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61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闫运锋，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丹艳，河南师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仪，河南师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章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晓辉，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易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雅芳，河南师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苌栋，河南师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邰振松。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富强，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跃朋，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公司”）、原审第三人易克、邰振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4民初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丹艳、王嘉仪，被上诉人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章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冀晓辉，原审第三人易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雅芳、苌栋，原审第三人邰振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富强、马跃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现代公司仅仅是涉案工程的被挂靠单位，除了收取50万元的安全保证金和10万元的管理费外，与本案无其他利害关系。原审判令现代公司返还“三棉资产拆迁项目”的巨额履约保证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蔡章顺通过易克向邰振松转款800万元，是蔡章顺支付给邰振松的合作款，并非“三棉资产拆迁项目”的履约保证金和资产处置款。邰振松在收到蔡章顺的800万元后，随即回转给蔡章顺610万元，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由此可见，蔡章顺从未向现代公司和投资公司交纳过履约保证金，因而其根本无权要求返还履约保证金。三、被上诉人关于400万元保证金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四、原审判决现代返还50万元安全保证金没有事实依据。五、本案系虚假诉讼，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富顺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第一项上诉理由割裂了现代公司与富顺公司存在项目转包的合同关系。现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易克曾经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明确将工程转包于富顺公司的事实。富顺公司通过蔡章顺向现代公司法人易克汇去800万元之后易克又退还邰振松798.6万元，该798.6万元与现代公司竞标时邰振松代现代公司垫付的合同价款的金额完全一致。在合同履行中，邰振松与富顺公司蔡章顺曾经签有一份合作协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各出资50%，收益分配蔡章顺占60%，邰振松占40%。上述事实均可以证明现代公司与富顺公司之间存在项目转包关系、即实际的挂靠关系。二、上诉人第二项上诉请求与相关事实以及之前所查证的相关证据矛盾。第一，邰振松收到易克转的800万元之后，转给了蔡章顺是480万元，而不是610万元；第二，蔡章顺将800万元的款项即履约保证金转给易克之后，易克转给邰振松的金额是798.6万元，而不是全部转付，并且798.6万元恰与原邰振松在现代公司竞标时垫付的费用是完全一致的；第三，上诉人说富顺公司在本案仅出资200万元更是矛盾，因为邰振松与蔡章顺所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各50%，并且根据邰振松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中也显示在实际履行中双方关于一些利益分配也是按照约定的40%、60%去执行的。上诉人说2011年1月28日的30万及2011年2月1日的100万是付给富顺公司的投资款，更是与证据相互矛盾、与基本的社会常理相互矛盾。在原审庭审中邰振松及易克明确说，当时蔡章顺想参与，邰振松对蔡章顺不信任，认为他没有钱，要蔡章顺先把他全部出资款转完之后再同意合作。也就是说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以蔡章顺将全部投资款转出为前提，蔡章顺两笔款项转出的时间分别是2011年的1月31日和2月1日，而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中的30万元却是在2011年的1月28日，在双方合作关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邰振松给蔡章顺转钱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及逻辑。另外，如果说如上诉人所说的后期是蔡章顺想加入，正常的应该是蔡章顺向邰振松转钱，而邰振松在之前向蔡章顺转钱明显与常识交易习惯是不符合。事实上这130万元是当时国棉六厂项目邰振松补偿给蔡章顺的股权分红款，其中股权分红款也不是就130万，当时应该是200万左右。在2010年中下旬施工过程中，邰振松给蔡章顺付过大概70万元分红款。在项目完之后，2011年1月份又付了130万。该130万和本案的出资没有任何关系。第四，上诉人说因为履约保证金400万元要退回，所以该部分履约保证金就没有让富顺公司承担，进而说明富顺公司出资200万元这也是一种片面认识。因为履约保证金是保证工程项目正确的实施、防止发生风险之后的追责问题，这履约保证金并不是必然退还。如果说在项目施工中发生了安全事故、发生风险，这个费用是要扣除的。在合作之初，邰振松就明确表示，履约保证金不需要富顺公司承担也是不现实的，也是与基本的商业逻辑是相互矛盾的。在本案中邰振松与富顺公司关于国棉三厂的实际总支出是980万元。各方出资是490万元，其中邰振松在协议签订之后，转给了富顺公司的蔡章顺480万，同时在当时中标时候还有一个中标服务费，大约10万元，这是当初在合作时邰振松的出资，富顺公司也是出资了490万元，该出资完全是按照双方所签订的合伙协议的约定去执行的，因此上诉人所说的富顺公司蔡章顺仅出资了20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与证据相互矛盾。三、关于第三项上诉理由中诉讼时效问题。在原审中法官曾问第三人易克“你是否将退还履约保证金的事实告知过原告富顺公司？”易克明确说没有；我们是在2017年6、7月份才得知保证金已经退还的事实，并立即进行了起诉，我们的相关主张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上诉请求50万保证金。根据之前已经查明的事实，一期工程已经施工结束，并已经验收，那么50万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五、本案中富顺公司完全是一个被害方，富顺公司向现代公司支付了860万元，在工程结束之后，现代公司就理应将收取的安全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予以退还。而实际过程中现代公司却以原路返还为由，将竞标时邰振松垫付的款项返还给邰振松，没有履行向我方还款的义务。本案的纠纷是一个保证金返还纠纷，上诉人及第三人一直把案件往邰振松与蔡章顺之间的出资利润分配、合伙纠纷上拉，其目的明显是想把案件事实予以混淆。今天我方会向法庭提交三棉及四棉邰振松与富顺公司的结算情况单，里边可以明确显示出，该结算双方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对三棉项目进行结算的，并且在三棉、四棉后期结算中，邰振松将三棉出资中的200万元保证金已经提前扣除罢了，且在2012年12月19日，双方对三棉、四棉有一个总体的结算，可以显示出三棉四棉项目双方已彻底的结算清楚，不存在任何的争议。邰振松故意拿出结算部分中的某一张单据以印证对其有利的主张，其结论明显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基于三棉、四棉双方已结算清楚，不存在任何的出资结算分配的纠纷，上诉人及第三人所陈述的合伙之争的基础就根本不存在。原审第三人易克述称，完全同意上诉人现代公司的意见。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多处重大错误，也存在着重大的缺漏。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现代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签订的物资回收合同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根据他认为的有效合同去分析判断本案的其他相关事实。在判决书中提到了蔡章顺转给我的800万是将邰振松踢出局的一个说法，刚才被上诉人提到了我转给邰振松是798.6万，中间有个1.4万元是当时留给我的茶水费，但是邰振松在招标阶段实际支出不是798.6万，他中间还有一个11.75万的招标服务费。也就是说798.6万将中标人踢出局、对方参与招标参与投资没有获利而且还亏本的情况下，法院就判决把他踢出局了，说我是为了我个人私利，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被上诉人，我同意、蔡章顺同意、难道邰振松同意吗？这是一审判决的一个重大的错误，把邰振松踢出局，然后又把邰振松拉进来做合伙人，双方出资是50对50，然后中标人邰振松持有40%的股份，蔡章顺没有做任何工作就获得了60%的股份，你做老板，人家做员工，这符合市场的规则吗？这显然是个错误。二、关于保证金。当时在一审的时候我回答我没有告诉对方是因为我认为对方是知情的。理由是蔡章顺是万顺公司的老板，参与了投标，合同在招标文件里边是公示的。在实际施工人里边，蔡章顺是老板，那么工程验收蔡章顺是知情的。作为老板不知情，这与市场规矩不符合。关于130万的问题。其中30万是双方给现代公司交的60万管理费各出的一半，在原一审的时候，被上诉人强调、刚才也强调130万是对于蔡章顺在六棉项目的补偿，在一审的时候、在中院二审王胜利法官主审的时候邰振松是出庭的，邰振松在庭上强调，三棉项目之前他和蔡章顺没有任何合作，也没有债务关系。六棉是振淞公司和当时的中标企业单独签的合同，人家是独自完成的，和蔡章顺没有任何关系。四厂又是万顺公司单独中标的，也不存在邰振松要给蔡章顺补偿的问题，所以说130万不是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邰振松述称，一审判决明显存在错误。一、即便是按照蔡章顺所说的，他说他和邰振松每人投资490万元，而最后你们在分账的时候是每天各分50%的收入，最后你是分到640万，要按照这个说法，最后400万保证金也应该是各分50%。你投490万，人家投490万，你每天一分帐，一天一分收入各分50%，你分到640万，人家也分到640万，如果按照这个说法，一审判决也是明显的错误，不可能把保证金都给你。二、刚才蔡章顺讲了三厂、四厂都结算得很清楚，既然结算了，你全程参与了三厂的项目，那么什么时候一期工程完工你说你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是明显知道的。既然知道，保证金什么时间退你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三厂你承认结算清楚了，那么保证金肯定要说的。事实是蔡章顺本身也参与了这样一个围标，你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是一审判决简单的错误，而且事实上我们提供的证据三厂、四厂最后结算确认书确认，三厂四厂一块，蔡章顺比邰振松多得了115.6万元。下面我再详细把这个案情说一下，第一点是富顺公司主张现代公司向邰振松已经中标且支付全部款项、把三棉项目全部转包给他的这种说法即缺乏证据支撑，也不符合人之常情；第二点，蔡章顺打入易克的投资款860万元已经全部收回，不存在退还保证金的问题。2011年1月24日现代公司中标，因为蔡章顺他本人也参与了，所以他就知道自己没中标，然后就开始找到易克，2011年1月26日，易克作为现代公司的法人为中介，介绍蔡章顺和邰振松个人合伙，然后才有2011年1月28日邰振松转给蔡章顺30万元。30万元是每人30万，蔡章顺30万、邰振松30万，所以邰振松打给蔡章顺30万，然后才有蔡章顺转给易克这60万元，2011年1月31日、2月1日蔡章顺转给易克800万，2011年2月1日，邰振松转给蔡章顺100万，2011年2月6日，蔡章顺和邰振松签订书面个人合伙协议，2011年2月7日，邰振松转给蔡章顺480万，然后蔡章顺又通过资产回收、出售回笼资金6805000元。这个详细见邰振松提交的三厂拆除每日的记账。2011年3月15日工程竣工验收结算后，蔡章顺还比邰振松多得了利润115.6万。蔡章顺的外甥张云山全程参与了三棉、四棉项目，由张云山和邰振松的弟弟邰振贺共同签署的三厂、四厂的结算书为凭。所以蔡章顺和邰振松他们都清楚刘巍代现代公司交纳400万的保证金必须是原路退回，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大家在分账的时候，一开始在分收入的时候都是非常清楚的，不可能不提这个事。因此蔡章顺和邰振松在三棉项目结算时，双方共同确定三棉的总收入是16469000元，就刨掉了400万元保证金。如果把400万元的保证金加上应该是两千多万元。总之除去3609100元，合计利润是12859900元，双方应各分利润50%，即6429950元。所以显然双方在分账结账就没有把刘巍交纳的400万元保证金作为共同的投资，而是将400万元保证金既排除了投资之外，也排除在收入之外。反之，如果现在再把刘巍交纳的400万元保证金计算为双方共同的投资，那么在双方分账时邰振松首先应该把400万元取回，然后再各分50%。所以如果现在按照一审判决等于法院给他判了一个不当得利450万。再次，邰振松提交的记账日记显示各分50%，充分说明了各方认可保证金400万元以外投资比例50%的事实。各方认可涉案项目400万元保证金以外的投资总额是398.6万元，加11.75万元的管理费加上另外还有60万元。60万元中包括一审判决判定50万元的安全保证金，还有10万元的挂靠费。所以出资就是邰振松出210万，蔡章顺出资200万，基本持平各出50%。双方才有分账的时候直接按收入分50%分成本、分收益这样一个行为。最后一点是富顺公司对诉讼时效是很清楚的，他全程参与了招标，保证金什么时候退还他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六年不考虑保证金的问题，而从诉讼时效计算起点他不追究这样一个事实，来反推他这个400万元保证金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审判决是明显的为蔡章顺判了一个440万元的不当得利，加上利息可能还要超越440万。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安全保证金共计450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5月19日起按照月息二分标准计算到实际还完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等情况。河南省万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在2011年时的法定代表人为蔡章顺，2014年7月31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蔡章顺。河南振淞爆破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在2011年的法定代表人为邰振松（原告称河南振淞爆破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河南瀛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邰振松称“现在名称变更了，但是我不想说这个名字，也记不住这个名字，我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目前的法定代表人仍为邰振松。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在2011年初的法定代表人为易克，当年10月27日，由易克变更为王琳，本案诉讼时的法定代表人为闫运锋。刘巍系邰振松的女婿。二、邰振松（振淞公司）挂靠现代公司投标的情况。2010年底，投资公司将所属的三棉资产拆除项目委托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对外进行招标。万顺公司、现代公司、及案外人迅达公司参与竞标。2010年12月31日，现代公司与振淞公司曾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主要约定：现代公司提供符合投标要求的资质，振淞公司承担投标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含投标保证金、工程成交款等）；管理费用10万元由振淞公司支付。易克在2011年1月5日注明：已终止执行。在实际投标过程中，刘巍以现代公司的名义在2011年1月13日向投资公司交纳了40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诉讼中，邰振松自认通过刘巍支付的款项都是邰振松的钱）。经过招投标，现代公司在2011年1月24日中标了“三棉资产拆除项目”，中标的成交金额为391.6万元。当月26日，投资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现代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约定：现代公司承包投资公司所属三棉资产拆除项目，合同工期一期拆除工程为业主发出进场通知后40日历天，二期拆除工程为业主发出进场通知后20日历天，一期与二期工程时间间隔约10个月；承包方应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将工程款391.6万元转入发包方指定账户（郑州国有闲置资产调剂中心）；承包方在谈判阶段所缴纳的谈判保证金即日起转为履约保证金，一期工程验收合格后10日内无息退还300万元，二期工程验收合格后10日内无息退还剩余100万元，但承包方施工期间内因其自身原因对包括发包人在内的蔡章顺等人造成的损失和补偿应从相应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承包方还需另行支付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费7万元。协议签订后，当月28日，邰振松以工程款形式向现代公司的公司账户转入398.6万元，其中工程款391.6万元，7万元管理费。当天，现代公司将其中的391.6万元转入协议约定的郑州国有闲置资产调剂中心（该中心当天向现代公司出具了收条）。同年3月4日，现代公司向三棉公司支付了管理费7万元，三棉公司也向现代公司出具了收条。三、现代公司与万顺公司（即蔡章顺）建立项目挂靠关系的情况。涉案项目现代公司中标后，因不排除施工资质等多项原因，时任现代公司法人易克与万顺公司协商其中标的“三棉资产拆除项目”由万顺公司承接的转包事宜。遂即，原告通过法定代表人蔡章顺的个人账户分三次转、汇入易克的账户860万元。其中，2011年1月31日转款400万元、2月1日转款400万元、2月7日转款60万元。审理中，根据2017年7月现代公司提交给郑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载明的内容。2011年2月9日，现代公司作为甲方、万顺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就三棉房屋一期的拆除、清运、安全等事宜协商达成了两份书面协议：《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主要约定：（一）工作内容：三棉厂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管线及所有设备的拆除及清运（承包范围内）；（二）乙方向甲方或者业主缴纳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原件由甲方留存）、安全保证金50万元，确保工程施工安全、进度、形象，履约保证金待工程全部完工，经业主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无违反业主和甲方现场回收作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时，由甲方一周内无息退还乙方；（三）工期40天，协议有效期为50天；（四）《安全责任书》是《物资回收合同书》的补充条款。（五）两份协议书均“仅此一份，由甲方留存”。本协议书和安全责任书均可由双方代表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起草当天，万顺公司及蔡章顺在两份协议上签字盖章后，将《物资回收合同书》和《安全责任书》的合同文本交给现代公司保存。截止到现代公司提交给郑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时，这两份协议文本上没有现代公司的印盖。现代公司时任法人易克在2011年1月31日至2月7日收到万顺公司蔡章顺的汇款860万元后，遂即将其中的798.6万元转给了邰振松；其中1月31日转款400万元、2月2日转款398.6万元。庭审中，易克确认60万元转入现代公司帐户，50万元作为安全保证金，10万元是挂靠费用。四、蔡章顺与邰振松签订合伙协议及合伙施工三棉资产拆除项目的情况。2011年2月6日，蔡章顺与邰振松就“三棉资产拆除项目”达成一份合伙协议。主要约定：工程款和各项押金各拿50%；股份分成蔡章顺为60%，邰振松为40%；所有收入一期完工后分成一次，二期完工后全部按股份分完；废品处理。磅单、工地支出、大型款项均由双方签字。合伙双方在施工过程中与三棉公司办理的相关交接手续均以现代公司的名义出现。现代公司向三棉公司出具的相关手续时，对应的有时以振淞公司的名义出现。三棉一期拆除工程2011年2月8日开工，当年3月15日竣工。合伙双方以现代公司名义与三棉公司办理了验收手续，其中，安全验收结果为安全无事故。二期拆除工程中，因三棉公司的主厂房因故需要保留三年，拆除工期发生变化，截止审理时，二期没有完全竣工。五、投资公司收取现代公司40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情况。蔡章顺与邰振松合伙施工的三棉一期拆除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经现代公司出面向投资公司主张履约保证金。2011年5月19日，投资公司将现代公司缴纳的400万元保证金中的300万元退还给现代公司（在财务手续上投资公司将款项“原路返还”到刘巍的个人账户上）。在二期拆除工程中，因三棉公司的主厂房因故需要保留三年，拆除工期发生变化。同年11月22日，现代公司向国资委提出书面申请，请求将“二期履约保证金100万元中的90万元予以返还，剩余的10万元留置到二期完毕时予以发还”，同时在款项返还方式上写明“请国资委将三棉二期拆除工程9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发还直接打入现代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的账户”。当年12月21日，投资公司将90万元退还给现代公司（在财务手续上投资公司将款项也“原路返还”到刘巍的个人账户上）。因涉案二期工程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完工；剩余的10万元履约保证金至今投资公司也没有返还给现代公司。另，在诉讼中，易克承认投资公司在2011年5月19日和12月21日退还39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情况，没有向万顺公司及蔡章顺如实披露。现代公司也没有将投资公司退还的39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数退还给原告。在原一审诉讼中查明：关于“国资委在2011年已经退还给现代公司的39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款项去处？”。现代公司称“原路退还给了刘巍账户，钱不在我们这，钱应该在刘巍处”；第三人易克称“钱在刘巍处”；邰振松称“本身就是我通过刘巍出的钱，当然原路返还给刘巍，这个钱实际是我控制的”。六、原告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情况。原告称，2017年6、7月份得知上述履约保证金退还情况后，当年11月28日致函现代公司要求退还400万元履约保证金和50万元安全保证金。现代公司《回函》称：现代公司对原告来函反映问题并不掌握，系原告与易克个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与现代公司无关；原告可与易克自行解决。现代公司从未收取原告来函中所指款项，所以无法返还该款。七、蔡章顺与邰振松（万顺公司与振淞公司）对合伙情况的各自陈述。蔡章顺称：（一）合伙投资：《合伙协议》约定各出资50%，利润分成万顺公司占60%，邰振松占40%。实际总投资：中间费用120万元（给易克学生宋伟平，其中宋伟平支付给易克40万元）、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合同物资款400万元、安全保证金50万元、管理费10万元，共计980万元。（二）邰振松一方出资金额：490万元（全部出资成本的50%），2011年2月7日汇给蔡章顺的480万元，加上邰振松原代现代公司缴纳的中标服务费约10万元。万顺公司出资金额：490万元。（另说明：邰振松所说的130万元，是邰振松支付万顺公司六棉项目的补偿款，与国棉三厂没有任何关系）。（三）万顺公司与邰振松合作项目的资金及利润分配。在国棉三厂施工中，万顺公司又与邰振松合作承接了国棉四厂拆除项目。四棉项目仍是以万顺公司主导进行，签有合伙协议，约定万顺公司占67%的股份，邰振松占33%的股份。在三棉一期项目完工后，2011年5月28日，双方进行了结算，总收入16469000元，利润12859900元，双方按照各50%分配，各方分配利润6429950元。（邰振松承诺本次多分配的100多万元，在四棉利润分配时补给万顺公司）。2011年6月3日，双方就四棉项目阶段利润进行了一次结算。当时四棉共计收入14193960元，万顺公司分配4167190元，邰振松分配10026770元。此次结算邰振松比万顺公司多分配近600万元。在此次分配中，邰振松已经将三棉项目承担的保证金200万元及原400万元借款全部提取结算完毕（如果按双方协议，邰振松分配比例为33%，应分配金额为4684006.80元）。万顺公司与邰振松之间的合伙纠纷，与本案没有关系，故没有向法庭提交。如有需要，万顺公司另诉解决。邰振松称：（一）（原一审时）三棉合伙项目总投资841.75万元；蔡章顺实际出资190+30=220万元，邰振松实际出资是621.75万元；按邰振松和蔡章顺签定合作协议40:60，蔡章顺没有投资到位；邰振松投资是74%，蔡章顺投资是26%。（二）（发回重审代理词中）蔡章顺投资860万元，邰振松退还蔡章顺480万元；蔡章顺的投资款仅有320万元（60万元中的50万元是向现代公司交纳的保证金，10万元是挂靠费不退还）。蔡章顺打给易克的800万元已经全部收回。邰振松先后打给蔡章顺610万元，蔡章顺通过资产出售收回资金6805000元，收回剩余投资并获得相应利润比邰振松多115.6万元。（三）邰振松提交的记账日记显示各方按照50%分账充分说明各方认可（保证金400万元以外）投资比例50%的事实。各方认可涉案项目（400万元保证金之外）的投资为470万元左右，各方应投资235万元。蔡章顺投资220万元，邰振松投资250万元，二人的出资额大体相当，然后才有在分账时各方直接按收入的50%回收成本和收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在原一审及发回重审中，当事人对基本案件事实及案涉法律关系存在着较大认识分歧。该院只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运用民事优势证据原则，才能准确认定事实、分清责任、公平裁判。一、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原告在原一审时原以不当得利提起诉讼，在审理中明确为转包合同关系。发回重审后，又再次明确为转包合同关系，该院综合全部案情，据实认为本案实质上系因挂靠关系而引起的合同纠纷。二、关于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涉案纠纷发生在2011年，当时蔡章顺系万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邰振松系振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克系现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初发生业务时，三人在业务款项来往时虽然均使用的是个人账户（该院无法排除个人行为与职务行为、个人资产与公司资产的混同）。但综合考量所有证据及各方的陈述，三人在当时作为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转涉案款项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公司中标的“三棉资产拆除项目”，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其他因由，其职务行为的证据优势明显高于其个人行为的证据优势。因此，万顺公司（后变更为富顺公司）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现代公司作为被告的主体也同样适格。三、关于案涉“三棉资产拆除项目”挂靠合同关系的挂靠主体等问题。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案情，案涉“三棉资产拆除项目”从项目招标中标、项目实际施工、项目结算（主要涉及履约保证金返还）等三个主要阶段，都是挂靠在现代公司名下的，各方当事人认识基本一致，即便原告主张为项目转包合同关系，也不影响实质上挂靠关系的性质。但三个主要阶段的挂靠主体有所不同，该院逐一分析评判。（一）项目招标中标阶段，系振淞公司(邰振松)挂靠现代公司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实质性异议，该院予以确认。（二）项目实际施工阶段的挂靠主体问题，是本案争议的核心焦点，也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关键所在。各方当事人的基本观点分歧较大。原告基本观点：现代公司将项目转包给万顺公司后，邰振松（振淞公司）与蔡章顺合伙，由蔡章顺主导将项目完成。现代公司（代理词）观点：邰振松挂靠现代公司中标及缴纳费用后，2011年2月2日收到798.6万元完全退出后又匆忙于2011年2月6日与蔡章顺签订合伙协议并出资480万元参与到项目实际施工中来，不符合生产经营获取利润之常情。易克基本观点为：（原一审时观点）其出面协调让蔡章顺与邰振松共同参与涉案项目的合作关系，促成蔡章顺与邰振松签订合伙协议；合伙协议签订前，双方均想与现代公司签订分包合同从而取得经营中的主动地位,由于投标保证金是邰振松女婿刘巍交纳,中标价款398.6万元是邰振松向现代公司交纳，同一个“物资回收”项目现代公司不可能分包两个单位；因此现代公司不可能与万顺公司签订分包合同。本案审理中认为：蔡章顺与邰振松二人缺乏信任基础，二人让易克居间协调二人合伙，蔡章顺与邰振松组成的合伙体是实际施工人。易克将798.6万元转付给邰振松就视为邰振松“出局”（即解除挂靠关系）存在三个不合理性，“一是出资800万元以上没有获利；二是挂靠两家公司参与涉案项目投标，说明其很想得到该项目施工人身份；三是易克没有权利转让别人中标项目”。邰振松的基本观点为：（原一审时）其从现代公司分包的三棉资产拆除项目，然后蔡章顺也想参与进来；经易克中间协调，其才同意与蔡章顺合伙经营残值回收。（本案审理中代理词）观点：邰振松以现代公司名义中标后，蔡章顺加入进来，签订个人合伙协议，既合乎常理，又有足够证据支撑；万顺公司主张“现代公司将三棉拆除项目单独转包给万顺公司，再由万顺公司法人蔡章顺与邰振松个人合伙”的说法，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现代公司把邰振松踢开把项目单独转包给万顺公司，邰振松不可能同意，现代公司也不会这样做；虽然蔡章顺主张通过易克学生支付120万元的中介费，但易克把邰振松踢开不符合商业常识和人之常情。该院认为，认定法律事实的基础是证据，民事案件审核证据认定事实的原则是优势证据原则。根据目前在卷证据，在邰振松挂靠现代公司已经中标的情况下，不排除现代公司或时任法人易克为了自身利益与邰振松解除挂靠关系，将中标项目转包给万顺公司承接（实际上是挂靠主体变成万顺公司），再由蔡章顺与邰振松合伙共同完成案涉项目。因此，在项目实际施工阶段，真正的挂靠主体是万顺公司（蔡章顺）与现代公司。该院如此认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证据优势。（1）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交了由其单位保存多年的《物资回收合同书》和《安全责任书》，这两份书面证据载明的万顺公司与现代公司就三棉资产拆除项目存在项目转包关系十分明确；与作为签订协议时的法定代表人易克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现代公司接手的项目之后转包给万顺公司”相一致。因此，万顺公司将已经签字盖章的两份协议交由被告保存，被告作为协议文本的保存方，没有在协议上盖章，是否影响双方转包关系的成就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确立，应当综合分析。一方面，该两份协议均载明“仅此一份，由现代公司留存”；另一方面，协议约定的施工日期与实际施工日期基本一致，对先期给付的履约保证金、安全保证金进行了明确，双方在事实上按协议进行履行。因此，虽然现代公司没有在协议上盖章，并不影响双方挂靠关系的成就和合同权利义务的确立，现代公司、易克、邰振松主张这两份协议未成立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2）在该两份协议签订之前，万顺公司已经通过蔡章顺的账户向现代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易克汇款860万元；该汇款数额与两份协议约定内容大体一致。（3）万顺公司支付的860万元合同款项，不能割裂开来予以界定性质。（4）现代公司收取万顺公司860万元后，将其中的邰振松原先投标所交的798.6万元（包括履约保证金）全部退还给了邰振松，足以证明现代公司实际上解除了与邰振松的挂靠关系。易克主张的800万元是蔡章顺委托其交给邰振松的合作款，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5）合伙协议约定，在蔡章顺、邰振松各投资50%的情况下，双方的利润分配比例却是60:40；蔡章顺比邰振松多出20%份额，也能从侧面印证，挂靠关系是建立在万顺公司与现代公司之间的。（6）万顺公司主张的其为获得该项目支付了120万元中介费，易克没有提出反驳意见。（7）假如现代公司、易克、邰振松的观点成立的话，以邰振松为主导的挂靠关系存在，万顺公司加入合伙只需出资一半（400万元左右）即可，履约保证金邰振松已经代现代公司交过，项目完成后还是要退还的，让原告按全部项目款项860万元汇款，包括邰振松为项目中标支出的全部款项，易克和邰振松都没有给出合理解释。（8）尽管蔡章顺与邰振松合伙情况，不是本案审理的内容，但从两人对合伙投资和利润分配的各自陈述情况来看，特别是结合邰振松提供证据中涉及四厂来看，蔡章顺的陈述比邰振松的陈述，更符合交易习惯，也更接近客观事实。（三）项目完工结算（主要涉及履约保证金返还）阶段。鉴于本案的挂靠关系主体为现代公司与万顺公司，因此，在项目完工结算时，现代公司明知邰振松先期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已经收回，仍坚持履约保证金返还给刘巍，而不是返还给原告。同时，基于挂靠合同的相对性，现代公司只能对着万顺公司结算，而不能对着邰振松结算（更不能把履约保证金返还给刘巍）。四、关于现代公司承担的法律责任案涉“三棉资产拆除项目”，系现代公司与万顺公司之间存在实质上挂靠关系，现代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易克收取万顺公司860万元合同款、现代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要回履约保证金，且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与易克个人之间无经济往来，虽然万顺公司支付的合同款项860万元转入易克个人账户，但其目的系签订和履行挂靠合同，其中60万元转入现代公司账户。因此，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足以认定易克当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现代公司应当承担本案法律责任。现代公司前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履行合同时业务款项用易克的个人账户、易克将涉案款项是否打入现代公司的账户、国资委（投资公司）依照现代公司申请退还的390万元履约保证金的款项去处等情形的存在，都不能免除现代公司应承担的责任。现代公司承担本案法律责任后，不影响其就相关权益向邰振松行使追偿权。被告的相关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五、关于被告及第三人辩称的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易克在诉讼中承认“投资公司退还390万元”的情况没有告知过原告，原告称其在2017年6、7月份才得知易克隐瞒的相关情况，且案涉项目到目前没有完全履行完毕。原告在2017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六、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问题。原告挂靠承接的三棉拆除项目一期工程早已完工，二期目前已大体完成，且投资公司早在2011年5月和12月已将履约保证金返还了390万元，被告现代公司早在2011年时就应该按照约定收到投资公司的退款后一周内返还给原告，但一直长期隐瞒；现代公司应将投资公司返还的39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数返还给原告，剩余的10万元因涉案项目没有完工且投资公司没有退还，原告在本次诉讼中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待投资公司退还后，原告可另行通过合法渠道加以主张。被告未按期返还390万元履约保证金，应向原告支付利息，但原告主张利息的标准与起算时间的根据不足，该院应据实从2011年5月26日和2011年12月28日起算为宜。原告主张的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安全保证金50万元，协议明确为一期工程安全保证金，一期工程在2011年3月15日已经完工，现代公司应如数返还并承担自2011年3月22日起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390万元、安全保证金50万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其中，50万元从2011年3月22日起计算，300万元从2011年5月26日起计算、90万元从2011年12月28日起计算）。二、驳回原告河南富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640元，由被告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本院另查明，在本案审理中，原审第三人易克认可收到宋伟平转付的蔡章顺2011年1月30日转宋伟平120万元中的40万元，但认为该款项是借用其现代公司牌子的费用。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对双方争议的事实确认如下：一、现代公司投标（由邰振松垫付相关投标费用）情况。2010年底，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委托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对三棉资产拆除项目对外招标，2010年12月31日，现代公司与河南振淞爆破拆迁工程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邰振松）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约定现代公司提供符合投标要求的资质，振淞公司承担投标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含投标保证金、工程成交款等）；管理费用10万元由振淞公司支付（易克在协议上注明：已终止执行2011年元月5日）。在实际投标过程中，邰振松的女婿刘巍以现代公司的名义于2011年1月13日向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交纳40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邰振松自认该款项为自己的钱）。经过招标方的谈判论证，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2011年1月24日向现代公司发出《成交通知书》，确认现代公司为涉案工程的“成交人”，成交金额391.6万元。2011年1月26日，现代公司（乙方）与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就涉案工程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约定，除先期支付的400万元的谈判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外，现代公司还需支付391.6万元的工程成交价款和向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支付7万元的管理费。2011年1月28日，邰振松将398.6万元的款项转入现代公司。现代公司于当日将其中的391.6万元的工程款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转入郑州国有闲置资产调剂中心，同年3月4日，现代公司向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支付7万元的管理费。虽然振淞公司与现代公司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但易克于2011年元月5日代表现代公司终止了该协议，事后双方并未再签订任何的挂靠合作协议，邰振松支付的798.6万元应认定为自己为承包涉案项目工程代现代公司垫付现代公司中标的相关款项。二、现代公司将涉案工程转包万顺公司（万顺公司挂靠现代公司）及万顺公司（蔡章顺）与振淞公司（邰振松）合伙施工的情况。万顺公司在现代公司中标涉案工程后，其法定代表人蔡章顺为参加涉案工程的施工，积极与易克进行商谈并通过第三人从中斡旋（易克庭审中自认），并于2011年1月30日向易克的学生宋伟平转款120万元的协调费，宋伟平随即向易克转款40万元（庭审中，易克认可收到该款项，称该费用是富顺公司“借用我公司牌子的相关费用”）。鉴于易克收取了该费用且不排除工程要求施工资质等多项原因，易克与万顺公司协商将其中标的涉案项目转包万顺公司。万顺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蔡章顺个人账户转入易克账户860万元（2011年1月31日400万元、2月1日400万元、2月7日60万元）。易克收到款项后，分别于2011年1月31日转款邰振松400万元、2月2日转款398.6万元共798.6万元，该款项数额与邰振松投标阶段代现代公司垫付的履约保证金400万元、391.6万元工程款和7万元管理费总额一致，应视为现代公司将邰振松（振淞公司）招投标阶段垫付的款项返还邰振松。800万中剩余的1.4万元，易克收取并称系付给其的“茶水费”；2月7日蔡章顺转款的60万元，易克全部转给了现代公司，其中50万元为“安全保证金”、10万元为“挂靠费用”。在收到上述798.6万元的款项后，邰振松与蔡章顺于2011年2月6日签订《协议》，约定“（一）就国棉三厂拆除工程款和各项押金双方各拿50%；（二）就股份分成为甲方蔡章顺60%股份分成，乙方邰振松40%分成，所有收入一期完成后分成一次，二期完工后全部按股份分完。”2011年2月9日，现代公司（甲方）与万顺公司（乙方）就涉案工程项目达成《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约定了乙方向甲方或者业主缴纳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安全保证金50万元，确保工程施工安全、进度、形象，履约保证金（待工程全部完工，经业主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无违反业主和甲方现场会回作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时，由甲方在一周内无息退还乙方）等内容。同时约定，《安全责任书》作为与乙方签订的《物资回收协议书》的补充条款，和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存在，两份文件均仅此一份，由甲方留存。两份文件签订当天，万顺公司和蔡章顺在文件上签字盖章交给现代公司保存。涉案项目一期工程于2011年2月8日开工，至2011年3月15日，由万顺公司（蔡章顺）和振淞公司（邰振松）合作完成。双方以现代公司名义与三棉公司办理了验收手续。本院认为，一、被上诉人富顺公司（富顺公司系万顺公司依法变更后的同一主体，本院以下论述将以其变更前后时期的名称分别认定）与上诉人现代公司存在转包（实质挂靠）关系。1、易克在2010年12月31日现代公司与振淞公司签订的《联合投标协议书》上注明：“已终止执行2011年元月5日”；在中标后，现代公司与振淞公司、邰振松并未再签署任何挂靠合作协议。2、蔡章顺提供了2011年1月30日向易克的学生宋伟平转款120万元协调费的证据，庭审中，易克认可蔡章顺为取得涉案项目工程积极与其协商并通过中间人斡旋且自己收到了宋伟平向其转账该款中的40万元，称该费用是富顺公司“借用我公司牌子的相关费用”（在蔡章顺已经支付现代公司10万元的挂靠费用后，易克并未将该40万元款项交付现代公司），可以证明易克为了自身利益及施工资质等问题转而同意与万顺公司协商工程转包问题。3、2011年2月9日现代公司（甲方）与万顺公司（乙方）就涉案工程项目达成的《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两份文件虽没有现代公司的签章，但根据查明事实，上述两份文件系二者达成合意后，万顺公司依约定将盖章签字的文本交付现代公司并留存，现代公司收到后作为文本的保存方是否盖章并不影响双方转包关系的成就和权利义务的确定（在公安机关对其他案件进行询问时，现代公司将该文件予以提交）。4、2017年7月14日，易克在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笔录》中称“三棉资产拆除项目是2011年现代公司从郑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手里接过来的项目，之后转包给了河南省万顺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万顺公司的老板是蔡章顺。”“万顺公司把应付给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拆迁费和保证金合计约800万元都直接交给了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且在诉讼中，易克、邰振松均认可万顺公司（蔡章顺）参与了项目施工。5、蔡章顺转账易克的860万元（2011年1月31日400万元、2月1日400万元、2月7日6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约定的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和安全保证金50万元，以及391.6万元的工程成交价款和向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支付7万元的管理费、现代公司10万元的挂靠费用、易克收取的1.4万元的茶水费。易克收到该款项后，分别于2011年1月31日转款邰振松400万元、2月2日转款398.6万元共798.6万元，该款项数额与邰振松投标阶段代现代公司垫付的履约保证金400万元、391.6万元工程款和7万元管理费总额一致，且时间上具有合理性。6、蔡章顺与邰振松2011年2月6日《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工程款和各项押金各拿50%、股份分成为蔡章顺60%邰振松40%的比例，证明万顺公司（蔡章顺）在双方合作施工工程中具有主导地位。以上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高度盖然性和内在逻辑性，足以认定万顺公司与现代公司就涉案项目工程存在转包（实质挂靠）关系。二、万顺公司（蔡章顺）与振淞公司（邰振松）及易克来往款项均有事实上的实际用途。1、蔡章顺转款给易克的860万元是支付现代公司的转包款项。基于万顺公司与现代公司、易克的协商合意，现代公司将中标的涉案项目工程转包万顺公司的事实，蔡章顺向易克支付的860万元中包含了《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约定的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和安全保证金50万元（由现代公司收取），以及391.6万元的工程成交价款和向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支付7万元的管理费、现代公司10万元的挂靠费用、易克收取的1.4万元的茶水费，其中的798.6万元在易克转付邰振松后，应视为万顺公司（蔡章顺）代现代公司退还了邰振松代现代公司向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郑州国有闲置资产调剂中心支付的798.6万元的费用（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工程价款391.6万元、7万元的管理费），邰振松前期代现代公司交纳的798.6万元应转化为万顺公司（蔡章顺）转包涉案项目工程的转包价款。现代公司称800万元是蔡章顺支付邰振松的合作款无相关证据支撑，一是三方无任何委托转款协议或居间服务协议转付800万元的巨款不符常理、且与易克转款邰振松798.6万元的数额不符（798.6万元恰恰与邰振松代现代公司支付的前期费用数额一致）；二是邰振松在收到易克转付的798.6万元的“合作款”后又再向蔡章顺支付480万元的投资款、蔡章顺再向易克转款50万元的安全保证金和10万元的管理费均亦有悖常理；三是如800万元系合作款，更与蔡章顺、邰振松签订的《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相矛盾。故现代公司称“800万元是蔡章顺支付给邰振松的合作款”的意见不能成立。2、易克转付邰振松798.6万元系基于现代公司将涉案项目工程转包万顺公司后退还邰振松前期垫付的相关费用。如前所述，在涉案项目招投标期间，振淞公司和现代公司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并由邰振松垫付798.6万元的款项，其本意为由现代公司中标涉案项目并挂靠现代公司进行施工，但易克代表现代公司终止执行该协议书后，基于自身利益及施工资质等原因，转而将项目工程转包万顺公司并收取万顺公司（蔡章顺）860万元的款项继而将其中的798.6万元（邰振松代付款项）转付邰振松，该笔款项应认定为易克代表现代公司返还邰振松（振淞公司）垫付款项的行为。3、邰振松转款蔡章顺610万元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应分别认定。邰振松2011年1月28日、2月1日和2月7日分别向蔡章顺转款30万、100万和480万共计610万元。在现代公司、邰振松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蔡章顺在1月28日（或之前）就涉案项目工程转包及合作施工达成合意、且邰振松1月28日仍在向现代公司转款398.6万元的工程价款和管理费（同日，现代公司转交郑州国有闲置资产调剂中心）的情况下，易克和邰振松称其中130万元系付蔡章顺的项目保证金、管理费与事实不符，且有悖常理和交易习惯。一是易克和邰振松均称：后期蔡章顺想加入，邰振松不相信蔡章顺有资金实力，让蔡章顺先把全部出资款打过来才同意合作。按此说法，应当是由蔡章顺先向邰振松支付全部款项。而事实上蔡章顺是分别于1月31日、2月1日转账易克800万，易克收到款项后于1月31日（400万）和2月2日（398.6万）才转账给邰振松的，且易克于2月7日收取蔡章顺60万元安全保证金、挂靠费（其中50万元系安全保证金、10万元为挂靠费用）以及邰振松与蔡章顺2月6日签订《协议书》，在此之前，邰振松先期向蔡章顺支付30万元和100万元与事实和其主张相互矛盾。二是在邰振松与蔡章顺2月6日签订《协议书》后，蔡章顺再次向易克转款60万元，易克转付现代公司并认可其中50万元系安全保证金、10万元为挂靠费用，故邰振松称130万元系支付蔡章顺的保证金、管理费和出资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对此13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蔡章顺与邰振松均认可双方在六棉项目中尚有经济来往，故本院对邰振松关于该130万元的性质用途的陈述意见不予认定。对480万元，现代公司和邰振松认为是返还蔡章顺的保证金，与邰振松代现代公司交纳的保证金数额不符且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蔡章顺认可该款项为邰振松与其合作施工的工程投资款，且对易克和邰振松所称的11.75万元的招标服务费（易克和邰振松无证据证明）认可为10万元投资款的意见，本院予以认定。三、现代公司应当返还万顺公司400万履约保证金和50万元安全保证金。如前所述，现代公司将涉案项目工程转包给万顺公司，在收到蔡章顺860万元款项后返还邰振松投标期间垫付的798.6万元，剩余60万元计入万顺公司交纳的安全保证金和挂靠费用，在扣减招标服务费后（万顺公司认可该款项计入邰振松的投资款），由蔡章顺（万顺公司）和邰振松（振淞公司）合作共同完成了涉案项目工程。邰振松在收到易克退还的前期代现代公司交纳的798.6万元（履约保证金400万元、工程价款391.6万元、7万元的管理费）后，交存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4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应转化为万顺公司（蔡章顺）转包涉案项目工程的履约保证金，在涉案项目工程验收合格且无其他扣减项目后万顺公司有权要求退还该笔款项。现代公司作为项目承包方，由其向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国资委申请退回履约保证金。根据其申请，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郑州市国资委分别于2011年5月19日和11月22日将39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直接打入现代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的账户”退还现代公司，现代公司和两名第三人均认可该笔款项已“原路返还”邰振松女婿刘巍的账户（该账户由邰振松控制）。易克在庭审中承认履约保证金返还情况没有向万顺公司和蔡章顺如实披露，也没有将该款项返还万顺公司或蔡章顺。富顺公司（万顺公司2014年7月31日变更为富顺公司）得知该款项的情况后，与现代公司进行了书面函件沟通。依据上述事实和现代公司、万顺公司《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作为承包人的现代公司应将退回的39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返还给转包挂靠并实际交付款项的富顺公司。因现代公司的申请转款及未及时支付富顺公司的行为导致富顺公司未取得应当返还的履约保证金，现代公司作为承包人应当承担该部分款项的返还责任。富顺公司在获得该部分款项已经返还后，积极与现代公司函件沟通主张权利，并在沟通无果后提起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关于50万元的安全保证金，《物资回收合同书》、《安全责任书》约定的为三棉房屋一期工程，该工程已于2011年3月15日完工并已经竣工验收且无合同约定的其他扣减情形，现代公司应当返还该部分款项。本案系基于富顺公司与现代公司的工程转包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合同纠纷，讼争主体为富顺公司和现代公司，关于万顺公司（蔡章顺）与邰振松在诉讼中争议及现代公司抗辩的工程合作施工中各方出资及利润分配问题，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相关主体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640元，由河南省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玮琦审判员  李继军审判员  安 军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张菲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