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4民初11002号 原告：四川年鉴社，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3号楼。 法定代表人：易红雨，四川年鉴社副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勤，四川永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17幢4单元3-4号。 法定代表人：刘宣明，重庆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原告四川年鉴社（以下简称年鉴社）与被告重庆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年鉴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勤、被告宏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宣明到庭参加诉讼。经过庭外和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四川年鉴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提出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5日签订《（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合同期限为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10月17日止。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代理发行《四川中医药鉴（2017年卷）》。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在2019年6月28日无故向原告提出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原告对被告解除合同有异议，原告不存在合同约定或法定解除的相关情况。被告为解除合同所陈述的两点理由，均不成立。1、被告在6月28日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函件，不具备法律效力。被告并没有销售到600册，原告不应当支付给被告所谓90,000元的发行费，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将本案被告独家销售的书籍委托第三方销售的事实，故原告没有根本性违约。本案不符合合同法94条所规定的法定解除，以及合同约定的解除的条件。2、按照合同法司法解释，当事人对合同依据合同法93条规定来主张解除，原告方认为有异议的，在法律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人民法院有权利对该合同的解除是否有效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原告起诉有法律依据。3、被告提交了解除合同的函件后，被告事实上继续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原告也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了义务。原告的义务就是每个月对账，确认无误后按照被告开具的发票支付发行费。原告在收到解除函件后，仍然履行了合同对账、付款、开票的义务，被告也按照合同的义务，在发出了解除函件后，向原告开具了销售发票，也依照原告的要求，开具了收款发票。最后一次开具票据是在2019年9月6日，是在被告提出解除合同后，被告的这些行为视为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表明了其实际履行认可了这个解除权并不成立。同时，也对原告履行合同及被告的实际履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双方在2019年10月、11月也对10月的帐目进行了核对，故原、被告双方都以实际的行为在履行双方的合同义务。综上所述，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宏驰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违反了双方合同第2条3款的约定以及第4条第5款约定，原告从2019年3月18日到6月28日3个月的时间一直不与被告结算发行费用，对被告书面催告以及QQ上的催告，其均置之不理。关于发票，被告在5月30日才出具发票，是因为原告在5月30日以前一直不向被告出具纳税人识别号，同时，原告要求被告开具200,000元的发票。由于被告按照实际情况，只同意开具了50,000元的发票，并将发票于6月4日送到原告处的，原告对此无异议，但是也一直没有付款。被告在发行书刊产品的时候，书刊产品有时限性，从6月14日到7月14日，原告多次以各种理由拖延向购买单位出具开票，导致书刊产品无法及时送达，严重影响被告发行的速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双方曾约定，被告为独家发行，在发行过程中，被告发现有多家单位有该书籍，并且反映在网络上有销售，原告的行为导致被告存在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被告因原告的上述原因，遭遇到客户购买后退货等行为，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被告有权解除该合同。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9年3月5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协议涉及总金额736,000元；《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由乙方包干发行2000册，并按照2000册向甲方结算书款736,000元；乙方代理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时间从2019年3月18日起至2019年10月17日止；甲方保证《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的编纂和印装质量；甲方保证《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于协议签订后分批向甲方提供成品，具体发货方式另行约定；甲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如期如数向乙方结算发行费用；在乙方发行期间，甲方应提供如下便利，为乙方提供相应帮助，负责为乙方办理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的有效工作证件，允许乙方挂甲方发行部牌。乙方保证严格遵循本协议约定，完成《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工作，乙方保证严格按本协议约定，如期如数向甲方结算书款；乙方仅限于开展《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工作，不得从事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以外任何事项，乙方发行部工作人员由乙方自行招聘，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有关人员的工资及社保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如发生劳动争议与甲方无关。《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每册定价368元，乙方必须按照甲方定价发行，出具发票时不得随意改变定价；甲方向乙方提供2000册书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乙方如出现发票遗失情况，请登报挂失，并向甲方补交税款。所有书款应转账到年鉴社指定账户，乙方如遇特殊情况收取现金向甲方报备，并每月将收取的现金存入年鉴社银行账户，每月甲乙双方将发行、开票、收款情况进行核对。甲方按照每册定价的40%，即147.2元的发行费结算给乙方，每月按照到款情况结算一次，乙方在结算发行费时必须给甲方出具正式的发票。甲乙双方签订正式协议后，乙方在2019年3月19日前预付30万元保证金给甲方，保证金在协议执行完后全额返还，如未完成合同约定的保底发行量，甲方将扣除保底书款，再差额退还保证金。乙方必须在发行时间结束时，即2019年9月17日（庭审中双方均陈述此处应为10月17日）向甲方结清全部书款。甲乙双方承诺共同遵守上述协议各项条款，凡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即视作违约。出现违约情况，违约方须按照本协议涉及总金额的10%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即73,600元，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凡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并根据违约方给自己造成的损害情况，追究违约方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2019年3月1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支付400,000元。庭审中，被告陈述原告曾退还其100,000元，实际支付保证金金额为300,000元。 2019年5月3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金额共计50,000元的发票。 2019年6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载明：被告于2018年3月5日与原告签订《（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从2019年3月18日至今，被告为原告代理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共计600册左右，所涉及书款22万余元（具体以原告到账为准），按照协议第四条第五项约定，原告应按照每册定价368元的40%按月支付被告代理发行费，至目前为止，原告应支付被告代理发行费9万元左右，原告分文未付。鉴于原告违反代理协议约定，已构成根本违约，按照代理协议第五条约定，被告正式向原告提出从即日起，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请原告即时结清支付被告的代理发行费，退还原告预付的保证金300,000元，同时原告还应承担相应违约金并赔偿损失。另外原告通过网上平台出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价格仅为160元，严重干扰了被告的代理发行，也给被告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现函告原告，请原告及时与被告协商处理。 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关于解除＜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的回函》，载明：被告来函内容不实，原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故不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请被告按该代理协议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原、被告于2019年3月5日（笔误为2018年3月5日）签订的代理协议第四项第4、5条规定，所有书款应转账到原告指定账户，每月双方将发行、开票、收款情况进行核对，每月按照到款情况结算一次，被告在结算发行费时，必须给原告出具正式发票。经双方财务在5月对账，4月份银行回款金额为12,880元，根据回款原告应支付发行费5,152元，2019年6月5日双方对账确认5月份银行回款金额为30,176元（不含泸州百草堂中药饮片公司多转款6,624元），应付发行费12,070.4元。故4、5月原告应付发行费共计17,222.4元，但被告未向原告开具符合以上金额的发票，被告在2019年5月31日开具的发票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致，故财务无法按开票金额支付发行费，请被告在收到函件后三日内向原告开具上述金额相符发票。此外，原告仅与被告签订《（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从未委托任何第三方包含网络平台销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应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如属实，原告依法追究相关单位或人员责任。近期，原告也接到四川省中医药局反映，有不明身份人员以领导要求市州订阅《四川中医药年鉴》，造成不好影响，请被告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不得利用《四川中医药年鉴》主管、主办单位的名义或省政府领导的名义摊派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 2019年7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回复函》，载明：原告回函中所陈述不是事实，从2019年3月18日至今，被告为原告代理发行《四川中医药年鉴》共计600册左右，按照协议第四条第五项约定，原告应按照每册定价金额368元的40%支付原告代理发行费，到目前为止，原告从未支付被告代理发行费。从2019年4月开始被告也多次（包括但不限于QQ）催收原告要求付款，原告均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付款，2019年6月4日被告也按照原告要求提供了正式的发票，原告在收到发票后未对发票金额提出任何异议，且原告在收到发票后仍未履行付款义务，退一步讲，开出的发票金额与实际应支付的金额不完全吻合，也不影响原告按照协议约定按时支付代理发行费的义务，因此，原告未按协议约定按时支付代理发行费违约在先，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现被告将收集到的关于网上平台出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相关资料提供给原告。 2019年7月4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回函》，载明：原告于2019年7月3日收到被告发送的回复函，一、按照双方财务对账确认，截止2019年6月30日，书款到账金额仅为73,968元，按每册368元计算，共计销售201册，被告来函称为原告发行600册左右，严重不实。二、依据上述回款，原告应付被告发行费为29,587.2元（含2019年7月1日双方财务6月对账金额），原告在6月28日回函中已要求被告在三日内向原告开具金额相符发票，但被告仍未履行该义务，不得已，原告于7月2日向被告转账支付了4-6月发行费29,000元，并告知被告法定代表人。三、按照合同法及合同约定，针对被告开具合格发票的义务，原告有后履行抗辩权，不存在违约。四、请被告在收到本函后三日向原告开具尾款为587.2元发票，原告收到发票后付款。五、关于网络平台是否销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问题，原告将依照《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向出版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2019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6日，被告为原告开具了金额为10,009.6元的发票。 2019年4月22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信息“张老师请问下，你们是不是卖过，有很多单位都有”，原告工作人员回复“没有卖过呀”，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有很多单位都有是怎么回事哟”。 2019年5月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信息“张老师请帮忙把回款的单位在发一次给我，因为看不见金额，不知道回的本数”，“不好意思能看见”。 2019年5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信息“张老师回单还没弄好迈”，原告工作人员5月28日回复“这几天在做所得税汇算，5.31前要报，会计从上周忙到昨天”。 2019年5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信息“张老师单子出来发给我，然后就是把账结下好关工资”。 2019年6月4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信息“张老师请把回单发下”，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文件“中医药年鉴书对账-2019.xlsx”，文件显示为下载失败。 2019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工作人员就购买单位退款事宜进行沟通。 2019年7月1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通过软件发送文件“中医药年鉴书款对账-2019（1）．xlsx”并询问发票事宜。 2019年7月2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聊天信息“4-6月发行费29,000元已经转账，请注意查收”。2019年7月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信息“都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开的票”。 2019年7月8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聊天文件“中医药年鉴书款对账-2019（1）．xlsx）”，原告工作人员发送“你发给我的是你核对过的吗”，被告法定代表人回复“张老师不好意思发错了”。原告工作人员发送“今天已经确定了打印机，后天送货安装调试后就能开票了”。 2019年7月11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聊天信息“刘总你好，我刚刚问了会计，她回复还是每一笔发行费结算清楚，还是请你开具587.2元的发票给你年鉴社”，被告法定代表人回复“你们的会计可能与其他的会计要求不一样，这个影响结算吗？”2019年7月12日，原告工作人员回复“我问了会计和律师，都是说要按照应付发行费开具发票”。被告法定代表人回复“其实张老师本来这些事都不用那样去计较，会计那里会处理，就象5月你让我们开20万的发票，我只能开5万一样，会计那里不是也处理了，我就不明白你现在要我方开587.2元的意思，是会计没法处理吗。还是给我们全部搞结算”。 2019年7月3日，被告收到了原告转账共计29,000元。 2019年7月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和原告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就原告开发票的事宜进行了沟通，被告法定代表人表示有三个星期没有开到票，希望原告能够尽快开票。原告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打印机与电脑不匹配，需要换新电脑和打印机，会尽快处理，争取下周处理好。 2019年5月24日，原告收到了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支付的购买培训材料费3,680元。 2019年8月6日，原告工作人员向被告法定代表人发送聊天信息“经双方对账，7月银行回款金额为50,784元，7月应付发行费为20,313.6元。由于你公司没有开具6月发行费余额587.2元，6,7月累计应付发行费20,990.8元，请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给年鉴社”，被告法定代表人回复“因你们一直违约，网上一直在卖此年鉴，严重影响到我方销售，我方已经起诉”，“请把回单传给我们”。 被告提交了网络截图，显示“孔夫子旧书网”上有人出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 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原告为被告的销售出具了发票。 以上事实的认定，有以下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证：原告年鉴社提交的原告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被告的营业执照、《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2019年6月28日）、《关于解除的回函》（2019年6月28日）、《回复函》（2019年7月1日）、《回函》（2019年7月4日）、原告的开票信息统计单和原告4-6月的银行到账信息。被告提交的对私客户账户明细、发票（5月31日）、QQ聊天记录截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交易明细、客户回单（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网络截图、电话录音。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每月甲乙双方将发行、开票、收款情况进行核对”、“每月按照到款情况计算一次，乙方在结算发行费时必须给甲方出具真实发票”，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5万元的发票，但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在2019年5月31日前就发行和收款的情况核对一致，双方完成了按月的发行费结算手续并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6月27日被告法定代表人与原告工作人员就购买单位退款事宜进行沟通。在被告向原告发送《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后，2019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文件“中医药年鉴书款对账-2019（1）.xlsx”文件，支付了4-6月发行费29,000元。被告提交的“孔夫子旧书网”的截图，也不能证明是原告在销售或者原告授权他人销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不能以此认定原告违反了合同约定独家授权被告销售的义务。在被告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后，被告向原告开具了发票，并从原告处开具了销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的发票，并依然有销售《四川中医药年鉴（2017年卷）》的行为，双方依然在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的，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之规定，双方应当终止履行进行结算，并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方式，但原、被告双方依然在继续履行合同，可以认定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其放弃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权利，不得再行请求解除合同。故被告向原告发送的《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并未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对于其要求确认《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法律条文全文附后）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重庆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提出的《解除（2017年卷）发行代理协议函》无效；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280元，由被告重庆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詹茜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苏倩 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