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6民初2426号 原告：刘云，女，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杨传伟，男，1970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梓颐，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游佳，四川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丽华，女，1976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一铵，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阳生，男，197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云、杨传伟与被告黄丽华、黄阳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追加杨传伟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本案双方争议较大故转为普通程序审理。黄丽华、黄阳生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本院受理后与本诉合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黄丽华、黄阳生自愿申请撤回反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刘云、杨传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游佳、宋梓颐，黄丽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一铵，黄阳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云、杨传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黄丽华、黄阳生支付刘云、杨传伟退伙所得款项3284791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以3284791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在审理过程中，因刘云、杨传伟未请求确认合伙关系已解除，而直接请求合伙关系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向刘云、杨传伟释明是否将确认合伙关系解除作为诉讼请求。此后，刘云、杨传伟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确认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1月解除。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协商一致，合伙开办外单厂(以下简称鞋厂)，其中刘云、杨传伟出资382000元，持有鞋厂70％股权，黄丽华、黄阳生系夫妻关系，负责厂内管理，共同持有鞋厂30％股权。刘云、杨传伟出资到位后，鞋厂开始经营。2013年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用鞋厂合伙盈利的资金购买了四川省崇州市工业区孵化园三期D区72号厂房。2017年1月，因经营理念不合，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协商一致同意刘云、杨传伟退出合伙，厂房部分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各一半。黄丽华、黄阳生继续经营鞋厂，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对鞋厂截至2017年1月的现金余额、应收账款、库存、实际固定资产等进行结算，各自一半，但黄丽华、黄阳生迟迟不向刘云、杨传伟支付退伙所得款项。2018年2月，刘云、杨传伟为尽快收回退伙所得款项，找到黄丽华、黄阳生要求支付退伙所得，经磋商，刘云、杨传伟同意放弃部分退伙所得款项，黄丽华、黄阳生最终确认应支付刘云、杨传伟退伙所得款项3454791元。之后黄丽华、黄阳生仅向刘云、杨传伟支付170000元，剩余3284791元尚未支付。此后，经多次催收未果，刘云、杨传伟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我院，望判如所请。 黄丽华辩称，一、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双方并没有达成退伙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进行结算。因刘云、杨传伟没要按照双方口头达成的合伙条款履行出资义务1500000元，且在合伙过程中，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双方将合伙的分配比例调整为各50％，通过双方于2011年2月1日确定的资金分配，以及购买厂房时份额的分配，还有刘云、杨传伟及证人章某在法庭中的陈述，均可以予以确认。二、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至今没有事实分家，也没有对散伙事宜达成合意，双方从未对合伙经营过程中的财产、资金等进行清算，也没有达成分家的一致意见。首先，在刘云、杨传伟提供的与黄阳生的对话视频中，2018年2月12日14点35分钟的谈话中黄阳生明确表示要回家与老婆黄丽华商量，所以刘云、杨传伟提供的视频资料并不能证明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已经达成散伙结算的事实；其次，在刘云、杨传伟提供的与黄丽华的视频中，黄丽华也多次陈述和明确表示，要回家与老公黄阳生商量。且在该份证据中能够反映，刘云、杨传伟是在黄丽华不知情的情形下偷录的，且在对话中多次引诱、自言自语的方式表达刘云、杨传伟、黄丽华、黄阳生已分家、结算的事实，但黄丽华、黄阳生自始至终均没有认可刘云、杨传伟的陈述，一直表示需要回家与黄阳生商量。经过刘云、杨传伟提供的两份视频证据能够反映出，黄丽华、黄阳生均表示对其提出散伙的事要进行沟通与协商，并没有同意散伙，也没有对合伙的企业的财产、债务等分割事宜达成共识，因此，刘云、杨传伟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双方已经散伙，并对合伙财产进行了结算。三、刘云、杨传伟提供的与黄丽华的视频证据因采取偷录的方式，且地点位于黄丽华的私人办公室，属于私密场所，且刘云、杨传伟在拍摄时并没有征得黄丽华的同意，侵犯了黄丽华的隐私权。所以，该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等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刘云、杨传伟提供的章某的证人证言，因章某系刘云、杨传伟介绍进入公司工作，王义全、黄龙、罗忠、杨鹏等证人在出庭作证时也向法庭陈述章某系杨传伟介绍进入工作，且每年刘云、杨传伟都会向章某支付一些费用。因此，证人章某与刘云、杨传伟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不应采信。同时，证人章某在出庭作证时陈述黄阳生告知其双方分家，仅有证人章某自己的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属于孤证，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人证言采信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采信规则，因此，证人章某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四、黄阳生在庭审中也清楚的陈述合伙企业的经营、厂房搬迁等事宜均与刘云、杨传伟进行沟通协商，也明确告知财务应当定期向刘云、杨传伟提交财务报表，供其进行查阅。刘云、杨传伟提交的《经营情况表》是复印件，也陈述是其单方制作的，没有黄丽华、黄阳生的签字，黄丽华、黄阳生对此也并不知情。因没有原件予以核实，也不应采信。只有章某在证人出庭作证时直接陈述双方已分家，章某的证人证言仅有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属于孤证，也不能直接采信。因此，刘云、杨传伟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直接、有效的证明双方已经散伙的事实。如果确实要对合伙期间财产进行分割，按照经营贡献也应该是黄丽华、黄阳生占70%，刘云、杨传伟占30%。 黄阳生辩称，答辩意见同黄丽华意见一致，1.双方合伙关系存续期至今，刘云、杨传伟曾于2018年1月找过黄阳生、黄丽华提出过要求散伙，但至今双方未达成一致；2.双方曾于2018年对合伙投资购买厂房的出租收入进行了分配，事实上未散伙；3.刘云、杨传伟未对合伙经营2018年度、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解系其怠于行使合伙权利，不构成必然散伙；4.刘云、杨传伟在庭审中未出示双方于2017年1月散伙的证据；5.法院对刘云、杨传伟的释明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在出现不同法律关系、民事法律行为效力时才能释明。 本院围绕双方提交的证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6月，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协商一致，共同合伙经营外单鞋厂，但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约定合伙双方各自的出资额，仅是口头约定鞋厂由黄丽华、黄阳生负责经营管理，经营管理的报酬另行计算。由黄丽华签字确认并向刘云、杨传伟交付的三张领款单显示：“领款时间分别为09年6月10日、09年6月18日、09年7月9日；领款人为黄丽华；领款事由投资开外单厂；领款金额总计382000元”。三张领款单刘云自行在备注中注明：“我们资金占百分之七十股份、给黄阳生黄丽华百分之三十干股”。鞋厂前期经营过程中分别于2011年2月、2013年2月共计分红二次，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均是按各50%的比例，各自收取700000元、500000元。2013年5月，双方用鞋厂经营收入出资购买崇州经济开发区内厂房，2015年8月，刘云注册设立崇州金派丽公司，股东为刘云、黄丽华，股权份额各占50%，厂房以黄丽华名义对外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收入双方按各占50%进行分配。 章某系鞋厂聘请的工作人员，其于2009年至2019年初负责鞋厂财务工作，2019年初至今在鞋厂负责采购、管理工作。章某到庭向本院陈述：“在负责鞋厂财务工作期间，每月定期将鞋厂的财务情况报表发送给杨传伟。因鞋厂效益较好，2016年黄阳生向我表达过想分开单干的意愿，2016年底在黄阳生的安排下对鞋厂资产进行盘点并制作对应的清单表格，并将盘点后的清单通过ＱＱ邮箱于2017年1月24日发送给了杨传伟，2017年1月以后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已经散伙，按黄阳生的安排再未将鞋厂的财务情况向杨传伟、刘云报告”。在章某发给杨传伟的邮件中，附件名为“2017年01月表格格式”的ＥＸＣＥＬ表中，记载了从2009年6月10日至2017年1月的所有资金流水。2017年2月24日，章某又向杨传伟发送名为“金派丽账务明细表”邮件，该邮件载明了截至2017年1月固定资产明细表、库存材料表、经营情况表等各项明细表。 黄阳生认为章某说法并不属实，章某是否向杨传伟报告财务情况、什么时候报告自己并不过问。 2018年1月，刘云、杨传伟、黄阳生见面根据章某提供的财务数据对截至2017年1月的经营情况进行对账，并形成《经营情况表2018.01》一份，该《经营情况表2018.01》载明：“个人借款未收回现金120000、固定资产原值（厂房）6380000、固定资产原值（汽车Ｑ5）650000、固定资产原值（汽车奔驰）1526484.5估计价值1258000、固定资产原值（设备）（备注：含所有已报废设备赠送黄阳生）、现金余额2729962.1、应收账款4417124、剩余原材料及半成品（备注：库存材料及邦面1954双赠送黄阳生）、房租（备注：2017年5月7日到期赠送黄阳生）、崇州厂房房租340000，小计15823570.6；负债总额应付账款1377504，小计1377504”。在该《经营情况表》右侧黄阳生手写：“2884791＋10000＋奔驰车（1／2）＋60000（借支）、（3114791.05）现金、汽车68万／2、3454791”。庭审中刘云、杨传伟代理人陈述其退伙应分得3454791元的计算方式为：2884791是根据（现金余额2729962.1＋应收账款4417124-应付账款1377504）／2所计算出来的，崇州厂房房租340000，双方各占50%是170000，个人借款未收回现金为120000，刘云50%就是60000，故2884791＋170000＋60000＝3114791.05；奔驰车折价按照680000计算，刘云分50%为340000，3114791.05＋340000＝3454791。该次见面算账的同时，杨传伟对算账过程进行了录音，录音证据显示黄阳生与杨传伟就如何算账，车辆如何算价进行讨论，黄阳生：“这个是该补你2884791，是不是？再加上个17万，这个是房租，我收的，再加上奔驰车，二分之一，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照一个就完了嘛，照一个就完了，汽车68万，34万嘛，是吧？2729962.1加4417124等于，减12，哎，我写一下，7147086.1，再减177504”。刘云：“等于5769582.1”。黄阳生：“嗯，除以2，加17万，再加6万，再加34万，3454791，对了”。杨传伟：“你还有个，你这个给我付这个款是啷个付法”？黄阳生:“今年子莫得钱……那你把这个，你把那张复印一张给我就是，或者你拍一个嘛，你拍一个就完了，拍了拿给我”。此后，黄丽华、黄阳生向刘云、杨传伟支付了崇州厂房房租170000元。2019年3月12日，杨传伟再次找到黄丽华，录音证据显示，杨传伟：“这是那个17年黄阳生写的，写了我们两个算的那个，他喊我照一下，原件我都没拿”。黄丽华：“嗯……我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按这个数目来给，肯定是我们给，第一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你是否打个折……我看了的，你不用看，我这个原件在我这，肯定我晓得是啷个起的，我的意思就是……”。杨传伟：“我们实际上分开我们扎账是扎到16年底”。黄丽华：“17年分的……在这个的基础上，打个折……这会儿我拿不出来啊”。但双方对打折金额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2017年以前，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虽然合伙经营鞋厂但并未登记设立公司进行经营，黄阳生陈述因政府管控更加严格，故于2017年3月登记设立钰丰公司以经营鞋厂，股东为黄阳生与黄春生，但该公司并未实际运营，随后注销。鞋厂生产地多次搬迁，2017年7月至8月，黄丽华、黄阳生有偿使用刘云、杨传伟厂房进行生产，后租用怡丰公司厂房。2009年鞋厂的发货单抬头为金派丽，2019年鞋厂发货单抬头为怡丰。 本院认为，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虽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事实上建立了合伙关系并实际开展合伙经营，本案中刘云、杨传伟在未明确请求确认合伙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直接请求合伙关系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照四川省高院审理合同解除的相关指导意见，向其释明是否将确认合伙关系解除作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刘云、杨传伟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受此前举证期限的限制。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双方合伙的份额应当如何确定？二、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于2017年1月解除？三、刘云、杨传伟主张黄丽华、黄阳生支付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3284791元及利息是否应当支持，围绕争议焦点，分别评议如下： 一、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双方合伙的份额应当如何确定？ 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但合伙期间，双方盈余分配均是按照各50%的比例进行分配，故在无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确定合伙份额，对双方合伙的份额应按各占一半确定，黄丽华、黄阳生主张其份额应占70%并无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认可。 二、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于2017年1月解除？ 本院认为，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之规定，个人合伙形式应当是共同协商、共担风险，但从2017年1月以后，不管是皮鞋厂的经营还是生产地搬迁以及注册公司，均是由黄丽华、黄阳生在自主决定、自行负责，并未通知刘云、杨传伟参与决策、协商；虽然黄丽华、黄阳生主张章某与杨传伟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但其并未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且章某至今仍在鞋厂工作，并接受黄阳生的管理，故对章某的证言予以采信。而章某的证言亦足以证实2017年1月以后会计账册不再发送给杨传伟，杨传伟已未再主动查阅，表明杨传伟已未再执行合伙人的监督权利。其次，黄阳生与杨传伟于2018年再次对账，对账单虽然抬头为2018.01，但报表实际内容是按照章某会计账册中2017年1月的数据进行核对，对部分原材料、半成品、固定资产表中特别备注为赠送黄阳生，则表明双方对合伙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而只有在退伙时才涉及合伙财产的分割归属问题。最后，虽然黄阳生、黄丽华主张偷录的录音属于非法证据，不应当被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不管采取的是何种方式录音，只要该证据不属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都可以作为合法证据使用，虽然杨传伟的录音是在黄阳生、黄丽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得，但该录音实际并未侵犯黄丽华、黄阳生合法权益或违反禁止性规定，故可以作为认定的证据。在录音证据中，黄阳生与杨传伟就如何分割进行结算，并最终确认了金额；黄丽华也明确表达了双方已经未再合伙，只是就付款金额希望对方做出让步的意思。虽然黄阳生、黄丽华都主张是否同意刘云、杨传伟退伙都只是在协商，并未最终确定，录音里面黄阳生也明确表达还需要再向黄丽华商量，但黄丽华在录音中认可知晓黄阳生与杨传伟结算一事，主张就金额打折也足以证实合伙双方至2017年1月后未再共同合伙经营的事实，黄阳生主张的还需要与黄丽华商量仅能证明其对合伙散伙后支付的金额还需与黄丽华再次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退伙协议，但从2017年1月起达成了解除合伙关系的意思，并再未共同经营，事实上双方合伙关系已经解除，而并非系刘云、杨传伟单方面怠于行使合伙监督权，故对刘云、杨传伟主张确认双方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1月解除予以认可。 三、刘云、杨传伟主张黄丽华、黄阳生支付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3284791元及利息是否应当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之规定，刘云、杨传伟退伙时应当对合伙经营期间积累的财产、债权债务按照各占一半的比例进行分割。《经营情况表2018.01》能够与会计章某做账中的财务数据相一致，足以采信，且杨传伟自愿放弃了奥迪车、固定资产（设备）等部分合伙财产，自愿按照该经营表中载明的财产数额进行主张，本院予以认可。故截止2017年1月合伙的财产（不含厂房价值、赠送给黄阳生的奥迪车与设备价值）为现金余额（2729962.1元＋应收账款4417124元-应付账款1377504元）／2＋崇州厂房房租340000元／2＋个人借款未收回现金120000元／2＋奔驰车折价680000元／2＝3454791元。黄丽华、黄阳生已支付房租170000元，故黄丽华、黄阳生还需支付的金额为3454791元-170000元＝3284791元，故对刘云、杨传伟主张黄丽华、黄阳生支付的金额予以认可。 关于刘云、杨传伟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六十二条第四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之规定，2018年1月黄阳生与杨传伟虽然对账确定退伙分割的初步金额，但因还需与黄丽华再行确认金额，同时未明确履行期限，故该时间节点不能作为给付利息的起算时间。而杨传伟在与黄丽华谈话中仍未明确履行期限，主要还是就具体给付的金额是否打折存在争议，故给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当至刘云、杨传伟明确向黄丽华、黄阳生提起主张起算，故利息起算时间应当调整为从本院的诉讼文书送达至黄丽华、黄阳生即2019年4月22日。 双方合伙期间用经营积累的收入购买了位于崇州的厂房，现该厂房仍处于出租状态，对于厂房与厂房出租收入理应也属于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按照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各占50%的比例进行分割，但鉴于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协商退伙时对退伙分割的合伙财产并未将厂房这一固定资产价值计算在内，刘云、杨传伟在本案中也仅主张了截至2017年1月不含厂房价值的合伙财产分割，按照刘云、杨传伟不告不理的原则，故在本案中对厂房及2017年1月以后的厂房出租收入这一合伙财产不作处理，若双方当事人对该部分财产有争议，可另行起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刘云、杨传伟与黄丽华、黄阳生的合伙关系已于2017年1月解除； 二、黄丽华、黄阳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云、杨传伟支付退伙所得款项3284791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3284791元为基数分段计算，自2019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刘云、杨传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07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8078元，由黄丽华、黄阳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蔡 俐 人民陪审员 张 静 人民陪审员 张美跃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张学十 书 记 员 罗艾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