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029民初437号 原告（反诉被告）：樊建民，男，196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代理人：樊鑫，男，198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为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反诉原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淮海西路255#公交商贸大厦1-2005室。 法定代表人：董远亮，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靳希凯，男，汉族，1965年3月9日出生，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田林县体育馆项目负责人，身份证住址为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夏雨，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樊建民与被告（反诉原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虹公司）、被告靳希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樊鑫，被告飞虹公司、靳希凯，两被告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夏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设备租金、拆架子费用以及顶升设备从工地现场到库房运输费共计102629元;2.被告支付顶升架超期租金736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2日，原告与飞虹公司代表靳希凯签订了《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约定飞虹公司租赁原告方12套顶升架用于田林县体育馆网架工程，租金150000元，原告派一名技术人员负责设备操作指导，其工资食宿由飞虹公司负责，飞虹公司负责设备进场退场运费并安排工人装卸车入库。后来飞虹公司代表要求再租赁4套顶升架，约定租金按比例增加，期间原告方委托飞虹公司加工了一批标准节杆件，费用从租金中抵扣。该网架工程完工后，原告多次催促对方拆卸归还顶升架，被告方一直推脱甚至不接电话，无奈之下原告派出工人到该工地现场拆除了顶升架，装车运输回库房（成都）。因多次与对方沟通未果，现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顶升架拆卸费用、顶升架运输费用、顶升架租赁费用、人工工资及拖延期间租金等费用，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樊建民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1份，用以证明原告与飞虹公司的租赁关系、租用12套顶升设备的租金为300×500=150000元，以及证明施工方案、受力验算都是飞虹公司负责的事实； 2.靳希凯向樊建民付款记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实原告向被告支付款70000元的事实； 3.原告与靳希凯微信聊天记录、加工标准节费用表及加工标准节重量计算表打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靳希凯为原告加工标准节重量球4.512吨、杆件12.693吨，约定标准节加工费用费球为5500元/吨、杆件5900/吨，合计为99705元。 4.原告与靳希凯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网架顶升就位后，原告方多次催促靳希凯拆卸归还设备，对方一直拒接原告的电话及微信； 5.《收条》复印件3张，用以证明原告将顶升设备运回成都的运费为37500元； 6.《收条》复印件6张，用以证明拆卸顶升架支付费用32950元； 7.工地现场照片，用以证明网架顶升已经就位，已经具备拆除顶升架条件，证明顶升设备由液压油缸、液压泵站、底盘、吊臂、顶帽、控制系统、标准节等组成； 8.王胜川开具的《证明》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飞虹公司没有代樊建民支付耳板加工费20000元； 9.《调解协议书》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飞虹公司与王胜川签订了结算单，里面不包含耳板费用； 10.靳希凯与王镇川微信往来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靳希凯与王镇川资金往来频繁、复杂，里面包含王镇川本人工资，及其帮靳希凯介绍焊工、网架安装队等费用，完全超出租赁合同范围； 11.飞虹公司与王胜川签订的《安装合同》1份，用以证明该网架工程工期从2018年10月25日至2018年11月23日止，结合证据9即调解协议书写明乙方王胜川完成网架焊接、落支座、焊接支座的工程量，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完成网架的卸载工作，由见证方按照结算单的85%付给乙方，且王胜川于2019年1月29日收到工程款428700元，这说明网架工程已经完成，意味着原告方与飞虹公司的顶升设备租赁期限也到期； 12.《田林体育馆整体顶升专项方案》，用以证明早在涉案租赁协议之前，本工程制定施工方案确定了12套顶升架； 13.涉案工地现场照片3张，用以证明网架已经完成卸载工作，顶升支架已经与网架结构脱离，顶升架已经不对网架主体起到任何支撑作用； 14.王镇川与靳希超、靳希凯微信聊天截图（作为证据11的补充），用以证明王镇川所收取靳希凯资金中，有王胜川工程款； 15.王镇川与广西一建公司彭经理微信截图，用以证明顶升架拆除工作是与该项目部沟通、监督下拆除的，不存在原告方擅自强行拆除这一说法； 16.顶升支架计算书、液压油缸合格证，用以证明原告方提供设备单个顶升架最大承载75吨，液压油缸最大顶推力为60吨。 被告飞虹公司答辩及反诉称，（一）原告主张的顶升费用与合同约定不符。按双方于2018年9月3日签订的《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约定，原告提供顶升的解决方案，以顶升设备所能支撑的吨数计算费用，为每吨500元。经原告计算后确定使用12套顶升设备足以完成300吨网架的施工及卸载，然而，原告计算存在疏漏12套顶升设备不足以完成300吨网架的施工及卸载，被告另行提供了7套顶升设备方完成施工及卸载，因此原告的顶升费用应按照其实际提供顶升设备计算为94737元（即300吨÷19个×12个×500元/吨）。（二）被告向原告支付的顶升费用118740元，已经超付了顶升费用，其中，直接向樊建民支付70000元，向樊建民的工作人员王镇川支付了48740元。（三）因原告计算失误12套顶升设备不足以完成施工及卸载，为此被告自行提供了7套顶升设备，其中4套为被告出资制作，且双方约定待工程完工后，该新制作4套顶升产生的实际费用抵偿给原告。因此在施工期间该4套设备的所有权仍应归属于被告所有，不产生使用的费用，所以原告主张使用费用没有依据；而且这4套顶升设备的制造费99705元及运输费17000元，均是新制顶升设备的成本，应由原告承担。（四）4套新制顶升在使用中需进行耳板焊接费用是20000元，按双方约定该项费用应由原告承担，而被告已代付（被告与王胜川结算时已经计入结算单内）。（五）原告在网架工程未完工时自行拆除顶升，违反了合同约定，给作为公共设施的网架造成了难以预估的质量隐患，因此，其拆除顶升设备的相关费用应由其承担，亦不存在超租期费用。综上，原告主张的费用不符合合同约定，结合被告实际支付的费用和原告应当承担的相关费用，被告已经超付，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飞虹公司并就本案提起反诉：因樊建民方在网架工程尚未结束前径行拆除顶升设施，给网架造成了安全质量潜在隐患，并导致飞虹公司为此重新设置了脚手架走道工程，给反诉原告造成了损失。经核算，飞虹公司实际支付的费用已经超出了其应承担的费用，超出部分应由樊建民承担；又因其违约拆除顶升架给飞虹公司造成的额外支出。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反诉被告给付反诉原告121408元；2.反诉被告承担脚手架走道工程费用9000元。 被告飞虹公司提供以下的证据材料： 1.靳希凯与樊建民微信截图3张、2.樊建民与靳希凯2018年9月3日通话录音光碟1张，用以证明靳希凯将图纸发送给樊建民后，经樊建民研究图纸确定12个顶升足以完成300吨网架的施工方案，证明该顶升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3日； 3.《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协议约定的计费方式是按吨计算，即每吨500元； 4.樊建民与靳希凯2018年9月3日通话录音光碟1张、5.《顶升点平面布置图》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樊建民方技术人员王镇川到现场后勘查认为12个顶升方案存在问题，双方沟通后更改施工方案需要有20个顶升点，最终使用了19套顶升架； 6.施工现场视频光碟1张，用以证明300吨网架19个顶升设备，每个顶升设备支撑的吨数为15.789吨，原告所提供顶升设备支撑的网架吨数为15.789吨×12个=189.468吨，应支付费用为189.468×500=94734元； 7.靳希凯《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复印件2份，用以证明飞虹公司已经向樊建民支付款项70000元； 8.微信支付截图打印件8张、9.建设银行手机银行截图打印件4张，用以证明飞虹公司已向原告方人员王镇川支付款项58950元(含支付部分工资款)，其中顶升设备款48740元； 10.原告与靳希凯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1份，用以证明原告曾指示其员工王镇川收取顶升设备款项目； 11.2018年11月29日原告与靳希凯通话录音1份，约定焊耳板费用20000元并由原告承担； 12.王胜川与飞虹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2018年11月4日）复印件1份，13.《田林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一期顶升支架耳板加工合同》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耳板加工费用为20000元； 14.《调解协议书》复印件1份、15.《实际工程结算单》复印件2份，用以证明飞虹公司与王胜川进行了结算，耳板加工费用已在该结算单内，王胜川在2019年1月29日签字确认又收到428700元； 16.银行流水单复印件1份，结合证据15用以证明结算书签订后，业主代飞虹公司支付了428700元，飞虹公司已经支付了耳板费用； 17.《运输货物合同书》（后期补签）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飞虹公司制作的4套顶升网架由飞虹公司委托英德公司承运； 18.情况说明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19.建设银行手机截图一张、20.微信付款截图打印件1张，用以证明4套顶升架的运输费用为17000元飞虹公司已支付，双方约定该4套顶升在网架工程结束后按实际支出成本抵给原告，该费用应由原告承担； 21.《田林县体育中心建设项目一期主体育馆网架焊接整改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22.微信付款截图8张，用以证明2019年4月12日网架工程仍未施工结束交由袁野继续施工； 23.《收条》复印件一张、24.微信截图打印件2张，用以证明因原告在工程未完工时拆走顶升架，导致被告另行委托他人搭设脚手架产生损失费用9000元，25.《工资结算发放表》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王镇川有4个月的工资是由广西建工一建公司直接支付，证明被告向王镇川支付的款项大部分是顶升款。 被告靳希凯答辩：其是代表飞虹公司履行义务，其的行为应由飞虹公司承担责任，本人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靳希凯没有提供证据。 樊建民针对飞虹公司提起反诉的答辩：（一）其与飞虹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双方是租赁关系，并不是网架工程承包关系。租赁合同明确了施工方案都是由飞虹公司负责。其顶升架是75吨，液压油干是60吨，12套×60吨，也是满足300吨施工的，若不满足要求，对方是专业公司应该知道的。对方说其私自拆除设备，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有对方拒绝与原告沟通的证据，并不是私自拆除的。（二）关于另外4套顶升架的问题，当时现场需求16层，飞虹公司否认租赁16套顶升设备不合事实。本人提供6层，后又委托靳希凯加工10层。本人实际收到费用共70000元。王镇川在现场和飞虹公司介绍的王胜川，两人之间的资金很复杂，本人从来没有委托王镇川收取任何款项，其两人之间的款项来往不应该算到本人头上。现场焊接耳板费用王胜川没有收到，但飞虹公司说其收到该款项不合事实。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田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监管涉案工程项目的工程师姚机聪、总承包方的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建工一建公司）的项目经理岑建文进行其查,并向其调取（复印）《分包合同解除协议》（广西建工一建公司与飞虹公司于2019年4月7日签订）。姚机聪陈述，工程顶升设备拆除前，必须检查确保安全才能拆的。涉案工程项目顶升设备要拆走的时候，该承建方项目经理是知道的。拆除工程顶升设备，类似拆除建筑物的模板确保安全才能拆。岑建文陈述，2018年8月24日，广西建工一建公司（甲方）与飞虹公司（乙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第一条明确分包工程范围【约定田林县体育馆项目一工程（主体育馆及主排水系统工程）主体育馆钢结构分包工程等】。后来在施工中，因飞虹公司违约，本公司与飞虹公司于2019年4月7日已经解除该分包工程合同。樊建民拆走该工程项目顶升设备一事，现在没有什么影响。该顶升设备的液压机在过年（2019年春节）时候已经不工作，也就是说该顶升设备是架空的。 经质证，被告飞虹公司对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认为涉案协议的签订时间不是2018年9月2日，而是在9月3日签订，是被告将网架图纸发送给原告后，经原告计算给被告确定的施工方案（理由与答辩一致）；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向樊建民支付的70000元；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标准节费用表和重量计算表的数据是原告单方制作，但对此产生的费用99705元，应由原告承担的没有异议；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目的有异议，这仅是部分通话记录，据了解樊建民与靳希凯在3月份出现争执，后期由飞虹公司的其他人员与樊建民沟通，不存在飞虹公司拒绝与原告沟通的情况；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是基于诚信原则，飞虹公司愿意承担顶升架运回费用37500元；对6号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形成时间及产生相关费用，且原告是在网架施工尚未结束时就强行拆除顶升架，退一步说即便产生拆除费用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所列拆架的费用远超出市场标准，该签字的主体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7号证据，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目的，原告拆除顶升架时网架工程尚未进行第三方检测不具备拆除的条件，其强行拆除顶升架极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出具时间、出具人，也无法说明是否是王镇川本人所写；对9号证据，调解协议书及其附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10号证据，该微信转账记录无法核实，但是，其对王镇川与靳希超的聊天截图被告认可；从该证据可以看出，该施工方案均由原告方来制作和把关，并负责实际实施，根本不是原告所说的仅负责租赁；靳希凯和飞虹公司向王镇川支付的费用除工资外，都是网架顶升的费用，不存在支付其他费用之说法。对1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该安装合同的签订日期晚于签订涉案顶升协议，且与顶升协议没有任何关系，该安装合同的工期仅是网架施工工序的部分而非全部，不能据此认定网架工程的工期及顶升设备的租期；其次，双方对顶升使用期未进行明确约定，是因为飞虹公司与樊建民之间就顶升使用期是至网架工程全部施工结束后，原告在诉中也明确认可这一点；第三，从该调解协议书中也看出，网架卸载的条件是施工方完成网架焊接，落支座、焊接支座，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付至85%款项的才具备网架卸载的条件，但王胜川未按照该调解协议约定进行施工，后期相关施工是由飞虹公司交第三方袁野等开展；王胜川利用过年前，农民工闹事等事由多次要挟的情况下签订该调解协议，且王胜川承诺过年后一定及时复工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才支付了王胜川428700元，即便如此支付款也并没有达到85%的比例，据此无法得出王胜川完成了后续施工和具备拆除顶升条件的结论。对12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该证据的来源，涉案工程的实际是19个顶升点，用了19架顶升设备，该证据反证樊建民为飞虹公司设计了12套顶升的方案；对1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是否拍摄于涉案工程，该证据也许是顶升上升过程中的未结合，还是下降过程中的分离，退一步说即便是顶升点与网架分离，也可能是因为顶升质量问题（油缸泄压）导致的暂时分离，不能证明顶升与网架分离而具备网架卸载条件；对14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是否王镇川与靳希超、靳希凯二人聊天记录，即使是仅是王镇川的单方陈述，靳希凯、靳希超向王镇川支付的所有款项均是顶升相关款项，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对15号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不清楚该的聊天记录是否发生在王镇川及广西建工一建公司彭经理之间，也不清楚其聊天的内容，顶升设备的合同相对人是飞虹公司，广西建工一建公司从未允许第三方拆除顶升设备；对16号证据，一对其关联性、证明其目的有异议，该计算书是对顶升支架材料本身稳定性的计算，是用于支架生产与加工的技术依据，不能说明是为涉案工程支架进行的计算；二对液压油缸合格证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由扬州油给力机电有限公司真实出具的，即使是也不能证明与涉案工程有任何的关联性，更不能证明上述设备用在了涉案工程中液压油缸的最大顶推力为60吨。 靳希凯经质证的意见，与飞虹公司的意见相同。 樊建民对飞虹公司提供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2号证据有异议，这不能证明原告是为被告设计顶升方案，而是被告负责施工方案，这么复杂的工程需要通过专业计算；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所说每吨500元是断章取义，忽略一个前提300吨×500元，即每吨的前提是12套顶升设备；对4、5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具体套顶升方案应该是由专业人员设计、专家论证得出，该录音中只是王镇川对现场施工中一些细节的经验之谈，并不能左右施工方案，且王镇川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是做不来的，最终多少个顶升点是由飞虹公司确定；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8、9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没有写明转账的用途，原告并没有委托王镇川收取设备租赁款项，王镇川虽然是原告方派到工地上负责顶升设备操作指导，但是工资、食宿由飞虹公司负责，实际用工主体是飞虹公司；对10号证据不予认可，原告没有指示王镇川收取顶升设备款（质证意见理由与证据8、9相同）；对11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12、1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焊接耳板是一个独立项目，不能作为认定网架工程结算的事实；对14、15、16号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17、18、19、20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顶升设备的40节标准节是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的，应该算是原告方的设备，涉案协议是写明设备进场和退场的运费都由被告承担；对21、2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顶升的部分没有施工结束，该合同的内容和顶升架没有关系，原告方并不存在强行拆除顶升设备，其拆除顶升设备过程有项目部工作人员监督并认可的；对23、24号证据有异议，认为即使顶升架没有拆除，顶升架作为起重设备，探山工作是不允许站在顶升架上面完成，也不允许随意攀爬，为探山搭设脚手架是必然的，与拆除顶升设备毫无关系；对25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工资表里王胜川为网架工程实际承包人，是王镇川介绍王胜川到该涉案工地做工的，王胜川和王镇川之间有经济往来与原告没有关系。 对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各方质证意见：樊建民除了对岑建文陈述顶升设备要拆走的时候没有和项目部说，这一点与事实不合，有异议外，其他均没有异议。飞虹公司认为,姚机聪的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岑建文陈述不符合实际；对广西建工一建公司与飞虹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解除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靳希凯经质证的意见，与飞虹公司的意见相同。 本院对本案的证据作分析认证如下：原、被告的1号证据即相同的一份《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双方无异议，可证明原告与飞虹公司存在租赁关系，可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认定；另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提供的1、2、3、4、9、10、11号证据，飞虹公司提供的1、3、4、5、6、7、8、11、17、18、19、20号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各方对方的证据有异议的，及其对证明的事实各方有争议的，应结合其他事实在说理部分进行分析认定。对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综合全案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广西建工一建公司经过招投标中标后，于2017年5月25日与田林县兴业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其约定，承包范围是田林县体育馆项目一期工程（主体育馆及主排水系统工程）；工期是2017年5月25日至2018年11月16日。2018年5月1日，广西建工一建公司与飞虹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双方约定，飞虹公司分包工程范围是田林县体育馆项目一期工程（主体育馆及主排水系统工程）主体育馆钢结构分包工程等；合同工期是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共150天。后飞虹公司设立的田林体育中心项目部，该项目部负责人是靳希凯。2018年9月2日，樊建民（甲方）与飞虹公司（乙方）项目部代表人靳希凯签订了《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其约定主要内容是：飞虹公司向樊建民租赁12套顶升架用于田林县体育馆网架工程，按网架图纸重量300吨×500元，租金为150000元；租赁费用付款及结算方式：签订协议后，乙方向甲方支付租赁费用20000元，顶升设备运至施工现场支付50000元，待网架顶升到位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全部租赁费用；甲方派一名技术人员负责设备操作指导，及日常设备维护，其工资、食宿由乙方负责；顶升施工过程中，所有人工费由乙方负责；乙方负责设备进场退场运费并安排工人装卸车入库；乙方负责施工方案、受力验算并组织专家论证（第六条第4项）；本合同（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解决或另订补充协议等内容。在2018年9月3日、16日，靳希凯向樊建民支付款项20000元、50000元，共70000元。后因12套顶升设备及被告在工地上原有的3套顶升设备不足以承载施工所需（其共需要19套顶升设备），需增加4套及制造有关配套件。因此，由靳希凯委托他厂为原告加工制造，其中加工标准节重量球4.512吨、杆件12.693吨，标准节加工费球为5500元/吨、杆件5900/吨，该加工费共计99705元双方都认可。樊建民认为，所增加7套中有4套顶升架按双方约定是原告方委托飞虹公司加工的一批标准节杆件，该费用从租金中抵扣，租金按比例增加。但网架工程完工后，原告多次催促对方拆卸归还顶升架，被告方一直推脱，甚至不接电话，无奈之下原告派出工人到涉案工地拆除了顶升架，找车辆运输回四川。因此，被告应承担顶升架拆卸费用、运输费用、租赁费用、人员工资，以及拖延期间租金等费用。为此，本诉原告就本案提起诉讼。 本案在审理中，本诉被告飞虹公司提出反诉，其主张反诉原告飞虹公司向反诉被告樊建民支付的顶升费用共计118740元，其中，直接向樊建民支付70000元，向樊建民工作人员王镇川支付了48740元。飞虹公司实际支付的费用已经超出了其应承担的费用，该超出部分应由樊建民承担；同时，樊建民应承担因其违约拆除顶升给飞虹公司造成的额外支出的费用。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款项121408元；2.反诉被告承担脚手架走道工程费用9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1.涉案的协议是哪一方存在违约；2.靳希凯应否作为本案民事责任主体；3.各方所提出的诉请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另行制作这4套设备飞虹公司在使用期间的归属及是否产生租金费用的问题。从双方签订协议的内容来看，原、被告之间是网架顶升设备租赁的法律关系，签约后，原告依约定向被告提供了顶升设备，被告支付部分租赁费（70000元），这一阶段双方均按协议的约定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议。后因12套顶升设备及被告方原在该工地上的3套，不足以承载施工所需（300吨网架），还需要增加4套，共19套顶升设备。就此事双方商议后，对所增加的4套由被告在江苏委托他工厂加工。对于此，原告称是其委托飞虹公司加工了一批标准节杆件，费用从租金中抵扣；而飞虹公司则称，这4套是被告出资制作，双方约定待工程完工后，将这4套顶升设备产生的实际费用抵偿给原告，因此，在施工期间4套设备的所有权仍应归属于被告所有，不产生使用的费用，而且这4套顶升设备的制造费99705元及运输费17000元及耳板加工费用共计136705元均为本，应由原告承担。因此，双方说法不一而发生争议。既然双方认可这4套顶升设备制作费由本诉原告承担，认可这4套设备财产权属本诉原告所有，那么，飞虹公司在使用该4套顶升设备期间，根据民事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飞虹公司则应支付相应租金给本诉原告才合乎逻辑，所以，本诉原告主张飞虹公司则应支付这4套顶升设备租金,且从租金中抵扣，本院给予采信；而对飞虹公司的上述这一辩解主张,却仍以原12套设备来计算费用与常理相悖，不符合事实，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双方租赁协议约定，租赁套顶升设备租金费用按每吨500元计算,每套顶升设备租金为12500元(150000元÷12套),那么,所增加的4套顶升设备租金应为50000元(12500元×4)，所以，原告的主张飞虹公司应支付租金为200000元（150000元＋5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飞虹公司辩称由原告提供的网架顶升解决方案的问题。双方签订《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的第六条第4项约定“乙方（飞虹公司）负责施工方案、受力验算并组织专家论证”由此可见，涉案的顶升设备该施工方案、受力验算处置上不存在归于本诉原告的情形，故对飞虹公司这一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哪一方存在违约的问题。对于此原告称双方书面没有约定租期，但口头约定租期45天。本诉原告还主张超期的租金,从靳希凯失去联系（2019年3月10日）到其拆除顶升架（2019年4月7日）共计23天，按照市场价每天每套200元计，超期租金为73600元（200元×16套×23天）；而飞虹公司则称，租金实际是按顶升重量计费，按照行业惯例就是网架工程施工全部结束。为此而发生争议，从在本院依职权调查来看，总承建方的项目部就本诉原告拆除涉案顶升设备行为对该建筑物是否影响，其认为没有什么影响，该顶升设备的液压机在过年（2019年春节）时候已经不工作了；且经调查当地住建局对本诉原告拆除涉案顶升设备行为,也没有反映对该建筑物有影响的问题。可见在顶升设备租赁期间，本诉原告依协议履行了义务，不存在随意性拆除该工程项目顶升设备行为，也不存在违约行为。据上，飞虹公司主张本诉原告拆除该顶升设备存在违约行为，没有事实依据，理由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双方没有约定租期，该协议存在瑕疵，况且双方协商未果，因此，对本诉原告主张顶升设备逾期的租金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顶升设备的运输费、拆卸费及上下车费的问题，本诉原告主张该设备拆卸费32950元、运输费是37500元，而飞虹公司只愿意承担网架运回费用37500元，对设备拆卸费32950元不予认可，为此而发生争议。双方签订《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的第六条第3项约定【“乙方（飞虹公司）负责设备进场、退场运费并安排工人装卸车入库”】明确该项费用应由飞虹公司承担。从2019年1月29日飞虹公司与王胜川的工程结算单上来看，其中，王胜川为涉案顶升设备安装费是80000元，所以，该顶升设备的拆卸是产生费用的，只能按本诉原告实际所支出予以认定为32950元；虽飞虹公司对本诉原告主张该设备拆卸费有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反驳证据来支持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飞虹公司这一反驳意见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另，对于飞虹公司主张其所委托加工的4套顶升设备及一批标准节杆件的运输费应由本诉原告承担的问题，上述已阐明，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由飞虹公司负责设备进场、退场运费及装卸车入库费用，故不必赘述，对飞虹公司的这一主张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靳希凯应否作为涉案主体的问题。涉案《网架顶升设备租赁协议》是飞虹公司所设立的田林体育中心项目部与本诉原告签订的，而靳希凯是作为该项目部负责人在该协议上签字，该行为应视其对外代表飞虹公司的经营活动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本诉原告诉请靳希凯为该民事责任主体，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诉被告飞虹公司支付的费用是否已经超出了其应承担的费用的问题。应从原、被告双方的诉辩去分析，樊建民承认收到租赁费70000元，以及焊接耳板费用20000元由其承担；而飞虹公司主张已支付给王镇川48740元，樊建民否认本人从来没有委托王镇川收取任何款项。对于此争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飞虹公司未能提供有效反驳证据来支持其主张，飞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飞虹公司的这一反诉要求反诉被告樊建民返还反诉原告款项121408元的主张没有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反诉被告应否支付反诉原告承担脚手架走道工程经济损失费的问题。在上述已阐明本诉原告依协议履行了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飞虹公司的主张反诉被告违约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其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其反诉要求反诉被告承担脚手架走道工程经济损失费9000元，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的规定，在上述确认本诉原告应得的各项费用为270450元（200000元＋32950元＋37500元），减去飞虹公司已付的70000元、设备加工费99705元、耳板加工费20000元，因此，飞虹公司还应向本诉原告支付租赁费及赔偿经济损失8074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向本诉原告樊建民支付租赁费及赔偿经济损失80745元；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在本案生效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本诉原告樊建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3824元，由本诉原告樊建民负担2005元，本诉被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1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454元，由反诉原告徐州飞虹网架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永江 人民陪审员  李松正 人民陪审员  黄秀莲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李广英 书 记 员  郭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