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07行终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南河路2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斯恩，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陶晓霖，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尹爽，四川子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绵阳佰信医院,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剑南路西段43号。 法定代表人涂兴江，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黎冬，四川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绵兴东路98号。 法定代表人元方，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谢敏，绵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熊敏，绵阳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绵阳市人社局）与被上诉人绵阳佰信医院（以下简称佰信医院）以及原审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行初1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陶晓霖、尹爽，被上诉人佰信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黎冬，原审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敏、熊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佰信医院对住院病人同时开具药品种类、数量不同的电子处方、手写处方，利用手写处方以病员实际用药控制治疗成本，在HIS系统虚录未购进药品，使用电子处方虚增病员用药量、用药品种等手段报销医疗保险基金。在案涉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就佰信医院骗保行为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川兴司鉴[2017]字第003号司法鉴定，结论为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17247302.70元；2017年6月1日作出川兴司鉴[2017]字第029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为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24551754.97元。2017年12月26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向被告绵阳人社局发出绵涪检行公建[2018]01号《检察建议书》，建议对佰信医院进行行政处罚，责令退回被骗的医疗保险基金。被告绵阳人社局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绵人社监罚决字[2018]第2号《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川兴司鉴[2017]字第029号司法会计鉴定，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24551754.97元，对佰信医院作出处骗取金额3.3倍罚款，罚人民币81020791.40元的处罚。原告佰信医院不服，向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6月28日，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绵府复决字[2018]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绵阳人社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8年5月2日，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就佰信医院骗保行为又作出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为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为19848114.82元。现涉案刑事案件尚在审理中。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佰信医院对住院病人同时开具药品种类、数量不同的电子处方、手写处方，利用手写处方以病员实际用药控制治疗成本，在HIS系统虚录未购进药品，使用电子处方虚增病员用药量、用药品种等手段报销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之规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及相关法规规定对原告作出处骗取金额3.3倍罚款的处罚决定正确，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据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川兴司鉴[2017]字第029号司法会计鉴定，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为24551754.97元，并无不当。但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就佰信医院骗保行为于2018年5月2日又作出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为佰信医院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为19848114.82元；该结论认定的金额与被告据以处罚的金额基数明显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案涉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对骗取医疗保险基金金额的认定尚未完全确定，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后作出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会计鉴定足以推翻本案行政处罚依据的鉴定结论。故被告作出的绵人社监罚决字[2018]第2号《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绵府复决字[2018]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虽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其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已由2018年5月2日又作出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会计鉴定否定，对其处罚决定的罚款金额应予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绵人社监罚决字[2018]第2号《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罚款金额，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二、撤销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复决字[2018]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宣判后，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不服，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上诉。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作为处罚依据并无不当；二、因被上诉人骗保金额的认定需以涂兴江等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原审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而非撤销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三、为了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恳请人民法院以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被上诉人骗保金额为依据，判决变更上诉人的行政处罚金额。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8）川0703行初114号行政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佰信医院答辩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该依法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的鉴定意见是刑事侦查过程中形成的，其后又进行了鉴定，前后结果相差一千多万，因此，该行政处罚应当撤销。 原审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辩称: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并无其他鉴定意见书，因此就处罚作出时的证据情况来判断，其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在复议过程中，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未向复议机关告知存在一审判决书中提及的川兴司鉴[2018]039号鉴定意见书，因此复议机关在审查该案时已依法审查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并作出复议决定书，复议程序合法。本案所涉骗保金额的认定须以涂兴江等所涉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在该案尚未审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并未中止审理案件而直接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及复议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审理时，被上诉人佰信医院向法庭提交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12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因鉴定资料和鉴定方法等不同导致其先后作出的四份鉴定意见书结论不同。 经二审审理另查明，2018年12月，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受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佰信医院涉嫌骗取医保基金再次进行了补充鉴定，于2019年出具川兴司鉴[2019]字第077号鉴定意见书。现该刑事案件已上诉，正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其他事实和证据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所依据的事实发生变化后，该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是否应当撤销或变更。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绵人社监罚决字[2018]第2号《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的是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川兴司鉴[2017]字第029号司法鉴定意见。在行政处罚作出时虽然该依据合法有效，以其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并无不当，但被上诉人佰信医院所涉刑事案件在侦查和审理过程中又进行了补充鉴定，由此产生了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鉴定意见和川兴司鉴[2019]字第077号司法鉴定意见，其后作出的两份鉴定意见就被上诉人佰信医院骗取医保基金金额作出了新的认定。无论是川兴司鉴[2018]字第039号司法鉴定意见，还是川兴司鉴[2019]字第077号司法鉴定意见认定的骗取医保基金的金额均明显低于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金额基数。由此可见，四川兴瑞司法鉴定所川兴司鉴[2017]字第029号司法鉴定意见已被上述两份新的鉴定意见推翻，导致本案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所依据的事实发生变化。故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作出的绵人社监罚决字[2018]第2号《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原审被告绵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绵府复决字[2018]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虽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但其认定违法金额所依据的鉴定意见已被其后的鉴定意见予以否定，导致该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因被上诉人佰信医院所涉刑事案件尚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其骗取医保基金的金额有待生效判决确定，现目前仍不具备直接变更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故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请求法院变更行政处罚金额尚不具备裁判时机，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可待被上诉人佰信医院所涉刑事案件生效后依法另行作出行政处罚。 综上，上诉人绵阳市人社局所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幽 审 判 员  向 茜 审 判 员  严皓月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冯小娇 书 记 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