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6民初13071号 原告（反诉被告）：袁世英，女，197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汉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阳鸽，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王星，男，197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盐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袁世英与被告（反诉原告）王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袁世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王阳鸽，被告（反诉原告）王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世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3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3年认识，2014年10月7日原告借用被告的身份证在成都银行开办了银行卡（卡号：62×××45），该银行卡一直由原告实际使用，在成都银行预留的签约手机号也系原告实名登记认证，其中的资金均系原告转入。2015年被告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通过上述银行卡分别在2015年2月6日转款1万元、2月13日转款5万元、2月15日转款6万元、9月20日转款1万元，共计13万元，以上款项均转入被告在成都银行开办的银行卡中（卡号：62×××52）。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还款，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王星辩称，1、原告确实向被告银行卡转款13万元，但该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原告归还的还款，而且原告共计向被告转款的金额为16万元。被告共计向原告转款金额为160,100元，微信转账5,000元，开卡时现金存入32,000元，共计197,100元，减去原告已归还的160,000元，尚欠被告37,100元。2、原告在诉状中称其借用被告的身份证开办了银行卡非真实陈述，该卡实际上由被告办理并开户，因为成都银行金卡客户需要存入2万元以上，所以当时被告在开卡时存入32,000元。 反诉原告王星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被反诉人归还反诉人借款本金37,1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从起诉之日起以37,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被反诉人承担反诉费用。事实和理由：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13年认识，2014年10月7日，反诉人在成都银行开设账户，为办理成都银行金卡，反诉人开户时存入现金32,000元。后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提出借款要求，反诉人将银行卡（包含卡内32,000元）交付被反诉人一直使用，期间被反诉人向反诉人提出借款请求，反诉人均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和微信转账方式出借给被反诉人，反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借款160,100元，微信转账5,000元，开卡存入现金32,000元，共计197,100元。被反诉人共计归还160,000元，尚欠反诉人37,100元。为维护反诉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反诉被告袁世英辩称，反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0月7日的成都银行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中载明，申请人王星申办ＩＣ卡金卡银行卡一张，账号为62×××45（以下简称3545银行卡），签约手机号为132××××8856（登记客户为袁世英），并开通短信通知业务。同日，袁世英从自己工商银行卡中取款33100元。后袁世英手机收到3545银行卡账户存入32000元的短信。 3545银行卡明细情况：从王星银行卡账户转入1、2014年10月27日3万元，2、2014年11月24日共计5.4万元（分别为5万元、4,000元），3、2014年12月13日1,800元，4、2015年1月12日共计6万元，5、2015年4月16日7,000元，6、2015年6月15日5,500元，7、2016年4月17日1,800元；转出到王星银行卡账户1、2014年11月10日3万元，2、2015年2月6日1万元，3、2015年2月13日5万元，4、2015年2月15日共计6万元，2015年9月20日1万元。另外，王星分别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6月17日、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9月27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各1,800元；于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4月16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7日、2017年10月16日分别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各1,200元；于2016年12月16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共1,000元，于2018年9月14日向袁世英微信转账5,000元。 袁世英于2014年10月7日从其工商银行账户（尾号6776）取款33,100元，2014年8月21日从工商银行账户（尾号8662）取款合计8.5万元。 诉讼中，王星否认与袁世英签订《借款协议》，并申请司法鉴定。2019年12月24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中‘王星’写名、签名处指印（两处），均是为王星右手拇指捺印所留。” 庭审中，袁世英出示短信记录、音频资料，主张其向王星出借款项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银行凭证、微信转账记录、明细单、《借款协议》、个人业务综合申请书、通信受理单、鉴定意见书、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争议焦点：一、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是否由袁世英实际使用？首先，开户人申领（开办）银行卡预留手机号是作为使用银行卡的重要信息，与银行卡接收金额变动信息、办理其他业务密不可分，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所预留的手机号码归属于袁世英，佐证了袁世英主张以王星名义办理该卡，自己系该卡的实际使用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其次，王星认可袁世英使用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但主张自己“有时候无卡存入现金”，因王星未举证证明，依法对王星该主张不予采信；再次，在申领（开办）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的当日（2014年10月7日），袁世英确实从工商银行取款33,100元。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本院对袁世英实际占有使用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予以采信；对袁世英于2014年10月7日存入成都银行卡（尾号3545）32,000元，予以采信。 二、关于2014年11月10日袁世英银行转账给王星的3万元。袁世英主张系出借给王星的借款，并提供了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予以采信。 三、关于2014年12月13日王星银行转账给袁世英的1,800元、2015年1月12日6万元。王星主张系出借给袁世英的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袁世英认为转账系偿还以前的借款，并提供了2014年11月11日《借款协议》佐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对袁世英的意见，予以采信；对王星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关于袁世英于2015年2月6日转账给王星1万元、2015年2月13日转账5万元、2015年2月15日转账6万元、2015年9月20日转账1万元，合计13万元。袁世英主张系出借给王星的借款，并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为证，王星认为转账系偿还以前的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对袁世英的主张，予以采信。 五、关于王星于2015年4月16日银行转账给袁世英7,000元、2015年6月15日银行转账5,500元；于2016年3月23日、2016年6月17日、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17日、2016年9月27日分别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各1,800元，2016年4月17日银行转账给袁世英1,800元；于2016年10月18日、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月16日、2017年2月15日、2017年3月15日、2017年4月16日、2017年5月16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7月18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9月17日、2017年10月16日分别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各1,200元；于2016年12月16日微信转账给袁世英共1,000元，2018年9月14日微信转账给袁世英5,000元。上述转款中，大量存在固定金额为1,800元、1,200元的转款，显示出时间连续、固定，金额稳定的特点，有明显的规律性，故对袁世英主张转款性质为王星支付的利息，予以采信；对王星主张为出借给袁世英的借款，不予采信。 六、关于王星2014年10月27日转账给袁世英3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5万元、4,000元，合计8.4万元款项的性质？是王星向袁世英还款付息？还是向袁世英出借借款？首先，王星否认《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与鉴定意见相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其在本案中的主张和陈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较大疑问。其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债权人的债权未得清偿前，会要求债务人还款，会要求债务人制订还款计划，不会向债务人借款，不会达成向债务人借款的协议；而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则可能继续向债权人借款。因此，王星与袁世英签订《借款协议》，向袁世英借款61,800元、13万元，并持续、稳定、规律地支付利息，说明王星应为债务人，而非债权人。故，袁世英主张其于2014年8月21日取款8.5万元，将其中的8万元出借给王星后，王星2014年10月27日向自己转账3万元、2014年11月14日转账5.4万元，是王星向自己还款付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予以采信。 七、关于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袁世英诉请王星从起诉之日起支付利息，系处分自己的权利，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王星应从2019年10月23日（袁世英起诉缴费立案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袁世英支付利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世英偿还借款13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公式：以13万元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19年10月23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王星对袁世英的诉讼请求。 如果王星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王星负担（此款袁世英已垫付，王星于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袁世英）。反诉案件受理费727.5元，由王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舒旭东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刘承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