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85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建平，男，汉族，1973年5月10日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应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宇文盛，云南云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发娣，女，汉族，1973年1月1日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大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明涛，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欣，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金平，男，汉族，1973年11月29日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上诉人杨建平因与被上诉人高发娣、邹金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9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高发娣、邹金平和杨建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高发娣、邹金平偿还杨建平股权转让款285000元；2.诉讼费用由高发娣、邹金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杨建平和高发娣、邹金平签订协议后，双方约定的是此次更变，因此，高发娣、邹金平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在签订合同后的第一次股权变更时进行相应变更，但是并没有进行，因此属于违约。同时，公司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公司内部的情况，并不能排除高发娣、邹金平的合同义务。二、杨建平和高发娣、邹金平在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高发娣、邹金平根本就无法完成变更登记，杨建平已经明确要求高发娣、邹金平退款给杨建平。三、在一审庭审中，杨建平已经明确不要相应的股份，只需退回款项即可，杨建平愿意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在考虑变更登记的时候，应当也考虑杨建平的基本诉求。被上诉人高发娣辩称：杨建平片面、机械地解读《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对股东资格实质的错误理解才导致了本次诉讼。实际上，杨建平早已取得股东资格，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影响股权的变动；且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双务行为，高发娣、邹金平一直明确表示随时可配合杨建平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只是杨建平拒不配合。理由分述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首先，高发娣、邹金平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已取得全部股东的同意，其他股东明确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协议签订后的股东会上又取得全体与会股东的书面确认。其次，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此，高发娣、邹金平与杨建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第二，工商变更登记并非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虽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但杨建平已取得实际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32号判决：“股权转让行为的性质而言，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在公司内部产生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行为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并非设权性登记，而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产生影响，工商登记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评价标准。质言之，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应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生效或有效问题”。第三，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双务行为，并非股权出让方可以单独办理，也需要股权受让方的协助与配合。涉案股权的变更登记之所以未能成行的责任，系杨建平自身背信弃义，自身拒绝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总之，未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是杨建平的违约行为所导致，高发娣、邹金平不存在违约行为，并且高发娣、邹金平随时可以配合杨建平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综上，杨建平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被上诉人邹金平未作答辩。杨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杨建平与高发娣、邹金平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并判令高发娣、邹金平偿还杨建平股权转让款285000元及利息（以28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诉讼费由高发娣、邹金平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0日，杨建平（受让方）与高发娣、邹金平（转让方）及周秀英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高发娣、邹金平将其持有华科大泽公司9%的股权里的3%转让给杨建平持有，总价为285000元（9.5万元×3股），必须于2017年7月10日内付清转让款。该《股份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经周秀英和邹金平一起与各股东协调后，同意此次公司股权变更时，把高发娣转让给杨建平3%的股权一起做变更登记，登记后杨建平持有华科大泽公司3%的股权。周秀英作为见证人在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2017年7月10日，杨建平通过银行转账向高发娣支付股权转让款285000元。高发娣和邹金平于2017年7月10日向杨建平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上述股权转让款285000元。高发娣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一份《股份变更通知书》，该《股份变更通知书》记载如下内容：“致：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周秀英（登记大股东）、叶素清（实际控股大股东）、梁坤(新登记股东)、杨建平（新股东）：我（高发娣）是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公司的发展、增强股东和管理团队力量，2017年7月，叶素清和周秀英推荐杨建平参股公司，经协商一致、叶素清和周秀英同意，杨建平以人民币28.5万元受让我所持有的3%的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并已于2017年7月10日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周秀英、杨建平和我已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也征得了当时的股东陈海林口头同意。协议签订后，我与杨建平皆提出变更登记。时任执行董事和法人代表的陈海林也同意变更登记，但经多次沟通，公司皆未办理。杨建平已依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协议双方已履行义务，但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法律办理变更登记。现再次正式通知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和当事股东，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利。在此重申，不管工商变更与否，杨建平已经是公司的事实股东，享有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3%的股份，享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作为转让方，我要求，于2017年12月31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否则，一切责任由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和不协助办理变更的当事人承担。特此通知！”邹金平于2017年12月22日出具一份《股份变更通知书》，该《股份变更通知书》记载如下内容：“致：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周秀英（登记大股东）、叶素清（实际控股大股东）、高发娣(登记股东)、梁坤（新登记股东）、杨建平（新股东）：为公司的发展、增强股东和管理团队力量，2017年7月，叶素清和周秀英推荐杨建平参股公司，经协商一致、叶素清和周秀英同意，杨建平以人民币28.5万元受让高发娣所持有的3%的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并已于2017年7月10日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周秀英、杨建平和高发娣已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也征得了当时的股东陈海林口头同意。协议签订后，高发娣与杨建平皆提出变更登记，时任执行董事和法人代表的陈海林也同意变更登记，但经多次沟通，公司皆未办理。杨建平已依协议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协议双方已履行义务，但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法律办理变更登记。我作为公司监事，现再次通知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和当事股东、法人代表梁坤，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保护交易双方的合法权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此重申，不管工商变更与否，杨建平已经是公司的事实股东，享有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3%的股份，享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应转让方股东高发娣请求，我作为监事，要求公司和当事股东，于2017年12月31日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否则，一切责任由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和不协助办理变更的当事人承担。特此通知！”2017年8月30日，华科大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一份《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决议内容第3项记载：“3、陈总（陈海林）由于个人原因不再继续担任华科大泽公司的法人代表，10月1日起将由叶总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或者委托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担任，法人具体变更事宜由陈总负责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和其他实际股东石玉宝（3%股份），杨建平（3%股份）也同意在9月份一起变更完成，不管公司股份注册是否完成，大家一致同意和认为大家已经是事实股东，按此股份比例享有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目前股份情况：叶素清（70%，由周秀英代持）周秀英（9%）陈海林（9%）邹金平（6%），石玉宝（3%），杨建平（3%）。”杨建平、邹金平、周秀英、陈海林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7年11月24日，华科大泽公司出具一份《股份转让协议-证明书》，该证明书记载如下内容：“本公司确认：高发娣（转让方为甲方），杨建平（受让方为乙方）双方于2017年7月10日签定的股份转让协议，在变更前由华科大泽公司股东高发娣代持，情况属实。签定协议后杨建平已履行公司股东工作，职务为副总经理。签约当天已经告知了本公司并且通知了公司所有股东。特此证明！”2017年11月27日，华科大泽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一份《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各股东一致同意股东陈海林将其持有华科大泽公司20%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梁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转让前股东为陈海林（持有20%股权）、周秀英（持有60%股权）、高发娣（持有20%股权），转让后股东为梁琨（持有20%股权）、周秀英（持有60%股权）、高发娣（持有20%股权）。梁琨、高发娣、周秀英、陈海林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邹金平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称其并不是华科大泽公司的实际股东，并不持有华科大泽公司的任何股份，不应是本案当事人，其本人在江西工作，无法亲自到庭参加开庭，其答辩意见和证据同高发娣提出的答辩意见和证据一致。另查：根据杨建平提交的《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显示，高发娣和邹金平于1992年12月25日登记结婚。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杨建平陈述：其要求解除合同的依据是《股份转让协议》第3条以及华科大泽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作了重大变更登记，但高发娣、邹金平及华科大泽公司未按照约定作变更登记，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约定。高发娣称：不同意解除合同，其愿意配合杨建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条件均已成就，只需杨建平配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杨建平与高发娣、邹金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涉案股权变更登记需经周秀英和邹金平一起与各股东协调。而在本案中，杨建平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是因高发娣和邹金平的违约而导致涉案股权无法变更登记。此外，高发娣当庭表示愿意配合杨建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杨建平主张高发娣、邹金平违约而要求解除合同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杨建平诉请高发娣与邹金平偿还股权转让款285000元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邹金平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权利和质证权利，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8元，由杨建平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杨建平、高发娣均当庭表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所谓股权转让合同，是指股权转让人与受让人经协商一致，约定由受让人支付相应价款，转让人出让股权而达成的合同。对于转让人而言，转让人出让股权的目的在于获得价款；受让人则旨在获得股权，通过对公司实施经营管理并分享公司盈利分红来实现股东权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除附生效条件的外，自签订时生效，公司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与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股权转让生效时点以股东名册变更为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才能生效的，则以股东名册变更与办理批准手续完成为准；股权变动未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杨建平与高发娣、邹金平、周秀英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7年8月30日的《深圳华科大泽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对公司后续工作进行了安排，并确认“……实际股东杨建平（3%股份）……不管公司股份注册是否完成，大家一致同意和认为大家已经是事实股东，按此股份比例享有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杨建平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7年11月24日，华科大泽公司出具《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书》，确认“协议签订后杨建平已履行公司股东工作，职务为副总经理”。上述两份证据足以证明华科大泽公司认可杨建平受让股权并成为股东的事实，杨建平亦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已实际取得股东资格和行使股东权利。杨建平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高发娣拒绝办理变更登记，而且高发娣曾在2017年12月22日出具《股份变更通知书》要求华科大泽公司及其股东（包括杨建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在本案一、二审中亦均表示愿意配合杨建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此，高发娣作为股权转让人已履行其合同义务，杨建平以高发娣、邹金平未变更登记构成违约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杨建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是工商登记的义务人，杨建平可要求华科大泽公司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如华科大泽公司怠于或拒绝履行义务，杨建平可另诉华科大泽公司。综上所述，杨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上诉人杨建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刘惠惠（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