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8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洋，男，199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前坤，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超，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肖宜生，男，195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户籍地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栖原，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淑颖，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反诉被告）：刘渊，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青山区。上诉人刘洋因与被上诉人肖宜生、原审第三人刘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123号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洋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7民初212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严重不实。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案涉房屋登记的原权利人。但是至今为止，案涉房屋一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直到拆迁之时都一直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从来就没有成为房屋的权利人。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日本出具的委托书有重大遗漏。该份委托书上明确记载“委托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办完为止”，委托日期为“2017年7月26日”，该份委托书上没有委托人对被委托人在委托日期之前所办的出售事宜予以追认的字样，故该委托书只对被委托人在此之后的代理出售行为承担责任，而对被委托人在此之前的出售行为则不负责任，一审判决对如此重要的内容却视而不见，显系公开的偏袒被上诉人。3、一审期间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对于被上诉人与其父母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不知情，但一审判决对这一事实却未予认定。4、一审没有查明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明知刘渊只是名义上的代理人，且上诉人已经成年又是产权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是否催告过上诉人是否需要刘渊出示过上诉人亲笔签名的授权书，实际上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催告上诉人在1个月内予以追认，这证明被上诉人主观上是存在过错的。上诉人从日本办回授权书后，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对刘渊与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未予以追认，根据该条款，应该视为拒绝追认，但被上诉人仍然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冒用上诉人的名义，签订房屋拆迁协议，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侵权行为，因为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并没有因《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而改变，上诉人的物权依法应受保护，但一审法院对此却熟视无睹。二、一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1、刘渊以上诉人代理人身份处分案涉房屋系无权处分行为。因为，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到上诉人出具委托书之前，上诉人从未授权刘渊代理出售案涉房屋，怎么不是无权处分呢。2、上诉人虽与刘渊系父子关系，但上诉人在刘渊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之时已经成年，其名下的资产只能由上诉人自己亲自签名或授权他人签名方为有效，即使作为父亲的刘渊也不能越权处分案涉房屋。3、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出具委托书，表明其知晓并同意出售案涉房屋，并愿意委托肖宜生办理相关手续”，但是根据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因为上诉人并未追认在委托书出具之前的出售行为，更没有同意委托肖宜生办理相关手续，全篇委托书上根本就没有肖宜生签字出现，一审法院的这一说法纯属主观臆断。4、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并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认定上诉人对刘渊代理行为予以追认，但一审查明的事实中，上诉人没有对该协议履行任何义务。上诉人强调没有收到过被上诉人的2000元。经查是上诉人母亲收的。且合同并未将此作为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更何况上诉人出具的委托书明显否定了刘渊此前作出的出售行为的效力，这足以证明上诉人不是因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对刘渊的行为的追认，相反却用自己的行为公开进行了否认，表明了自己的意思。一审法院这一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5、一审法院以刘渊与上诉人系父子关系，从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认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刘洋”,但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也有子女，其成年子女的财产，被上诉人就一定有权处分吗？相对人就可以被上诉人与其子女之间的父子、父女关系，而相信被上诉人就一定有代理权，可以代理其子女处分其子女的财产吗？二者之间就一定会构成表见代理吗？同样，上诉人与刘渊之间的父子关系并不一定必然会构成表见代理，否则父子女之间各自的财产所有权又有何保障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刘渊之间存在父子关系作为被上诉人相信刘渊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协议合法有效，显然于法无据。6、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没有依据。这是因为，本案《房屋买卖协议》并非上诉人签订或授权他人签订，刘渊在上诉人的委托授权书出具之前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未得到上诉人的追认，因此这一协议因产权人并未同意出售而无效，对上诉人没有任何约束力，一审法院的这一理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本案《房屋买卖协议》应属无效协议。7、一审法院认为刘渊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后，上诉人应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将房屋及时过户到被上诉人名下，但是既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合同，上诉人又有何义务履行呢？三、一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一审判决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二条认定刘渊的行为已经得到上诉人的追认，但是本案事实证明，上诉人并未追认刘渊的行为，一审判决适用这一规定明显不当。2、一审法院根据合同法第49条认为刘渊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实际上刘渊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因为，一审法院认定刘渊构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渊代表了上诉人的唯一理由就是上诉人与刘渊是父子关系，但是却忽视了二者之间又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刘渊处分上诉人的财物必须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方为有效，但刘渊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并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或事后追认，且被上诉人从未催告上诉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存在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明显错误。因为，适用该条的前提是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但是至今为止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根本就不具备适用该法律条款的基础。四、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1、一审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协议》，上诉人认为，如前所述上诉人既然未对刘渊的行为予以追认，上诉人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双方之间就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一审这一判决明显错误。2、一审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征收补偿款1484000元毫无依据。这是因为征收补偿款是对产权人的征收补偿，只有上诉人才是案涉房屋的产权人，被上诉人至今都不是该房屋的产权人，凭什么要将征收补偿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呢？3、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有理有据审驳回上诉人的全部反诉请，一求完全错误。五、一审判决程序明显错误。1、上诉人自2016年1月4日出国留学，至今已有4年多，上诉人的住所地就不应该为一审判决记载的地址，而应是在日本的现住址。2、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是按涉外案件要求上诉人提交授权委托书且上诉人现居住在日本东京，那么就应属涉外房地产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按国内民事诉讼的规定送达判决，确定上诉期15天是明显地违法行为。总之，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程序明显违法、判决明显错误，为此特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肖宜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维持原判。刘渊述称：同意刘洋的意见。肖宜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肖宜生与刘洋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确认针对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九路石化宿舍76门25号房屋（面积75.10㎡）的拆迁补偿款1484000元归肖宜生所有；3、判令刘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渊与案外人赵军华系夫妻关系，两人系刘洋的父母。案涉青山区建设九路石化宿舍76门25号房屋登记的原权利人为刘洋，房屋权属证书显示登记时间为2014年4月18日，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青字第××号，建筑面积75.1平方米。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渊称案涉房屋系刘洋母亲赵军华单位分配的福利房，经房改取得所有权并办理了权属登记，后因要购买其他住房故将案涉房屋过户至刘洋名下。2015年9月26日，刘渊（乙方代理人）与肖宜生（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协议乙方为刘洋，刘渊作为代理人参与协商；乙方将位于红钢城建设九路二街石化楼76门25号的自有房屋出售给甲方，价格56万元。乙方向甲方补偿营业税款3万元，退还房租款1万元，乙方总计退给甲方款项4万元，乙方实际收取甲方购房款项51.9万元，过户时支付剩余1000元。刘渊作为乙方代理人在协议上签字。肖宜生按协议约定向刘渊及赵军华支付51.9万元，刘渊与赵军华共同出具了收款收据。刘渊及赵军华将案涉房屋交付给肖宜生，由肖宜生对外出租。庭审中，刘渊称刘洋对其与肖宜生签订售房合同并不知情，刘洋当时正在国内准备考试，并于2016年1月4日出国。2017年7月26日，刘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部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洋，受托人肖宜生，本人刘洋委托肖宜生作为我的代理人办理出售有关手续。他所签的文书，我均承认法律效力。房产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九路石化宿舍76门25号，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青字第××号”。庭审中，肖宜生称已向刘洋支付3000元作为补偿刘洋到大使馆签署委托书的路费及支付购房尾款，刘洋称仅支付2000元。刘洋称上述《委托书》并非对刘渊擅自售房的追认，也不是委托肖宜生过户，而是委托办理出售手续。后上述房屋一直未能过户至肖宜生名下，直至房屋被征收。刘洋作为被征收人于2019年4月收到征收补偿款1484261元。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理由如下：1、《房屋买卖协议》载明合同甲方为肖宜生，乙方为刘洋，刘渊系刘洋的代理人，刘渊以刘洋代理人身份签订合同，而非以自己名义出售案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非无权处分行为。2、根据查明事实，案涉房屋原属于赵军华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后因要购买其他房屋才过户至刘洋名下。刘洋与刘渊、赵军华之间身份关系特殊，刘洋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后出具委托书，表明其知晓且同意出售案涉房屋，并愿意委托肖宜生办理相关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可以认定刘洋对刘渊代理行为的追认。3、即使刘渊无代理权，基于刘渊与刘洋、赵军华的特殊身份关系，刘渊、赵军华共同参与售房过程，共同出具房款收条，合同签订后刘渊按约交付房屋，肖宜生有理由相信刘渊有代理权，且肖宜生支付了合理的购房款，购买案涉房产是善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本案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刘洋。故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在肖宜生已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刘洋本应及时将房屋过户登记至肖宜生名下，现因政府征收政策的原因导致出卖房屋物权消灭，在此情况下，肖宜生可以主张所购房屋产权消灭的对价即征收补偿款。目前，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484261元已汇入刘洋名下，刘洋已根据《房屋买卖协议》收取了售房款，不应再重复领取征收补偿款，该款理应由肖宜生取得。故肖宜生要求刘洋向其支付征收补偿款14840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洋的反诉请求，其中确认刘洋已经年满18周岁及确认刘洋没有给刘渊开具出售房产委托书，确认肖宜生获取的拆迁协议中没有刘洋的签名等请求，属于事实判断，不属于民事诉讼裁判范围；确认刘洋与肖宜生之间无合同关系及确认刘洋的房产权利没有转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刘洋提出的反诉请求均不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渊以刘洋名义与肖宜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二、刘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肖宜生支付其取得的征收补偿款1484000元；三、驳回刘洋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56元，反诉费4700元，均由刘洋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刘洋向本院提交公证书一份。拟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来源跟一审法院认定不符，产权来源于刘洋亲生父亲刘安红。经质证，肖宜生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涉案房屋已经被拆迁，产权来源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基于合同进行主张权利，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房屋已经过户到刘洋名下，房屋属于刘洋所有。刘渊对该证据没有意见。本院认为，本案所争议并未涉及房屋来源，法院仅针对《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判定，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焦点问题在于刘渊代表刘洋与肖宜生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刘渊与刘洋系父子关系；其次，在2017年7月26日，刘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领事部出具《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委托人刘洋，受托人肖宜生，本人刘洋委托肖宜生作为我的代理人办理出售有关手续。他所签的文书，我均承认法律效力。房产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九路石化宿舍76门25号，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青字第××号”。该《委托书》已经明确记载委托肖宜生办理出售手续，肖宜生完全有理由相信刘洋的父亲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具有代理权；其三，《房屋买卖协议》系刘渊代表刘洋与肖宜生签订，如刘洋对该协议的签订并不知情，则不会也不可能直接给肖宜生出具书面的《委托书》；最后，本案一审过程中，肖宜生称已向刘洋支付3000元作为补偿刘洋到大使馆签署委托书的路费及支付购房尾款，刘洋称仅支付2000元。虽然双方对金额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刘洋办理《委托书》时，肖宜生向其支付了一定金额的补偿。如按照刘洋的陈述仅仅是委托肖宜生对外出售房屋，按照常理应当由刘洋向肖宜生支付一定金额的报酬，而不是由肖宜生向刘洋支付补偿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表见代理关系成立，《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56元，由刘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张文霞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