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13行终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开发区龙泉大街龙泉市场1C号。法定代表人付永海，经理。委托代理人翟永芝，辽宁帅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三段112号。法定代表人丁文举，局长。委托代理人辛宗奇，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张树林，男，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县。原审第三人李孝芝，女，195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市龙城区。原审第三人房某，女，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朝阳县。原审第三人张翼鹏，男，2009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朝阳县。法定代理人房某（系张冀鹏之母），女，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朝阳县。上述四名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桂琴，朝阳万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朝阳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利公司）因劳动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朝阳市双塔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1302行初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宏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翟永芝，被上诉人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辛宗奇，原审第三人张树林及其四名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桂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第三人张树林与李孝芝系夫妻关系，第三人房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张翼鹏系房某与张某之子，张某生前系原告宏利公司的货车司机，2017年6月6日21时30分许，张某和同事外出运输途中，在天津市蓟州区喜邦公路由东向西行驶到马伸桥超限站附近时，被疏导交通的交警拦下，交警将张某和同事的驾驶证暂扣，让张某把货车靠边停靠，去马伸桥大队接受检查，张某和同事停好车后步行去马伸桥大队途中，在喜邦公路九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张某受伤，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2017年7月18日，公安蓟州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作出第1517060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不负事故的责任。2017年第三人张树林、李孝芝、房某、张翼鹏向朝阳市龙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8年1月29日朝阳市龙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朝龙劳人仲字[2017]1053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张某与原告宏利汽车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8年6月28日龙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1303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某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不服，上诉至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4月5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13民终1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18日，第三人张树林、李孝芝、房某、张翼鹏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6月18日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在举证时间内递交相应证明材料。2017年6月6日被告对王立做调查笔录，2019年8月19日被告对张树林做调查笔录，2019年8月28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编号：[2019]W22号认定工亡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编号：[2019]W22号认定工亡决定。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根据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其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张某和同事被单位派出外出运输货物，张某在接受检查过程中于2017年6月6日21时30分许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虽然张某是因接受检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但张某驾驶车辆运输货物是工作行为，驾驶车辆接受检查也是履行工作的一部分，张某的死亡，符合认定工亡的情形。所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编号：[2019]W22号认定工亡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朝阳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朝阳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宏利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1.张某2017年6月6日21时30分因交通事故死亡不是因工作原因所导致，而是因张某到交警队索要被扣下的驾驶证而发生交通事故，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亡；2.被上诉人作出认定工亡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而第三人申请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无论依据哪一款都得不出工亡的结果，张某是接受处罚发生事故死亡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3.原审判决认为张某是在接受检查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是张某的驾驶证被扣下车的，而原审判决却改变事实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作出工亡决定书的程序违法。1.原审法院庭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没有工伤立案审批表和受理决定书，这说明被上诉人仅依据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和对张树林作了一份调查笔录就作出了认定书；2、被上诉人作出认定工亡决定书的时间超过了60日的规定。第三人是2019年6月18日向被上诉人申请认定工亡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被上诉人应该在6月17日前作出工伤认定，而被上诉人在2019年8月28日间才做出认定工亡决定书，明显违反此规定，程序违法。三、被上诉人市人社局主观臆断上诉人宏利公司就是原审第三人申请的承担工亡的用人单位没有依据。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张某的工作单位是朝阳市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虽然认定张某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直接认定用人单位是上诉人没有任何依据。综上所述，请贵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或责令被上诉人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亡结论，认定不是工亡。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1.本案事实清楚。张某系上诉人宏利公司的司机，此事实有一、二审法院民事判决证实，确认上诉人与张某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张某系2017年6月6日和同事外出运输途中，行至天津蓟州区附近的马伸桥超限站被交警将驾驶证暂扣，张某在和同事去马伸桥大队取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张某受伤抢救无效死亡；2.张某和同事外出运输是职务行为。因工作接受交警检查是其职务行为，属于工作行为，张某是因工作外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属工伤；3.本案程序合法。我局在接到原告申请后，本着对当事人负责态度，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形成涉案卷宗，再对事实作了详细分析后作出认定工伤的结论。综上，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亡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张树林述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所诉与事实不符。事发时，张某是接受交警的例行检查，未有违章和接受处罚的事实；2.上诉人所诉“认定工亡决定书程序违法”错误。行政机关对该工伤认定认真履行了立案、审核、调查、送达等法定程序。退一步讲，就工伤认定行政行为性质来看，其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工伤的实质要件，即使有违反法定程序，劳动者与用工方在诉讼程序中仍能得到救济。因此，在现行全面审查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不能轻易否定工伤认定的法律效力；3.原审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表中，误将上诉人的单位多写个“市”字，但对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均能印证上诉人单位的唯一性，不影响案件责任主体的认定。请求维持原判。本院认定原审法院经庭审质证且能够证明本案基本事实的证据有效，予以采信。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卷移送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供的材料能够证明张某在因公外出期间，在接受交警检查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对张某的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宏利汽车公司称死者张某并非工作原因，是个人行为不应认定工伤的主张，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宏利汽车公司不能提供张某当天不是因公外出及工作原因发生事故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朝阳市宏利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佟 伦审判员 胡文涛审判员 郭继飞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孙 凯（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