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2014号 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3113601266，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浙江新农都物流中心二区1幢137号311室。 法定代表人：倪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保、尹瑞华，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31619663561N，住所地福建省荔浦县荔城镇黄寨板栗山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周路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茂顺、石圣科，上海协力（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农都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因案情事实不易查明，本案于2020年5月18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受理（2020）浙0109民初8017号顺发公司诉新农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两案诉争事实一致，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裁定，该案以顺发公司提起反诉形式并入本案一并审查处理。本案于2020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新农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瑞华，顺发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茂顺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顺发公司向新农都公司支付货款815098元；2.顺发公司向新农都公司支付卖场费用1072161元；3.顺发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自2018年4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审理过程中，新农都公司变更第1、2项诉讼请求为：1.顺发公司返还新农都公司货款906907.51元；2.顺发公司支付新农都公司代垫费用96万元。 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自2015年开始签订《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开展合作。2016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顺发公司将“周氏”系列产品供货给新农都公司进行销售，销售的区域范围为物美连锁系统华东区、华润万家系统华东区，新农都公司为该区域唯一经销商。双方同时约定，顺发公司承担下列费用：顺发公司产品进入终端商场的条码费；特殊节庆期间的堆头费、端架费、宣传费；大型商场专职导购员基本工资。2015年合作以来，顺发公司共向新农都公司供货3202540.27元，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退回货物1053498元，新农都公司共计支付货款3055949.78元，其中转账支付1937184.50元，以费用核销1118765.28元（包括原起诉的物美超市陈列费112161元）。未核销费用96万元，系2017年5月31日后原告代垫。因被告要求继续向华润卖场和物美卖场输入新品，并同意承担华润卖场按3万元/单品，物美卖场按1.8万元/单品计算的新进卖场单品费用，两个卖场均新进20个单品，故产生华润代垫新品费用60万元，物美代垫新品费用36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1.关于新农都公司主张的货款，新农都公司于2018年2月和7月向顺发公司发回货物的金额价值765792.5元，按照常规交易习惯，应以在后交易的货物为主，2017年7月1日《买卖合同》项下退货价值513083.51元，2016年7月1日《买卖合同》项下退货252708.99元。新农都公司主张的超出765792.5元部分的货款，部分已在备忘录中载明差异，另238400元部分系2016年7月1日前发生的交易，已超过诉讼时效；卖场费用归属于2017年《买卖合同》期间；2.新农都公司无权退货，新农都公司的退货行为构成新的法律关系，可能构成顺发公司的不当得利。因此对于退货货物的所有权及其临近或超出保质期的风险，仍属于新农都公司；3.若新农都公司退回货物定性为退货，则应适用《买卖合同》中的退货条款，新农都公司的退货行为违约，且因货物临近或超出保质期，其退货价值应按公允价值结算，不应按存货原价结算；4.新农都公司在2017年《买卖合同》履行期间发生多种违约行为，新农都公司主张的卖场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5.依据合同约定新农都公司需向顺发公司返还5万元，该笔费用无需返还，可在应退货款中进行抵扣；6.新农都公司主张的退货款和卖场费用无依据，支付利息的相应诉请也应驳回。 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新农都公司支付顺发公司货款513083.51元；2.新农都公司赔偿顺发公司可得利益损失673037.47元。审理过程中，顺发公司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新农都公司支付顺发公司货款146590.49元。 事实与理由：顺发公司、新农都公司于2017年7月1日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顺发公司向新农都公司供货，在约定时间和销售区域内销售回款（含顺发公司代垫的费用）应达到500万元，合同期内，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订货513083.51元。新农都公司在合同期限届满前终止物美渠道合作，在顺发公司的产品无质量问题的前提下，将已购未售货物退回至顺发公司，合同期内未完成约定购销任务量，已构成多种违约行为。 原告（反诉被告）辩称：1.新农都公司不拖欠顺发公司任何货款；2.新农都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不存在违约行为，新农都公司没有提前中止和物美渠道的合作，合同有效到当年12月31日，新农都公司退货是征得顺发公司的同意，且其未提出异议，并且派员工签收所有退回的货物，合同中约定的购销任务量只是双方对合作前景的美好期待，未达到购销的任务量不能归结于新农都公司；3.顺发公司主张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条款作为依据。 原告（反诉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6年购销合同、2017年买卖合同、2.补充协议，证明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采购产品，并约定相关权利义务；3.授权委托书复制件，证明顺发公司委托员工处理合同履行相关事宜；4.同意书复制件，证明顺发公司同意承担合计112161元的陈列费；5.签呈单复制件，证明顺发公司同意华润60万元、物美36万元的条码费用；6.验收清单、华润万家订货单打印件、7.物美采购单、8.收条，证明华润系统及物美系统新品费96万元，且顺发公司已收到核销材料；9.退货单，与证据17共同证明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退货1053498元；10.对账单，证明双方于2018年4月25日就涉案争议款项及金额进行确认；11.备忘录，证明双方于2020年3月4日就案涉部分争议进行了确认；1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3.周志军名片，证明周志军系顺发公司安徽省分公司负责人，后职务为顺发公司省区经理；14.交接单，证明顺发公司通知新农都公司其销售区域负责人变更为周志军，双方一致认可2017年5月31日前新农都公司垫付市场费用1118765.28元，核销176103.67元，尚有942661.61元未核销；15.银行付款凭证，证明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支付货款1937184.5元；16.退货单，与证据9共同证明新农都公司向顺发公司退货1053498元；17.购销合同，证明双方自2015年开始合作。 经质证，被告（反诉原告）对证据1、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认为需要核实是否已实际抵扣；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系公司内部流程文件，该证据未向原告交付过不能视为被告的承诺，相关费用均是2017年7月后的费用；证据6订货单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验收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无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据8的关联性有异议，金额无法对应；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的授权代表签字并不视为同意退货，原告仍然违约；证据10、11认可其中签字人员周志军是被告浙江省省区经理，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12、13、1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16真实性无法核实，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证据17认为合同相关的退货已超过诉讼时效，且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出现质量问题，质保期6个月以上才能退货。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5、9-1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6、7、8结合备忘录、签呈单等证据，可以认定产生华润卖场费用60万元，物美卖场费用36万元的事实；对证据16被告认可高军令系其员工，且可与交接单载明的退货约23万元相印证，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7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论述。 被告（反诉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订单发货统计表（被告制作）、发货单，证明新农都公司在2017年合同项下全部订货量；2.保质期期限汇总表（被告制作），证明被告产品常规保质期限；3.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明被告向荔浦法院起诉主张支付货款；4.买卖合同，证明双方约定权利义务；5.清场函，证明新农都公司在物美渠道进行清场，构成违约；6.退货单，与新农都公司证据9部分相同，证明新农都公司单方无质量原因退货构成违约；7.财务报表，证明顺发公司2016至2018年期间毛利润约15%。经质证，新农都公司对证据1发货统计表金额及日期无异议，对发货单三性无异议，但只是反映部分往来；对证据2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主张以超市入库记载的为准；对证据3原告已同意该案并入本案审理；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退货是双方合意，被告进行了接收；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三张报表没有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且与本案无关。 经审查，本院认为，新农都公司对上述证据1、4、5、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对证据3，该案已并入本案审理；对证据7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论述。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5年起，顺发公司（甲方）与新农都公司（乙方）有业务往来，分别于2015年、2016年、2017年签订买卖（购销）合同三份。2016年、2017年合同均约定，甲方将生产的产品供货给乙方进行销售，销售区域为物美连锁系统华东区、华润万家系统华东区，甲方指定乙方为该区域唯一经销商（即在本区域内，甲方只供货给乙方），甲方提供的费用支持为：甲方产品进入终端商场的条码费、特殊节庆期间的堆头费、端架费、宣传费等。合同解除及终止条款：销售量或者市场铺货率达不到合同约定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因乙方违约解除合同的并导致甲方相关损失时，乙方应赔偿甲方已支付的商场条码费、堆头费及搬家费等实际损失；违约责任：任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规定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按未付货款金额总额以每天2%的标准计算。 另2017年合同履行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购销任务条款约定：乙方在此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指定的销售区域内的销售回款额（含为甲方代垫的费用）应达到500万元；完成此任务100%及以上至120%以内甲方给予乙方1%的返利。2015年至今，新农都公司自认顺发公司累计向新农都公司供货3202540.27元。2016年1月至2018年7月期间，新农都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累计向顺发公司支付货款1937184.50元。 合同履行期间，新农都多次向顺发公司退货，具体如下：2016年4月29日、5月11日、7月13日，新农都公司退货238400元；根据2016年12月15日、17日、2018年2月1日送货单，新农都公司分3单退货，顺发公司签署送货单金额为494820.50元，其中，顺发公司授权代表邢爱玲在2018年2月的退货入库单上备注“宓氏临期品退货按合同办”。另备忘录中关于2018年2月退货金额，新农都主张为494820.50元，顺发公司主张金额为445549.50元；2018年6月29日、7月13日，新农都公司分2单退货，2018年10月30日，新农都公司确认该批次货物金额为320243元，顺发公司员工周志军在备忘录中对该数字亦予以确认。 2017年5月31日，因顺发公司工作人员刘伟工作变动，新农都公司与顺发公司形成经销商业务交接单，刘伟确认截至2017年5月31日，顺发公司需承担的全部核销费用为1118765.28元。原、被告双方均确认该1118765.28元款项已核销。 2020年3月4日，新农都公司（乙方）与顺发公司（甲方）签署备忘录一份，除确认关于退货数量双方差异外，另载明关于华润上架服务费用：双方前期确认60万元，后因乙方经营原因转户，在2018年4月25日甲乙双方在华润总部三方确认转户费为30万元，最终确认转户后甲方给乙方核销费用为30万元，双方无异议。关于物美上架服务费用36万元：乙方在2017年11月份把甲方产品引入物美系统，因乙方经营需要导致产品在2017年12月底清退。甲方要求乙方给予适当补偿，乙方认为应给予核销。甲方认为在物美自双方合作以来，老产品共计花费及核销进场费、转户费、新店拓展费、促销服务费合计几十万元，后期因乙方原因终止物美系统合作，至今未完成转场工作，且重新进场须重新花费进场费。因物美未完成转户及乙方大量退货，对甲方产生巨大损失，要求乙方给予30万元赔偿。 另查明，2017年12月27日，新农都公司向物美采购部发送清场函，载明应物美的要求，2017年的合同不再延续至2018年，请求物美配合办理清场手续。 本院认为，顺发公司与新农都公司之间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农都公司主张退货退款是否成立；新农都公司要求顺发公司支付96万元卖场费用是否成立；新农都公司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新农都公司主张退货退款。顺发公司辩称新农都公司退货不符合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新农都公司主张顺发公司已签收货物，双方系协商一致达成退货协议。首先，从顺发公司已签收的退货单情况来看，新农都公司多次退货，顺发公司均予以签收，另根据《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商品滞销时，在保质期内顺发公司应予以调换。故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及合同约定来看，在双方建立长期交易往来的背景下，新农都公司主张双方系协商一致退货符合常理，顺发公司主张接收退货不代表同意退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临期品退货，第一，顺发公司主张物品价格按保质期折算，但未举证证明退回货物的保质期情况，第二，顺发公司签收人员仅在2018年2月的退货送货单中记载临期品退货按合同办，且2017年合同亦未约定退货产品需在180内保质期内；第三，在2020年3月备忘中，顺发公司针对物美未完成转户及大量退货事宜提出赔偿要求，但未对临近保质期的退货提出相应诉求，后续亦未退还其主张的临近保质期产品，在其接受所有退货情形下，其单方主张依据剩余保质期折算应退货款没有依据；最后，关于退货金额的认定，结合双方签署的送货单及备忘录，2018年7月退货320243元退货金额已达成一致。关于备忘录载明的2018年2月退货金额，从金额数值来看，该批退货实质为退货单2016年12月15日、17日、2018年2月1日三次退货金额，根据被告员工签署的对应送货单，货值应为320243元。另关于2016年4月至7月退货238400元，虽未计入备忘录，但顺发公司周志军于2017年5月31日签署的经销商业务交接单中亦载明退货约23万元。综上，新农都公司累计向顺发公司退货1053463.50元。顺发公司向新农都公司共计供货价值3202540.27元，扣减退货后为2149076.77元，新农都公司已付款3055949.78元（银行转账1937184.50元、核销费用1118765.28元），经核算，顺发公司应返还新农都公司退货款906873.01元。顺发公司抗辩部分退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但结合新农都公司与顺发公司长期买卖往来的关系，双方亦未对退货款支付时间作出明确约定，新农都公司在双方实际终止交易后主张退货款符合商业习惯，对顺发公司该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新农都公司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应退货款利息，但未举证证明退货系因顺发公司违约造成，其依据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主张月利率2%的利息没有依据，但顺发公司欠付退货款属实，因双方履行协议中对卖场费用承担、退货等存有争议，亦未对退还货款时间作出明确约定，故本院酌情认定顺发公司支付自新农都公司起诉之日即2019年12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 关于尚未核销的代垫费96万元，根据备忘录，双方确认华润上架服务费前期为60万元，经请示公司后确认核销费用30万元。物美上架服务费用36万元，双方亦确认因新农都公司经营需要导致顺发公司产品在2017年11月份上架后即于2017年12月底清退。对于华润上架服务费60万元，双方当事人经协商确认减至30万元，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有效。关于物美上架服务费，根据合同约定，新农都公司应当保证顺发公司在区域内销售渠道的畅通，因新农都公司违约解除合同的并导致顺发公司相关损失时，新农都公司应赔偿顺发公司已支付给商场的条码费、堆头费及搬家费等实际损失。现顺发公司产品因新农都公司原因在上架后较短时间内被清退，无法实现支付上架服务费的目的，故顺发公司不应承担物美渠道相应的上架服务费用。故对新农都公司主张顺发公司支付的华润上架服务费3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顺发公司要求新农都公司支付货款146590.49元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673037.47元。关于新农都公司是否结欠货款，如前所述，扣除顺发公司向新农都公司供货的价值，在新农都公司已转账支付部分价款和垫付应核销的费用下，顺发公司尚应返还新农都公司货款906873.01元，故对顺发公司要求新农都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新农都公司是否应赔偿可得利益损失，顺发公司主张新农都公司大量退货、未完成购销任务，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依据双方2017年7月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销售量或者市场铺货率达不到合同约定的，顺发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新农都公司在此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指定的销售区域内的销售回款额（含为顺发公司代垫的费用）应达到500万元。新农都公司主张因顺发公司欠付款项故未继续付款下单订购货物，从顺发公司结欠款项来看，退货款238579.50元形成于2016年5至7月，退货款494820.50元形成于2018年2月，退货款320243元形成于2018年10月对账；华润上架服务费已于2018年4月转户，物美上架服务费36万元系于2017年11月将产品引入物美产生，后2017年清退；而原告主张的2017年合同项下购买总计价值743348.77元的货物，交易日期截至2018年1月18日（合同履行期限已过半）。综合双方以上履行情况，新农都公司在华润、物美退场，对未完全履行合同项下的购买任务负有过错，但结合庭审双方确认的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模式，顺发公司未积极主动支付退货款及华润、物美上架服务费，亦对双方最终交易量未达到约定目标有一定影响，另对完成500万元的销售量，双方当事人有协作义务，并非一方当事人主观努力即可完成，产品的销售量与顺发公司的产品质量、品牌、售价等因素亦有直接关联，故本院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衡量，酌情认定新农都公司赔偿顺发公司可得利益损失15万元。另关于顺发公司主张其以发货形式支付新农都5万元前置市场费用，但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新农都公司应返还的5万元用于抵扣其应付新农都公司相应款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对新农都公司和顺发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价款906873.0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12月1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 二、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代垫费用30万元； 三、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损失15万元； 四、驳回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五、驳回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其余反诉诉讼请求。 如双方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1602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941元，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5661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5998元，由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负担4348元，由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650元。 浙江新农都宓氏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桂林周氏顺发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来亚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管毅楠 书 记 员 孙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