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19行终5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明德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茅輋村小组茅輋水库尾仙坑果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UJD57X2。法定代表人：刘旭辉，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929L。法定代表人：李惠明，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钟贵荣，该镇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晓东，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国安，男，194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442************010。原审第三人：东莞市*******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委会，组织机构代码：K3081532-9。负责人：李育兴，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武华杰，广东恒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郑泽霖，广东恒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山涡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83。负责人：谢文景，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东莞市明德家庭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清溪镇政府”）及原审第三人刘国安、东莞市*******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利村委会”）、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东莞供电局（以下简称“东莞供电局”）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行初23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3月14日，明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l.依法确认清溪镇政府2018年12月21日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清溪镇政府赔偿因其违法的行政行为给明德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394330元；3、诉讼费由刘旭辉承担。原审法院查明：涉案建筑物所在土地为东莞市********集体土地。1999年7月12日，刘国安与东莞市********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刘国安承包涉案的土地，刘国安可以在涉案土地上建设建筑物及种植果树。2011年4月28日，东莞供电局所属的500KV鲲鹏至宝安送电线路工程（东莞1段）项目部与刘国安签订《东莞市清溪镇（刘国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就涉案土地上的部分建筑物进行征地拆迁，东莞供电局补偿刘国安人民币582000元。2015年10月1日，刘国安与其子刘旭辉（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果场转包合同》，刘国安将涉案的果场转包给刘旭辉。2015年10月29日，明德公司取得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登记，登记住所地为东莞市***********茅*水库尾仙坑果园，刘国安的儿子刘旭辉为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间，原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先后下发了东环函[2017]2747号、东环函[2018]417号等多个关于清理整改工作的函件，部署开展了关于东莞市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和建筑物清理整改工作专项行动。2018年2月27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东莞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和建筑清理整改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各镇街要落实责任主体，并要求属地镇街在2018年1月至6月“依法拆除或者关闭位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2008年6月1日后建成的违法建设项目”；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依法拆除或者关闭位于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2008年6月1日前建成的违法建设项目，以及所有违法建筑物”。2018年4月16日，***政府向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作出《公告》，认定其在茅*水库所有的建设项目属于在一级水源保护区内建设的违法项目，责令其在2018年6月1日前自行清拆相关违法建设项目，并告知其逾期未自行拆除的，将由属地村委会会同镇相关部门进行强制清拆。2018年5月2日，大利村委会到明德公司对该《公告》进行现场送达，在告知公告的内容后，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拒绝签收，大利村委会将上述《公告》张贴在原告农场拍照存证。截止2018年6月1日，明德公司农场亦未自行清拆。2018年10月18日，***政府召开清溪镇茅*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清拆告知会，刘国安参加了该告知会。***政府在会议上宣读了《茅*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涉大利村违法建设项目清拆公告》，要求各违建业主在会后5天内自行清理违建项目内的私人物品。上述自行拆除期限届满后，刘国安、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仍然拒绝自行拆除，***政府遂在2018年11月15日向刘国安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催告书》，限其在催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义务，并告知如逾期不履行自行拆除义务的，***政府将依法强制拆除。***政府在当天持该催告书到明德公司处进行送达，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拒绝签收，***政府将上述《公告》留置送达并拍照存证。上述自行拆除期限届满后，刘国安、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仍然拒绝自行拆除。2018年12月18日，***政府向刘国安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并于当日到明德公司处进行送达，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拒绝签收，***政府将上述《公告》留置送达并张贴在明德公司农场拍照存证。2018年12月20日即强制拆除前一天，***政府联合大利村委会的干部一起，再次约谈了刘国安、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父子二人，劝说父子二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告知如果仍不自行拆除，***政府将于次日即2018年12月21日正式实施强制拆除。但刘国安、刘旭辉二人再次明确不同意自行拆除涉案建筑。2018年12月21日，***政府对案涉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拆除前，***政府清点了案涉建筑物内的物品财产后并制作了《物品交接清单》，***政府将上述清单中的财物搬出建筑物放在明德公司农场空地，要求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签名并接收财产，但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予以拒绝，***政府便告知其自行保管上述财物。现明德公司不服上述拆除行为，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另查明，涉案的建筑物在建设前未依法取得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1.明德公司是否为涉案拆除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2.清溪镇政府实施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为是否合法；3.明德公司诉求清溪镇政府赔偿539433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针对明德公司有无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虽最初与村集体签订租地承包合同的是刘国安，刘国安后将涉案土地建筑物转包给其子刘旭辉，且清溪镇政府作出涉案清拆《公告》及催告书的对象是刘国安或其子刘旭辉。但结合明德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地为涉案果园，而刘国安的儿子刘旭辉为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为实质解决纠纷，避免当事人的诉累。原审法院认为，明德公司应为涉案拆除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次，针对清溪镇政府实施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的规定，虽涉案建筑物建设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有权作出限期拆除的决定的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当事人逾期不拆除的，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拆除等措施。本案中清溪镇政府直接作出涉案的拆除决定，且未提供东莞市人民政府的授权直接对涉案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属超越职权，应属违法。最后，针对明德公司诉求清溪镇政府赔偿明德公司539433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虽清溪镇政府作为镇政府直接对涉案建筑物实施强拆主体存在违法，但清溪镇政府在实施强拆前已分别于2018年4月16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2月18日作出相关强制拆除的《公告》和《决定书》，并向刘国安或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予以告知及送达，限期其自行拆除。实施强制拆除前一天即2018年12月20日，清溪镇政府再次联合大利村委会的干部对再次约谈了刘国安、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父子二人，劝其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告知如果当天仍未自行拆除，清溪镇政府将于次日实施强制拆除。在2018年12月21日清溪镇政府对案涉的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前，清溪镇政府清点了案涉建筑物内的物品财产后并制作了《物品交接清单》，并将上述清单中的财物搬出建筑物放在明德公司农场空地，要求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签名并接收财产，但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予以拒绝，清溪镇政府告知其自行保管上述财物。清溪镇政府对涉案建筑物内的物品，在大利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已进行了制作清单清点并清空、妥善保管并及时移交，并现场拍照存证，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拒绝接受并保管属明德公司对其自身财产的处分，由此造成相应的损失应由明德公司自身承担。另外，针对明德公司所诉称的5394330元人民币的损失，明德公司亦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该损失与清溪镇政府实施的涉案拆除行为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对明德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确认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2018年12月21日对涉案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驳回东莞市明德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要求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5394330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人民币50元，由东莞市清溪镇人民政府承担。一审宣判后，明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中驳回明德公司提出的经济损失赔偿，支持明德公司因清溪镇政府强拆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2.清溪镇政府承担承担强拆违法行为的行政赔偿责任与法律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清溪镇政府承担;4.要求清溪镇政府清理鱼塘，恢复鱼塘正常使用；5.由法院划分因大门被强制破坏导致被偷盗的78箱蜜蜂、蜂蜜，明德公司与清溪镇政府的责任；6.评估因明德公司被强拆后导致的停产停业，令内部工作人员停职的经济补偿金；7.评估因清溪镇政府违法强拆导致停产停业将近九个月的经济损失；8.清溪镇政府赔偿精神损害费3000000万元。事实与理由：明德公司已通过广东东江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事务所作出了评估鉴定，鉴定评估农场损失为2888031元。一、原审法院以明德公司拒绝签收《物品交接清单》为由，驳回明德公司赔偿损失的诉求，但该诉求与清溪镇政府所提交的《物品交接清单》内的物品损失无关（明德公司所诉求的损失赔偿：1.建筑物赔偿；2.农用物资生产工具赔偿；3.农作物赔偿。具体详细损失清单见评估报告）。在此追加诉求清单，即上诉请求第4-7项，该清单在原审时已提交。另，清溪镇政府所要求明德公司签收的《物品交接清单》与事实不符，清单仅清点了小部分财物，对农场内养殖的蜜蜂、蜂箱、真皮座椅、摩托车、不锈钢储水箱都置之不理，这一行为存在故意破坏，故明德公司拒绝签收。其次，《物品交接清单》是要求刘旭辉签收而非明德公司，在主体权利人错误的情况下明德公司不能签收的。明德公司明知清溪镇政府违法，不应该配合，若签收后明德公司纵容他人违法也应付起连带责任，存在伙同违法。明德公司在现场当时也一直坚持清溪镇政府违法，明德公司无法配合违法行为。明德公司没有收到任何法院下发的强拆执行令，清溪镇政府工作人员是没有权利私自采用暴力破坏大门非法进入明德公司经营场所对农场内的财物进行强制搬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的规定，清溪镇政府侵害了明德公司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企业。明德公司在现场也多次提出清溪镇政府是违法行为，故明德公司不能签收清溪镇政府出具的《物品交接清单》。明德公司在一审法庭对质时对清单一事也提出不认同《物品交接清单》，庭后进行补充材料中的质证意见中也有提出清单内容与事实不符。当时现场清溪镇政府也有提出毁坏果树的补偿，所提交的清单也是相差甚远，当时所清点的毁坏果树龙眼共九棵，竹三千斤。对农场被毁坏的金银花树、九里香、富贵树、葡萄树等都只字不提，与事实不符。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清溪镇政府故意毁坏果树应该作出赔偿，而非补偿，所以明德公司在事实严重不符的情况下不签收任何文件。二、明德公司对于案涉建筑物被强拆后导致的财物毁坏，已提交证据清单中的视频、照片为证，原审法院提出质疑说这些是商业照片，但又不去查明事实，并且违法行为的现场现状也一直保留。恳请二审法院可以到现场查明事实依据。在案涉建筑物强拆过程中清溪镇政府内部设立的东莞市清溪镇环境保护委员会便对明德公司农场进行断电断水操作，导致农场停产停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2018年7月1日起施行的《水源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明德公司系经依法登记成立的农业性质的经营公司，在清溪镇政府未能出具任何环境检测污染报告的前提下就进行此操作属于程序违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没有规定清溪镇政府具有违章建筑物的强制执行权，更没有规定违章建筑的强制拆除权，因此违法强拆导致的经济损失理应得到赔偿。根据水库的界碑证实明德公司经营场所是在界碑外，不属于茅輋水库界水位线以内，清溪镇政府任意扩大执法范围。三、原审判决清溪镇政府行为违法，但未处决其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明德公司农场内的果树花木是清溪镇政府故意破坏所造成，本可以避开果树进行操作却故意为之，应负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明德公司在转包了刘国安的果场承包合同后又增加了几十万资金，随后成立了明德公司。营业执照注册资金300万元已表明注册资本金包括了承包仙坑果园一切树木与建筑配套设施所有使用权。在转让过后所有物资应认定为明德公司所有，理由是注册资本大于所转让的金额，注册时间在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物权转包转让签订后，刘国安已非案涉建筑物权利人，该认定农场物权与刘国安无关。根据《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的相关规定，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但清溪镇政府辖区内派出所出动警力协助违法强拆行为。清溪镇政府现场负责人李子标下达违法强拆执行命令，却不清楚法人代表是谁，及涉案建筑物系合法农业性质的经营场所，并未做前期准备工作。明德公司自注册营业执照以来，大利管理区每年都有人打电话给明德公司做登记普查，每次公司都积极配合做普查登记工作，证明案涉建筑物是明德公司的财产。清溪镇政府将主体权利人弄错，是工作重大失误。四、对于多次通知明德公司的事实依据，明德公司当庭提出反驳，明德公司在强拆前一天即2018年12月20日因听刘国安说清溪镇政府内部人员通知其开会，法人代表因担心父亲刘国安的身体状况，故出现在现场，并不是清溪镇政府通知明德公司法人代表前去开会。清溪镇政府提交的照片中的村委会成员与公司法人代表见面只是同乡叙旧闲聊。并非清溪镇政府提出的多次通知并且协商。四、农场是明德公司的生命财产，请求法院判令清溪镇政府赔偿精神损害费3000000万元，明德公司对农场所投入的注册资本金为30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通过银行贷款投入的，加上强拆后停产停业工人工资及贷款利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恳请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明德公司请求。被上诉人清溪镇政府答辩称：一、明德公司所建房屋属于违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依法不应予以赔偿。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时,当事人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够获得行政赔偿；没有合法权益可保护的，不能获得行政赔偿。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在庭审中查明，涉案的建筑物在建设前未依法取得规划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就是说被强制拆除的房屋既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也未办理任何建设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明德公司对该违法建筑不享有合法权益，其要求清溪镇政府赔偿拆除建筑物造成的各项损失，于法无据。二、明德公司在一审时未能就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合法有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明德公司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其既然同时主张行政赔偿，那么就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清溪镇政府实施的案涉拆除行为与他所主张的损失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但明德公司在整个一审过程中，都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而清溪镇政府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证明清溪镇政府在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前，依法对案涉建筑物内的财产物品进行了清点，并搬离案涉建筑物，将财物放置在上诉人的农场空地，并制作了《物品交接清单》让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予以签收，但刘旭辉当场拒绝。清溪镇政府遂当面告知其自行保管。现场有大利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进行见证，并拍照存证。从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清溪镇政府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因此，一审时明德公司不能举证的原因并不在清溪镇政府，对于拆除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具体损失的举证责任仍然在于明德公司，并且，该举证责任只存在于一审阶段的举证期限内。原审法院以明德公司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损失金额与拆除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由，判决驳回明德公司的赔偿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该判项应予以维持。三、明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并非二审期间形成的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首先，明德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后自行委托评估公司对其主张的损失进行评估鉴定，虽然该份评估报告制作的时间是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但其评估的对象一被拆建筑并不是形成于二审期间，不能视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新证据,其次,该份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2019年9月16曰，评估的对象不仅包括基准日当天的被拆建筑物，还包括了其他关联损失。而该基准日距离案涉建筑物被拆除的日期已过了将近10个月之久。清溪镇政府于2018年12月21日对案涉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在拆除之前，清溪镇政府就已经清空了案涉建筑物内的物品，搬至屋外空地上交由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接收。在刘旭辉有义务接收和保管该等财物之时，却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及拒绝保管，此时，案涉建筑物内的财产物品的保管责任即转移至明德公司手中，物品的毁损灭失风险也应由明德公司自行承担。评估报告所评估的对象就属于明德公司应当自行保管的财物，不属于由清溪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引起的损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明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刘国安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交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大利村委会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交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东莞供电局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交陈述意见。本院经审查，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另查明，一审庭审期间，明德公司确认其一审诉讼请求第二项是清溪镇政府赔偿因2018年12月21日对该公司案涉房屋进行拆除的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而且，原审法院归纳争议焦点为：一、明德公司是否为清溪镇政府案涉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是否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二、清溪镇政府实施拆除案涉建筑物的行为是否合法；三、明德公司诉求清溪镇政府赔偿539433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各方当事人对上述原审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清溪镇政府实施拆除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的行为是否合法；二是，明德公司诉求清溪镇政府赔偿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清溪镇政府实施拆除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28日以粤府函〔2014〕27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东莞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批复同意东莞市对本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重新进行调整后的划分方案，其中茅輋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区陆域为：1.北至从莞高速公路；2.其他区域为正常蓄水位线以上向陆域纵深200米范围内的集水区。结合东莞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2月27日发布《东莞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和建筑清理整改工作方案》中的附件《东莞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违法建设项目及建筑整治清单（全面排查明细表）》及《清溪镇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现有违法建筑及建设项目全面排查情况汇总表》及附图，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位于茅輋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属于违法建设项目及建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本案中清溪镇政府未提供东莞市人民政府的授权而对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属超越职权的违法行为。关于焦点二，明德公司诉求清溪镇政府赔偿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如前所述，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违法，且结合东莞供电局所属的500KV鲲鹏至宝安送电线路工程（东莞1段）项目部与刘国安签订的《东莞市清溪镇（刘国安）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东莞供电局已就案涉土地上的部分建筑物给予刘国安人民币582000元作为征地补偿款。本案部分被强制拆除的违法建设项目及建筑与上述征地拆迁补偿的范围重合，明德公司、刘国安及东莞供电局对此均予确认。故明德公司所主张的该建设项目及建筑被拆除的损失，依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2018年12月21日，在大利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清溪镇政府强制拆除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前，对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内的物品财产进行了清点，制作了《物品交接清单》，并将上述清单中的财物转移存放在明德公司的农场空地上，已尽慎重、妥善之注意义务。清溪镇政府清点、转移物品及实施强制拆除时，明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旭辉在场，但拒绝在上述清单签名并接收财产，对该公司所主张的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内物品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明德公司所诉赔偿工人工资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明德公司在案涉建设项目及建筑内经营的行为违法，其所主张的工人工资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对于明德公司于二审期间提出评估该公司被强拆导致工人停职的经济补偿金和停产停业的经济损失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明德公司于二审期间所诉由清溪镇政府清理鱼塘及精神损害费的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至于明德公司所主张的其他财物损失，对该部分财物损失是否实际存在，以及损失是否由清溪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所导致的，明德公司均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明德公司于二审期间提出由法院划分因大门被强制破坏导致蜜蜂、蜂蜜被盗责任的申请，由于该公司并未提交初步证据证实上述损失存在，本院对此申请不予准许。对于明德公司所提到现场核实清点被破坏物资的申请，并未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本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明德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东莞市明德家庭农场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艳芹审判员  陈彩玲审判员  林冰洁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詹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