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1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麟。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蕴秋，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逸，广东明盛律师事务执业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凯，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健，广东金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中华。上诉人李玉麟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平、蔡中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玉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刘国平、蔡中华名下的龙门县源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盛公司）的15%的股份归李玉麟所有，刘国平、蔡中华配合李玉麟进行股权变更登记；3.案件诉讼费由刘国平、蔡中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认定“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共同收购源盛公司100%股权的股权转让款数额为1750000元，其与7500000元实质为新股东对源盛公司的非出资性性质的投入”与事实不符。2007年11月，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四方共同与具航毅、李日成、何莲友、黄鹏锋、杨伟良、余国彪（以下简称甲方）就收购其共同持有的源盛公司100%股权事宜达成合意，并于2007年11月19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甲方愿意出让源盛公司100%股权（包括万隆广场100%土地使用权、开发权及收益权），乙方愿意受让，即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共同出资收购甲方持有的源盛公司100%股权。甲乙双方一致确定源盛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9250000元，即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款为9250000元；源盛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前的债务由甲方负责，同时明确源盛公司在转让合同签署前的债权债务总额及处理办法，具体为债务7500000元，该7500000元债务由甲方承担，用甲方收取的乙方股权转让款偿还，银行贷款4000000元，该4000000元贷款尚未使用，股权转让后，由现股东处置。另，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四人于2007年11月28日签署的《合作合同书》第二条“出资”明确表述“根据转让合同，股权收购价款为9250000元”。综上，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合作合同书》的约定及合同当事方的意思表达，均非常清楚反映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收购源盛公司100%股权转让款额为9250000元，并非17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7500000元款项的出处实际上是源于源盛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分别为万隆广场项目拖欠的前期开发费用3500000元和源盛公司欠款4000000元，因上述两笔共计7500000元债务为源盛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在股权转让后，归属于甲方承担，由甲方偿还。为此，《股权转让合同》专门约定，甲方同意用其从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偿还上述债务。该7500000元实为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收购源盛公司100%股权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并非投资款。一审法院关于7500000元实质为新股东对源盛公司的非出资性质的投入的认定属于法律常识性问题的认识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按股权比例，刘国平、蔡中华实质非出资性质的投入金额4237500元”与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签署的《合作合同书》约定和反映的事实不符。《合作合同书》对各方的：“出资数额”、“股份份额”、“风险承担”和“身份”均有明确约定和阐述，一审判决认定“按股权比例，刘国平、蔡中华实质非出资性质的投入金额4237500元”明显与该约定和阐述不相符合或矛盾的。《合作合同书》第一条明确反映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合同目的是“合作出资收购经营源盛公司”，“收购”与“投资”是两个不同法律概念。第二条反映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未收购源盛公司100%股权预计需共同出资约30000000元，说明刘国平和陈礼源在合作项目的股权比例是按其出资额确定的。第四条约定以及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于2009年1月签订的《退股协议书》，2010年7月25日许九妹与李玉麟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显示四人在共同出资收购源盛公司100%股权后，源盛公司100%股权属于四方共同持有。为此，四方签订《合作合同书》约定出资额及股权份额。对于刘国平、蔡中华的4500000元，如按一审认定其中4237500元为投资款，也就是说刘国平、蔡中华仅仅出资262500元就获得源盛公司15%股权和经营权，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与上述约定相悖。《合作合同书》约定的是典型的出资性投入方式，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合同当事人各方存在退回出资款的约定，说明刘国平、蔡中华投入的4500000元应为出资性投入。《合作合同书》第三条约定对于刘国平出资的4500000元和陈礼源出资的4500000元的风险承担作了特别约定，即收购成功前由李玉麟和许九妹承担，成功后由四方承担。由此可知，刘国平该4500000元出资属出资性收入。《合作合同书》第六条约定表明，刘国平是出资人而非投资人。综上，刘国平、蔡中华投入的4500000元是其履行李玉麟、许九妹、陈礼源合作收购源盛公司的出资义务，并非履行对源盛公司的投资义务或出借义务，应属于收购源盛公司15%股权的出资款。二、李玉麟与刘国平、蔡中华就转让源盛公司15%股权在事实已达成合意，且在事实上李玉麟已向刘国平、蔡中华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李玉麟、许九妹、刘国平、陈礼源完成对源盛公司收购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万隆广场地产项目融资补偿，先期预设的银行抵押贷款及寻找承建商垫资开发均未能实现。2009年1月5日，陈礼源因万隆广场地产项目投资前途不明，提出退股，要求转让其持有的源盛公司的15%股权。2010年7月，基于万隆广场地产项目未能启动，许九妹（孙明基）以另有发展为由，以7000000元价格向李玉麟转让了其持有的源盛公司18.57%的股权。2010年8月，李玉麟自筹资金，启动万隆广场地产项目，开发建设“龙翔花园”小区，期间源盛公司严重收不抵支，刘国平、蔡中华于2012年因自身资金紧张，又对万隆广场地产项目失去信心，提出退股，经协商，李玉麟同意以4100000元的价格收购其名下股权，并通过案外人钱小兵。陈多富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三、李玉麟向刘国平支付的410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并非源盛公司退回刘国平的投资款。刘国平、蔡中华出资4500000元是获得源盛公司15%股权，享有的是股东权利，源盛公司对其不存在退回投资款的义务。在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源盛公司收入远不抵支，尚亏欠52647978.1元，根本没能力向刘国平、蔡中华支付4100000元，该款系李玉麟收购刘国平、蔡中华名下15%源盛公司股权的对价。源盛公司单独向刘国平、蔡中华退回投资款既不符合公司规定也不合常理。源盛公司作为一家房地产企业，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根本无需通过私人账户退回投资款予刘国平、蔡中华。四、刘国平和蔡中华对4100000元款项的性质是明晰的，其收取4100000元的行为即表示其同意并接受股权转让。刘国平签署《退股协议书》也表明，其投入的4500000元是收购源盛公司的股权款而非出资性投入；刘国平和蔡中华对于案外人支付的4100000元来源于李玉麟也是清楚的，其收取该4100000元的行为即表示其同意并接受股权转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刘国平辩称，李玉麟的双重身份违反相关规定，主体资格存疑。刘国平自签署《合作合同书》及出资时即持有源盛公司15%股权，截止至今并无任何变动。刘国平从未与李玉麟达成任何关于转让源盛公司15%股权的合意，李玉麟的主张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4100000元系源盛公司退还予刘国平的股东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李玉麟与源盛公司财务混同，其作为源盛公司执行董事，持有源盛公司公章，实际上控制了源盛公司的经营管理。蔡中华辩称，无答辩意见。李玉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国平、蔡中华名下的龙门县源盛实业有限公司I5%的股份归李玉麟所有；2.刘国平、蔡中华配合李玉麟进行股权变更登记；3.诉讼费用由刘国平、蔡中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源盛公司登记成立于2006年6月2日，注册资本1000000元，所属行业为房地产开发行业。2007年11月19日，李玉麟、许九妹、陈礼源、刘国平（乙方）与源盛公司各股东（甲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持有源盛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价款9250000元；其中源盛公司运作万隆广场项目应付未付的前期开发费用合计3500000元，由甲方从乙方支付转让价款中偿还，源盛公司欠甲方借款4000000元，在乙方支付转让价款中由源盛公司偿还甲方。2007年11月20日，许九妹支付了900000元给李玉麟。2007年11月28日，许九妹、李玉麟、刘国平、陈礼源四人签订一份《合作合同书》，其中约定：四人愿意合作收购经营源盛公司，并于2017年11月19日与股权转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四人对该合同内容已充分了解并愿意共同遵守。根据转让合同，股权收购价9250000元，另中介费50000元、报建及市政配套费约700000元-900000元，前期收购资金总计约10000000元-10200000元。前期许九妹出资900000元，刘国平出资4500000元，陈礼源出资4500000元，后期万隆广场建设前期资金约需20000000元，由许九妹、李玉麟负责筹集解决，双方私人出万隆广场建设经营的启动资金，其余资金许九妹、李玉麟以万隆广场项目名义从银行借贷融资解决，或者以双方的社会关系联系建筑承包商带资承建。四人私人资金不计利息，但银行贷款成本充入项目成本。不管盈利还是亏损，不管万隆广场全过程开发还是中途出售，利润（或亏损）分成比例为许九妹占40%，李玉麟占40%，刘国平占15%，陈礼源占15%。未经全部股东同意，任何方不得将源盛公司出售，不经另三方股东许可，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转让股权，而且转让股权时，另三方有优先受让权。经四人协商约定，源盛公司由李玉麟任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受四人董事会委托负责管理该公司的一切经营业务活动。许九妹必须利用自己良好的社会关系为公司及万隆广场建设经营提供保障，负责银行融资、行政部门关系协调。2007年12月7日，蔡中华向李玉麟交付了4500000元。李玉麟出具收据，其中载明：借到蔡中华4500000元，投入万隆广场项目，待项目风险消除后转为蔡中华万隆广场参股金。后源盛公司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刘国平、李玉麟、许九妹、陈礼源，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分别为150000元、300000元、400000元、150000元。庭审中，刘国平称其并非单纯是蔡中华的股权代持人，蔡中华支付的上述4500000元中，有部分是刘国平的投入资金。2012年7月12日至2013年11月12日，案外人钱小兵分十次共计向刘国平账户转账3720000元。另一案外人陈多富则于2013年9月9日、2013年11月8日两次分别转账300000元、80000元至刘国平账户。蔡中华则在每次转账当日出具相应收据，其中均载明为收到源盛公司退回蔡中华（刘国平）投资款，并委托源盛公司将款项汇入刘国平账户。庭审中，李玉麟提供了落款处有“钱小兵”“陈多富”字样签名的《确认书》，其中载明系受李玉麟委托，转账上述款项给刘国平。李玉麟另提供一份加盖源盛公司公章的《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在2012年7月，我司原股东蔡中华（其公司股份由刘国平代持）向我司提出退股要求，其要求全部退回其持有的15%股份，收回其投资，后其与我司另一股东李玉麟协商，李玉麟同意以4100000元价格收购其股份。刘国平质证认为，无法确认李玉麟提供的《确认书》的真实性，该《确认书》证实了源盛公司财产与李玉麟财产混同；李玉麟控制源盛公司，其以该公司出具《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源盛公司2013年11月4日的章程仍载明：李玉麟出资300000元、许九妹出资400000元、陈礼源出资150000元、刘国平出资150000元，占出资总额比分别为30%、40%、15%、15%。2018年8月24日，源盛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仍载明投资者为许九妹、李玉麟、刘国平、陈礼源。李玉麟以此主张刘国平、蔡中华未能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李玉麟另提供一份加盖源盛公司公章的股东名册，其中记载股东为李玉麟、许九妹、何建民，股权比例为85.748%、7.668%、6.584%。刘国平质证认为，李玉麟控制源盛公司，其以该公司出具股东名册不能证明公司的持股情况。刘国平庭审中称其收到的上述4100000元系源盛公司在已获得回款的情况下先行返还其投资款，并称当庭查询到万隆广场项目在2012年3月9日已取得预售许可证，2012年12月7日取得第二期的预售许可证。李玉麟则称万隆广场项目预售许可证是在2013年7月才取得。在上述涉案交易中，李玉麟均使用其仍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仍使用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后才确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一审法院认为：李玉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因当事人未就处理本案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做出选择，刘国平、蔡中华住所地在我国内地，且合同履行地也在我国内地，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一审法院确定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关于李玉麟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李玉麟在涉案交易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现确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并以该身份主张涉案交易中的权利，并无法律禁止，应予准许。本案争议焦点为，李玉麟是否与刘国平、蔡中华达成了以4100000元受让刘国平名下的源盛公司15%股权的合意，李玉麟已支付该41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李玉麟未能提供任何双方就此达成合意的直接证据。李玉麟是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以源盛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的情况说明》不足为凭，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李玉麟提供的蔡中华出具的12份收据均载明为收到源盛公司退回蔡中华（刘国平）投资款，并委托源盛公司将款项汇入刘国平账户。根据该12份收据，刘国平账户收到的4100000元是源盛公司退回的投资款，并非李玉麟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李玉麟系源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其委托钱小兵、陈多富付款也不改变系源盛公司退回投资款的性质。另外，刘国平、蔡中华收取源盛公司退回的4100000元，根据本案双方举证情况，也无法认定系刘国平、蔡中华退股。根据《合作合同书》，真正股权转让款数额为1750000元，其余7500000元实质为新股东对源盛公司的非出资性质的投入。按股权比例，刘国平、蔡中华实质非出资性质的投入金额4237500元，而李玉麟在该合同签订时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非出资投入。故在万隆广场项目开发过程中，在有资金回笼的前提下，源盛公司先行返还刘国平、蔡中华的投资款，亦属合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法认定，李玉麟已与刘国平、蔡中华达成了以4100000元受让刘国平名下的源盛公司15%股权的合意，李玉麟已支付该41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李玉麟诉请确认刘国平名下源盛公司15%股权归李玉麟所有，刘国平、蔡中华配合将该15%股权变更登记至李玉麟名下，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玉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李玉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李玉麟为支持其上诉主张提交以下证据：1.源盛公司出具《情况说明》，拟证明源盛公司不曾向刘国华、蔡中华借款或收取投资款，源盛公司不曾向任何股东退还投资款，案涉4100000元并非源盛公司款项，以及截至2013年11月前源盛公司负债巨大等事实；2.案涉万隆广场项目开发初评、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案涉《股东转让合同》股权转让价款为9500000元，因项目迟延开工，各投资人对项目失去信心；3.陈礼源出具股权转让确认书、银行进账单，拟证明陈礼源转让其持有的15%股权形式与刘国平、蔡中华退款形式一致；4.公司付款通知单、借据、广发银行对公结算业务申请书，拟证明源盛公司从未与刘国平产生任何借款，蔡中华与源盛公司的借往来均是通过源盛公司基本账户支付，源盛公司不存在用第三方账户与刘国平、蔡中华交易或支付往来款项的事实；5.陈多富、钱小兵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4100000元系李玉麟个人私有资金；6.确认书（陈多富）、工商银行明细信息打印凭证、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拟证明李玉麟曾使用过陈多富名下账户偿还对蔡中华的个人借款，蔡中华对此是清楚的；7.参股协议书两份，拟证明截至2012年7月，源盛公司股权实际持有人为李玉麟、许九妹、何建民、刘国平（蔡中华），该期间上述股东并未作出任何返还投资款的决议或决定。刘国平对李玉麟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该证据均不属于新的证据，不予质证。二审庭审中，对于刘国平一审庭审所称其并非单纯是蔡中华的股权代持人，蔡中华支付的4500000元中有部分是刘国平的投入资金，法庭要求刘国平明确其投入资金份额，刘国平称其与蔡中华没有投入资金份额及股权持有比例进行协商，4500000元系全部由蔡中华支付，但同时坚持主张刘国平应享有其中一定权益。对于本案中刘国平和蔡中华之间的关系，李玉麟主张刘国平为蔡中华代持源盛公司15%股权。对于蔡中华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源盛公司退回蔡中华（刘国平）投资款的4100000元的性质，刘国平主张系源盛公司退还的股东投资款而非股权转让款；李玉麟主张系蔡中华、刘国平转让源盛公司15%股权的转让款。就其与刘国平、蔡中华将源盛公司15%股权转让予李玉麟的合意和具体履行问题，李玉麟作如下说明：2012年7月起，蔡中华因对案涉万隆广场项目前景不看好且出现经济问题，要求退股。李玉麟因资金周转紧张仅同意以原价受让，支付方式是4100000元现金及对蔡中华400000元债权抵扣，共计4500000元，上述款项于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支付完毕。后蔡中华认为转让价过低，李玉麟同意从案涉万隆项目中划出两套房以873000元价格作为股权溢价给予蔡中华，并于2016年4月将该两套房屋产权过户至蔡中华指定的案外人胡雪琼、胡伟名下。另查明，2019年6月6日，李玉麟作为原告，以刘国平、蔡中华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要求刘国平、蔡中华向李玉麟偿还由李玉麟为刘国平、蔡中华代付的购房款873000元及其利息（以873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完全清偿之日止）；刘国平、蔡中华对李玉麟代付的873000元购房款及其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粤0113民初7168号。并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粤0113民初7168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玉麟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与两刘国平、蔡中华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对李玉麟主张返还购房款的主张不予确认，判决：驳回李玉麟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本院认为，李玉麟明确以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参与诉讼，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涉澳民事纠纷案件，参照涉外民事纠纷案件处理并无不当。李玉麟主张蔡中华、刘国平转让源盛公司15%股权引发本案纠纷，因源盛公司是在我国内地登记成立的法人，上述合同签订、履行均发生在我国内地，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李玉麟本案上诉请求及事由，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根据当事人确认以及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2007年11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李玉麟、许九妹、陈礼源和刘国平共同作为乙方以9250000元对价受让源盛公司100%股权；2007年11月28日李玉麟、许九妹、陈礼源和刘国平签订《合作合同书》约定刘国平出资4500000元、利润（或亏损）分成比例占15%；2007年12月7日李玉麟出具收据确认借到蔡中华4500000元，并载明该款投入万隆广场项目待项目风险消除后转为蔡中华万隆广场参股金；以及刘国平二审庭询虽主张其并非单纯股权代持但同时确认4500000元资金均由蔡中华支付等事实。本院认定：蔡中华出资4500000元取得源盛公司15%股权，由刘国平为名义股东，刘国平与蔡中华之间系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合同书》真正股权转让款数额为1750000元，其与7500000元实质为新股东对源盛公司的非出资性质的投入，与《合作合同书》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相悖，与上述查明事实相悖，认定有误，应予纠正。第二，对于蔡中华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退回投资款并委托源盛公司将款项汇入刘国平账户的行为性质，李玉麟主张为收取股权转让款，刘国平主张为收取源盛公司返还的非出资性质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如前所述，蔡中华出资的4500000元应认定为其取得源盛公司15%股权的对价，根据查明事实，暂无证据证明蔡中华对源盛公司投入除上述4500000元以外的款项，故蔡中华确认“收到源盛公司退回蔡中华（刘国平）投资款”所对应的应为上述出资款，该款项系取得15%股权的出资，李玉麟称蔡中华和刘国平收回该出资作为让渡其持有的源盛公司相应股权的对价，该主张有据可循，相较于刘国平所主张的非出资性质投资款的返还更具合理性，故本院采纳李玉麟该主张。第三，对于李玉麟上诉要求确认刘国平、蔡中华名下的15%源盛公司股权归其所有的主张，虽然李玉麟提交陈多富、钱小兵的《确认书》以及源盛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蔡中华收取的4100000元“退回投资款”系李玉麟支付，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合意股权转让对价的具体数额；刘国平、蔡中华名下15%源盛公司股权取得对价为4500000元，现蔡中华确认收取的退回投资款仅为4100000元，李玉麟称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尚余款项及利息，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且刘国平、蔡中华对李玉麟该主张不予确认。因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玉麟已履行完毕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亦未有证据证实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条件已成就，李玉麟主张刘国平、蔡中华名下的15%源盛公司股权归其所有，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李玉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李玉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志明审判员  王碧玉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嘉宝陈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