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豫0122行赔初45号原告李留柱，男，1979年1月15日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原告李书义，男，1949年6月7日生，汉族，住址同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傅增强，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牟县刘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刘集镇人民路1号X。负责人周国富，镇长。委托代理人郭亚杰，男，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耿天宇，河南坦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留柱、李书义诉被告中牟县刘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刘集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留柱、李书义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傅增强，被告委托代理人郭亚杰、耿天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留柱、李书义诉称，2017年4月8日凌晨，原告位于中牟县刘集镇段庄村的房屋被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李留柱开办的中牟县刘集镇清泉浴池在此次违法强拆中遭受巨大损失，该浴池为原告李留柱2015年利用自家房屋开办，具有合法的个体工商户经营手续。2017年6月5日原告向新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新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豫0184行初66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被告刘集镇人民政府强拆房屋的行为违法。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2017）豫01行终1201号行政判决书，依法驳回被告的起诉，维持原判，即被告违法强拆原告中牟县刘集镇清泉浴池房屋的行政行为已经被终审确认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原告于2018年7月7日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逾期没有任何回复。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于2018年9月18日向新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2019年6月20日，新郑法院作出（2018）豫0184行初155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原告对该判决不服，遂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1日作出（2019）豫01行终63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1日，被告中牟县刘集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赔偿决定》），决定：“赔偿申请人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损失396895.2元。”该决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赔偿项目缺漏、适用法律和赔偿标准错误，严重侵害了原告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一、《赔偿决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涉案房屋的构造、装饰装修情况未予核实认定。被强拆房屋的面积、构造（砖混、框架等）、装饰装修情况是行政赔偿参考的必备要素，是核算赔偿额的重要依据。涉案房屋被强拆前，被告未组织双方对房屋进行测量确认，拆迁方亦未委托评估。《赔偿决定》中被告对房屋相关情况的认定并不全面。1、《赔偿决定》仅载明根据2016年6月19日清查作出的《征用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计算表》，认定案涉房屋面积为1612.46平方米，对房屋层数、构造等方面均未提及，事实上，涉案房屋共2层，框架结构，房屋面积为1612.46平方米；2、参照被告的补偿依据和标准，不同的房屋结构类型补偿额差距巨大，被告没有对被拆房屋的构造类型（砖混、砖木、框架、钢结构等）予以核实，仅笼统地以“不同房屋类型核算”赔偿额，显然是对原告合法权益的漠视；3、《赔偿决定》对装饰装修情况未予以核实认定，而装饰装修是影响赔偿数额的关键因素。被告对上述关键事实没有进行调查核实或回避相关事实，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赔偿决定》遗漏赔偿项目。首先，《赔偿决定》遗漏了对被拆房屋地上附着物装饰装修的补偿。涉案房屋建成后，原告投入大量资金对房屋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全面的装修装饰，以满足居住及经营用房的相关需求，装饰装修价值应当纳入行政赔偿当中，而《赔偿决定》对此未予以核实认定未予以赔偿，属于遗漏赔偿项目。其次，《赔偿决定》遗漏原告本应享有的拆迁奖励和拆迁补助。拆迁奖励和补助一般应当规定在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5月15日对外公布“刘集镇人民政府关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重点项目土地征地拆迁的通告”，但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发布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等土地征收文件，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拆迁范围内发布过限期搬离的文件，而被告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夜间违法实施了强拆行为，正是违法征收、违法强拆行为的发生导致原告无法及时搬迁，无法同等享受拆迁补偿利益。在合法征收过程中，原告必然会通过征收安置补偿程序获得拆迁奖励和补助等相应补偿，这部分利益属于原告的必然可得利益，应当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本次拆迁补助及奖励，参考同村已搬迁村民的补助及奖励，原告应得拆迁补助20000元，拆迁奖励25000元，共计45000元。第三，《赔偿决定》遗漏过渡费的赔偿。参照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2014】142号文件、郑政文中牟县人民政府文件牟政文【2014】122号文件之规定，过渡费应为300元/人/月，原告一家七口人，六口人已领取过渡费，原告尚未领取。被告为推进拆迁进度，自2016年6月20日起，对段庄村拆迁范围内住户实施了断电、断水等违法逼迁措施，包括原告在内的被拆迁人已无法在原住宅内生活居住，并逐渐开始搬离原有房屋，其他被征收人的过渡费均自2016年6月20日起计发，即过渡期应自2016年6月20日起算至2018年2月12日，原告应享有的过渡费共计5780元。第四，《赔偿决定》遗漏停产停业损失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八）项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李留柱经营的清泉浴池具有合法的个体工商户经营手续，其雇佣两名员工，每天有700元左右的营业收入，因被告的违法强拆行为致使浴池无法继续经营而停业。浴池停业，势必会产生相关的员工遣散、善后费用开支，该费用是浴池停业善后期间所需的基本开支，包括雇员基本工资、未结水电费等费用，由于浴池停业，原告李留柱一家人失去收入来源，相关损失应当由作出违法强拆行为的被告予以赔偿。事实上，原告李留柱已经无法在原地继续生产经营，故其为了经营浴池而购置的机器设备、洗浴用品、水池等设施，均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这些损失也属于因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因强拆导致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应予以赔偿，自强拆之日2017年4月8日起算至2018年2月12日，共304天，合计212800元。第五，《赔偿决定》遗漏房屋以外室内被砸被毁物品设备损失的赔偿。被告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夜间违法实施了强拆行为，导致室内物品设备被砸被毁，对此项损失，被告应予以赔偿。原告提交的涉案房屋被强拆前后室内外情况的照片和视频，真实反映了被强拆前房间内的客观情况、被强拆后大量设备物品被埋在废墟中的情形。被告组织拆除原告的房屋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原告签字确认，致使原告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交的损失清单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及经营浴池的必备设备物品，没有明显超过市场价值的物品，也没有非生活用品的大宗财物或高价值财物，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物品不存在，因此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清单设备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应予认定并予以赔偿，共计846637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2018）最高法行再163号、（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行政赔偿要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被告应当按照全面赔偿原则，对原告的合法权益全面及时、一次性地赔偿救济到位。综上所述，被告应全面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赔偿总额共计4496383元（即3386166元+45000元+5780元+846637元+212800元）。二、《赔偿决定》适用法律、赔偿依据和赔偿标准错误。（一）涉案房屋赔偿价值的核定依据错误。因原告全家已经接受安置房安置，参照农村宅基地征收的相关规定，对原有房屋仅主张按“重置价”赔偿，所谓“重置价”是指按赔偿时的建筑材料成本、施工设计成本、建筑安装成本等重新建造与原有房屋结构、式样、质量、功能基本相同的房屋所需的费用，通俗地理解，就是赔偿时被拆房屋重新建设的建筑价值（成本价）。而《赔偿决定》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确定原告房屋的价值，严重背离其真实的重置价值，郑政文【2014】142号文件是2014年制定的文件，已经实施5年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的提高，该文件规定的地上附属物补偿标准已不能反映当前被拆除房屋的真实“重置价”，适用赔偿依据错误。考虑被告违法强拆房屋存在过错，为体现对被告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的惩戒，在房屋已被拆除且无法再行评估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原告更为有利的赔偿决定，因此宜参照其他村民于2016年6月签订的“征迁补偿安置补偿协议书”中“……另外20平方米由被安置人按优惠价2100元/平方米价格购买”的约定，以安置房购买优惠价2100元/平方米作为原告被拆除房屋“重置价”损失赔偿的计算标准，结合房屋实际面积（1612.46平方米）计算赔偿数额。实际上，此安置房购买优惠价即相当于安置房的“重置价”，以此为标准测算被拆除房屋的损失赔偿额符合《土地管理法》关于征地过程中对地上附属物补偿的要求，也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直接损失”的立法精神。（二）《赔偿决定》核定赔偿项目范围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直接损失”的立法精神，属于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参照（2018）最高法行再163号案例，《国家赔偿法》上述“直接损失”的范围，除包括被拆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应当包括原告全家应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才符合该法的立法精神。如果没有被告违法强拆行为的介入，原告全家必定可以通过拆迁安置补偿程序获得相应补偿。拆迁安置补偿相关利益属于必然可得利益，应当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从《赔偿决定》依据的文件内容看，补偿事项就包括了产权调换安置房（以优惠价购买安置房）、房屋以外的附属物补偿、过渡费、搬家费、拆迁奖励和补助等，而不仅仅是《赔偿决定》所核定的被拆除房屋和过渡费的赔偿，被告对拆迁奖励和补助、房屋以外的附属物补偿、装饰装修补偿等项目不予赔偿不具有合法性。（三）从《赔偿决定》赔偿项目、标准、数额看，原告因被告违法强拆获得的赔偿低于合法征收获得的补偿数额，明显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参照最高院裁判原则和标准，在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对因违法强制拆除造成被拆迁人房屋等相关财产损失的，确保被拆迁人因违法强制拆除行为造成损失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行政机关合法征收拆除房屋给予被拆迁人的行政补偿，否则，因违法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行政机关付出的行政赔偿数额还要低于其合法征收支付的补偿数额，其实质效果是纵容行政机关违法强拆，不但有失公允，更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悖。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赔偿决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请求：1.撤销被告刘集镇政府2019年7月1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房屋被违法强拆导致地上附着物(含装饰装修)损失3386166元；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在本次房屋拆迁项目当中应得的拆迁奖励25000元，拆迁补助20000元，共计45000元（参考同村已搬迁村民的补助及奖励）；4.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过渡费5780元（过渡费按300元/人/月计算）；5.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以外室内被砸被毁物品设备损失846637元；6.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损失212800元（700元/天，2017年4月8日至2018年2月12日，共304天）；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4496383元。原告李留柱、李书义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户口本、土地使用权证复印件2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2.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违法作出赔偿决定的事实。3.郑州中院(2017)豫01行终1201号行政判决书、新郑法院(2017)豫0184行初66号行政判决书、新郑法院(2018)豫0184行初155号行政判决书、郑州中院(2019)豫01行终634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1.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的事实；2.被告依法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4.原告房屋强拆前、后房屋的照片和强拆前视频光盘1张。证明：1.原告房屋强拆前后的状况；2.被拆除房屋结构是框架结构楼房；3.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的事实。5.安置协议复印件2份、牟政文【2012】131号文件。证明：1.补偿项目；2.房屋重置价参考依据；3.过渡费的赔偿标准。6.拆迁补助及拆迁奖费、过渡费证据2份（其他村存折的复印件）。证明：其他村民享受到拆迁补助及拆迁奖励费、过渡费，原告同样应享受该赔偿标准。7.营业执照、停产停业损失依据、被砸被毁设备损失清单及依据。证明：经营资质、停产停业损失，被砸、被毁设备损失。被告刘集镇政府辩称：一、原告所列诉状中第3、4、5、6项属于重复起诉，该事项已经被新郑市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羁束，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二、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合法合理，应予维持。被告在原赔偿基础上上浮20%作出赔偿决定，既体现了惩罚性，又对房屋进行了赔偿，合理合法。三、原告所主张的房屋赔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合法的宅基地面积只有200平，合法的建筑面积仅有两层400平，其余的1200平，均属于非法占用集体土地所建设的违法建筑。被告在作出赔偿决定时，基于原告违法建筑已经有相应的投入，对其赔偿未按照非法建筑处理已经明显高于其应得的补偿损失，同时原告所主张的鉴定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房屋已经灭失，且大部分房屋均属于非法建筑，不具有鉴定的实质意义和法律。四、被告所作的赔偿决定是根据新郑市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载明的条件、事实依据所作出，其具体的法律和政策依据也已经有相关的判决所羁束，被告是基于维护生效判决作出的赔偿决定，依法应当予以维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集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证明原告提出赔偿请求。2.新郑市人民法院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法院判决情况及对相关事项的认定，原告关于拆迁补助拆迁奖励、过渡费、房屋内外物品损失、停产停业损失已经被生效判决作出认定。3.户口簿(户主李留柱)，证明原告涉案宅基地上需要安置的农业户籍人口数量为1人(李留柱)。4.原告宅基地证(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合法的宅基地使用面积为200平方米。5.征用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计算表，证明原告房屋类型及数量。6.《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7.《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县2012年合村并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牟政文(2012)31号]。8.《中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新型城镇化拆迁安置有关政策的通知》[牟政文(2014)122号]。证据6-8证明:补偿范围及补偿核算计算依据。9.李书义征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参考同类宅基地补偿情况。10.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根据法院判决在原补偿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0％作出行政赔偿决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三性予以认可，其只是证明原告提出赔偿请求，对证明目的也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不予置评，针对该判决书原告保留启动下一步程序的权利。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虽然该判决书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项目，但在被告作出赔偿决定时，也应当将相应的项目予以列明。对证据3户口本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证据4原告的宅基地证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当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的房屋是1612.46平米，无论是从被告提交的证据5，还是其作出的赔偿决定书，均认可原告的房屋是1600多平米。对证据5征用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计算表，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置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该表格来看是无法看清，无法证明房屋的构造类型,很明显原告的房屋是一个混凝土的框架结构。对证据6、7、8，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合法性不发表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文件距现在已经过去了5、6年的时间，用这个标准去计算原告的赔偿额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对证据9，李书义的征迁补偿安置协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发表意见，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该证据也充分说明原告应当依法享有的各项补偿利益，而被告在赔偿决定当中并没有列明，可以反证其赔偿决定违法，存在遗漏赔偿项目的情形。对证据10，行政赔偿决定书，即本案主要的审查对象，对其三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反复的强调，在计算赔偿额的时候上浮20%。原告认为原告的房屋是框架结构，按照14年142号文件赔偿标准原告不认可，即使在这个赔偿基础上上浮，表面上感觉到是维护了原告的权益，但实际更加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原告身份证、户口本三性没有异议；对于土地使用证证明目的有异议，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原告合法的宅基地使用面积仅有200平方米，其合法的房屋面积仅有400平方米。对第二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可以证实被告在原补偿标准的基础上上浮20%作出赔偿决定合法合理。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诉求中第3、4、5、6项属于重复起诉，且已被生效判决所羁束，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对于第四组证据，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该组证据与其证明目的可以看出，原告该组证据其证明目的依然是属于重复起诉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对于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安置协议可以看出其他村民的补偿安置情况，牟政文【2012】31号文件可以看出当地拆迁安置的政策文件依据。对于第六、七组证据，属于重复起诉的证明事项，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证据7中的停产停业损失依据、被砸被毁设备损失清单及依据均系原告单方出具，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均具有真实性、关联性，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情况，本院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李书义的房屋位于河南省中牟县刘集镇段庄村，于1998年4月26日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李书义。原告李留柱（李书义之子）在房屋内开办中牟县刘集镇清泉浴池。2016年5月15日，被告刘集镇政府发布关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重点项目土地征收拆迁的通告，决定对刘集镇段庄村进行征地拆迁。2017年4月8日凌晨，在刘集镇政府组织下，李留柱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李留柱不服，诉至新郑市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最终确认刘集镇政府强制拆除李留柱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018年9月18日，李留柱、李书义为共同原告向新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请求：1.依法赔偿原告房屋被拆除地上附着物(含装饰装修)损失3386166元；2.依法赔偿原告在本次房屋拆迁项目当中应得的拆迁奖励25000元，拆迁补助20000元，共计45000元；3.依法赔偿原告房屋内被砸设备损失846637元；4.依法赔偿原告过渡费5780元（过渡费按300元/人/月计算）；5.依法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损失212800元（700元/天，从2017年4月8日至2018年2月12日，共304天）。2019年6月20日，新郑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184行初155号行政赔偿判决：一、责令刘集镇政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李留柱、李书义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中关于房屋部分的赔偿作出赔偿决定；二、刘集镇政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李留柱、李书义物品损失125000元；三、刘集镇政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李留柱过渡费1500元；四、驳回李留柱、李书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李留柱、李书义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8月31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19年7月1日，刘集镇政府作出《行政赔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为：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2012年合村并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牟政文[2012]31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新型城镇化拆迁安置有关政策的通知》（牟政文[2014]122号）文件的规定，对申请人的赔偿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根据清查情况，李留柱房屋面积为1612.46平方米，根据不同房屋类型核算应得补偿款365746元。在此基础上上浮20%给予申请人赔偿438895.2元，扣除申请人家庭按优惠价购买的房屋应支付的价款42000元后，最终决定赔偿李留柱、李书义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损失396895.2元。李留柱、李书义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中二原告共向本院提出六项诉讼请求，其中第三至第六项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在本次房屋拆迁项目当中应得的拆迁奖励25000元，拆迁补助20000元，共计45000元（参考同村已搬迁村民的补助及奖励）；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过渡费5780元（过渡费按300元/人/月计算）；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以外室内被砸被毁物品设备损失846637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损失212800元（700元/天，2017年4月8日至2018年2月12日，共304天）]已为生效判决所羁束，原告再次以相同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原告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分别为：撤销被告刘集镇政府2019年7月1日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房屋被违法强拆导致地上附着物(含装饰装修)损失3386166元。关于行政赔偿决定书的合法性问题及被拆房屋地上附着物损失（含装饰装修）的赔偿问题，被告刘集镇政府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系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郑政文[2014]142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2012年合村并城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牟政文[2012]31号）、《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新型城镇化拆迁安置有关政策的通知》（牟政文[2014]122号）文件规定，以李留柱房屋的《征用土地及地上附属物计算表》中列明的房屋构造，根据不同房屋类型赔偿标准核算相关损失，并从有利于原告角度考虑，在应赔偿额基础上上浮了20%，扣除原告应支付的房屋价款后最终确定了实际应赔偿额396895.2元。被告的赔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合法，确定的赔偿数额适当，故原告请求撤销该决定，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被拆除的地上附着物损失3386166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书义、李留柱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七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伟人民陪审员  王雅阁人民陪审员  张守海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王绍倩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