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京0108行初334号原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潘家恩，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孟祥龙，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73号。法定代表人李卫华，局长。委托代理人宁建忠，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孙晓蓉，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第三人甄秀霞，女，1955年6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王中伟，北京市晨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倩茹，北京市晨野（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国仁城乡中心）诉被告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海淀区人保局）工伤保险资格认定案，本院于2020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甄秀霞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20年10月14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国仁城乡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孟祥龙，被告海淀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宁建忠，第三人甄秀霞的委托代理人何倩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海淀区人保局根据第三人甄秀霞提出的申请，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京海人社工伤认（1080T039673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海淀区人保局经调查核实：2017年8月1日，甄秀霞向被告提交甄玉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在工伤调查过程中，因甄玉芳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故被告于当日作出中止通知书。2018年6月19日，工伤申请人再次向被告提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终477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47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甄玉芳与国仁城乡中心于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经调查甄玉芳已正常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范围，并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人甄秀霞不服被告上述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经审理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2019)京01行终945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9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的京海人社不受字(2018)第0014032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以下简称第001403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甄秀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收到945号行政判决书后，对甄秀霞及国仁城乡中心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能够证实：2012年1月，甄玉芳就职于国仁城乡中心，后被派往“小毛驴市民”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2016年3月7日15时30分许，甄玉芳被同事发现在农园一办公室内突发疾病，并拨打急救电话，后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宣布甄玉芳于当日死亡。甄玉芳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国仁城乡中心诉称，第三人甄秀霞申请的关于甄玉芳工伤认定事宜，被告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甄玉芳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认定书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甄玉芳的死亡事件不能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如下：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对事实认定不清。1、被告关于甄玉芳与原告的关系认定不清。被告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中认定“2012年1月，甄玉芳就职于国仁城乡中心，后被派往‘小毛驴柳林’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此段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2012年3月16日，死者甄玉芳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柳林村村民委员会与原告签订《柳林生态村新农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利用柳林村的耕地和本村务农人员，利用“小毛驴”品牌，打造以“生态农业、环保农村”为主题的“柳林生态新村”。该《协议》第四条“其他事项”第1项约定“合作期间的所有项目，应尽量使用柳林村村民作为劳动力，为本村解决就业。……”。甄玉芳协议签订前一直在柳林村务农，由于年龄大且一直罹患疾病，事实上长期处于闲散的状态。原告与柳林村村委会签订协议后，由于甄玉芳在村中的强势，村委会将其安排在小毛驴柳林农园中，工作期间散漫自由，脾气暴躁，倚老卖老，原告的员工对其敢怒而不敢言。所以，甄玉芳能到农园上班，根本不是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中所谓的“就职于”原告并“派往”小毛驴柳林农园，更不是工伤认定申请人妄言的从“2012年1月”开始。2、被告关于甄玉芳的死亡事实认定不清。如前所述，由于原告与柳林村协议的特殊性，以及甄玉芳在村中的势力，原告事实上对甄玉芳并不能正常进行管理。2016年3月7日，甄玉芳中午在家里因身体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本应自行到医院进行检查，下午却仍然到小毛驴柳林农园并迅速发病和死亡，被告对这些细节并没有认定核实。二、被诉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错误。1、甄玉芳不符合“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以下简称第10号答复）中提出的意见是“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甄玉芳属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农民，其要满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视同工伤”的规定，应当同时具备“在工作时间内”和“因工作原因伤亡”两个条件。然而，甄玉芳死亡的原因是因“自发”急性心肌梗死死亡，根据病历，甄玉芳有高血压病史（死者在2013年曾经因脑血栓瘫痪过），且死亡前并未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其死亡非“因工作原因”，因此不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认定“视同工伤”。被告援引此法条作出决定书系适用法律错误。2、甄玉芳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不具备能认定“视同工伤”的法律条件。（1）根据945号行政判决书，甄玉芳于2014年8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在2016年3月7日死亡时正常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范围，被告原本应当依法直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2）据悉，甄玉芳死后，甄玉芳的家属隐瞒甄玉芳已经死亡的事实，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冒领城乡居民养老金，后被社保行政机关发现后追回。甄玉芳家属存在不诚信的行为。三、如果甄玉芳的情况能被认定成工伤，将使得涉农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开展利用土地的经济合作项目变得运作艰难，事实上会毁掉这个产业，具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涉农企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开展经济合作项目（如原告与柳林村委会合作兴办的小毛驴农园），是基于企业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不得不依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资源的政策现状。然而，在类似项目建立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其土地所有权优势，通常都会附加条件，要求企业优先安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在项目上工作，旨在帮助该村安排剩余劳动力。然而事实上，现代农村的很多青壮年多已没有务农意愿，肯参加农业劳动的村民大多是老年人，这些人大多已过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参差不齐，且随着年龄的逐年增长，这些老年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企业由于在项目中受制于对土地使用权的依赖，也担心部分村民闹事，事实上对经村委会安排而来的务农老年人并无多少人员选择权。农园本身虽然也属于农业生产，但与以农作物种植和出售的正规农业行业相比，更偏向娱乐性质，旨在丰富城市居民的业余生活，因此农园的劳动强度并不大。村民通过在农园比较安逸的劳动，既增加了收入，对于老年村民还相当于额外增加了一笔“养老金”。退休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劳动者生理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的降低，将企业对劳动者的保障责任转移给国家和社会，通过社保机构实现。然而，在类似小毛驴农园这样的项目上，村委会安排的老年劳动者年龄无上限、农民在农园的务农的年限也并没有限制，因此老年村民在农园上因疾病或衰老而自然死亡的类似事件将变得不再稀奇。如果甄玉芳这种自然死亡的情况能被认定为“视为工伤”，则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秉持着“只要死在农园上，就能获得巨额赔偿”的不良动机，企业将成为被讹诈的摇钱树，这不仅对本不富裕的企业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对企业利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经济合作项目是毁灭性的打击。愿意从事类似经济项目的企业会越来越少，这对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说，是双输的。而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类似经济项目的健康发展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会使很多热爱农业农村项目的企业和人才望而却步。四、原告系集体所有制企业，认定甄玉芳工伤对企业显失公平。原告的创始人是一批专业从事三农研究的高知社会学者，出于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热爱，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创办农园项目。项目的运营资金并不充裕，甚至还要接受政府的项目补贴才能勉强运转。如果因甄玉芳的自然死亡就被莫名其妙的认定工伤而承受巨额赔偿，对原告来说显失公平，也势必寒了所有热爱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人的心。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国仁城乡中心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证明被告认定甄玉芳“视同工伤”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945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甄玉芳于2014年8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在2016年3月7日死亡时正常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范围，被告先前即应当对甄玉芳不予认定为工伤；3、《柳林村生态新农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证明甄玉芳是受柳林村村委会安排，在自己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用土地上务农，不属于“进城务工”；4、甄玉芳的身份证及户口本，证明甄玉芳是柳林村村民，在自己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的农用土地上务农，不属于“进城务工”；5、《院前急救医疗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诊断）书》，证明甄玉芳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不属于“因工作原因伤亡”，而是自身健康原因；6、出库单，证明甄玉芳一直仅从事仓库保管员工作，未从事体力劳动，不是“因工作原因伤亡”，其死亡是自身健康原因。被告海淀区人保局辩称，2017年8月1日，甄秀霞向被告提交甄玉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在工伤调查过程中，因甄玉芳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故被告于当日作出中止通知书。2018年6月19日，工伤申请人再次向被告提交477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甄玉芳与国仁城乡中心于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经调查甄玉芳已正常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范围，并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人甄秀霞不服被告上述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经审理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94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的第001403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甄秀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告收到945号行政判决书后，对甄秀霞及国仁城乡中心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能够证实：2012年1月，甄玉芳就职于国仁城乡中心，后被派往“小毛驴市民”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2016年3月7日15时30分许，甄玉芳被同事发现在农园一办公室内突发疾病，并拨打急救电话，后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宣布甄玉芳于当日死亡。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甄玉芳2016年3月7日发生的伤害，符合工伤认定范围，并认定为工伤。被告认为：首先，甄玉芳与国仁城乡中心之间就劳务关系争议一案，已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甄玉芳与国仁城乡中心于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并且可以证明甄玉芳在“小毛驴市民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其次，第10号答复载明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于《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另，《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以及《北京市实施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新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该用人单位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证据，或者自行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决定”。因被告在办理甄玉芳的工伤认定过程中，国仁城乡中心始终未提交甄玉芳的非因工伤亡的证据，故该单位应当承担甄玉芳所受伤害的工伤责任。恳请法院维持被告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依法驳回国仁城乡中心的本案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海淀区人保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第三人向被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2、甄玉芳身份证，证明甄玉芳身份；3、甄秀霞与甄玉芳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亲属关系；4、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证明受托人情况；5、情况说明、劳动仲裁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及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法院生效判决情况；6、院前抢救记录及死亡证明，证明甄玉芳的发病时间及死亡情况；7、企业信息查询，证明被告对本案具有管辖权；8、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证明因原告与第三人就劳动关系确认产生诉讼，被告依法中止工伤认定；9、人民法院判决，证明法院判决结果；10、材料接受凭证，证明被告接收材料情况；11、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记录，证明甄玉芳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12、不予受理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13、行政起诉状，证明第三人对被告不予受理不服提起诉讼；14、一审、二审行政判决书，证明法院生效判决情况；1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受理情况；16、调查询问通知书，证明被告向原告发出询问通知书；17、营业执照，证明被告职权范围；18、法人委托及身份证，证明原告提交的委托手续；19、事故报告，证明原告对甄玉芳的工伤提出异议；20、询问笔录，证明被告调查情况；21、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进行送达。同时，被告海淀区人保局当庭出示《工伤保险条例》、《北京市实施若干规定》及人社部发〔2016〕2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29号意见）作为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依据。第三人甄秀霞述称，被告所作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关于甄玉芳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及甄玉芳的死亡事实的认定清楚。1、甄玉芳2012年3月16日至2014年5月20日期间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5月21日起至2016年3月7日去世之前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与原告存在劳务关系这一事实是经过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的，被告海淀区人保局依据相关判决及前往原告处所调查的事实对甄玉芳与原告之间的关系进行认定，并无不当之处。2、原告所称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中认定“2012年1月，甄玉芳就职于国仁城乡中心，后被派往“小毛驴柳林”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但是根据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甄玉芳就职于原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属实，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也属实，关于甄玉芳的入职日期，第三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也提交过柳林村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即使被告对甄玉芳的入职时间描述与判决内容存在差异，但该认定也是被告依据其调查作出，基本符合相关事实，并不会影响对甄玉芳与原告之间关系的认定，亦不会影响原告的合法权利及利益。3、原告诉状中所称的因甄玉芳在柳林村村中强势被安排到被告处工作以及甄玉芳的工作态度、死亡事实等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完全属于杜撰。二、甄玉芳的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1、第10号答复在出具时，针对的具体案件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的情形；2012年发布的【2012】行他字第13号答复（以下简称第13号答复），针对的具体案件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时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认定的情形。而最终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答复对上述情形下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认定的意见都是肯定的，也确认了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或交通事故死亡属于因工作原因伤亡的情形。而甄玉芳的情形与第13号答复所针对的案件情况完全一致，因此甄玉芳工作时间内突发疾病死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两份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中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情形，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被告援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认定甄玉芳“视同工伤”，完全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2、针对甄玉芳已经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这一情况，被告在第三人与被告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一案中，即提出相关抗辩意见，但945号行政判决书中确认：“海淀区人保局以甄玉芳发生死亡伤害时，其与国仁城乡中心之间属于劳务关系，且已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属适用法律错误”，并据此对海淀区人民法院的（2019）京0108行初212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212号行政判决书）予以撤销改判。该判决内容明确表明甄玉芳已经领取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工伤认定。而原告断章取义地从二审判决书中摘取一审判决的内容作为其诉讼的事实理由，无任何事实和依据。三、原告的其他主张及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称甄玉芳的情况被认定成工伤将会使企业与农村之间的合作项目变得运作艰难，毁掉相关产业，造成巨大负面社会影响并且对其显失公平的相关主张，纯属无稽之谈。首先，被告作出认定甄玉芳“视同工伤”的决定，完全依据事实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其次虽甄玉芳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法律并未禁止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因此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原告依法为甄玉芳缴纳社会保险，甄玉芳的亲属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相关的赔偿是由保险基金支付的，原告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只有在企业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时，员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的工伤保险待遇才应由企业承担。本案中，因原告为逃避企业的正常的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最终导致其承担赔偿责任，完全是其自身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现原告企图将其依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污蔑称第三人的讹诈行为，并与企业甚至一个行业的发展混为一谈，纯属偷换概念，推卸责任。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第三人甄秀霞提交以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2017）京0108民初11748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1748号民事判决书），2、（2017）京01民终531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317号民事判决书），3、（2017）京0108民初44422号事民判决书（以下简称44422号民事判决书），4、4779号民事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甄玉芳与原告于2012年3月16日至2014年5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中关于原告与甄玉芳之间关系的认定正确；5、212号行政判决书，6、945号行政判决书，以上证据证明甄玉芳虽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但其工作中突发疾病去世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作出的认定甄玉芳“视同工伤”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辩意见如下：针对原告国仁城乡中心提交的证据：被告海淀区人保局认为证据1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2-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人甄秀霞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海淀区人保局相同。针对被告海淀区人保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国仁城乡中心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据6认为甄玉芳死亡是由于其自身原因导致，而非其工作原因导致；对证据14认为程序上的不予受理是不适当的，但应当受理并不代表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三人甄秀霞对被告海淀区人保局提交的全部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针对第三人甄秀霞提交证据：原告国仁城乡中心对证据1-4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判决结果；对证据5和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海淀区人保局对第三人甄秀霞提交的证据均予以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评议后认为：原告国仁城乡中心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国仁城乡中心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但无法证明该公司据此主张的甄玉芳不符合认定工伤条件的意见，故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被告海淀区人保局提交的证据21中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且内容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甄秀霞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被诉的行政行为具有关联性，且内容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以上经过认证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1月，甄玉芳就职于国仁城乡中心，后被派往“小毛驴市民”农园从事工人管理和产品配送管理工作。2016年3月7日15时30分许，甄玉芳被同事发现在农园一办公室内突发疾病，并拨打急救电话，后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宣布甄玉芳于当日死亡。2017年8月1日，甄秀霞向被告提交甄玉芳的工伤认定申请。在工伤调查过程中，因甄玉芳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故海淀区人保局于当日作出中止通知书。2018年6月19日，甄秀霞再次向海淀区人保局提交4779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确认甄玉芳与国仁城乡中心于2014年5月21日至2016年3月7日期间存在在劳务关系。海淀区人保局经调查认为甄玉芳已正常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待遇，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范围，并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第001403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甄秀霞不服提出行政诉讼，经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945号终审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21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海淀区人保局于2018年6月22日作出的第0014032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责令海淀区人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对甄秀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11月25日，海淀区人保局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对甄秀霞提交的甄玉芳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并于当日向甄秀霞直接送达。同年12月20日，海淀区人保局向国仁城乡中心直接送达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该单位到海淀区人保局工伤保险科接受调查询问，并提交甄秀霞受伤的事故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劳动关系证明、参保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后国仁城乡中心提交了该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委托手续及关于甄玉芳的情况说明等材料。其中关于甄玉芳的情况说明中，国仁城乡中心认为甄玉芳的死亡原因系其因自身健康导致的突发心肌梗死，不属于“因工作原因”，不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2020年1月2日，海淀区人保局对国仁城乡中心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国仁城乡中心称不清楚甄玉芳的发病时间、发病地点、发病经过和具体发病原因。同年1月7日，海淀区人保局对甄秀霞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甄秀霞陈述甄玉芳的发病时间为2016年3月7日15时30分，发病地点为“小毛驴市民”农场的一办公室，不清楚发病经过，其到达办公室后，发现其父亲甄玉芳在办公桌坐着，由单位职工拨打了急救电话，急救车到达后为甄玉芳做了心电图，经显示确认甄玉芳于当日死亡。同年1月17日，海淀区人保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甄玉芳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视同工伤。同年1月20日，海淀区人保局向国仁城乡中心及甄秀霞分别直接送达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国仁城乡中心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第13号答复载明：“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海淀区人保局作为国仁城乡中心所在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受理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行政职权。根据第13号答复，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2016年3月7日15时30分许，甄玉芳被同事发现在“小毛驴市民”农园一办公室内突发疾病，后经医护人员抢救无效，宣布甄玉芳于当日死亡。该情形与第13号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应当予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一致，因此，甄玉芳发生的死亡伤害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甄玉芳发生的死亡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上述规定。因此，海淀区人保局认定甄玉芳发生的死亡伤害，属于视同工伤，并无不当。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现国仁城乡中心未举证证明甄玉芳发生的死亡伤害不应认定为工伤，故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海淀区人保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受案、调查取证、送达等行政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海淀区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现国仁城乡中心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慧敏人民陪审员  李恩平人民陪审员  王春兰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赵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