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7898号 原告：包列峰，男，197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董仁花，女，194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张西英，女，197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包某，男，2002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包列峰（系包某父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张西英（系包某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清，浙江嘉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09002515366J，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花城社区。 负责人：袁勇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包列峰、董仁花、张西英、包某与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街街道办事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列峰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学清、被告新街街道办事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新街街道办事处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30日，包列峰户与新街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原萧山区新街镇征迁工作指挥部（现为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征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签订《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该《安置协议》以安置为主要内容，但关于安置用房的安置地点、安置面积及安置价格等在协议中均未确定，故该《安置协议》因缺乏合同主要条款而应认定为无效。根据相关安置政策规定，包列峰户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面积为高层350平方米，其户可在安置小区的几种安置户型中进行选择。安置分房前，包列峰户曾签署过户型确认的书面材料，但未填写过确认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书面表格。因实际建造的安置房有多层也有高层，故包列峰户可自由选择多层安置房或高层安置房。在进行户型确认时，包列峰户填写的系高层安置房表格，并从中选择了户型为100平方米、180平方米及7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在进行户型确认后，包列峰户已抽取安置房三套并办理了相应的《公证书》。四原告认为，新街街道办事处未按《安置协议》约定的《萧山区新街镇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操作办法》（以下简称“《操作办法》”）的规定执行，案涉《安置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且新街街道办事处应将被拆迁房屋返还给包列峰户，并赔偿包列峰户安置房装修材料款、房屋租金及包列峰因此遭受的名誉、精神及误工等损失。其一，新街街道办事处在向包列峰户支付拆迁补偿款时，已按约定扣除全额安置房预留购房款214000元（安置房款：870元/平方米×200平方米，计174000元；车位款40000元），现新街街道办事处要求包列峰户补交的安置房购房款尾款132000元系《安置协议》签订二年多后产生的费用（即由多层安置房改为建造高层安置房增加的费用），四原告不予接受。其二，《操作办法》明确规定多层安置的过渡期为二年，高层安置的过渡期为三年，但事实上在长达八年之后才实际安置分房，新街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毫无时效性可言。且该八年间消费经济增长四倍以上，直接导致包列峰户无资金装修安置房，生活极其艰难。其三，《操作办法》明确规定了过渡费的发放数额，但新街街道办事处未按规定履行，少发过渡费40000余元，且未兑现其承诺的提前签约奖及腾房奖。其四，拆迁时，新街街道办事处未按政策对案涉被拆迁房屋进行公平的评估，主要体现在包列峰户所建的“小房”未予评估，房屋精装修的评估价格远不如相邻被拆迁人租赁的大衣柜的赔偿价格。其五，案涉《安置协议》内容虚假且不完整，大部分内容系空白，严重不符合合同规范要求。其六，安置房公摊面积、车位、杂物间均属于满足被拆迁人正常居住条件所需标配，其回购资金不应由被拆迁人支出。其七，经过抽号，新街街道办事处分配给包列峰户三套安置房并由相关机构办理了公证手续。包列峰户在取得前述安置房《公证书》后，未经新街街道办事处交付房屋钥匙，便自行对房屋进行装修。但新街街道办事处以该房屋购房款尾款尚未付清，安置房尚不属于包列峰户所有为由，要求包列峰户暂停装修，并对该三套安置房予以查封（张贴了封条）。包列峰户之所以未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结算购房款，系因双方对结算价格存在争议。综上所述，四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新街街道办事处辩称，首先，关于本案的事实问题。因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新街街道办事处对四原告所在的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盛东村（以下简称“盛东村”）实施拆迁。2010年8月25日，案外人杭州震元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元公司”）经入室评估后，就包列峰户被拆迁房屋出具《房屋拆迁补偿价格估价分户报告》（以下简称“《估价分户报告》”）。根据该《估价分户报告》载明的金额及相关政策规定，新街街道办事处与包列峰户经多次协商，最终确定该户补偿及奖励金额为610931.46元。同年9月30日，包列峰代表其户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签订案涉《安置协议》。该《安置协议》未对安置用房进行明确约定，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新街街道办事处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萧政办发〔2017〕51号，以下简称“《安置意见》”）关于“高层每人安置60平方米，进入高层安置且能够按时签约并按时腾房的被补偿人，可按成本价每人增购10平方米”以及“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不再生育的，子女未婚且未满28周岁的可按两人计算”之规定，确定包列峰户实有安置人口为4人，独生子女包某按两人计算，总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分房过程中，包列峰户抽到高层安置，安置面积合计350平方米（60平方米×5人，计300平方米，加上每人可增购的面积10平方米），高层安置价为1170元／平方米，成本价为2400元／平方米。《安置协议》签订后，新街街道办事处在扣除包列峰户安置房预留购房款后，已将协议约定的拆迁补偿及奖励支付给包列峰户。前述购房款系预留购房款，安置房具体结算价格应根据包列峰户的抽房情况确定。目前，新街街道办事处已为包列峰户分配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新丽名苑（以下简称“新丽名苑”）3幢1203室面积为102.04平方米的安置房、新丽名苑3幢1204室面积为183.98平方米的安置房及新丽名苑4幢2单元2603室面积为73.04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新丽名苑小区其他安置户系结算完毕购房款后入住，但包列峰户在取得前述房屋的《公证书》后，未经结算购房款便擅自入住装修房屋，故在接到群众举报后，新街街道办事处为公平起见，要求包列峰户暂停装修，并对其户三套安置房予以查封（张贴了封条）。其次，新街街道办事处与包列峰户签订的《安置协议》系基于政府征迁行政行为而签订的合同。此次拆迁过程中，被拆迁房屋价值经震元公司评估并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计算后确定，安置人口及面积则根据前述《安置意见》的规定确定。案涉《安置协议》的内容系按照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协商确定，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再次，在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新街街道办事处已向包列峰户发放了《操作办法》，原、被告双方对于包列峰户根据该《操作办法》可安置的人口数及安置面积应当是明确的，尚未明确的是在实际安置分房时该户是否会出现新增人口、该户实际抽取的系多层安置房抑或高层安置房，以及相应的安置房结算价格（因多层和高层安置房结算价格不同，故包列峰户安置房结算价格具有不确定因素）。《安置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在具体确定包列峰户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时，会要求该户填写一份书面表格，且相应内容须经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审核公示。庭审中，四原告亦自认包列峰户在安置房抽房前进行了户型选择，且可供选择的安置房包括多层安置房，而最终选择高层安置房系其户基于高层安置房可能更好的考虑而自行选择的结果，并非新街街道办事处未给予其户选择的权利。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未损害四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价格估价分户报告》《居民户口簿》《新街街道农民建房征迁情况调查表》《挂靠协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各一份及《公证书》二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四原告提交的《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欲证明该协议关于安置面积、安置地点等内容均系空白的事实。经质证，新街街道办事处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待证事实有异议。虽然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对“安置用房”的内容未进行明确约定，但四原告庭审中出示的《操作办法》对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确定均有明确规定。且新街街道办事处基于从签约到分房尚须经历一定周期，而分房时具体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可能发生变化之考虑，在确定包列峰户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时，系以分房时的安置政策及包列峰户的实际情况为准。因此，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安置用房”暂未填写具体内容。但这并不影响原、被告双方对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合意，事实上双方亦已按照协议约定进行了实际履行。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新街街道办事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二、新街街道办事处提交的《关于新丽名苑安置区块分房政策公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安置意见》各一份，欲证明新丽名苑分房政策标准及包列峰户分房时适用的安置政策等事实。经质证，四原告认为，对前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案涉《安置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关于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适用协议首部明确约定的新街街道办事处于2010年5月颁布施行的《操作办法》之规定，而非《安置意见》的规定。根据《操作办法》之规定，新街街道办事处应为包列峰户安排小高层安置房，而《安置意见》规定的安置房为高层安置房。经审查，本院认为，前述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四原告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其真实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四原告系同一户内家庭成员，董仁花与户主包列峰系母子关系，张西英与包列峰系夫妻关系，包某系包列峰与张西英的独生子。2010年8月25日，案外人震元公司对被拆迁人包列峰户（《估价分户报告》载明的被拆迁人为包立峰，结合四原告的质证意见，该名字应为笔误）位于盛东村15组的房屋拆迁补偿价格进行评估并出具《估价分户报告》一份，载明该房屋、附属物及装修等评估价格合计253984.46元。同年9月30日，新街街道办事处设立的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甲方）与包列峰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双方根据《操作办法》，就包列峰户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等事宜，经自愿、平等、协商一致，订立该协议；根据《操作办法》的相关规定及评估机构依法对包列峰户房屋价值的评估结论，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对包列峰户的补偿及奖励金额合计610931.46元；包列峰户应在2010年11月底前履行腾房及交房义务，包列峰户的房屋残值所有权属于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由包列峰户自行过渡，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应按包列峰户家庭常住人口（不含挂靠人口）每人每月300元支付过渡费，过渡期限自包列峰户腾空且交付房屋并经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安置房交付后4个月止。《安置协议》还对甲、乙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但该协议第四条“安置用房”关于安置点、安置人数、安置面积、安置价格等内容均为空白。该《安置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包列峰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该《安置协议》上签名、捺印予以确认。协议签订后，新街街道办事处已按协议约定向包列峰户发放扣除安置房预留购房款后的拆迁补偿及奖励。包列峰户《新街街道农民建房征迁情况调查表》载明该户家庭成员包括户主包列峰、妻子张西英、儿子包某、母亲董仁花四人，其中董仁花系挂靠人口。2018年6月28日，新街街道征迁指挥部发布《关于新丽名苑安置区块安置分房政策公告》，向各安置分房户告知了户型选择、安置价格、车位分配及价格、安置奖励等事项。同年7月16日，张西英、董仁花与案外人包文龙签订《挂靠协议》一份，载明包列峰、包文龙经协商后，一致同意将母亲董仁花所享受的城乡一体化安置面积高层70平方米挂靠在包列峰处。同年7月22日，新街街道办事处在杭州市萧山区新街初中报告厅举行新丽名苑安置分房抽号活动，包列峰户抽取了位于新丽名苑3号楼1203室、1204室户型为“100＋180”平方米的安置房及新丽名苑4号楼2单元2603室户型为7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以及编码为3号楼2-Ｈ-014、3号楼1-Ｄ-119、4号楼2-Ｈ-169的地下车位三个。浙江省杭州市湘湖公证处于当日出具相应的《公证书》二份。其后，包列峰户因与新街街道办事处对安置房结算价格存在争议，在未与新街街道办事处结算前述安置房购房款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前述安置房并进行了装饰装修。新街街道办事处获悉相关情况后，要求包列峰户暂停装修，并对前述安置房张贴了封条。另查明，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包列峰户根据《操作办法》及《安置意见》等相关安置政策规定可安置人口为5人、安置面积为高层350平方米。在案涉安置房分房抽号前，包列峰户通过填写相关表格的方式对其户安置房户型进行了选择，在多层安置和高层安置中自愿选择进行高层安置，并选取了户型为100平方米、180平方米及70平方米的安置房各一套。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可知，原、被告对双方于2010年9月30日签订案涉《安置协议》这一事实并无异议，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首先，四原告在本案中主张案涉《安置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是该协议缺乏合同主要条款，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之规定，合同缺乏基本条款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即使案涉《安置协议》如四原告所称缺乏合同基本条款，该协议亦应被认定为不成立，而非无效。故对四原告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因缺乏合同基本条款而不成立问题。虽然案涉《安置协议》对安置点、安置人数、安置面积、安置户型、安置价格等内容未进行明确约定，但四原告对包列峰代表其户家庭成员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捺印的事实并未予以否认，且从协议已载明的内容来看，新街街道办事处与包列峰户关于将包列峰户所有的位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交由新街街道办事处拆迁这一核心事项已经达成合意，并就搬迁补偿及奖励、腾房期限、搬迁过渡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故应认为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具备了合同条款的基本要素。根据《安置协议》第七条之约定，该协议已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至于安置人数、安置面积、安置户型、安置价格等内容，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可通过补充协议进行约定。鉴于房屋拆除至安置房建成分配需经历较长周期，其间被拆迁人户内人口因婚嫁、出生等原因可能发生变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签订《安置协议》时暂不确定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及安置户型，待被拆迁人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口达到最多时，再行对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及安置户型进行补充确认，符合拆迁安置工作实际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安置协议》虽未对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及安置户型进行明确约定，但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或者事后的户型确认程序进行补正，不影响案涉《安置协议》的成立和生效。事实上，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原、被告双方对包列峰户依据《操作办法》及《安置意见》规定确定的安置人数、安置面积等并无异议，且包列峰户已经由户型选择及确认程序明确了该户的安置人口、安置面积及安置户型，新街街道办事处亦通过发布《关于新丽名苑安置区块安置分房政策公告》的方式明确了安置价格，原、被告双方事实上已完成对合同基本条款的补充协议。不仅如此，原、被告双方亦已分别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完成了己方在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即包列峰户腾空并交付被拆迁房屋、预留购房款，新街街道办事处支付补偿款、分配安置房等。综上，案涉《安置协议》第四条关于“安置用房”的约定内容空白，并不影响该协议依法成立。再次，四原告关于协议项下的安置房由《操作办法》规定的小高层变更为高层安置房及安置房建设周期过长等因素导致其回购安置房及装饰装修成本增加，协议约定的过渡费、提前签约奖、腾房奖未按约发放，安置房公摊面积、车位、杂物间的回购资金不应由其承担，新街街道办事处对其已分得的安置房采取查封措施等主张，均属于《安置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并非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四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案涉《安置协议》系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或者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在协议签订后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四原告亦未向新街街道办事处表达过不同意拆除案涉房屋的意思，且已在协议签订后领取拆迁补偿款、预缴安置房购房款、进行户型确认、参与安置分房甚至对协议项下的安置房进行装饰装修等。包列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确认即产生认可协议约定内容并自愿受协议约束的法律后果。哪怕其所签署的协议是空白的，其既已在空白协议上签名，即应自行承担因任由协议相对方填写空白内容而将己方权利义务置于相对方控制之下并极有可能使己方遭受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对四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包列峰、董仁花、张西英、包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包列峰、董仁花、张西英、包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孙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