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5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明安，男，1983年12月14日生，布依族，务农，户籍地贵州省册亨县，现住兴义市义龙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虓，贵州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朝兰，女，1968年9月16日生，布依族，个体户，住贵州省册亨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册亨支公司。地址：册亨县纳福大道册欣商城2栋2单元一楼。 负责人：梁朝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贵林，系该公司职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兴义市桔山大道祥瑞大厦13楼。 负责人：杨庆军，该公司经理。 上诉人黄明安因与被上诉人韦朝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册亨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产保险公司”）、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7民初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明安所提上诉请求:一、改判上诉人仅承担本案总损失的50%责任，并由财产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500000元范围内支付。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事故是多因导致，上诉人车辆超载挂擦被害人车辆是事故原因之一，但被害人车辆违停，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系事故主要原因之一，上诉人的车辆为了装载木料将车辆两边活动档板取下的行为不属拼装车，原判认定上诉人车辆系改装车错误，同时，上诉人装载木料并未使车辆发生倾斜等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原判认定上诉人车辆显著增加车辆的危险程度亦错误。本案事故认定责任书对事故的成因分析也是错误的，故不能作为本案证据。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上诉人与被害人双方应承担同等责任，因此，上诉人仅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中，被上诉人韦朝兰、财产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均未作答辩陈述。 韦朝兰向一审法院诉请：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丈夫韦作鹏死亡的各项经济损失852264.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2日9时20分，黄明安驾驶车牌号为贵Ｅ×××××轻型自卸货车，从弼佑乡往册亨县方向行驶，行驶至宜弼线6公里＋300米（小地名：落孟丫口）处时，与韦作鹏正在车底修理的车牌号为贵Ｅ×××××的轻型厢式货车相挂擦，导致千斤顶倒塌。贵Ｅ×××××的轻型厢式货车压在韦作鹏身上，造成韦作鹏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后册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5223271201900000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明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韦作鹏无事故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经交警部门认定为“黄明安驾驶拼装、具有安全隐患（车身及其他装置安全技术状况不合格）的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质量、核定宽度上道路行驶，是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车牌号为贵Ｅ×××××轻型自卸货车登记所有人为黄明安，该车在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50万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财产保险公司先行向韦朝兰垫付赔偿款50000元，黄明安已向韦朝兰支付赔偿款43000元。车牌号为贵Ｅ×××××轻型箱式货车登记所有人为韦朝兰，该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20万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另查明，韦作鹏，男，1985年5月14日生，农村户口，其生前与韦朝兰系夫妻，二人未生育子女，韦作鹏的父母先于韦作鹏死亡。韦作鹏与其妻子韦朝兰在双江镇经营服装店及农药店。常使用车辆（贵Ｅ×××××）将货品运输至册亨县、望谟县、广西乐业县各个地方出售。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相关赔偿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黄明安对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认为韦作鹏修车时未放置警示牌，交警部门处理不公平。黄明安应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申请复核，但黄明安在收到该事故认定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复核，且该认定书已经法律效力。对于其提出的这一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故该事故认定书可以作为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韦作鹏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韦朝兰作为韦作鹏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黄明安驾驶的车辆在财产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财产保险公司提出黄明安驾驶的贵Ｅ×××××被交警部门认定为拼装车且超载，其车辆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的问题。黄明安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中重要提示栏第4条“被保险机动车因改装、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以及转卖、转让、赠与他人的，应当通知保险人”，本案中，黄明安驾驶的机动车被册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为拼装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的规定，黄明安驾驶的车辆因为拼装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黄明安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在投保时已将车辆系拼装车的情况告知财产保险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财产保险公司这一辩解意见，予以采信。关于人寿保险公司提出韦作鹏属于贵Ｅ×××××合法允许的驾驶人，人寿保险公司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具体到本案，韦作鹏虽是合法允许的驾驶人，但本次交通事故中韦作鹏驾驶的车辆已经停止，韦作鹏下车修理车辆，其身份已经从合法允许的驾驶人转为保险事故中的受害人、被保险车辆外的第三人，且保险公司赔付赔偿金亦符合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及相关规定，人寿保险公司应当对韦作鹏死亡所致损失予以赔偿，故人寿保险公司提出这一辩解的意见，不予采信。人寿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规定，不足部分由黄明安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韦朝兰的损失应按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计算。二、韦朝兰主张的赔偿项目及金额的认定。焦点一，根据韦朝兰提供的证明（双江镇纳院村委会、双江镇居委会、双江镇派出所同时盖章）及营业执照（册亨县韦朝兰服装店、册亨县双江镇朝兰种子经营店），本案中韦作鹏虽然户口属于农村，但是常年与其妻子韦朝兰在城镇经商、居住，其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焦点二，关于韦朝兰的损失认定及标准。一、死者韦作鹏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为29080元／年×20年＝581600元，韦朝兰主张631840元超过此数额，以法院核算的581600元为准。二、丧葬费，韦朝兰主张5523.25元×6月＝33139.5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三、韦作鹏的死亡确实需要人员参加处理事故，处理人员误工费酌情按照3人7天计算，即5523.25元÷30天×3人×7天＝3866.27元，韦朝兰主张8284.9元过高，以法院酌定的3866.27元为准。四、韦朝兰主张交通费2000元，韦作鹏的丧葬事宜确会产生交通费，但韦朝兰无法提供正规发票，故交通费酌情考虑1000元。五、精神抚慰金，韦朝兰因韦作鹏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依法有权获得精神抚慰金，但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过高，与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不相符，结合本案实际酌定支持20000元。六、韦朝兰主张赔偿服装店损失150000元，两辆车的损失70000元，共计220000元，韦朝兰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服装店和两辆车的损失费，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与本次交通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故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韦朝兰损失共计为：639605.77元。本次交通事故，应由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各自承担赔偿责任。韦朝兰的损失由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由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122000元。因韦作鹏的死亡造成的损失超过了保险公司的赔付限额，余下的损失395605.77元由黄明安承担。财产保险公司已经垫付50000元，应予扣除。黄明安已支付43000元，应当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册亨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韦朝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丈夫韦作鹏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22000元，扣除已垫付50000元，尚需支付7200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韦朝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丈夫韦作鹏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122000元；由被告黄明安赔偿原告韦朝兰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其丈夫韦作鹏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395605.77元，扣除已支付的43000元，尚需支付352605.77元。上述给付义务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韦朝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3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黄明安负担（原告韦朝兰已预交，由被告黄明安支付给原告，履行期限、方式同上）。 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事故责任认定书》能否作为证据，本案民事责任认定是否恰当。 关于争议焦点。经查，册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的第52232712019000001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黄明安驾驶拼装、具有安全隐患（车身及其他装置安全技术状况不合格）的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质量、核定宽度上道路行驶，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认定上诉人黄明安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害人韦作鹏无事故责任的认定符合本案事实，且该认定书送达黄明安后，黄明安并未申请复议。同时，黄明安上诉对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但未能举证证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故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作为认定双方责任的依据。同时，原判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确认。故其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62元，由上诉人黄明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