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82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炳华，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4号。法定代表人：景小勇，董事长、党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祺，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洁，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炳华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41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炳华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重新审理，（1）判决被上诉人“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无效,应当按照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书》第三条执行。即:“无固定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4月30日起,至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时止”;（2）判决被上诉人从2019年11月1日起,恢复并补发上诉人的工资及在职相关福利待遇;（3）判决被上诉人终止劳动合同行为违法,按《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向上诉人支付违约赔偿金;2.上诉立案后请裁定先予执行事项,由被上诉人恢复上诉人工资,恢复医保保障,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因网络故障的技术原因,庭审反复中断,致认定事实没有客观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在抗击新冠病毒非常时期,网络视频庭审是一审法院方便当事人的便民方式。一审法院3月30日进行的本案网络视频庭审,由于网络技术故障反复出现中断。上诉人的音频上传不出去,即便有信号庭审法官也听不清上诉人说话内容。《判决书》中出现的,双方对劳动合同合法有效性问题的认定,对被告提出的“单位整体转制”“公司改制之后已经不具备事业单位身份”、“周炳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周炳华与东方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因周炳华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等问题的认定都没有在庭审中进行。因而出现了移花接木、混淆是非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对被告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为由,单方面强行终止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的错误事实,做出了肯定性认定,直接导致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周炳华以劳动争议作为案由起诉,周炳华于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2019年10月5日年满60周岁,周炳华与东方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因周炳华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的根本性错误。因此,3月30日网络视频庭审因技术故障而致一审庭审不完整,是导致庭审认定事实出现严重失误和根本性错误的客观原因。二、一审判决误读、曲解《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正、不公平。《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审判机关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本保障。这也是审判人员实现个案裁决公平正义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本案之所以误判、错判,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审法官误读、曲解《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与《劳动合同法》相对立,造成了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曲解《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2013年4月30日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了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无固定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4月30日起,至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时止”(注:该终止条件引自《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二种情形的原文,见证据3),上诉人以“双方存在人事争议尚未解决,没有开始享受基本养老待遇”为由,主张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不能终止。而被上诉人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为由,单方面强行终止了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并从2019年11月1日起停发上诉人工资及相关待遇。对此,《判决书》的认定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但是,《判决书》的判决却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炳华的诉讼请求。”显然,判决并没有以劳动合同约定“至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时止”这一合同终止条件和上诉人没有开始享受基本养老待遇这一客观事实为依据,更没有以《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规定为准绳。这就直接导致了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替代《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结果,出现了以行政法规替代、否决国家法律的错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的禁止性规定,明显是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误读和曲解。我们讲《劳动合同法》第44条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并不矛盾,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一致性,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因为:从法律层级上讲,《劳动合同法》是国家法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是行政法规,是从属于《劳动合同法》并予以释义的下位法规。从立法宗旨上看,《劳动合同法》是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之本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是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而制定的释义性条例。从具体内容上看,《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六种情形,是对劳动合同终止条件情形的权威性、规范性规定。对于这一点,《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13条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得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情形之外约定其他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为内容,以禁止性规定明确了44条规定的权威性和完整性。从《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第二种情形看,这是针对非其他五种情形的劳动者所做出的专门性规定。这一终止情形没有针对具体年龄,而是做出了劳动合同终止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一规定充分保障了劳动者以“劳动报酬、待遇保障生活”转变到以“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保障生活”这一转变过程的无缝对接。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诸如本案情形(劳动者到达退休年龄,而因非自身原因暂时不具备办理退休、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造成导致生活经济来源的“空档期”。充分体现了《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一执政理念。《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内容:“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这一规定是对《劳动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细化,从属于《劳动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其内涵必然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二是指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劳动者依法享受的退休待遇。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也是《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作为《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本质属性。把“21条”与“44条”人为地对立起来,是对“21条”的误读和曲解。离开《劳动合同法》法律前提,离开《劳动合同法》法律语境,只讲“年龄”,不讲“依法可享受的退休待遇”,是本案错审、错判的重要原因。(二)回避《劳动合同》主要事实证据,认定的事实存在明显出入。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对此,“法庭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究竟“佐证”了什么?《判决书》从头到尾没有体现;与之相反,法庭却以大量的篇幅认定了“整体转制”“为周炳华缴纳社会保险”、被上诉人履行“告知义务”等内容,特别是对“东方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谈话笔录以证明该公司改制之后已经不具备事业单位身份,周炳华亦知晓。周炳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进行了认定。这样的认定,导致出现了单位“整体转制”后,其员工“事业身份”自然而然就变成“企业身份”的错误。第一、中国东方歌舞团整体转制中,对于事业身份人员的安置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中央批复实施的《转制方案》中规定的“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事业编制职工,封存事业身份,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签订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领取报酬,退休时可按照事业单位标准计发退休金。如遇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执行国家相应的政策规定”(见证据4,《方案》第4页)。另一种是文化部于2010年1月28日《批复》要求的“转换人员身份”(见证据5首页)。为了实施事业人员身份转换,文化根据国家劳动人事政策制定下发了实施人员身份转换的方法、步骤和必须履行的基本程序。即:依法制订并报批“人员身份转换方案”,“中国东方歌舞团与有关职工签署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终止协议”(即员工与原事业单位签署《身份转换协议》,完成从事业身份到企业身份的转换),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见证据6、7、8、9)。同时明确:“签订劳动合同不能认为是事业身份转为企业身份”(见证据10)。根据中央批复实施的《转制方案》规定,被上诉人在2009年11月10日改制前,以会议形式公布了中央决定及其批准实施的安置办法,明确了上诉人是以第一种办法予以安置的人员。即:“封存事业身份,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签订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领取报酬,退休时可按照事业单位标准计发退休金。如遇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执行国家相应的政策规定”,并于2010年4月30日订阅《劳动合同》,进入了企业工作。2010年1月28日文化部《批复》要求“实施人员身份转换”后,文化部改革办于2010年7月7日下发了《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人员身份转换工作批复》(见证据11)。由于顾欣的错误,以及顾欣之后集团两任一把手不作为等原因,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落实该《批复》,没有依法实施人员身份转换工作。我国劳动人事制度对劳动者身份有着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人员身份可以变更、转换,但必须依法依规履行合法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在文化系统的转制单位中,兄弟单位是依法依规实施了身份转换的(见证据12)，而被上诉人的前身--中国东方歌舞团(乃至后来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确实没有依法转换人员身份。这也是被上诉人持续了十年的遗留问题。第二、东方公司整体转制是个目标、更是个系统工程,必然需要一个不断推进的长期的实现过程。“营业执照”,表明在法律意义上东方由行政事业单位转变为了国有文化企业。而整体转制的实质在于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企业人事劳资制度,改变资产所有权,建立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由于顾欣把东方改革当作他贪污腐化的一个平台,东方发生了贪腐窝案,改革走了弯路、歪路。2015年7月顾欣等人被抓后,两任主官不作为,致改制工作停滞不前。至今,东方还没有建立完整的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工会)组织;“老人老办法”的人员安置政策得不到落实;国有资产没有变更为企业资产(只具有经营权、管理权)。更为严峻的是全年支出1.5亿元中的90%-95%来自于国家财政,远远没有实现“建立产权清晰、权职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整体转制目标。当然,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作为改制企业的东方在“老人”仍在工作时期也一定会是“事业身份”、“企业身份”两种身份人员并存的劳动人事状况。这样两种身份并存的劳动人事状况,在中央批复同意的改革方案中是明确的，2017年3月10日人社部规(2017)4号《指导意见》文件也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从中国东方歌舞团“整体转制”以来,上诉人的身份没有依法实施转换，至今仍然是由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确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事业身份人员(见证据13、14、15)。此外,法庭对“周炳华亦知晓。周炳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的认定也出现了断章取义的错误。首先,“周炳华亦知晓”并不是周炳华认可。比如,“双方均认可周炳华满60周岁达到退休年龄”的认定,我当时的原话是:“60岁法定退休年龄我知道,但我的合同终止条件没出现,合同不能终止”。其次,庭审对“周炳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的认定更是不真实的。《判决书》有明确记载:“东方公司主张上述文件不全面,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被上诉人“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上诉人压根儿不知道,何来“认可”之说呢?综上所述,庭审不仅回避《劳动合同》,还没有正确认定事实。一审庭审铸成了一个认知错误,就是“劳动合同签了也没有用”!(三)不收上诉人补证,而收了被上诉人补证,致认定事实出现明显偏差。由于视频庭审故障技术原因,庭审中难以出示相关证据和发表质证、辩论意见,法官同意庭审后以邮寄方式补证。鉴于被上诉人反复提出了“上诉人不具备事业身份”的意见,上诉人在4月4日以邮寄方式向主审法官提供了27份文字、音频证据和补充意见(见证据16,《补证目录》。注:相关证据作为本上诉案证据予以提供)。这些补证,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客观情况,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详尽地回答了被上诉人提出的问题。很可惜,主审法官在收到这些材料后电话告知上诉人:“按照规定,庭审后不能补证。这些材料不作为证据收案了,你留在下一个案子吧”。鉴于这个情况,上诉人4月14日当天先后两次给主审法官寄达了庭审补充意见(从判决书上看,这些补充意见一条也没有被采信)(见证据17、18)。令人不解的是《判决书》中却出现了“东方公司主张上述文件不全面,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的认定事实。这说明,上诉人的补证不仅没有被采信,就连材料收案都不同意,而被上诉人的补证不仅被收案了,甚至没有经过质询、辩论,在上诉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法院采信了。这也是造成庭审认定事实不客观、不完整的一个原因。(四)刻意回避两个批复的层级关系,认定事实中出现常识性问题、政治性错误。在判决书认定的内容中有这样的表述:“周炳华还提交了《关于对“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报送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文化报社、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和中国演出管理中心转企改制方案的请示”的复函》《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公司的总体方案》。东方公司主张上述文件不全面,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这样的表述,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两个文件,一前一后,上诉人要求按前文执行,被上诉人要求照后文办理。似乎照后文办理更规范、更正确,被上诉人更在理。这一假象是主审法官刻意回避两个文件的不同层级、不同效力所致。其目的就在于为否认上诉人具有事业身份寻找证据。真实情况是:《关于对“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报送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文化报社、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和中国演出管理中心转企改制方案的请示”的复函》及《转企改制总体方案》(见证据4,是2009年5月22日中央文化体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文化部报送的,中国东方歌舞团依法形成的《转企改制总体方案》;《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见证据5),是文化部改革办在中国东方歌舞团已经转企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并且按照转制工作程序中国东方歌舞团事业身份人员已经按照“老人老办法”政策明确保留了事业身份之后,既没有依法形成方案,也没有履行合法报批程序的情况下，以极不正常的方式下发的(鉴于这一问题与本案关联性不大,故不作详细介绍了)。《判决书》刻意不提两个批复的出处,把中央批复与文化部批复并列,形成了“这是两个平行文件”的假象。我国党和政府的管理体制规定了中央决定的至高权威性,而文化部批复作为部门决定,其根本任务是对中央决定的细化,应该从属于中央决定。主审法官应该清楚而且必须清楚这一政治常识。一审法庭如此认定证据明显错误。(五)无视上诉人正在持续遭受的不法侵害,适用法律不当,“驳回上诉人周炳华的诉讼请求”,是一种超越“自由裁量权”、草率结案的错误行为。上诉人在一审起诉书中提出了:“判决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无效,原告的劳动合同期限按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书》第三条执行。即:‘无固定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4月30日起,至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时止’”等四项诉讼请求被一审判决全部驳回。对此,上诉人提出以下质疑:1、上诉人2019年10月5日达到办理退休年龄要求。到龄退休、按规定领取退休生活保障金,是国家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益,也是上诉人期盼已久的生活。到龄办不了退休,是被上诉人非法胁迫上诉人按企业人员办理退休所致。上诉人没有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合同至今仍在有效期内;同时,上诉人作为集团党委委员至今仍在正常上班工作,参与集团党委对工作的全面领导(见证据19、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诉人请求恢复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合法、合理。2、被上诉人单方面违法终止劳动合同,从2019年11月1日起停发上诉人工资和福利待遇,造成上诉人在长达7个月时间里没有生活经济来源,特别是在疫情非常时期已经中断上诉人7个月的医疗保险,造成上诉人经济上、医疗上、精神上无尽的伤害,要求补发工资、恢复医疗保障、索赔经济损失,是上诉人希望在司法机关实现权利救济,在司法审判中寻找到公平正义的正当行为,理应得到司法支持。东方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周炳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周炳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东方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无效，劳动合同期限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三条执行，即：“无固定期限：有效期自2013年4月30日起，至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时止”；2.判令东方公司从2019年11月1日起，恢复工资及在职相关福利待遇，安排相应工作至《劳动合同》终止；3.判令东方公司支付赔偿金609624元；4.起诉立案后请裁定先予执行，东方公司补发和恢复工资，保障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1月4日，周炳华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2019年11月4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20]第58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周炳华的请求决定不予受理。周炳华不服，诉至一审法院。1.就劳动关系问题，周炳华于1996年12月入职东方公司前身中国东方歌舞团，2009年11月中国东方歌舞团整体改制，周炳华与东方公司分别签订期限为：2010年4月30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0年7月26日至2011年7月25日期限的劳动合同、2013年4月30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东方公司为周炳华缴纳社会保险。2.就劳动关系解除问题，2019年10月31日，东方公司向周炳华送达《告知函》，内容为：“您于2019年10月5日年满6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应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当月办理退休手续，因您对办理退休存在不同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经研究决定，您与集团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10月5日终止，集团自2019年11月1日起停发您的工资及在职相关福利待遇，不再承担具体工作任务”。双方均认可周炳华满60周岁达到退休年龄，东方公司支付周炳华工资至2019年10月份。周炳华主张东方公司该项决定无效，双方应按照劳动合同执行，恢复其工资及福利待遇，并同时要求东方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周炳华还提交了《关于对“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报送中国东方歌舞团、中国文化报社、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和中国演出管理中心转企改制方案的请示”的复函》《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公司的总体方案》。东方公司主张上述文件不全面，并于庭后补充提交了《关于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复》。东方公司还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谈话笔录以证明该公司改制之后已经不具备事业单位身份，周炳华亦知晓。周炳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周炳华以劳动争议作为案由起诉，周炳华于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2019年10月5日年满60周岁，周炳华与东方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因周炳华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东方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向周炳华送达《告知函》，以周炳华到达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周炳华一方面要求东方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无效，双方应按照劳动合同执行，恢复其工资及福利待遇，一方面又要求东方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诉讼请求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一审法院对周炳华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双方均认可东方公司支付周炳华工资至2019年10月份，一审法院对周炳华要求补发及恢复工资的相关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炳华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周炳华提交如下证据（注：周炳华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的证据1-3并非本案新证据，为方便阅读及保持卷宗内容一致性，仍以周炳华提交的证据目录中的序号来列明证据）：证据4、2009年5月22日中央改革办函复文件、东方《总体方案》，证明周炳华属于“封存事业身份，签订劳动合同、进入企业工作，退休时可按照事业单位标准计发退休金”人员。证据5、2010年1月28日文化部《批复》，证明要求实施人员身份转换，依法制定身份转换方案。证据6文化部改革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转企改制后续工作的通知》、证据7文化部部长办公会纪要、证据8文化部改革办《文化体制改革简报》12期、证据9集团改革办《改革工作会议纪要》，证明规定了依法实施人员身份转换的方法、步骤和必须履行的基本程序，强调依法办事和具体工作环节，充分证明人员身份的转换必须依法办理与原事业单位聘用关系的解除和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两个方面的手续，东方公司至今没有进行身份转换，故周炳华原事业身份没有改变。证据10集团改革办《联络员会议纪要》2010年5月5日，证明签订劳动合同不能认为是事业身份转为企业身份。证据11文化部改革办《人员身份转换批复》2012年7月7日，证明有关合同的签订是指签订劳动合同，有关合同的终止，是指员工与中国东方歌舞团事业聘用关系的终止，再次证明人员身份转换必须履行与事业单位聘用关系解除手续。证据12《事业单位聘用关系终止协议书》2012年3月22日，证明实行人员身份转换，必须依法履行转换手续，即协商一致双方订立《事业单位聘用关系解除协议》，兄弟单位履行了，但东方公司至今没有实施这项工作。证据13《文化部关于报请核批周炳华同志转业的函》1996年8月7日、证据14《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批复）》1996年10月30日，证明周炳华为原东方歌舞团（事业单位）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证据15、中国东方歌舞团《聘用协议书》，证明按《转企改制总体方案》规定，周炳华事业聘用没有协议终止始终延续。证据16、2020年4月4日《补证目录》《补充证据说明》，证明一审法庭没有收案的周炳华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材料目录。证据17《对3月30日庭审的补充意见》、证据18《庭审补充意见（二）》，证明一审法庭没有收案的周炳华补充意见两份。证据19《参加集团党委工作证据材料》、证据20《考勤表》，证明周炳华自2019年11月1日以来始终上班工作，作为集团党委委员至今仍在正常参与集团党委对工作的全面领导，东方公司应当延续支付劳动报酬。证据21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公开信息，证明周炳华诉东方公司人事争议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立案。补充证据1、200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颁发实施《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证明转制中实行“一团一策”的人事安置政策，国有文艺院团改制没有涉及人员身份转换。补充证据2、2017年3月10日颁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证明规定了离开事业单位办理的相关事项“事业单位应当及时与其解除聘用合同并办理相关手续”。补充证据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证明在行政执法方面，行政机关有义务积极执行和实施现行有效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行政机关不积极履行法定作为义务，将构成违法。补充证据4、18名原中国东方歌舞团人员证明信，证明2009年转制方案是依法形成的，2010年1月文化部批复没有公开传达，没有签过身份转换协议，没有领取过补偿金，2010年4月在强迫情况下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证据5、17名原中国东方歌舞团人员证明信，证明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转企是一场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员工没有依法转换事业身份。补充证据6周炳华工作考勤表、参加党委会工作通知及沟通情况，证明周炳华自2019年11月1日以来一直参加工作、履行劳动合同。补充证据7《关于对文化部专项巡视情况的反馈意见》、《中央第五巡视组关于巡视文化和旅游部党组的反馈意见》、东方歌舞团房屋所有权证，证明东方公司所称转制已完成，没有事业编制是不属实的。东方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4-1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3-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16-18不是客观事实，不是证据。证据19-20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21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周炳华存在重复诉讼。补充证据1-3真实性认可，补充证据1文件中没有要求身份转换的程序，而是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我方已经完成了以上内容，补充证据2、3与本案无关。补充证据4、5真实性不认可。补充证据6考勤表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考勤表上没有领导签字，对微信聊天记录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周炳华还是党委委员，但不代表其完成了其他工作，我方没有给周炳华安排其他工作。补充证据7不是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周炳华于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2019年10月5日年满60周岁，周炳华与东方公司之间劳动合同因周炳华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而终止。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虽约定为无固定期限，但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系劳动关系终止的法定情形，不受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之影响。东方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向周炳华送达《告知函》，以周炳华到达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周炳华请求判决终止劳动合同决定无效、要求东方公司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劳动合同于2019年10月5日终止，东方公司支付周炳华工资至2019年10月份，故对于周炳华请求从2019年11月1日起恢复并补发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裁定先予执行、恢复医保保障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经查，一审并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另需指出，周炳华主张其应按照事业身份退休，而东方公司胁迫其按照企业人员身份退休，本院认为，上述分歧系本案双方核心争议之一，但按何种身份退休事关事业单位改制、社会保险缴存政策等问题，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本院对此问题无权处理。综上，周炳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炳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金妍熙审 判 员 蒙 瑞审 判 员 龚勇超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俞 洁法官助理 王世洋书 记 员 赵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