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202民初2765号原告（并案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三门峡市黄河路中段147号。法定代表人：张玉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伊强，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烈，河南蓝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并案原告）：刘建花，男，196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峡市湖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业群，男，199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三门峡市湖滨区。系刘建花之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并案被告）：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0号。法定代表人：张吉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莉丽，河南新砥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彤瑶，河南新砥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局）与被告刘建花、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刘建花与十一局、康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因两案系因不服同一劳动仲裁裁决提起的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豫1202民初2766号民事裁定书，将刘建花与十一局、康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并入本案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并案被告）十一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屈伊强、赵建烈，被告（并案原告）刘建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业群，第三人（并案被告）康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莉丽、唐彤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十一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刘建花自1995年1月至2018年12月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原告不给被告刘建花补缴自199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工伤和生育保险。3．依法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刘建花经济赔偿金222952.2元。4．依法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刘建花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经济损失36480元。5．依法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刘建花双休日加班工资31667.46元。6．依法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刘建花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95.42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三门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于2019年5月21日做出三劳人仲案字（2019）15号、23号仲裁裁决书，并于2019年5月31日将上述仲裁裁决书送达给原告。由于上述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逻辑关系混乱，裁决错误。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经人介绍曾在原告的项目部从事过炊事员工作。项目完工后，双方就不再存在任何关系。至被告提起劳动人事仲裁时。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自2014年9月起，被告就与第三人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第三人给被告缴纳了各种社会保险并发放工资，双方之间建立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关系。鉴于劳动关系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特性。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不应该为被告补缴社会保险费，更不应该支付被告经济赔偿金、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经济损失、双休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被告申请仲裁时早已超过了一年的时效期间。被告刘建花辩称，我自1989年在十一局工作，一直是食堂负责人。我和十一局已经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十一局逼迫下，我和康泰公司签订了合同，在2018年12月我们才得知所签合同性质是劳动合同。我们没有超过劳动仲裁期限。十一局为逃避责任，将我辞退，并承诺在资金宽裕时候结算我加班补助等。2014年，我签订合同时，十一局党支部书记崔向东拿着空白合同给我签字，说不签字就不能继续干，说是为了我好。这不是我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12月之前，我没有和康泰公司之间有过交集。第三人康泰公司述称，十一局和刘建花均未要求康泰公司承担责任，康泰公司和本案无任何关系，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2014年9月，刘建花开始在康泰公司工作，和康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4年9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康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承担了相应责任，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并交纳相应社保。并案原告刘建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十一局自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十一局为原告补缴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各项社会保险金（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3．判决十一局为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赔偿金240000元。4．判决十一局为原告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支付各项加班工资、节假日加班工资、奖金、补贴、25％拖欠加班工资的赔偿共计198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告是十一局子弟。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原告一直在十一局工作，进入单位的时候也是经过相关领导方邵曾介绍同意的，原告在用工表上签过字。十一局也办理相关手续，然而手续并没有给原告，均在十一局档案部门保存。劳动仲裁裁决确认劳动关系由于《劳动法》从1995年1月颁布，所以劳动关系也是从1995年1月开始于法无据。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特殊合同关系，其特殊性不仅体现为主体之间的管理、隶属关系，还在于合同履行的连续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后，稳定、持续进行劳动，更能实现用人单位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连续性产生了劳动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即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间会随着劳动合同的连续履行而不断延长。只要劳动者并未中断劳动过程，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就应继续计算直至其停止劳动，这一期间应视作一个整体，而不应进行切割分段。劳动仲裁裁决不正确，是因为它以《劳动法》实施时间为节点，将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进行了切割，将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分为两段进行处理，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劳动合同关系特征。事实上，原告刘建花自1989年3月起就一直工作到2018年12月，期间没有中断，是一个完整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跨越了《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1995年以前的社会保险材料，均不在原告手中掌握，原告实在不能出具也无法出具。如果按劳动仲裁和社保中心的要求，我本人实在无法面对被告十一局刁难。依据社保中心领导回复，社保可以从1987年开始补缴。原告在缴纳范围以内。3．十一局为了逃避责任，将刘建花个人关系违法转移至十一局人力资源部下设的劳务派遣机构（康泰公司）。2018年12月，十一局违法解除原告刘建花劳动合同。此事已被劳动仲裁部门查证清楚，只是计算经济赔偿金基数有误。依据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实际应得工资也应包括加班工资。然而各项加班工资和各项奖金以及降温补贴取暖补贴和异地津贴，十一局以项目困难均未发放。而劳动仲裁也并未计算在内。同时，2018年3月份1357.14元的工资是原告放年假回家的20天左右只发放10天左右的工资，是非正常上班的工资。所以不应计算在平均工资之内。因为这一项完全拉低了平均工资。4.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原告在十一局食堂工作期间，十一局项目部工人发生多起伤亡事故，项目部资金短缺。十一局领导以此为由，长期拖欠原告各项加班工资和各项补贴和奖金。因为原告性格温顺又吃苦耐劳，再加上受人管理身份地位皆不平等，加上十一局又是国有企业，十一局便拖欠了4年的各项奖金和补贴。更可恨的是十一局以加班工资为诱惑，让原告4年来每日工作至凌晨，每日工作16个小时以上，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然而整个食堂只有两个工人却负责整个项目部的餐饮工作，还要负责领导的招待和小灶。到最后拒不支付各项工资，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仲裁期间，又提出加班工资均已支付，并且十一局并未设立我本人所提出的各种奖项和补贴。是严重的作伪证和作假。导致仲裁并未支持我的诉求。5．十一局在仲裁庭上做大量伪证，多次威胁我本人进行调解。仲裁结束后明知原告没有经济来源还要无限期对我各项赔偿进行拖延。审理中，刘建花增加诉讼请求：1．判决十一局支付未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刘建花无法领取失业金的损失，共计36480元。2．判决十一局补缴刘建花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失业保险。3．其诉讼请求主张项目要求康泰公司和十一局承担共同责任。并案被告十一局辩称，1．与刘建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建花在其诉状上称：“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其一直在十一局工作，进入单位时也是经过相关领导方邵曾介绍同意的，原告在用工表上签过字；十一局也做了相关手续，然而手续并没有给原告保存，均在十一局档案部门保管，完全不是事实。事实上，刘建花只是在十一局部分工地干过临时工，工程完工后就回家休息，期间也经常回家休息，不存在办理招工手续，更不存在有什么档案。十一局系正规国有企业，各种制度健全完善，如果刘建花所说属实，其办理招工手续，就不会坐在今天的法庭上。十一局与刘建花之间只是断断续续存在临时劳务用工关系。况且，2014年9月以后，刘建花与康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十一局与刘建花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刘建花在诉状称本案适用《合同法》是错误的，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平等主体。因此，劳动关系不适用《合同法》。3．刘建花诉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刘建花与康泰公司2014年9月就建立劳动关系，有刘建花签字劳动合同为证。刘建花2019年才对十一局提起仲裁，已经超过一年仲裁申请期限，依据《劳动法》解释规定，应驳回其诉讼请求。4．刘建花诉请补交社会保险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刘建花2014年9月与康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康泰公司一直为其缴纳各种社会保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征缴社保费是劳动行政部门法定职责，即使发生争议也是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的范围。并案被告康泰公司辩称，康泰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建花没有要求被告康泰公司承担责任。被告康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履行发放工资缴纳社保义务，不应再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1989年3月，刘建花经人介绍进入十一局工作，未办理相关手续。曾在十一局承建的洛宁故县水库项目、小浪底南线公路、灵宝市神窝土灰坝项目、渑池县水厂至山西浪店引防工程、上海大浦河项目、云南那兰项目、四川大岗山项目、云南石门坎项目、江苏泗阳项目、云南梨园项目、河南南阳天池电站项目做炊事员，负责工地上人员用餐问题，工作地点随项目不同而变动。2014年9月，刘建花经人介绍，与康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康泰公司为刘建花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2015年9月1日，刘建花与康泰公司签订了岗位为炊事员，期限为“自2015年9月1日起至甲方分包的南阳天池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的劳动合同。刘建花称，2014年10月份，十一局强行要求其与康泰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并承诺可以解决相关养老问题和编制问题以及同正式职工待遇（正常发放奖金和补助）。与康泰公司签订合同后，其仍然在十一局承建的项目工地做炊事员工作。2018年10月底，其询问十一局南阳天池电站项目部就其编制问题和奖金不予发放的问题（节假日的过节费，降温费和取暖费以及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等的奖金和各项加班补助等）进行沟通。十一局天池电站项目部未对该问题给刘建花解决。2018年12月7号，十一局天池电站项目部通知刘建花其提出的各项问题交由康泰公司解决。2018年12月18日，刘建花被口头通知辞退。经刘建花与康泰公司、十一局沟通未果之后，刘建花以十一局和康泰公司未提前30天通知便单方面解除与其劳动关系、未经刘建花同意的情况下无理由解除劳动合同、未签订任何解除劳动合同的合约、未支付失业待遇、未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未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未支付任何加班工资和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以及应得到的各项奖励和奖金为由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19年5月21日分别作出三劳人仲案字［2019］15号和［2019］23号裁决书，［2019］15号裁决内容为：一、刘建花与十一局自1995年1月至2018年12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十一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刘建花办理并补缴自1995年1月至2018年12月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社会医疗保险费、社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其中社会保险费个人应承担部分由刘建花个人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计算为准；三、十一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付刘建花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22952.2元；四、十一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刘建花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经济损失36480元。五、十一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31667.46元。六、十一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95.42元。七、刘建花的其它仲裁请求本委不予支持。［2019］23号裁决内容为：刘建花与康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建花、十一局对仲裁委作出的［2019］15号和［2019］23号裁决书不服，均起诉至本院。审理中，刘建花向本庭提交31组证据，证明刘建花自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一直在十一局承建的工地上工作，其与十一局存在劳务关系。1．社保中心出具的社保状态证明2份，康泰公司向社保中心备案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1份，证明刘建花的社会保险已停保并转移至个人灵活就业上，同时与康泰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已经与2018年12月份解除。2.2014年11月康泰公司向社保中心提交的建立养老关系申报表及劳动合同各1份，2014年12月康泰公司向社保中心提交备案的劳动合同解除登记表及养老关系中断申请表各1份，2018年12月康泰公司向社保中心备案的养老关系中断申报表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各1份，证明刘建花签名非本人所签。3．刘建花提交其子与十一局项目经理朱保鑫的通话录音光盘1份及项目办公室主任常洪东的通话录音光盘1份，证明刘建花被十一局项目部以没有工作岗位违法裁员辞退，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4．刘建花提交劳动争议仲裁庭记录1份，证明刘建花并未签订任何解除劳动合同登记表也未递交辞职申请，十一局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5．刘建花提交旅游照片、工作照片、工作服照片，以及通话录音证明证言，证明其长期在十一局工作，系十一局员工，与十一局建立劳务关系。十一局对刘建花提交证据有异议，认为刘建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刘建花是连续工作，且其中部分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可以证明刘建花和康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不能证明康泰公司是违法和刘建花解除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和十一局有关系。刘建花中断社保，是因为刘建花没有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所以康泰公司终止社保缴纳，说明康泰公司和刘建花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关系。关于十一局与康泰公司签订合同，合同是康泰公司与十一局之间签订的，真实有效。和刘建花之间劳动合同关系非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关于证书、奖状，2011年获得奖状和刘建花未与十一局建立劳动关系并不冲突。证书只是涵盖两三年时间，刘建花在十一局干过临时工这个事不否认，但不能证明1989年-2018年之间劳动关系情况。康泰公司对刘建花的主张不予认可，认为2014年前劳动关系与康泰公司无关。康泰公司不拖欠刘建花工资。姚秋萍系刘建花妻子。梨园项目没有分包与事实不符。刘建花与康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康泰公司已经履行用人单位义务，之后由于刘建花长期旷工，故中断其社保缴纳。康泰公司及十一局是独立法人。公司情况应该以工商登记为准。康泰公司已经履行支付工资义务。十一局提交以下证据：证人证言12份，证明刘建花在十一局工程项目打过零工，但刘建花与十一局没有劳动关系。十一局提交云南梨园项目食堂劳务分包协议、天池项目食堂劳务分包协议各1份，证明十一局将上述两个项目食堂劳务分包给康泰公司，刘建花不属于十一局员工，刘建花与康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证明刘建花提起劳动仲裁时已超过劳动仲裁申请期限。十一局提交姚秋萍（刘建花爱人）的仲裁申请书和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仲裁委已认定与刘建花情形一样的姚秋萍与十一局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刘建花对十一局的证据提出以下异议：第一组证据，胡传亮的书面证言，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系虚假证据。刘建花最开始进入十一局是在硅铁厂工作，由方邵增办理用工手续。之后，因为工厂减产，方邵增把刘建花调往固县水库工作几个月。张继昌的书面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张继昌出具证明时候，我们已经明确告知了张继昌我们正在进行诉讼。张继昌、胡传亮、李长安都是十一局员工，和十一局有利害关系，证明效力低，不能采纳。李长安的书面证言，真实性有异议。我们提交证据可以证明上述证言是虚假的。刘建花并不是打零工，一直在十一局工作，一直接受十一局管理，只是没有编制。第二组证据，劳务分包协议，该分包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2013年1月份，崔向东向刘建花下发调令，调往梨园项目上。刘建花在项目上从不知道该分包协议书，刘建花在2013年1年-2014年9月是在十一局项目上工作，不是康泰公司员工。十一局从未将食堂分包给任何单位。康泰公司并无相应食品经营许可，并没约定康泰公司具有管理权，只是把相关职位分包给康泰公司。康泰公司是十一局下属公司，是关联公司。天池项目签订时间是3月10日，劳动仲裁时，十一局答辩书上写明是6月签订，仲裁时材料是9月份签署的。故天池项目分包协议不是真实的。2015年3月，刘建花就在南阳天池项目上工作，作为五个食堂负责人进行工作。综合两份分包协议，是两份以劳务派遣性质的分包协议。第三组证据，对于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刘建花和康泰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刘建花对康泰公司及其缴纳社保情况并不知情。康泰公司没有进行过公示。该组证据不能证实刘建花申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时效。第四组证据，对于姚秋萍仲裁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仲裁案件存在争议，该仲裁书并没有生效。该劳动争议已经诉至法院。康泰公司对十一局证据提出以下异议：第一组证据书面证言，不了解真实情况，无法核实。对第二组至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康泰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云南梨园项目食堂劳务分包协议、天池项目食堂劳务分包协议复印件2份，证明康泰公司承包十一局该项目食堂炊事工作，由康泰公司直接安排人员进行工作的事实。康泰公司提交与刘建花劳动合同书，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查询单1份，康泰公司2018年9月至2018年11月的工资表、工资流水各1份，证明2014年9月，刘建花在康泰公司工作，康泰公司已为刘建花足额发放工资及加班工资，并为刘建花缴纳社保的事实。康泰公司提交2018年11月、12月考勤表各1份，河南天池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部情况说明1份，证明2018年11月底因食堂合并，刘建花不愿意到合并后食堂工作，于2018年12月离开工地，没有再到工地工作。刘建花对康泰公司的证据提出以下异议：康泰公司没有经营许可无论分包还是其他方式必须获得经营许可。劳务分包是由康泰公司进行管理。劳务公司不具有其他权利。刘建花自始至2018年12月以前从未见过分包协议。康泰劳务公司也根本不具备分包食堂资质。也不能证实由康泰公司直接安排人员进行工作事实。劳动合同书，经刘建花核实原件，刘建花没有签订2015年9月劳动合同书。2015年3月，刘建花已经到十一局项目上工作。不可能在9月份签订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刘建花没有见过，该合同中间经过插页和换页。该合同书第二页内容第一条第三款，自2015年9月1日起至甲方分包的南阳天池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首先康泰公司完全没有分包，康泰公司从来没有分包过南阳天池电站的食堂业务，而且食堂也不是工程项目。对方也不用资质，只有脚手架之类的工作，没有分包食堂业务的可能性，而且也绝对没有分包食堂业务。刘建花根本就不是自2015年9月1日起到南阳自甲方分包的南阳天池工程项目，实际上2015年3月份刘建花就接到十一局党支部书记崔向东的调令，要求刘建花担任十一局食堂项目食堂负责人。刘建花期间一直在十一局项目，该项目上所有食堂均由刘建花个人提出要求建造意见，然后实地指挥工人，然后给出他们的建议。各方面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该份劳动合同我们怀疑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也证明不了对方目的，康泰劳务公司是十一局下属公司。查询单不能证明刘建花和康泰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工资表、工资流水、考勤表均有异议。2018年11月，刘建花最后一次向局长要加班工资和钱，不存在项目接近尾声，人员减少情况。2018年12月8日离开工地，从南阳到三门峡。此后，刘建花一直和康泰公司、十一局领导进行沟通，要求不要辞退刘建花。2018年12月18日，康泰公司经理告知刘建花予以辞退，理由是刘建花系劳务派遣工，可以辞退。十一局对康泰公司证据无异议，认为刘建花与康泰公司具有劳务关系。另查明，康泰公司于2007年11月21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该项目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有效至2017年7月26日）；工程机械租赁。刘建花自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工资及社保系康泰公司发放、办理。本院认为，刘建花于1989年3月进入十一局工作。1995年之前，刘建花未办理招工手续。刘建花自1989年3月至2014年8月期间在十一局承建的项目工地上工作。2014年9月，刘建花经介绍到康泰公司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单备查。因此，判断双方是否存在或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以是否用工为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为标准。自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从事工作之日起，劳动关系即确立。2014年9月前，刘建花虽未与十一局签订劳动合同，从刘建花提交的证据上可以证实其在事实上接受用人单位十一局管理、支配，遵守用人单位相关制度，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关系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劳动者不能同时订立双重劳动关系。刘建花在2014年9月份已与康泰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故其与十一局之间事实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刘建花于2019年2月18日提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十一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已经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其未提交证明存在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故对刘建花要求确认其与十一局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及相应的劳动报酬部分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起实施，在此之前劳动关系的认定由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办理招工手续或其他材料确认，故该期间的劳动争议案件，本院不予确认。2018年12月24日，康泰公司用非刘建花本人签字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中断申报表”，以刘建花“由于辞职与我单位正式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将刘建花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中断，解除了与刘建花的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康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出示与被告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康泰公司违法解除刘建花劳动关系的行为已导致刘建花不能继续从事工作的事实，应承担法律责任。刘建花与康泰公司劳动关系于2018年12月24日解除。康泰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刘建花解除劳动关系合法性，且刘建花本人不认可辞职的事实及相关手续上的签字，故康泰公司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第四十七条第三款“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刘建花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3715.87元，其在康泰公司工作时间为四年零三个月。康泰公司应支付刘建花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4863.48元。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二）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第十七条“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１年不足５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５年不足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或者不按规定及时为失业人员转移档案关系，致使失业人员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或者影响其重新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赔偿由此给失业人员造成的经济损失”、第二十三条“失业保险金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确定”之规定，刘建花与康泰公司于2018年12月解除劳动关系，康泰公司未为刘建花缴纳失业保险费，致使刘建花未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故康泰公司应支付刘建花12个月的失业待遇损失18240元。刘建花主张补充缴纳1989年3月至2018年12月社会失业保险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建花主张十一局为其补缴1989年3月—2018年12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属于行政机关的职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故本案不予处理。关于刘建花主张支付加班工资的仲裁请求。庭审中，康泰公司提交了刘建花自2018年的部分工资表及“天池项目食堂劳务分包协议”，该份协议未明确加班费等工资数额。刘建花递交的银行工资流水与康泰公司递交的工资表中“实发工资金额”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关于2015年3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延时加班工资，刘建花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康泰公司不认可刘建花加班时长的计算方式，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期间的双休日加班工资，经庭审及劳动仲裁查明的事实，未有2015年3月起至2017年12月止的工资表或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刘建花的加班情况，故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考勤记录，2018年12月，刘建花未举证证实其加班情况。自2018年1月起至11月，刘建花每月双休日加班天数分别为8天、3天、9天、9天、8天、9天、9天、8天、10天、8天、8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之规定，康泰公司应支付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每月双休日加班工资分别为：2788.8元、474.48元、3297.96元、3297.96元、2931.52元、3083.94元、3297.96元、2931.52元、3678.2元、2942.56元、2942.56元，共计31667.46元。关于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经庭审调查，刘建花未提交2018年12月加班的证据材料，每月法定节假日加班天数为1天、0天、0天、1天、1天、1天、0天、0天、1天、3天、0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三）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之规定，康泰公司应支付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每月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分别为：348.6元、0元、0元、366.44元、366.44元、342.66元、0元、0元、367.82元、1103.46元、0元，共计2895.42元。刘建花要求支付拖欠加班工资25％的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建花与十一局之间自1989年3月至2014年8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自2014年9月起，刘建花与十一局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刘建花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自2014年9月之后，刘建花与康泰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至2018年12月24日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解除。康泰公司应支付刘建花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4863.48元、失业保险待遇经济损失18240元、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31667.46元、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95.42元。十一局和刘建花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建花与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二、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刘建花2014年9月至2018年12月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4863.48元。三、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31667.46元。四、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刘建花2018年1月至2018年11月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2895.42元。五、第三人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刘建花失业保险待遇经济损失18240元。六、驳回原告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并案原告刘建花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二、三、四、五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由第三人（并案被告）三门峡康泰资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军亚审 判 员  郭 路人民陪审员  袁月英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