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01民终98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志伟，男，198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榆林市榆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国，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峰，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榆林市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国，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男，197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榆林市路口文信五金交电批发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国，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怀喜，男，1973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延安市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登科，男，197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延安市宝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登山，男，196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延安市宝塔区。上诉人韩志伟、文峰、高峰因与被上诉人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韩志伟、文峰、高峰上诉请求：1. 请求撤销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法院（2019）陕0115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其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支付人工工资51400元；2、依法驳回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赔偿损失49950元的诉讼请求；3、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工人工资58550元与双方核对的工人工资数额不符，双方核对的工人工资是51400元，一审判决认定的数额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由其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49950元，该损失的计算和赔付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波形钢护栏施工安装劳务作业合同》合法有效，并解除该合同；2.依法判令韩志伟、文峰、高峰返还工程质量保证金30000元；3.依法判令韩志伟、文峰、高峰支付从2019年6月20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工人工资暂计115000元；4.依法判令打桩机两台以及轻卡车一辆由韩志伟、文峰、高峰回购；并支付设备价款176800元；5.依法判令韩志伟、文峰、高峰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2242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履行合同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造成多大经济损失的事实争议。1.关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应支付的工人工资的损失数额。对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履行合同给工人支付工资应从何时起补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从2019年6月2日开始，韩志伟、文峰、高峰主张从2019年6月6日开始。但根据2019年6月19日26050元的补偿记载，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应补偿日期从2019年6月5日起算，人数为10人（含做饭1人），补偿前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工人已有2人离开，应补偿700元，其他7人每人从6月5日至6月19日补偿15天，根据各人的工资，10人已产生补偿应为26050元。从6月20日起韩志伟、文峰、高峰每天补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工人工资1500元。关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工人离开的时间，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2019年7月15日3人离开，2019年7月20日又离开3人，在2019年10月5日最后1人离开。韩志伟、文峰、高峰认为最后1人于2019年9月20日离开。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韩志伟、文峰、高峰提供的微信及电话录音等证据能够证明，对韩志伟、文峰、高峰提供的证据予以认定。根据经审查质证的证据证明，除协商补偿前已离开的2人外，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工人先后于6月20日离开2人，7月初离开1人，7月16日离开3人，9月20日离开1人。因此，韩志伟、文峰、高峰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造成的工人工资损失应从6月19日以协商确定补偿的次日起至各个工人离开时止，徐吕等四人工资依据徐吕提供的欠付工资单标准赔偿，其余按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约定的每天200元工资标准赔偿。从6月19日商定补偿后至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工人全部离开时，又已产生工人工资补偿为14500元+18000元。对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履行合同是否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造成损失的争议事实，诉讼中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赔偿的数额有每月5550元、9000元的二种主张。韩志伟、文峰、高峰认为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是老板其不应赔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一审法院认为，虽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作为老板可能不从事本合同约定的实际工作，但因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履行合同还是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造成了相应的经济损失。但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每人每月9000元的主张没有证据也没有依据，不予认定，应参照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给工人每天的工资标准，每月5500元的主张较为合理，予以采信。韩志伟、文峰、高峰应赔偿从2019年6月起至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拒绝去其他路段工作的2019年8月底止，3 人3个月共为49950元。2.关于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造成的房租支出损失数额的争议。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其租房4间每月1500元，但根据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提供的租房合同及韩志伟、文峰、高峰提供的录音等证据证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每月支付4间房屋的房租为1200元，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工人在2019年9月底前离开，只留1间房屋存放设备。但此时由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拒绝韩志伟、文峰、高峰要求去其他路段施工，此后再继续在此租房已非履行合同的需要。因此租房日期应认定计算至2019年9月底止，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支付房租的期间应为2019年6月至9月之间的4个月，共计4800元。3.关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履行本合同购买设备支出的损失。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购买了打桩机、拔桩机为160800元，购买轻卡车16000元，改造花费5500元。韩志伟、文峰、高峰对此价格不认可，认为没有要求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购买这些设备，其要的是成果。经审查，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对其主张购买打桩机的事实，没有提供正式票据、合同及价款支付方式的证据，且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提供的2019年5月26日没有任何印章，均为手写内容的定金收据显示打桩机2台价格为157000元，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160800元不符。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自述在2019年10月间将一台从未使用的打桩机出售价仅为50000元的情况来看，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打桩机价格自相矛盾，自述价与出售价相差悬殊，且没有票据及付款方式证明，因此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打桩机价款，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对轻卡车改造费5500元的支出，亦没有提供改造合同、票据等证据证明，对此改造费用无法认定。4.关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工人支出的保险费损失。双方当事人均认可11个人每人600元的保险费6600元的事实及韩志伟、文峰、高峰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退还了4个人2400元的保险费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工人等支出的保险费损失为4200元。5.关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设备、灶具、灶务、差旅等支出34744元，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认可。经审查，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提供单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加之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非特定为履行本合同购置的设备，而是在双方当事人设立承揽关系时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方必须具有的条件。灶务、差旅费用应包含在工资之中，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没有证据证明该费用为工资外应由其负担的费用，且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对差旅费亦无证据证明其已支付给工人。而从韩志伟、文峰、高峰提供的微信截图及电话录音证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并未向工人支付路费。因此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该部分费用，因无证据证明，不予认定。同时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该请求也不符合在民事活动中提供劳务一方应自备一定的常用设备或工具，而要求所有设备应由用工单位提供或负担的实际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解除合同及因解除合同产生的相应后果及赔偿问题能否得到支持。对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2019年5月13日双方当事人间签订的《波形钢护栏施工安装劳务作业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为履行该合同，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招人、购置设备、租房完成了准备工作，但因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提供劳务工程而无法履行合同。在2019年8月韩志伟、文峰、高峰提出变换施工地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不同意变换地点履行合同。由于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履行合同，韩志伟、文峰、高峰对合同解除负有主要责任。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在该合同对施工地点约定不具体的情况下，虽同意了一次施工地变更后，不同意再次通过变更施工地点继续履行合同，对造成该合同的解除，负次要责任。现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予以准许。对于合同解除后的赔偿的争议，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履行合同依约向韩志伟、文峰、高峰交纳了30000元保证金，因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提供劳务工程，合同未实际履行，韩志伟、文峰、高峰应依法退还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交纳的保证金。故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退还保证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履行合同招聘工人、租赁房屋、给聘用工人及其三人购买保险向韩志伟、文峰、高峰交纳了4200元（扣除韩志伟、文峰、高峰退还的保险费2400元后）等。但因韩志伟、文峰、高峰不能提供劳务工程，造成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应支出工人工资及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务工损失、房租费用、购买的保险不能发挥购买的作用及给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自身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韩志伟、文峰、高峰应承担赔偿责任。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回购打桩机及轻卡汽车的请求。打桩机是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履行本合同购置的专用设备，在本合同不能履行时，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回购的要求合情合理。但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对打桩机的价款自述前后矛盾，没有证据证明打桩机的价款，且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已其中将1台出售。因此，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回购打桩机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另在民事活动中承揽方为承揽工程自行准备常用设备是承揽的条件，承揽方不可能不自备任何设备来承揽工程。因此，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回购非专用设备轻卡汽车的请求，不符合承揽行为的实际情况，故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回购轻卡汽车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要求韩志伟、文峰、高峰赔偿购买设备运费、吃饭、差旅费用等的请求，因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主张的设备非为履行本合同而专用，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价款的真实性。而吃饭费用及差旅费用应为工资负担的范围，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没有证据证明该费用为工资外应由其负担，或差旅费其已实际支付了工人。因此对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该部分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解除2019年5月13日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与韩志伟、文峰、高峰签订的《波形钢护栏施工安装劳务作业合同》；二、韩志伟、文峰、高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履约保证金30000元；三、韩志伟、文峰、高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应支付的工人工资损失58550（含已支付的46000元在内）、赔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损失49950元；四、韩志伟、文峰、高峰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租房损失4800元、为工人购买保险支出的保险费损失4200元；五、驳回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63元，由韩志伟、文峰、高峰负担4031.5元，由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负担4031.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韩志伟、文峰、高峰提交一张《工人工资》复印件作为新的证据，拟证明其应当支付的工人工资的实际数额（为51400元）。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系韩志伟、文峰、高峰自行制作的，对该证据不予认可。经审查，韩志伟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的《补偿证明》载明：“由于施工条件不具备，现协商于2019年6月20号开始，每天补助工人工资壹仟伍佰元整，补偿至开工之日截之（止）不予补偿”。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韩志伟、文峰、高峰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之间签订的《波形钢护栏施工安装劳务作业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进行了招聘工人、购置设备、租赁房屋等准备工作，但作为发包方的韩志伟、文峰、高峰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提供合同约定的劳务工程，构成根本违约。现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但关于合同解除后的赔偿问题产生了争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韩志伟、文峰、高峰应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赔偿工人工资的损失数额。根据2019年韩志伟出具的《补偿证明》载明的内容，从2019年6月20日起至开工之日止，每天应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补偿工人工资1500元，直至开工之日。该《补偿证明》实际系对韩志伟、文峰、高峰对于其违约行为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作出的赔偿承诺。如果按照该《补偿证明》计算至合同解除之日，韩志伟、文峰、高峰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赔偿工人工资损失数额将远超一审法院认定的数额。故一审法院按照工人的实际离开时间计算工资损失为58550元，已经最大限度的维护了韩志伟、文峰、高峰的合法权利。二审中，韩志伟、文峰、高峰虽向本院提交了《工人工资》复印件，但未提供该证据的原件进行核对，故对于该《工人工资》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况且，即使韩志伟、文峰、高峰能够向本院提交该《工人工资》的原件，由于该《工人工资》上并无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的签名确认，无法证明该《工人工资》的内容是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故韩志伟、文峰、高峰主张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赔偿工人工资损失为514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二、韩志伟、文峰、高峰是否应当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赔偿经济损失49950元。如前所述，在案涉合同签订后，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为履行该合同，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财物。由于韩志伟、文峰、高峰的根本违约，致使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不仅产生了工人工资、房屋租赁费等损失，其三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经济损失。故一审法院参照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雇佣工人的工资标准，酌情判令韩志伟、文峰、高峰向康怀喜、常登科、常登山赔偿49950元损失，并未有失公正。综上所述，韩志伟、文峰、高峰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2.5元，由韩志伟、文峰、高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居  文审  判  员    臧  振  华审  判  员    侯  林  泉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  钰  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