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34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男，1997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6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悦，江苏天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女，199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庞珍涛，江苏天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姚某、周某与上诉人赵某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某、周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赵某返还33.35万元、金项链一条、价值9850元的手机一部，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赵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赵某至少应返还八成的彩礼。1.赵某为了考取教师，要求结婚三年内不领证、不生小孩，所以未领证的责任在赵某。2.赵某在结婚当日不愿与姚某发生夫妻关系，致姚某在第二天离家，夫妻感情未能建立，且举行结婚仪式后三天赵某就携姚某家给付的巨款彩礼离开，对姚某家是沉重打击。3.周某家庭普通，不但向赵某给付巨额彩礼，逢三大节还送节礼，周某诉请返还的仅是一部分彩礼，理应得到全部支持。二、一审认定的彩礼数额偏低。1.关于21.6万元，这是周某的钱，从赵某的工作经历和工资看，其几乎没有积蓄。2.赵某家庭困难，目前在周某家的陪嫁物品仅有两个热水瓶、两个小马桶、四个塑料脸盆、一瓶洗发水、一瓶沐浴露、一个牙刷等，其余物品已被她取回。3.赵某否认收到周某给付的项链，但其提供的所谓购买首饰的发票载明系调换首饰，金子的重量与周某提交的发票载明的重量一致，为16.74克，可证实所谓的购买其实是调换，该项链应认定为彩礼。赵某辩称：1.姚某尚未达到法定婚龄，未领证的责任在姚某。2.姚某称该婚姻是其母亲强迫所致，不愿与赵某共同生活，故发生了不同房、离家出走的事实。3.对于21.6万元的组成已在一审查明，对方称赵某家里经济困难，与本案无关，且不符合客观事实。4.周某认为16.74克金项链是其所有，不符合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周某、姚某的上诉请求。赵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姚某、周某负担。事实和理由：1.捏锁封2万元不应计算为彩礼，款项所得人并非赵某。2.在2018年5月1日望亲时，一审法院根据男方及其亲戚包的红包累加1万元就认定小定亲礼金酌情按照1万元计算，是错误的，该1万元是基于礼节由不同人员针对不同的人而给付的赠与。3.周某、姚某的诉请是返还苹果手机一部，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返还原物，缺乏事实依据。手机是婚礼举行结束同居期间所买，结合手机的用途、交付目的，应认定为赵某的个人专属物品，不是彩礼，也不能计入共同财产范围。4.一审法院查明男方认可收到女方购买的钻戒，那钻戒也应返还给赵某，或在返还彩礼时予以扣减。为了结婚，赵某用彩礼的钱支付了陪嫁物品中的两口箱子、两条蚕丝被、两条棉花胎被、衣服、新娘装、皮鞋、化妆品等，赵某除了带回两口箱子外，其余物品仍在姚某处，应抵扣返还的彩礼。5.同居关系解除的责任在姚某，一审认定的彩礼返还比例过高。第一，姚某未达法定婚龄，无法领证，第二，同居后，姚某不以家庭为重，赌博成性，引发矛盾，第三，姚某不思进取，涉嫌犯罪，目前已被采取强制措施。6.涨箱子钱和磕头钱合计21.6万元，一审认定为共同财产，无事实依据。按照姚某、周某说法，女方摆放了6万元，该款是男方之前给的彩礼，该21.6万元包含了彩礼6万元，该6万元已在彩礼返还中计算了，就不应在该款项中计算给付。7.彩礼返还与共同财产的分割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对方仅主张返还彩礼，一审法院一并处理了共同财产21.6万元，违背了不告不理原则。8.周某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应由姚某本人亲自到庭陈述，但其未能到庭，程序错误。针对赵某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姚某、周某辩称：1.两万元是根据习俗给付，虽说是给赵某的弟弟，但实际上是给了赵某，应属彩礼。2.对于苹果手机，一审时已提供了票据以及当时销售手机人员的证明，结合赵某的陈述，应认定为彩礼，按照价值折算返还。3.小定亲的一万元应属于彩礼。4.赵某称姚某不愿与其在一起，与事实不符，也与常理不符，一审开庭时及开庭结束后，赵某当着多人的面承认是其不愿与姚某发生夫妻关系。5.有关21.6万元，并非共同财产，而是周某的财产，应全额返还，周某作为原告主体是适格的。6.赵某上诉状上面提及的物品都被她拿走了。姚某、周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某向姚某和周某返还彩礼33.35万元、金项链一条（价值6160元）、苹果手机一部（价值9850元）；2.诉讼费由赵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是姚某的母亲。姚某与赵某2018年正月经人介绍相识，2018年5月1日举办小订亲仪式，2019年农历正月初四举办大订亲、“结婚”仪式（至今没有领取结婚证）。赵某认为姚某存在赌博恶习，于2019年农历正月初八回娘家生活后，姚某、赵某一直分居生活至今。姚某、周某曾去赵某娘家试图带赵某回来，但未果，双方往来中断。姚某和周某向赵某索要彩礼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姚某、周某、赵某举证、质证、陈述，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争议焦点一：赵某收到周某、姚某给付的彩礼金额为多少。一、姚某和周某称，2018年5月1日，女方赵某家来望亲（小订亲），在姚某和周某家中，由周某交给赵某3万元现金。赵某称，2018年5月1日小订亲，不存在彩礼3万元，女方及女方亲戚到男方家去望亲，男方及其亲戚红包是有的，所有红包累加起来有1万多元。因姚某和周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小订亲礼金酌情按1万元计算。二、姚某和周某称，2018年5月1日，给赵某金项链一条，是周某于2013年5月2日购买，这是周某早就购买的，在小订亲的时候给的，现在项链在赵某处；2018年5月1日，还送了个3000多元的手机给赵某。赵某称，2018年5月1日没有收到金项链；2018年认识不久，姚某送了个3000多元的手机给赵某，因为争吵已经摔坏，不再使用。因姚某和周某所称2018年5月1日给赵某金项链一条，赵某不认可，姚某和周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不作处理。姚某和周某所称3000多元的手机，已经损坏，不再使用，且属于赠予，故不予计算彩礼金额。三、姚某和周某称，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2019年春节前男方给女方送节礼，赵某家庭、赵某舅舅、赵某姨娘、赵某姑姑、赵某奶奶、赵某外婆，共6户，老年人是一样，中年人是一样，3次节礼合计价值约3万元。赵某称，2018年端午节、中秋节、2019年春节前男方给女方送节礼是有的，共6户，送的烟、酒、肉和鸭蛋、长鱼等。因姚某和周某给付赵某及其亲戚的节礼属于赠予性质，且已消费，不宜折算成彩礼金额返还，故本案不予处理。四、姚某和周某称，2018年10月7日、8日通话（商议大订亲、结婚举办仪式），男方给付女方彩礼24万元，是从周某的两个银行账户中分别转账给赵某6万元及18万元。赵某称，2018年10月7日、8日通话（商议大订亲、结婚合并举办），男方给付女方24万元，其中彩礼是18万元，6万元是给女方买金首饰的，最后女方买了价值3.4355万元的金首饰，3万多元的金首饰未随身携带，目前在男方家（赵某提供金首饰质保单证明自己的主张）。姚某和周某认为，1.赵某没有提供购买6万元金首饰的正式发票，也就是说，赵某并没有用6万元购买金首饰；2.赵某提供的上海老凤祥银楼兴化专卖店质保单，也是用周某给付的金项链一条所调换的，发票上有明确记载，克重为16.74克，姚某和周某提供给法庭的兴化老凤祥银楼兴化专卖店质保单所购买的足金项链恰恰是16.74克，这件饰品并非是赵某购买，而是姚某和周某的首饰调换，应当返还给姚某和周某；3.赵某没有金首饰在姚某和周某处，从赵某结婚三天后，携带巨款离开男方家，足以说明赵某是不可能将任何一件金首饰留在姚某和周某处。因姚某和周某不认可金首饰在男方，赵某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金首饰女方购买，所有人及占有人应为女方，其下落的举证责任在女方），而金首饰价值金额较大，可以视为彩礼的一部分，考虑到周某转账给赵某“6万元+18万元”属实，所以大订亲、结婚彩礼按24万元计算。五、姚某和周某称，婚前××××年××月初一给女方拜年红包6000元;××××年××月初三大摆酒，女方约10桌，加上男方的，合计35桌，全是男方花费，男方用香烟5.3万元、酒3万元、厨房菜4万元;给付女方大订亲现金2万元，是周某交给赵某的现金。赵某称，婚前××××年××月初一拜年红包周某给的1000元、姚某的姐姐给了2000元、姨娘给了1000元、舅母给了200元、奶奶给了200元、姑姑给了500元（合计4900元），是节日赠予；女方买给男方一枚钻戒价值6000多元（姚某和周某认可收到钻戒）;××××年××月初三大摆酒具体花费多少不清楚;没有给付女方大订亲现金2万元,大订亲只有小孩红包累计大概三、四千元,大订亲不另外给红包，因为彩礼已经给过了。因正月初一的红包金额不是特别巨大，习俗一般为自愿赠予，故宜按赠予处理，不予计算彩礼金额。××××年××月初三大摆酒，属于消费，不予计算彩礼金额。大订亲现金2万元，赵某不认可，姚某和周某证据不充分，本案不作处理。六、姚某和周某称，结婚当天，姚某和周某给赵某弟弟捏锁封2万元。赵某认可捏锁封2万元。该款金额较大，宜按彩礼计算。七、姚某和周某称，2019年2月15日姚某为赵某购买苹果手机花费9850元。赵某称，2019年2月15日购买苹果手机9850元，是赵某自己支付6000元，姚某的姐姐给了×××元。姚某和周某提供苹果手机发票一张，称该手机发票上由当时销售人员朱桂铃注明“本人证明同一人付款，朱桂铃，138××××6722”，同时，该发票上注明付款方式为微信×××元，现金6000元。姚某和周某称，微信×××元是由姚某的姐姐支付的，现金6000元也是姚某姐姐支付的，这些费用均是由姚某交付给其姐姐代为支付的，应当返还给姚某。赵某认为姚某和周某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姚某和周某主张。一审法院考虑，因姚某和周某及亲属请求赵某回家共同生活，才购买了苹果手机给赵某使用。9850元苹果手机，实质是姚某为与赵某长期共同生活而赠予，可参照彩礼处理，根据本案情形，按姚某委托其姐姐代为支付9850元计算。综上，可以认定的赵某收到彩礼金额为1万元+24万元+2万元+0.985万元=27.985万元。争议焦点二：姚某、赵某“结婚”前后，其他财产往来的认定。一、赵某称，从2018年12月14日开始到2019年1月30日分18笔，赵某向姚某转账合计17.4万元，另外赵某微信转账给姚某0.5万元（有微信截图），合计转账17.9万元；在此期间，姚某向赵某建行卡转回3.15万元；冲抵后，赵某总共向姚某转账14.75万元。姚某和周某称，赵某向姚某转账合计16.4万元（包含银行、微信和支付宝），姚某向赵某回转3.15万元；另外还有1万元是赵某和姚某拍婚纱照使用掉了，所以姚某和周某在诉状中也认可赵某向姚某转账12.25万元。因姚某和周某认可“赵某向姚某转账合计16.4万元，姚某向赵某回转3.15万元”（后赵某提供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载明，赵某向姚某转账合计16.4万元），结合微信截图0.5万元，赵某“结婚”前实际收取的款项可以扣减13.75万元（16.4万元-3.15万元+0.5万元）。二、首次庭审中姚某和周某称，××××年××月初七，周某将家中的现金21.6万元存放于赵某名下，是在中国建设银行存的一年定期，这21.6万元是周某的，不是姚某的，也不是赵某的，存单在赵某名下，由赵某持有，密码是赵某留的，姚某和周某不知道。赵某称，××××年××月初七的21.6万元，到建设银行存在赵某名下，一年定期，存单在赵某（现已取出，钱给了赵某母亲还债），这个21.6万元的来源：结婚当天涨箱子，女方放在箱子里8万元、男方放在箱子里6万元，加上女方亲戚的红包（数额不清）、女方同学朋友的红包（数额不清）、女方婚前积蓄2万多元，加在一起合计21.6万元；这个21.6万元除了涨箱子6万元，没有男方其他钱。首次庭审后，姚某和周某提供了婚礼过程的音像资料。在第二次庭审中质证，周某、赵某均认可（从录像上看），结婚时两个箱子，其中小一点的箱子里面6扎子面值100元的是6万元，大一点的箱子，里面8扎子面值100元的是8万元。第二次庭审中姚某和周某称，男方摆放8万元，女方摆放6万元（男方之前给的6万元彩礼）；21.6万元扣减14万元，其余7.6万元是周某及周某亲戚给的磕头钱，没有女方的款项；周某亲友给付的磕头钱，将来均会由周某向亲友支出人情往来，所以应当返还给周某。赵某称，21.6万元，有8万元是女方放在箱子里面，男方是6万元，其他加上女方在结婚时所收到的礼金和婚前女方的积蓄2万多元，合计21.6万元；除了6万元以外，没有男方的钱。因赵某所称婚前女方的积蓄2万多元，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姚某和周某不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8万元+6万元”，即便如姚某和周某所说，女方摆放的6万元是男方之前给的6万元彩礼,但婚前给付的彩礼可视为女方的财产。一审法院根据婚礼音像资料及当事人庭审中陈述，该21.6万元，来源可认定为涨箱子14万元、亲友红包磕头钱7.6万元。结合地方民俗，无论是涨箱子，还是红包磕头钱，都是亲友在庆贺婚礼中，对结婚当事人财产赠予的一种交付方式，故本案21.6万元可视为姚某、赵某的共同财产。以上事实，有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微信截图、票据，周某、赵某的陈述等证据，附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给付婚姻彩礼，实质是以结婚并共同生活为目的，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男女双方未达成结婚并长期共同生活目的，则赠与婚姻彩礼所附条件即未成就，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婚姻彩礼，应当予以支持。姚某为达到与赵某结婚并长期共同生活的目的，而给予赵某婚姻彩礼，赵某收到姚某和周某彩礼价值27.985万元，扣减赵某“结婚”前转给姚某的13.75万元，按赵某收到姚某和周某婚姻彩礼14.235万元计算。赵某辩称，赵某尚有化妆品、洗漱用品等价值将近1万元左右在姚某和周某处。因化妆品、洗漱用品的价值难以确定，是否仍在保质期亦难以确定，本案不予处理，赵某可自主取回。本案中男女双方已经按民间习俗举办了“订婚”和“结婚”仪式，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得到了亲朋好友、周围群众的认可。但最后未能长期缔结良缘的原因，无充分证据证明女方存在过错。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考虑，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对女性的身心、名誉等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且举办“结婚”仪式等相关活动，女方家庭亦存在不少花费。考虑到赵某与姚某同居时间较短，姚某和周某赠与赵某的婚姻彩礼所附条件尚未完全成就，故赵某应适当返还姚某和周某婚姻彩礼。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一审法院酌定赵某返还姚某婚姻彩礼8万元为宜。本案相关的21.6万元为姚某、赵某的共同财产，现由赵某占有，应返还姚某21.6万元÷2=10.8万元。以上两项合计18.8万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赵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姚某、周某婚姻彩礼等相关款项合计18.8万元。二、驳回姚某、周某对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02元，由赵某负担3151元，姚某和周某负担3151元。因姚某和周某已垫付，赵某在履行上述返还义务时一并给付姚某和周某3151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姚某和周某提交了以下证据：微信转账截屏，证明姚某对赵某是有感情的，不是赵某说的姚某不愿与其发生关系。赵某质证称：2018年3月8日所转的款项仅是在三八妇女节转给其的节日礼物，2018年10月4日的1000元，是转给赵某用于在北京烫发的，不能代表双方之间的感情，如果有感情或者感情好，就不存在结婚当天不与赵某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离家出走的事实，对于500元，是姚某姑姑第一次见赵某后，挺满意的，就托周某转给赵某的。赵某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姚某、周某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赵某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微信转账截屏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微信转账时间均在2018年，是大定亲、结婚仪式之前，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婚约不能继续的原因。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姚某和赵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赵某在举行结婚仪式后几天便回娘家生活，双方一直分居至今，周某作为给付彩礼的一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原告起诉，于法有据，赵某对周某的原告主体身份所持异议不能成立。本案并不具有姚某本人必须到庭的情形，赵某以姚某未到庭为由主张一审法院程序错误，不能成立。关于望亲时给付的彩礼数额及周某是否给付了金项链、捏锁封的性质如何认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当地风俗习惯后所作裁判，并无不当，双方所持异议均不成立。关于苹果手机，系周某、姚某为了赵某能回家共同生活而为其购买，现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周某、姚某主张返还，并注明了手机价值，因手机现由赵某使用，不宜返还原物，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判决由赵某折价返还，并无不当。关于彩礼返还比例，至一审诉讼时，姚某尚未满法定婚龄，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婚约未能继续的原因，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相关情况后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关于21.6万元，周某、姚某的一审诉请包含了此笔款项的返还请求，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审理裁判，并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一审法院对21.6万元的来源和性质的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分割，符合当地习俗及现有证据，双方所持异议均不成立。关于赵某购买的钻戒，赵某一审中并未主张返还或在彩礼中予以扣减，故本院二审中不予处理。赵某上诉主张用陪嫁物品抵扣彩礼，周某对赵某所称的陪嫁物品不予认可亦不同意抵扣，故本院对赵某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姚某、周某、赵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02元，由上诉人姚某、周某及赵某各负担3151元。（均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军生审 判 员 于 焱审 判 员 程 岚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法官助理 郑本香书 记 员 李星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