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12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七纬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李昀峰，该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霓，辽宁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青年大街79号。 负责人：徐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辽宁凡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贤，女，196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丹东市振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晓雨，女，1984年8月21日出生，满族，住丹东市振兴区。 二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婷婷，辽宁卓政（丹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丹东市业余体育学校，住所地丹东市振兴区振八街41号。 法定代表人：高阳，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霓，辽宁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丹东文体旅中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丹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玉贤、曾晓雨、原审被告丹东市业余体育学校（以下简称丹东体校）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3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丹东文体旅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霓、人保丹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被上诉人刘玉贤、曾晓雨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婷婷、原审被告丹东体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丹东文体旅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3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玉贤、曾晓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重点遗漏或错误。1、一审遗漏120分站院前急救病例显示曾某主诉心脏病，患者临床死亡。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民警签字栏为空白，该推断书注（2）明示：无医师及民警签字、医疗卫生机构及派出所盖章无效。一审直接认定其效力并作为定案依据错误。3、一审遗漏曾某入院门诊时间是2019年6月20日晚20时19分；每天二两白酒；诊治过程，由进展卒中可能。2005年开始患有多发性脑梗塞，高血压3级；2007年患有多发性脑梗塞、高血压3级、冠动脉心脏病；2009年患有脑梗塞、短暂脑缺血发作，高血压3级、冠心病。4、一审查明事发当时，馆内只有一名救生员在现场巡视错误。监控及录像显示出现两名救生员，馆内有九个监控，还有其他救生员仍处在巡视状态。遗漏曾某得到游泳馆救生设备、救生员、值班人员的现场应急处理，也得到了必要的抢救，抢救中发现其有酒味、口中有异物，明显不是溺亡（水）的表象，监控显示刘玉贤也承认给曾某弄菜喝酒的表述也曾阻止其游泳。5、一审查明“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有值班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错误。一审没有审理值班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的内容。6、一审未确定曾某出生年月日，直接按61周岁判决，依法无据。二、一审采信证据存在错误。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缺少必要条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户籍注销证明是传来证据，不能作为死亡证明。3、120分站院前急救病例未被作为证据使用错误。4、不采信曾某游泳馆会员须知错误。三、曾某最终死亡原因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举证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不能证明死者的死因。四、一审本院认为存在倾向性错误。1、一审认为中，未表述曾某是签署了《游泳馆会员须知》游泳馆的会员，曾某对游泳馆隐瞒了自己长期患有《游泳馆会员须知》不能下池游泳的病症，是已经查明的事实，应分担责任。2、事发当日，曾某明知自己长期患有不能下池游泳病症，并在酗酒后下池游泳，在监控中均证实，一审不予认定错误。3、一审认为从本案的监控录像显示，该游泳馆仅设置了一名流动性救生员错误。游泳馆九个摄像头，原审仅仅根据一个摄像头作出结论，丹东文体旅中心施救的录像显示另一名救生员实施抢救，还有其他工作人员。4、一审认为：事发当时……主要原因错误。（1）“……是否正确不能确定”。应当由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鉴定。被上诉人不申请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其配备的救生员未履行相应的观察、入水施救义务，是导致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与审理查明中已经认定救生员巡视正在纠正其他泳客的危险行为相矛盾，救生杆是救生员不用下水还能更好施救的工具。5、本案的主要原因是曾某自己的责任造成的。曾某是会游泳的人员，其长期患有不可下水游泳的多种疾病，事发当日，其在饮酒后下池游泳，不排除在水里发生病况，是导致其后果的根本原因。6、原审认为“被告自认曾某自2014年起即成为该游泳馆的会员，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告仅于2018年7月30日要求曾某在会员须知上签字确认。”扭曲了丹东文体旅中心一审举证的目的。丹东文体旅中心一审举出曾某在会员须知上签字确认，认可书面告知会员须知的内容，及愿意承担红字标识表述内容的后果，会员须知是每年办理都需要签字，前几年的已经过期作废。7、一审认为“关于丹东体校、丹东文体旅中心辩称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系曾某违反规定在患有不适宜游泳病症的情况下下池游泳……作为会员须知的监管者，存在管理漏洞。”丹东文体旅中心认为（1）曾某是否违反会员管理规定，不影响丹东文体旅中心按照国家标准配备救生设备的义务，但是不能直接证明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丹东文体旅中心按照规定准备救生设备是为符合游泳身体条件的人在游泳时可能发生的游泳意外服务，而不是给不符合游泳身体条件的病人在游泳时发病所准备。而曾某事发时已经得到了及时和专业的救治，并无任何专业人士或机构认定救治有所不当。（2）一审推断称存在管理漏洞是主观臆断。首先《游泳馆会员须知》用黑字与红字作出了明显区别的标识，原审认定无标识错误。其次没有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或专业机构作依据，衡量出管理上的漏洞。三是曾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游泳馆会员须知》上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原审对曾某签字《游泳馆会员须知》的否定，摆脱了曾某责任自负的内容。8、一审认为“最后……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错误。（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因是不确定的，而其形式要件不符合规定，不具有证据力。派出所注销户口是依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截取的部分内容，是传来证据，不能作为死亡死因的证明。本案死因有效的证据是120临床死亡结论，但死因不明。（2）本案无权威鉴定结论，认定游泳馆施救不当或因游泳馆的原因与过错导致曾某死亡。（3）一审提出的死者生前的体检报告，开庭时丹东文体旅中心及人保丹东公司均已指出其T波改变是心脏病的表现。丹东文体旅中心提供的多年病例证明死者患心脏病多年，出院结论均无治愈。五、本案适用法律不足。一审指出丹东文体旅中心众多不符合国家规定，却没有列出相应的国家规定或法律依据，也没有鉴定结论。没有证据或鉴定结论证明丹东文体旅中心有过错且与曾某死亡有因果关系。 刘玉贤、曾晓雨共同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本案系丹东文体旅中心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救生员配备不足，无医务人员、值班人员、保卫人员，且救生员没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对曾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丹东文体旅中心应当负举证责任，丹东文体旅中心自认其游泳场地内有九个摄像头记录事发经过，但事发后丹东文体旅中心仅提供给被上诉人一个摄像头的影像资料，未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3、被上诉人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虽未有民警签字，但有丹东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专用公章，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一经街边境派出所户口专用公章以及医师签名、印章，足以证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4、关于丹东文体旅中心提出死者自身患有疾病及游泳前喝酒导致死亡没有事实依据。事发是2019年9月4日18时，死者于一个月前刚做完身体检查，并无重大疾病或不适宜游泳的相关疾病。事发是晚上6点，死者少量饮酒是在中午，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亡与饮酒有关。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丹东文体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结合本案事实，事发时第一个发现死者溺水的不是救生员，入水将死者拖上岸的也不是救生员，为死者采取急救措施的都是其他游泳者。 人保丹东公司、丹东体校辩称，同意丹东文体旅中心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人保丹东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3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玉贤、曾晓雨对人保丹东公司的诉讼请求（50万元），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判决人保丹东公司在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刘玉贤、曾晓雨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及死亡赔偿金50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刘玉贤和曾晓雨没有证据证明曾某为溺水死亡。丹东体校庭审中证明了如下事实：曾某生前因疾病曾多次住院治疗，其中距离发生意外最近的是2019年6月20日入院，同月30日出院，主要诊断为脑梗死、高血压，在该次治疗过程中，曾某自述病史曾多次患脑梗塞、高血压10余年、饮酒40余年，并且刘玉贤也自认事发当天中午曾某饮酒。曾某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死亡原因:不排除因疾病突发死亡及/或溺水死亡。在死亡原因不确定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尸检，以确定死亡原因，但两名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尸检，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刘玉贤、曾晓雨没有证据证明丹东体校没有及时采取施救措施或施救措施不当导致曾某死亡。事发后丹东体校救生员已经第一时间采取急救措施，对曾某进行急救，并且现场也有职业医生泳员在场帮助抢救，其所采取的急救措施与事后到场的120医生采取的急救措施一样。三、如一审法院认定丹东体校的经营场所（游泳馆）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属实，那么丹东体校构成重大过失，属于人保丹东公司免责范围，人保丹东公司也不应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丹东体校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有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等。人保丹东公司认为丹东体校经营的游泳馆欠缺基本的安全保障，应构成重大过失。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一）项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员、代理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刘玉贤、曾晓雨共同辩称，原审正确，请求维持，保险公司认为本次事故文体旅中心有重大过失，对保险数额不予确认的观点与被上诉人无关。 丹东文体旅中心、丹东体校辩称，同意人保丹东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同意其在事实及理由的观点，人保丹东公司在一审时已经确认了丹东文体旅中心及丹东体校在本案中无过错。 刘玉贤、曾晓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丹东体校、丹东文体旅中心共同赔偿两名原告死亡赔偿金709498元、丧葬费34546.5元、交通费1000元、医院抢救费73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24052元，合计969832.5元；人保丹东公司在赔偿限额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玉贤系死者曾某妻子，原告曾晓雨系二人婚生女。刘玉贤与曾某均系丹东体校管理下游泳馆的长期会员。2018年7月30日，二人曾对游泳馆制定的“会员须知”签名确认，其中第七条规定“患有××、急性结膜炎、传染性皮肤病、高血压、心脏病、××、哮喘和醉酒者，包括患有不适合游泳运动的其他疾病人员等，禁止入池游泳，如有隐瞒病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自负”。 2019年9月4日18时许，曾某在该游泳馆游泳时发生意外，被其他游泳者发现并拖拽至岸边，经救生员放下救生杆搭救上岸，后经其他泳客协助施救至120急救医生赶来，最终抢救无效死亡。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永昌派出所接警后对曾晓雨进行告知，曾某系意外死亡，并非刑事案件。法医经现场勘验于同年9月6日作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其中死亡原因：不排除因疾病突发死亡及／或溺水死亡。同日，公安机关办理了曾某的户籍注销手续，并注明因溺水死亡。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对死者进行尸检，数日后，曾某的遗体被火化。 曾某生前曾多次入住丹东市中心医院治疗，其中距离发生意外最近的是2019年6月20日入院，同月30日出院，主要诊断为脑梗死、高血压，在该次治疗过程中，曾某自述病史曾多次患脑梗塞、高血压10余年、饮酒40余年。2019年7月29日，曾某经丹东市健康体检中心体检，终检结论：肝多发囊肿、结膜炎、T波改变、颅脑CT平扫未见明确病症…… 根据双方提供的游泳馆现场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时，馆内只有一名救生员在现场巡视，被告未能提供该名救生员具备相应救生资质的证明材料，事发当时，该名救生员正在纠正其他泳客的危险行为。馆内虽设置了观察台，但事发当时观察台空置。该游泳馆未配备相应的医务人员，未按照国家规定在明显位置悬挂溺水抢救操作规程及溺水事故处理制度，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当时有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 另查明：2018年10月15日，因组织机构职能调整，丹东体校成为丹东文体旅中心的下设分支机构，其民事责任亦由丹东文体旅中心承担。丹东文体旅中心为该游泳馆在人保丹东公司处投保了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50万元，医疗费用免赔额5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在该保险合同中约定，泳客由于溺水等意外事故遭受的人身伤害属于保险事故，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员、代理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以及泳客在游泳池内活动时猝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再查明：曾某生前系城镇常住人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参照辽宁省201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确定原告损失情况如下： 1、死亡赔偿金709498元（2019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42元×19年，曾某卒年61周岁）； 2、丧葬费34546.5元； 3、精神损害赔偿金224052元（2019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42元×6年）； 4、医疗费736元（以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票据为准）； 以上合计968832.5元。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丹东体校作为游泳馆这一高危型体育项目的经营者应当知道游泳场所本身较之其他经营场所对消费者存在更大的危险性，应该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游泳馆配备安全设施设备及救生人员以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从本案的监控录像显示，该游泳馆仅设置了一名流动性救生员，事发当时，该救生员正位于50米长泳道的末端处置险情，距离事发现场较远，观察台上无救生人员及值班人员，无现场工作人员发现曾某发生的意外情况，直至曾某被其他泳客救起并向岸边拖拽时，救生员才发现泳池内的异常情况。同时，被告未能提供救生员的相应资质证明，那么，在曾某被拖拽上岸至120医生赶来的过程中，救生员的紧急施救措施是否得当、是否正确不能确定。可见，该游泳馆未配备相应数量的有执业资格的救生员、其配备的救生员未履行相应的观察、入水施救义务是导致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应当认定丹东体校未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对曾某的死亡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曾某的尸体已经火化，无法进行尸检，依照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曾某意外死亡的唯一直接原因系游泳馆未及时发现并施救所致，因此不能排除曾某自身身体原因等其他因素也有造成其最终死亡的可能，加之多份病历显示曾某自身患有高血压等病症，其自身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该院认为，丹东体校对曾某的死亡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该责任依法转承由丹东文体旅中心承担。因丹东文体旅中心与人保丹东公司之间的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本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且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人保丹东公司对于丹东文体旅中心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保险范围内（50万元的责任限额）予以承担，其不足部分由丹东文体旅中心自行承担。关于原告诉请的交通费部分，因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原告的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关于丹东体校、丹东文体旅中心共同辩称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系曾某违反规定在患有不适宜游泳病症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且其死亡原因不能确定，其损害后果应当自行承担的意见，首先，曾某是否存在违反会员管理规定的行为并不影响被告作为游泳场馆经营者应当履行按照国家标准配备救生设施设备的义务，现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该义务；其次，被告自认曾某自2014年起即成为该游泳馆会员，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被告仅于2018年7月30日要求曾某在“会员须知”上签字确认，“会员须知”中对该免责条款没有作出区别于其他条款的标识，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对该条款进行了解释说明及提示阅读，丹东体校作为该“会员须知”的制作者、解释者在主体地位上优于年近六旬的曾某，作为该会员须知的监管者存在管理漏洞；最后，曾某的户籍注销原因为溺水死亡，虽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不排除因疾病突发死亡但亦未排除溺水死亡，虽然被告提供了多份病历以此证明死者的身体状况但该多份病历中只有一份为当年病历，其余均为十年前的病历，同时，原告提供的距离事发时间最近的体检报告其终检结论并没有心脏病等严重疾病，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并非溺水而死，该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人保丹东公司辩称如果其余两名被告存在重大过失则属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人保丹东公司依约定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因涉案保险为公众责任险，两名被告也正是基于违反公众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的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两名被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故保险人应依法依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该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刘玉贤、曾晓雨丧葬费27637.2元（34546.5元×80%）、精神损害赔偿金179241.6元（224052元×80%）、死亡赔偿金293121.2元（709498元×80%＝567598.4元中的一部分），合计500000元；二、被告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刘玉贤、曾晓雨医疗费588.8元（736元×80%）、死亡赔偿金274477.2元（567598.4元-293121.2元），合计275066元；三、驳回原告刘玉贤、曾晓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4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负担5394元，由原告刘玉贤、曾晓雨负担135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丹东文体旅中心提交以下证据： 游泳馆会员须知。证明丹东文体旅中心用红字标注，尽到了提醒义务。 刘玉贤、曾晓雨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人保丹东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丹东体校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各方当事人对丹东文体旅中心二审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是指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其依法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致使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所引发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体现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危险预防义务、危险消除义务和发生损害后的救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规定了游泳场所开放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其中7.2.1规定：水面面积在250㎡以下的人工游泳池，至少配备固定水上救生员2人，水面面积在250㎡以上的，按面积每增加250㎡及以内，增加1人比例配备固定水上救生员。7.3.5规定：游泳场所开放时间必须有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根据文体旅中心及被上诉人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该游泳馆现场仅有一名流动救生员，在曾某发生意外时被其他泳者发现并施救后，在现场的救生员与其他泳者将曾某救至泳池边。在丹东市人民医院120分站医生到达现场后，对曾某进行了救治，因救治无效曾某死亡。曾某生前患有高血压等病症，依据现有证据不能排除曾某因疾病突发而死亡，亦不足以认定曾某系溺水死亡。曾某系游泳馆会员，违反了双方签订游泳馆会员须知中不适合游泳运动疾病的约定，且自身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存在过错，自身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游泳馆作为高风险体育项目的经营场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游泳馆配备安全设施设备及救生人员，为游泳者提供安全保障措施，涉案游泳馆水面面积为1250㎡，按照国家规定应当配备6名救生员，游泳馆未能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人数配备救生员，对曾某的死亡亦存在过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双方存在混合过错，对造成曾某死亡后果产生的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50%的责任。文体旅中心的部分上诉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丹东文体旅中心与人保丹东公司签订的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意外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间内，应由人保丹东公司应在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人保丹东公司主张丹东体校构成重大过失属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19）辽0603民初4427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游泳池、馆公众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刘玉贤、曾晓雨丧葬费17273.25元（34546.5元×50%）、精神损害赔偿金112026元（224052元×50%）、死亡赔偿金354749元（709498元×50%）、医疗费368元（736元×50%），合计484416.25元； 三、驳回刘玉贤、曾晓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74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498元，由丹东市文化体育旅游发展服务中心负担10123.5元；刘玉贤、曾晓雨负担1012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作伟 审判员  李存林 审判员  张 策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张倩倩 书记员于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