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民终4957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秀连，女，196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石朋、刘居胜,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年国，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红英，女，197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滨滨、季飞国,浙江联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秀连与被上诉人张年国、何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7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吴秀连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吴秀连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年国、何红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吴秀连一审不仅提交了72.5万元借款的转账凭证，还提交了债权凭证及催款信息，吴秀连己充分举证证明吴秀连与何红英、张年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吴秀连进一步举证，进而驳回吴秀连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从“是否有借据”、“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2018年、2019年双方是否就725000元款项性质作出确定”来分析吴秀连汇款至何红英、张年国的72.5万元款项是否系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是否有借据”并非是判断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借款的因素，只要吴秀连提交了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债权凭证即可。本案中，吴秀连提交的何红英通过短信发送债权凭证图片已明确记载“借款”，由于张年国、何红英迟迟不确定还款日期，吴秀连抱着对方再不还款就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心理，希望书面确定款项性质及金额的初衷索要该债权凭证。吴秀连此时处于弱势地位，此种情况下，如果还强调债权凭证本身的瑕疵以及双方持有凭证的相似性（①何红英发给吴秀连的债权凭证没有盖公司章、何红英一审当庭提交的凭证盖了公司章；②何红英发给吴秀连的债权凭证没盖发票监制章、何红英一审当庭提交的凭证盖了发票监制章：③何红英发给吴秀连的债权凭证是开票方记账原始凭证、何红英一审当庭提交的凭证是付款方报销凭证），以及苛责吴秀连未对此提出异议，对吴秀连是不公平的。2.“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并非是本案中判断款项是否属于借款的因素。首先，吴秀连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不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还依据了张年国、何红英发给吴秀连的债权凭证和吴秀连的催款信息等资料。其次，吴秀连与何红英、张年国不存在其他债务，张年国、何红英也未举证证明该事实。一审法院提及的是案外人陈裕隆与案外人阳新县瑞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新公司）、张年国与案外人瑞新公司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认为吴秀连与何红英、张年国之间存在其他债务。此外，就吴秀连与张年国的短信记录，吴秀连己在一审解释清楚，系2012年3月之后，陈裕隆将公司事宜授权给吴秀连吴秀连，吴秀连在了解瑞新公司存在严重亏损情况、张年国作为瑞新公司大股东刻意隐瞒公司财务信息、利用大股东优势地位损害陈裕隆及其他小股东的利益后与张年国的对话，本质上也是陈裕隆与瑞新公司的法律关系；短信中的垫资，也是陈裕隆和张年国的法律关系，与吴秀连无关。再次，一审法院在对吴秀连提交的证据陈裕隆的《证明》即未采信，又在说理部分作为证据来证明张年国曾经向吴秀连提供了资金帮助，选择性地使用证据，不合符证据规则，对吴秀连不公平。《证明》谈及的只是陈裕隆与曾剑强、张年国的法律关系，无法证明吴秀连与何红英、张年国之间存在其他债务。此外，何红英自认与瑞新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而本案债权凭证是吴秀连与何红英直接对接，何红英未举证自己与吴秀连有其他债务。3.“2018年、2019年双方是否就725000元款项性质作出确定”并非是判断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借款的因素。首先，吴秀连提交了汇款凭证、何红英通过短信方式发给吴秀连的债权凭证明确记载为“借款”以及张年国于2019年1月17日直接还款至与吴秀连个人约定的农行账户，而且吴秀连及代理律师多次催告其返还借款本金、利息，张年国均未否认，己能充分证明吴秀连与何红英、张年国之间存在资金融通行为，存在借贷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忽视了案涉《转让协议》是陈裕隆与张年国之间关于转让瑞新公司股权的协议，该转让股权的金额与本案借款金额一致，该《转让协议》实质又是张年国与吴秀连之间的还款协议。一审法院主观认定吴秀连持有瑞新公司股份、账册，缺乏事实依据，与《转让协议》中“甲方（陈裕隆）持有公司股权5%”矛盾。最后，双方当事人于2018年12月12日己就还款期限口头达成一致协议，吴秀连通过短信方式向张年国催讨，张年国未予否认，仅是往后拖延、希望晚些归还。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错误。1.吴秀连己出示证据四中吴秀连代理律师与张年国的聊天记录原件，张年国也当庭有过表达收到了消息，且能与吴秀连和张年国的聊天记录印证。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定。2.一审法院对吴秀连补充提交的证据五中瑞新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发起人名录及2006年10月16日公司章程、瑞新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及2007年7月3日公司原股东曾剑强与陈裕隆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形式真实性予以了确认，但却又直接认定张年国与陈裕隆同时在公司成立时成为瑞新公司股东，与证据待证事实矛盾，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对陈裕隆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但在说理部分又将该《证明》作为证据来证明张年国、何红英曾向吴秀连提供资金帮助，选择性地从张年国、何红英角度作为证据使用。4.一审法院遗漏了对吴秀连提交的第六组证据的认定，且未说明任何理由。5.一审判决对何红英、张年国的全部证据都有认定和全面的记载，但是不仅遗漏认定吴秀连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对吴秀连提交的证据五、六的证明目的也未完全记载，存在认定证据时偏向张年国、何红英一方的不公平现象。二审中补充称：一审判决书归纳的争议焦点与庭审中归纳不一致，降低了张年国、何红英的证明责任，加重了吴秀连的证明责任。案涉收据原件均由何红英持有，一审判决通过比对双方持有的收据凭证来判断原件的真实性，缺乏依据。案涉款项从一开始出借就是借款性质。 张年国、何红英辩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一审当庭陈述、辩解分析，吴秀连主张的72.5万元款项并非借款，实为吴秀连夫妻作为瑞新公司股东的投资款，理由如下：一、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收款收据记载的发票代码和号码完全一致，均有公司会计栗胜利、出纳潘丰平签字，该收款收据是瑞新公司从税务局领取，由公司财务人员做账用的正规收据，张年国、何红英持有的收据第二联同时加盖了瑞新公司公章，故双方持有的为同一份收款收据。证人吴某、张年忠的证言及其他瑞新公司股东的收款收据也可以证明双方提供的收款收据系同一份收款收据以及记载的款项实为投资款的事实。根据收款收据的性质以及款项交付情况，案涉收款收据系吴秀连夫妻作为瑞新公司股东的投资款凭证，如果是借款凭证，吴秀连从事会计工作多年，在收到何红英通过手机短信发动的两份凭证时，却没有质疑为何系瑞新公司出具，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第一份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07年3月30日，备注50万元款项发生时间为2006年12月25日，远早于吴秀连主张的本案50万元款项的汇款时间。另第一份收款收据出具对象由张年国、何红英的儿子“张炜煌”改为吴秀连的事实，与吴秀连在短信聊天记录中自认张年国、何红英为其垫付第一笔投资款的事实相互印证。二、在张年国提供的双方于2016年3月份的短信聊天记录内容中，吴秀连承认本案所涉款项系投资款以及第一笔投资款50万元是张年国、何红英垫付，该事实能够与收款收据的记载和出资款交纳时间事实相互印证。吴秀连对短信内容辩解称系其丈夫陈裕隆10万元投资款由张年国垫付，但该辩解与吴秀连关于“我把毕生赚的钱外加借款全部都投入这厂”的陈述相互矛盾。如果本案借款属实，吴秀连在已持有付款凭证的情况下，无需再向何红英索要收据，且收据系瑞新公司出具，该行为不符合常理。三、吴秀连关于出借款项系为赚取高额利息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在张年国、何红英未支付2007年3月27日的30万元借款本息情况下，陈裕隆于2007年7月份受让第三人股权的10万元转让款却需要张年国垫付，按常理张年国、何红英应向吴秀连偿还10万元借款，更不可能截至庭审当日，吴秀连尚欠张年国、何红英垫资款10万元及利息；而且，吴秀连在后续多次出借甚至从银行贷款转借给张年国、何红英，明显有违常理。款项往来发生后，除吴秀连及其律师于2019年为了起诉准备所发送的不符合事实的诱导性短信中有提到借款和利息外，吴秀连在此前均未向张年国、何红英主张债权或提过借款、利息，可见双方之间并无借贷合意，且吴秀连作为专业会计人员，从始至终未要求张年国、何红英出具借条不符合其职业的行为。四、根据双方协商的《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72.5万元，并未提及借款事宜，该转让金额与吴秀连主张的本案借款金额完全一致，可见吴秀连主张的借款就是瑞新公司的投资款。《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支付30万元后，吴秀连应将瑞新公司完整账册交付张年国，结合瑞新公司当前的严重负债情况，可见吴秀连夫妻持有的瑞新公司股权已经不具有相应的价值。由于吴秀连盗走公司账册且不断向税务部门投诉，导致张年国作为瑞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多次被税务部门约谈，故张年国无奈向吴秀连汇款30万元，目的是取回瑞新公司账册。五、吴秀连主张与其丈夫陈裕隆作为公司股东之间是相互独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吴秀连曾以股东身份与张年国协商包括股权转让在内的公司事务，其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参与公司账目结算，故吴秀连、陈裕隆夫妻共同投资瑞新公司事实应予认定。 吴秀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年国、何红英共同返还吴秀连72.5万元借款本金、未支付的利息542174元及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62.5万元为基数、逾期利率月息1分及以本金10万元为基数、逾期利率月息1分2，自2019年1月1日计至张年国、何红英所有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12日为36855元）；2、张年国、何红英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秀连与张年国、何红英系朋友关系。张年国、何红英于2002年5月16日登记结婚，2019年1月14日登记离婚。张年国与他人于2006年11月9日筹资创立瑞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登记为200万元。张年国占股35%，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余8股东分别占股5%、10%等，其中，吴秀连之夫陈裕隆占股5%。2007年3月27日，吴秀连向何红英的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10万元，合计30万元。2009年5月14日，吴秀连向张年国银行账户分别汇款20万元、12.5万元，合计32.5万元，其中20万元系从吴秀连持有并使用的张年国银行卡汇出。2011年4月21日，吴秀连向被告指定的案外人张梦云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吴秀连向何红英索要72.5万元款项的收据。2018年11月13日，何红英通过手机短信向吴秀连分别发去两份收据图片。两份收据的抬头均打印为‘湖北黄石市统一收款收据’，收据右侧均竖排打印为③开票方记账吴秀连凭证。其中一份金额为50万元的收据，填写的时间为2007年3月30日，收据注明‘06年12.25借款’字样，收款收据下方的会计栏手写有‘栗’字样，出纳栏手写有‘潘’字样；另外一份金额为10万元的收据，填写时间为2011年4月21日，收据注明‘借款’字样，收款收据下方的出纳栏手写有‘泮’字样。吴秀连在收到上述两份收据的短信后，向何红英发去短信：“红英，还有一张12万5千的收据你什么时候给我”。何红英未回复。审理中，两被告向法庭提供的两份收款收据，除均加盖有瑞新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收据右侧均竖排打印为②付款方报销凭证以外，其余内容及均与吴秀连提供的两份收据相一致，书写笔迹目视高度相似。2016年至2018年间，吴秀连与张年国多次为瑞新公司的经营亏损一事通过短信交流。2016年3月7日凌晨4时51分，吴秀连发送：“我把毕生挣的钱外加借款全都投入这厂，10年了今年盼明年，现在连盼头都没了”，凌晨5时16分，发送：“当初投资时第一笔款还是你先垫付的，至今还欠你利息”；2016年3月8日凌晨4时06分，发送：“一个企业借款是高息，而且有部分是息滚息，产品又没是暴利，你说会赚钱吗”，凌晨4时36分，发送：“所有投资亏了还倒欠别人几千万，我的没办法接受这结果”。2018年12月13日，吴秀连发短信给张年国，内容为：“款汇这卡号农行62×××17吴秀连，请以你昨天谈的时间履行”，张年国回复：“收到”。2018年12月24日，吴秀连发短信给张年国：“这么多天了，今天把款汇了吧。”，张年国回复：“知道，说了肯定算数我也尽早了事，不想让你十五大早打电话”。2019年1月15日，张年国通过短信向吴秀连发送一份《转让协议》图片。2019年1月17日，张年国发短信给吴秀连：“不签承诺书现在账还我，反正股东转让协议双方签字具有法律效果，请你考虑”。同日，张年国向吴秀连支付30万元。《转让协议》注明甲方（转让方）为陈裕隆，乙方（受让方）为张年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瑞新公司5%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725000元，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将首笔款30万元转账交付给甲方妻子吴秀连的农行帐户；甲方在2019年6月底前将此前保管的公司帐册完整地交付给乙方保管，届时帐册的完整性由乙方当场进行确认。因甲方股权转让给乙方后，不再是公司股东，与公司再无关联，对此帐册，甲方不得保存有任何副本、复印件，否则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2019年2月21日，吴秀连向张年国发短信：“年国，年都过完了，又拖了这么多天了。这个月月底把尾款42.5万元汇到我卡上吧，吴秀连，农行：62×××17。你尾款汇我卡上当天，我们按股权转让协议走，股权转让给你，借款72.5万元和利息包含在里面，不再另外要你还了。”。2019年3月20日，吴秀连又发短信：“年国，你还要拖多久！周五之前把欠我的剩下42.5万汇到我卡，吴秀连，农行：62×××17”。对该两条信息，被告均未回复。另，瑞新公司在2015年、2017年、2019年分别被法院列为三个案件的被执行人，执行标的分别为：297436元、1839309元、3092888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吴秀连向张年国、何红英及案外人张梦云汇款的725000元，是否系张年国、何红英向吴秀连所借之款。首先，关于张年国、何红英收到的款项金额。何红英于2007年3月27日收到30万元，无争议；张年国、何红英于2009年5月4日收到325000元，无争议。对汇至案外人张梦云的10万元，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张年国认可该笔款系其指定汇款人，应视为其为该笔款项的实际接收人，而且双方在后来的短信联系中，提及的款项金额均为725000元，可见张年国认可该笔向张梦云的汇款。其次，关于该725000元款项的性质，是否属于借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是否有借据。何红英在短信中向吴秀连出示的两份收款收据，虽都注明有借款两字，但一份收据在会计、出纳栏有注明会计、出纳的姓别，另一份收据在出纳栏注明出纳的姓别，而何红英提供的两份收款收据，除加盖有瑞新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收据右侧竖排打印为②付款方报销凭证以外，其余内容及书写笔迹与吴秀连提供的两份收款收据分别一致。此外，吴秀连收到何红英短信出示的两份收据后，未有异议，仅回复“红英，还有一张12万5千的收据你什么时候给我”。由此可见，张年国、何红英个人并未向吴秀连出具或出示过借据。2、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双方提供的证据，均证明吴秀连之夫陈裕隆系瑞新公司股东，而张年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该公司最终经营亏损严重。从吴秀连向张年国发的短信，可以看出当初张年国为吴秀连垫付了投资。另外，吴秀连提供的一份陈裕隆证明，陈裕隆也称其于2007年以10万元受让瑞让公司股东曾剑强转让的5%股份，受让款10万元是张年国垫付，吴秀连在庭审中称该笔款未付给张年国。尽管陈裕隆的证明因证据形式瑕疵未被该院采纳，且该受让股权行为与本案无关，但可见被告曾经向吴秀连方提供了资金帮助。3、2018年、2019年双方是否就725000元款项性质作出确定。双方未签订任何协议。虽存在张年国向吴秀连汇款30万元、吴秀连向张年国短信催讨425000元的情形，但从张年国向吴秀连短信发送《转让协议》的内容看，张年国是以吴秀连归还公司帐册，退出公司股份为前提，才同意支付725000元，而这并非承认725000元为其向吴秀连的借款。综上，吴秀连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诉称张年国、何红英向其借款，而张年国、何红英提供了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该款非借款，吴秀连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吴秀连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吴秀连之诉请，与事实不相符，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吴秀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536元，减半收取8268元，由吴秀连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吴秀连未提交证据，张年国、何红英为证明案涉72.5万元款项系投资款事实，申请证人柯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居民身份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以及工资表，拟证明证人柯某系瑞新公司财务人员的事实。吴秀连对柯某系瑞新公司会计的事实无异议。 证人柯某陈述称：证人从2014年7、8月开始至今担任瑞新公司会计，具体负责制单和开票，并协助公司另一名会计向某。张年国、何红英系瑞新公司老板，陈裕隆系公司股东，吴秀连曾到瑞新公司对账。瑞新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实际进行了三次投资，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上半年投资2000万元，2007年下半年投资500万元，2011年投资400万元，其中陈裕隆投资72.5万元，实际持有公司股份为2.5%。公司对于股东的投资情况均有做账，除原始的200万元投资款外，后续的投资都有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凭证，为便于做账，均记载为借款，公司临时借款也是出具收款收据，但会注明“临时借款”字样。证人曾听公司会计向某说过公司部分账册被吴秀连盗走的事实，具体情况不清楚。 对于证人证言，何红英主张证人系瑞新公司员工，与张年国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纳。证人称瑞新公司对所有股东的投资都有账册记录，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证人关于公司账册被吴秀连盗走的事实均系听说，证言不属实，进而说明张年国关于愿意支付72.5万元是为了拿回被盗走的账册的陈述不属实，张年国所称的转让协议，是名义上其以72.5万元受让陈裕隆的股份，实际是偿还本案借款，这与张年国为陈裕隆垫付第一笔投资款10万元能相互印证。张年国、何红英认为证人证言合法有效，可以证明吴秀连、陈裕隆夫妇向瑞新公司投资72.5万元、公司部分账册被吴秀连盗走以及张年国向吴秀连支付30万元是为了取回账册的事实。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证人关于账册被盗走等陈述均非证人亲身感知，相关事实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诉争72.5万元款项性质是否为借款。首先，吴秀连主张作为债权凭证的两份收款收据，该收据虽系何红英通过短信向吴秀连出示，但收款收据并未载明借款人，而是在收据会计、出纳栏记载瑞新公司会计、出纳人员的姓氏，不符合债权凭证的形式要件，无法据此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其次，根据双方往来的短信内容，虽有张年国支付30万元款项以及吴秀连催讨剩余42.5万元的事实，但在张年国提供的短信内容中吴秀连也多次提及投资以及张年国为其垫付投资款，故吴秀连主张诉争72.5万元款项系借款事实存疑；再结合短信来往中涉及的《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张年国以72.5万元价格受让陈裕隆股权以及先行支付30万元转让款，故张年国主张其支付的30万元系履行《转让协议》的约定，较为可信，因此亦无法根据该笔款项支付以及催讨事实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吴秀连主张《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偿还借款和投资款的复合协议，但协议中对于借款事实并未提及，故吴秀连该主张缺乏证据证明，亦不符合常理。综上，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陈述，吴秀连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年国、何红英之间就涉案72.5万元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故本案借贷关系不能成立，吴秀连的相关上诉理由和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对吴秀连提交的证据六未作出认定，但该证据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故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36元，由吴秀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兴兵 审 判 员 李 劼 审 判 员 曾庆建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