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民终28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龙奥北路1577号龙奥天街广场主办公楼31-33层。 负责人：段卫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存寿，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世林，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经技区乐天世纪城-1号-B1518。 法定代表人：曲德庆，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简称阳光保险）因与被上诉人威海运舟航运有限公司（简称运舟航运）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保险上诉请求：撤销（2018）鲁72民初102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运舟航运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运舟航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运舟航运主张的船舶修理费明显过高，严重偏离市场价值，部分费用与本次事故无关，且运舟航运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对此，阳光保险一审期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没有依据。2.关于运舟航运主张的拖轮费，即使真实发生也属于共同海损范畴，应当先进行理算，判定船舶分担的部分。一审判决以“被告自认”为由认定该费用属于共同海损，但却未进行理算而直接作出判决，不仅程序违法，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涉案船舶运舟1轮（以下称为涉案船舶）不适航。运舟航运提交的涉案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该轮必须配备11名船员。运舟航运在一审期间仅提供8名船员名单及证书，违反了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因此导致瞭望不周、保险事故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船舶开航时不适航，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三、运舟航运盖章确认的特别约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阳光保险应按100%的比例赔偿，是完全错误的。1.运舟航运在阳光保险处投保时，阳光保险已将包括格式保险条款在内的保险条款对运舟航运做了明确说明和提示，运舟航运知晓、理解、接受相关约定并签署投保单、特别约定等相关材料。运舟航运一审庭审中对投保单、特别约定及保险条款没有异议。2.阳光保险已经做出了充分的提示与说明。（1）运舟航运在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处盖章。而该声明中的“保险人免除责任的条款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本身是加黑的。（2）阳光保险签发的保险单中，重要提示以下部分全部加黑。特别强调了保险合同的构成以及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部分。（3）特别约定本身为单独的一页，名称为“运舟1船舶保险特别约定”，一共有5个条款，包括了保险价值的约定、免赔额的约定等等。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本案中，就涉案保险合同，运舟航运在投保单、特别约定上的盖章是运舟航运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认定阳光保险已就免责条款、特别约定事项对运舟航运履行了明确说明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特别约定条款依法对运舟航运有效。4.特别约定是阳光保险与运舟航运之间就保险合同的具体事项所做的补充约定，是双方充分协商并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所以本案中的特别约定不是格式条款，不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以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作为船舶的保险价值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不定值保险，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以出险时的实际市场价值为涉案船舶的保险价值，赔偿金额应按保险金额与出险时被保险船舶市场价值的比例进行赔付。5.约定的免赔额依法应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定免赔额的约定对运舟航运不产生效力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对运舟航运合理损失数额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认定阳光保险自认拖轮费及卸货费两项共同海损理算金额为277536.8元，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阳光保险没有做出所谓的自认。相反，阳光保险庭审中明确表示卸货费不属于承保范围，拖轮费属于共同海损范畴，应当理算。双方在诉讼前，协商理赔的过程不能成为自认，双方也没有达成赔付协议，阳光保险也没有单方做出任何赔付承诺。2.一审法院以运舟航运提供修船费用明细表为依据支持涉案船舶在本次事故中产生的修船费78万元证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查明事实并依法裁判。 运舟航运辩称，阳光保险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阳光保险主张涉案船舶不适航缺乏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阳光保险主张应按照船舶出险时的价值按比例赔付及扣除免赔额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阳光保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运舟航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阳光保险赔偿1159362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即2017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诉讼费由阳光保险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2016年7月18日，阳光保险给运舟航运签发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保险金额2000万元，险别为一切险；涉案被保险船舶为运舟1轮，保险费合计71000元；保险期间从2016年7月24日0时起至2017年7月23日24时止。保险合同签订后运舟航运按照约定交纳了保险费71000元。在阳光保险提供的特别约定中，有以下表述：“1.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2.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运舟航运在特别约定上加盖了公章。2017年7月6日，涉案船舶在青岛董家口港装载铝钒土完毕，接港调通知离港开往目的港潍坊港。因为能见度差等原因，航行到港口出口时船艏右侧与防波堤堤头相撞，船艏右侧破洞，防波堤损坏。发生碰撞后，运舟航运立即报港调、海事、保险公司，同时组织船员紧急抢险、卸货等，共产生拖轮费54000元、船舶卸货费用294282元。后事故船被拖轮拖走。经荣成市远通船舶修造公司维修共产生维修费815292.7元，运舟航运与该船厂协商后将修船费压到78万元。因碰撞防波堤，运舟航运与港口部门协商，赔付25000元后了结。此外，还产生安装救生筏费用6080元。 另查明，在投保单“三、特别约定、其他投保说明及投保人申明”一栏中，运舟航运虽在投保人签字处加盖了公章，但是该处字体与投保单其他处字体大小无异，且没有加黑加粗。 2018年11月26日，一审法院委托的青岛和洋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鉴定意见：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7月24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1487万元；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7月6日，涉案船舶的评估市场价值为2530万元。因运舟航运所主张的标的额仅115万余元,上述鉴定价值仅是为确定本案是按100%还是79.1%的赔偿比例来确定损失数额，故一审法院酌定本次鉴定费用为2500元（运舟航运诉讼标的额的２％左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法定受案范围。本案双方对涉案船舶受损事故本身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 阳光保险主张涉案船舶不适航、应免除保险责任是否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运舟航运持有涉案船舶经国家主管机关颁发和检验合格的相关船舶证书，8名职务船员持有合法的船员职务证书，3名低级船员不需要持有职务船员证书，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涉案船舶适航。阳光保险主张涉案船舶不适航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阳光保险是否就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部分对运舟航运履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运舟航运仅在投保人签字处和特别约定上加盖了公章，但是该处字体与投保单其他处字体大小无异，且没有加黑加粗，依法不能视为阳光保险已履行了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所以，以下免责条款以及特别约定依法对运舟航运不发生法律效力:“1.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2.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价值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本案应当以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作为船舶的保险价值。根据该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保险金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涉案船舶在保险责任开始时2016年7月24日的保险价值为1487万元，故其保险金额超过1487万元部分无效。因此本案阳光保险应当按照100％的比例赔偿运舟航运的合理损失。 运舟航运的合理损失数额认定问题。1.涉案船舶维修费78万元依法应予支持。为运舟航运维修的船舶修理厂家提供了合理的报价，运舟航运经协商还降低了数万元的价格，依法应当予以支持。阳光保险依据1992年中国船舶协会黄本的指导价格来推翻二十五年后的修理价格，既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客观性，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信。2.关于其他费用。安装救生筏费用6080元为实际发生费用；因碰撞防波堤运舟航运与港口部门协商赔付25000元后了结，尽到了止损义务；且阳光保险也不能证明上述费用偏高。拖轮费54000元、船舶卸货费用294282元，阳光保险自认上述两项共同海损理算金额为277536.8元，一审法院酌情予以支持。上述费用总计1088616.8元及由此产生的相应利息，阳光保险应当赔偿给运舟航运。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阳光保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运舟航运1088616.8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应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运舟航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运舟航运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明涉案船舶在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船员配备适任。 证据一，水手长王坚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及运舟航运船员调令、涉案船舶2017年7月份工资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事项：水手长王坚适任船员且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船舶工作。 证据二，水手鞠龙涛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及劳动合同、运舟航运船员调令、涉案船舶2017年7月份工资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事项：水手鞠龙涛适任船员且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船舶工作。 证据三，水手鞠楠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及劳动合同、运舟航运船员调令、涉案船舶2017年7月份工资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事项：水手鞠楠适任船员且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船舶工作。 证据四，机工高伟栓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及劳动合同、运舟航运船员调令、涉案船舶2017年7月份工资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轮机日志摘录。证明事项：机工高伟栓适任船员且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船舶工作。 证据五，机工夏鲁江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及劳动合同、运舟航运船员调令、涉案船舶2017年7月份工资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轮机日志摘录。证明事项：机工夏鲁江适任船员且涉案触碰事故发生时在涉案船舶工作。 第二组证据，证明阳光保险对于共同海损费用分摊金额予以自认。 证据六，运舟航运职员倪海涛与阳光保险工作人员孙威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事项：阳光保险工作人员孙威认可卸货费用和拖轮费用属于共同海损，且在2017年11月22日的聊天记录中确认理算后金额为277536.8元；同时，在2017年12月26日的聊天记录中确认以2017年9月18日的邮件为准。 证据七，2017年8月15日、2017年9月18日阳光保险工作人员孙威发送给运舟航运的邮件，以及2018年1月12日运舟航运发送给阳光保险工作人员孙威的邮件。证明事项：阳光保险工作人员孙威发送给运舟航运公估公司的公估报告中一直认可卸货费用和拖轮费用属于共同海损，且在2017年9月18日邮件中所附公估报告确认共同海损分摊金额为278590.83元。 阳光保险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船员服务薄记载是虚假的。证据一船员服务薄里记载王坚上船时是2017年1月1日，10月13日下船。船员服务资历都需要船长签名，五个人（证据一至证据五）服务薄的记载以及对照一审已经提交的另外八名船员服务薄的记载，船长的签署是相互矛盾的。服务薄只复印了一部分，应当提交全部的复印件。证据二中船员服务薄记载是2016年8月2日上船，没有离船的记载，这是不符合常理的。证据三中的鞠楠，船员服务资历显示是2017年2月23日上船，没有离船的记载，对于船员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证据四也有同样的情况。高伟栓2017年5月19日上船，没有离船时间，说明船员服务薄记载是虚假的。他之前的服务记录从2014年到2016年底，每次服务不会超过6个月，到了2017年就断档了。证明高伟栓涉案船舶船员服务资历的最后1页是可以后补的。证据五夏鲁江服务薄记载2017年2月23日在石岛上船，船长是姜秀海，2017年8月28日在天津离船，船长签署是王正辉，再对照证据一，2017年11月13日王坚离船，船长又变成了马在亮，也就是说涉案船舶船长签署人是相互矛盾的。运舟航运想证明这五个人当时在船，因为中国海事局有一个中国海事的综合服务平台，网址是××，登陆这个网址，每个船员都有一个用户名和密码，有每个船员的服务经历，在船船员的备案登记在电子信息平台上都可以查询。如果真的上船了的话，运舟航运可以把今天提交的五名船员的完整备案信息调出来。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五名船员在船舶出险时在涉案船舶工作。证据六一审时已质证，同一审质证意见。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六、七不能构成所谓的自认。阳光保险在上诉状中第四部分已经进行了说明，同时我们认为法律上自认的对象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法律意见。如果运舟航运也认为拖轮费以及卸货费属于共同海损的话，首先应该进行理算，不能说阳光保险认为是多少从而构成自认。即使第一组证据是真实的，因为其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运舟航运应当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的绝大部分。 对上述证据一至证据五，阳光保险不认可其真实性，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阳光保险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涉案船舶是否适航；三、特别约定（包括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一审认定按100%比例赔偿是否正确（是否足额保险、应否扣除免赔额）；四、一审对合理损失数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一，阳光保险主张涉案船舶维修费78万元过高，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该78万元系船舶修理厂家提供了合理的报价，经与运舟航运协商后予以降低最终确定的。且运舟航运提交证据即其职员倪海涛与阳光保险理赔人员孙威微信聊天记录一宗，用以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后运舟航运即报告阳光保险，阳光保险全程参与保险事故评定、修船公司选择、修船费用讨价还价等全过程。阳光保险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虽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在这种情况下，阳光保险申请对涉案船舶维修费予以鉴定，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本院认为是正确的，并不存在程序违法。关于拖轮费，运舟航运主张在双方协商理赔过程中均认可拖轮费属于共同海损费用，并提交阳光保险给付运舟航运的赔付清单两份（阳光保险回复赔偿的项目清单及赔款数额），其中确认卸货费用属于共同海损，属于保险理赔范围。同时，运舟航运主张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阳光保险理赔人员孙威发给运舟航运的邮件中已经对共同海损费用理赔数额进行了确认，即277536.8元。阳光保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据此对共同海损费用理赔数额277536.8元予以支持，本院认为亦无不当，不存在程序违法。 关于焦点二，根据查明的事实，运舟航运持有涉案船舶经国家主管机关颁发和检验合格的相关船舶证书，同时，运舟航运提交的船员职务证书、船员服务薄等证据皆可以相互佐证，证明涉案船舶适航。阳光保险对运舟航运二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予以推翻。相比较而言，运舟航运主张涉案船舶适航，证据较为充分。阳光保险主张涉案船舶不适航，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部分内容与投保单其他处字体大小相同且字体很小，没有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明显标志，运舟航运仅在投保人签字处加盖了公章；特别约定部分虽单独一页，但运舟航运仅在上面加盖了公章。一审法院认定阳光保险对特别约定部分（包括免责条款）未履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本院认为并无不当。阳光保险主张其已经做出了充分的提示与说明，理由不能成立。特别约定载明：“1.本保险为不定值保险，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2.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两者以高者为准（全损、碰撞、触碰责任除外）……”该约定对运舟航运不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保险价值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一）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上述特别约定中关于“被保险船舶的价值按出险时的市场价值确定”的内容，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按照通常理解，保险价值是确定保险金额的依据，也是确定是否足额投保的依据，进而在计算理赔时决定是按全部或按比例进行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本案中，保险金额为2000万元，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为1487万元，因此，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部分无效。一审法院以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认定保险价值，并以此确定按100%比例赔偿（即足额保险），不扣除免赔额，本院认为是正确的。 关于焦点四，本院认为，基于焦点一的分析，一审法院对合理损失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阳光保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35元，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豪 审判员 栾建德 审判员 李守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郭玉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