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2民初12774号原告：陈建华，男，198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吴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峰，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冯振，男，197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国平、刘甜，江苏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建华与被告冯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建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卫峰、被告冯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建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冯振返还不当得利款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冯振承担。诉讼过程中，陈建华增加诉讼请求：判令冯振承担50万元自2019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7日，其通过其持有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打款时误将50万元打入冯振的账户。双方之间无经济往来，冯振所得属不当得利，应予返还，故其诉至法院。冯振辩称：1.诉争50万元系保证金，而非误转，系陈建华等人以无锡百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义合伙承包其经营的宜兴市兴望农业休闲文化园，签订有租赁协议，50万元系租赁协议约定预交的保证金；2.因陈建华等人违约在先，解除合同时约定该50万元作为违约金处理，故请求驳回陈建华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建华提供的银行转账明细显示其于2019年6月7日向冯振转账50万元，冯振对该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冯振提供宜兴市兴望农业休闲文化园（以下简称兴望文化园）与无锡百达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一份，载明甲方（兴望文化园）将部分别墅、果园、鱼塘等出租给乙方（百达公司）经营，租期为2019年6月10日至2024年6月9日，租金每年123.8万元，五年合计619万元，按月支付；甲方保留部分房屋作为安养用房，如安养院未开办成功，该部分保留房屋仍出租给乙方，每年增加租赁费26.2万元；违约责任约定乙方在合同签订时应预交50万元保证金，合同结束最后结算，如单方违约则支付对方100万元违约金。协议同时对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协议落款甲方由兴望文化园盖章及冯振签字，乙方由百达公司盖章及许强（袁罗根）签字。2.冯振提供兴望文化园与百达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一份，载明因乙方（百达公司）经营不善，无法履行合同提出终止合同，经双方协商，由乙方付清承租期内员工工资，合同签订时交的50万元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处理，并约定乙方投资的木亭、卡丁车等部分资产不得拆走，如有欠款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3.冯振提供兴望文化园2019年8月至10月员工工资明细单（复印件），其中9月、10月工资明细单上均有陈建华及案外人袁罗根、陶亚东的签字。4.冯振提供宜兴市公安局西渚派出所（以下简称西渚派出所）于2019年10月12日向陈建华、袁罗根、于2019年10月30日向陶亚东、涂海龙询问形成的询问笔录。陈建华在笔录中陈述：其因受合同诈骗前来报警，2019年5月其经朋友陶亚东介绍认识袁罗根，三人协商合伙承包兴望文化园，袁罗根称押金76万元，只要提前一个月与房东申请不做即可押金全部返还，房租每年170万元，按月支付，押金由三人共同承担，袁罗根承担20万元，其与陶亚东共同承担56万元，房租由三人平摊，并约定6月14日到兴望文化园交接及签订合同。6月14日到了兴望文化园，袁罗根就给其与陶亚东看了一份租赁协议，甲方是兴望文化园，乙方是百达公司，协议内容与之前其三人协商的基本一致，协议约定保证金（即押金）为70万元、水电保证金6万元，总计76万元，房租为160万元。该协议系袁罗根拿给其与陶亚东看的，当时袁罗根说只要提前一个月与甲方解除承包关系就能退还76万元押金。其与陶亚东看完协议后，袁罗根签了字。其三人达成了合伙出资的口头协议，各自出资金额仍按之前商定的内容实施。签完协议，其就将押金中的50万元（包含陶亚东应付部分）转账至兴望文化园法人代表冯振的卡上，剩余押金给了袁罗根，4万元转账及2万元现金，让袁罗根代付给冯振，袁罗根当时说签订合同之前已将其应付的20万元给了冯振。之后其方入驻兴望文化园，第一个月房租其支付了8万元，陶亚东支付了2万元。到第二个月（7月份）时，其从老涂（房东父亲）口中得知房租一个月只要10.3万元，其就去找了袁罗根，袁罗根承认了虚报房租，称之前多付的房租到后面一起算总账，之后其三人按照10.3万元房租平摊，每月10号交给冯振，至今付了4个月房租。到10月2日左右，其怀疑押金有问题，就与陶亚东一起找到老涂，老涂给其看了合同，合同显示押金只要50万元，说明袁罗根多报了26万元，其当时也未直接揭穿袁罗根，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直到昨天其提出退伙，三人在一起算总账，袁罗根表示56万元押金不会全部给其与陶亚东，称之前所说的76万元押金能退还是他编造的，最终三人商量下来就是袁罗根只要和老涂那边协商把56万元押金退还给其与陶亚东，其与陶亚东也就不追究袁罗根伪造合同的事情，至于之前多交的房租，后面还是会向袁罗根要的。其三人当初口头合伙协议约定三人各占三分之一股份，每年房租160万元三人平摊。袁罗根伪造的合同与老涂给其看的原始合同相比，伪造合同写的保证金为76万元，真实合同是50万元；伪造合同写的房租是每年160万元，真实合同是每年123.8万元，袁罗根还伪造了冯振的签名和兴望文化园的印章。后来其从老涂处得知，真实原始合同的保证金是不可以退出来的，故最终袁罗根也没有将56万元押金退出来给其与陶亚东。袁罗根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5月底其听说兴望农牧对外出租，其在无锡经营旅行社，就带了朋友陶亚东、陈建华一起到兴望农牧考察，后决定一起投资，其当时与兴望农牧老板涂海龙谈的承包费用，涂海龙提出要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当时陶亚东、陈建华都没有公司，其就以其百达公司名义与兴望文化园签订了租赁协议，甲方代表是涂海龙的女婿冯振签字，乙方由其签字并盖百达公司公章。租赁协议写明保证金50万元，每年租金123.8万元，另外因兴望农牧本来打算将部分房屋用于办安养院，故跟其约定如安养院办不下来就把这些房屋也租赁给其，但每年要多交26.2万元租金，即每月多交2.18万元。当时陶亚东、陈建华不知道这份真正合同的租赁费用和保证金情况，其就自己重新制作一份假的租赁合同，把保证金改成76万元（其中6万元水电保证金），把租金改成160万元，5年共计800万元，另外还把甲方安养院办不成功需每年增加的费用由26.2万元改成了每年增加10万元。后因其与冯振谈好保证金50万元，其就让陶亚东、陈建华打50万元给冯振，称剩下26万元由其打给冯振，就让他们把剩下的6万元打给其。假合同上兴望文化园的公章及涂海龙的签字都是其伪造的。合同上签名的“许强”系其曾用名。陶亚东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6月初，袁罗根找到其与陈建华，说兴望文化园有一个项目，问其二人是否要一起投资，其三人实地考察后决定一起投资。当时袁罗根说一年租金160万元，房租月付，即每月13.3万元左右，还要交76万元保证金，约定到6月11日左右去交接。到那天后，其三人一起到兴望文化园交接，其与陈建华两人一共支付了56万元押金，其付了21万元，陈建华支付了35万元，其中50万元是陈建华转账给兴望文化园的法人代表冯振的，还有6万元给了袁罗根，由他转交，袁罗根说他之前已经付了20万元押金，过了两天后陈建华找袁罗根要合同复印件，袁罗根直接拿了原件给陈建华看，陈建华就拍照给其看，合同上的内容与其三人之前约定的基本一致，甲方为兴望文化园，乙方为百达公司，房租160元一年，保证金76万元，合同上有兴望文化园印章即涂海龙签字。到了7月份，涂海龙因袁罗根没有及时上交房租找到其与陈建华，交谈后其才知道涂海龙与袁罗根约定好的房租是每年123.8万元，另外有部分地方要预留办养老院，不出租给其方。次日，其与陈建华找到袁罗根，袁罗根解释因为有一块地方没有出租给其方，所以租金只要123.8万元，他也没有说篡改合同，其与陈建华当时已心知肚明，也没有深究，但约定之后每月房租改为10.3万元，由财务直接转账给房东。到9月10日左右，陈建华在涂海龙处看到了原始合同，才发现内容与袁罗根之前出示的合同不符，正式合同约定租金每年123.8万元，袁罗根的合同上是每年160万元；正式合同约定保证金50万元，袁罗根的合同上是76万元；正式合同约定如养老院申办失败则出租给其方，租金增加26.2万元每年，袁罗根的合同上是租金增加每年10万元，其与陈建华知道被袁罗根用假合同骗了。因袁罗根之前说提前一个月解除承包就退保证金，其与陈建华就让袁罗根去找涂海龙退保证金，但涂海龙说按合同办事，保证金不退，且正式合同上也没有约定提前一个月解除承包可以退保证金。涂海龙在笔录中陈述：2019年5月下旬，袁罗根找其谈承包兴望文化园的事情，说其有三人准备合伙承包文化园做景区，后他们就以百达公司名义与我方（兴望文化园）在2019年6月10日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租金每年123.8万元，预交50万元保证金，同时甲方保留部分房屋作安养院，如开办不成依然移交乙方租用，每年增加租金26.2万元。租赁事宜系袁罗根与其谈的，签订合同是其女婿冯振签的。其当时要求袁罗根那方三个人都到场签字，袁罗根说他是老大作为代表签下。合同签订后次日其见到了陈建华和陶亚东，也与他们谈了下租赁的事情，但没有谈到合同标的。50万元保证金是陈建华通过银行转账到冯振账户上的。询问中，民警向涂海龙出示另一份租赁合同，涂海龙陈述其未与袁罗根签订过这份租赁协议，是袁罗根伪造的，假协议上约定租金160万元一年，保证金也是70万元，但真实协议租金为123.8万元一年，保证金为50万元；假协议上“涂海龙”的签名及兴望文化园的印章都是假的。陈建华在8月份时与其讲过，他和陶亚东在租赁协议签订没过多久就知道袁罗根给他们看的是伪造的租赁协议。冯振提供上述证据，证明陈建华、陶亚东与袁罗根系合伙关系，三人以百达公司名义与其任投资人的兴望文化园签订有租赁协议，约定百达公司应预交50万元保证金，陈建华向其转账50万元系履行租赁协议约定的支付保证金义务；合同终止后，该50万元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处理。陈建华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转账给冯振的款项为保证金，转账时并无该租赁协议，而是一份伪造的合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支付的50万元为保证金且作为违约金处理；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支付的50万元为保证金且作为违约金处理。冯振提供的证据1、2，陈建华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系复印件，陈建华未予认可，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4系西渚派出所依职权所作询问笔录，并盖有核对无异章，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1、2、4均系冯振为证明其收款具有合法根据所举，用于对抗陈建华之事实主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陶亚东向本院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载明其于2019年10月30日在西渚派出所所做询问笔录中提及陈建华向冯振转账的50万元中有20万元系其提供，该情况属实，其同时授权陈建华及陈建华的代理律师向冯振主张该款。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陈建华、陶亚东及袁罗根三人协商合伙，以百达公司名义承包经营兴望文化园项目，三人约定需要向兴望文化园预交的保证金76万元，由陈建华、陶亚东共同承担56万元，袁罗根承担20万元。同年6月7日，陈建华根据合伙约定，将其与陶亚东应承担保证金中的50万元经其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兴望文化园（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冯振。6月10日，兴望文化园与百达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一份，载明兴望文化园将其部分别墅、果园、鱼塘等出租给百达公司经营，约定百达公司在合同签订时应预交50万元保证金，合同结束最后结算，如单方违约则支付对方100万元违约金。但袁罗根向陈建华、陶亚东提供了一份由其伪造的租赁协议，伪造协议上记载应预交兴望文化园保证金的金额为76万元。2019年10月17日，百达公司与兴望文化园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一份，约定因百达公司经营不善，提出终止合同，合同签订时交纳的50万元保证金作违约金处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振收取陈建华5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依照该条规定，不当得利应同时具备以下要件：一方取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一方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陈建华向冯振转账50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则构成不当得利与否，关键在于冯振取得该50万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获利是否具有法律依据虽属对消极事实的主张，但陈建华主张系给付型不当得利，其作为给付方经历了给付目的出现、进行给付以及给付目的消失的全过程，故其应对冯振取得该款不具有法律依据这一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在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中以误打款为由主张不当得利，但未予举证证明。反之，根据冯振提供的证据显示，陈建华知晓其与袁罗根、陶亚东合伙以百达公司名义承包兴望文化园项目需交纳保证金，亦在询问笔录中认可其向冯振支付的款项系保证金，陈建华作为实际承租合伙人之一，向兴望文化园投资人冯振转账，应认定为百达公司向兴望文化园履行交纳保证金义务。兴望文化园与百达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不存在无效情形，为有效合同，冯振依据该协议约定收取50万元保证金具有法律根据。至于陈建华是否因袁罗根的诈骗行为而转账，系其合伙人之间内部纠纷，不能据此否定兴望文化园与百达公司所签租赁协议的效力，进而判定冯振收取保证金的行为无法律根据。综上，冯振收取陈建华5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陈建华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陈建华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陈建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江周渊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潘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