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4119号 原告：王正裕，男，1934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远，浙江浙联（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芦瑶青，浙江浙联（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43632，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申达路255号。 负责人：谭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正裕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靖江街道办事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正裕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远、被告靖江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本院予以准许，故本案依法扣除审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正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靖江街道办事处依约向王正裕交付70平方米安置房（房屋估价为8000元／平方米×70平方米，计560000元）；2.靖江街道办事处按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王正裕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确定的交房日后四个月止的过渡费；3.靖江街道办事处依约按优惠价20000元为王正裕落实地下划线车位和储藏室各一个；4.本案诉讼费由靖江街道办事处承担。诉讼过程中，王正裕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靖江街道办事处按照《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为王正裕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事实和理由：王正裕在杭州市萧山区（以下简称“”）有53.62平方米的自建房屋。2013年，因靖江街道拆迁需要，王正裕与靖江街道办事处就前述房屋拆迁安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9月20日签订《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对拆迁房屋、补偿金额、安置人口数、安置用房、付款方式、加倍发放过渡费等做了约定。《安置协议》签订后，王正裕依约腾房，并全额支付了安置房购房款111200元，靖江街道办事处依约支付了补偿奖励及过渡费。现安置房已建成并可分配，其他拆迁安置户已收到《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抽号分房公告》（以下简称“《抽号分房公告》”），但靖江街道办事处却拒绝为王正裕分配安置房。王正裕认为，首先，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其一，王正裕系农业人口，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其自建房，其完全符合安置条件。案涉被拆迁房屋系王正裕早年自建房屋，后因家庭成员增加，其子成年后单独立户，并经依法审批后自建新房。具体情况为：大约35年前，王正裕之子王金水在单独立户后，将王正裕早年自建的四间房屋中的一间拆除，并单独审批建造了房屋；其后，王正裕之子王关水又在大约15年前拆除了前述四间房屋中的一间，并从其他村民处购买了宅基地建房。从靖江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来看，王正裕并不在王金水及王关水申请新建房屋审批时的家庭成员范畴内。故王正裕及其子不存在“一户多宅”的情形，案涉被拆迁房屋符合拆迁安置政策。其二，靖江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清楚知晓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且其在与王正裕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应已对王正裕是否符合安置条件及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等进行严格审查。本案中，王正裕的房屋信息及实际居住情况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已是既定事实，靖江街道办事处既已在《安置协议》上签字盖章，即表明其认可王正裕的安置补偿资格及《安置协议》的所有内容。其三，案涉《安置协议》文本系由靖江街道办事处提供，其中“老年房”几个字亦系由其工作人员手写标注。协议签署后，其亦未根据合同约定将其中一份文本交给王正裕。据王正裕回忆，签署《安置协议》时协议文本中并无“老年房”这几个字，且协议第二条将“附房”修改为“老年房”，亦未经王正裕捺印确认。王正裕年事已高，且文化水平有限，对于《安置协议》中“老年房”这类专有名词并不像拆迁工作人员一样有深入了解，故《安置协议》文本中载明“老年房”几个字，并不代表案涉被拆迁房屋就是所谓的“老年房”。靖江街道办事处亦未在本案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系“老年房”，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关于案涉被拆迁房屋系所谓的“老年房”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四，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根据该协议第十二条之约定，协议经双方签字后即生效，且靖江街道办事处对该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亦无异议，故案涉《安置协议》不以其他任何情形或条件作为生效要件，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城乡一体办”）是否审核通过、《萧山区靖江街道2013年空港物流园征迁安置公示名单》（以下简称“《公示名单》”）中是否包含王正裕户，均不影响《安置协议》的生效及履行。事实上，《安置协议》签订后，王正裕已按约履行了腾房交付钥匙及预缴购房款等全部义务，而靖江街道办事处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且已将案涉被拆迁房屋拆除，并一直按约支付补偿款及过渡费等。可见，案涉《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自愿接受并已实际履行。其五，案涉《安置协议》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该协议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案涉房屋被拆除而达成的安置补偿协议，系双方对己方权利的让渡和自愿接受协议约束的承诺。退一万步讲，即便案涉被拆迁房屋不符合安置政策，只要协议约定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应予以支持。靖江街道办事处援引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萧山区城市示范村住宅建设安置实施意见〉》（萧政办发〔2010〕3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发布时间为2010年2月8日，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2013年。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王正裕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靖江街道办事处系在清楚了解其是否具备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与其签订《安置协议》，并合理期待靖江街道办事处将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也系基于此前提，王正裕同意《安置协议》约定的相关内容及拆除案涉房屋。靖江街道办事处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案涉《安置协议》存在无效或者可变更的情形，其以王正裕户安置房分配方案未通过城乡一体办审核为由，拒不履行相关义务，有违诚信原则。综上，原、被告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现王正裕已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靖江街道办事处亦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次，案涉《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并不意味着靖江街道办事处有权对协议进行单方变更或者解除。虽然前述条款约定《安置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须经城乡一体办审核，但该条款后半款同时载明“若公示中发现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可见，该条款适用的前提是发现有与签订协议前了解的事实情况不符的情形。故前述条款并未赋予城乡一体办解除或者变更协议的权利，其并非协议相对方，显然无权解除或者变更协议，而靖江街道办事处亦无权擅自对协议内容进行解除或者变更。综上，靖江街道办事处无权对案涉《安置协议》已经确定的内容进行变更，而应继续向王正裕履行安置房交付义务。再次，靖江街道办事处庭审中确认《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房已经建成并可以分配，很多与王正裕具有同等条件或相同情形的拆迁安置户已经收到了靖江街道办事处发送的《抽号分房公告》并依约取得了安置房，甚至有部分在《安置协议》签订后已去世的人员，亦已分得了相应安置房。可见，案涉《安置协议》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其一，根据《安置协议》第三条第3款及第九条第2款之约定，安置人口的过渡费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过渡期超过两年，过渡费按月加倍发放，加倍发放的过渡费每六个月发放一次，过渡费支付至靖江街道办事处《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确定的交房日后四个月止。现过渡期实际已超过六年，靖江街道办事处最近一次向王正裕支付过渡费系按照每月1200元的标准，于2019年5月31日一次性支付了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1日止的过渡费14400元（王正裕已领取的前述过渡费的起止时间，以法院依法查明的为准）。故靖江街道办事处应继续按照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王正裕支付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安置协议》约定的截止时间止的过渡费。其二，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出现法定变更情形，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虽然该协议第十一条及第九条第1款分别约定“拆迁后的安置对象确定和安置方式按街道统一要求和标准执行”“在安置期内遇区政府出台新的安置政策，按新政策执行”等内容，但从文义解释和合同整体逻辑解释来看，前述约定中的“执行”是指协议签订后安置房的分配程序、时间等协议签订时尚未明确、需要日后按照政策执行的内容，并不包括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等已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的内容，也不等同于赋予靖江街道办事处单方变更《安置协议》的权利。因此，靖江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分房手册》不能证明其有权变更《安置协议》内容，其仍然应当按照协议约定，为王正裕分配地下划线车位及储藏室各一个。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具备履行条件，不存在法定可撤销和可变更的情形，靖江街道办事处应根据协议第八条约定，在合理期限内为王正裕分配协议约定的安置房，以优惠价为王正裕落实地下划线车位及储藏室，并根据协议第三条第3款及第九条第2款之约定，向王正裕支付相应的过渡费。王正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王正裕变更后的诉讼请求。 靖江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针对王正裕的第一项诉请。2013年9月20日，被拆迁人王正裕户与靖江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案涉《安置协议》。双方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该协议，并约定王正裕户可安置人口为1人，安置面积为70平方米。《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还约定：“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须经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为准。”靖江街道办事处对该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无异议，但根据前述约定，案涉《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面积在报城乡一体办（因机构改革，城乡一体办已并入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为该局的内设机构）审核后，城乡一体办发现王正裕户不符合安置条件，故未予公示，在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萧山区住建局”）发布的《公示名单》中无王正裕户的安置面积。根据城乡一体办的审核意见，《实施意见》第二条规定的实施对象为“在实施范围内，符合农村建房条件的对象”。而根据相关规定，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不符合单独审批建房的条件，在该老年人子女审批建房时，旧房应当拆除。根据王金水户《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及王关水户《土地证书年检工作表（农村住宅）》显示，王正裕的儿子王金水、王关水在均建有房屋，王金水审批建房时户内家庭成员包括王金水、施大毛、毛春姑、王水娟，且前述《申请表》载明“新建房屋后，旧房及宅基地（即案涉房屋）处理：归集体”。因此，案涉被拆迁房屋事实上属于应当拆除而尚未拆除的房屋，王正裕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不属于前述《实施意见》规定的“实施对象”，故其安置房分配方案未能通过审核。根据前述《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王正裕户的安置面积应报城乡一体办审核，并以审核结果确定安置面积。现城乡一体办未审核通过王正裕户的安置面积，故靖江街道办事处无法为王正裕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案涉《安置协议》载明的“老年房”一般是指建造新房后本来应当拆除，但基于老年人的实际居住需要，暂时给予其居住的带有照顾性质的房屋。现案涉被拆迁房屋已交由靖江街道办事处拆除，城乡一体办对该房屋的审核情况与靖江街道办事处签约前掌握的该房屋情况一致。签约时，靖江街道办事处在确定安置人口与安置面积时，可能也考虑到照顾老年户的因素，但亦在《安置协议》中明确载明王正裕能否获得安置，最终需要经过审核，并已明确告知王正裕。因签订《安置协议》、拆除房屋与实际安置分房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城乡一体办事实上系在安置分房时才进行审核，故王正裕户的安置面积最终能否通过审核，靖江街道办事处系经由萧山区住建局于2019年7月24日发布的《公示名单》才知晓。虽然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及奖励已经发放到位，但若经审核，王正裕不符合安置条件，其预付的安置房购房款靖江街道办事处将予以返还。其次，针对王正裕的第二项诉请。王正裕的过渡费已发放至2019年12月31日。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过渡费发放标准为每月1200元。对于符合安置条件的农户，靖江街道办事处会向其发放《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并在告知书中确定交房日。因王正裕已向靖江街道办事处预付了安置房购房款，而如前所述，相应的购房款在结算时应返还给王正裕，故过渡费可能须抵扣部分购房款利息，再进行结算。再次，针对王正裕的第三项诉请。实际安置分房时，地下划线车位与储藏室的价格的确为20000元，但根据《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回迁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回迁安置方案》”），包括王正裕户在内的老年户等特殊户未配比地下车位。综上所述，靖江街道办事处的行为依约合法，并无不当，王正裕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若法院判决认定案涉《安置协议》应继续履行，目前协议项下靖江街道空港物流园及道路建设项目对应的安置区块即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70平方米户型的高层安置房房源充足，除王正裕诉请的地下划线车位无法履行外，对其余诉请，均无异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9月20日，靖江街道办事处（甲方）与王正裕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实施意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杭州市萧山区房屋重置价格的通知》（萧政办发〔2013〕149号）等文件精神，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拆迁内容、拆迁补偿、奖励政策、腾房奖励、补偿奖励总额及付款方式、安置用房、说明事项等王正裕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达成协议。该《安置协议》约定对王正裕户位于18组建筑面积为53.62平方米的“老年房”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王正裕户在拆建期间的过渡房自行解决，过渡期从腾房交钥匙并经验收合格之日起，靖江街道办事处按常住人口每人每月400元（暂定二十四个月计算）给予经济补偿，过渡期超过两年，过渡费按月加倍发放，加倍发放的过渡费每六个月发放一次，过渡费支付到靖江街道办事处《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确定的交房日后四个月止；王正裕户安置人数为1人，系农业户口，实行高层住宅安置，安置面积为70平方米，其中优惠价60平方米、成本价10平方米；每户落实地下划线车位和储藏室各一只，暂按20000元优惠价核定。该《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须经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为准。若公示中发现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该《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拆迁后的安置对象确定和安置方式按街道统一要求和标准执行。”该《安置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萧山区城乡一体办及相关部门各备案壹份，并经双方签字后生效。”该《安置协议》第五条手写条款载明：“按规定有子老人享受1人安置。”靖江街道办事处于同年9月25日出具的《安置面积测算审核表》载明，王正裕户在册农业人口2人（系纯农户），分别为户主王正裕、妻子施大毛，安置面积为70平方米，安置价格为111200元。《安置协议》签订后，王正裕户依约腾房，交由靖江街道办事处拆除，并向靖江街道办事处预存房款111200元，靖江街道办事处于2013年12月9日开具《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份予以确认。靖江街道办事处已向王正裕发放自腾房交付钥匙并经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过渡费，截至2019年12月，过渡费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1200元。2019年7月24日，萧山区住建局发布《公示名单》，其中未包含王正裕户的相关内容。同年8月1日，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征迁指挥部（以下简称“靖江街道征迁指挥部”）发布《抽号分房公告》，但拒绝为王正裕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另查明，王正裕与案外人施大毛系夫妻关系，案外人王金水、王关水系王正裕与施大毛的儿子。又查明，1984年11月4日，王金水作为户主，向原靖江乡民委员会提交《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一份，申请拆除旧房91平方米后建造新房96.9平方米。该《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载明的家庭成员为户主王金水、母亲施大毛、祖母毛春姑及妹妹王水娟四人。经原萧山县靖江乡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王金水户在乡村规划点内使用水田地110平方米，新建房屋后旧房及宅基地归集体。1999年10月9日，原靖江镇民委员会填写的王关水户《土地证书年检工作表（农村住宅）》显示，王关水户内家庭成员2人，包括户主王关水及儿子王路宁，于1989年4月30日经批准建造房屋129.6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178.7平方米，并于1990年7月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再查明，靖江街道征迁指挥部于2019年8月发布《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分房手册》一份，其中《回迁安置方案》第六条规定：“地下停车位根据所处位置分为Ａ、Ｂ两个区块，每户安置户（不含离婚、老年户等特殊户）可按优惠价配比一个地下停车位……”第七条规定：“储藏室按安置户抽中的安置房号对应分配，不再另行抽取。”第九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每户安置户（不含离婚、老年户等特殊户）配比一个地下停车位及1间储藏室（指安置户抽出的第1套安置房相对应的储藏室），价格为20000元／组。”案经调解无效。 以上事实，有王正裕提交的《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抽号分房公告》《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盛支行分户明细对账单》各一份，靖江街道办事处提交的《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居民户口簿》一本、身份证复印件二份、《安置面积测算审核表》一份、《萧山区靖江街道2013年空港物流园征迁安置公示名单》一份、《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一份、《土地证书年检工作表（农村住宅）》一份、《靖江街道靖美华庭安置小区分房手册》一本，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首先，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靖江街道办事处与王正裕户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乃签约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靖江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一户多宅”而应拆未拆的房屋的答辩意见，本案中应当重点审查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无效情形。其一，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包括案涉被拆迁房屋在内，王正裕及其子王金水、王关水共有三处宅基地且均建造了房屋。虽然王正裕并未包含在其子王金水、王关水单独审批建房时在册家庭成员范围内，但王金水户《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载明“新建房屋后，旧房及宅基地归集体”，且根据王正裕育有二子的情况，王正裕及其子王金水、王关水理论上不应当拥有三处宅基地，故案涉被拆迁房屋存在“一户多宅”的可能性。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后，历经多次修订。关于“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的“一户一宅”规定，直至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才首次作出规定。而案涉被拆迁房屋及案外人王金水、王关水作为户主分别于1984年11月4日和1989年4月30日申请建造的房屋均审批建造于1999年1月1日即“一户一宅”规定出台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司法不能用当前制定的法律指导人们过去的行为，更不能用当前的法律处罚人们过去从事的当时合法而当前违法的行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保护人们期待的信赖利益。对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14〕73号）第三条第（三）款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依法继承房屋或在199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实施前经依法批准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不受宅基地‘一户一宅’政策的限制，应当予以确权登记。”可见，案涉被拆迁房屋并不因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一户一宅”规定而丧失其合法性。因此，暂且不论《土地管理法》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安置协议》并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的情形。其三，虽然《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以下简称“《浙江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农村村民经批准易地建造住宅的，原宅基地应当在住宅建成后交还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注销原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新拆旧的，地上建筑物应当自行拆除，拒不拆除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但该《浙江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系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故即使案涉被拆迁房屋在王金水新房建成后未拆除，案涉《安置协议》亦不因违反前述规定而归于无效。其四，从靖江街道办事处已按《安置协议》约定向王正裕支付协议项下的拆迁补偿及奖励费用并按时向其发放过渡费等事实来看，靖江街道办事处已以其行为履行了协议项下除安置房分配之外的绝大部分合同义务，从而印证了案涉《安置协议》的签订系靖江街道办事处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五，根据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适用的《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8年8月1日起施行，现虽已失效，但2013年时仍然有效）第五条之规定，“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关于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性问题，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案涉被拆迁房屋及王金水、王关水分别于1984年、1989年申请建造的房屋均系经合法审批建造的房屋，虽然原萧山县靖江乡人民政府在王金水户《萧山县个人建房用地申请表》载明“新建房屋后，旧房及宅基地归集体”，但结合王正裕未包含在王金水户申请建房时登记的在册人口中，以及靖江街道办事处关于案涉被拆迁房屋系给予王正裕居住的带有照顾性质的“老年房”等事实来看，案涉被拆迁房屋在王金水的新房建成后未被拆除、仍由王正裕继续居住，存在客观原因及特殊背景。靖江街道办事处在签订《安置协议》前有义务对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及王正裕的安置资格等进行严格的前置审查，庭审中靖江街道办事处亦自认其在签约前曾进行过初步审查，案涉《安置协议》多处载明的“老年房”及“按规定有子老人享受1人安置”等内容亦能予以印证。另结合靖江街道办事处在协议签订后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实际履行协议项下大部分义务的情况来看，其对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应属明知，其在与王正裕户签订《安置协议》之后，又以案涉被拆迁房屋属于应拆未拆的房屋、王正裕不符合安置条件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对案涉《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性质及效力的认定。其一，根据《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须经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为准”之约定，以及《实施意见》第九条第（一）款“凡购买城市示范村住宅的对象，需经资格认定审查，具体条件按本实施意见第六条规定，由村（社区）调查、集体讨论，张榜公布7天无异议，经所在镇街或管委会审核后报区城乡一体办核准，在区级新闻媒体公示无异议后，下达安置通知”之规定，王正裕的安置资格需经村（社区）调查、集体讨论、张榜公布、靖江街道办事处审核、城乡一体办核准、区级新闻媒体公示等严格的审批流程，且鉴于《安置协议》签署后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即已确定，尤其是被拆迁人的房屋在协议签订后的规定时间内将交由拆迁人拆除且该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前述审批程序应属协议签订的前置程序，且有理由相信案涉《安置协议》系靖江街道办事处在清楚知晓案涉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及王正裕是否符合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与其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该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协议约束。虽然协议的其中一方为具有强势地位的行政机关，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项下第三级案由，属于民事纠纷，故案涉《安置协议》应当作为民事协议进行审查，应无疑义。即使王正裕按照相关安置政策规定，确不符合农村建房条件，故而不属于《实施意见》等安置政策规定的安置对象，因《实施意见》于2010年2月便已颁布施行，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2013年9月，靖江街道办事处作为拆迁人，理应知晓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特别是关于确定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规定以及安置对象的安置资格须经前置审查的规定。其在与王正裕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应就其是否符合相关安置政策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对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王正裕签订协议。靖江街道办事处既已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盖章，即表明其认可王正裕的安置面积，王正裕户亦因此拥有合理期待靖江街道办事处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的信赖利益。也是基于此前提，王正裕同意拆除案涉房屋。现靖江街道办事处以王正裕户的安置房分配方案未通过城乡一体办的审核为由，拒绝为其分配协议项下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二，根据靖江街道办事处的答辩意见可知，其对案涉《安置协议》的效力并无异议。而该协议第十二条约定“本协议……并经双方签字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故案涉《安置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成立并生效，靖江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对协议约定内容的后续审核公示并非协议生效的条件，亦不应成为靖江街道办事处拒绝按约履行的理由。虽然该协议第九条第3款约定“本协议所确定的安置面积和因政策需调整的安置面积，需经两次公示，最终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为准。若公示中发现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应按规定予以纠正”，但如前所述，两次公示程序及城乡一体办的审核应在协议签订前进行，而非在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定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等合同核心条款后再进行事后审核。为王正裕户安置人口1人、分配高层安置面积70平方米，系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靖江街道办事处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应负的主要合同义务。若允许其以及案外人城乡一体办基于所谓的政策解读原因、政策调整原因等，对协议既定的安置内容进行单方变更，相当于变相剥夺了王正裕在协议项下享有的主要权利，并排除了靖江街道办事处的主要义务，既有违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亦严重损害了协议一方的信赖利益。且靖江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应按规定予以纠正的情形，仅限于公示中发现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如前所述，本案中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在签约时及安置分房时一致，且与实际情况相符。综上，靖江街道办事处及城乡一体办均无权援引《安置协议》第九条第3款，对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进行单方变更。对靖江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其三，根据《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在协议双方未就《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协商一致进行变更之前，该协议理应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现靖江街道办事处拒绝履行为王正裕分配协议项下7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靖江街道办事处已为王正裕发放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过渡费，且靖江街道办事处自认目前与王正裕诉请的安置面积相匹配的安置房房源充足，在案涉《安置协议》被本院认定应继续履行的前提下，其对王正裕诉请的安置房、过渡费及储藏室均无异议，故王正裕要求靖江街道办事处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为其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按每月12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确定的交房日后四个月止的过渡费，并为其分配储藏室一间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且具备履行条件，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关于王正裕在本案中诉请的地下划线车位。其一，结合《安置协议》载明的“老年房”“按规定有子老人享受1人安置”等内容，该协议中涉及“主房”及相应装修、评估、签约、腾房等奖励内容均为空白，以及前述查明的王正裕及其子王金水、王关水存在“一户多宅”的情形来看，2013年拆迁时王正裕户系作为无主房被拆迁的与正常安置户不同的“老年户”，与靖江街道办事处进行签约，即王正裕户属于前述《回迁安置方案》中所称的“老年户”应无疑义。根据《安置协议》第八条第5款“每户落实地下划线车位和储藏室各一只，暂按20000元优惠价核定”之约定，每户安置户均有权以20000元的优惠价格（签约时为暂定价）获得地下划线车位及储藏室各一个。也就是说，虽然王正裕户并非正常安置户，但案涉《安置协议》并未对其户或者包括其户在内的老年户等特殊安置户有关地下划线车位的权利作出特别约定或进行排除。正如靖江街道办事处通过手写方式在协议文本的多处对王正裕户作为老年户的特殊情形进行标注或修改，如王正裕户作为老年户，无权获得地下划线车位，协议双方特别是靖江街道办事处，应在协议中通过手写条款进行特别约定。既然协议未作特别约定，则王正裕依据《安置协议》第八条第5款约定理应获得地下划线车位一个。其二，虽然根据《回迁安置方案》，只有离婚户、老年户等特殊户以外的安置户方可按优惠价每户配比一个地下停车位，但前述《回迁安置方案》系由靖江街道征迁指挥部单方制定并于2019年8月颁布，而案涉《安置协议》签订于2013年9月，其后原、被告双方并未对协议内容经协商一致进行变更。故如前所述，案涉《安置协议》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均无权擅自变更协议内容，靖江街道征迁指挥部发布的《回迁安置方案》中与《安置协议》约定内容不符的部分，对王正裕户不具有约束力，靖江街道办事处仍应按约履行为王正裕分配地下划线车位一个的义务。其三，虽然案涉《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拆迁后的安置对象确定和安置方式按街道统一要求和标准执行”，但从该约定的文义来看，只有拆迁之后（即《安置协议》签订之后）出现的新增人口等安置对象的确定及具体的安置方式才应按靖江街道办事处的统一要求和标准执行，对于《安置协议》已明确约定的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地下划线车位、储藏室等内容，靖江街道办事处无权以发布《回迁安置方案》的方式进行单方变更。综上，对王正裕要求靖江街道办事处为其分配地下划线车位一个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靖江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对王正裕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按照其与王正裕于2013年9月20日签订的《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王正裕分配高层安置房70平方米的义务； 二、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向王正裕发放自2020年1月1日起至《安置房抽号定位告知书》确定的交房日后四个月止按照每月1200元计算的过渡费的义务，该过渡费按照《靖江街道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每六个月发放一次，分别于当年6月30日、12月31日前付清； 三、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王正裕分配地下划线车位一个及储藏室一间的义务（该地下划线车位及储藏室结算价格为优惠价20000元）； 四、驳回王正裕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00元，减半收取计4800元，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靖江街道办事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