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4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53号2004室。法定代表人：王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旭玲，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惠丽，女，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刚，男，系梁惠丽之夫。上诉人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惠丽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7）鲁0602民初27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辉阳公司支付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工资2586元和2016年扣发工资8400元并依法驳回梁惠丽的其他仲裁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诉讼费由梁惠丽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期间，每周根据辉阳公司的安排加班一天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辉阳公司提供了梁惠丽2015年3月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的考勤记录，证实梁惠丽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12日期间没有周六周日出勤的考勤记录，工作日未打卡的时间为94天，打卡不全（只有早签到，无晚签到）的时间为19天。2015年12月13日至2017年1月15日期间周六周日出勤共计44天，工作日补休（调休）49天，工作日打卡不全（只有早签到，无晚签到或没打卡）55天，兑除后梁惠丽补休调休时间已经超过其周六周日出勤时间，但一审判决并未对考勤记录作出任何形式的提及及认定。仅凭梁惠丽提供的其与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录音本身不能充分证实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期间，每周根据辉阳公司的安排加班一天。梁惠丽并未提供录音录制的原始载体，在录音中梁惠丽带有诱导引导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问话情形，而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没有核实梁惠丽出勤情况下，是为安抚梁惠丽工作情绪进行的模糊性表达。梁惠丽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谓“没有双休过、每周只休一天”是辉阳公司安排的。梁惠丽离职前是辉阳公司的副总经理，其工作高度自由和自主，故即使存在“没有双休过、每周只休一天”的情形，也是其自觉自愿的行为。2.一审判令辉阳公司支付梁惠丽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29879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辉阳公司系根据梁惠丽的业绩情况支付其业绩工资，梁惠丽工资和其出勤情况没有任何关联，在辉阳公司已经依据梁惠丽的考核业绩足额支付梁惠丽本人工资的情况下，梁惠丽另行主张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梁惠丽负责公司劳资工作，劳动合同中载明的周六周日为休息日完全是梁惠丽自己的意思表示。在没有证据证明梁惠丽在辉阳公司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的情况下，即使梁惠丽每周只休息一天，也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故无需支付加班工资。3.一审关于梁惠丽2016年12月份和2017年1月份的工资未予发放系认定事实错误。梁惠丽没有证据证明其2016年12月实发工资应为6698元，2017年1月份半个月工资应为3349元。4.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梁惠丽尚有10天带薪年休假未休系认定事实错误。梁惠丽认可2016年8月1日至6日期间休带薪年休假，与辉阳公司提供的员工休假审批表的记录一致，相互印证。梁惠丽未提供证据证实其2016年6月30日至7月9日去敦煌是受单位委托陪同客户。法律并未规定辉阳公司安排梁惠丽休带薪年休假需要梁惠丽申请并在审批表上签字。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梁惠丽以不存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理由提出辞职，依法不应支付补偿金。一审判决按各年度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加班费，适用法律错误。梁惠丽辩称，辉阳公司一审出示的考勤记录不完整，未经过劳动者确认，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考勤机可以进行修改和删减。录音原始载体已经一审承办法官验证认可有效，录音谈话内容系王洋（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精心准备，是其真实意思表达。梁惠丽加班是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排的，不是自愿加班。辉阳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已经说明梁惠丽工作时间不是任意自由的，其受公司考勤制度约束，且出勤率最高，安排加班应支付劳动报酬。在梁惠丽工资表明细中没有加班费一栏证明辉阳公司没有为梁惠丽发放加班费，且辉阳公司应采用标准工时，不存在特殊工作时间，辉阳公司也没有到劳动部门申报特殊工时。梁惠丽的劳动合同都是王洋确认签字盖章后生效的。梁惠丽不认可辉阳公司口头变更合同。辉阳公司有业绩考核，工资都是月底汇总次月发放。梁惠丽2016年只休了8月1-5日5天年休假，2016年6月30日至7月9日期间是受单位指派出差的职务行为，在此期间负责与花皙寇对接各项事宜，订火车票，所有差旅费都报销，陪同客户并洽谈义务。辉阳公司提交的请假审批表系其指派单位员工曹红军伪造签字的申请，系伪证不足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请求。梁惠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辉阳公司向梁惠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3000元、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加班工资314310元、2008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97200元、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工资9400元、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每月扣发工资700元共计9100元，返还押金1000元，为梁惠丽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事实与理由：梁惠丽2008年3月1日到辉阳公司工作，担任副经理职务。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期间，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但辉阳公司从未安排梁惠丽调休或支付加班工资，梁惠丽也未享受带薪年休假。2017年1月、梁惠丽因辉阳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提出辞职。后梁惠丽到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的裁决书仅支持了梁惠丽的部分请求。梁惠丽对该裁决不服,故诉至一审法院。辉阳公司辩称：1.辉阳公司不存在欠付梁惠丽加班费的问题。梁惠丽主张辉阳公司安排其加班,欠付其加班费,应当提供证据。梁惠丽系辉阳公司副经理,且主要分管和从事销售、业绩考核工作,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高度自由。绝大多数情况下,梁惠丽都不在公司上班,辉阳公司也没安排梁惠丽加班,辉阳公司根据梁惠丽的业绩情况支付梁惠丽业绩工资,并不对梁惠丽的出勤情况进行考核,工资也不与梁惠丽的出勤挂钩。因此,梁惠丽要求辉阳公司支付加班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梁惠丽以辉阳公司欠付其加班费为由提出辞职,未提前30天通知辉阳公司,系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辉阳公司依法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金；3.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时效为1年,梁惠丽主张2015年之前的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工资已经超过申诉时效；4.2016年,辉阳公司已经根据梁惠丽的意愿三次安排梁惠丽休带薪年休假,依法不应支付其带薪年休假工资；5.因梁惠丽于2017年1月16日提出辞职,并利用职务之便占用公司货款8505元,梁惠丽2016年12月的业绩工资和1月份的固定工资没有领取。根据核算,辉阳公司应支付给梁惠丽2016年12月的考核工资数额为1448元,2017年1月固定工资1750元,共计3198元,扣除社保个人缴纳部分,实发工资为2586元；6.辉阳公司不存在每月扣发梁惠丽700元工资的问题。根据辉阳公司的规定,业绩工资分二次发放,当月发放一部分,每月余700元在年底业绩考核合格后一次性结清。鉴于梁惠丽已经辞职,不再参与年终考核,辉阳公司同意支付其年终考核工资8400元；7.辉阳公司没有收取梁惠丽1000元押金,梁惠丽要求返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判令辉阳公司不向梁惠丽支付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32104.8元、2017年1月1日至16日期间工资3198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1010元、2016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9350元,判令梁惠丽配合辉阳公司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无异议，梁惠丽于1999年到原烟台上海家化销售有限公司工作,辉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洋当时担任该公司的地区经理。2007年12月14日,由王洋、王志令出资发起成立辉阳公司,王洋担任法定代表人。烟台上海家化销售有限公司于2008年1月被注销登记。梁惠丽与辉阳公司于2008年3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2008年3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梁惠丽的岗位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周六、日为休息日；梁惠丽月工资760元。梁惠丽自此时开始正式在辉阳公司工作,并担任辉阳公司副经理,辉阳公司即开始为梁惠丽缴纳社会保险。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双方续签劳动合同。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于2016年12月31日期限届满,辉阳公司为梁惠丽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1月,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至2017年1月16日。2016年度梁惠丽的应发工资总额为80562元。2017年1月16日,梁惠丽向辉阳公司出具《辞职报告》,载明：“辉阳公司：我2008年3月1日进入辉阳公司工作。现因辉阳公司存在违法在先的行为(拖欠超出劳动法规定时间的加班费)原因,我决定向辉阳公司递交辞职报告。现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通知辉阳公司,在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依法办理辞职的相关手续。并要依法赔偿梁惠丽经济补偿金、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附情况说明：有两笔货款(威海丽汇、栖霞家家悦鲁经理两个客户)合计8505元未与公司结算,因有劳动纠纷待合并一起双方协商时解决,特此说明。特此报告。报告人：梁惠丽2017年1月16日。”次日,梁惠丽向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辉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3000元、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31日加班工资314310元、2008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97200元、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工资9400元、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每月扣发700元为9100元,返还梁惠丽押金1000元,为梁惠丽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同月23日,辉阳公司为梁惠丽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兹有梁惠丽同志,居民身份证号码,于2008年3月1日被我单位录用,并签订了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其在本单位从事工作岗位业务,本单位工作年限8年11个月。因个人原因,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于2017年1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特此证明。”烟台市芝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烟芝劳人仲案字(2017)第78号裁决书,裁决：辉阳公司支付梁惠丽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32104.8元、2017年1月1日至16日期间工资3198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1010元、2016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9350元、扣发的工资9100元,辉阳公司为梁惠丽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驳回梁惠丽的其他仲裁请求。梁惠丽与辉阳公司对上述裁决均不服,先后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庭审中,辉阳公司认可应向梁惠丽支付2016年度每月考核工资700元共计8400元及2016年12月考核工资1448元、2017年1月固定工资1750元扣除社保后的剩余部分。双方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梁惠丽称其自2008年3月与辉阳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即每周工作6天,仅休周日1天,故辉阳公司应自2008年3月开始至2016年12月31日向梁惠丽支付加班工资314310元。梁惠丽对其主张提交了其与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洋的谈话录音。谈话录音载明：梁惠丽称：“自1999年在烟台家化搭伴共事,到2008年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自己干,成立股份制公司。当时商定梁惠丽待遇不变,所以每周应该休2天。”王洋表示：“现在此一时彼一时,竞争那么激烈咱还能跟机关事业单位一样吗?”梁惠丽又称：“所以我说,自从跟你干那一天起,我也从来没双休过。”王洋表示：“嗯,对!就是在原公司也没说就是双休,有时候该去搞活动就去搞活动。”辉阳公司称：1、梁惠丽提交的录音不能证明梁惠丽自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事实。从录音可以看出,都是梁惠丽自己在说“自己从来没有双休过,每个周只休1天。”在梁惠丽明显带有诱导、引导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问话的情况下,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并没有认可梁惠丽主张的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8小时,辉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在没有认真核实梁惠丽出勤情况下,为安抚梁惠丽的工作情绪所做的一种模糊性的表达。即使真的存在梁惠丽所称的从来没有双休过,每周只休1天,也不能证明其每天工作8小时。2、即使存在梁惠丽每周加班1天的情况,加班不是辉阳公司安排,故辉阳公司无需向梁惠丽支付加班费：梁惠丽无证据证明其每周加班1天系辉阳公司安排；梁惠丽提交的录音中并没有梁惠丽加班系辉阳公司安排；梁惠丽是辉阳公司副总经理,并不是普通员工,其工作具有高度自由性和自主性,并不像普通员工平时工作需要公司进行具体的工作安排和调度,且绝大多数工作时间内梁惠丽也不在辉阳公司上班。因此,即使其存在周六加班的情况,也是其根据其所分管的工作所进行的自觉自愿行为,而非辉阳公司安排梁惠丽作为辉阳公司的副总经理,且主要分管考核、销售工作，其提交的其所作的考核及工资明细表显示,辉阳公司系根据梁惠丽的业绩情况支付梁惠丽业绩工资,其工资与其出勤情况无任何关联。在辉阳公司根据梁惠丽的考核业绩足额支付梁惠丽本人工资的情况下,梁惠丽另行主张其加班工资,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4、虽然梁惠丽提交的劳动合同中载明周六、周日为休息日,但梁惠丽负责辉阳公司的劳资工作,该合同系梁惠丽负责签订和保管,合同的手写内容均为梁惠丽自己所为,合同载明的周六、周日休息完全是其自己的意思表示。因此,不能仅凭合同就认定辉阳公司安排梁惠丽上班,即使梁惠丽每周工作6天,也不能表明辉阳公司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规定的期限。关于梁惠丽是否存在周六加班和辉阳公司应否向梁惠丽支付周六加班工资的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从梁惠丽提交的其与王洋的录音可以看出,王洋原来曾答应梁惠丽每周休2天,但因为其称的“业务忙,不能像机关事业单位一样”,故每周只能休1天。故王洋认可梁惠丽所称的每周休1天的事实,且每周休1天也是基于辉阳公司的安排,并非梁惠丽自愿。故现一审法院认定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期间,每周根据辉阳公司的安排加班1天,梁惠丽要求辉阳公司按每周加班1天支付加班工资,该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辉阳公司所称的梁惠丽加班系基于职务行为,故不应支付加班费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对于梁惠丽工作期间,工资的发放方式及数额,梁惠丽称：辉阳公司采用次月发放上月工资的方式；辉阳公司对职工的工资分两部分发放,一部分作为工资由职工签名后做账,另一部分记作费用,同样由职工签字；梁惠丽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各年度应发工资数额分别为42875元、65490元、74745元、97115元、99125元、101174元、102889元、88275元、80562元,2016年12月份应发工资为6698元。梁惠丽对其主张的辉阳公司每月分两部分发放的主张,提交了其与辉阳公司左竹霞的电话录音,电话录音显示：2008年至2015年4月辉阳公司每年都在年底发放年终奖,以后分摊到每月发奖金,年底再发放小部分；辉阳公司职工的工资分成两部分由职工签字,一部分作为工资给代账公司做账,另一部分作费用明细由辉阳公司作内部费用账。辉阳公司则称：职工的基本工资在当月15日左右发放,考核工资则在次月发放。同时,辉阳公司又称仅认可由梁惠丽签字的工资发放表。辉阳公司仅提交了2008年3月15日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对于其他所有月份的工资表均未提交,且对于其所称的次月发放的考核工资亦未提交证据。在辉阳公司提交的2008年3月15日的工资发放明细表中,梁惠丽该月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奖金、加班费及应扣除的社会保险。关于双方争执的上述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辉阳公司认可职工的工资分基本工资和考核工资两部分发放,但其仅提交2008年3月15日一部分工资明细表,对于其他月份的基本工资和所有的考核工资均未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根据梁惠丽的主张认定梁惠丽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各年度应发工资数额分别为42875元、65490元、74745元、97115元、99125元、101174元、102889元、88275元、80562元,2016年12月份应发工资6698元。（三）梁惠丽称其到辉阳公司工作后,辉阳公司从未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故要求辉阳公司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辉阳公司辩称梁惠丽主张2015年及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已超过时效规定,不应支持；2016年度梁惠丽已休带薪年休假,亦不应支付其相应工资。辉阳公司对其关于梁惠丽已休2016年度带薪年休假的主张,提交2016年6月30日至7月9日、8月1日至8月6日、11月3日至11月9日的《员工休假审批表》共3份。梁惠丽认可2016年度休带薪年休假5天,但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称上述审批表均不是其向辉阳公司提出,且其中的6月30日至7月9日去敦煌系受单位委派陪同客户,并非休带薪年休假,且往返费用均由辉阳公司的客户品牌方进货进行货补；辉阳公司认可梁惠丽往返敦煌的费用均由辉阳公司承担。对于双方所争执的带薪年休假问题,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法律规定了劳动待遇的时效期为1年,梁惠丽于2017年申请仲裁主张,一审法院仅能支持上一年度即2016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梁惠丽认可其该年度休5天带薪年休假,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辉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因无梁惠丽签字,故不能据此认定梁惠丽基于其申请和辉阳公司安排休带薪年休假。梁惠丽尚有带薪年休假10天未休,故应按照每年261个工作日、年收入80562元计算梁惠丽10天工资的2倍为6173元。梁惠丽主张的过多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梁惠丽称辉阳公司曾收取其押金1000元,要求辉阳公司返还。对其主张,梁惠丽提交2007年11月20日收据1张,显示收取梁惠丽风险抵押金1000元,经手人为左竹霞,但该收据无法辨明加盖印章的单位。辉阳公司否认曾收取梁惠丽押金1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辉阳公司存在不安排梁惠丽休带薪年休假又不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安排梁惠丽周六加班又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情形,故在梁惠丽以上述理由与辉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辉阳公司应向梁惠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补偿金的数额应根据梁惠丽2016年度的月平均工资6713.5元,按照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的年限9年计算9个月为60421.5元；梁惠丽自2008年3月1日起在辉阳公司工作,每周加班1天为工作常态,故加班费应按照各年度的日平均工资及加班天数计算200%,各年度的加班费分别为16130元26095元、29783元、38697元、39498元、40315元、40998元、35175元、32101元,共计298792元。因加班费属劳动报酬范畴,不属劳动待遇,故辉阳公司关于梁惠丽主张加班费已超出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梁惠丽2016年度有10天带薪年休假未休,应按照其年应发工资80562元,计算10天工资的2倍为6173元。梁惠丽主张2015年度及以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因已超过时效期,不予支持；辉阳公司认可应向梁惠丽支付2016年每月扣发的700元共计84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梁惠丽在辉阳公司工作至2017年1月16日,故梁惠丽要求辉阳公司支付2017年1月份扣发的7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在辉阳公司提交的2008年3月15日的工资发放明细表中,梁惠丽该月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奖金、加班费,除基本工资外的上述各项均需通过时间考核后才能发放,故辉阳公司称该工资系2008年3月份工资的主张与情理不服,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该工资系辉阳公司为梁惠丽发放的上月工资。同理,辉阳公司于2016年12月为梁惠丽发放的系其2016年11月份工资,对梁惠丽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份工资未予发放。梁惠丽2016年12月工资实发工资应为6698元，2017年1月份其半个月工资应为3349元。梁惠丽现要求辉阳公司支付2016年12月、2017年1月工资共计9400元,予以允准。梁惠丽提交的押金收据不能辨明收款单位,故不能证实系辉阳公司收取该款,梁惠丽要求辉阳公司返还押金1000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向梁惠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421.5元、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休息日加班工资298792元、2016年度带薪年休假工资6173元、2016年12月及2017年1月工资9400元、2016年扣发的工资8400元,共计383186.5元。二、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为梁惠丽办理档案及社会保险转移手续。三、驳回梁惠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一、二两项,限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20元,由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经当庭释明，梁惠丽提交其主张的加班工资计算方法。辉阳公司不认可梁惠丽的计算方式，主张加班费的计算方法不符合国家的规定，所以其计算加班费的数额是错误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对梁惠丽主张的加班工资存在较大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就加班事实梁惠丽提交电话录音予以证实。辉阳公司答辩时称梁惠丽是副经理，不对其出勤情况进行考核，工资也不与出勤挂钩。一审庭审中，梁惠丽称单位说其不考勤不对，公司采用销客系统对所有员工考勤，在销客考勤之前是指纹考勤，但后期坏了。辉阳公司称销客不是考勤系统，可以提供销客记录，但恰恰能证明梁惠丽工作高度自由。对于指纹考勤不清楚，公司没有考勤。而此后庭审中辉阳公司又提供指纹考勤记录、销客视频等证据，辉阳公司一审中前后陈述不一致，且对梁惠丽提供的录音作不出合理解释。一审以辉阳公司不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梁惠丽的证据为由对辉阳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二审中，在法庭释明后，辉阳公司仅是对梁惠丽主张的计算方法不予认可，既不能提交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也不能提交证据推翻梁惠丽的证据，辉阳公司要求驳回梁惠丽加班工资请求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辉阳公司不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理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辉阳公司主张已安排梁惠丽休2016年带薪年休假，其一审提交的休假审批表因无梁惠丽签字，一审未予认定，其上诉主张不应支付2016年带薪年休假工资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辉阳公司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烟台辉阳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衣振国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徐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