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沪0112行初1100号原告孙志伟，男，汉族，1975年7月2日生，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招远市，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朱兆平，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邢铁军。委托代理人王俊。委托代理人蒋智吉。原告孙志伟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下简称松江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孙志伟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兆平，被告松江分局委托代理人王俊、蒋智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1月22日，被告松江分局作出松公行罚决字[2019]1055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决定)，查明2019年11月15日21时40分许，原告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亭地铁站3号口以西100米人行道处(以下简称涉案地址)，有无故踢、踹他人摩托车、电动车的寻衅滋事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六日(刑事拘留折抵六日，不再对其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原告孙志伟诉称：2019年11月15日晚9时30分许，原告酒后在涉案地址正常行走回家时，被案外人袁某某抓住问是不是原告将其摩托车碰倒。原告解释说没有碰，便被袁某某殴打。原告认为袁某某肯定是碰瓷，坚决没有还手。后来看到警车停在马路边，原告要求至警察处，并向警察解释只是路过、没有砸、碰他人车辆；但因为原告是男子汉、坚持得住，故没有向警察说袁某某碰瓷和对其殴打。本案中，原告未有任何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行为，被告作出被诉决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同时被告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存在刑讯逼供及威胁恐吓等不文明办案行为；但做笔录过程中，被告未对其刑讯逼供。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决定。被告松江分局辩称：2019年11月15日，被告下属九亭派出所(以下简称九亭派出所)民警在辖区九亭镇九亭地铁站3号口附近执勤时，案外人袁某某向民警扭送一名无故以踢、踹方式损毁车辆的醉酒男子(即本案原告)。后民警将原告口头传唤至九亭派出所。经调查，2019年11月15日21时40分许，原告酒后在涉案地址以踢、踹方式任意损毁他人摩托车、电动车，并导致袁某摩托车、何某电瓶车损坏。同月16日，被告对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予以立案受理。同月22日，因未达到追刑标准，被告将办理的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撤案，但原告的行为系寻衅滋事的治安违法行为。被告遂于同月22日作出被诉决定，并在处罚决定作出前进行了告知。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提供了下列证据：(一)职权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经质证，原告无异议。(二)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1、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民警口头传唤至派出所，原告承认酒后在九亭地铁站无故将他人电瓶车碰倒；2、原告的《讯问笔录》，证明民警对原告讯问，原告称案发当日其酒后在九亭地铁站用脚踹倒他人停放于路边的电瓶车；3、袁某某的《询问笔录》，证明报案人袁某某亲眼目击一男子用脚踢踹停放于九亭地铁口路边的共享单车、电瓶车和其本人的摩托车，致使其摩托车多处损坏，袁某某将原告扭获并交给执勤民警，并陈述维修预计花费1800元；4、何春燕的《询问笔录》，证明何春燕于11月15日8时许，将电瓶车停放于九亭地铁口路边，当日23时许，取车时发现该车的动力制动器损坏，其陈述维修预计花费200元；5、孙长龙的《询问笔录》，证明执勤民警陈述抓获原告的经过；6、陈建国的《询问笔录》，证明为袁某某开具维修发票的修车店老板陈建国陈述摩托车维修实际花费260元以及为何开具1800元发票；7、袁某某辨认笔录及照片名单，证明为查明案情，民警组织辨认，袁某某辨指认男性辨认照片1中的8号男子就是其扭获的男子(即本案原告)；8、照片六张，证明报案人袁某某指认自己被损坏的摩托车和事发现场情况；9、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证明公安机关对物证(袁某某的摩托车)依法调取；10、摩托车维修发票，证明报案人袁某某提供的面额1800元的摩托车维修发票；11、袁某某收款凭证，证明原告家属赔偿袁某某1800元，袁某某表示对原告谅解；12、何春燕收款凭证，证明原告家属赔偿何春燕200元，何春燕表示对原告谅解；13、原告身份信息，证明原告的身份；14、工作情况，证明原告无前科、非在逃人员；15、案发及抓获经过，证明抓获原告的经过；16、执法记录仪视频，证明原告因任意踢踹他人车辆被袁某某当场扭获送交九亭派出所执勤民警处置的经过。经质证，原告认为，关于证据1，该笔录是在被告工作人员刑讯逼供、威逼恐吓下所作，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即使原告所述系真实，其在笔录里也明确阐述是碰了一下电瓶车，情节十分轻微，不应受到刑事或者行政处罚；且，原告也是同意进行赔偿和调解，但被告没有进行调解。关于证据2，笔录也是被告通过刑讯逼供、威逼恐吓下所作，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袁某某是本案电瓶车损害的受害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具有可信性，而且其证言“原告又向旁边电瓶车踢踹损坏”与“现场有二十多辆电瓶车和自行车倒在地上，怀疑是原告踢倒”相互矛盾。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何春燕损坏的电瓶车系原告所为。关于证据6，袁某某存在骗取保险的嫌疑，且本案情节非常轻微，不宜对原告进行刑事或行政处罚。关于证据10，应以实际损失开具发票。关于证据15，原告并没有所谓无故踢踹的行为。关于证据16，从视频里可以看出，被告至案发地点时原告意识清楚，能准确说出自己身份，并一直陈述其未踢电瓶车，与询问笔录及讯问笔录相矛盾，故合理怀疑被告对原告存在刑讯逼供及威逼利诱等行为。另原告从9点30分到达案发地点至袁某某报警9点40分，之前还有与袁某某几分钟的理论，原告作案时间不符合常理。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质辩认为，关于证据1，原告所述被刑讯逼供、威胁恐吓是子虚乌有，笔录是基于当事人本人真实的陈述，原告说“碰倒”恰恰证明了原告本人认识错误的态度；被告也如实记录了“碰倒”，没有强行要求原告如何陈述；另原告也亲口陈述其喝多了愿意赔钱。关于证据2，如果原告在刑事拘留期间受到了刑讯逼供等行为，其有足够时间提出申诉控告，并应提供伤情等初步线索。关于证据3，袁某某只是实事求是陈述有一个男的踢踹电瓶车并踢踹了自己的车三脚，至于其他的车他只是怀疑，可能没有看到。关于证据4，何春燕的电动车属于案发现场倒地车辆之一，结合原告在派出所和看守所关于碰倒或者踢倒电瓶车的陈述，被告有足够理由相信该电动车损坏由原告造成。关于证据6，发票是客观存在的，民警向维修店主进行了相关调查，袁某某也解释了开具的1800元是调换买新的费用。关于证据10，发票能够证明原告造成损害结果，但被告认定的损失金额不是1800元，而是260元。关于证据15，系被告根据案发及查明的情况所作的综合陈述，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关于证据16，现场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原告酒后已经神志不清，闭着眼睛摇摇晃晃的，最后坐在地上，还从口袋里掏出钱来。原告在现场并没有向民警交待违法实情，但诸多车辆倒地足以证明原告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依据：《治安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第九十二条。经质证，原告有异议，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无故踢踹电瓶车的行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质辩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正确。(四)执法程序的法律法规依据以及文本材料证据：证明程序合法的法律法规依据：1、《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证明管辖、受理、调查、传唤、证据使用、作出处罚决定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证明告知的依据。经质证，原告认为，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办案民警没有出示工作证件。被告质辩认为，执勤民警现场身穿警服、佩戴装备和执法证件，旁边还有车辆闪着警灯，足以证明民警身份，另，原告现场也未对民警执法身份提出异议。证明程序合法的文本材料证据：1、《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证明九亭派出所依法接报案件；2、2019年11月16日《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九亭派出所依法受理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嫌疑人孙志伟)；3、立案决定书，证明被告对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立案；4、撤案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孙志伟涉嫌寻衅滋事案予以撤案；5、2019年11月22日受案登记表，证明九亭派出所在刑事案件撤案后依法受理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嫌疑人孙志伟)；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22日对孙志伟涉嫌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作行政处罚的告知；7、《行政处理审批表》，证明被告就该案件进行审批；8、《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9年11月22日对原告的寻衅滋事行为作出行政拘留六日(刑事拘留折抵六日，不再执行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经质证，原告对上述材料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未提供对原告刑事拘留的程序材料。在原告的笔录中，原告表明愿意协商和赔偿损失，被告对此类轻微违法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的才可以处罚。另，原告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被告先是作行政处罚，后因为原告不配合签笔录，被告就将原告刑事拘留，之后又转为行政拘留，无任何法律依据。被告质辩认为，原告行为系寻衅滋事行为，不是故意毁坏财物。对寻衅滋事案件，被告依法不可以组织调解，原告家属赔偿事宜与被告无关。本案中不存在因原告不配合而被打击报复、刑事拘留的情况。被告调查中结合损失情况，依照寻衅滋事犯罪立案标准，对原告刑事立案侦查。后在侦查取证中被告发现原告造成的物损只有几百元钱，无法追究刑事责任，故对刑事案件撤案，但对原告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庭审中原告未提供证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法律规范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时均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方面、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亦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9年11月15日21时40分许，原告饮酒后在涉案地址有无故踢、踹他人摩托车、电动车的寻衅滋事行为，现场被案外人袁某某抓住并扭送至附近执勤的九亭派出所民警。同月16日，被告以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予以立案受理，原告被执行刑事拘留。经侦查，被告发现原告情节轻微、不应追究刑事责任，遂于同月22日撤销袁某某报寻衅滋事案，并释放原告。但被告认定原告犯有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故于同月22日以行政案件办理，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向原告进行了事先告知，包括拟将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同日，被告作出被诉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家属对案外人袁某某及何春燕分别赔偿1800元及200元。本院认为，根据《治安处罚法》第七条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决定的法定职权。《治安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五佰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够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原告在涉案地址有无故踢、踹他人摩托车、电动车的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处行政拘留六日的被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根据《治安处罚法》及《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尚不够刑事处罚，依法应当给予公安行政处理的，依照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对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自由一日，折抵执行行政拘留一日。本案中，被告先刑事立案，撤案后以行政案件处理，并以刑事拘留的期限折抵行政拘留的期限并无不当。被告在作出被诉决定的执法过程中，经过了受理、调查、事先告知等程序并将决定书送达原告，执法程序合法。原告诉称事发当日案外人袁某某碰瓷、其未有任何治安违法行为的陈述明显与常理不合，也与在案证据认定的事实及原告愿意赔偿以请求原谅、其家属已实际支付赔偿款等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又称询问笔录、讯问笔录是在被告刑讯逼供、威逼恐吓下所作等，缺乏相关证据支持，其在被告执法中也未提出相关陈述申辩，本院难以采信。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志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交)，由原告孙志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雅审 判 员  李德仁人民陪审员  袁桂玲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法官 助理  韦 亮书 记 员  韦 亮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