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1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坤，男，汉族，1972年8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敏，四川耀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华，男，汉族，1982年8月出生，教师，住四川省会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帮祥（邓国华之父），男，汉族，1956年5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会东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刘元坤因与被上诉人邓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世禄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敏、被上诉人邓国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帮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元坤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9）川3426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识后，被上诉人以需要做摩托生意为由向上诉人借款，且双方约定了月利率2%。上诉人分两次将款项交付给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2012年4月26日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家中索要借款，被上诉人自愿将两笔借款合并向上诉人出具了一张借条，并且对归还日期进行了承诺。原审判决主管臆断、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确认了双方均认可的“此后，被告给付了原告现金1万余元，羊一头、鸡一只”，但是却不顾这一事实作出不认可双方的借款事实，判决内容与事实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辩称的赌债、受胁迫书写借条等均不是事实，并且被上诉人并未向法院出示相应证据。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可能在没有收到约定借款的情况下将借条一直留在上诉人处，也不可能在没有收到约定借款的情况下归还上诉人一万余元借款，特别是在距离公安机关一步之遥的派出所门口，被上诉人完全可以报警，而不是“被迫”归还2，000元。 邓国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答辩人不是做摩托车生意的，答辩人与上诉人关系一般，不存在借贷关系。事实是答辩人2010年劳动节前后欠岳钢18,000元赌债，2010年10月前后，岳钢喊了几个成都人来找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归还48,000元。 刘元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国华返还借款本金8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140,800元；2、本案诉讼费由邓国华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6日，邓国华向刘元坤出具《借条》1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刘元坤现金80，000.00元（捌万元整）用于生意周转。今年12月底还40,000元（即肆万元整）、明年2013年12月底还清。”。此后，邓国华给付了刘元坤现金1万余元、羊一头、鸡一只。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刘元坤与邓国华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刘元坤作为债权人向邓国华主张债权请求权，应提供其与邓国华之间借贷关系存在且还款期限已届满的法律事实成立的证据。为此，刘元坤应该为下述两个要件事实的成立负举证责任，其一是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其二是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刘元坤提交了邓国华签名捺印的8万的借条，拟证明其向邓国华提供8万元借款的事实。但是存在如下疑点：一是刘元坤自述其与邓国华系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的，双方关系一般，交付款项时只有二人在场。刘元坤在不了解邓国华经济状况和偿还能力，且不要求邓国华当场出具凭证，借款没有担保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不通过银行转账这一便捷安全的方式交付借款，亦不邀请其他人到场见证，即以现金方式交付大额款项给与自己关系一般的邓国华，有悖常理。二是交付的款项数额较大，刘元坤却记不清交付地点、交付经过，不符合常理。存在以上疑点的情况下，刘元坤除提交借条，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外，还应对案涉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进一步举证，并对相关疑点作出合理解释。刘元坤既未对疑点进行合理解释，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亦未能进一步举证补强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刘元坤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借款的法律关系，现邓国华对于借款的法律关系不予认可，故刘元坤主张邓国华返还借款本金8万元及利息140,8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元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12元，减半收取2,306元，由刘元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下列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拟证实上诉人2010年3月29日在银行取款40,000元加上自有现金8,000元，上诉人以现金方式借给邓国华48,000元。二、电话短信截图一张，拟证实上诉人曾向邓国华索要借款，邓国华认可尚欠刘元坤借款未予归还的事实。被上诉人质证认为：2010年3月29日的时候，被上诉人尚不认识刘元坤，短信上被上诉人所认可的是因赌债所欠下来的债。 上诉人二审中申请证人朱某、吕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陈述“2012年我陪同刘元坤去邓国华家要钱，刘元坤把借条拿去的，2012年去的时候邓国华是认可这事的，欠78000元。第二次是2013年去的，当时邓国华的父母都在场，一家人都认可欠78000元，就说没有钱。”，证人还陈述“2012年去邓国华家时，刘元坤把借条递给我，我拿给邓老师，邓老师说认2000元的利息，重新打了借条，就把78000元的借条还给了邓老师。”，证人接受被上诉人当庭质询时陈述因为还钱引起纠纷，证人在2017年12月30日晚在彩虹桥处说过要把邓国华抱起从彩虹桥跳下去。证人吕某陈述“2017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刘元坤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派出所，我就去派出所，我到派出所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派出所，什么事到派出所我不知道，后面听派出所的人说因经济纠纷，我问刘元坤，刘说被上诉人欠他78000元。我问被上诉人说你怎么借钱，被上诉人说借来做摩托车生意亏了，后面协商先还2000元，2000元是拿给我，我作为中间人交给刘元坤的。过年之后再还5000元。”。上诉人对两名证人的证言均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对证人朱某的证言质证认为：朱某说的不是事实，被上诉人没有看见过78000元的借条，80000元的借条是在对方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被上诉人对证人吕某的证言质证认为：吕某所说生意周转借80000元不是事实。我当时是去派出所报案，被吕某提起我的衣领把我提出来，我才给了2000元，并约定过年前再给5000元。 被上诉人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以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再行综合认定。对证人朱某的证言，根据其二审中陈述其和被上诉人因案涉还款一事发生过纠纷，本院认为其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对其所作证言应当不予采信为妥。证人吕某的证言不能直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80000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本院结合庭审当事人陈述以及一审提交的证据再行综合认定。 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二审中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一审中自述其与被上诉人是在朋友请客的饭局上相识，关系一般，不太熟悉，对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和还款能力不太清楚，是考虑到借款有利息以及被上诉人自称其是公务员，因此才向被上诉人出借了款项。二审中，被上诉人陈述其与上诉人系在案外人岳钢经营的宾馆因赌博相识。被上诉人系因2010年5月赌博欠了案外人岳钢的18,000元赌债后，各方经中间人调解，以被上诉人在两年内向上诉人归还48,000.00元为条件将该笔赌债转到上诉人名下，2012年4月26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还款未果，要求被上诉人必须支付每年15,000元利息，两年共计30,000元，并且还要给付前往讨债人员的费用2,000元，因此被上诉人被迫写下80,000元的借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上述各自的事实主张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还查明，一审庭审中，刘元坤陈述48,000的资金来源系“我挣来的，还有就是我媳妇做保险拿回来的钱，一起放在家里。”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的规定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生效，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应当由主张债权的上诉人举证予以证实。二审中，上诉人虽然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但是该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形下，仅能证明上诉人在自己的银行账户取款的事实；同时，二审出庭证人吕某的证言亦不能直接证实78000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上诉主张，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上诉人于2010年3月29日将现金48000元交付给邓国华以及后来还交付过30000现金的证明目的，特别存疑之处在于上诉人二审中拟证实的事实与其在一审中关于资金来源的陈述明显不一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被上诉人一审中抗辩其与上诉人之间并未实际发生借贷行为并作出了合理说明，故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事实和因素，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正确。因上诉人未能对案件疑点作出合理解释，对款项的实际交付未能予以举证证明，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元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2.00元，由上诉人刘元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燕 审判员 江毅夫 审判员 蒋 强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