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民终7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忠起，男，汉族，生，住沧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勇，河北沧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尧，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雷，后勤处助理员。 上诉人马忠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2019）冀090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忠起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2019）冀090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起诉时，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这个名称，早已不存在了，诉讼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原系武警部队序列。根据中央文件决定，己在2018年3月份全部退出现役，并己正式列为地方公安编制和换装。该单位以后怎么办，需要等待上级文件。被上诉人2019年还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名义进行起诉，诉讼主体资格己经不存在了，且所谓的支队负责人彭锦峰支队长也早已转业到外地工作，又怎么可能作为被上诉人的负责人授权委托张忠尧、戴旭律师起诉上诉人并出席一审庭审呢？二、被上诉人的诉求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上诉人居住的房屋是在被上诉人处任营职干部时分配的。一审判决书中也确认“原告按规定和职级研究决定将该房屋分配给被告马忠起居住”。该涉案房屋的由来，即不是部队原来的房子，也不是由部队自己建盖的房屋。而是由省边防总队领导在沧检查边防工作时，专门针对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刘保中无住房情况提出建议购买的商品房。当时共计购买了农房公司的两套商品房，分别分配给了刘保中和上诉人居住。从该房屋的购买目的来看，并不是部队搞“有偿服务”的物业，而是为了解决干部住房困难问题的一种举措。因为该房屋是超常规购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针对性。所以，该房屋分配后，也不同于其它部队常规分配干部住房的规定。一是只分配了毛坯房，被上诉人没有再进行任何后期投入。房屋的装修、安置、各种与房屋有关的公共设施费用缴纳以及维修维护均有分配到房屋的个人负责；二是让上诉人和刘保中各自缴纳7000元交支队财务，做为该房屋以后办理后续手续（房改等事项）时的押金保障。同样，根据一审判决书中的认定“1992年在沧州农房公司购买，出现合同编号2002年的原因系因原告在办理涉案房屋后续手续时，发现必须签定制式的房屋买卖合同”。这说明，让上诉人交7000元押金和被上诉人补签合同都是以办理涉案房屋后续手续为目的的。该涉案房屋的现实情况是上诉人缴纳的7000元至今未退，个人对该房屋的装修、安置、各种与房屋有关的公共设施资金投入也未清算。另外，被上诉人在购买房屋十年后，又重新补签了一个非原始的合同文本，但仍然没有取得法定确权。上诉人应该参加房改的房屋由此形成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最高院关于房地产案件问题的通知》（法发[1992]38号)第三条明确规定，此类情况“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一审的判决结果明显违反规定和“司法公平正义”的底线。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是在部队任职时分配的住房，这一事实已在一审判决书中得到了确认。而在庭审中，经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的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如上诉人转业后部队的住房公积金始终未领、上诉人夫妻始终未参加过房改、转业后地方上也未重新安置过住房、上诉人在部队时的直接领导关于涉案房屋的证明、（国发办）《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等证明材料都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与确定本案性质有紧密的关联性。但在一审判决书中都均未做出认定说明。反观被上诉人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证据，上诉人一直质疑不是原始合同，被上诉人一直称是原始合同。而一审判决书却把未经庭审质证和释明的庭后方式“经本院核实，出现合同编号2002年的原因系原告在办理涉案房屋后续手续时，发现必须签订制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故而与沧州农房公司补签了此份合同文本，本院认为符合常理”并以此判决。上诉人现仍质疑一审将此做为定案证据的合法性。即便按照补签合同的内容。其中第二十四条约定，“自本合同生效30天内，申请登记备案”的条款，被上诉人由于不作为，并没有办理涉案房屋的后续手续，才耽搁了上诉人的房改事项。其责任完全在被上诉人一方，而非一审判决书所称“被告系武警部队培养多年的军队于部，转业后亦在地方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应积极配合原部队即原告开展工作，并依法依规提出合理诉求，其拒绝腾房与法无据”。一审判决书中还称“在原告分配的房屋中居住，上述关系实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这是对平等主体一词的曲解。按照词解定义，平等主体是指在特定法律事实中地位相同的当事人；不平等主体是指在特定法律事实中地位有高底的当事人，比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未形成完全合同法意义上的租赁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军队住房保障体制的设置尚未发生转化，也就是说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基于体制特点而生成的特殊住房保障关系事实，上诉人在服役期间居住此案所涉房屋，是基于上诉人符合军队干部占有、使用该部队房屋条件的一种特殊待遇。这一情形与平等丰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并不相同，军队（后勤》行政给予的性质包涵其中，在上诉人的身份依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业后）的情况下，这一自然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直接适用合同法意义上的房屋租赁关系会徒然剥夺上诉人身份资格权利，这一机械判断和适用将滨视上诉人从军服役的历史奉献，置上诉人为共和国服役二十多年的历史于不顾，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无论是在过往历史、当前政治、政策上还是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很显然，判决书中所称的，被告向原告交纳了2011年至2012年1-5月份的房租，并不足因为双方有租赁合同或协议交纳。而是原告在自证，是根据总队督办事项要求，将定期存折换成7000元交支队。也仅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收取了2011年至2012年1-5月份的房租。现一审却以偏概全，用1年半的房租对25年无房租情形做出“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的认定，不具说理性，更不具合法性。被上诉人和一审判决都以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文件为依据，要求上诉人搬离涉案房屋。但上诉人在开庭前，曾几次查阅案卷资料，都没有发现该文件存档。虽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出示了该文本，但上诉人却没有查找出有针对上诉人情况的条款。被上诉人也未做出有针对性的说明。一审判决仍未释明适用的条款。由此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无据。依据《中央军委进一步深化军队住房制度改革产案》([1999]19号）、《关于印发军队转业干部住房保障办法的通知》（国办、军办发[2000]62号）、《军队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总后勒部(1999)后营字第516号）等文件精神，上诉人完全符合上述军转干部的住房保障范围及参加房改的条件，其住房享有被保障的权利。上诉人曾服役二十多年，虽于1997年退出现役作转业安置，但从离开部队始至现在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均未享受到文件规定的职务等级相当或同级条件地方人员的各项住房待遇；造成这一历史遗留的根本原因是原告或地方政府在转业军官安置中未承担相应义务及作为，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公权义务，事关所有与上诉人共同情形的军转干部的切身利益，历史责任担当不可回避。上诉人1997年转业至今，相应住房补贴并未支（领》取。部队住房档案尚未移交地方。作为转业军官安置工作的两项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安排和住房保障安排，后者（住房保障安排并与部队脱物）并未如期完成，这是本案的核心。也是判断案情的前提。而一审判决却忽路这些文件的政策规定精神，并用无关联性的上级文件作为依据进行判决，其损害的是置上诉人为共和国服役20多年的历史于不顾、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其判决结果，无论是从法律适用，还是从案件事实、当前政治、政策上以及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主张权利必须以合法为前提。法律的严肃性、人民法院的权威性、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样不能侵犯。本案是军队转业安置工作中相关机构不积极作为下的历史遗留、原、被告亦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不应由法院管辖。针对一审判决，特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答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限期搬离团结小区5号楼4单元501室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马忠起曾在原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服役。1992年，原告购买了沧州农房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位于沧州市运河区，支付47963元购房款购得该房屋。之后原告按规定和职级研究决定将该房屋分配给被告马忠起居住。1997年7月，被告马忠起转业地方，该涉案房屋一直没有退还，在此期间原告曾收取被告2011年全年和2012年1至5月租金3807元。根据沧州市边防支队出具的证明载明，被告马忠起于以定期储蓄存单的形式缴纳涉案房屋住房押金7000元。2011年7月，边防支队将该存单退还被告马忠起，马忠起交支队现金7000元作为当年团结小区5号楼4单元501室房屋的住房押金款。 另查明，2016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的通知》，为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原告于向被告送达限期撤离涉案房屋的通知，但被告拒不搬离腾房，被告现在将涉案房屋交由其亲戚居住。原、被告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本院。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原告系国家武装警察部队序列，有着严格的部队建制和纪律，虽然现正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进行改制，但原告单位的印章、人员均客观存在，在原告改制尚未全部完毕的情况下，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本案被告曾在原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服役，在原告分配的涉案房屋中居住，并向原告交纳了2011年至2012年1-5月的房租。后原告为了贯彻上级精神，要求被告搬离涉案房屋。上述关系实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后原告作出限期搬离通知后，被告不腾退房屋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排除妨碍纠纷，系本院审理范围。对于被告辩称此涉案房屋为其在部队任职时部队分配的住房，但根据其在“关于请求制止市边防支队错误做法的情况说明”文件中，第一页第二段中写到“1992年左右，沧州边防支队为了解决部分干部的住房困难，经省边防总队领导同意，以4.9万元一套的价格，在沧州市购买商品房两套（501室、502室）”。以及原告与沧州农房公司就购买团结小区5号楼4单元501室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认定原告购买此房，系该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被告称其为该房屋支付7000元购房款，内容实为原告单位收取的住房押金，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为涉案房屋购房款，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被告另辩称该房屋应由原告积极配合被告办理房改手续，以致拖延至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的原告与沧州农房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时间为1992年，合同编号却是2002年，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形，经本院核实，涉案房产确系原告1992年在沧州农房公司购买，这一点在被告自书文件中已经得到认可和证实，出现合同编号为2002年的原因系因原告在办理涉案房屋后续手续时，发现必须签订制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故而与沧州农房公司补签了此份合同文本。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印章系客观真实的印章，可以认定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符合常理，且当庭质证主要针对证据原件进行，其所证明的目的是原告购买的该房屋，被告对此事实并无异议，故本院对被告辩称不予采信。中央军委下发的《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部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是实现当前形势下党的强军目标、纯洁部队风气的重要举措。沧州地区范围内，应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原告作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贯彻上级精神，要求被告搬离该房屋，并书面通知被告本人，被告系武警部队培养多年的军队干部，转业后亦在地方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应积极配合原部队即原告开展工作，并依法依规提出合理诉求，其拒绝腾退房屋于法无据，故原告诉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被告马忠起搬离沧州市501室房屋。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马忠起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系国家武装警察部队序列，现虽按照国家的部署进行转隶，但其印章仍然存在，故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的民事主体资格适格。被上诉人马忠起曾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服役，服役期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为其分配住房一套，即现涉案房屋。上诉人马忠起居住期间，向被上诉人方交纳2011年至2012年1-5月的房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经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被上诉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沧州市边防支队根据国家及上级要求的精神，向人民法院诉请要求上诉人腾退房屋，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家对部队改革的要求，任何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在职及离退休人员及其他公民和组织，应积极配合部队做好改革工作。上诉人马忠起提出的军队和地方政府涉及退役军人住房保障问题，非本案审理范围，应按国家政策由军、地相关部门处理。 综上所述，马忠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上诉人马忠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苗笑臣 审判员  位海珍 审判员  郭彦妍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叶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