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4民初12369号原告：周效男，女，汉族，1956年2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张培建，男，汉族，1955年11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由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办事处华红社区工作站推荐。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63178864XK。法定代表人：范敏。委托代理人：龚宇星，男，汉族，1989年5月23日出生，住址上海市杨浦区，系被告员工。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地址美国，地址美国得克萨斯州76155，沃斯堡市斯凯维友大道**处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045号淮海国际广场701室。授权代表：CarolineBrownRay。委托代理人：陈健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碧琪，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效男与被告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经审理于2018年1月4日作出（2017）粤0304民初8057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上述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粤03民终1474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7）粤0304民初805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根据被告提出的追加第三人申请追加美国航空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之后于2019年12月1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效男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培建、被告委托代理人龚宇星、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陈健斌、吴碧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一、解除与被告之间的票务买卖合同；二、被告赔偿原告法律诉讼费用和被侵权行为发生期间的经济和精神侵害损失费用共计50634元（包括：1、全额预收的电子机票款8292元；2、原告因交涉退预收机票事宜，多次国内外长途电话费合计2708元；3、被侵权期间原告因精神受刺激，心脏病高血压以及抑郁症等病情复发加重医药费、住院费6500元和精神损失补偿抚慰金12500元；4、原告与被告多次交涉退预售机票遭拒，因年老体弱“航班被变更”转乘时间紧迫，无法赶乘被胁迫变更航班，只得临时自购其他航空公司返程机票价款1560美元折合人民币10140元；5、法律诉讼5次支付费用2500元；6、原告因被侵权侵害进行投诉请求，往返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支付机票、火车票、住宿费等杂费7986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委托张培建在携程网网购往返中国香港至美国孟菲斯双程国际电子机票（一套票4张联票）。被告在网上成功扣款8292元后，顺利出具电子机票，分别是2015年4月8日13时30分至2015年4月8日15时55分，由中国香港飞往美国达拉斯；2015年4月8日21时55分至2015年4月8日23时27分，由美国达拉斯飞往美国孟菲斯；2015年9月29日8时5分至2015年9月29日9时42分，由美国孟菲斯飞往美国达拉斯；2015年9月29日12时10分，由美国达拉斯飞往中国香港。2015年6月14日，被告通知原告要取消原告已付款的9月29日由美国达拉斯飞往中国香港的AA2337航班，当即原告电话联系被告，被告称因为原告在携程网购买的是国际机票，所以携程网有权随时取消原告的国际航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无告知事由情况下，被告擅自取消原告乘坐航班是违法行为，被告强制将原先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8时5分从美国孟菲斯飞往美国达拉斯的AA2337航班变更为9月29日9时42分从美国孟菲斯飞往美国达拉斯的AA5803航班，导致原告转机时间不够，最终未能赶上美国达拉斯飞往中国香港的航班。综上，被告收款交付电子机票后，在未向原告实现告知“有关不能正常乘机重要事由事项”情况下，擅自违约取消原告原乘坐航班，又强制变更原告无法转机赶乘的航班，在原告提出提前退预售票时，又予以拒绝，被告的行为违法违约，故原告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条款规定，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法律诉讼费用和被侵权期间发生的经济和精神侵害损失费用共计50634元。被告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并非是买卖合同关系，而是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与航空公司之间是航空客运运输合同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要求的长途电话费、医药费没有提供相关凭证，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些费用与被告有关，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失费不适用本案服务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也没有约定过精神损失赔偿问题，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述意见称：第一，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我方作为承运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且自始至终原告也不同意追加我方作为第三人或被告参加诉讼，我方仅仅是为了协助调查案件事实才参与到本案诉讼中来；退一步说，即使原告现在向我方追究法律责任，要求我方向其承担损失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第二，事实上我方已向被告提供因原告原预订航班取消而可以改乘相邻时间的其他航班选项，系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沟通问题或原、被告其中一人未及时回复我方从而确认改乘航班的指示，才最终导致原告未按时搭乘我方提供的在2015年9月29日的任何一趟航班，我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三，我方作为承运人已证明为了避免旅客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航班取消而引起的损失的发生，我方已经采取一切可合理要求的措施，因此，根据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我方也不应对因原预定航班取消而引起的原告的损失（如有）承担任何责任。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5日，原告委托其代理人张培建在被告运营的的携程旅行网（网址××）预订了由本案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承运的香港（香港国际机场）至美国孟菲斯（孟菲斯机场）的往返航班的机票套票，订单号为1281837252。该机票套票航班信息为：1、AA138航班，由香港飞往美国达拉斯，起飞时间为2015年4月8日13点30分，到达当地时间为2015年4月8日15点55分；2、AA1267航班，由美国达拉斯飞往美国孟菲斯，起飞时间为2015年4月8日21点55分，到达当地时间为2015年4月8日23点27分；3、AA2337航班，由美国孟菲斯飞往美国达拉斯，起飞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8点5分，到达当地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9点42分；4、AA137航班，由美国达拉斯飞往香港，起飞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12点10分，到达当地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18点。当日，原告预订的上述机票以电子票出票，原告代理人张培建通过信用卡方式向被告支付了该套机票的价款共计8292元，价款包括机票费7393元、燃油附加费40元、机票税859元。原告提供的证据“航班取消通知电子信息”截图显示，2015年6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关于航班变动的通知：您预订的香港-孟菲斯-香港，订单1281837252的机票，由于航空公司原因航班变动，请速致电携程。原告提供的证据“航班变动通知电子信息”截图显示，2015年6月15日，原告收到被告关于变更航班行程的通知，内容：“乘客ZHOU/XIAONAN孟菲斯-达拉斯AA2337更改为：9月29日09：42孟菲斯机场起飞，11：30到达达拉斯的AA5803航班。达拉斯-香港9月29日AA137更改为：9月29日12:20达拉斯机场起飞，9月30日18:00到达香港的AA137航班，祝您旅途愉快。具体事宜我们将在17点前继续与您联系。请保持通话畅通，携程。”被告确认其向原告发送了上述信息。原告主张，2015年6月14日其收到被告关于航班变动通知，通知取消其原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的AA2337航班，其当即致电被告，在与被告工作人员联系中其当时表明被告在未向其事先告知“有关不能正常乘机重要事项事由”情况下，是不能擅自取消其原预购的航班的。但是，被告仍然一意孤行，强制取消了其预定的该航班。原告主张，2015年6月15日，被告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未出具承运方“有关不能正常乘机重要证明材料”要件违约下，并不经其本人同意，强行更改了其原预定的起飞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8点5分到达当地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9点42分的由美国孟菲斯飞往美国达拉斯AA2337航班，将其预订乘坐的该航班更改为2015年9月29日9点42分由美国孟菲斯机场起飞，2015年9月29日11：30抵达达拉斯的AA5803航班。原告主张，2015年6月15日当日，其通过电话联系被告，向被告提出提前退预售票，而被告负责网售国际机票的王姓经理在电话中一再强调因为原告购买的是国际机票，所以被告不但有权强制取消、变更原告网购的国际航班次，同时有权不退预售票、不退款。在本案原一审庭审和本次重审一审庭审时，原告又称，其接到被告的通知后即联系被告，表示不同意航班变动，当时申请了未乘坐航班机票退票，但被告回复原告称买的是套票，不能分割退票，所以其申请全额退票，要求全额退还套票机票款，但被告不同意。本次重审庭审时，原告称其没有向被告提出过另改航班的要求，当被告向其询问美国航空公司给其更改的航班其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的时候，当时其就强调因为年老体胖行动迟缓，时间赶不上，如果有延长两个航班，那么其才可能去，这是其答复被告的理由，并不是主张，其当时的主张是退票，其早在2015年6月14日的时候就已提出退票。被告主张,其没有取消或改变原告预订的航班，其是航空客运机票的代订机票服务提供方，关于机票的所有信息其均是对本案第三人提供的航班信息的转述，其在原告的航班被取消后及时向原告告知了航班变更信息并转达了备选方案，原告不满该方案要求全额退还回程机票款，其联系第三人后被第三人告知航班变动在行程上有相邻航班安排，未对行程造成实质性影响。经第三人确认无法操作全部退款，故其才告知原告返程机票不能退款。被告提交一份携程网的“机票预订须知”。该须知的第3条订票注意事项第3.3.2载明：携程旅行网仅提供票务信息，任何临时发生的航班取消或变动请直接与相关航空公司联系，携程旅行网不承担责任。第5条更改与退票的第5.1.1载明：客票全部未使用：根据各航空公司规定执行退票，有的价格可以退票，有的价格出票后不允许退票，第5.1.2载明：客票部分使用：根据各航空公司的文件执行，分为两种情况：a，减去单程再扣除退票费后退票；b，使用后就不能退票。被告主张，用户使用携程旅行网预订机票，在每个预订过程中都有阅读预订须知的流程，在预订页面有向用户展示该预订须知的内容，该证据证明在原告预订案涉机票的时候，被告已经告知了预订须知的内容。原告称，其预订案涉机票时，预订页面并没有展示被告所称的上述机票预订须知的内容，预订过程中也没有需要约定预订须知的步骤，其并不知晓该预订须知的内容。第三人确认，原告原预订的2015年9月29日8点5分由美国孟菲斯起飞2015年9月29日9点42分到达美国达拉斯的AA2337航班的机票取消，因为该航班被取消，原告原预定的AA137航班起飞时间从2015年9月29日12时10分变更为2015年9月29日12时20分是第三人对该航班时间进行了调整。第三人确认，因原告预订的2015年9月29日的AA2337航班被取消，第三人安排原告换乘当日的AA5803航班，将原告原预订的AA2337航班机票变更为2015年9月29日9:42从美国孟菲斯起飞2015年9月29日11时21分达到美国达拉斯的AA5803航班的机票。第三人主张称，2015年6月，原告原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的AA2337航班被取消，而该取消航班的下一趟航班、即同日9:42-11:30的AA5803航班被安排给原告乘坐，同时原告拟换乘的从达拉斯飞至香港的下一趟航班AA137航班原定于同日12:10起飞，但被推迟10分钟至12:20起飞。随后，原告的旅行代理商（第三人推测是原告所陈述的被告方的王姓经理）联系第三人上海办公室，其表示因为原告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转机，故要求更换原告被安排搭乘的AA5803航班。第三人的接线员提出改至同日7:58-9:44的AA2177航班，该航班从孟菲斯起飞时间7:58仅仅比原告原预定航班的8:05的起飞时间仅提早不到十分钟，因此AA2177航班本来可以极大减少因原预定航班取消而给原告带来的影响，同时又给予原告充足的转机时间来搭乘下一趟从达拉斯至香港的航班。王先生电话里称稍后将和原告沟通后再回复电话。2015年8月26日，王先生回复电话给第三人上海办公室，告知第三人的接线员称原告希望搭乘一趟从达拉斯晚点起飞至香港的航班，而不是改到AA2177航班（即早点从孟菲斯起飞至达拉斯的航班）。第三人的接线员告知王先生，从达拉斯至香港的航线每天只有一趟航班飞行，因此不可能将原告改至同一航线同一天的其他航班。王先生遂告知将和原告再次沟通以后再回复电话，但这一次电话之后王先生就没有再联系第三人。2015年9月29日，原告始终没有出现并搭乘第三人的任何一趟航班。第三人并主张称，其已经采取一切可合理要求的措施（提供换乘其他相邻时间航班的方案），因此根据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其不应对因延误引起的原告损失（如有）承担任何责任。即便其已被法院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且原告主张在国际航空运输中因航班取消产生了损失，因中国（该公约于2005年2月28日获全国人大批准、2005年7月31日对中国生效）及美国均为《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99年5月28日蒙特利尔，简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签署国，且根据《国务院关于决定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批复》[国函（2006）92号]，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也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因此，在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以航空器运送旅客的、出发地点位于美国孟菲斯和目的地位于中国香港的国际运输，也应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规定。而第三人根据该公约规定已经采取合理措施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不对原告因原预订航班取消而引起的损失承担责任。从第三人与被告电话沟通过程中可知，尽管第三人已经提供了换乘其他相邻时间航班的方案给原告，但作为其代理商的被告却始终未联系第三人回复确认更改哪一趟航班，甚至原告或被告本来还可以向第三人针对已取消航班提出退款或兑换现金券的要求，第三人本来也可能会同意此类要求。但最终，无论是原告或被告都没有向第三人提出，并且在2015年8月26日的来电后，被告也未再跟进此事、未再回复第三人确认航班更改方案，故原告未能搭乘第三人提供的2015年9月29日的任何一趟航班，应属于原告或被告或者原告与被告的过错而导致的，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提供了“PNR报告”、《归静洁之声明书》（第三人上海办事处销售主管归静洁的声明书）和上海市卢湾公证处出具的一份《公证书》为证，以支持其上述主张（其中公证书以证明“PNR报告”系归静洁在美国航空公司上海办事处通过内部系统调取出的电子数据证据，公证处对调取过程进行了公证）。被告主张称，其内部系统存储了其客户的疑问、交易和航班记录的数据信息（即“PNR报告”），可以证明其前述主张的事实。原告称，第三人提供的“PNR”报告数据是在公证处公证情况下采集的证据，真实性应当是可以采信的。原告庭审中并称，被告并没有向其告知有AA2177航班的替代方案。原告确认，其没有乘坐第三人提供的2015年9月29日的任何一趟航班，其也没有直接联系第三人以提出相关要求。被告认为，第三人提供的第三人内部系统的记录信息真实性无法核实，且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并没有显示第三人曾于2015年6月14日、15日即航班取消后，有通知被告或者通知原告可以退票。被告称，其已将第三人的航班信息变动信息及替补航班方案向原告转达，第三人提供的后台数据并不能完整反映航班变更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沟通的全部内容。被告主张，其已履行了相关责任义务，已尽到航班取消的通知义务，原告无法正常使用机票是因第三人航班取消的原因造成，并非被告所致，被告无需承担责任。另查，原告主张因被告擅自取消和变更其原预定的航班，侵害其权利，其多次维权，法律诉讼5次支付费用2500元。本案中，原告提供的一份上海长宁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出具的《致消费者的终止调解书》显示，2015年9月2日上海长宁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向原告出具了该终止调解书，内容：“2015年9月2日我委受理了消费者周效男与经营者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关于航空服务的消费争议，现经调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终止调解。特此通知。”原告提供的一份答辩人为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的《答辩状》显示，2015年12月10日，案外人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就原告对其提起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出具该答辩状，答辩主要内容为认为携程旅行网不是其运营并所有，原告对其进行起诉无法律依据。该答辩状内容显示，该答辩状系为提供给本院。经查，该答辩状系本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7907号案件，原告起诉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过程中该案被告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该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790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提供的一份“委托代理人《情况说明》”显示，2016年3月2日，被告向上海市长宁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出具了该《情况说明》，内容：关于周效男反馈的国际机票航班变动事宜，周效男实际关系是与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发生的，由于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均为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范敏，共同为携程旅行网服务，故周效男通过长宁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解书，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是委托携程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参与调解的。此外，原告主张因被告违约侵权造成的其电话费、医药费、住院费、精神损失补偿抚慰、自购其他航空公司返程机票价款、进行投诉往返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支付机票、火车票、住宿费等杂费等各项损失、费用，原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另，本案原一审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并询问，原告明确其本案起诉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其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理作出（2018）粤03民终14749号裁定书，裁定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二重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美国航空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原告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主体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原审应当查清原告原先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美国航空公司A2337号航班被强行变更为AA5803号航班系美国航空公司的单方变更行为还是被告擅自替周效男同意变更而导致的航班变更行为，原审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更换航班违反合同法应就被告存在合同违约进行举证，原审以原告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客观上无法举证证明航班被强行变更的真实原因，为查清本案事实以及分清被告和美国航空公司的责任，本案应追加美国航空公司作为第三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在原审时已提出要追加美国航空公司广州办事处为第三人的请求，原审法院未予处理明显不当，故予以纠正，本案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本案发回本院重审后，原告在其提交的“不同意追加第三人的意见书”、“辩解意见书”、“代理意见”等资料中多次强调其与被告之间系机票买卖合同关系，美国航空公司与本案无直接法律关系。在本案重审庭审时，其陈述的诉讼请求除了之前提交的起诉资料中提出的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款项的请求外，还提出其诉讼请求另一项为要求被告退票、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另查，被告公司登记信息显示，被告经营范围包括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庭审时，本院询问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被告答复其是代本案第三人销售机票，为第三人旅客提供机票预订服务。第三人答复其与被告之间有合同关系，因为时间问题没有找到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本院认为，机票是旅客与航空运输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凭证。旅客通过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企业预订机票，实际是通过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企业与承运的航空公司订立航空旅客运输合同。本案被告是具有国际航线或者香港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企业，其在其运营的网站进行本案第三人航班机票的订票服务，其在本案庭审时也确认其是代第三人进行机票销售，为第三人的乘客提供机票预订，而本案第三人也承认其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以上情况可以推定被告在其运营的网站进行本案第三人航班机票的订票服务是受第三人委托处理第三人的航空运输销售事务。本案中，原告通过被告运营的携程旅行网预订本案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机票，被告为原告办理了机票预订并收取票款，原告预订的机票也已经出票。被告为原告提供订票服务，表面上反映的是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服务关系，实质上是被告代第三人为原告办理订票事务，代第三人与原告订立航空客运合同关系。被告在第三人委托范围内进行的与第三人的航空运输销售事务有关的行为的后果应由第三人承担。因此，本案原告通过被告预定第三人航班机票，该行为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关系一是原告与本案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一是被告与本案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成立机票买卖合同关系，属于认识错误。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本案起诉主张解除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基础，本院无法支持。关于被告是否需要赔偿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在无告知事由情况下，擅自取消其原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的AA2337航班，将原告预订的该航班强行变更为2015年9月29日的AA5803航班，导致其转机时间不够，最终未能赶上美国达拉斯飞往中国香港的航班，被告上述行为违约，侵害其权利，故其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本院认为，原告本案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是被告擅自对其原预定的航班的机票予以取消和强行变更。根据庭审调查情况，被告主张原告原预定的2015年9月29日的AA2337航班变更为2015年9月29日的AA5803航班，是因第三人美国航空公司承运的AA2337航班取消，第三人为原告重新安排搭乘当日的AA5803航班。第三人确认了被告主张的上述事实。被告上述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原告上述主张的被告擅自取消和强行变更其航班的事实不属实，原告根据其主张的上述事实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其请求的理由不成立，没有合法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效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67元（原告已预交1016元），由原告负担，限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补交案件受理费5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焕  川人民陪审员 梁    琴人民陪审员 罗  祝  红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郑媛媛（兼）郭楚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