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9172号原告：周某，女，汉族，1981年9月8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波，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宝，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日播至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北花园金家村中街8号B座三层B-3009。法定代表人：陈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女，197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日播至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原告周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日播至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播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韩晓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南波、孙小宝，日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日播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14000元；2、判令日播公司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期间病假工资差额353024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2003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04年5月8日入职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一直从事《青年视觉》杂志的编辑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后由于文化体制改革，原告从中国青年杂志社被安排至杂志投资方广州丰彩维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丰彩北京分公司）工作。2012年4月1日，又被安排至杂志投资方日播公司处工作。2017年11月17日，原告因患癌症休病假，日播公司予以同意。整个治疗期间，原告每月将医院的病假证明拍照通过微信发送给日播公司负责人陈文君，直至2019年3月，日播公司从未对此种请假方式提出异议。日播公司的人事负责人从未告知原告医疗期间的时间，也未提醒原告医疗期满的情况。2019年3月26日，日播公司通过快递形式向原告邮寄了《关于与周某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以原告享受的医疗期满后仍请病假中，无法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原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为由，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原告后向北京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申请了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望判如所请。日播公司辩称：2011年1月1日起，原告与丰彩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2012年4月1日入职日播公司，双方首签3年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原告担任编辑岗位工作，工作地点在北京，不定时工作制，基本公司为3500元/月（税前）；津贴为人民4500元/月（税前）。后原告与日播公司续签劳动两次，第一次续签2年，续订合同终止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并约定从2013年10月份起，岗位调整为艺术总监，岗位津贴调整为6020元/月；第二次续签2年，续订合同终止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调整后的津贴为16650元/月，原津贴为6020元/月；调整后固定工资为4000元/月，原工资为3500元/月，调整后固定绩效为8850元/月，原绩效为2880元/月，调整后月工资为29500元。日播公司与丰彩北京分公司无任何关联，双方无关于原告劳动关系流转的约定，原告与日播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日期为2012年4月1日，双方应按照已签订的劳动合同核算原告在日播公司的任职时间，故原告的工龄应为7年。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28日因病请假，日播公司参照相关规定已经全额支付其病假工资，不存在还需要支付病假工资的情况。且根据相关规定，原告实际享受的假期已经超过了法定标准，原告在医疗期内不能痊愈，其可以向劳动主管部门申请延长医疗期，但原告未申请，即其医疗期已届满，但其医疗期届满后仍无法继续履行原职工作。原告生病期间，日播公司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已无其他合适岗位可安排原告工作。日播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以快递形式向原告送达《关于与周某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并于2019年4月10日将补偿金合计38020．83元支付给原告。故日播公司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后解除劳动合同是属于合理合法的，不属于违法解除。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2年4月1日入职日播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最后一次续订劳动合同的期限终止日期为2019年3月29日，原告正常工作至2017年11月30日，自2017年12月起，日播公司每月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原告支付工资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要求按照其本人月工资标准29500元的80%支付工资，现要求日播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日播公司不予认可。原告提交住院病案首页、医学诊断证明、《关于与周某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证明原告患有严重疾病，医疗期满后，目前需继续进行治疗，因原告患有严重的疾病，医疗期满24个月后还应继续延长，日播公司未延长医疗期，而是在合同快到期时，电话沟通要解除合同，后来又让原告去工作，但原告当时刚做完手术，于是日播公司向原告邮寄了解除通知，以原告医疗期满后仍请病假，无法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故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8020．83元；原告认可收到38020．83元补偿金，但主张日播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日播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28日解除。原告主张其自2004年5月8日开始入职中国青年杂志社，2011年1月1日，非因本人原因被安排至丰彩北京分公司工作，2012年4月1日，非因其本人原因从前述公司被安排至日播公司工作，就劳动关系主体的变化，原告不清楚具体由何公司安排，上述三家单位是杂志社的投资方，其与上述三家分别签订过劳动合同，但其工作岗位、内容从未变化。原告提交2005年至2013年的数期《青年视觉》杂志、姓名变更证明、工作证、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青年视觉》杂志上所列编辑“周慧芳”、资深艺术编辑“周某”都是原告本人，其工作岗位、内容无变化，故其工作年限应从2004年5月8日开始连续计算。日播公司对杂志和姓名变更证明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2012年以前的杂志与日播公司无关，日播公司从2012年4月接手了该杂志，日播公司与中国青年杂志社签署了合作协议，期限是10年，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不认可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日播公司认可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银行卡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主张日播公司从2012年4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保和发放工资，之前的记录与日播公司无关，丰彩北京分公司与日播公司无关，日播公司委托中国四达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2012年3月至12月期间的社保；对工作证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日播公司无关。日播公司提交2008年5月原告与《青年视觉》杂志社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原告2008年5月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与《青年视觉》杂志社存在劳动关系，与日播公司无关。原告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主张该证据证明原告从2004年5月8日开始在杂志社工作的，其工作内容和工作岗位、工作性质没有变化；日播公司持有该合同，说明其与中国青年杂志社、丰彩北京分公司有档案交接，日播公司与之前的运营单位存在关联；该合同中约定由病假工资的计算标准，应当以此计算原告的病假工资。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青年视觉》杂志、姓名变更证明、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工作证、银行卡流水、住院病案首页、医学诊断证明、《关于与周某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8180号裁定书，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对其聘用的劳动者负有管理责任，日播公司认可其自接手编辑部时原告岗位未发生变化，其未就原告系本人原因与日播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上家用人单位已就解除作出补偿及在上家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起止时间的情况举证，且根据日播公司提交的《青年视觉》杂志社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能够印证原告自2004年5月8日起在杂志社工作的主张。结合原告提交的社保缴纳记录，中国青年杂志社自2004年10月为原告交纳社保，且中国青年杂志社系《青年视觉》杂志的主管和主办单位，故本院认可原告工作年限应自2004年5月8日起连续计算的主张。原告提交的住院病案首页、医学诊断证明、《关于与周某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能够证明其自2018年12月后尚未痊愈，仍需接受治疗并向日播公司请病假的主张，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因原告所患为癌症，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日播公司在医疗期内不能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故日播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违法解除，依法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根据原告的工作年限计算的赔偿金应为62100元（2070×15×2），日播公司已支付补偿金38020．83元，还应支付差额24079．17元。原告要求其支付714000元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日播公司每月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工资，也不低于法定标准，原告要求按照其原工资标准80%计算上述期间的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日播至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七内向原告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二万四千零七十九元一角七分；二、驳回原告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周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韩晓薇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任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