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02民初9788号原告：朱秀枝，女，192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黄银山，男，1951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黄河山，男，1958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黄金梅，女，1949年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现住郑州市。原告：黄新梅，女，1953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黄梅花，女，195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原告：黄美菊，女，1963年5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鹏，河南正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文化，女，196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被告：黄伟东，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化,系黄伟东姐姐。被告：黄伟胜，男，197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化,系黄伟胜姐姐。被告：黄文玲，女，1971年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化,系黄文玲姐姐。被告：张凤英，女，194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化，系张凤英之女。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10号秦岭路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杨春晓。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河南豫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迪，河南豫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朱秀枝、黄增玉与被告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张凤英、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以下简称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1日作出（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豫01民再150号民事裁定，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豫01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黄增玉于2019年7月1日（上诉期内）去世，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2019）豫01民终15104号民事裁定，撤销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以黄增玉继承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原告朱秀枝、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美菊以及七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鹏，被告黄文化（同时作为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张凤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胜，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张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4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黄增玉和朱秀枝继承祖业，取得位于郑州市××××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黄增玉与朱秀枝生育三子四女，分别是儿子黄金山（已去世）、黄银山、黄河山，女儿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和黄美菊。黄金山生育四名子女，分别是黄伟东、黄文化、黄文玲和黄伟胜。2012年9月15日，黄增玉、朱秀枝与除黄金山外的其他六个子女及孙子女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签订了《赡养协议》，主要内容约定：赡养人黄河山为一方，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四人为一方,双方共同负责轮流赡养黄增玉、朱秀枝；两位老人医疗费的实际支出首先从老人现所有的资金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双方平均支付；两位老人现居住的主房一楼东户由老人永久居住，所有权老人生前归老人，老人百年以后归黄伟东、黄伟胜，黄金山生前居住的院落、所有房屋的所有权归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若涉及拆迁，老人健在，黄伟东应提供一套房屋供老人使用，百年后所有权归黄伟东；张凤英因病未到场，委托黄伟东一方四人为代表签订本协议，同意本协议所有的权利、义务、责任等等。协议签订后，黄伟东等四孙子女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对黄增玉和朱秀枝的赡养义务，黄增玉夫妇在孙子女处居住期间，孙子女多次与二老发生严重争吵，导致二人物质生活无法保障,精神压抑，积忧成疾。为催告黄伟东等孙子女履行赡养义务，黄增玉夫妇多次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和信访局进行反映，请求予以调解，但黄伟东等孙子女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反而要求解除签订的《赡养协议》。2013年10月，后牛庄村城中村改造启动，面对城中村拆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黄伟东持上述《赡养协议》，擅自于2013年10月24日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了3-35号《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补偿安置核算单》，根据协议约定，黄增玉和朱秀枝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宅基地使用权按照政策取得回迁安置面积1208.49平方米（补交费用24342元），并按照确定的回迁安置实际面积，以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获得过渡费，每半年发放一次，每次计58007.52元。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黄伟东已领取过渡费58007.52元。由于黄伟东等孙子女拒不履行赡养义务，黄增玉及其六子女于2015年3月18日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1.解除2015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2.黄伟东等四孙子女向黄增玉夫妇返还其已取得的黄增玉夫妇所有的财产及权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郑民三终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1.当事人对协议解除不存在争议，无争议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本院不予处理；2.关于黄增玉、朱秀枝请求黄伟东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1208.4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的主张，因诉争的1208.49平方米回迁安置面积系黄伟东通过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取得，而有关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确认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黄增玉、朱秀枝可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认为，依据《中原区后牛庄城中村改造宣传手册》，后牛庄村的拆迁安置补偿方式为：对宅基地按照产权调换方式，以三倍于宅基地面积的标准计算回迁安置面积；对地上附属物给予货币补偿。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关于后牛庄村××号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的补偿，是对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补偿，是后牛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集体土地被征用拆迁获得的村民待遇，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黄增玉夫妇有权取得基于宅基地产权调换而享有的拆迁安置房产及作为回迁安置房产从权利的过渡费附属权益。现黄伟东据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赡养协议》已经协议解除，黄伟东等早已明确拒绝按照约定履行对黄增玉夫妇承担赡养义务，黄增玉夫妇基于该协议做出的附赡养义务的赠与行为当然也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基于后牛庄村××号宅基地使用权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合同权益应归黄增玉和朱秀枝所有，该宅基地的地上附属物系黄伟东的父亲黄金山在拆除黄增玉夫妇原有房产的基础上由黄增玉夫妇与黄金山共同出资建造,故地上附属物的货币补偿应当由黄增玉夫妇与黄伟东等共同共有。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张凤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及黄文玲共同辩称：1.原告滥用诉权。被撤销的（2016）豫0102民初619号、（2016）豫01民终11488号、（2019）豫0102民初129号民事判决书，不但超范围判决，还严重违反“一事不二理”原则（见第一部分证据）。证据1证明，诉争标的1208.49平方回迁安置房,法院已经判过，因原告举证不利被驳回。证据2三份民事判决，合议庭是以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继承黄金山遗产为由，不考虑原告与黄金山黄伟东是否财产独立，任性判决原告享受拆迁补偿房产，该行为不但超范围判决，还严重违反“一事不二理”原则。证据3中（2017）豫01民申833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执行，但原告及第三方无视该生效裁判，依然不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被告上访至今执行局局长让找现审法官解决。（2019）豫01民终15104号民事裁定认为（2019）豫0102民初129号案件判决程序不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判决程序不当就是指“一事不二理”。2.原告处置过自己房产后在后牛庄已经没有院落房产，诉争地不是原告的院落（见第二部分证据）。3.原告财产独立（见第三部分证据）。两份协议书及（2016）豫0102民初619号庭审笔录第11页原告朱秀枝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是由子女轮流赡养的，既不是黄金山、也不是黄伟东的家庭成员。从2004年3月7日《协议书》第三条、2012年9月15日《赡养协议》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可以看出，原告财产是独立的。退一步讲，即使强行认定是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因为各自财产独立，若不共同出资建造，也不能认定房产共有。两份协议同时还证明原告在后牛庄村没有房产，否则就不会在《赡养协议》中写明，原告现居住的北楼一层东户，在原告生前所有权归原告，百年后归黄伟东。养老人的是黄河山及黄金山子女，那么属于老人的财产在老人去世后也该归黄河山及黄金山子女。4.诉争院落房产是黄金山夫妻及子女女婿集资建造的，与原告无关，且黄金山、张凤英已经处置到四子女名下（见第四部分证据）。诉争院落北楼、南楼房产从报批、缴费是黄金山的，建房所需资金是由黄金山夫妻和子女女婿共同集资建造的，为防止日后发生争端，黄金山生前已同张凤英把房产分配到子女名下。中楼楼房是黄伟东和建房人高刘生签的，和原告及黄金山夫妻无关。5.其他书证可以证明原告2014年12月12日证明造假。黄景云案生效判决证明后牛庄全村村民均无宅基地更无宅基地证，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告找亲戚、好朋友签名证明和2014年12月12日证明。原告所交后牛庄村委证明不是正常渠道所得，证明内容也没有后牛庄村委提供的相关证据。证据19证明，测量普查原则规定宅基地范围内，现有住宅全封闭建设的四至清晰，未封闭的以房屋外侧为测量边界。因此，原告只有证明所建房屋存在，才能主张拆迁补偿安置权益。综上所述，因后牛庄拆迁，老人及其子女又眼红被告安置回迁房产，于是才诬告孙辈不孝要解除赡养协议，其最终目的是谋夺被告房产给其子女，原告成为其子女谋夺被告财产的桥梁。本次诉讼是对2015年经法院处理过的诉争标的的再诉，原告没有支持其诉求的新证据，不能推翻2015年的三次裁判，请求合议庭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另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2014年12月12日的证明是原告自己打印的内容虚假公章真实的假证，请求法院依据民诉法111条、112条对原告进行惩处。第三人述称：本案系因宅基地拆迁利益分割引发的纠纷，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是严格按照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进行拆迁安置，黄伟东是代表其家庭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争议的利益分割与指挥部按照政策分割没有关系，本案当事人对拆迁的面积和补偿数额没有异议，指挥部作为第三人会配合法院执行生效判决，至于拆迁利益如何分配，指挥部没有权利决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查明：黄增玉的父亲是黄成囤，黄增玉的祖父是黄文忠，黄文忠的弟弟黄文富无儿子，黄增玉过继给黄文富做孙子，为黄文富养老送终，并继承黄文富的家产。黄增玉、朱秀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七个子女，分别是：黄金山、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黄金山与张凤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黄增玉、朱秀枝的儿子黄金山、黄银山、黄河山各有一处宅院居住。黄金山于2011年6月15日去世。在黄金山去世前，2004年3月7日，为解决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问题，黄金山兄妹七人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约定：经黄金山七兄妹共同协商同意，黄增玉、朱秀枝由黄金山、黄河山轮流赡养，医疗费用由黄金山、黄河山负责；黄金山负责黄增玉百年后事料理，黄河山负责朱秀枝百年后事料理；黄增玉、朱秀枝生病，黄金梅等四个女儿参与轮流照顾；过年过节，黄增玉、朱秀枝轮到谁家赡养，谁家负责接待家庭客人。黄金山去世后，2012年9月15日，黄增玉、朱秀枝与其他六子女及黄金山的四个子女又签订《赡养协议》一份，协议主要内容约定：赡养人黄河山为一方，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四人为一方，双方共同负责，轮流赡养黄增玉、朱秀枝；医疗费的实际支出首先从被赡养人现所有的资金中支付，不足部分由赡养人平均支付，被赡养人的百年后事费用由赡养人平均支付；黄增玉、朱秀枝现居住的主房一楼东户由其永久居住，所有权黄增玉、朱秀枝生前归其所有，黄增玉、朱秀枝百年之后归黄伟东、黄伟胜；黄金山生前居住的院落、所有房屋的所有权归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若涉及拆迁，黄增玉、朱秀枝健在，黄伟东应提供一套房屋供黄增玉、朱秀枝使用，二人百年后房屋所有权归黄伟东；黄银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在黄增玉、朱秀枝生病住院期间负责护理照顾；张凤英因病未到场，委托黄伟东等四子女为代表签订协议，同意协议载明的权利、义务、责任；协议内容朱秀枝参与了旁听，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代表了黄增玉、朱秀枝和各自的真实意愿，签订的赡养协议为家庭永久性赡养和房屋确权协议，以后若出现黄增玉、朱秀枝的遗嘱等协议视为无效协议等等。2012年9月15日的协议签订后，各方开始按照协议履行对黄增玉、朱秀枝的赡养义务。2013年10月份，后牛庄村实行城中村拆迁改造。根据《中原区后牛庄城中村改造宣传手册》和《中原区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为：以专业机构测量确认的数据为依据，按照三倍于宅基地面积的标准计算回迁安置面积，回迁安置面积为建筑面积；宅基地内的三层以下（含三层）以主体建筑面积为基数，小于回迁安置面积的，不足部分在缴纳每平方米300元后计入回迁安置面积补偿；宅基地范围内建筑物以外的其他附属物不予补偿,超出宅基地范围以外的所有建筑物、附属物不予补偿安置；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村（居）民一次性领取搬迁补助费、搬迁奖励费及第一批为期6个月的过渡费；过渡费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回迁安置面积，以每月每平方米8元的标准发放；以户口本为准，对本村于1943年10月18日前出生的70周岁以上老人和常年因病因残卧床不起的人员，在搬迁完毕后每人发放一次性补助3000元等等。2013年10月24日，黄伟东（乙方）作为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户代表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甲方）签订编号为3-35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主要载明：乙方宅基地内房屋位于后牛庄村××号，宅基地面积为402.83平方米，一至三层回迁安置面积为1208.49平方米，经双方确认，乙方宅基地内现有有效建筑面积为1127.35平方米，不足回迁安置面积的未建部分（回迁安置面积与经确认的有效建筑面积之间的差额部分）建筑面积为81.14平方米，乙方按300元/平方米向甲方交纳相关费用24342元；乙方宅基地内地下室及四层以上（含四层）建筑，给予一次性拆工补助，该部分地下室及砖混结构房屋面积为127.49平方米，需补助53035.84元，乙方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的，每平方米再奖励50元拆工费，需奖励6374.50元；乙方回迁安置总面积为1208.49平方米，甲方按照每平方米每月8元的标准支付过渡费，每半年支付一次，第一次支付过渡费58007.52元；乙方在2013年11月6日签订协议并搬迁完毕，可享受一次性奖励费20000元；乙方家庭中的村民有70周岁以上老人和因病因残卧床不起人员共2名，在搬迁完毕后每人发放一次性补助3000元，乙方在签订协议后，可代上述人员领取特殊人群补助共计6000元。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同日，黄伟东作为户代表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署了拆迁补偿安置核算单、停车位购买协议等。上述协议签订后，黄伟东领取的6000元特殊人群补助费已转交黄增玉、朱秀枝。另查明，2015年3月18日，黄增玉、朱秀枝和黄金梅、黄银山、黄新梅、黄梅花、黄河山、黄美菊作为原告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诉至本院，要求解除黄增玉、朱秀枝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等人于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并要求黄伟东返还其已取得的黄增玉、朱秀枝所有的财产及权益（后牛庄西街5号宅基地院）。本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中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的上诉意见明确提出对黄增玉、朱秀枝不负有赡养义务，同意解除2012年9月15日签订的《赡养协议》。2015年9月15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郑民三终字第12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双方对赡养协议解除不存在争议，无争议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关于黄增玉、朱秀枝请求黄伟东返还其二人应享有的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1208.49平方米的房屋回迁安置面积的主张，因诉争的1208.49平方米房屋回迁安置面积系黄伟东通过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所取得，而有关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确认问题，与赡养协议的解除不是同一法律关系，黄增玉、朱秀枝可通过合法途径另行主张权利。一审判决于2015年10月8日生效。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不服二审判决，又申请再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郑民申字第948号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赡养协议的解除不存在争议，依据法律规定，无争议的诉求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一、二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解除赡养协议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处理有法律依据；黄增玉、朱秀枝诉讼要求被告返还侵占的财产及权益，一、二审法院因上述诉讼请求证据不利，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不存在矛盾之处。该裁定驳回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的再审申请。2016年1月29日，黄增玉、朱秀枝以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1.确认对黄伟东和第三人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725.0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附属权益、过渡费及地上附属物货币补偿等价值150万元归黄增玉、朱秀枝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承担。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352.49平方米的回迁安置面积及对应的过渡费归黄增玉、朱秀枝所有；二、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黄增玉、朱秀枝办理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变更手续；三、驳回黄增玉、朱秀枝过高部分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张凤英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5月11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驳回被告黄伟东四人的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6月13日，黄增玉、朱秀枝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过程中，于2017年7月28日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主要载明：依据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书、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豫0102执1432号执行通知书的规定义务，对原黄伟东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的补偿面积予以分割，根据上述民事判决，朱秀枝、黄增玉应得面积为352.49平方米；依据在执行阶段签订的该拆迁协议，朱秀枝、黄增玉分得安置面积352.49平方米，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已通知黄伟东到场，但其拒绝到场。后牛庄改造指挥部与黄增玉、朱秀枝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补偿安置事宜达成协议，给予黄增玉、朱秀枝回迁安置面积352.49平方米，过渡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8元标准发放，每半年支付一次。黄增玉、朱秀枝签署的拆迁补偿安置核算单并载明过渡费每次发放16919.52元。朱秀枝已于2018年9月23日选20-204号131.3平方米房屋一套；2018年9月24日选21-1706号72.75平方米房屋一套、22-1209号74.77平方米房屋一套、24-1505号91.68平方米房屋一套，面积共计370.5平方米，多购买了18.01平方米。后黄文化、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张凤英不服（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5月2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1民申833号民事裁定，裁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11月26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民再150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终11488号民事判决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发回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重审。又查明，后牛庄村拆迁改造时涉及双方的户籍登记人口有：西街5号朱秀枝，西街5号附1号张凤英、黄增玉，西街5号附2号黄文化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3号黄文玲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4号黄伟东一家三口，西街5号附5号黄伟胜一家三口。享有村民待遇的只有朱秀枝一人。2018年9月，后牛庄村为享有村民待遇的119人在拆迁安置补偿之外又额外分配房产一套，朱秀枝因享有村民待遇另分得房产一套（面积91.68平方米）。诉讼中，原告向法庭提交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一份,显示宅基地的使用人有黄增玉、黄文富、朱秀枝、黄金山、黄银山、黄金梅；提供黄文富去世时后世所立碑文照片打印件一份，显示黄增玉作为孙子、朱秀枝作为孙媳写在立碑人中。原告提供1984年黄增玉《郑州中原区群众建筑许可证申请书》原件一份，主张黄增玉、朱秀枝早已在涉案宅基地上建设过老房屋，拆迁时的3栋楼房系二位老人与黄金山、张凤英共同在拆除老房屋后共同建设、共同出资。但原告方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被拆迁房屋黄增玉、朱秀枝有出资。原告提交署名为“黄增玉、朱秀枝”的《遗嘱》原件一份，据此主张黄增玉确认黄文化、黄伟东、黄文玲、黄伟胜无权继承自己的遗产。但其内容显示黄增玉系针对因（2016）豫010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而取得的352.49平方米所做遗嘱，该判决已被撤销，故该《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还提交黄伟胜《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一份，主张黄伟胜夫妻已于2019年1月28日离婚。但拆迁安置补偿对象应以拆迁时为准，此后的婚姻关系变动不影响拆迁之时的权利人认定。庭审中，黄文化向法庭提供了以黄金山名义交纳的土地使用费收据，相关部门1986年、1987年、1995年、1997年发放给黄金山的建房通知书、建房许可证及全家集资建房筹资笔记和主楼房出租租金分配记录等；另提供后牛庄村民委员会、河南五建置业有限公司与黄金山、黄伟东签署的后牛庄村民住房面积统计表，2013年10月15日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签署的宅基地房屋现状平面图、房屋面积核算表及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等，用以证明涉案被拆迁的房屋是由黄金山、黄伟东、黄伟胜、黄文化、黄文玲共同出资建造的，黄增玉、朱秀枝并无出资。2013年10月15日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宅基地及房屋现状平面图、房屋面积核算表载明后牛庄村××号黄伟东名下房屋面积507.66平方米，黄伟胜名下房屋面积276.6平方米，黄文玲名下房屋面积343.09平方米。三人名下房屋面积合计1127.35平方米。根据被告提交的自（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卷中调取出的拆迁档案，其中除了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等材料外，还包括张凤英、黄增玉的《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被告提交的（1997）中民初字第2573号案卷材料不能证明诉争院落属于黄金山一人。关于原告提交的后牛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问题，在（2019）豫0102民初12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工作人员对后牛庄村民委员会主任刘金合、村支部书记张金聚进行了询问调查，二人对2014年12月12日以后牛庄村民委员会名义出具的证明上签名的真实性和加盖公章的真实性均认可。但在本院询问黄增玉、朱秀枝有无跟他们的其他子女生活过的时候，二人回答：“他们家务事不清楚。”根据询问内容，虽然《证明》印章为真，但是既然刘金合、张金聚不清楚朱秀枝一家的家务事，也更无从知晓黄增玉、朱秀枝在后牛庄村西街5号居住的具体期间，故本院对《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另根据（2010）郑民三初字第22号黄景云与王淑贞、郑月荣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确认的事实：2010年4月14日，后牛庄村民委员会和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街道办事处土地管理所出具的“关于村民宅基地情况说明”证明1958年至1980年前后，经政府批准，后牛庄村村民住宅下的集体土地和周围耕地分批被征，变为城镇国有土地，全村村民都无宅基地，更无宅基地证。本院亦确认后牛庄村村民住宅所占用的土地性质，现为城镇国有土地。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土地的性质。虽然后牛庄村村民住宅下的集体土地后来变更为城镇国有土地，但征地单位一直征而未用，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在征收土地时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也没有改变原有宅基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状态。在2013年10月拆迁时，土体所有权性质虽已发生变更，但该拆迁行为仍属对涉案集体土地征收时应依法履行的拆迁补偿安置程序的延续，此亦可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的拆迁公告、方案及协议中将涉案土地使用权仍然表述为“宅基地使用权”得以印证，故本院仍然参照宅基地使用权处理本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拆迁时涉案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范围。本院分析如下：1.根据1953年郑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宅基地使用人为黄增玉、黄文富、朱秀枝、黄金山、黄银山、黄金梅。之后随着黄文富去世，黄银山、黄金梅迁出，使用权人仍包含黄增玉、朱秀枝、黄金山。基于前述分析，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变化未实际引起涉案土地的使用状态变化。2.根据户籍登记情况，后牛庄西街5号及附1至5号，在拆迁改造时有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化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5口人。3.根据拆迁档案，因拆迁之前入户调查而形成的《后牛庄房屋及人员情况调查表》登记有黄增玉、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的名字。虽然没显示朱秀枝，但是朱秀枝是后牛庄西街5号的户主，且是上述15人中唯一享有村民待遇的人员。结合黄伟东作为家庭代表与后牛庄拆迁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载明了对黄增玉、朱秀枝的特殊人员补助费用，表明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包含黄增玉、朱秀枝的拆迁安置利益。4.关于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综合分析原、被告证据，虽然对于拆迁之时的房屋的建造被告贡献较大，但是根据拆迁政策，回迁安置面积系按照宅基地面积的三倍计算，即使有效建筑面积不足，仍可以通过交纳300元/平方米的较低费用后计入回迁面积，故拆迁改造不是完全按照房屋面积或者单纯按照宅基地面积进行补偿，而是将宅基地和房屋同时考量，且宅基地使用权所对应的补偿价值更大，不能单凭房屋建造及出资情况认定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黄文化等称回迁安置面积完全是按房屋面积计算的意见，应不予采纳。5.关于黄增玉、朱秀枝在拆迁之前是否在涉案土地上居住的问题。原、被告均认可在（2019）豫0102民初129号案件中各自的陈述属实。在前诉案件中黄伟东称：“我父亲和我三叔轮流赡养之后，没有多久，我爷爷因腿脚不方便一直在我那里住着……拆迁之前轮流住，轮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在黄文化、黄文玲家居住。”结合前诉案件及本案中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能够认定黄增玉、朱秀枝曾长期在涉案土地上居住；因签订《赡养协议》时黄增玉、朱秀枝均已年过八十，不论黄河山及黄文化姐弟四人为老人提供其他房屋赡养，或者老人的其他子女基于法定赡养义务而接老人去其他房屋居住，均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能因此否定或剥夺二人的土地使用权利。综合以上分析，同时因黄文化自认在涉案回迁安置面积中没有份额，故扣除黄文化一家三口后，在拆迁时涉案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为黄增玉、朱秀枝、张凤英、黄伟东一家三口、黄伟胜一家三口、黄文玲一家三口，共计12人。黄伟东代表家庭与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安置面积共1208.49平方米，人均回迁安置房面积约100.71平方米（1208.49÷12=100.71）。考虑虽然上述12人均为土地的共同使用权人，但被告对地上房屋贡献较大等因素，本院酌定黄伟东和后牛庄改造指挥部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后牛庄西街5号附4号的回迁安置面积中应给老人提供适当的房屋供老人使用。虽然拆迁之时黄增玉拥有相应的拆迁补偿财产利益，但现黄增玉已去世，本案系物权纠纷，本院暂不处理继承问题，黄增玉所涉财产权利暂由朱秀枝行使。考虑到朱秀枝事实上已选了四套房屋，且自行多购买了18.01平方米房屋，故本院酌定其选定的24-1505号房屋（建筑面积91.68平方米）、22-1209号房屋（建筑面积74.77平方米）的相关权利，以及与此相应的过渡费（按148.44平方米计付）归原告朱秀枝。关于五被告抗辩的重复起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比较（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案件与本案，首先，当事人不同。前诉原告为黄增玉、朱秀枝及六子女共八人，本诉系发还案件，原审原告为黄增玉、朱秀枝，六子女系因黄增玉去世而参加本诉。且本诉被告增加了张凤英，以及第三人，故当事人与前诉不同。第二，诉讼标的不同。前诉处理的是《赡养协议》是否解除以及基于解除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处理问题。本诉诉争的实体法律关系是物权纠纷，该纠纷的产生是在（2015）中民一初字第634号民事判决生效之后，双方自行协议解除《赡养协议》后因分家析产而产生的物权确认纠纷，前、后诉的诉讼标的不同。重复起诉必须同时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本诉与前诉当事人、诉讼标的均不同，故不构成重复诉讼，本院对五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伟东和第三人秦岭路街道后牛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的编号为3-35号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项下回迁安置房24-1505号（建筑面积91.68平方米）、22-1209号（建筑面积74.77平方米）的相关权利，以及与该两套房屋相应的过渡费及其他相关权益（以148.44平方米为基数计付）归原告朱秀枝；二、驳回原告朱秀枝、黄银山、黄河山、黄金梅、黄新梅、黄梅花、黄美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朱秀枝负担10000元，被告黄伟东、黄伟胜、黄文玲负担83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俊南人民陪审员  李 晨人民陪审员  王 记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贾晓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