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36688号原告：汪淑瑛，女，193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汪淑瑛之子），男，197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悦，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艳丽，女，1981年8月1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欣时，北京永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汪淑瑛（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刘艳丽（以下简称被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吴东悦，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欣时，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给付房屋价款170万元；2.被告自2019年3月20日起，以17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资金占用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刘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子，长子刘某2现定居国外，次子刘某3已退休，三子刘某仍在职工作，被告系次子刘某3之女。2012年，原告卖掉自己所有且居住二十多年，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路某号楼某单元201的房屋（以下简称201号房），并自行添资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号楼某层1506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2015年，原告为解决养老及遗产处理问题，决定拖房养老，即将涉案房屋赠送给被告，由被告负责养老，双方采用了买卖房屋的交易方式，签署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出售涉案房屋，将网签价格定为170万元（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以此作为过户凭据，如果刘艳丽照顾的好，原告也就不要房款了。此后，原告及刘某1即在此共同生活，也无其他亲属共同居住。2016年1月19日，刘某1因高龄无疾而终，期间一直由原告照顾刘某1，并由保姆护理，此后原告继续雇佣一名保姆照料起居，和保姆共同生活，期间并未见到被告的任何照料。2017年10月，被告与刘某3让原告从涉案房屋内搬出，让与被告居住，原告被安置在一套小两居室与刘某3夫妇共同居住，并不再有保姆进行照料，其后更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让原告感到寄人篱下，只能忍气吞声，包括：居住水平严重降低；刘某3没收原告每月将近8000元的全部养老金收入，声称为其夫妇的服务费；原告患有多种疾病，在共同生活的时间里从未带原告去医院就诊，拒绝送原告参加原单位组织的年度体检；以歧视的态度，不在一桌吃饭，并提供不同饮食及日常用品；限制原告的行动自由，不许原告下楼与人接触，不许在屋中随意走动；限制原告的通信自由，不给原告手机充值；刘某3夫妇经常采用侮辱性语言，并曾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而被告从未与原告进行过任何语言交流，更无关心慰问行为。2018年8月26日，双方矛盾升级，在楼道发生争吵后，刘某3夫妇不许原告进入房间，原告被迫在邻居家报警，并通过报警的方式要回了工资卡、身份证等私人物品，从安置房屋中出走。针对被告一家的不善待行为，原告忍无可忍。现被告认为双方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亦认为涉案合同确是买卖合同，只是没有约定付款期限而已。原告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对于本次起诉是否是原告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持有怀疑。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涉案房屋系原告与刘某1的共同财产，虽然登记在原告名下，但该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其所享有的债权部分应当经过继承后，由享有债权的继承人主张，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另，涉案房屋在买卖过程中，被告出资了15.148万元，该部分款项应从原告主张的购房款中扣除。另，被告认为涉案房屋系赠送给被告，只是采取了买卖合同的方式，原告在起诉中也明确表明赠与的意思表示，其主张房屋价款没有事实依据，对于资金占用费，被告也认为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庭审中，原告本人到庭向本院表示本次起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称涉案房屋系其让被告与刘某3住进来照顾其，其才答应办理的过户手续，但被告与刘某3并未照顾其，反而对其进行虐待，故其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购房款。原告本人另称当时其夫刘某1告知其让其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如果被告不照顾其，其可以用这个合同向被告索要购房款，所以其留了心，决定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现在被告认为是房屋买卖合同，其也承认是买卖合同。另查，原告曾将被告诉至本院，主张本案中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实为赠与合同，并要求撤销该赠与合同。2019年3月19日的庭审中，被告主张认为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买卖合同，原告要求撤销赠与的理由不成立，而且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主张根据其掌握的证据综合分析，认为目前证据不足以证明是赠与，故其认可被告所述，认为《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买卖合同的性质。原告与刘某1系夫妻，二人育有刘某2、刘某3、刘某三子，被告系刘某3之女。原告与刘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刘某1于2016年1月19日去世。2015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CW310385），显示出卖人为原告，买受人为被告，合同约定原告将涉案房屋出卖于被告，成交价格为170万元；合同未载明付款日期及违约责任。2015年8月13日，涉案房屋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被告尚未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的170万元购房款。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涉案房屋过户时，刘某1没有去现场，因当时刘某1已经卧病在床，不可能去办理过户，是原告与被告一起去办理的过户。被告主张当时是原告、刘某1与其一起去办理的过户，在办理过户的窗口，因涉案房屋原登记在原告名下，所以就没有让刘某1签字。被告就其主张提交潘某某的书面证明，内容为：“2015年8月，我曾陪同办理汪淑瑛、刘某1夫妇房屋（1506）过户给刘艳丽事宜。当时刘某1也亲临现场。”被告称潘某某系原、被告共同的朋友，证明涉案房屋系汪淑瑛与刘某1公有，办理过户时，刘某1到了现场，只是当时房产证没有刘某1的名字。原告对该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主张其对涉案房屋装修花费了15.148万元，并称虽然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花费的单据上有部分是刘某3签名，这是因为刘某3是被告的父亲，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被告本人所支付，装修行为发生在涉案房屋过户之前，被告认为正是因为涉案房屋赠与给被告，所以被告才会花钱装修，如果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关于涉案房屋的装修费用就应当进行折抵；被告就其主张提交涉案房屋装修费用的单据。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与本案无关。另，被告主张2012年原告与刘某1名下有两套房屋，一套在顺源里，一套就是201号房，原告与刘某1出售了201号房后购买了涉案房屋，二人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将顺源里的房屋赠与了刘某，将涉案房屋赠与了被告，因当时为了节省税费及过户费用，所以才签订了买卖合同，如果是赠与的话要办理赠与公证，手续比较麻烦，所以两套房屋均采用了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方式办理了过户。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本案中，涉案房屋系原告及刘某1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原登记在原告个人名下，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标的为涉案房屋、合同价款为170万元，此后涉案房屋被转移登记至被告名下。被告虽称涉案房屋过户给其系原告的赠与行为，但该合同并未体现原告将涉案房屋赠与给被告的意思表示，其约定的权利义务系买卖房屋及支付购房款，该合同仅体现了双方买卖房屋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被告名下，被告尚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享有向被告主张房屋价款的债权，其作为权利人可以选择放弃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房屋价款的权利，亦有权要求对方支付房屋价款，被告是否已实际支付价款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性质。并且，在本院另案2019年3月19日的庭审中，被告明确主张《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系买卖合同，原告亦认可此为买卖合同，综上，本院对该《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性质为买卖合同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虽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时间，故本院对被告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虽称其因装修房屋有所花费，但装修费用并未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亦不属于房屋价款的一部分，故本院对被告关于折抵装修费用的主张不予采信。另，涉案房屋在过户至被告之前，虽为原告与刘某1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所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即支付房屋价款170万元，在被告履行付款义务后，刘某1的继承人可就自己享有的权益另案进行主张。关于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因双方并未就付款日期进行约定，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艳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汪淑瑛房屋价款170万元；二、驳回原告汪淑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被告刘艳丽负担（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白星晖审判员  柯 岩审判员  谷培培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丁 楠李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