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女，1963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上诉人黄山明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松、常静，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8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上诉人黄山明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春松、常静，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2，男，1972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3，199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4，男，1963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某，女，197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玺、方湘臻，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郑某、黄某1、黄某2、黄某3因与被上诉人黄某4、阮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2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黄某2、黄某3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按黄某2、黄某3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二审审理期间，黄山明于2019年9月16日死亡，郑某、黄某1作为黄山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申请追加为本案上诉人。本院依法追加郑某、黄某1作为上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某、黄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上诉人所持遗嘱系遗嘱立书人黄玉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未尊重客观事实，机械套用法条；另，本案遗嘱立书人及被上诉人均非讼争遗嘱项下鼓浪屿漳州路28号房产权属人，自始无权处置。原审法院遗漏大量客观事实，草率作出错误事实认定，判决依据存在瑕疵，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黄某4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上诉人所持有的遗嘱系立书人黄玉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未尽审慎审查责任，机械适用法条，遗漏重要案情事实。上诉人持有的黄玉的遗嘱为当事人亲笔签名及加盖手印后出具的，原审法院仅以上诉人所持遗嘱缺乏见证人及代书人为由，认定本份遗嘱无效，此观点是错误的，武断的。对于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仅在第二份遗嘱的外观形式上提出质疑，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此时应当考虑的是为什么会有第二份的遗嘱出现，而不是机械的，生搬硬套的使用法律，上诉人有权力再次质疑被上诉人是否存在照顾欠妥，甚至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黄玉另立遗嘱。二、原审法院就鼓浪屿漳州路28号房产诸多客观事实及法律适用认定错误。鼓浪屿漳州路28号房产（包含4处建筑及1处临时建筑）权属人系黄聚德堂，原审法院在调查中存在重大遗漏和认定错误，如：原审法院查明黄玉在28号空地出资建设一处临时住房，而在后续分析中有认定黄玉有出资建设二处房屋（即第二幢、第三幢）；又如：原审法院认定厦门市第二幢、第三幢未进行产权登记，但根据产权证记载，28号仅有一处临时建筑未进行产权登记（详见附件一）。另外，黄玉和被上诉人系遗赠关系，而原审判决字里行间均是以继承关系予以行文，虽然上诉人注意到判决依据的法律为遗赠相关法规无误，但这种头尾相左的做法，难免让上诉人质疑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和认定上不严谨的，从而原审法院对上文所述房产诸多相关信息的错认、误认，方显顺理成章。三、无论黄玉遗嘱是否有效，其效力均不得涉及漳州路28号。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无疑是想获得漳州路28号房产，而事实上该房产既非上诉人、亦非被上诉人可觊觎之财产。黄玉所立遗嘱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其有权处置财产范围内，漳州路28号系黄聚德堂所有，黄玉作为黄氏家族成员在遵循家族规则的基础上被允许居住使用漳州路28号，但使用并不代表有权处分、出资建造临时建筑亦不代表有权处分；另观黄玉遗嘱中所提及的临时建筑，该临时建筑或由黄玉本人继续居住、或由政府拆除（承接人系黄聚德堂）、或进一步办理产权（应登记于漳州路28号产权证上），即使改变用途，亦是由黄聚德堂统一管理，而非被某个人用于处置或管理安排，正如黄聚德堂守则上所规定的，家族财产，黄氏族人可以使用，但不能处置。综上，该临时建筑没有任何可能作为黄玉的财产自行处分，更不可能对其产权进行安排。 黄某4、阮某答辩称，一、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其救济途径为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对于公证书所公证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规定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上诉人的抗辩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其即使对被上诉人基于《公证书》享有的权利有异议，也只能另案就其认为存在争议之处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二、关于本案上诉人所持有遗嘱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所持有的遗嘱属于代书遗嘱，“遗嘱”上无其他见证人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被告所持有的“遗嘱”内容为用电脑打印，不属于自书遗嘱，且“遗嘱”上无其他见证人签名，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讲，暂不论上诉人所持有的遗嘱形式，三被告在被继承人黄玉去世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其所持有的遗嘱也已失效。三、一审法院关于漳州路28号房产认定的事实正确。 漳州路28号房产有合法的权属证书，属于合法建筑，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而不动产产的权利不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占用、使用等权利，黄玉在去世前对漳州路28号房产至少享有物权法所规定使用权和占有权。退一步讲，因为本案诉讼不涉及对漳州路28号房屋的权属确认问题，本案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黄玉与漳州路28号房屋存在利害关系，黄玉有权对漳州路28号房屋进行处分。四、上诉人的诉求不涉及对漳州路28号房产的确认诉讼，目前“黄聚德堂”名下的财产众多，各财产的权利主体是否依法进行确权，以及如何确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黄某4、阮某是否为适格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同时，公证遗嘱的中关于漳州路28号房产事宜，黄玉、原告均与漳州路28号房产存在法律的关系相应关系，但至于具体黄玉、原告对漳州路28号房产享有怎么的权利，这属于原告的事宜，与被上诉人无关。黄玉对漳州路28号房产的在遗嘱中明确的处分内容为关于该房产的的居住使用权以及该房产的维护、修缮事宜，并不存在对漳州路28号房产的所有权进行直接处分的情况。漳州路28号房产的权属关系，原告有权另案提起析产的诉讼予以处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黄某2、黄某3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 黄某4、阮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签署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立遗嘱人为黄玉、继承人为黄山明、黄某2、黄某3的《遗嘱》无效；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黄山明、黄某2、黄某3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黄玉1915年6月9日出生，2018年8月31日死亡。厦门市登记所有权人为“黄聚德堂”。黄玉为黄氏后人，生前居住在厦门市，并于1993年12月经申请获批在厦门市院内空地上出资新建一临时住房，临时住房未有产权登记。 黄玉于2011年5月11日到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公证［（2011）厦鹭证内字第03465号公证书］其遗嘱，主要内容如下：“一、鼓浪屿漳州路28号第2幢（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58.57平方米），第三幢（混合结构，建筑面积249.17平方米）二处房产系本人出资建造，所有建造费用均属本人一人承担，该二处房产现登记产权人为‘黄聚德堂’，但上述房产一直以来都由我本人在管理使用，黄某4、阮某陪伴我居住在上述房产中已有十多年、在我去世以后，为避免他人对其夫妻的侵扰，本人特将鼓浪屿漳州路28号由本人出资所建的二处房屋（即第2幢，第3幢）做如下安排：在本人去世之后，上述房产仍由黄某4、阮某夫妇继续居住使用，全权负责这二处房屋的维护、修缮并负责有关祭祀事宜。若黄某4、阮某夫妇去世之后，由黄某4、阮某夫妇负责妥善安排二处房产今后的管理、使用事宜。二、在我去世之后，我的后事由黄某4、阮某全权料理。三、在我去世之后，本人遗留的饰物乃至其他属于我本人所有的全部合法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各项有关财产权利等），均由黄某4、阮某夫妇共同继承。以上房屋、财物任何其他人不享有继承权，无权干涉分配。”黄玉于2018年8月31日死亡，黄某4、阮某于2018年10月30日在《厦门日报》登报公告接受黄玉在（2011）厦鹭证内字第03465号公证遗嘱内作出的全部遗赠。 另，黄玉2018年2月5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放射诊断报告单记载：“临床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呼吸时胸痛”。 对于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被继承人黄玉生前于2011年5月11日立下遗嘱，黄玉在该份遗嘱里明确表明其去世后，其所有的合法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各项有关财产权利等）均由黄某4、阮某夫妇二人共同继承，该份遗嘱系黄玉真实意思表示，形式上亦经公证处公证，黄玉去世后，黄某4、阮某亦于两个月内明确作出接受黄玉全部遗赠的表示。因此，黄某4、阮某系黄玉的合法继承人。虽然黄玉的该份遗嘱里有专门提到厦门市第2幢、第3幢房产的处理问题，目前厦门市登记于黄氏先祖设置的机构“黄聚德堂”名下，至今未进行继承析产。厦门市院内黄玉另建的第2幢、第3幢房产亦未进行产权登记。这些房屋存在争议，可能影响到黄某4、阮某最终是否能实际继承上述房产，并不导致黄玉的整份遗嘱无效，更不会导致黄某4、阮某丧失黄玉继承人的资格。因此，黄某4、阮某就黄玉的遗产继承问题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主体适格。 二、三被告所持的黄玉遗嘱的效力问题。三被告所持的被继承人黄玉的遗嘱是打印件，时间记载为2018年5月20日，上有黄玉以及黄山明、黄某2、黄某3的签名、捺印。且不论黄玉当时是否确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仅从该遗嘱形式看，该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但未有代书人和见证人的签名，不符合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中关于“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不论该份遗嘱实际处理的是哪些财产，遗嘱均缺乏有效性。 一审法院认为，黄某4、阮某作为黄玉的合法继承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黄山明、黄某2、黄某3三人提供的黄玉2018年5月20日的“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被告黄山明所提到的要在本案中确认其对案涉房屋的管理有效、合法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依法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签署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立遗嘱人为黄玉、继承人为黄山明、黄某2、黄某3的《遗嘱》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有异议部分已在上诉状陈述，黄某4、阮某认为“临时住房未有产权登记”、“厦门市院内黄玉另建的第2幢、第3幢房产亦未进行产权登记”应是未独立进行产权登记，遗漏查明上诉人在签订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代书人。双方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依据在案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如下事实：一、讼争厦门市房屋权属情况。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鼓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厦门市地号鼓7-8-1，所有权人为“黄聚德堂”，所有权性质私有，房屋状况有四幢房屋：1幢号建筑结构混合，层数三层，建筑面积1298.80平方米；2幢建筑结构砖木，层数平，建筑面积158.57平方米；3幢建筑结构混合，层数二层，建筑面积249.17平方米；4幢建筑结构混合，层数二层，建筑面积206.00平方米。二、1993年11月23日黄玉向厦门市鼓浪屿区城建局提出申请，在其原住房旁空地上扩建平房118平方米左右，1993年12月31日厦门市鼓浪屿区城建局审批签核：同意在申请地点建一临时住房面积80平方米坡屋顶沿口高度2.8米，最高点4.2米，不作产权凭证。该平房的建设由黄玉与承建方签订建房协议书，并于1994年7月房屋建成后与承建方结算工程款。三、讼争的2018年5月20日《遗嘱》是一份打印《遗嘱》，打印文字主要内容：立遗嘱人黄玉，继承人为黄山明、黄某2、黄某3。遗嘱所涉遗产内容如下：“1.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房屋（黄聚德堂）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黄奕住，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已去世，立遗嘱人与其为祖孙关系。立遗嘱人于1994年向原鼓浪屿人民证据申请建造该房屋，并由黄玉本人出资兴建。2.立遗嘱人自愿将上述房屋由本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本遗嘱未列明的继承人不享有本房屋的继承权。立遗嘱人曾做出遗嘱由黄某4夫妇继承该房屋，现将该房屋的继承权变更为本遗嘱指定的继承人。”《遗嘱》末尾立遗嘱人：“黄玉”签名及捺手印，继承人签字认可本遗嘱及内容：“黄山明、黄某2、黄某3”签名及捺手印，落款时间：2018年5月20日。上述《遗嘱》的形成，黄山明陈述：“这个是根据黄玉所说的意思手写起草了一份，口述的时候我和黄某2、黄某3都在场，当时是我记录，黄某2进行补充。写完以后我们就拿给了黄玉，过了一两天她找了我们，说同意按照起草内容打印后签字，我和黄某2就到外面文具店请人打印，手写的那份现在不见了，打印完后我们就将材料给了黄玉，她看完后让我们三个过去一起签字。”对于漳州路28号第2、3幢现谁在使用，黄山明陈述：“黄玉住在大的那一栋房产，留了一间客房给黄家其他人住，还有留了一间给黄某4住。小的那栋出租了......大的那栋我们和原告都有钥匙，主要是用来祭祖，小的那栋黄玉去世前就让我进行管理，现在还是在出租。”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黄某4、阮某的原告主体适格问题。一审法院认定黄某4、阮某就黄玉的遗产继承问题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适格的原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理由：被继承人黄玉生前于2011年5月11日立遗嘱予黄某4、阮某，遗嘱涉及厦门市第2幢、第3幢房产的处理问题。郑某、黄某1、黄某2、黄某3现持有的2018年5月20日黄玉《遗嘱》，亦涉及厦门市房产处理问题，遗嘱中写明：“立遗嘱人曾做出遗嘱由黄某4夫妇继承该房屋，现将该房屋的继承权变更为本遗嘱指定的继承人。”该《遗嘱》涉及黄某4、阮某的权益，与黄某4、阮某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黄某4、阮某提起确认该《遗嘱》无效的本案诉讼，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郑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持有的2018年5月20日黄玉《遗嘱》是否有效。1.从《遗嘱》设立形式评析。讼争《遗嘱》全文是电脑打印生成，非黄玉本人亲笔书写，落款有“黄玉”手写签名和捺印，是打印《遗嘱》。是否为黄玉自书打印遗嘱，根据庭审中黄山明陈述，遗嘱是根据黄玉所说的意思手写起草了一份遗嘱，并将内容打印。但该事实仅有黄山明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故讼争《遗嘱》不能认定是黄玉自书打印遗嘱。《遗嘱》是黄山明和黄某2在外请人打印形成，应认定为代书打印遗嘱，其效力应与代书遗嘱相同，应属代书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遗嘱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和有效条件设立遗嘱，才能于遗嘱人死后发生执行效力。郑某、黄某1、黄某2、黄某3持有的《遗嘱》，仅有黄山明、黄某2、黄某3直接利害关系签名，并无其他见证人在场见证及签名，设立的形式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无法确认《遗嘱》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讼争的《遗嘱》不具备生效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2.从讼争《遗嘱》所涉遗产内容分析。讼争《遗嘱》遗产地址为：“厦门市思明区，房屋（黄聚德堂）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黄奕住”，根据在案证据，厦门市登记于黄氏先祖设置的机构“黄聚德堂”名下，《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有四幢房屋，以及黄玉在其原住房旁空地上扩建临时用房平房一幢，该平房厦门市鼓浪屿区城建局审批签核时已写明不作产权凭证，讼争《遗嘱》的遗产指向不明确，无法确认遗产具体范围。且《遗嘱》中表述“立遗嘱人自愿将上述房屋由本遗嘱指定的继承人继承”，“上述房屋”亦未明确系黄玉申请建的平房，还是其自居住使用的房屋，无法确认继承的遗产系所有权还是使用权，《遗嘱》的继承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其效力。讼争《遗嘱》为代书打印遗嘱无论设立形式及还是遗嘱的内容，无法确认是黄玉本人的真实意愿，缺乏具备生效的有效要件，故一审法院认定黄山明、黄某2、黄某3的持有的黄玉《遗嘱》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郑某、黄某1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某、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巧铭） 审 判 员 （陈丽英） 审 判 员 （周宗良）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明 梅） 附：本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