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4民终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孟丹丹，女，197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莉丰，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家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许村镇市场路42号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8A24033。法定代表人：陈忠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虎良，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国平，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许村镇市场路42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051322552N。法定代表人：殷晓红，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婷婷，浙江虎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孟丹丹因与被上诉人海宁家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纺城电商公司）、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纺城股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章伯凌、马蕾、宁建龙组成合议庭，审判员章伯凌担任审判长，于2020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孟丹丹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和杨莉丰、家纺城电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虎良和邱国平、家纺城股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婷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申请和解期限二个月，后经批准，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孟丹丹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径行改判支持孟丹丹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讼争业务发生过程。2015年11月，家纺城股份公司响应政府发展海外市场倡导，全资设立家纺城电商公司，2017年2月13日，对外报道在格鲁吉亚设立首个海外仓，公布联系人王先生、田先生及平先生电话。2017年2月28日，家纺城股份公司与华凌国际经济特区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凌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3月1日，家纺城电商公司与海宁家纺格鲁吉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鲁吉亚公司）签订出口代理协议。2017年3月上旬，家纺城电商公司在许村市场宣传格鲁吉亚海外市场情况，并发布商品采购、召集供应商信息，主要代表为田先生。2017年4月起，上诉人等供应商与家纺城电商公司职员田先生、杨丹红、许红强、王某等人商谈，在确定买卖商品种类、数量、价格后，由上诉人将交易商品交付给家纺城电商公司指定的装运方。家纺城电商公司进行报关，自行安排和实施商品出口到格鲁吉亚，并在格鲁吉亚入关提领后，存放在家纺城股份公司设立的海外市场进行销售，价格和方案由家纺城电商公司自主决定和实施，上诉人等供应商没有干涉。2017年8月家纺城电商公司组织开会，要求将收款结算时间延长至年底。2018年上半年起，在供应商与田先生等共同设立的微信群中，不断出现供应商索要货款的信息内容。2018年8月21日，因开设格鲁吉亚海外仓项目，家纺城股份公司获得政府奖励199万余元，家纺城电商公司获得155万余元。2.家纺城电商公司指派田先生、杨丹红、王某、许红强等人负责经营家纺城股份公司格鲁吉亚海外仓，同时在许村市场内通过发布招商等形式，采购用于海外仓销售的商品。家纺城电商公司接受供应商货物后，以自行编造的供应商田立伟、胡学讯等人和外国客商ＤＥＥＰＡＫ名义报关出口，上诉人交付的货物种类、数量和价格已通过微信等电子数据形式进行了核对。家纺城电商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3.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与家纺城电商公司之间是买卖关系，一审判决中罗列的理由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事实相冲突。家纺城电商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1.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对此，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家纺城电商公司认为双方之间仅是代理关系，代理关系中也有交付的行为。且系列上诉案中的海宁美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景公司）法定代表人杜锋渊等在格鲁吉亚经营，并要求家纺城电商公司员工杨丹红将货物发往格鲁吉亚的事实，均证明家纺城电商公司只是帮助代理，而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2.上诉人在华凌商业广场均有商铺，且很多上诉人都去过格鲁吉亚考察，其中一部分人还一直在格鲁吉亚，并经常在微信群组织发货，进一步证实双方仅仅是出口代理关系。上诉人的装箱单仅仅指向格鲁吉亚公司，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证明，买卖合同的一方实际上是格鲁吉亚公司，家纺城电商公司始终是以代理人身份帮助上诉人代理出口。3.案涉的资金发放并非支付货款，只是家纺城电商公司获得政府奖励款后，为鼓励上诉人出口而支付的奖励金。上诉人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长达两年未与家纺城电商公司核对账目也未催讨，一审中也仅提供了一次催讨记录。上诉人主张因家纺城电商公司、家纺城股份公司是国资企业就未催讨货款不合常理。综上，家纺城电商公司已经较为充分的证明了代理关系，在此情况下应由上诉人就买卖关系进一步举证。家纺城股份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1.同意家纺城电商公司的答辩意见。2.一审中已经提交家纺城股份公司每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足以证实其与家纺城电商公司是独立的，如上诉人等仍以财务人员混同要求家纺城股份公司承担责任，应进一步举证。综上，不管上诉人和家纺城电商公司之间关系如何认定，家纺城股份公司均无需承担责任。孟丹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家纺城电商公司支付货款191884.11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2.家纺城股份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家纺城股份公司曾在格鲁吉亚开拓海外市场，家纺城电商公司系家纺城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2017年4月始，上诉人向家纺城电商公司交付面料、服装等货物，后上述货物由家纺城电商公司出口至格鲁吉亚。上诉人提交的货物清单上显示案涉货物金额合计为199398.30元。家纺城电商公司曾于2018年2月9日以工资的形式向上诉人转账7514.19元。上诉人认为家纺城股份公司、家纺城电商公司至今未支付剩余货款191884.11元，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关于其与家纺城电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能否成立。一般来说，判断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可根据当事人的要约与承诺，或者根据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并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货物确已交付家纺城电商公司，此即是买卖合同关系的重要特征。但上诉人该事实主张尚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理由如下：第一，交付行为并非是买卖合同区别于其他合同关系的重要特征，除买卖合同外，委托、运输、出口代理、合伙等多个合同关系中通常均存在交付行为。第二，上诉人向家纺城电商公司交付货物，但未形成相应的交货凭证。换言之，双方虽有交付行为，但因未形成交付的书面凭证，无法据此判断交付行为所基于的法律关系。第三，从一审法院同期受理的包括本案在内的系列案件中所涉美景公司法定代表人杜锋渊与家纺城电商公司员工杨丹红的聊天记录来看，杜锋渊提到网上买了展架和模特要发往格鲁吉亚，先放在家纺城，并询问了船期，要安排送货；主动向杨丹红提到要发17卷面料到格鲁吉亚；杨丹红询问杜锋渊新疆出货至格鲁吉亚的陆运方式,等等。上述聊天内容，与上诉人等人所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显然不符。第四，在上诉人未能及时收回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等人未与家纺城电商公司对账确认交易的金额，更未提供任何催款记录，直至2019年1-2月份，上诉人等人才要求家纺城电商公司员工或家纺城股份公司员工发送相应的清单。在一般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上诉人的上述行为也不甚符合常理。综上，在双方事先未签订书面合同，事后又不能通过一系列行为判断双方存在买卖合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难以认定上诉人与家纺城电商公司之间确系买卖合同关系，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应由负有证明责任的上诉人承担。综上，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孟丹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03元，保全费1595元，合计5798元，由上诉人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一份。以此证明：上诉人自2018年开始就向两被上诉人催讨货款。家纺城电商公司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确认聊天记录的对方是否为田某，且该聊天记录也没有反映出催讨货款的意思。此外，上诉人多次质疑家纺城电商公司是否能够代格鲁吉亚公司支付货款，反而证明双方是代理关系，真正买卖关系的主体应当是格鲁吉亚公司。家纺城股份公司质证认为，对家纺城电商公司的意见予以认可。2.《格鲁吉亚华凌第比利斯海商业广场（家纺布艺）合作框架协议》一份。以此证明：家纺城股份公司在格鲁吉亚与华凌公司合作开设海外销售市场的事实。并且双方因协议产生的纠纷在海宁法院诉讼。家纺城电商公司质证认为，虽然在海宁法院的诉讼是真实的，但因为经手人变更，协议真实性无法判断。同时，对证明力存在异议，即使协议是真实的，也仅是与华凌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且从该协议第三页第六条的内容可以看出，家纺城股份公司的义务是招商，就本案而言，是组织上诉人到第比利斯海商业广场开设商铺，而非与上诉人等发生买卖关系。家纺城股份公司质证认为，对家纺城电商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认可。另，即使协议真实，该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六条均证明系华凌公司负责采购货品，家纺城股份公司仅是组织国内商户入驻。3.上诉人申请证人田某出庭作证。田某述称，其是家纺城股份公司的员工，2017年之后被指派担任家纺城电商公司经理，负责出口业务。家纺城电商公司没有自己的财务，均由家纺城股份公司的财务统一负责。后两被上诉人和华凌公司在格鲁吉亚合作设立格鲁吉亚公司，并指派田某代持70%股权，负责在海宁向上诉人招商采购。上诉人负责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由两被上诉人统一运输出口到格鲁吉亚，再由格鲁吉亚公司负责销售，其余与上诉人无关。采购的货款由两被上诉人负责结算，之后两被上诉人仅按照第一年的销售金额支付过一次货款，有人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催讨货款。因该模式必须以市场商户名义才能享受补贴，所以代理出口证明以及报关单上委托人是田立伟、胡学迅。两被上诉人已因该项目收到了财政奖励款。杜锋渊、戴晓东等人去格鲁吉亚只是去看看市场，并非去销售货物。另，案涉的货物尚未销售完，现还在华凌公司的仓库中。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没有异议，格鲁吉亚公司的人员、财务管理都是家纺城股份公司掌控，2018年10月家纺城股份公司为了审查海外公司账目派了财务人员到现场审计，并要求格鲁吉亚公司提供所有的企业运营资料，有聊天记录佐证。家纺城电商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第一、证人证言并非新证据。第二、田某与两被上诉人矛盾很深，却与上诉人联系紧密，同时其还是失信被执行人，故该证言不可信。第三、采购不需要宣传，关于催讨的说法，田某也是在偏袒上诉人。另外，微信群里的许红强是家纺城电商公司客户而非员工。第四、格鲁吉亚公司是合资企业，财务并非由两被上诉人掌控。第五、田某所述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采购货物，而美景公司的杜锋渊等人仅是去看看，与事实完全不符。家纺城股份公司质证认为:田某的陈述不符合事实。第一、田某和家纺城股份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纠纷，矛盾和利益冲突很大，却和上诉人联系紧密。第二，根据田某所述，其是格鲁吉亚公司的负责人，但其对经营模式以及格鲁吉亚公司的成立合作、双方的出资等情况的陈述与合作协议存在明显出入，与其自己所说的事实是也是不相符的。4.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述称，其之前是家纺城股份公司的员工，之后被外派到家纺城股份公司设立的格鲁吉亚公司工作，负责向上诉人采购货物，通过微信核对数量、价格等，格鲁吉亚公司的负责人是田某。杜锋渊、戴晓东等人去格鲁吉亚考察、游玩，也在格鲁吉亚销售国内发过去的货物。上诉人质证认为，王某关于杜锋渊、戴晓东在格鲁吉亚销售货物的证言有点误解，杜锋渊、戴晓东没有自己去销售。家纺城电商公司质证认为，第一，该证言亦非新证据。第二，王某系家纺城股份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姜仲民的外甥，和公司有矛盾被辞退，故证言不可信。第三，认可王某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上诉人在格鲁吉亚确实有自行销售行为。而且事实上，微信发送的货物清单就发生在起诉之前。家纺城股份公司质证认为，同意家纺城电商公司的质证意见，王某的回答证实上诉人有在格鲁吉亚销售货物的事实。二审中，两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格鲁吉亚华凌第比利斯海商业广场（家纺布艺）合作框架协议以及田某和王某两位证人证言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两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的部分疑问有一定合理性，故对上述证据证明力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日，海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宁市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政策意见，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销售的商品给予税收优惠，对家纺城市场等专业市场实行目标考核和奖惩。2015年11月12日，由家纺城股份公司一个法人股东出资的家纺城电商公司成立。此后，两被上诉人在海宁××村××市场采购贸易宣传，其工作人员与有意向的客户开展招商洽谈，交易开始后，家纺城电商公司具体与上诉人对接，双方确定货物出口时间后，上诉人向家纺城电商公司交付货物。2017年4月始，上诉人向家纺城电商公司交付面料、服装等货物，金额合计为199398.30元，家纺城电商公司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将货物出口至格鲁吉亚。上诉人及两被上诉人间的有关人员建立微信群对在格鲁吉亚的业务进行联系沟通。家纺城电商公司于2018年2月9日以工资的形式向上诉人转账7514.19元，上诉人认为剩余货款191884.11元应由两被上诉人支付。另查明：2018年8月21日海宁市财政局、商务局文件的附件2017年度市场采购贸易奖励资金明细表记载，家纺城电商公司获得奖励资金1550092.8元，家纺城股份公司获得奖励资金1994008.5元。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是，对上诉人主张的货款，两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偿付责任。两被上诉人在海宁××村××市场采购贸易，上诉人与其他多人响应招商宣传，从而发生本案业务。交易开始后，家纺城电商公司具体与上诉人对接，双方确定货物出口时间后，上诉人向家纺城电商公司交付货物，家纺城电商公司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将货物出口至格鲁吉亚，上诉人及两被上诉人间的有关人员建立微信群对在格鲁吉亚的业务进行联系沟通。现上诉人交付给两被上诉人并已出口至格鲁吉亚的货物，尚有191884.11元的货款未能收回。双方对货款如何承担没有约定，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履行全部货款偿付义务，依据不足；上诉人将货物交给家纺城电商公司并由其出口，在案证据表明，在本案业务中两被上诉人又是一个整体，两被上诉人主张不承担任何责任，理由不成立。考虑到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经招商洽谈发生市场采购贸易业务，主要目的是开拓格鲁吉亚市场、实现互利双赢，出现交易风险且又无明确约定时，应公平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本院综合案涉业务的产生背景、交易过程、关系性质、与本案类似的系列案调解结果等因素，酌定由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付未收回货款的一半金额即95942.06元。上诉人要求两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达成的交易中权利义务不清，双方均存在未尽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形，但上诉人作为权利主张方，其对纠纷产生的过错大于两被上诉人，应负担主要诉讼费用。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81民初2235号民事判决；二、海宁家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孟丹丹货款95942.06元；三、驳回孟丹丹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03元，保全费1595元，合计5798元，由孟丹丹负担4700元，由海宁家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09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03元，由孟丹丹负担3400元，由海宁家纺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海宁中国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8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章伯凌审判员  马 蕾审判员  宁建龙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高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