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5民终10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韩志林，男，195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雪珍，女，196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星，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恬悦，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格尔森电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强园路3099号。 法定代表人：潘小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强，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蕾，浙江浔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志林、陈雪珍因与被上诉人格尔森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尔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2020）浙0503民初3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过调查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志林、陈雪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判令驳回对韩志林、陈雪珍的诉讼请求并支持韩志林的反诉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格尔森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电梯买卖合同签署的主体是格尔森公司与相关第三人，韩志林、陈雪珍并非适格的被告。1.韩志林从未向格尔森公司购买电梯再向客户出售，其真实身份是格尔森公司在东阳地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受格尔森公司委托在浙江省东阳市及其周边地区代理销售格尔森公司的产品。格尔森公司将不同型号的电梯价格作为“买断价”告知韩志林，并授权韩志林以高于买断价的价格与客户进行协商。韩志林与第三方客户达成购买合意后，韩志林再联系格尔森公司，由格尔森公司与客户直接签订电梯买卖合同，并由格尔森公司直接发货到买方指定的地址。“合同价”与“买断价”的差额即为韩志林的销售报酬。格尔森公司还会根据销量给予韩志林销售奖励。根据一审庭审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所有的电梯买卖合同均是由格尔森公司与第三方客户直接签署的，作为销售员的韩志林仅在合同中以格尔森公司“特别授权代表人”的名义签字。且买卖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买受人需直接向作为出卖人的格尔森公司付款，格尔森公司需承担产品质量等责任。2.作为电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格尔森公司一直直接收取合同相对人货款，并积极向欠款相对人主张债权。韩志林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部分客户依照买卖合同约定直接向格尔森公司付款的转账凭证，证明并不是如格尔森公司所言“一直由韩志林、陈雪珍收取买家单位全部电梯款”；韩志林、陈雪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份格尔森公司发给欠款客户的催款函等证据，但一审法院均没有进行仔细审查。3.一审法院认定韩志林、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之间实为电梯买卖关系，理由有三：一是韩志林、陈雪珍在格尔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字。一审仅凭韩志林、陈雪珍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就否认几百份格尔森公司与第三方客户之间电梯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否认买卖合同中对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否认合同签订的主体，于法无据。二是韩志林、陈雪珍认可一审中韩志林向法院作为证据提交的有格尔森公司前法人王振华、会计李东灵签字的三份销售明细。该三份销售明细是格尔森公司对2014年、2015年、2016年东阳地区电梯销售情况的确认，在“用户单位”一栏中所列的是不同买卖合同所对应的客户，而非韩志林、陈雪珍，该三份销售明细根本无法证明欠款金额的相对人是韩志林、陈雪珍。三是2017年12月31日后韩志林又多次向格尔森公司转交货款。在长期合作中，存在部分客户基于信任或为了方便直接将货款交给韩志林的情况。韩志林在收到货款后，即会转交给格尔森公司。一审法院不能凭韩志林协助收款的行为即认定其有向格尔森公司付款的义务。如果韩志林、陈雪珍先向格尔森公司购买电梯，再自行联系客户出售电梯，那韩志林、陈雪珍无须以格尔森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4.一审判决以陈雪珍在韩志林未在场的情况下自行参与调解判定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陈雪珍作为本案一审被告之一，参与庭审或者调解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一审法院不能因陈雪珍积极应诉就认定其为本案适格主体。5.韩志林、陈雪珍在格尔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并不代表认可对账单上的金额，也不代表有付款的意思表示。上述对账单签订时，正值格尔森公司内部股权变动。格尔森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振华、会计李东灵请求韩志林、陈雪珍在格尔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签字从而帮助其顺利完成股权变更，并承诺绝不会要求韩志林、陈雪珍承担责任。为使韩志林、陈雪珍放心，王振华、李东灵还向韩志林、陈雪珍提供了2014、2015、2016东阳地区真实客户欠款的明细，并在上面签名。该份欠款明细韩志林、陈雪珍已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但法院并未作严格审查，也没有询问相关人员为何会签署该份明细，且无任何证据证明该三份欠款明细形成时间早于韩志林、陈雪珍签署对账单的时间。第二，一审法院判决金额不客观，格尔森公司向韩志林、陈雪珍主张款项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未查明东阳地区实际欠款金额。一审中，格尔森公司提供对账单上所载截至2016年欠款为2738974.25元，韩志林提供的对账单上截至2016年欠款为1281775.1元。两份材料反应同一时期的欠款，但所载金额却相差巨大。一审法庭并未就为何两份材料内容相差巨大进行审理，在没有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轻易采信了格尔森公司提供的对账单。2.东阳地区的欠款涉及众多实际买受人，欠款金额是动态的、变化的。韩志林、陈雪珍作为格尔森公司在东阳地区的销售员，仅负责前期接洽客户、促成格尔森公司与客户的交易。韩志林、陈雪珍没有与客户结算的权利，客户的后续付款也无需告知韩志林、陈雪珍，故韩志林、陈雪珍根本无法查明东阳地区实际欠款情况。3.一审法院未处理韩志林后续付款问题。韩志林在一审法庭审理中，向法院提交了于2017年12月31日后其向格尔森公司出纳孙鑫惠的转账记录及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的承兑汇票若干。韩志林已就后续付款尽到了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故如果没有特别约定，韩志林、陈雪珍所支付的款项应当按照债务到期顺序抵充。格尔森公司提出的上述款项系支付2018年后新产生的货款，需由格尔森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应凭调解中双方谈及的发货流程就在判决中作出对韩志林、陈雪珍不利的判决。第三，作为电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根据合同约定，格尔森公司应承担电梯质量问题的赔偿责任。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韩志林依法提起反诉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维修义务人是格尔森公司及因替格尔森公司维修电梯而给韩志林造成的经济损失。第四，一审判决违反公平原则。韩志林在代理销售格尔森公司产品期间，促成格尔森公司与不同合同相对方几百笔交易。所有的电梯买卖合同均是由格尔森公司与第三方买受人直接签署。作为出卖人，格尔森公司一直在积极主张债权，且在庭审过程中，格尔森公司已通过直接起诉合同买受人的方式实现债权446000元【案号为（2019）浙0503民初1813号】。若如一审法院所判，那么格尔森公司可以依据判决向韩志林、陈雪珍收取货款，还可以依据电梯买卖合同向欠款买受人再收取一次货款。格尔森公司凭一笔债权可以取得两笔款项，韩志林、陈雪珍却无任何依据向格尔森公司请求归还或者向第三人主张权利，明显违法了公平原则。 格尔森公司辩称，一、一审案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韩志林、陈雪珍是电梯的实际购买人，所有的证据均表明双方一直存在韩志林与陈雪珍以“结算价”或“买断价”向格尔森公司购买电梯并以自己名义对外销售电梯的交易模式，合同外观表现为格尔森公司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所有的合同上格尔森公司授权代表人均是韩志林，但电梯款一直由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支付或者指示第三人向格尔森公司付款。二、一审证据均能证明本案电梯的实际购买人系韩志林与陈雪珍，且二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销售电梯，并自行负责安装与维修。韩志林一审反诉要求格尔森公司支付电梯维修款，其反诉请求恰能证明所有的客户均要求韩志林、陈雪珍承担电梯质量责任，韩志林、陈雪珍处的客户从未要求格尔森公司承担维修责任。三、韩志林、陈雪珍作为长年经营电梯业务的成年人，对结算对账及签字确认行为有基本的认知判断能力，韩志林、陈雪珍对其与格尔森公司的电梯买卖业务及往来款项均予以签字确认，并多年来连续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电梯款项，对账单已明确电梯款项由韩志林、陈雪珍支付。韩志林、陈雪珍在一审中提交的2014年、2015年、2016年的业务明细表中均注明了买断价，由此可以认定韩志林、陈雪珍是实际的电梯购买人。四、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金额准确。格尔森公司与韩志林、陈雪珍于2018年6月10日就韩志林、陈雪珍在2014年至2017年12月30日期间在格尔森公司的欠款进行确认，欠款金额为2748336元，并承诺自2018年6月10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付清上述款项。本案格尔森公司起诉的金额已经扣除了韩志林、陈雪珍指示第三方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的款项，完全不存在韩志林、陈雪珍声称的收取二次款项的情形。另韩志林、陈雪珍后续支付的款项系2018年期间新产生的电梯款，支付款项能与2018年签订的买卖合同相印证，2018年新产生的电梯合同总价款为280.61万元，全套合同及相应的2018年业务明细单预支后付款相吻合，由于本案案款未付清，所以2018年采用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方式。一审判决后，韩志林代理人王敏星多次与格尔森公司代理人沈国强联系，要求支付190万元，同时多次认可本案电梯系买断价。五、在本案结案后，韩志林、陈雪珍完全可以凭本案的证据材料销售清单、销售合同和判决书向相关的客户主张权利，并不需要格尔森公司履行任何配合手续。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新的证据，由韩志林作为电梯销售方向相关客户主张权利，收取电梯余款。 格尔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韩志林、陈雪珍支付电梯款2165336元；2.由韩志林、陈雪珍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109933元（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9年8月31日，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由韩志林、陈雪珍支付律师费18000元；4.由韩志林、陈雪珍承担案件诉讼费。 韩志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格尔森公司支付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3737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4年开始，格尔森公司（即原浙江亿能电梯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变更公司名称）与韩志林、陈雪珍以浙江省东阳市及周边地区为特定区域展开电梯买卖业务，双方合作模式为：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购买电梯，并以“结算价”向格尔森公司支付货款，格尔森公司不参与韩志林、陈雪珍另行买卖电梯、安装等业务过程；韩志林、陈雪珍自行联系客户并谈妥电梯买卖事项后，以格尔森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电梯产品买卖合同，以“合同价”向客户收取货款，并自行与客户安排电梯安装事宜，“合同价”超出“结算价”的差价属于韩志林、陈雪珍所有。格尔森公司与韩志林、陈雪珍之间持续了多年的电梯买卖合作关系。2018年6月10日，韩志林、陈雪珍至格尔森公司，双方对历年电梯买卖业务及往来款项逐笔进行对账，形成四份年度销售明细表和一份对账单，在扣除“合同价”与“结算价”差价、已支付货款、销售奖励后，确认韩志林、陈雪珍2014年欠款886317元、2015年欠款520507.25元、2016年欠款1332150元、2017年欠款9362.1元，合计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电梯买卖总欠款为2748336.35元，韩志林、陈雪珍在年度销售明细表和对账单上均予签字，并书面承诺“自2018年6月10日开始至2018年12月31日止内付清上述欠款，如逾期不付，同意以逾期金额按每天万分之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追偿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2018年，韩志林、陈雪珍继续在浙江省东阳市及周边地区自行销售格尔森公司的电梯设备，也陆续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相应的货款。其中，韩志林、陈雪珍通过客户“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向格尔森公司支付货款12000元，通过客户“东阳市广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5000元，另有客户以承兑汇票转账支付100000元，格尔森公司由韩志林、陈雪珍转交客户“东阳市富林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欠条继而通过诉讼取得货款446000元，上述客户支付货款583000元均系对账单包含的欠款。至此，韩志林、陈雪珍尚结欠格尔森公司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欠款为2165336.35元，格尔森公司多次催讨无果，以致纠纷成讼。 一审法院认为：格尔森公司和韩志林、陈雪珍之间的电梯业务往来，外观上表现为格尔森公司与客户签订电梯买卖合同，韩志林是格尔森公司名义上的授权代表人，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应系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以低价“买断”东阳市及周边地区的电梯全权自行销售业务，双方之间实际为电梯买卖关系，韩志林、陈雪珍是买受人，应向格尔森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具体分析如下：一是韩志林、陈雪珍多年经营电梯销售业务，就对账结算事项应具备一定的认知判断能力，2018年6月10日其在一份欠款金额逐年逐项分列、备注内容详细、付款期限明确、违约责任严格的对账单上双双签字的行为，应可认定是真实意思表示，其辩称“受客观原因所迫，非本人意思所签”，却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或说明正当合理原因；二是韩志林、陈雪珍辩称及举证认为2014年、2015年、2016年东阳地区电梯欠款应以格尔森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振华签字的三份销售明细单为准，而该销售明细单中载明“买断价”的文字表述及计算栏目，韩志林、陈雪珍认可该销售明细单，即认可与格尔森公司结算、确认总业务量和欠款金额的相对人是自己而非众多不同的客户，且2018年6月10日其在制表格式、罗列项目内容、结算方式等与前三份销售明细单基本一致的四份（增加了2017年度）销售明细单上双双签字的行为，更表明了其作为对账相对人和欠款人认可与格尔森公司的历年总业务量和欠款金额；三是韩志林、陈雪珍举证于2017年12月31日后向格尔森公司付款多达195余万元，与其关于“自己仅是代理销售人、电梯款由客户直接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的辩解意见存在矛盾；四是陈雪珍在四份历年销售明细单和对账单上签字表明认可账目并接受对账单载明的付款义务，且其于2020年5月12日自愿到庭要求与格尔森公司直接调解并表示韩志林不在场亦可表明调解意见，故其关于“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与格尔森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综上，韩志林、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之间以代理销售名义实为“买断”销售的电梯买卖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对买卖关系起始至2017年12月30日止的欠款总额已进行对账，韩志林、陈雪珍均已签字认可，应按约履行对账单载明的付款义务，但拖欠至今不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清偿责任和违约责任。现格尔森公司提出要求韩志林、陈雪珍支付欠款216533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韩志林在反诉中提出“格尔森公司电梯屡屡发生重大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主张，一是基于双方之间实际为“结算价”“买断”电梯的买卖关系，故电梯安装、验收及使用情况均与格尔森公司无涉，且双方并未约定电梯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质量问题归责于格尔森公司；二是韩志林举证多年来百位客户的电梯均是由其联系其他电梯公司予以维修的情况，与其在本诉中关于“仅是授权代表人促成交易”的辩解意见存在有违常理的矛盾；三是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电梯维修系格尔森公司电梯有质量问题所致，故韩志林提出要求格尔森公司支付电梯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反诉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韩志林、陈雪珍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格尔森公司支付货款2165336元；二、韩志林、陈雪珍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格尔森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165336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韩志林、陈雪珍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向格尔森公司支付律师费18000元；四、驳回韩志林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24266元，减半收取1213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17133元，由韩志林、陈雪珍共同负担；反诉受理费6906元，减半收取3453元，由韩志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韩志林、陈雪珍提供：证据1.承兑汇票，系复印件，证明2017年12月30日后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交付承兑汇票168458.3元。证据2.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系原件，证明薄法荣在2018年为格尔森公司员工，其向韩志林、陈雪珍收取承兑汇票系职务行为。格尔森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对薄法荣收取的承兑汇票的三性均有异议，薄法荣收取该承兑汇票的时间是2018年4月8日，当时薄法荣并未进入格尔森公司上班，而且薄法荣本人系湖州菱高电梯公司股东，格尔森公司未授权其接收韩志林、陈雪珍的货款。对孙鑫惠签字的6张承兑汇票都是2018年出具的，针对的是2018年新发生的电梯款，并不是本案的款项。对于其他银行承兑汇票都没有格尔森公司人员签字确认且是复印件，所以对三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显示薄法荣是在2018年12月进行参保的，不能证明2018年4月已经进入格尔森公司及其行为系职务行为。格尔森公司提供：证据1.2020年6月8日、2020年6月9日格尔森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国强与韩志林、陈雪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星电话记录两份，证明双方认可电梯买断价以及就总金额欠款数在190万至210万之间进行协商的事实。证据2.2018年度双方销售业务明细单与相应合同等电梯买卖材料，证明2018年新发生的电梯业务合同价为280.6万的事实，从而证明韩志林、陈雪珍举证的付款行为系支付2018年电梯款且2018年的电梯款尚未付清，本案款项不可能支付的事实。韩志林、陈雪珍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两份录音不能体现全部通话内容，系经过刻意剪辑形成，不属于原始证据，不符合电子证据的形式要求，两份录音在翻译上也存在多处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所以即使我们在谈话当中涉及到于己不利的事实，也不能作为对抗韩志林、陈雪珍的证据。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格尔森公司未提供原件进行核对，即使这些合同是真实的，合同上加盖的章也是格尔森公司的章，说明合同的主体是格尔森公司。 对于上述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韩志林、陈雪珍提供的证据1均为复印件，对于无格尔森公司有关人员签字确认并且格尔森公司未予认可的承兑汇票，本院不予认定；对于薄法荣及孙鑫惠签字的承兑汇票，其中薄法荣签收的时间为2018年4月8日，孙鑫惠签收的5张时间在2018年6月10日之前，1张时间在2018年6月10日之后，因韩志林、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对账单中明确本案涉及的款项还款日期为2018年6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故薄法荣及孙鑫惠签字的承兑汇票亦不能达到韩志林、陈雪珍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韩志林、陈雪珍提供的证据2，能够证明格尔森公司为薄法荣缴纳社保，但不能证明薄法荣收取的承兑汇票对应的款项系韩志林、陈雪珍归还本案涉案货款，故本院不予认定。格尔森公司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双方就本案调解方案进行协商，但就电话内容而言，不能证明韩志林、陈雪珍认可与格尔森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格尔森公司提供的证据2系复印件，在韩志林、陈雪珍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不予认定。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韩志林、陈雪珍是否应当支付格尔森公司涉案款项；二、韩志林、陈雪珍应当支付的款项金额是多少；三、格尔森公司是否应当赔偿韩志林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 关于争议焦点一。韩志林、陈雪珍抗辩认为其与格尔森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志林仅作为格尔森公司的销售代表与不特定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经审查，本院认为韩志林、陈雪珍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分析如下：首先，韩志林、陈雪珍以欠款人的身份于2018年6月10日与格尔森公司进行对账并签字确认，该对账单明确反映款项形成时间、款项金额、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如果韩志林仅为格尔森公司的销售代表，不可能也不应当作为欠款人与格尔森公司进行对账。虽然韩志林、陈雪珍辩称其为帮助格尔森公司顺利完成股权变更而在该对账单上签字，并提供由格尔森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振华、会计李东灵签字的2014、2015、2016东阳地区客户欠款的明细作为证据予以证明，但韩志林、陈雪珍提供的明细上仅有王振华、李东灵签字，无交易相对方签字，且韩志林、陈雪珍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王振华、李东灵向其出具上述明细的目的，仅凭该份证据不足以达到韩志林、陈雪珍的证明目的，故一审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并无不当。其次，从2018年6月10日对账单记载内容以及韩志林、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款项往来凭据可知，2014年至2018年期间，部分电梯款由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支付，款项支付方式并非按照电梯买卖合同中的约定由买受人直接向格尔森公司付款，同时，通过韩志林反诉请求内容可知，存在韩志林为客户提供修理电梯服务的事实，韩志林的付款行为及维修行为已然超出销售代表的工作内容，综上，本院认为韩志林、陈雪珍与格尔森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涉及的欠款对韩志林、陈雪珍具有约束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8年6月10日形成的对账单上明确记载还款日期为2018年6月10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一审及二审中，韩志林及陈雪珍举证证明的转账凭证记载的时间及格尔森公司孙鑫惠收取承兑汇票的时间大部分都在2018年6月10日之前，故一审法院未支持韩志林、陈雪珍主张相应款项应当作为支付本案涉及款项的诉请并无不当。2018年6月10日，双方对截至2017年12月30日的欠款予以对账，故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6月9日期间韩志林、陈雪珍向格尔森公司支付的款项，应当为2018年双方新发生业务的付款情况，如果是支付2018年之前业务的款项，双方理应会在2018年6月10日对账时予以扣除，故格尔森公司主张2018年双方新产生的业务采取先付款后发货的模式可以得到印证，一审法院并非仅凭陈雪珍在调解时的陈述作为判断依据，故韩志林、陈雪珍关于欠款金额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韩志林反诉主张格尔森公司承担质量赔偿的责任，但其未举证证明双方关于电梯质量的约定，同时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电梯维修系格尔森公司电梯质量问题所致，故一审未支持韩志林要求格尔森公司支付电梯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韩志林、陈雪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57元，由上诉人韩志林、陈雪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瑞芳 审 判 员 周 晓 审 判 员 顾月丹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潘 黎 书 记 员 鲍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