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刑初4895号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某，男，1982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辩护人许雪松，黑龙江森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周某，男，1983年6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虹口区。辩护人李睿，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郑丹，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戴某，男，198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辩护人达锋涛，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金融刑诉[2017]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于2017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2月以(2017)沪0115刑初20号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11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沪01刑终767号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撤销本院上述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傅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辩护人许雪松、李睿、达锋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期间，经公诉机关申请，本案延期审理；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9月，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北京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某某(另案处理)指使被告人张某等人成立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某上海分公司”)用于融资，并允诺给予天某上海分公司21%的高额佣金返点。被告人周某、戴某经招募先后进入天某上海分公司，协助被告人张某管理公司并负责销售团队。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自2013年2月起，天某上海分公司在被告人张某的策划、组织下，由被告人周某、戴某带领各自销售团队，以天某公司投资房地产、股票定增等项目为由，采用随机拨打电话、召开酒会、年会、口口相传、渠道销售等多种方式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公司理财产品，并承诺固定年化收益，诱使560余名投资人与天某上海分公司签订理财协议。至2015年8月，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亿余元。案发前，已归还投资人本金及利息共计1.2亿余元。二、集资诈骗犯罪事实2015年9月，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在明知天某北京公司已无能力支付前述投资人本息并明确已不再为天某上海分公司提供资金对投资人进行偿付的情况下，仍许以不特定社会公众高额固定回报，向投资人隐瞒实情并继续以虚假的房屋他项权证书作为投资担保，诱骗吴某2、潘某某等80余名投资人出资签订理财协议，用于归还已到期的借款本息及支付员工工资、佣金提成等。截止案发，未兑付本金共计2,300万余元。2015年11月23日，被告人张某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2015年11月27日、2016年1月6日，被告人戴某、周某先后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至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到案后均基本供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事实。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书、证人王某某等人的证言、集资参与人的证言、债权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案发经过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分别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均系自首，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本院对上列被告人依法定罪处罚。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罪名没有异议；对于指控的集资诈骗罪，张某、戴某均提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没有采用欺骗手段向公众募资，周某提出其在2015年8月已经从公司离职，没有参与公司集资诈骗活动。张某的辩护人提出：张某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张某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以北京负责人表示还款困难就认定张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张某吸收了亲属的资金，以非法占有目的致亲属受害，违反客观逻辑，张某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事实；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中，北京公司是上海公司的总公司，具有隶属关系，应当认定作为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张某系从犯。建议法庭查清事实，对张某从轻处罚。周某的辩护人提出：1指控周某集资诈骗犯罪不能成立，本案应与生效的北京方法院的判决一致，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罪定罪，周某2015年8月已经离职，不参与公司的经营。2周某系自首，在案件中所起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周某未实际获利。建议法庭对周某从轻处罚。庭审中，辩护人宣读、出示了集资案余人杨某某等人的证言，周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明周某于2015年8月已经离职。戴某的辩护人提出：1．对于指控的集资诈骗事实，2015年9月从北京公司股东骆晓梅账户曾经向张某账户转款80万元，用于兑付上海方投资人本息，且2015年9月天某北京总公司陆续划转给上海分公司用于偿还投资人的资金应在200万元左右，在北京总公司尚未停止划款，上海分公司尚未终止向投资人偿付本息之前，上海分公司的集资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行为；认定诈骗金额为2,300万元与事实不符，应该区别对待2015年9月至11月将上海分公司所吸收的资金，在此期间，大部分资金是投资人续签的，这部分资金具有延续性，与新吸纳的资金有本质上的区别，不应归入诈骗资金；2015年9月北京公司仍多次划款至上海以支付投资人本息，9月份新吸收的资金不能认定为诈骗资金。2．对于指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上海分公司具有从属性，在量刑时应从属于北京总公司；戴某未参与公司高层的决策，仅参与了部分带领团队发展客户的行为，但是在2015年9月之后戴某没有发展新客户，9月之后吸收的资金与戴某无关；戴某系初犯，有自首情节。建议法庭对戴某从轻或减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被告人张某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注册成立了天某上海分公司，为天某北京公司在上海地区开展销售理财产品业务，张某为分公司负责人，其间，被告人周某、戴某协助张某办理分公司注册手续、办公场所选址、招聘公司职员、制定公司规章制度等。2013年2月至2015年8月，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在未取得银行业金融资质的情况下，以天某上海分公司的名义，分别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上海市徐汇区飞洲国际大厦设立办公场所，招募业务员，组建销售团队，通过拨打电话、发放宣传资料、举办酒会以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天某北京公司的理财产品，通过与投资人签订《债权转让之服务协议》，以转让债权的名义向众多投资人非法募集资金共计2.5亿余元(其中续约金额为2,526万余元)，并向投资人承诺固定收益，定期支付利息，投资期限到期偿还本金，张某等人将上述募集的大部分资金转至天某北京公司。投资款中的2,500余万元被用于支付业务员佣金、提成、平台费用、公司运营等。截止至案发，归还投资人本息1.2021亿余元，尚未兑付投资人本金1.2亿余元。期间，被告人张某作为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全面负责管理分公司的上述销售业务，并主要负责投资资金的归集、流向；被告人周某、戴某作为分公司销售业务的主管人员，管理下属销售团队，完成公司指派的销售任务，并根据张某指示划转资金等。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以领取工资、提成等方式从中非法获利。2015年6月始，天某北京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向上海分公司支付客户本息，同年8、9月，天某北京公司先后发布公告，将延迟支付投资人利息。2015年9月中旬至11月，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在明知天某北京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没有资金及时偿还投资人本息的情况下，向投资人隐瞒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继续以上述方式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骗取投资人资金，张某等人向投资人募集资金共计1479万元，其中续约金额为709万元，实际骗取投资人资金770万元，被告人张某等人将770万元全部直接用于支付前期投资人到期本息、业务员佣金等。其中，被告人周某于2015年9月在分公司主管销售业务期间，参与诈骗金额为240万元。2015年11月，被告人周某向部分前期投资人归还了投资款。2015年10月、11月，投资人因未能赎回本金陆续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以张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同年11月23日，被告人张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11月27日，被告人戴某接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1月6日，被告人周某接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张某、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经过，被告人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参与非法募集资金的事实经过，其提出其在2015年8月已经从公司离职，未参与后期的诈骗活动。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1.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王某某于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在天某锦琳上海分公司工作，任职于戴某团队，担任团队长；2015年1月离职后，还在该公司兼职做销售员，分管领导是周某。天某上海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某，周某、戴某是公司副总，副总之下就是销售团队长、业务员，张某作为公司负责人主要负责整个分公司的经营管理，负责公司财务，与北京总公司沟通汇报，接受总公司的材料；戴某作为副总，主要负责分管下属销售团队，传达公司要求，派发宣传资料，下达公司考核指标，管理业务员，并培训业务员的销售；周某的职责与戴某相同，上传下达，管理下属销售团队。上海分公司没有专职的财务人员，张某、戴某、周某的个人银行账户都被用来向投资人支付本息。天某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业务员拨打电话、派发宣传资料、举办酒会等方式对外宣传公司的理财产品，招揽客户，通过与客户签订服务协议，让客户投资，并以回购债权的形式向客户承诺保本，客户资金大部分是直接汇入天某公司账户，有部分客户的资金是汇入张某个人账户的。2015年8月，王某某发展的客户协议到期，公司未按时退还本金，张某向客户称资金投资了同江房地产项目，贷款企业尚未归还欠款，同年10月客户杨某某要求赎回投资款找到戴某，戴某称资金投入房地产、股票定增等项目，资金紧张无法兑付。2.证人姚某某、陈某1、陈某2、韦某、朱某、梁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9月、10月、2014年1月、5月、7、8月先后入职天某上海分公司，经培训后销售公司的理财产品，与客户签订债权转让服务协议，让客户投入资金，并向客户承诺投资资金保本保息，投资人资金大部分汇入天某公司，部分汇入张某、周某个人账户。天某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某，下设两个副手分别是戴某、周某，上海分公司在金茂大厦、康吉大厦(2014年搬迁到徐家汇飞洲大厦)设立两个销售部门，分别有周某、戴某分管，周某平时在金茂大厦办公，他管理的销售团队侧重于渠道销售，戴某平时在飞洲大厦办公，管理的团队侧重于电话广告销售，张某是上海公司的具体负责人，是周某、戴某的领导。陈某2的证言，还证实2015年9月左右，公司部分客户协议到期，公司没有向客户兑付，张某要求业务员向客户称投资款用于房地产、股票定增等项目，公司资金紧张暂时无法兑付，要求业务员维护好客户。朱某的证言，还证实其于2014年11月被提拔为团队长，直接由周某分管；2015年9月开始，公司出现资金紧张，公司授权其以提高回报率的方式要求到期客户续签，当时周某向其称：提高半年期的回报率，并给其额外的提成奖励。3.证人马某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7月马某某及其团队业务员入职天某上海分公司，上级分管领导为周某，为公司销售债权转让的理财产品；张某是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周某、戴某是副总，分别管理下属的销售部门。事发后，周某曾经电话联络马某某，周某让马某某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时称“不认识周某”，并自称9月已经离开公司，但事实上9月份周某还曾催促马某某抓紧完成业务，10月马某某还通过周某往公司投资，2015年8月至案发，马某某以李霞名义购买了103万元的理财产品。马某某的证言，还证实其在公司的提成是周某通过转账向其支付的，2015年的10月、11月是张某转账支付的；周某曾经将冯子卫挂在其团队开展业务，但是冯子卫的佣金与其本人及其团队没有关系。4.证人吴1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认识了天某上海分公司的周某，经周某介绍开始为天某公司介绍投资客户，天某公司总部在北京，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某，周某、戴某是张某的下属，分管两个销售部门，周某主要负责金茂大厦的销售业务，戴某分管飞洲大厦的业务；根据周某提供的宣传资料，天某公司的投资项目涉及典当、房地产、农场等项目，天某公司通过业务员拨打电话、发放宣传册、举办酒会以及通过从事保险、银行业等渠道招揽投资人，与投资人签订债权转让服务协议，并以公司回购的形式向投资人承诺资金安全，协议到期偿还投资人本息。5.证人朱某、赵某某、吴某2、杨某某、符某某、小某某等人(集资参与人)的证言，证实2013年至2015年通过朋友介绍、参加公司酒会、业务员推荐等方式知晓了天某公司的理财产品，后在天某上海分公司签订协议，投入资金，公司业务员承诺固定的年化收益，承诺到期偿还本金，承诺资金安全，公司宣传投资款用于房产、定向增股等项目，2015年10、11月，未收到利息，也未能赎回本金，遂报案。至案发，大部分本金损失。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是张某，周某、戴某是分公司副总。其中，杨某某的证言还证实，2015年8月周某称其父亲身体不好不管公司业务，后来其业务就由张某和业务员张超负责了。符某某的证言还证实，2015年8月，准备赎回投资款，但周某称公司资金未从北京公司到账，公司总经理张某和周某一起接待其时，张某以其个人财产担保偿还本息，周某还与其一起至北京找到总公司赵某某，让赵在承诺书上签字。6.名片2张，记载了周某、戴某均为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7.债权转让之服务协议、债权回购协议、债权转让及受让协议、收款确认书、担保函、连带责任担保责任书，记载了投资人作为受让方，张某作为转让方，天某上海分公司作为服务商，投资人以购买服务商天某上海分公司推荐和提供的转让方张某所转让的债权的形式，向张某指定账户汇入受让相应债权的款项，协议约定固定的受让期限，约定固定的年化收益(大部分在15%左右)，约定债务人不能及时还款时天某上海分公司承诺先行垫付，以确保资金安全；营口天某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出具担保函，对上述服务协议项下的债权回购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8.情况说明(上海市律和理律师事务所出具)、房产证以及他项权证基本信息，证实作为他项权利登记在张某名下的10处房产，涉及抵押金额共计1.1亿余元，其中他项权利登记与房产信息不符。9.佣金表(张某统计)，记载了2014年2月至2015年4月戴某佣金为81.1687万余元，周某佣金为62.2564万余元。10.档案机读材料，证实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为张某。11.法人授权委托书，记载了北京天某锦琳公司授权上海分公司张某在上海地区办理签订合同、款项结算和处理一切相关事物。12.委托管理协议书，记载了委托方为天某公司上海分公司，委托方代表为张某，被委托方为戴某，委托事宜为：因公司经营困难，天某公司上海分公司委托戴某在一定时期内就分公司运营事务进行妥善处理，包括账款管理、人员组织优化、市场计划变更等，委托时间为6个月。运营款项的流转及管理全部在被委托方个人账户完成。张某代表上海分公司签名，戴某代表被委托人签名。13.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营口天某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2015年8月23日)，记载了2015年10月25日偿还客户所有利息；2015年11月25日偿还欠款到期客户本金10%，并给付当月利息；之后凡到期客户当月偿还本金10%，以后每月偿还本金10%，直至还清为止。14.北京天某锦琳投资有限公司公告(2015年9月6日)，记载了北京锦琳公司告知上海分公司，因公司股改需要财务审计，投资人的利息将延迟支付。15.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出具的案发经过，证实2015年11月23日张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同年11月27日戴某经通知后至公安机关投案；2016年1月6日周某经通知后至公安机关投案。16.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补充说明(沪财瑞会审(2016)3-165、3-165-4)，记载了：(1)天某锦琳上海分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合同1268份，涉及投资人565人，合同总金额为2.7001亿元；已结清合同681份，涉及投资人392人，本金1.4076亿元；完全未兑付合同578份，涉及投资人342人，本金1.2607亿元；部分兑付合同9份，涉及本金318万元，其中已兑付本金96.7万元，未兑付本金221.30万元；尚未兑付本金共计1.2828亿余元。(2)全部合同金额2.7001亿元，富友平台收款共计1.6321亿余元，能与投资人合同基本匹配金额为1.5705亿余元，未匹配金额616万余元；张某、戴某、周某银行账户查见能与投资人合同基本匹配收款金额6805.22万元。(3)全部合同金额2.7001亿元，减去合同到期直接转存无银行流水续约金额3235万元，合计收到投资人款项2.3766亿元，对2.3766亿元作如下分类：富友平台费用24.44万元；归还投资人本息1.2021亿余元；富友平台直接付北京天某锦琳公司以及赵某某合计8,071.54万元；张某、周某、戴某个人银行账户净支付赵某某个人账户920万余元；根据合同清单电子记录备注统计合同佣金支出1145万余元；张某提供的日常开销、员工工资明细、周某戴某提成及其他待定支出共计1582万余元。(4)2015年9月，吸收投资人存款本金611万元，其中续约金额371万元，扣除续约金额，实际吸收本金为240万元，截止至案发未兑付本金611万元。2015年10月至2015年11月20日，吸收投资人存款本金868万元，其中续约金额338万元，扣除续约金额，实际吸收本金为530万元，截止至案发未兑付本金868万元。(5)2015年9月到期合同本金488万元，其中315万元续约签订新合同，实际兑付本金173万元。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1月28日到期合同1180万元，未兑付金额45万元，续约签订新合同金额384万元，实际兑付本金为751万元。17.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所付的附件材料及相关银行账户，显示：(1)戴某、张某银行账户于2015年9、10月先后多次向周某控制的冯子卫账户转账汇入资金共计13.33万元，其中，戴某账户的转账情况为：2015年9月20日22，750元，9月21日1,000元，9月25日3,375元；9月28日5,000元，10月8日5万元，10月10日44,500元，10月15日3,300元；10月25日张某账户转入3,375元。(2)周某银行账户(尾号分别为“7008”“9818”)于2015年9月25日转账汇款给涉案多名投资人利息；“7008”账户于2015年11月19日、23日汇至赵翔账户30万元；“9818”账户于2015年11月15日汇至杨某某账户20万元。(3)戴某银行账户在2015年9、10月间，多次向投资人账户转账支付利息，向业务员转账支付佣金；2015年9月至11月所发生的多笔投资业务记录的负责人为“戴某”。(4)上海分公司付至北京天某锦琳公司或赵某某的最后一笔资金是2015年6月8日的49，905元。(5)2015年9月17日之后，张某、周某、戴某账户支付给投资人钱款、业务员佣金合计为911余万元(已扣除周某支付至赵翔的30万元，支付至杨某某的20万元)，其中支付给投资人本息733万余元，支付佣金提成177万余元。(6)2015年10月1日出借人“李霞”投资金额5万元，该笔业务所记录的负责人是“周某”。18.被告人的供述，证实：天某上海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分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为天某北京公司销售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在张某的邀请下，周某、戴某协助张某筹建分公司；张某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全面负责分公司的各项事务，并与北京总公司对接，周某、戴某主要分管下属销售团队，完成销售任务，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上海分公司通过业务员拨打电话、发放宣传资料、老客户介绍新客户以及渠道销售的方式招揽投资人，向投资人宣传投资款由北京总公司用于投资房地产等实体项目，宣称公司实力雄厚，有房产担保，投资资金安全，承诺保本保息；2015年初，北京总公司开始无法及时向投资人支付本息，同年5月北京总公司因资金困难明确暂停向张某、周某、戴某发放收入；张某、周某、戴某在分公司领取固定工资，以“业绩”获取不同比例的佣金，周某还以其亲属冯子卫的名义虚设销售渠道，从中获取佣金。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变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2.5亿余元，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中张某、戴某诈骗金额770万元，周某诈骗金额240万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作如下评判：关于被告人周某在天某上海分公司的任职时间，现没有客观的书证材料来证明周某的离职情况，周某在侦查阶段供述其于2015年9月从公司离职，庭审中其供述在8月底离职，离职时向张某移交了销售团队、客户资料等，部分投资人的证言也提起在2015年8、9月间本属于周某的业务已由张某出面接待，证人马某某作为周某的下属其证实2015年9、10月周某还在上海分公司工作分管销售业务，尤其是马某某所述在10月以李霞名义通过周某投资的情况，有相关书证材料予以印证；周某下属朱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9月周某还在指示其工作；同案被告人张某在庭审中供述周某的离职时间系在2015年9月之后；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证实周某的账户在2015年9月下旬尚有资金流出用于支付投资人利息，且周某在2015年9、10月间多次以其虚设的冯子卫账户从公司收取佣金；综合分析上述证据，周某本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致，且其所述的向张某移交手续的情况未能得到张某供述的印证，周某名下部分投资业务的“转移”并不能直接证明周某的离职情况；而证人马某某、朱某作为公司职员周某下属，两人的证言均证实周某9月份尚在公司工作，尤其是马某某的相关证言由书证材料予以印证，同时结合周某本人及冯子卫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本院认定2015年9月周某尚在天某上海分公司任职，其应对“上海分公司”9月份的非法募资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2015年9月至案发戴某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认定，在案的证据可以证明戴某直至案发一直任职于上海分公司分管销售业务。2015年9月至案发，虽然在案的证据不能证明戴某直接参与向投资人吸收资金，但是其作为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张某的安排下向投资人支付本息，其管理的下属销售团队依然在向投资人销售产品，且相关业绩记录在其作为负责人的名下。关于被告人集资诈骗犯罪的认定，证据显示2015年初天某北京公司已经不能按时付息，同年5、6月北京总公司已经资金周转困难，相关书证显示上海分公司在2015年6月初之后就未将投资款汇往北京，由此可见，在2015年6月初张某等人在北京总公司未及时向投资人兑付本息时已经开始以“以新还旧”的方式来兑付到期投资人本息，之后2015年8、9月北京总公司先后发布公告明确将延迟向投资人偿还本息，据此，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应当明知天某北京公司已经无力支付前期投资人的本息，也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经营再来支付后期投资人的本金及高额利息；在该情况下，被告人不仅向投资人隐瞒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还继续以高额收益利诱投资人，继续向投资人宣称投资款用于北京总公司投资实业，使用诈骗方法欺骗投资人进行非法募集资金，所募资的资金并未用于投资协议约定的用途，而被用于兑现前期投资人的本息、支付业务员佣金。本院认定，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在2015年9月明知无力偿还投资人本息的情况下，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关于集资诈骗的金额，扣除相应的续约金额，以被告人实际吸收的资金即770万元作为诈骗金额。关于主、从犯的认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中，被告人张某作为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虽然是在总公司的授权下为总公司募集资金，不参与天某总公司的决策，但是其全面负责管理上海地区的销售业务，对上完成总公司核心管理层下达的指令，对下通过下达指标、统计业绩、分配收入等方式有效督促指挥下属销售部门完成销售任务，尽管张某不是总公司核心管理层人员，但是根据其所处层级及其所任职的情况，其系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在为总公司募集资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张某不能认定为从犯；被告人周某、戴某作为分公司的销售主管，直接对接管理销售业务，在与张某共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基本相当，不分主次，但考虑到周某、戴某系在张某安排下实施各自的“职责”行为，在量刑时与张某予以区分。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被告人张某作为管理者，掌控资金去向，起主要作用，被告人周某、戴某在张某安排下管理销售业务，不决定资金的去向，且周某在集资诈骗犯罪活动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对周某、戴某可认定为从犯。关于自首情节的认定，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自动投案，被告人张某、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对于集资诈骗事实，虽然两人辩解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是对于涉及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经过均作了如实供述，故可认定张某、戴某所犯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均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事实，对其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认定具有自首情节；周某到案后否认参与集资诈骗活动，对其所犯集资诈骗罪，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综上，被告人张某、戴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均系自首；被告人周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自首；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在共同集资诈骗犯罪中，张某系主犯，周某、戴某系从犯；被告人周某归还了部分投资人的钱款；综合考量上述量刑情节，对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张某犯集资诈骗罪，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周某、戴某犯集资诈骗罪依法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张某、周某、戴某均两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28年2月2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周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23年8月2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三、被告人戴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24日起至2023年8月2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四、集资参与人尚未兑付的集资款向被告人追缴或责令其退赔后，发还集资参与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苏 琼审 判 员  于 淼人民陪审员  孙根祥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刘 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一百九十二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五十五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判处管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与管制的期限相等，同时执行。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依照本法分则的规定。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