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3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丽娟，女，197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志强，广东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植婷婷，广东卓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锐坤，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杏玲，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旺东，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嘉敏，广东盈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蔡杨德，男，198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上诉人梁丽娟因与上诉人梁锐坤、邓杏玲、原审第三人蔡杨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丽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改判支持梁丽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锐坤、邓杏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梁锐坤应分配予梁丽娟的利润款总金额认定错误，遗漏计算多项邓杏玲已签字确认的合伙收入。1.一审判决认定佛山市禅城区XX铝塑钢门加工厂（以下简称XX厂）2005年-2009年及2010年后总收入的依据是邓杏玲签字确认的《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收入总表》，但该表计算的仅为XX厂供货给蔡杨德门店的收入汇总，XX厂还有大量直销给零散客户的货款收入、卖废料收入、租金等其他收入，该部分收入单据均有邓杏玲签字确认，但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具体如下：（1）XX厂2006年3月-2009年4月直销给零散客户的部分销售收入3876239.5元，扣去多计算的13455元，该部分销售收入实际为3862784.5元。（2）XX厂2005年6月-2009年4月直销给零散客户的部分销售收入128328元，扣去多计算的621元，该部分销售收入实际为127707元。（3）XX厂2005年-2009年部分废纸收入47080元，扣去多计算的470元，该部分卖废纸收入实际为46610元。（4）XX厂2005年-2009年部分废纸收入36364元。（5）XX厂直销货款4448元。（6）XX厂卖废料(塑料、铝材)收入815296.26元（见《XX塑钢门厂废料收入表》）。（7）2007年重复支出工资93838元(见收据NO1081703)。（8）XX厂的租金收入42000元(见收据NO1081704)。（9）XX厂2007年-2009年银行利息7013.6元(见收据NO1057973)。（10）XX厂直销门款收入30万元以及91264元（见2015年1月29日出具的收据）。（11）XX厂卖废铝款项225501元（见2015年1月29日出具的收据）。（12）XX厂直销货款66907元。（13）收回重复计算的工资支出4000元(见收据NO1081701)。以上（1）一（13）项目均为邓杏玲签字确认的XX厂实际收入，再加上一审法院已经确认的42853455元供货给蔡杨德门店的收入，XX厂在经营期间的总收入应为48577188.36元。若将以上第（1）、（6）、（9）收入款项的小数部分去除，所有收入项取整数相加便可得出XX厂收入总额为48577187元，与梁锐坤签署确认的《确认书》上“总收入48577187元”数额一致，可相互印证。2.根据梁锐坤、邓杏玲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知其二人确认清算时已将设备、尾货移交给蔡杨德，可见存在《确认书》记载的处理设备、尾货的事实。基于蔡杨德已实际接收资产，梁锐坤、邓杏玲未提出异议或向蔡杨德追收182万元，也未在2015年1月对账期间提出存在该笔应收未收款，因此应推定该设备、尾货182万元已由梁锐坤、邓杏玲实际收取。由于XX厂的银行账户、账册均由梁锐坤、邓杏玲持有，其对账时已承认存在该笔款项，因此其在本案中否认收款但又长期不注销XX厂，又不以XX厂名义追收欠款，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没有分配“处理设备货尾”款项错误。二、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及其补充意见，鉴定机构认为XX厂相关的资料存在不完整、无法辨认等问题，曾建议一审法院就未确定事项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鉴定机构根据质证结果再进行补充审计，但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直接参考鉴定报告进行裁判而认定“经邓杏玲签名确认的收入总表金额……支出总表金额……均与《确认书》填写的……不符”，认定事实错误。1.《确认书》上梁锐坤签字确认XX厂总收入48577187元，有经邓杏玲确认的单据和表格进行佐证，且邓杏玲、梁锐坤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收据均为邓杏玲签字确认收到货款，梁丽娟从未收款，无论是邓杏玲出具给蔡杨德的收据，还是其出具给梁丽娟对账用的收据，均可视为其确认收到货款。2.梁锐坤与邓杏玲是夫妻关系，财务混同，且夫妻共同经营XX厂，应视为邓杏玲代表梁锐坤同时确认相关收入总表、明细表、收款收据列明的收入金额。双方经多次对账，邓杏玲在2015年1月29日填写相关收据和支出证明单，并对数据汇总签字确认，梁锐坤在第二天即2015年1月30日也出具《确认书》，对之前双方核对过的统计数据予以确认。从日常经验和高度盖然性来看，《确认书》与双方对账的汇总表格一一对应，因此梁丽娟的陈述更具有可信性，应当确认XX厂的总收入为48577187元。3.梁锐坤负责XX厂的日常经营管理，邓杏玲负责会计和出纳，其二人掌握XX厂的所有票据和其他经营资料。XX厂的款项也均为上述二人收取，支出均为其二人通过名下账户进行支付。因此，梁锐坤、邓杏玲对XX厂的收入、支出情况负有更大的举证责任。梁锐坤、邓杏玲提到XX厂实收款仅为3900万元，根据其一审提供的《举证印证图》显示，其只统计了3176万元银行流水和703万元蔡杨德的货款以及废料的收入，隐瞒了销售给散客的零售门款、供应给厂家的直销门款、变卖废铝材收入、出租一半门店的租金收入等。三、蔡杨德与XX厂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不存在应收未收、应付未付之情况。蔡杨德一审提交的答辩状已明确承认其与XX厂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1.XX厂不存在蔡杨德欠付2271391元未收款项之情形。首先，双方在2009年4月底清算及梁锐坤在2015年1月签署《确认书》时，梁锐坤、邓杏玲均没有提到2271391元的应收未收款，其二人仅在本次诉讼中提交一张标注为2008年的手写纸条，用以证明XX厂2009年结业后存在2271391元未收款项。暂且不论该手写纸条是否真实，是否蔡杨德本人签字，退一步而言，即使是蔡杨德签字，单纯就纸条内容来看，也并未明确是否欠款以及谁欠谁款项。其次，梁锐坤、邓杏玲以2008年7月的手写纸条数据推定2009年5月期间的结算数据缺乏依据。再次，从邓杏玲确认的针对蔡杨德门店的《2008年XX塑钢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来看，XX厂自2008年7月至2009年结业期间，共收到蔡杨德货款15401234元，已经远远超过2271391元，可见不存在蔡杨德欠付之情形。如果在XX厂结束营业时，蔡杨德仍欠付货款，梁锐坤、邓杏玲根本不可能将设备、尾货移交给蔡杨德，且至今不起诉蔡杨德追收货款。因此，梁锐坤、邓杏玲以蔡杨德处存有未解决的债权债务为由，拒绝支付合伙分配款缺乏证据支持。2.XX厂与蔡杨德不存在应付未付款之情形。《确认书》的总支出数额与邓杏玲签名确认的支出表格以及邓杏玲填写的支出证明单一一对应。蔡杨德或其他供应商并未向XX厂或梁锐坤追索款项，且清算时梁锐坤、邓杏玲并未提及XX厂存在应付未付之款项，应视为其二人默认XX厂不存在应付未付之债务。若真的存在债务，将来债权人起诉也属于梁丽娟和梁锐坤、邓杏玲的共同债务问题，与本案分割现存合伙财产无关。梁锐坤、邓杏玲辩称，一、梁丽娟上诉主张的《确认书》及相关表格不是真实的文件，也不是梁丽娟客观如实与梁锐坤、邓杏玲对账所取得的文件。理由如下：1.这些统计表格和有关凭证，是在当时梁丽娟与蔡杨德要对账和蔡杨德要支付承接XX厂应付账款的情况下，双方进行的对账，但是蔡杨德一直拒绝参与该对账。2.有关蔡杨德曾经以“得”“蔡杨德”签名的相关对账文件，对账的数额尚未支付完毕。双方交接XX厂的方式是先移交设备、尾货、再对账、再收款，然后把XX厂交给了蔡杨德。上述事实各方都清楚，也有相关书证及梁锐坤、邓杏玲提交的证据加以证实。二、梁锐坤签署的《确认书》内容并不客观真实。1.梁锐坤由始至终没有参与XX厂的做账、审计及对账，其对于XX厂的具体收、支等并不知情。2.梁锐坤签署《确认书》是在其与邓杏玲、梁丽娟、梁礼源聚餐喝酒之后，是梁丽娟瞒着邓杏玲在聚餐房间的另一边找梁锐坤签名的。聚餐后第二天，邓杏玲立刻询问梁丽娟，让梁丽娟把梁锐坤签署的《确认书》发给邓杏玲，但是询问几次后梁丽娟都没有发过来。邓杏玲随即在2015年1月31日又发微信给蔡杨德，问梁丽娟是否在旁边。蔡杨德回应他在外面。2月2日早上8点19分，邓杏玲再次询问蔡杨德，蔡杨德在8点35分回应：“你整理好自己先对清楚就好，有问题才需要我核对，数都在你哪里，就加加减减的数”，从邓杏玲向梁丽娟、蔡杨德及时发出的微信询问表明，梁锐坤签署的《确认书》，并没有得到真实掌握数据的邓杏玲的确认，且梁丽娟无理回避，拒不提交《确认书》。蔡杨德的回应也表明其确实尚未对账。因此，《确认书》不是客观、合法的债权债务凭证。三、梁丽娟委托佛山市禅城区中天会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天会计中心）审计，形成4至5页审计报告，但梁丽娟只提交了其中两页的内容，其余内容一直拒绝提供，该审计报告更合理。四、梁丽娟在本案隐瞒重大事实，且其与蔡杨德有利害关系。从上诉状来看，梁丽娟有意替蔡杨德消除应付账款，不符合其作为合伙人的身份。消除应付账款的意见应该由蔡杨德发表，但梁丽娟多次超出其合理身份为蔡杨德打掩护，反映其有损害梁锐坤、邓杏玲合法权益的行为。梁锐坤、邓杏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丽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梁丽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锐坤、邓杏玲分配了81万元给梁丽娟后，合伙体已无利可分，唯有等到蔡杨德的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折抵的款项收到后才能够最终分配利润，而该条件由始至终均不成就，且梁丽娟能作为却不作为，对于无利可分应当承担全部责任。1.蔡杨德具有几种身份，身份一是合伙体即XX厂的门窗成品的销售商，身份二是XX厂的半成品与部分原料的供应商，身份三则是梁丽娟的合作伙伴及生活伴侣。蔡杨德与XX厂存在门窗成品的应收账款以及玻璃和门铰等半成品的应付账款尚未结清的客观事实，后蔡杨德收购了XX厂的资产，但是，邓杏玲、梁丽娟、蔡杨德三方都从未结清应收应付账款，有关三方暂无异议部分的蔡杨德应付收购款也是在合伙体资产交割之后分期支付的。2.邓杏玲在2009年6月以工资款名义支付了梁丽娟22万元，以支票方式给了25万元给梁丽娟的弟弟梁永源，又于2010年1月再给了梁丽娟34万元，合计已经分了81万元(合伙首次清算的应分合伙款项)给合伙人梁丽娟。3.梁锐坤、邓杏玲的举证证实蔡杨德在诸多单据有以“德”等方式签名确认，且梁丽娟有在场参与，扣除蔡杨德供应原料和半成品、回笼成品销售款以及折抵供应门铰、玻璃款之后，蔡杨德还有2271391元尚未支付给梁锐坤、梁丽娟。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错误。二、1.梁锐坤、邓杏玲一直积极追收应收账款，而梁丽娟拥有便利条件却反常地没有追收，还有意替蔡杨德打掩护。2.梁锐坤、邓杏玲积极做账和对账，如其二人有意隐瞒合伙收入以及拒不分利，只需不做好账和不配合对账就可以了。3.梁锐坤、邓杏玲更坦然与诚信地开展重大民事活动和诉讼活动。如果梁锐坤、邓杏玲是在有利可分的情况下拒绝分利，肯定会脱离与梁丽娟的接触，更不会签署任何书面文件。三、梁丽娟有一系列不诚信的民事活动和诉讼活动。1.梁丽娟刻意隐瞒合伙体收入，从不查询、打印、提供其用来收取合伙体收入的账户情况。2.梁丽娟在诉状与质证中都拒绝承认其已收到合伙利润分配款81万元。3.梁丽娟对于追收XX厂的应收账款，存在不作为。蔡杨德接收XX厂的资产后，梁丽娟在蔡杨德身边工作，但从不催促蔡杨德支付对价，并在诉讼中否认蔡杨德签名确认的单据，以及附和蔡杨德没有欠款的主张。4.无论诉前还是诉后，梁丽娟对自行审计以及司法会计审计都是抗拒的，没有交出其掌握的自销收入单和账册。梁丽娟自称没有参与对账，八张记录纸却有两页是其标注的数字。5.中天会计中心的说明已经证实梁丽娟哄骗该中心审计，而且在起诉时其故意只提交两页中间审计纸，其余内容至今拒绝出示。6.梁丽娟在邓杏玲完全配合的情况下，提前准备并有意绕过邓杏玲将《确认书》交给不知情也不清楚财务对账情况的梁锐坤签名。甚至在第二天邓杏玲微信追问梁锐坤签了什么文件的时候，仍含糊其词不回应。7.《确认书》有关数字与签名确认的时间不一致，显然是在梁锐坤签名后，梁丽娟自行添加的。8.梁丽娟不但与蔡杨德共同工作、生活，还在蔡杨德的工厂买社保，并在2014年11月12日转账20万元给邓杏玲，替蔡杨德支付货款。四、蔡杨德有与梁丽娟打掩护和串通的行为，掩盖了本案的事实真相。如果蔡杨德没有拖欠XX厂任何款项，大可以出庭接受质询，但其不出庭却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否认自己欠债，作出了有利于梁丽娟主张的表述。五、一审存在程序错误，在鉴定意见和补充鉴定说明出来后，未组织质证就作为判决依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和判决错误。六、一审判决对以下事实未认定或认定错误：1.遗漏认定梁丽娟在XX厂负责的工作内容。2.遗漏认定合伙体与蔡杨德对账并作出书面确认的内容。3.遗漏认定梁丽娟与梁锐坤散伙后，蔡杨德接收了有关资产和设备。4.遗漏认定XX厂核准注销后，蔡杨德接管后，另行成立了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XX宝铝塑门加工厂。5.遗漏认定蔡杨德未到庭，蔡杨德与合伙体的应付账款支付情况未查明。6.遗漏认定梁丽娟作为对账发起者，未在《佛山市XX塑钢门厂销售收入明细表》上签名。7.遗漏认定梁丽娟一直不予回应也不及时出示《确认书》给具体负责对账的邓杏玲。8.错误将梁丽娟委托中天会计中心审计以及收取审计报告的相关过程表述为邓杏玲全程参与，未认定梁丽娟在起诉中只出示了其中两页的审计报告，一直拒绝出示其余内容，中天会计中心也表示没有存档。9.遗漏认定梁丽娟作为打印和手写以及具体交付《确认书》给梁锐坤签署的人，对《确认书》正文书写的字迹与梁锐坤签名字迹形成时间不一致未给出合理解释。10.遗漏认定梁丽娟拒绝交出中天会计中心交给她的单据，也拒绝说明有关清单和内容。11.遗漏认定相关收入表格中的收入是否均已到账，且收入表格未得到梁丽娟、梁锐坤与蔡杨德的签名确认。12.一审判决第21页第一段，遗漏认定梁丽娟对此未予配合说明。13.一审判决第23页第一段的最后，遗漏认定邓杏玲对有关存疑问题予以一一回应，但梁丽娟对有关存疑问题未予回应。14.一审判决第24页第二段，遗漏认定梁锐坤不参与做账，也没有参与对账，对有关数字、账册不知情。15.一审判决没有表述的事实：梁锐坤和邓杏玲一方追问梁丽娟是否与蔡杨德继续经营和一起工作，梁丽娟拒绝回应，也拒绝如实向法庭反映。梁丽娟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补充：1.梁锐坤、邓杏玲根本没有向梁丽娟支付过任何合伙分配款。其二人在庭审中提供的两张支票存根并非梁丽娟本人签名；且其关于分配合伙利润81万元的陈述，与其所主张的“合伙体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无利可分”的陈述相互矛盾。2.梁锐坤一直以其严重抑郁为由，主张《确认书》上其签名无效，但上述理由已有相关鉴定报告书予以反驳。鉴定报告书认定梁锐坤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证人梁礼源也证实，梁锐坤在签订《确认书》时清醒且精神状态正常。因此，梁锐坤以此拒绝按照《确认书》上确定的金额支付合伙分配款缺乏事实依据。3.梁锐坤、邓杏玲作为合伙体的实际经营者和资金收取、控制方，应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在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汇总表、《确认书》有欺诈、胁迫等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依照民事诉讼法禁止反言原则和高度盖然性原则，应推定梁锐坤、邓杏玲确认汇总表及《确认书》中的收支金额和数据。蔡杨德对梁丽娟、梁锐坤、邓杏玲的上诉述称，一、蔡杨德仅是XX厂的合作商家，与梁丽娟、梁锐坤的内部合伙事务并无任何关联，对其合伙情况也并不知情，更没有如梁锐坤所说的存在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二、蔡杨德与XX厂不存在任何债务。本案处理结果与蔡杨德无关联性。蔡杨德与XX厂的货款交收一般采取转账、现金等方式支付，也有买卖互相冲抵的方式。蔡杨德与XX厂的送货、交单、结算、转账等均是蔡杨德直接对接邓杏玲，从未委托梁丽娟支付过任何款项。2009年5月XX厂结业后，蔡杨德和XX厂的全部货款和设备转让款已处理完毕，所有单据都已经给了梁锐坤、邓杏玲。其二人认为蔡杨德未支付设备、尾货款与事实不符。否则2009年至今多年，XX厂或其合伙人不可能不要求蔡杨德结数或通过诉讼等方式进行追偿。三、梁锐坤认为蔡杨德欠款，但并未提供单据、账目予以证实。四、梁锐坤的代理律师李旺东私下过来找蔡杨德套话，未经其同意偷录录像，属于非法取证，蔡杨德保留投诉李旺东违法取证的权利。梁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锐坤、邓杏玲共同向梁丽娟支付合伙分配款项358003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3580038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2.梁锐坤、邓杏玲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丽娟与梁锐坤合伙经营XX厂。据2005年6月28日的设备清单记载，梁丽娟投入合伙经营的旧设备价值为26870元。邓杏玲与梁锐坤系夫妻关系，负责XX厂的财务工作。2005年7月19日，XX厂登记成立，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梁锐坤。2008年7月4日，邓杏玲与蔡杨德就门款、玻璃款进行了对账并作出书面确认。2009年5月，梁丽娟与梁锐坤散伙。2013年8月27日，XX厂经核准注销。2014年10月23日，邓杏玲与蔡杨德就2008年7月至2009年4月的门款进行了对账并作出书面确认。2014年12月17日，邓杏玲在《佛山市XX塑钢门厂销售收入明细表》上签名。2015年1月30日，梁丽娟与梁锐坤签订《确认书》，内容为“梁锐坤与梁丽娟双方于2005年5月1日至2009年5月3日合伙经营佛山市禅城区XX铝塑钢门加工厂，双方比例为50：50，该厂已于2009年5月终止经营。现经双方结算，确认2005年5月至2009年5月经营期间，各项数字如下：总收入48577187元；总支出43237758元；利润7160076元；处理设备货尾1820647元。双方确认，梁锐坤应分配予梁丽娟的款项为3580038元（利润50%+处理设备货尾50%）”。梁丽娟、梁锐坤分别在该确认书落款处签名捺印。该确认书正文除下划线处的数字为手填写外，其他内容均为打印。2015年1月31日8时27分，邓杏玲向梁丽娟发送微信“娟，将昨晚的确认书发过来给我”。当天8时51分，邓杏玲再次向梁丽娟发送微信“娟，你将昨天的确认书发一发给我看看，坤仔现在醒了问我内容是什么”。2015年8月24日，中天会计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梁丽娟与我公司员工梁旺兴属同学关系，2014年的某天梁丽娟致电梁旺兴请求帮忙，请求帮忙的理由是自己与合伙人生意间的意见分歧无法继续合作原因，要求梁旺兴帮忙将于合伙人内部账务单据2005年至2009年期间所发生的收入及支出进行收支流水汇总核算……在这之前梁丽娟完全没有告知我司需要核算的单位叫什么名称？哪里的？是经营什么行业的？她只说我们需要核算的单据全部在她合伙人阿玲那里……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梁丽娟又打电话给我司员工梁旺兴来说单据已拿到手……当天我公司员工在公司等梁丽娟，当时梁丽娟与她的合伙人阿玲，还有一个女的，带着几箱的单据过来，当着她们的面我们清点完，这些单据全部为支出费用……凭移交给我们的单据核算出支出大约是3至4千万元左右，门市的送货单上的流水计算出的收入大约为380万元左右。后来我们约梁丽娟到我们公司进行交接，经她查看后发觉她所说的要求与我们所作出的结果不符合，恳求我们帮她重做……我们一口回绝了梁丽娟的要求……我们将核算后的数据用A4纸形式并加盖我们公司的公章，纸张数约为4-5张以及之前交给我们的所有单据全部移交给梁丽娟……”。2015年6月9日，梁丽娟将梁锐坤、邓杏玲诉至一审法院，诉请梁锐坤、邓杏玲支付合伙分配款项358003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佛城法民一初字第1001号。该案诉讼中，佛山市顺德区伍仲佩纪念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下简称伍仲佩鉴定所）作出的伍医司鉴所[2015]精鉴字第10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梁锐坤诊断为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评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梁锐坤、邓杏玲已支付本项司法鉴定的鉴定费3284.5元。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下简称通济鉴定中心）作出的粤通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1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为：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30日”的《确认书》正文中书写的字迹与落款处签名“梁锐坤”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一时段（1个月内）分两次书写形成，不能确定两者的先后顺序。梁锐坤、邓杏玲已支付本项司法鉴定的鉴定费29000元。2015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佛城法民一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梁锐坤、邓杏玲不服该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2016）粤06民终795号民事裁定，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裁定撤销（2015）佛城法民一初字第1001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梁锐坤、邓杏玲申请对XX厂2005年至2009年的经营收入、支出、利润及应收未收账款进行鉴定。对于鉴定所需的鉴材，梁丽娟表示其持有的单据已作为证据出示，不持有其他单据。梁锐坤、邓杏玲表示除交付给梁丽娟的单据、已举证的单据外，还持有其他收入、支出单据，并当庭向法院提交2007年-2009年所开发票一袋、2005年-2009年工资单一袋、支出杂单一袋、2008年1月至6月应收蔡杨德的货款单据一袋、2007年1月至12月应收蔡杨德的货款单据一袋、2007年-2009年4月玻璃款单据一袋及其他单据三袋。另查明，邓杏玲在《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手续总表》《2005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06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07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08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09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10年后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XX塑钢门厂废料收入表》《XX塑钢废纸收入汇总》《XX塑钢门厂工资表》上签名，但并未注明落款时间。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以下简称诚安信鉴定所）作出的粤诚司鉴字[2018]0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为“1、XX厂提供的是散乱单据，没有提供完整的会计凭证、明细账、总账，其资料的完整性无法确认。2、由于XX门业订货专用单没有附实物交割的相关单据作为履行凭证，其业务是否已履行，我们无法判断……由于未取得完整的XX厂与供应商之间的往来款支付凭证，对于应收未收账款我们未能进行统计……由于提供资料记录的时间范围为2005年7月至2009年6月，对于属于委托范围但又没有提供资料的，我们未能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收入、支出、利润情况。①根据XX门业订货专用单记录，2005年12月至2009年4月，收货单位‘蔡杨德、蔡扬得’，全板、半百等门金额累计40165298.5元。对于XX门业订货专用单是否已履行，未提供实物交割的相关单据予以核对。按XX门业订货专用单上附有的多张汇总统计单（没有注明统计单位及经手人）统计，2005年12月至2009年12月合计39648106.70元，与上述汇总金额40165298.5元相比，减少517191.80元，差额原因不明。②根据支付证明单、送货单、缴税凭证、工资单等资料记录，2005年7月至2009年6月，工资、原材料（玻璃款）、码单等支出累计9940022.90元。上述①扣除②后，差额为30225275.60元。2、应收未收账款情况。由于未提供收款凭证，订货单的收货单位‘蔡杨德、蔡扬得’全板、半百等门货款40165298.50元，销售发票的顾客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XX钢业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XX贸易有限公司等，项目为加工费、塑料门等346317元，款项是否全部收到，无法进行鉴定。由于未提供付款凭证，送货单的购货单位或收货单位‘XX门厂’、‘XX厂’购玻璃款3703966.58元，送货单的购货方‘XX门厂’打沙铝铰款40831元是否全部付款，无法进行鉴定。3、未明确事项。①根据广东省加工修理修配统一发票记录，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顾客名称为佛山市南海区XX钢业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市XX贸易有限公司等，项目为加工费、塑料门等金额累计346317元，由于未提供送货单、签收单等相关单据，无法确认发票收入是否实现。②根据支付证明单、送货单、工资单等资料记录，2005年7月至2009年6月工资、购货等支出累计1433702.87元，由于未提供人员签收单或银行代付清单、付款方没有记录为XX厂或委托书等原因，无法确认款项是否支付或是否与XX厂相关联”。诚安信鉴定所出具的《关于对粤诚司鉴字[2018]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补充说明》主要载明：一、经对资金摘要为提出借票销账、往来款、提出支票、备用、货款、劳务费、提入支票的流水记录进行统计，尾数1013账号、0099账号、0056账号累计流入34803472.08元，累计流出34528873.63元。上述账号的账户，手写为XX、邓杏玲、梁锐坤，但未提供银行开户证明。上述流入、流出资金是否属于XX厂的收入、支出，因未取得XX厂相关财务资料，未能进行鉴定。二、收入、支出情况。1.收入情况。（1）XX厂2005年至2009年及2010年以后总收入42853455元，其总表与每年明细表下的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2）2009年5月11日至2009年5月30日期间，收到货款1017270元，收款确认处有“邓杏玲”或“邓”签名字样。（3）2005年6月-2009年4月XX门厂销售收入128328元，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4）2006年3月1日至2009年4月26日期间，XX门厂销售收入为3876239.50元，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日期为2014年12月13日，表底部有中天会计中心核算字样。（5）支出证明单中记录收入为13455元，日期为2014年12月17日，因未取得其他财务资料的支持，无法确认是支出还是收入。（6）收款金额为830523.6元，收据内容为销售收入、银行利息、货款等。收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1月29日，其中收款处“邓杏玲”签名字样的收据金额为823510元。（7）2006年4月5日、2006年5月11日、2006年5月13日及2008年1月5日共4单收入合计4448元，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8）2005年-2009年XX塑钢门厂废料收入合计815296.26元，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9）2005年至2009年XX塑钢废纸收入合计47080元。（10）2005年至2009年XX塑钢废纸收入合计36364元。因未取得收入总表的组成完整原始财务资料，无法确认上述（2）-（10）的相关收款或收入是否属于XX厂的收入，是否包含在收入总表中。2.支出情况。（1）XX厂2005年5月至2009年5月总支出为39692065.73元，其总表与每年明细表下的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2）XX厂2005年7月至2009年4月工资总支出为3075764元。（3）2005年1月29日，支玻璃款84624元，支杂费17342.2元。（4）2008年7月30日，支坚叔彩印9800元，2005年9月15日，支黄应其住宿426元。（5）2007年6月30日，支铝门3人住宿400元，签名确认处有“玲”签名字样。（6）2014年12月17日，因销售计多支出621元，签名确认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证明人处有“娟”签名字样。（7）2014年12月17日，因废纸计多支出470元，证明人处有“娟”签名字样。（8）2015年1月21日，因国税支出105185元，证明人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9）2015年1月21日，因工商、地税支出60513元，证明人处有“邓杏玲”签名字样。（10）支运费685元，经手人处有“蔡杨德”签名字样。因未取得支出总表的组成完整原始财务资料，无法确认上述（2）-（10）的相关支出是否属于XX厂的支出，是否包含在支出总表中。除上述资料外，其他资料是零乱的，无法区分其内容的充分性、完整性，故未能对其进行鉴定。三、因二次提供的资料都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财务及其相关资料，且二次提供的资料也不相同，从而造成对鉴定意见产生影响。梁锐坤、邓杏玲已支付本项司法鉴定的审计费95000元。梁丽娟、梁锐坤、邓杏玲一致确认：2009年5月散伙时，并未进行对账和清算。梁丽娟当庭陈述：合伙体存续期间为2005年5月至2009年5月3日；梁丽娟负责厂的生产及具体操作的管理事务，供应商是梁丽娟带来的，邓杏玲是负责厂的财务的收支管理，是厂的财务总管，梁锐坤负责厂的管理及接单员的工作，接单员是邓杏玲的妹妹，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去经营XX厂；合伙体的财务单据等资料全部由梁锐坤、邓杏玲持有，签订《确认书》后支出单据梁锐坤、邓杏玲全部移交梁丽娟；合伙体所有收入都是由梁锐坤、邓杏玲收取，存入梁锐坤、邓杏玲名下的账户，收款的支票有时直接转付出去；《确认书》的各项金额经双方确认后，由梁丽娟填写，金额是依据梁丽娟提供的由邓杏玲签字确认的统计表及相应的支出单据共同构成。梁锐坤、邓杏玲当庭陈述：合伙体存续期间为2005年4月底或5月初至2009年4月30日；邓杏玲书写的8张记录纸，梁丽娟在第1-2页有标注有关数字，反驳了此前其自称没有参与对账的说法，梁锐坤在2015年1月30日签订《确认书》时认为梁丽娟会促成蔡杨德支付欠款，并不是与梁丽娟核查合伙利润；大部分支出单据都在梁丽娟手里，XX厂自销的收入单都在梁丽娟处，账册都在梁丽娟处；合伙体2005年至2006年少收现金，由蔡杨德给支票直接转给供应商，后面XX厂的收入直接存入以XX厂名义开户的账户内，还有梁景添的银行账户内，也有XX厂的钱存入梁锐坤、邓杏玲名下银行账户内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梁丽娟与梁锐坤合伙经营XX厂时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合伙协议，双方亦一致确认至2009年5月散伙时，既未进行对账和清算，亦未签订任何散伙协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是否应按2015年1月30日的《确认书》分配合伙利润。综合全案证据及前述查明的事实，首先，梁丽娟、梁锐坤散伙时虽未进行清算，但在涉案《确认书》签订前，双方一直在对合伙体存续期间的账务进行核算，包括与蔡杨德进行对账、邓杏玲对合伙体的收支进行梳理并制作明细表以及梁丽娟委托中天会计中心对合伙体收支进行核算等。梁锐坤作为合伙人、邓杏玲的丈夫，对上述对账情况理应知情。其次，梁锐坤、邓杏玲抗辩《确认书》是在梁锐坤有精神疾病且酒后意识不清醒时签署，因梁锐坤、邓杏玲并未举证证明其上述主张，而诉讼中鉴定机构已认定梁锐坤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法院对梁锐坤、邓杏玲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再次，梁锐坤、邓杏玲抗辩主张《确认书》手写数字系梁锐坤签名后再填写，即梁锐坤确认其签名时打印部分的内容已存在，梁锐坤在确认书上签名捺印即代表其对打印部分载明的合伙期间、合伙比例以及双方现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无异议，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至于《确认书》中的手写数字部分。梁丽娟确认手写数字系其填写，并主张其填写的依据是邓杏玲签字确认的统计表及相应的支出单据。经查，经邓杏玲签名确认的收入总表金额为42853455元、支出总表金额为39692065.73元，结合诚安信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及补充说明的内容，均与确认书填写的“总收入48577187元；总支出43237758元”不符，且梁丽娟亦未举证证明处理设备货尾“1820647元”这一金额的来源，故梁丽娟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从法院委托诚安信鉴定所鉴定的过程以及诚安信鉴定所的鉴定情况来看，合伙体收款账户的具体信息及银行流水账由梁锐坤、邓杏玲提供，合伙体的收支单据由梁锐坤、邓杏玲持有，大部分收支单据上的经手人为邓杏玲，由此可知，合伙体财务工作的主要经手人为邓杏玲，合伙体收入、支出主要由合伙体公账和梁锐坤、邓杏玲的私人账户进行收支，相较梁丽娟而言，梁锐坤、邓杏玲对于合伙体清算事宜负有更多的举证责任。因用于审计的鉴材是散乱单据且无完整的交割单据、工资表、买卖合同、往来款支付凭证等予以印证，亦无完整的会计凭证、财务明细账、总账，诚安信鉴定所经鉴定未能就合伙体的收支情况得出明确的鉴定结论，但可以明确的是，经邓杏玲签名确认的收入总表载明XX厂2005年至2009年及2010年以后总收入42853455元、支出总表载明XX厂2005年5月至2009年5月总支出为39692065.73元，即经清算，合伙体确存在利润。因梁锐坤已签订《确认书》就合伙体进行清算达成一致意见，在梁丽娟未能证明《确认书》手写数字真实性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梁锐坤应分配予梁丽娟的利润款为1580694.64元[（总收入42853455元-总支出39692065.73元）×50%]。因确认书并未约定利润款的支付时限，梁丽娟已以起诉的方式催告梁锐坤、邓杏玲付款，故梁锐坤应自起诉之日起即2015年6月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梁丽娟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梁丽娟诉请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梁锐坤、邓杏玲抗辩存在应收未收账款、尚未达到分配利润的条件，如前论述，因合伙体财务制度缺失及鉴材不完整的原因，诚安信鉴定所无法对应收未收款部分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梁锐坤、邓杏玲承担，加之梁锐坤、邓杏玲亦未举证证明存在应收未收款的事实，故法院对梁锐坤、邓杏玲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邓杏玲的责任。经查，梁锐坤所负债务发生在其与邓杏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邓杏玲作为XX厂的财务不但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及后续合伙体的对账、清算事宜，其名下银行账户亦用于XX厂主要资金运作，故邓杏玲对案涉债务不但知情，而且分享了利益。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梁锐坤所负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邓杏玲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诉讼中产生的鉴定费用，根据鉴定结论，按照鉴定费用由责任方实际承担的原则，梁锐坤、邓杏玲已向伍仲佩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3284.5元、向通济鉴定中心已支付的鉴定费29000元应由其自行负担；梁锐坤、邓杏玲已向诚安信鉴定所支付的审计费95000元，由梁丽娟与梁锐坤、邓杏玲各负担50%即47500元。梁丽娟应向梁锐坤、邓杏玲支付的鉴定费47500元，法院酌定在上述利润款中予以抵扣。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梁锐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丽娟支付合伙分配款1533194.64元及逾期利息（以1533194.64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6月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邓杏玲对梁锐坤所负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梁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受理费35440元，由梁丽娟负担20262元，梁锐坤、邓杏玲负担15178元。本院二审期间，梁锐坤、邓杏玲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XX宝铝塑门加工厂的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1页、梁丽娟的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2页、XX厂员工参保清单打印件2页、蔡杨德社会保险智能卡复印件一份，拟共同证明：梁丽娟从2013年9月至今是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XX宝铝塑门加工厂的参保人员；蔡杨德与梁丽娟均在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XX宝铝塑门加工厂工作，双方具有利害关系，串通损害梁锐坤、邓杏玲的利益；蔡杨德接手XX厂的社保关系是交给邓杏玲办理的，因此蔡杨德的社会保险智能卡在邓杏玲手中。2.存款账户明细查询1页（户名邓杏玲，账户621*************113）、收据一份（编号：0000545），拟证明邓杏玲的银行账户在2014年11月12日收到梁丽娟代付XX厂的转账款，如果梁丽娟不是收取蔡杨德应付给XX厂的款项，没理由在2014年还向邓杏玲打款，因此邓杏玲一直在向蔡杨德追偿货款的主张可信。3.蔡杨德与梁锐坤、邓杏玲的代理律师的对话录像及翻译文字，拟证明蔡杨德与梁丽娟确有利害关系，确在串通损害XX厂及梁锐坤、邓杏玲利益。梁丽娟、蔡杨德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证据1、3无法证明梁锐坤、邓杏玲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中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款项用途，收据是邓杏玲单方制作的，梁丽娟否认该笔款项是其代蔡杨德支付给XX厂的款项，故证据2无法证明梁锐坤、邓杏玲主张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于各自在合伙体中的分工，邓杏玲陈述：我负责修理机器、收钱对账；梁丽娟负责与供应商沟通价格，负责进货、销售；梁锐坤负责修理机器、开车。梁锐坤陈述：我有时经过批发市场购买厂里需要的工具、修理机器，我没有分工，只是义务帮助两个女人；梁丽娟负责进货、进原材料、销售；邓杏玲负责蔡杨德的对账，供应商的对账由梁丽娟负责。梁丽娟陈述：梁丽娟负责生产和管理；梁锐坤负责销售、送货；邓杏玲负责财务、会计、出纳，以及与供应商的对账，相应货款的收取。又查明，庭审中，邓杏玲确认《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收入总表》只是XX厂对蔡杨德的销售收入，但认为上述金额没有全部收齐；《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上的金额主要是原材料、纸张支出，未包括工资、工商、地税等其他支出。邓杏玲认为《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未体现XX厂应付蔡杨德的原材料支出。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XX厂在合伙期间的收支情况。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本案中，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委托诚安信鉴定所鉴定的过程以及诚安信鉴定所的鉴定情况可知，合伙体收款账户的具体信息及银行流水账由梁锐坤、邓杏玲提供，合伙体的收支单据由梁锐坤、邓杏玲持有，大部分收支单据上的经手人为邓杏玲，二审庭审中，邓杏玲亦确认其在合伙体中负责收钱对账。由此可确认，合伙体财务工作的主要经手人为邓杏玲。根据邓杏玲签名确认的表格及单据，可知合伙体的收入情况如下：序号证据所涉金额（元）多计（元）1《佛山市XX塑钢门厂销售收入明细表》(2006.3.1-2009.4.26)、支出证明单（2014.12.17）3876239.50134552《佛山市XX塑钢门厂销售收入明细表》(2005.9.15-2009.1.6)、支出证明单（2014.12.17）1283286213《XX塑钢废纸收入汇总》、支出证明单（2014.12.18）470804704《XX塑钢废纸收入汇总》363645《收入》44486《XX塑钢门厂废料收入表》（共10页）815296.267《收款收据》（收回07年12月单据）938388《收款收据》（收德租金）420009《收款收据》（销售收入）30000010《收款收据》（银行利息）7013.6011《收款收据》（货款）9126412《收款收据》（废铝款）22550113《收款收据》（收回06年1月单据）6690714《收款收据》（收回07年08月支娟、玲8月工资）400015《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收入总表》42853455合计（扣除小数点后的尾数）4859173314546因此，XX厂在合伙期间的收入应为48577187元（48591733元-14546元），与《确认书》确认的总收入金额一致。根据邓杏玲签名确认的表格及单据，以及梁锐坤、邓杏玲一审期间已确认的支出证明单及收据等，可知合伙体的支出情况如下：序号证据所涉金额（元）1《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共14页）39692065.732《XX塑钢门厂工资表》30757643《支出证明单》（工商、地税）605134《支出证明单》（国税）1051855《支出证明单》（支玻璃款）846246《支出证明单》（支杂费）1734227《支出证明单》（支坚叔彩印）98008《支出证明单》（黄应其住宿）4269《支出证明单》（支铝门3人住宿）40010其他支出（包括支出证明单、收据等）35559合计（扣除小数点后的尾数）43237758邓杏玲认为上述序号1《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未包括XX厂应支付给蔡杨德的原材料款。经审查，梁锐坤称邓杏玲只是负责与蔡杨德对账，但现有证据反映，其他零售客户的销售收入、工人工资支出等、变卖废纸、废料等材料的收入，以及其他支出，均有邓杏玲的签名确认，可见邓杏玲不仅负责与蔡杨德对账，也负责其他事务的对账。邓杏玲作为合伙体中负责对账的一方，其应持有应付蔡杨德原材料款的支出凭证以及应付其他供应商原材料款的支出凭证，但邓杏玲却未能向鉴定机构或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以证实《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未包括XX厂应支付给蔡杨德的原材料款。因此，梁锐坤、邓杏玲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邓杏玲主张《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未包括XX厂应支付给蔡杨德原材料款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上述支出情况表中的证据，本院确认XX厂在合伙期间的支出应为43237758元，该数额与《确认书》确认的总支出金额一致。梁锐坤、邓杏玲称其于2009年已分配了81万元给梁丽娟，合伙体财产已分割完毕。因梁锐坤、邓杏玲用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的两张便条及两张支票存根，其中一张便条并无梁丽娟的签名，梁丽娟否认该便条的真实性，而另一张便条记载“2009年工资220000元”，梁丽娟认为该款项是其取钱发放工人工资，并非其收取合伙体利润分配款，根据便条记载的内容，本院对梁丽娟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支票存根无法证实收款人为梁丽娟，更无法证实款项性质为合伙体利润分配款。因此，梁锐坤、邓杏玲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于2009年分配了合伙体利润81万元予梁丽娟，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梁锐坤、邓杏玲又以蔡杨德与邓杏玲于2008年7月4日签名的对账单，主张蔡杨德尚欠合伙体2271391元货款，但根据邓杏玲签名确认的《2008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2009年XX塑钢门厂门市销售收入表格》，可知蔡杨德与邓杏玲于2008年7月4日对账后至合伙体解散前，即2008年8月至2009年，合伙体与蔡杨德又发生了超过1300万元的销售业务，可见上述对账单的金额并非双方最终结算的金额。因此，梁锐坤、邓杏玲以该对账单主张蔡杨德在合伙体解散后尚欠合伙体2271391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确认书》上的总收入、总支出数额有梁锐坤、邓杏玲庭审确认的单据或邓杏玲签名确认的财务表格、收款收据、支出证明单等予以佐证，邓杏玲在合伙体中主要负责财务工作，其确认的财务表格及单据应可反映合伙体的真实收支情况，梁锐坤是邓杏玲的丈夫，对上述收支情况理应知情。梁锐坤虽患有重度抑郁，但鉴定机构已认定梁锐坤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梁锐坤未能举证证实《确认书》手写部分是在其签名后形成。因此，在梁锐坤、邓杏玲未能举证证实《确认书》存在无效或重大误解、欺诈等可撤销的情形下，本院认为《确认书》合法有效，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确认。梁丽娟、梁锐坤、邓杏玲均确认合伙体解散后，设备、尾货转让给了蔡杨德，关于设备、尾货的价值，梁丽娟、梁锐坤在《确认书》中确认为1820647元，该款项应在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梁锐坤、邓杏玲抗辩称上述款项仅为应收账款，并未实际收取。由于XX厂的设备、尾货在2009年合伙体散伙后已交付给蔡杨德，从2009年交付设备、尾货予蔡杨德直至梁丽娟在2015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梁锐坤、邓杏玲持有对账的凭证，但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曾向蔡杨德追索设备、尾货的转让款，蔡杨德亦在答辩状中述称其与XX厂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同时《确认书》亦未备注上述款项尚未收齐，反而是注明了“双方确认，梁锐坤应分配予梁丽娟的款项为……”，且该部分内容为打印体，不存在梁锐坤签名后补写的可能性，故梁锐坤在签订《确认书》时理应清楚知晓其签名确认《确认书》的法律后果，现其主张XX厂的应收账款尚未收齐，分配利润的条件尚未成就，理据不足，本院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梁丽娟请求梁锐坤按《确认书》约定的数额分配合伙体利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梁锐坤应向梁丽娟支付3580038元。由于邓杏玲二审期间确认《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收入总表》仅是XX厂对蔡杨德的销售收入，未包括其他收入；《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主要是原材料、纸张支出，未包括工资、工商、地税等其他支出，因此一审以《XX铝塑钢门加工厂销售收入总表》《XX塑钢门厂支出总表》作为合伙体总收入、总支出金额的认定依据错误，由此导致合伙体合伙利润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利息。因《确认书》并未约定利润款的支付时间，梁丽娟以起诉的方式催告梁锐坤、邓杏玲付款，故本案债务应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6月9日起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于利息标准，由于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涉案合伙分配款的利息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邓杏玲的责任。上述债务发生于梁锐坤与邓杏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邓杏玲参与了合伙体的经营，并用其名下账户收取了合伙体的经营收入，实际分享了合伙体的经营收益。因此，梁锐坤所负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邓杏玲应对梁锐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梁丽娟的上诉请求成立，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本院对利息部分亦作相应调整。梁锐坤、邓杏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本案因当事人新的陈述而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582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梁锐坤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丽娟支付合伙分配款3580038元及逾期利息（以3580038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梁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普通程序，案件受理费35440元，由梁锐坤、邓杏玲负担；鉴定费32284.50元（3284.50元+29000元），由梁锐坤、邓杏玲负担；审计费95000元，由梁丽娟负担47500元，梁锐坤、邓杏玲负担47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198元（梁丽娟已预交18599元，梁锐坤、邓杏玲已预交18599元），由梁锐坤、邓杏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美健审判员  陈 文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谢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