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9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开发区崇川路29号。 法定代表人：熊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群林，上海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日本物流株式会社，住所地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须田町2-6LANDICK神田大厦。 法定代表人：黑川尚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曦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江苏苏尊容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贝雅）因与被上诉人日本物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物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8）苏0602民初5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通贝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汇款不属于不当得利，依法改判驳回日本物流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案涉35万美元用途为咨询费，并非代收代付费用、迂回付款、不当得利。35万美元付款凭证中的汇款目的为“咨询费”，是界定汇款性质的重要书面证据，熊杰自2001年起投入时间、精力协助日本物流做物流项目投资准备，提供大量服务并自付费用，自贴费用招待铃木社长、公司其他干部等。日本物流决定收购，同意对此前咨询、顾问费用以咨询费的方式支付给熊杰控股的南通贝雅，作为熊杰的报酬。东海立邦仓储（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立邦）与日本贝雅运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本贝雅）在2011年9月30日签订为期一年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一年报酬为96万元，并实际支付。生田泰穗一审出庭作证日本物流仅向上海贝雅支付记账费用、财务管理费用，没有向熊杰等支付过此前辛苦十年的费用。因为熊杰工作辛苦，铃木雄吾将其隐名持股的股份由熊杰代为持股。根据该证人陈述，熊杰从2009年东海立邦设立开始为东海立邦工作，35万美元是熊杰收取的对价。该费用每年平均为24万元，与96万元存在倍数关系。之所以将35万美元汇给熊杰公司可能是为了税务筹划。2、上海三级法院已经否定了代付购房定金或迂回付款。3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84550元，电子邮件提到的定金数额为225万元，东海立邦定金数额为225万元，与2384550元相差13万余元。利差的说法不能成立，换算为利息亦不能成立。如果2384550元是商定的委托付款，其与东海立邦之间的《借款合同》不能成立。日本物流内部财务记账记载为其他上海购入房产定金，一审法院以此否定咨询顾问费错误。3、熊杰因工作获得35万美元咨询费，并非日本物流错汇，日本物流未遭受损失。一审法院对于利息判决错误，一审判决实质性推翻历经上海三级法院作出的有效判决书。4、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起诉。5、即便日本物流诉讼请求成立，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审理过程中，南通贝雅对日本物流诉讼主体地位提出异议，称本案被上诉人是2017年12月22日才登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向其汇款的35万美元的日本物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老日本物流），该公司在2018年4月2日变更登记为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目前仍存续，被上诉人成立后，先后用名称“新日本物流株式会社”、“日本物流株式会社”，被上诉人与案涉35万美元无关。6、即便构成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孳息为美元本金、人民币利率，并且还是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违背外汇银行常识，无法律依据。 日本物流辩称，前案借款案件判决生效之日起，其公司权益才被侵害，其公司才知悉案涉款项不具有向南通贝雅支付的性质，构成的是给付目的不达型的不当得利。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两案诉讼主体不同，争议的法律关系不同。上海法院审理的是南通贝雅与东海立邦两个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未涉及到本案当事人。双方沟通的电子邮件明确安排了相应款项的汇款方式，按照日本物流、南通贝雅、东海立邦、富裕注塑制膜（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裕公司）的支付路径流转资金，之后双方资金往来即按照上述方式进行，结汇之后的金额分毫不差。本案不存在咨询服务关系，系南通贝雅一方的说辞，且该说辞在关联案件中多次变化，关联案件原审二审中向法院明确寄送材料明确并非咨询费，还曾否认过收到案涉35万美元。本案孳息指向的是35万美元结汇之后的权益，经上海法院判决确认，其依据生效判决的利息计算方式主张本案孳息具有法律依据，其由原来的老日本物流分割而成，并承继其所有的权利义务。 日本物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南通贝雅归还不当得利美元35万元；2.判令南通贝雅归还占有上述款项期间产生的利息人民币647312.59元（以诉请第1项结汇后人民币2384550元为本金，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55%/年，自2014年8月25日计至实际偿付日，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0日）；3.判令南通贝雅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5月11日，案外人熊杰与熊慧出资人民币518万元设立南通贝雅，熊杰担任南通贝雅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2009年8月26日，东海立邦成立，系日本物流的子公司，案外人生田泰穗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熊杰担任过东海立邦的总经理。 2010年2月12日，日本物流（买方）与富裕公司（卖方）签订《购买意向书》一份，约定：1、日本物流向富裕公司购买富裕外高桥物业；2、地址为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内的33280平方米的土地，地上已有建筑8031.22平方米；3、购买价格为人民币4500万或者相同价值的美金（以交易当时的汇率计算）；4、在签署买卖合同后，卖方将立刻支付总额5%作为定金，支付到富裕新加坡公司的银行账号。 2010年3月11日，生田泰穗与熊杰通过电子邮件商定关于通过南通贝雅向富裕公司支付定金的支付方式，即采用日本物流-南通贝雅-东海立邦-富裕公司的支付途径，以借款或买卖合同的名目分两笔汇款，完成定金支付。 2010年5月13、14日，日本物流先后分两笔向南通贝雅汇款美元20万元和15万元，付款凭证上的汇款目的记载为“咨询费”，日本物流自制科目账单上明细记载为“其他上海购入房产的定金”。2010年5月24日，南通贝雅将上述两笔汇入款项按照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6.813进行结算，所得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362600元和1021950元，并于同日将上述款项分别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电汇方式向东海立邦汇款，汇款附言为往来款。 2010年6月28日，东海立邦（买受人、乙方）与富裕公司（出卖人、甲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合同编号：001）一份，合同约定东海立邦需在签订合同内的两天内支付定金人民币225万元。2010年6月29日，东海立邦向富裕公司支付人民币225万元。 2018年6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5民再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东海立邦与南通贝雅签署有《借款合同》一份，东海立邦因前期购买房地产需预付的5%定金人民币2384550元而向南通贝雅借款，并约定该笔款项待东海立邦外债进账后还给南通贝雅。该判决认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南通贝雅要求返还欠款本金2384550元的诉讼请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南通贝雅要求东海立邦支付上述本金自2014年8月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应给予东海立邦合理的期限；南通贝雅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尚属合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遂判决：一、东海立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南通贝雅借款2384550元；二、东海立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通贝雅以2384550元为本金自2014年8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后该判决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的（2018）沪01民再73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现已生效。 另查明，2011年9月30日，东海立邦（甲方）与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书》一份，约定如下：1、甲方委托乙方公司经营相关的方案提案、指导、探讨、调查、分析、资料、文件的制作、谈判、辅助以及建议等，乙方接受该委托；2、实施期间内本服务的对价为每年96万元（每月80000元*12个月）；3、本合同的有效期限为本合同签订日后一年。后双方就《咨询服务合同书》又签订《确认书》一份，约定如下：乙方为提供服务合同规定的服务，派遣乙方的代表取缔役社长熊杰作为甲方总经理，该派遣为履行服务合同的部分义务，甲方不需另外向熊杰个人支付作为总经理的报酬，因此，乙方、熊杰个人或者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不能因任何理由向甲方请求咨询服务合同规定的对象费用以外的任何费用。证人生田泰穗庭审作证称上述96万元咨询费系日本物流于2011年10月通过支票向熊杰支付，《咨询服务合同书》及《确认书》系生田泰穗与熊杰签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争议焦点： 一、关于日本物流是否构成重复起诉。重复起诉，即民事诉讼中关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及判断标准，应当遵循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判断其构成。在（2017）沪0115民再5号及（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中，当事人为东海立邦与南通贝雅，本案中，当事人双方为日本物流与南通贝雅。虽然南通贝雅均作为当事人出现在前诉与本诉中，但日本物流既非前诉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加人，也非东海立邦的继受人，故不符合当事人同一性的标准。从客观方面出发，前诉与本诉的诉讼对象即日本物流在诉讼上所为一定具体实体法之权利主张也并不相同，前诉基于借贷关系，本诉则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返还所受损失。故对南通贝雅抗辩称日本物流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要求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35万美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原因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构成要件：其一，一方获得利益。在本案中，南通贝雅收到日本物流汇付的35万美元，此无异议；其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根据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南通贝雅应当承担证明存在法律根据的基本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南通贝雅主张案涉35万美元款项系咨询费，并提供东海立邦与日本贝雅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予以佐证双方一直以咨询费方式结算报酬，同时提供付款凭证以证明用途记载为咨询费。一审法院认为，咨询服务合同的主体为东海立邦与日本贝雅，而非本案日本物流、南通贝雅，故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付款凭证是银行向付款人出具的证明银行与付款人之间发生交易的业务凭证，该凭证只能证明付款人付款的事实，无法证明付款的用途，付款用途虽为“咨询费”，但不能因此得出双方系咨询合同关系的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35万美元系日本物流为向富裕公司购买富裕外高桥物业支付定金而与南通贝雅法定代表人熊杰协商一致后向南通贝雅所汇款项，南通贝雅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即进行结汇并将结汇所得人民币2384550元按约定汇付至东海立邦，随后东海立邦即与富裕公司订立《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向富裕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225万元。上述资金流向符合日本物流、南通贝雅协商一致的支付途径，各方均已实际履行，且南通贝雅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存在法律依据，故对南通贝雅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日本物流向南通贝雅汇款的目的在于通过南通贝雅将案涉款项最终汇至东海立邦，但因（2017）沪0115民再5号民事判决及（2018）沪01民再73号民事判决认定东海立邦与南通贝雅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导致日本物流最终并没有实现其给付的目的，因此南通贝雅的获益不存在法律上的根据;其三，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南通贝雅获利系基于日本物流的给付行为，日本物流的受损系基于给付目的的欠缺，二者虽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但存在关联，应当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案涉35万美元构成不当得利，南通贝雅应当予以返还。关于不当得利的返还义务，应当返还原物及所生孳息。由于案涉款项的有关事实和法律关系的争议为生效判决确定并判决自2014年8月25日开始计息，故本案孳息的计算亦应以自2014年8月25日起为宜。 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南通贝雅辩称，即使日本物流所诉成立，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在（2017）沪0115民再5号及（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中，南通贝雅起诉要求东海立邦返还所借款项并为生效判决所支持，在此基础上，日本物流才确定案涉款项不具有向南通贝雅支付的性质，即日本物流的给付目的无法成就，应系南通贝雅的不当得利。先决诉讼于2018年9月28日终审判决，距日本物流于2018年10月16日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南通贝雅的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判决：一、南通贝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日本物流不当得利美元35万元（按实际给付之日人民币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予以给付）；二、南通贝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日本物流孳息（以35万美元按实际给付之日人民币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25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054.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36054.5元，由南通贝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南通贝雅提供以下证据：1、2005年5月18日—2011年10月21日期间，铃木雄吾持股南通贝雅公司6.67%出资、分红及退（转）股的相关书证，证明熊杰为日本物流工作，日本物流是南通贝雅的实际股东，应当知晓咨询费是南通贝雅的咨询费及将该款借给东海立邦，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三井住友银行浜松町分行证明、支票及译本，证明日本贝雅从日本物流领取96万元人民币，东海立邦与日本贝雅之间的服务费协议是日本物流与熊杰合作的继续，35万美元是咨询费。本案谈话结束后，南通贝雅提供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非汇款35万美元的主体，该部分证据与日本物流为证明诉讼主体地位所提供的证据重复，故本院未组织双方重复质证，本院将在证据认证部分对此一并阐述。日本物流发表质证意见称，上述证据非新证据，多数文件是日文，未附翻译件，无公证认证材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铃木雄吾与日本物流不能混同，其与日本物流无关，上述证据中铃木雄吾的签名不一致。日本物流提供以下证据：1、劳动仲裁申请书、蒲劳人仲（2014）办字第8360号劳动仲裁裁决书，证明熊杰曾在2014年7月主张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的劳动报酬，该主张因超过诉讼时效被驳回。南通贝雅称2010年5月的35万美元系劳动报酬不实；2、外债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股东决定、章程修正案等证据，拟证明日本物流关于迂回付款原因，即为节约向东海立邦提供房产定金的时间；3、官报及译文、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履历事项证明书、日本物流株式会社履历事项证明书、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的说明、法律意见书，证明其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南通贝雅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都超过举证期限，非新证据。部分证据无律师签字及被上诉人签章，劳动仲裁申请是熊杰与日本物流关系闹僵之后为保护权益所作出的，且未得到支持，非有效裁判文书，投注差的原因不能导致直接汇款给东海立邦的说法不成立，迂回付款是谎言。日本物流隐瞒了主体变更的事实，导致一审法院漏查事实，对证据3中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3.1日期有误，对3.2—4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宣言书中的日期及“吸收分割公告”翻译有误，根据日本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分立并不必然导致分立后的公司承继原公司全部权利义务，必须在分立时，制定分立协议，对权利义务明确约定。无论是分立前还是分立后的日本物流，都未对其主张权利。原日本物流株式会社的声明虽然认可日本物流的起诉，但并不导致日本物流有权诉讼，该认可可能是债权转让。日本律师的法律意见书是中文，且无律师资格证明，律师意见无公信力，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日本物流具有主体资格。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铃木雄吾持股南通贝雅股份、及东海立邦与日本贝雅咨询费用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得出35万美元系熊杰的劳动报酬的结论；对日本物流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可证明熊杰在2014年7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主张2009年至2012年9月的劳动报酬；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阐述。一审法院除35万美元汇款主体认定不当外，其余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熊杰于2014年7月30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事争议劳动仲裁委员会请求东海立邦支付其2009年9月—2012年9月的劳动报酬计296万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事争议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蒲劳人仲（2014）办字第8360号裁决书，认为熊杰未能提供其2012年9月之后在东海立邦工作的证据，对于熊杰支付2012年10月-2014年8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2009年9月-2012年9月的工资请求已经超过1年仲裁时效，不予支持，裁决驳回熊杰支付2009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工资请求。 东海立邦成立时投资总额为2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15万美元。2010年4月25日经东海立邦股东决定，东海立邦注册资金增加到588万美元，投资总额增加到1470万美元，同日东海立邦修改公司章程中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2010年5月27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同意东海立邦增加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东海立邦于2010年6月8日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注册资金、投资总额等事项，该局于2010年6月13日同意变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项。 日本物流公司提供的平成30年2月27日的合并分立官报，主要内容为新日本物流株式会社因吸收分立，承继日本物流株式会社除集团管理事业以外的全部事业相关的权利义务。向南通贝雅支付35万美元的公司为老日本物流，该公司于2018年4月1日分立为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与日本物流注株式会社,老日本物流株式会社与日本物流法定代表人均为黑川尚悟，其于2020年3月12日向本院出具《关于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讼案件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8年4月1日，原日本物流株式会社分立为日本物流及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原日本物流株式会社除集团管理以外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日本物流承继，2018年4月2日，前述分立和更名的变更登记完成，2018年10月5日日本物流向一审法院本案诉讼，前述分立完成后，包括本案诉讼在内的老日本物流对外权利均由日本物流享有，日本物流控股株式会社予以认可。 2010年5月13日、14日，老日本物流分别向南通贝雅汇款20万美元和15万美元。 再查明，2010年5月6日生田泰穗与熊杰电子邮件内容记载，5%的汇款什么时候都可以，签约后1周之内可以汇款。熊杰当日回复“知道了”。 南通贝雅与东海立邦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由于东海立邦仓储（上海）有限公司，在前期购买房地产需预付的5%定金2384550元，是向南通贝雅借款，由南通贝雅汇往东海立邦，代东海立邦外债进账后还给南通贝雅，落款时间为2010年5月6日。 日本物流在本院二审中解释汇款35万美元的原因为：30万美元根据汇率计算低于225万元人民币，40万美元远高于225万元人民币，取整数35元美元与225万元人民币差距适中。 二审争议焦点为：1、日本物流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日本物流在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3、日本物流主张案涉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35万美元的性质。5、一审法院计算案涉款项孳息的方法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1，案涉35万美元由老日本物流向南通贝雅汇款，确非本案原告日本物流，但经本院查明，日本物流系2018年4月1日从老日本物流分立后成立，根据分立官报及黑川尚悟的说明，除集团管理事业外的全部事业相关的权利义务由日本物流承继（含本案相关诉讼权利），故日本物流因企业分立从老日本物流处承继案涉权利，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关于争议焦点2，南通贝雅主张日本物流在本案中起诉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再5号案件及（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构成重复起诉，经审查，本案当事人日本物流、南通贝雅与上述两案当事人南通贝雅、东海立邦不同；本案诉讼标的日本物流与南通贝雅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上述两案的诉讼标的为南通贝雅与东海立邦企业借贷的法律关系；本案日本物流诉讼请求为南通贝雅返还不当得利35万美元，上述两案南通贝雅诉讼请求为东海立邦返还欠款2384550元及相应的利息；本案所涉35万美元是否系南通贝雅不当得利所取得并不能否认上述两案中东海立邦与南通贝雅之间的借款关系。况且，在（2017）沪0115民再5号判决书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如东海立邦坚持其与南通贝雅之间存在代收代付等其他关系并由此产生纠纷，东海立邦可另案主张，东海立邦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问题的纠纷，对外应由东海立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东海立邦认为应当追责的，应另行主张或诉讼。日本物流在本案中以“迂回付款”目的不达起诉南通贝雅，与（2017）沪0115民再5号号案件中东海立邦主张的南通贝雅代收代付关系基于相同的事实，该案并未否认东海立邦该项诉讼权利，故南通贝雅不能以此否认日本物流在本案中的诉讼权利。综上，本案与（2017）沪0115民再5号案件及（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不构成重复起诉。 关于争议焦点3，（2017）沪0115民再5号及（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判决支持南通贝雅诉讼请求，即其与东海立邦借款关系成立，该判决结果确定了南通贝雅向东海立邦支付的款项性质，同时确定了老日本物流支付给南通贝雅35万美元的目的能否达到，在此之前上述目的能否达到处于不确定状态，故一审法院以（2018）沪01民再73号案件判决之日起计算本案诉讼时效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4，案涉35万美元由老日本物流转账给南通贝雅，在付款凭证中付款目的记载为“咨询费”，但在日本物流科目账单明细中记载为“其他上海购入房产的定金”。对同一笔付款同一付款主体对款项性质标注不一致，故不能仅凭日本物流某一份记载而断定款项性质，应结合款项支付的目的、支付方与接收方的意思表示、当事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等内容予以认定。 南通贝雅主张35万美元为熊杰的劳动报酬，但其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碍难采信，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南通贝雅与老日本物流均为正式成立的公司，熊杰及日本物流相关人员均有多年经营公司的经验，如双方存在提供劳务支付报酬的约定，应如东海立邦与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订立的《咨询服务合同书》一般，以书面形式确立各方的权利义务。35万美元的劳务报酬并非一笔小数目，熊杰主张提供劳务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熊杰仅以其已提供了辛苦服务、接待了相关人员等内容而无任何协议约定的情形下主张案涉双方存在提供劳务的法律关系，本院难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其次，熊杰2014年7月30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事争议劳动仲裁委员会请求东海立邦支付其2009年9月—2012年9月的劳动报酬计296万元的事实，现熊杰再主张35万美元系为日本物流提供劳务的报酬，与其上述仲裁申请明显相悖。再次，南通贝雅关于35万美元性质有过多次矛盾陈述，其在2014年元月12日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庭审中几个问题的确认》中明确，35万美元与熊杰个人担任东海立邦总经理期间的劳动报酬无关（劳动报酬另有协议），该咨询费系基于收购案外人厂房土地中获得的巨大收益。在上述确认单中，南通贝雅认为35万美元并非熊杰为东海立邦、亦非日本物流提供的劳动报酬，而系东海立邦向案外人购买厂房的巨大利益，该确认单内容与南通贝雅在本案中35万美元为熊杰为日本物流数十年提供的劳务报酬相互矛盾；南通贝雅在（2016）沪01民再104号案件2015年1月7日法庭审理笔录中称35万美元为熊杰的劳务报酬，即便南通贝雅在不同案件中对35万美元性质的陈述均不一致，故其仅以35万美元转账凭证记载“咨询费”即主张该款为熊杰劳动报酬不能成立。 日本物流主张35万美元为其向南通贝雅支付的由南通贝雅向东海立邦“迂回付款”的款项。本院认为，根据东海立邦法定代表人生田泰穗2010年3月11日、2010年5月6日与熊杰的电子邮件内容，双方商定以日本物流迂回付款的方式将225万元转账给南通贝雅后再以借款或买卖合同的形式由南通贝雅转账给东海立邦，南通贝雅与东海立邦就该款的借款合同成立于2010年5月6日（与生田泰穗、熊杰上述第二份邮件日期相同）。老日本物流在2010年5月13、14日先后向南通贝雅转款3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84550元。虽然该数额与上述邮件所商议的数额不一致，但该款汇款与生田泰穗、熊杰在2010年5月6日邮件中确定的签约（东海立邦与南通贝雅借款合同）后一周内完全吻合，南通贝雅从日本物流收取款项总额与其汇给东海立邦的款项分毫不差，案涉35万美元的支付路径、时间及协商期间所订立的借款合同均与上述邮件内容一致，结合日本物流解释汇款数额为35万美元及迂回付款原因，日本物流主张为“迂回付款”的证据较南通贝雅主张为“熊杰劳动报酬”的证据具有明显优势，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日本物流该项主张成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5，一审法院关于孳息的本金判项为一审判决第二项，即以35万美元按实际给付之日人民币外汇牌价折算成的人民币为本金，而非上诉人所称以35万美元为本金，此系上诉人对一审判决内容的误解。如争议焦点4所论述，35万美元系老日本物流与南通贝雅协商由南通贝雅向东海立邦“迂回付款”，但南通贝雅与东海立邦订立借款合同后，以企业间借款合同纠纷起诉东海立邦返还本金及利息，经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5民再5号民事判决后，东海立邦需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南通贝雅自2014年8月2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该利息属于南通贝雅不当得利的范围，故一审法院自2014年8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以该利率计算案涉款项的孳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南通贝雅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054.5元，由上诉人南通贝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 玮 审判员 杜太光 审判员 刘彩霞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 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