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9864号原告：广州市黄埔区三仁行酒类商行（个体工商户），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荔香一街********。经营者：邓世超，男，1976年2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乐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华，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英，广东高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div>法定代表人：何文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运宽，广东海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市黄埔区三仁行酒类商行与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市黄埔区三仁行酒类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华，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运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剩余货款919557元，并支付自2017年8月2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利率四倍计算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返利费用24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16年开始，原告作为被告的经销商，经销被告的沙士饮料。通过银行汇款、转账、刷卡等方式一共向被告支付了货款2115161元，但被告仅交付了1195604元的货后，一直以货物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为由，拒不交付剩余的货。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绝交付。原告认为，被告不按约定交付货物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剩余的货款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要求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本案双方交易惯例并不要求“送货单每单必签”，应由原告就其打款给被告后长达两年时间里，催告原告发货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如其不能举出充足合理的证据证明其长期催告被告发货，应驳回其所有诉讼请求。而不应按传统买卖合同纠纷，由被告举证证明发货货物已由原告签收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一）本案本质上属于因科技进步引发的新型经济案件，不宜使用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希望法庭能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认真考量本案与传统经济案件的不同，为了说明此问题，在此举两个例子：1.关于银行转账类案件：此类案件，从前法院的审理方向是：只要原告能证明原告账户有款项流向了被告账户，被告必须举证证明其收取该款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按照此审理思路，造就了大量冤假错案，此后人民法院及时调整思路，此类案件不再由被告承担收取该款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举证责任，而是规定由原告对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认为其向被告付款原因是向被告购买货物，则由原告就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原告不能举证证明买卖合同存在，则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如原告主张系转错款项，则由原告就转错款项后采取的救助措施进行举证，比如向银行求助，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等，如原告不能举证，同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餐饮服务类及电商类案件：电子支付出现之前，人们进餐饮店饮食，遵循的是“餐钱两清”的交易习惯。食客给餐饮店支付现金，食客把餐饮店提供的食品吃光，事后均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如果食客过十天回餐饮店说自己当时给餐饮店支付了现金，餐饮店未提供任何食品供其进餐，那么快餐店也可以耍赖说我根本就没收过你的钱，你有什么证明我收过你的钱？因为食客向餐饮店支付现金，也未留下任何证据。但是电子支付出现了，双方的举证平衡已经被打破，对食客来说，电子支付使其举证支付了餐费轻而易举，而餐饮店要举证已被食客吃光的食品存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如果有食客根据其微信支付记录，支付宝支付记录，说其数月来连续向快餐店支付餐饮费，但实际上餐饮店从未向提供过任何食品，并就此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仍然按照传统的买卖合同纠纷，将已经向食客提供等价足额食品承担举证责任，分配给餐饮店，并让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敢说，全国所有的餐饮店将全部倒闭。同样，如果京东和天猫店的消费者，将自己连续向某商家的京东旗舰店，某商家的天猫旗舰店的支付记录作为证据提起诉讼，如果法院要求某商家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消费者提供了等价足额商品，被告同样敢说，该商家也将很快倒闭，因为事实的情况是，快递小哥分发快递，并没有要求做到所有商品必须由消费者本人亲自签收。事实上还存在很多匿名网购的现象。上述两例，足以说明两个与本案息息相关的问题：第一、每个行业均有其特殊的商业惯例；第二、由于科技进步、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打印银行转账交易流水对转账人而言，易如反掌，这给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就像上述列举的第二例，如果仅凭银行流水，就按照一般买卖合同的举证规则，给被告分配举证责任，事实上是违背本案的交易惯例的。本案双方交易的商品属于快消品，快消品的特性决定了生产厂家向经销商送货的频次，远远高于一般商品（该送货频次仅略低于电商，但远远高于一般商品）。事实上，经销商自己也无法预计哪一种饮料在哪个时段会比较畅销，这就决定了快消品的经销商随时会向生产厂商要求补货，如果要求生产厂家配送的快消品“送货单每单必签”，客观上根本不具操作性，也会浪费掉生产厂与经销商之间大量无谓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实际上，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快消品全球巨头，他们在国内与经销商的交易惯例，同样也不要求对送货单“每单必签”。关于这一点，如法院认为必要，可向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中国相关片区负责人予以求证。被告可以提供相关联系方式。二、被告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以及被告与所有经销商之间的交易惯例是：被告配送的货物，并非每单必签，经销商们确认收货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电话等所有方式。双方交易当时遵循的是公序良俗和商业道德。为此被告已经获得10位经销商出具的《与香雪亚洲公司的业务运作流程》10份，该10份情况说明，经销商们均确认了2018年底前（即原告被人恶意诉讼前），被告向各经销商送货时，并不需要每单必签的交易惯例。同时，被告曾向贵院申请延期举证，但未获贵院许可，因此举证时间不足，如果时间充分，被告可以拿到几乎所有经销商的《情况说明》上百份来证明“被告送货给经销商并非每单必签”这个交易惯例的存在。为了弥补举证时间上的不足，被告已向法院提供了被告2016年的经销商名录26名，2017年的经销商名录24名，2018年的经销商名录102名，2019年的经销商名录105名，上面的绝大部分均有联系人和联系电话，被告恳请法院或逐一走访或随机抽查，以印证“被告送货给经销商并非每单必签”这个交易惯例的存在是否属实。因为，如果这样的商业漏洞被本案别有用心的原告利用成功，其他经销商在利益驱使下难免群起效尤，等待被告的，将是破产的悲惨命运。恳请法院为被告主持公道。三、原告的起诉，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民事诉讼应当遵循日常生活经验。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第64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这两条司法解释中，最高院两次提到了“日常生活经验”。本案当中，原告的起诉及其所述“事实”，明显违背客观真实和日常生活经验。首先，原告自己做的也是小本生意，其日常运作资金也不过区区数十万元。其如何有能力向被告支付200万元而未获得任何货物长达两年之久？并且长达两年时间不做任何催告？其二，即便原告有可以长达两年不用的富余资金200万元，双方合作并非一天两天，如果没有对被告诚实信用的高度认可，其又如何可能向被告预付200万元巨款？既然被告合作期间均遵守诚实信用且赢得了原告的巨大信任，被告又如何可能瞬间变成赖账之人？无论怎样，被告作为上市公司香雪制药的子公司，比一般非上市公司，会更注意社会形象和遵守商业准则。四、从被告向物流公司支付的物流运费请款明细，足以推定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足额的货物。（一）经被告仓管及物流公司仔细核查：被告从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总计向原告发送货物126409箱，因此向物流公司支付了155291.24元运费。也就是说：原告一方面收取了被告12万箱货物，被告为此12万箱货物还支付了高达15万多元的运费，时隔两三年后，原告又起诉被告要回当初支付的货款200多万元之巨，如果这样的官司也能赢，试问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如果都不讲诚实信用，严格从法律意义界定：原告提供的“徐爱春”、“黄宝琴”、“阮振光”等人的付款，均非原告的付款，均与本案被告无关。（二）被告向物流公司支付的运费，形成于历史，无法伪造，物流公司为此也出具了相应《情况说明》，而被告提供的送货单，可以物流公司的送货请款明细一一对应，证实了被告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均已向原告配送完毕，只不过由于交易惯例使然，形式上确实存在有部分送货单签收缺失的情形。但被告提供的证据链，足以推定被告送货单上载明的货物，均已向原告配送完毕这一事实。五、由于被告应诉不当，（2019）粤01民终7060号案民事判决虽已成为生效判决，但被告已依法提起民事再审程序，相信省高院将对该案的错误判决依法予以纠正。况且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每个案件均有其独立的证据和事实，前案判错，对后案并不具有约束力。六、原告起诉款项，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案属于快消品，其诉讼时效，应参照人身伤害及拖欠租金的最短诉讼时效一年。补充答辩意见：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冲销量的汇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A、冲季度销量，一般应该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即每年的第3、6、9、12月才会出现集中汇款给被告的情况，以达到完成季度销量的目的。B、如果冲年度销量，应该在12月大量地突击给被告汇款，以达到完成年度销量的目的。C、每个季度的汇款金额刚刚好完成季度销量，因为多余的款项，留到下个季度汇款，对下个季度完成季度销量更有保障。但本案原告的实际汇款情况，全都不符合上述A、B、C规律，详述如下：（一）经整理，原告的实际汇款情况如补充证据三，从该表看来，原告实际完成季度销量目标的只有两个季度，即2016年第四季度及2017年第一季度。2016年前三季度，均未完成季度销量，那么，这些汇款，与冲季度销量完全无关，更与冲年度销量无关，原告不可能是能掐会算未卜先知的神仙，不可能在前三季度就预计到了年底无法完成年度销量（况且实际上2016年并未完成年度销量，因此冲年度销量说法更无从谈起）。据此推理：实际情况应当是2016年前三季度原告所采购的所有货物均已收齐。否则原告如何能解释在该年度前三季度持续向被告汇款的情况？如果一直未收齐货物，这样持续性汇款，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吗？（二）再来看实际完成情况的2016年第四季度及2017年第一季度，此两个完成季度销量的季度汇款，同样不符合上述冲销量的ABC三个特征当中的C特征。2016年第四季度，双方签订的销售目标为186000元，实际汇款金额为519364元，高出季度目标值333346元，超出部分接近目标值近两倍，显然，该333346元，与2016年四季度销售目标无关。而多汇款这333346元，原告仍然未完成2016年度销售目标，可见其与年度销售目标也无关。既然如此，在被告尚欠其货物未足额发货的情况下，该333346元，不是应该留到2017年第一季度再汇款更合理吗？万一，2017年第一季度，就差333346元未能完成季度目标怎么办？再来看2017年第一季度，双方约定的销售目标值278288元，原告实际汇款371030元，同样超出销售目标值近10万元，同样不符合冲季度销量的汇款特征。由此亦可以推定：2017年第一季度前的所有货物，原告均已经收齐。否则原告在未收齐前期货物的情况下，持续向被告汇款，目的何在？钱多得没地方存放吗？这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吗？二、从原告最后几笔订单，可以推理原告所有的货物均已经收齐。根据被告提交的补充证据二：原告在2017年4月6日、5月8日、5月16日、6月19日、7月1日、7月29日、8月2日向被告汇出7笔汇款，金额完全相同，均为6800元，该7笔汇款，实际为被告当时所做的一个促销活动，即采购“金典沙示汽水325ML×12瓶每箱”200箱送6箱同类商品的“促销套餐”。众所周知：但凡促销商品，必然有两个特征：一是因为滞销，二是因为应季，才需要“促销”，被告有何理由将本已大量备货却滞销的商品扣着不发？这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吗？其次，对于应季商品套餐，如果原告一直未收到促销商品，有何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7次向被告采购？需要说明两点：1、由于促销商品利润很薄，需要满足最低起运条件500箱，故上述7批促销商品，均按照惯例发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经营者伍淑浣）。由原告前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自提（详见被告补充证据三）。从上述分析可知：至少在2017年8月2日前，即原告向被告采购最后一批促销商品6800元套餐之前，其所有货物均已经收齐，否则，其采购这些促销商品，何须再向被告付款？直接主张在先前已付款但未收货的货款中抵扣，不是更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吗？2、2017年4月后，原告被被告取消经销商资格，由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代替其成为经销商。故原告的所有销量，均计入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的总销量，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可以据此获得季度和年度返利，加之原告从2017年4月起采购量锐减，已经无法满足500箱单独运输的条件，因此其2017年第二第三季度的货物，大部分均送达给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由其分销给原告。故被告自己记载的送货记录，有部分货物是直接送达给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顺达经销部。此部分货物价值为68250元。三、本案的起因，是被告原先选定的天河区经销商（包括原告），存在非法占有被告财产的故意，且销量多季无法完成，原告取消其经销商资格，因而怀恨在心煽动天河区其他分销商提起的恶意诉讼。被告全国共有100多位经销商，除了被解除经销商资格的原告及其他被原告等煽动的其他天河区分销商外，全国再无其他经销商提起诉讼，也从一个侧面可以推理被告已经向原告交付了所有货物。也因为如此，被告从2019年2月起，不得不将天河区的经销商资格授予黄埔区的商家广州曾翔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地位于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车管所**，详见补充证据四）。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双方就原告作为被告产品区域经销商事宜达成协议，销售产品为被告制造或授权代加工厂制造的并以其商标销售的包装饮料产品，经销区域为天河地区流通渠道；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合同第三条约定：2017年第一季度1-3月的销售额目标分别为129749元、60027元、88512元，第二季度4-6月的销售额目标分别为132893元、211528元、383642元，第三季度7-9月的销售额目标分别为444750元、405244元、375784元，第四季度10-12月的销售额目标分别为103230元、94098元、69088元，年度销售目标为2498545元。合同第五条约定：原告应于被告送货到仓库后当场立即验收货物数量、品种、包装，并于送货单上签章确认。如果原告验收结果与结算单据所载内容不符时，原告应在送货单上注明，并在货到后48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待被告确认后由双方协商解决。合同附件《销售合同附件一》第一条约定：被告向原告给予季度优惠、年度优惠及破损补贴。优惠标准如下：（1）季度优惠：完成季度目标，以订单金额的6%为季度优惠；（2）年度优惠：完成全年目标，以订单金额的2%为年度优惠；（3）年度破损补贴：以订单交易金额的1%作为破损补贴。优惠计算方式：(1）客户实际完成目标100%及以上，则以实际完成计算优惠；(2）客户实际完成目标80%-99%之间，则实际优惠扣减20%。计算优惠公式为：实际完成金额*优惠比例*80%；（3）客户实际完成目标低于80%，则不予支付优惠。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2017年共向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115161元，并提交了《支付货款明细表》列明货款的支付时间及数额。被告主张原告该期间向其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241161元，并提交了《回款清单》列明货款的支付时间及数额。《回款清单》显示，原告在2016年共向被告支付货款1749311元，2017年第一季度共向被告支付货款41万元，2017年全年共支付货款491850元，2016年至2017年合计支付货款2241161元。经本院核对，双方提交的统计表记载的货款支付时间及数额基本一致，仅有一笔存在差异，被告主张的已支付货款较原告多了一笔，为2016年7月29日支付的126000元。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其向被告支付了2115161元的货款，被告仅向其交付1195604元的货物，而请求被告返还未交付货物部分的货款。因被告确认其收到的货款数额还超出原告主张的其支付的货款数额，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回款清单》中确认的货款支付时间及金额予以采信，认定原告已向被告支付的货款数额为2241161元。原告提交了其制作的《到货明细》。该明细表显示，被告在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8月2日期间共向原告交付货物1195604元。本院询问原告制作该明细表的相关依据，原告表示没有相关单据，其统计是基于当时的记载，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单据不完整。被告提交了124张订货单。订货单显示的收货日期为2016年1月6日至2017年5月10日，部分“收货人签字/盖章一栏”有刘林、徐爱春、刘宏、李宏、刘勇、刘兵、胡兵、王友平、李勇、李林等人的签名，部分订货单“收货人签字/盖章一栏”为空白。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提交的订货单上的签收人并非其司仓库人员，原告仓库的收货人为邓泽峰、陈吕成、吴华本、杨建宁；部分订货单中有徐爱春签名，徐爱春系原告经营者的配偶，经确认徐爱春并未签收过任何一笔货物；订货单中日期为2016年9月30日的就有24张，且承运人为同一人员，却有五辆车辆，明显不符合常理；原告怀疑被告提交的订货单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单方制作。原告另提交了2016年3月8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7月28日、2017年7月2日的订货单（送货单），证明其公司负责签收的人员为邓泽峰、陈吕成、吴华本、杨建宁。经本院审查，被告提交的订货单中，部分订单的“收货人”一栏签名显示为“徐爱春”。但从外观看，徐爱春的签名字迹并不一致，明显由不同人所签。本院询问被告对此有何解释，被告表示其提交的订货单绝大部分系实际收货人所签，比如收货的仓管、负责卸货的叉车司机等，至于其中是否存在某张订货单系徐爱春本人亲笔签名，其不确定。本院询问原告，按照其提交的数据，被告在2016年年度结算时就已经欠货物40万元，原告有无向被告提出过异议。原告表示其一直有向被告的业务员李建成催货，被告断断续续有发货，但是没有发完。本院询问原告，在被告存在大额货物未配送的情况下，其仍向被告支付货款的合理性，原告表示这在商业合作中基于被告处于的地位是正常的，经销商有时要配合供货商。原、被告双方确认双方于2017年8月26日终止合作关系。原告于2019年8月20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向其退回未交付货物的货款919557元。原、被告双方确认，季度返点是完成销量的6%，每个季度单独结算，折算成货物交给物流公司配送给经销商；年度是在季度销量的基础上另加2%，也是折算成货物，具体折算成哪些货物需要经销商确认。原告确认2016年度已经结算，2017年第一季度没有结算。被告辩称2017年第一季度已经结算，并有返点。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即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已向原告足额配送货物；二、如未足额配送货物，被告应向原告返还的未配送货物的金额应如何认定。关于被告是否已向原告足额配送货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原告主张被告并未足额配送货物，其一直有向被告的业务员李建成催货，被告断断续续有发货，但是没有发完，并表示基于在商业合作中被告处于的地位，其在被告未足额配送货物的情况下继续向其支付货款是配合供应商的正常行为。被告辩称其已足额配送货物，部分有订货单签收，但双方的送货并非“每单必签”。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自2016年1月起存在交易往来，结合被告提交的《回款清单》及原告提交的《到货明细》来看，原告主张被告未足额配送货物的价值在2016年年底即达到了40余万元。但2017年以来，原告仍有继续向被告支付货款，原告主张其在该期间有向被告进行催货，但其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直至2019年8月20日才通过《律师函》向被告要求返还货款，此时距离双方结束合作关系也有近两年时间。原告作为正常的商业主体，如果被告欠付大额货物，而原告在此情况下仍持续向被告支付货款的行为，显然有违常理。其次，经本院核对，原告在《到货明细》中确认的被告已向其交付货物中，部分货物的交付时间、产品名称、数量、单价均与被告提交的部分订货单中显示的收货日期、产品名称、数量、单价完全一致。该部分一致的订货单中，收货人签名包括徐爱春、刘林、刘勇、胡兵、李勇、李林等人。结合《到货明细》、订货单及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其一，被告向本院提交上述订货单的时间是在原告提交《到货明细》之前，故原告提出的被告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而制作的主张，依据不足；其二，原告主张订货单的签收人并非其司员工或原告经营者的配偶，但对于《到货明细》与订货单一致的签收记录，原告也未提交该部分货物的订货单证明签收人另有其人；其三，关于原告提出的2016年9月30日的订货单就有24张的问题。经审查，该24张订货单的开单日期虽为2016年9月30日，但具体的发货日期并不完全一致，故原告提出的同一日期订单存在同一承运人不同运输车辆不符合常理的质疑亦不成立，故本院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告所称的其仅收到被告货物1195604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最后，原告提交的订货单中部分签收人为“徐爱春”。从外观看，徐爱春的签名字迹并不一致，明显由不同人所签。被告对此的解释是绝大部分订货单系实际收货人所签，比如收货的仓管、负责卸货的叉车司机等，至于其中是否存在某张订货单系徐爱春本人亲笔签名，被告表示不确定。对此，本院认为，交付货物时核实签收人的身份并如实签名确认，是商事交易中交付货物的基本要求。被告提交的订货单存在同一签收姓名不同字迹的情况，对于签有“徐爱春”的订货单，被告自身亦不能确认是否是徐爱春本人所签，不符合正常商业规范，故被告提交的订货单亦不能完全反映其已交付了货物。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供货方，理应秉持商事主体应有的谨慎，规范公司内部管理流程，保留有效的送货凭证，以证实其已经履行供货义务。现被告不能提交有效的送货凭证证实已经完成供货义务，其所提交的订货单中，存在部分订货单收货人处没有人签收或徐爱春的签名存在多种笔迹，无法确认真实性，故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考虑到原告的付款金额远远高于其自认的收货金额，故被告抗辩原告未如实确认其收货金额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根据付款金额与争议送货金额的比例确认原告实际收货金额，超出部分予以返还。关于返还款项的具体数额，按合同约定，原告先付款、被告后发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院认为，原告未收到货物金额在已付款金额的30%的限额内是合理的，在该限额内未收到货物的，供货方负有举证责任，未能举证的，应返还相应的款项；而未供货金额超出该限额的部分，则有违常理，不应予以采信，故超出30%部分应视为原告已经实际收货。具体到本案，原告2016年总计付款1749311元，自认收货966904元，未收货部分782407元（1749311元－966904元），超出了30%，不具有合理性，超出部分257613.7元（782407元-1749311元×30%）应视为原告已经收货，即原告实际收取被告货物1224517.7元（966904元+257613.7元），故被告在2016年度应返还货款金额为524793.3元（1749311元-1224517.7元）。原告2017年总计付款491850元，自认收货228700元，未收货部分263150元（491850元-228700元），超出了30%，不具有合理性，超出部分115595元（263150元-491850元×30%）应视为原告已经收货，即原告实际收取被告货物344295元（228700元+115595元），故被告在2017年度应返还货款金额为147555元（491850元-344295元）。2016年至2017年共计应返还货款为672348.3元（524793.3元+147555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未提供货物已逾合理期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据此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双方于2017年8月26日终止合作，原告请求自2017年8月27日开始计算利息损失，本院予以照准。因双方未就利息损失计算标准进行约定，现原告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息计算标准应为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关于原告主张的返利费用。根据合同约定，完成季度目标，以订单金额的6%为季度优惠。原告在2017年第一季度共向被告支付货款41万元，已达到合同约定的季度销售目标，故被告应向原告返利24600元(41万元×6%)。被告主张其已向原告交付了该返利对应的货物，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现原告请求被告向其支付返利费用24600元，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广州市三仁行酒类商行返还货款672348.3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672348.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8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以672348.3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付清款项之日止）；二、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广州市三仁行酒类商行支付返利费用2460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市三仁行酒类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41元，由原告广州市三仁行酒类商行负担2472元，被告广州市香雪亚洲饮料有限公司负担10769元。（原告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并同意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桂江人民陪审员  李少芳人民陪审员  张文寅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谢思琪附：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