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11民初1856号 原告：杨月珍，女，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原告：付昌杨，男，198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原告：付婷，女，198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洁，福建讴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鹏超，福建讴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岳传品，男，197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继强，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秋坤，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与被告岳传品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月珍及其与付昌杨、付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雅洁、被告岳传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秋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岳传品赔偿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242942元；2.诉讼费用由岳传品承担。庭审中，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岳传品赔偿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335436.21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分别是死者付洪平的配偶、长子、长女。付洪平生前与原告均居住在厦门市集美区。2016年5月起，岳传品在集美区扶摇路42号经营有一家贵州苗家中草药店，主治跌打损伤等。2016年7月下旬，岳传品在未有任何提示及未采取任何有效看护措施的情况下，在付洪平居住的扶摇路39号拐角处晾晒具有毒性的“草乌”。付洪平误以为草药为可治疗腰伤的草药，私自取用了草乌。2016年7月26日，付洪平食用该“草乌”出现身体不适，杨月珍按照付洪平的指示向岳传品了解该草药的药性，岳传品告知付洪平系草乌中毒，但无法予以解救。付洪平被送至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岳传品明知“草乌”的毒性可能致人死亡，却在公共场所晾晒，且未予以采取有效看护及警示措施，致付洪平误服中毒死亡，给杨月珍、付昌杨、付婷造成了医疗费、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等多项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但岳传品至今分文未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岳传品辩称，本案关键在于原告有无证据证明付洪平是拿了岳传品晾晒的草药且将该草药用于泡酒喝而致死，即能否确认药材的同一性。如付洪平泡酒喝致死的草药并非岳传品晾晒的草药，则其死亡结果与岳传品晾晒草药的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岳传品所涉刑事案件已由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决后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集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撤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可见该案经刑事审判都无法证实付洪平泡酒的草药就是岳传品晾晒的草药，也无法证实付洪平的死亡结果与岳传品的晒药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一、原告无证据证明付洪平泡酒使用的药材是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换言之，付洪平泡酒喝的草药与岳传品晾晒的草药的同一性无法确认。1.岳传品晾晒的草药为川乌而非草乌。原告所诉岳传品晾晒的是草乌，与事实不符。从本案所涉刑事案件可知，侦查机关从岳传品药店中扣押的草药为川乌而非草乌。岳传品晾晒的川乌质地较硬，使用剪刀不可能剪成比较完整的横截面形状。但被害人付洪平泡酒的草药横截面比较规整、光滑，这与常识相违背。2.付洪平泡药酒的药材到底是什么并未查清。从本案所涉刑事案件的审判可知，付洪平的死亡原因是喝了含有乌头碱的药酒。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含有乌头碱的药材大致有草乌、制草乌、川乌、制川乌、附子，这几种药材外观容易混淆，但可以鉴别，但原刑事案件审判中法院并未对付洪平所泡药酒中的药材进行鉴定，未查清死者泡酒的药材到底是什么。3.付洪平拿来泡酒的药材是不是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无法确认，原刑事案件一审并未对同一性做出司法鉴定。经查，草乌、川乌、附子中均含有乌头碱，但含有的乌头碱种类及含量不同。因此，可通过药酒中的乌头碱的种类确定其泡的药草到底是川乌，是草乌或是附子。但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并未对付洪平所泡药酒中的药材与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作出同一性的鉴定，无法确认泡酒的药材就是岳传品晾晒的药材。4.原刑事案件一审未对付洪平所泡药酒中药材的数量进行统计。原刑事案件一审认定付洪平偷取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中的一个，但是对于后面在付洪平药酒里面提取的药材的量没有统计，两者数量是否吻合无法确认。5.原刑事案件一审未能查清付洪平偷取药材的具体时间，无法证实岳传品晾晒草药时付洪平来过现场。2017年岳传品唯一一次晾晒川乌的时间是2017年7月16日，当日付洪平是否有去上班，为何其有时间回家私取晾晒的药材，这些均未能查清，也就无法证实岳传品晾晒草药时付洪平有来过晾晒草药的现场，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6.岳传品晒的是川乌，与侦查机关从付洪平所泡药酒中提取的药材有明显不同。岳传品晾晒的川乌系整个的，没有切割也没有泡制过，因此表面呈灰色，内体属于灰白色。若是偷取其中之一，拿回家自己剪碎后泡酒，横截面与外表应该有色差。但在侦查机关从付洪平药酒中提取的药材的通体都是黑的，可见这个药材是先经过切割后再泡制的，所以通体一个颜色，明显与岳传品晾晒的川乌不同。二、原告无证据证明付洪平拿了岳传品晾晒的草药。原告提供的证据中，有侦查机关对岳传品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其中第5页第3行供述，“她就说我晒草药的那天，她老公拿走了一个草乌回去加三七一起泡酒，昨天晚上她老公喝了那些泡的药酒，人有点不舒服”。由此可见，是杨月珍跟岳传品说付洪平是拿了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泡酒喝，但这仅是杨月珍的个人说法，并无证据能够印证真是付洪平拿了岳传品晾晒的草药，并用于泡酒喝而致死。原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岳传品申请厦门市开元公证处到案发现场取证，经公证员到案发现场周边药店购买药品可证明，案发现场周边近距离内有多家药店，其中均有售卖含有乌头碱的草乌、川乌以及附子，且很容易就能买到。另外，原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查明，付洪平患有关节痛疾病，而少量乌头碱对关节疾病有治疗效果。因此，无法排除死者为了治疗关节痛而自行购买药材泡酒喝的可能性，原告提供的证据既无法证明付洪平拿了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也无法证明付洪平泡酒使用的药材就是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付洪平的死亡结果与岳传品晾晒药材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岳传品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公平审理本案，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杨月珍、付昌杨、付婷提交岳传品涉嫌过失致人死亡刑事案卷中厦门市公安局向岳传品所作的讯问笔录八份以及向该案证人付昌杨、杨月珍、朱某所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拟证明岳传品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所作的笔录中承认其在扶摇路39号拐角处晾晒过草乌，当时未设置警示标志或加以有效看管，事后岳传品认可付洪平误食的草乌系来自其晾晒的草药并告知杨月珍如何解毒。岳传品对该组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付洪平误食的草乌系其晾晒的草药。结合该组证据的来源及双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该组证据中，付昌杨、杨月珍的询问笔录均记载其事发时有听付洪平说是在21时左右喝了从隔壁中草药店晒的黑色草根泡的药酒就这样了。公安机关于2016年7月27日5时至7时许向岳传品所作的讯问笔录记载，岳传品陈述：“草乌的毒性比较大，一般不内服，十斤酒只能用一到两钱的草乌，如果乱服用的话，严重的会死人，所以基本都是外用治皮肤。”当公安机关问：“你在晒草乌的时候，是否有在旁边设置警示提醒？”岳传品答：“没有，我想着就晒几个小时而已，有几个过路的人问的时候，我有向他们说这个药有毒，那个老太婆有在旁边，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没有在晒药的地方设置警示牌以及没有专门告知周边的人，我晒的药有毒。”当公安机关问：“昨天晚上卖菜的老太婆找你问什么事？”岳传品答：“昨天晚上23时左右，她到店里找我，问我那天晒的草药是什么，有没有毒。我就问她什么颜色的，她说是黑色一块一块的，我就说那是草乌，那个草药有毒的。她就说我晒草乌的那天，她老公拿走了一个草乌回去加三七一起泡酒，昨天晚上她老公喝了那些泡的药酒人有点不舒服。我叫她去弄些甘草喂水喝可以解毒，她说没有甘草，于是我要她去弄些旱烟垢泡水喝，她说也找不到。我就叫她尽快送医院去救治。后她儿子就开着摩托车把中毒的老大爷送到医院。之后我就返回草药店了。”当公安机关问：“最近你还有晒过何种草药？”岳传品答：“最近一个月我只是晒过草乌一种草药”。在公安机关于2017年1月17日向岳传品所作的讯问笔录中，岳传品翻供称其2016年晾晒草乌时有全程看管，故不可能被其他人拿走。朱某的询问笔录记载其称事发时杨月珍找到其，问对面卖草药的老板去哪里了，其问杨月珍为何找对面老板，杨月珍说付洪平吃对面药店老板晒在外面的草药，人没有力气全身发麻，之后对面药店老板回来了，其和杨月珍一起到对面药店里，杨月珍和那个老板说其老公付洪平拿了药店老板晒在外面的草药跑酒喝后人没有力气，全身发麻，药店老板说那个药很毒的，只能外用不能内服。本院认为，岳传品虽在事发数月后翻供提出晾晒草乌时有全程看管不可能被他人拿走，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岳传品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可以证实其在扶摇路39号旁的路口晾晒过草乌，且未在场看护或采取警示防护措施。该讯问笔录中岳传品有关事发经过的陈述与同日付昌杨、杨月珍分别向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吻合，并有朱某的陈述予以印证，可以认定付洪平临终前自述私取了岳传品晾晒的草药泡酒喝而后出现身体不适，以及杨月珍当场找岳传品了解草药情况的事实。付洪平饮用药酒出现中毒症状后，在不知道自己所泡药材为何物、药性如何的情况下告诉其妻子和儿子该药材取自岳传品晾晒的药材，并让妻子和儿子去问清情况，该陈述真实可信。 2.杨月珍、付昌杨、付婷提交购买机票的网络订单截图、登机牌，拟证明付洪平的亲属因处理丧事多次从四川往返厦门产生的机票费用共10386元，岳传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经本院核对，网络订单截图、登机牌均未记载机票价格，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交通费的支出情况。 3.岳传品提交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公证处出具的（2018）闽厦开证内字第1268、1269、1270号《公证书》共三份，拟证明事发现场周边有多家药店均售卖含有乌头碱的草乌、川乌以及附子，且很容易就买到。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予认可其关联性，提出该公证时间是2018年6月，距离事发已经两年时间，无法说明事发时的情况。三份《公证书》记载的公证均于2018年6月15日进行，公证证明的是事发后两年的事实，故本院认为无法据此确认本案事发时的周边药店情况。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杨月珍与付洪平于1993年12月4日登记结婚，双方生育了一儿一女即付昌杨、付婷。付洪平的父母均先于付洪平死亡。付洪平生前居住于厦门市集美区，在厦门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岳传品自2016年5月起在厦门市集美区经营“贵州苗家中草药店”。2016年7月中下旬的一天，岳传品在扶摇路39号旁的路口处晾晒中草药草乌，但未在场看护，也未采取警示或防护措施。其间，付洪平自行从岳传品晾晒的草药中取走一根草乌，于2016年7月26日18时左右使用该草药泡药酒，当晚付洪平饮用该酒后于21时许出现身体不适症状，被送往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急救，经抢救无效于次日3时许死亡。付洪平的抢救花费医疗费3340.21元，其遗体冷冻至2017年1月10日火化，花费遗体冷冻费用15652元。 2016年8月20日，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闽公鉴[2016]1106号《检验报告》，载明付洪平死亡一案送检的泡有草乌的白酒约20毫升以及岳传品店中的草药约20克均检出乌头碱成分。”2016年12月28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对付洪平的死亡原因和致死方式进行鉴定后出具（厦）公（集刑）鉴（尸检）字[2016]2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付洪平系因乌头碱中毒致死”。2017年8月17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集检公诉刑诉（2017）589号起诉书指控岳传品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杨月珍、付昌杨、付婷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于同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后，岳传品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以（2018）闽02刑终36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重新立案进行审理，该案审理中，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以集检公诉撤诉（2018）1号撤回起诉决定书要求撤回对岳传品的起诉，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闽0211刑初128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撤回对岳传品的刑事起诉，并驳回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对岳传品的附带民事起诉，告知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法向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调取了岳传品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刑事卷宗，其中补充侦查卷内有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刑侦大队于2017年4月20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关于核实草乌是否属于管制类药品问题，现经核查未发现有禁止公民个人保管草乌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对于草乌的流通及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可以出售中药材，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1988年11月15日国务院第二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198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3号发布的《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第五条之规定：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附件规定：生草乌为毒性药品。”该卷内另有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刑侦大队于2017年7月20日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关于岳传品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案中，破损的百年皖酒瓶内的黑色块状物与提取自犯罪嫌疑人岳传品的一罐中药的同一性认定问题。由于该黑色块状物外形发生较大改变，且经过酒精浸泡后内部成分发生一定变化。我局民警在多方咨询下，现未找到有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条件的部门或单位。” 本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本案中，结合事发经过和公安机关出具的《检验报告》、《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可以认定付洪平系私取了岳传品晾晒的草乌泡酒喝导致乌头碱中毒致死。关于岳传品提出其晾晒的草药与付洪平泡酒用的草药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核实，付洪平所饮用药酒中的黑色块状物与提取自岳传品处的中药的同一性无法进行鉴定，但不能鉴定并不代表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不是岳传品晾晒的药材。付洪平泡酒所用的药材与岳传品晾晒的药材均系草乌，公安机关从药酒中也检出乌头碱成分，该些事实与杨月珍、付昌杨向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付洪平私取岳传品晾晒的草乌泡酒导致中毒，故对于岳传品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岳传品明知草乌是具有毒性的中草药，理应妥善保存，防止他人误食造成损害。岳传品将草乌放置于公共场所晾晒，未进行严格看护，也未采取任何警示或防护措施，以致付洪平误食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付洪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私取并误食具有毒性的中草药，其自身存在过错。结合岳传品及付洪平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付洪平对本案经济损失承担80%的责任，岳传品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的各项经济损失，本院分述如下： 1.医疗费，原告主张3340.21元并提供了相应的医疗费发票，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医疗费3340.21元予以确认。 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2018年厦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7097元/月计算6个月，为42582元，被告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故本院对丧葬费42582元予以认可。 3.遗体冷冻费，原告主张因刑事侦查经过较长时间，且其间被告对尸检报告提出过异议需重新鉴定致遗体冷冻时间较长，在丧葬费之外产生遗体冷冻费15652元应予赔偿。被告提出遗体冷冻系因刑事侦查需要，故不应由其承担。本院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丧葬费已经包含遗体冷冻的费用，不应重复计算，但本案因刑事侦查需要，付洪平的亲属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前对付洪平的遗体进行冷冻处理是必要的，付洪平于2016年7月26日死亡，其遗体实际冷冻至2017年1月10日火化，此后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岳传品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17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杨月珍、付昌杨、付婷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于同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案遗体冷冻未超出合理期间，原告并提供了厦门市殡仪服务中心出具的服务收费清单及相应发票为证，故对于遗体冷冻费15652元，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付洪平的遗体冷冻费有超出合理期间、属于扩大的损失，故本院不予采纳。 4.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54401元计算20年，为1088020元，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付洪平于1964年4月出生，事发时年龄未达60周岁，已在厦门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死亡赔偿金按照厦门市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54401元计算20年，为54401元(20年=1088020元。 5.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原告主张交通费系机票费用共10386元、误工损失为6288元(6个月(2人=7545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虽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交通费的实际支出情况，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误工情况，但考虑办理丧事应由付洪平、杨月珍的亲属予以帮忙处理，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交通费酌情予以支持共10000元。 综上，本案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59594.21元（其中医疗费3340.21元、丧葬费42582元、遗体冷冻费15652元、死亡赔偿金108802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和误工损失共10000元），应由岳传品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经济损失共231918.84元（1159594.21元(20%）。此外，付洪平的死亡给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精神上造成了痛苦，现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考虑到付洪平自身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岳传品应当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其他辩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岳传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共251918.84元（其中包括医疗费等经济损失231918.84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二、驳回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677元，减半收取计3339元，由原告杨月珍、付昌杨、付婷共同负担2709元，由被告岳传品负担630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福赞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王悦 代书记员 连春玲 附：本案所用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申请执行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