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2327民初388号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二工镇镇府门面房。法定代表人：桑叶江，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毅红，系新疆星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街道。法定代表人：尹世繁，该公司经理。被告：杨大林，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梓潼县台乡文星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梓潼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系四川绵阳经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天利源合作社）与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种业公司）、被告杨大林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作出（2017）新2327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杨大林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新23民终1872号民事裁定，撤销该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毅红、被告杨大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利源合作社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802868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2月23日，原告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签订了一份《种植回收合同》，依据合同约定，原告将被告提供的种子与多家农户签订《高粱种植合同》，在高粱种植期，种植户之一的陈万顺提出被告提供的种子质量有问题。被告杨大林到种植户高粱地查看，认为种子没有问题，并保证单产每亩可达到500公斤以上，种子收购价格提高至2.5元/公斤，亩产不足500公斤由其补足，在他的承诺下，2013年8月15日，陈万顺与原告、被告杨大林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在秋收时，陈万顺种植的450亩高粱仅收获30540公斤，平均亩产为67.8公斤。陈万顺为此诉至法院，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提供的高粱种子未经品种引进实验，未经国家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定，造成陈万顺等种植户大面积绝收，最终判决本案原告赔偿陈万顺经济损失469950元，并承担诉讼费。因此事实，原告赔偿了其他农户的损失30余万元。二被告提供的种子不符合国家规定，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告杨大林参与签订了《补充协议》，以上损失应当由二被告承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经公告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被告杨大林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杨大林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杨大林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原告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具有合同关系，杨大林在合同中的签名是作为被告咸阳种业公司代表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承担。《补充说明》中关于杨大林的签字问题，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昌中民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表述了“杨大林作为咸阳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场”，故被告杨大林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杨大林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性质属于嫌疑人的供述，是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必须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作为民事案件中的证据使用，其效力并不高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二、原告所请求赔偿损失的法律基础是因合同违约而产生的损失赔偿的责任纠纷问题，不是依据追偿权而产生的请求权基础。原告认为被告咸阳种业公司为其提供的种子没有通过实验而不适合新疆种植，所造成的损失就应当由二被告承担。本案中，原告在法院向其释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追偿权的法律关系对二被告进行诉讼，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对于赔偿责任认定问题。原告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基于《合同》获得种子后，转手卖给农户渔利行为，其没有对种子能不能种植进行论证，属于不作为行为，结果导致其他农户受损失，原告应当承担责任。被告杨大林仅仅是更换包装的行为，不会导致损失的产生，无论包装是否正确，手续是否齐全，不影响种子本身的质量，种子的质量不因包装而改变。况且杨大林已经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但不能用刑事处罚的相关证据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也就是说，不能以杨大林更换种子包装的刑事违法行为，认定其行为与民事损害的后果有因果关系。原告也没有提供出种子本身的质量问题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2013年3月23日原告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一份、2013年8月1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一份。拟证实，原告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之间存在种植和回收合同关系，高粱种子由被告杨大林提供，被告订购种植亩数为4000亩，交售数量为2000吨。被告向原告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补充协议》证实，当时原告及种植农户已经发现种子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邀请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及乡农科站专业人员参加调解，被告杨大林给农户保证，主合同单产为500公斤不变，收购单价每公斤2.30元/公斤变为元2.5元/公斤。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是原告与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签订的，杨大林是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派去的技术指导，是其工作人员，被告杨大林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该《补充协议》是对原合同的补充，是原告与陈万顺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被告杨大林是以原告的工作人员身份签订的。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杨大林对《合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收条》三份。拟证实，原告将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提供的种子销售给代玉良、马生秀、路永军，因以上三户种植的高粱减产，原告给代玉良赔偿15000元，给马生秀赔偿20000元，给路永军赔偿100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追偿权的基础。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杨大林对以上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三，阜康市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一份。拟证实，2017年5月20日，原告与路永军发生纠纷，经阜康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原告赔偿路永军损失180000元，并承担受理费2697元。该法院对路永军一案强制执行标的为185337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款是原告自己应当承担的债务，与本案原告主张追偿权没有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杨大林对该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四，2018年12月21日吉木萨尔县法院《情况说明》一份。拟证实，原告因种子出现了质量问题，向陈万顺赔偿了470871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追偿权的依据。该案判决书中将杨大林列为第三人，但法院没有判决杨大林履行义务，故原告履行的不是杨大林的债务。本院认证认为，被告杨大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五，油票十一张。拟证实，原告因诉讼支出燃油费260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认可，不能证实该费用系杨大林加的油，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证认为，以上票据可以证实原告的车辆在运行中加了燃油，但不足以证实加燃油行为属于其处理种子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不能排除加燃油用于办理其他事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六，《收款收据》一份。拟证实，原告支出代理费273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不是正式发票，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七，2013年11月8日《收条》一份。拟证实，原告因诉讼支出租车费10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足以证实租车用途，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八，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收据》一份。拟证实，由于被告提供的高粱种子质量有问题，原告被该执法大队罚款100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行为是行政处罚，不能作为民事赔偿范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九，邮寄费票据七份。拟证实，原告支付邮寄送达费46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认可，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十，鉴定费票据一份。拟证实，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支出鉴定费100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未提供鉴定结论，不能证实鉴定的结果。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十一，《收条》三份。拟证实，原告因种子质量问题，赔偿裴成礼7900元，赔偿董学勤、高尚义、雷鸣、杨永才4400元，赔偿徐有忠9700元。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以上《收条》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十二，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争议调解协议书》一份。拟证实，2014年3月26日，经该农业执法大队主持调解，原告给种植户罗正雄、王义军、范彦山、哈萨娃等人赔偿42.5亩地的损失14900元，每亩350元，当场付清。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杨大林就其辩解理由，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2014年民事诉状、咸阳种业公司答辩状各一份。拟证实，2014年原告已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提起诉讼后，因被告杨大林涉嫌刑事犯罪，原告撤回民事赔偿诉讼，本次系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二，阜康市人民法院（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实，该判决书中就种植户代玉良、路永军、马生秀等人提交了谅解书，上述人员已得到赔偿款。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是原告给上述人员赔偿的损失，由上述种植户给原告出具的收条证明。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实，被告杨大林为该案第三人，判决结果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原告也认可杨大林是咸阳种业公司的员工，是职务行为。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原告从杨大林处购买的种子。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未到庭应诉，未提交证据。本院依职权从阜康市公安侦查卷中调取的杨大林《询问笔录》二份。主要内容“被告杨大林自称，其以个人名义从贵州省仁怀市丰源种子有限公司购买了8吨“红樱子”高粱种子，在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换成了“马尾一号”的包装，包装后出售给新疆的桑叶江”。原告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无异议。被告杨大林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中所述的事实的证明效力没有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昌中民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表述了“杨大林作为咸阳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场”的事实证明效力高。根据庭审中原告提交的书面证据以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底，被告杨大林在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了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的包装，在未经任何试种实验的情况下，将此高粱种子运往新疆地区销售。2013年3月23日，被告杨大林以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天利源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为被告杨大林种植4000亩“马尾一号”红高粱，秋收后，由被告杨大林负责将高粱回收，回收数量为2000吨，收购单价为3.2元/公斤，约定红高粱“马尾一号”种子由被告杨大林提供给原告，种子款为140000元，付款时间为2013年10月30日，原告给被告交售高粱时，被告扣回垫付的种子款；收购价和付款方式约定为“被告收购价为3.2元/公斤，并保证现场付清高粱款，不打白条，一次付清”。违约责任约定“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交红高粱，被告同样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将按合同签订的数量赔偿对方1.6元/公斤的违约金；如遇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无收，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经济损失。”2013年4月，原告与新疆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二工镇的十余农户及阜康市部分农户签订了《高粱种植合同》，其中，2013年4月6日，原告与陈万顺（另案原告）签订《高粱种植合同》约定，陈万顺为天利源合作社种植“马尾一号”红高粱450亩，单产500公斤，交售数量为200吨，回收单价为2.3元/公斤，种子由原告提供。陈万顺在种植期间发现种植的高粱出穗很少或大部分未出穗，影响产量，要求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及二工镇领导进行处理。2013年8月15日，在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乡农科站、乡领导的参与下，陈万顺作为甲方，天利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桑叶江、杨德文、杨大林作为乙方，双方达成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2013年4月6日，陈万顺与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签订《高粱种植合同》，陈万顺等农户在乙方的指导下，对高粱种植经营管理中发现收购方供应的高粱种子可能有问题，导致至今出穗很少，大部分未出穗影响产量。今日种植户邀请县农业执法大队、庆阳湖乡农科站专业人士（还有甲、乙双方、庆阳湖乡2名领导）实地查看，最终甲、乙方本着互惠互利、合情合理的原则，在继续履行主合同的基础上，结合高粱生长的实际对原合同内容部分补充如下：1、主合同单产为500公斤不变，原收购价每公斤为2.30元，现为每公斤2.50元，产量不足500公斤的由乙方补足500公斤，如产量超出500公斤的部分乙方按每公斤1.25元收购；二、双方同意由乡政府对现场的高粱生长情况及参加人员拍照为证；三、违约责任仍按原合同内容履行。本补充合同经甲、乙双方前签字后即生效”。2013年10月28日，新疆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调查陈万顺种植的高粱，认为因未经品种引进实验，种植后表现为生育期过长，田间生长单株成熟度差距大，造成绝收。2013年10月30日，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对该高粱种子标签检查后认为，该“马尾一号”种子未经国家或自治区审定。2013年12月23日，陈万顺以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利源合作社赔偿经济损失486150元，并承担违约金20万元。本院于2014年3月7日作出（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吉木萨尔县天利源专业合作社向陈万顺赔偿经济损失469950元。天利源专业合作社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8月27日，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4）吉民二初字第5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第一项，改判为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上诉人陈万顺赔偿经济损失465540元。”该案经执行程序，天利源合作社已给付陈万顺案款470871元，案件执行完毕。另查，2013年11月12日，原告因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与种植户协商，分别给吉木萨尔县种植户裴成礼赔偿7900元（39.5亩×200元），2013年11月13日，原告给董学勤、高尚义、雷鸣赔偿4400元（22亩×200元），同日，原告给徐有忠赔偿9700元，上述三农户分别向原告天利源合作社出具了收条，合计金额22000元。又查，2014年3月26日，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处理吉木萨尔县种植户罗正雄等人向新广行风热线投诉反映原告天利源合作社销售的高粱种子减产问题，经该执法大队主持调解，达成如下协议，“由原告给罗正雄（16亩）、王义军（12亩）、哈萨娃（9亩）、范彦山（5.5亩），每亩地赔偿现金350元，共计14900元”原告当场予以赔付。另查，2015年6月7日，原告给阜康市种植户代玉良赔偿15000元，给马生秀赔偿20000元，由代玉良、马生秀分别给原告出具收条各一张。2015年7月16日，原告给路永军赔偿10000元，由路永军给原告出具收条一张，合计原告赔偿45000元。另查明，2017年2月21日，路永军向阜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天利源合作社赔偿其经济损失214081元并承担利息37571元，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天利源合作社赔偿路永军18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2697元。”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天利源合作社给付案款等各项费用185337元。另查，原告支出加油费26000元，诉讼代理费27300元，租车费1000元，行政罚款10000元，邮寄送达费460元，合计64760元。另查明，2015年，经阜康市公安局委托阜康市种子管理站对“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进行鉴定，结论为“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为假种子。经新疆农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代玉良、海才华、路永军、代玉龙、马生秀、沈海明、冯海龙的损失共计812912元，每亩投入成本为416.25元左右。2017年4月20日，阜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大林、桑叶江涉嫌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向阜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2月25日，阜康市人民法院做出（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杨大林、桑叶江违反了种子管理法规，将品名为“红缨子”高粱种子更换为“马尾一号”高粱种子，并将更换后的假种子销售给阜康市部分种植户，给农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当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杨大林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故判决：“一、被告人杨大林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二、被告人桑叶江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另查，2014年，原告天利源合作社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因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撤回了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作出（2017）新2327民初222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发回重审，形成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一、被告杨大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过错责任？3、原告损失范围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杨大林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种子使用者因种子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经营者赔偿后，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经营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的规定，在本案中，原告经营种子繁育业务，需要购买种子，被告杨大林以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名义向原告销售种子，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由被告提供红高粱“马尾一号”种子，约定按每公斤3.2元回收高粱，原告购买种子后，向其他农户销售，因种子质量问题向农户进行了赔偿，给自己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杨大林购买“红缨子”高粱种子进行包装，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提供仓库更换包装为“马尾一号”，二被告共同销售该种子，可以认定为种子的共同经营者，原告向二被告主张赔偿，本案应为追偿权纠纷，二被告应当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关于被告杨大林销售种子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作为农作物品种的引进，我国有较为严格的审定和登记制度。高粱作为非主要农作物，在新疆实行登记备案制度。被告杨大林从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包装，没有按照《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进行品种试验，在没有申请登记备案的情况下，将此高粱种子运往新疆销售，并与原告签订《合同》，供应种子种植高粱4000亩，大面积推广，具有明显过错。且被告杨大林违反种子管理法的规定，将品名为“红缨子”高粱种子更换为“马尾一号”高粱种子，销售给原告，原告又提供给其他农户进行种植，案涉种子经阜康市种子管理站鉴定为假种子，导致吉木萨尔县部分种植户和阜康市部分种植户绝收，给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阜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对被告杨大林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桑叶江及以销售伪劣种子罪追究刑事责任。因被告杨大林销售假种子的行为，导致原告购买种子后，又提供给其他农户种植，给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依据人民法院判决结果向农户进行赔偿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告杨大林与咸阳种业作为种子的共同经营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大林辩称，其是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未提供其为该公司工作人员的有效证据，且被告杨大林认可其在贵州省仁怀县丰源有机高粱育种中心购买8吨“红缨子”高粱种子运至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的仓库，将“红缨子”高粱种子包装更换为“马尾一号”包装的事实，被告杨大林借用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生产、销售、经营资质，被告咸阳种业公司提供格式合同，双方约定不明，但存在共同的经营行为，应共同承担责任，二被告销售假种子，给使用种子的农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被告咸阳种业公司应与被告杨大林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被告杨大林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过错责任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后，原告未按照《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进行品种试验，原告为了完成种植面积，分别与吉木萨尔县部分农户和阜康市部分农户签订了《高粱种植合同》，约定“由原告给种植户提供马尾一号红高粱种子，种植户为原告种植一定数量的红高粱，原告按每公斤2.3元回收。”原告应当对种子的来源、质量、包装进行审定，原告未进行品种试验，销售给种植户，造成损失，原告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被告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应酌定原告承担30%的次要责任，二被告共同承担70%的主要责任。关于原告的损失范围确定问题。原告主张已向陈万顺赔偿470871元，由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昌中民二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年12月21日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执行完毕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已向路永军赔偿185337元，原告提供阜康市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主张已向罗正雄、王义军、范彦山、哈萨娃等人共同赔偿42.5亩地损失14900元的事实，原告提供吉木萨尔县农业执法大队制作的《争议调解协议书》并记载“当场付清”的内容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自行赔偿金额确认问题。原告主张给代玉良赔偿15000元，给马生秀赔偿20000元，给路永军赔偿10000元，合计45000元。原告提供《收条》三份，被告杨大林对该三份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被告杨大林提供阜康市人民法院（2017）新23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就种植户代玉良、路永军、马生秀等人提交了谅解书，上述人员已得到赔偿款，故本院对以上已赔偿款项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已经赔偿裴成礼7900元，赔偿董学勤、高尚义、雷鸣、杨永才4400元，赔偿徐有忠9700元，合计22000元，原告提供《收条》三份予以证实，被告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收条内容，记载了赔款义务人名称为原告，赔偿款计算按照每亩200元计算，低于其他受害人标准，符合实际，并注明以后不追究责任。被告未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证据，原告提供《收条》具有证明力，本院对原告以上已赔偿款22000元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天利源合作社支出的加油费26000元，诉讼代理费27300元，租车费1000元，应否支持问题。因以上费用的支出不属于种子经营销售的直接损失，原告也不能提供支出费用的合理性的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支出行政罚款10000元，属于原告违反行政法规应当受到的处罚，不属于追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因诉讼支出邮寄送达费460元，属于合理支出，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对原告的损失范围确定为738568元（470871元+185337元+14900元+45000元+22000元+460元）。按照主次责任比例，二被告应承担516997.6元（738568元×70%），原告应自行承担221570.4元。被告咸阳种业公司经本院传唤未到庭诉讼，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第八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大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共同赔偿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经济损失516997.6元；二、驳回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28元，由被告咸阳希望种业有限公司、被告杨大林负担7616元，由原告吉木萨尔县二工镇天利源种子繁育专业合作社负担421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军审 判 员  陶新芳人民陪审员  刘 林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刘海怡书 记 员  郭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