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60414号原告：好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200号体育公寓4栋3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5910480562法定代表人：丁乐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富，湖南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卓峰，湖南夏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广允，男，199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登洪，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好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好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湖南好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好样传媒（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样公司）诉被告王广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好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富、钟卓峰，被告王广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登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好样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王广允：1、向好样公司支付因王广允解除《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书》的违约金1500万元；2、向好样公司支付《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至起诉之日已支付律师代理费、差旅费5万元）；3、王广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5年4月18日签订《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书》，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8年，自2015年4月18日至2023年4月17日止。合同第13.5条约定如王广允单方面提出解除本合同，则每提前一年，需向好样公司支付提前解约赔偿金每年三百万元人民币，共计违约赔偿金1500万元。王广允在好样公司因起诉王广允违反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的诉讼中，于2018年4月17日的庭审中提出要求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判决中确认该合同于2018年4月17日解除。好样公司认为，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合同法第98条处理，故诉至法院。王广允辩称：本案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复诉讼情形，应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好样公司的诉讼请求。即便认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好样公司起诉所依据的涉案合同约定条款和（2019）京01民终×××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会导致本案诉讼结果实质性否定（2019）京01民终×××号民事判决结果。好样公司请求的赔偿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其未能举证证明其损失情况下，应当以司法判决确认的损失为准，依法减少赔偿金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18日，王广允（甲方）与好样公司（乙方）签订《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书》，主要约定王广允委托好样公司担任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演艺娱乐事业的独家全权经纪人，委托期限8年，自2015年4月18日起至2023年4月17日止，每个服务年度为当年4月18日至次年4月17日，按该期间计算年度收益。其中，合同第13.5条约定“鉴于乙方培养和推介甲方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甲方进一步同意，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其将始终委托乙方担任其全球独家经纪人；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甲方单方面提出解除本合同，则每提前一年解除（不足一年部分按照一年计算），需向乙方支付提前解约赔偿金每年三百万元人民币”。2017年10月，好样公司以合同纠纷为由将王广允诉至本院，要求王广允支付因违反演艺经纪合同的违约赔偿金2826750元（包含王广允培训费56万元，王广允参拍2017快乐男声、2017快乐男声粉丝答谢演唱会、快乐大本营等节目好样公司应得收入210万元，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16万元，公证费及打印费6750元），并要求王广允停止参加2017年快乐男声相关活动、快乐大本营及非经好样公司许可的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活动。该案诉讼过程中，王广允提起反诉，要求确认2017年7月11日王广允解除演艺经纪合同的行为有效，王广允与好样公司演艺经纪合同已于2017年7月14日解除，并要求好样公司赔偿王广允损失100万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考虑到演艺经纪合同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因其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演艺公司与艺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同时考虑到王广允已经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好样公司在2016年之后未再为王广允安排演艺活动，王广允自签约至今未从好样公司获得报酬，双方基于演艺经纪合同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双方已丧失合作基础，本院依法确认案涉演艺经纪合同在王广允于本案诉讼中提出有关合同解除的反诉请求，好样公司接收反诉状之日即2018年4月17日时予以解除。本院同时认为，依据合同相关约定，王广允在合同履行期间，自行联系并参与并非由好样公司安排和提供的演艺娱乐事业相关活动，已经构成违约，王广允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应当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进行判断，但不应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对于王广允应给付的赔偿金数额，本院在综合考量演艺经纪合同实际履行期限、好样公司前期对王广允演艺发展的培训投入、参与节目的宣传力度、发展前景以及可能给好样公司带来的收益等因素，酌定王广允应向好样公司赔偿损失的赔偿金为302500元（包含20万元培训等投入费用+律师代理费损失10万元+公证费损失2500元）。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好样公司与王广允于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于2018年4月17日起解除；二、王广允向好样公司支付违约金302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好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广允的其他反诉请求。好样公司与王广允均不服本院一审判决结果，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院认定王广允虽不享有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规定的单方解除权，但双方基于演艺经纪合同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本院认定演艺经纪合同于好样公司收到反诉状之日解除并无不当。因王广允认可好样公司产生差旅费1万元，好样公司要求王广允赔偿1万元差旅费的主张，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京01民终×××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好样公司与王广允于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演艺娱乐事务独家经纪合同书》于2018年4月17日起解除；三、王广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好样公司违约赔偿金312500元；四、驳回好样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王广允其他反诉请求。现该判决已执行完毕。本案诉讼过程中，好样公司另提交其与湖南夏海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金额4万元的律师费发票，证明因本案诉讼好样公司产生的律师费及差旅费损失共计5万元。本案诉讼中，好样公司依据合同解除日2018年4月17日及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到期日2023年4月17日，根据合同第13.5条的约定，按照每年300万元的违约金赔偿标准，计算五年，共计向王广允主张1500万元违约金。本院认为，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又分为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权，其中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成立以后，没有完全履行之前，在某种情况出现后，当事人一方可以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本案中，好样公司与王广允签署的演艺经纪合同已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予以确认解除，但该合同的解除系基于双方已丧失合作基础，演艺经纪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故该合同属于法定解除的情形。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就王广允应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文书，判决由王广允承担违约赔偿金312500元，因此，就双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已作出处理。现好样公司依据合同第13.5条的约定，再次要求王广允承担违约责任，但该条款应属合同约定解除权，在本案合同已法定解除的情况下，并不适用，好样公司据此主张损失赔偿的请求权基础错误，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好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050元，由好样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 珊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甄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