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81民初4143号 原告：陈学建，男，197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原告：王建彩，女，197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峰，江山市南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宾，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区。 被告：**，女，197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张培兰，女，195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山市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伟，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丛自远，浙江达正（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学建、王建彩与被告王宾、**、张培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学建、王建彩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峰，被告王宾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春伟、丛自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学建、王建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即将坐落于江山市虎山街道约4平方米的储藏室恢复原状，供原告使用）；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理由：两原告系夫妻，被告系母子（女）关系。2009年10月28日，王位孝、张培兰、王宾、**作为出卖人（甲方），王绍飞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王绍飞以25万元的价格购买江山市虎山街道（原何家山）景星路55号403室房屋等事项。双方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储藏室由甲方隔好，5月1日交付使用，阁楼中的平台共用，储藏室有使用权，但没有产权。”后双方均按《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前述约定中的储藏室系由出卖方在该幢房产1层中隔出一小部分（约4平方米）形成。2016年7月20日，王绍飞将上述房产及储藏室出卖给原告所有和使用。2019年9月13日，三被告无理将上述储藏室进行毁损，另作他用。原告认为，两原告合法购得涉案房产及储藏室，对上述涉案的储藏室有权占有、使用，现三被告故意对上述储藏室进行毁损，另作他用，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王宾、**、张培兰辩称，1.三被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本案的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仅有权向其合同相对方王绍飞主张权利，无权向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主张合同权利。三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主张对涉案储藏室享有权利缺乏依据。涉案储藏室登记为三被告的财产，三被告对涉案储藏室享有完整权利。涉案的储藏室属于（建筑面积104.48平方米）证载面积之内，前述房产属于三被告共同所有。2009年11月13日，三被告以及王位孝（系被告王宾、**的父亲，被告张培兰的丈夫）将江山市虎山街道景星西路55号403室房屋转让给案外人王绍飞，双方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并经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为便于王绍飞日常生活，被告在分割出4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暂借给王绍飞用于停放电瓶车、储物，作为储藏室。2016年7月20日，王绍飞将景星西路55号403室房屋转让给原告。2018年2月，被告知晓王绍飞已经将房屋转让给原告后，应被告王宾的要求，王绍飞及原告将该储藏室的钥匙归还给被告。3.原告无权依据2009年10月28日王位孝与王绍飞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主张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王位孝及三被告将景星西路55号403室房屋正式出卖给王绍飞前，2009年10月28日，王位孝与王绍飞草签过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尾部手写有“阁楼的平台共用，储藏室有使用权，但没有产权。”然而，该合同未经全部共有权人签署，属于一份未生效的合同。2009年11月13日，王绍飞与三被告及王位孝重新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将该合同送交房管部门备案，依据该备案合同办理房屋买卖的相关事宜。显然，原告无权依据一份未生效、未实际履行的合同主张权利。根据合同法规定，相同的当事人就同一事宜签订的合同相互矛盾的，后签订的合同视为对前合同的变更，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后者为准，况且前一份合同还是一份效力待定的合同。因此，应以2009年11月13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界定涉案储藏室权属及使用权。该份合同中，三被告未将储藏室的使用权转让给王绍飞。王绍飞作为三被告的合同相对方，一方面并未取得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仅享有借用的权利，需要随时归还，另一方面，其也未将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让渡给原告。王绍飞与原告签署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中没有任何内容体现转让范围包括涉案储藏室，王绍飞在交易后配合归还储藏室钥匙，也说明双方转让的范围不包括涉案储藏室。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2009年10月28日《房地产买卖合同》，系原件，虽然三被告的名字系由王位孝代签，但结合王位孝与三被告的关系，以及合同签订后出卖方按约定隔出了储藏室交付给王绍飞使用，应确认三被告对该合同知晓并认可。因此，可以证明王位孝及三被告与王绍飞约定了涉案储藏室由买受人王绍飞使用。2.2016年7月20日王绍飞与二原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房地产买卖合同》加盖了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档案专用章，真实性予以认定，结合王绍飞将其与王位孝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原件及涉案储藏室钥匙交给了二原告，应认定王绍飞转让景星西路55幢二单元403室房屋时，将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了二原告。3.2009年10月21日王位孝与案外人詹松森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和（2019）浙0881民初1081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三被告无异议，三被告在（2019）浙0881民初1081号案件中主张储藏室是转让给案外人詹松森，结合该合同与王绍飞同王位孝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内容相同，可以证明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转移给了王绍飞。4.拆除储藏室照片打印件、110出警情况登记表照片打印件、视频光盘，真实性被告无异议，可以证明被告2019年9月13日将涉案储藏室拆除毁坏。5.江山市何家山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共有权证，真实性可以认定，据此虽然可以认定涉案储藏室在被告所有的房屋证载面积之内，但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应根据约定另行确定。6.2009年11月13日王位孝及三被告与王绍飞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结合王位孝与三被告的关系，以及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应认定2009年10月28日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合同系用于办理过户所签订的，合同中未涉及涉案储藏室问题，并不能证明王绍飞没有取得以及无权转让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7.王宾与王绍飞的通话录音资料，不能证明王绍飞承认是临时取得使用权，所谓的王绍飞归还涉案储藏室时，王绍飞已将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转让给了原告，故王绍飞是否同意归还涉案储藏室与本案处理无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10月28日，王位孝及被告王宾、**、张培兰作为出卖人（甲方，王宾、**、张培兰名字由王位孝代签），王绍飞作为买受人（乙方）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王绍飞以25万元的价格购买江山市何家山景星路55号二单元403室房屋等事项。双方另在《房地产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甲、乙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中约定“储藏室由甲方隔好，5月1日交付使用，阁楼的平台共用（露台），储藏室有使用权，但没有产权。”后双方均按该《房地产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王绍飞取得了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前述约定中的储藏室实际系由出卖方在其所有的何家山（建筑面积104.48㎡）中隔出一小部分（约4平方米）形成。 2016年7月，王绍飞将前述房产的所有权及前述储藏室的使用权一并转让给了原告，后双方依约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涉案储藏室转由原告使用。2018年上半年，因被告要求收回涉案储藏室，原告将其持有的涉案储藏室的钥匙交给了被告。之后原、被告双方对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发生争执，被告2019年9月13日将涉案储藏室拆除。 本院认为，王位孝及被告2009年10月28日与王绍飞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王绍飞与原告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均合法有效，王绍飞将其依据约定取得的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转让给原告，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依据其与王绍飞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取得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就涉案储藏室主张使用权，与作为所有权人的被告也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要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原告在取得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后，在被告明确表示要收回储藏室使用权的情况下，将钥匙交给了被告，意味着其同意返还涉案储藏室的使用权给被告。原告虽然主张其当初是受被告欺诈或产生误解才将钥匙交给被告，但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也未提出撤销主张，因此，原告交付钥匙后对涉案储藏室已没有使用权。退一步而言，即便原告对涉案储藏室仍有使用权，因原告的使用权并非物权性权利，而是基于约定取得的债权性权利，在涉案储藏室实际已被所有权人拆除损毁的前提下，原告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也不应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学建、王建彩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陈学建、王建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亿朝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朱怡琳 书记员项绿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