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102民初2316号原告：张某，女，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庆云县。原告：鲁某，男，1991年8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庆云县。原告：鲁承睿，男，201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山东省庆云县。原告鲁承睿法定代理人：张某（鲁承睿母亲），女，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庆云县。原告鲁承睿法定代理人：鲁某（鲁承睿父亲），男，1991年8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山东省庆云县。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大庆，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岩，山东卫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南昌市八一大道。法定代表人：李增明，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安，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丽芝，江西观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鲁某、鲁承睿与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鲁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岩、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安、魏丽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暂定为1万元（具体赔偿数额待司法鉴定作出后再追加）；二、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895280元（赔偿清单：1.医疗费1177元，原告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门诊花费2353.69元，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为1176.845元，提供门诊发票2张；2.护理费43200元，根据鉴定意见，护理期为24个月，护理人员为1人，计算方法：当地护工平均工资120元/天×24个月×30天=86400元，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为43200元；3.交通费4000元，产生于就医和鉴定过程中，鉴定伤残过程中必须原告鲁承睿到场查体，原告都来了，从山东到南昌交通花费较高，大部分票据没有保存，希望法院酌定；4.残疾辅助器具费308000元，根据鉴定意见，原告鲁承睿双耳耳聋安装双侧人工耳蜗及导线、电池更换费用共计616000元，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为308000元；5.残疾赔偿金276843元，根据鉴定意见，原告鲁承睿构成4级伤残，计算标准：山东省城镇居民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计算方法：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9549元×20年×伤残系数0.7=553686元，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为276843元；6.鉴定费12060元，第一次鉴定花费8860元，第二次鉴定花费3200元，共计1206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因被告的过错致使原告鲁承睿的先天性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原告根据被告的错误结论选择继续妊娠致胎儿出生，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优生优育选择权，并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压力和精神痛苦，属于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该数额目前国内类似判决一般是参照残疾赔偿金数额确定；8.后续康复费10万元，原告鲁承睿以后需要到外地上康复学校，并且因为原告鲁承睿的特殊性，需要家长进行陪护，经原告咨询封闭的不需要陪护的语言康复学校最低8000元一个月，一年96000元，原告鲁承睿需要上两年的康复学校，大约花费20万元，被告承担50%的责任为10万元；以上共计8952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鲁某、张某系原告鲁承睿父母，二人生育的第一胎为先天性耳聋，在怀第二胎时就更加谨慎，担心二胎出生后也存在耳聋，就在被告处进行了产前诊断，进行了各项检查。2018年9月11日，被告出具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临床报告，医生说胎儿听力不会有问题，于是原告张某正常待产。2018年12月12日，原告张某经剖宫分娩一名男婴，即原告鲁承睿。孩子出生后，在被告处多次做听力筛查均未通过，发现系双耳耳聋。原告认为，被告在产前诊断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造成耳聋孩子的不当出生，侵犯了原告张某、鲁某的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给原告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损害，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应负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有关规定，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以上各项经济损失。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辩称：一、原告鲁承睿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对被告的起诉。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诉状可知，原告系以其知情权受侵害为由对被告提起诉讼，但本案中，被告为原告提供的仅系各项产前诊断，进行诊疗时原告鲁承睿尚未出生，被告毫无可能去侵犯一个尚未出生胎儿的知情权。而本案中，原告鲁承睿却作为原告主张自己不应出生，向被告提起诉讼，实属悖论，有违人伦，故原告鲁承睿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其对被告的起诉。二、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鲁承睿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评定医方的过错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力依据不足。因原告张某、鲁某均携带耳聋遗传病杂合突变基因，且原告张某携带GJB2139G>T突变，为罕见变异，平均1万人中只有1.3人携带此突变，且该基因突变不在常规的耳基因芯片检测范围内，只能采用PCR+Sanger测序的方法进行检测，目前也无法用两种常规的检测方法进行相互验证。且在2018年9月4日对原告张某腹中胎儿测序结果进行读判时突变峰和正常峰完全吻合。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水平限制及不可预见因素，产前诊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诊率，被告告知原告后，原告亦在《产前诊断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确认。故被告的诊断和处理是正确的，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并未违反相关诊疗规范，原告鲁承睿所患疾病为先天性遗传疾病，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具有因果关系，故被告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后续治疗责任。此外，医学科学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预知性及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等客观因素。实践中，产前诊断中心单基因病的诊断本就存在一定的误诊率，遗传性耳聋基因变异更不是100%能被检测出，而鉴定意见明显以被告不能完全规避误诊为由，认定被告承担同等原因力，依据不足，扩大了被告的责任，加重了被告的赔偿义务。三、原告鲁承睿的耳聋后果不是被告的医疗行为造成的，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鲁承睿的先天性耳聋并非由于被告的产前保健行为所导致，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有过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的产前保健即使存在瑕疵，也与原告鲁承睿的残疾后果之间无任何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张某、鲁某所主张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康复费均不属于其知情权被侵犯而产生的实际损失。被告不应承担原告鲁承睿的残疾赔偿金，以及因原告鲁承睿出生而产生的医药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更加不应当承担产妇正常分娩而发生的医药护理费用。四、被告即使存在侵犯原告张某、鲁某的知情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医方造成患方知情权受损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并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予以确定。本案的损害事实并非指缺陷婴儿的出生，从生命伦理角度，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有其价值和意义，生命纵有缺陷，也没有任何人包括未出生的孩子有权请求被剥夺生命，更不能否认其作为人存在的意义，故其出生对父母而言并非损害。此类案件中，目前司法实践以及相关的法院判例均已明确，如果患方选择侵权案由，则医方产前保健中如果存在瑕疵，是侵犯了新生儿父母的知情权，与新生儿出生后的缺陷是无任何关系的，本案中非常明确的是新生儿的缺陷是由其父母遗传基因而导致的残疾后果，与产前保健无任何关系。故医方仅应承担侵犯原告张某、鲁某知情权而遭受的精神损害，并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予以确定数额。五、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1号鉴定意见书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目前国内人工耳蜗的费用大致在5-10万元，双耳最高不超过20万元，而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选用的人工耳蜗为国际品牌的“科利耳”，价格高达556000元。关于伤残等级：鉴定机构并未对被鉴定人的听力障碍进行鉴定，其伤残等级没有依据。关于护理期：按照《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评定规范》5.2规定的耳部损伤中最长护理期限不超过60日，但该鉴定得出24个月的护理期限，故该鉴定报告依据不足，结论完全错误，且被鉴定人伤残并非被告所致，故以上鉴定事项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应采纳。综上，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鲁承睿患有先天性耳聋无关，被告不应承担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后续康复费的责任。被告仅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原告张某、鲁某的知情权，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也仅应限于侵犯其知情权而产生的精神损害，结合被告的过错，被告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认定为15000元为宜。故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公正裁判，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某、鲁某共同生育的长女鲁咏诗，系先天性耳聋患者。后原告张某孕二胎，并就长女鲁咏诗耳聋是否基于遗传进行检测，2018年8月17日，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出具《单基因遗传病基因检测报告》，其主要内容为：样本类型：全血，姓名：鲁咏诗，性别：女，年龄：5岁，临床表现及家族史：神经性耳聋，无家族遗传病史。结果说明：本次检测，在受检者中检出GJB2基因的已知致病突变c.235delC（p.Leu79CysfsX3）和c.139G＞T(p.Glu47Ter)，GJB2基因相关的非综合征型耳聋1A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存在GJB2/GJB3、GJB2/GJB6双基因遗传模式，具有遗传异质性特点，建议受检者其他亲属进行家系验证并接受遗传咨询。后原告张某至被告处行产前诊断，2018年9月7日，被告出具《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染色体核型分析报告》，结果分析：320-400条带阶段G显带染色体分析未见明显异常，建议遗传咨询，依照国家有关法规将两条性染色体隐去。说明：常规方法（显带320-400条带水平）仅限于检测染色体数目异常和明显结构异常，微小的结构异常和基因异常所致的疾病不在此检测范围之内，该核型分析不能完全排除真嵌合体，结果仅供医生参考。2018年9月11日，被告出具《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临床报告单》，其主要内容为：检测材料：张某胎儿羊水细胞；检测依据：张某曾生育耳聋患儿（鲁咏诗），耳聋基因检测报告提示张某为GJB2139G＞T杂合突变携带者，其夫鲁某为GJB2235delC杂合突变携带，夫妻均听力正常，其女即先证者（鲁咏诗）基因型为GJB2235delC与GJB2139G＞T复合杂合突变，该复合突变导致先天性感音神经性耳聋，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现再次妊娠，要求行产前诊断，检测胎儿GJB2基因139位点与235位点的变异情况；检测项目：对GJB2基因进行点突变检测；检测方法：基因芯片检测+测序检测；检测结果：张某之胎儿存在GJB2235delC杂合突变；检测说明：该检测可在基因水平上确诊张某之胎儿存在GJB2235delC杂合突变，与父亲鲁某基因型一致，由于GJB2235delC为明确致病位点且以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方式遗传，因此推测胎儿听力正常可能性大，该检测只针对本标本，且只能检测GJB2基因上的GJB2235位点及GJB2139位点，由其他未知基因和环境因素引发的耳聋无法进行检测。2018年9月20日，被告出具《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产前染色体检测报告》，其中检测结果显示：1.检测以上几组染色体，未见ER-ZFF（张某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数目异常；2.检测以上几组染色体，未见ER-ZFF-M（张某）染色体非整倍体数目异常；3.通过以上STR位点的连锁分析，排除了样本母体组织的污染。2018年12月10日，原告张某因“停经38+6周，剖宫产史近预产期”入被告处住院，2018年12月12日，原告张某在被告处生育一子即原告鲁承睿。另查明，2014年4月，原告鲁某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德州同盟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鲁某购买位于山东省庆云县翰林世家15号楼2单元402室房产（预测建筑面积126.7平方米）。原告于2019年11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花费门诊费2353.69元。本案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申请事项：1.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该过错与耳聋孩子鲁承睿不当出生的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本院委托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7月17日，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即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号《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内容为：（一）损害后果。损害后果：张某之子（鲁承睿）不当出生。（二）对医疗行为的评价。根据鉴定材料，结合现场调查，参考临床医学专家的分析意见，对医方的医疗行为评价如下：1.PCR+Sanger测序及基因芯片方法是目前检测遗传性耳聋基因变异的常规检测方法。在患方签署了单基因病知情同意书后，被告行羊水穿刺，排除母源污染后，进行了基因测序以及基因芯片检测，医院为张某之胎儿采用的检测方法和检测程序未违反相关检测常规。2.鲁承睿出生后在医院多次行听力筛查均未通过，结合听证会调查及其在当地医院（山东齐鲁医院）进行的听力检查结论，鲁承睿双耳耳聋，根据其父母和同胞鲁咏诗的基因检查结果，鲁承睿系遗传性耳聋。根据目前的医疗技术，结合鲁承睿父母及先证者鲁咏诗在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的单基因遗传病基因检测结果，理论上第二胎（鲁承睿）遗传性耳聋基因变异应该能够检测出来，但医方于2018年9月11日出具的产前诊断报告结论为“推测胎儿听力正常可能性较大”，未能明确鲁承睿有遗传性耳聋，客观上造成了遗传性耳聋孩子的出生，故医方存在误诊的医疗过错。3.对GJB2139G＞T突变未能正确诊断，并导致鲁承睿出生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送检公司因基因芯片不包含GJB2139G＞T突变，未能对样本进行双重验证。（2）在采用PCR-Sanger测序方法检测时，未做多次平行试验，导致发生了错误结果。（3）医方在作出“推测胎儿听力正常可能性大”结论后，与患者家属沟通、解释报告结果时，未能对知情同意书中明确的两个基因GJB2139G＞T、GJB2235delC的检测结果可能做出的误判情况及检测技术的局限性告知患方，并提出规范建议。（4）医方检测结论为“推测胎儿听力正常可能性大”，在一定程度上未完全肯定胎儿听力正常，也可理解为未完全排除胎儿存在遗传性耳聋，因患儿父母有前车之鉴，应意识到是否有必要要求重新检查或进一步检查，以决定是否生产，故其父母亦应承担选择、决定责任。综上，医方在产前诊断过程中存在“未履行医师应尽的注意义务（未行双重验证、多次平行试验）导致误诊；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义务，侵犯了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医疗过错。（三）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评定。鲁承睿父母因GJB2139G和GJB2235delC基因突变曾生育遗传性耳聋女儿鲁咏诗，本次妊娠为慎重起见，前去医院行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医方在产前诊断过程中存在上述医疗过错，其过错与张某之子（鲁承睿）不当出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医方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不明确（推测胎儿听力正常可能性大）的情况下，鲁承睿父母未慎重履行选择、决定责任，与鲁承睿不当出生的损害后果之间亦存在因果关系，同时鉴于该项技术的局限性，产前诊断存在5%的误诊率。综合评定，被告的医疗过错在鲁承睿不当出生的损害后果的发生过程中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力。鉴定意见：被告在对原告张某之胎儿产前诊断过程中，存在“未履行医师应尽的注意义务（未行双重验证，多次平行试验）导致误诊，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侵犯了患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医疗过程，被告的过错与原告鲁承睿不当出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评定为同等原因力。后原告再次向本院申请鉴定，申请事项：1.对原告鲁承睿双耳耳聋今后更换人工耳蜗的相关费用及更换周期、更换费用进行鉴定；2.对原告鲁承睿耳聋的伤残等级、护理人数及期限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就上述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11月4日，该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即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1号《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内容为：1.目前人工耳蜗国际品牌有澳大利亚的“科利耳”、美国AB、奥地利medel，国产有杭州的“诺尔康”、上海“力声特”等，其中国内使用尤其儿童使用最多的进口品牌为澳大利亚的“科利耳”，本案中原告鲁承睿为儿童需终身使用人工耳蜗，参照目前市场人工耳蜗价格，其安装双侧人工耳蜗费用为556000元，其中植入内机终身无需更换，外机一般十年左右升级一次，导线使用寿命为五年，每根费用500元，电池（充电电池）寿命3年，每块900元，按目前人均寿命76岁计算，导线两根需要更换15次，费用15000元，电池两块需要更换25次，费用45000元，总费用为616000元（556000元+15000元+45000元）。2.原告鲁承睿双耳耳聋，根据二院三部2017年1月1日实施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第5、4、2条6款之规定评定为四级伤残（原告鲁承睿安装人工耳蜗后双耳听力可以恢复）。3.原告鲁承睿安装人工耳蜗后需陪护训练，根据GA/T1193-2014《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标准附录A第A、6条之规定评定护理人员一人，时间为24个月。鉴定意见：1.原告鲁承睿双耳耳聋安装双侧人工耳蜗及导线、电池更换费用共计陆拾壹万陆仟元（￥616000元）。2.原告鲁承睿双耳耳聋评定为四级伤残（原告鲁承睿安装人工耳蜗后双耳听力可以恢复）。3.被鉴定人护理期为24个月、护理人员为1人。原告共计支付鉴定费用11960元。后被告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不仅适用法律错误，且鉴定依据不足，并申请重新鉴定。被告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本院依法通知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姚某、吴某出庭作证。庭审中，鉴定人姚某称：产前检查的目的性很明确，胎儿母亲张某携带GJB2139G＞T突变，胎儿父亲鲁某也携带突变，两者曾生育一女，经基因检测确定为复合突变导致耳聋，张某、鲁某到被告处做产检的目的是为了检测胎儿是否也携带突变，但是医院未检测出GJB2139G＞T，便出具报告推测胎儿听力正常的可能性大，该报告一定程度上让产前检查的人认为胎儿是杂合突变的携带者，系隐形遗传，但是复合的杂合突变生出的孩子一定是耳聋的；胎儿出生后，经过听力检测，是先天性耳聋，所以院方存在误诊的过错；目前基因检查技术具有局限性，存在误诊率，被告应从客观角度把技术的局限性和结果的不准确性告知原告，并向检查人员提出复查、复检的建议，被告在此方面是有欠缺的，导致孩子的不当出生；孩子是先天性耳聋，是遗传性的，和被告的行为没有关系，而原告的目的是为了生出健康的孩子，所以被告对原告的知情权是有侵犯的，也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孩子父母的选择权。鉴定人吴某称：鉴定前鲁承睿已在山东做了听力障碍检测；国内市场比较常用的人工耳蜗品种有澳大利亚的科利耳、杭州的诺尔康、上海的利声特、奥地利的medel，诺尔康单个的价格为98000元至138000元，澳大利亚科利耳单个价格为268000元，鉴定结论中耳蜗价格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和标准，在接受法院委托后，为了解决双方问题，鉴定机构从双方利益考虑，在向相关医院五官科专家咨询、查阅相关资料、向业务员了解等情况下，综合分析作出了该鉴定意见；鉴定机构考虑到科利耳人工耳蜗虽然初装费用较高，但目前大部分聋哑人、孩子用的是科利耳，而外机需要升级，但不需要收取费用，导线和电池等产品也需要更换，例如杭州的诺尔康外机三年要更换升级一次，每次5万元，按平均年龄76岁计算需更换25次，电池三年更换一次，综合计算后，诺尔康的费用更高，所以选择了科利耳；佩戴人工耳蜗后，听力可以恢复；护理期24个月的依据为孩子安装人工耳蜗后至少需要两年的陪护过程。原告称鲁咏诗的基因检测也是在被告处做的，鲁咏诗是原告女儿，在山东出生，出生一年后发现系先天性耳聋；原告张某的经常居住地为山东省庆云县翰林世家15号楼2单元402室，之所以在被告处检查是因为当时原告鲁某与其姐在南昌工作，为了检查方便，故在南昌检查；原告鲁某在南昌有五年左右，原告张某于2018年在南昌怀孕，怀孕后一直待在南昌直到孩子出生，孩子出生一个月就离开南昌了；假设胎儿被检测出有耳聋的可能性，原告张某、鲁某不会选择让其出生，因为家庭承担不起，原告鲁某现在山东，户籍在鲁家村，因在城镇买了房子，在城镇生活，很少回老家。被告称原告张某到被告处产检时已经是孕期27+，此时谁也没有权利否决无明显生理缺陷胎儿的出生权，原告户籍地应为农村，原告鲁承睿的先天性耳聋与被告的检查无因果关系，所以被告对于原告鲁承睿的先天性耳聋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单基因遗传病基因检测报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染色体核型分析报告》、《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临床报告单》、《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检验/基因检测报告单》、《产前染色体检测报告》、出院记录、山东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号《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1号《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鉴定人出庭证言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张某、鲁某因存在GJB139G＞T和GJB2235delC基因突变，曾生育遗传性耳聋患儿鲁咏诗，为慎重起见前往被告处行遗传性耳聋产前诊断，原告张某、鲁某与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形成医疗保健服务关系，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负有忠实勤勉履行职责的义务。而在产前诊断过程中，被告存在“未履行医师应尽的注意义务，即未双重验证、多次平行试验，导致误诊，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侵犯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医疗过错。被告的该过错与原告鲁承睿不当出生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力。上述行为经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该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进行，程序合法，分析说理详细，鉴定人员亦出庭作证并针对被告的疑问进行了回应，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未提供应予重新鉴定的证据及依据，故本院对被告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因被告侵犯的是原告张某、鲁某对胎儿健康情况的知情权和优生优育选择权，导致有先天性耳聋的儿子鲁承睿出生，给原告张某、鲁某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本案适格原告仅为原告张某、鲁某，鲁承睿非本案适格原告。根据被告的检测结论、鉴定意见及本案具体案情，结合医疗科学的局限性、实践性、探索性等特点，本院确定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承担45%的赔偿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本院综合阐述认定如下：1.医疗费确定为2353.69元；2.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南莲鉴定[2019]临鉴字第205-1号《江西南莲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认为国内儿童使用最多的进口品牌为澳大利亚的“科利耳”耳蜗，因鲁承睿现系婴幼儿，且鉴定人吴某到庭称该品牌的整体综合费用不高于国产品牌，本院采信该鉴定意见，确认鲁承睿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为616000元；3.关于护理费，因鲁承睿系婴幼儿，其本身需要护理，不宜将所有护理责任归于被告，故本院确定其护理费按一年计算为37595元（103元/天×365天/年）；4.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5.因鲁承睿先天性耳聋非被告的诊疗行为导致，故本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6.原告主张的后续康复费，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前述合计为656948.69元，被告应赔偿295626.91元（656948.69元×45%），本院另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万元。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张某、鲁某各项损失合计325626.91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鲁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325626.91元；二、驳回原告张某、鲁某、鲁承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50元，鉴定费11960元，合计24710元，由原告张某、鲁某负担14710元，被告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负担1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某、鲁某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逾期视为放弃上诉。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审 判 长  冯 奔人民陪审员  孟爱国人民陪审员  徐文波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姚 佩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