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50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住所地河南省新乡市平原路5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72967090A。负责人：黄飞龙，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先法、郭永乐，该分行员工，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乡市开发区五一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0725808031X。法定代表人：杜英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莹，河南三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以下简称“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储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先法，被上诉人鑫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在办理鑫隆公司向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转账程序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查明2006年5月31日鑫隆公司向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转款1265332元。转账支票上鑫隆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均属鑫隆公司，因印章属公司法人自行保管范围，进而可以确定转账支票上的印章是鑫隆公司自行加盖，也是其真实的转账意思表示，至于该转账行为的原因是否是其与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的商业行为不是上诉人的审查范围。因此，经上诉人工作人员核对，案涉转账支票上鑫隆公司印章与留存上诉人处印鉴一致，故上诉人应予办理向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转账的业务。在办理该转账业务过程中，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失、过错，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判决对案涉转账支票上为何会出现真实的鑫隆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印章没有进行审查，而鑫隆公司也没有就此给出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隔13年之久，一审却进一步要求上诉人举证鑫隆公司购买空白支票等证据，无疑加大上诉人的举证难度。综上，鑫隆公司出具案涉转账支票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退一步讲，如果案涉转账支票非鑫隆公司名义购买，那么其加盖印章的这一行为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其自行承担。二、一审采信鑫隆公司提交的询问笔录，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中鑫隆公司提交了三份询问笔录，其亦认可该笔录仅是刑事案件调查时形成，且该刑事案件也未能立案，故询问笔录究其本质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本案三份询问笔录所涉人员在一审均未出庭，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该证人证言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且该三份询问笔录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三、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称2006年底发现2006年5月31日的该转账行为，明显不符合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且直到2014年6月18日发送催款函，向上诉人催款，时隔多年以后才找上诉人反映和沟通，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上诉人并未见过该催款函，该函也没有上诉人的任何工作人员的签收证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鑫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四、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当庭补充上诉意见：1、一审查明上诉人分三次转出、转进又转出的行为，其实是财务制度里的冲销，是因为前两次的转帐行为存在错误，是以第三次转账为准，这点和一审上诉人提交的转账支票可以印证。2、关于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二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证，效力有限，且笔录中显示关于行长之间工作交接的问题，前后不一。郝允辉称王天浩没有给其交接案涉转账的工作，同时提到是苏金献交接过该项工作。苏金献称不知道案涉款项的工作交接，是一两年之后才知道这个事的。如果该转让行为属于银行行为，正常情况下，银行行长之间应该进行工作交接。通过笔录也可以发现相关行长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该笔录所能证明的效力上诉人不予认定。且郝允辉称拿酒和车抵债的案涉纠纷解决方案，鑫隆公司是同意的。但一审对于该笔录只截取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部分。3、关于款项的流向，在笔录中提到是为了偿还一家或两家的银行承兑欠款，但一审没有查明谁才是还款主体，该资金到达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账上之后的流向并未查明。五、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庭后提交代理词中补充称：1、关于行长王天浩签字的情况，由于金额超过100万元，按照当时的规定需要行长签字，由于转款发生在2006年“新乡商业银行”时期，此历经新乡银行、中原银行等，具体制度暂未查到。2、关于转出、冲销的情况，第一次转出时存在错误而被冲销，显示为“负数”，是财务处理进行一正一负的“冲销”行为，而非是转入。具体情况因银行工作人员更换、时间较久已无法核实。鑫隆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存款及利息，证据确实充分，于法有据。鑫隆公司在中原银行开设了账号为71×××90的银行账户，该账户内存储了鑫隆公司的资金。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双方构成储蓄合同关系。鑫隆公司提交的2006年5月的存款分户账页显示，2006年5月31日鑫隆公司账户中的1265332元分三次以转出、转入、又转出的形式被中原银行转走。虽然中原银行提交了加盖有鑫隆公司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的转账支票，鑫隆公司对该支票毫不知情并在一审中也作出了合理解释，该支票显示案涉款项转入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但鑫隆公司与该公司并不相识，也未发生过任何交易行为。中原银行原行长郝允辉在公安机关作了陈述，一审审查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原银行的商业行为依法有据，一审中，法庭询问中原银行，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是否欠其银行贷款，中原银行称其回去核实，但至今未向法庭回复。一审法院要求中原银行7日内提交2006年银行转账支票办理流程及中原银行与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的所有银行流水，但中原银行至今未予提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中原银行提交的转账支票的背面载有杨凤琴及中原银行时任行长王天浩的签字，足以证明案涉转款经办人为杨凤琴和王天浩，鑫隆公司并非转款经办人。一审中，经法庭询问，中原银行不能就时任行长王天浩在支票上签字的行为作出解释。且中原银行称其提交的转账支票系鑫隆公司买走的空白支票，但根据交易习惯，在购买人向银行购买转账支票时，会在银行留有购买人所购买支票的购买凭证，该购买凭证上显示购买人名称、购买凭证号、数量、经办人签字，及加盖购买人印鉴。中原银行主张案涉转账支票为鑫隆公司买走的空白支票，却未提交鑫隆公司购买时的支票购买凭证，明显其主张不能成立。鑫隆公司经与财务人员及银行业务人员核实，对于以转账支票的形式转款，除了需要转账支票外，银行应当出具一式三联的进账单，该进账单应由办理银行加盖印章，向办理人交付一联，留存两联，中原银行仅提交转账凭证，而未提交其他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经鑫隆公司授权转走的。2、一审采信中原银行历任行长苏金献、郝允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在鑫隆公司多次向中原银行追要案涉存款无果的情况下，鑫隆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调查案涉转款事件时，对中原银行历任行长苏金献、郝允辉进行了调查询问。为还原案件事实，鑫隆公司特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二人的询问笔录，该笔录属于书证，并非证人证言。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不仅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而且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该询问笔录的情况下，该笔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证据类型中的书证，是公安机关在处理报案或报警后就有关事件向有关当事人或证人进行调查询问所形成的笔录，具有客观真实性。苏金献、郝允辉在笔录中提到，案涉款项被转走后，鑫隆公司不间断地多次向中原银行催要款项，历经中原银行多任行长，中原银行认可并承诺向鑫隆公司偿还款项，并提出以物抵债的想法。上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鑫隆公司提交的存款分户账页及二人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中原银行擅自将鑫隆公司1265332元存款转走，中原银行承诺向鑫隆公司返还。中原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仅提交令人质疑、对于时任行长王天浩签字无法解释的转款凭证，不能证明其系依据业务操作规范及流程按照鑫隆公司的指示转走的案涉款项，明显证据不足。3、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询问笔录显示，2006年至2013年在郝允辉和苏金献分别在桥北支行任职时，鑫隆公司多次找中原银行协商归还款项和以酒抵偿欠款但鑫隆公司不同意的事实。2014年鑫隆公司向中原银行发函催要款项。2015年鑫隆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受理后，鑫隆公司于2016年向法院起诉。鑫隆公司连续不断地向中原银行主张权利，本案未过诉讼时效。4、针对上诉人当庭补充的上诉意见，辩称：1、上诉人所称的冲销行为也存在分三次转账以最后转出的形式将案涉款项转出的可能性。2、对于以酒抵债的行为，鑫隆公司并不同意。3、案涉款项被转出的操作主体为上诉人，其作为金融机构，对于新乡市盈盛商贸公司账户中的款项分流情况及该公司收款账户的相关情况，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而非由鑫隆公司承担该举证责任。鑫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立即返还鑫隆公司1265332元及利息（自2006年5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隆公司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桥北支行（原新乡银行桥北支行，以下简称“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开设有存款账户（户名：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71×××90；开户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桥北支行），2006年5月31日，上述账户中的1265332元分三次以转出、转进、再转出的形式转入到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银行账户，所涉转账支票为新乡市商业银行转账支票，正面盖有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杜英义的手章，背面的被背书人处加盖了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有杨凤琴及中原银行桥北支行时任行长王天浩的签字。查明，郝允辉接任王天浩成为新乡银行桥北支行行长，其在2015年3月9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对于新乡银行桥北支行从鑫隆公司账上转走100多万的事，具体金额记不得，大概是100多万。鑫隆公司的负责人杜英义找我说这事时候，知道了这个事情。钱是转账转走了，还了另外一家或者二家单位的承兑欠款，至于是谁办的手续，如何办的手续我不清楚，事情发生于我担任新乡银行桥北支行行长之前。杜英义在我担任支行行长期间多次找我协商此事，在得知此事后，我就向市行领导汇报，市行专门成立小组去解决此事。杜英义找我，我就联系市行领导，这样一来一回持续好长时间。对于协商结果，当时，检察院帮我们追回一家公司的相关物品，有一辆老式本田轿车及一些酒，当时，我将检察院追回的物品都给了鑫隆公司，后来，我们银行与天圣酒业打官司，准备将官司追回来的钱也弥补鑫隆公司的损失，但官司赢后没有执行到底，我就调走了，这个事放在这没人管了。这个解决方案是我们市行知道并且同意的。”郝允辉在2015年3月17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担任新乡银行桥北支行行长时，王天浩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杜英义找到我，我知道了这事。我到2011年7月到解南支行，离开时和苏金献办理交接时，我将鑫隆公司钱被转走这事给苏金献交代过，他知道这事。大概告诉他新华法院还有官司没执行，到执行时，赢的钱或者东西给鑫隆公司，苏金献说他知道这个事了。另查明，苏金献2011年6月份接任郝允辉到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当行长，其在公安机关2015年1月30日的《询问笔录》中称：“我任行长一、二年后，鑫隆公司找到我说，我行还欠他们公司百十万元，因为之前没人跟我说过这事，所以我就向上级领导汇报，领导让落实一下，我最后落实有三千件白酒和鑫隆公司商量，把酒给他们，这事就结束，但鑫隆公司不同意，这三千件白酒是我们的一个贷款户抵给我们行的。”一审法院认为，鑫隆公司提交的户名为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为71×××90的新乡市商业银行桥北支行存款分户账页真实有效，能够证实鑫隆公司与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作为储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采取安全保障措施对鑫隆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进行管理，并保证资金安全。本案中，鑫隆公司称其与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不可能向其转款；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称案涉款项系按照鑫隆公司意愿办理的正常转款业务，案涉转账支票系鑫隆公司购买的空白支票，但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不能向法庭提供鑫隆公司购买空白支票的委托书及银行留存的空白支票号段；同时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也未按法庭要求提供2006年新乡商业银行转账支票的办理流程及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在其处的贷款情况；从历任行长郝允辉、苏金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在未经鑫隆公司同意的情形下，将鑫隆公司账户中的100多万转走，后表示愿以白酒赔偿鑫隆公司损失，上述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该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从2014年6月18日催款函及2015年郝允辉、苏金献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相关内容至鑫隆公司2016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可以看出鑫隆公司就案涉款项通过协商或向公安机关及法院不间断的主张过权利，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足，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265332元并支付利息（以1265332元为基数，自2006年5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6185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提交的证据有：1、2006年5月31日新乡商业银行进账单一份，证明目的：该进账单的内容与一审所提交的转账支票相互印证，证明案涉转款行为是鑫隆公司的自愿行为；2、新乡市商业银行管理制度一份，证明目的：该管理制度第四章的会计核算处理操作程序，有专门关于转账支票的处理程序。经质证，被上诉人鑫隆公司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进账单在一审中鑫隆公司多次要求中原银行提交，但其均未提交，从进账单前后的相关单据字迹均为蓝色圆珠笔书写，仅这一张进账单为黑色水笔书写，且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管理制度中载明的进账单应当由银行加盖收妥印章，而该进账单并没有中原银行的相关印章，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其中载明的进账单是由转款人交付银行，但鑫隆公司从未见过进账单，也未向上诉人交付过进账单，该证据不能证明该进账单由鑫隆公司书写交付中原银行。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商业进账单及管理制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结合案涉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1、郝允辉于2015年3月9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鑫隆公司是我们的客户，在我之前，他们在我银行贷过款，我在任期内也帮他们办理过贷款手续，我离开桥北支行时，我们之间的贷款业务是否完结记不清了。”2、苏金献于2015年1月30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鑫隆公司是我们银行的贷款户，原来在我们行贷款2000万，在我担任行长时，又给他们保持两年业务往来，鑫隆公司截止目前，在我行没有贷款，原来所贷款全部还清。”3、2008年4月8日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就新乡市商业银行桥北支行诉新乡市天圣酒业有限公司等银行承兑协议纠纷一案，作出了（2007）卫滨民一初字第75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第一项内容包括：新乡市天圣酒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偿还新乡市商业银行桥北支行承兑汇票款项90万元及滞纳金。4、2014年6月18日鑫隆公司向新乡银行及桥北支行以书面形式进行催款，内容为“新乡银行及桥北支行:我单位在贵行桥北支行开立一般账户，账户户名: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71×××90。2006年5月31日，桥北支行当时负责人王天昊及有关人员，私自从我单位账户划走款1265332元整。我单位对账时发现该问题后及时与贵行主要负责人及桥北支行新负责人郝允辉行长沟通，要求归还此款。经协商，贵行主要负责人及郝允辉行长同意积极解决此事，承诺偿还我单位被划走款项及利息，共计壹佰伍拾万元整。其主要还款来源:1、部分实物2、桥北支行起诉天圣酒业有限公司胜诉官司90万元及利息。几年来，我单位多次向桥北支行历届领导催要此款，至今尚未解决。鉴于此情况，我们要求贵行及桥北支行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兑现当时贵行主要领导所做的承诺，弥补我单位所受经济损失。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6月18日”。5、在（2016）豫0711民初1704号即本案第一次在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时，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于2016年12月2日的庭审中称案涉转款是在柜台办理的，并向法庭承诺于三个工作日提交所有相关手续，但至本案现阶段二审期间，其并未提交鑫隆公司在柜台办理转款的相关手续。6、在（2016）豫0711民初1704号即本案第一次在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时，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于2017年2月24日的庭审中称因时间太久，用酒和车抵偿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据说是他们双方协商好的。在该次庭审中，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提交了新乡市商业银行转账支票一份，经质证，鑫隆公司认为从票面可以看出，页码不正确，前边是56，后边是55，明显是动过该账本；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称页码不一致系装订时可能是装订人员疏忽。7、2008年9月19日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新刑牧字第136号刑事判决，王天浩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宣判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王天浩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12月11日作出（2009）新刑二终字第11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天浩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该刑事案件中审理查明，2005年6月，王天浩在担任新乡市商业银行桥北支行副行长期间，挪用70万元借于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犯罪后退出全部赃款。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转账支票转出到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是否系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得到鑫隆公司授权后进行的正常业务行为，案涉转账支票上的签章是否系鑫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案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为证明案涉转款系鑫隆公司的自愿行为，提交了2006年5月31日的转账支票和进账单。该转账支票的正面加盖了鑫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杜英义的手章，背面的被背书人处加盖了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杨凤琴手章，除此之外空白处还有中原银行桥北支行时任行长王天浩的手写签字。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称该转账支票系鑫隆公司向其购买的空白支票，鑫隆公司加盖印鉴系其真实意思表示。鑫隆公司称其对于案涉款项的转款行为不知情，并未在中原银行购买案涉空白转账支票，同时也并未明确否认该转帐支票上鑫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杜英义手章的真实性。首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未能提交鑫隆公司购买案涉空白转账支票的“空白重要凭证领购单与登记薄“（该行管理制度要求履行的手续）等相关办理手续，案涉款项共分三次以转出、转进、再转出的形式转入到新乡市盈盛商贸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原银行新乡分行认为上述款项当天多出的两次转帐是因解决误操作所做的冲销行为，因此对于另外两次款项的转出、转进未能提交相应办理手续，也未就该误操作提供详细的解释说明。其次，中原银行对于转账支票账册中案涉票据页码编号异常不符常理亦未作出合理解释；中原银行新乡分行对时任行长王天浩的签名行为解释为该行内部规定超过100万元额度需要行长在票面签字，但未能提供该行相关规定，也未能提供其他同类票据予以佐证；再结合案涉转款发生前一年王天浩曾挪用该行资金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可以证明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当时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再次，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历任两名行长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均明确对因处理鑫隆公司案涉款项被转走的事宜与鑫隆公司协商以物抵债的事实予以认可。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在案涉转款发生时任行长的王天浩之后的两名行长郝允辉和苏金献分别于2015年3月和1月期间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系侦查机关为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在调查阶段对该二人所作的询问笔录，自证据属性上看该三份《询问笔录》属于书面证言，有别于书证，虽郝允辉、苏金献未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但该三份《询问笔录》中所载的二人所作陈述内容已经庭审予以质证，程序并无不当，该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与案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该三份《询问笔录》作为已经质证的书面证言，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郝允辉、苏金献作为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的工作人员，均曾任案涉支行行长，两人对案涉事实的叙述基本一致，有较强可信度。作为该两人的用人单位，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也有能力申请该两人出庭作证。故中原银行新乡分行认为因郝允辉、苏金献未出庭作证，该三份《询问笔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本案审理中的诉辩、陈述意见及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历任两名行长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的内容，在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转款行为系经鑫隆公司授意的情形下，本案仅凭案涉转账支票上的签章尚不能证明其转走案涉款项为合法合规的行为，中原银行桥北支行未经鑫隆公司同意擅自从鑫隆公司账户中转走案涉1265332元款项的事实已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二、关于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是否应当承担案涉款项的赔偿责任及赔偿范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鑫隆公司与中原银行桥北支行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鑫隆公司将款项存入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后，鑫隆公司即享有对存款的债权，可以行使对中原银行桥北支行的债权请求权。中原银行桥北支行作为储蓄机购应当保障鑫隆公司案涉账户内的存款安全，并向鑫隆公司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基于鑫隆公司的该债权请求权，其作为储户，享有存取款自由的权利。在鑫隆公司要求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兑付存款时，中原银行桥北支行因擅自转走其存款而未能向鑫隆公司兑付案涉存款及利息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中原银行桥北支行系分支机构，中原银行新乡分行作为中原银行桥北支行的上级分公司，负有向鑫隆公司赔偿相应款项的责任。在未否认其印章真实性的前提下，又未能对印章的使用做出合理解释，故鑫隆公司对其财务专用章的保管与使用存在疏漏，也系造成案涉款项被转出的原因之一，其自身具有一定过错，鑫隆公司的过错行为对损害的发生在客观上起到了辅助作用，应对其自身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为平衡违约方与受害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本院酌定由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鑫隆公司自行承担20%的责任。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结合鑫隆公司向中原银行发送的催款书、中原银行桥北支行两任行长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本案可以认定鑫隆公司自案涉款项被转出后并未间断向中原银行桥北支行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中原银行新乡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判定中原银行新乡分行承担案涉全部损失的违约责任，有失公允，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2019）豫0711民初851号民事判决；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12265.6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012265.6元为基数，自2006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案受理费16185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承担12948元，由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23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88元，由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承担12950元，由新乡市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32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卓群审判员  浮代飞审判员  冯艳婷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