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03民初3608号 原告：翁兰芳，女，1943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财文，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福建坤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福州渔机加工厂，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峰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154430353C。 法定代表人：严孟平，职务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静、林怡仙（实习），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翁兰芳与被告福州渔机加工厂社会保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翁兰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财文、杨阳，被告福州渔机加工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丹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翁兰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为原告补办医疗保险并赔偿因未补办医疗保险造成的医药损失20000元；2、被告赔偿原告每月800元自50周岁之日起至养老保险补办完毕之日止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177600元以及因原告自主补办养老保险产生的社会保险损失60000元；合计237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翁兰芳于1971年入职福州渔机加工厂（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1996年退休，但被告只发给原告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未办理退休统筹手续。此后原告以灵活就业人员补办了养老保险并缴纳了保险费72000元，且因被告未办理退休统筹手续导致翁兰芳自退休至今无法享受应有的医疗、养老等保险待遇。后原告长期、不断地向被告主管公司——福建省渔轮修造厂（现更名为福建省东南造船厂）诉求应有的退休保险待遇。2009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4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认定由于被告与其主管公司福建省东南造船厂已实行各自独立核算，因此原告系被告的退休职工，应由福州渔机加工厂承担相关责任，从而驳回了原告对被告主管公司福建省东南造船厂的再审申请。原告认为，根据（2009）闽民申字第446号生效裁定文书及有关事实可以确定，原告系被告退休职工，在被告处工作十九年，但因被告未办理退休统筹手续，从而导致翁兰芳无法享受应有的保险待遇。翁兰芳长期以来不断地向有关部门、被告及其主管公司反映，均未能妥善解决问题。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一、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与答辩人并非同一主体；答辩人与原告仅于1986年2月3日至1989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与答辩人并非同一主体。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以下简称“附属厂”），俗称“家属连”，是文革期间的产物。1984年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以下简称省渔轮厂）拟为附属厂进行转制时，由于当时已经不搞转制，附属厂已经错过了转制机会。后经上级单位协调，福建省劳动局于1984年6月16日下达闽劳计（1984）102号《关于下达集体所有制劳动指标的通知》，通知：“同意向省渔轮修造厂所属‘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下达集体所有制劳动指标一百名，原已在附属厂工作的人员，符合招收对象、条件的可以优先招收。”根据该文件，附属厂大部分职工转制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集体所有制职工，但仍有23名职工（包括原告在内）因不符合条件而未能转制，后以临时工的身份在综合厂工作。1985年，综合厂的上级单位福建省船舶工业公司向省渔轮厂出具《关于对省渔轮修造厂申请成立综合服务公司报告的批复》，同意将省渔轮厂原厂办大集体服务社（即“福建省渔轮修造服务社”，1981年设立）和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合并，成立综合服务公司，定名为“福建省渔机综合服务公司”。但是，“福建省渔机综合服务公司”却未能成功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因而转而以“福州渔机加工厂”名称新设公司。1986年2月3日，福州渔机加工厂（即答辩人）在工商局注册成立，并接收了原“福建省渔轮修造服务社”及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职工。因此，从以上历史沿革情况可知，虽然附属厂有部分职工先转到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后又转到答辩人单位，但是附属厂与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答辩人均并未同一个主体。（二）答辩人与原告仅于1986年2月3日至1989年5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答辩人单位系1986年2月3日才注册成立，在成立之前不可能与职工建立劳动关系。1989年5月12日，原告已经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之后双方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只有答辩人单位设立之后、原告达到退休年龄之前这段时间（1986年2月3日至1989年5月12日期间），答辩人与原告才存在劳动关系。二、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当时的法律并未强制要求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因此答辩人无须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法》系于2011年7月1日才生效，而在此之前，用人单位并无为劳动者强制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而原告早在《社会保险法》生效之前就已经退休，因此，答辩人无需为原告缴纳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三、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的费用应由职工承担，答辩人已经为原告支付了养老保险的补贴，无需另外再向原告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原告得以于2012年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的依据是《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0〕107号，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之规定。该意见系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出台的文件，因此，其不对建立劳动关系的年限进行限制，系授予曾经在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员一种特权，该特权也仅限于使其享受一次性补缴15年社保费，而并未规定补缴费用应由单位承担。相反，《意见》第四条则明确确定，“一次性补缴所需费用原则上由个人负担”，单位只需给予“适当补助”即可，并且该补助也并非强制要求单位支付，而只是“鼓励”给予而已。因此，答辩人并无义务承担原告一次性补缴的养老保险费用。四、为解决原告未转制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答辩人已对原告多次进行安置。（一）第一次安置处理；为解决包括原告在内的附属厂临时工退休后的生活问题，答辩人于1988年7月19日颁发（1988）函字第0100号《关于安置原家属工未转制人员的暂行办法的报告》，规定：“1.未转制家属工，凡年满50周岁，没有特殊困难，都要退出渔机公司。2.按目前渔机公司的财务状况凡退出的人员可以享受一次性的生活补贴费。3.生活补贴费按参加工作到50周岁实出勤每年发60元计算，超过50周岁的工龄不发补贴费”。1988年7月23日，答辩人的上级单位福建省渔轮修造厂（东南造船有限公司的前身）以（88）闽渔轮字第022号《关于同意安置原家属工未转制人员的暂行办法的批复》，同意了答辩人的前述报告。根据上述文件，答辩人于这些原附属厂职工（包括原告在内）达到退休年龄退职时，一一向其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偿金。其中，原告于1989年5月达到退休年龄时领取的一次性生活补偿金为1100元。（二）第二次安置处理：原告领取上述一次性生活补偿金退职后，并不满意答辩人的安置方案，并以转制问题、退休金问题未能得到处理为由，长期不断上访。尤其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原告就办理退休金问题向法院提请上诉，却经三级法院判决败诉。败诉之后，由于原告仍然继续到处上访，为了避免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影响，答辩人数次对她们疏导劝慰，告知她们耐心等待，如有新的社保政策出台，将为其配合办理。此外，经集团公司和东南造船公司两级领导的协调，答辩人于2010年决定向包括原告在内的部分经济困难的职工发放生活补贴，发放标准为每季度200元。2010年8月13日，包括信访人在内的12名家属连职工在《渔机加工厂原退职女工的后续解决办法和对今后事情的承诺》上签字，对答辩人提供的安置方案表示认可，并承诺：“4.至于我们对集团公司、东南造船厂、渔机加工厂的任何要求，如果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没有政策依据的事，我们承诺再也不会去做了。5.今后我们再不会去政府部门或任何企事业单位闹事，如有发现到任何一级部门闹事者，渔机加工厂可以有权取消闹事者的困难补助。”（三）第三次安置处理：2010年12月20日，人社部颁布《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0〕107号），允许未参保的集体企业退休人员通过一次性补缴15年养老保险费用的方式解决养老保险历史遗留问题。2011年6月30日，福建省人社厅出台《关于妥善解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社文〔2011〕211号），对落实人社部发〔2010〕107号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规定。知悉以上政策文件后，答辩人随即召集原家属连退职女工开会，告知并耐心劝导她们去办理社保，并根据人社部发〔2010〕107号第四条“一次性补缴费用原则上由个人负担……同时，鼓励具备条件的单位对补交费用给予适当的补助”之规定，经请示上级主管即东南造船厂领导班子同意后。对愿意办理社会保险的家属连原退职女工给予一次性补助12180元（当年的总共补缴费用为72180元，单位补助12180元，个人承担60000元）。2012年，包括原告在内的10名家属连职工办理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随后开始领取养老金。综上可知，原告的所有诉求，系因原告未转制而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答辩人已经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为解决原告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多番协调。原告现在仍然向答辩人提出相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于2011年就已经向社会保险部门缴纳了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的费用，至今已近8年，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养老保险费、补偿退休金等请求已经超过3年的诉讼时效。综上，答辩人与被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期间仅为1986年2月3日至1989年5月12日期间，原告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所需的费用应由原告自己承担，答辩人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且已经就原告未转制之历史遗留问题多次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并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1月21日，翁兰芳就其与福建省东南造船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原告（翁兰芳）于1971年参加工作，系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1995年5月办理退休手续，但只发给原告一次性生活补助费。1997年福建省渔轮修造厂更名为福建省东南造船厂。由于当时福建省渔轮修造厂对职工退休政策的错误理解，导致原告退休问题在企业转制过程中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原告要求被告（福建省东南造船厂）按月按退休人员的待遇发给原告退休金800元”。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翁兰芳系福州渔机加工厂的退休职工，并非福建省东南造船厂前身福建省渔轮修造厂的退休职工，翁兰芳所诉主体不适格，据此，裁定驳回翁兰芳的起诉。翁兰芳不服该裁定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裁定正确，并于2008年7月2日作出（2008）榕民终字第19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翁兰芳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2009年3月31日，翁兰芳作为申请再审人，以福建省东南造船厂为被申请人，就双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1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闽民申字第446号《民事载定书》，驳回翁兰芳的再审申请。该裁定认为：“申请再审人1971年参加工作时系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1984年6月16日，该附属厂根据福建省船工业公司《关于省渔轮修造厂‘申请要求转制集体的报告’的批复》名称变更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企业性质为集体企业，原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职工76名转制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的集体所有制正式职工。因包括申请再审人在内的23名职工不符合转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集体所有制正式职工的条件，根据当时未转制职工的安置方案，申请再审人选择留下参加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生产工作。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申请再审人在该厂工作至退休。因此申请再审人与福州渔机加工厂建立劳动关系。” 另查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71年3月成立，翁兰芳于庭审中陈述其于1971年进入该厂工作。1995年，翁兰芳申请办理退休手续。2011年11月16日，翁兰芳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15年合计72,180元，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翁兰芳一次性参保补助12,180元，由翁兰芳签字领取。 2019年7月10日，翁兰芳作为申请人，以福州渔机加工厂为被申请人，向福州市台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一、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办医疗保险并赔偿因未补办医疗保险造成的医药损失20000元；二、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每月800元自50周岁之日起至养老保险补办完毕之日止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177600元以及因申请人自主补办养老保险产生的社会保险损失60000元；合计237600元。福州市台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后，认为翁兰芳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其受案范围，并作出台劳人仲[2019]不字1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翁兰芳不服仲裁决定向本院提出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2009）闽民申字第446号《民事载定书》认定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84年6月16日变更名称为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后又于1990年更名为福州渔机加工厂。根据上述认定的事实，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至福州渔机加工厂，仅是企业名称的变更而并未改变权利义务的承受主体，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与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并非同一主体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于1971年3月成立，而翁兰芳亦经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其于1971年入职上述附属厂，上述事实与翁兰芳所述其于1971年入职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相互印证，故对翁兰芳所述本院予以采纳。翁兰芳直至退休，均在福州渔机加工厂前身福建省渔轮修造厂附属厂及福州渔机综合加工厂工作，故翁兰芳与福州渔机加工厂自1971年入职直至其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翁兰芳诉请福州渔机加工厂为其补办医疗保险，因该诉请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翁兰芳入职福州渔机加工厂直至法定退休年龄届满前，未有法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须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因此，现翁兰芳要求福州渔机加工厂赔偿因未补办医疗保险造成其医药损失2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翁兰芳于2011年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养老保险费并领取了福州渔机加工厂给予的参保补助，至其提出仲裁之时已达8年，且现无证据证明其诉请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情形，故本院对福州渔机加工厂辩称翁兰芳的上述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翁兰芳提出的要求赔偿养老保险补办完毕之日止的社会保险待遇损失177600元以及因翁兰芳自主补办养老保险产生的社会保险损失60000元，合计237600元的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翁兰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翁兰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群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黄金林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