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刑初135号公诉机关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石金利，男，1964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于2018年1月1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4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经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延庆区看守所。辩护人李宁，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京延检第二部刑诉[201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石金利犯合同诈骗罪，于2019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石金利犯合同诈骗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雪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石金利及其辩护人李宁到庭参加诉讼。其间，公诉机关建议补充侦查一次。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3月26日，北京市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向本县财政局作出“×××乡关于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需要资金的请示”延庆县财政局于同年5月4日、7月24日分两次向×××乡人民政府拨付该项目的产业化经营专款共计445万元（人民币，下同）。2012年6月份期间，为了让侯某（已判决）能在规定时限内拆除其违章建设的二十六孔窑洞，时任×××乡人民政府党委书记的张某1决定将该项目承包给侯某施工，×××乡人民政府以邀标的形式邀请三家公司进行招标，侯某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中标。在该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完成后，2012年7月3日，北京市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就该项目成立领导小组，组长为张某1，副组长为时任×××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的石金利、副乡长刘某、乡武装部长、工会主席赵某，石金利负责资金管理，刘某、赵某负责各自主管的相关工作，并决定该项目下一步需要进行的工作是寻找监理公司。2012年7月2日，北京市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和北京渤海××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委托监理合同，由北京渤海××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的监理工作，监理报酬为11.7万元。2012年7月9日，×××乡人民政府与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签订×××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405.0876万元，工期为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9月30日，施工内容为招标文件中所确定的×××乡内妫水河上游新华营村流域范围内村庄包括九个村庄的建设水保林、经济林、修建护村（护地）坝、河道疏浚治理、浆砌石护坡、硬化农耕路、修建树盘、设置垃圾桶、建设村庄休闲场所、绿化栽植树木、放置石桌石椅等项目。在总承包合同所规定的工期内，侯某向张某1口头表示要将九个村的工程压缩到×××村一个村以便于施工，以此为借口，未进行任何实质性施工，×××乡人民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施工情况疏于管理，无人负责落实监督。为掩人耳目顺利结款，侯某一方面通过其朋友郑某找到彭某，由彭某仅凭侯某口述，编造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科技档案，另一方面，侯某和被告人石金利让监理员鲁某仍然按照原初设方案制作监理材料，在虚假的施工技术资料和监理资料中，均认定该项目的合同内容已经全部完成。在工程未经甲方、乙方、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四方验收的情况下，×××乡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4日、2012年9月13日，经被告人石金利和时任×××乡人民政府党委书记张某1签批，分别将工程款200万、150万元支付给侯某所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2013年3月期间，在×××乡人民政府新任党委书记胡某、乡长王某1就职后，侯某伙同被告人石金利，借新任党委书记、乡长不熟悉情况之机，谎称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都已做完，还有剩余尾款55万元未支付，2013年2月16日，×××乡人民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向侯某支付工程尾款50万元，2013年3月12日，将上述款项支付给侯某所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在收到×××乡人民政府支付的上述三笔款项共计400万元后，扣除24万元的税金和费用之后，将其余工程款支付给侯某。2013年9月，北京市延庆县审计局开始对张某1进行离任审计，延伸审计了×××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审计发现侯某利用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出具工程内容全部完成且评定合格的虚假资料，骗取财政资金。因为×××乡人民政府对于该项目疏于监督管理，为拼凑工程量应付了事，被告人石金利测算出未完成的施工量共计164.64万元，并指使其同事于某、郭某作假证。2013年12月29日×××乡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资金适用问题的整改报告，2013年12月30日，侯某向×××乡人民政府退款164.64万元。2014年12月8日，北京市延庆县审计局就×××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中所发现的问题，向本县纪委移送线索。在本县纪委调查期间，被告人石金利为应付纪委调查，指使监理公司，就侯某在前期退款164.64万元的情况补充完善监理资料未果。2015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延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侯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移送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局，公安机关于2015年5月27日立案侦查并作出刑事拘留决定，侯某随后逃匿。2017年6月7日，侯某主动到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投案，2018年12月13日，经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后，由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对侯某执行逮捕，执行逮捕次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以侯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至此，侯某在未进行实质施工的情况下，仍然非法占有×××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款235.36万元不予退还。2019年6月18日侯某的近亲属代为退赔235.36万元。2019年6月27日，侯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侯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时，发现石金利涉嫌与侯某共同犯罪，于2019年3月19日将该案线索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公安机关于2019年4月2日电话通知石金利到案。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指控，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石金利在侯某诈骗合同款项的过程中，为侯某提供帮助，对于侯某能够顺利从北京市延庆区×××乡人民政府结算取得诈骗款项起到重要作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被告人石金利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石金利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并提出更改施工地点都是张某1同意的，两次拨款也是张某1签字确认的，第三次拨款与其无关，同时提出其没有要求郭某、于某做假证，其与郭某、于某共同查看现场系领导安排，虽然工作中存在失职行为，但并没有帮助侯某实施诈骗的犯罪动机。被告人石金利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辩护人对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石金利与侯某在合同诈骗问题上没有共谋，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其从事的是职务行为。涉案项目发包给侯某系张某1的决定，张某1同意侯某变更工程地点，也同意向侯某拨款。石金利作为副职，无力改变张某1的决定。辩护人认为石金利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法院认定石金利的行为构成其他犯罪，则石金利的行为构成自首，建议对其适用缓刑。经本院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5年，被告人石金利任北京市延庆区×××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在延庆区×××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作中，被告人石金利明知项目实际承包人侯某未完成工程的情况下，审批将合同款项支付给侯某，导致侯某诈骗合同款项235.36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具体如下：2012年3月26日，北京市延庆区×××乡人民政府向本区财政局作出“×××乡关于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需要资金的请示”，延庆区财政局于同年5月4日、7月24日分两次向×××乡人民政府拨付该项目的产业化经营专款共计445万元。此后，为了让被告人侯某能在规定时限内拆除其违章建设的二十六孔窑洞，时任×××乡人民政府党委书记的张某1决定将该项目发包给侯某施工。2012年7月3日，北京市延庆区×××乡人民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就该项目成立领导小组，组长为张某1，副组长为时任×××乡副乡长的石金利，副乡长刘某，乡武装部长、工会主席赵某。石金利负责资金管理，刘某、赵某负责各自主管的相关工作。2012年7月9日，×××乡人民政府与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承包延庆区×××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合同价款为405.0876万元，工期为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9月30日；施工内容为招标文件中所确定的全部工程内容；在签订合同后7日内，发包方向承包人预付合同价款的20％，用于承包人自行施工部分备料、人员进场所发生的费用；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支付额度以经监理和发包人确认的上月完成的工作量为基数支付；当工程款（含预付款）累计付至合同总价款的85％时暂停支付，工程竣工结算后并在政府委托的审计核定完成后付至结算价款的95％，余款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在总承包合同所规定的工期内，被告人侯某向张某1口头表示将九个村的工程压缩到×××村一个村便于施工，以此为借口，未进行任何实质性施工。×××乡人民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施工情况疏于管理，无人负责落实监督。为获取工程款，被告人侯某通过其朋友郑某找到彭某，由彭某仅凭侯某口述，编造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科技档案，并伙同石金利让监理员鲁某仍然按照原初设方案制作监理材料，在虚假的施工技术资料和监理资料中，均认定该项目的合同内容已经全部完成，且评定合格。在工程未经甲方×××乡人民政府、乙方侯某、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四方验收的情况下，×××乡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24日、2012年9月13日分别将工程款200万、150万元支付给被告人侯某所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在×××乡人民政府新任党委书记胡某、乡长王某1就职后，被告人侯某伙同石金利，借新任党委书记、乡长不熟悉情况之机，谎称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都已做完，还有剩余尾款55万元未支付。2013年2月16日，×××乡人民政府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向侯某支付工程尾款50万元。2013年3月12日，×××乡人民政府将上述款项支付给被告人侯某所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在收到×××乡人民政府支付的上述三笔款项共计400万元后，扣除24万元的税金和费用，将其余工程款支付给侯某。2013年9月23日起，北京市延庆区审计局开始对张某1进行离任审计，延伸审计了×××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审计发现侯某利用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出具工程内容全部完成且评定合格的虚假资料，在批复项目内容实际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获取工程款400万元，存在骗取财政资金的嫌疑。为凑足剩余的工程量应付审计检查，在整改期间，石金利指使其同事于某、郭某作假证，并指使监理公司补充材料做假证明，以此为基础，测算出未完成的施工量共计164.64万元。2013年12月30日侯某向×××乡人民政府退款164.64万元。2019年6月18日，被告人侯某的家属向本院退缴款项235.36万元。2019年6月27日，本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侯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同时判处在案扣押的二百三十五万三千六百元，发还被害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乡人民政府。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下列证据在案证实，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1.证人刘某（时任×××乡副乡长）于2018年5月23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下来时，张某1组织乡政府领导开过一次会议，会议召开的地点是×××乡敬老院，有张某1、赵某、石金利参会，其他人我记不清了，会上成立了项目小组，张某1是组长，石金利、赵某和我是副组长，石金利主管这个项目，我和赵某等部门配合石金利工作，石金利还在会上介绍了具体施工的项目情况。石金利在会上说，这个项目是×××村至红果寺村河道沿线实施，主要有水保林、经济林、河道清理、村庄美化绿化、道路硬化、护村坝这六项工程。我不知道赵某是怎么配合石金利工作的，在这次会议之后，没有人找过我跟我说如何配合、如何推进该项目，乡里也没有再次召开这个项目的会议，所以我就没有过问过该项目。我不知道这个项目是谁承包的。2011年3月份，我到×××乡任职时，小××至××路这条路就硬化完了，之后没有翻新。北坡园区最西侧南北路也硬化了，之后没有翻新；小××北东西向往鹿场的路也硬化了，之后没有翻新。××门口往北的路是2013年硬化的，之后没有翻新。北坡园区最东侧南北路是2013年通过乡里“一事一议”项目建设的，这个项目是我主管的，修最西边的南北路时，路中往西至鹿场的路也一起硬化了。证人刘某于2018年10月11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我给×××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拨付过一笔50万元的工程款。石金利在会上是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我印象中×××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审批下来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召开地点是×××乡敬老院，石金利还在会上介绍了具体施工的项目情况，我不记得召开过支付该项目资金的会议。2013年2月16日，×××乡政府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上石金利说需要拨付2012年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款50万元。我印象中×××乡政府只开过这一次给×××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拨款的会议。按照规定10万元以上的大额支出，需要在行政办公会或党委扩大会上研究。我在×××乡政府任职期间，大额拨款需要在党委扩大会议或行政办公会议上研究，并由主管领导签字、乡长签字就可以拨付款了。2013年3月12日开具的50万元的发票，经手人是侯某，上面有我、王某1和胡某的签字审批，签字时间是2013年3月14日。发票审批需要我和王某1签字就可以了，具体为什么有胡某签字我就不清楚了。我不主管×××乡山区生态治理项目，石金利是该项目的主管领导。2013年×××乡政府正在做四季花海沟域项目，承包方是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我看胡某和王某1签字了，当时我以为是这笔50万元的资金是四季花海沟域项目的资金，我就在上面签字了。2.证人赵某（时任×××乡武装部长、工会主席）于2018年5月22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我知道×××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2012年这个项目审批下来，张某1组织我们在敬老院开过一次会议，张某1任组长，负责全面工作，石金利主管财务，刘某主管农业，我主管林业和水务，会上任命我们三个人为副组长，石金利主管该项目，我和刘某配合石金利工作。除了开过一次会议，就再没有人找过我，也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工的，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侯某承包的，他具体实施了工程的什么内容我不清楚。关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我印象中×××乡政府就开过两次会，一次是项目审批下来后成立项目小组，第二次就是胡某召开的整改会议。侯某窑洞下方的两道坝墙和西沙场大棚的坝墙还有2013年“一事一议”的道路硬化和×××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没有关系，窑洞下方的两道坝墙是为了保护侯某的窑洞不坍塌，西沙场的大棚坝墙是侯某大棚的后墙，2013年“一事一议”是独立资金拨付的，不可能和×××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有关系。3.证人胡某于2018年10月11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13年2月份左右，侯某找我要×××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50万元的尾款，我就让王某1处理这件事，由于我们不清楚这个项目，他就找了这个项目的主管石金利。2013年2月份在×××乡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石金利在会议上说×××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都做完了，工程款项是405万元，己经拨付侯某350万元，还差55万元尾款没有支付，我们就在会议上研究这件事，最后决定给侯某50万元工程款。2013年3月12日开具的发票是侯某拿着发票找刘某签字，然后再找王某1和我签字。发票审批需要主管领导和乡长签字就可以了，但由于王某1刚去×××乡政府，他对财务不太熟悉，我们就决定由我们两个审批，2013年12月底之前的所有发票审批都是由主管领导先签字再找王某1和我签字。我记得2014年9月以前没有内部请示或审批手续，需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并由主管领导、乡长和党委书记在发票签字就可以拨付款了，2014年9月以后才有的资金支出审批单。我没有对该项目审核，这件事是我让王某1去处理的，具体他是否审核我不清楚。2013年2月左右，侯某跟我说×××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河道、北坡的绿化及路面硬化等工程都做完了，让我把该工程的尾款结算一下，这些都是侯某口头说的，没有给我任何书面材料，我就跟王某1说了这件事，我们对这个项目都不了解，就找了这个项目的主管领导石金利核实情况，石金利也认可侯某所说的工程完工了，我们就开会研究拨款了。4.证人王某1于2018年10月10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招标、立项、发包和施工等工作我都不清楚，2013年3月份左右，侯某找胡某要×××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50万元的尾款，胡某就把我叫到一起商量拨款的事，由于我和胡某刚到×××乡，不清楚×××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我们就找到该项目主管石金利，石金利说这个工程合同总造价是405万元，2012年己经付了侯某350万元，还差55万元的尾款，之后我们又找了会计张某2和出纳卫某核实这件事，她们说还有55万元的工程款没有给侯某。针对这件事我们开了党委扩大会，石金利在会议上说×××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款项是405万元，己经拨付侯某350万元，还差55万元尾款没有支付，我们就在会议上研究这件事，最后决定给侯某50万元工程款。×××乡政府就审核了施工合同，没有对工程量进行审核。2013年3月12日开具的发票上有刘某、我和胡某的签字审批，经手人是侯某，他拿着发票找刘某签字，然后再找我和胡某签字。发票需要我和主管领导签字就可以了，但由于我刚去×××乡政府，对财务不太熟悉，2013年12月底之前的所有发票审批都是由主管领导先签字，再找我和胡某签字。2014年9月以前，乡政府没有内部请示或审批手续，只需要主管领导、乡长和党委书记在发票签字就可以拨款了，2014年9月以后才有资金支出审批单。2013年3月左右，侯某跟我说×××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都已完工，让我给他拨付尾款。我和胡某就找项目主管石金利，石金利说工程完工了，我们就开党委扩大会研究拨款了。5.证人于某（时任×××乡林业站站长）于2018年5月17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13年秋天，石金利给我打电话让我和郭某跟他一起去核实一个项目实施的工程情况，他说乡里的项目审计出问题了，当时没有说具体的项目名称，也没说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就说这个项目涉及林业和水务，需要让我们去跟他核实工程情况，他还说审计部门要下实地来查看，就先带我和郭某看看施工地点，等审计部门来让我们帮着指认工程地点。石金利开车带着我和郭某，先到了小××村东看了河道两侧的护地坝，他指着说这就是项目建设的，然后带我们去了×××乡政府东侧幼儿园北面的水泥路，他说这就是项目施工的，还带着我们两个人去了×××村××路北侧侯某窑洞下面看了两道坝墙，之后，石金利开车带着我们去了侯某在北坡沙场上面的一道坝墙，这道坝墙是侯某温室大棚的后墙。最后石金利开车带我们到了××西侧的水泥路，他说这条路也是这个项目施工的，看完这条路后我们就回去了。石金利带我们查看工程施工地点及施工量时，他没有带工程资料和设计图纸。石金利说这个项目涉及林业和水务，他是副乡长，我就跟他一起去了，但是我们核实的工程没有发现涉及林业的施工项目，我和石金利说没有见到新栽的树，石金利说这个工程没有做，我也就没有再问。石金利带我和郭某到施工现场一共两次，第一次是2013年秋天，第二次是2015年2月，石金利叫我和郭某一起跟他再去看看工程项目，他说纪委和审计都在查上次带我和郭某一起看过的工程，他再带我们去一次，等调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石金利说成一致，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第二次，我们除了去第一次的地点以外，石金利又带我们指认了三条水泥路，第一条是小××至××路，第二条是鹿场东往南至×××村边，第三条是××路至侯某窑洞的水泥路，石金利跟我们说这三条路都是项目里的，并要求我们如果调查人员问起来，就让我们按照他说的，把这三条路也算到总工程量上去。石金利之所以再次让我和郭某跟他一起到施工现场去看，我想一定是这个工程项目出问题了，上级部门调查，石金利怕担责，所以他就让我和郭某帮他作伪证。石金利一直没有跟我和郭某说具体的项目内容，直到2015年纪委找到我后，我才知道这个项目是×××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经我仔细回忆，2013年第一次去核实工程量时，侯某的哥哥侯某1也跟着去了现场核实工程量。石金利带我和郭某看的工程，小××村东河道的两侧护地坝是2011年以前修建的，小××至××路水泥路是2011年以前硬化的，××西侧水泥路和鹿场东往南至×××村边的水泥路都是2013年修建的，还有三道坝墙都是为了保护侯某的个人财产修建的，××路至侯某窑洞的水泥路，应该也不属于×××乡山区生态治理项目。针对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乡政府的负责人是石金利。6.证人郭某（时任×××乡水务站站长）于2018年5月16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11年的时候，×××乡开过一次会议，由主管财政科的副乡长石金利主持，党委书记张某1和乡长韩某参加，另外还有林业站站长于某、财政科科长张某2等部门的主管领导参会。石金利说要往财政局报一个项目，资金大约在八九百万元，涉及水利、林业、土地、规划、农业等部门，需要各科室拉出一个大体的计划，统一报到财政科，由财政科统一整理上报财政局审批。后来我写了一份各村需要治理的工程计划，交到财政科。计划有三个村的河道治理、公路两侧的绿化、护地坝修建等，具体每一项的工程量及需要多少资金我记不清了。2013年年底，石金利给我打电话，让我和于某跟他到施工地点看看，石金利开车带着我们两个人，说审计局的人提出看看相关的书面材料，还要到施工点进行查看，你们知道施工地点就成。后来石金利就拉着我和于某看了小××村河道两侧的坝墙，每侧长约150米，然后到乡政府东北侧的幼儿园，沿着幼儿园有一条路，出了这条路，沿着×××村北侧向西，到了一条向北的水泥路。在侯某窑洞的南侧有两道护地坝，小××至××路的水泥路，部队西侧水泥路，石金利说这些都是施工项目里的。2015年年初，石金利开车带着我和于某又去指认了一次施工地点和施工量。除了第一次去的几条路外，还指认了幼儿园那条路上面向北的两条路，小××至××路北侧的一条弯路，其他的我记不清了。我印象中小××村河道两侧的坝墙是2010年以前修建好的，小××至××路还有×××村北侧一条最北的水泥路是2008年修好的。石金利两次都带我和于某查看工程地点是因为这个项目涉及水务和林业方面的工程，所以他让我们去是为了让我们能给他作证，证实项目实施了这些工程，但我不会给他作证，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石金利说的这些项目是哪个项目，哪年做的。他两次带我和于某指认项目，一定是项目初设内容和实际施工不符，所以石金利想让我给他做假证。2012年至2013年，×××乡区域内没有实施过河道治理工程，石金利也没有带我和于某看过任何有关河道治理的工程。他让我们统一口径，说要是有人问这个项目工程的事，我们就按照他指的几条路和护村护地坝，说这几条路是项目中的工程。石金利带我们查看工程施工地点和施工量时，没有带工程资料或设计图纸。7.证人任某（时任×××乡村镇规划建设办公室主任）于2018年5月16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违建窑洞是侯某在2011年建设的，位于×××村北侧2公里左右，××路北侧山脚下，以前那里是林地，2008年土地整理后成了梯田，属于一般耕地。2011年5、6月份，侯某在这里建设了26孔窑洞，在建设过程中，我多次找到侯某进行劝阻，侯某不听，继续施工。2011年七八月份，窑洞基本建成，乡里把这件事跟县拆违办和国土局进行了汇报，国土局执法队工作人员在窑洞的位置给侯某下达了停工通知书，并当面交付给侯某，侯某不听继续施工。2012年5月，副乡长石金利找我说，县里要求必须拆除窑洞，恢复地貌，我就跟着石金利找侯某，侯某说他建设窑洞投资了很多钱，当初盖的时候乡长书记都知道这件事，他让我们找乡里领导问问，我们就向张某1进行了汇报。张某1说县里下了硬规定，窑洞必须在六月底进行拆除，我们又陆续找侯某做了五六次思想工作，但是都不成。过了几天，张某1跟我说，他已经和侯某说好了，侯某同意拆了，让我去现场看看，我就带着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去了现场，看到有个小挖掘机整治拆窑洞的墙垛子，我就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就回去了。后来听说侯某拉了几车土把窑洞给盖起来了，就算拆除完了，我就把这件事向张某1汇报了，张某1让我和拆违办联系，让他们看看是否符合要求。我就联系了拆违办，他们去现场看了说这样也行，就当恢复地貌了，他们认可后，我向张某1进行了汇报。国土局工作人员给侯某下达了停工通知书之后，侯某给我拿来了一张盖有×××村村委会公章的说明材料，材料的内容是违建窑洞是×××村用于千亩大枣基地的看护房，我将这件事跟石金利进行了汇报，石金利说把这份材料给县国土局，我就以书面的形式上报给了县国土局执法队。侯某之所以以×××村委会盖千亩大枣基地看护为由，是因为可以拖延不拆，因为县国土局有一定自主权，如果该处窑洞是村委会用于公益的违建，可能避免完全拆除的结果，可以降低侯某的损失。石金利肯定是为了帮助侯某，一方面可以拖延时间，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拆除窑洞的损失，我当时考虑石金利有帮着侯某的意愿，我不愿意违背领导，还有侯某在当地势力很大，我也不敢得罪侯某，得罪侯某之后我工作不好开展。我和石金利提供给纪委的《关于×××村违建窑洞事情的说明》内容不真实，这份说明是石金利起草给我的，让我转交给纪委调查组的，这份说明反映的窑洞的违建时间、地点、以及建设主体都不准确，说明上写的窑洞位置是×××村北侧500米，有一排违建窑洞，建筑主体是×××村村委会，用于千亩大枣基地的看护房，实际上违建位于×××村北2公里左右，××路北侧山脚下，侯某个人投资建设，用于建设农家院搞旅游。石金利让我签字，把这份内容不真实的说明材料给的县纪委，我考虑石金利副乡长都认可了，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去执行，所以把这份内容不真实的说明上报给了纪委。我知道×××村村口至××路北坡园区最东侧南北路是2013年乡里“一事一议”项目建设的，修建的同时还把鹿场往东连接南北路硬化了，其他道路我记不清楚了。证人任某于2018年8月3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拆除违建有两种方式：自行拆除和强制拆除。如果自行拆除县拆违办按照每平米80元进行补贴，30元是给乡政府的帮拆费，50元是给自行拆除个人的费用，强制拆除是向县政府申请，程序走完后可以进行强拆，没有任何补贴。8.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侯某拆除窑洞的情况。9.证人鲁某于2018年5月9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12年6月份，我负责延庆农村××工程，我们经理王某2跟我说×××乡有一个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你刚好在那边有监理工作，你离得近，就顺便把这个工程也监理一下，顺便看看就成，后来他给了我×××乡副乡长石金利的电话。过了一两天，我到×××乡的时候找到石金利，石金利向我介绍了项目的工程建设，后来他又把侯某叫来，说侯某承包的该项目，让我有什么事找侯某。我去××项目的时候，就给侯某打电话问他施工地点在哪里，然后我就到工地查看，有时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工地查看，我就拿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我最多对这个项目监理了五六次，这样监理不符合行业规定，这种大项目应该驻地长期监理。这个项目没有按照初设施工，石金利说经乡政府研究，为了方便施工就把×××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涉及的九个村的全部项目，都放到×××村进行施工，后来施工也都是在×××村一个村进行施工的，我没有见过书面材料。正常变更初步设计方案，需要由甲方提出书面的设计变更，由甲方、乙方、监理方和设计单位签字，才能变更初设进行施工。改变初设，我和王某2汇报过，王某2怎么说的，我现在记不住了。工程项目发生了变更，石金利还是让我按照原来的初设制作的监理材料，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知道。第二次是我找的侯某，让侯某带我去施工现场进行查看的，当时我们一起到的××路北侧，当时那里正在垒最北侧的坝墙，没有别的施工项目。×××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没有都实施，我知道的就是侯某在××路北侧垒了两道坝墙，还修了一条路，清理了一些河道内的垃圾，初设中提到别的项目我没见到施工。后来我去了×××村××路北侧查看了两次，当时修了一条路，下面的那道坝墙也垒好了。设计变更后，我在原有的监理资料中签字，监理资料中的报告、监理月报还有监理抽查大部分都是虚假的，只有我去监理的时候这部分是属实的。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件事有这么严重。这份由我签字的虚假资料，证明施工地点和施工量已经完成了，可以进行工程的验收了。后来延庆的审计部门因为这个项目找过我，在审计找我谈话之前，我跟审计说我要出去吃饭，我就到×××找到石金利和侯某，后来侯某和石金利带着我去查看施工地点，侯某向我指认了他干的工程，首先侯某领我到河道旁看了一些树苗，还向我说了河道的清理长度，他还给指了一条从×××村北到××路的道路硬化工程，之后我就回去了，我对审计人员说了假话，虚报了工程量。侯某给我指的这些工程不属实，石金利和侯某都让我这么说，我想着他们是甲方和乙方，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石金利、侯某一共找我商量过两次应付检查，第一次是审计部门找我，第二次是石金利找的我和王某2，侯某在没在我记不清了。石金利说这个项目纪委在调查，侯某已经退了100多万元的工程款了，这些钱是经济林和其他项目的退款，他让我不要对纪委说有经济林和其他的退款项目了，他跟我说有什么事，就让我向×××乡政府推，因为这些都是乡政府决定的。10.证人王某3于2018年5月19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设计是我做的，石金利向我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大概情况，我联系了中国××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池某给做的设计，设计好的蓝本给了我，我又给了石金利。这个项目是×××乡政府和北京渤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监理合同，我父亲王某2的北京××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延庆分公司挂靠渤海公司，并使用他们公司的资质，这个项目的监理员是鲁某。2014年年底的一天，石金利给我打电话，说县纪委在调查这个项目，之前审计部门也查了这个项目，他问我有没有监理资料，我就给我父亲王某2打电话，找到监理资料后，石金利就过来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石金利到我的办公室找我，问我纪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调查监理公司，并让我们把监理资料完善一下，我就给我父亲打电话，我父亲来的时候，鲁某也来了，我们四个人在办公室说的，石金利说前期没有验收就已经将工程款给了施工方，施工方已经退了164.64万元，让我们补充一下监理资料，后来我父亲和鲁某说做不了监理资料的完善，也补充不了。×××乡政府做了好多事情，都不和监理公司打招呼，政府拨钱也不跟监理公司沟通，就没同意帮石金利完善补充监理资料的事情。石金利之所以让我们补充完善监理资料，我想是石金利说施工方退了164.64万元的工程款，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不是施工方没有按照初设进行施工，就是施工方偷工减料现在出事了，石金利想躲避责任，就让我们出虚假材料。我们不能帮他出虚假材料，更不能帮他作伪证。我没有见过侯某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人。11.证人王某2于2018年5月28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08年12月份至2013年11月，我在北京××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延庆分公司担任负责人。鲁某向我汇报×××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变更最初设计方案的事情。我印象中是在开工不久，大概十来天的时候，鲁某跟我说×××乡政府把设计方案改了，但还让我们按照初设方案进行制作监理材料，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项目是×××乡政府的，他们说怎么改就怎么改吧，你还按照初设方案做监理材料。当时我就想挣点监理费，第二是这个监理工程是我女儿王某3介绍给我的，第三×××乡政府是该项目的甲方，所以我就让鲁某按照×××乡政府的要求出具了监理资料。2015年2月份，我女儿王某3给我打电话说×××乡石乡长找我说×××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事情，让我和石乡长见个面，我就到王某3的办公室，当时鲁某和王某3也在场，石乡长说县纪委正在查这个项目，他让我们把已经做好的监理材料进行更改，就是让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把原有的项目监理资料进行减少，并出具验收报告。我听了这个要求后，就回绝了石乡长，说我们出不了验收报告，你们工程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作假，后来我们就散了。这个工程是2012年的，当时×××乡政府更改了初设方案，还让我们按照原有的初设方案出具监理材料，我们就已经违规了，所以就没有答应石乡长的要求。×××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我不清楚是否完工，因为没有进行验收，×××乡政府没有人通知我们公司对该项目进行验收。12.证人彭某于2015年6月9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2012年的六七月份，侯某承揽了×××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在该工程接近竣工的时候，郑某让我帮助侯某做了该工程的科技档案资料。制作科技档案必须先到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进程，再如实制作。侯某带我去了×××乡某一个村的一条河道，他跟我说这是他施工清理整治完的河道，现在具体是哪个村我也忘了。后来他又开车带我去了×××乡的一个村，这个村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他在该村硬化了一条水泥路，我们查看完这条路以后，他跟我说他还施工了其它道路，路都一样，没必要都看了，之后他就带我回去了，剩下的工程我也没有看，工程都是侯某口述的。他指认的地点是不是应该施工的地点，是不是他本人施工的，我说不好。13.证人张某2（时任×××乡人民政府会计）于2018年10月9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主管领导是石金利。2016年4月以前，×××乡政府没有内部拨付资金的手续，只要领导在发票联上签字就行。2016年4月以后，开始履行新的财务制度，要填写资金支出审批单，审批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1000元以下需要经手人、主管领导、财务主管签字就可以拨付款了；第二种，1000元至5万元需要经手人、主管领导、财务主管、乡长签字可以拨款；第三种，5万元以上的拨付款需要在资金支出审批单中注明会商记录，由经手人、主管领导、财务主管、乡长签字并加盖×××乡政府的公章。办理拨款手续由出纳卫某进行初审，检查拨款手续是否齐全，手续齐全由卫某支付拨款，我主要负责复核检查拨款手续，记账后装订记账凭证。我知道×××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这个项目的工程款是由我们科室完成的，我记得一共拨付了400万元。我们拨款不需要工程进度表，我们需要的是主管领导及乡长在发票中签字同意并将工程合同给我们就可以拨付款，施工进度应该在主管项目领导手里。我们支付工程款与工程进度有关系，但是由于主管领导没有将工程进度跟我们说明，我们不掌握工程进度情况，每次拨款都是由领导审批后我们才拨款的，所以我认为审批拨款的领导应该知道工程进度情况，才同意我们财政科拨款的。14.证人卫某的证言证明：北京市延庆区×××乡政府财务审批的流程。15.证人郑某、雷某、闫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侯某承包×××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及领取工程款的情况。16.证人王某4、侯某1、贾某、侯某2、徐某、庞某、聂某的证言证明：工程施工的情况。17.证人张某1（时任×××乡党委书记）于2017年6月11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经我与乡政府主要领导研究，将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发包给侯某，为了推动侯某的窑洞拆除及整改，因为政府经费不足，把这个项目给侯某施工，针对这个项目的总资金乡政府也就不再截留了。我在办公室和侯某说的这件事，没有会议记录。侯某以什么资质或者以什么公司承包的项目，我不清楚，主要招标和发包都由石金利负责。我没有向侯某说过可以少施工来弥补窑洞的损失，在2015年区纪委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他更改了施工地点。2012年，我途经项目区，见过有人在清理河道，我分析这是侯某在做这个项目，别的项目我没有去看过。我是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总负责人，具体工作由副乡长石金利负责。2012年，我调走的时候，这个工程也没有完工，也没有结算完工程款，经我批准一共结算了两笔，共计350万元，剩余的50万元，我调离乡政府时还没有结算完毕。我调离之后，听说侯某因为这个工程问题，退赔给乡政府一些资金，具体什么原因，退赔了多少钱我不清楚。这个工程在施工期间，由一家监理公司进行监理，具体是通过招标还是政府指派的我就不清楚了，石金利清楚这件事。乡政府负责协调施工方和地方村委会的关系，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乡政府就不进行监督了，这个工程在我调离后还没有完工，是否验收我不清楚。证人张某1于2017年6月1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我在×××乡任职期间，不知道侯某是否按照施工方案或者合同进行施工的。对于这项工作的监督由副乡长石金利、副乡长刘某、武装部长赵某负责，这是开过会议研究的。我印象中，侯某顺口跟我说过几次施工的进度，石金利、刘某、赵某在开会时跟我说过有关工程的情况，有没有会议记录我不清楚。这个项目具体的监理工作由石金利负责，我没有和监理公司的人接触过。证人张某1于2018年8月10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侯某的窑洞是在2011年下半年开始建设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乡政府是在2011年下半年，侯某开始施工时，就发现了侯某建设窑洞，我不清楚怎么发现的，当时我还没有主管×××乡政府工作。×××乡政府发现侯某建设窑洞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找侯某了解窑洞是否有审批手续，如果没有审批手续，该窑洞就属于违建，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会阻止侯某继续施工，并向延庆县国土资源局进行汇报，等待延庆区国土资源局的指示。延庆县国土资源局责成×××乡政府，对侯某违建窑洞进行拆除，恢复原有地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找侯某做工作，但是侯某依然继续建设窑洞。2012年3月份，延庆违建比较多，延庆县国土资源局将国土部拍的延庆违建卫片提交给延庆县政府，县政府陆续开了几次会议，要求各乡镇尽快拆除违建，明确提出不按期拆除违建，处理乡长和主管拆迁工作的副乡长，当时侯某的违建窑洞也在卫片中，要求×××乡政府在6月底将侯某违建窑洞拆除，由于一直做不通侯某拆违工作，我和石金利每次去开会都被通报，我们压力很大。自从第一次开会后，我就派石金利和村镇规划科长任卫民找侯某谈拆违的工作，做了很多次，都没做通。这件事就一直拖着，县政府每周开会，我们乡政府排名都是倒数第一。2012年5月的一天，县政府委派县政府督查室及县纪委和国土资源局在县政府正式约谈我和石金利，表达对我们乡政府拆违的工作极为不满，要求在6月底按期拆除违建，违建拆除不了，就对我和石金利进行处分。这次约谈后，我就开始找侯某做拆违工作。我找侯某谈了几次，他说拆除窑洞损失很大，我就跟他传达了县政府的政策，希望他配合工作，自行拆除，如果不拆，后期县政府会对他的窑洞进行强行拆除，还会处分我和石金利。侯某不拆的理由是他说建设窑洞投入在100多万，拆除了损失很大，就一直拖着不拆。2012年5月份，被县政府约谈后的一天，我和石金利商量×××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己经下来了，侯某也知道这件事，他正做着这次招标的准备，他很有信心这次能中标，我就和石金利说侯某承包这个项目，×××乡政府就不卡油了，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其他处理违建的办法。后来我们就把侯某约到我办公室，我和侯某说你必须拆除窑洞，你不拆除违建窑洞，我和石金利要受到处分，你承包×××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乡政府不卡你油了，算作弥补你拆除窑洞的损失。侯某感觉拆除窑洞这件事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同意了。卡油的意思就是以前乡政府经费不足，乡政府发包工程时，不全额支付工程款，扣除一部分工程款作为乡政府的补贴经费，侯某承包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乡政府不再扣他的工程款了。不卡油，没有具体数额，这种事都是看情况而定的，像这个400多万的工程，扣钱也不是十几万、二十几万这样的小数。不卡油是我想的办法，我就和石金利商量了，没有开会，像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在会议上说的。当时有我、石金利、侯某一共三个人在场，当时侯某想承包这个工程，并且他也有能力中标，所以我才这样说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拆违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这样做还做不通侯某的拆违工作，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力也就这么大了，当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如果做不通工作，我和石金利就等着受处分了。我做通侯某拆除违建工作后，他就进行了拆除。2012年5月25日，侯某开始拆除窑洞，6月1日整改完毕，×××乡政府向国土资源局和城管部门上报该信息。侯某拆除窑洞的损失大约在100万左右，是我自己估算的。处理违建不应该给予补偿，处理侯某的窑洞问题，出现了补偿现象，主要原因是侯某提出拆除窑洞损失太大，他一直拖着，县里给我们的压力太大，我们乡政府也没有钱，补贴不了侯某，所以当时也只能用这个馊招，推动侯某拆除违建。这样补偿侯某，不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侯某所挂靠的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中标后，我没有同意过让侯某将涉及九个村的工程，放到×××村一个村施工，也没有同意侯某少施工或者不施工。证人张某1于2018年10月11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我印象中针对×××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召开过两次党委扩大会，在×××乡政府二楼会议室。石金利在会议上介绍了×××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进展及需要拨款的情况，具体说什么了我记不太清楚了。我们开会不用研究拨款事宜，因为拨款的金额与承包合同中注明的工程进度有关，会议上主管该项目的石金利说一下工程进度就可以拨款了。石金利在会议上就是口述工程进度，没有提供过任何纸质工程进度文件，我也没有问他要过有关工程进度的纸质文件。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有会议记录，在×××乡政府档案室保管。我没有到施工现场核实工程进度，第一次给侯某拨款前，侯某找我和石金利说拨款的事，侯某说工人都进场施工了，项目工程和施工人员多，工程款可不可以多给一些，经我和石金利研究，就决定先给侯某200万元，避免无法按时完成项目，影响工期。我一共给侯某拨付了两次工程款，一次是200万元，第二次是150万元。2012年9月13日开具的发票是侯某先找我审批，再找石金利审批的，原因有可能是当时石金利有事没在乡政府，侯某碰见我就先找我签字了，石金利后签的字，但侯某肯定跟石金利说过这件事。侯某跟我说工程做的差不多了，快完工了，让我把工程款给他结算一下，我就在他拿的发票上签字了。我在×××乡政府任职期间，乡政府没有拨付款的内部请示或审批手续，只需要经手人拿着发票找主管领导、乡长签字就可以拨付款，由于2012年×××乡政府没有乡长，发票联就由主管领导和我签字就可以拨付款了。我给侯某拨付150万元工程款时，对工程进度没有进行审核。都是侯某口述的，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施工进度的纸质文件。拨款前他跟我和石金利说工程都快做完了，让我们给他拨款。因为这项工程没有到验收的时候，所以就没对该项目的工程量进行审核。证人张某1于2019年3月28日向公安机关作的证言证明：我在×××乡政府任职期间，侯某承包了我们乡大部分工程，其中有中低产田改造、乡政府盖南院楼房、新农村工程、沟域治理、大枣观光园、污水处理、文化室改造项目，其他的项目我记不清了。侯某挂靠过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北京玉森建筑有限公司，其他的我记不清了。上述项目都施工了，工程也按时做完了，侯某不存在不按工程设计施工、少干或不干工程的情况，这些工程进行了验收。2008年左右，×××乡政府响应县政府号召打造大枣之乡，成立过大枣协会，侯某担任会长，侯某不存在骗取大枣财政补贴的事情。18.罪犯侯某于2017年6月7日向公安机关作的供述证明：2011年，我向×××乡党委书记张某1及乡长韩某汇报了我要建窑洞，他们和我说让我写一个请示，我以个人名义写了之后，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我就将这份请示交给他们了，他们说给我办理建设窑洞的相关手续。请示交给他们二人之后，因为当时县里鼓励发展民俗旅游，我就特别着急，在手续没有办理下来时，就开始建设窑洞了。在我们村西北山根下面，建了一排26间，大约800平米，总投资300万元。在我快施工完毕时，韩某带领土地局的局长房某到施工现场，房某说你用土将房顶盖起来，之后他们就走了。2012年年初，我们乡土地科的干部让石金利找到我，让我拆除窑洞及进行整改，我不同意拆除，张某1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窑洞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如果不拆，县里要对他们问责，以后乡里有工程了，给我施工补偿补偿。我说行，之后我将窑洞挡墙拆除了，用土将窑洞填埋了。2012年七八月份，乡党委书记张某1找到我，他和我说乡里有一个山区生态综合治理工程，这个活你来做，用来补偿你拆除和整改窑洞的损失。因我没有施工资质，我就委托郑某找施工资质，具体怎么进行招标的我就不清楚了。招标成功之后，我把这个活干了。在施工前，我们乡党委书记张某1和副乡长石金利找到我，在乡党委书记办公室，张某1说这个工程别在这九个村施工了，把这九个村的工程都放在×××村进行施工，乡里也不卡油了，少种几棵树，把拆除你窑洞的损失补偿一下，这工程你有什么事情就找石金利，别人你就别找了。谈完之后，石金利把招标文件及合同给了我。山区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包括挡土墙、硬化路面、经济林、水保林、景观石、清理树盘、石桌、河道清理等项目。我施工的情况是：1.我在窑洞下面建了两道挡土墙、村西北坡建了一道挡土墙、小××村村东河道建了两道挡土墙。2.2012年九十月份，在我们村幼儿园西北角硬化了路面，2013年四五月份硬化了我们村村西部队往北的路面，同时硬化了我们村鹿场东至村边的路面。3.在这个时间段，我在村里西北园区补植了30万元的树苗。4.购买了3块景观石及十个垃圾桶。5.2012年9月份，整理了小××村至山南沟村的河道。具体的工程量是：1.窑洞下面建了两道挡土墙，一道墙大约是7米高，长约150米。二道墙大约是2米高，长约200米。村西北坡挡土墙大约是170米，高约4米。小××村的挡土墙具体多高多长不清楚。2.幼儿园西北角硬化了路面大约4米宽，长约900米，厚度为20公分，部队往北的路面大约4米宽，200多米长，厚度20公分。鹿场东至村的路面4米宽，长约800米左右，厚度20公分。3.小××村至山南沟村的河道施工大约有一公里，宽约60米。这个工程大部分是我支出的，一小部分是我哥哥侯某1代我支出的，共计支出大约160万元左右。没有支出凭据，都是现金支出的。这个工程截止到现在还没有施工完毕，原因第一是×××乡政府相关干部一直也没有找我说验收施工这件事，第二是没有三方（甲乙双方及监理公司）进行验收。2012年我开工的时候，×××乡政府就给了我200万元的转账支票，我将转账支票交给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公司扣除6%的管理费之后，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将剩余的款项支付给我，我将支票存入雷某账户内。11月份，乡政府给了我150万元转账支票，2013年2月份给我50万元转账支票。总工程款是405万元，只给我400万元是因为这个工程没有验收完毕。按照工程合同约定，经济林、8个村的环境美化（石桌、绿化）、景观石6块、河道清理等项目没有做。施工的工程量是张某1、石金利指示我向哪里施工，我就在那里施工，施工量多少由他们决定。2013年年底，我们乡的王乡长找到我，他说你这个项目赔你窑洞的钱不合理，你赶紧退钱。我问王乡长需要退还多少钱，他让我找石金利和程丽君商量。最后退还了164万元。我们双方未进行最后决算，所以没法确定利润。19.延庆县财政局单位明细指标通知单及记账凭证、×××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概算审核汇总表、×××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需要资金的请示，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施工总承包的招标文件、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和北京××建筑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合同、北京××建筑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施工招标的招标代理工作报告、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和北京渤海××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延庆县×××乡人民政府和北京八达岭××有限公司就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签订的施工总承包合同、×××乡人民政府记账凭证、支票存根、记账凭证发票联、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的财务凭证、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记账凭证、签批手续、关于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资金使用问题的整改报告证明：×××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的相关情况。20.会议记录证明：北京市延庆区×××乡政府召开会议的情况。21.延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1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整改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2011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违法图斑汇总表、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延庆分局出具的《关于×××乡×××村建窑洞情况说明》、窑洞照片、有石金利、任某签字的《关于×××村建窑洞事情的说明》及照片证明：侯某违规建设26孔窑洞的情况。22．延庆县×××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工程的监理资料、科技档案证明：案件相关情况。23.审计移送处理书、案件移送函、案件来源、到案经过证明：本案的来源和被告人石金利的到案情况。24.被告人石金利的户籍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石金利的身份情况。25.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石金利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刑罚的情况以及被告人侯某被判处刑罚的情况。26.被告人石金利的供述证明：2012年6月，×××乡党委书记张某1和我说，为了让侯某能够配合乡政府的拆违工作和给侯某弥补拆违造成的损失，他决定将×××乡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承包给侯某，侯某建设的窑洞是违建，必须拆除。招标代理公司他已经找好了，采取邀标的方式，他找了两家公司陪标，走个过场。最终，侯某挂靠的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中标。张某1就是让侯某承包该项目，从中挣钱弥补侯某的损失。他没有说具体的补偿金额，就说让侯某瞧着干，我想应该是让侯某少干活，从里面挣钱。招标代理公司是北京××建筑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张某1联系的。我没有授意北京××建筑有限公司要由北京八达岭××建筑有限公司中标。这个项目的监理公司是王某3介绍给我的，她跟我说她父亲王某2就能做工程监理，后来王某2挂靠的北京渤海××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乡人民政府签订了监理合同，我和一个叫鲁某的监理工程师交待的监理工作，除了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2012年6月份的一天，我让鲁某到我在乡政府的办公室找我，我向鲁某介绍了侯某，之后我们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我交待鲁某有什么事就联系侯某，监理资料按照该项目的设计方案做就成。让鲁某这么做是为了应付检查，让检查单位认为该项目是根据初设方案进行施工的。侯某没有按照施工合同、初步设计方案进行施工，侯某找我说，这个项目涉及九个村，不好协调施工，他想都压缩到×××村一个村，我就到张某1办公室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张某1，张某1说这个工程已经承包给侯某，就是为了让他赚钱，弥补他拆除违建窑洞的损失，你就让侯某瞧着干吧。张某1的意思，就是答应让侯某改变初设方案，把项目都压缩到×××一个村施工。改变初步设计方案，需要侯某提出改变方案的申请，重新编制项目设计方案，项目的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和发包方共同研究决定，或者办理工程量洽商手续，才能变更设计，而侯某改变初步设计方案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只是跟我口头提出要求，我向张某1口头汇报，最后张某1口头答应的。因为张某1同意了侯某把九个村的项目压缩到×××村一个村，所以我没有想到要办理变更手续。改变初步设计方案后，我是怎么跟监理说的，我没有印象了，我不知道鲁某是怎么具体落实监理工作的。监理资料应该是按照项目的初设方案制作的，我和鲁某一起到施工现场去过一次。×××乡山区综合治理项目没有进行验收工作，因为这个工程项目的验收工作没有人提，所以就没有进行验收工作。工程没有验收，也没有监理公司的支付证明，按道理是不应给侯某支付工程款的，但是那时候工作程序不规范，只要时任的主要领导同意就支付了。后来这个工程出现了问题，在2013年年底，张某1离任审计时，审计局发现该项目存在部分内容没做或者没做完，工程资金就已经全额拨付的问题，让×××乡人民政府整改，乡里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会上决定由我、林业站站长于某、水务站站长郭某组成工作小组，对该项目的工程量进行核实，对没有做的工程，要求侯某退款。后来我和于某、郭某对该项目进行核实，核实的结果是经济林、水保林和村庄美化绿化都没有做，河道治理工程治理一半。最后我根据项目初步设计价格，核算出侯某有164.64万元的工程项目没有做完，我向胡某和王某1进行了汇报，后来侯某退还了164.64万元的工程款。164.64万元工程款是根据市财政局批复计算的，经济林的工程款是15.68万元，水保林是89.12万元，村庄美化绿化是21.34万元，河道治理是77万元，认定河道治理做了一半的金额是38.5万元，这几项工程款加起来一共是164.64万元。侯某实际施工了哪些项目，我现在记不清了。2013年12月，我带着于某和郭某对该项目进行核实，因为我之前只去过一次施工现场，侯某的哥哥侯某1带领我们三个人到施工现场核实工程量。侯某1带我们到窑洞下面看了两条护村护地坝，带我们到侯某大棚看了一条护堤坝，然后他指认了小××至××路的水泥路，××门口西侧往北的水泥路，幼儿园北田间路和××路至崖上的水泥路。在×××乡山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期间，侯某给我一台尼康相机，2015年纪委调查时，我退还给侯某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本院认为，被告人石金利身为延庆区×××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随意审批，致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石金利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指控的罪名有误，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石金利明知涉案工程未完成的情况下，违反工作职责和合同约定，签批发放工程款，在侯某诈骗行为既遂后，指使于某、郭某作虚假陈述，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石金利行为的目的是帮助侯某骗取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不能证明二人存在骗取公共财物的共同故意，因此石金利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石金利的行为与侯某合同诈骗犯罪既遂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致使国家资金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鉴于侯某犯合同诈骗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已挽回，本院对被告人石金利从轻处罚。被告人石金利到案后没有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辩护人关于石金利的行为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合被告人石金利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本院认为对其不宜适用缓刑，对于辩护人建议对被告人石金利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石金利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22年4月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  王敬民审判员  李 双审判员  宋 婕二〇二〇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任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