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3民终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正安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东升凤栖尚城12栋1单元1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4MA6DR9D20X。法定代表人：俞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波，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优托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明光路以西尚新路以南西部网货批发中心二层208室。法定代表人：叶晨，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正安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房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优托邦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优托邦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9）黔0324民初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商房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双方签订的《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实际约定了最终结算的前提条件是“招商工作结束”，招商奖金的支付时间和条件为正式营业之日测算招商率并在开业七个自然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相应增值税普通发票是合同约定的上诉人享有的必要从权利，上诉人的权利约定为两项：1.审核乙方提供的各相关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和被上诉人进行磋商，被上诉人确定其方案得到批准后实施；2.享有被上诉人开展该项目作业中所有资料的索取权利。《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签订后至2018年10月10日期间，上诉人按约定支付每月月基本费用共计90万元给被上诉人，还按合同约定为被上诉人提供招商代理的所需场地、物品等，并报销了所有的出差费用等。2018年10月20日，被上诉人采取死缠烂打的方式，要求上诉人对其进行费用结算【费用结算协议第一页第三、四行明确记载了结算的条件是合同到期，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结算，而非被上诉人已经全部完成上诉人委托的工作】。上诉人在被逼无奈，且被上诉人口头同意继续履行委托代理合同并完成全部委托代理工作的前提下，双方签订了《费用结算协议》。因上诉人在双方未进行费用结算前即2018年9月20日已支付了50万元给被上诉人，剩余3767234.60元分六期在半年内支付给被上诉人。《费用结算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分四次共计支付结算费用45万元给被上诉人。可被上诉人陆续将其工作人员从上诉人公司撤走，到2018年11月17日，被上诉人委派的负责人王磊也从上诉人公司撤走。2018年11月19日，被上诉人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全部佣金。上诉人无奈仓促应诉，发现被上诉人层层设局要求上诉人对其进行结算的目的，就是想工作未完成就全额拿走佣金。上诉人无路可走，于2018年1月1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双方所签《费用结算协议》，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所签《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同时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0万元。一、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双方各自实际履行《委托招商代理协议》的客观情况如下：(一）上诉人履行《委托招商代理合同》情况如下：按约定支付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10月10日共计九个月的月基本费用90万元；按约定支付了被上诉人出差期间的所有费用约7万余元，按约定提供场地、资料办公器材、礼品等供在双方没有进行结算前提前支付佣金50万元给被上诉人【按合同5.1.2约定，被上诉人的总体招商工作未完成前，不能测算招商率，同时也无法计算佣金，更别说提前支付佣金】于该《费用结算协议》签订后再次支付了佣金45万元给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完成的《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委托工作情况如下:1.项目商业规划设计：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7日、4月27日、6月9日、7月4日、8月8日向上诉人提出到务川、重庆、遵义等地出差调研、组织招商宣传推广等获得上诉人同意，上诉人为此支付了相应的出差等费用，但仅有2018年6月25日的工作联系单显示，被上诉人仅仅对B区宣传推广和招商提出建议，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开展上述工作的任何工作成果，以及双方共同书面确认的项目的具体招商政策、策略和对CDE区提出的宣传推广建议等任何佐证资料。被上诉人的第一项工作未完成。2.项目运营模式和供应链渠道建设，2018年3月19日的工作联系单仅显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项目提供了自营、联营品牌建议，并未按合同约定为上诉人提供可供选择的拟引进的自营、联营品牌，被上诉人也没有交付相应的工作成果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第二、第三项委托代理工作绝大部分未完成。4.招商代理工作：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10月10日，被上诉人所招募的商户与上诉人签订了租赁合同91份。(在此且不谈在2019年3月5日至5月16日期间，已退租17户的情况，被上诉人招募的91户租赁户至今并未进场装修、入驻更不谈正常经营，仅仅是签了合同而已）这便是被上诉人唯一完成的委托合同情况。5.试营业及开业工作和筹备运营辅助服务，这两项工作因被上诉人撤场，至今未开展。《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内容共计上述六项，被上诉人除了招募商户与上诉人签订了91份租赁合同外，其余的工作基本未完成。但被上诉人至今已收取了上诉人总费用约190余万元，其中月基本费用90万元，出差相关费用7万余元，提前支付佣金85万，但被上诉人收取的相关费用至今未向上诉人出具等额税票。现本案的客观实际是被上诉人仅仅是履行部分委托工作，却要求在约定的结算时间节点不到、总体招商才完成大约一半任务、未开业、商户未装修、入住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全额支付委托代理费用，这一费用结算协议对上诉人来说明显显失公平，违反《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具体审理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实际履行的上述情况，而一味脱离基本事实，仅凭费用结算协议记载的内容及签字，主观臆断即作出对被上诉人有利但却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认定。二、《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招商范围为“云港广场项目B⑶E区”，该四区的总体招商面积（也即总建筑面积）为75761.61平方米，在双方签订《费用结算协议》时已经双方确认的可招商面积为40802.65平方米，可招商的实际使用面积为32853.55平方米，未经双方确认的建筑面积还有34958.96平方米，约占总建筑面积的40%。在此特别说明：由于双方在招商过程中一直按照先拟定招商的区域和面积的方式逐步推进招商工作，因此招商面积的确认是分阶段分步骤进行。从这一实际情况来说，《费用结算协议》只是对第一阶段意向招商面积的确认，而非对第一阶段整体招商认可，因为还有许多与之相关联的工作没有完成。被上诉人利用不符合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结算行为，在不完全履行《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利用上诉人对招商委托代理工作的整个流程与操作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和对其信赖，让上诉人对其结算的行为，显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该性质属于《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困难，缺乏判断能力或者对自己信赖的情形，致使民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情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可一审法院不依据《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基础内容及履行情况，仅停留于《费用结算协议》记载的内容本身，导致背离客观事实，断章取义，当然判决结果就是去头要尾的畸形产物。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完全一边倒。1.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仅着眼于《费用结算协议》本身记载的内容，偏听偏信被上诉人《委托招商代理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的意见。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未对被上诉人未履行或仅仅部分履行合同情况做出客观判断，对《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载明“未发现有关佐证资料”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草率认定证据，应属于程序违法采信证据。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及《费用结算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在双方提供相同的证据证明目的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对客观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作任何评价，实属审理事实不清。4.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份证据《工作联系单》认定了云港广场B区暂定开业时间为2019年5月1日及《委托招商代理》的终止时间应顺延至2019年5月1日，却偏向被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合同到期就结算”，而不管有没有完成工作在所不论，实属偏听偏信。5.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七组证据现场照片、云港广场示意图、光盘等客观反映涉案楼盘分布至开庭时仍无一租赁户装修的情况，该组证据已经客观真实反映了《委托招商代理合同》中被上诉人应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内容，即试营业及开业工作和筹备运营辅助服务并未完成的实际客观情况，不具体审理事实，也未到现场作相应的现场勘验，主观的以“未提供相关证据印证”的理由一言蔽之而不予采信上诉人的上述证据，难以在让人对该部分证据的认定信服。6.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第十组证据证明有部分租户退租的事实予以确认情况下，未对退租原因进行查明，更不顾《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对总体招商面积实际余方的事实及招商完成率在不同情况下会计算出佣金数额差距较大结果的鉴定意见，以及被上诉人完成上诉人委托代理的六项工作，实际是大部分未完成的客观实际的鉴定意见全部省略，不进行说理与论证，就草草了事。7.本案认定被上诉人没有全面完成上诉人委托招商代理工作的关键证据《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是在上诉人因双方对履行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上存在巨大分歧，经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审查确有必要情况下进行鉴定。在鉴定的过程中，鉴定机构多次征询双方意见后，结合本案双方的证据资料客观公正作出的，一审法院在认定证据时也表述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但从一审法院“本院认为的内容”来看，仅抽取部分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部分予以认定，特别是对《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记载的“未提供相关证据印证”意见视而不见，当然更不作任何说理。四、一审法院审理案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僵化认定事实与证据。1.在归纳的第一个争执焦点进行说理时，说理的第一、二要点完全只看《费用结算协议》本身反映的内容，置《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不顾，与实际履行情况完全脱离。这一说理实在不让人信服。2.第三个要点只一句“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客户退租时因被告的原因所导致”，一审法院未查清是上诉人或被上诉人的原因。一审法院也未审查被上诉人是否知晓存在退租的情况。3.《委托招商代理合同》虽约定委托期限为2018年10月10日止，但双方的联系单约定的时间是2019年5月1日止。一审法院对第二个争执焦点的说理和论证，不管联系单约定的时间2019年5月1日，更不顾《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是否完成，便简短一言就将委托期限的届满与完成委托工作直接划上了等号，实在法律逻辑混乱。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审理导向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作为一个房开企业，可能对房屋开发相关业务较为内行，但对于楼盘开发出来以后的营销及招商问题纯属门外汉，正是基于对委托招商运营事务的外行，才将招商运营工作委托被上诉人予以代理，但被上诉人在明确知悉招商代理工作一系列流程、操作，且约定的招商代理绝大部分未完成、就以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而不是以是否完成委托代理工作为结算条件，让上诉人完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费用结算协议》并全额支付代理佣金的行为，完全违背公平公正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签署《费用结算协议》，对于上诉人来说因存在重大误解，导致显失公平。特别是贵州开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做出《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内容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被上诉人已完成工作内容及未完成工作的情况，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双方进行费用结算时并未全面完成委托工作任务。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以合同到期、对部分工作完成情况作出的结算，结算依据并不是已经完成总体招商面积的结算，不应当得到支持。西安优托邦公司辩称，上诉人所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并已经进行结算。浙商房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签订的《费用结算协议》。2、由西安优托邦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8年1月29日签订的《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并赔偿浙商房开公司经济损失5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西安优托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9日，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签订《委托招商代理合同》，浙商房开公司将其投资开发的“云港广场”建设项目委托西安优托邦公司进行商业规划设计、项目运营模式设计、供应链渠道建设、招商宣传推广包装、招商、开业活动策划、筹备运营辅助服务，约定委托期限从2018年1月29日起至2018年10月10日止。月度招商面积不低于保底招商面积（月度招商目标任务的80%），季度招商面积不低于保底招商面积（季度招商目标任务的80%）。招商任务完成率小于80%，按130元/平方米计算招商佣金；总体招商任务完成率大于等于80%小于90%时，按140元/平方米计算招商佣金；总体招商任务完成率大于等于90%小于100%时，按150元/平方米计算招商佣金；总体招商任务完成率为100%及以上时，按160元/平方米计算招商佣金。浙商房开公司于2018年2月25日前支付给西安优托邦公司2018年3月份基本费100000元，自2018年4月份起，浙商房开公司应每月5号前支付西安优托邦公司当月月度基本费用。2018年10月20日，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在确认招商面积的情况下，签订了《费用结算协议》。《费用结算协议》载明：B区、CDE区委托招商面积39801.51㎡、完成招商面积35320.19㎡，完成招商率88.74%，结佣套内面积28337.39㎡，招商佣金总金额计算为3967234.60元(28337.39㎡×140元/㎡)。加上浙商房开公司同意支付给西安优托邦公司的招商奖金300000元，合计4267234.60元，浙商房开公司已于2018年9月20日支付500000元。浙商房开公司还应于2018年10月26日前、2018年11月30日前、2018年12月30日前、2019年1月20日前、2019年4月30日前、2019年6月30日前分别支付西安优托邦公司800000元、800000元、800000元、600000元、500000元、267234.60元，合计3767234.60元。浙商房开公司已经支付西安优托邦公司月度基本费900000元、佣金850000元。经浙商房开公司申请，法院委托，贵州开元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西安优托邦公司受浙商房开公司委托完成的工作内容、建筑面积、意向招商面积及完成率、约定结算的佣金进行鉴定，于2019年8月5日制作了《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鉴定意见书》及《贵开造咨字（2019）第187号-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及意见记载：“3.意向招商面积及完成率，因质证意见中法院未明确退租原因，故：3.1如退租由浙商房开公司原因导致，则不扣除退租面积情况下：意向招商面积为28337.39㎡；实际完成率为28337.39㎡÷32853.55㎡×100%=86.25%；3.2如退租由西安优托邦公司原因导致，则扣除退租面积情况下：意向招商面积为28337.39㎡-4640.85㎡=23696.54㎡；实际完成率为23696.54㎡÷32853.55㎡×100%=72.13%。3.3如退租原因由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双方原因共同导致，则根据合理分摊原则计算意向招商面积及实际完成率。4.根据《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结算佣金，因质证中法院未明确退租原因，故：4.1如退租由浙商房开公司原因导致，则不扣除退租面积情况下：约定的结算佣金为140元×28337.39㎡=3967234.60元；4.2如退租由西安优托邦公司原因导致，则扣除退租面积情况下：约定的结算佣金为130元×23696.54㎡=3080550.20元”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签订《委托招商代理合同》，西安优托邦公司从事浙商房开公司委托的商业项目工作，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西安优托邦公司完成了相关工作后，双方对西安优托邦公司完成的工作量进行结算并签订了《费用结算协议》，现双方对协议的签订及费用支付发生争议，浙商房开公司要求撤销该协议并由西安优托邦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及赔偿损失，本案立案时案由为“合同纠纷”，经过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理由及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双方的争执焦点为1.签订《费用结算协议》，浙商房开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2.西安优托邦公司是否应继续履行《委托招商代理合同》及赔偿浙商房开公司经济损失500000元？关于第一个争执焦点。首先，双方在签订《费用结算协议》时，对西安优托邦公司完成的招商代理工作情况作了统计及备注，协议上记载了招商佣金、资金和外阜拓展费用计算明细、费用支付办法、违约责任约定。其次，《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是2018年1月29日起至2018年10月10日止，双方是在该合同到期后对西安优托邦公司完成的工作情况进行结算后签订的《费用结算协议》，双方在协议上加盖了印章并由双方平时进行工作衔接的负责人在协议上签名；第三，浙商房开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客户退租是因西安优托邦公司的原因所导致，鉴定意见上记载的“如退租由浙商房开公司导致，则不扣除退租面积的佣金金额”与《费用结算协议》上记载的佣金金额一致。故浙商房开公司主张其签订《费用结算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及协议显失公平的事实不予确认。关于第二个争执焦点。因浙商房开公司与西安优托邦公司在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到期后进行了结算，其合同已履行完毕，故浙商房开公司要求西安优托邦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浙商房开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西安优托邦公司在履行合同中给其造成了损失，故浙商房开公司要求西安优托邦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正安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原告正安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另查明，双方签订的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4.2招商形式、佣金费用标准：4.2.1项目自营店铺：被上诉人负责提供可供项目选择拟引进自营品牌（包括但不限于餐饮、娱乐等业态品牌），由被上诉人负责接洽，取得品牌厂商经营授权.由上诉人根据品牌要求负责店铺的装修和经营等，同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品牌引进服务费，每个品牌引进服务费为10000元。上诉人自营店铺，单品牌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200平方。4.2.2项目联营店铺：被上诉人负责给上诉人提供可供项目选择拟引进联营品牌，由被上诉人负责接洽，取得品牌厂商经营授权且达成联营合作协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品牌引进服务费，每个品牌引进服务费为10000元，上诉人联营店铺，单品牌实际使用面积不低于200平方。4.2.3租赁入驻：被上诉人负责招募、接洽品牌授权代理商，根据项目招商政策，代理商与上诉人达成租赁协议，被上诉人收取招商佣金为：租赁协议约定的实际使用面积X160元/平方米（上诉人销售自营类、合作抵款类除外）。被上诉人提报品牌工程招商走访和拓展方案，经过上诉人确认后上诉人一次性补助被上诉人费用最高不超过100000元，包括但不限于交通、餐饮、娱乐和住宿等费用。5.费用结算方法：5.1品牌引进服务费和招商佣金：5.1.1上诉人自营、联营的品牌引进服务费和招商佣金，每周二前上诉人按照第4条4.2款约定支付给被上诉人前一周合同约定的全部品牌引进服务费和招商佣金总额的70%，剩余的30%招商佣金在商户进场装修完成后10个自然日内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鉴定报告载明：鉴定过程的分析6，认真听取了双方对征求意见书的反馈意见。其中浙商房开公司主要反馈的意见有，一是认为鉴定意见中“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工作完成情况除了陈述质证资料中证明被告实施的工作内容外，还应陈述应由西安优托邦公司完成但没有证据证明的工作内容；二是认为应该按照B、C、D、E区总的建筑面积计算招商完成率和招商结算佣金；三是认为应该在鉴定结果及意见中陈述扣除退租面积后计算的招商完成率和招商结算佣金。西安优托邦公司主要反馈的意见有，一是认为可招商面积应扣除D栋2楼2-05至2-13，并据此计算招商完成率和招商结算佣金；二是认为商户退租与西安优托邦公司无关，鉴定意见中不应陈述依据扣除退租面积后的计算的招商完成率和招商结算佣金。鉴定机构对浙商房开公司上述的第二项、西安优托邦公司上述的第一、二项意见未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委托招商代理合同中1.6.1、3.1之规定，可招商面积及招商完成率均应以双方共同确认的面积，故未采纳浙商房开公司上述的第二项意见；第二，2018年7月14日可招商房源汇总表、招商房源明细表、招商房源图以及2018年7月15日的工作联系单中原告方工作人员签署意见，本次房源图及明细表作为招商部门对外公开统一房源可执行”，表明D栋2楼2-05至2-13属于对外可执行的招商房源，故未采纳西安优托邦公司上述的第一项意见；第三，因双方对退租原因各执一词，法院在质证过程中未明确退租原因责任归属，故未采纳西安优托邦公司的第二项意见。四、鉴定结果及意见。鉴定结论如下：1.问题招商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工作完成情况，（1）项目商业规划设计2018年3月7日招商工作开展费用预算方案、2018年4月27日务川首届文化艺术出差招商申请、2018年6月9日重庆出差招商申请、2018年7月4日遵义市招商申请、2018年8月8日重庆出差招商申请等显示，西安优托邦公司申请在正安、湄潭、绥阳、道真、务川、遵义市区、重庆等地出差调研、组织招商推介会、进行招商宣传推广等，获浙商房开公司同意；2018年6月25日工作联系单显示，西安优托邦公司对B区宣传推广和招商提出建议。未发现西安优托邦公司提供的调研成果、双方共同书面确认的项目的招商政策、策略以及对C、D、E区提出的宣传推广建议等其他作证资料。（2）项目运营模式设计，2018年3月19日工作联系单显示，西安优托邦公司为项目提供了自营、联营品牌建议。（3）供应链渠道建设，2018年3月19日工作联系单显示，浙商房开公司向西安优托邦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拟引进的自营、联营品牌。未发现取得的经营授权书或合作协议的作证资料。（4）招商代理，问题招商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即2018年1月29日至2018年10月10日），西安优托邦公司所招募商户，与浙商房开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合计91份。委托期满后（即2019年3月5日至5月16日），其中17户商户退租。（5）试营业及开业工作，未发现有关作证资料。（6）筹备运营辅助服务，未发现有关作证资料。2.B、C、D、E区总建筑面积为75761.61㎡。可招商实际使用面积为32853.55㎡。又查，上诉人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被上诉人完成的招商面积无异议。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签订的费用结算协议是否存在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是否可撤销。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招商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从该合同约定的费用结算方法来看，包括了品牌服务费及招商佣金，招商佣金以被上诉人总体招商任务完成率进行计算，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完成的招商面积并无异议，双方在结算时，亦是明确载明了被上诉人完成的招商代理工作情况是以被上诉人完成的招商面积计算，这实际与双方签订合同约定每月完成的招商率是相一致的。因此，双方在结算时是以招商面积进行的计算，无法得出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的情形。其次，上诉人系注册资本2000万元的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并非资质等级较低的企业或无任何资质个人，也不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而市场交易中双方实力不均乃是常态，总有一方相对弱势，市场交易的本质就是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但显然上诉人不是出于危困境地，也不可能对基本的常识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不可能在对方没有完成工作或没有完全完成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结算，这是不需要招商代理经验的正常理智的人均会作出的判断。因此上诉人以自己只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招商委托代理工作的流程及操作缺乏基本判断能力，双方的结算协议因上诉人缺乏判断能力，该协议显失公平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至于租赁户退租的原因，上诉人作为一审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证明退租原因，但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并无不当，且上诉人二审期间对被上诉人的招商面积是认可的。故此外，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务人不当处分自己的财产或权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关行为予以撤销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不是当事人因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而直接产生的纠纷，而是债权人为了保全合同债权要求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诉的依据不是合同，而是法律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仍然为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审对本案案由认定不当，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浙商房开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正安浙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滔审判员 马天彬审判员 袁晶晶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七日法官助理李艳丽书记员饶正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