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104行初225号 原告林钦，女，1969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诉讼代理人杨亚泉，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4座5层至7层。 法定代表人郑章干，局长。 诉讼代理人翁忻、姚成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工作人员。 第三人林宝强，男，195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诉讼代理人张海鹰，女，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系第三人林宝强之妻。 诉讼代理人郑燕娟，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嘉如，女，1930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宝增，男，195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宝其，女，195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宝明，男，1948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宝星，男，1950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第三人林宝和，女，1956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安区。 原告林钦不服被告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钦及其诉讼代理人杨亚泉，被告的诉讼代理人翁忻，第三人林宝强的诉讼代理人张海鹰、郑燕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林宝明、林宝星、林宝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3年5月28日就位于仓山区××镇××单元房屋及××09附属间为王三妹、林继栋颁发榕房权证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为林继栋颁发榕房ＧＣ共字第××号《房屋共有权证》。 原告诉称，原福州市淮安村淮安小巷的一处老宅登记为林继芳（户主）所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号为：闽六字第××号。1993年该老宅被原福州市郊区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拆迁，获得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村××座205单元及××座09附属间安置房。王三妹系林继芳之妻，刘冬梅系林继芳之母，原告系林继芳和王三妹的长女，林莺是次女。现林继芳、王三妹、刘冬梅、林莺均已去世，原告系上述老宅及安置房的唯一继承人。上述安置房交付后一直由原告使用。事后原告得知上述安置房登记为王三妹与林继栋两人共有，经了解，原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在办理上述安置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时，林继栋提交了一份1993年拆迁时原福州市郊区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与王三妹、林继栋共同签订的《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经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及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确认福州市××拆迁指挥部与王三妹、林继栋签订的就原郊区××小巷建筑面积为57.6平方米私产房屋的《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该份《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是经过林继栋私篡改,并提供虚假的《收款收据》，骗取原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将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王三妹与林继栋两人名下（将林继栋登记为房屋共有权人）。案外人林继栋骗取房产登记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房屋所有权人王三妹及继承人原告林钦的合法权益，被告颁发的共有权证错误，应该予以撤销。根据《不动产登记暂定条例》第六条第二款及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区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被告依法对福州市辖区内的不动产行使登记职权。故原告诉请：撤销原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给林继栋颁发的位于仓山区××镇××单元及××＃附属间的《房屋共有权证》（共有权证号：ＧＣ××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受理费。 原告提交证据如下： Ａ1、榕房权证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被告错误将房产登记在王三妹与林继栋两人名下； A2、（2015）仓民初字第3900号民事判决书、（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书，证明法院判决确认福州市郊区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与王三妹、林继栋签订的就原郊区淮安乡小巷建筑面积为57.6平方米私产房屋的《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 A3、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系王三妹的法定继承人，即系诉争房屋的利害关系人。 被告辩称，一、被告依法作出被诉行政行为。2003年4月27日，王三妹、林继栋持《购房证明书》、《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拆迁户回迁安置决算单》、收款收据等材料共同向原房屋登记机构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经审查，其提交的材料符合《福州市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原房屋登记机构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于2003年5月28日为王三妹颁发Ｃ××号《房屋所有权证》，为林继栋颁发ＧＣ××号《房屋共有权证》。被告依法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二、原告的诉请不具有可操作性。1993年11月22日，原福州市郊区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王三妹、林继栋签订《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约定就近安置60平方米房屋一个单元给乙方，安置后乙方享有房屋完全产权；另购杂物间一间7平方米，享有完全产权。原房屋登记机构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根据上述《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将涉案房产登记于王三妹、林继栋名下，为王三妹颁发Ｃ××号《房屋所有权证》，为林继栋颁发ＧＣ××号《房屋共有权证》。首先，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并不意味着涉案房屋完全归王三妹所有。生效民事判决也驳回了原告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王三妹单独所有，并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在王三妹名下的诉请。其次，原房屋登记机构为林继栋颁发ＧＣ××号《房屋共有权证》的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其与为王三妹颁发Ｃ××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具有不可分割性，均属于同一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原告仅要求撤销同一行政行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内容，被告无法对剩余部分，且为生效法律文书不支持的王三妹部分产权单独颁证。再次，根据《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及配套文件，王三妹、林继栋共同安置于涉案房产，未明确每个人安置的部分。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但实践中无法分割无效的林继栋的安置部分，与有效的王三妹的安置部分。最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第1.3.1条，不动产登记应当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即使能够区分林继栋的安置部分与王三妹的安置部分份额，因涉案房产为一个不动产单元，无法进行分割登记。综上，原告的诉请不具有可操作性。且若仅撤销林继栋ＧＣ××号《房屋共有权证》，将导致涉案房产剩余50%的产权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效力相悖。三、生效民事判决未确认涉案房产的物权归属，原告需先就涉案房产的物权另行主张权利。根据生效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拆迁安置协议书中载明的被拆迁房屋原坐落于福建省××××村小巷，为王三妹的配偶林继芳等二人所有，有闽侯县人民政府于1952年3月颁发的闽六字第××号《土地房产所有者》为凭。（因原告未提交该份权证作为证据，故被拆迁房屋的另一共有权人是否为林继芳母亲未知。）根据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第十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补偿”及2011年1月21日起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拆迁补偿的对象是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故，拆迁安置房的产权人应为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林继芳等二人。拆迁安置协议书记载的安置人与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不一致。且生效民事判决未记载林继芳、林继芳父亲的死亡时间，未记载另一共有权人的相关情况，无从判决林继芳等二人权属及继承等法律关系。生效民事判决未就涉案房产的物权关系进行审理、查明和判决，未确认涉案房产的物权归属，原告作为王三妹的遗产的继承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先行明确各自民事权利，并且拆迁单位根据权利人进行安置后，登记机构方可依生效法律文书办理更正登记 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依据： B1、房地产权证明申请登记表； B2、购房证明书； B3、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 B4、拆迁户回迁安置决算单； B5、收款收据； B6、申请人身份证明； B7、缴费、完税凭证； B8、办证相关的其他材料（淮安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三份报告及附件花名册、一份通知单）； B9、房地产转让申报审批表； B10、房屋确权表； B11、房地产权证登记总册； 证据B1-B11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被诉房屋产权登记行为。 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依据为《福州市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第十条。 第三人林宝强述称，一、被告提交的申办产权证内档资料系目前唯一留存的珍贵原件资料，内容客观真实，权利人登记在林继栋、王三妹名下，发证正确，并无不当。因早年淮安地区拆迁混乱的历史原因，2002年12月17日，淮安居委会向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报告》（被告提供）：“经我居研究决定办产权证手续一律按《购房证明书》为准；原拆迁安置户《收款收据》以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财务章为准；《拆迁安置户协议书》和《决算单》以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为准”。鉴此，被告提交的《房地产权证申请登记表》的“附件交验证件”一栏，申办产权证的“1购房证明书、2决算单、3协议书、4收款收据、5身份证”，除了身份证外，均为原件，系讼争房目前唯一留存的珍贵原始资料。其中，《购房证明书》登记在林继栋、王三妹名下；《收款收据》盖有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财务章；《拆迁安置户协议书》、《决算单》盖有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交验证件的效力完全符合《报告》要求。讼争房的拆迁来源系林继栋名下拥有的闽侯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闽六字第××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993年拆迁时，林继栋在世，由其本人与王三妹共同签署《拆迁安置协议书》及其他拆迁资料，被告据此将产权登记在二人名下，登记正确。二、（2015）仓民初字第3900号、（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伪造主要证据，且目前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该案已进入福州市检察院审判监督程序，请求法院依法中止本案审理。首先，上述两份民事判决越权审理了“拆迁安置协议效力”问题，显然错误，该案应属行政案件。行政诉讼法解释（2015)第11条第2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下列行政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然而上述两份判决却依照“民事案件”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行政协议具有行政性和合同性的特点，1993年林继栋和王三妹都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王三妹才47岁，拆迁指挥部工作人员都是由村镇干部及职能机关人员组成，代表的是政府。双方签订协议，是基于指挥部的人员按照规定、程序从土地档案、实地勘察、实地丈量、测算面积等极为复杂过程的基础上经过严格审核把关的基础上签订的，拆迁协议具有行政的权威性，被告根据拆迁协议办理房产证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林继芳（早逝）的祖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灭失，遂王三妹、刘冬梅（林继芳之母）一家寄居在林继栋的祖宅中直至1993年拆迁；拆迁时，林继栋考虑到王三妹、刘冬梅无家可归，遂将取得的其中一套拆迁安置房权利人登记为林继栋、王三妹共有，让王三妹居住至2003年12月去世。讼争房拆迁时，林继芳（林钦父亲）已去世，若真是林继芳名下的祖房拆迁，《拆迁安置协议》的拆迁权利人应填写为林继芳，待领取房产证后，才可根据继承公证变更为王三妹、刘冬梅等继承人；而本案讼争房正因为是拆迁林继栋的祖房，因此拆迁权利人填写为林继栋,据此足以认定讼争房的来源。再次，2018年10月29日原福州市国土资源局《举报件复函》中，详细描述了王三妹的土地登记档案：交验证件均为复印件；其中的《拆迁户回迁安置决算单》中林继栋名字被删减；《购房证明书》“王三妹”名字前有明显模糊痕迹。可见，上述两份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土地证及地籍档案经核实存在明显造假、涂改等重大瑕疵，判决书错以土地证作为定案依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正是因为上述两份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明显、定案证据存在重大瑕疵，遂，2019年11月15日，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榕检民(行)监【2019】35010000339号《通知书》：“关于林宝强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检察监督案，本院已于2019年11月12日决定受理”。目前，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已正式受理并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是否改判尚未定论。请求法院中止本案审理。三、讼争房的产权登记资料由林继栋、王三妹共同亲自办理，对于房产份额的确认系出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物权法》第39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1993年，王三妹与林继栋共同签署、办理讼争房拆迁安置手续，此时，王三妹年仅47岁，身体健康，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房产份额共同共有的确认出自林继栋、王三妹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退一步说，无论拆迁安置来源于谁的房产，林钦仅是王三妹的继承人之一，王三妹未留遗嘱，林钦均无权推翻王三妹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对房产权利的处分或赠与，在被告发证行为并无不当的情况下，无权诉求撤销产权证。综上所述，本案案由为行政登记纠纷，法庭仅需审查被告在办理产权登记档案过程中，程序是否合法、办证资料是否真实有效即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林宝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C1、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祖宅平面图，证明林继栋名下拥有闽侯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闽六字第1029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祖房四至与林继芳的祖宅既不相邻,也不盖在一起；林继栋祖宅全貌，林继芳的祖宅早年灭失，所以王三妹、刘冬梅（林继芳之母）一家寄居在林继栋家中直至拆迁；讼争房拆迁时，林继芳已去世，如果是林继芳的祖房拆迁，拆迁权利人应为林继芳，待领取房产证后，才可根据继承公证书变更为王三妹等继承人；而本案讼争房因为是林继栋祖房拆迁而来，因此拆迁权利人是林继栋； C2、房地产权证申请登记表，证明“附件”交验证件一栏中，办理产权证的“1购房证明书、2决算单、3协议书、4收款收据”均为原件。上述原始档案均系原件，权利人为林继栋、王三妹二人； C3、地籍档案，证明“王三妹”名下《国有土地使用证》地籍档案中，存档资料均为“复印件”，存在明显人为篡改、弄虚作假的痕迹，颁发给王三妹一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在明显的发证错误； C4、原福州市国土资源局《举报件复函》、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淮安居民委员会《通知》、《统一收款收据》，证明1997年，组织安置户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确实是淮安居民委员会。当时居委会的出纳陈由基利用职务之便随意篡改原始资料及收款收据，为王三妹一人颁发土地证; C5、《第期拆迁户回迁安置决算单》、《回迁定位单》、《收款收据》（编号为591110），证明《地籍档案》中人为删减林继栋名字的事实以及系出纳陈由基利用职务之便故意造假； C6、《报告》、《收款收据》（编号为88503、088504），证明2002年12月17日淮安居委会向福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报告》：“经我局研究决定办产权证手续一律按购房证明书为准，……原拆迁安置户收款收据以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财务章为准，拆迁安置户协议书和决算单以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公章为准”。可印证福州市仓山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编号为NO.0088503、NO.0088504的两份《收款收据》（登记林继栋、王三妹二人）真实有效，均盖有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财务章；《地籍档案》的交验材料两份《收款收据》（仅有“王三妹”一人名字）没有加盖“财务专用章”，系虚假、无效材料；原福州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发放补偿费和预收购房款计算单、决算单三份材料均有原件（权利人：林继栋、王三妹），均盖有指挥部公章，合法有效；两份调取自“福州市不动产登记档案馆”的《收款收据》，交款人为林继栋、王三妹，盖有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财务专用章。符合《报告》，合法有效。 C7、录音笔录（光盘），证明2018年4月12日，第三人林宝强与淮安居民委员会主任梁景平的录音资料，梁主任确认“居委会公章管理混乱”、多份由林钦制作、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虚假；2015仓民初字第3900号、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程序存在重大错误：1、所谓的“村长程贞勋、出纳陈由基”现在均已不是淮安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居委会从未委托二人参与诉讼；参与诉讼的授权委托书系原告林钦伪造；林钦恶意串通程贞勋、陈由基二人提供虚假陈述，涉嫌伪证罪；2、居委会没有留存原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的拆迁资料，多份《证明》均不是通过查询原始档案资料后制作；3、林钦诉淮安社区居民委员会、王嘉如等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淮安社区居民委员会一审、二审均未参与诉讼，对涉讼情况毫不知情；二审终审后，梁主任听信林钦所言，仍以为是王嘉如、林宝强等人起诉淮安居民委员会。由此可见，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认定事实完全错误，第三人林宝强已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审该案。 C8、户籍证明，证明1993年，王三妹与林继栋共同签署、办理讼争房拆迁安置手续时，王三妹年仅47岁，身体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C9、福州市人民检察院通知书，证明（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正在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程序审理过程中。 第三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林宝明、林宝星、林宝和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亦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B1-B11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关于林继栋的部分已被生效判决否定，应为无效,且需要强调的是，淮安居民委员会所附的花名册中林继栋、王三妹的单独编号为509号、510号，并非共有的。第三人林宝强对证据B1-B11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A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原登记机构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系根据拆迁单位出具的拆迁安置协议书、安置决算单、发票等办证材料为王三妹、林继栋办理产权登记，登记行为合法；证据A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生效判决仅确认拆迁安置协议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但并未确认该部分份额的产权归属；证据A3无异议。第三人林宝强对证据A1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A2、A3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民事诉讼已在审判监督程序，应等到民事诉讼生效后才能审理本案。 原告对证据C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可证明林继栋的房屋地址在大巷，本案诉争的被拆迁的房屋地址在小巷，两者并非同一房屋；证据C2-C5、C7，在之前民事诉讼中已向法院提供，经生效判决确认了相关证据的效力，认为涉及林继栋的部分系第三人恶意添加，其他无异议；证据C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林宝强的证明对象，应以生效的民事判决的认定为准；证据C8无异议，但是办证都是由拆迁办和村委会统一办理的，王三妹本人未去。且原民事诉讼中村委会也出具证明说明，仅有涉及林继栋的房屋是自己去办理的，所以才有涉及林继栋添加名字的事情；证据C9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未收到该通知，仅是受理，并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被告对证据C1中祖宅平面图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证据C4中仓山区建新镇淮安村委会《通知》《统一收款收据》、证据C5中《收款收据》及证据C7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据C1、C3-C9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这几份证据是为了证明拆迁安置的权利来源于林继栋的房产，但该主张经福州中院（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审查后不予采信。若林宝强对该生效判决有异议，应依法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问题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第三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林宝明、林宝星、林宝和未提交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林宝强证据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A1可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A2系相关民事判决；A3可以证明原告享有诉权。证据B1-B11系被告作出被诉行政登记行为所依据的材料，取得程序和收集方法合法，能够证明本案的相关事实，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人林宝强提交证据C1-C8旨在证明案涉拆迁安置权益系来源于林继栋房产，但其上述主张业经生效的（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否认，故证据C1-C8均无法证明第三人林宝强所主张的证明对象；证据C9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符合中止诉讼的法定事由。 经审理查明，2003年4月27日，原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收到王三妹、林继栋的《房地产权证申请登记表》、《购房证明书》、《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拆迁户回迁安置决算单》、收款收据等材料，经审查，原福州市仓山区房地产管理局认为材料齐全，符合《福州市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由原福州市房屋产权产籍行政主管部门即发证机关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3年5月28日为王三妹、林继栋颁发榕房权证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为林继栋颁发榕房ＧＣ共字第××号《房屋共有权证》，将位于仓山区××镇××单元房屋及××09附属间的所有权人登记为王三妹、林继栋二人共有，其中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9.79平方米，附属间的建筑面积为8平方米，附记记载1993年12月15日拆迁交换受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淮安居民委员会产业。原告林钦系王三妹（2003年过世）之女，第三人王嘉如与林继栋（2006年10月31日过世）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六个子女，即第三人林宝增、林宝其、林宝明、林宝强、林宝星、林宝和。此外，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5）仓民初字第390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福州市郊区淮安拆迁安置指挥部与王三妹、林继栋签订的就原××小巷建筑面积为57.6平方米私产房屋的《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闽01民终238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本院作出的（2015）仓民初字第3900号民事判决，该民事判决于2018年3月14日生效。后第三人林宝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民申417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了林宝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的再审申请。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公告》,自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后,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作为发证机关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该职权变更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即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继续行使，其系隶属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又根据《福州市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规定，原福州市国土资源局不再保留,其职责由新组建的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即本案被告承受。 原告的诉请虽仅是要求撤销原房屋权属证书的核发机关为林继栋颁发的位于仓山区××镇××单元及××＃附属间的榕房ＧＣ共字第××号《房屋共有权证》，但因为原发证机关为林继栋核发榕房ＧＣ共字第××号《房屋共有权证》的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行为，其与为王三妹、林继栋核发榕房权证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具有不可分割性，均属于同一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故本案应审查原核发机关对涉案房屋的整体登记发证行为。同时，因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闽民申4171号民事裁定，业已裁定驳回了林宝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的再审申请，故第三人林宝强提出的中止本案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因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经确认《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中对林继栋的安置部分无效，导致原房屋登记机关依据《拆迁过渡安置协议书》等材料将讼争的拆迁安置房产的产权登记在王三妹、林继栋二人名下主要证据不足，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本案第三人王嘉如、林宝增、林宝其、林宝明、林宝星、林宝和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为林继栋、王三妹颁发的榕房权证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为林继栋颁发的榕房ＧＣ共字第××号《房屋共有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晓红 人民陪审员  施孔娇 人民陪审员  徐苏琳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雷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