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77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合安路边新城花园商办楼1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322807122F。 负责人：徐继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坤，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龙眠东路北侧（商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81682061037B。 法定代表人：姚祥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强，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祥平,男,汉族,1970年3月12日出生,住安徽省桐城市。 上诉人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行合肥公司）因与上诉人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公司）、被上诉人姚祥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1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行合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并改判环球公司支付广行合肥公司合同款353651元及利息损失（自2019年6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日止），不服金额8317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环球公司、姚祥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于2019年6月1日的未结算清单性质认定错误，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判决错误。该清单的抬头为“未结算清单”，根据字面意思，结算是对某一时期内的所有收支情况进行总结、核算，未结算应当是双方在结算之后，对遗漏的未结算部分进行确认的行为。因本案双方长期合作，业务终止后，广行合肥公司根据已开票和已付款的数额，核对并制作了本案一审中提交的2019年4月30日对账单，此后在内部结算过程中，广行合肥公司发现还有价值83176元的货物未付款，而遗漏的原因是广行合肥公司的前期结算是根据开票数额和付款数额进行的，但该部分货物没有开具发票，是具体业务人员在此后的内部核算时发现的。广行合肥公司因此制作了未结算清单，与环球公司对账后，由环球公司盖章确认。未结算清单下方注明“未开票”的意思就是该部分货款既未支付也未开票，而非仅指未开票。结合2019年4月30日的对账单形成时间及未结算清单的形成时间，可以印证广行合肥公司主张的事实。从常理判断，在环球公司欠款的情况下，广行合肥公司无需与环球公司对未开票数额进行核对。根据交易习惯，如环球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广行公司没有向其开具等额发票，才需要对未开票数额进行核对，而本案中环球公司至今还有大量货款未支付，不可能存在已付款未开票的情况。此外，该未结算清单是广行合肥公司发给环球公司的，如广行合肥公司存在尚欠发票未开，只需将未开具发票的开具给环球公司即可。广行合肥公司不开具相应发票，反而主动要求环球公司对此进行确认，也不符合常理。综上，未结算清单实际是对双方结算后发现的遗漏货款进行的再次结算，环球公司应当支付该部分货款。 环球公司辩称，1.2019年6月1日的清单是环球公司提供给广行合肥公司，要求其开票而制作。这一点从清单的时间上可以看出，清单制作的时间是2019年6月1日，而广行合肥公司的负责人徐继勇签名的时间是2019年6月3日。环球公司制作该清单以后，交给了广行合肥公司签字确认。这个清单只是作为开票项目和开票数额的凭证，而不是广行合肥公司所说的环球公司欠款的凭证。如果是环球公司的欠款，应该由广行公司制作对账单，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书记载及广行合肥公司上诉状中所陈述该清单是由广行合肥公司制作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2.双方自2016年12月31日后，再无任何业务往来，也进行过多次对账，根本不存在遗漏欠款的情况。广行合肥公司完全是根据单据抬头的不准确描述而故意陈述为环球公司的欠款。3.清单的文件抬头于其内容不一致时，应以具体内容的意思表示为准。广行合肥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姚祥平辩称，同意环球公司的答辩意见。 环球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减少欠款251376元；2.改判环球公司不承担广行合肥公司的律师费19530元；3.诉讼费用由广行合肥公司承担。在二审审理过程中，环球公司当庭变更上诉请求第一项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减少欠款246898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广行合肥公司虽向法院提交了2019年5月15日的对账单，但该对账单只是对于2017年11月9日询证函形成以后，环球公司已转款项的对账。由于环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在现场，2017年11月9日以后到2019年5月15日期间，环球公司实际转账了12万元至广行合肥公司。该对账单遗漏了2万元。2.环球公司在2017年11月9日后的退款数额为55080元，该款项应从欠付款中予以扣除。3.案涉《电器商品代销售协议》的第三条第一点约定环球公司销售时有单台不低于七个点的销售毛利润。双方在2017年11月9日的询证函中确认环球公司的销售金额为846261元，按照约定广行合肥公司应给付59238元的利润给环球公司，该利润也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4.案涉协议第三条第一点还约定样机转销售的价格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广行合肥公司给付环球公司样机的价格和样机实际销售价格之间的差价为112570元，该差价应从欠款中扣除。5.2017年11月9日的询证函注明货款调差数额为13610元，2019年5月15日广行合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继勇也在对账单上注明“前期相差金额13610元，待从后期结算总金额中扣除”，故应从欠款中扣除13610元。6.广行合肥公司的律师费并非必须支出的费用，且环球公司欠款数额没有超过30000元，不应承担广行合肥公司的一审律师费。 广行合肥公司辩称，环球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上诉状中主张的全部事实，均发生在2019年5月15日对账单产生之前。其主张的全部款项，已经在2019年5月15日的对账单中予以结算完毕。提醒法庭注意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中余额处备注的是调整后余额，而环球公司提交的询证函中也写明待后期结算总金额中扣除。那么我们认为可以相互印证，说明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是对之前的，包括转账数额、退货数额，应付的毛利润，然后差额已经全部计算在内了，才产生了2019年5月15日的对账单。环球公司如主张结算单的费用是错误的，他应当提供全部的双方的交易情况来证明具体的尚欠货款数额。我们认为该结算单是合法有效的，能够证明双方的已开票电器的结算情况。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姚祥平述称，同意环球公司的上诉意见。 广行合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环球公司支付广行合肥公司合同款355891元,自2019年6月29日起支付以355891元为基数,年利率6%为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款清时止;2.判令环球公司支付广行合肥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用19530元;3.判令姚祥平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环球公司、姚祥平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2日，广行合肥公司（乙方）与环球公司（甲方）签订了《电器商品代销售协议》，约定由环球公司代销乙方经营的电器商品、智能家居、安广网络各项业务，期限为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止。该合同第九条约定：“九、支付、结算条款……2.甲方销售乙方商品，金额累计达到叁万元时须对乙方对公账户回款，以汇款凭证日期为准，销售金额未达叁万元按每10个自然日一个结算周期结算。甲方应编制日销售报表提供乙方，以便财务处理。账款月底必须结清，不得逾期，超过一个工作日未回款的，乙方有权停止供货，并追究法律责任。3.……每月25日为双方对账日(节假日顺延），双方财务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否则另一方有权停止合作。”第十条约定：“十、违约责任……3.由于一方原因违反本协议其他条款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调查费、交通、住宿费或差旅费等）”。广行合肥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显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环球公司应付款项322175元。环球公司在该对账单上加盖了该公司财务专用章，并用手写体标注了“调整后余额”322175元及对账日期2019年5月15日，但无财务人员签名。广行合肥公司的“对账人”为“薛春霞”打印体名字，未加盖公章。广行合肥公司提供的一份《环球销售电器未结算清单（2019.6.1）》显示“需开票数量66，合计83176元”，在该清单右下方载有“请贵单位核对未开票电器数量和总金额后盖章确认”，在该行字上方加盖了环球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双方对账后，姚祥平分别于2019年6月6日、6月10日、6月29日用自己个人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广行合肥公司20000元、1700元、30000元。广行合肥公司不同意其中1700元从环球公司所欠款中抵扣，另外两笔计5万元同意抵扣。广行合肥公司与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委托该所指派律师代理本案，并支付了该所19530元律师费。环球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姚祥平为公司唯一股东。 一审法院认为，广行合肥公司与环球公司签订的《电器商品代销售协议》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广行合肥公司所举的对账单，已加盖了环球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且有其手写体322175元的数额，同时在对账后环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姚祥平已三次汇款给广行合肥公司，广行合肥公司财务人员名字虽为打印体，但其对此并无异议，故该对账单不违反双方合同的约定，应以此对账单中确认的322175元为环球公司截至2019年4月30日欠付广行合肥公司的欠款数额。在此后，姚祥平用同一账户三次汇款给广行合肥公司，广行合肥公司对其中1700元不予认可，认为系样品机处理给环球公司的费用，但无证据证明，依法不予采纳。因此，环球公司尚欠广行合肥公司的欠款数额为270475元（322175元-20000元-1700元-30000元）。因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账款月底必须结清”，故环球公司至少应在其对账日的月底2019年5月底结清，其未按约定付款已构成违约，广行合肥公司有权向其主张付款及赔偿损失。现广行合肥公司主张环球公司自2019年6月29日起支付利息损失，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的标准双方并未约定，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相关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广行合肥公司主张环球公司应支付其律师费19530元，因双方在合同中已有约定，且该款已实际支出，故依法予以支持。广行合肥公司依环球公司加盖财务章的《环球销售电器未结算清单（2019.6.1）》主张环球公司给付其83176元，因该清单右下方确实注明要求环球公司核对未开票电器数量，且环球公司认为该清单是未开票的电器数量，而非欠款数额，结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广行合肥公司应提供发票给环球公司，故对环球公司的该主张予以采纳。广行合肥公司以此主张环球公司给付欠款，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姚祥平作为环球公司的唯一股东，在卷证据证明其多次以个人银行账户为公司欠款转款，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与其个人财产，故其依法应对本案中环球公司欠付广行合肥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环球公司及姚祥平辩称其只应付广行合肥公司19099元，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环球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广行合肥公司欠款27047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70475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欠款付清时止）；二、环球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广行合肥公司律师费19530元；三、姚祥平对上述环球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广行合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66元，由广行合肥公司负担789元，环球公司、姚祥平连带负担2677元。 二审期间，环球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退货电器的发票八份、送货单一份，证明广行合肥公司收到退货，退货的型号以及单价，所退货款的总价款为55080元。 证据二：样机调查明细表和商品调查明细表，证明双方买卖合同履行期间所有样机的差价为98960元，正常商品的差价为13610元。 证据三：2019年5月15日的对账单一份，证明正常商品的调价差价13610元已经由广行合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继勇签字认可，并答应在总结算时予以扣除。 证据四：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一份，证明这个清单是由环球公司制作，交由广行合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尚有83176元的货物未开票。 广行合肥公司质证认为，1.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从照片上看送货单的形成的时间是2016年7月8日，均产生在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之前。我们认为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已经将相应的款项扣除，或者该证据记录的款项已经在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中体现了。2.证据二系环球公司单方制作，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即使存在调差，也已包含在结算款之中。3.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需要向法庭说明，该对账单调整后的余额总额相加也是322175元，这个差额实际上在2019年6月1日的未结算清单中已被扣除。实际上未结算清单中所有商品的总额不止83176元，因为扣除了差额的13610元，以及此前开票多开的价格，最终结算是83176元。4.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认为该结算清单，恰恰说明了环球公司除了2019年5月15日的结算单以外，尚欠广行合肥公司83176元未支付。此外，该83176元已经扣除了环球公司主张的13610元的差额。 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均为复印件，且广行合肥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均为环球公司自行制作的表格，相当于当事人陈述。证据三及证据四真实存在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环球公司亦持有2019年5月15日对账单及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其中2019年5月15日对账单上环球公司财务章下方，有广行合肥公司负责人徐继勇手写“前期相差金额13610元，待从后期结算总金额中扣除”。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上，有徐继勇签名并注明日期为2019年6月3日。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而为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院二审争议焦点在于环球公司的欠付款数额应如何认定。从本案现有证据可见，双方曾多次对账，其中最后一次对账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该对账单明确载明了经调整后的余额为322175元，该数字应视为双方对此前合作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的总结算，但广行合肥公司负责人徐继勇在该对账单明确注明尚有13610元的差额未处理，而该差额也在2017年9月6日及2017年11月9日的询证函均有列明，故该金额应从322175元中予以扣除，也即截至2019年5月15日环球公司尚欠广行合肥公司的货款数额应为308565元，环球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环球公司另主张相关退货款、利润以及货物价差亦应从322175元中扣除，但其提交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退货实际发生或应由广行合肥公司负担，也无证据表明相关费用并未在2019年5月15日结算时已被扣除。故对其相关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的性质。首先，该清单上环球公司的盖章时间明显早于广行合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时间，如该清单是由广行合肥公司制作发送给环球公司，则在环球公司盖章后，广行合肥公司负责人再签字毫无必要，明显不符常理。故应认定该清单系由环球公司制作并盖章后发送给广行合肥公司进行核对；其次，该清单明确载明请求核对的为未开票电器数量和总金额，仅提及开票事宜，未有确认欠款数额的意思表示；再次，环球公司作为付款方，请求收款方广行合肥公司确认未开票的情况也符合商业常理；最后，广行合肥公司在本案中先陈述相关款项（包含13610元调差）已经在2019年5月15日对账时被扣除，后又陈述在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中将13610元扣除，前后矛盾，不能合理解释，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1日未结算清单并非对欠款数额的确认符合本案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广行合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截至2019年5月15日，环球公司的欠付款数额为308565元，后其仅支付51700元，尚欠货款256865元至今未支付已构成违约。在合同第10.3条对于律师费的承担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由环球公司承担广行合肥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9530元并无不当。 综上，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导致本案相关事实认定出现变化，本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20）皖0123民初1308号民事判决； 二、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欠款25686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256865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欠款付清时止）； 三、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律师费19530元； 四、姚祥平对上述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的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66元，由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负担914元，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姚祥平共同负担25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75元，由安徽广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负担2150元，桐城市环球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负担50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朱斌斌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明武 书记员刁春晖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