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1民终38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丙涛，男，汉族，1970年2月23日出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洪达，男，汉族，1952年8月29日出生，住长春市朝阳区，系李丙涛舅舅。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喜军，男，汉族，1957年1月25日出生，住长春市绿园区，系李丙涛表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雨，男，汉族，1960年6月23日出生，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怀理，吉林恒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住所地长春市前进大街与南四环交汇处南行1000米惠民嘉苑18号。法定代表人：米新，系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亮，男，汉族，1985年7月30日出生，住长春市南关区，系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骋，吉林常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军，男，汉族，1969年11月15日生，住长春市。上诉人李丙涛因与被上诉人王春雨、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以下简称南关区征收办）、郑军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丙涛上诉请求：撤销长春市南关区法院（2018）吉0102民初3456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或由二审法院依法审理，判令南关区征收办将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向李丙涛支付，诉讼费用由王春雨、郑军、南关区征收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丙涛是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争议土地的地上物均由李丙涛投资建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第13页中部，南关区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李丙涛非争议土地承包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0年6月7日，李丙涛与郑军签订了合伙购地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双方购置位于幸福乡富裕村共计20亩的土地，并就购地的资金来源及风险等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该地块与政府方面发生任何争议均由郑军处理解决,郑军是通过协议的形式从王春雨手中取得土地承包权,郑军与王春雨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10月1日，李丙涛与郑军签订的《合伙购地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6月7日，李丙涛是在郑军通过转让合同从王春雨取得土地承包权后，又以合伙的形式成为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征收补偿款应按李丙涛的一审请求向李丙涛给付。2.王春雨与郑军签订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是2009年10月1日，李丙涛与郑军签订的合伙购地协议，签订时间是2010年6月7日，而郑军出具的声明是2017年10月10日，声明中第2项中称“2009年10月1日与王春雨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2013年王春雨已将本人投资全部返还本人，该协议已终止”,该声明是在李丙涛与郑军签订合伙购地协议之后,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王春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军给付80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5月8日,也是在李丙涛与郑军签订合伙购地协议之后,故该声明及转款凭证不能否认郑军与王春雨的土地流转及李丙涛通过与郑军签订合伙协议而成为实际承包人。一审判决中，郑军确认其与王春雨解除《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的时间是2013年，收到王春雨80万元银行转账的时间是2013年5月8日。而其向法庭出具的声明的时间是2017年10月10日，其时间均在李丙涛与郑军签订合伙购地协议的时间2010年6月7日之后，李丙涛有理由认为出具的声明不真实，转款并非解除王春雨与郑军土地流转协议的对价款，且其流转协议随着李丙涛与郑军合伙协议的签订具有了不可解除性，一审法院通过查明的事实对土地的流转及实际占有人认定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郑军与王春雨于2009年10月1日签订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郑军于2013年收到了王春雨返还的投资款80万元。而李丙涛与郑军签订合伙购地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6月7日，时间均在其后，一审法院未查清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先后顺序，是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2009年10月1日,王春雨与郑军签订《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伙投资经营蔬菜种植、家禽施养建设等项目，由甲方(王春雨)投资土地，乙方（郑军)投资全部项目基建和设备及经营资金大约80万元。2010年6月7日郑军与李丙涛签订了合伙购地协议。协议签订后李丙涛即将200万元投资款分三次打入郑军账户内，郑军收到该笔款项后将其中的80万元用于其与王春雨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项目中，对涉案土地进行了投资建设。李丙涛认为该投资是与郑军共同建设的行为，而郑军用李丙涛的投资款项履行了自己与王春雨之间的经营协议。该事实是认定拆迁补偿款是否应向李丙涛支付的关键事实,郑军必须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并说明该事实。一审庭审中,郑军并未出庭答辩就无法证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一审在郑军未出庭的情况下，对其出具的证明予以认可，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程序明显违法，严重侵害了李丙涛的合法权益。故二审法院必须强制郑军出庭接受调查，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维护李丙涛的合法权益。3.李丙涛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购地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6月7日，协议签订后，李丙涛即向郑军账户分三次转款200万元，由郑军对涉案土地进行建设。李丙涛后期又陆续在涉案土地上投资200余万元，并招聘员工对涉案土地上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截至涉案土地的地上物拆迁之前，李丙涛一直在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涉案土地。一审法院认定李丙涛不能就2013年5月5日之前建成的地上物主张权利是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对于南关区幸福乡富裕村民委员会与王俊义签订的合同，对王俊义与王春雨签订的合同及王春雨与郑军签订的合同均予以认可，唯独对李丙涛与郑军签订的合同未认可，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二审法院应依法查清三份转包合同的连续性以查清整个案件的事实，保护李丙涛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一审中，李丙涛已提供《合伙购地协议》证明了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认定李丙涛未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进行审理或发回重审，以保护李丙涛的合法权益。王春雨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客观、公正。李丙涛上诉称:“一、李丙涛是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争议土地的地上物均由李丙涛投资建设，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未认定，属于事实不清。”王春雨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与案外人（南关区富裕村土地承包村民)王俊义、石志宽、陈井龙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依法取得该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并进行地上物建设,王春雨投资、建设、管理、经营至今。2018年9月3日，长春市南关区富裕街道富裕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既证实涉案土地的权属，属于王春雨;也证实该地上建筑物由王春雨所建，地上物补偿归王春雨所有。该证明加盖了南关区富裕街道富裕村民委员会公章,社长王俊义以及五名村民代表签字、按手印,证实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与此同时，原审中，王俊义、石志宽、陈井龙均作为证人出庭，诉讼参与人对以上各项事实进行质证、印证，李丙涛均无反驳之力。据此，李丙涛所谓“李丙涛是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争议土地的地上物均由李丙涛投资建设”的事实不存在，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正是在查明了以上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的公正判决。二、一审法院证据运用确实、充分。李丙涛上诉称:“李丙涛是在郑军通过转让合同从王春雨取得承包权后,又以合伙的形式成为争议土地的实际承包人......”;郑军的声明“不能否认郑军与王春雨的土地流转及李丙涛通过与郑军签订合伙协议而成为实际承包人”。李丙涛的这种表述，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不攻自破。原审乃至目前,李丙涛一直以“李丙涛有理由认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声明》不真实”而极力否认该项证据，却又不能提出有效证据加以反对，时而又以该证据为我所用。王春雨曾与郑军曾签有一份《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并且明确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关系”，郑军随后自行退伙。郑军的声明明确表述：“2009年10月1日本人与王春雨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2013年王春雨已将本人投资全部返还本人,该协议已终止。”本案全部证据,包括李丙涛向一审法院出示的18组33份证据，也包括原审庭审中10多名证人证言和经各方质证，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实王春雨与郑军签订过任何转让合同;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证明郑军通过转让合同取得承包权的行为事实。据此，王春雨也就没有必要对李丙涛所谓的“通过与郑军签订合伙协议而成为实际承包人”的无理推断，进行无意义的反驳。一审法院对毫无证据证明的李丙涛所谓“成为土地的实际承包人”的理由不予确认，正是依法体现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法律性原则。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李丙涛上诉称:“二、一审法院适用民诉法第64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李丙涛在上诉状中,已将该法条明确摘录。既然知法懂法，作为原审原告，甚至参与诉讼的任何一方，都应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因此，李丙涛所谓的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的主张和理由，既自相矛盾，也无法律意义。一审法院庭审程序依法公开进行,包括庭审中各方各申请多名证人出庭作证，出示影像、网络资料，复制模具证据，征询重新鉴定等等，充分保障了诉讼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审判程序合法。综上,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李丙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南关区征收办辩称，请法院依法裁判。李丙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丙涛对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X33、FN33-1、FN33-4、FN33-5、FN33-7、FN33-11、FN33-12、FX33-13、FN33-14、FN33-16、FN33-17、FN33-18FN33-19、FN33-20、FN33-22房屋，厕所一个，FD52、FD52-1、FD52-2温室等地上物的50％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二、李丙涛对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N33-2、FN33-3、FN33-6、FN33-8、FN33-9、FN33-10房屋等地上物的75％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三、李丙涛对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N33-15、FN33-21房屋，FD52--3、FD52-4、FD52-5、FD52-6温室，大棚一个，深水井一个，YT1、YT2、YT3鱼塘等地上物的100％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四、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N33、FN33-1、FN33-4、FN33-5、FN33-7、FN33-11、FN33-12、FN33-13、FN33-14、FN33-16、FN33-17、FN33-18、FN33-19、FN33-20FN33-22房屋，厕所一个，FD52、FD52-1、FD52-2温室等地上物的50％补偿款归李丙涛所有；五、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N33-2、FN33-3、FN33-6、FN33-8、FN33-9、FN33-10房屋等地上物的75％补偿款归李丙涛所有；六、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至伊通河）的FN33-15、FN33-21房屋，FD52-3、FD52-4、FD52-5、FD52-6温室，大棚一个，深水井一个，YT1、YT2、YT3鱼塘等地上物的100％补偿款归李丙涛所有。七、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富裕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王俊义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将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止伊通河、东止道、西止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止伊通河承包给王俊义。2006年1月1日，王俊义（甲方）与王春雨（乙方）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约定：“一、荒地名称: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嘴子社高荣新南地。南止伊通河、东止道、西止石志光与陈井龙摊边、北止伊通河；二、承租形式:甲方将以上荒地（复垦）转租于王春雨名下开发建设养殖场及果树栽培。甲方将承包该地之原合同附后；三、承租期限:2006年1月1日至2026年1月1日。即村上承包给甲方之年限，所有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四、20年租金总计陆万元人民币；五、转租期间前15年与村上所发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15年后乙方如需交承租费按当时社员土地承包价格交付；六、所转租的荒地及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均归乙方所有。并由甲方和相关人士确定好地界；八、在转租期间如被开发商占用，所有损失补偿及土地征用之各项补贴按当地农民占地补贴标准发放的补贴金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提出异议。”2009年10月1日，王春雨与郑军签订《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自愿合伙投资建设经营蔬菜种植、家禽施养建设等项目。双方特签定此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一、项目1.投资建设蔬菜大棚、鸡舍等。2.建设办公室、仓库、车间等配套设施；二、投资1.甲方投资土地，作为甲方全部投资。土地位置:长春市南关区富村高荣新南地。2.乙方投资全部项目基建和设备及经营资金大约捌拾万元；三、经营1.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各项目管理、财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四、利润分配1.所有项目利润分配每年甲乙双方各分50％。2.每年利润分配1次；五、责任1.甲乙双方必须履行以上条款。2.甲乙任何一方违背以上条款，赔付对方投资额的200％；3.此协议自签字起生效。”2017年10月10日郑军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1.位于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咀子社、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伊通河、北至伊通河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高荣新南废弃地现与本人无任何债务关系。该地的地上物所有权属于王春雨所有；2.2009年10月1日本人与王春雨所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2013年王春雨已将本人投资全部返还本人，该协议已终止；3.本人在此声明之日前所有因该块土地与任何人所签订的合同、协议、及委托书均无效，不能作为对该块土地地上物主张权利的依据。”2013年5月8日，王春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郑军给付800,000元。2016年9月22日，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出具编号FN33被征收人房屋（住宅）及附属设施登记表一份，载明房屋所有人张艳红备注FN33、FN33-1、FN33-2、FN33-3、FN33-4、FN33-5、FN33-6、FN33-7、FN33-8、FN33-9、FN33-10、FN33-11、FN33-12、FN33-13、、FN33-14、FN33-15、FN33-16、FN33-17、FN33-18、FN33-19、FN33-20、FN33-21、FN33-22，棚1个、厕1个、深水井。编号FD52附属登记表载明温室FD52、FD52-1、FD52-2、FD52-3、FD52-4、FD52-6、鱼塘YT1、YT2、YT3。另查，李丙涛与张艳红系夫妻关系，张艳红系长春市天吉观赏鱼繁殖中心（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2018年10月27日，南关区征收办（甲方）与王春雨（乙方）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批准，甲方在东至净月开发区、南至净月开发区、西至伊通河、北至绕城高速范围内征收，现需征收乙方无籍房屋；甲方补偿乙方位于南关区富裕村7社，共计5个无籍房屋，总建筑面积2220.44㎡，总补偿金额13,111,472元。”2018年8月6日吉林省共建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地上物征收评估报告单》，载明：“所有权人王春雨，评估时点2016年12月8日。房屋附属建筑物评估基本情况FN41、FN33、FD52，包括FN33、FN33-1(一层)、FN33-1（二层）、FN33-2（一层）、FN33-2（二层）、FN33-4（一层）、FN33-4（二层）、FN33-5（一层）、FN33-5（二层）、FN33-15（2）（一层）、FN33-15（2）（二层）、FN33-5（1）（一层）、FN33-5（1）（二层）、FN33-14（一层）、FN33-14（二层）、FN33-20（一层）、FN33-20（二层）、FN33-21（一层）、FN33-21（二层）、FN33-22（一层）、FN33-22（二层）、FN33-24（一层）、FN33-24（二层）、FN41-1（1）(一层)、FN41-1（1）（二层）、FN41-2（1）(一层)、FN41-2（1）（二层）、FN41-3（1）(一层)、FN41-3（1）（二层）、FN41-4（1）(一层)、FN41-4（1）（二层）、FN41-5（1）(一层)、FN41-5（1）（二层），总面积7438.42平方米，评估总价4,364,765元。附属物评估基本情况：阳光房（FN33-25）65.13㎡，评估总价23,447元；温室（FD52）686.97㎡，评估总价75,567元；温室（FD52-1）474.11㎡，评估总价52，152元；温室（FD52-2）407.57㎡，评估总价44,833元；大棚（FD52-3）264.92㎡，评估总价16,955元；温室（FD52-4）382.92㎡，评估总价24,507元；温室（FD52-6）534.89㎡，评估总价43,233元；大棚（FD52-6）534.89㎡，评估总价34,233元；鱼塘7000.9㎡，评估总价455,059元；鱼塘1203.75㎡，评估总价78,244元；阳光房7770.28㎡，评估总价2,331,084元，小计3,179,319元。合计7,544,084元。”2017年10月10日，郑军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1.位于幸福乡富裕村西红咀子社、南至伊通河、东至道、西至伊通河、北至伊通河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高荣新南废弃地现与本人无任何债务关系。该地的地上物所有权属于王春雨所有；2.2009年10月1日本人与王春雨所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未实际履行，2013年王春雨已将本人投资全部返还本人，该协议已终止；3.本人在此声明之日前所因该块土地与任何人所签订的合同、协议、及委托书均无效，不能作为对该块土地地上物主张权利的依据。”另查，2013年5月8日王春雨向郑军转款800,000元。再查，李丙涛一审庭审中称，艾某参与了该地块经营建造。艾某将我的东西弄塌了，让艾某给我建的。证人艾某称“当时有一部分地和大棚塌了，从2015年开始我就派几个人去给王春雨修二层，还有几个新建的，还有几个塌了，有2015年还有2016年，王俊义让我去建的，说帮朋友建的，说占地的时候给补偿，现在王春雨一共给了我70万，我投资400多万，征占的时候二层，养鱼塘上面都是我建的。”再查，本案诉争地上物已被南关区征收办征收并拆除。一审法院认为，李丙涛诉争地上物已被征收，故其关于对地上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权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丙涛能否依据承包关系对地上物补偿款享有权利一节，李丙涛对王春雨与郑军于2009年10月1日签订《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及郑军于2017年10月10日出具《声明》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交鉴定申请，故对《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与《声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丙涛称与郑军合伙转包上述土地，但并未提供郑军与王春雨之间的有关协议，故不能认定李丙涛为土地承包人之一。郑军已于2013年退出该土地的承包经营，即便2010年6月7日李丙涛与郑军签订的《合伙购地协议书》是真实的，作为合伙人的郑军已解除了与王春雨的合作关系，故李丙涛不能就2013年5月5日之前建成的地上物主张权利。关于李丙涛能否依据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于2016年9月22日出具编号FN33被征收人房屋（住宅）及附属设施登记表确认其为所有人一节，南关区征收办称，该表仅为初始登记，并不能作为来认定物权的归属。依据证人艾某的证言李丙涛最迟于2016年进入争议土地经营。长春市南关区房屋征收经办中心踏查时李丙涛已在诉争土地经营，故不能以该登记表认定地上物为李丙涛所有。关于李丙涛能否依据其出资建造地上物主张权利一节，李丙涛在庭审中承认艾某就涉案土地进行经营建设，其未提供艾某受其雇佣或合伙的证据。故可认定涉案土地有他人进行经营建设。现李丙涛就全部地上物（除F41、F46）补偿款主张相应的补偿款份额的请求，并无依据。此外，依据证人艾某的证言李丙涛于2016年进入争议土地经营。李丙涛提供的2017年幸福乡供电所出具的两份证明、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6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书、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明珠路派出所出具的报警回执、观赏鱼《购销合同》、《苗木购销合同》也仅能证明李丙涛在此地经营。李丙涛提供的2014年5月15日观赏鱼《购销合同》与2016年5月1日签订的观赏鱼《购销合同》；2013年3月15日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与2016年7月5日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与2016年5月30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2015年8月30日签订的《轻包工程协议书》与2016年6月30日签订的观赏鱼《轻包工程协议书》前后时间跨度较大，但内容雷同，除证人证言外无其他证据能佐证，故不能以上述证据证明李丙涛所主张的地上物为其出资建造。综上，李丙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丙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李丙涛负担。二审中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因各方当事人对2004年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富裕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王俊义签订的承包合同及2006年1月1日王俊义与王春雨签订《土地转让承包协议书》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在2006年1月1日后，王春雨为涉案土地的承包人。对于王春雨与郑军2009年10月1日所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及2017年10月10日郑军出具《声明》的认定问题，因郑军下落不明，在一审法院已经充分释明的情况下，李丙涛不提交鉴定申请，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在此前提下，李丙涛要求法院强制郑军出庭接受调查并以郑军未到庭为由否认上述证据真实性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二、李丙涛提交甲乙双方为李丙涛、郑军的《合伙购地协议书》用于证明其为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即其所主张的相应权益源于王春雨已经将涉案土地权益合法转移给郑军，但王春雨与郑军2009年10月1日所签订的《合伙建设经营协议书》中并未涉及土地权利转让事宜，而是王春雨与郑军就合伙建设经营进行的约定。因此，即便该《合伙购地协议书》系双方真实表示且已在涉案土地上实际进行建造，在郑军退出涉案土地经营且出具《声明》的情况下，因王春雨并非《合伙购地协议书》的相对方，故李丙涛主张其系涉案土地实际承包人依据不足，亦不能因此确认其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享有物权，故一审法院认定李丙涛不能就2013年5月之前建成的地上物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三、如前所述，即便《合伙购地协议书》系真实的，在2013年5月郑军退出与王春雨就涉案土地的合伙经营后，李丙涛已无权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建造行为。对于李丙涛要求确认的2016年其单独建造的标的物，李丙涛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标的物由其修建，亦不能证明其有权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建造，故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丙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丙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肖瑶审 判 员 宫平审 判 员 刘畅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李月书 记 员 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