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民初57号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法定代表人：金子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江江，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夏意，该行员工。 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福州分行，住所地福州市湖东路282号。 负责人:叶骏，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政，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荣海，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稠州银行）因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福州分行）合同纠纷一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民生福州分行提出管辖异议，要求将案件移送本院管辖。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2018）浙民初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稠州银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江江、卢夏意、民生福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政、刘荣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稠州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2、判令民生福州分行返还稠州银行购票本金981012310元（人民币，下同）；3、判令民生福州分行支付利息85971013.78元（以购票本金98101231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06%计算利息，自2016年1月13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算至2018年11月20日；4、判令民生福州分行支付稠州银行律师费损失30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民生福州分行承担。稠州银行在答辩期内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民生福州分行支付违约金49590万元（以购票本金981012310元为基数，按0.005%/日计算，自2016年1月13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暂算至2018年10月20日。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13日，稠州银行（买入方）、民生福州分行（卖出方）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稠州银行对民生福州分行提交的65份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合计993500000元办理转贴现。转贴现利率为年利率3.06%，按360天/年计算，并附有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同日，稠州银行依约向民生福州分行支付贴现款981012310元。但是民生福州分行未依约向稠州银行实际交付票据，且至今仍未交付。现经核查，《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附件清单上所列示的部分银行承兑汇票系伪造，稠州银行遂诉至法院。 民生福州分行答辩称：1、本案系名为票据转贴现合同，而实为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稠州银行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提出的主张不能成立。稠州银行与民生福州分行之间虽然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双方仅发生清单交易，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交易，事实上也没有交付票据或审核票据的意愿或行为，且在此情况下进行了相关款项的拨付。本案并不符合票据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实质要件，更不符合票据转贴现的监管政策规范。而从以下事实可以认定，本案应属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票据转贴现交易并非本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仅是其外在的表面行为，其内部的隐藏行为是资金通道行为，稠州银行对此是明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本案各方应认定为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票据转贴现合同关系。稠州银行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购票款及利息等的诉讼请求（包括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2、稠州银行并没有发生实际损失，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虽然稠州银行于2016年1月13日向民生福州分行划转了981012310元资金，但该资金是案外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在当天先行划至稠州银行账户的，而且通过民生福州分行及案外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西安分行），于次日已划转回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户。稠州银行与民生福州分行一样，作为这个资金划转通道的环节之一，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损失。截止目前，稠州银行没有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过任何赔偿款项。因此，稠州银行基于对本案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和对本案基本事实的片面割裂而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查明认定如下事实： 2016年1月13日，稠州银行（甲方，买入方）民生福州分行（乙方，卖出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第二条转贴现金额及份数。根据乙方向甲方提交的票据与相关资料，甲方审核后，同意对银行承兑汇票65份，合计票面金额993500000元办理转贴现。（详见本合同附件“商业汇票清单”）第三条转贴现日、利率及计息方式。转贴现日2016年1月13日；转贴现利率：年利率3.06%，按360天/年计算。公式：实付金额+票据总金额-票据总金额×转贴现期限×转贴现利率÷360。第四条甲方的权利与义务。1、为乙方办理业务前，根据乙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自主决定是否办理。2、托收本合同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行拒绝付款，甲方将按《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追索。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办理转贴现时，其所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栏中应加盖银行“汇票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委托代理人、授权代理人）私章或签字，并在“被背书人”栏中载明甲方的全称。第六条违约责任。乙方的违约责任。1、违反第四条B款第1项的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甲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2、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该合同附有65份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同日，稠州银行在未收到合同项下票据的情况下，向民生福州分行支付贴现款981012310元。当天，民生福州分行向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转账支付980889881.74元。经稠州银行查询，民生福州分行办理转贴现业务的65份银行承兑汇票系伪造。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张仲夏、吕文亮等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诈骗罪作出（2018）沪刑终8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载明：1、2015年间，吕文亮同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员约定，吕文亮在不提供真实银行承兑汇票，只提供交易对手行、票据清单和跟单资料等材料的情况下，开展所谓不见票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套取银行资金供吕文亮等人经营使用。2、周蕾（民生福州分行业务员）、平凡（稠州银行业务员）、周佳莹、夏秋霜、杨振华、陈烜的证言及相关书面材料证实：涉案的2015年10月16日和2016年1月13日两笔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式转贴现业务中，吕文亮、汪薇分别联系了民生福州分行、稠州银行、民生郑州分行、宁波银行无锡分行等过桥银行进行资金过桥并支付相关费用。上述两笔业务是不见票业务，相关银行没有见过实物票据，也没有进行验票及实行票据的流转。上海禾丞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丞公司）实际控制重庆银行西安分行的银行同业账户，吕文亮、汪薇分别参与了提供票据清单、在业务合同上盖章以及各种材料的流转、对接等工作。上述两笔业务的资金经过相关过桥银行周转，分别流入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重庆银行西安分行等账户。3、上海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司法鉴定意见补正书》证实：2015年10月16日，来自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9.74亿余元资金经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流入禾丞公司及同案关系人鲁奇控制的账户，其中有4.08亿元资金进入鲁奇控制的账户。2016年1月13日，来自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9.9亿元资金经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流入禾丞公司控制的账户，次日又返回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4、吕文亮供述证实：本案中所谓的不见票据转贴现业务是指吕文亮一方没有真实票据或者已将票据做了“一票二卖”，在形式上仅向银行提供票据清单和跟单资料，以此套取或者说骗取银行资金使用。开展这种业务除了需要寻找出资银行外，还需要寻找银行同业账户以及过桥银行等。2014年底2015年初，吕文亮、马奇、鲁奇三人合作，由吕文亮提供资金、鲁奇负责投资运营，马奇负责对资金进行监管及居中协调，共同转账等业务。吕文亮在合作之初及每次使用资金时都明确告诉马奇和鲁奇，其所提供的资金是通过开展不见票转贴现业务从银行套取出来的，若不能按期偿还是要“掉脑袋”的。2015年中期开始，吕文亮通过朱辉和禾丞公司合作开展上述不见票转贴现业务，所套取的资金由双方分账使用。2015年7月左右，吕文亮认识了张仲夏，后双方约定合作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为出资银行的不见票转贴现业务。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吕文亮、朱辉等人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做了4笔不见票转贴现业务。其中2015年10月16日和2016年1月13日起息的业务金额均为9亿余元，后笔业务所套取的资金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至案发有7亿余元资金无法归还天津银行。5、2014年6月起，张仲夏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业业务部（后变更为天津银行同业市场部上海营销分部）具体负责经办该行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等业务。2015年7、8月间，张仲夏经人介绍认识了吕文亮，后双方约定合作开展无需提供真实票据的所谓不见票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套取银行资金用于吕文亮等人的营利活动。同年10月16日，张仲夏利用上述职务便利，在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式转贴现业务中，使用虚假的银行承兑汇票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资金9亿余元挪给吕文亮等人用于营利活动。2016年1月13日，因上述业务临近回购期，张仲夏再次利用上述职务便利，在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式转贴现业务中，使用同样手法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资金9亿余元挪给吕文亮等人，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2、民生福州分行应否向稠州银行偿还购票本金及支付利息、违约金及赔偿律师费损失；3、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 1、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 稠州银行认为，银行之间通过票据转贴现业务以取得资金融通，获得转贴现收益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民生福州分行承认从未实际占有讼争票据，仅附了65张银行承兑汇票清单，就要求稠州银行支付票据款，并实际取得了票据款。综合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票据是否交付、资金划转过程等，双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是外在的表面行为，其内部的隐藏行为是资金通道行为，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实际法律关系予以确认，但银行间非因发放贷款而形成的资金融通合同并没有特别法规定，属于无名合同，且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应参照最类似、最相近的借贷合同的规定处理。 民生福州分行认为，稠州银行与民生福州分行之间虽然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双方仅发生清单交易，并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交易，事实上也没有交付票据或审核票据的意愿或行为，且在此情况下进行了相关款项的拨付。本案不符合票据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实质要件，更不符合票据转贴现的监管政策规范。本案应属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从资金划转顺序看，不符合正常的票据转贴现资金划转流程。正常的票据转贴现资金划转顺序是先由民生福州分行向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支付资金以买入票据，再由民生福州分行将该票据转贴现给稠州银行，并收取稠州银行支付的转贴现款项。而本案资金的实际划转顺序是稠州银行先将资金划转给民生福州分行，之后民生福州分行再将资金转给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其次，从资金占用情况看，民生福州分行并不占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划转的资金停留时间非常短暂，具有显著的资金通道性质。正常的票据转贴现交易，民生福州分行以自有资金买入票据，再通过转贴现收回相关款项。但本案实际情况是稠州银行将资金划给民生福州分行后，仅在民生福州分行账上停留不足17分钟，就转给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民生福州分行不占用自有资金进行票据转贴现交易，仅仅起着资金划转通道的作用；再次，从资金流转的结果看，本案所涉资金系案外人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出资，经过多家银行周转后，已由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收回。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系本案所涉资金的出资银行，在2016年1月13日经过稠州银行、民生福州分行、重庆银行西安分行等周转后，已经于第二天转回到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从而完成了资金划转过程。因此，票据转贴现交易并非本案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仅是其外在的表面行为，其内部的隐藏行为是资金通道行为，稠州银行对此是明知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46条及《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本案各方应认定为资金通道合同法律关系，而不是票据转贴现合同关系。稠州银行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提出解除合同、返还购票款及利息等的诉讼请求（包括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四条、《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票据转贴现是原贴现人将已贴现而未到期的票据转让给其他银行等愿意垫付资金的人，按照汇票金额扣除一定利息后提前取得票款的资金融通行为。票据转贴现要求银行承兑汇票应当转让背书，且由卖出方将票据实际交付买入方。虽然稠州银行（甲方）与民生福州分行（乙方）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以票据交付、背书、审核为主要内容的权利义务，但双方均确认讼争合同项下票据并未实际交付。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间，吕文亮同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员约定，吕文亮在不提供真实银行承兑汇票，只提供交易对手行、票据清单和跟单资料等材料的情况下，开展所谓不见票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相关银行没有见过实物票据，也没有进行验票及实物票据的流转，所套取的银行资金供吕文亮等人经营使用。基于此，本案双方当事人仅是签订银行业关于票据转贴现的格式合同文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票据交付、审核及签章背书。民生福州分行并未实际占有及交付讼争票据，稠州银行在没有收到讼争票据的情况下先将资金划转给民生福州分行、民生福州分行又在很短时间内再将资金转给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票据转贴现实质要件及讼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双方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仅是外在表面行为，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部隐藏的行为是银行间资金融通行为。双方之间形成名为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而实为资金融通合同的法律关系。鉴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对银行间资金借贷、拆借之外资金通道关系作出明确规定，故本案属于无名合同，案由应当为合同纠纷。 2、关于民生福州分行应否向稠州银行偿还购票本金及支付利息、违约金、赔偿律师费损失的问题。 稠州银行认为，民生福州分行收取了稠州银行票据款981012310元，但没有履行《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的卖方义务，没有向稠州银行交付65张银行承兑汇票原件、查询查复书等，没有支付任何对价，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民生福州分行辩称其从稠州银行获得的票据款后已经划付至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故无须返还。民生福州分行从稠州银行取得981012310元票据款后如何支配使用，与稠州银行无关。无论稠州银行在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票据回购纠纷案件中承担何种责任，均不影响稠州银行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向相对方民生福州分行主张权利。根据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民生福州分行员工周蕾直接与票据中介汪薇联系，因此，民生福州分行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关于强票据业务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银发〔2016〕126号）第四条第六项之规定。即便按照民生福州分行陈述的转贴现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双方返还，因此，民生福州分行应当向稠州银行返还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取得的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和违约金。 民生福州分行认为，虽然稠州银行于2016年1月13日向民生福州分行划转了981012310元，但该资金是案外人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在当天先行划至稠州银行账户的，而且通过民生福州分行及案外人重庆银行西安分行，于次日已划转回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账户。稠州银行与民生福州分行一样，作为这个资金划转通道的环节之一，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损失。稠州银行至今没有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过任何赔偿款项，故稠州银行基于对本案法律关系的错误认识及对基本事实的片面割裂而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本院认为，双方均确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涉及的相关票据就是本案讼争《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项下的65张票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吕文亮、朱辉等人在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做了4笔不见票转贴现业务，起息的业务金额均为9亿余元，后笔业务所套取的资金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2015年10月16日，来自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的9.74亿余元资金经通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户流入禾丞公司及同案关系人鲁奇控制的账户，其中有4.08亿元资金进入鲁奇控制的账户。2016年1月13日，因上述业务临近回购期，张仲夏再次利用上述职务便利，在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式转贴现业务中，使用同样手法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资金9亿余元挪给吕文亮等人，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当日，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将9.9亿元资金经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流入禾丞公司控制的账户，次日又返回重庆银行西安分行账户。该前述刑事案件涉及的银行承兑汇票，牵涉案外人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稠州银行、民生福州分行等金融机构。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买入返售方）与稠州银行（卖出回购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民生福州分行（买入方）与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卖出方）、稠州银行（买入方）与民生福州分行（卖出方）先后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前述三份合同项下的票据与刑事案件涉及的票据清单一致。从资金流向分析，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先将资金汇给稠州银行、稠州银行又将资金汇给民生福州分行、民生福州分行再将资金汇给重庆银行西安分行。且根据前述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讼争65张票据项下款项由张仲夏利用职务便利挪给吕文亮，吕文亮已经向天津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了讼争票据项下的到期回购款。因此，民生福州分行及稠州银行在由张仲夏、吕文亮等人策划的以票据为形式的挪用资金犯罪、诈骗犯罪过程中起到了资金通道作用。民生福州分行收取了稠州银行讼争票据项下资金981012310元，但又迅速将其中资金980889881.74元汇给重庆银行西安分行，除了转贴现收益122428.26元，民生福州分行并未实际占有和使用票据项下款项，故稠州银行要求民生福州分行支付购票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的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基于公平原则考量，民生福州分行应当向稠州银行返还其收益122428.26元。 3、关于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的问题。 稠州银行认为，双方之间是基于《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产生的合同关系，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均非讼争《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签署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前述银行均与本案无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禾丞公司、吕文亮票据诈骗、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员工张仲夏挪用资金一案与本案的法律关系主体不同、权利义务不同、法律责任不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实双方签订《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的行为涉嫌犯罪，故本案审理不需要以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为依据，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无需中止审理。 民生福州分行认为，中止审理的理由是刑事案件认定的事实是本案的重要证据，刑事案件终审尚未审理终结。双方均确认本案不是票据转贴现法律关系，双方亦确认讼争款项是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划出，然后经过几家银行周转以后，最后回到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刑事案件的判决是需要由生效判决来确认，目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本案应当终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查明以后再恢复审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诉稠州银行票据回购纠纷一案目前也处于中止审理的状态，相关几个案件都是同一标的、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只是处在交易的不同环节。 本院认为，鉴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张仲夏、吕文亮等人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诈骗罪作出（2018）沪刑终8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基于此，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需要中止诉讼的情形，本案无需中止审理。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稠州银行与民生福州分行虽然订立《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未按合同进行票据交付、审核、背书，双方之间是名为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而实为资金融通合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刑终80号刑事裁定书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具有关联性，民生福州分行及稠州银行在由张仲夏、吕文亮等人策划的以票据为形式的挪用资金犯罪、诈骗犯罪过程中起到了资金通道作用，民生福州分行并未实际占有和使用讼争资金，稠州银行要求民生福州分行返还购票本金并赔偿损失的依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福州分行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122428.26元； 二、驳回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78217元，由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375417元，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福州分行负担28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詹强华 审判员  郑 唯 审判员  吴春迎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尤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