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92民初7753号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NANMENGKEELECTORN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观塘鲤鱼门道二号新城工商中心517室，登记证号码65203437-000-09-18-2。法定代表人：裴振勇，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广东商达（福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斌，广东商达（福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美家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4R9F9P。法定代表人：曹利民，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奇省，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川，男，该公司员工。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盟科公司）与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丝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南盟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存、被告东方丝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川到庭参加诉讼。立案时，原告起诉的被告包括东方丝路公司、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立丰公司）、但青青、李子荣、黄青、曹利民、王文超。原告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百立丰公司、但青青、李子荣、黄青、曹利民、王文超的起诉，经审查，本院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前述被告的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南盟科公司立案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百立丰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99920美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38978.2美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金499920美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暂计至2019年4月15日为38978.2美元；并判令被告继续支付逾期违约金至本金付清之日止）；2.但青青、李子荣、黄青、曹利民、王文超对被告所欠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间，被告与百立丰公司向原告采购手机元件。业务方式为被告、百立丰公司向原告下订单，原告根据《采购订单》，将货物送至被告指定的收货地址，在被告确认货物符合要求后，被告与百立丰公司确认并签收送货单，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依约供货，被告、百立丰公司未能按约支付货款。经原被告2018年10月对账，被告、百立丰尚欠原告499920美元的货款。经查询，但青青、李子荣、黄青为被告的发起人，曹利民、王文超系被告的股东，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被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违约金自每月对账后第三个月的1日开始起算。后，原告自愿申请撤回对百立丰公司、但青青、李子荣、黄青、曹利民、王文超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故，现其诉讼请求仅针对被告东方丝路公司。被告东方丝路公司辩称，其与百立丰公司系长期合作关系，应由其与百立丰公司共同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关于原告诉称的货款金额，被告分别于2018年12月19日向原告支付了20000美元；2019年2月3日支付了人民币200000元，按照当日汇率折算应为29850.75美元；2019年2月21日支付了20000美元；2019年3月22日支付了15000美元。因此截止2019年9月20日，尚欠的货款应为245972.53美元。此外，2019年9月23日，被告向原告清退了183076.72美元的货物。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合同中并未进行约定，因此对该违约金不予认可。关于但青青、李子荣、黄青、曹利民、王文超，确系被告的发起人和股东，均已实际出资。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自2017年9月7日至2018年10月24日，向原告出具了12份《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订单》，采购订单中载明的需购货物价值共计827560美元。其中，订单日期为2017年9月7日的采购订单载明，交货地址为“重庆东方丝路：重庆市南岸区迎龙镇美家路1号（东方丝路工业园）”、“重庆百立丰：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经开区江溪路9号”，其余订单载明国内交货地址为前述两个地址，香港交货地址为“天地国际储运（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新界元朗宏业西街33号元朗贸易中心102”。所有采购订单均载明，供应商为原告，付款条件为月结60天，并均加盖了被告的合同专用章。依据前述采购订单，原告分别进行了供货，并出具了发票和装箱单。原告出示的发票和装箱单显示买方为被告，交货地均为采购订单载明的收货地，且其上有“天地国际储运（香港）有限公司（暂收）”字样印章或人员签字。供货后，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并出具对账单，所有对账单均载明供应商为原告、客户为被告、付款条件为月结60日，币别为美元，对账单上供方签字并盖章处盖有原告公司印章，回签处盖有被告公司合同专用章。前述对账单载明，2017年11月原告供货价值137480美元，2017年12月供货价值270900美元，2018年1月供货价值114720美元，2018年4月供货价值31040美元，2018年5月供货价值3070美元，2018年10月供货价值5210美元。以上供货价值总计562420美元。上述对账单载明的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截至该日，上述货款尚欠499920美元未支付。庭审中，原告主张前述对账单载明“月结60日”且以月份进行对账，因此，付款时间应为对账月份后60日内，若未支付，那么自第三个月的第一日起开始支付违约金。由于被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原告主张该部分款项在第一笔货款中扣除，即违约金的计算基数为第一笔以74980美元为基数，其余四笔以对账单载明的金额为基数。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在2018年10月31日最后一次对账后，双方还存在交易行为，原告另行向被告供货价值共计13980美元。2019年1月30日，原告南盟科公司向被告东方丝路公司出具《收款委托书》，载明“经双方协商，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今委托深圳市南盟科电子有限公司暂收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所欠货款，汇率以汇款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中间价为准。”并载明收款账户的开户名、开户行和账号等信息。2019年2月3日，被告向前述《收款委托书》中载明的账户转账人民币200000元。原告南盟科公司认可收到前述款项。除上述无争议事实之外，原告为证明被告与百立丰公司共同以邮件方式向原告下订单的事实，举示了五份电子邮件打印件。上述打印件载明邮件的发件人均为“XXX”，邮件内注明该发件人为百立丰公司的采购员易晓。名称为“账单回传件回复：应收货款东方丝路-南盟科181022”的邮件内容为：“Sara：请查收账单回传件，谢谢！”名称为“回复：Re：确认账单回复：对账单东方丝路-南盟1810”的邮件内容为：“玉婵：请查收账单盖章回签件，谢谢！”名称为“回复：Re：回复：对账单东方丝路-南盟1904”的邮件内容为：“Sara：没问题了，是我这边出错了，请知悉，谢谢！”名称为“回复：Re：回复：对账单东方丝路-南盟1904”的邮件内容为：“Sara：东方丝路与贵司2019年4月对账金额：（USD）3000.00确认OK，对账相关资料请寄给张扬，谢谢！累计应付贵司总额不一致，请重新确认，谢谢！”名称为“回复：对账单东方丝路-南盟1812”的邮件内容为：“林小姐：你好！贵司2018年12月对账金额：USD4010.00确认OK，请知悉，谢谢！1：请提供对账单盖章扫描件；2：因我司委托恒盛德付汇，请提供恒盛德发票盖章扫描件，原有发票上东方丝路信息清除……3：请快递对账单资料原件至以下地址：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前台）……”前述证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电子数据，原告仅提交打印件，本院无法确认该打印件与该电子数据的原始信息一致，故，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前述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为证明其向原告付款的事实，举示了三份银行付款记录打印件。三份付款记录的收款人名称虽均为“NANMENGKEELECTORNLIMITED”，与原告的英文名称一致，但是其中一份载明的扣账账户名称为“HONESTARHOLDINGGROUPLIMITED”；其余两份付款记录均未显示付款人的信息，不能说明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即不能说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且，前述三份付款记录均为网上银行记录，亦为电子数据，被告仅提交打印件，本院无法确认其是否与电子数据原始信息一致，故，对于前述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本院均无法确认，不予采信。被告为证明其向原告的退货金额，举示了退货确认函（扫描件）以及退料单。退货确认函载明：“致：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就货物清退事宜达成以下意见：1.我司同意贵司将下列价值160176.72美元货物退还我司，我司收到该批次货物后，从贵司欠付的货款中扣减相应金额……2.我司同意贵司将下列价值22900美元货物退还我司，我司收到该批次货物后，从贵司欠付的货款中扣减相应金额……我司授权接收货物的联系人及地址如下：收货人：林玉婵……”落款处加盖了“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但，退款确认函并非原件，且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退料单中对退货的物料编码、品名、规格、数量、退料原因等进行记载，并载明收件人为林玉婵，该退料单下方收料人处的签名为“季星”。由于该退料单是被告单方制作，而原告否认收料人“季星”为其公司员工，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季星”的身份，因此，前述《退料单》的真实性，本院亦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另，本院经查询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8年1月29日，1美元对人民币6.3267元；2018年3月1日，1美元对人民币6.3352元；2018年3月30日，1美元对人民币6.2881元；2018年6月29日，1美元对人民币6.6166元；2018年7月30日，1美元对人民币6.8131元；2018年12月28日，1美元对人民币6.8632元；2019年2月1日，1美元对人民币6.7081元；2019年10月29日，1美元对人民币7.0617元。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系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故，本案属于涉港民事法律关系，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是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均援引内地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应视为双方就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作出了一致选择。故，本案应当适用内地法律。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被告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的事实，没有异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是否包括百立丰公司；尚欠的货款金额；原告可否主张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关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逐一评述如下：一、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起诉时认为百立丰公司系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共同买受人，但后原告撤回对百立丰公司的起诉。被告则认为，百立丰公司与其是长期合作关系，系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共同买受人。本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来看，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应为被告东方丝路公司，理由如下：首先，从原告举示的采购订单来看，所有采购订单均名为《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采购订单》，且所有采购订单均只有被告东方丝路公司的印章，而无百立丰公司的印章。尽管采购订单载明的收货地址载明了百立丰公司及其地址，但不能以此判断其是合同相对方。其次，从原告举示的对账单来看，对账单上有原告的印章且被告的印章盖在“回签”处，说明该对账单系由原告制作。在原告自己制作的对账单上载明客户为被告东方丝路公司，说明原告认可合同相对方为被告东方丝路公司。最后，从原告举示的电子邮件打印件来看，由于该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未予采信。即便该打印件是真实的，在存在前述采购订单和对账单的情况下，也不能以邮件发送人的邮件地址及其自己标注的身份来确定合同相对方。故，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受人为被告东方丝路公司，被告通过采购订单的方式向原告购买货物，双方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合同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本案双方对于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没有异议，但是双方对于货款金额存在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应向其支付货款499920美元。被告则认为，在对账之后，双方还有交易，且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四笔货款并退还了一批货物，因此，原告主张的货款金额并非最终的欠款金额。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原告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但被告尚未履行完全部的付款义务。依据原、被告的对账单，原告共计向被告供货价值562420美元，截止2018年10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99920美元未付。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确认在前述对账日期后，双方还存在交易行为，产生货款13980美元，因此，货款共计应为513900美元。在原告委托案外人收款后，被告于2019年2月3日向案外人支付了人民币200000元，原告亦认可收到此笔款项。由于双方的结算是以美元结算，故该人民币款项应换算成美元。根据原告出具的《收款委托书》，可以看出双方同意“汇率以汇款当天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中间价为准”。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的公告》载明，自2006年1月4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15分对外公布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作为当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含OTC方式和撮合方式）以及银行柜台交易汇率的中间价。由于2019年2月3日为星期日，因此，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未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故，前述人民币200000元宜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前一个工作日即2019年2月1日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进行换算。2019年2月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81元。200000元人民币兑换29814.70美元。综上，以被告应付货款减去被告已付货款，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金额应为484085.3美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499920美元的主张，本院部分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所称其还另行向原告支付了三笔货款以及退货的事实，由于被告用以证明前述事实的证据本院均未采信，故前述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此处不再赘述。三、原告可否主张违约金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被告认为，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故，原告无权主张违约金。原告则认为，双方虽未约定违约金，但是其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主张违约金。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应当支付，因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违约金，但原告于庭审中明确其主张的违约金，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计算，该条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数，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违约金以尚欠货款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实为主张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注意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关于利率的问题。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16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取消。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起，逾期付款损失的利率计算标准应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关于起算点的问题。原告认为双方在对账单中载明“付款条件：月结60日”，因此应当自对账之后60日内支付货款。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符合对账单的记载，在被告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于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的对账情况，被告针对六笔款项应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最后期限为：2018年1月29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4月1日、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30日、2018年12月30日。那么自应付货款之日的次日，被告即应当支付逾期付款损失。鉴于原告在庭审中主张前述六笔款项的起算点为对账之后第三个月的1日，除第二笔、第三笔之外，其余四笔系原告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对账之后产生的货款13980美元，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对该笔货款的支付时间进行了约定。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对账单显示的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是在对账后60日内付款，但是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前述货款的对账时间。鉴于原告在起诉时并未主张该笔款项，而被告在答辩时将该笔款项进行了计算，说明至少在本案开庭之日该笔款项已届清偿期。故，本院认为至少应从开庭次日起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关于计算基数。由于原告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依据规定的利率标准均为人民币利率，且原告主张自逾期付款之日起计算损失，故，本院认为在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时，所有应付款项应按照应付之日（该日为非工作日的，以前一个工作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兑换为人民币，以此作为计算基数。且，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原告所举示的对账单的总计货款金额与2018年10月31日欠付的货款金额差额为62500美元，说明在最后一次对账之前，被告支付了62500美元货款，由于原、被告双方均无法证明该62500美元货款的支付时间，因此，原告主张该笔货款在2017年11月的应付货款中进行抵扣，并就该笔62500美元不主张逾期付款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因此，2017年11月的尚未支付的货款金额为74980美元，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2018年1月29日的汇率中间价，应兑换为人民币474375.97元。双方最后一次对账之后，被告于2019年2月3日付款人民币200000元，在双方存在多笔债务而又未特别指明支付的是何笔债务的情况下，该笔200000元应当优先抵扣先到期的款项。即，2017年11月的应付货款。因此，自2019年2月4日起，被告尚欠原告2017年11月的货款的逾期付款损失应以人民币274375.97元为基数计算。第二，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4月、2018年5月、2018年10月的货款金额按照应付之日（该日为非工作日的，以前一个工作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兑换为人民币分别为1716205.68元、721370.83元、205379.26元、20916.22元、35757.27元。第三，在对账之后产生的货款以开庭之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兑换为人民币98722.57元。综上，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如下：针对2017年11月对账单，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3日，以人民币474375.97元为基数；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74375.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针对2017年12月对账单，2018年3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1716205.6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针对2018年1月对账单，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721370.8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针对2018年4月对账单，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05379.2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针对2018年5月对账单，自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0916.2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针对2018年10月对账单，自2019年1月1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35757.2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由于自2019年8月20日，前述六笔逾期付款损失的利率标准均有所调整，而至2019年10月29日又有新的货款应当支付。因此，自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0月29日止，以人民币2974005.2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此后，加上对账后新产生的应付账款，2019年10月30日至付清日止，以人民币3072727.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货款484085.3美元。二、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第一笔：2018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3日，以人民币474375.97元为基数；2019年2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74375.9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二笔：2018年3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1716205.6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三笔：2018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721370.83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四笔：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05379.26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五笔：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20916.2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六笔：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人民币35757.2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第七笔：2019年8月20日至2019年10月29日止，以人民币2974005.2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第八笔：自2019年10月30日至付清日止，以人民币3072727.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计算）。三、驳回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751元，由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负担2163元，由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335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南盟科电子（香港）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重庆东方丝路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娟 娟审 判 员 付 佃 强审 判 员 陈  娟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欧阳智鑫书 记 员 张 慧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