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鲁0982行赔初28号 原告赵文玉，男，1964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新泰市。 委托代理人殷培英，女，1968年6月24日生，汉族，住新泰市。（系原告赵文玉之妻） 委托代理人鲁金艳,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泰市汶南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新泰市汶南镇沈汶路鲍庄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982004323608L。 法定代表人：刘昌利，镇长。 出庭负责人：李因喜，该镇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曹君，山东昌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文玉因诉被告新泰市汶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汶南镇政府”）行政强制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告知书、开庭传票、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赵文玉的委托代理人殷培英、鲁金艳，被告汶南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君，证人齐某1、王某1、朱某1、朱某2、刘某1、王某2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份，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位于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的一处养殖场予以强制拆除，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经本院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行政违法行为。 原告诉称，2005年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民委员会规划东周养殖小区，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按约定建养殖场及附属设施、住房等。2008年原告根据相关政策对养殖场进行改扩建。2017年新泰市发改局将申请人养殖场所在地列入东周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后珠光集团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将申请人所在区域作为珠光东周某、珠光一品先期启动范围内。因相关征收部门仅给予口头承诺，与申请人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2017年9月，赔偿义务机关在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针对申请人等多户养殖户实施了强制拆除。该强制拆除行为经新泰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98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9行终156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原告在收到起诉状后于2019年8月19日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2019年8月24日签收。被告签收至今，未作出任何赔偿决定。特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强拆原告养殖场及经营设施损失的赔偿金总计1,667,458元，并承担10%的惩罚性赔偿；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强拆原告养殖场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总计480,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聘请律师维权的代理费用15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土地承包合同书》及交费收据复印件各两份；2、2008年1月8日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泰安市畜牧办公室向新泰市发展改革局、畜牧局下发的泰发改农经（2008）12号《关于新泰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及《2007年新泰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复印件各两份；3、2008年1月30日新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泰市畜牧办公室向各有关养殖区下发的泰发改农经（2008）10号《关于新泰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复印件各两份；4、新泰市惠众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领导讲话视频光盘、人工授精站视频光盘两份；5、领取专项补贴收据复印件各两份；6、2018年10月22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的鲁发改办信息公开（2018）116号信息公开复印件一份；7、新泰市发展和改革局作出的新发改投资（2017）61号《关于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核准意见》及《珠光集团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立项申请》复印件各一份；8、2017年10月25日新泰市规划局出具的《关于汶南镇东周村棚户改造项目规划意见的函》复印件一份；9、照片两张（原告所在村的棚户区改造对外公示的照片及珠光集团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公示的项目开发的照片）；10、新泰市养殖场工人受精站实验室所需设备及砂材明细表（来源畜牧局下属公司）；11、一审及二审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2019）鲁0982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9行终156号《行政判决书》；12、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邮寄单据、网络查询被告签收的截屏复印件各两份（在刘某2案件中）；13、建筑物损失清单、屋内物品损失清单、律师代理人费用发票、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复印件各两份；14、2019年6月23日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棚户区改造项目2#-7#建设工程施工的《中标结果公告》；15、2014年6月10日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明细表，当时户主是王成禹，即另一原告齐文芳；16、养殖场强拆时的现场视频光盘；17、汶南镇政府作出的汶南镇禁养区停养通知；18、卖生猪的视频光盘；19、饲料销售清单；20、新泰市饲料场全程监管档案；21、动物防疫合格证复印件（原件在工商局）；22、法人营业执照；23、法律依据：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最高院关于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畜牧法第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4号，农业部关于推进禽畜现代化养殖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的通知发改办农经[2008]24号。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称的设备损失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在拆除涉案违法建筑物前原告所在的东周村委已经于2017年7月28日、8月20日两次向原告送达限期拆除通知，原告也已经按照通知要求自行拆除建筑物上的门窗，自行搬离室内物品，在拆除建筑时，室内已无其诉称的生活、养殖物品，原告诉请求第一项没有事实依据，10%的惩罚性赔款没有法律依据。二、原告的养殖场在2015年、2016年左右停止养殖的，2016年新泰市人民政府下发全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及适养区划分方案，原告所承包的地块已被划为禁养区，泰安政府2017年下发拆违文件，原告的建筑物也属于被要求拆除的对象，因此原告诉称的养殖扬属于必须拆除的违法建筑，不存在诉称的停产停业损失。三、请求赔偿的律师费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民委员会2017年7月28日、8月20日限期拆除通知书一份；2、新泰市汶南镇东周村委支付凭证四份；3、东周村委拆迁工作人员和临时雇佣人员给原告搬离物品的照片16张；4、证人齐某1、王某1、王某2、刘某1、朱某1、朱某2出庭作证；5、新泰市人民政府新政发[2016]10号文件，泰安市人民政府泰治违建组[2017]1号、2号文件；6、2017年8月8日新泰市东周村委工作人员对赵文玉、王某3、刘某3、赵文玉、赵某、齐某2六个原告的建筑物情况进行丈量的照片；7、八原告被拆除违法建筑的现状视频；8、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2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号证据中的收费单据证实原告仅缴纳了2005年的承包费，属根本违约，合同内容可以证实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土地用于养殖，而是建了住宅，擅自改变了土地用途；对2-5号证据，被告认为当时2008年文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及城市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交，这些文件已不再适用，新的文件替代了该部分文件；6至9号证据，棚户区改造是事实，但与本案原告所要求的赔偿没有关联性，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有关于原告承包地块之后如何使用，被告有证据证实；10号视频光盘证据恰恰可以证实原告早就已经不再进行养殖经营，原告在承包地块上搭建了大量的非法建筑，其所请求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对11号、1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3号证据财产损失清单是原告自行书写，没有相关事实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有相反证据证实原告在收到限期拆除通知后，已经自行拆除了建筑物上的门窗，室内物品全部自行搬离，并且妥善安置，所称的相关损失并不存在，其他证据同答辩意见；14号证据与本案无关；15号证据损失清单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不作质证；16-18号证据系证据目录外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该视频只显示了王得学所称养殖场一些情况，与本案无关联，17号证据原告没有出示，被告未作质证；对19号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从时间上来看不能证实与9月份拆除违建有关；20号证据可以证实原告自2016年不再进行生猪养殖，说明被告答辩所称的拆除违建前不再养殖的事实是存在的；21号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2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3号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原告曲解法律，原告提供的上述法律条文不适用本案，原告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8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东周村委会并不具备对建筑物是否合法作出认定的法定职权，其参与拆迁前的入户调查，也仅是配合协助征收部门的工作；对2号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记账凭证是复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记账凭证仅体现了劳务费，并没有体现出劳务费是用于什么，其他收据没有本案原告的签字，与本案无关；对3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无具体的拍摄人、拍摄地点、时间，照片中也没有搬出行为，被告并没有作完整的视频记载；对4号证人证言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力较弱，且涉嫌虚假陈述，证人间陈述相互矛盾，不能证实被告的证明目的；5号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文件并没有明确将东周养殖小区列入禁养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6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照片可以证实原告的部分建筑处于管理中，部分建筑完整，建筑物中存有大量物品；7号视频证据可以佐证原告财产被损坏的事实，建筑物废墟不能证明室内无物品。 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经质证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综合分析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05年在东周养殖小区建设养殖场，2008年进行扩建，建设有养殖场、附属设施及房屋。原告建设养殖场、附属设施及房屋时，均未按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及相应的规划许可手续。在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养殖场时，原告室内物品已被搬离，养殖场内未进行养殖。2017年9月份，被告将原告该处养殖场及房屋予以强制拆除，该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因程序违法，经本院（2019）鲁0982行初4号行政判决确认、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9行终15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原告于2019年8月19日向被告邮寄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未予以答复。原告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事项应否予以支持。 一、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养殖场及经营设施的损失共计1,667,458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本案中，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未向本庭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建设涉案养殖场时按规定办理了用地审批手续及相应的规划许可手续,即不能证明涉案养殖场及其他构筑物属于合法建设，无证据证实其该部分建设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根据被告于庭审中提交的照片、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证实在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原告的室内物品及设施已被搬离养殖场，并由原告自行处理，被告的 强制拆除行为未对原告的经营设施造成损害。因此，对原告关于养殖场及经营设施的损失共计1,667,458元及10%惩罚性赔偿的赔偿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 二、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应赔偿其停产停业损失、律师代理费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由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知在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时，原告的养殖场并未处于经营状态，因此原告的停产停业损失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要求的该部分损失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对原告请求被告应赔偿其停产停业损失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要求的律师代理费用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直接损失，不属于行政诉讼赔偿范围，对此赔偿请求本院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文玉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西云 人民陪审员  李所德 人民陪审员  安树彪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