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812民初3663号 原告：孙建霞，女，汉族，1981年8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孔凡光，男，汉族，1990年3月31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曹红生，男，汉族，1974年12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刘中臣，男，汉族，1971年11月30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上光金，男，汉族，1962年10月20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朱明星，男，汉族，1985年2月2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吕剑秋，男，汉族，1990年8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邵海娟，女，汉族，1978年10月18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袁福奎，男，汉族，1977年12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颜伟，男，汉族，1979年6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刘兵，男，汉族，1986年9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孔凡举，男，汉族，1970年8月9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孔庆文，男，汉族，1989年1月3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袁顺刚，男，汉族，1971年1月7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原告：朱本福，男，汉族，1979年1月6日出生，住山东省曲阜市。 诉讼代表人：袁福奎、孙建霞，身份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山东九州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张纲工业园江平路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126709938576。 法定代表人：张志明，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轩，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春，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被告：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新区舜天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121412195919。 法定代表人：钱春余，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存，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兖州工程部总务。 原告孙建霞、孔凡光、曹红生、刘中臣、上光金、朱明星、吕剑秋、邵海娟、袁福奎、颜伟、刘兵、孔凡举、孔庆文、袁顺刚、朱本福与被告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揽月公司）、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表人袁福奎、孙建霞，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被告揽月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轩、尤春，被告江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恩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建霞等15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揽月公司、江都公司立即给付劳务费115000元及利息；2、保全费1095元由揽月公司、江都公司负担；3、诉讼费由揽月公司、江都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孙建霞等人为揽月公司承揽的兖州区幸福里中央公园项目3、5、6号楼组装爬架，该项目由江都公司总承包，双方约定了提供劳务的单价，孙建霞等人陆续提供三个多月的劳务，揽月公司、江都公司对劳务总量予以认可，陆续支付了部分劳务费，剩余115000元未给付。江都作为涉案项目的承包人，与孙建霞等人之间也是雇佣关系，应当与揽月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诉讼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14900元。 揽月公司辩称，总体意见是，我方与孙建霞等人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孙建霞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退一步，即使存在劳务关系，也已经实际支付了相关劳务工资，孙建霞等人仅凭范某,4个人的签字（存在胁迫可能）来认定总工时不合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孙建霞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上的依据，诉讼主体不适格。2019年4月12日，我方与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了相关的内容，约定乙方负责人为赵某,4，合同总承包费610560元，合同双方盖章签字，真实有效，并附赵某,4个人承诺书一份，其承诺“我在收到劳务费后把工资发到工人手中，且不拖欠，否则，我司及我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施工过程中，因赵某,4人手不够，赵某,4与袁福奎队伍达成合作，继续为项目施工。2019年5月16日，支付给袁福奎班组20000元，在电子银行明细中用途写明“代付赵某,4班组兖州工人工资”。2019年7月26日，赵某,4班组退场，已进行结算，结清全部费用，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与赵某,4书面承诺，已结清工人工资，后期再出现索要工资的，由其承担法律责任。综上，双方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孙建霞等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二、孙建霞等人主张的总用工时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孙建霞等人属于赵某,4班组，按照约定应按机位数量和建筑面积进行计价，并非按照工时计价，且赵某,4班组未按每天工作时间打卡和统计，孙建霞等人提交的用工统计手册系自行制作与统计，为后续一次性补充，无参考价值，无法确认实际用工时间。2、2019年10月30日，因江都公司未按约定向我方支付工程款，导致我方工人工资无法按时足额发放，我方工会主席万明霞前往施工现场与工人进行工资结算，袁福奎持2019年7月31日“范春阳”签字的证明要求结算，未得到万明霞认可，袁福奎遂于11月3日围堵范某,4，要求其在用工手册上补充签字确认。范某,4表示“2019年10月，在袁福奎胁迫下，其按照袁福奎要求抄写了每月工时统计手册，但并不知道每日工时与总工时，其不肯签名，但在11月3日晚，袁福奎在江都建设指挥部堵他，并要求他在手册上签字，如不签字，让工人来围堵他，被逼无奈而签了名字”。3、在证明及用工时长统计手册上，范某,4都签字“范春阳”，并没有签署真实姓名，应认定为无效。4、考虑到袁福奎欠范某,45000元，在如此利害关系下，范某,4受袁福奎胁迫签字与诱导通话录音的可能性极大，故“范春阳”签字的手册和证明及通话录音证明力较低，无法证明总工时。5、即使范某,4签字有效，其个人签字行为无法代表公司对总用工时的认定，范某,4的工作仅为现场的安全管理。6、因江都公司欠我方工程款，双方协商，委托江都公司代付劳务工资393256元，其中袁福奎68900元，聂玉和219510元，李晓兵100346元，项目代工4500元，加上支付给赵某,4的120000元，代付给袁福奎的115000元，共支付劳务工资628256元，该数额与我方与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的工程总劳务费610560元相差极小，故我方已实际支付了应付报酬。7、根据袁福奎提供的录音，欠款183900元，实际上数额不是该数，袁福奎陈述自相矛盾。综上，孙建霞、袁福奎等人诉求无依据，应当驳回。 江都公司辩称，孙建霞等人要求江都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孙建霞等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一份（江都公司提供），证明涉案工程由江都公司承包，2019年6月10日，揽月公司授权范某,4担任其与江都公司签订的华勤中央公园3、5、6号楼项目（专业爬架施工）现场项目的负责人，负责管理组织日常施工；二、范某,4提供的证明一份，证明2019年7月31日，范某,4（曾用名范春阳）作为揽月公司现场项目负责人，向袁福奎班组出具证明，证明2019年4月28日至2019年7月19日，涉案项目共用工时996个；三、许健提供的证明一份，证明许健作为揽月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向袁福奎班组出具证明，证明每个工300元，涉案项目共用工时996个，劳务费价款总计为298800元；四、劳务费发放表三份（范某,4、许健提供），证明每个工300元，施工完结后，按范某,4、许健的要求制作劳务费发放表三份，列明了2019年5、6、7月为涉案工程提供劳务的人员姓名，工作日、劳务费金额明细，该部分劳务费金额为183900元，共用工613个，范某,4（范春阳）、许健审核后签字确认；五、十五名原告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一宗，证明2019年5月16日，揽月公司向部分原告转账计20000元，2019年11月7日、8日，江都公司分别向各原告转账支付劳务费68900元；六、袁福奎与范某,4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及两人的微信个人主页截屏、袁福奎的微信、支付宝交易明细证明一份；袁福奎与范某,4支付宝转账记录及两人的支付宝个人主页截屏，证明2019年5月23日，范某,4向袁福奎转账15000元，2019年6月28日，范某,4向袁福奎转账10000元；七、通话录音光盘一张（含袁福奎与范某,4、许健手机录音三段），附书面整理材料三份，通话详单一份、话费收据一份，证明2019年11月4日、11月6日，袁福奎与范某,4就涉案劳务费问题进行电话沟通，范某,4认可900多个工，尚欠18万余元，但不愿支付劳务费，2019年11月6日，袁福奎与许健就涉案劳务费问题进行电话沟通，许健认可996个工，尚欠183900元；八、提交由范某,4签名的记账本一份，证明总工数是996个，由范某,4认可；九、证人赵某,4出庭作证证言，证明袁福奎班组原来跟着赵某,4干活，赵某,4撤出涉案项目后由袁福奎班组继续为揽月公司提供组装爬架的劳务，袁福奎班组跟随赵某,4的劳务费用当时没有结算，双方约定的劳务费单价为三百元一天一个工，袁福奎班组干的所有的劳务费均由揽月公司安排支付。 揽月公司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授权委托书中写明范某,4负责爬架现场项目负责人，并不能证明由范某,4负责记工结算，而且未有双方关于记工方式的约定；对证据二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范某,4签了两次名不符合常理，范某,4无权单方面对现场用工总数进行确认，仅靠范某,4个人签字的一张证明来确认总用工数不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只证明许健认可了袁福奎后期爬架加高1米防护56个工，以每个工300元计算，无法证明总用工数；对证据四、五、六认可，证明揽月公司已实际支付了劳务费，但缺少部分由许健向袁福奎支付款项的证据；对证据七的录音材料，不认可，认为录音中存在诱导词汇，仅根据三段录音不能认定袁福奎的总工时；对证据八不认可，认为即使是范某,4本人签字，范某,4仅仅是现场的管理，由范某,4个人对用工进行确认是不符合常理及公司规定的；对证据九不认可，认为证人赵某,4证言存在虚假陈述，不宜作为认定案件依据，且赵某,4所陈述不能证明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存在单独的劳务合同关系，撤场后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未另行达成劳务合同关系。 揽月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许健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时劳务费的单价及总用工时的确认，证明揽月公司已支付劳务费，二、袁福奎出具的收到条、借条、收条共四份，证明范某,4和许健代表揽月公司发放劳务费90000元；三、2019年4月13日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与揽月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及附件赵某,4签字的承诺书，证明揽月公司与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之间有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与孙建霞等无关；四、2019年7月26日赵某,4出具的书面承诺，证明揽月公司已给付赵某,4劳务费，赵某,4撤场；五、证人范某,4出庭证言，证明袁福奎班组属于赵某,4班底，工时记录是袁福奎班组自行记录没有实际的上工打卡记录，范某,4曾借给袁福奎5000元，尚未归还，范某,4在签自己的名时并非自愿，因此签署错误的姓名，其签字存在受胁迫的情况，范某,4在现场负责施工安全，在现场还有高级别的负责人许健，袁福奎班组所主张的996工时没有事实依据；六、揽月公司付给袁福奎等人劳务费电子银行交易明细一宗，用途一栏中载明“代付赵某,4班组兖州工人工资”，证明袁福奎等人属于赵某,4班组，与揽月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的是赵某,4，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不存在单独的劳务关系；七、赵某,4的微信聊天截图一页及聊天证明一份，上述系赵某,4出具的，是袁福奎班组在向揽月公司要求结算时提供，证明人工费每天三百元，与揽月公司有劳务关系的是赵某,4。 孙建霞等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否定范某,4对袁福奎班组签字的证明效力，自5月16日至7月18日一共给付115000元是事实，但仍然欠183900元，在给付了68900元后尚欠114900元；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这是7月18日前给付的115000元其中的部分劳务费，与诉讼主张的涉案劳务费无关；对证据三、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五不认可，认为证人出庭作证系虚假陈述，与通话录音存在明显的矛盾，证人称其受到胁迫不属实，袁福奎等向揽月公司索要劳务费是依法维权，范某,4作为揽月公司授权的项目负责人在相关材料上签字应当视为对袁福奎班组提供的劳务事项认可；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2019年5月16日揽月公司向袁福奎班组部分人员支付劳务费共计20000元，可以证明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至于用途一栏的注明是揽月公司单方所做的财务记录，因为袁福奎班组之前确实是跟随赵某,4班组为揽月公司提供劳务，在赵某,4班组撤场后，袁福奎班组直接与揽月公司发生劳务合同关系；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涉案劳务费为三百元每天一个工，袁福奎之所以向揽月公司提供证明，因为揽月公司对其授权的负责人范某,4及工程部负责人许健提供签字认可的涉案劳务费不予认可，故让赵某,4出具这份证明，证明劳务费单价，与我方提供的录音吻合，可以证明我方证明目的，不能证明揽月公司的证明目的。 江都公司认为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江都公司无关，江都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江都公司总承包了兖州华勤幸福里.中央公园小区工程，江都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揽月公司。2019年4月13日，揽月公司与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将3、5、6号楼的爬架施工工程分包给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约定了工程总价款为610560元，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全权委托赵某,4负责工程中的全部工作内容，全权代表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履行权利、义务。约定按工程量进行结算工程款……赵某,4承诺“收到劳务费后把工资发到工人手中，且不拖欠，否则承担相应责任”。2019年4月28日，江都公司设备站站长毛卫明将袁福奎班组介绍给赵某,4，跟随赵某,4从事中央公园3、5、6号楼组装爬架，赵某,4表示人工费为每人每天300元，后来赵某,4撤场，但没有与袁福奎班组结算，由揽月公司与袁福奎班组一并结算。后由揽月公司范某,4负责记工结算，范某,4系揽月公司授权华勤中央公园3、5、6号楼工程项目的现场项目负责人，对以上爬架日常工作实施组织管理。2019年5月16日，揽月公司以银行转账形式向袁福奎班组部分劳务人员支付工资20000元；5月23日，范某,4以微信转账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15000元；5月27日，范某,4以现金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20000元，5月29日，范某,4以现金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20000元；6月28日，范某,4以现金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30000元，以支付宝转账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10000元；7月18日，许健以现金形式给付袁福奎工人工资20000元。2019年7月31日，范某,4出具证明，内容为“证明，兹证明袁福奎班组于2019.4.28日至2019.7.19日在江都建设中央公园项目3号、5号、6号楼，组装江苏揽月爬架共用零工996个，特此证明。已核实，揽月现场负责人：范春阳、范某,4，2019.7.31”。2019年9月29日，揽月公司工程部许健在该证明复印件下面书写证明，内容为“证明，袁福奎后期爬架加高1米防护，56个工，以每个工300一个计算，江苏揽月工程部：许健，2019.9.19”。 11月7日、8日，由于袁福奎等人上访，江都公司代替揽月公司支付了袁福奎班组部分拖欠的劳务费68900元。以上袁福奎班组认为总工996个，每个工300元，合计劳务费298800元，认可揽月公司已支付115000元＋68900元=183900元，剩余劳务费114900元未给付。 诉讼过程中，孙建霞等人撤回了对江都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是否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二、揽月公司欠付袁福奎班组劳务费的数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依据袁福奎班组提交的赵某,4的证言、揽月公司工作人员许健、范某,4的出具的书面证明、揽月公司、江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袁福奎班组支付劳务费的证明，和揽月公司提交的收条、转账记录等均可以证实揽月公司将部分爬架工程分包给袁福奎班组，可以证明袁福奎班组与揽月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形成实际劳务合同关系，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各方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袁福奎班组已经依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务，完成工程并实际交付给揽月公司，揽月公司也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劳务费。虽然揽月公司辩解其与袁福奎班组没有劳务关系，与泗水县金庄镇元发综合服务中心签有书面的劳务分包合同，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但是从其提供的工作人员的书面说明、证人证言、转账记录等现有证据综合证实揽月公司与袁福奎班组存在真实的劳务合同关系。故揽月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揽月公司工作人员即现场项目负责人范某,4、许健对于袁福奎班组2019年4月28日至7月19日的总工996个，予以书面确认，而且支付上述劳务费均按每个工300元的标准计算，在2019年11月袁福奎与范某,4、许健的通话录音中，对该996个工均予以认可，且揽月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袁福奎班组实际给付劳务费合计183900元，按300元计算，为613个工，剩余383个工，计劳务费114900元未给付。揽月公司抗辩实际工数为613个，已全部支付完毕所有的劳务费，其提供支付明细及范某,4出庭作证、许健书写的情况说明来支持其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范某,4与许健在2019年9月29日前已书面确认了总工数及价格，在2019年11月份的通话录音中也明确认可尚欠袁福奎班组劳务费114900元，虽然2020年1月9日的庭审中，范某,4出庭作证陈述系受胁迫签名，但是根据袁福奎班组完成劳务的时间节点及范某,4出具的证明及其录音中的自认可以认定揽月公司确实欠袁福奎班组劳务费114900，只是由于工数汇报沟通不畅，造成工数与劳务费总额存在误差。范某,4前期的签字证明及录音证据的证明明显大于庭审中范某,4的证言陈述，故揽月公司关于已给付完毕劳务费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袁福奎班组要求揽月公司给付劳务费114900元，理由正当，应予支持。袁福奎班组要求揽月公司支付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双方未有约定，故本院不予支持。 孙建霞等人自愿撤回对江都公司的起诉，不违背法律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孙建霞等人劳务费114900元； 二、驳回孙建霞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0元，减半收取计1300元，由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孟令涛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梁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