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辽0103行初477号 原告梁铁成，男，195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原辽中县检察院退休干警，住址辽宁省辽中县。 原告谢玉姝，女，195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铁成（谢玉姝丈夫），自然情况同上。 被告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2号。 法定代表人杨德生，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阳，辽宁乾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海山，辽宁乾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宁省水利厅，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号。 负责人王殿武，该厅厅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博雷，辽宁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飞，该厅工作人员。 第三人沈阳市水务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萃路265号。 负责人陈双伟，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澍，该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 第三人沈阳市辽中区水务局，住所地沈阳市辽中区南一路35号。 负责人吴宝祥，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景岳，辽宁众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铁成、谢玉姝诉辽宁省辽河凌河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辽河局）补偿树木经济损失一案，于2018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因辽宁省辽河凌河保护区管理局被撤销，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申请变更及追加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以下简称：省水文局）、辽宁省水利厅（以下简称：省水利厅）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依法通知沈阳市水务局、沈阳市辽中区水务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铁成、谢玉姝诉称，原告在2008年4月27日与辽中县城郊镇下万子村村民未士良签订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辽河滩林地由原告承包经营。2003年经辽中县林业局验收，辽中县人民政府决定列入辽中县退耕还林工程，属于生态公益林，是国家三北防护林第四期工程，树木一个生长期为17年。林地内高洼不平，落差相差有1．5米，总体上是北高南低，南面低洼地自然形成排水渠道，低洼地有水也自然排出流入下游辽河主河道内，低洼地也不存水。2012年以前林地树木经清理间伐后有2400余棵树长势良好。原省辽河局于2012年3月负责建设辽河干流生态蓄水工程。并实施了工程立项，工程设计审批，工程所需资金筹集，并将辽河干流辽中段的生态蓄水工程安排辽中区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辽中县辽河局），按照图纸设计组织施工，该工程包括橡胶坝建设及生态湿地建设，2012年7月工程建成后并投入使用。原省辽河局在修建生态湿地时，在原告承包的林地南边修建一条从辽河东大堤通往橡胶坝的道路，路面比原自然地面増高1.5米，形成了大面积蓄水湿地，林地处于蓄水区域内。将林地原自然排水通道堵死，林地水无法排出。从2012年蓄水工程投入使用后，原告林地洼处长年就有积水。每年七、八月份雨季集中时林地周边有200多亩较高地上的雨水都集中流入到林地低洼地中，树木都泡在雨水里，水无法排出，由于地下水位长期饱和，使树木的根系严重损害，造成树木生长缓慢和树木死亡的严重后果。最严重的是2013年8月18日，辽河上游泄洪，林地全部被水淹。辽中县公证处到林地现场对水淹情况进行公证，林地积水最深2米多，林地水无法排出，树木受水长期浸泡下，提前一个多月落叶，停止生长，直到冬天低洼地还有树木冻在冰里。次年2014年5月12日林地树木没有一棵树发叶，以后逐渐开始发叶，维持生存，已经不能正常生长，2016年7月27日林地再次被水全部淹没，原告又到原省辽河局请求给予林地排水，减少树木再继续损失，并要求对已造成损失的树木给予赔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到林地现场研究制定排水措施，动用排水机械将林地积水排除，又在原告承包的林地南道下面修建排水管洞，至此结束了林地积水。从2012年开始，每年都有部分树木死亡连续五年树木生长材积量比较高地块的树木生长明显缓慢，已造成360余棵树木死亡，及1750余棵树严重影响树木材积量増长。因此原告从2012年开始连续五年多次找原省辽河局要求补偿未果。原告承包的林地材木是原告的劳动成果，合法的财产应受法律保护，原省辽河局在辽河干流辽中段生态蓄水工程设计时，在原告林地南侧修路，没有考虑原告林地排水的问题，将原自然排水渠道堵死，造成林地积水，侵害了原告的合法相邻权，给原告造成了实际损失，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国家宪法的保护，不论是什么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省辽河局因政府机构改革，于2018年撤销，归被告省水文局接收，即继任了原省辽河局的机关行政职能。被告省水利厅继任了省辽河局的行政管理职权。因此，二被告应对原省辽河局负责建设辽河辽中段的生态蓄水工程中给二原告的林地树木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偿责任。原告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二被告补偿原告树木经济损失55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各项诉讼费用。 被告省水文局辩称，一、原省辽河局已依法撤销，省水文局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18年5月21日省委办公厅《省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的通知明确，组建水文局，为省水利厅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管辖范围内河流、水库等事务服务职能。二、省水文局所承接的原省辽河局的职能为服务性事务，不具备行政管理职权。原告涉案林地受到的损害与省水文局承接的原省辽河局的职权无关，省水文局所承接原省辽河局的管辖范围内河流、水库等事务服务职能，不具备行政管理权，也不可能造成原告的任何损失。三、原告所诉“侵权行为”，应以辽中区水利局（原辽中县辽河局）及沈阳市水利局（原市辽河局）作为被告，其起诉省水文局及省水利厅主体错误。2011年10月，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辽河污染源头治理、辽河干流重点生态保护与恢复，支流河口湿地建设、流域垃圾处理等四大工程。根据2011年12月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涉及研究院出具的初步设计报告可以证明，委托单位为市辽河局，工程管理机构为辽中县辽河局。市辽河局下发的沈辽河管发[2012]2号“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的批复”文件，可以证明批复主体为市辽河局，批复接收人为辽中县辽河局。工程的投资主体也为辽中县辽河局。2013年10月31日，“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项目法人和建设单位为辽中县辽河局，原省辽河局仅承担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机关。既不是发包人、项目法人，也不是最终竣工的验收单位。2013年10月28日，沈阳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出具的“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工程建设单位为辽中县辽河局，工程批复文号为：沈辽河发[2012]2号文件，即市辽河局的文件。上述文件可以证明，省水文局及省水利厅虽然承接了原省辽河局部分服务性职能或行政职权，但是与原告所述的“侵权责任”无直接法律关系，应由直接管理的行政机关，即辽中区水利局（原辽中县辽河局）及沈阳市水利局（原市辽河局）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四、原告承包的林地位于辽河××××区，所种植的林地违反了《防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其请求不应予以支持。《防洪法》第二十二规定，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杆作物。《河道管理条例》规定，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高杆植物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原告与村民未士良签订的《承包经营流转合同》，转让的标的为下滩地，树木种类为杨树。该下滩地位于辽河××××区。依据法律规定，不得种植林木。原告违反法律规定而不具有合法的经营权，故其要求赔偿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五、沈阳嘉森森林资源价格评估事务所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其出具的关于林木死亡原因的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不应予以采纳。沈阳嘉森森林资源价格评估事务所的资质证书显示，其执业范围为：价格评估及当事人委托的涉诉讼财产价格评估。该机构出具的价格鉴定书中对于林木死亡的原因作出了结论性的鉴定意见，在不具备鉴定资质的情况下，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力，依法不应采纳。六、原告承包的林木死亡与涉案工程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以具备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意见为准。原告林木死亡与涉案的工程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存在何种或多少因果关系应综合考虑林木生长的环境、地势、土质等原因，亦不能排除自然灾害及原告管理等各方面因素。经省水文局查阅相关资料，确认在2013年8月15日、2016年7月26日辽宁省范围内包括辽河在内的9条主要河流均遭受了特大洪水灾害，原告林木位于辽河河道内的行洪区域内，辽宁省防汛抗旱部门对辽河上游实施泄洪造成的影响与涉案工程及原告林木死亡不存在任何关系。七、沈嘉林鉴字【2017】第214号技术鉴定意见书的估价时点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予以采纳。原告所述侵权行为发生在2013年8月、2016年7月，而评估作价时间为2017年4月21日，依据的价格为2017年4月21日的市场价格确定财产损害金额。省水文局认为应以2013年及2016年的价格分别确定损害金额。八、原告对于其损失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对于扩大的损失部分赔偿不应予以支持。原告承包林地处于辽河××××区内，原告作为林地的承包人，应该见到极易发生泄洪的情况，应对林地的泄洪及时采取预见或做好积极准备防止损失扩大，在2013年8月已经发生水淹的情况后，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九、原告林木被淹与涉案工程无关，系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辽河流域遭受了50年一遇的洪水导致。综上所诉，省水文局作为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省水文局亦未实施侵权行为，更与原告的损害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原告的损失也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鉴于上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省水利厅辩称，一、辽中区水利局及沈阳市水利局为涉案工程的直接管理机关。2011年10月，辽宁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辽河污染源头治理、辽河干流重点生态保护与恢复、支流河口湿地建设、流域垃圾处理等四大工程。2011年12月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初步设计报告可以证明，委托单位为市辽河局，工程管理机构为辽中县辽河局。市辽河局下发的沈辽河管发〔2012〕2号“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的批复”文件，可以证明批复主体为市辽河局，批复接收人为辽中县辽河局，工程的投资主体也为辽中县辽河局。2013年10月31日，“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项目法人和建设单位为辽中县辽河局，原省辽河局仅为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机关，既不是发包人、项目法人，也不是最终竣工的验收单位。2013年10月28日，沈阳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出具“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工程建设单位为辽中县辽河局，工程批复文号为：沈辽河发〔2012〕2号文件，即市辽河局的文件。上述事实及文件可以充分证明省水利厅与涉案工程不存在任何行政管理关系。涉案工程的直接管理行政机关原辽中县辽河局和原市辽河局，在机关改革后分别并入辽中区水利局和沈阳市水务局，这两家单位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原告曾就同一事实，以省辽河局、辽中县辽河局和市辽河局为被告向辽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7年，原告向辽中区人民法院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2018年2月5日，辽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115民初768号判决，判决三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8年10月25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1民终3650号裁定，以涉案双方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为由，撤销了辽中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基于上述事实，原告仅以省水文局和省水利厅为被告提起诉讼明显不当。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9日，原辽中县辽河局作出《关于审定沈阳市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辽中辽河管【2011】20号）文件，内容为：“按照全省辽河治理保护工作部署，辽中县辽河局委托相关设计单位完成了沈阳市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现将设计报告报上，请审定。”2012年2月16日，原市辽河局向原辽中县辽河局下发沈辽河管发[2012]2号《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的批复》，原则同意实施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2012年3月，辽中县辽河局按照上级部署，实施修建了辽河干流辽中段的生态蓄水工程，2012年7月生态蓄水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 原告梁铁成于2008年4月27日与他人签订林地承包合同书及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取得辽河大坝外二滩地（下滩地）生态林杨树承包经营权，承包期至2014年5月止。原告林地与上述生态蓄水工程相邻。原告梁铁成曾作为监督机关工作人员参与了监督案涉生态蓄水工程的招投标工作。由于辽河上游泄洪等原因，原告林地被淹。原告认为自案涉生态蓄水工程投入使用开始，林地洼处常年积水，树木根系受损，其自2012年开始连续多次到原辽中县辽河局请求给予林地排水并给予补偿，于2013年9月6日对案涉林地水淹地段进行录像公证保全证据。原辽中县辽河局于2016年7月在原告承包的林地南道路下面修建排水管洞。 原告向本院提供原辽中县辽河局《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树木补偿情况的报告》（辽中辽河管[2013]13号，复印件）文件，载明“市辽河局：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于2012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工程蓄水后，周边区域新增湿地面积近5000亩，由此造成区域内原有部分林地渍涝，其中较严重的一块林地120亩（已由林业部门列入生态公益林），为辽中镇居民梁铁成承包，该承包人已多次到我局要求对此块林地的树木进行补偿，同时也多次到省辽河局提出诉求。我局经实地查勘，此块林地确受蓄水工程影响，应对该承包人的树木给予补偿，但我局目前没有资金解决，请市辽河局给予解决。2013年3月6日”。被告省水文局向本院提供《关于辽中县右岸阻隔带工程竣工验收申请》（辽中辽河管[2013]13号，复印件）文件，时间为2012年3月18日。上述两份同一文号的文件字体、内容均不同。 2017年2月20日，原告在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省辽河局、原辽中县辽河局、原市辽河局赔偿其树木损失。该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7）辽0115民初7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省辽河局、原辽中县辽河局、原市辽河局共同赔偿原告树木损失。该案上诉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辽01民终365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裁定撤销原判，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于2018年11月28日起诉来院。 另査明，2011年12月，原市辽河局委托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2012年2月14日，省水利厅作出《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等四座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函》，将省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审核中心对四座生态蓄水工程（包括案涉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技术审查，并提出的审查意见报送原省辽河局。2012年2月15日，原省辽河局向原市辽河局下发了《关于辽河干流法库段（和平）、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辽河管[2012]6号），将原省辽河局会同省水利厅、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等单位进行了现场查勘和技术审查后的审查意见转发给原市辽河局。次日，原市辽河局作出《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的批复》（沈辽河管发[2012]2号），将该报告批复给了原辽中县辽河局。原辽中县辽河局于2012年3月20日与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研究院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二）（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并由原辽中县辽河局进行招标及组织建设该涉案工程。 2018年5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省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的通知（辽委办发〔2018〕64号），载明：整合省水利厅所属省辽河凌河保护区管理局、……组建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省水文局），为省水利厅所属事业单位，……承担管辖范围内河流、水库等事务服务职能。 中共辽宁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辽编办发〔2018〕97号《关于调整原辽宁省辽河凌河保护区管理局职责的通知》载明：……四、原由省水利厅划入省辽河凌河保护区管理局的辽河、凌河保护区内的水质和水量监管、水政执法、水利设施建设管理和河道管理等相关职责划入省水利厅；……。 本院认为，本案为行政补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1.省水文局、省水利厅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2.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一、关于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首先，关于省水文局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法意义上的可诉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上述行政行为均属国家行政的范畴，公共行政并不必然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省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明确省水文局承接原省辽河局的事务服务职能。由此可知省水文局承担的服务职能属于公共行政的范畴，该公共行政不属于可诉范围。故省水文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其次，关于省水利厅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务院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第五条规定：“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大江大河的主要河段，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河段，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边界河道以及国境边界河道，由国家授权的江河流域管理机构实施管理，或者由上述江河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河道主管机关根据流域统一规划实施管理。其他河道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市、县的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辽宁省辽河保护区条例》第八条规定：“省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按照省人民政府的规定，统一负责辽河保护区内的污染防治、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等管理工作，履行水利、环保、国土资源、交通、林业、农业、渔业等有关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辽河保护区所在的市、县辽河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辽河保护区治理保护的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基于上述规定，原辽中县辽河局和原市辽河局系依法享有行政职权并能够独立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本案中，原告所诉的生态蓄水工程，直接管理及实际委托建设单位为原辽中县辽河局和原市辽河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如果原告认为涉案工程涉及其合法权益，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原辽中县辽河局和原市辽河局依法建设并管理案涉工程，应为本案适格被告，省水利厅为上级管理部门，亦非本案适格被告。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对外性是可诉的行政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内部所作的行为，并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不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因此不属于可诉的行为。本案中，案涉初步设计系原市辽河局委托辽宁江河水利水电新技术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省水利厅的《关于辽河干流辽中段等四座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函》及省辽河局的《关于辽河干流法库段（和平）、辽中段（本辽辽环线）生态蓄水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通知》（辽河管[2012]6号）均为审查意见，该审查意见为内部行政行为，并没有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故原告对省水文局及省水利厅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依法向原告释明应变更被告为原辽中县辽河局和原市辽河局职权承接机构，原告不同意变更，故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关于本案起诉期限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的规定，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符合的条件之一。本案中，生态蓄水工程于2012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原告自述其作为监督人员参与该蓄水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工程建成后，其于2012年9月发其林地积水造成林木受损，开始多次找被告要求补偿，于2013年9月3日即对其林地被淹地段进行录像公证，原告于2018年1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原告的自述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在2012年9月已知晓案涉工程及其林地受损情况，其于2018年11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且其未提供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相关证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二）（三）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梁铁成、谢玉姝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00元，退还原告梁铁成、谢玉姝。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黄耀宇 审判员  邹红黎 审判员  周大承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崔 悦 本案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