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2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二路477号至尊门第BC座103室。法定代表人：孙峰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女，197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洞，男，198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传忠，男，197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佳，山东英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鹏，男，198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魏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源商贸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因与被上诉人李志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旭源商贸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已交付车款系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2016年8月22日上诉人孙传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载明车牌号为川Ａ×××××丰田普拉多车辆、车辆价格为210000元，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能够体现上诉人王玉于2016年8月22日给被上诉人转款178000元，并附言“途锐霸道”，足以证明上诉人已将涉案川Ａ×××××丰田普拉多车辆的车款交付给被上诉人。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王玉与李志鹏微信聊天记录中王玉问李志鹏“奥迪Q5、奥迪Q7、宝马X5吗？”李志鹏回复“对”，王玉问“分别价格”，李志鹏回复“32、17.7、16.7”其中涉案的宝马X5的车款即为32万元，与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中“奥迪Q5为167000元、奥迪Q7为177000元、宝马X5为200000元”相印证，且上诉人王玉将该款项转至李志鹏账户后，通过微信将转账记录发给了李志鹏，并说明“查收下，坏了我转不出去了，超额了，上午转了200多了，李总、李总、还差你12对吧？我明早转你吧！”李志鹏回复“还有12”王玉答“对”。上诉人王玉于2017年7月10日通过农业银行将剩余的宝马X5尾款12万元转至被上诉人李志鹏的银行卡内，并将转账记录通过微信发给了李志鹏，注明“李总，尾款12万，转过去了！查收下”，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与银行转账记录相印证，证明上诉人王玉将涉案的宝马x5的购车款交付给被上诉人。3.一审开庭时，被上诉人并未对收到涉案车款提出异议，其辩称双方存在多笔车辆买卖关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就其抗辩主张提交证据证实，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4.一审期间，双方就案件事实进行了陈述，双方也就本案进行过和解，也能证实双方存在涉案交易，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李志鹏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旭源商贸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7月7日订立的《车辆买卖协议》（车号为川Ｓ×××××）；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2.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购车款530000元，并以210000为基数，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23100元），以320000为基数，自2017年7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18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22日，孙传忠向一审法院起诉李志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出具（2018）鲁1602民初2508号民事判决，以孙传忠不能提交已付车款为由，判决驳回孙传忠的诉讼请求。2019年2月20日，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以同一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李志鹏，在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与（2018）鲁1602民初2508号案中提交的证据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已交付车款，对原告请求返还购车款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原告不能提交已付车辆对价的证据，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也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55.5元，由原告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来源于网站的视频、查询截图各一份，拟证明普拉多与霸道系同系列车型，上诉人王玉向被上诉人转账178000元时备注的霸道与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上载明的普拉多系同一辆车；2.来源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的账户明细一份，拟证明王玉尾号为9972的农行卡长期用于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经营，王玉于2016年通过该卡多次向李志鹏转账共计1775000元，结合一审提交的车辆转质押协议、聊天记录，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涉案车款；3.王玉与李志鹏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一份，拟证明王玉微信名为“旭源名车@玉”，其系旭源商贸公司的员工，其转账支付李志鹏涉案宝马X5车款32万元系履行旭源商贸公司的职务行为。经质证，被上诉人李志鹏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上诉人主张均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该证据与上诉人交付涉案车牌号为川Ａ×××××丰田普拉多、宝马X5车款的事实相关联，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卡转账明细相印证，且被上诉人李志鹏亦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22日，上诉人孙传忠（乙方）与被上诉人李志鹏（甲方）签订《车辆转质押协议》，约定甲方将车牌号为川Ａ×××××的普拉多车辆的所有权、使用权、质押权、转质押权一并转让给乙方，乙方自愿受让。协议第四条约定，甲方保证该车辆是车辆所有人所质押，甲方保证该债权的真实性，并保证该车辆不是盗、抢、诈骗、租赁、走私、套牌车辆；第七条约定，如乙方在使用过程中因债权不清晰及其他隐瞒事项，发生盗抢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协议对车辆转让后的责任承担、车辆赎回、甲方协助事项、支付方式等一并作出约定。同日，上诉人王玉通过其尾号为9972的农行卡向上述协议约定的被上诉人尾号为1172的农行卡转账支付178000元，标注为途锐霸道款。2017年7月7日，上诉人王玉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达成购买涉案宝马X5车一辆，协议价格为32万元。上诉人王玉于2017年7月7日、2017年7月10日通过其尾号为9972的农行卡分别向被上诉人尾号为1172的农行卡转账支付20万元、12万元，并分别标注为宝马X5款和X5尾款，以上合计32万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对收到上诉人王玉涉案车牌号川Ａ×××××普拉多车款178000元，收到宝马X5车款32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双方对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20日左右将涉案宝马X5车辆交由承运人成都虎悦物流公司运输至山东及涉案车牌号川Ａ×××××普拉多车、宝马X5车均被盗抢的事实均无异议。另查明，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4日，上诉人王洞、王玉均系其股东，并与上诉人孙传忠同为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的性质问题；二、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王洞、王玉、孙传忠的一审原告主体资格如何确认；三、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是否具备解除条件，被上诉人李志鹏应否返还涉案车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转质是质权人在质押存续期间，以其所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担保行为。涉案协议虽然名为车辆转质押协议，但是双方均无证据证实在签订涉案协议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担保行为，不符合转质的法定要件。结合涉案协议内容及双方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买卖涉案车辆，且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协议应属有效。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涉案《车辆转质押协议》的签订双方为上诉人孙传忠与被上诉人李志鹏，涉案宝马X5车辆买卖事宜的协议双方为上诉人王玉与被上诉人李志鹏，上述车辆的付款人均系上诉人王玉。二审期间，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出具证明且当庭陈述上诉人王洞、王玉、孙传忠均为其工作人员，买受涉案车辆的行为系履行其职务行为，上诉人王洞、王玉、孙传忠对此均无异议。因此，涉案车辆买受方应认定为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有权行使上诉人孙传忠、王玉对被上诉人李志鹏的权利。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王洞系涉案车辆买受方且其与王洞存在合伙关系，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三，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志鹏认可收到上诉人涉案车牌号川Ａ×××××普拉多车款178000元和宝马X5车款320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上诉人负有交付涉案车辆的义务。因涉案车辆均被盗抢，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涉案买卖合同应当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货运单显示其已将涉案宝马X5车交由独立承运人负责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涉案协议第七条约定，如上诉人在使用过程中因债权不清晰及其他隐瞒事项，发生盗抢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据此，被上诉人应依约承担涉案车辆被盗抢造成的损失，并承担因交付不能造成的返还涉案宝马X5车款320000元责任。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已将涉案车牌号川Ａ×××××普拉多车辆交由独立承运人运输，且该车辆因被盗窃不能交付上诉人，被上诉人亦应返还车牌号川Ａ×××××普拉多车款178000元。因涉案协议并未约定逾期违约金，上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起始时间及利率标准，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涉案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498000元为基数，自上诉人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旭源商贸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823号民事判决；二、解除上诉人孙传忠与被上诉人李志鹏于2016年8月22日签订的《车辆转质押协议》及上诉人王玉与被上诉人李志鹏于2017年7月7日关于涉案宝马X5车辆的买卖协议；三、被上诉人李志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购车款498000元及以49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四、驳回上诉人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王玉、王洞、孙传忠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55.5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负担290.5元，被上诉人李志鹏负担44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11元，由上诉人滨州市旭源商贸有限公司、王玉、王洞、孙传忠负担581元，由被上诉人李志鹏负担89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吴 琦审判员  高国强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