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刑初255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时仲，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汉族，高中文化，个体经营，住永嘉县。因本案于2018年5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鲍晓忠、周晚霞，浙江嘉瑞成（永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鹿检公诉刑诉［2019］20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时仲犯票据诈骗罪，于2019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2月25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蓝文权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时仲及其辩护人鲍晓忠、周晚霞、被害人谢某1、谢某2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公诉机关于2019年4月28日、7月31日以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同年5月27日、8月23日提请恢复法庭审理，又经上级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又因疫情防控需要，从2020年1月31日至2月19日，暂停计算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10月左右至2016年5月期间，被告人杨时仲与被害人谢某1一起合作支票质押借款生意。二人商定具体由被告人杨时仲负责介绍、收取借款人提供的支票及借款承诺书，再转交给被害人谢某1，杨时仲按支票票面金额1%收取介绍费，谢某1在收到支票及承诺书后，按照6%-7%月利率扣除总利息，将出借款转账给借款人。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杨时仲多次对被害人谢某1谎称胡某、刘某2等人需要借款，伪造“借款人”签字和承诺书，并使用广州市增城XX纽扣店、广州XX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空白支票，盖上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印章，将上述伪造的支票或其他空头支票提供给谢某1，诱使被害人谢某1、谢某2向杨时仲本人银行账户或其控制的“借款人”银行账户转账，陆续骗取被害人谢某1资金共计7458990元（人民币，下同）、被害人谢某2资金共计966620元。经查，被告人杨时仲提供给被害人谢某1支票共计75张，其中至少有33张系伪造或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至少有2张系空头支票。 2016年5月底，被告人杨时仲在被害人谢某1发现上述支票无法兑付之后，陆续向谢某1转回458450元。 对于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杨时仲的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予以处罚。 被告人杨时仲对指控的基本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辩解其因无法归还谢某1的借款而谎称与谢某1合作支票质押借款生意，骗取的钱款没有那么多。 辩护人鲍晓忠、周晚霞辩称：1、关于被告人杨时仲的犯罪金额。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金额中应剔除：（1）杨时仲介绍李某3、李某1、朱某等人向谢某1借款，杨时仲不知道他们提供的支票是否系伪造；（2）关于李某3、朱某部分，谢某1当庭确认李某3、朱某系自行向其借款，与杨时仲无关；（3）关于钟某部分，钟某确认系朱某要求其收款，故与杨时仲无关；（4）《审计报告》中载明的现金交易、转账给刘某琼以及通过李某3转给他人的金额。经谢某1确认2016年5月7日之后的支票未兑现，而2016年5月7日之后出票的支票最早银行记录为2016年1月22日至最终交易时间2017年3月4日，双方银行往来交易差额为158万余元。故被告人杨时仲的犯罪金额应认定为158万余元，再扣除案发前已被追回的款项计算。 2、公诉机关认定杨时仲构成票据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谢某1与杨时仲等人存在高利借贷关系，谢某1明知借款时账户内没有资金，涉案支票仅是杨时仲以承诺或者质押的方式提供的担保，并非普通票据，没有直接获取票据设定利益，故杨时仲的行为不属于票据诈骗罪中的“使用”，杨时仲不存在票据诈骗行为。（2）承诺书约定如果无法兑现就要全额清偿并赔偿损失，故谢某1在出借时可能就知道支票存在虚假，对于谢某1来说只要到期还款即可，支票虚假与否都一样，故谢某1不可能被诈骗。而杨时仲获取支票借款后就用于偿还谢某1之前的借款，目的在于拖延还款而不是非法占有，故杨时仲没有票据诈骗的主观故意。 经审理查明，2013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杨时仲向被害人谢某1高息借款，因无力归还借款本息，2015年10月左右被告人杨时仲向谢某1提议合作经营支票质押借款生意。二人商定具体由被告人杨时仲负责介绍、收取借款人提供的支票及借款承诺书，再转交给被害人谢某1，杨时仲按支票票面金额1%收取介绍费，谢某1在收到支票及承诺书后，按照6%-7%月利率扣除总利息，将出借款转账给借款人。至2016年5月期间，被告人杨时仲多次对被害人谢某1谎称胡某、刘某2等人需要借款，伪造“借款人”签字和承诺书，并使用广州市增城XX纽扣店、广州XX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空白支票，盖上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印章，将上述伪造的支票或其他空头支票提供给谢某1，诱使被害人谢某1、谢某2向杨时仲本人银行账户或其控制的“借款人”银行账户转账，陆续骗取被害人谢某1资金共计6165690元、被害人谢某2资金共计966620元。经查，被告人杨时仲提供给被害人谢某1支票共计70张，其中至少有33张系伪造或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至少有2张系空头支票。 2016年5月底，被告人杨时仲在被害人谢某1发现上述支票无法兑付之后，陆续向谢某1转回458450元。 2018年5月17日10时许，被告人杨时仲在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被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被害人谢某1、谢某2的陈述、证人朱某、胡某、钟某、李某1、刘某1、李某2、刘某2、钟某钗的证言、人员辨认笔录、提取笔录、银行交易记录、接受证据清单、借条、借款借据、财务专用章及法人印某、银行流水账单、承诺书、支票统计表、承诺书统计表、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调取证据清单、微信账户照片、支票截图、开户许可证、账户信息、预留印鉴卡、资金去向图、账户对账单、扣押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录像、情况说明、情况反馈、回执、说明、到案经过、身份信息等。 关于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1、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害人谢某1明知支票虚假，不可能被诈骗的意见。经查，被害人谢某1的陈述，证明其于2010年左右认识同做服装辅料批发生意的杨时仲，杨时仲于2013年开始向其借款，2015年11月左右，经杨时仲提议双方合作支票质押借款生意，因支票出票日期延后是广东的惯常做法，故其确认过支票纸张的真实性后相信了杨时仲，2016年5月，杨时仲一再拖延还款，6月，其拿支票去银行取款被银行告知支票出票人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杨时仲才承认支票都是假的，其被骗1300余万；被害人谢某2的陈述，证明其通过谢某1出面与杨时仲合伙，最后才知道转账支票是假的，其被骗96万余元，谢某1被骗1200余万。本院认为，二被害人出于对杨时仲的信任，确认过支票纸张的真实性，因而相信支票真实，相信出借的资金可以在支票到期后获得还款，才陆续出借巨额资金，二被害人系在杨时仲一再拖延还款后到银行提现才得知支票虚假。如果被害人明知支票虚假，出借的资金没有还款保证，按常理也不可能出借巨额资金。因此，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证的事实及常理不符，不予采纳。 2、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时仲的目的在于拖延还款，没有非法占有的意见。经查，审计报告及补充说明，证明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谢某1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杨时仲的款项为344.42万元，杨时仲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谢某149.62万元，两者相抵结余金额为294.80万元，其中2015年1月1日，杨时仲向谢某1转账汇款14万元；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4日期间，除谢某1、谢某2支付给杨时仲购买支票金额851.12万元以外，谢某1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杨时仲956.20万元，杨时仲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谢某1的款项为1176.77万元，两者收支差额为220.57万元。鉴于二次审计分别进行，2015年1月1日杨时仲汇款14万元出现重复，合计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4日，除谢某1、谢某2购买支票的851.12万元外，谢某1汇给杨时仲的款项为1300.62万元，杨时仲汇给谢某1的款项为1226.39万元，差额为74.23万元。根据被害人谢某1的陈述，杨时仲于2013年开始向其借款，陆续有还款，2015年10月左右开始合作支票生意，很少再有借款，2016年5月7日之前到期的支票，要么杨时仲已兑现，要么杨时仲给其新的支票兑换到期的支票。被告人杨时仲供认因无法归还借款而伪造支票骗取谢某1的资金。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时仲于2013年开始向谢某1借款，因无力还款而从2015年10月左右开始采用伪造支票等方式从谢某1处骗取资金，虽然杨时仲将从谢某1处骗取的资金用于归还前期借款，但至2017年4月，除指控的用支票骗取的资金851万余元未归还之外，还有70余万元尚未归还。杨时仲在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伪造支票从被害人处骗取巨额资金且无法偿还，故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其将骗取的资金用于归还前期骗取的资金或借款，也是为骗取被害人信任从而骗取更多资金。因此，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3、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时仲以支票为质押的行为非票据行为，故不存在票据诈骗行为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刑法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属于票据诈骗行为。经查，被告人杨时仲交给谢某1的支票或系其伪造，或与预留印签不符，或空头支票，从而骗取被害人资金，其行为属于使用票据的行为，应认定为票据诈骗行为。 4、关于被告人杨时仲票据诈骗数额的认定。 （1）关于谢某2被骗的金额。经查，被害人谢某2的陈述，其通过谢某峰、谢某聪的银行卡转账给其弟谢某1，由谢某1出面向杨时仲购买四张支票，分别是2016年3月14日支出238020元，3月28日支出345600元，5月5日支出242000元，5月10日支出141000元，合计966620元，其每次都与杨时仲确认过，杨时仲都提供了承诺书，除此之外，其与杨时仲没有其他的经济往来，也不认识李某3、钟某等人。审计报告，证明谢某2通过谢某峰、谢某聪转账给谢某1，由谢某1转账给杨时仲、钟某、胡某、李某3账户共1041220元，另有现金给付11000元。被告人杨时仲供认，承诺人为钟某、胡某的承诺书系其伪造，承诺人为李某3的二张承诺书也是其伪造。支票、承诺书，证明杨时仲提供的广州XX纺织公司、广州XX服装公司、广州增城XX制衣厂的支票，以及承诺人为李某3、胡某、钟某的承诺书。银行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支票存在伪造或印鉴与预留不符等情况。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杨时仲伪造支票、承诺书骗取被害人谢某2钱款的事实。鉴于被害人谢某2均系通过其弟谢某1向被告人杨时仲进行转账，而谢某2与谢某1之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被害人谢某2被骗金额以其陈述的966620元予以认定。公诉机关对该部分的指控，本院予以支持。而关于辩护人提出汇到钟某账户的27万余元，因钟某确认系朱某要求其收款，故与杨时仲无关的意见。经查，证人钟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账户收到的该笔27万元款项是朱某叫其帮忙转一下；证人朱某证言笔录，证明该笔钱是杨时仲打电话跟其说有笔钱汇款到钟某名下账号，让其将钱转给他，其就让钟某汇款给其，因杨时仲欠其钱，故其要求杨时仲先还其十万，剩下的钱都汇给了杨时仲；账户对账单，证明上述钱款往来的情况；被告人杨时仲供认该笔钱款对应的落款为“钟某”的承诺书系其伪造。因此，辩护人提出汇到钟某账户上的27万余元与杨时仲无关的意见，不予采纳。 （2）关于谢某1被骗的金额。公诉机关指控使用伪造的支票骗取谢某1转账7458990元。辩护人提出指控金额中转账给李某3的500000元、81500元、40800元、转账给朱某的129000元、264000元、转账给刘某琼的258000元以及现金给付的20000元，出票日期在2016年5月7日之后的转账金额，均不应计入犯罪金额。经查，审计报告，计算出谢某1被骗金额为7458990元，转账到李某3账户的汇款三笔，分别为500000元（对应的支票为广州XX纺织公司，票号为28266785）、81500元、40800元，转账到朱某账户的二笔，分别为129000元、264000元，转账到刘某琼的一笔，为258000元，另有20000元系现金给付；被害人谢某1的陈述，证明2015年10月左右，二人合作支票质押借款生意，2016年5月7日之前到期的支票，杨时仲或兑现或用新支票替换，5月31日其发现杨时仲给的是假支票，其共被骗一千余万，审计报告中转账到李某3账户的是李某3的借款，转账到朱某帐户的是朱某借款，转账到刘立琼账户的258000元，是朱某签字担保；证人李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上述转账到其账户的500000元系其替杨时仲向谢某1所借；被告人杨时仲对汇款到其账户的钱款系其诈骗所得无异议，并供认上述500000元系其自己通过李某3向谢某1借用，但称其他汇款到其他人账户的钱款与其无关；银行出具的说明，证实28266785号支票编号系被告人杨时仲的广州XX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申领。本院认为，关于审计报告中转账到李某3账户的81500元、40800元、转账到朱某账户的129000元、264000元、转账到刘某琼账户的258000元，被告人杨时仲辩解该五笔汇款与其无关，而被害人谢某1陈述上述汇款系李某3、朱某向其所借款项或是朱某担保的他人借款，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上述款项共773300元系被告人杨时仲向谢某1骗取，故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而审计报告中所列的谢某1以现金方式给付杨时仲的20000元，除谢某1的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也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辩护人提出上述汇款金额应予扣除的意见，予以采纳。而关于转账到李某3账户的500000元，对应的支票系广州XX纺织公司，票号为28266785，但该支票编号系杨时仲的公司申领，但票面印鉴却为广州市XX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加盖的“龙光”印章根据杨时仲供述系其找人刻制，故可认定该支票系杨时仲伪造，因杨时仲供认该500000元系其借用，故该笔钱款应认定为被告人杨时仲的犯罪金额；根据被害人谢某1陈述，因杨时仲拖延还款，其于5月31日才知道支票有假，故在5月中旬受杨时仲欺骗继续转账购买支票。被害人谢某1的上述解释合乎情理，可予采信，其于2016年5月中旬基于伪造的支票向杨时仲账户的转账金额仍应认定被告人杨时仲的犯罪金额。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综上，谢某1被骗后转账给杨时仲的金额应认定为6665690元，因2016年5月底，杨时仲陆续向谢某1转回人民币458450元，该金额系在案发前返还，应在诈骗犯罪数额中扣除，故被告人杨时仲骗取谢某1钱款应认定为6207240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时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支票而使用、签发空头支票、签发与银行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他人财物共计717386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基本事实成立。鉴于被告人杨时仲当庭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人建议判处被告人杨时仲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十三年，并处罚金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时仲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2029年5月16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杨时仲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7173860元，返还被害人谢某16207240元，返还被害人谢某29666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翁欣宇 人民陪审员  郑 翌 人民陪审员  徐怀枫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郭韦玮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以上五十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款、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