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03民初1588号原告：刘开忠，男，住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原告：罗时秀，女，住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扬，贵州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镇伟，贵州泽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刘开国，男，碧江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住铜仁市碧江区。第三人：刘桂花，女，住铜仁市万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运，系刘桂花之子，特别授权。第三人：刘桂英，女，住铜仁市万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花，女，务农，住铜仁市碧江区，系刘桂英之姐，特别授权。第三人：刘金花，女，务农，住铜仁市碧江区。原告刘开忠、罗时秀诉被告刘开国、第三人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开忠、罗时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扬、林镇伟，第三人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开忠、罗时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合计人民币17692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八十年代初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被告及其父母以父母为户主在谢桥村承包了土地，1996年被告因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户籍从农业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其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为户主在谢桥村承包面积为5.14亩及非耕地面积40亩。2009年，因铜仁市电子元件厂项目征地，以原告为承包户主所承包的土地（共计面积881.85平方米)被征收，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共计人民币53073.4元（其中土地补偿费52785.4元，青苗补助费1288元）。被告得知土地被征收后，以其系家庭成员为由上门要求与原告分割该笔土地征收补偿款，并从中分得人民币2万元。2012年，因万山大道征地项目，万山区谢桥街道办事处向原告所在的谢桥街道办事处谢桥村征地，以原告为承包户主所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被告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了地块名称为“养鱼龙”(面积701.081平方米)的征地补偿款共计48533元。2014年，因小云南水库（二期）征地，以原告为承包户主所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被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186790元，被告以其名义领取从中取走了该补偿款的一半，即人民币93395元；因铜仁市第八中学工程项目征地，以原告为承包户主所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被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计3万余元，被告从中取走了15000元的征地补偿款。综上，被告共计领取征地补偿款176928元。被告1996年因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被告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其身份转变为城镇居民，从此不再依赖土地生存，己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不具备领取农村土地补偿费的资格。综上，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开国辨称：一、原告罗时秀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土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是以父亲刘大玉为户主，以母亲沈树珍、刘桂花、刘金花、刘桂英、刘开国、刘开忠为家庭成员。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被告及第三人父母均在世，但原告刘开忠擅自将承包户主刘大玉更改为自己。根据“农村土地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原告罗时秀出嫁之前在其娘家享有承包地且在夫家刘开忠处并没有重新分配到土地，故罗时秀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及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及第三人认为被告于2009年、2012年和2014年领取的征地补偿费属于不当得利，但时至今日已过近10年，即使存在不当得利，根据原《民法通则》的规定，其明显已过诉讼时效。况且，被告并不存在不当得利。三、原告及第三人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请。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那么，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至少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受益人取得利益不当，二是造成他人损失。然而本案并不满足该两个前提条件。首先，被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作为家庭成员承包了土地山林，第二轮承包时依然延包了原来7人的山林田土。被告虽然参加工作，但发包人并没有收回其对应承包地，即被告依然享有领取属于自己承包地的征收补偿费的权利。2009年8月24日，被告与刘开忠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对当时已经征收的田土和剩余土地、父母赡养以及父母房屋等达成分家协议：“1、电子厂征地费53072元，刘开忠享有31288元，刘开国享有20000元，其余由父母享有；2、剩余良田、旱土、荒山由刘开国与刘开忠平均分配；3、父母的赡养双方当事人共同承担；4、父母现住的宅基地，由刘开国享有，房屋材料刘开国、刘开忠平均分配”，该分家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受法律保护，现如今原告及第三人诉称被告不当得利，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虽然被告系国家工作人员，但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户籍从农村转为城镇就不能领取土地征收补偿费。同时，2009年以后都是被告在赡养父母，按照农村习俗，儿子享有土地征收款的分割权利。因此，被告系合法取得征地补偿费。另外，原告不存在受损的事实。被告并没有损害原告刘开忠及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没有领取原告刘开忠个人的征地补偿费。通过原告自己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刘开忠自己已经领取了相应的补偿费，其个人利益并没有因为被告而受损。第三人刘桂花述称：我参加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分割原告诉请的金额176928元，我本应当占七分之一的土地，但是因为我父母去世了，故被告应当返还我享有总金额的五分之一即35385.6元。第三人刘桂英述称：我参加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分割原告诉请的金额176928元，我本应当占七分之一的土地，但是因为我父母去世了，故被告应当返还我享有总金额的五分之一即35385.6元。第三人刘金花述称：我参加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分割原告诉请的金额176928元，我本应当占七分之一的土地，但是因为我父母去世了，故被告应当返还我享有总金额的五分之一即35385.6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开忠、被告刘开国、第三人刘桂花、刘金花、刘桂英及其父亲刘大玉、母亲沈树珍在铜仁市万山区承包有责任土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由原告刘开忠作为户主继续承包了由原家庭成员即本案当事人及其父母共7人所承包的全部土地。2009年8月，因铜仁市电子元件厂项目征地，以原告为承包户主所承包的881.85平方米的土地被征收，获得土地补偿费52785.4元、青苗补助费1288元共计53073.4元。2009年8月24日，原告刘开忠与被告刘开国在铜仁市谢桥办事处谢桥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下达成《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调解协议：“1、电子厂征地费53072元，青苗补助费1288元属刘开忠享有，剩余51784元由刘开国享有20000元、刘开忠享有30000元、母亲享有1784元；2、剩余良田、旱土、荒山由刘开国与刘开忠平均分配；3、父母的赡养双方当事人共同承担；4、父母现住的宅基地，由刘开国享有，房屋材料刘开国、刘开忠平均分配。”随后，被告刘开国分得了铜仁市电子元件厂项目征地补偿款20000元。2012年，因万山大道征地项目征地，被告以自己的名义领取了地块名称为“养鱼龙”面积701.081平方米的征地补偿款48533元。2014年，因小云南水库（二期）征地，被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为186790元，被告以其名义领取了该补偿款93395元；因铜仁市第八中学工程项目征地，被征收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为30000余元，被告从中领取了征地补偿款15000元。另查明，刘开国于1996年参加工作，同年户籍迁出谢桥村成为城镇居民。刘金花于1988年出嫁到碧江区和平乡龙鱼村池塘组，刘桂花于1988年出嫁到万山区石竹村坎溪冲组，刘桂英的户籍仍在其承包地村民组。在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表示对原告刘开忠与被告刘开国在2009年8月24日签订的调解协议无异议。再查明，2016年，因承包地附着物征收补偿费纠纷，刘开国、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向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开忠、罗时秀返还其征地补偿费173301.68元，后该院以刘开国于1996年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刘开国不再依赖土地生存，丧失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即刘开国从1997年起已不再具有经营承包地的资格为由，判决驳回了刘开国的诉讼请求，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的诉讼请求。后刘开国、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书，对刘开国以与一审判决同样的理由驳回其上诉请求，并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认为刘开国与刘开忠签订的《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承包地分割协议无效。2019年3月20日，因松桃至玉屏快速干道项目建设征地，第三人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向本院起诉刘开忠要求分配征地补偿费164846.7元，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判决刘开忠支付刘桂英土地补偿款29577.9元，并驳回刘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刘桂花、刘金花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不服判决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经该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如下：一、现有征地补偿款（不含森林）由刘开忠支付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各25000元；二、刘桂花、刘桂英、刘金花放弃刘开忠今后可能获得的土地征地补偿款（不含森林）的分配权利。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户口簿、土地承包证以及基本情况登记表、土地承包合同书、铜仁市电子元件厂项目谢桥办事处向家组土地补偿统计表、《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调解协议、万山大道征地项目征地汇总表、小云南水库土地（二期）征地统计表、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6民终1083号民事判决书、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2016）黔0603民初301号民事判决书、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2017）黔0603执101号结案通知书，被告提交的自己的身份证、刘大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刘开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地登记册、《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调解协议、铜仁市万山区人民法院（2019）黔0603民初403号民事判决书、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6民终1276号民事调解书，及各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证实。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6民终1276号民事调解书，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刘金花、刘桂花、刘桂英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由原告一次性支付刘金花、刘桂花、刘桂英征地款各25000元，刘金花、刘桂花、刘桂英放弃刘开忠之后可以获得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因此三个第三人均不应当作为本案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第三人质证均认为调解书载明的是第三人放弃以后的征地款，而本案是针对之前的征地补偿款。经本院审查，该证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村委会的证明，拟证明发包人村委会没有收回被告刘开国承包地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该证明只有印章，而未有经办人签字，书证的形式不合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三人质证均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该证据未有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不符合书证的法定形式，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有：1.原告罗时秀及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4.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征地补偿款，如需返还具体应如何返还？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告罗时秀及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在第一、二轮土地承包时，均系以原告刘开忠、被告刘开国、第三人刘桂花、刘金花、刘桂英及其父亲刘大玉、母亲沈树珍7人承包的土地，原告罗时秀并没参与承包土地，其当然也不能享有该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款，故其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第三人刘金花、刘桂花、刘桂英作为家庭成员参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第二轮土地延包时系仍然是按照第一轮的土地承包，且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9）黔06民终127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第三人放弃的将来可能征收土地的补偿款，而本案的征地补偿款系在调解之前已经发生，故其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规定，第三人刘桂花、刘金花的户籍已经迁出涉案村集体，已非本集体成员，其对以本案征地补偿款已不再享有分配权，故对刘桂花和刘金花要求分割土地补偿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第三人刘桂英和原告刘开忠的户籍仍在涉案村集体，其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对涉案补偿费享有分配权。关于第二个焦点：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虽然被告领取征地地补偿款的时间距原告起诉时已分别过了约10年、7年、5年，但被告系基于2009年8月与原告达成的《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调解协议领取的征地补偿款，在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刘开国不具有经营承包地的资格之前，原告及第三人作为普通百姓一般不能知道该协议无效，即不知道自己权利被损害，况且，被告自己在本案庭审中也是认为该协议有效。因此，在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及第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益被侵害的其他计算时间，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该终审判决书生效时开始计算3年，而原告及第三人系在2019年11月份向本院主张权利，故本案未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三个焦点：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被告于1996年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户籍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其不再依赖土地生存，丧失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不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不再具有经营承包地的资格，故其与原告刘开忠签订的《分田、旱地、地址、四至界限》调解协议中的第二项“剩余良田、旱土、荒山由刘开国与刘开忠平均分配”的内容无效，被告基于该部分的协议内容于2012年领取的征地补偿款48533元、2014年领取的补偿款93395元、15000元，共计156928元，因该部分协议内容无效而没有合法依据。被告领取该征地补偿款导致原告刘开忠及第三人刘桂英利益受损，故被告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对于被告2009年基于该调解协议分得的20000元征地补偿款问题，因原、被告系对已取得的土地补偿款作出分配而达成的协议，第三人对此也无异议，该部分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有权取得该20000元的征地补偿款，故该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关于第四个焦点：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征地补偿款，如需返还具体应如何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因第三人刘桂花、刘金花不享有分配权，其父母已经去世，故被告因不当得利领取的征地补偿款156928元，原告刘开忠和第三人刘桂英各享有一半的份额即78464元，但因第三人刘桂英只主张总补偿款176928元的五分之一即35385.6元，本院应以其主张的35385.6元予以支持。因此，被告刘开国应当返还原告刘开忠土地补偿款78464元、返还刘桂英土地补偿款35385.6元。对原告刘开忠主张超过部分的金额，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刘开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刘开忠不当得利款人民币78464元；二、由被告刘开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第三人刘桂英不当得利款人民币35385.6元；三、驳回第三人刘桂花、刘金花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919元，由原告刘开忠负担630.5元，由被告刘开国负担1288.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审 判 员 刘龙林二〇二〇年二月八日法官助理罗姣代书记员 罗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