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川民申1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何忠林,男,汉族,1969年1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舒强,男，汉族，1969年9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银海,男,汉族，1965年1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一审被告:石祖艳,女,汉族,1965年11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 一审被告:范贤书,女，汉族，1957年8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珙县。 一审被告:朱正良,男,汉族，1956年8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 一审被告：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林荫街19号。 法定代表人：何忠林。 一审被告：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关圣路136号、126号、130号。 法定代表人：卿彪。 再审申请人何忠林因与被申请人舒强、张银海、一审被告石祖艳、范贤书、朱正良、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0民终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何忠林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1.舒强为达到高利放贷获取暴利的非法目的，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向银行取得低息贷款，进而以高息向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个人及企业发放贷款。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已于2019年8月23日向申请人出具《立案告知书》，内容为舒强涉嫌高利转贷罪，现已立案侦查。2014年3月24日，以舒强为出借人（甲方），以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借款方（乙方），以何忠林（丙方）、石祖艳（丁方）、朱正良（戊方）、范贤书（己方）为担保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乙方向甲方提供座落于锦江区佛光钧庭地产负一楼作为抵押物并按月计息2%支付给甲方；由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何忠林、石祖艳、朱正良、范贤书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24日起至2014年9月19日止。甲方通过委托成都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将人民币2000万元直接转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同日，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何忠林、石祖艳、朱正良、范贤书就前述2000万元借款分别向舒强出具了担保函，约定为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舒强的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2014年3月25日，舒强和成都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以及该分理处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了《委托贷款委托合同》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约定将锦江区佛光钧庭地产负一楼等作为抵押物抵押给该分理处。2014年3月26日，舒强向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账户转账2000万元，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该笔借款。2014年4月28日，舒强持伪造的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和何忠林的签字（已经司法鉴定确认系伪造）解除了上述二合同，但是申请人、原审被告对此不知情，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委托贷款所提供的在建工程抵押及304604平方米商业铺面一直登记在农商银行名下。由于本案案涉款项己涉嫌高利转贷，因此，舒强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所涉及的本金、利息如何计算均需要该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方能确定。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张银海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所谓的舒强与张银海之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注明为2014年3月20日，第一条合作事项约定：“甲方（张银海）出资1000万元，乙方（舒强）出资1000万元。甲乙双方同意将前述款项出借给第三人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14年3月26日经舒强名下银行账户（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温江柳城支行，账号：62×××89）转账2000万元至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开户行：成都农商银行温江柳城支行，账号：02×××37）”该3月20日《合作协议》存在如下不符常理的情况：1〉舒强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等签订《借款协议》是在3月24日；舒强与成都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签署《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是在3月25日。为履行上述二协议，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于3月21日开设农商行温江柳城支行账户。舒强是如何提前预知未来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准确开户时间及账号的？反而，这份《合作协议》真实反映出舒强根本不会通过成都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进行委托贷款。舒强对此根本无合理的解释。舒强2016年9月18日书面申请张银海成为共同原告时，自认张银海于2014年3月20日将1000万转入舒强名下，且张银海予以签字确认。而张银海在二审中为证明履行了2014年3月20日的《合作协议》，向法院提交的转款凭证，即向舒强转款的时间及金额如下：序号转款时间金额：1.2014年1月29日4百万；2.2014年2月28日3百万；3.2014年2月28日2百万，4.2014年4月30日1百万。前三笔款项均发生在《合作协议》签署以前的一个月以上，且未注明款项的用途，而当时尚未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借款协议，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最终会向舒强进行借款还不确定；最后一笔款项发生在舒强已将2000万元转给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之后。舒强、张银海的陈述与张银海提交的转款凭证明显不符，系虚假陈述，而一审、二审法院竟然认定上述四笔款项均系张银海履行的是2014年3月20日的《合作协议》的义务，系认定事实错误。在一审2017年4月6日第一次庭审笔录（第七页至第八页）中清楚记载：“审：另外，张银海与被告佛光公司之间没有协议约定，另外，对于本案的张银海的主体资格，张银海与佛光公司无协议约定，另外转款凭证上也没有张银海的名字，故本庭认为被告的答辩理由是成立的。”但就在2017年4月7日第二次庭审笔录，也即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书中的观点则完全相反，第二次庭审笔录认为：“虽然《借款合同》系原告舒强与被告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余担保人所签，并通过原告舒强的账户向被告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转的款，但在舒强与张银海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由双方各出资1000万元，共同出借给被告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贵任公司，并由原告舒强的账户转账给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贵任公司，且作为债权人舒强对于其与张银海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及按该《合伙协议》的约定已实际履行予以认可的行为，足以证明涉案的2000万元的借款系二原告出借，该借款从出借时起就是二原告的共同行为，并不存在债权转让，故张银海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舒强单方证据，甚至一审时连张银海的转款凭证都未提供，竟然就达到足以证明的标准，实际上是不仅缺乏证据证明的，也与张银海在二审中提交的转款凭证及其他证据相矛盾。二审法院再次强调：“虽然《借款合同》上未载明张银海为出借人，但张银海主张其于舒强各自出资1000万元，共同出借给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提供转账凭证和合伙协议予以证实。舒强对张银海上述主张予以认可。张银海和舒强应为实际共同出借人，且张银海和舒强作为共同出借人主张权利，并不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舒强出借给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款项已确定来源于银行贷款，舒强、张银海均系向一审法院虚假陈述，谎称有部分出借款项为张银海所支付，旨在将高利转贷行为合法化。而在申请人不断要求暂缓执行时，在舒强因本案涉嫌高利转贷被刑拘时，张银海就是单独强烈要求执行本案标的，要求执行局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以上事实，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情形。即便本案系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也仅限于舒强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张银海并未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还是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内容本案案涉款项涉嫌高利转贷，张银海暂未被公安机关抓获均不能认定张银海向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1000万元借款，张银海并非本案适格原告。3.舒强、张银海诉求中的债权本金、利息与事实严重不符。在2014年3月26日舒强转账给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前，何忠林已按照舒强的要求于2014年3月25日按照4分的标准支付了砍头息80万元，该款指定汇入卿彪账户。此外，自2014年7月起，舒强已擅自强行霸占抵押物及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佛光钧庭负一层商铺并对外出租，收取费用，获取高额利润未进行债务抵销。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已于2018年11月24日向申请人出具《立案告知书》，内容为舒强寻衅滋事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己立案侦查。2014年7月后，因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无力支付利息，舒强带人强占了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给农商银行位于佛光钧庭负一楼3046平方米的商业卖场，以及售楼部、一楼商铺、一单元一楼部分住房、大面积小区绿化带等，采用各种方式收取费用，获取高额利润，却从未用来抵扣债权本金及利息。故舒强、张银海诉求的债权本金、利息与事实严重不符。4.本案仅系针对申请人“套路贷”中的其中一环。为逼迫申请人交出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佛光钧廷项目及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益安国际花园城项目，舒强、卿彪等人还采取了非法拘禁申请人等措施，其中，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公安分局己于2018年11月21日就舒强非法拘禁申请人一案出具《立案告知书》已立案侦查。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卿彪在本案中所作的陈述，对原告一方表示全部支持，卿彪和舒强均系内江市市中区联信互助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相互勾结，该陈述不真实。卿彪成为四川益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系其采取欺骗方式从申请人、朱正良手中取得，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得到法院认可。目前，公安机关正在查处卿彪相关违法犯罪事实，且卿彪涉嫌高利转贷罪亦于2019年10月4日被立案侦查。二、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舒强为使本案符合民间借贷的表面特征，采取违法手段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已于2019年6月24日向申请人出具《立案告知书》，内容为舒强伪造公司、企业印章一案符合立案条件，现已立案侦查。若舒强与张银海2014年3月20日签署的合作协议为真，则当时舒强就已有预谋的决定不予履行之后与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与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签署的委托贷款协议。而舒强通过持伪造的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和申请人的签字解除了与农商银行温江白马分理处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使原本该履行的合同未得到履行也是其有预谋有计划的实施犯罪行为，而其当庭所陈述的因农商行认为舒强自行转款，农商行自行决定不予履行系虚假陈述。申请人在二审时提交的证明撤销委托贷款申请系伪造的，非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文痕鉴定意见书》，被法院认定与本案无关，而舒强采取的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该犯罪行为，却因使本案符合了民间借贷的表面特征，并得到了法院的认定。然而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与农商银行之间建立，鉴于舒强实施的犯罪行为才导致借贷关系错误建立，建立该借贷关系并非四川佛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欺骗的。该刑事案件的侦查结果也将直接影响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0民终808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被申请人承担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等全部费用。 本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何忠林申请再审提供的新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判认定的借贷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何忠林申请再审称原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撤销委托贷款申请”系伪造，但该证据与案涉借款事实无关。何忠林申请再审称张银海主体不适格，对此原判认定并无不当。何忠林申请再审称何忠林按照舒强的要求支付了砍头息80万元以及舒强擅自霸占抵押物对外出租获取高额利润应进行债务抵销，其原审均未提出主张，不予审查。 综上，何忠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何忠林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永晴 审判员  冉小玲 审判员  郑 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宋东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