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镇雄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27民初5778号原告孙成宣，男，白族，1963年12月17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孙大杰，女，白族，1992年2月12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彝良县柳溪苗族乡人民政府职工，住彝良县，系原告之女。被告涂向勤，男，汉族，1959年10月6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农村居民，住镇雄县。原告孙成宣诉被告涂向勤买卖合同一案，本院于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严义独任审判，于同年十二月六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成宣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大杰、被告涂向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成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我三倍经济损失36000元，并退还我购买种子的费用560元，合计365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9年1月18日，被告来到镇雄县售卖“隆白1号”和“路单12号”玉米种子，其中“隆白1号”玉米种子的重量为每包3斤，“路单12号”玉米种子的重量为每包4斤。被告宣传：“3斤重一包的玉米种子每包产量1200斤，4斤重的玉米种子每包产量1500斤”。由于我们没有种过这两种玉米，担心产量不高，于是被告再三承诺“如果玉米种产量不高，3斤重的种子就按照每包1200斤赔偿，4斤重的种子就按照每包1500斤赔偿”。在被告的承诺下，我向被告购买了1包“隆白1号”玉米种子和8包“路单12号”玉米种子。我购买种子后，按照被告说明的方法进行播种。2019年8月初时，我发现“路单12号”玉米叶子出现斑点并逐渐枯萎，于是我联系被告实地查看，被告拍了照片并承诺会随后进行赔偿，到秋收时“路单12号”玉米几乎无产，但被告仅同意按照每包种子300元进行赔偿。综上，被告对种子进行虚假宣传已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给我造成了每包种子1500斤产量的可得利益损失，故被告应退还我购买种子的费用560元（70元/包×8包＝560元），并按照可得利益的三倍赔偿我36000元（1500斤/包×8包×1元/斤×3＝36000元）。被告涂向勤辩称，我确实卖过8包“路单12号”和1包“隆白1号”玉米种子给原告，“路单12号”玉米种子的价格也确实是70元/包，但我在宣传时仅是按照产品说明向农户进行宣传，并没有作任何虚假宣传，也没有承诺产量。种子种下后，天灾、除草方式及时机、施肥时机及施肥量等原因都可能导致产量不高，不一定是种子本身有问题导致。此外，原告一旦发现问题即应向有关部门反映，但原告是等到收割后我去要化肥款时才说种子有问题，这时一些农户已经把收割的玉米都卖掉了，我也无法核实原告陈述的产量不高是否属实。综上，我不同意赔偿原告任何损失。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双方争议焦点为：1、被告对种子产量的说明是否构成欺诈？2、原告的诉求是否应得到支持？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举了以下证据：一、照片打印件两张（打印于同一张相纸上，“路单12号玉米”即“路单12号”种子种出的玉米，“其他品种玉米”即其他包括“隆白1号”种子种出的玉米），用以证明：“路单12号”玉米与其他玉米明显不同，从而证明是被告销售的“路单12号”种子有问题导致产量不高。经质证，被告表示：该证据来源不清，且照片中标明的“路单12号玉米”也不代表就是“路单12号”种子种出的玉米。二、杂交良种销售凭证一份，用以证明：产量出现问题的“路单12号玉米”的种子就是向被告购买的。经质证，被告表示：该凭证确实是我出具的，种子款已经在种子销售后收取。三、刻录三段通话录音的光盘一张，用以证明：1、被告在销售种子时存在虚假宣传；2、8月初原告发现问题后立即联系了被告，被告到地里查看后拍了照片，说是拿去给公司看；3、原告所购“路单12号”种子的产量与被告承诺的产量悬殊80%；4、被告未按约定进行赔偿。经质证，被告表示：这是我与原告妻子的三次通话，但我们一直在吵架，并没有形成任何处理结果。四、证人李某1的证言，其陈述：我与原告是同一村民小组的村民，被告来我们村卖过苞谷种，我也买了被告的苞谷种，我与双方均无矛盾。我们村从来没种过被告卖的苞谷种，是被告承诺3斤重的种子如果收成不好，每包种子赔我们1200斤苞谷；4斤重的种子如果收成不好，每包种子赔我们1500斤苞谷，我们这才敢买来种的。3斤重的苞谷种确实还可以，4斤重的苞谷种收成不好，具体每包种子的收成是多少我没有称过，但看上去明显比其他苞谷小得多。经质证，原告对该证言无异议。被告表示：证人确实向我买过种子。但我没有承诺过产量，也没有承诺过达不到产量包赔，我们只是按照包装上的说明进行宣传。五、证人孙某的证言，其陈述：我是原告的弟弟，被告到我们村来卖过苞谷种，我也向被告买了2包3斤重的苞谷种和4包4斤重的苞谷种，我与双方均无矛盾。2018年腊月，被告到我们碗水村来卖苞谷种，当时被告说尽管栽，并保证3斤重的种子每包产量1200斤，4斤重的种子每包产量1500斤。2019年正月，被告到我们碗水村卖化肥，我们还是不敢栽（之前没种过该苞谷种），被告让我们尽管栽，并表示如达不到承诺的产量，不但不需支付化肥款，还要按照“3斤重的苞谷种每包1200斤，4斤重的苞谷种每包1500斤”赔偿我们。于是我们支付了种子钱，还赊了被告的化肥，把被告卖给我们的苞谷种种下。2019年农历7月，我们发现4斤重的“路单12号”种出的苞谷长势不好，当时被告是同意赔我们的。经质证，原告对该证言无异议。被告表示：证人确实向我买过种子、赊过化肥。我没有承诺过产量，也没有承诺过达不到产量包赔，我们只是按照包装上的说明进行宣传。六、证人李某2的证言，其陈述：我是原告的大嫂，我不认识被告，我与双方均无矛盾。2018年腊月，被告带上其亲家王文强（碗水村人）到我们碗水村卖苞谷种。当时是先赊苞谷种，之后付了苞谷种的钱再赊化肥。被告大肆宣传说他卖的苞谷种产量高，说“路单12”的产量每包有1500斤，并保证如达不到该产量，就按照每包1500斤赔偿我们，我这才向被告买了2包“路单12”苞谷种。但苞谷种种下后收成并不好，苞谷刚挂红帽，我们就发现长势不好，为此我们还叫被告去地里看过两回，被告说会跟公司联系后赔偿我们，但被告没有赔偿过我们，还只承认赔偿我们300元，我们肯定是不答应的。当时被告并没有向我们提示过种子会因“气候、土地”等原因导致产量不高，只是说他的种子适合在这个地方栽种。对于被告所作承诺，被告说了我们就信了，也没有什么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该证言无异议。被告表示：证人确实向我买过种子，但我没有承诺过产量，也没有承诺过达不到产量包赔，我们只是按照包装上的说明进行宣传。七、证人李某3的证言，其陈述：我是原告的二嫂，被告卖过苞谷种给我们。我与双方均无矛盾。2018年腊月，被告到我们碗水村卖苞谷种，我们没有栽过这种苞谷种，但被告说每包产量有1500斤，并保证“差一两，赔一斤”。于是我就买了两包“路单12”，但种出来后苞谷收成不好。被告并没有提示过种子会因“气候、土地”等原因导致产量不高，被告保证苞谷种是好的，一亩地有1500斤的产量。苞谷出现问题后，被告去看过几家的，并向我们说“你们尽管撕苞谷（收苞谷），我会跟公司联系赔你们的”，但被告没有赔偿过我们。对于被告所作承诺，只是口头上说的，没什么证据。经质证，原告对该证言无异议。被告表示：证人确实向我买过种子，但我没有承诺过产量，也没有承诺过达不到产量包赔，我们只是按照包装上的说明进行宣传。被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举了以下证据：一、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诉称中出现问题的种子是合格产品。经质证，原告表示：该证据是复印件，无法查明其来源。退一步讲，即便该种子合格，且认定适宜栽种地方包括昭通，也不代表在昭通的每一个地方都适合生长。即便产品合格，产品出了问题也应当赔偿。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二、“路单12号”种子包装一个，用以证明：我们宣传时就是按照该包装袋上的说明进行的，该包装袋上也显示该种子适宜在镇雄种植。经质证，原告表示：这就是“路单12号”种子的包装袋。但被告向原告及其他农户推广时，农户明确表示是第一次种植，但被告并未按照包装袋上风险提示中第九项（对首次种植本品种的区域，建议先试种，谨慎推广）对农户进行风险提示，先试种，后推广。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是按照该包装袋上的说明进行宣传。三、证人李某4的证言，其陈述：我不认识原告，我向被告买过苞谷种，我与双方均无矛盾。我们栽种“路单12号”种子有几年了，确实是好的，苞谷我都带来了（出示苞谷），我们穿洞村90%的人种的都是这种种子。至于“路单12号”种子在其他地方的种植情况，我并不清楚。经质证，原告表示：该证言真实性无法查实，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四、证人郎某的证言，其陈述：我不认识原告，我向被告买过苞谷种，我与双方均无矛盾。2019年我向被告买“路单12号”种子栽种在穿洞村，产量确实是好的。经质证，原告表示：该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五、证人邓某的证言，其陈述：我不认识原告，我向被告买过苞谷种，我与双方均无矛盾。我向被告买“路单12号”种子种植了两年，我们在穿洞村栽种出来确实是好的。我没有称过具体产量，但是看苞谷大小可以估计每包产量1500斤。经质证，原告表示：该证言真实性无法查实，并且与本案无关。被告对该证言无异议。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举的证据一系两张玉米棒子照片，只凭照片无法核实是否属于涉案玉米品种，故不予采信；原告提举的证据二经被告质证后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举的证据三经被告质证后认可是原告妻子与被告的通话录音，故可予以采信；原告提举的证据四、五、六、七分别是原告的同村村民李某1、弟弟孙某、大嫂李某2、二嫂李某3的证言，均与本案具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故对其中经被告质证后无异议的部分和与本案案件事实一致的陈述可予以采信，其余部分陈述不予采信。被告提举的证据一、虽系复印件但能与被告提举证据二相互印证，故证可予以采信；被告提举的证据二经原告质证后认可其就是“路单12号”种子的包装袋，故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举的证据三、四、五为证人李某4、郎某、邓某的证言，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故本院不予认证。综上，结合庭审中查明的事实，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2018年腊月，被告涂向勤到原告孙成宣居住的销售种子。原告孙成宣以每包70元的价格向被告涂向勤购买了8包“路单12号”玉米种子，以45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包“隆白1”号玉米种子。原告孙成宣播种后，认为“路单12号”产量未到被告承诺的1500斤玉米，双方遂产生纠纷，原告孙成宣于2019年11月20日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请求。另查明，“路单12号”玉米种子的包装袋上对该种子进行了部分说明，其中“适应性”栏载明“该品种2004年、2005年参加云南省青贮饲料玉米新品种区试，两年平均亩产644.45kg，产量变幅为521.67-905.56kg……”，“适应区域”栏载明“适宜云南省昆明、昭通、曲靖、玉溪、大理、丽江、文山、红河等海拔900-2200米的适宜地区推广种植”，“风险提示”栏载明“……9、对首次种植本品种的区域，建议先试种，谨慎推广……”。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的前提有二：一是“路单12号”玉米种子的产量未达标；二是，未达标的后果应归责于被告。结合以上两点，原告应提供证据说明：1、“路单12号”玉米的产量是多少？是否达到产量标准？2、如未达产量，未达产量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被告有关？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上述情况。原告认为被告作了虚假的宣传，隐瞒了“路单12号”不适宜在原告所在地区种植的事实。但没有证据证明该种玉米不适宜在原告种植区种植，也不能证明被告知而隐瞒，故得不出被告有虚假宣传的结论。综上，原告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成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4.00元，减半收取357.00元，由原告孙成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严 义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申登龙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窗体顶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窗体顶端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