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9民初12633号 原告:蔡建珍，女，1971年3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进，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红霞，江苏江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林桑场内。 诉讼代表人：王亚丽,该企业破产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表人:惠志勤，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建荣，男，1965年6月13日生，汉族，住苏州市吴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华，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静，江苏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了原告蔡建珍与被告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以下简称盛利织物厂）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建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进、沈红霞，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志勤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依法追加吴建荣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建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进、沈红霞，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志勤，第三人吴建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建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57104元(从2015年8月12日入职至2019年6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共计4个月，按月平均工资14275.91元/月计算，14275.91元/月×4月=57104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蔡建珍于2015年8月12日入职被告单位，每月平均工资14275.91元，工资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2019年6月原告才知晓被告单位已于2017年7月10日被吴江法院受理破产，原告对此由始至终均不知情，迫于被告隐瞒事实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原告已于2019年6月18日书面通知被告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因原被告双方对经济补偿金无法协商一致，原告于2019年7月向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吴江仲裁委）提起仲裁。吴江仲裁委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裁决驳回了原告的申请，原告于2019年8月23日收到仲裁裁决，原告对于该裁决结果不服，故提起诉讼。 被告盛利织物厂辩称，原告蔡建珍的诉讼请求已经经过吴江仲裁委仲裁，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告蔡建珍的主张缺乏证据，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由被告盛利织物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蔡建珍的实际用工方、劳动成果接收方均为第三人吴建荣，相应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即使承担也应由第三人吴建荣承担。 第三人吴建荣陈述，第三人吴建荣于2014年6月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签订了染厂租赁协议，之后被告盛利织物厂一直由第三人吴建荣经营，原告蔡建珍是第三人吴建荣经营期间招聘的，后至2017年，由于吴江法院受理了被告盛利织物厂的破产案件，第三人重新注册公司，原告蔡建珍一直在新公司工作，直到现在仍在该单位工作。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 一、盛利织物厂在2014年后的经营情况 盛利织物厂于1998年10月30日成立，系谢时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住所为盛泽镇林桑场内，经营范围为化纤织造、整理加工；印染、涂层；化纤织物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口和技术除外）；动产和不动产租赁。 2014年6月28日，盛利织物厂作为出租方（甲方）与吴建荣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染厂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固定资产（详见资产清单和合同附件）经营使用权租赁给乙方。协议约定了如下相关内容：1、租赁内容为甲方于合同约定之日起将盛利织物厂的所有固定资产的经营使用权租给乙方，由乙方自主经营并自负盈亏与甲方无关。2、租赁期限为承包期为壹拾年，自2014年7月10日起至2024年7月9日。3、原厂人员安排：在乙方租赁前，甲方解除乙方不需要的员工劳动合同。在乙方租赁之后，所有人员根据乙方要求进行重新聘任，工资、人员安排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相关事项，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把现有的员工宿舍给乙方使用，租金水电费按照甲方给原来员工的方法和价格收取，无其他费用。4、租赁押金：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三天内付给甲方300万元作为承租押金（包括诚信经营保证金、设备维护保证金、安全生产保证金、民工工资保证金、消防和环保保证金），协议期满后或其他行为终止协议，甲方应返还给乙方承租押金。5、财务及公司相关证照的约定：为便于分清双方生产经营责任，双方约定将税务、工商、环保、劳动等有关的证照原件由甲方保管，如遇到相关部门需要证件审查，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甲方保留现有的银行开户而单独申请一个账户给乙方使用，财务单独计算。如果乙方需要开具销售发票或加工发票时，乙方应向甲方缴纳税务部门规定的税金和百分之一的管理费。 2014年8月10日，盛利织物厂作为甲方与吴建荣作为乙方签订《染厂租赁补充协议》，约定如下内容，甲乙双方在原租赁协议基础上补充厂房增加租赁内容：一、补充协议内容如下：1.因乙方生产需要，甲方为盛利织物厂（原轧光厂）面积约（1700平方）租赁给乙方使用，租赁费为1109586.20元。2.使用期限为2014年8月10日至2024年8月9日止（合计10年）。3.以上租赁费，乙方直接从甲方所欠1109586.20元抵充租金。二、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之外，原协议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本协议与原协议有相互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 2017年7月10日，本院作出（2017）苏0509破22号民事裁定，受理苏州亨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对盛利织物厂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决定指定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为盛利织物厂管理人。 2017年8月29日，吴建荣在接受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史敏寅、毛禹辰调查时陈述：盛利织物厂的员工都是其接手后聘用的，与谢时顺无关，之前他也没有几个工人，现在有三百多人；工厂里缴纳社保的职工总共就40多，其他外地职工愿意就买，看他们需要，缴社保也是用现金缴的。 2017年9月19日，管理人在《吴江日报》上刊登了声明：盛利织物厂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2018年2月6日，盛利织物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吴建荣签订的《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已经解除；要求吴建荣将案涉租赁房屋恢复原状并连同租赁的机器设备向盛利织物厂一并交付；吴建荣向盛利织物厂支付房屋、设备使用费。该案诉讼中，吴建荣辩称，其基于稳定的租赁关系，为生产经营已投入大量资金，雇佣了大量的工人（约300人），且截至庭审之日，其仍有大量的未完订单，如涉案租赁合同解除，因被告生产规模大，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厂房，必然面临被告之客户的巨额索赔以及工人的停工损失，甚至引发大量劳动争议。后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苏0509民初1858号民事判决：确认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并要求吴建荣返还设备及支付使用费等。吴建荣不服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 以上事实，有被告盛利织物厂提供、第三人吴建荣表示无异议的遗失声明、调查笔录，本院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蔡建珍等人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及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 2019年6月18日，蔡建珍、张兆友、江红祥、王贤凤、汪全明、钱玉林等160余人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下方签名，通知书内容如下：“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我们是贵公司的员工，自入职贵公司后贵公司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因贵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现书面通知贵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该通知书以快递方式寄给盛利织物厂，收件人为谢时顺，收件地址为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厂西环路188号，物流信息显示该邮件于2019年6月20日由前台签收。庭审中，被告盛利织物厂表示未收到过解除通知书，第三人吴建荣也表示对该通知书不认可。 2019年7月，蔡建珍、江红祥、王贤凤、汪全明、钱玉林（上述五人为职工代表）等153人向吴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盛利织物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5178754元。同时，张兆友、徐根金、王贤秀（上述三人为职工代表）等12人（其中11人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向吴江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盛利织物厂支付经济补偿金合计461389.5元。2019年8月14日，吴江仲裁委作出吴江劳人仲案字【2019】第1460号、146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蔡建珍、张兆友等165人的仲裁请求。蔡建珍、张兆友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告蔡建珍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邮寄凭证、仲裁裁决书、送达证明等证实。 三、蔡建珍的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情况 原告蔡建珍主张其自2015年8月起至2019年6月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蔡建珍提供了以下证据：1、员工入职登记表，该表上有“顺利集团”字样，填表日期为2015年8月12日。2、全日制劳动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2日），该合同书盖有盛利织物厂的公章。原告在仲裁过程中未提供该劳动合同作为证据，在本案诉讼中新提交，并称该合同系单位保管的，其于2019年10月从公司负责人事管理的钱志林处借来合同原件。3、蔡建珍的农业银行明细，显示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吴建荣每月通过其帐户向蔡建珍转账5000余元至6000余元不等的款项。4、蔡建珍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显示2013年5月至2015年9月，缴费单位为吴江市横扇漂染有限公司，2015年10月至2018年9月，缴费单位为盛利织物厂，2018年10月至2019年8月，缴费单位为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2019年9月至2019年10月，缴费单位为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5、盛利织物厂的排污许可信息，有效期自2017年12月14日至2020年12月13日。6、危险废物环境守法主体责任承诺书，承诺单位处盖有盛利织物厂公章，载明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7、盛利织物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该预案的首页盖有盛利织物厂公章，载明时间为2016年3月，预案中有吴建荣为盛利织物厂总经理、周青华为经理等内容。 被告盛利织物厂对上述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银行流水显示是吴建荣支付给蔡建珍款项，从社保缴纳单位的变化来看，不能排除是他人借用盛利织物厂的名义为蔡建珍缴纳社保，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蔡建珍与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其余证据，被告盛利织物厂均有异议，其中证据1入职登记表，该表由蔡建珍个人填写，无单位盖章和负责人签名；证据2劳动合同书，因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公章，公章被第三方控制使用，且该合同未在仲裁阶段提供，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5，真实性虽无异议，但系吴建荣控制的他方利用盛利织物厂取得了排污许可，破产管理人已向苏州市环保局提出异议；证据6和7，因破产管理人未接管到公章及上述文件，公章由第三方控制使用，上述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第三人吴建荣对上述证据1、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蔡建珍是第三人吴建荣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间由吴建荣招用，工资由吴建荣发放，开始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为蔡建珍交社保，后来盛利织物厂交不了，就借用了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的名义缴纳，目前蔡建珍在吴建荣经营的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对证据6、7不予认可，表示不是由第三人出具的。 本院另查明，吉昇实业（苏州）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登记成立，地址为盛泽镇林桑场内，法定代表人为周青华，经营范围：纺织品定型、轧光、转移印花；服装加工、销售；纺织品研发；纺织技术服务；服装面料开发、化学纤维销售。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登记成立，地址为盛泽镇西环路西侧，法定代表人为吴建荣，2019年7月9日，股东由周青华、吴建荣变更为徐晓敏、吴建荣，经营范围：纺织品轧光、轧花、压花、烘干、定型加工；针纺织品、化学纤维、皮革制品、箱包及辅料销售。 庭审中，原告蔡建珍陈述，2015年8月12日，吴建荣通过熟人介绍让其入职到盛利织物厂化纤打样车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只有一份，每年签一次，向法院提供的劳动合同是单位保管的，是其向钱志林拿的，这次是借出来的。其从入职后一直在同一岗位上，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变更过，一直到2019年10月30日还在上班，工资也一直在支付，工资是吴建荣发的；厂里的员工最近在淘宝网上看到拍卖公告了才知道单位破产这个事情；周青华和吴建荣是厂里的管理人员。 庭审中，第三人吴建荣陈述，2014年6月与盛利织物厂签订租赁协议后，其以盛利织物厂的名义对外经营，后来因盛利织物厂破产，第三人注册成立了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地址与盛利织物厂是相同的。蔡建珍是吴建荣经营期间招聘的，蔡建珍在入职后一直在同一地点、同一岗位工作，目前还在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蔡建珍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是否合法。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蔡建珍认为其是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员工。被告盛利织物厂认为原告蔡建珍是第三人吴建荣聘任的员工，并非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员工；管理人也从未收到原告所谓的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第三人吴建荣认可蔡建珍系其承包经营期间聘用的员工。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原告蔡建珍与第三人吴建荣一致陈述蔡建珍由吴建荣在其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间招聘，第三人也认可上述两份书证的真实性，结合蔡建珍的银行流水、社保缴纳记录，本院对于蔡建珍自2015年8月进入盛利织物厂化纤打样车间工作的事实予以认定。被告盛利织物厂与第三人吴建荣签订的协议虽然名为租赁协议，但根据该协议中关于“财务及公司相关证照”的约定，被告盛利织物厂除提供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外，还提供了相关的证照，第三人吴建荣实际是以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名义开展经营情况，第三人吴建荣也承认双方名为租赁，实为承包经营。被告盛利织物厂将主营业务发包给第三人吴建荣，第三人吴建荣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应由被告盛利织物厂承担用工责任，即可以认定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于2015年8月建立了劳动关系。第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盛利织物厂与吴建荣签订的染厂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于2017年9月10日解除。被告盛利织物厂与第三人吴建荣之间的租赁协议、染厂租赁补充协议解除后，被告盛利织物厂作为名义上用工主体承担用工责任的法律基础已不存在，此时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终止。第三，第三人吴建荣于2017年9月18日在与被告盛利织物厂同一经营地址上设立了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原告蔡建珍在同一场所、同一岗位持续工作，而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原告蔡建珍与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的劳动关系建立。综上，蔡建珍系吴建荣在承包经营盛利织物厂期期间招录的员工，2017年9月之前，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9月之后，原告蔡建珍与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蔡建珍以2019年6月18日向被告盛利织物厂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被告盛利织物厂的管理人否认收到原告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第三人也表示不知情。对此，本院认为，第一，2019年6月18日，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解除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显然缺乏事实基础。第二，原告蔡建珍与第三人吴建荣均述称蔡建珍在同一场所、同一岗位持续工作直至诉讼中，目前仍在苏州新昇宇纺织整理有限公司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如果日后原告蔡建珍的劳动关系发生变动且可以依法主张经济补偿金的，对于其在吴建荣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期间的工作年限，可依法与其现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也就是说，原告蔡建珍在盛利织物厂工作期间的工龄利益并不会因被告盛利织物厂的破产、本院不支持其经济补偿金的诉求而受影响。第三，退一步讲，即使2019年6月18日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存在劳动关系，其所谓的“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的解除劳动合同事由，亦与原告蔡建珍的社保情况、工资情况不符。综上，原告蔡建珍以2019年6月18日与被告盛利织物厂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蔡建珍与被告盛利织物厂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17年9月终止，原告蔡建珍以被告盛利织物厂“一直未给予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工资不付”为由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其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建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蔡建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沈黎红 审 判 员  王 惠 人民陪审员  吴巧珍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文秋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