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5民初8686号 原告：徐美凤，女，汉族，1963年5月26日出生，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华（系徐美凤之子），男，汉族，1986年10月31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被告：徐爱群，女，汉族，1970年6月26日出生，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凤（系徐爱群的大姐），女，汉族，1960年8月29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徐美凤诉被告徐爱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美凤及其诉讼代理人赵振华和被告徐爱群及其诉讼代理人徐金凤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同意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经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美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之间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存在欺诈的行为和故意。2017年10月6日，原、被告签订了3份协议，分别是一份四方签字认可的《析产继承协议》，一份三方签字认可的《析产继承协议》，一份双方签字的《协议》。其中双方《协议》的开篇就已明确：四方及三方《析产继承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签订《协议》的基础。但极其遗憾的是2019年6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以赠与行为的认定推翻了两份内容上明确约定的且各方当事人在该案原审庭审中均认可的签订《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继承意思表示的《析产继承协议》。被告在该案一审判决前，均稳定承认签订《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但在该案一审判决后立刻改口为是“赠与”，并与案外人徐金凤组成利益上的“联盟”。两人在该案二审中均推翻此前稳定承认放弃继承的表述，改统一口径为“赠与”。鉴于原、被告都签字认可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已被生效的判决书所撤销，原告不得不提起本案诉讼：首先，被告在上述案件原审庭审中，针对该案原告诉讼请求的答辩、辩论和陈述最后意见分别为“我应该要继承属于我的那一份额”、“继承属于我的份额”、“要求继承属于我的份额”，这一系列回答均是被告承认自己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继承行为进而反悔想要继续继承的反驳。即在上述案件还没有被原审法院认定为赠与行为的判决前，被告自己己认可其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继承行为且前后表述意思稳定一致，是希望该案原审法院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而不是所谓的赠与行为。其次，被告在上述案件二审开庭调查时，针对原告的上诉内容其明确答辩称“以后所有的权利不会放弃”，即被告在上述案件二审过程中也已不自觉承认之前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的行为就是放弃继承行为的事实。并且在二审开庭调查答辩时还补充到：是因为原告在该案中提起了上诉，其才提起上诉的。也就是被告自己己承认最初是认可该案原审法院对三方《析产继承协议》和《协议》的认定的，也即承认三方在签订的协议中签字的各方都已明确知晓并认可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的行为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再者，虽然上诉案件二审法院，在原本一审判决前各方均没有对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所表示的内容有争议的情况下，仍依职权认定为赠与，进而撤销两份《析产继承协议》，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证明了被告这一前后出尔反尔的行为是因为在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时就存在欺诈的故意，即被告最初是以向原告明确承认签订两份《析产继承协议》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进而骗取原告与其签订《协议》的。因此，显然被告否定签订是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就是承认其在签订《协议》时就已存在欺诈的故意和行为。现在回顾来看，被告在被继承人徐松泉去世时起就一直对原告进行欺诈：被告此前一直明确声明是放弃继承上述案件所涉大关一楼房屋的，并在要求出售原登记于原告名下的翠苑新村四区20幢502室的房屋时，仍向原告明确保证表示其不会对上述案件所涉大关一楼的遗产份额进行主张，并表示只要原告签字出售翠苑新村的房屋也会签字放弃大关一楼的继承。但被告在上述翠苑房屋出售并拿走全部售房款后，却又不履行其此前的一贯承诺，并在被继承人孙福英在世时以“不要闹到法院”的幌子，拖延阻止孙福英起诉帮助原告彻底解决当时已存在的上述大关一楼的遗产继承争议问题。被继承人孙福英去世后，被告又拒绝公开或告知被继承人孙福英的其他遗产，并将被继承人孙福英生前的存款均占为己有，企图隐匿父母的其他遗产。故本着尊重及遵守上述终审判决书的合法效力的原则，依据上述案件的原审、二审过程及其认定的事实及最终判决结果即可必然得出以下事实：被告最初以明示放弃继承的意思与原告签订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并向原告明确表示其是放弃继承的行为。在未向原告告知且一直以来均拒绝告知父母其他遗产情况下，被告骗取原告与其签订《协议》，通过欺诈手段约束原告不追究父母其他遗产，达到隐匿父母其他遗产的目的。其后被告又通过不配合原告登记过户上述案件讼争房屋的方式不履行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迫使原告不得不提起诉讼，进而被告又通过诉讼程序并伴以出尔反尔的行为、拒绝和解等方式推翻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被告通过这一连串操作，既获得了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又达到了隐匿父母其它遗产的目的，还获得了其已书面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遗产份额，明显是赤裸裸的欺诈行为!二、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亦应当被撤销。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已被认定为“赠与”合同而撤销，该协议主文中却已明确有放弃继承的总结性表述，在(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案件开庭结束前各方也均认可。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却将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均认定为“赠与”合同而撤销，这是原告不可理解和难以预料的。因为，如果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当初想表达的就是赠与的意思的话，那么按照法律规定继承的财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因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均已婚，故徐金凤、徐爱群所谓的“赠与”都是无权处分的行为，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也变成了效力待定的合同，这与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中明确的相应各方签字即生效的表述(即放弃继承是夫妻单方的权利故只需有继承权的一方签字确认即可)是明显矛盾的。而且(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案件与(2019)浙01民终24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均未追加过徐金凤与徐爱群的配偶为当事人(也没有被列为第三人)，未按法定程序征询过其配偶的意见，即无权处分的行为未被合法追认，故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因“赠与”的认定从效力待定的合同变成了无效合同，这与(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中推论认定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系“赠与行为”且成立，逻辑上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原告在(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前始终不认为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会被认定为或可以认定为“赠与”合同，在对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会被法院认定为“赠与”合同而被撤销的可能性上，存在着重大误解的情形。这一重大误解是原告徐美凤在2017年10月6日与被告徐爱群签订《协议》时就存在的，故亦应按相关法律规定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同时，认定为“赠与”合同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都是效力待定的合同，用两份效力待定的合同(并最终被撤销)换取一份有效的协议，且让被告徐爱群的利益明显得到增加(不仅得到已放弃的遗产份额，还可以隐匿遗产而不用得到追究)，显然也能证明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是存在欺诈的行为和故意的。三、原告徐美凤与被告徐爱群之间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在成立时也已显失公平，依照法律规定也应当被撤销。因上述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的欺诈行为和故意在《协议》签订时就已存在，故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被法院撤销的风险也已存在，且最后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也确实被生效的法律文书所撤销，故原、被告之间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在成立时就已显失公平。既然被告徐爱群成功撤销了两份其已签字认可的《析产继承协议》，那为何在本案庭审中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均不同意撤销《协议》而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如果仅是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被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却仍然存在也是显失公平的。此外，若事实确如被告徐爱群在庭审中所言的，其处已无父母的其他遗产可供分割，那为何其仍旧不同意撤销《协议》并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徐爱群处确实已无父母的其他遗产可供分割，则撤销本案案涉《协议》对被告徐爱群的利益没有任何影响，其拒绝撤销本案案涉《协议》恰恰证明其确实隐匿了父母其他遗产而不愿公布出来。即便按已被撤销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和本案案涉《协议》履行，原告在父母的遗产上也完全属于少分的情况，且当初是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不愿帮助父母出资买入及扩面拆迁至大关的房屋，才会由原告全部出资承担且另外承担了该房屋装修费用6.5万元(1999年时)。而除此以外，原告没有得到父母的其他任何遗产。相反的，被告徐爱群却利用原告徐美凤不掌握能够证明父母其他遗产的证据，进而一步步最终骗取原告徐美凤与其签订本案案涉《协议》，并利用撤销掉的两份《析产继承协议》反而得到了其一直承诺不主张且已书面放弃的遗产份额。但凡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能够遵守各方已签订的协议，并最终承认是放弃继承使两份《析产继承协议》不被撤销，原告也不会因此而提起本案之诉。若非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想尽一切办法在2017年10月6日各方签订的几份协议上实现对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完成对原告的“双杀”，企图堵死原告因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被撤销而迫于无奈走的合情合理合法追讨父母其他遗产之路，原告及其代理人也不会迫不得已考虑其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艰辛道路。而正是原告及其代理人出于对法律公正的信仰，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等的原则和各项相关法律规则，并经过不断的退让和牺牲，持续近二十年的努力，才达成与被告徐爱群及其本案委托代理人徐金凤的协议，以极力避免家族内部矛盾的升级，却反而陷入了如此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迫使原告不得不尽力维护自身应有的合法权益。终上所述，因(2019)浙01民初246号民事判决书送达至原告时为2019年6月29日，被送达之日时原告才确定两份《析产继承协议》被撤销及其原因，即原告知道撤销事由的时间为看到上述二审判决以后，且本案案涉《协议》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故应当依法撤销原、被告之间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6日的《协议》，望判如所请! 被告徐爱群辩称，一、被告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之所以会出现涉案的《协议》，是因徐美凤一直妄想认为被告与大姐徐金凤占有了父母的遗产，想独自继承父母生前居住的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屋，故不停的与答辩人及大姐徐金凤争吵，答辩人与徐金凤考虑到其离婚多年，且该房屋多年来也一直由徐美凤出租，收入也归其支配，加之涉案的房屋母亲共有部分已遗赠给其儿子赵振华，故为避免家庭矛盾，被告与大姐商量后决定将各自属于自己的份额分别赠与给徐美凤及其儿子，故才有了《析产继承协议》。后考虑徐美凤经常出尔反尔，一直为无中生有的事无理纠缠，故在答应赠与被告应继承的份额同时，要求其承诺，不再为其臆想的父母遗产之事与被告进行纠缠。故涉案的协议的签订，原告是清楚的，并不存在被告欺骗她之事，而且被告也一直愿意按此协议履行，这完全可以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浙0105民初7113号一案的调解过程也可以得到印证，当时法院调解时，被告为了姐妹和睦，愿意替原告徐美凤出钱给大姐徐金凤，让其将其继承的份额赠送给赵振华，并且被告也已经大度地支付了壹拾伍万元整的钱交入法院，以换得家庭和睦，后因原告自己不同意作罢。所以原告现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完全歪曲事实，没有根据。至于《析产继承协议》所涉及的事项，已由生效判决所确定。二、被诉《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且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如前所述，协议签订的前提原告是清楚的，故其所称的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且该协议不是合同法所称的合同，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协议》的三点内容看，第一点是姐妹之间对父母已无其他可继承遗产的事实进行确认，写明这点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原告就其主观臆想的父母遗产再作纠缠，如现原告认为仍有父母财产可继承，可另行主张，且被告与徐金凤在(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案件的审理中，于2018年11月29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出具函件：原告徐美凤对我母亲给徐金凤的捌万元提出分割的请求与本案无关，其若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故被告的态度是明确的；第二点对答辩人与原告及其代理人赵振华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析产继承协议》中约定答辩人同意将自己继承的房屋份额赠与给徐美凤的确认，《析产继承协议》所约定的赠与的效力已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所羁束；第三点则是宣誓性条款。故涉案协议并没有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具备合同法规定合同应具备的特征，故不存在可撤销的内容。三、即使按原告所称存在可撤销的内容，也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原告称答辩人存在欺诈的行为，并没有提交证据，涉案协议始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不存在可撤销的前提。现由于判决结果对其不利，反过来要推翻涉案协议，严重有违诚信。被告在家庭成员中年纪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却平日里一直由被告赡养父母，而原告徐美凤多处有房产，生活条件也蛮好，都不愿意尽赡养父母的义务。原告徐美凤在之前拆迁老房子时，已从父亲徐松泉名下分过大关南5苑6幢2单元202室一套房子了，之后经过法院的调解，四方调解书签字后，原告徐美凤又得到大关南5苑6幢2单元103室一套房子。原告徐美凤在签字后不配合走调解流程才导致调解失败。原告母子咄咄逼人，多次形成诉累，令被告心寒心痛，一切是非黑白，被告充分相信院自有公断，望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破损的亲情一份安宁，还被告以清白。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徐美凤提交的（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协议》《析产继承协议》，被告徐爱群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徐爱群提交的招商银行转账汇款业务回单、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单，原告徐美凤对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生育了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徐松泉于2000年4月30日死亡，孙福英于2011年11月30日死亡。 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系徐松泉户拆迁安置所得。1999年，徐松泉对该房屋进行房改购房，并于2000年4月取得该房屋产权，产权人登记为徐松权。 2009年10月23日，孙福英立公证遗嘱：一、在我过世之后，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的房产中属于我的产权份额由我的外孙赵振华继承所有。2012年1月5日，赵振华作公证声明，表示接受遗赠。 2017年10月6日，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一份，载明：“现就登记于被继承人徐松泉名下与被继承人孙福英生前共有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进行析产确认，该房屋建筑面积54.7平方米。被继承人孙福英在生前立下遗嘱公证，将其生前所有的该房屋份额在其过世后赠予外孙赵振华。上述房屋可继承面积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徐金凤同意上述可继承的该房屋面积只可由赵振华承受，并将该份额登记于赵振华名下，其他继承人不得承受，并同时放弃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同意配合公证并登记过户。” 2017年10月6日，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还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一份，载明：“现就登记于被继承人徐松泉名下与被继承人孙福英生前共有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进行析产确认，该房屋建筑面积54.7平方米。被继承人孙福英在生前立下遗嘱公证，将其生前所有的该房屋份额在其过世后赠予外孙赵振华。上述房屋可继承面积经协商达成如下一致：徐爱群同意上述可继承的该房屋面积只可由徐美凤承受，并将该份额登记于徐美凤名下，其他继承人不得承受，并同时放弃该房屋的法定继承权，同意配合公证并登记过户。” 同日，徐美凤（甲方）与徐爱群（乙方）签订《协议》一份，载明：“鉴于甲乙双方已就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并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为维护家族和睦，避免今后不必要的纷争，现甲乙双方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以下协议共同遵守：一、甲乙双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前均已充分了解，在此共同确认双方在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已无其他财产可供继承与分割。二、甲乙两方继承人均认可各自分割的份额，甲乙两方继承人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遗产继承问题再行追索或诉讼。三、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应当自觉遵守协议内容，任何一方不得在（再）向其他各方提出任何违背本协议约定的请求。” 原告徐美凤、原告赵振华诉被告徐金凤、被告徐爱群继承纠纷一案，于2018年3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依法进行诉前调解，徐爱群依据初步达成的调解方案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0日分别支付10万元、5万元，合计15万元至本院提存。但双方当事人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2018年12月10日，本院就该案作出（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徐美凤继承并取得1／4的所有权；由赵振华受遗赠并取得5／8的所有权；由徐金凤继承并取得1／8的所有权；二、徐金凤、徐爱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配合徐美凤、赵振华办理上述不动产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三、驳回徐美凤、赵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600元，由徐美凤负担2400元，由赵振华负担6000元，由徐金凤负担1200元。徐美凤、赵振华、徐爱群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徐美凤、徐金凤、徐爱群、赵振华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金凤同意将上述可继承的房屋面积转给赵振华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徐爱群由与徐美凤、赵振华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爱群同意将上述可继承的房屋面积转给赵徐美凤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由于徐金凤、徐爱群的上述行为均系将权利让与指定的人，并排除他人承受，故均应认定为赠与行为。由于目前讼争的房屋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而徐金凤、徐爱群均表示不同意将各自的继承份额转给赵振华和徐美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徐金凤、徐爱群的撤销赠与有效，本案讼争的房屋应由徐金凤、徐爱群、徐美凤各继承1／8的份额，赵振华继承5／8的份额。并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浙01民终24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5民初7113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三、确认座落于杭州市拱墅区房屋，由徐金凤、徐美凤、徐爱群各继承并取得1／8的所有权；由赵振华受遗赠并取得5／8的所有权；四、驳回徐美凤、赵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600元，由徐美凤负担1200元，由赵振华负担6000元，由徐金凤负担1200元，由徐爱群负担1200元，赵振华、徐美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徐金凤、徐爱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徐美凤、赵振华负担。徐爱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院认为，欺诈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以下四项：一是行为人须有欺诈的故意，二是行为人须有欺诈的行为，三是受欺诈人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判断，四是受欺诈人基于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本案中，徐美凤、徐爱群与赵振华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析产继承协议》，并基于已签订《析产继承协议》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于同日签订了《协议》。《析产继承协议》约定，徐爱群同意将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屋面积转给徐美凤承受，并同意配合公证及登记过户。徐爱群上述行为系将权利让与指定的人，并排除他人承受，系赠与行为。在前案诉讼过程中，徐爱群撤销了该赠与行为。从《析产继承协议》签订之后及前案诉前调解过程中徐爱群的行为分析，徐爱群在签订《析产继承协议》之时并不存在使徐美凤陷入错误判断的故意，也不存在诱使徐美凤基于此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的故意。也无证据表明，其在签订《析产继承协议》时即已准备在将来撤销该赠与行为，其并不存在故意隐瞒应当告知徐美凤的真实情况。徐美凤未能举证证明徐爱群具有欺诈的故意及行为，其主张徐爱群构成欺诈，本院不予采信。 本案《协议》签订时，徐美凤并不存在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徐美凤主张该《协议》显失公平，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案《协议》有关“鉴于甲乙双方已就徐松泉名下财产进行析产继承，并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了《析产继承协议》”的内容表明，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徐美凤对《析产继承协议》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即认为该协议是继承人之间就继承财产的分割约定的错误认识。根据《析产继承协议》，徐美凤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是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面积应归其所有。因双方当事人已签订《析产继承协议》，徐美凤基于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面积已归其所有的错误认识，才签订了本案《协议》。其该错误认识与签订《协议》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徐美凤基于徐爱群可继承的杭州市大关南五苑6幢2单元103室房产面积已归其所有的错误认识，签订本案《协议》与徐爱群约定“甲乙两方继承人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的遗产已经继承完毕”、“甲乙两方继承人均认可各自分割的份额，甲乙两方继承人今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就被继承人徐松泉、孙福英名下遗产继承问题再行追索或诉讼”等，放弃了对徐松泉、孙福英的其他遗产的继承权，其该行为与其真实意思相悖，且其在客观上也遭受了较大损失。综上，徐美凤有关本案《协议》系其重大误解而签订的理由成立，其诉请撤销该《协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徐美凤与徐爱群之间于2017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徐爱群负担。 原告徐美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诉讼费；被告徐爱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员 姜新农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贾昱泓 代书记员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