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粤06行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幸福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幸福路20号。负责人胡伟强。委托代理人李晓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玫瑰东路2号。法定代表人杨小晶，局长。委托代理人张银安，该局顺德分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幸福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幸福经济社）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行初65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查明，2009年11月12日，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幸福房产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幸福公司）与佛山市顺德新幸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幸福公司）申请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细滘社区居委会容桂大道地号为087093-xxx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并提交了相关申请材料。原佛山市国土资源局经审核，报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于2010年7月30日向新幸福公司核发了佛府（顺）国用（2010）第100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面积325.9㎡，土地用途为商服、住宅用地。另查明，2005年12月30日，幸福公司转制登记为新幸福公司，涉案土地于2009年12月16日初始登记在幸福公司名下，证号为佛府（顺）国用（2009）第100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法定要件之一。土地登记案件中，与涉案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的组织或个人，与该颁证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案件中，幸福经济社认为其于2007年5月9日通过政府出让的方式取得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大道地块一宗面积为325.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但根据440606-2007-000xxx《佛山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书》反映，涉案土地是由佛山市国土资源局出让给幸福公司，并不是该经济社，涉案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在幸福公司名下，后变更至新幸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物权以登记为生效依据，涉案土地不存在曾经登记在幸福经济社名下的情况，幸福经济社并未提供任何证明其与幸福公司或新幸福公司有何关系，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曾由其使用或占有，故幸福经济社不能证明其与本案颁证行为有何利害关系，根据上文论述，幸福经济社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幸福经济社与被诉的颁证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没有原告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幸福经济社的起诉。上诉人幸福经济社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幸福公司转制登记为新幸福公司。幸福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1日，为村办集体企业，至今存续，而新幸福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30日，由三个自然人发起设立，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知，幸福公司及新幸福公司均承认没有完成转制。一审裁定认为幸福公司转制登记为新幸福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上诉人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一条“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及2016年修订的《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三条“农村集体资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本组织全体成员行使所有权，并以本组织的名义依法自主经营管理。”的规定，涉案土地原属于集体资产，上诉人依法代表集体成员行使诉权，当然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3.上诉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被诉土地证核发时有效的《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1996年施行）第九条“除国家征用土地和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擅自改变农村集体资产产权的集体所有性质。”的规定，涉案土地从幸福公司变更登记到新幸福公司名下，土地性质已由集体资产变更为私人资产，上诉人作为集体资产的管理人，当然与被诉土地证的核发具有利害关系。如剥夺上诉人的诉权，集体权益将无法得到保护。此外，新幸福公司虽然于2010年7月30日已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证，但仍在2013年8月12日与上诉人协商涉案土地的价款支付及交付事宜，并签订了《补充协议》，该事实亦可证明涉案土地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4.基于以上事实，一审裁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在起诉时已将新幸福公司列为第三人，并在收到被上诉人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的答辩证据后申请追加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投资控股总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公司与新幸福公司均与被诉颁证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通知两家企业参加诉讼，属于遗漏案件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被上诉人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答辩称：上诉人与被诉颁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涉案土地于2007年9月25日出让给幸福公司，并于2009年12月16日初始登记在幸福公司名下，并非出让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与幸福公司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故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发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诉讼主体资格，该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因上诉人与本案被诉颁证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故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投资控股总公司没有加入本案诉讼的必要，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另，幸福房产公司已明确表示同意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新幸福公司名下，企业转制是否完成，均不影响变更登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二审期间，上诉人幸福经济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材料：（2016）粤0606民初17826号案《开庭笔录》（节选）、（2018）粤06民终9014号案法庭调查笔录（节选）、幸福公司及新幸福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补充协议》及《追加第三人申请书》。经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笔录节选在一审程序中已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诉人提交的企业信用信息及《补充协议》系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接纳；上诉人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仅能证明其在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出过追加第三人的申请，但是否需要追加第三人系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来判断，并非以当事人的申请为依据，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论述。本院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一审法院认定“2005年12月30日，幸福公司转制登记为新幸福公司”的事实是否成立，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评判。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是上诉人幸福经济社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被诉之佛府（顺）国用（2010）第100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原登记在幸福公司名下，且土地性质为国有，后经变更登记至新幸福公司名下，上诉人既非原不动产登记的使用权人亦非所有权人，故其与被诉之《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登记发证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起诉该行为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虽然主张涉案土地为其集体资产，但却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涉案土地曾登记在其名下。且即使如上诉人所主张涉案土地原属于其所有，但由于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已于2009年12月16日登记在幸福公司名下，而幸福公司与上诉人分别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上诉人与之后的变更登记行为亦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因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本案并未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体上的审查，故一审法院没有追加第三人的必要性，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新幸福公司是否为幸福公司转制登记而来，如前所述，因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故该事实是否成立亦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郭 赟审判员 潘华容审判员 王 慧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孔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