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0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男，197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月，河北杜新月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系王涛配偶），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利达，男，1981年3月6日出生，汉族，陆军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住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现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勇，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时秋霞，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涛因与被上诉人李利达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6民初7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王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月、王娜，被上诉人李利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绍勇、时秋霞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涛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李利达承担。事实与理由：1.本案第一次起诉时案由被立为不当得利，第一次庭审法官对基础法律关系不予释明，违背民事证据交换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王涛与李利达之间系无偿委托关系，李利达与他人之间系另一层法律关系，他人根本就不是案件诉讼当事人，不能讲两层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一审法院裁判观点根本无法实现。李利达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李利达赔偿王涛购车款1764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王涛与李利达系同学。2018年初，李利达告诉王涛自己可以买到低于4Ｓ店价格的正规手续各种车辆，王涛得知后认为有利可图，如果以低于4Ｓ店的价格购买车辆后再以发票价格出售可赚取利润，于是委托李利达代为购买奔驰、奥迪、进口大众、路虎等各型车辆，并于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5月17日期间多次转款给李利达，总转款金额2581000元，其中2018年5月3日王涛给李利达转款两笔共计600000元，备注了款项性质为“车款”，该款项打入了李利达中国银行重庆凤天路支行的账户中，账号为62×××92。李利达收到王涛的转款后，全部转到案外人薛相鹏指定的账户用于为王涛购车，且通过薛相鹏先后从汽车经销商处为王涛购买了三台车，第一台车为精灵ＷＭＥＦＪ4ＤＡ奔驰轿车，发票显示价税合计106000元，购车人王娜，上牌号码冀Ｆ×××××，注册日期2018年5月16日，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72000元，以发票价出售给购车人；第二台车为揽胜运动ＳＡＬＷＡ2ＢＶ，发票显示价税合计930000元，购车人王涛，上牌号码冀Ｆ×××××，注册日期2018年7月5日，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690000元，此车现尚未出售；第三台车为精灵ＷＭＥＦＦ4ＤＢ奔驰轿车，发票显示价税合计97800元，缴纳车辆购置税9900元，车价87900元，购车人王娜，上牌号码冀Ｆ×××××，注册日期2018年8月16日，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55000元，以发票价出售给购车人；前述三台车王涛实际支付购车款共计817000元，王涛转给李利达的购车款扣减已购三台车的价款后尚余1764000元。后因案外人薛相鹏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李利达未再向王涛交付车辆，王涛要求李利达退还剩余购车款未果，双方发生纠纷，王涛先后以不当得利纠纷、委托合同纠纷诉至一审法院，本案审理中王涛明确自己与李利达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诉讼请求为“要求李利达依法赔偿购车款176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本案王涛、李利达之间究竟建立的什么合同关系，王涛、李利达各执一词，李利达辩称双方是合伙关系，但李利达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自己与王涛及其他人之间就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合伙利润分配及亏损分担方式、合伙事务的执行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因此，对李利达关于合同关系的抗辩意见，因无充分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既然王涛以委托合同关系提起诉讼，则应受委托合同法律规定的约束，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庭审中，王涛承认双方本来是同学，建立的是无偿委托合同关系，那么，王涛首先得举证证明李利达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王涛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李利达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即使李利达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得王涛的损失实际产生并确定后才能向李利达主张权力，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李利达接受王涛的委托后，已将王涛支付的全部购车款转付至案外人，本拟通过该案外人为王涛购得满意的车辆，且也实际为王涛购买了三台车，现在因案外人并非车辆经营者且已涉嫌犯罪，他将王涛的购车款交给了何人尚不清楚，对方能否继续向王涛交付车辆亦不确定，并非李利达占有了的购车款，也不是李利达未将王涛的购车款交付给卖车人，现在王涛的购车款究竟交付至哪个车辆经营者、该车辆经营者能否交车、能否返还王涛的款项和返还多少均不确定，不管是作为委托人的王涛还是作为受托人的李利达，均有向车辆出售方主张交付车辆或返还购车款的权力，只有当车辆出售方既不能交付车辆又不能返还购车款时，王涛的损失才实际产生和确定，因此，王涛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佰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676元，减半收取10338元，由王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王涛诉李利达、赵乾青不当得利纠纷一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0106民初16646号民事裁定，准许王涛撤回起诉。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王涛对案涉车辆销售发票的价格是明知的，即王涛对其购买车辆的市场价格是明知的；王涛转款给李利达购买车辆的目的并非是用于消费，而是通过购车后转卖获取价差利益；王涛购买的案涉三辆车辆的市场销售价格合计为1133800元，而王涛实际支付的车库合计为817000元，王涛获利316800元，已购车辆的收益率为38.78%；王涛知道李利达并非专业的汽车销售人员，并且不清楚李利达是如何实际购车，但王涛仍然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向李利达转款2581000元。王涛付款后并未接受到其余车辆，王涛认为李利达在代理王涛购车过错中有重大过错，故起诉李利达赔偿其购车款1764000元。从王涛诉讼请求来看，其认为的过错即是付了钱给李利达，但没有收到车。但仅从本案审理范围来看，王涛自身对其所主张的损失是有过错的。理由如下：首先，仅仅以通过支付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价款的方式购买正规一手车辆，再将车辆转卖给他人获取暴利，这是违反市场规律和常理常情的，存在极大风险，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应当对此作出基本的判断。而王涛自己选择了通过这种方式获利，那么其应当预见到相应风险；其次，王涛明知李利达并非汽车销售人员，也并不知道李利达是通过什么方式低价购买车辆，但其仍然在没有任何风险控制措施的情况下向李利达转款2581000元用于购买车辆，原因在于王涛认为李利达代其购车利润丰厚，事实上看，王涛也的确曾从中实际获利，说明王涛对这一购车模式是接受的，根据公平原则，王涛不能只从这种模式中获取巨大利益而不承担相应风险。同时，王涛主张李利达存在重大过错，但其并不能举证证明李利达在前三次代购车是如何尽职履职，以及之后王涛未收到车时李利达又是如何未履行职责的。因此，王涛以李利达代理购车存在重大过错为由请求李利达赔偿其购车款证据不足，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王涛上诉认为一审法官在其诉李利达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未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释明，法律适用错误。王涛该上诉理由所针对的案件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王涛诉李利达、赵乾青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该案与本案审理无关，故本院不予评述。综上所述，王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676元，由上诉人王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彦龙审判员  张 薇审判员  彭海波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黄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