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7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宜海，男，196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贤勇，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定云，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启演，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斌，江西明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西海鑫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赣州市上犹县东山镇滨江村赣丰线至中稍路口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45840399526。法定代表人：袁宜海，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贤勇，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东嘉，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宜海因与被上诉人陈定云、原审被告江西海鑫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海鑫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7民初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袁宜海，上诉人袁宜海及原审被告海鑫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贤勇，被上诉人陈定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启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宜海上诉请求：1.撤销（2019）赣07民初140号判决，改判驳回陈定云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定云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袁宜海向陈定云本人或关联人员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为4833万元。陈定云一审提交了往来明细，列举了陈定云多年以来与袁宜海各种交易往来中的全部38笔向袁宜海转账的款项，对此袁宜海提交了陈定云转账情况说明及相关的回款流水等证明材料进行反驳，已证明双方以往其他经济往来已经结清，且与袁宜海本案中另行提交的4833万元的流水无关。即袁宜海提交的4833万元就是用于清偿本案双方股权转让的相应款项，一审判决仅认定袁宜海向陈定云转账2390万元，属于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二、在本案《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期间，除股权转让纠纷外，袁宜海与陈定云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袁宜海已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在《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向陈定云支付的4833万元全部银行转账凭单原件。袁宜海向陈定云支付的4833万元转账记录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期限高度吻合，符合交易常理和商业习惯，是袁宜海对《项目股权转让合同》中合同义务的履行。陈定云向法院提交其自2010年起至2017年向袁宜海的转账款项记录，并称相关转款为投资款及往来款，但该往来款记录能够充分证明无论是《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还是签订后，所有往来款均已由袁宜海向陈定云全部还清，除本案股权转让纠纷外，不存在袁宜海还拖欠陈定云往来款的任何事实。陈定云虽主张袁宜海在此期间的付款属于案外债权，但陈定云未证明袁宜海与其另行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袁宜海向陈定云的转账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三、陈定云虽提交了三份《借条》《欠条》，但并未提供相关的银行付款记录或其他凭证，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一审法院依据不具有真实性的借条、欠条认定袁宜海尚欠陈定云股权转让款的做法错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及裁判规则，当事人以借条、欠条等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对借条、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否则不能作为法律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中所谓借条、欠条并无相关的转账记录佐证（事实上《欠条》是陈定云采用不正当方式要求袁宜海支付股权转让逾期后的高息、罚息及项目所谓分红款等所书写，并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借条》是陈定云在收到袁宜海出具的借据后并未实际付款，不存在借款的事实），依法不能成立。因此，一审判决依据欠条、借条认定袁宜海尚欠陈定云股权转让款未支付或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既与事实不符，也违反法律规定。四、2018年9月18日一审法院的庭询中，双方均同意司法审计并配合提供审计材料。之后陈定云却拒不向审计机关提供资料，而且单方向一审法院申请终止审计，导致双方的过往经济往来具体情况无法核实清楚。根据最高院证据规定第73条、第75条，我们有理由怀疑陈定云方在明知袁宜海主张的4833万元就是用于清偿本案的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拒绝提供审计资料，二审法院应依法作出对陈定云不利的认定，推定上诉人袁宜海的主张成立。五、海鑫公司的担保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规定，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属于无效担保行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陈定云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关于《欠条20150618》的结算过程及载明金额由来的审查并无不妥，袁宜海并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在与陈定云在结算后已经实际清偿股权转让款的事实。1.陈定云起诉的股权转让款来源于2013年4月5日的《项目股权转让合同》，双方最终在2016年12月27日会议记录中清算确认的股权转让款为2950万元。对此，陈定云就诉请的金额提供了袁宜海出具的多份欠条予以证明，上述欠条系袁宜海多次就涉案项目股权转让款欠付金额进行单独清算后向陈定云出具的，一审法院对此等事实的认定有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撑；2.在2016年12月27日就拖欠股权转让款进行确认后，袁宜海又主张在2016年12月27日之前其本人或案外第三人向陈定云转账的金额为涉案股权转让款不符合事实逻辑，其未能举证证明在此之前的转账金额与股权转让款的关联性，更未举证证明在2016年12月27日后支付了相应股权转让款。袁宜海与陈定云原本系多年生意伙伴，双方之间存在诸多债权债务往来，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至2016年12月27日，陈定云与袁宜海或案外第三人之间确实存在诸多转账往来，袁宜海向陈定云进行过转账，陈定云亦向袁宜海及其投资的公司多次转账，但在此期间，双方就涉案股权转让款多次进行单独核算，袁宜海为此也出具了多份欠条。袁宜海提交的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8月20日期间的转账凭证（除2013年4月6日的50万元）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也与其出具的欠条相矛盾。3.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的裁判规则不适用于本案。袁宜海向陈定云出具欠条系基于其拖欠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并非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袁宜海在上诉状中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与本案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混为一谈，适用法律错误，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海鑫公司提供了合法有效的担保，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海鑫公司在袁宜海出具的欠条中盖章虽未经该公司股东会决议，但海鑫公司在进行担保之时，其股东只有陈定云与袁宜海二人，双方显然对此知情且同意，实质上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要件，因此海鑫公司在本案的担保是合法有效的。在陈定云起诉时，海鑫公司的担保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海鑫公司对一审判决并未提出异议，未在法定期限内上诉，应视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事项予以认可。三、一审判决袁宜海支付陈定云拖欠的股权转让款2020万元及利息930万元，并自2016年12月28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利随本清有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2013年4月5日的《项目股权转让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约定以拖欠的股权转让款为基数按月5%的标准赔偿违约金，陈定云自愿调整为按2%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据此判决袁宜海偿付利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被告海鑫公司答辩称：同意袁宜海的上诉意见。陈定云提交的欠条均未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海鑫公司的保证期间仅为至最后欠条出具之日即2015年6月18日起6个月，在该期间内陈定云从未要求海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海鑫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原告陈定云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袁宜海向陈定云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2950万元及逾期利息2832万元（逾期利息以2950万元为基数暂计至2019年6月17日，之后按月利率2%计算至该股权转让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海鑫公司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袁宜海、海鑫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宜海与陈定云于2011年11月11日共同出资设立海鑫公司，由袁宜海持股70%、陈定云持股30%。2017年6月7日，海鑫公司股权构成比例变更为袁宜海占股90%、严奎占股10%。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事实发生之前、履行约定过程中，袁宜海与陈定云还有如民间借贷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未结清并不断发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2013年4月3日，袁宜海向陈定云出具一份《借条》（以下称《借条20130403》），载明：“今借到陈定云人民币贰仟肆佰捌拾肆万元整，即2484万元，此款在2013年7月20日前归还，如逾期未还则按月息3%计算（利息按月支付）。如到2013年12月31日前尚未全部还清则按月息5%计算。”2013年4月5日，以徐能耕、刘小军、陈定云、王斯松为甲方（出让方），袁宜海为乙方（受让方）签订一份《项目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称《项目股权转让合同1》），主要约定：1.签订合同背景为甲方作为上犹旅游文化城项目股东自2011年11月11日起至2013年4月3日止实际投入人民币共计1.38亿元，共占股69%，甲方欲将上述股权全部出让，乙方欲行受让。2.转让股权标的为甲方占项目69%的股份（其中徐能耕占股权比例为22%、刘小军占16%、陈定云占15%、王斯松占16%）。3.转让对价为人民币9522万元，袁宜海应在签订协议两天内支付定金200万元整，4月20日前支付50%股权转让金即4761万元，如未按时足额付清则按月息百分之三支付利息每月结清；剩余50%即4761万元在2013年7月20日前付清。如未按时足额付清则按月息百分之五计算利息每月结清（复利计算）。4.甲方保证其对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5.如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以上转让款项，甲方有权将其转让给乙方的原始股权价无条件收回（不计利息）；项目转让中所涉及的税费、罚款均由乙方负责，甲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当日，徐能耕、刘小军、陈定云、王斯松、袁宜海另签订一份《项目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称《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其中除增加一条有关袁宜海另向徐能耕、刘小军、陈定云、王斯松支付融资利息的条款外，其余内容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1》一致。该增加的融资利息的条款为：“袁宜海一次性补偿徐能耕、刘小军、陈定云、王斯松2576万元作为四人入股的融资利息，袁宜海应在2013年7月20日前付清，如未按时足额付清则按月百分之五赔偿违约金。”2014年7月17日，袁宜海向陈定云出具一份《欠条》（以下称《欠条20140717》），载明：“今欠到陈定云上犹旅游文化城退换（原文如此，应为‘退还’）项目投资款人民币叁仟万元整，即3000万元。归还日期2014年8月10日前。”《欠条20140717》上另有一段手写体文字载明：“其中产生利息人民币陆佰零叁万伍仟元整。以上两项共计欠款计人民币叁仟陆佰零叁万伍仟元整。其中倒回贰仟万元后再支付人民币陆佰零叁万伍仟元整。”在该段文字上加盖有海鑫公司印章，文字末尾有袁宜海签名并按捺指印。2015年6月18日，袁宜海向陈定云出具一份《欠条》（以下称《欠条20150618》），载明：“今欠到陈定云旅游文化城项目投资款[包刮（原文如此，应为“包括”）分红、利息]截止2015年5月31日共计人民币贰仟玖佰伍拾万元整，即2950万元。”海鑫公司在“担保人”处盖章。2016年12月27日，在一份有陈定云、袁宜海、徐能耕、王斯松等人签名的《上犹文化城五人小组会议》记录簿上，载明：“根据11.29会议精神，因春节将至，关于资金安排，债务处理，提出相关要求，决定，袁宜海同意用店铺抵扣陈定云和王斯松的股金转让款，抵扣金额和数量、单价由双方协商拟定。即陈定云2950万元。王斯松1200万元店铺按市场价85%。”上述书面材料，下称《会议记录20161227》。2018年7月24日，徐能耕、王斯松、刘小军在一份《证明》上签名，证实袁宜海早在2013年4月8日、9日就将200万元转入徐能耕账户，再由徐能耕分别转给刘小军、陈定云、王斯松各5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8月20日间，袁宜海通过其本人或其他控制账号向陈定云及其认可的账号转账付款七次，合计转款2390万元。袁宜海提交的上述转款凭证未有其他证据证明与本案所欠股权转让款之间存在关联。在此期间，陈定云亦有通过其本人或其他控制账号向袁宜海及海鑫公司账号转款。以上事实有《项目股权转让合同1》《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欠条20140717》《欠条20150618》以及庭审笔录等为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陈定云与袁宜海就股权转让达成一致对价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受其约束。陈定云作为股权出让人要求受让股权的袁宜海依约付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经审查，本案中出现两份内容稍有区别的《项目股权转让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未对两份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仅袁宜海认为《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系为避税而作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院确认《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增加的条款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在《项目股权转让合同1》基础上增加的条款应视为对《项目股权转让合同1》的补充，合法有效，即陈定云有权依据《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中融资利息的条款要求袁宜海付款。关于股权转让款约定的逾期付款利率，《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中月息3%、5%等约定明显过高，该院予以调整。陈定云自愿降低利息为不超过年利率24%计付，对该主张应予支持。对于袁宜海有关其已经付清转让款的辩解，经审查，袁宜海提交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8月20日间七次转账相关凭证作为证据，以此证明转让款全部付清。但其对于为何在上述转款之后仍向陈定云出具《欠条20140717》《欠条20150618》（两张欠条均有“今欠到陈定云旅游文化城投资款……”的表述）的问题，袁宜海仅作“相关结算包含高息，违反法律规定，故应认定无效”之回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除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款纠纷以外，还有其他如民间借贷等债权债务关系，交错复杂。袁宜海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又确实出具《欠条20150618》给陈定云以确认“上犹旅游文化城”的股权转让款尚未付清。在此情形下，袁宜海在提供还款凭证用以证明股权转让款已付清时对以下两方面事实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是袁宜海应证实其所提供的转款与本案“上犹旅游文化城”股权转让款的偿还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二是袁宜海应证实其出具《欠条20150618》过程中具体包含多少高息、如何计算得来。经法院释明，袁宜海未能完成上述举证责任，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对于袁宜海提供的2013年4月6日至2013年8月20日间七次转账相关凭证除第一笔2013年4月6日的50万元为陈定云所认可外，该院对其余款项与本案还款之间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即袁宜海有关其还清了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主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袁宜海若能另寻得其他证据证实上述转款与案涉股权转让事实之间的关联，可另行解决。关于袁宜海尚欠陈定云的股权转让款本息数额，一审法院认为，袁宜海对于其本人出具《欠条20140717》《欠条20150618》的事实不予否认，也未提出出具欠条时存在被胁迫或欺骗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仅对于欠条合法性提出质疑；而陈定云主张的金额即以《欠条20150618》为依据而提出。据此，本案审查重点应围绕《欠条20150618》形成的真实性、合法性展开，作如下评述。一、关于《欠条20150618》的结算过程及载明金额由来，陈定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称2950万元系基于《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以及《借条20130403》结算得出，均系股权转让对价款。一审法院认为，陈定云在《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的总出让股权占比为15%，依照69%的股权总转让对价9522万元按比例计算，15%的股权转让款应为2070万元（15/69*9522=2070）。无论各次结算的经过如何，即便袁宜海签订协议后分文未付，也不会导致其应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不断增长的结果，而《欠条20150618》也载明2950万元“包括分红、利息”，故应认定2950万元包括了双方结算的利息。陈定云在本案中要求以295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实为将利息计入本金再计复利，因其畸高且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股权转让款本金金额的认定。由于陈定云在2018年7月25日的（2018）赣07民初115号案件庭审中自认2013年4月6日收到首笔50万元系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故自2013年4月7日起袁宜海应付给陈定云的总股权转让款为2020万元。依据《项目股权转让合同2》中有关付款期限的规定，袁宜海应在2013年4月20日前付清一半股权转让款，按照陈定云所占比例计算，袁宜海应在2013年4月20日前向陈定云支付207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即1035万元，其已于同年4月6日支付50万元，故应付余款为985万元。另1035万元，袁宜海应于2013年7月20日前支付给陈定云。据此，陈定云在本案中得以向袁宜海主张的本金不超过2020万元。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股权转让款利息的认定。本案中袁宜海欠陈定云股权转让款及其利息共计2950万元的事实经《欠条20150618》《会议记录20161227》双方两次确认，而2950万元减去前述2020万元本金后的利息（930万元）尚未超过约定本金支付日至结算日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年利率24%计，985万元股权转让款自约定付款日2013年4月20日计息至2015年5月31日共产生利息4997233.33元；1035万元自约定付款日2013年7月20日计息至2015年5月31日共产生利息4406233.33元；上述款项合计9403466.66元，高于《欠条20150618》中的利息部分930万元），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其中《欠条20150618》确认的是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本息金额，而该金额在2016年12月27日再次得到袁宜海和陈定云共同确认（即《会议记录20161227》），据此，陈定云及袁宜海对于2950万元自2015年6月18日至2016年12月27日间不计息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该院予以认可。同时，因陈定云未有放弃2016年12月27日后利息的意思表示，故对于陈定云提出对2020万元股权转让款自2016年12月28日起不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主张，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海鑫公司的责任问题。本案中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海鑫公司两次以担保人身份予以盖章确认，且袁宜海在股权转让后实际控制海鑫公司，因担保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故海鑫公司应受约束。因未明确约定担保范围和保证方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应认定海鑫公司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息及实现债权费用。据此，对于陈定云要求海鑫公司对袁宜海的支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之主张，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袁宜海应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向陈定云支付股权转让款2020万元及欠付利息930万元，以及以202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还清所有本息之日止的利息，利随本清；二、海鑫公司对袁宜海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海鑫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实际承担的部分向袁宜海追偿；三、驳回陈定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713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92136元，由袁宜海、海鑫公司负担259142元（含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陈定云负担32994元。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袁宜海是否应向被上诉人陈定云支付股权转让款。袁宜海上诉提出，其向陈定云转账4833万元，已经付清本案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袁宜海提交的4833万元转账记录的时间为2013年4月6日至2014年8月7日。而袁宜海2015年6月18日出具欠条，确认欠旅游文化城项目2950万元。2016年12月27日袁宜海再次签字会议记录明确欠陈定云股权转让款2950万元。如果袁宜海认为2014年8月7日已经付清股权转让款，为何此后2015年6月18日、2016年12月27日又确认尚欠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袁宜海的上诉主张不合常理，不予采纳。袁宜海与陈定云除本案股权转让关系之外，双方还有案外民间借贷往来。袁宜海向陈定云转账4833万元转账凭证有的注明“货款”、有的注明“周转金”、有的没有备注用途，袁宜海没有证据证明该转账凭证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有关联。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陈定云已向袁宜海交付股权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袁宜海于2014年7月17日出具欠条，确认欠陈定云旅游文化城项目3000万元。袁宜海于2015年6月18日再次出具欠条，确认欠旅游文化城项目2950万元。2016年12月27日，袁宜海签订会议记录，再次明确袁宜海欠陈定云股权转让款2950万元。一审法院依照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袁宜海出具的欠条，判决袁宜海向陈定云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袁宜海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677.20元，由上诉人袁宜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颖审判员  王冬审判员  周辉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蔡静书记员陈娟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