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民终7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蕾，女，198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飞，浙江合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和，浙江合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思超，男，198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舟山市普陀区，现住舟山市普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行舟，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伟平，男，195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舟山市普陀区，系被上诉人何思超父亲。 上诉人李蕾因与被上诉人何思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24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李蕾及其委托代理人殷飞、周晓和，被上诉人何思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郭行舟、何伟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汇款给被上诉人共计172953元的证据，且被上诉人也认可实际已收到该款，只是否认该款项性质为借款，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何思超在与李蓓的离婚诉讼中提交的《归还李蕾借款》书面文件，应该属于其对借款合意的认可，一审法院认定该书面文件是调解阶段所作的让步，不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何思超单方制作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认定为被上诉人已对用途作出合理说明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购物凭证无法证明是代上诉人购买，其主张境外旅游的相关费用，也未提供消费清单等予以印证。一审法院也认定“何思超提供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系自行单方制作，对相关事实不具有直接证明力，消费凭证只能证明消费支出的事实”，但同时又认定该组证据可视为何思超对李蕾汇至其名下款项所作的合理说明，显然存在矛盾。 被上诉人何思超辩称，一、双方不存在借贷合意。李蕾名下银行账户转到何思超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属实，其在与李蓓结婚前，确实收到过李蕾转账交付的172953元，但不是借款，李蕾和何思超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这些资金主要是何思超和李蓓恋爱期间，何思超、李蓓和李蕾之间外出旅游及代购的费用。二、李蕾主张的所谓借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形式要件。李蕾主张的所谓借款金额有零有整，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形式要件。且如果是借款从2011年起就陆续发生，但直至2019年何思超与李蓓离婚诉讼开始后，才来主张归还，也与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规则相悖。三、男方在婚前向女方亲属大额借款，也不符合生活常理。如按李蕾主张，该172953元系何思超向李蕾所借，那么男方在婚前向女方亲属大额借款未予清偿的情况下，女方还愿意出嫁，也不符合生活常理。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思超归还借款人民币172953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李蓓和何思超的婚姻情况、通过李蕾名下银行账户汇转至李蓓和何思超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明细等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相关证据附卷佐证。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主要为双方是否就李蕾名下银行账户转账至何思超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形成借贷合意。李蕾认为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何思超和李蓓离婚纠纷案件中何思超提供的《归还李蕾借款》表格一份以及部分银行转账明细，拟证明何思超在李蓓和何思超离婚案件中认可借款事实，且自认已归还借款100900元的事实；2.周大福购买铂金对装戒指销售单一张，拟证明何思超因购买对戒而向李蕾借款的事实。何思超否认其与李蕾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为此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自行制作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及部分消费凭证，拟证明李蕾名下银行账户转到何思超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系何思超、李蓓和李蕾之间外出旅游、代购以及李蕾借用何思超华夏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后归还给何思超的钱等事实，并不是何思超向李蕾借款。对于李蕾提供的上述证据，何思超在庭审中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归还李蕾借款》表格自己没有制作过，自己提供的是另外一份表格，表格抬头写的是“划于李蕾款项”；银行转账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包括了部分李蕾打错了后退还给她的款项；对周大福购买铂金对装戒指销售单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戒指是何思超为李蕾从香港代购，故销售单在李蕾地方。庭后，何思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对《归还李蕾借款》中的款项定性为“借款”不予认可，认为该材料是何思超与李蓓离婚案件开庭前最初调解时提供的，当时自己本着尽量能好聚好散、今后能顺利探望女儿的目的和原则，希望双方能心平气和、调解成功，故对李蕾的汇款未作过多考虑，认为双方汇款数额差不多，只要证明即使是“借款”也已还清就可以了（直至在一审庭审中也没想起有这样的“笔误”）；后因调解未成功，才认真调取了相关证据，经排查后认为李蕾所提出的借款事实并不存在，因此在离婚案件开庭前提交了汇款给李蕾的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其于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通过银行向李蕾汇款100900元的事实；另除上述通过银行向李蕾汇款100900元外，经核查，还于2015年12月2日和2017年6月20日分别用支付宝（5000元）和微信（1000元）转账给李蕾6000元，因此实际向李蕾汇款的金额为106900元，同时，何思超向一审法院提供支付宝和微信转账网页截图各一份。后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何思超认可庭审中李蕾提供的《归还李蕾借款》是自己制作并提供给法院，但是在离婚案件诉讼前双方调解时提供的，当时制作这份材料的背景已在《情况说明》中进行了说明，离婚案件诉讼时已将表格修改为《划于李蕾款项》，但因债务涉及债权人利益，离婚案件中未处理相关的债务问题，故修改后的表格没有向法院提供。对何思超提供的证据，李蕾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何思超提供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及部分消费凭证，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对何思超庭后提供的支付宝和微信转账网页截图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何思超向李蕾汇款的金额为106900元也予以认可，但认为款项性质为借款。对于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双方各自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及微信转账记录等款项往来凭证，因对方对真实性及证据所显示的金额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及各方转账给对方的金额予以确认，但该些证据只能证明李蕾与何思超之间款项往来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李蕾与何思超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对李蕾就证明借贷合意提供的上述两份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李蕾提交的何思超在离婚纠纷案件中提供的《归还李蕾借款》，因何思超最终承认曾经在离婚诉讼诉前调解阶段出具过该书面材料，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其上载明的具体金额无法与本案中李蕾提交的款项交付凭证对应，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与本案讼争的款项有直接关联性，且根据何思超庭后提交的对该证据的《情况说明》，该证据系在离婚诉讼调解阶段形成，有基于调解成功而作出一定让步的背景因素，故仅以该份证据标题上出现的“借款”二字，不足以证明双方对讼争的172953元款项均达成了借贷合意；铂金对装戒指销售单只能证明有购买铂金对装戒指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购买戒指的钱为何思超向李蕾借款。故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何思超提供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系其自行单方制作，对相关事实不具有直接证明力，消费凭证只能证明消费支出的事实，其本身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消费支出的实际使用人是谁以及资金系来源于李蕾汇给何思超的资金，但该组证据可视为何思超对李蕾汇至其名下款项所作的合理说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蕾现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蕾与何思超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借贷关系的认定需要有真实的借贷合意以及款项交付的凭证。本案中，李蕾诉称何思超向其借款172953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有172953元资金从李蕾账户转至何思超账户的事实，不足以证明双方对该些款项存在借贷合意。何思超对该些款项汇至其名下账户的原因作了解释，且其亦提供了从其账户转至李蕾及李蓓名下账户的资金情况，李蕾对这些转账记录亦表示无异议，但考虑到款项发生时李蕾、李蓓、何思超之间的身份关系，双方互有款项往来，且款项往来频繁，时间跨度长（2011年至2014年），单笔款项金额有的只有几百甚至几十元，与正常的民间借贷习惯做法明显不符等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李蕾尚应对双方就诉请的款项存在借贷合意的事实承担继续举证责任。现李蕾未完成该方面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对李蕾要求何思超归还其借款172953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李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79.5元，保全费1720元，合计3599.5元，由李蕾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4日起至2014年3月30日期间，上诉人李蕾通过其名下尾号3121浦发银行账户、尾号3737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217建设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至被上诉人何思超名下尾号3824华夏银行账户、尾号7583建设银行账户共计171100元。2012年7月30日至2013年3月25日期间，上诉人李蕾通过其支付宝账户转账至被上诉人何思超支付宝账户共计1853元。被上诉人何思超与案外人李蓓于2014年4月10日在舟山市定海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上诉人李蕾与案外人李蓓系同胞姐妹关系。 另查明，在被上诉人何思超与案外人李蓓结婚后，上诉人李蕾于2014年5月14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通过其名下尾号3121浦发银行账户、尾号3691建设银行账户、尾号3737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217建设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至被上诉人何思超名下尾号3824华夏银行账户、尾号7583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912稠州银行账户、尾号7465建设银行账户，以及案外人李蓓名下尾号4930工商银行账户、尾号2452农村信用社账户共计410300元。2016年4月26日至2019年6月19日期间，上诉人李蕾通过其支付宝账户转账至李蓓支付宝账户共计69751.41元。2014年12月12日至2019年5月13日期间，被上诉人何思超通过其名下尾号7583建设银行账户、尾号1912稠州银行账户、尾号7024农村信用社账户向上诉人李蕾账户汇款共计100900元；2015年12月2日、2017年6月20日被上诉人何思超分别通过支付宝账户和微信账户转账给上诉人李蕾共计6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概括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上诉人李蕾提供了其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陆续转账给被上诉人何思超的银行转账凭证，且何思超对收到过李蕾转账汇款共计172953元也表示认可，但抗辩该部分转账汇款用途系支付代购费用及女方的嫁妆，则被上诉人何思超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从现有证据看，被上诉人何思超在一审中提交的浦发银行信用卡账单等，仅能证明其使用该信用卡进行消费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其代为上诉人购物的事实。至于其抗辩李蕾转账的部分款项系女方同意交付的嫁妆一节，不仅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且不符合嫁妆一般应由女方父母交付待出嫁的女儿的一般生活常理。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何思超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达到李蕾向其汇款系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何思超应当对其主张事实不能确定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判决在认定何思超提供的“李蕾汇款用途说明”系其自行单方制作，对相关事实不具有直接证明力，消费凭证只能证明消费支出事实的基础上，同时认定该组证据可视为何思超对李蕾汇至其名下款项所作的合理说明，系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二、关于是否存在还款事实的问题。被上诉人何思超抗辩，其也有向上诉人李蕾汇款的事实，故基于双方的亲属关系，李蕾的汇款也不应认定为借款。但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何思超向李蕾的汇款，发生在2014年12月以后，即其与李蓓登记结婚后。而该二人结婚后，李蕾仍有陆续向二人汇款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何思超婚后向李蕾所汇款项，不应认定为归还其婚前个人债务。 三、关于上诉人李蕾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规定第二十九条，同时也对借款逾期后的利息予以明确：“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双方未对借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可以上诉人李蕾一审起诉日期为被上诉人何思超逾期还款之日。故何思超应以17295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向李蕾支付从2019年7月15日起至债务清偿日止的利息。 综上所述，李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何思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李蕾借款本金172953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从2019年7月15日起至债务清偿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上诉人李蕾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759元，减半收取1879.5元，保全费1720元，合计359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59元，均由被上诉人何思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劲松 审 判 员 张 娜 审 判 员 柯艳娇 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 代书记员 茅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