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决 定 书（2019）津0116法赔3号赔偿请求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旗良公路东侧。法定代表人张宏宇，经理。赔偿请求人张宏宇，男，汉族。赔偿义务机关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法定代表人袁新利，院长。委托代理人夏浩天，该院行政庭法官。委托代理人王顺，该院执行局法官。赔偿请求人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燊易达公司）、张宏宇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刑事违法追缴为由，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申请国家赔偿。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孙国文、秦秀敏、刘清华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4日依法组织了听证，充分听取了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对本案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查终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张宏宇申请称，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就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张艳莲、张海洋犯非法拘禁罪一案作出（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载明：“二、对被告人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所抢劫的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津ＭH30**）予以追缴，发还所有权人；责令被告人程明宇退赔人民币7000元，发还被害人张宏宇。三、被告人杜刚全、张艳莲、刘吉庆、程明宇、张海洋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宏宇经济损失17561元。”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津02刑终46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宏宇于2017年9月就上述判项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该院并未依照已生效的判决依法执行，而是在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津0110执3161号《执行裁定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以本案执行标的24561元，执行费268元，已执行17561元，被执行人程明宇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也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明确具体的财产或财产线索，涉案车辆下落不明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执行法官未将上述裁定书送达张宏宇，张宏宇对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情况不知情。后，张宏宇多次找到执行法官，强烈要求追缴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作出（2017）津0110执316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其协助追缴并扣留涉案车辆。之后，张宏宇找到派出所办案民警，民警答复称，法院判决已生效，执行义务机关是法院，而非公安机关，现公安机关无法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无法协助执行。期间，张宏宇无数次往返于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和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无果。2018年7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又告知张宏宇，须通过民事诉讼后法院才能采取强制措施去追缴车辆。张宏宇无奈于2018年8月以燊易达公司名义向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刘顺年与张宏宇就涉案车辆签订的《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无效，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后撤回起诉。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于2018年9月就上述事宜向南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承办法官告知赔偿请求人：原审法院已作出明确判决，如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因执行需要，应向其出具相关证明或裁定书，其才能作出判决，否则判不了。赔偿请求人因法院不能作出判决而申请撤回起诉。2019年5月，在张宏宇的多次要求下，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该案上报给东丽区委政法委，东丽区委政法委决定由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整理材料后移送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2019年7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相关材料移送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打黑办。2019年9月，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将涉案车辆追回，并移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9年9月2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被抢涉案车辆发还张宏宇及燊易达公司。赔偿请求人认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存在如下违法之处：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2017年9月至2019年4月的执行过程中，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执行生效刑事判决书的判项，而是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执行，所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同样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刘顺年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才导致涉案车辆下落不明，得不到及时追缴，且错误要求赔偿请求人提起民事诉讼。二、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其应依据刑事判决依法追缴涉案车辆，且根本不存在涉案车辆下落不明的情况，其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错误，裁定书中要求赔偿请求人来提供财产线索，明显系滥用职权。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下达的《协助执行书》同样适用法律错误，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四、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传唤刘顺年时，在笔录中告知错误，应告知刘顺年持有涉案车辆违法，且要告知其拒不上交涉案车辆的法律后果。现涉案车辆已严重受损，经二手车市场评估本车价值为15万余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张宏宇作为涉案车辆所有人燊易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年来就涉案车辆的追缴事宜往返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造成交通费直接损失15000余元、误工损失约10万余元、聘请专业律师花费4万元。请求：1.赔偿张宏宇交通费用15000元；2.赔偿张宏宇3年来的误工损失10万元；3.赔偿燊易达公司支付的律师费4万元；4.责令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赔礼道歉；5.赔偿牌照号津ＭH30**途锐汽车的直接经济损失25万元。二赔偿请求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的（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证据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的（2017）津02刑终46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证据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津0110执3161号《执行裁定书》2份；证据四、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作出的（2017）津0110执316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五、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的（2018）津0102民初7158号《民事裁定书》；证据六、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的（2018）津0104民初10545号《民事裁定书》；证据七、张宏宇于2019年2月14日书写的《申诉》；证据八、张宏宇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监察室书写的投诉材料；证据九、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制作的《车辆交接单》，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5日将涉案车辆发还二赔偿请求人；证据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对刘顺年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对张宏宇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据十二、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给赔偿请求人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部分）；证据十三、燊易达公司与天津民合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书》，约定案件代理费用为4万元；证据十四、《充值流水》，赔偿请求人在2017年2月至2019年9月累计加油充值17000元；证据十五、燊易达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出具的《工资证明》，证明张宏宇工资待遇为每月2万元。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辩称，一、案件执行经过。2018年3月9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向案件侦查机关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金钟派出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追缴涉案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越野轿车。2018年4月3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传唤案外人刘顺年到院询问该车辆情况，经案外人刘顺年陈述其已于2017年11月份左右以19万元价格将该车又质押给他人，现该车下落不明。2018年5月16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查封涉案车辆底档，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为燊易达公司，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多方查找该车未果。2019年3月18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再次传唤案外人刘顺年到院，责令其于2019年3月22日前将涉案车辆交至法院，因涉案车辆下落不明，案外人刘顺年未能履行。2019年4月23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发出《关于追缴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越野轿车的函》，请求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后该局将此案汇报至东丽区委政法委。东丽区委政法委召开联席会议，确认由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继续追缴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告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涉案车辆已追缴到位。当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涉案车辆予以扣押。2019年8月30日，案外人刘顺年提出执行异议，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限其补充材料。2019年9月9日，案外人刘顺年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9年9月2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涉案车辆发还给所有权人燊易达公司，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宏宇自行提走。二、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条件。首先，本案应属于刑事违法追缴赔偿。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为法定赔偿，只有符合法律明文规定的，才能进行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国家赔偿共计十四项案由，涉及本案的可能为刑事违法追缴赔偿和错误执行赔偿二类案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错误执行赔偿仅限于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本案的生效文书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但涉及车辆的主文表述为“追缴”，属于适用刑事法律的判项，故本案案由应为刑事违法追缴赔偿。其次，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不存在违法行为。案件立案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的追缴行为系执行生效文书的结果，对于具体的追缴过程及追缴期限，没有法律予以明确，且赔偿请求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追缴行为具体违反了何种法律。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尽管对于追缴车辆的查控手段有限，但还是积极协调各方予以追回。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并无违法之处，反而穷尽了各种现有的执行措施，有力地保护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的基本要件。另需指出的是，张宏宇并非涉案车辆所有权人，不属于受害的公民，不能作为赔偿请求人提出本次国家赔偿申请。三、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1.赔偿请求人就其主张的交通费和律师费，未能说明与赔偿义务机关的哪一项错误执行行为相关，难以评价，且该费用系赔偿请求人自愿支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因赔偿请求人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2.关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误工费的问题，在涉案执行过程中，并未对赔偿请求人进行羁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只有对违法羁押、限制人身自由的，才赔偿误工费，故其该项主张于法无据。3.关于赔偿请求人主张赔礼道歉的问题，只有国家对受害人有人身方面的损害时才适用赔礼道歉，本案只涉及财产方面，不适用赔礼道歉。4.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涉案车辆直接经济损失，缺乏证据支持，且与本案的追缴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查找到车辆后，因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涉案车辆暂不能予以发放，在执行异议程序结束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尽快将车辆发还给了赔偿请求人，执行行为高效，期间未对车辆进行损坏。涉案车辆的损失，系刑事案件被告人和案外人在占有期间造成，并非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造成。综上，二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驳回二赔偿请求人的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于2016年11月2日对刘顺年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就涉案车辆已对案外人刘顺年进行了询问，刘顺年自述涉案车辆已经质押给他人，公安机关没有对涉案车辆继续进行追缴；证据二、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7年11月28日对张宏宇制作的《执行笔录》、（2017）津0110执316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法官已将案件执行情况告知张宏宇，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证据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的《关于追缴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越野轿车的函》；证据四、《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涉案车辆于2019年8月27日追缴到位；证据五、案外人刘顺年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证据六、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对案外人刘顺年制作的《执行笔录》、9月25日对张宏宇制作的《执行笔录》和《车辆交接单》，证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9月25日将涉案车辆发还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经审查查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系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轿车的所有权人，张宏宇系燊易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7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就检察机关指控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犯抢劫罪、非法拘禁罪，张艳莲、张海洋犯非法拘禁罪及张宏宇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作出（2017）津0110刑初27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二项、第三项判项载明：“二、对被告人杜刚全、刘吉庆、程明宇所抢劫的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牌照号津ＭH30**）予以追缴，发还所有权人；责令被告人程明宇退赔人民币7000元，发还被害人张宏宇。三、被告人杜刚全、张艳莲、刘吉庆、程明宇、张海洋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宏宇经济损失17561元。”涉案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越野轿车在刑事案件侦办时并未被扣押，检察机关在公诉时并未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移送涉案车辆或包含涉案车辆的财产清单。部分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津02刑终46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宏宇于2017年9月20日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书，申请：1.追缴返还被抢途锐牌越野轿车（牌照号牌照号津ＭH30**）；2.被执行人程明宇退赔人民币7000元；3.被执行人杜刚全、张艳莲、张海洋、程明宇、刘吉庆共同赔偿人民币17561元。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后分别向上述五名被执行人下达了《报告财产令》和《执行通知书》，对五名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查询。2017年11月20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对张宏宇进行了询问，告知其将对五名被执行人共同赔偿款17561元予以发还，经调查被执行人程明宇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询问其能否提供涉案车辆线索。张宏宇表示不能提供涉案车辆线索，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表示认可，因案件暂不具备执行条件，同意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津0110执3161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本案执行标的为24561元，执行费268元，已执行17561元；执行中经查，五名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期间，被执行人程明宇名下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明确具体的财产或财产线索；涉案车辆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小汽车下落不明，申请人亦不能提供相关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自认未向张宏宇送达上述《执行裁定书》。后张宏宇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申请继续追缴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向天津市公安局金钟派出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其协助追缴并扣留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向天津市车管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其协助查封涉案车辆，查封期间自2018年5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向案外人刘顺年下达《通知书》，责令刘顺年于2019年3月30日前追回涉案车辆并交至法院，后刘顺年未能向法院交回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3日向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作出《关于追缴牌照号津ＭH30**途锐牌越野轿车的函》，请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该局经请示东丽区委政法委后，东丽区委政法委决定由该局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2019年8月27日，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张贵庄派出所告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涉案车辆已追缴到位。当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涉案车辆予以扣押。2019年8月30日，案外人刘顺年提出执行异议，后其又于2019年9月9日撤回执行异议申请。2019年9月25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将涉案车辆发还给所有权人燊易达公司，燊易达公司在《车辆交接单》接收单位处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张宏宇在接收人处签字。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第二十条规定：“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本案中，赔偿请求人张宏宇、燊易达公司明确其提出涉案国家赔偿申请是基于其认为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对涉案车辆追缴不当提出。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燊易达公司，而非张宏宇，其只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在本案中张宏宇并无提出涉案国家赔偿的请求人资格，其提出的涉案国家赔偿请求显无事实根据。在本案中，燊易达公司未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申请追缴涉案车辆，而是法定代表人张宏宇以其个人名义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申请追缴涉案车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未在该执行案件立案时向张宏宇释明就该项申请应以燊易达公司名义提出，虽有不妥，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张宏宇申请的执行案件中一并采取多种措施对涉案车辆予以追缴，充分保障了燊易达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涉案车辆在刑事案件侦办时并未被扣押，检察机关在公诉时并未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移送涉案车辆或包含涉案车辆的财产清单，执行申请人张宏宇也未能向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供涉案车辆的线索，涉案车辆在当时实际处于下落不明状态。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8月27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区分局追缴到涉案车辆并予以扣押，后于2019年9月25日将涉案车辆发还燊易达公司，其对涉案车辆的追缴行为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主张涉案车辆的毁损是由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扣押涉案车辆后保管不善造成的，也无证据证明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明知涉案车辆的线索而不予追缴，故燊易达公司提出的涉案国家赔偿请求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书未送达的问题。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询问笔录显示，该院在决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前已经告知了张宏宇，张宏宇本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该裁定书虽未送达张宏宇，但该瑕疵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的涉案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相关文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告知其提起民事诉讼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张宏宇与案外人刘顺年就涉案车辆签订有《机动车质押借款合同》，无法判断刘顺年是否构成善意，告知其就该问题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符合上述规，并无不当。且当时涉案车辆并未被追缴扣押，上述告知行为也未导致涉案车辆返还迟延。关于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主张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传唤刘顺年时在询问笔录中告知错误，应在询问时告知刘顺年持有涉案车辆违法和拒不上交涉案车辆的法律后果的问题。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解释称，相关法律规定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对其上述主张并未提供相关法律依据，本院对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的上述抗辩主张予以采信。综上，张宏宇不具有本案赔偿请求人资格，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对涉案车辆的追缴行为并无不当，赔偿请求人燊易达公司的国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如下：驳回张宏宇、天津市燊易达商贸有限公司的国家赔偿申请。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