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2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欣，男，汉族，1969年11月21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生璞,河南佳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翠丽，女，汉族，1970年3月24日出生，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玲，女，汉族，1971年8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慧玲，女，汉族，1977年7月5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灿，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欣、王翠丽与被上诉人李慧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豫0191民再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生璞，上诉人王翠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家玲，被上诉人李慧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三宽、刘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欣、王翠丽上诉请求，一、撤销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2020）豫0191民再6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李慧玲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慧玲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原审及再审判决数额超出了李慧玲的诉讼请求。李慧玲的《民事起诉状》的诉讼请求为：1、借款234万元；2、利息35万元（按年息24%计算，暂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利息应按上述比例由张欣、王翠丽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3、诚信违约金31万元。（上述三项诉讼请求金额总计为300万元）。李慧玲《追加被告申请书》的请求为：王翠丽与本案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应当与张欣（其夫）共同向李慧玲承担清偿借款及利息等共计300万元的还款义务。原审判决结果为：偿还李慧玲借款本金194万元、利息40万元，并以19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1月15日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李慧玲主张的利息为起诉之日（2016年3月24日）前的利息35万元，即使约定利息高于35万元，也是对自己的权利放弃。且根据原判决计算本金及利息已经超过李慧玲主张总额300万元，因此，原审判决的利息及债务总额都超过了诉讼请求，因此，原审判决是错误的。二、本案原审及再审认定事实不清。1、张欣的陈述（原审卷宗第48页）记载，我方（张欣）未向李慧玲借款，实际是因科隆公司需要资金周转，张欣就介绍科隆公司的人与邓国军（指：邓国君）认识，后科隆公司委托程学洪与邓国君协商借款事宜并达成一致意见，科隆公司向邓国君借款200万元，期限是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29日，服务费6万元，后邓国君扣除服务费指使李慧玲将194万元打到科隆化工指定的账户（刘志红的账户），借款期限届满后科隆化工未按期还款，邓国君迁怒于张欣，2015年8月10日，邓国君带领十多人强行将张欣带至新乡市七彩云南茶馆，要求张欣偿还上述借款，张欣不同意，邓国君强制张欣不能离开，大概六七个小时，后张欣被迫按照邓国君准备好的还款计划抄写了一份。（原审卷宗第50页）：我从未向李慧玲说过让她把资金转到刘志红账户，我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李慧玲。当时邓国君说我出具还款计划后他去找程学洪要钱，不会找我要钱。《还款计划》记载：。原程学洪的借款合同借据当面交付张欣。以前的经济纠纷已全部结清。《还款计划》落款签名为：“保证还款人：张欣”。2、程学洪提交的《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邓国君200万元经过》、原审卷宗第51页记载内容：科隆公司委托程学洪办理向邓国君借款事宜，程学洪将刘志红的卡号留给了邓国君，该卡收到了194万元借款。3、科隆公司的《参与诉讼申请书》《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200万元经过》证明：程学洪留给邓国君的刘志红卡号上收到的194万元系科隆公司向邓国君的借款，“此借款与张欣无关，由我科隆公司负责偿还”。4、2016年5月18日程学洪与邓国君的通话录音内容：程学洪说，200万元是程通过张欣介绍后向邓国君借的，程学洪借钱时，给邓国君出具过借条等借款手续，愿意以房抵债。邓国君说，这钱是张欣借邓国君的，不是程学洪借邓国君的。告知程学洪向张欣要借条等借款手续。邓国君告诉程学洪：“关键我现在缺钱，你给我房，我变现不了”。5、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言证明，邓国君等人2015年8月10日胁迫张欣在“七彩云南茶楼”出具《还款计划》的事实。6、经核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豫0191民初31575号判决书显示：李慧玲与邓国君2011年5月18日登记结婚，2016年2月23日在封丘县民政局登记离婚。涉案转款时间为：2015年1月15日，还款计划出具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转款、还款计划都发生在李慧玲、邓国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7、经核查：金水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5执15735号《执行裁定书》显示李慧玲、邓国君下落不明。8、经核查：李慧玲、邓国君系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前岸酒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盛世民航大酒店有限公司、郑州仲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晨旭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领之航商贸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李慧玲、邓国君及上述公司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结合全案证据，涉案的出借人可能是邓国君或者是李慧玲，如果系其夫妻共同财产对外出借，那么邓国君和李慧玲应当系共同出借人，或者二人控制的公司是实际出借人，原审法院没有查明出借资金的来源及所有权人，因此无法认定李慧玲系本案的出借人。结合全案证据，本案借款人可能是科隆公司、程学洪、刘志红。张欣在《还款计划》签署的系“保证还款人”，原审并未查明张欣到底系借款人、保证人、还是属于债务加入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法院应当通知李慧玲到庭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经两次传票传唤仍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对于涉案借款，李慧玲并未举证借款合同、借条、约定利息等基本事实，张欣的《还款计划》有“原程学洪的借款合同借据当面交付张欣”、“以前的经济纠纷已全部结清”等内容，且张欣在《还款计划》落款签名为：“保证还款人：张欣”。原审证据无法确认本案的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李慧玲在原审及再审中都未出庭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李慧玲应当出庭参加本案审理，但李慧玲在原审及再审中多次收到传票后拒不到庭，为查明案件事实，请二审法院将李慧玲拘传到庭参加本案二审的诉讼。四、原审法院没有通知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程学洪、刘志红、邓国君等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科隆公司提交的《参与诉讼申请书》《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200万元经过》，程学洪提交的《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邓国君200万元经过》等证据，能证明科隆公司、程学洪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6年5月18日程学洪与邓国君的通话录音，邓国君自称系本案借款的出借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李慧玲转给刘志红卡上194万元，还有如下可能性：1刘志红本人向李慧玲的借款；2、李慧玲归还刘志红以前的借款；3、李慧玲与刘志红其他的经济原因；4、刘志红代收科隆公司的借款；5、刘志红代收程学洪的借款。在刘志红未参加本案庭审的情况下，仅仅凭邓国君、张欣、程学洪等人的陈述及自认，无法查明上述几种收款情形。因此，刘志红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及再审本案时，原审法院没有通知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程学洪、刘志红、邓国君等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五、原审法院仅凭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个别信息，就排除李慧玲系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是错误的。李慧玲、邓国君在夫妻关系存续前后，实际控制了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前岸酒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盛世民航大酒店有限公司、郑州仲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晨旭科技有限公司、郑州领之航商贸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其通过关联公司及关联人从金融机构贷款数千万元，且邓国君、文胜等与李慧玲实际控制的公司关联人已经因“贷款诈骗罪”判处刑罚。《中国裁判文书网》与李慧玲相关的判决书数百起，原审认定“李慧玲确系涉诉十多起民间借贷和金融贷款案件”是不全面的，因此排除李慧玲的职业放贷人身份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六、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1、李慧玲及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存在数千万元的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及担保债务。本案邓国君自称系出借人，因此，李慧玲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2、194万元的借款，仅仅提供了张欣、张某1、张某2、程学洪等人提出证据证明被胁迫所写的《还款计划》，李慧玲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李慧玲并未提供借款合同、借据等债权凭证。李慧玲、邓国君、一帆公司等，在近年来有数十起民间借贷诉讼。5、李慧玲经本案原审、再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6、李慧玲、邓国君都自称为出借人。科隆公司、程学洪都自称借款人。张欣甚至在《还款计划》也自称系借款人，但在庭审中认为系被胁迫所写，只是借贷双方的介绍人，并不是实际借款人。各方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7、原审法院在没有张欣的结婚证证明，也没有到婚姻登记机关核实的情况下，仅凭无认定婚姻关系职责的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登记表》，就将张欣、王翠丽判定为“夫妻关系”。王翠丽已经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8、李慧玲已经将本案的债权在再审判决生效前低价转让。基于本案事实，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为虚假诉讼。七、原审法院认定李慧玲“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该认定是错误的。原审法院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时，应当发现李慧玲及其关联人邓国君、文胜及实际控制的一帆公司等，存在数百起金融借贷案件，邓国君、文胜甚至因“贷款诈骗罪”被判处徒刑，原审法院应当认定邓国君、李慧玲、一帆公司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行为无效。八、刘志红归还的部分应当从借款总额中扣除。李慧玲2015年1月15日向刘志红转款194万元，但刘志红于2015年1月30日向邓国君指定的账户（宇龙）转款4万元，2015年5月12日向李慧玲的卡号上转款3万元。上述7万元应当从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九、原审判决张欣与王翠丽共同偿还借款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二）涉及身份关系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安全部门为确认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持单位介绍信可以查阅婚姻登记档案。本案涉及张欣、王翠丽的夫妻关系身份认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应当去婚姻登记机关查询确认张欣、王翠丽是否为夫妻关系，原审法院向新北派出所发函并依据新北派出所出具的《人口信息表》认定张欣、王翠丽的为夫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且王翠丽常年生活在国外，对该笔借款根本不知情，原审法院判决张欣与王翠丽共同偿还借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一、再审法院没有全面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其得出“李慧玲明显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法律特征”的结论是错误的，应当认定李慧玲属于职业放贷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全省各级法院在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对职业放贷人的审查和甄别，依法切断职业放贷人通过诉讼实现非法高额收益的渠道，严格防范“高利贷”等非法借贷活动，维护良好的经济、金融运行秩序。第二条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从事与发放贷款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对虽非同一出借人起诉的案件，如果该出借人与其他出借人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且符合上述行为特征，也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第三条规定：对关联出借人应着重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一)是同一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工作人员，或者具有其他关联关系；(二)具有亲属、朋友或其他密切关系；(三)出借资金来源于同一个人或单位；(四)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掩盖同一出借人的事实；(五)借款合同、借据采用格式条款，且形式及内容高度近似。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加强对疑似职业放贷行为的审查。对借款人主张出借人系职业放贷人的，应及时通过审判管理系统进行关联案件检索，按本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第五条规定：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应严格监控疑似职业放贷人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案件。认定职业放贷人后，对其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第六条规定：职业放贷人的放贷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假诉讼、“套路贷”等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及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第七条规定：各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职业放贷人的具体认定标准；对本辖区内认定的职业放贷人名单应及时向省法院报送，并抄送所在地的政法委员会、检察院、公安局、仲裁委员会、金融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职业放贷人为公职人员的，还应当抄送其所在单位和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李慧玲、邓国君、文胜等人是相关联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股东、工作人员，或者具有其他关联关系；相互之间具有亲属、朋友或其他密切关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李慧玲、邓国君等查询信息，多达200多起民间借贷、金融贷款案件。根据上述规定，足以认定李慧玲、邓国君等人系职业放贷人。二、原审认定张欣为借款人是错误的。1、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200万元的经过》，2、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具的《参与诉讼申请书》。3、程学洪出具的《关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借邓国军（君）200万元的经过》，4、程学洪与邓国君的通话录音及录音光盘，5、原审中程学洪的出庭证言。6、张欣出具的《还款计划》中记载：“原程学洪的借款合同借据当面交付张欣”。7、原审、再审中张欣的当庭陈述。8、张欣提交的借款人为程学洪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9、原审法院对程学洪作的《询问笔录》10、张某1等人出庭的证言。11、原审庭审笔录中，李慧玲认可上述相关证据的真实性。12、再审《民事判决书》第9页第8行认定：。张欣在偿还李慧玲借款后可另行向实际借款人主张权利。上述证据足以认定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以程学洪的名义向邓国君借款，邓国君以其前妻李慧玲的账户转款的事实，也能证明借款到期后，邓国君胁迫张欣书写《还款计划》的事实，《还款计划》落款为“保证还款人”。因此，张欣并不是本案的借款人，原审认定张欣系借款人的认定是错误的。三、原审通知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应诉的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审理程序违法。在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参与诉讼申请书》后，法院在征得张欣、李慧玲、王翠丽同意后，并没有以“传票”等形式通知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庭应诉，仅仅口头告知了程学洪，因此，原审在与本案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未经送达开庭传票即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是错误的。四、原审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与民事裁定相互矛盾。豫0109民监1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判决【指（2016）豫0109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豫0109民再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维持本院（2016）豫0109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原审法官在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判决结果确有错误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一个错误的判决，涉嫌枉法裁判，请二审法院排除各种干扰，作出公正的判决。李慧玲答辩称，本案原审及再审判决数额并没有超出李慧玲的诉讼请求。李慧玲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34元；2、判令被告支付借款利息35万元（按年息24%计算，暂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利息应按上述比例由被告支付至实际还款之日）；3、判令被告支付诚信违约金31万；（上述三项诉讼请求金额总计为300万元）；4、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李慧玲原审诉讼请求中第二项计算的利息35万元是暂计算至起诉时的利息，因此，诉讼请求中“金额总计为300万元”仅仅是暂计算至起诉时的本金、利息、诚信违约金的总和，但是李慧玲在原审诉讼请求中要求张欣、王翠丽支付的利息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即最终计算的本金、利息、诚信违约金之总和是超过起诉状中暂计的总金额300万元，故，本案原审及再审判决数额并没有超出李慧玲的诉讼请求。本案的原审及再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欣与李慧玲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1、汇款单据和还款计划结合来看，能够证明本案涉及的借款是发生在李慧玲与张欣之间，与新乡市科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隆公司”）和程学洪无关。张欣一直主张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科隆公司，是科隆公司委托程学洪向邓国军借款。但是原审时，程学洪曾以科隆公司为实际借款人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将科隆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2016年8月19日9时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询问笔录），原审法院也告知程学洪通知科隆公司并确定开庭时间，但科隆公司却并未向法庭提交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也未到庭对张欣所述的事实予以详细说明，这表明科隆公司并不认可张欣的这一主张，也说明了本案借款与科隆公司无关。另外，原审笔录中也载明，程学洪并未在科隆公司任职，张欣提供的程学洪签字的借款合同与借据，并没有显示出借人，无法证明与李慧玲具有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本案涉及的款项是科隆公司委托程学洪向李慧玲借款，因此，与本案没有关联。程学洪的通话录音不能显示本案中所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是科隆公司。不能从程学洪跟别人谈及以房抵债就得出本案所诉借款的借款人是程学洪或科隆公司的事实。2、2015年8月10日的《还款计划》并不是张欣在胁迫、被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的，而是张欣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欣在原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无法证明存在胁迫的事实。证人并没有实际看到张欣被胁迫并签订还款计划的情形，仅是在事后听张欣自己陈述，因此，张欣在原审时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而且张欣在出具还款计划后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法院主张撤销或变更，因此，不能认定《还款计划》系在胁迫的情况下出具。故，《还款计划》是张欣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本案的借款人张欣。故，李慧玲与张欣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合同纠纷。现有证据能够查明本案的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李慧玲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到庭。四、科隆公司、程学洪、刘志红、邓国君并不是本案的第三人，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虽然原审时，程学洪曾以科隆公司为实际借款人为由，向原审法院申请将科隆公司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2016年8月19日9时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询问笔录），原审法院也告知程学洪通知科隆公司并确定开庭时间，但程学洪并不是科隆公司的员工（（2016）豫0191民初5752号开庭笔录记载），而且科隆公司也并未向法庭提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因此，本案中并没有确定科隆公司的第三人诉讼主体地位，另外，程学洪、刘志红、邓国君也不是本案的第三人，故，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五、李慧玲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情形，也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本案的借款合同无效。1、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李慧玲虽有部分涉及诉讼的案件，但均是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以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的金融贷款类案件，李慧玲并未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依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对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李慧玲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情形。另外，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张欣所述的关联公司涉诉的案件都是以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仅有1起案件是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因此，张欣提及的关联公司不符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对职业放贷人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第三条的关于关联出借人的规定。故，李慧玲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情形。2、李慧玲虽然涉诉多起金融贷款类案件，但以李慧玲本人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最早发生在2015年11月，晚于本案借款行为发生时间，因此，本案中答辩人出借给张欣的款项与其在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无因果关系。故，李慧玲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的”情形。六、张欣在原审程序及再审程序中并没有主张刘志红曾归还过本案借款，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七、本案涉及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王翠丽作为张欣的配偶，应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可以证明张欣与王翠丽系夫妻关系。本案借款发生在2015年1月15日，李慧玲于2016年3月23日诉至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决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因此，依据当时的法律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王翠丽作为张欣的合法配偶，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虽然张欣与王翠丽以两人在2006年已办理离婚手续、本案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再审，但是两人在原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均为提交离婚证来证明其主张。张欣、王翠丽一直未提交离婚证，却一直以两人已离婚向法院作出“虚假陈述”，以本案的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为由，阻扰原审判决的执行，启动再审程序，严重妨碍了法院的诉讼审理工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的规定，贵院应当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综上，张欣、王翠丽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李慧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欣、王翠丽偿还李慧玲借款234万元；2、张欣、李慧玲支付借款利息35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剩余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3、张欣、李慧玲支付诚信违约金31万元。一审法院原审认定：张欣于2015年8月10日出具的《还款计划》载明,其于2015年1月15日向李慧玲借款194万元，由李慧玲转入其朋友刘志红的账户，并承诺于2016年元月15日前归还本金和40万元的利息，2016年元月15日之后按2分计息，若不履行还款义务自愿按照日1%支付诚信违约金。李慧玲提交的网银转账单显示，借款本金194万元由李慧玲于2015年1月15日通过网银转账的形式支付至刘志红的账户。张欣出具《还款计划》至今未支付过本息。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出具的张欣和王翠丽的常住人口信息表显示,两人均于2013年3月18日自河南省新乡市新华区迁至该派出所辖区,两人之间系夫妻关系。在原审审理过程中,新乡市科隆化工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参与诉讼申请书一份,称张欣与李慧玲之间的借款纠纷该公司是借款人,为查清事实,申请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向公司释明,并确定开庭时间,该公司在指定时间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原审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并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息期问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张欣向李慧玲出具的《还款计划》已明确借款事实,并载明借款本金194万元由李慧玲转入刘志红账户，张欣在《还款计划》中承诺2016年1月15日前归还借款本金194万元及利息40万元，共计234万元,李慧玲提交的转款凭证可见本案借款本金194万元已经实际支付,张欣虽辩称实际借款人为科隆化工,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科隆化工公司经一审法院释明也未到庭参加诉讼对张欣、王翠丽主张的有关事实予以详细说明,故无法直接判决科隆公司系借款人。张欣出具《还款计划》至今未还过本息，本案借款本金为194万元,李慧玲请求张欣偿还的借款本金234万元中实际包含本金194万元及2016年1月14日之前的利息40万元,故对于李慧玲请求的本金234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194万元，另外40万元应为利息,未超出法定上限,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慧玲请求的2016年1月15日至2016年3月23日之间的借款利息35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算2016年3月24日之后的利息和诚信违约金31万元，实质均为逾期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应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同的利息之和，故李慧玲请求的利息和诚信违约金合计已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利息上限的规定,故对于李慧玲请求的2016年1月15日之后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以194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6年1月16日计算至清偿之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出具的张欣和王翠丽的常住人口信息表显示两张欣与王翠丽之间系夫妻关系,张欣、王翠丽未提供足以否定该事实的证据,本案债务发生在张欣、王翠丽两夫妻存续期间,故对李慧玲主张的王翠丽与张欣共同偿还本案借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王翠丽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本院原审判决结果为，判决张欣、王翠丽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慧玲借款本金1940000元、利息40万元,并以19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自2016年1月15日至还清之日的利息。再审中，张欣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与王翠丽偿还李慧玲借款本金1940000元、利息40万元是错误的。经查明，李慧玲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和一审法院涉及十余起民间借贷案件,其与丈夫邓国君以及邓国君开办的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多次涉及借贷纠纷中,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有没有金融资质的个人和企业。一个人涉及如此多的借贷案件,说明原审原告根本就没有资金实力作为出借人出借该案涉及的194万元,另外,即便出借人出借了款项,张欣有理由相信出借人所出借的款项是从金融机构通过非法手段贷款而来,李慧玲将从金融机构贷款所得资金高利转借给他人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就是本案的借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二、张欣与王翠丽在2006年即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其与王翠丽系夫妻关系,将2015年的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严重侵犯了王翠丽的合法权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中列明的债务将近200万,明显不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更不应由王翠丽来承担。三、(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说明,新乡市科隆化工公司自认其是李慧玲出借款项的借款人,张欣仅仅是代为出具还款计划,并没有实际收到欠款,但判决中忽视该事实,仍然判决由张欣和王翠丽来偿还该笔借款,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错误，应依法撤销贵院(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王翠丽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其与张欣偿还李慧玲借款本金1940000元、利息40万元是错误的。经查明,李慧玲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和贵院涉及十余起民间借贷案件,其与丈夫邓国君以及邓国君开办的河南一帆实业有限公司多次涉及借贷纠纷中,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有没有金融资质的个人和企业。一个人涉及如此多的借贷案件,说明李慧玲根本就没有资金实力作为出借人出借涉案涉及的194万元,另外,即便出借人出借了款项,王翠丽有理由相信出借人所出借的款项是从金融机构通过非法手段贷款而来，李慧玲将从金融机构贷款所得资金高利转借给他人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同时由于李慧珍与其丈夫邓国军涉案多起,应当认定为涉嫌职贷人,也就是本案的借款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李慧玲只能要求归还本金。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中列明的债务将近200万,张欣不是本案中实际借款人(原审判决查的很清楚),明显不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更不应由王翠丽来承担。三、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说明,新乡市科隆化工公司自认其实李慧玲出借款项的借款人,张欣仅仅是代为出具还款计划,并没有实际收到欠款,但判决中忽视该事实,仍然判决由张欣和王翠丽来偿还该笔借款,与事实不符,属于事实错误。应依法撤销贵院(2016)豫0191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李慧玲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再审认定，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2018年至2020年期间，李慧玲涉诉十多起民间借贷和金融贷款案件，李慧玲作为出借人参与的民间借贷案件有1起，其余均是作为金融贷款类案件的被告参加诉讼。李慧玲作为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最早为2015年11月。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一审再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不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关于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中“经常性地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二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者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职业放贷人是指未经批准，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擅自从事经常性贷款业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职业放贷人的法律特征为出借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出借资金数额大，利率高。职业放贷人的借贷行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的强制性规定。该规定直接关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资金安全，事关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首先，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李慧玲确系涉诉十多起民间借贷和金融贷款案件，但李慧玲作为出借人参加的民间借贷案件仅有1起，其余均是李慧玲作为借款人或是担保人以被告的身份参加诉讼的金融贷款类案件，李慧玲并未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多数人发放贷款，其行为明显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法律特征，不应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本案经审理查明，本案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5年1月15日，李慧玲虽涉诉多起金融贷款案件，但根据其众多金融贷款的生效判决书确认，其本人作为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最早发生在2015年11月，晚于本案借款行为发生时间，说明李慧玲本案中出借给张欣的款项与其在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李慧玲亦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情形。再者，尽管李慧玲后期从金融机构处有多笔贷款发生，但其后期的贷款与本案的事实亦无关联关系，可见，李慧玲出借款项的来源并不属于金融机构的贷款。综上，基于当时的借款背景，本案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其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原审认定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判决张欣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张欣在再审庭审中虽辩称实际借款人为科隆公司，但其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无法认定科隆公司为借款人；且张欣向李慧玲出具有《还款计划》，故张欣依法应继续履行《还款计划》的约定内容。张欣在偿还李慧玲借款后可另行向实际借款人主张权利。关于王翠丽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经一审法院再审查明，本案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在2015年1月15日，当时张欣与王翠丽系夫妻关系。李慧玲于2016年3月23日诉至一审法院时，原审承办法官为查明案情向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发函核实张欣的婚姻状况，根据该公安机关的回复显示二人仍系夫妻关系。又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生效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而本案原审判决作出时为2016年9月，当时新的司法解释尚未实施，故原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认定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对王翠丽的代理人当庭辩称的观点，因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张欣与王翠丽的婚姻关系证明，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原审判决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并作出判决结果，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故对其再审观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6）民初57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情况，一审对李慧玲涉诉案件及李慧玲贷款的时间与本案所涉借款出借时间的先后事实查明清楚，本院不再赘述，一审对李慧玲是否系职业放贷人及涉案款项是否为李慧玲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款项，认定准确，张欣、王翠丽上诉称李慧玲系职业放贷人、其出借的款项为套取银行贷款的款项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所陈述的案涉借款发生的经过背景，张欣称案涉《还款计划》系被胁迫情况下出具，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张欣上诉称案涉款项实际借款人为案外人科隆公司或、程学洪或刘志红等，但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且与《还款计划》内容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依据《还款计划》约定的内容判决张欣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张欣在偿还李慧玲借款后可另行向实际借款人主张权利。关于王翠丽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案涉借款及利息的问题，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新北派出所对一审法院函询回复显示张欣、王翠丽仍系夫妻关系，张欣、王翠丽称其于2006年已办理离婚手续，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且案涉借款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生效时间2018年1月18日之前，涉案借款发生时张欣与王翠丽婚姻存续，故一审判决王翠丽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张欣、王翠丽上诉称一审判决超出李慧玲诉请的问题，因本案诉请系李慧玲主张的本金与暂计利息之和，故张欣、王翠丽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张欣、王翠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张欣、王翠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锴审判员 李剑锋审判员 高 镭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安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