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初1371号原告：曾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元，广东腾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汝通，广东腾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司徒锐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广东坤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坤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曾嵘与被告司徒锐敏撤销权纠纷一案，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受理后，于2019年10月16日作出（2019）粤0105民初87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元、林汝通，被告司徒锐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曾嵘于2018年6月25日向司徒锐敏出具的借条。事实和理由：讼争双方是朋友关系。2014年，司徒锐敏通过曾嵘认识其另一朋友。2018年，司徒锐敏告诉曾嵘，该朋友欠其港币2800万元，要求曾嵘代其追讨，被曾嵘拒绝。司徒锐敏又要求曾嵘找到该朋友，若不能找到，该笔欠款由曾嵘代为归还。曾嵘一直拒绝司徒锐敏的要求。2018年6月25日下午，曾嵘在广州高星运动娱乐中心打完球离开时，被数名社会人员控制，威逼曾嵘写下欠司徒锐敏港币2800万元的《借条》，曾嵘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写下欠司徒锐敏港币2800万元的《借条》。曾嵘随后前往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棠下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至今未立案。2018年末至2019年初，司徒锐敏多次通过电话向曾嵘追收上述“欠款”，多次让社会人员到曾嵘住所追讨，对曾嵘的生活、精神造成严重损害。综上，为保护曾嵘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诉请。被告司徒锐敏辩称：曾嵘出具的案涉《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借款关系的确认和对还款期限的承诺，不存在曾嵘所称的在胁迫下所出具的情况。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曾嵘明确表示收回“阿强”的2000多万元后全部还给司徒锐敏，在司徒锐敏催收欠款的过程中，曾嵘承诺先还部分款项，司徒锐敏发了收款账户给曾嵘。《借条》和聊天记录均可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不存在胁迫情形。本案不符合撤销《借条》的法定条件，请驳回曾嵘的诉讼请求。原告曾嵘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借条》，拟证明曾嵘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写下欠司徒锐敏港币2800万元的《借条》；2.报警回执，拟证明曾嵘在被迫写下《借条》后向公安机关报警；3.询问笔录，拟证明曾嵘在被迫写下《借条》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在公安部门作了询问笔录。本案审理过程中，曾嵘又补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有关高星运动娱乐中心停车场录像及照片、曾嵘出入境查询结果及相关验证说明的刻录光盘，拟证明高星运动娱乐中心停车场的现场情况，2014年3月31日至7月27日期间曾嵘在内地，并没有去过澳门；2.电子邮箱获取出入境查询结果文件的截图、3.电子签名验证截图，以上材料拟证明出入境查询结果电子文件来源于移民局政务服务平台；4.曾嵘出入境查询结果电子文件的打印件，拟证明2014年3月31日至7月27日期间曾嵘在内地，并没有去过澳门；5.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四中队-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拟证明2014年3月31日至7月27日期间曾嵘在内地，并没有去过澳门。被告司徒锐敏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借条》，拟证明曾嵘与司徒锐敏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3.光盘（微信语音对话）及对应文字稿，拟证明曾嵘表示归还2000多万元借款的事实；4.司徒锐敏的身份证、5.李金兰的身份证、6.结婚证，以上材料拟证明司徒锐敏与李金兰为夫妻关系；7.银行流水，拟证明司徒锐敏曾从其与李金兰的银行存折或从李金兰的银行存折提取现金的事实，司徒锐敏有使用现金的习惯；8.出入境记录，拟证明曾嵘经常往返澳门，案涉借款发生在澳门。经本院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司徒锐敏对曾嵘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不确认，该借条本身不能证明是在受胁迫、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的全部文字内容均是曾嵘书写的，并且在借款人、姓名和金额上都有曾嵘本人的指模，是对借款关系的真实反映；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仅是报警回执，不能证明有被迫书写借条的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是曾嵘的单方陈述，公安机关并未对曾嵘所报案的胁迫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不能证明其曾受到司徒锐敏的胁迫，且公安机关至今未立案调查，该证据不能证明《借条》是在胁迫下出具的。针对曾嵘补交的证据材料，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在该场所存在曾嵘主张的胁迫行为；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显示曾嵘在2014年3月份在澳门；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明曾嵘在2014年3月份在澳门，当事人可能记忆错误，借款有可能是在2014年3月，出具借条时写了5月份，但可以确定是在2014年借款给曾嵘的，具体日期因时间久远已记不太清楚。曾嵘对司徒锐敏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借条虽为曾嵘书写，但是在司徒锐敏胁迫下书写的；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确认，对其关联性不确认，该聊天记录并未反映司徒锐敏向曾嵘出借了款项；证据4、5、6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其关联性不确认，司徒锐敏与李金兰是否为夫妻关系与本案无关；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其关联性不确认，该银行流水并未反映相关款项支付给了曾嵘，不能反映司徒锐敏有使用现金交易的习惯，也不能证明是从银行提取了现金；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确认，该出入境记录没有盖章，没有原件，不清楚出处，与本案无关。经审理查明：曾嵘起诉主张其在2018年6月25日受胁迫下向司徒锐敏出具了《借条》，现行使撤销权要求予以撤销。曾嵘与司徒锐敏在本案中分别提交的《借条》内容为：“本人曾嵘在2014年5月向司徒锐敏共借到港币28000000万元整（贰仟捌佰万元整），经双方商定本人定为在2018年12月31日前还10000000万元整，在2019年7月1日前归还所有借款，如逾期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包括利息）法律责任。借款人：曾嵘440*******18年6月25日139××××3079”。曾嵘主张其在2018年6月25日下午6时10分左右被司徒锐敏带三名不明身份男子胁迫写下《借条》后，就去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棠下派出所报警，在派出所作了《询问笔录》。曾嵘为此提交了显示报警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22时47分的《报警回执》及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22时10分至当日22时35分的《询问笔录》。曾嵘在该《询问笔录》中述称，其因被人恐吓被迫签了欠条，所以来派出所报案，事情发生在2018年6月25日18时10分在天河区科韵路高升运动娱乐中心门口的停车场，当时其刚从高升运动娱乐中心出来，忽然一个认识的朋友司徒锐敏带着另外3名男子过来问其另外一个朋友李翔在哪里，其当时说不知道，司徒锐敏称不带其去找李翔，李翔欠的钱就要曾嵘来还，还要骚扰曾嵘的家人，他们当时把曾嵘推进其车里后一直问李翔在哪，曾嵘说不知道，司徒锐敏等不让曾嵘离开并对其进行威胁，要求曾嵘将李翔找出来，并要求曾嵘签一份欠条，大概内容是曾嵘欠司徒锐敏两千八百万元港币，一年内归还，日期是2014年，若曾嵘找到李翔就将欠条还给他，不帮找的话就去骚扰曾嵘的家人，还要曾嵘还钱。司徒锐敏等走后，曾嵘就到派出所报案。司徒锐敏与李翔是曾嵘在2014年介绍认识的，当时曾嵘和李翔去澳门赌场，刚好司徒锐敏也在那边，就介绍他们认识了，不清楚李翔是否欠司徒锐敏的钱。欠条在司徒锐敏手上，等。司徒锐敏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述称，2014年4月中下旬至5月1日前，由其弟弟司徒锐武分三次将2800万元港币现金在澳门交付给曾嵘，因双方是朋友所以当时没有写下借条，2800万元港币中有2200万元是案外人“潘志敏”的，600万元是司徒锐敏的，曾嵘向司徒锐敏借款后再转借给其朋友李翔。因曾嵘借款后几年未还款，司徒锐敏就在2018年6月25日下午3时至5时左右到广州市天河区的高尔夫练习场的室外停车场找到曾嵘，当场要求其写下借条。司徒锐敏在本案中主张其在本案中提交的其与曾嵘的如下微信聊天内容可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1.2017年12月24日17时23分“曾嵘：你收帐这么厉害，不如你帮我收回阿强那2000多万，我全部给你”；2.2019年1月26日13时49分，司徒锐敏发给曾嵘的银行帐号“工行李宝茹广州中山八路支行621*****57”；3.2019年1月26日23时27分“曾嵘：我跟你讲一声，今天没有搞定，他说要明天见到我再说，估计要写字那些，明天有什么再给电话”。曾嵘则主张上述内容不完整，不能反映全部事实，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司徒锐敏另提交了一份曾嵘在2013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14日期间往返澳门的出入境记录，显示曾嵘在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8月23日期间并未出入澳门。曾嵘提交的其本人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7月27日期间没有出入澳门的记录。本案审理过程中，曾嵘主张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司徒锐敏在庭后出具书面意见称，因案涉借条签订地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其同意本案适用内地法律。以上事实，有曾嵘提交的借条、报警回执、询问笔录和司徒锐敏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曾嵘的出入境记录及本案的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司徒锐敏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澳民商事纠纷，依法应参照涉外案件处理。讼争双方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本案争议焦点为曾嵘称其受胁迫而向司徒锐敏出具《借条》并主张撤销的理由是否成立问题。本院具体分析认定如下：首先，从讼争双方述称的关于案涉《借条》的出具过程看，双方均确认该《借条》是由司徒锐敏在广州高星运动娱乐中心的室外停车场找到曾嵘并要求其当场出具的，在双方认识多年且能正常联络的情况下，对如此大额的借款却在一停车场临时写下借条，明显有违正常借款关系的常理。其次，在曾嵘写下《借条》的当天即2018年6月25日晚上即前往公安机关报警并在公安机关作了《询问笔录》。虽然公安机关并未立案侦查，但现也无证据显示是曾嵘捏造事实向公安机关报假警。相反，曾嵘主张其在受胁迫下出具巨额《借条》后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则符合一般常理。再次，案涉《借条》显示司徒锐敏向曾嵘出借2800万元港币，对如此巨额的款项司徒锐敏主张是用现金分三次交付的，但其对支付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既不能详细说明，也无相应客观证据证明。司徒锐敏提供的其与曾嵘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存在2800万元港币的借款。最后，司徒锐敏主张是在2014年4月中下旬至当年5月1日前在澳门向曾嵘本人分三次交付了现金港币2800万元，但司徒锐敏提供的及曾嵘自行提供的有关其出入境记录显示，在上述期间并无曾嵘出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记录，即司徒锐敏主张向曾嵘支付借款的时间及过程与其提交的有关曾嵘的出入境记录不符。综上，结合讼争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内容，曾嵘提交的证据能形成优势证据，案涉2018年6月25日的《借条》不能认定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故对曾嵘关于其在受胁迫情况下向司徒锐敏出具案涉《借条》并申请撤销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曾嵘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曾嵘在2018年6月25日向司徒锐敏出具的《借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1192元，由司徒锐敏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曾嵘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司徒锐敏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玉宝审判员  张 宾审判员  俞 颖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尹艳阳王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