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3民终5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所在地：东莞市*********粤丰大厦办公2001、2101号。负责人：陈青松。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志明，广东东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天杰，女，汉族，1964年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县***********，公民身份号码：513************82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玲，女，汉族，1985年9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县***********，公民身份号码：513************82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益华，女，200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县***********，公民身份号码：511************80X。法定代理人：刘天杰，女，系杨益华的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聪、周佩玲，广东旭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黄哲勇，男，汉族，1976年10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恩平市******碧桂园鳌峰鸣翠苑5街5号，公民身份号码：231************01X。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天杰、被上诉人杨玲、被上诉人杨益华、被上诉人黄哲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2民初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事故死者家属即被上诉人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已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调解书，调解协议赔偿金额为64万，赔偿调解书载明64万元中，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处理事故人员费用费用等法定赔偿项目，调解书并已明确调解协议生效后，双方不得再向对方追究任何责任，并且被上诉人已收到相关赔偿款，协议已履行完毕。该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民事契约，属于民事主体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协议内容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依据民法诚信原则，对该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负有信守义务。如果富裕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任意反悔权，无疑鼓励双方当事人不守信用，既不利于民事关系的稳定，也不符合效率原则，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并且被上诉人并未提出撤销之诉，因此该调解协议书应是本案审理依据，原审法院应据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补充协议书，系专为本案诉讼所制作，并不存在于交通事故处理卷宗，该补充协议性质上属于反言。根据禁止反言的规定，不应作为本案审理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有悖于诚信原则，属于鼓励反言应予以纠正。2、涉案事故中，被保险车辆驾驶人黄哲勇事故后驾车逃逸，既未报警，也未报告保险人，是事故三天后保险人得知该车肇事后，代为报警，逃逸行为导致其事故中是否酒驾或毒驾均无法查明。违反了国家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涉及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亦涉及商业险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计付保险金的责任”，本案交通事故因被保险车辆驾驶人事故后逃逸，即不报保险公司，也不报警，导致事故中是否酒驾、毒驾无法查明，亦即事故性质无法查明，上诉人仅需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即可免除赔偿责任。并且，上诉人与投保人在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人车辆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车的机动车或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将上述免责条款在保险单显著位置以黑体字进行了重要提示，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保险单、投保单、批单或者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上述重要提示，应认定上诉人履行了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的提示义务。而且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明确对于保险公司约定如逃逸等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免责条款的要求仅仅是尽到一般提示义务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显然肇事逃逸是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中明确禁止性的规定，并广为宣传为全国人民所知。由此可见，我司对逃逸免责条款只要尽到提示义务，被保险人就不得以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进行对抗。本案被告一黄哲勇为考取驾照多年，并非第一次投保，熟知保险条款约定，且作为多年的老司机，不可能不知肇事后法律禁止逃逸，否则其也不可能在交警队签署64万赔偿款的协议。再次，需要说明的是，人民法院的裁判不仅是当事人定纷止争，而且要用裁判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驾驶人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现场，会发生多种多样的严重后果诸如驾驶人员涉嫌醉驾、毒驾、无证、驾驶员调包等，即使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其违法犯罪证据会消失，导致事故原因性质无法查清，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对受害者产生更大的伤害，如果受害人为自救能力，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导致更大的伤害甚至死亡，或者其会面临来自其他车辆的二次碾压，驾驶人员逃逸现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是难以预估；守在现场，等候处理无论是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还是伤害的救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人民法院应为社会树立这样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论后果有多严重，都不能一走了之，均应守候现场并积极采取救治措施，否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法院判决被告一逃逸仍可在商业三者险获赔，无疑降低了违法成本，实际上怂恿了该类违法犯罪的发生，导致更多效仿，甚至为了掩饰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而故意逃逸，显然与公序良俗背道而驰，那将会产生更要重的社会后果，综上，原审法院就已协议处理完毕的事故赔偿再行审理，并依据反言审理案件，同时损害了上诉人依据保险法二十一条及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具有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被上诉人刘天杰、杨玲、杨益华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以答辩人在交警部门支持下，已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调解书为由而请求原审法院驳回答辩人的起诉的主张是没有依据的。事故车辆在被答辩人处投有机动车商业险，发生保险事故后，上诉人应在保险事故范围内进行理赔，不存在免赔事由。刑事和解赔偿款不能减少或免除承保公司的保险理赔责任，该赔偿款是肇事者为了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从而达到较轻的刑事处罚的目的，本案中受害人家属获得的肇事者刑事和解款属于刑事范畴，不影响答辩人在民事诉讼中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二、我方需要说明交警调解书和补充协议书签署的背景，在发生事故之后，我方与原审被告黄哲勇家属进行多次协商，各方对赔偿的数额有较大争议，赔偿数额多但是在刑事方面不能获得减轻，原审被告家属不同意；赔偿数额少，我方更不同意，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在既保证我方获得以城镇标准相当的赔偿数额和涉案司机能够获得刑事减轻的前提下，双方采用调解书及补充协议书的形式予以处理。这种形式不单止能够保障各方权益，更能化解矛盾，也符合最高院院长指出的既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果的精神。同时，该两份协议书也没有侵害保险公司的权益。从补充协议书第一条显示，在签订协议书时各方都不知道能否索赔成功。另外，根据有关规定，补充协议书是对原合同的补充和变更，如果补充协议书的条款和原合同不一致或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以补充协议为准。该补充协议签订在后，对此条款的适用也应适用该补充协议为准。三、被答辩人主张被保险车辆驾驶人黄哲勇事故后驾车逃逸，违反了国家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涉及保险合同贵的免责事由，亦涉及商业险保险合同的免赔事由，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主张是错误的。驾驶人事故后逃逸，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被答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答辩人虽然不需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但仍应对该免责条款作出提示后，该免责条款才生效，否则不产生效力。本案中，原审被告黄哲勇明确表示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上“黄哲勇”的签名不是其所签。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经鉴定，于2019年6月11日做出了《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答辩人提供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所需检的“黄哲勇”字迹与样本上“黄哲勇”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故，被答辩人主张已对免责条款做出提示是明显不符合情理的。因此，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被答辩人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经交警部门认定，黄哲勇负事故全部责任，杨长军不负事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处理如下：关于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广东中法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可证实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提供的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上的签名并非被上诉人黄哲勇本人所签。故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并履行提示义务，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被上诉人黄哲勇存在逃逸情节为由从而在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交警部门已对本次事故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查明了本次事故发生的经过，确定了本次事故的性质，明确了本次事故的责任，受害人亦提供证据证明其因本次事故所遭受的损害，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最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家属即被上诉人杨玲、刘天杰与被上诉人黄哲勇的妻子签订了《交通事故调解书》，同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本院认为，《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对《交通事故调解书》协议内容的进一步补充，从《交通事故调解书》、《补充协议书》内容来看，被上诉人黄哲勇签订这两份协议是为了取得原审原告方的谅解，64万元赔偿款是被上诉人黄哲勇在保险赔偿外对被上诉人杨玲、刘天杰的赔偿，64万元并不在保险赔偿案件扣除。该《补充协议书》是在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当事人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本院对其法律效力予以确认。故被上诉人刘天杰、杨玲、杨益华仍可以请求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付。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认为《补充协议书》并非本案审理依据，从而应驳回被上诉人杨玲、刘天杰、杨益华的起诉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莉娜审 判 员 冯思华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湘燕书 记 员 王 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