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80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业许,女,汉族,1967年1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身份证号码:440************426。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朝贵、吴海珊,系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太东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大亚湾澳头安惠大道**太东集团大厦**。法定代表人:梁继业。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绮清、胡传娥,均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邱业许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太东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东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粤1391民初2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邱业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l、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17816.98元购房款差价或裁定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补充协议》的签订系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后才达成的一致合意,因此对于房屋价款的约定应以双方后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为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定,是合法有效的。从《补充协议》的命名上应知,该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主合同即《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以后,且主合同中也未明示“房屋价格”为不得变更条款,则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该份《补充协议》可视为是双方对《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补充及变更。而从该份《补充协议》中可知双方已明确“涉案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781698.18元,增值税为178169.82元(税率为:10%)”,那么在合同履行期间,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不得对《补充协议》中的“不含增值税房价”进行调整。现被上诉人因国家发布的应税行为税率调整,即作出单方提高不含增值税房价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我国《合同法》关于调整合同条款应合同各方协商一致的相关规定。二、《补充协议》中明确增值税已包含在房屋总交易价格内,该增值税的实际缴纳方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仅为代缴方,故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因国家政策调整所产生的增值税差额。三、从增值税的性质上分析,因增值税是对商品在生产、销售环节新增价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其本质属于价外税,在商品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过程中依次转嫁,最终由消费者承担。那么当国家实行税率降低所带来的一个房屋价格下降的利益,应当直接由消费者即上诉人享有。综上,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主合同与《补充协议》两者对“房屋价格”条款约定的效力、错误解读《补充协议》中“房屋价格”以及增值税的性质,未正确适用法律。现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裁定发回重审。望判如所请!被上诉人太东公司发表答辩意见：上诉人诉求因增值税率下调要求返还购房款差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不具有遇增值税调整应退还差价的意思表示。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价格采用的是固定总价，除因面积差异需调整总价外，发生其他任何情况商品房的价格均不因此发生变化，而不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是补充协议，双方都没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且商品房交易与普通的买卖交易不同，调整合同总价涉及调整合同的重大条款，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通过书面的方式进行调整。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双方调整合同总价的情形，补充协议中对不含税价增值税税额、税率等进行明确，仅是对房款的组成进行罗列，便于计算契税、印花税等税额，不能视为是对房款或房款计价方式进行调整，同理如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商品房的总价也不产生影响。另外，商品房的价格是经政府备案的含税价格，备案价也是通过建筑面积及固定单价进行确定，上诉人以不含税价乘以现行税价是机械计算的结果，是原告擅自变更合同总价的行为，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2.增值税的纳税人为开发商，而非购房者。增值税是流转税，是对商品房销售后增值部分交纳的税种，产生应税行为的主体是开发商，因此纳税人应当是开发商，商品房销售后，被上诉人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进行纳税是履行法定义务且国家下调增值税税率的本质目的是在于减轻开发商的税赋，被上诉人是否纳税，以及纳税的金额是被告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从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收纳增值税改革及国家税务总局的各项发文都明确：增值税下调是国家应对当前经济压力和减轻企业税赋的手段。由上可见，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应当为开发商而并非是购房者。上诉人要求退还因税率下调产生的购房款差价，没有任何依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原告邱业许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退还购房差价17816.9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18日,原告邱业许与被告太东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合同编号:大亚湾(2018)100166981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位于惠州大亚湾西区中兴北路219号海德花园*******房,建筑面积为142.37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13.64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28.73平方米。双方在合同第六条就计价方式与价款约定为: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17246.29元,总价款为1959868元。双方在合同第七条就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为:首期购房款589868元于2018年5月18日前付清,余款1370000元向贷款机构申请贷款支付。双方在合同第十一条就交付期限约定为:被告应当在2019年1月15日前向原告交付该商品房。双方在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第十二条“关于税费”的第1条中约定: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并知悉该商品房的不含增值税房价为1781698.18元,增值税为178169.82元(税率为:10%),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总房价为1959868元。原、被告还对其他相关事宜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付清了购房款,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涉案房产,并于2019年5月23日向原告开具了票面总额为1959868元的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相关栏目填写如下:金额1798044.04元、税率9%、税额161823.96元、价税合计1959868元。后原告认为,被告多收取了原告17816.98元的房款(1781698.18元×10%-1781698.18元×9%=17816.98元),该多收部分被告应予退还,故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如上诉请。另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3月23日下发《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36号)。该通知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作出《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通知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本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次作出《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公告第一条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第九条规定:本公告自2019年4月1日起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本案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退还1个点税率的房款17816.98元。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双方在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约定涉案房屋总价款为1959868元,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价格包含增值税金额,且在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了房屋总价款的具体计价方式,即按照套内建筑面积乘以套内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价格而确定。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房屋总价款除因第十三条约定的存在面积差异原因进行调整外,未有其他变动房屋总价款的约定。据此,可以认定双方已通过商品房预售合同作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约定。2.双方对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的理解产生了争议,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其条款内容的含义离不开双方签订该协议的背景和签订目的。本案涉案房产交易正处于“营改增”磨合期,如何在合同中表述房屋价款构成,既能保障购房者的知情权,又能符合价款恒定的意思表示,作为格式文本的提供者的被告,在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第十二条作出相关内容的拟定,目的仅是对合同房款组成的客观罗列和说明,而不能视为对合同房款总价或房款计价方式的变更。也就是说,该条款的约定并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故在没有降税即降价明确约定的情形下,被告是否纳税、纳税的具体金额、纳税种类,对于涉案房屋总价款应不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3.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本案被告作为商品房开发商,在其销售了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人为被告,并非本案原告。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以利于发展,税务机关根据新的规定少收的1%税款原取之于纳税人,故应退回给纳税人。该少收的税款并不当然转为房款,在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就税率降低而少收的税款明确约定归属于原告的情况下,该少收的税款归被告所有,被告无需向原告退还。综上所述,涉案房屋销售增值税由10%下降至9%,不应影响涉案房屋的总价款,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差价17816.98元,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邱业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32元,由原告邱业许负担。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房屋总价款能否因增值税税率从10%降为9%而作相应调整。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本案中太东公司与邱业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补充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7246.29元，总房价为1959868元。在涉案合同和《补充协议》中并没有因税率调整可以调整房屋总房价款的相关约定。至于双方在《补充协议》第十二条中约定涉案房屋的总房价款(含增值税价)1959868元,增值税税率为10%,其中不含增值税价1781698.18元,增值税款178169.82元,但这是在国家“营改增”的政策背景下,为了税务处理之便利而对税种、税率、票面金额、开票种类等进行的补充约定。故从双方真实本意出发,仍然无法得出税率调整即可调整房款总价的意思表示。第二，增值税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之规定,太东公司作为涉案商品房的销售者，具有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太东公司是纳税义务人。增值税发票上的税率增减、税额的变化均是太东公司作为开发企业要承担的风险。故涉案税率下调产生的由税务机关退还给太东公司的税款并不当然转为房款，上诉人邱业许关于负税人即为纳税人的主张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在没有“调税调价”的合同约定下，邱业许的相关主张欠缺合同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国家降低增值税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减税让利给企业,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企业收入，降税后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从长远看必将作用于消费领域,从而惠及广大消费者。本案中太东公司基于国家降低税率而获得的利益，不属于邱业许所主张的占有房款之举，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邱业许关于返还购房差价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邱业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45.42元,由上诉人邱业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杰审 判 员  胡 江审 判 员  寇 倩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曾嘉红书 记 员  叶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