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922民初2286号 原告（反诉被告）：阮以发，男,1971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淼，福建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余养希，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根宁，福建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以发与被告余养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余养希于2017年2月13日提出反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0922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余养希不服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为由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闽09民终697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阮以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淼、被告（反诉原告）余养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根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以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余养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阮以发支付股权转让款7,550,0OO元和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5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2年2月28日阮以发与刘丽芳、余根营三人共同出资成立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腾高公司”),由阮以发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系福建腾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范围：给排水管、管件、电缆保护管生产、销售，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元。按公司章程约定,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73%;刘丽芳认缴出资额1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0%;余根营认缴出资额17,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17%。出资方式均为货币,于2032年2月27日前缴足。2016年5月间,因资金、经营等各方面的因素,阮以发欲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股权转让于他人。同年5月11日，由阮以发主持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福建腾高公司股东会,会议议题为协商表决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宜。在本次股东会议上,公司的另两名股东刘丽芳和余根营放弃优先购买权,且均同意阮以发将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73%股权中的30%股权按认缴出资额30,000,000元以7,5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余正，同意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73%股权中的30.2%的股权按认缴出资额30,200,000元以7,5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余养希，同意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73%股权中的12%股权按认缴出资额12,000,000元以3,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陈端满，同意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73%股权中0.8%股权按认缴出资额800,000元以200,000元转让给阮以生。由于股权转让,福建腾高公司的新一届股东会成员由余养希、余正、陈端满、阮以生、李鸿翔、余根营组成，并同意免去阮以发在福建腾高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余养希担任福建腾高公司的执行董事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会议为此作出福建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参会股东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认可。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和余养希签订《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30.2%的股权共30,200,000元出资额,以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余养希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并在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五日内,将转让费7,550,000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阮以发。阮以发保证转让给余养希的股权是阮以发在福建腾高公司的真实出资,阮以发拥有完全的处分权,且没有设置任何的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协议还对盈亏分担、股权转让的费用负担、协议的变更与解除、争议的解决等方面作出约定。协议最后约定本协议经福建腾高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转让双方签字后生效。同日余养希凭此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等股权变更材料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东、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余养希在受让取得福建腾高公司30.2%的股权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福建腾高公司经营管理至今为止,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2016年5月16日前将股权转让费7,550,000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阮以发,阮以发多次向余养希追讨,余养希却以种种理由不予履行。 余养希辩称，应依法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判决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并判决阮以发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864,000元。理由有： 一、阮以发隐瞒事实，欺骗余养希，致余养希违背真实意思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一）阮以发虚假出资，欺骗余养希。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与余养希签订了《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阮以发将30.2%的股权共30,200,000元以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阮以发保证该股权是其“真实出资”，但事实上出资不实，根本没有实际出资7,550,000元。2019年1月31日，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给福建腾高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闽德润专审[2019]38号），载明截止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3%，账面实缴出资额3,768,614.12元，可见阮以发根本没有出资30,200,000元或7,550,000元，欺骗余养希。根据《专项审计报告》（闽德润专审[2019]38号），阮以发的出资是虚假的，具体情况如下：1、2013年1月，阮以发以货币资金实缴注册资本3,707,782元，但该凭证未附相关原始单据；2、2013年7月，阮以发以货币资金实缴注册资本42,218元，但该凭证未附相关原始单据；3、2014年10月，阮以发以固定资产实缴注册资本2,921,000元，该凭证附件为福建腾高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及固定资产作为福建腾高公司参股投资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实际参股人为陕西省西安市硕达管业有限公司，同时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4、2014年10月，阮以发以固定资产实缴注册资本223,800元，该凭证附件仅为大东工程机械租赁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同时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同时经查，“大东工程机械租赁公司”不存在，说明该出资虚假；5、2014年10月，阮以发以支付征地及填方工程款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1,947,600元，该凭证附件仅为手工开具的收款收据及“腾高管业一平工程承包协议”，同时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6、2014年11月42#凭证:该凭证记录因古田县鼎盛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合并到福建腾高公司,故股东阮以发以对古田县鼎盛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的投资金额实缴注册3,168,614.12元,该凭证附件仅为古田县鼎盛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的2012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且工商登记并没有“古田县鼎盛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合并到福建腾高公司”的记录；7、2014年12月42#凭证:该凭证记录股东阮以发以支付征地款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144,600元,该凭证附件仅为一份手工开具的收款收据及“腾高管业一平工程承包协议”,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8、2015年5月39#凭证:该凭证记录股东阮以发以支付厂房验收费用的方式实缴注册资本214,000元,该凭证附件仅为几份手工开具的收款收据,根据福建腾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阮以发的出资方式应为货币；9、2015年7月40#凭证:截至2015年7月,股东夏惠琛、陈明旦实缴注册资本合计为2,700,000元,2015年7月向福建腾高公司退股1,000,000元,实缴注册资本余额为1,700,000元,但却以3,200,000元转让给股东阮以发,相应股东阮以发增加实缴注册资本3,200,000元，虚增注册资本。（二）阮以发抽逃出资，欺骗余养希。1、根据《专项审计报告》（闽德润专审[2019]38号），2015年7月41#凭证:该凭证记录将股东阮以发的实缴注册资本11,151,000元按原先股权比例还给各股东,相应调减股东阮以发的实缴注册资本11,151,000元,但该凭证未附相关原始单据；2、2013年9月1#凭证：该凭证记录调减股东阮以发的实缴注册资本500,000元，相应调增股东陈明旦的实缴注册资本500,000元，但该凭证未附相关原始单据；3、根据阮以发提供的《验资报告》（福建瑞智（2012）验字第3021号），2012年2月28日止，股东实缴出资10,000,000元，其中阮以发货币实际出资6,000,000元，但未经依法减资却于2016年仅余账面出资3,768,614.12元(详见《司法鉴证专项报告》闽德润鉴证[2017]72号）,明显属于抽逃出资。何况审计账中未体现该10,000,000元实收资本，可能整个10,000,000元都是虚假的。（三）阮以发虚构腾高公司债权，欺骗余养希。阮以发在《腾高管业应收款汇总》上签字确认腾高公司应收款10,839,865.16元，但所列债务人否认有欠福建腾高公司债务，不同意履行债务，阮以发不能提供相应债权凭证，上述债权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属于虚构的债权，骗取余养希受让公司股权。（四）阮以发隐瞒福建腾高公司债务或转嫁公司债务，欺骗余养希。根据古田县公安局委托，2017年10月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对福建腾高公司的《司法鉴证专项报告》闽德润鉴证[2017]72号，“六、存在的问题”所列诸多事项均属于隐瞒事实，充分证明阮以发隐瞒公司债务或转嫁公司债务，欺骗余养希。其中，“9、腾高管业支付邱碧清利息1,006,000.00元，其中：2015年894,000.00、2016年112,000.00元，但我们未见相关借款入账”；“23、我们未见腾高管业有邱碧清借款入账，但腾高管业却向其归还借款117,650.00元”。更有甚者，阮以发隐瞒了向邱碧清出具借款的事实，其中：1、2014年9月20日出具的欠条以公司名义向邱碧清借款500,000元，月息2%；2、2014年9月20日出具的欠条以公司名义向邱碧清借款3,200,000元，月息2%；3、2015年5月20日出具的欠条以公司名义向邱碧清借款2,250,000元，月息2%。上述所谓的借款，公司账上没有体现，却在本案股权受让之后突然爆发出来，2016年9月26日邱碧清以腾高公司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偿还借款9,050,000元及利息，并被法院判决支持。阮以发隐瞒如此重大的事实，属于严重欺诈行为。此外，阮以发个人欠郑宝和、陈明旦债务，却转嫁给公司，也属于隐瞒事实欺骗余养希。如果股权转让之时知道腾高公司背负如此之大的债务，绝不可能接受本案股权转让，完全违背了余养希的真实意思。（五）阮以发夸大公司资产价值，隐瞒公司实际情况，欺骗余养希受让股权。阮以发不仅在股权转让之时，夸大腾高公司价值，而且在原审法庭开庭过程中，仍然大肆扬言腾高公司土地及厂房价值等，认为其转让股权给余养希是严重折价，应当反过说“显失公平”的受害人是阮以发，仍然不顾事实，不顾《司法鉴证专项报告》揭示的诸多问题，企图继续欺骗余养希。事实上，经古田县公安局委托，2017年10月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对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的《司法鉴证专项报告》闽德润鉴证[2017]72号，认定“至2016年5月11日，腾高管业的资产总额为47,991,668.19元，负债总额为40,971,797.72元，净资产为7,019,870.47元”。整个企业的净资产尚不足7,550,000元，竟以不足三分之一的股权转让给余养希达7,550,000元，明显隐瞒企业实际情况，让余养希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骗受让股权，阮以发存在欺诈。如果余养希了解公司真实情况，绝不会受让本案股权，完全是在阮以发欺骗下，受骗上当。 二、阮以发转让股权给余养希，存在显失公平。1、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给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的《专项审计报告》（闽德润专审［2019］38号），载明截止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3%，账面实缴出资额3768614.12元，并声明阮以发该3768614.12元出资是否实际到资无法判断。说明阮以发没有实际出资，即使有出资，其出资额的一半也仅1884307.06元，却以7550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显失公平。2、《司法鉴证专项报告》闽德润鉴证［2017］72号，认定至2016年5月11日腾高管业的净资产为7019870.47元，竟以不足三分之一的股权转让给余养希达7550000元，不仅存在欺诈，且内容显失公平。3、2017年12月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等人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明确载明“2017年10月31日19时在古田县召开了股东大会，会议议定了公司股东股份以实际投资额为准按30%折价进行内部转让”，证明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负债严重，经营不善，陷入困境，股份以实际到资额的三折转让，也充分证明阮以发转让股权给余养希时不仅隐瞒企业陷入困境的实际情况，而且转让价格奇高，显失公平。 三、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法通则》至今尚有效，因此应当适用该法律规定，认定本案股权转让行为存在欺诈及违背受让人的真实意思示而无效。合同的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范围，余养希之所以提出无效的同时，又反诉主张撤销合同，是建立在先后顺序的，也即如果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无效，就按无效处理；如果人民法院不认为合同无效，就按反诉请求，要求依法撤销合同。 四、即使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无效情形，阮以发存在严重欺诈等情形，依法有权撤销合同；余养希反诉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应当予以支持。《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根据本案实际，阮以发采取欺骗手段，利用余养希对公司情况不熟悉、没有经验，夸大公司的财产价值、虚增公司债权、隐瞒公司债务、隐瞒公司存在的问题，骗取余养希受让公司股权，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严重违背余养希真实意思。上述存在的阮以发欺骗余养希的情形如果不足以认定合同无效，但完全可以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撤销的理由。同时，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内容显失公平，余养希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理由一样也应当予以支持。 五、阮以发应返还余养希出资的4,864,000元。余养希根据阮以发的指示将股权转让款4,864,000元汇入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不论是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阮以发均应返还该4,864,000元的股权转让款。 余养希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确认阮以发和余养希于2016年5月11日签订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撤销合同并返还股权转让款4,864,000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经本院释明并要求其明确反诉请求后，余养希变更反诉请求：判决撤销《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其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864,000及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6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与理由：阮以发在成立福建腾高公司之初虽认缴注册资本金73,O00,000元,但却存在出资严重不足并抽逃注册资本金等违法违规问题,实为虚假出资,其自称拥有占公司注册资本73%的原始股权缺乏出资来源依据。阮以发自述其拥有福建腾高公司注册资本73%的原始股权，却无法提供股权来源，更未提供已全额出资注册资本金73,000,000元的票据,反而因其存在涉嫌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金、挪用公司资金、侵占公司资产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因阮以发所诉的福建腾高公司原始股权73%存在虚假性,其将所谓的73%股权之中的30.2%作价7,550,000元再“转让”给余养希,不仅属于严重欺诈行为,而且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已严重侵害了案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可撤销，故余养希依法不应承担履行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缴款义务，且阮以发应当返还余养希已经支付的4,864,000元的股权转让款。 阮以发辩称，一、余养希主张阮以发对福建腾高公司存在虚假出资的问题依据不足。余养希未提供阮以发是否履行对福建腾高公司的认缴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仅单方面的口头主张阮以发“存在出资严重不足并抽逃注册资本金等违法违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余养希对于阮以发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至少要向法院提供阮以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初步证据。由于余养希根本举不出阮以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相应证据，应对其关于阮以发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主张承担举证不利的诉讼后果。二、阮以发系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罪在古田县人民法院受审，目前已作出刑事判决。公安、检察机关并没有以涉嫌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金、侵占公司资产等罪名对阮以发立案侦查并提出公诉。宁德市德润会计师事务所系针对阮以发在经营福建腾高公司期间有无挪用公司资金、挪用多少金额的公司资金等方面进行财务审计。故余养希主张阮以发持有福建腾高公司的股权73%存在虚假性没有事实依据。三、余养希关于阮以发未提供股权来源的证据，更未提供全额出资注册资本金73,000,000元的票据主张阮以发虚假出资，于法于理不符。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实行认缴出资额，而非实缴出资额。基于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2015年11月13日《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本》第十条明确约定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73%，出资方式为货币，于2032年2月27日前缴足”，而在阮以发与原股东刘丽芳、余根营签订上述公司章程之时，离阮以发缴足73,000,000元出资额的年限尚有17年之久，因此，余养希主张阮以发未提供全额出资73,000,000元的票据是不现实的，且公司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股东在转让其股权之前，应当将其认缴的出资额全部缴足。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股权30.2%，认缴出资额共30,200,000元作价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双方是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行为，并不存在欺诈和显失公平之说。另，根据阮以发向法院提交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证实福建腾高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8日，当时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于2014年3月27日注册资本由10,000,000元变更为100,000,000元；在2014年8月27日前福建腾高公司的股东为阮召楚、陈明旦及阮以发三人；于2014年8月27日公司投资人即股东由阮召楚、陈明旦及阮以发三人变更为阮召楚、阮以发两人；于2015年1月26日公司投资人即股东由阮召楚、阮以发变更为阮以发与刘丽芳；于2015年11月13日公司投资人即股东由阮以发与刘丽芳变更为阮以发、刘丽芳、余根营三人；于2016年5月11日公司股东由阮以发、刘丽芳、余根营变更为余养希、余正、余根营、陈端满、阮以生、李鸿翔，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于此时由阮以发变更为余养希。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福建腾高公司投资人、股东股权的变更情况，说明阮以发作为福建腾高公司的创始人及原始股东，在2012年2月28日就与阮召楚、陈明旦等原始股东认缴出资10,000,000元成立福建腾高公司，在2014年3月27日又将注册资本增资到100,000,000元。在此期间，阮以发与其他股东出资在大甲工业集中区购置、报批公司现有的土地，兴建现有的厂房，购买、添置生产的机器设备，购买生产各种类型管道的原材料，雇请管理人员、支付工人工资，阮以发等原始股东为福建腾高公司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大量的资产。四、余养希主张2016年5月11日与阮以发签订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可撤销的没有法律依据。阮以发将持有福建腾高公司30.2%的股权共30,200,000元的认缴出资额以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经过股东会决议通过，且是阮以发、余养希的真实意思表示，余养希受让该股权之前，应当有经过实地考察评估，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五、余养希主张阮以发应返还其股权转让款4,864,000元没有事实依据。2016年5月11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余养希至今未按约定在协议签定之日起五日内将股权转让款7,550,000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阮以发。余养希却于协议签订的当日到工商部门办理了投资人（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担任福建腾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养希提交给法院的福建腾高公司收款收据，均是在余养希担任福建腾高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利用其掌管公司公章的便利，开具的其支付给公司的投资款凭证，并非支付给阮以发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凭证，阮以发根本没有收取到余养希支付的分文股权转让款，更遑论有收取4,864,000元股权转让款。因此，余养希主张阮以发返还其股权转让款4,864,000元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2012年2月28日，阮召楚、陈明旦、阮以发共同成立福建腾高公司，营业期限为2012年2月28日至2062年2月27日止，经营范围为给排水管、管件、电缆保护管生产、销售，注册资本10,000,000元，其中阮以发出资6,000,000元占60%股份，陈明旦出资3,000,000元占30%股份，阮召楚出资1,000,000元占10%股份。当日福建瑞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福建瑞智（2012）验字第3021号《验资报告》确认福建腾高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以货币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共计10,000,000元。2014年3月27日，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0,000元增资到100,000,000元，公司章程规定认缴出资额于2032年2月27日前缴足。2014年8月27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阮以发和阮召楚，阮以发更变股权比例为90%，认缴出资额90,000,000元。2015年1月2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阮以发和刘丽芳。2015年11月13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阮以发、刘丽芳与余根营，阮以发更变股权比例为73%，工商登记确认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实缴出资7,300,000元;刘丽芳认缴出资额10,000,000元，股权比例10%;余根营认缴出资额17,000,000元,股权比例17%。 2、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与余养希签订《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阮以发将其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30.2%的股权共30,200,000元出资额，以7,5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余养希，余养希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并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将转让费7,550,000元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阮以发”，并约定“本协议经福建腾高公司股东会同意并由转让双方签字后生效”。 3、2016年5月11日，由阮以发主持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福建腾高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题为协商表决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宜，一致通过决议“一、同意公司股东阮以发将所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30%股权认缴出资额为30,000,000元以7,5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余正;同意公司股东阮以发将所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30.2%股权认缴出资额为30,200,000元以7,5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余养希;同意公司股东阮以发将所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12%股权认缴出资额为12,000,000元以3,0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陈端满;同意公司股东阮以发将所持有的福建腾高公司0.8%股权认缴出资额800,000元以2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新股东阮以生……”，“二、由于股权转让，新一届股东会成员由余养希、余正、陈端满、阮以生、李鸿翔、余根营组成”，“三、同意免去阮以发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同意免去刘丽芳监事职务；选举余养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并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选举陈端满担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意聘任余养希担任公司经理，任期三年”，会议为此作出福建腾高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阮以发、刘丽芳、余根营及新股东余养希、陈端满、余正、阮以生、李鸿翔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认可。 4、2016年5月11日，福建腾高公司向古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阮以发、刘丽芳、余根营变更为新股东余养希、陈端满、余正、阮以生、刘根营、李鸿翔；其中阮以发股权比例由73%变更为0%，余养希股权比例由0%变更为30.2%，工商登记确认余养希认缴出资额30,200,000元，实缴出资额3,020,000元；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均由阮以发变更为余养希。 5、2017年4月7日，福建腾高公司向古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由余养希变更为郑圭媚；2017年12月26日，公司经理由余养希变更登记为陈水冬。 6、2019年3月22日，本院作出（2019）闽0922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阮以发在担任福建腾高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期间，以公司名义向他人借款1,000,000元用于归还个人银行贷款，超过三个月未还，认定阮以发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现已执行完毕。 本案的争议焦点：1、双方于2016年5月11日签订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可撤销；2、阮以发能否要求余养希支付755,000元股权转让款；3、协议签订后余养希向福建腾高公司转入款的具体数额多少？款项性质？是否属于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还是属于余养希对其名下认缴股份的出资？ 余养希认为，阮以发存在虚假出资、隐瞒债务、抽逃资金等情形，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受欺诈，签订内容显失公平，主张撤销《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已支付的转让款4886400元,提供证据：1、2016年5月11日双方签订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证明阮以发将30.2%的股权共30200000元以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阮以发保证股权是“真实出资”，但事实上阮以发出资不实，根本没有实际出资7550000元；2、福建腾高公司收款收据、余养希投资款表，证明余养希根据阮以发的指示将股权转让款4864000元支付给福建腾高公司；3、（2015）古民初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2016）闽092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闽0922执728号执行和解协议，证明阮以发个人分别欠陈明旦、郑宝和款项，恶意转嫁给福建腾高公司，虚增公司债务，欺骗余养希；4、福建腾高公司应收款汇总，证明阮以发签字确认的应收款债权10839865.16元，实际上不真实，根本无法收回，欺骗余养希；5、2017年10月，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古田县公安局委托，出具的闽德润鉴证［2017］72号《司法鉴证专项报告》，该报告认定“至2016年5月11日，腾高管业的资产总额为47991668.19元，负债总额为40971797.72元，净资产为7019870.47元”，整个公司净资产尚不足7550000元，竟以不足三分之一的股权转让给余养希达7550000元，不仅存在欺诈且协议内容显失公平；6、2019年1月31日，福建德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福建腾高公司委托出具的闽德润专审［2019］38号的《专项审计报告》，证实截至2016年5月11日，阮以发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3%，账面实缴出资额3768614.12元，且出资无相关凭证,与阮以发的《验资报告》中福建腾高公司成立之初出资6000000元矛盾，阮以发根本没有出资30200000元或7550000元，阮以发虚假出资，欺骗余养希，还证明阮以发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7、2017年12月，郑圭媚、李鸿翔、阮以生等人的《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载明“2017年10月31日19时在古田县召开了股东大会，会议议定了公司股东股份以实际投资额为准按30%折价进行内部转让”，8、2017年10月31日的福建腾高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证明福建腾高公司负债严重，经营不善，陷入困境，股份以实际出资额的三折转让，证据7－8印证阮以发转让股权给余养希时不仅隐瞒企业陷入困境的实际情况，而且转让价格奇高，显失公平，应当依法撤销本案股权转让合同；9、（2019）闽09民终101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邱碧清要求福建腾高公司偿还借款9050000元及利息，阮以发隐瞒公司重大债务，属严重欺诈行为，应当撤销转让合同。 阮以发认为，本案不存在欺诈、显示公平等情形，在转让股权之前，余养希对公司经营情况及公司资产、债务有过充分了解，之后才签的字。对余养希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性无异议，但对待证目的有意见，该协议不能证实其出资虚假，余养希在福建腾高公司章程修订本上也签过字，知悉阮以发的股份出资是按年限认缴的，实际股权比例30.2%；证据2、福建腾高公司的收款收据证明款项是余养希支付给福建腾高公司，不是支付给其，且根据协议约定，余养希应一次性支付7,550,000元给阮以发，并非分批次支付；对证据3、民事判决书及执行和解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实待证目的，陈明旦与阮以发的股权转让纠纷是之前的股东之间纠纷，郑宝和起诉福建腾高公司导致公司帐户被查封，而且引起了刑事案件，均无法证实阮以发虚假出资；对证据4、福建腾高公司应收款汇总三性均有异议，无其他证据佐证，建议法庭不予采信；对证据5、闽德润鉴证[2017]72号《司法鉴证专项报告》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对于审核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审核结果及鉴定依据合法性存疑，无法证实待证目的，转让股权的节点时福建腾高管业的资产总额为47,991,668.19元，负债总额为40,971,797.72元，净资产为7,019,870.47元，公司是存在净资产的，还有厂房和公司品牌，而且转让是市场行为，不能因此认定股权转让显示公平；对证据6、闽德润专审[2019]38号的《专项审计报告》的形式要件没有疑问，但对证据来源、鉴定内容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存疑，《专项审计报告》系单方委托，有失公正性，且审计报告中的账面的实缴出资额3,768,614.12元也是出资，不能证明阮以发虚假出资，其转让时，公司有占地面积、厂房、宿舍、道路硬化等，都是阮以发等旧股东投资建设，公司资产真实存在；对证据7、《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没有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将股权折价三折也是符合市场原理，股权转让行为是市场行为，其将30.2%股权折价7,550,000元也有打折，当时转让时是你情我愿；对证据8、福建腾高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发生在本案股权转让之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9、（2019）闽09民终1013号民事判决书，在邱碧清起诉福建腾高公司的时候，其也说了欠邱碧清的7,000,000元，其中5,000,000元是拿去还其个人贷款的,故余养希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其在转让时隐瞒巨额债务、虚假出资等欺诈或订立合同时具有显失公平等情形。 本院对余养希的证据认证如下：双方对证据1、《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三性均无异议，予以采信，证实无争议事实第2项；证据2、福建腾高公司收款收据、余养希投资款表证实余养希在受让股权后三个月内多次转账到公司或他人账户用于公司各项支出，其中福建腾高公司六张收款收据证实公司收到余养希投资股本共计3,626,400元，两张收款收据证实公司收到案外人余正投资股本共计1,260,000元，余养希主张其系按阮以发指示将转让款支付给福建腾高公司，但阮以发予以否认，且根据转让协议约定，余养希应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7,550,000元给阮以发，故该证据无法证实余养希主张的其已支付阮以发转让款4,886,400元,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3系2014年原股东陈明旦与阮以发之间的股权转让发生的纠纷，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证据4、福建腾高公司应收款汇总，上面列明的公司应收款在无其他相关证据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证据5－6两份审计报告系对福建腾高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进行鉴证，但审计报告中载明据以审计的公司账簿中进行相关登记记账时存在诸多“无原始附件”的状况，因此在缺乏其他相关证据印证时，不能单独以审计报告中的数字为凭据，可在审理本案时作为参考；证据8系2017年10月31日的福建腾高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决定福建腾高公司的股东股份以实际出资额的三折转让，证据7证实股东李鸿翔等人于2017年12月按其实际投资额的30%折价转让股份；证据9民事判决书系案外人邱碧清与福建腾高公司借款纠纷案，判决认定福建腾高公司结欠邱碧清借款本金6,990,308元，阮以发确认该笔借款的其中5,000,000元是拿去还其个人贷款的。 本院认为，阮以发与余养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余养希主张阮以发存在虚假出资、隐瞒债务、抽逃资金及其在受让股权时受欺诈，但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余养希主张《专项审计报告》显示阮以发在转让时即2016年5月11日实缴注册资本的账面数只有3,768,614.12元及阮以发减持注册资本11,151,000元等，但审计报告中一再强调公司账本中记账时包括股东出资、借款等均存在“无原始附件”、“未见相关借款入账”等情形，故在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时，仅依据审计报告中的数字无法确认股东出资等真实状况，余养希主张其受欺诈要求撤销协议，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其提出已支付阮以发转让款4,886,400元,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不能成立，理由在之上对其证据进行认证时已阐明，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阮以发与余养希于2016年5月11日签订《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福建腾高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新、旧股东均签字同意转让股权，并修改公司章程，同日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按转让协议的约定余养希取得原在阮以发名下的福建腾高公司30.2%的股权、认缴出资额30,200,000元、实缴出资额3,020,000元，且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均由阮以发变更为余养希，之后余养希接管公司并经营，故《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成立生效且已实际履行，现余养希主张其在受让股权时受欺诈，要求撤销《福建省腾高管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故其要求撤销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阮以发要求余养希按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7,550,000元，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应予调整，理由如下：1、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负有如实告知受让方相关公司股权、债务等真实状况的义务，本案股权转让之后几年，出现了不少债权人起诉福建腾高公司的借款案件，数额巨大，已经能够确认阮以发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挪用或使用了公司的巨额款项，余养希表示受让股权时不知情，阮以发主张已全面告知但无证据证实，该情形足以影响对股权转让款具体数额的确定；2、2014年3月1日起实行公司注册资金认缴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是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东实际到资情况对于公司资产及股权价值具有直接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对该公司股权价格的判断，因此股权转让款在考虑股份比例、认缴资金等的基础上，还应结合转让方实际已缴纳的出资额综合考虑。阮以发主张转让时已将其实际到资情况对余养希等受让方作了充分的披露但无证据证实，余养希抗辩当时阮以发保证转让款的数额是真实的出资，庭审中查询转让股权时阮以发的实际出资额，阮以发一方还表示具体多少不清楚，余养希一方主张按《专项审计报告》显示只有3,768,614.12元。本院认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布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具有公信力，根据其公示的信息，股权转让时阮以发股权比例为73%，认缴出资额73,000,000元,实缴出资7,300,000元，实缴出资额仅为认缴出资额的10%,阮以发以总共18,250,000元的转让款转让给余养希等四人，其中其认缴出资额的30,200,000元（仅实缴10%即3,020,000元）以7,550,000元转让给余养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公平原则，综合考虑次年福建腾高公司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转让以股东实际出资额的三折转让，之后股东转让股份亦按实际出资额的三折转让的事实，及参考《司法鉴证专项报告》中审计内容，本院酌定余养希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3,020,000元；阮以发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5月1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可予支持；余养希主张已支付阮以发转让款4,886,400元,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余养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阮以发股权转让款3,02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6年5月17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二、驳回余养希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64,650元，由余养希负担25,860元,阮以发负担38,79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5,712元，减半收取计22,856元，由余养希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彭 雯 人民陪审员  胡起贺 人民陪审员  曾玉钗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陈海英 书 记 员  陆 倩 附注：义务人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未及时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附注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