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1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国强，男，1964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51。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甫，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春清，男，196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52。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媚，广东橘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汉超，男，195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40************13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秀美，女，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公民身份号码：452************041。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皓，广东宇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国强、上诉人袁春清因与被上诉人凌汉超、唐秀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8）粤0981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曾国强赔偿185503.1元给凌汉超、唐秀美（不服一审判决金额为292799.48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凌汉超、唐秀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国强与凌某红属于同等责任不当，应当认定曾国强为次要责任，凌某红为主要责任。1.本次事故的基本情况是：无证驾驶人凌某红驾驶摩托车通过障碍物路段遇事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该车采取刹车措施时致使车辆及驾驶人倒地，被相对方曾国强驾驶的拖拉机左后轮挤压。从事故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并不是由于两车相撞而导致凌某红驾驶摩托车倒地，而是由于凌某红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采取刹车措施时倒地。曾国强的责任明显较轻。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曾国强遇事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没有依据。从上述的事故基本情况可知，由于凌某红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采取刹车措施时倒地，才被曾国强驾驶的拖拉机左后轮挤压。当时，拖拉机车头已经经过凌某红的摩托车，曾国强遇事已经尽可能地按操作规范采取了刹车。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忽略凌某红存在违反安全原则的严重过错行为。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试行）过错行为分类表》第32条，“对面来车有会车的可能时超车的”属于违反安全原则的严重过错行为。根据交警的询问笔录可知，当时凌某红在驾驶摩托车的过程中先向左侧超车，最后才导致事故的发生，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体现该情形，明显不当。4.事故发生后，交警曾作出凌某红为主要责任人、曾国强为次要责任人的认定，后经复核变更认定双方为同等责任人，但是交警复核后在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新的理由的情况下对责任认定进行变更，明显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不能成立。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己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上述意见显示，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对待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二是在城镇有固定的收入。本案中，很明显凌某红不符合上述条件。2.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证明》并不能证实凌某红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学习，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而在该《证明》上签名的人员身份不明，并非单位负责人，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学生证》没有任何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的印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学生证》显示凌某红只注册了第一学年，第二学年并没有注册，恰恰说明了事故发生时凌某红已不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学习。三、一审判决支持凌汉超、唐秀美主张的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明显不当，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明显过高。凌汉超、唐秀美主张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根据《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的规定，应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明显过高，根据实际情况，应当认定为30000元。四、一审判决在计算损失时未扣减曾国强支付的41000元不当。五、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审适用的是简易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审理期限为三个月，本案立案的时间是2018年2月20日，然而曾国强于2019年3月6日才收到一审判决书，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3月6日已有11个月，明显超过了法定的期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损害了曾国强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曾国强的上诉请求。袁春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凌汉超、唐秀美对袁春清提出的诉讼请求（不服一审判决金额为478302.58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凌汉超、唐秀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袁春清、曾国强之间应认定为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袁春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雇佣关系，是指雇主与雇工双方约定，在一定的时间内，雇工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工支付报酬的劳动服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托运人收取运输费用的合同。”雇佣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其一，两者的标的不同。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方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佣关系注重无形的劳务给付，目的是供给劳务。而运输合同关系表现为物化的劳动成果，重在劳动结果，目的是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成果。在雇佣活动中雇员所提供的是劳务，而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提供的是运送行为，承运人完成运送必须借助运输工具，否则运输行为便不能实现。在本案中，袁春清本身没有运输车辆。袁春清之所以选定曾国强为其提供服务，最基本的前提是曾国强具有运输工具，可以实施运送行为，袁春清所需的也正是曾国强的运送行为而非出卖劳动力的一般性劳务活动。由此可见，这与仅提供劳务的雇佣关系具有本质区别。其二，二者获取报酬方式不同。在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由于雇主与雇员之间是稳定长期的关系，是有持续性的，因此雇员取得报酬的方式是固定呈周期性的，通常按劳动时间一周或一个月来计算。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取的是运费，是物化的劳动成果得到的报酬，通常按趟次、运量来结算，且多为一次性付清。本案中，支付的报酬属于运费是按运送货物的多少及路程的远近来计算。由此可以看出，曾国强获得的是按趟次即每趟收取的运费而不是工资，这也说明本案属于运输合同关系。其三，二者主体间的关系不同。在雇佣活动中，雇主有权对雇员的劳务活动进行监督，雇员受雇主约束，双方是监督与被监督以及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但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无权监督承运人的运送，承运人只需按照约定将货物运到目的地即完成合同义务，承运人有权自主选择运输方式、工具及路线等。可知，在运输合同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具体到本案中，袁春清与曾国强约定运送货物，曾国强只需将货物按时、按地点、按量运送至目的地即完成相应的法律义务，至于曾国强如何将货物运送至目的地，选择怎样的运输路径，以及驾驶何种运输工具，袁春清并未提出特殊的要求，也没有对其进行限制。曾国强自行提供运输工具，自主选择运输路径，驾驶其所有的三轮机动车运送货物，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并没有形成从属关系。综上，根据两种合同的主要区别，结合本案事实应当认为袁春清与曾国强是运输合同关系。因此，曾国强在履行合同义务时造成他人损害，袁春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曾国强与凌某红属于同等责任不当，应当认定曾国强为次要责任，凌某红为主要责任。1.本次事故的基本情况是：无证驾驶人凌某红驾驶摩托车通过障碍物路段遇事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该车采取刹车措施时致使车辆及驾驶人倒地，被相对方曾国强驾驶的拖拉机左后轮挤压。从事故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并不是由于两车相撞而导致凌某红驾驶摩托车倒地，而是由于凌某红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采取刹车措施时倒地。曾国强的责任明显较轻。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曾国强遇事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没有依据。从上述的事故基本情况可知，由于凌某红没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采取刹车措施时倒地，才被曾国强驾驶的拖拉机左后轮挤压。当时，拖拉机车头已经经过凌某红的摩托车，曾国强遇事已经尽可能的按操作规范采取了刹车。3.《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忽略凌某红存在违反安全原则的严重过错行为。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试行）过错行为分类表》第32条，“对面来车有会车的可能时超车的”属于违反安全原则的严重过错行为。根据交警的询问笔录，可看出，事故发生时，凌某红是存在超车的行为的。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忽略该情况，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认定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不能成立。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上述意见显示，农村户口按城镇标准对待的，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二是在城镇有固定的收入。本案中，很明显凌某红不符合上述条件。2.凌某红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学习证据不足，同时根据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了凌某红已不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学习。(1)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学生证》上没有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的印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2)该《学生证》显示凌某红在大二时并没有注册，这恰恰说明了凌某红已不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术学院学习。四、一审违反法定程序。一审适用的是简易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审理期限为三个月，本案立案的时间是2018年2月20日，然而袁春清于2019年3月6日才收到一审判决书，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3月6日已有11个月，明显超过了法定的期限。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损害了袁春清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袁春清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袁春清的上诉请求。凌汉超、唐秀美对曾国强、袁春清两人的上诉辩称，一、作为事故的受害人，凌某红是骑车遇到障碍物而摔倒，摔倒只是会擦伤，不至于死亡，而事故发生是因为曾国强在见到凌某红倒地的情况下还开车碾压过去，致凌某红死亡，而且曾国强是无证驾驶，并且肇事车辆存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情况，交警部门作出的负同等责任的认定是不公平的，应是曾国强承担主要责任，凌某红承担次要责任才合理。二、凌某红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标准，其是在校读书的大二学生，事故发生时尚未毕业，曾国强、袁春清均未能提供反驳其在校就读的证据而否认该事实，其两人的上诉没有任何依据。三、袁春清在交警的询问笔录中未曾提及将肇事车辆转让给曾国强的事实，但是在一审开庭的时候却提交一份转让协议书，袁春清和曾国强在交警部门所作的笔录均有分别承认肇事车辆是其购买，事实是袁春清在茂名市金塘农机厂购买的肇事车辆，肇事车辆是否经过转让，曾国强、袁春清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四、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8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计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袁春清对曾国强的上诉辩称，没有异议。曾国强对袁春清的上诉辩称，没有异议。凌汉超、唐秀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曾国强、袁春清赔偿凌汉超、唐秀美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478559.5元，先由曾国强、袁春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优先赔付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的，由曾国强、袁春清按责任事故比例共同承担368559.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曾国强、袁春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的审查认定情况：1.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凌某红、曾国强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因当事人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依苏逢春律师申请，于2018年5月15日向其签发了《调查令》。苏逢春律师持《调查令》到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了交警部门为处理本案交通事故而制作的相关材料。经当事人充分质证，凌汉超、唐秀美表示虽然认为曾国强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尊重交警部门的认定。曾国强、袁春清均认为，交警部门责任划分不正确，虽然曾国强存在无证驾驶、车辆不及格等问题，但是凌某红也存在无证驾驶、车辆无年审等问题，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凌某红在会车时超车，强行通过不可能通过的空间导致刹车时倒地，引发了本案的交通事故，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曾国强车速不快，及时采取了刹车措施，操作符合规范，只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从交警部门提供的材料来看，事故处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的答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2.凌某红《学生证》及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6月14日开具的《证明》。凌汉超、唐秀美提交上述证据欲证明凌某红是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大二的学生，已在该校学习一年零四个月的事实，并主张凌某红的有关赔偿标准应按广东省2016年度有关统计调查数据中的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曾国强、袁春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欲证明的内容提出了异议。经审查，凌汉超、唐秀美补充提交的凌某红《学生证》及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6月14日开具的《证明》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足以证实事故发生前凌某红在该校学习一年零四个月的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曾国强、袁春清对上述事实提出异议，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凌某红在事故发生前是在校大学生，在城镇就学，其生活、消费环境已经脱离农村，在城镇按照城镇标准生活消费，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不符合生活实际，也不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凌汉超、唐秀美请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费用，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3.凌汉超、唐秀美提交了茂名市金塘农机厂“提车单”，欲证明涉案拖拉机的所有人是袁春清，袁春清于2015年5月13日购买了涉案拖拉机。曾国强提交了《车辆转让协议》，欲证明袁春清于2016年6月3日将涉案的农用拖拉机转让给了曾国强。经审查，凌汉超、唐秀美的“提车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曾国强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因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上述两份证据的认定理由如下：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茂名市金塘农机厂“提车单”虽然未能清楚反映出凌汉超、唐秀美所主张的事实，但是，曾国强在后补充提交了《车辆转让协议》，袁春清对该《车辆转让协议》没有异议，曾国强、袁春清均主张《车辆转让协议》是真实的。既然曾国强、袁春清主张《车辆转让协议》是真实的，无论该协议是否被一审法院认定为真实，均可推断出曾国强、袁春清承认2016年6月3日前涉案拖拉机属袁春清所有，这与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提车单”相互印证，足以补强“提车单”的证据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一审法院对凌汉超、唐秀美提交的“提车单”予以采信。至于曾国强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虽然袁春清主张该协议为真实，但是，除了该协议，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反，在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8年1月23日对曾国强的询问笔录中，曾国强陈述“涉案拖拉机是其于2015年4月份在茂名市茂南区金塘圩二手转让过来的”、2018年1月26日对袁春清的询问笔录中，袁春清陈述曾国强驾驶的涉案拖拉机是“曾国强于3年前买回来的”、以及曾国强、袁春清分别向一审法院递交的答辩状及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形成的法庭审理笔录中，曾国强、袁春清一直未提及存在《车辆转让协议》，而是坚称涉案拖拉机是曾国强自行购买的，因此，该《车辆转让协议》与曾国强、袁春清的在先陈述不一致，前后矛盾，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不予采信。4.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保证金缴领凭据》。曾国强提交该证据欲证明其已经向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缴纳道路交通事故殡葬费保证金共计4.1万元。凌汉超、唐秀美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表示凌汉超、唐秀美并未收到该保证金。经审查曾国强提交的上述单据，一审法院确认，曾国强的确向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缴纳了保证金4.1万元，但是目前凌汉超、唐秀美尚未收到上述保证金。二、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事故发生经过：2018年1月23日13时47分许，凌某红驾驶粤K*****二轮摩托车从新联往谢鸡方向行驶，经高州市谢鸡镇新联凤岸村路段时，遇障碍物采取刹车措施致车辆及驾驶人倒地，被相对方向由无证驾驶人曾国强驾驶的无号牌拖拉机左后轮挤压，造成凌某红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凌某红与曾国强各负事故同等责任。2.凌汉超、唐秀美的诉求：依照广东省2016年度有关统计调查数据中城镇居民标准，因本次交通事故给凌汉超、唐秀美造成如下损失：（1）丧葬费41433元；（2）死亡赔偿金753686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4）交通费1000元；（5）处理事故误工费1000元。以上五项合计847119元。因事故车辆没有购买交强险，曾国强、袁春清应当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优先赔付110000元，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的，由曾国强、袁春清连带赔偿368559.5元。3.曾国强与袁春清的关系：曾国强驾驶的涉案拖拉机属于袁春清所有，本案事故是曾国强为袁春清经营的群兴饲料店送货时发生的，曾国强是袁春清的雇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凌汉超、唐秀美作为死者凌某红的父母，依法可以提起本次诉讼。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事故责任划分的依据。本次事故发生于2018年1月23日，一审最后一次庭审辩论终结于2018年7月20日，所以事故赔偿标准可以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又因凌汉超、唐秀美在起诉状中主张适用2016年度有关统计调查数据，且未向一审法院递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经一审法院审核，凌汉超、唐秀美的赔偿标准数据来源于《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凌汉超、唐秀美主张的赔偿金额低于法律规定其可以得到的最高金额，符合当事人处分原则，应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在核定本案有关赔偿数额时将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公布的相关数据。经审查，结合凌汉超、唐秀美的诉求和曾国强、袁春清的答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规定、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相关统计数据，经一审法院核定，凌汉超、唐秀美的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如下：1.丧葬费41433元。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6年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年的计算标准，丧葬费应为41433元（82866元/年÷12月/年×6月）。2.死亡赔偿金753686元。根据凌汉超、唐秀美提供的相关证明，凌某红生前在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就读大二，故应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2016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地区37684.3元/年的计算标准，死亡赔偿金应为753686元（37684.3元/年×20年）。3.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未考虑扣减责任分担比例）。结合茂名当地的经济情况和本案的实际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及第十条规定，一审法院核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4.交通费500元。凌汉超、唐秀美未能提交交通费发票证实交通费实际数额，但因凌汉超、唐秀美处理丧葬事宜确实会产生交通费用，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定交通费为500元。凌汉超、唐秀美主张交通费1000元，对其超出500元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86.16元。凌汉超、唐秀美均是农业户口，且未能提供工作、收入证明，依法应当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2016年平均工资35995元计算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凌汉超、唐秀美未提供相关误工天数的证据，按照本地的丧葬风俗习惯，按误工5天计算。因此，凌汉超、唐秀美的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损失为986.16元（35995元/年÷365天×5天×2人）。凌汉超、唐秀美主张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1000元，对其超出986.16元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凌汉超、唐秀美的上述各项损失合计846605.16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分项为846605.16元，医疗费分项为0元，财产损失分项为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规定，涉案拖拉机无号牌、未年检、未购买保险，交强险投保义务人为袁春清、侵权人为曾国强，本案应先由袁春清、曾国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予以赔偿凌汉超、唐秀美死亡伤残赔偿分项的损失110000元，不足部分，再在当事人之间按事故责任划分情况予以分担。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在扣减应从交强险中所得到的赔偿后，余额为736605.16元（846605.16元-110000元），应根据事故责任划分，由双方各承担50%。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袁春清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曾国强在诉讼过程中一直主张其对本案负有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再考察曾国强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曾国强对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袁春清是否有权向曾国强追偿，不是本案解决的范围，应由曾国强、袁春清另行处理。即在袁春清、曾国强于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给凌汉超、唐秀美110000元后，袁春清、曾国强还应当连带赔偿给凌汉超、唐秀美368302.58元（736605.16元×50%），即袁春清、曾国强应当对凌汉超、唐秀美的各项损失合计478302.58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袁春清、曾国强应当连带赔偿478302.58元给凌汉超、唐秀美；二、驳回凌汉超、唐秀美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项判决，限袁春清、曾国强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4239元（立案时凌汉超、唐秀美已申请全额缓交），由袁春清、曾国强各负担2119.5元。二审期间，袁春清提交了高州市谢鸡镇铺面村民委员会、高州市谢鸡镇谢鸡村民委员会分别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曾国强以运输为业、曾为多人运输货物及袁春清从事饲料行业、有多人为其运输货物。本院已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将质证意见记录在案。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在一审法院对本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时（2018年7月20日），曾国强提交一份《车辆转让协议》，拟证明涉案的无号牌拖拉机是其在2016年6月3日从袁春清处受让而来的，袁春清在庭上表示认可曾国强的这一说法。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曾国强、袁春清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确定为:1.一审判决采信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认定凌汉超、唐秀美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是否正确；4.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袁春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关于一审判决采信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正确的问题虽然曾国强、袁春清对高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高公交重认字[2018]第45-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但其两人均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相反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采信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据此认定曾国强、凌某红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曾国强、袁春清上诉认为应认定曾国强负事故次要责任、凌某红负事故主要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的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的问题凌汉超、唐秀美一审提交的凌某红的《学生证》、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出具的两份《证明》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应予确认，并据此认定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凌某红已在城镇就学一年以上的事实。凌某红生前在城镇学习、生活，消费水平与一般城镇居民相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他字第25号《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虽然主要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遭遇交通事故导致伤亡的赔偿规定，但对在城镇具有稳定性生活的人员遭遇类似伤害的案件具有参照意义，因此，从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的精神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出发，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本案的死亡赔偿金合情合理，并无不当。曾国强、袁春清对该问题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凌汉超、唐秀美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是否正确的问题凌某红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对其父母凌汉超、唐秀美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一审判决在综合考量本地经济情况和本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合理恰当，不存在过高的问题。曾国强上诉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认定为30000元，欠缺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根据凌汉超、唐秀美处理丧葬事宜的实际情况和本地的丧葬风俗习惯，认定凌汉超、唐秀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为500元和误工费为986.16元，亦无不当。曾国强上诉认为不应支持凌汉超、唐秀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和误工费，理由不成立，本院对该主张也不予采纳。四、关于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袁春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袁春清上诉主张其与曾国强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对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曾国强、袁春清在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时均陈述涉案的无号牌拖拉机是曾国强于2015年购买的，曾国强并称其是在茂名市茂南区金塘圩二手转让来的，在2018年6月13日的一审庭审中其两人仍坚持这种说法，但在2018年7月20日的一审庭审中，其两人又称该拖拉机是曾国强于2016年6月3日向袁春清购买的，并提交了一份《车辆转让协议》，曾国强、袁春清两人的说法前后矛盾，其两人也未能对为何前后说法不一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故对其两人的以上说法及《车辆转让协议》均不应予以采信。相反，虽然曾国强、袁春清所主张的转让事实不予认定，但其两人现均认可涉案的无号牌拖拉机原属袁春清所有，此亦能与凌汉超、唐秀美一审提交的“提车单”所载的内容相互印证，因此，应认定该拖拉机是由袁春清购买且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仍属其所有的事实。第二，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曾国强正在为袁春清经营的群兴饲料店送货。第三，袁春清主张其与曾国强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但其未能提供运输合同、支付运费的依据等证据。村委会不具有证明其村民是否与他人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资格，对袁春清二审提交的二份《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袁春清与曾国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应予认定。曾国强作为袁春清的雇员，在为袁春清送货的过程中发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凌某红死亡，一审判决认为对事故造成凌汉超、唐秀美的损失袁春清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维持。袁春清的以上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虽然曾国强一审提交的凭据可证明其已向交警部门缴交殡葬费保证金共41000元，但凌汉超、唐秀美表示并未收到该保证金，本案也无其他证据显示交警部门已将该保证金转交给凌汉超、唐秀美，因此，一审判决在核定相关的赔偿数额时未将该41000元予以扣减，处理并无不当。另，曾国强、袁春清上诉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曾国强、袁春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75元，由曾国强、袁春清各负担4237.5元。曾国强、袁春清已分别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692元、8475元，多交的1454.5元、4237.5元由本院分别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金信审判员  张国栋审判员  徐金宝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庞亚文书记员  潘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