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1民终12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巴建伟，男，1966年9月18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新战，河南凡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浩，男，1984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住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智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女，1985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住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系成浩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智文，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巴建伟因与被上诉人成浩、张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2民初2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巴建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成浩、张伟返还巴建伟股权转让款698万元及利息。2.本案两审诉讼费用均由成浩、张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案情复杂，标的金额巨大，依法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将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认定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也就是2015年11月23日，认为巴建伟在签协议当天就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正常事理逻辑。一审法院没有把握本案事实，审理过于片面，印证了复杂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带来的弊端。三、要求退回股权款的前提是解除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在本案之前并没有解除，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按照协议解除之日起算，而本案第一诉请就是解除双方股权转让合同，因此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四、除了本案，成浩在2015年9月份（时间与本案事实发生的时间几乎同步）以护盘资金的名义使用巴建伟资金人民币500万元，并承诺保证收益（已另案处理），连同本案698万资金，两案共涉及应返还巴建伟金额本金合计1198万元及利息，巴建伟从未停止主张权利。五、即便结合成浩、张伟答辩，其认为之所以没有将河南分所设立成功完全由于政策原因，这说明没有设立成功的政策原因出现后，河南分所已经确定无法成功时，才能确定巴建伟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显然不是一审法院确定的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成浩提交河南尚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锦公司）与南京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文交所）于2014年10月9日签订的《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但尚锦公司设立时间为2016年2月4日，如何可能回到2014年10月9日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这其中是否存在欺诈甚至是刑事诈骗，一审法院没有进行调查，事实认定不负责任。七、成浩与张伟是夫妻关系，本债务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张伟参与其中，因此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成浩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本案争议标的仅为698万元，远低于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标的额3000万元（现已调整为5000万元）的标准，不属于金额巨大；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形；本案一审中双方均可以送达文书，双方均出庭，且本案存在诉讼时效经过的问题，从节约司法资源、快速解决纠纷的角度出发，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二、巴建伟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其权利性质属于债权，截止起诉之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关于尚锦公司与南京文交所签订的《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省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落款时间早于尚锦公司的问题，因该协议先前是以成浩个人名义与南京文交所签订的，在王德龙、方东旭、巴建伟先后入股后，四方共同成立了尚锦公司。后为维护各方利益，四方协商又以尚锦公司名义与南宁文交所签订了《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省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因尚锦公司获得南京文交所河南地区独家合作伙伴身份是继受成浩与南京文交所签订《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省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而来，故该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与成浩与南京文交所签订的协议落款时间一致，因此落款时间早于尚锦公司成立时间。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诉讼时效已经经过，巴建伟已丧失胜诉权，请求驳回上诉。张伟辩称，一、张伟从未与巴建伟签订任何《股权转让协议》，张伟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二、巴建伟与成浩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尚锦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张伟仅为尚锦公司名义监事，并不参与尚锦公司日常经营。三、成浩所获得的股权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即使应当返还应当属于成浩个人债务，与张伟无关。其他答辩意见同成浩答辩意见，请求驳回上诉。巴建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巴建伟、成浩之间签订的《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成浩、张伟返还巴建伟698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息6%计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成浩、张伟承担。事实与理由：成浩、张伟系夫妻关系，巴建伟与成浩于2015年11月23日签订《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成浩在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以下简称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中占有60%的股份，协议约定将其股份中15%的股权，以69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巴建伟。合同签订后，2015年12月4日巴建伟向成浩账户汇入人民币6980000元。然而成浩所称的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根本不存在，而且事后也没有设立。其得到巴建伟的款项后，用于为家庭购置豪车玛莎拉蒂及住房屋等开销，开办河南分所一事不了了之。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依法支持巴建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3日，巴建伟与成浩、案外人方东旭、王德龙签订《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成浩将其在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以下简称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中的占有的60%的股份中的15%以人民币698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巴建伟，巴建伟于2015年11月27日前将6980000元打入成浩指定账号中；变更后的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股权构成为成浩占45%，方东旭、王德龙各占20%，巴建伟占15%，并约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巴建伟即拥有南京南京文交所所河南分所项目15%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四人依据所签订的《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进行项目运营。同日，巴建伟与成浩、方东旭、王德龙另行签订《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约定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股份由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占股51%，由四人成立的河南Ｘ×××××文化投资公司（即之后查明的尚锦公司）占股49%，法定代表人由南京文交所指派，河南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由四人构成，其中成浩占45%，方东旭、王德龙各占20%，巴建伟占15%。2014年10月9日，成浩与南京文交所签订《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省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尚锦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注册成立后，双方又以尚锦公司名义签订《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省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南京文交所授权尚锦公司在河南省就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的业务独家合作，尚锦公司负责河南分所在河南落地的工商及金融办审批手续，尚锦公司免费为南京文交所提供河南分所的办公条件，所有办公费用由尚锦公司承担。南京文交所所属的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主要负责河南地区的文化产业业务。尚锦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经决议解散，现已注销。另查明，南京文交所于2011年8月10日注册成立，现仍然存续。成浩与张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12月31日在郑州市中原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上述事实，有《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业务合作协议书》、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工商登记材料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案涉合同没有约定除斥期间，也没有催告行为，故本案应当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巴建伟与成浩及他人于2015年11月23日签订案涉《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中均约定转让的为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的股权，而非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的股权，且《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股份构成为南京文交所占51%、河南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占股49%，显然巴建伟应知道所谓的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并非仅由其与成浩、方东旭、王德龙四人持股，且依据常识，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即使成立也应是南京文交所公司分公司,成浩无权对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股权进行随意处分，即如果巴建伟权益受到损害，也应推定其自2015年11月23日便已知道，至2019年12月16日其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起诉成浩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故巴建伟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张伟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案涉合同成浩参与签订，张伟并未参与签订，且巴建伟未提交证据证明所涉款项用于成浩、张伟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巴建伟起诉张伟不符合法律规定，张伟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巴建伟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巴建伟二审期间提交新证据：2019年3月11日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起诉成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材料；尚锦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巴建伟司机孙某的证人证言并申请其出庭作证。证明观点：巴建伟在2019年3月11日曾向二七法院提起诉讼；尚锦公司注销于2018年12月21日，意味着本案项目河南分所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巴建伟于2017年曾向成浩主张权利。成浩与张伟的质证意见：对二七区法院诉讼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双方之间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尚锦公司企业信息报告无异议，但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在2016年9月26日开始计算，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证人孙某是巴建伟的员工，与巴建伟有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低，根据孙某当庭陈述，其并没有直接听到巴建伟向成浩催要股权转让款。成浩称从没有见过孙某。本院认为：关于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未成立是否影响本案处理。2015年11月23日巴建伟与成浩、方东旭、王德龙四方签订的《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和《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均约定成浩向巴建伟所转让的是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股权，而非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的股权。签订上述协议时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并未成立，各方均系明知，即便成立，依据常识，成浩个人无权擅自对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的股权进行处分和转让。且《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完成后，巴建伟即拥有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15%的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四方依据所签订的《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进行项目运营。《南京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河南分所合作协议书》约定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股份构成为南京文交所51%、河南Ｘ×××××文化投资公司（以具体工商核名结果为准）49%。由成浩、方东旭、王德龙、巴建伟四方成立的河南Ｘ×××××文化投资公司入股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持有股份49%。河南Ｘ×××××文化投资公司的持有比例为成浩45%，方东旭、王德龙各20%，巴建伟15%。巴建伟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时，应当知道所谓的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并非由其与成浩、方东旭、王德龙四人直接持有股份。巴建伟现以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不存在且事后也没有成立为由，诉请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798万元，依据不足。基于上述，巴建伟要求张伟共同承担责任亦不成立。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中，巴建伟诉请因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不存在且事后未成立，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转让价款。因签订协议时，南京文交所河南分所项目的运行具有不确定性，巴建伟签约时不可能预判该项目的结果，故不宜据此推定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一审法院认定自2015年11月23日协议签订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欠妥，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关于巴建伟上诉称存在合同欺诈甚至刑事诈骗问题。就涉案698万元款项，巴建伟曾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后提起本案解除合同之诉。根据合同法规定，如果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或者合同存在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当事人应通过请求认定合同无效或者提起合同撤销、变更之诉，或通过其他方式正当行使权利。巴建伟应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综上，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虽有瑕疵，适用法律不当，但驳回巴建伟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巴建伟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巴建伟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660元，由巴建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颖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