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5748号原告：黎某顺，男，194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陆某某，女，193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黎某垣，男，1971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黎某梅，女，196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黎某坤，女，196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黎某诗，女，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以上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某良，系本案被告之一。被告：黎某良，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塘畔街1号。原告黎某顺与被告陆某某、黎某垣、黎某良、黎某梅、黎某坤、黎某诗、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黎某顺，被告黎某垣、黎某良（黎某良并作为被告陆某某、黎某梅、黎某坤、黎某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某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逾期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某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黎某刚与黎某顺签订承包合同有效；2、判令被告按承包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原告获得某村征地范围内红山岗旱地（面积三亩零二）的青苗补偿款约18万元；3、判令第三人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民委员会将其保管的红山岗旱地（面积三亩零二）青苗补偿款约18万元直接向原告支付；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黎某刚均是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第四生产队村民，黎某刚于2011年12月死亡。由于黎某刚不想承耕涉案土地，但弃耕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土地法第三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土地。黎某刚多次找上门要求原告代耕。原告代耕两年后，由于涉案土地四周耕户都种上果树，造成涉案土地不能再种植经济作物，原告要求退回该片土地给黎某刚，但黎某刚不想收回这片耕地，如果收回该片耕地就再难找人代耕。黎某刚当时提出劝我同样转种果树，双方就此签订耕地合同。原告于1994年1月与黎某刚签订该片耕地合同，面积（三亩零二），该片耕地位于四队红山岗顶。合同约定该片耕地由原告耕种，耕期由1994年起一直耕到政策变动后或上级国土局征收该地后方可停耕，如果征收，土地款归黎某刚所有，土地上所种任何农作物及青苗补偿款归原告所有，原告负责缴纳该涉案耕地的一切应缴纳的费用（如农业税等等）。涉案耕地上种有80多棵树龄在20年以上的龙眼树，均为原告种植及管理。因为需要对果树进行管理和灌溉，原告搭建房屋、蓄水池和铺设灌溉水管等设施。该土地已于2017年被政府征收，政府已支付该土地上房屋补偿款给原告，被告已按照合同约定领取征地补偿款。国家历来有规定，谁种谁收。但是涉案土地青苗补偿款按6万元打包/亩，按合同约定归原告所有。原告认为双方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在前，被告一切无理要求在后，被告联同其他人多方干涉阻拦，致使原告至今迟迟未能收取青苗补偿款。被告是黎某刚的法定继承人，所有的物业合同债务等均由继承人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贵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具有合法的依据，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陆某某、黎某垣、黎某良、黎某梅、黎某坤、黎某诗共同辩称，法律规定合同有效期为20年，我父亲确实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合同，该合同是1994年签订的，至今已经超过了20年有效期了，我认为该份协议已经失效了。而且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在1998年的时候，村里把案涉耕地分配给了7个人，有我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共7个人。到2006年之后，我的姐姐因为嫁出了，且后来又增加了我的嫂子、哥哥的儿子、我的儿子和我的妻子，所以当时案涉耕地的持有人是8人。后来我的父亲于2011年去世后，所以目前案涉耕地的持有人是8人。且按照合同的约定，如果政策变动的话，是可以停耕的。我认为上述人数变更的情况就是政策变动，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让原告把耕地归还，原告拒绝归还。2004年的时候，农业税已经是全面取消了，以前需要交付公粮，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交付农业税了，所以我也认为这个情况也是政策变动的情况。本来，案涉的耕地是一个整体，但2012年2月份的时候，在村长、村委、队委的主持下，把耕地划分为了3份，划分为中、东、西三份，西面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面积是0.755亩；中面是我和妻子、儿子的，面积是1.13亩；东面是我的哥哥和其妻子、儿子的，面积是1.13亩。三块地是分开的，分别量度之后间开的，地与地之间用木桩做了记认。当时原告与我父亲在1994年签订的合同的时候，是我父亲私底下与原告签订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父亲在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下签订的合同，我们认为该份合同是无效的。我们是在2012年第一次土地调整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份合同的存在。第三人某村委会未予答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当事人围绕本案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与质证。经审理查明，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讼地块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红山岗旱地耕地（面积三亩零二）。黎某刚、黎某顺均系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某村第四生产队村民。2011年12月9日，黎某刚因病逝世。黎某刚生前与陆某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五个子女，分别为黎某梅、黎某坤、黎某诗、黎某垣、黎某良。1994年1月，黎某刚（甲方、地主人）与黎某顺（乙方、耕者）签订一份《耕地合同》，约定：现乙方耕甲方红山岗旱地全份共三亩零二，由94年起一直耕到政策变动后或上级国土局征收用地后方可停耕，乙方所耕甲方的土地应归甲方所有，土地上所种任何农作物应归由乙方处理，每年内所有国家公粮上调等费用应由乙方负责上调，如有国家供应肥料等农用物资由乙方购买，特此订立此合同，希甲乙双方专守合同办事。2012年4月23日，某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该村分别于1998年、2006年及2011年对耕地进行调整。2012年6月13日，陆某某、黎某垣、吴某驹、黎某鸿、黎某良、邬某开、黎某曦共同向本院提起（2012）穗番法民二初字第762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要求判令黎某刚与黎某顺签订的耕地合同无效，黎某刚并返还涉讼地块。该案庭审中，陆某某等原告陈述称，黎某垣与吴某驹系夫妻关系，黎某鸿为两人婚生子，黎某良与邬某开系夫妻关系，黎某曦为两人婚生子，涉讼地块是某村在1981年分配给黎某刚家庭耕种，当时并未签订相关合同，1994年黎某刚并未经过家庭其他成员同意与黎某顺签订了合同，将涉讼地块借给黎某顺耕种。而黎某顺认为，系黎某刚在1992年找其代为耕地，并向黎某顺承诺可以耕田方式抵消涉讼地块的租金。经查，后陆某某等原告撤回了该案诉讼。2012年9月7日，某村委会又出具两份《证明》，内容分别为：位于我村红山岗旱地耕地一块面积为三亩零二，在1998年土地调整时是黎某刚、陆某某、黎某梅、黎某坤、黎某诗、黎某垣、黎某良共同使用，该土地在2006年调整土地时是黎某刚、陆某某、黎某垣、吴某驹、黎某鸿、黎某良、邬某开、黎某曦共同使用，在2011年土地调整时是黎某刚、陆某某、黎某垣、吴某驹、黎某鸿、黎某良、邬某开、黎某曦共同使用；该土地在2012年2月在四队队长及村委代表的组织下已分为三份（即三个户口各一份），分别是西（面积为0.755亩）是黎某刚、陆某某共同使用，中（面积为1.13亩）是黎某良、邬某开、黎某曦共同使用，东（面积为1.13亩）是黎某垣、吴某驹、黎某鸿共同使用。2018年8月1日，本院受理黎某顺诉陆某某、黎某良、黎某垣的（2018）粤0113民初7249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黎某顺在该案中要求陆某某、黎某良、黎某垣返还涉讼地块上房屋、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20万元。黎某顺在该案中称政府部门已于2017年将涉讼地块所在项目的房屋土地补偿款发放至某村，其已收到房屋补偿款，关于青苗和地上附着物，村里按6万元/亩进行补偿，涉讼地块3.02亩共计补偿款181200元，因陆某某等人的阻挠，某村暂未向其发放该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而陆某某、黎某良、黎某垣确认陆某某及黎某良的表哥曾于2007年至2009年在涉讼地块上种植过番薯和蔬菜，其余期间均由黎某顺耕种使用，某村尚未向其或黎某顺发放涉讼地块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其并未阻止村里发放补偿款。经查，后黎某顺当庭撤回了该案诉讼。2019年5月5日，黎某顺再次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确认其与黎某刚签订的《耕地合同》有效，要求陆某某等六被告按约定履行合同，某村委会并向其支付青苗补偿款约18万元。诉讼中，黎某顺称黎某刚将涉讼地块交予其耕种时并未约定租金，仅约定由其缴交公粮并帮忙耕耘黎某刚的其他水田，涉讼地块征收后，因被告阻止某村向其发放青苗补偿款，款项仍在村里，现地块大部分已经征收，剩余面积约1亩的土地因征收单位并未实际使用，黎某顺仍在耕种龙眼树。而陆某某等六被告确认政府部门征收涉讼地块当时系由黎某顺在土地上耕种，但黎某顺与黎某刚签订的《耕地合同》因政策及家庭成员等的变动应为无效，故其于2006年要求黎某顺返还土地，而黎某顺一直未予返还，被告并未阻止某村向黎某顺发放青苗补偿款。以上事实有黎某顺及陆某某等六被告提交的证据、当事人在庭审中陈述以及开庭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黎某刚于1994年1月与黎某顺签订《耕地合同》，合同约定，“现乙方耕甲方红山岗旱地全份共三亩零二，由94年起一直耕到政策变动后或上级国土局征收用地后方可停耕，乙方所耕甲方的土地应归甲方所有，土地上所种任何农作物应归由乙方处理，每年内所有国家公粮上调等费用应由乙方负责上调，如有国家供应肥料等农用物资由乙方购买，特此订立此合同，希甲乙双方专守合同办事。”该合同实则约定黎某刚将涉讼地块交由黎某顺耕种，土地上的产出归黎某顺所有，因耕种土地需按当时国家政策需缴交的公粮由黎某顺承担。该合同签订时间是1994年，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实施时间（1999年10月1日）之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时间1987年1月1日）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黎某刚与黎某顺签订的《耕地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上也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私法自治原则，该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对于黎某顺起诉要求确认该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在本案中认为合同因政策及成员变动等多方面原因而无效，该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黎某顺提起本案诉讼称涉讼地块被征收后，某村委会已收取了征收单位支付的青苗补偿款，因被告的阻挠，某村委会一直未将收取的青苗补偿款支付予黎某顺，要求某村委会直接向其支付青苗补偿款项。因被告并未实际收取黎某顺主张的该部分青苗补偿款，黎某顺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阻扰某村委会向其支付补偿款的情形，且黎某刚与黎某顺签订的《耕地合同》并未具体约定涉讼地块青苗补偿款的归属，即使上述合同合法有效，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也不能要求被告直接支付青苗补偿款。原告在本案中起诉的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第三人某村委会不是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也不应承担合同义务。黎某顺起诉要求获得涉讼地块的青苗补偿款，其应根据涉案地块的征地补偿协议或被征地的相关事实向征收单位主张，但这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调处。因此，对于原告要求某村委会直接向其支付18万元青苗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黎某顺的其他诉讼主张，本院均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黎某刚与黎某顺于1994年1月签订的《耕地合同》合法有效；二、驳回黎某顺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黎某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曾 强人民陪审员  何梓莹人民陪审员  梁润富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罗筱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