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82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国彬，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坤志，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18号4层。法定代表人：陈祖胜，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方辉，湖北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永斌，湖北我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国彬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独任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国彬上诉请求：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2民初2265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蔡国彬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蔡国彬认为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不清。首先，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除了在2007年11月15日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外，鉴于蔡国彬系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高管，负责湖北区域业务，职务重要，如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离职手续繁琐及交接事项繁多，故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与蔡国彬又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补充约定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由于乙方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其职能的重要性及职位的特殊性…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如乙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六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执行董事申请辞职。”该证据蔡国彬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递交了证据原件予以举证，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代理人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表示该证据需要核实真实性，但一审法院在未等待证据真实性核实的情况下，直接予以判决，蔡国彬认为这属于事实调查不清。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也明文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要求蔡国彬至少提前六十天提出离职申请，但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举证欲证明的离职交接日期仅为2019年10月22日下午，距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时间不到十个月，其明显与常理和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不符，而且，双方在2019年10月22日下午办理的印章交接不到2小时，说明当日办理的印章交接根本不属于离职交接。其次，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出的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的于2019年10月16日的通话录音的文字翻译存在翻译严重错误，蔡国彬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对其录音的文字版的真实性提出过异议，根据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所举证的2019年10月16日及2019年10月22日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的通话录音，也并不能够证实2019年10月22日下午在司门口所办理的印章交接属于离职交接。1、根据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2019年10月16日的录音文字版内容中“08：26朱毅敏：就等于说你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找人过来，接的，接相关工作，你是可以回来协助交接的，是吧”，“10：07朱毅敏：因为老板怕你休假那么久，这里全部没人签字，他到时不知怎么搞”，“11：37朱毅敏：知道，老板就担心，他说你休假不回去，那边不知道怎么正常运作”，以及“13：31朱毅敏：知道知道，我就回复老板，就等于…就等于说，他没安排人过来暂时接管的时候，你都会跟进相关的工作”，“14：52朱毅敏：是吧，明白，就等于说如果他找到人临时过来接你的工作，你都有时间回来跟他们交接的对吧。”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在与蔡国彬沟通的过程中，均是表达了进行临时性、暂时性的交接，并没有说办理的是离职交接，即便是在2019年10月22日当天的录音中，也没有说是办理离职交接。2、蔡国彬在司门口办理的印章交接的保管人为陈跃翔，曾属于蔡国彬的下属的下属，而且当时并没有任何通知称陈跃翔将担任下一任班尼路湖北区总经理，且蔡国彬也因为假期等因素办理过类似的印章交接保管手续，故蔡国彬自始至终认为，在2019年10月22日于司门口办理的仅仅是休假期间的印章临时保管交接。3、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下属公司，系有明确的离职交接手续及流程的，根据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班尼路集团公司人事及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及权限》，员工辞职（总经理）的审批流程为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审批-总部审批（行政及人力资源总监审批）-总部审批（集团管理层审批），总部审批时间为15天。那么，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不可能只要求蔡国彬提出一个口头离职即由人事总监直接做出离职通告，其根本不符合公司的制度规定，也不符合一个上市公司的制度管理规范。4、在2019年10月23日以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通过短信、微信及邮寄函件的方式催促蔡国彬递交辞职信并配合办理离职交接手续，即使在庭审当天，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仍然提供与本案无关联的证据要求蔡国彬办理离职交接，这也足以说明蔡国彬是没有递交辞职信及办理任何离职交接手续的。但一审法院却将蔡国彬在2019年10月22日的工作交接认定为离职交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再次，蔡国彬在2019年10月份从未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他人提出过离职申请或清假至2019年11月25日离职。1、蔡国彬在2019年10月1日至10月22日期间，从未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有过任何的电话沟通，故根本不可能在2019年10月份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胡智恒通过电话提出离职。蔡国彬认为2019年10月份蔡国彬是否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胡智恒存在电话，是本案应该审理的关键性事实，因为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作出的（离职）通告、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在2019年10月16日的电话录音以及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催告函，均是以蔡国彬在2019年10月通过电话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胡智恒提出过离职而发生的，那么双方是否存在电话通话直接涉及到蔡国彬是否提出过离职，也涉及到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予以提供的证据待证事实是否真实的问题，但一审法院在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草率的作出了判决。2、蔡国彬的休假申请在2019年10月23日以前，都未得到过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批准，蔡国彬不可能提出休假即离职。根据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2019年10月16日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的通话录音中“00：21朱毅敏：没有，蔡总啊，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在清年假啊。00：33朱毅敏：你申请休到什么时候”以及“03：23蔡国彬：三十三我刚刚签了，那个前天，昨天吧，昨天那个人事部拿过来给我签了”可以证实，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人事总监都不知晓蔡国彬申请年休假的天数的事情以及蔡国彬是在2019年10月15日才递交书面年假申请。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虽然在庭审中提供了两张员工请假表，但对于部门主管栏处的签字，都无法证实是何人所签，也无法确认其签字的时间，结合我方提供的BIS的假期申请（2019年10月16日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的通话录音00：28提及过）可知，在2019年10月22日，蔡国彬的年休假申请确实未得到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胡智恒的审批通过。那么蔡国彬的年假申请既然在2019年10月16日（通话当天）都还没有得到人事总监朱毅敏的批准，在2019年10月22日也没有得到执行董事胡智恒的批准，怎么可能会说休假到2019年11月25日离职，根据蔡国彬提交的2019年10月23日与胡智恒的录音可知，在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2019年10月23日出离职通告后，蔡国彬才被批准年假，但离职通告却虚构“公司同意蔡总申请从即日起清假至11月25日离职，相关工作已于清假前交接完成”事实。故蔡国彬的请假都未得到批准，何来申请请假结束即离职的事实。3、蔡国彬在2019年10月23日收到该（离职）通告时已经及时通过电话向执行董事胡智恒提出了异议，对该通告不认可，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胡智恒也明确表示对通告不知情，并在电话中对蔡国彬表达歉意，这也进一步说明通告内容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最后，蔡国彬与潘彬泽的微信聊天并不能证明蔡国彬因个人原因离职。1、2018年9月14日上午11时59分，蔡国彬通过潘彬泽的微信好友申请，双方在2018年9月14日至2019年11月20日期间并无任何关于工作方面的交流，仅仅只是在2019年11月20日向其发送了一个微信告别信息，但其发送前，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早已于2019年10月23日做出了（离职）通告，明确了蔡国彬将于2019年11月25日“被离职”的事实。2、蔡国彬在2019年10月23日收到该（离职）通告时已经及时通过电话向执行董事胡智恒提出了异议，但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一直未做出撤销该通告的决定，同时，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胡智恒作为蔡国彬的直属上司，在日常工作对接过程中，胡智恒多次无故谩骂、侮辱、诽谤蔡国彬，同时要求蔡国彬自行离职，我方提供的2019年9月16日、2019年9月21日、2019年9月23日通话录音予以证实，所以蔡国彬在知晓通告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情况下，向潘彬泽发送的一段告别微信，该微信内容所表达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过了（蔡国彬）我的权责的范围，根据蔡国彬的微信内容表述“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为之努力奋斗逾23年的事业…，本月26日我将正式离职…”可知，蔡国彬是非常无奈的被迫接受了公司在2019年10月23日发送通告所确定的离职时间。因此，这并非蔡国彬个人主动选择离职，也并不能证实是蔡国彬因个人原因离职。3、潘彬泽与蔡国彬并无任何工作上的隶属关系，工作中亦无交集，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陈述蔡国彬已经通过电话向执行董事胡智恒申请了个人原因离职，那么蔡国彬怎么可能会向一个没有任何直接隶属关系的人再次申请离职呢？既然双方都认可25日为离职时间，但蔡国彬向潘彬泽说的是“本月26日我将正式离职”，那么其更加不能证实蔡国彬向潘彬泽以个人原因为由申请离职，根据公司的《劳动合同补充约定协议》及人事管理制度，蔡国彬若想离职，只能向其执行董事胡智恒提出离职申请。4、根据蔡国彬及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于2019年11月29日下午14时32分向蔡国彬发送微信消息称“蔡总您好，今天老板给电话我…我也告知了之前蔡总是电话向执行董事Victor提出辞职，然后安排交接及清年假的，据蔡总意愿当时是希望11月25日清完假再把辞职信交给公司的，公司也是同意的。因此，现在假已经清完，请蔡总尽快将辞职信寄给我，完成离职手续”此聊天记录可进一步证实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是要求蔡国彬在2019年11月25日清假后递交书面辞职申请的，即双方劳动关系并非清假结束即劳动关系解除，还需要蔡国彬递交辞职信确定辞职的时间。故双方的劳动关系的解除并非清假结束即劳动关系解除，还需要蔡国彬递交书面的辞职信，告知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辞职的时间。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答辩认为，《劳动合同补充约定协议》规定的是蔡国彬离职需提前60天申请的义务，不是其权利，不影响蔡国彬在违反其义务的情况下实施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及意思表示。蔡国彬在其补充上诉状中的第一点表述属于蔡国彬在民事上诉状中对本案关键事实的自认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其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的行为。蔡国彬作为总经理的职务交接已经履行完毕，离职是之前双方都约定好了的，系因其个人能力不足提出的离职。请求驳回蔡国彬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蔡国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蔡国彬支付1996年10月6日至2007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52000元及额外经济补偿金276000元、2008年1月1日至2019年11月25日的经济补偿金552000元；3.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蔡国彬支付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2162000元；4.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蔡国彬支付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25日的工资报酬30009.32元；5.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蔡国彬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21139.71元；6.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并为蔡国彬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7.判令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0月6日，蔡国彬入职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处，后任职武汉区域总经理。2007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了自2007年12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月工资为11000元。2019年10月23日，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内容为“武汉区总经理蔡国彬先生因私人理由已向公司辞职，公司同意蔡总申请从即日清假至11月25日离职，相关工作已于清假前交接完成”。同日，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陈跃翔任职武汉区总经理的通告。2019年10月16日，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与蔡国彬进行通话，通话过程中，朱毅敏多次提及蔡国彬向老板口头申请离职、离职前如何清年休假，并告知其老板将派人过来接管武汉业务。2019年10月22日，朱毅敏与蔡国彬进行通话，告知蔡国彬公司老总下午会到武汉办公室查看工作交接方面的事宜，同时双方确认年休假清假至2019年11月25日，并催促蔡国彬到公司进行工作交接。上述两次通话中，朱毅敏多次提及蔡国彬申请离职、离职前清年休假，蔡国彬全程未否认。2019年10月22日，蔡国彬、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按照电话中的约定进行公章交接，蔡国彬将其持有的公司印章悉数交给陈跃翔，蔡国彬、陈跃翔及交接监督人谭某均在交接单上签字确认。2020年1月8日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出具的粤广广州第152288号公证文书显示：2019年11月20日，蔡国彬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董事潘彬泽发送微信，称“尊敬的潘总，近年来超出我权责的不少事情自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为之奋斗了逾23年的事业。按计划，本月26日我将正式离职”。蔡国彬填写并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交了《员工假期申请表》两张，请假日期为2019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共16天的申请表写明“2018年年假已休16天，剩余2天”；请假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至11月25日共17天的申请表写明“2018年年假休2天，2019年年假休15天，全部年假已休完”。蔡国彬依照上述申请自2019年10月10日开始补休年休假，此后未再上班。蔡国彬主张其系总经理，除了法定年休假外，还有5天额外的年休假，其向法院主张的系额外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蔡国彬、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均认可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11月以及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已经为蔡国彬办理社保减员手续的事实。蔡国彬当庭表示自己大学毕业后将档案托管至专门机构。庭审中，蔡国彬、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双方核对尚未发放的2019年11月工资为30009.32元，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同意为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2019年12月20日，蔡国彬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自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金、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2019年11月工资、2018年10月至2019年11月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办理档案和社保转移手续、协助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4月14日作出岸劳人仲裁字【2020】第96号《仲裁裁决书》，确认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在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蔡国彬支付2019年11月工资30009.32元；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驳回蔡国彬的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应向蔡国彬支付2019年11月份工资30009.32元”以及“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仲裁结果，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蔡国彬主张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违法辞退自己，但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的通话录音显示，在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朱毅敏多次提及蔡国彬申请离职、离职前清年休假等内容时，蔡国彬全程未否认，反而按对方要求与继任者交接公章，如果遭违法辞退，蔡国彬的行为则不符合常理。且蔡国彬于2019年11月20日主动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董事潘彬泽发送微信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为之奋斗了逾23年的事业，按计划将于本月26日正式离职，蔡国彬的表态能够与上述录音证据相印证，证实蔡国彬曾主动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申请离职的事实。综上，蔡国彬主张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诉讼意见，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对其据此主张的赔偿金，不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劳动关系因蔡国彬申请离职而解除，并不存在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故对于蔡国彬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本案中并不存在蔡国彬“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情形，蔡国彬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其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无事实依据，对该诉求不予支持。蔡国彬依法应享受的年休假已全部休完，现其主张自己作为总经理应额外享受5天年休假，但其并未举证证实，故对蔡国彬主张的法定年休假之外的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不予支持。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已为蔡国彬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现蔡国彬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其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不再支持。蔡国彬的档案并不在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处保管或由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委托专门机构保管，现蔡国彬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蔡国彬与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1996年10月6日至2019年11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国彬支付2019年11月份工资30009.32元；三、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蔡国彬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四、驳回蔡国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蔡国彬、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均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蔡国彬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9年10月23日蔡国彬（136××××4432）与阿乐（150××××8364）的通话录音》（文字版），拟证明蔡国彬离职是公司逼迫压力下被动的离职，且只是离职意向。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不认可，不予质证。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电子邮件截图》，拟证明蔡国彬主张与潘彬泽无工作交集与事实不符，且蔡国彬于离职前一年就因履职能力问题流露出离职意向。蔡国彬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不予质证。对于上述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材料，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一审查明的事实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蔡国彬主张其只是进行了休假期间的临时性、暂时性的交接，且其只是迫于公司的逼迫产生的离职意向，并未正式办理离职交接，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属于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对上述问题的相关事实及法律关系认定清楚，辨析说理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双方劳动关系因蔡国彬申请离职而解除。蔡国彬主张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无事实依据。蔡国彬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办理失业金申领手续于法无据。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已为蔡国彬办理了社会保险减员手续。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并未保管蔡国彬的档案，蔡国彬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为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无事实依据。蔡国彬未举证证明其应享受法定年休假之外的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待遇，其要求广州友谊班尼路服饰有限公司支付5天未休年休假工资无事实依据。综上，蔡国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蔡国彬负担，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红兵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艺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