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4民初4784号原告：济南市章丘区市政工程处，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良，北京市华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法定代表人：刘春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景仁，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市章丘区市政工程处（以下简称章丘市政）与被告沈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市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原告章丘市政向本院申请保全被告沈阳市政的财产并提供了担保，本院审查后裁定予以准许并采取了相应的保全措施。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章丘市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庆良、被告沈阳市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穆景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丘市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共计840389.14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全部承担。事实与理由：2011年11月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道路BT施工项目一标段路缘石采购和施工安装合同》，随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进行了材料采购、安装施工。截止2013年11月，共拖欠原告工程款840389.14元。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出现纠纷后由济南市法院管辖，并且本合同的履行地点在济南市槐荫区。随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予结算。现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回。沈阳市政辩称，1.被告不拖欠原告工程款，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按照原告施工部分在2013年2月1日进行了验收的实际，结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验收合格三年内付清），被告应该在2016年1月31日前付清，原告应在2019年1月30日前提起诉讼。而原告在2019年8月份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3.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随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进行了材料采购、安装施工。截止2013年11月，共拖欠原告工程款840389.14元”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原告与被告所属“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道路BT项目一标段沈阳市政集团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签订合同后，原告仅进行了部分履约，原告与被告所属“项目部”对原告履约部分进行了结算确认，结算金额为242003.64元。根据2013年9月26日、2014年11月20日原告向被告所属项目部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告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了黄振江，原告与被告因案涉合同关系已经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同时，“项目部”已经向原告的债权受让人黄振江支付了转让款242003.64元。不存在被告及其所属“项目部”拖欠原告工程款的情况。4.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随后经原告多年来催要，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不予结算”与事实不符。一是不存在原告多年来催要的事实，原告从未向被告及所属“项目部”催要过；二是原告与被告所属“项目部”进行了结算，不存在“被告均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予结算”的情况。5.原告与被告所属“项目部”签订合同后，被告所属“项目部”将相关工程承包给了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7日，吴明聚以本案被告、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崔凯为被告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案号为（2014）济民五初字第92号】，被告才得知，崔凯借用被申请人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与本案被告所属“项目部”签订的合同，而后崔凯又分别与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明聚签订了相关合同，崔凯又将相关工程转包给了吴明聚。也正是因为被告所属“项目部”在原告履行部分合同约定工程施工后将涉案工程承包给了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告与本案被告所属“项目部”对原告的施工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即使本案原告有证据证明又进行了工程施工，原告后续施工部分的付款责任主体也不是本案被告，原告无权再向本案被告提出任何主张。基于上述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章丘市政向本院提交了《路缘石采购与安装施工合同》及协议各一份、《证明》，沈阳市政向本院提交了（2014）济民五初字第92号案件卷宗档案材料、《工程价款计算表》、《劳务费用中期凭证》（第1期、第2期）、《建筑业统一发票》、《债权转让通知书》两份、《付款凭证》三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济南中支行）借记通知》、竣工验收报告两份，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2011年，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道路BT施工项目一标段兴福路及腊山河东路的市政道路施工发包给沈阳市政承包建设。2011年11月18日，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道路BT施工项目一标段沈阳市政集团项经理部（以下简称项目部）作为甲方，章丘市政作为乙方，双方签订《路缘石采购与安装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承建的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任务中的路缘石施工项目发包给乙方施工，工作内容为：路缘石、镶边石、树池缘石材料及安装（路缘石座砂浆乙方提供）（C15砼甲方提供）。合同第三条安装单价及费用结算方式约定：1.乙方负责花岗岩路缘石加工，规格为30×15×74.50材料费每米84元，曲线边石每延米加25.20元加工费（安装费不另行增加）。2.A型镶边石，规格为24×10×74.50材料费每米45元，曲线边石每延米加13.50元加工费（安装费不另行增加）。3.B型镶边石，规格为15×10×49.50材料费每米28元，曲线边石每延米加8.40元加工费（安装费不另行增加）。4.树池边石，规格为24×10×69.50材料费每米42元。5.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甲方向乙方支付进场材料的20%，每段工程完工经质监站验收合格后付此段结算金额的20%。验收合格6个月后支付施工总产值的25%，之后6个月内支付施工总产值的25%，剩余10%为质保金两年内付清。6.甲方向乙方提供合格正规发票（材料和劳务发票分开）。7.本合同施工及材料，总量暂定为8000块。验收时以实际安装米数为准。按验收合格的段落计算。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甲方落款处加盖项目部印章并由项目部代理人李欣签字，乙方落款处加盖章丘市政公章并由其代表黄振江签字。签订上述合同的同日，双方还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对上述承包工程范围内相关石料的安装费进行了约定。合同第三条结算方式约定：规格为30×15×74.50边石安装费每延米8元；规格为24×10×74.50，规格为15×10×49.50及规格为24×10×69.50边石安装费均为每延米6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双方均认可，项目部系沈阳市政内设机构，上述两份合同的主体为沈阳市政及章丘市政。双方均具备上述工程相应的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签订上述两份合同后，章丘市政进行了工程施工建设。上述兴福路及腊山河东路施工工程分段分两次进行了竣工验收。两次竣工验收合格的时间分别为2012年2月26日及2013年12月3日。2013年2月5日，章丘市政与沈阳市政签订《劳务费用中期支付证书第1期》，该证书记载截止2013年2月5日涉案工程产生工程款62462.56元。2013年9月22日，双方签订了支付证书第2期，该证书记载截止2013年9月22日，涉案工程产生工程款179041.08元。以上两期工程款合计242003.64元。上述两期支付证书显示的工程均在桩号K1+300-K1+580范围内。甲方由沈阳市政工程部刘佳、质检部朱晓明、材设部李欣签字，乙方加盖了章丘市政的公章并由黄振江在项目经理处签字确认。2013年9月22日，沈阳市政制作工程结算表一份，载明上述工程总值为242003.64元。2013年9月26日，沈阳市政向济南市槐荫区地税局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章丘市政为我单位施工，工程款242003.64元，施工地点槐荫区。同日，章丘市政向沈阳市政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内容为：我方尚欠黄振江工程款242003.64元，经我方与黄振江协商同意将你公司尚欠我方工程款242003.64元中的242003.64元转让给黄振江。沈阳市政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后，于2013年10月9日向黄振江付款169000元，黄振江并向沈阳市政出具了收据。2013年12月26日，章丘市政向沈阳市政开具了242003.64元工程款的建筑业统一发票。2014年11月20日，章丘市政再次向沈阳市政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内容为：我方尚欠黄振江工程款73003.64元，经我方与黄振江协商同意将你公司尚欠我方工程款73003.64元中的73003.64元转让给黄振江。2014年11月26日、2015年2月16日，沈阳市政分别向黄振江支付工程款48803.28元、24200.36元，合计73003.64元。黄振江分别出具了收据。其中2015年2月16日24200.36元的收据写明为质保金。双方均认可上述73003.64元实际包含在242003.64元工程款范围内。沈阳市政称系因其单位财务要求，为了支付剩余工程款另行要求章丘市政向其出具的一份剩余工程款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有争议：章丘市政称，签订上述合同后，其独自全部完成了合同所约定的路缘石的施工，2013年9月20日经与沈阳市政技术负责人刘延士（日常用名为刘延师）结算，其单位完工的工程总价款为792883.14元。后其单位又对相关工程进行了维修，产生维修费用1238.60元，另增加施工费用35120元，以上合计总工程款为840389.14元。沈阳市政所提交的涉及242003.64元的工程款结算均是桩号K1+300-K1+580范围内工程的阶段性结算，并不包括刘延士为其出具的结算工程款。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3年9月20日刘延士（落款签名为刘延师）出具的《黄振江结算单》一份，内容为：一、卸花砖量5220元。二、修路缘石12311元。三、安装路缘石靠背4330.90×5元/m=21654.50元。四、杂活3625.25元。五、①标准路缘石4807m×94.20元/m=452819.40元；②标准路缘石曲线加工581m×122.46元/m=71247.23元；③人行道边石1921.90m×63.60元/m=122232.84元；④绿化带堵头边石147.60m×42元/m=6199.20元；⑤人行道曲线319.70m×63.60元/m=20332.92元（减去④等于14133.72元）；⑥树池边石1668.80m×50元/m=83440元。全部总款792883.14元。证据2.2013年10月20日刘延士（落款签名为刘延师）出具的《黄振江维修路沿石》一份，内容为：①K1+300-K1+330北侧A型标准路沿石计30米；②任太柱派工维修路沿石，K1+850路口-K1+640南北侧维修路沿石35块和26.30米。合计56.30米，每米22元，1238.60元。证据3.2013年11月2日刘延士（落款签名为刘延师）出具的《黄振江花砖工程量》一份，内容为K1+300-K1+450-K1+570两侧：方砖60㎡，每平方31元=1860元。其余65+845+182+50=1142平方米，每平方米30元，合计35120元。证据4.2019年9月26日刘延士（落款签名为刘延师）出具的《兴福路路缘石工程施工区域结算证明》，内容为：一、黄振江路缘石施工区域K1+300-K2-621.09包括人行道、慢车道、双向快车道路段双面计8道。包括花砖安装路缘石及靠被施工，其中树池安装。包括路缘石维修（K1+300-K1+330），K1+850路口-K1+640南北侧。花砖工程量包括K1+300-K1+450-K1+570两侧。二、黄振江决算工程量不包括K1+300-K1+580路缘石至花砖K1+495-K1+580花砖安装。特此证明。刘延士在庭后至本院接受调查时认可上述证据均为其出具，并称其系沈阳市政涉案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人。沈阳市政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刘延士并非其单位职工，其单位也不认识刘延士，章丘市政主张刘延士为其单位施工技术负责人与实施不符。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上述证据均系与黄振江进行的结算，相关结算不符合工程施工的合法结算形式，相关结算证明均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沈阳市政称，因整个工程进度进展缓慢，其将剩余工程交予山东省羽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羽田公司）施工。羽田公司接收涉案剩余工程后，其与章丘市政口头商定，由羽田公司与章丘市政协商后续路缘石工程的施工分配问题。对于施工结束后，实际由章丘市政为其施工的部分，由其与章丘市政进行结算。经双方结算，章丘市政实际与其存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工程量就是242003.64元，其已经全部支付给章丘市政指定的债权受让人黄振江，故其并不拖欠章丘市政的工程款。为证明其上述主张，沈阳市政向本院提交下证据：证据1.2013年9月28日，其与羽田公司签订的《工程承包施工合同》一份，内容为沈阳市政将兴福路桩号K1+300-K2+621.09内剩余的路基、路面、污水、雨水、中水、电缆沟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程、各类专业管沟开挖回填以及在完成本合同约定工程内容过程中所必须的人工、材料、机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设施配套、资料填写归档、试验检测等一切与本合同相关内容承包给羽田公司负责施工。计价方式为单价合同（清单附后）。工期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10月30日。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羽田公司落款处加盖其合同专用章并由负责人崔凯签字。证据2.羽田公司与崔凯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崔凯对证据1中的工程进行实际施工，双方约定工程款为1700万，崔凯向羽田公司支付总工程款2%的管理费。该合同还约定了其内容，但无落款时间。证据3.崔凯与吴明聚签订的《工程承包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崔凯将证据1中所涉工程转包吴明聚实际施工，承包形式为单价合同，清单附后约为1700万，吴明聚向崔凯支付11.5%的管理费。工期为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10月30日。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崔凯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30日，吴明聚签字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4日。证据4.民事起诉状一份，内容为2014年12月，吴明聚作为原告，将崔凯、羽田公司、沈阳市政作为被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其以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要求三被告共同向其支付济南市西客站片区市政道路三期工程道路BT施工项目一标段兴福路及腊山河东路市政道路建设工程的工程款17740243.54元并赔偿损失。证据5.上述案件档案中的两份《调解协议书》，其中2015年8月15日协议落款为该案“原告方”吴明聚、“羽田公司现场负责人”崔凯、沈阳市政代理人高某（姓名无法分辨）、“见证人”孙庆利、刘延士、马某（姓名无法分辨）。2015年9月16日的协议书中无刘延士的任何签名。证据7.2015年9月18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济民五初字第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因吴明聚与该案三被告达成庭外和解，准许吴明聚撤回起诉。沈阳市政称，上述案件即因其将其所承包工程的所有剩余工程交予羽田公司施工后发生的纠纷，其交由羽田公司施工的工程包含了剩余路缘石工程。章丘市政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沈阳市政将剩余工程交予羽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了非法转包。另，其所承包的路缘石工程并不在沈阳市政向羽田公司转包工程的范围内，沈阳市政已经将路缘石工程甩项给了其单位，其单位也全部施工完毕，沈阳市政应当按照刘延士出具的结算材料向其支付工程款。本院认为，沈阳市政及章丘市政均具有相关市政道路施工资质，沈阳市政将其总包的市政道路建设工程中的路缘石工程分包给章丘市政的行为合法，双方于2011年11月18日所签订的两份有关路缘石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知，现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在双方合同项下，章丘市政施工的总工程量及对应的工程款结算依据。章丘市政称，沈阳市政原总包范围内的所有的路缘石工程均由在涉案的两份施工合同范围内，系由其作为沈阳市政的合同相对方进行的施工，相应工程款的结算应以刘延士出具的结算材料为准。沈阳市政则称，章丘市政仅对其总包的市政道路中的路缘石进行了部分施工，双方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工程已经结算并实际付款，其并不拖欠章丘市政的工程款，即使章丘市政在与其结算后仍然进行了施工，其也不再是章丘市政进行施工的合同相对方，无义务支付其他工程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两份路缘石的施工合同，虽然约定由章丘市政承包沈阳市政总包的市政道路中路缘石的施工，但两份合同均未对承包施工的桩号起止进行约定，而仅是约定了相应的分项工程的单价及结算方式，并明确按照最终工程量核算工程款。因此，仅依据两份合同的约定，无法当然的认定章丘市政在与沈阳市政存在合同关系的项下施工了全部的路缘石工程。本案中，沈阳市政所提交的两份《劳务费用中期支付证书》，虽然名为中期支付证书，但是第2期的支付证书为当事人双方共同确定截止2013年9月22日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而章丘市政主张作为结算依据的由刘延士出具的《黄振江结算单》则出具于2013年9月20日，且该结算单所记载的金额远远大于支付凭证所确定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章丘市政主张2013年9月20日结算工程款792883.14元，但却在截止2013年9月22日汇总工程量及工程款242003.64元的支付凭证中盖章认可截止该日的工程款，其行为相互矛盾。章丘市政向沈阳市政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明确表明转让的债权为“尚欠”242003.64元中的242003.64元。此表述也明确了章丘市政对欠款总金额的自认。另，债权转让后，黄振江于2015年2月16日出具的24200.36元的收据，明确为质保金。而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质保金为总工程款的10%，黄振江的该行为也表明，其所受让的工程款的总金额应为242003.64元。刘延士仅是在（2014）济民五初字第92号案件中作为见证人，见证过本案总包工程中案外人与沈阳市政签订的和解协议。在双方均认可的，作为结算依据的中期支付证书中，沈阳市政具有结算资格的签字人员中，并未出现刘延士。因此，在章丘市政无证据证明刘延士具有代表沈阳市政与其进行结算的权限，刘延士所出具的结算单及相关说明均不能对抗2013年9月22日双方所结算的工程款总金额。基于上述原因，本院认定章丘市政与沈阳市政存在合同关系的，所施工的路缘石工程的工程总价为242003.64元，沈阳市政已经全部支付了该工程款，章丘市政要求沈阳市政向其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即使按照章丘市政所主张的结算时间，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亦不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济南市章丘区市政工程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4元，减半收取计6102元，诉讼保全费4820元，均由济南市章丘区市政工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斌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贾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