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18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红卫，男，1966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宏阳，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青青，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50、51层。主要负责人：李作胜，该分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其颐，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敏，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曾用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0号现代?国际设计城A座与B座间的三层商业裙楼商铺。主要负责人：杨波，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在刚，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红卫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北公司）、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自贸区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光谷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1民初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红卫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撤销汪红卫与建行光谷分行签订的编号为“2013-1294-030（保）号”的《自然人保证合同》；3.判令免除汪红卫基于上述保证合同需要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1236036.41元及相应利息；4.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由信达湖北公司和建行光谷分行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建行光谷分行在签订、公证、履行保证合同时存在欺诈。汪红卫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借款合同还没有签订。建行光谷分行有义务将后面保证合同成立、生效、公证、执行情况告知所有相关人。但建行光谷分行在汪红卫及其他三个“保证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签字虚假的保证合同进行了公证。依照公证规则，对合同进行公证，当事人均应到场核对身份。建行光谷分行在保证人均没有到场的情况下，就办理了保证合同公证，明显属于欺诈。此外，在可以联系汪红卫的情况下，建行光谷分行不通知汪红卫就进行债权转移，并私自放弃三套抵押物，同时又在汪红卫及其他三个“保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强制执行，这也属于欺诈。2.案涉保证合同显失公平，这是建行光谷分行的经办人员故意欺诈，违规操作造成的。汪红卫没有阅读案涉保证合同的内容，但当发现该合同“被公证”“被执行”后，汪红卫阅读了该合同。该合同要求汪红卫承担的本金及利息高达2600万元，而汪红卫的个人资产不足200万元，这一切都是在暗箱操作下被套路了。由于建行光谷分行的故意欺诈，导致汪红卫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因此该保证合同显失公平，应予撤销。3.汪红卫对案涉保证合同存在重大误解。汪红卫签字时，借款合同还没有签订，建行光谷分行也没有在保证合同上盖章签字。建行光谷分行在签字盖章以后，也没有将保证合同签订、公证、履行、债权转让，以及强制执行情况告知汪红卫。汪红卫在签字以后并不知晓保证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时间，一直认为该合同没有签订。汪红卫之所以在空白的保证合同上签字，系因为武汉华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顶公司）以武汉同创汽车软饰材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公司）的名义向建行光谷分行贷款。该公司表示，如果贷款成功，将让汪红卫等四个保证人使用其中的200万元借款。如果该公司不能给汪红卫等四个保证人使用前述的200万元借款，则四个保证人就不需要为上述贷款提供保证。由于华顶公司对使用200万元款项之事，一直不肯签订书面协议，因此保证合同一直未签订。2013年8月10日，建行光谷分行的经办人找到汪红卫，并拿出一份空白保证合同，要汪红卫签名。并告知汪红卫借款合同还未签订，等所有保证人签字，并一起办理公证后，保证合同才生效。汪红卫当时认为，既然借款合同还未签订，保证合同自然不产生法律效力，先签了也不要紧。如华顶公司不答应给四个保证人使用200万元借款，其他保证人也不会签字，也不会去办理公证，保证合同也无法成立。汪红卫当时认为，为了推动这件事情，暂时签一个意向性的文本，表一个姿态是可以的。但万万没想到，建行光谷分行竟然在汪红卫及其他三个“保证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规代其他三个“保证人”签字，后来又在汪红卫及其他三保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文书公证。之后，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债权被转让，并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汪红卫虽然为同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但提供保证责任也是附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四个保证人应一起签订保证合同，而且只有在双方公证过后，该保证合同才能生效。而建行光谷分行没有将保证合同最终的签订情况，以及公证、债权转让和执行情况告知汪红卫，汪红卫对案涉保证合同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汪红卫有足够理由认为该合同没有成立。4.公证处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部分撤销公证书》后，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才确定，汪红卫才知道需要行使撤销权，故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从2018年11月28日起算，汪红卫主张撤销权并未超出该除斥期间。信达湖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行光谷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汪红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汪红卫与建行光谷分行签订的编号为“2013-1294-030（保）号”的《自然人保证合同》；2.判令免除汪红卫基于上述保证合同需要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1236036.41元及相应利息；3.判令信达湖北公司和建行光谷分行共同承担汪红卫的律师费15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信达湖北公司和建行光谷分行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同创公司于2004年4月7日成立，自2005年1月25日开始，汪红卫担任同创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成为公司股东，2008年1月24日，该公司股东为汪红卫（持股65%）和王建林（持股35%）。2013年左右，同创公司与华顶公司签订《融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以同创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融资1800万元，以华顶公司名下或其指定的资产提供担保。融资到位后，同创公司留用100万元，并负责还本付息。2013年8月10日，汪红卫（作为保证人、甲方）与建行光谷分行（作为债权人、乙方）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同创公司与乙方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履行，保障乙方债权的实现，汪红卫愿意为同创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合同“保证人（甲方）”处还显示有“王建林、胡承平、秦斌”的签名。2013年8月20日，同创公司（作为借款人、甲方）与建行光谷分行（作为贷款人、乙方）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向乙方借款18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月，即从2013年8月22日起至2014年8月21日。贷款合同签订后，2013年8月23日，建行光谷分行将1800万元转账至同创公司。2013年9月2日，武汉市汉南公证处出具（2013）鄂汉南证字第1164号公证书，主要载明：甲方（保证人）汪红卫、胡承平、王建林、秦斌，乙方（债权人）建行光谷分行；公证事项：《保证合同》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于2013年8月10日订立了前面的《保证合同》，甲方到期不履行合同愿意接受强制执行。2015年1月14日，武汉市汉南公证处出具（2015）鄂汉南证执字第003号《执行证书》，主要载明：……应申请执行人建行光谷分行的申请……，特出具此证书。债权人建行光谷分行可持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为：同创公司、湖北省现代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汪红卫、胡承平、王建林、秦斌……。2015年7月10日，建行光谷分行将《贷款合同》涉及的债权转让给信达湖北公司。2015年7月31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与信达湖北公司共同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5年开始，上述贷款案件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2018年7月，案外人王建林、胡承平、秦斌以其未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捺手印为由，向武汉市车都公证处（与武汉市汉南公证处合并）提出复查申请，要求撤销以上公证文书。2018年9月12日，经该公证处与复查申请人共同委托湖北东湖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技术鉴定，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保证合同》上“秦斌、王建林、胡承平”的签字均不是其本人所留，“秦斌、王建林”的手印不是其本人所留，未出具关于胡承平指印的鉴定意见。2018年11月28日，该公证处作出《决定书》，决定对上述《公证书》《执行证书》中关于王建林、胡承平、秦斌承担连带责任的强制执行公证事项予以撤销；上述公证书及执行证书中以上证明内容自始无效。2018年12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鄂01执异15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对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公证处作出的（2013）鄂汉南证字第1164号公证债权文书和（2015）鄂汉南证执字第003号执行证书中，要求汪红卫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部分不予执行。一审法院认为，同创公司与建行光谷分行签订《贷款合同》并取得了1800万元的贷款，身为同创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汪红卫为此作为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符合常理且未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汪红卫现认为其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建行光谷分行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属于欺诈，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汪红卫认为实际是同创公司以其名义为华顶公司借款，1800万元到账后华顶公司立即转走1700万元，亦是同创公司与华顶公司之间的问题，过错并不在于建行光谷分行；汪红卫认为建行光谷分行工作人员当时告知，所有保证人签字并办理完公证后，《保证合同》才生效，但《保证合同》中并无此约定。信达湖北公司和建行光谷分行提出，撤销权自2014年8月10日已消灭，符合法律规定，对此抗辩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汪红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367元，由汪红卫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汪红卫的上诉请求、信达湖北公司与建行光谷分行的答辩主张，以及本案已查明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汪红卫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案涉《保证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欺诈、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以及汪红卫主张撤销权是否已超出除斥期间。对于上述争议焦点，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九十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汪红卫为证明其订立的《保证合同》存在欺诈、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于一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其证据3《情况说明》系汪红卫、王建林、胡承平和秦斌共同出具的书面说明材料。由于出具上述说明材料的胡承平、秦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接受询问，而王建林与汪红卫均系同创公司的股东，其与汪红卫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上述《情况说明》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汪红卫提交的其他证据，也无法佐证上述《情况说明》所载的，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的主要内容。因此，汪红卫提交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其订立的《保证合同》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故依照前述规定，汪红卫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依照上述规定，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应予撤销,重点应考量合同签订之前或之时，是否存在欺诈、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而从汪红卫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来看，其主张的绝大部分事实，如合同上其他保证人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当事人未到场即办理公证、未通知汪红卫即转移债权、未通知汪红卫即申请强制执行等，均发生在汪红卫签订《保证合同》之后。因此，即使汪红卫主张的前述事实属实，亦不属于可以撤销《保证合同》的法定情形。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汪红卫自称以为如保证人不签字、不办理公证，则《保证合同》将不会发生法律效力。如其所称属实，则汪红卫在知晓，其未到场的情况下《保证合同》既已办理公证之时，就应当知道《保证合同》存在其所称的前述撤销事由。从上述时间节点起算，至汪红卫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民事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明显已超出一年期限。因此，依照前述规定，汪红卫在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该撤销权已消灭。综上所述，上诉人汪红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734元，由上诉人汪红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俊审判员 陈 峰审判员 陈佩佩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许芃书记员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