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295号 原告：任芬英，女，1952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汪某3，男，198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陈某，女，198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汪某1，女，200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汪某3，系汪某1父亲。 法定代理人：陈某，系汪某1母亲。 原告：汪某2，男，201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汪某3，系汪某2父亲。 法定代理人：陈某，系汪某2母亲。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方园、陈国娜，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606D，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湘湖路3368号。 负责人：来和平，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红儿，杭州市萧山区闻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诉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闻堰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某3、陈某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方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祥、黄红儿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审理期间，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协商二个月，本院予以准许，另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为原告按成本价3000元／平方米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按高层计算）（房屋暂估值为210000元，安置成本价3000元／平方米×70平方米）。事实和理由：2013年因萧山区闻堰镇政府的拆迁需要，四原告与闻堰镇政府就房屋拆迁安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3年11月签订了《闻堰镇三江口村湘湖三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安置协议》第二条安置方式中约定：乙方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口4人，其中非农4人。安置期间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2016年6月22日，汪某2出生，且为分房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以下简称《安置意见》）于2017年5月2日施行，汪某2是符合该文件规定的安置人口，按规定可享受“多层每人安置面积50平方米，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可按成本价增购10平方米”的待遇。现被告一直未给汪某2按协议及相关规定进行安置。故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望依法判决。 被告闻堰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任芬英、汪某3等（汪某3户）属于世居户，其房屋拆迁的安置应该按世居户的政策进行。因湘湖三期建设需要，汪某3户被列入拆迁范围，经过原告方提供资料及政府有关部门核实，汪某3户是居住在××街道××村的非农家庭，属于“世居户”。二、汪某3户按政策可以安置280平方米房屋，该安置房现已得到安置。根据《闻堰镇湘湖三期区块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四条（三）3（5）款的规定，汪某3户可以安置280平方米房屋（56平方米／人×5人＝280平方米）。以上安置房，汪某3户在2018年12月通过货币化安置70平方米，在2019年10月现房安置220平方米，并已按“世居户”安置政策结算完毕及交房完毕。三、汪某3户现起诉要求按人均70平方米进行安置，不符合安置政策。根据萧政办发〔2017〕51号文件第三条（三）6（1）款规定，汪某3户也只能安置280平方米房屋（56平方米／人×5人＝280平方米），因为汪某3户是“世居户”，而不是简单的人均70平方米（该安置政策针对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农居户”）。依据以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认为，汪某3户按政策可以安置280平方米房屋，其要求按人均70平方米进行安置的诉请不符合安置政策的规定，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五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闻堰镇三江口村湘湖三期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货币化安置补充协议书各1份； 2.《农村私人建房用地成呈报表》1份； 3.《闻堰镇湘湖三期区块房屋拆迁安置实施细则》1份； 证据1-3共同证明原告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符合非农拆迁安置政策的事实。 4.《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1份，以证明原告汪某2符合非农拆迁照顾安置人口及应安置面积的事实。 5.户口簿、结婚证、出生证明、分房通知各1份，以证明原告五人为非农户口，安置人数应为五人的事实。 6.原告向法院申请调取的《特殊情况申报表》1份，以证明根据征迁工作指挥部意见，汪某3户符合非农成家子女安置政策的事实。 7.公告1份，载明如果安置户于2019年7月23日21时前未及时确认户内信息的，视为自愿放弃，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安置户自行承担，以证明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为行政通知，具有强制性、单方性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方面不能证明汪某3户为非农成家子女，协议书中的安置方式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照顾安置，最终由区一体办审核，并不能否认汪某3户系世居户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建房时汪某3的父亲汪关松系农民，汪关松符合建房条件，其他人依附于汪关松才符合建房条件，单独不符合建房条件，汪关松死亡后，不能证明汪某3户属于非农成家子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汪某3户属于非农成家子女，只能证明汪某3户系世居户，《实施细则》中对列入照顾安置的条件有规定，夫妻双方或者一方须为拆迁地的农业户口，如果汪关松（汪某3的父亲）还在世，汪某3等人可以作为非农成家子女，但汪某3户拆迁时，户内不存在农业户口，所以不能算作非农成家子女；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其内容与《实施细则》基本一致，非农成家子女的条件规定同上，因拆迁时汪某3户内没有农业户口，不能按照非农成家子女安置；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可以证明五原告都是非农户口，属于世居户家庭，符合世居户概念；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证明汪某3户当时就提出过按照5人安置350平方米的要求，被告当时从情理上考虑到原告家庭汪关松去世的特殊情况，经过指挥部的审核，在原告提前签约、提前腾房的情况，可以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安置，但该照顾安置是一次性的，假使人口有变动，仍按照《安置协议》履行，或者根据相关文件和《实施细则》进行重新审核；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但该签约公告没有强制性。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2、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但结合证据3、4中对非农成家子女的规定及证据6中指挥部的意见，汪某3户并非符合非农拆迁安置政策，而是根据该户实际参照非农成家子女的待遇签订协议；证据4系相关安置文件，确认具有证据效力，就其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事实予以综合认定；证据5，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6的三性予以认定，但根据其内容，汪某3户并非符合非农成家子女安置政策，而是根据该户实际有条件地参照非农成家子女享受安置；对证据7的三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公告为行政通知及具有强制性的证明对象。 被告闻堰街道办事处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货币化安置补充协议书1份，以证明原告已经在2018年进行货币化安置70平方米的事实； 2.安置资金结算明细表1份，以证明原告已经现房安置220平方米，并已按照世居户的标准进行价格结算的事实； 3.特殊情况申报表1份，以证明2019年7月汪某3户申报要求增加购房10个平方米，当时汪某3户认可了210平方米的安置基数的事实； 4.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1份，以证明该通知中对原告可安置的面积、安置人口、户型都进行了明确，汪某3作为户主签字确认，说明原告对最终安置面积210＋10平方米予以确认，对按照世居户进行安置予以认可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按照该协议书第一条第4点、第二条，从其金额可以看出汪某3户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标准进行货币化安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结算明细表第二条的安置面积中优惠价200平方米，成本价20平方米，任芬英有10平方米按照非农标准予以安置（60＋10），如果是世居户，直接按安置优惠价，而不是成本价，所以其自相矛盾，汪某3于2019年10月15日签署该结算表，是因为当时被告在出具该明细表及被告所提交的证据3时，告知原告新增人口根据当时的《实施细则》不享有安置面积，并拿出《实施细则》给原告看，原告看后发现根据当时的政策确实不享有安置面积，所以汪某3在有误解的情况下签署了该明细表；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汪某3户提出事由的原因明确载明是安置房户型不足，才给原告按照220平方米安置，原安置面积为210平方米，调整为120平方米、100平方米两套，购买10平方米（成本价），其原因是安置房户型不足，而工作组也在意见中写了“情况属实”，故并非被告所陈述的原告要参照世居户安置给予优惠；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签署该确认通知前，被告多次告知原告新增人口根据当前政策不享有安置面积，且拿出《实施细则》向原告证明新增人口不享有安置，原告产生误解的情况下才签署了该通知，并不代表原告放弃新增人口的安置面积。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但不足以证明该明细表是按照世居户的标准进行价格结算的；证据3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但其内容不足以证明汪某3户放弃了主张新增人口安置面积的权利；证据4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确认具有证据效力。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1995年11月21日，经原萧山市闻堰镇东汪村村民委员会及原萧山市闻堰镇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户主汪关松，户内人员任芬英、汪某3及汪国平（汪某3的姐姐）的农村私人建房用地申请，批准该户在原址翻建，建房用宅基地82平方米，其中主房75平方米，道地7平方米。 2013年，为推进湘湖三期建设，萧山区闻堰镇三江口村开展湘湖三期区块房屋拆迁。汪某3户填写《特殊情况申报表》，向被告提出，其亡父为农业户口，其余在册人口4人均为街道居民，要求不按世居户进行安置，且女儿按独生子女安置，要求安置350平方米。湘湖新城闻堰镇湘湖三期征迁工作指挥部批示，“根据该户实际，在规定的提前时间内签约、腾房的，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2013年11月，在规定的提前时间内，汪某3作为户主与被告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约定，根据《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现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事宜，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协议就房屋基本情况及补偿奖励金额、安置方式、付款方式、腾房要求、过渡方式、违约责任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安置方式约定：乙方（汪某3户）符合安置政策的人口4人，其中非农4人；安置期间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乙方拟安置面积280平方米，其中按1270元／平方米安置优惠价购买安置面积180平方米，按3000元／平方米成本价购买安置面积100平方米。2016年6月22日，汪某3、陈某生育二胎汪某2。2018年12月25日，汪某3户与被告签订货币化安置补充协议书，约定陈某70平方米选择货币化安置，剩余安置面积210平方米，并结算了货币化补偿及奖励金额。2019年7月21日，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发出公告，要求各安置户于2019年7月23日21时前完成户内信息确认及资料收集，逾期不确认的，视为自愿放弃。2019年7月23日，汪某3填写《特殊情况申报表》，向被告提出“因安置房户型不足，原安置面积210平方米，户型140平方米、70平方米，现调整为120平方米、100平方米两套”，要求按成本价购买10平方米，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对此批示“拟同意”。同日，汪某3在闻堰街道征迁安置指挥部制作的《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上的“户主确认”一栏签字，确认汪某3户“原协议安置面积280平方米，新增人口1人【汪某2（儿子）】，新增安置面积0平方米；已货币化70平方米，剩余安置面积220平方米；本期安置户型100平方米1套、120平方米1套”，并表示“相关事宜本户将根据实际需求按时办理”。2019年7月28日，汪某3户参加三江名苑安置房分房抽签，抽取了闻堰街道三江名苑安置小区20幢1单元303室（120平方米户型）和15幢1单元1203室（100平方米户型）。2019年10月15日，汪某3户与被告进行结算，并在安置资金结算明细表上签名。该结算表载明确，汪某3户安置人口5人，本次优惠价安置200平方米，成本价安置20平方米，安置房分配结果同上，经资金结算，包括新增人口过渡费14400元在内，被告尚需支付汪某3户79390元（其余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及奖励款和安置面积均已履行）。因对汪某2无新增安置面积有异议，汪某3户未领取上述结算款，并于2019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项第2点关于人口确定，规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实施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实施细则》第四条第（三）项第3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1）被拆迁人的非农子女第②点规定：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的农业户口，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其非农子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本区或滨江区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非农成家子女与其家庭成员（非农成家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均未享受过房改及拆迁安置政策的，一次性照顾安置210平方米……该第四条第（三）项第3点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5）世居居民第③点四人以上户：原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56平方米安置，每户最高不超过336平方米。 又查明，2017年5月2日发布的萧政办发〔2017〕51号《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二）款“人口确定”规定：按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在册人口计算；实施多层、高层住宅建设期间（分房前），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增加的，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安置意见》第三条第（三）款“以下人员列入照顾安置”规定：1.被补偿人的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子女的安置。夫妻双方或一方为拆迁地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被补偿人，其子女已经结婚，常住父母处，且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的，根据不同情况，按以下方式安置：该子女与其家庭成员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的，该子女与其配偶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安置价购买，该子女的子女每人安置50平方米，按成本价购买……6.世居户的安置。对户口在杭州市区范围内，且一直居住在世居房内，未享受房改等政策的，安置面积按以下方式计算，以安置价购买：……四人以上户：原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40平方米安置。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子女，按1人计算。该《安置意见》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其他因特殊情况确需安置的，由各镇街、管委会（建设主体）提出，经区城乡一体办审核，报区政府批准。该《安置意见》第六条规定：以上所列的面积为多层面积，高层住宅的安置面积以多层安置的面积为基准，同比例增加。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经按规定期限签订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及腾房，在外过渡的被补偿人，适用本意见。《杭州市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和《关于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建设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萧城乡办〔2013〕30号）文件同时废止。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汪某3户与被告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即汪某3户新增人口汪某2是否享有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按高层计算）的权利，原告的该主张是否具有合法依据。首先，“世居户”是指至少有一代在拆迁所在村（社区）出生，居住在该村（社区）的且在户改前已全部为非农户口的家庭。汪某3户被拆迁的房屋是由农业户口的已去世的汪某3之父汪关松申请建房的，在实施拆迁或申请购房时，汪某3户的户内在册人口均为非农业家庭户，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属于“世居户”。原告对此也是明知的，故而才以《特殊情况申报表》“要求不按世居户进行安置”，经过特别审批才同意其在符合提前签约、腾房条件下“可参照非农成家子女家庭享受安置”，但这并不改变汪某3户实属“世居户”的性质，其实际身份并非“非农成家子女家庭”。因为其安置待遇上要参照待遇更好的“非农成家子女”需经特别审批，申报表已列明申请人员信息，并未明确该待遇可延伸至未来可能新增的家庭成员，故该特批的待遇应为一次性安排，不能以此类推到新增人口身上。其次，无论《安置协议》约定“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出生、婚嫁等）的，可按规定计算”，还是《实施细则》或者《安置意见》规定同样情况“可按规定计算人口”，均须按“规定”计算，该“规定”链接至相关文件的具体条文，只能按原告家庭的真实情况执行“世居户”的相关规定，即按人均面积56平方米安置，汪某3户5人共可安置280平方米，因原经特批已给予2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故无须再增加面积。再次，2019年7月23日，汪某3在《关于户内信息确认等事宜的通知》上已明确确认汪某3户“原协议安置面积280平方米，新增人口1人【汪某2（儿子）】，新增安置面积0平方米”，即汪某3户已确认其户新增人口不新增安置面积的结果，另在同日填写的《特殊情况申报表》上也未因此提出增加安置面积的要求，在此后的安置资金结算明细表上也确认了安置人口5人及相应安置房、资金结算的结果，这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其真实意思表达。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在未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之前，理应按照原协议履行。被告已按《安置协议》履行合同义务，现原告户要求增加安置面积70平方米，缺乏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计2225元，由任芬英、汪某3、陈某、汪某1、汪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茹华丽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