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69302号原告：顾思瑶，女，198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夏瑜。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乔乔，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廖芳芳，女，1988年10月6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姗姗，住同廖芳芳。被告：余建，男，198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玉鹏，上海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上海君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思瑶诉被告廖芳芳、余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5日、2020年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夏瑜、郑乔乔、被告廖芳芳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姗姗、被告余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玉鹏、徐超(参加第一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均同意延长一个月适用简易程序，并共同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思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经营所得利润，暂计算为338,333元，以判决之日项目实际盈利获得为准；2.判令两被告承担连带支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变更第2项诉请为：判令两被告各半承担支付义务。事实与理由：2014条12月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拟设立合伙企业，共同经营位于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XXX号内5号楼的宿舍楼项目，原告占合伙份额的70%，两被告各占15%。各方在该地址开展合伙经营至今。自2014年至今，原告从未收到任何经营所得的利润分配。且自2016年2月22日起，两被告拒绝向原告披露任何有关宿舍楼项目的运营信息，导致原告的知情权和参与经营权得不到保障。原告多次要求参与管理、分配利润，两被告置之不理。原告对合伙体已实际出资，如2014年的承租支出、2015年的装修费用。水电费和押金等原告也付过，具体金额不清楚了，是黄筱珍和范珊珊记账的。爱芭公司出具的租金、租金押金、水电押金部分收据中，记载黄筱玲所付费用就是原告的出资。如2015年1月的租金中原告支付了171,920元，两被告分别支付了36,840元。被告廖芳芳的丈夫范珊珊曾在电话中承认宿舍楼的净利润是70万元/年。原告认为，该宿舍楼共计可出租房屋74间，被告自用、偶有租赁闲置期的暂计14间，故原告以60间对外出租计算，2016年每间年租金1万元，扣除向案外人上海爱芭燃气用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芭公司”)的承租成本(整楼368,400元/年)和运营成本后，每年收益不低于20万元。则自2016年2月暂计至原告起诉时，应得分红不少于338,333元。另外爱芭公司曾于2015年12月向合伙体借了29万元，未约定借期，其中20万由黄筱珍拿走，另外9万元是范珊珊汇给了原告，但也属出借给爱芭公司的，原告认为这29万元也应是合伙体的应收款。被告廖芳芳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一、原告与两被告合伙经营宿舍楼属实，该楼是爱芭公司承租而来，自2014年12月1日起租期10年，租金368,400元/年，一季一付。被告廖芳芳不实际参与经营。被告廖芳芳不清楚原告有无对合伙体实际出资过。原告所称爱芭公司的收据是由爱芭公司董事长黄晓东妻子单婵的哥哥单冲实际开具的，比如1万元的收据，实际是由被告廖芳芳和被告余建各付1,500元，单冲就开1万元的收据，至于剩下的7,000元原告是否补足就不清楚了。二、应原告母亲黄筱铃口头委托，该楼平时由被告廖芳芳的丈夫范珊珊实际管理。合伙体约定盈余由爱芭公司的财务暨原告母亲的姐姐黄筱珍进行分配。宿舍楼项目没有账册。范珊珊是在将房屋的收租情况写在黑板上的，租户先付后住。范珊珊将租金收入悉数交给黄筱珍，黄筱珍在该租金中抵扣楼房水电费等支出后，每月告知挂账金额。三、约2016年8月起，因合伙体对爱芭公司拖欠租金，爱芭公司的马志民对宿舍楼停电，并叫范珊珊走人，由爱芭公司的董事长黄晓东直接收取租户租金。原告父亲顾夏瑜通过短信通知范珊珊，并要求各租户暂停缴纳租金。范珊珊到爱芭公司签了《宿舍楼应付清单》，载明合伙体应付爱芭公司34,247.60元。原告父亲顾夏瑜要求接管宿舍楼，指示范珊珊将租金收入打给顾夏瑜的姐姐顾秋琴。范珊珊曾把4万元租金打给顾秋琴，之后的租金就直接交给黄晓东了。四、2016年12月31日，爱芭公司和合伙体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书》，但当时范珊珊联系不到原告，爱芭公司以范珊珊不能代表被告廖芳芳为由不许范珊珊签字，遂合伙体仅由被告余建代表签字。范珊珊和爱芭公司约定宿舍楼所欠的工程款由爱芭公司负担，合伙体欠爱芭公司的租金没有清算，具体欠多少范珊珊不清楚爱芭公司也未再索要。五、宿舍楼房屋59间，小间约16间，每月900元，剩下的是大间，每月1,100-1,450元不等。满租的情况下年收入大概85万左右。范珊珊在电话里向顾夏瑜所称的70-75万元/年是假设房屋满租的情况下，而非实际利润。2016年12月前宿舍楼项目是亏损的。亏损主要因为房屋空置，租户所付租金无法弥补合伙体向爱芭公司所付租金。当时是黄筱珍对宿舍楼进行了清算，表示是亏损的，但具体亏多少范珊珊也不清楚。何况宿舍楼还欠付工程款。六、出借29万元的事情属实，其中9万元是范珊珊借给原告的，另外20万元是租户付的租金，已抵了水电费了，在《宿舍楼应付清单》上已予载明。被告余建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的诉请都是基于猜测，没有证据证明合伙体存在利润，各方都没有清算过。宿舍楼项目没有账册。原告只是签了合伙协议，但没有实际出资。被告余建曾陆续出资，具体金额记不清了，被告余建不参与经营管理，也没有收到过分红，听范珊珊说合伙体一直是亏损的。宿舍楼项目实际是由原告及原告亲属把持的，也是因原告的家族矛盾才导致停水停电、租户都走了。即使存在收益被侵犯的情况，也是原告亲属侵犯的，非两被告所能控制。对29万借款的事，被告余建认可被告廖芳芳的说法。针对两被告的辩称，原告补充诉称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告母亲叫黄筱铃，黄筱珍是黄筱铃的姐姐，黄晓东是黄筱铃的弟弟。黄晓东也是爱芭公司的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及2016年初，就宿舍楼的财务，合伙体是委托黄筱珍做账的，范珊珊收取租金后就交给黄筱珍，至2016年2月前，合伙体也分配过盈余。后来大家有矛盾了，账就移交给了范珊珊，再后来，被告告诉原告说黄晓东、黄筱珍、马志民等人又把账拿回去了。黄晓东曾逼迫范珊珊另外注册公司来经营宿舍楼，股权比例为黄晓东顶替原告位子占70%。范珊珊所称的小黑板确实是有的，也属于记账凭证，但还有其他财务凭证，包括和租户间的合同、收据、收款流水，这些都是由黄筱珍、范珊珊持有的。原告认为账册保管的责任在被告，原告希望对合伙体进行审计。如无法审计，其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二、2014年12月1日，爱芭公司与黄筱玲、两被告签了《房屋租赁合同》，当时原告人在国外。之后原告回国，爱芭公司又与原告和两被告重新签了《房屋租赁合同》，日期倒签为2014年12月1日。但因当时原告母亲黄筱玲还在爱芭公司，故爱芭公司所开收据的记载仍以黄筱玲代原告。三、宿舍楼租下来后重新装修过，范珊珊确实负责装修，该款由范珊珊垫付，装修花了142万元左右，该应付账款合伙体必然是要付的。尾款现在应该还欠十几万。四、2016年7-9月间，顾夏瑜主动联系范珊珊，但得不到回应。顾夏瑜曾要求范珊珊把宿舍楼的租金收入交给顾秋琴，范珊珊曾于2016年3月16日汇给顾秋琴4万元。五、被告廖芳芳称宿舍楼亏损，并无证据证明。《宿舍楼应付清单》并无原告签字，其结算金额既未告知过原告，也未经财务核算，更无如支付凭证、水电发票等材料佐证，原告对其数据真实性不认可。即使合伙体对爱芭公司欠租，不等于合伙体亏损。《解除合同协议书》上仅有被告余建签字，即使该协议书是真实的，被告余建无法代表其他合伙人，两被告也没有通知过原告，侵害了原告的合伙权益。宿舍楼2016年2-5月几乎是满租的，而租约支付周期基本为3个月，不可能到6、7月就经营不善以至于需变卖。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日，原告顾思瑶与被告廖芳芳、余建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三人为合伙人，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松江区银都西路XXX号内5号楼2层3层，份额为原告顾思瑶占70%，被告廖芳芳占15%，被告余建占15%。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本合伙企业为普通合伙企业，由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第四条第5款约定，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企业积累的财产和权益为合伙财产，为合伙经营使用。第四条第6款约定，合伙财产在普通合伙清算前不得分割。合同第六条约定，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同日，爱芭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黄筱玲、被告廖芳芳、余建作为承租方(共同乙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其拥有的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陈春路XXX号内的员工宿舍楼2层3层(1508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租期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4年11月31日。合同第6.1、6.2条约定，房屋年租金为368,700元(不含税)，物业费另协商，先付后用，一期付租金9个月(8个月租金及1个月押金)，免租期4个月；第二期从2015年12月1日起付租金，方式为押1月付3月，租金每年递增2.50%；如乙方逾期缴纳租金，应按季度租金的千分之三乘以逾期天数向甲方交付滞纳金，积欠租金达15天，构成严重违约，甲方无须催告即有权收回乙方全部承租房屋，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第6.3-6.5条约定，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房屋租赁履约保证金，金额为1万元。合同终止且乙方清缴租金及其他费用，办妥退租交接手续后10个工作日内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如乙方未经原告同意自行退租或有第10.2之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和预付租金不予退还。第7.1条约定，甲方有偿向乙方提供水电，水、电、通讯、垃圾等费用按月计算，乙方应在收到收费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付清，逾期则按缴纳逾期费用的每日千分之五交付滞纳金，逾期达30天以上，甲方有权停止或限制供应。之后，爱芭公司又与原告及两被告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将签约日期倒签为2014年12月1日，合同内容与前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相同，但增添手写部分：“自2014年12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为免租期。”2015年起至2016年初，原告及两被告委托被告廖芳芳的丈夫范珊珊管理涉案宿舍楼经营，委托原告母亲黄筱铃的姐姐黄筱珍从事财务做账，范珊珊每月收缴租金后交给黄筱珍。黄筱珍作为收款人，陆续向范珊珊、被告余建开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第几期的投资款份额、金额。2015年1月5日，爱芭公司加盖财务章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宿舍楼租金245,600元(注明：廖芳芳租金36,840元、余建36,840元、黄筱铃171,920元)、房租押金30,700元(注明：廖芳芳4,605元、余建4,605元、黄筱铃21,490元)、水电押金1万元(注明：廖芳芳1,500元、余建1,500元、黄筱铃7,000元)。宿舍楼经营期间，范珊珊陆续向爱芭公司董事长黄晓东(暨黄筱铃的弟弟)转账，备注“租金”，并曾向原告父亲顾夏瑜的姐姐顾秋琴转账过4万元，备注“甲方租金未付”。范珊珊还垫付了宿舍楼的装修款。顾秋琴作为收款人，曾开具了宿舍楼的2016年2、3月各房间的租金及押金的收款收据。2016年2月20日，原告父亲顾夏瑜与被告廖芳芳丈夫范珊珊电话沟通。顾夏瑜表示，之后由原告直接参与经营，不要黄筱珍做账了，收款账号也由黄筱珍的换掉；改为自己做账，收取租金后留备用金后自行分配，不然租金会被黄晓东挪用。范珊珊表示同意，将与被告余建一起建账户放备用金。2016年5月5日，范珊珊向顾夏瑜反映，黄晓东、黄筱珍及爱芭公司员工马志民强行要求和他就宿舍楼对账。顾夏瑜质疑这些人都不是股东，凭什么对账。范珊珊称黄筱珍是原告母亲的姐姐，被告余建也同意对账，他无法拒绝。顾夏瑜询问宿舍楼每月利润情况，范珊珊回答，外面的工程先不管，按全满的话，每年大概有70-75万元的总利润。范珊珊还表示，黄晓东打算设立公司重新经营宿舍楼，欲顶替原告取得宿舍楼70%的份额，马志民威胁要关掉宿舍楼。顾夏瑜认为黄晓东欲霸占宿舍楼，以后应由合伙人自己去收租、分配。2016年6月29日，顾夏瑜询问范珊珊宿舍楼的经营情况。范珊珊表示，宿舍楼已经归爱芭公司管了，租金也由爱芭公司直接收取，黄筱珍已将财务移交，现账由被告余建和爱芭公司员工马志民管，利润分配由被告余建处理。2016年8月4日，范珊珊、被告余建签署《宿舍楼应付清单》，列明2015年12月1日至用2016年2月29日的租金递增金额及2016年3月1日起至2016年7月的水电费等项目，结算结果为：“付爱芭燃气租金及水电费294,114.60元、收爱芭宿舍4个房间租金59,867元，收回爱芭借款20万元，本期应付爱芭34,247.60元”。2016年8月21日，范珊珊向顾夏瑜反映，一欠房租则爱芭公司动辄断水断电，且黄晓东以此要挟将租金收入直接交给他。顾夏瑜表示，黄晓东不是合伙人，不能将租金收入交给他。2016年8月23日，范珊珊向黄筱铃抱怨自己因对方家族矛盾左右为难，希望被告廖芳芳能够退出合伙份额，并称听黄晓东说原告给的投资款都是爱芭公司付的。2016年12月31日，被告余建与爱芭公司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一份。协议的甲方为爱芭公司，乙方为原告及两被告。协议载明，因涉案宿舍楼乙方长期租金不到位，双方协商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确认租金等所有事宜结算清楚，乙方已将房屋归还甲方，双方无任何争议和其他经济纠纷。上述事实，有《合作协议》、《房屋租赁合同》两份、黄筱珍开具的投资款收款收据、顾秋琴开具的2016年2、3月租金及押金收款收据、范珊珊建设银行对账单、支付宝转账记录、范珊珊与顾夏瑜电话录音、范珊珊与黄筱铃手机短信记录、《宿舍楼应付清单》、《解除合同协议书》等证据结合原、被告当庭陈述予以证明。审理中，原告明确，其诉请系要求盈余分配，不是要求退伙。原告及两被告均确认，各方未约定过合伙的出资形式和数额。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合同虽名为“合作”，但其内容实为合伙，故本院确定《合作协议》的性质为个人合伙协议。《合作协议》系原告与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恪守。《合作协议》约定了三名合伙人的合伙份额，但约定利润应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两被告辩称原告未实缴出资，且合伙体经营是亏损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既原告现明确系主张盈余分配，则应由原告举证证明：一、原告已实缴出资及其比例；二、合伙体确有盈余。关于第一个问题。原告主张其通过向宿舍楼出租人爱芭公司支付租金、承担宿舍楼装修费用等方式实缴了出资。本院认为，首先，爱芭公司2015年1月5日开具收据，确认收到黄筱铃和两被告支付的首期宿舍楼8个月租金245,600元、押金30,700元(相当于1个月租金)、履约保证金1万元等，黄筱铃和两被告的支付行为符合双方2014年12月1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第6条的付款条件。虽然之后爱芭公司又与原告及两被告签订内容相同的《房屋租赁合同》，但黄筱铃对前份合同的履行，不当然等同于原告对后份合同的履行及对合伙体的出资。同时，对第一期之后的宿舍楼租金，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承担过。其次，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均表明宿舍楼的装修支出是由范珊珊垫付的，原告无证据证明其承担了装修费及其具体金额。再次，本院注意到，合伙体财务黄筱珍专门就合伙人的投资款开具过收款收据，但在案证据中仅有两被告的投资款收据，并无原告的。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已向合伙体实际出资，遑论出资比例。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原告所称的70万元/年的净利润仅是听他人口述且是基于不计装修支出、房间满租的估算，在无证据证明宿舍楼实际收支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合伙体存在盈利，缺乏证据，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审理中，原、被告均表示自己不从事日常经营。纵观《合作协议》，其仅笼统约定各合伙人共同经营，未约定各人具体的业务及权责范围，也未指定合伙负责人。实践中，合伙体系委托合伙体之外的范珊珊、黄筱珍实际从事业务和财务管理。现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被告阻碍其参与经营。再次，共享收益和共担风险是合伙的基本法律特征。即使目前因缺乏业务和财务资料，导致合伙体真实、准确的财务状况难以查明，原告将其原因和后果统统归于另外两名合伙人，亦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思瑶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75元、减半收取计3,187.50元，由原告顾思瑶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炜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书记员 吴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或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