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民终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立生，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文智，河北北方国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学伟，男，197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盼林，河北蓝天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立生因与被上诉人霍学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立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文智、被上诉人霍学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盼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立生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本案的借款人为河北丰达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达公司”），上诉人李立生仅为担保人，但由于超出担保期间，上诉人已经免除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在已经认定案外人丰达公司为借款人，上诉人仅为保证人的情况下，却又以借款转入被告个人账户，并依据2016年12月15日由上诉人署名的《还款协议》，认定了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但对于作为举证责任方的被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丰达公司所借款项用于李立生个人使用以及《还款协议》实为担保协议的这两个情节却不予考虑，而且从一审法院表述“原告单独向连带保证责任人即被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张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同样是将上诉人甄别为担保人，但又却对担保人是否已经超出保证期间不予审查，从而导致了一审法院的不当判决。详细理由如下：1、本案的借款人为丰达公司，虽然当时的出借资金转入了上诉人李立生的账户但没有证据证实所借资金用于了上诉人个人的使用，而且《借款协议》明确约定“乙方（丰达公司）因经营资金周转不足，向甲方借款”，对于这一事实有经过公证的借款协议及丰达公司股东会议足以证实，同时被上诉方2019年3月25日的民事起诉状也对这一事实形成了自认。2、2016年12月15日由上诉人签署的《还款协议》不符合借贷合同的成立要件，并不能成立新的“借贷关系”，成立新的“借贷关系”协议当中应当有当事人的明确承诺或明确的意思表示，但在本案当中，上诉人并没有在“还款协议”中承诺承担借款人的责任，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还款协议并没有标明上诉人在协议中的具体身份，如前文所述上诉人并不是借款人，所以不可能是基于债务人的身份签署的还款协议，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中并没有将丰达公司的债务转归自己承担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自愿代替丰达公司还款的意思表示、同样更加没有表明自己和丰达公司共同承担还款义务的承诺，因此不能仅以上诉人签字的行为就认定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综合全案证据：第一、上诉人系《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担保人；第二、被上诉人在上次诉讼时起诉状中主张让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第三、还款协议中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表示承担借款人责任的承诺。因此，不能认定上诉人在还款协议中的签字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结合全案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的签字只是基于担保人的身份所作出的新的担保。3、根据《担保法》第19条、第26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还款协议》中于约定的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为2017年12月底，因此被上诉人应当在2018年6月底之前向上诉人主张保证责任，现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出保证期间，上诉人已经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而且，被上诉人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了保证责任。第一、被上诉人一审开庭时提交的3张微信图片，试图证明其向上诉人主张责任的时间，但此微信号码根本不是上诉人本人的，被上诉人主张微信图片标注的手机号和起诉状中标注的手机号一致，以此证明微信是上诉人人本人的，但被上诉人若想以此微信图片的内容证实主张过保证责任，首先应当证明微信通讯的对方为上诉人李立生。众所周知，微信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微信好友的备注任意修改，不能以被上诉人单方对微信好友的备注就认定上诉人为微信对方账号的所有人，而且从微信聊天内容来讲，微信的对方对被上诉人的问询内容没有作出任何回复。可以说，此三张微信图片对被上诉人的主张未起到证明作用。第二《抵车协议》就其法律性质而言，系上诉人作为担保人在担保期限届满后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的法律行为，这种自愿担责的行为不必然导致担保人对剩余欠款一并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因此，被上诉人未能证实其在法定期限内向上诉人主张了保证责任，上诉人的担保由于超出法定的保证期间，已依法免除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霍学伟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理由一，上诉人以担保法19条、20条之规定，债权人没有在六个月内主张权利及还款协议中约定的2017年底六个月内主张担保责任，因此上诉人应当依法免除担保责任的主张，说明其混淆了主体以及法律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区别。第一，还款协议签订的前提是因为上诉人作为2011年9月13日借款协议项下的担保人，在主债务人河北丰达钢铁有限公司没有按约向出借人还款，出借人向担保人也就是本案的上诉人主张权利以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写下了这份还款协议，并且用自己的汽车抵顶了65万欠款，这份还款协议不是原始的担保协议，而是上诉人自己的承诺，应当适用一般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二、担保法第19条、第26条规定，债权人应当自主债务期满六个月内主张债权的规定，是指债权人及担保协议的约定，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除斥期间，而上诉人所书写的还款协议是出借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以后，上诉人对自己的实体责任所做出的承诺，以担保法上六个月的处置期间的规定在性质上是完全两回事，只能说上诉人错误的理解了企业担保法上的除斥期间的规定以及还款协议的性质。第三，上诉人之所以承诺还款和实际还款，说明被上诉人一直向其主张债权，他自己也觉得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所以才写下了还款协议，所以才用自己的汽车抵顶了65万的欠款。对于担保时效的问题，一审期间上诉人并未提出过异议，只是在这次二审中提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26条“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的批复，这个做了明确的规定说还款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理由二，关于上诉人是否为出借款项是使用人的问题及上诉人是本案所涉出借款项的担保人，上诉人无论是否占用和使用了出借款项，都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第一、债务人丰达公司不能按约还款的情况下，上诉人承诺还款，并按承诺实际履行了部分还款责任，这种民事权利义务的设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以是否是出借款项实际使用人并不产生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导致上诉人还款承诺是否在法律上生效的前提，第二，出借人当初出借款项时将出借款项直接汇入了上诉人的账户，这些款项的最终去向是哪里，以及是否由上诉人使用，只有上诉人清楚获知举证责任属于上诉人。理由三，上诉人辩称的不应当依据2016年12月15日签署的还款协议承担还款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签署的还款协议形式齐备，主体上上诉人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主体资格没有问题，内容写的是截止到2016年12月15日，欠霍学伟405万元，于2016年12月15日抵顶奥迪A8一辆价值65万，剩余的款项还款计划如下，第一笔一百万，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剩余第二比在2017年底全部还清，从文字表达内容表述上是清楚的。这就是在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设立了新的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担保承诺的，这些内容违法吗？他不违法，既然主体合格，内容不违法，上诉人就必须承担还款协议项下的责任及清偿义务。第二、还款协议签署以后，上诉人按照协议的承诺开始实际履行，并将自己的奥迪A8一辆过户给了被上诉人，清偿了65万债务，这种上诉人按照自己承诺清偿债务的行为违法吗？不违法。对于合法设立的债务关系，上诉人拒绝履行的，那就是违法了，一审判决其承担还款责任并无法律上的不当。第三，该还款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设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清偿的承诺，而不是新的担保。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之上诉，维持原判。 霍学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被告给付欠款11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13日起按月2%计算至付清日为止，其中2014年1月13日至2015年1月13日的利息为276000元）。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审律师费用60000元及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1年9月13日，原告霍学伟（出借人）与案外人丰达公司（借款人）、张宏波（借款担保人）、被告李立生（借款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书（办理有公证），协议约定丰达公司借原告1150000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逾期还款按每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等费用，由丰达公司承担；借款担保人张宏波、李立生对丰达公司借款本金及违约金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2011年9月13日原告通过李春卉、苏春个人账户将借款1000000元转入被告李立生个人银行账户；原告认可收到的还款数额为57500元，共计287500元。2016年12月15日，被告李立生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载明截止2016年12月15日。欠霍学伟4050000元，于2016年12月15日抵奥迪Ａ8车一辆（被告李立生出钱购买的登记在左娇名下的冀Ａ×××××奥迪车，于2016年12月23日前过户给霍学伟，出具协议当日由霍学伟开走），价值650000元。剩余款项还款计划如下：第一笔，1000000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还清，剩余第二笔在2017年12月底前全部还清（以双方对账为准）。2017年6月29日至2018年2月10日间，分四次共还给原告款合计85000元。至2018年2月10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920304.75元、利息568454.09元（详见附后清单）。原告称，借款当日另支付现金150000元，实际出借款为1150000元，口头约定月息5分，被告予以否认称，案外人丰达公司实际借款1000000元，原告预先扣除三个月的利息150000元（折合月息五分）。2019年3月25日，原告曾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案外人丰达公司给付欠款1150000元及利息，要求案外人张宏波及被告李立生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4月29日，本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冀0107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张社平对被申请人丰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5月7日，本院作出（2019）冀0108民初20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丰达公司借原告款1000000元，被告为连带保证人；原告将该款项实际转入被告个人账户；2016年12月15日，被告承诺偿还原告上述借款并实际又偿还部分借款本息，至2018年2月10日，尚欠原告借款本金920304.75元，利息568454.09元，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借、还款协议书、民事裁定书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采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还本付息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已还款中超过按年利率36%以上的部分，应从本金中扣减；逾期还款利息的利率标准不应超过年利率24%。因借、还款协议书上被告并未承诺承担原告的律师费用，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作为借款人的丰达公司破产案件已被其他人民法院受理，但原告单独向连带保证责任人即被告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主张担保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被告申请追加丰达公司为本案被告的请求，本院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立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霍学伟借款本金920304.75元，并支付原告利息（2018年2月10日前的利息568454.09元；自2018年2月1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拖欠借款本金额的年利率24%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立生于2011年9月13日以借款担保人身份与被上诉人霍学伟签定了《借款协议》，后上诉人李立生与被上诉人霍学伟又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了《还款协议》，《借款协议》中主体适格，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还款协议》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新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的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故上诉人在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合法有效。 在借款期限到期后，2016年12月15日上诉人李立生与被上诉人霍学伟签订了新的《还款协议》，该协议直接确认了上诉人李立生的还款义务，且并未区分主债务人与保证人的责任，应当认定上诉人李立生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从而在保证人原本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保证人的还款责任，因此，尽管涉案的保证债务在出具还款协议时已超过保证期间，但因该《还款协议》使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了新的还款合意，在《还款协议》在不违法法律规定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上诉人李立生应当按照《还款协议》约定的内容，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还款协议》所约定的还款义务。综上所述，李立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74元，由上诉人李立生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维山 审判员  张国顺 审判员  曹建民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丁巾津 书记员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