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72民初1418号原告：山东丹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49号大成门广场A座10层1003。法定代表人：马会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寿、闫世林，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邢佳轩，男，1981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刚，男，196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告山东丹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邢佳轩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寿、闫世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付原告滞期费用45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1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10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航次货运代理合同》，原告为受托人，被告为委托人。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为办理货物运输事宜，起运港为烟台西港，目的港为黄骅河钢，承运船舶为“金航宇10”轮，航次为1834，货物名称为山皮土，货物重量26700吨，运费为20.5元/吨（不开票，不含税），受载期限为2018年10月28日正负一天，装/卸期限为120小时，从船舶抵达装卸港首个锚地起计算，滞期费为2.5元/吨/天，装卸时间（滞期时间）以航海日志记载为准。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安排承运船舶到达装运港，并如约履行了合同。但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的装卸时间装卸货物，致使承运船舶在装、卸两港的装卸时间已超过约定的装卸时间，由此产生滞期费。为减少损失，就滞期费，原告与实际承运人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协商，并以45万元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被告作为委托方应当按约偿付原告滞期费45万元并承担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上述欠款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却无故拒不支付，望判如所请。被告辩称：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本案原告既不是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或收货人，更不是被告的货运代理人，而恰恰其为涉案承运人的代理人，因此其无权依据与承运人达成的所谓滞期费协议向被告提出请求。原告即使系被告的货运代理人，也无权代表被告与承运人达成所谓的船舶滞期费赔偿协议。二、本案不存在所谓的船舶滞期问题。1、如原告所确认，船舶于11月2日抵港，次日装载完毕，装港仅用两天装载时间。即使如承运人所述，船舶于10月31日抵港，减除48小时也就是约定的待泊时间，11月2日装船受载也是合理。2、如承运人所述，船舶于11月6日凌晨抵达目的港，减除48小时（两天）的待泊时间，11月8日19时10分靠泊，20时30分卸货，按承运人确认的两天即能卸完。三、即使存在船舶滞期，也是船舶逾期抵达起运港造成的。合同约定船舶受载时间10月28日正负1天，但涉案船舶抵港时间为11月2日（或按承运人称为10月31日）。船舶逾期抵港造成了起运港约定码头受载落空，从而不得不重新联系新的受载港。而，新的装港码头因为前船货物占压码头货场，而严重影响了货物的集港效率。船舶装港逾期，必然影响卸港的及时靠泊卸货。因此，即使存在装卸两港不能及时靠泊作业，也是船舶逾期抵达装港造成的。四、原告及承运人违约封舱、停止卸货，造成船舶长期滞留。涉案船舶于11月8日19时10分靠泊，20时30分开始卸货。如果原告及承运人不违约封舱、停止卸货，按照承运人所述，两天即能卸完全部货物。也就是说，完全能在合同约定的合理时间内完成卸货。结果因为环保要求使得再次卸货受到影响。五、原告的索赔证据不足，且不具合法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其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航次货运代理合同，用以证明：2018年10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航次货运代理合同》，原告为受托人，被告为委托人。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代为办理货物运输事宜，起运港为烟台西港，目的港为黄骅河钢，承运船舶为“金航宇10”轮，航次为1834，货物名称为山皮土，货物重量26700吨，运费为20.5元/吨（不开票，不含税），受载期限为2018年10月28日正负一天，装/卸货期限为120小时，从船舶抵达装卸港首个锚地起计算，滞期费为2.5元/吨/天，装卸时间（滞期时间）以航海日志记载为准。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原、被告对该协议条款未经过任何协商，原告作为专业公司未对协议事项向被告作出任何解释和提示，且合同虽名为航次货运代理合同，实为航次租船合同；原告不具有水路运输资质，故其不能以承运人身份签署水路运输合同，更不能从事水路运输业务；原告除了为被告办理租船事宜，并未代为办理涉案货物任何的货运业务；故，原告误导被告签署该合同，具有欺诈性；该合同第6条约定了装卸货时间的起算点、第4条约定了计收滞期费的起算点，该合同对装卸货时间的起算点及船舶滞期费的起算点分别作出了约定。证据二、航次运输合同，用以证明：为履行与被告的合同，原告于2018年10月24日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签订航次运输合同，涉案货物由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金航宇10”轮承运。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该合同仅有原告印章，未加盖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的原始印章，原告也未提交履行该合同的付款凭证与发票来证明合同已实际履行；该合同载明原告为承租人而非此类合同通常的托运人，恰恰体现了原告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为规避原告船舶代理人身份或满足承运人的某种需求而作出的一种变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该合同条款对滞期费的计收也是以船舶抵达装货港锚地48小时起算。证据三、函、协议书及航海日志，用以证明：合同签订后，被告没有按合同约定的装卸时间装卸货物，致使承运船舶在装、卸两港的装卸时间已超过约定的装卸时间，由此产生滞期13天6小时38分钟，滞期费896156.25元，经原告催促，被告没有如期支付。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中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承运人在其签署的“船舶载运货物舱单”上确认，船舶抵港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受载完毕时间和预计驶离时间为2018年11月4日，也就是说船舶于2018年11月2日抵港，2018年11月4日即已受载完毕，但船舶却未在受载完毕后驶离，而是在2018年11月5日14时30分离泊；涉案船舶于2018年11月8日19时10分即已靠泊目的港码头，其关舱停止卸货后于2018年11月9日19时50分离泊，不存在该函件所述的2018年11月9日7时52分待泊的情况；其滞期费的起算点并未依约减除48小时的待泊宽限期；对该证据中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份协议书的形成地点在天津市，当时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和被告在协议书上盖章、签字，但原告未加盖印章；该协议书属于三方协议，原告称加盖印章后回传给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但被告并未接到原告盖章后回传的协议书；涉案货物在起运港的装船事宜并非由被告负责，而是由涉案水路运单载明的托运人负责；起运港并不存在船舶滞期问题，即使存在，也是船舶逾期抵港所致，不应由作为收货人的被告承担所谓的滞期损失；对该证据中航海日志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四、协议书、银行付款凭证、收款收据、付款指示函、及银行流水单，用以证明：为减少损失，原告与承运人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就滞期费协商，并以45万元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中协议书的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既不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也不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或收货人，更不是被告与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其在涉案货物运输过程中的真实身份仅为船舶代理人；作为船舶代理人与承运人达成所谓的滞期费赔偿协议，仅代表其自认在代理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的责任承担，绝不能据此享有对他人的赔偿追索权，此种追索既没有合同依据，更无法律依据；该协议书并未阐明所谓滞期费的产生依据及计算明细，不能成立；协议书约定的收款账户不符合企业资金往来财务规定，违反相关税收法律规定；对该证据中银行付款凭证的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两份银行付款凭证所载明的付款人与收款人并非协议签署双方，不能证明转账款项为所谓的协议款项，况且原告系协议相对方的船舶代理人，双方存在长期的业务资金往来，不能认定该笔资金与本案的关联性；两笔款项的付款日期与协议约定的时间不符；发生于2019年9月11日的30万汇款的收款人即非协议指定的收款人也不是承运人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了所谓的涉案款项的赔付。证据五、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民事裁定书、诉前保全费发票，用以证明：为向被告追索滞期费欠款，原告产生律师费20000元、诉前保全费3020元损失。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付款单据及发票是原告为主张自己的权益而寻求的法律救助措施，无权向被告提出索赔，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未收到相关民事裁定书，原告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的索赔主张也没有法律依据。证据六、被告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被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证据七、银行流水单，用以证明：原告证据一、二所涉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10月25日收到被告支付的10万元定金，于2018年11月9日收到447350元运费；为履行原告证据二所涉合同，原告分别于2018年10月24日、10月25日、11月9日向付东兴的银行账户汇款2万元、8万元和434000元。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系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将款项支付给该公司而非付东兴，不能证明相关汇款系原告向承运人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支付的运费，且原告未出具相应发票来证明合同履行的情况。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航次货运代理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名为“航次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实为“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但因原告不具备沿海水路运输资质，故双方签署的航次租船合同依法无效；据此，原告向被告收取的运费差价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退还或收缴并对其予以处罚；原告除了为被告联系涉案船舶，未办理任何涉案货运代理事项，反倒以承运人的身份从事了相关的船舶运营事宜，故其身份实为船舶代理人。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显示原、被告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而非被告所述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原告系接受被告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的运输事宜，是被告的代理人，而非被告所述的船舶代理人。证据二、水路货物运单，证据三、货物交接清单，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明：涉案货物运单及交接清单上载明的托运人与收货人均不是原告；结合其他证据来看，原告既不是被告的货运代理人，也不是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其准确的法律地位是船舶代理人；据此，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无权提出涉案诉请主张。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未提交上述两份证据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有权就因委托事务所产生的损失向被告进行主张，原告诉讼主体适格。证据四、船舶载运货物舱单，用以证明：涉案船舶于2018年11月2日抵达起运港，2018天11月4日驶离起运港；涉案船舶未依约抵达起运港受载货物，为此造成约定装货港泊位落空而被迫改变装货港；同时，变更后的装货港泊位因前船所卸煤炭占用了码头前方堆场，需要疏港外运，极大影响了涉案货物的集港效率，否则涉案货物在装港的装船速度会更快；涉案货物装船时间为两天多。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未提交该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船舶抵达装运港的时间是2018年10月31日5时，驶离起运港时间是2018年11月5日14时30分，该舱单无法显示和证明装货港泊位落空需要疏港外运和货物的集港效率；涉案货物的正常运输表明原、被告双方对涉案货物的装载时间予以认可并接受。证据五、函，用以证明：2018年11月8日，涉案船舶开始卸货后，原、被告签署了由原告打印的卸货协议；原告保证在收到被告支付的剩余运费后“不关舱停止卸货”。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相应函件上加盖的并非原告方的原始印章，被告方的签字亦是后补的；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相关证据显示承运船舶在到达卸货港后如期开舱卸货并未关舱；函件显示“金航宇10”轮11月8日靠泊黄骅河钢码头后，被告在1小时内将剩余运费付至原告，原告保证不关舱停止卸货；而根据航海日志显示，船舶靠港时间距离被告付款时间显然超过了1小时；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告如期付款，该函件显示的也是付款后不关舱停止卸货；该函件同时表明被告应承担滞期费。证据六、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证据七、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上述两份证据用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10月24日向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涉案运费10万元；原、被告签署证据五所涉卸货协议后，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20时24分54秒向原告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了剩余全部运费；被告在卸货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支付了运费，并在付费之后将支付凭证发送给原告业务员。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未提交上述两份证据的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确认已收到相关运费，但收到的时间是2018年11月9日，在原告证据七中有明确显示。证据八、协议书，用以证明：2018年11月13日，为解决卸货事宜，承运人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与被告签署协议，而原告当时并未对该协议进行签字盖章；被告为尽快开始卸货，以求减少给各方造成的损失而支付了应由船方承担的港口费用。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八的内容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协议系原、被告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三方形成，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当时未在该协议上盖章，但已在事后予以盖章确认；协议内容显示，各方保留对相关责任方追索的权利，且明确标明各方对涉案航次的滞期费存在争议。证据九、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调度日报，用以证明：涉案船舶于2018年11月8日19时10分靠泊，作业模式为“卸（卸货）/直（码头直提）/短（运出港）”；当日20时30分开始卸货，作业时间0.8小时，作业量980吨（系码头估算的吨数，实际为一千吨以上），卸船准备1.3小时，因费用问题停工9.7小时。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未提交该证据原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未加盖印章，未显示出具单位，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显示涉案船舶在卸货港的靠泊时间是11月8日19时10分，以此时间来计算被告证据五中关于1小时内支付剩余运费的记载，被告应在20时10分之前进行支付，但被告证据七中显示的付款时间是20时24分，明显晚于1小时；该证据内容显示，涉案船舶在到达卸货港后已正常开始卸货，至于卸货的实际吨数，根据航海日志的记载是1681吨。证据十、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室出具的涉案船舶靠离时间表，用以证明：涉案船舶于2018年11月6日延期抵达卸货港，11月8日靠泊开始卸货，且在收到被告支付的剩余运费后，强行关舱停止卸货，于11月9日离泊并驶离卸货港，直至11月14日才再次靠泊继续卸货。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但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上无制作人员与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出具该证据的单位系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室，看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显示的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时间以及开始卸货的时间，与航海日志的记载不一致。证据十一、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科出具的“关于‘金航宇10’轮卸货情况的说明”，用以证明：因涉案船舶于11月6日延期抵达卸货港时，无适合泊位靠泊，所以才在11月8日19时10分靠泊，20时30分开始卸货；但，在卸货0.8小时后关舱停止卸货，且于11月9日离泊；11月8日卸货时可以采取码头直提出港，但11月14日卸货时因环保要求不能采取码头直提出港的模式，只能将货物堆存于货场；11月17日因环保要求全港停止作业一天。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原件与复印件核对一致，但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上无制作人员与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出具该证据的单位系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科，看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涉案船舶不存在延期抵达卸货港的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根据审查认定的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经审理查明以下法律事实：2018年10月24日，原、被告签订“航次货运代理合同”，约定：被告作为委托人就27000吨山皮土运输事宜，委托原告找到“金航宇10”轮或替代船舶进行运输；运价20.5元/吨（不含税、不开票），结算方式为电汇，起运港烟台西港，目的港黄骅河钢，装/卸货期限120小时，滞期费2.5元/吨/天，受载期2018年10月28日±1天；委托人理货，货物原装原卸，货损货差与受托方/船方无关；委托人于2018年10月24日中午13时前支付定金10万元整至受托人指定账户，合同生效；受托人接受委托后，应及时协调安排船舶，提供船舶的相关资料，及时与委托人沟通，以便顺利完成委托事项，受托人确保提供的船舶适航，适载货物；受托人应要求承运船舶按约定受载期限抵达装货港，若船舶落空，委托人有权要求本航次运费总额30%的违约金（如因天气、船舶故障、上一航次滞期所造成的船舶延误、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船期推迟，船期自然顺延）；委托人应在装/卸两港各提供、使用一个安全泊位进行装、卸货，船舶中途不移泊，非因受托人或船舶原因，船舶靠离作业泊位超过一次的港内移泊，需征得船舶的同意，同时委托人承担因移泊所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移泊时间计入装卸时间；船舶抵达装货港首个锚地24小时内，委托人应办妥货物报港手续，超过48小时仍没有靠泊计划的，则委托人需按天提前支付滞期费并于48小时之后的4个小时内支付完毕且后续每天依次类推（如实际未滞期，则冲抵运费），如委托人拒绝支付的，船舶有权解除合同，定金不予退还，且委托人需支付本航次运费总额30%的违约金；委托人应保证备足货物，货量不足或满舱不满载造成实际装货量不足27000吨，运费按27000吨计算；船舶装（卸）时间自船舶抵达装（卸）港首个锚地起计算，至装（卸）港装/卸货完毕并办完交接手续时止，装（卸）两港装卸时间合并计算，每天24小时连续计算，节假日夜间时间包括在内，若船舶已经靠泊装卸货，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装卸货中断时间，双方各承担一半，装卸时间（滞期时间）以航海日志记载为准；自货物装船结束起至船舶抵达卸港锚地前，委托人应将本航次运输的运费及滞期费（如发生滞期）一并汇入受托人账户，如遇节假日委托人需提前安排支付，如委托人逾期支付本航次运费或/及滞期费，委托人应当按逾期支付金额每日1%的标准向受托人支付滞纳金，并且船舶有权不靠泊不卸货，并对所载货物有留置权，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及法律后果（包括留置期间的滞期费用）由委托人承担；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受托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受托人指定收款账号为户名“马会芳”的银行账户。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原告支付了10万元定金。同日，原告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签订航次运输合同，约定：原告作为承租人，以航次租赁的方式租用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所属的“金航宇10”轮运输山皮土，后者为承运人；运价为20元/吨，起运港烟台西港，目的港黄骅河钢码头，受载时间2018年10月28日正负，装、卸船期限各为2.5天，装卸时间两港合并使用，滞期费2.5元/吨/天；合同签字盖章后，承租人须付定金10万元；承租人不按时付清运费和滞期费，即视承租人违约，船方有权随时撤船并滞留相应货物变卖抵作运费和滞期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租人负担，并按所签运费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加收计算；船抵装卸港锚地后起算装卸时间，若船舶抵装货港锚地48小时仍未能靠泊装货，承租人需按每2.5元/吨/天（不含税）支付滞期保证金；全部运费及滞期费在船抵达卸货港锚地后一次性全额付清；承租人未能按时交纳运费、滞期费，承运人有权停止装卸作业和扣留货物，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承租人负责；承运人指定的收款账户为户名“付东兴”的银行账户。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10月24日、10月25日向合同约定的承运人收款账户支付定金2万元、8万元，并于11月9日向上述银行账户支付434000元，付清了涉案货物的剩余运费。根据“金航宇10”轮2018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的航海日志显示：该轮于10月31日5时在蓬莱港锚地抛锚完毕并报告烟台VTS和蓬莱港调，完车完舵；于11月2日15时30分靠泊栾家口港14号泊位并开始装货；于11月5日4时10分装货26700吨山皮土完毕并关闭舱盖，9时交接手续办妥，14时30分离泊；于11月6日0552时在黄骅港锚地抛锚完毕；于11月8日14时23分申请沧州VTS起锚进港并获同意，19时04分报VTS、港调靠好，20时开始卸货。2018年11月8日，原、被告协商后签署函件，载明：“金航宇10”轮11月8日靠泊黄骅河钢码头后，被告将剩余运费447350元在1小时内转至原告，原告保证不关舱停止卸货，然后双方根据卸货进度再共同商谈滞期费用的问题。被告于2018年11月8日20时24分向原告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运费447350元。2018年11月9日，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函，载明：“金航宇10”轮承运涉案山皮土用时情况包括，1、蓬莱港2018年10月31日5时抛锚至2018年11月5日下午14时30分离泊，用时5天9小时30分；2、黄骅港2018年11月6日5时52分抛锚至11月9日7时52分待泊时间3天2小时；3、预计卸货时间为2天；4、一共用时10天12小时，减去合同约定的5天（装卸货时间），滞期时间为5.5天；5、滞期费为5.5天×26700吨×2.5元/吨/天=367125元；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多次催要滞期费，原告一直未付，如果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于11月9日14时之前收不到滞期费，黄骅港调度安排船舶离泊，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将带货离泊，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原告负责。根据“金航宇10”轮2018年11月9日至11月13日的航海日志显示：该轮于11月9日14时停止卸货，20时离泊，23时08分在黄骅港锚地抛锚完毕；11月10日全天在黄骅港锚地锚泊；于11月11日17时接公司通知改港到天津，19时48分在天津南港锚地抛锚完毕；11月12日、13日在天津南港锚地锚泊。2018年11月13日，原、被告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载明：现各方因涉案航次滞期费事宜产生争议，经协商为减少各方损失及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各方均同意将“金航宇10”轮该航次剩余货物全部卸至天津南港港务有限公司或黄骅河钢码头，卸至相应码头视为货交被告，被告认可实际收到26700吨货物，不存在亏吨及货损，本次卸货应由船方、货方支付的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各方均声明就相关权益保留向责任方进一步追索的权利。根据“金航宇10”轮2018年11月14日至11月19日的航海日志显示：该轮于11月14日11时接公司电话通知改港到黄骅综合港卸货，13时45分在黄骅港锚地抛锚完毕，22时57分靠泊河钢1号泊位；于11月15日7时30分开始继续卸货，至11月19日3时卸货完毕、关舱并办妥交接手续，在此期间的航海日志均显示靠泊卸货正常。2019年5月13日，原告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就双方所签航次租船合同项下产生的相关滞期费用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双方同意，原告支付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45万元作为上述滞期费纠纷的全部的最终的解决，后者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为付东兴；在原告就上述合同项下产生的相关滞期费用另行向货主邢佳轩追索时，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同意为原告行使诉讼权利之方便而给予原告积极的配合。协议签订后，原告通过马会芳的银行账户向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15万元，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了相应滞期费的收款收据。2019年9月3日，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出付款指示函，要求原告将剩余30万元付至户名为于晓明的银行账户；原告通过马会芳的银行账户完成上述款项支付；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滞期费的收款收据。加盖有“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室”印章的文件显示：“金航宇10”轮第一次靠泊时间2018年11月8日19时，HG3泊位，第一次离泊时间11月9日19时50分，作业时长0.8小时，重量980吨；第二次靠泊时间2018年11月14日22时40分，HG1泊位，第二次离泊时间11月19日6时30分。加盖有“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科”印章的“关于‘金航宇10’轮卸货情况的说明”显示：“金航宇10”轮2018年11月6日抵达黄骅港锚地时我司无适合泊位靠泊，故该轮在11月8日19时10分靠泊我司HG3泊位，经过1.3小时卸船准备后于20时30分开始卸货，在卸货0.8小时、卸货量达980吨货物后，该轮即关舱停止卸货，遂于11月9日19时50分离泊；所卸980吨货物为卸货码头直提出港；2018年11月14日22时40分，该轮第二次靠泊我司HG1泊位，11月19日6时30分离泊；此次靠泊卸货因环保要求实施交通管制，不能采取码头直提出港作业，故所卸货物堆存于我司货场；其中11月17日，因环保要求全港停止作业一天。此外，原告为涉案纠纷委托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并支付律师费2万元；原告因涉案纠纷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支付保全申请费3020元；原告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水路货运代理、国内水路运输、无船承运业务等。以上法律事实，皆有证据及庭审笔录附卷，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对原、被告之间合同性质的认定是判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和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系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而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系航次租船合同关系。货运代理合同是指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接受收货人或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货物运输业务并收取报酬的合同；航次租船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船舶或者船舶的部分舱位，装运约定货物从一港运至另一港，由承租人支付约定运费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航次货运代理合同”载明的双方地位虽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原告却就全程运费与被告进行了约定；从其收取费用的性质判断，应认定其已经介入运输，其法律地位是航次租船合同项下的出租人而非受托人，双方的法律关系名为“货运代理合同”实为“航次租船合同”；原告诉请的滞期费亦对此予以印证。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双方之间系航次租船合同关系的抗辩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提出原告不具备国内水路运输资质、双方所签合同不具有合法性的抗辩，鉴于原告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水路运输、无船承运业务，且涉案航次租船合同已履行完毕，本院对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不予支持，并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原、被告所签航次租船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船舶滞期，应根据双方关于装卸时间起算点的约定，并结合装卸时间加以确定。对于装卸时间，双方约定以航海日志记载为准。被告提出以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生产调度室和沧州黄骅港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市场经营科出具的证明文件来计算装卸时间的抗辩，与原、被告关于装卸时间计算依据的约定不符，本院对上述抗辩不予支持。对于装港时间，根据“金航宇10”轮的航海日志，该轮于10月31日5时抵达装货港锚地，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装港时间；该轮于11月5日4时10分装货完毕，并于当日9时办妥交接手续，根据双方关于“装港装货完毕并办完交接手续时止”的约定，装港装货的截止时间应为11月5日9时；故，装港装货用时5天4小时。对于卸港时间，“金航宇10”轮航海日志显示，该轮于11月6日5时52分抵达卸货港锚地，应从此时开始计算卸港时间；该轮于11月9日14时停止卸货，当日20时离泊，23时08分在黄骅港锚地抛锚完毕；于11月11日17时接公司通知改港到天津，19时48分在天津南港锚地抛锚完毕；于11月14日11时接公司电话通知改港到黄骅综合港卸货，22时57分重新靠泊卸货码头，于11月15日7时30分开始卸货，至11月19日3时卸货完毕、关舱并办妥交接手续；根据双方关于“卸港卸货完毕并办完交接手续时止”的约定，卸港卸货的截止时间应为11月19日3时，从11月6日5时52分至11月19日3时共计12天21小时8分钟。对于被告提出原告于11月9日14时封舱停止卸货的违约行为导致涉案货物未在合理时间内完成卸货的抗辩，根据合同原、被告所签航次租船合同关于“船舶抵达卸港锚地前，委托人（即被告）应将本航次运输的运费及滞期费（如发生滞期）一并汇入受托人（即原告）账户，……，如委托人逾期支付本航次运费或/及滞期费，……，并且船舶有权不靠泊不卸货，并对所载货物有留置权”的约定，在被告未在“金航宇10”轮抵达卸港锚地前付清相关费用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封舱并拒绝卸货；原、被告双方虽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函件约定若被告在“金航宇10”轮靠泊黄骅河钢码头后1小时内支付剩余运费，原告则保证不关舱停止卸货，但“金航宇10”轮靠泊河钢码头的时间为11月8日19时04分，而被告支付剩余运费的时间为20时24分，已超出约定的付款时间，原告封舱停止卸货的行为未违反双方约定，亦无不当；故，本院对于被告关于原告违约封舱的抗辩不予支持。但，原告在封舱停止卸货后，无故离泊改港，因此延误的卸货时间应由其自行承担，11月9日20时至11月14日22时57分之间的时间应从卸货时间中予以扣除。故，卸港卸货用时7天18小时11分钟。根据原、被告关于“装/卸两港装卸时间合并计算”的约定，涉案货物在装/卸两港的装卸时间共计12天22小时11分钟，扣除约定的装/卸货期限120小时，“金航宇10”轮因履行原、被告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共计滞期7天22小时11分钟。按照双方约定的滞期费2.5元/吨/天的计算标准，结合双方关于实际装货量不足27000吨时按27000吨计算的约定，因船舶滞期而产生的滞期费共计534890.63元，被告对此负有依约支付的义务。对于被告提出船舶滞期系因涉案船舶逾期抵达起运港造成的抗辩，鉴于原、被告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如因天气、船舶故障、上一航次滞期所造成的船舶延误、无可抗力等原因造成船期推迟，船期自然顺延”，涉案船舶晚于约定时间抵达起运港并不构成原告违约，而被告在涉案船舶超过约定期限抵达起运港时亦未对此提出异议并选择继续履行合同，且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船舶逾期抵达起运港与船舶滞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对被告提出的上述抗辩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出装/卸时间应扣除装/卸两港48小时待泊时间的抗辩，与双方在航次租船合同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按照其与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协商确定并实际赔付的45万元向被告主张滞期损失的诉讼请求，鉴于被告依约应向原告支付的滞期费534890.63元数额高于原告主张的滞期费数额，原告通过协商、先行赔付而实施的减损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对于原告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提出原告系寿光市圣泰航运有限公司的代理人、无权依据与后者达成的协议向被告索赔的抗辩，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利息，根据原、被告关于“船舶抵达卸港锚地前运费及滞期费一并支付，逾期支付滞纳金”的约定，被告应于2018年11月6日5时52分前向原告支付滞期费，否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此时“金航宇10”轮并未完成卸港卸货，装/卸两港总共使用的装卸时间尚不确定，滞期费的最终数额亦无法确定；而，在“金航宇10”轮于2018年11月19日3时卸货完毕时，装卸时间及滞期费数额得以确定，原告提出被告应于2018年11月19日支付相应滞期费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和交易习惯，被告负有于上述时间向原告支付滞期费的义务。对于被告逾期支付滞期费的行为，原告有权自2018年11月20日起向被告主张利息。故，本院对原告诉请的利息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律师费，根据原、被告关于“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约定，被告负有向原告赔偿其因涉案纠纷而支出的律师费2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邢佳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丹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支付滞期费45万元，及上述款项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邢佳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山东丹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3020元，由被告邢佳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秦涛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