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121民初3653号 原告：闫玉亮，男，194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长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寿丰，安徽天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淮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694531593。 法定代表人：秦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智伟，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远，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住，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长寿路**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7049052033（1－1）。 负责人：袁四新，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龙兵，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松，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社会信用代码55340121MEA39124XR。 法定代表人：杨维多，该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安徽进行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幸，安徽进行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站前路县城公交停保场综合办公楼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2T7AUDXC（1－1）。 法定代表人：缪永保，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承国，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波，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闫玉亮与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朱晓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玉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寿丰、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智伟和张怀远、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龙兵、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杨维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祥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在诉讼过程中，原告闫玉亮申请追加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2020年1月10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玉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寿丰、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智伟、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龙兵、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幸、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玉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55658.92元，其他赔偿项目等鉴定完成后再行主张；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鉴定过后原告闫玉亮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和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6956.3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闫玉亮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追加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的通知，2019年4月19日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公交老年卡。同日八时左右，因为在场的老年人太多，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没有安排工作人员维护现场治安，当办公大门打开时就有大量人员一拥而上，造成了踩踏事件，原告随后被送入长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长丰县中医院诊断为右侧股骨应粗隆下骨折，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右侧重）。此次踩踏事件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有：1、医疗费30987.04元；2、护理费180天×45070元/年=22226.3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17天×50元/天=850元；4、营养费180天×50元/天=9000元；5、残疾赔偿金5年×34393元/年×20％=34393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7000元；7、鉴定费1700元；8、交通费800元。原告认为，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办理老年卡的组织者，未尽到其依法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内范围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致原告人身财产遭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通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主体不适格，因为通卡公司不是涉案活动的组织者，从原告所举证据和第二被告、第三被告所举证据均可以证明涉案活动的组织者是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而原告并未将这一适格主体作为被告；2.原告受到损害的真正侵权主体是踩踏事件在场的与原告有身体接触的相关人员，而并非本案的三被告；3.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的户口标准，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失费标准也过高，请求法庭予以降低。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辩称，原告的受伤与建行长丰支行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将建行长丰支行列为被告并要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建行长丰支行既不是案涉老年卡办理单位，也不是此次办卡活动的组织者。第二2019年3月15日建行长丰支行应长丰县交通局党委委员谷彬的要求，借用建行长丰支行办公的地点办理案涉老年卡，后因当天来的老人较多，且建行长丰支行场地有限，于是在当天办卡活动结束后，建行长丰支行便通知长丰县交通局谷彬要求他们更换办卡地点，后办卡地点2019年4月19日变更至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委会，对此有长丰县人民政府信息网上有相应的地址通知以及长丰县宣传部微信公众号“幸福长丰”和长丰报都有对地点变更的通知。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辩称，翰林社区委认为原告起诉第三被告主体错误，翰林社区委不应当承担任何诉讼责任，应当驳回对翰林社区委的诉请。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其损害是由第三人侵权造成，应该由直接导致其摔倒的侵权人承担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三十七条的规定，组织者和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第二原告作为成年人并自身有严重的腿部疾病，在人多的场合对损害的发生应有预知，故此本案原告自身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责任。第三翰林社居委不是办老年卡和学生卡的组织者，也非管理者，故不应承担补充责任，因为银行发布的公告未通知社居委，银行也无权决定在社居委办理相关事宜。本案中长丰县城乡公交公司也未通知社居委，其也无权单方决定在社居委办理相关事宜。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证据证实，翰林社居委未接到任何单位和部门的通知。同时，该事件的发生在翰林社居委的门口，事件发生时，社居委尚未上班和开门，并非在社居委的工作场所发生。另外该事件发生的当天导致翰林社居委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和干扰，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使这样，社居委及时上报及报警维持秩序，避免了更大事件的发生，已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第四根据原告出具的鉴定报告，因外伤引起的伤残参与度是50%，因此原告合理合法的损失，应扣减50％原有疾病导致的损失。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对翰林社居委的诉讼请求。另根据鉴定意见书，外伤参与度50％，本人应负50％责任。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辩称，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的起诉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由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根据侵权法规定，原告要求承担损失赔偿的主体应该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并且组织者在组织活动中存在过错，而本案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既不是在水湖镇办理老年卡活动的组织者，也不是现场秩序的维护者，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本案中，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发时发生踩踏事件，因为活动现场有几百人，而发生受伤只有一人，如果发生踩踏事件，不可能仅有一人受伤，因此原告受伤并不是因为拥挤而导致的，其并不能排除是其自身疾病原因而导致摔伤，也不能排除因第三人原因导致受伤，因此本案原告受伤原因并不明确，也无法证明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导致其受伤的事实；3、原告的诉请赔偿明显过高，且无法律依据，根据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载明，原告存在股骨头坏死的疾病，该疾病为原有疾病与外伤无关，同时也载明其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是由原有疾病和外伤共同作用造成的，其外伤参与度为50％，原告诉请赔偿金额依据鉴定报告，全额补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原告闫玉亮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合肥通”卡办理通知照片复印件一张、视频中的照片复印件三张、三份询问笔录复印件（袁四新、顾玉琴、杨梅三人）及视频资料一个光盘，证明2019年4月19日8时许，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门前及周围，因办理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公交老年卡在场的老年人太多，而造成踩踏事件，致闫玉亮受伤，从而证明组织者和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闫玉亮的工人退休证，证明原告闫玉亮为退休工人，其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3.出院记录和医疗费用票据一张，证明闫玉亮受伤后被送入长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共支付医疗费用72064.61元，个人承担30987.04元，以此作为原告请求支付医疗费用等的依据；4.安徽正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用发票，证明2019年8月15日，安徽正邦司法鉴定所作出了皖正邦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0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闫玉亮系外伤致右侧股骨粗隆下骨折（自身原存在右侧股骨头坏死），临床行右人工全髋节置换手术后，并遗留右髋关节活动功能丧失50％以上，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外伤参与度为50％），护理期限为180日，营养期限为180日。以此作为原告请求残疾赔偿金等的依据；5.接处警情况登记表复印件，证明报案人并不是社居委的工作人员，在办理进去办证过程中，不是在房屋办公室外部受伤的。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长丰县信息网通知复印件、“幸福长丰”微信号通知复印件、长丰报公告复印件，证明长丰城乡公交公司为了方便群众办事出行，协调了合肥通卡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水湖翰林社居委办理敬老卡，案涉办卡事宜与建行长丰支行无关；2.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卡有关事宜的函复印件，证明办卡活动的组织者均与建行长丰支行无关，该办卡活动由水湖镇政府组织，并安排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该通知由长丰县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发给合肥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公安机关依法对顾玉琴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对杨梅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水湖镇翰林社居委未接到任何通知及安排，案发当天即2019年4月19日即聚集约600-700老人等特殊人群。后经询问得知是接建行长丰支行通知，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来社居委统一办理老年等公交卡的，翰林社居委并非该活动的组织者。后翰林社居委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并报警，才免除了更大事故的发生；2.公安机关依法对袁四新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建行长丰支行通知并发布公告办卡人到水湖镇翰林社居委办理，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但并未与翰林社居委充分对接，即在长丰县政府信息网公布,导致全县的老年卡等办卡人在2019年4月19日当天集中聚集在水湖镇翰林社居委，致使踩踏事故发生；3.公交卡办理公告复印件，证明建行长丰支行对外发布公告，老年卡等办理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地点，地点是水湖镇翰林社居委未与翰林社居委对接联系，且办证人群未予限制，面向全县办卡人群。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围绕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的情况说明和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文件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卡有关事宜的函复印件，证明：1、办理老年卡免费乘车活动的组织者是各级乡镇人民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办卡时间通知，场地落实和现场秩序的维护，本案事发前，已经在罗塘乡开展过办理老年卡活动；2、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仅仅负责联系合肥通卡公司确定时间；3、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闫玉亮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中的合肥通卡办理通知虽然是复印件，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一通知时间是2019年1月10日，与案发时间相差较远，无法证明通知的内容就是案涉当天的活动。其二从该信息的落款单位来看，案涉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长丰公交公司。对证据1中的视频资料中照片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照片所反映内容就是案发当天的活动，也无法证明原告参与现场。对证据1中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笔录中也恰恰证明案涉活动的组织者是长丰公交公司，不是通卡公司。对证据1中的视频资料质证意见同照片；2.对证据2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该份退休证明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的证明目的还需要提交社保记录、养老金等证明材料予以证明；3.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4.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中所称的以该报告作为残疾赔偿金等及其他项目的依据不能成立；5.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登记表无法反映报警人，并且报警事由是有人打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对原告闫玉亮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办卡通知真实性没有看到相应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达不到证明目的，从通知可以看出，发布通知的单位是长丰县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照片及视频资料同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询问笔录，从建行袁四新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长丰县交通局要求建行临时借用办老年卡的场地，后因人员较多以及建行场地有限，建行又通知长丰县交通局变更办卡地点，建行不再借用办卡地点，后长丰县交通局将办卡地点予以变更。因为来的人员较多且不知晓相关办卡地点已经发生变更，所以银行在门口张贴了一个办卡地点变更的通知。从询问笔录也可以看出相应的地点变更的通知在长丰县政府信息网站发布。另一点要说明，“我行现就办卡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是无法理解成办卡单位就是建行长丰支行；2.其他证据质证意见同第一被告；3.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持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原告闫玉亮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合肥卡办卡通知质证意见如下，第一这个通知并不是翰林社居委发布，因为可以佐证办证的相关事宜社居委不是组织者和管理者，而且这份通知是通知在长寿路的建行一楼大厅办理，因此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照片和视频资料真实性不持有异议，从照片上反映有警察到场，这是社居委工作人员上班的时候发现人多，及时进行的报警，而且经了解这些来办证的人是全县的各乡镇都有。这几张照片和视频资料可以看出，原告的受伤是在翰林社区委的工作人员尚未开门即正式上班时，原告受伤已经发生。照片和视频资料不能证实原告是如何受伤的，是人多受挤受伤，还是被踩踏受伤，还是被挤倒摔伤，情况不明，因此视频和照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三份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三份询问笔录可以清晰地证明翰林社居委不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4月19日当天社居委没有接到任何部门的通知，有工作人员发现在门口聚集如此多的老人。袁四新证言证实，谷彬电话告知老年卡的办理由水湖镇负责，办卡地点在翰林社居委，但翰林社居委没有接到任何部门的通知，而且谷彬无权决定办理老年卡的地点在翰林社居委。袁四新同时证实且发布公告地点在翰林社居委，这是其公告导致办卡群众拥挤到翰林社居委，但是其无权决定在翰林社居委办卡，也没有任何人通知社居委在此办理。公安机关调取的杨梅的证言，可以证实其7点多到社居委时就看到一个老年男子在旁边坐着，头上都是汗，旁边人讲是人多，挤摔倒了，腿受伤了，可以证实当时社居委还未正式上班时，一老人已受伤，可证实事故发生在社居委门口，而不在大厅内。同时杨梅的证言也可以证实，他们社居委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来这么多人是干嘛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并且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和报警才使得场面不再继续混乱。顾玉琴的证言证实其上班时很多老人聚集在社居委门口，大约有六七百人，翰林社居委无人接到办理公交卡的通知，包括居委会书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后来由社居委及时报警，及向水湖镇政府汇报才使得场面得到控制。故此该第一组证据不能证实翰林社居委是组织者和管理者，实际上翰林社居委是该事件的受害人，导致社居委工作受到严重干扰；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否能够按照城市标准计算损失，同意第一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从出院记录可以看出其本身有股骨头坏死的疾病，相应的医疗费用不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内；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鉴定意见结论是伤残九级外伤参与度为50％，外部摔伤占50％，其自身疾病占50％，可以证实原告相应的合理损失有一半是由外伤导致的。鉴定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基于外伤参与度为50％，因此鉴定费其自身应当承担50％；5.同意被告一二的质证意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报警人要么是社居委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向上级政府反映的工作人员。社居委的工作人员发现当时有这么多人在门口，并听说有人被挤伤，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并要求报警。我们之所以认为原告受伤的地点不在大厅内而是在大厅外，是依据原告提供的视频资料和社居委的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的证词得出的结论。该报警记录不能否定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也无法单独可以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闫玉亮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中的办卡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本通知与本案无关。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照片能证明事发当日并未发生踩踏事件，并且能看到事发当时有公安和城管在现场维持秩序。对询问笔录形式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询问笔录应该属于民事证据中的证人证言。按照规定，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到庭接受询问。其中顾玉琴询问笔录最后一页，答到有公安、城管及水湖镇相关领导都参与了的此事。杨梅的询问笔录第三页，公安问现场办理老年卡是谁负责，杨梅答是我们水湖镇纪委书记程长春负责。由此可以证明在翰林社居委办理老年卡活动的组织者是水湖镇人民政府。对光盘意见同照片质证意见；2.对证据2退休证三性无异议；3.对证据3出院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出院记录明确诊断为自身疾病承担部分责任。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发票明确写明医保已报，根据社会医保的相关规定，只有自身疾病才能报销，外伤不能报销；4.对证据4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但基本案情描述有异议，不是踩踏事件造成的，同时该份意见书已经明确其受伤是因为其自身疾病导致，并且九级伤残是由于外伤和自身疾病造成的，外伤参与度为50％，所以该份鉴定报告不能做为原告主张全部赔偿依据。对发票三性无异议，但不应该作为赔偿项目；5.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是踩踏事件导致受伤。 原告闫玉亮对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据目的有异议，毕竟长丰支行提供的是新闻报告方面的方式，从新闻报道的方式可以看出没有活动组织者确认的方式。同时，原告得知办证地点变化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的公告，不是长丰县信息网通知，也不是通过幸福长丰微信号及长丰报公告，而建设银行的公告并没有注明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4月19日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合肥通卡优惠卡，只是说明办理时间及地点发生变动，可以说没有建设银行公告包括原告及其他老人当天就不会去办卡；2.对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都有异议，既然2019年4月2日或者4月4日就决定4月19日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合肥通卡、充值和咨询服务，但是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直到2019年4月16日才报告，真实性让人难以信服。同时，即便活动由水湖镇政府组织并安排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双方事前也应当进行必要的沟通，确保安排措施落实，但是没有见到活动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方面的证据。不过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是办卡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者，因为函中明确“申请贵公司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几份报道的内容均是新闻报道，是相关人员撰写并没有得到所载内容中相关主体予以确认，事实上通卡公司在案涉活动中仅仅提前准备了长丰公交公司所办活动必须的设备和公交卡，不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也没有派相关人员到场参加；2.对证据2该材料通卡公司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复印件的目的是提请法庭和原告注意该活动的组织者是相关政府部门和长丰公交公司，只是说该活动所需要的设备和公交卡由通卡公司提前备好，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现场有通卡公司的相关人员参加活动，因此通卡公司没有义务在现场维持相关秩序。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由于没有看到相应的原件，对其三性均持有异议，关于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这都是新闻报道一种媒体的记录，是否有真实的文件或者政策依据不能证实。该新闻报道作为社居委没有收到正式的通知和文件，对全县如此规模的活动社居委的同事即使看到也不会认为其是真实的，肯定有正式的文件或者通知做好相应的准备，但社居委没有收到相应的文件，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翰林社居委应当尽到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责任。据我们了解，该报道如果真是应当是交通局推送的，但是县交通局无权决定在翰林社居委开展任何活动；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应该提供原件予以核对，包括上面签字人的身份核实。发文的单位是长丰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该发文的要求有水湖镇政府组织安排人员，该公司无权要求水湖镇政府组织安排。文件也没有要求翰林社居委组织安排，社居委没有收到这个文件。同时该公司是申请通卡公司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城乡公司向通卡公司申请，通卡公司是否同意无法证实，通卡公司没有回复，该函不能证实一定在4月19日开展活动。第二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实水湖镇翰林社居委提前知悉该活动，更不能证实是该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看出是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协调和合肥通卡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到水湖镇翰林社居委办理老年卡事宜；2.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但是可以看出4月19号办理老年卡活动主要是由水湖镇人民政府组织，并安排维持秩序。 原告闫玉亮对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顾玉琴和杨梅询问笔录中说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事前不知道这事的陈述不予以认可，翰林社居委主要负责人肯定知道4月19日的办卡活动，因为两证人只是工作人员，作证时也没有说真话，并且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缺少翰林社居委主要负责人的问话材料。而且，闫玉亮受伤之后，合肥通优惠卡也确实在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了，如果不知道这次活动，怎么办到下午一点结束呢。同时，闫玉亮受伤之后，也不是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报警，而是在场人员报的警，因此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在打电话联系相关领导呢；2.对袁四新笔录中的关于公告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他与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的内容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认可，不过从中其证言中可以看出到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合肥通优惠卡银行进行了公告，公告中也没有明确办理机关；3.对公交卡办理公告的三性没有异议，但是对未与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对接联系一说不予以认可。事实上，我们认为对接一事肯定早就有了安排，因为镇翰林社居委对袁四新的质证意见是并未与镇翰林社居委充分对接，而未充分对接的前提是对接了。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但重点强调杨梅的询问笔录，杨梅陈述在当天7点多就看到有一位老年男子在板凳上坐着，旁边人说腿受伤了，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来说，案发时间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前，这说明即使有相关的部门或公司维持现场秩序该义务也应当是在正式上班时间之后；2.对证据2三性无异议；3.对证据3三性无法核实，请法院依法鉴定。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对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真实性不持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询问笔录第三页第八行办案人员问：现场谁负责，杨梅说是水湖镇纪委书记，从这个也可以看出当天办卡活动组织者或负责人是水湖镇政府。针对证明目的说下，声称老人去翰林社居委办卡是接到建行通知，该办卡活动既不是建行长丰支行办理和组织，因此无义务通知变更办卡地点，该办卡地点变更早已在长丰县官网公布；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同，从该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同证据1的质证意见；3.对证据3日期看不清楚，真实性无法核实。 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2同刚才对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质证意见一致；2.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通告并不是向全县办卡人群通知，只限于水湖镇。 原告闫玉亮对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情况说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形式不合法，没有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函的质证意见同上。 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情况说明三性无异议，该份情况说明能够证明长丰公交公司联系通卡公司的目的是确定活动时间以及通卡公司不是活动现场的组织者和维持者。对函同上一次庭审质证意见。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对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从该两份证据内容可以看出建行长丰支行既不是案涉老年卡的办理单位，也不是案涉老年卡办理时间、地点、地点的确定者和组织者div> 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对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所举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但需要说明：1、该项活动由政府安排，但水湖镇人民政府已经安排在建行进行办理，在建行办理出现问题后，没有及时与水湖镇人民政府和水湖镇翰林社区委联系对接，临时安排到翰林社区办公室办理，有证据证明2019年4月19日之前水湖镇人民政府和翰林社居委无人知道当天要举行该项活动，故镇政府和翰林社居委不是本次事故发生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2、在翰林社居委办理老年卡是临时通知，无单位与翰林社居委联系，也没有通知公安和城管维护当时秩序；3、由于翰林社居委不是本次活动组织者，也不是本事件的责任人，不是适格被告。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闫玉亮所举证据1、2、3、4、5和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所举证据1、2及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举证据1、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确认其相关内容的证明效力。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所举证据，原告闫玉亮和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对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为：2019年1月8日，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对外发布“合肥通”卡办理通知，内容如下：经与合肥通卡公司商定，于2019年1月18日和2019年2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15点在长丰县办理“合肥通”优惠卡（敬老卡、学生卡）。普通卡常年在长寿路建行一楼大厅办理等。2019年3月15日开始办理，因办卡的老年人多，当天办理结束之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与长丰县交通局联系要求下次办理换个地点。后长丰县交通局告知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办卡地点换到水湖镇翰林社居委并让银行通知过来办卡的人。2019年4月2日，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丰支行在门口张贴了一张公交卡办理公告，告知办卡时间、地点、地点以及办理相关卡所需的材料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地点，地点是长丰县水湖镇长合路翰林苑社居委丰县人民政府信息网、“幸福长丰”微信号、长丰报均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在水湖镇翰林社居委办理合肥通卡优惠卡。2019年4月16日，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发函，申请其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2019年4月19日，原告闫玉亮到被告长丰县水湖镇翰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公交老年卡，进办公大门时因人多被挤倒、踩踏受伤。原告闫玉亮受伤后在长丰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7天，花去医疗费72064.61元，医保统筹支付41077.57元，个人账户支付1115.55元，个人支付现金29871.49元。2019年8月15日，经安徽正邦司法鉴定所鉴定：（一）被鉴定人闫玉亮系外伤致右侧股骨粗隆下骨折（自身原存在右侧股骨头坏死），临床行右人工全髋节置换手术后，并遗留右髋关节活动功能丧失50％以上，综合评定为九级伤残（外伤参与度为50％）；（二）给予被鉴定人伤后护理期180日，营养期180日。 本院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于4月19日在水湖镇安排一次便民服务，为广大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办卡、充值和咨询服务。其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在计划活动时，应考虑到办卡人员特殊性，集中办理会造成人员聚集，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与相关部门协商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地点时要到现场加以组织和管理。而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后，未在办卡之前对办卡需要注意事项进行提醒告知。在来办卡的人员进场时，未安排工作人员在场维护秩序，也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障来办卡的人员人身安全。其对原告被挤倒、踩踏受伤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应预知集中办卡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按时到达办卡现场，做好准备工作，维护好秩序。而在来办卡的人员进场时，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却无人在场。其对原告受伤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闫玉亮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己年龄和身体状况，在参加办卡活动时没有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以致被挤倒、踩踏受伤。其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根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25％的责任，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15％的责任，原告闫玉亮对本案的损害后果应承担60％的责任。故对原告闫玉亮因此产生的损失，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闫玉亮的各项赔偿费用本院核定如下：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123.48元/天×180天）、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50元/天×17天）、营养费9000元（50元/天×180天）、残疾赔偿金34393元（34393元/年×5年×2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104456.34元。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闫玉亮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34393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99456.34元的15％即14918.45元。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闫玉亮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总共应赔偿原告闫玉亮16918.45元（14918.45元+2000元）。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应赔偿原告闫玉亮医疗费30987.04元、护理费22226.3元、交通费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50元、营养费9000元、残疾赔偿金34393元、鉴定费1700元，合计99456.34元的25％即24864.09元。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应赔偿原告闫玉亮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总共应赔偿原告闫玉亮27864.09元（24864.09元+3000元）。有关原、被告的其他主张和辩解，因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玉亮16918.45元； 二、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玉亮27864.09元； 三、驳回原告闫玉亮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受理费885元，由原告闫玉亮负担225元，由被告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00元，由被告长丰县城乡公交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本判决生效后，被告拒不履行义务，原告可于本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陈庆权 审 判 员  朱晓东 人民陪审员  水庆虎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徐文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