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创远路36号院14号楼5层5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067337971。 法定代表人：宋中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靖春广，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南京路2677号（西院）D座8-1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54857916L。 负责人：俞能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全连，男，194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南阳市宛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建存，女，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南阳市宛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恒安，男，199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南阳市宛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女，200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南阳市宛城区。 法定代理人：宋建存（杨某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军，安徽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运良，男，197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8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38920786Q。 法定代表人：王茂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梦娣，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晓雨，男，199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安徽文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传龙，男，197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寿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西塔9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710934692W。 法定代表人：陈鹏，总经理。 上诉人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以下简称杨全连等四人）、郑晓雨、郑传龙、熊运良、安徽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安泰物流公司）、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6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靖春广、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杨恒安及杨全连等四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军、郑晓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安徽安泰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梦娣到庭参加了诉讼；郑传龙、熊运良、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期间，北京畅行信息公司、郑晓雨向本院申请给予两个月庭外和解期限，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案涉订单没有支付，实为线下交易。案涉订单是方闯代受害人杨长武下单，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运营的嘀嗒顺风车合乘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嘀嗒平台）明确禁止代人下单的行为。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在该订单中未收取任何费用，与本起事故没有任何法律关系。2.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不是侵权行为主体，在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法律关系，判令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承担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3.受害人杨长武与郑晓雨使用的是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运营的嘀嗒平台，顺风车区别于网约车，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提供合乘信息服务及车辆、人员审核，不主动对车主进行派单，由车主自行匹配线路并接单，乘客可以在确认合乘前看到完整的车主信息，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就匹配成功的订单收取少量的费用，符合居间合同的特征。4.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投保的公众责任保险用以保障公司对外的赔偿责任，与本案为不同的法律关系，更不能做为推定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为承运人的依据。顺风车的收费系分摊出行成本，不能以收费认定承运人。即便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收取了少量的信息服务费，该收费比例极低，也不符合网约车收取高额佣金的特征。 杨全连等四人针对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上诉辩称：1.网约车通常均是到达目的地后付费，案涉订单没有支付的原因是中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死亡。用户在嘀嗒平台下单时，嘀嗒平台也没有提醒和禁止代他人下单。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主张杨长武与郑晓雨系线下私自交易，仅是推测。2.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在交易过程中系基于营利目的，并购买了相关保险，应认定其承运人的身份。3.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驾驶员郑晓雨并非登记车主，嘀嗒平台在审核监管时存在失误。且从订单的起止时间可以反映郑晓雨疲劳驾驶，嘀嗒平台没有进行提醒，最终导致事故发生。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晓雨针对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上诉辩称：1.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主张的线下交易，没有事实依据。按照嘀嗒平台的收费办法，乘客支付费用至平台，平台扣除服务费后，剩余部分由驾驶员从嘀嗒平台提现，故全部交易均为线上交易。嘀嗒平台没有提示禁止代人下单，郑晓雨也是根据嘀嗒平台提供的定位接到了受害人杨长武。2.运输服务合同通常均为先上车后付费，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以案涉订单没有实际支付为由否定其应承担的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嘀嗒平台根据里程进行收费，最低一元、最高十元，不是固定的信息服务费。4.嘀嗒平台实质从事营运活动，郑晓雨在64天内接单56起，以此为业，实质上就是非法营运。嘀嗒平台仅要求车主提供驾驶证和行驶证，而不要求具备网约车资质，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安徽和江苏两地进行过顺风车平台的备案。5.因案外人方闯代为下单且在事故后拒不支付费用，致使嘀嗒平台投保的保险无法获得理赔，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针对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杨全连等四人的答辩理由。 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在交强险部分承担30%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改判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和交通费合计为2000元；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杨全连等四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承保车辆的驾驶员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故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对杨全连等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内按责任比例承担，因双方车辆均为机动车，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只应在交强险内承担30%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一审判决支持7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应认定为50000元，其中的70%由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负担。2.一审判决同时支持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和交通费错误。按照法定的赔偿项目，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和交通费应为一个赔偿项目，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包括了交通费。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二审期间另主张：本起事故的另一伤者张国亮已另案提起了诉讼，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为其预留份额。 杨全连等四人针对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判决确定的各项损失金额合理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郑晓雨针对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意见。而且郑晓雨也因本起事故受伤，应在交强险内限额为郑晓雨保留份额。 北京畅行信息公司针对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辩称：认可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责任。 安徽安泰物流公司针对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均辩称：安徽安泰物流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本起事故的发生也不存在过错，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熊运良、郑传龙、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二审未做答辩。案外人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称其为承保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投保的公众责任险的保险人。 杨全连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晓雨、郑传龙、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熊运良、安徽安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赔偿杨全连等各项损失981357.5元；2.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直接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郑晓雨、郑传龙、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熊运良、安徽安泰物流公司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8日杨长武通过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嘀嗒”出行顺风车业务平台预约了郑晓雨驾驶的苏Ｅ×××××号轿车出行，上车后于2019年3月29日5时54分许，郑晓雨驾驶该车沿滁新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阜阳方向146ＫＭ＋150米路段时，车辆前部与熊运良驾驶的皖Ａ×××××号重型厢式货车后尾部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杨长武当场死亡，苏Ｅ×××××号轿车驾驶员郑晓雨及乘车人张国亮、李亚运受伤。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郑晓雨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熊运良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其他人员无责任。另查明，熊运良驾驶的车辆实际车主为安徽安泰物流公司，该车在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0000元，同时投保不计免赔险），熊运良为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安徽安泰物流公司的驾驶人员；郑晓雨驾驶的车辆实际车主系郑传龙（郑晓雨之父）。另查明，死者杨长武事故发生前长期在城镇工作，有父亲杨全连需要赡养（1944年8月30日出生），扶养人四人（含杨长武在内），同时死者有一女杨某（2007年3月18日出生）需抚养。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与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熊运良、郑晓雨在本案所涉及的事故中各自存在事故责任，应当承担杨全连等四人因事故造成杨长武死亡产生的相应损失；由于熊运良驾驶的车辆在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投有不计免赔险），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付责任；结合庭审中查明的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在每单约车中收取相应的费用并且投保的情况，结合郑晓雨提供证据（接单记录）反映出郑晓雨驾驶车辆接送乘客行为长期有规律行为，并非“顺风车”的情形，该院认为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与郑晓雨对杨全连等四人相应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郑传龙与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无证据反映郑传龙存在承担法定赔付责任的情形，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无论是否与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或郑晓雨形成保险合同关系，不属于交强险或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本案并不属于相同法律关系，故无需在本案中直接承担赔付责任。关于杨全连等四人各项损失该院认定如下：杨全连等四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87860元，因死者生前长期在城镇工作，故其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的该数额该院予以支持；杨全连等四人主张的丧葬费32575元亦未超过上年度职工工资六个月平均收入，该院予以支持；精神抚慰金该院酌定为70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支出该院酌定为5000元；因被扶养人杨全连及杨某系农业户籍，故该院结合其扶养义务人人数及上年度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计算为杨全连12748元（12748元／年×6年÷6人）、杨某38244元（12748元／年×6年÷2人）;交通费该院酌定3000元；上述费用共计人民币849427元，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应当在保险范围内支付杨全连等四人331828.1元［110000元＋（849427元-110000元）×30%］，郑晓雨与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连带支付杨全连等四人损失517598.9元［（849427元-110000元）×70%］。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因事故造成杨长武死亡产生的损失331828.1元人民币；二、郑晓雨、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支付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因事故造成杨长武死亡产生的损失517598.9元人民币；三、驳回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其他诉讼请求。原案受理费13614元，减半收取6807元，由郑晓雨负担5000元，熊运良负担1807元。 二审期间,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案涉订单系统截图，证明案涉订单为案外人方闯代为下单；案涉订单因超时未支付被系统取消，受害人杨长武与郑晓雨间系线下交易。2.方闯的个人注册页面截图，证明下单人方闯的身份信息。3.《嘀嗒顺风车合乘公约2.0》，证明方闯代他人下单，违反了平台协议，相应的责任应由实际乘车人自行承担。郑晓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郑晓雨于2019年1月21日至2019年3月28日间在嘀嗒平台的接单收费记录，证明郑晓雨在64天内接单56次，实质构成非法营运，而嘀嗒平台未做任何管控，应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发生后嘀嗒平台提供的保险情况截屏，证明嘀嗒平台在本起事故后将保险金额提高到每人600000元。3.郑传龙使用郑晓雨微信与方闯之间的聊天记录，证明事故后，郑传龙曾多次劝说方闯支付订单，但方闯及杨长武家属拒不配合致本起事故难以获得保险理赔。杨全连等四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嘀嗒平台相关页面截屏，证明嘀嗒平台应对车主身份进行认证，案涉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郑传龙，接单驾驶员郑晓雨，嘀嗒平台的审核存在疏漏。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熊运良、安徽安泰物流公司、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结合当事人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及证据，本院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郑晓雨与杨长武是否属于线下私自交易？杨长武系由方闯代为在嘀嗒平台发布出行信息，并由郑晓雨接单，形成的订单数据已上载嘀嗒平台为该平台所掌握，杨长武亦是按照订单确定的出发地、路线乘车，双方间的交易并未脱离嘀嗒平台进行。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订单行程未能完成，亦未能进行支付，不能视为郑晓雨与杨长武系线下私自交易。二、方闯代杨长武发布出行信息是否违反合乘协议的约定？虽然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二审提供的合乘协议中约定禁止代人下单，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向用户提供了该合乘协议，也没有证据证明方闯在注册、使用嘀嗒平台时对该合乘协议表示同意。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主张方闯违反合乘协议约定，证据不足。三、方闯或杨长武亲属是否应对案涉订单未获得保险保障承担相应的后果？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为乘客投保有公众责任险，能否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实质是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与保险公司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与方闯、杨长武无涉。即便如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所述，因订单未支付导致保险未能生效，亦是因其采取的投保模式所致，嘀嗒平台的使用者并不了解、掌控保险的投保过程，未获得保险保障的后果不应由平台用户承受。 二审另查明：本案一审判决后，本起交通事故的另一伤者张国亮向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撤诉；郑晓雨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尚未审结。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责任承担；二、杨全连等四人的部分项目损失金额的认定；三、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承保的交强险的预留。 一、关于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因此，合规的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经营性客运活动，合乘服务信息平台提供用户注册及审核、合乘信息发布与匹配、合乘费用收结等服务，对于合乘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合乘服务信息平台具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本案中郑晓雨自述以跑“顺风车”为业；由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应本院要求提供的郑晓雨自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3月28日间的订单记录也可以反映：郑晓雨在本起事故发生前的77天内通过嘀嗒平台接单71次，订单行程的出发时间分布于一天中的各时间段，各订单的起讫点及路线均不一致，且包含上海与苏州之间以及至南京、济南、马鞍山、南阳的多个长途行程订单。因此，郑晓雨的接单行为明显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顺风车服务，而是利用嘀嗒平台进行的非法营运活动，且具有长期性和经常性。 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辩称其通过限定车主的每日接单次数以及核定合乘费用的方式，防止车主利用嘀嗒平台从事经营性客运活动。但是，是否属于营运行为本就不宜以接单次数进行界定，现实生活中亦不乏有非法营运者同时登录多个平台以规避平台对于接单次数的限制，即便普通消费者对此种现象也已熟知。而且，对于合乘信息服务平台而言，合乘服务提供者发布的合乘路线以及合乘者的起讫点是最重要的合乘数据，平台正是据此对合乘双方的需求进行匹配。因此，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运营的嘀嗒平台完全具备对郑晓雨明显异于顺风车行程的路线发布行为以及实际行程进行识别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条件。北京畅行信息公司怠于履行管理职责，致使郑晓雨长期“以顺风车之名、行网约车之实”，应推定其对郑晓雨利用嘀嗒平台进行非法营运为明知或者应知。各合乘信息服务平台之所以默许“郑晓雨”等的非法营运活动，究其原因，除了从中收取“为数不多”的信息服务费外，无非还基于网络科技企业对用户数量、活跃度、流量、市场占有率等的追求。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辩称其对于郑晓雨的接单行为不享有运行利益，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北京畅行信息公司在本案中实质上起着网约车平台的作用，应视为运输服务的提供者，与车主郑晓雨对杨全连等四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北京畅行信息公司上诉主张认定其承担责任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杨全连等四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办理丧葬事宜支出费用的数额。1.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侵害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受害人杨长武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无责，其死亡给杨全连等四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一审判决酌定支持杨全连等四人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未超过裁量权的合理范畴，本院予以确认。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主张按照50000元确定杨全连等四人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根据杨全连等四人的请求判令在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承保的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主张其按照责任比例在交强险内赔偿杨全连等四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2.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受害人死亡的，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应予赔偿。一审判决将杨全连等四人主张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和交通费分列为两项，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考虑受害人杨长武亲属较多、事故发生地与其原籍较远等因素，一审判决酌定上述费用总额为8000元（5000元+3000元）较为适当，本院不做调整。 三、关于交强险的预留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起事故造成杨长武死亡，张国亮、郑晓雨、李亚运受伤，且张国亮、郑晓雨已先后于本案一审判决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基于交强险的保障功能，应为郑晓雨等在交强险限额内保留份额。因其他受害人的具体损失金额暂无法确定，本院酌定为本起事故的其他伤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40000元。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杨全连等四人的损失金额及确定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确认。故，杨全连等四人因杨长武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849427元，由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在其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7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按照熊运良承担的责任比例在其承保的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233828元[（849427-70000）×30%],余款545599元[（849427-70000）×70%]由郑晓雨与北京畅行信息公司连带赔偿。 综上，上诉人北京畅行信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104民初6844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70000元； 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233828元； 四、郑晓雨、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545599元； 五、驳回杨全连、宋建存、杨恒安、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14元，减半收取6807元，由郑晓雨负担5000元，熊运良负担18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71元，由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8796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司负担6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付兴 审判员  朱斌斌 审判员  黄 平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陆 波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