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津行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刚，男，1956年9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201031956××××××××，汉族，原住天津市河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法定代表人张国清，市长。上诉人吴刚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行初34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刚于2019年5月6日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申请信息公开，内容为：“信息申请指向单位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0日前制作（含与其他国家机关）、获取、保存的，涉及所属天津市公安局在行政诉讼应诉中，可以指挥、协调，由所属县级公安机关对行政诉讼对方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决定、执行强制措施的法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令、决定、批复、答复、意见、通知或者会议纪要等）”。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编号：2019-220《告知书》，告知原告：“行政机关一般不承担为申请人汇总、加工或重新制作政府信息，以及向其他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搜集信息的义务。”后于2019年5月14日邮寄送达原告。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6日收到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复议请求为：1.确认被申请人天津市人民政府逾期未对原告2019年5月6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办理违法，确认第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编号：2019-220《告知书》无效；2.决定被申请人天津市人民政府限期改正，重新对原告2019年5月6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依法办理，并将办理结果送达原告。经过审查，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所指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原告以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向被告咨询具体事项的法规、规定，原告该信息公开申请在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针对咨询作出的答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并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本案被诉津政复不受字[2019]2-225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于2019年7月19日邮寄送达。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本案被诉津政复不受字[2019]2-225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的法定职权。本案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确认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9年5月14日作出的编号：2019-220《告知书》无效并要求重新作出答复，该《告知书》系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所作，分析原告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并不是现存的，需要进行搜集、整理和加工，在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亦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就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本案被诉津政复不受字[2019]2-225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其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过审查，在五日内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其复议程序合法。综上，原告就本案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吴刚负担。吴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行初340号行政判决；2.由二审法院作出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改判，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四）项、第八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参照《国务院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印发的通知》示范文本[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2019年7月19日违法作出的津政复不受字[2019]2-225号《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判令被上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3.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吴刚的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系向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而非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原判决将向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混淆为向该被上诉人工作部门申请，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明确载明被申请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判决认定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明显错误。3.被上诉人未能就其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部门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可以以自己名义处分被上诉人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事务，符合“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行事”的基本规则进行举证。4.被上诉人不能就其政府网站“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公开主体分列自认的天津市人民政府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为不同主体提交相反证据。5.被上诉人不持有其以自己名义对上诉人本案所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处理的证据，其政府信息公开不作为，以及任意限缩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行为，对上诉人获得政府信息权及获得行政救济保护权构成实质影响。6.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4，特别是其中公安部就上诉人同样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不存在”的答复，证明被上诉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法规，处理结果不适当，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原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被上诉人未履行本案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受理机构以自己名义对外处理被上诉人政府信息公开事项作出的告知书无效），则被上诉人无从将上诉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排除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调整的范畴，无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将其不作为排除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之外。上诉人就本案提起的诉讼，具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确有错误。被上诉人天津市人民政府未提交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据此，该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公开的是：“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0日前制作（含与其他国家机关）、获取、保存的，涉及所属天津市公安局在行政诉讼应诉中，可以指挥、协调，由所属县级公安机关对行政诉讼对方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决定、执行强制措施的法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令、决定、批复、答复、意见、通知或者会议纪要等）”，该行为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且针对咨询所作答复以及答复与否，不会对咨询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此，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另，涉案《告知书》虽然加盖“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但实际系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作为作出涉案告知书的直辖市人民政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其作出本案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就此提出的异议主张，不能成立。原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中关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个别陈述存在错误，但并未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本院对此予以指正。上诉人原审时提交的证据1-4，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吴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德润审判员  张 莉审判员  田大勇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吴荣荣书记员呼德昊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