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2民终30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珍，女，1958年4月17日出生，住包头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凯，男，1960年11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鸿均，内蒙古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文秀，女，1960年11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鸿均，内蒙古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被告）：杨俊，男，1984年3月2日出生，住包头市。   原审被告（被告）：宝娜任高娃，女，1973年6月17日出生，住包头市。   上诉人刘秀珍因与被上诉人吕玉凯、许文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秀珍上诉请求：1.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驳回吕玉凯、许文秀的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吕玉凯、许文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以“刘秀珍及杨俊、宝娜任高娃虽主张与吕玉凯、刘秀珍均系传销组织成员,该款项系传销申购款,但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为由判令刘秀珍返还吕玉凯、许文秀款项。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理由如下:   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而是因加入西安“民间互助理财合作项目”即“传销组织”而引发的纠纷。庭审中,刘秀珍及杨俊、宝娜任高娃出示的微信及短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案涉的四人许文秀、刘秀珍、杨俊及宝娜任高娃都是西安“民间互助理财合作项目”传销组织的成员。许文秀在该传销组织中位于C1家长级别，为了自己能够尽快升至C2岗位出局,积极拉拢他人加入。在杨俊表示想加入但钱不够的情况下,经刘秀珍向其说明情况,许文秀主动为杨俊垫付保证金15万元,刘秀珍用自己的西安建行卡代收款项，所有款项均在传销组织内部进行了分配,称为“岗位分配金”。故许文秀、吕玉凯打给刘秀珍的款项,并非出借给刘秀珍的借款。   二、从吕玉凯、刘秀珍一审出示的借款条上看,杨俊在“借款人”处、宝娜任高娃在“担保人”处都签了字,而刘秀珍既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只是用自己的银行卡代收了一下资金后便按照C1家长许文秀的指示,将该笔款项在传销组织内部进行了分配,且许文秀获得35000元;庭审中,杨俊认可许文秀转账给刘秀珍的15万元是许文秀为杨俊加入传销团队垫付的申购款,这笔钱杨俊没有过手，全部被许文秀团队高层成员瓜分了。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借款,判令刘秀珍偿还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   三、传销系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该案中许文秀明知杨俊借款是为了进行传销活动,其为杨俊垫付款项的目的在于让杨俊加入传销组织并从中赚取更多的提成收入。根据法律规定,对出借人明知借款人为了进行传销活动而借款的,属于违法借贷,不受法律保护。   吕玉凯辩称：一、吕玉凯与许文秀是夫妻关系，与刘秀珍是朋友关系，与杨俊、宝娜任高娃从未见过面，从不认识。2015年12月16日，刘秀珍跟吕玉凯说他急用钱，提出借钱，因是朋友关系，处于帮助关系，吕玉凯从银行转账给了刘秀珍155000元。刘秀珍当时说只用半年，很快就还，在2016年夏秋要求刘秀珍还钱时，刘秀珍给了一张《借款》条，吕玉凯、许文秀当时没多看，只认为是刘秀珍给的借条，就收下了，后来找刘秀珍还钱时，她告诉是借给了杨俊，并让找杨俊要钱。在刘秀珍的指挥下，杨俊给吕玉凯、许文秀写了《补充协议》。当吕玉凯、许文秀再向杨俊要求还钱时，杨俊否认借钱，说条子不是他写的，是刘秀珍写的，借钱的事跟他自己没关系，吕玉凯、许文秀仔细一看条子，借款人处是杨俊，而杨俊拒绝还钱，刘秀珍将非常清楚的借贷弄得很乱，才引发本案的诉讼。   刘秀珍说是家里急用，并没说去搞传销，处于朋友关系才借钱帮她。吕玉凯从银行账上划出是155000元，由于刘秀珍说借15万，多出的5000元，出于朋友关系，时间一长，加上条子上只写了15万元，那5000元就没提，也没计较，只想还回15万及这几年的利息就行了。刘秀珍借走15.5万元应当由她偿还。吕玉凯、许文秀只主张15万元，认可一审判决偿还15万元。   许文秀辩称：一、刘秀珍借走15万元是客观事实，判她还钱是顺理成章，她收到了15.5万元，就有责任、义务偿还借款，至于她把钱出借给了杨俊与否完全是她和杨俊之间的另外一种法律关系。   二、刘秀珍借钱后，企图赖账，不还钱，便在2018年，利用打电话、微信、自行编造谎言，想改变借款事实，达到不还钱的目的。刘秀珍把吕玉凯正当出借的15万元说成是杨俊参加传销的保证金，说许文秀获得了35000元分配金完全是处心积虑编造谎言。杨俊、宝娜任高娃也和刘秀珍恶意串通、欲盖弥彰，但掩盖不了本案的基本事实，一审其三人的辩称没有证据。   三、鉴于刘秀珍是实际的客观的借款人、收款人，她又没有向出借人偿还借款，刘秀珍与吕玉凯、许文秀构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判其偿还借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吕玉凯、许文秀共同辩称，刘秀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刘秀珍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但拿不出证据来否   认民间借贷客观事实，她已收到15万元，她编造的传销谎言根本否定不了借款事实。   二、刘秀珍说借款条上有杨俊、担保人宝娜任高娃签字，这笔款是经她自己的银行账号接收后，按照许文秀的指示，在传销内部进行了分配、瓜分了，纯属谎话，还称吕玉凯、许文秀知道杨俊进行传销活动，为其垫付款项，完全是用谎言，掩盖真相。   三、刘秀珍的上诉无凭无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剔除刘秀珍的无理狡辩，按照事实的本来面貌，驳回刘秀珍的上诉，维持原判。   吕玉凯、许文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秀珍、杨俊、宝娜任高娃偿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78000元；2.诉讼费用由刘秀珍、杨俊、宝娜任高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6日,吕玉凯向刘秀珍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银行卡转款155000元。同日，杨俊作为借款人，宝娜任高娃作为担保人，出具借款单一份。该借款单内容为“今有杨俊同志借现金壹拾伍万元整，利息按2分借款一年，到2016年12月16日连本带一起还清”。2017年5月26日，许文秀作为甲方，杨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在原协议生效的前提下，补充以下内容。租期延到2017.12.16。现付2015.12.16-2016.12.16利息叁万元整”。刘秀珍称对银行凭条、借款条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杨俊对银行凭条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质证称借款条是刘秀珍书写，借款人处是杨俊签字，当时借款条上书写的利息是2厘，分字是后来改的。补充协议系许文秀书写，杨俊在乙方处签字，但是当时30000元并没有说是支付利息。宝娜任高娃对补充协议不知情，对银行凭条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一审庭审中，刘秀珍提供2018年11月-12月许文秀与刘秀珍微信聊天截图及语音转换文字材料打印件1份、刘秀珍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1页、刘秀珍银行卡转账清单截屏打印件1份、网摘文章打印件1份，证明许文秀、刘秀珍、杨俊、宝娜任高娃都是西安“民间互助理财合作项目”传销组织的参与者。当时许文秀作为C1家长为了自己的团队更快地发展，主动拿钱给杨俊作为其入单的申购款。吕玉凯、许文秀转给刘秀珍的150000元就是用于杨俊申购加入西安传销组织的保证金。许文秀因为杨俊申购入单获得35000元岗位分配金。刘秀珍的银行卡号就是西安传销组织指定组织成员在西安开户收取保证金的银行卡。吕玉凯、许文秀质证称微信聊天材料无法否认吕玉凯、许文秀所举证据的效力。对交易明细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截屏打印件与本案无关。刘秀珍借钱用途吕玉凯、许文秀不清楚。杨俊、被告宝娜任高娃对刘秀珍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杨俊、被告宝娜任高娃提供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2月4日许文秀和宝娜任高娃短信聊天打印件5页、证明双方均是西安传销组织行业的参与者。许文秀主动拿钱垫付给杨俊为其加入的申购款，不受法律保护。许文秀、吕玉凯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质证称聊天截图没有否定借款。刘秀珍对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刘秀珍、杨俊、宝娜任高娃虽主张其与吕玉凯、许文秀均系传销组织成员，该款项系传销申购款，但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三人的辩称不予采纳。庭审中，吕玉凯、许文秀放弃向杨俊、宝娜任高娃主张权利，仅向刘秀珍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根据吕玉凯、许文秀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吕玉凯账户向刘秀珍账户转款155000元的事实。现吕玉凯、许文秀主张刘秀珍偿还借款150000元，应予支持，利息应从其起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吕玉凯、原告许文秀借款本金150000元；二、刘秀珍支付吕玉凯、原告许文秀借款150000元的利息，从2019年1月1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随本清；三、驳回吕玉凯、原告许文秀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刘秀珍、杨俊、宝娜任高娃提供的微信证据、短信证据，应当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刘秀珍与吕玉凯、许文秀是否存在借贷关系。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首先要求出借人与借款人存在借贷合意，借贷合意最常见的形式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本案中，吕玉凯、许文秀没有提供与刘秀珍存在借贷合意的书面证据，相反却出示了与借款人杨俊，保证人宝娜任高娃签订的《借条》。即使按照吕玉凯、许文秀陈述，为了主张还款被动接收借条，但在2017年5月26日许文秀又与杨俊达成《补充协议》，协商延长借期并偿还利息三万元。据此，吕玉凯、许文秀不能证明与刘秀珍存在借贷合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日常生活中，引起转款的原因有多种，不能均简单归为借贷关系。本案中，刘秀珍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案涉15万元款项性质及“出借”情况，杨俊、宝娜任高娃提供的短信记录亦证实,许文秀提及出借款项涉及“行业”“岗位”等情况。综合以上证据可以证实，吕玉凯向刘秀珍转款，存在其他原因，吕玉凯、许文秀应当就其与刘秀珍存在借贷关系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二人并未对刘秀珍以及杨俊、宝娜任高娃提供的证据予以反证。   另一方面，吕玉凯、许文秀主张本案属于借贷关系但其陈述存在多处表述不一致的情况，相关行为亦不符合民间借贷常情常理。首先，吕玉凯向刘秀珍转款15.5万元，却向刘秀珍主张还款15万元，吕玉凯、许文秀一审陈述另外5000元是赠与刘秀珍，这与吕玉凯、许文秀主张本案约定了利息及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均不相符；其次，吕玉凯、许文秀答辩称，对于刘秀珍出具的《借条》没有仔细看，后期才看到《借条》中借款人为杨俊，如此辩称不符合常情常理；另外，吕玉凯、许文秀否认参与过西安民间互助理财项目，但是其在微信聊天记录及短信记录中，却多次提及“申购款”“C1岗位”“行业”等事宜，其辩称未参与过“项目”，不能对抗上述书面证据。   综上所述，刘秀珍的上诉请求成立，应当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4民初13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吕玉凯、许文秀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4980元（吕玉凯、许文秀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4720元（刘秀珍预交），以上费用共计9700元，由吕玉凯、许文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玺   审判员 杨 娜   审判员 贺 斌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晓龙   附件：本判决书依据的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