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再30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杨伟琼，女，汉族，1959年5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佛山市睡康宁床上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定代表人：刘润坤。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碧宜，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平，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诉人杨伟琼因与被申诉人佛山市睡康宁床上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睡康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50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申诉，该院审查后提请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佛检民（行）监（2018）4406000012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9）粤06民抗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楚君出庭。申诉人杨伟琼、被申诉人睡康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在向杨伟琼邮寄送达未成功的情况下，仅采用在法院公告栏张贴公告的方式向杨伟琼公告送达应诉文书及材料，而未在杨伟琼住所地张贴公告，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其中“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和”字，非“或”“可以”等表示选择性意思的表述，立法者本意应为同时执行之意，非选择性执行。本案中，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未成功的情形下，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向杨伟琼一方送达应诉文书材料，但仅在该院公告栏张贴公告，未在受送达人杨伟琼住所地张贴公告，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且本案一审法院所在地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而杨伟琼的住所地为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一审法院仅在法院公告栏公告，造成了杨伟琼客观上知悉本案诉讼信息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影响了杨伟琼进行应诉及答辩等相关诉讼权利的行使。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条第九项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杨伟琼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称，一、杨伟琼尚欠货款金额应等于总货值加上广告装修费用支持后，减去已付货款、退货货值、保证金计算得出的金额，但睡康宁公司对费用进行隐瞒导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根据双方确认的送货单2013年4月3日至2014年1月2日送货总货值为494034元。睡康宁公司以其开具的发票称其仅向杨伟琼提供了价值404620.01元货物。2.杨伟琼自2013年2月28日至2013年4月14日期间，向睡康宁公司的股东陈银宽转账155000元，而非睡康宁公司主张的仅付货款25705元，睡康宁公司隐瞒了2013年4月3日前付款的情况。3.2014年5月13日杨伟琼向睡康宁公司退货货值为274230.68元，而非睡康宁公司主张的仅退货201005.5元。4.睡康宁公司承诺给予杨伟琼300**元广告费支持和装修支持50400元，合计应返还杨伟琼共80400元，实际已返还80280元。经杨伟琼核算，其尚欠货款为：总货值494034元+广告及装修费用支持80280元-含保证金的已付款项155000元-总退货货值408565.68元=10748.32元。二、若依据一审审判思路以2013年12月4日的对账单进行核算。对账单显示欠款金额为313809.5元，而在对账后睡康宁公司仅于2014年1月2日送货价值2300元。进货时按照八折折扣进货，因该折扣是睡康宁公司将广告及装修费用支持退回予杨伟琼，杨伟琼退货时无需将折扣款退回，所以退货按原价计算。若以此方式对账，杨伟琼尚欠货款为：对账后欠款金额313809.5元+货款2300元-退货货值273545.8元-保证金10000=30263.7元。综上，请求法院再审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申诉人杨伟琼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补充称，一、杨伟琼未向睡康宁公司购买货柜，货柜由睡康宁公司擅自安装，货柜尺寸超出合同约定及杨伟琼店面实际需要，而睡康宁公司在一审起诉时并未主张货柜费用。二、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违法，杨伟琼的手机号码一直在使用中，但法院及快递公司均未通知到杨伟琼，之后法院的公告送达仅在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法庭张贴公告，而杨伟琼常年居住在广州市。本案进入再审阶段申诉人杨伟琼主张，一、综合本案双方应付总货款、已付保证金及货款、退货情况等，申诉人杨伟琼并未欠睡康宁公司任何款项。根据双方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1月9日退货单据，以及2014年5月13日陆剑锋签名确认的《金沙店2014年5月库存表》统计，2013年4月25日至2014年1月9日退货134335元，2014年5月13日后退货274583.68元，总退货金额应为408918.68元。因此，总货值494034元-总退货货值408918.68元-已付款项155000元，杨伟琼向睡康宁公司多支付了69884.68元。二、睡康宁公司称有价值5325元退回的产品影响二次销售需再次退回杨伟琼，因此该笔款项需扣除，但因睡康宁公司并未将该货物退回所以不应予以扣除。三、睡康宁公司主张从发货之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依据。双方合同约定35万元授信支持的归还期限是授信合同结束后15天内，该利息性质并未明确是授信期利息还是逾期归还利息。睡康宁公司主张从发货之日计算利息并无依据。综上，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出睡康宁公司应向其返还多支付的69884.68元。被申诉人睡康宁公司辩称，检察院的抗诉没有依据。根据民诉法解释的规定，“和”字并不能理解为并列同时的意思，例如该解释的第二条“专利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基层法院审理。”对于必须同时执行时该解释采用“且”或“并”，例如该解释的第三十三条。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规定，如果需要同时满足条件，会使用“且”或“并”，而“和”并无同时执行的意思。因此，本案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7）粤民申6108号、（2017）粤民申2091号、（2018）粤民申711号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申3815号案件民事裁定书可看出，法院对公告送达的理解是，只要满足了在法院公告栏公告或在被告住所地公告，均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公告送达的条件。2015年3月25日，睡康宁公司向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伟琼支付货款人民币104004元及利息27826.58元（按年息6%计算至起诉之日，起诉后的利息续计），共计131830.58元；2.诉讼费由杨伟琼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2月19日，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签订《睡康宁特许经营合约书》约定，睡康宁公司特许杨伟琼在广州市海珠区金沙镇以专卖店的方式独家经销睡康宁品牌系列产品，授权期限从2013年3月28日起至2014年3月27日止。合同约定，双方是购销法律关系，睡康宁公司给予杨伟琼35万元的授信支持，授信款项按年利息6%核算利息，杨伟琼在约定授权期限结束后15天内归还款项给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在合同签订时向睡康宁公司支付了10000元作为保证金。此后，睡康宁公司向杨伟琼供应睡康宁品牌系列产品，在授权期限内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多次对账，对账单均由杨伟琼签名确认，2013年11月30日睡康宁公司、杨伟琼最后一次对账单，杨伟琼确认欠睡康宁公司货款313809.5元，在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核对数额后杨伟琼退还了199805.5元的货物。睡康宁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的买卖交易关系,应受法律保护。睡康宁公司提供睡康宁产品，杨伟琼应向睡康宁公司支付货款，至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最后一次对账，杨伟琼确认欠睡康宁公司货款313809.5元，扣除退货金额199805.5元和睡康宁公司在合同签订时支付的履约保证金10000元，尚欠睡康宁公司货款104004元，因此睡康宁公司起诉请求杨伟琼支付货款104004元的主张，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睡康宁公司、杨伟琼双方约定睡康宁公司给予杨伟琼35万元授信支持，授信款项按照年利息6%计算，据此标准计算，至睡康宁公司起诉时，杨伟琼应向睡康宁公司支付利息27826.58元（计算方式与证据利息计算明细表一致），起诉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杨伟琼实际清还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5日作出（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509号民事判决：杨伟琼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睡康宁公司支付货款104004元及利息（睡康宁公司起诉前的利息按照27826.58元计算，睡康宁公司起诉之后的利息以104004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3月25日始计至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76.62元，由杨伟琼承担。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本案事实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伟琼在再审阶段对一审庭审中睡康宁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于证据1睡康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无异议。对于证据2《睡康宁特许经营合约书》和特许经营合约书（附件）无异议。对于证据3对账单，杨伟琼在第一次开庭时质证认为2013年8月8日对账单上“杨伟琼”的签名不真实，9月、10月、12月传真件对账单上的签名是杨伟琼签的，但传真件下面还有其他内容，对账单复印件、传真件上的内容不确认。杨伟琼在第二次开庭时质证认为2013年8月8日及12月4日的对账单并非杨伟琼的亲笔签名，9月、10月对账单上的签名是杨伟琼签的，确认10月13日对账单上的欠款金额系311597元，但睡康宁公司少计了部分款项。对于证据4中的广州市丽坤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查询打印件予以确认；对于证据4中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十份，杨伟琼认为增值税发票存在遗漏。对于证据5欠款利息计算明细表，杨伟琼认为表中统计的退货金额存在少计、漏计的情况，且利息计算并无依据。再审阶段杨伟琼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证据1.睡康宁公司的章程、监事任职书、法定代表人任职书、经理任职书，拟证明睡康宁公司的股东有刘润坤、陈银宽二人，陈银宽任睡康宁公司的监事，刘润坤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证据2.刘润坤、陈银宽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刘润坤、陈银宽二人户籍地址相同，系夫妻关系。证据3.2013年2月28日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据4.收据，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2013年2月28日杨伟琼向陈银宽转账10000元保证金。证据5.2013年3月13日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拟证明杨伟琼向陈银宽转账30000元。证据6.农业银行转账回单，拟证明陈银宽的银行账号。证据7.农业银行客户通知书5张，拟证明杨伟琼于2013年4月3日分5笔合计向陈银宽汇款46000元。证据8.农业银行客户通知书，拟证明睡康宁公司于2013年4月9日向陈银宽汇款20000元。证据9.农业银行客户通知书，拟证明睡康宁公司于2013年4月12日向陈银宽汇款49000元。证据1至证据9共同拟证明杨伟琼已付货款155000元。证据10.销售送货清单，拟证明陆剑锋系睡康宁公司的经办人，送货总额系494034元，睡康宁公司以货款折扣的方式将广告及装修费用支出合计80280元返还杨伟琼。证据11.2014年5月13日前的退货单，拟证明双方确认退货单价按正价计算。证据12.对账统计表（2013年2月28日至2014年5月13日），该表是杨伟琼根据本案证据所作的统计。证据13.金沙店2014年5月份库存表，即退货清单，有睡康宁公司的代表陆剑锋签名确认，拟证明2014年5月13日所退的整批货物的产品名称、数量。证据14.《2014年金沙店撤场退货品可冲减数量明细表及需要更换包装袋数量费用明细表（5-6月份）》，拟证明退货金额按原价计算。证据15.金沙店2014年5月份库存表（退货表），系杨伟琼单方制作的统计表，拟证明睡康宁公司在统计2014年5月13日的退货货值时，少计、漏计产品价值为73578.18元。证据16.一审开庭笔录，笔录第四页第13至15行睡康宁公司的陈述，拟证明睡康宁公司并无退货清单。证据17.杨伟琼20**年3月25日致睡康宁公司的函，拟证明杨伟琼要求亲自至工厂选花色品种，签名确认后睡康宁公司方能送货。证据18.2013年4月8日致睡康宁公司的函，拟证明睡康宁公司擅自大量发货，杨伟琼要求退回货物等。证据19.2014年5月金沙店退货不合格明细，拟证明睡康宁公司并未将其认为影响二次销售的产品退回给杨伟琼，5325元货款不应在退货金额中予以扣除。经质证，被申诉人睡康宁公司对杨伟琼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6、证据11、证据14无异议。睡康宁公司对杨伟琼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30000元是杨伟琼支付合约中第四条第二项“乙方义务”中第三点，形象维护第一小点中货架、展示架、展床费用的一部分。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款项系用于支付货架、展示架及展床的费用，具体为货柜、展示架66880元，合同约定由第三方来做，总价款67180元，因为存在破损减去了300元，展床费用为8900元，总共75780元，多出的220元抵作2013年4月9日的商品价格与会员卡费用的一部分。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睡康宁公司实收了19950元，用于支付合同中的第九条第一点“信息软件使用费”2888元，LED灯箱的价格2140元，余下14922元作为货款支付。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睡康宁公司实收费用48950元，50元是银行收取的费用，23245元系当天送货的款项，余下25705元支付之前的货款。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杨伟琼没有提供全部送货单，全部送货金额为593679.24元，折扣是80400.48元，实收金额应为513279元。认为证据12由杨伟琼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3表格中打印的内容确认，陆剑锋的签名确认，手写部分被修改不予确认。认为证据15由杨伟琼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一审开庭时委托代理人手上并没有相关证据。对证据17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睡康宁公司未收到函件。对证据18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再审阶段被申诉人睡康宁公司向本院提交新证据金沙退货清单一份，主张该清单是2014年5月13日杨伟琼所在公司的工作人员苏敏珊与睡康宁公司的工作人员陆剑锋双方制作并签收的退货清单。经质证，杨伟琼认为其没有见过该份清单，苏敏珊虽是杨伟琼的店员，但对她的签名不认可，她因职务侵占被判刑。经审查，本院对双方均认可真实性的证据予以采信，即对睡康宁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予以确认，对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证据7、证据8、证据9、证据10、证据11、证据14、证据16、证据19予以确认。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7、证据18系复印件，且未获得对方当事人的确认，本院再审不予采信。睡康宁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5，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2、证据15均系当事人单方制作的统计表格，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于睡康宁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3、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13、睡康宁公司在再审阶段提交的退货清单的认定，本院结合本案事实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述。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本案争议的款项问题需在再审阶段予以核实外，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再审均予以确认。另查明，于2015年4月3日退回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法庭的EY905971775CN邮件上退回原因载明：1.收件人拒收；2.其他：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该邮件收件人联系方式处载明了杨伟琼的手机号码。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综合抗诉机关及双方当事人在再审阶段的意见，本案再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杨伟琼是否欠付睡康宁公司相应货款及金额的问题。关于一审阶段的送达程序问题。一审法院按照杨伟琼的身份证地址邮寄送达诉讼法律文书，邮件上载明了可联系到收件人杨伟琼本人的手机号码，但杨伟琼拒绝签收，后邮局以“收件人拒收”以及“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为由将邮件退回一审法院。在一审阶段杨伟琼拒收法院诉讼文书的情况下，杨伟琼未出庭应诉系其自身行为所导致，一审法院并未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送达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杨伟琼申请抗诉主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送达，并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关系中，杨伟琼是否欠付睡康宁公司货款的问题。第一，为了证明杨伟琼尚欠睡康宁公司相应货款，睡康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数份对账单传真件，对账单上均载有“杨伟琼”字样的签名。再审阶段杨伟琼在第一次庭审中质证认为2013年9、10、12月三份对账单上的签名系其亲笔签名，而在第二次庭审中仅对9、10月两份对账单上的签名予以认可，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并综合《睡康宁特许经营合约书》第二条中双方对每月进行一次对账的约定，本院对2013年12月4日的对账单予以采信，即双方通过传真的方式对账确认了至2013年12月4日杨伟琼尚欠睡康宁公司货款313809.5元，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妥。杨伟琼在再审阶段主张对账单传真件下方还载明了其他内容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陈述不予采信。第二，关于退货情况的事实查明可分为两部分，杨伟琼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1系买卖双方在2014年1月9日之前的退货单据，双方均予以认可且在各自的统计表中均进行了核减，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在2014年5月13日经双方清点并核对的退货商品数量，双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各自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退货清单，两份清单显示的退货商品数量及金额均不同。本院认为，一方面，两份退货清单的出具时间均为2014年5月13日，按常理同一天经买卖双方核对的退货商品数量应相同，所以两份退货清单仅有一份符合客观事实。因杨伟琼认可苏敏珊系其公司员工，且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退货当日由陆剑锋、苏敏珊、杨伟琼三人在现场进行清点核对，睡康宁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014年5月13日的退货清单上载有双方代表的签名，所以该份退货清单在形式上更符合双方对账的要求。而杨伟琼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3库存表退货清单上虽载有陆剑锋的签名，但清单上“现店里实盘库存数量”该重要数据一栏系用铅笔书写，基于铅笔书写后易涂改的性质,在杨伟琼未提交其他证据进行补强时，该库存表拟证明2014年5月13日退货情况的证明力较弱。因此，本院对睡康宁公司提交的2014年5月13日的退货清单予以采信。另一方面，睡康宁公司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5《杨伟琼欠款利息计算明细表》中显示2013年11月至12月初杨伟琼尚欠货款金额系313809.5元，与双方在2013年12月4日对账单上确认的金额一致；《杨伟琼欠款利息计算明细表》载明的前期退款情况可与杨伟琼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1的退货情况一一对应；《杨伟琼欠款利息计算明细表》中载明的后期退款情况亦与睡康宁公司提交的退货清单一致。综上，一审法院采信睡康宁公司提交的《杨伟琼欠款利息计算明细表》并无不妥。杨伟琼在再审阶段提交的退货清单以及其自行制作的统计表等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对欠款事实及金额的认定。第三，杨伟琼在再审阶段还主张5325元货款不应从退货款项中予以扣除。双方在《睡康宁特许经营合约书》的第三条关于退货条件约定：“乙方应仔细查验货品，确保退换货产品必须为原装合格产品，不得影响甲方第二次销售，否则甲方有权拒绝退换货，且往返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因此，睡康宁公司认为存在价值5325元的货物影响其二次销售时，其将相应款项从退货款项中予以扣除符合合同约定。第四，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问题。因杨伟琼尚欠睡康宁公司相应货款，一审判决按每笔款项从欠付时间以年利率6%来计算利息并未违反合同约定且较为合理，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为一审判决以双方确认的对账金额扣除退货金额以及履约保证金后，认定杨伟琼尚欠睡康宁公司货款104004元以及相应利息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及申诉人的再审理由于法无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50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建 红审 判 员 欧阳建辉审 判 员 欧阳凤霞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潘 妙 婷书 记 员 朱 雯 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