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4771号原告：韩淑静，女，1961年1月28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辉，北京市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玉梅，女，195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根，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淑静与被告刘玉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韩淑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辉、被告刘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保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淑静向本院提出了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0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从2019年2月11日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0元，该笔借款被告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借条，约定借款30万元，还款日期为2018年年底。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归还上述两笔借款，被告均不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刘玉梅辩称，韩淑静向刘玉梅所转的30万元款项并非出借款，而是投资款。1.借条并不代表真实的借贷关系，30万中的20万元转账时间是2017年9月5日，30万元中10万元转账日期是2017年9月4日，《借条》中显示书写时间是2019年9月4日，而真实时间是2018年2月21日，和《承诺书》书写时间一致，因此就借条形成时间、转账具体时间而言，借条与实际情况不符，不能说明30万元是出借款。借条中称“现金人民币30万元”，而韩淑静证据中又提供了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证明该叁拾万元方式为转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起诉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的。2.借条已被2018年2月21日《承诺书》否定作废，承诺书明确“待民通网开网后，韩淑静在民通宝投资的叁拾万元借条承诺作废，刘玉梅收回所写的借条”，该句表述证明：叁拾万元是韩淑静在民通宝的投资，而非借款，民通宝开网后，借条作废，而民通宝一直开网，刘玉梅提供的视频资料显示，韩淑静同意将民通宝上的叁拾万元转到新加坡数字平台，由此可见，民通宝是开网的，否则也不能转移数据、转让投资，截至目前，民通宝一直开网，刘玉珍出庭佐证时和刘玉梅共同在庭审现场演示，民通宝是正常开网的，目前可以随时进入。韩淑静所谓书写《借条》时有原被告和韩淑静在场的陈述不正确，《借条》和《承诺书》均在2018年2月21日书写，在场人员是韩亮（韩淑静爱人）和刘玉梅、刘玉珍。因此，刘玉梅和韩淑静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二、被告刘玉梅提交的语音聊天记录、视频文本、照片等均能证明三十万是投资民通宝的投资款，不是出借款，且韩淑静自己的视频录像表明韩淑静同意将民通宝上的三十万转到新加坡数字平台，目前韩淑静仍然是新加坡数字平台叁拾万元投资款的持有者。韩淑静既是投资人，又是同一笔款项的出借人、原告，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且韩淑静仍然可以向新加坡数字平台主张权利，退还款项或者取得收益，新加坡数字平台目前正常经营，因此韩淑静无权提起本案之诉。三、通过语音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韩淑静是自愿将密码、用户交给刘玉梅，刘玉梅仅仅提供了帮助的作用，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民通宝是可以进入的，韩淑静还主张获得投资礼赠。四、刘玉梅和刘玉珍在民通宝的投资很大，也是受害人，刘玉梅、刘玉珍因此茶饭不思、罹患疾病，二人没有获得任何所谓的利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4日、2017年9月5日，韩淑静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向刘玉梅转账10万元、20万元。后刘玉梅向韩淑静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韩淑静女士现金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还款日为2018年底。借款人：刘玉梅2017.9.4”。另，刘玉梅向法庭提交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待民通宝开网后，韩淑静在民通宝投资的叁拾万元整借条承诺作废，刘玉梅收回所写借款条，承诺书韩淑静2018.2.21”。韩淑静主张对该份《承诺书》不知情，《承诺书》上的“韩淑静”系其丈夫韩亮所签，因此该份承诺书对其不具有效力。刘玉梅向法庭提交了一段视频和绑定资料，欲证明韩淑静已经自愿将民通币转入新加坡数字交易平台。韩淑静对该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视频当中，韩淑静自述，本人承诺自愿将民益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分民通宝和etet数字资产转入新加坡交易所，今后与民益来无关，本人同意转入。刘玉梅对此主张，民通宝公司的产品已经转入新加坡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现在可以正常交易。庭审过程中，刘玉梅主张案涉30万元非借款，系韩淑静通过其购买民通币的投资款，案涉借条系在被威胁的情况下形成，且民通宝的产品一直在开网状态。韩淑静主张因民通币风险大，想要撤回来，刘玉梅劝说撤不回来，并且向韩淑静出具案涉借条，并向其表示，算是借给刘玉梅的。双方均认可案涉借条系补签。刘玉珍（与刘玉梅系姐妹关系）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借条系在韩淑静爱人韩亮威胁之下出具的。韩淑静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刘玉梅在庭审过程中陈述，上述“新加坡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指的是EDOEX平台，资金转入该平台后可以自由操作。上述事实，有转账交易明细、借条、微信聊天记录、承诺书、视频、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韩淑静与被告刘玉梅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韩淑静持案涉《借条》向刘玉梅主张还款责任。刘玉梅否认案涉《借条》的效力，其应当就该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而，刘玉梅向法庭仅提交了刘玉珍的证人证言，对此，本院认为，刘玉珍与刘玉梅存在利害关系，在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刘玉珍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刘玉梅出具的《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刘玉梅主张案涉30万元并非借款，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该《借条》系双方对之前因投资理财形成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而达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系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韩淑静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主张刘玉梅返还款项，并无不当。另外，关于《承诺书》当中的“待民通宝开网后，韩淑静在民通宝投资的叁拾万元整借条承诺作废，刘玉梅收回所写借款条”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刘玉梅表述，民通宝一直在开网状态，而且在开网状态下才发生将原告投资款转为新加坡数字平台的投资款，韩淑静对该表述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刘玉梅主张“新加坡数字交易平台”网站开通即为《承诺书》中的“开网”，但是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刘玉梅以此主张《承诺书》中记载的免除其责任的条件已经成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韩淑静借款300000元；二、被告刘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韩淑静自2019年2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刘玉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玄红莲人民陪审员  王 学人民陪审员  韩玉林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多美琪书 记 员  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