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500号原告：陈墨石，男，1955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蔡跃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刚，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桂振龙，男，1950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祝东村华星250号。原告陈墨石与被告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文隆公司送达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公告送达。本案于2019年6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墨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李雪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文隆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后经文隆公司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桂振龙为本案第三人。本案于2019年9月20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墨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峰、被告文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桂振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于2020年1月2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陈墨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平、被告文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第三人桂振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墨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文隆公司返还物件三件，分别为明代红铜刻花脚炉一只及乾隆年代碧玉香炉一对。审理中，陈墨石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文隆公司支付折价补偿款92万元。事实和理由：陈墨石经桂振龙介绍，于2010年10月12日与文隆公司签订拍卖委托合同四份，合同约定由陈墨石委托文隆公司拍卖物件共十七件，合同对拍卖方式、佣金支付比例等做了约定，同时陈墨石将十七件物件交由文隆公司保管。后文隆公司未能履行约定，陈墨石要求返还物件被拒绝，遂无奈报警，但警方未予立案。陈墨石多次索要无果，故提出本案诉讼，要求判如所请。文隆公司辩称，首先，陈墨石系经桂振龙介绍，委托文隆公司拍卖物件，当时桂振龙的女儿系文隆公司的大股东及监事，所以对于陈墨石委托的拍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且保留价也由陈墨石自行确定；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经办人员已经联系不到，相关材料也找寻不到，但根据陈墨石提供的合同，诉请涉及的合同编号与其他几份没有连续性，合同上书写的内容和笔迹与其他几份合同也不一致，合同中所列拍品的名称和陈墨石在本案中诉称的也不一致，所以对陈墨石提交的委托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其次，陈墨石和桂振龙均确认陈墨石曾从桂振龙处取回部分拍品，但对于具体取回了什么，仅有陈墨石的单方陈述，其应对取回的拍品中是否包括本案所涉拍品进行举证，同时，陈墨石和桂振龙在2012年还有过其他交易，而该次交易的标的物不包括当时“未取回”的拍品，也仅是陈墨石的单方陈述，如果陈墨石在2011年时确有拍品没有取回，那么2012年的交易中包含“未取回”的那部分才更符合常理。最后，关于拍品的价值，“保留价”是由拍卖委托人单方确定的，一般高于其实际价值，拍卖委托人基于利益驱动、虚高价格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以高于“保留价”的价格成交，也不代表拍品的真实价值，而陈墨石对于涉案拍品的来源、交易对手、购买对价等均未提供证据，其提供的第三方机构所制作的图录也不能证明即为交付给文隆公司的拍品。此外，陈墨石在向公安部门报案及本案起诉时，均隐瞒已取回部分拍品以及在2012年与桂振龙进行过交易的事实，陈墨石的上述行为有悖常理。综上，要求驳回陈墨石的诉请。第三人桂振龙述称，陈墨石起诉的是文隆公司，其与文隆公司没有关系。此外，陈墨石曾经向公安部门报过案，但公安部门已经认定其与陈墨石的报案无关。本案中，原、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拍品和其有关，其并不清楚陈墨石的拍品在何处，当时其从文隆公司拿回来的均是其自己的物品，而且也不是文隆公司交到其手里的，是直接扔在其经营的典当行内，没有办理任何交接手续，甚至把真品都换成了假货。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陈墨石持有《上海文隆拍卖有限公司文化艺术品类拍卖委托合同(正表)》一份，编号为004318，其中约定“1、委托人应仔细阅读理解并遵守上海文隆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拍卖人)的《拍卖原则》；2、委托人保证对所提供的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或处置权，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委托人负全部责任；3、委托人与拍卖人签署委托拍卖合同后，该拍卖标的应由拍卖人保管。拍卖标的在拍卖人保管、预展和拍卖期间，拍卖人应当维护保持原样，但以下情况则不负赔偿责任：(1)因气候、涨力等自然原因损坏的；(2)合同书上已标明拍卖标的有损(如脱落、段裂、缺损)且在拍卖人保管、预展和拍卖期间加大损坏的；(3)逾期未领取的；4、拍卖人在实施拍卖前，有正当理由可以撤回标的、变更拍卖地点、拍卖日期、拍卖条件和拍卖方式以及确定起拍价拥有完全决定权；5、拍卖标的未能在规定的拍卖日期和场次上成交，拍卖人有权在委托人未办理退货手续前，在原有拍卖标的保留价不变的前提下予以再拍卖或异地拍卖；6、拍卖标的一经编印图录，委托人不得撤回，如违约撤回，委托人必须向拍卖人支付原保留价／%的违约金；7、拍卖标的在竞价过程结束后，已达到保留价的均能落槌成交，成交后拍卖人收取成交价10%的佣金；／%的保险费。8、未成交的拍卖标的，委托人应在接到拍卖人通知后一个月内取回或办理续拍手续，逾期每天按保留价收取%的保管费；9、拍卖人为保护委托人利益，不管拍卖标的成交与否，拍卖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委托人也可以来电、来涵或前来联系)；……”。上述内容的下方有一表格，其中委托人姓名一栏为陈墨石，签订日期为2010年(具体日期模糊不清)，签订地址为宋园路(具体号室模糊不清)，编号1作品名称为“红铜脚炉”、类型为“刻花”、作者为“张鸣歧”、保留价为“50万元”，编号2作品名称为“碧玉香炉一对”、保留价为“42万元”。该合同的落款处有“上海文隆拍卖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章印。2.文隆公司于2005年8月23日登记成立，成立时名称为“上海文隆拍卖有限公司”，后于2013年7月5日申请变更企业名称为“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另，文隆公司曾于2010年7月6日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徐汇分局备案，内容为“执行董事：吴承刚，监事：桂莉燕”。3.陈墨石曾于2012年9月3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二支队(以下简称浦东经侦二支队)报案，称“2010年10月至今，本区祝桥镇人桂振龙以为报案人拍卖物件为由，骗去报案人收藏的16件物件，价值人民币100余万元”。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5日询问桂振龙，桂振龙作如下陈述：其在2010年左右通过朋友介绍认识陈墨石，陈墨石知道其认识上海拍卖公司的人，说有一些物件需要拍卖，由于当时其女儿是文隆公司股东之一，其与文隆公司比较熟悉，于是就和文隆公司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如果陈墨石有物件拿来拍卖，就不要收取鉴定费、保管费等费用；嗣后，陈墨石陆续拿着自己的物件至文隆公司拍卖，但其本人对于双方后来如何操作、物品是否拍卖成功等不清楚；由于当时其本人经营的一家典当行和文隆公司在一个楼面办公，大约在2017年7月，由于文隆公司经营不善，处于歇业状态，就把有些东西放至其经营的典当行内，后来因其将典当行搬到祝桥，便把寄放的一些物品也拿到了其祝桥的家里；此后，陈墨石说他的东西一直没有拿到，其便对陈墨石说其家里有些东西，但不知道是不是陈墨石的，可以让陈墨石来看一下，陈墨石看过后拿走了四五件物品，之后陈墨石还是一直要求其把余下的东西归还给他，但其告诉陈墨石物品当时是交给文隆公司拍卖的，应该去找文隆公司，其不清楚陈墨石的东西在何处；此外，其本人和文隆公司没有关系，其仅是认识公司当时的法人吴承刚。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6日询问吴承刚(当时为文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营人)，吴承刚作如下陈述：2010年10月，陈墨石通过桂振龙介绍将几样物件放在文隆公司拍卖，由于桂振龙打了招呼，所以免收了陈墨石应缴的图录费、保管费等费用，当时桂振龙陪陈墨石到了文隆公司，文隆公司还和陈墨石签订了四份文化艺术品类拍卖委托合同，合同上的拍卖底价也是由陈墨石自己填写的，大约两个月后，陈墨石委托拍卖的物品都流拍了，业务员就打电话通知陈墨石取走东西，但陈墨石一直没来，2011年10月左右，公司在清理仓库时发现陈墨石流拍的物品还在，因为陈墨石一直不来取走物品，所以吴承刚找到桂振龙，让桂振龙东西还给陈墨石，由于桂振龙当时自己经营一家典当行，与文隆公司在同一楼面办公，所以桂振龙将陈墨石的东西放在了自己的典当行中，但未办理过交接手续；据吴承刚了解，2011年年底，桂振龙已将其中几件东西还给了陈墨石，还有几件物品和陈墨石的其他几件物品，共计200余件，打包以1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桂振龙。浦东经侦二支队于2012年9月14日再次询问陈墨石，陈墨石作如下陈述：2011年底，其至文隆公司办公处，想看一下委托拍卖的物品是否拍卖成功，但发现公司已经搬离，于是其打电话找到桂振龙，桂振龙说文隆公司已将东西全部给了桂振龙，当天其便赶到桂振龙家中，但桂振龙仅拿出了三样物品，分别是一个带座的玉笔筒、一个小瓷笔筒和一个西洋粉彩碗，并说其他东西等找到了再归还；在2012年1月，其将家中200余件物件以80万元卖给桂振龙，但桂振龙只愿意出13.5万元，最后因其急需资金便同意了桂振龙的报价，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凭证，但该交易的200余件物件中并不包括当时拿到文隆公司拍卖的未归还的13件物件。2012年9月15日，浦东经侦二支队侦查员电话联系桂振龙，询问陈墨石所称未归还的13件物件是否已卖给桂振龙，桂振龙表示其记起2011年年底向陈墨石购买的200余件物件中包括了上述13件物品。2012年9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认为陈墨石的控告不构成犯罪，遂向陈墨石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陈墨石提出复议，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于2012年9月29日出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本案审理中，陈墨石表示，其不认可桂振龙于2012年9月15日的陈述，双方交易的200余件物件中并不包含交予文隆公司拍卖的物件，当时向公安部门举报桂振龙系因为其一直认为桂振龙是文隆公司的老板，所以其要求桂振龙交还委托拍卖的物件。4.庭审中，陈墨石称涉案的三件物件系其于2008年左右从其他藏家处购买，但目前已联系不到该藏家，当时购买的价格共计46万元，分别为香炉一对18万元、铜炉一个28万元。另，陈墨石为证明涉案三件物件的价值提交其至上海比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拍卖时签订的服务合同附件复印件(以下简称比德公司服务合同)及图录。其中服务合同附件中记载“铜刻画脚炉”的交易底价为49.8万元、“碧玉双冲天耳刻字香炉”的交易底价为35万元，另有备注“以上物品名称与估价纯属鉴定专家意见，仅供参考”。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拍卖委托合同、文隆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案件接报回执单、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及复议决定书、询问笔录、比德公司服务合同复印件及图录等证据材料证明。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陈墨石提交其与文隆公司签订的拍卖委托合同，文隆公司虽不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但未提供有效的反驳证据，而且根据文隆公司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陈墨石当时确实委托文隆公司拍卖多件物件，并将拍品交付至文隆公司，故本院认可涉案拍卖委托合同的真实性，那么文隆公司在拍品流拍后应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当然，返还的原物需根据拍卖委托合同中记载的名称确定，即红铜刻花脚炉一个及碧玉香炉一对。然而，文隆公司在没有经过陈墨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委托拍卖的拍品交给第三人，且未与第三人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即便文隆公司在拍品未成交前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但其上述行为存在严重过错，直接导致目前无法确定涉案物件的实际情况。现文隆公司认为陈墨石可能已经取回涉案物件，其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目前并无有效证据证明陈墨石取回的拍品中包含涉案物件，也无证据证明文隆公司通知过陈墨石取回物件，而文隆公司及桂振龙均在庭审中表示涉案物件不在其处、也不知在何处，如要求文隆公司返还原物已无现实可能，故陈墨石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文隆公司支付相应的折价补偿款，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折价补偿款的具体金额，陈墨石主张以合同中记载的保留价确定价值，但依据通常理解，“保留价”为委托方预期的最低成交价，并不能反映拍品的真实价值，至于陈墨石提出其系依据另一家拍卖公司的评估价格计算出保留价，但其提交的图录和服务合同复印件中拍品名称与涉案拍品的名称并不完全相同，且在比德公司服务合同中记载的也是“交易底价”，并注明专家意见仅供参考。综合考虑本案情况，本院结合原、被告在合同中记载的保留价及陈墨石在庭审中自认的购买价格，酌情认定红铜刻花脚炉(一个)的折价款金额为26万元、碧玉香炉(一对)的折价款金额为20万元，共计46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墨石折价补偿款46万元。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陈墨石负担4,800元、上海文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8,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文嘉审 判 员  任培君人民陪审员  吴耀进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 记 员  于 晗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