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7民终49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诚，男，汉族，1958年7月28日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丽，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斌，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谭人凤，男，汉族，1987年3月3日生，住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娟，潍坊经济北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东风东街252号内1楼。法定代表人：王井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玉林，山东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婷婷，山东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鞠卫东,男，汉族，1965年8月2日生，原住江苏省江都市，现住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城南新区。上诉人孙诚、谭人凤因与被上诉人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鞠卫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7）鲁0705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诚、谭人凤上诉请求：1.撤销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2017）鲁0705民初3700号民事判决书中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山挖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挖重工公司）银行流水明细，证据来源不合法，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10月29日由山挖重工公司账户转入潍坊辉煌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款项系上诉人抽逃出资，认定事实错误。上述款项的基本事实是，山挖重工公司筹备成立阶段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向案外人借款，用于交纳土地押金。山挖重工公司成立后，开具转账支票，将借款归还。因此该200万元是正常业务往来，不是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三、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既未抽逃出资，亦未协助他人抽逃出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抽逃出资，并在200万元款项范围内对山挖重工公司不能向被上诉人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另，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来看，被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应当承担基本的举证责任，以证明该200万元款项是公司注册资金且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三股东对该投资具有共同抽逃的故意，或协助他人抽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有误。庭审中，上诉人谭人凤补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是上诉人谭人凤与孙诚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有效，不能以股权转让未经过工商登记变更为由否认其效力，谭人凤已合法有效地退出山挖重工公司。而被上诉人所受让的债权系在谭人凤退出公司之后形成，故对该债权，谭人凤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是一审判决上诉人谭人凤承担补偿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基础。谭人凤既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也不存在协助其他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三是认定股东侵害，前提必须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而被上诉人提供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执行裁定书仅能证明被执行人暂无执行能力，并未提供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有效证据，故被上诉人起诉的前提条件不成就。被上诉人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山挖重工公司转给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系抽逃出资正确，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对抽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原审被告鞠卫东辩称，对上诉状无异议。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分别在各自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014）寒滨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山挖重工公司欠付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的1734044元债务及利息313931.8元（自2014年4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7年8月25日，之后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谭人凤、孙诚、鞠卫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7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寒滨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山东山挖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1734044元及利息（从2014年4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判决生效后，经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因山挖重工公司暂无执行能力，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6）鲁0703执1083号执行裁定书，终结（2014）寒滨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在山挖重工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信息中显示：公司自2009年10月2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均系该公司的股东，分别出资4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其中，孙诚担任董事长、鞠卫东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谭人凤担任监事会主席。山挖重工公司的验资账户明细显示，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均已按时足额出资。2009年10月16日，潍坊精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山挖重工公司的潍精诚会验报字[2009]1486号验资报告一份，载明：“根据章程的规定，贵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由全体发起人于2009年10月16日之前一次缴足。经我们审验，截至2009年10月16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全体发起人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仟万元。全体发起人以货币出资1000万元。”山挖重工公司在工商××××开发区支行的基本账户16×××68的交易流水明细载明：2009年10月29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案外人潍坊辉煌广告信息有限公司账户200万元，摘要注明系“还款”；同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鞠卫东的个人账户200万元，未备注用途；2010年1月25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鞠卫东的个人账户20万元；2010年7月12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孙诚的个人账户93500元；2010年10月19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孙诚的个人账户93378元；2010年11月13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孙诚的个人账户1160元；2012年6月29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转入孙诚的个人账户80万元；2012年7月2日，从孙诚的个人账户又转至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80万元；2014年1月17日，从孙诚的个人账户转至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82071元；2014年4月23日，自山挖重工公司该账户分别转出49万元和43万元至谭人凤的个人账户62×××82内。以上，山挖重工公司的该账户显示转至鞠卫东名下220万元，转至谭人凤名下92万元，转至孙诚名下（分别有5个不同的账户）988038元，但自孙诚名下又转至该公司账户882071元，冲减后自公司账户转至孙诚名下105967元。另，该账户还载明卡号为62×××36的开户名系李某。山挖重工公司在中国银行潍坊福寿东街支行的账户24×××07进出账明细载明：自2012年6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公司账户和孙诚名下的账户转入转出来往账频繁，共计自公司账户转至孙诚账户14100271元，自孙诚账户转至公司账户共计14680000元。2013年11月18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2日，自谭人凤卡号62×××82内分别转给山挖重工公司的财务副总李某卡号62×××36内150万元、150万元、30万元。2014年4月21日，自谭人凤卡号62×××82内转给山挖重工公司的财务副总李某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98）10万元，2014年4月22日，分两笔转给李某该卡50万元、60万元，2014年4月23日转给李某该卡95万元。谭人凤主张上述转款均系山挖重工公司向谭人凤的借款，因李某系公司财务经理，故其卡号为62×××98的工商银行卡为公司所使用，后来公司转给谭人凤的92万元系偿还公司借款，并非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主张的抽逃出资。证人李某当庭陈述，其原系山挖重工公司的财务经理，于2014年6、7月份离开公司，卡号为62×××98的工商银行卡系用其名字开户，但一直归公司用，大金额往来款项全是公司的业务，2014年4月份，因公司贷款已到期没钱偿还就向谭人凤借款，4月21日、22日、23日谭人凤转给其卡号的215万元均系公司的借款，至于是否出具借条并不清楚。另查，在山挖重工公司、孙诚、李某骗取贷款罪一案中，孙诚在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区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山挖重工公司曾经自谭人凤处借过高利贷，金额220万元，后来还了150万元，还差70万云，谭人凤就带人到公司抢了公司的产品，价值达400万元……款项是公司财务副总李某去借的，利息也是她谈的，为4分到5分，最后利息用白条在财务入账……原来的股东是我和谭人凤、鞠卫东，后来他们的股份转给了我和我老婆许爱玲”；李某在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区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系山挖重工公司的副总，分管财务工作，山挖重工公司在银行的贷款有3449万元……每次贷款到期，公司没钱还贷，我和孙诚就借别人的钱还贷款，新的贷款下来后，再还别人的钱……公司曾经借过范恒兰、谭人凤的钱……借款先汇到我工商银行的卡或孙诚工商银行的卡上，再转到山挖重工公司的账上，贷款下来后，马上还了他们……当时山挖重工公司成立时，股东有孙诚、范恒兰、鞠卫东，后来范恒兰、鞠卫东退股，现在股东只有孙诚和他老婆两个人……”。谭人凤提交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其已于2013年7月15日将其持有的山挖重工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了孙诚，其已不是公司的股东。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及孙诚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2014）寒滨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山挖重工公司欠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1734044元及利息。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谭人凤、孙诚、鞠卫东作为山挖重工公司的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否应对山挖重工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分别在什么范围内承担何种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应该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审查认定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关键是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作为债权人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而，由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多以隐蔽方式进行，而且其关键证据，如公司的业务往来账册，包括资产负债表等会计账目均保存于公司内部，故债权人举证事实上存在障碍和困难。根据证据距离理论，谁离证据近，谁就有义务提供证据。因此，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原则上应当由债权人举证，但不宜过于严苛，只要其能举出使人对抽逃出资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的初步证据或有关线索即可，此际，可要求被诉股东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在本案中，山挖重工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登记成立，公司成立时，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均按约定足额缴纳了出资。但在公司成立没几天，即2009年10月29日，自山挖重工公司的账户内转入潍坊辉煌广告信息有限公司200万元，摘要注明系“还款”，与孙诚和谭人凤均辩称的公司广告业务款相矛盾，该事实使人对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产生合理怀疑。孙诚和谭人凤主张该200万元系两公司之间的正常业务往来款，应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但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均未提交山挖重工公司与潍坊辉煌广告信息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合同等存在正常业务往来的证据，也未提供山挖重工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应认定在公司成立之初，转走的该200万元系抽逃资金。孙诚作为山挖重工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鞠卫东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谭人凤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均未举证证明该转入潍坊辉煌广告信息有限公司的200万元系谭人凤、孙诚、鞠卫东中某一人单独抽逃资金行为的情况下，应认定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对此笔抽逃资金系共同故意，故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应在抽逃出资200万元范围内对山挖重工公司不能向债权人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清偿债务的部分共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另，2009年10月29日、2010年1月25日，自山挖重工公司的账户内还分别转入鞠卫东账户内200万元、20万元，均未备注用途。在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已经举出初步证据的情况下，鞠卫东未举证证明该两笔转款的用途并非系抽逃出资，故对于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关于鞠卫东在山挖重工公司成立之初存在抽逃出资行为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鞠卫东作为公司股东，其共计出资金额为300万元，认定其抽逃出资的数额应以其在公司成立时的出资金额为限，即不能超出300万元。故对于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主张鞠卫东抽逃资金金额为420万元中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4年4月23日，自山挖重工公司的账户转至谭人凤个人账户的92万元是否系抽逃资金的问题，谭人凤抗辩该92万元系山挖重工公司偿还谭人凤的借款，在山挖重工公司、孙诚、李某骗取贷款罪一案的公安局询问笔录中，山挖重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诚以及财务负责人李某均陈述山挖重工公司曾经自谭人凤处借过款项，李某的工商银行账户归公司使用，结合谭人凤提交的银行卡转账明细，2013年11月、12月份，2014年4月21日、22日，自谭人凤卡多次转入李某工商银行卡内多笔款项，金额远远超出92万元，对此，李某亦已出庭作证系公司所借谭人凤的款项，庭审时，孙诚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认可公司曾经自谭人凤处借款，且2014年4月23日已距公司成立四年之多，以上反驳证据综合认定，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主张2014年4月23日公司转给谭人凤的92万元系抽逃资金，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主张孙诚另行单独抽逃出资105967元，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提交的系山挖重工公司的银行账户与孙诚的银行账户往来流水账明细，从流水账明细看，两账户之间转入转出账频繁，孙诚抗辩其名下的多个账户均由公司控制使用，从山挖重工公司在工商××××开发区支行的基本账户流水账看，自2010年7月12日至2014年4月23日期间，山挖重工公司的账户与孙诚的账户转入转出冲减后，自公司账户转至孙诚名下105967元；但从山挖重工公司在中国银行潍坊福寿东街支行的账户进出账看，自2012年6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期间，自孙诚账户转至公司账户的款项要多于公司转给孙诚名下的款项，冲减后自孙诚账户转至公司账户579729元；结合以上山挖重工公司的两个账户流水账明细，自孙诚账户转至公司账户的款项要多于公司转给孙诚名下的款项。故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以此流水账主张孙诚单独抽逃资金105967元且孙诚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混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谭人凤和鞠卫东现是否仍系山挖重工公司的股东问题，孙诚仅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二人已将股份转让，但因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均未提交相关书面的证据，且山挖重工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载明现股东仍为谭人凤、孙诚、鞠卫东，故虽然谭人凤主张其已将股权转让给孙诚，但因其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复印件，且一审庭审时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和孙诚均不予认可，故对谭人凤的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对于鞠卫东的抽逃出资行为，孙诚和谭人凤予以协助，故其要求谭人凤、孙诚、鞠卫东对于各自的抽逃资金相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鞠卫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抽逃出资220万元范围内，对山东山挖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向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清偿的1734044元债务及利息（自2014年4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7年8月25日的利息为313931.8元，之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谭人凤、孙诚、鞠卫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在抽逃出资200万元范围内，对山东山挖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不能向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清偿的1734044元债务及利息（自2014年4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7年8月25日的利息为313931.8元，之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中鞠卫东此项承担共同补充赔偿责任的限额为80万元）；三、驳回潍坊建昌劳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18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8184元，由谭人凤、孙诚、鞠卫东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孙诚提交：证据一、2009年9月16日山挖重工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记账联一份，证明山挖重工公司在办理工商登记前向案外人范恒兰借款280万元。证据二、2009年9月16日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出具的结算收据一份，证明山挖重工公司向案外人范恒兰借款280万元用于交付土地押金。证据三、案外人范恒兰出具的借款收据一份及支票存根联两份，证明山挖重工公司成立后将280万元分两笔归还给范恒兰，其中支票号为17756003的支票存根与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中的支票号一致。进一步证明各上诉人未抽逃出资，而是公司在履行还款义务。证据四、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出具的建设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曾于2009年9月16日收到了付款人为范恒兰的280万元转账汇款。证据五、范恒兰于2009年9月16日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范恒兰在2009年9月16日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电汇支付的280万元款项性质，系替山挖重工公司交纳的土地保证金。证据六、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出具的结算收据记账联一份，证明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依据范恒兰的证明向山挖重工公司出具了280万元土地保证金的结算收据，该记账联与上诉人提交的山挖重工公司收据联相吻合，足以证明该款项的真实性。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山挖重工公司曾于2009年9月16日向范恒兰借款280万元用于向潍坊滨海开发区财政局交纳土地保证金，此后山挖重工公司向范恒兰归还280万元借款，系正常业务往来，通过山挖重工公司账户转给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系山挖重工公司向范恒兰还款中的200万元转账支票所对应的款项，不是股东抽逃出资。经质证，上诉人谭人凤对证据一、二、四、五、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三表示不清楚。被上诉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上诉人对证据四、五、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范恒兰曾代山挖重工公司交纳过土地保证金，但不能证明山挖重工公司转给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系偿还的该笔款项。原审被告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五、六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认证如下：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外人范恒兰于2009年9月16日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转账280万元，代替山挖重工公司交纳土地押金。但支票号为17756003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中载明的出票日期为2009年10月28日，收款人为空白，出票日期与案外人范恒兰出具收款收据的日期即2009年11月3日不吻合，亦无证据证明案外人范恒兰将上述支票背书给辉煌广告公司，且上诉人孙诚的该主张与其一审的陈述即“该200万元款项是公司成立之初用于公司筹备期间的广告、开业等事项”不符，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转账支票系山挖重工公司偿还的案外人范恒兰的借款。上诉人谭人凤提交：证据一、范恒兰2009年9月16日银行流水一份，证明山挖重工公司借款的事实。证据二、范恒兰2009年10月12日银行流水一份，范恒兰出借款项给山挖重工公司，用于筹备公司成立，证明上诉人谭人凤没有抽逃出资的动机和必要。证据三、范恒兰2009年12月31日银行流水一份，范恒兰出借200万给山挖重工公司用于经营，证明山挖重工公司不断充实运营资本，没有损害债权人的权益。证据四、谭人凤与孙诚于2013年7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涉案债权确认时，谭人凤已合法有效退出山挖重工公司。经质证，上诉人孙诚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只能证明范恒兰代山挖重工公司交纳土地押金；对证据四不予认可，该协议未经工商机关变更登记，对外不产生效力，即使转让股权，也不能免去谭人凤在公司成立之初抽逃出资的责任。原审被告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认证如下：证据一与上诉人孙诚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外人范恒兰与山挖重工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三与本案无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证据四的股权转让协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二审查明，对于山挖重工公司转至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孙诚主张系在山挖重工公司成立之初用于公司筹备期间的广告、开业等事项，上诉人谭人凤主张系广告费或者还款；二审中，上诉人孙诚主张该款项系山挖重工公司以200万元转账支票的方式偿还范恒兰的借款，范恒兰将上述支票流转后，最终由辉煌广告公司在银行兑现转账。上诉人谭人凤主张，山挖重工公司借辉煌广告公司的资金，用于偿还山挖重工公司借范恒兰的280万中的200万，山挖重工公司转至辉煌广告公司的200万元系山挖重工公司偿还的辉煌广告公司的借款。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案件应当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是山挖重工公司支付给辉煌广告公司的案涉200万元是否系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二是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关于山挖重工公司支付给辉煌广告公司的案涉200万元是否系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问题。对于山挖重工公司支付给辉煌广告公司的案涉200万元，两上诉人否认系股东抽逃出资，上诉人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的支付是基于正当事由，但通过两上诉人一、二审的举证及陈述看，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效证明各自的主张，且两上诉人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两上诉人的陈述亦不一致，在两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山挖重工公司是基于正当理由支付给辉煌广告公司案涉200万元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山挖重工公司的三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并判令其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维持。两上诉人关于一审对此认定错误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被上诉人系外部债权人，两上诉人系公司股东，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距离理论将山挖重工公司支付给辉煌广告公司的案涉200万元是否系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两上诉人，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孙诚、谭人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4元，由上诉人孙诚、谭人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霞审判员 尹臣正审判员 李金桦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杨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