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3民终49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义望，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孟苏，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尔提，男，195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庞越，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美玉，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杭州柏源节能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建国北路658号602室。法定代表人：金子午，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孙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青，山东绍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谢公华，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平阳县。上诉人杨义望因与被上诉人陈尔提以及原审被告杭州柏源节能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源公司）、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恒公司）、原审第三人谢公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6民初4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义望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第一、二项判决内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陈尔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陈尔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未进行受案审查，存在被上诉人选择审理法官的嫌疑。被上诉人在平阳法院前后共起诉了三次，案号分别为（2017）浙0326民初7893号、（2018）浙0326民初5633号、（2019）浙0326民初4791号。由于被上诉人陈尔提住所地在浙江省平阳县，被上诉人前两次起诉都是由水头法庭审理，但被上诉人在第三次起诉时，将住所地变更为平阳县昆阳镇联东北路前宕名苑2-2-1101室，向平阳法院本部提起诉讼。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的身份信息提出异议，要求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地址进行审查，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现居在此。被上诉人为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选择变更住所地，借此变更审理人员，存在被上诉人选择审理法官的嫌疑，一审法院未予以审查，受案程序违法。2、一审法院不依法调取证据的行为严重违法。在案号为（2018）浙0326民初5633号案件诉讼过程中，因陈尔提、谢公华未到庭，法院依职权对被上诉人陈尔提以及第三人谢公华进行过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笔录涉及本案最基本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本案的审理。因上诉人自行调取未果，故特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举证，但一审法院不予调取也未做书面回复，系程序严重违法。3、一审法院未依法送达诉讼文书，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判决书里写到“第三人谢公华未到庭，庭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过谢公华的答辩状，在庭审中法院也没有提及此事。根据民诉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答辩状是当事人的陈述，属于证据的一种，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一审法院未寄给上诉人也未在庭审中出示，而直接在判决书中予以引用，系程序违法。4、本案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本案系被上诉人第三次提起诉讼，前后三次诉讼说明本案案情复杂不适用简易程序。并且在前两次诉讼审理中就适用普通程序，故本案一审法院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非简易程序。同时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2009年9月8日）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法院一般宜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故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5、因本案案情复杂，而本案主要当事人谢公华、陈尔提、周明福等人均未到庭，陈尔提代理人又以代理人不清楚或者代理人庭后向当事人核实为由进行回避案件最基本的事实，为此，一审法院要求这些人庭后到法庭接受询问。但上诉人自始至终未收到这些人的谈话笔录。如果一审法院确认向这些人询问，一审法院也应该将这些笔录提供给上诉人质证。6、一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周明福为案件第三人，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对本案最基本的事实没有予以查明，存在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的情形。1、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关键事实之一“涉案借条的由来”，并没有予以查明。关于500万元借条的由来，上诉人对此已经作出合理的解释。相关事实，在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审理的周明福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中，上诉人和周明福均有提及。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向周明福、谢公华借款的事实，被上诉人陈尔提等人仍将该借条作为证据，提起本案的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对于这最基础的事实没有查明。同时，被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前后多次诉讼中陈述不清且有矛盾，涉嫌虚假诉讼（详情见附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需借款1000万元用于开采新矿，故向周明福借450万元，因钱还是不够，故向谢公华借500万元，但谢公华的500万元最后是以汇款以及承兑的形式归还向周明福借的借款。被上诉人的上述说辞从逻辑上就说不通。首先，按照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将从谢公华处借的款用于归还周明福的借款，那等于上诉人自始至终仅借到450万元，借款1000万元用于开采新矿的目的根本达不到，借款也没有意义。其次，周明福与上诉人是亲戚关系，谢公华与上诉人却不认识，陌生人没有理由借款给上诉人还亲戚周明福的钱，显然不合常理。2、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关键事实之二“债权转让的真实性”，没有予以查明。本案被上诉人与谢公华之间的债权转让也是不真实的，本案无非是周明福将原本不存在的债权，通过债权转让复杂化的方式，结合张冠李戴的手段，所提起的一个虚假诉讼。根据被上诉人当庭陈述，本案涉案的借款系谢公华、许通、陈尔提、郑青云等人一起合资并出借给上诉人的，谢公华仅仅是对外的代表。但如果真的如被上诉人所述，谢公华本来就是实际债权人之一，对外作为代表出借款项，那本案的债权转让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不管对外代表人是谢公华还是陈尔提，均不影响权利的主张。关于《债权转让协议书》载明的“用于抵偿谢公华等额债务款”的具体债务详情，被上诉人也用债权转让的无因性为由拒绝解释。事实上，根据上诉人后来向法院调取的谈话笔录，被上诉人陈尔提、第三人谢公华、周明福在谈话笔录中向法院明确了几个基本事实：①《债权转让协议书》上的“陈尔提”字样不是本人签的，是周明福代签的。②陈尔提与谢公华没有经济往来，《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及记载的“用于抵偿谢公华等额债务款”等内容，都是周明福一手操作的。③债权转让系为了方便打官司而准备。以上内容足以说明被上诉人陈尔提、周明福、谢公华为了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从而伪造证据以及法律关系的事实。3、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关键事实之三“出借款项如何交付”，没有予以查明。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周明福与上诉人之间的基础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形成、款项如何交付以及具体以周明福名义贷款的详情。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明、收条、银行流水、银行承兑汇票等谢公华代偿的证据，是认定民间借贷最为关键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审查证据的三性，仅依据可以印证前述认定的《借条》、《协议书》等证据为由就笼统地予以认定，实属事实认定不清、错误，也违反相关裁判文书的制作规定。本案已经存在虚假诉讼，同时被上诉人存在伪造证据以及《债权转让协议书》等文书的情形，故应当对相关的付款凭证进行严格审查。本案中作为谢公华的汇款人郑秋鸿与周明福之间本身就存在密切的资金往来，并曾替周明福汇款给上诉人，故单单银行流水也不具有证明力。其次，周明福也在谈话笔录提到其平时和许通有款项往来，都是通过谢公华账号的，说明谢公华与周明福之间款项来往密切，故对谢公华与周明福之间的资金往来更应严格审查，以免张冠李戴。4、承兑汇票系拼凑、伪造所得。出票人与收款人涉及多个不同主体，与上诉人无关，汇款形式也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汇款习惯。甚至其中一张出票人为“福建省莆田恒立织造有限公司”，收款人为“莆田市恒峰鞋服贸易有限公司”，编号为30900005323369540的汇票，出票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但是周明福注明收到原件的时间为2013年5月9日，收到汇票的日期在出票日之前，恰恰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虚假，是为了诉讼后来拼凑所得，不具有证据资格以及证明力，但一审法院却认可了汇票的效力却没有说理，属于事实认定错误。5、本案存在多个事实认定不清或者错误的情形，存在虚假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法院应当依职权对相关汇票是否承兑、汇票以及转账是否与本案有关等事实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三、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同时，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定性也是错误的，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1、本案案由不应调整为债权转让纠纷，应为民间借贷纠纷。适用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前提是已经确认存在有效的债权。但是本案中，上诉人与周明福、谢公华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债权转让的纠纷，债权转让系为了虚假诉讼而伪造的。退一步，即使法院认为存在债权转让行为，但本案争议点还是周明福与上诉人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谢公华有无代还的行为，而不是债权转让。故本案理应按民间借贷纠纷确定案由，法院应当对最基础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进行审查。2、本案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应适用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对于本案首要应该查明的事实即借款的合意、款项交付的证据等事实，并没有予以查明。四、本案涉嫌虚假诉讼。1、作为一个借款金额为500万元的民间借贷案件，被上诉人对于借款的由来有多个版本解释是不正常的，多次撤诉起诉的行为也足以证明本案涉嫌虚假诉讼。2、上诉人多次要求本案的当事人出庭对质以便查明事实，但被上诉人陈尔提以及谢公华自始至终都没有出庭，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十条的规定，对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予以防范：（一）传唤出借人、借款人本人或者相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并告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不利法律后果。因为被上诉人以及谢公华、周明福等人在诉讼案件中都拒绝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3、陈尔提、周明福、谢公华涉嫌伪造证据，捏造虚假法律事实以影响法院的事实认定，系典型的虚假诉讼案件。事实上被上诉人的目的也达到了，一审法院也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债权转让纠纷，对债务的真实性也没有严格审查。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参与制造虚假诉讼案件的有关人员，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陈尔提口头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案由确定无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还原了杨义望的借款以及由他人提供担保，接下来由谢公华将债权转让给陈尔提的事实。在杭州西湖区法院起诉杨义望案件中，百恒公司出具的借款担保书被杭州西湖区法院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也是本案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证据之一。陈尔提提交了借条、协议书、借款担保书、担保书等证据，能够印证杨义望向谢公华借款的事实，百恒公司、柏源公司等相应提供了连带担保。此后谢公华将杨义望的债权转移给了陈尔提并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所以债权转让有效。二、基于还原本案事实的需要，（需要明确）本案涉及到的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杨义望是周明福的妹夫，杨义望资金困难需要募集资金都是通过周明福出面募资，谢公华、陈尔提等人都是周明福的朋友，周明福自有资金不能提供时通过周边朋友募集，在温州相当普遍，百恒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杨义望，柏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都是杨义望的外甥。2013年前后杨义望是百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实际控制人。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都是毫无根据的推测，对于主张的事实均无证据证实。1、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上诉人认为存在选择审理法官是毫无根据的不当指控。被上诉人是通过立案庭现在立案的，经过立案庭人员现场审核当场立案。立案时不知道谁审理。水头法庭也是平阳法院的派出法庭，本案由平阳法院本部审理也不存在管辖问题。2、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系上诉人无端指责违背基本事实。3、对于调取证据、送达文书，是法官的职权并无不当。4、本案当事人陈尔提以及其他人员应一审法官要求做了笔录，对借款形成及债权转让的过程均加以说明并无不当。5、本案无追加周明福的理由，本案是谢公华将其债权转让给陈尔提。一审法院就转让情况做了审查。四、上诉人认为事实未查明，没有事实依据。1、涉案借条的由来已经当庭作出了陈述。至于其上诉提到的周明福在杭州涉嫌职务侵占一案已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撤回了起诉，而且申请了国家赔偿且已经获得了国家赔偿，该案是错案。2、关于1000万元用于百恒公司的事实。2013年8月21日，杨义望、谢公华等三人协议书，杨义望签字确认。3、借款人出具收据是已经确认收到该款无异议，在次日杨义望出具借条收到500万元现金，整个证据链条显示涉案借条的由来过程是非常清楚的。4、债权转让的真实性，由债权转让各方认可，且履行通知义务后已生效。本案中债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是债权转让各方之间的关系，存在无因性。债权转让的程序合法有效。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如果有纠纷也是另案处理与本案无关联，更加与债务人无关。5、出借款项如何交付的，陈尔提已做出了答复，不再赘述。6、承兑汇票并无伪造，关于上诉人提到有一张20万元的汇票在时间上存在倒签的过程，据了解，2013年4、5月份周明福收到郑湫鸿65万元汇票，其中2013年1月17日的20万元汇票因签章不清晰退换，后来更换成2013年6月19日的银行签发的20万元汇票，但是收票日期还是签署原来2013年5月9日。五、本案债权转让纠纷定性正确。六、本案为正常的追索债权的行为。上诉人本身为规避债务不讲诚信。在三次起诉中，法院均要求上诉人对协议书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其不申请鉴定。百恒公司口头述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要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外，补充如下：一、主债权已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提交的催款函系上诉人的朋友收，不能证明是上诉人本人收，不能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借款期间是2013年8月22日至2014年8月22日，诉讼时效应该至2016年8月22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认定借款担保书有效也是错误的，虽然在另案中法院确认借款担保书的效力，但只是法院的观点，并不能认为是对事实的确认。每个案件案情不一样，不能按生效判决确定为本案事实。借款担保书除了百恒公司的公章外，没有任何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证实担保并非百恒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即便是真实的，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担保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该担保是无效的。三、被上诉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快递通知，上面的寄件人是郑梅，并不是被上诉人也不是谢公华。郑梅与本案不存在法律关系，郑梅寄出的函件，百恒公司拒收，不能推定谢公华以及被上诉人向百恒公司催款，因此在保证期间不发生催讨的事实，百恒公司的保证期间按照最长期限也过保证期，百恒公司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四、百恒公司的担保函中明确是在百恒公司低于的差额部分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与谢公华、柏源公司签订协议有明确约定，即柏源公司既有保证担保也有5%的质押担保。《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柏源公司超过保证期间不承担责任是错误的，柏源公司既有保证担保又有物的担保，物权不存在时效问题。《担保法》第五十二条、第七十四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质权也消灭。因此，一审判决百恒公司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柏源公司、谢公华未作陈述。陈尔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杨义望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8月22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二、柏源公司、百恒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义望、柏源公司、百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3日，百恒公司出具一份《借款担保书》，承诺：公司同意以企业法人代表杨义望名义向谢公华、郑梅（周明福）借款担保；担保最高借款本金1000万元和借款所产生的利息、复息、费用等，借款利息按月息1.8%计算，借款期限：2013年3月3日至2015年12月30日（借款时间以实际汇款时间为准，可分笔借贷）；本担保书有效期限自2013年3月3日至2017年12月30日。2013年8月21日，谢公华（出借人）与杨义望（借款人）、柏源公司（担保单位）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杨义望向谢公华借款500万元，代还杨义望以周明福名义借款的贷款；借款期限2013年8月22日至2014年8月22日，月息以1.8%计算，每月22日付息9万元，2014年8月22日一次性还清本金；借款人出具收据时已经确认该款收到无异议；担保单位柏源公司保证担保，如果借款人违约由担保单位完全承担并愿意以百恒公司的5%股份抵押。同日，百恒公司还出具一份《担保书》，约定：柏源公司持有百恒公司60%股份，柏源公司愿意把持有的百恒公司股份向杨义望向谢公华、周明福借款提供担保。百恒公司同意柏源公司把5%股份作为抵押担保，并且承担债务连带责任。如果到期未能归还借款，把5%股份直接抵押给出借人。如果5%股份价值低于借款本息和办理5%股份登记费用、诉讼费用等，由百恒公司承担差额部分，担保期限至借款人结清出借人本息等为止。2013年8月22日，杨义望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谢公华现金500万元。2016年8月15日，谢公华通过郑梅以邮政快递方式向杨义望、柏源公司、百恒公司邮寄了《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款函》，告知：谢公华对杨义望拥有的债权及其他权利转让给陈尔提，自接到函件5日内向陈尔提履行借款及担保还款义务。次日，杨义望、柏源公司收到了《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款函》，而百恒公司因两次拒收该函而被退回。2017年11月1日，陈尔提向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义望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柏源公司、百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7月23日，陈尔提撤回了诉讼，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浙0326民初78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陈尔提撤回起诉。2018年8月1日，陈尔提再次以前述请求向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6月19日，陈尔提撤回了诉讼，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8）浙0326民初56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陈尔提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另查明，郑梅、周明福于2017年8月29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要求百恒公司对杨义望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其依据即在于百恒公司于2013年3月3日出具的《借款担保书》。2018年2月26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106民初80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义望归还郑梅、周明福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百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杨义望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浙01民终38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以及陈尔提所提供的《借条》、《协议书》、《借款担保书》、《担保书》以及银行转账凭证、承兑汇票等证据，其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充分证明谢公华与杨义望之间存在本案500万元借贷关系并合法生效的事实，对此予以确认。此后，谢公华将该债权转让给了陈尔提，并有效通知了杨义望，该债权转让成立并对杨义望产生效力，故杨义望负有向陈尔提偿还债务的义务。杨义望辩称债权转让不符合协议债权转让约定的对价转让问题，因债权转让涉及的是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是否对价与债务人无关，故对于该辩称不予采信。另外，本案立案时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依法将本案案由调整为债权转让纠纷。综上，陈尔提要求杨义望偿还借款500万元及自2013年8月22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杨义望辩称其与谢公华债权债务不存在以及《协议书》并非真实问题，该辩称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杨义望亦未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故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22日至2014年8月22日，故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8月23日起算，而谢公华于2016年8月15日向杨义望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款函》，应认定为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此后陈尔提于2017年11月1日、2018年8月1日提起诉讼，均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陈尔提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关于柏源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协议书》约定柏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保证方式应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即债权人应自2015年2月22日前向柏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但谢公华迟至2016年8月15日才向柏源公司主张保证责任，故柏源公司免除了保证责任。而对于《协议书》约定“如果借款人违约由担保单位完全承担”，该“完全承担”结合语义应视为对担保范围的约定，即保证人对债务人所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而不应理解为对保证期间的约定。综上，陈尔提要求柏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百恒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郑梅、周明福于2017年8月29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恒公司对杨义望的450万元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其依据即在于百恒公司于2013年3月3日所出具的《借款担保书》。现该案业经法院判决百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发生法律效力，故该《借款担保书》对于百恒公司具有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约束力。此外，百恒公司于2013年8月21日再次出具了《担保书》，在该《担保书》中其重申了对杨义望的借款的担保责任。结合《借款担保书》、《担保书》的内容，百恒公司的担保责任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借款本息，而担保期限至借款人结清本息为止，视为约定不明，应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即债权人应自2016年8月22日前向百恒公司主张保证责任。因谢公华于2016年8月15日向百恒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款函》，其在寄单上已附注了所寄内容为催款函，虽百恒公司拒收而退回妥投，但该拒收行为系百恒公司能收而不收的情形，其有别于无法联系或下落不明的邮寄送达情形，不影响谢公华已向百恒公司主张保证责任的事实，因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已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故该保证期间依法转化为诉讼时效。此后陈尔提于2017年11月1日、2018年8月1日提起诉讼，均可产生保证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因此陈尔提提起本案诉讼，亦未超过保证诉讼时效期间。综上，陈尔提要求百恒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百恒公司的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义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尔提借款50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500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8月22日起按月利率1.8%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义望追偿；三、驳回陈尔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626元，减半收取计45313元，由杨义望、烟台市百恒金矿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查认为：陈尔提提起本案诉讼系基于其受让谢公华对杨义望拥有的债权，而现杨义望对该债权本身提出众多疑点并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基础债权的真伪，至于债权转让的真实性与否系依附于该争议焦点的争议，本案首先应审查的是基础债权，由此本案案由应属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债权转让纠纷。在此情形下，作为债权受让人的陈尔提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不利于本案借贷事实的查清，而应由原债权人谢公华直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才能最大限度地查清本案借贷事实及相关担保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鉴于以上原因，谢公华才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陈尔提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予驳回，本案债权可由谢公华另行主张。另经初步审查，周明福在本案借贷事实中牵涉较多，为更有利于查明本案借贷事实，周明福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6民初47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尔提的起诉。陈尔提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90626元，退还陈尔提；杨义望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0626元，退还杨义望。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代书记员 徐健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