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04民初20633号 原告：俞立军，男，197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费克琳，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建英，男，197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青海省西宁市。 被告：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王建英，董事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春，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佳，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俞立军与王建英、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疆亘公司)股份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9年11月14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俞立军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费克琳、被告王建英和疆亘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春、胡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俞立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建英、疆亘公司共同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税费后)1,213万元;2.判令王建英、疆亘公司共同支付第三期延期履行股权收购义务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以5,099,2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7年1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完全支付股权转让款5,099,250元之日止;3.判令王建英、疆亘公司共同支付逾期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以1,213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王建英、疆亘公司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盐城诚赢国际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赢木业公司)系本案中股份转让纠纷的目标公司，原名盐城诚赢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赢照明公司)，该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俞立军系上海竞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竞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疆亘公司与竞昀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签订可《关于收购盐城诚赢照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约定俞立军与竞昀公司向疆亘公司转让诚赢照明公司的股权，股份转让分为三期履行。2017年6月9日，王建英、疆亘公司作为甲方，俞立军、竞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王建英为疆亘公司指定的股权受让人，第一期俞立军向王建英出让股份325,000股，股权转让款325,000元；第二期俞立军不出让股份；第三期俞立军向王建英出让股份975,000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为此，俞立军与王建英于2017年签订了第三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俞立军向王建英转让975,000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现第一期股份转让已经完成，但王建英和疆亘公司拖延履行第三期股权的收购义务，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疆亘公司应当自诚赢照明公司股份全部解禁之日起支付违约金(以5,099,2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7年1月20日起计算至5,099,250元实际清偿之日止)，该付款义务由王建英代为履行，疆亘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催告，王建英、疆亘公司拒绝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根据《收购协议》约定，若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违约金，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支付，由于《股份转让协议》未载明签订日起，且按照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计算，故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最迟应于2018年1月29日支付。再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疆亘公司应对王建英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王建英、疆亘公司应共同向俞立军支付以1,213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俞立军表示，虽然第2项诉请中的5,099,250元为第3项诉请中1,213万元中的一部分，但第2项诉请中违约金的计算依据是《补充协议》第四条第2款，是由合同专门进行约定的，故第2、3项诉请并不重合。遂酿诉。 王建英和疆亘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俞立军的所有诉讼请求。第一，根据《收购协议》约定，疆亘公司系唯一的股权收购方，再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王建英系疆亘公司指定的股权受让人，也即王建英为名义持有人，其代疆亘公司持有股权，实际权利义务属于疆亘公司，对此俞立军系明知；又根据《补充协议》约定，疆亘公司的付款义务由王建英代为履行，王建英不构成债务转让或债的加入，故王建英无须对疆亘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疆亘公司已于2015年6月19日支付俞立军定金200万元，再结合《补充协议》约定，双方约定的第三次股份转让预付款为5,030,750元，剩余股权转让款为5,099,250元，故前述200万元定金应当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疆亘公司未付股权转让款金额仅为1,013万元。第三，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尚未到应支付的时间，俞立军与王建英应于2022年6月30日之前签订第三次股份转让的协议，且按照该协议约定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而俞立军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于《补充协议》签署同日确认的合同模板，即双方确认将来正式签订的协议以该模板内容为准，并不具有受该《股份转让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实际上，《补充协议》签署同日双方还签订了两份第二次股份转让的协议模板，可以印证该三份《股份转让协议》均为合同模板，否则在《补充协议》约定第二次、第三次《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分别为2017年7月、2022年6月的情况下，各方却在2017年6月9日(《补充协议》签署当日)同时签订了两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的协议》，显然相互矛盾。因此，第三次《股份转让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故王建英、疆亘公司不存在逾期支付款项的行为。第四，即便王建英、疆亘公司存在违约，俞立军在第2、3项诉请中的主张也存在错误：俞立军分别以《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约定确定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又分别以《收购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约定确定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实为相互矛盾；若俞立军主张《股份转让协议》具有约束力，则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来确定王建英、疆亘公司的违约责任，否则应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来主张违约金；由于系争股份实际于2017年8月4日解禁，故第2项诉请中违约金的起算点错误；俞立军在第2项诉请中主张5,099,050元股权转让款自2017年1月20日起的违约金，而第3项诉请中又主张1,213万元股权转让款自2018年1月30日起的违约金，故第2、3项诉请构成重复主张；第3项诉请的计算基数应为1,013万元；双方在履行三期股份转让的过程中就股份转让的时间已予以变更，故《收购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不应再使用；《补充协议》中没有约定与第3项诉请相对应的违约金条款，故王建英无须对第3项诉请相对应的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王建英、疆亘公司认为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未到支付时间，俞立军主张的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缺少合同和事实依据，故王建英、疆亘公司请求驳回俞立军的诉讼请求。另，王建英、疆亘公司均认为俞立军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6月15日，王建英、疆亘公司(甲方)和竞昀公司、俞立军、盐城祖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诚赢照明公司100%股份转让事宜约定如下；乙方同意将持有的诚赢照明公司100%的股权(850万股)转让给甲方；甲方取得目标公司100%的股权(850万股)，应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税后总价2,000万元；本协议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定金200万元，该定金作为甲方以后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在本协议签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约定的基础上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届时本协议作废；等等。王建英在甲方处签字，俞立军在乙方处签字。 2015年6月19日，疆亘公司委托北京宏庆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竞昀公司支付200万元，用途注明为“收购股权订金”。 2015年7月11日，疆亘公司(甲方，法定代表人为王建英)、竞昀公司(乙方1，法定代表人为俞立军)和俞立军(乙方2)签订《收购协议》，约定：目前诚赢照明公司的股权情况为竞昀公司持股比例81.71%，俞立军持股比例15.29%，盐城祖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甲方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并与俞立军于2015年6月30日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对股权收购事宜进行初步约定；甲方拟在本协议签署之后，拟向目标公司置入其所持有的资产；乙方本次转让标的股权的作价为税后2,000万元；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按照如下方式进行：第一期转让款为自目标公司成立(即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合法之日)满一年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转让款，乙方应在足额收到第一期转让款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开始办理对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第三期转让款自目标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满两年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三期转让款，乙方应在足额收到第三期转让款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之内，开立办理对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在上述各期应向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按照如下方式计算：该期应支付股权转让款=2,000万元×该期实际转让股份数/824.50；若甲方未根据本协议约定及时支付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应以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等等。疆亘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王建英在甲方处签字；俞立军在乙方1和乙方2处签字。 2016年6月14日，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与诚赢照明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公告》，载明：诚赢照明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俞立军称，截至2017年1月20日，其持有的诚赢照明公司所有股权均已解除转让限制，其依据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2.8条之规定，“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王建英、疆亘公司称，俞立军持有的诚赢照明公司股权于2017年8月4日才解除转让限制，虽然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满2年可申请解禁，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的规定，“挂牌公司应当在股东所持股票达到限售或解除限售条件后，及时向主办券商提交下列申请文件……主办券商应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检查申请依据是否充分，计算是否准确；审核无误后，主办券商通过全国股转公司日常业务系统填报股票限售/解除限售明细信息，并将挂牌公司申请材料作为附件，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备案；全国股转公司对限售、解除限售申请进行备案确认后，向中国结算发送明细数据；主办券商提交申请后，应当密切关注业务办理进度，在业务流转至中国结算时，督促挂牌公司及时按照《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发行人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股票限售或解除限售登记；办理解除限售业务的，挂牌公司应当在中国结算审核通过后，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临时公告格式模板》编制股票解除限售登记公告，并根据《发行人业务指南》规定，最晚于解除限售生效前三个转让日披露……”由于办理前述各项手续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法律规定的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与实际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之间存在一定间隔。同时，王建英、疆亘公司提交诚赢木业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发布的《诚赢木业公司股份解除限售公告》，载明：本批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975,000股，股东为俞立军，可转让时间为2017年8月4日。 2016年11月9日，王建英、疆亘公司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25,000元支付俞立军。 2017年6月9日，王建英、疆亘公司(甲方)和竞昀公司(乙方、俞立军(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15年7月11日签订《收购协议》；诚赢照明公司已于2017年1月改名为诚赢木业公司；根据疆亘公司的指定，杨楠、王建英已于2016年11月分别从竞昀公司、俞立军处受让目标公司465万股股份、325,000股股份，该次股份转让为第一次股份转让；根据疆亘公司的指定，杨楠、王建英已于2017年7月分别从竞昀公司处受让目标公司1,982,150股股份、332,850股股份，股权转让款分别为1,982,150元、332,850元，合计2,315,000元，该次股份转让为第二次股份转让；根据疆亘公司的指定，王建英拟于2022年6月30日前从俞立军处受让目标公司975,000股股份，股权转让款为1,213万元，该次股份转让为第三次股份转让；第三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甲乙双方即完成《收购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事项；王建英与竞昀公司应于本协议签署当日，签署关于第二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协议》，王建英应按该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第二次股权转让款2,315,000元；王建英应在第二次股权转让款支付日前向俞立军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的预付款5,030,750元；王建英应于2022年6月30日前与俞立军签署关于第三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协议》，王建英应按该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如王建英未按期签署第三次股份转让协议或未按期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则俞立军无需返还第三次股份转让的预付款，该款项作为甲方应支付的违约金直接归乙方所有；因延期履行股份收购义务，疆亘公司同意向乙方支付第一次股权转让款和第二次股权转让款的滞纳金/违约金2,339,500元，该款项应在第三次股权转让款支付日前(最迟不晚于2022年6月30日)支付；自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全部解禁之日起，以5,099,2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违约金，直至乙方收齐第三次股权转让款中的5,099,250元为止；疆亘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由王建英代为履行，同时对王建英在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因股份转让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甲方承担，在甲方完成第三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后，乙方应在扣除因股份转让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返还第三次股份转让的预付款5,030,750元中的剩余款项以及定金200万元，否则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标准向甲方支付滞纳金；等等。疆亘公司在甲方处盖章，王建英在甲方处签字；竞昀公司在乙方处盖章，俞立军在乙方处签字。 俞立军(甲方)与王建英(乙方)于2017年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诚赢木业目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甲方现合法持有诚赢木业975,000股股份，为其合法股东；甲方同意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及方式将诚赢木业975,000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及方式受让标的股权；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为1,213万元；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2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转让款；任何一方违反在本协议中的保证、承诺、说明，即构成违约，任何一方因违约使对方遭受任何实际经济损失，应给守约方补偿；等等。俞立军在甲方处签字，王建英在乙方处签字。关于该份《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俞立军表示是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大约在2017年6、7月份；王建英、疆亘公司称是于《补充协议》签订当日，即于2017年6月9日签订。 俞立军称，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王建英、疆亘公司延期履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无关，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尚未履行。俞立军第一期转让股权325,000股股份，竞昀公司第一期转让股权463万股，第二、三期股份没有转过。 根据诚赢木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于2017年1月23日发生变更，公司名称于2017年1月23日由诚赢照明公司变更为诚赢木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8年5月11日由杨楠变更为王建英。根据于2019年6月3日发布的《诚赢木业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杨楠变更为王建英；根据于2019年6月10日发布的《诚赢木业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由杨楠变更为王建英。 根据(2019)沪0115民初19900号一案(原告竞昀公司诉被告王建英、疆亘公司、杨楠股份转让纠纷)的时间为2019年7月5日的《庭审笔录》，原告竞昀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建英、疆亘公司共同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815,000元；2.判令王建英、疆亘公司协助竞昀公司完成股份转让登记股户手续……王建英、疆亘公司辩称，王建英已经支付了全部第二期股权转让款2,315,000元，疆亘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向竞昀公司支付200万元收购股权定金，支付是基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其中约定了疆亘公司向竞昀公司支付股权收购定金200万元，并约定了用途，作为王建英和疆亘公司后续应支付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但之后，应竞昀公司要求，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故将200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审理中，俞立军表示，王建英系疆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补充协议》中王建英承诺代为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是指向《收购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王建英的该行为系债务加入，实际上是其作为股份持有人所应支付的款项。 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收购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转账凭证、湘财证券上海张杨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公告》、企业信用公示信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页、庭审笔录等证据证明。本案其他证据或欠缺形式要件，或与本院认定的事实无关，或欠缺证据相印证，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股份转让协议》是仅为合同模板、对于各方不具有约束力，还是由俞立军、王建英正式签订的合同文件？ 虽然王建英、疆亘公司称，《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于《补充协议》签署同日确认的合同模板，即双方确认将来正式签订的协议以该模板内容为准，各方并不具有受该《股份转让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但本院注意到，《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王建英应于2022年6月30日之前与俞立军签署关于第三次股份转让的《股份转让协议》，王建英应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对于《股份转让协议》的具体签订时间虽然各方陈述并不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于前述《补充协议》签订之后、2022年6月30日之前；签订主体即为俞立军、王建英；协议内容也是针对第三次股权转让所作具体约定。因而本院认定，《补充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之间为“预约”和“本约”之关系，《股份转让协议》即为《补充协议》第三款中约定的俞立军、王建英应于2022年6月30日前签订的协议。更为重要的是，俞立军、王建英均在该《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俞立军和王建英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于其在合同上签字必将产生的法律后果系明知，故本院对于王建英、疆亘公司所称《股份转让协议》仅为俞立军和王建英确认的合同模板、各方并不具有受该《股份转让协议》约束的意思表示的主张不予采纳，并认定《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为，疆亘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委托北京宏庆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竞昀公司支付的200万元定金是否应当抵扣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也即王建英尚未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金额是1,213万元还是1,013万元？ 本院认为，第一，各方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时约定，“本协议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定金200万元，该定金作为甲方以后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在2015年6月19日，疆亘公司即委托北京宏庆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竞昀公司支付200万元定金，而在其后各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及之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均明确第三次股权转让款为1,213万元，此时虽然原先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已作废，但各方并未将200万元定金抵扣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予以变更，故本院认为在各方之间先后签订数份协议时并未达成以200万元定金抵扣第三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也即王建英、疆亘公司针对第三次股权转让仅须支付1,013万元之合意。第二，王建英、疆亘公司在(2019)沪0115民初1900号案件于2019年7月5日的庭审中表示，疆亘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向竞昀公司支付200万元，先是约定作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又变更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款，而在本案审理中，王建英、疆亘公司又称该笔200万元付款应当抵扣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王建英、疆亘公司前后陈述不一致，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反言原则，本院对于王建英、疆亘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第三，王建英、疆亘公司主张第三次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013万元的依据还有，《补充协议》约定，王建英应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预付款为5,030,750元，乙方针对第三次股权转让款应支付的违约金以5,099,250元为基数，该两笔款项之和恰为1,013万元。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的前述约定仅是对于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预付款和违约金分别作出的约定，不能通过将预付款和违约金计算基数相加的方式倒推出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总金额，更何况该种方式计算出的金额与合同明确约定的第三次股权转让款金额并不相符。第四，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在甲方完成第三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后，乙方应在扣除因股份转让所产生的全部税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返还第三次股份转让的预付款5,030,750元中的剩余款项以及定金200万元”，退一步讲，即便200万定金系包含于第三次股权转让款当中的款项，王建英、疆亘公司在向俞立军全额支付第三次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之后，亦可在相关条件成就时，要求合同乙方将200万定金予以返还。综上，本院认为疆亘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委托北京宏庆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向竞昀公司支付的200万元定金不应当用于抵扣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也即王建英、疆亘公司尚未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金额是1,213万元。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俞立军是否有权同时主张2、3项诉请中对应的两笔违约金？ 本院认为，各方先后签订的《收购协议》《补充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均为合法有效，在其中相关约定内容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各项合同内容均继续有效；而如果出现对同一事项的约定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则应以签订时间在后者为准。其中，《收购协议》和《补充协议》均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为经济损失补偿，两者并不重合或矛盾，故俞立军有权主张以支付违约金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收购协议》和《补充协议》分别作出约定，其中《收购协议》笼统约定为“以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额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比例支付违约金”，而《补充协议》对于第一期、第二期以及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的5,099,250元对应的违约金金额或计算方式予以明确。由于《补充协议》第四条第2款中的计算基数5,099,250元包含于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当中，也就是说，各方已就5,099,250元未付款对应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在《补充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约定，该约定较之前签订的《收购协议》中的约定发生了变更，故应当以《补充协议》之约定为准。本院认为，《补充协议》在约定王建英先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5,030,750元的前提下，还要就5,099,250元未付款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各方当时的真实意图系约束和督促王建英支付剩余5,099,250元，而非要单独就该5,099,250元再行计算违约金；如果在要求履行第2项诉请对应的违约金责任的同时，再就第三次股份转让的全部款项支付相应违约金，则就其中的5,099,250元未付款对应违约金部分构成了重复计算。据此，本院在对于俞立军第2项诉请中要求赔付违约金予以支持的同时，对其在第3项诉请中要求赔付的违约金中应当将以5,099,250元为基数所对应的部分予以扣除。 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为，诚赢木业公司的解禁日是何时？也即俞立军提出第2项诉请中的违约金应当自何时起算？ 王建英、疆亘公司提供诚赢木业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发布的《诚赢木业公司股份解除限售公告》作为证据，该公告载明股东俞立军持有的975,000股股权的解除限售时间为2017年8月4日。俞立军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再根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诚赢照明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公告》，诚赢照明公司(更名后为诚赢木业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故股份全部解禁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本院认为，首先，各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约定，“自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全部解禁之日起，以5,099,2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违约金，直至乙方收齐第三次股权转让款中的5,099,250元为止”，如各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对于违约金起算日期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自挂牌之日2015年1月20日起满两年起算，即相应的违约金起算日期可直接确定为2017年1月20日(该日期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则按常理而言各方于2017年6月9日签订《补充协议》时应明确、直接约定自2017年1月20日起算违约金，而不应将违约金的起算时间表述为“自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全部解禁之日起”。第二，各方对于该笔违约金进行约定的真实意思为，如乙方所持股份已实际可以转让，而甲方未能按时履行股份收购义务，则应当支付相应违约金。虽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的发布时间为2018年11月29日，晚于系争股份可转让的时间，但从前述规定的内容来看，即便在该规定发布之前，办理解禁的各项手续同样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法律规定的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与实际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之间必然存在一定间隔，因此，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如果仅达到相关文件规定的解禁时间，而系争股份实际还未能转让，则甲方也不能履行股份收购义务，此时如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则有失公允。此外，《诚赢木业公司股份解除限售公告》公布的股权解禁时间亦在合理时间范围内。综上，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目标公司股份全部解禁之日”应当以《诚赢木业公司股份解除限售公告》公布的可转让时间为准，即系争股份于2017年8月4日全部解禁，据此，俞立军可按约主张相应违约金的起算日期应为2017年8月4日。 本案的第五个争议焦点为，王建英应当承担付款责任的范围是否包括俞立军在诉请第3项中所主张的违约金？ 《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疆亘公司在“本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由王建英代为履行，同时疆亘公司对王建英在“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虽然《补充协议》与《收购协议》之间存在关联，但毕竟分属两份不同合同；王建英所承诺的对“本协议项下”的债务代疆亘公司履行，应当仅限于《补充协议》项下义务，不宜作进一步扩大解释。《补充协议》仅就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中的5,099,250元所对应的违约金进行了约定，但并未就全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违约金进行约定；对于全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约定见诸于《收购协议》，王建英虽然也在《收购协议》上签字，但其是作为甲方疆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并非代表其个人。因此，王建英对于俞立军基于《收购协议》提出的第3项诉请无须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俞立军第3项诉请中的违约金起算时间，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故自2018年1月30日起主张违约金，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王建英应当按约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1,213万元,疆亘公司对此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建英、疆亘公司应共同对5,099,250元所对应的违约金部分承担支付责任；疆亘公司应当就迟延履行支付俞立军相应违约金(以7,030,7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对此王建英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俞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王建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立军股权转让款12,130,000元； 二、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王建英、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俞立军违约金(计算方式：以5,099,2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7年8月4日起计算至第一项中的股权转让款中的5,099,250元实际清偿之日止)； 四、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俞立军违约金(计算方式：以7,030,75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第一项中的股权转让款中的7,030,750元实际清偿之日止)； 五、驳回俞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4,580元，由王建英、北京疆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钱 畅 人民陪审员  王雪华 人民陪审员  曹瑞强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庄大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