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74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华，男，198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兴平，广东谷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伟林，广东谷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红，女，1981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三口塘镇祁阳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熙程，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胡兰飞，女，198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上诉人黄海华因与被上诉人于红及原审被告胡兰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海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红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事由并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股权纠纷。1.一审判决认定于红在2015年8月7日曾因双方签订的长盾集团股权转让书到派出所报案，可以印证双方存在股权纠纷，不存在借款关系；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双方因股权关系产生的纠纷尚未处理清楚，涉案借据是基于上述纠纷而产生，故本案理应按股权关系纠纷予以受理。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在双方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形下，一审认定黄海华须向于红支付利息，系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三、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在驳回于红的其他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将合计18800元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全部判归黄海华承担，系适用法律错误。四、本案诉讼时效理应从于红知道之日起（即2015年8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于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海华的上诉请求。一、黄海华称本案款项不属于民间借贷而是投资股权，应按股权合作关系审理是错误的。黄海华与于红虽签订股权转让书，但客观上并不存在长盾集团，其没有将该公司的股权过户给于红。后于红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派出所的主持下，黄海华向于红出具了涉案借条，双方同意将之前的投资款转为借款，于红放弃追究黄海华的其他法律责任。故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发生转化，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是正确的。二、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胡兰飞述称，一审法院判决我方无需承担还款责任，我方无意见。于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海华向于红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计算方法：自2019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本金清偿之日止）；2.胡兰飞对黄海华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文权于2015年3月1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黄海华转账100万元。于红于2015年3月20日通过案外人于强向黄海华转账20万元。黄海华出具了两份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3月18日”的《借据》，分别载明：“我黄海华因资金周转现向梁文权借款捌拾万元（80万）。”、“我黄海华因资金周转现向于红借款贰拾万元（20万元）。”2019年1月18日，梁文权与于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梁文权将其对黄海华享有的80万元债权转让给于红。2019年1月23日，于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黄海华至今拖欠其借款20万元、拖欠梁文权借款80万元，共计100万元。一审诉讼中，梁文权到庭述称：其经过于红介绍认识黄海华，黄海华称买房需要借款，其同意出借并于2015年3月18日向黄海华转账100万元，后来黄海华向其返还20万元，剩余的80万元至今未还，由于其在香港工作，很少回中山，所以将其对黄海华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于红。于红对梁文权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黄海华主张其收到梁文权100万元之后共向梁文权返还21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兰飞认为梁文权以上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黄海华的申请依法到中山市公安局石岐区分局悦来南派出所（以下简称悦来南派出所）调查取证。根据于红的询问笔录反映，于红在2015年8月7日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称黄海华虚构合作项目骗取其20万元、骗取梁文权100万元、骗取叶银莹50万元、骗取林洁英20万元。于红为此向悦来南派出所提交了其通过于强向黄海华付款的工商银行转账记录、其与黄海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与黄海华签订的《长盾集团股权转让书》、照片等证据。根据叶银莹询问笔录反映，叶银莹在2015年8月7日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称黄海华虚构合作项目骗取其50万元，并称其于2015年1月26日通过手机银行向黄海华转账15万元、几天后在广卫家私共赢投资有限公司处向黄海华刷卡149000元、2015年2月初通过银行转账20万元给黄海华，后来叶银莹多次要求黄海华写字据，黄海华无奈之下写了一张收据，内容是入股定金，没有注明入股的内容，黄海华还随意写了一个收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0日。叶银莹为此向悦来南派出所提交了一份由黄海华于2015年6月2日书写的《收据》佐证，内容为：“本人黄海华2014年11月20日收到叶银莹入股定金500000元（伍拾万元整），以此证明。”于红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其与梁文权共向黄海华转账120万元，当初是为了投资黄海华的公司，后来发现被骗故其与叶银莹等人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案涉的“2015年3月18日”的两份《借据》实际由黄海华在悦来南派出所书写的，由于该《借据》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经过的问题。黄海华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2015年3月18日”的两份《借据》的书写时间就是2015年3月18日，当时的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只是于红他们要求其写借款作为保底，于红于2015年8月7日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应从2015年8月7日起计算诉讼时效，由于于红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向其主张权利，故于红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保护。胡兰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因其对案涉借款并不知情，案涉借款也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故案涉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查，黄海华与胡兰飞于2009年2月2日登记结婚。诉讼中，胡兰飞向一审法院提供工作和收入证明、收取工资的银行流水、《中山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证据，以证明其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足以覆盖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且其夫妻名下的房地产在案涉借款之前是通过银行按揭方式购买，由于案涉借款已超过其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且其对借款并不知情，故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于红为了证明对黄海华享有100万元的债权，其中20万元属于黄海华向于红的借款，80万元属于黄海华向梁文权的借款，后来梁文权将其对黄海华享有的80万元债权转让给于红，于红为此提供了由黄海华书写的“2015年3月18日”的两份《借据》、银行转账记录、《债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予以证实，由于于红以诉讼形式向黄海华送达了梁文权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对黄海华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对于红主张上述事实予以采信。关于“2015年3月18日”的两份《借据》的形成时间问题。虽然于红、梁文权向黄海华转账的时间是2015年3月，与上述《借据》的落款时间相互对应，但综合本案已查明事实，首先，于红与黄海华原本存在投资关系，由于红向黄海华购买黄海华公司的相应股权份额，这从双方签订的《长盾集团股权转让书》可以印证；其次，从于红等人在2015年8月7日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时的陈述，均未反映于红与黄海华存在借款关系，而且于红向悦来南派出所提供的证据中不存在“2015年3月18日”的《借据》；再次，从叶银莹报案材料可反映黄海华有随意书写收款时间的习惯。综上分析，一审法院认为于红陈述的“2015年3月18日”的《借据》是黄海华在派出所书内书写，更具有可信性，故认定“2015年3月18日”的两份《借据》形成时间为2015年8月。退一步讲，即使该《借据》形成时间在2015年3月，由于于红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称的黄海华虚构项目骗取其钱财，而非向黄海华催讨借款，故黄海华有关于红于2015年8月向悦来南派出所报案的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辩解，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案涉两份《借据》均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故于红可随时向黄海华主张权利，黄海华经于红催讨后仍不还款，构成违约，故于红诉请黄海华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合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胡兰飞的责任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案涉借款金额100万元，为巨额借款，已超过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所需，于红主张上述借款为黄海华、胡兰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综合胡兰飞提供的证据，可证明胡兰飞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且其收入可覆盖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相反，于红提供的证据未能充分证明案涉借款已用于黄海华、胡兰飞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经营，故于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于红诉请胡兰飞对黄海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黄海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于红清偿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于红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8800元（于红已预交），由黄海华负担（该款项黄海华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于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于红凭黄海华出具的两份《借据》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判令黄海华的配偶胡兰飞无需承担本案债务的清偿责任，各方均服判，本院予以维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黄海华是否拖欠于红100万元借款，二、于红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于红主张黄海华拖欠其借款100万元，并提供金额共计12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黄海华出具的两份《借据》以及梁文权的证人证言、《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实于红对黄海华享有100万元借款债权，其中20万元属于黄海华向于红借入的借款，80万元属于于红通过债权转让方式从梁文权处受让的借款。黄海华虽辩称上述《借据》所涉款项属于股权转让款，但其出具《借据》的行为表明双方已将原来的基础关系转化为借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黄海华拖欠于红100万元借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借据》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于红第一次要求债务人黄海华履行付款义务之日起计算，而于红系2019年1月23日起诉要求黄海华履行付款义务的，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至于黄海华上诉认为于红在2015年8月7日到悦来南派出所报案、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本院认为，于红的报案系针对黄海华虚构项目骗取其钱财的犯罪行为，并非针对本案，于红并未在派出所向黄海华出示涉案《借据》催讨借款，黄海华亦未在派出所提及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故于红的报案行为并不构成对本案借款债权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认定于红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海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黄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张 荣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林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