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6民终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冼健胜，男，197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72。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肇婧，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植达贤，男，1965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52。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满意，广东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光，男，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919。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满意，广东集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冼健胜、植达贤、陈玉光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冼健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植达贤立即向冼健胜清偿欠款3263599元及利息（利息以3263599元为基数，按月利息10‰，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71588元）；2.判决植达贤支付冼健胜为实现本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200000元；3.判决陈玉光对植达贤向冼健胜所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决植达贤、陈玉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冼健胜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植达贤清偿欠款2296234.99元以及自2019年1月31日计至2019年8月31日的利息160736.45元，之后的利息以2296234.9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令植达贤赔偿冼健胜支付的律师费120000元。冼健胜主张第一项诉讼请求计算的方法为：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偿还的1000000元，先用于抵扣利息32635.99元（利息以326359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从2019年1月1日计算至2019年1月31日），剩余的款项再抵扣欠款本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植达贤作为甲方，陈玉光作为乙方，冼健胜作为丙方，案外人吴剑明作为丁方，怀集县石坳、大岗、闸岗、中洲、汶朗林场作为戊方（代表人：植达贤），各方签订一份《合同书》，合同载明:甲乙丙丁四方于2008年1月12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四方共同出资在怀集县石坳、大岗、闸岗、中洲、汶朗的林场种植桉树，其中，丙方冼健胜占出资份额的26.6%，上述林场已与他人签订转承包经营合同；合同各方就甲方植达贤以及林场支付丙方冼健胜林场投资经营收益款、乙方陈玉光为甲方植达贤及林场对丙方冼健胜的本合同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四方及林场一致确认丙方可以分配取得石坳、大岗、闸岗、中洲、汶朗林场转承包经营收益款6080168.6元；协议第三条约定，丙方在蓝钟镇林场多收了180469.6元以及林场已支付1700000元经营分配款给丙方，故甲方、林场及丙方同意上述款项从甲方及林场在合同的应付款中予以抵减，抵减后，应由甲方及林场连带向丙方支付转承包经营收益款4199699元；协议第四条约定，四方及林场一致确认甲方及林场承诺自愿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五个月内连带支付丙方的上述转承包经营收益款4199699元，同时，甲方、乙方、丁方及林场均确认本付款期限不受林场转承包是否成功办理或转承包方是否支付承包款给甲方或林场等一切原因之限制；协议第五条约定，如甲方及林场不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丙方投资经营收益款4199699元的，视为甲方及林场违约，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林场以应付款总额4199699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1日起按月千分之十计付逾期付款利息直到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协议第六条约定，如甲方及林场未能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丙方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由甲方及林场承担；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自愿对林场向丙方所负的本合同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乙方自愿作为甲方及林场对丙方在本合同所有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包括返还投资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等所有合同债务以及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等所有费用，保证期限为主债务期满两年。该《合同书》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20日。2017年10月19日，植达贤作为甲方，陈玉光作为乙方，冼健胜作为丙方，怀集县石坳、大岗、闸岗、中洲、汶朗林场作为丁方（代表人：植达贤），各方签订《＜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一份，该协议对各方之前签订的《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确认，并确认截止至各方签订该补充协议之日，甲方、乙方、丁方均未向丙方支付过欠款；各方亦确认了截止至2017年9月31日（此截止日期是各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日期）的逾期付款利息以4199699元为基数，按月千分之十计算为755945.82元；协议第二条还约定，由于丁方的林权证是以甲方的名义登记，所以不论丁方是否有资产清偿丙方的合同债务，甲方均自愿对《合同书》中应支付给丙方的上述欠款等合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乙方亦自愿对甲方欠丙方的上述合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丙方对此笔合同债务不但有权向甲方或丁方单独主张债权，也有权要求甲方与丁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有权要求乙方对甲方向丙方的上述合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同意将保证期限延长至2019年9月31日止（此截止日期是各方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日期）；协议第五条约定本补充协议是《合同书》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书与《合同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书的内容为准。2018年12月14日，植达贤作为甲方，陈玉光作为乙方，冼健胜作为丙方，怀集县石坳、大岗、闸岗、中洲、汶朗林场作为丁方（代表人：植达贤），各方签订《＜合同书＞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丙方应收承包经营收益款4199699元，丙方已于2018年2月12日收到200000元，于2018年8月15日收到2000000元，未收的承包经营款余额为1999699元；甲、乙、丁方因未能如期全额付款，产生逾期利息为1263900元（从2016年4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上述两项合计，丙方应收款为3263599元；如逾期未能偿还以上金额，则将产生利息按月利率千分之十计算，直至还清所有款项为止。协议第二条约定，本补充协议是《合同书》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补充协议书与《合同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书的内容为准。另查明，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向冼健胜支付1000000元。冼健胜为主张本案债权，委托广东利合律师事务所代为诉讼，该所指派张肇婧律师出庭参加诉讼。冼健胜已支付了律师费1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冼健胜与植达贤、陈玉光签订的《合同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植达贤、陈玉光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14日尚拖欠冼健胜收益款本金1999699元、逾期付款利息1263900元。对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偿还的1000000元，冼健胜主张先抵扣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剩余部分再抵扣收益款本金，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的约定可知，植达贤于2018年2月12日还款200000元，于2018年8月15日还款2000000元，均是先清偿收益款本金，可见双方已通过协议约定植达贤清偿的款项先用于清偿主债务，因此，法院确认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偿还的1000000元用于清偿收益款本金，抵扣后，植达贤尚欠冼健胜收益款本金999699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关于逾期付款的利息，根据《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植达贤应以欠款本金加上利息合计3263599元为基数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植达贤、陈玉光抗辩称《补充协议（二）》约定将已产生的利息计入本金再按月利率10‰计算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年利率24%的上限，不应当予以支持，法院认为，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的利息实际是双方约定的因被告逾期付款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的计算方法，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双方确认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为1263900元，之后的利息经法院核算如下：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0日的利息为31583元（3263599元×10‰÷31天×30天），2019年1月3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2263599元（326359******000）为基数，按月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本案的还款期限，冼健胜主张双方协商应于2019年1月1日清偿债务，植达贤、陈玉光抗辩认为应以《补充协议（一）》约定的保证期间的截止日期2019年9月3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原文上写明的日期)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二）》并没有约定主债务的履行期限，而保证期间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并非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因此，应视为双方未对还款期限进行约定，冼健胜可随时向植达贤主张债权，冼健胜请求植达贤立即清偿本案债务，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植达贤应立即向冼健胜支付收益款本金999699元以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关于冼健胜主张的律师费120000元，冼健胜虽提供了其支出的依据和凭证，但植达贤并未参与到本案律师费的磋商过程，法院依据本案的案件复杂程度、代理人完成受托事务所需花费的时长等因素，并参考当地律师的平均收费水平，酌情确定植达贤应当向冼健胜赔偿律师费2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陈玉光自愿为植达贤对冼健胜的债务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上述主债务、利息、律师费以及本案的诉讼费用，冼健胜在保证期间请求陈玉光承担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陈玉光应对植达贤欠冼健胜的上述收益款本金999699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律师费向冼健胜负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植达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冼健胜支付收益款本金999699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截止至2019年1月30日的利息为1295483元，之后的利息以2263599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植达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向冼健胜赔偿律师费20000元；三、陈玉光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判决确定的植达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玉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植达贤追偿；四、驳回冼健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40.7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540.75元，由植达贤、陈玉光负担19000元，冼健胜负担3540.75元。冼健胜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三项，撤销第二、四项；2.改判植达贤、陈玉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天内向冼健胜赔偿律师费120000元；2.二审诉讼费由植达贤、陈玉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冼健胜与植达贤、陈玉光曾为朋友，且存有合伙关系。植达贤、陈玉光称本应支付给冼健胜的案涉款项因投资怀集房地产公司需要资金而挪用，并承诺尽快偿还。基于朋友关系，冼健胜未及时起诉植达贤、陈玉光。植达贤、陈玉光于2019年12月14日签订《补充协议(二)》之时，承诺在2019年春节前清偿全部欠款。但植达贤此后仅支付1000000元，余款经冼健胜多次追讨仍拒绝支付。无奈之下，冼健胜才寻求法律救助，委托律师提起诉讼。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植达贤、陈玉光为拖延诉讼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对裁定书提起上诉。本案判决作出后，植达贤、陈玉光继续无理缠讼，亦以各种手段拖延支付款项。植达贤、陈玉光上述严重违约且有违诚信的做法和态度，势必导致冼健胜诉讼代理人的工作量明显增加。加之，本案的诉讼标的额达250多万元。故此，审酌情裁判20000元律师费未充分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及代理律师的工作量，且有支持违约及违反诚信行为之嫌。二、冼健胜委托律师起诉植达贤、陈玉光，客观上不可能让植达贤、陈玉光参与律师费的磋商。且基于避免植达贤、陈玉光转移财产的考虑，冼健胜更不可能让植达贤、陈玉光事先知情。此外，迄今并无任何法律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律师费，必须以债务人参与律师费的磋商为前提。故此，原审以“植达贤并未参与本案律师费的磋商过程”为由，不支持冼健胜主张的120000元律师费，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三、原审认定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偿还的1000000元先用于抵扣本金，是错误的。冼健胜与植达贤、陈玉光签订的《合同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均未约定植达贤支付的款项先还本金后还利息。植达贤清偿1000000元发生在《补充协议(二)》签订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在债务清偿本息顺序未作约定的情况下，植达贤清偿的1000000元应先抵扣利息，而不是本金。植达贤、陈玉光辩称，本案乃冼健胜在还款期限未至前起诉引致。植达贤、陈玉光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未支持冼健胜主张的120000元律师费，并无不妥。植达贤、陈玉光上诉请求：1.改判逾期付款利息以999699元为本金，自2019年9月30日起计算；2.冼健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的计息本金有误。原审将逾期付款利息1263900元与实际尚欠经营收益款999699元一并作为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的本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违反2016年3月13日所签《合同书》第五条之约定，亦有支持“利滚利”之嫌。二、原审认定案涉债务的还款期限于2019年1月1日届满，是错误的。案涉《合同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以及植达贤、陈玉光提供的《还款对帐明细表》《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帐单》等相互印证，可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案涉债务的还款期限于2019年9月30日届满。冼健胜提前主张清偿债务，违反了《补充协议(一)》第四条关于“由于甲方、丁方未按《合同书》约定在《合同书》签订之日起五个月内清付两方合同债务，故，乙方同意将保证期限延长变更为：从签订《合同书》之日起至2019年9月31日止”之约定。冼健胜辩称，《补充协议（二）》于2018年12月14日签订之时，植达贤和陈玉光尚欠的经营收益款为3263599元。植达贤于2019年1月30日支付1000000后，植达贤和陈玉光仍欠冼健胜经营收益款2263599元及利息。《补充协议（二）》已对植达贤和陈玉光的欠款金额进行结算，且对结算后的利息计付方式作明确约定。植达贤、陈玉光所提上诉应予驳回。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冼健胜、植达贤、陈玉光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审查重点为:植达贤、陈玉光须向冼健胜偿付的本息认定，以及冼健胜所提律师费诉请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关于植达贤、陈玉光须向冼健胜偿付的本息认定问题。植达贤、陈玉光、冼健胜等共同签订的《合同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对植达贤等拖欠冼健胜债务，陈玉光对冼健胜等所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订明。其中，《补充协议（二）》约定，植达贤拖欠冼健胜承包经营款余额1999699元及相应利息。植达贤辩称，其于《补充协议（二）》签订后清偿1000000元，冼健胜对此予以认可。至于该还款清偿本息的顺序，虽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反映当事人对此达成一致，但结合《补充协议（二）》第1条有关承包经营款余额1999699元乃扣减此前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同年8月15日受偿的款项计得，以及第2条中关于植达贤等拖欠2016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利息的相应约定内容可知，植达贤、冼健胜之间存有以还款先用于清偿承包经营款本金之交易习惯。由此，原审以植达贤清偿的1000000元用于抵扣其拖欠的承包经营款本金，认定植达贤仍拖欠冼健胜承包经营款999699元，未有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至于逾期付款利息，《补充协议（二）》第3条、第4条约定，植达贤等于2019年1月1日清偿经营款余款与2016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共计3263599元，如逾期未偿还，则按月利率10‰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因前述约定业已明确，经营款余款及相应利息的偿还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且《补充协议（一）》所载陈玉光同意将保证期限变更为《合同书》签订之日起至“2019年9月31日”的相应内容，属当事人就保证人陈玉光的保证期间所达成约定范畴，加之，《补充协议（二）》第3条、第4条中关于对未偿还利息计收复利的约定内容，乃当事人对逾期支付利息此违约行为须承担的违约责任之约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与合同的履行情况及违约方的过错程度相符，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由此，原审认定2019年1月1日至同年1月30日的利息以3263599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0‰计算，此后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以2263599元（3263599元-1000000元=2263599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0‰计算，均未有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冼健胜所提律师费诉请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冼健胜主张植达贤、陈玉光负担其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12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虽案涉《合同书》约定冼健胜为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由植达贤等承担，但该《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中对律师费损失数额未作订明。由于植达贤等债务人并无实际参与律师费的商定过程，故基于公平原则，植达贤等债务人仅须承担合理费用额部分。原审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及诉讼代理人的工作量等因素，酌定植达贤等债务人仅须负担债权人冼健胜的律师费合理损失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50元，由上诉人冼健胜负担2300元，上诉人植达贤、陈玉光负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李 炜审 判 员 刘金玲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杨德超书 记 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