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7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松，男，汉族，1989年8月8日出生，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山东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倩，山东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惠泽晓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某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白云翔，山东恒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钰茹，女，汉族，1998年1月20日出生，住济南市。上诉人李晓松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惠泽晓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泽晓善公司）、王钰茹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晓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惠泽晓善公司、王钰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晓松与惠泽晓善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并非单位本意等方面事实不清。1.李晓松与惠泽晓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审理过程中，李晓松提交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记录证实李晓松陈述的客观性。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因李晓松提交的两份不同的劳动合同进而不认可李晓松劳动者的身份，劳动合同是李晓松与惠泽晓善公司签署的，是惠泽晓善公司提供给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公司公章均真实有效，为备案章，其劳动合同不一致的情况系惠泽晓善公司管理问题，李晓松已经对其作出了合理解释。劳动合同的形式问题是惠泽晓善公司管理的疏忽，与李晓松没有关系，一审法院不应以此为依据，否定李晓松与惠泽晓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即使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有瑕疵，但李晓松的社保一直由惠泽晓善公司缴纳，也可以看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一审法院根据惠泽晓善公司提供其法定代表人张某超与李晓松的谈话录音认定不具有劳动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审理过程中，李晓松虽然认可对方提交的录音的真实性，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都存在异议，对合法性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录音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首先惠泽晓善公司提供的录音在李晓松办公室录音，未经李晓松许可；其次，录音中多处涉及李晓松隐私，侵害了李晓松的合法权益，最后惠泽晓善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超在陈述过程中，多次诱导李晓松进行陈述；对其关联性，李晓松认为，双方聊天内容并不能证明惠泽晓善公司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明目的来说，李晓松是否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是本案的审理争议焦点，也不影响惠泽晓善公司对李晓松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因此在该份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录音内容与本案无关联系的前提下，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在未对该录音整体考虑的情况下，便确认惠泽晓善公司的印章实际由李晓松实际控制使用，以此作为证据来进一步推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作为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应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进行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对惠泽晓善公司提交的与王钰茹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其真实性李晓松也未认可，一审法院无法以此认定微信聊天双方在交流股权变更等内容。二、一审法院对于采纳证据、举证责任分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庭审中，李晓松提交的社保记录及工作聊天记录，足以佐证李晓松的陈述，但一审法院在惠泽晓善公司不认可的情况下，又未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及庭审情况即不予支持李晓松的诉求，系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2.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惠泽晓善公司提交相应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法律事实，但李晓松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虽然惠泽晓善公司不予认可，但李晓松的证据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李晓松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仅依据录音等条件否定李晓松的权益，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惠泽晓善公司未出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明显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一审法院采纳惠泽晓善公司观点，令人难以信服。综上，李晓松认为一审结果审查违背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现依据民事法律规定，特提出上诉。惠泽晓善公司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李晓松的上诉，维持原判。2.李晓松在一审时伪造双方的劳动合同，已构成了伪造证据，另外李晓松掌握惠泽晓善公司所有的公章，但其一审时陈述并不掌握，其陈述虚假，鉴于一审法院并未对李晓松的上述行为进行处罚，请求二审法院处理。王钰茹未作答辩。惠泽晓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惠泽晓善公司不予承担李晓松工资61494.2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惠泽晓善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23日，注册资本300万元。投资人（股东、发起人）为张某超及惠善晓泽，认缴出资额分别为60万元和240万元。2019年7月23日，惠泽晓善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本次会议于会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惠善晓泽委托刁某燕召集和主持。股东惠善晓泽委托刁某燕、张某超亲自到会参加会议。经与会股东认真讨论，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决议：一、通过惠泽晓善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二、选举张某超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三、选举李晓松为公司监事。四、聘任张某超为公司经理。惠善晓泽在该决议中加盖印章并由刁某燕签名。该决议中还显示有“张某超”签名。张某超在本案诉讼中主张该决议中“张某超”签名非其本人签字。2019年9月24日，惠善晓泽出具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股东为王钰茹、张某超。其中王钰茹认缴240万元，出资方式“高新技术成果”，出资时间2059年7月19日，出资比例80%；张某超认缴6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59年7月19日，出资比例20%。2019年9月25日，惠泽晓善公司的投资人（股权）变更办理了变更登记。二、惠善晓泽成立于2018年5月21日，注册资本5000万，股东为李晓松、刁某燕、宗倩倩、李首岳。其中李晓松认缴出资额2250万，认缴出资时间2058年5月8日。三、李晓松作为申请人，以惠泽晓善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槐荫区仲裁委申请仲裁。李晓松称：申请人2019年8月1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至今一直没有发放工资。总经理让申请人垫付钱买了很多东西均未报销。申请人特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20日工资68000元；2.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报销款24000元。惠泽晓善公司辩称：申请人系被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绝对控股多股东和实际经营人，申请人不受被申请人管理，双方根本不存在“劳动争议”。2019年7月份，申请人找到张某超，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公司惠善晓泽涉及民事纠纷，不方便继续经营为由，让张某超帮忙重新注册新公司（即本案被申请人），注册公司的所有费用及将来经营的费用都由申请人承担，并口头承诺公司成立后存续期间再每月向张某超支付6000元的报酬。当日，申请人拿走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此后，张某超未参与申请人注册公司过程。被申请人成立后股东为2名：申请人控股的山东惠善晓泽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被申请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20%。后申请人在股东会决议上冒用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签名“选举”张某超为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但被申请人的实际管理及经营人仍是申请人，故被申请人的财务章、合同章、公章、法人章、税务章全部由申请人控制支配，张某超只是被申请人的代持股东，2019年9月25日申请人又在张某超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所控制的被申请人80%股权全部交由案外人王钰茹代持并办理了工商登记。依据上述事实，申请人始终控制被申请人的法人、股东各项行为，一手策划召开股东会选举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本案劳动合同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其受单位管理，本案中申请人始终控制着被申请人及其股东的全部行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并非劳动关系，其提起仲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申请人提起本次仲裁的真正目的系为报复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某超，虚构事实，通过仲裁后进入法院执行程序使其列入“失信人”，其目的非法，其请求不应获得仲裁委支持。因被申请人成立至今，申请人从未向张某超发放过其承诺的每月6000元，张某超自感被申请人欺骗，担心申请人利用被申请人做出对己不利行为，遂多次找到申请人要求变更被申请人的股权持有人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均遭到申请人强烈拒绝，后因张某超“退出”态度坚决，遂导致申请人提起本次仲裁。综上，本案申请人始终控制被申请人行为，双方间主体实质上混为一人，不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况且申请人虚构案件事实欲使得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张某超陷入“司法纠纷”报复目的明显，请查明事实后驳回申请人请求。槐荫区仲裁委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公司员工，双方签订了自2019年8月1日起至2022年7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申请人工资为每月25000元，被申请人已为申请人缴纳社保。申请人陈述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20日已为被申请人提供劳动，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支付工资。申请人未提交报销款的相关证据。该委认为：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公司员工，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被申请人未向申请人支付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20日工资，此行为不妥，应予纠正。申请人未提交报销款的相关证据，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报销款不予支持。该委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13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工资61494.25元。二、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惠泽晓善公司对该裁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四、惠泽晓善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书由其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超签名，未加盖公司印章。其向一审法院陈述，公司印章包括行政章、合同章等均由李晓松控制，其就该主张提供张某超与李晓松的谈话录音。其中涉及李晓松掌管惠泽晓善公司印章的内容。该谈话录音中还体现张某超向李晓松提出李晓松答应给其一个月薪资6000元。李晓松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对惠泽晓善公司提交的录音真实性未予认可，惠泽晓善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对录音中涉及李晓松的内容进行鉴定。后李晓松确认对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供其法定代表人张某超的平安银行账户明细，显示李晓松于2019年9月17日向张某超转账支付3950.73元，备注为“八月工资”。五、李晓松在本案诉讼中提交其个人的《医疗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显示其当前参保单位为惠泽晓善公司，超止时间为2019年9月－2020年3月。其另提交签订日期为2019年8月1日的《劳动合同》，载明甲方（用人单位）为惠泽晓善公司，乙方（劳动者）为其本人，合同约定了双方的义务，并给定本合同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起生效，至2022年7月31日终止；乙方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额为25000元/月。该合同尾页甲方处加盖惠泽晓善公司的印章，无人员签名，乙方处由李晓松签名（未捺指纹）。李晓松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主张该《劳动合同》中手写内容均为其本人填写，其陈述该合同是2019年7、8月份在惠泽晓善公司签订，其又陈述该合同是2019年8月1日其填好后交给张某超，张某超好像是在8月下旬交给其该份盖了惠泽晓善公司印章的《劳动合同》，其并称其只有一份《劳动合同》。惠泽晓善公司对李晓松的陈述提出异议，陈述惠泽晓善公司的公司一直由李晓松控制，其公司包括法定代表人张某超均未掌管和使用。惠泽晓善公司另提出李晓松在本案诉讼中提供的《劳动合同》与李晓松在仲裁中提供的《劳动合同》并非一份。一审法院后向槐荫区仲裁委调取了李晓松在仲裁中提交的《劳动合同》，确认该《劳动合同》中李晓松除签名外还捺有指纹，另该《劳动合同》与李晓松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劳动合同》骑缝章加盖位置明显不一致，由此可以确认李晓松在仲裁中与本案诉讼中提交《劳动合同》并不一致。五、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还提交与“王钰茹”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体现双方交流股权变更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虽由惠泽晓善公司作为原告提起，但实际源于李晓松作为申请人提出的劳动仲裁申请。在该仲裁案件中，李晓松要求惠泽晓善公司支付工资，其就该主张提供了《劳动合同》《医疗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槐荫区仲裁委据此作出裁决，要求惠泽晓善公司向李晓松支付工资61494.2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该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还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也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依以上法律规定，如果李晓松与惠泽晓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李晓松向惠泽晓善公司提供了劳动，则惠泽晓善公司应当向李晓松支付工资。惠泽晓善公司在仲裁中即否认与李晓松存在劳动关系，在本案诉讼中进一步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与李晓松不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不向李晓松承担工资61494.25元。通过本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惠泽晓善公司的主张有理，惠泽晓善公司与李晓松之间不能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李晓松主张与惠泽晓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惠泽晓善公司支付工资，其作为提出主张一方，应当就自己的主张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李晓松在仲裁中提供的主要证据为《劳动合同》及《医疗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本案审理中，李晓松也提供了该《劳动合同》。经一审法院核实，该合同中手写内容均为李晓松个人填写，包括月工资25000元。李晓松自称其手中仅有一份《劳动合同》，但经一审法院从槐荫区仲裁委调取其在仲裁中提交的《劳动合同》，可以确认两份《劳动合同》并不一致，说明李晓松手中持有的《劳动合同》并非仅有一份，由此表明李晓松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保存方面的陈述并不真实。另，由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供其法定代表人张某超与李晓松的谈话录音，可以确认惠泽晓善公司的印章实际由李晓松控制、使用。由此进一步表明该《劳动合同》虽加盖有惠泽晓善公司的印章，但并不能确定为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该《劳动合同》本身不具有真实性。此外，李晓松虽辩称其向惠泽晓善公司提供劳动，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惠泽晓善公司提供的录音也显示出李晓松自认为惠泽晓善公司的出资方。综合以上，在李晓松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与惠泽晓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的情形下，李晓松要求惠泽晓善公司按该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月工资25000元）向其支付工资明显缺乏依据，惠泽晓善公司不应向李晓松支付工资61494.25元。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惠泽晓善公司除提出以上诉讼请求外，还提出另一项独立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其与李晓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通过审理，可以确认惠泽晓善公司与李晓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并不能作为一项判决内容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原因在于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按照法律规定，该类案件应当“仲裁前置”，即要求先经过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的审理或审查，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在前面已经说明，惠泽晓善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实际源于李晓松在本案前提出的劳动仲裁申请，李晓松在该仲裁中提出的申请仅有两项内容，即“1.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0月20日工资68000元；2.要求被申请人支付报销款24000元”。虽然李晓松提出的以上申请内容是以确认其与惠泽晓善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但因李晓松未就确认劳动关系提出独立的仲裁请求，槐荫区仲裁委也未就该内容作出独立明确的裁决事项。因此，惠泽晓善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惠泽晓善公司不予承担李晓松的工资61494.25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李晓松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李晓松为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虽提交了《劳动合同》《医疗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等证据，但根据惠泽晓善公司提交的谈话录音，能够足以反驳李晓松的诉讼主张，故一审认定惠泽晓善公司与李晓松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惠泽晓善公司不予承担李晓松的工资61494.25元，并无不当。二审中，李晓松主张谈话录音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晓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晓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尹伊君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