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704民初1923号原告:汪某（沈志刚之妻），女，汉族，1989年9月22日出生，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原告:沈某（沈志刚之子），男，2013年1月25日出生，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法定代理人汪某,系沈某的母亲。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华，系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沈海军（沈志刚之父），男，汉族，1967年10月7日出生，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被告:李冬英（沈志刚之母），女，汉族，1966年9月8日出生，鄂州市人，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原告汪某、沈某诉被告沈海军、李冬英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华，被告沈海军、李冬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某、沈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工亡理赔金80万元；2、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6月15日，原告丈夫（即被告的儿子）沈志刚因工伤事故离世，用工单位赔付工伤理赔金105万元。原、被告双方就理赔金的分配问题多次协商，但没有结果。2020年7月6日，由洪港村驻村法律顾问出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并签订调解协议书。但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反悔拒不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沈海军辩称：对方委托代理人说自己是驻村法律顾问，是律师，出事到调解只有十多天时间，我当时没有心情和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协议上村委会没有盖章确认，都是对方提前书写好的协议;沈志刚工亡赔偿金105万元，丧葬费已经花费了5万元，还剩下100万元，此款已存入我的名下。李冬英辩称：协议不属实，我不认可，因为我不识字，没有认真看协议内容，是对方那个自称律师的委托人一直让我签字，我就签字了，后来转账时发现与我们协商的内容不一致，请求法院依法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沈海军、李东英、汪某、沈某分别系沈志刚之父、母、妻、子，长沙众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为沈志刚生前工作单位。沈志刚于2020年6月15日工亡。2020年6月18日，长沙众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沈海军、李东英、汪某作为乙方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沈志刚因工伤，于2020年6月15日不幸离世，甲方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1，050，000.00元，此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保险理赔款、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救济费等所有费用；乙方指定的收款人为沈海军；甲方申报工亡后有义务为乙方申报工亡供养亲属抚恤金，大约为150，000.00元，每月由社保局支付相关乙方人员。长沙众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后，沈海军、李东英、汪某、作为亲属办理沈志刚丧葬事宜花费50，000.00元，剩余1，000，000.00元现存于沈海军中国建设银行鄂州洋澜湖支行账户上。嗣后，汪某、沈某与沈海军、李东英就沈志刚的赔偿金分配问题进行多轮协商，2020年7月6日，沈海军、李东英作为甲方，汪某作为乙方、沈某作为丙方，三方在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红华的见证下，签署了书面《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2.工伤赔偿金中的80万元，由乙方和丙方享有，其中乙方有30万元可自由支配,剩余50万元由丙方享有,该款存入丙方的指定存折,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密码由乙方设置存折由甲方管理,如果不是为了丙方的利益所需要,双方都不得动用该笔存款,待丙方年满18岁以后,由丙方自由支配。该协议一式五份，甲乙丙三方签字时三方签字产生法律效力，甲乙丙各执一份，见证单位村委会和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各保留存档一份。协议上沈海军、李东英、汪某、沈某均签字，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在见证单位处盖章。但经庭审查明，协商签订该协议时并没有新庙镇洪港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亦未有村委会作为见证单位签章确认。之后，双方对工亡赔偿金的分割再次产生争议，因而成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汪某、沈某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依法作出保全裁定书，冻结了被告沈海军在建行鄂州洋澜湖支行账户资金820，000.00元。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补偿协议书、调解协议书等证据佐证，并附卷在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双方当事人于2020年7月6日在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见证下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首先，1992年10月16日，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但是根据2014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第143号，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所有限制地开展见证工作的通知》已废止和宣布失效。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停止办理见证业务，不允许以司法所名义开展见证业务。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参与该份协议的见证没有法律依据；其次，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承办人未制作签订协议双方的谈话笔录以证明其履行了基本的风险提示义务，未提交签订协议双方申请见证的申请表，未在协议中签名，协议中所列的另一见证单位村委会无人参加，鄂州市鄂城区维权法律服务所承办人未从法律专业角度对该协议是否受法律保护进行审查，仅仅对协议的签名真实性予以见证，于法无据，本院对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依法认定为无效。二、关于补偿金1，050，000.00元（不含供养亲属沈某的抚恤金）之分配。该1，050，000.00元费用应当扣减实际发生的丧葬费50，000.00元后再行分配。沈志刚工亡，已是各位亲人的不幸，本应相互安慰，共渡难关，却因赔偿金争执对簿公堂，绝不是死者生前所愿。当事人要求分割工亡赔偿金部分在法律上属于共有财产的分割，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本案实际系共有物分割纠纷。沈志刚因工伤不幸身故，原被告作为至亲，均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对于沈志刚死亡所得赔偿金，应着眼于维护家庭和睦和亲情所在，并综合考虑各当事人与沈志刚的生活紧密度、亲疏远近、生活紧密程度及合理照顾未成年人利益。本院认为，工亡赔偿金系基于死亡，为保障死者家庭及被供养人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由工伤保险基金或用人单位给付死者亲属之补偿，其构成主要有三，即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工亡职工亲属所受损害或权益“遗失”亦主要有三：一为被供养（扶养）权利之丧失；二为精神损害；三为其他可期待物质收入之丧失。当下，作为一种社会保障项目，工伤保险已对工亡职工遗属之生活保障设立了专门保障项目即供养亲属抚恤金。由此，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主要为后两项损失之补偿，即弥补死者亲属其他可期待物质收入之丧失和精神损害。当下之家庭结构，成年已婚子女一般与父母分家分户，以独立小家庭为单位生活，与父母形成两个家庭，独立支配各自家庭收入。相对传统大家庭而言，已分家立户之子女与父母之关系及生活紧密程度相对疏远；尚需父母养育之未成年子女则作为家庭成员，关系至近，生活紧密。由此，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之配偶、未成年子女关系紧密，而未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之父母关系相对疏远。关系紧密之家庭成员对死者之可期待收入依赖程度显著高于较为疏远之亲属，理应获得较多分配份额。本案中，沈志刚生前婚后与父母同住，观诸本国现实，尊老爱幼系优良道德传统，多数父母对于已成年子女之就业、婚姻、生活诸事仍提供力所能及之帮助和保障；而对年迈父母尽赡养义务不仅仅为法律对老年人权益之刚性保障，亦属道德之温情关怀。故判决应合于提倡良好道德之传承发扬及精神抚慰之考虑，本案中，除保证供养亲属抚恤金之外，沈海军、李东英夫妇作为死者父母仍可享有工亡补助金一定程度之请求权。考虑到，沈海军、李东英未丧失劳动能力，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尚有另一儿子能尽赡养义务，本院确定工亡赔偿金的分配份额为：沈海军、李东英夫妇占30%，即30万元，衡诸其所在当地之生活水平，其所获分配足以为其晚年生活提供切实充分之保障。因死者之子沈某尚未成年，不可忽视其日后生活、教育等费用将是一笔相当可观数额之现实。从有利后代成长之角度，应将工亡赔偿金之分配份额向其倾斜。本院确定工亡赔偿金的分配份额为：沈某占40%，即40万元。沈某系未成年人，其应得份额由其法定监护人汪某代管。剩余30%份额的30万元工亡赔偿金归汪某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沈海军、李东英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汪某、应得工亡赔偿金款各300，000.00元；二、沈海军、李东英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沈某应得工亡赔偿金款400，000.00元；三、驳回汪某、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800.00元，减半收取为5900.00元,由原告汪某负担，保全费4520.00元，由被告沈海军、李冬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邹志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法官助理刘义波书记员  肖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