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桂08行终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家乐，男，198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黄雄高，广西万益（贵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监督局），住所地贵港市金港大道848号。 法定代表人蒋金光，局长。 一审第三人广西港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投资公司），住所地贵港市金港大道富士新城富绅楼。 法定代表人黄长禧，董事长。 一审第三人贵港市港龙环保皮革工业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皮革公司），住所地贵港市江南工业园环保皮革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李华强。 一审第三人广西贵港市甘化迅发甲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化迅发公司），住所地贵港市覃塘镇。 法定代表人梁军，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梁军，男，197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遂溪县，现住贵港市。 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家乐因诉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市市场监督局工商行政登记一案，陈家乐不服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2日作出的（2018）桂080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5月20日，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向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办理公司股东变更[原股东第三人港龙投资公司变更为陈家乐（占股70%）、陈晓君（占股30%）]，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申请书中加盖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陈平的签字。同时提交的材料有：1、2015年5月15日原股东会决定，同意股权转让给陈家乐、陈晓君。决定上盖原股东第三人港龙投资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黄长禧印章。2、2015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第三人港龙投资公司将持有的港龙皮革公司70%的股权共70万元出资额，以7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陈家乐。合同上加盖港龙投资公司公章、陈家乐签名。3、2015年5月18日《新股东会决议》，决议：（1）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2）成立新股东会，成员为陈家乐和陈晓君；陈家乐出资额700万元，货币出资（其中70万元在2010年12月24日已缴足，余下630万元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陈晓君出资额300万元，货币出资（其中30万元在2010年12月24日已缴足，余下270万元于2015年12月31日前缴足）。决议上有陈家乐、陈晓君签名。4、2015年5月18日《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陈家乐（认缴出资额700万元）、陈晓君（认缴出资额300万元）。章程上有陈家乐、陈晓君签名。5、陈家乐、陈晓君身份证复印件。2015年5月25日，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申请人港龙皮革公司的股东变更申请以及注册资本变更申请作出核准登记。 2017年7月24日，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梁军分别以陈家乐、陈晓君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股东应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义务为由，以陈家乐、陈晓君、陈平等人为被告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于2017年8月3日分别立案受理，案号（2017）粤0402民初7138、7139号。2017年12月27日，陈家乐、陈晓君、陈平作为答辩人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答辩状，答辩状中明确陈述：“陈家乐和陈晓君是在2015年5月16日从广西港龙投资有限公司手上受让股权而成为港龙公司股东的，之后，陈家乐和陈晓君在同年5月18日才决定增资港龙公司900万元。”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22日，上述7138号案两次开庭，庭审中，陈家乐、陈晓君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在庭上亦作受让股权和增资的陈述。上述两案现中止审理。 2018年2月7日，原告陈家乐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撤销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的登记行为。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4月12日，原告陈家乐以第三人港龙投资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15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经原告撤诉重新起诉，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受理，案号（2019）桂0802民初627号，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股权转让合同中原告陈家乐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是《股权转让合同》上“陈家乐”的签名是陈家乐所写。2019年11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陈家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9年1月15日，贵港市机构改革方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整合包括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内的多政府部门职责，组建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市政府的工作部门，不再保留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具有作出被诉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法定职权。因贵港市政府机构改革，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被撤销，其职责由市市场监督局承接，市市场监督局作为本案被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的规定，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同时该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申请文件、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决定予以受理，对决定予以受理的登记申请，应当分情况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登记的决定。本案中，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向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申请股东变更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有申请人港龙皮革公司的盖章及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平的签字；《原股东会决定》，决定转让股份，由持股100%的股东港龙投资公司盖章签章；《股权转让合同》，有股权转让人和受让人盖章、签字；《新股东会决议》，决定增资和占股比例，有股东签字；《公司章程》，明确新股东身份及占股、注册资本1000万等信息；同时提交的还有变更的股东身份证明等材料，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收到上述材料后，经审查认为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并据此准予变更登记，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其是被伪造签名受让股权和认缴出资，但根据陈家乐的笔迹鉴定结论，股权转让合同是原告陈家乐所签；一审判决也驳回了原告陈家乐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虽然该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但结合笔迹鉴定结论，以及原告在另案中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的陈述以及在相关庭审中的陈述意见，原告已明确承认其受让股权并决定增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确认陈晓君系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股东及增资的事实。因此，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本案中，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应由作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人的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负责，原告陈家乐与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港龙投资公司、甘化公司、梁军之间的纠纷，应另循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家乐的诉讼请求。 陈家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本案受理后，一审法院建议上诉人先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随后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后，一审法院中止了本案诉讼。但一审法院在民事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情况下，以民事案件中上诉人的笔迹鉴定结论已经得出，且有第三人提供的相应证据材料为由恢复了本案的诉讼。一审法院上述恢复诉讼的理由十分牵强，自相矛盾，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强行通知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参与本案的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2017年7月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向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对上诉人陈家乐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诉讼[案号:(2017)粤0402民初7138号]，上诉人在该案的应诉过程中才发现，因为第三人港龙皮革公司和港龙投资公司利用掌握上诉人身份信息的便利，将上诉人变更为持有港龙皮革公司70％股份的股东并进行了增资，其实上诉人对此完全不知情，也绝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所以上诉人提起本案的诉讼。可见本案完全是基于珠海一案产生，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是珠海一案的原告，梁军是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是珠海一案的被告，梁军与上诉人是完全相对立的关系，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本应回避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却反而通知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甚至采信其提供的材料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原审法院这种做法显然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三）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请求对2015年5月18日的《新股东会决议》和《贵港市港龙皮革工业城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上“陈家乐”的签名是否系上诉人书写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上诉人当庭书写了本人的签名作为鉴定样本7，被上诉人书面申请法院调取了（2018）桂0802行初6、7号案和（2018）桂0802民初1054号案上诉人陈家乐的授权委托书分别作为样本5和样本6，港龙投资公司自行提交了四份财务账单作为样本1、2、3、4。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组织质证时明确表示三份授权委托书上陈家乐的签名是他本人书写，四份财务账单上陈家乐的签名不是他本人书写。此后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已经明确表示并非书写签名的财务账单作为鉴定材料移交鉴定中心，然后鉴定中心将其作为样本与检材进行比对，鉴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将尚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鉴定意见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所作出的判决显然是错误的。鉴定意见书仅是对股权转让合同中上诉人的签名进行鉴定，该鉴定结论还未经生效判决确认，且本案审理的是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应当调查新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是否真实，而一审判决以上述鉴定意见书为依据，类推新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上的签名是上诉人书写，从而错误认定上诉人受让股权和增资的事实。（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在另案中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的陈述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错误。上诉人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仅仅是上诉人基于（2017）粤0402民初7138号案提交的一份代理律师的法律文书，该民事答辩状完全是7138号案的委托代理人针对梁军的诉讼请求，站在被告的角度假设上诉人是港龙皮革公司的股东的情形下法律上规定的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进行了辩驳，并非自认股东身份，一审法院完全是对民事答辩状的内容断章取义，从而认定上诉人已明确承认受让股权并决定增资。再者，7138号案一审尚未作出判决，上诉人在民事答辩状中陈述的内容应如何认定且未可知，一审法院采信该民事答辩状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做法十分草率，也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市市场监督局及四一审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陈述意见。 经审查，一审法院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据此，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上“陈家乐”的签名经鉴定是陈家乐本人亲笔所签，而新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上的“陈家乐”签名即使不是其本人所签也不必然会导致本案的工商变更登记错误，而应当结合上诉人是否明知、有无提出异议等情况进行事实认定。根据上诉人在另案中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所提交的民事答辩状的陈述，上诉人明确承认其是于2015年5月16日从港龙投资公司手上受让股权而成为港龙皮革公司股东并决定增资。因此，本院确认上诉人知晓并认可其与港龙投资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新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虽然陈家乐自认其系港龙皮革公司股东的事实并不是在本案中的自认行为，但该民事答辩状系向人民法院所提交，对当事人向法院陈述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自认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本院依法确认陈家乐系港龙皮革公司股东并决定增资的事实。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未批准其请求鉴定新股东会决议和公司章程的申请、其对股权转让合同、新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不知情、该三份材料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以及民事答辩状并非自认股东身份的意见，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追加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参与本案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与行政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根据查明事实，第三人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依法追加甘化迅发公司和梁军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原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申请人港龙皮革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申请作出核准登记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程序合法，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家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守全 审 判 员 廖赞军 审 判 员 王健玲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方泽民 书 记 员 廖广华 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的同一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与行政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义务或者减损其权益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一、以虚假材料获取公司登记的问题 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 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