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06民初10764号原告：沈光贵，男，195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雅，浙江泽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阳市横店共荣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康庄路88号。法定代表人：周建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君，浙江良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光贵与被告东阳市横店共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荣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6月18日、2019年8月8日、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沈光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被告共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君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及第三次庭审，原告沈光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洪春、被告共荣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俊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光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借款协议》；2、被告共荣公司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528万元（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1月1日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止，实际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共荣公司因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需要，向原告提出借款要求，并先后与原告签订两份借款协议。第一份借款协议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归还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借款年利率为24%，利息按月结算，违约金按借款利息标准计算；第二份借款协议载明：被告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归还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借款年利率为24%，利息按月结算，违约金按借款利息标准计算。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2月14日、12月19日向被告转账汇款400万元、4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共计1200万元。借款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利息，但被告分文未付。借款到期后，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本息，被告也拒不归还。计算至2018年11月1日，被告已拖欠原告利息528万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解除借款协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共荣公司答辩称：原、被告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沈光贵系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汤晓敏的舅舅，即便原告借款真实发生，也系原告与汤晓敏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本案中，原告所谓的1200万元借款，实际系原告用同一笔200万元，在将款项打给被告后由被告转回给原告，由此循环6次形成，款项最终回到原告账户，即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分文出借款。故原告在没有真实借款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偿还莫须有的巨额借款，该行为妨碍司法秩序，更严重侵害被告股东及其项目合作方的权益，其行为涉嫌虚假诉讼。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当事人庭审质证综合认定如下：一、原告沈光贵提交的证据。1、《借款协议》、收款收据。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共荣公司是否拖欠原告沈光贵借款1200万元，在本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2、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被告共荣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3、《业务约定书》、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关于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令的回复函》（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4、《专项审计报告》。在被告共荣公司于2017年5月20日与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业务约定书》后，根据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回复函中的陈述，其并未接受委托出具过专项审计报告，原告提交的该《专项审计报告》也仅仅系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给被告的意见征询稿，并未加盖浙江瑞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印章，故《业务约定书》本院不予确认。5、领（付）款单。虽然该组证据系复印件，但是领（付）款单具备形式完整的审批流程，属于记账原始凭证，且从格式上看，该领（付）款单还经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虽然被告对三性不予确认，但是经本院释明，被告共荣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由周建伟签字及被告盖章确认的材料。故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院推定该组证据系由被告持有的书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6、《公证书》。本院对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组证据系公证机构对微信聊天内容、电子邮件客观存在进行的公证，而微信聊天记录的文件及电子邮件的附件所载明的内容均未经过被告的确认。故仅凭《公证书》无法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文件及电子邮件附件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该组证据的待证事实原告仍需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7、函件签收回执单。该证据系由原告代理人单方出具，且被调查单位出具的材料是否真实客观，也无法通过原告代理人主观判断进行确定。故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8、录音光盘、《关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令的回复函》（浙江南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含其附件，即《业务约定书》、《关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调查令的告知函》、《回复函》）。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共荣公司提交的证据。1、“借款”资金流向图。该证据系被告单方制作，本院不予确认。2、被告共荣公司及案外人朱爱江的银行流水。本院予以确认。3、《证明》、《关于一期未出售合院价格调整的通知》。本组证据中，虽然《证明》系由被告出具，《关于一期未出售合院价格调整的通知》系被告的内部文件，且文件内容与本案无关，但是结合庭审刘宜秀的陈述（原告予以认可）及被告共荣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汤晓敏在通知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可以推断，在被告共荣公司与案外人浙江后田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后，双方于2016年12月21日进行交接，并对被告的公章实施共管，且在被告公章的“共”与“荣”两字中间做了个缺口记号。而本案中，被告主张案涉《借款协议》存在倒签落款时间的情况，故该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2月中上旬，原告沈光贵（甲方）与被告共荣公司（乙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乙方因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需要，向甲方借款8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借款利息按年息24%计算，利息按月支付；乙方应按期支付利息，否则应按违约数额和延期天数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借款利息计算，但实行复利。该《借款协议》中借款利息的内容系手写，其余均为打印，且落款处乙方除了加盖被告共荣公司的公章，还由其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此外，该《借款协议》落款载明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同日，原告沈光贵（甲方）还与被告共荣公司（乙方）签订另外一份《借款协议》，除了约定借款本金为400万元外，其余内容与借款本金为800万元的《借款协议》一致。该《借款协议》中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系手写，其余均为打印，但落款处乙方只加盖被告共荣公司的公章，其法定代表人周建伟未在落款处签字；此外，该《借款协议》落款载明的时间亦为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13日，汤晓敏向原告沈光贵转账50万元，刘宜秀向原告转账213000元，加上原告通过“理财赎回”的1287356.71元，其账户余额为2000832.51元。同日，原告沈光贵向被告共荣公司转账200万元，被告共荣公司收到该2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给汤晓敏，汤晓敏收到该200万元后又将款项转给原告沈光贵。原告以该“循环”转账方式，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各向被告共荣公司转账两次，共计800万元。被告共荣公司收到款项后，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各出具金额为4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6年12月19日，原告沈光贵向被告转账200万元，被告收到该200万元后即将款项转给朱江爱，朱江爱收到款项后即将款项转给汤晓敏，汤晓敏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回给原告沈光贵。该日，原告沈光贵以该“循环”转账方式，又转给被告400万元。被告共荣公司收到款项后，于同日出具两份金额各为200万元的收款收据。另查明，汤晓敏原系被告共荣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5月2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被告共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建伟，但汤晓敏仍在被告担任董事职务；此外，刘宜秀系被告监事。还查明，被告共荣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13日、14日出具两份金额各为200万元，领款人为汤晓敏的领（付）款单，并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签字确认，载明“此笔借款由沈光贵处借入，归还汤晓敏2014年7月23日、24日各500万借款”。原告沈光贵庭审陈述：汤晓敏系其外甥，刘宜秀系其外甥媳妇；其自2011年起通过汤晓敏陆续向被告共荣公司出借1200万元，且出借款绝大多数以现金方式交付；被告共荣公司借款后通过汤晓敏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过10万元利息；因汤晓敏不再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且被告将与案外人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故其赶在被告与案外人交接公章前，补了案涉的两份《借款协议》及对应的银行流水，且案涉的两份《借款协议》系委托刘宜秀与被告签订，签订时原告并未在场。被告共荣公司庭审陈述：其于2016年12月5日起与案外人浙江后田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且双方于2016年12月21日对被告的公章进行了交接，交接后被告实际由浙江后田置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且交接时在公章上做了缺口记号，而案涉的两份《借款协议》加盖的公章并没有缺口，故该协议的形成时间在被告公章交接前，不可能是2016年12月31日。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沈光贵主张其自2011年起通过汤晓敏陆续向被告出借1200万元，其应当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及出借款实际交付的证据。从借款合意角度分析，原告提交的两份《借款协议》其落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但真实的签订时间为该月中上旬，并非2011年起的借款凭证。即便该两份协议系后补，既然双方已经进行结算，为何在同一天需要出具两份《借款协议》。且借款金额为800万元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系打印，而借款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款协议》，借款金额系手写，格式不一致。既然双方已经进行结算，为何不统一打印，而需另行将借款本金及借款利息进行手写。此外，既然案涉的两份《借款协议》系同一天签订，为何借款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款协议》落款没有周建伟的签字。上述疑问，原告均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综上，该两份《借款协议》虽然形式上签章完整，但并非双方真实借贷的意思表示，原告亦确认，该《借款协议》系赶在被告与案外人合作开发横店玫瑰星城项目并对被告的公章进行交接前补签而形成，且存在落款时间倒签的情形。此外，原告在起诉时主张的事实为，被告因开发项目需要，于2016年12月向其借款，其于同月支付出借款。后在被告庭前提出书面抗辩并经本院要求原告本人亲自到庭应诉后，原告方在第一次庭审时对本案事实进行说明，其诉讼诚信度较低。故案涉的该两份《借款协议》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已形成借款合意。从出借款实际交付角度分析，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均形成于2016年12月，并未提交其自2011年起的付款凭证，且该转账凭证系利用同一笔200万元“循环”转账形成，款项最终回到原告处，原告实际并未向被告支付任何出借款。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出借的款项绝大多数以现金方式通过汤晓敏交付给被告。如此巨大金额的出借款，以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且经庭审释明，原告至今未向本院提交任何其向汤晓敏转账的凭证。原告庭审还陈述，其出借款项为自有资金，但现无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且从2016年12月的转账凭证看，其用以“循环”转账的200万元款项也并非全部系其自有，而是由汤晓敏向其转账50万元、由刘宜秀向其转账213000元，加上其通过“理财赎回”的1287356.71元拼凑而来。即从现有证据看，原告是否具有出借1200万元的经济能力，尚不能确定。而原告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仅仅系审计机构出具的意见征询稿，且该意见征询稿作出被告共荣公司对原告沈光贵有1200万元应付款的凭证也是2016年12月份通过“循环”转账形成的凭证，并非初始出借的原始凭证。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沈光贵有向被告交付出借款的行为。综合上述情况，并纵观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中各方人员的关系，原告沈光贵与汤晓敏、刘宜秀关系亲密；在被告法定代表人由汤晓敏变更为周建伟后，汤晓敏仍在被告处担任董事，刘宜秀担任监事，即汤晓敏、刘宜秀与被告共荣公司及被告法定代表人周建伟的身份关亦非常特殊。而案涉《借款协议》及银行流水的形成时间恰好赶在被告与案外人合作发开项目及公章交接前几天，时间节点亦非常敏感。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案涉两份《借款协议》并据此进行“循环”转账，系为了从形式上达到各方之间的某种目的，借款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原告沈光贵要求解除《借款协议》并由被告归还其借款本息，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及汤晓敏、周建伟之间因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沈光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48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30480元，由沈光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审 判 员  徐露熙人民陪审员  徐 珊人民陪审员  邱 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徐政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