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2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鑫锋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法定代表人：王志宁，执行董事兼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宁，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天，男，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邬元忠，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和盛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谭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昱，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修婧涵，北京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凯东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法定代表人：王树义，董事长。上诉人珠海市鑫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和盛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盛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凯东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东公司）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114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和盛公司的诉讼请求；三、判令和盛公司承担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律师费2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一、关于公司法人拟制人格。公司法人是拟制人格，非自然人。一审判决将和盛公司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偷换成自然人侵占返还财物纠纷，将公司法人等同于自然人，逻辑上是荒谬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完全错误的。二、关于公司所有权、经营权和诉权。公司财产所有权属于全体股东，公司经营权和诉权基于所有权的股东决议和授权，由自然人以公司的名义行使。发生股权转让时，受让股东仅对受让的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基于受让财产所有权而产生的经营权和诉权。对受让前属于前股东、前前股东的公司财产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基于他人所有权而产生的经营权和诉权。一审判决认为，受让股东对受让前属于前股东、前前股东的公司财产均享有所有权，对属于前股东、前前股东的经营权和诉权也同样享有。这种认定在逻辑上是混乱和荒谬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完全错误。三、关于案涉财产所有权。案涉款项往来发生在2013年10月18日。根据粤外经贸资字[2013]117号批复和珠备通外字[2013]第1301185979号备案登记通知书，截至2013年12月9日，案涉公司的股东分别为鑫锋公司（占股1.93%）、泛亚国际有限公司（占股90%）[泛亚国际有限公司是王志宁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公司，由萧光代持股权]、珠海市文华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股1.07%）、珠海市秦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占股1%）、珠海市新远大建材有限公司（占股1%）。案涉往来款的所有人是上述股东。上述股东委派的董事在一审开庭时均到达法庭门口等待出庭作证，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也申请了上述董事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以未在举证期内申请为由不予准许。而一审判决的依据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该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一审判决依据与不准许理由相矛盾，程序违法。四、关于案涉公司经营权。公司经营权是基于公司财产所有权的股东决议和授权，由自然人以公司的名义行使的。公司资金使用和往来方式是公司经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案涉的两家公司是和盛公司和鑫锋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王志宁，王志宁在两家公司的经营过程中采取的资金相互支持和往来是公司经营自主权的表现。根据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的光大银行资金流水，从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12月6日，鑫锋公司转给和盛公司资金19笔，金额22,837,841.65元，和盛公司转给鑫锋公司资金32笔，金额17,511,000元，余额5,326,841.65元。因后来香港上市被骗原因，两家公司的资金支持和往来至今没有结算，侵占不知从何而来？五、关于案涉资金往来原因。案涉资金的往来原因是，和盛公司因经营需要计划上两条生产线，并与凯东公司订立了合同，之后和盛公司因经营需要要求提前完成，凯东公司赶不及，就提出将单交给天津市大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泽公司）做，大泽公司要求先款后货，现金支付。和盛公司同意，但资金困难，该款由鑫锋公司代付。大泽公司收到款项后按合同要求做了两条生产线，其中一条生产线已经安装和交付使用，一条生产线因和盛公司征地不成功而搁置。上述资金往来是为了平账，之前有董事会决议同意，之后有全体董事和合同具体经办人到达法庭门口等待出庭作证。案涉资金往来的性质是两家公司间的资金相互支持，属于公司经营自主权的范围，与侵占没有关系。六、关于新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威国际）受让股权。新威国际受让股权与本案相关的过程有：（一）由萧光设立一家离岸公司，泛亚国际有限公司将股权全部转让给萧光设立的这家离岸公司。（二）新威国际同时设立一家离岸公司，名称为冠亿环球有限公司。（三）萧光设立的离岸公司将股权全部转让给冠亿环球有限公司。（四）买方管理账目的开始日期是2013年12月31日。（五）先决条件完成日（并购上市和正式交接日期）为2014年5月2日。（六）买方受让的公司财产只是经买卖双方委托的香港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核实列账的公司财产。以上内容表明，新威国际受让后只是对买卖双方确认的属于转让范围内的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而非对公司转让前属于前股东、前前股东的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买卖双方如果对受让的公司财产有争议，也只能是股权转让纠纷。该纠纷已经由新威国际以恶人先告状的形式在香港法院提出。七、关于新威国际欺诈。2014年5月2日实际交接后，买方实际占有和控制了卖方包括和盛公司在内的全部资产。按照协议，新威国际应支付5.5亿港币对价。该公司先以现金支票、可转股债券方式代付，之后将其中3亿港币票据以打折支付方式转付给其他人，再后拒付全部剩余票据。王志宁为此向香港廉政公署报案，廉署已于2018年7月24日拘捕该司执行董事梁志辉，同时搜查并扣留了买方与此次交易有关的财务和电脑资料。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进行中。八、关于本案诉讼的性质。本案是由新威公司以和盛公司的名义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是新威国际欺诈行为在大陆的延伸和继续。其性质是恶意诉讼，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为此请求法庭判令和盛公司承担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所支付的全部律师费用。综上，和盛公司的起诉和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程序上，其起诉应予驳回。在实体上，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为此提起上诉请求，请求判如所请。和盛公司辩称：一、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一审不予准许的程序合法。（一）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上诉状中关于“一审法院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程序违法”的法律依据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原文为：“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该条是关于缺席判决的规定，而非关于传唤证人的规定。（二）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程序合法。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应当在一审的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既未在一审的举证期限内提出申请，且本案也并不具有法院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不予准许证人出庭作证是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的。（三）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申请出庭的证人分别为杨建茹、李宁、李杨。其中证人杨健茹为王志宁的妻子、王天的母亲；证人李宁为王志宁的襟兄、王天的姨夫、证人杨健茹的姐夫；证人李杨为王志宁的姨甥、王天的表兄、证人李宁的儿子。三名证人均与王志宁、王天存在亲密关系，会影响作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二、一审判决认定的案由仍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非自然人侵占返还财物纠纷。（一）王志宁、王天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占行为。王志宁在任和盛公司董事长期间，与王天（时任和盛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利用其控制公司的地位，与凯东公司签订虚假合同，虚构公司债务，恶意转让公司资产，为己所有，使和盛公司的公司财产遭受巨大损失。鑫锋公司为和盛公司股东，且为王志宁一人独资公司。王志宁利用间接的关联关系，通过虚假合同，把和盛公司的财产转移至其个人名下，拒不返还，构成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占行为。（二）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侵占行为严重损害和盛公司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二十一条及第一百四十九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规章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志宁实质上是通过关联关系侵占和盛公司财产，从而损害和盛公司的利益，也即其实施的侵占行为严重损害了和盛公司利益。一审法院通过审理认定其存在利用职务之便的侵占行为从而认定其损害和盛公司利益，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正确。本案案由仍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非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所称偷换成了自然人侵占返还财产纠纷。三、本案一审关于和盛公司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事实认定正确。（一）本案的一审原告为和盛公司而非新威国际。因此本案是由公司财产权受损的公司直接提起的诉讼，而非新威国际以和盛公司名义提起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二）和盛公司作为财产权益直接受损的主体有权提起诉讼。王志宁、王天利用职务之便将和盛公司财产非法转移至王志宁实际控制的鑫锋公司名下，王志宁通过将鑫锋公司与其个人财产混同等手段，侵占和盛公司的财产，严重损害了和盛公司的合法权益，也即和盛公司是财产权益受到直接侵害的主体。和盛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享有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且和盛公司为本案中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侵害的主体，因此，有权作为原告向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之诉，即和盛公司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四、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经营权和诉权不享有直接的权利，和盛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经营权和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和盛公司作为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股东只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制度的核心在于股东的财产权与公司的财产权相分离，股东以投入公司财产为代价获得公司的股权，公司对公司财产拥有独立所有权，公司经营权不受公司股东变更的影响。因此，和盛公司财产之所有权、公司经营权和诉权均归和盛公司独立享有，并非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所称“由和盛公司的全体股东享有”，包括王志宁在内的新旧公司股东仅享有资产收益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管理者的选择权等股东权利。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所提出的“发生股权转让时，受让股东仅对受让的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基于受让财产所有权而产生的经营权和诉权”实际上是将和盛公司的财产与和盛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相混同，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以此为由否认侵占行为的存在，是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和盛公司向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起本案诉讼，并请求赔偿损失，是基于和盛公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和盛公司当然具有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五、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的光大银行资金流水不能反映两公司间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全部资金往来，和盛公司与鑫锋公司间的债权债务为零。首先，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的光大银行资金流水没有反应两公司间在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全部资金往来，和盛公司向鑫锋公司支付的6笔共528万元的转账记录均未体现，一审中和盛公司在质证时已一一列明且提供了转账凭单为据。其次，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的光大银行资金流水已注明仅供参考，并非银行加盖红章的汇款凭单，不能作为实质证据。最后，和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和盛公司、王志宁及鑫锋公司三方2013年12月31日的《债务转移协议》作为证据，可以证实和盛公司与鑫锋公司在2013年12月31日的债权债务为零。六、案涉484万元现金并非和盛公司与鑫锋公司间资金相互支持。（一）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之间为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利用股东、高级管理人身份进行的虚假交易。王志宁原为和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天原为和盛公司的总经理。王志宁任董事长期间以和盛公司名义与凯东公司前后分别签订两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两份《PC钢棒生产线控制系统设备合同》，同时向凯东公司出具一份《代收款说明》。首先，鑫锋公司与凯东公司约定先付款、后签订合同，违背了商业惯例。其次，前述两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除签订时间不同，内容完全一致，《PC钢棒生产线控制系统设备合同》亦是如此。最后，案涉484万元现金最终分三次转入鑫锋公司账户中，凯东公司并未实际收取该笔款项且未实际履行前述合同约定的出货义务。由此可见，和盛公司与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之间并不存在基于该四份合同而产生的真实交易，实际上是王志宁、王天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假交易，恶意转让和侵占和盛公司的财产。（二）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大泽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支付484万元现金给大泽公司的行为不存在事实及法律依据。三者间没有签订合同变更协议，仅有和盛公司与大泽公司间的两份往来函件，及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间的往来函件，三方没有达成一致变更协议。且前述函件皆属于王志宁操纵公司所出具的，内容表意不明，不能够充分表达和盛公司的真实意思。和盛公司与大泽公司的函件中约定484万元的合同款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商业惯例，也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在一审中亦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鑫锋公司代为向大泽公司支付484万元现金的事实。综上所述，和盛公司、大泽公司、凯东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承继关系及合同关系，鑫锋公司代和盛公司向大泽公司支付484万元现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案涉484万元现金往来性质并非两家公司之间的资金相互支持，而是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和盛公司财产的行为。七、一审法院认定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应当为其损害和盛公司利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及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王志宁、王天在任和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和盛公司财产484万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鑫锋公司是王志宁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王志宁、王天均在该公司任职，且作为案涉款项最终占有人，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之间必然存在意思联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就侵占和盛公司484万元财产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八、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与新威国际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新威国际为和盛公司后续投资股东香港泛亚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新威国际内部事情、投资，和盛公司是否存在欺诈，亦或新威国际在香港法院提起的诉讼，均基于新威国际与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股权转让事宜，但本案的争议点为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侵犯和盛公司之财产权，二者无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且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关于本案是恶意诉讼的观点仅为其个人猜测，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前述理由均不能否认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存在侵占和盛公司之财产的行为。九、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主张和盛公司承担其律师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律师费与导致败诉的行为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双方并非事先合意约定引起纠纷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本案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败诉方承担律师费的案件。综上所述，和盛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侵占和盛公司484万元公司财产是客观事实，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和盛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原审第三人凯东公司述称，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和盛公司对凯东公司代收代付均无异议，且无新证据提交，认为本案争议与凯东公司无关。和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赔偿和盛公司484万元；二、判令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赔偿和盛公司占有财产期间的利息671,953元（暂计至2016年2月11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三、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锋公司在2014年4月22日前的股东为王天（占股10%）、王志宁（占股51%）、杨建茹（占股39%）；自2014年4月22日后为王志宁一人作为股东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王志宁任该公司为法定代表人，并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王天为该公司监事。王志宁与王天二人为父子关系。鑫锋公司原为和盛公司的控股股东，现仍为和盛公司的股东。王志宁原为和盛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但于2015年4月27日被和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免除上述职务及身份。王志宁自认，其在2014年5月2日前直接和间接持有和盛公司股份97%以上。王天原为和盛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但于2015年6月23日被和盛公司董事会决议免除该职务。2013年4月25日，和盛公司作为需方与作为供方的凯东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约定：需方向供方采购一套“PC钢棒生产线”，价款为106万元。2013年4月27日，和盛公司作为甲方、凯东公司作为乙方签订《PC钢棒生产线控制系统设备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PC钢棒生产线控制系统设备”，价款为136万元。2013年5月10日，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又分别签订《工矿产品订货合同》、《PC钢棒生产线控制系统设备合同》，该两份合同分别与双方在4月25日、4月27日签订的上述合同内容相同。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的价款总计484万元，各合同款项均约定为分期支付。其中，和盛公司签订两份《工矿产品订货合同》的委托代理人为卫志强。和盛公司主张，上述四份合同均是王志宁利用其担任和盛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以和盛公司的名义签订的虚假合同。2013年10月18日，和盛公司向凯东公司一次性转账484万元，并备注交易用途为“往来”。和盛公司提供的该笔转账的内部《用款申请单》显示：付款原因为“付天津凯东机械款”，领导批核一栏里的签名为王天所签。和盛公司为印证该签名的真实性还提供了其与王天的《劳动合同》的上王天签名字迹予以比对。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用款申请单》及《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两份证据上王天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表示不清楚，但未申请对该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和盛公司向凯东公司转款的当日还向该公司出具《代收款证明》委托鑫锋公司代收凯东公司款项484万元。凯东公司也于当日按照上述证明的要求，将当日收到的484万元分三次转账至鑫锋公司。和盛公司主张，上述《代收款证明》是王志宁操控和盛公司作出的。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该和盛公司及凯东公司提供的《代收款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可鑫锋公司收到凯东公司转账的484万元。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还主张，上述484万元源自王天给和盛公司的500万元借款，并提供王天向和盛公司转账的银行凭证。该银行凭证显示，王天于2013年9月9日向和盛公司转账500万元，并备注为借款。和盛公司则提供其于2013年9月12日向王天转账500万元的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其已偿还了王天的500万元借款。和盛公司提供的其内部《用款申请单》显示，该笔用款是经王天本人签字批准。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转账事实及《用款申请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表示不清楚用款申请是否为王天签名审批。之后，凯东公司均未履行上述合同。和盛公司认为，王志宁、王天操作和盛公司签订上述合同、进行付款转账，出具《代付款证明》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并向珠海市公安局控告王志宁、王天侵占其财产。珠海市公安局经审查后于2015年9月26日作出《立案告知书》对王志宁进行涉嫌职务侵占一案予以立案侦查。2018年6月20日，珠海市公安局作出《撤案告知书》告知王志宁：王志宁涉嫌职务侵占一案，该局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2018年10月8日，和盛公司委托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向凯东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树义发出《律师函》，请求对上述四份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作出说明。该函主要内容如下：和盛公司在2013年与凯东公司签订上述四份合同，并一次性支付货款484万元。经该所律师研究认为，合同可能存在虚构事实，凯东公司及王树义可能存在串通和盛公司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行为。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收函后对上述情况予以说明。2018年10月12日，凯东公司及王树义作出《回复函》对上述《律师函》进行回复。该函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合同签订问题。和盛公司是PC钢棒生产商，凯东公司是PC钢棒设备制造商。和盛公司增派卫志强来天津洽谈，双方签订合同有事实依据，并非虚构。二、关于款项问题。和盛公司作为汇款方，凯东公司只是按照和盛公司的要求进行代收代付。凯东公司已按和盛公司要求全部支付给鑫锋公司。和盛公司要求代收代付的目的，凯东公司不了解，只是按其要求做事。三、关于合同执行问题。凯东公司财务只显示代收代付，未记录收到和盛公司的货款。事实上，凯东公司未收到和盛公司货款，自然不会按合同投入制造，更不存在向和盛公司交付相关货物的问题。四、关于串通和盛公司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行为问题。和盛公司为合同当事人，与其串通，逻辑不通。凯东公司未获取利益。五、其他事项的说明。凯东公司之前已向和盛公司及珠海公安局经侦部门提供了相关资料。和盛公司据上述两份函件主张，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的合同无实际履行，为虚假合同。凯东公司仅对钱款代收代付。和盛公司的财产在王志宁、王天的操控下实际已经转移至王志宁个人独资公司鑫锋公司名下。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上述《回复函》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关于上述四份合同的履行情况，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主张，和盛公司在签订上述合同后同意凯东公司委托大泽公司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并同意先付款后交货，且以现金支付。为证明上述主张，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向一审法院提供三份函件。三份函件显示如下内容：2013年5月20日，和盛公司函告凯东公司，同意该公司将两条PC钢棒生产线制造合同的执行转交大泽公司完成，并同意大泽公司以现金结算的要求。同日，和盛公司函告大泽公司，同意其与凯东公司签订的两条PC钢棒生产线制造的合同转由该公司完成，并承担上述合同全部责任；同意该公司以现金结算的要求。2013年5月22日，大泽公司函告和盛公司，其将按照和盛公司与凯东公司之间的合同提供设备。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并未提供2013年5月20日的函件原件。和盛公司质证称，对三份函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三份函件并不能证明和盛公司、凯东公司、大泽公司之间达成何种合意。和盛公司发出两份函件也是王志宁和盛公司所致。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还提交了大泽公司出具的八份《收据》用以证明，鑫锋公司代和盛公司支付上述四份合同的款项共计484万元。和盛公司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质证称，《收据》原件模糊不清，不能体现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证明目的。从勉强能够看到的收据时间来看，均是在和盛公司转款484万元给凯东公司及该公司转款给鑫锋公司之前，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一审法院经查，《收据》原件上手写字迹可能因书写时间过久等原因，均模糊不清，大部分字迹难以识别，对收款金额难以辨识。一审法院要求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庭后补充提供字迹清晰的《收据》复印件以供一审法院辨认，但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庭后一直未提供。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还主张，新威国际无权以和盛公司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为由主张和盛公司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为证明该主张，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了新威国际2018年7月24日公告、新威国际2014年3月31日公告、珠海和盛2012董事会名单、广东省外经厅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珠海和盛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批复等证据。和盛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鑫锋公司银行流水及与和盛公司往来账清单用以证明，自2012年1月6日至2013年12月6日，和盛公司尚欠鑫锋公司5,326,841.65元。和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提供和盛公司向鑫锋公司转账的银行凭证予以反驳。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供《新金洋与和盛资金往来明细》用以证明，截至2013年9月23日和盛公司尚欠珠海市新金洋金属技术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洋公司”）46,971,666.21元。和盛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亦不予认可。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还提供其与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用以证明，其为本案诉讼产生律师费20万元。和盛公司对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和盛公司以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侵占其财产为由要求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赔偿其损失，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否认其有侵占和盛公司的财产并主张和盛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是否侵占了和盛公司的财产以及和盛公司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关于和盛公司本案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和盛公司向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起本案诉讼，并请求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向其赔偿损失。这是和盛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的诉讼，和盛公司当然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和盛公司的现控股股东取得和盛公司股份是否合法，与本案和盛公司诉请事项无关，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以此理由抗辩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是否侵占和盛公司资产。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行为构成侵占理由如下：一、关于《用款申请单》。在王志宁、王天分别担任和盛公司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期间，和盛公司向凯东公司转账支付484万元。虽然王天对该笔款项的《用款申请单》上“王天”的签名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但并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及相反证据，一审法院对该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用款申请单》载明上述款项的用途为“付天津凯东机械款”，也即该笔484万元在和盛公司内部是以支付上述四份合同的货款的名义支付的。二、关于《代收款证明》。虽然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明的收件人凯东公司在该份证据加盖其公章予以证明，而且鑫锋公司也在2013年10月18日收到了凯东公司转账的484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明的内容为，和盛公司委托鑫锋公司代收凯东公司的款项484万元。也即是说该484万元原本属于和盛公司，只是和盛公司委托鑫锋公司代收而已。上述《代收款证明》虽然是和盛公司出具，但王志宁自认，其在2014年5月2日前直接和间接持有和盛公司股份97%以上。因此，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上述《代收款证明》极有可能出于王志宁本人的意思，也即王志宁操控和盛公司作出。而且从《代收款证明》可以推断出，凯东公司收到的484万元并非和盛公司支付其的货款，否则凯东公司收到合同约定的货款后不可能将收到的货款再转回和盛公司指定的公司。三、关于凯东公司的《回复函》。虽然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和盛公司已经出示了证据原件，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凯东公司在该《回复函》中认为，其只是按照和盛公司的要求将收到的484万元全部转账给鑫锋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的484万元货款，所以更不存在向和盛公司交付货物的问题。由此可见，凯东公司收到和盛公司的484万元并非上述四份合同约定的货款。然而在和盛公司内部审批上,和盛公司该笔484万元的用途却为支付货款，结合上文可见，和盛公司支付凯东公司484万元的内外部意思截然相反。四、关于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以及鑫锋公司代和盛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虽然主张凯东公司在上述四份合同中权利义务已经全部转移给大泽公司，但其提交的和盛公司及大泽公司的函件并不能证明凯东公司有转移上述四份合同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还主张鑫锋公司以现金代和盛公司支付货款484万元，但其提供的八份收据原件模糊不清，看不出收据金额，不具有证据的证明力。退一步讲，即便上述收据能够显示，大泽公司收到鑫锋公司现金484万元，这不但不符合交易惯例，也违反相关公司会计制度。此外，鑫锋公司与大泽公司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两千余公里，两公司以现金484万元进行交易极不符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一审法院对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上述主张均不予采信。五、王志宁与王天为父子关系，且当时也都是鑫锋公司的股东、董事、高管。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综上，由上述分析可知，王志宁、王天作为和盛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和盛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权侵占和盛公司的财产。王天行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审批同意和盛公司以支付合同货款的名义支付凯东公司484万元。但对外来讲该笔484万元实际上并非是支付货款，而仅仅是借支付货款的名义转账给凯东公司。王志宁又操纵和盛公司出具《代收款证明》要求凯东公司将该笔484万元转账鑫锋公司。最终由王志宁、王天控股的鑫锋公司收取了本属于和盛公司的484万元。王志宁、王天的行为相互配合，利用职权共同完成侵占和盛公司财产的行为。从上述层面讲，鑫锋公司仅是王志宁、王天实现共同侵权的工具。但王志宁、王天同时又在鑫锋公司担任职务，鑫锋公司必然与王志宁、王天有意思联络。因此，王志宁、王天、鑫锋公司就侵占和盛公司484万元财产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赔偿责任。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辩称和盛公司向凯东公司转账的484万元源自王天向和盛公司的500万元借款，但和盛公司已提供证明其已向王天偿还了500万元。退一步讲，即便和盛公司有借到王天500万元，但借到之后该500万元即成为和盛公司的资产。王天与和盛公司之间仅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不能通过侵占和盛公司财产的方式取回借款。因此，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侵占和盛公司的财产，还给和盛公司造成相应的利息损失。和盛公司请求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赔偿484万元及其自2016年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第三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和盛公司赔偿484万元；二、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和盛公司赔偿自2016年2月11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以484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50,384元，由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鑫锋公司、王志宁、王天提交如下证据：一、2013年5月8日的用款申请单一份、进账单两份，拟证明鑫锋公司向新金洋公司转账990万元。二、2013年5月9日的进账单、支票存根、用款申请单；三、2013年6月13日的进账单、用款申请单；上述两组证据拟证明鑫锋公司委托新金洋公司分两次转款990万元给和盛公司。四、2013年6月17日的用款申请单、光大银行的电子回单、借记通知；五、2013年6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的进账单，2013年6月17日的用款申请单、支票存根；六、新金洋公司出具的转款证明；上述证据拟共同证明鑫锋公司转款150万元给新金洋公司，之后委托新金洋公司转款150万元给和盛公司。七、由广东省广弘华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出具的《转款说明》和转款凭证，拟证明案涉484万元款项是由鑫锋公司通过广弘公司向和盛公司支付的。在随后的法庭调查中，王志宁本人又否认了该款项与本案的关系。和盛公司不认可上述证据为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不应当作为二审证据被采纳。同时，和盛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皆与本案无关。此外，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继续向本院申请证人李杨、李宁、杨健茹、卫志强、萧光等出庭作证，拟证明和盛公司上两条生产线是经过董事会决议确定的。针对鑫锋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和盛公司提交如下反驳证据：一、《关于珠海和盛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广弘华侨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的往来账款的情况说明》；二、收款凭证15份、发票凭证33份；上述二组证据拟共同证明和盛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是正常的贸易往来。三、税务稽查结论，拟证明和盛公司在2013年、2014年度没有税务违法问题。三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皆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或形成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或可于本案一审诉讼之前获取，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亦无逾期提交证据的客观原因。其中证据一至证据六只能反映鑫锋公司、新金洋公司、和盛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与案涉款项没有直接关联。对于证据七，由于王志宁本人在法庭调查中否认了和本案的关系。故此，上述证据皆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无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作为本案二审的定案依据。对于和盛公司提交的反驳证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二审期间提出的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本院经审查亦不予准许，具体理由详见下文论述。经审理，一审认定事实部分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王志宁等于2019年3月29日一审法院组织证据交换时当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予准许。2019年4月12日一审庭审中，和盛公司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依据上述法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一审答辩称鑫锋公司代和盛公司向大泽公司现金垫付了484万元，为了减少和盛公司的负债率，王志宁让王天转账500万元给和盛公司，然后由和盛公司转账484万元给凯东公司，再由凯东公司支付484万元给鑫锋公司。2019年9月24日二审第一次法庭调查中，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是由鑫锋公司、王志宁一并向大泽公司垫付货款，王志宁初称由其一人垫付，后又称经回忆系由王志宁、鑫锋公司共同支付，各自支付的金额记不清楚。王志宁等三上诉人明确大泽公司在2013年6月向和盛公司交付了产品,并向本院提供了大泽公司开具的8份收据原件供本院及对方当事人核对。经核对，双方均认可8份收据中有两份的开具时间为2013年7月，两份为2013年8月，两份为2013年10月。另两份收据因原件模糊，双方主张的出具时间不一致。王志宁称实际付款在先，大泽公司开具收据在后。在该次法庭调查中，王志宁等三上诉人还主张本案只能由股东提起，而不能由公司提出。第一次法庭调查之后，王志宁等三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六，拟证明案涉484万元是通过广弘公司于2013年11月17日向和盛公司支付。在2020年1月13日第二次法庭调查中，王志宁又称广弘公司的该笔转款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反诉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本案中，王志宁等上诉请求和盛公司支付律师费20万元，属于二审期间新增加的反诉请求。鉴于和盛公司不同意本院一并审理该项请求，且双方未能就此达成和解，本院对王志宁等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审理，王志宁等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据此，公司虽非自然人，但依法享有独立的人格，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公司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并不直接对公司的财产拥有所有权，股东只能依法行使股权。公司的法人人格并不因股东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主张公司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案涉款项属于原股东的财产权利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和盛公司在认为其权利受损的情形下，当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至于王志宁等上诉所主张的与新威国际之间的纠葛，属于新旧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审理无关，各相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公司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反法律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此类案件中，公司作为直接的权利主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是针对公司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给予的救济途径，而非排除公司直接诉讼的权利。王志宁等在二审法庭调查中主张只能由和盛公司的股东提起诉讼于法相悖，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和盛公司依据其与凯东公司之间的4份合同，向凯东公司支付货款合计484万元，凯东公司随后又根据和盛公司的委托将上述款项转付鑫锋公司。根据凯东公司向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回复函》，凯东公司只是根据和盛公司的要求进行代收代付，凯东公司已经按和盛公司的要求将款项全部支付给鑫锋公司。至于鑫锋公司的打款目的，凯东公司并不清楚。由于凯东公司未收到和盛公司的货款，凯东公司未按合同投入制造。据此，凯东公司未直接从案涉款项流转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只是起到协助资金流转的作用。案涉款项流转发生时，王志宁为和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天是和盛公司的监事且在和盛公司任职，王志宁和王天皆为鑫锋公司的股东。该笔由和盛公司经由凯东公司最终流向鑫锋公司的款项实际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和盛公司一审庭审中明确的法条依据，本案的案由应当为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原告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请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仅以该交易已经履行了信息披露、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关联交易是否经过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非判断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实质要件。故此，王志宁等拟申请证人出庭证明案涉交易经过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属于本案审理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对王志宁等三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证人出庭申请未予准许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亦不会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王志宁等上诉人有关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同理，对于王志宁等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流转未损害和盛公司的利益，应当举证证明鑫锋公司就该笔款项向和盛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或者存在其他合理理由。就此，本院分析如下：一、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主张凯东公司因无力按时供货而委托大泽公司进行供货，而凯东公司在《回复函》中称因未收到货款，所以未投入制造，并未提及凯东公司委托大泽公司代为履行的情形。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与凯东公司的陈述不一致。二、按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的主张，大泽公司接受委托，但要求通过现金方式先行收取货款。王志宁等代和盛公司向大泽公司支付货款。首先，如一审法院所分析，以现金支付484万元巨额款项极不符合常理。其次，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主张大泽公司要求先支付货款再发货，但王志宁等三上诉人提交的8份收据中至少有6份收据形成于王志宁等上诉人主张的大泽公司交货之后。王志宁主张大泽公司先收款再出具收据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主张其代和盛公司向大泽公司支付了484万元货款，以此论证鑫锋公司收取和盛公司484万元款项的正当性。但是，王志宁等三上诉人一时主张484万元由鑫锋公司代付，一时主张由王志宁个人支付，一时又主张由王志宁和鑫锋公司共同支付。王志宁等对于484万元巨额款项的支付主体陈述前后不一，着实不合常理。三、王志宁等三上诉人还对和盛公司向凯东公司支付的484万元款项来源进行说明，但其一审期间主张上述款项来源于王天，二审期间又主张案涉款项是由广弘公司代鑫锋公司向和盛公司支付，后又称广弘公司的付款与本案无关。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的此节主张又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形。综上，王志宁等三上诉人对本案部分关键事实的主张极不合常理；对部分关键事实的陈述混乱、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证据佐证。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的陈述可信度极低，本院不予采纳。鑫锋公司无正当理由，通过四份未实际履行的合同占用了和盛公司的484万元款项，侵犯了和盛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王志宁、王天、鑫锋公司作为和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监事、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了和盛公司的利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志宁等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志宁、珠海市鑫锋发展有限公司、王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384元，由上诉人王志宁、珠海市鑫锋发展有限公司、王天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烽娟审判员  张榕华审判员  李 苗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景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