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炜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广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碧莹，广东古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焱，广东古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北凌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雄飞，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广州市炜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北凌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7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炜鸣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碧莹、黄焱，被上诉人北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雄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炜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北凌公司向炜鸣公司支付货款4864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由北凌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北凌公司承认“张某”是其员工，但北凌公司单方制作的离职证明等资料不能证明“张某”已离职，即使认定张某离职，基于炜鸣公司对北凌公司的交易信赖，炜鸣公司也有理由认为是张某在履行北凌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同时，炜鸣公司出示炜鸣公司员工与北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北凌公司确认本次欠款的事实。若北凌公司不承认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炜鸣公司则将申请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或发函至腾讯公司调取该微信号对应的身份证号码及姓名。北凌公司辩称，不同意炜鸣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炜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凌公司向炜鸣公司支付货款48645元及利息（以486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标准，自2016年5月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北凌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查封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炜鸣公司与北凌公司自2015年开始合作。前期双方尚能按时送货付款。2016年5月3日，炜鸣公司开具一张《送货单》，《送货单》内容如下：客户名称为北凌公司，送货产品及数量为冰箱压缩机、230台，货款总金额16215元。收货人处签名为张杰。2016年5月5日，炜鸣公司开具一张《送货单》，《送货单》内容如下：客户名称为北凌公司，送货产品及数量为冰箱压缩机、115台，货款总金额32430元，收货人处签名为张某。另在空白处有送货人马建忠手写的“欠配件一箱”及张杰手写的“未付、配件已收”的字样。另查明，北凌公司系一家经营范围主要为加工产销：家用电器、工业电器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21日。一审庭审中，炜鸣公司表示马建忠是其公司员工，张某、张杰均是北凌公司的工作人员，北凌公司则表示张杰不是该公司工作人员，张某曾经是该公司工作人员，但其已于2015年12月离职，有张某本人证明及支付离职工资单为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由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炜鸣公司提交的两张出货单没有北凌公司的盖章，尽管2016年5月3日的《送货单》上有张某的签名，张某也确曾在北凌公司处工作，但北凌公司已经提交了《证明》《离职工资单》等证据，足以证明该《送货单》发生之时，张某已从北凌公司处离职。另一《送货单》上签名人员张杰的身份现无法确认，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炜鸣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不予采信，炜鸣公司未能充分举证其向北凌公司送货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北凌公司抗辩其未收到炜鸣公司的货物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炜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8元，由炜鸣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炜鸣公司提交其员工潘广文与北凌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雄飞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北凌公司确认了炜鸣公司出具的《送货单》。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潘广文向张雄飞发送涉案两份《送货单》，张雄飞回复称：“公司去年已清算完毕！晚点电话聊；潘总，不好意思这么晚回你电话，我现在还有十多台冷柜，你给我发个地址，我请部货车给你送过去，也算要你减少一点损失吧！感谢你对我办工厂时的帮助！今生永记心头，等我再做起来时必将登门拜访！”二审期间，张雄飞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解释称：这是曹伟销售的，张雄飞从曹伟的买家处听说曹伟和张某没有收回该批货款；2017年3月张雄飞回到北凌公司参与管理；曹伟有一万多元的销售提成，后工厂倒闭有一批冷柜（价值19780元），张雄飞做主送给潘广文。炜鸣公司确认收到上述货物（价值19780元）。一审期间，北凌公司提交的张某出具的《证明》载明：“我叫张某，2015年2月-2015年12月任职佛山市北凌电器有限公司采购员一职，并于2015年12月30日辞职。2016年5月份，原北凌电器业务经理曹伟让我帮他去北凌电器公司附近代收压缩机货物一批，共计2箱。收到货后，另租车送至顺德乐从，具体地址我不清楚。”二审期间，北凌公司申请证人张某出庭，其确认上述《证明》为其本人所写。对于收货是否需要盖章的问题，张某表示：按以前的收货程序一般都是在《送货单》上盖章，但是当时其没有章，只是签个字。关于双方的交易习惯，北凌公司主张其进出货均需盖章，盖章后不收对方《送货单》；炜鸣公司则认为《送货单》不需要盖章。关于送货地点，炜鸣公司确认是送到厂里。二审期间，炜鸣公司提交相应《送货单》（第③联蓝色），显示未盖章，拟证明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北凌公司不在炜鸣公司的《送货单》上盖章，且北凌公司付款后收回《送货单》（红色），炜鸣公司留存的《送货单》（蓝色）是北凌公司已支付款项的存单。炜鸣公司一审期间主张北凌公司付款48645元的涉案两张《送货单》为第②联红色单。北凌公司表示公司早已经停业，公司要求收货要盖章，但是具体是在哪一联盖章不记得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虽然炜鸣公司提交的《送货单》有张杰、张某的签名，但是，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张杰的身份；从证人张某的证言来看，其亦是受公司前业务经理曹伟指示收货且并未将货物送回北凌公司。其次，炜鸣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为其自行出具，仅凭其上打印的客户为北凌公司，主张北凌公司为实际收货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炜鸣公司二审提交《送货单》（第③联蓝色）无加盖北凌公司印章，但是，鉴于其本案中提交的涉案两张《送货单》为第②联红色单，且确认北凌公司付款后会收回红色单，故上述《送货单》（第③联蓝色）无加盖北凌公司印章，不足以证明《送货单》（第②联红色）无需盖章，亦不足以证明双方的交易习惯是收货后无需盖章。因此，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仅依员工签名、无需盖章即可完成收货手续的交易习惯；炜鸣公司确认送货是送到厂里，而根据张某的证言，涉案货物只是在公司附近交货，故炜鸣公司仅将货物交付张某存在疏忽过错，其主张其系基于交易信赖、张某系职务行为，理据不足，本院难以采纳。最后，从炜鸣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亦不足以认定北凌公司有确认涉案《送货单》的交易及货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对炜鸣公司主张北凌公司支付相关货款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炜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6.12元，由广州市炜鸣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陈 丹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蔡嘉瑜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