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芒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3103民初2118号原告：余祖凡，男，汉族，1957年8月15日生，大学本科文化（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被告：王景，男，白族，1980年10月29日生，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被告：杨俊超，男，汉族，1981年9月28日生，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原告余祖凡诉被告王景、杨俊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祖凡、被告王景、被告杨俊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祖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占有原告不当得利款项180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16日，被告王景、杨俊超以消费返利帮助原告购买小汽车为由，在芒市宝石居（一组-01）杨俊超的店铺内收取了原告交给他们的280000元，被告王景收款后在当天原告去珠宝小镇农业银行的取款凭条上签名“收到”了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交给他们280000元现金作为收款凭据，被告当时承诺，收到款三个月后，如果不能兑现承诺，愿意还本付息。三个月后，被告王景、杨俊超于2017年8月5日带着原告等10多人坐飞机到湖南长沙购车，结果小汽车没有买到，当时被告要求原告首付半价，由原告支付170000元租用了一辆价值340000元的奥迪Ａ4小车，被告承诺，其余一半租车款由被告承担，原告无需承担责任，在代还过程中，由于被告还款不及时，不足额等原因，所产生的后果由被告承担，并有被告负责跟浙江麒燕汽车租赁公司进行协商解决，三年后保证把小车过户给原告，于2018年11月4日浙江麒燕汽车公司派人来芒市把小汽车收回去了，原因是说原告只是“半价租车”，另一半租金一年多了还没有收到，于是原告多次找被告王景、杨俊超追问，原告于2017年5月16日预付给他们280000元购车款哪里去了？为什么一年多了还没有交给车行？被告说：“钱是交了，只是粗心大意没办过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交款凭证”。经过认真调查核实，至今原告才搞清楚，“半价购车（租车）”是湖南近善兴通公司制定的一个促销政策，被告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再去交款，被告是以“全款买车”为借口，原告交给他们的280000元现款拿去做生意发大财私吞了，问题原因查清后，为归还借贷款，原告经过一年多的无数次追讨，被告就是隐瞒真相弄虚作假，不想还款，也不愿意去浙江帮助原告办理收回小车及过户手续，之后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向芒市人民法院呈送了“民事起诉状”，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决定立案，直到7月10日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后，被告才急忙多次找原告央求，愿意共同商量一个还款方案，要求原告撤诉，同时还软硬兼施多次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就要设法整原告拿不到一分钱。”直到开庭的头一天，7月31日被告王景再次邀约原告去珠宝小镇被告杨俊超的店铺内共同商量达成了双方都同意的条件即：“一是被告愿意退还原告现款100000元（其中20000元是欠条）；二是被告愿意去浙江把小车收回，在一个月内用欠原告的180000元购车款去帮原告办理小车过户后把小车交还给原告，同时应补给原告适当的经济损失；三是被告愿意带头开展维权活动，依法帮助受害人挽回其它有关方面的经济损失。”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2019年8月1日上午，在尚欢法官的参与主持下，原告同意办理撤诉，撤诉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去浙江办理小车收回事项时，想不到被告反悔不认账，态度还很恶劣，多次污辱谩骂原告。被告从2017年5月16日收到原告交给他们的280000元现款至今已两年多，还没有帮原告买到小汽车，也不愿意担负应承担的责任，使原告不仅在经济上无法承受，在精神上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为维护公道正义，原告只好再次提起申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原告180000元借贷来的血汗钱，原告亲人和好友都认为，原告全家两年多以来，承受了高额的还款压力，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仍然无法还债，现在只要求被告退还这部分未还的180000元被长期无偿占用的本金，其他方面与被告有关的经济损失，因涉嫌诈骗，可以先缓一缓，等待最后维权结果，这样做，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被告也是应该能接受的，为维护原告权利，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王景辩称：答辩人从记事至今，本分分做人做事，在亲朋好友心目中是一个诚信善良的规矩人，目前在芒市经营翡翠生意。答辩人与杨俊超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是做翡翠的，我们也是翡翠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因近年来生意难做钱难赚，2017年，我和杨俊超通过做翡翠认识的翡翠同行谢琳，得知投资给湖南尽善兴通公司可以赚钱而且投资小收益高，直到2018年年初才发现被该公司诈骗，我损失几十万，杨俊超也损失惨重。期间2017年5月16日中午，我在杨俊超的珠宝店铺喝茶聊天，当时近善兴通云南片区的代理谢琳也在，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的来到杨俊超的店铺，因为当时我没有见过余祖凡几次，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余祖凡提着一袋东西进来，我才看到是一包钱，说是有28万，要拿钱来投资给这家公司。过了几分钟，余祖凡就对我说，小兄弟，虽然我们不太熟，但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做个见证人，在我的取款凭条上签个字，见证我把这些钱交给谢琳投资给这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收钱后没有收据。我就说你叫他们签字吧，我们又不熟，为什么帮你签字。他说谢琳他们是经办，你和杨俊超也比较熟，你就帮我见证一下就行了，刚开始我觉得他投资赚钱和我没有关系没必要帮他见证，随后他多次请求我，我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赚钱是好事，而且觉得公司还是不错的，我也投资着，帮他见证一下也没什么关系，顺手就签字了，帮余祖凡证明2017年5月16日王景见证了余祖凡投资28万元给近善兴通公司。2018年过年后我才发现公司跑路了，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2019年7月10日我接到了芒市人民法院的传票才知道余祖凡起诉我收了他的28万元人民币。他明知道我并没有拿过他投资的28万元，但他觉得唯一追回他损失的办法就是利用我好心帮他见证的签字小票。第一次2019年7月10日余祖凡起诉我时，我提供给芒市人民法院承办人尚法官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我并没有拿过余祖凡的28万元人民币，同时也证明余祖凡明确项目表明过的他起诉我是没有办法，谁叫我在取款凭条上签字，他想逼着我联系谢琳，让谢琳赔偿他投资损失。请此次承办法官和上次的尚法官互通相关证据信息。2019年7月10日余祖凡起诉我其实我可以不用去管的，堂堂正正的面对就行了，但是考虑到几方面的原因我还是想争取撤诉，一方面我是芒市本地人，做生意还是要好名声的，不想在法院有什么被告席的记录和案底，对我以后影响不好，另一方面我本来就没有拿过余祖凡的28万元也没有带他去买车，万一开庭结束别说叫我赔余祖凡28万了，就算是赔100元我都觉得是天大的冤枉。再有，我和余祖凡都是投资受害者，他年纪也大了，也跟我说过自己有多难，想让我帮联系谢琳挽回自己的一点损失。就因为这些，所以我就试着联系的谢琳多次，谢琳说他把收到余祖凡的28万元人民币交给大家投资的那个公司了，他也没有拿余祖凡的钱，但谢琳表示愿意适当的帮扶一下余祖凡，因为投资项目是谢琳带来德宏的，经过余祖凡和谢琳之间的电话交流，反复协商后，余祖凡同意谢琳补助10万元人民币给他，其中8万元人民币一次性付清，余下的2万元人民币在2年之内付清，余祖凡就同意撤诉并不再追究此事。达成协议后，谢琳就转账给我8万元人民币，让我帮转交给余祖凡〔我有转账凭证〕，我和余祖凡于2019年7月31日下午到芒市人民法院在承办人尚法官等多名法官的见证和经办过程中，余祖凡收到了我帮谢琳转交给余祖凡的8万元人民，也签了一份欠款2万元人民币的字据。余祖凡当天就撤诉了，并表示不在追究此事。2019年9月6日我再次收到了余祖凡起诉我的传票，我表示很可笑。余祖凡在诉状中说，在我交给他8万元并2年内再给他2万元的同时，让我此次还要帮他追回他的车子，再拿18万元帮余祖凡过户车子交给他，简直是天方夜谭。第一，我不是卖车的，是湖南近善兴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德宏宣传的，当时我也知道这个信息，但是我没买车；第二，余祖凡买车的事情是后来我们恰好一趟飞机飞去长沙参加近善兴通公司举办的年会，余祖凡买了车后我才知道的；第三，他们买车的人每个人都有购车合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和我半点关系没有。余祖凡也有一份购车合同，因为我知道杨俊超也买过车也有购车合同，为什么余祖凡起诉我两次都没有提供过他的购车合同给法官看，请法官明查。2019年7月31日下午在芒市人民法院当着尚法官和其他法官的面，余祖凡亲口说的，交给他8万元人民币后，在2年内还清他2万元，他就不再追究我和近善兴通项目相关的所有事情了，在那个情况下我才和余祖凡达成协议结束此事的。余祖凡当时在芒市人民法院还写了一个字据，说我代替谢琳交给他了8万元人民币后我就已大部分履行完我的义务，还差2年内还清的2万元，我和余祖凡就没有任何瓜葛了。而此次余祖凡起诉我让我帮他去浙江追回车子并让我拿18万帮他过户车子后交给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说我大部分已经履行完了吗，不是只差2万元了吗。我最想强调的是余祖凡为了得到钱不择手段、胡编乱造漏洞百出，他以为法院是他家开的，他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吗？请法官明查。在此次诉状中我看到余祖凡提交的证据上有陈翠菊、巢立芝、王常润、周友谊、赵建萍等人作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证明人，我想说的是，当时她们几个人都不在场，她们凭什么证明，难道她们不知道作伪证是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反之，如果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做过证明人而是余祖凡自己写上去交给法官的，他这样做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法官明查。余祖凡的年龄和我父母差不多大，论年纪也算我长辈，想不到他这个人心太坏了，我帮他逼谢琳补偿了他10万元，他就觉得我好欺负，觉得法院好忽悠，想再次起诉我逼到更多的钱，简直就是现实版本的“农夫和蛇”，他简直是异想天开。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恳请审判长根据事情真相还我一个清白，给余祖凡相应的惩罚。被告杨俊超辩称：余祖凡起诉我以消费返利为由用他交的28万元人民币帮助他购买小汽车纯属编造。余祖凡的28万元人民币是投资给湖南近善兴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去购买该公司的理财产品（消费返利），余祖凡的28万元人民币现金也是直接交给了该公司云南代理谢琳和公司的工作人员等人手上，当时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谢琳来珠宝小镇逛，到我店里喝茶休息，刚好我的翡翠同行朋友王景也在我店上喝茶，余祖凡去取了现金28万元人民币来我店上交给谢琳和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余祖凡就请王景当见证人帮他在取款凭条上签字，证明他把28万元交给了该公司，所以才有了取款凭条上王景签字这件事。至于余祖凡诉我带他去长沙购车而且还说我承诺承担余祖凡一半车款更是无中生有，隐瞒事实，欺骗法庭。首先我不是卖车的，也不是湖南近善兴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也只是投资者、受害者。我也同样的买了该公司的一辆车，购买时我是清楚并知道该车辆的特殊性，因为之前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芒市宣传过购买“近善兴通”的车只要付一半车款就可以买一辆新车，剩下的车款由该公司帮付按揭，但前提条件是车的户口不是购车人的，落户是落户在该公司名上，要两到三年（根据车型定过户年限）后车的户口才可以过户到购车人名下，我在买车前也考虑过购买此车的风险性，如果这家公司能够好好的经营下去，帮我们付着按揭款，两三年也快，而我付的25万元车款还可以返利回来，这是好事，所以在近善兴通公司开年会时恰好我们大家这些投资者一同去了湖南长沙近善兴通公司，我的车就是在那次去买的，购车合同也是和该公司签的，购车合同上也写的清清楚楚，不知道余祖凡有没有把他的购车合同提供给法官看过。如果没有，为什么余祖凡不提供给法官看，而且车都是他自己从长沙开回芒市的，后来该公司卷款跑路我们才知道受骗上当了，全国各地的受害者就组织去长沙公安局报案，我们这边由于地方遥远就没去，但我们也积极配合在长沙的受害者一同写了联名书去报案，但至今也没有什么消息。之后我们芒市这边的投资受害者也先后去公安机关报过案。至于在此次诉状中余祖凡提交的证据上有陈翠菊、巢立芝、王常润、周友谊、赵建萍作为证人，我看是余祖凡自己写上去交给法官的，甚至可能这些人都不知此事，我想请法官帮落实查明，我相信她们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胡编乱造作伪证。最后，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恳请法官根据事实还我一个清白，对于余祖凡的所作所为给予相应的惩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回单（取款凭条，2017年5月16日16时15分27秒）一份，证明：原告将28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王景，王景清点后，在取款凭条上签字并把钱交付给被告杨俊超，被告杨俊超把280000元清点后放入保险柜。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芒市青年分理处出具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余祖凡账户尾号为99177的账户清单）一页，证明：二被告为了贪污、侵占、挪用原告的280000元，就找借口要用该款帮原告购车，但是并没有帮原告购车，到签合同时，二被告把购车变成租车，同时介绍原告与售车公司签了两个合同，一个购车合同，一个租车合同。在原告小车丢失后，原告到芒市城南派出所报案，干警说：此案发生的源头是在本地珠宝小镇，你交钱给他们买小车，你首付170000元，另外170000元没有交付，另外170000元是由被告杨俊超交付给代理人，但钱没有交付给该公司，因此，该公司把车开走了。并给我告知函一份（浙江台州市黄岩区麒燕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告诉我说因为他们收不到租赁费，所以就把小车（车牌号：浙Ｆ×××**）开走了，车子户头是落在浙江麒燕租赁公司，购车合同和租赁合同是写的我（原告）的名字。经质证，被告王景认为，原告提供的两组证据与其无关，取款凭条上的签字，只是因为2017年5月16日当时余祖凡把280000元交付他所投资的人员，那时自己刚好在场，原告第一次认识我（王景），觉得我是本地人，想请求我帮他（原告）当个见证人，见证他把280000元给他所投资的公司，给他所投资的“近善兴通公司”，他的280000元我没有清点过，其他提交的证据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他去买车更是和我无关，我不是卖车的，我也没有和麒燕公司买过车，我也不是麒燕公司的员工。被告杨俊超认为，原告诉状上的280000元与自己无关，他（原告）交的280000元是投资给近善兴通公司，他交280000元时我（杨俊超）不在场，我不清楚。事后我听说当时原告是把280000元是交给近善兴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近善兴通的工作人员是在我位于珠宝小镇的商铺里喝茶，余祖凡把钱交给近善兴通工作人员时，正好王景在我商铺里喝茶，请王景帮做见证人签字，所以凭证上才有王景的签字。另外上次芒市人民法院审理的1276号案件，已经处理过本案的280000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其所主张的欲证事实不能相互印证、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王景提交证据如下：一、录音证据一份，证明：在本案中王景没有收到过余祖凡的280000元人民币，王景当时在小票上签字仅仅是出于好心帮余祖凡见证余祖凡把280000元人民币拿去投资，更证明了余祖凡为了拿回280000元人民币不择手段、钻法律空子、编造谎言、藐视法庭、诬陷王景，王景没有叫余祖凡买车。经质证，原告不认可录音证据，主张该录音是2019年7月10日开庭前王景带其爱人敲我（原告）的门（我找他半年之久的他不接电话的情况下），和我交谈时取得的录音。被告杨俊超认为该录音可以作为证据，但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王景提交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杨俊超提交证据如下：《湖南近善兴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购车服务合同》一份，证明：都是（我与余祖凡）向近善兴通公司买的车。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被告杨俊超系用自己的买车合同来证明毫无相关的事情。被告王景认可购车合同，认为自己虽未购车，但是知道近善兴通公司当时有过这种方式的营销模式，杨俊超购买车和余祖凡购买的车是在同一家公司购买。本院认为，被告杨俊超提交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庭审，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余祖凡主张被告王景、杨俊超以消费返利帮助原告购买小汽车为由，于2017年5月16日在芒市宝石居（一组-01）杨俊超的店铺内收取了原告交给他们的280000元，被告王景收款后在当天原告去珠宝小镇农业银行的取款凭条上签名“收到”，原告以此取款凭条作为二被告收到280000元现金的收款凭据，后以二被告未将该款用于帮其购车或投资，现尚余180000元未予退还为由，认为二被告构成不当得利，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由二被告归还原告不当得利款项180000元；二、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另经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22日，原告余祖凡以2017年5月16日，王景收取其现金280000元（收款方式与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一致）后未代其购车为由，以不当得利纠纷将被告王景诉至本院（2019云31**民初1276号案件），请求判决被告王景返还其不当得利款项280000元，后王景于2019年8月1日在芒市人民法院将案外人谢琳的汇款80000元交付给余祖凡（原告将证据“取款凭条”原件交给王景），并向余祖凡出具20000元欠条一张，承诺二年内清偿。余祖凡当日即以“双方已达成和解协议，并以（已）大部分履行完备”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2019年8月1日芒市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余祖凡撤诉【（2019）云3103民初1276号】民事裁定书。原、被告双方诉辩意见中所提及的“湖南近善兴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于2018年5月18日被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立案侦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7年5月16日被告王景、杨俊超是否单独或共同收取过原告余祖凡交付的280000元人民币？二、若收取过，该款的性质应如何界定？本院认为，原告仅以被告王景在其2017年5月16日的“取款凭条”（因前案已撤诉处理，该原件交给了被告王景）上签署过“收到”二字，欲证明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全案事实，本院认为，从原告证据内容所反映的事实，结合原告未向本院提交其他关于二被告于2017年5月16日单独或共同收取过其交付现金280000元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案件事实不予认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祖凡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余祖凡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包广科人民陪审员  赵仕芳人民陪审员  杨 利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陈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