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辽1422行初49号 原告：费某峰。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贵。 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 负责人：孙某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溪。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波。 第三人：费某春。 原告费某峰诉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撤销行政处理决定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诉讼中于2020年8月28日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第三人费某春参加诉讼，本院于当日作出参加诉讼通知书以准许费某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对三方当事人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于2020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费某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贵；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溪、王某波，第三人费某春，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于2020年7月6日对第三人费某春作出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你儿子费丙丰名下，位于万家镇南邱屯房屋产权证卷号为0212的房屋在东戴河新区成立前修建高铁时已动迁，并享受补偿，但房照未收回。开发区成立后你又回到原址建房106.69平方米。2012年因修建东戴河动车站，你用已动迁的房照0212号与万家镇人民政府签订动迁协议，已涉嫌诈骗。根据2012年的动迁补偿办法（绥政发【2008】35号），与费某春同等条件的房屋已按临时建筑700元/平方米给予了补偿。你要求按有照房屋补偿，不符合动迁政策。 原告费某峰诉称：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2020年7月6日文件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错误，一、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体错误。本案当事人系费某峰，而该局下发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系费某春，费某春与费某峰系父子关系，被动迁和拆迁的房屋是费某峰的，有拆迁房屋协议书、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为证。由于费某春不是房屋拆迁的当事人，所以该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涉及主体。二、被告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与事实不符。我系绥中县万家镇北邱村四组村民，2008年经万家镇北邱村民委员会万家镇人民政府审批，我在南邱××铁路北侧××三间，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240平方米，上述事实有万家镇村民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为证。2012年我的自建房屋动迁，万家镇人民政府在2012年8月25日和我签订了动迁补偿协议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上述事实有动迁补偿协议书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证。协议签订后其他动迁及拆迁户均得到拆迁和安置补偿，但我至今未能得到拆迁和安置补偿。因此事我曾多次上访，请求平等对待并要求解决，但至今未果。2020年7月6日，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文件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与你同等条件的房屋已按临时建筑700元/平方米给予了补偿，你要求按有照房屋补偿，不符合拆迁政策。原告认为该行政机关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行政处理决定错误。我说明一点，我于2008年建房三间，120平方米，是经万家镇人民政府和北邱村民委员会审批的，我的三间房屋于2010年建成，可就在我到政府部门起房照时，可政府部门对起房照户一律终止停办到至今，由于政府对起房照的终止停办，所以我建的房屋至今也未得到房照。原告认为，政府对起房照的终止是政府的行政行为，现把我所建已拆迁的房屋按临时建筑计算补偿是无理的。该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名下位于万家镇南邱屯房屋产权证券号为0212的房屋在东戴河新区成立前所建，修建高铁时已动迁，并享受补偿，但房照未收回。开发区成立后你又回到原地址建房106.69平方米。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因为原告根本就没有回到原址建房，原告卷号为0212的房屋被拆迁后当时政府只给补偿27000元。又由于其父母无房住，经万家镇人民政府审批，原告在高铁占用后线外的三角地带建房三间，而不是在原址建房，有证据为凭。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2012年因修建东戴河车站，原告用已动迁的房照0212号与万家镇人民政府签订动迁协议已涉嫌诈骗，该认定与事实不符。原告认为，其不符所在的原因是，原告于2010年8月份患脑出血住院，出院后留下了痴呆后遗症。就在2012年政府拆迁房屋时，误将0212号房照和2008年4月7日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复印件）一并交给了当时万家镇政府官员郭长福，结果郭长福把原告的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丢失。原告认为，既我误将0212号房照拿到政府，做为政府部门就应对我交的材料核实审查纠正，而政府对我交的两份材料，既没核实审查也没纠正，丢失的审批表又没找到。事后政府部门也未找我了解情况。所以，该责任根本不在我身上。行政机关对我的行政处理认定我涉嫌诈骗是没有道理的。行政机关对我的房屋按临时建筑7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不具有合法性。首先我说明的是，我经政府审批的建房手续来源性合法，应受法律保护，我的邻居和我同时建房，也没有房照，就没按临时建筑给予补偿，单我的房屋按临时建筑给予补偿，让我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显失公正与公平。三、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由于政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主体不符，事实不符，又无法律依据。故恳请贵院依据上述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与本案相关费用。 原告费某峰庭审中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实体侵害，不是信访答复，700元每平方米，对原告权利造成了严重侵害； 2.乡镇村民使用原有宅其地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拟证明2008年4月8日的房屋规划审批表是经过政府审批，当时没取得房照也是因政府停办，且当时所有人都没能办理完毕； 3.于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绥中县滨海经济区动迁补偿协议书,拟证明证明原告在2012年8月25日与绥中县万家镇政府签订了补偿协议； 4.绥中县万家镇北邱洼村村委会证实材料,拟证明原告不是在原址建房，建房地点是经过政府及村里定的； 5.原告费某峰被拆迁之前的房屋照片1张； 6.费某峰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复印件； 7.于2020年8月3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北邱洼村村委会证明1份，拟证明费某峰与费某春系父子关系。 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辩称：1、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撤销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作出的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决定并非行政法规定的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驳回其起诉。本案诉讼请求中所指的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系对原告信访行为申诉请求的具体答复，并非行政机关经法律授权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故该答复所针对的主体系信访行为人，而非信访行为所涉及房屋的所有权人。2、原告的房屋已经动迁注销，原告在2012年收到动迁款后并未将房屋产权登记证收回并且在原址重新盖了房屋，后又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向动迁办再次提交要求支付动迁款。其混淆视听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有财产的损失。其违法行为不应予以支持。被告结合实际情况，将其后盖大房屋认定为无照房屋给与适当的补偿也是充分考虑了现实情况后做出的信访决定。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望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答复时间是2020年7月6日以及本案所涉的房屋的建设实际情况； 2．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拟证明其中的有房照房屋卷号为0212； 3.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9月12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填发的，卷号为0212）复印件，拟证明原告名下的房屋在2012年动迁时交的就是这个0212号房屋所有权证。 第三人费某春的参诉意见，被告说的事情属于欺诈、侵权，我们的先给的房子是75平，确实是补偿了，后来的是120平的房子，我们不会拿75平的房子来顶106平的，并且也没有拆迁协议就把我的房子拆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房子拆的，2012年8月份拆的，当时协议上说给我们2套75平的楼，开发区的人让我等着分楼，但是2016年，其他拆迁的人都得到了，只有我们没有，然后让我拿拆迁协议，但是当时根本没给我，然后就让我回去了，一直调查到现在，也没给我，我与其他拆迁户一同签的协议，但是签完没给我，当时应该签的协议，应该本人签字的，其他人的手里都有，但是没给我，楼也没给我。第三人费某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于2020年7月6日对第三人费某春作出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对第三人费某春反映的“费某春作为绥中县万家镇北邱村4组村民，2010年经村委会同意在南邱××××铁路北侧空地新建3间房屋，2012年其家房屋动迁，经协商，给予其两个75平方米的楼房和8000元，但是至今未分得回迁房，同样条件的动迁户已分得回迁房，要求解决”信访案情，对第三人作出告知，具体告知内容为：经调查，你儿子费丙丰名下，位于万家镇南邱屯房屋产权证卷号为0212的房屋在东戴河新区成立前修建高铁时已动迁，并享受补偿，但房照未收回。开发区成立后你又回到原址建房106.69平方米。2012年因修建东戴河动车站，你用已动迁的房照0212号与万家镇人民政府签订动迁协议，已涉嫌诈骗。根据2012年的动迁补偿办法（绥政发【2008】35号），与费某春同等条件的房屋已按临时建筑700元/平方米给予了补偿。你要求按有照房屋补偿，不符合动迁政策。 另查明，原告费某峰与第三人费某春系父子关系，原告信访诉求的涉及标的物系经过乡镇村民使用原有宅其地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的审批程序，但因故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该房屋于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绥中县滨海经济区动迁补偿协议后已拆除灭失。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绥中县滨海经济区动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内容中载明指向的不动产系1996年9月12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填发的卷号为0212号房屋所有权。原告与第三人认为经过乡镇村民使用原有宅其地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中指向的房屋，未得到补偿，与原告同样的情况的其他村民都已经得到了有证房的补偿，通过信访进行权利救济，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遂于2020年7月6日对第三人费某春作出前述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而成诉。 上述案件事实，有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绥中县滨海经济区动迁补偿协议书、卷号为0212房屋所有权证（1996年9月12日绥中县人民政府填发的，）复印件、乡镇村民使用原有宅其地自建房屋规划审批表、绥中县万家镇北邱洼村村委会证实材料、原告费某峰被拆迁之前的房屋照片1张、费某峰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复印件、于2020年8月3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北邱洼村村委会证明1份，以双方当事人的法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经本院审查及庭审充分质证，载卷为凭。 本院认为： 一、本案被诉的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明显是一种针对信访事件的告知性答复，并未对原告、第三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有任何变动的内容，原告认为“根据2012年的动迁补偿办法（绥政发【2008】35号），与费某春同等条件的房屋已按临时建筑700元/平方米给予了补偿。你要求按有照房屋补偿，不符合动迁政策。”这一内容系对第三人作出了权利义务处分，本院认为原告这种认识属于原告与第三人的主观错误认识。因被诉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并未产生对原告或者第三人的权利义务权利实际影响。故对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不具有进行行政诉讼的可诉性。需要说明的是，认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应当单独以行政主体作出的行为的公文名称种类予以识别与确定，应当以实际内容予以确定是否具有可诉性。 二、从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是原告与第三人进行权利主张的主要依据，亦即通过对该协议的履行实现原告与第三人的权益，因本协议并非本案的审查范围，故无法对原告与第三人对该协议是否享有履行利益及该协议的效力予以评价。本院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建议原告及第三人应当以2012年8月25日绥中县万家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依据进行权利救济。 三、关于被诉的辽东住建信〔2020〕140号行政处理决定中所载明的“如对本处理意见不服，可以自收到《处理意见书》后30日内，按照相关法律政策向相关部门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逾期不提出复议申请，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问题，本院不予认可，被告对此错误告知，今后在执法活动中应当予以纠正。与此同时，正如前所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影响到了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的实际权利义务。诉权及行政复议权利告知是否得到认可，主要取决于对行政主体作出的行为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可诉性，换言之，对诉权或者行政复议权利的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并不能影响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是否依法享有诉权与行政复议权利。故原告称既然被告告知行政相对人享有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权利，原告就应当享有诉权，对这一观点，本院依法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九）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费某峰对被告辽宁东戴河新区住房和建设局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给原告费某峰。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审 判 长  刘恩来 人民陪审员  赵 越 人民陪审员  高 薇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