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110行初197号原告：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龙角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78420684X0。法定代表人：**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华，重庆渝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22269925517XQ。法定代表人：郑仕全，该局局长。负责人：邵怒涛，该局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男，该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姚文春，男，1969年1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人，住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宜,宜昌市伍家岗区海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不服被告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力社保局）认定工伤决定，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后分别向被告区人力社保局、第三人姚文春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富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福华，被告区人力社保局之负责人邵怒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和第三人姚文春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松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区人力社保局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綦江人社伤险认字〔2019〕47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姚文春系原告富安公司支护工，2019年3月10日8时30分在原告承建的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巴南区接龙镇花土坡隧道工地作业时不慎被落下的石块砸伤，经医院诊断为脾破裂，肺挫伤，左侧肩胛骨喙突及肩峰骨折，左肩部挫伤。被告认为，第三人于2019年3月10日受到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决定认定为工伤。原告富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区人力社保局作出的綦江人社伤险认字〔2019〕47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讼争工伤决定）。事实和理由：一、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人于2019年3月10日在原告承建的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巴南区接龙镇花土坡隧道工地作业时不慎被落下的石块砸伤，经医院诊断为脾破裂，肺挫伤，左侧肩胛骨喙突及肩峰骨折，左肩部挫伤。后被告认定此属于工伤是错误的。1、认定工伤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没有招用第三人，没有对第三人进行管理，没有向第三人发放工资，故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做出的工伤认定显然缺乏事实依据。2、虽然《工伤认定申请表》上有原告盖章，但这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到第三人的胁迫所为。二、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由于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这对原告明显不公平、不公正。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讼争工伤决定，证明被告作出的本案讼争行政行为的内容。2、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被告区人力社保局辩称，一、被告认定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3月19日向被告书面提交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经审核于2019年3月26日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2019年5月22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予以送达。2019年5月27日，被告又向原告发出《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亦予以送达。2019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讼争工伤决定并送达双方当事人。二、被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第三人的相关基本情况及原告的基本意见等情况。2、《事故伤害报告表》，证明原告认可第三人受伤事实。3、《劳动合同书》，证明第三人受伤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4、《职工考勤表》，证明第三人受伤当天在上班。5、《关于第三人受伤的情况说明》（原告），证明第三人是因工受伤。6、《诊断证明书》（重庆长城医院、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证明第三人受伤诊断情况。7、《证言》（高马英、向左平），证明第三人受伤事实。8、《营业执照》，证明原告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9、《居民身份证》，证明第三人相关信息。综上所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第三人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的讼争工伤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讼争工伤决定，证明内容同原告证据1。2、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内容同原告证据2。3、《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工商登记情况。4、《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和第三人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内容。5、《职工考勤表》，证明原告对包括第三人在内的支护班工人有关出勤情况所作的考勤记载内容。6、重庆长城医院《诊断证明》、螺旋CT诊断报告、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记录》、《诊断证明书》3份，证明第三人伤情的治疗和诊断情况。7、《事故伤害报告表》，证明原告2019年3月18日填写的第三人《事故伤害报告表》的内容。8、原告《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2019年3月18日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就第三人受伤及治疗情况向被告劳动关系科提交的说明内容。9、高马英《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受伤经过。10、向左平《证言》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内容同被告证据9。11、《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原告2019年3月19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内容。1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被告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的情况。13、《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被告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制作的《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内容及其送达情况。14、《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被告2019年5月27日向原告制作的《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内容及其送达情况。15、《工伤认定文书送达登记表》，证明被告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讼争工伤决定的情况。16、《工伤保险条例》。17、《工伤认定办法》。18、《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发〔2012〕22号文件）。依据16-18证明被告作出讼争工伤决定所适用的法律依据。第三人姚文春述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工伤认定申请中对第三人的用工情况以及事实劳动关系已做明确表述，原告是签字盖章认可的。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一系列证据均证实第三人受伤的事实，被告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原告在诉状中说是第三人胁迫才盖章不属实。第三人受伤未痊愈，未到原告的单位去过，所以不存在胁迫的说法。被告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申请人提供的相应证据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所述不尊重事实，违反劳动法的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未举示其证据1、2。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依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证据1-3、6、9、依据16-17无异议，对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从该证据上看劳动合同期限是从2018年12月20日起，没有写明合同的终止时间；对被告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证据上没有写明具体月份，不能证明第三人在单位的考勤时间；对被告证据7、8、11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虽然证据中的公章是原告所盖，但均系受到第三人的胁迫所为，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被告证据10不认可，认为该证言并不是证人本人所写，而是第三人书写好了后让其签的字；对被告证据12-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送达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送达回证上只有一个送达经办人，且没有在上面签字，讼争工伤决定的送达回证中第三人的签名显然不是第三人的签名，代为原告签收的人并没有原告的授权委托；认为被告依据18是针对被告管辖权的规定，与本案的法律适用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在本案中未举示其证据1、2，故该2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各方当事人对被告证据1-3、6、9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4、5、12-15的真实性无异议，其提出的异议实际上是对证据证明目的的异议，证明目的涉及的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与证据效力不是同一概念，不影响证据效力的成立与否。这些证据的形式和来源合法，证明的内容均与本案待证事实有直接关联，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亦予以确认。原告认为被告证据7、8、11均系受到第三人的胁迫所出具，但在工伤决定阶段中未提出过该观点，且至本案举证期限届满时都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胁迫的细节更不能具体陈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原告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前述证据原告出具的时间均为2019年3月18日，此时距离第三人2019年3月10日受伤只有8天。而第三人是外地人，当时正因为受伤严重远在其老家的湖北省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述第三人此时胁迫原告明显缺乏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证据7、8、11形式和来源的合法性予以认定。前述证据的内容是原告自己书写的，相互之间能够印证，也与原告无异议的被告证据9的证明内容相互印证，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本案待证的第三人受伤经过、与原告之间的用工关系等基本事实有直接关联，故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被告证据10证明的内容和证据形式与被告证据9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受伤经过”的内容均为同一人书写，而且，其证明的内容也与被告证据7、8、11证明的内容一致，原告对被告证据9无异议，却对被告证据10有异议，明显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关于证言的书写，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必须由证人亲自书写的强制性规定，故即使被告证据10不是证人向左平亲自书写，也不影响其证据形式和来源的合法性。原告的相关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被告证据10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富安公司系2005年12月30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的从事建筑相关业务等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2018年12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姚文春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为建立劳动关系，明确权利和义务，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该合同；原告安排第三人在“支护工”工作岗位；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劳务期限，自2018年12月10日起（劳动合同终止日期被划线删除）；劳动合同的终止于（应为“与”）解除按法定条件办理，原告应按规定为第三人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相关证明；所有工作人员原告按相关法律参加工伤保险，工资按考勤表结算；等等。合同尾部，原告在“甲方”处盖章，原告法定代表人**勇在“甲方代表”处签名。第三人从该日起到原告支护班工作，原告后为第三人参加了工伤保险。2019年3月10日8时30分，第三人在原告承建的渝黔高速公路扩能工程巴南区接龙镇花土坡隧道工程工地作业时不慎被隧道中掉落的石块砸伤左肩并摔倒在地，随即被原告工作人员送往医院门诊检查。同日，重庆长城医院对第三人行左肩关节螺旋CT平扫检查，诊断第三人之伤为左肩部挫伤，左侧肩胛骨喙突及肩峰骨折。因原告工作人员认为第三人只是肌肉损伤，让第三人回湖北省宜昌市的老家休息一段时间。第三人因持续疼痛，2019年3月12日返回湖北后即到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至2019年4月22日出院，其中2019年3月13日行剖腹探查术+脾切除术，其伤出院时被诊断为：1、创伤性脾破裂；2、肺挫伤；3、乙型肝炎肝硬化。2019年3月19日原告富安公司作为申请人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本案中的被告证据2-5、7-11，其中被告证据7《事故伤害报告表》、证据8《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证据11《工伤认定申请表》均为原告于2019年3月18日填写并盖有原告的公章。《事故伤害报告表》中记载：第三人的用工形式为劳动关系，工种为支护工；“单位的处理意见”为“以上所填属实，同意申请工伤认定”。《关于姚文春受伤的情况说明》中，原告陈述第三人为该公司支护班工人。《工伤认定申请表》中记载：申请人与受伤害职工关系为劳动关系，第三人工种为支护工，参加工作时间为2018年12月20日，“受伤害经过简述”中表述第三人系原告支护工，“用人单位意见”为“同意申请工伤认定。经办人签字：杨光健”。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所填写的单位联系电话为杨光健的手机号码。被告经审核于2019年3月26日决定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给原告。因认为缺少第三人的诊断证明书，2019年5月22日被告决定中止工伤认定并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原告补充完善了有关材料后，被告于2019年5月27日恢复工伤认定调查程序并向原告送达《工伤认定恢复通知书》。被告2019年5月28日作出讼争工伤决定，2019年6月4日直接向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原告应收的前述文书均系原告经办人杨光健直接签收。被告因认为原告认可第三人的工伤，且第三人已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上签了字，故将第三人的讼争工伤决定仍送达给杨光健代为签收。原告工作人员随后告知了第三人已代领情况，第三人认可，后于2019年9月12日收到讼争工伤决定。在所有的送达登记表上，被告的送达经办人均为机打的一人的名字。后原告不服讼争工伤决定，于2019年11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原告是属于登记注册在綦江区的法人企业，被告区人力社保局作为綦江区的县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具有对辖区内原告为用人单位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相应认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和相应职权。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受伤时是否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此综合评判如下：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与第三人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的签订即表明双方从该日起具有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原告与第三人在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的终止时间，只表述劳动合同期限类型为“劳务期限”，说明双方约定的是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该约定对劳动关系的成立没有影响。而且此后原告还为第三人参加了工伤保险，第三人受伤时原告的有关工程仍在施工中，属于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进一步说明了第三人受伤时与原告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不应存有任何争议。工伤认定申请是原告自己主动提出的，包括《劳动合同书》在内的所有证据也均是原告提交给被告的，原告应当清楚这些证据的存在及其证明的内容。被告证据7、8、11为原告自己填写，其中的内容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劳动合同书》、《职工考勤表》、高马英证言证明的内容是一致的，也与原告在本案中对第三人受伤经过的陈述一致。第三人胁迫原告出具前述证据的客观必要性明显缺乏。原告认可《劳动合同书》、《职工考勤表》、高马英证言，却否认被告证据7、8、11来源的合法性和内容的真实性，实属自相矛盾。如本院认证时所述，因原告在工伤决定阶段中未提出过胁迫的观点，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对胁迫的细节更不能具体陈述，加之第三人在时间、地点和精力上均不具备胁迫的客观条件，故原告关于胁迫的诉称明显缺乏真实性，不能成立。因此，在工伤认定阶段，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和原告的自认已充分证明第三人受伤时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故被告作出的讼争工伤决定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正确。只是，被告在送达有关文书时《送达登记表》上记载的送达人只有一人，不符合应有2名及以上工作人员在场送达的规定；在未向第三人核实并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即让原告的工作人员代为签收第三人的讼争工伤决定，亦属不够规范。但原告均及时收到了有关文书，原告工作人员在签收讼争工伤决定后及时告知了第三人有关代签的情况，第三人认可，后也领取了讼争工伤决定，被告的送达对原告和第三人有关实体权利没有造成损害。故前述问题只是被告工伤认定程序上存在的瑕疵，不影响其程序的合法性。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写明了杨光健为其工伤认定的经办人，留给被告的联系电话也为杨光健的电话号码，这即是书面认可并授权杨光健代表原告办理工伤认定的有关手续，原告没有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不影响杨光健权利的行使。故被告将原告有关文书送达给杨光健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原告认为被告程序不合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需指出的是，原告在第三人受伤仅9天便及时地上报了伤害事故并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值得肯定，但在被告作出讼争工伤决定后，原告及其作为专职律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却公然无视并否定劳动合同书、原告在工伤认定阶段的自认材料、提交给被告的证人证言等诸多证据，堂而皇之地否认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并捏造受到第三人胁迫的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明显是为了通过诉讼拖延其法律责任的承担。此举不但浪费了审判资源，造成第三人讼累，也使得第三人在遭受身体伤痛的同时更受到了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原告的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相悖，应受到谴责。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作出的讼争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滥用职权，原告要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重庆市綦江区富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富安公司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纪人民陪审员  陈庆全人民陪审员  周 群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刘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