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6471号原告：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东路1号院5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杨海峰，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晓，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4号楼13层。法定代表人：陈有钧，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佳丽，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择、施晓，被告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佳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数据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截至2020年1月16日的税率损失共计1260144.97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有六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2017-LX0000001270-001-001、2017-LX0000001270-001-002、2017-LX0000001270-001-003、2017-LX0000001271-001-001、2017-LX0000001271-001-002、2017-LX0000001271-001-003。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相应款项，被告为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原适用17％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6％。《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上述规定施行后，被告将其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进行了相应调整，但却将增值税以外部分的租金金额部分进行了增加。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实际变更了合同价格，向原告额外收取了租金，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融资租赁合同》附件一《特殊约定》第4.3条约定：若国家对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税务制度进行调整或修订，本合同及《委托购买合同》和／或《买卖合同》项下租赁物发票及租金发票开具安排按届时有效的税务制度相应调整。上述约定表明：在遇到国家税务制度调整时，资金发票安排应按照届时有效的税务制度相应调整。也就是说，税率发生变化时，租金发票的税率也应相应变化，但销售额不应变化。被告在国家税务制度发生变化后，违反《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根据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原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应税率损失。被告中建投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一，签订的6份诉争合同项下的每期租金均是按照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不因税率变化而调整。诉争合同项下的租金系含税总价，仅受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影响，不因税率的变化而调整。6份诉争合同的附件一《特殊约定》第2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其中的2.2条均约定了是按照等额本金、季度末付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具体而言，每期租金等于每期租金本金加上每期租赁利息，每期租赁本金为合同项下约定的某个具体数额，该数额系固定的金额，每期租赁利息等于剩余租赁本金*租赁年利率/4。《特殊约定》项下的2.4条，也都约定了租赁利率的计算方式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3至5年（含5年）期贷款利率上浮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指导利率进行调整时，该利率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可见各期租金都是按照约定的计算公式计算所得，其仅受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影响，不因税率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同时，合同虽然没有明确约定上述租金是含税价，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基于双方过往的交易和发票开具的情况，都可以证明双方均认可合同项下的租金是含税价。另外，诉争合同的4.7条也约定了：租金不因税率变化而调整，合同里面明确写到本合同所约定的租金等乙方（即数据公司）应付款项的支付义务是无条件的，乙方不得以经营不善等乙方原因、与供应商纠纷等第三方原因、租赁物不能正常使用灭失、损毁等租赁物原因、国家政策调整/政府行为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要求迟延支付或者进行减免。可见合同已经明确约定原告无权以国家政策调整为由，要求减免租金，即使税率发生调整，原告仍应按照合同约定规定的租金期数、金额及支付时间按期足额支付租金。第二，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因税率变动所产生的增值税差额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及合同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诉争合同项下交易的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是被告。因此，税率调整而产生的任何纳税义务变化均与原告无关，所以其主张税率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双方签署的合同均没有任何条款约定在增值税率下调时税率损失属于原告的损失，也没有约定需要由被告对此给予补偿。第三，原告主张增值税下调则租金总价需要下降，不利于交易顺畅稳定，也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在中国交易实践中，除非另有明确约定，一般都是采用销项额加销项税合并定价的方式予以定价，这有利于固定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原告主张增值税下调，所以总价需要下降，那么是否全国的各项交易定价是否均需下调？此举必然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交易稳定顺畅，不符合交易习惯。第四，六份合同均没有约定在国家对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税务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的情况下，被告有义务调整租金，而仅仅是规定了被告应该按照调整后的税务制度向原告开具租金发票。因此，原告引用合同附件一《特殊约定》项下4.3条的规定是片面的。这条规定恰恰证明被告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率为原告开具发票，符合合同的约定。第五，合同履行过程中，每期租金都由原告主动支付。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对租金金额如有异议，完全可以不支付有争议的部分。然而原告在支付了租金后，又主张被告多收取租金，实属逻辑混乱、前后矛盾，有违诚信原则。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数据公司（乙方）与中建投公司（甲方）签订有六份《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2017-LX0000001270-001-001、2017-LX0000001270-001-002、2017-LX0000001270-001-003、2017-LX0000001271-001-001、2017-LX0000001271-001-002、2017-LX0000001271-001-003。上述六份合同除租赁物、租赁期限及租金数额、利率、保证金、租赁手续费等具体金额外，其他主要条款均一致。《合同》4.7条约定：“本合同所约定的租金等乙方应付款项的支付义务是无条件的，乙方不得以经营不善等乙方原因、与供应商纠纷等第三人原因、租赁物不能正常使用/灭失/毁损等租赁物原因、国家政策调整/政府行为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要求迟延支付或者进行减免”。9.13条约定：“因租赁物本身及其设置、保管、维修、维护、保养、使用及租金的交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税款（包括由于国家新开征税种所应交纳的税款）均由乙方承担。”19.4条约定：“双方确认，甲方除支付因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自行缴纳的税款外，因租赁物购买及其保管、使用、设置、重置、修复、转移及租金的交付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税款（包括此后国家新开征的税种）由乙方承担并按时向有关部门支付…甲方对前述费用、税款的支付或缴纳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附件一《特殊约定》第2条“租金”约定以下相关内容：2.1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本金即甲方按照《委托购买合同》的约定支付给供应商的货款总额及甲方、乙方一致同意计入租赁本金的其他费用减去甲方收到的首付款…已还租赁本金＝已回收租金-已回收租金中租赁利息。剩余租赁本金＝租赁本金-已还租赁本金。上述租赁本金仅为概算金额，实际金额以甲方最终实际支付总额为准，包括甲方向供应商所支付的货款总额及甲方、乙方一致同意计入租赁本金的其他费用减去甲方收到的首付款。不论租赁本金与《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总额是否一致，甲方支付的租赁本金均视为甲方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对价。2.2本合同项下租赁利率采取浮动利率方式计算：本合同项下的租金支付方式为等额本金、季度末付租金。每期租金＝每期租赁本金＋每期租赁利息，每期租赁利息＝剩余租赁本金*租赁年利率/4。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调整之次期，前述每期租金金额发生相应调整。甲方、乙方和供应商协商同意分次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的，按实际付款时间和金额计算利息。甲方在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后，向乙方发送“租金支付表”，乙方应按照“租金支付表”的要求支付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2.4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年利率计算方式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指导利率进行调整之次期，该利率也进行相应调整。若中国人民银行停止公布指导利率的，则参考交通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执行。《特殊约定》第4条“租赁物发票”约定：4.1原则上《委托购买合同》中应约定供应商直接向甲方开具租赁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应为17%，甲方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上述发票并在收到应付的租金后向乙方开具相应额度的租金发票，乙方同意上述安排，并应协助要求供应商及时向甲方开具相应发票。如供应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低于17%，导致甲方增加的增值税税款应由承租人以额外增加租金的方式予以弥补；4.3若国家对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税务制度进行调整或修订，本合同及《委托购买合同》项下租赁物发票及租金发票开具安排按届时相应调整。编号为2017-LX0000001270-001-001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26289475元，第1至第15期租赁本金为1643092.19元，第16期租赁本金为1643092.15元；编号为2017-LX0000001270-001-002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2180000元，每期租赁本金为136250元；编号为2017-LX0000001270-001-003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2600000元，每期租赁本金为162500元；编号为2017-LX0000001271-001-001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58007950元，第1至第15期租赁本金为3625496.88元，第16期租赁本金为3625496.80元；编号为2017-LX0000001271-001-002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15524400元，每期租赁本金为970275元；编号为2017-LX0000001271-001-003的《合同》租金合计16期，租赁本金总额为26326250元，第1至第15期租赁本金为1645390.63元，第16期租赁本金为1645390.55元。另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规定，自2018年5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13％；原适用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9％。《合同》签订后，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之时，数据公司每期均按照约定按期足额向中建投公司交纳租金，中建投公司亦开具了相应金额、相应期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每张租金发票均应按照最新的税率进行了调整。据所开发票及付款明细显示，中建投公司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即数据公司每期负担的租金，没有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发生变化。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融资租赁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租金支付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数据公司与中建投公司签订的六份《融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数据公司与中建投公司均应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中建投公司是否应补偿数据公司因税率调整所产生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能否主张税率下调产生的损失，关键在于双方合同中有无对税率调整产生的影响进行约定。第一，双方在合同4.7条中明确约定，数据公司不能因国家政策调整等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要求迟延支付或者进行减免租金。本案中的增值税税率调整，属于国家政策调整的范畴，数据公司不能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要求少交租金。此外，《特殊约定》第2条已对租金的计算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该条规定，每期租金的高低仅受租赁年利率的影响，而不受增值税税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每期租金数额以及原告需要支付的租金总额，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已能基本确定，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并不影响数据公司所承担的每期租金数额。第二，《特殊约定》4.3约定，“若国家对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税务制度进行调整或修订，本合同及《买卖合同》项下租赁物发票及租金发票开具安排按届时相应调整”，该约定仅是对租金发票开具的约定，未约定租金是否应进行相应调整。事实上，国家对税务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后，原被告双方均在客观上无法继续按照原有规定开具发票。数据公司主张该条款系是对租金数额变动调整的约定，本院不予采纳。在合同无相关约定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调整时，双方仍应按照原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即数据公司仍应按照每期租金标准及支付时间支付相应租期租金，中建投公司仍应按照既定的每期租金数额为数据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现中建投公司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为数据公司开具发票，既是执行相关税法规定，也是对合同的遵守。数据公司仍按原有约定履行支付租金义务，亦是对合同的遵守。此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增值税税率调整，对原、被告双方均会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对中建投公司而言，增值税税率调整，每期租金所包含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中建投公司的营业收入。因中建投公司的销项税额即为数据公司的进项税额，对数据公司而言，数据公司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进而影响数据公司的营业成本。如增值税税率上调，中建投公司缴纳的每期租金中所包括的增值税会相应增加，进而使其营业收入降低，而数据公司会因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而降低营业成本，反之亦然。因此，增值税税率调整对原、被告双方产生的作用都是双向的。中建投公司基于国家增值税税率的下调享受了减税红利，该减税获益具有国家税收政策调整的依据。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活力。降税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而在降税前已经完成的交易，有可能无法再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同时，降税红利的释放有一个过程，部分企业会较早享受到政策红利，部分企业会较晚享受到政策红利。在租赁物买卖时，中建投公司按照当时的税率向租赁物供应商支付货款，供应商按照当时税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论是中建投公司还是供应商，均无法享受到降税对租赁物买卖而产生的红利。现数据公司主张中建投公司在收取租金时获得减税红利，而其暂时未获得减税利益，并要求中建投公司向其支付已享受的减税利益，并无合同依据，也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更不利于维护交易稳定。综上所述，数据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41元，由原告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高 亢人民陪审员  赵凯军人民陪审员  陈一爱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赵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