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4民终14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继富，男，1943年11月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角一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婉强，男，1976年9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继贵，男，1951年5月1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宏，云南苏志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何继富因与被上诉人何婉强、何继贵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5民初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继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何婉强、何继贵一审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122号房屋分割为41号及57号房屋，父何庭柱母普兰英离婚时，41号分割给何庭柱所有，57号分割给普兰英所有，系事实认定错误。1.现41号房屋系原122号房屋，现57号房屋系原116号房屋，两处房屋并非自122号房屋拆分而来，而系坐落两处的两间各有门牌号的相互独立的房屋。两房屋均归祖父何文清及祖母何吴氏所有。2.父何庭柱与母普兰英离婚系1955年，祖父祖母健在，两人因离婚而分割祖父祖母的财产子虚乌有，系何继贵、何婉强恶意捏造事实。该两套房屋的产权继承在《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上已明确确认，系父何庭柱及母普兰英共同自祖父祖母处继承而来，房屋产权由父亲何庭柱及母亲普兰英共同共有，且已明确两套房屋的继承权人系何继富及何继贵兄弟二人。二继承人对继承房屋的分割进行约定并无不当。二、认定何婉强有57号房屋所有权及处分权，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据涉案57号房屋的产权由来，及何继富、何继贵二人在《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中的产权变更记述，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何婉强(应为何继贵和何继富。何婉强不是继承人）”，可明确何继富及何继贵二人才系57及41号房屋的房屋产权继承人。另，何继贵和何婉强二人所称赠与并未过户登记，不动产产权取得非因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一审法院对何继贵通过将57号房屋因征收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赠与何婉强的认定并不能够成立。且不说赠与的是何继贵无完全处分权的房产，赠与征收房屋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依托的基础法律关系及实质是57号不动产赠与，未经登记时当然不得对抗第三人。拆迁款的债权变更之产生系依据房屋赠与的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何继贵、何婉强《房屋赠与合同》中也明确系房屋赠与，而非直指因房屋赠与而产生的财产权的赠与，基于房屋赠与的首要和基础地位，该赠与合同生效必须符合不动产赠与登记之规定，故何继贵、何婉强起诉所述及法院认定何婉强具备房屋产权及该51号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认定系错误的。如在该处认定何婉强获赠后可以取得房屋产权或拆迁补偿款，无疑肯定了何继贵与何婉强恶意隐匿待分割遗产的非法行为。三、《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中未处分何婉强的权益，何继贵、何婉强起诉目的系帮助何继贵毁约。1.协议中已明确57及41号房屋继承权人系何继贵及何继富二人，其中明确何婉强非继承人。基于对何继贵、何婉强父子二人份额的尊重，在协议书名明确“何婉强（应为何继贵和何继富。何婉强不是继承人）共计人民币贰拾伍万零贰拾肆元整250024.00元。”该协议虽签于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及赠与协议之后，但事实是何继富发现何继贵与何婉强父子二人在隐瞒自己的情况下私自准备处理待分割遗产后，找到同为继承权利人的何继贵明确了财产获得来源及可得事实而签订的，故其中对何婉强对应的57号房屋所得拆迁款部分才特别表述其不是继承人的事实。如果57号房屋非何继贵、何继富共同继承的遗产，何继贵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一个多月后，根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将自己儿子何婉强的财产在协议内描述为继承财产予以处分！基于该事实，本案的核心问题实质在于57号房屋是否为何继富及何继贵的共有继承财产，而非何继贵父子二人的赠与行为，如系共有继承财产，赠与行为根本就无成立基础！2.因与何继贵、何婉强的亲属关系，何继富已在《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对何继贵父子二人予以照顾，且协议中对遗产的分割实质并未分割57号房屋的部分。具体情况如下：41号房屋较大，补偿款386428元。57号房屋较小，补偿款250024元。实质分割部分系41号房屋补偿款，57号房屋补偿款仅系确认。41号较大房屋分割基础为各占50%，即兄弟二人各应分得193214元。考虑到房屋一直由何继贵使用，何继贵应对何继富所有的部分承担一定的使用费用（75.85㎡÷2×10.00元/㎡/每月×使用时间292个月=110741元），合计为303955元，为了体现父亲照顾何继贵的想法及方便计算，才笼统计算为何继富分得27万元，故57号房屋的250024元并未处分。3.《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签订时何继富及何继贵兄弟二人的真实想法如上所述，后其家属为多获取遗产份额才恶意串通来对《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进行撤销。综上所述，涉案41号、57号房产属何继富及何继贵未分割的共同继承遗产，被上诉人何婉强不具备房屋处分权利，《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也仅对41号房产补偿款进行了处分，未实质干涉何婉强的权益，因此请法院依法改判并判决驳回何继贵、何婉强提出的诉讼请求，维护何继富的合法权益！何婉强、何继贵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婉强、何继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何继贵与何继富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的《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何继贵、何婉强系父子关系，何继富与何继贵系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何继富系何庭柱与第一任妻子所生子女，何继贵系何庭柱与第二任妻子普兰英所生子女。位于易门县房产系何继富、何继贵的祖父何文清、祖母何吴氏的财产。何文清、何吴氏去世后，房产由何继富、何继贵两兄弟的父亲何庭柱继承。后何庭柱与第二任妻子普兰英离婚时，易门县房产分割为现在的桥头街41号房产和桥头街57号房产。桥头街57号房产分割给普兰英居住。1993年9月2日，何继贵向原龙泉镇桥头街1社购买了位于原桥头街122号隔壁、面积为12㎡的桥头街121号房产，转让价格450元。1994年3月2日，何庭柱与第三任妻子段凤珍及何继富、何继贵签订《财产继承分割协议书》，约定将桥头街122号土木结构楼房一间由何继富、何继贵二人协商继承，希望何继富多给其弟何继贵一些照顾相让。原易门县建设局房管所向何继贵颁发了桥头街122号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49.24㎡、证号：易房字第**，发证日期不详）。1995年11月20日原易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向何继贵颁发桥头街122号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51.5㎡、证号：易国用（95）字第××号）。同日，原易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向何继贵颁发了桥头街122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54.3㎡、证号：易国用（95）字第××号）；1996年12月2日，原易门县建设局房管所向何继富颁发了桥头街122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60.27㎡、证证号：易建房字第**，即该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何继富名下，而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在何继贵名下。后建筑面积为49.24㎡、房产房产证号为易房字第**变更为桥头街57号房屋；建筑面积为60.27㎡、房产证房产证号为易建房字第**更为桥头街41号房屋。因2018年年初易门县实施桥头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桥头街41号房屋和桥头街57号房屋均在划定的征收范围内。因房屋征收部门龙泉街道办事处棚改办是以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因何继富住在昆明，棚改办工作人员未联系到本人。2018年6月16日，何继贵以及委托代理人何婉强与易门县人民政府龙泉街道办事处签订《易门县桥头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补偿协议几天后，何继富找到龙泉街道办事处棚改办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何继贵与龙泉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补偿协议给何继富查看后，何继富同意了相关的补偿方案及补偿费用后，在《补偿协议》及《补偿费、奖励、补助计算汇总表》上签名并捺印。桥头街41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合计为386428元。因棚改办工作人员在入户调查时，何继贵口头同意将桥头街57号房产赠与其子何婉强，并同意该房产的被征收人确定为何婉强，龙泉街道办事处棚改办遂将何婉强列为桥头街57号房产的被征收人。因为在资料审核阶段，没有房屋赠与的相关材料，审核材料无法通过，何继贵、何婉强遂补签了一份《房屋赠与合同》交到棚改办，日期落款为2017年6月5日。2018年6月16日，何婉强作为被征收人与易门县人民政府龙泉街道办事处签订《易门县桥头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桥头街57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合计为250024元。签订补偿协议后，2018年7月24日，何继贵与何继富经协商后，自愿签订《补偿款分割协议书》，协议书载明“…补偿费用为：何继贵和何继富共计人民币386428元，何婉强（应为何继贵和何继富，何婉强不是继承人）共计人民币250024元，均等分割为：何继贵为318226元，何继富为318226元。对此补偿款经协商一致同意分割如下：何继贵应分366452元，何继富应分270000元”。签订协议后，双方共同到易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调解委员会为二人见证该协议书，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询问二人的意见后，二人均表示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后中心街社区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孙剑林、李加坤在见证人处签字，并加盖“易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后因何婉强知道此事后不同意双方按照此协议书分割征收补偿款，双方发生纠纷。为此何继富多次到相关部门信访，2019年7月29日，易门县人民政府龙泉街道办事处对何继富信访事项作出答复：“因易门县人民法院已经对诉争的信访事项进行立案，龙泉街道办不再进行办理，以法院判决为准。”另查明，现在本案争议的桥头街41号房产的补偿款386428元在何继贵的银行账户，桥头街57号房产的补偿款250024元在何婉强的账户，因为双方发生纠纷提起诉讼，龙泉街道办事处棚改办对上述二笔补偿款均暂停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继贵与何继富签订的《补偿款分割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从本案现有证据证实，桥头街57号房产原系登记在何继贵名下，后来房屋被征收的过程中，何继贵向龙泉街道办事处棚改办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要将房屋赠与其子何婉强，并且同意由何婉强作为被征收人与龙泉街道办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何继贵确实已将57号房屋因征收带来的财产权益赠与了何婉强。何继富主张不动产的变更，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即协议签订时何婉强未取得房屋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的57号房产已被房屋征收部门纳入征收的范围内，从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该房屋的所有权已经发生强制变更，所有权已经变更为房屋征收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已不可能也不必要再为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何继贵作为原有的57号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已经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行为，表明其在与何继富签订《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之前已经向房屋征收部门明确表明了同意将57号房产因征收产生的所有财产权益赠与何婉强，并最终由何婉强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57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何继贵将自己的房屋因征收带来的财产权益赠与何婉强系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违反易门县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政策，何继富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何继贵与何继富签订的《补偿款分割协议书》，虽然系双方自愿签订，但因签订协议时何婉强并未知晓且并未参与，而《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中将何继贵之前已赠与何婉强的57号房产的征收补偿款一并在分割协议书中予以分割，而该《补偿款分割协议书》签订之前并未取得何婉强的同意，事后亦未得到何婉强的追认。因何继贵、何继富二人在《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中处分了其无权处分的第三人何婉强的财产，因此双方签订的《补偿款分割协议书》应属无效。庭审结束后，案外人胡琼仙以自己是本案诉争的41号房产的共有人为由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因胡琼仙未在开庭之前提出申请，且本案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非要分割双方的共有物，因此一审法院对其参加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对于诉争的41号房产因征收产生的补偿款的份额分割问题，何继贵及何继富可以另行协商或提起诉讼予以分割。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原告何继贵与被告何继富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的《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无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何继富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认定“位于易门县房产系何继富、何继贵的祖父何文清、祖母何吴氏的财产”，遗漏认定原116号房屋，应当表述为“位于易门县房产系何继富、何继贵的祖父何文清、祖母何吴氏的财产”。2.一审认定“易门县房产分割为现在的桥头街41号房产和桥头街57号房产”是错误的，122号房屋是后来的41号房屋，116号房屋才是后来的57号房屋。3.一审认定“何文清、何吴氏去世后，房产由何继富、何继贵两兄弟的父亲何庭柱继承”，遗漏认定普兰英为继承人之一，应认定为“何文清、何吴氏去世后，房产由何继富、何继贵两兄弟的父亲何庭柱、母亲普兰英继承”。4.一审认定“桥头街57号房产分割给普兰英居住”与事实不符，何庭柱与第二任妻子普兰英离婚是1956年，当时何文清和何吴氏均健在，不可能分割57号房产给普兰英。5.一审认定“何继贵向原龙泉镇桥头街1社购买了位于原桥头街122号隔壁、面积为12㎡的桥头街121号房产，转让价格450元”错误，121号房产购买的时候，是何庭柱要求购买的，还跟何继富夫妇二人要了钱来购买，这套房子现在是并到41号房屋内。6.一审认定“1995年11月20日原易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局向何继贵颁发桥头街122号房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51.5㎡、证号：易国用（95）字第××号）”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该土地证记载的房屋是116号。一审认定392号房产证记载的房屋122号房产，与产权证记载内容是一致的，但实际是该产权证记载错误，该房屋所有权证对应的土地证实1148号土地证，所记载的房产是原桥头街116号。本院认为，关于异议1，二审中何继贵、何婉强认可一审的认定，并主张涉诉房屋最早都登记为122号，进行细分后分别登记为122号和116号。结合涉诉两处房屋的房产证都登记为122号的情况来看，原审认定不存在遗漏，涉诉房屋均为122号，后分割为122号和116号，现又变更为41号和57号，何继富的异议不能成立。关于异议2，何继富的异议不能成立，理由同上。关于异议3，何继富对其提出的异议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关于异议4，一审认定有易门县龙泉街道中心街居委会当时在场人出具的证明为据，应予确认。关于异议5，何继富对其主张系何庭柱要求购买121号房产及何继富夫妇出资的事实无证据予以证明，故该异议不能成立。关于异议6，何继富主张易国用（95）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房屋为“龙泉镇桥头街116号”与产权证内容相符，应予确认。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何继富与何继贵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的《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经社区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见证，并加盖了“易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何继贵、何婉强起诉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的理由是，该协议分割了何婉强所有的57号房屋的补偿款，属无权处分。经审查，该协议涉及的41号房屋补偿款为386428元，该房屋登记于何继富和何继贵名下，系其二人从父亲何庭柱处继承所得，继承后其二人未进行过分割。57号房屋补偿款为250024元，登记于何继贵名下，其在房屋征收过程表示赠与何婉强。因该协议中分割给何继富的补偿款为270000元，分割给何继贵的补偿款为366452元，该分割并不影响何继贵将57号房屋的补偿款250024元赠与何婉强，该协议的签订未损害何婉强的利益，故何继贵、何婉强主张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中，何继富以其起诉何继贵、何婉强要求确认何继贵与何婉强之间《房屋赠与合同》无效一案会直接影响本案裁判结果为由，申请中止诉讼。无论何继贵赠与57号房屋给何婉强的协议是否有效，均不影响何继贵履行其与何继富达成的补偿款分割协议，故对何继富的申请不予准许。根据易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经办人的陈述，何继贵与何继富签订上述协议时看不出来有醉酒情形，也没有闻见酒味，故何继贵主张系酒后签订协议无证据证明，不予认定。综上，何继富与何继贵于2018年7月24日签订的《易门县桥头街57号、41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款分割协议书》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情形，属合法有效的合同，何继贵、何婉强起诉请求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何继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易门县人民法院（2019）云0425民初8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婉强、何继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婉强、何继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伟审判员 方明慧审判员 吴晓琳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简昱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