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1民初12380号原告：朱燕，女，1975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娟，江苏金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贝卡尔特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定代表人：马啸，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法尔胜集团公司律师事务部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艳霞，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燕与被告贝卡尔特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案件疑难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娟，被告贝卡尔特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明、周艳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2019年5月16日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2.判令被告与原告自2019年5月31日恢复劳动关系，并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19年6月1日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期间的工资损失（按照每月61861元计算）；4.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期间的差旅费4799.34元。事实与理由：她于2011年7月11日入职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帘线公司），双方签订期限为三年(2011年7月11日至2014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工作地为江阴。合同到期后，双方续订三年期限(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工作地为江阴。2016年6月1日，被告决定将她的劳动关系由钢帘线公司转移至上海，并让她签订《劳动关系转移协议》，明确她在钢帘线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在被告的工作年限，且原劳动合同项下未使用的年休假递延到被告工作时使用。被告于2016年6月1日与她签订为期三年(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的履行地为上海，社会保险亦变更为上海缴纳。2017年8月，被告调整她的工作岗位，由中国区橡胶增强部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变更为中国区采购经理，并安排她至江阴工作（劳动合同履行地由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8弄31号e栋变更为江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5号贝卡尔特亚洲研发中心）。2019年5月，被告无视她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单方作出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将她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5月31日终止。她认为，钢帘线公司与被告是关联公司，她到被告处工作属于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由原单位到新单位工作的情形，且在原单位和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次数达到三次，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但被告无视法律规定，在依法应当与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违法终止劳动合同，严重损害她的合法权益。另外，她在职期间，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因公出差产生的未报销的差旅费用4799.34元（伙食、交通、住宿），该费用是由于工作原因产生，应当由被告报销，现该费用已经由她垫付。为维护她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贝卡尔特上海公司辩称，1.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本案中，他公司仅与原告于2016年6月1签订了一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至2019年5月31日合同期限届满，他公司据此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2.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及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五条，均仅规定在满足“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情形下，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并未规定符合前述情形的情况下，前后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也应当累计。也就是说，计算经济补偿或赔偿金时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与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累计是两个概念，前者有法律依据，后者并无相应法律依据。本案中，虽然钢帘线公司与他公司是关联公司，但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次数不应当累计计算。且原告、钢帘线公司和他公司三方于2016年6月1日签订了的劳动关系转移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朱燕）进一步同意并确认原合同的解除和新合同的签署不应视作为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所称的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三方已经明确前后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不应累计。3.原告2016年6月1日从钢帘线公司至他公司工作，前后的工作地点、工作职责、收入待遇等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更加有利于劳动者本人，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他公司、钢帘线公司存在故意前后与朱燕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来规避法定义务的恶意。4.原告在他公司的工资每月为61861元，基于他公司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他公司不应赔偿原告自2019年6月1日起的工资损失。5.如果存在原告所称的差旅费，原告应按照他公司的财务制度提交票据原件并填写差旅费报销申请单，经他公司核实属实的，他公司可以支付。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钢帘线公司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系由同一实际控制人贝卡尔特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彼此独立的有限公司。2011年7月19日，朱燕与钢帘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11年7月11日至2014年7月31日。朱燕担任该公司的HR经理。2014年7月11日，朱燕与钢帘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朱燕担任该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2016年6月1日，钢帘线公司作为甲方，朱燕作为乙方，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作为丙方签订《劳动关系转移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决定将乙方的劳动关系转移至丙方并解除与乙方的原合同，在原合同解除的同时，丙方将与乙方建立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并与乙方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新合同”）；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乙方同意签署新合同并同意转移劳动关系；原合同应自2016年6月1日起自动解除，该等自动解除无需任何一方的进一步行动；针对新合同，丙方特此同意：丙方将在新合同中明确规定，乙方在生效日之前为甲方工作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为新合同项下的工作年限；乙方在原合同项下未使用的年休假可以递延到乙方为丙方工作时使用；乙方进一步同意并确认，原合同的解除和新合同的签署不应视作为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中所称的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6月1日，朱燕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劳动期限自2016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工作地点为上海，朱燕担任“市场与销售流程改进主管”。2017年6月30日，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发出组织通告：朱燕由现任北亚RR区人力资源合作伙伴，调任采购部任中国区非盘条采购经理，上任时间为2017年8月1日。2017年8月1日起朱燕任采购部中国区非盘条采购经理。朱燕在贝卡尔特上海公司担任“市场与销售流程改进主管”、“北亚RR区人力资源合作伙伴”、“中国区非盘条采购经理”，钢帘线公司并无上述相同的岗位。2016年5月，朱燕在钢帘线公司的月收入为45000元左右。朱燕在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工作期间，工资收入处于增长状态，最终月收入为61861元。2019年5月16日，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向朱燕发出《合同终止通知书》，载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与朱燕的劳动合同将于2019年5月31日到期，期限届满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决定不再与朱燕续签劳动合同，朱燕收到了该通知书。后朱燕提出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不同意。朱燕向江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案件不属他委管辖为由于2019年6月17日向朱燕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朱燕遂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苏0281民初937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朱燕的起诉违反了仲裁前置的规定，裁定驳回了朱燕的起诉。于是朱燕再次向江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以基于同一事实、理由和仲裁请求为由于2019年8月13日向朱燕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朱燕遂再次向本院起诉。审理中，朱燕和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均表示接受本院管辖，并就朱燕主张的差旅费达成一致意见：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向朱燕支付2019年发生的差旅费3781.34元，其余费用由朱燕自己承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订立次数是否应连续计算。本院认为，朱燕在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之间转移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订立次数不应连续计算，理由如下：第一，从关联企业的主体层面。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虽然是关联企业，但都是独立法人，两者所属的行业和经营范围存在明显的不同，前者是金属制品业，后者是商业服务业，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也并非贝卡尔特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因此，钢帘线公司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不能视为同一用人单位。第二，从法律法规的规定层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劳动者与同一用人单位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合同，且没有严重违纪、不胜任工作、医疗期满等法定解除情形的，当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在同一用人单位内工作年限或订立劳动合同的次数达到了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包括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可见，法律、行政法规只是规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但是未规定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订立次数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订立次数。因此，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订立劳动合同不宜做次数连续计算的扩大解释。第三，从订立合同的主观层面。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但是，如用人单位恶意规避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通过设立关联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交替变换用人单位名称的，应认定为无效行为，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和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次数应当连续计算。本案中，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与钢帘线公司虽然是关联企业，但是劳动关系转移协议是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与朱燕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签订劳动关系转移协议的目的是基于工作需要，并非是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出于恶意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朱燕在钢帘线公司、贝卡尔特上海公司的工作单位不同、地点不同、职位不同、工作内容不同、报酬也不相同。钢帘线公司并没有朱燕在贝卡尔特上海公司担任的相同岗位，且朱燕的工资收入更高，社会保险也由钢帘线公司交纳变更为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交纳。综上，朱燕没有证据证明钢帘线公司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恶意串通与其轮流签订劳动合同以规避法律法规的规定，从而达到损害朱燕合法权益的目的。另外，劳动关系转移协议中约定：朱燕进一步同意并确认，原合同的解除和新合同的签署不应视作为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中所称的连续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该条款约定明确，朱燕对于该条款的内容也是明知的。综上，朱燕要求劳动合同订立次数应连续计算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朱燕与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仅签订了一次劳动合同，贝卡尔特上海公司不同意与朱燕继续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向朱燕发出《合同终止通知书》，于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与朱燕的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朱燕主张撤销《合同终止通知书》、恢复劳动关系并赔偿自2019年6月1日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期间的工资损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审理中，朱燕和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就差旅费达成一致意见，即贝卡尔特上海公司同意向朱燕支付2019年发生的差旅费3781.34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贝卡尔特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朱燕支付差旅费3781.34元；二、驳回朱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朱燕已预交），由朱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浦 峥人民陪审员  袁萍娟人民陪审员  曹惠芬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法官 助理  廖宏娟书 记 员  耿 宁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