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20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平郎路9号万国城B栋12楼12B。法定代表人：武子旭，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杭德彬，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霖，男，198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广东都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8号605、607房。法定代表人：方辉，该公司总经理。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永福路8号605、607房。法定代表人：叶伟军，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锋租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永霖、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滴公司）、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10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锋租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人民币76804.15元；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主张的“拉新费”认定为“上车奖励”，并按照300元/人的标准计算，毫无客观依据，纯属主观猜测。首先，纵观本案一审全部证据材料，无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管理服务协议》、《协议书》或手写补充内容，还是双方历史结算记录，都不存在任何关于“拉新费”的约定或结算惯例，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项费用是客观存在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该项费用的具体标准。其次，一审法院将“拉新费”认定为“驾驶员推荐费”的理由是：“因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已支付原告此推荐奖，故此推荐奖应理解为拉新奖”。从该表述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并没有给出任何认定该事实的理由，仅仅是以上诉人未支付“推荐奖”为由，将“拉新奖”等同于“推荐奖”，无法律逻辑，无事实根据。事实情况是，虽然《管理服务协议》第三条第（2）项约定了“驾驶员推荐费”的内容，但实际上该项费用并没有得到执行，且双方从2016年5月11日签署协议以来，从未就“驾驶员推荐费”进行过结算，而被上诉人也从未就该项费用提出过任何要求或异议。说明一点，虽然“拉新费”与“驾驶员推荐费”从文字意思上存在一定近似之处，但不能据此推定两者是等同的。相反，从被上诉人的起诉主张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认为拉新费的标准应当为500元、800元或1000元，而并非是合同约定的300元，由此，也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也不认为“拉新费”与“驾驶员推荐费”是同一个概念。再次，无论“拉新费”或“驾驶员推荐费”是否存在，均需要以实际发生为前提。从第三人亚滴公司的答辩意见可以看出，亚滴公司认为“拉新费”实际上是“上车奖励”，而“上车奖励”属于亚滴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报酬内容之一，已包含在亚滴公司支付给上诉人的总费用当中。对此，本案在计算总收入时，已将该笔收入计算在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约定比例予以分成即可，而不应该单独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需单独支付，实际上是重复计算了收入内容，明显错误。同时，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双方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9月双方的结算记录明细分成表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关于拉新费的结算历史，双方没有关于拉新费的约定，虽然双方签署了《管理服务协议》第3.1条第2项约定了300元/人的驾驶员推荐费，但该条款自始至终并没有履行过，且该项费用也不等同于拉新费，一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未支付该款项为由认定拉新费为上车奖励，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加以支持，双方《管理服务协议》第3.1条的约定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双方通过行为对合同条款进行变更，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过程当中也没有就过去双方的结算数据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条款支持拉新费的理由明显是不成立的。二、一审法院遗重要漏成本开支，错误明显。首先，关于费用支出的扣除项目，一审法院仅扣除了社保费用、部分员工工资、司机奖励、房租以及水电费，遗漏了重要费用支出，体现在：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0月30日签署的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双方之间的利润分配，应当是在扣除司机运营所产生的合理开支后的“净利润”，因此，计算成本开支时，应当将司机运营有关的一切合理开支计算在内，而不应当仅仅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社保费用、部分员工工资、司机奖励、房租以及水电费，一审法院遗漏的成本开支如下表格:            序号              费用名称              所属月份              金额（元）              证据支持                  1              司机推荐奖              10              12000              上诉人证据5                  2              11              12600              上诉人证据13                  3              12              5100              上诉人证据22                  4              车队长绩效              10              9800              上诉人证据6                  5              11              10750              上诉人证据14                  6              12              15300              上诉人证据23                  7              负责人工资（提成工资）              10              92225.47              上诉人证据7                  8              11              70789.70              上诉人证据16                  9              12              101143.59              上诉人证据25                  10              工资激励（年底双薪）              2017年年度              97500              上诉人证据26                  以上合计：              427208.76元                    上述费用除了第7、8、9项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有收款收据与证明书支持）外，其他支出均有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佐证，足以证明相关费用已实际产生，一审法院未予处理，明显错误，应当纠正。其次，关于上诉人向公司负责人支付提成工资、工资激励，完全是基于实际需要以及特定背景情况下产生的，具体如下：1.在2015年，《管理服务协议》签署之前，被上诉人经人介绍，找到上诉人，表示希望在广州开设分公司，从事网约车业务，并多次前往上诉人公司游说，以送礼、请客的方式表达意图。当时由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为人不了解，便向被上诉人提出了需缴纳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的要求，作为被上诉人履行合同的担保，但被上诉人声称没有100万元那么多，最终经协商，被上诉人只拿出了60万元作为保证金，随后，双方签署了《管理服务协议》。后来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所缴纳的60万元保证金是其通过各种手段从第三方（即所谓“合伙人”）处获得，被上诉人在获得“合伙人”资金后，便将“合伙人”踢出局，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是一个为达到自身目的不择手段的人。2.在2017年，当时飞途公司还是比亚迪公司的子公司，由于比亚迪公司经营不善，飞途公司发生大量的司机欠租、司机退车、车辆丢失等问题，后来，比亚迪公司将清理欠租、安抚司机、追回车辆等工作委托给上诉人处理，上诉人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完成比亚迪公司委托的事项，随后，比亚迪公司将飞途公司的网约车业务交与上诉人合作，此时，因被上诉人是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上诉人仍然选择信任，计划将该业务交给被上诉人经营，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一直是以共赢的态度进行合作。按照起初的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担广州分公司的人员工资、社保、奖励等运营成本，被上诉人占分红比例为60%，上诉人占分红比例为40%。后来因飞途公司业务的加入，为了便于统一管理，上诉人提议双方分红比例调整为各占50%，但此时被上诉人心理感到不平衡，要求总公司每月另支付分公司3万元或者人员工资等支出由总公司承担，上诉人未能同意，双方因此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提出，既然双方存在争议，那么飞途公司业务由上诉人总公司单独运营，广州分公司原先的业务保持不变，双方分成比例保持不变，但被上诉人不同意，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采取了不配合、不服从总公司管理的态度，消极应对，给公司的正常运营造成严重障碍，无奈之下，上诉人决定不再与被上诉人续签新的协议。3.协议期满，被上诉人丧失管理权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被上诉人在2017年底纠集部分由其招募的司机人员前往公司闹事，指使他人对广州分公司进行围攻，挑拨司机与公司的关系，鼓动司机与公司解约，导致很多司机纷纷退车，另外，被上诉人还在工作聊天群中发表各种不利于公司的言论，向公司索要各种奖励，并声称公司存在奖励，煽动员工向公司主张各种“权利”，给公司的运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由于被上诉人的上述不当行为，造成当时广州分公司运营团队极不稳定，员工与司机的流失情况较为严重，为了稳定广州运营团队，上诉人只能对广州分公司管理团队提出奖励计划，即根据分公司的业绩情况对负责人以提成的形式进行奖励，同时对表现良好的员工给予年底双薪的工资激励，故此，上诉人分别在2017年10、11、12月支付了负责人提成工资以及部分员工的年底双薪，而该部分成本，一方面是支付给了员工，本身属于工资或奖励的范围，另一方面，造成该部分成本支出的根本原因在于被上诉人，上诉人完全是为了稳定团队才制定了有关奖励制度。因此，相关费用支出应当计入成本范围，在计算净利润分成时应当扣除。4.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0日手写签署的条款内容，亦是在特定背景情况下形成的，即：被上诉人丧失广州分公司管理权后，2017年9月25日，其在广州与其妻子“詹某”共同设立了一家名为“车易达（广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试图经营与上诉人公司相类似的业务，但由于是新设立的公司，市场上没有任何名气，被上诉人便在市场上继续打着“雷锋租车”的名义招募司机，但招募的司机及相关收入并未进入上诉人公司。后来，上诉人得知该情况，去广州找被上诉人交涉，并提出起诉被上诉人，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向上诉人进行认错，请求公司原谅。2017年12月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议，希望公司能够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当时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武子旭考虑到被上诉人态度已发生转变，照顾被上诉人的情面，同意将2017年10月、11月、12月期间由被上诉人招募的司机所得收入在扣除“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司机奖励的一半，按伍佰多人所得利润的40%结算给黄永霖”，从而手写了补充条款，但此时，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终止，除了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外，被上诉人不再享有《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与义务。根据当时的意思表示，此处的“利润”按照合同目的进行解释，应当理解为“净利润”，否则，将会导致由上诉人一方承担成本，而被上诉人分享利润的不公平结果，明显与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不符，也不符合常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手写条款内容是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的恳求所作出的让步，不应当成为被上诉人主张不当利益的理由，一审法院未充分考虑该事实，作出了明显错误的认定。三、一审法院以6%计算税点，明显违反国家税法规定，违背税收常识。首先，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以公司名义对外合作经营，所有收入均需要依法纳税，包括公司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的增值税及附加，个人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公司承担代扣代缴义务。上诉人在计算被上诉人的分成金额时，依法将应缴纳的税费扣除，剩余款项作为双方分配的基数，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一审法院确按照6%的比例计算税费金额，明显违法，应当纠正。其次，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作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亚滴公司与飞途公司的平台结算收入，上诉人在收取款项后，已向亚滴公司与飞途公司开具了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承担了纳税义务，相应的税款金额应当计入成本开支。说明一点，虽然双方之间曾经以6%的税点进行过结算，但该比例是基于双方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本案原《管理服务协议》已于2017年9月30日终止，双方之间已停止合作，2017年10月至12月仅仅是最后的过渡期限，是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的再三恳求，所给出的人道主义补偿。因此，对于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利润分配，应当按照法定的税率标准计算成本开支。故，一审法院按照6%的比例计算税务成本，明显构成违法。再次，关于税收成本的支付问题，由于广州分公司的财务与税收情况是与深圳总公司统筹核算的，并非独立核算，且广州分公司的司机只有一部分是由被上诉人招募的，上诉人无法就该部分司机的税收缴付情况单独制作财务账目，因此，客观上无法就双方约定的500多人的司机收益以及相对应的税款缴纳情况出具缴税凭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上诉人的所有收入均需依法纳税，否则，将会面临税务部门的行政处罚。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重要案件事实，判决结果明显错误，对上诉人严重不公，请求二审法院结合案件事实，综合考虑特殊的背景情况，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合法诉求。黄永霖辩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判决事项及判决结果基本符合由事实和法律依据所能得出的结论，被上诉人未上诉即是服从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拉新费或者是上车奖励或者是司机推荐奖，并非上诉人所称毫无客观依据，纯属主观猜测。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管理服务协议》第3.1条第2项，首先该项内容是有合同约定的，原审判决也引用了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证实了该事项是存在的，原审判决认定“第三人亚滴公司证明2017年5月、10月、11月因被告公司未达到约定的上车奖励要求，该月份未产生上车奖励费用，其他月份的上车奖励费用已支付给被告”，这是原审第三人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将拉新费给到了上诉人，从该证据证实上车奖励不仅仅是由第三人要支付给本案的被上诉人，再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管理服务协议》约定，也应该由上诉人按照300元/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至今上诉人没有支付是因为上诉人一直未履行该义务，黄永霖曾多次和武子旭沟通，武子旭以种种理由推托，之后我方在原审的起诉状中将该费用列为其中的一项诉讼请求。该司机奖励是因为雷锋租车公司是空壳公司，上诉人上游对接亚滴公司，而黄永霖是人力中介，黄永霖有渠道能够招到司机，武子旭看到黄永霖有这样的资源，才主动与黄永霖合作，每招募一个司机，就有奖励，这不仅仅是第三人公司给到上诉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中也有约定。上诉人称以行为改变合同的内容，该说法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一方面拿到了飞途公司和亚滴公司的补贴，另一方面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拉新费。二、黄永霖自己投资开办雷锋租车的广州分公司，是自己招募人员和办置设备，而且还向上诉人交纳了高达100万元的保证金，等黄永霖把公司办起来以后，招募的司机也很多，公司发展很好，武子旭开始采取种种方法强行收回广州分公司，黄永霖想拿回交纳的100万元保证金，后来于2017年10月30日与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签订该《协议书》代理人也在场，黄永霖是在代理人的协助下签订了《协议书》，签订目的就是黄永霖为了拿回保证金。在黄永霖经手广州分公司期间，员工工资约定是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负担3万元，超出的人员工资全部由黄永霖负担，这样的条件黄永霖也接受了。关于双方的分成，比如100万元的收入，先由上诉人扣除税点，再扣除3万元的费用，剩下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4：6来开支，在本案中由上诉人将广州分公司强行收回后，所涉及的员工工资明显已经超出原来双方合作期间的3万元兜底，变成了40多万元明显不合理，偷换概念。广州分公司的员工是武子旭接收后，有其他非黄永霖主管期间的员工，到底哪些是原来黄永霖招募的员工，哪些是武子旭的员工，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数据，我方最后得出，上诉人实际还应该给我方36万多元，但一审法院仅判决了30多万元，我方也服从判决了。另外，上诉人主张是我方主动找到武子旭，请客送礼，纯属虚构，是因为武子旭看中了黄永霖原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源及其人脉资源，怂恿游说黄永霖将公司办起来，而且约定的有些条款条件是不合理的。三、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法院以6%的税点明显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观点，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所有的合作费用是先进到上诉人的账户，然后由上诉人统计相关数据先扣除6个税点，6个税是开税票的税点，先扣除6个税点后再扣除3万元兜底，在按照4：6来分配。这6个税点本身是由上诉人来扣除，上诉人有无上交国库我方无从查知，我方姑且不论有无上交，上诉人实际已经扣除了6个税点。亚滴公司、飞途公司述称，本案所涉合同纠纷与其无任何关联，亚滴公司、飞途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黄永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雷锋租车公司向黄永霖支付管理费、兜底费、拉新费等共计605295.67元；2.由雷锋租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1日，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签订《管理服务协议》约定：第二条管理服务费2.1乙方（黄永霖）向甲方（雷锋租车公司）提供本协议项下的管理服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管理服务费以其管理的每个驾驶员当月完成的流水金额为依据，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服务费金额=（A-T）×3%]。2.3管理服务费计算标准的说明如下：（1）A：驾驶员的当月流水金额；T：即驾驶员每月应完成的流水任务。（2）T=10000，T可能会根据甲方的管理规定进行调整，如有调整，甲方将提前通知驾驶员和乙方。甲方通过微信、短信、电话、定期会议等公示方式通知的相关管理规定，即视为送达。（3）“流水”是指驾驶员完成通过滴滴公司互联网平台（滴滴出行平台）生成的有效电子订单后，由用户向互联网平台支付的租车服务费用（包括起步费、时长费、里程费、远途费、夜间费和最低消费）在扣除根据互联网平台规则收取的信息费用后的剩余金额。“每月应完成的流水任务”即驾驶员每月应达到的流水金额最低标准。2.4甲乙双方应在各月的25日前对上月的管理服务费进行结算，经双方确认一致的，由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与确认无误的管理服务费金额对应的管理服务费发票，且收到滴滴公司互联网平台结算的金额后支付。2.5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管理的驾驶员数量减少的，则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与该减少驾驶员对应的管理服务费。第三条项目保证金3.1（2）甲方为支持分公司驾驶员招募，公司决定额外补助300元/人的驾驶员推荐费，三个月后支付。第六条协议有效期6.1本协议自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于首页的生效日期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并在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时终止。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提前解除本协议或者续签本协议。2017年10月30日，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一、甲方（雷锋租车公司）与广州分公司原合同于2017年9月30日终止。二、签订本协议后3天内，2017年5月、6月两个月份的管理费用由甲方必须支付至乙方（黄永霖）个人账户，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新华支行，账号：62×××46，户名：詹某。三、2017年7月-9月三个月的未付给广州分公司的管理费用及兜底费，按广州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实际结算的数目在该公司支付给甲方后，按原有比例3天内如数支付至乙方上述账户，乙方与甲方办理广州分公司有关的移交手续同时进行。四、签订本协议后，乙方配合甲方办理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事宜及银行开户，在变更手续完成3天内，甲方将乙方所交保证金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退还至乙方上述账户，每逾期一天，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五、从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原广州分公司所有责任由原负责人承担，黄永霖一人承担与公司无关，从10月1日起，乙方不再负责分公司具体管理以及任何运营费用，交由甲方管理、承担，乙方只负责司机的招聘，每名司机的介绍费按甲方当月推荐政策执行支付给乙方。乙方招募的新司机与原广州分公司由乙方招募的司机所产生的实际价值，在扣减相关实际因运营产生的合理开支所余净利润的15-20%作为乙方报酬，每月在甲方收到亚滴款项后3天内支付给乙方。原有司机名单见附件后（司机565人）。双方另行签订详细合同，但此条款不得变更。2017年12月20日，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再次约定，2017年10月至12月费用的结算，雷锋租车公司按500多位司机的标准减去广州运营中心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和司机奖励的一半，所得利润的40%结算给黄永霖。黄永霖主张，协议签订后，雷锋租车公司仅退还了60万元保证金。第三人广州市飞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雷锋租车公司于2016年9月9日签订《管理合作协议》，约定：四、管理服务费1.乙方（雷锋租车公司）按照本协议及甲方（第三人）要求为甲方提供管理服务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以下标准确定乙方应得的管理服务费：乙方应得管理服务费=乙方管理驾驶员A/B/C应得平台返点的100%。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后，双方可另行协商对前述管理服务费标准进行变更，并另外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在签署正式书面补充协议前仍按照原标准执行。2.甲方将在每月的月初向乙方发出上月管理服务费确认单，乙方应按照甲方确认的管理服务费金额开具管理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无误发票和平台支付的返点费用后向乙方支付管理服务费。3.乙方在此确认，其知悉平台返点的费用由平台根据其规则制定，如平台取消或者降低返点，则管理服务费也将随之取消或降低。平台未向甲方支付返点费用，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管理服务费。4.管理服务费构成本协议项下甲方接受乙方服务，而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费用，除甲方另有书面同意外无需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5.乙方因履行本协议下的管理服务，而产生的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第三人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雷锋租车公司于2017年1月1日签订《管理合作协议》，约定：一、管理车辆本协议项下所称的管理车辆是指甲方（第三人）所享有所有权和/或租赁权的车辆。经甲乙（雷锋租车公司）双方协商确认，甲方委托乙方每月管理的车辆数量为：1.1～2月：乙方负责管理的车辆数量按乙方实际运营数量。2.2017年3月1日，甲乙双方对下一季度乙方负责管理车辆的数量进行书面确认。3.从3月份开始，甲乙双方每季度更新一次乙方所负责管理的车辆数量。本协议项下所称管理车辆是针对甲方在广州运营管理的车辆。三、管理服务费1.乙方按照本协议及甲方与驾驶员签订的租金为6200元的租赁协议为甲方提供管理服务，甲方根据下列考核标准按月向乙方支付300元/辆或400元/辆的管理服务费。如果乙方负责管理的驾驶员指标同时达到下列标准的，甲方向乙方每月支付400元/辆的管理服务费。如果乙方负责管理的驾驶员指标未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甲方向乙方每月支付300元/辆的管理费用。（1）当月欠租率小于或等于5%。欠租率是指当月乙方管理的驾驶员未支付租金总额除以乙方管理驾驶员应收租金总额；（2）当月有责事故率小于或等于12%；（3）每台车辆保养间隔里程在7200公里至7800公里；（4）2017年的事故率、违章率同比2016年应下降50%。2.乙方按照本协议及甲方与驾驶员签订的租金为3999元的租赁协议为甲方提供管理服务，甲方向乙方每月支付99元/辆的管理服务费。3.甲方将在每月的月初向乙方发送上月管理服务费确认单，乙方应按照甲方约定的管理服务费金额开具管理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收到无误发票后向乙方支付管理服务费。4.管理服务费构成本协议项下甲方接受乙方服务，而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费用，除甲方另有书面同意外无需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5.乙方因履行本协议下的管理服务，而产生的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黄永霖主张的费用包括：1.亚滴公司拉新费111060元。2017年5月11500元（当月招聘人数23人）；6月55000元（当月招聘人数55人）；7月30400元（当月招聘人数38人）；8月35200元（当月招聘44人）；9月53000元（当月招聘53人），合计185100元，黄永霖占6成即111060元。2.亚滴公司兜底费152443.8元。2017年10月84691元；11月84691元；12月84691元，合计254073元，黄永霖占4成即152443.8元。3.飞途公司兜底费36000元。2017年8月至12月每月15000元。8月至9月黄永霖占6成即18000元；10月至12月黄永霖占4成，合计36000元。4.亚滴公司2017年10月至12月管理费280864.20元。5.飞途公司2017年10至12月管理费24927.67元。庭审结束后，黄永霖提交书面代理词，对黄永霖的各项诉讼请求进行明确：1.2017年5月至9月应获得的“亚滴公司”上车奖励（拉新费/推荐司机奖）111030元；2.黄永霖2017年10月至12月应得的基础管理费（起诉时所称“兜底费”）、平台分账共计258587.15元。以上是基于雷锋租车公司提供的数据，剔除不合理的开支，最终确定雷锋租车公司应支付黄永霖款项总额共计369647.15元，但黄永霖坚持起诉时确定的诉请。依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各项费用具体如下：一、管理服务费（第三人支付给雷锋租车公司的费用，其中包含平台分账、基础管理费、司机托管费）1.2017年10月至12月，亚滴公司支付雷锋租车公司相关费用：（1）2017年10月：平台分账244677.44元、基础管理费77736.13元，合计322413.57元；（2）2017年11月：平台分账255772元、基础管理费86728.67元，合计342500.67元；（3）2017年12月：平台分账282586.76元、基础管理费91350.34元，合计373937.1元。上述费用合计：1038851.34元。2.2017年10月至12月，飞途公司支付雷锋租车公司相关费用：（1）2017年10月：车队管理-托管费73215元、基础管理费20100元、平台分账128438.84元，合计221753.84元；（2）2017年11月：车队管理-托管费59699元、基础管理费22800元、平台分账106051.91，合计188550.91元；（3）2017年12月：基础管理费21300元、平台分账120216.83元，合计141516.83元。上述费用合计：551821.58元。二、各项成本开支（员工工资、社保费用、司机奖励、广州运营中心的房屋租金、水电费）1.2017年10月：员工工资及社保费用83666.94元、司机个人奖励47700元、团队奖励49000元、办公室租金5850.61元、水电费453元，合计186670.55元；2.2017年11月：员工工资和社保缴纳98992.38元、司机个人奖励113900元、团队奖励1500元、办公室租金13615元、水电公摊费及水电费958.5元，合计228965.88元；3.2017年12月：员工工资和社保缴纳127240.13元、司机个人奖励93000元、团队奖励6000元、办公室租金13615元、水电公摊及水电费1039.5元，合计240894.63元。上述费用合计：656531.06元。另查明，拉新费实则为上车奖励。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车奖励仅存在于第三人亚滴公司处。黄永霖主张2017年5至9月的拉新费（上车奖励），为此提交了亚滴公司招聘拉新费清单，雷锋租车公司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认为管理服务费包括了兜底费。还查明，2017年10月司机总人数为808人，黄永霖招聘司机人数为554人，占比为68.56%；2017年11月司机总人数为874人，黄永霖招聘司机人数为532人，占比为60.87%；2017年12月司机总人数为862人，黄永霖招聘司机人数为519人，占比为60.21%。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管理服务协议》、《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恪守。一、关于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约定的管理服务费：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签订的《管理服务协议》约定了雷锋租车公司向黄永霖支付管理服务费，雷锋租车公司与第三人亚滴公司、第三人飞途公司签订的《管理合作协议》约定除管理费外，还存在基础管理费、平台分账费、托管费、上车奖励等名目的费用。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对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双方约定的管理服务费应作扩大解释，管理服务费应理解为雷锋租车公司在收取第三人亚滴公司、第三人飞途公司给予的各项费用（包含基础管理费、平台分账费和托管费、拉新费或上车奖励）后按一定比例支付给黄永霖费用。二、2017年5月至9月的上车奖励（拉新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黄永霖、雷锋租车公司签订的《管理服务协议》约定雷锋租车公司为“支持分公司驾驶员招募，公司决定额外补助300元/人的驾驶员推荐费”，因雷锋租车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已支付黄永霖此推荐奖，故此推荐奖应理解为拉新奖。双方2017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12月20日的补充约定，对相关费用进行了补充约定，其中包括：2017年5月、6月未付的管理费用，2017年7月至9月未付的管理费用及兜底费，并对2017年10月至12月费用的结算问题进行约定。第三人亚滴公司证明2017年5月、10月、11月因雷锋租车公司未达到约定的上车奖励要求，该月份未产生上车奖励费用，其他月份的上车奖励费用已支付给雷锋租车公司。综合各方举证情况，一审法院确认黄永霖2017年6月招聘55人，7月招聘38人，8月招聘44人，9月招聘53人，合计190人×300元/人＝57000元。雷锋租车公司应予支付。三、2017年10月至12月的费用：《协议书》约定2017年10月至12月费用的结算，雷锋租车公司按500多位司机的标准减去广州运营中心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和司机奖励的一半，所得利润的40%结算给黄永霖。经一审法院核算，2017年10月总收入为544167.41元（322413.57元+221753.84元），税后收入为511517.37元（按双方的交易往来习惯扣除6%的税点）；2017年11月总收入为531051.58元（342500.67元+188550.91元）；税后收入为499188.49元；2017年12月总收入为515453.93元（373937.1元+141516.83元），税后收入为484526.69元。黄永霖的利润为【（511517.37元×68.56%+499188.49元×60.87%+484526.69元×60.21%）-656531.06元（各项成本支出）×50%】×40%=247208.13元。以上两项合计304208.13元。对超过该部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飞途公司经法庭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永霖支付总款项304208.13元；二、驳回黄永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53元（黄永霖已预交），由黄永霖负担4902元，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负担4951元。二审审理中，雷锋租车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深圳鹏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争议事项专项审计报告》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1.雷锋租车公司应向黄永霖支付的结算款为121945.21元；2.双方产生争议的原因为黄永霖及其配偶詹某在2017年9月25日设立了车易达（广州）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了汽车租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一审判决认定雷锋租车公司应予支付“上车奖励”费用是否恰当？二、一审判决对于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各项成本开支的认定是否正确？三、一审判决按照扣除6%的税点的标准计算税后收入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雷锋租车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向黄永霖支付“上车奖励”费用，但双方订立的《管理服务协议》明确约定雷锋租车公司需额外支付300元/人的驾驶员推荐费，无论此种费用的名目为“上车奖励”、“拉新奖”或是“驾驶员推荐费”，在黄永霖能够证明其招聘的驾驶员的具体数量的情况下，雷锋租车公司均应当依约支付。雷锋租车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从未就该项费用进行结算，黄永霖亦未就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对该合同条款进行了变更，不能仅凭双方未予结算的事实推断出双方以行动对合同进行了变更，更不能因黄永霖未提出异议推断黄永霖放弃了该项合同权利，故该项上诉主张与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2017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各项成本开支，并在此基础上计算雷锋租车公司应当向黄永霖支付的费用，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雷锋租车公司上诉主张一审遗漏了司机推荐奖、车队长绩效、负责人工资、工资激励，但一审法院在认定相关开支时已经将员工工资、司机个人奖励、团队奖励等名目计算在内，雷锋租车公司主张其为稳定团队，额外向员工支付了上述费用，但其既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对象的身份情况、核算方式及实际支付情况等事实，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上述费用有重复支出的必要。其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应付费用进行审计，但据以作出审计的财务资料等并未经双方确认，审计报告缺乏公信力，故对于该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雷锋租车公司的相关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据以结算的收入为税后收入，根据双方交易往来习惯，均是在总收入扣除6%的税点的基础上计算税后收入，再扣除各项成本支出后进行分成，双方亦对此种结算方式有明确的约定，一审法院照此计算雷锋租车公司应向黄永霖的款项，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认可。6%的税点为双方在结算当中的约定，至于雷锋租车公司的营业收入如何缴纳税款，属于其履行法定纳税义务，并不影响双方结算中对税点如何扣除的约定的效力，此外，雷锋租车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收入的税款实际缴纳情况。因此，雷锋租车公司关于一审法院以6%计算税点违反国家税法规定的上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雷锋租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0元，由雷锋租车（深圳）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 媛审判员 刘向军审判员 叶 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肖丹婷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