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民申714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华安观海大厦**。 法定代表人：董中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峰，山东三和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胡旭声，男，199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猛，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广甜，山东康桥（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登支行，住所，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文山路**div> 主要负责人：戴青，行长。 原审被告：威海鲁名轩家具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口镇林村div> 法定代表人：胡亭波，经理。 原审被告：胡亭波，男，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袁乙力（曾用名袁丽丽），女，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原审第三人：荣成市奥孚石油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黄海中路**div> 法定代表人：李元，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旭声、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登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文登支行）、威海鲁名轩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名轩公司）、胡亭波、原审第三人袁乙力(曾用名袁丽丽)、荣成市奥孚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晟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一、二审法院对该案件关键事实“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认定不清。1.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中载明：“胡旭声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落款时间均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两份，一份是胡亭波与奥孚公司签订的，受让方为“胡亭波”（以下简称“原合同”），胡旭声在“原合同”左下方书写了“此合同作废，胡旭声”；另一份合同内容及落款时间与“原合同”一致，受让方为“胡旭声”（系债务人胡亭波的儿子）。经调查，被执行人胡亭波对“此合同作废”及受让人变更为胡旭声一事不知情。奥孚公司相关负责人认可涉案土地转让给胡亭波的事实，称改动合同是袁丽丽带着胡旭声到该公司要求更改的。”2.原二审法院2019年2月25日作出（2018）鲁10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2013年8月22日，中国银行文登支行与鲁名轩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鲁名轩公司向中国银行文登支行借款400万元，用于购买化工原料，借款期限12个月，该笔贷款由胡亭波、晟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以鲁名轩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作为抵押物。2014年8月22日，该笔贷款偿还。同日，中国银行文登支行与鲁名轩公司又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鲁名轩公司向中国银行文登支行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率为7.5%，结息方式为按季结息。该笔贷款由担保人胡亭波、袁乙力（袁丽丽）、晟隆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由鲁名轩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胡旭声与袁乙力均主张该土地转让合同签订于2013年春节后至2013年3月20日之前所签；奥孚公司主张是签订于2013年、2014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但明确表明执行案件中其公司副总经理伯金君在向一审法院所作笔录中所述签订于2016年有误，予以更正；胡亭波主张记不清楚。”3.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原一、二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关键时间节点“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并未查清，实际上在执行案件中奥孚公司副总经理伯金君在向一审法院所作笔录中曾明确上述合同签订于2016年，也就是本案所涉债权发生之后；虽然原二审过程中，奥孚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并未作出明确说明，胡旭声、袁乙力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同时，胡亭波、袁乙力在存在巨额债务尚未履行的情况下，将其夫妻共同财产无偿赠与其子女，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4.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法〔2011〕195号）规定：“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执行人通过离婚析产、不依法清算、改制重组、关联交易、财产混同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的，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依法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或者告知申请执行人通过诉讼程序追回被转移的财产”。对于本案来讲，这份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对于本案的判决结果至关重要，原一审、二审法院对此却均没有查清事实。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二审法院认定“胡亭波、袁乙力将夫妻二人共同财产（即就案涉土地对奥孚公司享有的债权）赠与给胡旭声”，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赠与行为对外并不发生效力，二审法院判决确认该赠与行为“对外发生效力”是错误的。1.《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2.《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4.根据以上规定，应当办理过户登记而没有办理的对外不发生效力。土地转让是需要办理变更过户登记等手续的，在涉案土地登记在胡旭声名下之前，应作为胡亭波、袁乙力（曾用名袁丽丽）的财产，胡旭声至今尚未取得赠与财产。二审法院认定为涉案财产属于“胡亭波、胡旭声的共有财产，双方各占二分之一”，适用法律错误。类似案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3404号《民事裁定书》中也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房屋则是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财产，在案涉房屋登记在王雲轩名下之前，王雲轩尚未取得赠与财产，更谈不上对赠与财产即案涉房产进行合理使用取得收益。”一、二审法院所做的判决没有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原二审判决的结果（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8）鲁1003民初1035号民事判决；驳回胡旭声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但该判决中本院认为“案涉土地应为胡亭波、胡旭声的共有财产，双方各占二分之一。中国银行文登支行作为债权人可以依据生效判决执行债务人胡亭波在案涉土地中所享有的财产份额”的认定是错误的。中国银行文登支行作为债权人可以对位于威海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镇××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文北海国用（2000）字第010012号）作为胡亭波的财产进行执行。综上，晟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申请再审。 胡旭声提交意见称，请求驳回晟隆公司再审请求。一、从晟隆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第5页倒数第三行来看，其认为“二审判决的结果是正确的”，既然对二审判决结果无异议，那么现提起再审，并请求撤销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就没有了任何依据，法院审查是否应予再审立案也没有任何意义，其再审申请书中所提的理由，亦不属于再审立案审查的内容。晟隆公司提请再审，属于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二、即使从晟隆公司提出的申请事由分析，其“事实及理由”部分所表达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一)晟隆公司主张“原一、二审法院对该案件关键事实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认定不清”，该理由不能成立。胡亭波、袁乙力将案涉土地权利赠予给胡旭声以及胡旭声与奥孚公司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时间，一、二审法院已查明，不存在认定不清的情况。胡亭波一审时陈述：“这个地转让是事实，但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是儿子考上学后想给儿子留点财产”(一审卷宗129页)；原土地转让合同复印件上“同意转给胡旭声”的字以及胡亭波的签字均是胡亭波亲笔书写的，书写时间是2012年；“胡旭声2012年上的大学，大学期间又入了伍，入伍后在威海集训三个月的时间去奥孚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一审卷宗136页)。袁乙力陈述“当时转地的时候，是我们俩在夫妻感情不和的情况下，我们同意将地转给儿子，胡亭波在合同中明确的写明同意转给胡旭声，之后，我带着儿子亲自去奥孚公司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为2013年年初”(一审卷宗142页)；“转让时间早于贷款时间，与该贷款无关，我记得转让时间是2013年3月份，因为当时我儿子是2013年3月20日归队，我是在我儿子归队之前办理的转让”(二审卷宗59页)。奥孚公司表示，奥孚公司与胡旭声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大体时间是出具情况说明(2018.1.18)的四五年之前，但确定不是2016年。综上，胡亭波、袁乙力将涉案土地转让合同的相关权利转让给胡旭声以及胡旭声与奥孚公司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时间，事件参与人的陈述是吻合的；即使胡亭波本人对奥孚公司与胡旭声重新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具体时间表示不确定，但可以确定一点，胡亭波在原土地转让合同复印件上签署“同意转给胡旭声”并签名的时间是2012年(一审笔录136页)；综合事件参与者对整个事实的陈述，可以认定胡旭声与奥孚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3月20日前，二审法院作出的该认定没有错误。并且，还可以确定一点，胡亭波、袁乙力将涉案土地转让合同的相关权利转让给胡旭声与执行案件所涉贷款没有任何关联(执行案件所涉贷款的借款时间是2014年8月22日)，对本案审理、事实认定无任何影响。晟隆公司主张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更属主观臆断，无任何事实依据，以此理由申请再审，不应得到支持。(二)胡亭波、袁乙力转让的是土地转让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即对奥孚公司享有的债权，在胡亭波、袁乙力同意转让的情况下，胡旭声另行与奥孚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该新《土地转让合同》签订后，胡亭波、袁乙力享有的合同债权转让给胡旭声即转让完成。合同具有相对性，奥孚公司认可与胡旭声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且原《土地转让合同》作废，胡旭声就是《土地转让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自始未过户至胡亭波、袁乙力名下，而是登记在奥孚公司名下，转让给胡旭声前，胡亭波、袁乙力享有的即是对奥孚公司的债权，胡旭声与奥孚公司之间形成债权法律关系，签订合同是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土地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胡旭声基于土地转让合同享有的合同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倒签日期为2003年5月29日的土地转让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晟隆公司主张原一、二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查清，但却没有明确该合同签订的具体日期，亦未提供该合同签订日期的证据。原审第三人奥孚公司副总经理佰金君向一审法院所作笔录明确所述合同签订于2016年，但二审中，原审第三人对此予以否认，该笔录不能作为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证据。原审法院结合胡旭声与袁乙力的主张、奥孚公司的主张、胡亭波的主张，认定上述土地转让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3月20日前，属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无不当。二、由于案涉土地使用权尚未登记在胡旭声名下，胡亭波作为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行为。但是该土地使用权原所有人为胡亭波、袁乙力二人，虽然胡亭波撤销了赠与，但袁乙力赠与行为仍然有效。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土地应为胡亭波、胡旭声的共有财产，双方各占二分之一。中国银行文登支行作为债权人可以依据生效判决执行债务人胡亭波在案涉土地中所享有的财产份额”，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综上，再审申请人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威海晟隆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王启江 审判员  于爱军 审判员  姜晓玲 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  刘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