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8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亚强，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发耀，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连启，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莲，女，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锐，北京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亚强因与被上诉人肖连启、张秀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7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亚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被上诉人肖连启、张秀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亚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邵亚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肖连启、张秀莲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民间借贷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证实邵亚强于2015年4月15日将案涉60万元现金出借给肖连启的客观事实，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不存在借贷关系。邵亚强提交了肖连启本人签名并摁手印的《借据》，其中明确载明“借款人肖连启因家庭购房需求急用，向出借人邵亚强借来并受到人民币现金陆拾万元整”，并且记载“借款人以上承诺遇任何情形不可撤销与更改，借款人并放弃以任何理由拒绝还款”。肖连启作为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成功企业家，理应对于所签署文件的内容进行核实、确认。同时，邵亚强提供了现金来源的证据，即邵亚强是从王某处借得该笔款项。能够充分证明邵亚强将现金60万元出借给肖连启用于其家庭购房的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片面采信肖连启、张秀莲一面之词，认为“邵亚强与王某关于向肖连启交付60万元的陈述不属实”属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仅“按照肖连启的解释”，采信肖连启“双方围绕股权权益的交易对价”之言，而忽视了肖连启是一位多年从事商业活动的专业人士，更没有查清肖连启是否支付了交易对价。正是因为在投资并购关系上肖连启居于主导的强势地位，才会在其向邵亚强开口借钱时，邵亚强在自己没钱的情况下向别人借来钱再出借给肖连启。2.一审法院未查清“相应收益”到底在哪里，是何时何人支付给何人多少钱。3.一审法院仅以新余市励唐会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励唐会智中心）于2016年7月19日至21日向贾妍燕转款1809600元为由，即采信肖连启所谓的“支付给邵亚强、贾妍燕夫妇的公司并购收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上述款项贾妍燕只是走一下帐，这笔款项是由肖连启控制的励唐会智中心安排转给贾妍燕后，贾妍燕在邵亚强指示下于2016年7月21日将上述1809600元全部转给其指定的樊星[证人苑某为实际控制人和法定代表人的璞提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提文化公司）的监事]账户，同日樊星将上述款项转给本案的证人苑某个人账户。因此，该1809600元并非并购收益。4.苑某的证言不应被采信。首先，1809600元实质上全部转给了证人苑某；其次，苑某所谓的“当时肖连启给苑某、王某和邵亚强都出具了《借据》”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肖连启给王某出具的《收据》日期为2015年4月1日，给邵亚强出具的《收据》日期为2015年4月15日，两个日期不同，“当时”不能成立。而且，证人苑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肖连启向他本人出具《收据》。三、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错误的将民间借贷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包括邵亚强和肖连启在内的很多人的投资并购类法律关系，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性。四、本案中可能存在刑事犯罪嫌疑，一审法院有责任有义务将本案经济犯罪线索移送公安但未移送。肖连启等人向证监系统隐瞒了包括非法代持自然人邵亚强在内的大批自然人股权的重大信息。另外，邵亚强与贾妍燕已经离婚，本案涉案款项与贾妍燕无关，贾妍燕是励唐会智公司的股东、有限合伙人，这笔款项是个人投资并购投资收益款。邵亚强具有很强的经济收入实力，本案的现金交付符合交易习惯。本案的借贷现金有明确的资金来源，肖连启向邵亚强借款符合常理。肖连启、张秀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依法维持。邵亚强没有证据证明出借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清楚。邵亚强认为有《借据》就存在借款关系，是对法律的错误认识。邵亚强没有履行出借的义务，在一审的法庭上就已经证实。肖连启已经提交了2016年7月19日-21日对价1809600元。投资并购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没有所谓的强势地位，强势地位也不是借钱的理由。邵亚强配偶贾妍燕与樊星当时是璞提文化公司的法人和监事。而邵亚强称该笔钱并非并购收益，那么该笔钱是什么钱？将该笔钱转出与肖连启有什么关系？邵亚强对“当时”的定性为当日更是故意挑毛病。邵亚强证人王某提供了与邵亚强几乎完全相似的《借据》，并称“用并购利益还给了我”。本案中不争的事实是与《借据》同时出现，且也是王某同时书写的《承诺书》中明确指向了“璞提公司权益全部转移给肖连启”，而2016年7月19日-21日邵亚强配偶贾妍燕已经获得该股权权益也是不争的事实。邵亚强称“代持其他多人的股权，并最终被联建光电并购上市”更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首先代持股权并不违反法律。而联建光电并购时已经披露，且肖连启已经还原了股权，在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告）已经进行了详细说明。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光标公司）预备收购是引发收购股权的诱因。而邵亚强所称“如果并购不成功，我们的股份不要了，就直接给我们钱”与王某等将《借据》还给肖连启并不相反，而是恰恰印证了这一事实，因为股权得到收益因此将《借据》还给肖连启。并购收益已经于2016年7月19日-21日给付了邵亚强的配偶贾妍燕。当时邵亚强信用卡还存在欠款，其没有经济实力出借款项。邵亚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肖连启、张秀莲连带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以及利息42万元（截至2018年11月30日）上述共计10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肖连启、张秀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5日，肖连启出具《借据》：“今有借款人肖连启因家庭购房需求急用，向出借人邵亚强借来并收到人民币现金陆拾万元整，还款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本笔借款如有拖欠，自2016年元月1日起按月利率2.5％计息，并每日补偿出借人损失费、滞纳金、精神伤害人民币500元整。借款人以上承诺遇任何情形不可撤销与更改，借款人并放弃以任何理由拒绝还款。如遇法律纠纷，纠纷管辖权约定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借据签署地）管辖。”同日，邵亚强出具《承诺书》：“承诺人邵亚强向被承诺人肖连启承诺如下：将本人在2015年4月4日肖连启、王某、苑某三人所签《承诺书》中的璞提公司权益全部转移给肖连启。”2015年6月18日，蓝色光标公司对外发出《关于公司投资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对外投资的公告》。该公告主要内容：蓝色光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蓝色光标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蓝色光标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蓝色光标公司）拟签订《股权购买协议》，以2250万元向肖连启购买其持有的上海励唐营销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唐营销公司）15％股权；励唐营销公司是上海蓝色光标公司与肖连启于2012年共同设立的公司；此次收购前肖连启持有励唐营销公司90％股权。2016年7月19日至21日期间，励唐会智中心向贾妍燕分3次转账合计1809600元。肖连启还向法庭提供了励唐营销公司资产状况的相关证据：（1）多个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励唐营销公司在2016年4月期间的资金余额始终在300万元以上；（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励唐营销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截至2015年9月30日，货币资金195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5958万元。张秀莲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意在证明相关事宜：（1）《离婚证》复印件，显示其与肖连启于2017年9月21日登记离婚；（2）肖连启与张秀莲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显示双方约定“所有债权、债务由男方承担”；（3）张秀莲的银行交易流水（2015年3月），意在证明无购房支出。证人苑某出庭作证称：邵亚强是璞提文化公司隐名股东，璞提文化公司当时是励唐营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励唐营销公司法定代表人肖连启代为持有邵亚强在璞提文化公司的7.21％股权；2015年4月，肖连启与邵亚强达成转让7.21％股权的意向，如果蓝色光标公司收购了励唐营销公司，肖连启给邵亚强相应转让款，同时邵亚强将股权权益转给肖连启；《承诺书》的意思，就是如果并购不成功，“我们的股份不要了，就直接给我们钱”；当时肖连启给苑某、王某和邵亚强都打了条，条都是王某写的；后来蓝色光标公司收购励唐营销公司没有成功，苑某和王某的条都还给肖连启了；苑某还于2016年6、7月份时给邵亚强打电话，帮助肖连启索要60万元的《借据》，邵亚强说找不到了。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称：2015年4月15日，王某与肖连启、邵亚强在甘家口一个咖啡厅见的面；60万元现金是王某前几天给邵亚强的，邵亚强当天用王某给的黑色手提袋装着现金放在现场；王某帮忙写完《借据》后就先走了。证人王某还提供以下证据用以证明相关事项：（1）（2015）京求是内经证字第599号《公证书》（2015年10月），显示肖连启于2015年4月1日出具《借据》：“今有借款人肖连启因家庭购房需求急用，向出借人王某借来并收到人民币现金捌拾万元整，还款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本笔借款如有拖欠，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5％计息，并每日补偿出借人损失费、滞纳金、精神伤害人民币500元整。借款人以上承诺遇任何情形不可撤销与更改，借款人并放弃以任何理由拒绝还款。如遇法律纠纷，纠纷管辖权约定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经法庭询问，王某述称：该《借据》原件“还给被告（肖连启）了，他已经用并购的利益还给我了。”（2）邵亚强于2015年4月14日出具《借据》：“今有借款人邵亚强向出借人王某借来并收到人民币现金陆拾万元整，还款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本笔借款利息利率按月利率2％执行。如有拖欠，自2016年元月1日起按利率每月2.5％计息，并每日补偿出借人损失费、滞纳金、精神损害人民币500元整。借款人以上承诺遇任何情形不可撤销与更改，借款人并放弃以任何理由拒绝还款。如遇法律纠纷，纠纷管辖权约定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经核实，励唐营销公司投资人（股权）变更登记信息显示：该公司投资人于2015年9月由上海蓝色光标公司、肖连启变更为肖连启、新余市博尔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新余市励唐会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又于2016年5月由肖连启、新余市博尔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新余市励唐会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关键问题在于当事人提举的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邵亚强为证明其向肖连启出借款项的主张，提供了《借据》，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借据》上有“收到人民币现金陆拾万元”的内容，王某亦述称“邵亚强当天用他给的黑色手提袋装着现金放在现场”。姑且不论王某的陈述是否属实，仅就其陈述本身而言，王某称“我写完借据，说完另一件事（并购的事），也让我帮忙写完，他们签完字，我就先走了。钱在现场。”分析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邵亚强与王某关于向肖连启交付现金60万元的陈述不属实。理由如下：1.通过各方陈述及相关书证可以看出，王某在2015年4月15日当天“帮忙写完”的字据包括《借据》和《承诺书》，与肖连启签署的《借据》相对应的是邵亚强签署的《承诺书》，邵亚强承诺“将本人在2015年4月4日肖连启、王某、苑某三人所签《承诺书》中的璞提公司权益全部转移给肖连启”。按照肖连启的解释，《借据》与《承诺书》实际上是双方围绕股权权益的交易对价。2.肖连启在2015年4月1日给王某出具过相似内容的《借据》，只不过该《借据》原件因为“他（肖连启）已经用并购的利益还给我了”而归还给了肖连启。王某在归还《借据》前专门进行了证据保全。按照肖连启的解释，虽然蓝色光标公司的并购没有完成，但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对励唐营销公司的并购，包括邵亚强、王某等在内的相关人员均已得到了相应收益。3.2016年7月19日至21日期间，励唐会智中心向贾妍燕分3次转账合计1809600元。按照肖连启的解释，该笔款项就是支付给邵亚强、贾妍燕夫妻的公司并购收益。4.证人苑某作证称：当时肖连启给苑某、王某和邵亚强都出具了《借据》，后来蓝色光标公司收购励唐营销公司没有成功，苑某和王某的《借据》都已还给肖连启；苑某还于2016年6、7月份帮助肖连启向邵亚强索要过《借据》，但邵亚强说找不到了。苑某所作陈述，与其他客观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依据该规定，并综合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对邵亚强关于已向肖连启交付借款现金6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邵亚强要求张秀莲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无相应证据。综上，邵亚强对所提诉请，未尽证明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邵亚强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邵亚强提交了以下证据：1.离婚证，证明邵亚强与贾妍燕已于2015年1月30日离婚，邵亚强与肖连启之间于2015年4月15日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与贾妍燕因个人投资并购投资收益款事宜无关；2.励唐会智中心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贾妍燕、樊星为励唐会智中心自然人股东、有限合伙人，两人持股比例相同；3.银行流水，证明贾妍燕个人于2015年10月15日向励唐会智中心转账“入伙款”409740.34元，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4.银行流水，证明贾妍燕按照肖连启及苑某的指示，于2016年7月21日将并购投资收益款1809600元转款至樊星账户，樊星同样收到1809600元，樊星按照肖连启及苑某的指示，于当日将贾妍燕转入的1809600元及前3日自励唐会智中心转入的1809600元并购投资收益款，共计3619200元转账至苑某名下账户。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肖连启、张秀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邵亚强与贾妍燕离婚只是两个人的关系，据了解贾妍燕和邵亚强在入股励唐会智中心时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离婚不代表财产分割，应该提交离婚协议；60万元是否支付，王某作为证人都没有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因肖连启、张秀莲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以下本院认为中论述。本院认为，邵亚强持有肖连启签字的《借据》，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借据系其起草，同时其亦起草了《承诺书》，王某亦认可其仅是看到装现金的黑色手提袋放在现场，在邵亚强与肖连启签完字后就先走了，即王某并未证明其实际见到了《借据》项下现金的交付，故王某证言不能完全证明案涉借款的实际交付。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在肖连启签署《借据》后，邵亚强向肖连启出具了“将本人在2015年4月4日肖连启、王某、苑某三人所签《承诺书》中的璞提文化公司权益全部转移给肖连启”的《承诺书》；同时，王某亦持有肖连启签字的内容相似的《借据》，王某认可该借据项下款项已经用并购利益予以偿还；苑某认可肖连启当时给苑某、王某、邵亚强均出具过《借据》，均是因蓝色光标公司收购励唐营销公司的原因，故能够基本认定，肖连启与邵亚强之间互相出具《借据》和《承诺书》，应与励唐营销公司被收购的交易有关，而非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肖连启主张励唐会智中心在2016年7月19日至21日期间，向贾妍燕转账1809600元，该款项就是支付给邵亚强、贾妍燕的公司并购收益，虽邵亚强主张该款项已经再次转入苑某名下，但贾妍燕收到该款项的事实存在，邵亚强在证据证明意见中亦不否认该款项性质为并购投资收益款，故能够证明确实存在肖连启所述的公司收购交易。因此，一审法院综合相关证据，对邵亚强关于已向肖连启交付借款现金60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邵亚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邵亚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甄洁莹审 判 员  王 晴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晓桐书 记 员  郭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