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40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昕，男，197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金天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幸冰岚，浙江天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海洋，浙江天册（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孙金柱，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耀宗，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平，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昕因与被上诉人孙金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7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金柱返还刘昕多支付的款项21105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2110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孙金柱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且存在诸多遗漏事项，尤其是对孙金柱出借本金数额、刘昕清偿数额及孙金柱与刘昕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有效性，均认定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1）本案所涉借贷关系自2014年2月开始，刘昕实际只收到过孙金柱支付的出借款本金共计170万元，而非借条上的355万元，双方之间不存在现金交付事实，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孙金柱向刘昕实际支付过现金。基于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高达150万元的现金往来。孙金柱关于资金来源的陈述明显自相矛盾，且自始未能提供其家中相关的经营资质证明。同时，孙金柱未说明是如何将该150万元现金交付给刘昕的具体细节。孙金柱及其哥哥孙胜利均自述有长期经营性放贷行为,其应知道现金交付行为存在重大缺陷和法律隐患,且也不符合一般性借贷习惯和常人的行为模式，对此，孙金柱没有给予过进一步的证明和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仅因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昌平派出所（以下简称昌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刘昕提到2008年刚认识的时候孙金柱给过现金，就以此来认定双方在本案借贷关系中孙金柱存在现金交付，属于事实查明不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借贷关系均系自2014年2月开始，非2008年至今。2015年12月26日150万元借条中的“现金”二字非刘昕所写,孙金柱当庭已经自认是其自行添加，对此，在一审庭审笔录及判决中均已确认。（2）关于涉案另两张借条的事实认定：关于2014年11月26日170万元借条，刘昕认可一审法院关于该张借条的认定，刘昕实际只收到109万元，不存在现金交付；关于2016年10月11日35万元借条，刘昕向孙金柱借得款项31万元，而孙金柱却于当日让刘昕签订了一份35万元的借条，并约定借款期限一星期，该35万元的借条中已含4万元利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第十条规定，孙金柱提供的证据只有借条,而且在借条现金交付问题上存在自相矛盾的陈述,孙金柱并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关于现金交付的事实认定错误，刘昕实际只收到孙金柱支付的借款170万元。2.刘昕向孙金柱转账偿还的借款实际共计3810500元，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410500元，一审判决遗漏了孙金柱用其父母杨爱平和孙全存接收的刘昕偿还的40万元款项。刘昕并不认识孙金柱的父母，除了按照孙金柱指示向其父母杨爱平、孙全存的名下银行账户打款以偿还孙金柱的借款外，刘昕与其父母没有任何其它交集。3.刘昕与孙金柱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孙金柱应向刘昕返还刘昕多支付的款项2110500元。（1）刘昕与孙金柱2014年11月26日、2016年10月11日出具的借条中并没有利息约定；2015年12月26日150万元的借条，因孙金柱单方擅自添加“现金”二字，该证据已经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应被依法采纳；且孙金柱实际向刘昕支付借款仅170万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孙金柱反复向刘昕出借款项，符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3）孙金柱出借资金非自有资金，且自述对外放贷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4）因刘昕起诉孙金柱返还多支兄弟孙胜利向一审法院起诉刘昕返还借款,庭审情况与本案一模一样,孙胜利也只仅提供两张借条作为证据来证明其出借的事实,借条的形式完全一样,且也未提供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同时，孙胜利代理人（与本案代理人为同一人）当庭陈述该借条签订及现金交付地点均为北京金天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该借贷行为及借条发生在2015年,而该公司在2017年才成立,由此更足以证明其虚构现金交付的事实。前述行为足以表明孙金柱与孙胜利两兄弟涉嫌长期存在共谋的从事放贷行为。（5）孙金柱及其兄弟孙胜利曾多次到刘昕车内贴身跟随,并纠集其他人员到刘昕家庭住所附近恶意骚扰,以此实现其向本案刘昕暴力催讨非法高额本息的目的,并在此过程中将刘昕及其配偶打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强制性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案涉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于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孙金柱涉嫌职业放贷,并对刘昕存在“套路贷”和暴力催收行为,刘昕与孙金柱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属无效,任何本金之外的费用支付都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不当得利,孙金柱应将多支付的2110500元款项返还给刘昕,且同时应向刘昕赔偿并支付该相应应还款项的利息损失。4.一审判决对案件受理费的分配不公平,作为从法律层面对于高利贷及暴力催收的回应,应判令由孙金柱承担全部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孙金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昕的上诉意见。孙金柱并未暴力催收，且并非职业放贷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刘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金柱返还刘昕已经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款项共计941083.15元；2．判令孙金柱向刘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应返还部分款项的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9月起算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3.诉讼费用、保全费由孙金柱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刘昕辩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孙金柱还刘昕多支付的款项2110500元；2.判令孙金柱向刘昕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110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9月13日起算至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3.诉讼费由孙金柱承担。孙金柱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刘昕偿还孙金柱借款185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以15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以1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自2016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以35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2.诉讼费由刘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昕与孙金柱于2008年相识。自2008年起，刘昕多次向孙金柱借款，双方之间存在以现金及银行转账履行借款合同的交易习惯。2014年11月26日，借款人刘昕向出借人孙金柱出具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孙金柱个人现金170万元，用款期限为1年期。”对该张借条的形成过程和借款本金的交付，双方陈述如下：孙金柱称该张借条的170万元是对双方自借贷关系开始时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尚未返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结算，利息口头约定为月息2分，借款本金有现金交付，有转账；刘昕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认为利息约定为一个月5万元，其仅收到109万元借款本金即2014年2月27日银行转账的97万元及2014年11月13日银行转账的12万元，借款中的61万元预先打的利息，凑整打了170万元的借条。2015年12月26日，借款人刘昕向出借人孙金柱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为：“今有本人刘昕向孙金柱现金借款150万元，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体育馆A1门拿到此笔借款。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26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保证到期自愿归还全部借款。如不能按期归还借款，按照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如有经济纠纷，由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管辖，所有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对该张借条的形成过程及借款本金的交付，孙金柱称其家里有取现金的习惯，其岳父在老家开砂石料厂，交易都用现金，150万元现金来源于其母亲及其岳父，刘昕打借条当天其用拉杆箱装了150万元现金在昌平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昌平区体育馆A1门）交付刘昕，在场人员还有孙胜利，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刘昕认可该张借条的真实性，但否认收到孙金柱交付的150万元现金。刘昕认为该150万元的借条是根据其自2014年11月26日至2015年11月26日的还款金额结算后打的借条，打了150万元借条后应该把第一张170万元借条收回，其基于信任没有拿回第一张借条。刘昕对该150万元借条中手写“现金”提出质疑，认为“现金”字样的笔体、字迹与其他手写文字不符，属于孙金柱自行后添加的内容，对该质疑孙金柱解释为“现金”二字确为其手写添加，是当时刘昕让其添加。2015年12月17日，孙金柱向刘昕账户转账25万元。刘昕主张该笔借款的出借人是孙金柱。对此，孙金柱予以否认，孙金柱主张该笔借款的出借人是孙胜利，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为证明该主张，孙金柱提交了一份2015年12月17日借款人为刘昕，出借人为孙胜利，借款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孙胜利作出借人已经就该笔30万元借款向刘昕提起诉讼，该案件尚未审理终结。2016年7月8日，孙金柱向刘昕账户转账5万元。刘昕称该笔借款因为其急需，故没有向孙金柱打借条。孙金柱认为从刘昕的此处陈述可以说明双方当时的关系特别好。2016年10月11日，借款人刘昕向孙金柱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孙金柱本人现金35万元，用款期限为一个星期（7天），农业银行6228450010049652816。”该笔借款的交付，孙金柱称其于2016年10月11日向刘昕转账31万元，现金交付4万元，口头约定月息2分。刘昕仅认可收到转账31万元，否认收到4万元现金，并认为4万元是预先扣除的利息。关于刘昕的还款情况。根据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自2014年11月15日至2018年7月2日期间，刘昕向孙金柱银行账户转入款项40笔，共计3410500元。刘昕主张其于2014年3月26日、5月9日、6月19日向杨爱平账户转入的3笔款项共计15万元以及于2015年3月12日转入孙全存账户的12万元、2015年5月22日转入孙全存账户的13万元均系清偿孙金柱的借款本金。孙金柱认为因双方在2014年11月26日对之前的债务进行了结算，故刘昕在2014年11月16日之前的还款均不是清偿本案三张借条，同时孙金柱否认刘昕汇入收款人为孙全存的款项系清偿本案三张借条的款项。另查，2018年9月28日，刘昕向昌平派出所报案其被殴打，昌平派出所出具了受案回执。一审法院向昌平派出所调取了相关材料，其中受案登记表记载“2018年9日28时许，在昌平区南郝庄回迁2号楼下，刘昕、李树平与孙金柱、孙胜利、杨爱平因债务纠纷发生口角，后刘昕、李树平与孙金柱、孙胜利、杨爱平相互殴打。”2018年9月28日，刘昕、李树平（乙方）与孙金柱、孙胜利、杨爱平（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对于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纠纷后有肢体冲突自行协商解决，各方均向昌平派出所提交了撤案申请。北京市昌平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的鉴定书认为刘昕体表未见明显外伤，左侧第8、9肋骨骨折与本次外伤关系无法认定。刘昕不认可该鉴定结论，向昌平派出所提交书面补充鉴定申请。再查，在一审法院向昌平派出所调取的2018年10月22日刘昕询问笔录中，刘昕在回答“你是怎么向孙金柱借钱的”问题时，其陈述“10年前，我就开始和孙金柱借钱，都是5至10万的，借过两三次，都是通过打借条方式借款，孙金柱借给我的都是现金，我还的也是现金，后来都还清了，欠条有的给我有的没给．．”。刘昕在回答“你有还过孙金柱钱吗”的问题时，其陈述“从2014年2月开始，我每个月都还孙金柱利息，到现在一共还了520万元利息给孙金柱，其中有450多万是通过银行转给孙金柱转账的，剩下70多万左右是以现金的方式给孙金柱的．．”。在2018年10月25日孙金柱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孙金柱在回答“刘昕是怎么向你借钱的”的问题时，孙金柱回答“2009年冬天，刘昕向我借了9万元钱，刘昕通过给我打借条方式借款，我给了刘昕9万元现金，2010年左右还清了，借条给了刘昕，年利率是24％。2014年11月刘昕向我借了170万元，年息是24％，我通过现金和转账方式给的刘昕170万元，刘昕给我打了170万元的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争议焦点：一、孙金柱与刘昕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二、如何认定孙金柱出借的借款本金数额；三、孙金柱主张的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四、刘昕是否已经清偿债务。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昕以孙金柱是职业放贷人，本案涉及高利转贷以及孙金柱对刘昕进行套路贷为由抗辩其与孙金柱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属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其一，职业放贷人是指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刘昕向孙金柱出具过三次借条，双方之间的借贷次数尚不足以反映孙金柱系多次反复有偿出借款项。刘昕为证明孙金柱为职业放贷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孙金柱自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的银行流水。对于一审法院调取的该份证据，一审法院经审核认为，仅仅依据孙金柱的银行流水不足以证明孙金柱在该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因此，刘昕辩称孙金柱系职业放贷人，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二，我国法律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的应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孙金柱在庭审中陈述其并无银行贷款，刘昕未能举证证明孙金柱在提供借款时尚有银行贷款未还，故刘昕辩称孙金柱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三，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昌平派出所的案件材料显示双方在债务纠纷发生后发生了口角、存在相互殴打，肢体冲突，该份证据尚不足以认定为孙金柱对刘昕实行了套路贷。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昕向孙金柱出具了三张借条，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孙金柱出借的借款本金问题。首先，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什么。刘昕称其与孙金柱之间的交易习惯为银行转账，由此主张孙金柱于2014年2月27日转账97万元、2014年11月13日转账12万元、2015年12月17日转账25万元、2016年7月8日转账5万元、2016年10月11日转账31万元共计170万元系孙金柱向其交付的借款本金。根据一审法院向昌平派出所调取的询问笔录内容，刘昕提到了孙金柱给过现金，其亦返还过现金，并且刘昕在昌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明确的区分了现金交付与银行转账交付。刘昕在本案审理过程庭审中将其在询问笔录所使用的“现金”解释为银行转账，而非单纯的现金交付，有悖常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孙金柱与刘昕之间在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存在现金交付和银行转账的交易习惯。第二，孙金柱是否已经完全履行了交付2014年11月26日金额为170万元的借条项下的合同义务。双方均认可该借条包含了2014年2月27日银行转账的97万元和2014年11月13日银行转账的12万元共计109万元，但对于余款61万元各执一词。刘昕认为是61万元是按照一个月5万元的标准预先计算的利息，借款本金仅为109万元。孙金柱认为170万元有银行转账的借款本金，有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以及结算的利息，是双方自2008年至2014年11月26日期间的结算。根据双方在昌平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均认可2014年11月26日借条出具之前除了银行转账的109万元的借款本金尚未清偿，其他借款已经清偿完毕，因此孙金柱在本案中陈述170万元借条还含有2014年11月26日之前的未清偿的以现金交付的借款本金及结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一审法院确认，对于该借条，孙金柱仅通过转账方式履行了交付借款本金的义务且交付的借款本金为109万元。第三，孙金柱是否向刘昕交付了2015年12月26日借条中的150万元借款本金。刘昕抗辩150万元未实际发生，其对借条的形成解释为对109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结算重新出具的借条，基于信任其未收回此前的170万元借条。对此，一审法院结合借贷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综合分析。150万元确为大额借款，但双方的交易习惯或为现金交付或为银行转账。虽然借条中出现的“现金”二字确为孙金柱添加，但借条中同时还记载了“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体育馆A1门拿到此笔借款”。孙金柱对现金来源及经济能力向一审法院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刘昕亦不是在受到孙金柱的胁迫和欺诈下出具该借条。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刘昕对该张借条如何形成的解释说明并不合理，对刘昕提出其未收到150万元现金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确认孙金柱已经完全履行了交付15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第四，2015年12月17日孙金柱向刘昕转账25万元，孙金柱是否为该笔款项的债权人。孙金柱否认其为出借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刘昕于同日向案外人孙胜利出具借条。孙胜利与孙金柱系兄弟关系，刘昕向孙胜利出具借条，借条中的出借人为孙胜利，孙金柱按照孙胜利的要求向刘昕转账，孙金柱之转账行为属于代为履行，孙金柱并非25万元借款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该笔25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五，2016年7月8日孙金柱向刘昕转账的5万元是否在本案中处理。刘昕认为该笔借款系孙金柱向其出借的款项，但孙金柱在本案中主张的借贷关系涉及的借款金额为170万元、150万元以及35万元，并不包含该笔5万元。因此，对于双方之间的该笔债权债务，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案解决。第六，孙金柱是否完全履行了交付2016年10月11日金额为35万元借款本金的义务。孙金柱主张履行方式为转账31万元，现金交付4万元。鉴于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确认孙金柱已经完全履行交付35万元的借款本金义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孙金柱交付刘昕的借款本金共计294万元。孙金柱主张其交付刘昕借款本金共计355万元，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孙金柱主张的利息是否有法律依据。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刘昕与孙金柱对于有利息约定的事实予以承认，但在利率高低上存在分歧，刘昕认为利息为一个月5万元，孙金柱认为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息2分。借贷双方对于有利息约定是实在存在的，但对于利率高低双方各执一词，应属于“利息约定不明”的情形，故孙金柱主张刘昕支付借期内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每张借条均约定了借款期限，刘昕在借款到期后未完全履行返还借款本金的义务系违约，其应支付逾期利息。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约定不明的，在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的情况下，出借人可以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在借期内利息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结合三张借条约定，一审法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对于2014年11月26日的借条，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故逾期利息应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5年11月26日起算，以借款本金10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第二，对于2015年12月26日的借条，双方约定了逾期利率按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计算，故逾期利息应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6年12月26日起算，以借款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年利率19％）计算。第三，对于2016年10月11日的借条，双方未约定逾期利率，故逾期利息应自借款逾期之日即2016年10月17日起算，以借款本金3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关于刘昕是否已经清偿债务的问题。刘昕主张其向孙金柱还款共计3810500元，一审法院仅确认其偿还本案借款共计3410500元。对于刘昕转入杨爱平账户的三笔款项共计15万元以及刘昕转入孙全存账户的两笔款项共计25万元，因收款人均不是孙金柱，孙金柱亦不认可其委托杨爱平、孙全存代收款项，刘昕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按照孙金柱指示将还款汇入杨爱平、孙全存账户，故上述还款合计40万元不应视为刘昕偿还本案借款。对于刘昕于2014年11月15日转入孙金柱账户4.3万元，因170万元借条中的一笔借款交付的时间为2014年2月27，刘昕在此之后转入孙金柱账户的款项应视为还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清偿的顺序，刘昕的还款应按借款发生的时间顺序优先清偿2014年11月26日的借条项下的债务，并依法优先清偿逾期利息，剩余款项清偿本金。根据前文所述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结合刘昕最后一次还款时间为2018年7月2日，一审法院核算：第一，自2015年11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的逾期利息为170219.18元，刘昕累计还款3410500元，优先清偿利息170219.18元后清偿借款本金109万元，剩余款项2150280.82元。第二，自2016年12月26日至2018年7月2日止的逾期利息为432575.34元，余款2150280.82元优先清偿利息432575.34元后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剩余款项217705.48元。第三，自2016年10月17日起至2018年7月2日止的逾期利息为35901.37元，余款217705.48元优先清偿利息35901.37元后清偿本金35万元，刘昕尚未清偿的本金为168195.89元，其应继续履行返还借款本金168195.89元的义务。综上所述，刘昕辩称其已经完全清偿债务并请求孙金柱返还21105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金柱反诉请求刘昕返还借款本金185万元，一审法院仅支付168195.89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金柱反诉请求刘昕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仅支持以借款本金168195.89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1.刘昕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孙金柱借款本金168195.89元；2.刘昕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孙金柱逾期利息（以借款本金168195.89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驳回刘昕的诉讼请求；4.驳回孙金柱的其他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昕向孙金柱出具三张借条，金额分别为170万元、150万元和35万元，孙金柱称借款总额为335万元，刘昕对借款金额不予认可，主张其已将借款本息偿还完毕，并主张孙金柱返还其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昕与孙金柱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二、案涉三张借条项下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三、案涉三张借条项下刘昕是否尚有债务未清偿。针对刘昕与孙金柱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效力一节，刘昕主张孙金柱系职业放贷人，本案涉嫌套路贷，故双方之间借贷关系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依法认定无效。本案中，刘昕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孙金柱在一定时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孙金柱系职业放贷人，亦无法认定孙金柱实施了套路贷行为，本院对刘昕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孙金柱与刘昕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且合法有效并无不当。针对案涉三张借条项下实际发生的借款数额一节，本院分别评述如下：1.针对2014年11月26日借条17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109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2.针对2015年12月26日借条150万元，孙金柱主张系现金交付，刘昕对此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150万元确为大额借款，对于该笔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应结合借贷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综合分析。首先，双方的交易习惯或为现金交付或为银行转账，即双方存在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其次，借条系刘昕本人出具，虽然借条中出现的“现金”二字确为孙金柱添加，但借条中同时还由刘昕记载了“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体育馆A1门拿到此笔借款”，对于款项出借的地点有明确的说明。再次，孙金柱对现金来源及经济能力亦已经作出了解释和说明。最后，刘昕虽主张没有收到150万现金，但其后又向孙金柱出具35万元借条，在其未收到上述款项的情况下再次向孙金柱出具新的借条亦不合常理。综合以上因素，本院对刘昕提出其未收到150万元现金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3.针对2016年10月11日借条35万元，孙金柱主张转账交付31万元，现金交付4万元，刘昕对收到转账31万元不持异议，但否认收到现金4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之间存在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借条项下实际发生借款35万元并无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三张借条项下双方之间实际发生借款金额为294万元并无不当，本院对刘昕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针对案涉三张借条项下刘昕债务是否清偿完毕一节，刘昕主张还款金额为38105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还款金额为3410500元，其差额40万元系刘昕向孙金柱父母孙全存、杨爱平转账支付，刘昕主张向孙全存、杨爱平转账即偿还对孙金柱的借款，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款项收款人并非孙金柱，在孙金柱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刘昕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支付系孙金柱指示所为，故本院认为，不宜将上述转账认定为偿还案涉借条项下款项，刘昕可另案解决。针对刘昕上诉主张一审诉讼费用分担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判决对反诉案件受理费分担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刘昕所提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足以导致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刘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3684元，由刘昕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725元，由刘昕负担975元；由孙金柱负担97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659元，由刘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