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29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钱钦龙，男，1987年12月27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必谦，江苏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信中，男，1982年4月18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郁力，北京市盈科（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罗银，女，1987年1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必谦，江苏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钱钦龙因与被上诉人蒋信中、原审被告罗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钦龙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予以改判。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均不适格。1、被上诉人对外交易均是以个体工商户艾某宝贝玩具商行的名义，以个体工商户对外经营，应以个体工商户为原告，被上诉人的一审原告主体不适格。2、上诉人主体不适格。上诉人当时系石家庄市炫鲸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炫鲸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系主体认定错误。二、关于价格认定。（一）关于统货价。1、被上诉人在公安笔录中明确认可统货是按6元一个结算的。一审法院以“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为由未予认定是错误的。2、双方当事人之间对价格作出的讨论后的结论当然可以作为本案的处理依据。3、货物价格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在其无法举证统货是6元还是15元的情况下，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按上诉人主张的6元的价格结算更为合理，即使不按6元结算，取6元与15元的中间价肯定比认定15元更合理。4、根据一审法院判决所附的货款计算明细表，低于15元的产品只有几款，而被上诉人供货中有大量价格才1元、2元，这些产品价格低但用量大，一审却全部认定为15元。（二）关于价格匹配。一审法院对同名称的产品进行了价格匹配。但是毛绒玩具市场产品命名雷同，同样名称不同厂家的产品价格相差是非常大的，同一商家同一名称不同规格不同做法，价格相差也很大。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计算，产品的平均价格达到了36.65元每只，而被上诉人自己认为其产品统货充其量为15元每只，价格明显失真。三、被上诉人证据中包含了上诉人退货324453元的凭证，这系被上诉人的自认，应该对该金额予以扣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判决。蒋信中答辩称：一、关于双方诉讼主体的问题，经过一二审法院多次审理，案涉合同的交易及买卖和结算都发生在钱钦龙和蒋信中之间。蒋信中与安某宝贝玩具店的负责人许某是夫妻关系，且是个人公司，本案主体关系是无争议的。二、关于产品的价格问题，蒋信中与钱钦龙发生了无数张供货单据，该供货单据上都有价格标注，价格标准有的有，有的没有。就具体产品而言，从前后的单据中是可以找到相关依据的，且钱钦龙也做了部分的结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价格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涂改及统货的问题，虽然部分确实有涂改，但是双方交易往来长达数月，前后的单据价格能够相互印证，且每次发货的单据均有上诉人钱钦龙的代理人签收。蒋信中在公安机关的相关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价格依据，因为蒋信中当时处于刑事立案调查过程中，被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其陈述的内容与相关的单据和证据不一致的，应该以证据为准。三、关于退货的问题，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应当依法维持一审关于退货部分的认定。罗银陈述，其同意钱钦龙的上诉意见。蒋信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钱钦龙、罗银向某中支付货款3932113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算到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钱钦龙、罗银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底至12月上旬期间，蒋信中与钱钦龙发生数笔毛绒玩具往来，双方当事人未就案涉交易签订书面合同。钱钦龙陆续向某中支付货款1223060元。嗣后，双方因货款发生争议，蒋信中为索要货款于2016年1月31日带人至天泉仓库，与案外人陈允新发生争执，后又强行将陈允新带离。此后，蒋信中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判决，蒋信中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一审另查明，钱钦龙与罗银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未就案涉毛绒玩具买卖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蒋信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钱钦龙或其雇佣的人员所签署的数份派送单、销售单以及订货单等书证，能够证明案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同时，蒋信中提交的派送单、销售单以及订货单等系处理本案的基础性证据，因此，该院在有争议证据认定部分对蒋信中提交的单据进行了逐笔认定。该院认为，案涉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买卖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即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毛绒玩具买卖合同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明确，故应结合案涉毛绒玩具交易的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合同主体。首先，蒋信中在数份送货明细单上签名，且数份销售单、派送单的收货人均载明为钱钦龙；其次，蒋信中自认钱钦龙已支付的1223060元均系钱钦龙所支付；再者，钱钦龙虽曾于2014年3月14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系原炫鲸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以该公司名义与蒋信中签订合同，即使其将案涉货物在炫鲸贸易公司设立的淘宝网店上销售，亦不能表明炫鲸贸易公司即系案涉交易的主体。另外，蒋信中向法院提交的数份单据中有一份2015年6月13日抬头为炫鲸贸易公司订货单（编号32）一份，梁某在核对、接收两栏分别签名，钱钦龙在复核一栏签名，但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钱钦龙亦未在该份订货单上表明其法定代表人身份，故不能认定钱钦龙系以炫鲸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某中订购货物。综上，本案的买卖交易的双方主体系蒋信中（卖方）与钱钦龙（买方）。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货款往来的具体金额应当如何认定？一审法院院认为，蒋信中、钱钦龙原相互信任，且双方的证据意识均十分薄弱，一方面，双方未就如此频繁、大额的货物交易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另一方面，双方在频繁的交易往来中对货物的定价、签收以及货款的结算亦均未形成统一、完整的交易习惯和方式，最终相互纠结不清酿成本案。基于此，法院将严格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依托双方的举证，并通过妥善分配举证责任、合理采信证据，尽量还原案件事实，让法律真实趋同于客观真实，并按照依法认定的法律事实进行裁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照前述规定，蒋信中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有责任提交能够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交易产品名称、数量以及价款等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钱钦龙辩称其已经支付了全部货款，甚至已经超付，则其应当承担与其支付货款相关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关于案涉货物的名称、数量如何认定的问题。该问题本院在对有争议证据部分逐一认定已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对相关理由简要阐释如下：一方面，根据证人王某、宋某的证言，可证实梁某系受钱钦龙雇佣，钱钦龙以及梁某本人虽称，梁某系受炫鲸贸易公司雇佣，但根据该院对案涉买卖合同交易主体的认定，梁某实际系钱钦龙雇佣，且钱钦龙在庭审中对由梁某于2015年4月24日、5月27日、5月28日等数十份签字确认的派送单予以认可，对其他有梁某签名的派送单、销售单等仅对梁某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梁某代表其签收货物的主体身份并未提出异议，且根据梁某本人的陈述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钱钦龙不予认可的梁某的签名，均系梁某本人所签。故对于由钱钦龙或者梁某签名确认的派送单、销售单等送货单据上所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等信息该院均按照证据规则予以了认定。另一方面，因蒋信中并未就刘某、付书义以及钱钦森等人系钱钦龙所雇佣人员进行充分举证，且钱钦龙亦不予认可，况且，钱钦森出具的数份收条，基本均简写为“收到××（运输单号、车辆牌号）玩具××包（箱）。”后签名，并未就货物的名称、型号、单价等作出表述，亦没有清晰无争议的明细单相对应，因此，上述收条上记载的货物，本身就不具备认定货款的条件与可能性。故对于该部分人员所签署的派送单、销售单等送货单据上所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以及价格等信息在本案中依法不予认定。（二）关于案涉货物的价款如何认定。根据上述有争议证据部分的论述，本案中，蒋信中提交的派送单、销售单等送货单据中，一部分根本就未载明产品的价格信息，另一部分虽载明了价格信息，但存在明显的事后添加痕迹。其中，2015年4月4日的两份派送单（编号9）、2015年4月24日的送货单（编号17）、2015年5月18日的送货单（编号21）、2015年5月22日的派送单（编号22）、2015年5月27日的派送单（编号23）、2015年7月29日的派送单（编号38）、2015年11月23日的销售单（编号66）等七份送货单据上载明了部分产品的单价信息，且无明显添加的痕迹；2015年5月6日的送货单（编号18）、2015年7月6日的送货单（编号37）上载明了价格信息，钱钦龙予以认可，虽辩称该价格系要求蒋信中从市场调货的价格，但钱钦龙并未举证证明蒋信中向其所供同一名称、型号（大小）等产品之间存在差别。基于此，对与上述送货单据中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型号（大小）一致的产品，该院依法按照上述送货单据中所载明的同一产品的单价计算（具体的匹配方式为：首先，同种名称同种型号的价格当然的进行匹配，统一计算标准；其次，对于存在产品名称相同但型号不一致的情形，若型号较大的未明确载明价格则按照最接近的一个较小型号的单价计算，以求最接近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价格；再者，因存在部分产品名称书写不全面的情形，一审法院遵循民事证据高度可能性的原则对相关产品名称下的产品单价予以认定）。关于其他在上述载有单价并被依法认定的送货单据中亦未匹配到相应价格信息的货物单价的认定问题。在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6年2月4日制作的蒋信中的讯问笔录中，蒋信中称，“……我问他（陈允新）钱钦龙什么时候回来，他说钱钦龙过年前不回来了，还说我们的货价钱高了，我问他货多少钱，他说6块钱一个，我的货是15元一个的，但他们人多，我又是在盐城，就同意按照他们的价格来定。”（讯问笔录第3-4页）“炫鲸贸易公司的钱钦龙欠我242万，……”（讯问笔录第6页）“这个期间我总共拖了500多万的货物到了钱钦龙公司仓库，有其公司员工签字回单，目前支付了110多万的货款，按照实际数字钱钦龙还差我400万元货款和其他费用，即使按照他们公司的价格来核算，钱钦龙还差我240多万的货款没有还。”（讯问笔录第11-12页）根据蒋信中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他的货物为15元/个，但因为在盐城准备与钱钦龙结算时同意按照6元/个的价格结算，且其认为按照6元/个的价格，钱钦龙尚差欠其240余万元，但当时双方当事人并未按照该6元/个的价格结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均同意的除外。”故案涉货物价格的认定，须基于对双方交易相关的所有证据综合审查，并兼顾各方的利益进行确认。另外，根据法院对上述载有价格的送货单据的审查，该载有单价的送货单中所有货物的平均单价为36.65元/只，由此可侧面印证蒋信中在公安机关陈述的15元/只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故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其他在上述载有单价并被依法认定的送货单据中亦未匹配到相应价格信息的货物单价应按15元/个计算为宜。基于上述两个原则，经一审法院对蒋信中所提交派送单、销售单等送货单据的依法认定，最终计算的双方发生案涉交易往来的总价款为1857503元。综上，根据蒋信中的自认，钱钦龙已向其支付货款1223060元，故钱钦龙尚差欠蒋信中货款634443元。关于蒋信中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因钱钦龙未能按照约定及时支付货款，蒋信中要求钱钦龙自本案起诉之日（2016年5月16日）起支付逾期付款相应利息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本案逾期利息计算标准，2019年8月20日前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罗银是否应当对案涉货物及逾期支付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约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蒋信中并未向法院进一步充分举证案涉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系因钱钦龙及其妻子罗银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所负或者案涉买卖合同的签订系基于钱钦龙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其主张案涉货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另外，关于鉴定费54000元的负担（启动鉴定时由双方各先行垫付一半）问题。本案中，钱钦龙对案涉送货单据中部分梁某的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向法院申请对其不予认可且梁某本人亦不予认可的部分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根据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倾向）认为，所有鉴定检材与鉴定样本笔迹均系同一人书写。故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该案鉴定费用应当全部由钱钦龙承担。本案讼争系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活动中法治意识不强所引发，该院希望，双方当事人应当在今后的经济交易中，恪守诚实信用，注意证据保全，避免再生此类纠纷。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遂判决：一、钱钦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蒋信中货款634443元，并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以634443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6日起至2018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以634443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二、驳回蒋信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能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336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54000元，合计97336元，由蒋信中负担36344元，由钱钦龙负担6099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许某系蒋信中妻子，其于2013年5月29日设立了邗江区艾某宝贝玩具商行，系个体工商户。钱钦龙于2014年3月14日-2015年10月20日期间担任炫鲸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6年2月24日钱钦龙在盐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向其询问相关情况时，其陈述：2014年9月份其回盐城与其侄子钱士明一起在淘宝开了家网店，叫炫鲸旗舰店，专门销售毛绒玩具，一开始网点投资了二十几万元，是钱士明出的钱，其提供技术入股，当时主要由其负责。2015年3月份经朋友认识蒋信中，由其供应毛绒玩具，按照市场模式蒋信中供货到盐城仓库，其再付款。蒋信中供应的玩具是蒋信中母亲厂里生产的。一般是蒋信中将货物拉到其盐城仓库，仓库员工签字收货，然后隔几天由其付款。在当年12月份双方停止合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双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一审对案涉玩具的统货价格以及价格配比的认定是否正确。3、是否存在324453元的退货，如果存在，是否应当在总货款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双方诉讼主体适格。1、蒋信中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在本案毛绒玩具买卖过程中，均系蒋信中以个人名义与钱钦龙发生的往来。蒋信中虽系邗江区艾某宝贝玩具商行负责人许某的丈夫，但其并未以该玩具商行的名义与钱钦龙发生往来。2016年2月24日钱钦龙自己在公安机关陈述时明确认可其与蒋信中发生的买卖关系，由蒋信中向其开设的网店供应玩具。2、钱钦龙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虽然钱钦龙曾任炫鲸贸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并未以公司名义与蒋信中发生往来，蒋信中表示并不清楚钱钦龙与炫鲸贸易公司的关系。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钱钦龙明确表示炫鲸旗舰店系其与侄子钱士明一起开办，蒋信中所供玩具均通过网店销售。蒋信中提供的送货单上客户名称基本上均是钱钦龙个人，而且已经支付的货款均是钱钦龙个人支付。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对案涉玩具的统货价格及价格配比认定正确。1、关于统货价格的确定。钱钦龙主张按蒋信中在公安机关陈述认可的6元来计算，依据不足。蒋信中在公安机关陈述“货是15元一个，只不过由于钱钦龙仅认可6元一个，对方人多，才同意按钱钦龙的价格来”，但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并未按此价格达成结算协议。一审法院对照已经确定无争议的其他玩具的平均单价（每个36.65元）来推定统货价格为15元每个，并无明显不当。2、关于价格配比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大量的送货单上没有载明单价，双方当事人又未签订书面合同，导致不少玩具的价格难以确定。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根据相同名称相同型号统一标准计算单价、相同名称不同型号的参照最接近型号的单价确定，并无不妥。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钱钦龙的主张，其提出的退货证据来源于蒋信中自制的对账明细单，但钱钦龙自己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认为上面的退货数量和价格与实际退货不一致，现二审中又要依据该对账明细单认定退货事实，前后矛盾，本院不予支持。钱钦龙不能提供退货的明细及相应的货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钱钦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元，由上诉人钱钦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杜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