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5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牟景波，男，汉族，1963年12月9日出生，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宝玲（牟景波妻子），汉族，1991年4月5日出生，住辽阳市宏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瑞，辽宁弘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艳，女，汉族，1972年1月30日出生，住灯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生，灯塔市旺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超，男，汉族，1986年2月11日出生，住灯塔市。原审第三人：赵德洪，男，满族，1961年7月14日出生，住灯塔市。上诉人牟景波因与被上诉人董艳、汉超及原审第三人赵德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灯塔市人民法院（2020）辽108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牟景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宝玲、韩瑞，被上诉人董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生、被上诉人汉超、原审第三人赵德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景波上诉请求：1、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辽108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董艳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汉超、牟景波将选粉厂转让给赵德洪，包括场地设备债权债务等。”该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于2011年10月开始即因个人原因不在柳河村二选选粉厂经营，该厂从2011年10月开始由汉超独自经营管理。2012年4月的时候，上诉人发现选粉厂被汉超卖给原审第三人赵德洪。即汉超个人将选粉厂转让给第三人赵德洪。其次，一审中上诉人在抗辩中提出涉案款项己转让给第三人，并且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汉超电话录音、赵德洪电话录音）证明涉案铲车租赁费用已经转让给原审第三人赵德洪，汉超、赵德洪对涉案铲车费用己转让给第三人赵德洪也是认可的，但一审对该事实未进行查明。因此一审法院对汉超独自转让选粉厂，选粉厂债权债务包括涉案铲车租赁费用转让给赵德洪未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认定：“因自2017年12月19日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汉超、牟景波催要剩余钱款，一直在向二被告主张权利，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被上诉人自认2012年上诉人为其出具过欠款证实，根据案涉合同，本案的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应当为2013年12月31日以前，被上诉人应当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内主张，并且在此期间主张权利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现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向上诉人、汉超主张过权利，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相关行为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并且该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即使在2017年12月19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证实，上诉人亦未明确承诺向上诉人偿还本案欠条所载欠款，本案也未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原审被告汉超、上诉人不应履行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辽108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董艳的诉讼请求。董艳辩称，一、上诉人称一审判决认定汉超、牟景波将选粉厂转让给赵德洪，包括场地设备债权债务等事实不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是否将拖欠答辩人的债务转让给赵德洪未通知答辩人，该事实即使发生，对答辩人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该条规定明确，债务人将债务转让给第三人，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上诉人所谓将债权债务均转让给赵德洪未通知答辩人，即使确实发生，也与答辩人无关。本案答辩人要求上诉人偿还债务，其提出所谓转让给赵德洪进行抗辩，不符合法律关于债务转让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是否查清其转让债务给赵德洪的事实，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一审判决对其所谓将选粉厂及债权债务转让的事实已经进行认定，对其所谓债务转让未征得答辩人同意的事实也进行了认定。上诉人提出所谓对该事实未查明，与事实不符，上诉理由不足。二、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9日已经出具书面证实，证明答辩人未间断向其主张权利，根据《民法总则》规定，该法实施后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其提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不符。1、上诉人于债务发生后的2012年给答辩人出具书面证实，说明答辩人自债务发生后即不断主张权利。本案债务发生于2011年，上诉人及汉超共同租用答辩人铲车，但其租用后并未按约定给付租金，只是分三次给付了三万元，剩余租金即拖延不付，经过答辩人不断主张权利，上诉人才出具书面证实，载明其与汉超拖欠租金的事实。其出具书面证实的事实，充分证明答辩人不断主张权利。2、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9日再次出具书面证实，证明其拖欠租金的事实，证明自2012年其出具书面证实后，答辩人不断向其主张权利。上诉人于2012年出具书面证实，证明其与汉超拖欠答辩人租金后，未给付拖欠的租金，仍拖欠租金7.7万元。其再次出具书面证实的事实，证实答辩人不断向其主张权利。如果答辩人不主张权利，不向其要账，上诉人怎么可能突然出具书面证实证明自己欠钱呢？其出具书面证实本身就证明了答辩人向其索要债务的事实。3、上诉人及汉超一审答辩称将对答辩人债务转移给赵德洪，不论该转让是否属实，其所谓转移债务包括拖欠答辩人的债务就证明答辩人向其主张权利的事实。如果答辩人不主张权利，上诉人及汉超不可能转让该笔债务，证实因为答辩人不断向其主张权利，上诉人及汉超才会在所谓转移债务时对拖欠答辩人的债务进行约定。因此，不论其转移债务是否属实，答辩人对主张权利的事实不容辩驳。4、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9日向答辩人出具书面证实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在答辩人向其主张权利后其承诺还款的事实。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书面证实载明：本人与汉超在柳河子一起办厂，因其它原因欠董艳铲车费用，共计五个月另10天（每月租金2万整），已付3万，没有付（柒万柒仟元整）。该段证实充分说明经过答辩人不断主张权利，上诉人承诺还款的事实。如果其不同意还款，则没有必要出具书面证实，且在出具书面证实的时候，并未提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未明确拒绝履行义务，表明其同意还款。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计算。上诉人自答辩人主张权利时从未提出不履行义务，因此，诉讼时效期间从上诉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仙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上诉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义务之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从未明确表示拒绝履行义务，诉讼时效期间从起诉后其明确拒绝履行义务之日开始计算，上诉人主张超过诉讼时效从2012年12月19日其出具书面证实开始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6、上诉人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书面证实后，《民法总则》已经实施，根据该法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答辩人主张权利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时效期间为三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汉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赵德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董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汉超、牟景波共同偿还欠原告的铲车租金77,000.00元，并从起诉日之起承担至给付日止的同期贷款利息；二、被告汉超、牟景波相互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被告汉超、牟景波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汉超、牟景波合伙经营灯塔市柳河村二选选粉厂。合伙期间，汉超、牟景波租用董艳铲车一辆，租金每月20,000.00元，至2011年11月末，租期共计5个月零10天，合计租金107,000.00元，已付30,000.00元，尚欠租金77,000.00元。2012年3月，汉超、牟景波将选粉厂转让给赵德洪，包括场地设备债权债务等。之后，经董艳多次索款，牟景波于2017年12月19日为董艳出具一张字据，内容为：“证实，本人与汉超在柳河子一起办厂，因其它原因欠董艳铲车费用，共计五个月另10天（每月租金2万整，已付三万，余额没有付，柒万柒仟元整）。证明人：牟景波（签名），身份证号2110111963××××××××，136××××5492，2017年12月19日”。之后，董艳多次向汉超、牟景波催款，剩余款项77,000.00元汉超、牟景波一直拖欠未付。经释明，董艳只向汉超、牟景波主张权利。2019年12月9日董艳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灯塔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辽1081财保3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牟景波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77,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董艳与汉超、牟景波之间达成的租赁铲车协议，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及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董艳已按照约定将铲车交付汉超、牟景波使用，汉超、牟景波应按约定支付租金，不应无理拖欠，其行为已构成违约。董艳要求汉超、牟景波给付铲车租金77,0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理，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董艳要求给付欠款利息的请求合理，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利率，故可自起诉之日（2020年1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关于牟景波提出的“董艳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因自2017年12月19日之后，董多次向汉超、牟景波催要剩余款项，一直在向汉超、牟景波主张权利，董艳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赵德洪与汉超、牟景波之间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本案不予考虑，赵德洪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汉超、牟景波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董艳铲车租金77,000.00元；二、驳回董艳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5元，减半收取863元，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1,000元、财产保全费790元，由汉超、牟景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其妻子与董艳于2019年11月25日的通话录音，用以证明董艳承诺放弃向牟景波追偿涉案铲车租赁费用，及2011年至2017年董艳未向汉超、牟景波主张过铲车费用的事实。董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经合议庭评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能证明牟景波主张事实的成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董艳、汉超、牟景波并未签订租赁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月租金20,000.00元，未约定付款期限及租赁期限。本院认为，汉超、牟景波尚欠董艳铲车租赁费77,000.00元，争议双方并未约定租赁费的给付期限，至双方解除租赁关系后，所欠租赁费已实际转化为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付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据此，董艳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牟景波提出的“选粉厂债权债务包括案涉铲车租赁费用已转让给赵德洪”的上诉理由，牟景波自认其与汉超在柳河子一起办厂期间，尚欠董艳铲车租赁费77,000.00元，选粉厂的转让行为并不能对抗债权人向其主张债权。综上，牟景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5元，由牟景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都 伟审判员 胡 玲审判员 徐莲凤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高石书记员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