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3024号原告：王蓁，男，1984年9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院8号楼5层601。法定代表人：叶鑫，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诗颐，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蓁（以下称原告）与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蓁，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原告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事实和理由：一、被告拖欠原告工资。原告作为员工与被告于2015年8月1日签订员工劳动合同，担任投资总监岗位，双方约定月工资为20000元。后因公司财务紧张，被告于2017年6月1日擅自将原告工资调整为月工资18000元。在此期间，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被告未支付本人工资；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被告未足额支付本人工资。并且，从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被告也未缴纳本人五险一金。鉴于被告长期拖欠原告工资，并且不予兑现已承诺的业务奖励，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被迫提出离职，并希望在与被告交接时一次性结算所有拖欠的工资和奖金。但是在原告多次要求下，被告均不配合办理离职手续，甚至拒不承认原告已离职，并以各种理由阻挠正常离职交接，同时试图用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强迫原告放弃股权利益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正当权利。由于被告不承认原告已离职，并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同时被告拒绝给原告社保减员，导致原告无法找新的工作，因为原告即便找到工作也无法办理入职手续（缺乏离职证明＋新公司无法社保增员），经济上蒙受巨大的损失。不仅如此，被告还在未经本人同意也未告知本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持续但不足额的向本人支付其所谓的“工资”，共计12010.78元，并且将此作为其违法阻挠原告离职的理由，企图迫使原告放弃离职。2018年9月1日至今，被告连所谓的“工资”也停止向原告支付。为此，原告曾于2018年3月16日正式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请求，希望能够正式解除劳动关系，摆脱被告的纠缠，从而有恢复工作的机会。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12月21日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朝阳人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决和判决，支持原告仲裁和诉讼请求。但是，被告在拿到法院生效判决之后，一直不与原告办理离职结算。并且在向原告开具的离职证明中，加入大量引人误导的描述，企图继续阻挠原告正常寻找工作，导致原告经济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不堪其扰，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于2019年1月10日再次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讨回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工资、欠缴的“五险一金”以及因被告拒绝开具离职证明和不当开具离职证明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2019年4月23日，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被告向原告重新开具离职证明，但却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拖欠工资及损害赔偿的请求，理由是原告离职时间是2017年12月12日，而提起仲裁时已超过一年时效。原告认同第一项裁决结果，但对第二项裁决结果及其理由不认同。原告认为：第一，劳动仲裁的1年时效不应从2017年12月12日算，应当从2018年12月27日起算，原告提起仲裁时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原告虽然是在2017年12月12日提出离职的，但是最终确认劳动关系终止的生效裁判是在2018年12月21日才作出的。在此期间被告一直拒不承认原告已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一直向原告支付远低于约定工资标准的所谓“工资”，企图在事实上彰显双方劳动关系的维系。原告在2018年12月21日拿到生效判决之后，到2018年12月27日才拿到离职证明，而在此之后，才开始有机会正式办理离职结算在内的各项离职手续，才有可能去新单位办理入职手续。因此，原告认为，劳动关系终止正式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应为2018年12月27日，劳动仲裁时效也应当从此时起算。第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原告是在2017年12月12日书面通知被告要求离职的，但因被告一直未同意原告的离职请求，所以原告是在2018年1月12日起符合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因此，即便是按原告最早何时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计算，该日期也是2018年1月12日，而提出仲裁的时间是2019年1月10日，尚未超出1年的仲裁时效。第三，虽然原告是在2017年12月12日提出的离职请求，但是在此后原告曾经多次向被告主张依法为原告办理离职手续，而办理离职手续就包括按约定结算所有工资、奖金以及按约定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等经济补偿和赔偿。例如原告曾于2018年3月26日参加公司董事会，就离职及相关的股权等经济赔偿事宜提出主张；2018年3月24日和4月9日，分别与公司CEO面淡，其中谈到经济赔偿并且2018年3月16日提起劳动仲裁时，原告曾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过要求主张经济赔偿，但立案负责人员口头告知原告须先解决劳动关系存续问题，之后才能主张经济赔偿，所以原告在修改后的仲裁申请中只列了开具离职证明。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原告在通过前述方式主张权利时，仲裁时效已经中断，理应重新计算。第四，原告提出的经济赔偿中，因被告拒绝配合办理离职手续导致的经济损失，因其至今仍未开具适当的离职证明，导致原告寻找工作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一直处于受到侵犯的状态，因此原告该经济损失的主张尚未超过劳动仲裁时效。综上所述，原告不认可仲裁的第二项裁决结果及理由，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特诉至贵院，望支持原告所提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原告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已经超过时效，依据朝阳法院2018年12月21日做出的（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以及朝阳仲裁委做出的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裁决书，均载明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12日解除，而原告提出劳动仲裁的时间是2019年1月10日，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我们已经足额发放原告工资，并不欠付原告工资。原告实际回国时间是2015年9月11日，虽然双方劳动合同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1日，是基于被告给予原告公司期权，期权是按年来兑现，被告也是成立于2015年8月，所以把包括原告在内的其他人员的核心创始人员的劳动合同时间统一定在2015年8月1日，实际上原告在2015年8月和9月未给公司提供过任何劳动，2015年8月、9月的劳动报酬是不存在的。因为被告是新创立的科技类公司，2015年8月成立后，给予核心创始人员期权，在第一轮融资未到前，原告在内的公司高管不发放工资。2015年12月被告融资成功，向原告在内的公司高管发放工资。即使2015年8月至12月间，也一直给原告发放住房补贴，从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为止每月5000元。对第二项诉讼请求，根据北京高院出台的《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议纪要二》第39条规定，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以劳动者当时实际解除劳动合同时提出的理由作为案件认定的事实依据，劳动者以劳动合同法38条之外情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在诉讼或仲裁阶段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情形要求支付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是自行离开被告的，并未提及劳动合同法存在的第38条情形，因此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对第三项诉讼请求，根据劳动法第79条规定，原告在仲裁阶段主张的经济损害赔偿金是24万元，此处又新增加了此项诉讼请求金额，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当予以驳回。关于原告仲裁阶段主张的24万元经济损失也不合理，基于原告是被告的联合创始人和投资总监，负责被告单位量化金融模型研究和智能投资顾问系统研发，负责保管智能投资系统研发核心文档，上述文档是原告的商业秘密，在原告申请离职前，被告有证据表明原告存在泄漏被告商业秘密行为，关于原告侵害被告商业秘密一案已由海南省海口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双方之间一直就原告离职前是否完成全部工作交接一事不能达成一致，被告不同意原告未完成工作交接前离职，后来原告向仲裁委及贵院提出仲裁及诉讼，仲裁委与法院均认定原告享有合同解除权，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被告不存在故意损害原告权益的做法。原告在离开被告后就就职于XX金融，担任XX金融的负责人，原告已经有新的劳动机会，不会因被告的行为造成经济损失，同时原告也不能提交任何证明其经济损失的材料。关于拖欠工资，原告计算公式中减去的金额应当是我公司应发放税前工资金额即每月10000元；我方认为2017年12月12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从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12月12日，我方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有原告提供的工资流水能够证明。原告主张的五险一金，我方也是按照相应的工资基数予以缴纳。关于工资基数的问题，我方主张从2017年1月1日工资调整为18000元，我方也是按照工资基数缴纳社保与公积金。基于此期间，公司经营需要，原告的工资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深圳的一家关联公司支付了一部分工资及社保。我方认为从2017年12月12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后，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是不存在所谓的损害赔偿。原告的经济赔偿金请求与第二项、第四项的诉讼请求存在矛盾。就本案劳动争议，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请求：1.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0元；3.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新单位的经济损失240000元；4.重新开具离职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裁决书，裁决：一、被告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为原告重新出具离职证明。二、驳回原告的其它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经询，被告对上述仲裁结果并未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1日，原告与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于2015年8月1日生效，未约定合同终止时间。2016年4月27日，原告与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于2016年4月27日生效，于2020年4月26日终止。两份合同中均未约定员工工资水平。原告与被告一致认可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系同一公司，被告系北京合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更名后的公司，北京财鲸科技有限公司系被告关联公司。原告与被告一致认可本案劳动关系系原告与被告双方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原告主张其工资构成为每月税前20000元基本工资。被告在2019年11月18日庭审中主张原告工资构成为：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原告在内的公司高管不发放工资。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2017年2月之后每月基本工资是18000元。被告在2019年12月3日庭审中主张原告工资于2017年1月1日调整为18000元，公司架构分境内与境外，部分工资境外发放，整个2016年都是通过境内与境外两个主体发放，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被告在2019年12月27日庭审中主张其工资发放分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境内主体每月向原告发放10000元，境外主体每个月向原告发放10000元，从2016年10月开始境外主体向原告发放工资调整为8000元。从2017年1月份开始，全部调整为境内公司发放，每月发放18000元。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xx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x@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3月至9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发件人xx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x@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时间为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其中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工资条2016年8月、9月真实性不认可，但原告自己提交的2016年8月、9月工资条与被告提交的内容一致。被告向本院提交2016年2月18日至2017年1月22日收款方王蓁、交易卡号4214********6463的交易详情记录，其中2016年2月至2016年10月，每月转账10000元，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每月转账8000元。被告对该组转账记录述称：我方公司是一个创业公司，公司架构国内外都有，基于公司刚刚成立，公司为了员工利益考量，将部分工资在海外发放，从原告提交的工资条人民币实发部分与双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能够对应。美元部分的工资基数换算成人民币是10000元，是通过公司一位叫邵x的人发放，即为该组转账记录。我方认为境外部分与国内部分不是同一个主体，事实上境外主体部分也发放了原告薪水，境外公司主体的名称叫香港财鲸有限公司，整个2016年是通过境外公司及国内公司两个主体发放，从2017年开始由国内公司统一发放。原告陈述：认可邵希个人给我发放的钱款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工资条写的很清楚，应该是人民币部分20000元，邵希给我的个人打款不是工资，是不定期的补助。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通过zhen.wang@caigin.com的电子邮箱向被告发送辞职申请，内容为：各位财鲸合伙人，经过多次公司管理层面对面沟通，以及和各位投资人分别沟通，今天（2017年12月12日），我正式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近期我就要正式离开财鲸，很感谢和大家一起共事的日子。希望能尽快召开董事会，商讨公司过渡事宜。我会尽快整理一个交接清单的框架发给大家。期间，我也会努力配合公司，努力协助公司平稳渡过这段时期。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原告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内容为：您目前已完成的交接内容远远未达到公司规定的清单内容，不符合公司对于交接的规定，交接工作尚未完成。在您未完成应有交接工作之前，公司无法对您的辞职报告予以批准。截至2018年1月25日，您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鉴于您自2018年1月2日起至今一直未到公司上班，故您旷工期间的劳动报酬不予发放。原告于2018年1月29日向被告发送《声明函》，内容为：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4日收到本人提交的正式书面辞职信，在之后一个月内，公司未提出任何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人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已自2018年1月13日终止。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双方目前尚有争议，但该事项不属于阻却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在本人提出离职之日后，本人已适当完成对公司相关资料、文件、物品的归还和交接，如公司仍有需交接有关工作及内容，应及时向本人提出，并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明，以表明该异议事项属于本人职责且本人持有该有关资料。原告于2018年3月16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本人于2015年8月1日入职，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本人于2017年12月12日正式提交书面辞职信，根据法律规定，提交辞职信一个月后视为解除，且无需得到公司的批准，时至今日，在我多次要求下，公司仍不出具离职证明，现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如下仲裁申请：开具离职证明。被告辩称：因原告未完全完成工作交接，现暂无法开具离职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6月1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被告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被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二、驳回被告的诉讼请求。另查，在2019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员询问：双方劳动关系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及原因。申请人：2017年12月12日解除，因公司未足额发放工资而且看不到公司发展前景，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见证据二。被申请人：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解除时间，不认可解除理由，是申请人个人原因离职。原告针对其在仲裁庭审中的陈述内容述称：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对仲裁员询问理解错误，我后面补充说过在2017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被申请人提出解除，所以我的理解那个时间提出的解除合同，我2017年提出解除合同，但真正要解除劳动关系需要用人单位同意。原告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该两份通知系案外公司xxxx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出具，《录取通知书》于2018年2月7日出具，载明录取原告为该公司人工智能科学家，《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载明，因原告无法提供其上一家供职单位的离职证明文件，因此撤销于2018年2月7日发送的录取通知书。被告提交《公证书》，证明原告在离职后入职案外公司xx金融，并担任金融智能投顾事业部负责人。被告另向本院提交原告邮箱中原告与案外人设立深圳市一定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邮件、深圳市xxxxx技术有限公司为原告交纳社保的记录，证明原告入职深圳市xxxxx技术有限公司。原告提交深圳市xxxxx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未入职证明》，证明原告未入职深圳市xxxxx技术有限公司。本案原告对其诉讼请求作出如下明确：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9年4月17日，其诉讼请求第二项的补偿内容包括工资、五险一金、拒不办理离职手续、不予出具离职证明、不予社保、公积金减员导致原告在此期间无法寻找其他工作，无法获得工作报酬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主张的诉讼请求第四项的内容为被告在2018年12月27日开具的离职证明内容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被告无法正常参加工作并获得劳动报酬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关于本案原告提起的仲裁申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向被告提出辞职申请后，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原告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明确对原告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该行为应系被告明确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该时间点即为原告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故原告于2019年1月10日就本案提起仲裁申请，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向原告发送《针对王蓁先生1月24日声明函的回函》，可见，原告于2018年1月24日曾向被告主张权利，仲裁期间依法应当中断，直至被告于2018年1月26日明确拒绝履行义务之日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同样，在2018年1月24日之前，王蓁亦通过提出辞职的方式向被告主张权利，故本案原告提起仲裁未超过仲裁时效。第三，本案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提出辞职申请，被告一直未予认可，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未终止，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及（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前，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故王蓁在（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后的合理期限内提起要求被告支付工资、补偿、损失的仲裁并未超出仲裁时效。第四，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间。原告于2017年12月12日提出辞职申请，被告无正当理由未批准原告的辞职申请，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原告提前三十日提出辞职，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应于2018年1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已经在本案涉案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仲裁庭审中明确表示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生效裁判文书已明确双方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一节，经本院审核，双方在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08029号仲裁庭审中未就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达成一致，不能依照该仲裁庭审的陈述认定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亦在仲裁庭审中陈述2017年12月12日是其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而京朝劳人仲字[2018]第07793号裁决及已生效的（2018）京0105民初80338号民事判决均未认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故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即提起本案仲裁时间未超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年。综上，本案仲裁裁决以原告的申请超出仲裁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未支付工资。本案原告于2015年8月1日起与被告形成劳动关系，被告应自2015年8月1日起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交发件人xxxxx@caigin.com向收件人xxxxx@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并对招商银行流水记录，案外人邵x向原告转账记录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中8月、9月的工资条发件时间系2016年，工资条中时间填写内容为2017年8月、9月，结合双方提交的其他证据，该两份工资条中的2017应属笔误，该两份工资条应系2016年8月、9月的工资条。依照工资条内容，薪资周期2016年2月至2016年9月，基本工资为20000元，结合招商银行流水记录与案外人邵x转账数额，本院认定原告入职以来至2016年9月，每月基本工资为20000元。关于被告所主张的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对原告不予发放工资的事实，被告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不发工资的合意，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2016年10月起的工资水平，根据发件人xxxxx@caigin.com向收件人zxxxxx@caigin.com发送的工资条中2016年10月薪资周期起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止，基本工资均为18000元。被告所主张的原告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每月工资10000元与其向本院提交的工资条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2017年2月、3月的工资，被告已按照每月20000元向其足额支付，本院经核查，该期间，被告系以每月18000元为标准向其支付，原告在诉讼中对该期间被告向其全额支付工资并无异议，本院依法认定原告2017年2月、3月工资为18000元，这与工资条中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相吻合，应视为原告与被告已经对2016年10月起，工资水平每月18000元达成了一致。原告主张2016年10月起其工资水平为20000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据此，结合被告实际给原告发放的工资数额，本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未支付工资如下：1.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薪资周期，该时间段被告未向原告发放工资，其尚欠原告20000元*4=80000元。2.2015年12月薪资周期，该周期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8388.53元，该8388.53元应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被告未向本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该期间另外给付原告其他工资，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招商银行账户该交易时段中交易摘要为“报销款”的款项性质系原告工资，故2015年12月薪资周期中，被告尚欠原告工资10000元。3.2016年1月至2016年9月，被告通过公司本身及案外人邵x两个途径分别发放工资，公司本身发放工资内容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案外人邵x发放数额即为10000元，该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符合20000元基本工资水平，被告未在此期间欠付原告工资。4.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薪资周期，被告通过公司及案外人邵x发放工资，原告认可该时间段被告每月向其支付工资9003.61元，本院认为该笔工资应系以10000元为基数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后数额，另有案外人邵x发放8000元，该期间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符合18000元基本工资水平，被告未在此期间欠付原告工资。5.2017年2月、3月，原告主张被告全额支付工资，本院对此不持异议。6.原告本案诉讼请求第二项中要求被告支付的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其未在仲裁申请中提出申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综上，被告尚欠原告工资90000元。三、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关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节，本院认为，如劳动者明确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的，应以劳动者当时实际辞职理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者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的情形为由提出辞职，至仲裁或诉讼阶段又主张是用人单位存在前述法定情形迫使其辞职，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应予以支持。原告辞职信中未主张被告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其在本案中关于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四、被告出具离职证明的过错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第八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案证据显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被告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原告向本院提交《录用通知书》、《录用通知书撤销通知》，以此主张因被告未出具离职证明，导致其无法入职新单位并取得劳动报酬，被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实际入职案外公司并取得劳动报酬，故原告确因被告未能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取得劳动报酬的机会。但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原告在案外公司另行缴纳社保、原告在被告公司工作期间曾筹划设立案外公司、原告曾代表案外公司参加会议并进行发言，上述事实可以证明原告并未因被告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而完全失去获得劳动报酬的可能。综上，本院结合在案证据、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薪资水平、原告工作性质、被告未及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过错及后果、扣除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向原告支付的工资综合予以认定，酌情确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另，原告同意本案仲裁裁决第一项，被告亦同意为原告重新出具一份离职证明，本院对此不持异议。五、原告诉讼请求与仲裁裁决内容的综合梳理。本案原告诉讼请求内容为：1.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原告承受的工资、五险一金及损害赔偿573959.97元；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000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因公司离职证明不符合法律要求，导致原告承受的损害赔偿3432000元。而原告仲裁裁决中请求内容为：1.支付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支付工资254889.85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0元；3.支付未开具离职证明导致原告无法入职新单位的经济损失240000元；4.重新开具离职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结合原告对其诉讼请求的具体明确，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第一项与仲裁申请一致，诉讼请求第三项与仲裁申请第二项名称存在差别、数额有所超出但性质一致，诉讼请求第二项的部分内容包括了仲裁申请第四项内容，其他部分包括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工资、五险一金等内容在仲裁申请中未提出。本院认为，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中超出仲裁申请的内容及第四项诉讼请求内容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中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具有不可分性，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本院不予处理。第三项诉讼请求超出仲裁申请部分与仲裁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本院已在前文中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五十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蓁二〇一五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期间工资90000元；二、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蓁未出具离职证明赔偿金100000元；三、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原告王蓁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四、驳回原告王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北京财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震霄人民陪审员  艾 华人民陪审员  贾德强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詹焕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