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刑终768号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原审被告人陈岗，男，1981年2月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2************831，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因涉嫌严重违法问题，于2018年8月29日被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行贿罪，于2018年11月27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12月6日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执行逮捕，于2019年3月1日移交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现羁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邬可忠，广东方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岗犯行贿罪一案，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粤1302刑初6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冯石泉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邬可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公诉机关指控：一、被告人陈岗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吴某行贿33万元人民币。1.2016年2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谢某1容留他人吸毒案的辩护人，吴某（另案处理）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希望对谢某1可以判处6个月刑期并尽快结案，吴某答应帮忙。后吴某很快对谢某1案结案并对谢某1判处了六个月有期徒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3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2.2016年5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于某敲诈勒索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并向吴某提到该案件中被告人于某属于犯罪未遂并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陈岗希望吴某可以对于某判处缓刑，吴某表示答应帮忙。后吴某判处于某缓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5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3.2016年9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希望对汪某判处缓刑，吴某答应帮忙。后吴某告诉陈岗，如果汪某的案件想要判处缓刑的话，最好让被告人家属去筹钱还给投资人，如果没有能力还钱至少也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书。后来被害人对汪某出具了谅解书，据此，吴某对汪某判处了缓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5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4.2017年7月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赵某危险驾驶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并告诉吴某说被告人赵某是一名律师，如果赵某被判缓刑或者实刑，赵某就会丧失律师资格，希望吴某可以判处赵某有罪免刑，而且到时陈岗会找领导也做做工作，吴某答应帮忙。吴某在翻阅完案件后，认为赵某从情节上来说是可以判处缓刑的，而且赵某有立功表现，对赵某判处免刑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宝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对危险驾驶判处免刑是很罕见的。但考虑到陈岗的请托，最后吴某在刑庭讨论这个案件时提出了免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后把案件提交了审委会讨论得到通过。最后吴某对赵某作了有罪免刑的判处。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在吴某家楼下送给吴某人民币现金20万元，吴某当场收下。二、陈岗和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某共同向吴某行贿40万元人民币。2017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岗和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某（另案处理）合作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经陈岗、郑某商量，由郑某负责沟通家属、出庭辩护、看守所会见等工作，陈岗负责联系、沟通宝安区人民法院法官吴某等司法工作人员。郑某从林某儿子林某2收取200万元人民币现金律师费后，分了10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陈岗，作为陈岗的律师费及打点吴某的费用。在代理此案过程中，陈岗多次和吴某进行沟通，希望吴某能对林某判处无罪或缓刑，并且认定林某收受华强集团的钱款的合法性，事后会对吴某表示感谢。当时吴某答应陈岗会尽量帮忙。在办理这个案件过程中，吴某多次将案件进展、相关部门领导的办案意见私下透露给陈岗。后吴某对林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判决后不久的一个上午，在宝安科技馆路边，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忙，陈岗送给了吴某人民币现金40万元，并向吴某表示这是郑某让他转交的林某案的好处费。吴某当场收下。随后，陈岗告知郑某已将100万元律师费中的一半送给了吴某。原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金额为人民币73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岗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之情节，属坦白。原判认定：一、被告人陈岗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吴某行贿33万元人民币。1.2016年2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谢某1容留他人吸毒案的辩护人，吴某（另案处理）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希望对谢某1可以判处6个月刑期并尽快结案，吴某答应帮忙。后吴某很快对谢某1案结案并对谢某1判处了六个月有期徒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3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2.2016年5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于某敲诈勒索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并向吴某提到该案件中被告人于某属于犯罪未遂并由被害人出具谅解书，陈岗希望吴某可以对于某判处缓刑，吴某表示答应帮忙。后吴某判处于某缓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5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3.2016年9月份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希望对汪某判处缓刑，吴某答应帮忙。后吴某告诉陈岗，如果汪某的案件想要判处缓刑的话，最好让被告人家属去筹钱还给投资人，如果没有能力还钱至少也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书。后来被害人对汪某出具了谅解书，据此，吴某对汪某判处了缓刑。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来到吴某办公室并给了吴某一个装有人民币现金5万元的信封，吴某当场收下。4.2017年7月左右，被告人陈岗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身份担任赵某危险驾驶案的辩护人，吴某为该案的主审法官。陈岗找到吴某并告诉吴某说被告人赵某是一名律师，如果赵某被判缓刑或者实刑，赵某就会丧失律师资格，希望吴某可以判处赵某有罪免刑，而且到时陈岗会找领导也做做工作，吴某答应帮忙。吴某在翻阅完案件后，认为赵某从情节上来说是可以判处缓刑的，而且赵某有立功表现，对赵某判处免刑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宝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对危险驾驶判处免刑是很罕见的。但考虑到陈岗的请托，最后吴某在刑庭讨论这个案件时提出了免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后把案件提交了审委会讨论得到通过。最后吴某对赵某作了有罪免刑的判处。判决后不久，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助，陈岗在吴某家楼下送给吴某人民币现金20万元，吴某当场收下。二、经陈岗介绍，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某向吴某行贿40万元人民币。2017年上半年，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某（另案处理）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郑某得知同所的律师陈岗与承办人吴某关系较近，让陈岗代为联系沟通，希望吴某在办理林某案时给予关照，并承诺将来表示感谢。陈岗转达了相同的意思，吴某表示尽量帮忙。后陈岗多次在郑某和吴某之间，代为沟通、转达案件信息，包括郑某提出的，希望吴某能对林某判处无罪或缓刑，并且认定林某收受华强集团的钱款的合法性等。在办理这个案件过程中，吴某多次将案件进展、相关部门领导的办案意见私下透露给陈岗。后吴某对林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郑某从林某儿子林某2收取200万元人民币现金律师费后，分了10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陈岗，作为陈岗的费用及打点吴某的费用。判决后不久的一个上午，在宝安科技馆路边，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忙，陈岗将100万中的40万元现金送给了吴某，并向吴某表示这是郑某让他转交的林某案的好处费。吴某当场收下。随后，陈岗告知郑某已将100万元律师费中的一半送给了吴某。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立案决定书2份、留置决定书、留置通知书、讯问通知书、提前熟悉案情邀请书、指定管辖批复、移送案件意见书，证明案件的来源以及监察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合法、有效。2、关于陈岗涉嫌行贿一案指定管辖的复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刑辖8号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以第一审程序审理被告人陈岗行贿一案。3、户籍信息，证明被告人陈岗案发时已年满十八周岁，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4、身份信息、法官晋升审批表、法院入额审批表、组织关系证明、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任职文件、入党志愿书、干部履历表、关于借调吴某同志的函、关于延长吴某同志借调时间的通知等资料，证明吴某为宝安区人民法院法官，2016年在刑事审判一组工作，于2017年7月28日至2018年9月30日被借调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5、到案经过、留置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证明被告人陈岗因涉嫌严重违法问题，于2018年8月29日被深圳市福田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因涉嫌行贿罪，于2018年11月27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12月6日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执行逮捕。6、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出具说明2份、谢某1、于某、赵某刑事案件委托合同，证明内容如下：（1）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未找到合同，主办人为陈岗；赵某危险驾驶一案，仅有赵某签名的空白合同，在案卷里找到判决书，其上注明的辩护人为陈岗；林某受贿罪一案，未找到合同提供，主办人为郑某；其所暂未收到该案律师费用。（2）陈岗于2011年8月9日加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某于2006年6月8日加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3）谢某1、于某家属委托陈岗为其辩护；赵某的委托合同系仅有赵某签名的空白合同。7、谢某1容留他人吸毒案件、于某敲诈勒索案件、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赵某危险驾驶案件相关材料及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的相关材料，证明内容如下：（1）谢某1容留他人吸毒罪的案件材料，证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6）粤0306刑初62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谢某1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谢某1辩护人为陈岗，该案的主审法官为被告人吴某。（2）于某敲诈勒索罪的案件相关材料，证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7）粤0306刑初3458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于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于某的辩护为陈岗，该案的主审法官为被告人吴某。（3）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材料，证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0306刑初524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汪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汪某的辩护人为陈岗，该案主审法官为被告人吴某。（4）赵某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材料，证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粤0306刑初374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赵某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赵某的辩护人为陈岗，该案主审法官为被告人吴某。（5）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案件材料，证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0306刑初8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林某的辩护人为郑某，该案的主审法官为被告人吴某。8、被告人陈岗农业银行账户流水清单，证明陈岗农业银行账户（尾号5719、6471）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16日银行流水，指认出其收取代理上述案件的律师费的具体银行流水款项。9、证人林某2（林某儿子）证言：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其父亲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其当时委托了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郑某律师作为其父亲的辩护人，案件到2017年下半年开庭审理后，郑某律师打电话给其说需要准备一下费用，需要200万元现金。于是其就将200万现金在郑某的办公室交给郑某，当时100万元是用行李箱装好的，另外100万元是用一个行李袋装好的，然后其就离开了，其不知道郑某是怎么使用这200万元。其家人与郑某不存在借贷关系。10、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供述（1）另案被告人吴某供述：2017年上半年，当时我负责办理林某3、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其中被告人林某的辩护人是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郑某律师。但是郑某与我没什么交情，而他知道他们同所的陈岗与我关系好，于是他就委托陈岗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与我沟通。陈岗代表郑某向我表示希望我帮忙对林某判处无罪或者缓刑，到时候会好好感谢我。当时我答应陈岗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会好好考虑，尽量帮忙。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陈岗多次就案件的进展和我进行沟通，我也多次将案件进展和案情私下透露给他。这个案子先后经过了四次开庭，因此审理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快到2017年下半年才办理完毕。判决后不就，我记得是一天上午，陈岗打电话约我到他居住的小区旁的宝安科技馆路边见面，我开车到了约定地点，陈岗提了一个购物袋上了我的车，说是郑某让他转交给我的林某案的好处费，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人民币现金40万元，我收下了。这些钱款都是人民币现金，100元面额的，100张一捆，十捆合成一扎，一共有四扎，合计人民币40万元。我作为主审法官，通过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尽量找出一些有利于被告人林某的因素作为轻判的依据；在讨论案件或者向领导汇报过程中尽量发表有利于被告人林某的意见，最终达到郑某找我帮忙的要求；将相关部门领导和本人对这个案件的办理意见透露给陈岗等方式帮助郑某。2016年2月份前后，我承办了一宗容留他人吸毒的案子，案件是陈岗代理的。陈刚找到我说希望对被告人判处六个月刑期。我翻阅了案卷，发现被告人谢某1认罪态度比较好，判有期徒刑六个月是没有问题。但要尽快审理和判决，如果在其抓获后六个月内不作出判决，就只能判六个月以上了。陈岗给我说过以后，我就尽快安排对这个案子开庭，开庭后又尽快作出了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决后不久，陈岗来到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有3万元人民币现金。这些钱款是100元面额的，一万元一叠，一共三叠，共计人民币3万元。2016年5月份的一天，陈岗给我打电话，说他经查询他本人代理的一个案子在我的名下承办，被告人的名字叫于某，犯敲诈勒索罪。陈刚给我介绍了案情，希望我能帮忙对于某判处缓刑。这个案子经过开庭审理，我发现案情确实和陈岗说的一样。因为于某存在犯罪未遂，认罪态度好，没有造成实际危害以及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且综合考虑到于某敲诈的意图并不坚决，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因此，判缓刑是符合条件的。另一方面，我考虑到这个案子是陈岗代理的，就尽快报领导审核后对于于某作出缓刑判决。判决结果出来后不久的一天，陈岗来到我办公室，趁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是于某这个案的好处，我收下了。陈岗走后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装有人民币现金5万元。这些钱款都是100元面额的，一万元一叠，一共五叠，合计人民币5万元。2016年的时候，我办理了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这个案子是陈岗代理的。我记得我这个案子被告人汪某是做“P2P”平台的，后来公安机关专项打击“P2P”平台，汪某被刑拘。陈岗找到我，相对汪某争取缓刑。我跟陈岗说这个案子要判处缓刑，最好让汪某筹钱还给投资人，如果没有能力还钱至少要有被害人的谅解书。后来投资人写了谅解书，因此我对汪某作出了缓刑的判决。这个案子判决出来不久，在我的办公室，陈岗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人民币现金5万元。2017年7月前后，我办理的被告人赵某危险驾驶一案中，陈岗是辩护律师，陈岗告诉我，如果赵某被判缓刑或者实刑，就会丧失律师资格，希望我帮他运作免刑的结果，我答应了会尽力帮忙，而且陈岗也告诉我这个案件他也找了领导。我翻阅了案卷后，觉得这个案件可以判处缓刑，而且被告人有立功表现，判处缓刑也不违反法律规定。考虑到这个案陈岗也找到我，我也想帮下陈岗，所以我就在刑庭讨论这个案件时提出了免刑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后把案件提交了审委会讨论得到通过。判决后几天，陈岗约我在我家楼下，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人民币现金20万元，都是100元面额，100张一捆，十捆合成一扎，一共有2扎，合计人民币20万元。（2）另案被告人郑某供述：林某的案件移交到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我第一时间复印案件材料，组织淳锋律所的律师对案件进行了集体研究，形成了无罪辩护的初步意见后，我又找了深圳市的同行对案件组织了集体研究，经过多次研究，我对无罪辩护的思路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如果要顺利进行，必须要有法院的关系，于是我找到我律所的陈岗合办案件。我找他合办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多次参加本案的集体讨论，对案件有一定了解，同时办案思路与我比较一致；二是我知道他与宝安司法系统的公职人员比较熟，必要时我觉得可以利用他的关系。2017年初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交友宝安法院审理，主审法官是吴某。我知道陈岗与吴某是老乡关系，所以我就要求陈岗提前跟吴某私下沟通，并告诉他我们为林某做好的无罪辩护的方案，希望得到吴某的关照，最终能对林某判处无罪或缓刑，并表示到时候会好好感谢他的。过了不久陈岗跟我说吴某答应会尽量帮忙。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陈岗多次找到吴某了解情况，吴某也多次将案件进展和案情透露给他。几次开庭后陈岗和我说，吴某已经将案件审理方案提交刑庭集体讨论，大体是对林某中介身份定为及所获得股权激励的合法性得到认同通过，林某获得钱款保留下来已没问题。陈岗又和我说，吴某认为林某在林某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起到了帮助作用，判林某无罪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帮我们争取缓刑。法院判决不久后，陈岗到我的办公室说已经从我给他的100万元里取出一半送给吴某了。我听了也没多问，觉得事情办妥就好，因此他送钱给吴某的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11、被告人供述被告人陈岗于深圳市纪委共供述五次，内容基本一致，供述内容如下：2016年至今，我在代理谢某1、于某、汪某、赵某等私人的案件过程中，我分多次送给上述案件的主审法官吴某现金人民币共计四次合计33万元。此外，律师郑某在代理林某案件的过程中，我帮助郑某送给主审法官吴某现金人民币40万元。2016年，我在代理谢某1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过程中，收了谢某1家属8万元人民币作为代理费。当时吴某是该案件的主审法官，我找到吴某沟通，希望吴某在审判时能够从轻处理，吴某表示同意帮忙。在吴某的帮助下，谢某1最终仅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为了表示对吴某的感谢，我约吴某在其位于宝安区法院的办公室见了面，从案件代理费中取出现金人民币3万元送给吴某。2016年，我在代理于某涉嫌敲诈勒索案过程中，我了解到于某属于敲诈勒索的犯罪未遂，因此找主审法官吴某进行沟通，希望吴某能够帮忙对于某从轻处理，最好是缓刑，吴某同意尽量帮忙，最后于某被判处缓刑。我收了于某家属10万元左右费用，因为吴某作为于某案件的主审法官，在案情分析、量刑建议、判决书制作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得案件得到从轻处理，最终于某被判处缓刑，为了表示对吴某的感谢，我约吴某在其位于宝安区法院的办公室见面，从案件代理费中取出现金人民币5万元送给他。2016年的时候，汪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该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吴某，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汪某的老婆张某2委托我代理该案件，希望使得案件能够从轻处理。汪某家属通过银行转账给了我20万元左右的律师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找过吴某进行沟通，希望汪某能够得到从轻处理。当时吴某说，这种案件最好是退款给被害人或者是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然后我就和受害人代表进行谈判，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并取得了谅解书。最终汪某被判处缓刑。我在案件判处之后，在吴某的办公室送给吴某现金人民币5万元。2017年的时候，赵某因涉嫌危险驾驶被公安机关查获并取保候审，案件到了宝安法院之后，赵某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出面帮忙，帮助他免于刑事处罚，因为他是律师，希望能够保住律师执业证，以后继续从事律师工作。他向我提出希望我尽量做免于刑事处罚的辩护，我答应了。后来我就找到了案件的主审法官吴某，向他介绍了赵某的情况，并提出希望能够帮助赵某免于刑事处罚。吴某当时同意帮忙。最终，赵某案件判决有罪但是免于刑事处罚。我收取了赵某12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为了表示对吴某的感谢，我约吴某在他家楼下见面，送给他20万元人民币现金。2017年的时候，郑某律师代理了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后来他邀请我一起合办，他是正式的代理律师，我负责和主审法官吴某进行沟通联系。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多次找过吴某沟通案件情况，郑某一开始是想做无罪辩护，我和吴某沟通以后他认为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就提出希望对林某从轻处理最好判处缓刑。吴某答应尽量帮忙。后来林某被判处了缓刑，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郑某曾给了我100万元现金，他说林某案件中他一共收取了200万元现金的律师费用，然后给了我100万元，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让我去处理和吴某之间的关系。在判决之后不久，我从这100万元中取出40万元人民币，用手提袋装好，约吴某在宝安科技馆附近的路边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把这个装有40万元人民币的手提袋送给了他，当时我和吴某说我代表郑某对他表示感谢，他收下了这笔钱。之后不久，我就去了郑某的办公室，把送钱的情况告诉了郑某，告诉他我从100万元人民币中取了一半送给吴某，他点点头说知道了，但是不知道我实际送给吴某是40万元。原判另采信了如下证据：（1）上蔡县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住院病历，证明被告人陈岗的母亲疾病缠身，陈岗需负担其巨额医疗费，及其两个未成年子女的费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2）深圳市公安局华富派出所出具的《关于赵某2案件的情况说明》及《讯问笔录》各一份，证明侦查人员通过侦查手段将赵某2抓捕归案，与他人举报无关，本案被告人陈岗不具有相关立功情节。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岗无视国法，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金额为人民币3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陈岗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金额为40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介绍贿赂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岗犯行贿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认定的行贿数额有误，部分数额应为介绍贿赂的金额，予以纠正。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提出协助郑某向吴某行贿的40万元人民币应认定为介绍贿赂的辩护意见，经查与事实相符，予以采纳。从本案的证据看，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的辩护人是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郑某和林某晖，被告人陈岗不是林某的辩护人，其不具有与郑某合作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辩护人的资格。被告人陈岗的行为符合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实施沟通、撮合的介绍贿赂表现形式，其为郑某和吴某之间传递案件信息，办案意见等，为行贿受贿双方“穿针引线”，起到了代为联络，互通信息的作用，后陈岗将郑某的行贿款转交了给吴某，帮助双方完成了行受贿行为，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最终实现。故，从陈岗所起的作用看，郑某向吴某行贿40万元的过程中，陈岗起到介绍贿赂的作用，构成介绍贿赂罪，应以介绍贿赂罪定罪处罚。被告人陈岗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坦白，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如下：被告人陈岗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1、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陈岗和郑某合作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其中所提到的“合作办理”是指陈岗和郑某共同为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提供法律或其他方面的帮助，只需陈岗和郑某对“合作办理”事项的内容、分工和费用等问题达成一致即可，并不需要得到案件委托人的认可，而陈岗是否具备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辩护人的资格不影响本案的定性。2、本案证据可认定被告人陈岗和郑某具有共同行贿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据郑某交代，其选择与陈岗合作办理案件的目的之一是看中了陈岗与宝安司法系统公职人员关系比较熟，方便与法官私下沟通，其向当事人家属收取200万费用包括了其和陈岗的律师费用及送给该案法官等公职人员的费用，其将其中的100万元交给陈岗并告诉陈岗这100万元是他的律师费及需要打点法官的费用。从该供述可以看出，郑某纵容甚至暗示陈岗向承办法官行贿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据陈岗供述，郑某交给其100万元让其协调法官对案件进行从轻处理。以上可以看出，陈岗和郑某具有共同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主观故意。案件判决不久，陈岗私下交给承办法官40万元，并事后告知郑某其拿给法官50万元。以上可以看出，郑某的行贿行为依托于陈岗，送钱与否或送钱数额完全由陈岗自行决定。郑某因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本案对陈岗行为的认定与另案对郑某行贿行为的认定明显矛盾。陈岗从郑某给的100万元中拿出40万元送给承办法官并于事后向郑某汇报，即完成了共同行贿的行为。因此本案应认定陈岗和郑某共同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40万元。3、综上，本案应认定被告人陈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金额为人民币73万元，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原审判决判处被告人陈岗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量刑畸轻。出庭检察员向本院提交了惠市检公诉支刑抗[2019]37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并发表了出庭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正确，应予以支持：1、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看，陈岗和郑某系谋求不正当利益，共同行贿吴某。本案中陈岗和郑某的供述一致证实，在合作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过程中，共同商定郑某负责沟通家属、出庭辩护、看守所会见等工作；陈岗利用其与吴某等司法工作人员的关系进行沟通协调，跟进案件情况，为林某争取判处无罪或缓刑和认定林某收受钱款的合法性，事后感谢吴某；同时商定平分收取的律师费，陈岗所得100万元包括律师费和打点法官的费用，即陈岗和郑某从一开始就有行贿吴某以谋取林某判无罪或轻判等的共同故意。2、从行为人的行为看，陈岗根据其与郑某的合意，在实现林某案的目的后从其分得的100万元中拿出40万元交付给吴某，并告知郑某，即在共同犯罪中陈岗全程积极参与，并负责独立完成行贿吴某的工作。3、陈岗是否形式上作为林某案件的委托辩护人，不影响其构成行贿罪的共犯。4、陈岗为谋求不正当利益，并向吴某行贿金额累计人民币73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五项、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即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且行贿数额为5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刑罚应当在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处。原审被告人陈岗辩解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抗诉书陈述的部分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1、其没有和郑某就关于委托事项内容、分工及费用达成一致的说法；2、当郑某知道案件承办人是吴某之后，便让其转达请托事项，且事后他会对吴某表示感谢，在此过程中并未提及其费用，达到郑某目的后，他才提出该100万元包括其本人费用和吴某的感谢费；3、其本人供述与郑某的供述存在矛盾，其认为该矛盾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4、郑某案件的判决书与本案并无关联性。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理由如下：1、陈岗与郑某不是合作办案，双方也没有对合作办案的内容、分工和费用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公诉机关单凭郑某的部分供述认定是合作办案的证据不足，陈岗系作为中间人而非合办人的身份与吴某进行协调，且陈岗从未担任林某辩护人；2、公诉机关也认可本案中陈岗在郑某和吴某之间确起到的是沟通撮合、代为联络、互通信息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受贿罪客观行为的区别。介绍贿赂的行为人必须与贿赂行为的双方都有联系，系根据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图办事，处于“居间”地位，是独立行为；3、关于陈岗的主观故意，本案陈岗的主观目的是为行、受贿的实现进行沟通、撮合，其本身没有行贿目的，主观上不具有与他人共同行贿或与他人共同受贿的故意。4、根据郑某和陈岗的供述证实，双方事前没有商定费用，陈岗并不知晓郑某会在事后给予100万，给予吴某的辛苦费也是郑某决定的，至于给多少的问题，陈岗说是因为郑某说你那么辛苦，吴某也辛苦，就认为是一人一半，该费用事实上也是遵照郑某的意思给的，并不是陈岗自己决定的。5、郑某与陈岗的定罪量刑不存在矛盾，因为根据本案的事实，陈岗属于中间人，郑某属于行贿人，一审法院对陈岗的定罪量刑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二审期间，抗诉机关、原审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陈岗于2016年2月至2017年7月期间，在担任谢某1容留他人吸毒案、于某敲诈勒索案、汪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赵某危险驾驶案的辩护人过程中，为获得对案件当事人从轻判处的结果，先后4次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吴某行贿共计33万元人民币的事实清楚，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当庭质证，抗诉机关、原审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陈岗和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某共同向吴某行贿40万元人民币的事实。2017年上半年，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某（已判决）在受委托担任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一案中林某的辩护律师办理该案的过程中，为获得对林某有利的判决结果，考虑原审被告人陈岗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吴某（已判决）比较熟悉，就找陈岗合办该案，具体由郑某负责沟通家属、出庭辩护、看守所会见等工作，陈岗负责联系、沟通吴某等司法工作人员。案件起诉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后由吴某主审该案，案件审理期间，陈岗多次和吴某进行沟通，请求吴某对林某判处无罪或缓刑，并表示事后会对吴某表示感谢。吴某答应陈岗会尽量帮忙，并多次将案件进展、相关部门领导的办案意见等情况私下透露给陈岗。在得知吴某可能对林某作出有利的判决后，郑某叫林某的儿子林某2将200万元人民币现金送到其办公室，然后将陈岗叫到其办公室，告知陈岗共收取了200万元律师费，分了100万元人民币现金给陈岗，作为陈岗的律师费及打点吴某的费用。后吴某对林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判决后不久的一个上午，在宝安科技馆路边，为了感谢吴某的帮忙，陈岗送给吴某人民币现金40万元，并向吴某表示这是郑某让他转交的林某案的好处费，吴某当场收下。随后，陈岗告知郑某已将100万元律师费中的一半送给了吴某。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2份，证实：（1）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主办人为郑某，该所暂未收到该案律师费用，未找到代理合同；（2）陈岗于2011年8月9日加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某于2006年6月8日加入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林某被控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的相关材料，证实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粤0306刑初83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林某的辩护人为郑某，该案的主审法官为吴某。3、证人林某2（林某儿子）的证言，证实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其父亲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经侦大队立案侦查，其当时委托了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郑某律师作为其父亲的辩护人，案件到2017年下半年开庭审理后，郑某律师打电话给其说需要准备一下费用，需要200万元现金。于是其就将200万现金在郑某的办公室交给郑某，当时100万元是用行李箱装好的，另外100万元是用一个行李袋装好的，然后其就离开了，其不知道郑某是怎么使用这200万元。4、另案处理的吴某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上半年，当时我负责办理林某3、林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其中被告人林某的辩护人是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的郑某律师。但是郑某与我没什么交情，而他知道他们同所的陈岗与我关系好，于是他就委托陈岗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与我沟通。陈岗代表郑某向我表示希望我帮忙对林某判处无罪或者缓刑，到时候会好好感谢我。当时我答应陈岗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会好好考虑，尽量帮忙。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陈岗多次就案件的进展和我进行沟通，我也多次将案件进展和案情私下透露给他。这个案子先后经过了四次开庭，因此审理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快到2017年下半年才办理完毕。判决后不就，我记得是一天上午，陈岗打电话约我到他居住的小区旁的宝安科技馆路边见面，我开车到了约定地点，陈岗提了一个购物袋上了我的车，说是郑某让他转交给我的林某案的好处费，我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人民币现金40万元，我收下了。这些钱款都是人民币现金，100元面额的，100张一捆，十捆合成一扎，一共有四扎，合计人民币40万元。我作为主审法官，通过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尽量找出一些有利于被告人林某的因素作为轻判的依据，在讨论案件或者向领导汇报过程中尽量发表有利于被告人林某的意见，将相关部门领导和本人对这个案件的办理意见透露给陈岗等方式帮助郑某。5、另案处理的郑某的供述与辩解：2016年下半年我受委托担任了林某的辩护律师，案件移交到宝安区人民检察院后，我第一时间复印了案件材料，组织淳锋律所的律师对案件进行了集体研究，形成了无罪辩护的初步意见，又找了深圳市的同行对案件组织了集体研究，经过多次研究，我对无罪辩护的思路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如果要顺利进行，必须要有法院的关系，于是我找到我律所的陈岗合办案件。我找他合办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多次参加本案的集体讨论，对案件有一定了解，同时办案思路与我比较一致；二是我知道他与宝安司法系统的公职人员比较熟，必要时我觉得可以利用他的关系。陈岗答应了我的邀请，我们研究并制定了无罪辩护的方案，同时约定我是该案的正式代理人，负责出庭辩护，而陈岗主要负责与司法人员（主要是吴某）进行沟通协调，跟进案件的情况。2017年初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交由宝安法院审理，主审法官是吴某。我知道陈岗与吴某是老乡关系，所以我就要求陈岗提前跟吴某私下沟通，并告诉他我们为林某做好的无罪辩护的方案，希望得到吴某的关照，最终能对林某判处无罪或缓刑，并表示到时候会好好感谢他的。过了不久陈岗跟我说吴某答应会尽量帮忙。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陈岗多次找到吴某了解情况，吴某也多次将案件进展和案情透露给他。几次开庭后陈岗和我说，吴某已经将案件审理方案提交刑庭集体讨论，大体是对林某中介身份定位及所获得股权激励的合法性得到认同通过，林某获得的钱款保留下来已没问题。陈岗又和我说，吴某认为林某在林某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中起到了帮助作用，判林某无罪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帮我们争取缓刑。获知上述信息后，我觉得已经基本达到我们的目的，于是我让林振忠拿200万元的费用给我。过了几天，林振忠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行李袋拿到我办公室，里面各装了100万元。当天下午，我打电话让陈岗来我办公室，告诉他这个案件一共拿了200万元，我们两人平分，并告诉他这笔钱是他的律师费及需要打点法官的费用，然后拿了一个行李袋给他，告诉他里面是100万元。法院判决不久后，陈岗到我的办公室说已经从我给他的100万元里取出一半送给吴某了。我听了也没多问，觉得事情办妥就好，因此他送钱给吴某的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6、原审被告人陈岗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的时候，郑某律师代理了林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后来他邀请我一起合办，他是正式的代理律师，我负责和主审法官吴某进行沟通联系。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我多次找过吴某沟通案件情况，郑某一开始是想做无罪辩护，我和吴某沟通以后他认为做无罪辩护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就提出希望对林某从轻处理最好判处缓刑。吴某答应尽量帮忙。在我找吴某表示希望对案件从轻处理后不久，郑某让我去他办公室，跟我说林某案件中他一共收取了200万元现金的律师费用，然后给了我100万元让我去处理，就是我的辛苦费以及处理吴某关系的费用。后来林某被判处了缓刑，在判决之后不久，我从这100万元中取出40万元人民币，用手提袋装好，约吴某在宝安科技馆附近的路边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把这个装有40万元人民币的手提袋送给了他，当时我和吴某说我代表郑某对他表示感谢，他收下了这笔钱。之后不久，我就去了郑某的办公室，把送钱的情况告诉了郑某，告诉他我从100万元人民币中取了一半送给吴某，他点点头说知道了，但是不知道我实际送给吴某是40万元。上述证据均经一审、二审开庭质证，此外，还有原判认定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陈岗无视国法，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司法工作人员以财物，影响司法公正，金额为人民币7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且属于情节严重。原审被告人陈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对于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原审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审被告人陈岗送给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吴某40万元的行为构成介绍贿赂罪还是行贿罪的问题，对此综合评判如下：1、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陈岗与另案处理的郑某有共同行贿的主观故意。在案证据证实，在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郑某找陈岗合作办理案件，二人商定郑某作为案件的正式代理人、专门负责出庭辩护，陈岗利用其与宝安区法院法官吴某的关系进行沟通协调，跟进案件情况，为林某争取判处无罪或缓刑的结果，并向吴某明示会事后表示感谢，陈岗多次找吴某了解案件情况，吴某也多次私下将案件进展和案情透露给陈岗。上述事实说明，陈岗和郑某在合作办理林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共同行贿吴某以谋取对林某有利判决结果的共同故意。2、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陈岗与另案处理的郑某有共同行贿的客观行为。在案证据证实，在得知可以达到对林某从轻处理的目的后，郑某从林某2处拿了200万元费用，随后郑某告知陈岗共收取了200万元费用，并分给陈岗100万元，明确该100万元是陈岗的辛苦费及打点吴某的费用，后陈岗自行从其分得的100万元拿出40万元送给吴某，并于事后向郑某谎称从100万元中抽取一半即50万元送给了吴某。上述事实说明，郑某与陈岗根据分工，对从当事人处收取的200万元进行了分配，并明确陈岗获得的100万元中有部分用于行贿吴某，陈岗后来自行决定向吴某的行贿数额和行贿方法、时间以及地点，行贿吴某的工作由陈岗负责独立完成，陈岗事后也告知郑某其已经向吴某送钱的事实，只是隐瞒了具体数额，因此陈岗的行为与郑某的行为构成共同行贿。3、本案中原审被告人陈岗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介绍贿赂罪的范围，构成共同行贿犯罪。在案证据证实，陈岗事前与郑某达成了合作办理案件的合意，并进行了分工；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陈岗根据分工向吴某打探案情、提出诉求、明示会事后表示感谢；在郑某收取200万元费用后明确告知了陈岗其所收取的费用数额，并分给陈岗100万元用于给吴某和陈岗自己的费用，陈岗即收下该100万元，案件判决后自行决定给吴某40万元，并向郑某谎称送了50万元。陈岗的上述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沟通撮合、代为联络、互通信息等介绍贿赂的范围，陈岗不仅按照分工向受贿人表达了行贿的意思，还自行决定行贿的金额、方法、手段等，并从中谋取了利益，其行为已经与郑某的行为共同构成行贿罪。综上，原判认定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原审被告人陈岗送给吴某40万元的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对陈岗的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予以采纳；原审被告人陈岗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为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刑初634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陈岗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8月29日起至2023年8月28日止。罚金应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一次性向原审法院缴纳，上缴国库。）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祥雄审 判 员 唐荣平审 判 员 张晓燕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一航书 记 员 姚茂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八条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严重的情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