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3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海县桃源街道金山路139号。 法定代表人：严声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树明，浙江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曙光，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行兴，男，195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宁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猛，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运输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罗行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9）浙0226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路运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罗行兴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公路运输公司于1999年进行改制，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方案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制定公司章程，章程中有当时的47名股东签字。罗行兴为公路运输公司职工，虽然出资4000元，但并非股东。最原始的公路运输公司章程中股东产生办法为以20名左右入股职工，推选1名代表为股东，公司股东会由47名股东组成。1999年11月，公路运输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进行了股东名录确认，并无罗行兴。罗行兴因出资所拥有的股份通过推选的代表为股东所持有，实际上构成罗行兴与代表职工持股的股东之间的内部性股份代持关系，代表职工持股的股东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罗行兴仅是实际出资人。公路运输公司从改制至今一直采用持股职工推选代表成为公司股东的方式，如果法院认定出资职工为股东，则属于深度介入属于公司的自治领域。实际出资人是否为公司股东的认定应该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团体主义原则。现行公司法解释已经不再采用“隐名股东”一词，“隐名股东”应该界定为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或者代表关系，应该通过内部关系来处理。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罗行兴为股东，一方面又认为其不能在工商登记中确认股东资格，显然自相矛盾。如果认定出资职工为股东，那么公路运输公司股东可能会达到700余名，将给公路运输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另外，罗行兴不具有公路运输公司股东资格，并不会影响其权益，其仍可以通过股东代表机制表达诉求，享受相关权利与权益。 罗行兴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罗行兴以公路运输公司拒绝确认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罗行兴系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并记载于工商登记薄的股东名册；二、确认罗行兴享有公司法上股东应有的一切权利，并自行参与股东会、行使股东的权利（自2019年4月28日起）；三、案件受理费由公路运输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公路运输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8日，登记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系1999年经宁海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原宁海县公路运输总公司改制而成。罗行兴持有的出资证明书反映其于1999年出资4000元，于2005年增资4000元。此后罗行兴收到公路运输公司发放的公司分红。 公路运输公司1999年10月23日的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共设47个股东，原则上按现有行政划分，以20名左右入股职工，推选1名代表为股东。公路运输公司2007年11月20日的章程载明，原宁海县公路运输总公司应锦强等47名出资职工代表共同投资组建公路运输公司。该章程第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应向出资股东职工签发出资证明书。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罗行兴是否为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公司股东一般具备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向公司投入资本、实际履行出资义务，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等特征。履行出资义务是成为股东的基础条件，在章程中记载为股东或载入股东名册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现罗行兴向公路运输公司进行出资，并由公路运输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及向罗行兴分红，可认定罗行兴具备股东资格。罗行兴要求确认其为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该院予以支持。公路运输公司抗辩罗行兴仅为出资职工而非股东，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采纳。在罗行兴、公路运输公司内部之间，罗行兴作为公路运输公司股东，当然享有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无需再次确认，故对罗行兴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院不再处理。关于罗行兴要求记载于工商登记簿的股东名册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股东名册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罗行兴要求记载于股东名册应符合一定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且公路运输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受公司法对股东登记人数的限制，公司章程规定以出资职工代表登记为股东具有合理性。即使罗行兴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也应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登记的规定。现罗行兴要求登记于股东名册的条件不成就，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罗行兴为公路运输公司股东；二、驳回罗行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公路运输公司负担。 二审中，罗行兴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公路运输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1.宁海县公路运输总公司转制方案职代会决议书、宁海县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审核意见书、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各一份，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在1999年改制时是将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参与职工较多，所以采用推选职工代表作为股东的形式，改制方案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体现职工意愿。2.严某证人证言、通某，拟证明第一届公路运输公司股东是全体出资职工通过分选区推选方式产生的，并在产生后进行了公告和登记，该推选方式之后几届一直沿用。3.公路运输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一份，拟证明1999年登记材料中确立了公路运输公司发起人（股东）名录，罗行兴并非公司股东。4.公路运输公司1999年的公司章程一份，拟证明出资职工与公司股东并非同一概念，公司仅有47名股东，罗行兴也并未在公司章程落款处签名，排除了罗行兴作为公司股东的资格。5.职工出资证明书、职工出资证明登记簿各一份，拟证明当时公路运输公司颁发给出资职工的为职工出资证明书，而非股东出资证明。经质证，罗行兴对证据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国家当时对国企进行改制时真实目的是想全体职工均入股，公司章程内容也显示全体职工均是股东，在工商部门登记入册仅是股东代表，故罗行兴为公路运输公司股东。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第二组证据为6.第一届、第六届股东名册各一份，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每届都有股东名册，在第一届、第六届公司股东名册中，仅有47名由出资职工所推选的代表成为股东并进行股东名册登记。公司历届股东名册从未认可罗行兴为公司股东，并进行公司股东名册登记。7.第一届至第六届股东会会议签到表，拟证明历届股东参加股东会均需签到，而历届签到表中均无罗行兴签名，可知其并非股东，无权出席股东会会议。8.关于选举第六届股东（代表）办法的通知，各选区股东代表名额分配表，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实行由出资职工推选代表作为公司股东的制度，他们之间是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关系。9.第六届罗行兴所在的第六选区相关选举安排、选举票、选举结果、第六选区第六届推选代表与出资职工的对应关系表，拟证明各选区职工推选代表成为公司股东是有一整套程序，在第六选区经过规定程序选出18个股东，该股东与选区出资职工是显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关系。10.公告一份，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是按照章程规定进行股东选举工作，并将选出来的股东进行公告。经质证，罗行兴认为证据6-10系公路运输公司单方制作材料，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不能成为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的选举票、第六选区第六届推选代表与出资职工的对应关系表无相关人员签字，亦无公路运输公司盖章，真实性难以确认，本院不予认定，其余证据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第三组证据为11.证人证言五份，拟证明退休职工选区推选第六届出资职工代表作为公司股东的基本事实，职工代表与职工之间沟通良好。12.公路运输公司董事会秘书办证言一份，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成立至今已经选出六届股东，一直采取出资职工选出职工代表作为公司股东的方式，公司职工人数从2001年的751个减少至现在的734个，出资职工推荐的代表即公司股东为47名。经质证，罗行兴认为证据11-12证人证言，其中作出证言的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对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不予认定，已经出庭作证的杨某证人证言，本院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 公路运输公司申请证人杨某、严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公路运输公司47名股东由出资职工推选产生的事实。证人杨某、严某在庭审中陈述：公路运输公司在1999年改制时，由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改制方案，改制方案主要内容有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人数为47名，该47名股东产生方式是出资职工推选产生。职工代表人数分配到公司运输公司各行政部门，由该行政部门出资职工推选，选举地点在客运总站，先登记，拿选票，现场唱票，监票、唱票、统计人员都有。经质证，公路运输公司认为上述证人证言基本能反映客观情况。罗行兴认为杨某、严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的证人证言应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杨某、严某的证人证言可以与公路运输公司提供的公司转制材料、公司章程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宁海县公路运输总公司成立于1995年8月8日，性质为国有，1999年，经宁海县委同意，进行了改制，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变更为公路运输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公路运输公司于2001年12月建立职工出资证明书发放登记表，罗行兴持有的出资证明书编号为00702，出资金额为4000元。第一届、第六届股东名册中并无罗行兴名字，第一届至第六届股东会会议签到表中也无罗行兴名字。公路运输公司于2005年3月4日制定了《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股东（代表）产生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罗行兴是否有权要求确认其系公路运输公司股东。 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公路运输公司直接向罗行兴发放出资证明书，且向罗行兴支付分红款项，但是该行为应属国有企业在产权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以此视为公路运输公司确认罗行兴具有股东资格。罗行兴持有的出资证明书仅可以证实罗行兴于1999年8月8日出资4000元，至2005年11月30日增资4000元投入公路运输公司的事实。罗行兴应系公路运输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据此当然可以享有公路运输公司相应的投资权益，罗行兴是否为公路运输公司股东，是否记载于公路运输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均不能影响该权利的实现。 但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非当然就是公司的股东，罗行兴是否有权要求公路运输公司确认其有股东资格，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由于公路运输公司改制建立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而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上限为50人，如果公路运输公司的所有出资职工均具有股东资格，则股东人数远超法律规定的股东人数上限，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股东人数限制的规定。公路运输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不仅有资合性，更要有人合性，数量庞大的股东人数，在治理公司过程中，必然产生股东大会召集困难，股东会决议难产等问题，致使公司内部管理秩序紊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进展缓慢，甚至于无法开展，最终阻碍整个公司的发展，从而损害公司全体员工、实际出资人以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同时，公司实际出资人是否具备股东资格还应考虑实际出资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是否实际履行公司股东管理公司的权利。公路运输公司以及罗行兴提供的多份公路运输公司章程中均无罗行兴签字，可知罗行兴多年来，并未参与制定公路运输公司章程，而罗行兴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公路运输公司改制建立后至罗行兴与公路运输公司发生纠纷前，其曾行使经营管理公路运输公司如选举、更换董事、监事，审议和批准董事会、监事会的年度工作报告等作为股东应享有的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可知罗行兴除享有投资收益权利以及选举职工代表权利外，在公路运输公司经营过程中，并未曾行使其他股东权利。 现公路运输公司的历届股东名册中并未记载罗行兴名字，而公路运输公司自改制建立至今的公司章程中亦未规定出资职工为公司股东。公路运输公司1999年公司章程对于股东产生办法规定为公司共设47名股东，原则上按现有行政划分，以20名左右入股职工，推选1名代表为股东。从该表述可知出资职工并非当然就是股东，出资职工推选的代表才能成为公司股东，至2005年，公路运输公司又制定了股东产生办法，多年来，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一直按照上述规定由出资职工选举产生，而出资职工并未对公司章程的该条款及股东产生办法提出异议，可知公路运输公司内部治理体系中亦无出资职工即为公司股东的惯例。 为此，罗行兴要求确认其为公路运输公司股东，并将其登记于公路运输公司股东名册既违反法律规定，影响公司长远发展，又与公司实际治理体系不符，本院难以支持。 罗行兴作为一名公路运输公司出资职工，应该明白通过确认其有公司股东资格并非实现其保障自身在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他人侵害的唯一路径，罗行兴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公司章程、办法中关于股东产生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推选能够契合自身权益的职工代表作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从而在不影响公路运输公司正常经营情况下，合法合规有序地参与公司治理，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 另外，罗行兴申请对案外人应锦强、杨某采取限制出境措施，但是应锦强、杨某并非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本院对罗行兴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罗行兴依法享有公路运输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利，但无公路运输公司的股东资格，公路运输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正确，但是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19）浙0226民初279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罗行兴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被上诉人罗行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毛 姣 审 判 员  胡曙炜 审 判 员  朱 静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代书记员  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