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95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文武，男，198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豪，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志飞，男，汉族，1992年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鸣，男，汉族，1995年8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广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蝶，四川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明明，男，汉族，1995年10月1日出生，住河南省上蔡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蝶，四川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八方品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双丰路16号2幢1层10号。 法定代表人：熊培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伟，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祝文武因与被上诉人袁志飞、徐鸣、孙明明，原审第三人四川八方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方品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4民初9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祝文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的第一项，依法改判祝文武仅向袁志飞退还押金5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对关键事实未查明，事实不清。1．首先，祝文武在原审中反复强调、表现在：多次重申，祝文武并不知情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之间签署的《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也不清楚袁志飞支付了100000元转让费至徐鸣并且祝文武已明确告知袁志飞该商铺的实际产权方系东风电影院，该店铺租赁到期后，八方品公司以及产权方是否继续续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才在《联营协议》上批注“待协议到期前提前协助乙方谈判续签”。以上事实可以证明，祝文武对于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之间产生了何种法律关系是不知情的，也并不知道袁志飞为此所花费多少金额，也就无法预见袁志飞可能因店铺无法续租而遭受的损失。其次，祝文武已明确告知袁志飞该店铺的实际产权方以及租赁到期日，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也并未承诺袁志飞在店铺租赁到期后，可以保证其一定能续租，在此基础上，袁志飞仍旧愿意承租该店铺，系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行为。 2．即使祝文武接收到八方品公司的电话通知案涉商铺不再续租，但该通知并非是书面形式，并且八方品公司也并非案涉商铺的实际产权方，对于案涉商铺是否继续续租最终决定权也应由其实际产权方东风电影院决定，祝文武并未接到东风电影院的通知，因此案涉商铺能否续租，祝文武处于事实上的不知情、不确定状态，祝文武并不能确定的告知袁志飞案涉商铺不能续租。３．原审法院对于袁志飞支付的转让费66333元是否为其损失的事实并未查明，且袁志飞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袁志飞在2017年7月至9月期间对案涉商铺中的设施设备、口岸价值已实际相应使用权、收益权，因此袁志飞支付的转让费对于其相应的权利实际上已取得收益，并非为其损失。一审未查明损失的前提下直接认定该转让费都为其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前后矛盾。表现在：一审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前部分写明：“本院认为，袁志飞签订上述协议时明确知晓案涉商铺租赁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9月27日，无论徐鸣、祝文武、孙明明是否知晓案涉商铺无法转租的事实，袁志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具有的合理注意义务也应当知晓租赁期限届满后能否续租案涉商铺处于不确定状态………”，其在一审本院认为后半部分又写明：“祝文武在接到八方品公司表示不再续租案涉商铺的电话通知后，应当直接告知袁志飞上述事实”。原审法院即认为袁志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租赁期限后能否续租案涉商铺处于不确定状态，又认为祝文武应当将不能续租的事实告知原审袁志飞，并依据此事实，判定祝文武应承担原审袁志飞的部分损失。祝文武认为，对于案涉商铺能否续租，原审法院已认定袁志飞应知晓其处于不确定状态，也即表明对案涉商铺不能续租所带来的后果应由袁志飞自行承担，并且祝文武在不确定案涉商铺能否续租的前提下，已经明确告知仅协助袁志飞办理续租事宜，并未承诺其一定能续租，祝文武已经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原审法院以此判决祝文武未告知袁志飞一个不确定的事实，而要求祝文武承担相应责任，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表现在：1．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首先该法律规定系针对合同当事人，本案中，祝文武并不是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之间签署的《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的当事人，而本案系争的66333元的转让费系该协议中的约定，对于该费用，祝文武并不知情，也并未收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违约责任应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祝文武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即不应对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即66333元的转让费损失）承担任何违约责任。2．祝文武与袁志飞之间根据签署的《联营协议》产生的系租赁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祝文武应履行的义务为提供合同约定的商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并有权收取袁志飞所缴纳的押金以及租金。本案中，祝文武完全履行了该合同义务，袁志飞也承租案涉商铺至承租期满，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就能否续租而言，首先原审法院已认定袁志飞应当知道租赁期满后，能否续租处于不确定状态。其次，祝文武本身也无法确认案涉商铺能否续租，也就无法履行相关通知义务。假使祝文武告知袁志飞该商铺不能续租，但商铺实际产权人决定又要续租，那对于祝文武告知了错误的消息而给袁志飞所带来商业机会的错失是否也应由祝文武承担责任呢？因此，本案祝文武对于案涉商铺能否续租是不知情的，即不应承担因未履行相关通知义务而造成的相关损失。3．本案系争的转让费系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之间的约定，对于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之间的运营模武、合作情况祝文武也不知情，因此祝文武根本无法预见案涉商铺不能续租对袁志飞会带来怎样的损失，原审法院将袁志飞与八方品公司的相关约定所造成的损失，由不知情的祝文武承担，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关键事实未查明，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等规定，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祝文武仅向袁志飞退还押金5000元； 袁志飞辩称其已实际支付100000元的转让费及30000元的装修费，并于一审中提供了证据。 徐鸣、孙明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八方品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判决结果与其无关。 袁志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袁志飞和徐鸣、孙明明签订的《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二、判令徐鸣、孙明明返还袁志飞商铺转让费100000元以及装修损失30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17日（徐鸣、孙明明）甲方、转让方)与袁志飞）乙方、受让方)签订《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大慈寺路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商铺使用权转让费价款为（大写）拾万元（小写100000元）（包括房东押金一个月的费用壹万元整）；乙方对上述房屋仅享有使用权、转租权，乙方及转租第三方，应履行协议的全部责任；乙方在使用和转租期间，不允许进行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或活动，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由全权承担；乙方在转租期间，发生任何与承租第三方的经济纠纷，由其双方自行解决，甲方无连带责任；乙方获得的房屋在使用期限届满前90天内，可提出续签申请，在同等条件下拥有房屋使用权的优先承租权，但最终以双方另行订立的协议为准。协议签订后，袁志飞向徐鸣、孙明明支付上述协议约定的100000元。一审庭审中，徐鸣表示100000元包含押金10000元，至2017年9月27日期间的租金、房屋的装修、器件等费用。 袁志飞接收案涉商铺后对其进行了装修，支付了一定的装修费用。 2017年3月6日，祝文武（甲方）与案外人各恒钦（乙方）签订《联营协议》，约定甲方自愿将坐落于铺面提供给乙方作小吃经营使用；联营期限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9月27日止；乙方支付甲方联营红利为10000／月，按半年支付；协议期满，如甲方成功续签铺面租赁合同，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联营合作权；正常合理使用房屋，对房屋进行整改、装修或增加设备时，应先征求甲方书面认可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2017年4月18日，祝文武在上述《联营协议》上批注“同意将协议乙方变更为徐鸣”。2017年7月17日，祝文武在上述《联营协议》上批注“同意徐鸣将本协议乙方变更为袁志飞，待协议到期前提前协助乙方谈判续签”。 2014年1月10日，八方品公司（甲方）与祝文武（乙方）签订《联营协议》，约定甲方将其租赁后拥有使用权的位于成都市锦江区（其中指定位置和面积以附件所示平面图为准）与乙方联营，乙方经营久久丫类；联营期限从2014年1月12日至2017年9月27日止，联营期内联营经利为每月（该处金额被遮盖）；联营红利支付方式：年付；下次付款需提前30天予以支付；联营红利以每年8%的比例逐年递增。 祝文武退还袁志飞5000元。一审庭审中，祝文武表示袁志飞的租金交到9月27日，该5000元系房屋押金10000元扣除水电费及卫生管理费。 一审庭审中，八方品公司表示对祝文武转租的事实不知情，不认识除了祝文武以外的其他当事人。八方品公司于2017年3月份电话告知各商户要收回商铺不再续租，于2017年7月初向各商户发了告知不会再续租的书面通知书。祝文武表示未在店铺上，没有收到书面通知，3月份收到过电话通知。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协议的撤销。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签订《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当日，与祝文武签订《联营协议》。按《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徐鸣、孙明明提供案涉商铺供袁志飞使用，袁志飞向徐鸣、孙明明支付商铺使用权转让价款。按《联营协议》约定祝文武提供案涉商铺剩余租期供袁志飞使用，袁志飞向祝文武按期支付固定回报。《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是以徐鸣、孙明明提供场地，袁志飞对其使用收益并向徐鸣、孙明明支付转让费为目的，《联营协议》是以祝文武提供场地，袁志飞对其使用收益并向祝文武支付使用费为目的，故两份协议实质均为租赁协议，徐鸣、孙明明从祝文武处承租案涉商铺后将案涉商铺转租给袁志飞，徐鸣、孙明明与袁志飞就案涉商铺签订转租合同，该转租行为经祝文武认可，祝文武与袁志飞就案涉商铺剩余租期签订租赁合同。关于袁志飞提出祝文武在未取得转租权的前提下《联营协议》上签字确认，其行为构成欺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祝文武从八方品公司承租案涉商铺后转租予袁志飞，八方品公司未对祝文武的转租行为提出异议，故袁志飞提出该转租行为构成欺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袁志飞提出的其签订上述《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联营协议》时，徐鸣、祝文武、孙明明知晓案涉商铺无法续租但保证袁志飞租赁权，存在欺诈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袁志飞签订上述协议时明确知晓案涉商铺租赁期限届满日为2017年9月27日，无论徐鸣、祝文武、孙明明是否知晓案涉商铺无法续租的事实，袁志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具有的合理注意义务也应当知晓租赁期限届满后能否续租案涉商铺处于不确定状态，祝文武在《联营协议》上标注“待协议到期前提前协助乙方谈判续签”的内容并不具有承诺保证袁志飞可以续租的意思表示，袁志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徐鸣、祝文武、孙明明承诺租赁期届满后保证袁志飞续租案涉商铺，故袁志飞提出的徐鸣、祝文武、孙明明知晓案涉商铺无法续租但保证袁志飞租赁权存在欺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联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袁志飞要求撤销其签订的《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费用的返还。《店铺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商铺使用权转让价款为100000元，《联营协议》约定了租金的计算方式及租期，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0000元系案涉商铺转让费，对袁志飞提出100000元为租金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按一般交易惯例，转让费是指租户在店铺租期内征得出租人同意后将房屋转租，把和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剩余期限，连同租户的装修、原来购买的设备、经营的项目等一并转给下一个租户，其向下一个租户收取的超过应收取房租的费用。结合一审庭审中，祝文武关于收取案涉房屋押金10000元的陈述，徐鸣提出100000元中包含押金10000元、至2017年9月27日期间的租金、房屋的装修、器件等费用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商铺使用权转让价款100000元包含押金10000元、剩余租期租金23667元（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9月27日期间租金10000元/月×2月+10000元/月÷30天×11天）及其他转让费用66333元(扣除押金10000元及租金23667元)。对上述款项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押金。一审庭审中，祝文武表示袁志飞的租金交到9月27日，该5000元系房屋押金10000元扣除水电费及卫生管理费，祝文武已退还袁志飞5000元，但祝文武未提供证据证明扣除袁志飞使用案涉商铺期间产生水电费及卫生管理费用的具体金额，故剩余5000元也应退还袁志飞。2、剩余租期租金。袁志飞已实际使用房屋至租期届满，故剩余期间的租金应予支付。3、其他转让费用。根据一审庭审中八方品公司及祝文武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祝文武于2017年3月收到过八方品公司表示不再续租案涉商铺的电话通知，故其与袁志飞签订《联营协议》时应当直接告知袁志飞上述事实，祝文武未明确告知袁志飞八方品公司表示不再续租案涉商铺电话通知的事实，具有过错。袁志飞未尽合理注意义务，未对案涉商铺能否续租事实进行核实，亦具有过错。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祝文武对袁志飞支付上述费用承担50%的责任即33166.5元（66333元×50%）。袁志飞未提供证据证明徐鸣、孙明明知晓案涉商铺不能续租的事实，故徐鸣、孙明明不具有过错，不承担责任。袁志飞未提供证据证明装修案涉商铺产生的装修费用，故其主张的装修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祝文武退还袁志飞押金5000元及支付转让费损失33166.5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祝文武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袁志飞退还押金5000元及支付转让费损失33166.5元；二、驳回袁志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袁志飞承担1900元，祝文武承担1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祝文武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祝文武提交了案涉商铺目前招租的照片，证明实际产权人并未将案涉商铺收回，因此祝文武无法确认是否能续租。 对于祝文武提交的上述证据，袁志飞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祝文武租赁商铺是与八方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不是祝文武与东方电影院签订租赁合同，东方电影院的招租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徐鸣、孙明明质证称，对祝文武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无法显示拍摄时间；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无法证明商铺尚未并未收回，实际上八方品公司承租东方电影院的商铺，再转租出去。八方品公司将商铺收回的时候，祝文武应当及时告知租赁人做出判断，而本案中祝文武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八方品公司质证称，这个照片不能反映商铺现在的真实情况。2017年9月27日东方电影院确实收回该商铺，现在东方电影院已将商铺整体打包出租。 对祝文武提交的该证据，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系转让费是否构成袁志飞的损失，以及该损失是否应由祝文武承担，对案涉的争议焦点问题评判如下： 关于案涉66333元是否构成损失的问题。本案中，该笔款项系来源于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签订的《商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仅在徐鸣、孙明明已依该合同约定收取且并不负返还义务的情形下，此款项才能构成损失；而在徐鸣、孙明明应当就该款项予以返还的情形下则因能够返还而不得转化为损失。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徐鸣、孙明明在与袁志飞签订转让协议时清楚的知晓该商铺不能续租，故徐鸣、孙明明在与袁志飞签订该协议时并不构成欺诈，亦缺乏缔约上的过失，故徐鸣、孙明明不负有返还该款项或赔偿损失的责任。同时，该转让费构成损失的条件还包括系因祝文武的过失造成，即因祝文武的过失造成了袁志飞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鉴于祝文武在2017年3月即已通过电话方式得知案涉商铺不能续租，故其对此事实应系明知，而其在2017年7月17日于《联营协议》中变更承租人时不仅未就该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进行告知，还载明将“协助乙方谈判续签”，上述行为已构成故意隐瞒，不仅造成袁志飞作为该《联营协议》的承租人进入合同，而且也事实上造成了同天签订的前述《商铺经营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费损失。整体而言，从案涉商铺多次连续转让过程中祝文武多次签字变更联营协议的乙方承租人等情况可以看出，案涉商铺的转让中，袁志飞与徐鸣、孙明明签订协议及其作为乙方承租人进入与祝文武的合同均系转让案涉商铺的组成部分，属关联协议；尽管祝文武并非上述商铺转让协议的合同签订方，但其作为该商铺转让过程中的上手出租人及关联协议签约方，其是否同意商铺转租并如实告知与合同有关的情况，对下手合同是否签订以及次承租人是否继续支付转让费将构成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故，可以认定祝文武的故意隐瞒行为造成了该转让费损失。同时，袁志飞基于轻信，未就案涉商铺是否能够续租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亦有过失，故一审综合权衡双方上述情况，就该损失依过错进行分担并无不当。 关于未经所有权人通知是否可免于承担过失责任的问题。本案中，祝文武认为案涉商铺的所有权系东风电影院，故八方品公司的电话通知并不能使其确切知晓案涉商铺不能续租，故其在上述商铺转让过程中并无过失。对此问题，本院认为，尽管八方品公司并非案涉商铺所有权人，但八方品公司系与祝文武签订联营协议的出租人，祝文武获得案涉商铺的占有系来源于该协议的约定及八方品公司的认可，而非给予东风电影院，故其判断是否能够续租应以八方品公司的通知作为依据，而非上溯到房屋所有权人的允诺，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祝文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祝文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袁晟翔 审判员  廖 方 审判员  张卫敏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刘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