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行赔终1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余大伟，女，汉族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泽先，女，，汉族。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泽富，男，汉族。系余大伟之子。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洪利，男，汉族。系王泽先之夫。上诉人（一审原告）肖国兰，女，汉族。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肖光强，区长。委托代理人付为宗，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大伟、王泽先、王泽富、刘洪利、肖国兰（以下简称余大伟等五人）因与被上诉人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播州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3行赔初11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大伟等五人系亲属关系，其中余大伟系王泽先、王泽富母亲，王泽先、刘洪利系夫妻，王泽富、肖国兰系夫妻。余大伟等五人户籍所在地均为遵义市播州区，余大伟等五人均为居民户口（非农业户口），各自户籍单独登记。实际居住状况为余大伟单独居住，王泽先、刘洪利夫妻共同居住，王泽富、肖国兰夫妻共同居住。因忠深大道项目建设，余大伟等五人房屋及部分土地被征收。本案余大伟等五人各原有房屋被征收后，均享有安置还房。2009年，余大伟等五人以方便管理剩余土地需修管理用房为由，按照每户30平方米标准修建本案涉诉房屋。涉诉房屋实际按照成套房屋格局建设，而非按每户一间30平方米房屋单独建设。房屋建成后，由余大伟实际居住管理。2015年6月25日，原遵义县龙坑镇人民政府（现遵义市播州区龙坑街道办事处）作出坑府限拆字〔2015〕298号《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余大伟自行拆除涉诉建筑。2016年1月，原遵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遵义市播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群众投诉举报，对涉诉房屋立案调查。2016年1月26日，遵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协助调查通知书》并向余大伟送达。通知书要求余大伟携带房屋建设相关手续于2016年1月27日到遵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协助调查。同日，遵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余大伟涉诉建筑进行了丈量，确认建筑面积为153.05平方米，余大伟对丈量数据签字认可。2016年1月27日，余大伟持王泽先、王泽富、刘洪利、肖国兰的委托书到遵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受调查询问。询问过程中，余大伟陈述涉诉房屋未取得用地规划许可、建筑工程规划许可等手续。2016年2月24日，播州区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余大伟等五人涉诉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强拆前，播州区人民政府对余大伟等五人房屋及室内物品进行了录像，并将室内物品搬出；强拆后，播州区人民政府将搬出的室内物品交予余大伟，但未办理书面交接手续。拆除后的建筑材料等遗留在现场，房屋拆除后，余大伟在现场搭建简易棚居住，看管现场财物。2017年7月9日，余大伟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播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同时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黔03行初476号行政判决，确认播州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24日强制拆除余大伟等五人位于播州区.05平方米房屋的行为违法，判决现已生效。2017年11月18日，余大伟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评估申请，请求“将原告的合法财产被掩埋和被损坏的财产经济价值进行评估”。2018年1月22日，一审法院委托遵义天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余大伟等五人因建筑被强制拆除导致掩埋、损坏的物品进行价格评估。2018年3月15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及遵义天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余大伟等五人被强拆房屋现场进行了勘测；共同确定了评估物品范围。2018年11月22日，遵义天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遵天价评字（2018）年第097号《价格评估报告书》，价格评估结论为“原告余大伟等人修建房屋内被掩埋的物品，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10376.00元”。另查明，关于播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行为导致余大伟等五人物品损失的范围，余大伟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物品清单》，因强拆后现场未清理，2018年3月15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及遵义天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现场勘测时，该《物品清单》中的部分物品，如糟辣椒一坛、猪油一坛、农作物种子、化肥、盘、碗等可能掩埋在废墟中的物品，因未见到实物未能纳入评估范围。余大伟等五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其违法强制拆迁原告157.73平方米耕种房给原告造成耕种房经济损失425871元（按每平方米2700元计算）。2、判决被告赔偿违法强制拆除给原告造成的农具、种子、化肥、粮食、家用电器损坏、掩埋在废墟中的损失3万元整。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播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余大伟等五人位于播州区.05平方米房屋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的规定，余大伟等五人有权就其合法财产损害获得赔偿。关于余大伟等五人受损合法财产的范围问题。余大伟等五人的房屋系其以“耕种房”的名义自行修建，无相关“耕种房”修建政策支撑，也没有办理合法的建房手续，因此，其房屋不能作为合法财产予以赔偿。但播州区人民政府在强制拆除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告知余大伟等五人自行拆除，也未履行催告程序，强拆过程中未对房屋中有再利用价值的门窗等建材及室内可移动物品采取妥善的拆除措施或采取保全措施，导致该部分财产的毁损，播州区人民政府应予赔偿。因本案已毁损的物品不能恢复原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规定，播州区人民政府应以支付赔偿金方式予以赔偿。关于赔偿金额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对遵天价评字（2018）年第097号《价格评估报告书》无异议，对该《价格评估报告书》所确定的物品及价格（10376.00元），播州区人民政府应予赔偿。第二，对余大伟等五人主张的糟辣椒、猪油、农作物种子、化肥、盘、碗等物品，虽未在现场看见，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有较大可能存在的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以及因播州区人民政府未妥善拆除而导致损坏的建材，一审法院酌定播州区人民政府赔偿14624元。综上，播州区人民政府应赔偿余大伟等五人各项财产损失25000元。关于诉讼费问题。余大伟等五人垫付的评估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致害行为违法涉及的鉴定、勘验、审计等费用，由申请人预付，最后由败诉方承担。”的规定，应由播州区人民政府承担。综上，播州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余大伟等五人涉诉房屋的行为程序违法，给余大伟等五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应予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判决：播州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余大伟等五人25000元。评估费5000元，由播州区人民政府负担。一审判决后，余大伟等五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余大伟等人上诉称：一审判决遗漏两项重要的赔偿项目,一是被违法强拆的153.05平方米房屋本身的建造价值，二是被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损坏约300平方米水泥路的价值。特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播州区人民政府赔偿余大伟等五人400871元，诉讼费、上诉费由播州区人民政府承担。被上诉人播州区人民政府辩称:第一，双方当事人已经在一审法院组织下，对余大伟等五人合法财产进行评估统计，不存在遗漏赔偿项目。第二，余大伟等五人被强制行为损坏约300平方米的水泥路问题，余大伟等五人在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以及一审法院组织双方确认评估物品范围时，余大伟等五人均未提及。第三，一审法院对余大伟等五人主张未妥善拆除房屋导致损坏的建材明确了赔偿数额。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余大伟等五人上诉请求。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审判决是否遗漏诉讼请求及遗漏赔偿项目的问题。首先，关于是否遗漏诉讼请求的问题。从余大伟等五人一审诉状所载诉讼请求看，并无“被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损坏约300平方米水泥路的价值”之诉讼请求；查阅一审庭审笔录，余大伟等五人未补充、增加该诉讼请求。故余大伟等五人主张一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诚如余大伟等五人所述，播州区人民政府存在强制拆除水泥路给其造成损失，宜依法另行主张。其次，是否遗漏赔偿项目的问题。一审诉讼中，余大伟等五人请求判决播州区人民政府赔偿其案涉房屋损失425871元（按每平方米2700元计算房屋建造价值）。其一，余大伟等五人未提供证据材料，证明其所建造案涉房屋的合法性，故其主张被拆除案涉房屋建造价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案涉房屋系行政机关违法实施强制行为所拆除，对其中可回收利用的废旧建筑材料依法应予赔偿。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酌定播州区人民政府赔偿余大伟等五人14624元，已包含有前述废旧建筑材料的损失，无遗漏赔偿项目情形，且一审法院所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大伟等五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柏 松审判员 罗长虹审判员 柏龙金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利利书记员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