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4民终22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平顶山市叶县遵化镇高阳路九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7805232230。法定代表人：黄金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传新，河南高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平，河南聚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95955432X。法定代表人：乔霄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岩，女，198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系该公司职工。上诉人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马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20）豫0403民初7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神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传新、杨国平，被上诉人蓝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神马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蓝星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蓝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审适用法律错误,对再追索权利时效起算点的理解和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八条第(二)项亦规定:“持票人对其他前手的追索权利时效，自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持票人对其他前手的再追索权利时效,自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一审判决认为“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在时效起算点的计算上是选择关系，据此认定蓝星公司的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是“清偿日”，即2019年11月30日是错误的。在“被提起诉讼”后而清偿的情形下，既存在“被提起诉讼之日”又存在“清偿日”，且“清偿日”都是在“被提起诉讼之日”之后，若此时仍以“清偿日”作为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实际上所有的再追索案件都以“清偿日”作为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那么《票据法》第十七条“被提起诉讼之日”的法律规定就没有意义，这与立法原意背离，也不符合票据短时效、流转快的特点。若蓝星公司被提起诉讼之后一直未向神马公司主张权利，神马公司可能因不知情而丧失对出票人、承兑人的再追索权。因此，若被提起诉讼则只能以“被提起诉讼之日”作为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而不能以“清偿日”作为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2.如果以“被提起诉讼”之日作为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蓝星公司在全国疫情公布和和采取防控措施之前早已丧失了再追索权。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其前手无锡市康兴钢板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至2019年8月7日，蓝星公司已经超过三个月的再追索权利时效，而全国疫情公布和防控措施的实施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后，蓝星公司没有及时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措施保全票据权利，与疫情没有任何关系，故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是错误的。蓝星公司辩称：1.一审对再追索权时效起算点的理解和认定正确。究竟选择清偿日还是被提起诉讼之日作为时效的起算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一审法院从案件的事实情况出发，认为“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之日”是选择关系，且此种选择是基于一个时期较难确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时间点作为备选是正确的。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诉至法院，至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蓝星公司的胜诉或败诉情况均未可知。判决后，2019年11月30日，蓝星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实施了清偿行为。如果按照“被提起诉讼之日”即2019年5月7日作为时效的起算点，那么在法律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按照票据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再追索权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主体应为“持票人”，并非“背书人”，蓝星公司在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权利未定期间，并非持票人，无权向其前手主张再追索权。如果从2019年5月7日即被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再追索权时效，蓝星公司在2019年8月8日就丧失了再追索权时效，但此时，蓝星公司所处的案件尚未裁判，蓝星公司尚未成为真正的“持票人”，此时开始计算再追索权利时效与法理不符。因此，蓝星公司在拿到判决并实际履行后，当然成为持票人，是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此时开始计算3个月的诉讼时效则合理合法，也更有利于保护票据流转过程中因出票人或付款人的原因导致的票据权利受损的当事人。故一审从蓝星公司的清偿日2019年11月30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的诉讼时效，适用法律正确。2.以2019年11月30日作为起算点，蓝星公司的票据权利应于2020年3月1日到期，但2020年上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蓝星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下属的央企，根据北京市于2020年1月31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要求，在2020年2月10日前未安排职能科室员工复工复产。自2020年2月1日新冠疫情大爆发到2月10日期间，蓝星公司的票据再追索权时效受到实质影响，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行使再追索权。因此，在2020年3月4日通过法律程序行使再追索权，属于“及时”行使权利的情形，故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允许蓝星公司的延期申请正确，蓝星公司并未丧失再追索权。蓝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神马公司支付蓝星公司电子承兑汇票本金人民币500000元以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汇票金额到期日2018年9月6日起暂计至2020年3月4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32437.5元，合计532437.5元；2.判决神马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5日，蓝星公司与神马公司签订买卖合同。2018年3月21日，神马公司通过背书转让给蓝星公司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一张（票号130887109520120180306168289654，票据金额500000元，出票人宁夏宝塔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收票人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承兑人宝塔石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出票日2018年3月6日，到期日2018年9月6日）以支付货款。后蓝星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的被背书人依次为：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妃律实业有限公司、三门峡恒缘通工贸有限公司、神马公司、蓝星公司、无锡康兴公司。2018年8月28日，无锡康兴公司通过银行网银作了付款提示。2018年9月6日承兑日到期，承兑人未按期兑付该款。2018年11月27日，无锡康兴公司通过网银提交追索申请。2019年5月7日，无锡康兴公司将蓝星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17040号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无锡康兴公司支付票据金额5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019年11月30日，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承兑汇票一张（票号131365500102820190828463892589，票据金额500000元，出票人贵州钦源化工有限公司，收票人张家港保税区天泰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承兑人自贡银行营业部，出票日2018年8月28日，到期日2020年2月28日）。至2020年2月28日，蓝星公司完成对无锡康兴公司500000元的支付义务。一审庭审中，蓝星公司主张“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与选择，认为应以清偿之后三个月起算，即蓝星公司向无锡康兴公司给付的汇票到期日2020年2月28日是真正履行义务的时间点，也即再追索权的时效的起算点。另主张本案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公章盖不上，导致后续程序缓慢进行。神马公司抗辩，两者并不是选择的关系，而是只能发生其一，即“清偿”必须是“自行清偿”，如果不是自行清偿而是被提起诉讼，则应以被提起诉讼之日起算，而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是2019年9月11日作出，蓝星公司至少应在2019年12月11日之前发追索函。2019年12月11日之前并没有疫情，也没有因疫情而封锁道路。一审法院认为，蓝星公司在取得神马公司背书转让的本案承兑汇票后，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无锡康兴作为持票人，在汇票到期后被拒绝付款。后无锡康兴起诉蓝星公司行使票据追索权，法院判决后，蓝星公司向无锡康兴清偿了票据债务。此时，蓝星公司作为票据持有人，有权向其前手神马公司行使再追索权。关于本案票据时效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时效问题的争议点有三：一是再追索权时效的起算点。一审法院认为，票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并未明确界定清偿日的概念。司法实践中，清偿日一般被理解为“前手向持票人进行清偿”，并不会考虑清偿的自愿性问题。“清偿日”或“被诉之日”在时效起算点的计算上确实是选择关系，但这种选择是基于一个日期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将另一个日期作为备选。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无锡康兴公司履行了清偿责任，那么“清偿日”即为2019年11月30日。二是在清偿方式为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再追索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应从转让汇票的时间起算还是从汇票到期日起算。票据法中的清偿日应做广义理解，即具有清偿义务的债务人实施了清偿这一行为的时间点就可以被认为是“清偿日”，不必以承兑汇票到期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否则不利于保护其前手的票据权利。因此，对蓝星公司提出的汇票到期日即2020年2月28日应为“实际清偿日”的主张不予采纳。蓝星公司再追索权的时效起算点为2019年11月30日，其应当在2020年3月1日前向其前手神马公司行使再追索权。三是关于蓝星公司主张的票据权利时效因不可抗力是否可发生中止中断并顺延的问题。庭审中，蓝星公司主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而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期间，申请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中的“三个月”应当为除斥期间，为法定的诉讼期限，不应适用民事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七条的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规定，北京市疫情防控措施自2020年2月9日逐步放开行业有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重点项目建设施工以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蓝星公司地处北京，直至2020年2月10日才开始逐步复工，导致其未能及时在2020年3月1日前提起诉讼。但蓝星公司于2020年3月4日提起诉讼，并在庭审中主张其时效因不可抗力影响应顺延相应时间，据此可以认为其在受不可抗力影响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再追索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规定，其票据权利并未消灭。因此，对神马公司提出的蓝星公司再追索权消灭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蓝星公司主张的逾期利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故蓝星公司主张神马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32437.5元（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6日起暂计至2020年3月4日止。2019年8月19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计算）的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一审判决：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承兑汇票本金500000元及利息3243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42.37元，减半收取4571.12元，由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供新证据。本院查明的证据、事实与一审查明的证据、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票据追索权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本院归纳本案纠纷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票据再追索权利时效。关于再追索权利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根据《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无锡康兴公司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民事判决，蓝星公司为履行上述判决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2019年11月30日以背书转让给无锡康兴公司承兑汇票形式进行了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第七十一条规定：“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根据上述规定，再追索权的权利主体应为票据持票人。本案中，蓝星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向其后手无锡康兴公司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涉案票据及其他清偿相关证明，此时其作为涉案票据持票人取得向其前手神马公司的再追索权。虽然蓝星公司于2019年5月7日被提起诉讼，但2019年9月1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才作出民事判决，在判决之前无锡康兴公司的追索权尚未得到支持，蓝星公司是否承担清偿义务尚未确定，且在没有履行偿还义务之前，蓝星公司无法收回票据及其他相关证明向神马公司展开再追索，故一审认为蓝星公司清偿后成为票据持票人进行再追索，从2019年11月30日即“清偿日”开始起算再追索权利时效符合本案实际。故神马公司上诉认为一审以“清偿日”起算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延长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权利时效发生中断的,只对发生时效中断事由的当事人有效。”据此，本院认为，票据权利时效是指票据上权利的消灭时效，即票据权利人在一定时间持续不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就可以依据票据权利人超过票据实效而拒绝履行义务，其意义在于促进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力，避免义务人长期陷于一定法律关系中不能解脱，也为了保障和促进票据的流通。故一审认为票据权利时效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认定依据不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七条的规定：“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耽误法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诉讼期限，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申请顺延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疫情形势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准许，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市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通知》，结合其所在地区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以及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实际情况，综合认定蓝星公司未于2020年3月1日前提起诉讼并非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所致，准许其顺延十日票据再追索权利时效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故蓝星公司于2020年3月4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神马公司上诉称新冠疫情不能顺延蓝星公司再追索权利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神马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42元，由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振云审判员  翟建生审判员  程显博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张永祎书记员陈紫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