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72民初1101号 原告：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横河路22号5幢404室。 法定代表人：徐甫峨，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 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瑶，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 师。 被告：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海景二路1039号北侧公 馆1710。 法定代表人：徐斯斯，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郢松，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佳舟，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耐特公司） 与被告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航达 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7月23日向本 2- 院起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 程序，于同年9月9日和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 当庭宣告判决。原告优耐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莉、孙瑶 （参加第一次庭审），被告泰航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郢松 （参加第一次庭审）、吴佳舟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优耐特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泰航达公 司赔偿原告货款损失33626.37美元（按2020年7月18日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1：7.00折为人民币235384.59元。以下除特别注 明外，均指人民币）及利息（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诉讼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按起诉之日即2020 年7月23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99折为人民币235048.33 元计付。 事实与理由：2019年1月，原告委托被告代理出运3票货 物从中国宁波至法国福斯等地。被告接受委托后即安排货物运 输，对应集装箱号为EGSU3074148、EITU259227和 TRHU3638554。原告已将该3票货物项下代理运费全额支付给 了被告，被告向原告开具了对应的增值税发票。但是货物出运 后被告始终未将正本提单交付给原告，且虽经原告多次明确要 求被告未经其指示不得安排放货，被告仍在未取得原告指示的 情况下操作放货，导致原告失去对涉案货物的控制权，从而未 能收回涉案货款共计33626.37美元。原告认为，被告作为货运 代理人代理过错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3-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泰航达公司辩称：一、本案实际上是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无单放货纠纷，原告起诉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二、如果 原告选择按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起诉，由于其既不是契约托 运人，也不是实际托运人，故原告主体不适格。三、就涉案三 票货物，原告一直与FosMaritimeInternationalTransports Maritimes（以下简称FMI公司）联系，并与FMI公司之间存在 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FMI公司系独立主体，其与被告间也存 在货运合同代理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无需向原告 承担法律责任。庭审中，被告放弃上述第一项答辩意见。 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 证。 经当庭质证，对原告优耐特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八，被告 泰航达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具体质证意见 如下：证据一订舱委托书系原告向FMI公司出具，被告未接受原 告的订舱委托。证据二提单中有两份系对单件，是被告出具给FMI 公司，另一份载有FMI公司抬头的提单，则是FMI公司向原告出 具，被告并未就涉案货物向原告签发过无船承运人提单。证据三代 理费账单，其中两份系被告发送给FMI公司的账单，FMI公司将 账单稍作修改后直接发给了原告，故账单抬头泰航达公司及深圳市 世嘉昌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MediterraneanShppingManagement LTD，以下简称世嘉公司）未作修改，另一份账单则是FMI公司出 具给原告，由于该票货物系拼箱货，被告向FMI公司开具的账单 4- 金额是2605元，而FMI公司仅将原告承担的1120元重新制作账 单并发送给原告，该三份账单能够证明原告与FMI公司存在货运 代理合同关系。证据四和证据五，其中编号为×××41、×××61 的发票及水单系原告根据FMI公司指示，将其应付给FMI公司的 费用支付给被告，另一份编号为02537454的发票及水单则系原告 根据FMI公司向其发送的拼箱费用账单，将1120元支付给被告； 因FMI公司系境外公司，不具备订舱资格，故委托被告使用境内 公司资质订舱，但被告提供的服务仅仅是将FMI公司提供的相关 信息转发给船公司，并代FMI公司向原告开具发票及收款，且被 告每次收款后均将利润返还给FMI公司，故发票及水单仅可证明 被告与FMI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付款方式、主体等作出一致 意思表示，不能凭该证据认定原、被告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证据六集装箱流转记录可证明涉案货物已运抵目的港，被告完成了 对FMI公司的货运代理人义务，至于货物是否被无单放行则系FMI 公司的独立行为，与被告无关。证据七往来电子邮件中，被告于 2020年7月9日回复的邮件系原、被告间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联系， 被告在该邮件中明确指出其是与FMI公司建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其它邮件均是原告与FMI公司员工GraceDing（以下简称Grace） 之间沟通往来；Grace每次所发邮件都载有FMI公司及世嘉公司的 后缀，原告在涉案货物被提走后也是先与Grace进行联系，不存在 令原告将Grace混淆为被告员工的问题。证据八货物报关单不足以 证明涉案货物价值及实际损失，原告应提供买卖合同、国外客户的 付款水单等证据，由于原告自认收到国外客户部分款项，还应核实 5- 其收到款项的具体金额，此外原告损失也应向FMI公司主张，而 与被告无关。 对被告泰航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13，原告优耐特公司 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具体质证意见如下：证据 1往来电子邮件，原、被告之间是否直接沟通并不是认定双方成立 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必要条件，本案中原告之所以仅跟Grace联系， 是因为Grace为国外客户指定货代的联系人员，原告联系Grace后， 其电话告知公司抬头为“泰航达”，加之所有业务往来文件均为泰航 达公司的文件，Grace留下的电话和住址亦属泰航达公司，原告一 直认为Grace即为泰航达公司员工，直至涉案货物出运后原告无法 联系上Grace，通过Grace的电话才联系泰航达公司的其他人员。 证据2世嘉公司订舱委托书、出口货物托运单，世嘉公司与被告之 间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不影响原、被告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 同关系，原告认为其合同相对方即是被告。证据3被告与世嘉公司 往来邮件，并不能证明原、被告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反而 可以看出被告在与Grace沟通的过程中，Grace邮件尾部显示为被 告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被告却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证据4涉案 代理费用账单，与Grace发送给原告的费用账单（即原告证据三） 完全一致，明显不符合被告所辩称的层层委托，该证据反而可以证 明就涉案货物，泰航达公司在接受契约托运人委托的同时又接受原 告作为实际托运人的委托；费用账单所载“箱单费、订舱费、VGM、 THC”等指定货代典型的收费项目，与原告托运单中记载的委托内 容相一致，可以证明原告作为国内工厂自拉自报并委托被告订舱且 6- 依据被告的指示向承运人交付货物。证据5、证据12、证据13均 与涉案纠纷事实无关，不予认可。证据6被告与世嘉公司往来邮件， 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原、被告之间相关业务操作虽通过Grace 沟通，但并不代表双方之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证据6中的 FMI公司与被告往来邮件，被告据此主张FMI公司向其订舱，但 在提交的证据2中又主张涉案货物系由世嘉公司委托其出运，而根 据涉案材料及被告所述，FMI公司与世嘉公司为不同公司；被告一 方面认为FMI向其订舱，又提出FMI借用其境内公司资质向船公 司订舱，陈述前后矛盾，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被告作为指定货代向 国内工厂开具箱单、收取费用等，却仅根据契约托运人的指定操作 货物放行，存在代理过错。证据8海运单记载的托运人为被告，收 货人记载为FMI公司，能够与原告的主张相印证，即被告作为指 定货代明知原告为国内工厂，却根据Grace的指示擅自放单，存在 代理过错。证据9至证据11，系本案纠纷在诉前协调背景下产生的 往来邮件，相关陈述不具有参考性，且出面沟通的人员显示邮箱后 缀为FMIGroupe，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至于被告提供的世 嘉公司及深圳世嘉昌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没有任何记 载显示其与FMI的关联性；该电放提单件在诉前协调阶段才作为 附件发送给原告，原告在货物出运之前从未收到，且原告自始至终 未给过电放指示，这在原告与Grace邮件沟通中亦有体现。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 议，除被告提供的证据5、证据12、证据13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 予采用以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其中原告提 7- 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六，及被告提供的证据2至证据4、证据6至证 据10，能够共同证明涉案货物的委托出运、单证缮制、费用收取、 发票开具及在目的港被电放提取的整个过程。但被告提供证据9主 张涉案提单系经原告同意后被电放，证明力不足，不予确认。原告 提供的证据七及被告提供的证据1，均系原告与Grace及被告之间 的往来邮件，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Grace在本案中的身份和法律 地位，以及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另作分 析。证据八货物报关单，已经过海关审核确认，可以作为确定涉案 货物价值的依据，被告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其质证异议 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1工商登记信息，仅从该登记信 息无法看出世嘉公司与FMI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告质证意见有理， 对被告证据11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 实：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原告优耐特公司因出口货物所 需，与国外收货人指定的Grace联系，委托其办理将三票货物从宁 波运至法国福斯的货代业务。原告于2018年12月6日发送的托运 单载明“TO：泰航达，ATTN：Grace，自拉自报，货已备好请订舱”； 于2018年12月27日发送的托运单载明“TO：Grace，深圳市罗湖 区东门南路宝丰大厦主楼518室，电话0755-8214××××-604，货已 备好请订舱，与其他工厂拼柜出”；于2019年1月21日发送的托 运单载明“ＴＯ：Ｇｒａｃｅ，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 室，电话0755-8214××××-604，货大概21号备好，请订舱。”上述 8- 三份托运单均注明：“发货人原告，收货人DluBuInternationalSarl； 提单正副本均三份，价款条款FOB；提单必须经我司同意才可电放 或寄单，如贵司自行放货给客户，我司将向贵司索赔一切损失；出 货后请仓库提供装箱清单；提单未经我司确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 后果由贵司承担。” 就涉案三票货物，Grace分别于2018年12月19日、2019年1 月4日及2日通过电子邮件交被告泰航达公司订舱，其向被告发送 的托运单载明“TO：FMIASIA，ATTN：Grace，发货人NameAccount， 收货人及通知方FMIMARSEILLE/FOS”，托运单载有世嘉公司印 章。被告随后委托宁波联洋船务有限公司向实际承运人订舱。原告 遂依据Grace指示提取了空箱，并将涉案货物装箱、进港、报关， 涉案货物实际装船出运。实际承运人就涉案三票货物所签发的海运 单编号为×××41、×××43、×××74，均载明 发货人为被告，收货人及通知方为FMIMARSEILLE/FOS，起 运港中国宁波，目的港法国福斯，集装箱号EGSU3074148、 EITU259227和TRHU3638554，装船出运日期分别为2019年1 月5日、21日及25日，运输条款FCL/FCL。 2019年1月，被告先后向Grace发送三份账单，据记载均系 开具给世嘉公司，收款人为被告，收款人公司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 东门南路宝丰大厦主楼518室，收费项目包括订舱、THC、箱单费、 电子箱单费、ＶＧＭ等，其中涉案编号×××41、×××43、 ×××74海运单项下货代费用分别为2499元、2605元、2464 元。Ｇｒａｃｅ收到上述账单后，将其中编号为×××41、 9- ×××74海运单项下货代费用账单直接转发给原告，另将编 号×××43海运单项下货物（该票货物为拼箱货）重新制作 了一份抬头为FMIASIALIMITED的费用账单，指示原告向被告账 号付款1120元。原告全额支付上述代理费用后，被告按照Grace 提供的开票资料，开具了三份以原告为付款人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具体明细为代理运费，并将发票直接寄送给原告。2019年2月3 日，Grace联系被告要求安排退还装箱费、报关费等共计1145元， 被告于同月22日通过电邮向Grace发送了涉案三票货物的海运单。 2019年3月21日，原告询问Grace涉案三票货物在目的港的 情况。Grace于同日回复邮件称“货应该是已经放给客人了，这个也 是我没想到的，是我们货代的责任，已经通知我们国外代理插手去 催客人给贵司付款了，先看看客人下周给不给贵司付款，我们再跟 进”，原告于同年4月1日表示“客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支付，到时候 我司所承受的损失要由贵司承担”。 2020年7月7日，原告再次向Grace发送邮件称，“关于前期 与贵司沟通的三票无单放货的事项，截止目前为止，客户尚未全额 付款给我司，贵司也一直未就无单放货、给我司造成的实际损失的 事项作出明确处理意见，现要求贵司在三日内给出处理回复意见。 具体清单明细如下：提单号：CTR18120048，开船日期2019年1 月5日，未收款9433.11美元；提单号ＥＧＬＶ×××43，开船 日期2019年1月21日，未收款10948美元；提单号CTR19010057， 开船日期2019年1月25日，未收款13245.26美元，合计应收尾 款33626.37美元。”同年7月9日，原告将上述邮件转发给被告， 10- 并告知在此之前是被告公司同事Grace负责的。被告于同日回复原 告称，“这三票货，我们是放单给了FMIASIA的Grace，后续Grace 是怎么处理这个放单的我们并不知情。”并将Grace同事Denis的邮 箱及联系方式提供给原告。 涉案纠纷发生后，据邮箱后缀为“fmigroupe-france.com”、落款 为FMIGroupe法务部门的SophieBAH于2020年7月20日向原告 代理律师及被告回复邮件称，“涉案货物到港日期在2019年1月至 2月之间，但是我司在2019年3月19日才收到控货指令，因此， 控货指令提出时间过晚，鉴于我司持有电放提单，故所有必要的步 骤已经完成，涉案货物已被交付提取（RELEASE）；FMI公司无法 对此情况负责；此外，Grace小姐已经不再是我司雇员，其已于2019 年6月离职。”邮件附件提供了涉案箱号为EGSU3074148、 EITU259227货物的无船承运人提单副本，该两份提单抬头显示为 FMI公司，发货人为原告，收货人及通知方为DluBuInternational Sarl，装船日期分别为2019年1月15日及21日，加盖有电放提单 章（TELEXRELEASE），提单落款处注明作为承运人FMI公司（此 处简写为“FosMaritimeInternational”）的代理签发。 另查明，Grace使用的邮箱后缀为“fmigroupe-asia”，且其每份 邮件落款处均写明“地址：深圳市罗湖区××路××大厦××楼×× 室，电话：0755-8214××××-604”。就涉案货物，Ｇｒａｃｅ向原告电邮 发送过三份提单COPY件，其中两份系提单对单件，编号分别为 CTR18120048、CTR19010057，抬头及落款均显示为被告公司，发 货人为原告，收货人及通知方为DluBuInternationalSarl，箱号为 11- EGSU3074148和TRHU3638554；另一份无船承运人抬头显示为 ＦＭＩ公司，编号为×××-2，关联号ＥＧＬＶ×××43，发货人 为原告，收货人及通知方为DluBuInternationalSarl，箱号为 EITU259227，系作为承运人FMI公司的代理签发。 还查明，据集装箱流转信息显示，箱号为EGSU3074148的货 物于2019年2月14日在目的港卸货，同年2月19日空箱返场； 箱号为EITU259227的货物于2019年2月21日在目的港卸货， 同年2月28日空箱返场；箱号为TRHU3638554的货物于2019 年3月1日在目的港卸货，同年3月6日空箱返场。涉案三票 货物出口报关单记载的货值分别为34249.23美元、9176.35美元、 13127.95美元，共计56553.63美元。原告在庭审中确认已收到 22927.26美元货款。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原、被告的诉 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 原告主张，其作为货物的实际托运人与被告成立货运代理合同 关系。被告则辩称其系接受FMI公司委托订舱，原、被告间不存 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有关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问题，双 方争议主要在于Grace在本案中的身份及其法律地位。对此，原告 认为，其系与Grace联系办理涉案货物的货运代理业务，并认为 Grace系被告员工或代表被告；而被告则否认Grace系其员工或代 表。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的订舱委托书显示，其最早一票托 12- 运单是发送给“泰航达”，并注明关涉者（ATTN）为Grace，其后两 票货物的托运单则是直接发送给Grace，写明的受托人办公地址、 电话均与被告信息一致。Grace使用的邮箱后缀“fmi groupe-asia.com”虽与被告使用的“szcargotrans.com”有较大差距，但 其邮件尾部同样列明了被告的电话地址，且从被告提供的其向世嘉 公司收取费用的往来邮件来看，其对Grace使用其公司信息亦属明 知。其次，就涉案货物，Grace发送给原告的两份提单对单件的抬 头及落款均显示为被告公司，另外虽有一份无船承运人提单抬头显 示为FMI公司，并注明是作为承运人FMI公司的代理签发，但该 票货物系拼箱出运，考虑到原告仅是进出口商，在无其他证据显示 Grace向原告披露过其系代表FMI公司的情况下，被告辩称原告自 始知悉FMI公司身份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最后，被告虽否认Grace 系其公司员工，但却认可Grace使用其人民币账户对外开展业务活 动，同时亦认可涉案货代费用是由原告实际支付到被告公司账户并 由被告向原告开具发票的事实。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可知，原告在涉 案货物委托出运过程中，有理由相信Grace系被告公司员工或代表， Grace在为原告办理涉案货代业务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 被告承担。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委托Grace向承运人交付了 货物，并且依Grace指示向被告实际支付了货代费用。鉴于被告开 具的发票载明付款单位为原告，收取费用内容也与货代业务相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三条，尽管原、被告间无书面约定，但综合涉案货代业务的 13- 开展及费用支付、发票开具等情况判断，应认定原、被告存在货运 代理合同关系。 二、关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及责任承担的问题 原告主张，被告应当向其交付货物提单，但却依据Grace的指 示径行对涉案货物进行操作放单，存在代理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辩称，其不存在向原告交付提单或海运单的义务，无须向原告 承担过错责任。本院认为，原、被告间构成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双方均应据此依法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原告作为涉案货物的实 际托运人，虽未主张交付涉案货物的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 输单证，但原告在所发出的托运单中明确提出提单必须经其同 意才可电放或寄单，显然具有行使货物控制权的意思表示，受 托人理应按照指示处理。而Grace一方却在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擅 自电放处理，致使原告丧失货物控制权，具有过错，作为表见 代理法律关系中被代理人的被告应承担该行为的法律后果。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 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 外。”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货款损失的主张，合法有理，予以支持。 三、关于原告的经济损失的问题 原告主张涉案货物价值按出口报关单记载为56553.63美元， 且确认其已收到22927.26美元货款，系对自身损失的自认。被 告虽对原告上述金额有异议，认为不能排除原告可能已收到全部货 14- 款的怀疑，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不予采信。扣减原告自认已收到 的货款金额后，计货款损失33626.37美元，被告应予赔偿。原告 要求上述货款损失按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23日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1:6.99折为人民币235048.33元计付，并无不当，予以支持。 至于逾期利息，原告要求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保护。 综上，原告优耐特公司诉请有理，予以支持。被告泰航达公司 的辩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 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深圳市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案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波优耐特进出口有限公司赔偿货款损失人民 币235048.33元及相应利息（以235048.33元为基数，自2020年 7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831元，减半收取2415.5元，由被告深圳市 泰航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15-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 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 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 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 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 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对拒不履行的 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审判员  吴胜顺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 阔 16- 【附录一】证据目录 原告优耐特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订舱委托书； 证据二、提单三份； 证据三、代理费用账单三份； 证据四、代理费用发票； 证据五、代理运费支付水单； 证据一至证据五，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 理合同关系； 证据六、集装箱流转记录； 证据七、原、被告往来电子邮件， 证据六和证据七，用以证明被告未经原告明确指示的情况 下操作放货； 被告泰航达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往来电子邮件，用以证明原、被告间不存在货运代理 合同关系，原告系与FMI公司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证据2、世嘉公司订舱委托书、出口货物托运单，用以证明被 告与FMI公司/世嘉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以及FMI公司 /世嘉公司向被告订舱的事实； 17- 证据3、被告向世嘉公司收取费用的往来邮件； 证据4、与本案相关的代理费用账单； 证据3和证据4用，以证明被告与FMI公司系独立主体，双 方定期对账，主体不混同； 证据5、被告向世嘉公司开具的其他账单及往来邮件（与涉案 货物无关），用以证明被告按世嘉公司指示将人民币费用开票给第 三方，第三方未参与开票过程，不影响被告与FMI公司之间的合 同关系； 证据6、被告与世嘉公司之间的往来邮件，用以证明被告按世 嘉公司指示将涉案三票货物的人民币费用开票给原告，原告未参与 开票过程，不符合原、被告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的惯常特征； 证据7、FMI公司向原告订舱的往来邮件、涉案货物装箱单， 用以证明涉案三票货物的订舱过程；及被告根据FMI公司要求将 发票开给原告，被告收取的费用是订舱操作费150元/票，共计450 元，货运代理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均由FMI公司自行完成，大部分 利润归属FMI公司； 证据8、海运单三份，用以证明被告根据FMI公司请求向船公 司订舱，并由船公司出具以FMI公司为记名收货人的海运单，海 运单凭身份信息放货，托运人一栏的记载（显示为被告）与船公司 放货没有关联性；及被告已完成其对FMI公司的货运代理人义务； 证据9、原告与FMI公司关于电放提单的往来邮件，用以证明 18- FMI公司系FOB贸易项下的指定货代及涉案三票货物的无船承运 人，原告自始知悉FMI公司的身份，FMI公司经原告同意电放提 单；及FMI公司在中国有分支机构及代表处。 证据10、电放提单件，用以证明FMI公司经过原告同意电放 提单；以及无论FMI公司是否具备国内无船承运人资质，均不影 响涉案提单效力； 证据11、世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用以证明世嘉公司及深圳世 嘉昌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系FMI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公司； 证据12、被告与FMI公司的往来对账邮件、发票（均与涉案 货物无关），用以证明被告与FMI公司系两个独立的主体，双方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对账；长期合作中，FMI公司向被告支付的 费用分为海运费美金费用、国内人民币费用和办公室租金；本案当 中，被告未收取海运费或赚取海运费差价仅收取订舱操作费，未收 据无船承运人提单，不应被认定为FOB项下的国内指定货代； 证据13、FMI公司向被告支付海运费的水单（均与涉案货物 无关），用以证明长期合作中，FMI公司可自行向被告支付海运费 等美金费用；FMI公司没有人民币账户，故涉案三票货物的人民币 费用由原告代其向被告支付。 19- 【附录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 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 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 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 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 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 以要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三条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 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 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 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 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