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3行终77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吉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大成里秀园13号楼东侧楼三层（卢沟桥企业集中办公区）。法定代表人任海志，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5号楼。法定代表人李泽林，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伟，男，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贾珊，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北街33号。法定代表人文献，区长。委托代理人杨子砚，女，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干部。委托代理人田卫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吉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通公司）不服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及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行初1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志，被上诉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委托代理人李伟、贾珊，被上诉人朝阳区政府委托代理人杨子砚、田卫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对吉运通公司作出朝环境监察罚字[2019]6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9年9月20日，原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单位驾驶员张某某驾驶车牌号为×××的罐车（以下简称罐车），将罐车内装载的污水卸排入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万通路南侧万子营排水沟（以下简称万子营排水沟），后流入北侧南大沟。北京市朝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以下简称朝阳区环保监测站）检测人员对该罐车将污水排入万子营排水沟时对排放的污水进行采样检测，依据2019年9月20日收到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该罐车排放污水中氨氮19.6㎎/L，总磷2.88㎎/L，化学需氧量450㎎/L。经原区环保局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该罐车排放的污水排入万子营排水沟，后流入南大沟，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规定的排入地表水体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氨氮1.5㎎/L，总磷0.3㎎/L，化学需氧量30㎎/L。因此，该罐车排放的污水中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浓度超过了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处十八万元罚款。吉运通公司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朝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朝阳区政府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朝政复字[2020]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认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幅度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向吉运通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吉运通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1.撤销朝阳区政府于2020年1月16日作出的《复议决定书》；2.撤销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9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在朝阳区黑庄户乡万通路南侧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发现，吉运通公司驾驶员张某某驾驶载重10吨罐车，将车内清运的污水运输至万子营排水沟时，未经处理卸排入万子营排水沟，后流入北侧南大沟。当日11时30分，朝阳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于对罐车排放口污水进行采样检测，并拍摄了现场采样照片。执法人员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记录，由张某某签字并注明“以上笔录已阅无误，情况属实”。当日，朝阳区环保监测站接受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委托对抽样的废水样品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氨氮的检测结果为19.6mg/L，总磷的检测结果为2.88mg/L，化学需氧量的检测结果为450mg/L。同日14时许，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经审批对吉运通公司涉嫌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行为决定予以立案。同日17时17分至17时50分，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对吉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志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任海志在调查时陈述，张某某是吉运通公司驾驶员，罐车是该公司在北京筑固建筑机械租赁中心租用的，其已知道张某某将罐车内装载的污水卸排入万子营排水沟，后流入北侧南大沟；吉运通公司清运的污水主要是北京市朝阳区白鹿收费站的生活污水，每天清运，一天1罐车，每罐车约10吨，通常运送至北京市通州区疃里污水处理站；仅2019年9月20日向黑庄户乡万通路南侧万子营排水沟卸排污水一次；对于当日污水采样检测的情况表示了解。询问时，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向任海志出示了《检测报告》，其表示已了解检测结果。任海志在《调查询问笔录》上签名，并在现场照片证据页“当事人/见证人”处签名并注明“照片与现场情况一致”。接受调查时，吉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志一并提交了该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同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向吉运通公司作出并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告知吉运通公司，该单位驾驶员张某某驾驶罐车排放的污水中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浓度超过了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此行为涉嫌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拟对该单位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拟处罚金额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吉运通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责令改正通知书》则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该单位于2019年9月30日前改正，并接受复查。任海志签收了上述两份法律文书。2019年11月8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对案件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吉运通公司处18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当日，区生态环保局对吉运通公司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并于同年11月15日向吉运通公司直接送达了《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处罚缴款书》。吉运通公司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朝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材料。当日，朝阳区政府收取了吉运通公司的申请材料及其填写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并制作了《行政复议接待室接待笔录》。2019年11月22日，朝阳区政府向吉运通公司作出并邮寄送达了朝政复受字[2019]第478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决定予以受理，并告知吉运通公司可以在复议程序中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同日，朝阳区政府向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并直接送达了朝政复受字[2019]第478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身份证明材料，及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2019年11月25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向朝阳区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应证据、依据。2020年1月16日，朝阳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并分别以邮寄和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吉运通公司和朝阳区生态环境局送达。另查，2019年3月，朝阳区组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且正式挂牌，承接了原区环保局的行政职能。2019年9月27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获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在获颁证书前，该局仍沿用原区环保局格式文书及公章开展执法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水污染防治行政处罚争议。《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该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了违反水污染防治规定的处罚规则。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环境行政处罚。本案涉及排放污水的行为发生在朝阳区，综合上述法律及规章规定并结合本案排污地点可以认定，原区环保局以及承继其职责的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为朝阳区范围内承担水污染防治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对于发生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水污染防治违法行为具有监管、查处的法定职责。同时，朝阳区政府作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具有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受理吉运通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本案中，被检查的罐车在万子营排水沟处将装载的污水卸排后流入北侧南大沟，该事实经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且得到当事驾驶员及吉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因此，其排放水污染物是否超过排放标准是本案被诉环保处罚决定认定违法事实能否成立的关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应适用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性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强制标准必须执行。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标准。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关于地表水环境质量，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该标准于2002年6月1日实施。其中规定，依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按照功能高低依次将地表水划分为五类：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涉案排放污水地点属于Ⅴ类，该类地区化学需氧量标准限值≤40mg/L、氨氮标准限值≤2.0mg/L、总磷标准限值≤0.4mg/L。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和原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并于2014年1月1日实施的《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对五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排放限值做了严于国家标准的规定，即排入北京市Ⅳ类、Ⅴ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执行B排放限值，化学需氧量标准限值30mg/L、氨氮标准限值1.5（2.5）mg/L、总磷标准限值0.3mg/L。该标准是北京市为更好地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本市所处区位特点，综合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因素制定的。标准的制定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是北京地区应执行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二，关于《检测报告》的可采性。首先，涉案《检测报告》载明了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鉴定依据和鉴定部门、鉴定部门加盖公章等基本项目，形式上符合鉴定结论的证据形式要求。其次，该鉴定所检测的样本，系由朝阳区环保监测站工作人员于现场检查时进行即时采样，当事驾驶员张某某在现场予以确认；采样过程拍摄了照片，吉运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志对采样过程予以确认。上述采样过程及方式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四条“需要取样的，应当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可以采取拍照、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的规定，采样地点符合《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规定。再次，采样样品由具有检测资格的朝阳区环保监测站对检测项目进行检测，《检测报告》中描述的检测方法、依据符合国家标准及北京市地方标准的规定。综上，《检测报告》形式上符合要求，鉴定依据和方法合法，该鉴定结论具有可采性。第三，关于涉案罐车排放的水污染物是否超标。根据《检测报告》数据，采样样品中化学需氧量450mg/L、氨氮19.6mg/L、总磷2.88mg/L，对比北京地区执行的《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排入北京市Ⅳ类、Ⅴ类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污水B排放限值明显超标。综合上述分析可以认定，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关于涉案罐车排放的水污染物超过北京市地方标准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涉案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一审法院认为，违法行为的实施均是通过自然人的行为体现的，但不能仅仅根据行为的表象判断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而要根据违法行为实施主体的身份、行为的内容和性质等因素综合予以判定。本案中，首先从身份看，涉案罐车驾驶员张某某为吉运通公司员工，其实施的排放污水行为是以该公司员工身份做出的；其次从时空看，驾驶员张某某是在工作时间、从事吉运通公司经营的业务即驾驶罐车清运污水时实施的排放污水行为；再次从行为目的看，驾驶员张某某实施的排放污水行为是为完成吉运通公司指派的工作过程中实施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确认由吉运通公司承担行政责任结论正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针对超过水污染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即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本案中，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在责令吉运通公司改正的同时并处该公司十八万元罚款的处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为进一步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提高生态环境系统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结合本市环境行政执法工作常用的处罚职权制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2019年2月15日起施行）。该基准附件第二部分违反水污染物管理制度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排放超标中规定，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一个排放口多项污染物超标的，选择超标倍数高的超标项进行裁量；一般单位日排水量小于等于100吨，污染物超标倍数大于4倍的，罚款金额为18至20万元。该基准中的上述规定符合《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对于幅度的裁量划定基准具有合理性，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将其作为确定处罚幅度的参考基准并无不当。本案中，吉运通公司罐车载重10吨，在一个排放口存在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三项污染物超标，参考上述《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4.2规定的排放限值，该公司各项污染物超标倍数均大于4倍，故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十八万元的罚款，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不违背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在执法过程中，履行了现场检查、立案、询问调查、调取收集相应证据等程序，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吉运通公司告知了拟处罚的事实、依据以及其具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保障了行政相对人所具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等程序性权利。在此基础上，经集体讨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将被诉《处罚决定书》向吉运通公司予以送达，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裁量适当。朝阳区政府在受理吉运通公司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通知答辩、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送达等程序，该政府履行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复议决定结论正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吉运通公司要求撤销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及朝阳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吉运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吉运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其主要事实理由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的驾驶员张某某违法排污行为完全是张某某的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上诉人有指定的排污地点，当事司机私自排污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三、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朝阳区政府同意一审判决。在一审法院指定期限内，吉运通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在法定期限内，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作出被诉环保行政处罚行为的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一）被诉环保行政处罚行为所依据的证据：1.《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2019年9月20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吉运通公司的驾驶员张某某将其驾驶的罐车内装载的污水卸排入万子营排水沟，后流入北侧南大沟；2.《检测报告》（报告编号：JD19447），证明2019年9月20日，朝阳区环保监测站监测人员对吉运通公司现场排放的污水进行采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抽样样本中氨氮19.6mg/L，总磷2.88mg/L，化学需氧量450mg/L，远超出北京市《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规定的排入地表水体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3.朝环保立字[2019]584号《立案审批表》，证明2019年9月20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对吉运通公司排放污水超标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4.《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吉运通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9年9月20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对吉运通公司排放污水情况进行调查询问，吉运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现场情况予以确认；5.朝环保听告字[2019]0406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朝环保责改通字[2019]04067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9年9月20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向吉运通公司作出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及《责令改正通知书》；6.《案件处理呈批表》《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证明2019年11月8日，经朝阳区生态环境局集体讨论，决定对吉运通公司排放水污染物浓度超过北京市排放标准的违法行为予以18万元罚款；7.《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并于2019年11月15日送达吉运通公司。（二）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据：1.《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2.《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二）项；3.《环境行政处罚办法（2010年修订）》（以环境保护部令第8号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五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5.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307-2013《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6.《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京环发[2019]2号）及《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以上述规范性依据说明该局具有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其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朝阳区政府和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被诉环保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一致，并由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在庭审中一并进行举证，一审法院不再重复列举。在法定期限内，朝阳区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明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的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身份证明等相关申请材料、《行政复议接待室接待笔录》及《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2019年11月19日，朝阳区政府收到吉运通公司当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朝政复受字[2019]第478号）、《送达回证》、EMS邮单及邮件查询结果打印件，证明2019年11月22日，朝阳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并邮寄送达吉运通公司，吉运通公司于2019年11月23日签收；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朝政复受字[2019]第478号）、《送达回证》，证明2019年11月22日，朝阳区政府将吉运通公司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副本及答复通知发送朝阳区生态环境局；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2019年11月25日，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提交书面答复及证据、依据材料；5.《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两份、EMS邮单及邮件查询结果打印件，证明2020年1月16日，朝阳区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吉运通公司、直接送达朝阳区生态环境局，吉运通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签收。朝阳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书》的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提交的证据均是该局在履行行政程序过程中依法制作和收集，与本案被诉环保行政处罚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证据符合法定形式要求，调取手段合法、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能够证明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和履行程序的相关情况，均予以采纳。2.朝阳区政府提交的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朝阳区政府履行行政复议程序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予以确认。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该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了违反水污染防治规定的处罚规则。同时《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环境行政处罚。本案涉及排放污水的行为发生在朝阳区，综合上述法律及规章规定并结合本案排污地点可以认定，原区环保局以及承继其职责的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作为朝阳区范围内承担水污染防治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对于发生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水污染防治违法行为具有监管、查处的法定职责。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朝阳区政府作为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的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吉运通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经庭审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持异议，对被诉《处罚决定书》的执法程序及被诉《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性均不持异议，经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吉运通公司作为被处罚人是否正确。本案中，涉案罐车驾驶员张某某为吉运通公司员工；驾驶员张某某是在工作时间、从事吉运通公司经营的业务即驾驶罐车清运污水时实施的排放污水行为；且驾驶员张某某实施的排放污水行为是为完成吉运通公司指派的工作过程中实施的。据此，朝阳区生态环境局确认驾驶员张某某系行使职务行为，认定由吉运通公司承担行政责任结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排放标准的确定及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合法性，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定意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吉运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吉运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吉运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涛审 判 员 韩 勇审 判 员 王 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 崇法官助理 宋 凯书 记 员 高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