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20民终5663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毅辉，男，197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秀，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容，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勇兵，男，197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珍，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宗燃，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良发，男，1971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珍，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宗燃，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严虎，男，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丽珍，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宗燃，北京天驰君泰（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仁和路中雄汽修厂对面1幢1-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599200630。 法定代表人：梁志刚，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梁志刚，男，197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珠海市香洲区。 上诉人刘毅辉因与被上诉人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原审被告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宁公司）、原审第三人梁志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4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毅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既没有提供向朗宁公司实际出资的证据，又没有提供以受让或其他方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证据，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继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对未登记股东即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进行了具体规范，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1.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已以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被上诉人要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需证明存在该条规定的事实，而不能仅凭单方面臆想和推断。具体到本案中，被上诉人始终没有提供其向朗宁公司出资的证据，也没有提供其以受让或其他方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证据，依法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一审判决却任意推定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明显有悖于上述规定。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予支持。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朗领公司股东纠纷解决方案之纲领性文件》及相应微信记录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明确要求1.朗宁公司放弃搬迁至珠海市朗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朗领公司）的机器设备、物质等财产所有权，无偿归珠海朗领公司所有；2.刘毅辉配合其将朗宁公司原有客户导入珠海朗领公司；3.为梁志刚任职珠海朗宁公司法定代表期间的职务风险提供担保，其非法侵占朗宁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的目的昭然若揭。有鉴于此，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未取得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形下，判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法相悖，与公司人合性原则不符。再次，一审判决对下列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提交的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和辞职申请书充分证实，梁志刚于2018年9月19日申请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梁志刚法定代表人职务。然而，一审判决认定梁志刚2018年10月18日填写辞职申请书，明显错误。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在没有被公司股东按照法定程序确认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之前，即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到尊重。同时，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之规定，公司作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是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前置条件，是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第一步，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则是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第二步。因此，一审判决以朗宁公司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手续为由否定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效力的逻辑错误。在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未被撤销，公司又没有做出新的股东会决议之前，梁志刚已被免去法定代表人职务，无权再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朗宁公司行使权利。但，一审判决在朗宁公司至今没有股东通过法律途径申请确认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无效，或申请撤销2018年10月18日股东会决议，又没有形成新的股东会决议决定重新聘请梁志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形下，仍然让梁志刚以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朗宁公司参与本案诉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提交立案材料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6日，却迟延至2019年3月18日才提交2012年12月2日周良发与周新发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和2014年10月10日柳勇兵与柳月琴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由于该两份股权代持协议不属于新产生的证据，是被上诉人曾申请对上述两份股权代持协议上笔迹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并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然而，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且未排除被上诉人事后制作该份证据嫌疑的情形下，直接认定该份证据的证明力，明显程序违法。3.2018年12月7日股东会决议，上诉人是按照备案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前15天书面和微信通知了登记股东梁志刚，以董事会的名义召集，以董事长的身份主持，最终形成决议，而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为自行召集。4.2018年12月8日，上诉人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分别向被上诉人、梁志刚身份证地址和工作地址发出《关于成立朗宁公司清算组及参与处理清算事务的通知》，但遭拒收。2019年12月9日，才以微信方式再次向被上诉人、梁志刚身份证地址和工作地址发出《关于成立朗宁公司清算组及参与处理清算事务的通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仅仅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而不是股东。显然，一审判决据该份通知认定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存在偷换概念的错误。5.2018年9月25日股东会决议，名为股东会决议，实为工作会议记录，并未形成有效的决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同时，上诉人在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即（2018）粤2071民初27011号案件中提交了《关于刘毅辉对外转让股权及辞去公司全部职务的通知》及相应微信记录，该组证据能充分印证上诉人表达的辞职始终是附条件的，被上诉人对所附条件也明确知悉，后因上诉人所附条件始终未成就而未辞去董事长、财务总监的职务及工作。显然，一审判决对2018年9月25日股东会决议这份文件的法律性质及没有作出有效决议的客观事实认定事实。（二）朗宁公司才是股权变更登记的直接义务人，一审判决对诉讼费的处理错误。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朗宁公司才是股权登记或变更登记的直接责任人和义务主体。假使被上诉人对朗宁公司享有股权，应当将被上诉人股权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的义务主体也是朗宁公司，而非上诉人。依据《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案涉诉讼费用应当由朗宁公司承担，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另一方面，被上诉人陈严虎的股权并没有挂名登记在上诉人名下，而是挂名登记在梁志刚名下，其股权资格确认纠纷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却要求上诉人对陈严虎的诉讼负担诉讼费用，明显有失公允。（三）三名被上诉人不具备共同原告资格，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根据三被上诉人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上诉人持有的朗宁公司92%的股权，其中32%系代被上诉人柳勇兵持有，18%的股权代被上诉人周良发代持，上诉人自有42%。原审第三人梁志刚持有的朗宁公司的8%的股权，其中梁志刚本人持有5%的股权，3%的股权系代被上诉人陈严虎持有。显然，三被上诉人的股权由刘毅辉、梁志刚分别代持，存在完全独立的两个代持关系。因此，根据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即上诉人刘毅辉与被上诉人柳勇兵、周良发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原审第三人梁志钢与被上诉人陈严虎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本案中三被上诉人根本不具备共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另，在被上诉人柳勇兵、周良发的股权代持关系中，上诉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在被上诉人陈严虎的股权代持关系中，上诉人则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主体身份不同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亦不同。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硬将两个股权代持关系中的不同诉讼主体混杂在一个案件中处理，明显程序不当。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以撤销，并依法予以改判。 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共同辩称，（一）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是朗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举证责任。2017年5月11日签订的《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是在备案章程之后签订的。该章程记载中朗宁公司的股东为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且股权比例、出资比例都是确定的，该公司章程记载全体股东于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结合章程签订的时间2017年5月11日，可见全体股东在签订章程时均认可各个股东的出资是到位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有实缴出资、认缴出资、受让、继受，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有书面证据从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8日从《合作协议》到《公司章程》，再到各种股东会决议，以及本案一审开庭完毕之后朗宁公司的全体五位股东于2019年4月11日做出的《公司股东会决议》，乃至刘毅辉自己向被上诉人发出的“成立清算组及参与处理清算事务的通知”，朗宁公司全体股东都是签字相互确认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刘毅辉、梁志刚是朗宁公司的股东，且股权比例也清晰明确。2013年1月1日的《合作协议》证明了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是朗宁公司原始股东，分别占45%、37%、18%股权，他们对朗宁公司股权的取得是原始取得（包括实缴出资或认缴出资）。2016年1月1日，梁志刚、陈严虎向柳勇兵分别受让5%、3%股权，并支付了相应对价，取得朗宁公司股东资格，他们对朗宁公司股权的取得是继受取得（包括受让和继受）。自此开始，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分别占朗宁公司37%、37%、18%、5%、3%股权，这个股权比例除了有全体股东共同签订的公司章程为证，还有多份股东会决议，以及《协议》和《补充协议》为证。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朗宁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显示，朗宁公司成立最初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为柳勇兵和周新发（周良发的哥哥），2014年10月22日开始变更登记为柳月琴（柳勇兵的姐姐）和周新发，2016年5月10日才开始变更登记为梁志刚和刘毅辉，即现在的工商备案登记的股东。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协议书》证明2016年5月10日，梁志刚和刘毅辉只是受朗宁公司及其余股东的委托作为注册股东，此协议书有朗宁公司盖章确认，刘毅辉、柳勇兵、周良发、梁志钢签名确认。这也是刘毅辉没有支付任何对价，工商登记的股东即由他人变更登记为刘毅辉的原因。同时，针对2016年5月10日《协议书》，于2017年11月14日形成了《补充协议书》，全体股东再次签名确认了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分别占朗宁公司37%、37%、18%、5%、3%股权，朗宁公司也盖章确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股东持股数额、比例等争议产生的纠纷。同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也是内部纠纷，应适用内部法律关系的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是证明他们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约定，合法取得公司股权。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朗宁公司的股东以及明确清晰的股权比例，完成了举证责任。刘毅辉却反过来主张其是92%股权的股东，但却始终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92%股权的来源及取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此处的“半数以上”含“半数”，即达到一半即可。更何况，本案的隐名股东实际经营管理公司，且谁隐名，谁显名，都是全体股东一致约定了的，并且还同时约定了随时可以办理全体股东实际股权持有情况的显名股东登记。即实际上无论是作为朗宁公司，还是作为显名股东的两位第三人，都是同意随时可办理被上诉人的股权显名登记的。只是到了最后履行义务阶段，刘毅辉却拒绝配合、拒绝履行合同义务，该有违诚信原则、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周良发与周新发、柳勇兵与柳月琴之间签订有股权代持协议符合常识，也符合柳勇兵、周良发作为商人应当具有的预防风险发生的通常认知，刘毅辉的质疑没有依据。（二）由上诉人刘毅辉承担诉讼费是正确的，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了朗宁公司日常经营一切事项都是由全体五位股东按照他们共同签订的章程行使股东表决权并共同治理公司。除刘毅辉外，其余四位股东都亲自参与一审开庭，共同向法庭表明梁志刚最终并未辞去法定代表人职务，共同向法庭陈述并表明梁志刚仍然是朗宁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实际上朗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然登记为梁志刚，从未有过变更。既然上诉人主张人合性，那么按照朗宁公司一贯做法，根据五位股东共同签订的公司章程，持有58%股权比例的股东的表决也足以形成法定代表人选定或者代表公司进行诉讼的有效决议。无论是从内部纠纷适用内部法律关系考量还是从外部登记考量，梁志刚都是朗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诉讼代表人，有权代表朗宁公司进行诉讼。前面第一点已经阐明，朗宁公司自始至终都是同意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都是同意办理实际股权持有情况登记的，是愿意履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在朗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显名股东梁志刚的催告之下，刘毅辉仍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办理实际股权比例登记的义务，因此才会有本案之诉。虽然办理股权登记的义务主体是公司，但是显名股东负有配合的义务，刘毅辉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导致本案诉讼，诉讼费当然应当由刘毅辉承担。同时，现行有效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总共有二十四条，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第二十九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九十四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审理的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结案后按照诉讼标的额由败诉方交纳”，以及第二百零三条“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败诉的，应当共同负担诉讼费用”，以及第二百零七条“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人民法院交纳，但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的除外。当事人拒不交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诉讼费由败诉方承担符合法律规定。而本案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皆因刘毅辉拒绝履行协议明确约定的义务而导致的诉讼，刘毅辉负担诉讼费符合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具备共同原告资格，必须同一个案件审理才能查明事实，一审程序合法适当。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发生于同一家公司，只有一个被告朗宁公司，被上诉人将显名股东刘毅辉、梁志刚列为第三人，因为一审三个原告的股权是笼统地约定登记在刘毅辉和梁志刚的名下。虽然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6页显示柳勇兵37%股权登记在刘毅辉名下，但是周良发、陈严虎的股权有多少比例在刘毅辉名下、又有多少比例在梁志刚名下，各方并没有明确约定，具体见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笼统地表述为柳勇兵的股权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陈严虎的股权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至于周良发、陈严虎的股权具体由谁代持，以及代持的比例是多少，均没有明确，因此必须在同一个案件中审理，才能查明全体五位股东在朗宁公司中各自的股权比例。（四）其它事实。2018年9月25日，刘毅辉就已经通过股东会辞去了董事长及财务总监职务。2018年12月7日的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一是刘毅辉没有董事长的身份，二是刘毅辉也没有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就擅自决定召集临时股东会，三是该临时股东会的召集通知仅仅是通知了梁志刚，并未通知其他股东，与朗宁公司惯常做法相违背，四是不管刘毅辉是以什么身份召集，实际上都是自行召集。况且该次股东会无论是召集程序还是与会股东参会情况，与朗宁公司向来的日常经营、管理都是全体五位股东共同作出股东会决议的一贯做法相违背。所以说一审法院该认定是正确的。更何况本案的审理并不涉及到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审理问题，一审法院只查明该次股东会是刘毅辉自行召集，并没有背离事实。2018年10月18日公司股东会决议，该次股东会内容，刘毅辉并不同意，因此也没有签字。同时，朗宁公司股东柳勇兵、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一致坚持认为，刘毅辉不同意、不配合股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梁志刚就不能免职，该两项是捆绑的，梁志刚的免职是附条件的。2019年7月1日，朗宁公司通过合法程序召开临时股东会，确认未曾免去梁志刚法定代表人职务，并确认梁志刚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已经合法通知上诉人。公司管理也是遵循内部法律关系，更是体现了上诉人所称的“人合性”表现，且同样的事情，必须使用相同的标准，朗宁公司向来都是五位股东共同管理公司，向来的股东会决议都是五位股东共同行使股东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朗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为梁志刚，有权代表朗宁公司出庭应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志刚述称，同意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的答辩意见。 朗宁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也没有到庭应诉。 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柳勇兵对朗宁公司享有32%的股权，周良发对朗宁公司享的18%的股权、陈严虎对朗宁公司享有3%的股权；2.朗宁公司和第三人梁志刚、刘毅辉依法配合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显名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朗宁公司成立于2012年12月20日，成立之初登记股东为柳勇兵、周新发，后于2014年10月22日变更登记为柳月琴、周新发，又于2016年5月10日变更登记为梁志刚、刘毅辉。朗宁公司注册资本在2016年5月16日由100万元变更登记为500万元，登记股东刘毅辉、梁志刚，出资比例分别为92%、8%。2012年12月2日，周良发与周新发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周良发在朗宁公司的股权以周新发的名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予以登记。2014年10月10日，柳勇兵与柳月琴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柳勇兵在朗宁公司的股权以柳月琴的名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予以登记。 2013年3月21日，朗宁公司与刘毅辉、柳勇兵签订协议书，约定，因工作之需，经股东协商，现用刘毅辉的身份证在中山民众工商银行设立私人账户，其账号为x，用柳勇兵先生的身份证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设立私人账户，其账号为x，特别声明：其两账户所有权为朗宁公司，在该账户发生的一切往来资金为朗宁公司所有，与刘毅辉、柳勇兵个人无关。刘毅辉于2016年5月24日、2016年6月21日、2016年8月18日以前述x账号分别向朗宁公司汇入100万元、168万元、100万元；梁志刚向朗宁公司汇入32万元，完成了朗宁公司注册资本增加400万元的手续。 2016年1月1日，柳勇兵分别与陈严虎、梁志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每股28万元的价格转让朗宁公司3%、5%的股份，该股份转让协议上并加盖有朗宁公司的公章，以及周良发、刘毅辉的签名捺印。柳勇兵于2016年3月30日分别开具收据，确认收到股份转让款84万元和140万元。至此，陈严虎取得朗宁公司3%的股权，梁志刚取得朗宁公司5%的股权。 2016年5月9日，刘毅辉分别与柳月琴、周新发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37万元、55万元的价格受让朗宁公司37%、55%的股份。该股权转让价格与柳勇兵转让股权价格相差甚远，刘毅辉对此未有合理解释；柳勇兵、周良发对此的解释是，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柳月琴、周新发受指示与刘毅辉签订的名义合同，公司内部股权结构未实际发生变化。 2017年5月11日，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在《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上以全体股东身份签名捺印，该章程第六条关于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方式规定如下：柳勇兵出资185万元，占注册资本37%，其中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185万元，刘毅辉出资185万元，占注册资本37%，其中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185万元，周良发出资90万元，占注册资本18%，其中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90万元，梁志刚出资25万元，占注册资本5%，其中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25万元，陈严虎出资15万元，占注册资本3%，其中2017年4月28日以货币出资15万元；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四十九条规定，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订立，自本公司全体股东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公司章程未在工商局进行备案登记。 2017年11月4日，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朗宁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其中约定，朗宁公司在运作过程中给法人代表、注册股东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与损失，按柳勇兵37%、刘毅辉37%、周良发18%、梁志刚5%、陈严虎3%各自对应的比例承担法人、注册股东的损失；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优先于2016年5月10日所签署的协议书（具体见附件）的约定，如有冲突的，以此补充协议为准。附件的协议书由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朗宁公司共同订立，其中约定，因工作之需并征得当事人梁志刚、刘毅辉的同意，朗宁公司委托梁志刚与刘毅辉担任朗宁公司的法人代表与股东，朗宁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梁志刚、刘毅辉个人无关，公司运作过程中如给当事人梁志刚、刘毅辉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与损失朗宁公司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承担及经济补偿，当公司不能或无法履行时各股东按实际股份比例承担责任。 2017年11月21日，柳勇兵、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召开朗宁公司、珠海朗领公司、朗宁（深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宁深圳公司）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其中，第1条决议内容为，柳勇兵同意转让10%的股份，刘毅辉同意受让5%的股份，梁志刚同意受让5%的股份，单股价格44万/股，其他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10日内付清款后才生效；第14条决议内容主要为，第一条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朗宁公司的股权分布为：刘毅辉42%，柳勇兵27%（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周良发18%（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梁志刚10%，陈严虎3%（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该决议并加盖有朗宁公司公章。2017年11月27日，柳勇兵作为转让方、刘毅辉作为受让方，梁志刚、陈严虎作为关联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17/11/23号），协议第一条“标的企业及转让标的基本情况”第4点载明，柳勇兵对标的企业一（即朗宁公司）实际出资385万元，占股37%，全部挂名登记在刘毅辉名下。2017年11月28日，刘毅辉向柳勇兵转账支付2200000元，受让了柳勇兵5%的股权。梁志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未受让股份。至此，柳勇兵在朗宁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32%，刘毅辉在朗宁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42%。 2018年1月12日，刘毅辉、柳勇兵、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召开朗宁公司临时股东会，就财务部财务管理规定及监管变更事项形成决议，其中第十二条载明，“经股东会表决，董事会负责监管财务部的监管者从2018年1月13日起由柳勇兵变更为刘毅辉，在2018年1月20号前完成所有财务监管相关工作、资料的移交；刘毅辉、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均同意（占68%股权），柳勇兵不同意（占32%股权），依公司法表决通过”。 2018年9月25日，朗宁公司、珠海朗领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形成决议，内容为：刘毅辉决定对外转让15%股份，股价未定，按公司法内部优先原则进行购买，公司内部人员表达了均无购买意愿，刘毅辉可以对外进行转让；刘毅辉辞去朗宁公司和珠海朗领的董事长职务及财务总监职务，刘毅辉推荐柳勇兵担任董事长一职和财务总监一职，具体交接时间两人具体协商；前述决议落款处为全体股东刘毅辉、柳勇兵、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签名。 2018年10月18日，朗宁公司、珠海朗领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内容为：1.股东周良发提出：卖出朗宁公司和珠海朗岭公司的股份13%，每股35万元，经过各股东表决如下：梁志刚和陈严虎现场表决不购买，刘毅辉表示不购买，柳勇兵表示考虑一下，如何购买由双方再协定；2.公司决议聘请王福林为朗宁公司新的法定代表人，决定免去梁志刚朗宁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股东会后的一周内解决，朗宁公司按各股东实际股份一起变更，实际股份刘毅辉42%，柳勇兵32%，周良发18%，梁志刚5%，陈严虎3%；该决议上有柳勇兵、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签名，刘毅辉在签名栏标注“”，并在空白处手书“同意免去梁志刚朗宁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同意其他决议内容”。同日，梁志刚填写辞职申请书。 2018年11月2日，梁志刚、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向刘毅辉发出工作交接函，函称，因公司暂未选举出新的董事长，但为了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要求刘毅辉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将董事长与财务总监的所有工作交接给副董事长，包括移交公章等，该函件遭退件。同月8日，梁志刚、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再次向刘毅辉发出工作交接函，同样遭退件。 2018年11月19日，梁志刚以朗宁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向刘毅辉、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发函催告，要求各股东协助配合在15内完成朗宁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即将朗宁公司现股东登记情况变更为实际股权结构情况——刘毅辉占朗宁公司42%股权，柳勇兵占朗宁公司32%股权，周良发占朗宁公司18%股权，梁志刚占朗宁公司5%股权，陈严虎占朗宁公司3%股权。前述函件于2018年11月20日向刘毅辉寄出，后遭退件。 2018年12月9日，刘毅辉以微信方式向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梁志刚发出关于成立朗宁公司清算组及参与处理清算事务的通知。刘毅辉自行召开朗宁公司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关于解散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2.解散公司，同意成立公司清算组，由刘毅辉担任本公司清算组负责人，该决议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7日，加盖有朗宁公司的公章，并有刘毅辉个人签名。 2018年12月20日，朗宁公司召开债权人会议，刘毅辉、柳勇兵、周良发、梁志刚、陈严虎以股东身份出席，并与到会债权人达成债权处置方案。 另查明，朗宁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刘毅辉提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诉讼[案号：（2018）粤2071民初27011号]，请求判令刘毅辉返还公司公章、财务章、U盾等公司证照，向朗宁公司现任财务总监柳勇兵交接财务数据及相关全部工作，该案件尚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争议焦点为：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是否为朗宁公司的实际股东，三人持有的股份是否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刘毅辉、梁志刚是否有义务将股权过户给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针对焦点，一审法院作如下评析：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权转让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以取得对外的公示效力，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该规定遵循的是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即指以当事人的行为外观或权利外观为准，而认定其产生法律效果的原则。实际上，外观可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但是只要相对人或第三人出于善意，合理信赖这个外观，其所作出的交易行为就应受到法律保护。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商事交易安全。但是，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之间就彼此权利义务分配所达成的契约与一般民法所规定的契约并没有本质区别，只要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可完全依赖于该契约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本案中，无论是依据未进行工商登记的2017年5月11日朗宁公司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还是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刘毅辉、梁志刚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五人多次共同召开股东会参与朗宁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形成相关决议的事实，乃至刘毅辉本人承认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的股东身份并向三人发送的通知，均足以证明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之股份由刘毅辉、梁志刚代持，三人与刘毅辉、梁志刚同为朗宁公司股东，享有朗宁公司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事实，而且，朗宁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刘毅辉42%、柳勇兵32%、周良发18%、梁志刚5%、陈严虎3%。 综上所述，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之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柳勇兵对朗宁公司享有32%的股权，周良发对朗宁公司享有18%的股权，陈严虎对朗宁公司享有3%的股权；二、朗宁公司和第三人梁志刚、刘毅辉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配合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由刘毅辉负担（该款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已预付，第三人刘毅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毅辉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召开朗宁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议案、邮件详情单及相应微信记录，证明2018年12月7日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合法、已提前15天通知股东梁志刚，一审判决对于此次股东会的召集方式认定错误；2.邮件详情单，证明上诉人先后以书面和微信形式通知被上诉人共同成立清算组，处理朗宁公司的清算事务，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的通知方式认定片面；3.关于刘毅辉对外转让股权及辞去全部职务的通知及微信记录，证明刘毅辉因辞去朗宁公司董事长、市场总监等一切职务的条件始终未成就而未辞去董事长、财务总监的职务及工作，被上诉人对于刘毅辉附条件的辞职及所附条件始终未成就的事实明确知悉。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质证如下：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刘毅辉已不具有董事长的身份，故合法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2仅通知梁志刚没有通知被上诉人，因此该股东会会议决议程序和内容违法；关于证据3因为上诉人已辞职，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梁志刚质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召开之前其已明确告知上诉人召开程序不合法，上诉人个人无权代表董事会；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但上诉人没有资格组织清算；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上诉人已辞职，其在辞职后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其个人的意思并不代表股东意见。 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提交如下证据：1.2019年4月11日朗宁公司股东会决议及2019年4月12日《设备及物质转让协议》，证明朗宁公司就转让设备事宜召开了临时股东会，由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朗宁公司设备及物资转让也由全体股东过半数表决通过，朗宁公司的一切事项均由全体股东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决定，被上诉人是朗宁公司的股东并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2.2018年10月18日公司股东会决议、2019年6月14日《关于召开中山市朗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2019年7月1日《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中国邮政快递单退件封面及签收封面，证明刘毅辉不同意、不配合股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梁志刚就不能免职，该两项是捆绑的，梁志刚的免职是附条件的，且该次股东会内容刘毅辉并不同意且没有签字。2019年7月1日朗宁公司通过合法程序召开临时股东会确认未曾免去梁志刚法定代表人职务，并确认梁志刚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临时股东会通知也于邮寄送达给刘毅辉。刘毅辉质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和关联性确认，合法性有异议，被上诉人仅仅是处理清算收尾工作不是参与经营管理，不能据此倒推其取得股东权，不能免除其公司法规定的出资义务，且被上诉人存在转移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不同意其变更为显名股东；证据2、3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所谓的召集股东会程序和主体都是违法不能产生股东会议的效力，被上诉人的身份有待确认，在确认之前其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是无法律效力的，且此次股东会通知的地点并不存在，也没有明确的议案，作出的表决没有效力。梁志刚质证确认上述所有证据的三性。梁志刚提交如下证据：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回函一份，证明刘毅辉在2018年12月7日召集的股东会程序不合法。刘毅辉质证称对该证据三性不予确认。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质证称三性均不予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刘毅辉确认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是朗宁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三人分别持有朗宁公司32%、18%、3%的股权，但不同意其三人成为显名股东。 二审中，本院通知朗宁公司股东刘毅辉、梁志刚在庭后二十日内推荐朗宁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参加本案诉讼。朗宁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向本院推荐有效的诉讼代表人。 本院再查明：刘毅辉申请对案涉两份股权代持协议中甲、乙双方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为朗宁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2%、18%、3%的隐名股东，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虽是隐名股东，但一直参与朗宁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朗宁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刘毅辉、梁志刚也是认可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的股东地位，且在本案诉讼中，梁志刚明确同意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显名。故柳勇兵、周良发、陈严虎作为朗宁公司32%、18%、3%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的条件成就，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刘毅辉申请对股权代持协议的签名形成时间鉴定的问题，因该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刘毅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毅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亦和 审判员  阮碧婵 审判员  刘运充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莫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