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再82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任升丽，女，1975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伟（系任升丽之夫），男，1974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银，山东长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永福北路东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706300873K。法定代表人：张延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官，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德，山东齐鲁（枣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升丽因与上诉人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洋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升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亚伟、王纯银，上诉人金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宝官、孟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升丽上诉请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改判或裁定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金洋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金洋公司向任升丽偿还款项101.2万元是全部偿还本案500万元中的部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原审法院认定金洋公司主张以房抵债问题，关于2013年1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归还的46.9万元系归还本案款项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是金洋公司为解封18套房屋与任升丽达成的和解协议，同时通过证人盛某的证言明确证明了该金额不在500万元之内，是归还了诉讼费、保全费等。三、对原审法院认定的金洋公司已经归还的1798200元系归还500万元之内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即便金洋公司归还的款项为1798200元是事实，也应该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予以认定，而原审法院直接认定为本案的本金予以扣除，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任升丽明显的不公平。四、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追究证人张某作伪证的责任是错误的。金洋公司答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已归还的170余万元证据确实充分；一审认定以房抵债469000元的房屋已登记在任升丽名下，也已交付给任升丽，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金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任升丽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任升丽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任升丽转账给金洋公司320万元款项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履行的付款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为认购房屋预付款法律关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存在错误。（一）任升丽向金洋公司转账320万元款项是基于借条支付的款项，认购书和收据是对借款的一种担保。1.第一份借条、认购书、收据及转款凭证显示：2011年10月14日借条借款金额为15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至2011年11月14日，由于任升丽提出变更担保物由住房变更为门市房，在2011年10月15日金洋公司给任升丽出具了两份同一时间形成的益洋花园认购书和150万元收款收据（当时金洋公司没有收回住房认购书和收款收据），2011年10月16日任升丽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转款94万元显然是履行上述2011年10月14日借条的支付义务，任升丽没有按照2011年10月15日两份收据支付任何款项，仅是用认购书和收款收据作为担保。2.第二份借条、认购书、收据及转款凭证显示：2011年11月3日借条借款2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1年11月3日至2011年11月13日，2011年11月3日金洋公司给任升丽出具了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和200万元收款收据，2011年11月3日任升丽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转款92万元显然是履行上述2011年11月3日借条的支付义务，任升丽没有按照2011年11月3日收据支付任何款项，仅是用认购书和收款收据作为担保。3.第三份借条及转款凭证显示：2011年11月17日借条借款2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1年11月17日至2011年12月2日，2011年11月17日任升丽中国工商银行转款凭证转款134万元显然是履行上述2011年11月17日借条的支付义务。根据2011年11月3日金洋公司给任升丽出具的200万元收款收据，此收据上由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签字并载明“借款从2011.11.17-2012.12.2”，足以证明任升丽没有按照2011年11月3日收据支付任何款项，该收款收据重复使用作为2011年11月17日借款200万元的担保。（二）本案涉案认购书涉及的房屋价值明显超出收据金额，而且三份认购书涉及的房屋坐落位置重复，足以证实认购书和收据是上述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一种担保方式。从认购书和收据涉及的房屋价值和坐落位置可以看出，首先，认购书认购的房屋总价款是收据款项的两倍，不符合交易习惯，明显是一种担保方式。其次，本案用于担保借款的9#楼门市房系2015年才开始建造，2011年刘宝官与任升丽发生借款时开具了尚未建设的9#楼门市房认购书作为担保，其中2011年10月15日开具的认购书上的四套门市房中从北向南第三套和第四套与2011年11月3日开具的认购书上的第三套、第四套门市房是重合的，任升丽不可能拿出几百万元购买尚未开工建设的房产及重合的门市房，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认购书所列房屋部分是重复担保的，如果是预售房屋不可能是重复出售，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本案的认购书和未实际支付的收据是借款合同的一种担保方式。显然，本案涉案借款是以认购书和收款收据作为担保的一种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三）任升丽向金洋公司、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支付款项总计320万元，金洋公司通过现金和抵房的方式已偿还完毕，足以证明本案涉及的320万元支付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金洋公司提供转款明细和以房抵债协议等证据证明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通过其本人和会计等账户汇款偿还任升丽借款212.2万元，以房抵债款项150.67万元，从上述借款支付和履行还款义务看，足以证明涉案320万元款项的支付是基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四）任升丽原一审中自认本案涉案款项是一种民借款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金洋公司按预付款收款收据500万元及利息偿还款项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错误判决。1.一审法院以刘宝官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证明”确认500万元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该“证明”是任升丽以欺骗的手段通过案外人张健取得，该“证明”中的500万元其中包含金洋公司欠张健的150万元。2.任升丽陈述其通过现金支付给金洋公司30万元观点不能成立。3.对于任升丽称其2011年12月13日转款给曹某的150万元款项是支付给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款项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该笔转款时间与借条、收据时间不一致，无法对号入座；其次，根据证人曹某的证言，结合金洋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任升丽与曹某三张借款转款凭证，以证明本案涉案的320万元款项是任升丽通过案外人曹某借来的，同时能够证明任升丽与案外人曹某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且曹某证言证明其与刘宝官和金洋公司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任升丽转款给曹某的150万元款项是任升丽偿还其本人的借款。4.任升丽、金洋公司、担保人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王延瑞）达成的协议与转款凭证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任升丽支付的款项为320万元，没有按照收款收据支付款项。三、一审法院判决认为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按照任升丽指示向曹某汇款偿还其103万元需另行主张，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存在错误。四、一审法院判决未认定金洋公司用益洋花园10号楼西单元1301号房产抵偿任升丽款项460539元，认定事实不清，判决存在错误。另有新证据证明2011年12月2日、2011年12月13日金洋公司通过会计张庆庆转入任升丽总计24万元，应从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任升丽答辩称，1.本案确系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不是金洋公司辩称的民间借贷关系，原审法院按照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处理本案完全有事实与法律依据。2.金洋公司欠任升丽5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一审判决金洋公司主张的460539元需另行解决完全正确，金洋公司提出的上诉意见依法不成立。任升丽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返还预售商品房款500万元以及逾期违约责任及利息（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2年4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及保全费用由金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15日，任升丽同金洋公司签订两份认购书，购买金洋公司开发的房屋，并分两次向金洋公司支付购买房屋预付款300万元。2011年11月3日，任升丽又同金洋公司签订一份认购书，并向金洋公司支付房屋预付款200万元。但金洋公司一直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且双方约定的房屋很大一部分还未建设，因此其收取房屋预付款的行为也是违法。为此，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支持任升丽的诉讼请求。补充事实：目前金洋公司已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他人所有，导致无法将涉案房屋交付给任升丽。金洋公司辩称，一、任升丽所诉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主张和诉请不能成立。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并不属于商品房预售合同。金洋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刘宝官向任升丽借款，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和收据，作为借款担保，显然任升丽隐瞒重要事实和主要证据。本案是一种借款用房屋认购书和收据作为担保。综上，本案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借款纠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任升丽的诉请。二、本案借款合同款项为320万元，金洋公司已经偿还任升丽款项362.87万元，已偿还全部款项，对超出部分金洋公司保留诉权。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10月15日、2011年11月3日，金洋公司分别与任升丽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三份，该三份认购书分别约定，任升丽自愿定购金洋公司开发的位于薛城区××北路东侧“益洋花园”房产：9#楼（从永福北路北向南四间），3#、4#楼6层共8间，9#楼共8间门市房、3#楼五栋四栋，预定房屋单价分别为7000元/平方米、3300元/平方米、门市7000元、住房3000元/平方米；任升丽在签订本认购书时分别预交款15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以上款项合计500万元）；并约定任升丽在待金洋公司通知后七日内另行签署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未按时办理手续并交纳房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金洋公司可将此房另售他人并全额无息退还任升丽已交款项等内容。金洋公司与任升丽在认购书上盖章、签字，金洋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宝官予以签字确认。认购书签订同日，金洋公司分别向任升丽出具了预收款收据3张，金额分别为150万元、15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款项500万元。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1月3日、2011年11月17日，刘宝官分别向任升丽出具借条三张，载明借款金额分别为15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任升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分别于2011年10月16日向刘宝官转款94万元；于2011年11月3日向刘宝官转款92万元；于2011年11月17日向张庆庆（系金洋公司工作人员）转款134万元；于2011年12月13日向曹某转款150万元。任升丽称剩余30万元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刘宝官。2012年6月20日，刘宝官对上述任升丽购房及付款情况出具证明予以确认。金洋公司对于任升丽向刘宝官、张庆庆转款计320万元予以认可，对于任升丽向曹某转款不予认可，并称此转款行为系任升丽与曹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与金洋公司无关。2012年11月14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签订协议，对所欠任升丽的500万元制定了还款计划，后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另查明，金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记载，2012年1月20日法定代表人由刘宝官变更为盛某。现金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延民。2011年3月11日，由金洋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马士田经办，金洋公司对公章、财务章在枣庄市印章管理中心办理了印章备案。枣庄市印章管理中心所备案的金洋公司印模与任升丽持有的三份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上加盖的金洋公司印模不一致。又查明，前述协议订立及任升丽付款后，金洋公司主张向任升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还款212.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①2011年11月15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曹某（因曹某与任升丽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按照任升丽指示）转款103万元；②2011年12月16日通过山东新洋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向任升丽转款22000元；③2011年12月24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2万元；④2012年1月7日通过刘宝官向任翔账户转款8万元；⑤2012年1月18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⑥2012年3月10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万元；⑦2012年3月26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⑧2013年8月26日通过其公司出纳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0万元；⑨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⑩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2018年3月22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30万元；?2018年4月17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6万元。金洋公司主张从2011年11月17日至2012年3月29日分十次向任升丽以现金方式还款70万元。任升丽对金洋公司主张上述还款均提出异议称，刘宝官所转给其款项均系偿还刘宝官个人欠其款项；刘宝官转给任翔款项系偿还欠任翔款项；山东新洋实业有限公司转给其款项系偿还欠任翔款项；马静转给任升丽款项系马静个人欠任升丽款项；魏传伟转款系归还本案违约金和赔偿金及利息；对于金洋公司主张偿还现金不予认可，称未收到刘宝官偿还现金。金洋公司主张以房抵债150.67万元，具体明细如下：①2013年1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所购房屋为益洋花园3号楼2单元202室，房款金额为46.9万元，以借款折抵房款。②2013年3月26日金洋公司与任生强（系任升丽之兄）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所购房屋为益洋花园4号楼1单元202室，房款为38万元，任生强交付首付款12万元，余款26万元任升丽请求折抵欠其借款；③2014年3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约定曹杨订购金洋公司开发的益洋花园10#楼西单元13层1301房，预定房屋总价460539元，2018年5月10日金洋公司向曹杨交付该房屋，称该房屋系任升丽用于归还欠曹杨之父曹某借款；④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以（2013）枣执字第68-10号民事裁定书，将金洋公司开发的益洋花园3号楼2单元602号房产作价31.72万元交付任升丽抵偿本案债务31.72万元。任升丽提出异议称，2013年1月15日购房款46.9万元不在本案购房款500万元之内，系归还诉讼费及保全费；2014年3月15日金洋公司与曹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是金洋公司与曹某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宜，不是归还本案购房款500万元；2014年3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生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非金洋公司所称用任生强欠26万元购房款折抵借款，该套房屋系任生强从马士田个人手中购买，与本案无关；（2013）枣执字第68-10号民事裁定书折抵的是购房款利息，但至今房屋被金洋公司占有使用。再查明，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2014年3月15日，任升丽、刘宝官、金洋公司及案外人王延瑞达成以房抵债和解协议，在该协议中第一条载明：甲方（任升丽）同意丙方（金洋公司）用即将开工的益洋花园一期18+1楼盘中住房折价偿还该伍佰万元债务（乙方向甲方借款形成的债务），抵债住宅单价为3700元/平方米，偿还方式详见甲方同丙方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2014年6月3日，任升丽、刘宝官及金洋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任升丽同意解除对金洋公司开发益洋花园土地及5号楼、6号楼的查封，王延瑞同意以有关沿街门市房及营业用房担保抵押给任升丽，以房抵债商品房情况明细为：10#门市房2160000元、10#1301房460539元（购房人为曹杨）、10#302房316424元、10#103房437340元、10#302房316424元、10#203房437340元、10#202房316424元、3#602房470529元。2018年3月22日，任升丽、金洋公司与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约定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王延瑞对金洋公司所欠任升丽债务予以担保，并自愿替金洋公司向任升丽分三期共计支付320万元，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王延瑞向任升丽支付320万元后，任升丽将金洋公司开给的以房抵债房产全部让与给其，由担保人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王延瑞与金洋公司进行结算等内容。后上述协议未能予以实际履行。上述事实有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收据、银行业务凭证、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和解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条、（2013）枣执字第68-10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件性质及所付款项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刘宝官在担任金洋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任升丽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金洋公司向任升丽出具了与认购书签订时间相同的预付款收据，但开具收据时并未支付相应款项，因此该收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收付款的客观事实。从任升丽分别向刘宝官等个人账户付款情况以及刘宝官的证明、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协议书、和解协议以及当事人的经济能力等事实，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对于任升丽支付相应预付款的事实予以印证。金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任升丽所提供的证据，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现因签订认购书后双方未能按照约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任升丽主张金洋公司返还其预付款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对任升丽请求返还预付款及利息的诉讼主张予以支持。二、关于金洋公司已偿还款项数额问题。金洋公司于2011年12月16日通过山东新洋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向任升丽转款22000元，于2011年12月24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2万元；于2012年1月18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于2012年3月10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万元，于2012年3月26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于2013年8月26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0万元，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于2018年3月22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30万元，于2018年4月17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6万元，以上款项合计101.2万元，金洋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证人证言等项证据能够证明金洋公司通过刘宝官等人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01.2万元的事实，任升丽虽称系偿还刘宝官、高梅、马静及任翔个人欠款，但任升丽收取上述款项行为是在双方债务发生之后，从任升丽向金洋公司支付涉案款项时亦是通过刘宝官账户付款，马静、高梅时任金洋公司财务人员，且任升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任升丽所收取的款项系偿还另笔债务，故金洋公司通过刘宝官等人向任升丽上述转款101.2万元应认定为偿还本案欠款500万元，应从该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任升丽主张其中36万元系归还违约金、赔偿金及利息，未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对于金洋公司2012年1月7日通过刘宝官向任翔账户转款8万元，该款系转入案外人账户，任升丽对此亦不予认可，金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称该转款系按照任升丽的指示向任翔转账，故对金洋公司主张的该笔还款不予采纳，由此所产生的债权金洋公司可另行向相关债务人主张权利。对于金洋公司所主张通过刘宝官账户向曹某转款103万元，虽然金洋公司称系任升丽让刘宝官转与曹某，并提供曹某证言予以印证，但任升丽对此明确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相关规定，金洋公司向案外人曹某转款，任升丽对其所述系受任升丽指示转款的事实不予认可，曹某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且金洋公司对此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金洋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金洋公司由此与他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可另行向相关义务人主张权利。金洋公司主张通过刘宝官另行向任升丽支付现金70万元，仅提供证人证言，未有其他相关证据予以印证，任升丽对此亦明确予以否认，故对金洋公司的该项抗辩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金洋公司就此待证据充分后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金洋公司主张以房抵债问题。2013年1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所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且该合同亦已实际履行，对其效力予以确认。该房屋价款469000元任升丽并未实际支付与金洋公司，任升丽称该房屋系金洋公司为解除查封送给其本人，但对其该项主张仅有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盛某的证言，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双方认定还款金额本金350万元，其余债权，债权人任升丽不再主张”，并约定“金洋公司另给任升丽开具一套住房手续，以抵冲债权本金的利息及债权人的起诉费用”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该房屋抵冲利息及起诉费用的条件并未成就，现未有证据表明金洋公司明确表示放弃主张该欠付房款请求权的合同权利，故对于任升丽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金洋公司主张以该房款469000元折抵欠款的请求予以支持。金洋公司主张2014年3月15日其与任升丽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约定以益洋花园10#楼西单元13层1301房（房款金额460539元）折抵欠款，双方虽订立住宅认购书，但根据双方订立和解协议约定第七条“房屋认购协议生效条件同本协议相同，本和解协议无效，则《房屋认购协议》无效”的内容可以看出，因该和解协议后未得以实际履行，故双方依据该和解协议所订立的该认购协议显然未予生效，且金洋公司后又与曹杨另行订立《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并办理了相关购房手续，现金洋公司主张以该房款折抵本案欠款，任升丽对此不予认可，金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以该房款折抵欠款的抗辩主张，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金洋公司因此与他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可另案予以处理。金洋公司所主张2014年3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生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用任生强欠26万元购房款折抵借款，因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金洋公司与案外人签订，任升丽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金洋公司对此可另案予以解决。2016年11月25日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枣执字第68-10号民事裁定书，将金洋公司开发的益洋花园3号楼2单元602号房产作价31.72万元交付任升丽抵偿本案债务31.72万元，该款应从本案欠款中予以扣除。任升丽主张系归还购房款利息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任升丽称上述房屋被金洋公司相关人员占有使用的抗辩，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其可另行依法主张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任升丽预付款3，201，800元；二、被告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任升丽预付款利息（自2012年4月27日起至2013年1月14日止，以4，648，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5日起至2013年8月25日止，以4，179，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13年9月10日止，以4，079，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1日起至2016年11月24日止，以3，879，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3月21日止，以3，56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以3，26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3，201，80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三、驳回原告任升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51，800元，由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金洋公司提供了曹某向任升丽分别于2011年9月25日转款50万元、2011年11月3日转款100万元、2011年11月7日转款142万元的三份转账凭证，拟证明任升丽与曹某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任升丽在本案中转款凭账时间也是2011年11月3日转款92万元、2011年11月17日转款134万元，曹某和任升丽转款的时间分别为同一天，说明任升丽转给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的款项是通过曹某借来的，因此从债权债务发生的时间上看，足以证明2011年12月13日任升丽转给曹某的150万元（本金142万元、利息8万元）是任升丽偿还的其个人债务142万元，并非代替刘宝官偿还债务，另，按任升丽的指示，刘宝官于2011年11月15日将103万元（100万元本金、3万元利息）转给曹某，是偿还任升丽欠曹某2011年11月3日的100万元债务，应从本案借款中予以扣除。任升丽质证称，三份证据并非新证据，任升丽与曹某因原来作建筑模板生意双方之间有大量的资金往来，因此，转款凭账中的资金往来与本案的500万元购房款无关，曹某在检察院询问材料及法院出庭作证能证实其与刘宝官及任升丽均有资金往来，所以，转款凭账中的资金与本案500万元无关，同时也与2012年6月20日刘宝官亲笔书写的证明内容相矛盾。任升丽为证明其质证意见，提交其工商银行枣庄分行账户交易明细，金洋公司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任升丽与曹某之间的业务往来若有债权债务关系，也足以说明任升丽与曹某的150万元无金洋公司认可，不能作为向金洋公司支付的款项。金洋公司另提交其会计张庆庆分别于2011年12月2日、2011年12月13日两次转入任升丽账户共24万元的转款凭账两份，认为该款应当从借款总额中予以扣除。任升丽质证认为，款是通过张庆庆账户转的，但不是本案购房款，是刘宝官个人与任升丽的债务。本院二审庭审中，任升丽称案涉金洋公司分别向任升丽出具的合计500万元预收款收据3张与刘宝官分别于2011年10月14日、2011年11月3日、2011年11月17日向任升丽出具合计550万元的借条三张无任何关系，三张借条没有履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任升丽是基于其与金洋公司间认购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向金洋公司付款及付款的具体数额是多少。2.金洋公司已归还任升丽的款项是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任升丽主张双方之间系认购合同关系并按认购书约定履行了500万元付款义务，其提供了与金洋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代表金洋公司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刘宝官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证明、双方签订的还款计划、协议书、和解协议及转款凭证。本院认为，认购书的价款总额为500万元，金洋公司向任升丽出具了与认购书签订时间相同的预付款收据，该合同及收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明双方之间对形成认购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虽然开具收据时并未支付相应款项，该收据不能真实反映当时收付款的客观事实，但从案涉争议数额与认购协议书价款总额相一致、结合刘宝官出具的证明、金洋公司与任升丽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协议书、和解协议及任升丽分别向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宝官等个人账户付款情况以及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原审认定任升丽共支付金洋公司500万元，该500万元是履行的认购书中约定的预付款义务并无不当。金洋公司虽上诉称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认购书仅是作为借款担保，但其提供的刘宝官作为借款人向任升丽出具借条的借款总额与案涉总额不一致，也与刘宝官出具的说明及还款计划等相矛盾，而任升丽又否认案涉500万元与借条之间的关联性，并当庭认可借条并未实际履行，金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仅收到任升丽320万元款项，也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是基于借款形成的借贷关系，故金洋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且即使如金洋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之间系因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因其诉讼中一直称因经营所需形成借款，则任升丽主张债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也应得到支持。基于以上，本院认为，由于金洋公司与任升丽双方产生500万元债权形成过程中的民事行为不严谨、不规范，诉讼前后陈述及形成的书面文字证据也不一致，导致双方对涉案债权债务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形成争议，双方均有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本案系认购房屋协议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无不当。而无论本案债权债务是基于何种基础法律关系形成，原审判决金洋公司偿还该债务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并未侵害金洋公司的任何利益，因此，对涉案债权债务产生基础法律关系双方争议已无必要性。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对于还款数额的问题，金洋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30万元，于2018年4月17日通过枣庄恒瑞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员工魏传伟账户向任升丽转款6万元，共计36万元，任升丽对该还款数额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金洋公司于2011年12月16日通过山东新洋实业有限公司账户向任升丽转款22000元，于2011年12月24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2万元；于2012年1月18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高梅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于2012年3月10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万元，于2012年3月26日通过刘宝官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于2013年8月26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0万元，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15万元，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其公司会计马静账户向任升丽转款5万元，以上款项合计65.2万元，金洋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证明金洋公司通过刘宝官等人账户向任升丽转款65.2万元的事实，任升丽虽称系偿还刘宝官、高梅、马静及任翔个人欠款，但任升丽收取上述款项行为是在双方债务发生之后，从任升丽向金洋公司支付涉案款项时亦是通过刘宝官账户付款，马静、高梅时任金洋公司财务人员，且任升丽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任升丽所收取的款项系偿还另笔债务，故原审认定金洋公司通过刘宝官等人向任升丽上述转款65.2万元应认定为偿还本案欠款500万元，应从该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中金洋公司提供了金洋公司通过其工作人员张庆庆转入任升丽账户24万元的转账凭账，任升丽虽对收到24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辩称该24万元系刘宝官归还的其个人债务，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刘宝官对此也不予认可，结合任升丽当初支付预付款时也是通过金洋公司工作人员张庆庆的账户支付金洋公司134万元的事实。本院认为金洋公司主张该24万元应从欠款中予以扣除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金洋公司主张通过刘宝官账户向曹某转款103万元，虽然金洋公司称该款系任升丽让刘宝官转与曹某，并提供曹某证言予以印证，但任升丽对此明确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相关规定，金洋公司向案外人曹某转款，任升丽对其所述系受任升丽指示转款的事实不予认可，且任升丽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曹某之间存在有其他资金往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曹某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且金洋公司对此亦未能提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金洋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金洋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以房款折抵债务的问题，2013年1月15日金洋公司与任升丽所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房屋价款469000元任升丽并未实际支付与金洋公司，任升丽虽称该房屋系金洋公司为解除查封送给其本人归还诉讼费、保全费，但对其该项主张仅有金洋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盛某的证言，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双方于2013年1月13日订立协议书约定“双方认定还款金额本金350万元，其余债权，债权人任升丽不再主张”，并约定“金洋公司另给任升丽开具一套住房手续，以抵冲债权本金的利息及债权人的起诉费用”的内容来看，双方约定该房屋抵冲利息及起诉费用的条件并未成就，现未有证据表明金洋公司明确表示放弃主张该欠付房款请求权的合同权利，故一审法院对对金洋公司主张以该房款469000元折抵欠款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任升丽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金洋公司主张2014年3月15日其与任升丽签订《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约定以益洋花园10#楼西单元13层1301房（房款金额460539元）折抵欠款，双方虽订立住宅认购书，但根据双方订立和解协议约定第七条“房屋认购协议生效条件同本协议相同，本和解协议无效，则《房屋认购协议》无效”的内容可以看出，因该和解协议后未得以实际履行，故双方依据该和解协议所订立的该认购协议并未生效，且金洋公司后又与曹杨另行订立《益洋花园住宅认购书》，并办理了相关购房手续，现金洋公司主张以该房款折抵本案欠款，任升丽对此不予认可，金洋公司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所主张以该房款折抵欠款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对金洋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具有事实依据。金洋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但金洋公司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可以证明其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返还款项数额之外尚有24万元款项已支付任升丽，因此该款项亦应从金洋公司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任升丽预付款2961800元；二、变更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任升丽预付款利息（自2012年4月27日起至2013年1月14日止，以4408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5日起至2013年8月25日止，以3939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2013年9月10日止，以3839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1日起至2016年11月24日止，以3639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5日起至2018年3月21日止，以332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2日起至2018年4月16日止，以30218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961800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三、维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4民初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上述一、二项内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51800元，由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任升丽、枣庄金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负担23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贾新芳审判员  李 霞审判员  柴家祥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白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