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573号原告（被告）：谢谦，男，1957年11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宣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莉，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0538房间。法定代表人：史志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斌，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谢谦与被告（原告）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发现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谢谦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莉，被告（原告）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谢谦支付拖欠工资2070000元(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2．判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告向谢谦支付风险年薪120000元(2014年至2017年)；3．判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谢谦于2014年9月1日入职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签署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总经理，合同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0日，劳动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继续履行的，合同自动顺延三年，达到无固定期限合同条件的，自动转为无固定期限合同”。2016年1月，经双方协商将谢谦的岗位调整为高级顾问。劳动合同第九条约定“乙方所在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度，由双方根据实际情況安排休息”。劳动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乙方的劳动报酬执行年薪制。即基本月薪(税前)5万元人民币，职务补贴(税前)1万元人民币/月;风险年薪30万元人民币”。因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于创业初期，因此双方协商每月先支付工资(税前)3万元人民币/月，拖欠工资待公司经营改善后再行发放，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每月支付谢谦工资(税前)3万元至2017年1月，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因资金因难，一直拖欠谢谦工资至今，谢谦一直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沟通未果。综上所述，谢谦不服京石劳人仲字[2019]第50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谢谦之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谢谦的诉讼请求。一、谢谦是我司的管理者，其与处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劳动者不同。谢谦身份特殊、人事管理经验丰富，相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谢谦在本案中应当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二、谢谦提供的《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系其单方伪造，不具有真实性。首先聘用合同签订时间不真实；其次聘用合同签署主体不真实；再次聘用合同的内容不真实。另外，自我司成立后至2016年1月4日期间，谢谦实际管理我司人事工作，谢谦与我司的劳动合同始终由其本人掌握，因此在证明谢谦提供的聘用合同真实性时，其应负更严格的举证责任，应当充分提供聘用合同协商、工资标准协商及发放情况、工作内容、履职情况的相关证据，如股东会是否当时对于谢谦的工资标准进行过协商或如何协商、确定其劳动报酬标准经过了哪些程序。三、谢谦主张我司向其支付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工资2070000元及2014年至2017年风险年金120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四、谢谦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支付谢谦工资1147600元；2．判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支付谢谦风险年金962500元。事实和理由：谢谦于2014年9月1日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告处工作，为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高管，职务为总经理，实际控制公司运营。谢谦在掌握公司印章期间签署了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单方规定其劳动报酬执行年薪制，即基本月薪（税前)5万元，每月职务补贴(税前)1万元，风险年薪30万元。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初创期，资金周转紧张，一直按照每月3万元向谢谦发放劳动报酬，谢谦无异议。2014年9月至2016年5月，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尚未盈利，未达到支付谢谦风险年薪的条件，劳动合同中所述风险年金没有支付理由，理应不予支付。2016年初，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谢谦不再任公司高管，此外自2016年5月1日起，谢谦即未至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上班，且未以公司员工身份提供任何实际劳动，双方劳动关系已口头确认并已事实上解除，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需继续向谢谦支付工资薪酬。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意自2016年5月起按照每月3万元标准向谢谦补发工资至2016年12月。2018年11月，谢谦要求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手续，考虑谢谦年事已高，且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谢谦到达退休年龄前的最后工作单位，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于道义关怀为谢谦办理退休手续，并不代表认可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谢谦自2016年5月后还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并向贵院提起诉讼。谢谦对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就原告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首先，谢谦于2014年7月起与公司其他股东开始筹建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0月29日公司成立后。经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将劳动合同补签至实际用工之日，即2014年9月1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仲裁阶段以及一审起诉状中均认可谢谦自2014年9月1日入职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可见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即按照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向谢谦支付工资。其次，谢谦在公司中担任总经理职务，谢谦并非人力资源部的第一负责人，岗位职责不包括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无权决定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事宜，且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公章一直由其他股东安排的公司财务负责人保管。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合同审批单及合同》可以看出，每次签字的人都不同，而且不能仅以签字就认定是管理者及实际控制人。谢谦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在合同上签字仅是按照公司法、合同法及公司管理规定履行形式上的签字流程，而并非实质上的负责人。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可以看出并非公司所有人的工资均由谢谦审批签字。另外，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谢谦2014年9月工资，主管审批处为尹晓雷，谢谦2014年10月工资，审批人处为王彬，谢谦2014年11月工资，审批人处为金婷，且记账、复核人员均为其他股东安排的财务人员裴芳，可见谢谦既非人事第一负责人，也非财务负责人，其薪资发放需要按照其他股东安排的财务人员制定的财务流程发放，其无权决定发放金额。每月的财务凭证以及年底审计财务报告都会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状况，谢谦不存在独自控制公司，擅自决定工资数额的可能性。再次，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与裴芳的电子邮件截屏》，谢谦自2015年12月即开始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就拖欠工资及风险年薪问题进行沟通追索，且已经将公司所有人员的劳动合同交接给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说的单方制作劳动合同并更换其本人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否则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何从未提交过他们所谓的“未被替换”的《劳动合同》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法律从没有关于劳动者应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且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提到的“谢谦应当充分提供股东会对于谢谦工资标准、发放情况，工作内容、履职情况协商的过程程序”，这些股东会决议都由公司掌握保管，应由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最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仲裁阶段以及一审起诉状中均认可谢谦自2014年9月1日入职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故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将《劳动合同》补签到实际用工之日，双方的劳动关系应自劳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4年9月1日建立，且将《劳动合同》补签到实际用工之日，也并非仅是谢谦一人，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刘文淑劳动合同》，其签订时间也在2014年9月5日，即公司成立之前(2014年10月29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从未提交过谢谦的劳动合同以及关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资标准的证据，只是一味的依据主观推测否认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签订的《劳动合同》，据此，原告已尽到举证责任，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就薪资标准。首先，根据《劳动合同》第十七条明确约定薪资标准，因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于创业初期，因此双方协商每月先支付工资(税前)3万元/月，拖欠工资待公司经营改善后再行发放。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谢谦工资支付明细表》及《与裴芳的电子邮件截屏》均显示，谢谦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存在避税报销工资，由于报销数额不等，工资发放数额也就不等。因此谢谦提交的《招商银行工资及报销款打卡记录》明细中均有工资、报销款两部分薪资。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却恶意歪曲事实，捏造成谢谦利用公司资金报销其私人费用，严重违背诚信原则。其次，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与裴芳的电子邮件截屏》，谢谦自2015年12月即开始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其所欠基本月薪、职务补贴、风险年薪问题，多次沟通追索，并且按照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的要求核算了当时公司拖欠员工劳动报酬的金额。此外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供的《与刘鹏的电子邮件截屏》注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宋金香根据劳动合同和15年实际发放的结果得出去年拖欠薪683574元”，可以看出，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持有谢谦的劳动合同且认可《劳动合同》第十七条约定的薪资标准。再次，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与刘鹏的电子邮件截屏》，谢谦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双方经过协商，将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岗位调整为“高级顾问”，按照公司负责人指示执行工作。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刘鹏违背诚信原则，企图将谢谦担任高级顾问期间的工资偷梁换柱成补发的欠薪，遭到了谢谦的质疑，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继续按原工资标准按月向谢谦支付薪资至2016年12月，即每月先支付工资(税前)3万元人民币/月，拖欠工资待公司经营改善后再行发放。后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拖欠工资问题日益严重，公司与员工矛盾激化。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但未支付以前所欠薪资，甚至开始停发谢谦工资。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又于2017年5月19日分四次转账共计4400元，2017年6月23日分三次转账工资3000元。最后发薪日为2017年6月23日。因当时公司总经理变更为吉伟，谢谦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公司追索薪资。第四，风险年薪不等同于绩效工资，是双方约定的工资组成部分。谢谦兼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如果由谢谦制定自身风险年薪的发放条件、考核制度，对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势必不公平且没有操作的可能性。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事项报告书2016年》中同样规定：“CEO吉伟的绩效考核需由董事会评估。”因此，应由股东会制定发放条件、考核制度对谢谦进行考核。此外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刘鹏的电子邮件截屏》注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宋金香根据原劳动合同和15年实际发放的结果得出去年欠薪683574元”，可以看出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知道并认可原告工资标准为(税前)6万元/月，2015年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对原告的考核，已经将2015年的风险年薪计算在拖欠薪酬之内。此外，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起诉状中明确“2014年9月至2016年5月，原告尚未盈利，未达到支付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风险年薪的条件”，实际上已经认可了《劳动合同》中有关风险年薪的约定。谢谦长期以来一直从事车险APP系统领城的工作，在行业中有丰富的人脉和经验，2014年7月起与公司其他股东开始筹建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众所周知，公司的盈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因此公司创业初期的财务数据并不是衡量谢谦经营管理的标准，且双方亦从未约定财务指标是谢谦的考核指标。公司将公司负责人变更为吉伟后，资金短缺，项目停滞，经营严重困难，与员工矛盾激化。但即便在此情况下，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事项报告书2016年》、《2016年年终奖发放明细》仍对公司相关人员发放奖金，其中总经理吉伟奖金50000元。也可以证明，财务数据并不是管理团队的主要考核指标。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薪酬福利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均在2016年制定，未经民主程序，亦从未向谢谦公示告知。就时效问题，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未提前30日通知谢谦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且谢谦继续在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原岗位从事原工作，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应视为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因此，双方劳动关系应认定为谢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终止，即2018年11月。退一步讲，即使谢谦于2017年11月1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劳动合同终止，谢谦的诉讼时效也应从2017年11月15日起算。此外，根据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与裴芳的电子邮件截屏》《与刘鹏的电子邮件截屏》，谢谦自2015年12月即开始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就拖欠工资及风险年薪问题进行沟通追索，一直处于协商状态，公司从未有拒付工资的意思表示，更从未书面通知谢谦拒付工资。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谢谦工资最后发薪日为2017年6月23日，后谢谦一直就所欠工资及风险年薪问题与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当时负责人吉伟及股东反复沟通追索，故谢谦诉请未过诉讼时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10月29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27日的《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载明，经理职权为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2015年2月26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选任谢谦担任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聘任谢谦担任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职务；同意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章程。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26日的《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执行董事行使如下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职权。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设经理，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行使如下职权：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2016年1月4日，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免去谢谦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解聘谢谦经理职务。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谢谦缴纳社会保险期间为2014年12月至2017年11月。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谢谦缴纳住房公积金至2018年1月。2017年11月15日，谢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本次诉讼前，谢谦作为申请人向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书，要求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支付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拖欠工资2070000元；2．支付2014年至2017年风险年薪1200000元。2018年12月18日，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石劳人仲字[2019]第50号裁决书，裁决：“一、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谢谦2014年9月至2017年11月15日工资一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元；二、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谢谦2014年9月至2017年11月15日风险年薪九十六万二千五百元；三、驳回谢谦其他仲裁请求。”后，谢谦及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谢谦提交中车宝联（人合）字2014第001号《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合同载明：甲方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乙方谢谦，合同第一条约定，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继续履行的，合同自动顺延三年。双方如需重新约定劳动合同期限的，在合同到期满签的三十日内签订。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的职责包括拟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合同第十七条约定，乙方的劳动报酬执行年薪制，即基本月薪(税前)5万元，职务补贴(税前)1万元/月;风险年薪30万元。其中，基础月薪、职务补贴为按月发放，风险年薪在每个合同年度终考核后支付。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合同并非双方签订的原始合同，系谢谦私下替换，认可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但薪资标准不认可。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起期间，谢谦2014年9月薪酬为16683．14元，2014年10月薪酬为19738元。自2014年11月至2016年12月止，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按每月税前3万元的标准向谢谦支付工资。2017年5月19日，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四笔向谢谦转账4400元，2017年6月23日，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三笔向谢谦转账3000元，上述七笔转账交易摘要代码名称均为工资，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上述七笔转账为报销款，谢谦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七笔转账为工资。2015年12月9日，在谢谦与裴芳“关于拖欠员工薪酬有关问题的请示”往来邮件中，谢谦表示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制定关于风险年薪的考核管理办法和考核表格。以上事实，有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石劳人仲字[2019]第50号裁决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住房公积金个人查询单、记账凭证、支出凭单、谢谦工资支付明细表、账户证明书、招商银行流水、优普钱包工资发放明细截屏、谢谦与裴芳《关于拖欠员工薪酬有关问题的请示》往来邮件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谢谦提交的《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上有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章及谢谦本人签字。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案涉劳动合同甲方处日期为谢谦手写、谢谦为高管实际掌管公章并熟知人事流程、谢谦作为高管应承担更严格的举证责任等为由，主张该合同系被谢谦替换后的版本。就此，本院认为，谢谦曾任职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用印等是其行使职权的合理方式。中车宝联以合同甲方处日期为谢谦书写为由否定劳动合同证实性，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高级管理人员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用印流程有其他明确规定。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虽主张合同系谢谦替换伪造，但未能举证证实其所述原始版本劳动合同的存在，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就谢谦的薪酬标准达成过其他约定或做出过股东会决议等，故对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设立筹备阶段的工作时间一般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未依法自用工之日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存续一定时间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将目期补签到实际用工之日，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达成合意。案涉《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约定，合同类型为固定期限，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7年8月30日，合同期满后双方同意继续履行的，合同自动顺延三年。就劳动合同起始日期，双方现无争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就劳动关系终止日期，谢谦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至2018年11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后终止，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故就谢谦主张自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期间劳动关系存续的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至2016年1月4日协商一致解除，此后谢谦亦未实际向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劳动，谢谦对此不予认可。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用人单位应当提前30日将终止或者续订劳动合同意向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经协商办理终止或者续订劳动合同手续。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谢谦实际提供劳动截止时间与仲裁阶段陈述相互矛盾；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亦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曾向谢谦发送过终止劳动关系的书面意见；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谢谦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7年11月，为谢谦缴纳住房公积金至2018年1月。综合以上因素考虑，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双方劳动关系至2016年1月4日解除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故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按照基本月薪(税前)5万元及每月职务补贴(税前)1万元的工资标准，支付谢谦2014年9月至2017年11月15日的工资。现双方均认可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税前每月3万元的标准向谢谦发放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的工资，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另，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向谢谦转账7600元，谢谦认可为工资，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系报销款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不予采信，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谢谦未足额发放的劳动报酬。就谢谦主张风险年金一节，《高级管理人员聘用合同书》明确约定风险年薪在每个合同年度终考核后支付；亦约定谢谦工作职责包括拟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和2015年的两版公司章程明确规定执行董事、经理有拟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的职权。根据谢谦与裴芳《关于拖欠员工薪酬有关问题的请示》往来邮件，截止2015年12月9日，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制定关于风险年薪的考核管理办法和考核表格。谢谦作为经理及执行董事，未在任职期间制定风险年薪考核管理办法并组织考核，因合同约定的发放风险年金的条件未成就，故对谢谦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主张谢谦申请仲裁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一节，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仅能证明双方曾就欠薪问题进行协商，并无明确拒付工资的意思表示。故对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谢谦2014年9月至2017年11月15日工资1462600元；二、驳回谢谦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谢谦负担5元（已交纳），由中车宝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丽媛人民陪审员  刘丙杰人民陪审员  董德虎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 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