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66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淳璞投资管理中心。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6208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淳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石岳）。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泽伟，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绍泉，男，196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艺鹤，女，197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原审第三人：成都三加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镇场镇社区正街57号2幢1单元2号。 法定代表人：杨绍泉，董事长。 上诉人上海淳璞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淳璞投资中心）因与被上诉人杨绍泉、梁艺鹤，第三人成都三加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加六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6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淳璞投资中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杨绍泉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持有的成都三加六公司20.26%股权；2.杨绍泉、梁艺鹤向淳璞投资中心支付股权回购款，按原投资款500万元加资金占用期间每年15%固定收益计算（其中200万元投资款的固定收益从2015年1月5日起算，300万元投资款的固定收益从2015年4月10日起算），暂计至起诉之时的回购款为738.75万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绍泉、梁艺鹤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后续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19协议及5.4协议并非12.31协议的延续与补充，均是单独的新的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淳璞投资中心认为，12.31协议与后续协议是总分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后续协议均是在12.31协议的框架下签订。1.12.31协议是双方签订的战略投资协议，是总合同。一审法院对于12.31协议的标的主要内容界定错误。 （1）12.31协议签订时，三加六公司的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名为增资协议，但与三加六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无关。相反，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转账500万元后，三加六公司于2015年1月26日申请减资，由9000万元减资至100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认为，不能仅从协议名称上简单地推论出12.31协议是法律上的单独增资行为，也不能由此认定12.31协议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3.19协议及5.4协议并列。 （2）12.31协议是淳璞投资中心与三加六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订，合同主要内容是确定淳璞投资中心投资三加六公司，各方就三加六公司的长远发展、投资人与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回购等作了详细约定。12.31协议第一条、第三条明确约定各方还需签订具体的业务协议、合同，后续的协议、合同均是在12.31协议确定的投资原则下签署。因此，不能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业务协议而否定12.31协议是投资总协议的性质。 （3）一审法院将12.31协议标的的主要内容界定为“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投资500万，其中400万支付给菜龙电商公司，100万支付给杨绍泉，淳璞投资中心持有菜龙电商公司股份40%”，属于以偏概全。具体分析12.31协议第7条的约定，上述内容约定在“企业估值款”条款中，是淳璞投资中心投资三加六公司的大前提下，由双方确定的初步投资路径。淳璞投资中心认为，12.31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确立长期战略投资合作关系，促进三加六的快速发展，对此12.31协议的首部及《借款协议》界定非常明确。一审法院将初步投资的路径界定为12.31协议的主要标的，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2.双方后续签订的《借款协议》、《股权转让协议》、3.19协议及5.4协议，均是以12.31协议为前提签订，是分合同。一审法院将后续合同认定为单独的新合同，属事实认定错误。 （1）双方签署的《借款协议》首部明确载明：借款是双方2014年12月30日的战略投资协议（注：指12.31协议）框架下而签订。淳璞投资中心给杨绍泉借款300万元，不是基于人情而是基于双方长期战略投资，为了促进三加六公司的发展。双方在签署12.31协议后，将初步确定的投资500万元收购三加六公司40%的股权，调整为投资200万元收购三加六公司20%的股权，另外300万元变更为淳璞投资中心给杨绍泉的借款。此项变更明确了300万元借款的性质，但从借款用途及《借款协议》首部的描述可以认定，借款是在12.31协议的大前提下实施。因此，《借款协议》虽是单独的法律关系，但亦属双方对12.31协议的进一步履行。 （2）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签署时间，而为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于2015年3月19日。12.31协议确定的淳璞投资中心对三加六公司的投资，正是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实现，因此，双方在后续履行中必然会进行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双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正是进一步履行12.31协议，且《借款协议》也载明20%的股权另行订立转让合同。因此，股权转让的相关文件亦是在12.31协议框架下实施。 （3）3.19协议及5.4协议是淳璞投资中心对三加六公司的进一步投资。淳璞投资中心认为，3.19协议以及5.4协议是各方签署的具体业务合同，仍然受12.31协议的约束。 二、一审法院认为淳璞投资中心支付的500万元不是实际履行12.31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淳璞投资中心认为，其总共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以及向杨绍泉借款300万元，三加六公司作了相应工商登记变更，这既是具体的业务协议又是对12.31协议的履行，一审法院割裂了各协议之间的关联性。 1.淳璞投资中心主张的投资本金500万元，包括2015年1月5日转账给杨绍泉的500万元中的200万元（余下的300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淳璞投资中心另案主张），以及2015年4月10日支付的投资款300万元（即：2015年4月10日转账421.2万元，2015年5月27日三加六公司退回淳璞投资中心121.2万元，故第二轮投资本金300万元）。因此，12.31协议签订后，淳璞投资中心总共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另向杨绍泉借款30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支付投资款是履行投资人的主要义务。 2.如第一点所述，后续协议的签订也是为实现12.31协议的合同目的。从12.31协议签订之日起，淳璞投资中心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总共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三加六公司在此期间完成了减资、公司改制，并于2015年12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综上，淳璞投资中心要求三加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履行股权回购义务，具有合同和事实依据，应予支持。 杨绍泉辩称：一、12.31协议因淳璞投资中心违约在先，并未履行。该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约定“淳璞投资中心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其中400万元支付给三加六公司，另向杨绍泉支付100万元”。但淳璞投资中心未按约履行该条约定的付款义务，故无权依据12.31协议主张权利。同时，由于12.31协议未实际履行，淳璞投资中心与杨绍泉又于2015年1月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杨绍泉仍以注册资本金额相同的价格200万元向淳璞投资中心转让三加六公司20%的股权，同日该双方还签订了300万元的借款协议。相应地，淳璞投资中心在2015年1月5日向杨绍泉转账支付的50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履行《股份转让协议》，300万元是履行《借款协议》。这一事实亦能印证12.31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二、3.19协议无效且已经作废，没有实际履行。3.19协议是淳璞投资中心与盈创投资、三加六公司、杨绍泉共同签署，约定淳璞投资中心应向三加六公司汇款571.2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实际汇款支付了421.20万元。由于3.19协议中对三加六公司增资前的注册资金确定为1300万元，而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对三加六公司的增资估值、股权分配等数据计算一系列错误。该协议不具有履行的客观基础，经各方协商将该协议作废。期间，经对三加六公司估值进行调整，淳璞投资中心同意按新的估值增资，三加六公司、淳璞投资中心、杨绍泉三方同意在3.19协议的条款基础上重新签订协议，并同意在协议中删除对赌条款；同时，淳璞投资中心要求其执行合伙人代表刘鹏、投资经理刘亚飞风险跟投150万元。在此背景下，三加六公司、淳璞投资中心、杨绍泉、刘鹏、刘亚飞五方签订5.4协议，淳璞投资中心基于该协议实际增资300万元，而三加六公司将多余的121.20万元退还了淳璞投资中心。根据上述事实，能够证明3.19协议是无效协议，双方实际履行的是5.4协议，而5.4协议对股权回购条款予以了删除。综上，淳璞投资中心依据12.31协议和3.19协议提出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均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艺鹤辩称：一、12.31协议无效。该协议签订时，梁艺鹤是三加六公司合法股东，持股20%，另外80%股份由杨绍泉持股。而协议第七条第二款约定“淳璞投资中心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其中400万元支付给三加六公司，100万元支付给杨绍泉交注册资本金，淳璞投资中心持有三加六公司全部股权的40%，杨绍泉持有三加六公司全部股权的60%”，该约定将导致梁艺鹤持有的20%股份被侵占，侵害了梁艺鹤作为股东的权利，梁艺鹤也并未签字确认。12.31协议签订后，淳璞投资中心并未按前述约定内容履行付款义务，该协议未实际履行。此外，12.31协议第七条第四款第2项第（3）小项约定：“杨绍泉可在公司下轮增资的同时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所持有的50%股权，即公司整体股权的20%，回购股权资金来源是增资过程中注册资本溢价部分，公司下轮增资时，注册资本溢价部分用于杨绍泉回购股权还有剩余的，作为公司的资本公积，如有多个机构增资，按下轮增资中机构增资比例的溢价部分支付给杨绍泉作为股权回购款。”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增资的资本溢价部分归全体股东所有，杨绍泉与淳璞投资中心无权约定对增资溢价部分的占有和支配。而前述回购条款，损害了梁艺鹤和全体投资机构及投资人的利益，应属无效条款。二、淳璞投资中心是依据12.31协议和3.19协议要求杨绍泉进行股权回购，协议中所涉股权并非杨绍泉与梁艺鹤的夫妻共同财产，淳璞投资中心要求梁艺鹤对杨绍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加六公司述称，其陈述意见与杨绍泉的答辩意见一致。 淳璞投资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绍泉、梁艺鹤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持有的三加六公司20.26%的股权；2.判令杨绍泉、梁艺鹤向淳璞投资中心支付股权回购款，按原投资款500万元加资金占用期间每年15%固定收益计算（其中200万元投资款的固定收益从2015年1月5日起算，300万元投资款的固定收益从2015年4月10日起算），暂计至起诉时的金额为738.7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31日，淳璞投资中心与四川菜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龙电商公司）、杨绍泉签订《增资协议》（以下简称12.31协议）约定：本协议为框架性文件，本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需另行签订业务协议。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协议不一致的，以业务协议为准，业务协议中没有约定的事项适用本协议；菜龙电商公司在获得淳璞投资中心投资后12个月内在成都市范围内不少于300个小区设点安装冷藏柜，网站实际注册人数不少于1万人，公司经营实现盈利；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投资500万元，持有公司全部股权的40%。其中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支付400万元，用于缴交注册资本；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支付100万元，专款用于杨绍泉缴交注册资本。完成本轮增资后，菜龙电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杨绍泉持有股份60%，淳璞投资中心持有股份40%。若菜龙电商公司未按约定完成经营目标进度80%（安装冷藏柜小区数少于240个，或实际注册会员少于8000人），淳璞投资中心有权要求杨绍泉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所拥有的股权。股权回购价格=原投资额+资金占用期间的每年15%的固定收益。杨绍泉可在菜龙电商公司下轮增资的同时，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所持有的50%股权，即菜龙电商公司整体股权的20%，回购股权资金来源是增资过程中注册资本溢价部分。公司下轮增资时，注册资本溢价部分，用于杨绍泉回购股权；还有剩余的，作为公司的资本公积；如有多个机构增资，按下轮增资中机构增资比例的溢价部分，支付给杨绍泉作为股权回购款。 签订战略协议后，杨绍泉与淳璞投资中心又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杨绍泉向淳璞投资中心借款30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前向杨绍泉指定账户支付。 杨绍泉与淳璞投资中心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绍泉将持有的菜龙电商公司200万元出资（其中杨绍泉认缴200万元，实缴200万元）于2015年1月5日转让给淳璞投资中心。此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该协议未注明签署时间。 2015年1月5日，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支付了500万元。 2015年3月19日，杨绍泉与淳璞投资中心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前一《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一致。同日，菜龙电商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淳璞投资中心为新股东，同意杨绍泉转让占菜龙电商公司20%的股份给淳璞投资中心，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5年3月19日，淳璞投资中心、杨绍泉、盈创投资、菜龙电商公司签订《菜龙电商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3.19协议），约定：淳璞投资中心、盈创投资有意对菜龙电商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前的注册资本1300万元，本协议项下之各方确认并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600万元，增资价格为每一元出资额2.38元，淳璞投资中心认购其中的240万元注册资本，支付增资款571.2万元，本协议书生效后30日内，淳璞投资中心将增资款汇入菜龙电商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 2015年4月10日，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汇入421.20万元。 2015年5月4日，淳璞投资中心、刘鹏、刘亚飞、杨绍泉、菜龙电商公司签订《菜龙电商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5.4协议）约定：淳璞投资中心、刘鹏、刘亚飞（共同为甲方投资方）有意对菜龙电商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前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本协议项下之各方确认并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金381.8182万元，增资价格为每一元出资额3.75元，甲方共应支付增资款450万元，其中120万元作为甲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33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其中淳璞投资中心共应支付增资款300万元，其中80万元作为认缴新增注册资本，22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甲方增资款450万元分两步进行工商变更，第一步支付450万元，其中225万元作为增资款认购6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淳璞投资中心认购40万元注册资本，第二步在菜龙电商公司股改完成并向淳璞投资中心非公开发行新股时，225万元预付款自动转为新股认购款，认购价每股3.75元，认购股份公司60万股，其中淳璞投资中心认购40万股，此步骤增资完成后，菜龙电商公司应总共新增注册资金变革为1381.8182万元，本协议书生效后30日内，淳璞投资中心将增资款汇入菜龙电商公司指定的验资账户。根据该协议，2015年5月27日，菜龙电商公司向淳璞投资中心退还多余投资款121.20万元。 杨绍泉、梁艺鹤为夫妻关系，系菜龙电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菜龙电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过程为：菜龙电商公司设立于2011年8月2日，截止2014年12月，菜龙电商公司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为500万元；2015年1月26日，菜龙电商公司注册资本减至1000万元，实收资本变更为1000万元，股东由杨绍泉出资比例80%、梁艺鹤出资比例20%构成，2月28日梁艺鹤将出资90万元转让给杜涵，股权结构变更为杨绍泉出资比例80%、梁艺鹤出资比例11%、杜涵出资比例9%；2015年3月30日，杨绍泉将出资200万元转让给淳璞投资中心，股权结构变更为杨绍泉出资比例60%、梁艺鹤出资比例11%、杜涵出资比例9%、淳璞投资中心出资比例20%；2015年5月29日，菜龙电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加至1190.9091万元，增加盈创投资、成都鑫源众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鹏、刘亚飞为公司新股东，各股东所持股份比例为杨绍泉出资比例50.38%、梁艺鹤9.24%、杜涵7.56%、淳璞投资中心20.15%、盈创投资5.60%、成都鑫源众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5.39%、刘鹏1.34%、刘亚飞0.34%；2015年8月7日，菜龙电商公司注册资本由1190.9091万元增加至1381.8182万元，新增资本由淳璞投资中心认缴4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出资比例增至20.26%。 2015年8月10日，菜龙电商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三加六公司。 三加六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6年三加六公司年度报告中载明“公司目前已于成都市内布局170多个小区，近200台线下智能终端保险储物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淳璞投资中心与菜龙电商公司、杨绍泉签订的12.31协议的效力及该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是否成就。对此分别评述如下: 一、12.31协议的效力。12.31协议签订后，淳璞投资中心又与杨绍泉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借款协议》、两份《增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内容，12.31协议约定的“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支付400万、杨绍泉支付100万占菜龙电商公司股份40%”，变更为淳璞投资中心受让杨绍泉20%的股份支付200万，另外向杨绍泉提供借款300万。双方均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并变更了工商登记信息。原12.31协议虽然双方并未以签订协议方式解除，但实际上淳璞投资中心与杨绍泉双方均以重新订立新的合同约定新的内容，对12.31协议进行了变更，对淳璞投资中心所占股份比例、出资方式均进行了更改，《股权转让协议》并非12.31协议框架下的延续或补充，而是新的独立合同。虽然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转款500万元，但该500万元并非履行的12.31协议，而是履行的《借款协议》与未注明签署时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故12.31协议实际并未履行。 二、12.31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是否成就。一审法院认为，框架协议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交易达成意向并对主要内容予以确定而订立的合同，合同在一定时期内，为每笔单个交易作为一个框架进行运作，具体的交易细节在框架合同的基础上再细化成正式的合同。12.31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为框架性文件，本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务，均须另行签订业务协议，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协议不一致的，以业务协议为准，业务协议中没有约定事项适用本协议”，后面签订的协议受该条规定约束必须是后续签订的协议合同标的的主要内容与12.31协议一致属于一个框架的前提下，后续单个协议没有约定事项才能适用12.31协议。但12.31协议约定的内容为“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投资500万元，其中400万元支付给菜龙电商公司，100万元支付给杨绍泉，淳璞投资中心持有菜龙电商公司股份40%”，3.19协议约定的内容为“菜龙电商公司在1300万元注册资本基础上增资600万元，其中淳璞投资中心支付增资款571.20万元”；5.4协议约定的内容为“菜龙电商公司在1000万元注册资本基础上增资381.8182万元，其中淳璞投资中心支付增资款300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淳璞投资中心支付杨绍泉200万元受让其20%的股份”，以上几份协议约定的增加的注册资本、缴款金额、缴款对象、受让股权比例均不同，后三份协议对合同内容均进行了明显的变更，事实上已经属于双方当事人就菜龙电商公司增资行为、股权转让行为重新达成的新的意思表示，双方当事人也是按照以后新订立的协议来履行。3.19协议与5.4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均是单独的新的协议，并非12.31协议框架内的延续与补充，故淳璞投资中心以后续协议未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应当适用12.31协议约定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在签订12.31协议后，因淳璞投资中心与杨绍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变更，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新的内容不同的协议履行变更了原协议约定，淳璞投资中心支付的500万元也并非基于12.31协议约定支付，淳璞投资中心首先就并未履行12.31协议，故淳璞投资中心以其并未履行的协议条款主张股份回购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淳璞投资中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75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6756元，由淳璞投资中心负担。 二审中，淳璞投资中心提交以下证据： 1.2015年2月27日，杨绍泉、淳璞投资中心、菜龙电商公司三方签订的《菜龙电商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2.27协议），拟证明：三方约定由杨绍泉以知识产权作价300万元向三加六公司增资，使三加六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1300万元，这也印证了3.19协议所约定的三加六注册资本为1300万元的由来； 2.六份《股份转让协议》，拟证明：2014年1月11日，三加六公司原股东柳岸、杨德胜、王流一将其持有的成都科诺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计20%的股份（实缴注册资本共计40万元）转让给梁艺鹤；同日，三加六公司原股东曹林、李凡将其持有的成都科诺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计20%的股份（实缴注册资本共计40万元）转让给杨绍泉；2015年2月28日，梁艺鹤将其持有的菜龙电商公司9%的股权（实缴注册资本90万元）转让给杜涵； 3.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开庭审理（2018）川0104民初622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本案中的200万元与该案所涉借款300万元，共计500万元，均用于缴交三加六公司注册资本。 杨绍泉、梁艺鹤、三加六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均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2.27协议未实际履行，是作废的，且2.27协议的内容本身看似与3.19协议配套签订，实质二者相互独立，杨绍泉、菜龙电商公司、淳璞投资中心实际履行的是5.4协议；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也不认可淳璞投资中心的证明目的；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向杨绍泉支付的500万元中，200万元是淳璞投资中心为股权转让支付，另外300万元是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的借款，与本案中的12.31协议无关，不是履行增资协议的约定内容。 经审查，本院对淳璞投资中心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双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两个，现评判如下： 一、案涉12.31协议、3.19协议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的认定。 根据庭审已查明12.31协议和3.19协议的内容，以及该两份协议签订时三加六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能够认定系淳璞投资中心作为投资方，三加六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与三加六公司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杨绍泉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司法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不确定的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与投资方设置估值调整机制的这一经营模式，以及基于“对赌协议”实际履行产生的纠纷，无法对应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该二级案由项下的25种纠纷类型，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而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非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纠纷，纠纷类型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纠纷、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纠纷、股权的继承、股权的分割等。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对赌协议”中，从与投资方“对赌”的主体角度看，有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对赌”，目标公司与投资方“对赌”，目标公司的股东和目标公司与投资方“对赌”等形式。于本案中，根据12.31协议第七条第（四）项“股权回购”中关于“1.若出现任何以下三种情形之一，淳璞投资中心有权选择要求杨绍泉（即三加六公司实际控制人）回购淳璞投资中心拥有的三加六公司股权”的约定，以及3.19协议第三条“股东承诺及保证”中关于“……3.2……H.若出现任何以下三种情形之一，淳璞投资中心有权选择要求杨绍泉（三加六公司实际控制人）回购投资方拥有的三加六公司股权”的约定，能够认定本案中的“对赌”主体为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在此种“对赌”主体形式下，对“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不存在需审查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而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投资方的补偿承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基于此，本院认为，12.31协议和3.19协议系签约各方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杨绍泉、梁艺鹤及三加六公司虽认为该两份协议无效，但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本院对其关于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淳璞投资中心要求杨绍泉回购三加六公司股权并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主张能否成立，进而淳璞投资中心要求梁艺鹤对杨绍泉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能否成立。 淳璞投资中心上诉认为：12.31协议系框架性协议，在该协议之后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2.27协议、3.19协议、5.4协议，均是基于框架协议签订的具体业务协议，淳璞投资中心已实际向三加六公司投资500万元（其中，200万元于2015年1月5日支付，另300万元为2015年4月10日支付的421.20万元减去于2015年5月27日退回121.20万元）；在三加六公司未能完成约定经营目标进度80%的情况下，12.31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已成就。杨绍泉则抗辩认为：《股份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对三加六公司的投资，而是股东与非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不能认定为履行任何一份增资协议；12.31协议与之后签订的各协议，相互独立，后续协议并非是12.31协议框架内的延续和补充；且12.31协议、2.27协议、3.19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只有5.4协议实际履行。根据前述诉、辩观点，双方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杨绍泉于2015年1月5日将持有的三加六公司200万元出资转让给淳璞投资中心，该两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以及各方均认可有效且实际履行的5.4协议，能否认定为履行12.31协议框架下的具体业务内容；二是12.31协议和3.19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进而淳璞投资中心依据该两份协议中的股权回购约定条款主张权利的基础是否成立。对该两项分歧点，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分歧点之一，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杨绍泉向淳璞投资中心转让20%菜龙电商公司股份、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支付200万元的内容，已实质上变更了12.31协议中淳璞投资中心的出资方式、出资金额、占股比例的约定，不能认定是对12.31协议的实际履行。而5.4协议中，对签约主体、增加的注册资本、缴款金额、缴款对象、受让股权比例等内容的约定，与12.31协议亦明显不同，对此一审法院已阐明事实及理由，本院不再赘述。故，淳璞投资中心以《股权转让合同》、《股份转让合同》及5.4协议均已实际履行，且该三份协议系12.31协议框架下具体业务内容的约定为由，认为应适用12.31协议关于股权回购约定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分歧点之二，本院认为，12.31协议的约定内容是：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投资的500万元，是由淳璞投资中心向菜龙电商公司支付400万元，用于缴交注册资本，同时淳璞投资中心向杨绍泉支付100万元，专款用于杨绍泉缴交注册资本；完成本轮增资后，菜龙电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杨绍泉持有股份60%，淳璞投资中心持有股份40%。该协议签订后，淳璞投资中心的实际付款情况是：于2015年1月5日向杨绍泉支付500万元，其中200万元对应的是该两方之间未注明签约日期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绍泉将持有的菜龙电商公司200万元出资转让给淳璞投资中心”；另外300万元，对应的是该两方之间的《借款协议》，约定“杨绍泉向淳璞投资中心借款300万元，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前向杨绍泉指定账户支付”。再结合淳璞投资中心作为原告依据前述《借款协议》要求杨绍泉、梁艺鹤偿还借款本息的（2019）川01民终14237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所查明的事实及作出的认定，淳璞投资中心在该案中上诉主张《借款协议》将最初的投资方案变更了投资及借款，并强调了借款的性质；该案生效判决亦明确认定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向杨绍泉支付的500万元中的3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并认定12.31协议与淳璞投资中心在2015年1月5日的付款，从金额上看虽均为500万元，但出资方式和性质从分别投资菜龙电商公司400万元、杨绍泉个人100万元，变为受让股份200万元和出借款项300万元，说明淳璞投资中心已变更出资方式。上述事实，足以证明淳璞投资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向杨绍泉支付500万元的行为，并非是对12.31协议的履行。而之后签订的3.19协议、5.4协议，与12.31协议相较，在签约主体、约定增加的注册资本、缴款金额、受让股权比例等内容均构成实质性变更。一审法院认定该三份协议之间相互独立，后两份协议并非是在12.31协议框架内的延续、补充，并无不当。基于此，本院认为12.31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淳璞投资中心依据该协议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3.19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庭审已查明，3.19协议签订时，菜龙电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但因签约各方将注册资本数额误确认为1300万元，导致对增资价格、认购的注册资本对应增资款数额计算错误，淳璞投资中心亦未按3.19协议足额支付增资款571.20万元，而是实际支付421.20万元。之后，与3.19协议不完全相同的主体签订了5.4协议，按照重新计算后的增资价格确认了淳璞投资中心的新增注册资金及应付增资款，三加六公司遂根据5.4协议向淳璞投资中心退还了多余投资款121.20万元。上述事实，能够证明3.19协议的各签约主体因发现计算有误，未按该协议约定实际履行，而是在2015年5月4日由新的不同主体另行签订5.4协议并实际履行。故，淳璞投资中心依据3.19协议主张股权回购权利，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故，淳璞投资中心在本案中要求杨绍泉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主张，所依据的12.31协议和3.19协议均未实际履行，而5.4协议中对股权回购未作约定，基于此，淳璞投资中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因淳璞投资中心要求梁艺鹤对杨绍泉应承担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需以杨绍泉应承担债务责任为前提，故对淳璞投资中心关于连带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淳璞投资中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512元，由上诉人上海淳璞投资管理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伟 审判员 黄 强 审判员 龚 耘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崔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