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9民终34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盐城市大丰金裕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南阳镇沿海村。法定代表人：缪裕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汉林，盐城市大丰区白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继荣，男，1968年11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辉，江苏臻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盐城市大丰金某1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1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继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2019）苏0982民初6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某1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录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已经和被上诉人终止了之前的经营模式，而不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之前和被上诉人的经营模式不能具以认定就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是合伙，上诉人是公司，一审法院混淆了个人行为和法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一审法院也认定上诉人原股东缪裕中、金某2勇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营模式，而不是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营模式。二、一审判决采用证据不当。一审中调查的证言仅是证明之前上诉人原股东缪裕中、金某2勇和被上诉人之间的经营模式，而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上诉人的会计仅是帮助上诉人原股东缪裕中、金某2勇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代账，其签字行为不能推定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仍然是合伙关系。李继荣辩称：一、从法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自2017年2月1日金某2勇转让股份并修订章程后，已转变为自然人即缪裕中独资的一人公司，缪裕中代表公司经营的行为实质上等同于公司的行为，故《公司法》第67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加之原审中上诉人举证的2017年度、2018年度饲料明细也未以公司名义，更未加盖公司的印章，所以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伙，不存在混淆个人行为与法人行为之间的关系。二、本案双方间系合伙关系，证据确实充分，原审判决认定正确。1、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中，缪裕中一再强调“不管赚多少亏多少把账拿出来，分下来的四分之一的钱要给我”、“四分之一你必须打给我……”、“你和金某2勇把账一夹，你把余下的四分之一给我”……。2、从上诉人在原审中举证的送货单据上载明的肥料、鱼药，且占很大的比例，上诉人的经营范围仅限（水产）饲料制造，如果是买卖关系，上诉人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为被上诉人提供上述肥料、鱼药，且在上诉人歇业无力生产后，还继续向被上诉人提供肥料、鱼药，鱼药商陈某的证言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点。3、如2017年7月30日后双方如不存在合伙，结账明细中也无须提及前账的问题。4、上诉人的会计朱某在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被上诉人记载的现金日记账上确认期间发生的费用，更证明2017年7月30日后双方仍然存在合伙关系。金某1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继荣支付货款1006524元和从起诉日之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6%计息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由李继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大丰市金某1饲料有限公司系于2015年8月5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缪裕中，股东为缪裕中、金某2勇，出资比例均为50%；2015年10月10日，大丰市金某1饲料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金某1公司；2018年1月8日，金某1公司市场主体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为缪裕中。朱某系公司的会计。2018年4月8日，朱某与李继荣签订《李继荣新团塘2014-2017资金平衡表》一份，载明支出科目有鱼虾蟹种、饲料、肥料药、伙费、杂支上交；亏341738/2=17万等内容。一审审理中，李继荣提交了现金日记账数页，朱某在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的二页上签署“2页计39164元，朱某”。2019年5月20日，李继荣在朱某提供的《李继荣塘2017年饲料明细》和《李继荣2018年塘饲料明细》上签名。2017年的明细中载明2017年7月30日前结清前账。两份明细的金额分别为561169元和445355元。另，李继荣提交于2019年5月20日由金某2勇向其出具的明细表，金额为524780元，金某2勇、李继荣在经办人处签名。李继荣称以上三份明细表的原件均在金某1公司处。一审庭审中，金某1公司陈述2017年7月30日前，金某1公司的股东金某2勇和缪裕中在案涉鱼塘是合作经营模式。缪裕中陈述从2017年7月30日起其就不管理了，由金某2勇跟李继荣合作。另，在李继荣提交的其与缪裕中于2019年8月31日的通话录音中，缪裕中称：“不管赚多少亏多少把账拿出来，分下来的四分之一的钱要给我”；在李继荣与缪裕中于2019年9月1日的通话录音中，缪裕中称：“拿我们账上来说总共160多万块钱”。李继荣称：“是153万”，缪裕中称：“四分之一你必须打给我……如果能分到三十万那是最好了……你和金某2勇把账一夹，你把余下的四分之一给我”等内容。一审审理中，法院依职权对宗某、练恒荣、陈某、石某作调查。宗某陈述是其将李继荣引荐给金某2勇，后来他们就一起合作，金某1公司有几千亩的鱼塘，一般都是以金某2勇的名义去谈。练恒荣陈述其是做鱼药销售的，2014年、2015年之间金某2勇打电话让其去李继荣的塘口看鱼，金某2勇说他和李继荣是合伙关系；其向李继荣销售了二年鱼药，款项是金某2勇给付的。陈某陈述2016年缪裕中、金某2勇介绍其与李继荣认识，金某2勇告知其他们是合伙关系，饲料由金某1公司提供，鱼药由其供应；其将药品送到李继荣的塘口，李继荣在送货单上签字，其凭送货单去金某1公司处结账；2016年、2017年的账已经由金某1公司结清，2018年、2019年的账还没有结，其已经把送货单送给金某1公司，金某1公司的朱会计给其打了收条。石某陈述其是跟着缪裕中、金某2勇打工的，2014年和2015年缪裕中、金某2勇让其去李继荣的塘口养鱼，每个月工资由金某2勇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7月30日后，缪裕中与李继荣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首先，缪裕中在一审庭审中承认2017年7月30日前，其与金某2勇、李继荣之间是合伙关系，此后其未再参与。但在缪裕中与李继荣2019年的通话录音中，缪裕中与李继荣商谈取鱼塘中的鱼事宜并多次提及分钱，由此可以证明通话时双方仍然是合伙关系。其次，金某1公司提交的二份饲料明细金额为561169元、445355元，李继荣提交的明细金额为524780元，三份明细的总金额为1531304元。上述通话录音中，缪裕中称账上有160万元，李继荣称153万元，与三份明细的总金额基本相符，可以印证金某1公司提交的二份明细是缪裕中、金某2勇作为合伙人提供的饲料，并非金某1公司与李继荣发生的买卖关系。金某1公司现仅以其中二份明细主张买卖关系，与事实不符。再次，法院依职权作调查的四名证人的证言均可以证明缪裕中、金某2勇、李继荣三人系合伙关系，其中陈某的证言陈述2018年、2019年鱼药送货单仍然是送给金某1公司，可以证明缪裕中并未退伙。第四，如2017年7月30日后双方不再合伙，在2017年的明细表中无须提及前账的问题。第五，金某1公司的会计在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李继荣记载的现金日记账上确认期间发生的费用，进一步证明2017年7月30日后双方仍存在合伙关系。综上，金某1公司与李继荣之间并非买卖关系，故金某1公司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金某1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5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59元，由金某1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主张货款是否有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上诉人主张买卖关系的证据是送货单和被上诉人签字的账单。上诉人认可缪裕中、金某2勇和被上诉人三人在2017年7月30日前是合伙关系，但是其认为2017年7月30日前账目结清，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予以否认，认为合伙关系一直存在，并未结清合伙账目。经查，虽然账单上载明2017年7月30日前账目结清，但是并未提及合伙关系解除的事实，上诉人以此为由认为之后是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充分。且缪裕中在通话录音中，要求被上诉人给付四分之一的款项，缪裕中并未对此进行合理解释，由于缪裕中和金某2勇占合伙50%，所以缪裕中要求给付四分之一，可以说明合伙并未结束，仍然需要结算。故上诉人主张买卖关系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金某1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59元，由上诉人盐城市大丰金裕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钟红梅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