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久荣，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健军，广东广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木荣居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西山村西山路3号。法定代表人：周妍君，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红，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久荣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木荣居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荣居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3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久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袁久荣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袁久荣及其配偶唐艮兰于2014年9月26日一起入职木荣居公司工作，由于袁久荣与唐艮兰是夫妻，木荣居公司为图方便只给袁久荣开卡，因此日常签字及工资收取均由袁久荣负责，但工资是两人份额，工资收入夫妻双方各占一半。对于袁久荣提交的工作证及考勤卡，虽然木荣居公司对其予以否认，但确实是木荣居公司发放，且发放至今已有接近5年时间，工作证也正是袁久荣日常出入厂区的通行证明。2.根据木荣居公司提交的2018年3、4月《包工记录表》及2018年3月以后的《工资表》可以证明，从2018年3月起木荣居公司为清退老员工已开始着手制作证据。《包工记录表》在2018年3月以前是不存在的，而木荣居公司提交2018年3月份以后的“工资表”，其内容明显与以往《员工工资表》相矛盾，不仅改变了工资构成方式，故意将《员工工资表》中的“员工”二字去掉以及将“包工工资”改成“承包款”恰恰也证明了木荣居公司知悉包工工资是员工工资而并非承包款，并且根据2017年10月《员工工资表》显示，唐邦金与袁久荣同样是领取包工工资的员工，但木荣居公司有为其购买社保的记录，因此足以证明袁久荣领取的并非承包款，而是工资。倘若袁久荣并非木荣居公司员工，那么其名字首先不会显示在《员工工资表》中；如果并非木荣居公司员工，银行流水也就不会注明“工资”字样；如果并非木荣居公司员工，那么就不会在2016年3月及2017年2月的《员工工资表》中显示有其他补贴、车费报销等福利；如果并非木荣居公司员工，那么袁久荣工资的发放时间就不会与其他员工一致，工资发放数额及时间也不应受木荣居公司控制，但2015年8月、2017年6月、2017年8月、2017年11月、2018年1月的《员工工资表》均能证明袁久荣工资的发放完全受到木荣居公司控制，木荣居公司可以随意控制发放数额甚至可以拖欠几个月才予以发放；如果并非木荣居公司员工，那么袁久荣就不应接受木荣居公司的管理，但袁久荣在木荣居公司厂区工作，哪能不遵守厂区纪律？倘若只是借用厂区，那么袁久荣在厂区工作，为何不用袁久荣交纳水电等耗损费用？并且根据证人宁某与陶某的证言，袁久荣上下班均需要打卡，袁久荣已提交电子考勤卡以及考勤机照片予以证明木荣居公司考勤是电子考勤而并非手写考勤，而考勤卡及考勤机照片在宁某案件中也有提交，因此袁久荣已充分证明袁久荣受木荣居公司监督与管理，以上论据均可证实袁久荣是在木荣居公司的管理下工作，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3.一审法院仅仅以证人宁某与木荣居公司存在纠纷为理由就全部否认其证言显然不合理，宁某在本案中并无利害关系，宁某根本没有帮助袁久荣的必要，考虑木荣居公司的支付能力，显然宁某帮助木荣居公司少支付款项更能保障其纠纷的款项能够得到清偿，因此宁某的证言仅仅是陈述案件事实。至于陶某的证言，其作为员工所要证明的内容是袁久荣受木荣居公司管理，其证言事实上已充分证明了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不过一审法院在审理证据时由于完全没有考虑证据间形成的证据链，仅对每一份证据进行独立认定，没有将宁某的证言与陶某进行比对，导致认定结果断章取义。4.对于录音的认定，同样体现了一审法院断章取义的证据认定方式，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录音的真实性，就应该查清整段录音内容，而不应仅以节选的部分录音内容认定双方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是承包，也否定不了双方的劳动关系。根据《劳动部关于企业内部个人承包中保险待遇问题给四川省劳动厅的复函》：“企业与职工个人签订承包合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并未改变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也未改变承包者的职工身份，因此企业应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本案不管是承包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均是属于企业内部关系，袁久荣本来就是木荣居公司的员工，倘若被认定打磨工作由袁久荣承包，只能说明袁久荣与企业既存在劳动关系又存在承包关系，是企业内打磨岗位的承包责任制，袁久荣仍需遵守木荣居公司的规章制度，并接受木荣居公司的监督关系。二、木荣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本案木荣居公司不管庭上还是《袁久荣等三人争议处理报告》均不确认袁久荣为其员工，而周妍君从2015年12月28日起已是木荣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此理应知道袁久荣的用工情况，如今作为木荣居公司股东出具处理报告又辩称不清楚此前关系已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只要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那么根据木荣居公司的主张，存在劳动关系又不承认为其员工，同时袁久荣主张被辞退，那么既可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木荣居公司如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袁久荣5月的工资并未发放。首先木荣居公司提供的工资表可以证明，从2018年4月起就没有计算袁久荣工资，这与木荣居公司提供的2018年4月包工记录表内容已明显自相矛盾。其次，木荣居公司辩称袁久荣5月就离开了单位，但录音内容发生在5月16日，根据录音第三句“那你两夫妻出去”以及第六句“我走可以走。你给我补贴”可以证明，截至录音之日止，袁久荣仍未离开单位，因此又一次证明木荣居公司的辩称与其主张自相矛盾，事实上袁久荣5月份一整个月均在单位，单位也不可能没有安排任何工作，工资的举证责任在于木荣居公司，而袁久荣5月计件工资明细正是木荣居公司财务书写的，但由于双方本就不是平等主体，因此原件在木荣居公司手上，如今木荣居公司全部否认袁久荣提交的计件工资明细，那么双方一直以来又是根据何种方式结算，木荣居公司认为双方是承包关系，那么木荣居公司应有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凭证，为何木荣居公司不提交？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木木荣居公司辩称，一、木荣居公司与袁久荣、唐艮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1.木荣居公司与袁久荣、唐艮兰未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袁久荣、唐艮兰只领一份收入，恰恰证实两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承包体与木荣居公司之间发生的关系。袁久荣、唐艮兰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袁久荣、唐艮兰提交的《工资表》显示袁久荣、唐艮兰不用考勤、不打卡，没有月基本工资，也不存在所谓考勤扣款的情况，没有计加班时间和加班费，也没有奖金。2.木荣居公司提交的《包工记录表》证实承揽工作的名称及数量，且袁久荣本人签字确认。该表内容与《工资表》中显示的“包工”内容一致，并不存在矛盾。银行流水注明“工资”并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通过银行支付报酬或待遇，财务人员一般按固定模式处理。《工资表》中补贴、车费报销并不是福利待遇，不是固有的，而是偶发性的。3.袁久荣、唐艮兰的承包款发放时间与其他员工工资支付时间一致，不能证实袁久荣、唐艮兰身份与其他员工身份一致。袁久荣、唐艮兰的工作成果报酬不是固定的。袁久荣、唐艮兰承包体独立完成工作成果，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4.宁某出具的证明与木荣居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不具有真实性。另外，从袁久荣提供的银行流水证实，其与宁某之间存在多笔金额较大的资金往来（不包含小金额的），主要是从袁久荣账户转给宁某，不排除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的正当性，但至少可以证实双方关系十分密切，其作为证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明确没有证明力。5.陶某其并不清楚袁久荣、唐艮兰与木荣居公司之间具体关系及工资支付、结算情况，反而证实袁久荣工作时间可以晚些走，就不固定，由其自行安排。6.录音资料完全可以证实，袁久荣是干包工的，而且其自己已确认，与工资表记载的包工工资一致，可以证实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木荣居公司与袁久荣、唐艮兰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定性为加工承揽关系。1.双方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双方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劳动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性。2.袁久荣、唐艮兰为木荣居公司提供的是工作成果，且以工作成果计算报酬。3.袁久荣、唐艮兰可雇请其人员共同完成工作成果，而非其个人独立自行完成，这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区别。袁久荣雇请其他人员完成工作成果，工作上具有替代性。唐艮兰不直接与木荣居公司发生关系。木荣居公司从未干预袁久荣、唐艮兰内部关系。4.承包款即工作报酬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具有不确定性。5.承包款统一结算并支付给承包主体袁久荣，不发放给该承包团体具体个人。承包团体其他人员的工作报酬，由袁久荣负责支付，与木荣居公司无关。6.部分生产工具和生产设备等由袁久荣、唐艮兰自行提供。7.本案不属于企业内部承包，而是民事承揽关系。三、袁久荣、唐艮兰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1.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袁久荣、唐艮兰在2018年5月为木荣居公司提供了承揽业务，其要求支付所谓的各自工资18000元没有依据。2018年1、3、5月计件工资明细（《加班人员签到表》）不能证实其2018年5月完成工作成果且已交付给木荣居公司。2.木荣居公司没有无故辞退所谓的袁久荣、唐艮兰，而是双方因产品承揽价格未达成一致，且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从2018年5月开始，袁久荣未再继续为木荣居公司提供打磨承揽业，且自行离开了公司。为此公司并无对此作出处理，也没有通知其回公司，只将打磨业务交由其他人员承揽工作。退一步而言，即使解除双方的承揽关系，依据《合同法》第268条规定，木荣居公司不违反法律规定。袁久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袁久荣和木荣居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木荣居公司向袁久荣支付2018年5月份工资18000元；3.木荣居公司向袁久荣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久荣在木荣居公司处从事打磨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木荣居公司未为袁久荣参加社会保险。袁久荣主张其于2014年9月26日入职木荣居公司，任职打磨师傅。为此，袁久荣提交工作证、考勤卡、考勤机照片、工地地点照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为证。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所反映的户名为唐俊彦、蒋陈枫、黎委民，支付的款项为工资，唐俊彦为木荣居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蒋陈枫为木荣居公司财务、黎委民为木荣居公司股东。木荣居公司不确认上述工作证、考勤卡、证明、考勤机照片、工地地点照片，主张袁久荣从未在其处考勤；确认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主张转账给袁久荣的款项为加工承包款，而非工资。木荣居公司主张双方是加工承包关系，袁久荣承包其处木工打磨业务，同时袁久荣也雇请其他人员协助工作。经查，上述工作证、考勤卡均未有木荣居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反映袁久荣2014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20日期间的银行交易记录，其中唐俊彦于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7月20日期间支付袁久荣款项1000元至17900元不等，共114296元，蒋陈枫于2016年8月24日至2018年5月30日期间支付袁久荣款项2000元至23020元不等，共247467元，黎委民于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3月26日期间支付袁久荣款项5000元至22470元不等，共83570元；袁久荣提交的木荣居公司2015年8月、2016年3月、2017年2月员工工资表显示有职位、姓名、出勤天数、请假天数、天工资、月基本工资、实际本月基本工资、加班天数、包工工资、加班费、奖金、补助伙食费、其他补助、车费报销、扣除考勤、应发工资、实发工资等项目。在上述员工工资表项目仅有职位、姓名、包工工资、其他补助、车费报销显示有袁久荣内容。木荣居公司确认该工资表真实性，认为该工资表不能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反映袁久荣只是包工，应为承揽关系，袁久荣没有考勤，也没有基本工资、加班费、奖金。袁久荣主张工资为计件工资，工资没有其他组成部分，双方约定木荣居公司每月19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工资，其妻子唐艮兰的工资统一转账支付到袁久荣银行账户，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反映的款项为其夫妻二人的总工资。袁久荣称木荣居公司已支付其2018年4月30日前的工资，未支付2018年5月工资，提交加班人员签到表证明其2018年5月工资为18000元。木荣居公司不确认袁久荣提交的加班人员签到表。经查，袁久荣提交的加班人员签到表为照片打印件，袁久荣未提交原件核对，该表亦没有木荣居公司的盖章或签名。加班人员签到表反映2018年5月完成6件套及以上家具19套、6件套以下家具16套，合计36000元。袁久荣主张在木荣居公司处工作考勤方式为IC卡考勤，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至12时，下午13时30分至17时30分，每周休息一天，因木荣居公司于2018年6月1日以工作成品未达到质量要求为由将其口头辞退，故在木荣居公司处考勤至2018年5月30日止。木荣居公司不确认袁久荣所述考勤方式、上班时间及解除情况，主张袁久荣不需要考勤，工作时间也不固定，袁久荣自行安排工作。袁久荣主张在木荣居公司处由厂长宁某安排工作，需要遵守木荣居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其用工管理，并申请证人宁某、陶某出庭作证。证人宁某称其是木荣居公司厂长，袁久荣是木荣居公司员工，工资按计件结算，唐艮兰的工资统一发放至袁久荣银行账号，袁久荣工作期间要接受公司管理，上班要打卡，木荣居公司未支付袁久荣和唐艮兰2018年5月工资共36000元。证人陶某称其与袁久荣是工友，每天上班要打卡，袁久荣是计件的，工作没有完成，还会晚一点走，但其表示不清楚袁久荣、唐艮兰的工资支付、结算情况。另证人陶某称因木荣居公司不要其做工，已离职。木荣居公司称证人宁某与其有另案纠纷，且宁某与袁久荣、唐艮兰委托了同一代理律师，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证人陶某称袁久荣可以晚些走，恰好证明其工作时间安排是自由的，并不是严格按规定的。木荣居公司提交的录音光盘及文字内容显示有如下内容：“黎：你是不是承包的吗？我问你？”“袁：我是承包的。”“黎：那你二夫妻出去，说不干就不干，那是什么道理？”“袁：我是什么道理，我们干包工的就是这样，你刚才说了我们干包工的就是这样。”木荣居公司称对话中“黎”“袁”分别为黎委民和袁久荣。袁久荣不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对此不申请司法鉴定。《关于袁久荣、唐艮兰、宁某三人劳动争议处理报告》载明：“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山市木荣家具有限公司独资股东邓元亮在2018年6月21日起把公司转让给黎委民和周妍君二人经营，并签订合同条款在2018年6月21日之前的工人工资、遣散、工伤赔偿由邓元亮负责与现任股东无关，袁久荣、唐艮兰、宁某三人不属于本公司员工，他们三人和前独资法人邓元亮之间关系也不清楚，中山市木荣家具有限公司2018年8月1日。”该处理报告盖有木荣居公司公司公章。袁久荣认为该证据证实木荣居公司拒绝承认袁久荣是其员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木荣居公司确认该证据真实性，但认为其不能证明袁久荣是木荣居公司员工。2018年7月23日，袁久荣向中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木荣居公司支付2018年5月工资18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80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9月7日作出中劳人仲案字〔2018〕3148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袁久荣全部仲裁请求。袁久荣对该仲裁裁决结果不服，遂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合同纠纷。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首先，木荣居公司否认双方属于劳动关系，其在《关于袁久荣、唐艮兰、宁某三人劳动争议处理报告》中也不确认袁久荣属于其公司员工。袁久荣主张双方属于劳动关系，其需要遵守木荣居公司规章制度，接受其管理。袁久荣提交工作证、考勤卡、考勤机照片、工地地点照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并申请证人宁某、陶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其上述主张。袁久荣提交的工作证、考勤卡并没有木荣居公司签章。考勤机照片、工地地点照片也仅是对工作场所客观拍摄，木荣居公司也并没有否认袁久荣在其处做工。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木荣居公司支付袁久荣的款项为工资，而袁久荣提交的员工工资表显示其为包工工资。且该工资表中仅显示有袁久荣的职位、包工工资、其他补助、车费报销项目，其他项目包括出勤天数、月基本工资、加班天数等均没有显示袁久荣信息。若袁久荣确为木荣居公司员工，那么员工工资表载明袁久荣信息内容就与常理不符。证人宁某称袁久荣为木荣居公司员工，但其与木荣居公司存在纠纷，有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另一证人陶某虽称与袁久荣是工友，一起上班，但其表示不清楚袁久荣的工资支付、结算情况。这表明其不清楚袁久荣、木荣居公司具体关系情况。其次，虽然袁久荣不确认木荣居公司的录音光盘，但对此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在录音对话中，袁久荣是确认是承包的，是干包工的。袁久荣的该陈述与员工工资表中的“包工工资”相吻合，证明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基于上述认定，袁久荣要求木荣居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袁久荣并未充分举证证明木荣居公司应支付其2018年5月工资18000元，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该诉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袁久荣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袁久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久荣负担。二审中，袁久荣未提交新的证据，木荣居公司提交一审期间已提交录音的整段录音原件和录音文字，袁久荣质证意见为：确认录音载体手机显示该录音形成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但不确认该日期为录音的实际录制时间；该录音仍非完整的通话录音，录音存在诱导，录音中显示“袁久荣”外出要请假、打磨家具要开单、材料由木荣居公司提供，录音中黎委民以老板口吻称要“炒”袁久荣，录音中提到袁久荣做的家具打过散磨，对于打过散磨的半成品，木荣居公司证据中未显示已结算，最后一个月工资至今仍未结算。袁久荣明确表示对录音不申请鉴定。除一审法院查明的录音内容外，录音内容主要是黎委民与袁久荣发生争执，黎委民问袁久荣是否承包的，袁久荣确认；黎委民说既然是承包的结了账让袁久荣滚蛋，袁久荣说要算打散磨的钱，黎委民说等他回中山就结算；录音内容显示黎委民与袁久荣因为工价问题有争执，袁久荣出去做工，黎委民认为袁久荣出去做工没有对他说；袁久荣认为木荣居公司没单没货的，袁久荣在这没事干，黎委民则称是有很多打磨等着袁久荣，是袁久荣两公婆说不干就不干，袁久荣则称干包工的就是这样子的，又称其在别的厂也是做包工，并称他对厂长（邓元亮）说好在外面做几天；袁久荣称他不当黎委民是老板，黎委民没资格炒他，黎委民则回答因为袁久荣说不在这里做就不在这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要炒他；袁久荣称（阿文）不给他开单，黎委民说怎么没开单，袁久荣说阿文说因为袁久荣自己没有签名所以不开单，黎委民问袁久荣是不是没有签名，袁久荣没有回答；袁久荣在录音中称从当天开始他不做了，有活干也不干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木荣居公司是否应支付袁久荣2018年5月份工资。一、关于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案中，袁久荣提交了工作证、考勤卡、考勤机照片、工地地点照片、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并申请证人宁某、陶某出庭作证，但其提交的工作证、考勤卡并无木荣居公司印章，考勤机照片、工作地点照片仅能证明袁久荣在木荣居公司地点做工，本案审理期间，证人宁某与木荣居公司同时存在劳动纠纷，故宁某与木荣居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而陶某的证言内容表示其并不清楚袁久荣工资支付结算情况，可见其并不清楚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虽显示木荣居公司股东以工资名义向袁久荣支付款项，且袁久荣亦在木荣居公司员工工资表名单中，但工资表中显示袁久荣为包工工资，且不计考勤，与其他非包工员工工资表中记录考勤天数及工资组成项目等存在明显不同。为反驳袁久荣的主张，木荣居公司提交了通话录音，袁久荣虽不确认录音真实性，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采纳录音作为定案依据。录音中，袁久荣承认其为包工，是承包的，并认为如木荣居公司没有活做，其就可以去其他公司做包工，工资表亦反映木荣居公司未对袁久荣进行考勤。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身隶属关系，即便用人单位没有活干，亦不得到其他单位自行找活干。至于袁久荣称其去其他公司做工已和厂长说过，但如双方存在承包关系，亦需要就承包工作进展进行沟通协商，故袁久荣即便就去其他公司做包工与木荣居公司打过招呼，亦不能就此认定木荣居公司对袁久荣进行了劳动者的用工管理。另外，袁久荣称其领取的工资中包含了其妻子唐艮兰的工资，可是在木荣居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并未显示有唐艮兰的名字，一般而言，即便是代领工资亦会在工资表中分开列明各自的工资，故袁久荣所主张代领唐艮兰工资亦不合常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综合本案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认为，袁久荣虽在木荣居公司处做工属实，但根据木荣居公司提交的录音及工资表，本院认为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木荣居公司关于双方存在承包关系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认定袁久荣与木荣居公司之间为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在此情况下，袁久荣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并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正确。二、关于木荣居公司是否应支付袁久荣2018年5月份工资的问题。录音原件载体手机显示录音录制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袁久荣虽不确认录音录制时间，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认定双方录音通话时间为2018年4月16日。录音中，袁久荣明确表示其自该日起就不再做工，且袁久荣提交的2018年5月加班人员签到表及工资明细表均无木荣居公司人员签名或盖章，并不足以证明袁久荣在2018年5月继续为木荣居公司做工，故一审法院未支持其2018年5月工资的主张，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袁久荣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久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瑄审判员 钟平春审判员 王小红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李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