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20141号原告：王文汝，女，198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上海弘毅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区域校长，住上海市青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天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鱼乐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西庄村39号。法定代表人：张节，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石磊，男，北京鱼乐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原告王文汝与被告北京鱼乐贝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乐贝贝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文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周天明，被告鱼乐贝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石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文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的《品牌加盟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加盟费180000元及保证金5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6月29日签订了《品牌加盟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合同），被告授权原告在上海市普陀区特许经营“鱼乐贝贝婴幼儿水育馆”，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9日至2023年6月28日。依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原告负有先履行合同义务，但鉴于被告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原告于2019年6月27日向被告发送了中止履行合同的通知，该邮件于2019年7月2日被退回。被告自邮件被退回之日至今未恢复履行能力，故依据合同法第69条的规定，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同时，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5.1条及5.10条的约定，未向原告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其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故请求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基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被告应返还原告交纳的加盟费及保证金。综上，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鱼乐贝贝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不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原告无权依据合同法第69条的规定解除涉案合同。被告公司至今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的状态，全国有2000多家加盟店铺，被告公司持续为上述店铺提供服务。且随着原被告双方对于涉案合同的履行推进，被告完全有能力履行涉案合同第5.1条、5.2条、5.4条、5.10条及5.12条约定的义务；2、被告不存在原告所述的违约行为。被告之所以没有向原告提供涉案合同项下第5.1条和5.10条的内容，是因为原告没有正式开业经营，导致被告向其提供相应服务内容受到限制。被告可以根据双方的履约情况在原告经营期间陆续向其提供，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综上，不同意解除合同，也不同意返还原告任何款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6月2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品牌加盟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20180530002，合同载明：第二条合同期限本合同期限为2018年6月29日至2023年6月28日。乙方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日内，可以单方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照已付费用50%的标准支付甲方为履行合同做准备而支出的费用。第三条权利的授予1、甲方的商号、商标、专利及其管理制度、经营模式等均为甲方合法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未经甲方或其他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其他单位、个人无权使用。2、在乙方认同并接受甲方的经营管理统一规范的基础上，甲方授权乙方在上海市普陀区经营壹家“鱼乐贝贝婴幼儿水育馆”单店。第四条费用约定1、产品费：根据甲方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乙方向甲方支付产品费共298000元。合同签订当日先支付首款180000元。尾款0元需在设备正式投入生产前支付给甲方，如未支付，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首款费用不予退还并保留追究乙方法律责任的权利。2、管理费：自第二年度起，品牌管理费用为每年10000元，自2018年起，每年的6月28日前进行支付。3、履约保证金：a为确保乙方完整履行和承担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责任，遵守本合同及各项手册规定的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及其他各项要求，同时确保乙方各项债务、费用违约金、赔偿金的支付和履行，乙方需向甲方一次性支付保证金人民币5000元。合同期限届满、提前解除或终止后，如乙方没有任何违反本合同规定的情况，则甲方应向乙方无息退还保证金，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五条甲方的权利义务1、在签订合同后，甲方为乙方提供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业务培训等服务内容，具体如下：经营指导：甲方向乙方提供运营指导培训及书面《标准化运营手册》资料；技术支持：总部集中培训、视频音频培训资料、技术资料；业务培训：服务接待礼仪、销售技巧、沟通技巧、活动策划；软件支持：公司提供店面运营系统软件鱼乐贝贝ERP管理平台一套。2、甲方不断研发婴幼儿游泳水上训练机构增值服务、新技术、新产品，并为乙方进行技术培训和产品介绍。4、甲方为乙方安排系统的经营、管理规范培训和技术培训。a乙方门店开业前，乙方门店人员必须经过甲方的专业技术课程培训，并通过甲方的考试，考试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即可上岗。b乙方的培训方式：在甲方临近或指定的培训基地进行培训，甲方为乙方提供不少于7天，8人次的专业培训。有效培训名额自签约之日起，使用时长不超两年，两年内未使用完毕，名额作废。超过名额按1000元/人收取培训费。乙方前往甲方培训的差旅食宿费用自理。10、甲方应保证及时向乙方提供开业、经营、培训等所需产品以及技术培训、产品质量，以保证乙方顺利开展约定的经营活动。12、甲方有责任为乙方提供本合同规定地点为圆心直径1公里的商圈保护。第六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4、乙方申请加盟合同签订后，须在10日内，向甲方提供企业的相关资料及备选经营地址信息，并对所提供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5、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正式开业，并在开业前完成如下工作：依法办理经营所需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相关手续；根据合同的要求选定经营场所，并根据甲方要求进行装修；招用符合数量和专业技能要求的人员，并经过甲方培训且经考核合格；提前5天向甲方提出书面开业申请，待甲方验收合格。第十八条涉及本合同权利义务变化的或其他必要通知，应以书面形式传递，收到方应签收。如无法向他方直接送达或收到方不予签收的，可邮寄送达，邮件寄至本合同记载之地址时，即视为送达。庭审中，原告称其于2018年5月30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共计向被告交纳了180000元加盟费以及5000元履约保证金，且至今未选定地址亦未开业经营。被告对原告缴纳款项情况以及原告未开业经营的情况均认可。庭审中，原告称其负有如下应当先履行的债务：1、依据涉案合同第6.5条的约定，原告应在涉案合同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正式开业，并在开业前完成该条项下约定的工作。原告至今并未正式开业，亦未完成该条项下约定的工作；2、依据涉案合同第4.2条的约定，原告应于2019年6月28日前向被告支付10000元品牌管理费。原告至今尚未支付上述款项。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应当履行的债务是指涉案合同第5.1条、第5.2条、第5.4条、第5.10条以及第5.12条约定的内容。鉴于被告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故原告行使不安抗辩权，终止履行涉案合同约定的上述原告应当先履行的债务。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形具体是指：1、2019年4月，原告前往上海市杨浦区政益路8号楼702室被告的上海办事处进行协商，发现被告已不在该地址办公；2、被告已不在其注册地办公且涉诉多起案件，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被限制高消费。原告称被告丧失商业信誉的情形具体是指：被告工作人员陈金兰在后期拒绝与原告沟通，不再为原告选址提供相关的建议，被告其他工作人员也怠于与原告沟通。原告称被告存在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具体是指：被告是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且至今仍未履行。为证明被告已丧失商业信誉，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1、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陈金兰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18年6月22日起，原告与陈金兰就选址、区域保护、装修设计、签订合同等多项事宜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原告于2018年10月初通过微信向陈金兰表示要求解约，并提出退还加盟费等要求，陈金兰表示现在仍然处于找店铺的阶段，其一直积极配合原告在找店铺，并表示将来也会继续积极配合原告。2018年11月底，原告向陈金兰发送微信表示想和对方定个时间地址，去被告公司找陈金兰解决问题。陈金兰回复“您要我怎么回答您呢”“我能做的是协助您落实好店铺”“嗯，理解您的心情”。2019年4月，原告向陈金兰发送微信，陈金兰回复称原告是与被告公司签的合同，不是她所能负责的了，同时将被告负责人孙黎辉的微信发给原告，告知原告向孙黎辉反映情况。原告在微信中称其已找到店铺，陈金兰回复原告将位置发来，方便后续对接设计、招聘和培训，原告并未发送相应店铺位置及地址给陈金兰；2、原告爱人刘敏龙与被告工作人员孙黎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4月10日，原告爱人向孙黎辉询问被告上海公司的地址，孙黎辉表示还在杨浦。2019年4月11日，原告爱人询问孙黎辉是否可以不做亲子游店而转做旗舰店，孙黎辉表示原告签的是亲子游，故不能转做旗舰店。原告爱人刘敏龙回复称“你们是在扯淡”，孙黎辉随即将原告微信删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认为涉案合同首页下方载明了被告的品牌电话，原告完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与被告取得联系。为证明被告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情形，原告提交了企查查网页打印件。该网页打印件显示，被告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告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9件，被告法定代表人张节被限制高消费，涉及被告的裁判文书有104份，开庭公告有68份。被告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被告认可上海市杨浦区政益路8号楼702室曾是被告上海分公司的住所地，后因房租到期，于2019年年初搬离该地址，另择他址办公。被告称，被告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市怀柔区，该地址有被告工作人员办公，此外被告在北京市朝阳区亦有办公地址。关于原告指称被告存在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被告认可其是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且至今尚未履行，但认为仅凭该情形尚不足以说明被告已丧失履行债务的能力。2019年6月29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委托，向被告发送律师函。该律师函载明，2019年4月，我方委托人前往办事处寻求解决办法，却意外得知贵公司上海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委托人通过微信联系陈女士也几乎不予回复，偶有回复也是推脱责任，并且一直不给委托人真实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委托人拨打贵公司400开头的客服电话，客服告知向公司反馈情况，贵司一直未与委托人联系。综合贵公司办事处人去楼空，负责人失去联系且推脱责任，拒不告知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等行为，我方有合理理由认为贵公司失去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商业信誉和能力。我方认为贵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丧失商业信誉，且办事处人去楼空，联系不到负责人的事实也符合丧失履行合同义务可能的情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委托人中止履行包括支付管理费等合同义务，特此通知。原告提交的EMS邮件投递查询打印件显示，2019年6月27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向被告注册地址寄送邮件，邮件内容为律师函，该函件经数次投递均显示因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而未妥投，最后一次投递时间为2019年7月2日，结果仍显示因查无此人而未妥投。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没有收到原告向其邮寄的律师函。上述事实，有《品牌加盟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律师函、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打印件、照片打印件、企查查网页查询打印件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涉案合同符合特许人许可被特许人使用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被特许人遵循合同约定的统一经营模式进行经营等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特征，可以认定原、被告签订的涉案合同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涉案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依据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且鉴于其履行了通知义务后，被告并未恢复履行，亦未提供适当担保，故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同时主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要求解除合同。结合上述原告主张及被告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第一，原告是否享有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不安抗辩权，继而有权据此解除合同；第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继而有权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对上述问题的判定，本院将分述如下。一、行使不安抗辩权应满足的条件根据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不安抗辩权的适用应同时具备如下条件：1、双方当事人须因双务合同互负债务；2、须当事人约定一方应先履行债务，即当事人一方有义务向他方先作出履行。不安抗辩权是因异时履行而发生的，这种异时履行必须由当事人特别约定；3、先履行的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另一方不能或不会作出对待履行。所谓不能作出对待履行，是指因财产显著减少等原因导致履行能力减弱或丧失，而在客观上不能履行合同。所谓不会履行，是指行为人主观上不愿履行。综上可知，从根本上说，不安抗辩权是法律赋予先履行的一方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所享有的权利，其行使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债务履行时间有先后顺序，即只有在负有先行履行义务的一方先作出履行以后，另一方才应作出履行。二、本案原告是否享有不安抗辩权并以此解除合同本案中，涉案合同中约定了原被告双方互负的履行义务，因此，涉案合同属典型的双务合同。判定原告是否享有不安抗辩权并可以此解除合同，则需继续审视上述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第二及第三个条件在本案中是否具备。结合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的互负债务内容以及原告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原告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没有成就，其无权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解除合同，理由如下：一是原被告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特别约定债务的先后履行顺序。本案中，原告主张其负有涉案合同第4.2条及第6.5条约定的履行义务，被告负有涉案合同第5.1条、第5.2条、第5.4条、第5.10条以及第5.12条约定的履行义务。对于原被告双方互负的上述履行义务，涉案合同中并未特别约定先后履行顺序。虽然依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原告的上述义务履行期限在2019年6月28日届满，但涉案合同对于被告的上述义务履行期限却没有进行明确约定，亦无法推断出被告应于2019年6月28日之后才能履行上述义务的结论。原告作为特许经营合同的被特许人，被告对其的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业务培训等可以贯穿特许经营合同的始终，在原告未选定地址正式开业的情况下，被告履行上述义务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上述义务的履行完全应以原告选定店铺后正式营业为先决条件。原告在签订合同后已足额缴纳了加盟费和保证金，应当视作原告已就被告履行上述义务支付了相应对价，至于原告应在2019年6月28日前缴纳2019年度的品牌管理费，该约定亦不会构成被告履行上述义务的先决条件。此外，原告称其自合同签订后，就即刻着手开始选址，并先后勘察了多个地址，但均未找到合适的地址，原告当庭亦表示被告在原告选址寻找店铺期间就应当履行涉案合同第5.1条和5.10条约定的义务。由此可见，从原告自身对涉案合同中双方履行义务的时间先后来看，原告亦认为被告应在其选定店址正式开业前履行上述义务。综上，原告关于其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是原告没有提供确切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68条具体列举了一方在履行后另一方将不能或不会作出对待履行的事由，原告亦依据该条主张被告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对此，本院认为，所谓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是指相对订约时的责任财产和履行能力而言，出现严重减弱的现象。如果是企业，则表现为出现了资产显著减少、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甚至资不抵债等现象；所谓丧失商业信誉，是指与缔约前的状况相比，其在业界或同行中，商业信用处于不佳之状态，如出现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等；所谓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是指已经不具有履行债务的资产或其他履行债务的能力，抑或虽然目前没有丧失履行能力，但是在债务到期时应当不具有履行能力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的有关合同法第68条项下的情形，本院分述如下：1、关于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原告主张被告不在注册地办公且被告上海办事处也已迁址，即便上述情况属实，仅以被告及其关联公司办公地址的变动无法得出被告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结论。被告涉诉多起案件且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的事实也仅能说明被告在开展商业活动中存在民事纠纷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在案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出现了资产显著减少、盈利能力急剧下降甚至资不抵债等现象；2、关于丧失商业信誉。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自2018年6月22日起，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陈金兰就选址、区域保护、装修设计、签订合同等多项事宜通过微信进行了沟通。在原告表示要求解约后，陈金兰也曾发送微信安抚过原告。在原告要求解约时，陈金兰表示这已经不是其所能负责的，并将被告负责人孙黎辉的微信发送给原告，让原告与孙黎辉联系。在原告表示要解约的同时亦在微信中称其已选好店铺，陈金兰仍积极回复称让原告把店铺地址发过来，方便联系后续设计培训事项，但原告并未将相关店铺地址发给陈金兰。被告负责人孙黎辉曾就公司地址以及原告签约情况回复过原告爱人的咨询，但在原告爱人称“你们是在扯淡”后，将原告微信删除。综上，上述微信聊天内容无法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怠于与原告沟通，亦无法得出被告丧失商业信誉的结论；3、关于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被告虽然是多个案件的被执行人，至今尚未履行，但根据原告提交的企查查网页打印件，被告作为被执行人所负债务均为金钱债务，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所应履行的合同债务均为非金钱债务，二者并非同一类型。被告作为被执行人未按时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金钱债务的行为，亦不会直接导致其履行涉案合同约定的相应非金钱债务能力减弱或丧失。在原告未正式开业经营的情况下，被告履行经营指导、技术支持、业务培训等相应合同义务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能说明被告存在主观上不愿履行涉案合同约定义务的状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规定，现原告没有提供确切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情形，故其无权行使不安抗辩权。三、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违反涉案合同第5.1条及5.10条的约定，未向原告提供相应的产品及服务，其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故请求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合同上述条款明确约定了被告应向原告提供的内容，被告理应按照涉案合同约定的方式、时间予以提供。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自认其并未向原告提供涉案合同第5.1条和5.10条约定的内容，本院对此亦不持异议。鉴于涉案合同上述条款并未约定履行期限及标准，且上述物品和服务均与经营活动的实际开展密切相关，被告可以在合同的履行期限内根据双方合同义务履行的顺序及经营活动开展进度等情况向原告履行。因原告尚未开业经营，故被告提供相应物品和服务必然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上述违约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据此要求判令涉案合同解除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基于涉案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加盟费180000元和履约保证金5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因原告主张被告返还上述款项的依据是合同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现涉案合同并未解除，尚处于合法存续状态，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相关款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文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王文汝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刘虹蕴人民陪审员  王宗生人民陪审员  左 铭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朱 伟书 记 员  赵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