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3民初20005号原告:周美莲(英文名:CHAUMEILIN)女，1962年11月9日出生，住香港新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华，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成菊，女，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韶威，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冼永发(英文名:SINWINGFAT)，男，1957年12月26日出生，住香港新界。原告周美莲与文成菊、冼永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美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华，被告文成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韶威、被告冼永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美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冼永发对文成菊的赠与行为无效;2、依法判令被告文成菊向原告返还购房款人民币1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冼永发系夫妻关系。被告冼永发在往返大陆期间认识了被告文成菊，随即产生婚外情，交往过程中，被告文成菊向被告冼永发索要房屋。被告冼永发隐瞒原告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3月16日分四次转给被告文成菊100万元用于购房，被告文成菊用该款购房且登记在自己名下。原告认为:被告文成菊明知被告冼永发有配偶向其索要100万元钱款，其行为违反社会公德及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其取得该100万元系基于不正当的婚外同居关系，主观上并非善意，且在原告与被告冼永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冼永发未经原告同意将夫妻共有巨额财产赠与被告文成菊，侵害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其赠与行为应属无效。现诉请要求确认两被告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被告被告文成菊返还赠与款100项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此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被告文成菊辩称，1、冼永发与文成菊之间的赠与合同效力不宜一概认定无效。此类纠纷属于私人间民事纠纷，应当用道德规范调整，婚外情不应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高度。法律上从来没有说不能接受已婚者赠与的财产，文成菊作为受赠人，有接受冼永发给付财产的权利。2、侵权方应当是冼永发，应当由冼永发承担赔偿责任，而非文成菊。3、赠与并不导致原告财产权利的减少，甚至可能增加。根据婚姻法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如果周美莲跟冼永发离婚，周美莲可以多分。4、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注意到一旦支持原告周美莲的诉请，实际上是让冼永发人财两得，让文成菊人财两空。文成菊奉献了青春，奉献了身体，最后冼永发花在文成菊身上的钱，全部要返还给冼永发的妻子。100万元返还后，文成菊和孩子什么都没有了，无疑是对法律的玩弄。5、本案实质是不法原因给付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即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冼永发辩称，冼永发与文成菊是有一个孩子，叫冼文彦，现在已经是24岁了。钱是冼永发赠与给文成菊的，已经送出去的东西不应该退回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冼永发与周美莲均系香港居民，1985年10月9日在香港登记结婚。1994至1995年间，冼永发与文成菊发生男女关系随即同居，1996年9月3日生育一子冼文彦，直到2018年1、2月间才结束了同居关系。2017年底至2018年初，冼永发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给付文成菊共计100万元，文成菊以此款购买了重庆市南岸区二塘路59号12栋12-5房屋一套。本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冼永发与周美莲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法律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所涉合同的赠与行为以及款项转让均发生在我国内地、受赠款项所购房屋也位于内地，应以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涉案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周美莲请求权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其系案涉款项的共有权人，即案涉款项系冼永发和周美莲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根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冼永发和周美莲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二人经常居所地在香港，故认定案涉款项是否系冼永发与周美莲的夫妻共同财产应依照其二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进行。《香港法例》第182章《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已婚女性的财产”（1）中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1936年3月20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2）不论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女性在享有财产方面的预用权或让与权如受到限制，而该等限制不可能加诸男性对该财产的享有者，则该等限制概无效力”。该条例第6条规定：“就夫妻间因财产所有权或管有权发生的问题，丈夫或妻子可用传票或循简易程序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裁决”。上述条文体现香港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为原则，本案中，周美莲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款项依照香港法律规定系属于其个人财产或其占有份额的共同财产。故依据财产所有的状况，冼永发系将其本人名下的款项给付文成菊，周美莲诉请文成菊返还该100万元归其个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公序良俗问题，首先本案无证据证明文成菊明知冼永发与他人另有存续的夫妻关系，冼永发和文成菊长期同居生活并育有一子，且其子冼文彦也已成年。其赠与不应只简单考虑是否婚外关系因素，也应综合考虑双方长期生活以及亲子关系因素。故仅凭现有证据认定赠与违反公序良俗依据不足。其次即便有过错也是冼永发过错更大，而冼永发系赠与人，如确认赠与无效会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给冼永发的后果，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公序良俗本源自于社会生活中民众朴素情感的道德规范，基于此考虑本案确认赠与行为无效也不符合朴素的正义观。最后冼永发本人亦到庭表示钱是赠与给文成菊的，已经送出去的东西不应该退回来，故确认赠与行为无效也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美莲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900元，财产保全措施费5000元，由原告周美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晨峰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学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