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45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某1，男，195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颂匀，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淑珺，福建闽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康某，男，194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某2，男，195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某3，男，197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某，女，195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某1，男，1984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某2，女，198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一审被告：孙某，女，196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一审被告：马某4，女，198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一审第三人：厦门禾丰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湖里国投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马某1因与被申请人康某、马某2、马某3、黄某、曾某1、曾某2和一审被告孙某、马某4及一审第三人厦门禾丰建设有限公司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终3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马某1申请再审称：（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意向书》（以下简称×××号意向书）项下所拆房屋是马某1依据×××号《个人建房用地临时凭据》而自建并单独所有的房屋。因该房屋未办理产权证，所以套用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进行拆迁安置补偿。1.房屋四至及房屋外观照片完全相同。×××号意向书所附的厦门市湖里区金林社区居委会和厦门禾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证明》，均一致确认该房屋“为马某1所建”，且所载拆迁房屋照片、四至与×××号《个人建房用地临时凭据》所载房屋四至完全一致，足以证明×××号意向书项下所拆迁的房屋为马某1所有。2.马某5和马某1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书》明确×××号意向书项下房屋属马某1所有。第三人已将拆迁补偿款分配给马某1719984.19元。因套用×××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而该证有马某5的名字，马某1才分配给马某510万元。马某1分得87.8％款项的事实足以说明×××号意向书项下所拆的房屋是马某1的个人房屋。根据相关规定，拆迁公司在分配拆迁款时，肯定要核实清楚产权人和实际居住人，并向其本人分配，而绝对不会随意分配给无关的人。3.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项下房屋在×××号意向书签订之前已被拆迁安置，不可能进行重复拆迁。马某5之子马小杨曾就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项下的房屋于2011年6月签署过一份厦禾拆林×××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意向书》（以下简称×××号意向书）。（二）原审事实认定错误，×××号意向书前三页被调换和伪造。1.马某1在签署×××号意向书时，均按有关规定和第三人的要求在每一页加盖指印，而在案的×××号意向书前三页没有马某1的指印，只有最后一页有其签名和指印，明显不符合规定和常理，存在被调换和伪造的重大嫌疑。2.×××号意向书的前三页都只有一次装订痕迹，而有签名和按指印的最后一页却有两次装订痕迹，是前三页被调换后再进行二次装订所遗留的痕迹。3.×××号意向书的前三页真实内容是关于套用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进行拆迁×××号《个人建房用地临时凭据》项下房屋的实际情况。（三）×××号意向书所套用的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项下房屋并无马某6、康某二人的产权份额。1.《高林居住区项目及配套道路建设项目被拆迁人资料档案（林边）》所记载内容足以证明，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上的“七人”系指马某1一家四人（即马某1、黄某、马某4、马某3）和马某5一家三人（即马某5、孙某、马小杨），而非指“马某1、黄某、马某3、马某5、孙某、马某6、康某”等七人。因此，《具结书》所列“马某6、康某”有误，当时马某1、马某5二人已经与父母分户，故马某6、康某不可能还是马某1、马某5的户内人口，马某1、马某5的户内人口只能是其夫妻及子女。2.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颁发之时，马某6、康某已有宅基地，且该宅基地系于1973年10月就已申请，建房用地面积110平方米。根据相关法律及政策规定，其二人不能再申请或者享有第二处宅基地，因此，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上的“七人”不包含马某6、康某二人。此外，马某6、康某原有的房屋在马某6去世之前已公证给其子马某2继承。3.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和尊重客观事实的原则，与基础证据相悖的其他证据如《具结书》、《调解协议》均不应予以采信。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号意向书所拆迁房屋是许字第×××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项下房屋，其拆迁补偿款并无马某6、康某的份额，被申请人要求继承马某6、康某的房产份额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请求再审本案，并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案涉×××号意向书系马某1、马某5就许字第×××号《乡村建设宅基地许可证》项下房屋中属马某6、康某享有的拆迁安置权益而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马某1已就其依据×××号《个人建房用地临时凭据》所建房屋与拆迁单位另行签订厦禾拆林×××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意向书》（以下简称×××号意向书），并实际领取了×××号意向书项下的拆迁安置补偿款项。因同一处房产不能被重复拆迁安置，故马某1主张×××号意向书项下被拆迁房屋系其依据×××号《个人建房用地临时凭据》而自建并归其单独所有，与事实不符。马某1与马某5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书》系其二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且分割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与×××号意向书及《具结书》中载明案涉房产申请人为“马某1、黄某、马某3、马某5、孙某、马某6、康某等七人”的内容不一致，原审对《财产分割协议书》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并无不当。马某1认为《财产分割协议书》可证明×××号意向书项下房屋系其个人所有，依据不足。马小杨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号意向书明确载明马小杨、郭白芳、马婕芸不享有许字第×××号《乡村建设宅基地许可证》项下的产权份额，该意向书项下的被拆迁房屋与案涉房屋无关，因此，马某1主张许字第×××号《乡村建设宅基地许可证》项下的房屋在×××号意向书中被拆迁安置，缺乏事实依据。马某1对×××号意向书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该意向书前三页被替换和伪造，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马某1事后签领的拆迁安置补偿款数额及其他配套材料均未体现与×××号意向书约定内容存在相悖之处，故不予采信该主张。原审结合×××号意向书、《具结书》、（2014）湖民初字第1149号民事调解书等在案证据，认定马某1、马某5领取的×××号意向书项下拆迁补偿款、交房奖励金等属于马某6、康某的遗产，且因马某6、康某未订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遂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并无不当。综上，马某1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马某1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林国新 审 判 员 程光毅 审 判 员 陈志辉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林三凤 书 记 员 宋 瑜 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