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5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某某，男，195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某，女，195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某，男，198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冬，江苏彭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欣岩，江苏彭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某，女，199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系铜山区某某生态园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潜，徐州市云龙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袁某某1，男，200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原审第三人：袁某某2，女,200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原审第三人（暨袁某某1、袁某某2法定代理人）：陈某某，女，198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上诉人袁某某、胡某某因与被上诉人赵某某、冯某某，原审第三人陈某某、袁某某1、袁某某2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312民初字11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某某及与袁某某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被上诉人赵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盛冬、余欣岩，被上诉人冯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某某、胡某某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和应赔偿的数额不当。1、被上诉人鱼塘系有偿垂钓，在上诉人亲属垂钓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巡护、救护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其过错比例仅10%，显失公平，应承担70%的主要过错责任。被上诉人收取袁某的垂钓费和晚餐费，就具有对其垂钓的安全管理义务，从长达一个小时的高清监控录像看到，鱼塘一直无人巡视,也无救生设备和安全垂钓公示，袁某落水至溺亡，无鱼塘管理人员救助，未尽任何安全防护和救助义务。2、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赔偿金额中，向上诉人释义的内容是“正在审理的案件要求参照文件规定标准进行执行，新标准出台后，原告是否增加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告知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内，需要合并主张。一审法院的释明不明确，判决缺乏依据。上诉人对于新标准的理解是被扶养人生活费可以主张，但合并计算在死亡赔偿金名下。上诉人考虑新的死亡赔偿金总额与被扶养人生活费合并计算后比原来主张的总额高了一点，所以上诉人没有申请增加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表述是被扶养人生活费包含在死亡赔偿金内，将该赔偿项目剔除，该表述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发[2010]23号】第四条规定。3、一审判决中没有体现13万元赔偿额中有多少是给两上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不当。二、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陈某某与被上诉人赵某某达成的协议对上诉人有效，陈某某实际代为领取了赔偿款，上诉人已获得足额赔偿，上诉人的起诉有违诚信原则的判决不当。1、赵某某向第三人陈某某书写的保证书，不具有与上诉人达成赔偿协议的性质。陈某某与袁某的关系与两上诉人与袁某的关系、地位不同。上诉人没有授权陈某某全权处理赔偿事宜，陈某某不具有代理上诉人的权利。2、柳新派出所刘某警官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第三人陈某某开火化证明时的陈述，该警官没有参与本案的调解和具体处理，故该证词不能成为陈某某具有代理权的证明。3、陈某某1是陈某某的弟弟，其在柳新派出所做的笔录中陈述代理袁某家人只能代表袁某的妻子和孩子，陈某某、陈某某1没有获得两上诉人授权处理两上诉人的赔偿权益。一审法院认定派出所民警已经充分告知两上诉人权利事宜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持。4、王某某1虽然有人民调解员的身份，但没有提供其参与调解以人民调解员身份所做的笔录，也没有提供上诉人给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授权委托书，赵某某出具给陈某某的保证书上没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也没有调解员的签名。法院对王某某1的调查笔录仅代表其个人的言词证据，不能证明其代表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且程序合法。一审判决与全国其他案例裁判尺度不一致。被上诉人赵某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关于赵某某承担10%的过错责任及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协议对上诉人有效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说理。二，赵某某与陈某某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该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各方当事人应受赔偿协议的约束，不得随意反悔。三、鱼塘与游泳池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场所，从事的活动也不相同，游泳作为水下运动风险系数较高，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标准较高。而鱼塘作为钓鱼场所，在岸边醒目位置设置警示牌的前提下，下水属于禁止事项，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承担标准应当远低于游泳池。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冯某某辩称，同被上诉人赵某某的答辩意见。关于一审法院释明的情况，上诉人有专业的代理人，一审法院在庭审时进行了详细的释明，上诉人考虑到诉讼费用问题未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系其自愿处分其权利，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陈某某、袁某某1、袁某某2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袁某某、胡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赵某某、冯某某赔偿各项损失1534725元，其中：1、死亡赔偿金944000元，因为死者袁某系城镇户口，按照20年主张；2、丧葬费39871元，按照2019年标准主张；3、被抚养人生活费500854元；4、精神抚慰金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某某、胡某某系死者袁某父母，第三人陈某某系死者袁某的妻子，第三人袁某某1、袁某某2系死者袁某的子女。2019年8月3日下午，袁某某、胡某某之子袁某到徐州市铜山区某某生态园垂钓，园内工作人员因参加亲友生日宴，无人看管鱼塘，不同意钓鱼，后经协商同意，袁某通过手机支付了垂钓费100元，并预定了晚餐。在垂钓过程中，袁某主动进入塘中捞鱼竿导致溺水身亡。次日上午，被园内人员发现并报警。经公安机关审查，该事件不属于刑事案件，即转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柳新派出所调解室进行了调解。人民调解员四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初步达成赵某某一次性赔偿死者的家人即父母、配偶、子女等第一顺序继承人12万元的调解意向，但未签订调解协议，后赵某某与死者妻子陈某某另行达成赔偿13万元的协议，2019年8月12日赵某某书写了保证书，内容为：“2019年8月3日袁某在赵某某、付萌鱼塘落水死亡，因考虑赵某某、付萌经济困难，故死者家属忍痛同意，以十三万元的丧葬费作为赔偿，三日内首付五万元，余款八万元在2019年8月27日前一次性付清，如违约赵某某、付萌自愿承担死亡赔偿金四十五万元整。保证人赵某某、保证人付萌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3日第三人陈某某向赵某某出具内容为：“袁某丧葬费13万元已付清以后与赵某某没关系”的收条。同日，其为办理袁某火化证向铜山区柳新派出所明确表示，其是袁某的妻子，可以代表袁某的家人做出决定和判断。胡某某在知道赵某某先赔偿5万元后，同意将其子尸体火化，并了结丧葬事宜。另查明，徐州市铜山区某某生态园于2019年11月25日注销工商登记，冯某某系该生态园负责人，赵某某自认系该生态园承包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冯某某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徐州市铜山区某某生态园的工商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冯某某作为其登记负责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其工商登记注销后，原告起诉要求其个人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故冯某某为本案适格被告。二、赵某某、冯某某对袁某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及应赔偿的数额。袁某某、胡某某主张的损失及支持如下：1、死亡赔偿金，袁某某、胡某某主张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赔偿20年计算死亡赔偿金944000元，经一审法院当庭释明按照新的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包含所有被抚养人生活费部分，其可申请追加诉讼请求，袁某某、胡某某表示不再申请增加诉讼请求；2、丧葬费，袁某某、胡某某主张39871元；3、精神抚慰金，袁某某、胡某某主张50000元；上述三项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4、被抚养人生活费500854元，因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内，不得另行主张，不支持该项主张。故袁某某、胡某某损失合计为1033871元。本案中，从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析，袁某作为成年人，对自己在钓鱼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应有预见性，在明知入水捞鱼竿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情况下，仍主动入水，将自身置于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并且放任危险发生，对自身的安全风险未采取措施予以避免，导致身亡，对此造成溺水身亡的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审法院酌定其承担90%的责任；赵某某作为鱼塘的承包经营者，在案发当日，明知其鱼塘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仍然收取了袁某的垂钓费，对垂钓者发生危险时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施救措施，亦应承担次要责任，酌定赵某某对此事承担10%的责任，冯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袁某亲属应获得的各项赔偿为103387.1元。三、第三人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对袁某某、胡某某是否有效，二人是否已获得足额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赵某某主张其与第三人陈某某签订赔偿协议，是基于陈某某是死者袁某的妻子这种特殊的身份，虽然没有持袁某某、胡某某的授权委托书，足以使其相信其可以代表死者的父母、子女等有权要求赔偿的人，才与之签订的赔偿协议。本案从五个方面分析评判赵某某有理由相信袁某某、胡某某在签订赔偿协议是明知的：1、胡某某知道其子非正常死亡，且曾经参与赔偿处理。胡某某庭审中陈述“其知道儿子袁某死亡后都崩溃了……其认为儿子死了是鱼塘的责任，事后去了柳新派出所一次，见了一位姓蔡的调解员，让其冷静商量事情……”，从胡某某陈述可以证明其知道儿子是如何死亡的，其去派出所参与过处理事宜；2、人民调解员四次调解均为公开调解，已经告知有权获得赔偿的人员范围。袁某某、胡某某的家族人员多人多次参与过调解，而非只有第三人陈某某参与，人民调解员曾在调解过程中明确问死者的父母是否来参与调解，前来参与调解的人员回答袁某的父母住院了，他们可以作出处理决定，由此可见陈某某明知调解是一揽子解决，赔偿含有死者的父母等所有人应获得的赔偿，而非只赔偿死者妻子的部分。陈某某以死者妻子的身份作为家庭代表，出面进行谈判赔偿事宜的行为，符合日常家事代理行为；3、袁某某、胡某某虽然未直接出面参与调解协商，但对赔偿事宜的过程是关注知晓的。胡某某作为死者的母亲自述“先赔偿五万元，入土为安”，在获赔五万元后，其作出了火化决定，并实际执行，由此判断胡某某对该赔偿协议是明知的，且未提出反对意见，丧葬事宜得以继续进行，也是基于获得了先期赔偿；4、第三人陈某某知道赔偿对象是所有权利人。在陈某某告知公安机关达成赔偿协议后，公安机关专门就陈某某能否代表死者的父母进行了询问，陈某某明确表示可以代表袁某的家人做出决定和判断。庭审中，第三人陈某某陈述其签署的赔偿协议代表死者袁某的家人，其对家人的理解也包括袁某的父母；5、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的结果是在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人民调解员已对该事件的处理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双方当事人也对该事件的调解方案基本认可，赵某某作为赔偿义务方与第三人陈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数额与人民调解员之前的调解数额多了10000元，且陈某某给赵某某出具收到130000元后与赵某某没有关系的收条，从赔偿数额和收条内容中也能够体现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为一揽子处理。从袁某某、胡某某与第三人的亲属关系和赔偿事件处理的整体性，赵某某有理由相信死者的妻子陈某某可以代表死者的所有亲属处理赔偿事宜。故第三人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对袁某某、胡某某有效。退一步讲，袁某死亡，按照侵权责任，其亲属应获得的全部赔偿为103387.1元，赵某某作为赔偿方已实际赔偿130000元，该赔偿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故袁某某、胡某某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袁某某、胡某某之子不幸身亡，令人惋惜，其失子之痛令人同情，鱼塘承包经营者已在事发后进行了积极的赔偿。对亡者亲属的赔偿事关重要，参与纠纷处理的人民调解员、办案民警已经充分告知了权利主体，陈某某实际代为领取了赔偿款，袁某溺亡后的民事赔偿事宜已就此了结，袁某某、胡某某提起本次民事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袁某某、胡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72元，由袁某某、胡某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赵某某提交证据1、淘宝交易记录一份，证明向法庭提供的照片中所显示的塑料船是赵某某于2019年7月30日网购，于7月31日放置在涉案鱼塘中。证据2、2019年8月4日上午10点42分，付某某1手机拍摄的公安机关打捞死者的照片一张，证明打捞死者时使用的塑料船，即赵某某所购的塑料船。证据3、账单详情一份，证明赵某某向铜山区鸿钧广告设计服务部支付2000元用于制作门头及钓场规则等材料。证据4，证人寇某,4出庭证明鱼塘不允许下水，钓场规则和警示标志在事发前已经存在，寇某,4成立的微信钓鱼群中已向钓友公告了钓场相应规则。上诉人袁某某、胡某某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购买记录不能证明在死者出事的8月3日，该船已经放置在湖面。对证据2的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在袁某钓鱼期间上诉人提供安全救助设施和已尽救助义务、巡护义务。事后打捞不能说明在袁某落水后被上诉人及时采取了相关救护措施。证据3与本案无关，扫码付款不能说明任何问题。4、对证人寇某,4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寇某,4作为与袁某直接对接的联系人，在案件未处理结束的情况下删除微信，变动微信群内容，其对案件事实有所隐瞒，且证人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陈述不一致。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鉴于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对象及其他证据将结合案情予以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2、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对上诉人是否有效。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判断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应当与营业活动内容相适应，并满足保障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的要求。根据风险自我防范原则，行为人对自身安全负有注意义务，对于一般正常行为能力人可预判风险产生的损害责任由行为人自身承担。首先，袁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预见自己在钓鱼过程中的危险性，明知入水捞鱼竿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主动入水，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导致溺水身亡。袁某主动进入水中的行为是导致其溺亡的直接原因，袁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未尽注意义务，应对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其次，鱼塘的管理人在明知鱼塘无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仍收取袁某的垂钓费用，允许其独自垂钓，在袁某入水发生溺水时，未能及时发现并提供相应救助，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赵某某作为鱼塘的管理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对袁某溺水死亡的后果应承担次要责任。再次，涉案事故发生于鱼塘，鱼塘对外经营的业务是垂钓而非游泳，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鱼塘经营垂钓业务要求必备救生员的强制性规定。鱼塘管理人虽负有保障垂钓人员免遭损害的义务，但义务的确定应限于其管理和控制能力范围之内,一审法院根据袁某与鱼塘管理人过错程度和导致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酌定由赵某某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二、关于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的协议对上诉人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从本案的五个方面分析后认为，赵某某有理由相信袁某某、胡某某对赵某某与陈某某签订赔偿协议是明知的，有理由相信陈某某作为死者妻子可以代表死者的所有亲属处理赔偿事宜，从而认定陈某某与赵某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对袁某某、胡某某有效，有事实依据且说理充分。该赔偿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对上诉人袁某某、胡某某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被侵权人有被扶养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单独的赔偿项目，不影响赔偿总额，但需在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中列支，以保护被扶养人的生存权益。本案中，袁某某、胡某某主张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丧葬费3987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085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而袁某某、胡某某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该项损失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中，一审法院未将其计算在总损失中予以支持，并无不当。袁某亲属应获得的各项赔偿合计103387.1元，其中死亡赔偿金94400元中包含被扶养人袁某某生活费［（26697元÷4人×5年）＋（26697元÷3人×3年）＋（26697元÷2人×9年）］×10%＝18020.5元，胡某某生活费［（26697元÷4人×5年）＋（26697元÷3人×3年）＋（26697元÷2人×8年）］×10%＝16685.6元，袁某某1生活费［（26697元÷4人×5年）＋（26697元÷3人×3年）］×10%＝6006.8元，袁某某2生活费（26697元÷4人×5年）×10%＝3337.1元。综上所述，袁某某3、胡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72元，由上诉人袁某某、胡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建航审 判 员 赵淑霞审 判 员 石镜霞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沙 莎书 记 员 梁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