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梓潼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25民初1378号 原告：魏春华，女，生于1981年6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平（原告魏春华之夫），男，生于1953年4月7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体林，四川翠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梓潼支公司，住所地位于四川省梓潼县文昌镇东环路（现已更名为金牛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25905669120G。 负责人：张宁，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被告员工），女，生于1981年6月23日，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伟，四川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春华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梓潼支公司（以下或简称财保公司梓潼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史晋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月30日，本院作出（2018）川0725民初2030号判决，限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保险金699585元，被告不服上诉。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需对原告在水稻制种过程中是否按规范要求生产以及是否存在生产操作不当导致减产的事实予以查证，后再依据相关事实确定是否存在保险责任。2019年5月30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本院（2018）川0725民初2030号判决，将案件发回本院重审。本院2019年7月24日重新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加锋、审判员杨地林、审判员何小梅组成合议庭，赵加锋担任审判长，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平和曹体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芳和廖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按双方签订的《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原告水稻制种损失726126.52元（此为原告实际主张的金额；按原告扣除方案“432.15亩乘以1768.70元／亩后再减被告免赔的5%即38217.18元”所得到的金额应为726126.5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原告所属的四川百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侬农业公司）受四川科瑞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种业公司）委托在梓潼县进行制种。因此，原告根据“绵财建［2014］107号”文件要求，于2018年5月29日与被告订立《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向被告投保制种水稻554.38亩；单位保险金额为2000元／亩，保险金总额为1108760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5%；保险费为11087.60元；保险期间为2018年5月29日0时起至2018年10月31日24时止；保险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为诉讼。同时，在该合同附件《绵阳市杂交水稻制种特色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中的保险责任部分明确约定：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连续高温、小雨等直接造成杂交水稻制种因授粉、受精、灌浆结实、倒伏等而减产，且损失达20%以上，保险人就应按照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合同签订后，原告与科瑞种业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分别向被告交纳保险费5543.80元。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在梓潼县亩水稻制种，先后因遭遇暴雨、高温、大风等天气而严重受损。在此期间，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报案，但被告均未安排人员查勘现场。为证明损失，原告特在2018年8月17日制种水稻收割前一天向被告报告，并请被告安排人员查灾，可被告根本不予理睬。经收割后统计，前述432.15亩制种水稻共收割种子10440斤。种子入库后，原告再次在电话中请求被告前来查勘，被告仍未前来。照此核产，原告这432.15亩制种水稻的亩产量只有24.10斤；再根据绵阳市种子协会所作的9.60元／斤的定价，原告这432.15亩制种水稻的亩产值只有231.30元。所以，根据《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合同》约定，被告应按产值2000元／亩的标准予以补足赔偿，也就是按每亩1768.70元的标准向原告进行差额赔偿。由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赔偿，而被告都以种种理由拒赔，故原告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1.原告诉称的损失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2.原告所种植的制种作物在投保前就存在问题；3.原告在制种过程中没严格按照制种管理要求和程序进行操作，是最终导致减产的重要原因；4.对原告诉称的制种面积和相应损失，原告均未提供证据证实。综上，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10日，绵阳市财政局、绵阳市农业局、中共绵阳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向各县市区财政局、农业局、农业办，以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发出《关于印发的通知》[绵财建（2014）107号文件]。通知要求全市从2015年开始实施杂交水稻制种特色农业保险工作，并确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为全市2015年杂交水稻制种特色农业保险的经办机构；对于保险费，按市级财政40%、县级财政20%、农户40%（其中制种企业代农户缴纳20%保费）进行分担。根据《绵阳市杂交水稻制种特色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在保险期间内，由下列原因直接造成的杂交水稻制种损失，损失率达到20%（含）以上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暴风（大风）、冰雹、内涝、旱灾等；泥石流、山体滑波、空中运行物体坠落；亲本种子播种后由于低温（籼稻低于14℃，粳稻低于12℃），导致成苗率低，造成损失；父、母本均处于盛花期间，遭遇连续三天（含）以上阴雨天气影响授粉结实；在盛花期间，遭遇连续三天（含）以上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影响授精结实；在盛花期间，遭遇连续三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在23度以下的低温天气，影响授精结实；在灌浆至成熟期，遭遇连续三天（含）以上日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影响灌浆结实。另，该实施方案还明确：收获前遭遇连续三天（含）以上的阴雨天气，造成穗萌及穗发芽达到10%（含）以上，经精选加工后种子发芽率仍然低于国家标准，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由于大风、大雨天气造成植株倒伏，损失率达20%以上，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5%；赔偿金额=出险当期最高赔偿标准×损失面积×损失率（或者穗萌率）×（1－绝对免赔率）；损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量。在确定出险当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方面，实施方案规定：首插亲本播种后至双亲均移栽（直播）到制种田，按每亩保险金额×40%确定；双亲在制种共生至任一亲本始穗，按每亩保险金额×70%确定；任一亲本始穗至收获完，按每亩保险金额×100%确定。在灾害责任解释部分，该实施方案就暴雨、洪水、暴风（大风）等作了认定，其中暴雨是指降雨量每小时在16mm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mm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mm以上；洪水是指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及倒灌或暴雨积水；暴风（大风）是指瞬间最大风速达到17米/秒以上或2分钟平均风速达到12米/秒以上的自然风。 2017年9月，原告承包了梓潼县文昌（注：两村相邻）共计472.15亩的土地，用于农业种植生产经营。2018年初，科瑞种业公司与本案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百侬农业公司订立《杂交水稻种子委托生产合同》（包括《关于2018年生产的补充协议》在内）。双方在合同中有如下约定：科瑞种业公司委托百侬农业公司制种400-430亩（波动范围±10%）的川优6203号杂交水稻种子，有偿提供亲本（父本和母本）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制种保险保费；百侬农业公司的制种总产量应为6.8-7.3万斤（波动范围±10%），结算价格（具体包括种子收购价、委托代制费、产地检疫费、精选整理损失和费用、运费）为24.5-25元／公斤，正常情况下按24.5元／公斤结算，如遇不可抗力的持续性灾害气候影响则按25元／公斤结算；百侬农业公司应在2018年10月30日前根据科瑞种业公司的通知发货，并承担运费。2018年5月，原告在前述承包土地中划出432.15亩，用于制种川优6203号杂交水稻种子。 2018年5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出投保水稻制种保险请求。当天，被告工作人员即联系农业专家并一同前往原告在文昌的制种基地验标。经现场查勘后，原、被告及到场农业专家一致认定保险标的存在“母本栽插后三天遇大风，造成父母本部分死叶、大部分黄叶，母本极少部分漂浮水面、未定苗”等承保前风险。2018年5月28日，被告和科瑞种业公司根据《绵阳市杂交水稻制种特色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合同关系。根据合同，被保险人为本案原告，被告承保的制种水稻面积为554.38亩，每亩保险金2000元，保险金总额1108760元；每次事故起赔线20%，每次事故免赔额5%；保险费率5%，保险费55438元，其中地市财政补贴22175.20元，农户自行承担11087.60元，其他（县级财政负担）22175.20元，保险期间（补充约定）自水稻制种田间插秧或移栽成活起至水稻田间收割离地时止。对应由农户自行承担的11087.60元保险费，原告和科瑞种业公司各承担了50%。 根据科瑞种业公司投保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水稻制种在扬花期内由于三天以上连续下雨（须以气象单位鉴定为准）直接导致其纯度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或产量下降，且损失率达到50%（含）以上，保险人应按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因技术指导失误、季节延误、农药化肥或激素使用不当、干旱及病虫害防治不当等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对按保险合同载明免赔率所计算出的免赔额及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后自行毁掉或放弃种植保险水稻制种的，保险人不予赔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条款》还规定，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损失时，保险人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赔偿处理：（一）对遭受损失的保险水稻制种进行现场查看、标记受损保险水稻制种，对受损面积进行核实记录；（二）待受损的保险水稻种达到成熟收获条件后，由专业技术人员按照随机采样率5%确定采样点，同时按照每个采样点抽取1000粒种子的标准对受损的保险水稻制种进行抽样；（二）被保险人可将种子样本送至省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进行种子纯度鉴定或按规定将种子样本送至海南进行试种，待试种结束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种子纯度鉴定；（四）若受损面积内的保险水稻制种产量低于当地平均亩产量，或种子样本经省级种子质量检验机构鉴定或在试种后鉴定为纯度低于国家规定的种用标准，且损失率在50%以上时，保险人应计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责任造成的受损面积×损失率×（1-免赔率），损失率包括受损面积内的保险水稻制种的产量损失和种子质量损失两部分，损失率=（当地平均亩产量－种子纯度达到国家规定种用标准的实际亩产量）÷当地平均亩产量，当地平均亩产量按当地该保险水稻制种前三年平均亩产量，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五）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受灾损失程度由保险人与气象、农业部门共同鉴定后确定，对于保险期间由于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其他灾害造成的保险水稻制种产量或纯度下降的部分，应在赔偿金额中予以剔除。 气象资料显示，自2018年5月28日起至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开始收割期间，梓潼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出现过阴雨、暴雨、暴风和高温等天气，其中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在2018年7月2日暴风雨过后出现过大面积被水淹情况，在2018年7月28日暴风雨过后出现过大面积倒伏情况。而被告在承保后，亦多次到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地作跟进查勘，其中有两次还邀请了农业专家及梓潼县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参加。被告经多次跟进查勘后认为，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存在关键时期缺水导致死苗和苗架弱小、除杂未能及时跟上、未能与一般杂交水稻有效隔离、父母本的移栽技术问题导致花期不遇等非保险责任情形。对每次的跟进查勘情况，被告均未要求原告确认。对被告认定的花期不遇，原告予以完全否认，坚称全部案涉水稻制种损失均系灾害天气所致,属于保险事故，并于水稻种子收割前通知了被告。面对双方的争议及原告发出的保险事故通知，被告未采取事故责任鉴定和损失评定措施。对双方争议较大的花期是否相遇问题，参加被告组织的跟进查勘活动的农业专家未形成权威意见，只有个别专家事后口头向原告表示：花期基本相遇。2018年8月15日，被告单方针对案涉保险水稻制种的承保面积及倒伏面积进行了测量，并自行认定承保面积仅有380亩左右，倒伏面积仅有50亩左右。2018年8月17日，原告开始收割案涉制种水稻，被告拒绝临田测产。2018年9月27日，科瑞种业公司确认收到百侬农业公司供给的川优6203号杂交水稻种子数量为10440斤。诉讼中，原告不能提供《高产制种生产方案》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档案》；被告提出的花期是否相遇鉴定，因无相关鉴定机构备选而无法进行。 另查明，被告未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单中载明本地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前三年的平均亩产量。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绵财建（2014）107号文件、《杂交水稻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科瑞种业公司的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证明、收条、转款凭证、气象资料、微信截图、照片、音视频资料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科瑞种业公司与被告订立的杂交水稻制种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作为既是案涉水稻种子的生产者，又是被保险人的原告，有权依据该保险合同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不能提供自己为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制作的《高产制种生产方案》和《杂交水稻种子生产档案》，应属于在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效能方面的举证不能。被告虽在承保后多次跟进查勘，但因未经原告确认及专家权威确认而始终缺乏有效性，特别是在原告发出保险事故通知后，仍不与气象、农业部门等一起作出有效鉴定，不临田测产，以确定保险责任范围及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受灾损失程度，应存在过错。综上，原、被告各自的不当行为共同导致无法区分保险责任和非保险责任的后果出现，根据原、被告引起案涉纠纷发生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承担50%的责任较为合适。 本案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水稻制种面积为554.38亩，原告所举证据证明的实际种植面积为432.15亩，被告对此虽又单方进行了实际种植面积及倒伏面积测绘，但并未得到原告确认。因此，本院现足以相信原告举证证明的432.15亩面积为案涉保险水稻制种的实际种植面积。科瑞种业公司确认收到案涉杂交水稻种子10440斤，被告现无充分的证据予以推翻，故予以采信，并认定其为原告432.15亩水稻制种的总产量。原告虽为自然人，但又系百侬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实施的案涉水稻制种行为，应为百侬农业公司的行为，其与科瑞种业公司就案涉水稻种子所作的结算价，应按百侬农业公司与科瑞种业公司订立的《杂交水稻种子委托生产合同》确定，而不应按绵阳市种子协会的指导价确定。实际结算价格的举证责任在原告，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据此并根据本案实际，本院确定双方的结算价格为25元/公斤，即12.5元/斤。因被告既没有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条款》的规定，在保险单中载明本地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前三年的平均亩产量，也未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杂交水稻制种保险条款》的规定及保险法律的规定有效确定损失率和实际受损面积，并对保险责任范围及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受灾损失程度进行核定，最终导致无法按保险合同约定计算原告的实际保险事故损失，故本院根据案涉保险水稻制种已经收割完毕等实际，决定先按差额补足的方式确定原告的受损总额，再根据双方导致纠纷发生的过错程度等，也就是酌情把被告的过错责任比例50%作为保险事故损失率算出保险事故损失，经减去5%的免赔额后，最终得出被告实际应承担的保险金赔偿额，这符合公平原则。综上，原告的保险水稻制种总损失额为（单位保险金2000元/亩×实际种植面积432.15亩-实际产量10440斤×12.5元/斤）=733800元；被告实际应承担的保险金赔偿额为[（原告的保险水稻制种总损失额733800元×本院酌情确定的保险事故损失率50%）×（1-免赔率5%）]=348555元。 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赔偿的保险水稻制种损失为34855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梓潼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付原告魏春华保险水稻制种损失34855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062元[包括原告在（2018）川0725民初2030号案件中预交的5531元]），原告负担6084元，被告负担49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加锋 审判员  杨地林 审判员  何小梅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廖建勋 附：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 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十四条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十二条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