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71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伟，男，汉族，1963年1月1日出生，住洛阳市西工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亢金霞，女，汉族，1962年8月16日出生，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伟，基本情况同上，系亢金霞丈夫。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仙，女，汉族，1962年2月4日出生，住洛阳市西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梦如，河南新企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博雅，河南新企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段伟、亢金霞因与被上诉人张军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9）豫0303民初4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伟、亢金霞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段伟认为：张军仙同段伟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段伟原系洛阳津锡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锡盛公司）的职工，是张军仙借钱给津锡盛公司的介绍人、经手人。一审法院认为“张军仙对其与津锡盛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是明知的，能够认定其对双方借贷关系的认可”是客观的正确的，但一审法院认定“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已随着借条被公司收回后消失”不符合事实。津锡盛公司于2014年5月6日给张军仙出具了“借款协议”，2018年11月30日段伟作为津锡盛公司经办人给张军仙出具借条替换时，张军仙才将2014年5月6日的“借款协议”交给了段伟。段伟两次给张军仙出具借款协议和借条都是作为津锡盛公司经办人的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原始借条由公司收回后，张军仙已无法再依据该借条向公司进行主张”是错误的。津锡盛公司原始账面现在依然记载张军仙借款的事实，且张军仙也从没有向津锡盛公司讨要借款被拒绝。张军仙完全可以依据2018年11月30日由段伟作为经办人的借条向津锡盛公司主张权利。如果津锡盛公司不认可段伟的职务行为，再判决上诉人段伟承担还款责任，段伟无可非议。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津锡盛公司表明否认该债务的情况下，就断然认定张军仙无法向公司进行主张完全是错误的。二、上诉人亢金霞认为：本案是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的债权债务。2015年5月12日，亢金霞是在对事实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又加之亢金霞与张军仙系同学好友，碍于情面才给张军仙打了5万元借条，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亢金霞向张军仙借款5万元的事实。随后，亢金霞就将该5万元借条要回撕掉。一审法院是依据2018年11月30日经办人段伟书写的借条判令亢金霞承担还款责任，而一审判决同时认定该债务是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转换而来。因此，即便段伟与该债务有关，该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更不能依据没有借款事实和亢金霞己撕毁的5万元借条认定亢金霞对该笔债务的追认。段伟给张军仙打条子的时间是2018年11月30日，而亢金霞写借条的时间是2015年5月12日。如果是追认也只能是追认2014年5月6日津锡盛公司给张军仙出具的借款协议，而该借款协议有津锡盛公司加盖的公章，表明是张军仙和津锡盛公司的债权债务，而非是段伟的债务。所以，一审法院判决亢金霞承担责任完全是错误的。张军仙辩称，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借贷关系，与津锡盛公司不存在借贷关系。2014年5月上诉人向答辩人借款，2014年5月4日答辩人向上诉人段伟的银行账户转账10万元。然而2014年5月6日上诉人单方出具了一张津锡盛公司为借款人的协议给答辩人，并未经过答辩人本人同意，也没有答辩人签字确认。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答辩人不同意上诉人擅自将债务转移给津锡盛公司的行为，随即将此协议退回上诉人，之后答辩人一直向上诉人主张还款。答辩人不认可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从未向津锡盛公司主张还款，也从未与津锡盛公司有过任何账户往来，更没有任何联系。答辩人所收到的所有还款均是通过段伟、亢金霞、段超伟（段伟儿子）银行账户向答辩人转账支付的。直到2015年5月12日，经答辩人与上诉人核算，上诉人仍欠答辩人本金5万元。于是亢金霞向答辩人出具了借款人为亢金霞，出借人为答辩人，借款金额为5万元的借条一张。之后上诉人迟迟不偿还借款，经答辩人多次催要，2017年11月9日亢金霞再次向答辩人转账还款8000元。2018年11月30日，答辩人与亢金霞约定重新结算欠款，由上诉人向答辩人出具借条42000元，谁知上诉人将借款人为津锡盛公司的借条向答辩人出具，答辩人不同意此欠条。亢金霞便从答辩人手中强行抢夺其向答辩人出具的5万元借条，导致借条在抢夺过程中损坏。二、段伟、亢金霞不能因为其系津锡盛公司的员工就逃避还款责任。段伟未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答辩人与津锡盛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从未出示过任何公司授权委托，证明其代表津锡盛公司向答辩人借款，答辩人也未与上诉人达成过协议向津锡盛公司出借款项。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2014年5月4日答辩人向上诉人段伟转账10万元出借款，截至2017年11月9日，上诉人先后13次向答辩人偿还本金及利息，均为段伟、亢金霞、段超伟向答辩人账户还款，答辩人从未与津锡盛公司有过任何账户往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将答辩人的10万元转入津锡盛公司账户，上诉人出具的其与姬颜莉（上诉人称姬颜莉是津锡盛公司会计，但没有证据证明）之间的转账时间为2014年5月6日，答辩人与段伟之间转账时间为2014年5月4日；段伟以月息3分5的标准向姬颜莉转账，金额为96500元，但答辩人向段伟转账10万元，月息约定为2分5，更证明了段伟存在向津锡盛公司出借款项来赚取差额以及利用公司员工的身份逃避债务的可能性。三、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借贷关系形成于二上诉人夫妻存续期间，二上诉人又是共同借款人，因此二上诉人应当共同偿还答辩人本金42000元。综上，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其上诉请求。张军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段伟、亢金霞偿还借款本金42000元和利息50560元，共计92560元（利息自2015年2月6日暂计至2019年5月6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具体计算方法见借款明细）；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段伟、亢金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4日，张军仙通过工商银行向段伟转款10万元。2018年11月30日，段伟向张军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原借张军仙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元），还款伍万捌仟元整（58000元），余肆万贰仟元整（42000元），借条下方另注有“洛阳津锡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办人：段伟”的手写字样。在一审庭审中，段伟认可是其书写的借条内容，并向张军仙出具。另查明，2014年5月6日，津锡盛公司向张军仙出具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兹有洛阳津锡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借到张军仙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万元），借款期限为半年，利率按2.5%计算，每月付息2500元，借款时扣除一个月利息2500元，到期归还。段伟在“经办人”处签名，津锡盛公司在上面盖章。庭审中，段伟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并称上述款项是张军仙委托其投资津锡盛公司，且其将上述款项转给了津锡盛公司的出纳姬彦莉，并提供姬彦莉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5月6日，收到转款96500元。张军仙认为姬彦莉收到他人转款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且与其向段伟的转款金额不能对应。另称，段伟已于2015年3月6日向其还款3万元，2015年4月2日向其还款1万元，2015年5月9日向其还款1万元，2017年11月9日亢金霞向其还款8000元，以上共计5.8万元，并认可段伟付息至2015年1月。再查明，2015年5月12日，亢金霞向张军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张军仙人民币伍万元整（原件已销毁）。庭审中，张军仙提交其与亢金霞（段伟之妻）的电话录音，证明扣除段伟于2015年的累计5万元还款后，亢金霞于2015年5月12日向其出具借款5万元的借条对剩余借款予以确认，另亢金霞也到庭不否认出具过此借条。关于2017年11月9日亢金霞给付张军仙8000元的款项性质，亢金霞称该款项系张军仙向其借款，后在剩余借款5万元进行了抵扣；张军仙称该款项系亢金霞对其出具剩余5万元借条后所进行的还款。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张军仙向段伟支付10万元的转款，后段伟向张军仙提供了津锡盛公司以借款人身份出具了10万元借款协议一份，张军仙不否认收到了上述内容的借款协议，因此，张军仙对其与津锡盛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是明知的，能够认定其对双方借贷关系的认可。但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已随着借条被公司收回后消灭。关于段伟在本案借款中的身份问题，首先，2018年11月30日段伟以津锡盛公司经办人名义向张军仙出具的确认余款42000元的借条，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不能确定公司对剩余借款的认可；第二，原始借条由公司收回后，张军仙已无法再依据该借条向公司进行主张；第三，段伟收到张军仙的10万元转款后既非向公司全额支付，也非如其所述扣除了当月利息2500元，而是扣除3500元（10万元-96500元）后将剩余款项96500元给付了公司；第四，此后的还款也是通过段伟及其配偶亢金霞所支付，并在最后确认4.2万元余款借条中进行了确认，因此段伟主张其系公司借款代理人身份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答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现张军仙依据其向段伟的转账10万元以及段伟书写并出具对公司剩余借款4.2万元确认的借条一份，来主张段伟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在段伟出具4.2万元借条之前另有亢金霞于2015年5月12日向张军仙出具的基于该笔借款认可的尚欠5万元借款的借条一份，虽该借条原件现已被撕毁，但能够认定亢金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与段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该笔债务进行了追认。亢金霞出具借条后于2017年11月9日向张军仙转款8000元，虽亢金霞称转款系张军仙另向其借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的原始借条中有书面的利息约定，但张军仙主张还款依据的段伟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借条中双方对利息未进行明确约定，不能确认段伟对原始借条中利息部分的认可，故张军仙主张的利息依法应当从起诉主张之日即2019年8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判决：一、段伟、亢金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张军仙借款42000元；二、段伟、亢金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军仙借款42000元的利息（自2019年8月2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三、驳回张军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段伟、亢金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14元减半收取为1057元，保全费945元，共计2002元，由段伟、亢金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理查明，段伟在本案借款发生初期每个月收到津锡盛公司支付利息3500元，而张军仙每月收到的利息为2500元，段伟认为二者相差的1000元系津锡盛公司对其介绍借款的奖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依据查明的事实，本案的款项虽然实际由津锡盛公司使用，2014年5月6日的借款协议上也加盖了津锡盛公司的公章，但不能据此就认定本案的借款应由津锡盛公司向张军仙偿还，理由如下：一、张军仙于2014年5月4日将10万元转入段伟银行账户，而非津锡盛公司账户，而段伟于2014年5月6日将96500元（扣除3500元利息）转给了津锡盛公司财务人员姬彦莉。两者转款时间、转款金额均存在差异，说明段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经办人，并非在收到款项后第一时间内不附任何条件地向津锡盛公司进行转交。二、本案所涉款项，段伟每月收到津锡盛公司支付的利息为3500元，而其向张军仙支付的是2500元，两者数额存在差异。三、本案的款项出借时是由张军仙付给段伟，多次还本、付息是通过段伟的妻子亢金霞和儿子段超伟向张军仙支付，现有证据并不显示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经济往来。若段伟仅是经手人，其完全可以让津锡盛公司将偿还的本金和支付的利息直接付给张军仙。四、亢金霞银行账户于2015年3月6日向张军仙还款3万元，段伟儿子段超伟分别于2015年4月2日、2015年5月9日各向张军仙还款1万元，在亢金霞、段超伟银行账户共计向张军仙偿还本金5万元后，亢金霞于2015年5月12日向张军仙出具了5万元的借条，借款数额正好与剩余借款本金一致。在2017年11月9日亢金霞银行账户向张军仙支付8000元后，段伟于2018年11月30日出具的借条显示借款金额为42000元。以上还款行为与对应的借条相互印证，说明亢金霞对本案的借款知情并部分履行了还款义务。综上，综合分析本案款项的交付、利息的支付数额及方式、借款本金的偿还方式以及还款过程中出具的借条等情况，可证明段伟在收到张军仙借款后，以张军仙名义将款项出借给津锡盛公司，但不足以证明张军仙与津锡盛公司之间直接存在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段伟、亢金霞对本案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段伟、亢金霞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段伟、亢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李依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炎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