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7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维度生活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357号田园商务大厦1302室。法定代表人：施丹丹，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瑞高印务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天门墩87号，主要经营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体育西路尚都一品A区5栋2单元1001室。法定代表人：高雄清，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生浩，湖北人从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程加喜，男，198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上诉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瑞高印务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高公司）、原审第三人程加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79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维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7925号民事判决；2、改判维度公司没有付款义务，不用承担付款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一审时曾辩称：“我公司并不知晓瑞高公司，也不认识祝亮，《欠条》不是我公司出具的，此事与我公司无关，程加喜与我公司曾有过业务合作，他向祝亮出具《欠条》的情况我公司不清楚”。本案原审第三人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其行为也非职务行为，其因来上诉人处商谈加盟店拓展事宜而认识。当时上诉人将公章交给他，是准备为签订《加盟店战略合作协议》临时所用，跟本案的《承揽合同》无涉，而案涉印刷品定做属其个人自身业务（三张收货单收货人签名要么是第三人，要么是第三人具有家事代理权的妻子朱群艳）而非上诉人的公司业务。这也在第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澄清声明》中得到印证。第三人超越上诉人的授权行事，也无权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案涉承揽订单，理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因公章管理疏忽，上诉人只得在公章加盖的范畴内承受法律后果。在被上诉人提交的总价款为31540元的《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上并没有加盖上诉人的公章，这也印证了印刷品定制属于第三人的个人行为而与上诉人无关，而被上诉人将一个加盖公章的订单和一个没有加盖公章的订单夹杂在一起，意图是混淆视听、蒙混过关，而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仅有2016年4月5日的金额36000元的《印刷品清单》上有上诉人加盖的公章。从订单角度看，上诉人只应在36000元的限额内承受公章疏于管理之责，而第三人实际支付货款25760元，那么扣减后上诉人也才只存在4240元的货款差额；而上诉人送货单左下角清楚明白的印有收货人（盖章）的中英文标记，实际盖有上诉人公章确认量身单收货的金额是5500元，而剩余的26710元和23550元两次货物均被第三人妻子朱群艳领走，而第三人实际支付货款25760元已远超过上诉人收货的金额5500元，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对价支付原则，上诉人再不存在支付货款一说。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平时业务往来中，均签订了正式书面合同并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及履行盖章登记程序后才加盖的公章。被上诉人也是公司法人，哪有不签订书面合同的道理。本次公文包装印刷用品定制，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签订书面正式合同是违背诚信原则的，且协议双方主体多变、混淆，不明确；被上诉人合同规范意识淡薄及疏于风险内控管理，也是造成本案纠纷的重要诱因。在后果承担上连累上了上诉人，从情理上来讲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不诚信的。以货款3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的罚息标准，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有自身的过错，上诉人事发前无从知晓这一印刷用品定制业务，也掌控不了这一经营风险。一审法院理应综合考量双方主观过错程度，在充分考虑和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的基础上，确定违约金标准。但一审法院以上浮50%计算罚息显然有失偏颇、倾斜于某一方了。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按照基准和报价利率计算欠付货款的利息，取消上浮的50%比例罚息为盼。综上，上诉人恳请中院依据公平、诚信原则，查清事实并通过计算后，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须承担付款的责任。瑞高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辩称合计金额为31540元的《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和26710元的送货单与上诉人无关，与事实不符。二、本案承揽关系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不影响承揽合同效力，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缺乏法律依据。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上诉人从逾期付款之日起分别按贷款基准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程加喜未到庭陈述。瑞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给付报酬40000元；2、支付逾期违约金（以4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从2016年10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为7620.80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瑞高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第三人程加喜对被告维度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8日、4月5日，瑞高公司出具两份《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清单载明了货品、规格、纸质及印刷要求、数量、金额等，合同总价67540元，清单还载明报价提供为瑞高公司。程加喜在清单尾部签署意见“同意”，维度公司加盖印章。2016年3月14日、3月29日、4月13日，瑞高公司向维度公司三次送货，货品总价55760元，维度公司、程加喜均在2016年3月14日《武汉瑞高印务设计有限公司送货单》上签章。履行中，程加喜支付了部分报酬。2016年9月7日，程加喜向祝亮出具了《欠条》：至2016年9月7日，程加喜尚欠祝亮40000元，经双方协商约定为2016年10月7日前全部还清。2017年，程加喜还款10000元，此后未再还款，瑞高公司诉至一审法院。审理中，维度公司对涉案证据中其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当时系程加喜借用其公司名义做业务，其将公司印章交给程加喜使用，程加喜出具《欠条》时，印章已经收回。一审法院认为，维度公司以其将公司印章交给程加喜使用为由，认为其与瑞高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但其将公司印章交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视为对权利的自行处分、对他人的无限授权，维度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应足以理解其将印章交给他人使用的法律后果，程加喜使用印章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均应由维度公司承担，故维度公司认为其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程加喜认为承揽关系的相对方为祝亮而非瑞高公司，但《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武汉瑞高印务设计有限公司送货单》均反映涉案承揽关系的承揽方是瑞高公司，故程加喜的此节抗辩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瑞高公司与维度公司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关系，合法有效。瑞高公司向维度公司提供了约定的定制货品，维度公司未能足额付款，其行为构成违约。程加喜出具的《欠条》虽未加盖维度公司印章，但其此前持维度公司印章执行合同的行为足以让瑞高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故程加喜出具的《欠条》法律后果及于维度公司。程加喜出具《欠条》后又向瑞高公司支付了10000元，瑞高公司要求维度公司支付4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维度公司应支付30000元。因瑞高公司、程加喜均不能说明上述10000元的支付时间，一审法院确定付款时间为2017年1月1日，并以此作为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基点。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于2019年8月19日取消，故此前的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计算标准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程加喜借用维度公司名义与瑞高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且其自愿承担责任，故瑞高公司要求程加喜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维度公司、程加喜共同向瑞高公司支付报酬30000元；二、维度公司、第三人程加喜共同瑞高公司支付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10月8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以3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16年10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瑞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1元由维度公司、程加喜负担。二审期间，维度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婚姻登记档案信息；证据2、深圳市风雅丽服饰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拟证明本案与维度公司无关，维度公司与被上诉人没有进行承揽合同的意思表示。程加喜自行从事服装行业，程加喜夫妻二人借用维度公司公章从事业务。经组织质证，瑞高公司对维度公司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婚姻登记档案信息与本案审理的承揽关系无关联；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深圳市风雅丽服饰有限公司已被吊销，并不能实际生产经营，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武汉维峰服饰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是2016年8月2日，系在本案承揽关系履行完毕后成立，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瑞高公司提交维度公司定制的《国内标准信封》照片，拟证明瑞高公司有理由相信程加喜有权代理维度公司定制货品，定制货品用于维度公司经营活动，后果应由维度公司承担。经质证，维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维度公司的logo不是这样的，程加喜冒用维度公司印章接私单，案涉合同维度公司不知情，不是维度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维度公司管理公章不慎，所以维度公司只愿意承担盖过公章部分的责任。本院认为，就维度公司提交的证据因瑞高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就瑞高公司提交的证据因维度公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无其他证据相印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因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维度公司提交的证据与承揽合同基本事实无关的部分，本案中不予采信。二审期间，维度公司陈述其在上诉的事实和理由表述了对一审查明事实的异议；并表示根本不认识祝亮，维度公司对盖过该公司公章的部分，愿意承担出借印章给程加喜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认为应承担责任的金额为2000元。瑞高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有以下异议：一、一审判决存在笔误，不是2016年3月8日，而是2016年3月18日；二、合同总价因为双方变更过，2016年4月5日的清单上面手写了金额20000元，瑞高公司认为应当以20000元为准。印刷品清单应为51540元。经审查，维度公司就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提出的异议，系其对一审判决法律认定和实体处理提出的异议，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一审查明事实部分确存在笔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二审查明，2016年3月14日，瑞高公司出具瑞高公司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品名为量身单，单位为本，数量为500，单价为11元，总值5500元，收货人处由程加喜签字并加盖维度公司印章。2016年3月18日，瑞高公司出具《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清单载明了物资名称为信纸、小信纸、信封、手提袋、水杯、名片等，并分别载明规格、纸质及印刷要求、数量、金额等，金额合计31540元，程加喜在该清单上签署“同意”。2016年4月5日，瑞高公司出具《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清单打印载明了货品、规格、纸质及印刷要求、数量为1000、单价为36元，金额为36000元等，金额合计36000元，并在数量、单价、金额处分别书写“500”、“40”、“20000”字样，程加喜在该清单上书写“同意”，维度公司加盖印章。2016年3月29日，瑞高公司分别出具瑞高公司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品名为大号手提袋、小号手提袋、便签、信纸、信封、纸杯，并书写数量和单价，总值为26710元。2016年4月13日，瑞高公司分别出具瑞高公司送货单，载明客户名称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品名为小号手提袋、画册，并书写数量和单价，总值为23550元。前述两份送货单收货人处由朱群艳签字。程加喜与朱群艳于2005年4月29日在武穴市民政局登记结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维度公司是否应对瑞高公司承担责任。二审期间，维度公司自认其将公司印章交给程加喜使用，愿意对加盖了其公司印章的部分合同，向瑞高公司承担责任，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就未加盖维度公司印章部分合同，维度公司认为其与瑞高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程加喜在一审中陈述，2016年我拟与维度公司进行业务合作，需要印制相关印刷品，因我与祝亮是朋友关系，就将业务交给他做，但未签订书面合同。我一直认为祝亮自己是老板，并不知道他是瑞高公司业务员。印刷品做好后我与维度公司的业务合作未能成功，印刷品也未实际使用。我与祝亮之间的承揽关系属实，印刷品是我出面定制的，责任应由我承担。我出具《欠条》后，2017年又支付了10000元，实际欠付30000元。维度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2016年3月14日，瑞高公司向维度公司送货，程加喜代表维度公司签收货物并加盖维度公司印章。2016年3月18日、4月5日，程加喜两次在瑞高公司的《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并在2016年4月5日的清单上加盖了维度公司印章。2016年3月29日、4月13日，瑞高公司就前述清单上所载物品制作完成后，进行送货，送货单上载明客户名称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货物由朱群艳（程加喜的妻子）签收。程加喜作出的持有维度公司印章与瑞高公司签订清单、接收货物的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足以使瑞高公司相信程加喜有权代理维度公司与之订立、履行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程加喜的代理行为有效，维度公司应向瑞高公司承担责任。维度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应知晓使用其公司印章的法律后果。维度公司关于程加喜系借用其印章，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有书面形式、亦可以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瑞高公司提交的《武汉维度生活服饰印刷品清单》、瑞高公司的送货单足以证明与维度公司之间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且瑞高公司履行了承揽供货义务。一审法院关于瑞高公司与维度公司形成事实上的承揽关系，合法有效，瑞高公司向维度公司提供了约定的定制货品，维度公司未能足额付款，其行为构成违约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维度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程加喜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关于“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的规定，一审法院确定的利息标准并无不当。综上，维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元，由上诉人武汉维度生活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敏审判员 胡 劲审判员 王日升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叶优子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