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7民再4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再审申诉人）:陈宇文，女，1972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北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南宁第二分公司负责人，住所地南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仁恳，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巧英，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诉人）：董喜英，女，195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上诉人（再审被告）：黄志光，男，汉族，1956年9月1日出生，住南宁市江**。 上诉人（再审被告）：符玉辉，女，壮族，1976年5月24日出生，住钦州市钦**。 上诉人（再审被告）：符进春，女，汉族，1976年2月18日出生，住钦州市钦**。 上诉人（再审被告）：周宇，男，1963年3月13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上诉人（再审被告）：宋传珍，女，1963年4月24日出生，住钦州市钦**。 以上六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庞承光，男，197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珠海市人，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竟，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文玲，广西天狮灵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林昀昀，1986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富，广西半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陈锡芬，女，1962年3月23日出生，住广西合浦县。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沈琼玑，女，193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谢长丽，女，1958年11月14日出生，住南宁市江**。 被上诉人（再审被告）：熊稀良，女，壮族，1984年11月29日出生，住广西上思县。 上诉人陈宇文、被上诉人庞承光与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以及再审被告林昀昀、陈锡芬、沈琼玑、谢长丽、熊稀良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陈宇文、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因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宇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仁恳、蓝巧英，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竟，被上诉人林昀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富到庭参加诉讼。再审被告陈锡芬、沈琼玑、谢长丽、熊稀良经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宇文不服再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再审请求。事实与理由：(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再审认定上诉人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关，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进而错误地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及再审均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庞承光合作受让涉案土地使用权，也是基于这个合作关系，300万元合同定金由上诉人支付（在被上诉人庞承光的诉状中，庞承光也是自认的事实）。这一事实，表明上诉人即使没有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的受让方签名，也是该合同的共同受让方。原审及再审均机械地以上诉人没有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上诉人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关，这属于违背事实的错误认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实施的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再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判决代理人直接承担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经原审及再审查明的事实均是：被上诉人董喜英不是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人，而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人黄志光、谢长丽、周宇、陈锡芬、符玉辉、熊稀良（代表沈琼玑、林昀昀转委托）的委托，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这一事实，表明董喜英与庞承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董喜英行使代理行为的表现，签订及履行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法律后果均由其委托人承担。原审及再审法院均错误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错误地判决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这一判决有悖代理制度。三、上诉人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予支持。上诉人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作共同受让方，并实际支付了合同定金。董喜英是受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委托与庞承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董喜英的代理行为，应该由其委托人承担。《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尽管事后得到全部使用权人的追认，但被上诉人董喜英没有能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取得全部使用权人的授权，换言之，在约定时间内，全体使用权人尚未取得一致转让的共识，因而，受让方依约主张解除，授权给董喜英代理转让的使用权人依法双倍返还定金，于法有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庞承光是合作受让方，且定金也是上诉人支付的，定金罚则的本意也是为了弥补支付定金一方的损失。因此，上诉人的诉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得到支持。 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针对上诉人陈宇文的上诉辩称：一、上诉人陈宇文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因此无权加入本案诉讼。二、本案中我方六位上诉人以及再审被告均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真正违约的是被上诉人庞承光，并且庞承光出现合同法约定的违约情形后，上诉人董喜英根据合同约定于2014年7月31日向被上诉人庞承光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送达被上诉人庞承光，至此本案合同已经解除，而被上诉人庞承光在法定期限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在三个月内向法院起诉，因此无论是被上诉人庞承光还是上诉人陈宇文请求解除合同以及双倍返还定金，均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陈宇文的上诉请求。三、一审判决认定我方六位上诉人违约错误，因为一审判决错误导致我方六位上诉人利益受损，为此也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庞承光针对上诉人陈宇文的上诉辩称：一、上诉人陈宇文并非本案的合同相对人，而在本案原审中，其作为第三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同时另行以不当得利另案诉至钦南法院，其行为清楚表明，其自认其诉讼地位并非本案的原告，因此不具备本案的上诉人资格。被上诉人庞承光与其的关系只是合作投资关系，因此相应事由应当另案处理。二、本案原审及再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恰当，同时被上诉人庞承光与董喜英之间在原审判决后均未上诉并达成相应的和解协议，对该事项的处理已经完成。而且原审第三人陈宇文也并未就该案提起上诉，因此原审判决理由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该予以维持。三、董喜英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取得土地使用权人的全部授权。董喜英在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名胜区所作的陈述，以及在原审期间另外办理的公正手续可知，董喜英并未在合同约定履行期内对2009年10月12日的委托取得追认，因此被上诉人庞承光拒绝付款是先履行抗辩权的体现。 再审被告林昀昀针对上诉人陈宇文的上诉辩称：一、再审追加林昀昀作为本案被告没有依据。上诉人不是与林昀昀签订合同的，而是以自己名义与董喜英签订的，在2008年林昀昀已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份额转给董喜英了，只是因规定国有土地份额要在建设25%才能办理土地证变更手续而当时无法变更为董喜英而已。二、原审查明的事实表明，本案纠纷是原告庞承光、被告董喜英双方引起的，原告庞承光主张被告董喜英违约，而原审被告董喜英又主张原告庞承光违约，退一步说就算被告董喜英违约，也不能将违约责任强加给林昀昀。三、董喜英上诉已没有可诉性，原审判决生效后原告庞承光与被告董喜英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表明在原判解除合同后原审原告与被告重新达成协议并履行完毕，合同引起的纠纷已经处理完毕，所以董喜英上诉没有可诉性。 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不服再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庞承光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董喜英已经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即在收到被上诉人庞承光300万元定金后10日内已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不存在违约，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依据。(一）在被上诉人庞承光迟延支付300万元定金的情况下，上诉人董喜英本着诚实信用和全面履行合同的原则，仍在约定收到300万元定金后的10日内已经取得了土地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并经被上诉人庞承光白字黑字无异议的《收条》予以确认。显然上诉人董喜英已经将合同约定的即取得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同意董喜英签订该合同的委托书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庞承光。如果被上诉人庞承光收到上诉人的委托书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完全可以在出具的《收条》上注明哪里不符合约定，或者不出具《收条》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庞承光既出具了《收条》，又未在《收条》上注明存在不符合约定情况，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庞承光对收到上诉人的委托书符合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已经履行合同的义务。另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庞承光送达《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解除合同通知书》后，被上诉人庞承光也一直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进一步证明了上诉人己经履行了合同的义务，不存在违约。(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和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上诉人）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12日,委托人为符进春、宋传珍，受托人为董喜英的委托书只有委托人符进春、宋传珍的签名，并没有受托人董喜英的签名。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此可知，该份委托书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的认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委托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而不是合同行为，被代理人可以随时单方授权委托，也可以随时单方撤销或撤回委托（如果是合同或双方法律行为，则是不能单方撤销或撤回的）。只要被代理人作出委托授权的意思表示，代理人就享有代理权，其他公证的委托书也同样不要求受托人签字，委托行为依然依法生效。(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和一审判决将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为视为合同行为，进而以董喜英没有在委托书上签字为由认定委托书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为了全面履行合同，防止被上诉人庞承光的不诚实、不守信，上诉人已经穷尽了所有措施，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如上所述，上诉人在收到300万元定金后的10日内（第四天）己经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并经被上诉人庞承光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如果被上诉人庞承光认为上诉人未履行义务，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那么被上诉人庞承光完全可以当时提出异议，或事后提出异议和拿回《收条》并要求补正。然而，直至上诉人发出《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被上诉人庞承光也一直未曾向上诉人提出过关于授权委托书的任何异议和问题。此时，又怎能认定上诉人违约呢？这样都能认定上诉人违约，交易安全和诚实守信又何从谈起？因杨春莲自称是宋传珍份额的所有人，上诉人就要求杨春莲出具直接委托上诉人董喜英的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内容是直接委托，不是转委托，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宋传珍委托杨春莲无转委托权的委托书后杨春莲再转委托)，以做到无论宋传珍份额是宋传珍所有还是杨春莲所有，上诉人都已经取得了该份额共有人的委托；因宋传珍曾公证委托过杨春莲转让本案土地使用权，而当时上诉人董喜英交给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宋传珍的委托书不是公证过的委托书，于是上诉人董喜英和宋传珍便于2014年3月12日公证了委托书(由于被上诉人庞承光出具《收条》一直未提出过任何异，该公证的委托书就没有交给庞承光，这也是陈宇文和庞承光另有目的地去报警时，没有想到上诉人还另有该份委托书的原因）。可见，为了全面履行合同，防止被上诉人庞承光的不诚实、不守信，防止被上诉人庞承光抓住一些小瑕疵而无限放大，上诉人已经穷尽了所有措施，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有效的同时又认定上诉人违约是自相矛盾的。钦南区人民法院也采纳钦南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并决定再审。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上诉人董喜英并不是合同拟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人，只是受土地使用权人委托的代理人。因此在合同生效之前即在未取得被代理人（即土地全部使用权人）同意之前，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未生效的，上诉人不可能存在违约。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董喜英未取得全部被代理人即土地使用权人同意转让来认定上诉人违约，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三、被上诉人庞承光在本案中严重违约，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和不退定金，并且已经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庞承光请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维持（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即判决解除合同及董喜英向被上诉人庞承光双倍返还合同定金人民币600万元是错误的。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庞承光应在收到委托书后10日内（即2014年3月4日前）支付转让款1100万元，但原审原告庞承光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该1100万转让款给原审被告，已构成违约。因此，按照合同约定，原审被告2014年3月4日便有权解除合同。本着诚信原则，上诉人2014年3月15日向被上诉人庞承光送达《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催促被上诉人庞承光支付上述转让款。但直至2014年7月31日被上诉人仍不支付，已经严重违约，为此被告通过钦州市公证处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给被上诉人庞承光，通知被上诉人庞承光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于2014年7月31日已经解除。可见，被上诉人庞承光在本案中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约，上诉人已经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和合同约定于2014年7月31日解除了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债务抵消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被上诉人庞承光应于2014年10月31日前起诉，被上诉人庞承光于2016年3月才提出异议并请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后，有权根据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不退还（即没收）定金，被上诉人庞承光要求返还定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所认为，上诉人董喜英并不是合同拟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人，只是受土地使用权人委托的代理人，代理人董喜英事实的代理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既然法院采纳了钦南区检察院的建议，决定再审，那么在承担责任主体上判决由上诉人董喜英承担返还定金的责任也是错误的。四、本案应围绕本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一审判决将（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后董喜英的行为作为判决的依据是错误的，也损害了其他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董喜英无权处分其他上诉人的诉权和权益。综上，上诉人认为，被告已经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不存在违约，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违约没有事实依据，同时也是自相矛盾的。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严重违约，上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和不退定金，并且已经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请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维持(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即判决解除合同及董喜英向被上诉人庞承光返还合同定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审理程序和范围也是错误的。 上诉人陈宇文针对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上诉辩称：一、在程序上，上诉人董喜英与其他五位上诉人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诉讼权利义务是有冲突的，六个人的陈述是混合的，分不清他们的意见。二、一审查明事实表明，上诉人董喜英没能在约定时间取得全部土地使用权人的授权，所以她违约，事实清楚。我方答辩意见与我方的上诉意见是一致的。上诉人董喜英没有按约定获得全部授权，违约在先。我方与被上诉人庞承光是合作关系，先达成的口头协议，还没来得及与庞承光签合作协议，上诉人董喜英就违约合作不下去了，我方本身就是案件的当事人，有权提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庞承光针对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上诉辩称：首先，本案一审及再审的关键点在于宋传珍的委托书中，杨春莲对董喜英的委托书中均不包含宋传珍，另外董喜英办理的公正以及在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名胜区的陈述，均与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次，双方就该案一审判决均未提起上诉，并签订和解协议，因此本案所依存的法律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上诉人陈宇文提起再审只是增加多方当事人的诉累，浪费司法资源，而除董喜英之外的当事人，因没有在土地转让合同上签字，因此并非本案的相对人，其上诉理由已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再审被告林昀昀针对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上诉的答辩意见：与针对上诉人陈宇文的上诉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原告庞承光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庞承光与被告董喜英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2、被告董喜英双倍向原告庞承光返还合同定金600万元；3、被告董喜英向原告庞承光支付资金占用费（以3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2月28日起计至清偿欠款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董喜英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庞承光与被告董喜英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购买位于钦州市钦南区土地证号为钦国用（2005）第A05**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一条转让价格约定：1、双方确认钦国用（2005）第A055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500万元整；第三条支付方式，1、支付（1）本合同签订后在2014年2月15日后三日内原告支付给被告人民币300万元整的转让定金。被告在收到定金后10日内取得该土地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2）被告在取得上述委托书后，原告在10日内支付给被告人民币1100万元整的土地转让款（其中300万由定金转变而来）；第八条约定，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原、被告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书发出7天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2014年2月19日通过原告合作第三人陈宇文按合同约定向被告董喜英个人账户支付合同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收取定金后向原告提交了宋传珍委托杨春莲无转委托权的授权委托书、（2012）桂钦证民字第1563号公证书、落款2014年2月21日委托人为杨春莲、符进春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委托人为谢长丽、黄志光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2010）桂钦证民字第295号公证书、周宇、陈锡芬、符玉辉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2010）桂钦证民字第124号公证书、转委托人熊稀良转委托董喜英的授权委托书、（2013）桂钦证民字第2689号公证书等被告交付的委托书及公证书。2014年2月23日，原告出具收条证明收到被告交付的上述授权委托书。2014年3月15日被告向原告送达《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原告于2014年4月28日签字确认收到。2014年7月31日21时30分，被告申请钦州市公证处制作了（2014）桂钦证民字第2230号公证书、工作记录等。2016年3月1日，原告诉至该院要求解决，该院依法立案受理。2016年4月1日，宋传珍申请钦州市公证处制作了（2013）桂钦证民字第1021号公证书。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中，原告已依约定履行了支付300万定金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却没能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取得涉案地块使用权全部共有人的授权委托书，按双方的约定，因被告未能取得同意转让的委托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合同总金额为3500万元，双方对定金的约定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对定金的约定合法有效，故该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双倍返还定金6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虽然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其已按约定于2014年2月23日将涉案地块的全部使用权共有人的授权委托书交给原告，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后并没有按合同约定在转款给被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土地转让款定金300万元不应返还。并提供了2009年10月12日符进春、宋传珍签名的委托书，以证明其已取得涉案土地全部使用权共有人的委托，享有代理权，没有违约。该院认为，被告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12日，委托人为符进春、宋传珍，受托人为董喜英的委托书只有委托人符进春、宋传珍的签名，并没有受托人董喜英的签名。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由此可知，该份委托书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被告在交付给原告的授权委托书中包含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共有人黄志光、谢长丽、周宇、陈锡芬、符玉辉的授权并办理了公证手续，但钦国用（2005）第A0552号土地证上记载的土地使用权共有人宋传珍于2012年8月24日公证委托的受托人杨春莲没有转委托权，而在2014年2月21日，杨春莲又与被告签订了委托书，转委托董喜英办理涉案地块的相关事宜。结合被告在南宁市公安局的陈述及原告否认收到该份2009年10月29日的委托书等事实可知，被告没有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内对2009年10月12日的委托进行追认并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否则被告不用与杨春莲办理公证手续而从杨春莲处办理了转委托手续。原告没有向被告按约定汇款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在被告的先履行没有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故该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原告向该院主张解除双方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被告主张该合同已于2014年7月31日将《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原告时已解除。该院认为，被告在2014年7月31日主张解除合同，但原告没有在合理的期间提出异议，故该院对被告主张双方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已于2014年7月31日解除的说法予以支持，对原告解除双方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诉求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28日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资金占用费，该院认为，被告的违约行为的确造成了原告的损失，但原告没有对被告解除合同的请求在合理期间内提出异议，亦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且根据双方对定金的约定，该定金已足已弥补合同不履行造成的损失，原告没能举证证明其损失超过了对定金约定，故该院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300万定金利息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庞承光与被告董喜英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二、被告董喜英向原告庞承光双倍返还合同定金人民币600万元；三、驳回原告庞承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000元，由被告董喜英负担55000元，原告庞承光负担1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2016）桂0702民初723号案件中，董喜英是受土地使用权人黄志光、谢长丽、周宇、陈锡芬、符玉辉、熊稀良的委托，与庞承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尽管董喜英在合同上以自己的名字直接与庞承光签订合同，但董喜英并不是合同拟转让土地的使用权人，只是受土地使用权人委托的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原审法院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直接判决董喜英承担代理行为的后果，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追加委托人黄志光、谢长丽、周宇、陈锡芬、符玉辉、熊稀良为共同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特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申诉人陈宇文向钦南区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1、改判董喜英及委托人黄志光、符玉辉、熊稀良、符进春、谢长丽、周宇、陈锡芬、沈琼玑、林昀昀、宋传珍共同双倍返还定金600万元给申诉人及原审原告庞承光；2、案件受理费由董喜英及黄志光、符玉辉、熊稀良、符进春、谢长丽、周宇、陈锡芬、沈琼玑、林昀昀、宋传珍承担。 钦南区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再审另查明，原审作出判决后，申诉人陈宇文、被申诉人庞承光、董喜英均不提起上诉。在庭审中，被申诉人庞承光、董喜英均确认在原审判决生效后，原审原告庞承光与原审被告董喜英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审被告董喜英已支付300万元给原审被告庞承光，其余部分原审被告庞承光已放弃。该院要求双方提供和解协议，但双方均拒绝提供。 钦南区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被申诉人庞承光与董喜英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2、如果合同有效，该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3、如果合同符合解除条件，是哪一方违约造成？4、申诉人陈宇文是否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当事人？5、申诉人陈宇文是否有权请求被申诉人董喜英及被告黄志光、符玉辉、熊稀良、符进春、谢长丽、周宇、陈锡芬、沈琼玑、林昀昀、宋传珍双倍返还定金600万元？ 该院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本案评判如下：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问题。该院认为，被申诉人庞承光与被申诉人董喜英于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涉案的土地使用权，虽然不属于被申诉人董喜英，但在再审中，该院依法追加了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人及共有人参加诉讼，被申诉人董喜英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得到所有委托人的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该院认定该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关于第2、第3个争议焦点问题。该院认为，本案中，被申诉人庞承光已依约定履行了支付300万定金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却没能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取得涉案地块使用权全部共有人的授权委托书，被申诉人董喜英存在违约行为。按双方的约定，因被申诉人董喜英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取得同意转让的委托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原审判决生效后，原审原告庞承光与原审被告董喜英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审被告董喜英已支付300万元给原审被告庞承光，其余部分原审被告庞承光已放弃。双方所达成的和解协议，表明在原审判决解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后，双方已重新达成新的协议，并履行完毕，《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事项已处理完结。关于第4、第5个争议焦点问题。该院认为，虽然300万元定金是通过申诉人陈宇文的账户转给被申诉人董喜英，但申诉人陈宇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合同当事人，其与被申诉人庞承光的关系，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关。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申诉人陈宇文在原审中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申诉人陈宇文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三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该院（2016）桂07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申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宇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00元，由被申诉人（原审被告）董喜英负担55000元，被申诉人（原审原告）庞承光负担1000元。 二审中各方均未有新证据向本院提供。 二审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陈宇文汇付了300万元给上诉人董喜英后不久，因怀疑合作方庞承光等人行为，已要求庞承光等人退款，无果后已向公安机关控告诈骗，至今未见公安机关有处理结果。上诉人陈宇文也曾就汇付给上诉人董喜英的300万元向法院起诉，认为该笔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诉请董喜英返还该不当得利款项，庞承光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生效裁判【（2016）桂0702民初2944号判决书、（2017）桂07民终433号裁定书】已判决认定陈宇文是与庞承光存在合作关系，可另案处理，与本案土地使用权人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判决驳回了陈宇文的诉讼请求。庞承光等人后来已将部分款项退还了上诉人陈宇文。 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人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沈琼玑、林昀昀。 本案一审再审期间，追加黄志光、符玉辉、熊稀良、符进春、周宇、谢长丽、宋传珍、陈锡芬、沈琼玑、林昀昀为共同被告。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再审查明事实一致。 综合当事人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陈宇文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如何界定，是否具有上诉权；2、上诉人董喜英是否系本案一审适格被告；3、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4、如果《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合同双方谁违约；5、《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在一审诉前已经解除；6、上诉人董喜英在（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生效后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协议行为是否对本案土地使用权人具有约束力；7、本案一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上诉人陈宇文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如何界定、其是否具有上诉权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三个方面的法律关系：一是上诉人陈宇文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合作关系；二是土地使用权的买卖合同关系；三是土地使用权人与受托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陈宇文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合作关系各方并无异议，但上诉人陈宇文与被上诉人庞承光是否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共同受让方，存在较大争议。上诉人陈宇文在本案中，主张其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共同受让方，应为本案一审共同原告，具有与被上诉人庞承光一审共同的诉讼地位、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然而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一）上诉人陈宇文并非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签字方，合同签字双方为上诉人董喜英和被上诉人庞承光。（二）上诉人陈宇文与本案土地使用权人从无直接面见、商谈过项目事宜。（三）上诉人陈宇文因怀疑合作方庞承光等人诈骗行为，已要求庞承光等人退款，无果后已向公安机关控告诈骗,表明上诉人陈宇文当时内心并不认可与土地使用权人的民事合同关系。（四）庞承光等人已将部分款项退还了上诉人陈宇文，上诉人陈宇文对从庞承光等人之处拿回款项是积极追求的，并不认可与土地使用权人的民事合同关系的存续性。(五)钦南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已认定上诉人陈宇文是与被上诉人庞承光存在合作关系，与本案土地使用权人并无直接法律关系。以上事实证明，上诉人陈宇文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的合作关系只是内部法律关系，与本案土地使用权人并无直接外部法律关系。因此，上诉人陈宇文并不具有共同原告的资格，其按照合作人庞承光等人的要求汇付300万元给上诉人董喜英，属于履行内部合作关系的一种行为；而且，其对本案一审中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也没有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不享有独立的原告的诉讼地位，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陈宇文一审再审提出请求改判董喜英及委托人黄志光、符玉辉、熊稀良、符进春、谢长丽、周宇、陈锡芬、沈琼玑、林昀昀、宋传珍共同双倍返还定金600万元给其及原审原告庞承光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上诉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可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拥有上诉权的前提须是在一审判决中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原审判决（2016）桂07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及再审判决（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均未判决上诉人陈宇文承担任何责任，故上诉人陈宇文无权提出上诉，对其上诉，本院应予驳回。 关于上诉人董喜英是否系本案一审适格被告问题。本院认为，（一）案涉土地使用权于本案一审时并未发生转移，土地使用权登记人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林昀昀，因此，应推定前述人员为土地使用权人。各份授权委托书中出现的委托人陈庆余、谢长丽、陈锡芬、彭哲、杨春莲、熊稀良是否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共有人，目前未见上述人员提出过主张，也未见一审、再审和二审中各方对原土地使用权登记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林昀昀的权属提出过异议，故本院认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林昀昀。熊稀良为受托人，谢长丽、陈锡芬也不属于土地使用权登记人，均不应具有共同被告主体资格。（二）土地使用权登记人是否已经将权属转让给上诉人董喜英，目前只有再审被告林昀昀提出该主张，其他当事人并不认可。但再审被告林昀昀对其主张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债的关系），没有证据予以佐证，至少在一审时没有证据否定原来存在土地使用权登记人的物权。即使债权与物权同时存在，债权也不能否定物权。故本院对案涉土地使用权当时已经转让给上诉人董喜英的主张不予认定。（三）上诉人董喜英与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的法律关系应为委托代理关系，这已有多份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予以证实，除了再审被告林昀昀外其他各方当事人均已予以认可。（四）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采纳。上诉人董喜英不是涉案土地使用权人，而是受托人，代理行为亦未超出代理的授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根据检察建议提起再审，但却对检察建议认为的代理人不应承担被代理人责任的意见不予采纳，确有不当。因此，上诉人董喜英是本案土地使用权人的代理人，她的代理行为应该由该土地当时的登记共有人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其不是本案一审的适格被告，应驳回被上诉人庞承光对上诉人董喜英的起诉。一审、再审判决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确实有悖代理制度，应予纠正。上诉人董喜英上诉有理，应予支持。 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判断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一是要判断是否合同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二要判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案中，虽然上诉人董喜英并非案涉合同交易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人，且以自己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但转让土地使用权是所有权利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土地使用权的所有权利人均同意由上诉人董喜英以自己的名义代签。合同格式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合同合法有效的实质要件。同时，双方所签订合同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本案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合法有效，一审、再审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合同双方谁违约问题。按照双方2014年1月30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受让方应于2014年2月15日后三日内支付转让方人民币300万元整的转让定金，转让方在收到定金后10日内取得该土地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受让方在取得上述委托书后，在10日内支付给转让方人民币1100万元整的土地转让款。在此点上，双方争议的是被上诉人庞承光是否在转让方收到定金后10日内取得该土地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其他均无争议。其中，双方认可被上诉人庞承光于2014年2月19日支付300万元转让定金；被上诉人庞承光认可在2014年2月19日之后10日内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共有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林昀昀的授权委托书，但认为宋传珍于2012年8月24日公证委托的受托人杨春莲没有转委托权，且否认收到符进春、宋传珍2009年10月12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本院认为，合同双方约定的“土地全部共有人”应为土地使用权登记人沈琼玑、符玉辉、符进春、周宇、黄志光、宋传珍、林昀昀，因为登记人之外是否还存在共有人，不好确定，夫妻、近亲属可能为共有人，也可能非共有人。在双方没有明确“土地全部共有人”的内涵和外延情况下，应以土地使用权登记人为“土地全部共有人”。近亲属之间一方对外代持，并不一定影响近亲属内部的共有关系，但这是另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庞承光主张没有收到宋传珍的授权委托书，明显不足以抗辩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提供的证据：（一）被上诉人庞承光于2014年2月23日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已确认收到所有共有人的转让《委托书》，且至其一审起诉前对此亦未提出过任何的异议。二审庭审中也无法自圆其说。因此，被上诉人庞承光否认收到符进春、宋传珍2009年10月12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明显与《收条》明确载明已确认收到所有共有人的转让《委托书》相矛盾。（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庞承光送达《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解除合同通知书》时，未见被上诉人庞承光对是否收到宋传珍的授权委托书提出过任何异议。（三）被上诉人庞承光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宋传珍的公证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6年4月1日，宋传珍申请钦州市公证处制作了（2016）桂钦证民字第1021号公证书。宋传珍经公证的《声明书》载明“...我为了更快地转让钦国用（2005）第A055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我分别于2009年10月12日委托董喜英全权代表我办理钦国用（2005）第A055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事宜，2012年8月24日委托杨春莲全权代表我办理钦国用（2005）第A055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现我声明该两份委托书都有效，他们都是我的全权代理人，都有权代表我办理上述土地转让的一切事宜。我保证以上声明内容完全属实，对声明的法律后果我已知悉，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附：委托书复印件。声明人：宋传珍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公证书中附有2009年10月12日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和2012年8月24日委托杨春莲的授权委托书。尽管（2016）桂钦证民字第1021号公证书系事后公证，但涉及的是宋传珍之前的对外委托情况。该公证书至今没有撤销，仍然有效，被上诉人庞承光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应予认定。被上诉人庞承光否定宋传珍2009年10月12日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认为其属于事后制作，并不包含在2014年2月23日出具的《收条》之内，与有效公证文书相冲突，也与《收条》明确含义相冲突，本院对被上诉人庞承光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四）宋传珍委托他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从一审、再审到二审，均认可既委托董喜英、也委托杨春莲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事宜，《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最终确定由委托代理人董喜英代为签订，从这些事实看，宋传珍如果不委托董喜英，不合情理，也不可能由董喜英代为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结果。至于为何出现宋传珍多次委托他人转让土地使用权问题，本院认为，需要结合宋传珍转让其土地使用权份额的意图进行分析。本案中，出现多份涉及宋传珍的委托书：2009年10月12日符进春、宋传珍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无公证）；2012年8月24日宋传珍委托杨春莲的授权委托书（有公证，无转委托权）；2013年12月25日符进春、杨春莲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无公证）；2014年3月12日符进春、彭哲、宋传珍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有公证）。这些委托书的出现，进一步证明宋传珍转让其土地使用权份额的强烈意愿，目的明显，意图在于找人代理尽快转让，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和能力，其中既存在委托董喜英、也存在委托杨春莲的情形。不管委托谁，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其权利。2008年1月14日沈琼玑、林昀昀就已委托董喜英转让土地使用权，对此，被上诉人庞承光并无异议。之后至2009年10月12日符进春、宋传珍委托董喜英转让土地使用权，也完全符合情理。实际上，本案中，符进春也出现多份委托书，其中2013年12月25日符进春、杨春莲委托董喜英的委托书没有经过公证，被上诉人庞承光也无异议。可见，本案中，部分土地使用权共有人出具多份授权委托书，确是事实。公证与否，与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并不冲突。被上诉人庞承光认为，无公证授权委托书属于事后作假证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于授权委托书的形式要件和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实践中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存在多种形式，是否有效，需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可以双方签订书面合同，也可以单方出具授权委托书。前者一般出现于复杂的商务代理行为，只要不存在无效情形，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即产生法律效力；后者一般存在于简单的民事行为，只要不存在无效情形，指定的受托人认可，也即产生法律效力。但如果单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托方不予认可，则对受托方不产生法律效力；受托方未予认可、等待认可，则对受托方效力待定。本案中，宋传珍的委托代理得到了受托人董喜英的同意，且受托人董喜英已实际履行了委托代理的事项，对受托人董喜英的代理行为宋传珍亦予以认可。因此，宋传珍与董喜英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成立，合法有效，且已履行，不存在效力待定情形。(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和再审审判决认为符进春、宋传珍2009年10月12日出具的受托人为董喜英的委托书没有董喜英签名而效力待定的观点存在错误，混淆了双务民事法律行为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应予纠正。另外，再审判决认为宋传珍委托董喜英委托书效力待定，但又认为董喜英代签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观点相互矛盾，也应予纠正。 综上，土地使用权受让方于2014年的2月19日支付转让方人民币300万元定金，转让方在收到定金后10日内即2014年的2月29日之前已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同意转让的授权委托书；受让方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全部共有人授权委托书后，未能按合同约定在10日内支付足转让方人民币1100万元土地转让款（含300万元定金），且在转让方向被上诉人庞承光送达《关于按时履行合同的函》之后，仍拒绝支付转让方人民币800万元，已经构成了根本性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上诉有理，应予支持。 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在诉前已经解除问题。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1点约定：“甲方在取得同意转让的委托书后乙方没有按期支付一千一百万元转让价款给甲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予返还。”在被上诉人庞承光违约行为事实出现后，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已经催告被上诉人庞承光履约，无果后于2014年7月31日向被上诉人庞承光公证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土地使用权转让方于2014年7月31日向被上诉人庞承光公证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一审、再审各方对该事实均予以认定，并无异议。因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于2014年7月31日送达解除，对解除异议的问题，被上诉人庞承光应于2014年10月31日前起诉，但其于2016年3月1日才向钦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远远超过了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的三个月期限，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对于已解除的合同，不存在再行解除的问题，原审判决对双方于2014年7月31日已解除合同的事实已予以认可，但原审和再审判决却支持被上诉人庞承光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上诉人董喜英于（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生效后的行为是否对本案土地使用权人具有约束力问题。经审理查明，（2016）桂0702民初723号判决生效后，上诉人董喜英与被上诉人庞承光确实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已履行。但双方以和解协议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不同意向法庭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内容。”本院认为，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既是对判决生效的尊重，也是化解双方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上诉人董喜英与被上诉人庞承光达成的和解协议，主体是谁、内容如何、是否变更生效法律文书判项、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对本案土地使用权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是否对本案当事人的诉权产生影响、董喜英是否另行取得委托人和解授权等等，因当事人不愿意提供该证据，本院难以作出判断。因此，对上诉人董喜英与被上诉人庞承光判后达成的和解协议，应视为另一法律关系，由当事人根据自治权利另行依法处理，本院只对本案进行审理。再审判决对上诉人董喜英与被上诉人庞承光判后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评判，违背了当事人意愿，干预了当事人自治权利，应予纠正。 关于本案原审、再审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问题。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再审判决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本院认为，原审、再审判决适用法律中引用法条尽管个别条款不够准确，但总体适用法律正确，并无错误。原审、再审判决代理人直接承担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确有错误，上诉人陈宇文主张正确。但原审、再审判决代理人承担责任并未引用具体法律条文，故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 综上所述，（2016）桂07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和（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应予撤销；上诉人陈宇文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具有一审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016）桂07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和（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均未判决上诉人陈宇文承担任何责任，故上诉人陈宇文无权上诉，本院应驳回其上诉；上诉人董喜英不属于本案一审适格被告；上诉人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庞承光原审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钦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桂070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钦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0702民再2号民事判决； 三、驳回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再审申诉人）陈宇文的上诉； 四、驳回被上诉人庞承光（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对董喜英（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诉人）、陈锡芬（再审被告）、谢长丽（再审被告）、熊稀良（再审被告）的起诉； 五、驳回被上诉人庞承光（一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对上诉人黄志光（再审被告）、符玉辉（再审被告）、符进春（再审被告）、周宇（再审被告）、宋传珍（再审被告）和再审被告沈琼玑、林昀昀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6000元，共1120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庞承光负担；上诉人陈宇文和上诉人董喜英、黄志光、符玉辉、符进春、周宇、宋传珍分别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6000元分别予以退还。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元成 审 判 员 许光艳 审 判 员 张艳蓉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俊霖 书 记 员 李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