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02民初18704号 原告:王松启,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泌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沂蒙北路1号环球国际2010室。 法定代表人:王祝云,执行董事兼经理。 被告:乐建斌,男,198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昌县。 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山东达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松启诉被告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搭档公司）、乐建斌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该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鲁1702民初3410号民事裁定：“被告酒搭档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处理”。本院接受移送，于2019年12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松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伟，被告酒搭档公司及乐建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松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2018年8月5日签订的《酒搭档授权代理协议书》;2、判令二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4万元、货款268883.24元；3、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业务员支出损失91000元;4、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受损90万元;上述各项合计1280883.24元；5、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5日,原告与广州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酒搭档授权代理协议书》,该协议落款盖有该公司印章,乐建斌在没有给原告出具任何授权证明的情况之下,在授权代表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声称:“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2018年10月26日,广州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该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公司所经销的产品“广药集团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酒搭档。酒前酒后植物饮料”，在贵州省贵阳市级代理商，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8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约定的首批购货金额35万元,市场保证金8万元,乙方年度销售任务为10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产品价格体系及结算方式、定金的收取、货款支付及订货方式、交货运输仓储、代理商级别及年任务政策;合同附件第七页对省会级代理商的利益返点约定为“每年销售任务为100万元,期限为3年期的返点货款总额的30%”。合同生效之后,原告租赁了仓库,依约支付了保证金和首批货款35万元。可被告收到原告35万元首批货款后,只给原告发来了100089.6元的货物,扣除补贴货款18972.84元,实际发货价值81116.76元,余下268883.24元的货款却至今拒不给原告发货。双方合同第七条第三项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货款后,按照双方确定的订单30个工作日内将货品发到乙方所在地”。现被告公司收到原告首批货款后,不按约定全部发货的行为构成违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根据法律规定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为解除合同事宜,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依法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裁判,支持原告诉求! 被告酒搭档公司及乐建斌共同辩称，一、原告诉求1要求解除酒搭档授权代理协议的诉求及事实陈述与事实不符。首先，原告与我公司签订合同系真实的意思表示,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违约;其次，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提出我公司拒不发货违约在先与事实不符,按照合同第七条之约定，是我公司按照与原告双方确认的订单发货,在我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给原告发完首批货物后,原告迟迟不再发第二批货单供我公司确认发货；再次,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没有提交任何关于向我公司催促发货或我公司拒不发货的证据,相反，我公司为了能够继续履行合同，于2019年5月18日向原告发出了催促提货的通知。二、原告诉求2要求二被告承担退还保证金和货款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我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违约的地方,反倒是原告并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应支付的市场保证金8万元只支付了4万元;其次，原告声称“乐建斌在没有任何授权证明的情况之下在授权代表处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声称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并据此要求乐建斌承担连带责任。乐建斌是酒搭档公司的公司员工,在合同授权代表人处签字属于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由酒搭档公司承担。同时，原告及酒搭档公司都在合同签字盖章以及后续的合同履行，视为对乐建斌代理行为的确认。原告也没有就乐建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提供任何证据。三、原告的诉求3和4将损失和经营成本混为一谈。首先，原告作为我公司的经销商,聘用业务员是为了开拓市场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是正常的商业投入,属于合同履约过程中所必要产生的成本,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损失。其次，原告诉求4中的可得利益损失被告无法认可,原告既没有证明原告有违约行为,也没有证明90万的可得利益损失的范围和计算方法,也无法证明其可得利益损失和我公司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三，原告的诉求3和4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乐建斌不予认可。综上,请求法院依法调查,驳回原告的诉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一、授权经销合同10页,证明原、被告签订了授权经销合同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经销期限、年销售额、预期利益等;乐建斌在合同上签字；二、代理定金收据、工商银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回单各一张,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被告方定金和首批购货款共计39万元,其中包括4万元定金和35万元首批购货款；三、送货单一张,证明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收到原告35万的首批发货后,只给原告发送了81116.76元的货物；四、被告公司文件和关于对2018年9月20日之前经销商所有发货的补贴通知,证明2018年9月23日,被告对发货价的调整及对已发货的补贴标准,与证据三共同证明被告实际发货值81116.76元;五、被告关于要求立即提货及逾期提货自动解除合同的通知，2019年5月18日被告发出的通知,证明该通知是被告在自己严重违约的情况下,企图把责任转嫁给原告方出具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通知中用到的“提货”与双方合同约定的“发货”是相悖的。六、贵州聚缘丰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工资表7张,证明原告为履行合同聘请铺展市场业务员，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工资共计91000元。七、贵州聚缘丰商贸有限公司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原告为履行合同注册公司的事实。八、授权书的复印件一份,涉案产品生产方或有权销售方出具的授权书,证明被告有权销售涉案产品的最后期限是2019年6月30日,而合同约定期限至2020年8月5日,也证明原、被告签订合同中被告欺诈原告。被告在广州被多家起诉、多家投诉至工商局,个别类似于原告的代理人得到之后转到朋友圈里,才知道被告公司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被告注册办公地从广州转移到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我起诉的当天2019年6月25日，被告又转移到临沂市兰山区。2019年5月18日在解除通知书上盖的章还是广州的,但是在这个时间被告已经改为现名了。 二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一中无法体现原告主张的预期利益的事实,乐建斌是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字,是代理行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供的转账电子回单付款户名为王超,无法证明王超和原告的关联,及原告付款的事实;对证据三、四无异议；对证据五,与原告的诉求相违背,可以证明原告违约在先,酒搭档公司催促原告提货的事实。对证据六,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并没有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无法证明上述员工是否在该公司上班的事实,更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七,没有异议;对证据八,真实性有异议,该授权书为复印件,原告取得的方式及时间存疑,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存在欺诈的事实。 原告的反驳意见为：对证据一,关于无法体现可得利益,这一点我们认为可得利益体现在合同附件的第7页,约定省级代理、省会级代理年销售为一百万元,年返利30%,在加之涉案合同期限为3年,计算结果合同履行完毕原告能得到90万元的利益,这个利益是签订合同中双方有明确约定,都可以预见的事实。关于乐建斌的代理行为,乐建斌是挂靠酒搭档公司签订的合同,虽然在授权代表处签字,但并没有出示酒搭档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也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乐建斌就是酒搭档公司的员工。对证据二,王超是王松启的妻子,王超是代表王松启交纳的,王松启起诉带来的是查询原件;针对证据五,被告认为原告违约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原来合同约定的是“发货”，被告后变为“提货”，可见被告欲转嫁违约行为;对证据六,工资表上的这几个员工都是原告为履行合同拓展市场业务而特意招聘的,且都有自己的签名和联系方式等真实的信息。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对证据的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5日，原告王松启（乙方）与广州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酒搭档授权代理协议书》，并加盖该公司公章，乐建斌在授权代表处签字。该协议约定原告自2018年8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为酒搭档公司所经销产品的贵州省贵阳市一级代理商，并约定了首批购货金额35万元，市场保证金8万元，乙方年度销售任务为100万元，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产品价格体系及结算方式、定金的收取、货款支付及订货方式、交货运输仓储、代理商级别及年任务政策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合同的第七条第三项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货款后,按照双方确定的订单30个工作日内将货品发到乙方所在地”。2018年7月2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8万元，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收据一张，并加盖了“广州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公章。后原告又向被告转账31万元，以上共计39万元，其中定金为4万元，首批购货款为35万元。2018年8月2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货物并出具了《送货单》一张，送货单中包括货物红罐价格为91.2*384=35020.8元，金罐的价格为139.2*252=35078.4元，蓝罐211.2*142=29990.4元，共计发货价值为100089.6元。2018年9月23日，广州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发布补贴通知：红罐单箱补贴24.11元，24.11*384=9258.24元，金罐补贴38.55元,38.55*252=9714.6元，共计补贴款为：18972.84元。酒搭档公司给原告发货的实际价值为81116.76元。2018年10月26日，广州市酒搭档饮料销售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被告公司收到原告首批货款后,未在30个工作日内按约定全部发货给原告。后双方发生合同纠纷，双方交涉未果，原告遂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主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举证，并经庭审调查等予以认定，相关证据均已收集、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原告王松启与被告酒搭档公司签订授权经销合同，被告酒搭档公司授权原告作为代理商代理销售饮料，双方的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王松启按照合同约定将首批货款汇至被告处，被告酒搭档公司在收到原告首批货款后，应当按照双方合同第七条第三项的约定履行发货义务：“甲方在收到乙方全部货款后,按照双方确定的订单30个工作日内将货品发到乙方所在地”。被告酒搭档公司在发货期限逾期后，长期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构成合同的根本违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王松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由被告酒搭档公司返还业务保证金及剩余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理由合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酒搭档公司辩称原告王松启逾期拒不提货构成违约，没有合同依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双方合同在首部及尾部约定的当事人甲乙双方为被告酒搭档公司和原告王松启个人，被告乐建斌在被告酒搭档公司落款处“授权代表人”方位签字，明显处于授权经办人的地位，可以认定被告乐建斌是被告酒搭档公司的具体业务经办人，其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被告酒搭档公司承担。原告对被告乐建斌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数额。被告长期持有原告剩余货款，应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基本利息损失。原告为了准备履行合同，正常应当有组织人员、准备条件等的经营活动，明显会造成一定的直接经济损失。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其业务员工资支出损失91000元，本院对此不宜直接认定并判定，但应酌情确定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以酌定5万元为宜。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90万元，是对预期全部盈利理想状态的计算，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被告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与原告王松启于2018年8月5日签订的《酒搭档授权代理协议书》； 二、被告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给原告王松启合同保证金4万元、剩余货款268883.24元，共计308883.24元，同时赔偿给原告该款被占用期间的基本利息损失（以308883.24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 三、被告山东酒搭档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给原告王松启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 四、驳回原告王松启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王松启对被告乐建斌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164元（已减半），由原告王松启负担5864元，被告酒搭档公司负担23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培亮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玉萍 书 记 员 韩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