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民终21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场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商铺。经营者：赵何莲，女，197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心瑜，广东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红旭，女，1968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楚平，广东山外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华，广东山外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左红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4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经营者赵何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心瑜，被上诉人左红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楚平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改判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无须向左红旭支付75420元及利息；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左红旭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定“根据原告已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合计向被告或赵何莲账户转账92598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总金额的组成是错误的，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并未实际收到92598元。实际上，在左红旭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从左红旭账户中支出的以下五笔款项，收款人均不是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2017年11月2日的500元;2017年11月13日的两笔9999元；2017年11月27日的2000元；2017年11月29日的100元。以上五笔款项合计22598元，是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支付的。根据左红旭银行流水显示，该五笔款项流入的对方账号为“4000040519*********”（以下简称“7315账号”)，该账号并非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账号，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并没有收到上述款项。据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了解，其中2017年11月13日发生交易的两笔9999元是左红旭支付给案外人苏永镇（苏永镇同为“完美”公司直销的工作人员）。7315账号并非属于特定某个人的账号，而是属于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账号，左红旭通过微信向他人支付均是通过该账号实现。为了验证这个现象，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亦同时打印了自己名下账户的银行流水，其中通过微信向多人支付的款项，对方户名均显示为7315账号，而无法区分实际收款人是谁。一审法院以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认可2017年10月31日的微信收款数额1000元作为前提，错误将7315账号认定为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个人账户，是缺乏生活常识以及缺少对腾讯微信账户的了解所造成的。2、原判决第三页认定“……由于该借据为双方结算后由赵何莲出具的，赵何莲提出此款包括了15000元……现被告欠原告95000元……”是事实认定错误。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实际收款金额为80000元。原判决认定左红旭合计仅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赵何莲转账92598元，而赵何莲向左红旭出具的借（收）据合计95000元，也就是说，赵何莲超出实际收款金额向左红旭出具借据。这种情形完全不合常理。更何况左红旭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赵何莲转账的金额远远没有92598元。根据左红旭提供的付款流水显示，其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支付最后两笔款项（10000元与12500元）的日期是2018年1月29日，该日期之后再无付款。而赵何莲是于2018年3月19日出具8万元的借据，根据生活常理，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已近两个月未收到左红旭的货款，双方已进入结算对账阶段，15000元的货款已包含在剩余的80000元货款之中。实际上，对比左红旭在一审中提交的三张收（借)据，载明金额为1300元及15000元的两张收据的内容上并未出现“共”字，分别表述为“今借到小左1300元人民币”与“今借到壹万伍仟元订货用”。而金额为80000元的借据：“今借到左红旭人民币订货共捌万元整”上一字之差就体现了双方结算的意思表示。15000元的货款已包含在对账结算后的80000元当中。一审法院错误将对账结算的货款80000元认定为95000元，完全违背了事实与常理，损害了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合法权益。3、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者赵何莲收到左红旭的预付款项后，已实际向左红旭交货，并将交货情况记录在赵何莲的账本中，左红旭也在该账本中备注，表示认可收货情况。在一审庭审中左红旭也认可了账本中的关于提货的字迹系其字迹。但由于该账本原件在一审开庭前就被左红旭强行夺去，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无法提交作为已交货的证据，左红旭也承认账本由其保管。第一次开庭后左红旭补充提交了账本，但撕下了其中大部分的提货记录拒绝向法庭提交。目前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仅存账本中剩余内容的复印件，导致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无法就交货的事实充分举证。左红旭拒不提交关键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账本即为证明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向左红旭交货的证据。4、本案中实际购物经过：左红旭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提供其母亲黄敏云的身份信息及银行账户信息，要求以母亲黄敏云的名义向“完美”公司申请开购物卡，由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向“完美”公司下单。左红旭代其母亲黄敏云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付款后，由“完美”公司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发货，相应的消费记录和积分就会显示在黄敏云的购物卡上。因黄敏云利用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平台购物能享受优惠，“完美”公司直接将折扣金打入黄敏云账户。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认为，左红旭并未实际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者赵何莲支付92598元款项，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赵何莲实际收款金额远远没有92598元。原判决错误将腾讯微信账号认定为赵何莲的收款账号是认定事实错误的。同时，原判决认定赵何莲出具的借据金额合计95000元（即超出收款金额向左红旭出具借据）是不符合事实与常理的。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己实际交付等额价值的货物，左红旭系无理抵赖。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原判，支持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左红旭口头答辩：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一审前后共开庭三次，事实都是经过确认的，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不仅与左红旭有这种情况，与其他客户也有，其至今还在躲避法院传票、不接电话。左红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归还左红旭76720元及利息（从起诉日开始按照年息6%计算至付清为止）；2、判令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左红旭在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处购买物品，有时左红旭先预付款项给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并由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向左红旭出具一式两联的借据。出具借据后，借据的存根联由赵何莲持有，客户联则由左红旭持有。双方结算后，左红旭将客户联借据交还赵何莲。现左红旭持有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于2017年4月30日、12月28日、2018年3月19日分别出具借款1300元、15000元、80000元，合计96300元的客户联借据，扣除赵何莲归还的19580元，请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偿还76720元。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2017年4月30日的借款1300元，赵何莲已于同年11月还清。对于其余款项，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坚持其已将货物交付给左红旭，左红旭予以否认，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另查明，根据左红旭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证实，左红旭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通过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银行POS交易、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方式，合计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或赵何莲账户转账92598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庭上双方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左红旭在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处购买物品过程中，有时是左红旭先预付款项给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并由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向左红旭出具一式两联的借据。双方结算后，左红旭将其中的客户联交还赵何莲。现左红旭持有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于2017年4月30日、12月28日、2018年3月19日分别出具借款1300元、15000元、80000元，合计96300元的借据提起诉讼，该院作如下分析：对于2017年4月30日的1300元，双方确认此款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已付清，故对左红旭请求的此笔款项，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左红旭请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归还2017年12月28日的15000元，左红旭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可以证实，当天左红旭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转账15000元，故该院予以支持。对于2018年3月19日的借款，根据借据内容“今借到左红旭人民币订货共捌万元整，借款人：赵何莲，金额（大写）捌万”，该借据由赵何莲书写并在该借据上捺手印。赵何莲承认该借据为其亲笔所写，是双方结算后书写的，但认为该金额包括了2017年12月28日的15000元。由于该借据为双方结算后由赵何莲出具的，赵何莲提出此款包括了15000元，但无向法庭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故该院予以（注：笔误，应为不予）确认。现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欠左红旭95000元，扣除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已归还19580元，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仍应偿还左红旭75420元。对于左红旭请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对于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提出，其已用左红旭母亲的卡号购买货物及已向左红旭提供了货物的抗辩理由，由于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购买货物后是否交付给左红旭，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故该院不予采纳。但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可在有证据证实其向左红旭提供了货物时，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一、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应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左红旭75420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左红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859元，由左红旭负担15元，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负担844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判决是否错误。根据法庭上双方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左红旭在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处购买物品过程中，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左红旭预付订货款项给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出具一式两联【存根（黑）联、客户（红）联】的《收据》，其中存根（黑）联由赵何莲收执，客户（红）联交左红旭收执。双方结算后，左红旭将其中的客户（红）联交还赵何莲（但赵何莲认为在双方结算时因左红旭说找不到2017年12月28日15000元《收据》的客户（红）联故没有收回该客户（红）联）。现左红旭持有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经营者赵何莲于2017年4月30日、12月28日、2018年3月19日分别出具借款1300元、15000元、80000元，合计96300元的3张《收据》客户（红）联，认为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在收到上述订货款后一直未交货，要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退回订货款及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开始按年息6%计算至付清为止）。对于2017年4月30日的1300元《收据》客户（红）联，因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此款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已付清，故原审对左红旭请求的该笔款项不予支持正确；对于左红旭请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归还2018年3月19日的80000元及2017年12月28日的15000元，左红旭提供了其支付该两笔订货款后赵何莲出具两张《收据》的客户（红）联，赵何莲承认该两张《收据》为其亲笔所写，但认为2018年3月19日的80000元包括了2017年12月28日的15000元在内。因赵何莲未为此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本院对赵何莲该抗辩不予采信并确认左红旭向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支付了订货款95000元（80000元+15000元），扣除左红旭自认的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已归还19580元，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仍应偿还左红旭75420元（95000元-19580元）；对于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提出已向左红旭交付了货物的抗辩理由，因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未能为此举证，本院同样不予采信；对于左红旭请求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及《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八条第二款“合同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处理”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85.5元，由浈江区活丽百货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庄少山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罗稀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