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锦成，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祖毅，男，1961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立城，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文，男，196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立城，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兴，广东珠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信荣，男，196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德卫，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因与被上诉人罗信荣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9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锦成、林祖毅及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立城、上诉人林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兴、被上诉人罗信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德卫、陈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认定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与罗信荣之间签订的《确认书》是基于合伙关系签订的合伙合同，罗信荣因没有按合伙出资比例实际出资应当向徐锦成、林文、林祖毅退还合伙分红人民币935000元；同时以分红款为基数，自2019年7月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罗信荣存在合伙关系，其依据《确认书》以及年度收入支出表起诉主张各方存在合伙关系并共同投资涉案房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认定，完全违背本案是基于合伙关系而产生纠纷这一基本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1．《确认书》实际上是本案各方按照确认书的约定，共同合伙出资认购涉案物业占有、使用，并合伙经营物业出租收益分红的合伙合同。第一，各方签订《确认书》的目的是确定乙方各方按11%的投资比例进行认购投资物业，符合法律认定的合伙性质。其中，第2条约定，各乙方已按上述比例全额出资认购上述物业。第3条约定，甲方确认各乙方按上述投资比例持有广州潮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升公司）及物业的实际权益。在《确认书》确认乙方支付股金5.5万元，只是乙方各方取得占有11%的出资比例进行合伙投资的权利。5.5万元不是按11%认购本案物业并进行收益分红的出资额或投资款。《确认书》签订后，虽然在《确认书》没有明确约定按11%的合伙投资额是多少，但乙方中的林文、徐锦成、詹奕群分别按11%出资比例向确认书中的甲方林祖毅分别缴付投资款人民币1122000元。一审庭审质证中，罗信荣确认林文、徐锦成、詹奕群出资人民币1122000元用于购买涉案楼层的事实。法庭调查中法官询问罗信荣是否有按11%出资，罗信荣陈述有出资，但直至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其仍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有履行出资1122000元的事实。因此，从《确认书》内容约定各方的投资出资比例、投资额、共同投资经营项目，合伙投入的投资款均缴付给合伙人林祖毅，由其统一管理和负责使用等事实，依法应当认定《确认书》实际上是各方对涉案物业进行合伙投资经营并取得分红的合伙协议。而成立的潮升公司为了方便统一作为认购一方去认购该物业。在取得涉案物业分红的实际权益后，合伙人均不再以潮升公司名义出租、收租和对认购物业的日常管理，均由合伙人以个人名义进行签租和收取租金，各年度收取的租金和各合伙人的分红均由个人账号进行收取和分配。一审中罗信荣辩称向其支付分红款的蓝海青是潮升公司的会计，该说法与事实不符。其一，蓝海青在潮升公司工商信息中，记载内容是公司监事，不是会计；其二，本案各方5人，合伙约定是共同出资认购涉案物业55%的权益，林祖毅认购11%以其配偶蓝海青名义持有，同时以甲方名义与合伙其他四人作为乙方签订《确认书》。综上，认定《确认书》是本案各方基于约定按各自11%的投资比例，各自出资1122000元投资认购涉案分红物业的合伙合同，是相对潮升公司股东主体之外，股东个人与合伙人共同按比例出资合伙经营认购物业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充分体现，是符合法律对合伙的定义和对合伙关系的法律界定。2．罗信荣在各年度的分红，是基于合伙人每人按11%出资1122000元认购涉案分红物业所取得的分红。一审法院认为罗信荣与另一股东赵伟民亦系基于潮升公司的股东身份而取得分红，是对本案事实错误的认定。其一，本案认购并取得分红的物业是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全层，在一审质证，罗信荣确认林文、徐锦成、詹奕群各出资人民币1122000元用于购买涉案楼层的事实。因此，只有基于按照约定履行合伙出资投资额1122000元，才能在每年中合法取得分红的条件和权益。但罗信荣直到本案一审判决，仍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履行出1122000元的事实。因此，罗信荣在没有依合伙各方的约定，向合伙人林祖毅履行缴付1122000元投资款，却和其他已实际出资合伙人一样，在每年涉案物业出租收益中取得分红，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对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合伙财产权益的严重侵害。其二，涉案物业以潮升公司名义认购是合伙人为便于用统一的一方进行认购，该缘由已在前述进行说明，这也是本案的客观事实。之后涉案物业的认购款，也是从合伙人林祖毅在收到其他合伙人缴付的出资款后，由林祖毅个人账户按占认购物业的55%向案外人林义成（涉案物业权益实际持有人）转账支付2300000元（其中2200000元是认购款100000元是介绍人的中介费用）。潮升公司另一股东赵镇海占涉案物业45%，其认购款由其本人与林义成理清楚，与本案各方没有关系。因此也证明，支付涉案物业认购款也不是由潮升公司进行支付，而是由合伙人自行向关系人林义成支付款项。因此，合伙出资认购、经营投资项目并基于出资参与分配取得分红是本案不争的事实。其三，本案存在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5.5万元是按11%合伙分摊的注册资金（该笔注册资金由罗信荣支付给合伙人林祖毅）；二是按照各占注册资金11%的比例每人出资1122000元认购涉案物业，并基于该出资每人取得该物业出租收益每的分红。一审法院回避了每人应当出资1122000元认购涉案物业才能取得分红的事实，错误认定“包括罗信荣和另一股东赵伟民亦系基于潮升公司的股东身份而收取分红”。事实是，赵伟民出资向赵镇海收购占涉案物业45%的股份而收取分红，而不是按照占有公司注册资金45%的出资比例取得分红。显然，一审混淆了45%所包含的内容，并由此推断出罗信荣基于潮升公司的股东身份取得分红的合法性。再者，仅凭《确认书》无法认定罗信荣是潮升公司的股东，更不可能在没有实际出资涉案物业认购款的情况下有取得分红的权利。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认为和罗信荣是合伙关系，并基于合伙约定各自出资1122000元共同投资经营涉案物业而取得分红，符合本案的事实。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罗信荣当庭辩称有出资1122000元，但实际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徐锦成、林文隐瞒了没有出资的事实，但仍从中取得分红。因此，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在要求罗信荣补交出资1122000元未果之下要求其返还所得分红合法有据。（二）一审审理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认为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罗信荣存在合伙关系，应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向徐锦成、林文、林祖毅释明。综上，特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二审庭审中，林文补充事实和理由认为：1．一审法院仅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与罗信荣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而否认合伙性质错误，法律并未禁止口头合伙协议的存在。本案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与罗信荣在签署《确认书》时已经就合伙达成初步协议是获得目标公司44%股权，再通过该公司购买案涉房屋进行投资。由于签署确认书时购买房屋金额尚未确定，才有确认书中1122000元的手写笔笔迹。在购买金额每人出资的金额确定后各方理应按照出资比例获取房屋44%出租收益，每人再按照四分之一获取收益。收入支出表中已经反映了双方对此的合伙协议的确认。2．一审法院将本案罗信荣获取的935000元认定为公司的股金分红错误。该款项实际是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和罗信荣在支付55000元股金后再各自支付1122000元取得案涉房屋三楼全层出租收益的44%。现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各自已经支付了1122000元，而罗信荣并未支付该费用出资额，理应退还。3．一审法院认定向罗信荣支付分红款的蓝海清身份有误。蓝海清是林祖毅的家人，并非公司会计，其向罗信荣支付的935000元是通过私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该935000元全部来自案涉房产三楼租金收入及利息，与公司无关。且通过罗信荣每半年获得的收益可以看出罗信荣仅支付了55000元的股金，却每半年获得55000的收益，明显该收益支出比例违反商业管理，与常理不符。罗信荣辩称，（一）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所述与事实不符，罗信荣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从未建立合伙法律关系，也不存在除名罗信荣合伙资格，退还合伙分红且罗信荣侵占合伙资产58万元的事实。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上述主张成立的前提是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与罗信荣间建立了合伙法律关系，但依据《确认书》显示，甲方系林祖毅，乙方系林文、徐锦成、詹奕群和罗信荣，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为甲方替乙方持有公司44%股权，该约定发生在甲乙双方间关于股权代持的纵向法律关系，并未就合伙出资认购三楼物业的横向法律关系进行确认，且《确认书》从未出现合伙二字。退一步说，即使各方当事人可通过口头形式建立合伙关系，但该前提在于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罗信荣并不认可与三人之间建立了合伙关系。（二）涉案房产三楼物业是潮升公司资产，罗信荣经公司财务蓝海清转账的款项是罗信荣履行出资义务后享有的对潮升公司资产收益的股份分红，而非合伙分红。且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罗信荣未履行认购三楼物业出资义务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各年度收入支出表》《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显示，罗信荣自2012年起经由公司会计蓝海清（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一审中自认蓝海清是公司会计）转账所获款项是依据公司的股东决议，按照罗信荣持股比例提取公司年度收益的分红。公司2012年起至今一直向罗信荣支付股份分红长达八年，该行为是对罗信荣股东身份的确认。《确认书》第一条明确显示罗信荣在公司成立时已支付股金55000元认购公司11%股份，即罗信荣已按其所持实际股权比例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各方对此均予以确认。因三楼物业实际产权人是潮升公司而非个人合伙，罗信荣作为潮升公司11%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依法有权依据其持有股权比例享有公司资产收益的股份分红，与罗信荣是否出资认购三楼物业无必然关系。退一步说，即使罗信荣应当出资认购三楼物业，依照《确认书》显示罗信荣也已经履行了认购三楼物业的出资义务，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对此也予以确认。（三）林祖毅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罗信荣未履行认购物业出资义务之间有绝对利益冲突关系，其陈述不具有可信度。《民事起诉状》显示，詹奕群、徐锦成、林文、罗信荣均是直接将对三楼物业认购的出资款支付给股份代持人林祖毅，也即林文、徐锦成、詹奕群、罗信荣等均是单线对接林祖毅，只有林祖毅本人才知道罗信荣是否履行了认购三楼物业的出资义务，其他人无权也无从在不清楚事实真相的前提下向罗信荣主张权利。现林祖毅已经受让了詹奕群11%股份成为公司股东，其自身利益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罗信荣未履行购买三楼物业出资义务之间存在绝对的利益冲突关系，其完全有理由为个人利益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述。故本案中林祖毅对本案事实的陈述不具可信度。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于2019年7月7日作出的《会议记录（二）》中对罗信荣合伙人资格的除名决定具有法律效力；2．判令罗信荣向徐锦成、林文、林祖毅退还自2012年2月1日以来的合伙分红935000元，同时支付该分红款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时间从2012年2月1日至实际退还之日止）；3．判令罗信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26日，林祖毅（甲方）与徐锦成（乙方）、林文（乙方）、罗信荣（乙方）、詹奕群（乙方）共同签订《确认书》约定，乙方以甲方的名义持有潮升公司股权，甲方持有的潮升公司44%股权的实质所有权人为乙方，乙方每人各占11%，公司成立时各乙方已支付股金5.5万元。（该约定的后有手写数字“1122000”）潮升公司认购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全层（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各乙方已按上述比例全额出资认购上述物业。甲方确认各乙方按上述投资比例持有潮升公司及物业的实际权益，包括各乙方对上述公司和物业负有按比例承担亏损的义务。甲方持有该股金的期限为自乙方持有该股金时起至乙方通知甲方处分该股金时止。甲方名义持有该股权期间，在具体管理运作该股金方面受托人（即甲方）应全部依据乙方一致指令操作，无乙方一致指令不得对该股金作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处分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该股金的行为。诉讼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为证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詹奕群已按比例出资购买案涉楼层，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支出凭证、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明林文于2011年6月22日支付了认购款1122000元；提交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证明徐锦成分别于2011年6月21日、2011年6月22日共支付了认购款112000元；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证明林祖毅于2019年补交了认购款1112783.42元，该明细清单显示户名为林祖毅，于2019年5月11日收到对方户名为林祖毅的两笔款项共计312400元，该明细清单中其余汇入款项对方户名为“李青”或“空”；提交了林祖毅银行交易记录证明詹奕群分别于2011年7月4日、2011年7月5日共转账支付了认购款952000元，并表示剩余170000元为现金支付。经质证，罗信荣对林文、徐锦成、詹奕群出资1122000元用于购买案涉楼层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认为林祖毅出资的金额与起诉状中主张的每人出资1122000元不符，且交易日期是2019年发生的，但购楼支付款项是2011年，时间有差异。林祖毅2019年补出资，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确认书的事实完全不符，确认书清楚表明林文、徐锦成、詹奕群、罗信荣是作为股东委托林祖毅代持该四个股东在潮升公司的股份，该确认书证明林祖毅根本不是股东，其根本不需要出资，何来2019年其他几个人查账发现林祖毅未出资而林祖毅主动将款项存进银行。根据起诉状所载事实，林祖毅作为本案原告是因为在2011年9月詹奕群将自己的股份转给了林祖毅，所以在买楼之前林祖毅已经出资了，出资后詹奕群才将股份转给林祖毅，林祖毅此时才变成潮升公司的股东。但在林祖毅成为潮升公司股东之前詹奕群已经付款了，故林祖毅需向詹奕群支付款项。林祖毅主张的2019年存在银行的款项是补作为股东当时没有出钱的义务，完全与诉状陈述的事实、确认书矛盾冲突。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则表示当时出资是每人出资1122000元，三人出资完后是够付购房款，林祖毅和罗信荣当时没有到位，所以等到去年年底股东查账时发现这个问题，大家开会如果还要这个股份就要补足，也通知了罗信荣，林祖毅的出资款就到位了，但罗信荣还没有到位。林祖毅是作为合伙中负责收合伙出资款的，其他合伙人的出资款都是直接打到林祖毅账户。故实际上为了体现全体合伙人都出资，那么在之前其他三个合伙人的出资款已经足够认购物业后，为了确认合伙人都能共同出资这些事实，所以林祖毅也在本案诉讼前将应当出资的合伙出资款存到本人账户以体现合伙人是共同按照所占的股份比例11%折算合伙投资款为1122000元。另外，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还提交了林祖毅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2张，用以证明林祖毅分别于2011年6月22日、2011年6月24日向案外人林义成转账支付了2300000元用于购买案涉房产。经质证，罗信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确认，林祖毅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事实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诉讼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还提交了银行卡取款凭条、存款凭条、《会议记录（二）》（2019年7月7日）、各年度收入支出表以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6张，证明罗信荣侵占合伙资产，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要求罗信荣返还侵占的资产及退伙的决定，以及证明罗信荣在合伙中的分红所得情况。其中，银行卡取款凭条、存款凭条显示2011年7月9日，林祖毅向罗信荣支付了款项583000元。《会议记录（二）》载明参加人员为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开会时间为2019年7月7日，内容为鉴于罗信荣明确拒绝补缴购房款1122000元，且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侵吞其他合伙人的合伙出资款583000元，严重侵害其他合伙人权益和财产权益，经已出资合伙人协商一致并作出合伙人决议对罗信荣与其他合伙人合伙出资并以潮升公司认购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全层的合伙人资格作出除名决定，同时要求罗信荣立即返还已收取的三楼全部分红935000元及利息，并依法通过法律手段罗信荣严重侵害其他已出资合伙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各年度收入支出表中“支出”一栏显示有潮升公司的相关支出，每份支出表底部均载明根据公司股东的决议提取分红，同意决定并领取分红的股东请签名，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以及罗信荣在各支出表中签名表示同意。转账汇款电子回单6张显示案外人蓝海青共向罗信荣转账支付了517000元。经质证，罗信荣对上述银行卡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各年度收入支出表以及转账汇款电子回单6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收到林祖毅支付的583000元，但该款项与购房款、潮升公司股份以及潮升公司的分红无关，是罗信荣与林祖毅另外其他方面的法律关系；对收取其持有的潮升公司股份所得的股份分红款无异议，但这是罗信荣持有潮升公司股份的分红，并非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合伙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产生的合伙分红，与合伙无关也不存在合伙关系。罗信荣对《会议记录（二）》（2019年7月7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其没有参加过该会议，双方之间从未建立合伙关系。另外，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还提交了《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登记日期为2006年12月4日）以及《物权确认协议》证明出资认购的案涉房产情况。其中，《房地产权证》显示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权属人为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权确认协议》显示2011年6月10日，潮升公司（甲方）与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约定共同确认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粤房地证字第××号）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利）归甲方所有，乙方主动配合甲方到房管部门在三个月内将该房产直接过户到甲方名下。甲方作为该房产的实际产权人，在该房产过户到甲方名下之前均有权利向乙方提出使用乙方公章、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合法请求。经质证，罗信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证明案涉物业的实际产权人为潮升公司，不能证明案涉物业是双方以合伙方式进行出资认购的物业，也不能证明建立了合伙法律关系。另查明，潮升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炎宣，现登记股东为赵伟民（股权比例68.5%）、方创广（股权比例5%）、蓝海青（股权比例26.5%），原登记股东为赵伟民（股权比例45%）、林祖毅（股权比例44%）、蓝海青（股权比例11%），于2019年1月15日变更为现股东。庭审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表示其主张各方成立合伙关系系依据《确认书》以及各年度收入支出表，徐锦成、林文、罗信荣每人各占11%股份，与罗信荣按照11%在每年的分红比例一致。《确认书》第2条认购的物业的具体地址和各年度收入支出表所列明的三楼收租的房号也是一致的。从潮升公司2019年工商登记的持股情况和《确认书》所确认的各合伙人的持股比例和出资额也可相互印证。由此证明各方在《确认书》所约定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合伙关系，罗信荣也是根据确认书的约定出资比例从合伙人中予以每年分红。另外，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表示案涉房产是潮升公司的，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林祖毅称是股东共同出资，林文称《确认书》就等于在潮升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当时五人想购买案涉房产，所以商量共同出资购买潮升公司55%的股份，赵伟民按照45%收取了分红。林祖毅还表示赵伟民出资了180万元购买了案涉房产，向罗信荣支付分红款的蓝海青是潮升公司的会计。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依据《确认书》以及各年度收入支出表起诉主张各方存在合伙关系并共同投资案涉房产。而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但从《确认书》的内容来看，系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罗信荣以及案外人詹奕群对徐锦成、林文、罗信荣、詹奕群以林祖毅名义持有潮升公司股权的相互权利义务的确认，包括林祖毅持有的潮升公司的44%的股权实际为徐锦成、林文、罗信荣、詹奕群所有，每人各占11%，公司成立时已支付股金5.5万元；潮升公司认购广州越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57号三楼全层，徐锦成、林文、罗信荣、詹奕群已按比例出资认购上述物业并按比例持有潮升公司及物业的实际权益及承担亏损义务等。上述约定的内容仅体现各方对相关权利义务的确认，并未体现签署《确认书》的各方存在合伙经营的意思表示。其次，各年度收入支出表中均载明系根据公司股东的决议提取股东分红，同意决定并领取分红的股东签名确认，并未载明系基于合伙经营而发放分红，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罗信荣均曾签名确认。另外，庭审中，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亦确认向罗信荣转账支付的分红款的蓝海青为潮升公司的会计，案涉房产是潮升公司的，潮升公司另一股东赵伟民也按照45%收取了分红。各方确认的案涉房产实际所有权人为潮升公司的事实亦与《房地产权证》以及《物权确认协议》所登记及约定的内容相一致。由此可见，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系主张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潮升公司，且潮升公司的所有股东均取得了案涉房产的收益分红，包括罗信荣及另一股东赵伟民亦系基于潮升公司的股东身份而取得分红，分红由潮升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并发放。上述主张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其与罗信荣合伙经营案涉房产明显不一致。综上，现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罗信荣存在合伙关系，其依据《确认书》以及各年度收入支出表起诉主张各方存在合伙关系并共同投资案涉房产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要求确认于2019年7月7日作出的《会议记录（二）》中对罗信荣合伙人资格的除名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以及要求罗信荣向其退还合伙分红935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均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4月9日判决：驳回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受理费13150元，由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于二审中陈述，潮升公司没有实际经营，仅是作为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合伙认购三楼物业而成立，合伙体是针对44%股权的合伙；《确认书》第二条虽然有罗信荣所陈述的内容，但实际上签订《确认书》当时并未确认每人出资的数额，故《确认书》签订后林文、徐锦成在2011年6月分别支付1122000元合伙款给林祖毅，从该履行情况看，其实当时各方在签订《确认书》时并未实际出资合伙款；《确认书》原件中没有手写数字“1122000”，是起诉前在复印件中书写的。罗信荣陈述：当时清楚潮升公司要经营涉案三楼物业出租，分红是物业出租的收益，购房款是按照持股比例各自出资，交给林祖毅后再向产权人支付；罗信荣确认需要支付1122000元，已出资1122000元，是以现金形式向林祖毅支付，当时应该有收据或其他材料，但由于时隔多年无法提交，《确认书》第二条已经共同确认乙方已按照约定支付；涉案款项性质是购房款，因公司代股东持有物业产权，故有股东支付购房款，罗信荣持有公司11%股权，股东都是以占股比例认购物业产权，再以公司名义购买物业，故该款项不是公司出资款也非合伙款。庭后罗信荣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罗信荣作为潮升公司隐名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仅依据实际持有的潮升公司11%股权对潮升公司经营收益享有分红；据林祖毅转述，潮升公司目前有大概7-8个员工，公司经营事项系负责涉案三楼物业出租事宜并收取相应租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罗信荣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出资经营案涉三楼物业的合伙关系。对此，首先，审查《确认书》的主要内容和行文表述，是各方就乙方以甲方名义持有潮升公司股权事宜权利义务关系签订的协议，即是对甲方林祖毅相对于共同的乙方徐锦成、罗信荣、詹奕群、林文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并未直接体现为各乙方即徐锦成、罗信荣、詹奕群、林文四人之间的内部权利义务约定。《确认书》文本中没有对四乙方之间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合伙事务执行等进行约定，亦未确认投资款项是支付给徐锦成、罗信荣、詹奕群、林文四人之一，故《确认书》尚难体现各乙方存在合伙经营的意思表示。至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上诉认为取得涉案物业实际权益后不以潮升公司名义出租收租、由合伙人以个人名义收取租金等，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三人上诉主张本案合伙约定共同出资认购涉案物业55%、林祖毅认购的11%以蓝海清名义持有，亦未在《确认书》中得以体现。其次，审查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提交的各年度收入支出表，手写部分载有“根据公司股东决议”“股东分红”等表述，其中载明的分红总额、分配金额，与潮升公司持股比例即每人11%一致，而非以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四人在合伙体内出资比例每人25%为基础计算。故年度收入支出表难以直接体现是基于各方之间的合伙关系而分配。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确认潮升公司除三楼物业外未开展其他实际经营业务，罗信荣亦不持否认，故潮升公司收入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主张的合伙收入亦难以区分。综上，在案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罗信荣与徐锦成、林文、林祖毅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徐锦成、林文、林祖毅基于各方存在合伙关系而请求确认除名决议效力、返还分红及利息，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问题。徐锦成、林文、林祖毅是基于认为各方存在合伙关系而作出涉案会议记录对罗信荣予以除名，因除名决议本身是基于合伙关系而存在，故一审法院在经审理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合伙关系存在的基础上驳回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的诉讼请求，并无严重程序问题。综上所述，徐锦成、林文、林祖毅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0元，由徐锦成、林文、林祖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凡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邓 娟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露李泳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