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71民初26228号原告：冯锡斌，男，197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公民身份号码440************019。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丽，广东百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管理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23125E。法定代表人：陈玉梅，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力，广东思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塞琳，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冯锡斌诉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恒海公司以冯锡斌为被告就同一事项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9）粤2071民初第28251号，本院依法将该案并入本案合并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锡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王艳丽，被告恒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力、刘塞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锡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的工资合计40408元：2017年1月为500元，2017年2月为800元，2017年3月为500元,2017年4月为500元，2017年5月为5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合计2400元（每月300元）、2018年2月为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工资合计1500元（每月3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合计3000元（每月750元），2018年11月为2200元，2018年12月为2200元，2019年1月为2300元，2019年2月为3300元，2019年3月为4454元，2019年4月为4454元，2019年5月为5500元，2019年6月为55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5500元/月×22.5个月）；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2017年以及2018年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5172.41元（5500元/月÷21.75天×30天×200%）；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6月至10月、2017年6月至10月以及2018年6月至10月的高温津贴2250元（150/月×5个月×3）。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其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97年5月3日入职被告处，后任维修部主管，工资为5500元／月。被告于2018年8月起未正常营业，2018年9月份开始因经营困难停产停工，至2019年2月25日仍处于停产停工状态。停产停工期间，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原告的工资。另，被告停产停工长达6个月且并无复工计划，对原告也无工作安排。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停产停工已经超过合理的期限、未按之前的公告进行复工且没有复工打算，属于未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原告于2019年6月29日提出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并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被告于2019年7月1日通过EMS快递亦签收了上述通知函，但被告尚欠原告的工资以及未支付原告经济补偿、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以及高温津贴等。综上，为维护原告的权益，请法院依法判决。原告冯锡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劳动合同；2.参保证明；3.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4.通知；5.通知函、EMS快递单及签收底单；6.通话录音光盘及翻译文字；7.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快递单及签收情况；8.2017年4月-2018年1月出勤统计表；9.中劳人仲字（2019）3836号庭审笔录19页、调查笔录5页、证据材料8页；10.中劳人仲字（2019）3128号仲裁裁定书、送达回证；11.受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通知书、诉讼保全费通知、缴费凭证；12.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发票；13.花名册。被告恒海公司辩称，被告认为中山市劳动认识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中劳人仲字（2019）3128号仲裁裁决部分事实查明不清，裁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有失公平公正，理由如下：一、原告的固定工资为3500元/月，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并非其认定的3700元/月，也不存在现金发放工资的情形。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多年，每月工资发放都经其本人签收无异议，从未发生过无需签收的情况。原告自认的涨了200元工资并无任何依据予以证实。二、原告对工资差额的请求皆与其提出的工资标准不吻合，且向被告发出的函件中也未提出被告欠付转账工资，仅对现金工资提出要求，原告的工资请求前后矛盾，应予驳回。三、仲裁裁决凭借原告一己之标准参照《关于公布中山市2017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2016年部分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通知》中电工的月薪中价位进行认定有失偏颇。上述文件属于指导性文件并不作强制统一性要求。各岗位的工资标准应根据各个行业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参照对象。仲裁裁决完全忽略了被告受到行业低迷、贸易环境大冲击等现实情况，仍采用月薪中价位的一贯对比认定模式，有失公允。四、自被告停工停产以来，场内仅有原告一名电工。对于被告要求其解决的小量工作原告从消极对抗、懒惰拖沓到蓄意破坏，如今造成被告处硬件设施费用骤增，亦造成很大损失，其行为防不胜防。而被告在停工停产阶段仍向原告支付全薪，直至发现问题已经难以找到原告，此后才以生活费的行使继续向原告发放补助。此间，被告多次联系原告，但原告却避而不见，直至2019年6月原告提出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不同意原告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被告认为，在工厂存续期间原告提出离职，属于原告自愿离职，不应由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五、被告不应支付原告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在厂期间原、被告早已明确年休假在每年的春节假期中连续休假，此举为双方多年的共识，并得到全体员工的认可。另原告子女长期生病，期间原告休假或请假在外陪伴均未扣过一分工资，原告实际休假天数远超法定天数。六、被告不应支付原告2018年的高温津贴。原告的工作环境温度均控制在33摄氏度以下，被告历来严格保障员工的工作权益，采取多种措施为员工降温降暑。被告恒海公司为其辩解提交了下列证据：1.独资经营中山市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章程、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2.工资单、2019年1月29日通知函；3.降暑降温相片证明、公会负责人证明；4.中劳人仲字（2019）3128号民事仲裁书；5.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取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6.员工宿舍情况照片；7.2018年1—5月恒海工艺厂食堂就餐情况表、2018年1—5月粮油采购支出凭证；8.微信截图（张晓莉与原告微信记录）、2019年3月1日通告；9.启用电梯情况说明（刘慧敏）、供电局复测报告、复电实验费及服务费收据、广东电网公司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援请电工核查无功电率缘由现场照片（2019年8月8日）、2019年6—9月电费通知单及实缴凭证、二号电房停机人工费收据（冯锡斌2019年8月29日）、二号变压器停机服务费（刘慧敏2019年8月29日）；10.微信截图（李新平）、视频光盘、报告（李新平）、2019年1月—11月水费缴纳单凭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已为原告参加社会保险。原告主张其于1997年5月3日入职被告处，任维修部主管，被告在三乡镇劳动部门备案的《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中也反映其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种为电工维修部主管，被告在其入职时未及时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且参保期间有中断参保情况，并提交《劳动合同》、《参保证明》为证。被告确认上述《劳动合同》、《参保证明》，主张原告于1998年9月入职其处，任电工，原告提交的上述参保证明可证实原告的入职时间为1998年9月，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原告的入职情况。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以磁卡考勤方式进行考勤，工作时间为8时至12时，14时至18时，每月休息4天。原告以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工资及停工停产超过合理期限，于2019年6月29日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被告于2019年7月1日签收了该通知函，并于仲裁庭审过程中确认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为此，原告提交《通知》、《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顺丰速运运单号369200930642》为证。被告确认上述《通知》的真实性，主张该材料证实其于2018年9月已正式停产，因收到中美贸易严重冲击，其于2018年上半年订单锐减，并已到劳动部门进行停工停产的备案，并遵循劳动部门的指示尽力对员工进行妥善安排。被告不确认《通知函》，主张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5500元/月）及通过银行转账部分工资（3700元/月）、现金支付部分工资（1800元/月）的情况，且根据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可看出原告在2016年的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2017年的工资标准为3500元/月，从而印证原告的工资标准并非其主张的5500元/月；又主张原告在上述《通知函》中仅提出欠发其现金发放的工资，未提及银行转账的工资，若以3500元/月为基数加上原告提出的拖欠现金发放的工资金额，已超出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而原告仅追讨1800元的现金工资，又何来欠薪2200元及2300元之多。被告确认《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记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确认其于2019年7月1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不确认该通知函的解除理由，主张原告入职其处时工种为普工，原告在职期间，已按原告服务年限和能力，对原告的工资作出相对应的调整（即2016年为2700元/月，2017年工资为3500元/月），并主张原告在《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表述内容扭曲事实，为起诉编造理由，原告亦未提交依据证实。被告又主张对于一家停工停产的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提出复工不符合常理，原告以未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为由向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是为达到仲裁的目的，原告将其伪装成受害者的形象，实际上是扭曲事实。被告确认《顺丰速运运单号369200930642》的真实性，但主张顺丰速运运单上产品类型为生鲜速配，其对此有异议。被告又主张在正常经营情况下，原告需要打电子卡考勤，但其于2018年8月起停产，同年9月正式停产，其停产期间并未安排人员工作，在厂留下人员也未按正常经营时期进行工作，其亦不强制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行考勤，故原告实际在其处正常出勤至2018年9月，后进行停工停业备案，其在停产后一直有支付原告工资，并于2019年3月起以同期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月）支付原告工资。另，被告主张原告持有其处电子卡，原告在停工期间自行打卡考勤以及打卡后自行离场均无人监管，但原告在停产期间并未向其提供实际劳动，且经常找不到原告。经查，上述《通知》已加盖有被告公章，出具日期为2019年2月22日，反映由于全球整体经济状况不景气，给被告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冲击，被告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停产；《通知函》显示，原告于2019年1月29日向被告发函，称被告从2017年1月起未足额发放现金部分工资，要求被告补发拖欠工资18900元等；《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函》反映原告于2019年6月29日以未及时足额发放其工资、停产停工已超过合理的期限，未按之前的公告进行复工且没有复工打算等为由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主张被告于2018年10月及11月正式停产停工，为要求员工打卡考勤；被告于同年12月3日起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全厂员工留在厂区，并要求打卡考勤；留厂期间，被告有安排少量的维修工作，大部分时间未安排其工作，并提交《光盘》（附冯锡斌与陈玉梅的通话录音文字翻译）为证。原告主张上述录音光盘可证实被告更换其所负责的维修部门的办公室锁头，故被告未向其提供劳动条件，且被告上述已确认未安排原告在内的员工工作的情况。被告不确认《光盘》（附冯锡斌与陈玉梅的通话录音文字翻译），主张上述录音系原告单方制作，且录音反映的整体内容混沌不清，存在原告诱导陈玉梅说话的情况，且录音可听出陈玉梅是不负责其处的实际经营，且陈玉梅的年龄较大，根本无法理解原告在录音中的陈述；又主张其于2018年8月起逐渐遣散员工，于同年9月正式全面停工停产，在停产期间有部分员工在外打零工，但其应劳动部门要求，避免未正式离职员工四处游荡打零工，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尽量留厂，但未要求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打卡考勤，亦未安排员工实际工作，即使要求员工打卡考勤，也不能证实原告有付出实际劳动。经查，原告提交《光盘》为冯锡斌与被告法人陈玉梅于2019年3月14日通话录音，有如下对话内容：……冯：“……那你现在维修部都不开工，门也锁了，锁也换了，就像昨天一样，那我照样和你做，没工具。”陈：“那你将情况反映一下，现在不是当你是仇人。”……陈：“那哪个月到哪个月没有出过粮给你啊。”冯：“七月份咯，那个现金一直没有出过给我咯。”陈：“现金一直，现在已经几个月了，现在已经第二年了喔。”原告主张其工资标准为5500元/月，被告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支付其工资，其中于2017年4月前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为2800元/月，现金发放部分的工资为2700元/月；于2017年4月起银行转账部分工资为3700元/月，现金发放部分的工资为1800元/月；其于2017年4月前领取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时需要签收，此后领取的工资（包括银行转账部分及现金发放部分）均不需要签收；被告已支付其2019年5月31日前的工资，被告于2019年7月15日支付其2019年5月工资1109.63元，但未支付其同年6月工资及未足额支付其2017年1月至2019年5月的工资，其中被告未支付原告2017年1月工资差额500元、2017年2月差额800元、2017年3月至同年5月差额各500元合共150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差额各300元合共2400元、2018年2月差额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差额各300元合共12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差额各750元合共3000元、2018年11月差额1800元、2018年12月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差额4142元、2019年5月差额4188元、2019年6月差额5234元（已扣除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又主张其银行转账部分的工资数额已是扣除其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伙食费及住宿水电费等费用后的数额；其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为5500元/月，因被告于2018年9月停工停产而导致其从2018年9月起工资偏低，故其主张解除前月平均工资应当按照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的工资计算。为此，原告提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春节休假通知》为证，但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原告主张上述《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春节休假通知》反映的“孔”字的签字样式一致，是被告法定代表人陈玉梅的丈夫（即被告实际经营者）的签字；上述庭审笔录、调查笔录可证实被告处全厂员工存在现金发放部分工资的情况，而被告未足额支付其每月现金部分的工资。被告确认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但无法确认《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春节休假通知》，并主张上述证据材料是原告从其他案件中截取出来，而该案件其已起诉至法院，不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4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此前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其每月底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工资，原告领取工资需要签收；其已支付原告2019年6月30日前的工资，其中，于2019年3月起以1720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工资至同年6月；又主张原告解除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500元。被告提交原告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表》显示，2017年1月至12月的实发工资为2304.65元、2296.98元、2371.35元、3176.46元、3153.8元、3149.8元、2969.97元、3235.06元、3035.93元、3099.84元、3073.23元、3236.41元；2018年1月至12月实发工资为3000.93元、3239.15元、3237.85元、3237.85元、3239.15元、3104.53元、3223.63元、3021.71元、3223.63元、3223.63元、3223.63元、3223.63元；2019年1月至6月实发工资为3156.32元、2171.63元、1046.37元、1109.63元、1109.63元、1109.63元；原告于2019年1月至6月期间个人社保应缴纳数额为266.37元/月。原告确认上述实发工资与其银行转账的工资一致，确认实发工资数额与应扣项目数额，不确认加班费、奖金等项目的情况。该项目与被告提交的考勤表不对应，不确认被告工资单证明内容，工资单没有显示带薪年休假含在春节假期中，也没有显示被告已发放应休未休年薪假工资。经查，上述《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反映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0月及11月工资共6447.26元，并支付原告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期间工资共10707.58元、2019年5月工资1109.63元；上述《2017年4月至2018年1月出勤率统计表》为复印件，未有被告签章；《庭审笔录》、《调查笔录》、《证据目录》、《温远荣提交材料清单》均为温远荣与被告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劳人仲案字〔2019〕3836号）的材料，未反映原告的工资情况；《春节休假通知》反映被告于2017年春节安排放假的情况。原告主张因被告未依法安排其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年休假，亦未发放相应的未休年休假工资。被告主张其提交的2017年2月及2018年2月的《工资表》中有反应原告当月的实际出勤天数已包含2017年及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故其在2017年、2018年度春节期间已安排原告年休假，且原告2016年带薪年休假的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又主张由于原告的小孩生病需要治疗，原告随时可以休假离厂。为此，被告提交2017年2月及2018年2月的《工资表》为证，未提交其他依据证实。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2月、2018年2月春节放假仅证实其安排全厂员工的统一放假，不能替代年休假，并主张于2017年1月、2018年6月、2019年1月存在请假情况，而被告并有对此进行相应的扣款。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处任维修部主管，工作地点在被告处铁皮生产车间内，有时需要到户外进行维修工作，被告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未将室内温度降低在33摄氏度以下，也未发放其高温津贴，故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2017年、2018年6月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被告主张于2018年9月正式停工停产后，并未规定原告的工作场所，此前原告主要的工作场所在生产车间，但其已采取各种降温措施对原告所在的工作场所进行降温，且已向全厂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食材，但未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高温津贴，并提交《证明》、《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王佩莹的身份证复印件》为证。原告对上述证据亦不予确认。经查，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足证明原告的工作场所室内温度在33摄氏度以下。被告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拟证实原告在另案中承认收齐产值奖。原告确认视频的真实性，但主张原告在视频中没有承认收齐所谓的产值奖或工资，该视频的文字表述的抬头并非本案原告的主张或陈述。经查，被告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有如下对话内容：贺纯文：“这个月扣钱了没有？”冯锡斌：“我的没扣，不知道你们，现改为张姨跟刘慧敏发。”贺纯文：“这是发几月份的啊？”刘慧敏：“一个月的吧。”贺纯文：“现在发3月份的工资啊？”被告主张自停工停产后，仅有原告一名电工，而原告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对于被告要求其解决的小量工作，原告从消极对抗、懒惰拖沓到蓄意破坏，导致被告硬件设施费用骤增，造成重大损失。原告则称有完成安排工作任务，被告硬件设施费用损失与其无关，亦与本案无关。被告主张，原告系自愿离职，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原告所有请求不符合常理，亦超过法律规定的提出请求的时效。另查明：被告向中山市三乡镇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经查，上述花名册反映原告的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作部门为电工维修，职务为主管。又查明：2018年7月18日，恒海公司向三乡镇环保分局提出停产申请。后恒海公司以经营困难贴出通告，告知全体员工于2018年10月1日至12月2日期间停工。再查明：原告冯锡斌于2019年6月18日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1.2017年1月工资500元、2017年2月工资800元、2017年3月工资500元、2017年4月工资500元、2017年5月工资500元、2017年6月工资至2018年1月工资合共2400元（每月300元）、2018年2月工资800元、2018年3月至6月工资合计1500元（每月300元）、2018年7月至10月工资合计3000元（每月750元）、2018年11月工资2200元、2018年12月工资2200元、2019年1月工资2300元、2019年2月工资3300元、2019年3月工资4454元、2019年4月工资4454元、2019年5月工资5500元、2019年6月工资5500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3750元；3.2016年-2018年的应休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15172.41元；4.2016年-2018年的高温津贴2250元。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9〕1092号仲裁裁决，裁决：一、恒海公司向冯锡斌支付：1.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1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3至6月工资差12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工资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125元、2019年5月工资4188元、2019年6月工资5234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6000元；3.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4.2018年6至9月高温津贴600元；以上合计102803.2元。冯锡斌不服该仲裁裁决，遂于起诉至本院，提出前述实体权利。恒海公司亦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起诉到本院，请求判令：1.判令无须向支付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1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3至6月工资差12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1月工资差额1800元、2019年2月工资差额3063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4188元、2019年4月工资差额4125元、2019年5月工资4188元、2019年6月工资5234元；2.判令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66000元；3.判令无须支付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4.判令无须支付2018年6至9月高温津贴600元；以上合计102803.2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预交诉讼保全费1432元，并提交诉讼保全手续费发票证明其支付了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原告主张上述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针对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分析如下：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工种及离职时间问题。虽然被告主张原告的入职时间为1998年9月，但未提交依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被告向中山市三乡镇劳动监察部门提交由其盖章的《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花名册》，且原告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结合该花名册载明的内容，本院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为1997年5月3日，工作部门为电工维修，职务为主管。原告于2019年6月29日向被告发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2019年7月1日收到该通知，故本院认定双方于2019年7月1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问题。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4月起工资标准调整为3500元/月，此前工资标准为2700元/月，并提交《工资表》为证。原告则主张其平均工资为5500元，工资分二部分发放，银行转账部分为被告所提交《工资表》的数额，还有一部分为现金发放。被告提交“2018年7月12日贺纯文领3月份现金部分工资”视频光盘反映被告有现金发放工资。被告法人陈玉梅在与原告通话中亦反映被告曾有现金发放工资。又，根据本院上述已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及工种情况，参照《关于公布中山市2017年部分职位（工种）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2016年部分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通知》反映的“电力工程技术及电力设备安装、检修”类别的“电工”的月薪中价位，被告主张原告的工资标准情况，远低于上述指导价位，显然不合常理。综上，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对原告的工资支付记录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而被告未提交完整工资支付台账，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结合原告的工种、年龄、工作经验及被告的经营范围等，本院采信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认定原告的平均工资为5500元/月，且双方确认原告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休息4天，即原告的小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22.73元/小时{5500元÷[21.75天×8小时＋（26天－21.75天）×8小时×200%]}，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3955.02元（22.73元/小时×21.75天×8小时/天）。关于原告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工资差额的请求。《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支付日期、支付周期、支付对象姓名、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应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劳动者签名等内容。”原告于2019年6月18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上述期间工资差额，根据上述规定，应由原告就主张的2017年1月至5月的期间工资差额予以举证证明，而原告对此并未充分举证证明，因此，本院对原告2017年1月至5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7年6月2018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被告确认原告在其处正常出勤至2018年9月，而被告未提交原告完整的工资支付记录，导致本院无法核实原告上述期间实际的工资支付情况，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认定被告未支付原告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400元（300元×8个月）、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900元（300元×3个月）、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750元×3个月）。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与贺纯文对话称没有扣2018年3月的工资，故对于原告2018年3月工资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请求。《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查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中，由于被告在2018年10月及11月正式停工停产，结合本院上述已认定原告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以及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11月工资数额，被告已足额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1月工资，故本院对于原告主张2018年10月、11月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原告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工资的请求。虽然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起要求原告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并要求原告留在厂区内，但一直未有正常安排工作。原告亦确认被告只是要求其按正常工作时间进行考勤，留在厂区。在留厂期间，被告有安排少量的维修工作，大部分时间未安排其工作。由此可见，自2018年12月3日起，被告实际上仍处于停工停产状况，原告并未正常向被告提供劳动。结合被告已支付原告上述期间工资数额，本院认定被告仅应向原告支付2019年3月工资差额63.26元（1720元/月×80%-266.37元-1046.37元）、6月工资1109.63元（1720元/月×80%-266.37元）。关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被告未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及未提供劳动条件是事实，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结合原告的工作年限及本院上述认定的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5500元/月×22.5个月）。关于原告2016年至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台账及出勤情况没有举证义务。除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争议发生二年前工资支付及出勤情况外，因劳动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争议发生二年前的工资支付情况、出勤情况无法查明，应由劳动者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2016年带薪年休假的情况，故对于原告2016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主张其于2017年、2018年度春节期间已安排原告带薪年休假，并提交相应月份的《工资表》予以证明，但该工资表未反映有安排原告休年休假及相应带薪年休假工资支付情况，故本院对于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本院采信原告主张，即认定被告未安排原告休2017年、2018年的带薪年休假及未支付相应的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前述本院认定原告的入职时间，原告于2017年、2018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均为15天。结合本院认定原告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3955.02元/月÷21.75天/月×15天×（300%-100%）]、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3955.02元/月÷21.75天/月×15天×（300%-100%）]。关于原告2016年至2018年高温津贴的请求。原告未提交依据证实其2016年的出勤情况，致使本院无法核实原告2016年6月至10月的出勤情况以计算该年度的高温津贴，故对于原告的该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被告主张其已采取各种降温措施对原告所在的工作场所进行降温，且有向全厂员工提供防暑降温的食材，但其提交依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又，被告于2018年10月处于停工停产期间。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150元/月×5个月+150元/月×4个月）。关于诉讼保全手续费的问题。原告已举证证实为实现其权利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该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冯锡斌支付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工资差额2400元、2018年2月工资差额800元、2018年4月至6月工资差额900元、2018年7月至9月工资差额2250元、2019年3月工资差额63.26元、6月工资1109.63元；二、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冯锡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23750元；三、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冯锡斌支付2017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2018年未休年休假工资5455.2元；四、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冯锡斌支付2017、2018年6至10月期间的高温津贴1350元；五、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冯锡斌支付诉讼保全手续费1000元；六、驳回原告冯锡斌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诉讼保全费1432元，合计144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冯锡斌负担167元，由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负担1275元（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径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华乔二〇二〇年一月七日书记员  李可任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