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渝05民终6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女，汉族，1974年3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女，汉族，1967年9月28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女，汉族，1963年2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女，汉族，1960年7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武，重庆中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穆某1，男，汉族，1954年6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豪，重庆市巴南区花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因与被上诉人穆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7民初2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1）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穆某1为刘某1亲儿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就20171109证明而言，该证据不合法、不真实。2.就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而言，该证据不合法、不真实。3.就20190801证明而言，该证据不合法。4.就20191106证明而言，该证据为无效证据。5.就常住人口登记表而言，该证据不合法、不真实。6.就20200619庭审笔录可知，刘某1于死亡前搬离案涉房屋，也即是说，刘某1于2017年5月才回到其江津老家居住生活。假若穆某1为刘某1亲儿子，如此“赡养”，其意图不言自明，结合刘某1生前多次提及无生育能力，足以说明穆某1与刘某1不存在母子关系。（二）一审法院对涉案房屋定性错误，说理不充分、自相矛盾，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为周某5、刘某1遗产，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房屋属于周某1个人财产，与他人无关。（2）涉案房屋不属于周某5、刘某1遗产。（3）若涉案房屋之承租权及相关权益可作为遗产，那当且仅当视为周某5、蔡某遗产，而非周某5、刘某1遗产，且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对涉案房屋在扣除购置成本、福利性收益等款项后之余额加以分割。2.一审判决说理不充分、自相矛盾，酌情给予穆某114万元无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否定涉案房屋原产权人的自由处分权，实属错误且违法。（2）一审法院对公证书采取“两可”认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判决酌情给予穆某114万元无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房屋不属于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的遗产，一审法院仅凭涉案房屋在“公转私”前以周某5名义承租就当然认定为周某5、刘某1遗产，实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案，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实体权益应当依据实体法，而非程序法。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一）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不合法，本案不属于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争议不大的简易程序适用条件。（二）本案一审期限严重超期。庭审中，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还提出如下意见：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由周某5支付租金，刘某1享有继承财产权利不成立，因为该租金只能用于使用该房屋，不能指涉该房屋的财产权益；涉案房屋由周某1于周某5、刘某1去世后购买的，故涉案房屋并非周某5遗产，也非刘某1遗产，一审法院对其按照遗产处理无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周某1购买涉案房屋时，未享受周某5工龄优惠，仅基于其自身铁路职工身份购买该房屋，故该房屋及相关权益与周某5、刘某1无关；房屋租金能够指涉该房屋的财产性权益，周某5去世后的租金一直由周某1支付，周某1是唯一获得该房屋财产权益的受益人。穆某1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正确，应当判决涉案房屋的补偿款由穆某1全部所有。周某5去世后，该房屋一直由刘某1居住，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房屋管理条例》规定，承租人死亡后其配偶有权继续租住，虽然周某5死亡后没有变更登记承租人姓名，但是该租金一直由刘某1缴纳，只能认定该房屋有权续租的人为刘某1，由该承租权以及后续产生的权利均应当由刘某1的继承人继承。上诉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公证机关的公证，隐瞒刘某1有继承人的事实，继而获得了案涉房屋的购买权，实际上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判决书第三页第二段认为周某1一直居住于案涉房屋没有事实根据，不能认为周某1户口在案涉房屋就居住在案涉房屋，根据《重庆市公共租赁房屋管理条例》规定，周某1无继续承租该房屋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请依法纠正将案涉房屋的补偿款判给穆某1所有。穆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穆某1母亲刘某1与四被告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父亲周某5于1991年7月11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刘某1与周某5婚后居住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某房屋。周某5多年前已去世，被告周某1将前述房屋占为己有。刘某1去世后，原告要求分配前述房屋，但被告周某1置之不理。现原告起诉来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周某1因前述房屋征收领取的货币补偿费用归原告所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5（生于1930年8月6日）与蔡某（生于1937年1月19日）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即四被告。蔡某于1988年1月20日去世。1991年7月11日，周某5与刘某1（生于1924年3月15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周某5原系中国铁路某公司的职工，该单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向周某5分配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某房屋居住，该房屋系单位公房，由周某5承租，周某5、蔡某及四被告均居住于涉案房屋。后被告周某4、被告周某3、被告周某2结婚后搬出涉案房屋，被告周某4在结婚前因工作关系将户口迁往他处，被告周某3、被告周某2均于结婚后将户口迁往他处。被告周某1一直居住于涉案房屋，且户口一直在涉案房屋。1997年8月，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向周某5出具了租赁证，载明：甲方（出租人）系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乙方（承租人）系周某5，房屋坐落于某号，月租金合计26元，起租时间为1997年8月，合计缴纳保证金500元。刘某1于2000年10月23日将户口从重庆市江津区迁入涉案房屋。周某5于2005年2月18日去世，后周某5的户口于2005年9月21日注销。后刘某1、周某1、周某1的子女刘某2的户口均在涉案房屋，刘某1为户主，周某1与户主的关系为女儿，刘某2与户主的关系为外孙女。刘某1于2017年11月4日去世。2017年11月9日，重庆市江津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刘某1，女，本人于2017年11月4日因病死亡，死亡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其儿子穆某1家中，穆某1，男。2019年11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江津区某居民组居民穆某1，男。其母亲刘某1，女，年龄95岁（已病逝），穆某1与刘某1系母子关系。该《证明》下方盖有重庆市江津区某派出所的印章，印章上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手写文字：因派出所无法查询到档案，故该证明由社区干部核实后出具。2019年11月12日，重庆市江津区某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我单位在穆某1与刘某1关系证明中于2019年11月5日加注意见并盖章，加注意见中明确表示该证明由社区核实提供，该章仅证明社区居委会和居民小组及其干部的真实性，公安机关对亲属关系证明有明确规定和固定格式，因派出所无档案查询，该章不代表亲属关系证明。另查明，2018年12月26日，四被告共同签订了《承租人协议书》，依据《铁路公有房屋租赁证》，案涉房屋为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管理的公房，登记的承租人为周某5。周某5及其妻子蔡某都已经去世，二人共有四个子女：周某4、周某3、周某2、周某1。现我们经协商一致，对该公房的租赁及后续的征收补偿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我们议定由周某1作为承租人与房管所签订该房屋的租约，继续租赁该房屋，享有承租使用权，取得住宅租约或房租证；二、由周某1享受该房屋的公转私待遇，由周某1享有该房屋公转私后的房地产权；三、如果该房屋拆迁/征收，周某1享有该房屋拆迁/征收安置的权益及优惠利益，并领取补偿款；四、周某4、周某3、周某2不享有上述房屋的租赁权及后续的房屋所有权及拆迁/征收安置补偿权益；五、本协议经我们协商一致后签订，内容属实，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我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18年12月29日，前述《承租人协议书》由重庆市公证处出具（2018）渝证字第58038号公证书公证。2019年6月4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作为甲方与被告周某1作为乙方签订了《公有住房出售（购买）合同书》，乙方自愿按照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规定，向甲方以经评估的成本价购买涉案房屋；成本价单价为453.75元/平方米，购买该房屋依有关房改政策规定对乙方购买该住房予以下列折扣：工龄折扣，以乙方夫妇工龄合计0年，每年4.5元，计_元/平方米，计_元（前述_上划斜线）；乙方实付房款8778元，此款由乙方在2019年6月4日一次性交付给甲方，甲方于乙方缴款次月起停收住房租金，房价款的20%建立住房公共维修基金；乙方购买该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后享有完全产权，住用满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交易。后涉案房屋因征收，被告周某1领取了货币补偿共计734615.52元，包括旧房补偿补助：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费、公摊补足面积补偿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旧房搬迁费、货币安置补偿补助费、装饰装修补偿费、分体式空调拆除费共计630289.6元；补偿奖励费：提前签约奖励费、提前搬迁特别奖、提前签约特别奖、货币安置奖励费共计99465.92元；设施设备：总水表、总电表、总气表、闭路共计4860元。审理中，原告举示了《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户主穆某1，妻子施某，长子穆某2，父亲穆某3（1991年5月死亡），母亲刘某1（1924年3月15日生，注销户口日期及原因为迁到九龙坡区某所，时间2000年10月18日），儿媳李某。原告认为该《常住人口登记表》与重庆市江津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以及刘某1户口变动情况相符，足以证明刘某1与原告系母子关系。四被告认为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某1与原告系母子关系，双方仅系姑侄关系。本院就涉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进行了询问，该管理所工作人员称涉案房屋在周某5去世前一直由周某5承租，周某5去世后，承租人亦未进行变更。涉案房屋的租金由管理所的下属单位收取，一般收取现金，周某5去世后，由相关单位向周某5的亲属收取。因涉案房屋进行房改，周某5及其配偶均已去世，故管理所按照相关政策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承租人的继承人。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周某5的子女需协商一致由其中一个子女来签订公有住房出售合同书，管理所对承租人的子女并不进行实质审查，但必须由周某5的子女协商一致后进行公证，后周某5的子女均同意由周某1来签订合同书，管理所就与周某1签订了购房合同书。关于周某1购买涉案房屋的问题，周某1系铁路大集团的职工，没有享受工龄优惠，房屋的成本价为453.75元/平方米，考虑到房屋的折旧等情况，涉案房屋由周某1以197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共需支付8778元。如果是铁路内部的职工购买，可以折抵工龄，比如有折抵工龄后购买的房屋，购买人的购买单价为102.5元/平方米。如果不是铁路相关单位的职工，其购买房屋就以评估价值1680元/平方米来购买。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常住人口登记表、死亡注销证明、户口簿、结婚证复印件、死亡证明、租赁证、公有住房出售（购买）合同书、收据、公证书、明细表、证明、记事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凭，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可以由继承人继承。本案中，涉案房屋原系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分配给周某5的公房，周某5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即在该房屋居住，当时同住家属包括配偶蔡某、四个子女（四被告），后蔡某于1988年1月20日去世，周某5与刘某1于1991年7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居住于涉案房屋。后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于1997年8月向周某5出具了租赁证，涉案房屋仍由周某5承租，起租时间为1997年8月，当时同住家属包括配偶刘某1、被告周某1等，因涉案房屋在彼时仍系单位公房，尚未成为可以分配的财产，仅系一种财产性权益，该种财产性权益的来源系周某5在与刘某1结婚前享有的涉案公房，在双方结婚后，周某5仍向单位交纳了租金，该租金系周某5与刘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支出，故作为周某5的配偶，刘某1对前述财产性权益有权享有。后周某5于2005年2月18日去世，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仍系周某5，重庆铁路分局重庆建筑段房管所并未将涉案房屋收回，仍交由刘某1、被告周某1等居住，直至被告周某1于2019年6月4日以其名义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购买了涉案房屋，周某5的其他子女被告周某2、被告周某3、被告周某4均表示同意被告周某1享有该房屋拆迁/征收安置的权益及优惠利益，并领取补偿款，同意不享有上述房屋的租赁权及后续的房屋所有权及拆迁/征收安置补偿权益，在涉案房屋被征收后相关单位向被告周某1支付了征收补偿，前述财产性权益转变成为了可以分配的财产，前述征收补偿中包括了刘某1享有的财产性权益。四被告在签订协议书以及购买涉案房屋时均未通知刘某1的继承人原告穆某1，致使原告未能继承刘某1所有的由财产性权益转变成的财产。现涉案房屋征收补偿734615.52元均由被告周某1领取，被告周某1应当将原告继承刘某1的财产份额对应的款项支付给原告。原告与周某5未形成子女抚养关系，故原告无权继承周某5对涉案房屋享有的财产份额。被告周某1在周某5与刘某1结婚时年满十七岁，尚未年满十八岁，形成了子女抚养关系。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历史由来，被告周某1与刘某1的子女抚养关系，被告周某1在购买涉案房屋中付出了相应的款项，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周某1领取的房屋征收补偿由原告分得14万元。四被告均称原告并非刘某1的亲生子女，但原告举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重庆市江津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刘某1去世前的情况可以证明原告系刘某1的亲生儿子，故本院对四被告的前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穆某1支付14万元。二、驳回原告穆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570元，由原告穆某1负担4020元，被告周某1负担1550元。二审中，穆某1举示刘某1于2005年3月16日与周某1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明周某5去世后，周某1是在刘某1手里租赁的案涉房屋居住。周某1质证认为其没有签订该协议，周某3质证认为，周某1和刘某1的协议无效，案涉房屋属于单位福利房，刘某1无权处理。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还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三性不认可，且证据在一审中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即使未提交，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也不符合新证据规定，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无法达到穆某1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周某1否认该证据，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现评析如下：一是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认定穆某1为刘某1亲儿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穆某1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举示了《常住人口登记表》和重庆市江津区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刘某1与穆某1系母子关系的事实，而上诉人并未举示相反证据，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关于上诉人提出案涉房屋系周某1个人财产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原系周某5所在单位分配给周某5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公房，后来通过公转私方式变更为周某1名下房屋，但周某1仅仅是周某4、周某3、周某2推举的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人和名义上的产权人，并非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以及基于产权产生的拆迁利益应由周某5、刘某1的继承人协商确定或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确定，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是关于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酌情给予被上诉人14万元无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涉及单位公房拆迁权益的继承问题，案涉房屋的拆迁权益本应由周某5与刘某1享有，周某5占有较大份额，由于周某5、刘某1相继死亡，周某5的继承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均享有对周某5份额的继承权，由于周某2、周某3、周某4放弃，故周某5的份额由周某1享有，刘某1的儿子穆某1以及与刘某1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女周某1则享有对刘某1份额的继承权，考虑到周某1在购买案涉房屋中付出了相应款项，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由穆某1分得14万元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是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不合法的问题，本案并非法定不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是关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审期限严重超期的问题，经查，一审程序中，本案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2020年7月8日结案，其间，三次因当事人庭外和解扣除审查期限各3个月，本案并不存在超审查期限的问题，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六是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依职权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调取涉案房屋租赁档案，以及涉案房屋权属性质、受益人范围、不同受益人购买产权之差额的说明或者通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负责人出庭作证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的调查询问中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房产管理所已就此作了较为清晰的解答，本案无再行调查或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七是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依职权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杨家坪支行调取刘某1银行存款的问题，因刘某1的银行存款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八是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依职权通知重庆市江津区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问题，本院认为，重庆市江津区某社区居民委员出具的《证明》与穆某1举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内容一致，能够证明刘某1与穆某1系母子关系的事实，通知重庆市江津区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出庭接受质询欠缺必要性，对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九是关于被上诉人穆某1提出周某1无继续承租案涉房屋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请依法纠正将案涉房屋的补偿款判给穆某1所有的问题，因穆某1并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对该请求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40元由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用辉审 判 员 夏兴芸审 判 员 芦明玉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晓亮书 记 员 孙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