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8民初237号原告：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金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昭峰，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卫民，山东太阳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学如，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廷，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某，女，汉族。第三人：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法定代表人：赵锦民，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奎，该单位法规科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梅，山东浒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魏某、第三人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因某乙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对魏某进行公告送达，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日、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昭峰、孙卫民，被告某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廷，第三人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广奎、陆梅到庭参加诉讼。魏某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某甲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魏某与某乙公司共同支付欠款1605万元及利息1000万元（从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利息），从2018年1月1日起，以1605万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计算至欠款还清时止；2、判令魏某与某乙公司退还保证金120万元；3、以上两项请求合计2725万元；4、诉讼费用由魏某与某乙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3月19日，某乙公司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第一标段至第十一标段）施工合同书》中标承建了相关工程。魏某作为某乙公司的代理人，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并且魏某全面负责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的建设施工。某甲公司作为该工程的部分工程投资人参与了项目的投资。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购买了树木、支付了人工工资，并根据魏某和某乙公司的要求代付了部分工程款。由于魏某和某乙公司的原因，该工程于2013年12月中旬未让某甲公司继续投资，经与魏某和某乙公司协商确认，截至2013年12月，欠某甲公司各项款项1605万元，并签订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2013年12月26日，各方又对所欠款1605万元进行了确认，并签订了《三方对账说明》。某甲公司在承揽该工程时，按照魏某和某乙公司的要求，于2013年4月12日（从刘兆腾个人账户）分两次向某乙公司支付120万元的保证金。由于目前双方的合同不再履行，某乙公司应当返还120万元保证金。请求依法判令魏某和某乙公司支付所欠款项及利息。某乙公司答辩称，一、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某甲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向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而其据以主张权利的所谓证据《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三方对账说明》的出具时间为2013年12月26日，其第一次起诉（2016年11月16日）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关于法律关系问题。2013年3月20日，某乙公司、魏某、某甲公司签订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某甲公司对魏某在该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此可见，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之间是保证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三、关于某甲公司主张的欠款构成问题。根据某甲公司提交的《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可以充分说明，其主张的欠款是由投资、借资、担保利息构成的，但是其未提供向某乙公司支付上述所谓投资、借资、担保利息的具体出资凭证、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因此，某甲公司主张上述欠款应当由某乙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某甲公司提交的《三方对账说明》的内容，某甲公司认为其主张的欠款是工程价款，并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其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双方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图纸、开工报告、工程质量签证、竣工验收报告、工程交付资料、工程结算资料、工程进度款支付凭证等。但是，某甲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其所主张的工程价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四、关于证据效力问题。《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三方对账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存在重大瑕疵。《三方对账说明》存在变造或伪造的痕迹。一般情况下，书证形成后，当事人在材料的下方签字或盖章，但是，该证据中所谓某乙公司的印章加盖在了材料的右上方，明显与常理不符。该证据上的“某乙公司”、“某乙公司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一标段一十一标段项目部”印章是某甲公司伪造的，某乙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根据某乙公司了解，魏某从未签署过《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因此，有理由相信该证据系某甲公司伪造的。《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与《三方对账说明》之间相互矛盾。《内部承包合同的对账说明》上说欠款系投资、借资、担保利息等，《三方对账说明》上说欠款为工程款。综上，该两份证据缺乏证明力。某乙公司有理由怀疑某甲公司与魏某恶意串通，以虚假诉讼的形式损害某乙公司的合法利益。五、关于刑民交叉的问题。《三方对账说明》的印章并非某乙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某乙公司已报案，张家港市公安局已立案侦查，因此，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继续审理的，但案件基本事实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虚假诉讼等犯罪，应当驳回某甲公司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侦查机关。魏某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陈述称，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某乙公司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第一标段至第十一标段施工合同，该合同第38条明确约定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做任何分包。因此某乙公司在未经过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工程转包，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某甲公司提交该份证据用于证明某乙公司欠某甲公司1605万元；某乙公司所欠款项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的4倍计算。某甲公司是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某乙公司质证认为，从形式上讲，该份账务说明上没有加盖某乙公司公章，我公司不予认可。而且，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认为1605万元由投资、借资、担保利息构成，但并无实质款项来源、交付方式及款项流向等证据。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2、三方对账说明一份。某甲公司提交该证据用于证明，某乙公司和魏某认可欠某甲公司1605万元，也认可2013年12月16日形成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某乙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裁剪后粘贴到复印纸上，第一行显然缺少“日”字，完整的三方对账说明应该公章完整，而左上方某乙公司公章及项目部公章不完整，如果是骑缝章，应当提供完整的其他页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说明显示的工程款与证据三中的款项性质不同，且不能提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图纸、开工报告、工程量签证、竣工验收报告、工程交付资料、结算资料、工程款进度凭证等证明系工程款；合法性不予认可，加盖的某乙公司公章为伪造公章，项目部公章为伪造公章，该公章伪造事宜，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魏某签名虚假，某乙公司已经提起鉴定申请。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及魏某签订的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第三条第9款明确约定，不得未经甲方书面许可私自冠以甲方名称的各种印章，并用此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签订各种合同。某甲公司对此是明知的，也盖章予以确认，因此回过头来以自身都认为不合约定的项目部公章证明自己观点，显然不能成立。而且该证据手写部分（“魏某”两个字除外），是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金珠书写，我公司已申请司法鉴定。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证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针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认为，某乙公司对于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三方对账说明》中魏某签名、加盖的“某乙公司”印章、主题正文部分是否是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金珠书写提出质疑，并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某乙公司申请事项进行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依法要求各方当事人提供鉴定比对样本，对于各方均无异议的比对样本进行确认，并送交鉴定机构用于鉴定比对。即鉴定机构用于本次鉴定比对的样本均是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材料。2019年12月1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定字第5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标题、内容、落款日期手写体字迹与供检的刘某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送检的上述《三方对账说明》上的“魏某”署名字迹与供检的魏某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3、送检的上述《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某乙公司”公章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三方当事人对于上述鉴定意见结论均无异议。因此，从鉴定结论可知，虽然《三方对账说明》上加盖的“某乙公司”公章与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某乙公司”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是，《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三方对账说明》上魏某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而且根据某乙公司认可的《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可知，某乙公司授权魏某为其公司代理人，以其公司名义办理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相关事宜，该公司均予以承认。因此，魏某在《三方对账说明》上签字确认就代表某乙公司的认可。而且，根据鉴定意见可以得知，某乙公司关于《三方对账说明》标题、内容、落款日期手写部分系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金珠所写的主张，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虽然《三方对账说明》在纸张形式上有瑕疵，但是魏某签字确认，应当认定是魏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内容，魏某针对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办理的相关事宜对某乙公司有约束力，所以，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3月18日，某乙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陶金凤系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魏某为我公司代理人，代理人以我单位名义办理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相关事宜，我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该委托书上加盖了“某乙公司”的印章，某乙公司认可该枚印章与某乙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该《法人授权委托书》的原件保存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档案科，某乙公司认可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2013年3月19日，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某乙公司签订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第一标段至第十一标段）施工合同》，将相关的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发包给某乙公司。2013年3月20日，某乙公司（甲方）、魏某（乙方）、某甲公司（丙方）签订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该内部承包合同确认魏某为某乙公司承包的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包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包括梁山县东二环二、三标段及迎宾大道北侧道路绿化工程、鼎昇路（K0+000-K1+360）道路绿化工程、天贵路道路绿化工程（K0+000-K1+360）、天巧路（K0+000-K1+267）、天慧路（K0+000-K1+176）工程的项目施工承包人。某甲公司作为丙方为乙方魏某履行本合同提供担保。合同签订后，魏某代表某乙公司负责现场施工，并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出工程款。某乙公司承包的工程于2014年12月8日竣工验收，于2017年6月29日完成工程造价审核，审计部门最终审定的工程造价总额为43328559.59元，某乙公司在《工程造价咨询核定总表》的施工单位一栏中加盖公章，并且有经办人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截止到2019年8月，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向某乙公司支付工程款2908万元，下欠工程款1424.86万元未支付。2013年12月16日，某乙公司（甲方）、魏某（乙方）、某甲公司（丙方）签订《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主要内容为：甲方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包括梁山县东二环二、三标段及迎宾大道北侧道路绿化工程、鼎昇路（K0+000-K1+360）道路绿化工程、天贵路道路绿化工程（K0+000-K1+360）、天巧路（K0+000-K1+267）、天慧路（K0+000-K1+176）建设工程合同，乙方魏某为名义上的项目施工承包人。为全面履行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确保工程质量、工期、安全达到该建设工程合同要求，丙方为乙方在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一、丙方为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从开始运作至施工完成，所经办的（投资、借资、担保、利息）成本1605万元（截止2013年12月底）。二、根据《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补充协议》合同要求，如果甲方土地款到位时，甲方、乙方应先及时还付上述第一款项，如无故拖延，应赔偿使用利息（按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的4倍）。三、本协议签署后不计甲方是否追究责任，且有乙方自行承担违约及连带责任，甲、乙双方均同意，免除丙方所有的担保及连带责任。四、乙方必须和丙方同时签字，共同向甲方或梁山县政府及建设局领取该款项，乙方不得私自领取该项目款，否则甲方和梁山县政府及建设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五、如果该项目的资金不能专款专用，被他人挪用时，丙方可直接向业务中介方、甲方、乙方、建设方协调友好解决，如解决不成，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魏某在乙方处签字，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金珠在丙方处签字，该文件未加盖某乙公司的印章，也没有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2013年12月26日，魏某在《三方对账说明》上签字，该说明上加盖了“山东豪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某乙公司”、“某乙公司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一标段一十一标段项目部”字样的印章。《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某乙公司”的印章与某乙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及某乙公司认可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某乙公司”的印章均不是同一枚印章。但是“魏某”的签名与某乙公司认可的魏某在其他文件上的签名是同一人书写。《三方对账说明》的内容为：甲方澳洋公司、乙方魏某、丙方豪华公司2013.12.16形成《账务说明》，现明确：即日起免除2013.3.20三方内部承包合同中丙方所有担保及连带责任，认可壹仟陆佰零伍万元（￥1605万元）是甲方乙方共同欠丙方的工程款。2013年4月12日，某甲公司通过刘兆腾的个人账户从中国工商银行向某乙公司账户分次汇款共计120万元。2013年4月30日某乙公司出具金额为120万元的《澳洋集团收据》，收款事由为“山东梁山道路保证金”，缴款单位为“刘兆腾”。刘兆腾在2013年4月时任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4月7日，某乙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本公司仅于2013年4月12日收到山东豪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以刘兆腾名义支付的120万元保证金，除此之外未收到其他任何山东豪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及刘金珠、魏某等人的相关款项。某乙公司以其公司印章被伪造变造为由向张家港市公安局报案。2017年9月12日，张家港市公安局作出张公（塘市）立字【2017】6383号立案决定书，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某乙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案立案侦查。因某乙公司对于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标题、内容、落款日期手写体字迹是否是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金珠书写、“魏某”署名是否与某乙公司认可的魏某签名为同一人书写、“某乙公司”公章印文与某乙公司认可的《法人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申请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三项内容进行鉴定。并且用于鉴定的比对样本材料均经过质证程序，经各方当事人确认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6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标题、内容、落款日期手写体字迹与供检的刘金珠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送检的上述《三方对账说明》上的“魏某”署名字迹与供检的魏某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3、送检的上述《三方对账说明》上的“某乙公司”公章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某乙公司预付鉴定费45000元。山东屹豪华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为山东豪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某乙公司原名为某乙公司。某甲公司就涉案工程曾于2016年11月16日向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因某乙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鲁0883民初5385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移送至梁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某甲公司依照法律规定于2017年6月14日向梁山县人民法院交纳了诉讼费，后梁山县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2018）鲁08民初121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按撤诉处理。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某甲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2、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就涉案工程是何种法律关系；3、某甲公司要求1605万元工程款是否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向某甲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形成于2013年12月16日，确认某甲公司就涉案工程投资总额1605万元，但是并未就向某甲公司支付1605万元约定付款的具体时间。而涉案工程于2014年12月8日竣工验收，某甲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向邹城市人民法院起诉，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邹城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鲁0883民初5385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移送至梁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某甲公司依照法律规定于2017年6月14日向梁山县人民法院交纳了诉讼费用。某甲公司第一次起诉后，诉讼时效处于中断状态。故某乙公司关于某甲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虽然某乙公司、魏某、某甲公司三方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显示，某甲公司是作为魏某的担保人而参与涉案工程的，但是，在该内部承包合同签订后实际履行的过程中，本应由魏某向某乙公司交纳的120万元履约保证金实际由某甲公司交纳。某乙公司对于收到某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兆腾账户转入的120万元保证金没有异议，但是主张该120万元保证金本应当由魏某交纳，某甲公司交款行为是代替魏某交纳，该公司与魏某形成另外的法律关系。本院认为，如果某甲公司是基于代替魏某向某乙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某乙公司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接收该120万元，则其应当向魏某出具收条，而非向某甲公司出具保证金收据。2013年3月18日，某乙公司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明确表示魏某以其单位名义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相关事宜其均予以承认，虽然该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某乙公司”的印章亦非某乙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但是某乙公司认可这份现存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档案科的该份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虽然，该份授权委托书的原件存放在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但是，该授权委托书并未载明“针对魏某的授权仅适用于某乙公司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业务往来中”字样或相近含义的内容。因此，该份授权委托书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某乙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时，并非总是使用在公安机关备案的一枚公章，而是使用了备案以外的印章；第二，魏某有权以某乙公司的名义办理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的相关事宜。每一个看到该授权委托书的主体均有理由相信魏某是代表某乙公司从事与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有关事宜的。因此，魏某就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对外所为的行为均是以某乙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所为，其后果应当由某乙公司承担。虽然某乙公司对于某甲公司提交的其具体投资支出证据有异议，但是，2013年12月16日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和《三方对账说明》是对某甲公司就涉案项目应得款项总额的结算。虽然《三方对账说明》上加盖的“某乙公司”的印章与《法人授权委托书》上的“某乙公司”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但是《三方对账说明》上“魏某”的署名与魏某在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领取工程款等业务时的签名是一致的。鉴于魏某对于某乙公司而言有代理权，因此，《三方对账说明》纵然没有某乙公司的任何印章只有魏某的签名，该《三方对账说明》对于某乙公司仍有约束力。因此，《三方对账说明》上加盖的“某乙公司”印章真伪与否，并不影响该证据的效力。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且交付使用，某乙公司否认某甲公司对涉案工程实际进行施工，但是，一方面某甲公司提交了其为施工涉案工程购买树苗、草皮等材料的证据，另一方面某乙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涉案工程支出施工成本的证据。结合《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三方对账说明》和保证金收据可以证实某甲公司就涉案工程实际进行了投资建设，其与某乙公司实际形成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虽然张家港市公安局决定对某乙公司被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案立案侦查，但是根据已经查明的证据，某乙公司在对外开展业务时，使用了不止一枚公司印章，而且还使用了未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既然某乙公司曾公开使用与其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开展业务活动，则不排除其有多枚与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某乙公司仅以《三方对账说明》上加盖了与其登记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为由，就主张《三方对账说明》上加盖的印章系某甲公司伪造的，没有事实依据。而且，距离张家港市公安局立案已两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某乙公司除了提交了2017年9月12日的立案决定书外，未提交其他任何关于该案侦查进展情况的证据。同时，在某乙公司认可对魏某就涉案工程授权真实的情况下，某乙公司的印章是否被伪造变造对本案事实认定没有实质性影响。因此，某乙公司基于张家港市公安局2017年9月12日的立案决定书要求本案中止审理或移送张家港市公安局的请求不能成立。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基于某乙公司就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对魏某的授权，由魏某签字确认的《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和《三方对账说明》对江苏当澳洋公司有约束力，某乙公司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某乙公司应当向某甲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如果单纯地从魏某与某乙公司之间的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而言，魏某无需向某甲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但是，魏某在其签字确认的《三方对账说明》承认自己是共同欠款人，基于魏某的该自认，魏某应当承担共同支付款项的义务。虽然某甲公司在陈述法庭总结的焦点问题时提出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在欠付某乙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是，其在诉讼请求中并未有该项请求，而且庭审中未明确表示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故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本案中不对某甲公司承担直接付款责任。关于某乙公司、魏某应当向某甲公司支付的金额问题。某乙公司认可2013年3月20日内部承包合同签订后，魏某在现场负责组织施工，魏某退出后，该公司将后续工程施工完成，并就整个工程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了工程价款的结算。由此可见，某甲公司实际施工的工程对应的工程价款包含在了某乙公司与某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算的工程总价款数额内。虽然某乙公司对于某甲公司提交的1605万元的计算明细有异议，但是某乙公司授权的魏某代表某乙公司认可了与某甲公司就涉案工程最终结算数额1605万元。在没有证据证明某甲公司与魏某就涉案工程恶意串通损害某乙公司利益的情况下，魏某作为某乙公司授权的可以代表该公司就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办理有关事宜的人员，如果某乙公司认为魏某与某甲公司之间最终结算数额确实损害了某乙公司的利益，也应当依据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向魏某主张权利。而且，某乙公司在最初向魏某授权时，就应当预见到其授权行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法律风险，其应当对自己的授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关于利息的问题，虽然《梁山县新城区道路绿化工程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账务说明》有按照“国家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的4倍”的内容，但是，其约定的适用前提是如果某乙公司的土地款到位时，某乙公司、魏某应当及时偿还欠付某甲公司的款项，但是，某甲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某乙公司的土地款何时到位，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在土地款到位后无故拖延支付。因此，某甲公司关于利息计算标准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某乙公司、魏某应当及时支付款项，未支付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利息。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因当事人之间未就欠款支付日期作出明确约定，故，工程竣工验收之日为应付款日，涉案工程于2014年12月8日竣工验收合格，利息从此时计算。关于鉴定费用的负担问题。某乙公司申请了三项鉴定事项，其中两项鉴定意见与其主张不一致，故其应负担三分二的鉴定费用，某甲公司负担三分之一的鉴定费用。某乙公司共预付鉴定费用45000元，故某乙公司负担30000元，某甲公司负担1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某乙公司、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公司支付工程款1605万元及利息（以160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4年12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160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某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甲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20万元；三、驳回某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805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53088元，由某乙公司、魏某共同负担124962元；鉴定费45000元，由某乙公司负担3000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15000元。如果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艳真审 判 员  吕玉宝人民陪审员  高兴成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 记 员  孙晨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