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12民初3879号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住所地：济宁市兖州区。负责人：常世广，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亚珍，女，汉族，该段行政办公室职工，住济宁市兖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柳俊巧，男，汉族，该段劳动人事科职工，住济宁市兖州区。被告：吴景东，男，汉族，住曲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国祥，曲阜国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以下简称兖州工务段）与被告吴景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珍、王飞，被告吴景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兖州工务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告作出的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及兖工劳人字【2019】129号《关于解除与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合法有效;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于1989年进入铁道部第四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工作，于1997年调入原告处工作，双方于1997年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1997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日止；合同期满后，双方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被告自休病假之日起一年内已休病假累计超过6个月，原告于2010年5月6日向被告下达兖工人发【2010】56号文《关于吴景东同志病休的通知》，直至起诉之日，被告一直处于病休状态，病休期间原告虽定期与被告联系，但原告并不能掌握其具体生活状态。2016年6月3日，被告因故意伤害罪被曲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被告未将此情况向原告如实告知，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8年4月，根据中共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安处提供的职工涉法重点排查人员的线索，原告派员前往这些重点排查人员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摸底排查。经过排查，原告于2018年7月确认被告曾受过刑事处罚。后原告以被告曾受过刑事处罚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第二十六条、《济南局职工奖惩办法》、《济南局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为由，征得被告所在车间意见、同级工会意见和上级单位人事部门意见，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和《关于解除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兖工劳人字【2019】129号），于同日向被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签字确认。合同的解除权和撤销权同属于形成权，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原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2019年获知被告被判处刑事处罚后及时行使了解除合同的权利，据此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原告在调查清楚被告被判处刑事处罚这一事实起一年内，行使了解除权，当属合法有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支持原告请求。吴景东辩称：一、双方于1997年签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于2016年6月3日被曲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直至2017年8月执行完毕，在刑罚执行期限内，原告既没有给予被告单位内部处分，也未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视为已谅解被告的行为。二、双方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该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没有违法或违约行为，该合同不应被解除。三、被告2017年12月6日是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兖州工务段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下属单位，无权对被告作出开除处分和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调取了与本案类似兖州工务段起诉许新路的生效判决书：（2019）鲁0812民初2971号、（2019）鲁08民终6670号，证实了本案争议的部分事实过程。兖州工务段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自仲裁卷中引用并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关于解除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证据二，《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证据三，《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据四，《职工处分呈报表》；证据五，劳动合同书两份（分别于1997年12月1日和2017年12月6日签订）；证据六，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证据七，济铁劳卫发【2014】314号《济南铁路局劳动合同管理办法》；证据八、济铁劳卫发【2014】135号《济南铁路局职工奖惩实施办法》。原告提供以上八宗证据旨在证明，被告违反《劳动合同书》和济南铁路局管理文件，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符合民主程序，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九、兖工人发【2010】56号《关于吴景东同志病休的通知》，欲证明自2010年5月6日对被告下达病休通知之日起，被告不再实际为原告工作，原告不能掌握其具体生活状态。庭审中，原告自认证据六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是于2018年4月12日从曲阜法院纪委书记（毛长印）处调取，调取人是兖州工务段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孙素军）。被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2016）鲁088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据二，《关于解除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证据三，《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证据四，《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证据五，《劳动合同书》。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以上证据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作出开除处分和解除合同的行为，被告不服。对证据五，被告质证认为，两份合同约定员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解除”合同，但《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是“可以解除”，法律条款是“可以”条款，不是“应当”条款，不具有强制性。而且签订合同的甲方（用人单位）是济南铁路局，原告兖州工务段是其下属机构，没有权利解除这两份合同。对证据六，不认可原告当庭口述的调取刑事判决时间，其未提供出示机关标注具体时间的证据，原告应从确认被告犯罪之日（法院判决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即使原告确实是从2018年4月12日调取刑事判决书后才知晓被告受过刑事处罚，原告于2019年7月22日对被告作出开除处分及解除合同的决定也超过了法定的一年期限，故原告作出开除处分的决定和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是违法的。对证据七和证据八，两份管理办法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要件，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提供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另外，原告引用两份济南铁路局文件认为，在《济南铁路局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载明，工务段有权代表济南局与员工签订合同，而推定工务段也有权代表济南局解除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调取的生效判决书以及从仲裁委调取的仲裁卷宗，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辩解，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名称原为济南铁路分局兖州工务段、济南铁路局兖州工务段；济南铁路局现更名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是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分支机构。1997年12月1日，原告兖州工务段与被告吴景东签订了自1997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止的劳动合同。期间，2010年5月6日，原告向被告下达兖工人发【2010】56号《关于吴景东同志病休的通知》，双方均认可：在吴景东病休期间，其所在兖北线路车间的主任每月均与被告联系，并将车间员工考勤情况报表给兖州工务段（劳动人事科）。2017年12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自2017年12月1日起至法定终止情形出现时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第二十六条规定：“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依法解除劳动合同：6.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告当庭自认于2018年4月12日，经原告的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孙素军取证，调取了曲阜市人民法院（2016）鲁088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书》，知晓被告曾于2016年6月3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曲阜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2019年7月22日，原告以被告曾被曲阜市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作出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129号文，开除吴景东、解除与吴景东签订的劳动合同，并于同日向吴景东送达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吴景东从通知上签字，但不服。2019年11月8日，被告向济宁市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申请裁决原告继续履行与被告于2017年12月6日签订的劳动合同。2019年11月28日，济宁市兖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仲裁裁决，支持被告的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开除及解除与吴景东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中第（六）项为“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根据合同法和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性质上为解除权的一种，有其行使的合理期限，如果权利人超过合理期限不行使，则解除权灭失；即便原告以被告不履行报告义务，欺诈原告为由行使撤销权，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此一年系除斥期间。原告自认于2018年4月12日取得、知晓吴景东犯罪的刑事判决，而作出开除、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为2019年7月22日，超出了一年的除斥期间，所以，原告开除及解除吴景东劳动合同，违反以上法律规定要求。而且，吴景东病休、不实际参加劳动是经原告单位批准同意的，与开除、解除劳动合同无法律关联。原告在其诉状中自认病休期间定期与被告联系，当庭双方均认可：被告与其所在车间主任每月均有联系，车间每月均向该段劳动人事科报送管理考勤情况。而且老员工与企业续签合同，法律并无明文规定要求劳动者要如实告知自己行为表现。但用工企业要对劳动者实施一定的管理职责，故原告继续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相对而言，过错责任原告大于被告。另外，即使《济南铁路局劳动合同管理办法》中载明原告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必然推理出原告兖州工务段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提出可推定有权代表济南铁路局解除劳动合同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依法确认其作出的兖工劳人字【2019】128号《关于给予吴景东开除处分的决定》及兖工劳人字【2019】129号《关于解除与吴景东劳动合同的通知》合法有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的诉讼请求，原告与被告吴景东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务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 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谢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