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民辖终1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5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1513号。法定代表人：钟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女，1975年4月24日出生，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专员，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国家开发银行。法定代表人：马欣，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莉，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琦，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钟玉，男，195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投资）与被上诉人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基金）、原审被告钟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18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国开基金诉称，2015年10月10日，国开基金与康得投资、康得投资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上海）签署了《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2016年6月14日，国开基金与康得投资、康得上海及钟玉签署了《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以下合称《投资合同》）。根据《投资合同》的约定，（1）国开基金以499000000元向康得上海进行增资，增资款用于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信科技）年产5100吨高性能碳纤维项目（以下简称碳纤维项目）的项目建设；（2）项目建设期届满之后，康得投资应当按照国开基金的要求在回购交割日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其中，第一次股权回购转让对价为9000000元，第二次股权回购交割日为2019年10月20日，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70000000元；（3）投资期限内国开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年化1.2%的投资收益率计算。在每个核算期内的投资收益＝该核算期内投资总额余额×投资收益率×该核算期的实际天数/360，投资收益每年核算一次，康得投资与康得上海相互承担连带责任；（4）如康得上海发生可能对国开基金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康得投资提前回购全部标的股权；（5）如康得投资未能按约定支付标的股权转让对价，除须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之外，还须自迟延之日起就该笔转让对价按照每日0.1%的费率支付资金占用成本，直至足额支付转让对价之日；（6）康得投资如未能履行回购义务或收益补足义务等导致国开基金投资无法按时退出的，则应当以投资总额及投资收益为基数，按照每日0.1%的违约金率支付违约金直至国开基金完全退出之日止；（7）康得投资逾期回购的，逾期回购价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30%”计算投资收益，直至逾期支付行为得到纠正为止。2015年10月10日，钟玉与国开基金签署《保证合同》并于2016年6月14日与国开基金等其他主体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约定钟玉就康得投资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国开基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未经国开基金书面同意，钟玉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保证或其他形式的信用支持。国开基金于2015年10月22日委托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499000000元划付至康得上海的账户之中，完成了增资款缴付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增资完成后，国开基金对康得上海的出资比例为83.31%，康得投资的出资比例为16.69%。但因康得投资整体管理不善，康得上海实际经营地址现已人去楼空，关闭停业，钟玉作为其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康得投资自身经营出现严重问题，康得投资、钟玉还出现了很多严重违约行为，包括未按时支付回购款、被多个其他债权人宣布违约，钟玉未经国开基金同意，擅自向第三方主体提供保证担保，康得上海投资的中安信科技碳纤维项目的项目建设已经产生问题，同时中安信科技未取得国开基金同意，擅自将碳纤维项目项下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了农业银行等，以上种种严重违约行为，严重损害国开基金合法权益，根据《投资合同》《保证合同》的约定，国开基金有权要求康得投资提前回购全部标的股权，并支付资金占用成本、违约金、逾期回购情形下的投资收益及因向康得投资追索而发生的律师费用等，钟玉应对康得投资的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但康得投资、钟玉并未履行其义务，为此，国开基金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康得投资应于2019年10月22日，提前回购国开基金持有的康得上海的股权，并向国开基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490000000元；2.依法判令康得投资向国开基金支付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2020年3月3日的资金占用成本65310000元；以及自2020年3月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成本。其中，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国开基金宣布提前回购到期日止的资金占用成本按照股权转让对价70000000元以及每日0.1%的费率计算确定；自国开基金宣布提前回购到期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成本按照股权转让对价490000000元以及每日0.1%的费率计算确定；3.依法判令康得投资向国开基金支付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2020年3月3日的违约金68234904元；以及自2020年3月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违约金按照国开基金投资总额499000000元及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应获得的投资收益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日0.1%的违约金率计算确定；4.依法判令康得投资向国开基金支付截至2020年3月3日投资收益18027974.99元；以及自2020年3月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回购情形下的投资收益。其中，自2019年10月20日起至提前回购日止的逾期回购情形下的投资收益以70000000元为基数计算；自提前回购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回购情形下的投资收益以490000000元为基数计算。逾期回购情形下的投资收益率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30%；5.依法判令康得投资向国开基金支付因向其追索而发生的律师费用200000元；6.钟玉对康得投资上述第1至5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依法判令康得投资、钟玉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康得投资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康得投资、国开基金及康得上海三方签署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第14.2条约定“本合同各方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合同中关于诉讼管辖地的约定不明，应适用法定的诉讼管辖规定。本案中作为被告的康得投资注册地址为西藏自治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5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1513号。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康得投资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一审原告国开基金系依其与康得投资、康得上海于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和三方及钟玉于2016年6月14日签订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载明：“14.2本合同各方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署地或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乙方和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三方协商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按投资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办理。”上述约定表明当事人选择合同签订地和国开基金住所地两个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作为合同争议的管辖法院，依照上述规定，国开基金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故此，当事人的管辖协议有效，可以结合级别管辖标准确定具体的管辖法院。国开基金住所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且本案的诉讼标的额为50000000元以上、5000000000元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关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高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3亿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所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9〕14号)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诉讼标的额上限原则上为50亿元”之规定，本案一审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康得投资关于本案的管辖法院应为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康得投资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不成立，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康得投资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康得投资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对法律、司法解释理解不当，也未考虑上诉人及案件的事实情况，对事实及法律认定不清。故上诉人请求将本案移送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管辖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国开基金系依其与康得投资、康得上海签订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和三方及钟玉签订的《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中有管辖条款，约定争议由合同签署地或国开基金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变更协议》亦约定争议按《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和机构办理。上述管辖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故国开基金可以选择向《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签订地或国开基金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国开基金住所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属于一审法院辖区，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确定级别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康得投资的管辖权异议申请，并无不当。上诉人康得投资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正确，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案件受理费70元，由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曹玉乾审 判 员 谷 升审 判 员 史晓亮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 高 鹏书 记 员 张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