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90292号原告：胡永芳，女，1968年2月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黄俏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况萍萍，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永芳诉被告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永芳，被告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况萍萍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曾一致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但最终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永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在1984年12月1日至1992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原告于1984年12月1日由被告前身“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工业公司”安排进入下属乡镇企业上海浦东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因该厂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没有办理招工、退工手续，导致原告缺失了1984年12月1日至1992年7月31日期间的连续工龄。因不服仲裁裁决，现诉至法院。被告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原工作单位是上海浦东海丰玩具联营厂(曾用名“川沙县六里公社许巷玩具厂”、“上海市六里玩具厂”、“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原告在玩具厂工作期间，提供的劳动由玩具厂受益，报酬由玩具厂发放。该玩具厂属于集体乡办企业。1984年12月原告胡永芳入职玩具厂时，只有国有企业才存在正式的招工退工手续。集体企业的农民户籍职工退休后不能领取退休金，也不存在为职工办理招工退工手续的情形。被告属于原六里镇人民政府(现属于北蔡镇)全资集体所有制企业，系玩具厂的上级管理单位。当时本着优先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安排工作的精神，当玩具厂需求劳动力时，被告作为上级管理单位为玩具厂安排了当时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工作，但这种安排具有行政管理性质，是集体对社员负责、照顾的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初期，尤其在当时的浦东新区辖区内，由上级管理企业为下级乡镇企业代招员工实属普遍现象，具有历史特殊性。这种为下级企业代招员工和安排集体经济成员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的行为不应当理解为劳动人事关系的指派或委派，不具有劳动关系属性，应由实际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另外，被告从始至终并无与原告胡永芳建立劳动关系的意向，原、被告双方实际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83年9月，经原川沙县社队工业局批准成立“川沙县六里公社许巷玩具厂”，原上海市川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核准登记，经济性质为集体(大队办)，核算形式为独立核算，主营为玩具。1984年9月，经原川沙县第二工业局批准，将“川沙县六里公社许巷玩具厂”更名为“上海市六里玩具厂”，经济性质由队办集体变为社办集体，由公社接管玩具厂，原上海市川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核准登记。1988年9月3日，原川沙县计划委员会向原六里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合资新办“上海海丰玩具联营厂”的批复》，该批复载明，“同意上海东海联合企业公司(甲方)所属海丰玩具厂与川沙县六里工业公司(乙方)所属六里玩具厂合资新办‘上海海丰玩具联营厂’……”。根据上海市东海企业联合公司(甲方)与上海市六里玩具厂(乙方)双方联营协议所载，“甲方将其所属海丰长毛绒玩具厂与乙方进行合作，成立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联营厂职工人数约318人，其中甲方约189人，乙方约129人，联营厂双方职工各自隶属关系不变。”1993年9月18日，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更名为“上海浦东海丰玩具联营厂”。2003年11月28日，上海浦东海丰玩具联营厂被吊销营业执照。2019年7月22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1984年12月1日至1992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8月27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对原告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2018年3月8日，被告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内容如下：“上海海丰玩具联营厂是乡镇联营企业，上级管理机构为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工业公司(原六里镇人民政府全资集体所有制企业，现更名为上海六里企业发展总公司)。胡永芳……于1984年12月由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工业公司安排进入上海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安排时为农村户籍)，并于1992年7月征地离职。(注：工作经历以上海海丰玩具联营厂工资单为准)。因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工业公司为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故在安排进入下属乡镇企业时并没有招工退工手续。”审理中，1.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1984年12月1日至1992年7月31日期间在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2.原告还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1985年1月至1992年5月部分工资单、记账凭证、结算名单、医药费报销单、办理独生子女证申请书等，证明原告在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经历。(2)信访事项答复告知书、情况说明(原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职工袁德祥、孙一、刘美英、康红梅出具)，其中载明，“原我厂(上海市川沙海丰玩具厂)是由原川沙县六里乡办企业“六里玩具厂”与原上海市属海丰农场海丰玩具厂合并而成。海丰玩具厂是1986年成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于1988年根据当时上海市农场管理局的转移战略转到上海市近郊农场—上海市东海农场，因产品与原六里玩具厂一样，销售渠道为当时的上海市玩具公司。当时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与当时的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谈成了联营合并协议，经当时川沙县的批准同意，定点在当时六里乡中汾泾河与白莲泾河合流处原六里乡玩具厂的旁边重造厂房扩建成上海市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原在上海市属海丰农场的海丰玩具厂建制划归到上海市东海农场。厂址在当时的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乡，厂名为上海市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原六里乡玩具厂的职工全部由海丰玩具联营厂经营管理。全厂成为一厂两制，原海丰玩具厂的职工继续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原六里玩具厂的职工因当时的体制关系无法转为全民所有制职工。我们称为“农方”职工，保留原农方户籍，但在场内与全民所有制职工一样享受同等待遇，直到1999年因当时环境，工厂发生倒闭，全厂职工下岗。在全厂职工下岗时，根据当时的政策，从进厂后一直未离开的农方职工的工龄认定是从进入乡办企业时开始计算工龄，办理了工龄的认定手续。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从80年代初期一直到工厂倒闭期间有不少的农方职工因征地招工，跳槽等原因离开了玩具厂，而此类人因工厂倒闭时的人事关系不隶属于我厂，因此无法为其办理工龄认定手续，到现在这些人陆续将进入退休阶段，发现本人缺失了从进厂到1992年期间的连续工龄(工龄为交养老金计算，所以在社保局有档可查)，而原我厂的档案资料(如工资花名册等)从倒闭后都上交到原上海市东海农场保管。现因年代久远和各种变迁(原东海农场与其他农场合并，原六里乡与北蔡镇合并)资料己无法查找，只能由我等人员证明胡永芳同志在1984年12月-1992年7月期间为我厂职工。”证明原告曾就劳动关系情况进行信访。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的时任厂长，副厂长，技术厂长等经办人均证明原告在系争期间的工作经历。(3)原告人事档案、情况说明(2015年7月9日三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出具)、户籍证明(原告曾用名胡云芳)，证明根据原告的人事档案记载，1984年12月至1992年7月期间原告在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1992年8月通过征地将原告调配至耀华玻璃厂；被告对原告前述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信访事项答复告知书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认为原告的劳动关系与上海浦东海丰玩具联营厂而非被告建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对原告在1984年12月至1992年7月期间曾在上海川沙海丰玩具联营厂工作均无异议，原告主张该期间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遭被告否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直接向被告提供劳动，接受被告管理，由被告支付劳动报酬等建立劳动关系所必备的要素。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用工制度经历了由国家统一分配、统一安置到九十年代后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随着改革开放及政策变化，国家允许农村富余人员外出就职，由所在镇劳动服务所出具外出就职证明，用人单位凭该证明到劳动部门办理用工登记手续。原告所称1984年入职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其属于农村户口的农民。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当时其至原六里玩具厂工作时，提供有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求职证明，亦不符合用工主体资格。原告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础，要求确认1984年12月至1992年7月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永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雯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