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4民终64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164号17-27号院899号。 法定代表人：王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宗广，河北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勃，河北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郸市兴农轧花厂，住所地邯郸市丛台区黄粱梦。 法定代表人：赵侠宗，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文才，河北妙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邯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邯郸市农林路112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人，该社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左菲，河北正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京合创）因与被上诉人邯郸市兴农轧花厂（以下简称轧花厂）、邯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供销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2019）冀040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京合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宗广、胡勃，被上诉人轧花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舒文才、被上诉人供销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左菲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京合创上诉请求：撤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40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999年间邯郸县黄梁梦种兔繁育基地（以下简称种兔基地）向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借款人民币260万元，借款笔数、展期、催收等详见附件一。2016年11月3日，农行将上述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2018年10月17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将上述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上诉人。2018年12月27日，上诉人到邯郸市丛台区工商局调取种兔基地的工商档案后，发现种兔基地于2003年4月8日在邯郸市丛台区工商局办理了注销登记。种兔基地的股东、本案被上诉人轧花厂出具的《邯郸县黄梁梦种兔繁育基地债权债务完结证明》证明“种兔基地的一切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如今后发现一切法律关系问题，由轧花厂承担。”2019年2月20日，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1、综观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整篇内容，无任何字眼出现并明确说明种兔基地在何时已被注销，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定该《通知》让银行得知种兔基地已注销。2、种兔基地为了逃避债务，在法院诉讼期间对法院隐瞒其已注销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种兔基地注销未告知农行的事实。农行于2002年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8月5日作出的（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被告主体仍然是邯郸县黄梁梦种兔繁育基地。3、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种兔基地有责任、有义务将其注销事实及新的承债主体告知农行。（1999年）邯郸县农银保借字第3-016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七条、（99）邯县农银保借字第专004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第八条、（99）邯县农银抵借字第17001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六条，均约定以下情形“…（5）法定代表人更换、改变住所或经营场所以及减少注册资金时，事先通知贷款人；（6）改变经营管理方式或产权组织形式时，提前通知贷款人，并主动落实债务；（7）有危及贷款人债权安全的其他情况时，及时通知贷款人并采取有效的保全措施”。4、种兔基地注销时向工商部门隐瞒未完结债务，进一步证实了种兔基地为了逃避债务，向农行隐瞒其已注销的事实。种兔基地在2003年4月8日办理注销时，农行与种兔基地的借款纠纷正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其唯一股东轧花厂却向工商部门出具虚假的《邯郸县黄梁梦种兔繁育基地债权债务完结证明》，证明种兔基地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所以，上述事实和证据已充分证明种兔基地为了逃避债务，其股东轧花厂将其注销，并未告知农行的事实，一审法院凭借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中《邯郸县确认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财务挂帐明细表》出现的“黄梁梦轧花厂（种兔基地）”就武断、牵强附会的认定农行已经得知种兔基地已注销的事实，无事实、无逻辑、无证据的“三无”认定，二审法院依法应当纠正。二、农行对种兔基地、保证人供销社、抵押人轧花厂进行了连续的催收、提起诉讼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至本案起诉日，本案的诉讼时效合法有效。种兔基地三笔借款最早还款到期日为2000年5月9日、最迟还款到期日为2000年10月15日，农行于2000年6月1日开始向种兔基地、保证人进行了催收、提起诉讼，其催收连续均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催收详见附件一）。三、一审法院故意偷换主体概念，将本案债务人主体种兔基地，偷换为轧花厂，从而认定本案债权人未向“轧花厂进行任何催要行为”对轧花厂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违背了客观事实，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本案的债务人是种兔基地。上诉人于2018年12月27日向工商部门调取种兔基地的工商档案后，发现种兔基地已注销，其债权债务由轧花厂继受、承接。2、所以本案被上诉人轧花厂在本案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是债务人的地位。其一、是因其继受、承接了本案债务人种兔基地的债务，依法追加为本案的被告。其二、轧花厂为本案诉争60万的借款提供土地抵押而作为被告。所以，对轧花厂的诉讼时效要分为两部分来分析判断。3、轧花厂承接种兔基地的债务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对种兔基地的诉讼合法有效，显然对轧花厂的诉讼时效也合法有效。4、轧花厂作为抵押人的诉讼时效，农行在抵押期间内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2005年8月15日民事裁定书生效后，已转化为诉讼时效，此后每两年内的一次催收，至上诉人起诉日，诉讼时效一直合法有效。四、一审法院未对本案诉争债权是属于轧花厂的财政挂帐，还是种兔基地的财政挂帐进行认定。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已充分证明，260万的财政挂帐是轧花厂的自身借款，不是种兔基地的借款。1、用途不符。本案借款的用途分别是基建及购设备、养兔、流动资金。而国阅（1996）70号《关于研究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明确了1992年底前核定中央政策性亏损金额为46.67亿元。有五个亏损种类，包括：（1）陈欠的预购定金；（2）赊销纯棉布、絮棉损失；（3）部分商品统一降价损失；（4）商品销价损失；（5）棉花贴息贷款未按期收回本息挂帐，本案所涉借款的用途是基建及购设备、养兔、流动资金，不属于《纪要》列明的关于财务挂帐的范围。2、时间不符。根据国函（2001）136号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1993年以后供销社新增财务挂帐（各级供销社所属企业及基层社截止到1998年12月31日，棉花企业截止到1999年8月31日），本案的三笔借款时间分别发生在1999年1月19日、1999年6月30日、1999年12月27日，不符合《批复》关于供销社1993年以后供销社新增财务挂帐截止借款时间的规定。3、被上诉人提供的邯郸县财政局等六部门《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邯县财字（2003）149号）也不能证明本案所涉三笔借款在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范围内，表现在：上诉人受让的总计260万元的债权的借款时间都发生在1999年1月之后，用途是基建及购设备、养兔、流动资金。但是被上诉人提供的挂帐明细表中列明260万元有1992年底前的老挂帐20万元，1993年以来新增财务挂帐为240万元（包括地方扩大销售棉花78万元；赊销棉花占用贷款利息85万元；指定经营商品亏损36万元；政府部门占用资产损失36万元；经营性亏损挂帐5万元），显然该明细表所记载挂帐明细与本案贷款的时间、借款笔数不相符；虽然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中《邯郸县确认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财务挂帐明细表》出现“黄梁梦轧花厂（种兔基地）”，不能排除种兔基地是轧花厂全资子公司，所以将其括号在后，也不能排除其它原因。所以，上述260万元的财政挂帐，从现有的证据可以判断，应当是轧花厂自身的借款，而绝不是本案诉争的种兔基地的三笔借款。财政挂帐作为我国国务院的一项特殊政策，应当是严谨、明确的，绝不会出现时间不符、用途不符、笔数不符的情况。虽然金额相同，也许仅是巧合。但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必须是严谨严格，对证据的要求是充分、确凿，而不能张冠李戴。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违背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以原债权人农行邯郸县支行未向被上诉人轧花厂、供销社催收为由，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轧花厂、供销社超过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从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轧花厂答辩称，中京合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供销社答辩称，中京合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农业银行应当在2003年12月24日签署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文件时知晓借款人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简称种兔基地）已经注销，债务由邯郸市兴农轧花厂（原邯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黄粱梦轧花厂，简称轧花厂）承接，认定事实正确。种兔基地从未逃避债务、隐瞒事实。第一、2003年12月24日邯县财字（2003）149号文件的附表“邯郸县确认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栏目中体现的主体为“黄粱梦轧花厂（种兔基地）”，很明显这种注明方式，已经表明种兔基地不存在了，其债务由轧花厂承担，邯郸县农业银行对此明细表也盖章确认了，况且种兔基地注销时间为2003年4月，而149号文件下发时起，农业银行对种兔基地的债务已经由轧花厂承接应当是明知的。民法总则关于时效的规定也是如此即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力受到侵害时计算诉讼时效。第二、在种兔基地2003年4月办理注销登记时，种兔基地和轧花厂主动向工商机关出具债权债务完结证明，说明之前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等问题由轧花厂承担。此证明恰恰证明种兔基地和开办单位轧花厂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逃避债务，而是由轧花厂依法承担种兔基地相关债务。第三、上诉人称种兔基地没有将注销的事实告知农业银行，不能成立，上诉人对此诉称应承担举证责任，答辩人认为种兔基地注销和债务由轧花厂承担的事实已经告知农业银行或农业银行是明知的，上述挂账明细表可予证实。二、上诉人和农业银行对答辩人没有连续催收，至少从2011年至2016年债权转让公告时，此期间没有对答辩人主张权利，故起诉答辩人供销社承担保证责任已将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正确无误。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催收证据材料显示，上诉人所受让涉案贷款的原始债权人农行邯郸县支行在2002年曾经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案所涉贷款，邯郸中院于2005年作出（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此后，至少从2011年3月至2016年第一次债权转让公告，在此期间内，农业银行和上诉人都没有向答辩人通过任何形式主张和催收，明显已经超过原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应依法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三、上诉人错误理解诉讼时效的概念，将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与债务主体的概念混为一谈，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驳回上诉人对轧花厂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没有偷换主体概念。首先，对债务人实施法律所认可的权利主张方式，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本案种兔基地已经与2003年4月注销，该企业作为债务人已经不复存在，此后如果债权人农业银行还向一个不复存在的债务人种兔基地邮寄或公告催收债权通知，债权人没有亲自到场催收，债务人就没有知道向其主张过权利的可能性，所以根本起不到中断时效的效果和作用，不符合民法总则关于时效中断的规定，这种催收属于无效的。所以诉讼时效中断强调的是催收行为或主张权利行为本身的有效性，这与债务的实际承接主体没有直接关联，属于不同概念，况且前述挂账明细表经过农业银行盖章确认，能够证明农行明知种兔基地银行债务由轧花厂承接。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对种兔基地和答辩人催收通知，其中有很多次所谓邮寄催收通知没有经过公证，也没有种兔基地和答辩人签章签收，上诉人无法证明种兔基地和答辩人确已收到，况且种兔基地于2003年4月以后注销不存在了，所以邮寄催收通知是无效的，不能起诉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四、答辩人提交的政策挂账明细表中的260万元挂账就是本案起诉的种兔基地借款，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一方面认定轧花厂承接此债务，一方面不认可种兔基地的借款，上诉理由前后矛盾，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借款属于地方政策性财务挂账，认定事实正确。本案所涉种兔基地与农业银行的贷款发生在99年间，该类贷款属于国家政策文件直接予以调整的对象范围，应由政府财政统一协调解决落实，故上诉人向法院主张轧花厂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答辩人一审提交的从2001至2006年的五份政策文件，分别为从中央到地方，其内容一脉相承，均是对供销社及其下属企业银行贷款的挂账处理以及后续处理，包括本金和利息的处理，都做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详细政策规定。第一、邯郸县财政局、计委、农发行、农行、供销社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邯县财字（2003）149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五份文件都明确了，“采取适当措施逐步解决”、“供销社和下属企业不负担政策性亏损、保障其合法权益”、“分清性质、分清责任、逐级负担”、“哪一级政府决定的，哪一级政府负责解决”，“各级政府视财力情况制定消化处理方案，确保落实”等处理原则，并对处理之前的政策性亏损实行挂账停息（贴息）政策，“纳入停息或贴息范围的财务挂账占用的银行贷款，从财务挂账分解落实到企业之日起，开户银行不得在向企业收取利息，银行对企业已收的部分，由开户银行退回企业。”特别关键的是，作为前述邯县财字（2003）149号文件的附件：“邯郸县确认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由邯郸县财政局、农发行、农行、供销社等六部门的盖章确认，其中清楚载明了轧花厂（种兔基地）从中央到县级地方的政策挂账数额为260万元，这与上诉人起诉种兔基地向法院提交的从长城资产公司受让的三笔农业银行合同合计260万元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包括邯郸县农发行、财政局、供销社、审计局在内的各部门对轧花厂（种兔基地）政策性挂账具体数额的确认。第二、上诉人引用的国阅（1996）70号文件时间在前，答辩人和轧花厂所引用的文件时间在后，均为2001年至2006年发布，所以新政策要优先适用旧政策。上诉人对其提交的（1996）70号文件规定理解也是错误的，挂账明细表记载的轧花厂1992年底中央政策性亏损挂账为“未收回1980年、1986年两棉赊销款20万元”，邯县财字（2003）149号文件中第三规定：“1992年底之前中央政策性亏损挂账仍按照国阅（1996）70号文件中规定政策处理”，而国阅（1996年）70号文件中第五规定：“1984年、1986年赊销纯棉布、絮棉损失······挂账的时间比较长，本金然后处理，继续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供销总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研究，在今年年底内提出处理意见。”所以很明显，该挂账应继续由政府部门协商处理。第三、挂账明细表中虽然在1992年底之前20万元挂账，以及贷款用途、时间虽有微小差别，但也是有原因的，这些都不足以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都不违背国家政策对棉花企业贷款实行政策挂账处理的大方向，不论是92年之前还是93年以后挂账，经邯郸县农行等六部门盖章确认的挂账数额总计260万元，以等待政府政策解决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且该数额与上诉人主张的三笔农业银行贷款合同合计260万元完全一致，况且本案所涉借款纠纷，经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做出（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本案原债权人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的起诉。该裁定已经对邯郸县财政局、邯郸县农行等六个部门2003年的文件、以及本案起诉的260万元即为挂账明细表记载的挂账数额260万元，予以认定，该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当然适用于本案。故上诉人诉请偿还的贷款为政策性财务挂账，其诉请不能成立，也应当予以驳回。五、根据担保法规定，贷款原债权人邯郸现农业银行没有在保证期间转让债权，故答辩人作为贷款合同保证人在本案中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依照1999年6月24日签订（99）邯县农业银行没有在保借字第专004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贷款展期协议》，约定贷款最后到期日为2000年5月9日到期，约定答辩人的保证期限为贷款到期日起两年，即2000年5月9日到2002年5月8日。但是在此两年保证期间，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并没有将该债权转让，直到2016年农业银行才将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2018年长城公司又转让给中京合创，并且都没有经过答辩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同意。所以，根据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解释》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外担保合同无效：···（五）主合同变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意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禁止债权转让的，保证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具体到本案，第一、邯郸县农行作为债权人和保证债权人，其转让原借款合同债权的时间已经超出答辩人的保证期间，第二，邯郸农行转让债权，也没有经过作为保证人的答辩人的同意，第三，依据邯郸县农行、邯山区供销社、邯郸县财政局等六部门的（2003）149号政策文件、以及配套上级文件，此农行的债权债务是不允许随意调整的，即不允许随意转让。综上，本案上诉人诉请的债权均违背了上述担保法和法律解释的规定，故答辩人无需再承担保证责任。六、答辩人邯山区供销社属于事业单位，根据担保法规定，其不能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根据担保人提供的原邯郸县政府文件，答辩人邯山区供销社合作联社属于全额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其不具有经营性和盈利性。根据《担保法》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答辩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七、上诉人提供的农业银行于2011年、2013年、2015年在河北日报发布的《债权催收公告》不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该项明确规定了适用公告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但是在本案中，答辩人轧花厂和供销社一直正常存续，况且种兔基地和轧花厂的主管单位都是邯山区供销社，根本不存在下落不明的情况，农业银行自1999年至2010年期间都在向二答辩人邮寄或公证催收通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有一次“公证人员公证将《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送交到供销社单位”。所以在此情况背景下，原债权人农业银行对答辩人采用报纸公告催收债权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其次，最高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以及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两个司法解释见该段后），该司法解释均是针对债权银行转让不良债权的公告或通知，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银行债权后的催收，可以采用报纸公告的方式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但是本案中，农业银行于2011年、2013年、2015年在河北日报的催收公告，是在2016年债权转让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之前自行发布的催收公告，这种公告方式不适用这两个司法解释，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 中京合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兴农轧花厂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本金2600000元及利息4268967.25元（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0月17日）；2、请求判决原告对被告兴农轧花厂抵押的土地具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判决被告供销合作联合社对上述借款本金1250000元及利息1646706.2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等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月19日，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以下简称“种兔繁育基地”)与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签订（1999年）邯郸县农银保借字第3-016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依约向种兔繁育基地发放了10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1999年1月19日至2000年1月18日，种兔繁育基地已偿还25万本金，现尚欠75万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1999年6月24日，种兔繁育基地与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签订（99年）邯县农银保借字第专004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依约向种兔繁育基地发放了125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1999年6月30日至2000年1月24日，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邯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保证，种兔繁育基地现尚欠125万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1999年10月18日，种兔繁育基地与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签订（99年）邯县农银抵借字第17001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实际向种兔繁育基地发放了60万元贷款，借款期限为1999年12月27日至2000年10月15日，合同还约定本合同发生纠纷，由贷款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兴农轧花厂（原邯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黄粱梦轧花厂）以其所有的面积为7333.794平方米的土地为该笔借款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种兔繁育基地现尚欠60万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2001年国务院发布国函[2001]136号《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后，相关政府部门结合银行对供销合作社的银行债务进行了相关的处理，原邯郸县财政局、计委、农发行、农行、供销社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邯县财字（2003）149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对于邯郸县供销系统的银行贷款进行挂账处理，挂账本金五年后视财务情况处理，并在附件邯郸县确认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确认了黄粱梦轧花厂【即本案被告邯郸市兴农轧花厂（种兔基地）】财务性挂账260万元。原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曾于2002年就本案所涉贷款将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邯郸县供销社黄粱梦轧花厂、邯郸县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邯郸县供销合作联合社起诉至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种兔基地所欠的260万元贷款为挂账贷款，本息自2003年12月挂账五年后视财力情况处理。因此原告农行邯郸县支行目前尚不符合起诉的条件”为由裁定驳回原告农行邯郸县支行的起诉。诉讼期间，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殖基地于2003年4月1向原邯郸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2003年4月1日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殖基地与邯郸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黄粱梦轧花厂共同出具债权债务完结证明，主要内容为：“……截止2003年4月1日，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殖基地的一切债权债务已清理完结。如今后出现一切法律关系问题，由邯郸县供销社合作社联合社黄粱梦轧花厂承担。”原农行邯郸县支行在此之后仍多次向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殖基地邮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2011年6月28日河北省邯郸市诚信公证处出具公证书，作为公证内容之一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被催收人仍为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 另查明，2016年11月3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签订编号为邯郸农行（2016）02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涉案贷款进行转让，该协议第二条瑕疵披露及风险揭示2.4载明：“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甲方转让给乙方的资产，存在或可能存在下列瑕疵或风险，以至于乙方受让资产的预期利益可能无法实现。该等瑕疵或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一项或多项：2.4.1资产项下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责任主体可能存在破产、被吊销、被注销、被撤销、解散、关停、歇业以及其他主体存续性瑕疵的情形；……2.4.4资产可能已超过诉讼时效、法定或约定时效或丧失其他相关的期间利益或因其他原因已部分或全部丧失；2.4.5担保合同可能约定主债权不可转让或只对特定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双方并于2016年12月7日在河北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债务人名称仍为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2018年10月17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中京合创投资公司签订编号为中长资冀合字【2018】299号-005债权转让协议，再次将涉案贷款进行转让，于2018年10月25日在河北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债务人名称仍为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 一审法院认为，中京合创投资公司就涉案贷款的债权系通过两次债权转让继受所得，应当受两次债权转让协议的约束。结合本案，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注销日为2003年4月8日，该注销日期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邯经初字第9号案件审理期间，且在2003年12月24日邯县财字（2003）149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性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附件部分即邯郸县确认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项目一栏中出现的主体名称为黄粱梦轧花厂（种兔基地），对此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盖章进行了确认，故从这时起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应当知道催要主体（或挂账主体）为黄粱梦轧花厂，该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生效裁定即（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日期（裁定本息自2003年12月挂账五年后视财力情况处理）即2008年12月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但中京合创投资公司此后出具的债务催要通知书催收对象一直是于2003年已经注销的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而不是本案被告兴农轧花厂（黄粱梦轧花厂），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对已经注销的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的催要送达，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后果。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应当于2003年12月24日签署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时已经得知种兔基地被注销。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日期，即2008年12月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京合创投资公司最后一次并且经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时间是2011年4月20日和2011年4月26日，被送达人也不是兴农轧花厂，至本案债权第一次转让公告的时间（2016年），也未向兴农轧花厂进行过任何催要行为，故中京合创投资公司对兴农轧花厂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中京合创投资公司最后一次并且经公证向供销合作联合社发放担保人履约通知书的时间为2011年3月23日，至本案债权第一次转让公告的时间（2016年），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故应当驳回中京合创投资公司对供销合作联合社的诉讼请求；对此受让风险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签订编号为邯郸农行（2016）02号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也有明确约定，中京合创投资公司也应承担受让资产的预期利益可能无法实现的风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883元，由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供销社提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用以证明涉案标的系政策性挂账，根据该规定精神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有关规定，抓紧落实处理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金融债务、社有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等历史遗留问题，保持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和社有资产完整性等”。上诉人中京合创质证意见为对该决定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农行、财政部、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债权的合法性。中京合创提供了加盖财政部河北监管局印章的审核证明及证实该证明与原件相符的公证书。被上诉人轧花厂、供销社质证意见称该证明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观点。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本案争议标的是否政策性挂账；2、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如未超诉讼时效，供销社是否应承担责任。 关于本案争议标的是否政策性挂账问题。根据原邯郸县财政局、计委、农发行、农行、供销社六部门联合发布的邯县财字（2003）149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文件及邯县财字（2003）149号文件的附件：“邯郸县确认供销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由邯郸县财政局、农发行、农行、供销社等六部门的盖章确认，其中载明了轧花厂（种兔基地）从中央到县级地方的政策挂账数额为260万元，且该数额与上诉人主张的三笔农业银行贷款合同合计260万元完全一致。本案所涉借款纠纷，前经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做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对邯郸县财政局、邯郸县农行等六个部门2003年的文件以及本案起诉的260万元即为挂账明细表记载的挂账数额260万元予以认定，故本院对本案争议标的系政策性财务挂账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中京合创就涉案贷款的债权系通过两次债权转让继受所得，应当受两次债权转让协议的约束。结合本案，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注销日为2003年4月8日，该注销日期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邯经初字第9号案件审理期间，且在2003年12月24日邯县财字（2003）149号《关于核复供销合作社财务性挂账及其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附件部分即邯郸县确认供销合作社系统企业财务挂账明细表项目一栏中出现的主体名称为黄粱梦轧花厂（种兔基地），对此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盖章进行了确认，故从这时起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应当知道催要主体（或挂账主体）为黄粱梦轧花厂，该笔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日期（裁定本息自2003年12月挂账五年后视财力情况处理）即2008年12月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但中京合创此后提供的债务催要通知书催收对象一直是于2003年已经注销的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而不是兴农轧花厂（黄粱梦轧花厂），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对已经注销的邯郸县黄粱梦种兔繁育基地的催要送达，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后果。中国农业银行邯郸县支行应当于2003年12月24日签署邯县财字（2003）149号通知时已经得知种兔基地被注销。根据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邯经初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日期即2008年12月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中京合创所举证据最后一次并且经公证送达《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的时间是2011年4月20日和2011年4月26日，被送达人也不是轧花厂，至本案债权第一次转让公告的时间（2016年），也未向轧花厂进行过任何催要行为，故一审认定中京合创对轧花厂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中京合创所举证据称最后一次并且经公证向供销社发放担保人履约通知书的时间为2011年3月23日，至本案债权第一次转让公告的时间（2016年），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故一审驳回中京合创对供销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中京合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880元，由上诉人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代 路 审判员 杨海山 审判员 王一民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杨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