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56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啟贤，男，汉族，1974年9月15日出生，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河南众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河南众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宋兴，男，汉族，1939年10月12日出生，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松，男，汉族，1952年12月3日出生，住延津县，系延津县石婆固镇里乡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元学，男，汉族，1964年11月12日出生，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殿全，男，汉族，1955年6月10日出生，住延津县，系延津县石婆固镇里乡村村民委员会推荐代理人。上诉人赵啟贤、宋兴因与被上诉人李元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6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啟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勤勇、张豪，上诉人宋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松，被上诉人李元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殿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啟贤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李元学返还赵啟贤树木款20000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李元学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赵啟贤与宋兴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宋兴仅是作为中介性质的交易员、介绍人,事实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赵啟贤与李元学,因此应由李元学返还20000元。1、本案中,宋兴与陈小红是夫妻关系,赵啟贤是经陈小红介绍,通过宋兴购买的李元学的树木,宋兴是中间的介绍人。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延津县自然资源局对李元学和宋兴的询问笔录可知：2018年12月份,李元学找到宋兴表示有一批树想卖,让宋兴介绍人来买树,通过价格对比,最终经宋兴在中间介绍李元学将该批树以七万六千元的价格卖给了赵啟贤,并且在李元学的要求下赵啟贤支付了20000元的预付树款,该款通过宋兴交与李元学,后李元学向赵啟贤出具收据一份;虽然李元学与赵啟贤并未直接联络,但这并不影响双方通过宋兴作为介绍人从而达成交易,不能因此就机械的认定赵啟贤与李元学之间没有达成买卖的合意。2、李元学与宋兴之间实质上是达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并非买卖关系;根据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可知上述事实,李元学实质上就是委托宋兴代理自己卖树一事,也正是因此宋兴可以处理那棵死树,将死树卖与他人,并将卖树所得款交与李元学，宋兴基于李元学的授权取得了处理树木的权利。上诉人宋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驳回赵啟贤的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赵啟贤、李元学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26日，李元学以7.6万元的价格卖给宋兴346棵杨树,并约定:砍伐证及有关事项卖方一律不承担,阴历2018年12月底伐完,开始伐树交钱。大约在2018年10月28日,宋兴将这346棵杨树以8万元的价格卖给赵啟贤,双方约定:定钱2万元,一个月内伐完,如果伐不完,所交的定钱2万元作废不退,如果在一个月内伐完了,定钱2万元抵作树款,砍伐证由买方办理,村里和乡里的信由宋兴给赵啟贤办理,定钱交齐后树木归赵啟贤,下欠树款等树伐翻后清帐,由于当时赵啟贤没带那么多现金,当时只给了宋兴2000元,第二天又给了10000元,下欠8000元,3、4天之后通过宋兴儿子的手机微信转给了宋兴。在之后的几个月内,经多次催促赵啟贤伐树，赵啟贤以各种原因和理由未能将树伐掉,后来又说这树不要了,把2万元钱退给他。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宋兴和赵啟贤商定后，赵啟贤分三次将2万元的定钱交给宋兴，买卖合同成立。宋兴全面履行了双方口头约定的义务,赵啟贤并未履行义务,实属违约。因赵啟贤向宋兴所交的2万元具有定金的性质,根据《合同法》第115条,《担保法》第89条之规定,赵啟贤的违约行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2万元。针对宋兴的上诉请求，赵啟贤辩称：1、宋兴在上诉状中所述不实。依据赵啟贤提交的证据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询问笔录可知，本案买卖合同双方为赵啟贤与李元学，宋兴仅是交易员，其与赵啟贤之间无买卖合同关系。2、宋兴称赵啟贤无权要求返还树木款无任何依据。赵啟贤购买的并非生长在土地上的活林木，而是采伐后的木材，即标的物系动产，根据风险转移原则，案涉树木采伐前，树木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李元学承担。现因李元学的原因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李元学应退还赵啟贤向其支付的20000元树木款。综上，宋兴的上诉人理由不能成立。针对赵啟贤的上诉请求，宋兴的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被上诉人李元学辩称：李元学与赵啟贤无直接联络，而是赵啟贤与宋兴签订买卖合同，确定价款及付款方式，李元学并未介入，对其双方交易毫不知情。李元学与宋兴签订的买卖协议是事实，宋兴在本次交易中不是交易员的身份，是宋兴为了个人利益又与赵啟贤签订买卖合同。李元学收到宋兴20000元是宋兴对李元学履行的付款义务，不能以付款方式认定合同当事人。赵啟贤与宋兴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成立并生效，赵啟贤主张李元学返还2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案涉收据是李元学给宋兴出具，赵啟贤是从宋兴处领取，诉讼之前李元学与赵啟贤互不认识。李元学收取宋兴的20000元是宋兴向李元学履行的合同义务，与赵啟贤无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原审原告赵啟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元学返还赵啟贤2000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李元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啟贤除其在起诉书中列明的事实及理由外，另称，赵啟贤从事树木交易，李元学在其村南地有杨树约300棵，交易员宋兴与李元学同村，宋兴说李元学有一批树7万多元，问是否要，赵啟贤说要，便由宋兴带领到场查看，宋兴说李元学要7.6万元，另交易费4000元，李元学让先交定钱2万元，赵啟贤便当场给付宋兴2万元，几日后，宋兴交给赵啟贤1张李元学出具的收条，当时约定办好采伐证后伐树，但因树龄不够未能办证，一棵树未伐，之后对宋兴说要求李元学退钱，李元学还让再交2万元，当时另付宋兴交易费2600元。李元学称赵啟贤所述不实，双方并不认识，涉案2万元由宋兴分三次给付李元学，李元学为宋兴出具了收条，李元学是将杨树346棵以7.6万元的价格卖与宋兴，双方签有协议书，约定先交定钱2万元，伐树时付清尾款，2018年农历年底伐清，2019年五六月份，宋兴又给付李元学28棵树款4300元。审理中，赵啟贤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该院提交了由李元学于2018年12月16日书写的收条1份，内容显示“今收买南地树款贰万元正（20000.00元）李元学2018年12月16日”。李元学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该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10月16日的协议书，显示“协议书关于村南地四支河内卖树一事跟本村交易员宋兴协商如下：共计346棵树，以柒万陆仟元（76000.00元）价格卖于宋兴，砍伐证手续及有关事项卖方一律不承担，协商定于阴历2018年12月底伐完，开时伐树交钱”。李元学另申请宋兴到庭作证，宋兴证称，李元学有348棵树，价款7.6万元，其看有利润就买了，树伐完一次性付清树款，后其随即将树卖给了赵啟贤，并负责到乡里和村里为赵啟贤开证明，不负责砍伐证，赵啟贤付的2万元是押金，树伐不完，就不给了，后来有些树死了就催赵啟贤伐树，赵啟贤说死活不用管，并让其卖了28棵死树，得款4300元，该款未给他人；一个多月前赵啟贤说不要树了，说无法伐，让卖了；收条是赵啟贤在其不在家时从其妻子手中拿走的。针对宋兴发表的陈述意见，赵啟贤称不属实，宋兴说主家要定钱，让拿2万元，赵啟贤就送去了，过了几天宋兴爱人说条打好了，就让赵啟贤拿走了；买树时未约定砍伐时间，行规是办好证伐树；关于死树，宋兴并未经赵啟贤允许，钱也未付赵啟贤，说明李元学认为赵啟贤对该树木不具有所有权；经赵啟贤与宋兴核查，树共是二百六七十棵；另合同已无法履行。李元学称涉案树木在卖与宋兴时所有权已转移于宋兴，赵啟贤、李元学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同意与赵啟贤履行合同。宋兴称赵啟贤支付树款，同意赵啟贤伐树。审理中，该院在赵啟贤、李元学及宋兴在场的情况下依法到场勘验，赵啟贤与宋兴进行了指认，赵啟贤认可尚存树木123棵，宋兴及李元学认可尚存树木196棵。该院依赵啟贤申请到延津县自然资源局调取了该局于2019年4月28日对李元学、宋兴等人的询问笔录，李元学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你是否经陈小红介绍卖过一批杨树？答：有这事，这批杨树是我家四家合卖的，卖的时候是我的合伙人高学伍和宋兴夫妇说的。问：你将卖树的经过讲一下？答：2018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本村村民高学伍、武建国、李元亮发现在村南四支渠内栽植的杨树被水浸泡后死亡，就商量卖树的事，并且让高学伍去找本村交易员宋兴说这事。2018年12月份的一天，高学伍给我说这中间有几班人要买树，价格不一，最后听说草店的人以柒万陆仟元的价格买住这批杨树。这中间三次给了我树木款，在2018年12月16日，买树的人通过宋兴夫妇给够了贰万元的树木款，我给他们说好采伐证由买树人去办理，伐树的人说的是年前都伐完了，我给宋兴提供了采伐申请。到了2019年3月份，也未采伐，买树的人说办不下采伐证，一直到2019年4月28日早上，陈小红来我家给我送来肆仟叁佰元的树木款。问：你知道是谁买的杨树吗？答：我没有见过草店买树的人，不知道是谁买的树。问：那两万元的树木款是怎样给你们的？答：宋兴给我一次八千元，第二次给了我四千元，第三次是买树的人把钱给宋兴的儿子通过微信转来给了我八千元。2019年4月28日早上，陈小红给我送来肆仟叁佰元的树木款。问：陈小红给你这肆仟叁佰元时是怎样说的？答：陈小红说她卖了一些干树得了肆仟叁佰元，她先把这些树木款给了我，我也不知道她把干树卖给谁了，我们没有和买树的照头。问：你收的树木款给人家打收据了吗？答：我收到那两万元给宋兴打了收据，这肆仟叁佰元没有打收据”；陈小红的询问笔录显示“问：宋兴把李元学等人价值柒万陆仟元的杨树卖给小五，你为什么还要把这28棵杨树卖给石婆固镇的人？答：小五一直说办不下来采伐证，这些杨树被水泡着死了许多，宋兴才将死树又卖给别人”;宋兴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你和陈小红是否介绍卖过你村李元学的一批杨树？答：有这事，这批杨树是李元学的合伙人高学伍找我说的。问：你将卖树的经过讲一下？答：2018年12月份，本村村民高学伍找到我说他和李元学、武建国、李元亮四个人的树要卖，让我找人买树。这中间有几班人去看树，草店的小五（音）出价最高，他出价柒万陆仟元的价格买住这批杨树，我让他给押金，不能超过一个月，伐完还要栽树。当时，小五这中间三次给了我树木款，我让妻子陈小红把两万元的树木款给了李元学，李元学给我打的收款条。我给他提供了采伐申请，说好采伐证由小五去办理。后来，我一直催小五采伐，小五说办不下来采伐证，等了几个月也没有伐树，我给小五说那些杨树都死了，小五光说办不下来采伐证，后来我就找人来采伐这些死树，2019年4月26日，石婆固镇的几个人找到我问树，我妻子领着他们去看树，最后以肆仟叁佰元的价格商量成卖了28棵死杨树，2019年4月27日上午，石婆固镇的人伐的树，下午他们把树木款给了陈小红，2019年4月28日早上，陈小红把树木款给李元学送去肆仟叁佰元的树木款”。该院调取的证明显示“证明延津县石婆固乡里乡村南地文岩故道内种植树种28株杨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22条之规定，不属凭证采伐树木范围，不需要办理采伐证。特此证明延津县自然资源局2019年5月15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赵啟贤、李元学及宋兴的关系问题，即三方之间就涉案杨树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若存在，合同当事人如何确定。审理中，各方均就此发表了相关意见，赵啟贤认为其与李元学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李元学予以否认并认为其将涉案杨树卖与宋兴，与赵啟贤之间没有关系，宋兴亦持李元学意见。李元学为证明其此项主张成立向该院提交了2018年10月26日协议书，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能够反映出李元学及高学伍将树木卖与宋兴的事实存在，结合审理中各方发表的意见可知，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赵啟贤与李元学并无直接的意思联络，即是否缔结买卖合同及如何确定合同价款、如何确定付款方式均不是在赵啟贤、李元学之间进行的，而是在赵啟贤与宋兴之间展开的，李元学并未介入其中，李元学在回答延津县自然资源局询问时称“2018年12月份的一天，高学伍给我说这中间有几班人要买树，价格不一，最后听说草店的人以柒万陆仟元的价格买住这批杨树”，可知，并不是李元学选择赵啟贤作为交易相对方，即将涉案树木卖与赵啟贤不是李元学决定的，而且交易价格也不是由赵啟贤、李元学协商确定的，目前，无证据表明宋兴已向赵啟贤、李元学披露了对方，无法证明赵啟贤、李元学之间针对涉案树木存在买卖合意，另，从之后宋兴不用经李元学同意径行处理死树的事实来看，宋兴意思始终独立于李元学，其行使的始终是出卖人的权利，结合李元学与宋兴签订买卖协议的事实来看，宋兴在本次交易中并非仅是交易员的身份，其促成的不是在赵啟贤、李元学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为了促使其受让的树木得以实现顺利交易，所为系其个人利益而非为李元学利益；即便李元学通过宋兴收到了赵啟贤的2万元，也只是赵啟贤对宋兴及宋兴对李元学履行付款义务的问题，反映的是各方的付款方式问题，并不能据此决定合同当事人，综上，应当确认赵啟贤与宋兴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赵啟贤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关于赵啟贤与宋兴的合同效力问题，主要需审查宋兴对涉案树木是否具有处分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作为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树木的所有权转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李元学将涉案树木卖与宋兴，但对树木所有权转移并未明确约定，于此场合，则需判断如何视为卖方完成交付，经审查可知，李元学出让时虽然涉案树木仍生长在土地内，但从李元学与宋兴约定了采伐期来看，李元学出让的并不是生长着的树木，而是将树木采伐后所形成的木材，亦即，李元学出让的标的物的转移规则应按转让动产处理，即自交付时所有权转移，至于本案则是，办妥采伐证，买受人凭证采伐时视为出让人完成交付，所有权发生转移，而李元学与宋兴签订协议后，并未完成树木采伐，实质上涉案树木的所有权并未转移，宋兴在不享有树木所有权的情况下予以处分，实质上构成无权处分，但在诉讼过程中，李元学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构成对宋兴处分涉案树木的追认，故应确认宋兴与赵啟贤之间存在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关于赵啟贤要求李元学返还款项的问题，虽然赵啟贤给付宋兴的2万元，宋兴均已支付李元学，且赵啟贤也持有李元学出具的收据，但从审理中各方发表的意见可知，该收据赵啟贤并非直接从李元学处领取，又因该收据未载明相对人，故不能确定系李元学为赵啟贤出具的收据，不能证明是李元学对赵啟贤做出的意思表示，又因赵啟贤与李元学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接受赵啟贤2万元的系宋兴而非李元学，换言之，该2万元实际上是赵啟贤向宋兴履行合同义务，与李元学无涉，故赵啟贤要求李元学返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宋兴的责任问题，宋兴将涉案树木卖与赵啟贤，从赵啟贤交易目的来看，赵啟贤欲受让的并不是长于土地上的活立木，而是采伐后生成的木材，宋兴作为出让方对赵啟贤负有保障合同履行的义务，从各方发表的意见可知，在前期赵啟贤因未能顺利办理采伐证导致树木未能采伐，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采伐树木需首先办理采伐许可证，这对作为常年从事树木交易活动的赵啟贤及宋兴而言是应知且明知的，亦即，赵啟贤及宋兴知道在未办理采伐证前不能采伐树木，也即，在采伐证办妥前，因无法伐树而导致宋兴无法完成交付义务，于此场合，在赵啟贤与宋兴之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仍应由出卖人即宋兴负担，宋兴对涉案树木仍有看护义务，虽然现在已明确无需办理采伐证，但这是在双方达成交易合意几个月后才获知的，在当时并不为人知，若溯及既往，让赵啟贤在达成交易合意时即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则因赵啟贤对此缺乏预见可能性，而有失公允，审理中，宋兴自认交易数量为340多棵，后经该院现场勘验，树木数量已明显不足，缺量较多，双方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赵啟贤要求返还2万元实质上行使的是合同解除权，依据相关规定应予准许，买卖合同解除后，宋兴应将赵啟贤支付的2万元返还赵啟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之规定，判决：一、宋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赵啟贤树木款20000元；二、驳回赵啟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宋兴负担。保全费220元，由赵啟贤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于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夏天，李元学和高学伍、武建国、李元亮等四人发现其合伙在里乡村南四支渠内栽植的杨树被水浸泡后死亡，就商量卖树的事情，并由高学伍找到同村交易员宋兴，让其找人买树。2018年12月份，宋兴告知高学伍有几拨人要买树，价格不一，其中草店村的人（即赵啟贤）出价76000元买树，高学伍遂告知李元学。12月16日，赵啟贤分三次向宋兴付款20000元，宋兴让其妻子陈小红将20000元给了李元学，李元学于当日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买南地树款贰万元正（20000.00元）李元学2018年12月16日”。后李元学给宋兴提供了采伐申请，宋兴交与赵啟贤，并由赵啟贤办理采伐证。因赵啟贤一直未能办理采伐证，至2019年3月份也没有伐树，跟宋兴说不要树了，期间部分树木死亡，宋兴就找人砍伐死树。2019年4月26日，宋兴将28棵死树以4300元的价格卖与案外人陈志学，并于4月28日由陈小红将买树人交的树款交与李元学。2019年5月21日，赵啟贤提起本案诉讼。李元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与宋兴补签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关于村南地四支河内卖树一事跟本村交易员宋兴协商如下：共计346棵树，以柒万陆仟元（76000.00元）价格卖于宋兴，砍伐证手续及有关事项卖方一律不承担，协商定于阴历2018年12月底伐完，开时伐树交钱”。另查明：自2019年4月26日至本案一审起诉前，宋兴将案涉树木中死亡的部分分批卖出，共计1万余元，该部分树款均由宋兴的妻子陈小红、儿子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交给李元学，或由买树人直接转账给李元学。其他未死亡部分，宋兴以55000元的价格卖与其他案外人，并收取了20000元树款后分三次交给李元学。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0日到里乡村进行现场勘验，宋兴清点所剩树木为198棵，赵啟贤在二审中对该树木数量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责任主体问题。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二者的区别在于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目的是通过向买受人支付价款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则是通过代委托人处理相关事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本案中，双方对于李元学与宋兴之间系买卖合同还是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产生争议。首先，在延津县自然资源局对宋兴、陈小红、高学伍、李元学的询问笔录中，几人均称是高学伍找到交易员宋兴，让其找人买树；在2019年4月26日宋兴找人买28棵死树时，买树人陈志学在延津县自然资源局对其的询问笔录中也称“经陈小红介绍买她村一位姓高的人的杨树”，而且是“以3900元的价格购买，加上400元的手续费，一共给了陈小红4300元”；赵啟贤在一审中也陈述交20000元时另外给了宋兴2600元的手续费。由此可知，李元学卖树以及赵啟贤或宋兴找到的其他买家买树时，均是以将树木采伐后转移木材的所有权为目的，而宋兴根据李元学、高学伍卖树的要求，找到买家，并由买家通过宋兴向李元学支付树款，无论从宋兴的陈述还是其实际行动来看，其目的并非为了伐树后取得木材的所有权，而是在李元学、高学伍的委托下代其卖出相应的树木，并获取手续费。故李元学与宋兴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而非李元学主张的买卖合同。其次，一审庭审和上诉状中，宋兴称树是其购买，二审庭审中又称其是交易员，李元学委托其卖树，双方协议系后补。宋兴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因诉讼身份变更多次陈述不一，但无论宋兴一审陈述还是协议书内容，均与其双方在延津县自然资源局的陈述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故宋兴、李元学在本案中的陈述和双方后补的协议书，均无法推翻延津县自然资源局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对相关当事人所作出的询问笔录所记载的事实，本院对该协议书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宋兴与李元学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以双方实际实施的法律行为来确定。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之间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当事人。从李元学委托宋兴处理卖树事宜，宋兴代李元学寻找买家，收到买家付款后即交与李元学的行为，可以认定双方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成立。因受托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目的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故李元学作为卖树人是否知晓买树人的身份，或买树人是否知道李元学的身份，均不影响委托关系的成立。对于本案中谁应承担行为后果的问题，从宋兴将李元学出具的收据交与赵啟贤的行为可知，宋兴已将委托卖树人的身份披露给了赵啟贤，故赵啟贤在知晓宋兴与李元学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时，选择向李元学主张合同权利，是对其权利的处分，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赵啟贤起诉李元学而未要求宋兴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宋兴承担本案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赵啟贤主张李元学返还20000元有无依据的问题。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赵啟贤交付20000元后一直未采伐树木，在其向宋兴提出不要树木后，宋兴就将剩余树木分次处理，且将卖树款交由卖树人李元学，现剩余树木已经卖出，该行为表示各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本院予以确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赵啟贤通过宋兴向李元学交付20000元树款后，并未伐树，李元学应当将树款予以返还。但赵啟贤未及时办理采伐证进行伐树，导致部分树木死亡，采伐周期过长，从而使李元学预期利益受损，故赵啟贤应对其过错承担部分责任。本院酌定李元学返还赵啟贤15000元。李元学、宋兴称20000元系定金没有依据，其主张不予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宋兴在庭审中陈述不一导致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错误，由此产生的诉讼费用应由宋兴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6民初1381号民事判决；二、李元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赵啟贤树木款15000元；三、驳回赵啟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李元学负担，保全费220元，由赵啟贤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由宋兴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倪文怡审判员  康建轶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敬怡书记员寇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