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8476号原告：洪海洲，男，197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平谷园物流基地**-401。法定代表人：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笑，北京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男，199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静，北京辉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硕，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洪海洲与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康公司）、第三人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洪海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涛，益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笑，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海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登记在李**名下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万元）归洪海洲所有；2.判令益康公司将登记在李**名下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万元）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益康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洪海洲出资100万元注册成立益康公司。因洪海洲设立公司较多，需要经常处理与公司相关的事务，为节省时间和精力，洪海洲经常安排他人代持股权。在成立益康公司时，洪海洲安排其招聘的两名员工代持股权，即由户齐浩代持50%的股权，剩余50%的股权由李**代持，并且安排李**担任益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海洲按照法定程序出资100万元，完成了益康公司的注册登记手续。鉴于前述情况，登记在李**名下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50万元）的实际出资人是洪海洲，李**并未缴纳任何出资，李**持有的益康公司的股权应属洪海洲所有。现李**拒不承认代持股权的相关事实，也拒绝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洪海洲诉至法院。益康公司辩称，不同意洪海洲的诉讼请求。第一，洪海洲并非益康公司的出资人。李**持有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是代案外人喻可可持有，该部分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喻可可，而非洪海洲。第二，洪海洲从未向益康公司提出变更股东登记的请求，同时也未申请过召开股东会会议行使股东权利。第三，益康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在合法的范围内确认公司股东是其基本义务，但综观工商登记文件、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等材料，均不能证明洪海洲是益康公司的股东。李**述称，不同意洪海洲的诉讼请求。第一，洪海洲并非益康公司的出资人，李**从未代洪海洲持有任何公司的股权。李**持有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是代喻可可持有，该部分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为喻可可。由于李**与喻可可存在亲属关系，所以李**为喻可可代持益康公司的股权，并与之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另外，案外人喻可可、李民、蔡伟、丁列东、鲍海燕于2013年1月1日将之前各自经营的业务进行合并重组，并决定成立一些相关公司，益康公司即其中一家公司。在此之前，李**根本不认识洪海洲，李**也不可能为刚认识几个月的人去代持所谓的股权，更不能在不签署股权代持协议的情况下为其代持股权。第二，李**持有的益康公司的股权不应变更登记至洪海洲。首先，李**持有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是代喻可可持有，而非代洪海洲持有。其次，洪海洲既然主张自己是益康公司实际出资人，要求益康公司将李**持有的股权变更至洪海洲名下，那么洪海洲应当先行向益康公司和李**提出股东变更请求并提供相关证据，并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后方可办理。然而，洪海洲并未向益康公司提出过上述变更请求，也未征询益康公司的其他股东的同意，益康公司也未就上述事宜召开过股东会，更未作出过股东会决议。因此，不论是实体还是程序方面，李**持有的益康公司的股权都不应当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益康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15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户齐浩和李**，二人各出资5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3年11月14日。在益康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有两张“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其中一张显示交存单位名称为李**，付款账号为XXXX，已交存金额50万元，该款项已于11月14日交存至北京银行平谷支行，新设入资专户，账号XXXX，报告单中标注的公司名称为益康公司。诉讼中，洪海洲向本院提交孙连凤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孙连凤于2013年11月14日向李**的账号为XXXX的账户转账50万元。同时，洪海洲还向本院提交孙连凤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孙连凤在书面证言中表示，洪海洲于2013年11月委托其代理注册益康公司和北京吉康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康公司），两个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0万元，并表示洪海洲的股权由李**和户齐浩代持，其中益康公司的股权由李**代持50%，户齐浩代持50%，并且李**担任法定代表人；孙连凤同意代办并且同意垫付注册资本金，代办费用为86000元；2013年11月14日，孙连凤向李**和户齐浩的个人账户各汇入50万元，用于缴纳益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注册完成后，孙连凤要求洪海洲将垫付的注册资本金和代办费用共计2086000元汇入北京金世明元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以下简称金世明元事务所），2013年11月底，孙连凤如数收到款项。益康公司和李**不认可孙连凤证言的真实性，其二人均认为孙连凤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其仅以书面的方式出具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采信。洪海洲表示孙连凤拒绝到庭作证，但孙连凤曾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的“李**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并形成询问笔录，孙连凤在该次询问中亦表达同样的意见。本院依据洪海洲的申请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进行调查，在该刑事卷宗中，确有孙连凤的询问笔录，孙连凤在该次询问中的意见与其2018年11月30日的证人证言中表述的一致。益康公司和李**坚持认为孙连凤应当出庭作证，并表示孙连凤已同意出庭，故其申请孙连凤出庭作证。本院准许益康公司的申请后，孙连凤出庭作证。孙连凤在作证称，其在退休后兼职代理记账，丁列东和喻可可曾多次委托其代为办理公司注册事宜。2013年，喻可可的下属贺可可委托其在平谷区注册益康公司和益康公司，其同意后便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垫付注册资本金，喻可可、丁列东和李民系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的实际股东，李**和户齐浩均为代持，洪海洲从未委托其办理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孙连凤还称，喻可可偿还的垫资款和代理费由天津宽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转账，金额为2086000元，但其并不清楚为何是宽明公司还款，也不知道宽明公司如何得知收款账户，更不清楚宽明公司与该事件的关系，只是当时收款后就当然认为是喻可可偿还的款项。另外，其本人与金世明元事务所没有直接关系，但与该公司的控制人系朋友。在本院多次释明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和作伪证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后，孙连凤仍然坚称其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证人证言和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陈述的意见均不属实，并称洪海洲提交的书面证言是由洪海洲拟定后交由其本人签字，在其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之前，洪海洲指示其进行虚假陈述；孙连凤坚持证言以本次到庭陈述为准。洪海洲认为，第一，李**是在得知孙连凤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的具体内容后，才当庭申请孙连凤出庭作证，并且李**要求孙连凤更改证言内容，故孙连凤的证言的真实性存在疑点；第二，孙连凤对益康公司的股权代持情况并不知情，其在证言中认可其垫付的出资款是由宽明公司偿还，根据宽明公司的股东蔡伟和王昕的证言，可以得出该笔款项实际由洪海洲偿还；第三，孙连凤表示实际出资人是喻可可，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第四，孙连凤在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推翻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当庭发表的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应当不予采纳。2013年11月29日，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汇入七笔款项，共计2086000元。宽明公司系成立于2011年8月18日的有限责任责任公司，股东为王昕、俞航和蔡伟，2016年12月14日，宽明公司注销。洪海洲表示，宽明公司系代其向孙连凤偿还垫资款200万元并支付服务费86000元。为此，洪海洲申请宽明公司的股东王昕、蔡伟和俞航出庭作证。王昕出庭表示，其持有的宽明公司40%的股权系代洪海洲持有，俞航持有的35%的股权也系代洪海洲持有，故洪海洲实际持有宽明公司75%的股权。蔡伟作证称，宽明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其与洪海洲二人，洪海洲持股75%，因洪海洲注册成立益康公司和吉康公司需要注册资本金，遂使用其在宽明公司应取得的分红款向孙连凤偿还了垫付款，宽明公司的转账行为经过蔡伟和洪海洲的一致同意。另外，蔡伟还表示，其还在益康公司担任销售经理的职务，益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洪海洲，喻可可也是益康公司的销售经理，喻可可在公司没有决策权，而且喻可可已于2015年离职。俞航作证称，其持有的宽明公司35%的股权系代洪海洲持有。2013年11月，洪海洲指示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打款2086000元，该款项是宽明公司应付给洪海洲的分红款，宽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洪海洲。洪海洲表示，户齐浩持有的益康公司50%的股权，亦是代洪海洲持有，为此，其申请户齐浩出庭作证。户齐浩到庭后表示，其系益康公司的业务员，洪海洲是益康公司的总经理，洪海洲要求其代为持有益康公司50%的股权，其同意后便办理了工商登记，用于缴纳出资的50万元是由孙连凤垫付，除此之外，其本人和孙连凤并无其他经济往来；其担任名义股东期间，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管理，其曾听洪海洲说，李**也是代洪海洲持有股权，其同意洪海洲登记为益康公司的股东；另外，洪海洲负责益康公司的全面工作，包括人事、财务等方面。为证明洪海洲负责益康公司的经营管理，洪海洲向本院提交益康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委托服务合同》、部分支出凭证，并且申请益康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邢鹏辉出庭作证。《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显示，洪海洲具有益康公司的财务审批权；《委托服务合同》的签署方为益康公司和案外人北京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洪海洲作为益康公司的代表在落款处签字；支出凭证显示，不论是喻可可还是李**申请领款，均由洪海洲作为主管进行审批。邢鹏辉出庭作证称，其在益康公司任职期间担任财务负责人，益康公司的财务审批权归洪海洲享有，而且洪海洲还对公司的经营享有决策权；李**和喻可可都是益康公司的员工，并未参与公司的决策管理，而且其并不知道李**和喻可可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益康公司和李**对证人王昕、蔡伟、俞航、户齐浩和邢鹏辉的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其认为五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能直接证明洪海洲与李**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都是个人推断或道听途说，故不应当采信相关证言。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和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第一，洪海洲是否是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第二，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否符合显名化的要求。关于焦点一，洪海洲是否是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根据益康公司工商档案中留存的“交存入资资金报告单”、孙连凤的银行账户明细和宽明公司的汇款凭证及李**的陈述可知，李**只是益康公司的名义股东，其向益康公司缴纳的出资系由孙连凤垫付。洪海洲向本院提交的孙连凤的证言载明，是洪海洲委托孙连凤向李**和户齐浩垫付了益康公司的股权出资款，且事后洪海洲也依约向孙连凤指定的账户归还了上述垫资款及垫资利息，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为洪海洲。经调查，孙连凤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侦查的“李**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亦作出相同的陈述。虽然孙连凤后续作为李**的证人出庭作证时否认其之前在公安局和证言中陈述的全部意见，改称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应为喻可可，但其认可洪海洲此前向本院提交的证词上孙连凤的签字是其本人所写，认可宽明公司向金世明元事务所支付的2086000元系偿还益康公司与吉康公司的垫资款，且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更改证言的合理理由。经询，孙连凤无法解释宽明公司是为谁偿还孙连凤益康公司垫资款，其证言前后矛盾且存在明显漏洞，故本院对孙连凤证言中关于指认实际出资人的内容不予采信。宽明公司曾向金世明元事务所转账2086000元，孙连凤主张金世明元事务所是其朋友开的公司，且认可金世明元事务所收到的2086000元就是偿还其向益康公司、吉康公司的垫资款及垫资利息的。现宽明公司虽已注销，但其全体股东王昕、蔡伟、俞航均到庭作证称洪海洲系宽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宽明公司付给金世明元事务所的2086000元系代洪海洲向孙连凤偿还的垫付款。益康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与流程》、《委托服务合同》和部分支出凭证亦显示洪海洲对益康公司行使管理权、财务审批权，不论是喻可可还是李**申请领款，均需洪海洲审批。因此，洪海洲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户齐浩、李**向益康公司的出资系洪海洲实际缴纳，洪海洲系益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关于焦点二，李**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否符合显名化的要求。益康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户齐浩和李**，每人均持股50%，除争议股权外的股东仅有户齐浩一人。户齐浩主张其与李**持有的益康公司股权均系洪海洲实际出资，其本人与李**均只是名义股东，同意将李**名下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洪海洲名下。上述情况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故洪海洲提出确认李海洲的股权归其所有并要求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判决如下：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李**名下的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50万元属于原告洪海洲所有；二、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第三人李**名下的50万出资变更至原告洪海洲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第三人李**应对上述股权变更登记予以协助。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北京益康恒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金 宏审判员 代 策审判员 鲁雅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高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