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30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市晋泉管桩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善县天凝镇天洪公路1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7377639933。法定代表人：姚海兴，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庆红，浙江嘉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雅，浙江嘉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海郊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旺路1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49582583X。法定代表人：陈贵寿，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龙，浙江永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市晋泉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海郊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9）浙0421民初2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协商一个月，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晋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海郊公司承担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暂计至一审起诉日为71376元）、晋泉公司一审主张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3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海郊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任意扩大解释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表示，导致认定的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本末倒置。合同第8条约定“付款方式：合同签订3天内，甲方支付合同价的10%作为预付款，工程桩施工完成50%后甲方支付合同价的30%管桩材料款给乙方，供桩结束15天内付至总价款的70%，余款在2017年12月底前付清。如甲方付款逾期的，则乙方可就所有款项一并要求付款；乙方每次要求付款前应先开具管柱85%和运输1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乙方”。上述条款中明确约定了余款在2017年12月底前付清，即对最后付款期限作出了明确约定。海郊公司在收到晋泉公司交付的管桩后应自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履行货款的给付义务，而无需另行再由晋泉公司向海郊公司提出付款的要求。晋泉公司要求海郊公司支付货款只有在海郊公司逾期付款的情况下产生，因此，海郊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和晋泉公司要求海郊公司支付货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法院将上述约定定义为双方约定了“先开票后付款”错误，系任意扩大合同条款的字面意思表示。前者是海郊公司收到货物后履行支付对价的主合同义务时间，后者是晋泉公司在海郊公司逾期付款后要求付款时履行合同附随义务的条件，两者之间是主合同义务和附随义务的区别，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海郊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付款的全部违约责任。而且晋泉公司在要求付款前已经开具发票，只是因为海郊公司变更经营地址后没有通知晋泉公司，才使晋泉公司在海郊公司原经营地址交付不能。因此，海郊公司应当支付所欠货款并承担全部的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虽然海郊公司一审诉讼中前后分两次付清了所欠货款，但仍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二）晋泉公司在要求付款前已履行开票义务，海郊公司未协助送达，应当认定为晋泉公司完成了发票的交付义务，晋泉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开票当日将发票送到海郊公司注册的经营地址，但海郊公司在变更经营地址后未通知晋泉公司，造成晋泉公司开具的发票无法向海郊公司交付，应当视为晋泉公司履行了发票的交付义务。海郊公司在变更经营地址后，既未及时通知晋泉公司，也未及时到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该事实一审法院送达诉讼副本被退回就能证实。因此，海郊公司无权在晋泉公司已经开具了发票的前提下，仍以未收到发票为由拒绝支付拖欠的货款。但一审法院故意回避海郊公司在变更经营地址后未履行通知、协助义务的客观原因，断然的认定晋泉公司未履行发票交付义务，系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以社保信息认定薛虹慧非海郊公司嘉善分公司员工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认定薛虹慧为嘉善旭景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景公司）员工，继而又以薛虹慧在嘉善县办公，又认定旭景公司在嘉善县经营缺乏事实依据。第一，根据工商信息显示，旭景公司注册经营地址在嘉善县工位。第二，虽然社保信息显示薛虹慧社保金目前仍由旭景公司缴纳，但海郊公司未提供薛虹慧的工资仍由旭景公司支付的凭证。第三，海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贵寿为旭景公司的大股东，占股份比例为80%，属控股股东，员工混同是非常容易且也是常见的情况。第四，作为最基本的常识，任何工作人员都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签收与自己工作毫无关联的重要企业文件。第五，从薛虹慧通知ＥＭＳ快递公司上门揽收海郊公司快递寄发的情况也可认定薛虹慧为海郊公司工作，实际为海郊公司员工。2019年6月18日，海郊公司在被起诉后通过案外人王某达约晋泉公司涉案合同的负责人陈明伟去嘉善县协商案件，陈明伟顺便把无法交掉的发票带给王建峰，是由王建峰将发票交给财务人员薛虹慧签收，根本不存在由陈明伟直接交给薛虹慧的事实，而且事实也不可能由陈明伟直接交给薛虹慧。陈明伟第一次到嘉善县，地址是海郊公司涉案合同经办人王建峰发的定位，去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地址为海郊公司嘉善分公司经营地址，跟里面的工作人员从未接触过，不可能在跟王建峰协商时，突然莫名其妙走进一间从未进去过的办公室，将发票交给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不会随意将重要的文件交付一个陌生人，也不会随意签收一个陌生人交付的重要文件，是任何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基本常识。一审法院却采纳海郊公司及其员工薛虹慧的反常态陈述，认定晋泉公司直接将发票交给了薛虹慧，颠覆了普通人最基本的操作常识，令人匪夷所思。二、开具发票是附随义务，以此确认海郊公司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系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系买卖合同，作为出卖人，晋泉公司已经于2017年6月5日前向海郊公司给付了全部的货物，那么海郊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于2017年12月底前付清全部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税法》规定，受《税法》调整，其主要目的在于税务机关控制税源，征收税款，同时由国家监督经济活动，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国家财产安全。故因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合同法的调整，而应由行政途径解决而非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且在民法理论上，应当以是否能够独立的诉讼请求作为区分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的标准，能够进行独立诉讼请求的是从给付义务，不能够独立进行诉讼请求的是附随义务。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属于附随义务。被告对履行货款的支付义务援用抗辩权的事由应当是义务人违反合同的给付义务，而非附随义务。因此，对于晋泉公司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适用《合同法》有关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且晋泉公司已经在起诉前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交付，晋泉公司已无理由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海郊公司辩称：按照双方签订的《管桩采购合同》中第八条付款方式的约定，海郊公司在付款前应该先收到增值税发票，然后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支付相应的合同价格，这是有相应的先后顺序的。结合本案晋泉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起诉要求支付货款，实际上5月27日才开具发票，海郊公司当时没有收到发票，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关于时间节点也是非常准确的。更何况，晋泉公司在2019年6月18日将发票交给了案外人，并没有交给海郊公司，到7月17日又将发票取回，从时间点看，在晋泉公司起诉时海郊公司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之后海郊公司在收到发票后支付了合同价款，已经将合同的支付义务履行完毕，晋泉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和律师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驳回晋泉公司的上诉请求。晋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郊公司立即支付管桩款525203元；2.判令海郊公司支付从2018年1月1日起至判决给付日止的违约金（按欠款金额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二倍暂计至起诉日为71376元，之后至判决给付日止的违约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计算）；3.判令海郊公司支付晋泉公司为主张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海郊公司承担。后晋泉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第1项为：判令海郊公司立即支付管桩款32520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9日，以海郊公司为甲方，晋泉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管桩釆购合同》，约定由海郊公司向晋泉公司购买ＰＣ-Ａ400（95）预应力管桩，暂定24574米，单价为99元／米。合同第8条约定付款方式：合同签订3天内，甲方支付合同价的10%作为预付款，工程桩施工完成50%后甲方支付合同价的30%管桩材料款给乙方，供桩结束15天内付至总价款的70%，余款在2017年12月底前付清。如甲方付款逾期的，则乙方可就所有款项一并要求付款，乙方应将所有货款打入乙方本合同指定账户（乙方另有委托除外）。乙方在每次要求付款前应先开具管桩85%和运输1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甲方。合同签订后，晋泉公司共交付给海郊公司管桩24497米计款2425203元。至晋泉公司起诉时海郊公司已付款1900000元，晋泉公司开具并交付给海郊公司价税合计168301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晋泉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又开具价税合计74218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2019年6月18日将发票交至嘉善县，由薛虹慧签收，后又向薛虹慧取回发票。2019年8月28日，晋泉公司当庭将该发票交付给海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晋泉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海郊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支付给晋泉公司200000元，2019年8月27日支付给晋泉公司325203元。当事人对事实、诉讼请求争议部分：晋泉公司以薛虹慧的签收单、证人王某达的证言、2019年7月17日取回发票时的视频、ＥＭＳ快递单，证明晋泉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将价税合计74218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至嘉善县海郊公司在嘉善的经营地，并由薛虹慧签收。海郊公司以《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嘉善县另有旭景公司在此经营，薛虹慧系旭景公司员工，海郊公司并未于2019年6月18日收到发票。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本案中，尽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付款方式，但同时在合同中约定“乙方在每次要求付款前应先开具管桩85%和运输1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甲方”，该约定明确了开具发票和支付价款的先后履行顺序，晋泉公司有先履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虽付款义务与开具发票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但在合同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在晋泉公司未履行开具发票义务时，海郊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对于双方就2019年6月18日晋泉公司是否将发票交付给海郊公司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晋泉公司提供的《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证明薛虹慧的工作单位是旭景公司，该证据的证明力高于晋泉公司提供的证据，而晋泉公司也已于2019年7月17日向薛虹慧取回发票，晋泉公司交付发票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更何况，该争议发生于2019年5月29日晋泉公司提起诉讼之后，发票是否交付并不能支持晋泉公司在此之前提出的诉讼主张。晋泉公司在2019年5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时，尚有价税合计742185元的增值税发票未提交给海郊公司，而海郊公司应付给晋泉公司的价款为525203元，即海郊公司已付款金额超过了晋泉公司已开票金额，海郊公司在晋泉公司起诉时未构成违约。晋泉公司在迟至起诉前2天即2019年5月27日才开具了价税合计742185元的增值税发票，又于起诉后的2019年6月18日将发票交给薛虹慧，姑且不论晋泉公司不能证明薛虹慧系海郊公司工作人员，退一步讲，即使假定海郊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收到发票，也已在合理期限内向晋泉公司支付了全部应付款项，故晋泉公司诉请海郊公司支付管桩款和违约金、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晋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98元，减半收取3849元，由晋泉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晋泉公司提交了代理费发票及转账凭证，用以证明其已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0元。经质证，海郊公司对晋泉公司已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事实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关联。本院认证认为，海郊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晋泉公司主张该代理费应由海郊公司负担理由能否成立详见判决说理部分分析。经审查，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对海郊公司曾欠晋泉公司货款及海郊公司已于一审诉讼期间支付货款完毕的事实没有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晋泉公司关于海郊公司应支付其违约金及实现债权代理费的主张能否成立。对此，本院认为，尽管双方在《管桩采购合同》的“付款方式”中约定余款应在2017年12月底前付清，但该部分同时明确约定晋泉公司在要求付款前应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交海郊公司，足见双方就先开具发票后支付价款的履行顺序作了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在晋泉公司未履行开票义务时，海郊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并无不当。晋泉公司直至起诉前2天才开具发票，一审法院认定海郊公司在晋泉公司起诉时不构成违约并无不妥。另外，海郊公司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收到发票后支付了全部应付款项，属于收到发票后在合理期限内付款，也不应认定为违约。至于晋泉公司上诉称发票交付薛虹慧即系交付海郊公司，依据并不充分，且即便该主张成立，该事实也系发生在本案起诉之后，对认定海郊公司在收到发票后的合理期限内付款并无实质影响。综上，本院认为晋泉公司主张海郊公司应支付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晋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28元，由嘉兴市晋泉管桩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褚 翔审判员 汪先才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蓉书记员吴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