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449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488号之一。负责人：彭新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众信悦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世博广场新华西道4-1号世博公寓10层1005号A房间。法定代表人：王云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云雷，男，198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上诉人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众信悦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3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上诉人时利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奇，被上诉人众信悦驰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云雷、被上诉人王云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时利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时利和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众信悦驰公司收取了涉案车辆的购车订金，代案外人黄寅生采购涉案销售新车，时利和公司根据众信悦驰公司指示交付涉案车辆的事实，证明双方成立车辆买卖关系。1.盖有众信悦驰公司公章的《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是众信悦驰公司员工余萍，在事后通过其微信向时利和公司发送并确认的代案外人黄寅生采购涉案车辆的协议内容，包括了众信悦驰公司的收款账号、交车地点、车辆车型、颜色、指导价等内容。上述微信内容经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核对一致。2.根据《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众信悦驰公司收取了案外人黄寅生通过“佳信小赖”微信转账的购车订金，并于2019年5月7日通过“佳信小赖”指示案外人黄寅生到时利和公司4S店支付274400元及提车。时利和公司对涉案车辆的交付系基于买卖关系而为的交付，双方之间达成了买卖车辆的合意。上述内容有①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员工余萍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②时利和公司与王云雷之间的微信记录；③众信悦驰公司员工余萍与“佳信小赖”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④时利和公司与“佳信小赖”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相互印证。上述微信内容经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核对一致。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确认余萍为其员工，但其否认余萍微信的真实性明显不成立。同时王云雷在一审所陈述的销售经营模式与本案双方之间的销售交易情况均为一致。3.时利和公司根据余萍告知的王云雷的电话和微信，加上了一审到庭参加诉讼的王云雷的微信。时利和公司与王云雷在2020年4月22日2l点17分有过通话记录，王云雷在通话中提及《起诉状》中的《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是他们家的，涉案车辆未赚到3000元，只赚了2000元等经过与事实。（二）对于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买卖合同并不要求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买卖合同是诺成合同，买卖合同成立不需要交付标的物为前提条件。一审判决以车辆实际履行存在疑问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车辆买卖关系，违反了《合同法》及合同法司法解释规定。事实上，2019年5月7日，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收到了涉案车辆的另一笔购车订金6500元，指示时利和公司向案外人黄寅生交付涉案车辆；同日，时利和公司已向案外人黄寅生交付了涉案车辆。对于交付涉案车辆的履行情况以及时利和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邮寄的催告函，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并未提起异议。（三）结合本案争议与庭审情况，一审判决所谓的双方达成车辆买卖的合意争议，实质主要是指双方对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未有书面约定，以“价款约定不明”转换概念为“买卖合意未成立”，从而驳回时利和公司的诉请。事实上，对于涉案车辆销售价格的争议，鉴于涉案车辆的市场价格为38.99万元，时利和公司按照涉案车辆的市场价格主张权利，完全符合《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若时利和公司对涉案车辆的交付系基于买卖关系而为的交付不成立的话，则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应向时利和公司返还涉案车辆；若无法返还的，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仍是应当按照涉案车辆的市场价格向时利和公司赔偿对应损失。综上，时利和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支持时利和公司请求。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共同辩称，不同意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众信悦驰公司与时利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众信悦驰公司并未到时利和公司处购买涉案车辆，未支付购车款，时利和公司并未交付涉案车辆给众信悦驰公司。本案不存在众信悦驰公司拖欠时利和公司购车款的事实，时利和公司对其主张与众信悦驰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众信悦驰公司与黄寅生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众信悦驰公司不认识黄寅生，并未与其签订过任何书面或达成任何口头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三）时利和公司主张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众信悦驰公司与时利和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拖欠购车款的事实，时利和公司主张利息无依据。时利和公司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时利和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时利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众信悦驰公司向时利和公司支付拖欠购车款115500元（利息以1155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王云雷对众信悦驰公司应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的拖欠购车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时利和公司主张黄寅生向众信悦驰公司购买凯迪拉克车辆一台，但众信悦驰公司没有车源，由其员工余萍联系时利和公司购买车辆，后时利和公司根据余萍的指示向黄寅生交付车辆，故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为证明该主张，时利和公司提交《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复印件一份、微信聊天记录、销售指导价截图、“车行168”APP认证信息等予以证明。《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复印件载明的甲方为众信悦驰公司，乙方为黄寅生，签订日期为2019年4月29日，约定内容为乙方决定让甲方代购黑色的XT5款凯迪拉克车辆一台，指导价为389900元，成交价为282900元，乙方于本确认书签字时支付代购订金3000元，款项到账后本协议生效，车款279900元整，提车时一次性付到车辆所在4S店，其中第一条第2点载明了对公账户和私人账户，对公账户的户名为众信悦驰公司名称，法人账户的户名为王云雷，备注处有手写字“广州提”等字样，并加盖“河北众信悦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甲方签字处有“余萍”签字，乙方签字处没有签名，为二维码。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无法确认加盖的公章是否为其公司加盖，且认为该份证据为复印件，乙方处没有签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确认第一条第2点载明的对公账户和法人账户为其银行账户。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备注名为“佳信小赖”于5月7日向备注名为“余萍-凯迪”分两笔支付6500元；2.备注名为“余萍-凯迪”对《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复印件系其发送的事实未予以明确回复；3.微信聊天记录未涉及涉案车辆交易磋商、议价、交付的具体情况。众信悦驰公司确认余萍为其公司的员工，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一方为余萍。销售指导价截图载明2018款凯迪拉克XT525T豪华型的指导价为38.99万元。“车行168”APP认证信息显示众信悦驰公司销售的车辆包括XT5款凯迪拉克，联系人包括余萍。2019年5月7日，黄寅生向时利和公司刷卡支付274400元。时利和公司主张众信悦驰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收取购车订金2000元，2019年5月7日收取购车款6500元，该部分款项加上黄寅生已支付的款项，与《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约定的购车款金额一致。对于众信悦驰公司收取订金2000元的事实，时利和公司表示没有证据提交。时利和公司陈述其系根据余萍的指示向黄寅生交付购买车辆，且办理了交车手续。对此，时利和公司未提交证据。庭审中，时利和公司陈述因与余萍联系时，双方没有约定购车款，故其主张的尚欠购车款系按照市场指导价38.99万元减去黄寅生已支付的274400元得出。2020年1月10日，时利和公司向众信悦驰公司邮寄催告函，要求众信悦驰公司支付购车款115500元。众信悦驰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王云雷。诉讼中，时利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查封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价值115500元的财产，并提供相应担保。一审法院作出（2020）粤0114民初3345号民事裁定书，依法额度冻结王云雷银行存款1155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时利和公司主张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则需判断双方是否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从时利和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来看，未有证据显示双方达成车辆买卖的合意，也未有证据显示双方就车辆买卖进行过磋商及实际履行，故时利和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于时利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时利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5元，财产保全费1097.5元，合计2402.5元，由时利和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时利和公司主张与众信悦驰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2.时利和公司主张众信悦驰公司、王云雷应支付涉案购车款及利息有否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时利和公司主张与众信悦驰公司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复印件一份、微信聊天记录、销售指导价截图、“车行168”APP认证信息等予以证明。众信悦驰公司对时利和公司提交的《众信悦驰汽车代购协议》复印件不予确认，且时利和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未涉及涉案车辆交易磋商、议价、交付的具体情况，时利和公司在案外人黄寅生向其支付274400元后向黄寅生交付涉案车辆，时利和公司虽主张其是根据众信悦驰公司员工余萍的指示向黄寅生交付购买车辆，并办理了交车手续，但时利和公司并无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时利和公司提供的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时利和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时利和公司主张其与众信悦驰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在时利和公司与众信悦驰公司双方不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时利和公司主张双方主要是对涉案车辆的销售价格未有书面约定，对涉案车辆销售价格存在争议，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时利和公司虽向众信悦驰公司发出催告函，要求众信悦驰公司支付购车款115500元，众信悦驰公司未予回复，但并不足以证明众信悦驰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因此时利和公司主张众信悦驰公司应按涉案车辆的市场指导价向其支付上述购车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时利和公司主张王云雷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0元，由上诉人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革花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