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39069号原告：袁世军，男，1961年4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士光，北京市中洲律师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婕，北京市中洲律师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茂华，男，195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康书珍，女，195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晓，北京宇宙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兆成，北京宇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某，男，1968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袁世军与被告杨茂华、康书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17473号民事判决书。杨茂华、康书珍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京02民终5469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依职权追加第三人胡某加入诉讼。原告袁世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士光、李婕，被告杨茂华、康书珍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翠晓、丁兆成，第三人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世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0万元；2.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7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1月3日为22.5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袁世军撤回第二项关于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保留本金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二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于2015年5月21日向原告借款。经协商，原告通过张建华向被告杨茂华银行账户转账人民币127.5万元，当时口头约定一个月归还。到期后被告始终未能还款按时还款。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于2015年9月21日承诺几天之内先偿还人民币27.5万元，剩余100万元欠款两个月后归还；并同意就100万元欠款出具书面借条，若逾期还款则自愿承担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原告同意后，被告于2015年9月21日出具《借据》一份，就上述内容予以明确。被告出具2015年9月21日《借据》后，并未及时归还27.5万元；且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找原告协商再提供部分借款。经协商一致，原告于2015年底、2016年初分两次向被告又出借款项30万元和42.5万元，这样与前述27.5万元合起来共计借款人民币l00万元。因原告几乎不使用银行卡，且因为原来从事珠宝行业生意，手中有大量现金，故该30万元和42.5万元系原告向被告交付的现金。被告于2016年1月31日就该100万元借款又出具《借据》一份，明确该100万元借款借期至2016年2月6日。借款到期后，被告一直未偿还欠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杨茂华、被告康书珍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认可与原告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对于金额、利息起算不认可，理由如下：1.双方实际只发生了127.5万元借款，且其偿还了100余万元。2.原告主张的30万元、42.5万元现金出借其不认可，对两笔现金交付不认可，没有资金来源的证据，原审一审中原告称提交营业执照但没有提交。3.2015年9月21日借据已由法院判决杨茂华、杨博宇偿还100万元，本案中原告系重复主张。4.其偿还了106.95万元，尚欠本金20.55万元，两案件原告共主张200余万元，系重复主张，不符合事实。5.同一笔借款，有两张借条，不符合借贷习惯，从双方均认可的事实：借条金额195万元却转账了127.5万元看，印证了借条实际金额与借款的实际金额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综上，双方只发生了一笔借款，金额为127.5万，已经偿还106.95万元，只欠20.55万元，但该欠款原告已经在另案主张，本案属于重复诉讼，故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杨茂华向袁世军提出150万元借款需求。2015年5月21日，袁世军通过其妻子张建华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杨茂华转账支付127.5万元。2015年5月21日，杨茂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向张建华借到人民币1950000元，??壹佰玖拾伍万元整，借款期限叁个月，若到期未还本人自愿承担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及法律诉讼费，并承诺任何地点打官司都生效。借款人：杨茂华110106195502100338，电话136XXXXXXXX，工商银行卡号×××，日期2015年5月21日，担保人：胡某110102196806163337，139XXXXXXXX”。审理中，袁世军主张，杨茂华从未将该借据交付给他，在前诉案件中，其称在支付127.5万元后将195万元借据交回给杨茂华，现该借据原件在杨茂华处，杨茂华认可现借据原件在其处；胡某主张，该借据出具后一直在其处，并未向袁世军交付，现已交还给杨茂华。2015年9月21日，杨茂华、杨博宇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向袁士军（应为袁世军）先生借到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借期两个月，自2015年9月22日至2015年11月21日止。若到期未还本人自愿承担每天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借款人：杨茂华、杨博宇。担保人：胡某。”落款处，杨茂华、杨博宇签字、捺印；胡某在担保人处签字、捺印。2016年1月31日，杨茂华、康书珍向袁世军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袁士军（应为袁世军）先生1000000元??壹佰万元整。借期到2016年2月6日止。借款人：杨茂华、康书珍”落款处，杨茂华、康书珍签名、捺印。张建华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与袁世军是夫妻关系，在2015.5.21杨茂华向袁世军借款，袁世军让我给杨茂华汇款。”为说明现金交付的事实过程，2018年8月27日，袁世军出具《补充材料》一份，载明：“2015年9月21日杨茂华到我家找我，说要第二天归还我欠我的275000元，所以就改了欠条，变成了1000000元欠款，但是他没有还给我275000元。2015年11月1日杨茂华到我家找我说急用300000元，用于天燃气（应为天然气）销售。我家里有现金就借给杨茂华300000元现金。2016年1月31日，杨茂华和康书珍来我家借钱，我又借给他两425000元，加上以前的欠款，共欠我1000000元。我请求法庭判杨茂华康书珍返还欠款1000000元，并只支付480000元利息。”庭审中，经本庭就现金交付问题询问，袁世军称：2015年底先发生的42.5万元借款，一个月左右后发生的30万元借款；两次均系其本人自衣柜中取出成捆现金放置于圆桌上，由杨茂华本人装入红色皮包拿走；前一次康书珍没来，后一次康书珍开车与其前来，一同在借据签字。现金交付时胡某在场。胡某称：四十多万元发生于2015年9月左右，30万元发生于2015年11月左右；系张建华从小屋拎袋子出来放床上，由杨茂华本人装入深棕色皮包拿走；两次均是杨茂华自己来袁世军家取钱。2015年11月1日，杨茂华尾号0828银行卡账户信息显示该卡在银川发生ATM转账交易；宁夏银天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天源公司）出具《证明函》载明2015年11月初杨茂华代表北京正力合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力合公司）与该公司在银川洽谈业务，2015年11月7日发生第一车液化天然气贸易业务；银天源公司申报审核购销清单显示，2015年11月8日，正力合公司有采购装车业务发生；机票显示，2016年1月28日，杨茂华自银川飞往西安，2016年1月30日，杨茂华自海口飞至北京。杨茂华尾号0828账户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6月21日杨茂华支付张建华2.5万元、7月23日付4500元、8月1日付22万元、8月6日付2万元、8月21日付50万元，8月26日付15万元。上述款项共计91.95万元。2015年10月16日，杨茂华付张建华15万元。以上共计106.95万元。庭审中，胡某称案涉杨茂华向袁世军之妻张建华所付106.95万元中有80万元系偿还杨茂华所欠胡某的借款，对于该借款事实的证据，胡某主张为：胡某尾号5650账户与杨茂华尾号0828账户之间银行流水显示的2013年11月4日一笔18.4万元，别无其他；借据因债务已清偿故已销毁。另查一，胡某持有杨茂华四份借款凭证，分别为：（1）2014年4月22日，杨茂华（借款人）与王臣华（出借人）签订《借据》一份，载明：“今向王臣华借到人民币肆拾万元整（400000元），以×××欧旅牌进口改装车做为抵押，用期贰个月从2014年4月22日至2014年6月21日止。若到期未还本人自愿配合办理抵押车的过户手续并承担每日千分之五的违约金”。下方注明：“今追加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共计借款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杨茂华。2014年4月29日”。（2）2015年5月11日，杨茂华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向胡某先生借到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元，以×××奥迪Q7作为抵押，用期一个月。”下方书写电话、身份证号，并注明“行驶证在胡总处，车钥匙一把在胡总处”。（3）2015年9月25日，杨茂华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欠刘冀壮先生2015年5月至9月30日止共欠利息款210000元贰拾壹万贰仟元整（注：根据胡某先生交付的计算单子）本次利息款在2015年10月30日还本金时同时结清此笔款项。”（4）2015年12月20日，杨茂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胡某先生人民币100000元整??壹拾万元整，日期自2015年12月20日始至2016年3月19日止。若到期未还每天千分之五滞纳金。另查二，胡某尾号5650账户与杨茂华尾号0828账户之间银行流水显示，自2013年11月4日至2015年12月20日，胡某向杨茂华支付共计119.3万元，杨茂华向胡某支付共计102.7万元。其中，袁世军、胡某主张：前述借据（1）载明的合计50万元所对应的付款是2014年4月22日和23日的10万元、27.6万元共计37.6万元；借据（2）载明的30万元所对应的付款是2015年5月11日的19.2万元；借据（4）载明的10万元所对应的付款是2015年12月20日的9.5万元。另查三，2015年1月，胡某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有胡某向袁世军借款人民币贰佰万整（??2000000元），借期半年。”以上事实，有本院认为：对于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据此，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有效成立需要借款合意和款项交付两个要件。根据已查明事实，本案最主要的焦点问题是，袁世军与杨茂华之间究竟存在几个借款关系，借款金额究竟为多少，以及尚欠金额为何。因双方就纠纷同时形成两个案件，故，本案确有必要在纵观两个案件之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法律对民间借贷关系效力认定的规定对此问题做出认定。杨茂华陈述，其真实的借款需求是150万元，也承认曾出具过195万元的借据，但予以交还，而袁世军的实际付款金额是127.5万元，双方前后形成两份重要借据，其一是2015年9月21日100万元借据，其二是2016年1月31日100万元借据。对于前后借据金额的来由，双方各执一词，首先，对于前者，袁世军主张，杨茂华承诺嗣后立即还款27.5万元故将127.5万元中27.5万元予以扣除，就其中100万元先行出具借据；杨茂华主张，系因在先出具了195万元借据，而期间有所还款，故对截至当时已经偿还九十余万元部分予以扣减从而出具该100万元借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可知，双方存在如下交易习惯，其一，杨茂华与袁世军、胡某借款经常出现实际付款金额低于借据载明金额的情形，也就是说杨茂华当时认可195万元借据所载的债务金额存有合理性。其二，杨茂华与袁世军、胡某借款的交易习惯是还款时收回借据或出具更新金额的借据（有的还包括退还车辆）。故，杨茂华的解释存在合理性，袁世军主张单独就此份借据存在尚未还款即出具更新金额借据的意见，不具有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由此，2015年9月21日100万元借据不仅反应了双方之间实际的借贷关系，而且排除了“另欠的27.5万元”需要计入在后借据的说法。其次，关于现金交付。袁世军针对大额现金交付这一事实除证人证言（后诉讼地位变更为本案第三人）外无其他证据证明，但对比其证人胡某的陈述与其本人当庭陈述可见，其一，时间不吻合，且其己方陈述前后不一致；其二，拿取款项的人员不一致；其三，现金放置位置不一致；其四，装取现金的容器有出入；其五，同行人员杨茂华之妻是否同时出现不一致，等等。故，本院对该现金交付不予确认。故，鉴于，第一，本院对袁世军所主张的将尚欠的27.5万元计入在后的借据的解释不予采纳；第二，本院对袁世军主张的现金交付事实不予确认，则，2016年1月31日借据缺乏付款事实这一要件，本院对袁世军据此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此外，关于杨茂华的还款究竟是偿还其与袁世军的借款还是替胡某偿还其欠袁世军的债务，本院认为，其一，袁世军、胡某均无相关各方对此问题明确达成一致意见的证据；其二，胡某主张杨茂华系替他清偿了其欠袁世军的80万元债务，但其又称对于该“80万元债务”，在胡某与杨茂华之间，除18.4万元转账外无其他转账证据，在胡某与袁世军之间，仅有20万元借据，无转账证据，虽然各方可以采取“偿债就销毁借据的方式”确认债务关系的终止，但仍留有付款痕迹作为客观证据。故，袁世军、胡某既无充分证据证明胡某欠袁世军80万元或更多债务，也无充分证据证明胡某对杨茂华具有80万元债权。其三，从袁世军提交的胡某与杨茂华的银行流水可见，胡某与杨茂华互有款项往来，胡某付款119.3万元，杨茂华付款102.7万元，与胡某所持的杨茂华的四份借据中的三份一一对应（虽付款均小于借据所载），而另一份“欠条”实际是结息的凭证。故，袁世军以此四分借据作为杨茂华案涉付款系替胡某还款的主张，缺乏依据，前后矛盾，本院不予采纳。如果各方还另有纠纷，可另行解决。实际上，纵观两个案件的事实，对比各方的陈述，可知：2015年5月，在杨茂华提出150万元借款需求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的借款金额亦为150万元，借期为3个月，并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每月15万元（即月利率10%），同时，逾期违约金为每日5‰（即月利率15%），当日出具的借据195万元，即是把3个月利息金额计入得来（150万元+15万元×3个月=195万元）；当日实际支付金额为127.5万元，实际上是口头约定再延迟一个月偿还，该月（即第4个月）按照每日5‰（即月利率15%）计算“违约金”，金额为22.5万元，但预先扣除（150万元-22.5万元=127.5万元）。由此，各方在4个月后的2015年9月21日（而非8月21日）再次出具借据，金额为100万元（名义上是195万元-91.95万元≈100万元，实际上，其中41.95万元偿还的是高额利息，50万元系偿还的是本金，即15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上述行为暗含两点：一是高利贷，二是砍头息。故，第一，应当以实际出借金额作为借贷的本金金额予以认定，即袁世军与杨茂华之间的借贷关系在127.5万元范围内成立并生效。第二，根据杨茂华确实出具过195万元借据，也于陆续偿还91.95万元后又出具了100万元借据，说明其对于双方约定有利息（虽利息过高）是认可的，而非无利息约定。据此，本院根据法律规定，对双方2015年9月21日的100万元借据中受法律保护的部分进行核算如下：1、以2015年9月21日为时点，杨茂华还款91.95万元，距离2019年5月21日提供借款127.5万元为整4个月，因杨茂华已经还款，故应按照年利率36%（月利率3%）先行扣减利息及违约金，再行扣减本金。至此，利息及违约金金额为：127.5万元×3%×4个月=15.3万元。此时，尚欠本金为：127.5万元-（91.95万元-15.3万元）=50.85万元。也就是说，至此，2015年5月21日100万元借据中有50.85万元的部分是受法律保护的。2、双方2015年9月21日借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个月，至2015年11月21日，无利息约定，逾期后违约金为每日5‰（即月利率15%）。据此，杨茂华于2015年10月16日偿还的15万元，系在借期内还款，应折抵本金。此时，尚欠本金为：50.85万元-15万元=35.85万元。故此，2015年9月21日100万元借据中应认定杨茂华尚欠借款本金金额为35.85万元，其应依约自2015年11月22日起支付违约金，对于违约金，因借据承诺的计算方式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法院依法调整。因袁世军针对该2015年9月21日100万元借据以另案起诉的方式主张权利，本院已经另案处理。继而，反观本案，因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实为一笔，本案借据不存在对应的付款事实，故对袁世军据此要求杨茂华、康书珍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世军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袁世军负担（已交纳）。公告费820元，由原告袁世军负担260元（已交纳），由被告杨茂华、康书珍负担5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佳审 判 员  董利娟人民陪审员  张克敏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何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