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81民初7469号 原告：黄尧灿，男，197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原告：何建，女，1974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卓锋，北京盈科（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虞晖，浙江古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梨洲街道古路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 余姚市梨洲街道古路头村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N2330281717290439M。 法定代表人：孙国荣，该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建新，余姚市姚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黄尧灿、何建与被告余姚市梨洲街道古路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卓锋、虞晖，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孙国荣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建新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黄尧灿以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卓锋、虞晖，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楼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尧灿、何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依法撤销被告于2019年1月4日作出的梨洲街道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原告系被告成员，两原告之日黄何栽于1996年10月31日出生，也系被告成员。2014年9月26日，中共余姚市委办公室、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关于全面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要求到2014年12月底前70％的村经济合作社完成股改任务，其余村经济合作社在2015年10月底前完成股改任务；一般以户籍关系为基础，按照“宽接受、广覆盖”的原则，农龄股的享受对象原则上为一轮土地承包开始至股改时成员界定截止日止，户籍在册及曾经在册的年满16周岁（含）以上的成员；股份可以继承，等等。被告在收到上述《实施意见》后定于2015年8月5日召开会议进行股改、确定入股等事宜。2015年8月5日，被告召开会议，但因被告原因会上并未完成股改及社员股权确权工作。2019年1月4日，被告再次召开大会进行确认股改、社员股权确认工作，通过了所谓的《梨洲街道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但该方案只有参加代表签名，未进行表决，在程序上就是违法的，而且该方案第三条清产核资，资产量化一项与《实施意见》完全违背，该方案表述“清产核资范围内容是本村的土地资产为主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及公益资产，资产以2018年9月止村经济合作社报表为依据”。原告认为，该方案清产核资与股东身份的确定在时间上自相矛盾，既然清产核资时间点已经界定，不论是否确定股东身份，原合作社成员本身就应当享有村资产的权利，这才与文件精神“生不增、死不减”相一致，而按照被告的方案，资产界定日与股东身份确定日不一致，导致了“生要增，死要减”的结果，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按照《实施意见》的规定应在2015年10月底完成股改，然被告一直未推进股份制改革，其已严重侵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且两原告之子黄何栽系被告成员，在出台上述《实施意见》时已年满16周岁，完全符合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依法享有股权。被告在2019年再次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并以此次会议为起点界定确定股权基准日，以此认定原告之子黄何栽不享有股权完全违背《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也严重侵害了两原告的权益。 被告余姚市梨洲街道古路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答辩称：答辩人根据《实施意见》、梨洲街道办事处工作部署并结合本村实际于2015年6月23日开始召开村干部会议，组织班子成员成立改制领导小组，并于7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实施股权改制工作；由于改制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工作难度较大，村里多次召开会议，最后于2019年1月4日组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股改实施方案，到会代表用举手表决的方式以48票赞同、2票反对、10票弃权的方式通过了上述《实施方案》，因此《实施方案》通过的程序合法，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也没有违反相关的政策文件精神，合法有效，不应被撤销。 原告黄尧灿、何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实施方案》一份，用于证明合作社的资产以2018年9月止村经济合作社的报表为依据，说明资产所有人包括了2018年9月以前所有集体成员的事实；2.户口簿以及居民死亡证明，用于证明两原告之子于1996年10月31日出生，户口在，在2018年9月7日去世的事实；3.《实施意见》一份，用于证明余姚市市政府关于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要求在2015年10月底前完成股改任务，农龄股的享受对象原则上为一轮土地承包开始至股改时成员界定截至日止，户籍在册及曾经在册的年满16周岁（含）以上的成员的事实；4.梨洲街道实施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决议，用于证明被告在2015年7月1日召开会议，通过决议，确定2015年8月8日到12日认定股东资格、张贴公告，8月21日至25日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8月26日到9月15日发放股权证书的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实施意见》建议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界定的截止日一般为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通过日，《实施方案》中将确定股权界定基准日定为2019年1月18日24时止，并未违反法律或政策的规定。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被告余姚市梨洲街道古路头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会议记录1组，用于证明在2015年6月23日，成立股份合作制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相关工作小组并明确工作计划安排以及村里就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召开会议的情况；2.2019年1月4日的会议记录、签到表及照片各一份，用于证明在2019年1月4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的事实；3.《实施方案》1份，用于证明该方案将确定股权界定基准日定为2019年1月18日24时止，在此之前已经去世的，不再享有股权。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恰好印证了原告主张，日常安排表明确户籍截止日是2015年8月5日，且会议记录表明在2015年11月份已经在讨论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签到表是另外附页的，而不是签在会议记录表上，有可能虚假或是其他会议的签到，照片是被告自己打印的，也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客观地证明开会的时间和内容，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实施方案内容不合法，侵害了两原告之子的利益。本院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2，本院认为，从签到表来看，2019年1月4日签订人数不少于2015年7月1日会议签到人数，且该会议记录是会议记录本的一部分，会议记录、签到表、照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足以证明2019年1月4日会议召开、表决的过程，另外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在2019年1月4日之后，村干部到每户核对人口和股权数额，说明该实施方案已经公开，至于原告主张实施方案未经表决，并未提供相应依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两原告系黄何栽的父母，两原告以及黄何栽的户籍均在余姚市，黄何栽于1996年10月31日出生，2018年9月7日去世。2015年7月1日，经社员代表大会表决决定，余姚市启动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并成立梨洲街道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12月29日，余姚市组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讨论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但未通过；2019年1月4日，余姚市再次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全部代表均到会，以48票赞同、2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了《实施方案》并向村民公布。该《实施方案》确定股权界定基准日定为2019年1月18日24时止，在此之前已经去世的，不再享有股权，因此两原告之子黄何栽不享有股权。因两原告对《实施方案》有异议，导致本案成讼。 本院认为，两原告提出《实施方案》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该《实施方案》未经表决，程序违法，二是《实施方案》中的股权界定基准日与资产界定日不符，违反了相关的政策文件精神，关于第一点异议，被告提供了会议记录、签到表、照片进行举证，通过比对被告以往的会议记录、签到形式，这些证据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而且当场举手表决符合惯常做法，足以证明2019年1月4日会议召开、表决的过程；对于第二点异议意见，本院认为《实施方案》中确定的股权基准日，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性事项，该基准日的确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未违反《实施意见》中的建议意见，即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资格界定的截止日一般为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通过日。两原告之子突然离世，着实令人惋惜，两原告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股份合作制改革涉及面广，不可能兼顾所有的情况差异，相应的实施方案落实到个人，可能造成利益差别。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尧灿、何建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黄尧灿、何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交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裴 丹 人民陪审员  徐建棠 人民陪审员  何树明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章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