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15行初769号原告胡厚勇，男，1973年2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委托代理人张白云，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倪建军。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何昌海，该镇党委委员。委托代理人王永俊。委托代理人黄铁，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厚勇诉被告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下称“城桥镇政府”)乡政府行政强制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厚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白云，被告城桥镇政府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何昌海、委托代理人王永俊、黄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城桥镇政府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崇城桥)城管责拆决字〔2019〕第080033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下称“《限拆决定》”)，主要内容为：胡厚勇于1992年在城桥镇湾南村友谊168号内擅自搭建建(构)筑物，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下称“《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依据该法第六十五条、《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和《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责令胡厚勇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二十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原告胡厚勇诉称，2013年12月6日，其所在的上海勇玲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勇玲公司”)与上海华远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远公司”)订立《转让合同》，约定由华远公司将位于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湾南村XXX号场地(下称案涉场地)内的办公室等财产以人民币2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转让给勇玲公司。案涉场地内的建(构)筑物(下称“案涉建筑物”)于1992年建成，时值政府鼓励民营、个体经济的大力发展，案涉建筑物的建造取得了被告的许可。现被告认定该建筑物为违法建筑，是在否认前任政府，同时也是对其渎职行为的掩饰。勇玲公司受让案涉建筑物后仅对其进行了修缮，原告并非案涉建筑物的搭建人，城桥镇政府列其为行政相对人，属认定事实错误。另外，案涉建筑物在1992年建造时获得了城桥镇政府的同意，该府适用2008年实施的《城乡规划法》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属适用法律错误。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上述《限拆决定》。原告胡厚勇向本院递交了《转让合同》《补充合同》，用于证明勇玲公司于2013年以20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案涉建筑物。被告城桥镇政府辩称，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五条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其具有对辖区内的规划建筑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被告依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在接到投诉举报后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制作询问笔录，然后作出《限拆决定》并送达，程序合法。被告查明，案涉建筑物是从1992年开始搭建，且在原告设立的勇玲公司于2013年受让后也一直处于搭建中，该建筑物未办理任何用地审批手续或施工许可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另外，原告本人承认案涉建筑物由其搭建、占有控制，城桥镇湾南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亦反映案涉建筑归原告所有，因案涉建筑物的违法情形处于持续状态，故被告适用现行有效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作出列原告为行政相对人的被诉《限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城桥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递交了如下证据：1．《立案审批表》，证明其发现案涉场地存在违法建(构)筑物；2．《现场检查笔录(一)》《现场示意图》《证据照片(图片)登记表》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案涉建筑物的现状；3．被告分别对城桥镇湾南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盛云超、顾胜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案涉建筑物的所有人是原告胡厚勇；4．《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限拆决定》《送达回证》《邮件查询记录》《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公示照片》，证明其执法程序合法。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城桥镇政府的证据、依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职权依据、程序依据无异议，但认为案涉建筑物搭建于被告适用的法律实施前，被告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案涉建筑物的建设得到了被告的认可，现被告将其定性为违法建筑，属适用法律错误；对其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案涉建筑物系勇玲公司于2013年从华远公司处受让所得，被告认定原告于1992年搭建，认定事实错误。被告城桥镇政府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转让合同签订时案涉建筑物已经存在。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9日，城桥镇政府以案涉场地涉嫌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违法建设，予以立案。当日，城桥镇政府至案涉场地进行现场检查，该府查明，案涉场地搭建有占地面积为3,776.41平方米的建(构)筑物，即案涉建筑物，该建筑物目前已建成，其所占土地位于乡、村庄规划区。同日，城桥镇政府向胡厚勇进行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胡厚勇在笔录中表示案涉建筑物系其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于1992年建造，目前用于经营。次日，城桥镇政府向该镇湾南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盛云超、顾胜作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两人在笔录中表示案涉土地是农用地，案涉建筑物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该建筑的实际所有人系胡厚勇，目前用于废品回收、堆放物品等经营活动，兼作办公和居住。2019年5月14日，城桥镇政府终结案件调查，并经负责人同意后对胡厚勇作出《限拆决定》，并于同日交邮。原告不服，故涉诉。另查明，勇玲公司成立于2011年，胡厚勇为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6日，华远公司与勇玲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合同约定由勇玲公司以200万元受让华远公司位于城桥镇湾南村友谊168号的场地(围墙以内)，即案涉场地，该场地内的办公室等不动产和三台行车归勇玲公司。后勇玲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勇玲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城桥镇政府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该府在接到投诉举报后，依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经过现场调查取证、制作询问笔录，然后作出《限拆决定》并送达，其执法程序合法。关于列胡厚勇为相对人问题，本院认为，勇玲公司受让案涉场地后，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胡厚勇对案涉建筑物进行了修缮等，并占有使用案涉建筑物，案涉建筑物与原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故被告将其列为《限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并无明显不当。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确定，案涉建筑物位于乡、村庄规划区内，且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建房审批手续，其违法状态持续至今，城桥镇政府适用现行有效的《城乡规划法》，责令胡厚勇自行拆除案涉建筑物，适用法律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被诉决定认定胡厚勇于1992年搭建了案涉建筑物与城桥镇政府在庭审中认可的勇玲公司于2013年从华远公司处受让案涉场地的事实相矛盾，该认定存在瑕疵，尽管该瑕疵不影响被诉决定对案涉建筑物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的认定，却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威，本院予以指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厚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胡厚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永强人民陪审员  施侠腾人民陪审员  龚照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施 芸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