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1民再4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加富，男，汉族，1952年12月27日出生，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玉磊，男，196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宗志，男，1955年6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业苗，男，1949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东港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段孝伟，男，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五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华、赵玲，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文乐，男，194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日照市华侨新兴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30号，组织机构代码72076742-9。 法定代表人：郭长玲，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路，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加富、杨玉磊、李宗志、李业苗、段孝伟、朱文乐因与被申请人日照市华侨新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1民终992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鲁民申376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加富、杨玉磊、李业苗、段孝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华、赵玲，被申请人华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路到庭参加诉讼。再审申请人朱文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加富、杨玉磊、李宗志、李业苗、段孝伟申请再审称：一、刘加富等人对公司资产出租等对公司管理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应认定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原审认定申请人为隐名股东错误，公司股东名册中记载着申请人的名字，且相关破产安置意见、破产安置协议、民事调解书均承认申请人的股东身份，这可证实申请人系公司的股东。公司临时监管小组用于职工、股东的工资福利应从损失中扣除，这是公司的正常开支，是公司的应尽义务，不应作为公司的损失。郭长玲等公司管理人员对损失的发生和扩大等存在重大过错，其应对2007年6月9日之后的损失承担责任。二、原审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公司租金损失1689576元无证据证实，（2008）东刑初字第414号刑事判决并未认定鉴证报告中的损失数额，该鉴证报告并非鉴定报告，且报告存在重大瑕疵，鉴定依据不实，不应作为确定公司损失的依据。三、原审裁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在举证责任、证据规则适用、股东认定及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过错程度及损失数额等事实认定上适用法律错误。 朱文乐申请再审称，原审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时双方均认可了朱文乐提交的股东名册，而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依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而不是依照登记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股东的姓名是华侨公司的义务，不能因华侨公司未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而否定股东的资格和权利，故原审认定朱文乐、李业苗为显名股东，刘加富、杨玉磊、李宗志、段孝伟为隐名股东错误。临时监管小组是由三十名在《股东手册》中记载的股东通过选举产生，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代表了三十名股东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申请人及临时监管小组的其它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三十名股东的共同行为，原审法院将三十名股东认定为隐名股东，进而否定三十名股东选举产生的临时监管小组的合法性是错误的。本案案由是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通过多次原审程序可以看出，朱文乐所在单位股东实施维护其权益的并非仅有临时监管小组的六人，其中多名其他股东也参与其中，原审未对申请人及其他临时监管小组的成员进行认真查证，仅认定临时监管小组的六人损害了公司利益并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错误。股东损害公司利益，作为公司，应证明每一个股东应当承担的责任大小，而不应由六个股东或者三十名股东共同承担责任。本案审理程序严重错误，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两次，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华侨公司辩称，日照大洋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报告合法有效，申请人的申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审裁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 本院再审认为，在事实认定方面，本案争议系发生于公司与股东之间，故应依据出资情况、股东名册等确定各自的身份及权益，而华侨公司在其股东名册中也对上述职工出资事宜及股东身份予以认可，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9年）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上述出资股东应为华侨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2003年，刘加富等股东因对公司现状及管理人员的管理行为等不满与公司管理人员发生争议，而后刘加富等股东召集部分公司股东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成立临时监督管理小组。临时股东大会同时形成《关于撤销上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决定》、《关于公司门面房对外招商出租的决定》、《关于对各部位办理交接的决定》等文件。之后，刘加富等人分别或共同作为出租方与他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公司的一、二楼沿街商业房屋出租并收取租金或自用，同时刘加富等人将公司已出售住房强行占用。刘加富、李宗志、段孝伟、朱文乐、李业苗等人被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刑罚。现华侨公司主张刘加富等人侵犯其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刘加富等人对外出租公司商业房屋的行为系执行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行为，不能仅依据刘加富等人因个人行为受刑罚的事实，而否认其执行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性质。 在证据采信方面，关于《日照市华侨新兴贸易有限公司2003年3月11日－2008年2月14日止资产被占损失鉴证报告》，原审以鉴证报告已经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由予以采信。但此鉴证报告确定损失的起始点与刘加富等人实施租赁行为的起始点不一致，刘加富等人系在2003年8月18日之后对外出租的公司商业用房，而刘加富等人已先后在2007年、2008年被采取刑事措施，已无法对上述出租商业房实施控制，华侨公司此时应当及时行使权利，避免损失扩大，华侨公司无权主张因自身原因导致的扩大损失。另外，上述《鉴证报告》已明确注明：“本报告仅供贵公司了解公司财产被非法侵占期间财产价值损失提供鉴证意见，不作其他用途”，原一、二审仍将该鉴证意见作为公司受损失的依据不当。且该鉴证报告系华侨公司自行委托，鉴证以“该商业用房能连续出租为假设前提”，并不能反映该公司的利益损失。刘加富等人系执行临时股东大会实施的租赁行为，其代为收取的租赁费的去向是确定华侨公司损失的重要因素。刘加富等人在本案已提出抗辩并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对此未予审查亦不当。 第三，本案程序方面，华侨公司主张刘加富等人损害公司权益，其应对刘加富等人的行为是否超越或违反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造成相应的损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原二审认定除刘加富等六人外，还有朱世峰、甄城、肖军、赵洪团损害公司利益，但没有追加朱世峰、甄城、肖军、赵洪团参与诉讼，属于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除上述四人外，是否还应追加参与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余股东参与诉讼，应由一审法院确定。 综上，鉴于本案存在上述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及审理程序等方面问题，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鲁11民终992号民事判决及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6）鲁1102民初951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胡 建 审判员 申法奎 审判员 姚 艳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书记员 魏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