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86774号原告：于年春，男，193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计，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秀琴，女，1943年7月1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计，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昭慧，男，197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计，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某1，男，200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刘昭慧，男，197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计，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大街18号。负责人：王思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媛媛，女，198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某站区副区长，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燕鹏，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年春、付秀琴、刘昭慧、刘某1（以下分别称姓名，并称为四原告）与被告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昭慧，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媛媛、宋燕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4079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5072.3元、丧葬费15240元。事实和理由：刘昭慧和于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刘某1。于年春系于某某之父，付秀琴系于某某之母。2019年5月30日7时30分左右，于某某乘坐开往某方向的地铁某线到达某东站下车后，身体不适倒地，后经民航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某某的突然离世，给四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四原告认为，于某某自身体出现不适到救护车到达车站，历时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车站没有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也没有配置相应的应急设施、设备，导致于某某丧失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失去了生命。被告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四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不同意四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法律法规并未要求我方在乘客发病后施行有效的急救措施，故我方不存在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第二、从安全保障义务的一般标准或一个理性管理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来看，我方系公共交通经营者，并非专业医疗机构，相对于每天庞大的运输量，出现突发疾病的旅客是小概率事件。第三、乘客于某某系自身身体健康原因突发疾病导致死亡，我方对于某某的求助进行了积极的帮助，经询问乘客无过往病史且此前未出现过类似情况，经乘客同意采取小口给水、糖果的措施，并用电话向其丈夫刘昭慧告知相关情况、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于某某妥善安置，由值班站长带领其他工作人员全程守护，安排迎接引导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救治，故我方已经尽到附随义务和及时救助义务。第四、对病人进行急救需要大量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属于非常专业的措施，施救措施不当还会造成二次伤害或加重病情，我方不具备专业医疗知识和临床经验，无法准确诊断乘客病症，也就无法进行医疗上的急救处置，因此不能将此作为法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加之于我方。第五、本案于某某的死亡与我方一系列处置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其死亡并非我方行为导致，而是其自身健康导致。第六、于某某死亡次日，刘昭慧曾到我方某车站向我方对于某某发病期间给予的救护和帮助表示感谢和肯定。综上，四原告亲人遭受不幸，令人同情，但我方已经尽力完成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于某某的死亡与我方之间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我方在该事件处置过程中亦不存在过错，故请求法院驳回四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于某某和刘昭慧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子刘某1。于年春系于某某之父，付秀琴系于某某之母。2019年5月30日，于某某在被告运营的地铁某线某东站台猝死。2019年6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刑事侦查支队出具《关于于某某死亡的调查意见书》，记载“经调取地铁站内录像发现，5月30日早7点53分许于某某在某东站台上行方向自行倒地，倒地前未与他人发生冲突。刑侦支队侦查员对站内工作人员，现场目击证人，抢救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访问，未发现可疑情况。经法医鉴定给出于某某符合猝死的鉴定意见。综合询问、勘查、录像、法医鉴定等情况，我单位意见如下：于某某的死亡排除刑事嫌疑。”事发当日录像显示：7：45分，于某某在某站换乘某线；7:46分，于某某坐上从某站开往某的某线；7:48分，于某某在某东站下车；7:53分，于某某向地铁站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帮于某某拿椅子并一直陪伴于某某，期间工作人员拨打了电话；8:06分，于某某倒地；8:28分，救护人员赶到现场；8:35分，于某某被抬上担架后离开现场。诉讼中，被告的工作人员杨某、宗某、梁某、刘某2到庭作证。杨某系某东站值班站长，陈述事发当日听到手台呼叫后便赶往现场，当时于某某坐在椅子上，被告工作人员梁某正在拨打急救电话，杨某接过电话具体陈述了事发地点、于某某的身体状况，挂断电话后杨某一直和于某某进行交流，并在征得于某某同意后为其喂水、糖，进行广播询问站内有无医务工作者可提供帮助，在于某某倒地后施行掐人中、按压合谷穴、呼叫、轻拍胳膊等救助措施。宗某证明事发第二天于某某的家属至被告处对前一天的施救工作表示感谢。梁某系站务员，陈述事发当日于某某称身体不舒服向梁某寻求帮助，梁某随搬椅子给于某某坐下休息并手台呼叫班长，此时于某某正在和其配偶通电话，梁某接过电话后于某某的配偶告知于某某心脏不太好，让梁某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于是梁某拨打了120电话，之后梁某为于某某擦汗、喂水等，为了让医护人员更快到达现场，梁某至出入口等待、协调、引导医护人员进入。刘某2系站务员，陈述事发当日听到广播寻找医护人员后下到站台与杨某一起对乘客进行救助，主要是按压虎口穴位、拍打肩膀、呼唤于某某、疏散乘客。经询，杨某、梁某、刘某2均未对于某某进行心肺复苏救治，亦认可四惠东地铁站没有配备心肺复苏急救设备、药品及医务人员。另，四原告提交《北京市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试行）》，拟证明北京市要求公共场所机构需配备急救设备、设施、药品和经过培训的人员。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该文件仅系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强制效力，而且被告已经配备了基础性的急救设施设备和药品，为此被告提交照片予以证明。经询，四原告称于某某平时身体状况良好，事发当日系送完孩子上学后坐地铁回家，因被告未配备救护设施设备、医务人员，没有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导致于某某丧失了最佳救助机会并最终死亡，对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认可站内未设置专业医务工作者、专业心肺复苏设施设备，但认为此超出了一般公共场所的义务范围，而且被告每两年对员工进行初级急救知识培训，事发时也对于某某进行了能力范围内的所有救助，故被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告赔偿请求的计算标准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90元*20年*30%计算得出；2、精神损害抚慰金，系估算；3、被抚养人生活费，刘某1尚未成年，按照2018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2926元*7年*30%/2计算得出；4、丧葬费，按照2017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01599元/12个月*6个月*30%计算得出。本院认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于某某的死亡原因为猝死，该种死亡是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故于某某的死亡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得知于某某身体不适后为于某某搬椅子、喂水、拨打急救电话、疏散人群、进行掐人中、按压穴位等救助措施，故履行了基本的救助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最后，猝死具有发病突然、死亡急骤、病因复杂、抢救时间极为短暂的特点，即便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和设备也未必可以避免于某某死亡事实的发生，故要求负责城市公共运输的被告进行专业的疾病诊断和有效救治，确实超出了被告的能力范围。综上，四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单位，具有公益事业属性，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大急救设备的配置和工作人员急救技能的培训，推动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年春、付秀琴、刘昭慧、刘某1之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87元，由原告于年春、付秀琴、刘昭慧、刘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莉芬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贾月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