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行申56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熊川林，男，生于1966年2月5日，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汉生，湖北奇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其能，湖北奇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潜江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东风路39号。负责人周传虎，该办副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潜江市后湖管理区，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后湖管理区后湖大道63号。法定代表人赵忠海，该管理区主任。原审第三人黄其国，男，生于1966年5月19日，汉族，住湖北省潜江市。再审申请人熊川林因诉潜江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公室（下称潜江市征收办）、潜江市后湖管理区（下称后湖管理区）及第三人黄其国征收补偿行政协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96行终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案件现已审查终结。熊川林申请再审称，⒈原两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⑴熊川林与后湖管理区前湖办事处于2017年11月12日签订的《退池还湖补偿合同书》，没有任何房屋征收补偿内容或载明任何与黄其国有关内容，只有一项6亩身份田补偿的项目。原两审裁定仅凭该份合同即认定熊川林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潜江市征收办、后湖管理区作出的全部“行政行为内容”是不成立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熊川林作为案涉房屋土地合法登记权利人和19亩鱼池的承包权人，潜江市征收办及后湖管理区应当知道熊川林才是被征收补偿对象。如果其将熊川林所有的权益补偿给他人，则是属于对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需向熊川林作出书面告知书或决定书，并载明相应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处理内容，同时需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等。但熊川林从始至终未收到过任何该方面材料，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未尽其法定义务，熊川林根本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原两审裁定却认定熊川林超过起诉期限，显属牵强附会。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故意不让熊川林知道其与黄其国达成补偿协议之事，目的是想尽快、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收拆迁任务，以防止熊川林知情后会扯皮吵闹，让征收工作无法开展。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采取的完全是一种隐瞒、敷衍和欺骗手段，是建立在侵害熊川林合法权益基础上实施的典型的违法行政行为。⑵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庭审中提供的所谓“红星渔场拆迁户情况公示表”，仅显示有户主姓名、家庭人口、身份田、增氧机、水泵、渔网、投料机、渔船、机械等项目，没有任何有关房屋拆迁补偿信息如房屋所有权人、房屋面积、评估价格、补偿金额等内容。原两审裁定依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没有任何房屋拆迁内容的“红星渔场拆迁户情况公示表”，认定熊川林应当知晓被诉征收补偿行为的具体内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认定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将案涉红星渔场每户补偿情况的档案资料向被征收人公布，充分保障了包括熊川林在内的被征收人的知情权更是说不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举不出其行政行为属合法有效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证明熊川林知道行政行为内容和所谓充分保障了熊川林知情权方面的证据。因此，原两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驳回本案起诉，显然错误；本案应适用该解释第六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对所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释义为，“它不仅包括相对人知道行政机关已经作出行政行为，还要使相对人知道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包括认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处理内容等。”并指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或对相对人赋予权利，或对相对人设定义务。这种影响或结果只有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时才能开始具有效力。”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熊川林的起诉根本不存在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原两审裁定错误。⒉潜江市征收办和后湖管理区的征收行为严重违法，签订的行政协议显然无效，严重损害了熊川林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本案涉及到对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以及其与黄其国签订《房屋拆迁及过渡安置合同书》《退池还湖补偿合同书》的效力认定问题。《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房屋性质、房屋用途和建筑面积等，以不动产登记机构颁发的房屋权属证书的记载为准；房屋权属证书未记载或者记载与房屋登记簿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房屋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房屋登记簿为准。”本案中，被征收的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熊川林名下，地上房屋由熊川林修建，鱼池的承包经营权也属于熊川林。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作为征收部门，明知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熊川林名下，同时也知道房屋名下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地上房屋未经潜江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转让，却在黄其国没有任何其他合法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的情况下，不凭合法的权利证书即直接与黄其国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将各种补偿款支付给黄其国，严重损害了熊川林的合法权益，所签订的征收行政协议显属无效，应予撤销。综上，原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定结果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改判撤销潜江市征收办及后湖管理区对第三人黄其国的房屋拆迁补偿及过渡安置等行为；3.改判撤销潜江市征收办及后湖管理区对第三人黄其国的退池还湖补偿行为；4.改判潜江市征收办及后湖管理区对熊川林进行房屋拆迁补偿及安置（包括支付房屋补偿款、过渡安置费、按指标价及人口数分配还建房）；5.改判潜江市征收办及后湖管理区对熊川林进行退池还湖补偿（包括家庭6人失地生活补贴费、19亩鱼池开挖补偿、活体补偿等）。本院经审查认为，熊川林在原一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撤销后湖管理区与第三人黄其国签订的《房屋拆迁及过渡安置合同书》《退池还湖补偿合同书》；责令潜江市征收办和后湖管理区对熊川林作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及退池还湖补偿行为。根据相关案件材料反映和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基于湖北返湾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项目需要，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于2017年8月公开下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启动并实施对后湖管理区返湾湖亮点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后湖管理区前湖办事处将案涉红星渔场每一户补偿情况的档案资料向被征收人进行了公布，之后于2017年11月12日与熊川林签订《退池还湖补偿合同》，对熊川林按6亩身份田进行了补偿。整个红星渔场拆迁及退池还湖事项在2018年3月底前已经全部实施完毕。案涉争议房屋及鱼池原系熊川林所有，后湖管理区前湖办事处进行入户核查时查明熊川林已在2010年8月将其转让给第三人黄其国。经拆迁户公示后，后湖管理区前湖办事处与黄其国分别于2017年9月16日、12月2日签订《房屋拆迁及过渡安置合同书》和《退池还湖补偿合同书》。2019年8月29日，熊川林以其与黄其国属房屋租赁和鱼池转租关系，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及鱼池承包权属仍属熊川林本人享有，潜江市征收办、后湖管理区与黄其国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退池还湖补偿合同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存在重大和明显违法情形等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于2017年8月公开下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并对涉红星渔场每户补偿情况的档案资料向被征收人进行了公布，熊川林随后于2017年11月12日与后湖管理区前湖办事处签订《退池还湖补偿合同》时，即应知晓对其征收拆迁补偿的范围及内容。退一步而言，即使熊川林在签订前述合同时尚不完全知晓征补范围及内容，但当其所主张的案涉争议标的物已被征收拆除时，亦应知晓该案涉争议标的物未包含在对其征补的范围和内容内，并应在规定期限内积极主张权利。而整个红星渔场拆迁及退池还湖事项在2018年3月底前即已全部实施完毕，熊川林迟至2019年8月底才提起本案诉讼，原一、二审裁定据此认定其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无不当。另经审查，案涉房屋、鱼池等因被拆迁已转化为拆迁利益。熊川林提起本案诉讼，其实质是对案涉争议房屋（含宅基地）和鱼池的权利主体亦即对潜江市征收办与后湖管理区所确定的征补对象持有异议。就案涉争议房屋（含宅基地）和鱼池而言，其在熊川林与第三人黄其国之间究竟属房屋租赁、鱼池转租关系，抑或转让关系，熊川林应先行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依法进行确认。若经确认熊川林对案涉争议标的物至被征收拆迁时仍享有相应权属，并不妨碍其依法另行向第三人或征收实施单位主张相关拆迁利益的权利。熊川林在第三人已同时举证基于受让关系对案涉争议标的物享有物权、与第三人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形下，直接诉请撤销后湖管理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及退池还湖补偿合同，并要求潜江市征收办和后湖管理区对其本人作出房屋拆迁安置和退池还湖补偿，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综上，熊川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熊川林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仁祥审判员  马春亮审判员  胡锦明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董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