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1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胜区博博糖酒配送中心，住所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三公里东丽小区东50米。 经营者：孙全，男，1986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吉勒图，内蒙古爱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京农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保定市徐水区遂城镇谢坊营村。 法定代表人：祁建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影，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胜区博博糖酒配送中心（以下简称博博糖酒）因与被上诉人保定京农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农酒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博博糖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兴吉勒图、被上诉人京农酒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君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博糖酒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9民初2242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2.依法判令涉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一审法院简单认定上诉人是从案外人杨贵宝手里购买不合格酒类而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太过轻率且有失社会公平正义。首先，询问笔录中上诉人只是说不清楚杨贵宝是否为被上诉人代理商，但根据交易习惯还是法律规定，案外人杨贵宝是自然人不可能冒充被上诉人生产众多酒类。况且，杨贵宝向上诉人提供过不合格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和第三方检验报告，这些检验报告上诉人在一审时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根据上述检验报告可以证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就是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忽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证明的问题，强调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意在找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非让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厂家承担责任，这样的结果只能让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厂家胆大妄为，与所欲为。其次，根据（鄂东）市监罚（2019）24号《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鄂尔多斯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完全可以确定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为被上诉人，因为在检验报告上记录到不合格产品的厂家为“河北保定京农酒业公司”，酒瓶上也标注到厂家为河北保定京农酒业公司，且一审法院让人难以理解的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被上诉人生产并销售的证据而否定上诉人主张等同于在保护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厂家，不难理解当今社会不合格食品药品泛滥且屡禁不改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判决吧，真是国家的悲哀呀。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出具的行政文书，是需要严格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方可出具，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相当于在否定行政决定书。 京农酒业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博博糖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京农酒业向其赔偿损失158150.25元；2.判令京农酒业支付其自立案之日起的利息，基数为158150.25元，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京农酒业承担诉讼费、律师费及保全费，后变更诉讼请求第一项赔偿损失金额为151853.7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博糖酒主张购买了京农酒业生产的白酒，因酒是不合格产品，导致经济损失151853.70元，要求京农酒业赔偿损失并支付利息，提供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鄂尔多斯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10份、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笔录、东胜区食品药品商务监督综合执法局询问笔录、财物清单、微信转账记录、京农酒业出厂检验报告、东市监(2019)74号协助调查函、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市监食生产函（2019）12号回复、税务发票（律师费8000元）。京农酒业质证称，对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也无证明效力，决定书中记载的采集了17种预包装酒类，其中7种检验不合格，但博博糖酒却以此为凭说向京农酒业购买了17种酒类，博博糖酒的诉称与证据之间无任何关联性，查封的品类不能证明是从京农酒业处合法购买的品类，更不能说明是京农酒业制造的产品。处罚决定书载明13份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但仅列明了7份产品，并只针对7份产品进行了处罚，因此处罚决定书不具备合法性和真实性。处罚决定书载明的证据是当事人提供的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及供货商资质，行政机关仅凭上述复印件而无任何购销合同或协议的前提下就断定产品的合法来源，无事实依据。处罚决定书并不是最终处罚依据，也不是最终处罚结论，博博糖酒无证据证明自己未要求复议，也未证明自己在法定期间将不提起行政诉讼，博博糖酒未提供罚款票，证明自己缴纳了罚金。对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报告无检验人员签字，也未附检验机构的资质证书，无检验过程及检验方法，不符合鉴定程序规则，且检验报告中标明本报告无注意事项无效，但该报告恰恰没有注意事项。检验报告中均注明了检验产品的生产日期，这与博博糖酒诉称购买了无生产日期的产品也互相矛盾。检验报告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出厂检验报告合法性有异议，证据是复印件，博博糖酒并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来源，京农酒业的销售网络平台任何人均可自行下载打印，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检验报告证明京农酒业生产销售的白酒系合格产品，本案所涉不合格产品并非京农酒业生产。对询问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笔录均是孙全个人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孙全称厂家提供的检验报告，没有索要出厂合格证，与博博糖酒诉称的购买酒类时京农酒业提供了全部检验合格报告相互矛盾，与博博糖酒提交的检验报告也相互矛盾，在询问笔录中，孙全也明确回答不知道厂家是谁，这也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笔录中孙全陈述购进高粱原浆酒400件，而徐水的回函证明京农酒业总生产量为150件，这证明博博糖酒并未从京农酒业处购买上述案涉产品。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博博糖酒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两份聊天记录均显示时间是4月26日8点27分，但紧随其后的内容却完全不一致，说明聊天记录不真实，且聊天记录不是双方之间的联系记录，也不能证明案涉白酒的交易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财物清单是博博糖酒单方提供，真实性不认可，从内容看与本案无关。东胜区的函为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该函列举了7种白酒，但该单位之前的处罚决定书说有13份不合格检验报告，庭审中博博糖酒提供了10份，上述矛盾之处说明该函与本案无关联性。徐水区的回函为复印件，该函称高粱原浆酒的京农酒业总生产量为150件，而孙全在询问笔录中称购进400件，京农酒业的产量尚不足博博糖酒的购进数量，说明博博糖酒并未从京农酒业处购买涉案白酒。对律师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博博糖酒要求京农酒业承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博博糖酒提供的询问笔录中显示：“上述不合格产品是孙全从杨贵宝个人手中购买，是在成都糖酒会后杨贵宝联系孙全，双方达成买卖合同，孙全称杨贵宝是二道贩子，孙全并不知道具体厂家是谁。……”结合博博糖酒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博博糖酒因购买了不合格产品造成经济损失，但并不能证实其所购买的不合格产品系由京农酒业生产并销售给博博糖酒。京农酒业否认出售产品给博博糖酒，博博糖酒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与京农酒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对博博糖酒的主张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博博糖酒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博博糖酒要求京农酒业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东胜区博博糖酒配送中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38元，减半收取计1669元，由东胜区博博糖酒配送中心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涉案酒品从案外人杨贵宝手中所买，杨贵宝向其提供过不合格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和第三方检验报告，上述检验报告可以证明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厂家就是被上诉人。首先，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杨贵宝能够代理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亦不认可杨贵宝的行为系代理被上诉人；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出厂检验报告和第三方检验报告均系复印件，且并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来源，该证据并不能证实涉案酒品从被上诉人处购买。 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鄂东）市监罚（2019）24号《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并未确定涉案酒品系被上诉人生产；鄂尔多斯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中载明：“标称生产单位”为被上诉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酒品生产单位为被上诉人。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亦不能够证明涉案酒品系被上诉人生产，故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博博糖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8元，由上诉人东胜区博博糖酒配送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红哲 审 判 员 翟乐光 审 判 员 郭 潇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杜斯妹 书 记 员 边 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