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10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鸣，男，196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玲，女，197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系周鸣妻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北京市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惠民，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大林，江苏宾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鸣因与被上诉人周惠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16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周惠民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通知其他股东征求意见，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本案中，周鸣与周惠民分别于2008年12月31日签订第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08年协议书），于2009年12月31日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09年协议书）及于同日签订股权赠送协议书（以下简称赠送协议书），约定周鸣将其持有的南京鑫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名公司）股权转让或赠与周惠民，但该部分股权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且未履行征求鑫名公司其他股东意见的法定程序，违反了前述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周惠民因此并未获得鑫名公司股东资格。2.基于前述理由，周惠民将其所谓的股权再转让给周鸣即失去事实基础，其依据2017年2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17年协议书）向周鸣主张股权转让款309600元没有依据。3.周惠民签订08年协议书时尚欠周鸣96000元股权转让款，该款与周惠民主张的309600元股权转让款属同类债务，周鸣有权主张抵销。4.周鸣一审期间提交的（2018）宁南证民内字第20026号公证书（以下简称20026号公证书）的证据效力高于周惠民提交的情况说明，该公证书能够证明周惠民同意周鸣在309600元中扣除96000元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周惠民辩称，周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周惠民已向周鸣支付了08年协议书、09年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并基于赠送协议书取得10800元的股权，以上股权转让和赠与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周惠民依法取得所涉股权，并由周鸣代持，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2.关于08年协议书项下96000元股权转让款，周惠民向周鸣出具了借条（以下简称08年借条），该款已经转化为借款，与诉争股权转让款无关且已过诉讼时效，周鸣已向一审法院另行提起了借款纠纷诉讼主张该借款，该款不应与诉争股权转让款抵销。3.双方在17年协议书中约定周鸣以309600元的对价回购周惠民持有的全部股权，该对价已经考虑了双方之间就诉争股权交易的全部因素，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一审判决无误，应予维持。周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鸣支付股权转让款309600元，并自2017年8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周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鑫名公司系2007年5月11日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叶玲、周鸣。2008年12月31日，周惠民与周鸣签订08年协议书，约定：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之目的，在周惠民现满足股权激励方案的条件的前提下，周鸣拟向周惠民转让鑫名公司12万股股份，周惠民同意受让上述股份；股权转让价款为96000元，周惠民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同日，周惠民向周鸣出具08年借条，载明：今借周鸣96000元用于购买鑫名公司股权，以上借款于2012年12月31日前还清。2009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09年协议书，约定：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之目的，在周惠民现满足股权激励方案的条件的前提下，周鸣拟向周惠民转让鑫名公司1.2万股股份，周惠民同意受让上述股份；股权转让价款为12000元，周惠民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10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该12000元股权转让款周惠民已支付完毕。同日，双方签订称赠送协议书，约定：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之目的，在周惠民现满足股权激励方案的条件的前提下，周鸣拟将鑫名公司10.8万股股权以限制性赠送方式赠与周惠民。2017年2月8日，双方签订17年协议书，约定：双方签订的08年协议书、09年协议书、赠送协议书约定周鸣将其持有的鑫名公司共计24万股股权转让给周惠民，但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周惠民拟将目前所持有鑫名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周鸣；转让标的指周惠民实际拥有的鑫名公司24万股股权，目前仍在周鸣名下，约占鑫名公司注册资本4%；周惠民再次同意按本协议的条件及价款完全地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标的股权的所有权利及义务转让给周鸣，以使周鸣享有及承担周惠民对标的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的全部义务；本协议所指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税后309600元，周鸣于2017年7月底欠将上述转让价款支付完毕；本协议经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字后生效，鉴于双方未就原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本协议生效后标的股权即全部为周鸣所有，任何情况下，周惠民不得就标的股权向周鸣或鑫名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一审中，周鸣主张应当在309600元股权转让款中将周惠民向其借款的96000元扣除，并提交了20026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叶树清的说明，载明：我叫叶树清，1938年12月24日出生，今年80岁，周惠民和周鸣都是我女婿，2018年过年的时候，周惠民当面说过他从周鸣处借的96000元，可以在周鸣付给他的股款中扣除，股权中剩余的钱付给他就可以了。周惠民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情况说明的内容有异议，叶树清已经80岁了，住在周鸣家，当时他完全是在周鸣的妻子叶玲的授意安排下去做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周惠民为反驳周鸣提交的公证书，提交叶树清的情况说明1份，载明：本人叶树清，男，1938年12月24日出生，今年80周岁，2018年7月25日本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按二女儿叶玲事先写好的底稿去公证机关写了一个关于大女婿周惠民在2018年春节对本人当面说过从二女婿周鸣处借款96000元可以从股款中扣除一事的情况说明；本人完全是按照叶玲授意所写，本人对周惠民与周鸣有关借款和股款一事从始至终毫不知情，周惠民也从未对本人说过借款与股款事宜；本人对2018年7月25日在不了解情况下就按叶玲授意在公证的情况说明声明作废。周鸣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当予以保护。关于案涉08年协议书、09年协议书、赠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结合上述协议与17年协议的内容，为周鸣与周惠民约定由周鸣将相应股权转让给周惠民并由周鸣代周惠民持有，上述3份协议的内容未损害他人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关于周鸣向周惠民出借的96000元借款是否应当在涉案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的问题。虽然周惠民在庭审中确认了借款事实的存在，但其陈述已归还该欠款，该借款关系与本案股权转让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周鸣提交的公证书与周惠民提交的情况说明相互矛盾，不能证明周惠民同意抵扣股权转让款，故在本案中该笔借款不宜抵扣，对周惠民要求周鸣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周鸣向周惠民出借的款项返还问题，周鸣可另案向周惠民主张权利。关于周惠民主张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判决：一、周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30960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周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994元，由周惠民负担194元，周鸣负担58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无误，双方当事人亦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鑫名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设立时登记股东为周鸣、叶玲、顾惠芬等12名自然人。2016年10月，顾惠芬等10自然人股东与周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鑫名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周鸣。2017年4月21日，鑫名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周鸣、叶玲二人。周鸣、叶玲系夫妻关系。周鸣、周惠民系连襟关系。二审庭审中，周鸣述称：周惠民虽未支付96000元的股权转让款，但周鸣于2008年12月31日将鑫名公司10800元股权转让给周惠民的股权转让属实；周惠民于2009年受让12000元股权后，其持有鑫名公司股权为达12万元，周鸣根据股权激励政策，与周惠民签订股权赠送协议，向周惠民同比例赠送了12万元股权；08年协议书、09年协议书及股权赠与协议签订后，因所涉24万元股权均未实际变更至周惠民名下，周鸣有权撤销赠与。周惠民述称，其在周鸣开办的公司任职到2016年2月，远超周鸣要求的2012年12月，周惠民应当享受股权激励政策，周鸣主张撤销赠与没有依据。周惠民述称，17年协议书签订时，其已以折抵工作奖励、用于家庭开支等方式向周鸣支付了96000元借款。对此意见，周鸣不予认可，周惠民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周惠民于2018年9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周鸣提出前述96000元应从周惠民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的抗辩意见。本案一审判决作出后，周鸣向一审法院提起（2019）苏0115民初15269号案件诉讼，请求判令周惠民偿还前述借款。该案尚在审理中。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二审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4份协议的效力如何；2.周鸣主张以08年借条所涉96000元从17年协议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中进行抵销扣除有无依据。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08年协议书、09年协议书、股权赠与协议、17年协议书是周鸣、周惠民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4份协议效力不受有无履行前述法律规定程序的影响，应为合法有效。前3份协议签订后至2016年10月8日，鑫名公司除周鸣、叶玲以外的股东未就该3份协议所涉股权主张优先购买权，该3份协议并无履行障碍，周鸣主张17年协议书欠缺事实基础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现周鸣已通过17年协议书确认周惠民享有诉争24万元股权的权利并确认以309600元的对价回购该部分股权，应依约履行，其主张撤销2009年12万元股权的赠与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借款关系当具备借贷合意和资金交付两个要素，且以出借人提供借款为生效要件。本案中，08年协议书签订后，周惠民未支付股权交易对价96000元，而是向周鸣出具了08年借条，载明借款用于购买股权，但周鸣未实际向周惠民提供借款，且周惠民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周鸣偿还该款，故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关系，周惠民欠付周鸣96000元的性质实为股权转让款，该欠款与17年协议书项下周鸣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属于同类性质，周鸣主张行使抵销权并无不当。周惠民主张前述96000元属于单独借款关系的意见不符合整体案件事实，本院不予采纳。17年协议书的内容是双方就诉争24万元股权交易及对价的进行约定，其明确表明24万元股权的对价为309600元，未明示该款是扣除2008年96000元股权转让款后的交易价格，故依法不应认定双方签订17年协议书时已对诉争96000元股权转让款处理完毕。08年协议书签订后，周惠民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所涉股权亦未实际过户，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持续至17年协议书的签订，加之综合考虑诉争股权转让和赠与具有对周惠民2016年之前的任职期间进行股权激励的性质和双方之间具有较近的亲属关系等因素，本院对周惠民主张诉争96000元股权转让款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认定周鸣以其08年协议书项下债权于2017年7月底与其17年协议书项下债务抵销后，尚需向周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213600元（309600元-96000元）。综上，周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但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16558号民事判决；二、周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周惠民支付股权转让款21360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周惠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94元，由周鸣负担4101元，由周惠民负担18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944元，由周鸣负担4101元，由周惠民负担1843元（该款已由周鸣预交，经双方同意，由周鸣向周惠民支付本判决确定的款项时直接进行抵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朱愿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