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5民初16744号原告：黄新，男，汉族，1970年11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翔，广东天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侃，广东天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伴月，女，汉族，1990年9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欣，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雅军，女，汉族，1963年5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欣，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简玉燕，女，汉族，1983年6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德成，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新诉被告陈伴月、第三人陈雅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发现简玉燕与本案可能存在利害关系，遂依法追加简玉燕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刘丽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辛永龙、张和共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翔，被告陈伴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欣，第三人陈雅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欣，第三人简玉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德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38万元（注：本文金钱币种均为人民币，以下金额前略去“人民币”）2、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上述借款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归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4.75%计算，暂计至2019年4月25日为17416.67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被告提出向原告短期借款应急，被告口头称会在一个月内归还。原告与被告母亲陈雅军系经复旦大学同学会同学介绍认识，且在此前的5月9日原告与被告母亲签订了被告母亲向原告出让深圳德茂源投资有限公司15%股权的《深圳德茂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求共谋发展，故出于这一信任关系，原告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据或签署借款协议，于2018年6月6日通过网银转账方式，从原告开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南新支行62×××73账户中向被告在珠海市开立的中国工商银行62×××56账户内转入31万元，作为提供被告的短期借款，且未约定或要求被告在一个月借期内支付利息。至2018年8月下旬，因被告提出为尽快还款，需要一笔7万元的尾款以办理赎贷后再另行贷款，并从贷款中马上归还向原告的借款，为尽快拿回借款，在原告当时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原告通知朋友（钟丽）于2018年8月29日09：42通过银行柜台办理的方式，从钟丽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62×××89账户内向被告上述同一账户中转入7万元借款。至此，原告共分两笔向被告提供借款共计38万元整。但此后，被告一直未与原告联系，只是以其在国外的时差等原因通过其母亲陈雅军转递双方信息，但被告至今未依承诺付还原告借款。现因原告就原告与被告母亲等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拟（已）起诉，双方关系恶化，原告已不太可能等来被告的主动履约还款。为此，原告依法向法院对本案纠纷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三人陈雅军为被告母亲，与本案处理结果可能具有利害关系，故原告申请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乙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原告为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接受货币的一方，原告户籍与常住地为深圳市南山区，故该案贵院具有管辖权，原告依法向贵院具状起诉。被告辩称，1、被告不是借款人，被告长期在国外留学、生活，不存在短期借款的需要；2、被告不认识原告，未与原告发生过任何经济往来；3、被告在国内的事务由其母亲即第三人陈雅军管理。第三人陈雅军答辩称，1、被告陈伴月不是借款人。被告陈伴月长期在国外留学，作为学生的身份不存在短期借款应急的需要。2017年1月至今，陈伴月一直在国外留学、生活，没有中国大陆的入境记录。由于陈伴月的生活重心是在国外，其生活需要的是国外货币而不是人民币。退一步而言，即便陈伴月需要大量现金，需求的货币不可能是人民币。而且陈伴月不认识也没有联系过原告黄新，故，原告黄新主张被告陈伴月是借款人的理由不成立。2、第三人简玉燕是实际借款人。原告黄新与第三人陈雅军早于2017年相识。但原告在起诉状所述的内容是扭曲了原告对外投资和对外借款的事实。原告对外投资和对外借款是与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与深圳德茂源投资有限公司无关。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9月19日，第三人简玉燕（身份证号：3506271983********）是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其股权是由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代持的。黄新通过第三人陈雅军了解到，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30%里的14%是由第三人简玉燕隐名持有的。2018年6月，原告确定了投资意向后，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投资。原告作为股权受让方，便开始筹集资金以及着手清理股权结构。因第三人简玉燕个人需要，向原告借钱。原告明确知道第三人简玉燕借用陈伴月银行账户的情况下，按照第三人简玉燕指示向指定银行账户合计支付38万元。由于原告清楚知晓第三人简玉燕的代持情况，以及第三人简玉燕持有股权的价值，所以黄新自愿支付38万元的借款给第三人简玉燕。完成38万元的款项支付后，原告便得到了受让简玉燕隐名持有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资格。换句话来说，38万元是开展股权转让事宜的“开办费”，原告要得到第三人简玉燕的股权，需要向第三人简玉燕表示诚意。3、第三人简玉燕的股权作价是90万元。原告清楚知悉第三人简玉燕所持股权的转让作价为90万元，故原告向第三人简玉燕提前支付的38万元是开展股权转让事宜的前提。各方也是考虑到黄新融资不宜的实际情况，也同意38万元先作借款，完成股权转让后，38万元与股权转让款90万元相冲抵。即完成股权转让后，原告还需向简玉燕支付52万元。4、现原告尚欠付简玉燕52万元。各方确认了处理方案后，在2018年9月20日，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将所持有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个人持股的公司（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原告至今实际控制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综上，原告诉求对象错误，所谓借款的主体既不是被告陈伴月，也不是第三人陈雅军，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简玉燕答辩称，我与原告存在借贷关系：2018年6月6日因我有资金周转需要，与原告当面沟通借款事宜，并要求原告将款项支付至被告陈伴月的银行账户；2018年8月29日，我与原告当面沟通借款事宜，并且要求款项支付至被告陈伴月账户，同时原告正在开展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事宜，双方同意在未来的股权转让交易中，进行债权债务冲抵，故原告先行将7万元出借给我。因我与被告母亲即第三人陈雅军的经济往来关系，我持有被告陈伴月账号为62×××56的银行卡及密码，并通过该银行卡接收原告支付的涉案38万元，故原告向被告陈伴月的该银行账户支付的涉案38万元系由我实际接收。经审理查明，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件）：证明原告在2018年6月6日通过网上银行将31万元转至被告在珠海开具的中国工商银行银行账户，该账号尾号为2056。2、钟丽垫转借款银行电子回单（打印件）：证明2018年8月29日案外人钟丽经原告委托，由案外人钟丽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陈伴月的珠海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56）转账支付7万元的事实。3、钟丽《证明》（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明》系2019年5月8日钟丽出具，证明在2018年8月底原告与钟丽联系，要求钟丽向被告陈伴月的珠海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56）转账支付7万元。4、钟丽垫转借款银行转账汇款回单（当庭提交，有原件核对）：证明内容同证据2。经审核，原告的上述证据1、3、4均有原件核对，证据2虽为打印件，但内容与证据4相互印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5、原告支付宝账户的聊天信息截图（当庭提交，有原始载体核对），证明沟通双方为被告陈伴月及原告，及2018年6月10日被告分二笔向原告支付31万元借款的利息共11250元的事实。原告当庭出示给支付宝账户的原始载体核对，原告的该支付宝账户的联系人中有一名为“伴月”的联系人，显示“真实姓名：陈伴月（已实名）”；2018年6月10日，“伴月”向原告发出“我是伴月”的信息，原告添加其作为联系人；当天，“伴月”向原告的支付宝账户分别转账10000元、1250元，并发送信息“31万利息”，原告回复“收到”。被告及第三人陈雅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当庭提交，已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本案依据，其次被告及第三人提出对该证据真实性进行鉴定。第三人简玉燕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及陈雅军的质证意见一致，另补充：原告手机的该支付宝界面无法显示陈伴月的实名情况，同时支付宝账户是否是原告本人请法庭核实。为查明原告所出示的支付宝账户联系人“伴月”的身份情况，本院要求原告当庭打开其支付宝账户，该账户显示原告本人的支付宝账号为13×××43，其联系人“伴月”的支付宝账号为139********。被告当庭确认，原告的联系人“伴月”的支付宝账号139********，不是被告的支付宝账号，该支付宝账号与第三人简玉燕的手机号码一致。第三人简玉燕陈述，139××××****确实是其手机号码，但该支付宝账户的情况需庭后核实再向法庭答复。为进一步查明13×××43、139××××****支付宝账户的情况，本院依据被告的调查取证申请，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出协助调查函，请该公司协助调取相关资料。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资料，显示：登录手机号码13×××43的支付宝账户，账户名称为“黄新”，证件号码4101051970××××××××，绑定手机为13×××43；登录手机号码139××××****的支付宝账户，账户名称为“陈伴月”，ＩＤ为20888032564715430，证件号码3507821990××××××××，绑定手机为139××××****，绑定银行卡为“ＩＣＢＣ：62×××56”；139××××****的支付宝账户于2018年6月10日分两笔向13×××43的支付宝账户转账支付10000元、1250元。原告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予以确认，认为正好印证了原告的主张。被告及第三人陈雅军、简玉燕认为上述资料不能证明被告陈伴月实际使用涉案的支付宝账号，139××××****的支付宝账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139××××****的实名登记人是黄金章（身份证号码3506001976********），黄金章是第三人简玉燕的前夫，而该手机号码的实际使用人就是简玉燕。第三人简玉燕陈述，2017年前后，申请人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使用手机号码139××××****注册了ＩＤ为20888032564715430的支付宝账户，因支付宝规定，只有征信良好的人员才能完整使用支付宝ＡＰＰ的全部功能。但简玉燕于2017年开始就涉及诉讼，目前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碍于征信受限，无法使用自己身份对支付宝账号进行认证，鉴于简玉燕与第三人陈雅军相识，了解到被告陈伴月在国外生活，遂向第三人陈雅军提出借用被告陈伴月的身份证进行支付宝实名认定；而黄金章（身份证号3506001976********）是简玉燕的前夫，黄金章也是139××××****手机号码的实名登记人，而手机号码的实际使用人是第三人简玉燕本人，第三人简玉燕同样是受限于被执行人的身份，故借用黄金章的身份对使用的139××××****手机号码进行实名认证，事实上该号码一直由简玉燕使用，简玉燕在本案诉讼中向法院提供的联系电话也正是该手机号码。综上，简玉燕才是139××××****手机号码的实际使用人，其使用该号码注册了涉案支付宝账户，绑定该手机号码，并借用被告陈伴月的身份证进行支付宝账户实名认证，139××××****支付宝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第三人简玉燕，被告陈伴月对上述事宜均不知情。第三人简玉燕对此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业务受理单、离婚证作为证据。上述证据显示，第三人简玉燕与案外人黄金章曾是夫妻关系，于2012年12月7日离婚；手机号码139××××****的实名登记人为黄金章。被告及第三人陈雅军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陈伴月护照照片三张，2、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与黄新的私聊，2019年2月26日的对话），证据1、2共同证明：（1）2017年1月21日，被告陈伴月从珠海九洲边检出境；（2）2017年1月21日至今，陈伴月没有入境记录；（3）黄新明确知道陈伴月不是款项接收人，接收人实际是简玉燕，简玉燕是通过陈伴月的银行卡接收款项。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因无原件核对，也不认可与诉讼争议的具有关联性，不能以涉案借款事项发生时，被告是否在国境内外而排除其向原告借款及原告向其账户内付入借款的事实，也不能排除被告委托或指令他人凭银行卡及或支付密码而提取、转付其银行卡中款项归他人或自己使用的日常生活中常有情形。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和内容不认可，该页微信对话截屏内容中的第1、4、5段内容系原告向第三人陈雅军询问其有无第三人简玉燕的身份证复印件，而第三人陈雅军答非所问地回称：我女儿的身份证在燕子那里。这些内容与原告的问话内容及本案诉讼无关联，亦无法确认第三人自说自话的真实性，与案件证明无关。第2段内容只是原告表述了原告了解或知道或是希望核实简玉燕使用被告网银的情况，并不能推定这里所称的网银，与被告涉案的这个银行账号具有排他的同一性；而且涉案纠纷来源2018年6月至8月的两笔借款，该项对话发生于2019年2月底，时间的衔接上亦无法对应，不能以此来证明这句话的内容与涉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也不能得出第三人声称“原告明确知道陈伴月不是款项接收人，接收人实际是简玉燕，简玉燕是通过陈伴月的银行卡接收款项”的证明内容。此外，该份2019年2月底的对话内容，不能排除原告在诉讼争议借款之后数月才获知被告名下网银为第三人简玉燕使用，或简玉燕可能是被告名下网银内款项的接收人，而在借款之前或出借款当时原告并不对此知情的情形，因而，不能以此否定借款系由原、被告之间进行并完成的法律事实。3、委托持股协议，4、微信聊天记录（黄新自己说的话；2018年7月6日），证据3、4共同证明黄新向简玉燕支出款项的缘由如下：简玉燕是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委托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代为持股14%，原告黄新明确知道简玉燕是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隐名股东的身份，且知道简玉燕有意将继续投资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5、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与黄新的私聊；2018年7月20日、21日的对话），证明原告黄新有意投资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其与第三人简玉燕洽谈，将简玉燕持有的14%股权直接转给原告黄新的事宜。6、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与黄新的微信私聊；2018年8月27日至9月5日的对话），证明：（1）各方达成转让意向后，着手准备股权转让办理事宜的前期准备；（2）股权作价和支付方式为，黄新向陈雅军支付50万元，向洪涛支付50万元，向简玉燕支付90万元；（3）陈雅军和洪涛合计收款100万元，是对应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16%的股权；（4）简玉燕应收款90万元是对应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代简玉燕持有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14%的股权。7、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黄新、洪涛三人的微信群聊；2018年9月7日、10日的对话），8、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与黄新的微信私聊；2018年9月10日的对话），证据7、8共同证明：（1）关于是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开办费，即股权转让款，黄新无法及时备齐资金；（2）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黄新先行向陈雅军支付50万元，向洪涛支付50万元；（3）针对简玉燕90万元应收款，黄新当时无力支付；（4）陈雅军和洪涛建议让黄新出具欠条，欠条是针对黄新欠付；（5）黄新建议采用股权代持的方式处理。9、微信聊天记录（陈雅军与黄新的微信私聊；2018年7月6日至12月26日对话）和（陈雅军、黄新和洪涛的微信三人群聊；2018年9月7日至9月20日的对话）和《公证书》3份，证明前述全部微信聊天对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1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报告（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证明：（1）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9月19日，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是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占股30%；（2）该30%的股份中，有14%的股份是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代简玉燕持有；（3）2019年9月20日，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将30%股权转让给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黄新个人独资的公司）。1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报告（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证明：（1）2019年9月20日，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从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受让30%的股权；（2）深圳前海宸爵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是黄新个人独资的公司；（3）黄新实际控制中科隆达（深圳）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4）2019年9月20日，黄新已实际完成对简玉燕和珠海市驰拿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原告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合法性第三人未能证实，关联性与本案原、被告诉讼争议无关，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11，原告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本案是原、被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述证据内容涉的证明对象、证明内容均涉及原告另一起诉的股权转让纠纷，而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质证必要。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和第三人陈雅军是复旦大学的校友，也有其他合作往来，原告知道被告陈伴月是陈雅军的女儿，但原、被告双方并没有见过面；原告称被告陈伴月于2018年6月向其提出短期借款应急，被告应该是打电话联系原告的。本院当庭询问原告是否知道被告陈伴月的手机号码，原告的诉讼代理人表示不清楚，需要回去与原告核实。但原告庭后并未向本院书面回复其对该问题核实的情况，亦未向本院提交被告陈伴月与原告存在通话记录的任何证据，原告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其与被告就涉案38万元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对其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原告提交了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电子回单、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其于2018年6月6日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31万元、于2018年8月29日通过案外人钟丽的银行账户转账7万元至被告账户，可以证实其向被告账户转账支付共计38万元的事实。但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并抗辩原、被告并不认识，双方从未见过面且不存在任何借贷的合意。关于涉案38万元款项，被告辩称系第三人陈雅军（即被告母亲）将被告名下的涉案银行卡借给第三人简玉燕使用，涉案38万元款项亦由第三人简玉燕实际接收，第三人简玉燕是涉案款项的借款人，被告对此提交了相应证据，第三人简玉燕对被告的上述主张均予以认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在本案的举证情况，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认可并未与被告签订任何书面的借条及借款合同，亦承认其与被告确实没有见过面，主张被告是通过电话联系原告要求借款的，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告当庭未能清楚陈述被告与其进行联系的电话号码，亦没有在庭后指定的期限内就被告与其电话联系的事实提交任何证据，原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被告通过其诉讼代理人提交护照的照片等证据以证明其自2017年1月27日起出境后一直在国外留学、迄今并未回国，也没有见过原告，虽然该护照照片没有原件核对，但结合原告自身的陈述，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并未曾见过面的事实予以确认。最后，关于原告提交其支付宝截图以证明被告曾通过支付宝账户139********向其偿还部分借款利息，以佐证被告向原告借款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及原告拟证明的事实均不予认可，并陈述其从未注册过该支付宝账户，该手机号码也不属于被告所有或使用。第三人简玉燕承认该139××××****支付宝账户实际是由其借用被告的身份证及绑定被告的银行卡所开设，但该账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139××××****的实名登记人是第三人简玉燕的前夫黄金章（身份证号码3506001976********），第三人简玉燕是该手机号码及支付宝账户的实际使用人，被告陈伴月对上述事宜均不知情，第三人简玉燕对此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业务受理单、离婚证作为证据；上述证据可以证实139××××****的手机号码的实名登记人是黄金章，并非被告陈伴月。综上，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无任何书面的借条或借款合同，原告称被告通过电话向其借款38万元于是就出借，但在原、被告从未见面、并不相识的情况下，原告主张的此种借款合意形成方式不合常理，且原告未能就被告的电话号码、双方的通话记录等进行举证，原告的该主张证据不足，本院无法采信；结合上述事实，原告仅以该139××××****支付宝账户有向其支付款项的记录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其就涉案款项与被告成立借贷关系，故原告诉求被告向其偿还涉案款项38万元及支付利息，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61.36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丽梅人民陪审员  辛永龙人民陪审员  张 和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李冬梅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