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知民初356号 原告：陈玉建，男，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抚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成国，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香河县凯撒城堡歌厅,住所地河北省香河县亚太城A1-01-02-03-04商铺。 法定代表人：李志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静，女，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闻绎，男，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原告陈玉建与被告香河县凯撒城堡歌厅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菊叶、王成国，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静、苏闻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其侵犯原告著作权的侵权赔偿责任金384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制止其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643元，包括公证费500元、包房消费143元（第2、3项诉讼请求合计39043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创作的音乐作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并被广为传唱。合法出版物《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专辑收录了其创作的部分作品，原告对该出版物之内容享有合法的著作权，针对卡拉ＯＫ行业享有完整的著作权。2019年5月13日，原告委托公证人员某1被告经营场所，使用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设备播放了陈玉建享有著作权的64首歌曲的音乐作品。具体为：1、 被告辩称，第一，起诉状并不是由原告本人亲自签名而只是加盖了私人章，该私人章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无法确定，不能确定是原告本人亲自盖章，在无法确认是原告本人亲笔签章的情况下，不能代替签名。第二，原告的起诉状和证据目录当中没有明确其在本案主张法定的作品类型，对该作品的权属提供相应证据。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四类作品分别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音乐作品，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录音制品，第三项规定的录像制品以及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电影和类似电影作品。原告在起诉状当中多次提到了音乐作品、歌曲以及出版物当中涉及的视听作品。所以导致被告无法明确原告到底在本案主张何种法定作品的权利，也无法判断原告到底是主张被告的什么行为涉嫌构成对原告作品的使用或者侵权，所以被告认为到目前为止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其主张的作品类型、侵权行为也不明确。第三，截至目前被告没有看到任何原告所主张的复制行为、表演行为和放映行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或者说被告的哪个行为构成了复制侵权，哪个行为构成了表演权侵权，哪个行为构成放映权侵权，被告只是一个只拥有几个包间的小KTV，相关的点播系统是由第三方VOD公司提供，被告只是该软件的使用者，不应该对系统内自带的或者网上下载作品承担任何的侵权责任。第四，在被告的包间内发生了点播行为也不能证明侵权行为是由被告实施的，因为现在KTV的点播系统都具备手机点歌功能，是和互联网连接的，是通过网络点播实现的，不在被告的控制范围内，甚至有可能是点播者自带的技术方案或者工具实现，所以仅对包间内发生了放映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任何作品的著作权使用行为。第五，原告诉称涉案作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并广为传唱不是事实，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在作品没有知名度的情况下，作品不具备被KTV点唱的可能性，不可能发生点播行为，也不可能发生任何侵权行为，所以原告既没有证明涉案作品在被告的KTV被公众实际点播也没有证明存在较高的被点播的可能性，不能证明侵权行为实际发生。第六，国家版权局2006年发布了l号公告，该公告的名称为卡拉OK经营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国家版权局是著作权法明确授权的著作权管理部门，其发布的使用费标准属于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该标准确定KTV经营者依据包间的数量交纳版权费，是以物理空间标准作为交费标准而不是以歌曲的数量作为标准，所以KTV经营者只需要根据包间数量交纳版权使用费即完成了法定的付费义务。事实上，被告也按照该标准向相关协会全额支付了上述版权使用费，履行了法定的版权义务，支付了法定的报酬，即使存在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也没有侵权过错，没有任何的侵权收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七，本案不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酌定赔偿，因为原告实际没有损失，其作品的法定报酬已经由音集协在每年的版权费用的分配中予以了留存，真正的著作权人可以向音集协申领，同时被告已支付了法定的许可费，不存在任何侵权收益，即侵权收益为0，所以本案不具备适用酌定赔偿的前提。第八，原告的请求费率，原告的请求赔偿金额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作品的许可使用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国家版权局2006年的关于卡拉OK经营者交纳版权费的标准，应当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真正的著作权人，不应当通过掀起大规模的对小型卡拉OK的广泛式的拉网式的诉讼来牟取高额的诉讼赔偿金额来实现著作权，而应当参照卡拉OK行业的付费标准来进行正常的许可其使用。原告在没有对被告进行过任何事前的洽谈许可的前提下就进行了取证，并且诉讼其维护著作权的行为本身既有一定的不正当性。另外原告声称，涉案的音乐作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并广为传唱，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表明相关的歌曲出版物，于2019年3月才刚刚完成，且涉案歌曲诸如《小三在偷偷的哭》、《谁来偷走我的爱》、《有钱就爱你》、《我的小女人》等歌曲，据被告了解涉案歌曲并不具有知名度，KTV经营者对涉案歌曲也闻所未闻，根本不具有被广大消费者熟知并且点播的可能性。另外，原告若主张起诉状中的侵权赔偿金额应当举证该出版物的销售情况予以证明原告的损失以及涉案歌曲的流行度。根据原告所提供的制作合同书中所载的内容表明原告的93首歌的制作成本是9.3万元，平均每首歌的制作成本才1000元。原告仅在廊坊地区就起诉了大约100家歌厅，平均每个歌厅请求赔偿的数额大约是5万元，合起来为500万元。相对于原告的制作成本以及他并未提交相关出版物的销售情况以及案涉歌曲并不具有广泛消费者所知晓的实际情况，原告的请求费率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原告提供了（2018）镇句证民内字第1645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陈玉建于2018年10月23日声明“陈玉建印”为本人名章。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加盖了“陈玉建印”的名章。本院对（2018）镇句证民内字第1645号公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二、关于原告是否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问题。原告主张其享有涉案音乐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1.出版物《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①、②、③、④。证明目的：原告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出版物《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标注有ISRC国际标准编码、出版社信息、著作权人信息，为合法出版物。2.（2019）镇句证民内字第760号公证书。证明目的：原告为涉案音乐作品的原始权利人，涉案作品均取得国家版权局核发的《作品登记证书》。补充证据1.视频拍摄、制作合同书。证明目的：原告委托北京七彩音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音符公司）拍摄制作的MTV、MV的著作权归原告本人享有。补充证据2.（2019）镇句证民内字第1897号公证书。证明目的：原告委托七彩音符公司拍摄制作的MTV、MV的著作权归原告本人享有，并未委托其他任何第三人在进行其音乐作品的拍摄制作行为。补充证据3.（2019）镇句证民内字第1896号公证书。证明目的：七彩音符公司已经声明并确认其受原告委托拍摄制作MTV、MV的著作权归原告本人享有。补充证据4.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在法制日报刊登的声明。证明目的：原告从未授权或许可除七彩音符公司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其音乐作品，拍摄、制作MTV、MV。被告质证认为：被告只是一家KTV经营者，不具备制作音像制品或者使用音乐作品的能力，所以不可能同时侵犯原告的音乐作品和音像制品两个作品的权利，原告对自己主张的权利不明确，对被告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第一，经对专辑的ISBN码进行查询，在国家图书馆没有查到ISBN码的对应出版物，原告应当对此提供补充证据来证明其是合法出版的。第二，专辑上的ISRC码是一个录音制品，与原告在本案主张的音乐作品和录像制品都不符，ISRC码是自愿登记，其是2018年登记的，显然整个登记和实体的专辑都是为本案诉讼制作的，不具有客观性也不具有公示效力，也不具备权属的公示效力，不能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要求的公开出版物；第三，关于权属的问题，摄制单位为七彩音符公司，在作品的播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七彩音符的LOGO，还出现了由七彩音符公司出品、发行这样的字样，因此可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录像制品实际是由七彩音符公司制作合法享有的权利，与原告所主张的享有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是不一致的，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证据1不能证明原告是录像制品的合法权利人。（ISBN是出版号，ISRC是国际录音制品的登记，只针对录音制品，登记是自己上传文件就可以登记）。被告不认可原告是案涉光盘音像制品的著作权人，因为专辑的封面以及音像制品过程中画面均显示制作公司是案外人七彩音符公司，我国法律规定的是制作人享有相应的权利与原告主张其是著作权人相矛盾。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对真实性认可，对原告公证书的形式，拒绝提供版权登记证的原件被告不予认可。该公证书为江苏省句容市公证处，按照我国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申请人陈玉建户籍地及常住地均不是江苏省，江苏省的公证处无权对该公证事项进行公证，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公证处应当在一定的管辖范围内进行公证事项的要求，被告认为该公证书不具备合法性，不具有公证效力。针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合同书签订日期2018年1月1日，作品登记的时间2018年9月，合同签订时，作品不存在。针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的身份证号码有误。针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因为1896号公证书的日期与1897号公证书的日期是同一天。针对原告提交的补充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原告提供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的DVD中每首歌曲均对应有ISRC码，封面标注著作权人为陈玉建，另查询该专辑封面标注的ISBN码，未查询到出版书号相应信息。该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为图片和风景、陈玉建本人的演唱组合等，原告陈述该音乐专辑未出版发行。陈玉建另提供的国家版权局出具的其94首音乐作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该著作权登记证书经江苏省句容市公证处以（2019）镇句证民内字第760号公证书予以公证，该著作权证书的原件与复印件一致。 三、关于被告是否侵犯原告著作权及相应权益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侵犯了原告作品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享有著作权包括音乐作品和音像制品，被告侵犯的权利为原告音乐作品的表演权，音像制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具体的表现形式被告经营场所播放的MTV的著作权人为原告，被告在未经许可未交纳使用费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下载或其他形式非法将MTV复制下载到其播放器中进行放映并提供给消费者对MTV进行表演，且被告作为专业的经营KTV的主体，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作品的表演权、复制权和放映权的侵犯。原告提供了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出具的（2019）宁秦证经内字第1616号公证书，以证明被告在其经营场所通过专用设备，以卡拉OK的方式向消费者公开播送涉案歌曲。被告对涉案作品的使用具有营利性质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支付使用费，侵犯了原告的作品表演权。被告侵权事实以及被告侵犯原告作品表演权所包括具体歌曲名称和数量。被告质证认为：1.据被告就个别案件中的公证视频进行播放了解到公证的歌曲中诸多视频与原告提交的权属视频并不一致。歌曲使用的是韩国的影视剧画面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画面。2.案涉的公证录像是从播放过程开始进行的录制，没有对点播过程进行录制，公证书当中也没有对涉案作品的所有点播行为是在KTV的平台上操作进行任何的描述，不能证明涉案作品是存储在点播系统当中，特别是现在的点播系统都可以网络点播甚至将本地没有的歌曲网络下载播放，不能证明被告存储了这些作品，同时原告反复强调被告存在非法下载和复制行为，但是公证书当中并没有对被告实施了下载和实施了复制行为进行任何的证明或者记录，所以原告关于被告非法下载和复制录像制品的指控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也是与事实不符的。被告只是一个小的KTV经营者，是采购的第三方的点歌系统，被告只是一个软件使用者，对系统内的内容没有任何的控制权和实际控制的能力，相关作品均由第三方系统提供，与被告无关。另外，该份公证书的申请人为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与申请事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根据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申请人必须与申请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因此该公证书违法。 四、原告主张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从点播系统中予以删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侵权赔偿费用根据原告歌曲的知名度，被告的侵权情节结合目前的类似作品的判决情况，酌定是按每首600元计算，原告另提供了证据：公证费的发票，金额为500元；ＫＴＶ的消费小票，消费金额为143元。被告对公证费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消费小票的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如下：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出具的（2019）宁秦证经内字第1616号公证书，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公证书就公证管辖、是否由直接利害关系人申请公证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所提出的公证程序异议，法律并未规定违反以上公证程序，导致该公证无效。被告所主张的公证内容虚假，经本院审查，在公证中，记载了公证的过程。被告对公证过程及内容提出质疑，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公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于公证费发票、ＫＴＶ消费小票能够反映原告调查取证支出合理费用，对以上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述公证书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申请人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公证处（以下简称秦淮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秦淮公证处受理公证申请后，2019年5月13日，公证处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来到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交汇处的亚太城，并进入凯撒城堡ＫＴＶ。公证人员使用自己的诺基亚手机对上述场所的外观进行拍照。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进入103包间。公证人员首先对拍摄使用的手机内存情况进行清洁度检查，经检查，该ＯＰＰＯ手机未安装ＳＩＭ卡、未连接互联网、手机蓝牙功能未打开、视屏设置为ＳＤ卡优先保存，在公证人员某2，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对此ＳＤ卡进行了格式化操作，经公证人员某3确认，该ＳＤ卡内无内容。随后，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在包间内的点歌系统查找、点播相关歌曲，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使用上述手机对点播歌曲的播放过程进行了不间断录制。播放结束后，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将现场拍摄所得视频刻录制成光盘。经公证人员某4对，该光盘内的视频与公证处存储设备中现场留存的视频内容相符，该视频中包括了64首歌曲，歌曲名同原告起诉状中所列歌曲名（略）。消费小票显示本次消费金额为143元。因本次公证原告支出500元公证费。 针对本案的争议事实，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2.《著作权许可合同》及付款凭证。证明目的：1.被告所属行业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所规制的特定市场，使用费标准是《著作权集体条例》用七项条款进行系统性规定的使用者义务性规范，根据法律的普遍性原则，使用费标准对卡拉OK市场任何主体均适用。2.法律规定主管全国著作权的国家版权局公告的《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对卡拉OK市场主体具有法律强制力，被告依照该标准支付了使用费即尽到审慎的应尽的注意义务，主观无过错，其行为不侵权。3.使用费标准为按照包房计算的固定费率，符合被告提供播放环境和播放条件的经营方式。虽然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授权范围为其管理的作品，但是被告支付的使用费却是超出音集协授权范围的被告使用全部作品的对价，这既是制度设计，也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应有之义。第二组证据：3.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协版权费分配细则；4.《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证明目的：1.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本身就具有代为转付著作权使用费的制度功能，非会员权利人可以向集体管理组织主张并申领相应的版权费，其权利依法得到保护。2.本案损失与获利均可以查明。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针对第一组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该公告针对的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和音集协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时对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的一个标准，有特定的使用范围，针对对象为音著协和音集协在经过著作权人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卡拉OK行业版权使用的收费标准，使用主体特定，使用前提需经著作权人首先加入协会并合法授权，是在合法使用的情况下的许可使用费，与本案的侵权赔偿标准没有关系，不适用本案赔偿标准的依据，鉴于使用条件需经合法授权，使用群体针对的是音著协和音集协入会成员，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针对第一组证据2，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条例所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经权利人授权才能集中行使的权利，包括与使用者订立著作权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该条例第三条同时规定条例所称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指为权利人的利益依法设立的，根据权利人授权，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及其他权利进行集体管理的社会团体，由此可见音集协或音著协向使用者收取许可使用费的前提是来源于著作权人的授权，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2.1款明确规定，也就是说该份证据本身也可以证明音集协与使用者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收取费用的前提是基于著作权人的授权。在本案当中陈玉建从未加入音集协和音著协，并非其会员，未将其著作权中的相关权利委托给音集协和音著协进行集体管理。因此，音集协自称代表原告向使用者收取管理费没有合法的理由，音集协自行与使用者签订的著作权使用协议并收取许可使用费的行为与本案无关，所以对他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针对证据3、4，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版权费分配细则为音集协在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向使用人收取费用的标准或者依据，其标准和依据是否合法原告无法查证不予认可，关于证据4，调查报告为音集协自行委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出具的报告，其合法性原告不予认可，鉴于原告非音集协的会员该份报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作为核查点播歌曲的依据，经代理人核实，陈玉建从未加入音集协和音著协且没有加入音集协和音著协的计划，因此被告声称音著协为非会员预留，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2的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3、4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原告是否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三、被告是否侵犯了原告著作权及相应权益；四、被告如构成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问题，即本案诉讼是否陈玉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国通行惯例起诉状由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即代表当事人起诉的意思表示。自然人起诉，通行做法为本人在诉状上签字或捺印。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未强制要求自然人签名或捺印才能代表本人意思。故，无论盖章或签字，只要代表本人真实意思即可。自然人加盖本人名章，也应代表本人意思。在本案的诉状末尾，加盖了“陈玉建印”私人名章。“陈玉建印”是否真实有效以及加盖行为能否代表陈玉建本人的真实意思，是确认陈玉建主体应否适格的关键。在（2018）镇句证民内字第1645号公证中，陈玉建公证声明“陈玉建印”为本人名章，故“陈玉建印”应是真实有效的，加盖该名章能够代表陈玉建本人的真实意思。在不能证明他人私盖或盗盖陈玉建印章的情况下，就不能否认本案起诉非陈玉建的本人意思表示。故本院确认陈玉建为本案适格原告。 二、关于原告是否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了对音乐作品和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原告提供了由国家版权局出具的其94首音乐作品（含涉案64首）的著作权登记证书，该著作权登记证书经江苏省句容市公证处以（2019）镇句证民内字第760号公证书予以公证，故本院对原告享有94首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予以确认。关于原告主张的音像制品的权利。从涉案的音像制品的内容来看，所收录的歌曲均为图片和风景、原告本人的演唱组合等，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只能作为与“作品”相对应的邻接权，即原告只能享有该专辑的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该专辑的ISRC码为版权号，封面上标注著作权人为原告，能够说明原告享有专辑中歌曲的词曲作者的权利，原告另享有该专辑的制作者的相应权利。原告提供的《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的DVD中标注ISBN码，未查询到相应出版信息，且该出版物未曾公开出版发行，所以该专辑不应为合法且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不具备权属公示效力。综上，原告主张《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的音像制品权利为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利，其要求予以保护于法无据。 三、被告是否侵犯原告著作权及相应权益问题。 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音乐作品的表演权，音像制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 著作人权利包括表演权。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享有表演权，能够控制机械表演行为。本案中，被告利用机器设备对涉案音乐作品予以公开播放，且具有营利性质，构成机械表演，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应该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否则，构成对著作权人的侵权。但是，著作权法并未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表演权，所以，本案中，不会构成对音像制品制作者表演权的侵犯。关于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本案中，不会发生对音乐作品词曲的复制，只能是原有的录音、录像制品包含的声音和画面固定在另一载体之上的复制。当然，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是享有复制权的。但是，如上述，原告不享有合法的音像制品制作者权利，且其并没有对其出版物公开发行，原告指责“被告在未经许可未缴纳使用费的情况下通过网络下载或其他形式非法将MTV复制下载到其播放器中进行放映”，无事实依据。被告作为KTV经营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实施复制行为。再有，根据所公证的对被告播放的音像所制作的光盘显示，歌曲画面与原告提供的《陈玉建音乐作品精选集》画面绝大部分明显不同，显然不构成对涉案音像制品复制。故，原告所主张被告侵犯其复制权不成立。关于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如上述，音像制品不具有独创性，构不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原告即便作为录音录像制作者，也不会享有放映权。综上，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侵犯其著作权的表演权本院予以支持；其主张被告侵犯其复制权和放映权，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抗辩其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并已支付版权费，已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问题。本院认为，音集协是经过国家版权局正式批准成立，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并补交了版权费，不能苛责被告对曲库中的海量歌曲的著作权逐一进行核对，其订立合同行为，说明其已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已有合理的尊重和注意。但是，音集协被告与音集协订立合同，只能约束和影响订立合同之后的行为与事实，对本案中订立合同之前已产生的著作权侵权的影响不能因订立合同而消除。而且，根据被告提交的转账记录，其是在本院受理本案纠纷后补交的版权费，所以被告仍应承担侵权责任。 四、关于被告如构成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侵犯原告享有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损失，亦未提供被告因侵权的获利情况。根据法定赔偿原则，综合考虑涉案音乐作品的性质及知名度、被告的经营规模、消费水平、卡拉OK经营业的特点，并考虑被告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行为，主观过错程度较低的侵权情节等因素，对赔偿损失的赔偿数额，每首歌曲酌定赔偿100元，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400元；同时，对原告主张的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公证费500元、取证支出（包房消费）143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香河县凯撒城堡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其经营场所内立即停止使用并删除原告陈玉建64首音乐作品，具体为：1、 二、被告香河县凯撒城堡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陈玉建赔偿经济损失6400元及合理开支643元，以上共计7043元； 三、驳回原告陈玉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76元，由原告陈玉建负担636元，被告香河县凯撒城堡歌厅负担1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梁志斌 审判员  杨立军 审判员  马 兰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闫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