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04民初7813号原告：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秦淮区翁家营**。法定代表人：严有维，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飞、范超（实习律师）。被告：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翁家营村**iv>法定代表人：周维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袁溪洋（实习律师）。第三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住所地本市，住所地本市秦淮区大明路**>法定代表人：巫海荣，该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民，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下称顺达公司）与被告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称维来公司）、第三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下称红花办事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亚飞、范超，被告维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维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袁溪洋，第三人红花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顺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5007128元（其中：装修及附着物补偿费182万元、土建项目费用995691元、企业搬迁费874352元、人员安置停业补偿费546470元、其它补偿费用770669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7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50071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6年9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位于本市秦淮区翁家营198-1号厂房共计7000平方米租赁给原告，租赁期间为2006年至该厂房被政策性拆迁为止。2016年，根据南京市政府文件，该租赁厂房被纳入拆迁范围。2016年6月14日，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征收小组签订了补偿协议。在拆迁过程中，评估公司未对原告绝大部分装修进行评估，其提交的评估报告也与事实不符，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依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与第三人红花办事处达成了拆迁协议，并对含有原告的装修、设备、办公用品等在内的厂房进行了拆除，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处理。被告维来公司辩称:原告主张5007128元拆迁款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被告双方就租赁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经陈德友、钱四顺两位调解人在场的情况下于2018年7月9日达成了书面协议，被告也愿意按该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拆迁补偿协议，被告应当于2016年6月30日将房屋腾空交付给拆迁单位，在交房后十五个工作日拆迁单位才支付征收补偿款，原告据此要求自2016年7月16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依据，且由于原告迟迟未能交房致使被告至今未能全额拿到拆迁补偿款，故原告过错在先，其主张利息依据不足。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红花办事处辩称:根据相关征收规定，被告作为被征收人已与第三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原、被告之间就征收补偿款归属问题产生争议并严重影响了被征收房屋的拆除，第三人与翁家营村委会应原、被告双方的要求，曾组织双方就征收补偿款分配事宜进行商谈。2018年7月9日，在第三人与翁家营村委会工作人员协调下，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征收补偿款分配协议，双方均应当按协议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9月12日，南京顺达制衣有限公司（乙方，于2009年12月8日更名为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甲方）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本市秦淮区平米租赁给乙方，厂房租赁期限自2006年12月1日至该厂房被政策性拆迁为止；甲方每年收取乙方租金40万元，付款方式为每半年付一次租金，签字之日起付定金5万元，租赁期间开始前一天付半年租金，计20万元（含定金5万元），半年后再付下半年租金20万元，以此类推；租金每三年调整一次，每次上调2万元，即第一个三年每年租金40万元，第二个三年每年租金42万元，以此类推；厂区的天花吊顶、地砖铺设由乙、地砖铺设由乙方完成偿费用由乙方享有；若遇政策性拆迁，乙方必须服从安排，按规定时间搬迁，甲方的房产及租赁前属于甲方所有的设施补偿费用由甲方享有，租赁期内乙方添置的相应设施的补偿费用、企业搬迁费用、人员安置费用等，均由乙方享有，甲方无权获得；在租赁期间内，如乙方将厂房租给其它单位使用，所产生的一切纠纷与甲方无关，乙方自行解决。在合同下方，原、被告双方分别在甲方和乙方位置加盖公章，甲方处有法定代表人周维来签字，乙方处有原告当时法定代表人崔和平签字。合同履行至2015年下半年，被告所在翁家营片区纳入拆迁范围，位于拆迁范围片区内的被告系被征收单位。2015年12月24日，原告将法定代表人由崔和平变更为严有维。2016年6月14日，红花办事处（甲方）与维来公司（乙方）签订了《企业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房屋征收补偿款为：1、房屋收购款14201004元，2、区位补偿3782373元，3、停业损失899169元，4、搬迁费1438670元，5、附着物4133398元，6、其他1847369元，以上合计26301983元；乙方定于2016年6月30日将腾空房屋交付甲方实施拆除；乙方在交房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在协议下方有双方盖章，甲方经办人有常金勇签字，乙方有负责人周维来签字。同日，双方又签订另一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依据相关文件，对乙方翁家营198号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房屋实施拆迁，通过测绘核实，乙方红线内自建房屋面积12607.91平方米，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其中第1项房屋收购款、第2项区位补偿、第3项停业损失、第4项搬迁费、第5项附着物，以上各项所列栏目数额均为空白，第6项其他：1800292元，合计为1800292元，其它约定同另一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一致。在协议下方有双方盖章，甲方经办人有常金勇签字，乙方有负责人周维来签字。根据以上两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翁家营社区副书记也是负责维来公司拆迁工作的小组长常金勇出庭陈述称，单独列明第6项其他为1800292元的《企业征收补偿协议》，该1800292元系特殊情况及搬家奖励，回填土费用是包含在另一份协议中第6项其他为1847369元当中。两份协议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6月14日，由于被告租赁农村土地时系低洼地，需回填土方，因为必须签订拆迁协议后方可拆迁房屋，后再由相关部门勘探审计，因此在最早签订协议时并无该费用，是在房屋推倒后，经勘探审计后才将此费用加上，因此与之前订立协议数额会有差别，后来回填土经审计增加了50多万元。最终补偿数额应以26301983元、1800292元，合计28102275元的两份协议为准。2017年12月29日，周维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卡上打款20万元，原告称系借款。2018年7月9日，周维来与崔和平签订一份协议。协议抬头注明：甲方：维来公司，乙方：顺达公司，甲方法人：周维来，乙方法人：崔和平。协议内容：根据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宁秦府征字（2016）12号】，翁家营片区属于此次征收范围，甲方是本次被征收单位，公司法人周维来于2016年6月14日与征收小组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于2017年3月29日自行办理助搬助拆，乙方是甲方的承租单位，乙方对甲方给予的补偿存有异议，特请求帮助协调，经与甲乙双方多次沟通，同意达成如下协议：（备注：下列协议内容中牵涉到严丽娜的补偿及占用甲方厂房费用，因甲方与严丽娜没有租赁合同关系，厂房是由乙方租赁给严丽娜的，为保护第三方利益，甲乙双方同意对严丽娜补偿部分单独计算，甲方应为严丽娜保留所属份额，在严丽娜申请领取所属份额时，乙方可授权甲方直接支付给严丽娜）。1、甲方同意按租赁合同面积（7000平方米）给予乙方补偿，补偿费为原房款+区位补偿的13%，补偿总额为人民币1353000元（其中严丽娜占用面积3300平方米，所占份额637843元）；2、甲方同意返还乙方租赁期内收到的其他承租户租金给乙方，金额为166000元；3、甲方同意按评估报告对乙方的装潢给予补偿（装潢评估清单附后）：补偿款为1121293元（其中严丽娜所占份额为206093元）；4、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租金欠款51万元，其中31万元甲方要提供欠款凭证原件，同意支付欠款利息10万元，同意扣除提前预付的20万元补偿款；5、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乙方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6月14日期间的租金131702元（按租房面积3700平方米计算），乙方负责催缴严丽娜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的占用费289142元（按占用面积3300平方米计算），乙方也可授权甲方在严丽娜所占份额中予以扣除；6、乙方认可甲方助搬助拆费用15万元，此费用因由严丽娜不肯搬离甲方厂房而实际发生，乙方要求在严丽娜应得补偿款中扣除；7、乙方同意甲方在补偿款中扣除清租费用17万元（备注：若在2016年6月14日之前清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2016年6月14日之后清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此协议为双方共同意愿，也是甲乙双方对本次征收补偿达成的最终协议，协议一式三份，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调解人留存一份。该协议最后，甲方有周维来签字并捺手印，乙方有崔和平签字并捺手印，调解人一栏有钱四顺、陈德友签字。2018年7月13日，周维来又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卡上打款40万元，原告称仍系借款。《企业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自2016年8月起，第三人合计支付被告25702275元，另外称在2019年支付给案外人严丽娜40万元，第三人认为系根据2018年7月9日协议代被告支付给严丽娜，以上合计26102275元，第三人认为尚欠被告200万元。被告对25702275元付款无异议，但对于支付给严丽娜40万元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对以上支付事实无异议，对于支付给严丽娜40万元其表示无法界定。对于2017年12月29日周维来向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汇款20万元及2018年7月13日汇款40万元。被告称以上两笔款项系被告根据协议履行付款义务，且严有维的卡号系崔和平提供，2017年12月29日的20万元系协议第四条约定的预付20万元补偿款，2018年7月13日的40万元系协议签订后给付的补偿款，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约定计算，被告总计应支付原告2640293元，扣除协议约定的应当扣除的费用1550844元，及被告协议签订后支付的40万元，目前被告尚欠原告689449元。对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原告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委托崔和平与被告签订相关协议，对原告并无约束力，两笔60万元确实是打到了严有维卡上，两笔合计60万元均系崔和平向周维来借款，第一笔20万元当时需要南京银行卡，刚好严有维有南京银行卡，所以就打到严有维卡上，当时借款是用于崔和平看病，第二笔40万元打至严有维卡上，严有维并不清楚，是崔和平打电话给严有维说向周维来借款，严有维才知道卡上进账40万元，后来根据崔和平的指示用于女儿还款。2018年12月3日，原告在本院起诉被告要求支付拆迁补偿款等合计488万元及利息，后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撤回起诉。在该案诉讼中，第三人红花办事处及翁家营村委会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第三人红花办事处情况说明内容主要为，根据征收决定，维来公司是被征收单位，因顺达公司在征收之前租赁了维来公司的房屋，双方代表崔和平及周维来在本次征收过程中就搬迁费、附着物装潢补偿、欠付租金等问题多次到我单位和翁家营村委会协商，双方也多次请求我单位及翁家营村委会派员协调。2018年7月9日，崔和平及周维来分别代表双方再次到南部新城指挥部协商补偿，应崔和平的请求，我单位派陈德友（时任红花街道办事处工会主席）、钱四顺（时任翁家营村负责人）帮助协调。当日经协调双方就本次征收补偿达成了最终书面协议，该协议明确了维来公司需要支付给顺达公司的补偿项目及数额，也明确了需要扣减的相应款项，周维来及崔和平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摁下指印，钱四顺和陈德友在调解人一栏签字，该协议于签字当日生效。翁家营村委会的情况说明内容同第三人的证明内容一致。对于原告租赁厂房拆迁情况，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于2019年5月16日开庭时（第一次起诉）陈述，2017年3月29日租赁厂房强拆之前其也知道有拆迁，但没有人主动找其谈拆迁事宜，其也一次没有找出租方谈过拆迁事宜。崔和平有无找出租方谈拆迁事宜，其不知道。2017年12月18日，在红花街道协调拆迁时，当时崔和平被打，其告诉崔和平不要插手拆迁事宜，之前其不知道崔和平谈过拆迁的事情，至于崔和平与周维来达成的协议，其在第一次起诉开庭时才知道；严有维于2019年9月23日开庭时（第二次起诉）陈述，其于2016年5月之后才知道拆迁，之后没有找过周维来，村里的人让其搬其就搬，因当时没有谈好拆迁事宜，所以并没有全部搬走，后面所有的拆迁过程均未通知其，当时是钱四顺找其谈的，一开始知道崔和平去谈过拆迁事宜，后来其让崔和平不要去，让崔和平不要管，后来崔和平又去，就不清楚了。崔和平开庭时也出庭陈述，在拆迁期间，其参加谈判有七八次以上，一般是其主动找拆迁单位进行协商，有时拆迁单位也通知其参加，因为原告厂房拆迁有女儿崔文荟的利益，所以其就积极参与拆迁谈判，当时其没有说过代表顺达公司，拆迁单位也没有问过其是否能够代表顺达公司。当时确有两笔20万元、40万元打入严有维卡上，两次都是借款，当时其并没有打借条，周维来也没有要求其打借条。其称参与拆迁谈判严有维和女儿均不知情，当时是为了借钱，不顾后果，让其签什么其都会签订的，对于原告经营情况，其陈述其于2015年年底就不参与经营。审理中，原告提供了2017年4月25日协调会议记录及2017年5月24日的装修确认协议，及崔和平参加的多次协调会的录音。其中2017年4月25日协调会议记录主要内容为确认装修明细（协调地点为翁家营村一楼会议室），双方确认一栏有周维来、崔和平签字，见证人一栏有任俊艳签字。2017年5月24日的装修确认协议主要内容为确认严丽娜（系承租原告部分厂房的次承租人，严有维的堂妹）的装修明细，双方确认一栏有周维来、崔和平、严丽娜签字。录音系崔和平多次参加协调会的各方陈述，原告用以证实，评估公司在评估过程中对原告有漏评估的事实。原告称以上证据是在诉讼期间崔和平向原告提供的，其认可崔和平所作的事实认定，但其不认可崔和平能够代表原告。对于以上证据及录音，崔和平也确认了系在起诉后提供给原告。被告在审理中也提供了一组照片用以证明自2016年12月起至2018年5月，崔和平代表原告与街道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及被告法定代表人周维来多次为拆迁协商的事实（根据照片显示，街道的工作人员有陈德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有钱四顺，且参与调解人员除以上人员外，还有原告的承租人严丽娜等其它人员）。原告对照片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次诉讼，原告以在本次诉讼过程中调取的合计28102275元的两份《企业征收补偿协议》为据向被告主张如下费用：1、企业搬迁费864215元，该费用系根据拆迁补偿款8%比例计算，拆迁补偿款由原房补偿款8630658元（根据评估结果分户表）+区位补偿款2172024元（根据评估结果分户表）=10802682元，故原告主张为864215元；2、人员安置停业补偿费540134元，该费用根据拆迁补偿款10802682元的5%比例计算，故原告主张为540134元；3、搬家奖励费864215元，该费用根据拆迁补偿款10802682元的8%比例计算，故原告主张为864215元；4、维稳费724008元，因原告租赁房屋面积为7240.08平方米，维稳费用系100元/平方米，故原告主张724008元；5、土建项目费995691元，该费用原告主张由两部分组成，①系自建小厨房27.36平方米，计3.4091万元。②4808平方米办公用房与厂房之间的差价96.16万元，两项合计995691元；6、租赁期内添置的相应设施补偿费1831399元，该费用原告主张由两部分组成，①添置的资产8.7167万元，②装饰装修费用174.4232万元，两项合计1831399元；原告主张以上六项总计5819662元。原告同时还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6月14日（签订补偿协议时间）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因红花办事处系拆迁单位，为查明案情，故原告申请追加红花办事处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要求其承担责任，本院对此予以准许并在本案中追加红花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原告的主张，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认可，认为原、被告双方已于2018年7月9日达成协议，应当按此协议履行，且在拆迁过程中由于原告违约导致被告无法按约向拆迁部门交付房屋，因此部分拆迁费用如提前搬家奖励等根据约定是无法获得。另查明，崔和平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2月20日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约定如下：1、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5号翠竹园25幢X室，房屋产权归女方所有，男方协助女方办理房产除名手续，中间产生的费用由男方一方承担；2、双方婚后无共同车辆；3、双方婚后无共有存款与共有债权，无其它共同财产分割，双方无共同债务，个人债务各自承担。再查明，2009年12月8日，南京顺达制衣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0日，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股东及出资进行了变更，原股东及出资为崔和平（出资30万元）、严有维（出资20万元），变更为崔和平（出资20万元）、严有维（出资15万元）、严有青（出资15万元）。2015年12月24日，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崔和平变更为严为维。2016年3月，崔和平将股权转让给其女儿崔文荟，2016年5月30日，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崔文荟、严有维、严有青。以上事实，有《厂房租赁协议》、2018年7月9日协议、汇款凭证、交易明细、照片一组、工商材料、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测算表、录音、离婚协议书、红花办事处及翁家营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协调会议记录、装修确认协议、评估明细表等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各方陈述为证。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于2006年9月12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拆迁时，厂区的天花吊顶、地砖铺设由原、地砖铺设由原告完成原告享有，被告所有的房产及租赁前属于被告所有的设施补偿费用由被告享有，租赁期内原告添置的相应设施的补偿费用、企业搬迁费用、人员安置费用等，均由原告享有，被告无权获得。如无相反约定，双方均应当按以上约定分配拆迁补偿费用。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拆迁补偿费用合计5819662元及利息，被告及第三人均认为，双方均应当按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履行，该协议系周维来与崔和平代表原、被告双方签订，并由调解人钱四顺、陈德友签字确认，应当有效。因原告对该协议效力不予认可，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效力的认定。本院认为，原告租赁厂房于2015年下半年拆迁时，原告虽于2015年12月24日将法定代表人崔和平变更为严有维，2016年2月20日崔和平又与严有维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2016年3月崔和平又将股权转让给女儿崔文荟。以上并不能说明崔和平自2016年3月起与原告并无利益关联。2016年2月，崔和平与严有维办理离婚登记时，租赁厂房已处于拆迁状态，通过拆迁能够获得拆迁利益双方均系明知，但在离婚协议中对严有维名下该部分应获得的拆迁份额，崔和平与严有维并未分割，因此，崔和平与原告之间仍有密切利益关联。另外，2006年9月12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时，崔和平就一直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原告公司股东并长期负责原告公司经营，2015年下半年租赁厂房拆迁开始后不久，崔和平在短期内完成了股权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其在拆迁过程中，长达两年时间之久，仍然以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频繁的与出租方及拆迁部门进行多次具体拆迁的协调并最终于2018年7月9日签订协议，确定了拆迁分配数额。根据严有维的陈述，其最初是知晓崔和平去协调拆迁事宜，后来其让崔和平不要去，让崔和平不要管，后来崔和平是否又去，其就不清楚，以上陈述足以表明，原告对崔和平参与拆迁调解是完全清楚的，但无证据表明，原告有阻止崔和平代表原告与出租方或拆迁部门进行拆迁事宜的谈判，或明确告知出租方或拆迁部门崔和平无法代表原告协调拆迁事宜，故根据崔和平在原告公司长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并长期负责原告公司经营的事实及其与严有维的关系，足以使被告及拆迁单位产生信赖，且在长达两年多拆迁过程中，根据原告目前法定代表人严有维的陈述，其至少于2016年5月就知晓租赁厂房拆迁，且租赁厂房也于2017年3月29日被相关部门强拆，在原告租赁如此之大面积厂房被强拆并可获得巨大拆迁利益的情况下，原告却从未向出租方被告或拆迁部门主张拆迁利益却直接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诉讼向被告主张拆迁利益，并称系在诉讼时才知晓崔和平与周维来于2018年7月9日签订了协议，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录音及其它证据、被告提供的照片可以证明，案外人严莉娜作为原告承租人其对于拆迁事实都完全清楚，并也多次参与谈判，而原告法定代表人严有维却称对此并不知情，严有维以上陈述无法令人信服，本院不予以采信，且其陈述也与事实不符。另外根据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2017年12月29日打入严有维卡上的20万元，无论是否系借款，已由崔和平确认为预付的补偿款，2018年7月9日协议签订后，被告也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原告40万元（打入严有维卡上），应系被告履行该协议的款项。原告辩称仍系借款，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借款，且双方之间如何达成借款合意、借款有无利息、何时归还等借款所具备的要素，原告也无合理解释，故原告辩称该40万元系借款，本院不予采信，该款应系被告履行2018年7月9日协议的款项。综合以上拆迁协调过程及履行情况，原告对崔和平参与拆迁谈判系明知的，且也是认可，在协议达成后，被告也支付了40万元拆迁补偿款，原告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告对2018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均应当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计算，并扣除被告已支付的款项，被告目前尚欠原告689449元。该协议中涉及案外人次承租人严莉娜的拆迁利益应由原告自行与其结算，故原告基于2018年7月9日的协议无效基础上向被告主张拆迁利益5819662元及利息的诉求并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及时化解纠纷及被告的意见，被告应根据2018年7月9日的协议再支付原告尚欠的补偿款689449元，因协议未约定被告给付款项时间，故被告应支付原告自第一次起诉即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因原告追加红花办事处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系为了查明案情，故本院对第三人红花办事处是否承担责任不予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拆迁补偿款689449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案件受理费51945元，原告南京顺达线业有限公司负担45000元，被告南京维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6945元（原告已预交，被告在给付以上款项时加付此款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两份，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口路支行；帐号：43×××18）。审 判 长  张立旺人民陪审员  梁贵红人民陪审员  陶 瑛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见习书记员  孙文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