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8行初484号原告于升泽，男，1983年10月6日出生，蒙古族，户籍所在地内蒙古赤峰市。委托代理人侯军奎，北京罗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倒座庙九号。法定代表人刘春梅，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梦琪，女，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科干部。委托代理人邵会艳，女，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职律师。第三人北京江水向东流科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14号院9楼3层340室。法定代表人于升泽。第三人刘东保，男，196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原告于升泽不服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淀区市监局）作出的工商变更登记，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北京江水向东流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水向东流公司）、刘东保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上述单位及个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9年8月19日，本案因故中止审理。2020年1月6日，本案恢复审理并于同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升泽的委托代理人侯军奎，被告海淀区市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梦琪、邵会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江水向东流公司、刘东保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于升泽就江水向东流公司向被告海淀区市监局提供的相关材料中于升泽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8月19日，被告海淀区市监局作出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16）0838960号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对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于当日提交的申请作出准予变更登记的决定，将公司名称由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江水向东流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由刘东保变更为于升泽。同时，被告海淀区市监局变更备案该公司原董事、经理刘东保为于升泽。原告于升泽诉称，原告于2016年8月2日乘坐出租车时将自己的身份证丢失。2019年2月，原告发现自己被注册为江水向东流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且被登记失信。原告要求被告撤销原告在江水向东流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被告予以拒绝。经查询工商档案，在工商档案中所有“于升泽”的签名均不是原告签名，对股权转让及变更法定代表人事项，原告也不知情，也无原告授权，原告被冒名注册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原告提供公安机关身份证挂失证明后，被告仍对其违反工商管理行为不进行调查处理，不严格执法，至今一直未予解决。为此，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于2016年8月19日将于升泽登记为江水向东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的登记事项，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于升泽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赤峰巴林左旗公安局签发的证件挂失电子证书，证明原告身份证于2016年8月2日因丢失进行挂失，并声明自遗失当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签署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均非原告授意签署，由此张身份证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原告一概不予承担负责；2、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审核表，证明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是由股东刘东保一人于2016年6月设立登记，其认缴注册资金1000万元；3、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审核档案，证明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变更公司名称为江水向东流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东保变更为原告，工商档案中所有“于升泽”的签名均非原告签署，原告对此不知情，也未授权他人签署，被告办理变更登记业务时未尽到其职责；4、2016年原告笔迹，证明原告笔迹和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中“于升泽”三字笔迹不同。5、法大[2019]物鉴字第522号《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第52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①日期为“2016年8月18日”的《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检材②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的《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落款处的“于升泽”签名与样本中的“于升泽”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海淀区市监局辩称，一、被告于2016年8月19日对江水向东流公司作出的行政许可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2016年8月19日，江水向东流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被告据此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二、申请人应对江水向东流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综上所述，被告对江水向东流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恳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由原告承担。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海淀区市监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内资企业变更登记审核表；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3、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4、公司章程；5、股东身份证明；6、新旧股东决定；7、执行董事决定；8、转让协议；9、名称变更通知；10、指定（委托）书；11、收缴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以上证据证明变更登记材料齐全、形式合法。同时，被告海淀区市监局提交行政许可法、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作为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依据。经庭审质证，原告于升泽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内容不认可，原告签字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海淀区市监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评议后认为：被告海淀区市监局提交的证据2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且与本案被诉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原告提交的第522号鉴定意见书，被告提交的证据3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于升泽”的签名，以及证据6中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上“于升泽”的签名与样本中的“于升泽”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不予采信，对其他证据的证明事项予以采信。原告于升泽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且与本案被诉的工商变更登记行为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其欲证明的事项，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16年8月19日，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向海淀区市监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提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股东身份证明、新旧股东决定、执行董事决定、转让协议、指定（委托）书等材料。海淀区市监局对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当场作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将公司名称由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江水向东流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由刘东保变更为于升泽。同时，海淀区市监局变更备案该公司原董事、经理刘东保为于升泽。2019年4月2日，于升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海淀区市监局将其登记为江水向东流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的行为。在诉讼过程中，于升泽向本院申请对涉诉公司变更登记材料中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股东决定上“于升泽”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本院准许后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2019年11月5日，该所出具第52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①日期为“2016年8月18日”的《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公司备案申请书）》、检材②日期为“2016年8月11日”的《北京江水东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落款处的“于升泽”签名与样本中的“于升泽”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海淀区市监局作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予登记的法定职责。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江水向东流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提交的申请变更登记材料虽然在形式上符合上述规定，但上述申请材料中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股东决定上“于升泽”签名并非于升泽本人所签。因此，海淀区市监局虽然对申请材料履行了审查义务，但其依据虚假申请材料作出的公司变更登记缺乏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撤销。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二○一六年八月十九日作出的京工商海注册企许字（16）0838960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中将原告于升泽登记为第三人北京江水向东流科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的变更登记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鉴定费78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人民币8110元，由第三人北京江水向东流科贸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侨珊人民陪审员  袁 卫人民陪审员  施燕涛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冯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