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31811号原告（被告）：高亚杰，男，1987年6月4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河南省扶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天津澄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营业场所郸城县建设路东段路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5MA45L91H3A。负责人：曹晓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宏，女，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人事管理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克红，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高亚杰与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以下简称方通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方通分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起诉高亚杰，二案合并审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亚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栗丽、方通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宏、姚克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亚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高亚杰与方通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给付高亚杰2018年5月工资3,000元、2019年5月工资差额600元、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工资414元；3．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向高亚杰支付在工资中扣除的质损18,810元；4．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向高亚杰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元；5．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给付高亚杰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6．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给付高亚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1,842元；7．请求判决方通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五日向高亚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8．请求法院判令方通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高亚杰于2018年5月2日与北京方通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通分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岗位为驾驶员，主要为运输商品车，高亚杰于2018年11月1日起因北京方通分公司原因被安排到方通分公司工作，与方通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岗位及工资均不变。北京方通分公司于2018年9月扣发高亚杰质损4,600元，2018年10月扣发质损8,000元，方通分公司于2018年12月扣发高亚杰质损1,710元，2019年4月扣发质损4,500元，共计18,810元。2019年6月5日方通分公司以高亚杰不能胜任工作岗位及违反《企业管理制度》为由辞退高亚杰，故高亚杰申请劳动仲裁，高亚杰不服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故起诉。方通分公司辩称，对高亚杰第一项诉讼请求无异议；对履约保证金同意在办理交接手续后返还；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办理交接手续后同意为高亚杰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对高亚杰主张的2018年11月之前的诉讼请求均不认可；不同意高亚杰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诉讼请求。方通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判决方通分公司无需支付高亚杰工资4,014元、质损18,810元、防暑降温费672元、经济补偿金15,921元及代通知金10,61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亚杰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劳动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方通分公司的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均不在天津，方通分公司在仲裁中已提出管辖权异议，仲裁委没有按正当程序审理和裁决。仲裁裁决方通分公司支付高亚杰工资4,104元错误，2018年5月工资3,000元已付，2019年5月工资差额600元是因高亚杰交通违章，方通分公司为高亚杰垫付的费用，因此无需支付。高亚杰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未到岗上班，故不应支付该期间工资414元。关于质损18,810元，高亚杰本人原因给方通分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可以从工资中扣除，高亚杰当时也未提出异议。防暑降温费672元已在工资中发放高亚杰，无需再行支付。高亚杰在工作中严重失职，多次造成商品车质损，其不能胜任工作岗位，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方通分公司辞退高亚杰是基于过失性辞退，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而且，仲裁裁决对于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的计算也是错误的，高亚杰工资条中的“借款”、“报销费用”、“公司给油”、“油卡用油”、“话费”等等都不算工资，应当在计算平均工资时予以扣除。方通分公司亦对仲裁裁决不服，故起诉。高亚杰辩称，方通分公司未提供2018年5月及2019年6月缺勤的证据，应当支付工资，2019年5月高亚杰因违章需缴纳罚款100元，但方通分公司以消分为由扣发高亚杰工资600元，没有依据。根据高亚杰提供的工资条，方通分公司未发放防暑降温费，应予支付。关于质损罚款，首先方通分公司依据的《商品车质损责任细则新规》没有经过民主及公示程序，不能作为罚款依据，且该规定中载明出现质损时对员工进行的是“罚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公司在实际罚款时对罚款数额也没有按照该制度确实履行；其次，方通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高亚杰为公司造成损失；再次，方通分公司的罚款流程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整个过程均无员工参与及确认，完全由公司进行处理。方通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其依据员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解除劳动合同，但对质损金额的计算、是否公司直接损失、质损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由高亚杰造成均无法证实，应当认定方通分公司违法解除。仲裁委计算的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仅以基本工资与提成工资为计算依据，合理合法，应予采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高亚杰2018年5月入职案外人北京方通分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方通分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注册成立。高亚杰2018年11月1日与北京方通分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于同日入职方通分公司工作，高亚杰工作岗位及工资标准不变。高亚杰与方通分公司签订了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日止的劳动合同。高亚杰岗位为驾驶员，工资为银行转账代发，下发薪制。2019年6月5日，方通分公司书面通知高亚杰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主要内容为“你于2018年5月2日入职本公司，就职于车辆管理部，任驾驶员一职，自入职以来质损率较高，现列举以下严重质损项……你以上几项质损金额合计533388（大写：伍拾叁万叁仟叁佰捌拾捌）元，不仅给个人、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且此行为严重影响到了公司在经销店的业务口碑。鉴于此情况，你不能达到本岗位要求，胜任本岗位工作，现根据公司《企业管理制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条中第4款第（13）条、第（15）条、第（16）条规定：公司决定对你进行劝退并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高亚杰共向方通分公司缴纳履约保证金20,000元，方通分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方通分公司于2018年12月扣发高亚杰质损1,710元、于2019年4月扣发质损4,500元，于2019年5月扣发高亚杰工资600元。高亚杰于2019年6月11日向天津港保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该委于2019年8月9日做出津保劳人仲裁字［2019］第5037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5月工资3,000元、2019年5月工资差额600元、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工资414元，合计4,014元；3．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在工资中扣除的质损18,810元；4．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元；5．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6．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5,921元及代通知金10,614元，合计26,535元；7．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后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8．准予申请人撤回“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10月底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2,985元”的仲裁请求；9．准予申请人撤回“被申请人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的仲裁请求；10．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均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方通分公司提交的《承诺书》、《驾驶员管理规范》、《商品车质损责任细则新规》、《新入职驾驶员培训会议纪要》、《北京方通物流驾驶员培训登记表》、《关于按计划推进＜企业管理制度（试行版）＞实施工作的通知》、《文件公示传阅单》、《关于推进实施2．方通分公司提交的《高亚杰质损结算明细表》，为方通分公司单方制作，高亚杰对其内容不予认可，对其证明效力不予采信；3．方通分公司提交的公估报告，报告中所涉受损车辆高亚杰均认可为其本人运输，但该报告系民太安财产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的用于保险理赔事宜的报告，且投保人为案外人方友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友公司），不能证明高亚杰实际对方通分公司造成的损失，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4．方通分公司提交的立案告知函，拟证明高亚杰对方通分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内容显示保险公司已立案，暂未核定保险金额，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5．方通分公司提交《各科室横展实施记录》，拟证明对高亚杰进行了公司规章制度的培训，但记录中未显示培训内容，无法实现方通分公司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6．方通分公司提交的工资明细，为其单方制作，无高亚杰签字确认，不予采信；高亚杰工资应以双方确认的高亚杰短信记录及银行账户明细为准，高亚杰2018年11月应发工资9,745元，12月应发工资13,306元，2019年1月应发工资6,057元，2月应发工资10,634元，3月应发工资17,782元，4月应发工资13,496元，5月实发工资8,507.69元。另查，高亚杰与北京方通分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内容包含“第一条自2018年11月1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随之终止……第十条本协议是解决甲乙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的所有安排和规定，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高亚杰主张确认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与方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方通分公司予以认可，双方对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支付2018年5月工资3,000元、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因高亚杰与方通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日，高亚杰主张的上述费用均发生于2018年11月之前，方通分公司不是适格的义务主体，故对高亚杰上述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方通分公司无需支付高亚杰2018年5月工资3,000元及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支付2019年5月工资差额6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方通分公司认可扣发高亚杰工资600元的事实，但抗辩称扣发工资600元系用于缴纳高亚杰驾车违章的罚款，方通分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扣发工资600元的事实依据，故应返还高亚杰2019年5月工资600元。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支付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工资414元，方通分公司不予认可；高亚杰与方通分公司均认可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期间公司未安排高亚杰工作的事实，高亚杰虽主张该期间其在车场学习，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高亚杰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方通分公司无需支付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工资414元。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支付在工资中扣除的质损18,810元，方通分公司不予认可；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２０％。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高亚杰主张的质损18,810元中，仅有2018年12月扣发质损1,710元、2019年4月扣发质损4,500元两笔的扣发主体为方通分公司，方通分公司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高亚杰造成经济损失，及双方对经济损失的赔付有所约定，故方通分公司无故扣发高亚杰2018年12月质损1,710元、2019年4月质损4,500元，共计6,210元，于法无据，应予返还高亚杰；高亚杰主张的超出6,210元部分的质损工资，因扣发主体并非方通分公司，故主张方通分公司予以返还，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2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方通分公司收取高亚杰履约保证金20,0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返还。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1,842元，方通分公司不予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方通分公司以高亚杰工作中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高亚杰的劳动合同，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方通分公司提交的公估报告等仅显示相关责任事故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且方通分公司自述案外人方友公司并未向其主张赔偿损失，方通分公司并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实高亚杰对其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数额，且方通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据的《企业管理制度》为案外人北京方通分公司制定，如方通分公司沿用案外人北京方通分公司的规章制度，应向劳动者予以明示，方通分公司未举证证实与高亚杰约定沿用北京方通分公司的管理制度，故方通分公司解除与高亚杰的劳动合同依据不足，属于违法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高亚杰主张其2018年5月2日入职北京方通分公司，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至2019年6月5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的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高亚杰非因被人原因由北京方通分公司至方通分公司工作，且方通分公司在《劳动关系解除通知函》中认可了高亚杰入职时间为2018年5月2日，故高亚杰工作年限应自2018年5月2日合并计算至2019年6月5日。高亚杰离职前平均工资为（9,745元＋13,306元＋6,057元＋10,634元＋17,782元＋13,496元＋8,507.69元＋600元）÷7个月=11,446.81元/月，经计算，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应支付赔偿金31,842元不超出法律规定，方通分公司应予支付。因方通分公司单方提出与高亚杰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及代通知金的情形，故方通分公司无需支付高亚杰经济补偿金15,921元、代通知金10,614元。高亚杰主张方通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方通分公司未对仲裁裁决的该项内容提出异议，且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故对高亚杰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被告）高亚杰与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被告）高亚杰2019年5月工资差额600元；三、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被告）高亚杰2018年12月及2019年4月质损工资6,210元；四、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被告）高亚杰履约保证金20,000元；五、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被告）高亚杰赔偿金31,842元；六、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被告）高亚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七、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无需给付原告（被告）高亚杰2018年5月工资3,000元、2019年6月1日至6月5日工资414元、2018年9月及10月质损工资12,600元、2018年防暑降温费672元、经济补偿金15,921元及代通知金10,614元；八、驳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原告）上海方通车运物流有限公司郸城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高亚杰）。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倪天骄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苏国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