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4刑初138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郭必林，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回族，文盲，案发时，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因涉嫌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于2018年11月19日被抓获，次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行贿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于2019年1月30日被刑事拘留，于同年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莆田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范进泉、刘键东，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荔检公刑诉〔2019〕1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必林犯行贿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于2019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于2019年12月5日以荔检公刑变诉〔2019〕15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向本院变更起诉，指控被告人郭必林犯行贿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少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郭必林及其辩护人范进泉、刘键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郭必林在担任福建省海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帝公司）董事长期间，为了请求时任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市供销社）主任、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运营中心）经理黄某1在店铺租赁、在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等事项上的支持和帮助，先后送给黄某1人民币271.738126万元（以下币种同）。同时，在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及后续三年办理续贷期间，伙同黄某1、张某1等人伪造了运营中心的请示和市供销社的批复。在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之后，又伙同黄某1、张某1等人购买了伪造的运营中心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交由黄某1拿回运营中心备查。 一、行贿 2008年3月份，运营中心将位于三信城市家园一层的3坎店面出租给莆田市城厢区海帝食品批发部作为经营门市使用。 2014年前后，海帝公司资金缺口大，被告人郭必林为了办理银行贷款，多次与黄某1协商利用运营中心名下的房地产办理抵押担保贷款，并向黄某1允诺贷款出来后送给其200万元左右，但不能一次性给，而是有需要时提款，且之前的借款都无需归还。黄某1表示同意。后抵押担保贷款顺利办理并发放，共计1500万元。2017年11月起海帝公司开始欠息，且无法偿还本金。2018年4月25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海帝公司偿本付息，且银行有权对运营中心房地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3104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该房地产已被查封。 截止2017年8月份，被告人郭必林为了请求黄某1在店铺租赁、在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等事项上的支持和帮助，先后送给黄某1人民币271.738126万元。 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2014年3月份，在办理上述的银行抵押担保贷款过程中，为了顺利贷款，被告人郭必林与黄某1经协商，先后制作了虚假的投资合作协议、运营中心的请示与市供销社的批复文件，至此贷款顺利发放。2015年、2016年及2017年为了上述贷款能够顺利转贷，被告人郭必林、黄某1以同样的方式伪造运营中心的请示与市供销社的批复文件。 因运营中心的两本产权证（房产证和土地证）抵押在银行，为了应付运营中心检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联系路边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去做假证。张某1联系办证的违法人员商定300元办理两本假证，后向对方提供了两本权证的复印件，次日，对方将做好的两本假证送到海帝公司楼下。张某1拿到假证后交给黄某1还回运营中心。 指控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必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人民币271.738126万元，并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伙同他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应当以行贿罪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郭必林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是：1.被告人郭必林从结识黄某1到送给黄某1钱财均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行贿所得、行贿资金均属于海帝公司，在利益上具有整体性，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采取双罚制，对直接责任人被告人郭必林定罪处罚。2.被告人郭必林对行贿罪构成自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3.被告人郭必林在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上成立自首。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郭必林在担任福建省海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为了请求时任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经理黄某1在店铺租赁、在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等事项上的支持和帮助，先后送给黄某1271.738126万元。同时，在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及后续三年办理续贷期间，伙同黄某1、张某1等人伪造了运营中心的请示和市供销社的批复。在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之后，又伙同黄某1、张某1等人购买了伪造的运营中心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交由黄某1拿回运营中心备查。 一、行贿事实 2008年3月份，运营中心将位于三信城市家园一层的3坎店面出租给莆田市城厢区海帝食品批发部作为经营门市使用。 2014年前后，海帝公司资金缺口大，被告人郭必林为了办理银行贷款，多次与黄某1协商利用运营中心名下的房地产办理抵押担保贷款，并向黄某1允诺贷款出来后送给其200万元左右，但不能一次性给，而是有需要时提款，且之前的借款都无需归还。黄某1表示同意。后抵押担保贷款顺利办理并发放，共计1500万元。2017年11月起海帝公司开始欠息，且无法偿还本金。2018年4月25日，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海帝公司偿本付息，且银行有权对运营中心房地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3104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该房地产已被查封。 截止2017年8月份，被告人郭必林为了请求黄某1在店铺租赁、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办理银行抵押担保贷款等事项上的支持和帮助，先后送给黄某1271.73812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08年10月份，黄某1借款5万元。被告人郭必林为取得黄某1在店铺租赁上的支持，让其外甥张某1通过郭某2（其侄子）的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给黄某1。2010年11月，黄某1补充出具借条。2014年春节后，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时，被告人郭必林向黄某1承诺该5万元不用归还。 2.2013年下半年，黄某1借款5万元，被告人郭必林答应并让公司财务张某2通过银行转账5万元给黄某1。 3.2014年春节前，黄某1要求被告人郭必林把该公司2013年所欠店面租金和电费先交给他，再由其转交运营中心。被告人郭必林同意，但要求将张某2转账的5万元一并算在租金和电费中。后公司出纳郭某1将2013年的房租及电费在扣除5万元后剩余的146458.59元通过张某1账户转给黄某1。黄某1收到款项后没有将上述租金和电费交给运营中心，而是用于偿还个人欠款。被告人郭必林为取得黄某1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上的支持，于2014年6月让公司财务将上述所欠的租金和电费共计196458.59元补汇到运营中心账户。 4.2014年3月，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期间，黄某1要求被告人郭必林先支付60万元，后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通过张某1账户转给黄某1。被告人郭必林为了防止其送钱的行为被认定为行贿，让黄某1出具借条。 5.2014年5月，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在市建行与市中国银行间的路边将35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一张55万元的借条。除该35万元现金外，借条中的20万元系被告人郭必林代黄某1汇给运营中心的店面租金和电费19.645859万元（2014年春节前黄某1收取后未上交）折成20万元。 6.2014年6月6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在海帝公司楼下（位于莆田市荔城区）的地下车库，在黄某1驾驶的车上将30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7.2014年6月19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在海帝公司办公室将40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8.2014年6月30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在海帝公司办公室将8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 9.2014年8月25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通过银行汇款10万元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一张18万元（与6月30日的8万元合写）的借条。 10.2014年10月14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通过银行转账25万元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11.2014年12月10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通过银行转账10万元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12.2015年1月22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通过银行转账5万元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13.2015年2月14日，黄某1到被告人郭必林的海帝公司拿钱，并先向张某1出具一张30万元的借条。经被告人郭必林与黄某1商定，该笔包括海帝公司2014年1-12月的电费。次日，郭必林让张某1通过银行转账30万元给黄某1。经查，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电费共计13.907733万元，余下16.092267万元为被告人郭必林送给黄某1的。黄某1至今没有将上述水电费交给运营中心。 14.2015年4月10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在海帝公司楼下将5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15.2016年4月21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在海帝公司楼下农商行的取款机旁将2万元送给在旁边等待的黄某1。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 16.2017年8月30日，被告人郭必林让郭某1在海帝公司楼下将1万元现金送给黄某1。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郭必林供述，证实郭必林为了谋取抵押担保贷款等不正当利益，向黄某1多次行贿，数额达271.73812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2008年城厢区海帝食品经销部与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签订了租赁合同。2008年下半年，黄某1找郭必林借款5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是用郭某2账户2008年10月21日转账5万元钱给黄某1账户上，郭某2个人的银行卡账户当时由公司使用。该笔借条是2010年补写的。2013年下半年，黄某1向郭必林借款5万元。2014年春节前，黄某1让郭必林将店面2013年度的租金和水电费交给他。并表示将之前的5万元算在租金电费里。郭必林从租金和水电费共计196458.59元扣除5万元后就将余款146458.59元汇至黄某1账户，让黄某1交给运营中心。后黄某1将该款用掉。2014年6月，郭必林又将租金、水电费全额汇至运营中心。2014年春节后，郭必林提出与运营中心合作，用运营中心的房产抵押担保贷款，用于资金周转，又见黄某1也需要资金，即允诺贷款办理出来后给黄某1200万元左右，但不能一次性拿，且之前的借款都不必还了，黄某1同意。在办理贷款期间，黄某1又向郭必林拿了60万元。郭必林怕黄某1将钱拿走后就不配合办理贷款，就让他写了一张借条，并在借条上约定还款期限。起初郭必林打电话郭某1说汇60万给黄某1。郭某1以为是60元就给汇过去了。后来发现汇错了，郭必林让人再转60万元给黄某1。2014年5月，贷款出来后，黄某1打电话要50万元，因黄某1没有将2014年春节前交给他的租金和水电费196458.59元交给运营中心，后就由郭必林再给黄某135万元，与之前的约20万元，合写一张借条（55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将35万元现金拿给黄某1。过几天，黄某1打电话又要30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拿现金给黄某1，并有出具借条。又过几天，黄某1打电话又要40万元，郭必林让张某1拿现金给黄某1，并有出具借条。又过几天，黄某1又要8万元，郭必林让张某1拿现金给黄某1。2014年8月25日，黄某1又要10万元，郭必林交代郭某1转账给黄某1，后由黄某1将该笔与上一笔合写一张借条（18万元）。2014年10月份，黄某1打电话又要25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或郭某1汇给黄某1，并有出具借条。2014年12月份，黄某1打电话又要10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或郭某1汇给黄某1，并有出具借条。2015年1月份，黄某1打电话又要5万元，郭必林交代张某1汇给黄某1，并有出具借条。2015年2月14日，黄某1又要30万元，郭必林提出由黄某1上交公司2014年度电费139077.33元，黄某1表示同意，并出具了借条。后郭必林交代张某1转账30万元给黄某1，其中160922.67元是郭必林送给黄某1的。事后黄某1也没有上交电费。2015年4月，抵押担保贷款需要办理续贷手续，需要黄某1配合提供材料，黄某1提出需要5万元，郭必林交代郭某1将5万现金拿给黄某1，并出具了借条。2016年4月,抵押担保贷款要转贷，需要黄某1配合提供材料，黄某1提出需要2万元，郭必林交代郭某1将2万现金拿给黄某1，并出具了借条。2017年5月，抵押担保贷款要转贷，需要黄某1配合提供材料，黄某1又提出要钱，但郭必林没有钱。同年8月，黄某1再次要钱，郭必林交代郭某1拿了1万现金给黄某1。莆田市海帝食品有限公司、莆田市海帝水产研发有限公司、莆田市海帝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海帝渔港、海帝旅游、海帝海洋、城厢区海帝食品经销部、荔城区海帝食品经销部、秀屿区鑫盛鲍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等企业实际控制人是郭必林。郭必林个人及家庭的开支也都在公司，郭某1记的流水账是对郭必林个人的资金及公司的来往账进行记流水账，这个账本是郭必林的私人记账本，并不是公司的账本。 2、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1证言、自述材料，证实其利用职便将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的资产为郭必林贷款作抵押，在办理贷款抵押手续过程中，配合郭必林办理相关的假公文，前后有收受郭必林所送的钱共计271.738126万元，其所述的每一笔与被告人郭必林所述内容基本一致，且对在案借条进行了辨认确认。因办理抵押贷款，真正的产权证在银行，郭必林就找人做了两本假证给其拿回运营管理中心。 （2）证人张某1证言，证实海帝的诸公司均系郭必林实际控制；其受郭必林指示多次拿钱给黄某1，并持有黄某1出具的借条，共计200余万元，其所述的每一笔均与被告人郭必林所述内容基本一致，对其所提供的借条进行了辨认确认；其受郭必林指示办理贷款准备相关材料，与黄某1伪造了海帝水产公司与莆田市供销社运营中心间的投资合作协议、运营中心的请示、莆田市供销社的批复等材料，后贷款顺利发放。期间联系办假证的，伪造了运营中心的房产证和土地证，拿给黄某1。 （3）证人郭某1证言，证实海帝各公司企业都是郭必林的一人独资或实际控制。现金收入各企业间、公司和郭必林个人之间并未分清楚，也没有做正规的现金日记账，只是做了电子流水账。2013年起，郭必林让郭某1多次往黄某1账户汇款。在电子流水账中：1、2013年11月12日张某2账户汇给黄某15万元。2、2014年1月22日张某1账户汇给黄某1146458.59元，记账为2013年2月-12月的租金和电费。3、2014年3月10日由张某1账户转给黄某1的60元和60万元。60元是转错了。4、2014年5月28日张某1经手付给黄某135万元。5、2014年6月6日张某1经手付给黄某130万元。6、2014年6月19日张某1经手付给黄某140万元。7、2014年6月30日张某1经手付给黄某18万元。8、2014年8月25日由郭某1账户转给黄某110万元。9、2014年10月14日由郭某1账户转给黄某125万元。10、2014年12月10日由郭某1账户转给黄某110万元。11、2015年1月22日由张某1账户转给黄某15万元。12、2015年2月15日由张某1账户转给黄某130万元。13、2015年4月10日记账付黄某1借款5万元。该笔款是郭某1按郭必林吩咐在公司楼下拿现金交给黄某1，有借条。14、2016年4月21日记账付黄某1借款2万元。该笔钱是郭必林吩咐郭某1拿给黄某1，是郭某1ＡＴＭ取款后交给黄某1，有借条。15、2017年8月30日记账付黄某1借款1万元，是郭某1按照郭必林的吩咐在公司楼下将1万元拿给黄某1。 （4）证人张某2证言，证实其在海帝公司上班，郭必林平时有用其建行卡进行公司的资金流转。2013年11月12日从其账户转给黄某1的5万元，应该是郭必林让其操作的。 （5）证人郭某2证言，证实郭某2系挂名莆田市城厢区海帝食品经销部，实际是其叔叔郭必林开的。经销部租赁运营中心的店面是由郭必林谈的，其只负责签字。其一张银行账户被郭必林拿到公司使用，2008年10月21日汇给黄某1的5万元不清楚是什么款项。 （6）证人刘某（会计记账）证言，证实海帝公司办理银行贷款主要是由张某1负责，根据张某1的交代准备材料，并送银行，具体什么材料现已记不清楚。公司有时候有使用其账户进行资金流转。 （7）证人陈某（运营中心财务科）证言，证实运营中心的印章和法人代表个人私章都是由黄某1自己保管。2014年4、5月份的一天，黄某1找其拿运营中心房产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同时借走了运营中心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均是一个月后还回。2018年上述房产被查封后才知道还回的两本证是假的。 （8）证人李某（运营中心财务科）证言，证实运营中心的印章和法人代表个人私章都是由黄某1自己保管，其只保管市供销社和运营中心的财务专用章，市供销社的印章由办公室保管。从2014年开始运营中心名下房产的房产证和土地证都是由陈某保管，放在科室的铁柜里面。大概是2014年4、5月份的一天，黄某1有找陈某拿运营中心房产的房产证和土地证，陈某有向其请示能否借，其说领导要拿就给他。2008年房产被查封后才知道运营中心的房地产权证是假的。 （9）证人许可（市供销社办公室）证言，证实许可负责保管市供销社印章。2013年底和2014年夏天，黄某1有向许可借过市供销社的印章，是以办理信用卡和购车贷款的名义，有看到黄某1拿了市供销社的印章盖了几张空白的红头文件或者便用笺。单位发文要经过审批的，先是要发文科室主任签字，然后再由分管领导及莆田市供销社主任签字，最后拿到打印室编号、办公室盖章。单位发出的每一份公文，都是有存底保存的。经辨认，涉案的2014、2015、2016、2017年的运营中心的请示和市供销社的批复均不是供销社资产运营中心的发文。经与档案室内存档的文件比对，内容都不一致，均系伪造。这几份公文上面的印章都不是许可盖的。 （10）证人林某（交通银行人员）证言，证实其在办理海帝公司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抵押担保贷款的过程中，海帝公司和运营中心有提供相关的协议及公文，签协议的是法人代表，在程序上是符合规定。当时没有看到禁止性规定也没有去市供销社再核实。 （11）证人黄某2（交通银行人员）证言，证实在办理海帝公司利用运营中心房地产抵押担保贷款时，其没有认真全面查找法律法规规章对于国有资产抵押方面的特别规定，对海帝公司提供的相关企业经营状况的材料只作形式上的审查，认为只要有抵押物就比较安全可靠，就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核，对放贷后，也没有跟踪监督海帝公司该资金使用用途及流向情况。 （12）证人郭某3证言，证实2010年12月份左右的一天，郭必林跟其说要以其名义借款30万元给黄某1。其没有直接将钱汇给黄某1，黄某1有出具借条，借条由郭必林保管。郭必林有让其找黄某1催讨过。 （13）证人魏某（张某1妻子）证言，证实其补充提供了黄某1的三张借条，分别是2010.11.2张某1的5万元、2010.12.7郭某3的30万元、2014.5.28张某1的55万元。 3、书证等 （1）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中心《房屋租赁合同》，证实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将店面出租给莆田市城厢区海帝食品批发部作为经营门市使用。 （2）银行日记账、对账单、凭证等、海帝公司租金、水费、电费缴交情况统计，证实海帝公司2015、2016、2017三年拖欠全年租金，每年租金为108000元；从2013.12开始拖欠电费。 （3）借条共计13张，查询金融财产通知书、（黄某1账户）银行流水明细等、（郭某1账户）存款明细账、（郭某1记账的）电子流水账单，证实黄某1向张某1出具借条的情况。 （4）交通银行莆田分行《关于莆田市海帝水产研发有限公司欠款情况的说明》，证实海帝水产公司贷款1500万元。2017年11月起开始欠息，并于2018年5月5日到期逾期至今未还，截至2018年11月22日，尚欠银行贷款本金1500万元，利息1307902.64元，律师费77000元，合计16384902.64元。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证实涉案贷款由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提供财产抵押，由海帝食品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其中2017年5月2日的抵押物清单中体现涉案的房屋所有权证评估金额为2138万元、土地使用权证评估金额为966万元，上述评估金额共计3104万元。 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实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判决海帝水产公司向交通银行偿还本金1500万元，交通银行有权对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所有的坐落在莆田市城厢区土地使用权证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额3104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6）2014年海帝水产研发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贷款后的开支明细，证实海帝公司收入1500万元贷款，共支出16143545元，具体明细证实该贷款未被用于投资合作协议指定用途，而是被用于海帝公司日常开支或者偿还借款。 （7）莆田市海帝水产研发有限公司、福建省海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莆田市海帝食品有限公司、福建省海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莆田市海帝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实上述各公司的法人等更迭登记均有交叉关联。 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事实 2014年3月份，在办理上述的银行抵押担保贷款过程中，为了顺利贷款，被告人郭必林与黄某1经协商，先后制作了虚假的投资合作协议、运营中心的请示与市供销社的批复文件，至此贷款顺利发放。2015年、2016年及2017年为了上述贷款能够顺利转贷，被告人郭必林、黄某1以同样的方式伪造运营中心的请示与市供销社的批复文件。 因运营中心的两本产权证（房产证和土地证）抵押在银行，为了应付运营中心检查，被告人郭必林让张某1联系路边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去做假证。张某1联系办证的违法人员商定300元办理两本假证，后向对方提供了两本权证的复印件，次日，对方将做好的两本假证送到海帝公司楼下。张某1拿到假证后交给黄某1还回运营中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郭必林供述，证实2014年3月因郭必林和黄某1将运营中心名下的房地产拿去抵押担保贷款，房地产原件被放在银行。为了防备单位检查，郭必林就叫张某1到街上电线杆上联系办假证的，去做了两本假证拿给黄某1放回单位备查。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的过程中以及接下来连续三年办理转贷期间，银行提出要有抵押物的单位出具相关文件证明。黄某1将两个单位的印章与空白的红头文件带到海帝公司，郭必林让张某1在电脑上打字，于是莆田市供销社与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的请示与批复文件就由黄某1指导张某1完成，后由张某1将文件提交给银行。致使运营中心名下的房地产被抵押贷款。 2、证人证言 （1）黄某1证言，证实在2014年3月份，黄某1将运营中心的房产给郭必林的海帝公司做抵押担保贷款，房产证与土地证要抵押给银行，为了单位备查，黄某1同意郭必林交代张某1去做了两本假证拿回单位备查。共制作了四次虚假的文件。第一次就是2014年刚要贷款的时候，由黄某1从单位里面带出红头文件及印章到张某1办公室，并指导张某1如何制作单位的请示与批复。还有制作一份运营中心与海帝公司假的合作协议。第二次也就是2015年转贷，以同样的方式将单位的空白红头文件带到张某1办公室，指导张某1如何排版制作，并套打出来运营中心的请示与莆田市供销社的批复文件。2016、2017年也以同样的方式在张某1办公室制作了这两份请示与批复。 （2）张某1证言，证实在办理抵押担保贷款期间，在郭必林的指示下，与黄某1对接准备贷款材料，三人先后制作了虚假的投资合作协议，运营中心的请示和市供销社的批复。在贷款办好之后，因运营中心的房地产权证抵押在银行了，郭必林指示做两本假证拿给黄某1放回单位备查。于是张某1联系马路边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次日两本假证就做好了，拿给黄某1。黄某1知情。 （3）许可（市供销社办公室副科长）证言，证实许可负责保管市供销社印章。2013年底和2014年夏天，黄某1有向许可借过市供销社的印章，是以办理信用卡和购车贷款的名义，有看到黄某1拿了市供销社的印章盖了几张空白的红头文件或者便用笺。单位发文要经过审批的，先是要发文科室主任签字，然后再由分管领导及莆田市供销社主任签字，最后拿到打印室编号、办公室盖章。单位发出的每一份公文，都是有存底保存的。经辨认，涉案的2014、2015、2016、2017年的运营中心的请示和市供销社的批复均不是供销社资产运营中心的发文。经与档案室内存档的文件比对，内容都不一致，均系伪造。这几份公文上面的印章都不是许可盖的。 （4）安悦柠（交通银行莆田分行人员）证言，证实2014年黄某1提供两本权证替海帝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贷款，两本权证是放在银行，每年转贷时有拿到不动产中心进行抵押登记。有到黄某1的办公室签署抵押担保材料，黄某1有拿出印章盖印并签署名字，并提供了请示、批复等材料。照片材料已提供。目前担保资产已被法院查封。 （5）陈某（运营中心财务科）证言，证实陈某负责保管运营中心的权证。2014年5月，黄某1以要了解资产情况为由借走了两本权证。2014年6月份归还。2018年9月份，单位经过调查，才知道黄某1还回来的两本权证是假的。当时黄某1系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和莆田市供销社的法人代表，所以他是以单位名义提供了那两本权证给其他公司担保的。当时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的公章都是法人代表保管，也就是黄某1自己管理；莆田市供销社的公章是放在莆田市供销社办公室管理。 3、辨认笔录，证实黄某1、郭必林、张某1能够互相辨认出对方。陈某、安悦柠能够分别辨认出黄某1。 4、鉴定意见 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鉴定意见：检材上“莆田市建设局”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检材上“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 鉴定意见通知书，证实上述鉴定意见已告知各当事人。 5、书证等 （1）接受证据清单、委托书，证实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委托陈某处理原主任黄某1伪造房产证报案事宜。 接受证据清单，陈某提供的房产证土地证原件贰份、任命文件复印件贰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证实莆田市供销社的机构情况，法人代表情况，其保管的房产证、土地证情况。 接受证据清单、陈某提供的莆田市供销社文件复印件贰份（莆市供（2014）16号、莆市供（2017）17号），莆田市供销社说明壹份（关于对莆田市海帝水产研发公司投资项目提供抵押担保伪造文件的说明），证实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从未有过正式发文，该社发文登记的上述两份文件内容，与公安机关从银行调取的请示、批复文件（莆市供（2014）16号、莆市供（2017）17号）内容不符，该文件均系伪造文书。 （2）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发文情况说明》，证实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历年来未曾发文，莆市供资中（2014)04号《关于为投资项目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请示》、莆社运（2015)5号《关于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请示》、莆市供资中（2016)2号《关于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请示》、莆市供资中(2017)3号《关于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请示》等四份文件均不是该中心的发文。 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文件真实情况的说明》，证实《关于同意企业用房产为投资项目融资提供抵押担保的批复》（莆市供（2014)23号）、《关于同意企业用房产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批复》（莆市供（2015)31号）、《关于同意企业用房产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批复》（莆市供（2016)11号）以及《关于同意企业用房产为投资项目融资继续提供抵押担保的批复》（莆市供（2017）17号）四份文件，经核查并非单位真实存在的发文，文件以及文号均存在作假情况。 （3）《投资合作协议》、《请示》、《批复》，调取证据通知书（向银行调取办理贷款的相关材料）、（向市供销社调取请示、批复材料）、请示、批复、投资合作协议，上述材料经黄某1、郭必林、张某1辨认确认系伪造虚假的。证实2014.3.10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与莆田市海帝水产研发有限公司虚假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4）刑事照片，证实烧借条的地点位置、张某1指认与黄某1一起伪造莆田市供销社文件的地方、指认海帝公司的外围位置、指认尿检结果；陈某指认黄某1还回来的两本假证。 （5）接受证据清单、安悦柠提供照片复印件三张，证实照片显示黄某1在其运营管理中心办公室签署抵押担保合同等。 （6）扣押决定书、清单、笔录等，证实向郭必林扣押三星手机一部，后予以发还。 认定全案还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诉讼程序文书等 《关于呈请许可对莆田市秀屿区四届人大代表郭必林采取强制措施的函》、莆田市秀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可莆田市公安局依法对区四届人大代表郭必林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证实程序合法性。 （2）抓获经过，证实2018年11月19日，公安机关在莆田市秀屿区抓获被告人郭必林。 （3）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表，证实被告人郭必林的身份信息情况，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无违法犯罪前科。同时证实各证人的身份信息，均具有作证能力。 （4）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等材料、关于黄某1任职的相关通知等材料、执照等，证实①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为市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设置主任一名（正处级）等等。②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黄某1。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系企业法人，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黄某1。③黄某1的身份情况，时任中共莆田市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经理（2018.8.3免）。 （5）《莆田市供销社岗位职责、行政科室职责负责制规定》、《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章程》、《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莆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产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证实①社有资产属于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②莆田市供销社社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系莆田市供销社独资创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对莆田市供销社授权的社有资产进行运营、管理等。③运营管理中心经理对莆田市供销负责。④社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第二十一条：企业开展各项经济业务签订合同时，要加强风险评估。做到合法经营，依法维护企业的利益。全资及控股企业未经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或企业董事会批准，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6）荔城区监察委员会函，证实2018年11月21日，郭必林如实交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其为了在房屋租赁、银行抵押贷款、公司经营等事项上请求黄某1予以关照而送的好处费285余万元的相关事实。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相互印证上述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1.莆田市海帝食品有限公司记账凭证一份，欲证明涉案的款项均在海帝公司账册上有相应的记载；张某1、郭某1等人的账户系公司使用的个人账户； 2.莆田市海帝食品有限公司记账凭证，欲证明海帝公司有设立健全的会计账簿制度，海帝公司账薄所记载的账目系公司的真实财务收支情况。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备证据能力，但是在证明力上，只能证明海帝公司部分财务情况，至于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在下文予以评判。 针对被告人郭必林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应当定性为单位行贿还是个人行贿的问题。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郭必林从结识黄某1到送给黄某1钱财均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行贿所得、行贿资金均属于海帝公司，在利益上具有整体性，应当认定为单位行贿，采取双罚制，对直接责任人被告人郭必林定罪处罚。 公诉人认为，证人郭某1证实海帝公司是郭必林实际控制，公司财产和郭必林个人财产之间并没有分清，没有做正规的现金日记账，只做了电子流水账。被告人郭必林供述公司是其一人说了算，公司挣的钱就是他个人挣的钱，公司亏的钱就是他个人亏的钱。证人张某1证实郭必林以及他的海帝集团的各个公司并没有分得很清楚，其财务是混同的。故海帝公司的利益就是代表郭必林个人利益，郭必林行贿的行为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利益，所收获的利益也是属于个人利益。 本院认为，判断构成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1.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2.是否具有独立的意志。3.是否具有《公司法》所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4.是否依照章程规定的宗旨运转。5.是否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从独立的财产利益分析，公司的财产和出资人的财产必须能够分离，公司的财产状况必须是独立的。如果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合，公司成为股东随意支配的对象，甚至成为股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工具，那么，公司就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本案中，被告人郭必林供述自己个人及家庭的开支都在公司；证人郭某1证实海帝公司财产和郭必林个人之间并未分清楚，也没有做正规的现金日记账，只是做了电子流水账。根据在案的证据体现，海帝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财产状况，无法与被告人郭必林个人财产明确区分，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利益，被告人郭必林的行贿行为应当认定为个人的行为，不构成单位犯罪。故辩护人此节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郭必林对行贿罪构成自首，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2018年11月19日被告人郭必林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被抓获，2018年11月21日，被告人郭必林如实交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其为了在房屋租赁、银行抵押贷款、公司经营等事项上请求黄某1予以关照而送的好处费285余万元的相关事实。被告人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构成自首。辩护人此节意见成立，予以采纳。 （三）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郭必林在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上成立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郭必林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于2018年11月19日在莆田市秀屿区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郭必林并未主动投案，不构成自首。辩护人此节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郭必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共计人民币271.738126万元，并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伙同他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郭必林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以及办案机关未掌握的行贿的犯罪事实，行贿罪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根据被告人郭必林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百八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郭必林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共计折抵36日，即自2019年1月30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罚金限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王荔晖 审 判 员  彭筱桑 人民陪审员  郑绍平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郑宇鹰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 （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