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276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吴庆强，男，汉族，1962年5月1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志凌，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吴玉英，女，1966年7月2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理，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美容，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庆强因与上诉人吴玉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初2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庆强上诉请求：1.判令吴玉英立即向吴庆强偿还借款6万元；2.本案的受理费由吴玉英承担。事实和理由：吴庆强认为一审法院不支持其提出的要求吴玉英偿还6万元的反诉请求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吴玉英在一审起诉状中确认收取过吴庆强1万元现金，只是双方对款项性质有异议，吴玉英认为该款属于吴庆强的还款，而吴庆强则认为是吴玉英向其的借款。一审判决认定吴玉英向吴庆强借款的诉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极度存疑。其次，一审判决确认吴庆强向吴玉英账号20×××94转入5万元，但认定双方确认上述账户的款项系双方共同存钱用于赡养母亲之用，一审的上述认定是错误的。该账号是吴玉英在国内领取退休金的账号，吴玉英曾将该账号存折交给吴庆强，目的是为了吴庆强每月能从该账号中提取1500元用于支付母亲的赡养费（微信聊天记录也有反映该事实），该账号并非用于存放双方共同赡养母亲的款项。而且吴玉英在庭上否认曾收到过该款项，并明确否认该款项是吴庆强对其所谓的“还款”。事实上，吴玉英在收到该款项后即2017年3月18日办理了保险理财。因此，吴玉英拖欠吴庆强6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支持吴庆强的上诉请求。吴玉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吴庆强向吴玉英一次性偿还借款100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吴庆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吴庆强支付给吴玉英的6万元属于还款，并非吴庆强所说的借款。吴玉英从来没有向吴庆强表示过向吴庆强借款，双方并没有借款的合意，而吴庆强除了还款记录外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款项是属于借款。吴玉英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属于还款，而吴庆强也在微信中多次承认已还了6万元，还有10万元未还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为“对其中关键的‘你那十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双方持不同意见,但综观期间前后的对话内容及语境分析,……不能得出吴庆强已作出表示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吴玉英于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2018年4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明显看出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吴庆强在微信里说：“父亲亲自跟我说的，……，玉英16万，他24万，我先前还了6万给你了，还有十万，你那十万，就算我卖屋都会还回给你，你记住，你听着，好不好？”该段对话已经很明确可以看出双方的父亲吴群芳帮吴庆强支付的40万购房款其中有16万是属于吴玉英借给吴庆强的，而吴庆强已还款6万，剩余还有10万元未还。聊天记录里面的提到的数额刚好相互印证，并无矛盾，足以说明关键的“你那十万元”款项的性质是属于借款，而一审法院却认为不能得出吴庆强已作出表示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明显是偏袒吴庆强，显失公平。三、一审法院认为“是否真实存在该借款的事实存疑，即使确实存在出借16万元的事实，……，其行为应视为赠与，吴群芳收取款项并存于自己名下，视为对赠与的接受，赠与行为已完成”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吴庆强已在微信聊天记录里承认其父亲吴群芳亲自跟他说过16万元是属于吴玉英借给吴庆强的，而吴庆强已还款6万，吴庆强也承诺剩余还有10万元一定会还给吴玉英。因此借款的事实真实存在，并没有任何存疑。而法院认为即使存在出借16万元的事实，其行为应视为赠与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笔款项属于赠与，而且即使吴玉英与吴群芳是父女关系，在吴玉英经济实力不是特别雄厚且吴玉英不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吴玉英不可能随意将16万元赠与给父亲。而吴玉英所说的交由父亲存放、理财更为符合事实。综上，双方之间形成借款合意,有确凿证据证明吴庆强也认可向吴玉英借款，吴庆强支付给吴玉英的6万元属于部分还款，吴庆强理应偿还剩余10万元借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维护吴玉英的权益。吴玉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庆强向吴玉英偿还借款1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2.一审诉讼费由吴庆强承担。吴庆强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吴玉英向吴庆强返还款项6万元；2.一审诉讼费由吴玉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玉英与吴庆强是兄妹关系，吴玉项与吴庆强的父亲为吴群芳。吴群芳曾于2010年5月11日分两笔，从其个人账户中分别取款港币25656.53元和港币4500.5元。同日，吴群芳分四笔，分别将港币25600元兑换为人民币22241.28元，将港币56.53元兑换为人民币49.11元，将港币4500元兑换成人民币3909.6元，将港币0.5元兑换为人民币0.43元。吴群芳于2017年7月去世，从2018年3月25日起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吴玉英、吴庆强双方通过微信就如何处理吴群芳遗产问题进行了沟通。吴玉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了账号为20×××94的银行账户。吴庆强于2017年3月14日向该账户转入人民币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吴玉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案属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在庭审中选择适用内地法律审理该案符合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该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审理。吴玉英主张吴庆强向其借款16万元，但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借据及收款收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吴玉英与吴庆强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需从双方所举证据综合认定。吴玉英在诉讼中仅提供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吴玉英主张吴庆强在聊天中已自认欠吴庆强借款10万元，因此主张还款，但从吴玉英、吴庆强双方的微信对话内容来看，吴玉英与吴庆强在从2018年3月25日起至2018年4月3日期间的对话，均系讨论由于吴玉英一直以来将自己的款项交予吴群芳存在银行或投资股票，因吴群芳去世导致上述款项无法顺利取出，双方应如何处理吴群芳的遗产，并未论及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在其后的2018年4月13日的对话内容中，均系沿续之前双方讨论的处理吴群芳的遗产问题。对其中关键的“你那十万元”款项的性质问题，双方持不同意见，但综观期间前后的对话内容及语境分析，吴庆强确认的是需要向吴玉英交付“十万元”款项，但对该款项的性质并不明确，不能得出吴庆强已作出表示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结合诉讼中双方的陈述，吴玉英确认其出借的16万元来源自由其交付予吴群芳的款项，但并未提供相应的款项往来凭证作为依据，又对吴群芳是如何将借款交付予吴庆强，以及吴庆强已还部分款项的还款方式均不能准确确认，因此是否真实存在该借款的事实存疑。即使确实存在出借16万元的事实，吴玉英与吴群芳之间系父女关系，吴玉英将其款项交予吴群芳，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款项的性质的情况下，其行为应视为赠与，吴群芳收取款项并存于自己名下，视为对赠与的接受，赠与行为已经完成。赠与是实践合同、单务合同，赠与财产一旦交付，权利即已转移，该款项应为吴群芳的财产，吴玉英主张该款系由其出借，实质上是要达到撤销赠与的目的，如前所述，赠与已履行完毕，没有法定情形，吴玉英无权要求撤销赠与返还财产，吴玉英主张其享有债权没有法律依据。吴玉英未能证明与吴庆强间存在借贷关系，其主张吴庆强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吴庆强提出偿还6万元的反诉请求，其中交付1万元现金的事实，无证据证实；对于其中的50000元的款项，该款项系转入吴玉英账号为20×××94的银行账户，因双方在诉讼中已确认上述账户的款项系双方共同存钱用于赡养双方母亲用途，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确认该款项为吴庆强借予吴玉英的借款。吴庆强主张返还款项的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吴玉英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吴庆强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吴玉英承担；反诉受理费1300元，由吴庆强承担。二审期间，吴玉英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材料：第一组：1.《声明书》、2.《证明书》，拟证明吴玉英在香港有稳定的工作，每月工资为港币10032元，在香港租房的租金每月仅港币892元，可见吴玉英收入较高，生活并不困难；另外，吴玉英在与其前夫的离婚诉讼中，香港法院判决其前夫支付港币90000元予吴玉英；综上，吴玉英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其将部分积蓄交予父亲吴群芳进行理财是客观真实的。第二组：3.吴玉英个人的《笔记本》、4.《中国光大银行个人大额存单认购协议》、5.《中国光大银行个人存款回单》、6.《南海农村信用社取款回单》、7.《个人取款回单》2张、8.《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拟证明：1.吴玉英在1993年之前在广东省肇庆市一家日用杂品公司做售货员，1993年后从该市转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棉织二厂做保育员，一直都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吴玉英由于2007年要移居香港，所以将个人所有的存款都取出，交由其父亲吴群芳予以保管打理。2.吴玉英将其个人存款交由父亲吴群芳打理后，吴群芳以自己的名义帮吴玉英购买了290000元的理财产品。3.吴群芳银行卡里的钱有很多都是港币，这也可以表明这些钱都是吴玉英从香港带来内地给父亲吴群芳予以打理的。第三组：9.《放射影像报告单》、10.《小器官彩色超声诊断报告单》、11.《广东省中医院临床化学检验报告》、12.《广东省中医院住院病案》、13.《广东省中医院出院诊断书》、14.中国工商银行《活期一本通存折》、15.《保险合同》、16.中国农业银行《定期一本通存折》、17.《佛山市医疗（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市外医疗机构就医申请表》，拟证明：1.吴玉英经诊断患上乳腺纤维囊性增生的病症，该病并不严重，所需治疗费用比较低。吴庆强将50000元还给吴玉英后，吴玉英收到该款后就办理了保险理财手续，没有用于治病。由此可以看出吴玉英生活并不困难，也不是吴庆强所说的得了乳腺癌，需要借钱治疗，因此该笔款项是还款而不是借款。2.吴玉英还有1500元的存款到期后一直没有取出来用，如果真的生活困难需要借钱度日，不可能还有存款一直放在银行而不用。第四组：18.吴玉英与吴庆强等人的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稿），拟证明吴庆强和吴永恩在谈话中都亲口承认了吴庆强欠吴玉英借款10万元的事实。19.中国农业银行利息及代扣税款清单两份、中国工商银行特殊交易凭条一份，拟证明吴玉英有经济能力出借款项给吴庆强。吴庆强经质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该证据没有办法证明吴玉英有出借的能力，根据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吴玉英基本没有积蓄。第二组证据：对证据3《笔记本》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是吴玉英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对证据4、5、6、7、8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相关款项是属于吴群芳所有，并非吴玉英所有。第三组证据：对证据9、10、11、12、13的三性予以确认，说明吴玉英患有慢性疾病，需要花钱长期治疗；对证据14、15的三性予以确认，表明吴庆强借给吴玉英的5万元，吴玉英用于保险理财之用；对证据16的三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显示截至2014年止，吴玉英在该存折的存款余额不到3万元，说明吴玉英的个人存款不多；对证据17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18的录音材料认为不是新证据，且对于录音材料及其文字文本均不予确认，因为一审判决对该录音已经作出不予采信的处理。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三张凭证的年限均在2007年，且金额很少，不能保证吴玉英在2015年仍存续这些款项，并出借给吴庆强；另外，中国工商银行存折的款项是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非购房用途不能提取。经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吴玉英提供的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对于第一组证据，虽然吴玉英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供，但因该证据属于域外形成的证据，吴玉英在一审诉讼中对上述证据未依法办理相关公证认证手续，故一审法院未予采信；现上述证据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予以公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据3《笔记本》，由于吴庆强亦确认该证据为吴玉英个人制作，只是认为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基于双方对《笔记本》为吴玉英制作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5、6、7、8，由于上述证据所记载的款项属于案外人吴群芳所有，且吴群芳已经去世未能到庭对质，吴庆强亦不予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除证据17外，吴庆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7，吴庆强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质证；经审查，证据17《佛山市医疗（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市外医疗机构就医申请表》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吴庆强未能提供证据否认其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四组证据谈话录音，双方当事人对该谈话录音所涉及的录音人员、录音地点和录音内容等与吴玉英在一审提供的谈话录音确认一致，吴玉英陈述在二审中再次提供该证据的原因是由于录音载体不同，一审提供的谈话录音不清晰，一审不予认定该谈话录音，故吴玉英现重新提供用另外手机录制的谈话录音；由于该谈话录音在一审庭审时，吴玉英已经作为证据予以出示，依法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故本院对该谈话录音不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予以认证。二审期间，吴庆强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已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吴玉英主张吴庆强向其偿还借款16万元是否成立；2.吴庆强主张吴玉英向其偿还借款6万元是否成立。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吴玉英主张吴庆强向其偿还借款16万元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吴玉英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证明其借款给吴庆强的事实，但其提供了微信对话记录和谈话录音用以证明其主张。吴庆强对吴玉英的借款主张不予确认，并提供了汇款凭证和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反驳。其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吴玉英主张与吴庆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认定的关键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和案涉款项有否实际交付。从吴玉英所提供的微信对话记录和谈话录音内容显示，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案涉纠纷的16万元是否属于吴玉英交予其父亲吴群芳的理财款，在吴庆强需要购置房屋时，吴群芳是否将该属于吴玉英所有的理财款出借给吴庆强。经审查，吴玉英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与吴庆强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且由于吴群芳已经去世，客观上不能陈述争议款项的处分经过，吴玉英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吴玉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种类物，一旦交付借款人，往往难以再与借款人自有货币区分开来，因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是否实际向借款人履行出借款项的交付义务，需要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提供的证据必须符合较高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吴玉英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书面债权凭证证明借贷行为的客观存在，虽然吴庆强与吴玉英是兄妹关系，但考虑到案涉金额并非较少数目，且结合吴玉英对自身财产变动、交易有通过《笔记本》的形式予以书面记录的习惯，故若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而吴玉英又未要求吴庆强向其出具书面债权凭证的情况，该行为与吴玉英的个人交易习惯不符，吴玉英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另外，吴玉英提供的微信对话和谈话录音，均未能证明双方有明确的借贷合意，以及案涉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内容，更多涉及的是对父亲吴群芳去世后遗产的处理及赡养母亲的相关事宜。吴玉英主张双方对话过程中吴庆强确认十万元款项属于双方借款的抗辩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院认定吴玉英关于吴庆强向其偿还借款16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吴庆强主张吴玉英向其偿还借款6万元是否成立的问题。吴庆强主张通过现金交付1万元和银行转账5万元的方式向吴玉英出借款项，吴玉英对此不予确认。首先，吴庆强主张通过现金方式向吴玉英出借款项1万元，仅有单方口头陈述，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吴玉英亦不予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吴庆强关于通过现金方式向吴玉英出借1万元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吴庆强主张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吴玉英出借5万元，并提供银行汇款凭证予以证明。经查明，该款项于2017年3月14日转入吴玉英账号为20×××94的银行账户，庭审中双方确认该账户的存款是吴庆强与吴玉英用作赡养母亲之用，银行存折原由吴庆强负责保管，其后因母亲赡养费分担问题双方产生纠纷，2018年5月后该存折交由吴玉英保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由于吴庆强承认户名为吴玉英的该银行账户主要是用作支付赡养母亲费用之用，故其应对汇入该账户的5万元为借款性质提供更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在吴庆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前提下，吴庆强的主张理据不足，吴庆强就该款项的请求可另行主张，本院对其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吴庆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吴玉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凯原审判员  谢达辉审判员  禤敏婷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段啸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