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773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171号。负责人：王照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褚洪文，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衣作涛，男，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晓东，山东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振涛，男，197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栖霞市。一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胜利路318号。负责人：盖永新，经理。一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栖霞市分公司，住所地：栖霞市霞光路307号。负责人：张海滨，经理。二一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显仲，山东通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经四路小纬四路一号。法定代表人：吕建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褚洪文，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下称“烟台邮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衣作涛、王振涛及一审被告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省邮电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下称“烟台联通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栖霞市分公司（下称“栖霞联通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6民初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邮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驳回对我公司的起诉；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与烟台联通公司之间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仅就光缆敷设安装签订的施工合同，不包括拆除电缆的业务。2、上诉人从未安排被上诉人王振涛2015年1月23日去唐家泊镇和桃村镇的村子拆除电缆。3、一审判决仅根据我方与烟台联通公司签订的《通讯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被上诉人王振涛与被上人衣作涛的陈述、尹小杰的证言以及付款6000元等间接证据，无法证明我方安排被上诉人王振涛2015年1月23日去桃村镇拆除电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王振涛拆除电缆的工作不属于建设工程范畴，而《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连带责任人仅适用于建设工程中的发包人、分包人。2、被上诉人王振涛所承揽的拆除电缆的业务根本不需要具有施工企业资质就可以从事。3、一审判决中没有阐明，拆除电缆业务的承揽人应当具备哪些安全生产条件，哪部法律法规规定，委托人还需要注意承揽人应当具备什么交通安全条件等。本案中被上诉人衣作涛是交通肇事导致人身损害，并非拆除电缆业务中遭受的损害。4、一审判决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主观上存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明显过错责任，以《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少法定条件。被上诉人衣作涛答辩称，本案发生事故时涉及的撤缆工程完全是烟台联通公司发包给上诉人的工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十分清楚。1、（2015）栖民一初中第127号案件庭审笔录第414页，上诉人的代理人林琳在庭审中明确认可上诉人承揽了烟台联通公司的工程；并且安排王振涛干撤电缆的活；这是上诉人一方自认的事实，上诉人的所有辩解理由都不能推翻和否认该事实。2、2015年7月30日，衣作飞对栖霞联通公司运维部主任唐春玲的录音中，唐春玲明确陈述联通公司的全部工程都发包给了上诉人，当然包含本案的撤缆工程。3、（2015）127号案件78-80页，郝迎春和尹小杰在工伤调查笔录中也明确陈述联通公司将本案撤电缆的工程发包给第三方，即本案上诉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1、一审和重审时已经查明，被上诉人衣作涛等施工人员在从唐家泊撤完电缆去桃村撤电缆的途中，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属于人身损害解释第九条规定的“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本次事故，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且衣作涛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2、撤电缆的工程系高空作业，施工人当然需要相应的资质，上诉人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任何资质的王振涛施工，对本案的发生具有严重过错，对衣作涛的损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事故发生时，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只有“为本公司联系业务”。故上诉人、省邮电公司对衣作涛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振涛答辩称同衣作涛的意见，请求维持原判。一审被告栖霞联通公司、烟台联通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令栖霞、烟台联通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持一审对我方不承担责任的判决。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继续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628410.72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烟台联通公司（甲方）与烟台邮电公司（乙方）签订《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一份，其中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9月21日期间烟台市范围内的通信工程施工。并约定乙方应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及甲方的要求进行作业，应采取措施防止各类生产安全事件的发生。乙方因安全问题造成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坏，或造成甲方通信阻断，应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内容。2015年1月23日10时许，陈为良驾驶鲁Ｙ×××××号轻型普通货车沿路由东向西行至204国道54KM+998.8M处，向南左转弯时与黄日新驾驶的由西向东行驶的鲁Ｙ×××××号小型轿车相撞，致车辆损坏，陈为良及乘陈为良车的衣作涛、尹小杰、王林军受伤。陈为良因未按规定让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黄日新因未确保安全、未保持安全车速、操作不当，是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陈为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黄日新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衣作涛、尹小杰、王林军对此事故不负责任。原告受伤后，当即被送往海阳市徐家店医院检查，后转院到烟台毓璜顶医院住院治疗167天，在栖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天，共花医疗费283670.31元，并在仁济大药房买药花费390元，在中医世家药店买药花费315元。后去北京博爱医院住院治疗24天，花医疗费19360.21元。原告主张伤后根据病情需要购买三角体垫、一次性手套花费100元；购买防褥疮气垫花费1180元；配眼镜花费480元；购买医疗床花费3760元；购买站立床花费1200元；购买简配康复机花费1173元；两次购买轮椅各花费1500元和4500元；为此次事故花费交通费、住宿费4065元。原告主张的这些费用，均提交了相关单位的收费发票。原告衣作涛系被告王振涛雇佣的拆除电缆人员，陈为良系王振涛雇佣的驾驶员。事故发生后，陈为良车上的乘车人尹小杰就其伤情依法向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在工伤认定过程中，2015年5月12日，该局工作人员依法对栖霞联通公司线路班班长郝迎春制作笔录一份，郝迎春和尹小杰均在笔录中签名。笔录的主要内容：2015年1月23日，郝迎春安排尹小杰随工程队去唐家泊、桃村两地拆除通信电缆，因已安装了光缆。尹小杰去的任务是监工，怕施工队将铜电缆丢失等。他们在唐家泊干完活后，往桃村去的时间发生了事故。车上是五个人，四个人受伤，车是工程队的。2015年1月30日，栖霞联通公司为尹小杰认定工伤出具事故调查报告一份，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23日，尹小杰受公司安排乘坐工程队车辆到栖霞进行光进铜退撤缆工程监工。11:30左右车辆行至204国道处发生交通事故。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尹小杰工伤认定决定书中确认：经调查核实，2015年1月23日10时，尹小杰乘坐单位工程承包方车辆到桃村等地拆除通信电缆，行至204国道54KM+998.8M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伤。认定尹小杰为因工负伤。原告提交哥哥衣作飞2015年7月30日对栖霞联通公司运维部主任唐春玲的录音一份，主要内容为：联通公司与邮电公司有外包协议，邮电工程公司是联通公司的施工方，任何安全事故是邮电工程公司的事，与联通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尹小杰是联通公司的监工，跟着邮电公司去干活，拆电缆，看着电缆少了没有，量尺寸，去监督邮电公司干活。联通公司的活招标，哪家中标了哪家干，省邮电中标了，就是省邮电干。联通公司长年累月把高风险的活包括爬电线杆、爬铁塔分包了，规避风险。联通公司拆电缆的活分包给邮电工程公司。邮电公司在栖霞有办事机构。庭审中，被告王振涛提交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市迎宾路营业所的交易明细一张、银行卡一张（账号62×××64）及银行电脑中显示刘某和王振涛的交易日期、交易账号、交易数额6000元的照片一张，主张交易明细中2015年7月13日收到的6000元是邮电公司的员工刘某付给王振涛在本案中撤电缆的工程尾款，被告邮电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于2019年8月8日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行依法调取了刘某的个人客户档案资料和刘某2015年1月1日-7月30日的明细清单，其中个人客户档案资料记载：刘某的工作单位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被告邮电公司认可刘某为烟台邮电公司）；明细清单中记载：2015年7月13日刘某的账户汇到王振涛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2×××64中6000元。被告邮电公司主张刘某汇给王振涛的6000元是支付的移动公司在栖霞市园小区施工的工程款。王振涛对此不认可，邮电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经原告委托，2015年9月1日，烟台正贺司法鉴定所作出[2015]临鉴字10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衣作涛因交通事故致脊髓损伤构成Ⅰ级伤残。误工时间至评残之日；伤后住院期间2人护理53日，余1人护理至评残之日。自评残之次日起需完全护理依赖，用药合理。烟台正贺司法鉴定所[2015]临鉴字1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衣作涛因交通事故导致颈6椎骨折脱位伴四肢瘫、颈7椎体骨折、颈5、6、7左侧横突骨折等损伤，建议给予被鉴定人伤后365日营养补助期。原告衣作涛支付鉴定费合计4000元。原审诉讼过程中，黄日新对上述鉴定报告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不服，申请法院重新鉴定，经委托，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2015]临鉴字第103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衣作涛的截瘫构成Ⅰ级伤残。2、建议以后需1人长期护理，属完全护理依赖。原告衣作涛主张住院期间雇佣护工高尚义护理，并提供了高尚义的身份证、芝罘区毓亿家务服务部营业执照和该单位的护理费用单据。同时，原告的哥哥衣作飞也在医院护理，原告提交衣作飞与广州市云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旭民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2年4月12日至2015年4月11日止，任项目经理，每月工资5000元，广州市云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旭民分公司出具停发工资证明，证明衣作飞自2012年4月份在其单位工作，因其兄弟于2015年1月23日发生车祸受伤后需照顾，请假回家。由于该员工在请假期间无法正常上班，因此公司决定在此期间对该员工停发工资。原告主张其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提交栖霞市一品鲜果蔬专业合作社为其出具证明，证实其从2013年10月份起至2014年2月底在其单位干活；提交王振涛支付工资和医疗费的收条；提交衣作江的身份证、房产证、租房合同一份，证实其与衣作江于2013年10月15日签订租房合同，租住衣作江位于栖霞市住宅楼房，该楼房面积为66.37平方米，衣作江的身份证信息为栖霞市6号，本人亦居住在该处；提交栖霞市翠屏街道迎宾社区居委会证明；提交栖霞市委的证明证实其长年在外打工，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但在渤海财产保险公司提交的2015年2月13日所做的人伤查勘记录表中原告签字确认的注明户籍性质为农村。原告衣作涛在起诉时，申请缓交诉讼费用，栖霞市村民委员会及栖霞市杨础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村衣作涛于2015年1月23日在去工地干活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医疗费花费巨大，无劳动能力及其他经济来源，且老婆没有工作，另有两个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家庭条件十分困难。原告衣作涛户籍所在地栖霞市；原告提交丁蕾的身份证和结婚证，证实原告与丁蕾系夫妻关系。原告父母衣省文与孙玉凤生育两个孩子，分别是衣作涛、衣作飞。原告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女儿衣俊彦（曾用名衣忻彦）出生于2006年8月12日，身份证号码；儿子衣浩铭出生于2015年1月31日，身份证号码。原告的父亲衣省文出生于1955年7月2日，身份证号码；母亲孙玉凤出生于1956年12月13日，身份证号码。原告提交2016年3月25日从烟台市工商局打印的烟台邮电公司的企业信息中，记载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本公司联系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原告衣作涛以烟台邮电公司为被告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我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衣作涛要求确认与被告烟台邮电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经二审终审已经生效。另查明，省邮电公司具有通信工程施工资质，王振涛没有承接涉案工程资质。事故发生后，被告王振涛付给原告赔偿款50550元，原告从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获得赔偿款9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陈为良、黄日新、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起诉，法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原告作为王振涛的雇员，从唐家泊拆完电缆去桃村拆电缆的途中，乘坐同为雇员的陈为良驾驶的雇主王振涛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原告在雇佣活动中即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此次交通事故。栖霞市交警大队对该事故所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适当，且原被告均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根据认定书，原告系乘坐人，在本案中无责。故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应由雇主王振涛全部赔偿。本案争执的焦点一是：烟台联通公司与烟台邮电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是否包括拆除电缆工程，烟台邮电公司是否将通信建设工程分包给王振涛个人（拆除电缆部分）。一审法院认为，一、烟台联通公司与烟台邮电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9月21日期间内烟台市范围内的通信工程施工，本案工程为烟台市范围。烟台联通公司在庭审中称2014年-2015年期间，联通公司进行农村光纤到户改造，同时对电缆进行拆除，光纤改造及电缆拆除工程由邮电公司承担，邮电公司在栖霞有项目部，负责工程施工管理的是刘某，联通公司将符合拆除条件的村庄明细交给邮电公司栖霞项目部，由栖霞项目部安排施工队伍进行拆除，联通公司安排人员对拆除电缆的型号和数量进行核对。撤电缆属于工程的一个施工项目。王振涛属于邮电公司雇佣的施工队。二、在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省邮电公司代理人林琳承认邮电公司安排王振涛撤电缆的活，是给烟台联通公司干活。三、被告王振涛庭审中称联通公司撤电缆的工程发包给了省邮电烟台分公司，省邮电烟台分公司又分包给了王振涛个人，即王振涛主张烟台邮电公司将工程分包给他而不是烟台联通公司发包给他。四、烟台邮电公司工作人员刘某打给王振涛个人6000元，王振涛主张系烟台邮电支付的涉案工程尾款。烟台邮电公司主张是移动公司在栖霞园小区的通信工程款，王振涛以公司名义给邮电公司干活，王振涛是具体的联系人。即烟台邮电公司主张刘某打给王振涛的6000元是支付给王振涛的工程款，不过支付的是移动公司的工程款，并不是联通公司的工程款，但烟台邮电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6000元为移动公司工程款且与原审代理人林琳庭审陈述不一致。综上，被告邮电公司庭审中否认其与联通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中包括拆除电缆工程，否认分包给王振涛拆除电缆工程，但邮电公司在原一审中承认安排王振涛给联通公司撤电缆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被告邮电公司没有提交相反的证据推翻其承认的上述事实，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及《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原告对栖霞联通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唐春玲的录音、被告邮电公司付款证据等可以认定烟台联通公司与烟台邮电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包括拆除电缆工程，烟台邮电公司将通信建设工程分包部分给王振涛个人。本案争执的第二个焦点是原告是否在去撤电缆路途中受伤，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尹小杰工伤认定决定书中确认：经调查核实，2015年1月23日10时，尹小杰乘坐单位工程承包方车辆到桃村等地拆除通信电缆，行至204国道54KM+998.8M处发生交通事故致伤。该决定书及原告对栖霞联通公司唐春玲的录音等证据足以认定原告衣作涛是与尹小杰等人在去干活路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本案争执的第三个焦点是原告衣作涛前往施工途中受伤是否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的问题及被告省邮电公司、烟台邮电公司、烟台联通公司、栖霞联通公司应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的工作是对乡镇农村高空电缆进行拆除，乘坐车辆前往施工地是其履行职务的构成部分，故原告能否安全抵达施工地开展工作也应属于安全生产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员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烟台联通公司将工程发包给烟台邮电公司时，因烟台邮电公司系省邮电公司的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其业务范围仅仅是为本公司联系业务，故烟台邮电公司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省邮电公司承担。因省邮电公司具有相关资质，故在发包过程中被告烟台联通公司没有过错，烟台联通公司和栖霞联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而被告烟台邮电公司又将拆除电缆工程分包给没有施工资质也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被告王振涛施工，故被告烟台邮电公司在此分包过程中具有过错，应当与雇主王振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委托烟台正贺司法鉴定所所作的鉴定意见，证明其伤残情况、误工、护理、用药、营养期等情况。被告王振涛、联通公司对此无异议；被告邮电公司虽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故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依法认定。对于原审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原被告均无异议，故对该鉴定意见法院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医疗费票据依法认定。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其提交事故发生前几年的工作单位情况，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前，原告并无固定收入来源，即原告不能证实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其主张误工费按照200元/日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交的缓交诉讼费用证明系其所居住的村民委员会开具，且其提供的租房合同与原告主张的在城镇工作的时间不相符，其提交的一系列工作证明，该组证据无法证实原告是离开原居住地后在城镇生活居住一年以上。在原审被告保险公司调查核实时，其签字确认的查勘记录表中载明是农村居民，因此，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支付残疾赔偿金的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故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222天（发生事故之日2015年1月23日至评残之日2015年9月1日）。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比照三人的居住场所、收入来源和原告的收入来源等因素按农村居民标准综合认定。原告之父衣省文（1955年7月2日出生）在原告评残时（2015年9月1日），年满60周岁，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原告女儿衣俊彦（曾用名衣忻彦2006年8月12日出生）、儿子衣浩铭（2015年1月31日出生）尚未成年，符合被扶养人条件，故对原告主张的此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予以支持。其中，衣省文被抚养年限为20年，衣俊彦被抚养年限为9年，衣浩铭被抚养年限为18年。按照分段计算法：三个被扶养人前9年实际赔偿总额累计均超出或达到上一年度（2018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1270元/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支付9年，每年11270元；第二段有9年实际赔偿总额累计均超出或达到上一年度（2018年度）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11270元/年，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支付9年，每年11270元；剩余2年为衣省文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因衣省文有两个儿子，按照一般计算方法计算11270元×2年÷2人。原告主张的辅助器具三角体垫、防褥疮气垫、轮椅、医疗床、站立床、简配康复机、轮椅的费用共计13413元，与原告的病情和伤残情况完全吻合，且有相关的票据，法院依法认定。原告主张的配眼镜花费480元，有相应的票据，且与病历记载的受伤的部位相吻合，法院依法认定。关于护理费，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伤情严重，在住院治疗期间需要两人护理，结合原告的鉴定意见，对原告所主张护工高尚义护理情况予以确认。原告提交其哥哥衣作飞的劳动合同、停发工资证明及身份信息，主张原告住院期间由衣作飞护理，护理费按照其实际收入情况计算，被告对此虽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异议主张，故对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情况法院予以认定。原告出院后回家休养，其应由妻子护理，原告妻子居住在栖霞市，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收入，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护理费。结合原告身体状况及伤残程度，综合认定原告的长期依赖护理费以十年支付一次为宜，自2016年1月8日烟台信恒翔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之日起算，其余待到十年期后视原告身体恢复状况可另行主张。关于营养费，根据鉴定意见，综合原告的病情、消费水平情况及事故发生地经济发展水平，法院酌情认定为每天60元。原告主张交通费住宿费4065元，结合原告伤情及来往医院治疗情况，法院认为交通费3000元为宜，住宿费没有合理理由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为查明损失数额所支出的司法鉴定费4000元，应认定为必要、合理的费用，应由被告承担。因本案中，原告变更法律关系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是侵权纠纷，故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王振涛付给原告的50550元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付给原告的90000元，应从原告应得的赔偿款中扣除。综上，本次交通事故为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医疗费303735.52元、误工费9912.15元（16297元/年÷365天×222天）、护理费58740元[高尚义（毓璜顶）167天×220元/天=36740元；衣作飞（毓璜顶）53天×5000元/30天+（222天-167天）×5000元/30天=18000元；衣作飞（博爱医院）24天×5000元/30天=4000元]、长期依赖护理费162970元（16297元/年×10年）、残疾赔偿金325940元（16297元/年×20年）、残疾辅助器具费13413元、配眼镜费用480元、营养费21900元（60元/天×365天）、被扶养人生活费214130元（11270元/年×9年+11270元/年×9年+11270元/年×2年÷2人）、住院伙食补助费19800元[100元/天×（167天+7天+24天）]、司法鉴定费4000元、交通费3000元，共计1138020.67元。扣减被告王振涛已付的50550元和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已付的90000元，被告王振涛应赔偿原告997470.67元（1138020.67元-50550元-90000元）。被告省邮电公司、烟台邮电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多请求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烟台联通公司、栖霞联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28日判决：一、被告王振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衣作涛各项经济损失共计997470.67元；二、被告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王振涛应承担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55.7元，由原告衣作涛负担5680.99元，被告王振涛、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负担13774.71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王振涛、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了1、山东联通光进铜退工程电缆拆除施工框架合同，证实上诉人方省公司与山东联通公司在2011年3月份签订的电缆拆除合同与2014年9月份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属于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两个合同独立实施，独立结算。一审法院认定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的业务范围和施工内容中包含电缆拆除业务、拆除电缆的业务需要施工企业资质是错误的。2、分包结算说明、支票存根及收据、EPON工程撤旧退料表。经质证，被上诉人王振涛称上诉人所述虚假，2015年1月23日是上诉人方的刘某、林琳安排我到唐家泊和桃村拆除电缆，联通安排随同人员一起去唐家泊，到达唐家泊之后因为电缆已被别的施工队拆除，联通公司随同人员尹小杰请示联通公司领导改去桃村拆除电缆，并联系了桃村联通工作人员在拆除电缆的地界等待，在去桃村撤缆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被上诉人衣作涛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该些证据不是一审判决后新发现的证据，二审法院对该些证据所证实的内容不应支持。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框架合同是复印件，不是原件，无法证实其主张。上诉人提交的第二、三、四组证据中的分包结算说明，都签订于2017年5月5日，该时间与本案发生的时间2015年1月23日没有关联性。这些证据无法证实上诉人方的上诉主张。一审被告烟台联通公司与栖霞联通公司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系省联通公司与省邮电签订的，代理人不清楚，对其他的证据我方不知晓上诉人与其他方的结算方式，请求法庭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处理。对王振涛所述在一审法院中已有相关陈述，以在一审法院的陈述为准。上诉人于二审庭审中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称，我是上诉人的职工，王振涛在栖霞干过通信，我们是一个行业的，没有见过衣作涛，也不清楚衣作涛出事故的这天是给谁去干活，我没有安排王振涛去到唐家泊和桃村去拆除电缆。联通公司将可以拆除电缆的地方收集以电话或邮件的方式在头天傍晚前后通知我，我会根据拆除地点看让哪个施工队去比较合适，我在当天下午或晚上通知、协商定好工程队后，第二天工程队拉着联通的随工去把缆线撤下来，撤下来后签单子填写多少米，入到邮电公司的库房里面，施工队将交揽的退料单交给我，就算完工各自散去。唐家泊和桃村的工程是好多人拆除的，在这期间我安排过王振涛去拆除过中桥的、桃村的一个地方的电缆。干活期间都是我与联通公司的主管沟通确定好人员后，我通知施工队去接联通公司的随同人员一起去干活。经质证，被上诉人王振涛称对工作流程安排没有异议，对电缆拆除后是否立即存放入库有异议,称撤缆后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仓库，而不是像刘某所说每天干完活后把缆放在上诉人的仓库，是撤到一定程度我们找车，上诉人方负责运费送到上诉人方的莱阳仓库。2015年1月23日去桃村撤揽工程安排是刘某安排我去的，上诉人方负责工程队的安排，然后通知联通公司部门负责人安排撤缆随同人员。一审被告烟台联通公司与栖霞联通公司质证称，与联通公司工作流程的对接没有异议。但通过一审的调查及对我们公司工作人员唐春玲的录音证明尹小杰是随同上诉人工程队安排的车辆一起到现场进行随工。被上诉人衣作涛质证称，我方对工程流程的安排不清楚，对证人陈述的其他事实请求法院依法认定。上诉人对证人所讲没有异议。上诉人对证人进行发问：你回忆一下在2015年1月22日、23日你是否打电话或其他形式通知王振涛去唐家泊和桃村拆除电缆？证人刘某：没有。上诉人：刚才为什么王振涛讲你曾经安排过其在该时间去唐家泊和桃村拆除电缆？证人刘某：让王振涛讲一下我是怎么安排他去的，去的哪个点，都干哪个活。被上诉人王振涛：我每天都到刘某办公室去找他安排活，当时是刘某在联通公司办公室现场安排我去唐家泊拆除电缆，具体哪个点记不清了。被上诉人王振涛对证人发问：撤下来的电缆是放在我们的仓库还是你们的仓库？证人刘某：撤下来的电缆先是放在你们的仓库，最后一定放在我们的库里。被上诉人王振涛：事发时为什么尹小杰会在我们的车上？证人刘某：尹小杰不是我们的职工，我不清楚为什么会在你的车上。被上诉人衣作涛对证人发问：2015年1月23日，案发当天你公司是否派人到唐家泊撤过电缆？证人刘某：有一个叫远辉（音）的施工队在唐家泊拆除电缆。被上诉人衣作涛：具体的人名是否清楚？证人刘某：单子上肯定有。被上诉人衣作涛：2015年7月13日你的账户向王振涛的账户汇了6000元，这6000元钱是什么性质？证人刘某：以前我安排王振涛撤过电缆，这是给付的撤缆钱。被上诉人衣作涛：这6000元包含不包含1月23日撤电缆的钱？证人刘某：不包含。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上诉人衣作涛作为被上诉人王振涛的雇员，从唐家泊去桃村拆电缆的途中，乘坐王振涛另一雇员陈为良驾驶的王振涛所有的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应由雇主王振涛承担赔偿责任。王振涛所承包的工程系省邮电公司自联通公司承包后所分包，而王振涛个人并不具备承包通信建设工程的资质，故上诉人作为分包方明知王振涛没有相应资质而发包，存在过错，应与一审被告省邮电公司对被上诉人衣作涛在本案交通事故中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与一审被告烟台联通公司、烟台邮电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系仅就光缆敷设安装签订的施工合同，不包括拆除电缆的业务，也从未安排王振涛于事发当日去唐家泊镇和桃村镇的村子拆除电缆。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为2014年9月22日至2016年9月21日期间内烟台市范围内的通信工程施工，对于施工内容并未作详尽约定。而烟台联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述称，2014年-2015年期间，联通公司光纤改造及电缆拆除工程由邮电公司承担，撤电缆属于工程的一个施工项目。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省邮电公司代理人林琳承认邮电公司安排王振涛撤电缆的活，是给烟台联通公司干活。被上诉人王振涛一审庭审中称联通公司撤电缆的工程发包给了烟台邮电公司，烟台邮电公司又分包给了王振涛个人。对烟台邮电公司工作人员刘某打给王振涛个人6000元的事实，王振涛主张系烟台邮电公司支付的涉案工程尾款。烟台邮电公司主张该款系支付给王振涛移动公司的工程款，而非联通公司的工程款，但一审中烟台邮电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且其主张与原审代理人林琳庭审陈述不一致。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刘某称其以前安排王振涛撤过缆，上述6000元是给付王振涛的撤缆钱，但不包含2015年1月23日撤电缆的钱。结合上述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一审中唐春玲的录音及烟台邮电公司付款证据、二审中的证人证言等可以认定烟台联通公司与烟台邮电公司签订的《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包括拆除电缆工程，烟台邮电公司将通信建设工程分包部分给王振涛个人。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无法证实《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不包含电缆拆除业务，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拆除电缆的业务不属于建设工程范畴，不需要具有施工企业资质。对此本院认为，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发布的《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操作规范》：“本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一般安全生产要求、工器具和仪表、器材储运、通信线路、管道施工和通信设备、卫星地球站、微波、移动通信基站天馈线、通信电源设备安装、综合布线及国际通信工程等”，通信电缆拆除工作系通信线路工作的一种，属于通信建设工程，要求施工单位具有施工资质。综上，上诉人以《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框架合同》中不含拆除电缆工程，且拆除电缆不属于建设工程，不需要施工资质为由，主张其不应对衣作涛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事故发生当日上诉人是否安排王振涛去唐家泊镇和桃村镇的村子拆除电缆。结合本案事故中另一伤者尹小杰申请认定工伤的过程中，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对栖霞联通公司线路班班长郝迎春制作的笔录及对尹小杰工伤认定决定书、栖霞联通公司为尹小杰认定工伤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能够证实事发当日尹小杰乘坐单位工程承包方车辆到桃村等地拆除通信电缆，即事发当日衣作涛与栖霞联通公司随同人员尹小杰前往桃村等地拆除通信电缆，且该部分事实能够对应证人刘某所述“干活期间都是我与联通公司的主管沟通确定好人员后，我通知施工队去接联通公司的随同人员一起去干活”，上诉人对此不认可，仅有证人刘某提供的证言称未打电话或以其他形式通知王振涛去唐家泊和桃村拆除电缆，而不能提供反证，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上诉人主张事发当日未安排王振涛去唐家泊镇和桃村镇的村子拆除电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455.7元，由上诉人山东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付景波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李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