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26075号原告：深圳市兴海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道与前海路东南角海岸时代公寓**19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74173U。法定代表人：邱丹，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非，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善行，男，196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泽莲，广东航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颂，男，1989年8月6日，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平江县。原告深圳市兴海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善行、周颂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非，被告陈善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泽莲，被告周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码头费及运报费240030元及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77429.72元），本金及利息至2019年9月30日合计为317559.72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请第1项的240030元系码头及运报费，且相关利息标准为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详见其制作的利息计算表，起诉时间按照对账单确定时间。原告另撤回要求被告周颂承担责任的诉请。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7月、8月，被告陈善行分三次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埃及石材，被告周颂当时系原告负责对接的业务人员。原告依被告陈善行委托全面履行了进口代理义务。账单号分别为ZW14060008(2014年6月账单)、ZW14070005(2014年7月账单)、ZW14090005(2014年8月账单)。原告经与被告陈善行确认，其应向原告支付码头费及运报费总计462255元。经原告多次催款，被告陈善行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付款95205元，2014年9月5日付款57020元，2015年2月2日付款4万元，2015年7月22日付款2万元，2017年6月15日付款1万元。截至今日，被告陈善行尚拖欠原告本金240030元未支付。但陈善行声称将部分款项支付给了周颂，原告查询与周颂的银行业务往来款项，发现自己在2014年7月16日收到的款项95205元系从被告周颂账户转入，但原告从未授权周颂收取款项，周颂亦否认自己其他收取的由陈善行支付的款项与原告委托业务有关，陈善行不同意一起对账。原告为陈善行代垫码头费及运报费，成本高昂，原告还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持续向被告艰难催款，经原告多次催款，两被告均不予理睬。被告陈善行辩称，1、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不存在代理合同的事实，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在诉状中称陈善行于2014年6月、7月、8月分三次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埃及石材，陈善行在事实上与原告从未发生过任何法律关系，且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代理合同关系，且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对账单并未有陈善行的签章确认，并且该应收账对账单是原告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据客观性，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原告无法证明其目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陈善行之间签署过口头或书面的代理合同，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其在诉状中所称的合同义务，无法证明合同是否存在及合同是否履行这些实质要件。因此根据举证规则，原告要求陈善行支付代理款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代理关系存在，且其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但原告并未提供前述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陈善行一直是与周颂个人进行联系和约定代理进口石材的相关事宜，从未与原告进行交易。陈善行按照当时进口石材的习惯，一直与周颂个人联系和约定代理进口石材的相关事宜，周颂从未向陈善行说明或披露过其系原告业务的身份，且原告也一直未以公司名义与被告陈善行接洽，亦从未出具任何书面材料告知陈善行其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的相关情况，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陈善行之间存在任何交易，就连原告现在举证的所有转账均系私人之间，并非原告名下，可见原告并不认识陈善行，也无从所知陈善行的任何信息，因此，并不能认定原告与陈善行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原告所称的转账记录，是陈善行应周颂要求，将委托周颂办理事务支付的款项，并按周颂意思将款项分别转到周颂、童静等人的私人账户，并已支付完毕。事实上，原告与陈善行之间并无任何账目往来以证明双方存在往来，二者亦不存在合同关系。并且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恰证明原告连陈善行的具体名字都不知道，亦证明双方不存在任何交集，从而也印证了原告与陈善行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且录音中所称的欠款40万元系制作录音的女性所说，我方否认了该说法，且从我方与周颂的录音可知，周颂与多家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本案系周颂与原告之间的债务纠纷，与我方无关。3、我方对原告提交的录音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法庭应排除该证据。录制该证据的邓雨等人未经我方同意，非法录音，该录音不是合法证据，并且我方在录音中从未称委托原告代理进口石材亦并未讲过欠原告款项。前述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进出口代理的法律关系或陈善行拖欠原告款项，并且原告亦未举证录制该录音的邓雨二人系其委托的工作人员，该录音与原告无关。另根据相关证据规则，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但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该录音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4、原告曾于2018年10月22日就此事向南山法院提起过诉讼，南山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开庭审理，上述事实均由我方在前述案件庭审中予以过说明，并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前述案件后因原告原因撤诉。原告在无新的事实依据及证据的情况下再次起诉我方，侵害了我方权利，无形增加了我方的精神压力，属恶意诉讼，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请。综上，本案系原告与周颂之间的债务纠纷，与我方无关，请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我方将保留向原告追偿我方因两次诉讼所支出的交通费、人工费、律师费13000元的赔偿责任。被告周颂辩称，陈善行向我方支付的款项与原告无关。陈善行于2014年4月16日、5月28日及7月11日向我方合计支付468019元。陈善行系我方客户，我方系原告与陈善行之间对接的业务人员，负责国际贸易业务，包括原告诉状中提及的代理埃及进口石材业务。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陈善行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陈善行于2014年6月、7月、8月分三次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埃及石材，经对账，陈善行应向原告支付合计462255元，扣除陈善行于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已向原告支付的合计222225元后，陈善行还拖欠原告码头及运报费合计240030元未支付，原告对此提交了三段录音文字摘要、银行流水记录、应收账款对账单、收款收据予以证明。其中，第一、二段录音文字摘要系陈善行与原告所称其员工李晓佳、邓雨的对话记录，原告称前述录音已在（2018）粤0305民初21670号案件庭审中当庭播放员工手机中的原始载体，现相关员工已离职，故无法在本案提交录音原始载体，其中，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的录音文字整理材料显示，“李晓佳”表示“你欠我们公司46万多，14年至15年付过21万，你把之前给周颂的前，那个银行流水给我……，现在还差24万，你付了1万，还差24万……”，“陈善行”后表示“都是15年打的，都给他了，我15年都没有找他了”及“我就还欠你2万块”，另日期为2018年7月19日的录音文字整理文稿显示，“陈善行”表示“我从头到尾都不知你俩，但是我听你们那个兴海有个老板是收汇率6.8，但是后面是6.4，但是不可能按6.8的吧”，“李晓佳”回应称“不可能的，都是暂定汇率的，现在是有个客户说这个问题么，哪个客户啊”，“陈善行”回应“不是啊，那个朋友说的”及“你找周颂吧”；第三段录音文字摘要显示系周颂与原告主张的其员工于2019年8月8日对话记录，原告当庭播放了前述录音的原始载体，录音中原告员工向周颂表示陈善行于2014年7月15日向周颂转账的95225元，周颂转给了公司，但陈善行另外分5笔合计向周颂转账的428807元，这些金额与公司和陈善行那个业务往来是没关系的吗及转账的款项是跟你合作的另外客户的金额吗？周颂表示没错，并称跟另一家公司也是40多万，兴海那边也是40多万，总共加起来90多万；银行流水显示童静尾号为2702的账户分别于2014年9月15日和2015年7月22日收到陈善行转账的57020元和2万元，童静尾号为6671的账户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收到周颂转账的95205元，并又于2015年2月2日收到转存的4万元，尾号为8971的账户于2017年6月15日收到陈善行转账的1万元；应收账款对账单共三张，显示打印时间为2019年6月19日，显示客户为“云浮市行达石材”，均未有陈善行及其他人的签名或盖章，显示2014年6月、7月、8月的金额分别为238585元、165650元、57020元，其中2014年6月月结账单显示账单还余27360元未收‘收款收据显示客户名称为“行达”，出具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为收到2014年6月的部分运报费1万元。被告陈善行确认第一、二段录音中的人系其本人，但表示其并未在其中承认对原告的欠款，相关转账系其基于与周颂的业务往来按照周颂意思转出，其转账的账户均为私人账户，前述账户转账并不能证明其对原告负有付款责任，且其不认可有关周颂的录音，亦不认可收款收据及对账单的真实性，前述证据均未经过其确认，陈善行另表示其并未于2015年2月2日向童静转账2万元。另针对第二段录音文字整理版中其称“我听兴海有个老板……”这句话，陈善行称其不清楚兴海是具体哪个公司，在前述对话中，并未有人告知其系原告的员工。周颂除对有关陈善行的录音资料不予认可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了确认，周颂表示系其向陈善行提供了童静、朱玲等人的账户，其自原告处收到三份对账单系及收据，并曾当面将对账单交予陈善行要求其签名，但陈善行并未签名。陈善行则对周颂关于对账单的陈述均予以了否认。周颂表示陈善行分别于2014年4月16日、2014年4月18日、2014年5月28日、2014年7月11日、2014年7月15日（当日两次）、2014年12月3日（当日两次）、2014年12月30日、2015年4月17日向其转账319816元、17788元、31203元、117000元、95225元（5万元＋45225元）、6万元（5万元＋1万元）、5万元和2万元，前述转账仅2014年7月15日的合计转账95225元与原告有关，其已于次日将该款项转予童静，其余八笔转账均与原告无关，周颂称其除受原告委托与陈善行成立业务关系外，还受案外人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与陈善行进行相关交易，两项委托业务类型相似，均涉及进出口贸易，原告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邮件截图及邮件附件予以证明，周颂表示相关邮件系前述案外公司与陈善行的对账，业务与原告无关，其与陈善行交易时向其揭露过系受原告及前述案外公司委托交易，但其仅有关于案外公司委托交易的前述邮件证据，其代表该案外公司一般系以邮件或当面方式与陈善行对账。其中，银行流水转账金额及日期与周颂陈述一致，但除2014年4月16日和2014年7月11日收到的转账319816元和117000元显示系由陈善行转出外，其余交易记录未显示对手信息；邮件截图1显示ｈｏｎ×××＠163.ｃｏｍ的账户于2014年6月27日向周颂邮箱发送附件为“小周应收账单”的邮件，前述附件对账单显示抬头为深圳市鸿运行投资有限公司对账单，显示日期为2014年4月23日，记录了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的柜费及码头费，邮件截图2显示周颂于2014年6月30日向997×××＠ｑｑ.ｃｏｍ的邮箱发送附件为“行达清关费单”的邮件，并载明12月和1月清关费用及已于4月16日付319816元，于5月28日付31203元，还欠我司费用117000.5元，该附件抬头仅显示对账单，日期为2014年1月13日，客户为行达，对账单载明的项目日期、摘要费用详细、吨数、备注均与邮件截图1的附件一致，但相关单价自6700元均变更为7000元，另根据书写为附件3的对账单显示客户为达志。原告对前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了认可。陈善行确认银行流水记录的真实性，并称周颂所称的10笔转账均系其转出，但其与周颂已结算完毕，陈善行另确认997×××＠ｑｑ.ｃｏｍ系其邮箱，并认可邮件截图2及其附件的真实性，但不认可邮件截图1及其附件的真实性，其称截图1系案外人与周颂之间发生，与其无关，且周颂提交的邮件截图2的附件对账单并未显示原告任何信息，时间亦与原告主张的交易日期不一致。另根据陈善行庭后提交的流水显示相关转账的时间及金额与周颂庭审陈述一致。庭审中，各方均表示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另表示陈善行成立了云浮市云城区行达石材销售部，企业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前述销售部目前已注销，陈善行系该销售部的负责人，其主张该销售部及陈善行与原告成立合同关系。陈善行则称其系亦个人名义与周颂发生业务往来，相关销售部与本案无关。周颂表示其自2013年起在案外公司兼职，期限并不固定，其除将陈善行向其转账的95205元向原告支付外，其余款项亦均由其向案外公司支付，但周颂并未在庭审规定时间内向法庭提交关于向案外公司支付的流水记录。周颂在庭后另表示其系于2013年6月入职原告处担任业务员，后于2014年8月中旬自原告处离职。另查，原告曾以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陈善行于本院，原告后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8）粤0305民初216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各方对于陈善行通过周颂联系及约定进口石材业务均未有异议，各方争议焦点为陈善行与原告是否成立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及双方是否完成对账。本院对此认为，周颂虽表示其与陈善行交易时向陈善行披露过其系代原告与之交易，但根据现有证据，未显示周颂以原告名义与陈善行沟通接洽，原告虽提交三份对账单，但对账单显示的打印时间为2019年6月，且对账单上均未有陈善行的签名或盖章，周颂虽称其系以当面方式向陈善行交付对账单，但根据周颂陈述，其在原告处任职期间，还在案外公司兼职，二者期间重合，双方委托业务类似，均涉及进出口贸易业务，并且根据周颂提交的关于案外公司对账的邮件记录，案外公司将印有其抬头的对账单发予周颂后，周颂将对账单抬头的案外公司信息隐去后才发至陈善行邮箱，根据前述对账习惯，周颂存在通过邮件与陈善行对账并隐去交易方信息的可能，较符合陈善行关于周颂并未向其揭露过原告的主张；另外，陈善行虽曾向童静等人转账，但前述收款账户均系私人账户，且根据两被告陈述，陈善行的转账系根据周颂指示作出，未有证据显示陈善行知晓前述私人账户属为原告代收性质；对于原告提交的其所称员工与陈善行的录音资料，录音提及的“你欠我公司46万多”系由原告所称的员工提出，且其向陈善行作出前述表述前未显示曾向陈善行告知过身份，陈善行在录音中亦未明确对其与原告的关系及对对账金额予以认可。综上，在陈善行对于周颂关于向其披露过原告及当面交付对账单的主张均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告仅依据未有陈善行签名的对账单、转账记录、周颂个人陈述及录音而主张与陈善行成立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且双方已完成对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本院对于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陈善行支付码头运报费、利息的诉请均不予支持。原告撤回要求被告周颂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深圳市兴海实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063.4元，保全费2107.79元，均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立岸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石浩田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