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0125民初193号原告：彭某2，男，汉族，1965年4月4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路全，男，汉族，1991年10月22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良县。原告：彭路全，男，汉族，1991年10月22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良县。原告：彭某1，女，汉族，2004年10月19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良县。法定代理人:彭某2，男，汉族，1965年4月4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汝东，云南展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王先，男，汉族，1972年5月8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凤，云南云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何云良，男，汉族，1977年10月12日出生，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华，云南联宇（宜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与被告王先、何云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某2（原告彭某1的法定代理人）、彭路全（原告彭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其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汝东，被告王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凤、被告何云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684.5元（彭某13年×9123元÷2=1368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误工费用5000元，共计336083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被告王先与原告的亲属裴某（已经死亡）是同事，被告何云良是上述两人的雇主。在2019年6月22日，被告何云良安排裴某与被告王先将760公斤建筑材料由草甸街运往宜良县九乡乡。在运输过程中，因王先驾驶经检测制动系不合格、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也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更未买过任何保险的“五羊”牌正三轮摩托车搭乘裴某载760kg建筑材料（该车核定载质量250kg）由草甸驶往九乡。9时30分许，王先驾车行驶至宜良县M处（宜草公路清水沟路段）时，所驾车驶出路面，侧翻至其行驶方向右侧的路基下，导致裴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并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王先（经法医鉴定目前伤情为轻伤二级）受伤、车某，造成人员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经宜良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先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裴某不承担此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二被告互相推诿。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请求支持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王先承认交通事故致裴某死亡的事实，但认为1、原告所列举的全部赔偿不应该王先赔偿，应该由何云良承担，王先和裴某都是受雇于何云良，何云良是王先和裴某的雇主，因此，裴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雇主何云良承担；2、请法庭依法驳回对王先的请求。被告何云良辩称：1、原告起诉何云良属于主体错误。何云良既不是车主，也不是肇事人；2、何云良与王先属于运输关系，原告诉称是雇佣关系不符合事实。王先是用三轮车从事运输活动的驾驶员，当天刘某打电话给王先，二人谈好200元的运费，将何云良的装修的工具及物品从草甸运到九乡，依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受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的规定，何云良与王先属于平等的运输关系。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的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的地点。涉诉案件是王先在从事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事故认定书已经清楚认定王先负事故全部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的交通事故承担责任，没有法律规定。本案提起的诉讼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对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均有解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托运人对承运人的交通事故要承担责任；3、何云良与裴某属于雇佣关系。但是其死亡不是在雇佣关系期间，也不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范围过程中死亡。其死亡是在交通事故，与何云良没有任何关系；4、原告起诉的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死亡赔偿金已经包含了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明显过高，交通费以800元适宜。被抚养人生活费必须结合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生活来源二个条件同时具备，同时还要注意赔偿义务人只能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身份证》、《户口册》，欲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欲证明裴某在从事雇佣活动时死亡的事实；3、《火化证》，欲证实原告亲属裴某死亡后已经火化；4、被告何云良的《询问/讯问笔录》复印件，欲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雇佣关系。原件在派出所，我们是拍照打印出来的。经质证，被告王先对证据1、2、3、4的三性和证明内容均认可，认为在事故认定书上载明是超重引起的交通事故。被告何云良对证据1、2、3三性没有意见，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不能证明死者是从事雇佣关系受伤的。二、被告王先提交的证据：1、来源于宜良县交通警察大队的被告王先、何云良、原告彭路全、案外人刘某的《询问/讯问笔录》，欲证明死者及被告王先均受雇于被告何云良，事故发生于死者及被告王先从事被告何云良安排的劳务过程中，赔偿责任应由雇主何云良承担；2、《丧葬费协议》、《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收条》，欲证明被告王先先后垫付丧葬费30000元，赔偿款10000元，协议第四条约定垫付款项列入下一步赔偿计算。被告王先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其上述垫付款项原告应予返还或由被告何云良返还；3、（2019）云0125刑初390号《刑事判决书》，欲证明因此次事故非王先故意造成，且被告王先事后积极配合调查及处理善后事宜，认罪悔罪态度好，并且已受到刑罚处罚；4、《病情诊断证明》、《出院记录》，欲证明被告王先身患癌症需长期治疗及高额医疗费，无能力支付任何款项，且希望已付费用得以退还用于治疗。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认为当时王先也说过，裴某坐车是老板叫她看着货物和带路，何云良的笔录多次陈述裴某是雇佣过来干活的；刘某的笔录也说过找人带路，裴某才上的车，裴某死亡的时候是看货和带路；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何云良对王先的询问笔录不予认可，认为王先说的不是事实。王先是把责任推给何云良；对何云良自己的笔录，认为其与王先的关系不能以他何云良说的来判断，要由法律判断，运输关系和雇佣关系要分清楚，何云良说的雇佣关系不是事实，双方都说何云良安排死者去坐车带路，何云良当时在打电话，不知道死者是怎样坐上三轮车的及为什么要上三轮车；证据2的三性没有意见，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3没有意见；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三、被告何云良提交的证据：1、《丧葬费协议》，欲证明何云良垫付20000元；2、证人刘某、何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欲证明找车辆及谈运费及王先叫裴某一起坐三轮车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三性均认可。对证据2何云良是老板，证人是小工，每天200元，在桃花村上车等基本事实没有意见。对推测推理的部分不认可。认为两个证人的证言矛盾比较大，综合起来，刘某的证言采信度比较高，何某的比较低。被告王先对证人当庭陈述与公安机关的笔录有矛盾的地方不予认可，其他陈述能够证实裴某和何云良形成长期雇用关系，裴某是上班时间受老板安排去九乡工地的部分三性认可。本院认为：原、被告三方提交的书面证据及证人刘某、何某的证言中与书面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部分，具有真实性，来源合法，与本案关联，形成锁链，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与书面证据不能相互印证的证言内容，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庭审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系父子女关系。三原告直系亲属裴某（已经死亡）与被告何云良存在约3个月的雇佣关系，平常上下班几乎都是在岩泉寺旁边的加油站上下被告何云良的车，由被告何云良拉至工地做工。被告王先自带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未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也未购买任何保险的“五羊”牌正三轮摩托车在宜良站工场（劳务市场）从事非固定的临时性拉货职业。被告何云良近两年承包农村房屋建盖。为将草甸街工地的760kg建筑材料拉至九乡工地使用，被告何云良安排其另一雇员刘某（本案证人）找车。经电话联系被告王先后，双方谈妥220元由被告王先于2019年6月22日用三轮车将建筑材料由草甸街运往宜良县九乡乡工地。事发当天早上，三原告家属裴某仍在岩泉寺旁边的加油站上被告何云良的车到达草甸街工地。被告王先自驾三轮车到草甸街工地装车后，因被告王先不认识九乡工地，裴某为带路乘坐被告王先载货三轮车一起前往。9时30分许，被告王先驾车行驶至宜良县M处时，所驾车驶出路面，侧翻至其行驶方向右侧的路基下，造成裴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符合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并胸腹腔脏器损伤死亡）、王先（经法医鉴定目前伤情为轻伤二级）受伤、车某的道路交通事故。此次事故经宜良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先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裴某不承担此事故责任。2019年6月29日，双方达成丧葬费协议，由王先先垫付丧葬费30000元，何云良先垫付20000元，均已履行。2019年11月14日，被告王先赔偿了原告10000元，并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后起诉请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首先，原告亲属裴某乘坐三轮车的目的是为带路,该行为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且在上班途中，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但其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三轮车不能载人的常理，且同乘载货三轮车也非唯一的带路方式,故对自己受到损害的后果也有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院依法确认减轻被告方20%的赔偿责任。其次，被告王先自带运输工具三轮车临时接受被告何云良的指派和安排为被告何云良运输建筑材料，双方形成了临时的雇佣关系，而非运输关系。被告王先在从事被告何云良的雇佣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另一雇员裴某死亡的后果，交警部门认定其负全部责任，故被告王先对此存在重大过失，依法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最后，被告何云良既是被告王先的临时雇主，又是原告亲属裴某的雇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何云良依法应当承担雇主责任。关于赔偿数额问题？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15360元、丧葬费52038.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684.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三原告亲属的死亡，确实对三原告的心理带来创伤与痛苦，尤其是原告彭某1尚未成年，其母亲的死亡让其幼年丧母，势必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但三原告主张的50000元，与侵权人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因素不相符合，本院酌情确认8000元。对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误工费用，案涉事故发生在本县，当天就死亡，因此没有产生住宿、误工的必要，即使产生交通费也是很少，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先、何云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164866.40元（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281083元的80%，计币224866.40元，扣除已垫付60000元）；二、被告王先、何云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精神抚慰金8000元；三、驳回原告彭某2、彭路全、彭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41元减半收取3170.50元，由被告王先、何云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朱兴丽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