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11民初13900号 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邢介奎，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凡炬，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浩，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青岛保税区得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保税港区。 法定代表人：李卓，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彦龙，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彩，北京市中永（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岛贝西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创业大厦内。 法定代表人：贾秀芬，职务执行董事。 被告：贾秀芬，女，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杨乐源，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被告：李军锋，男，1979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被告：李康民，男，1958年0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与被告青岛保税区得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邦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诉至我院，案号为（2019）鲁0211民初898号，后本院以双方合同有仲裁条款应由仲裁委员会仲裁为由驳回原告起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该898号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8月15日，原告追加青岛贝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本院予以准许。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本院依法公告送达。原告华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凡炬、赵良浩、被告得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彦龙、郭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安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仓储保管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的仓储费等费用合计492676.03元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43550.65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30日后实际占用仓储期间的仓储使用（占用）费用及原告因此发生的各项损失；4、依法判令原告对于涉案的仓储货物有留置权，且在依法处置涉案仓储货物时原告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明确为：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之间的《仓储保管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即原告起诉之日；2、依法判令被告得邦公司向原告支付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的仓储费等费用合计492676.03元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为60371.90元）；3、判令被告得邦公司向原告支付2018年11月30日后实际占用仓储期间的仓储使用（占用）费用及原告因此发生的各项损失：暂时从2018年1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仓储占用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本金损失98573.97元及利息损失670.38元（自2019年8月14日起仓储（占用）费用损失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利息损失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依法判令原告对于涉案的仓储货物（位于青岛保税区华安仓库三楼，04-395号货物740箱，04-379号货物733箱，04-573号货物736箱，共计2209箱）有留置权，且在依法处置涉案仓储货物时原告有优先受偿权；5、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对被告得邦公司向原告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7月18日，原告和被告得邦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得邦公司在原告保税区仓库仓储了衣服货物一宗，仓储费为0.35元/立方米/天，每超过半年增长0.05元。但被告拖欠自2014年10月1日计算至2018年10月31日仓储费等费用合计492676.03元，原告因为被告拖欠上述仓储费用而发生按照人民银行利率计算的损失43550.65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上述欠款，但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追加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的申请事项为：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与被告得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07年7月，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签订仓储保管合同，被告得邦公司在原告保税区仓库仓储衣服货物一宗。2019年8月13日的庭审过程中，被告得邦公司主张仓储货物所有权属于被告贝西公司所有，得邦公司与贝西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经查询，被告贝西公司于2007年11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是贝西公司的股东，被告杨乐源、李军锋于2009年至2014年期间向原告实际支付了仓储费用。被告李康民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经被告得邦公司介绍以货主的名义在原告处领取涉案货物样品，用于经营。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请判如所请。 被告得邦公司书面答辩称，一、案涉仓储合同是被告受贝西公司的委托，代贝西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从合同订立之初，原告就明确知晓该事实，并且自始至终都是由原告与贝西公司直接实际履行仓储合同，该合同依法应当直接约束贝西公司和原告。原告起诉解除合同属于原告与贝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被告无关。因此，贝西公司应当是承担支付案涉仓储费用的义务人，而不是被告得邦公司：1、2005年10月12日，贝西公司在被告得邦公司提供的《仓储服务报价单》上签章确认，双方就得邦公司向贝西公司提供仓储服务事宜达成合意，贝西公司将涉案货物入库至得邦公司的保税仓库，进境备案清单号为421020051107526781，仓储期间为1年，并于2006年1月起向得邦公司支付仓储费；2、约定仓储期限到期后，涉案货物未能报关进口，得邦公司租赁的仓库也已经到期，无法继续向贝西公司提供仓储服务，而涉案货物属于保税货物，贝西公司无法完成出库，更不能退回卖方（韩国公司）重新入关，只能将涉案货物转至其他保税仓库进行储存，所以2007年7月18日，得邦公司受贝西公司的委托以得邦公司自己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案涉仓储合同，将货物入库至原告的保税仓库，进境备案单号相应的变更为421020071107717162；3、2007年7月19日至2008年5月，贝西公司联系得邦公司进行货物取样，贝西公司向得邦公司支付仓储费，得邦公司将全部仓储费支付给原告，得邦公司并未从中截留分文仓储费，原告收到仓储费后直接向贝西公司开具发票；2008年6月份至2014年9月30日，贝西公司直接联系原告进行货物取样，贝西公司直接支付原告仓储费，原告收到仓储费后向贝西公司开具发票，得邦公司并未参与案涉仓储合同的实际履行；4、依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并结合本案，自2007年7月18日涉案仓储合同成立后，原告便一直直接向贝西公司开具发票，说明原告知晓得邦公司系受贝西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仓储合同，贝西公司系委托人，涉案仓储合同应当直接约束原告与贝西公司。 二、退一步讲，即使在案涉仓储合同签订时原告并不知情被告与贝西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但自2008年6月至2014年9月，原告作为委托关系的第三人，已经以自己的实际履行行为作出了以委托人贝西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的明确表示，应当依法继续遵守：根据合同法403条第二款之规定并结合本案，自2008年6月至2014年9月，因贝西公司未向得邦公司支付仓储费，从而导致得邦公司无法依约向原告支付，经各方协商，决定由贝西公司直接联系原告进行货物取样、直接向原告支付仓储费，原告直接向贝西公司索要仓储费、继续向贝西公司开具发票。原告直接向贝西公司索要仓储费、付款、开具发票的行为足以说明原告实际选择了贝西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不得进行变更。 三、经得邦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贝西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无法继续经营。换句话说，贝西公司已经无力继续履行案涉仓储合同并支付仓储费，这才是本案发生的真正原因。此时，原告便掉转矛头，起诉被告得邦公司主张仓储费，明显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了合同法第402条及403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原告也并未依据合同法的385、387条向被告交付仓单。 综上，贝西公司与原告是案涉《仓储保管合同》的合同主体，被告得邦公司不是承担支付案涉仓储费用的义务人，原告要求得邦公司向其支付仓储费用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被告贝西公司系青岛保税港区外的企业，该公司自韩国进口一批“保税”货物（即原告所称的04-395号货物740箱，04-379号货物733箱，04-573号货物736箱，共计2209箱衣服，以下简称涉案货物），初始仓单号为421020051107526781，进口后必须存放于青岛保税区的保税仓库内。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系在青岛保税区注册登记的物流、贸易公司，原告有自己的保税仓库，被告得邦公司曾一度租赁他人保税仓库用于存储保税货物。被告贝西公司进口涉案货物后于2006年1月仓储于被告得邦公司租赁的保税仓库一年时间，并向得邦公司交付仓储费用。被告得邦公司租赁仓库到期后没有续租，此时被告贝西公司也未对涉案货物完成报关进口手续，被告贝西公司、得邦公司将涉案货物转至原告保税仓库中进行存储，仓单号变更为421020071107717162。 2007年7月18日，原告作为保管方、被告得邦公司作为寄存方签订《仓储保管合同》（编号DB2007-0718B）（以下简称7月18日合同），得邦公司将涉案货物委托原告保管，原告同意提供1000平方米的仓库供存货方使用，约定仓储费0.35元/立方米/天，每超过半年增长0.05元，按月结算。2007年7月19日，双方签订《仓储保管合同DB2007-0718B附件装卸要求》将仓储货物分为三种规格：04-395号货物740箱、04-379号货物733箱、04-573号货物736箱，共计2209箱，并入库至原告位于青岛保税区华安仓库三楼正式存放。涉案仓储货物至今未能完成报关进口手续仍存放于上述仓库内。 自2007年8月至2009年11月贝西公司向被告得邦公司支付存储费后被告得邦公司再向原告支付相关仓储、装卸等仓储费用，原告直接向被告贝西公司出具了相应仓储费用发票，被告得邦公司称其系受被告贝西公司的委托与原告签署涉案《仓储保管合同》，并代委托方贝西公司支付了部分仓储费，该为被告得邦公司提交的原告公司自2007年8月份至2009年11月份《收款凭证》及原告向被告贝西公司出具的仓储费用发票（记账联）在案佐证；其后被告得邦公司没有再交付原告仓储费用。自2009年12月开始，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及案外人谢芳向原告支付仓储费用，原告均直接向被告贝西公司开具了仓储费用发票。 被告贝西公司已于2007年11月15日被青岛市工商局崂山分局吊销营业执照；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为被告贝西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 原告提交自2009年至2014年期间由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向原告实际支付仓储费用的财务凭证，即，被告贝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均曾实际向原告支付仓储费用，原告向被告贝西公司开具了仓储费用发票，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作为贝西公司的股东，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支付仓储货物费用，并取得以贝西公司为付款主体的商业发票。被告得邦公司提交了原告公司自2009年12月份至2014年11月份的财务《收款凭证》，该亦记载，被告贝西公司的股东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及案外人谢芳向原告付款之后，原告直接向被告贝西公司开具了仓储费用发票，并在财务《收款凭证》中将上述款项记载为“收贝西实业仓储费”、“收贝西实业装卸费”等。 原告提交样品收条记载，被告李康民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去原告处领取涉案货物样品，但收条中并未显示被告得邦公司的任何信息，被告李康民在收条中有记载为“中远物流”等字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书证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笔录在案为凭，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谁是支付涉案仓储费用的义务主体；二、涉案《仓储保管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及原告能否行使留置权。综合本案案情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作如下分析判定： 焦点一、谁是支付涉案仓储费用的义务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虽签订了7月18日合同，但合同的签订还要受合同双方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从7月18日合同约定看，虽然7月18日合同系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之间签订，合同中也记载被告得邦公司是对涉案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支配权等内容，合同相对方为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合同实际履行初始也是被告得邦公司将仓储费交付原告。但本案原告与被告得邦公司签订合同时，原告即知晓涉案货物为被告贝西公司所有（仓单号由421020051107526781，变更为421020071107717162），应当认定原告在签订7月18日合同时就已经知道被告得邦公司与被告贝西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第403条，应当适用合同法第402条，故7月18日合同应直接约束原告与被告贝西公司。合同中记载的被告得邦公司是对涉案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支配权等内容，实际履行合同初始由被告得邦公司交费，看似与被告贝西公司无关，但被告得邦公司交付款项后，原告却为被告贝西公司开具发票，说明原告认可被告贝西公司为涉案货物的货主，实际上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也为被告贝西公司，只不过是保税货物，在办理报关出货手续前必须在保税仓库仓储而已。退一步讲，即使合同明确记载了被告得邦公司是对涉案货物具有完全所有权、支配权等内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自2008年6月至2014年9月30日，被告贝西公司直接联系原告进行货物取样，被告贝西公司或被告贝西公司的股东直接支付原告仓储费，原告收到仓储费后向被告贝西公司开具发票，被告得邦公司并未参与案涉仓储合同的实际履行。说明原告与被告贝西公司之间以实际履行行为将7月18日合同的寄存方由被告得邦公司变更为被告贝西公司。即，原告开具的仓储费发票抬头系被告贝西公司，且财务收款凭证备注的摘要内容也系收取贝西公司仓储费用，而且被告贝西公司还通过其股东杨乐源、李军锋等向原告履行支付仓储费用的合同义务，因此，在被告得邦公司以自己名义与原告华安公司签订仓储合同时，已经向原告披露了仓储合同的实际主体为被告贝西公司，被告得邦公司只是受托于被告贝西公司与原告签订该合同，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由被告得邦公司变更为被告贝西公司，故仓储费应由被告贝西公司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贝西公司已经于2007年11月7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告杨乐源、李军锋等作为其股东，多次以个人名义支付涉案货物的仓储费用，并取得以贝西公司为付款主体的商业发票，其行为应认定为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损害了贝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和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股东应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十五日成立清算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有限公司清算组成员为股东，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等作为被告贝西公司的股东，在被告贝西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导致公司债务没有清偿，故应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被告得邦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货物是被告贝西公司委托，被告贝西公司应对原告的诉求承担责任，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对于被告贝西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李康民多次到原告处办理取样品事宜，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李康民行为与被告得邦公司委托有关，本院认为，被告李康民对涉案货物不享有物权等，其在本案中的行为与被告得邦公司无关，故原告仅凭李康民的取样行为要求其承担支付仓储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涉案《仓储保管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及原告能否行使留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被告贝西公司自2014年4月后未再向原告支付仓储费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第（二）项情形，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条规定：“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告贝西公司没有及时支付仓储费，原告有权对仓储货物进行留置，故原告要求对涉案仓储货物享有留置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要求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的仓储费等费用合计492676.03元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要求在《仓储保管合同》解除后，即从2018年12月1日起涉案货物实际占用仓储期间的仓储使用（占用）费用及原告因此发生的各项损失：暂时由2018年1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仓储占用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本金损失98573.97元及利息损失670.38元，原告主张自2019年8月14日起仓储使用（占用）费损失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计算，因中国人民银行自2019年8月20日起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而是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原告主张的仓储使用（占用）费的利息损失应予以调整为：2019年8月14日及之后的利息损失，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得邦公司的辩称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贝西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李康民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八十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五条、第四百零二条、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一百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保税区得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18日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 二、被告青岛贝西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的仓储费用合计492676.03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43550.65元； 三、被告青岛贝西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暂时由2018年1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仓储占用费用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本金损失98573.97元及利息损失670.38元；自2019年8月14日起仓储使用（占用）费损失本金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方式计算，相应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1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四、被告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对位于青岛保税区华安仓库三楼的04-395号货物740箱，04-379号货物733箱，04-573号货物736箱，共计2209箱享有留置权和优先受偿权； 六、驳回原告青岛华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62元（原告预交），公告费900元，共计10062元，由被告青岛贝西实业有限公司、贾秀芬、杨乐源、李军锋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马先明 审判员  熊 敏 审判员  高 颖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