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225民初321号 原告：李国成，男，197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戴利红，女，197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现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张某，男，1978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现住浙江省象山县。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剑平，浙江海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东，浙江海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国成与被告戴利红、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被告张某，被告戴利红、张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剑平、周雨东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因本院审理的另案（2019）浙0225民初8994号戴利红起诉李国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戴利红起诉要求李国成支付购房款80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李国成抗辩称戴利红尚欠其款项4842300元未还，要求抵销房款，后本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戴利红的诉讼请求。李国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因本案处理应以该案判决结果作为依据，本案中止审理。2020年5月13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决，故本案恢复审理。为查清事实，本院根据原告申请通知被告戴利红本人出庭，同时通知原告李国成本人出庭，并于2020年6月1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善挺，被告戴利红以及被告戴利红、张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剑平、周雨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国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4042300元（已抵扣房款800000元），并自起诉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因另案生效判决中法院判决原告支付戴利红房款800000元，故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将诉请归还金额增加至48423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戴利红利与被告张某系夫妻关系，于2002年4月7日登记结婚。因被告方以各种理由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4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6日期间，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方陆续交付了款项5930800元；期间，被告方仅陆续归还1088500元。由于被告方无力偿还剩余4842300元款项，故双方商定被告用石浦镇港城家园6幢3单元902室的房屋，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归还部分借款，并于2017年4月21日签署了《房屋买卖契约》，用该方式归还其中的800000元借款。后双方发生多起纠纷并诉讼，均由象山县人民法院裁决。2018年5月4日，张某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李国成与戴利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无效，并返还上述房屋。2018年11月20日，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225民初390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该案中，法院认定原告方于2014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6日期间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陆续向被告方交付了款项590多万元，被告方于2014年5月27日至2017年6月3日陆续汇给了原告款项100多万元。针对差额未还的款项，被告戴利红利当时抗辩称绝大部分款项在上述房屋转让前已还给了原告。2019年7月，象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225民初4366号民事判决书，再次认定了原告方于2014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6日期间以银行转账的方式陆续向被告方交付了款项590多万元，被告方于2014年5月27日至2017年6月3日陆续汇给了原告款项100多万元，并认为原告方与被告方之间的差额未还款项，不宜直接抵扣原告方应付被告方的800000元房款，该判决同时释明针对差额未还的款项，原告李国成应另案理直。原告认为，被告方以房屋装修、归还贷款、子女求学、生活和生产经营等各种名义从原告处陆续所得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两被告理应共同归还。被告方尚欠原告的4842300元款项，原告本可将其中800000元与原告尚欠被告方800000元购房款进行债务抵销，因法院判决未支持，故两被告应偿还原告4842300元。两被告曾经拥有嘉兴海盐、宁波、北仑、象山等地至少四套房子，登记在两被告名下或一人名下，按揭款由两被告共同支付，说明夫妻共同举债务用于共同支出。被告戴利红在之前的案件庭审中陈述绝大部分款项在房屋转让前已还给了原告，与事实不符合，涉及虚假诉讼。原告为维护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如果法院认为的本案法律关系、款项性质与原告主张的不一致，请求法院及时释明。 被告张某、戴利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1.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借贷关系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借贷双方真实合法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及借款的实际交付，缺一不可。本案中，根据庭审调查情况来看，原告仅提交了案涉款项进入被告戴利红银行卡的银行交易记录，未提交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其他证据，未能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被告戴利红也非常明确否认向原告借款，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能有效成立。2.原告对款项的银行汇款过程未做出合理说明，也证明本案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案涉款项数额较大，时间跨度较长，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的款项往来从2014年4月15日到2018年4月6日，长达四年多，每次汇款金额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关键一点是所有汇款均未备注用途。这四年多至发生争议起诉前，原告从未以借款名义向被告戴利红催讨，可以证明案涉款项其实不是借款。原告代理人说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的情人关系持续时间比较长，期间款项往来如果是借贷关系，原告为何不及时要求归还，案涉款项应属于不受法律调整的事实关系。直到2018年5月份张某起诉李国成、戴利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即（2018）浙0225民初3905号案件，李国成对案涉款项仍没有明确说法，一开始让其诉讼代理人说部分购房款在出借款中予以抵销，后又亲自在笔录中陈述购房款为1300000元，2016年4月17日起转账给戴利红的79万元之多是购房款。这些都表明原告汇款给被告戴利红的款项并不是借款，双方借贷关系不存在。双方更没有以房抵债的说法，这也与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完全不相符。3.（2018）浙0225民初3905号以及（2019）浙0225民初4366号案件判决书只是认定了双方之间有银行汇款的事实，结合李国成在案件中的自认，法院作出要求李国成继续支付购房款800000元的判决。若戴利红尚欠李国成400余万元，那法院为何要求李国成支付该购房款，从法院的判决也可以侧面证明本案的借贷关系不成立。4.被告张某对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的款项往来不知情，款项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不应将其列为被告并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张某本人在第一次庭审中补充辩称，本被告之前一直不知道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的款项往来，知道后直接告诉了原告老婆，此后就没有款项往来。本被告还把原告当作很要好的朋友，要是知道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存在情人关系等情况，就算被告戴利红把钱拿给本被告用，本被告也不可能使用。 被告张某、戴利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辩称，整体意见与前一次答辩意见一致，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不存在借贷关系。经过与被告戴利红本人沟通，往来款项事实，但被告戴利红实际上没有用到过，是原告本人在操作使用被告戴利红的银行卡，造成进出账差额。关于原告代理人所说的几套房子，家庭共有财产与共同借贷及支出无必然联系，被告张某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被告戴利红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补充辩称，1.被告方买四套房子时尚不认识原告，与原告毫无关系，至于何时买来，这么多年已记不清。2.自从本被告与原告发生关系后，原告怕本被告控告他控制本被告的人身自由，与本被告一起做生意。虽然钱打到本被告的银行卡里，但本被告的银行卡实际在原告手里，原告使用本被告的银行卡转来转去，本被告就相当于给原告拎包当司机，本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借贷关系。本被告当时在石浦万丰街开有一家十字绣店，生意很好，不需要向原告借钱。如果本被告欠原告钱，2018年时候原告不可能再转钱给本被告。本被告现在要控告原告强奸，并控制本被告人身自由。3.原告骗本被告将房屋转到原告名下可以贷款做生意，但转过去后事情就变化了，被告张某受原告诱骗与原告老婆汪妹琴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被告怕被告张某知道原告与本被告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只能忍气吞声。 原告李国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1.结婚证，以证明两被告于2002年4月7日登记结婚，案涉款项发生于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事实； 2.农村信用社、宁波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账户明细（附出款和进款汇总整理表），以证明根据原告与被告方的款项往来，被告方差额未还款项为4842300元的事实； 3.（2018）浙0225民初3905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被告戴利红在该案中抗辩称差额未还款项的绝大部分在该案房屋转让前已还给原告等事实； 4.（2019）浙0225民初4366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法院判决认为原告方与被告方之间的差额未还款项，不宜直接抵扣原告应付被告的800000元房款，原告应另案理直等事实； 5.被告戴利红的宁波银行卡交易明细，以证明被告戴利红于2016年7月13日将卡内的10余万元转给被告张某的事实； 6.被告张某的宁波银行账户明细，以证明被告张某于2016年1月25日向原告转账还款180000元的事实。 被告张某、戴利红未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被告戴利红与被告张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02年4月7日登记结婚，后于2019年12月13日离婚。原告与被告两夫妻相识后，2014年4月15日至2018年4月6日期间，原告名下的信用社等账户陆续转出款项至被告戴利红名下的银行账户，累计5922800元，另外于2015年3月3日转出款项8000元至被告张某名下的银行账户。2014年5月27日至2017年6月3日期间，被告戴利红名下的银行账户陆续转出款项至原告名下的信用社等账户，累计1088500元。2016年1月25日，被告张某名下的宁波银行账户转出款项180000元至原告名下的银行账户。 坐落于××镇××幢××室的房屋原登记在被告戴利红名下，由被告戴利红于2014年1月份出面购买，包括地下附属用房、车位在内，购房合同约定总价为800000元。2017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戴利红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契约》，约定被告戴利红将上述房屋转让给原告，成交价格为790000元。2017年5月2日，原告取得了上述房屋权证。2017年11月11日，原告配偶汪妹琴与被告张某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协议》，出租方为汪妹琴（甲方），承租方为张某（乙方），约定乙方承租甲方房屋，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4月10日止，租赁费为800元，于2017年11月11日一次性付清，租赁期满后乙方须无条件搬出。 2018年5月，张某作为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李国成与戴利红之间的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由李国成返还房屋。该案受理案号为（2018）浙0225民初3905号，在该案庭审中，针对李国成与戴利红之间往来款项的差额部分，李国成主张系戴利红两夫妻的未还借款，张某主张不能证明借款事实，戴利红主张其与李国成系情人关系，绝大部分款项在房屋转让前已还给李国成，双方系一起做生意，张某不知情款项往来。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后该案经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6月6日，本院受理张某诉李国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225民初4366号，张某诉请要求李国成支付尚欠购房款800000元，本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7月4日判决支持该诉请。后该案经二审，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撤销了原判。2019年12月2日，本院立案受理戴利红诉李国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浙0225民初8994号，戴利红诉请要求李国成支付尚欠购房款800000元及相关逾期利息损失。该案审理中，双方确认房屋实际成交价格为1300000元，李国成尚欠戴利红房款500000元，但李国成认为根据双方的款项往来，戴利红尚应归还的金额为4842300元，故其已于2019年12月24日向戴利红送达债务抵销通知书，要求抵销尚欠房款800000元，该抵销已生效，尚欠房款已不存在。本院对该案经审理后，认为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纠纷可另案理直，李国成要求法定抵销的前提未能成就，尚欠房款不能予以抵销，并于2020年1月8日判决支持戴利红的诉请。李国成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对原判认定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并于2020年5月13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另查明，被告戴利红认可两被告曾经以按揭贷款方式在嘉兴海盐、宁波、北仑等地购有房屋，登记在两被告名下或一人名下，后上述房屋于2018年、2019年前后被出售。 本院认为，本案基础争议焦点为案涉原、被告之间转账往来差额款项性质。原告主张转账往来以及差额款项客观存在，原、被告之间有未清债务事实清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理由为：1.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关系特殊，款项出借过程中无书面借据也很正常，借贷关系成立并不一定需要借据，通过相关事实和其他证据也能认定借贷关系。被告戴利红在之前案件庭审中陈述差额部分款项已还清，由此看来被告戴利红自认款项应该归还，只是认为已还清。暂且不论款项是借贷关系还是其他性质欠款引起，被告戴利红对如何还清一直没有完整、合理的解释和事实依据。按现有证据及查明事实，起码可以认定被告应归还原告差额款项。2.被告说原告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被告戴利红的银行卡实际由原告控制支配，无事实依据，只要查一下被告戴利红的账户交易明细对应原始单据就可查明。3.被告提到原告从未催讨过借款，发生本案诉讼是因为被告为房屋事情起诉原告，据此得出借贷关系不存在，该理由不成立。从起诉到现在为止，被告名下财产已清零，原告当时是基本知道，正因为被告无力归还款项，所以才会发生被告将港城佳园的房屋抵债给原告。综上所述，各种事实均证明原告向被告的转账需要归还，双方的借贷关系应成立，如果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原告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按照民诉法的规定请求法院提前向原告释明，原告将根据释明结果调整诉请。被告戴利红、张某主张本案不存在借贷合意及行为，转账不一定就是借款，也不代表赠予，最多是事实行为，这么多年来无借据、收条、催款痕迹等等，不符合借贷常理，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借贷关系，被告戴利红也从未认可。发生转账往来是因为原告与被告戴利红存在特殊关系，原告操作使用被告戴利红的银行账户形成。从转账往来情况看，也不像正常借款往来，比如2014年4月15日原告账户转到被告戴利红账户5000元，同年5月27日被告戴利红的账户转到原告账户却有60000元。发生本案诉讼的原因在于被告张某于2018年时候起诉返还房屋引起，原、被告不可能存在借贷关系。至于原告提到的嘉兴、宁波等地四套房屋，系被告两夫妻在认识原告之前购买，也说明被告两夫妻当时经济能力比较强，没有借钱动机。综上所述，根据举证规则，主张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方应是原告，本案借贷关系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对于被告戴利红在之前案件中陈述“绝大部分款项已还给原告，双方系一起做生意”，被告戴利红在本案庭审中解释其与原告于2014年左右成为情人关系，当时这样陈述是因为其一直骗被告张某说两人在一起做生意，那次庭审中张某到庭，其只能说钱已还给李国成了。 对于上述原、被告的争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转账往来差额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针对差额款项，被告戴利红的前后陈述矛盾，在本院审理的（2018）浙0225民初3905号确认房屋买卖无效纠纷案件中陈述系与原告一起做生意形成，绝大部分款项已还给原告，在本案中又推翻前案中陈述，改称系原告操作使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形成。对于上述前后不一陈述，被告戴利红均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举证规则，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的特殊关系、双方之前存在房屋转让等相关事实，经综合判断和考量，应认定原告与被告戴利红之间存在借款转账往来。故对于案涉差额款项4842300元，被告戴利红应予归还。被告以借据不存在等事由作为抗辩，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对于被告张某的宁波银行账户曾向原告账户转账180000元的事实，原告自认该转账系还款，故抵扣后，被告戴利红应归还借款金额为4662300元。对于原告诉请的自起诉之日起的相关利息损失，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 原告还主张案涉借款债务发生于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两夫妻曾多次请求原告提供资金帮助，借款主要由被告戴利红出面，被告张某共同参与或使用，款项用于支付房屋贷款等家庭用途，故被告张某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张某主张其对案涉转账往来并不知情，不存在参与或使用，被告方的几套房屋购置于认识原告之前，即便本案存在借贷关系也与其无关。本院认为，案涉差额款项已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款项用于两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或者基于两被告共同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案涉差额款项系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难以支持。即便有被告张某的账户曾发生一笔向原告账户转账180000元的事实，因两被告当时系夫妻关系，不排除被告戴利红临时使用被告张某的该账户转账，故不能因此认定案涉差额款项系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戴利红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原告李国成借款4662300元，并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李国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45538元，由原告李国成负担1440元，被告戴利红负担4409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姜海波 人民陪审员  骆惠琴 人民陪审员  董道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十日 代书 记员  倪麟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