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732民初4323号原告：钟某1，男，1991年9月1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于都县人，农民，住于都县。原告：钟某2，男，1965年9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于都县人，农民，住于都县。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满发，于都县银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404011104353。被告：李某1，女，199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新，兴国县城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号：31404061104996。被告：李某2，男，1974年6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兴国县人，农民，住兴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江西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7200810671300。原告钟某1、钟某2与被告李某1、李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某1、钟某2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满发，被告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新，被告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礼金计人民币709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经媒人介绍相识。相识不久后被告李某1便主动要求定亲，并且要求先办理结婚证，于是双方于××××年××月××日到于都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次日即9月27日双方及家属便到一起商定彩礼及结婚事宜，并签订“红单”，约定彩礼为90900元，原告于当日向钟某3借款并向被告李某2账户转账15000元，并向被李某1支付现金10000元，又于2018年9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45900元到被告李某2账户，合计给付彩礼70900元。双方虽已结婚登记，但未共同生活，按照农村习俗，待双方办理结婚酒席后方属正式结婚。2019年农历正月初十，即××××年××月××日，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双方办理结婚酒席，之后双方正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好景不长，被告李某1便向原告提出离婚，钟某1未同意。2019年5月11日，被告李某1以回娘家为由，离开原告家，未再回来，并且对原告及其家属的所有电话均拒接。后原告钟某1与被告母亲联系，被其告知被告李某1未回娘家。因无法找到被告李某1，原告钟某1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通过派出所民警查询到被告李某1于2019年5月11日坐动车去了厦门。原告钟某1通过微信联系被告李某1让其回来，被告李某1直言不会回来，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同居生活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被告李某1要求先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后再给付彩礼，与常人的一贯做法相反，有蓄意骗取彩礼的嫌疑。被告李某1在与原告钟某1结婚后不久便向钟某1提出离婚，后甚至直接离家不回，拒绝联系，种种行为均表明，被告李某1并无真心与原告钟某1结婚组建家庭。被告李某1与钟某1结婚属于第三次婚姻，在关于婚姻及婚约财产方面有较多经验，完全可以判定婚姻只是被告敛财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因感情的结合。认识到了被告的真实意图后，原告认为，继续生活的婚姻关系已无任何意义，只有尽快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才能尽可能防止自身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原告钟某1于2019年8月诉至法院请求与被告李某1离婚，兴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了(2019)赣073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钟某1与被告李某1离婚。综上所述，被告方借婚姻骗取原告的钱物，且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仅87天而已。原告为钟某1结婚共花费了十余万元，支付被告的礼金等钱均是向他人所借，至今未偿还，导致原告生活特别困难，债台高筑，本是享受低保生活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难以维持生计。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原告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依据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具状法院，诉请法院依前列请求事项，从速裁判！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二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二被告常住人口详细表各1份，以证明二被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资格；3、（2019）赣073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证明原、被告经法院判决离婚的事实；4、红单复印件2页、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执2份，以证明原告方向被告支付彩礼的事实；5、《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脱贫登记证》、《低保证》、《残疾人证》各1本（留复印件存档），以证明原告家庭经济困难，系建档立卡低保贫困户的事实；6、申请证人钟某3到庭作证，以证明原告支付被告的彩礼是向证人钟某3所借，到现在还没有返还，且彩礼通过其账户转给被告李某2，及原告另其借款现金人民币10000元的事实。被告李某1辩称，1、不管原、被告约定结婚的时候婚礼多少钱，被告及其家属总共收到原告60900元；2、当时原、被告约定结婚的时候因为农村办酒席及风俗习惯所以收了彩礼钱；3、根据原、被告结婚的具体情况，被告李某1和前夫生了小孩，原告也同意接纳小孩到原告处居住，因为小孩被告李某1在原告家产生的生活开支应该由原告方承担，原、被告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彩礼钱已经用完了，彩礼钱不存在无法退。被告李某1对其答辩仅向法庭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以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李某2辩称：一、原告起诉被告李某2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是《婚姻法》还是《合同法》的规定，被告李某2都不是婚约当事人，其诉讼主体应该是男女双方，而不是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2系女方李某1的哥哥，不符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现要求被告李某2返还彩礼属起诉错误，没有根据。二、被告李某2没有实得彩礼，请求其返还没有事实。原告虽然通过其账户转了两笔款60900元，但该款并不是全部彩礼，有的实际花费，并且被告李某2在本案中没有实得，已给了女方李某1了。被告李某2仅仅是按照当时男女双方约定提供了自己银行账户，并没有实际获得该款项，原告起诉被告李某2返还没有事实根据。三、在本案中，被告李某2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行为，从他们谈婚到离婚，其双方自主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结婚，被告李某2始终没有干扰，也没有要求男方或女方离婚，婚姻过程中被告李某2不存在任何过错。因原告存在不诚实信用，没有尽到家庭和丈夫责任，致使女方无法在原告家里生活，且离婚是原告提出来的，并不是女方，过错在于男方，原告现要求退还彩礼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与情理不符。四、原告所诉的部分事实不符。l、××××年××月下旬通过媒人介绍相识谈婚，之后便同居在一起生活，经过两个多月相处，是原告提出先要结婚，再付彩礼的，并不是女方提出的，原告说被告要先结婚再付彩礼是颠倒黑白。2、原告诉称被告李某2蓄意骗取彩礼纯属无稽之谈。首先，被告李某1与原告钟某1是先同居生活，相处两个多月，且原告也同意并接受照顾被告李某1的小孩李俊平的条件，才去办理结婚的。这完全是双方合意的，基于双方的感情结合，不是先支付彩礼，明显与要先支付一定彩礼再会去结婚的习惯做法相悖，充分说明女方没有骗取彩礼的主观意图。其次，彩礼并不高，实付60900元，远远低于当地标准和行情，在当地正价礼金一项就高达18万元左右，本案仅仅彩礼正价一项零头数，显然没有骗取钱财行为和目的，并且所谓彩礼60900元已包含了习俗礼节及红包2万多元，是要消耗的，收取的仅象征性彩礼，能说骗取吗？是按一定农村习俗支付的彩礼。3、被告李某1在婚前还是婚后都与原告在一起共同生活近一年，在相处过程中，因原告违背当时承诺、无责任感等过错及其父母干预生活所致，不是被告李某1的原因导致的，如按原告的意思骗取彩礼，则被告李某1就不会婚前同居，婚后在原告家生活或生活这么长时间，完全没有骗取主观目的。4、女方李某1及小孩李俊平的户口落户在原告家，充分说明女方诚心与男方在原告家共同生活，没有骗取之意。因此，原告诉称借婚姻骗取钱物是没有事实根据和道理的。五、原告支付的彩礼60900元应扣除置办酒席、农村习俗亲属红包、以及女方在男方共同生活期间的花费等。双方在谈婚及后婚姻生活当中，被告李某2这方存在一定的消耗，给付亲属红包、按农村举办酒席、打发嫁妆等，所花费或消耗的钱物应予以扣除，毕竟因举办该婚礼所支出的，故原告没有扣除实际花费是错误的，剩余部分被告李某2与原告在共同生活期间所实际花费，故要求返还彩礼没有道理六、原告请求返还彩礼没有法律依据。女方李某1与男方钟某1婿前同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按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婚后义在一起共同生活，双方从结婚到离婚有一年多。且本案给付彩礼金额不大，并不会致原告生活实际困难，不符合《婚姻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原告要求返还彩礼没有法律根据，不应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要求被告李某2返还彩礼于情于理于法皆不符，请法庭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2对其答辩向法庭提交了下列证据：1、被告李某2身份证1份，以证明诉讼主体资格；2、于都县桥头实惠农家餐馆发票一张，以证明被告李某1出嫁时在于都县桥头实惠农家餐馆办酒席，支付2300元的事实；3、发票1张、收据1张，以证明李某1出嫁时娘家置办日用品、床上用品等共支付4100元的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下列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钟某2系原告钟某1之父，被告李某2系被告李某1之兄。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于2018年农历7月通过媒人介绍相识后谈婚。2018年9月27日，二被告及部分家人和亲戚一同到原告家“定亲”，并于同日二原告与二被告签订《婚约书》一式二份，该《婚约书》约定婚约“礼金”为人民币90900元，同时双方另对被告李某1所带前夫之子李俊平的抚养问题进行了约定。同日，二原告通过案外人钟某3（系原告钟某2胞弟，亦系本案证人）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李某2于该行账户转账支付礼金15000元，同时，原告家对二被告及其随同亲戚均由红包打发；次日，二原告再次通过案外人钟某3账户向被告李某2转账支付婚约礼金45900元。被告李某2二次共收到原告转给礼金计人民币60900元。××××年××月××日，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自愿在于都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领取了《结婚证》。××××年××月××日，原、被告二家举行了“迎娶归门”仪式，原告家给付过被告家少许酒席钱，被告家亦打发少许日常用品陪嫁。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婚后未生育小孩。2019年5月11日，被告李某1以回娘家为由离开原告家并与原告钟某1分居，双方仅通过微信联系，原告亦不知晓被告李某1的具体下落。2019年8月12日，原告钟某1以被告李某1“蓄意骗取彩礼，继续双方的婚姻关系已无任何意义”为由具状本院，要求与被告李某1离婚。该案诉讼过程中，被告李某1通过微信向承办法官发出信息，其表示同意离婚。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依法作出（2019）赣0732民初2960号民事判决：原告钟某1要求与被告李某1离婚，被告李某1表示同意，本院予以准许。该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原告遂于2019年12月26日具状本院，要求二被告返还婚约礼金70900元。庭审中，二原告当庭对婚约过程中所支付的红包，以及“迎娶归门”所支付的酒席钱表示放弃。二、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经质证，本院确认如下：1、对原告钟某2另支付被告李某1现金10000元的认定问题。原告钟某2主张其于被告李某1“迎娶归门”前一日支付了现金人民币9000元，另叫他人转付现金1000元，合计当日支付被告李某1现金10000元。被告李某1对此予以否认。因原告钟某2未提供证据佐证其已支付现金10000元给被告李某1，且被告李某1又否认收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2、对被告打发日常用品价值的认定问题。被告李某2主张被告李某1归门时，娘家已打发陪嫁物品价值4100元，并提供销售收据二份佐证。但原告钟某1仅认可被告李某1娘家打发了被子及一些日用品，价值不足1000元。因二份收据非完税正式销售发票，且二份收据均未标明商品名称、规格、数量和单价之明细，无法核实被告所购商品之价值，同时，被告未提供出具收据方的经营资质和身份信息，亦未申请销售人员为证人到庭作证，并接受法庭询问。因此，本院无法核实被告李某2所提交的两份收据之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该二份收据本院不予采信。3、关于原告家庭生活困难的认定。二原告主张其家庭经济困难，系当地建档立卡低保贫困户，属精准扶贫户，并提供了亲属邹秋香（原告钟某1之母）系多重残疾人《残疾证》、《江西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脱贫登记证（一本通）》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借婚姻向原告索取财物，是与法律相悖的。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谈婚期间，所支付给被告的现金应当酌情返还。鉴于原告钟某1与被告李某1已办理结婚登记，并举行了“迎娶归门”仪式，且被告家已打发少许日常用品陪嫁，同时，双方婚后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未生育子女。因此，对上述已认定被告所收取的婚约彩礼60900元中，本院酌定二被告共同返还45000元，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原告所主张的其他彩礼返还之诉求，证据不足，本院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二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彩礼45000元，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1、李某2共同返还原告钟某1、钟某2婚约彩礼人民币45000元；二、驳回原告钟某1、钟某2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所涉执行内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2元，已减半收取786元，原告钟某1、钟某2已预交，由被告李某1、李某2共同负担463元，原告钟某1自行负担3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书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审判员  黄兴文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曾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