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57426号原告(反诉被告)：云南昊羲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法定代表人：王恩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告(反诉被告)：王恩平，男，1985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敏，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贻帅，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贝贝拉姆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崂山路XXX号XXX层C1。法定代表人：邢品玲，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际，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云南昊羲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昊羲公司)、王恩平诉被告上海贝贝拉姆母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贝拉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向本院提起反诉，经本院审查后予以受理，并决定与本诉合并审理。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恩平、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敏，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昊羲公司、王恩平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按照协议授权期限继续履行《省级授权经销协议》(以下简称涉案协议)。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5日，两原告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签订了涉案协议，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授权原告云南昊羲公司以“统一商品、统一场所、统一形象”的模式进行“贝贝拉姆”品牌产品的经营和推广。依照涉案协议约定，原告云南昊羲公司为云南省区域内贝贝拉姆产品的独家经销商，全面负责贝贝拉姆产品在该区域内的市场开发、维护、巩固和发展，独家享有在该区域内的经营权益并独自承担所有责任。涉案协议签订后，两原告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为“贝贝拉姆”品牌销售积极开拓市场，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2019年4月8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却向两原告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以下简称解约通知书)，以违反同业竞争禁止义务为由，要求解除涉案协议，同时终止对两原告的商标授权，并禁止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向下级经销商转授权等。两原告认为被告贝贝拉姆公司解约通知书中所言不存在任何事实和合同依据，也不符合法定解除权行使条件，故为维护自身利益，诉至法院。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对两原告的本诉诉请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本诉诉请。两原告在履行涉案协议的过程中违反同业竞争禁止的相关约定，故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依约行使解除权向两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而两原告未提出异议，故涉案协议已解除。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同时提起反诉称：两原告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约定，两原告应严格履行同业竞争禁止义务，否则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有权要求解除涉案协议并要求两原告赔偿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00万元。在合作过程中，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发现两原告严重违反此项义务，违规宣传推销、销售与贝贝拉姆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包括爱的符号纸尿裤、优加恩奶粉等。为此，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依约于2019年3月21日向两原告发出《关于更正违约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更正通知)，要求两原告立即终止所有违反同业竞争禁止义务的行为。然而两原告并未更正违约行为，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向两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两原告已构成根本违约并给被告贝贝拉姆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故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2019年1月1日签订的涉案协议于2019年4月10日解除；2、两原告向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原告云南昊羲公司、王恩平针对反诉请求辩称：被告贝贝拉姆公司的解除行为无效，两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仅涉案协议约定了自签订之日起有60天过渡期且双方另约定有1年过渡自己的品牌，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无权行使解除权，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成就，故两原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按授权期限继续履行涉案协议。即使法院认定涉案合同解除有效，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下调。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1日，原告云南昊羲公司作为乙方(需方)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作为甲方(供方)以及原告王恩平作为丙方(省级领航人)签署了涉案协议，约定：原告云南昊羲公司自愿加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的经销体系，在云南省内独家使用贝贝拉姆品牌并经销贝贝拉姆代理或定制的系列产品(指由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拥有和/或未来持有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生产、销售、加工、代理、定制及分销的母婴产品，具体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不时出具的贝贝拉姆产品目录清单为准)；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包括云南昊羲公司在经销区域内发展的下一级经销商)均应统一采购或/和销售贝贝拉姆产品，不得采购或/和销售贝贝拉姆产品以外的其他任何产品，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应保证经销区域内销售产品统一。过渡期为各方为完全履行协议的准备和衔接期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60天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各方将本着做大做强贝贝拉姆品牌市场进行友好合作，处理遗留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各方共同筹划在经销区域发展贝贝拉姆市场经营规划和方针，确定贝贝拉姆在经销区域内的市场定位，调研贝贝拉姆在经销区域内的市场前景，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处理和改造与“三统一”不符的经营场所、经营物品和现有库存商品(但不得以更改现有产品的包装、虚假宣传及不实承诺等损害贝贝拉姆公司形象的方式进行)。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在本协议项下授予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在经销区域内的独家经销期限暂定为12个月，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此授权期限包含过渡期。两原告应严格履行同业竞争禁止义务，两原告、原告云南昊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直系亲属、近亲属不得从事(包括投资、参与、经营等)与贝贝拉姆产品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否则，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原告云南昊羲公司赔偿100万元。原告云南昊羲公司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有权书面通知其更正，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应当在接到通知后七日内更正，逾期未更正的，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有权书面通知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在到达原告云南昊羲公司时生效：……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擅自销售或提供非贝贝拉姆产品或服务……任何变更、修改和补充，均需以书面为之，方为有效。各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原告王恩平对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在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向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原告王恩平对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在协议项下全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该协议第四十九条约定，本协议未尽事宜，经各方协商后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该版本协议签署时间，协议首部载明协议各方于2019年1月1日共同签署，涉案协议尾部署期处各方当事人均手写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1月3日，微信名为“上海贝贝拉姆会计杨某某”向原告王恩平发送《云南王恩平2019年1月2日协议结果确定书》(以下简称确定书)电子文件并要求其在“严总签过字的界面”签上名；原告王恩平同时请求尽快安排保证金退款等事宜并打款到建设银行账户，杨某某表示“邢总已经批好了……但付款要有流程”；后杨某某表示“分两笔”同时发送两张银行汇款截图，显示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向原告王恩平建设银行账户分两笔支付16万元和15万元并载明用途为“退回恩吉拉，素亲佳儿，味全保证金”；之后杨某某又表示“还有1.6万另付”并发送微信支付截图一张，记载案外人贾伟强付给原告王恩平1.6万元，转账说明记载“法版恩吉拉”。而前述发送的确定书内容为：“经王恩平、邢品玲、严春陆就云南经销商王恩平一事达成以下协议：1、云南王恩平和其他经销商一样与总部签订2019年度省经销授权书，磨合期一年，3个工作日内快递上海总部。2、总部退回保证金：法版恩吉拉16000、恩吉拉保证金及品牌使用费：200000、味全保证金：60000、素亲佳儿保证金：50000、共计326000元。3、未提完的货品……”该确定书上还有案外人严春陆和原告王恩平的电子签名。2019年2月25日，原告云南昊羲公司作为乙方(需方)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作为甲方(供方)以及原告王恩平作为丙方(省级领航人)再次签署前述涉案协议，前后两份协议仅在第八条和合同尾部署期有所不同，即2019年2月25日签订涉案协议第八条约定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在本协议项下授予原告云南昊羲公司在经销区域内的独家经销期限暂定为12个月，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此授权期限包含过渡期。该版本协议签署时间，协议首部载明协议各方于2019年1月1日共同签署，涉案协议尾部署期处只有两原告手写为2019年2月25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未署期。2019年3月5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品玲在“2019导航人”微信聊天群内表示：2019年底，给你们过渡成功……姐姐安静地等待你们一年……合同到期，你们基本过渡成功，用心做好自己的品牌呦……3月9日，邢品玲在微信聊天群内表示：还有其他省份，退了吧……可以过渡……不是也让云南在过渡嘛。2019年3月8日，原告王恩平在“浙江家人”微信群上发送“爱的符号”纸尿裤图片，此外还发送微信“卖纸尿裤送宝马”“今天云南签约1000万”，微信名为“贝贝拉姆～丽婴名店～钱伟灵”问“@王恩平云南贝贝拉姆公司新出的吗”，原告王恩平回复“爱的符号”“我们自己的品牌一辈子的品牌”。同日，原告王恩平在云南召开贝贝拉姆新品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除了有贝贝拉姆宣传横幅以外，还在发布会场地的侧方有北大荒集团“优加恩”品牌奶粉的横幅和展板以及欢迎江苏贝贝拉姆总经销横幅等。2019年3月21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向两原告发送更正通知，载明三方于2019年1月1日共同签署的涉案协议约定了两原告负有同业竞争禁止义务，而两原告存在违反同业竞争禁止义务的情形，故要求两原告在3月28日前做出整改，如实披露并终止违反同业竞争禁止义务。2019年4月8日，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向两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载明三方于2019年1月1日共同签署的涉案协议约定了两原告负有同业竞争禁止义务。因未经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两原告擅自从事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产品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故要求解除前述协议，终止对两原告商标的授权等。另查明，在庭审中，原告王恩平自认早在2019年1月就开始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开展“贝贝拉姆”品牌在云南区域的经销活动。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2019年2月25日涉案协议、解约通知书、“2019导航人”微信群聊天截屏、与杨某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屏，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1日涉案协议、更正通知、“浙江家人”微信群聊天截屏、发布会视频，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审理中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协议的订立时间；(二)两原告是否存在宣传、推荐非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产品的行为；(三)2019年1月3日确定书中另有1年磨合期的约定，是否有效且是否具有变更涉案协议过渡期约定的效力；(四)两原告前述行为是否系禁止同业竞争的违约行为且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是否有权据此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涉案协议；(五)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两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以及两原告主张继续履行涉案协议是否成立。(一)涉案协议的订立时间本案中各方签署涉案协议有两个版本的，各方均确认两个版本的真实性。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第八条约定和合同尾部的署期，两原告认为应以2019年2月25日签署的版本确定涉案协议的订立时间，而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却要求以2019年1月1日版本为准，其主张有2月25日版本系因更正前一版本中授权期终止日的笔误。对此，从两个版本的区别来看，仅在第八条授权期限终止日部分有所不同，而涉案当事人均确认涉案协议的授权期限为期一年，故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关于2019年1月1日版本第八条授权期限终止之日存在笔误，其后再用2月25日版本予以更正之陈述，与常理不悖；从两个版本的内容来看，均在协议首部载明涉案协议签署时间为2019年1月1日，且涉案协议的主要条款已在2019年1月1日版本中约定；从涉案协议的履行情况来看，早在2019年1月各方当事人已开始按照涉案协议约定开展“贝贝拉姆”品牌在云南区域的经销活动。据此，本院认定涉案协议已在2019年1月1日成立，涉案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9年1月1日。(二)两原告是否存在宣传、推荐非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产品的行为对此，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提供原告王恩平在2019年3月8日召开云南贝贝拉姆新品发布会的视频，该视频显示在同一场地内有“优加恩”奶粉的宣传横幅等，还提供原告王恩平2019年3月8日在“浙江家人”微信群的截屏记录显示其陈述“爱的符号”纸尿裤是自己的品牌；而两原告则认为前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欲证之内容，两原告主张其并非发布会的主办方且现场有多家参展商参加，且宣传“爱的符号”纸尿裤则是为了借鉴学习。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虽然发布会现场视频仅是片段且显示的“优加恩”奶粉推荐人并非原告王恩平，但该发布会现场正面横幅为“云南贝贝拉姆新品发布会”，会场中其他横幅也均与贝贝拉姆相关，可知该发布会为云南贝贝拉姆新品发布会，但是两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辩称发布会本就有其他品牌参展商参与或该发布会由他人主办之反证。同样，根据“浙江家人”微信群内容表明原告王恩平有在云南“爱的符号”纸尿裤宣传为其自己的品牌，但是两原告并未对微信陈述的内容进行合理解释或提供相应反证。因此，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关于两原告存在宣传“爱的符号”纸尿裤和推销“优加恩”奶粉之事实主张，本院予以确认。(三)2019年1月3日确定书中另有1年磨合期的约定，是否有效且是否具有变更涉案协议约定过渡期的效力首先，对2019年1月3日确定书的真实性，被告贝贝拉姆公司虽认同其形式真实性，但表示需核实内容和签字人的身份，但其庭后未予回复。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王恩平与案外人杨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确认书内容以及原被告之间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原告王恩平与杨某某通过微信沟通确定书签字和保证金退款事宜，而银行转账记录也显示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向两原告退还了微信聊天和确定书中涉及的31万元保证金，且具体数额、退款方式等细节内容均能吻合，故本院确认与案外人杨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所涉确认书的真实性。其次，从微信聊天和确认书可知确认书的签署情况和具体内容，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与两原告确实就一年磨合期和保证金退款事宜进行协商。然对该确定书中“磨合期一年”的表述是否系对涉案协议约定60天过渡期的变更，双方存在争议。被告贝贝拉姆公司认为磨合期并非过渡期指双方磨合一年后长期合作之意，而微信记录中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品玲所说的一年过渡期是让两原告一年后退出再经营自身品牌的时间，且两原告所主张一年过渡期不符合涉案协议第四十九条约定的有效修改方式。对此，其一，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主张磨合期是双方磨合之意，其又表示邢品玲在微信记录中所说一年过渡期是让两原告一年后退出再经营自身品牌，结合涉案协议约定独家经销期为一年，被告贝贝拉姆关于在仅有的一年授权期内既让双方进行一年的磨合又让两原告在一年后自己经营品牌之两种解释存在矛盾；其二，确定书和涉案协议均系出自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在对“磨合期”和“过渡期”条款理解双方发生争议且无法做出合理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其三，结合2019年3月5日至9日“2019导航人”微信群中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品玲的意思表示，明确表明其同意两原告在一年合同到期后过渡成功做好自己品牌，且在原涉案协议约定的60天过渡期满及被控违约行为发生之后的3月9日邢品玲亦曾表示“不是也让云南在过渡嘛”；综上，根据双方当事人履行涉案协议过程的履约情况以及确认书的具体内容，两原告关于双方另约定有一年过渡时间以便逐步经营自己品牌之主张，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再者，关于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主张一年过渡期约定不符合涉案协议变更形式的约定，对此，涉案协议约定变更需经书面协商，虽然前述涉案确定书系采用电子文件的方式，但亦属于书面形式，并非口头形式，故不违反相关涉案协议之约定，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关于两原告主张一年过渡期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变更协议的形式之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同。综上所述，2019年1月3日双方当事人在确定书中另行约定有1年磨合期，系对涉案协议60天约定过渡期的变更。(四)两原告前述行为是否系禁止同业竞争的违约行为且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是否有权据此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涉案协议根据前述，2019年1月3日双方当事人对过渡期时间的约定进行了变更。因此，虽两原告存在宣传“爱的符号”纸尿裤和推销“优加恩”奶粉之行为，该行为亦符合涉案协议约定之禁止同业竞争关系的条款，但因属于过渡期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均应恪守约定，故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无权依据涉案协议约定行使约定解除权。退而言之，即便双方没有变更涉案协议，根据涉案协议的约定在更正通知后七日内逾期未更正的方能单方解除合同，而根据已查明的在案事实，被告贝贝拉姆公司除证明2019年3月8日两原告涉嫌宣传非贝贝拉姆产品的证据以外并无证据证明3月8日以后两原告仍存在前述禁止同业竞争违约行为，故被告贝贝拉姆公司亦无法根据涉案协议之约定单方行使解除权。(五)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是否有权要求两原告承担违约责任，以及两原告主张继续履行涉案协议是否成立如前所述，被告贝贝拉姆公司关于两原告宣传推荐非贝贝拉姆产品构成违约故其请求确认涉案协议解除并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之反诉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两原告要求继续履行涉案协议之本诉请求，由于两原告与被告贝贝拉姆签订涉案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确认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两原告主张按照授权期限继续履行涉案协议的本诉请求，因涉案协议约定被告贝贝拉姆公司授权原告云南昊羲公司的独家经销期限为一年，故独家授权经销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现涉案协议业已到期，两原告主张继续履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云南昊羲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王恩平的全部本诉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贝贝拉姆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云南昊羲母婴用品有限公司、王恩平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贝贝拉姆母婴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闻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杜澄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条式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