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黔03行终2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光友，男，汉族，1952年2月26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所地：习水县。委托代理人：李幸，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蕊，贵州承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黔路建投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市长。委托代理人：池泽江，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庞启东，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袁维彬，男，汉族，1951年4月1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上诉人吴光友因与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第三人袁维彬林业行政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26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习府处（2018）51号行政处理决定：一、对申请人（吴光友）提出申请撤销被申请人（袁维彬）2008年“偏岩子后头”林权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二、申请人（吴光友）与被申请人（袁维彬）争议的“偏岩子后头”山林，其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被申请人袁维彬，四界为东抵袁维彬土、南抵吴光友土和马老壳至河坝老公路、西抵吴光友土、北抵袁维彬山林以岗心为界。吴光友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习府处（2018）51号行政处理决定。吴光友在一审中诉请撤销习府处（2018）51号行政处理决定及遵府行复（2019）21号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林地“偏岩子后头”位于习水县，四至界限为：东抵袁维彬土，南抵吴光友土和马老壳至河坝老公路，西抵吴光友土，北抵袁维彬山林以岗心为界。2012年5月，吴光友向习水县寨坝镇人民政府申请林权裁决，将涉案林地地名称为“偏岩子房后头”寨坝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8月6日作出寨府处字（2012）65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偏岩子房后头”争议山林属吴光友管理使用。该处理决定未载明争议地四至界限。2014年11月30日，寨坝镇人民政府作出寨府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决定：“偏岩子房后头”山林以岗心至石坟为界一分为二，岗心至石坟以南的山林属吴光友管理使用，岗心至石坟以北的山林属袁维彬管理使用。2015年6月18日，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行复（2015）3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寨坝镇人民政府寨府处（2014）2号行政处理决定，由寨坝镇人民政府在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寨坝镇人民政府未重新作出处理，并于2017年8月15日向吴光友送达告知书，告知袁维彬持有1981年的山林证和2008年的林权证，须向县政府申请撤销林权证方可进行确权。2018年3月17日，吴光友向习水县人民政府提出确权申请，请求撤销2008年“偏岩子后头”林权登记及林权证，并将该林地确权给吴光友管理使用。习水县人民政府受理后，交由习水县林业局调查。习水县林业局通知袁维彬参加处理程序，收集了双方提交的证据，调取了林权登记档案，进行了现场勘验（但因江习古高速公路建设征用，现场被破坏，经双方回忆并比对原寨坝镇人民政府绘制的现场图制作了勘查笔录、绘制了现场草图）后，制作调查报告报习水县人民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吴光友之父吴明尤（个别文件写为“吴明又”、“吴明佑”,在1954年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柏杨岗”山林一幅，四界为东自己的田，南吴清和山，西抵土，北抵袁志远山。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该证上的“柏杨岗”的“岗”字系“弯”字更改而成。此后，吴光友未取得争议山林的任何权属依据。袁维彬之父袁志远在1954年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垇口头”山林一幅，四界为东抵自己土，南抵吴明又田，西抵吴明又土，北抵吴明又田。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该证上的“南吴明又田”的“田”字系由“山”字更改而成。1981年12月，袁维彬取得习府自山字第121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有“偏岩子对门后头边”林地一幅，四界为：上吴光友土壁，下自己房子后头边，左吴光友土边，右穆贤俊（吴光友之母）田角。该证书记载内容与《严村大队规划生产队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发放清册》相一致。经现场勘查比对，上、下、左三界与争议地相符，记载的右界实际在争议地左边。1999年8月7日，袁维彬取得（1999）集采字第036号《林木采伐许可证》；2001年10月24日，袁维彬取得（2001）习寨采字第068号《林木采伐许可证》，两证均批准袁维彬在“偏岩子对门后头边”林地内采伐林木，并记载了与自留山使用证一致的四至界限。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习水县人民政府办理林权登记并向袁维彬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1554-1/1号林权证，其中登记号520330020206MDYMSY00207号“偏岩子后头”林地一幅，林地所有权人为桂圆村新建组，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人、林木使用权人为袁维彬，四至界限为东抵自己土边，南抵公路为界，西抵吴光友土边，北抵吴光友土壁本人退耕地。经比对，与争议地一致。另，吴光友、袁维彬原属寨坝镇严村大队桂花生产队，1984年大队改村，均属严村村桂花组，2003年撤小村并大村为桂圆村，高粱组与桂花组合并为新建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习水县人民政府有权对本案争议作出行政处理。本案争议林地，第三人袁维彬持有1981年的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边界虽有一边（右界）不明确，但另三界清楚明晰且与争议地相一致。1999年、2001年，袁维彬两次取得林木采伐许可，在争议林地内采伐林木，且采伐许可证载明的四至界限与自留山使用证相一致，足以证明袁维彬实际管理使用争议林地的事实。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进行林权登记并向袁维彬颁发林权证。原告吴光友请求撤销林权证并确权给自己，除提交1954年土改证以外，没有提供任何权利依据，也不能准确指明其提交的土改证上记载哪一幅林地包含争议地。其请求撤销林权登记理由不充分，习水县人民政府不予支持的理由成立，处理得当。处理林权争议，应当本着尊重历史，方便生产生活的原则，依据有效权利证书作出处理。对本案争议林地，袁维彬持有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和2008年林权登记等依据，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长期管理使用，习水县人民政府经过充分调查，收集了必要证据，通知当事人参加行政处理程序，依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处理，证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的诉讼理由：1、第三人自留山证记载的四界与争议地完全不合的理由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2、小地名南辕北辙。小地名本系称谓，经过多次登记，出现小地名变化的情形极为常见。小地名也不是地块的唯一特征，地块的显著特征应为边界即四至界限。本案争议地虽登记名称有变化，但边界基本一致，应认定为同一地块。3、山林早已不存在，且没有任何勘验记录或者照片佐证。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案卷中，有经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的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草图，该图虽系经双方回忆绘制，但与寨坝镇人民政府在现场存在时的2011年绘制的现场草图相一致，可以确认。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光友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吴光友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根据现场勘察笔录，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认可的争议地偏岩子后头四界为：东抵袁维彬的土，南抵吴光友的土和马老壳到河坝的老公路，西抵吴光友的土，北抵袁维彬山林。而习水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依据的是颁发给第三人《林权证》登记的“偏岩子后头”林地，该林权证的来源为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该证所记载的“偏岩子对门”山林一幅，四界为：上抵吴光友土壁，下抵自己房子后头边，左抵吴光友土边，右抵穆贤俊田角。由此，上诉人和第三人确认的四界对比第三人自留山证记载的四界，完全不符，其小地名南辕北辙。而行政处理决定称：被申请人于1981年取得了自留山证，其上记载的“偏岩子对门后头边”山林，虽左、右两界方位同向，但结合上下两界及争议地现场的实际情况，可确认包含了争议山林，明显自相矛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三人所持自留山证从四界及小地名来看，无法证明与争议地“偏岩子后头”有任何关联，更无法证明包含了争议林地，而习水县政府仅结合上下两界及争议地实际情况，无事实依据。“偏岩子后头”早于2006年便划界征收修建江习古高速公路，后于2017年动工修建后便无法观察到实地情况，习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于2018年作出，“偏岩子后头”早已不复存在，无法结合争议现场实际情况，且无任何勘察记录或照片佐证。相反，依据此前寨坝政府调查的事实，以及同村群众的笔录，均能反映上诉人对偏岩子后头管护、使用数十年的事实。因此，该争议山林的权利应属上诉人。二、第三人持有的2008年《林权证》依据不足，程序违法。《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三条规定了林证颁证应当有12个步骤实施。而“偏岩子后头”林地的颁证程序，未按照上述12个法定颁证步骤进行，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情况，在根本上无法保障颁发林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其依据第三人的自留山证进行登记更属事实错误，依据明显不足。应予撤销。三、两级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处理决定不具有客观性，未综合全案证据作出处理结果，存在以偏概全，为行政处理决定结果而服务的情形。通过寨坝镇政府（2012）65号《处理决定》、（2014）2号《处理决定》及习水县政府（2015）3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寨坝镇政府及习水县政府在多次就争议地处理过程中，调取了大量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据此认定上诉人对争议地享有权利。但在本案处理过程中，习水县政府未将全部证据出示，其作出的决定反复无常，涉案证据选择性采用而为其作行政决定服务的情形。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3条、2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对其所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负有全面举证责任。本案中，习水县政府却将上诉人客观有利的证据予以隐藏、掩盖，致使复议机关及一审法院不能全面审查本案证据，对本案事实认定存在严重偏颇。综上，本案被诉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颁证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遵义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经查明事实后，维持习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答辩人收到人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依法通知习水县政府参加复议，习水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答辩人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案涉争议地“偏岩子后头”位于寨坝镇桂圆村新建组，经上诉人和第三人共同确认，争议地四界为东抵袁维彬土，南抵吴光友土和马老壳至河坝老公路，西抵吴光友土，北抵袁维彬山林以岗心为界。2018年3月17日，上诉人向习水县政府申请确权后。习水县林业局组织各方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界，固定了争议地的四至界限，形成了调查报告，习水县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答辩人根据事实和证据，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习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二、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经过开庭审理，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对各方的证据进行审查，确认习水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和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合法性。上诉人除提交1954年的土改证外，无任何权利依据，也不能明确提交的土改证上记载的哪一幅林地包含争议地，其要求撤销第三人林权登记的理由不充分。同时根据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持有1981年自留山证和2008年林权证等证据，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长期管理使用。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袁维彬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本案一审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一审卷宗），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51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是否清楚。上诉人和第三人因“偏岩子后头”林地发生争议。双方均主张系争议地权利人，各自提供了相应证据。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仅提供了1954年土改证，但不能准确指明其提交的土改证中哪一幅地块包含争议地。第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1981年自留山证予以证实，该证记载的四界中虽右界不明确，但另外三界清楚明晰，与争议地相一致，加之1999、2001年，第三人两次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在争议地内采伐林木，且采伐许可证载明的四至与自留山证一致，足以说明第三人对争议地管理使用的事实。此外，2008年林权改革时，第三人取得了包含争议地在内的林权证。习水县政府经调查后，认为第三人持有合法权利依据，并结合第三人管护争议地的事实，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明确上诉人对涉案争议地不享有权利，对上诉人要求撤销第三人林权证的请求，不予支持，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习水县人民政府受理上诉人确权申请后，依法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履行法定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利，处理结果正确。遵义市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履行了法定程序，复议结果正确。对上诉人要求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处（2018）51号处理决定和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21号复议决定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光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永群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冯再军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喻庆书记员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