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8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绍琦，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抚顺市顺城区正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贵，住抚顺市新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青军，辽宁凯业律师事务所律师。方绍琦诉张德贵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8年9月19日，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辽0402民初1890号民事判决。张德贵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2019年3月18日，本院作出（2019）辽04民终25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2019年4月8日，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辽0402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方绍琦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绍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洋，被上诉人张德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青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方绍琦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德贵返还不当得利款5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8月15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与案外人李艳系朋友关系，李艳于2010年8月向上诉人提出借款50万元的要求，并提出愿高利息偿还，上诉人同意。但是由于上诉人手里暂时没有现金，故找到被上诉人借钱，当时被上诉人说其手中没有现金，并直接找到其姑爷朱文彬同意借50万元给上诉人。上诉人之前与朱文彬并不相识，朱文彬按照上诉人指定的李艳银行账户将50万元汇给李艳，同时上诉人给朱文彬出具了欠条一张，这表明上诉人与朱文彬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艳于2012年8月6日偿还上诉人借款，包括朱文彬的50万元，共计1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上诉人。上诉人于2012年8月14日从银行账户转出50万元，准备还朱文彬的50万元借款。由于与朱文彬不太熟，不知其银行账户，另外是通过张德贵联系的朱文彬，考虑他们是翁婿关系，就把这50万元汇给张德贵，并告诉被上诉人将该50万元转给朱文彬，被上诉人答应。直到2015年，朱文彬找到上诉人要求还50万元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将该50万元还给朱文彬。被上诉人隐瞒事实，将50万元没有转给朱文彬又不返还给上诉人，实属不当得利。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要求返还50万元，被上诉人承诺能把此事解决好。朱文彬不断找上诉人要求还50万元，无奈上诉人于2015年9月13日给朱文彬写下还款计划，同时催促被上诉人尽快把50万元还给上诉人或者朱文彬，直至朱文彬于2018年底诉讼时，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返还5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案外人李艳存在合伙关系，并依据证人代其林证言推断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50万元系合伙的投资款，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上诉人与李艳之前不是合伙投资关系，而是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借给李艳钱后，李艳于2012年8月6日还上述100万元及8万元利息，足以证明李艳与上诉人是借贷关系，不是合伙关系。上诉人先认识李艳后发生几笔借贷，后来通过上诉人引荐与被上诉人认识了。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在李艳借贷中获得利息较高，便产生私自与李艳进行放贷的想法。在上诉人将50万元打入被上诉人账户叫其还给朱文彬时，被上诉人明里答应替上诉人将50万元还给朱文彬，却私自用此款放贷给李艳，为了获得更多利息，于2012年9月5日再次给李艳放贷30万元，共计80万元。假如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李艳存在合伙投资关系的话，那么上诉人没有必要将李艳于2012年8月6日还给上诉人的100万元中拿出50万元再把50万元通过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后，再由被上诉人转给李艳，这完全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如果与李艳存在合伙投资关系，就直接把50万元告诉李艳不用还100万元，或者直接把50万元汇到李艳账户就完事了。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本案中上诉人与李艳也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与朱文彬存在借贷关系，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合伙投资关系，而是不当得利的债务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上诉人汇入其账户上的50万元，同时造成上诉人受到损失，符合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判决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和当事人之间的各种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张德贵辩称，案涉50万元款项并不是上诉人偿还案外人朱文彬借款，上诉人与案外人朱文彬债权债务之诉经判决确认，双方均未上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案外人李艳、证人之间有频繁大量的现金往来，被上诉人的陈述与证人证言完全一致相佐证，还原了本案基本事实。上诉人主张案涉款项是用于朱文彬，只有他自己的陈述和辩解。本案上诉人涉嫌恶意和虚假诉讼。建议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方绍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张德贵返还方绍琦委托转偿的50万元及利息（2012年8月14日至返还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4日，原告在农业银行通过银行转账转款给被告50万元。2012年8月23日，被告工商银行卡中转入50万元，2012年9月5日，自该卡中转入到案外人李艳卡中80万。被告自述其工商银行卡中2012年8月23日转入的50万，与原告给其转账的50万元为同一笔存款，后实际转入李艳卡中，为原、被告同李艳的合伙经营资金。另查明，案外人朱文彬（被告女婿）曾于2018年来院告诉原告返还借款50万，原告在该案中辩称其2012年8月14日汇入被告张德贵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中50万元，并委托张德贵归还朱文彬借款，因朱文彬不予认可，一审法院（2018）辽0402民初15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归还朱文彬借款50万。证人代其林证明原、被告、李艳与其存在合伙关系，原告转账给被告的50万元钱款，系合伙的投资款。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在2012年8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被告张德贵50万元，主张该笔款项系原告委托被告张德贵偿还其欠被告张德贵女婿案外人朱文彬的借款50万元，被告张德贵没有替原告方绍琦偿还，故该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对原告的主张，被告予以否认，主张该50万元系和原告方绍琦、案外人代某某（证人）、案外人李艳合伙投资款，与被告自己的30万元一并转给案外人李艳。被告张德贵提供了转款凭据及证人代其林出庭予以证实。在案外人朱文彬诉本案原告方绍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朱文彬亦否认原告方绍琦委托被告张德贵还款，且原告并不能合理解释其2012年8月14日还款后依然于2015年9月13日向债权人朱文彬出具还款计划的理由，故原审法院作出（2018）辽0402民初157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虽被告（方绍琦）抗辩已在2012年偿还原告岳父（张德贵）50万元，但原告予以否认，且依据借据，被告（张德贵）应向原告本人（朱文彬）偿还借款50万元，故对被告（方绍琦）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审法院作出（2018）辽0402民初15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2010年10月3日，方绍琦向朱文彬出具借据（今借朱文彬50万元整）。2015年9月13日，方绍琦向朱文彬出具还款计划（我和代其林在朱文彬借款人民币50万元，当时我和代其林出具借条，计划在今年12月至明年，分期分批还以上款项，争取年末还清）。原告在庭审过程中对事实的陈述及主张的事实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惯例，且原告的举证无法证明其主张。本案中，原告方绍琦认可与案外人李艳存在经济往来，但否认案涉50万元系通过被告张德贵的银行账户转给案外人李艳参与投资。原、被告均主张被案外人李艳欺骗，并报警，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原告表示案涉50万元与公安机关报警所涉款项无关，不同意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故本案不宜移送公安机关。因原告无有效证据证明其转给被告的50万元被被告占有，故原审法院无法认定被告存在不当得利的行为，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无法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方绍琦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800.00元，由原告方绍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书证借条，证实案外人李艳向张德贵借款120万元。被上诉人否认该借条的真实性；借条在上诉人处，违背常理。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合伙经营资金、合伙的投资款的事实认定除外）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在朱文彬诉方绍琦借款合同纠纷案，即（2018）辽0402民初1507号案件中，生效判决认定：2010年10月3日，方绍琦向朱文彬出具借据（今借朱文彬50万元整）。2015年9月13日，方绍琦向朱文彬出具还款计划（我和代某某在朱文彬借款人民币50万元，当时我和代其林出具借条，计划在今年12月至明年，分期分批还以上款项，争取年末还清）。一审诉讼中，证人代某某出庭作证，证实方绍琦转给张德贵50万元后，代某某、方绍琦、张德贵和案外人李艳一起到工商银行将该款项转给李艳。在工商银行的个人业务凭证（签单）中，李艳签名。二审庭审中，方绍琦表示（2012年8月14日）给付张德贵50万元，委托张德贵将该50万元还给朱文彬，到2014年年末，才知道（钱没还给朱文彬），期间没有了解委托事项是否完成。本院再查明，本案诉讼中，张德贵、方绍琦承认被李艳欺骗；方绍琦在公安机关陈述被骗120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方绍琦转给张德贵银行账户中的50万元（张德贵）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方绍琦主张因委托张德贵向案外人朱文彬还款而给付张德贵50万元，对此主张，张德贵否认。现有证据证明：2012年8月14日，方绍琦给付张德贵50万元；2015年9月13日，方绍琦给朱文彬出具还款（50万元）计划；在朱文彬诉方绍琦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朱文彬明确否认方绍琦的主张（委托张德贵还款）。根据上述事实及本案诉讼中确认的证据，方绍琦主张委托张德贵代为还款50万元不能成立：首先，方绍琦不能举证证明该委托合同成立；其次，对于50万元的大额款项，借款人不直接交付给出借人，而是委托他人代为偿还，有违常理；再次，转款50万元后，不再过问是否代为偿还完毕，有违常理；最后，2015年9月13日，方绍琦（主张已委托张德贵还款50万元后）又给朱文彬出具（50万元）还款计划，亦有违常理。方绍琦的上述做法，均与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故本院对方绍琦委托张德贵代为还款的主张无法采信。在方绍琦提起的不当得利纠纷诉讼中，张德贵抗辩方绍琦转款50万元后，其与方绍琦和案外人代其林、李艳一起，将该50万元（包括自己的另30万元）转给李艳银行账户，对此抗辩，张德贵提供了转款凭据，交易凭据中，有李艳的签名；证人代其林出庭作证予以证实；诉讼中，张德贵、方绍琦均主张被李艳欺骗，并报警，方绍琦在公安机关陈述被骗金额120万元。上述证据证明了张德贵主张内容属实。综合上述事实，本院无法认定方绍琦转给张德贵的5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方绍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由方绍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史汉营审判员  刘晓菲审判员  王 爽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于子扉书记员祝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