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3269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1，女，1939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2，男，1942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3，女，1946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思明区。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4，男，194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5，女，195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6，女，1957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述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福建金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张某7，女，1950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辉，福建鼎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与被告（反诉原告）张某7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被告（反诉原告）张某7于2019年4月15日提起反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张某2、张某4及六原告（反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告（反诉原告）张某7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某7支付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80万元及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8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事实和理由：先父张胜泰、先母吴玉辉共生育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和张某7七位子女。××××年××月××日，张某7到龙岩市永定县，随后与当地村民周石稳结婚生子，在永定县居住生活。长期以来，张胜泰、吴玉辉均由在厦门生活的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负责照顾。1981年，张胜泰因年老中风瘫痪卧床，系张某4负责照看张胜泰、吴玉辉的每日生活起居。1995年，张胜泰去世，随后吴玉辉由张某2、张某4负责轮流赡养照顾。湖里区后埔村教师职工宿舍楼206室房屋系张胜泰生前取得，2002年5月张某7因落实政策将户口从龙岩迁入厦门，并落户挂靠在湖里区后埔村教师职工宿舍楼206室。由于张某7一家在厦门无房居住，张某4就将湖里区后埔村教师职工宿舍楼206室让给张某7一家居住。2007年，湖里区后埔村教师职工宿舍楼206室被拆迁征用，随后安置了湖里区，并以吴玉辉的名义办理了湖里区的产权证。2010年，吴玉辉因摔伤卧床，就与各子女商谈，最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基于张某7一家在厦门没有房产，各方均同意湖里区归张某7继承，但张某7应给予六原告货币补偿。2013年11月8日，吴玉辉去世，随后张某7办理了湖里区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张某7却迟迟未向六原告支付补偿款。经多次催讨，张某7于2017年4月2日立下《字据》，承诺于2017年12月底一次性向六原告付清补偿款80万元，其中张某2、张某4各分得20万元，张某1、张某3、张某5、张某6各分得10万元。付款期限现已届满，张某7却分文未付。望判如所请。 张某7辩称，吴玉辉自2004年起就由张某7负责照顾，并不是由张某2、张某4轮流照顾，该事实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吴玉辉考虑到买房时系由张某7支付的差价款且其长期由张某7照顾，就考虑将湖里区赠与张某7。六原告诉求的80万元款项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吴玉辉的公证遗嘱载明在其百年之后，将其拥有的湖里区全部份额留给张某7继承，其他子孙不得干涉。张某7接受继承，无需向六原告支付80万元。后张某7按照吴玉辉的赠与公证为湖里区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也是吴玉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7立下《字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在受赠房产后，六原告多次来张某7家中吵闹，张某7为了暂息纠纷，根据张某1草拟的内容重新抄写一遍形成本案中的《字据》，交由张某4收执，六原告才离开。退一步讲，即使《字据》真实存在，也是赠与合同的法律关系，张某7有权撤销。综上，六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张某7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撤销张某7于2017年4月2日所立的《字据》。事实与理由：在吴玉辉去世三年后，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多次上门叨扰，以所谓“补偿款”的名义向张某7催讨款项。2017年4月2日11时左右，六原告又到张某7家中吵闹至傍晚，还说不给“补偿款”就住下不走了。张某7基于兄弟姐妹情分，精神上不堪折磨，又出于以为“自己是继承取得母亲的房产”的错误认识，误以为存在补偿的义务，在各方的催促压迫下，张某7根据张某1草拟的内容重新抄写一遍形成本案中的《字据》，交由张某4收执，六原告才离开。张某7实际上并无能力支付该80万元，当时的《字据》也是受压迫所立，并非张某7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张某7是基于吴玉辉的赠与取得湖里区的产权，而不是通过继承取得，所以张某7在立《字据》时存在重大误解。综上，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一百五十条之规定，请求撤销张某7于2017年4月2日所立的《字据》。 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对张某7的反诉辩称，吴玉辉在2010年摔伤后一直长期卧床，张某1等子女时常过去看望、照顾吴玉辉，并非只由张某7独自照顾。吴玉辉经常当着子女的面提到张某7的房屋在永定，在厦门没有房屋居住，提议将湖里区给张某7，让张某7以货币形式补偿六原告，张某7表示同意，还说会出售永定的三层楼房来补偿六原告80万元，六原告对该处置方案亦无异议。2011年底，张某7拿出一份2011年5月12日办理的遗嘱公证书复印件给六原告，称房屋的手续已经办好。吴玉辉于2013年11月8日去世，处理完后事，张某7却迟迟未支付补偿款，六原告多次向其催讨，张某7都承诺会尽快卖掉永定的楼房来付款或者会一次性付清等。2017年4月2日清明扫墓后，六原告到张某7家中询问其何时支付补偿款，张某7又称永定的楼房价格太低，只有40多万元，一时凑不足资金。当时张某7的儿子周荣进就说：“你们不用再催了，年底我来解决”，周荣进说完就去上班了。由于张某7屡次推脱，六原告就要求张某7立下字据，确定具体的付款时间，以免又口说无凭。随后张某7拿出纸和笔，亲笔写下《字据》，该《字据》并不是张某1草拟的，而是张某7自愿写的。订立《字据》时，除了张某3（系聋哑人）外，张某1、张某2、张某4、张某5、张某6均在场，没有外人。张某7有文化，能说会写，长期做买卖，家境也不贫困，立《字据》时不存在任何的威胁、恐吓、胁迫、重大误解，《字据》系张某7真实意思表示。此前，张某7故意对六原告隐瞒了其于2011年5月12日办理遗嘱公证时，还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甚至在吴玉辉病入膏肓时，张某7于2013年6月4日就单独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了湖里区赠与过户登记手续，张某7就是为了拖延、赖掉支付六原告补偿款。张某7在与六原告协商以及出具《字据》时，一直隐瞒着湖里区是通过赠与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可见张某7系故意而为之，根本不属于重大误解。不管张某7是采取遗嘱还是赠与的形式，将湖里区过户登记至其名下，都只是房产过户登记的手续要求而已，不能由此否定张某7应补偿六原告80万元的事实，该款项是补偿款，而不是赠与款。况且，张某7在六原告起诉后才反诉称受到威胁、恐吓、重大误解，并要求撤销《字据》，完全是其一面之辞，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也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限，故依法应驳回其反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胜泰与吴玉辉为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为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7、张某5及张某6。张胜泰于1995年2月18日死亡，其生前与吴玉辉共同拥有坐落在厦门市湖里区房屋一套。根据2004年3月15日经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公证的（2004）厦思证民字第912号《继承权证明书》，张胜泰生前无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子女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7、张某5及张某6于2004年3月15日均表示自愿放弃对厦门市湖里区房屋遗产份额的继承权，即张胜泰的厦门市湖里区房屋遗产份额由其妻子吴玉辉一人继承。2004年6月22日，吴玉辉取得厦地房证第00311936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载明厦门市湖里区（建筑面积60.71平方米）权属人为吴玉辉。 2007年8月4日，因“禾山中学教学用地建设项目”建设用地需要，拆迁人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与被拆迁人吴玉辉签订一份《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私房）》（协议号：011号），约定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拆除吴玉辉在后埔村祥店社教工住宅楼206室房屋，总建筑面积60.71平方米，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81.96平方米，安置房地点、幢号、楼层为金鹭花园3#楼183梯301室。 2011年5月12日，吴玉辉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立下一份《遗嘱》，载明：“原坐落在厦门市湖里区房屋产权来源于2004年本人继承先夫的份额及购买住改房，后因‘禾山中学教学用地’建设需要，应予以拆除，并选择安置于厦门市金鹭花园3＃楼183梯301室，该房屋依法属本人吴玉辉个人财产。为避免纠纷，妥善处置财产，特立本遗嘱如下：将上述房屋属本人拥有的所有的份额（若该房屋坐落地名、房号、楼号名称、建筑面积等发生改变亦相应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定为准），在本人百年之后全部遗留给女儿张某7一人继承，作为其个人财产，今后其他子孙均不得干涉”。同日，吴玉辉作为赠与人、张某7作为受赠人，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约定：“一、赠与人吴玉辉自愿将坐落在厦门市金鹭花园3＃楼183梯301室房屋全部赠与女儿张某7一人所有，作为其个人财产。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事宜和产生的税费由受赠人承担。二、受赠人张某7愿意接受赠与人吴玉辉赠与的上述房屋。三、受赠人本人为完成上述财产赠与过户所签署的所有书面文件对赠与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赠人有权代表赠与人签署应由赠与人签署的包括办理上述赠与财产过户手续在内的使受赠人能够行使赠与房屋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一切文件。四、上述赠与的房产若坐落地名、房号、楼号名称、建筑面积等发生改变亦相应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定为准。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捺手印并办理公证后，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反悔。本赠与合同的效力不因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而消灭”。 2011年5月13日，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出具（2011）厦思证内字第2083号《公证书》、（2011）厦思证内字第2084号《遗嘱公证书》对上述《赠与合同》、《遗嘱》予以公证。之后，张某7仅将（2011）厦思证内字第2084号《遗嘱公证书》告知六原告，没有将上述公证的《赠与合同》一事告知六原告。 2013年4月8日，吴玉辉取得厦国土房证第01059756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载明湖里区的权利人为吴玉辉（建筑面积81.96平方米）。之后，张某7依据上述《赠与合同》的（2011）厦思证内字第2083号《公证书》将湖里区过户登记至其名下。2013年6月7日，张某7取得厦国土房证第01074758号《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该《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记载湖里区的权利人为张某7，建筑面积81.96平方米。 2013年11月8日，吴玉辉（出生于1917年6月23日）去世。吴玉辉在办理上述遗嘱公证、赠与合同公证前就与张某7共同生活，直至其去世。 2017年4月2日，张某7出具一份《字据》交由六原告收执，载明：“兹有母亲吴玉辉名下房产位于，现留给女儿张某7继承。由张某7一次性付给兄姐妹张某2、张某4、张某7、张某3、张某5、张某6共计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万）。定于2017年12月底付清”。 庭审中，张某7表示：2011年5月12日，吴玉辉在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办理完遗嘱公证后，因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告知如果要办理房产过户，需要等吴玉辉百年后且张某7的其他兄弟姐妹签字后才能过户，当时吴玉辉询问如何可以直接过户，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办理赠与公证可以直接过户，所以在办理完遗嘱公证后又办理了赠与合同的公证；2013年6月，张某7依据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去办理了湖里区房产过户登记手续，将该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为了避免破坏兄弟姐妹间的感情，张某7在本案发生前只向各原告出示了遗嘱公证，没有出示过赠与公证，各原告不知道赠与的情况；张某7确实想要给各原告钱，但张某7没钱，80万元是各原告提出来的；张某7立《字据》时想着有钱就给，没钱就没办法给，没想到各原告会凭该《字据》来起诉。 本院认为，一、关于张某7主张其立《字据》时受胁迫且存在重大误解。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张某7虽称其立《字据》时受胁迫，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与张某7系兄弟姐妹关系，湖里区系本案各当事人的母亲吴玉辉生前的个人财产。2011年5月12日，吴玉辉在办理公证遗嘱后又办理一份赠与合同的公证（后张某7于2013年6月系依据公证的赠与合同将上述房产过户登记至自己名下）。根据张某7的陈述，吴玉辉本意是通过公证遗嘱将湖里区在其百年之后由张某7一人继承，在得知继承房产办理过户的手续较为繁琐后才又办理了赠与合同的公证。而2017年4月2日张某7向各原告立下《字据》时，张某7明明知道吴玉辉生前在办理遗嘱公证的同一天又办理赠与合同的公证，且其在吴玉辉在世前凭赠与合同的公证书已将湖里区过户至自己名下（张某7一直未告知各原告上述事实），张某7仍在《字据》中书写明的“兹有母亲吴玉辉名下房产位于，现留给女儿张某7继承……”，因此，其中“继承”二字并非张某7存在重大误解，是因张某7清楚各原告仅知晓公证遗嘱继承一事（之前张某7告知各原告母亲吴玉辉是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让其继承上述房产），而张某7欲继续向各原告隐瞒其从母亲吴玉辉处公证受赠获得上述房产的事实所为之。综上，张某7在立《字据》时既没有受胁迫也没有存在重大误解，故张某7要求撤销该《字据》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中，张某7基于家中兄弟姐妹众多，而出于仅由其一人取得母亲房产（不管是受赠还是继承）的关系，出具《字据》承诺补偿其他兄弟姐妹的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不违反公序良俗，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张某7应依约履行。现约定的付款期限已经届满，张某7未依约支付80万元，故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要求张某7支付80万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要求张某7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根据相关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的利息，其实质为要求张某7支付逾期付款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张某7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1、张某2、张某3、张某4、张某5、张某680万元及利息（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二、驳回张某7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2240元，减半收取计6120元，由张某7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张某7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迎春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许扬洋 书记员卓世贤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第一百二十九条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 第一百七十六条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