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7行初163号原告史东利，女，1968年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被告北京市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新平东路3号。法定代表人尉欣，局长。委托代理人韩小巍，北京市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一凡，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新平东路3号。法定代表人及出庭负责人张庆忠，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学静，北京市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一凡，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史东利不服被告北京市平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平谷人社局）、北京市平谷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平谷社保中心）作出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于2019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10月16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史东利，被告平谷人社局委托代理人韩小巍、赵一凡，被告平谷社保中心主任张庆忠及委托代理人王学静、赵一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史东利诉称，2010年原告到被告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时，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按照高档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日后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且该告知内容在被告的告知牌上有显示。原告信以为真，按照高档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4年，后来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高档位和低档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与养老金无关，即使按照高档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原告的养老金也不会增多，因此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经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在2010年8月至2014年6月收取的高低档社保差额行为违法，并返还社保差额及利息（利息以差额为基数，自2014年6月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1.2019年3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长与原被告的谈话内容；2.某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劳动部部长答记者问：“多缴多得，多拿多少退休金，以进入账户里为准”；3.2019年5月23日原告在平谷人社局柜台拍摄的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个人存档缴纳社会保险标准提示牌；4.2019年5月23日原告与被告一名负责人的对话内容；5.2019年五一前几天原告在公园与一个60多岁退休人员的对话内容；证据1至证据5证明被告打着国家规定“多缴多得”的政策实施诈骗；6.原告关于缴纳保险费经过的说明；7.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是×街的农转非户口，大概是在交保险之前的2000年左右转的；8.缴纳保险金及领取退休金的存折复印件，证明原告按照高档缴纳了四年保险费，并从2019年3月14日开始领取退休金1714元。被告平谷人社局辩称：一、个人缴纳数额的多少系确定养老金高低的因素之一，符合法律本意的解释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原告在诉状中陈述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其“按照高档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待日后可获得较高的养老金”，关于该陈述，在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无法查实的情况下，依据原告单方陈述被告无法确认属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根据该规定，基本养老金确定的依据之一即缴费工资，缴费工资的高低确实会影响养老金的水平。因此，即使被告工作人员确实对于法律规定进行了解释、宣讲，也是完全按照法律本身的含义做出的，不存在背离法律的情形。法律自实施之日起，对所有公民即具有约束力，不因为相对人对该内容知晓与否、被告讲解与否而受到影响。即使确实存在被告解答咨询等情形，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其最终选择缴纳的基数与被告没有必然的联系，该咨询解释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二、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最低标准设定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旨在保障公民的利益。《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随本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被保险人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最低标准的，按照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发给。”由上可见，《社会保险法》、北京市相关规定明确了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和最低标准设定，其目的在于随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上涨而适时调整养老金，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2016年8月4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关于北京市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6]142号）第十二条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714元;按月领取退职生活费的退职人员，月退职生活费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559元；按月领取退养生活补助费的人员及按月领取养老生活补助费的原临时工养老人员（原签定短期劳动合同的人员），月退养生活补助费、养老生活补助费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418元。按照本通知规定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人员，调整后仍不足上述最低标准的，补足到最低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原告办理养老金标准手续时，由于其核定的养老待遇低于北京市最低标准，故按照1714元予以补足，这是基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待遇提高，并没有损害其权利。同时，该文件出台于2016年，原告缴纳社保系在2010年，没有人能够预见行为发生时尚未发生的情况。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平谷人社局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平谷社保中心辩称：一、原告不是在被告处办理的社会保险手续，所诉行为非被告所为，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险发[1995]83号）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授权办理存档业务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可以办理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业务。具有北京市城镇户口、在上款规定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委托存档人员，可以按本通知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作为在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委托存档人员，系在劳动行政部门授权办理存档业务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办理养老保险缴纳手续，并非在被告处办理。原告所诉工作人员的告知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二、个人缴纳数额的多少系确定养老金高低的因素之一，符合法律本意的解释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根据该规定，基本养老金确定的依据之一即缴费工资，缴费工资的高低确实会影响养老金的水平。工作人员对于法律规定进行的解释、宣讲，完全按照法律本身的含义做出，不存在背离法律的情形。法律自实施之日起，对所有公民即具有约束力，不因为相对人对该内容知晓与否、讲解与否而受到影响。即使确实存在工作人员解答咨询等情形，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其最终选择缴纳的基数与他人没有必然的联系，该咨询解释行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三、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最低标准设定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旨在保障公民的利益。《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随本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被保险人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最低标准的，按照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发给。”由上可见，社会保险法、北京市相关规定明确了基本养老金的正常调整和最低标准设定，其目的在于随经济发展、物价水平上涨而适时调整养老金，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2016年8月4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北京市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6]142号）第十二条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714元；按月领取退职生活费的退职人员，月退职生活费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559元；按月领取退养生活补助费的人员及按月领取养老生活补助费的原临时工养老人员（原签定短期劳动合同的人员），月退养生活补助费、养老生活补助费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418元。按照本通知规定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人员，调整后仍不足上述最低标准的，补足到最低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原告办理养老金标准手续时，由于其核定的养老待遇低于北京市最低标准，故按照1714元予以补足，这是基于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待遇提高，并没有损害其权利。同时，该文件出台于2016年，原告缴纳社保系在2010年，没有人能够预见行为发生时尚未发生的情况。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被告平谷社保中心未向本院提供证据。《社会保险法》《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北京市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6]142号）、《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险发[1995]83号）系二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平谷人社局、平谷社保中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持以下质证意见：证据1至证据5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都是原告自己所谓的所见所闻，被告无法进行质证；对证据3中原告拍摄的提示牌的真实性认可，但缴费人员可以选择缴纳的档位以及缴费基数，其高低是决定养老金领取金额的因素之一，这也符合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精神。缴费基数是上一年度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低、中、高档分别是缴费基数的40%、60%和100%。2019年起不再公布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缴费基数变为北京市全口径工资，从最低46%的3613元一直到300%的23565元，参保人员都可以自己选；证据6也不符合证据形式，属于个人陈述，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户口本上没有显示农转非的情况，但对原告的非农业户口性质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认可，1714元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北京市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6]142号）中确定的最低养老金标准，如果核定的养老金待遇低于该标准，按照该标准予以补足，这正是基于政策对于原告利益的一种提高和保护，并没有损害原告的利益。本院对原告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4、5、6不符合证据形式，且其中记载内容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中提示牌真实，但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证据7真实，能够证明原告系非农业户口，但无法证明原告户口性质的变更情况；证据8真实，能够证明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及领取养老金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史东利系因占地转非的无工作单位的北京市城镇户口人员，属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存档参加社会保险人员。2010年8月至2014年6月（扣款时间），原告史东利按照高档位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后，原告申请办理了灵活就业手续，变更了社会保险费缴纳标准。2019年2月，原告史东利经核准退休，并自2019年3月14日起领取基本养老金1714元。原告称其按照高档位缴纳了四年社会保险费用，但其并未多得基本养老金，故诉至法院。本院认为，《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据此，被告平谷人社局作为平谷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负责本区社会保险行政管理的法定职责。同时，《北京市劳动局关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险发[1995]83号）第一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授权办理存档业务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可以办理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原告史东利属于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存档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平谷区的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系按照被告平谷人社局的授权办理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业务，故被告平谷人社局应为本案的适格被告，而被告平谷社保中心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社会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分别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第十五条规定：“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据此，原告史东利作为无工作单位的参加社会保险人员，其应当自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亦即原告对于被告平谷人社局提示的缴纳社会保险标准具有选择权，同时，其选择的缴纳标准和数额系确定基本养老金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被告平谷人社局按照原告自行选择的缴纳标准和数额收取保险费用并无不当。《社会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随本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被保险人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最低标准的，按照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发给。”《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北京市2016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京人社养发[2016]142号）第十二条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月基本养老金的最低标准调整为1714元；……。”本案中，原告在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准时，其核定的养老金数额低于上述规定的最低标准，故被补足到最低标准，原告的合法权益并未受到侵害。综上，被告平谷人社局的社会保险行政管理行为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史东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史东利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富菊人民陪审员  王翠芬人民陪审员  刘险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六日法官 助理  周歆卉书 记 员  刘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