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秀平，女，197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子腾，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琳琳，女，1978年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瑞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伟玉，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秀平因与被上诉人余琳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81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郑秀平上诉称：一、依法撤销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81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余琳琳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签字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1、一审法院不应将双方有争议的一份“涂改过的物流单据复印件直接作为证据认定。一审期间，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一张瑞安市昊球物流有限公司广州专线2015年4月2日物流单据的复印件，该物流单据不仅只是复印件，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物流单据上收货人原书写的是被上诉人“余琳琳”，涂改后为“高兴塔”（这是本案最具关键性的，也是被上诉人待证的唯一证据），可据工商登记显示，原公司名称为“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2013年己变更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而从该物流单据的复印件上显示的日期是15年4月2日，当时公司名称己然变更；第三，该货物是发至广州，而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实际为瑞安市。因此，该份物流单据无论从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等方面均不符合证据的三性，然而一审法院却直接将其作为证据使用，不符合法律的规定。2,余海勇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询问笔录不能当作证据余琳琳与余海勇系姐弟关系，其二人均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双方既是近亲属又是利害关系人。鉴于其与余琳琳关系特殊，又因现在公司负债累累，相应财产也己处置殆尽，其有理由将本案余琳琳的个人债务认成企业债务，为帮助余琳琳借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其个人债务。更何况余海勇在作询问笔录前就曾说过“公司是有限公司，现在也没有资产，大不了宣告破产，我再成立其他公司，这样我们姐弟俩个人债务都不用承担。”因此，余海勇作为利害关系人，其笔录本身真实性就有待质疑，然而一审法院罔顾其身份的特殊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曲解法律条文，直接采信其所述内容，导致本案错误的判决，使得被上诉人的个人债务转移由公司承担。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余琳琳欠上诉人郑秀平货款59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置汽车配件机油滤清器，上诉人按照其要求陆续向被告供应了多批货物。后经双方结算，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60万元，被上诉人确认金额后向原告出具欠条。其个人亦于2019年4月21日通过个人微信转账的形式向原告偿还了1万元货款，尚欠59万元。被上诉人在庭审答复上诉人询问时已明确表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与原告郑秀平个人之间并无款项往来，所有向郑秀平的付款都是通过个人账户进行支付。在正常的交易习惯中，公司的购买行为应当以公司对公账户对货款进行支付，但是在多年的交易中竟完全不存在被上诉人公司对公账户的支付行为。被上诉人针对其答辩主张无法提供相应的直接证据，也无法形成了有效证据链，结合上诉人提供的由被上诉人个人出具的欠条、被上诉人个人的还款行为以及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可以证明，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无关。因此，上诉人要求被告偿还所欠货款的诉请，合法合情合理。三、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余琳琳的购买行为系其代表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购买，上诉人亦可依法向其个人主张权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隐名代理的相关规定，如当事人的行为虽属职务行为，但如果该职务行为实施时未向合同相对人明示，在交易发生时合同相对人亦不知道的，合同相对人可以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余琳琳并没有任何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的行为，因此，结合事实情况，上诉人完全有理由向被上诉人个人主张权利。即使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货物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向上诉人购买，但被上诉人以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出具欠条且注明欠款人系其本人亦构成债务转移。上诉人收取了欠条亦表示认可了该债务转移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8日作出的浙0381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余琳琳答辩称：一、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个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本案的事实，上诉人至今为止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上诉人曾经与被上诉人个人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只是一张欠条，所以说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上诉人，上诉人如果认为与被上诉人个人存在买卖关系的话应提供证据来证明。二、从现有的相关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所在的公司确认存在与上诉人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认可了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也认可了欠款的关系。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的另一个股东也认可了与上诉人有买卖关系。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的财务记载、银行汇款记录也证实了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和存在着货款结欠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托运部门的托运单，也证实了上诉人曾经与被上诉人所在的公司（高兴塔公司）托运货物的事实，这些事实均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在的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三、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只是一种职务行为，是被上诉人代表公司出具的欠上诉人的货款的凭证，并不是被上诉人的个人欠款。四、本案不存在债务转移，也不存在隐名代理的行为。郑秀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0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与理由：被告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购置汽车配件机油滤清器，2019年2月3日，经双方结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600000元，被告确认金额后向原告出具欠条。经原告催讨，被告于2019年4月21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10000元，剩余货款至今未付。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9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59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0日成立，成立时公司名称为瑞安市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2013年7月17日，变更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为余琳琳、余海勇，法定代表人为余琳琳。2012年开始至2018年间，原告郑秀平与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原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陆续发生货物买卖关系。期间，陆续支付部分货款。2015年1月11日、1月27日、2017年6月13日，余海勇通过工行账户向原告付款26457元、61560元、50000元。被告余琳琳于2018年间、2019年2月2日支付部分货款。2019年2月3日，被告余琳琳出具一份欠条交原告收执，欠条记载：“净欠郑秀平货款￥600000元，陆拾万元正（所有发票清单、欠条全部作废）截止为2019年2月3日，欠款人：余琳琳，2019年2月3日”。2019年4月21日，被告余琳琳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汇款10000元。剩余货款590000元至今未付。2019年7月24日，余海勇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认同诉争货款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主要争议为案涉货款系被告余琳琳的个人债务还是由被告余琳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2015年间，原告发送的货物收货方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前身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2015年至2019年间，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余海勇及作为该公司另一股东被告余琳琳均有向原告支付货款；余海勇在接受法院询问时也认可案涉货款系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综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余琳琳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签字，宜认定为职务行为，原告主张涉案债务系被告余琳琳的个人债务依据不足，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秀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00元，由原告郑秀平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为案涉货款系被上诉人余琳琳的个人债务还是由被上诉人余琳琳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债务。从职务行为的构成要素分析，一个具体行为要构成职务行为，一般要求一方当事人首先系法定代表人或系受法定代表人（法人）的委托，其次应该表明是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对外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再次是在履行职权授权范围内行使职务行为。从本案合同签订到具签货款欠条的事实上分析，被上诉人余琳琳虽作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与上诉人郑秀平签订买卖合同时起，从始至终均未能证明其有表明或反映其系作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名义从事买卖活动，即并未表明其是以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履行职务行为。另外，从本案的现有证据材料分析，本案事实上从合同签订到具签货款欠条，被上诉人余琳琳均是以个人的名义签署出具，作为上诉人郑秀平其在一审主张要求被上诉人余琳琳支付所欠货款，已向法庭举证由诉辩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以及由被上诉人余琳琳以个人名义出具的欠条，从举证责任分配上讲，上诉人郑秀平已完成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作为被上诉人余琳琳主张其没有与上诉人郑秀平之间存在个人的买卖合同关系，其系作为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认为上诉人郑秀平系与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其应该负有就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与上诉人郑秀平存在买卖关系进行举证，但被上诉人余琳琳均没有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据来证明上诉人郑秀平系与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并承担因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被上诉人余琳琳在一审时提供了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前身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及2015年至2019年间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东余海勇及作为该公司另一股东被上诉人余琳琳均有向上诉人支付货款、瑞安市博振配件有限公司的财务记载、银行汇款记录、托运部门的托运单等相关材料，但其中物流单据上收货人原书写的是被上诉人“余琳琳”，涂改后为“高兴塔”，而据一审案件查明事实的工商登记显示，原公司名称为“温州高兴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己变更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而该物流单据的复印件上显示的日期是15年4月2日，当时公司名称己然变更，与被上诉人余琳琳举证待证事实不相吻合；而且，如果如被上诉人余琳琳所辩称的将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作为系本案交易主体的话，被上诉人余琳琳也未能提供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作为本案交易主体在此之前存在与上诉人郑秀平进行款项往来的相关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余琳琳提供的相关材料，还不足以说明并可以排除被上诉人余琳琳以个人的名义签订合同以及其所出具的欠条系代为履行其作为瑞安市博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理人的职务行为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余琳琳辩称出具的欠条只是一种职务行为，是代表被上诉人余琳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出具的欠条，并不是被上诉人余琳琳的个人欠款，与事实不符，辩解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郑秀平上诉主张案涉货款形成的债务系被上诉人余琳琳的个人债务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郑秀平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余琳琳作为欠款人在欠条上签字，宜认定为职务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9）浙0381民初6573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余琳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支付郑秀平59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59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债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700元，均由被上诉人余琳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克谊审判员  苏子文审判员  叶 恒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