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53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英，女，195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冰莹，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予林，男，195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宏伟，女，196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系宋予林之妻。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李凤英因与被上诉人宋予林、张宏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2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凤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冰莹，被上诉人宋予林、张宏伟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凤英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285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案由“委托合同”定性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委托合同，不属于《合同法》上的委托关系，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他19人都是570万元的债权人，大家对联合理财的570万元债权是按份共有的法律关系，每个人之间不存在委托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是全体理财债权人推荐的代表人。所以，一审案由“委托合同”定性错误。二、一审判决上诉人侵权属认定事实错误。按份共有人处分自己享有份额债权合理合法，上诉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没有侵害被上诉人任何权益。同时被上诉人也无权干涉其他债权人对自己债权的处分。三、原审法院认定只有上诉人李凤英才能对案涉570万元债权主张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借款合同、借据和强制执行债权公证书虽然都是上诉人李凤英的名字，但并不能否认两被上诉人是实际出借人的法律地位。2、上诉人李凤英并没有给戚趁义出具执行完毕终结书，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解除对抵押房产查封的书面申请。原审法院以还没有发生的行为，推测出来的结论作为认定上诉人具有过错的依据，实属错误。3、本案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但判决书却没有引用委托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与判决确认的委托合同关系前后矛盾，法律逻辑错误。4、戚趁义、杨景兰民间借贷一案所涉的570万元，由以李凤英为代表的包括两被上诉人在内的22位债权人享有，应有债务人戚趁义、杨景兰承担还款责任。被上诉人宋予林、张宏伟辩称，原审法院认定委托合同正确，上诉人主张为按份共有的法律关系错误。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向商丘市公证处、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权利，证明是委托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合法权益正确。一，通过上诉人的陈述以及被上诉人认可的内容，结合法院出具的执行文书能够证明570万债权能够实现。二，执行过程中上诉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变相放弃了被上诉人的230万。三、上诉人主张其在维权过程中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与事实不符。关于上诉人陈述230万元本案被上诉人可另行维权，被上诉人不认可。根据合同相对性，被上诉人并非案涉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李凤英已经向法院申请过，根据一事不再理，被上诉人无权申请。被上诉人只有通过债权转让生效之后才可获得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身份，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适用本案。宋予林、张宏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宋予林、张宏伟与李凤英于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李凤英偿还宋予林、张宏伟委托其出借的本金23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1月4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予林和张宏伟系夫妻关系。2014年8月4日，宋予林、张宏伟与其他三人（后变为十九人）共同与李凤英签订协议书，其中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张宏伟出资110万元，其他几人也分别出资，合计本金570万元，由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同日，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以其位于商丘市××区团结路南侧天××大厦××楼××区南××4间门面房为抵押，并为李凤英办理了债权数额为570万元的他项权利证书，并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因戚趁义、杨景兰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本金利息，李凤英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本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宋予林、张宏伟以李凤英不正确履行代理职责，不向申请人披露执行进展情况，存在侵害申请人合法债权的行为；请求解除宋予林、张宏伟与李凤英于2014年8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李凤英归还借款230万元及利息。李凤英认为宋予林、张宏伟未在维权公约上签字，已经不同意委托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宋予林、张宏伟应当自己与债务人戚趁义协商解决。为此，形成纠纷，宋予林、张宏伟诉讼来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9月6日，李凤英与债务人戚趁义在本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根据商丘市睢阳区公证处（2015）商睢证执字第080号执行证书，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还款协议：一、对乙方（戚趁义）所欠甲方（李凤英）借款本金中的340万元分期偿还；（1）第一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9月6日前支付给李凤英60万元，（2）第二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9月15日之前还80万元；（3）第三期还款乙方应在2018年10月25日之前还200万元；以上340万元本金，由甲方负责分配给对其委托的其他债权人，至此，340万元本金的债权人的其他权利不再主张，并同意法院对抵押物暂停拍卖。二、由于下余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不同意委托李凤英代为其主张追偿欠款，双方均同意，由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三、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如乙方对执行和解协议书不能按约履行，甲方可按商丘市睢阳公证处（2015）商睢证执字第080号执行证书申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强制执行。四、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向乙方出具执行完毕证明，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五、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交法院存档一份。六、本协议签字后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宋予林、张宏伟与其他三人（后变为十九人）及李凤英签订协议书，宋予林出资120万元，张宏伟出资110万元，其他几人出资250万元，李凤英出资90万元，合计出资570万元，由李凤英以其个人名义出借给戚趁义、杨景兰。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依据该协议，李凤英与戚趁义、杨景兰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戚趁义、杨景兰以其位于商丘市××区团结路南侧天××大厦××楼××区南××4间门面房为抵押，并为李凤英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又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因戚趁义、杨景兰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李凤英申请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并申请本院强制执行。法院依法查封了戚趁义、杨景兰的抵押房产。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到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以及在李凤英对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时、因债务人戚趁义、杨景兰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下发的法律文书，均能够表示出只有李凤英本人才能对涉案借款570万元进行主张权利，其对于被执行人来说是唯一的合法债权人。虽然涉案协议书表明李凤英只是涉案借款570万元涉及人员的代表人，但涉案借款570万元是以李凤英个人名义对外出借的，也只有李凤英本人才能对涉案借款570万元主张权利，也只有其本人才能向法院对涉案债权申请强制执行。所以李凤英在与涉案借款的债务人协商处理还款时，应当征得其所代表的其他涉案债权人的意见，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不得擅自进行处分涉案债权。本案中，李凤英在处分涉案债权时，自己制定了维权公约（一），内容为，“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纠纷一案，我们全权委托李凤英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代表我们处理与本案相关的一切事宜，所做出的一切决定我们认同，无异议，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后又制定了维权公约（二），内容为“关于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一案，现处在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在委托李凤英与戚趁义商谈还款的方式中，我们债权人一致同意，如果戚趁义能用现金偿还全部本金，则可放弃追偿利息，凡本人不愿在维权公约（一）和维权公约（二）签字者，视同没有对李凤英委托，可以自找戚趁义追要本息。”李凤英并在微信上公布上述维权公约内容，并说明上述内容的维权公约，大家谁同意谁回复，限在5月22日之前回复完毕，并找杨统军在维权书上签字，不回复不签字的视同对李凤英不委托，对没有委托的债权人李凤英将不再负责追偿责任，请自行与戚趁义直接商谈还款事宜。宋予林、张宏伟未在两份维权公约上签名，但宋予林在微信上回复，“关于戚趁义抵押借款570万元一案，我们全权委托李凤英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代表大家处理与本案相关的一切事宜，在确保借款本金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所做出的一切决定，我们一致认同，并无异议，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从本案中的两份维权公约的内容上看，部分内容不妥。从涉案协议书中可以看出，涉案借款是以李凤英个人的名义对外借出，其有义务代表大家进行追偿，也只有其有权利代表大家进行追偿。但其放弃部分权利时，一定要征得其所代表的每一位债权人同意，只有征得每一位债权人同意后，才能与债务人达成还款协议。而不应当是谁不同意其作出的意见就视为不再委托李凤英向债务人追要借款，由其本人向债务人自行追要。李凤英在维权公约上这样的规定，显然与当初双方所签订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是相悖的，也侵犯了宋予林、张宏伟的合法权益；因为借款合同是李凤英代表大家以个人名义对外所签订的，宋予林、张宏伟本人无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也无权对自己的230万元借款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所谓的“维权公约”是涉及到每个债权人的利益，只有在所有债权人都同意并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法律效力。且宋予林在微信中的回复内容与维权公约（二）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李凤英以所谓的“维权公约”宋予林、张宏伟未有签字，视为已经放弃对其的委托，而于2018年9月6日在本院与债务人戚趁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中只对在所谓的“维权公约”上签名的涉案债权人的340万元借款达成还款协议，而对宋予林、张宏伟的涉案借款230万元，表述为“由于下余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不同意委托李凤英代为其主张追偿欠款，双方均同意，由230万元本金的实际出借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而且第四条规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方（李凤英）向乙方（戚趁义）出具执行完毕证明，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李凤英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的意见，明显侵犯了宋予林、张宏伟的合法权利，宋予林、张宏伟也从没有同意由其本人与戚趁义协商解决，其本人也无权利与戚趁义协商解决，宋予林、张宏伟与李凤英对此均应当是明知的。而且在该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在债务人戚趁义履行了340万元还款义务后，李凤英出具执行完毕证书，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的查封的书面申请。此举严重侵犯了二宋予林、张宏伟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李凤英申请强制执行的公证书是570万元的债权，并用债务人的房产进行了抵押登记，办理了他项权证，又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债务人所抵押登记的房产是针对涉案的全部债权570万元的抵押，而李凤英与债务人戚趁义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仅要求债务人履行340万元的还款义务，就同意出具该案的执行完毕证书，并向法院出具解除对抵押房产查封的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在债务人向李凤英履行了340万元还款义务后，该执行案件就已经执行完毕，那么，宋予林、张宏伟的涉案债权230万元还向谁主张，还怎么主张。造成现在宋予林、张宏伟的230万元借款无法主张、无处主张，是由于李凤英的不当行为所致，李凤英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债权的执行现状及本案中相关证据，酌定李凤英应当对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上其他债权人应当享受的、李凤英放弃的宋予林、张宏伟的债权、宋予林、张宏伟在同等条件下应当由债务人承担的本金230万元，由李凤英负责向宋予林、张宏伟进行支付。宋予林、张宏伟、李凤英的其他诉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一、李凤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宋予林、张宏伟支付现金2300000元；二、驳回宋予林、张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李凤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李凤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李凤英申请出庭的证人所作的证言，与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根据当事人申请，另查明本院于2020年1月15日立案恢复上诉人李凤英对债务人戚趁义的执行申请。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凤英于2018年9月6日与债务人戚趁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严重侵犯了宋予林、张宏伟的合法权益，现因债务人戚趁义未履行该执行和解协议，上诉人李凤英申请本院恢复执行，且本院已经立案恢复执行。上诉人李凤英与债务人戚趁义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已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宋予林、张宏伟主张其权利的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李凤英放弃宋予林、张宏伟的债权无事实依据。现本院已恢复执行，当事人双方可依据其之前的执行依据，继续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实现相应债权。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凤英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424民初285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宋予林、张宏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宋予林、张宏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玮审判员 张学朋审判员 宋 健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 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