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9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钧，男，196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利，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东楣，女，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利，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福圣隆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与张自忠路交口西北侧港湾中心207。法定代表人：郭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利，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融时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温泉路84号临10号1252。法定代表人：张天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陆，男，北京融时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旺，男，198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建雄，男，199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玺，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钧、吴东楣、天津福圣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圣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融时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时代公司）、刘树旺、林建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74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融时代公司、刘树旺、林建雄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融时代公司未在《借款合同》上盖章确认，故不是实际出借人，与事实不符。林建雄认可其不认识郭钧、吴东楣，签订500万元《借款合同》却从未收取过利息，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在郭钧、吴东楣未支付利息的情况下，林建雄却同意解除郭钧、吴东楣提供的抵押物，明显与常理不符。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各方签署《借款合同》的地点是在融时代公司，林建雄是融时代公司的员工，曾丹作为融时代公司的员工曾出具收据收取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提前还款的违约金，证人证言亦可佐证上述事实，以上均证明借款事实真实存在。一审法院没有考虑曾丹作为融时代公司的员工就涉案合同进行交谈并撕毁合同，亦没有向社保局调取缴纳社保记录来确认林建雄是否为融时代公司员工，仅依据《借款合同》认定借款当事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福圣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应裁定驳回福圣隆公司的起诉而非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融时代公司是《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林建雄、刘树旺分别受融时代公司的委托签订合同、收取利息，系隐名代理关系，《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融时代公司。3.刘树旺、林建雄与融时代公司存在共同欺诈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存在高额利息和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况，《借款合同》应属无效。融时代公司辩称，不同意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融时代公司不是《借款合同》主体。林建雄辩称，不同意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林建雄和郭钧、吴东楣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融时代公司与案涉《借款合同》无关。林建雄没有收到利息，故不同意返还。刘树旺未参与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融时代公司、刘树旺、林建雄共同退还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支付的剩余利息225000元及迟延返还利息部分的利息（自2015年9月11日起，暂计至2017年8月5日止694天的利息25668.49元），共计250668.49元；2.判令融时代公司、刘树旺、林建雄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钧、吴东楣（甲方、借款人）与林建雄（乙方、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乙方申请借款。甲方债务系夫妻债务。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借款利率为每月1.61％，日息除以30，超过15天的按1个月计算利息。月利息于放款后一个月对应日支付。交付方式为银行实名账号转账。合同中担保条款约定房屋所有权人郭钧提供其在北京市西城区皮库胡同4号楼3层2门301的房产作抵押担保，并承诺及时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甲方若违反合同约定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利息或发生延迟履行支付义务的，除应继续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外，还应承担未还款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欠款。林建雄、郭钧、吴东楣在合同上签字。甲乙双方就该合同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办理了公证，赋予该《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2015年8月11日，福圣隆公司根据郭钧、吴东楣指令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刘树旺转账45万元，在该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上载明用途：付利息。同日，林建雄向郭钧通过银行转账500万元。2015年9月10日，郭钧通过银行账户向林建雄转账500万元。一审诉讼中，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提交了2015年9月10日曾丹出具的收据，以此证明融时代公司员工曾丹向郭钧收取过违约金。该收据载明：今收到郭钧25000元服务费（提前还款违约金），大写金额：贰万伍仟元整（500万＊0.5％），曾丹在收款人处签字。一审诉讼中，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称：郭钧要求其帮忙找贷款公司借款500万元，罗某找到了小贷公司的工作人员熊娟，由熊娟带着郭钧、吴东楣去融时代公司；签《借款合同》时罗某不在场，借款的期限为1个月，郭钧告诉罗某融时代公司的业务员要求郭钧支付两个月的利息给刘树旺，先付利息再放款，郭钧实际上是按照月息4.5％支付给了刘树旺；郭钧在借款1个月后还款，2015年9月10日林建雄办理了解除抵押的手续；解除手续办理后，罗某找到融时代公司曾总即曾丹要求退还利息，曾丹当着罗某的面将合同撕毁了，答应退给业务经理即刘树旺，但刘树旺一直未给郭钧，后罗某找曾丹，曾丹称已经将利息退给刘树旺了，但是曾丹提供不了证据；曾丹说要从退郭钧的利息钱中扣除25000元的违约金。对于罗某的证人证言，融时代公司、林建雄均不予认可。一审诉讼中，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还提交了罗某与林建雄的录音记录，以证明林建雄是融时代公司员工，负责办理抵押登记，融时代公司通过刘树旺、林建雄向郭钧放款，利息打给了林建雄。录音内容显示，2017年9月1日，罗某问：“林建雄，你现在还在融时代公司工作吗”，林建雄称：“在，不在北京”，在罗某询问有关郭钧贷款退利息的问题时，林建雄称：“这个你只能找他们业务员，我这边沟通不了，因为我不知道抵押利息…我只负责抵押这块”“只能问融时代业务部”等。对该录音证据，林建雄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不是针对该笔借款所进行的表述。一审诉讼中，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称，融时代公司指定郭钧、吴东楣和林建雄签订《借款合同》，不跟公司签。融时代公司要求先打两个月的利息，如果只用一个月就退还剩余利息。利息按照口头约定为月利率4.5％，口头约定利息时林建雄在场，林建雄同意利息打给负责办理贷款业务的刘树旺，是刘树旺带郭钧、吴东楣去签的《借款合同》。一审诉讼中，林建雄称，双方约定的是月利率1.61％，没有口头约定过4.5％。林建雄没有收到过利息，与刘树旺只是认识无其他关系。借款是刘树旺介绍的，林建雄正好有资金就进行了出借，借款和融时代公司没有关系。林建雄在2015年11月后与融时代公司有松散的业务合作，但不是融时代公司的员工。在郭钧、吴东楣偿还完借款本金500万元后就解除了房屋抵押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郭钧、吴东楣为借款人，郭钧、吴东楣通过福圣隆公司向刘树旺支付了45万元，福圣隆公司仅为代郭钧、吴东楣支付款项，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故福圣隆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关于融时代公司、刘树旺、林建雄是否应向郭钧、吴东楣退还多支付利息的问题，一审法院分述如下：就融时代公司而言，郭钧、吴东楣主张融时代公司为实际出借人，《借款合同》为融时代公司指示郭钧、吴东楣与林建雄签订，通过林建雄、刘树旺向郭钧、吴东楣放款，且45万元的利息也是融时代公司要求郭钧、吴东楣支付给刘树旺的，故融时代公司应承担退还剩余利息及迟延给付利息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为郭钧、吴东楣、林建雄，融时代公司并未在《借款合同》盖章确认，款项亦由林建雄账户支付给郭钧。罗某的证言、通话录音及曾丹出具的收据均不足以证明林建雄在签署《借款合同》时代表融时代公司，融时代公司为实际出借人，亦不能证明融时代公司收取了利息或指示郭钧支付利息。故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要求融时代公司退还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刘树旺而言，郭钧、吴东楣主张其受融时代公司的指示将利息45万元打入了刘树旺名下账户，故要求刘树旺返还。一审法院认为，刘树旺并非《借款合同》的主体，郭钧仅基于刘树旺收取了款项而通过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其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就林建雄而言，林建雄虽为《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但罗某的证人证言及通话录音等证据并不能证明林建雄收取了利息或指示郭钧向刘树旺支付利息。故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要求林建雄归还剩余利息及支付迟延履行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树旺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期间，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庭审中，融时代公司表示，林建雄并非其公司员工，但存在业务关系，刘树旺和其没有任何关系；就案涉借款，融时代公司曾与郭钧、吴东楣签订咨询服务合同，但案涉《借款合同》的签订及履行与其无关。林建雄表示，其和刘树旺、融时代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但均非融时代公司的员工。林建雄主张其有闲置资金可以出借，融时代公司相当于中介，可以提供有房产抵押的借款人的信息，其和借款人直接签订借款合同；刘树旺也可以为其介绍借款人，融时代公司和刘树旺之间的关系其不清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依据《借款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融时代公司、林建雄、刘树旺返还其超额支付的1个月利息225000元及迟延还款的利息损失。上述《借款合同》载明，林建雄系出借人，郭钧、吴东楣系借款人，福圣隆公司并非合同一方当事人，不能直接享有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另，福圣隆公司系根据郭钧、吴东楣的指令向刘树旺支付诉争45万元款项，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行为，其与林建雄不存在借款合意，不构成借款合同关系。故福圣隆公司无权依据《借款合同》主张融时代公司、林建雄、刘树旺返还款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郭钧、吴东楣主张，融时代公司是《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人，林建雄和刘树旺分别受融时代公司委托签署《借款合同》和收取借款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借款合同》直接约束融时代公司；另，融时代公司与林建雄、刘树旺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对郭钧、吴东楣主张《借款合同》项下利息负连带返还责任。对此本院评述如下：首先，《借款合同》系郭钧、吴东楣与林建雄签署，林建雄实际出借了500万元，包括借款主体、资金来源等与借款合同成立有关的要素事实均未显示融时代公司具有缔约的意思表示并参与了合同的订立。其次，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上述规定，郭钧、吴东楣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林建雄、刘树旺系根据融时代公司委托从事签署合同、收取利息行为，本案郭钧、吴东楣提供诸多证据意图证明林建雄、刘树旺与融时代公司存在雇佣或者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即便依据上述事实亦无法直接认定委托关系的存在和本案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融时代公司的事实，郭钧、吴东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再次，郭钧、吴东楣一方面认为林建雄、刘树旺系根据融时代公司委托或者指示签署合同、收取利息，融时代公司实际系《借款合同》一方主体，应履行合同义务、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又以欺诈为由要求林建雄、刘树旺与融时代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诉讼主张的法律逻辑相互矛盾。另，即便根据郭钧、吴东楣自述，其对于实际借款人为融时代公司，林建雄、刘树旺系根据融时代公司委托或者指示签署合同、收取利息的事实是知晓的，并履行了相应的还款义务，并不存在欺诈情形。在郭钧、吴东楣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融时代公司、林建雄、刘树旺构成欺诈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形，郭钧、吴东楣依据《借款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融时代公司为实际借款人，要求其返还多收取的利息款，并以欺诈为由要求林建雄、刘树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不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本院不再一一评述。需要说明的是，本院系根据郭钧、吴东楣的诉讼主张及其对应的法律关系，就融时代公司是否系《借款合同》项下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林建雄、刘树旺是否根据融时代公司委托签署合同、收取利息，以及是否存在欺诈等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至于福圣隆公司根据郭钧、吴东楣指示与刘树旺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因不影响本案裁判结果，本院未予审查、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郭钧、吴东楣、福圣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60元，由郭钧、吴东楣、天津福圣隆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苑 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