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8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洪瑞，女，198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亮，山东鲁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开春，山东衡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利牌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西台商创业基地(黄塘)。 法定代表人：郑国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强，山东嘉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艳飞，男，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自强，山东远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东伟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临西三路与启阳路交汇三巷**。 法定代表人：徐艳飞，经理。 上诉人杨洪瑞因与被上诉人福建利牌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牌服装公司）、徐艳飞、山东伟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智服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8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洪瑞上诉请求：1.撤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1302民初8156号民事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艳飞、利牌服装公司、伟智服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徐艳飞签订《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审法院以合同相对性认定伟智服饰公司不应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徐艳飞系伟智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合同虽未经过公司确认，但由利牌服装公司发往临沂的服饰均使用伟智服饰公司的吊牌。虽然徐艳飞、利牌服装公司签订的合同名义上与伟智服饰公司无关，但实际上是公司行为。另，《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的签订地点是山东省临沂市通达路与洓河北街交汇左岸观澜3号楼401室，该地点是伟智服饰公司的办公场所，一审法院对该重要事实未予认定。利牌服装公司提交的对账单均由伟智服饰公司的厂长郑仕红签字确认，也能证明利牌服装公司系与伟智服饰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一审判决仅以合同相对性否认伟智服饰公司参与其中是错误的。退一步讲，如以合同相对性来否认伟智服饰公司参与涉案交易，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杨洪瑞并没有在《区域特许加盟合同》和对账单上签字，也不应当承担责任，而仅应当由徐艳飞承担还款责任。2.利牌服装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对账单未经徐艳飞、杨洪瑞本人签字，仅有郑仕红代徐艳飞的签字，杨洪瑞对对账单上记载的债务不知情，对账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利牌服装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以及聊天记录仅能够证明伟智服饰公司与利牌服装公司有业务往来，和杨洪瑞参与了伟智服饰公司的经营，而且所有的聊天记录均有杨洪瑞书写的“已清”字样，这也说明利牌服装公司与杨洪瑞之间没有货款纠纷。一审法院仅依据杨洪瑞与利牌服装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过转账交易便认定对账单数额成立是站不住脚的。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杨洪瑞与郑国海的交易往来来看，双方并非以利牌服装公司名义进行，而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并未涉及利牌服装公司，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如若杨洪瑞与伟智服饰公司之间有债务纠纷，应由郑国海以主体起诉杨洪瑞，而不应以利牌服装公司起诉。一审判决以郑国海与杨洪瑞的聊天记录及交易往来认定对账单所涉款项系杨洪瑞与利牌服装公司的债务纠纷不能成立。3.杨洪瑞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涉案货款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伟智服饰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杨洪瑞在该公司并没有职务，另外，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的是徐艳飞，杨洪瑞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利牌服装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没有徐艳飞及杨洪瑞的签字。同时，杨洪瑞于2017年9月向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杨洪瑞与徐艳飞矛盾激化，未参与伟智服饰公司的经营，而利牌服装公司提交的正是2017年3月至9月的欠款单，因此，杨洪瑞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2018年1月18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规定，本案系徐艳飞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杨洪瑞并没有在该合同上签字，事后也并没有对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追认，另外利牌服装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该款项用于了徐艳飞与杨洪瑞的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而且该款项数额也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根据调取的企业信息，徐艳飞名下的伟智服饰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杨洪瑞并没有参与经营，两者并非共同生产经营，因此，不能将徐艳飞个人的对外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判定责任划分，无视伟智服饰公司在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依据杨洪瑞未签字的对账单以及杨洪瑞与郑国海的聊天记录认定杨洪瑞应当承担责任，是不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利牌服装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洪瑞的上诉请求。 徐艳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洪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伟智服饰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洪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利牌服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艳飞、杨洪瑞偿还货款5726296元；2.诉讼费用由徐艳飞、杨洪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徐艳飞与杨洪瑞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10月15日登记结婚。2008年12月5日，徐艳飞独资成立了伟智服饰公司，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2016年10月1日，伟智服饰公司(甲方)与徐艳飞(乙方)签订《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在临沂市辖区内销售“校园博士”等品牌产品，特许经销许可期限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1日止。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利牌服装公司依约供货。2018年1月10日，经利牌服装公司与徐艳飞对账，自2017年3月4日起至2017年9月12日期间，利牌服装公司共计供货350139套，累计货款为21132192元，徐艳飞已经支付15405895元，尚欠货款5726296.5元。双方对账时徐艳飞患病，该对账单上的“徐艳飞”签名由郑仕红代笔，徐艳飞认可对账单内容，并在该签名上捺印确认。上述货款经利牌服装公司催要未果，为此诉至一审法院。3.双方庭审中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杨洪瑞于案涉合同履行期间，多次收取过徐艳飞依据合同销售出去的校服款，亦使用自己的多个银行账户向利牌服装公司多次支付过货款。根据利牌服装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时查封杨洪瑞的银行账户显示，杨洪瑞存在使用上述账户用于生活消费的情形。2018年1月17时还存在将其尾号为991496账户中的300万元转入其母亲密秀珍银行账户中的情形。4.利牌服装公司为证明杨洪瑞与徐艳飞夫妻共同经营，于庭审中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郑国海与杨洪瑞于2018年1月13日进行催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杨洪瑞在微信聊天过程中，作出过如下表述内容，“不过学校我都了解过了，除了临沂二中扣了六万块钱，其他也应该都没有问题，只是早一天晚一天”、“你是说我们应该再付给您1600万左右”、“好的，算好了发份给我，财务给我的数还有1400左右，未收这个数，应该不对”、“嗯，我正在让重新整理数据，之前徐让款都不打我的户上，都在各个业务员身上，我正在一点一点的清对”。5.2017年9月22日，杨洪瑞曾以与徐艳飞性格不和，婚后因家庭琐事经常发生争吵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提起离婚诉讼，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于同年10月9日判决不准离婚。另经内网关联查询，2018年2月1日，徐艳飞以杨洪瑞将夫妻共同财产存入本人账户，且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300万元恶意赠与给密秀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将杨洪瑞、密秀珍诉至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杨洪瑞的赠与行为无效并由密秀珍返还财产，后徐艳飞于2018年6月20日撤诉。2018年6月5日，杨洪瑞第二次向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判决，准许双方离婚，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亦没有涉及本案债务的处理认定。2018年9月14日，徐艳飞以其患病，杨洪瑞对其不管不问反而恶意转移财产并要求离婚为由，对杨洪瑞向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遗弃罪自诉，同年9月17日徐艳飞撤诉。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重审立案后，一审法院向利牌服装公司释明并征询其是否追加伟智服饰公司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利牌服装公司口头答复本案合同系个人行为，明确表示不追加。后经一审法院征询，杨洪瑞向一审法院递交了书面申请，以伟智服饰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实际参与者，与本案诉讼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为由，申请追加伟智服饰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徐艳飞与利牌服装公司所签合同系个人行为还是履行伟智服饰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案涉合同债务是否真实成立；三、杨洪瑞对案涉债务应否承担责任。关于争议一，杨洪瑞主张，徐艳飞系伟智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案涉合同并确认对账单的行为系执行伟智服饰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八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徐艳飞在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合同时，并非以伟智服饰公司的名义签订，而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伟智服饰公司的任何事务，且徐艳飞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表明或披露其系伟智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亦未持有出具任何有关伟智服饰公司的介绍信、证明或有关授权手续材料，且在该合同履行期间，案涉合同业务货款的支付均系使用杨洪瑞的个人账户进行支付，从未使用过伟智服饰公司的账户，杨洪瑞亦未能提供伟智服饰公司履行案涉收发货及收付款业务的任何证据，故没有证据使作为合同权对人的利牌服装公司有理由相信徐艳飞的行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徐艳飞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并非伟智服饰公司的行为。关于争议二，利牌服装公司自2017年3月4日起至2017年9月12日期间，共计供货350139套，累计货款为21132192元，徐艳飞、杨洪瑞已经支付15405895元，尚欠货款5726296.5元的事实，有利牌服装公司提供并经徐艳飞捺印确认的对账单予以证实，该对账单详细载明了双方发生买卖业务期间的具体货物品名、单位、订单及出货数量、单价、货款总金额及已付货款日期、数额及实际付款人的备注信息，虽非徐艳飞本人签名，但徐艳飞当时患病，授权由他人代签亦符合人之常情。徐艳飞亦认可全程参与并按捺手印予以确认。上述对账单中的已付款事实亦能够与利牌服装公司提供杨洪瑞的账户付款事实相印证，结合利牌服装公司提供的郑国海与杨洪瑞的微信催款聊天记录内容，一审法院认定利牌服装公司主张债务成立。杨洪瑞虽对该笔案涉债务的真实性存疑，根据利牌服装公司及徐艳飞提供银行转账交易明细，可以认定杨洪瑞掌握案涉合同发生时间段内发生的货物订购及交付业务，亦掌握向利牌服装公司实际付款并收取业务单位学校校服款的情况，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以否认利牌服装公司的证据，亦未能就案涉债务系虚假债务向有关部门进行控告，故对杨洪瑞否认案涉债务真实性的异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三，杨洪瑞主张该货款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货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也未参与共同经营。一审法院认为，徐艳飞、杨洪瑞虽然出现离婚等诉讼事宜，但案涉债务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利牌服装公司及徐艳飞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等交易明细和利牌服装公司申请法院保全查封账户的流水明细，同时结合郑国海与杨洪瑞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实杨洪瑞对利牌服装公司与徐艳飞签订的合同业务知情并实际参与了案涉合同货物销售后的回收货款及向利牌服装公司支付货款等业务，杨洪瑞存在将其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用于生活消费，亦存在将账户内300万元在未经徐艳飞同意情形下转入其母亲密秀珍银行账户的情形，该事实亦足以证实杨洪瑞实际掌握其本人账户并将经营收益用于家庭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杨洪瑞并未能举证证实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分别归各自所有，故该案涉债务应为徐艳飞和杨洪瑞的夫妻共同债务，杨洪瑞对徐艳飞所负的上述债务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杨洪瑞否认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退一步讲，假若徐艳飞的行为构成伟智服饰公司的职务行为，案涉债务被认定为公司债务，因伟智服饰公司系徐艳飞个人独资公司，该公司的货款均使用和进入了徐艳飞与杨洪瑞夫妻的个人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该债务亦应当由伟智服饰公司、徐艳飞和杨洪瑞共同承担。综上，利牌服装公司要求徐艳飞、杨洪瑞支付货款5726296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徐艳飞、杨洪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利牌服装公司货款5726296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884元，保全费5000元，由徐艳飞、杨洪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 杨洪瑞提交了以下证据： 1.伟智服饰公司参与的临沂郑旺中学8处、河东益民实验中学和小学、临沂市技师学院、临沂第三中学共4份，以及伟智服饰公司与利牌服装公司共同参与的临沂卫生学院、鲁南技师学院、佛山市南海区中小学、河源市市直学校、郓城县中小学共5份校服采购项目中标公告网络打印件一组，用以证明2015年至2019年期间，伟智服饰公司在多所学校的校服采购项目中投标并中标，学校校服采购项目只能以公司名义、而不能以徐艳飞个人名义参加，徐艳飞个人并没有合法经营权；该组证据同时用以证明利牌服装公司亦单独或与伟智服饰公司共同参与相关校服采购项目投标，利牌服装公司及郑国海明知校服采购招投标工作只能以公司名义而不能以个人名义进行。 2.《工业品定做合同》《校服定制合同书》等原件12份，兰陵诚信中学、临沂二中、郭庄镇中心学校出具的证明三份，用以证明伟智服饰公司参与相关学校校服采购项目中标后，与相关学校签订了买卖合同，供应大批量校服；该组证据还用以证明伟智服饰公司与学校买卖合同履行完后，为规避缴纳高额税款，要求学校将校服订购款转至伟智服饰公司指定的王甜、曹广生、徐艳丽等个人账户，拟进一步证明杨洪瑞虽然收取了部分学校的校服款，但不能据此认定其参与了徐艳飞个人签订的合同的履行，杨洪瑞仅仅是提供收款账户。杨洪瑞拟用证据2与证据1共同证明伟智服饰公司从事校服销售业务，与利牌服装公司发生大宗校服买卖的是伟智服饰公司，而不是徐艳飞个人；徐艳飞以个人名义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结合伟智服饰公司将货款支付给郑国海个人的事实，说明伟智服饰公司、利牌服装公司规避了高额税费，与徐艳飞互相串通，利牌服装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 3.2016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利牌服装公司与伟智服饰公司产生的校服订购业务对账单及福建省纤维检验局收费通知单一份，用以证明利牌服装公司供应的校服金额巨大，徐艳飞作为个人无合法经营权。杨洪瑞拟用该组证据与证据1、证据2共同证明利牌服装公司明知徐艳飞以伟智服饰公司的名义销售校服，而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但实际上与利牌服装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是伟智服饰公司；利牌服装公司以伟智服饰公司的名义将校服送检并出具鉴定报告，结合对账单由郑仕红签名的事实，拟证明利牌服装公司是给伟智服饰公司供货，徐艳飞签订合同时履行职务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利牌服装公司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未加盖任何公章，也未提交相应的合同予以印证，且该组证据系伟智服饰公司经营事宜，利牌服装公司与徐艳飞、杨洪瑞签订的是买卖合同，利牌服装公司交付校服后，徐艳飞、杨洪瑞以何种形式经营与利牌服装公司无关，也不影响双方合同的履行。利牌服装公司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另认为合同的签订不代表合同的履行，同时该组证据也不能证明伟智服饰公司所销售的校服是从利牌服装公司购买的。利牌服装公司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该组证据中学校的证明均系复印件，且未提交转账的银行流水，无法证明相关校服是从利牌服装公司购买的；该组证据中的对账单证明客户名称为徐艳飞，而非伟智服饰公司；该组证据中的收费通知系因伟智服饰公司提出鉴定申请产生的，不能证明相关样品是利牌服装公司提供的。 徐艳飞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综合质证认为，其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购买货物后如何销售是其经营问题。徐艳飞对证据1质证认为，杨洪瑞未能证实该组证据的来源，但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徐艳飞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组证据均签订于2016年，早于《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的签订时间。徐艳飞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伟智服饰公司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综合质证认为，利牌服装公司起诉徐艳飞、杨洪瑞的是2017年3月4日至2017年9月14日期间的欠款，这期间的货款都是由杨洪瑞的账号支付的。伟智服饰公司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中载明的相关事项均是2017年3月4日之前发生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伟智服饰公司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徐艳飞的质证意见。伟智服饰公司的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中的对账单是2016年的对账单，且没有双方签字盖章；对收费通知单的关联性有异议，申请检验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公司。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第一条约定“本合同‘代理经销许可’是指甲方特许乙方经销甲方系列产品，双方之间的经销关系为买卖关系；本合同甲、乙方的授权经销关系非代销关系，非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代理关系”，该条约定了合同双方的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因徐艳飞是伟智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区域特许加盟合同》的相对人，其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徐艳飞作为伟智服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能够控制伟智服饰公司的经营，其向利牌服装公司购买校服，后经伟智服饰公司卖出，该经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不能以此否认徐艳飞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故杨洪瑞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杨洪瑞提交的证据3中的对账单，因没有对账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利牌服装公司、徐艳飞、伟智服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该对账单载明的客户为“徐艳飞”而非伟智服饰公司，不能实现杨洪瑞的证明目的；杨洪瑞未能证明证据3中的收费通知与利牌服装公司的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用。 另在“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查询显示，伟智服饰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徐艳飞是其股东，2019年8月30日名称变更为“伟智（集团）有限公司”，其分支机构山东伟智服饰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营业期限为2016年8月18日至2018年12月2日。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本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本案中，徐艳飞、杨洪瑞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经营校服生意，对经营中欠利牌服装公司的校服款5726296元，应当共同偿还。杨洪瑞主张《区域特许加盟合同》是徐艳飞以伟智服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利牌服装公司签订的，签订地点是伟智服饰公司的办公地点，利牌服装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由伟智服饰公司的工作人员郑仕红签字，应当由伟智服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杨洪瑞同时主张对账单未经徐艳飞、杨洪瑞签字确认，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本案的《区域特许加盟合同》是徐艳飞以个人名义签订的，而非以公司名义，且杨洪瑞以其个人账户向利牌服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国海支付了部分款项，据此能够认定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是徐艳飞，而非伟智服饰公司，同时，杨洪瑞以个人账户支付货款的行为也能证明其与徐艳飞系共同经营。徐艳飞购买涉案校服后与杨洪瑞共同经营，二人以何种形式经营、合同的签订地点等不影响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的认定。郑仕红在对账单上代徐艳飞签字，未加盖任何单位的公章，徐艳飞捺印确认对账金额，是徐艳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账单签字由谁执笔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的认定，也不影响对账单内容真实性的认定。故本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是徐艳飞，杨洪瑞主张伟智服饰公司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杨洪瑞主张其在涉案债务形成期间未参与夫妻共同经营，期间的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洪瑞的银行账户在2017年9月尚有校服款存入，同时有生活消费记录，以此能够认定在涉案债务形成期间，杨洪瑞参与共同经营，且将经营所得用于共同生活。故杨洪瑞主张的其在涉案债务形成期间未参与共同经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洪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884元，由上诉人杨洪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法宝 审 判 员 田开玉 审 判 员 姚玉蕊 法官助理 王靖斌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