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豫16民辖终1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利刚，男，汉族，1985年10月12日生，住河南省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兴，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明，北京华泰（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汉族，1983年7月5日生，住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联合，河南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伟因与被上诉人杨利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2020）豫1681民初325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王伟上诉称，请求贵院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将本案移送至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此案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如何理解“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成为本案的关键。第一，“标的”的法律含义。标的指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也就是行为人意图通过法律行为所欲实现的目的和所欲达到的目的和所欲达到的效果。结合本案，本案的标的为原告王伟与被告杨利刚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具体为原告王伟向被告杨利刚转让股权，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律关系。一审裁定书将本案标的简单归为“给付货币”，显然没有正确理解标的的含义。第二，一审裁定书将原告的诉讼请求给付货币简单归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明显错误。这里的“给付货币”的义务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而非诉讼请求中简单的给付金钱请求。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要求对方支付金钱，包括根据合同义务支付价款，也包括履行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用金钱的形式来承担。不能以给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的形式来确定合同履行地，应当根据当事人起诉时的请求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的内容，确定合同履行地。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原告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请求，显然包含了追究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承担利息的违约责任必然用金钱来承担，但不能以此简单归为“给付货币”。第三，适用“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是指案件本身给付货币，比较典型为民间借贷合同和汇款错误的不当得利之债。从一审法院案由来看，本案的标的为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属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情形。需要说明的：1、上诉人于2020年9月1日收到了项城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作出的（2020）豫1681民初3251号民事裁定书，但被上诉人王伟在其2020年8月16日的另一案件民事上诉状中表述“而同样的事情，项城市人民法院不仅接收了，还作出了相应的裁定”，可见被上诉人就本案的管辖权异议结果早已知晓，且早已看到了相应结果的文书。由此，被上诉人王伟与项城市人民法院的关系，不得不令人遐想。2、2019年2月22日，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为甲方（杨利刚）所在地法院，即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综上，一审裁定对法律、司法解释理解错误，错误地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标的”定性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错误地将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行为简单归类为“给付货币”，且司法的公正，首先源于程序的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裁定，将案件移送至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王伟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经过。金丰汇公司2017年4月29日设立时，共有3位股东，陆进军、李可新、王伟，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4%、33%、33%，注册资本金1亿元，出资期限为2030年12月31日，陆进军任法人代表。2017年6月30日，原三位股东召开了股东会议，杨利刚列席，原三位股东同意增加杨利刚为股东，其中陆进军将5.6%的股权以560万元的价格、李可新将12%的股权以1200万元的价格、王伟将11%的股权以1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利刚，并于当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2017年10月25日，眼见公司即将破产倒闭，几个人又协商由李宏伟接受杨利刚28.6%的股权、陆进军28.4%的股权、李可新21%的股权，作为股权代持人。代持协议刚过一天后，在2017年10月26日将27%的股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伟，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来在高连华的协调下，杨利刚和王伟于2019年2月22日达成了就27%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杨利刚作出让步，同意27%的股权转让价款价格由2700万元变更为1085.6万元，并相应变更了支付期限等(以上见27%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二、杨利刚所提管辖上诉问题应予驳回，维持原裁定。1、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2017年6月30日王伟作为股权出让人，杨利刚作为股权受让人，标的是金丰汇公司11%的股权，价格为1100万元，该协议并没有约定管辖法院，事后也没有达成管辖方面的补充协议。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的时间是在2019年2月22日，是针对2017年10月25日的股权代持协议、2017年10月2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达成的补充协议，该朴充协议针对的是27%的股权，和2017年6月31日金丰汇公司11%的股权转让，无论从权利义务主体上或是转让标的上，属于完全独立的两个合同，应当各自计算各自的债权债务，各自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二者互相不具有约束力。2、最高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被上诉人检索到（2019）最高法民辖终18号民事裁定书，作为类案参考。该案认定的理由是两个合同是相互合同，且不能因后者签订，并约定了管辖法院而推定前者管辖法院与后者相同，故应当以11%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地域管辖法院。3、股权是一种综合性的独立权利，股权转让就是出让并转移股权，受让方受让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合同。对股权转让没有规定的，可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买卖合同提出要求支付货款的，以出卖人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股权转让当然参照这一规定。4、我们在郑州中院二审时已对“还做出了相应的裁定”当庭将笔误打印错误改为“还会做出相应的裁定”。同时，8月16日我怎么也不可能知道8月31日的事情。5、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我们双方争议的标的是给付货币，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王伟所在地为项城，要求的是给付货币，双方针对的是11%的股权转让，又没有约定合同管辖地。对以被告住所地郑州二七区人民法院管辖或者合同履行地项城市人民法院管辖，原告王伟具有选择权，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王伟选择项城市人民法院管辖，于法有据，于理相符，应驳回杨利刚的管辖异议。上诉人提到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合法性问题，这不是管辖确定的法定理由，这涉及到实体问题。同时，郑州中院2018豫01民终12393号民事判决，有关焦红伟一案的判决，也认定了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且进行了过户登记，这样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中王伟起诉请求杨利刚支付11%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其提出的依据是11%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出让方是王伟，受让方是杨利刚。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让方是杨利刚，受让方是王伟，转让的份额是27%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相互独立的关联合同，不能以后者约定了管辖法院而推定前者的管辖法院与后者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被上诉人起诉请求杨利刚支付11%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且在起诉中明确案涉股权已办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故本案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合同履行地应为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本案被上诉人王伟作为接受货币一方，其住所地在项城市，项城市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安西超审判员  张新建审判员  刘登印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法官助理徐世超书记员朱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