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79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男，汉族，1977年5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方硕，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嘉悦，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钟诚，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帅，男，土家族，1988年11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审被告：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72区留仙三路甲岸工业大厦B栋一楼西。诉讼代表人：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鲁畅。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泰君，男，汉族，1985年6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钊洋，男，汉族，1995年2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系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工作人员。上诉人王海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富贷款公司）、原审被告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发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31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债务经本案诉前调解已获清偿，被上诉人明确收到涉案合同足额本息，双方就涉案债务的清偿已达成合意，被上诉人无权重复主张债权。一审法院怠于查明相关事实，导致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基本事实如下表所示：（二）上表记载的各项事实，证明车发发公司归还、被上诉人接受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和逾期罚息，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涉案合同已清偿完毕。具体分析如下：2018年9月13日，涉案合同项下借款到期。因车发发公司未能如期偿还，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就涉案合同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车发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逾期罚息及违约金。一审法院接收案件后案件进入诉前调解阶段。调解过程中，车发发公司与被上诉人经过协商，车发发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向被上诉人归还本金200万元及逾期罚息16.6万元，2018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向调解人员确认收到款项，明确认可涉案合同项下本金、逾期罚息已还清，未支付违约金。无论是车发发公司还款，还是被上诉人接受还款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清偿涉案合同项下本金、逾期罚息达成合意并已履行完毕。以上调解过程系在调解人员主持下完成，涉案合同已清偿完毕的事实毋庸置疑，被上诉人不能也无法推翻该事实。（三）被上诉人为重复主张涉案债务编造事实，谎称收到的上述216.6万元款项为偿还其他合同（0060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本息，被上诉人该项主张明显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虚假主张，根本无法成立，具体理由如下：1.从车发发公司偿还216.6万元的背景来看。车发发公司偿还该笔216.6万元是基于被上诉人在2018年10月9日就涉案合同起诉、在调解人员调解下进行的（此时0060号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尚未到期，2018年11月24日到期）。整个过程中，被上诉人通过调解人员向车发发公司主张的是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调解人员调解的是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纠纷，车发发公司在付款前与被上诉人协商的也是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车发发公司在付款前向调解人员确认的也是偿还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还款前各方的行为均指向涉案合同。2.从车发发公司偿还216.6万元的支付记录来看。2018年12月6日，车发发公司向被上诉人付款时，明确在200万的付款备注中注明“归还合同编号2018020401(王海相保）的借款本金”，在16.6万元的付款备注中注明“支付合同编号2018020401(王海相保）的借款罚息”。编号20180401即是涉案合同编号，表明车发发公司向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偿还涉案合同项下借款。3.从车发发公司偿还216.6万元的款项金额来看。该笔216.6万元款项包含本金200万元，逾期罚息16.6万元，该逾期罚息系按案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还款日所得出的结果，计算过程下表：涉案合同应付本息计算表如以0060号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计算，虽然本金同为200万元，但利息和逾期罚息明显不同，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0060号借款合同的本金、利息和逾期罚息约定数额207万元（法律可支持的数额为205.6万元），与车发发公司偿还的具体数额不同。具体计算如下表：0060号合同利息及逾期罚息计算表由上述两表比对可知，至车发发公司还款日2018年12月6日，涉案合同欠付本息共计216.6万元，而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0060合同，欠付本息为207万元（按合同约定计算）。明明是车发发公司一次性清偿涉案合同的还款，被上诉人硬是无理地主张为偿还0060合同的借款，一审判决强行将该216.6万元分成两部分，将其中的205.6万元划给0060合同项下的还款，将剩余的11万元划给涉案合同项下还款，这种处理明显是对事实的扭曲。4.从被上诉人在收到款项后的反应来看。车发发公司还款时明确备注该笔款项系偿还涉案合同的本金和利息，如被上诉人主张该笔还款为偿还0060号合同项下债务，该时被上诉人即应提出异议，但事实上被上诉人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还在2018年12月7日向调解人员确认涉案合同项下本金及逾期罚息清偿完毕，被上诉人以其行为表明与车发发公司就偿还涉案合同借款达成合意。5.从被上诉人在涉案债务获偿后又与车发发公司另行洽商0060号合同相关事宜来看。2018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与车发发公司就0060号合同的追加担保事宜进行协商，被上诉人要求车发发公司补充追加公司应收账款作为担保，并发送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给车发发公司。如果按照被上诉人在一审的主张，车发发公司支付216.6万元是为偿还0060号合同债务，0060号合同债务即已获偿，为何被上诉人在之后还要求车发发公司补充追加担保？显然自相矛盾，由此可以反证出被上诉人一审中所言虚假，该216.6万元款项并非偿还0060号合同债务。综上可知，从被上诉人就涉案合同起诉车发发公司和上诉人，到调解人员主持调解，再到车发发公司对涉案合同的债务进行清偿，以及被上诉人向调解人员确认涉案债务已清偿，双方在整个调解、协商、履行过程中作出的行为均指向且唯一指向涉案合同，并不涉及案外其他合同。车发发公司已偿还涉案合同的本金和逾期罚息、被上诉人接受并确认清偿完毕该等事实应不存在任何争议。（四）涉案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被上诉人无权请求车发发公司重复清偿，一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如上所述，车发发公司已按照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本金、逾期罚息计算方式足额偿还了涉案合同项下的债务，双方在涉案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在前述行为发生时已终止，该事实属于既定事实，在涉案债务已清偿完毕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重复偿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然原审法院怠于查清事实，继而错误适用法律，导致最终错误判决。二、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法律。涉案债务清偿是基于被上诉人的起诉和诉前调解，车发发公司实际履行债务清偿并经被上诉人确认，债务清偿对象指向明确，除涉案合同项下债务再无其他可能。本案情形不应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对关于债的清偿抵充顺序的规定，更不应该适用该条款中“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的规定。第一，如上所述，车发发公司支付的216.6万元是且只能是偿还被上诉人诉请的涉案债务，一审法院本应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然而一审法院不仅未查明事实，还滥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相关法律规定。该条关于债的清偿抵充顺序规定适用的前提是当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即对债务人的给付无法确定是针对哪一笔债务的情形下才适用法定清偿抵充顺序。而本案的情形是债务人基于债权人就其中一笔债务向债务人起诉并在调解过程中履行清偿且债权人已确认接受的情形，对于偿还的是哪一笔借款双方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达成合意，根本无需再用本规定认定清偿抵充顺序，一审法院因事实认定错误，在适用法律时错上加错。第二，退一步讲，即便法院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也应该适用该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有明确约定的、不适用法定抵充的顺序。本案中，车发发公司与原审被告在诉讼、调解过程中一直就涉案债务的清偿进行沟通，双方明确知悉2018年12月6日车发发公司偿还款项的对象系涉案债权，被上诉人亦对此明确认可无异议。属于一方履行，另一方接受的，双方就清偿涉案债务已达成合意，应视作双方对此进行了约定，应优先适用约定抵充。一审法院适用该条规定第一款中的法定抵充顺序——“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第三，一审法院不仅错误适用法定抵充顺序规定，而且在适用该规定时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书第5页提及“第一、‘0060号借款’的担保数额明确约定为人民币200万元，担保的价值为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而‘0401号借款’的担保数额为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物价值为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价值以及被告王海的偿债能力；第二、原告在庭审中明确提到了被告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处在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境地，其股权价值小于被告王海的偿债能力。综上，本院认为‘0401号借款’的担保能力明显强于‘0060号借款’的担保能力”。一方面，一审法院在认定0060号合同的相保物价值时，遗漏了0060号的相保物尚有车发发公司对深圳车发发行无忧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10%股权的事实，事实认定错误。另一方而，在未有事实证明车发发公司、深圳车发发行无忧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涉案债权的担保能力比0060号合同债权相保能力更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简单认定涉案债权相保能力强，进而认定应优先偿还0060号合同债务，该认定不仅适用法律错误，而且无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认定上诉人王海的责任，上诉人王海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一）如本上诉状第一部分所述，涉案债务经本案诉前调解已获清偿，被上诉人已明确收到涉案合同足额本息，被上诉人无权重复主张债权。（二）在主债务已终止的情况下，保证债务无从产生，上诉人无需就涉案债务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担保债务的产生、存续、终止均从属于主债务。上诉人系涉案合同的保证人，在车发发公司已通过其清偿行为使得涉案合同项下的债务终止的情况下，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三）上诉人是基于对车发发公司优先偿付涉案债务的信任才提供保证担保，而被上诉人歪曲事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作为车发发公司的股东，之所以在车发发公司对被上诉人已负担0060号合同债务的情况下，仍为车发发公司的涉案合同借款提供担保，是基于上诉人相信车发发公司会优先清偿涉案债务而非0060号合同债务，事实上车发发公司确实优先清偿涉案债务，然而被上诉人明明收到涉案合同归还款项，却为了自身利益歪曲事实，置上诉人利益于不顾，意图让上诉人遭受无妄之灾。被上诉人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四、一审法院存在程序违法行为。（一）一审法院未就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定，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在一审阶段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未就此作出裁定即继续审理并做出判决，剥夺了上诉人对管辖权提出合法、合理的异议和上诉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行为。（二）一审法院变更承办法官，未书面告知上诉人，属于程序违法行为。一审法院在变更承办法官时，未书面告知上诉人，亦未询问上诉人是否申请回避，剥夺了上诉人的程序权利，程序违法。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二审调查程序中，王海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2018年9月13日，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到期。因车发发公司未能如期偿还，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就涉案合同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车发发公司偿还借款本金、逾期罚息及违约金。一审法院接受案件后案件进入诉前调解阶段。调解过程中，车发发公司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0月28日协商还款事宜，被上诉人同意免除违约金。车发发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向被上诉人归还本金200万元及逾期罚息16.6万元，2018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向调解人员确认收到款项，明确认可涉案合同项下本金、逾期罚息已还清，未支付违约金60万元。就上述事实，二审中我方补充了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诉前调22885号《先行调解通知书》、《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工作记录表》以及王海与被上诉人郑培烨的微信聊天记录三项证据予证明。2018年10月28日聊天记录中郑培烨说“王总，这边的情况是可以不计违约金，但是应计的利息以及相应的罚息要照常计算”。2018年12月7日，在车发发公司支付给被上诉人200万元本金、16.6万元逾期罚息后，调解员与被上诉人联系，被上诉人明确表示“对方的欠款已还款，已到账（316.6万元）（注：应为笔误，实为216.6万元），但违约金未付（60万元）”，涉案合同本金200万，利息16.6万，违约金60万，而案外的0060号合同虽然本金同为200万，但利息却是7万元，违约金是40万元，各项数据要素都与还款情况和记录内容不一致。证明2018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向调解人员确认的是涉案合同项下本金及逾期罚息清偿完毕，对此应毫无争议。以上调解过程系在调解人员主持下完成，涉案合同已清偿完毕的事实毋庸置疑，被上诉人不能也无法推翻该事实。二、2018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与车发发公司就0060号合同的追加担保事宜进行协商，被上诉人要求车发发公司补充追加深圳车发发行无忧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作为担保，并发送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合同给车发发公司。通过被上诉人在收到车发发公司还款后，与车发发公司洽商案外的0060号合同追加担保事宜，可进一步印证被上诉人直至该时仍认可车发发公司清偿的是涉案合同借款。对上述事实，我方提供了（2019）深版协电证固字第F0204号电子证据固化报告及固化报告内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8年12月10日郑培烨向王海发出《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该合同载明“鉴于车发发公司与质权人签订了编号为20180060的《借款合同》，为保障主合同向下的债权的实现，出质人愿意以其具有处分权的应收账款向质权人提供质押”。以上事实完全揭穿了被上诉人称车发发公司偿还款为0060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系虚假陈述。事实上正是由于上述追加应收账款担保未能达成一致，才导致被上诉人起了不正当的念头，颠倒事实、偷梁换柱，企图让我方重复偿还已清偿的债务。三、我方支持无论是车发发公司还款，还是被上诉人接受还款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清偿涉案合同项下本金、逾期罚息达成合意并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受领。本案情形不应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该二十条应理解为，抵充分约定抵充、指定抵充和法定抵充三种，抵充顺序的基本规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指定。就此我方提供了对本条的解读，以及从高院到地方法院的多个参考案例对本条的适用。本案如我方所述，在车发发公司付款、被上诉人确认之时涉案合同债权债务已终止，不存在适用本条规定的前提条件。退一步说，如果非要适用本条款，首先也应当适用约定抵充，车发发公司与被上诉人以事实履行证明双方就债务清偿达成合意，再退一步讲，即便不适用约定抵充，也应该适用指定抵充，车发发公司在偿还款项时明确指定了清偿涉案合同项下的借款。原审法院适用法定抵充毫无事实依据，明显为错误适用法律。最后，我方想说明的是被上诉人与车发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林劲峰对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79.48%-深圳市盈信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深圳市盈信国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1.1%-深圳市盈信国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车发发公司持股18%）。被上诉人还拟对车发发公司投资。双方已经达成投资协议意向。就上述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了车发发公司股权结构以及被上诉人与车发发公司增资协议意向的聊天记录及增资协议文本予以证明。以上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对车发发公司并非一般的民间借贷的债权人，实为投资人的身份。被上诉人作为投资人在车发发公司提供借款时不仅要求上诉人担保，还在明知已还款上诉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下，无理混淆事实，企图让我方承担更多的债务，对于被上诉人这种违背诚信的行为更加应当予以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国富贷款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不应当被撤销。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由上诉人王海自行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程序正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王海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车发发公司述称：因车发发公司资不抵债，法院已于2019年6月28日裁定受理原审被告破产清算案，现正在审理过程中。根据管理人的初步调查及债权人申报，原审被告现有货币资产仅为1090132.50元。已确认的债务约为13329812.07元，暂缓认定的申报债权约为8980179.77元。因本案的债务发生及偿还均是在破产受理前，管理人无法得知当时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尽快判决，便于管理人积极推进破产清算程序的进行。国富贷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车发发公司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贰佰万元（￥2000000.00）。2.判令车发发公司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逾期罚息（以人民币20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10月9日的金额为52000元，计算方式为2000000元×0.1%×26天）。3.判令车发发公司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陆拾万元（￥600000.00）。4.判令王海对前述三项诉讼请求事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7日，国富贷款公司（出借人）与车发发公司（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20180060《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为“0060号借款”），约定：“借款金额600万元，首次支付金额为200万元，借款利率为1.34%/月，借款期限为6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为保证上述债权，王海（出质人）与国富贷款公司（质权人）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由王海在车发发公司（债务人）投资的2%股权向债权人提供质押，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此外，车发发公司（出质人）与国富贷款公司（质权人）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由车发发公司以其在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10%股权向债权人提供质押，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200万元”。2018年2月26日，国富贷款公司将上述借款200万元支付至车发发公司的账户中。2018年9月3日，车发发公司与国富贷款公司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约定：“为双方所签订的“0060号借款”进行展期，展期金额为200万元，展期期限为3个月，自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止，展期期间借款利率为2.3%/月，被告按月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利息；如2018年11月24日前被告未能按时归还借款全部本息的，被告按照原《借款合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借款本金总额的20%，同时自2018年8月25日起每日按未清偿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又查，国富贷款公司（出借人）与车发发公司（借款人）签订了国富贷款公司诉请的合同编号为2018020401的《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为“0401号借款”），约定：“国富贷款公司向被告提供借款金额200万元，借款利率为2.3%/月，借款期限为3个月，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被告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清偿借款本金或利息，除需一次性支付借款本金总额的30%的违约金以外，应当每日按未清偿金额的千分之一向出借人支付逾期罚息，被告对此放弃罚息过高的异议权”。为保证国富贷款公司的上述债权，国富贷款公司（债权人）与王海（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车发发公司签署的《借款合同》（2018020401）项下而享有的对债务人车发发公司的全部债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费用以及实现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此外，国富贷款公司（质权人）还与王海（出质人）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合同编号：2018020402），约定：“由王海以其在车发发公司投资的2%股权向债权人提供质押，被担保的债权数额为人民币200万元”。2018年6月14日，国富贷款公司将上述借款200万元支付至车发发公司的账户中。再查，被告支付了“0401号借款”的借期内利息，支付了“0060号借款”借期内及展期内的两期利息（利息支付至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2月6日，被告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了216.6万元。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该笔款项系归还哪笔200万元的借款。被告主张该次还款为归还“0401号借款”，理由为被告进行还款时明确备注了系归还0401号借款，且两笔借款担保数额一致，但0401号借款的债务更重，应优先受偿；国富贷款公司主张为归还“0060号借款”，理由为“0060号借款”的担保数额小于“0401号借款”的担保数额，故应优先受偿，且被告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股权无实际价值，而王海作为车发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可以控制还款的备注，目的在于规避其个人担保责任。以上事实，有国富贷款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该条文体现的是债权人利益优先的原则，此处的担保数额的多少应理解担保能力的强弱。具体到本案中，第一、“0060号借款”的担保数额明确约定为人民币200万元，担保物价值为车发发公司的股权价值，而“0401号借款”的担保数额为本金2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担保物价值为车发发公司的股权价值以及王海的偿债能力;第二、国富贷款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提到了车发发公司、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处在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境地，其股权价值小于王海的偿债能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0401号借款”的担保能力明显强于“0060号借款”的担保能力。故根据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及规定，被告所偿还借款应优先清偿“0060号借款”。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利率、逾期罚息均超过该上限，一审法院均调整为年利率24%进行计算，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被告尚欠的“0060号借款”项下的债务为：本金200万元、利息40000元（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24日）、罚息16000元（2018年11月25日至2018年12月6日,计算公式为：200万×月利率2%÷30天×12天），以上共计205.6万元，现被告已归还216.6万元，足额清偿了“0060号借款”项下的债务，剩余的110000元按顺序依次用于冲抵“0401号借款”的罚息、本金。三、“0401号借款”产生的罚息110666.67元（200万×月利率2%÷30天×83天，2018年9月15日至2018年12月6日），冲抵110000元后，还剩666.67元罚息未还，故被告还欠本金为200万元，之后的罚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1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关于违约金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国富贷款公司既主张了逾期利息又主张违约金，已超过年利率24%，一审法院对国富贷款公司主张的违约金不予支持。五、国富贷款公司与王海签订了《保证合同》，王海自愿对《借款合同》（2018020401）项下车发发公司对国富贷款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可。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编号为2018020401的《借款合同》）本金2000000元；二、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罚息666.67元（计算至2018年12月6日，之后的罚息应以未还本金2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12月7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王海对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就一审法院确定的上述债务向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8016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预交），由王海、深圳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审理期间，王海向本院提交了（2018）粤0304诉前调22885号《先行调解通知书》、《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诉前调对接中心调解员工作记录表》、电子证据固化报告、聊天记录、股权结构图等证据材料，以证明车发发公司已经归还本案所涉借款。国富贷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汽车连锁门店资产收购协议》、《关于给予车发发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目标门店资产及经营权益转让、交接宽限期的函》、开庭公告、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结果等证据材料，以证明车发发公司资不抵债，王海所持有的车发发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能力弱，且存在逃避法律责任的恶意。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经查，本案一审立案之前，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诉前调解工作，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的工作记录显示：双方于2018年10月16日表示同意调解；2018年11月29日，车发发公司的代表王海表示“与对方沟通好，在12月底前还清借款”；2018年12月3日，国富贷款公司的代表刘帅表示“公司领导同意被告在12月底前还清借款”；2018年12月6日上午，王海表示“欠款已付，包罚息共计付了216.6万元”；2018年12月7日上午，刘帅表示“对方的欠款已还，已到账（316.6万元），但违约金未付（60万元）”；2018年12月11日上午，刘帅要求转立案，理由是这笔还款抵2018年2月的欠款。在二审调查程序中，车发发公司管理人明确表示车发发公司持有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由于尚未进入评估程序，无法确定车发发公司持有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具体价值。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为，车发发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支付的216.6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归还本案借款？根据本院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车发发公司对国富贷款公司所欠借款有两笔，一笔为本案借款（即0401号借款），出借日为2018年6月14日，到期日为2018年9月13日，担保为王海持有车发发公司的2%股权质押及王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一笔为2018年2月借款（即0060号借款），出借日为2018年2月26日，经展期后到期日为2018年11月24日，担保为王海持有车发发公司的2%股权质押及车发发公司持有的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的10%股权质押。车发发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还款216.6万元，此时两笔借款均已到期，在双方当事人对归还的是哪一笔借款存在争议的情况之下，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首先应当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确定。本案中，车发发公司在本案诉前调解程序中还款，还款备注亦明确表示为归还本案借款，还款数额亦与本案借款的本金及借款利息严格对应，其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地指向本案借款。国富贷款公司主张车发发公司偿还的是0060号借款，但根据一审法院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员的工作记录显示，车发发公司是在双方均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还款的操作，且在收到还款后向调解员表示“对方的欠款已还，已到账（316.6万元），但违约金未付（60万元）”，尽管调解员对到账数字记录有误（应为216.6万元），但并不影响国富贷款公司对于收到本案欠款的确认，并针对本案欠款提出违约金未付的问题，违约金的数额亦与本案借款合同约定一致，而与0060号借款合同的约定不符。综上，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经对于2018年12月6日的还款性质为偿还本案借款形成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应当予以认定。退一步讲，即便国富贷款公司后续推翻上述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之规定，亦应当将2018年12月6日的还款性质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理由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债务人给付之时，两笔债务均已经到期，此时应当首先考量担保情况，而根据本院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两笔债务均由王海持有车发发公司2%的股权质押担保，区别在于本案债权另有王海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0060号债权另有车发发公司持有的深圳车发发无忧科技有限公司的10%股权质押担保，即便车发发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在破产管理人尚未对该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仍无法确定王海的个人偿债能力与车发发公司所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质押担保能力之间孰强孰弱，一审法院将车发发公司本身的股权价值与王海的偿债能力进行比较，属于比较项目选择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在无法就担保能力强弱进行判断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进行抵充，本案债务到期的时间明显早于0060号借款的到期时间，故即便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亦应将2018年12月6日的还款性质认定为偿还本案借款。车发发公司已经向国富贷款公司支付了本案借款借期内利息，其于2018年12月6日向国富贷款公司归还的216.6万元则涵盖了本案借款本金及合同的约定的逾期罚息，应当认定为涉案借款及利息均已偿还完毕；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对于超出部分，本院不再予以支持。因此，国富贷款公司无权再向车发发公司主张债权，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综上所述，王海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31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016元、保全费5000元（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32元（王海已预交），均由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深圳前海国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应当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48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