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2民初764号 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07048029414）。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诉讼代表人：张剑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骥，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志刚，男，196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超，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仑集团公司）诉被告胡志刚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于2018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因该案属破产程序中有关债务人的衍生诉讼案件，经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意，宁波中院于2018年12月21日裁定该案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19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仑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骥，被告胡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立华、耿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中，当事人要求庭外和解30天，本院予以准许，但和解未果。另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曾中止审理，后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仑集团公司起诉称：经浙仑集团公司申请，宁波中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浙02破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仑集团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经审计发现，浙仑集团公司与胡志刚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了《股东内部协议》一份，约定浙仑集团公司将其在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仑投资公司）1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志刚，胡志刚在股权变更登记前支付10万元，其余70万元分8年（2015年-2022年）在胡志刚的分红款中扣除，若在此期间无分红或分红不足以抵扣股权转让款的，胡志刚最迟在2022年12月31日前交清或补足70万元。2015年2月6日，浙仑集团公司与胡志刚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浙仑集团公司将其在浙仑投资公司1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志刚，股权转让款在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付清。2015年1月14日，胡志刚向浙仑投资公司汇入投资款10万元。2015年1月30日，胡志刚向浙仑集团公司领取现金70万元。同日，胡志刚向浙仑投资公司汇入投资款30万元。2015年2月2日，胡志刚向浙仑投资公司汇入投资款40万元。2015年2月6日，浙仑投资公司向浙仑集团公司汇入85万元，其中80万元为胡志刚投资款。浙仑集团公司认为，其与胡志刚于2015年2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变更了双方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胡志刚应当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浙仑集团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胡志刚通过从浙仑集团公司领取70万元现金汇入浙仑投资公司，再由浙仑投资公司汇入浙仑集团公司的做法，实际并未履行完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侵害了浙仑集团公司的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胡志刚支付浙仑集团公司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117990元（自2015年2月17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8月6日，之后的利息损失继续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被告胡志刚答辩称：一、胡志刚已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80万元。2014年下半年，当时浙仑集团公司正在与麻省理工学院洽谈一个在宁波落地的教育项目，胡志刚是中间牵线人。当时宁波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引进麻省理工学院的领导小组，小组组长由宁波市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宁波市常务副市长担任，胡志刚是小组成员。基于此，胡志刚与浙仑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凯玲走得比较近。后浙仑集团公司资金紧张，蒋凯玲三番五次提出要向胡志刚借款应急。因当时胡志刚经常代表浙仑集团公司与外界有意收购浙仑集团公司股权的买家进行商务谈判，比较了解浙仑集团公司的状况，故一直不愿意出借款项。2014年年底，蒋凯玲提出了一种方案，让胡志刚投资浙仑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仑投资公司，因为当时考虑到，浙仑投资公司是相对比较干净的一家公司，蒋凯玲还承诺以后由浙仑投资公司来承接麻省理工学院落地宁波的项目，提供产学研服务。当时市长已同意资助1000万美元来促进学研落地。考虑到投资价值，胡志刚就同意了蒋凯玲的方案，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浙仑投资公司10%的股权。之后就签订了《股东内部协议》，约定胡志刚先付10万元，其余的70万元分8年在胡志刚的分红款中扣除。2015年1月14日，胡志刚以转账方式汇给浙仑投资公司投资款10万元。之后，蒋凯玲又因为资金紧张，同时又称入资要实缴到位，希望胡志刚能提前实缴剩余的70万元。出于共同的利益考量，又考虑到该70万元也是对浙仑投资公司的投资款，胡志刚就同意了。但蒋凯玲提出要现金，故胡志刚于2015年1月28日给了蒋凯玲70万元现金，并连同先前转账的10万元，要蒋凯玲出具了一张收据。后胡志刚也看了浙仑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报表也显示胡志刚的投资款已全部到位。二、胡志刚帮助浙仑投资公司成功引进麻省理工学院在宁波建立了产业合作创新中心。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也向浙仑投资公司下拨了第一笔科技专项补助资金150万元，但蒋凯玲在该笔科技专项资金到位后的第二天即将该资金转给了浙仑集团公司，用于归还了浙仑集团公司在中国银行海曙支行的贷款，且至今未归还。因蒋凯玲私自挪用政府专项补助资金，导致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与浙仑投资公司解除了《关于麻省理工宁波产业合作创新中心共建协议》，损失600万元政府补助资金，导致胡志刚的投资血本无归。三、2016年12月6日、7日，浙仑集团公司还向胡志刚借款25万元，至今未还。胡志刚已申报债权并得到确认。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浙仑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 浙仑集团公司成立于1990年3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蒋凯玲。浙仑投资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6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初始股东为浙仑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蒋凯玲。2015年1月30日，浙仑集团公司与胡志刚签订了《股东内部协议》一份，载明：一、股东出资时间：浙仑集团公司将其对浙仑投资公司持有的股权中的10%转让给胡志刚，股权转让价款为80万元，于股权变更登记前支付10万元，余款70万元分8年（2015年-2022年）在胡志刚的分红款中扣除，如在此期间无分红或分红尚不足以抵扣股权转让款的，则胡志刚最迟需在2022年12月31日前交清或补足70万元。二、退股说明：若胡志刚在未交清股权转让款80万元前退股，如公司盈利，胡志刚同意按其入股时实际已出资额退股，但可同时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享受退股前的账面分红，不享受公司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如公司亏损，胡志刚则按照其所持股权比例承担的亏损额扣除实际已出资额后的金额退股，实际出资额不足以弥补其所应承担亏损的，胡志刚应予以补足。三、特别约定条款：1.浙仑投资公司股东必须是本企业管理人员，非企业管理人员如需成为股东，必须有非常特殊的企业发展需要，并经三分之二（含）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股东所持股权比例与其在本公司所任职位必须相匹配（以2014年12月时任职为准），如之后职位调整则所持股权比例作相应调整；3.股东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如出现受贿、挪用资金、损害公司名誉等严重的违法或违反公司相关规定的行为，董事会有权要求其立即退股。届时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按照其本人入股时的出资额退股，不得享受公司任何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同时公司保留追诉其对公司所造成损失的一切赔偿权利；4.未经董事会同意，股东不得在本公司以外的企业任职或通过自营、合伙、隐名股东等方式从事与本公司相关及类似业务，一经查实，董事会有权要求其退股。届时该股东必须无条件按照其本人入股时的出资额退股，但可以按其持股比例享受退股前的账面分红，不再享受公司有形或无形资产的权益，同时公司保留追诉其对公司造成损失的一切赔偿权利；5.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的股东必须按照公司规定严格保守公司的秘密，严格按照公司在内部信息使用及披露方面的规定去保护与使用这些信息，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股东必须无条件就公司的损失作出全额赔偿；6.不论任一股东以任何形式转让其所持股权，其他股东都必须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购。股东自退股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加入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不得带走客户及相关营销渠道。如有违反上述条款，股东必须无条件就公司的损失作出全额赔偿；7.以上内容和条款与浙仑投资公司章程具有同等效力，如有冲突，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在上述协议签订之前的2015年1月14日，胡志刚向浙仑投资公司的招商银行账户5749××××0201汇付了投资款10万元。2015年1月30日，经浙仑集团公司财务总监陈清波在领款单上签字并经蒋凯玲签字同意，从浙仑集团公司领取了现金70万元，用途载明为胡志刚用于投资浙仑投资公司。该领款单上“领款人”栏处无人签字，胡志刚确认未领过该款。2015年1月30日、2月2日，浙仑集团公司出纳陈柳以“胡志刚投资款”的名义将现金30万元、40万元分别汇入浙仑投资公司的招商银行账户5749××××0201。2015年2月6日，浙仑投资公司将资金85万元从其招商银行账户5749××××0201转入浙仑集团公司的中国银行账户3844××××0333，浙仑集团公司分别开具了金额为80万元、5万元的收款收据各一份，其中金额为80万元的收款收据上“交款项目”载明为“胡志刚股权转让款”，但胡志刚并不持有该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包括客户联均在浙仑集团公司处）。 2015年3月9日，浙仑投资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即股东变更登记为浙仑集团公司、胡志刚，持股比例分别为90%、10%。为办理该次股权变更登记，浙仑投资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了胡志刚与浙仑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浙仑集团公司签章的《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落款日期均为2015年2月6日）及《企业股权转让、变更纳税证明》等资料。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一、浙仑集团公司愿意将占浙仑投资公司10%的股权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志刚，胡志刚愿意受让上述股权。随着上述股权转让，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也一并转让，由受让方按原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二、股权转让后浙仑集团公司在浙仑投资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胡志刚承继。三、股权转让款的交付日期：胡志刚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以货币形式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80万元支付给浙仑集团公司。四、浙仑集团公司保证对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股权质押或冻结等事由。浙仑集团公司必须配合胡志刚和浙仑投资公司依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五、协议各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违约方承担责任，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若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六、本协议若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2016年12月6日、7日，浙仑集团公司分别向胡志刚借款10万元、15万元（合计25万元），浙仑集团公司给胡志刚分别出具了相应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上载明为“暂借款”，另外标明“对私工行2655”。 2017年11月27日，宁波中院作出（2017）浙02破申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仑集团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与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破产管理人。 以上事实，由原告浙仑集团公司提交的《股东内部协议》、银行收款回单、银行客户回单、领款单、调查笔录、银行付款回单、收款收据、《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源企业登记档案）、《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来源企业登记档案）、《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来源企业登记档案）及被告胡志刚提交的收款收据、《企业股权转让、变更纳税证明》（来源企业登记档案）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浙仑集团公司与胡志刚对胡志刚总计应支付浙仑集团公司股权转让款80万元及胡志刚于2015年1月14日已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并无争议，双方的争议主要是：胡志刚是否向浙仑集团公司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胡志刚主张其已向浙仑集团公司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提供落款日期为“2015.01.28”、内容为“今收到胡志刚用于宁波浙仑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货币捌拾万元”等字样（均为打印字体，胡志刚称该80万元包含了于2015年1月14日支付的10万元）的收据（落款“收款人”处仅盖有蒋凯玲的法人章）一份予以佐证，以证明其于2015年1月28日以现金方式向浙仑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凯玲支付了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但浙仑集团公司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于大额现金交付，应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交付人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大额现金交付的事实。本案中，胡志刚对其交付的所谓70万元现金的现金来源庭审中称来源于其爷爷卖房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之，对如何交付、交付地点等均未作陈述。其所谓70万元大额资金直接以现金方式交付，与其之前交付10万元款项都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操作以留下交易记录的做法不相符，与其之后于2016年12月6日、7日交付借款资金10万元、15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胡志刚提交的两份收款收据上标明“对私工行2655”，经核实是该两笔款项汇入浙仑集团公司财务总监陈清波尾号为2655的银行账户的缘故）进行操作以留下交易记录并由浙仑集团公司出具正规收款收据（此种收据一式三联，在财务上有据可查）的做法亦不相符，不免让人心生疑虑。而从胡志刚提供的上述收据来看，在收据上盖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法人章，亦不符合商事交易中直接签名的一般习惯。胡志刚提供的此种收据（属民间一种简易便条）仅胡志刚单方持有，在浙仑集团公司财务上并无存底，相应后果胡志刚作为公司从业人员应当非常清楚，但事后却无任何补救措施。另外，若胡志刚果真于2015年1月28日付清了全部股权转让款，那在2015年1月30日与浙仑集团公司签订《股东内部协议》时不可能再约定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分8年在其可得分红款中扣除，无分红或分红不足以抵扣时在2022年12月31日前还需交清或补足。通过上述分析可判定，一方面，胡志刚提供的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另一方面，即使真实，仅仅凭该收据亦不足以证明胡志刚已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另外，虽然浙仑集团公司财务内部有胡志刚交齐股权转让款80万元的记录并有收款收据入账，但该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包括客户联均在浙仑集团公司处，且根据浙仑集团公司提供的相关凭证，其中的70万元系浙仑集团公司通过内部走账方式完成支付的，其资金来源并非来自胡志刚，故浙仑集团公司内部的报表并不能真实反映胡志刚已支付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案中，浙仑集团公司提交了其与胡志刚于2015年1月30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协议》和双方于2015年2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源企业登记档案），认为后一份协议已取代前一份协议，胡志刚则认为后一份协议只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签订的格式化合同，并非对前一份协议的修改或替代。本院认为，从上述两份协议的内容来看，前一份协议内容更为详尽，涉及双方切身利益，而后一份协议应当系来源于公司登记机关的格式化合同文本，且浙仑集团公司与胡志刚均未留存原件，故后一份协议应确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需要而签订，真正约束双方的应是前一份协议即《股东内部协议》。根据该《股东内部协议》的约定，胡志刚应交的70万元股权转让款从其2015年至2022年可得分红款中抵扣即可，如无分红或分红不足以抵扣，才需于2022年12月31日前交清或补足，即不需要立即或短期内支付该70万元股权转让款。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胡志刚在2016年12月间仍会暂借款25万元给浙仑集团公司，而不是直接向浙仑集团公司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因为双方都清楚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尚未届至。因此，胡志刚庭审中称其于2016年12月间出借款项给浙仑集团公司的事实表明其已不欠浙仑集团公司股权转让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债务人在被宣告破产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属于破产财产，但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因此，虽然根据涉案《股东内部协议》的约定，胡志刚对诉争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期限尚未届至，但浙仑集团公司破产申请已被受理，该未到期债权视为已到期。如要起算诉讼时效应自此时开始起算，故本案起诉显然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胡志刚庭审中称浙仑集团公司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胡志刚有义务向浙仑集团公司支付该7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因浙仑集团公司同时对胡志刚负有借款债务25万元，该债务依法应予抵销，故胡志刚尚应支付浙仑集团公司股权转让款45万元。对于浙仑集团公司要求胡志刚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因胡志刚并不存在逾期付款违约情形，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胡志刚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45万元； 二、驳回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1980元，由原告宁波浙仑海外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930元，由被告胡志刚负担80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刚 人民陪审员  郭文煌 人民陪审员  刘慧红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邓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