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6民初8606号原告：刘连付，男，197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贺婧，北京中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振中，男，196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景光，北京市擎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连付与被告杜振中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连付、被告杜振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连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杜振中一次性支付拖欠刘连付的工程款共计87900元；2．判令杜振中一次性支付拖欠刘连付的零工费共计26000元；3．判令杜振中承担诉讼费。诉讼中，刘连付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杜振中支付刘连付工程款121366元；2．判令杜振中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刘连付从杜振中处获得了杜宝江、宋玉成、王建军三家住房翻建项目，刘连付与杜振中签订了《房屋建筑施工合同》，刘连付为承包方，杜振中为发包方，合同约定建筑施工价格为每平方米650元，杜振中已确认刘连付施工面积为467．64平方米，施工款为303966元。该建筑工程于3月底开工，9月10日竣工交付。因双方的支付多以现金或微信转账为准，故杜振中要求刘连付每笔结算皆以书面形式确认给付金额。经确认，刘连付收到杜振中给付的工程款60000元，工人工资122600元，零工钱110800元。其中，零工钱（施工合同以外的活）双方已经结算完毕，而施工款（工人工资和施工款费用）杜振中尚未足额支付。双方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刘连付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合法权益。杜振中辩称，刘连付所述包活的经过属实，但不认可刘连付的诉讼请求。我们的焦点问题主要是2019年8月1日单加的20000元和2000元。2019年6月12日，我给刘连付的代班卢某20000元，当时刘连付没有在场，所以没有给我出具收条。2019年7月28日，我通过微信给卢某的儿子转账2000元。后来刘连付在2019年8月1日的凭证上分别单加了20000和2000元。收条上刘连付支走的都是工程款，零工钱不包含在建筑面积内。2019年7月22日，我支付的30000元是工程款。2019年6月11日，我支付的80800元不仅仅是零工钱，其中包含工程款44070元。2019年8月3日，我给了卢某2000元，这2000元是工人大川回家时要工钱，刘连付给我转账3000元，卢某嫌少，我又添了2000元。8月16日，卢某搬家，我给了他8000元，两笔共计10000元，刘连付没有出具收条，我想把这双方争议的32000元说清楚，再支付工程款。此外，2019年8月21日，我通过微信又向刘连付转账5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9年4月1日，杜振中作为甲方，刘连付作为乙方签订了房屋建筑施工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杜宝江，宋玉成，王建军三家住房翻建交给乙方施工。根据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甲乙双方订立本合同。乙方以大清包方式施工，包括模板、施工的一切工具。施工期间，甲方如发现质量问题及时通知乙方，乙方配合处理。价格为650元每平方米。合同落款甲方处有杜振中的签字及捺印，乙方处有刘连富的签字及捺印。庭审中，双方一致认可收款凭证上的“刘连富”为刘连付本人。签订合同后，刘连付先后七次向杜振中出具收款凭证，该七次收款凭证均书写在同一张纸上，具体内容如下：“2019年4月14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人工资肆万元40000元；2019年4月25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人工资伍万元50000元；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人工资贰仟陆佰元；2019年5月4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人工资叁万元30000．00；2019年5月22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程款肆万元40000．00；2019年6月11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零工钱挂瓦抹灰支模20000共计捌万零捌佰元（团泉87．5个工，杜宝江82个工）；2019年7月22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零工钱叁万元30000；2019年8月1日，今收到甲方付乙方工程款贰万元20000元。团泉零工19个4900元。该收款凭证中最后一笔收款记录中，“贰万元”与“20000”右侧斜上方分别书写“+20000”，“+2000元”。诉讼中，刘连付不认可后加的20000元和2000元系其本人书写。故杜振中于2019年11月19日申请对该笔迹进行鉴定。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的鉴定机构为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2019年12月13日，该鉴定机构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经审查，检材“20000”和“2000”阿拉伯数字笔画过少，特征点不足，不够鉴定条件，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工作。庭审中，就杜振中于2019年6月12日向刘连付的代班工人卢某支付的20000元款项，刘连付称该笔20000元款项其已连同10000元零工钱写入2019年7月22日的零工钱30000元内；就杜振中于2019年7月28日向卢某的儿子卢阳微信转账的2000元款项，刘连付称已写入2019年8月1日工程款贰万元内；就杜振中于2019年8月3日垫付给工人大川的2000元，刘连付称此笔款项系杜振中未经其授权支付的，且通话中卢某未明确是什么时间给付的，其不同意扣除；对于杜振中于2019年8月13日给付卢某的8000元，刘连付称凡是杜振中给付的款项，其均出具了收条，且此笔款项在通话中卢某未明确是什么时间给付的，其不同意扣除。上述事实，有房屋建筑施工合同、收款凭证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刘连付提供了劳务，杜振中应支付相应价款。刘连付与杜振中对于工程总量、单价及工程总价款均意见一致。对于杜振中已付的款项，应在工程款总额中予以扣除。由于双方对已付款项的数额及名目争议较大，为体现裁判结果对双方的公正性，本院统一以收条上记载的金额及名目作为裁判依据。据此，对于杜振中辩称，其于2019年6月11日，向刘连付支付的80800元并非仅仅为零工钱，其中包括工程款44070元；2019年7月22日，向刘连付支付的30000元款项系工程款，应予以扣除的两项答辩意见，本院均以收款凭证标注的两笔款项为准，认定该两笔款项均为零工钱，不在本案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对于杜振中辩称在2019年8月1日收款凭证中，后加的“20000”和“2000元”系刘连付书写。经鉴定，该笔迹不够鉴定条件。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该笔迹系刘连付书写，对于该两笔明细所对应的款项，本院将结合庭审情况及现有证据予以认定。庭审中，就争议的22000元，刘连付自述其已将杜振中于2019年6月12日给付的20000元工程款，与10000元零工钱一并写入2019年7月22日的零工钱30000元内。本院根据收款凭证上标注的款项名目，认定该笔30000元系零工钱，不包含杜振中于2019年6月12日给付的工程款20000元，该20000元未写入收款凭证中，但确系杜振中实际支付的工程款，应在本案余欠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刘连付自述其将杜振中于2019年7月28日给付施工负责人卢某儿子卢阳的2000元，已写入2019年8月1日工程款20000元，根据付款时间、2019年8月1日出具收取工程款凭证的事实及交易习惯，本院认定刘连付于2019年8月1日出具的20000收款凭证中包含上述双方争议的2000元。对于杜振中于8月3日、8月13日，共计给付的10000元款项，结合双方交易习惯、庭审情况及证人卢某的陈述，本院认定杜振中确实于2019年8月1日最后一次出具收款凭证后又支付了该两笔款项，应在工程款中扣除。对于8月21日杜振中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刘连付认可其未就该笔款项出具收条，同意在本次诉讼中扣除，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根据双方确认的工程总价款303966元中扣除收款凭证中刘连付已收款项182600元及未出具收款凭证的35000元，剩余86366元为未付款项。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杜振中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刘连付工程款86366元；二、驳回刘连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9元，杜振中负担9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刘连付负担309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小东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邵皖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