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1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祉含，女，199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玉龙，男，1988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系滕祉含丈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连凯，辽宁王传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君，女，198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刚，辽宁顺其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路明，男，198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春明，辽宁海之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滕祉含因与被上诉人杨君、黄路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4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滕祉含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玉龙、周连凯，杨君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刚，黄路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应春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祉含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宏伟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杨君立即偿还滕祉含借款522,871.41元及利息，利息期间从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至全部给付借款之日止，利率按每年6%计算；黄路明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滕祉含与杨君之间仅存在滕祉含用自己的4台POS机为杨君刷卡套现，及存在已经偿还完毕的借款关系，并不存在没有偿还的借款法律关系，从而驳回了滕祉含要求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的这些认定证据不足，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滕祉含与杨君之间存在两种经济往来，一是滕祉含帮杨君透支套现信用卡用于其资金周转，滕祉含对于帮忙套现的事实从没有否认，而且积极的从双方的往来账目中查找到套现的数额是88,184.05元，滕祉含只是否认拥有4台POS机的事实，因为办理P0S机需要有商铺的营业资格，滕祉含当时作为银行的职员，名下没有商铺，无法办理POS机；双方间另一经济往来是滕祉含借给杨君大量的资金，并且至今没有全额偿还，这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杨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本案重要的证据，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滕祉含与被上诉人均没有异议，原审判决对于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也予以了确认。该询问笔录能证明以下事实：1、杨君在笔录中多次承认，其从2016年开始向滕祉含借款，用于买房子、给孩子交托费和看病、开熟食店和日本代购资金周转以及日常生活费用花销。2、杨君收取借款的方式是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三种方式，没有其他方式了。3、杨君想还款的方式是：她爸会卖房子还钱，她老公也会给她钱还钱，她股票有钱，现在赔钱了，不能卖，等挣钱了，她再还滕祉含。4、杨君不还钱给滕祉含的理由是：我想还滕祉含钱，因为她和滕祉含之间的账务不清，她没法还她钱。5、杨君认为除去滕祉含帮其套现的信用卡钱数和她用现金直接往滕祉含的银行卡存过的钱数后，欠滕祉含钱的数额是十万元左右。二、滕祉含认同杨君陈述的前四项事实，只是对于杨君认同的十万元欠款数额有异议，滕祉含曾多次找到杨君要求核对账目，明确欠款的数额，但其却拒绝进行对账，意图逃避十万元之外的欠款。滕祉含无奈之下，只能向人民法院提供了与杨君之间全部的经济往来的账目信息，期望杨君能顾及当初滕祉含帮助她的情义和对人民法院的尊重，也能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账目信息，但是让滕祉含失望的是杨君不仅拒绝提供信用卡等信息，甚至否认十万元的欠款数额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十万元之外的借款，杨君虽然抗辩转账系因套现信用卡而发生，但其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信用卡支付和偿还的银行记录，也没有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相应的证据，因此杨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也应承担偿还十万元之外的借款及利息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滕祉含的上诉请求。杨君辩称，滕祉含与杨君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只是存在着经济往来，主要是信用卡套现的经济往来。双方之间现在并没有进行对账，而就滕祉含所说的有50多万的欠款不符合事实，所以杨君不应偿还滕祉含所说欠款。而滕祉含所说的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承认欠滕祉含10万元钱，但是这10万元钱不是公安机关找杨君时还欠10万元，是之前还完的10万。而在公安机关找杨君时，滕祉含是以杨君诈骗这种形式报的案，所以当时公安机关和杨君说你承认欠款数额就不以诈骗论，杨君就承认了。所以公安机关笔录不能作为借款凭证。黄路明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滕祉含上诉。黄路明不知道滕祉含与被上诉人杨君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杨君也没有说过和滕祉含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滕祉含也没有和黄路明写过任何借款协议，所以，黄路明认为滕祉含主张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存在的。滕祉含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杨君立即偿还滕祉含借款人民币522,871.41元及利息,利息期间从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起至全部给付借款之日止，利率按每年6%计算；二、判决黄路明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滕祉含于2016年上旬应聘到中国银行武胜路分行工作，在工作中受到资深职员杨君的多方照顾，两人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在交往中，滕祉含发现杨君日常生活所需资金很大，在供应不低的房屋贷款同时，还要抚育两个孩子，其工资收入根本无力负担这么大的生活支出，生活费用主要来源于丈夫黄路明。从2016年中下旬开始黄路明资助杨君的资金越来越少，导致杨君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其开始向他人借钱周转，尤其从2018年开始杨君已经开始透支信用卡和贷款用以支撑日常的花销，滕祉含就曾帮助杨君透支、偿还信用卡88,184.05元。滕祉含作为朋友也从2016年4月8日开始无利息借钱给杨君，帮助她渡过难关，至2019年5月28日止滕祉含借给杨君大量的资金，但杨君只偿还了部分借款。由于滕祉含与杨君曾是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借款并没有出具书面借据，但每次借款和还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和支付宝。根据银行交易流水清单、微信和支付宝账单记录显示，滕祉含向杨君支付总计1,019,537.41元，其中卡号为62×××26的中国银行卡支付14,699.87元；卡号为62×××88的中国银行卡支付439,920.47元；微信支付124,852.52元；支付宝支付440,064.55元。杨君还给滕祉含总计496,666元，其中卡号为62×××88的中国银行卡还66,720元；微信还178,552元；支付宝还251,394元。截止2019年7月1日，杨君共欠滕祉含522,871.41元。杨君向滕祉含借取的款项，均用于偿还房屋贷款、抚育孩子等日常花销，属于杨君和黄路明的夫妻共同债务，黄路明应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滕祉含曾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拒绝偿还，被告恶意拖欠借款的行为，已严重影响滕祉含的正常生活，滕祉含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公正判决。杨君一审辩称，一、杨君与滕祉含之间无借贷关系，虽然有经济往来，但杨君不欠滕祉含钱，很多转账记录是滕祉含帮杨君刷信用卡套现后扣除手续费给滕祉含转回的，转账记录中显示的小数或很多整数的钱都是如此。二、杨君本身是做日本代购的，有一部分转账记录是滕祉含让杨君帮助购物的转款记录，并不是滕祉含所述的借贷关系。三、还有一种是杨君自己向信用卡内存钱，而后滕祉含套现取出，再存入信用卡，后又套现转给杨君，如额度是1万元，滕祉含自己转款5,000元存入该信用卡中，到信用卡结算日，杨君让滕祉含将信用卡内的5,000元套现，再将5,000元存入信用卡，这样就将1万元额度还上，然后再将存入的5,000元套现转给杨君，这样滕祉含自己一分钱未出，但账面上显示滕祉含给杨君转款5,000元，替杨君还信用卡5,000元，就出现杨君欠其1万元的假象，这就出现了起诉书中为什么杨君转账的情况，而表面上看滕祉含的转账记录是给杨君1万元，而事实是滕祉含一分钱都没出。四、因滕祉含与杨君之间之前是一个单位的，也是好朋友互相之间借钱也是有的，都是在当时就已经还清了，并没有未还的情况。再者滕祉含是银行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就1,000多元，如滕祉含诉讼请求的数额是50多万。请问滕祉含这些钱的来源是什么？滕祉含是否有这么多钱？而滕祉含的收入每个月1,000多元能有这50多万的存款吗？滕祉含是应该证明自己借款的来源。不能证明自己有这笔钱，那此案就应当是恶意诉讼，同时也涉嫌刑事诈骗，请求法院认真核查，如滕祉含构成犯罪，要求将滕祉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综上所述，此案并非民间借贷，而是滕祉含的恶意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滕祉含的诉请。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黄路明一审辩称，一、杨君、黄路明与滕祉含没有借款的合意，没有发生借款的事实，双方没有签订借条等借款合意的凭证。二、黄路明在近3、4年中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给杨君至少转款34万元，所以杨君没有理由再向滕祉含借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君2016年上旬到中国银行武圣路分行工作时认识了滕祉含，二人相处较好。杨君有时急用钱时曾经向滕祉含借过钱。杨君的丈夫黄路明常年在日本工作，杨君在银行工作的同时还进行日本代购。为了代购的资金周转，杨君向滕祉含提供了多张银行信用卡，滕祉含利用自己的4台POS机为杨君刷卡套现，其将套出的现金又通过自己的两张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尾号分别为5426、2788）转给杨君的银行卡，信用卡到期，杨君还信用卡。黄路明在2015年-2019年间用微信或支付宝为杨君转账334,332.38元用于生活支出。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滕祉含要求二被告偿还其欠款的请求，其提供的与杨君之间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转账记录，只能证明双方有经济往来，由于记录显示双方的经济往来频繁，甚至一天内发生多笔往来，且款项数额多数都不是整数，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借款习惯，且滕祉含也未能提供借据等直接证据。杨君辩称滕祉含有4台POS机帮助其刷卡套现，滕祉含对此予以否认，但杨君提供的双方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了滕祉含有4台POS机的事实，故滕祉含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杨君欠钱，对滕祉含要求二被告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滕祉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29元（滕祉含预交），由滕祉含负担。本院审理查明:杨君与黄路明与2012年12月18日结婚，黄路明长期在日本工作，二婚生子均与杨君生活，双方于2020年6月17日离婚。杨君在其与黄路明婚姻存续期间向滕祉含借款10万元。上述事实，有(2020)辽1002民初1320号民事判决书、经一审质证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双方当事人一、二审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法律关系消灭的当事人，应当对法律关系消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滕祉含提供其与杨君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转账记录及杨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与被上诉人杨君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杨君抗辩称双方存在10万元借贷关系，但已偿还，其他转款行为系双方代购、信用卡提现转账所发生的往来。结合滕祉含提供的证据和杨君的陈述可以认定滕祉含与杨君存在10万元借贷法律关系。另杨君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偿还滕祉含借款10万元的事实。现杨君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偿还该10万元借款的事实，故杨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杨君应偿还滕祉含借款10万元，并于起诉之日（即2020年1月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给付利息。滕祉含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其与杨君还存在10万元数额以外的其他借贷事实，故本院对其10万元数额以外借贷事实的主张，不予支持。如滕祉含认为其与杨君间的案涉资金往来有涉其他法律关系，可另行处理。因案涉10万元借款，系杨君在与黄路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滕祉含所借，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该借款用于家庭支出。故黄路明应对该1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滕祉含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2020）辽100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杨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上诉人滕祉含借款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被上诉人黄路明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被上诉人杨君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滕祉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029元，由上诉人滕祉含承担7，329元，被上诉人杨君、黄路明共同承担1，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29元,由上诉人滕祉含承担7，329元，被上诉人杨君、黄路明共同承担1，7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强审判员  徐振刚审判员  高 鹏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尚莉莉书记员宫从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