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7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大岭山嘉仁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D。法定代表人：柴丽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艳婷，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勇强木材加工厂，经营场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A。经营者：何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宽军，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碧贤，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斌，男，汉族，1971年5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市********，公民身份号码510************058。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宽军，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碧贤，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安勇，女，汉族，1970年11月27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市********，公民身份号码510************240。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宽军，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碧贤，广东广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大岭山嘉仁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仁公司）、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勇强木材加工厂（以下简称勇强加工厂）因与被上诉人何斌、詹安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3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嘉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向嘉仁公司支付货款2399198元及利息（利息以239919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逻辑错误，在认定“通话记录仅能证明勇强加工厂拒绝继续提供已经加工好的产品，无法证明勇强加工厂扣押了嘉仁公司的原材料”的前提下，又判决不予支持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向嘉仁公司赔偿货款及利息的诉求，明显自相矛盾。嘉仁公司提供的通话记录可以证实勇强加工厂擅自停工，且拒绝“出货”的事实，货物是由詹安永签收入库的，无论该笔货物是否已经全部加工完毕，在勇强加工厂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曾经将该笔货物全部出货给嘉仁公司的情况下，不能否认该笔货物或以原材料或以成品半成品的状态保管在勇强加工厂手中这一事实。无论勇强加工厂是拒绝提供已经加工好的产品，还是扣押了嘉仁公司的原材料，实际上都已经给嘉仁公司造成了损失，嘉仁公司按照购买原材料时的货款价格要求勇强加工厂赔偿，已经降低赔偿的标准，因为若按照加工好的成品的价值来进行赔偿，该笔货物的价值肯定超出原材料价值。嘉仁公司是为了方便法院计算损失，才参照原材料价格来计算实际损失的。嘉仁公司起诉要求支付货款损失是按照其购买原材料时支付的价款进行计算，并非代表嘉仁公司的诉求是要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所扣押的原材料的损失，一审法院对嘉仁公司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理解错误。嘉仁公司诉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货款损失而非直接返还货物是因为行业特殊性，一审判决毫无事实依据。嘉仁公司虽然派驻了15名员工与勇强加工厂混合生产，但嘉仁公司的员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等勇强加工厂把工厂大门打开才能进去上班，从勇强加工厂提供的何斌与柴丽娟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嘉仁公司要通过询问何斌才能知道具体的加工进度以及是否能够出货，嘉仁公司根本无法掌控加工的进度以及出货的环节，更不可能在未经勇强加工厂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出货。勇强加工厂拒绝嘉仁公司出货后，嘉仁公司已经报了警，因公安不处理民事纠纷，嘉仁公司无法，只好将工人撤出勇强加工厂（何斌在庭审中也陈述嘉仁公司的工人是报警后就撤出勇强加工厂）。嘉仁公司在2019年1月7日就已经写好了《民事起诉状》，明确了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货款损失以及归还机器设备的诉求，因嘉仁公司手上仍有订单亟需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嘉仁公司才针对机器设备的问题向勇强加工厂发出律师函，若勇强加工厂能归还机器设备，届时再撤回该诉求，但由于勇强加工厂和何斌一直拒收，导致律师函无法发送成功，当时嘉仁公司为了让勇强加工厂尽快归还机器设备，又另外针对此事再次报了警，公安仍然以属于民事纠纷为由不予立案。这才是嘉仁公司在律师函中未提及赔偿货款损失的事实真相。因行业特殊，客户需要的木材的数量、规格、材料等都是指定的，每个客户需求都不同，木材交易市场的供货期限都很短暂，在嘉仁公司逾期不交货的情况下，客户不会给予很长的宽限期。因此，即使法院判决勇强加工厂归还货物，但该笔货物极大可能不符合其他客户的具体要求，对嘉仁公司明显存在巨大的商业风险，因此，嘉仁公司不诉求归还货物而直接要求赔偿货款损失是合法合理的。一审法院也明知木材加工行业特殊规律，却仍对嘉仁公司只诉求赔偿损失而不诉求归还货物的行为表示怀疑，这种“双标”的行为违反了公正、平等的原则，令人难以信服。二、一审判决违反了证据规则，嘉仁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嘉仁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送货单、托运单、入库单等已经证明了其将原材料提供给勇强加工厂加工的事实，通话记录可以证实勇强加工厂擅自停工，且拒绝“出货”的事实，嘉仁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而勇强加工厂辩称货物已由嘉仁公司出货完毕，却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实，连双方洽谈出货时间的证据都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勇强加工厂因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勇强加工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判决嘉仁公司向勇强加工厂支付加工费(按照成本计算)134368.60元、货物货款151885元（暂合计为286253.60元）；2.判令嘉仁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勇强加工厂认为，双方成立加工承揽合同关系，从嘉仁公司提供的证据（物流单、发货单等）可以证明勇强加工厂确实为嘉仁公司加工了货物，从嘉仁公司发来的《工厂房屋租赁合同》、《外发加工合同》、电话录音可以证明双方确实曾经协商以租金、水电费、工人工资等开支计算加工费。勇强加工厂也举证证明了自己加工的货物由嘉仁公司发货的事实，因此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支付加工费、货款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勇强加工厂的该项诉求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一、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加工费结算资料，但根据嘉仁公司将材料拉到勇强加工厂以及后期双方混合加工的实际情况，从时间、人工、水电费、租金等可以计算出加工费。（一）在前期合作时，双方曾口头约定加工费按照成品500元一方计算。2018年9月25日，嘉仁公司添加勇强加工厂的微信，询问代加工“指接”事宜。2018年10月5日，嘉仁公司开始拉货到勇强加工厂处进行加工，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加工承揽合同，但是双方口头约定按照成品500元一方计算。2018年10月19日，嘉仁公司和勇强加工厂商量好提供设备帮助加工，并派工人过来，加工“直方”，工厂的成本全部由嘉仁公司承担，刨花归勇强加工厂。（二）双方混合生产，嘉仁公司将工人和机器设备都拉到勇强加工厂的工厂，原来“按成品500元一方计算”的约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嘉仁公司也同意计算房租、工人工资、水电费等开支。2018年11月11日，嘉仁公司要求改变双方的价款计算方式，并发来《工厂房屋租赁合同》、《外发加工合同》，嘉仁公司提出其只承担12000元租金和全部水电费，嘉仁公司按“指接”550元一方向勇强加工厂支付加工费，刨花平分。勇强加工厂提出:租约要交押金；加工部分，由于“指接”材料本来就是不好的材料，勇强加工厂不能保证加工后的产品质量，更加不能承担对外的赔偿等风险；另外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应当保证每月200方的加工量。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没有签订合同。（三）在双方没有对加工费或成本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勇强加工厂根据房租、水电费、工人等成本主张加工费属于合理的请求。直至2018年12月15日，嘉仁公司仅支付100000元，没有对加工费或者勇强加工厂的成本进行结算确认，也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工厂停产，至今双方还没有成功进行书面结算。关于加工费的结算问题，双方约定全部生产成本由嘉仁公司承担;后来双方未就合同变更达成一致意见，仍然应当按照原约定进行结算。而且，在目前无法证明与计算加工量的情况下，加工费也无法计算，勇强加工厂只能按照原约定主张代加工这段时间支出的成本，具体包括：①10月份杂费开支8626.9元，11月份杂费开支11001.5元；②10月至12月份水电费42073元；③10月份至12月份租金39925元；④10月至12月份的工人工资96132元；⑤10月至12月份伙食费10873元。上述租金、工人工资是按照加工天数计算成本，①至⑤项共计208631.4元，减除柴丽娟支付的100000后，嘉仁公司还拖欠勇强加工厂108631.4元。二、勇强加工厂请求的货款151885元是属于勇强加工厂自己加工的货物，嘉仁公司替勇强加工厂出货（或嘉仁公司将勇强加工厂的货物一并出货）后，相应的货款理应返还给勇强加工厂。嘉仁公司提供了橡霖木厂的入库单、出库单和送货单，证明嘉仁公司对货物的入库、出库和送货都有明确的流程的单据，管理相对比较规范，嘉仁公司不可能采用勇强加工厂的送货单送货。案涉151885元的送货单明显与橡霖木厂的入库单、出库单和送货单格式不相同，嘉仁公司在庭审时也确认这些是勇强加工厂的单据,但对为何采用勇强加工厂单据来记载自己的发货记录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嘉仁公司的说法并不可信。从151885元的送货单可以看出，柴某某几乎都是在收货人这一位置签名，而詹安永均是在发货人这一位置签名，其中有一张单据在首部还记载了客户“中山林”的名字，证明货物实际上是勇强加工厂将自己的材料加工成货物后，嘉仁公司将勇强加工厂的货物一同出货给嘉仁公司的客户。与签收原材料不同的是，发货是交付给客户的，需要客户签收,如果是勇强加工厂自行销售，明显不需要嘉仁公司签名。三、案件受理费46530元是根据嘉仁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金额计算出来的，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嘉仁公司赔偿的请求，相应的诉讼费理应由嘉仁公司独自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勇强加工厂承担2281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嘉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嘉仁公司货款2399198元及利息（利息以239919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判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返还嘉仁公司200立方橡胶木木方成品（价值约829437元）；3.判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向嘉仁公司返还推台锯三台、空压机一台、指接机一台、送料机一台、马达五台、一切三两台、布袋机两台、双头锯一台、四面刨三台、分切指节一台、打齿机一台、吸尘房一台（价值合计约617000元，具体型号见存放保管清单）；4.判令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勇强加工厂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嘉仁公司向勇强加工厂支付加工费134368.6元；2.判令嘉仁公司向勇强加工厂支付货款151885元；3.判令嘉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仁公司是一家从事木制品销售的公司，勇强加工厂是一家从事木材加工的个体工商户，何斌系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詹安勇系何斌之妻。2018年9月，嘉仁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丽娟通过微信与何斌取得联系，开始洽谈木材加工事宜，双方口头约定由勇强加工厂代嘉仁公司加工木材。2018年10月5日，嘉仁公司开始将木材原料运到勇强加工厂进行加工，双方未签订书面承揽合同，仅口头约定按照成品500元一方计算。为加快进度，2018年10月19日，经双方协商，嘉仁公司提供设备并安排15名工人进入勇强加工厂帮助加工。嘉仁公司向勇强加工厂支付了100000元加工费。2018年11月11日，嘉仁公司草拟《工厂房屋租赁合同》《外发加工合同》，要求勇强加工厂签字。合同中，嘉仁公司主张由己方承担12000元租金、全部水电费，按照每立方米550元向勇强加工厂支付加工费，刨花平分。勇强加工厂则要求嘉仁公司先交100000元押金、保证每月200方的加工量，且勇强加工厂不承担对外赔偿等风险。因双方意见相左，未签订合同。2018年12月10日，何斌向嘉仁公司出具“存放保管清单”一份，载明了嘉仁公司存放在勇强加工厂的设备名称和数量，并备注“嘉任（仁）木业要求搬移，勇强木业无条件配合设备拉出，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后双方分歧逐渐扩大，于2018年12月15日停止合作，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先支付剩余加工费，遭拒后拒绝配合其运走存放在厂区内的机器设备。2019年1月7日，嘉仁公司委托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向勇强加工厂、何斌邮寄律师函，要求在2019年1月10日前配合嘉仁公司将存放在勇强加工厂的设备搬离，逾期不配合将通过法律程序向公安机关报案，但邮件未成功送达，嘉仁公司遂起诉至法院。诉讼期间，嘉仁公司申请财产保全，2019年2月26日，经法院工作人员及嘉仁公司人员柴立忠、何斌现场清点确认，勇强加工厂内现存机器设备包括嘉仁公司诉讼请求第三项中所列的全部设备及部分属于勇强加工厂自身原有的设备，现存木材原材料及成品共计200立方米、半成品150立方米。一审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勇强加工厂按照嘉仁公司要求进行木料加工的工作，但事前双方未就承揽的报酬、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内容达成一致意见，事后也未就加工的数量进行核算。庭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嘉仁公司提出的损失赔偿以及勇强加工厂提出的加工费是否合理。关于嘉仁公司主张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货款2399198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嘉仁公司举证证明了将原材料存放在勇强加工厂的事实，但双方混合生产时，嘉仁公司也派驻了管理人员和工人进驻勇强加工厂。在此期间，勇强加工厂无法单独处理嘉仁公司存放的原材料。嘉仁公司在双方中止合作关系后从勇强加工厂撤出时，以及在2019年1月7日向勇强加工厂、何斌发出的律师函中，均未提出赔偿原材料损失的事情。庭审中，嘉仁公司称系在财产保全过程中随法院工作人员在勇强加工厂查封时才发现原材料减少的情况。查封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但嘉仁公司在2019年1月9日提起诉讼时已经在其诉状中提出赔偿原材料损失的主张，明显自相矛盾。嘉仁公司法定代表人柴丽娟与何斌的通话记录可以证实勇强加工厂曾经拒绝“出货”，但“出货”一词含义显然不包括返还原材料，通话记录仅能证明勇强加工厂拒绝继续提供已经加工好的产品，无法证明勇强加工厂扣押了嘉仁公司的原材料。嘉仁公司提供的证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其主张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赔偿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嘉仁公司主张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返还200立方橡胶木木方成品和机器设备的诉讼请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在答辩状中确认嘉仁公司尚有一批机器设备和200立方米木料存放在勇强加工厂，何斌向嘉仁公司出具了“存放保管清单”。审理过程中，双方对嘉仁公司存放在勇强加工厂内的机器设备的种类、数量均无异议，故对嘉仁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辩称，在嘉仁公司未足额支付加工费前，对存放在勇强加工厂内的机器设备有留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者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留置的对象仅限于工作成果，本案中的机械设备不属于依法可以行使留置权的范畴，故对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的相关辩解意见，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支付加工费134368.60元。本案为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报酬，而勇强加工厂未举证其具体交付工作成果的时间、数量、规格，双方当事人亦未就案涉承揽加工业务进行过结算。虽然双方混合加工期间，嘉仁公司占用了勇强加工厂的部分场地用于存放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并使用了勇强加工厂的水电，但嘉仁公司已支付100000元的费用。故勇强加工厂主张嘉仁公司支付承揽报酬的诉讼请求缺乏理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支付货款151885元。勇强加工厂认为嘉仁公司销售了其旧存的木方成品，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一组送货单作为证据，但未提供原材料供货单、客户订单等证据相佐证。该组送货单有勇强加工厂和嘉仁公司人员的签名确认，载明的木方成品均有特定规格，根据木材加工行业的规律，如果勇强加工厂在没有接到订单、不知道客户具体要求的情况下，即加工好相应规格的木方存放在厂区内，再委托嘉仁公司代为销售，显然存在巨大的商业风险，不符合交易规律。且委托销售必然有双方沟通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但勇强加工厂未举证证明双方进行过磋商且达成一致意见。故勇强加工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对其要求嘉仁公司支付货款151885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詹安勇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虽然勇强加工厂的营业执照显示，勇强加工厂系何斌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但从詹安勇在多处重要单据上签名、发生纠纷后与嘉仁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的行为看，勇强加工厂实际系何斌、詹安勇夫妻共同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根据上述规定，詹安勇作为勇强加工厂的实际经营者之一，应与何斌一起共同对勇强加工厂的债务承担责任。詹安勇辩称系勇强加工厂的工人，与事实不符，对该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嘉仁公司返还200立方橡胶木木方成品；二、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嘉仁公司返还推台锯三台、空压机一台、指接机一台、送料机一台、马达五台、一切三两台、布袋机两台、双头锯一台、四面刨三台、分切指节一台、打齿机一台、吸尘房一台；三、驳回嘉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勇强加工厂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415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6530元，由嘉仁公司负担23712元，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负担2281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796.9元，由勇强加工厂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嘉仁公司和勇强加工厂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定：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对嘉仁公司提供的报警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仅能反映嘉仁公司曾于2019年1月9日报警，无法证明嘉仁公司所主张的勇强加工厂扣押其原材料的情况。勇强加工厂在二审期间提供的第一、二组证据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的关联，故本院不予审查，至于勇强加工厂提供的第三、四组证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认定。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嘉仁公司要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支付原材料货款损失及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2.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向其支付加工费以及货款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关于嘉仁公司要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支付原材料货款损失及利息是否有充分的依据的问题。对于一审法院判决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向嘉仁公司返还已经加工好的200立方橡胶木木方成品，各方均无异议，故可以确定就勇强加工厂为嘉仁公司已经加工好的产品已经作出处理。在此情况下，嘉仁公司仍上诉要求勇强加工厂、何斌、詹安勇向其赔偿原材料货款损失，则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勇强加工厂或何斌、詹安勇的行为使嘉仁公司所有的原材料灭失而导致了相应的货款损失。在本案中，嘉仁公司在一审期间虽供证据证明曾将部分原材料存放在勇强加工厂，但双方曾在勇强加工厂经营场所进行合作混合生产，嘉仁公司在勇强加工厂派驻了管理人员和工人，按照常理，嘉仁公司派驻的工人在勇强加工厂生产时必定会使用自己所有的原材料，因此相应原材料存在已由嘉仁公司派驻的工人在生产中使用完毕的高度可能性，本案中并无证据可以充分地推翻上述可能性。且嘉仁公司在双方中止合作关系从勇强加工厂撤出时，以及在此后向勇强加工厂、何斌发出的律师函中均未提及仍有价值高达2399198元的原材料存放于勇强加工厂并要求其返还或赔偿损失，嘉仁公司对此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显与常理和一般的商业交往惯例不符。综上，嘉仁公司就其上诉主张并未完成己方的举证责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勇强加工厂要求嘉仁公司向其支付加工费以及货款是否有充分依据的问题。首先，勇强加工厂向嘉仁公司主张加工费，该请求明显是建立在双方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基础上，勇强加工厂在未能举证证明其根据嘉仁公司要求交付工作成果的时间、数量、规格的情况下，以其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支出的成本金额作为依据向嘉仁公司主张加工费，但勇强加工厂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嘉仁公司就混合生产期间支出的租金、水电费、工人工资、伙食费和其他杂费开支作为加工费计算依据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口头或书面协议，且嘉仁公司就双方混合生产期间占用勇强加工厂的场地和使用水电等已经向勇强加工厂支付了100000元费用，又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上述期间的加工费进行了明确的结算和确认，因此勇强加工厂的相应加工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勇强加工厂在一审期间提供了2018年10月23日至28日期间的5张送货单为依据，以嘉仁公司销售了其木方成品为由要求嘉仁公司向其支付货款151885元。但上述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均为特定规格和尺寸的“楼梯柱子”，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一般常理，上述货物应为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和尺寸定制加工的产品，而嘉仁公司却未能提供客户订单或其他书面证据证明送货单项下货物是根据其客户要求订制，亦未能对上述定制产品为何可由嘉仁公司在无客户订单的情况下直接销售作出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释。结合嘉仁公司自2018年10月5日起已经将木材原料运至勇强加工厂进行加工，于2018年10月19日开始派驻工人进入勇强加工厂进行混合生产的事实，勇强加工厂应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实上述送货单项下的货物与勇强加工厂之间存在唯一的指向性，且可排除货物实为嘉仁公司所有的可能性。而上述送货单和勇强加工厂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未能达到上述证明要求，故勇强加工厂的相应货款主张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嘉仁公司、勇强加工厂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587.38元，由上诉人东莞市大岭山嘉仁木业有限公司负担25993.58元，上诉人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勇强木材加工厂负担559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海审判员 霍 娟审判员 刘全志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麦荣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