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105民初4017号 原告:陈树湘，男，195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 原告:侯晓琼，女，195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文，女，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仁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舟，湖南协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87号。 法定代表人：雷光华，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莲，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慧娴，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郴州市罗家井102号。 法定代表人：黄仁彬，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向明，湖南联合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住所地郴州市罗家井102号。 法定代表人：肖和平，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福鋆，湖南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树湘、侯晓琼诉被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以下简称湘雅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郴州一医院）、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任友担任庭审记录。原告陈树湘、侯晓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舟、陈慧文，被告湘雅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莲、宁慧娴，被告郴州一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向明，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福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树湘、侯晓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20万元（按1月份庭审笔录改赔偿项目、赔偿数额见清单）；2、判令三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陈树湘、侯晓琼之子陈樟林因出现烦躁失眠、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等症状，于1998年2月3日被送至郴州市精神病医院门诊处就诊，门诊医生在听取家人的病症描述后便直接诊断为儿童精神分裂症，并开处三个月抗精神病用药让其服用，三个月后因症状未有好转，又入院治疗三个月，出院后继续遵医嘱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病情加重到伴有行走不稳甚至呕吐。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考虑并非儿童精神分裂症，建议转院治疗。1999年2月4日，陈樟林从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转至郴州一医院诊治，入院时神清语利、对答准确、颅神经正常、全身浅、深感觉正常，住院期间，被告郴州一医院未征得家属同意，径行为患者开颅实施手术。术后，又未告知风险便为患者实施放疗，导致其脑脊液外漏、精神发生异常。此后因陈樟林的精神异常情况愈发加重，1999年10月、2002年6月两次被送至被告湘雅医院处诊治，该院未仔细分析病情便开处大量药物交患者长期服用，服药后病情持续恶化。同时，被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因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于2010年7月将原告交予病理科用作会诊的病理切片遗失，依法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 2007年8月6日，陈樟林殴打他人致死，经司法机关鉴定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被评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07年至2013年期间，陈樟林在公安机关监督下，入住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治疗护理。该院医生明知陈樟林为脑瘤术后并发症患者，仍按精神分裂症进行治疗，给其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又不定期复查，以致肿瘤复发并增大，再次错过最佳手术期，产生脑室、脑组织、脑神经严重受损且无法恢复的后果。2015年3月12日，陈樟林死亡。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对尸体解剖后作出尸检结论。综上所述，以上三被告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均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行为，且过错结合直接导致陈障林死亡，给原告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处，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辩称：一、我方的诊疗行为符合医学规范，没有过错。根据蜡块所做的免疫组化检查明确了患者诊断，在诊疗程序、标本领取、会诊结果等方面均无过错；二、患者的死亡结果与我方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首先，湘雅医院对患者没有医疗干预的诊疗行为，其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乃至死亡与我院的会诊行为没有关联性。其次，鉴定机构的退鉴理由与病理切片、病历资料等客观检材没有关系，该案鉴定不能不能归责于我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原告应举证证明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现鉴定机构因客观原因退鉴，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赔偿标准颇高且没有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郴州一医院辩称：本案经过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均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过错鉴定也因各种原因无法做出，故我方无需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我方医疗行为与陈樟林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辩称：原告未提交任何能证明我方存在医疗过错及医疗行为与陈樟林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的证据，故我院无需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陈樟林（已故）系原告陈树湘、侯晓琼之子。1998年2月8日，陈樟林出现“睡眠差、孤僻不合群”等症状，被送至郴州市精神病医院门诊处就诊，经初步诊断为儿童性精神障碍。同年5月4日，因病情加重，陈樟林被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收治入院，入院后给予其口服药物治疗。1998年8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儿童性精神障碍。出院医嘱：坚持服药，药物交来人保管，按时服药，不适随诊。 1999年2月4日，陈樟林因头昏、头痛、行走不稳伴呕吐20余天被家人送至郴州一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小脑蚓部占位病变，考虑胶质瘤。2月7日，被告郴州一医院拟对陈樟林实施开颅肿瘤切除术，原告陈树湘作为病人亲属在《手术申请单》上签名，申请单上对手术治疗可能存在意外情况及并发症状进行列明。同日，郴州一医院为患者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中取出小脑蚓部一3×3×4ｃｍ大小肿块，质软、红褐色、胶冻状、无包膜、边缘清楚。术后予以抗感染、对症支持、头颅部及脊髓放射等治疗，2月14日出院。后因枕部皮下流液1月于1999年7月8日再次入院。入院诊断：1、枕部皮下积液；2、小脑肿瘤术后。经行枕部皮下穿刺引流术包扎治疗后好转出院。出院诊断：1、枕部皮下积液；2、小脑肿瘤术后；3、精神分裂症。出院后处理：定期复诊、专科治疗（精神病医院）。 此后，因陈樟林精神异常症状严重，又先后于1999年10月、2002年6月被送至被告湘雅医院处就诊，分别诊断为:“脑瘤术后”、“脑器质性障碍?”，门诊医生开处了脑复康片、卡马西平片等治疗神经方面疾病的处方药物嘱其服用。 2009年4月28日，受郴州市卫生局委托，郴州市医学会对郴州一医院与陈樟林的医疗事故争议进行技术鉴定，并作出郴州医鉴【2009】9号《医疗事故鉴定书》，鉴定结论：本医疗事故争议不构成医疗事故。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申请重新鉴定，郴州市卫生局遂委托湖南省医学会对陈樟林案再次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09年8月18日，湖南省医学会作出湘医鉴【2009】73号《医疗事故鉴定书》，专家鉴定组分析认为：1、根据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资料，医方诊断“小脑蚓部占位病变”是正确的，有手术指征，手术方式选择正确，术后病理检验证实为小脑蚓部髓母细胞瘤。2、小脑髓母细胞瘤术后予以放疗有指征，医方的放疗方法、剂量和部位均未违反医疗常规。3、患者的精神症状与手术及放疗不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原发器质精神病变的临床症状之一。并据此作出：“本医疗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 2010年6月23日，原告从被告郴州一医院处借到陈樟林术后小脑组织的病理切片和蜡块交由被告湘雅医院进行病理会诊，该院病理科经免疫组化检查作出会诊报告。后原告前往该院领取病理切片及会诊结果时，被告知相关材料已被他人领走。 2007年9月16日，陈樟林被送往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医疗，入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小脑肿瘤术后。住院期间给予口服药物、护心等对症支持治疗。2013年12月23日，患者小脑肿瘤术后复发伴脑积水需转外院治疗，家人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小脑肿瘤术后复发。此后，陈樟林又分别在中山大学附属郴州一医院、安仁县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北京天坛医院、长沙市郴州一医院、安仁县中医院就诊治疗。经相关治疗，原告共计支出医疗费用169390元。 2015年3月12日，陈樟林死亡。同年3月18日，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樟林作出尸检检验结论为：陈樟林符合重度营养不良基础上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特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对被告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郴州市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并先后委托湖南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以上四家鉴定机构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11月5日、11月11日、12月18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均以委托鉴定事项超出机构鉴定能力或者鉴定业务范围决定不予受理此案。 另查明，陈樟林入住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治疗期间，双方就医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产生纠纷，为此共同将病历资料予以封存。 上述事实，有病历资料、医疗费票据、尸检报告、《医疗事故鉴定书》、不予受理通知函、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医疗损害引发的侵权赔偿纠纷，而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是以医疗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基本条件。综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双方的诉辩的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三被告在对陈樟林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与其死亡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评析： 原告以被告湘雅医院遗失用于会诊的病理切片资料为由要求其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一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之规定，妥善保管病理资料是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告湘雅医院确已收到陈樟林的病理切片标本，并依此作出会诊报告，但无法举证证明在会诊后已将该标本退还给原告。其对患者的病理资料未尽应有的保管义务，在管理上存在漏洞，具有一定的过错。但该过错行为发生在患者治疗基本完结后，与其疾病发展乃至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病理资料缺失亦非本案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原因，故被告湘雅医院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以被告郴州市郴州一医院未如实告知手术放疗风险为由要求其赔偿责任。审阅病理资料，被告郴州一医院在为患者术前履行了书面告知义务，原告陈树湘作为病人亲属在《手术申请单》上签名，申请单上对手术治疗可能存在意外情况及并发症状进行了列明，应视为医方尽到了告知义务。且本案经两级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鉴定书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根据该鉴定结论，被告郴州一医院不存在过错。原告亦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郴州一医院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两次诊疗期间分别将陈樟林的脑瘤及脑瘤术后的精神病状误诊为精神分裂症，使得肿瘤治疗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第二，开处大量抗精神病药物嘱其长期服用，使其产生药源性精神障碍；第三，医疗纠纷协调期间未安排复查。对于原告的上述观点，本院认为，关于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在对陈樟林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以上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由原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在审查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了过错、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鉴定，本院先后四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但均以各种客观原因未能完成。原告仅以现有病历资料的记载证实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存在以上过错，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但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拆封医患双方于2010年6月17日共同封存的病历，导致该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无法确认，且原告方对此持有异议，以致该病历资料不能作为鉴定检材使用，且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擅自拆封病历资料并无法作出合理性解释，违反有关的诊疗规范，故本院认定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因并无证据证明郴州市精神病医院的该过错与陈樟林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及过错程度大小，本院酌情由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50000元。 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陈树湘、侯晓琼50000元； 二、驳回原告陈树湘、侯晓琼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50元，由被告郴州市精神病医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子平 人民陪审员  席玉红 人民陪审员  傅群英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代理书记员  任 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