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5533号 原告：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632号1105室。 法定代表人：徐旦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维雯、李如音，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波，男，1987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俞鸿钦，男，199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祁达，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俞波、俞鸿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俞波、俞鸿钦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异议，本院审查后裁定予以驳回。被告俞波、俞鸿钦就该裁定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11月15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祝维雯、李如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祁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俞波以受让股权为限向原告支付股权赎回价款14250000元，并向原告赔偿以1425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3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为3933356.25元）；2.被告俞鸿钦以受让股权为限向原告支付股权赎回价款11400000元，并向原告赔偿以1140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3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为3146685.01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原告作为投资方，投资由二被告的父亲俞柏尧实际控制的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金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公司”)，投资总金额为65520000元，并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了《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与增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和《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从俞柏尧处受让部分股权（以下股权，均指金冠公司股权），并且约定了股权赎回机制条款。2011年6月，俞柏尧向妻子茅建芬及二被告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其中被告俞波受让2.5%，被告俞鸿钦受让2%。鉴于俞柏尧持有股权比例下降，影响其对《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履约能力，为了保障原告等投资人在前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二被告及俞柏尧、茅建芬夫妇于2011年6月27日向原告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在受让前述股权后，本人将以受让股权为限承受该等股权受让前出让方根据有关方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与增资框架协议书》、《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补充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因此导致的投资方损失。”同时，俞柏尧以14250000元的价格将2.5%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常州金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新公司”），可见，被告俞波受让的股权价值为14250000元，被告俞鸿钦受让的股权价值为11400000元。 因《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赎回机制条件成就，原告于2014年3月26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俞柏尧等人履行《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赎回义务，要求二被告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后因《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仲裁管辖，《承诺函》没有约定仲裁管辖，故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仅审理了《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沪贸仲裁字第219号裁决书，裁决俞柏尧等人向原告支付赎回价款(本金62717100元、利息40554100元，并以103271200元为基数，按12.5%年息计算复利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损失)及相应的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仲裁费等。 鉴于二被告不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原告于2016年3月15日、2019年1月11日向二被告寄送《催告函》；于2016年3月25日、2019年1月28日刊登《催款通知书》，但俞波、俞鸿钦至今仍未履行。 二被告答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原告邮寄的《催告函》，由他人签收；被告非下落不明，原告在报纸上刊登《催款通知书》，也不符合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只有原告于2014年3月26日的起诉行为可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退一步讲，即使由二被告承担责任，也应以二被告目前持有股权比例的现有价值为限。（1）《承诺函》明确载明二被告以“受让股权为限”承担相应义务，该表述强调的是二被告持有股权的现有财产价值，并且因金冠公司改制，目前被告俞波持股2.37%、被告俞鸿钦持股1.9%，二被告承担责任的范围亦应以该持股比例为限；（2）原告主张以二被告受让股权时的价值为限进行受偿，显失公平，原告签署《框架协议》时，从俞柏尧处受让注册资本的价格比例为1:2.47，二被告从俞柏尧处受让股权的价格比例为1:1，而原告向二被告主张的赔付价格比例高达1:9；（3）二被告签署《承诺函》的背景，是为了在俞柏尧需要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时，确保原告及其他投资人可以执行的股权比例与俞柏尧转让股权前的比例一致，假使股权目前仍为俞柏尧持有，法院强制执行是对俞柏尧现有股权的价值进行司法处置，原告及其他投资人是以该拍卖款为限进行受偿，故二被告受让股权后，也应以执行阶段司法处置的价款为限承担相应责任；（4）《承诺函》是对原告及新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徐肖军三名投资人共同做出的，即使对二被告持有的股权进行拍卖，原告也无权就全部拍卖款进行受偿；（5）根据二被告与俞柏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俞波受让2.5%股权的价值为1550000元、被告俞鸿钦受让2%股权的价值为1240000元，而案外人金新公司购买股权的价格是基于其自身的商业判断，原告据此认定二被告持有股权的价值，没有依据；（6）二被告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限定在二被告从俞柏尧处“所受让的股权”这一财产，不涉及二被告的其他财产。综上，二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由二被告承担责任，也应以其目前持有的股权份额的现有市场价值为限。 原告就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为《框架协议》，证据2为《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投资金冠公司，约定原告从俞柏尧处受让部分股权，并约定了股权赎回机制条款； 证据3为俞柏尧与被告俞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4为俞柏尧与被告俞鸿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5为俞柏尧与案外人金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2011年6月27日，俞柏尧分别向俞波、俞鸿钦、金新公司转让股权，且据此认定被告俞波受让的2.5%的股权价值14250000元，被告俞鸿钦受让的2%的股权价值11400000元。 证据6为《承诺函》，拟证明二被告与俞柏尧夫妇向原告承诺，二被告受让股权后，其将以受让股权为限承受该等股权受让前俞柏尧根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应履行的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由二被告承担因此导致的投资方损失。 证据7为（2014）杭西商初字第726号《民事裁定书》，证据8为〔2015〕沪贸仲裁字第219号《裁决书》，拟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3月26日起诉俞柏尧等人及二被告，因《框架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仲裁管辖，后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俞柏尧等人应承担的股权赎回义务做出裁决。 证据9为《催告函》、邮寄送达凭证及公证书，证据10为刊登《催款通知书》的报纸，拟证明原告于2016年3月15日、2019年1月11日向二被告寄送《催告函》；于2016年3月25日、2019年1月28日刊登《催款通知书》。 证据11为（2015）浙杭执民字第49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证据12为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拟证明原告就〔2015〕沪贸仲裁字第219号仲裁裁决申请执行，已受偿1929728.76元，后该案因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证据13为天健审[2012]4928号《审计报告》，拟证明截至2011年12月31日，金冠公司资产总计624557400余元，二被告从俞柏尧处受让股权的价格，明显不符合该股权的市场价值。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证据11、12未发表质证意见，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具体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俞柏尧之间的投资回购约定与二被告无关，且原告诉请二被告赔付的金额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对证据3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被告俞波从俞柏尧处受让2.5%股权的价款为1550000元。对证据4的关联性无异议，但被告俞鸿钦从俞柏尧处受让2%股权的价款为1240000元。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案外人金新公司从俞柏尧处受让股权的原因与二被告不同，故支付的价款没有可比性。对证据6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二被告以受让股权为限承担义务，二被告承担的义务应以持有的股权评估拍卖后的变现价款为限，且《承诺函》的对象尚有其他两名债权人，原告无权要求受偿二被告持有股权的全部变现款。对证据7，仅证明本案的管辖问题，与实体审理无关。对证据8的关联性有异议，俞柏尧向原告承担的回购义务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10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二被告未收到《催告函》，报纸上刊登《催款通知书》无法起到向二被告实质送达的目的，且原告在上述催告文书中并未向被告提出明确主张。对证据13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金冠公司在2011年的股权价值。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为《承诺函》（同原告证据6），拟证明二被告以受让股权为限承担相应义务，二被告承担的义务应以持有的股权评估买卖后的变现价款为限，且承诺函的对象尚有其他两名债权人，原告无权要求受偿全部二被告持有股权的全部变现款。 证据2为金冠公司《章程修正案》，拟证明被告俞波、俞鸿钦目前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37%、1.9%。 证据3为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金冠公司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拟作为评估二被告目前持有股权价值的依据。 证据4为俞柏尧与被告俞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原告证据3），拟证明被告俞波受让2.5%股权的价款为1550000元。 证据5为俞柏尧与被告俞鸿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同原告证据4），拟证明被告俞鸿钦受让2%股权的价款为1240000元。 证据6为《框架协议》（同原告证据1），证据7为《补充协议》（同原告证据2），证据8为俞柏尧与金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9为俞柏尧与金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拟证明原告及金新公司受让股权支付的对价均不能代表股权当时的市值，且与二被告无关。 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二被告持股比例的变化与其履行《承诺函》无关。证据3系由案外人单方出具，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至3的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承诺函》中并无“现有比例”、“现有价值”、“共同分配”等文字表述，原告早在2014年3月26日即起诉二被告要求其承担《承诺函》项下责任，二被告至今未履行，其现主张以“现有价值”为限承担责任，有违《承诺函》出具的目的和公平性要求。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二被告与俞柏尧系父子关系，二被告从俞柏尧处受让股权的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当时该股权的实际价值。对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反而证明了股权价值在2011年6月27日前已远超公司注册资本。对证据8、9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结合原告证据5，反而能证明被告俞波受让的2.5%股权的价值应为14250000元，被告俞鸿钦受让的2%股权的价值应为11400000元。 本院对上述证据，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至1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及证据4至7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0年9月27日，原告及案外人新洲公司、徐肖军、上海耿联投资管理中心、张加勇作为投资方与作为金冠公司原股东的俞柏尧、浙江金冠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冠体育公司）以及金冠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约定原告以10920000元的价款受让俞柏尧持有的金冠公司4420000元注册资本出资额，并以54600000元的价款认购金冠公司3640000元新增注册资本出资额。同日，上述各方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对股权赎回的条件、价款、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此次股权转让与增资完成后，原告的持股比例为13%。2011年6月27日，俞柏尧将其名下2.5%的1550000元股权转让给被告俞波，转让价格比例为1:1，转让价款为1550000元；将2%的1240000元股权转让给被告俞鸿钦，转让价格比例为1:1，转让价款为1240000元。为保障投资方的利益，二被告及俞柏尧、茅建芬于同日向原告及新洲公司、徐肖军三名投资人出具《承诺函》，载明：“在受让前述股权后，本人将以受让股权为限承受该等股权受让前出让方根据有关方于2010年9月27日签订的《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与增资框架协议书》、《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增资补充协议书》应履行的义务。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担因此导致的投资方损失。” 后因《补充协议》项下的股权赎回条件成就，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俞柏尧、金冠体育公司及二被告等人支付股权赎回价款、承担违约金，并要求金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于2014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经审查，因当事人约定仲裁条款，遂依法作出（2014）杭西商初字第7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后由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了《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争议仲裁案，并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沪贸仲裁字第219号《裁决书》，裁决俞柏尧、金冠体育公司支付原告股权赎回价款本金6271710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5349300元及相应利息、以及律师费、保全费、仲裁费等。《裁决书》作出后，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告截止目前已受偿1929728.76元。 为要求二被告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付款义务和违约责任，原告除提起前述（2014）杭西商初字第726号民事诉讼外，另于2016年3月15日、2019年1月11日分别以EMS方式向二被告寄送《催告函》，除2019年1月11日向被告俞波的寄送地址为杭州市西湖区文二新村9幢1单元703室外，其余寄送地址均为杭州市西湖区绿园2单元2001室。因上述邮件未能妥投，原告又分别于2016年3月25日、2019年1月28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催款通知书》。 另查明，2011年6月27日（即俞柏尧将股权转让给二被告的同日），俞柏尧还将其持有的2.5%的1550000元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金新公司，转让价格比例为1:9.1935，转让价款为14250000元。 再查明，浙江金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名称变更为浙江金冠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俞柏尧，其系二被告的父亲。 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向本院出具书面承诺，明确表示若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对本案执行到位的款项在（2015）浙杭执民字第497号案件中予以扣除，不再向俞柏尧重复主张。案外人新洲公司及徐肖军于2019年11月18日向本院递交了书面承诺，明确表示其不再要求二被告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义务和违约责任，并同意原告在本案中要求二被告承担《承诺函》项下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的诉请。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承诺函》中“以受让股权为限”的含义及二被告如承担付款义务需确定的具体金额；三是原告是否有权向二被告主张《承诺函》项下的全部权利。 针对焦点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关于原告向二被告主张权利的方式，首先，原告于2014年3月26日起诉二被告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其次，原告在向二被告以邮政EMS形式寄送《催告函》但邮件未实际送达二被告的情况下，分别于2016年3月25日、2019年1月28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催款通知书》，明确要求二被告履行案涉《承诺函》项下的付款义务并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浙江法制报》属于在浙江省内有影响的报纸，原告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催收公告主张权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力，故诉讼时效分别于2016年3月25日、2019年1月28日再次中断。因此，原告于2019年6月3日对二被告提起本次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针对焦点二，《承诺函》中“以受让股权为限”的含义及二被告如承担付款义务需确定的具体金额问题。原告主张，以“受让股权时，持有股权的价值为限”；被告抗辩，以“实际履行《承诺函》项下义务时，持有的股权比例和价值为限”。本院认为，《承诺函》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现《承诺函》约定的付款条件已经成就，原告有权要求二被告依约履行义务。原、被告就《承诺函》中相关条文的理解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应从合同使用的词句及文义为出发点。在《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赎回机制的前提下，《承诺函》中约定二被告“以受让股权为限”承受该股权受让前俞柏尧应履行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义务，所指应为对二被告需支付的股权赎回价款的额度限制条件。但仅仅根据该争议条款文义本身，尚难以认定二被告所持股权的价值。其次，从《承诺函》出具的背景及其所体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考察。俞柏尧与二被告系父子关系，二被告受让股权的价格并不能代表该股权当时的实际价值，结合2010年9月27日《框架协议》签订时俞柏尧将13%的股权转让给原告的价款为65520000元及2011年6月27日俞柏尧将2.5%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金新公司的价款为14250000元的事实，可以认定二被告受让股权的价格明显低于该股权当时的市值，该价格只是俞柏尧与二被告之间的名义交易价格，并不能代表二被告受让的股权在《承诺函》出具时的真实价值。在《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背景下，俞柏尧以显著低价向二被告转让股权的行为使得俞柏尧个人名下资产减少，直接影响到其将来对股权赎回款项的支付能力，《承诺函》中二被告对受让股权后应履行的义务及违约责任的约定，系二被告作出的支付承诺，对于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人而言，显然具有分担风险、强化投资安全的增信作用。换言之，《承诺函》的合同目的就是保障投资人享有俞柏尧向二被告转让股权之前所具备的对《补充协议》的履约能力。再次，本案需要通过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等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俞柏尧及二被告自收到（2014）杭西商初字第726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之时起，就实际知悉了原告依据《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承诺函》向其主张权利的事实，但其至今未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庭审中，二被告亦承认由于金冠公司后期经营状况不佳，案涉股权目前的市场价值极低。若二被告对原告的债务范围仅以其实际持有股权份额在执行阶段的评估拍卖价款为限，显失公平，亦有违《承诺函》出具的合同目的，二被告的辩称于法无据、于理不合，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向二被告主张股权赎回价款的定价标准是2011年6月27金新公司的股权受让价格，本院认为，金新公司作为案外人，其受让金冠公司股权系独立的商业行为，受让价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原告以金新公司的受让价格来认定二被告股权的实际价值，亦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鉴于案涉《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订立主体均为有经验的商事主体，是在充分考虑己方利益的前提下，才与对方进行交易，《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原告与俞柏尧、金冠体育公司对股权赎回条件及价款计算均作了明确约定并已为生效仲裁裁决认定，且二被告在《承诺函》中也明确了对《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义务的认可，故本院以当事人各方约定的股权赎回价款作为依据并参照二被告受让股权的比例确定相应股权偿付价款。经测算，二被告应偿付的股权赎回价款超出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以原告诉请为限予以支持。 针对焦点三，原告是否有权向二被告主张《承诺函》项下全部权利的问题。从《承诺函》的行文格式来看，系二被告向原告、新洲公司、徐肖军三方权利人共同出具，三方权利人对被告不分份额地享有平等的债权，前述任何一方均有权要求二被告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义务；且本案审理过程中，新洲公司、徐肖军已向本院出具书面承诺书，明确表示不会另行要求二被告向其履行《承诺函》项下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故二被告向原告履行并不会加重二被告的负担。二被告抗辩原告无权主张《承诺函》项下的全部权利，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根据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向本院出具的书面承诺，二被告向原告履行并不会导致原告重复受偿或加重俞柏尧的负担。 综上所述，原告在《承诺函》约定的义务范围内向二被告主张股权赎回价款并要求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即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俞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股权赎回价款本金14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933356.25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未清偿本金为基数，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二、俞鸿钦向原告支付股权赎回价款本金114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146685元（暂计算至2019年5月31日，此后至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未清偿本金为基数，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4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10450元，由俞波、俞鸿钦负担。 浙江睿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俞波、俞鸿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汪哲君 人民陪审员  涂显霞 人民陪审员  刘儒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昕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