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26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163号新时代广场第一幢一楼104房。法定代表人：王小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乐军，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林，湖南越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529号。法定代表人：肖迪武，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胡勇平，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天舒，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5民初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支持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泰和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所依据的鉴定结论违反公平公正原则，不应当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泰和医院支付货款本金并未特定化至某一批货物或某一单一合同项下，一审法院强行将欠款部分归结于泰和医院认为有争议的三类合同项下，并为泰和医院启动价格的司法鉴定程序创造条件，显属不当。2、一审法院委托指定鉴定机构后，泰和医院拒不缴纳鉴定费，鉴定机构将鉴定申请退回并函告了一审法院，应视为泰和医院自行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在既没有重新申请也没有任何法定事由，更没有通知或征询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意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另行委托鉴定机构继续价格鉴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参加鉴定机构的选定。在第二次鉴定程序启动期间，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书面申请对其采购成本价格的真实性进行审计或纳入鉴定范围，但一审法院未作回应。3、鉴定结论变更了泰和医院申请的鉴定范围。双方供货关系发生于2011-2015期间，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申请对涉案产品的同期市场价格进行鉴定，而鉴定结论中绝大部分产品所参考的价格依据是泰和医院提供的2016-2018年采购产品成本价格。4、鉴定程序和计算原则违反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所确立的原则，也没有按照鉴定机构所建议的鉴定程序进行。2018年7月6日，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需补充提交资料清单》中“关于鉴定工作的建议”明确建议一审法院授权第三方专业机构向生产厂家或总代理进行询价，并以询价结果作为鉴定价格的依据。2018年7月13日，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同意对价格有争议的部分产品向第三方询价。但一审法院并没有采纳向第三方询价的方式，最终导致鉴定所得出的价格低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采购成本，没有计算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销售利润。5、鉴定确定的第二、三条计算原则显失公平，违反双方合同约定。（1）《鉴定报告书》计算原则第二条规定仅考虑产品型号，不考虑产品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产品销售时间、产品规格，显失公平。（2）对医药耗材类产品，鉴定结论以泰和医院的采购价格计算销售金额低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采购成本。（3）超过《医疗器械购销合同》范围的供货，双方约定另行协商定价，而《鉴定报告书》按照国药集团湖南公司采购成本计算销售金额，显失公平。（4）关于鑫卫网无中标价的检验试剂类产品价格，鉴定意见没有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国药集团湖南公司采购成本价加价30%计算销售金额，也没有采纳泰和医院在2018年9月19日庭审中提出的按照国药集团湖南公司采购价格加成20%计算，直接以泰和医院2016年的采购价格确定。2011-2013年检验试剂的销售金额，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生产厂家或一级销售商进行询价后计算销售金额，显失公平。二、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案件客观事实，以鉴代审。一审判决所依据的鉴定结论的依据并不是同时期同生产厂家同规格产品的价格，大部分所依据的是销售行为发生（2011-2014年）后泰和医院（2015-2018年）相关产品的采购价格，导致医药耗材部分的销售金额663万余元的鉴定结论低于双方在2014年9月1日《合作协议》确定的医药耗材类销售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协议约定，医疗器械部分的销售金额直接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采购成本为销售金额，忽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销售利润和该部分产品已承担的税费成本。三、双方分别于2013年8月27日、2013年7月1日、2013年8月29日签署两份《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和《医用耗材产品销售合同》，系双方盖章，并由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供货，泰和医院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结算打款，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不能仅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授权签字的主体姓名不一致，就认定三份合同系挂靠合同，该三份合同应当纳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货物销售款总金额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述销售中存在第三方权利人，而将上述金额剔除并不予处理，违反不诉不理原则。国药集团湖南公司认为该三类合同的总核减销售金额为1481344.25元，泰和医院所欠货款本金为6875445.73元（28940465.4元—20583675.38元—1481344.25元=6875445.73元。）四、关于利息计算，一审判决的利息计算依据不明，利率标准违反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逾期付款按月息1.5%支付利息，合同约定的并不是违约金，而是逾期付款利息，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第三款的规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金额没有释明具体的计算依据、计算方式、计息起止时间等必要事项，截至2018年11月21日，泰和公司欠付国药集团湖南公司逾期付款利息为3911450元（取整）。在起诉前，经双方核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供货数量、结算价格、泰和医院已付款金额清晰确定，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也无争议。泰和医院对某类货物销售价格的异议，系其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付款主张的抗辩，并不影响双方账目已核对清楚这一客观事实的成立。五、一审判决认定医药耗材类合同开具的销售金额为9791803.39元不准确，至少未包括骨科类耗材所涉销售金额945878.7元，而《合作协议》骨科耗材包含在中医药耗材类别中，所以《合作协议》第二条双方估算医药耗材类1000万元以上。泰和医院辩称，一、本案涉及的合同标的不仅为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作为起诉基础的“合作协议”，而是双方签订的十几合同所涉及的整体货款，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所述销售金额系单纯依据开票或送货单显示的价格计算，一审法院通过第三方审计完成对三类争议合同的实际销售额，由此计算出泰和医院还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一审判决的思路和计算方法是正确的。二、在涉案定价争议三类合同已明确合同范围、操作程序、定价原则及付款前提的情况下，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的履行中出现超越合同范围供应、无定价依据乱定价、不能提供进货渠道证明等违反合同约定的情况，故不能仅凭销售清单及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提供的发票认定交易价值和付款数额，一审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审计对账，该鉴定结论应予认定。三、骨科和血透类销售金额不应纳入本案销售总金额范围。首先，一审时泰和医院提供了证据证明该两类合同系挂靠合同，合同的落款签字处为实际挂靠人王小波、杨凌云签字，其送货单与国药的供货送货单格式完全不同，开票和付款均由挂靠人单独申请、单独支付，在泰和医院的系统中与国药的账户分列，且该两名挂靠人已通过明确签字或默认的形式认可双方已结清全部货款，一审判决亦未剥夺权利人另行起诉的权利。四、关于鉴定意见，审计机构采纳了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多处具有瑕疵的材料，所得的司法鉴定结论虽明显低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销售数据，但也实际远高于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结合医疗供应行业的暴利状况，泰和医院多次书面提起鉴定异议，并申请法院予以核减，但最后亦未得到支持。五、关于利息计算，一审法院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对检验试剂及手术器械严格按照约定的“账务核算清楚后协商支付”，对医用耗材部分按照鉴定结论的数据，因按照合同月利息计算的逾期利率高于实际损失而采用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所得的利息，正确合法。六、关于耗材类金额不准确的说法，一审判决将涉及第三方的骨科和血透金额予以剔除正确合理，符合实际交易情况。七、关于举证责任，相关合同明确约定了定价条款系“国药采购价格”、“国药提供原始凭证、”“国药保证进货渠道”等，应由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证据以供对账、定价、鉴定。八、关于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首先，首次鉴定未能启动的原因不是泰和医院未预缴鉴定费用，而是首次选定的鉴定机构一直未及时与委托人联络沟通，导致鉴定工作一直未能展开，在该机构退回申请之后，泰和医院立即与一审法院联系，及时开展了第二次鉴定。第二次鉴定亦系通过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摇珠确定中介机构，全程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公示，程序合法合规。其次，关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出对采购真实性进行鉴定的说法，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在提出这项要求后，未按照法院的指示缴纳鉴定费用，鉴定机构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取得采购数据本身即是对其采购数据真实性的认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泰和医院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支付货款7791431.63元，并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支付利息1155000元（利息按照应付货款金额的1.5%/月，自2014年11月1月起暂计算至2015年12月30日，剩余利息应当计算至全部货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二、泰和医院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2016年6月24日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变更诉请的货款本金为8068613.29元（包括在2014年8月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新增的货款2593018.7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自2011年起，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提供医疗产品。双方合同、协议签订情况及交易模式如下：1、2011年10月28日至2013年8月16日期间，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之间签订了医疗器械购销合同等14份合同,其中包括：（a）、双方存在价款争议的三份合同即《检验设备全额投放合同书》、2011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的《医用耗材供应协议书》、2011年10月28日签订的《医疗器械购销合同》（此后在未另行签订合同及约定价格的情况下，泰和医院另接收了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的另一批手术器械）；（b）、泰和医院主张存在实际供货少于发票金额的合同即2011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放射科激光相机投放、干式激光胶片供应协议书》；2、2013年8月27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提供血液透析机及血液透析滤过机，金额为2628000元。合同落款处加盖“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印章，签字为王晓波。2013年8月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提供血透用双级水处理产品，金额为350000元。合同落款处加盖“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原名称）印章，签字为王晓波。2013年7月1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用耗材购销协议》，载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为泰和医院提供耗材，供货协议期限为2013年3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合同落款处加盖“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印章，委托代理人签名为杨凌云；3、2014年2014年8月28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载明：鉴于甲方（泰和医院，下同）和乙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下同）于2012年开始合作医院耗材托管配送工作，截止2014年8月乙方基本保证了甲方的耗材供应，出于双方各自情况变化，经协商对合作方式做修改，签订协议：一、从2014年9月1日起将双方合作模式由整体托管配送改为甲方借用乙方平台委托采购模式……；二、2014年9月15日之前基本确定耗材具体金额，2014年11月30日之前确定手术器械与检验试剂金额；三、医用耗材所欠货款大约在1000万元以上（最终具体数额以实际确认金额为准），乙方同意甲方按月份5次付清，即2014年10月200万元，2014年11月200万元，2014年12月200万元，2015年1月200万元，2015年2月付清余款；四、检验试剂和手术器械所欠货款，双方在账务核对清楚后协商支付方式；五、以上货款如果甲方没有按期支付，甲方同意按照1.5%月息计算利息支付给乙方；4、《合作协议》签订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与泰和医院采取先付款后交付货物的模式进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份，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开具发票及现款交易金额共计28940465.40元，泰和医院共计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付款20583675.38元（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均同意本案中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开具发票及现款交易金额统计截至2016年12月28日、付款金额统计截止2016年12月29日）；二、双方对统计销售金额28940465.40元中存在争议的部分：（1）、泰和医院主张的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合同：2013年8月27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血液透析设备，合同价款金额2628000元）、2013年8月29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血透用双级水处理产品，合同金额350000元），2013年7月1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用耗材购销协议》（骨科类耗材）。此三份合同国药集团湖南公司落款处均加盖“湖南国药器械有限公司”印章，签字人分别为王晓波、王晓波、杨凌云。此三份合同送货单抬头为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发票由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开具，泰和医院付款至国药集团湖南公司账户。泰和医院主张此三份合同实际是挂靠合同，此三份合同的送货单与国药公司的送货单格式完全不相同，开票和付款都是单独申请、单独支付，只是票据是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开具给泰和医院，泰和医院付款至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名下，三份合同的实际挂靠人分别为王晓波、王晓波、杨凌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未提供收款分类数据，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骨科、血透类合同已按销售金额付款完毕。泰和医院提交三份合同书、付款审批单、送货单、发票明细表及发票、国药账务核对明细汇总表，主张：1、此三份合同中，前两份合同为血透类合同，泰和医院实际付款2780200元，挂靠人王晓波已默认结算完毕；2、后一份为骨科类合同，泰和医院已付款920892.70元，挂靠人杨凌云已签字同意结清。湖南新财苑会计事务所2018年12月4日补充提交的鉴定范围情况说明，载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双方提交的鉴定证据中，骨科销售数据为945878.70元，血透类为3249065.34元。（2）、双方存在合同价款争议的合同具体情况为：（a）、2011年10月28日签订的《医疗器械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提供手术器械一批，金额共计963813.08元。合同附件《泰和湘雅医院手术器械清单》载明了具体的手术器械名称及数量。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已将清单中的手术器械交付完毕。此后在未另行签订合同及约定价格的情况下，泰和医院另接收了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的另一批手术器械。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此批手术器械共计857387元，泰和医院主张当时系采取先采购，再议价的方式，双方一直未达成一致价格；（b）、《检验设备全额投放合同书》，载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全额投放一批检验设备给泰和医院使用。合同期限七年，合同期内泰和医院所有的检验试剂及耗材由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独家供应，价格按湖南振湘网招标报价的九折优惠供应。合同期限为2011年11月15日起至2018年11月16日止。2016年1月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泰和医院同意湖南振湘网（现长沙鑫卫网）上没有中标产品的供应价格，按照生产厂家或一级经销商对外的最低批发价加价30%结算；（c）、2011年11月18日双方签订的《医用耗材供应协议书》，供应方式约定为泰和医院所须耗材，泰和医院临床科室应每月向医院相关部门提供计划并经医院有关领导审核后交国药集团湖南公司负责采购。双方每三个月召开一次订价会，双方就所有产品进行定价。订价原则为普通耗材利润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应控制在10%之内，特殊耗材（特殊耗材的范围由双方另行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利润也不得超过10%。泰和医院有权要求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进货原始凭证作为依据。所有耗材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必须保证进货渠道为生产厂家或国内总代理一级，并严格控制进价。2017年1月9日泰和医院申请对双方存在定价争议的三类合同供货的采购渠道、采购价格、利润数额进行司法审计。一审法院委托湖南新财苑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定。2018年11月8日，湖南新财苑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湘财苑专审字（2018）第023号鉴定报告书。该鉴定报告书的鉴定计算原则为符合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合同或协议约定定价原则的，按合同或协议约定计算，不符合双方合同或协议约定定价原则的，首先依据泰和医院提交的价格证据计算，泰和医院提交的价格证据为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以外的采购商处采购的同型号产品交易合同。不符合双方合同或协议约定定价原则且泰和医院未提交价格证据的，依据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产品采购价格计算。鉴定结果为：医药耗材、检验试剂、手术器械等三类合同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开具的销售单金额合计为16780816.10元，按计算原则计算的销售金额合计为11510015.80元（其中医药耗材类合同开具的销售金额为9791803.39元，按计算原则计算的销售金额为6335554.36元）；（3）、泰和医院主张存在实际供货少于发票金额的合同即2011年12月17日双方签订的《放射科激光相机投放、干式激光胶片供应协议书》。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确认该合同的开票金额为1927600元，泰和医院提交《放射科激光相机投放、干湿激光胶片差异明细》，主张送货金额应当按1818850元计算。2018年12月14日，经双方确认，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均同意扣除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未能提供送货单的差异部分89400元，该合同实际送货金额1838200元（1927600元-89400元）；三、据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的银行记账回执及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陈述，合作协议签订后，泰和医院付款情况为：泰和医院2014年10月23日付款50万元，2014年10月31日付款50万元，2014年12月1日付款50万元，2014年12月31日付款200万元，2015年5月13日泰和医院付款100万元，2015年12月31日泰和医院付款3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一、本案审理的合同范围；二、泰和医院尚欠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货款金额；三、利息计算问题。分述如下：一、双方争议的2013年8月27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2013年8月29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2013年7月1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用耗材购销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此三份合同虽加盖有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印章，但合同落款处签字人分别为王晓波、王晓波、杨凌云，且三份合同的送货单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送货单格式完全不相同，开票和付款均系单独申请、单独支付，实际挂靠人分别为王晓波、王晓波、杨凌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间因此三份合同所发生的纠纷，因牵涉到第三方挂靠人，实际挂靠人均未到庭，泰和医院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同履行情况、权利归属，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权利人可另行起诉；二、关于泰和医院尚欠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货款金额。截止2016年12月，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向泰和医院销售货物金额共计28940465.40元（截至2016年12月28日），剔除争议的骨科、血透合同销售金额4194944.04元（血透类3249065.34元+骨科类945878.70元）及《放射科激光相机投放、干式激光胶片供应协议书》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均同意扣除的89400元销售金额，故其余交易金额为24656121.36元（28940465.40元-4194944.04元-89400元）。对双方存在价格争议的医药耗材、检验试剂、手术器械三类合同的货款金额，根据湖南新财苑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湘财苑专审字（2018）第023号鉴定报告书，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及本案鉴定确定的计价原则，此三类合同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开具的销售金额合计为16780816.10元，按计算原则计算的销售金额合计为11510015.80元。故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给泰和医院的货物价值可计算为19385321.06元(24656121.36元-16780816.10元+11510015.80元）。泰和医院共计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付款20583675.38元（截至2016年12月29日），剔除争议的骨科、血透合同付款金额3701092.7元（2780200元+920892.70元）后，其余交易已付款金额为16882582.68元（20583675.38元-3701092.7元）。故泰和医院尚欠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货款为2502738元（19385321.06元-16882582.68元）；三、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争议的利息问题。根据双方2014年8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二、2014年9月15日之前基本确定耗材具体金额，2014年11月30日之前确定手术器械与检验试剂金额；三、医用耗材所欠货款大约在1000万元以上（最终具体数额以实际确认金额为准），乙方同意甲方按月份5次付清，即2014年10月200万元，2014年11月200万元，2014年12月200万元，2015年1月200万元，2015年2月付清余款；四、检验试剂和手术器械所欠货款，双方在账务核对清楚后协商支付方式；五、以上货款如果甲方没有按期支付，甲方同意按照1.5%月息计算利息支付给乙方”。根据协议第四条，检验试剂和手术器械所欠货款应当在双方在账务核对清楚后协商支付方式，因直至本案鉴定报告出具前，双方一直未能核对清此二类合同账务，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的此二类合同款项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协议第二条，双方估算的医药耗材类1000万元，经鉴定，医药耗材类合同开具的销售金额为9791803.39元，按计算原则计算的销售金额仅为6335554.36元。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此逾期利率过高超出其实际损失，且双方确实存在账目未核对清楚的情况，在6335554.36元的金额的范围内，其欠款利率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根据双方约定的付款日期、金额及泰和医院实际付款的日期、金额，泰和医院应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支付利息款共计127789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2502738元；二、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利息款项127789元；三、驳回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4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79425元，由湖南泰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承担26883元，由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承担52542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泰和医院上诉请求的处理问题；二、本案合同审理范围；三、关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是否准许；四、关于利息认定。一、关于泰和医院上诉请求的处理问题泰和医院虽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并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上诉费，应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审查处理。二、本案合同审理范围2013年8月27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2013年8月29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2013年7月1日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泰和医院签订《医用耗材购销协议》，该三份合同加盖有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印章，但合同落款处签字人分别为王晓波、王晓波、杨凌云，且三份合同的送货单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送货单格式完全不相同，双方对该问题争议较大，而且上述合同履行情况涉及到案外第三人王晓波、杨凌云，而王晓波、杨凌云并未参与本案诉讼，泰和医院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合同履行情况、权利归属，故本院认为该三份合同确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是否准许第一，关于一审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泰和医院于2017年1月9日申请对双方存在定价争议的医药耗材、检验试剂、手术器械三类合同供货的采购渠道、采购价格、利润数额进行司法审计，在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后，泰和医院未及时缴纳鉴定费，鉴定机构将鉴定材料退回。泰和医院又于2017年11月1日申请继续鉴定。因双方对上述三类合同涉及的产品定价存在较大争议，而本案中关于该三类合同供货的采购渠道、采购价格、利润数额的确定涉及与相关行业有关的专门性问题，在本案仍需要鉴定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启动第二次鉴定程序并无不妥。第二，关于鉴定原则的认定。根据双方签订的医药耗材、检验试剂、手术器械三类合同的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必须保证进货渠道为生产厂家或国内总代理一级，泰和医院有权要求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进货原始凭证。在双方对上述三类合同涉及的产品定价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泰和医院申请对三类合同的采购渠道、采购价格、利润数额进行司法审计，鉴定机构要求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提供采购渠道的生产许可证及采购合同和价格目录或者授权证明及采购合同和价格目录，如经销商不是国内总代理或一级经销商，提供销售同期国内总代理或一级经销商的相关信息及当期合同所涉产品价格。但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未完整提供上述资料，在鉴定机构再次就上述资料要求补充提交的情况下，国家集团湖南公司仍未提供。本院认为，合同明确约定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应提供进货原始凭证，在鉴定机构一再要求提供进货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仍未提供，从举证责任角度考虑，本院认为鉴定机构确定的计价原则并无不妥。同时，国药集团湖南公司对该鉴定意见在本案一审期间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就该鉴定意见所涉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依据予以反驳和质疑。综上，本院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一审法院按照该鉴定意见认定本案合同的销售金额合法合理，并以此为基础计算泰和医院欠付货款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利息认定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检验试剂和手术器械所欠货款应当在双方在账务核对清楚后协商支付方式，但双方一直未能核对清楚该两类货款，因此一审法院对国药集团湖南公司主张的此二类合同款项利息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其次，针对《合作协议》第二条双方估算的医药耗材类所欠货款利息，考虑到双方针对该笔货款实际欠付金额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从公平角度出发，一审法院以鉴定计算原则认定的销售金额6335554.36元为基础，根据双方约定的付款日期、金额以及泰和医院实际付款的日期、金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酌情认定泰和医院应向国药集团湖南公司支付利息127789元，系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国药集团湖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425元，由国药集团湖南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盛知霜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曾 明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俊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