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9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5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一，女，1978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二，男，198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三，男，198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四，男，1983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五，男，1988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范县。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尧，山东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山东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赢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青威路532号。 法定代表人：陈秀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德寿，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某，男，198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商河县，现羁押于山东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女，197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德寿，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瑶，山东海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因与被上诉人青岛赢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赢喜公司)、潘某、孙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7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4民初755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赢喜公司、潘某、孙某连带支付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各项损失612966元；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赢喜公司、潘某、孙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本次事故上诉人损失共计612966元正确，但一审对赔偿责任比例划分存在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第一、赢喜公司、潘某、孙某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1.根据国家标准GB/T3608-2008《高处作业分级》第3.1条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赢喜公司、潘某从孙某处承揽的阳台封闭以及楼顶阳光房搭建等工程，作业高度均距离地面6米以上，属于高处作业的范畴。根据赢喜公司庭审答辩以及刑事卷宗可知，潘某曾经受赢喜公司安排承接了多项工程施工工作，且潘某与孙某系经赢喜公司积极介绍，在赢喜公司办公场所使用赢喜公司的合同文本签订了本案劳务承包合同，综合种种资料来看，潘某实际系赢喜公司下属的挂靠单位。赢喜公司作为专业的装饰工程施工单位，其应当知道孙某委托其介绍的阳台封闭、屋顶阳光房搭建等工程属于高处作业的范畴，施工人员及承包人员应该具备高处作业资质，赢喜公司未尽到审查即注意的义务、并未核实潘某是否具备高处作业相关资质，即积极促成潘某与孙某签订合同，赢喜公司、潘某应当就王某的死亡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孙某未经许可，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改变建筑物外观及用途功能的装修工程以及高处作业工程对外进行发包，并且其在发包时未审查承包人是否具备相应的高处作业资质、也未要求承包人提供相应资质、亦未监督及要求承包人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及安全生产条件，因此孙某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一审判决王某自负30％的损失明显不当。王某坠亡的根源在于潘某在现场并未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具，导致王某在工作过程中无法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王某作为潘某雇佣的工人，其所有工作均是在潘某的安排和指示下开展的，当时王某亦曾要求配备安全防护用具，但是潘某以工期紧张为由不予配备，死者王某本身年龄较大，根本无力抗拒潘某强令尽快完工的指示，不得不在没有安全防护用具的情况下即开展了相关工作。因此王某在本案中不应承担任何的责任。 赢喜公司、孙某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1.赢喜公司仅是将潘某介绍给了孙某，促成两者签订了协议，赢喜公司与潘某不存在任何的雇佣等关系。上诉人以赢喜公司积极介绍以及潘某没有资质为由，要求赢喜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任何的事实与法律依据。2.孙某将自己房屋的部分装修工程交给潘某施工，系居民家庭装修的性质，双方构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孙某仅是对选任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潘某未作答辩。 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丧葬费31854元、死亡赔偿金6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支付被扶养人（李某）生活费40000元；2.依法判令三被告支付为处理王某死亡事件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2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死者王某于2018年7月29日受赢喜公司、孙某的雇佣，到孙某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屋内进行房屋装修。在装修期间，三被告制定的装修方案严重违规，对室内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动，甚至对承重墙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进而给死者的工作环境造成潜在的重大安全隐患。另王某在工作期间，三被告拒不为其提供任何安全防护用具，为此王某曾向三被告提出提供安全防护用具，但三被告以楼层不高，没有必要配备防护用具且工期较为紧张需要尽快完工等理由拒不为死者配备，从而导致死者在阳台施工期间坠落，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协商未果，故原告具状来院，望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向法院提交王某的死亡证明/推断书一份、（2018）鲁0214刑初617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死者王某为三被告提供劳务时因三被告未提供安全保障措施而坠亡，三被告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赢喜公司、孙某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刑事判决书认定潘某违反安全规定构成犯罪，并不能证明与赢喜公司、孙某有任何关系，该判决书证明赢喜公司、孙某对王某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原告主张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向法院提交准许火花尸体通知书一份、青岛市殡仪服务收费专用单据一份、青岛市城阳区殡仪馆业务性收款收据一份、火花发票一份，证明原告为处理死者的后事支出的部分费用9619元。赢喜公司、孙某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青岛市殡仪服务收费专用单据费用8200元是孙某垫付的，该证据中的费用与赢喜公司、孙某无关。三、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向法院提交原告的住宿费发票一份，证明死者王某的五名子女为处理死者的后事赶到青岛之后住宿所花费8806元。赢喜公司、孙某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原告的当庭陈述，该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与赢喜公司、孙某质无关。四、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向法院提交证明一份、贫困户精准扶贫明白卡一份（李某健康状况标注为大病）、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李某系死者王某的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李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及生育子女情况。赢喜公司、孙某质证称，对该证据中的亲属关系证明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意义。该证据应当由民政部门盖章确认，仅有村委会的盖章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而且从精准扶贫明白卡中可以看出，该卡记载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案中原告主张共有五名子女，但该证据中仅显示有三个儿子，王某的务工状态为无务工，但实际情况是王某因从事装修工作坠楼死亡，因此该内容不是真实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五、孙某向法院提交收据一份，潘某收到孙某装修款2万元，也证实赢喜公司与本案的装修工程没有任何关系。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实了孙某与潘某装修合同履行情况，但不能证明赢喜公司与本案无关。六、根据原告申请法院调取了刑事卷宗（含公安卷宗）。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质证称，死者生前工作的场所，根据GB/T3608-2008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涉案工程属于高处作业，应该具备相应资质。在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中第42至45页（询问笔录）、第47至51页（询问笔录）、第61至65页（承包合同），可以看出孙某向潘某发包装饰工程时，即未取得主管部门施工许可，是违章建筑，并且也未审核潘某及其雇员是否具备高空作业的资质，也未监督潘某是否给雇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并且根据赢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秀芬陈述，其之前安排潘某承包了多处由其指派的装饰工程，且潘某、孙某系经赢喜公司介绍在赢喜公司的办公场所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赢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秀芬在促成潘某、孙某合作过程中，应审查潘某及其雇员是否具备高处作业的资质，故赢喜公司、孙某均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连带责任。赢喜公司、孙某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证据可以证实王某死亡的当天（2018年7月29日）早晨7点左右，王某的儿子王某三未经潘某的同意将其父亲带到赫山小区工作，刚来时王某在别墅区12号楼304户工作，并非本案涉案的12号楼303户工作。王某三的证人证言证实王某主动要求从事打眼工作，正因为从事该工作才导致王某的死亡。潘某的询问笔录和他人的询问笔录可以王某大概是在下午2点坠楼的。王某与潘某雇佣的其他人员均不认识，属于当天刚接触。潘某的多份询问笔录中均主张其提供了安全绳、安全带和安全头盔，因为王某刚开始的工作地点是304户，其将安全绳、安全带和安全头盔存放在304房间内。在公安卷中的66至69页（现场勘查检查工作记录）中的第67/68页明确记载，厅内地面上放有装修材料，厅的东北角有红色安全帽，可以证实潘某为死者提供了安全防护用具，这与潘某在多份询问笔录中陈述“王某说带安全带、安全绳不对劲”的陈述一致。从劳务承包协议内容看，承包协议的主体为潘某、孙某与赢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赢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47页至51页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介绍潘某与孙某认识并签订了协议，并强调该协议的履行与其没有任何关系是一致的。原告主张赢喜公司作为介绍人没有审核潘某的资质应当承担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潘某对证据一、二、三、四、五、六综合质证称，因王某的死亡，其已承担了严厉的刑事制裁，故其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第一次庭审笔录无异议，但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有异议。事发前，我让王某的儿子王某三介绍几个年轻工人到工地干活。王某来的时候我没感觉到王某的年纪会那么大，我已给王某提供了安全绳、安全帽、安全带，这些东西都放在304房间，是王某自己工作时没有佩戴，当时我已外出买东西。潘绍银对刑事卷宗（含公安卷宗）无异议。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法院调取的刑事卷宗（含公安卷）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8年7月19日，潘某与孙某签订劳务承包协议，协议约定，由潘某承包孙某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户的阳台搭建等工程。2018年7月29日14时许，潘某安排其雇佣人员王某，在涉案工地三楼阳台施工过程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导致王某从阳台跌落死亡。经法医鉴定，王某的死因系高坠致颈椎损伤亡。二、王某在三楼阳台施工的作业面离地面的高度已达到国家规定的高处作业标准，从业人员需具备高处作业资格。三、王某的身份信息及其亲属关系如下：王某，身份证号码：，2018年7月29日死亡。配偶：李某，身份证号码：；女儿：王某一，身份证号码：；儿子：王某二，身份证号码：；儿子：王某三，身份证号码：；儿子：王某四，身份证号码：；儿子：王某五，身份证号码：。四、2018年11月27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因王某跌落死亡一事，以潘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五、2017年度青岛市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收入为63702元，2017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76元。孙某向青岛市殡仪馆支付王某的丧葬费8200元。原告提交为处理王某丧事其子女花费的8806元住宿费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通过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卷宗，能够证明事发时间、地点。被告潘某承包被告孙某所有的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户的阳台搭建等工程的事实清楚。潘某在安排王某在涉案工程的施工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致使王某在施工的过程中从阳台跌落死亡的事实清楚。死者王某作为一个成年人，应意识到高处作业的危险性，其未佩戴安全绳、安全帽、安全带进行施工，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其自负该事故30%的责任为宜。被告孙某将阳台搭建等工程承包给没有高处作业资质潘某，其对该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综合考虑其负担该事故损失的10%责任为宜。被告潘某违反法律规定承包业务且雇佣没有高处作业资格的雇员违规施工，其亦未尽到对雇员的管理义务，故其应当负担该事故损失的60%责任。被告潘某与被告孙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赢喜公司只是被告潘某与被告孙某签订承包合同的介绍人，其对该事故不承担责任，故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赢喜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就高不就低原则，对原告主张在本案中按照青岛市城镇标准计算损失，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在第一次庭审辩论结束前，适应的标准为2017年青岛市城镇标准。原告主张的丧葬费31854元（63702元/12个月×6个月），符合法律的规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中被告孙某已向青岛市殡仪馆支付王某的丧葬费8200元，应从中予以扣除。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650000元的请求过高，对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7年度青岛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76元，计算12年（王某死亡时已年满68周岁），即566112元（47176元×12年）。对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因王某对坠楼事故亦负有一定的过错，故法院酌情对本案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支持5000元。对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王某配偶李某）的扶养费，因王某去世时，已年满68周岁，已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且李某还有五个已成年的子女应履行赡养义务，故法院对原告李某的该诉讼请，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20000元（5人，17天），结合青岛当地物价水平，应属合理费用，法院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本次事故损失共计627966元（丧葬费31854元、死亡赔偿金56611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费用20000元），原告自负30%的损失，被告潘某赔偿60%的损失，即为376779.6元，被告孙某赔偿10%的损失，即为62796.6元，扣除已支付的丧葬费8200元，应赔偿54596.6元。被告潘某与被告孙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一、被告潘某赔偿原告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经济损失376779.6元。二、被告孙某赔偿原告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经济损失54596.6元。三、被告潘某与被告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被告青岛赢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赢喜公司、孙某是否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确认王某自身承担30%的责任是否适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主张潘某系赢喜公司的下属挂靠单位，赢喜公司应对王某的死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仅按照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主张的潘某与孙某系经赢喜公司积极介绍，在赢喜公司办公场所使用赢喜公司的合同文本签订了劳务承包合同无法证明其主张。故本院对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要求赢喜公司对王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孙某与潘某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孙某将青岛市城阳区户三楼阳台搭建；楼顶上人口搭建及垃圾清运，外墙保温等；屋顶阳光房搭建以大包的形式承包给潘某，合同价款采用一次性包死单价的固定价格方式。从合同的主体资格、合同标的等方面看该承包协议系承揽合同。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孙某承担发包人、分包人的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孙某在与潘某签订的劳务承包协议时，未审查潘某及相关人员的资质，对选任存在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孙某承担10%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本院予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王某在为潘某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潘某未为王某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及必要的防护措施，应对王某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预见到高处作业的风险，在工作过程中未尽到相应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也具有一定责任，应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根据潘某与王某各自过错程度，判决王某承担30%的责任适宜，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30元，由上诉人李某、王某一、王某二、王某三、王某四、王某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蓉 审判员 张好栋 审判员 范黎强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赵玉霞 书记员于雪 书记员张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