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4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18号。负责人：王吉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金坡，河北秦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连儒，男，1941年8月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本溪市南芬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程程，女，199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古塔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双双，女，199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锦州市古塔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刚，辽宁杨洪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20）辽0702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伟、杨金坡、被上诉人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辽0702民初1708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三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的主体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足以证明三被上诉人为死者邓忠刚的法定继承人的全部人员，其诉讼主体存在问题，但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答辩及质证意见不予理睬，仍判决认定其主体适格违反法律规定。1、2019年10月16日三台子村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没有材料制作人及村委会负责人的签字，该证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之规定，证据形式不合法，属于无效证据。该“死亡证明＂证明邓忠刚的父母分别为邓连儒、房淑玉，房淑玉于1972年去世，上诉人认为村委会没有证明资格，夫妻关系只能由民政部门或公安部门证明。另外，该证明中没有房淑玉的公民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房淑玉的死亡证明只能由公安部门或医院出具，村委会无资格出具死亡证明。所以，房淑玉是否为邓忠刚母亲，是否已死亡是不确定的。2、2019年10月17日钟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没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字，该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之规定，证据形式不合法，属无效证据。另外，村委会没有资格证明邓忠刚未再婚，只有民政部门能够证明。据此，邓忠刚是否再婚，是否还有其他子女，都存在不确定性。二、三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死者邓忠刚的死亡属于保险责任。而一审判决却错误地将证据认定为属于保险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出警证明没有材料制作人及负责人签字，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15条之规定，证据形式不合法，为无效证据。另外，该出警证明内容均为听王某说，公安机关没有进行调查，不是经调查得出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效力。再有，据王某讲，事发时间为早上7点，而其报警时间为中午12时43分，事隔近六个小时，不合常理。2、三被上诉人提供的邓忠刚死亡证明，鉴定书均不能证明其死亡属于保险责任。3、证人王某的出庭证言经过本案两次开庭，上诉人代理人当庭询问王某，其回答均说没有看见邓忠刚是怎样摔的，所以，其证言更不能证明邓忠刚的死亡属于保险责任。且王某与死者邓忠刚系雇佣关系，存在利害关系。4、证人胡某、尹某的出庭证言也没有任何效力。首先，二位证人说是葫芦岛虹京公司的工作人员，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因此不能证明二人为该公司员工，其证言不具备真实性；其次，二位证人也没有看到邓忠刚是怎样倒地的，因此，二位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邓忠刚的死亡属于保险责任。5、证人王某出庭时，经上诉人代理人询问，王九州称现场没有监控视频，所以，根本无法证明三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所说的情况，在没有监控视频的情况下，其他书证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明当时的真实情况，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此观点置之不理，将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为有效证据，严重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三、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开庭审理时即2019年12月13日，三被上诉人当庭增加诉讼请求即请求被上诉人赔偿抢救费，但本案一审法院定于2019年12月12日进行证据交换，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故增加诉讼请求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所以，三被上诉人在开庭时增加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而一审法院却予以认可并判决支持其增加部分的诉讼请求，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三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及本案事实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且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因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辩称，一、上诉人质疑答辩人作为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本案中答辩人在一审时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形成完美的证据链条证明邓忠刚死亡系意外事故，上诉人所提出的质疑无法推翻上述证据。三、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允许答辩人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延长举证期限不存在程序违法。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邓忠刚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50万元和急救费2117.75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三原告分别系邓忠刚的父亲、长女、次女。2018年12月2日，车主李学强为防范其个人所有的辽Ｐ×××××号货车车上人员人身意外风险，在被告处投保了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特别约定第2条约定被保险人为辽Ｐ×××××号货车上3人，同时第6条约定“投保时因客观原因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成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繁，投保时无须确定被保险人。但若发生保险事故，则理赔申请的被保险人确定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12月3日，合同期满日为2019年12月2日。2019年5月6日，车主李学强将辽Ｐ×××××号货车卖给了王某，王某雇佣邓忠刚作为司机与其一起驾驶车辆。2019年5月12日7时左右，邓忠刚在驾驶辽Ｐ×××××号车到葫芦岛打渔山虹京国际厂子送货时，在厂区内开车时因发生意外从辽Ｐ×××××号车驾驶室内掉到地上，经抢救无效去世，经法医鉴定为颅脑损伤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作为邓忠刚的法定继承人向被告公司提出保险索赔，但被告公司一直要求原告必须提供交警部门证明材料，否则不予理赔。因该事故发生地点在派出所管辖范围，不属于交警部门管辖区域，原告已经提交辖区派出所出具的事故证明，被告公司的要求明显不合理。因多次协商不成，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贵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6日，王某从李学强处购买一车一挂，车牌号为辽Ｐ×××××号（辽Ｐ×××××）。后王某雇佣邓忠刚为司机。2019年5月12日早晨，邓忠刚驾车和王某到葫芦岛市连山区打渔山经济开发区虹京国际厂区内送货。卸货后，邓忠刚驾车离开时，从驾驶室跌落在地。王某拨打急救电话，并将邓忠刚送至葫芦岛市中心医院救治，支出急救费2112.91元。后邓忠刚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日12时许，王某报警。经法医学检验，邓忠刚系因颅脑损伤死亡。另查，事发前邓忠刚已离异，原告邓连儒系其父，其母房淑玉已死亡，原告邓程程、邓双双系其长女、次女。再查，2018年12月2日，李学强为辽Ｐ×××××号车辆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投保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7版），保险金额50万元/人；附加通泰交通团体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2017版），保险金额5万元/人。保险单特别约定：本保险方案的被保险人数为3人；保险期间为一年，承担保险单中所列车牌号或车辆识别代码的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为维护车辆继续运行（如加油、加水、故障维修、换胎等）临时停靠过程中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遭受意外伤害的保险金给付责任；附加通泰交通团体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2017版）对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每次扣除100元免赔额后，对其余额按85%的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投保时因客观原因无法确定被保险人成承保后被保险人变动频繁，投保时无须确定被保险人。但若发生保险事故，则理赔申请的被保险人确定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另保险合同所附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7版）条款第五条约定本合同保险责任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驾驶或搭乘本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时遭受意外伤害，本公司依据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一、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的相应交通工具保险金额扣除已从该项保险金额中给付的伤残保险金和烧伤保险金后的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该保险合同生效日为2018年12月3日，合同期满日为2019年12月2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在保险合同期间内，当发生保险事故后，被告作为保险人，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现原告主张死者即被保险人邓忠刚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属于保险事故，并提供了证人证言、急救材料、出警派出所的证明、尸检报告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其提供的证据符合逻辑推理的一般性原则，亦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据此可以确信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已达到优势证据原则的要求，故应认定原告已完成举证责任。而被告现不能反驳或否定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保险理赔款501711元。二、驳回原告邓连儒、邓程程、邓双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中案外人李学强与上诉人签订保险合同后将车辆转让给王某，该合同所涉相关权利义务亦一并转移。邓忠刚为王某的雇员，其在驾驶车辆或在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上诉人负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三被上诉人并非邓忠刚的全部法定继承人，一审遗漏继承人的问题。上诉人对邓连儒、邓双双、邓程程的法定继承人身份并无异议，但对邓忠刚的母亲是否死亡及邓忠刚是否再婚存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保险金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被保险人遗产，被保险人的继承人要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保险人以其已向持有保险单的被保险人的其他继承人给付保险金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解释说明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向持有保险单的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履行了保险金给付义务后，其可以此做为不再向其他继承人履行给付义务的抗辩。法律赋予了持有保险单的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主张赔偿的权利，同时赋予了保险公司不再向其他法定继承人履行保险义务的抗辩权，该抗辩权并非是保险公司以法定继承人不全而享有拒绝理赔的权利。故对上诉人提出法定继承人不全不予理赔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邓忠刚的死亡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不应当赔偿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第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主张赔偿后，上诉人既未履行核定程序，亦未向被上诉人作出不予理赔通知说明理由，而直接拒绝理赔，显系不当。上诉人抗辩称邓忠刚死亡原因不明不属于保险责任，对打渔山边防派出所出具的《出警情况证明》不予认可、公安机关对邓忠刚的死亡原因没有调查得出结论、王某在邓忠刚死亡后近六个小时才报警不合常理、以及一审证人证言亦不能证明邓忠刚因何而死。本案案外人为邓忠刚投保的是意外伤害险，在上诉人提供的中国人寿[2017]意外伤害保险033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2017）版条款第五条保险责任规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驾驶或搭乘本合同约定的交通工具时遭受意外伤害，本公司依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另案外人李学强投保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保障利益及保费表中特别约定一栏第3条记载：“本保险方案保险期间为一年，承担保险单中所列车牌号或车辆识别代码的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为维护车辆运行（如加油、加水、故障维修、换胎等）临时停靠过程中被保险人因交通事故遭受意外伤害的保险金给付责任。投保时，投保人指定车辆具备有效行使证，如新车，可使用车辆识别代码投保。出险时，必须出具合法有效的与投保信息一致的车辆行驶证、驾驶员驾驶证，如发生交通事故，需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或交通事故证明书，否则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本案所涉保险单特别约定和保险条款对保险责任所指向意外伤害保险的理赔情况。邓忠刚在随车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经葫芦岛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检验分析意见“根据对尸体检验所见结合案情，分析认为邓忠刚系因颅脑损伤死亡。”该意见明确指向邓忠刚的死亡原因是颅脑损伤所致，即邓忠刚从车上掉落到地上导致颅脑损伤或是其他原因造成颅脑损伤后跌落到地上，该结果都是因发生意外情形所致。且邓忠刚是在被投保的车辆上作业过程当中，现没有证据证明该意外事故不属于保险公司不予理赔免除保险责任的情形，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在证据交换后一审庭审时增加诉讼请求，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进行证据交换，于2019年12月13日进行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出增加邓忠刚的抢救费用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出增加赔偿邓忠刚抢救费用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向上诉人进行了释明，上诉人称其“不承担责任”。上诉人并未就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提供答辩期限，并拒绝进行质证。二审庭审时向上诉人重新出示了该部分证据，上诉人表示对证据无异议，但仍认为一审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征求其意见并释明后进行审理并无不当，符合法律程序，故对上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畅审判员 王 波审判员 孙延庆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法官助理王昭懿书记员李科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