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5民终1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定中，男，197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邵阳市大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松柏，邵阳市北塔区一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益光，男，1970年1月荣25日出生，住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庆祺，邵阳市金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新发，男，196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雄，男，196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邵东县。上诉人王定中、刘益光因与被上诉人邓新发、刘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2020）湘0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定中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定中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定中既不是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也不是居间人，且与刘益光之间也不存在合伙关系。邓新发与石家庄人“刘天天仔猪133××××5496”（以下简称“刘天天仔猪”）对接洽谈，石家庄人是实际出售人。并且邓新发购买的40头仔猪运回邵东后十天才被无害化处理，处理原因究竟是运输途中产生的还是邓新发养殖不当或其他原因，一审法院均未查清。刘益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刘益光不承担连带责任或发回重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不是居间合同关系，邓新发未与刘益光约定报酬，双方不符合居间合同关系的要件，一审法院仅凭王定中关于报酬的陈述和刘益光与王定中同行的事实就认定双方为合伙关系，显然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刘益光纯粹就是刘雄与王定中之间的一个传话人，未得任何人一分钱的好处，邓新发在买猪时全程参与，交款、验货、装车都是邓新发亲力亲为，邓新发自己应当把控风险，“刘天天仔猪”是生猪的实际出售人，货物出现问题，应由卖方承担责任。邓新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雄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邓新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定中、刘益光、刘雄偿还邓新发押金10000元、货款63600元、车费5000元，共计78600元；2、诉讼费由王定中、刘益光、刘雄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新发系生猪养殖专业户，刘雄系生猪运输司机，刘益光系屠夫，王定中系微信群“广东茂名小猪批发市场”群友。王定中常向刘益光供应出栏生猪，此前与邓新发并不相识。2020年2月，邓新发在生猪QQ群求购猪仔，刘益光亦电话询问刘雄有无猪仔需求人，刘雄遂联系邓新发与刘益光。2月27日，邓新发经刘雄微信转账1万元押金给刘益光，刘益光又经王定中微信转账给其群友石家庄人“刘天天仔猪”。2020年2月29日，邓新发与王定中、刘益光一起乘坐刘雄的生猪运输车到石家庄。王定中陪同邓新发与“刘天天仔猪”商定买卖40头猪仔，包括原来微信转账1万元在内，共支付价款73600元。在猪仔交易时，刘雄提醒刘益光和王定中索取动物检疫证，王定中谎称已有电子检疫证。3月3日，猪仔运回养殖场时，即死亡1头，发病1头。3月13日，邵东市九龙岭镇人民政府联合邵东市农业农村局，以邓新发生猪系非法调运为由，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另查明：（1）王定中陈述，邓新发原定购买猪仔100头，其本人每头可得卖方酬金20元，所得酬金与刘益光均分；（2）刘雄与邓新发、刘益光约定，运费5元/公里，如果没有购买猪仔，运费由刘益光负担；如果购买猪仔，运费由邓新发负担；邓新发应付运费8500元，已付运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王定中、刘益光向邓新发和“刘天天仔猪”报告订立买卖猪仔合同的机会，猪仔出卖人支付报酬，符合居间合同特征，因此，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刘雄与邓新发或者王定中、刘益光之间仅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在买卖猪仔过程中，未与任何人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运输合同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刘雄应否返还运费，本案不予审理，但邓新发已支付的运费，可以计入其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安全质量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依法需要实施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应当附具检疫合格标志、检疫合格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因此，申报检疫并提供检疫合格标志或者检疫合格证明，是猪仔出售人“刘天天仔猪”的法定义务。王定中为获取“刘天天仔猪”的报酬，避免其巨额运输费损失，故意隐瞒猪仔未经检疫这一关乎买卖合同是否订立的重要事实，致使猪仔因无检疫合格证明而被有关政府部门作无害化处理，造成邓新发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益光与刘雄约定，如果邓新发没有购买猪仔，其本人愿意承担刘雄的空车费，结合王定中关于报酬与刘益光均分的陈述和刘益光与王定中同行的事实，可以认定刘益光与王定中存在合伙关系。合伙人对合伙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刘益光辩称其随行的目的是为下次做生意而熟悉路径，与常情不合，不予采信。邓新发出于对王定中的信赖，相信王定中的谎言，并无过错，不能减轻王定中、刘益光的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王定中、刘益光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赔偿原告邓新发78600元；二、驳回邓新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邓新发通过刘雄得知可以购买仔猪后，自行拟定协议一份，内容为“本人准备在贵场购买保育猪100头以上，价格每头1500，要求如下：一、每头15公斤以上；二、猪要健康，无各种××，特别是没有非瘟基因；三、品种！保育猪要和产床上的母猪（新美系品种）保持一致，不能从外场调配混装，不要残猪，包括瞎眼、跛脚、漏肠、疝气，皮毛粗乱，僵猪等；四、付款！先付定金壹万元，余款在猪仔装车后，连同定金在内付90%，剩下部分在猪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二十日后付余款式邓新发养养殖场2020年2月26日”，邓新发将该协发给刘雄，刘雄通过刘益光转给王定中，王定中又将协议发给河北出卖方“刘天天仔猪”。之后四人共同赶赴河北购买仔猪，因“刘天天仔猪”没有邓新发要求15公斤左右的仔猪出售，邓新发就购买了40头80公斤左右的猪仔，并自己与出卖方共同开车至当地银行取款交付给出卖方。本院对一审法院确认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邓新发与上诉人王定中、刘益光与邓新发之间究竟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居间合同关系，邓新发购买猪仔因非法调运被相关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责任在于谁，损失应由谁承担？首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事实，邓新发最初与刘益光、王定中联系要求购买100头15公斤左右的猪仔，但在刘益光、王定中的陪同下赶赴河北后，自行与河北“刘天天仔猪”协商并达成了购买40头80公斤左右的猪仔的买卖协议，并亲自将货款交付给“刘天天仔猪”，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案涉猪仔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为河北“刘天天仔猪”，邓新发一审时主张要求王定中、刘益光及刘雄承担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刘益光、王定中向邓新发介绍猪仔买卖合同的出卖人，并陪同邓新发赴河北购买猪仔，王定中口头称与河北“刘天天仔猪”约定过出售一头猪能获得一定数量的报酬，具有居中介绍人的身份，但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即要形成居间合同首先应当有当事人的合意，并且应当约定居间人的报酬。本案中邓新发不能举证证明在本案所涉买卖合同中与王定中、刘益光就居间报酬进行过协商，并且邓新发到河北后与出卖方“刘天天仔猪”对购买的猪仔的数量及重量进行重新约定，重新达成新买卖协议，邓新发不能举证证明其与出卖方新达成的买卖合同系由王定中、刘益光居间促成并获取了报酬，一审法院认定王定中、刘益光与邓新发之间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无事实依据，应予纠正。最后，根据邓新发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从河北运回的猪仔因非法调运而进行无害化处理，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未见出卖方出示该批猪仔的防疫证，邓新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多年从事生猪养殖的专业户，理应知道从外地购买生猪应当取得相应的防疫证明文件，其在与出卖方达成买卖协议时未尽审慎义务，未要求对方提供相关文件非法调运导致所购猪仔被无害化处理，对其损失无权要求作为介绍人的王定中、刘益光来承担。至于邓新发所购猪仔是否存在疾病，出卖方是否存在过错属于邓新发与出卖方就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在本案中不予审查。综上所述，王定中、刘益光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邵东市人民法院（2020）湘0521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邓新发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8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30元，共计4413元，由邓新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莎娜审判员  刘新军审判员  朱一泓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晏 翟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