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1034号原告：李结葵，女，197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原告：张伯英，男，195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易灶群，女，195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以上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泳华，广东兆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人民东路660号。负责人：晏强。委托代理人：许幸、廖启康，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空军，男，198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委托代理人：彭志强，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公公路东侧广西玉林市强德机械有限公司场地内。负责人：周彬。被告：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城东大道佛子龙。法定代表人：李奕文。被告：高振钊，男，199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以上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勇锡，广东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分公司、刘空军、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高振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泳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市分公司（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人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廖启康、被告刘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志强、被告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以下简称永发物流公司）、被告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发运输公司）、被告高振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勇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巳审理终结。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诉称：2018年8月31日23时49分，张某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182.13mg／100mL）驾驶粤Ａ×××××号二轮摩托车沿256省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途经256省道20km+500m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从樟公路进大新路西276米路段，粤Ａ×××××号二轮摩托车车头碰撞由刘空军驾驶停放在北侧路边的的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车尾左侧，造成张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刘空军驾驶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逃逸，其于2018年9月1日00时37分报警处理，并于2018年9月1日1时07分许返回事故现场。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二刘空军负事故主要责任，死者张某负次要责任。据了解，被告三的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一处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被告四K1783挂号重型厢式半挂车在被告一处购买了商业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被告一应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赔偿范围内赔偿。被告三、四、五系肇事车辆的所有人、管理人、支配人，明知机动车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并且超载行驶，仍然让被告二刘空军驾驶该车辆并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赔偿，所以被告二、三、四、五应对事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原告认为五被告的前述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能判如所请。请求判令：一、被告一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等12.2万元；二、被告一、二、三、四、五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937885.13元；三、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以上共计：1059885.13元被告人保公司辩称：—、本案中，刘空军驾驶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超载，在肇事后逃逸，且不具备相关必备证件，严重违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答辩人仅需在桂Ｋ×××××号车交强险各分项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依法依约无需在KA2130号车商业险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1、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的第440183120180000369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刘空军驾驶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超载，在肇事后逃逸离开现场，刘空军的行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规定，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规定，刘空军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2、根据答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辆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本案中，刘空军驾驶车辆在发生事故后逃逸离开现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合同条款的约定，答辩人依法依约无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3、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者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者其他必备证书；本案涉案车辆属于营业货车，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节货运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从事货物运输必须具备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等证件，但是从案件的证据显示，未有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其行为明显违反了法规强制性规定及合同约定，答辩人依法依约无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4、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赔率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人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偿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照下列方式免赔：（二）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本案涉案车辆超载，违反法律禁止性，答辩人依法依约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免赔10%。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三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保险人将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只需履行提示义务。本案中，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的文字有加粗加黑与其他条款文字有所区别，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该险的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也提醒投保人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投保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提示书》、《投保人声明》均有投保人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的盖章确认。保险人已经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及法律后果。答辩人已经按法规规定履行了提示义务，投保人也盖章确认，保险合同及条款合法有效，应当依法适用。6、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作为货车的经营者和刘空军作为实际从事货运的驾驶员应当比普通人更加清楚从事及驾驶货运车辆需要具备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超载与逃逸，也不存在理解上的争议，一审法院若作出有利于违法者的认定，有误导货运经营者及驾驶员的倾向，让其认为没有相关必备证件也可以从事及驾驶货运车辆，且超载发生事故逃逸后也有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不必担心违法的成本，明显有违立法的原则及初衷，不利于对违法者的惩戒，不利于引导人民群众遵纪守法。且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复字第l号批复，肇事逃逸免赔的条款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也有加大逃逸者的违法成本从而促使其遵章守法的导向作用，故即使逃逸行为并不加重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也可依据合同条款免予赔偿。综上所述，由于刘空军不具有必备证件，驾驶车辆超载，在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严重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从立法本意来看，机动车是高度危险的交通工具，上路行驶对驾车者、乘客及社会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都有较大威胁，违规操作是驾驶人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而对社会极其不负责的行为，理应由驾驶者本人承担责任，否则客观上助长了这一危害行为的蔓延，与我国保险立法精神相悖。因此，刘空军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应由侵害人本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答辩人在商业三者险免除赔偿责任。二、原告应当按照农村人口计算损失。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在《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27条明确规定：“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据此，受害人为农村户口，如果要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话，必须符合两个条件：1．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2。有固定收入。但本案原告未提供受害人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的任何证据，故应当按《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农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三、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及数额应予重新核定。1、原告请求的丧葬费46784.5元过高，死者为农村户口，不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的两个条件，应当按照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农业标准37474元／年计算，即37474元／年÷12个月X6个月=18737，2、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过高，死者是农业人口，不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的两个条件，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0元／年来计算损失情况，15780元／年×20年=315600元。3、原告请求的误工费5383.4元没有依据，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原告因误工而工资收入减少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不应支持。4、原告请求的住宿费2000元没有依据，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的住宿费正规发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不应支持。5、原告请求交通费2000元没有依据，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的交通费票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不应支持。6、原告请求的精神抚慰金：根据《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贵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该条规定，被答辩人提出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与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极不相符，另，答辩人承保的的车辆只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故原告主张10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不合理，答辩人认为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为宜，并且按事故责任承担21000元。且答辩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该项赔偿。7、原告请求的被抚养人过高，标准过高，被抚养人均是农村户口，不符合按城镇标准计算的条件，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200元／年的标准计算，被抚养人有三个子女，其抚养义务人应当为三人，易灶群抚养年限计算错误，至事故发生时其64.5岁，抚养年限应当为15.5年。8、财产损失2000元没有依据，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依法不应支持。四、答辩人已经赔付给原告110000元，依法核减。五、答辩人依法依约无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该条明确规定，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2，根据答辩人与投保人签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十条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四）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该条款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的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认定合法有效。3，答辩人向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第三人给付保险赔偿金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作出，不是以侵权人的身份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不是侵权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也没有规定保险人（答辩人）应承担诉讼费用。且根据答辩人与被保险人的约定，答辩人也无需承担诉讼费，根据“约定优先于法定的原则”，答辩人也无需承担诉讼费。4、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七）律师费，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诉讼费、仲裁费……”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完全合理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审查，驳回原告无理的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及法律的尊严。被告刘空军辩称：一、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摩托车追尾，并非正面碰撞发生的，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驾驶不符合规范标准的车辆所造成的，虽然责任认定书中认定被告刘空军所驾驶的车辆有超载行为，但该行为不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二、对于交警部门认定的责任认定书认定被告刘空军存在逃逸行为，我方对此不予认可。检察院通过审查，认为被告刘空军在事发后逃逸这一事实属于证据不足，故决定不予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意见有两点：l、事发时肇事司机本人不知情，因为事故发生在视觉盲区内，肇事逃逸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才构成逃逸；2、既然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主要理由是肇事者不构成交通事故逃逸，被告刘空军在事故发生当时不知情，知道事故发生后主动报案，也没有为了逃避责任离开现场，没有肇事逃逸的主观意图。综上，那么交警部门作出的认定就失去了事实基础，我方对被告人保公司以保险格式合同约定免赔不予认可，因为本案事故较为特殊，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永发物流公司、永发运输公司、高振钊辩称：一、事故发生后被告高振钊向原告垫付了4万元；二、原告诉请的赔偿标准是否存在计算错误？是否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误工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财产损失费是否有法律依据？以上由法院核准；三、我方也属于受害者，被告刘空军是否逃逸的问颢存在争议，《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当时被告刘空军驾驶的车辆是停放在路边的，另发生事故时被告刘空军也并不知情，而是开出了一段路后才发现，然后就马上回来了，这应该区分于一般的逃逸行为；四、本案的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人保公司承担，该辆挂车已经在被告人保公司处投保了商业险，在保险条款中，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并没有在该条款中签名确认，被告人保公司也没有对免责事由的提示，而被告人保公司称保险条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提到的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现场来推定保险公司免责。该免责情况与本案实际情况并不一致，被告人保公司未尽到明确提示义务，因此应由被告人保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31日23时49分，张某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182.13mg／100mL）驾驶粤Ａ×××××号二轮摩托车沿256省道由东往西方向行驶，途经256省道20km+500m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从樟公路进大新路西276米路段，粤Ａ×××××号二轮摩托车车头碰撞由被告刘空军驾驶停放在北侧路边的的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车尾左侧，造成张某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后刘空军驾驶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离开，其于2018年9月1日00时37分报警处理，并于2018年9月1日1时07分许返回事故现场。2018年9月27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出具(第4401832018000036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空军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超载行驶，在道路上违反规定临时停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刻保护现场并抢救受伤人员，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某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夜间行驶未降低行驶速度，忽视安全碰撞停放车辆尾部，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其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人保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向原告赔付了110000元。被告高振钊向原告垫付了丧葬费42000元。2018年12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作出｛穗公增提捕字（2018）01672号｝《提请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犯罪嫌疑人刘空军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致一人死亡，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涉嫌交通肇事罪。鉴于对犯罪嫌疑人刘空军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有可能逃跑，符合逮捕条件”，拟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刘空军提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8年12月27日，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穗增检侦监不批捕（2018）755号｝《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刘空军。另查明，被告刘空军持有货运从业资格证。其所驾驶的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的登记车主分别是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被告永发运输公司。两公司具备道路运输资格，办有车辆运营证。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该保险限额为10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被告高振钊是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的所有人和支配人，以上车辆挂靠在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被告永发运输公司名下。又查明：被告(乙方)高振钊与被告（甲方）永发物流公司和被告永发运输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将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加入甲方统一管理，乙方每月缴交服务费100元给甲方，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被告刘空军是被告高振钊雇请的司机，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再查明，涉案事故受害人张某家有妻子李洁葵，父亲张伯英（1953年8月20日出生）。母亲易灶群（1954年3月2日出生）。张伯英和易灶群共生育二子一女，分别是张某、张国奔和张秀琴。其中张秀琴患有一级精神残疾。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扣押了肇事车辆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原告已提供担保。上述事实，除当事人的陈述外，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遗体火化证明、《证明》、家庭情况调查表、户口本、残疾人证、营业执照、《协议书》、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运输从业资格证、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保险单等为证。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张某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清楚，对于事故发生的成因及事故中各方的责任划分，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巳有定论，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据此酌定被告刘空军承担事故的70％责任，张某承担事故的30％责任。由于原告是张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损失，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予支持。关于保险公司在本案的赔偿责任问题，被告人保公司抗辩称涉案车辆投保的是营运性车辆保险，但没有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涉案司机没有道路从业资格证，且发生事故后弃车逃逸，违反了法规强制性规定及合同约定，答辩人依法依约无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并提供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等证据，该证据显示《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投保人签章处一栏上盖有永发物流公司的印章，并有“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责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手写体字样。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车辆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为营运性车辆，作为该车辆的登记车主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被告永发运输公司办有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运营证，被告刘空军亦持有运输从业资格证。在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也未确定为逃逸，且当时离开事故现场有其合理成份，情况特殊，不能武断地理解为保险合同中所界定的“离开”定义，因此，保险公司不能以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解释，而加重投保人的责任。本案中，即使被告人保公司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履行了必要的提示说明义务，但由于投保人及车辆驾驶人不具有免责条款中所规定的情形，故被告人保公司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关于被告高振钊与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被告高振钊与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公司签订的《机动车委托托管服务合同书》的内容可知，双方属于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高振钊和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桂Ｋ×××××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桂Ｋ×××××号重型厢式半挂车在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先由被告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部分按事故责任比例，由被告人保公司依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如仍不足，则由被告刘空军赔偿。因被告刘空军在事故发生时正在执行工作任务，故该责任由被告高振钊承担，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负连带责任。关于本案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等问题，原告主张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此提供了《工作证明》、营业执照等证据，以证明张某生前的工作情况。被告人保公司对此有异议。本院认为，公安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显示，事故发生后，张某妻子即原告之一李结葵在接受询问时反映到，张某“生前做一些散工，帮别人装一些窗帘、室内装修等”，结合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生前以非农收入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等事实。因此，按城镇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符合相关规定，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交通费等问题。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原告的误工费本院酌情按3人7天计算，由于原告没有提供相关收入证明，故其请求的误工费按事故发生时间段广州地区月最低工资的标准折算。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虽未提供相关票据予以证明，但本院考虑到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需雇请专门车辆，以及其他方面的合理开支，酌定交通费2000元。关于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院根据肇事双方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并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关于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原告请求以城镇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基础是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因扶养人丧失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导致被扶养人可以预期的生活费减少，决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或农村居民标准的因素是扶养人本身的工作、居住情况，而非被扶养人的生活、居住情况。既然张某符合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的前提条件，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就应按城镇居民标准。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张某父亲张伯英、母亲易灶群的扶养年限按规定分别计算15年和15.5年，合共30.5年。其父母虽有二子一女，但女儿张秀琴患有一级精神残疾，按常理其生活自理都成问题，更难以承担起对父母的扶养义务。本着公平合理原则，本院酌定扶养份额为1／2。被抚养人员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201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198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住宿费问题，原告均居住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地，其办理丧葬事宜不存在额外的住宿费用支出，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车辆损失问题，由于原告没有提交资质专业鉴定机构对受损车辆的法定评估报告，无法对受损车辆的损失价值作出准确判定，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及《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原告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2、被扶养人生活费：460519.5元｛（30198元／年×15年）+（30198元／年÷12个月×6个月÷2人）｝；3、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2）；4、家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70元（2100元/月÷30天×7天×3人）；5、交通费：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本院酌定)。以上六项费用合共1400274元。鉴于人保公司巳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范围内已赔付了110000元给原告，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1290274元(1400274元-110000元)，由被告人保公司按事故责任比例折算后，并扣减被告高振钊垫付的42000元后，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861191.8元（1290274元×70%-42000元），由于被告刘空军驾驶车辆所载货物超过核定载货量的行为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情形，被告人保公司主张增加10％的绝对免赔率的抗辩，合理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对被告人保公司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扣除的10％的免赔款86119.18元{(861191.8元×(1-10％)}，应由被告高振钊赔偿给原告，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负连带责任。至于被告高振钊垫付的费用，其可依保险合同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向保险公司理赔。综上，被告人保公司应赔偿775072.62元(861191.8元-86119.18元)给原告；被告高振钊赔偿86119.18元给原告,被告永发物流公司和永发运输公司负连带责任。对于本案诉讼费用承担的问题，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有关规定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而定，案涉保险合同约定有与之相抵触的，应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准。被告人保公司抗辩不承担诉讼费用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偿775072.62元给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二、被告高振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赔偿86119.18元给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三、被告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对第二判项所确定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四、被告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第二判项所确定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述给付义务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4338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负担2500元，被告高振钊、被告广西永发物流有限公司玉林分公司、被告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0838元，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负担10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李结葵、张伯英、易灶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审 判 长  黄波涛人民陪审员  陈秀瑞人民陪审员  赖焕途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宋泳宜附相关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巳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工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