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9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建国，男，1983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响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士成，男，系左建国父亲，1962年2月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响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天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响水县灌河路南侧、204国道西侧。法定代表人：孟天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盛光，男，1978年7月15日生，汉族，该公司法律顾问，住江苏省响水县。原审第三人：潘海东，女，1972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雷，男，系潘海东丈夫，1974年7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响水县。上诉人左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天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石公司）、原审第三人潘海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2019）苏0921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建国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68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回避了2015年2月15日由被上诉人加盖公章的工资单这一核心证据。案外人张某、管某作为材料供应商与被上诉人结账，被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单，形式上与出具给潘海东的工资表一致。同样的证据、同样的格式，张某、管某起诉的案件均得到一、二审法院的支持，而本案却被驳回。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孟天石请林某云亲戚叫林某云做假证明，林某云没有答应，该事实有丁雷与林某云的通话录音可以佐证，一审未予采信。2、被上诉人认为潘海东持有的案涉工资单系伪造，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曾向公安机关报案丁雷涉嫌诈骗，后公安机关经调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如果被上诉人对工资单上的改动有异议，应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3、一审法院主要以公安机关对有关人员的谈话笔录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没有法律依据。首先，谈话笔录只是一般的询问笔录，存在真伪不明的可能，公安机关并未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或采信，被谈话人并未到庭接受法庭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其次，谈话笔录均为言词证据，其证明力明显低于原始证据。再次，证人证言受证人记忆力等方面的影响，对时间久远的事实记忆往往会发生偏差，一审未考虑证人证言的特点，仅凭被谈话人之间的陈述矛盾从而否定货物交付的事实，不符合客观真实性。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付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天石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1、一审并没有回避工资单。其他案件中的工资单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不代表与该工资单形式相似的本案工资单必然合法有效。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工资单系伪造，不具有真实性，更不具备合法性。上诉人提供的丁雷与林某云的录音，暂不论其真实性，单从形式上来看，是间接证据，一审不予采信是正确的。2、对于丁雷涉嫌诈骗而报案，虽然公安机关经调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但这只能说明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没有查到犯罪事实，但不代表丁雷违法或犯罪事实不存在，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工资单是真实的。3、一审法院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提交的证据，具有极强的公信力和证据效力。上诉人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存在违法获取的情形，一审认可该笔录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海东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左建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天石公司归还债权转让款168000元；2.诉讼费用由天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7日，案外人吴某春挂靠天石公司与江苏永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天石公司承建位于响水县陈家港镇的永庆公司厂区的综合楼、六车间、一、二号仓库。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3年11月10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30日。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吴某春在天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013年11月21日，天石公司与吴某春签订合同，将其承接的该项工程全部转包给吴某春施工。后永庆公司后更名为江苏安某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某其公司）。2014年1月27日，吴某春签署农民工工资发放承诺书，向某公司作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承诺。2014年9月23日，吴某春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由天石公司承建的永庆公司综合楼等工程的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材料款结算等均由其本人发放。后为了确保农民工工资正常发放，天石公司扣留了吴某春的部分工程款。2015年2月15日，吴某春委托其连襟丁雷代表其协助天石公司制作工资表发放农民工工资。经与天石公司协商一致，双方约定发放工资表的流程为先由丁雷代表吴某春在总承包人处审核签字，后由吴某春聘请的在工地负责人朱某飞签字，最后由天石公司盖章后即可领款。丁雷与第三人潘海东系夫妻关系。2015年2月15日，潘海东以其个人名义出具工资单，并在工资单上写下“本人同意领取拾万元正工人工资，不与朱某飞发生任何矛盾/潘海东（签名及捺印）”，在丁雷、朱某飞先后签字，天石公司盖章后，潘海东收到该10万元。2016年11月10日，第三人潘海东及丁雷向左建国出具债权转移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夫妻承诺天石公司欠我们夫妻钢材款壹拾陆万捌仟元正￥168000元债权转让给左建国，左建国按条据向某公司法人代表孟天石主张权利，保证左建国拿到此款，如拿不到还由我们归还本息，直到还清为止。（附天石公司条据壹张）”。现左建国依据该张有潘海东签字的工资单和丁雷、潘海东出具的债权转移承诺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目前该张工资单显示为在潘海东写下的“本人同意领取拾万元正工人工资，不与朱某飞发生任何矛盾/潘海东（签名及捺印）”两行字的上方处另有一行信息为“班组名称：钢材款/姓名潘海东/身份证320921197212180048/应领工资268000元（数字2由1更改形成）/实发工资268000元（数字2由1更改形成）”。一审另查明，2018年3月14日，天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孟天石某公安机关报案其公司被诈骗。响水县公安局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后孟天石申请复议，该局于2019年4月5日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一审再查明，第三人潘海东的丈夫丁雷作为潘海东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案涉工资单中的包含268000元在内的一行信息是潘海东本人所写。潘海东本人庭后在一审法院的谈话中陈述案涉工资单中除了“本人同意领取拾万元正工人工资，不与朱某飞发生任何矛盾/潘海东（签名及捺印）”是其本人所写之外，其余内容包含268000元在内的其他信息一概不是其本人所写。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左建国所主张的原债权人潘海东向某公司承建的安某其工程供应价格为268000元钢材的依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所有涉案人员的谈话笔录，除了第三人潘海东的丈夫丁雷以及其所陈述的钢材供货人林某云表示送货到陈港安某其工地，其余所有人员均表示没有让丁雷赊欠钢材给安某其工地，安某其工地的收货人员也从未在工地上见过丁雷夫妻，从未接收过来自吴某春以外途径的钢材。吴某春、孟天石及工地保管员孙某均陈述安某其工地的所有钢材为吴某春与孟天石一起在临沂采购；2、对照丁雷和林某云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丁雷对送货的确定次数不清楚，只表述大约四五次，与林某云陈述的六次不相吻合，也与其凭单据在现场结算268000工程款的表述相互矛盾。丁雷只记得两次单据签收人分别是其本人以及刘某，而林某云恰好遗失了其余四张单据，只保留了该两人为签收人的单据，对其他单据上的签收人亦不清楚，显然不符合常理；3、钢材款的供货总价格应以送货单为结算依据，根据林某云的谈话笔录，其已将另外四张送货单遗失，故案涉工资单中的金额268000元显然来历不明；4、第三人潘海东的丈夫丁雷及供货人林某云均陈述该笔钢材款尚未支付，丁雷在未归还林某云钢材款且林某云也一直向其催要的情况下，并未告知林某云可依据该条据起诉天石公司，反而将该条据作为债权转让给原告，与常理不符；5、对于工资单的形成，丁雷的陈述与现场参与发工资流程的朱某飞陈述完全相反。根据朱某飞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潘海东填写工资单是因为丁雷想以领工资形式向工程实际承包人吴某春借十万元，工资单上根本没有包括金额268000元在内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丁雷或潘海东领钢材款的事实。该陈述与吴某春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相印证；6、工资表由丁雷及潘海东夫妻经手填写，但双方对包括268000元在内的其他信息由谁填写的以及金额如何涂改的陈述均相互矛盾，对工资表形成的过程表述亦存在众多矛盾之处，甚至第三人潘海东本人对268000元的是什么款项亦不清楚。综上，左建国关于原债权人潘海东对天石公司享有268000元债权的主张，仅提供案涉工资单予以证明，无其他证据相佐证，天石公司亦不予认可，该院对此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债权转让中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本案天石公司对案涉债务的抗辩有效及于债权受让人左建国，故左建国关于要求天石公司归还债权转让款168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左建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60元（原告已预交1830元），由左建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同一天张某、管某的与本案格式相同的工资表，拟证明天石公司向张某、管某等多人出具了相同格式的材料款，并经起诉已经一二审法院判决支持了。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核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朱某飞代表吴某春”不实外，其他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本案第一次审理即（2017）苏0921民初6329号案件中，在一审法院2017年9月27日第一次开庭中，潘海东作为证人到庭，其陈述在2014年、2015年左右向某公司供应钢材，但具体送到哪里不清楚、金额也不清楚，均系丁雷经手。在2019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找其谈话时，其陈述“本人同意领取十万元工人工资，不与朱某飞发生任何矛盾”这句话及下面的签名系其所写，手印记不清是否本人所按。其他两个签名不是其所写。其在签名时，表上的金额已经是修改过的金额。丁雷跟着吴某春做陈家港这个工程。当时朱某飞通知其来拿钱，这十万元是工资还是钢材款，其也不清楚。丁雷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其没有参与安某其公司的工程，只是在最后帮吴某春去赊欠钢材。丁雷陈述工资单第一行潘海东签字及内容系其所写，手印是潘海东所按。下面的两处签字是潘海东本人所签，工资单中“本人同意”中的内容及潘海东的签名是迟于其他内容一两天形成的。2018年3月29日丁雷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表示工资单第一行改动部分的内容系潘海东所写。本院还查明，关于丁雷主张的其赊欠林某云的钢材款，丁雷表示已经归还差不多了，仅欠2、3万元。林某云则在公安机关陈述丁雷仅归还7、8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潘海东与天石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钢材买卖关系，2015年2月15日天石公司盖章的工资表能否认定天石公司尚欠潘海东钢材款680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潘海东与天石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天石公司不欠潘海东钢材款。理由如下：1、本案潘海东主张其与天石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的主要证据是2015年2月15日由潘海东、丁雷、朱某飞签字并由天石公司盖章的工资表一份。对于该工资表上下内容的组成部分、改动痕迹、潘海东签名的真实性，潘海东、丁雷、朱某飞陈述不一。尤为关键的是作为债权人的潘海东对于工资表上的钱的性质前后陈述矛盾，且其明确工资表上仅“本人同意领取十万元工人工资，不与朱某飞发生任何矛盾”这句话及下面的签名系其所写，其他两个签名均非其本人所写。而丁雷作为潘海东的丈夫，自认为是案涉钢材款的真正债权人，其陈述也前后不一，从否认本人改动金额到承认本人改动金额，前后矛盾。2、案涉工资表出具时，丁雷系代表吴某春与工人及材料商对账。基于其特殊身份，在以潘海东名义向吴某春或天石公司主张材料款时，应当提供供货的相关证据以供核实，但其在对账当时未能提供其供货的依据，现吴某春否认其委托丁雷代为购买钢材。安某其公司工地保管人员孙某也否认收到过林某云送来的钢材，除丁雷以外的唯一签收人刘某表示不能确定钢材是用于安某其公司工程还是御景豪庭工程。而从公安机关对林某云的询问笔录来看，虽然林某云提出钢材确实送至安某其公司的工地，但仅能提供两份送货单。在林某云的陈述中，对于全部送货上门还是有部分由买方上门自取，陈述不一致。关于丁雷是否仍欠林某云钢材款以及欠款数额的陈述上，丁雷的陈述与林某云的陈述内容相差较大，故单凭林某云的证词不能认定丁雷从林某云处购买的钢材均用于安某其工地，因此不能证明丁雷与吴某春或天石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3、丁雷明知案涉工程是吴某春挂靠承包，根据其主张，钢材的实际购买人系吴某春，天石公司本身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天石公司之所以在工资表上盖章确认是建立在实际施工人吴某春认可的前提下，现吴某春并不认可欠丁雷钢材款，当时作为吴某春代理人的丁雷也未能提供相应的送货单据以证实送货的数额，故丁雷主张天石公司欠其钢材款68000元，不能成立。4、关于案外人张某、管某的诉讼胜诉的问题。案外人张某、管某与吴某春本身并不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其在申报债权时必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以供丁雷核实，丁雷代替吴某春核实了相关证据后才在工资表上签名确认，且该两人的工资表上也不存在本案中金额改动、签名不真实的问题，故案外人张某、管某胜诉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综上，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潘海东与天石公司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关系，左建国基于债权转让合同而要求天石公司支付货款680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左建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60元，由上诉人左建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杜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