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14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腾飞，男，1989年12月26日出生，丹东市中心医院总务科科员，住丹东市振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正平，丹东市元宝区金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秀山，丹东市振兴区良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杨洋，女，1991年3月31日出生，凤城丰益村镇银行有限公司授权员，住凤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赤，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虹，辽宁泽宇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罗腾飞因与被上诉人杨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12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罗腾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正平、姜秀山，被上诉人杨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赤、潘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腾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37000元；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系恋人关系，双方均认可，故不存在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四张银行卡。二、本案应为不当得利关系，一审更改为借贷关系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规避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的四张银行卡、银行明细账单、录音等证据及证人，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能充分证明和支持上诉人的主张，而被上诉人只提供了同上诉人一样的银行明细孤证，一审判决未表述。上诉人一审当庭提供的录音等证据未被采信。四、如果上诉人得到了被上诉人的3万余元，反过来又起诉被上诉人不合常理。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有合同，故适用《合同法》不当。综上，一审判决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望请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37000元，并驳回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 杨洋辩称：一、一审庭审中，罗腾飞已经自认其从2015年8月至2019年8月27日使用杨洋的涉案四张信用卡并且亲自将涉案四张信用卡交给一审法院。说明涉案银行卡是由罗腾飞持有。二、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证人姚某证明罗腾飞是利用被上诉人杨洋的案涉四张信用卡刷罗腾飞自己的POS机进行违法套现，罗腾飞本人也自认该事实。三、罗腾飞一审时自认浦发银行信用卡在杨洋交给其时只欠款188元，自认农行信用卡在杨洋交给其后有1000元左右是罗腾飞本人和杨洋在大连消费，涉案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信用卡是杨洋办理后没有使用就被罗腾飞拿走，是罗腾飞进行的第一笔套现。因此，本案是罗腾飞借用杨洋的信用卡进行违法套现杨洋并没有37000元的信用卡欠款。四、罗腾飞在一审时自认其偿还37000元信用卡欠款的当日或第二天又套现出基本等额的款项，四张信用卡交易明细也能证明这一事实。按照生活常理和经验，罗腾飞此种行为根本不是还款行为，而是违法套现行为，所谓替杨洋偿还贷款是虚假陈述，其本诉主张根本不成立，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罗腾飞的本诉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五、罗腾飞是使用杨洋的信用卡违法套现，四张信用卡截止到2019年8月共计欠款35509元（其中农业银行欠款4142.63元、浦发银行欠款5332.42元、交通银行欠款4678.41元、光大银行欠款21355.49元）。被上诉人对案涉的四张信用卡在2019年9月开始分别进行了挂失，现由被上诉人在自行偿还，故判决罗腾飞偿还杨洋35509元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罗腾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5年8月，被告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开户的信用卡提供给原告，请求原告代为偿还其逾期未还的透支款，当时原、被告系恋爱关系。2017年2月被告将其在中国光大银行开户的信用卡提供给原告，2018年9月被告将其在交通银行开户的信用卡提供给原告，请求原告代为偿还其逾期未还的透支款。2019年8月21日，原告代为偿还被告交通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的透支款5000元；2019年8月22日，原告代为偿还被告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的透支款21000元；2019年8月24日，原告代为偿还被告浦发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的透支款6000元；2019年8月27日，原告代为偿还被告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逾期未还的透支款5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7000元。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上述款项。 杨洋在一审辩称：原、被告当时系恋爱关系。2015年8月，被告将其在浦发银行开户的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付费余额为188元；2016年7月，被告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2016年12月8日，被告将其在中国光大银行开户的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2018年6月，被告将其在交通银行开户的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原告得到上述四张信用卡后，利用该四张信用卡反复虚假交易，套现进行消费。被告发现后，向原告索要该四张信用卡，原告拒不返还。截止2019年10月，涉案浦发银行信用卡欠款5332.42元，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欠款4142.63元，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欠款21355.49元，交通银行信用卡欠款4678.41元，合计35509元，原告未予偿还，被告正在分期偿还。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杨洋在一审反诉请求判令罗腾飞偿还杨洋信用卡透支款36007.5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被告将其在浦发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40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应付费余额为188元；2016年7月，被告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81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2016年12月8日，被告将其在中国光大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52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2018年6月，被告将其在交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45×××58信用卡借给原告，当时该卡应还款余额为零元。 2019年7月23日，原告跨行转入被告在浦发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40信用卡6000元，2019年8月28日，原告从该卡套现6885.62元；2019年8月9日，原告跨行转入被告在中国光大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52信用卡5000元，2019年8月10日，原告跨行转入该信用卡16000元，同日，原告从该卡套现20877.76元；2019年8月12日，原告跨行转入被告在交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45×××58信用卡5000元，2019年8月16日，原告从该卡套现4855.58元；2019年8月27日，原告跨行转入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81信用卡5000元，次日，原告从该卡套现4988.58元。 上述四张信用卡一直在原告处，截止2019年10月，被告在浦发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40信用卡应还款余额为5332.42元，被告在中国农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81信用卡应还款余额为4142.68元，被告在中国光大银行开户的卡号为62×××52信用卡应还款余额为21355.49元，被告在交通银行开户的卡号为45×××58信用卡应还款余额为4678.41元，上述合计35509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借用被告涉案信用卡时，应还款余额合计为零元，应付费余额合计为188元。涉案信用卡一直由原告使用，截止2019年10月，涉案信用卡应还款余额合计为35509元，原告应当予以偿还，但应扣除被告将涉案信用卡借给原告时应还款余额及应付费余额。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原告罗腾飞的诉讼请求；二、反诉被告罗腾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反诉原告杨洋35321元；三、驳回反诉原告杨洋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3元，由原告罗腾飞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5元，由反诉被告罗腾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罗腾飞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罗腾飞二审向法庭提供证据: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2015年还款日期错误，有记录的还款日期是从2017年12月19日至2019年8月27日。 杨洋的质证意见为：该明细不是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供了该证据并陈述偿还涉案信用卡的时间，上诉人所称2017年到2019年其一直在偿还信用卡与本案无关。庭审中上诉人也自认其每偿还一笔钱就套一笔钱，是一种套现行为，如果按照上诉人所举证据，应该达到三五十万，但是上诉人套现的证据没有提供，所以这张信用卡只涉及一笔款即6000元。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庭自认2015年8月份从被上诉人手中取得这张卡，当时该卡欠款188元。 本院的认定意见为：该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明细清单载明的2017年至2019年的交易记录，与本案关联性不足，不能必然得出2015年是否存在交易的结论，上诉人提供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 罗腾飞申请证人曲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罗腾飞用自己的信用卡套现金额偿还杨洋信用卡欠款。 杨洋的质证意见为：一、证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是普通朋友关系，而是存在借贷关系，曲某欠上诉人的钱；二、证人曲某只证明上诉人还钱，未能证明是否用上诉人的信用卡套现后还钱。本案上诉人还了三万七千元没有异议，但是第二天上诉人又等额套现，相当于上诉人并没有还这笔钱，该事实已被证明。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明内容是推论出来的，证明不了上诉人想要证明的问题。 本院的认定意见为：证人曲某对本案主要事实并不清楚，不能准确表达涉案信用卡交易的主体、时间、性质等具体内容，所陈述内容均系推论得出，不具有直接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使用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当得利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补救给付原因欠缺的权利变动引起的利益失衡，可以说利益变动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判断不当得利的核心内容。民间借贷主要是自然人主体间的资金融通，出借方给付款项，借款方到期返还借款的借贷行为。本案中，涉案四张信用卡所有人系被上诉人杨洋，卡内授信额度系发卡银行对被上诉人杨洋的信用贷款，本应为杨洋有权支配，包括贷款和清偿。被上诉人杨洋将自己名下的信用卡交由上诉人罗腾飞持有并使用，虽然被上诉人杨洋未直接支付款项，但将信用卡及密码交付上诉人罗腾飞后，卡内授信额度实际由罗腾飞享有支配权，相当于将授信额度等值资金交付上诉人罗腾飞，使用贷款后应由上诉人负责到期偿还。根据现有证据，涉案信用卡交付上诉人罗腾飞时应还款余额（除浦发银行信用卡应付费余额188元外）均为零元，当时并不存在尚未偿还的透支款项，涉案四张信用卡具备共计可透支37000元的条件，罗腾飞接收杨洋给付的信用卡并多次从事贷款、还款付息等行为，可认定当事人双方具有杨洋出借相当于授信额度的款项给罗腾飞使用的意思表示，该行为的性质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主张本案应为不当得利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自被上诉人杨洋将涉案四张信用卡交付上诉人罗腾飞后，至2019年10月被上诉人挂失时止，该四张信用卡一直上诉人罗腾飞实际持有和使用。上诉人自认的被上诉人给付其四张信用卡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8月给付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2015年8给付浦发银行信用卡月，2017年2月给付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2018年9月给付交通银行信用卡。被上诉人所述给付时间分别为：2016年7月给付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2015年8月给付浦发银行信用卡月，2016年12月8日给付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2018年6月给付交通银行信用卡。除浦发银行信用卡双方认可的给付时间一致外，其他三张信用卡给付时间略有出入，但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均只精确至月份，无法判定具体日期。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其本人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报告，交通银行信用卡在2018年6月前没有开卡及还款历史；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三张信用卡还款状态正常，且均在罗腾飞持有该四张卡片期间。截止2019年6月7日，已用额度和近6个月平均使用额度均接近授信额度，结合上诉人自认及涉案四家银行账户对账信息，上诉人存在使用被上诉人涉案四张信用卡套现行为，上诉人反复多次在接近最高授信额度使用信用卡却未在信用额度恢复后将信用卡还给被上诉人，亦不符合代为还款的生活经验和常理，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将涉案信用卡交付时存在透支款项未偿还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其替被上诉人还款，该款项应由被上诉人返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截止2019年10月，涉案信用卡应还款余额合计为35509元，在扣除被上诉人将涉案信用卡借给上诉人时应还款余额及应付费余额合计188元后，由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3532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罗腾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6元，由上诉人罗腾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军 审判员 李秀洁 审判员 房春堂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