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30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广西，男，196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光，河南千字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富方，男，197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平均，男，196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涛，系李平均之子。上诉人宋广西因与被上诉人邵富方、李平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广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晓光，被上诉人邵富方，被上诉人李平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广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民初370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一、二审费用均由邵富方、李平均承担。事实和理由：1.宋广西并未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又高利转贷给邵富方。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是利用虚假业务来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方面的信贷资助，套取资金是通过虚报项目、投资规模、已完工工程量或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虚报投资完成额,骗取国家建设投资。结合本案事实，邵富方与宋广西关系不错,因邵富方急用钱宋广西就用自己的保单贷出款项交给邵富方使用,双方未在借条中约定利息,而事后宋广西因借用平安公司8万元款项而多付了平安普惠54580元的利息，本金加利息共134580元,宋广西将这个情况告诉邵富方,邵富方只是在电话中所说“你为了我多付的利息我不亏你,我给你还了”,实际上邵富方在一审中并不认可2分利息。2.平安普惠公司并不是所谓的金融机构，平安普惠公司只对在其本公司购买保险的人按照购买保险的数额和年限发放贷款。本案中宋广西用自己购买的保单使用保险公司的资金不能被理解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本案借条未约定2分月息，宋广西不曾高利转贷给邵富方,反而是宋广西被平安公司收取了54580元的利息。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制的系借款人套取信贷资金转贷牟利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护信贷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原审法院认为宋广西的贷款系通过保单方式由平安普惠公司获得,平安普惠公司与宋广西之间偶发的借贷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调整的范围。即便宋广西的贷款系通过平安普惠公司利用自身购买的保险单价值所获属实,不考虑该借贷行为的性质,仅从类型上看,该借贷不属于信用贷款,不能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邵富方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宋广西拿着邵富方的保单没有成功贷款，又用宋广西自己的保单进行贷款，宋广西借给邵富方的钱是宋广西从平安普惠公司贷出来的，宋广西套取贷款后又高息借给邵富方，这件事邵富方知情，借贷合同无效，邵富方应返还借宋广西5万元。李平均是见证人不是担保人，邵富方没有要求李平均担保。李平均辩称，案涉民间借贷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无效，李平均不承担担保责任。而且李平均是见证人，不是担保人，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起到证明作用。一审判决认定正确，请求维持。宋广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邵富方、李平均支付欠款计人民币8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邵富方、李平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7日，在李平均家中，由李平均书写借条一份，约定由邵富方向宋广西借款80000元，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宋广西现扻捌万元整见证人：李平均借款人：邵富方见证人：杨涛2017年7月27日”，同时该借条右上方还有“80000.00”字样。该借条上除借款人栏后邵富方的签名系邵富方亲笔书写和“见证人：杨涛”字样的内容为杨涛书写外，其他内容均为李平均书写。借条书写当天，宋广西并未向邵富方支付借条中约定的80000元借款。后李平均在上述借条上“见证人：李平均”字样内容前又书写“担保”字样内容。庭审中，宋广西称借条出具后的第二天给了邵富方52000元，邵富方则称借条出具后两天，宋广西给其50000元。关于案涉借款的来源，宋广西向原审法院提交“借款详情”一份，据以证实因邵富方急需用钱向宋广西提出借款，宋广西随向平安普惠公司借款80000元，该款项在2017年7月26日发放给宋广西工商银行的账户80000元的事实。该“借款详情”显示：贷款年利率8.4％，期初费率3％，月服务费率1.13％，月保险费率0.76％，签约时间2017年7月25日，放款时间2017年7月26日。庭审中，宋广西同时称，80000元款项贷出后，到工商银行将80000元取出，交给邵富方52000元，剩余的20000多元用于付息，其付息29期，自己又支付10000多元把钱还清。关于借款利息，宋广西称邵富方说按月息2分。庭审中，宋广西提交其与邵富方的通话录音一份，据以证实向邵富方出借的款项有利息的事实。邵富方则称，其向宋广西的借款无利息，并对宋广西提供的通话录音不予认可，并称系其酒后宋广西引导其所述。该通话录音显示宋广西要求富方对80000元的款项按2分息付息，邵富方予以同意。本案诉讼形成前，宋广西曾于2020年2月向原审法院立案起诉邵富方、李平均，后于2020年3月20日申请撤回起诉，原审法院下发（2020）豫0482民初6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宋广西撤诉。后经原审法院委托，山东浩德物证司法鉴定所针对本案所涉借条中“担保”字迹是否系李平均书写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山东浩德［2020］物证（文）鉴字第282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本案所涉借条中“担保”字迹是李平均所写。一审法院认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根据宋广西的当庭陈述、宋广西提供的证据，邵富方对借款形成的陈述，可以证实宋广西向邵富方出借的款项系宋广西从平安普惠公司贷款所得，宋广西亦自认其交付给邵富方的52000元从平安普惠公司贷款所得，且邵富方对宋广西的出借系贷款所得知情。邵富方向宋广西出具的借条虽未约定借款利息，但通过宋广西与邵富方的通话录音和宋广西的当庭陈述，可知宋广西就本案所涉借款要求邵富方按2分付息，且该2分利息系月息，邵富方予以同意，故宋广西与邵富方就本案所涉借款口头约定有月息2分。因宋广西向邵富方出借的款项的贷款年利率为8.4％，故宋广西的行为已经构成高利转贷，根据法律规定，宋广西与邵富方就本案所涉借款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应为无效合同，邵富方因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取得的款项应依法返还宋广西，同时，因双方一直认可，案涉借条在出具时，并未实际交付借条所涉的80000元款项，宋广西称交付邵富方的款项为52000元，邵富方称收到宋广西的款项为50000元，宋广西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向邵富方实际交付款项的数额，故根据邵富方的自认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审法院认定，宋广西实际出借给邵富方的款项金额为50000元。邵富方因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取得的该50000元应当返还宋广西。对于宋广西要求邵富方按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宋广西与邵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宋广西与邵富方均对本案所涉的出借款项系贷款所得知情，宋广西与邵富方均存在过错，故邵富方在返还宋广西案涉的50000元的同时，依法应承担由此给宋广西造成的损失，现宋广西要求自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李平均在案涉借条出具后，又在案涉借条上书写担保字样，李平均虽予以否认，但司法机构的鉴定结论足以证实担保字样系李平均本人书写，李平均亦无相关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且李平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担保的含义，故李平均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李平均为案涉借款提供保证的数额应为宋广西实际交付的金额50000元。但因保证合同系从合同，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系主合同，主合同无效的，从合同无效，故李平均的保证行为无效。李平均是否承担责任，应看其是否有过错，纵观本案，宋广西向邵富方出借的款项已于2017年7月26日由金融机构放款至宋广西账户，李平均参与案涉借条的书写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事后在借条上书写担保字样的时间为2017年7月27日之后，宋广西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李平均事先知道其出借的款项系贷款所得，且该贷款的款项实际转入了宋广西的个人账户内，故原审法院认为，李平均对案涉民间借贷合同的无效并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邵富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宋广西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宋广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邵富方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宋广西提交三份证据，证据1，转账凭证一份，拟证明2017年7月26日平安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平安付科技服务公司根据宋广西保单的现金价值提供8万元的资金支持，收款方是宋广西，付款方式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证据2，国家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拟证明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上无发放贷款，该公司不是金融机构，该公司向宋广西发放资金的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拟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宋广西的借款是通过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获得，但宋广西与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偶发的借贷行为不属于信贷业务，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项调整的范围，宋广西所获得的款项不是在银行金融机构获得。邵富方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李平均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不予认可，该转账凭证没有写明款项来源；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没有市场监察局的盖章；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和证据2可以证明案涉借款是宋广西从平安惠普公司贷款而来，而平安付科技服务公司作为平安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将贷款提供给了宋广西。证据3系裁判文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应为自有资金，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对此知情的，借贷合同无效。在本案中，宋广西作为保险销售员，以要求邵富方在其处购买万元保险为前提，从中获利，从平安惠普公司贷款后出借给邵富方，宋广西提供的其与邵富方的录音材料中也可看出，宋广西在归还平安惠普公司的贷款后，亦要求邵富方按照2分的月利息偿还自己。上述情形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给借款人，故宋广西与邵富方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邵富方因该无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取得的款项应依法返还给宋广西，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宋广西辩称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发放贷款，故其从该公司贷款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该辩称明显逻辑不通，《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平安付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发放贷款不能反证宋广西从该公司贷款的行为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行为，故宋广西的该辩称本院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本案中，宋广西与邵富方的借款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宋广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宋广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艳丽审判员  张文平审判员  李 勇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吴桐书记员陈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