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黔23民终2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长友，男，1998年5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红丽，女，1995年9月18日生，汉族，大专文化，幼师，住贵州省贞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绥利，贵州中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长友因与被上诉人蒋红丽同居关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5民初2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长友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对被上诉人所陪嫁的嫁妆价值进行必要评判，而径直以此抵扣上诉人所给付的彩礼金不合法。一审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已对上诉人所给付的彩礼金时间、数额进行了确认。但是，原判忽略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生育小孩后被上诉人即离开上诉人与小孩的事实，而仅注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之日至本案诉讼之日已有两年之久的事实，及结合被上诉人所陪嫁的嫁妆认定被上诉人应仅返还上诉人彩礼金10000元。对此裁判结果，上诉人当然持有异议。上诉人认为，对于彩礼金返还比例之考虑，应综合各类因素进行评价。前述因素包括生育子女的情况、同居关系终结的原因力、同居关系双方分居时间及女方所陪嫁物资数量、价值等。首先，上诉人提交的村民委员会证明与被上诉人的《民事答辩状》均已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年××月初二（××××年××月××日）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被上诉人于2018年8月起离开上诉人及小孩。换言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才8个月，并非原判所认定的两年之久。其次，原判所认定的由被上诉人陪嫁的物资部分价值与上诉人于庭后补充提交的相应物资票据载明金额不相吻合。第三，在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且上诉人未予自认的情况下，原判径直认定被上诉人所陪嫁的物资包含“床上四件套三套”、“小椅子十二张”、“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等无事实依据。二、小孩的抚养权应当归属于上诉人。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已于2018年8月离开小孩，自被上诉人离开之日起至今，小孩均由上诉人与其父母共同抚养。依据上诉人所提交的《婴之坊会员消费明细》足以证实，在被上诉人离开小孩之前，小孩自2018年6月1日起即脱离母乳喂养，而换以奶粉补充营养。同时，该份证据亦证明自被上诉人离开小孩后，均由上诉人抚养小孩并在“婴之坊母婴连锁（孙胜店）”洗澡、购置婴幼儿生活用品的事实。虽不可否认截止于一审审理时，小孩尚未年满两周岁的事实，但是小孩的年龄并非评判其抚养权归属的唯一标准。具体理由在于，未年满两周岁的小孩由其母亲抚养仅系在无其他因素介入时的通常援引规则，但是本案存在其他介入因素并致使被上诉人不宜抚养小孩的情形。依据法律规定，“有抚养条件而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两周岁以下的子女可随父方生活”，在被上诉人有抚养能力而不履行抚养义务时，应当破除小孩未年满两周岁的客观情势限制，而应由上诉人进行抚养。依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的《民事答辩状》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均足以认定：小孩自2018年6月1日起即脱离母乳喂养；被上诉人自2018年8月起至今均未对小孩履行抚养义务。鉴于此，由上诉人继续抚养小孩更为适宜。 蒋红丽二审辩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公正的一审判决，且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现答辩人蒋红丽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具体理由如下：一、导致上诉人与答辩人同居感情（因上诉人未达到结婚年龄）破裂的过错在于上诉人。1、××××年冬月初二，上诉人与答辩人按民间风俗在上诉人老家举行婚礼，婚后因答辩人怀有身孕，上诉人及其父母对答辩人的照顾很周到，但于××××年××月××日生育男孩张某1，上诉人对答辩人及孩子均未照顾，整天外出与其所谓的朋友吃喝玩乐。2、因上诉人对答辩人及双方生育的男孩极不负责任，从而导致双方在同居期间经常为琐事争吵，且上诉人动辄出手殴打和恶语伤害答辩人。如2018年8月，因同居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上诉人恶语伤害和准备殴打答辩人，答辩人为平息此事便背上仅4个月大的小孩到其亲生父母家中；之后虽上诉人父母确实请有寨邻去讲和及要求答辩人背上小孩回去，但其父母明确提到要其儿子（即上诉人）来接人和认错是不可能的；答辩人考虑孩子太小和组建同居家庭不容易，加之其亲生父母劝说，答辩人遂跟上诉人的父母回去。可回去之后，更令答辩人伤心的是，2018年9月初，因答辩人的亲侄儿电话询问答辩人何时回外家，此时在一旁的上诉人出口辱骂，并用椅子殴打答辩人，后被上诉人的父亲拖住未打着；在原告动辄行凶和辱骂下，加之上诉人一家出言要求其滚出家门，答辩人考虑自身安全被迫离开；且在答辩人离开时，提出要带小孩一起，可上诉人一家仅提出要小孩不可能，上诉人一家仅要小孩，不要大人。由此证明，上诉人提出上诉理由“答辩人至2018年9月至今未抚养小孩”系被上诉人一家人赶出，并不是答辩人无故离家和丢弃小孩。试想一下，不为情势所逼，世上有谁能丢弃自己亲生未满6个月的小孩而不尽履行义务？根据以上两点证实，答辩人认为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同居感情破裂的过错是上诉人，且上诉人一家仅把答辩人当作生娃的工具。二、答辩人对上诉人诉求返还结婚彩礼98000元有异议，该款虽均被上诉人、答辩人及小孩生活开支用完，但答辩人认可一审法院对此项的判决。具体理由如下：1、在上诉人、答辩人及双方父母商定结婚时，上诉人与答辩人的父母商定结婚彩礼为98000元，答辩人的父母不要该彩礼钱；该彩礼钱包含上诉人给答辩人家办酒（订婚和结婚）的肉钱3000元和价值不低于1万元的“三金首饰”，价值不低于3万的嫁妆，婚后余下的5万余元归双方子女。2、答辩人的父母按结婚前双方商定的内容，在上诉人家请人去娶答辩人时，答辩人的父母作为打发到上诉人家的嫁妆（饮水机一台、冰箱一台、电视柜一个、电视机一个、电炉一个、梳妆台一个、组合衣柜一个，沙发一套，大小共两张桌子和12棵椅子，床上用品：三样四件套、两床毛毯、被子8床、床单12件、枕头12付）一共花费42000余元，该嫁妆经一审法院审查属实，且至今还在上诉人家中。3、结婚后为外出务工，因无差旅、生活费，答辩人从其亲生父母处要得上诉人家去的彩礼金20000元。该款经上诉人及答辩人外出广东深圳的车费、生活开支（租房、购置两人生活必需品）、购买价值2400余元的电瓶摩托车一辆等等开支；加之答辩人怀孕在身无法外出工作，仅有上诉人外出工作所得工资很难维持二人的生活开支，在答辩人所带的20000元花费完后双方被迫回家。4、回家后仍因上诉人及答辩人无任何经济来源，加之答辩人近期生育小孩，于2018年3月底，答辩人又从亲生父母处要得上诉人家去的彩礼金35000元。该款中的15000元拿给上诉人后去做鞋子生意被其花费完；且在××××年××月××日，答辩人生育小孩后，整个家庭开支费用增加很大，加之婚后双方亲戚办红白酒时的费用，该款到2018年6月底已全部花费完。5、2018年7月中旬，还是因上诉人和答辩人无任何经济来源，且同居期间三人生活开支很大，答辩人再次从亲生父母处要得上诉人家去的彩礼金剩下的10000元。该款作为同居三人的生活开支，其中花费很大的是小孩的尿不湿和相应费用，以及双方亲戚办红白酒时送礼的费用，该款已于2018年8月底全部花费完。依据上述五点，双方婚后无固定工作，又无稳定的任何经济来源，加之上诉人经常外出与朋友吃喝玩乐，且不务正业、做生意造成的亏本，答辩人将上诉人家给付的彩礼金已被答辩人和上诉人全部要来作为双方三人的开支花费完，但因上述花费系答辩人与上诉人和双方小孩自身花费，故而未有任何证据，可客观事实是存在，因而一审法院结合事实，作出判决被上诉人支付返还10000元彩礼给上诉人是公正、合法的判决。三、一审法院判决“答辩人与上诉人所生育的男孩张某2由答辩人抚养”是从有利益张某2的成长，依客观事实作出合法、公正的判决。1、小孩于××××年××月××日出生，至今天答辩人提出二审答辩时仅1岁8个月，加之上诉人无稳定的工作，且对小孩不予照顾；若由上诉人父母所带，未能有利于小孩的身心健康和成长。2、上诉人一家在赶答辩人滚出其家门时所提的仅要小孩，不要答辩人的做法，其家风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违背。试想一下：小孩在上诉人家的这种家风环境下能有利于健康成长吗？且一审法院查明答辩人被上诉人一家赶出家门后无法履行其抚养义务，但仍时不时购物请他人带给张某2，并不像上诉人所提的至今未履行其抚养义务，3、答辩人现在仍为小屯镇的“红太阳幼儿园”聘用的幼儿教师，聘用期为三年，月工资2600元。张某2由答辩人抚养，有利于小孩的教育及身心健康和成长。 张长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彩礼金98600元，被告陪嫁的嫁妆由被告自行搬走；2、判决原告与被告生育的男孩张某2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600元，直到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长友与被告蒋红丽于××××年××月初二按民间习俗举行婚礼后开始同居生活，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同居生活期间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张某2。原、被告双方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另查明，双方订婚时，原告方支付被告方彩礼98,600元，被告方陪嫁嫁妆为：饮水机一台（购价200元）、小天鹅牌洗衣机一台（购价820元）、冰箱一台（购价1750元）、电视背景墙一套（购价2600元）、创维牌电视机一台（购价3680元）、电炉一台（购价1380元）、梳妆台一张（购价490元）、组合衣柜一个（购价1800元）、沙发一套（购价3100元）、大方桌凳一套、小方桌一张、小椅子十二张、床上四件套三套、毛毯两床、被子八床，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双方同居生活期间无其他共同财产，也无共同债权、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长友与被告蒋红丽××××年按照民间习俗举行婚礼后同居生活，双方至今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款“××××年××月××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的规定，原告张长友以同居关系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子女张某2的抚养问题。对双方生育的子女张某2，原、被告均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由父方抚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本案双方生育的子女张某2虽目前已经断母乳，但其未满两周岁，双方均要求抚养子女张某2，但原告方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具备更优越的抚养子女的经济及其他条件，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存在不具备抚养子女的条件，而被告提交证据证实其有固定收入，且是幼儿教师。故考虑张某2的年龄，结合双方经济条件及其他条件，子女张某2由被告蒋红丽抚养更有利于其成长。针对子女抚养费问题，因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原告有固定收入，故根据张某2生活的实际需要，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负担能力及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综合确定原告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500元，至子女张某2年满十八周岁时止。 对于彩礼返还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对原告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应予支持。但结合本案实际，考虑原、被告双方已经共同生活近两年，且已经生育一个子女，且双方结婚时被告家陪嫁部分嫁妆，对彩礼返还的数额，可用被告陪嫁的嫁妆折抵被告应当返还的部分彩礼后，陪嫁的嫁妆归原告所有。用被告家陪嫁的嫁妆折抵后，仍有不足的，酌情确定由被告再返还原告彩礼10000元为宜。被告主张原告支付的彩礼除用于购置陪嫁物品外，其余彩礼已经返还原告或用于原、被告共同生活，现原告否认，被告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对被告的该项辩解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长友与被告蒋红丽共同生育的子女张某2由被告蒋红丽抚养，原告张长友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500元给被告蒋红丽（支付方式：每年12月30日前支付当年抚养费）；二、被告蒋红丽陪嫁的物资饮水机一台、小天鹅牌洗衣机一台、冰箱一台、电视背景墙一套、创维牌电视机一台、电炉一台、梳妆台一张、组合衣柜一个、沙发一套、大方桌凳一套、小方桌一张、小椅子十二张、床上四件套三套、毛毯两床、被子八床，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用于折抵被告蒋红丽应当返还原告的彩礼金后归原告张长友所有；三、被告蒋红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张长友彩礼10000元。案件受理费1133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张长友负担1108元，被告蒋红丽负担2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另查明，本案一、二审中，张长友对蒋红丽陪嫁物品中的“床上四件套三套”、“小椅子十二张”、“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不予认可。 归纳当事人的分歧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张长友与被上诉人蒋红丽共同生育的子女张某2是否应由张长友抚养；2、被上诉人蒋红丽是否应返还上诉人张长友彩礼金，如应返还彩礼金的返还数额应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本案中，上诉人张长友及被上诉人蒋红丽均主张抚养共同生育的子女张某2，关于张某2由谁抚养的问题，应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进行考量。张某2出生于××××年××月××日，至今未年满两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的规定，本案中，蒋红丽不具备以上不适宜抚养两周岁子女的情形。同时，蒋红丽现在从事幼师职业，具备较为稳定的收入以及子女教育条件，张长友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具备稳定收入，且更加符合抚养子女条件的相应证据。基于此，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现今基本情况，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张某2由蒋红丽抚养并无不当。本院对张长友上诉所提改判张某2由其抚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二。上诉人张长友上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蒋红丽自生育小孩后，蒋红丽即离开上诉人与小孩，双方共同生活时间仅有8个月，且蒋红丽陪嫁的物资部分价值与张长友于庭后补充提交的相应物资票据载明金额不相吻合，一审对蒋红丽所陪嫁的嫁妆价值未进行必要评判，且蒋红丽所陪嫁的物资未包含“床上四件套三套”、“小椅子十二张”、“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故对于彩礼金返还比例之考虑，应综合各类因素进行评价。对于此上诉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返彩礼金还的范围，应根据已给付的彩礼金的使用情况，结合婚姻关系或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有无共同生活、是否生育子女等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具体分析如下：首先，虽然张长友、蒋红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张长友出生日期为1998年5月28日，至××××年××月初二（××××年××月××日）与蒋红丽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时，未年满22周岁，尚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的法定结婚年龄，客观上双方不能办理结婚登记。其次，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后，已经实际对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并于××××年××月××日生育一子张某2。最后，张长友给付彩礼金后，蒋红丽实际购买了部分陪嫁用品用于共同生活，部分物品事实上已经转换为男女双方的共同财产。以上事实均应作为对返还彩礼金予以抵扣、扣减的相应条件。虽然一审中张长友对蒋红丽主张的陪嫁用品中的“床上四件套三套”、“小椅子十二张”、“床单十二件”、“枕头十二对”不予认可，但以上物品均不属于高额消费用品以及大额物品，一审法院用蒋红丽陪嫁物品抵扣部分彩礼金后，结合双方共同生活并生育一名子女的事实，酌情确定由蒋红丽返还张长友彩礼金1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张长友所提该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张长友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6元，由上诉人张长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