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2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玲，女，197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延华，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边春松，男，1974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光利，北京市京师（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邢玲因与上诉人边春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2019）冀092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邢玲上诉请求：1、在原判决已支持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2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支持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50万元及利息，增加支持20万元的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已经支持了由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20万元的请求，但以双方未约定利息应视为无利息为由没有支持利息是错误的。上诉人主张的利息不是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是被上诉人应还不还时的期限外的利息，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说明期限外的利息应予以支持。二、50万元借款及利息应当支持。第一、50万元的保证书，能证实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这张保证书是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书写，有明确地偿还50万元的意思表示，对于被上诉人借上诉人款的事实双方无争议。分析50万元的保证书内容：“阚相杰借边春松（邢玲的钱）50万元，至今未追回，如追回全部归还邢玲，如有利息一并归还。”首先“邢玲的钱”说明边春松出借给阚相杰的钱是边春松从邢玲处借的50万元；其次，“至今未追回，如追回全部归还邢玲”，说明是边春松应当向阚相杰追要而未追回，边春松应向邢玲承担还款义务，是边春松借邢玲的钱，边春松又出借给了别人。第二、阚相杰的借条和判决，证实被上诉人将钱借给了别人，被上诉人出借钱给别人，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钱是两个不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对边春松对阚相杰提起诉讼和进入执行未提出异议为由推定保证书中50万元为边春松所有是错误的。边春松从上诉人处借款后，又出借给阚相杰或是用于其他用途均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借贷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推导出保证书中的50万元是边春松所有，如果是边春松所有，就没有必要写“邢玲的钱”这几个字了。第三，保证书的内容是被告单方意思表示，被上诉人以别人还款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还款的条件，上诉人并不认可。第四，通过银行明细、录音、银行汇款凭证，能证实上诉人的钱已经借出。被上诉人应当偿还借款。 边春松答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2008年答辩人边春松与被答辩人邢玲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2015年底双方因要孩子发生摩擦，2016年1月双方和好又补办了结婚仪式，2018年6月因答辩人父亲病重住院发生争执，后双方结束以夫妻名义的同居生活。本案中争议的两笔借贷纠纷发生的时间分别是：阚相杰的借款时间是2011年7月23日；宗承武的借款时间是2016年1月。两次的借款时间均发生在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以夫妻名义同居期间，两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审中认定答辩人承担还款责任依据的保证书发生在2018年6月，该保证书的性质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双方对夫妻同居期间对外的共同债权进行分配，答辩人给被答辩人出具的附生效期限的承诺书，答辩人承诺协助被答辩人追索欠款，该保证书的内容明确了借款的债务人名称、借款的金额、附条件的期限、款项的归属等内容。被答辩人起诉的20万元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1月，而且具有明确的债务人，作为被答辩人也知道借款人并非是答辩人，而是宗承武。同时一审中被答辩人并没有提供向答辩人银行转账20万元的证据，不能够证明答辩人从被答辩人处拿20万元款项的事实；同时2011年阚相杰的借款，被答辩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将50万元的款项转给答辩人。不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实际交付的实质要件。通过上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的夫妻关系、双方熟悉的明确的借贷债务人、借贷产生的时间、借贷时的资金银行流水等分析，在借款期间答辩人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债务人讲并非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该债权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债权，并非属于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的事实，因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二、答辩人不存在向被答辩人借款50万元的事实，也不存在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正确。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答辩人证实答辩人借款50万元的保证书，即答辩人给被答辩人出具的附期限的单方追索欠款的承诺。按照借贷关系需要的形式要件，即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的形式表现，从书面意义上分析，“阚相杰借边春松（邢玲的钱）50万元”，只能明确阚相杰借过边春松的钱，但款项是否属于邢玲所有不明确，既不能确定50万元由邢玲出借给边春松或者委托边春松向外出借，或者50万元中包含邢玲的部分款项的特定法律关系，证明不了答辩人向被答辩人借款的合意，而且看内容债务人为阚相杰，并非是答辩人边春松，该保证书不具备变现借款合意的形式要件，即欠条满足的形式要件。按照借贷关系需要的实质要件，即借贷双方之间借贷款项的实际交付，根据一审中被答辩人提交的5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该款项是2011年4月转给李玲的第三人，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被答辩人不具备已将50万元的款项交付给答辩人的法律事实，更不能证明被答辩人与答辩人的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也不能证明该笔款项与阚相杰有关系，甚至更不能证明该笔资金往来与答辩人写的保证书有关。因此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具备借贷关系形成的实质要件，即被答辩人将借贷款项交付给答辩人的事实，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2014年答辩人边春松向阚相杰提起诉讼并已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已确定答辩人边春松为实际权利人，至今被答辩人邢玲未提出异议，该判决的内容可以证明该保证书中描述的50万元的款项为答辩人边春松所有并出借。三、本案中的答辩人出具的保证书实际是答辩人协助被答辩人催要款项的承诺，不具备借条或者欠条的效力，而且保证书中对催要款项的支付也附加了条件，即“债务人归还之日”或“如追回”。通过上述的分析，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在借贷关系中即不存在借贷合意的形式要件，已不存在借贷款项交付的实质要件。答辩人给被答辩人出具的保证书是在2018年6月双方解除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出具的，并不是被答辩人主张的借款产生时书写的，即2011年4月和2016年1月。因此从保证书产生的背景、原因、时间及保证书的内容等，均证明该保证书只是答辩人协助被答辩人催收款项的承诺，而且还是附条件的承诺，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 边春松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保证书认定借款事实的依据，属于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交付。民间借贷案件具有实践性特征，借贷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要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借据是否真实有效的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2008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欠款，并没有提供具有体现借贷关系的借条或借款合同，而是依据上诉人写的保证书提起诉讼，该保证书并不能作为借款的依据，保证书形成的原因系2018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解除同居关系时双方对同居期间的债权进行分配时，上诉人写的协助被上诉人追索欠款的保证书，内容比较明确，既有借款的债务人，也有借款的金额，该保证书不足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起诉的20万元的借款发生在2016年1月，而且具有明确的债务人，作为被上诉人也知道借款人并非是上诉人，而是宗承武。同时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向上诉人银行转账20万元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拿20万元的事实，不具备民间借贷关系的实际交付的形式要件。因此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20万元的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上诉人不应当承担向被上诉人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写的保证书中“拿”字释义，推断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借款20万元后再转借给宗承武，从而判定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假设一审法院推断的事实成立，也只是具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合意，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向上诉人支付20万元款项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一审法院推断的借款事实并未生效，因此判决被上诉人承担20万元的还款责任的证据不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代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是否存在借款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推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借款事实，并且在没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款项证据的情况下，判令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希望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邢玲答辩称：一、邢玲与边春松是借贷关系。1、从2018年6月1日边春松给邢玲出具的两份保证书来看：首先，这两份保证书是邢玲找边春松要债，边春松给邢玲出具，主要内容是“边春松将钱借给别人了，如果别人还了钱，边春松就还邢玲钱”这里有明确的边春松偿还邢玲钱的意思表示，能证实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20万元保证书中有“拿邢玲的20万元”，50万的保证书中有“（邢玲的钱）”的表述，这也说明双方是借贷关系。再次，保证书中所附的还款条件“待别人还了边春松”，边春松再还邢玲的表述，邢玲并不认可，所以该两份保证书只是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2、一审中边春松提交的其与阚相杰的判决书、证实了阚相杰与边春松存在借贷关系，阚相杰借了边春松是58万元，不是本案中的50万元。边春松提交的边春松与宗承武的欠条也证实是宗承武借了边春松20万元而不是借邢玲20万元。阚相杰、宗承武与边春松借贷关系与边春松与邢玲的借贷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不是邢玲将借直接借给了宗承武、阚相杰，边春松不是帮助催要的问题，而是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3、曾为朋友关系不会影响借贷关系的认定，双方不是夫妻关系，双方的财产是独立的，不适用夫妻间的财产制度。退一步讲假如是夫妻关系，一方给另一方出具借条的行为，参照《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三》第16条规定“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该行为也是有效的，也应当承担偿还责任。4、从保证书的内容上看不出是对解除对同居关系，对债权的分配。因为是“拿邢玲20万元”、“50万元是邢玲的钱”所以要归还，没有分配债权的意思。也不是协助追款保证书，内容与协助追款完全不符，再有，如果是协助追款就不会有边春松和宗承武的欠条、和阚相杰的判决书。所以边春松与邢玲是借贷关系，边春松与宗承武、阚相杰是另外一个借贷关系。二、对于20万元、50万元已经借出，在一审时双方是无争议的。1、保证书写得很清楚，20万元、50万元已经实际履行出借义务，只是因宗承武、阚相杰未还钱给边春松，导致边春松没有还给邢玲。2、一审时已提交20万元银行转帐记录。50万元先应边春松的要求打给了其表弟高亮的会计李玲，高亮又还给了边春松，边春松又将这50万元再加上8万元一块借给了阚相杰，这个过程有对高亮的录音记录，通话详单、银行转帐记录证实。三、利息问题。我们主张是起诉后的利息，也就是期外利息，根据《最高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29条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邢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7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息6%至本息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曾为同居关系。2018年6月1日被告边春松向原告书写保证书两份，其内容分别为“阚相杰借边春松（邢玲的钱）50万元（伍拾万元整）至今未追回，如追回全部归还邢玲，如有利息一并归还”，“边春松拿邢玲的20万元借给宗承武（八虎）使用，至今未还，宗承武归还之日，全部归还邢玲（贰拾万元整）如有利息一并归还。”2014年边春松因阚湘杰借款58万元未还，故而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5月22日作出（2014）青民初字第15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业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案件因阚湘杰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边春松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提供财产可供执行，执行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故该次执行程序予以终结。 2011年4月2日，邢玲通过农业银行账户向案外人李玲汇款500000元；2016年1月1日邢玲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向边春松汇款47000元，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边春松汇款50000元，2016年1月2日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张*新账户汇款100000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边春松书写的20万元的保证书可以证实边春松已经向邢玲借款20万元；因该保证书中写明“边春松拿邢玲的20万元借给宗承武（八虎）使用……”，这其中“拿”字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借”、“使用”、“取”、“拿过来”等等，但从该保证书文字可以推断：无论哪一种理解都不可否定边春松出借给宗承武的款项属于邢玲所有，即被告边春松借邢玲的20万元后转借案外人宗承武，故其应当承担偿还义务。而对于边春松书写的50万元保证书，不能认定为边春松向邢玲借款，理由如下：1、从保证书的书面意义看，该保证书中明确写明系阚湘杰借用边春松款，款项是否属于邢玲所有并不明确，在该保证书中虽有“阚向杰借边春松（邢玲的钱）50万元……”的表述，但该表述不明确，即不能确定此五十万元系邢玲出借给边春松、还是邢玲委托边春松向外出借、或者此50万元包含邢玲的钱等某种特定法律关系；2、边春松已就该款对阚湘杰提起诉讼并进入执行程序，法院已确定边春松为权利人且对此邢玲未表示异议，因此该保证书中描述的50万元应认定款项系边春松所有；3、邢玲提交的向李玲汇款及录音等证据与其主张的边春松借款的事实缺乏足够的关联性,该些证据仅能证实邢玲与李玲等案外人有资金往来，但未表明与阚湘杰的联系，亦未表明上述资金往来与边春松书写的保证书有关，即邢玲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其与边春松之间具有50万元的资金往来；4、保证书中借边春松款项的人为“阚相杰”，而边春松起诉的借款人为“阚湘杰”。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当事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边春松向原告邢玲借款20万元的事实有充分证据证实，应予偿还，边春松虽然在担保书中注明“要回后全部归邢玲”的表述，但邢玲作为债权人并未表示同意，因此邢玲现要求边春松偿还借款并无不妥。邢玲主张边春松借款50万元证据不足，且边春松在保证书中的保证内容可以理解为对此50万元不主张权利、承诺不会占有，并没有表明其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邢玲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应视为无利息。综上所述，被告边春松返还邢玲借款本金20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边春松返还原告邢玲20万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计5400元，由原告邢玲负担3860元，由被告边春松负担1540元；案件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邢玲负担2870元，由被告边春松负担1150元。 二审审理期间，围绕诉讼请求，边春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边春松和邢玲办婚礼的彩礼账簿，证实二人于2016年1月25日补办结婚仪式，系夫妻关系；2、边春松与邢玲结婚仪式照片一张，证实结婚时间，以此证明两笔债务均发生在共同生活期间，债务人借款认为边春松和邢玲是一个家庭，并且邢玲把款项支付给债务人，边春松另行转借通过银行流水可以证实。 邢玲质证称：两份证据与所证明的问题没有关联性，仅凭两份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一起生活的时间，两笔债务都是在这之前形成的，双方没有结婚登记就不能视为夫妻关系。即使是夫妻关系，双方的借贷关系也是成立的。所以两份证据不能否认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按照对方说法是2016年1月25日办的结婚仪式，而两笔借款20万元的时间是2016年1月1日，50万元的时间更早，从时间看，这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全面、客观地进行了审核。针对邢玲、边春松上诉请求中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已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了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审法院的判断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合分析涉案20万元《保证书》的内容和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边春松偿还邢玲借款2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涉案50万元《保证书》的内容及相关证据，不足以证实邢玲和边春松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邢玲若认为因此《保证书》其与边春松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可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邢玲、边春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上诉人邢玲负担8800元，由上诉人边春松负担4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志刚 审判员  李 霞 审判员  李悦萍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法官助理刘莉莉 书记员于雪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