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53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鹿山，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荣，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权，男，196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静仪，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鹿山因与被上诉人刘新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35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江鹿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新权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诉讼费全部由刘新权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刘新权应当提供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刘新权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从举证规则来说，刘新权没有完成举证证明借款给江鹿山的义务，即不确定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须结合其他证据进一步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2.江鹿山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三次共向刘新权支付8250元，支付时间、支付比例均与案外人林某向江鹿山支付分红款一致，也与江鹿山向另外同类型两案的当事人周某、薛某支付分红款一致。如果是民间借贷，不可能上下环节支付比例和时间都一致，这也不能用巧合来解释，本案背后的事实是合伙投资。江鹿山三次付款行为发生在周某、薛某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之前，可客观推定江鹿山与刘新权、周某以及薛某是合伙投资关系。虽然一审法院认为涉案148000元交付时间为2014年3月至4月期间，而江鹿山与案外人签订《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在2014年6月，时间上不合理，但相对来说，刘新权从未催收借款，三次收到不同金额款项也不提异议，更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常理。3.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认为江鹿山应举证证明合伙关系，适用和理解法律错误。即便江鹿山未能举证证明合伙关系，也仅是江鹿山抗辩不成立，不能反过来推定刘新权完成了举证义务，更不能仅凭金融机构转账凭证就认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况且江鹿山三次分红事实结合江某、林某、宋某等人陈述，可以认定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4.（2018）粤0111民初7518号案中，法庭主动向江某、林某、宋某等人调查，证实江鹿山与刘新权是合伙投资关系，但在本案重审时，一审法官刻意回避原审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江某等人陈述的事实并在判决中作选择性描述，反而向周某、薛某调查，明显可见对江鹿山的偏见和对刘新权的偏袒。5.周某、薛某、刘新权的代理人均为同一人，其三人存在利益上的一致，与刘新权利益对立，周某、薛某的陈述自然丧失客观性，有利于刘新权，不应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考量因素。但一审法官在第一次庭审时，很巧合就预测到了周某、薛某会到庭作证，并留下其二人调查询问，然后认可二人的陈述。最后，刘新权确认银行转账15万元并认为该款项是借款，江鹿山确认收到15万元转账但认为是合伙投资，即15万元转账是客观证据，但双方的主观陈述无法判定。刘新权没有催讨、追收证据，江鹿山没有合伙情况报告证据，双方各执一词，证明力抵销。周某、薛某证明是借款，江某、林某、宋某证明是合伙投资，双方各自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主观证据不采纳。刘新权表示三次付款共8250元是其他往来款，即茶水费，刘新权表示8250元是分红款。所以，判定15万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唯一、关键、客观的证据就是8250元的转账记录。认真、全面审查三次转账发生的先后顺序、时间点计支付比例，再与周某、薛某的比对，你相信是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补充一点，与本案同类的另两个案件，原告是周某和薛某，那两个案件一审认定是投资关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请，从一定程序上佐证了本案事实上也是共同投资的。现两案还没有生效。被上诉人刘新权辩称，一、民间借贷大量存在只有银行转账记录没有借条的情况。江鹿山和刘新权就是这种情况，江鹿山经常与刘新权借款周转，双方没有书写借条的习惯。但双方对涉案的款项无异议，仅对款项的性质有异议。江鹿山说借贷没有借条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但其主张双方是投资关系没有任何的合同或协议亦不合理。无论是按照高度盖然性原则或生活经验法则，此款项为借贷的可能性远高于投资。二、刘新权汇款给江鹿山的款项是本案的款项，还是其它款项来往，因时间太久已无法确定每一笔的款项是归还哪一笔。但从银行记录可见，2014年7月19日刘新权向江鹿山转账3000元，江鹿山没有举证3000元是什么时候归还的，故2015年2月3日江鹿山向刘新权汇款3000元极有可能就是归还2014年7月19日的款项，而不是江鹿山所主张的分红。另外，江鹿山在收到他人的款项后，归还部分款项或支付些利息以换取延期还款也是很常见的情况，但不能证实其汇款给刘新权就是分红，案涉款项就是投资款。而且，江鹿山也没有银行汇款备注是分红，也从来没通知过刘新权有分红。江鹿山说这些款项按本金2％计算明显是民间借贷的利息计算方式，不是合伙份额的计算方式。三、江鹿山并没有提供投资协议等有效证据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事实上，江鹿山一直想将案涉款项转化为投资款，其曾要求刘新权投资其广州的工厂、佛山的酒楼、江西开矿等等，但刘新权都予以拒绝。说明15万元并非对应是投资江西矿产的投资款。四、江鹿山称周某、薛某原本都是其朋友，经其介绍认识。江鹿山也在2014年间向他们等数人借款，后在江鹿山的误导下，周某、薛某在2015年5月与江鹿山签署了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的投资协议。之后众人发现江鹿山无法归还借款，于是联合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受理，只得委托律师向法院起诉。一审开庭时周某、薛某到庭旁听，江鹿山提出异议认为其二人有利害关系不可以旁听，一审法官采纳了江鹿山的意见，让周某、薛某退出法庭不能旁听。但因为江鹿山一直称刘新权与周某、薛某情况类似，所以法官就让周某、薛某接受法庭的询问。周某、薛某本来是来旁听的，没想到过来会让法庭询问，刘新权也没有申请其二人作为证人出庭，一审法院为调查清楚本案事实，才临时决定让其二人接受法庭询问，并非江鹿山所称的巧合，而且周某、薛某的证言对本案并没有影响。五、正如江鹿山所述，双方的客观证据只有转账，其它证据均为主观。但是，民间借贷没有借款协议比合伙投资及投资协议更符合常理，一审判决对此作出了评判。同时，一审法院也对江鹿山向刘新权汇款的款项当作还款进行了抵扣。补充：本案与周某和薛某的案件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其二人向江鹿山给付款项后在江鹿山的引导下签署了共同投资协议书。虽然江鹿山多次想要刘新权把这15万的借款转回投资款，也提供了几个项目要求刘新权加入，但是刘新权坚决不同意将借款转为投资款，所以江鹿山把其余其他人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的情况比照推定案涉款项也是投资款没有任何依据。江鹿山和刘新权之间没有书面投资协议，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是共同投资。一审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驳回江鹿山的上诉请求。刘新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江鹿山向刘新权归还借款15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对刘新权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汇款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足以证实刘新权于2014年3月29日、3月30日、2014年4月21日、4月27日、7月19日向江鹿山转账支付共计151000元。二、对江鹿山提供共同投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案外人薛某、周某已经确认其在江鹿山的要求下与江鹿山签订了投资协议书，但本案刘新权并未签署共同投资协议书或类似文件，不足以认定江鹿山、刘新权之间已经就合伙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三、对江鹿山提供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合伙期间2014年-2017年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页岩矿转让协议》、客户账明细及收条，上述证据仅显示江鹿山与案外人之间合伙关系的成立和履行情况，未显示刘新权曾经参与上述合伙事宜，故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四、江鹿山向刘新权出具的收款收据，因刘新权明确否认其曾经收到该收据，江鹿山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刘新权确认案涉款项为投资款，故对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五、民生银行对账单及工商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案外人林某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2日向江鹿山支付两笔分红款45000元、45000元。但江鹿山于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向刘新权支付的款项3000元、3000元，无证据证实该款项性质，江鹿山亦无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就上述款项的性质与刘新权达成一致意见，故仅凭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江鹿山向刘新权支付的款项为股份分红款。六、江某、林某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的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江某、林某均为江鹿山方的合伙人，与江鹿山存在利害关系。其情况说明不足以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原审案件[案号：（2018）粤0111民初7518号]审理过程中，江某曾经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在作证时陈述：其与江鹿山为乡亲关系，一直有来往，江鹿山一直向证人介绍业务，关照证人；2011-2012年，江鹿山以证人的名义投资煤矸石矿场300000元；2014年合伙人不合，将煤矸石矿转让给林某、宋某、江鹿山及证人；因购买矿场需要资金，四个合伙人均需要出资，且出资数额较大，所以都有可能找人共同出资，出资人的份额都是挂在合伙人的名下，江鹿山当时投资了200多万元，也是有其他出资人的，至于其他出资人的出资数额，证人不清楚；刘新权、薛某、周某均去过矿场，刘新权在开工后问过证人矿场事宜，所以证人知道刘新权有投资，江鹿山也向证人说过何人有份额；合伙共计分红过3次，2014年下半年分红过一次，2015年春节分红一次，最后一次具体时间不清楚。刘新权认为证人与江鹿山为乡亲关系，且同为矿场的合伙人，基于利益关系无法保证证人陈述的客观性，证人一直陈述刘新权对矿场有股份，是否有入股均是听江鹿山的陈述，其证人无法证明刘新权是否有投资矿场的行为。江鹿山则认为证人证言证实了江鹿山、刘新权之间为合伙关系。另刘新权于该案开庭时，曾经主张出借时间为2014年3月29日通过多笔转账给江鹿山，借款用途为江鹿山说其自行去投资矿场，借款期限大概是一年时间，江鹿山当时说一年左右就会归还，双方无约定利息。江鹿山在本案中据此认为刘新权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新权解释为系江鹿山表示大概在一年左右会归还，故刘新权于一年左右开始向江鹿山追讨还款，2016年11月份曾经报警处理，也曾经到江鹿山的工厂追讨。江鹿山确认刘新权于2017年曾经到其工厂追讨款项，且江鹿山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明确拒绝向刘新权归还案涉款项15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基于查清本案事实，对薛某、周某进行了询问，薛某陈述：其认识刘新权，但仅听说过周某；江鹿山儿子与薛某女儿是同班同学，故薛某与江鹿山比较熟悉；江鹿山曾经与薛某提起其曾经和其他人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并邀请薛某加入投资，薛某询问是否有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等，江鹿山保证后续都能办到，薛某表示即使能办到，其也不参与投资，因其是从事家具经营的，矿场并非其经营项目；后江鹿山向薛某借款，但拒绝归还，要求薛某入股矿场；薛某则表示江鹿山应当要有采矿许可证和国家规定的相关文件，并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后江鹿山与薛某即签订了共同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薛某要求江鹿山提供账簿，但江鹿山一直未提供，故薛某认为借款转化为合伙不成立；2014年10月、2015年2月3日及2月14日，江鹿山并没有向薛某分红；共同投资协议书是江鹿山带到薛某处让薛某签订的，是从借款转化为共同投资协议的，是在薛某出借款项一年之后。周青松陈述：其与江鹿山是朋友，而刘新权、薛某此前与周某没有过深的交往；江鹿山从未与周某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周某曾经去过煤矸石矿场，但只是去游玩，当时同游的是江鹿山、江鹿山的朋友以及周某；周某曾经与江鹿山签订过投资协议书之内的文件，金额为300000元，具体投资项目不清楚；江鹿山曾经向周某借款300000元，年底时周某向江鹿山催要款项，江鹿山表示已经把上述款项投资到煤矸石矿场，询问周某能否就把上述款项作为投资款投资到其名下，并保证收益，一两年即可收回本金；2014年10月的4500元、2015年2月3日的6000元以及2015年2月14日的6000元，是用于归还江鹿山此前向周某的借款；签订投资协议书时就只有江鹿山及周某两人。一审庭审中，江鹿山确认其所主张刘新权的投资款150000元即为刘新权提供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载的转账款项。诉讼中，江鹿山主张江鹿山、刘新权之间为合伙关系，但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江鹿山、刘新权之间曾经约定合伙出资比例、出资数额、利润分配、风险负担的合伙必备条款，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以任何方式向刘新权告知合伙经营状况、盈利情况、合伙资金收支情况及分红等合伙具体事实，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刘新权曾经参与合伙经营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江鹿山、刘新权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新权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主张江鹿山尚欠借款150000元未予清偿。江鹿山主张上述款项为刘新权投资煤矸石矿场的投资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江鹿山提供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一、刘新权案涉款项其中148000元的交付时间为2014年3月至4月期间，而江鹿山于2014年6月18日与案外人江某1、江某、林某、宋某签订《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江鹿山因合伙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已经通过《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进行规则，从规避商业风险的角度出发，对于隐名合伙人，江鹿山应当努力促成其与隐名合伙人达成或签订合伙协议，但江鹿山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江鹿山、刘新权之间曾经约定合伙出资比例、出资数额、利润分配、风险负担等合伙必备条款，与常理不符。二、江鹿山主张其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4日向刘新权支付的8250元属于股份分红款，虽然上述款项的支付时间与案外人林某向江鹿山支付分红款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江鹿山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以任何方式向刘新权告知合伙经营状况、盈利情况、合伙资金收支情况及分红等合伙具体事实，即使江鹿山在与林某等四人的合伙组织中取得分红款，并将该款项的一部分支付给刘新权，亦不足以认定江鹿山向刘新权支付款项的性质同样为股份分红款。三、江鹿山主张刘新权在向其交付款项时双方即达成合伙经营煤矸石款项的合意，但却未能提供其他辅助性证据证实刘新权参与了合伙经营。四、江鹿山主张刘新权与薛某、周某均属于合伙人，但薛某、周某与江鹿山均签订有共同投资协议书，且薛某、周某均表示该协议书是江鹿山未能归还借款时，将借款转化为投资款；刘新权拒绝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的行为，即表明其不认可案涉款项属于投资款。五、江鹿山提供的《合伙经营煤矸石矿场协议书》、合伙期间2014年-2017年的月份及年度收支表、挖机处理情况表、《页岩矿转让协议》、客户账明细及收条均只能证实江鹿山与案外人之间合伙关系的成立和履行情况，尚不足以证实刘新权有参与合伙经营，江某的证言以及林某的情况说明属于孤证，同样不能直接证实刘新权与江鹿山形成合伙关系。综上，江鹿山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与刘新权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刘新权主张其与江鹿山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江鹿山主张刘新权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虽刘新权确实在原审开庭中陈述借款期限大概是一年时间，但并未明确确认借款到期日，而刘新权在本案庭审中陈述其曾经于2016年11月报警处理，江鹿山亦确认刘新权曾经于2017年到江鹿山工厂主张债务，可合理推定刘新权确实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就案涉款项向江鹿山主张权利。江鹿山无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向刘新权明确表示拒绝履行还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刘新权于2018年6月15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江鹿山的辩解无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江鹿山、刘新权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江鹿山确认收取刘新权款项150000元，双方无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及借款利率，应认定为自然人之间的不定期无息借款。江鹿山于2014年10月14日、2015年2月3日、2月14日支付的8250元，江鹿山、刘新权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款项的性质或者系江鹿山用于清偿其他债务的款项，故应当认定为江鹿山对本案借款本金的归还，江鹿山实际尚欠刘新权借款本金数额为141750元，现刘新权要求江鹿山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并自原审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江鹿山向刘新权归还借款1417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4175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至上述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刘新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刘新权负担165元，由江鹿山负担3135元。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经由刘新权预交，刘新权同意由江鹿山在履行民事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支付给刘新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新权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江鹿山提交两张照片打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刘新权到过项目现场且与案外人江某、周某相识，但未能提交前述照片原件。被上诉人刘新权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都不予确认。两张照片均没有原件，无法核实拍摄的时间、地点，且照片显示的只是大家在旅游期间的合影，无法确认时间，即使照片是真实的，也不能反映上诉人江鹿山要证明的内容。因为照片显示的一个是在黄洋界，一个是在脐橙的果园，并非是矿厂项目现场，所以这两张照片跟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无原件，无法核对真实性，且提交时间已严重超出举证期限，亦不具备迟延提交的合法事由，同时从照片背景看均非矿区，明显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能构成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新权未能提交债权凭证，仅以转账凭证提起本案诉讼，主张转款性质为借款，而上诉人江鹿山声称该款项为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在本案中，上诉人江鹿山抗辩称转款性质为投资款，但未能提交有被上诉人刘新权签名的投资协议，亦未能提交被上诉人刘新权实际参与合伙经营的证据；虽然上诉人江鹿山向被上诉人刘新权分三次转款8250元，但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该款项性质为合伙分红。故在此情况下，本院认为，上诉人江鹿山未能就其提出的案涉款项为投资款的主张完成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江鹿山对此提出上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江鹿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135元，由上诉人江鹿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陆艳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