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6民终1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凤霞路延伸段。法定代表人陈开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庆龙，云南大格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登弟，男，194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威信县人，小学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跃芝，女，195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威信县人，不识字，居民，住址同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蒋忠维，云南宏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德奎，男，1985年3月4日出生，回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初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立辉，男，1984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中专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超，女，198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威信县人，高中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涛，男，1986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永善县人，本科文化，居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连敏，女，199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系薛涛之妻）。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李登弟生于1942年2月27日，已77周岁；王跃芝生于1952年12月12日，已66周岁。李登弟、王跃芝系夫妻关系，二人系再婚。李登弟在与王跃芝结婚前，生育有李朝琼、李朝会两个女儿；王跃芝在与李登弟结婚前，生育有一个女儿刘某；李登弟、王跃芝结婚后生育有两个儿子，即李朝文与本案死者赵明超（曾用名李明清）。死者赵明超未婚，系城镇户口。2018年11月17日晚17时20分许，李登弟、王跃芝之子赵明超与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在凤霞路皇马ＫＴＶ背后绿菜食府餐馆吃饭。席间，除了温艳及方连敏外，其他人都喝了白酒。21时许吃完饭，除温艳外的几人，又相约到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开设在昭通市昭阳区唱歌；几人到皇马ＫＴＶ518包房唱歌时，又喝了啤酒。期间，死者赵明超多次进出包间，均无人陪伴。2018年11月18日0时许，死者赵明超再次走出包间，后进入皇马ＫＴＶ的工作间。2018年11月18日凌晨01：04：34，死者赵明超推到了皇马ＫＴＶ工作间的机器进而从内而外推开了该工作间的门，后被皇马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发现。死者赵明超被发现时，裤子未穿戴整齐，该工作间内有大便，地上有一瓶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洗地板用的液体，其衣领上有不明白色液体。皇马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发现死者赵明超在其工作间后，并未及时对其进行帮扶、救治。期间，虽多次有皇马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对死者赵明超进行查看，但工作人员多是在查看后又将该工作间的门关上，直至2018年11月18日凌晨1:13:15才将死者搀扶起并为其穿好裤子后乘坐电梯将其送离，直至2018年11月18日凌晨1:45才将其送医，后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1月18日凌晨去世，为抢救赵明超李登弟、王跃芝花费医疗费950.27元。2018年12月6日，通过尸检，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毒）鉴字第Ｄ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检测出送检的赵明超的2018Ｄ264-1（心血）中含有乙醇（含量为124.88ｍｇ／100ｍｌ）。2019年1月10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作出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病理）鉴字第3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被鉴定人赵明超（男，30岁）系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李登弟、王跃芝为鉴定花费鉴定费21000.00元。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李登弟、王跃芝明确表示不追究温艳的赔偿责任。因李登弟、王跃芝与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双方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协议，李登弟、王跃芝于2019年2月27日起诉来院，请求：一、请求判令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向李登弟、王跃芝赔偿医疗费950.00元、死亡赔偿金619920.00元、丧葬费47833.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5600.00元、鉴定费2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0元，合计985303.00元。二、判令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承担本案诉讼费。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原审法院做如下评判：一、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对赵明超的死亡是否负有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首先，死者赵明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该知道自己的酒量及饮酒的危害性，因此其也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本案中，赵明超与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相约共同吃饭喝酒，饭后赵明超与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又去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开设在昭通市昭阳区唱歌，又继续喝酒。在此情况下，赵明超与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之间，相互就产生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没有对死者赵明超尽到法定照顾义务，尤其是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与死者赵明超饭后又去唱歌，在明知其喝酒的情况下，仍旧任由其四处走动，且在其长时间未归的情况下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其在醉酒的情况下又喝了皇马ＫＴＶ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洗地板用的液体后中毒死亡。因此，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未尽到照顾、注意义务，应当对死者赵明超醉酒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李登弟、王跃芝与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在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之间，无法划分责任大小，应承担同等责任。再次，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作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经营者，对进入其ＫＴＶ的消费者应履行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通过审理可知，皇马ＫＴＶ工作人员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洗地板用的液体后，未明确标注该液体的名称、性能、是否可食用及其危害等，盛装该液体的瓶子足以使人误会该瓶内盛装的是可食用的饮料；而皇马ＫＴＶ及其工作人员又未将工作间的门上锁，仅是在门上提示系工作间，其应当充分意识到进入其ＫＴＶ消费的人大多都会饮酒，而在酒精的作用下，人的辨识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低，其应当对安全管理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死者赵明超于2018年11月18日凌晨0时左右进入工作间后并无工作人员发现，后死者赵明超于2018年11月18日凌晨01：04：34推到了皇马ＫＴＶ工作间的机器进而从内而外推开了该工作间的门，后被皇马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发现。期间，虽多次有皇马ＫＴＶ的工作人员对死者赵明超进行查看，但工作人员多是在查看后均又将该工作间的门关上，直至2018年11月18日凌晨1:13:15才将死者搀扶起并为其穿好裤子后乘坐电梯将其送离，直至2018年11月18日凌晨1:45才将其送医，以至于赵明超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11月18日凌晨去世。而赵明超的死亡，经过尸检，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昆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8］（毒）鉴字第Ｄ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被鉴定人赵明超（男，30岁）系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由此可见，死者赵明超虽处于醉酒状态，但是若未喝下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洗地板用的液体，或即使喝下该液体后，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将其送医救治，未必会发生赵明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因此，法院认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作为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经营者，其管理及向死者赵明超等提供的服务是有瑕疵的，其应当对赵明超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赵明超的死亡，由死者赵明超自行承担30%的责任，由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宜。经计算，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导致的损失为：一、关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医疗费：赵明超被送至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后，李登弟、王跃芝为抢救赵明超花费医疗费950.27元，这是合理的赔偿费用，法院予以认可。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李登弟、王跃芝只主张950.00元的医疗费，这是李登弟、王跃芝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死者赵明超系城镇户口，故死者赵明超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按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30996元／年计算，死者赵明超的死亡赔偿金为：30996元／年×20年＝619920.00元，属合理的赔偿费用，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三、关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经查，昭通市2017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973元／月，计算6个月，为：4973元／月×6个月＝29838元。四、关于李登弟、王跃芝张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李登弟、王跃芝系夫妻关系，二人系再婚。李登弟在与王跃芝结婚前，生育有李朝琼、李朝会两个女儿；王跃芝在与李登弟结婚前，生育有一个女儿刘某；李登弟、王跃芝结婚后生育有两个儿子，即李朝文与本案死者赵明超（曾用名李明清）。李登弟生于1942年2月27日，已77周岁，计算5年；王跃芝生于1952年12月12日，已66周岁，计算14年。因此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2017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19560.00元计算。同时根据法律规定，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9560元／年×5年÷4个扶养人）＋（19560元／年×14年÷3个扶养人）＝115730.00元。五、关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鉴定费：李登弟、王跃芝为鉴定花费鉴定费21000.00元，属合理的赔偿费用，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六、关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因受害人死亡，其被扶养人及近亲属在精神意志上受到的伤害，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属于依法应当赔偿的范围。因此，对于李登弟、王跃芝主张的100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属合理的赔偿费用，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导致的损失为：医疗费950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2983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5730元＋鉴定费2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887438.00元。上述费用中，由死者赵明超自行承担30%的责任，即：887438元×30%＝266231.40元；由温艳、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887438元×30%＝266231.4元，其中：温艳承担五分之一的责任，即53246.28元；薛涛、方连敏夫妇承担五分之一，即53246.28元；谭德奎承担五分之一，即53246.28元；李红超承担五分之一，即53246.28元；谢立辉承担五分之一，即53246.28元，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李登弟、王跃芝明确表示不追究温艳的赔偿责任，这是李登弟、王跃芝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属于温艳赔偿的部分应当予以扣减，故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应共同赔偿的金额为：266231.4元-53246.28元＝212985.12元；由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887438元×40%＝354975.20元。关于李登弟、王跃芝要求由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承担案件受理费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依法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予以收取并确定如何分担。所以，当事人之间如何分担案件受理费，并不属于双方之间存在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因此，对于李登弟、王跃芝的此部分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共同赔偿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212985.12元（其中：薛涛、方连敏夫妇承担53246.28元，谭德奎承担53246.28元，李红超承担53246.28元；谢立辉承担53246.28元）。二、由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赔偿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354975.20元。上述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履行。三、驳回李登弟、王跃芝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27.00元，减半收取2713.50元，由李登弟、王跃芝负担1139.50元，由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1574.00元。宣判后，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本案不应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应该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为“能够证明死者赵明超是因为在被告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被送至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进而死亡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原审法院向派出所调取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材料都证明所有人都没有看到死者赵明超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而是怀疑死者赵明超喝了不明液体。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是有毒的。2.2018年12月6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8〕（毒）鉴字第0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和2019年1月10日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8〕〔病理）鉴字第3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反复询问李登弟、王跃芝和其他家属，李登弟、王跃芝都表示不需要进行解剖和尸检，之后李登弟、王跃芝单方面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所以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恰恰证明死者赵明超是因为乙醇中毒导致的死亡，与上诉人无关。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载明“被鉴定人赵明超（男，30岁）系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该鉴定意见不但表述含糊不清、逻辑错误，而且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并且与第0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自相矛盾，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未能及时将赵明超送医救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上诉人工作人员发现赵明超到报120,仅仅只有十多分钟左右时间。上诉人工作人员发现赵明超时，赵明超并未昏迷不醒，而是坐在工作间地上，还会去关门，看起来只是普通酒醉状态，并且工作人员在照顾赵明超的同时，立即向主管领导报告，同时寻找到赵明超的同伴（即被告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并及时将赵明超交由其同伴照顾。上诉人工作人员将赵明超交由其同伴照顾后，在征得赵明超的同伴同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120电话（从发现赵明超到报120，中间仅仅间隔了十多分钟），并陪同赵明超的同伴将赵明超送到医院就医。赵明超是在送医院后经救治3个多小时后才死亡的。原审己经查明，工作间是有客人禁入标志的。综上所述，在没有证据证明死者赵明超喝了“营养快线”瓶子中的液体，也没有证据证明“营养快线”瓶子中的液体有毒且与死者赵明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审法院通过被上诉人的怀疑，就武断认定“死者赵明超是因为在被告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被送至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进而死亡的事实”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六条规定、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营养快线”瓶子中的液体有毒且与死者赵明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即无法证明死者赵明超系喝了“营养快线”瓶子中的液体导致死亡，应由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四、原审判决中的责任划分明显不合理。1.死者赵明超作为一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过量饮酒，导致本案的发生，赵明超应承担主要责任。2.被上诉人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没有尽到劝告、注意、照顾、通知和保护赵明超的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3.上诉人己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五、原审判决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不合理。由于死者赵明超自身具有重大过错，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使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也明显不合理。六、原审判决中对温燕赔偿部分的扣减不合理。1.由于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不追究温艳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属于温艳赔偿的部分予以扣减，但是扣减方式不合理。2.如果对属于温艳赔偿的部分予以扣减，就应该从总金额中进行扣减，而不是将扣减部分从被上诉人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赔偿金额中扣除。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谭德奎、薛涛、李红超、谢立辉、方连敏未作书面答辩。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对原审认定受害者赵明超在上诉人的娱乐场地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被送至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进而死亡的事实提出异议。对被上诉人单方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被鉴定人赵明超（男，30岁）系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表述含糊不清、逻辑错误，而且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与第02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自相矛盾，不应采信。对一审认定的其余案件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归纳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二、原审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正确；三、原审责任划分是否恰当；四、原审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是否符合本案实际；五、温艳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在判决中扣减温艳的责任是从共同饮酒一方扣除不合理的理由是否成立。针对本案争议焦点，本院综合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因其子赵明超死亡向上诉人及与赵明超共同饮酒的人员请求赔偿，因赵明超的死亡原因经过鉴定，同时派出所亦进行过调查，因此初步证据能证明赵明超的死亡原因，故本案不属于疑难复杂案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无不当。二、关于原审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是否正确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为“能够证明死者赵明超是因为在被告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被送至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进而死亡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原审法院向派出所调取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材料都证明所有人都没有看到死者赵明超喝了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而是怀疑死者赵明超喝了不明液体。并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用“营养快线”瓶子盛装的液体是有毒的。本院经审理认为，赵明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当地派出所即向与赵明超共同饮酒的人员和上诉人的工作员调查取证，与赵明超共同饮酒的人员证实了赵明超是喝了皇马KTV用“营养快线”装的药水中毒死亡，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彭明涛、唐清发证实看到赵明超在工作间蹲起，就喊了同事将他扶出来，发现他的衣领上有许多白色的液体，因为工作间放着一瓶打磨地板用的液体是白色的，我们就怀疑他喝了那个液体。赵明超入院初步诊断为“地胶漆中毒？呼吸循环衰竭；急性乙醇中毒。”2018年11月28日，赵明超家属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赵明超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材料为赵明超尸体及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资料，鉴定机构分析认为，被鉴定人赵明超生前存在饮酒、醉酒情况，喉头、胃黏膜出血情况明显，不排除本案中家属提供的服食地胶漆或地板砖清洗剂的情况，故其死亡原因为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上述一系列的证据，再结合上诉人提交的现场光盘，能够认定赵明超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事实。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虽然在赵明超死亡之初，死者家属有不需要公安解剖鉴定的记录。但后来家属又推翻自己不予鉴定的意见，自行委托了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赵明超死亡原因进行鉴定，而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其对赵明超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并结合赵明超的医院病历作出了鉴定意见，经审查，其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鉴定资料的来源亦合法，由此可见，其得出的鉴定意见具备客观真实性，上诉人虽然对鉴定意见认为，尸体最佳的鉴定时间是48小时内，并且经过派出所介入调查的非正常死亡案件其尸体的相关鉴定应该由公安机关送检。但该理由并不能推翻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故原审采信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作判决依据并无不当。三、关于原审责任划分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赵明超喝下的不明液体无毒，不能导致超明超死亡的后果，赵明超是饮酒过量，乙醇中毒死亡，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为，赵明超醉酒后在上诉人处喝下不明液体的事实存在，而且这种不明液体（地胶漆或地板砖清洗剂）是上诉人用来打扫卫生之用，从上诉人提交的图片及视频显示其包装从视觉上及易与常用饮料相混淆。上诉人作为高档娱乐场所的管理者，日常生活经营经验应当明知经常会有醉酒的人员出入，因此在管理上更应当加强对消费者人身安全的谨慎注意，赵明超醉酒后进入上诉人的工作间，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未进行引导，曾经有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几次查看赵明超在工作间的情况，但确未尽快采取措施引导赵明超走出工作间，或将存放在工作间的地板砖清洗剂拿走，以防不测。由此可见，上诉人在经营中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引导和管理的义务，致赵明超喝下上诉人存放在工作间的地板砖清洗剂，从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得出的鉴定意见中赵明超的死亡原因为醉酒及服用不明液体中毒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意见可见，上诉人的管理行为存在瑕疵，而这种管理上的瑕疵与赵明超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从赵明超死亡过程看，毕竟是赵明超醉酒后自行步入“顾客止步”的工作间并服用不明液体死亡，赵明超作为成年人，其自身不能自行控制饮酒量，导致不能辩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故赵明超对自己的死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只承担管理上的瑕疵责任，因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的责任超过赵明超的责任与本案实际明显不符，上诉人认为原审责任划分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根据本案实际，应由赵明超自行承担50%的责任，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其余共同吃饭饮酒的人员因未提出上诉，应视为服从一审判决的责任划分，故维持一审对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承担30%的责任。四、关于原审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是否符合本案实际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造成赵明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赵明超醉酒后，不能控制和辩认自己的行为能力而服用不明液体并导致死亡，赵明超自身过错明显，对造成自己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根据赵明超的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一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原审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按100000.00元计算明显过高，与赵明超本身存在过错的实际不符，而且精神损害是实际侵权人对受害者近亲属的一种精神抚慰，该笔费用不纳入责任划分。根据本案实际，结合赵明超的过错程度，酌情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10000.00元较为符合本案实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五、关于温艳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原审在判决中扣减温艳的责任是从共同饮酒一方扣除不合理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在本案中温艳与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一起吃饭，虽然温艳未饮酒，但作为一同吃饭的同伴，对于醉酒的赵明超应当进行看护或防止危险的发生，李登弟、王跃芝虽然未起诉温艳，但一审在判决中已减除温艳应当承担的部分而进行判决。对此计算方式符合本案实际，故在二审中，经计算对于温艳应承担的赔偿款视为李登弟、王跃芝放弃，在判决结果中作相应扣减。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责任划分不当，在二审中，上诉人除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提出异议外，对于其余损失数额的认定各方未提出异议，对于未提出异议的赔偿数额本院予以确认，故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导致的损失为：医疗费950元+死亡赔偿金619920元+丧葬费2983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5730元+鉴定费21000元=787438.00元。该损失由被上诉人谭德奎、谢立辉、李红超、薛涛、方连敏及案外人温艳承担30%的责任，即为236231.40元，减除温艳应当承担五分之一，即236231.40－47246.28＝188985.12元，对于188985.12元应由薛涛、方连敏夫妇承担47246.28元，谭德奎承担47246.28元，李红超承担47246.28元；谢立辉承担47246.28元。787438元应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20%的责任，即承担157487.6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应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9）云0602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等人共同赔偿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各项费用共计188985.12元（其中：薛涛、方连敏夫妇承担47246.28元，谭德奎承担47246.28元，李红超承担47246.28元；谢立辉承担47246.28元）。三、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赔偿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而产生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鉴定费的损失157487.60元，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赔偿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因赵明超死亡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合计167487.60元。上述第二、三项赔偿费用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履行。四、驳回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13.50元，由李登弟、王跃芝负担1357.00元，由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负担814.00元、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54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27.00元，由被上诉人李登弟、王跃芝负担2714.00元，由上诉人昭通市皇马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承担1085.00元，由薛涛、方连敏夫妇、谭德奎、李红超、谢立辉共同负担162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义务人不主动履行本判决，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二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王荣祥审判员  宋明涛审判员  戴红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董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