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8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阿法特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定代表人：吴宏波。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宏波，男，196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校红，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志涛，广东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刘韶平。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仕平，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贺长雨，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谊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法定代表人：杜永辉。上诉人深圳市阿法特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信息集团）、福建谊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谊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29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阿法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上诉人吴宏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校红、贺志涛，被上诉人电子信息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仕平、贺长雨到庭参加诉讼、谊辉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电子信息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因程序违法裁定驳回电子信息集团的起诉或者发回重审；3．改判解除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采购合约》等附件；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电子信息集团、谊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受理本案。2014年7月11日，电子信息集团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谊辉公司向其退回编号为PO.YH-GEC-20140424-1《采购合约》下的货款347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支持了其仲裁请求。其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法特公司向其支付货款，谊辉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阿法特公司、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签订有《采购合约》、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之间签订有《采购合约》，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又另外签订了《供应链服务协议》，但所指向的标的物为同一笔货物，电子信息集团只能择一选择买卖合同关系或委托合同关系主张权利（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并不认同一审法院所谓的委托合同关系），如主张买卖合同关系，也只能就一份《采购合约》主张权利。电子信息集团已就其与谊辉公司之间的《采购合约》在仲裁中向谊辉公司主张过权利并获得胜诉裁决，其应当向谊辉公司主张胜诉裁决的权利实现，在仲裁裁决未被撤销、权利已经过实体处理过的情况下又向法院起诉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货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9条第1款，一审法院受理本案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一事不再理”原则。2．一审法院在未释明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将本案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致使本案审理偏离于基本事实。电子信息集团一审的主要诉讼请求为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没有依据委托关系请求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支付“代垫货款”、“代理费”等。庭审中，合议庭曾向电子信息集团询问其是否认同借贷关系，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否为“代垫款”，电子信息集团均回答不是。以上表明电子信息集团实际上是以买卖合同纠纷为基础法律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且电子信息集团变更诉讼请求之前的案由也是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擅自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未在庭审中向当事人释明，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关于案由变更的规定。（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合同成立必须具备标的和数量条款，《供应链服务协议》没有合同的必备条款，合同不成立，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合同关系的依据。2．一审法院对《供应链服务协议》签订的时间和主要约定认定错误，且《供应链服务协议》实为电子信息集团以委托代理为名变相放贷的框架性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1）电子信息集团提交的证据表明《供应服务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合同编号GEC-AFT-01，协议第10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10月12日至2014年10月11日。2014年3月12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供应链服务协议》，协议编号为GEC-AFT-GYL201401，协议第10条约定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原《供应链服务协议》（协议编号：GEC-AFT-01）及其附件1、附件2、附件3、附件4作废。双方的经营关系一直持续并未中断，GEC-AFT-GYL201401《供应链服务协议》实际是在GEC-AFT-01《供应链服务协议》未到期的情况下对其的延续。（2）一审判决认定“《供应链服务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错误。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第3.1条、第3.2条、第3.3条、第3.4条、第4.1.1条的约定内容表明，在《供应链服务协议》中电子信息集团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只固定每30日收取2%的服务费，双方签约的真实意图是由电子信息集团提供垫资服务，该协议实质上为电子信息集团试图利用信贷资金进行变相放贷的框架协议，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合同应属无效。3．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仲裁裁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漳执异字第9号不予执行裁定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涉外仲字第229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民事裁定书均认可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阿法特公司、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之间的两份《采购合约》指向的标的物相同，不可能针对同一笔货物电子信息集团可以同时主张代理费又要求支付货款，以上司法机关认可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质上确认了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生效判决和裁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对于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应当直接认定并以此作为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4．电子信息集团在仲裁和诉讼中否认自己的代理人身份，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也表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在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和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均是以是买卖合同纠纷的名义要求谊辉公司支付货款，在法院诉讼阶段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时，也未将诉讼请求变更为支付“垫付的货款”或“代理费”。5．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电子信息集团并未以阿法特公司的名义从事活动，也不存在按照阿法特公司的要求履行“代理职责”，不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1）电子信息集团是以其自身名义向谊辉公司采购货物，并签订有以双方为主体的《采购合约》。阿法特公司自电子信息集团处采购货物的单价和金额均要高于电子信息集团自谊辉公司处采购货物的单价和金额，二者存在价差，符合买卖合同典型特征。（2）阿法特公司在《代理采购委托书》中指定的交货地点与电子信息集团在《交货授权书》中的约定交货地点不一致，如双方为委托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应当按照阿法特公司的指令要求谊辉公司将货物交于阿法特公司指定的地点。（3）2014年6月18日，电子信息集团向谊辉公司发《通知函》通知谊辉公司解除二者之间的《采购合约》并要求退还货款，如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应当以阿法特公司的名义通知解除《采购合约》。（4）电子信息集团在收到阿法特公司货款后向阿法特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谊辉公司在收到电子信息集团货款后也向电子信息集团开具增值税发票，可佐证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若认定为委托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则电子信息集团和谊辉公司均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6．一审法院依据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漳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认定阿法特公司已收货物与事实不符。执行裁定书中有“阿法特公司已将讼争的货款如数支付给了电子信息集团且已收到谊辉公司的货物”的表述。首先，一审法院仅采纳了其中有利于电子信息集团的说法，忽视了阿法特公司已将货款如数支付给了电子信息集团表述，有失公平。其次，依据《采购合约》，应由电子信息集团向阿法特公司交货，即使是谊辉公司向阿法特公司交货，也不能当然认为电子信息集团已履行交货义务。阿法特公司是谊辉公司的指定经销商，双方存在大量货物买卖往来，对于电子信息集团是否已依约交付案涉货物，应当由电子信息集团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后，即使将执行裁定书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也应当公平公正地采纳执行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即“阿法特公司已将讼争的货款如数支付给了电子信息集团且已收到谊辉公司的货物”。退一步，即使阿法特公司收到了谊辉公司的货物，阿法特公司与谊辉公司之间的所有交货行为均有相对应的订单及送货单支持，阿法特公司欠谊辉公司货款的数额以及谊辉公司欠阿法特公司税金及货款的数额应由双方对账结算，与电子信息集团无关。电子信息集团无权代表谊辉公司与阿法特公司进行支付结算，如若电子信息集团主动要求代表谊辉公司进行结算，那么谊辉公司所欠阿法特公司的款项是否应由电子信息集团支付。（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仲裁裁决确认了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电子信息集团是独立完成涉案的买卖，不存在与阿法特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本案应当以上述裁决所认定的事实为准。2．《供应链服务协议》并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采购合约》不仅成立，而且有效。双方并未履行《供应链服务协议》，也无法实际履行，双方实际履行的是《采购合约》，一审法院仅以形式上的约定认定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并基于此进行审理有误。3．即使认定《供应链服务协议》成立并有效，也应当遵循意思表示的一般规则，即后作出的意思表示优于先作出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采购合约》签订时间在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以《采购合约》为准，即基础法律关系应当被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4．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系法律适用错误。5．假设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存在买卖或者委托合同关系，阿法特公司有权基于电子信息集团无法交货的客观事实行使不安抗辩权拒绝支付货款。（四）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反诉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的两份《采购合约》等所指向的是同一笔货物，通过华南贸仲的仲裁裁决结果，可以明显看出电子信息集团已无法实际向阿法特公司交付案涉货物，况且，《采购合约》约定电子信息集团应当在收到阿法特公司订金后的30天内交货，由电子信息集团送货，合同约定的送货日期距今已超过五年，以上都表明电子信息集团已无法履行《采购合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但受托人没有经过委托人同意擅自取消了供应链协议项下订单，并向谊辉公司提出仲裁，导致谊辉公司暂停对阿法特公司履行供货、开票、维修等买卖合同项下义务，致使阿法特公司经济损失9108067.92元，依法应当予以赔偿。综上所述，特提起上诉，请求判如所请。电子信息集团辩称，（一）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不成立。1．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以电子信息集团曾对谊辉公司申请仲裁为由认为一审法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成立。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案件因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称未收到案涉货物而提起，胜诉裁决因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确认收到了案涉货物并称向电子信息集团付清了货款而被裁定不予执行，且本案起诉的诉请、事由、诉讼参与人等与该仲裁案件并不相同，电子信息集团提起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一审法院擅自改变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改变案件定性不成立。电子信息集团一审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签署的《供应链服务协议》，阿法特公司委托电子信息集团代为向其供应商谊辉公司采购LED面板和支付货款，在这个交易中，电子信息集团身份是代理人，双方权利义务具体见双方签署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就案涉交易，阿法特公司以谊辉公司未送货为由拒绝支付货款给电子信息集团，并要求电子信息集团状告谊辉公司。电子信息集团基于对委托人的信任，于是对谊辉公司申请仲裁并获得了胜诉的裁决。但电子信息集团申请执行时，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阿法特公司和吴宏波已确认其已收到谊辉公司货物及已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货款为由裁定不予执行该裁决。电子信息集团曾就该不予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询问过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他们矢口否认曾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2015）漳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中关于其足额支付货款、已收到谊辉公司货物的事实。在此情况下，电子信息集团作为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受托人，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选择相信委托人，决定起诉谊辉公司，为谨慎起见，也一并起诉了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但阿法特公司作为电子信息集团之委托人，本应与电子信息集团一起解决问题，但其在要求电子信息集团向谊辉公司主张权利的同时，枉顾双方《供应链服务协议》的权利义务，趁机对电子信息集团提起仲裁和诉讼。至此，电子信息集团确定是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电子信息集团，企图获利，故决定变更一审诉讼请求，要求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承担责任。电子信息集团在一审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二）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不成立。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在上诉状中所列的所有所谓“事实认定错误”在一审已涉及，其主张均不能成立。1．《供应链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合法有效，与其内容、条款一致的由上诉双方关联企业签署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已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2．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以电子信息集团未以其名义从事活动为由认为案涉委托不符合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代理有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供应链服务协议就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清晰具体，不能否定。3．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其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其已足额支付电子信息集团货款的证词应得到采纳的主张不能成立，因为该主张已经充分证伪。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收到了案涉货物和已足额支付电子信息集团之货款。本案诉讼过程中，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又称没收到货物，亦确认未足额支付电子信息集团货款，并提供了证据和说明，与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词完全相反。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部分采纳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三）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成立。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在上诉状中所列的所有所谓“法律适用错误”在一审已涉及，双方均已发表意见。生效裁决认定的事实确应得到尊重，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以其行动否定了生效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开始否认收到谊辉公司案涉货物，后来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收到了案涉货物），且电子信息集团作为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之代理人曾向谊辉公司主张权利，与依据供应链服务协议确认的代理关系向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主张权利并不冲突。（四）关于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反诉请求。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已经向法院确认其收到了案涉货物，结合电子信息集团已向谊辉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证明电子信息集团已履行双方供应链服务协议义务；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收到案涉货物，现却称未收到案涉货物，毫无诚信可言；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不管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是否收到其供应商谊辉公司的货款，只要电子信息集团履行了供应链服务协议之义务，其均应承担对电子信息集团付款之责任，其反诉请求不能成立。本案中，电子信息集团系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向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主张权利，该供应链服务协议与谊辉公司无关。阿法特公司、吴宏波长篇论述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的案件是企图混淆视听，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的仲裁裁决案件系因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称未收到货物而起，生效仲裁裁决又是因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证收到案涉货物、足额支付货款而被裁定不予执行。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如真未收到货物而作证收到，对电子信息集团是恶意陷害（导致生效裁决被裁定不予执行），对其自己则是自吞苦果（其仍应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承担义务）。如未收到货物，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的仲裁裁决维护权益，收到货物又称没收到，是出于贪婪而选择失信。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谊辉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电子信息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阿法特公司支付货款2833968元及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该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2．判令吴宏波对阿法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谊辉公司对阿法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诉讼费由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谊辉公司承担。阿法特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2．判令反诉费由电子信息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21日，电子信息集团（乙方）与阿法特公司（甲方）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协议编号：GEC-AFT-GYL201401）约定，甲乙双方就采购LED面板等电子零部件业务建立代理关系，所采购产品的具体名称、数量、价格等由甲方提供《代理采购委托书》（模板见附件一）为准，明确当此委托事项，作为本协议有效附件。乙方根据甲方的委托实施采购执行。甲方每次采购时须提前五个工作日向乙方提交《代理采购委托书》，乙方负责向甲方指定的供应商下订单，并按甲方向乙方提交的《付款委托书》内容（模板见附件二）支付货款。甲方承担乙方与供应商签订的订单项下“买方”的全部义务。该订单的签订并不改变甲乙双方的委托关系。甲方提交给乙方的《代理采购委托书》须加盖公章，《代理采购委托书》中应列明采购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产品供应商名称、产地、装箱情况、付款方式、应向供应商支付的货款金额、与供应商交易的贸易条款和交货方式、交付日期等内容。甲方应保证《代理采购委托书》及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由于甲方提供错误信息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采购委托书》中货款金额的20%作为采购保证金。甲方须通知其供应商在收到货款后30天内将货物送至乙方仓库。如甲方供应商取消交易或者收到货款后不按时发货给乙方，全部责任由甲方承担，并且按本合同第四条中的条款支付乙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甲方不得就货物价格变动、货物质量纠纷、货物知识产权纠纷、货物维修、退货、换货、供应商迟延交货、不交货等事宜拒付乙方货款及服务费，或向乙方要求索赔或要求乙方承担任何责任、履行任何义务。如果甲方未能在支付订金后的30天内向乙方付完全部货款、按第六条执行。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及时支付有关款项，乙方除了按规定的收费标准收费外，还需按逾期应收款项的千分之五每日的标准向甲方收取违约金，且乙方有权暂停代理采购行为，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逾期付款超过15天的，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本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如果无异议本合同将自动延期一年。上述协议附件附有《代理采购委托书》、《付款委托书》模板。2014年3月20日，电子信息集团（债权人、乙方）、阿法特公司（被保证人、丙方、债务人）、吴宏波（保证人、甲方）共同签订《保证协议》约定，乙方与丙方于2014年3月20日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协议编号GEC-AFT-GYL201401，根据该协议，乙方接受丙方的委托，为其提供采购执行服务。上述《供应链服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附件等统称为主协议，主协议项下的债务称之为主债务。为确保主协议能够得以切实履行，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货物货款、违约金等。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协议的有效期及自主协议项下丙方之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两年。2014年4月24日，电子信息集团（甲方、销货方）与阿法特公司（乙方、购货方）签订《采购合约》（编号为AFT-GEC-20140424-1）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八种型号/规格的液晶显示板，合计货款3528568元。交货地点为深圳指定地点。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购货方付694600元订金，尾款出货前付清，乙方如未能按时付款提货，按双方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处理。同时，阿法特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出具上述采购合约对应的《代理采购委托书》（编号：20140424-1）以及《付款委托确认书》（编号：20140424-01），《代理采购委托书》载明委托方为阿法特公司、代理方为电子信息集团，品名、数量与采购合约的约定一致，委托采购总价为3473000元，供应商名称为谊辉公司，付款方式为现金，交货方式为供应商送货到委托方指定深圳仓库，代理费用、货款支付与结算按主协议执行。《付款委托确认书》载明委托方为阿法特公司、代理方为电子信息集团，供应商名称为谊辉公司，付款金额为3473000元，收款人银行资料公司名称为谊辉公司、银行名称为中国农业银行云霄县支行城关分理处。上述《代理采购委托书》、《付款委托确认书》的样式与《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一致。2014年4月24日，电子信息集团（乙方、购货方）与谊辉公司（甲方、销货方）签订《采购合约》（编号为YH-GEC-20140424-1）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八种型号/规格的液晶显示板，合计货款3473000元。交货地点为深圳指定地点。双方发生纠纷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上述采购合同中约定的订购产品型号/规格、数量、金额与上述阿法特公司出具的《代理采购委托书》一致，也与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中约定的型号/规格、数量一致。采购合约签订后，电子信息集团于2014年4月30日向谊辉公司的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云宵县支行城关分理处的银行账号支付了货款3473000元。后电子信息集团因认为谊辉公司未实际交货，依据其与谊辉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谊辉公司退回货款347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2月16日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裁决书》裁决谊辉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退回货款347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等。裁决后，因谊辉公司未履行，电子信息集团于2015年3月19日向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谊辉公司向该院申请裁定不予执行。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2015）漳执异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阿法特公司向该院证明其公司已将讼争的货款如数支付给了电子信息集团且已收到谊辉公司的货物。该院认为电子信息集团向仲裁庭隐瞒了其已收到阿法特公司支付的货款的事实，有可能影响到仲裁庭对本案全部事实的判断以及对本案作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故裁定对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裁决不予执行。2016年5月10日，电子信息集团委托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向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发出《律师函》，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并要求吴宏波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7年3月15日，阿法特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双方签订的案涉《供应链服务协议》系为了配合电子信息集团经营需要而签订，该服务协议未实际履行，要求解除该服务协议。另外，阿法特公司还提交了其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的交易记录（包括采购合约汇总表、开具发票情况表、多份采购合约、多张银行资金往来凭证等），用以证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系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中，采购合约汇总表第11项显示编号为AFT-GEC-20140424-1的合同货款金额为3528568元，订金为694600元，支付时间为4月29日。多份采购合约中包括了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编号为AFT-GEC-20140424-1的《采购合约》。庭审中，电子信息集团、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均确认阿法特公司已于2014年4月29日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了案涉采购合约货款20%的订金6946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成立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通过上述查明事实可知，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协议编号：GEC-AFT-GYL201401）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属有效。上述协议签订后，阿法特公司亦依约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了《采购合约》（编号为AFT-GEC-20140424-1）并向阿法特公司发出了《代理采购委托书》以及《付款委托确认书》委托电子信息集团代理其向谊辉公司采购案涉产品及支付货款。电子信息集团根据阿法特公司的委托，已与谊辉公司签订《采购合约》（编号为YH-GEC-20140424-1）并依约支付了货款3473000元。上述《代理采购委托书》《付款委托确认书》的样式与《供应链服务协议》的附件一致。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中所约定的订购产品型号/规格、数量、金额与《代理采购委托书》一致，也与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中约定的型号/规格、数量一致。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亦约定“尾款出货前付清，乙方如未能按时付款提货，按双方签订的《供应链服务协议》及其附件处理。”由此可见，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系基于《供应链服务协议》而签订，双方已实际履行了《供应链服务协议》，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阿法特公司辩称《供应链服务协议》未实际履行，其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电子信息集团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货款2833968元及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该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的问题。《供应链服务协议》明确约定阿法特公司承担电子信息集团与供应商签订的订单项下“买方”的全部义务。该订单的签订并不改变电子信息集团、阿法特公司双方的委托关系。如阿法特公司供应商取消交易或者收到货款后不按时发货给电子信息集团，全部责任由阿法特公司承担。阿法特公司应在支付订金后的30天内向电子信息集团付完全部货款。因此，无论供应商谊辉公司是否已实际供货，阿法特公司均应依约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货款。阿法特公司亦在（2015）漳执异字第9号案件中确认已收货。现电子信息集团已依约向供应商谊辉公司支付了货款3473000元，阿法特公司应依据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的《采购合约》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货款。阿法特公司仅于2014年4月29日支付了订金694600元，未支付剩余货款，已构成违约。电子信息集团要求阿法特公司支付货款2833968元（3528568元－694600元＝2833968元）及违约金（以2833968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问题，虽然《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逾期付款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付违约金，但该约定明显过高，且电子信息集团就该违约实际损失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依法酌情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电子信息集团要求超出上述部分的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电子信息集团要求吴宏波对阿法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吴宏波自愿与电子信息集团、阿法特公司签订《保证协议》，自愿为案涉《供应链服务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电子信息集团要求吴宏波对阿法特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吴宏波承责后，依法有权向阿法特公司追偿。关于电子信息集团要求谊辉公司对阿法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电子信息集团系基于《供应链服务协议》向阿法特公司提出案涉主张，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实际系代理阿法特公司与谊辉公司签订采购合约，阿法特公司承担“买方”全部义务。另外，谊辉公司亦未就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的案涉债权债务提供连带担保。因此，电子信息集团要求谊辉公司对阿法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阿法特公司反诉要求解除《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的问题。承上所述，《供应链服务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且双方已实际履行。阿法特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电子信息集团存在违约情形，且《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有效期自2014年3月20日至2015年3月19日，合同到期后，双方如果无异议本合同将自动延期一年，该服务协议已实际因到期而解除。故阿法特公司反诉要求解除《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谊辉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11月5日判决：一、阿法特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货款283396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833968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吴宏波对阿法特公司在判决主文第一项中所确定的债务以及本案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责后，依法有权向阿法特公司追偿。三、驳回电子信息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阿法特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5300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58007元，均由阿法特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50元，由阿法特公司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发货清单、阿法特公司采购订单、转账记录复印件，拟证明谊辉公司未向阿法特公司供应4月10日、4月24日《采购合约》项下货物，该份证据与《采购合约》项下货物型号、金额、数量、交货日期、交货地点均无法一一对应，退一万步，即使该份证据项下货物为《采购合约》项下货物，根据转账记录，阿法特公司也已支付大部分货款。2．华南国仲深裁〔2015〕D219号裁决书，3．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裁决书复印件，拟证明生效仲裁裁决确认依据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向谊辉公司支付的款项性质为《采购合约》项下货款，电子信息集团在本案主张上述款项性质为基于《供应链服务协议》的代垫费用不成立。4．交货授权书复印件，拟证明电子信息集团所支付的3245535元和3473000元性质为《采购合约》的货款。5．律师函复印件，6．律师函快递回执复印件，拟证明2015年7月13日，阿法特公司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向电子信息集团发出律师函解除《采购合约》，并要求返还货款及定金，电子信息集团已于2015年7月18日收到该函件，《采购合约》已于2015年7月18日解除。7．（2017）粤0304民初485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阿法特公司因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与《采购合约》无关，故在本案中反诉提出解除《供应链服务协议》，又特在另案中起诉解除《采购合约》并要求返还货款，但一审法院认为《采购合约》是《供应链服务协议》附件，在此情况下两案应当合并审理，但一审法院在未经合并审理且阿法特公司未在反诉中提出处理《采购合约》的情况下，对《采购合约》的实体权利作出处理，侵犯了阿法特公司的诉权。8．电子信息集团致谊辉公司关于解除《采购合约》的通知函及寄送回执，9．阿法特公司因电子信息集团擅自解除采购订单遭受损失的证明材料，拟证明电子信息集团未经委托人同意，超越代理权限，擅自发函解除了给谊辉公司的采购订单，导致谊辉公司全面终止对阿法特公司的开票、发货、换货、维修、售后等所有业务，给阿法特公司造成了9108067.92元的经济损失，电子信息集团依法应予赔偿。电子信息集团质证认为：1．证据1中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根据阿法特公司与谊辉公司款项往来记录，可证明谊辉公司与阿法特公司保持实际上的供货关系，除了阿法特公司委托谊辉公司代采购的以外，阿法特公司与谊辉公司还有其他业务往来。证据1中其他材料真实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阿法特公司是否收到货物不影响其义务，电子信息集团未以此证据作为确定阿法特公司已收到货物的依据，阿法特公司已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其已收到案涉货物和足额支付货款（已向电子信息集团足额支付货款已证伪）。2．证据2—4真实性确认，该两案裁决已因阿法特公司确认收到案涉货物而被裁定不执行，两仲裁案不影响电子信息集团根据《供应链服务协议》向阿法特公司主张权利。3．证据5、证据6，律师函依据的事实是错误的，不确认其合法性。4．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5．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发函是因阿法特公司称未收到货物。6．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谊辉公司没有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一、关于本案审理经过及案由确定。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受理本案。电子信息集团起诉称，电子信息集团于2014年4月24日与谊辉公司签订《采购合约》，合同签订后，电子信息集团依约向谊辉公司支付了货款，但谊辉公司并未交货，应承担退回货款及支付违约金责任，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系供应链服务合同项下责任人，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1．谊辉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退回货款3473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413735元（违约金从2014年6月5日起算，按日千分之一计至清偿之日止）；2．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对谊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谊辉公司、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承担。后电子信息集团变更诉讼请求为：1．阿法特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货款2833968元及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还清之日按欠款金额的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2．吴宏波、谊辉公司对阿法特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阿法特公司、吴宏波、谊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包括：2014年3月20日，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电子信息集团代理阿法特公司向阿法特公司指定的供应商谊辉公司采购LED面板等电子零部件……电子信息集团接受阿法特公司委托向谊辉公司发出订货指令并支付了货款3473000元，但阿法特公司并未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尚欠货款2833968元，应承担相应责任；等。电子信息集团变更诉讼请求后，谊辉公司、吴宏波提出管辖异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304民初897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立案审理本案。本案2019年3月4日第一次开庭中，法庭询问电子信息集团主张与阿法特公司存在何种法律关系，电子信息集团陈述其司认为是受阿法特公司的委托代理向谊辉公司采购，是代理合同关系，法庭遂告知当事人本案案由根据代理合同关系确定，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对此提出异议，并主张本案案由应为买卖合同关系；法庭后归纳争议焦点包括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是否存在代理合同关系。二、关于阿法特公司主张的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的关系及各方交易模式。阿法特公司、吴宏波二审庭审中主张：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其中借贷本金实际出借金额是《采购合约》约定的货款总额减去定金，利息是《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费2%。谊辉公司交付货物都是依据阿法特公司下达的采购订单进行生产和发货，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签订的《采购合约》是为掩饰借贷关系签订的虚假合同，故针对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签订的所有合同，谊辉公司从未交付任何货物；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的所有采购合约等，不限于本案争议的采购合约，均未实际履行；本案中全套交易证据是在谊辉公司交付货物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后补的材料。电子信息集团于庭审中陈述：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供应链服务协议近十年来普遍存在，即为代采购协议。关于电子信息集团是否清楚阿法特公司主张的与谊辉公司之间直接交易关系，阿法特公司、吴宏波陈述：电子信息集团知道阿法特公司收取货物是依据阿法特公司向谊辉公司下达的订单，因为《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可见电子信息集团不关注货物质量和交货，只关注按期收到阿法特公司还款和利息；电子信息集团不清楚具体发货型号及数量，不知道阿法特公司另行向谊辉公司付款。电子信息集团陈述：不清楚阿法特公司陈述的与谊辉公司之间另行下订单及收货付款的事实。阿法特公司本案反诉的事实与理由包括：在《供应链服务协议》签订之前，阿法特公司已与电子信息集团发生了八笔交易，……双方交易的基本流程为：阿法特公司为买方，与卖方电子信息集团签订《采购合约》后，先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全额货款20%的订金，待阿法特公司通过转账方式陆续付清余款后，电子信息集团向阿法特公司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货物。即在《供应链服务协议》签订之前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存在多笔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交易流程清晰。《供应链服务协议》签订之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发生了三笔交易，分别为：2014年4月10日签订编号为AFT-GEC-20140410-1《采购合约》，合同金额3297463.56元，阿法特公司已支付20%订金649107元，阿法特公司没有支付剩余款项，电子信息集团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交货；……2014年4月24日签订编号为AFT-GEC-20140424-1《采购合约》，合同金额3528568元，阿法特公司已支付20%订金694600元，阿法特公司没有支付剩余款项，电子信息集团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交货；除第10笔交易外，双方交易的基本流程为：阿法特公司在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采购合约》后，先通过转账方式支付20%订金，阿法特公司再通过转账方式陆续付清余款后，电子信息集团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交付货物。……在《供应链服务协议》签订前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存在多笔买卖合同关系，不仅存在阿法特公司向电子信息集团购买货物，而且存在电子信息集团向阿法特公司购买货物，双方交易流程清晰，合法合规。所有交易记录均表明双方履行的是《采购合约》，并没有履行《供应链服务协议》。电子信息集团收到两笔《采购合约》编号为：AFT-GEC-20140304-1、AFT-GEC-20140319-1的全部货款后，没有向阿法特公司交付货物。阿法特公司在多次催促无果的情况下，没有再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采购合约》AFT-GEC-20140410-1、AFT-GEC-20140424-1的剩余货款，并于2015年7月14日通过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向电子信息集团发函追讨货款，因买卖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裁决书载明，谊辉公司在该案中陈述各方合作模式为：阿法特公司向谊辉公司下订单，谊辉公司按照阿法特公司要求组织生产产品；产品运往阿法特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公司；阿法特公司指定的供应商确认收到货物后，由谊辉公司和阿法特公司进行结算，明确阿法特公司应当支付给谊辉公司的货款金额；谊辉公司与阿法特公司确认后，阿法特公司通知电子信息集团应当支付给谊辉公司的款项，电子信息集团按照阿法特公司的要求直接支付款项；支付款项之前，由于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交易，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或满足电子信息集团内部申请付款所需，双方补充签署相应《采购合约》，电子信息集团按照《采购合约》的金额支付款项给谊辉公司；电子信息集团自行与阿法特公司之间解决已经支付的款项。三、关于涉案《采购合约》（编号AFT-GEC-20140424-1）履行情况。阿法特公司二审中陈述：该《采购合约》对应的货物，阿法特公司认可收到了收货人为“华泰”“赛思达”和阿法特公司的货物；阿法特公司已经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付款依据的是阿法特与谊辉公司之间的采购订单，是由阿法特公司直接向谊辉公司支付。二审中阿法特公司对上述其陈述的阿法特公司与谊辉公司之间直接交易情况，提交二审证据1中的部分材料予以证明，包括：阿法特公司采购订单复印件3份，均载有“致：谊辉公司”，三份订单均仅有阿法特公司加盖公章；银行回单复印件3份，显示阿法特公司于2014年4月14日、4月18日、5月23日向谊辉公司支付款项；发货清单及出货单复印件17份。另，一审中，阿法特公司提交兴业银行汇款回单显示2014年4月29日其向电子信息集团转账支付3721144元。阿法特公司一审中提交的《阿法特与广电采购合约汇总表》显示，该笔款项中3026544元是支付AFT-GEC-20140319-1号《采购合约》项下尾款，694600元是支付AFT-GEC-20140424-1号《采购合约》项下定金。二审中，阿法特公司、吴宏波又陈述，2014年4月29日其向电子信息集团转账支付3721144元，如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则是支付0319合约项下还款和0424合约项下定金，如认定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则是支付AFT-GEC-20140424-1号《采购合约》项下全部货款；该笔款项支付给电子信息集团后，电子信息集团次日支付给谊辉公司，谊辉公司又将该笔款项支付给阿法特公司，即谊辉公司2014年5月4日付给阿法特公司的270万元即为电子信息集团4月30日的付款。一、二审表述不一致是因AFT-GEC-20140319-1号《采购合约》项下货物没有收到，另行起诉电子信息集团返还货款。四、关于阿法特公司主张合并审理的关联案件。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7日受理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阿法特公司起诉请求：1、解除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的四份《采购合约》，2、电子信息集团退还阿法特公司货款8426469.57元及利息（以货款8426469.57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5月30日计算至货款全部退清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454303.3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电子信息集团承担。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7）粤0304民初48532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该案移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二审中，阿法特公司陈述，该案移送后与本案均由一审法院审理，因本案先作出一审判决，为筹措本案上诉费用，故对该案撤回起诉。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有四：一是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二是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三是电子信息集团请求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是否成立，四是阿法特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是否成立。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首先，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裁决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就该纠纷可以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五款亦作此规定。本案中，电子信息集团曾申请仲裁请求谊辉公司返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但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对该案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裁决书已被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此后各方亦未重新达成仲裁协议。据此，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电子信息集团可以就涉案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次，关于本案释明问题。根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电子信息集团最初虽是依据《采购合约》提起本案诉讼，但后已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据《供应链服务协议》而提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电子信息集团陈述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一审法院依据原告主张而当庭告知本案案由，据以归纳争议焦点，围绕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了审理并作出相应认定。据此，本案中并不存在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一审法院认定不同而需释明的情形。再次，关于本案与阿法特公司起诉的另案是否应当合并审理的问题。根据（2017）粤0304民初485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记载的阿法特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该案与本案并非必须合并审理的案件，一审法院未予合并审理并无不当。综上，阿法特公司主张本案一审存在程序错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如何认定。首先，双方签订《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就采购电子零部件业务建立代理关系，电子信息集团根据阿法特公司的委托实施采购执行，并约定了采购流程权利义务等。协议签订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签订了涉案《采购合约》（AFT-GEC-20140424-1）及相应《代理采购委托书》《付款委托确认书等》，电子信息集团亦与谊辉公司签订相应《采购合约》、支付货款。上述文件样式及采购流程均与《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一致，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采购合约》亦述及按双方《供应链服务协议》及附件处理。可见，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的《采购合约》是基于履行《供应链服务协议》而签订。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阿法特公司主张其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如前所述，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通过《采购合约》设置的买卖合同关系是为履行《供应链服务协议》，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双方约定的委托事项本身即为代理采购货物，故电子信息集团以其自身的名义进行采购抑或以阿法特公司名义采购、三方之间如何开具增值税发票，均不足以否定《供应链服务协议》设置的委托合同关系。再次，阿法特公司上诉主张生效仲裁裁决及法院不予执行裁定书认定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华南国仲深裁〔2015〕D220号裁决书所审理的是电子信息集团与谊辉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未审理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该案当事人也没有提交《供应链服务协议》，况且该裁决书已被裁定不予执行。至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不予执行裁定书，亦未对电子信息集团与阿法特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实体审理。据此，阿法特公司上诉主张生效裁决和裁判文书认定双方之间仅属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最后，阿法特公司上诉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实际在阿法特公司与电子信息集团之间设立民间借贷关系，电子信息集团利用信贷资金进行变相放贷，合同应属无效。对此，第一，阿法特公司二审庭审中主张包含货物交付、货款支付在内的实际货物交易直接发生于其与谊辉公司之间，与电子信息集团无关。但阿法特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采购订单仅有其单方签章，其提交的付款、交货等证据，亦无法体现与涉案交易的关联性。阿法特公司一审反诉中认可部分《采购合约》已实际履行完毕，并制作《阿法特与广电采购合约汇总表》对各份《采购合约》履行情况予以说明，其一、二审主张的事实截然相反，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谊辉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谊辉公司虽主张其是根据阿法特公司订单交付货物，但亦认可交易货款是由电子信息集团向其支付。又，阿法特公司二审中亦确认电子信息集团不知道其曾另行向谊辉公司支付货款。据此，阿法特公司主张实际货物交易与电子信息集团并无任何关联，缺乏充分证据证实，亦与其一审中自认的事实冲突，本院不予采信。第二，承前所述，综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阿法特公司存在向供货方谊辉公司购买货物的真实意图，交易过程中标的物客观存在且实际进行了交付，亦无证据足以证实涉案交易存在货物或资金的闭环流转，及电子信息集团对于该等货物资金闭环流转属于明知的状态。电子信息集团虽通过履行《供应链服务协议》承担了买卖交易中的代垫货款环节，但上述交易模式明显有别于没有货物交付流转的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交易模式，阿法特公司主张《供应链服务协议》属于民间借贷性质应归于无效，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电子信息集团请求阿法特公司、吴宏波支付货款及违约金是否成立。对此，《供应链服务协议》约定阿法特公司承担电子信息集团与供应商签订的订单项下“买方”的全部义务，如供应商取消交易或者收到货款后不按时发货给电子信息集团，全部责任由阿法特公司承担，阿法特公司应在支付订金后30日内向电子集团公司支付完全部货款。据此，无论谊辉公司是否交货，在电子信息集团已向谊辉公司付款后，阿法特公司均应向电子信息集团付款。阿法特公司上诉主张没有收到货物、因未收到货物而行使不安抗辩权，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不予采信。阿法特公司一审中确认仅支付了定金694600元，未支付剩余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阿法特公司应向电子信息集团支付剩余货款2833968元及违约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阿法特公司上诉主张其2014年4月29日支付的款项均为支付涉案《采购合约》项下货款，与其一审中陈述付款用途不一致，亦无证据足以推翻一审自认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阿法特公司主张解除《供应链服务协议》是否成立。对此，阿法特公司一审反诉主张解除，是基于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客观上亦无履行可能。对于协议是否履行的问题，如前所述，本院认为《供应链服务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不再赘述。阿法特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电子信息集团存在其他足以导致合同解除的根本违约情形，且协议约定的有效期已经届满，其主张解除《供应链服务协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阿法特公司、吴宏波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057元，由深圳市阿法特电子有限公司、吴宏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