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98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女，1930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男，196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某1，男，195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系高某1的儿子。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亮，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4，男，195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彦，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5，男，195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6，女，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其祥，男，1970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闽侯县，系张某6配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7，女，195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女，1979年2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系张某7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7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3，女，1965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8，女，195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冶金路19号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学伦，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张某3，男，1964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张某1、张某2、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4、张某5、张某7、张某6、高某2、高某3、张某8及原审原告张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2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某1、张某1、张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讼争拆迁安置财产权益来源于被继承人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房产，一审法院以张某4、张某5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由将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房产全部认定归其所有，明显存在错误。1.张某4、张某51992年11月20日地籍档案中《土地登记申请表》记载“祖传产业，现由张某4（张某5）居住使用”，显然讼争房屋土地在1992年是由张某5居住使用，来源于祖传产业，“祖”字根据《新华字典》基本释义是“父亲的上一辈”，可见讼争房屋是张某4、张某5的祖父母张燕年、薛玉枝夫妻所遗留的。2.2017年5月，在房屋征收部门的具结书上，张某4及杨依雅确认1984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为305.92平方米及83.57平方米，显然该部分面积属于祖遗产业。诉争房屋的安置系按照无产权房屋进行安置，安置依据是历年航拍图，房屋征收部门进行征收安置时并未援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任何相关信息材料。二、一审法院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分割书》中的13.42平方米房产存在漏判。过溪17号老宅的公共大厅部分，系张燕年遗产部分，未进行过分割，也未办理过任何证照也不在张某5、张某4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范围内，该部分仍属于各继承人共有财产。三、本案有诸多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排除各上诉人对讼争拆迁补偿安置权益依法享有共有权益是错误的。1.拆迁的房屋权属系来源于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财产，非来源于张某4的财产。2.本案讼争拆迁安置权益并未进行过分配。3.张某5、张某4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在欺瞒其它继承人的情况下办理的。在张某5、张某4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张荫浦、杨依雅还健在，根据当时的办证条件，不可能将百年祖传产业登记在张某5、张某4名下。即使被继承人中个别人领取了相关的权利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个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意见的精神，张某4、张某5对不动产进行登记，也是代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登记行为。4.张某5、杨依雅以个人出具《具结书》方式对无产权房屋的所有权进行认定的情况下签订了二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房屋征收部门未以也不能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来认定不动产房屋的归属。依照拆迁政策，张某4、杨依雅只能以个人出具《具结书》和航拍年限认定方式来认定房屋的所有权人。 被上诉人张某4辩称：一、张某4依法享有过溪1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过溪16号房屋的所有权，进而享有过溪16号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权利，该权利与上诉人无关。1.过溪16号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由张某4、张某5享有，行政机关于1992年12月15日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二人相应的权利。土地上的房屋由该土地的使用权人且在《土地登记申请书》中也明确载明“地上物权属本户”，由此可见过溪16号房屋由张某4、张某5所有，由此产生的拆迁安置亦由他们享有。2.征收补偿方案中也明确土地使用权可作为认定房屋权属的依据。在确认征收补偿权利时，张某4向征收部门出示过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张某4是依法取得过溪16号房屋的征收安置补偿权利。3.高某1及其家人居住在，其自己的房屋在相应的时期也办理了权属赁证，不存在张某4欺瞒上诉人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说。高某1一家应当知道村里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未提出权利，是因为其明确知悉对此不享有权利。二、上诉人高某1之母张浦玉并非张燕年的继承人，高某1也无权继承张燕年的财产。三、上诉人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个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己有发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仅是针对一起具体案件的批复，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本案应适用现行《继承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规定。本案房屋经行政机关确权给张某4一方已经二十多年，期间不但实际居住，还进行重修、扩建。四、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张燕年的遗产是否还在，份额是多少，不能凭推断主张自己的权利，一审判决不存在漏判的情形。1.本案讼争房屋是过溪17号，张某4拆迁的房屋是过溪16号，并非同一房产范围，因此上诉人无权主张某4的拆迁安置权利。张某4的房屋仅是大宅中的一部分，张某4土地证四至载明：北邻张荫勤，张荫勤是张燕年父亲的兄弟的儿子，由此可见这个大宅并非张燕年的房产，结合张某4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该房是经过历代分家析产的。据被上诉人了解，张燕年在生前将自己所有的部分大宅，分给长子张明光，即过溪17号，张燕年的户籍也落户在17号。张明光与原配张香花离婚，张明光离开福州，将房子留给张香花，张香花将房产转卖外人张依莲，拆迁时由张依莲后人获得拆迁安置权利。这与被上诉人张某4分得的房产过溪16号，根本不是同一房产。2.张燕年1982年已经去世，此后这座大宅也经各自的主人转卖过几次，房屋也经历过扩建和修葺。张燕年部分的房产如何辗转，不得而知。上诉人主张分割张燕年的遗产，应有义务证明张燕年具体的遗产情况。3.过溪16、17号的房屋所有人，共同享有该房屋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有权共同分割天井部分的共有面积。现有的过溪16、17号的房屋，已经不存在张燕年的遗产份额，亦不存在房屋的共有面积中有张燕年份额的问题。一审法院不存在漏判。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张某5、高某2、高某3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张某7、张某6同意张某4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张某8辩称：一、同意三位上诉人的部分上诉意见，张某8依法享有拆迁权益十二分之一的份额。二、诉争拆迁权益系来源于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财产，而非张某4、张某5的个人财产。1.诉争拆迁权益并非依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定权属，而是按照无产权房屋进行安置，安置的依据系根据福州市勘测院历年的航拍图为依据，系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财产。2.张某4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自认其拆行的房屋权属系来源于张燕年与薛玉枝的祖遗财产。三、张燕年与薛玉枝生前未对房产进行过分配，在去世后未进行继承分配，故张某4陈述本案诉争拆迁安置权利已经分家析产，与事实不符。四、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未经庭审确认及各方质证。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本案的事实，依法维护张某8的合法权益。 原审原告张某3述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载明1984年前祖传产业，补偿价格按16000余元，1984年以后的补偿单价仅为300余元，两者是有明显的差别，充分说明1984以前的产业是祖传产业老宅。二、张某4、张某5取得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中“土地权属来源”均记载为“祖传产业”，区域划分图当中同时拥有张荫浦、张某4、张某5所占区域面积，充分说明在当时他们三人是并列关系而非传承关系。而张荫浦的房产来源于张燕年（张某4律师认可）。三、一审法院认定“地上物权属”一栏记载“本户即归张某4、张某5所有”存在明显错误，此“本户”应当是指晋安区过溪17号。张某4、张某5在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已明确表明了地上物权属来源为“祖传产业”。 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四人为福州市晋安区过溪17号房屋因征收取得征收安置权益的共有权人，高某1占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张某1、张某2、张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份额；2.判令张某4、张某5、张某7、张某6、高某2、高某3、张某8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燕年与薛玉枝系福州市晋安区村民。张燕年于1982年因死亡注销户口，薛玉枝于1968年先于张燕年死亡。张燕年的原户籍地址为过溪17号。张燕年与配偶薛玉枝生前共生育两子，即长子张明光、次子张荫浦，并收养一女张浦玉；张明光（曾用名张荫魁、张英魁）于2012年4月30日死亡，其生前与配偶张某1共生育一女两子，即女儿张某8、长子张某2，次子张某3；张荫浦于1998年4月21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杨依雅于2003年8月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张荫浦与配偶杨依雅生前共育有两子两女，即长女张某7、长子张某4、次子张某5、次女张某6；张浦玉于2014年12月18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其配偶高依香（又名高家响）于1979年8月死亡。张浦玉与高依香生前共育有两子一女，即长子高某1、长女高某3、次子高某2。 2017年5月5日，张某4作为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432.45㎡，其中1984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为309.92㎡，2006年至2012年间的建成的建筑面积为122.53㎡，上述三方均在该协议书下方盖章签字确认；同日，张某4与案外人张杰、陈裔杰签订一份《分割书》，内容载明兹有晋安区过溪17号老宅，其中共有总建筑面积53.66平方米，张某4分得其中13.42平方米，福州市晋安区泉头农场泉头村在分割书下方盖章确认。2017年5月21日，杨依雅作为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一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为92.39㎡，其中于1984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为83.57㎡，于1984年至2004年间建成的建筑面积为12.6㎡，张某6作为杨依雅代理人在上述协议书下方签字捺印，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及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亦在该协议下方盖章确认。 另查，张某4于1992年12月15日取得榕郊集建（1992）字第05527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135.8㎡，共有使用权面积为200.5㎡；张某5于1992年12月15日取得榕郊集建（1992）字第055322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用地面积为163.5㎡，共有使用权面积为200.5㎡，上述两本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应的地籍档案中的“土地权属来源”一栏均记载为祖传产业，且在“地上物权属”一栏中均记载为本户。其对应的地籍档案中的土地权属来源记载为祖传。 再查，2019年4月10日，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开具一份证明，载明“本村村民张燕年、薛玉枝夫妇生前共（养）二子一女。长子张明光（身份证号码：3606211925××××××××）；次子张荫浦。女儿张浦玉（身份证号码：3501111932××××××××）（系张燕年、薛玉梅于1933年抱养做养女”；2019年8月6日，高某1向福州市晋安区委员会书写一份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为查明本案案件事实，需向新店派出所查询张燕年、薛玉枝、张浦玉的家庭关系情况。同日，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在该申请书右下方书写载有因张燕年、薛玉枝与张浦玉之间关系的户籍信息，年代久远无法查询，通过走访泉头村老人郑珠英、陈翼翔等四人，该四位村民称张浦玉系张燕年与薛玉枝之养女，具体情况以作该证明单位进一步核实。该申请书左下方由上述四位村民签字确认，同时，该村民委员会亦在该申请书左下方签字确认。 2018年6月12日，高某3、林昌旺及高某2、陈淑珍均书面出具一份《放弃继承权申明书》，载明其四人均放弃继承过溪17号房产，并同意由高某1继承。 庭后，经询问，张某4、张某5、张某7、张某6确认以张某4名义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中所征收拆除的房屋系过溪16号，亦即过溪17号的房屋，同时确认针对上述地址的房屋只签订两份《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即以张某4及杨依雅的名义签订；同时张某7、张某6亦在庭后确认张浦玉系其两人姑姑。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对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张浦玉是否系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即高某1、高某3、高某2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二是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是否有权主张以张某4及杨依雅作为被征收人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项下征收补偿权益。首先，对于张浦玉的身份情况，张某4辩称张浦玉不是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反驳，且福州市公安局新店派出所在调查后亦在高某1书写的申请书上盖章说明，同时，福州市晋安区民委员会作为证明单位亦在申请书上盖章确认，根据证据优势原则，法院采用高某1提供的证据，认定张浦玉是张燕年与薛玉枝的养女；故对张某4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张某4虽在庭后承认以张某4、杨依雅名义所签订的《房屋征收协议书》系过溪16号（亦即17号）的房屋，但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张某4、张某5所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效力，且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等人申请调取的《地籍档案》中张某4、张某5等人所申请土地证材料中地籍调查表一页中“地上物权属”一栏均记载本户即归张某4与张某5所有。故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张某8辩称其取得十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权益，亦因证据不足而不予采信。张某5、张某7、张某6、高某2、高某3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与判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驳回高某1、张某1、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两组证据，1.张明光1952年福州大学财经学院登记表，证明其永久通讯地址泉头村，父母亲张燕年、薛玉梅，家庭房屋有木屋一直共六间。2.新店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证明1964年至1979年原始户口底册，原地址过溪17号记载户主是张燕年。 张某4质证意见：这个房子不是张燕年建造的，房屋的历史比较久了，92年之后进行了确权。只是张燕年的户口落户在17号，张燕年有多少份额应由上诉人举证。上诉人的诉请已经包含了张某4的权利。 张某7、张某6同意张某4的质证意见。 张某8、张某3同意上诉人的证明对象。 经查，上诉人提供的两组证据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房屋系祖遗，而不能证明是张燕年的遗产。 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即本案原告诉请“确定拆迁安置权益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张燕年、薛玉枝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讼争房产系张燕年的遗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上诉人高某1、张某1、张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 芳 审判员 林 峰 审判员 纪得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陈露 书记员林歆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