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27632号原告（案外人）：饶坤，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伦，广东宝城（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茜茜，广东宝城（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驾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N23卓越时代广场**海天路**2403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527546L。法定代表人：李军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美，男，汉族，系公司员工。第三人（被执行人）：深圳市新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钓鱼台路金威大厦**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652938C。法定代表人：曾艳。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锁，男，汉族，系公司员工。原告饶坤与被告深圳市驾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驾到公司”）、第三人深圳市新马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称“新马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饶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茜茜，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美，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经在庭审中变更为请求依法判令：一、确认原告系发动机编号为G587689、车辆识别代号为LFMAP86C2G0237693）的丰田卡罗拉车辆的所有权人（不含车牌）;停止执行上述涉案车辆（不含车牌）;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在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原告因被告申请查封、执行涉案车辆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后法院作出（2019)粵0305执异35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原告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执行异议之诉。理由如下：一、原告购买涉案车辆的凭证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原告从未将涉案车辆交付第三人，物权从未发生变动，第三人从未成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1、《汽车销售合同》、《深业丰田4S店计算机记录》、原告支付购车款的转账记录、《车辆所有权协议书》等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原告购车（原告支付购车款及交通责任强制保险费、商业保险费、车辆销售公司代收的车船税共计113000元）之日起即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原告2016年在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涉案车辆，原告为方便在深圳市驾驶涉案车辆，购买车辆时即于2016年与第三人签订了《车辆所有权协议书》，约定租用第三人名下深圳市的车牌指标为车辆上深圳牌，机动车登记编号为粤Ｂ×××**，协议内容已确认涉案车辆为原告全额出资购买，涉案车辆由原告使用，车辆所有权实际归原告。从双方签订的《车辆所有权协议书》、《合作经营协议》可见，原告并未将车辆转让给第三人，仅是租用第三人的车牌指标，以便在深圳驾驶涉案车辆。2、原告从未实际将涉案车辆转让于第三人，第三人也从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有关购买涉案车辆的对价。3、原告一直使用涉案车辆，并且从未交付给第三人使用。二、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以及相关费用支付凭证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是涉案车辆租用第三人的“车牌指标”的租赁关系（或者说挂靠关系），而非车辆买受转让合同关系。1、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于转让涉案车辆的合同关系，第三人也从未向原告出资购买涉案车辆，第三人拿不出任何购车及付款凭证。2、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实际上是一个租用车牌指标的租赁协议，目的在于车辆挂靠在第三人名下以便在深圳市使用车辆，无任何有关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3、如果第三人已经购买涉案车辆、取得车辆所有权，原告为何还要向第三人支付租用车牌指标的押金及每年使用车牌指标租金。三、被告并非《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原告对涉案车辆享有的所有权可以对抗第三人的所有债权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是指对标的物享有正当物权权益的人，比如通过买卖并实际交付取得的车辆所有权人(该所有权才可以对抗之前未登记的所有权人）。但是，本案被告从未交付取得涉案车辆，并非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结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支持实际受领交付的机动车买受人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而不支持机动车的登记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请求。本案中，虽然涉案车辆仍未登记至原告名下，但是，原告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而被告与第三人均不是，亦从未实际受领交付涉案车辆，被告即便是第三人的债权人，其基于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申请对涉案车辆进行强制执行亦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机动车登记有严格的登记程序和具体的登记条件。登记的各项手续必须齐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涉案车辆肯定不在机动车登记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不予登记的情形之内，涉案车辆既然已经合法登记，说明该车辆已经符合前述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机动车的合法登记要做七个一致：第一、机动车所有权人一致；第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源证明和车辆标准照片一致；第三、机动车出厂合格证明一致；第四、车辆购置完税证明一致；第五、交强险凭证一致；第六、车辆纳税证明一致；第七、法律法规规定的登记时必须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完全一致。只有做到了上述七个一致，车辆登记机关才能进行车辆登记。该车辆既然登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第三人就是车辆所有权人，原告提出执行异议，首先应向车辆登记机关提出变更车辆登记申请，解除涉案车辆登记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才能成为车辆的权利人，而不是通过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来判决其系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另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审查的标准是原告是否系权利人；判断原告是否系权利人的标准仍然是按照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来判断的，即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就是车辆所有权人。涉案车辆的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车辆营运证等均登记在第三人的名下。涉案车辆的登记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仍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作为统一整体的涉案车辆必须予以强制执行。原告虽主张其系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但却未在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能判断其系涉案车辆的所有人，不能排除执行。综上，根据上述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述称，涉案车辆实际系原告的车辆，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本院在审理驾到公司与新马公司、曾艳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7年11月21日查封了涉案车辆。该案经终审判决，确定本案第三人应向本案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496000元，并支付违约金299200元。该案一审案号为（2017）粤0305民初19477号民事判决，二审案号为（2018）粤03民终16476号。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本院扣押了涉案车辆。后，本案原告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涉案车辆归其所有。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根据饶坤提交的证据及对证据的说明，在涉案车辆购买时，饶坤不符合深圳机动车号牌申请条件。综合本案案情，首先，涉案购车合同并非饶坤与汽车销售公司签署；其次，涉案车辆车牌登记在新马公司名下，我国物权法规定，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后，饶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不符合深圳机动车号牌申请条件，仍选择规避政策法规，购买机动车辆，并挂靠在他人名下，其在此事上明显存在过错，其可以预见并有能力对挂靠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使其对涉案车辆享有权利，其权利亦不具有合法性。本院据此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粤0305执异356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请求。原告因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汽车销售合同》显示，2016年7月28日，原告代表皇家一号汽车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购车价总额为113000元（含车辆价格、购置税等税额、保险费用、延保费用），买方签署处有原告饶坤的签名。根据银联支付凭证、中国银行转账业务回单、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回单及《代付款证明》显示，原告于2016年7月28日向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转账50000元，同日通过饶勇的账户向深圳市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行转账63000元，上述款项共计113000元。另查明，根据原告提交的户口本显示饶勇系原告的父亲。原告陈述，其不具有深圳市小汽车增量指标，通过与第三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及《车辆所有权协议书》方式，租用第三人名下车牌指标，因此将车辆登记于第三人名下。原告为证明其与第三人协议情况，提供了其与第三人签订的三份《合作经营协议》、《车辆所有权协议书》。根据《车辆所有权协议书》显示，原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分别于2016年8月13日、2017年8月13日、2018年7月9日签订了三份《车辆所有权协议书》，内容为甲、乙方共同确认：由甲方出资，以乙方名义购买登记在乙方名下的丰田卡罗拉，车牌号为粤Ｂ×××**，车辆识别代号为ＬＦＭＡＰ86Ｃ2Ｇ0237693，发动机号Ｇ587689，车辆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确认该车辆所有权归甲方所有，由甲方使用。甲方承诺车辆的贷款及保险、违章等费用由甲方负责缴纳，乙方须配合甲方办理。甲方承诺该车辆的一切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等行为法律后果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根据《合作经营协议》显示，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分别于2016年8月13日、2017年8月13日、2018年7月9日签订了三份《合作经营协议》，内容为甲方向乙方提供深圳市小型汽车号牌粤Ｂ×××**，乙方提供汽车用于经营且实际经营由乙方进行，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经营利润，乙方用于合作经营的车辆型号为丰田卡罗拉，车架号为ＬＦＭＡＰ86Ｃ2Ｇ0237693，发动机号为Ｇ587689，合作经营期限分为一年，分别为2016年8月13日至2017年8月12日止；2017年8月13日至2018年8月12日止；2018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2日止，履约保证金均为5000元。2016年8月13至2017年8月12日乙方应当按一年向甲方支付经营利润，标准为14400元每年；2017年8月13日至2018年8月12日及2018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2日乙方分别应当按一年向甲方支付经营利润，标准均为12000元每年。原告为证明其向第三人支付租金及押金的情况，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账单详情、收据等证据。根据收据显示，原告于2016年7月29日向第三人缴纳了车牌押金5000元，及车牌租金14400元。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账单详情显示原告于2018年7月9日向第三人的法人曾艳转账12000元，用于缴纳2018年的车牌租金。根据机动车登记证书载明，车牌号为粤Ｂ×××**，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ＬＦＭＡＰ86Ｃ2Ｇ0237693，发动机号为Ｇ587689，车辆型号为丰田ＴＶ7167ＧＬ5的轿车所有人为第三人。根据深圳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保险单和银行流水及转账记录显示，涉案车辆2017-2019年的机动车强制责任险、机动车商业险及车船税均由原告缴纳，保险单上的被保险人均为原告。根据原告提交的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曾艳出具的《证明》显示，登记在第三人的粤Ｂ×××**车辆（车架号为ＬＦＭＡＰ86Ｃ2Ｇ0237693），并非第三人所有，系饶坤所有，其仅租用第三人车牌指标为车牌上牌，确认租用车辆指标期间饶坤已向第三人支付租用车牌期间的租金（以及押金），饶坤从未将该车辆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从未向饶坤受让该车辆的对价。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可能系事后补签，其他交费凭证仅能证明原告占有和使用车辆，而车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已通过购买获得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经依法质证的各项证据在卷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案外人执行异议程序之外，还设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其立法目的即在于，当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可能存在不一致时，通过实体审理方式为实际权利人提供救济。故对本案的处理，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考虑标的物的登记情况外，还应适用有关物权归属的实体法，对案外人是否为权利人以及其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进行实质性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从上述规定可见，我国民事立法对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而非“登记生效主义”，即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机动车所有权是否转移应以车辆是否实际交付为判断标准。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车辆的购车款由其支付且其一直实际占有和使用车辆，系为租用第三人车牌指标而将车辆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车辆的购车款113000元全部由原告支付，在涉案车辆登记至第三人名下后，2017-2019年的涉案车辆的保险费、车船税亦均由原告支付。而对于涉案车辆为何登记于第三人名下，原告能够做出合理解释，亦提供了其与第三人间的合同、其向第三人支付费用的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虽登记信息显示第三人“购买”了涉案车辆，但并无证据显示第三人对此支付了买受对价。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其所主张的涉案车辆一直由其占有等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因此，虽涉案车辆登记于第三人名下，但车辆并未实际交付给第三人，并不能产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效力，故原告仍为涉案车辆（不含车牌）的所有权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涉案车辆不属于第三人所有，而被告在另案中向第三人主张的系金钱债权，仅是基于涉案车辆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而申请查封、扣押。在涉案车辆不是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交易标的物的情况下，被告并非登记公示制度所特别保护的交易相对人。据此，原告作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有权据此排除强制执行。故本院对原告关于排除对涉案车辆强制执行的请求予以支持。另，根据原告陈述，原告在未取得深圳市小汽车增量指标的情形下，为租用车牌指标而将机动车登记在他人名下，其行为实质上系为规避深圳市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涉案车辆基于登记信息被执行查封、扣押，本案诉讼正是由此产生。由此可见，原告对于本案诉讼产生，具有明显过错，而被告作为申请执行人，对此不存在过错。故虽原告的诉讼请求得到本院支持，但如按照诉讼胜负情况决定诉讼费用的负担，将明显对被告不公，因此，本案的诉讼费用应全部由原告负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发动机编号为G587689、车辆识别代号为LFMAP86C2G0237693、车辆型号为丰田TV7167GL5的轿车（不含车牌）归原告饶坤所有；二、不得执行发动机编号为G587689、车辆识别代号为LFMAP86C2G0237693、车辆型号为丰田TV7167GL5的轿车（不含车牌）。三、驳回原告饶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原告饶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 媚人民陪审员  张志娜人民陪审员  夏春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庄美芬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