去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洽谈保险业务”的事实未予认定。在证据部分，上诉人已经详细说明在工伤认定时，提交了关于载有上述事实的《工伤认定申请表》，此事实在工伤认定阶段已经说明，且事实亦客观存在，故一审法院未予认定的理由不存在，进而对该事实认定错误。二、本案中受害人安向阳的死亡情况符合工亡或者视同工亡情形，应当予以认定工伤。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关于行政审判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2018.7.23）第28条“……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回家，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第十五条“视同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为完成岗位职责，在家加班工作，当然可以理解为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第三，视为工伤是法律规范对工伤认定的扩大保护，的确不宜将其范围作扩大理解。但是，应当注意的是， 第十五条将“工作场所”替换为“工作岗位”，本身就是法律规范对工作地点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将“工作岗位”理解为包括在家加班工作，是对法律条文的正常理解，不是扩大解释。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在此过程中职工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当然应当视为工伤。可参考（2017）最高法行申6467号行政裁定。”本案中安向阳作为第三人安庆中心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及总经理，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员工岗位，其工作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工作压力及强度都非常大，一直把工作放在个人前，作为安庆公司一把手，安向阳维护客户及发展潜在客户均系工作范围。安向阳自2015年担任安庆公司负责人后，带领安庆团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全过程，并多次获得个人及安庆团队的荣誉称号。由于保险市场的严峻形势，安向阳带领团队面临巨大压力，且作为国有机构负责人，遵循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一贯倡导的“五加二”、“白加黑”工作方式是一种常态。本案中应当考虑安向阳所在的保险行业及其工作的实际情况，安向阳当天为单位的利益和工作，与客户毛某约好至安微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洽谈保险业务，当天下午其因身体不舒服，也并未取消该约定，仍坚持工作，只因其在车上不适感加重时也是回家休息一会，待毛某他们吃饭后再继续约定。其一直是在持续的工作状态，当天晚上的约定也与其工作职责相关，且符合其保险公司负责人的工作职业特点，应当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才更符合工伤认定立法目的。安向阳其由于并非专业的医疗人士，当身体不适时误以为是低血糖，未及时就医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此，上诉人认为：安向阳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情形，一审判决未能准确查明事实，证据不充分，故请求：1.依法撤销庐阳区人社局2019年10月30日作出的“庐阳工不认【2019】0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庐阳区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庐阳区人社局承担。 被上诉人庐阳区人社局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 被上诉人庐阳区人社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为安向阳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营业执照复印件、安向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安向阳个人及其单位信息、主体适格。3.证人尚某、童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审第三人出具的《在职证明》、《劳动合同书》、中国保监会安徽监管局文件（皖保监许可〔2015〕220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文件（中华财险皖发〔2015〕161号）、考勤记录，证明安向阳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及其在家中突发疾病死亡的事实。4.死亡证明，证明安向阳突发疾病死亡。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庐阳区人社局受理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认定事实。6.送达回执，证明文书已有效送达。7.介绍信，证明文书签收人的资格。8.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文件（中华财险皖发〔2019〕53号），系工伤认定过程中收集的其他资料。 上诉人安邦、王爱玉、朱赵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1.安邦、王爱玉、朱赵霞身份证、户口本、《证明》、结婚证、死者安向阳的生前身份证，证明其与死者安向阳的亲属关系，原告主体适格。2.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主体资格。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火化证明、报警记录，证明安向阳于2019年8月16日死亡的相关事实。4.《关于安向阳任职的通知》（中华财险皖发{2015}161号），证明:安向阳为中华联合财险安庆支公司的总经理；安向阳工作时间是不定时工作制。5.证人毛某和童某的证言、通话记录（与毛某通话），证明安向阳死亡前一直在工作状态，病情加重时打算在家稍休息后再继续返回工作岗位去拜访客户洽谈业务。6.毛某与孔云霞的结婚证、毛某身份证、安微省戈雨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明毛某、孔云霞及安微省戈雨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均是中华联合财险安庆支公司的投保客户；安向阳是为了工作目的才和毛某一起准备拜访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龙山高速公路管理所徐所长,洽谈保险业务。7.庐阳工不认〔2019〕0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庐阳区人社局不子认定工伤的事实。 原审第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未提交证据。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期间，安邦、王爱玉、朱赵霞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检查报告。证明目的：安向阳由于长期工作繁忙，工作压力大所致身体状况不佳。庐阳区人社局质证认为，一、本次诉讼的争议焦点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但该新证据在工伤认定阶段，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所以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二、即便该证据能作为新证据提交，它的证明目的是证明安向阳身体不佳是由于工作所致，但这只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测，并非结论。三、如果说安向阳一直身体不佳，后期导致他发病身亡，那么该新证据反而证明了其不能认定为工伤。因为按照检查报告单的推论，发病期应该是在2019年1月13日，早就超过48小时的一个法律界定。四、如果说上诉人认为安向阳的身体不佳一直是工作原因所致，应该是申请职业病鉴定，而不是申请工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安向阳的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本案中，安向阳突发疾病时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是认定工伤的关键。根据安向阳同事童某的证人证言，虽可以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已感身体不适，但身体不适是否已达到突发疾病的程度，需要综合判断。童某的证人证言中说明安向阳因身体不舒服，要先回去，但安向阳离开工作单位后并没有先回家休息，也未就医，而是直接与朋友毛某会和。且二审中，经本院询问证人童某查明，安向阳在离开单位时，其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上述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安向阳在离开工作单位前并未突发疾病。 关于安向阳从工作单位离开后，上诉人主张因安向阳与毛某会和是为去拜访客户，洽谈保险业务，安向阳在该期间突发疾病死亡也应当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本院认为，虽结合安向阳的工作岗位和工作职责，其工作时间具有灵活性、不固定性的特点，下班后洽谈业务、拜访客户也符合其工作岗位职责，但在本案中，上诉人仅提供了毛某的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且证人毛某关于其在未与洽谈对象提前联系的情况下直接前往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未达到能够证明安向阳是在下班后拜访客户的途中突发疾病的证明效力。 关于检查报告的证据认定问题。安邦、王爱玉、朱赵霞在二审中提交安向阳于2019年1月12日的检查报告，用以证明安向阳由于长期工作繁忙，工作压力大所致身体状况不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本案审查的是庐阳区人社局作出的庐阳工不认[2019]002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合法性，因安邦、王爱玉、朱赵霞在此次工伤认定阶段未提交该检查报告，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庐阳区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综上，被上诉人庐阳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安邦、王爱玉、朱赵霞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安邦、王爱玉、朱赵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二辉 审判员  黄 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瑾 书记员乔思齐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