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0民终35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住所地许昌市前进路52号。负责人：肖智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保民，河南先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夏涛，男，198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长葛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春，河南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夏涛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9）豫1002民初6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保民，被上诉人胡夏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死者袁某在事故发生时为乘客身份，同时认定涉案保险合同关于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的期间做出的说明属于限制性条款，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1、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作出了描述，同时对袁某的身份也进行了确定，确认袁某系行人而非乘客，被上诉人并没有对事故认定书提出任何的异议。一审判决认定袁某为乘客身份，其依据是事故认定书及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监控视频，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袁某的确在客车的车门附近，但看不出袁某是在排队上车，也看不出其有任何的乘车行为和明确的要约内容，更看不出客车经营者如何进行的承诺，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确定了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客运合同纯属主观臆断，且有违常理，难以令人信服。2、依据涉案保险合同第五条第五款的规定，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才给付保险金，而发生交通事故时，袁某在客车外并没有乘坐在客车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明显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条款中对保险期间约定为被保险人持有效客票进入所乘机动车起至抵达客票载明的终点离开所乘坐的机动车车厢时止，与我国《合同法》中客运合同的规定高度吻合，并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的情形，也不存在对投保人的限制性要求，一审判决将该期间约定条款认定为合同法中的限制性条款，却没有阐释该条款因何属于限制性条款。该合同条款违反了合同法、保险法中什么原则性的规定，同时也没有确定该条款的效力，却作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该条款上述期间的认定问题上发生争执时，应根据日常习惯法则，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从保险合同的期间约定条款内容表述上，对该期间的约定明确、具体、表述清楚，上诉人看不出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或认识问题，而且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对该条款也没有提出了什么样不同的解释。上诉人认为，处理本案纠纷应当严格依据保险合同的内容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依据的诉请不应当给予支持。被上诉人胡夏涛辩称，1、本案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袁某在大巴车上车门处排队等候上车时被郗蓓蓓驾驶的鲁Ｃ×××××号车辆撞倒，虽然事故认定书上载明袁某系行人，但这与袁某排队等候乘车的意思表示并不冲突，事故认定书中行人的身份仅是从事故当事人在事故发生时所处的空间地位单纯认定，而认定是否属于“乘客”身份，应当考虑此次事故的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明确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袁某已经具有明确的乘车意思表示，而大巴车亦处在开门等待乘客上车的状态，属于接受运输合同的承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已达成运输合同的合意，运输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袁某的“乘客”身份也亦确定。2、上诉人在保险条款中将“乘客”的身份以“被保险人在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时的保险金给付数额，同时对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工具期间有明确的规定，该期间指自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进入机动车时起至抵达终点离开所乘坐的机动车止的期间”这一格式性条款进行限定为进入机动车后，割断了乘客上车这一行为的连续性，将准备上车及正在上车的乘客排除在外，而本案被保险人袁某事故恰恰发生在运输合同成立后、登上客运车辆前，事故的发生导致完整运输合同行为的中断，该保险条款中对乘客身份的限定明显与常人所理解的“乘客”身份相冲突。被上诉人的保险合同条款均系上诉人事先制作完成并打印的格式性条款，在投保时及投保过程中，被上诉人及被保险人均未见到相应的合同条款，上诉人剥夺了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磋商权，并且上诉人所依据的该条款，明显属于上诉人所提供的的格式性条款限制“乘客”的身份。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基于此，一审判决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胡夏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赔付原告剩余客运工具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9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2日，原告胡夏涛为死者袁某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许昌分公司处购买了一份保险单号为2018-411000-00005178-6的国寿百万如意行两全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及受益人为胡夏涛，被保险人为袁某，其中保险金额为100000元，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为2018年5月23日，保险期间为30年。该保险合同第五条约定：“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五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除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9倍给付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保险合同条款第五条第二款对乘客身份乘坐客运交通工具的期间作出了说明：“……被保险人乘坐机动车、轨道交通工具时，该期间指自被告先持有效客票进入所乘机动车、轨道交通工具车厢时起至抵达客票载明的重点离开所乘坐机动车、轨道交通工具车厢时止的期间……”。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保险费。2018年11月12日，被保险人袁某被案外人郗蓓蓓驾驶鲁Ｃ×××××号“梅赛德斯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在淄川皇冠建材市场南侧入口处停车后，采取措施不当，致车辆失控，将袁某撞至孙启池驾驶的停于省道294线东侧的鲁Ｃ×××××号大型普通客车前部。袁某被两车挤压受伤，经抢救无效后于2018年11月16日死亡。上述事故发生后，被告依约向受益人胡夏涛支付保险金100000元。后原告依据前述保险合同第五条向原告主张“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900000元（该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9倍）未果，形成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胡夏涛与死者袁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1年8月6日登记结婚。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现场监控视频、保险合同复印件、结婚证、死亡证明、户籍注销证明复印件、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电子投保确认单、销售人员报告书、国寿百万如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保险理赔材料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乘客”身份。对此，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涉案保险合同关于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的期间作出说明，属于限制性条款，但并未在合同文本中以加粗或其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特别说明。故原、被告在就上述期间的认定问题发生争议时，应根据日常习惯法则，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根据事故认定书及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监控视频显示，死者袁某在事故发生时，在大巴车车门处并排队等候上车，随即被一辆小型轿车撞至大巴车前部并被两车挤压。根据上述证据可以确认，死者袁某已经做出乘车的意思表示，大巴车亦停靠在路边等候其乘车，袁某与客运方已达成客运合同的合意。故根据有效证据并结合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意思等因素，应认定袁某为乘客身份。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许昌分公司关于袁某在事故发生时属于行人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胡夏涛保险金9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是否应当赔付被上诉人90万元保险金。1、被上诉人胡夏涛为死者袁某在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处购买了百万如意行两全保险，该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第五条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五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除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外，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9倍给付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该约定合法有效，对符合该条情形的保险事故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相应保险金的义务。该条第二款对“乘客身份乘坐本合同约定的客运交通工具期间”的说明系对符合保险情形、承担保险责任期间的限缩性解释，属于减轻自己责任的格式条款，因上诉人未对该说明文本进行加粗、加黑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特别说明，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该条第二款的约定对被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2、上诉人是否应当按照双方保险合同第五条第五项约定的向被上诉人支付90万元保险金，关键在于袁某死亡事故发生时是否符合以乘客身份乘坐客运交通工具期间情形。根据事故认定书及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监控视频显示，袁某在事故发生时正在孙启池驾驶的停于省道294线东侧的鲁Ｃ×××××号大型普通客车车门处排队等候上车，因他人插队尚未踏入车厢期间被案外人郗蓓蓓驾驶的小型客车撞至等候上车的大客车前部，被两车挤压造成死亡，根据大客车中途临时搭乘先上车后补票的交易习惯，袁某在该处排队上车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的除外情形，虽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将袁某认定为行人，但该认定系针对肇事车辆而言，不影响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针对大客车而言袁某系排队上车的乘客身份；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袁某乘车的意思表示明确，而乘客的上车动作行为和乘坐目的行为具有一致性、持续性，其在排队等候上车期间已经处于客运合同的承运危险之中，故乘客排队等候上车期间可以视为乘坐期间，一审判决认定袁某以乘客身份在乘坐客运交通工具期间发生死亡事故符合保险理赔情形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秋霞审判员  李 兵审判员  谢新旗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