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7民终75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鸿发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通亭街与亚星路交叉口东北角。 法定代表人：赵永发，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刚，山东潍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素英，女，1963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祥，山东翰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潍坊鸿发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发汽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于素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2019）鲁0703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发汽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永刚，被上诉人于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世祥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鸿发汽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据以判定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关于“保价协议：此价格保到2018年底，如出现差价，双倍返还”内容的理解，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该内容只是保证在2018年底前只要被上诉人购买该车辆，不会出现差价。该内容并没有明确说与他人购买的车辆价格进行比较而得出的差价，被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是与他人购买同款车型价格进行比较的差价。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错误且无事实依据及证据证明。2.该款车辆的官方指导价格一直没有变化，说明该车辆并没有降价。在官方指导价未变的情况下，就不能认定车辆存在降价。而且车辆作为商品，上诉人作为销售方有权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消费者，在掺杂各种因素的情况下作出不同的销售价格，这也符合常理及社会交易习惯。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提交了案外人李建的购车订单，结合官方指导价一直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能仅依据单一证据就认定上诉人车辆价格降低这一事实。3.关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李建与上诉人之间的购车订单，并不是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而只是订购凭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未履行也未生效。（1）李建的购车订单只是具有担保性质，定金也是立约定金，该订单只是在主合同未签订前为保证主合同的成立而设定的订单。也就是说，上诉人与李建之间并没有签订正式的车辆买卖合同，结合李建并未付款，导致上诉人无法向其交车的事实，根据订单第三条第2项约定，李建需要在2019年1月1日之后与上诉人签订正式的车辆买卖合同，也就是说涉案车辆的价格在2018年12月31日之后才确定。即使认定报价协议中此价格保到2018年是与他人车辆的差价，那么李建的购车订单也不能作为比较的依据。（2）上诉人与李建之间未签订正式的车辆买卖合同，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并未生效。即使本案中认定被上诉人与其他人购买车辆的价格进行比较，那么在上诉人与李建的车辆买卖无效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存在差价的依据。一审据此认定事实明显逻辑错误，曲解事实。（3）参照《合同法》一百六十七条，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李建并未按约定付款，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成立生效，而且被上诉人未提交李建是否交纳定金的证据。4.被上诉人的车辆购买价格实际为214000元，也就是购车发票中记载的数额，一审认定为218800元与事实不符。 于素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鸿发汽销公司支付于素英购置车辆差价款的双倍即37600元；2.诉讼费由鸿发汽销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3日，于素英与鸿发汽销公司签订凯迪拉克购车订单一份，约定于素英购买鸿发汽销公司凯迪拉克ATSL技术版汽车一辆，销售价格为218800元，赠送大屏+倒车影像、全车贴膜、镀晶、发动机护板及脚垫加后备箱垫、高清流媒体后视镜；合同签订时于素英交付定金1万元，最晚付款时间及交货时间为2018年5月31日。鸿发汽销公司工作人员杨艇在购车订单上签署保价协议：此价格保到2018年底，如出现差价，双倍返还。鸿发汽销公司经理宋涛在该购车订单上赠送装具处及销售经理处签字，且鸿发汽销公司在该保价协议处加盖了公司合同章。协议签订后，于素英交纳定金1万元，后又将余款208800元交付鸿发汽销公司并提取车辆。 2018年12月22日，案外人李建与鸿发汽销公司签订凯迪拉克购车订单一份，约定李建购买凯迪拉克ATSL28T技术版汽车（于素英购买车辆同款）一辆，销售价格为200000元，赠送8寸屏倒车影像、大包围脚垫、全车膜、防尘镀晶、护板、流媒体LED灯，合同签订时交纳定金2000元，剩余车款于交货前一天全部支付，最晚付款时间为2018年12月28日。鸿发汽销公司经理宋涛在该购车订单上赠送装具处及销售经理处签字。订单签订后，李建并未实际购买该车。 后于素英发现鸿发汽销公司以200000元的价格（低于其购车价格18800元）销售同车型汽车，遂要求鸿发汽销公司返还差价款，双方形成纠纷。 一审法院另查明，于素英购买车辆后，鸿发汽销公司为其开具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数额为214000元，鸿发汽销公司提供的凯迪拉克销售核准单中载明装具价格为4800元，而其中载明的销售装具少于双方签订的购车订单中载明的赠送装具（少高清流媒体后视镜）。 一审法院认为，于素英与鸿发汽销公司于2018年5月13日签订的凯迪拉克购车订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上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作了详细的约定，且双方已按照该订单的约定履行了主要的义务，故该订单实际是双方之间签订的关于涉案凯迪拉克ATSL28T技术版汽车的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予以确认。该订单上注明的“保价协议：此价格保到2018年底，如出现差价，双倍返还”，虽系鸿发汽销公司工作人员杨艇所写，但其上加盖了鸿发汽销公司的合同章，且在该订单上有鸿发汽销公司销售经理宋涛的两处签名，说明该保价协议已经鸿发汽销公司认可、是鸿发汽销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鸿发汽销公司提出该内容系公司员工单方决定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因订单中明确约定最晚付款时间及最晚交货时间均为2018年5月31日，故鸿发汽销公司主张“此价格保到2018年底”的意思为“于素英购买该车辆的价格一直确保在2018年底不会变更，于素英只要在2018年底前购买该型号车辆则价格始终是218800元”的解释理由不能成立。 案外人李建与鸿发汽销公司签订的凯迪拉克购车订单上加盖了鸿发汽销公司的印章，并由销售经理宋涛分别在订单“销售经理签字”处及“赠送装具”处两处签名，其上亦有购车人李建的签名，其形式要件及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同于素英购车时双方签订的购车订单完全一致，参照已经履行的于素英与鸿发汽销公司签订的购车订单，说明该订单实际是鸿发汽销公司销售车辆的真实买卖合同，亦为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未实际履行的原因在于李建未履行缴纳购车款的义务，而非鸿发汽销公司不同意按订单价格出售给李建；结合于素英提交的其与鸿发汽销公司因返还差价款而协商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鸿发汽销公司对其低于于素英购车价格销售同型号车辆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故鸿发汽销公司应按保价协议的约定，双倍返还差价给于素英。 鸿发汽销公司承认李建订购的该车辆型号与于素英购买车辆一致，但主张两车加装的东西及赠送的东西不同、存在差异，经比对两份订单，可以看出除于素英订单中赠送的是高清流媒体后视镜而李建的订单中赠送的是流媒体LED灯，其他赠品完全相同，经核实当事人，流媒体后视镜即为行车记录仪，故对鸿发汽销公司提出的两车加装东西及赠送东西不同的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因车辆销售的官方指导价格并非车辆的实际销售价格，从鸿发汽销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涉案车型的官方指导价格为273800元，而于素英实际购买的价格为218800元，说明鸿发汽销公司并没有按照官方指导价格销售车辆，故鸿发汽销公司提出的因其所销售的涉案车型的官方指导价格在2018年从未发生改变就不能认定其所售车辆价格发生变化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保价协议的性质决定了只有鸿发汽销公司低于保证价格销售才产生双倍返还差价的后果，故鸿发汽销公司主张按权利义务对等来理解，如其销售的价格高于于素英所购买车辆，则其可以保留向于素英相应追索差价的权利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鸿发汽销公司主张于素英加装的物品的价格，从双方所签订的购车订单来看，加装的物品均系赠品，不应计算在购车价格内，至于鸿发汽销公司内部留存记账的销售核准单将该两项内容分列并分别显示价格，系其内部的管理销售及记账行为，与于素英无关，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鸿发汽销公司双倍返还于素英车辆差价款376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全部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0元，由鸿发汽销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鸿发汽销公司提交本公司空白汽车销售合同1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于素英一审时提交的李建购车订单并不是与鸿发汽销公司签订的正式车辆买卖合同，双方之间的交易并未完成，不能以此作为价格比较的证据。 于素英质证称，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于素英从没有见过该合同；购车时双方签订的购车订单实质是买卖合同，有合同要素，买卖关系权利义务明确；鸿发汽销公司对外销售车辆不使用该份合同。 本院认为，该汽车销售合同系鸿发汽销公司制作并提供的空白格式合同，为单方证据，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对一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鸿发汽销公司对在案其与被上诉人于素英、案外人李建分别签订的购车订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二审双方主要争议的是鸿发汽销公司应否向于素英双倍返还车辆差价款37600元。对此：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鸿发汽销公司与于素英、李建之间的购车订单均系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签订，权利义务约定具体明确，具备买卖合同成立的法定基本条款，内容合法，均系有效买卖合同，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均应依约履行。鸿发汽销公司关于其与李建之间的购车订单只是订购凭证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以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买卖合同主张合同未生效，即以合同履行情况否定合同效力，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之规定，在案鸿发汽销公司与李建的车辆买卖合同并非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鸿发汽销公司参照该条主张与李建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未成立生效，并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对于本案双方争议的保价协议，按照其内容，结合合同中车辆价格、付款时间等相关约定以及于素英签订案涉买卖合同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鸿发汽销公司对于该保价协议的理解不成立、该公司系低于于素英购车价格销售同型号车辆，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并无不当，据此判令鸿发汽销公司向于素英返还车辆差价款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具体到差价款的返还数额，买受人于素英已按照约定价格实际支付购车款218800元，鸿发汽销公司一审中对此并无异议，二审中仅以其开具的机动车销售发票显示的票面金额为214000元为由反悔，证据不足，其反悔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鸿发汽销公司应返还的差价款为37600元【即：（218800元—200000元）×2】，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鸿发汽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0元，由上诉人潍坊鸿发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祝卫华 审判员  郭淑娟 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