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6民初13283号原告：谭书敬，男，197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丽、赵濛，均系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希俭，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华，系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汤政军，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告谭书敬诉被告周希俭、汤政军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书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丽、赵濛，被告周希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华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汤政军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逾期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谭书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7日，被告周希俭作为甲方，原告与被告汤政军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成立项目公司以开展预付卡等业务。原告作为介绍二被告认识的中间人，于2013年年底后未再参与该项目业务的开展，而由被告汤政军负责项目公司广州银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合公司”）业务系统的开发和运营管理。2015年1月1日，被告周希俭作为甲方，原告与被告汤政军作为乙方，签订了《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1.终止联名卡业务；2.乙方愿意无偿继续配合预付卡申牌业务，对完成及完成时间不作要求；3.乙方全力配合申请互联网支付申牌，尽最大努力在2015年7月31日前促使银合公司获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证；4.将银顺通业务从银合公司剥离，由汤政军另行设立的广州银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顺通公司”）运营。关于费用承担，该协议第八条、第九条明确约定，由汤政军以个人借款方式承担全部费用，其中包括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的互联网支付的申牌费用（该费用因未实际发生，预计了200万元）；并由汤政军以其实际控制的银顺通公司向银合公司购买专有资产。因未在2015年7月31日前获得互联网支付许可证，原被告三人于2015年8月1日就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期间申牌费用的确认、承担及支付事宜进行了协商，确认实际产生的申牌费用为4741037.52元，并由汤政军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被告周希俭付款。基于此，银合公司法务起草了《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原告在确认补充协议条款未要求其承担任何债务的情况下进行了签字。然而，后因被告汤政军未向被告周希俭履行付款义务，周希俭遂将原告及被告汤政军诉至越秀区人民法院，原告认为根据签署的《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设定的权利义务条款，原告无需承担任何付款义务。然而越秀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谭书敬未在该备忘录上签名，但备忘录载明汤政军是其授权代表，即使不存在授权的关系，谭书敬与周希俭签订《补充协议》时候，亦已知晓该备忘录的存在，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并据此认为原告对汤政军以个人借款形式承担的费用负有共同偿还义务。至此，原告才知晓签署《补充协议》可推定原告知晓《备忘录三》的存在，并因此而导致《备忘录三》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而实际上因原告未参与项目公司的实际运营，既无人通知原告参加《备忘录三》的签署会议，原告也未授权任何人参加此次会议，更无人将《备忘录三》内容告知原告,原告在签署《补充协议》时根本不知道《备忘录三》为自己设定了义务,更加不知道签署《补充协议》会构成对《备忘录三》的追认,仅仅以为《补充协议》就是对《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中未能明确的申牌费用的补充约定,其中提及的《备忘录三》根本与原告无关,所有的债务始终是按照《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的约定由汤政军一人承担。基于前述重大误解，原告直到收到（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民事判决，才知道“签署《补充协议》构成对《备忘录三》的追认”这一严重违背原告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为此，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8月1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以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告周希俭辩称：我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同时请求依法追究原告谭书敬滥用诉权的责任，事实理由如下：本案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依法应当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就同一事实和诉讼标的产生的争议已经由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同时一审判决后原告谭书敬由于不服一审判决，已经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本案已于2019年3月25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案号为（2019）粤01民终462号），2019年9月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驳回谭书敬的上诉，二审受理费由上诉人谭书敬承担。在本案过程中谭书敬向贵院隐瞒了前述案件（越秀法院和广州中院的审理）仍在诉讼过程中这一重要事实，且在本案中，谭书敬的诉请实质上属于否定前述的裁判结果，属于明显的重复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法的解释第247条之规定，被告周希俭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谭书敬本案项下所有诉讼请求，同时追究原告谭书敬隐瞒重要事实、滥用诉权的责任。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7日，周希俭作为甲方，谭书敬、汤政军作为乙方，就共同投资并运营第三方支付的公司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由于谭书敬、汤政军未能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完成义务，2015年1月1日，周希俭作为甲方，谭书敬、汤政军作为乙方签订了《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就联名卡业务、预付费卡申牌、互联网支付申牌及银顺通业务后期运营十五进行约定。2015年3月9日，就《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中债务偿还事宜，周希俭的授权代表余磊、汤政军、谭书敬的授权代表汤政军、广州银顺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汤政军签订了《关于约定债务的偿还事宜备忘录（三）》。2015年8月1日，周希俭作为甲方，谭书敬、汤政军作为乙方，就双方在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申牌费用的确认、承担及支付事宜签订了《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另查明，因原告周希俭与被告汤政军、谭书敬、广州银顺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第三人广州银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广东道和投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合同纠纷一案，2018年4月24日，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民事判决，认定：周希俭与汤政军、谭书敬签订的《合作协议》、《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有周希俭代表和汤政军、广州银顺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名确认的《关于约定债务的偿还事宜备忘录（三）》均是上述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判后，因谭书敬不服（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9月6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粤01民终462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书面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再查明，本案谭书敬提交的证据中，除（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民事判决外，其余证据均在上述案件中作出审查认定。本院认为：谭书敬以重大误解为由主张撤销2015年8月1日其与周希俭、汤政军签订的《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由查明的事实可知，该协议共三页，每页均有谭书敬亲笔签名确认，谭书敬主张其在签署该协议时并不知道协议所涉的《关于约定债务的偿还事宜备忘录（三）》为自己设定了义务，也不知道签署该份协议会构成对备忘录三的追认。然而，《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在表述该协议签订背景的“鉴于”部分第（2）条即载明：2015年3月9日，甲方代表（即周希俭）及乙方（即谭书敬和汤政军）就原协议中债务偿还事宜签署了《备忘录（三）》。该条款明确表述了备忘录三签订的时间、主体和涉及的内容，谭书敬理应知晓其是与周希俭、汤政军共同就原协议中债务偿还事宜签订备忘录三的签约一方。此外，《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第一条即载明：《备忘录（三）》第3条约定申牌相关费用的结算……乙方（即谭书敬和汤政军）应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甲方指定的收款公司广东道和投资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申牌费用。可知，《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为谭书敬设定的权利义务明显涉及备忘录三的约定，并在备忘录三的基础上达成。综上，谭书敬主张其在签署《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时并不知道协议所涉的备忘录三为自己设定了义务，也不知道签署该份协议会构成对备忘录三的追认，理据不足。《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是（2017）粤0104民初19659号案、（2019）粤01民终462号案审查的重要证据之一，该两案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谭书敬未提供新证据证实《重述及修订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存在依法可撤销的事由，其主张撤销该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谭书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730元，由原告谭书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翼人民陪审员  关东英人民陪审员  杨国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裴育书记员郑苗璇黄颖            判决书于2020年 月 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