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0民初22813号原告：孙文娟，女，197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昕，女，1982年2月3日出生，汉族。被告：陈刚，男，197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思洁，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文娟与被告曹昕、陈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孙文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王颖，被告曹昕、陈刚及二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顺、夏思洁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文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两被告返还胸针一只及耳钉一对(以下简称系争物品)；2.两被告返还货款3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看到曹昕在微信朋友圈上发布系争物品的广告，后应曹昕邀请于2017年11月20日来到其开设于本市包头南路的办公处，经洽谈二人就系争物品外加戒指一枚、吊坠一只达成买卖合意，价款共计139,800元，其中系争物品价款是120,000元，当日原告应曹昕要求向其配偶陈刚转账139,800元，购买的上述物品随即交付于原告。2019年3月，原告佩戴系争耳钉致耳朵发炎，自行委托鉴定未成，遂向两被告提出异议。陈刚称其可以委托鉴定便从原告处取走系争物品，后陈刚告知检测结果明确耳插部分材质是14K。原告认为，与曹昕磋商买卖合同、向陈刚支付货款、其二人系夫妻关系，故原告与两被告建立了买卖关系，然系争物品没有证书，且购买时曹昕系言明物品材质是Pt900，现显有不符，被告故应返还物品、减少价款30,000元。至于合作经营始于2018年3月，此前并无投资或合作。被告曹昕、陈刚辩称，不存在2017年11月20日被告交付系争物品的事实，相反当日原告取走的是红宝石戒指与耳坠。陈刚收到的139,800元不是买卖货款，而是原告与曹昕合作珠宝饰品买卖的投资款。原告与曹昕自2017年11月起合作，言明曹昕负责设计及进货，原告负责销售，51：49分成，系争物品即来自于曹昕自他处购买，2018年5月原告喜欢随即取走，当时并未言明是自戴还是出售，事实上这也是二人合作期间的常有情形。被告认为，系争物品并非买卖标的物，而是原告与曹昕合作期间的物品，故不同意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2017年11月20日，原告向陈刚转账139,800元。系争物品由曹昕自他处购买，后交于原告，2019年3月陈刚取回，陈刚称送交鉴定并于嗣后告知结论称耳插部分材质是14K。另，2018年3月29日，上海赛雅妮珠宝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曹昕是法定代表人，原告配偶陈筱璐及曹昕是股东。审理中双方一致陈述：原告与曹昕合作经营珠宝饰品买卖，原告出资、曹昕负责设计及进货，共同销售，共分利润；2018年3月之后原、被告之间多有转账记录；原告曾于2019年3月13日携他人至两被告办公处，自保险箱中取走饰品等物；就合作期间的货品及账目，原、被告未清账完毕。2、审理中原告指称上述139,800元中120,000元是原告2017年11月20日向两被告购买系争物品支付的价款。原告为此提供2019年3月3日至5日与陈刚的微信记录(事实上被告亦提供同期微信记录，两版内容一致)。记录可见原告称“没有刻印是三无产品”“花12万买没有任何证书的饰品”“对我来说你是我的卖家”“我买的时候没买过14K”等。记录可见陈刚称“除了耳插那个根针是14K之外都是铂金900”“你是镍金属过敏”“同行买断离手的，何况是过了一年”等。原告认为上述“买”“卖”“买断离手”等内容即可证明系争物品是买卖标的物。被告认为买卖也好合作也罢陈刚均未参与，当时与原告的往来只涉及鉴定，至于“买”“卖”“买断离手”等字眼只是在与原告的对话中顺应原告讲的话，不能以此证明买卖关系。原告并称因发生争执故自行删除2019年3月前与两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审理中被告指称2017年11月20日原告自曹昕处取走的是红宝石戒指和耳坠，139,800元并非对应系争物品，而是对应该红宝石饰品。被告为此提供当日曹昕与原告的微信记录。记录可见曹昕于当日15：45向原告发送红宝石饰品的照片及视频，原告回复“我开会哦。钱等下和你弄”，15：59原告发送“139800”，曹昕回复“对……钱收到了，我刚刚发视频倒真不是催账啦”，原告回复“你想多了，没事”。被告认为照片、视频及原告的回复意思完整，可以证明2017年11月20日转账与交付指向的是红宝石戒指和耳坠。原告认为微信记录存在删减，曹昕时常向原告发送饰品照片，红宝石饰品照片与视频只是其中之一。自曹昕手机另可见与原告的其他微信记录，如上2017年11月20日聊天记录之前另见2017年11月18日原告问“那么有现货吗”，曹昕回复“有的”，后双方就时间、看货地点(包头南路XXX号)往来信息，2017年11月20日曹昕将陈刚招商银行卡号发送给原告，原告称“多少金额你算下”，曹昕称“戒指明天改好给你发快递来，硅胶塞我也一起发几对……”2019年4月9日至13日，原告与陈刚亦有微信往来，原、被告各自提供相应记录，两版内容一致。记录可见双方就装修、房租的结算等内容，还可看到2019年4月9日原告称“还有我的那套你们不还给了，是退钱给我的意思”，陈刚回复“那套指的是什么东西”，原告称“就是去检测的我不知到该叫什么二手货呢还是该叫古董账我让海燕发给你明天金额对上的话你就把这些金额的货给我给啥都行”，陈刚称“我知道了，你指的是那套钻石胸针和耳钉。3月13日你拿走店里保险箱里基本所有的货，我还当是你先挑开始分货了。钻石胸针和耳钉我以为你是退给曹昕并用店里的库存进行折算，曹昕算剩余货品的时候把这个也算进去了得出前面说的亏了20多万，小30的样子。这个误差就更大了，我想哪里一定是出错了，对好账，如果是曹昕这里错了，我一定把钻石胸针和耳钉或者是用等额的货交还给你。不好意思钻石胸针和耳钉我也放朋友那里寄卖了，这个我还真不太会卖”，原告称“那你们算错了……”，后二人言及账目清理事宜，2019年4月11日陈刚称“……按她清单上的明细总共……合计XXXXXXX元的货品在我这里……现在我手上货品基本都分到朋友那里代卖了，手上没有实物对起来会有些麻烦……你说到你这里少了30W左右货品，而我估算我这里也少了小30W的总值……60W……有歧义……如果理账发现我这里确实是计算失误多算了你这里的30W货品，我按你的要求会归还同等价值的货品并钻石胸针、耳钉”，原告回复“那套胸针耳钉我不要的……”陈刚称“这个等理好账再说，现在还不清楚谁少谁的款”，原告称“你去理吧……我们弄好了”，此后二人就盘货、结算、转让等陈述不同意见，原告称“……会请公司法律顾问来和你对接，请务必把货品归还店里，因为目前这些资产归我们双方所有……”，陈刚回复“……你说你少了30万，我配合你对账，你说要归还你的胸针，我说对好账没问题的，您又说你不会拿胸针要货来抵，你这里擅自拿走的货、款都还没进公司情况下……”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不利后果，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就系争物品，原告主张系于2017年11月20日花费120,000元自两被告处购得，两被告主张此系原告与曹昕合作期间的物品，当日收到的钱款是合作款，当日另有其他合作物品交付。就此争议，原、被告各负自己主张的举证之责，然考察举证并结合诉辩意见，发现各自均存解释不通、证明未及之情形。须言明，原、被告举证主要采用微信记录，考虑到电子证据的可更改性，以及回复未必即时等现时情形，记录完整、显示内容意思连贯的微信记录才具备一定证明效力。原告称2017年11月20日就系争物品建立买卖关系，却未见当时经磋商达成买卖一致的直接证据，仅凭嗣后发生材质争议时微信记录中多为自述的“买”“卖”“买断离手”等字眼，不足为据。同样道理，“何况过了一年”不足以证明此处的一年即指2018年5月，被告曾于2017年11月20日向原告发送红宝石饰品图片视频不代表当日向原告交付该物，结合微信记录显示的上下文亦无法得出紧随其后原告发送的“139800”钱款是投资款或指向红宝石饰品。因此，原、被告未尽举证义务的主张均不成立。本院注意到，在各自提供的内容一致的2019年4月9日至13日微信往来中，双方数次言及系争物品，且均作出较为明确的意思表示，即系争物品现在被告处、与合作货物与账目一同核算、之后再行决定具体处理方式，因此在此前提下，原告径行起诉主张买卖与返还，与事实不符，相关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孙文娟要求被告曹昕、陈刚返还胸针一只、耳钉一对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孙文娟要求被告曹昕、陈刚返还货款30,00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孙文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芩菲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吴佩雯书 记 员 沈奕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