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290号海天景苑3#楼西区501室。法定代表人：竺志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洪军，山东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75号三水大厦7号楼1204室。法定代表人：宋晓先，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竺志斌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洪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之，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证据不足，理由不当。1、双方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有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向被上诉人付款、被上诉人与服装加工点签订合同等证据予以证实，这些证据都属于书证，是效力最强的证据，上诉人证据的可信度要远远优于被上诉人的证据。2、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已部分履行，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01026元货款，被上诉人也与文登、河南梦叶儿内衣厂等服装加工点就生产加工本案羽绒服签订了加工合同，而且支付给加工点的加工费总额已超过上诉人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总额2万多元。二、被上诉人关于代开发票、代走账的主张不能成立。如果双方为代开发票，上诉人则只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代开发票所需要的税金，而不必将全部货款均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需要联系文登、河南加工厂进行服装加工，也不需要与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变更交货日期，更不应该占用被上诉人的资金，且被上诉人的所有付款对象，均与上诉人无业务往来。三、胡某的证人证言和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要远远低于书证。胡某系被上诉人的代表，与被上诉人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应予以采信。在本案审理期间，胡某受被上诉人驱使以上诉人被诈骗为由到公安报案，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对上诉人不利的材料。威海市公安局临港分局的讯问笔录在性质上仍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不能出庭作证时，该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四、原审判决存在明显程序问题，对应当释明的问题未予释明，出现了明显的漏判。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法律关系的认定与上诉人主张的不一致，应当予以释明。2、在双方签订有真实的购销合同的基础上，被上诉人辩称是代开发票的法律关系，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即提出反驳的一方承担。原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且做出错误认定。3、被上诉人没有理由占有上诉人依据购销合同支付的货款，应予返还。4、胡某与案件的事实及结果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应当追加其参加本案诉讼。被上诉人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2、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支付的货款301026元，并自2018年1月8日起诉之日起至被上诉人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给上诉人；3、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可得利益损失51637.33元；4、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7年9月21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签订的购销合同中约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600件羽绒服，合同总价款为321360元，被上诉人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8天内交货，自2017年9月21日至2017年10月20日止，客人指定工厂生产的原材料质量由上诉人负责，被上诉人只对自行采购的物料品质负责，如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引起客户索赔，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切损失，被上诉人必须按照上诉人确认后的样品及工艺要求和数量生产，品质必须严格按照买方确认后的样品验收，数量不可以短装，可溢装3%，验货通过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全额成衣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款发货，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产品必须符合上诉人客户的质量要求，不良率在3%以内，被上诉人应严格遵守合同交期，如不能按交期完成，应提前与上诉人协调并承担由于延误交期所造成的所有损失，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如有剩余，被上诉人有义务将剩余材料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全合同所涉产品加工，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产品加工转包给第三方。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9月22日、2017年10月26日、2017年11月1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150000元、100000元、51026元，上述款项共计301026元。2017年11月2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寄送解除购销合同的书面通知，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8日签收该通知。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违约造成可得利益损失51637.33元。该可得利益损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诉人与韩国客户签订的合同价款与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价款的差额4944元（根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1：6.6计算而来）；另一部分是国税局给予的增值税退税款，本案购销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应向其开具17%增值税发票，其据此可以获得国税局退税46693.33元。（二）上诉人针对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上诉人与韩国客户签订的购销合同及翻译件。用以证明上诉人与韩国客户存在购销合同关系，韩国客户订购的款号BODHT701D9的黑色羽绒服400件、款号BODHT701D9的卡其色羽绒服200件由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羽绒服购销合同关系。2、上诉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7页。其中第1页内容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加工合同，由该加工厂生产600件羽绒服外皮；第2页截图中有被上诉人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的加工合同的照片；第3、4、5页内容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督促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尽快生产，并将其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负责人何经理之间的聊天记录转发给上诉人；第6、7页内容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反馈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已包装好服装，并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述聊天内容结合起来证明被上诉人系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及实际履行者，并非代开增值税发票。被上诉人质证称，对微信聊天内容第1、2页中的加工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上诉人与河南商丘加工厂也不存在真实的加工合同关系，该加工合同也是为代开增值税发票及走账需要而签订的虚假合同。3、税务事项通知书、财政局税务总局于2018年4月4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打印件、在国家税务总局的官网上下载打印的羽绒服出口退税率标准的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根据通知第4条，原适用17%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7%的货物，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6%，通过查询羽绒服的增值税税率为16%，被上诉人按期交付货物并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可以在税务部门按17%税率取得退税税金46693.33元。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上述证据材料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购销合同关系。4、2017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方的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向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发送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下载打印件及微信聊天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未能按期交货，要求延期交货并要求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同时要求上诉人继续支付货款，上诉人并未同意。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述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只是其中部分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5、上诉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微信聊天内容中涉及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截图打印件、案外人胡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内容中涉及的销货清单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购货单位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上诉人联系的文登某加工厂的加工订单出现问题，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提出签订该补充协议是为预防上诉人无理取闹，又因为所有加工费都是由被上诉人转付给各加工厂，所以就由被上诉人与各加工厂签订加工合同，实际上加工事宜都是上诉人派案外人胡某负责联系和管理的。（三）被上诉人针对其辩解向一审法院提供下列证据材料：1、证人胡某出庭作证，称其从事服装贸易生意，2017年4月中旬，其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上诉人公司实际经营者刘军及法定代表人竺经理，并与刘军达成口头合作意向；合作后上诉人从韩国客户处接了两笔服装订单，其中第1笔订单于2017年11月2日顺利出库，第2笔订单因交付期限延误及韩国客户追加工作量而导致延期出库，上诉人决定不向韩国客户交付第2笔订单的服装，因为交货会赔得更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就是为了让被上诉人代开发票，因为上诉人经营范围不包括购买面料生产加工，而面料供应商及加工厂又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就找到被上诉人代开发票，上诉人先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将款项转付给各面料供应商及加工厂；面料供应商是韩国客户指定的，涉案购销合同的订单业务由其负责找服装加工厂加工，胆布和绒等辅料供应商也是由其负责联系的；第1笔订单是其找莱阳京城加工厂加工的，第2笔订单其找文登某加工厂加工，其与竺经理先后两次到该加工厂确认是否具备生产能力，也多次去查看进度，文登某加工厂与威海某贸易公司因经济纠纷发生冲突，导致无法正常加工，其与刘军、竺经理要求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宋晓先帮助协调将货提走另找他人加工，宋经理帮忙将货提走，并将货送至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加工服装外皮，没想到韩国客户提出增加工艺，服装内胆便不能及时送至河南商丘某加工厂，上诉人要求河南商丘某加工厂将加工好的外皮运送回烟台，上诉人收到服装外皮后将外皮送至莱阳某加工厂与内胆组装起来；因延误交货期限，韩国客户提出打折，上诉人以不赚钱为由不同意向韩国客户交货，该批货物至今仍存放在莱阳某加工厂；上诉人与各加工厂并未签订过书面合同，其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及各加工厂都是通过微信联系业务。上诉人质证称，证人所述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证人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证人自称是被上诉人公司代表，并介绍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到被上诉人处进行考察，上诉人确认被上诉人具备服装加工能力后，才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文登某加工厂加工的货是由被上诉人提走并安排其他加工厂继续加工；证人称加工厂系其负责联系的，而证人却某能力提走货物，明显自相矛盾；被上诉人认可与河南商丘某加工厂签订合同，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是涉案购销合同的履行主体。2、证人胡某与上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军关于服装订单进度沟通情况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证人胡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证人胡某与上诉人之间系合作关系，证人胡某负责对服装订单进行跟踪。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聊天内容不完整，刘军是上诉人公司股东，刘军与证人胡某认识后通过胡某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2017年7月胡某为促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迎接韩国客户考察，协助上诉人对办公场所进行布置及装饰，上诉人与胡某之间不存在合作或雇佣关系，上诉人从未向胡某支付过任何劳动报酬或佣金，也没有签订过任何协议，胡某于2017年11月12日将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制作的销货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订单载明的购货单位就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所称代开发票及走帐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一份。被上诉人称通过法定代表人加为微信好友时间看，该两人于2017年11月9日刚刚认识，而涉案定单在此之前已经由证人胡某联系加工厂进行加工。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是代为开发票和走帐关系，并不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聊天内容来看，双方加好友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将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的回复转发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加为微信好友时并不是第一次接触，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11月12日起草了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并加盖公章通过微信发送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补充协议载明上诉人同意延期，并对合同其他内容进行调整，上诉人并未同意，由此可以证明双方并非代开发票和代走账关系，而是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是为逃避未按期交货的法律责任，才在违约无法补救情况下谎称双方系代开发票代走账关系。4、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被上诉人称该合同系上诉人与烟台京城服装有限公司签订的,与涉案购销合同的羽绒服是同一批不同款式的羽绒服，该批羽绒服也是证人胡某代表上诉人与烟台京城服装有限公司联系的业务，该批羽绒服已按期交货。用以证明证人胡某与上诉人之间属于合作或者雇佣关系。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没有异议，其确实与烟台京城服装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并已履行完毕，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胡某之间属于合作或者雇佣关系。5、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2017年10月份该内衣厂为上诉人加工一批羽绒服，上诉人公司的胡某与该内衣厂协商加工事宜并进行跟单检查，胡某称上诉人无法开具该批出口订单的发票，为了走账需要让该内衣厂与被上诉人签订加工合同，上诉人将货款打给被上诉人，再由被上诉人转付给该内衣厂，整个加工合作过程被上诉人并未实际参与，该内衣厂收到货款后将货直接发送给上诉人，上诉人出具了收货条。用以证明该内衣厂所加工的羽绒服是给上诉人加工的，而不是给被上诉人加工的，该内衣厂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合同只是为了走账。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诉人与该内衣厂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联系，是被上诉人与该内衣厂签订加工合同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关系。6、银行付款凭证10份及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向上诉人出具的出库单1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要求向各加工厂、原材料供应商转付了加工费及货款共计297759.6元。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从未与各加工厂发生业务往来，事实上是被上诉人与各加工厂发生业务，如果被上诉人是为上诉人代开发票，那么就应按上诉人指定账户付款，因为被上诉人未向各加工厂付清加工费，所以各加工厂不同意将货交给被上诉人。（三）诉讼中，一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的申请到威海市公安局临港分局调取讯问笔录一宗。上诉人质证称，对五份讯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在笔录中胡某作为被害人身份，代表被上诉人报的案，胡某报案目的就是帮助被上诉人脱责，胡某、宋晓先在笔录中所述部分内容不属实，王军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也有部分不属实。1、胡某所述其与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不属实，关于“上诉人没有生产加工业务范围，也就没办法给服装布料供应商及加工厂支付货款和加工费用”的内容属实，正因上诉人不具备组织加工服装的经验和能力，才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由被上诉人组织服装加工，再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费用、采购成品定制服装。2、胡某、宋晓先称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假合同不属实，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为了推卸未能按期交货的违约责任，才与胡某串通作了虚假陈述。3、据胡某讲，王军的加工费每件100元（含增值税），600件服装全部加工费为6万元，即使王军向上诉人开具6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根本无法与上诉人对外支付的30余万元款项平帐（上诉人无生产加工业务范围，无法以原材料发票入帐），上诉人无法完成这笔业务。所以胡某在笔录中称因王军无法开具发票才找到宋晓先，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假合同，由被上诉人代开发票，是虚假陈述。事实上，上诉人先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后，被上诉人才找到王军的加工厂加工羽绒服。胡某多次催促王军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向被上诉人开具加工费发票。宋晓先在笔录中称“供货方给我提供羽绒、布料的发票，我用于平帐。加工费没有发票，我还没有办法平帐”，这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已收到供货方发票，因还需加工费入帐，胡某及宋晓先一直要求王军向被上诉人开具加工费发票，被上诉人用来平帐。4、胡某所称的在王军加工服装之前曾与竺志斌去王军的加工厂实地查看不属实，但竺志斌确实曾在羽绒服加工过程中由胡某带领到文登王军的加工工厂去查看加工进度，因上诉人与王军并不存在加工业务关系，故竺志斌并未与王军沟通，也没有要求王军开发票。王军所述开车的人是胡某的老板，与事实不符。王军所述8月份就开始加工不属实。上诉人9月份才与韩国客户签订合同，9月21日才与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王军的加工厂不可能于8月份开始加工，并且胡某在笔录中也称于2017年9月中旬左右才找到王军，经协商才确定由王军的加工厂加工。综上，公安机关的笔录内容恰恰可以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购销合同，胡某是作为被上诉人的业务代表，为被上诉人联系加工厂，被上诉人为履行购销合同将订单委托给各加工厂加工，并向加工厂支付加工费的事实，被上诉人及证人胡某所述代开发票及走账，均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证人胡某在公安机关所述与出庭作证所述内容完全一致且属实，该笔服装订单是上诉人与胡某合作所接的订单；因为上诉人刚开始从事服装贸易行业，无法开具成衣发票，所接订单业务无法办理出口，所以通过胡某找到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要求帮忙代开发票及走账，因被上诉人具备相应资质，而代开发票就需要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文登某加工厂是胡某代表上诉人联系的，文登某加工厂工作人员王军笔录所述内容均属实。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向上诉人出具的出库单、商丘市淮阳区梦叶儿内衣厂出具的证明材料、银行付款凭证、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讯问笔录及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被上诉人的企业信息材料等为证；还有上诉人、被上诉人的庭审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均经一审法院开庭质证和审核认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购销合同关系，并提供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内容截图打印件。被上诉人则辩称上诉人从韩国客户接收服装订单但无法向韩国客户开具发票完成服装出口业务，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签订虚假购销由被上诉人代开发票及走账，双方并不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针对其辩解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材料，结合一审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讯问笔录，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上述辩解。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及微信聊天内容的证明力明显低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讯问笔录的证明力。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存在真实购销合同关系，请求确认双方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货款、赔偿可得利益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0元，财产保全费2283元，均由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新证据。证据一：胡某和竺志斌之间的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第一、胡某是烟台利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人员，并非上诉人的人员；第二、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购销合同》是胡某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协商后签订的，2017年9月22日其在微信中对合同的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在上诉人将合同文本盖章发给胡某后，胡某又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公章后发给了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竺志斌，并且提供了被上诉人的收款信息，进一步说明，在《购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胡某是被上诉人一方的代表。证据二：2017年11月6日刘军使用竺志斌133××××9966手机号码拨打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宋晓先的手机号码186××××1688通话录音光盘一张及通话录音文字稿一份，证明：宋晓先在电话中称胡某是挂靠在被上诉人公司的，也就是说胡某使用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经营。证据三：胡某于2017年11月11日书写的《承诺书》照片打印件，证明：胡某是代表被上诉人履行与上诉人的购销合同以及与下面服装加工点的加工合同。因其履职不当，造成了被上诉人逾期交货，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已经出现，所以被上诉人才要求胡某出具了该《承诺书》。证据四：王培继于2017年11月10日出具的《收条》和2017年11月30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王培继系为被上诉人加工羽绒服内胆，胡某系被上诉人方的代表。竺志斌在经由胡某确认同意的情况下，为被上诉人垫付了加工费16000元。胡某在《收条》上签字确认，也说明其本人也认可其属于被上诉人的代表。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形成时间都在一审开庭时间之前，不属于新证据，按照证据规则不应予以质证。对证据一，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完整，只摘取了对上诉人有利的部分，不能因为只言片语而认定上诉人的证明内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内容，只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法人宋晓先利用其在服装行业二十多年的经验，对上诉人出现的困难进行帮助。对证据三不予质证，应当提供原件。对证据四不予认可，应由王培继当庭进行质证。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对于证据一，虽然2017年7月2日胡某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烟台利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胡某”，且2017年9月22日胡某将被上诉人收款信息、涉案《购销合同》发送给竺志斌，但并不能证明胡某是被上诉人的代表并修改合同，且双方当事人于前一日已签订涉案《购销合同》，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虽然通话录音中宋晓先称“他是（胡某）挂靠在我这”，但上诉人并未提交此后双方对话内容，且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与其主张亦相互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三，虽落款为胡某的《承诺书》照片打印件载明“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同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因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纠纷与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无任何责任”，但不能证明胡某是被上诉人有的代表，且上诉人不能说明该打印件的来源，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四，虽然收条和证明中说明“烟台绮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的代表胡某”，但收条中载明“今收到竺志斌代胡某支付的”，该证据亦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与胡某出庭作证及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证言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一审是否漏列胡某为被告。关于焦点问题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已于2017年11月28日解除，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支付的货款301026元。被上诉人答辩称，因为上诉人代开增值税发票而与上诉人签订的虚假购销合同，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首先，从双方对涉案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合同第一条约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600件羽绒服，总价款为321360元。第七条约定，验货通过后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全额成衣17%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付款发货。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次日即付款15万元，又在既未验货亦未收到发票且已超出交货期限的情况下，先后于10月26日、11月11日分别付款10万元、51026元。同时，2017年10月17日胡某通过微信告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竺志斌“毛领、胆布、罗纹、衬由绮林付款，我司只负责面料，拉链，羽绒的款项”，且竺志斌并未提出异议。综上，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合同的履行，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符合商业交易习惯。其次，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一审中，上诉人虽提交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购销合同、付款凭证、被上诉人与河南商丘加工厂签订的加工合同及被上诉人要求签订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证明的内容提出异议，且上述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更不能相互印证。二审中，上诉人虽提交4份证据，但被上诉人予以否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胡某是被上诉人的代表，且上诉人所证明的内容与其诉讼主张亦不能相互印证，更无法否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用自有资金多支付部分加工费，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再次，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胡某作为涉案购销合同的主要经办人，其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且其证言与威海市公安局临港分局对王军的讯问笔录，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胡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之间、胡某与上诉人方刘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基本吻合，并无明显不合常理之处，其中2017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宋晓先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竺志斌微信聊天中载明“你也知道这个订单我是给你和小胡帮忙协调处理”。综上，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反驳或否定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应返还已支付的货款，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一审是否漏列胡某为被告。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涉案的购销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且上诉人主张胡某是被上诉人的代表，故胡某并不属于与本案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当事人。根据上诉人的主张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胡某不宜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参与诉讼，故上诉人的此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90元，由上诉人烟台通正经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秀红审判员  陈日文审判员  张建庆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卢媛书记员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