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107行初146号 原告方慧琳，女，1975年10月28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原告容立斌，男，197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代理人方慧琳，身份信息同上。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芸，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青秀区卫生健康局，所在地南宁市青秀区悦宾路**。 法定代表人黄性龙，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伟仙，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世昌，广西思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方慧琳、容立斌不服被告南宁市青秀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青秀区卫健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于2019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于2019年7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方慧琳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芸，被告青秀区卫健局的副职负责人颜娟及委托代理人陆伟仙、韦世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南青计生费征字[2018]3-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方慧琳、容立斌于2015年10月2日在青秀实施的生育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方慧琳、容立斌违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84126元，其中方慧琳征收42063元，容立斌征收42063元。 原告方慧琳、容立斌诉称，两原告是夫妻关系,均是南宁市××区长堽路四里长堽村**村民。2015年4月24日,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孩子,并于2015年9月21日入户在号。2018年4月4日,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南青计生费征字[2018]3-4号】,告知二原告向其支付84126元社会抚养费。期间,两原告曾提出两次异议,均被被告驳回。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当再收取两原告的社会抚养费,理由如下: 一、被告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没有权利收取两原告的涉案社会抚养费。两原告均生活在南宁市××区,不在被告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管辖范围内,被告无权收取两原告的涉案社会抚养费。 二、收取两原告的社会抚养费的行为已经超过两年的处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两原告于2015年4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在2015年9月21日入户在号,被告一直没有对两原告的生育行为进行调查,时隔三年之后,直至2018年才调查并出具决定书,已经明显超过法律规定,故不应当再收取社会抚养费。 三、被告收取两原告的社会抚养费过高。两原告于2015年4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收取社会抚养费,也应当按照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准收取,而不是17年的标准。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小孩,在2015年9月21日也办理了户籍登记,各行政部门已经知道两原告的生育行为,被告理应在此时开展对两原告的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而因为被告怠于行使其行政职权,在2018年才对两原告作出处罚,导致两原告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加,严重违反了行政法的合理行政、高效便民原则。 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方慧琳、容立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出生医学证明，证明两原告的小孩容兴灏出生于2015年4月24日，两原告均是南宁市××区长堽路四里长堽村；2、户口本，证明两原告的小孩容兴灏出生于2015年4月24日，并在2015年9月21日落户在村××组，该地现名为南宁市××区长堽路四里长堽村，同时证明此事各行政部门已经知道两原告生育第二个小孩的事实；3、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决定征收抚养费金额；4、《关于对社会抚养费征收提出异议》材料答复，证明以为街道办对我们的违法生育行为征收抚养费并无不当；5、社会抚养费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领决定书的时间是2019年6月4日。 被告青秀卫健局辩称，一、被告具有作出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前述规定均明确了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职权。被告作为青秀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具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原告户籍在青秀,属于被告管辖区域范围内,对其违法生育行为,被告有进行调查并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职权。 二、被告作出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程序符合规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应当经过以下程序:(1)立案,(2)调查取证,(3)告知权利,(4)作出并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5)作出并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4月2日对两原告违法生育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于2018年4月3日对两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经被告调查,两原告于1999年1月4日登记结婚,2004年5月24日生育一男孩,取名为容兴铭,2015年4月24日生第二个男孩,取名为容兴灏。两原告2015年4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孩子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主席令(2001)63号,以下简称《计划生育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修正,以下简称《条例》),《计划生育法》以及《条例》明确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需符合《条例》第十 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之一并经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经被告调查,两原告并不符合《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法定条件,并且两原告在陈述申辩过程中,也未提交其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材料,据此,被告认定两原告2015年4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行为违反《条例》第十三条：“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禁止违法生育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规定,属于违法生育行为,被告根据《条例》第四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条件生育的”的规定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调查核实清楚本案事实的前提下,于2018年4月4日向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并于2018年4月27日送达,拟对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告知其违法生育行为和其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被告在听取原告2018年5月9日、2019年3月27日提出陈述和申辩并向原告答复后，于2018年5月29日向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并于2019年6月4日送达。被告在法定职权内履行了立案、调查、告知权利、送达文书等法定程序后,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程序符合规定。 综上,被告在2016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2016年新修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均没有对修改之前的生育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也没有规定修改前违反规定的生育行为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前提下,适用生育行为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对原告的生育行为作出认定并履行法定程序后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符合规定,原告主张撤销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青秀卫健局当庭补充辩称，一、关于新法适用，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影响其他人利益，但原告生育不止涉及原告利益也涉及原告村集体利益，损害了第三人村集体利益，在损害第三人利害时，不适用新法。二、原告在起诉状中说，收取抚养费超出2年期限，抚养费征收并非处罚，是强制性行为。三、原告主张费用过高，原告生育行为是在2015年发生的，是在2018年才作出，引用的是2017年青秀农村人均收入计算的。 在与兴宁区划分片区时是以长堽路为界，长堽村片区划为青秀管辖，被告具有对长堽路四里长堽村五组的管辖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是否适用行政处罚法的批复》，征收计划外生育费不属于罚款，有关时效的不适用于计划生育工作。 被告青秀卫健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第二款，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条第一款，3、《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以上依据共同证明被告具有作出涉案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法定职权；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修正）第四十三条第一项，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02号，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以上依据共同证明被告对两原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6、《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立案审批表》，7、《调查笔录》，8、两份《出生医学证明》，9、《户口簿》《结婚证》，10、《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及《送达回证》，11、原告关于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提出异议的材料，12、关于原告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提出异议的答复材料，13、《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笔误更正说明，以上证据6-13共同证明两原告存在违法生育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符合规定。被告当庭提交证据14、国家统计局南宁调查队关于提供2017年南宁市及各县（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复函。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方慧琳、容立斌于1999年登记结婚，男女双方均系初婚。两原告于2004年5月24日生育一个男孩容庆国，后又于2015年4月24日生育了一个男孩容兴灏。2018年4月2日，被告青秀卫健局对两原告2015年4月24日违法生育第一个子女行为决定立案调查。2018年4月3日，被告对两原告进行了调查询问。2018年4月4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南青计生费征告字［2018］3-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将决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原告，并告知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18年5月29日，被告作出南青计生费征字[2018]3-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019年5月24日，被告作出《关于南青计生费征字[2018]3-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笔误更正说明》。2019年6月4日，被告将上述征收决定书及更正说明送达给原告。 另查明，根据2019年2月3日《中共南宁市青秀委员会南宁市青秀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南青发[2019]3号）规定，将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等部门的职责整合，组建南宁市青秀卫生健康局，不再保留南宁市青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本院认为，原告方慧琳与容立斌于2015年4月24日生育第二个子女容兴灏，方慧琳与容立斌生育小孩容兴灏的情形不符合2014年1月13日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再生育条件，应按该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于2015年10月29日国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前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被告青秀卫健局于2018年5月29日才作出本案被诉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该决定作出前，2016年1月15日重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三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禁止违法生育子女。”的规定已实施，新修订条例对生育的条件作出了新的规定，原告方慧琳与容立斌的生育事实符合新修订条例规定的生育条件。被告青秀卫健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本案被诉征收决定时，仍然适用2014年修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不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九十三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规定，在2016年1月15日重新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后，原告方慧琳与容立斌的生育事实符合新修订条例规定的生育条件，本案适用新法能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故被告青秀卫健局作出的被诉社会抚养费决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撤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南宁市青秀区卫生健康局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的南青计生费征字[2018]3-4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南宁市青秀区卫生健康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陆 刚 人民陪审员  莫艳林 人民陪审员  卢嘉红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黎 恒 书 记 员  谢昌林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主要证据不足的；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违反法定程序的； 超越职权的； 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