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5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399号。 代表人：刘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申振华，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强，男，1964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文，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武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罗强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武林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罗强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罗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罗强已经收到全额款项，并无实际损失，罗强提起本案诉请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一）罗强已经收到全额款项，并无实际损失。1.罗强收到款项情况：一审判决确认，罗强已于2008年11月5日收到贴息398400元，于2018年10月收到刑事退赔804381.49元。一审判决认定，罗强实际损失金额为1797218.51元。同时，黄崇德的刑事卷宗中吴莉萍和罗强陈述，以及罗强在第一次证据交换中的陈述，罗强已经在2009年11月收到300万元的款项。罗强已经收到款项420余万元，可见，罗强并未因案涉存款而遭受损失，其欠缺提起本案诉请的事实基础。2.2009年11月由吴莉萍支付给罗强的300万元，系用于归还罗强案涉300万元。虽然罗强在一审庭审中提出该300万元系吴莉萍出借给罗强的款项，但是，罗强并未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其主张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已在黄崇德刑事案件中庭审质证确认的、作为证据的罗强相关笔录中，明确记载了吴莉萍支付给罗强的300万元系用于归还案涉款项。具体如下：在马某的询问笔录中，马某陈述，“2009年11月初我打电话给吴莉萍问她我的200万元活期存款马上要到期了是不是可以去取出来了，她说她要问问，叫我等她的答复。等到2009年11月6日，……并且问我要了我的银行卡账号。……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吴莉萍和她说200万元我收到了。……吴莉萍说反正钱你拿到就好了。”“我认为她还给我200万元资金是合理的”。“罗强在2009年12月10日收到吴莉萍还给他的300万元资金”。（二）一审判决认定“罗强基于双方储蓄存款合同无效而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民事赔偿责任，且吴莉萍并非涉案损失的赔偿义务人，因此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退赔或吴莉萍的转账行为，不能免除工行武林支行基于过错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在黄崇德刑事案件相关笔录中（马某、吴莉萍），罗强已确认吴莉萍于存款一年到期后支付的300万元系用于归还案涉300万元。罗强因案涉300万元被犯罪分子使用无法取回而产生的损失已然不存在。而且罗强亦收到高额贴息、刑事退赔，其并无任何损失。因此，即使是按照合同无效后、双方按照实际损失、各自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罗强因无损失，也没有权利要求工行武林支行赔偿。其次，无论吴莉萍是否是赔偿义务人，都不能否认罗强案涉300万元已经收回的事实，甚至，罗强还收取了贴息398400元、退赔804381.49元。罗强所主张赔偿损失本身已然不存在。第三，一审法院的认定存在逻辑矛盾：一审判决认定，刑事判决认定由被告人退赔或吴莉萍的转账行为，不能免除工行武林支行基于过错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依照该逻辑，刑事退赔金额不应在法院认定的罗强的实际损失中予以扣减。但是，一审判决结果却在认定罗强的实际损失时扣减了罗强已收取的贴息和退赔。进一步来讲，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被告人退赔和吴莉萍的转账行为均不能免除工行武林支行的民事法律责任，那么罗强将获得的是双重赔偿，严重违背了民事赔偿责任的补偿性质。第四，根据民事法律规定，实际损失金额应当根据现有未获赔损失的金额来认定，款项的支付主体不影响获赔金额的认定。也即，基于吴莉萍和罗强均已认可案涉300万元已获归还，本案实际损失即为零；归还该300万元的主体身份不影响实际损失有无获赔的认定。最后，即使吴莉萍不是赔偿义务人，因罗强未能举证推翻刑事案件证据中确认的事实：吴莉萍于2009年底支付给罗强的300万元系用于归还案涉300万元，该300万元就应当被认定为系用于归还案涉300万元，罗强没有实际损失。更何况，吴莉萍系赔偿义务人，应当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具体见第二点的具体论述）。（三）黄崇德的刑事判决中，虽然认定作为被害人的罗强（马某和罗强）的损失金额为433.6万元，但是需要特别关注到的是，该金额只是用以确定犯罪分子黄崇德犯罪数额，并非界定罗强的实际损失。该判决书载明：“至于部分被害人案发后通过诉讼等方式获取等部分赔偿，亦不能冲抵黄崇德非法占有等犯罪数额。公诉机关以被害人实际收到的本金、贴息折抵受损金额适当”。同时黄崇德刑事案件庭审笔录载明“审：……，包括第六笔事实，其他人代偿的问题，被害人通过司法救济也好，通过私力救济也好，与所受的经济损失不是一个概念。”可见，刑事判决认定的被害人的损失金额系用以作为犯罪数额，并非被害人的民事意义上的实际损失金额，否则，被害人通过其他途径的赔偿，就应当从刑事判决中的损失金额中予以扣减。（四）再退一步讲，罗强始终认为其从事的该笔交易是委托贷款，那么按照委托贷款，出借人的款项是否能够受偿，该风险是由出借人自行承担，因此，罗强也无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权益的基础。 二、一审法院已然认定案涉储蓄存款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原告开立活期存折并存入款项是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所为，是犯罪事实中的一个环节，该合同在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犯罪行为。因此，工行武林支行对于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也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之基础，应当依法驳回其诉请。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工行武林支行并未因案涉无效合同取得财产（一审判决认定：“工行武林支行并未就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实际取得财产”），黄崇德的刑事判决已经明确作为受害人的罗强其款项系被犯罪分子占有、挥霍。因此，工行武林支行未取得款项，不应承担五十八条项下的返还义务。（二）对于五十八条项下的赔偿义务，其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对于合同无效有过错的一方或双方承担相应责任。基于一审判决的认定：“罗强、马某开立活期存折并存入款项是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所为”，工行武林支行对于合同的无效并无任何过错，本案实际上就是罗强与中间人、犯罪分子合谋利用银行作为资金通道、使犯罪分子占有罗强的财产，对于罗强因此受损（若有）应当由罗强、中间人与犯罪分子承担全部责任。工行武林支行不应承担合同无效后的赔偿责任。（三）本案请求权基础错误，本案应为侵权之诉。罗强是听信中间人吴莉萍、范仲睿的说法，并按照中间人告知的操作方式进行“委托贷款”（必须以代办理的形式开户，不能查询等），并明知是将资金交由贷款单位作为贷款使用。因此，如果罗强认为其受损，其应当提起的是以实际获取其存款资金或从其存款中获益的中间人及犯罪分子为被告的、侵权之诉。1.从罗强的信息来源上来看，罗强是从中间人处听说四大行高息委贷业务后，并始终是与吴莉萍、范仲睿就委托贷款业务的合作期限、金额、期限等等谈定、形成合意的；从未与银行核实、确认是否存在中间人所称的高息委贷业务。2.从商谈过程来看，吴莉萍明确告知罗强，回报是由贷款单位支付的（马某笔录）；范仲睿告诉罗强要用于资金运作（范仲睿笔录）；罗强的款项是要用于中间人所称的“委托贷款”业务。3.从罗强委托贷款的过程来看，是严格按照中间人告知的操作方式进行。第一，“必须以代办理的形式开户”：在罗强已经到达工行武林支行附近的情况下，不自行到银行办理业务，却将身份证交给中间人去代为办理所谓的银行业务，正是由于罗强这样的重大过错，才导致自己的身份证落入犯罪分子手中，给其可乘之机。第二，罗强按照中间人的要求出具的承诺书（马某笔录），承诺500万元在一年之内不能提前支取，不能查询，活期存折不能开通网银等。第三，“不能提前支取，不能查询”：在存款期限到期前，与罗强一起办理“委托贷款”的马某是先向吴莉萍询问，马某笔录载明：“2009年11月初，我打电话给吴莉萍问她我的200万元活期存款马上就要到期来是不是可以去取出来了，她说她要问问”。4.在款项到期后，罗强依然是联系吴莉萍，并从未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该笔款项，其遵循的是和中间人之间的约定，履行的也是其与中间人之间的约定：不能提前支取、不能查询等；吴莉萍也于2009年底将500万元款项还给罗强及马某，并告知罗强，款项还给罗强（马某笔录）。5.从罗强款项的使用来看，款项或是被犯罪分子使用，或是用以支付中间人的好处费，或是用以支付罗强的高额收益。而工行武林支行并未因此而获得收益。综上，从事实上来看，本案是罗强与中间人、犯罪分子合意，借用工行武林支行储蓄存款的通道，直接将款项的支配权交给实际用资人，由实际用资人支付高额利息、偿还本金，实际用资人只是保证在约定期限到期时账户中有相应的资金额。从法律上来看，本案是中间人、犯罪分子合意侵占罗强资产，假使罗强有损失，其只能向作为侵权主体的犯罪分子和中间人主张赔偿。 三、罗强存在重大过错，罗强的存款目的即是委托贷款（将资金交由犯罪分子使用），对于其主张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罗强陈述其从事的是四大银行的委托贷款项目，但从未与银行确认、商谈，在已经到达银行附近的情况下，也未至银行确认该类型的项目是否存在；（二）在罗强已经到达银行附近的情况下，罗强依然将自己的身份证交与他人使用，使自己的身份信息陷于极度不安全状态；（三）罗强要办理300万元的巨额银行业务，却采用委托他人代办的形式办理，已经非常不审慎了，对于代为办理的受托人，却并不知晓该受托人的身份，只知其姓范，是范行长，而两次与范行长见面的地点均是在酒店或宾馆。而正是这位范行长将其身份证交给了犯罪分子，由其向银行申请办理活期存折、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对于受托人（包括转受托人）超越代理权限办理事项的后果责任，应当由罗强自行承担，当然，罗强也可以向其受托人主张权利。（四）罗强明知其办理的是委托贷款业务，款项不能收回的后果应当自行承担。与罗强一起办理案涉业务的马某本身大专文化程度，曾在省交通厅工作并经商，在案涉存款发生前也办理过活期存款业务的背景，罗强及马某对于活期存款的正常业务形态应当有正确的认知：活期存款是无法将其存入银行的款项贷给其指定的用资人的。而且其笔录中也有对于委托贷款自负盈亏的认知（回报由贷款单位支付，认为吴莉萍向其归还本金是合理的）。而罗强是知晓其账户网银开立情况，而且在其需要使用网银的时候（2009年1月），注销了原有网银、重新开立由其自行掌握的网银。也就是说，罗强也是明知其款项是要被实际用资人支取使用的，其参与的是资金运作项目，并非普通的存款。退一步讲，假使罗强不知晓原有网银开通情况，但是在其发现时，罗强既未向银行反映、亦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放任了损害后果（若有）的发生，罗强也具有重大过错。 四、因诉讼时效事宜，罗强早已丧失胜诉权。（一）无论罗强办理是否是活期存折，罗强至迟在2009年11月已经发现账户中的钱“到期”无法取得，却直到本案起诉，从未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二）本案相关行为是否涉刑，并不影响工行武林支行主张民事权利，并非法定的中断诉讼时效的事由，本案诉讼时效至迟应当从罗强在2009年11月发现账户中的钱“到期”无法取得时起算。（三）事实上，罗强未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的原因之一是：中间人吴莉萍已经于2009年底将款项还给了罗强。在马某的笔录（该笔录已经在黄崇德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予以确认）中，马某陈述：“而现在确实通过一个私人的账户将200万元资金还给了我，吴莉萍说反正钱你拿到就好了”，“吴莉萍和我讲这200万元还给我”，“罗强在2009年12月10日收到吴莉萍还给他的300万元资金”。 五、一审判决中利息计算错误。一审判决酌情确定以1617496.66元自存款之日2008年11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60812.48元（暂算至2018年10月9日，此后另计）。即使按照法院的认定，该利息损失应为58927.43元。 综上，罗强并无实际损失，且若罗强有损失，也是由犯罪分子、中间人及罗强本身合意的行为造成的，工行武林支行没有任何过错，对于案涉合同的无效，工行武林支行更无任何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罗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罗强辩称，罗强是存在实际损失的，工行武林支行主张罗强没有实际损失的唯一的理由是案外人吴莉萍垫付了款项。吴莉萍是罗强的朋友，在刑事案件事发之后，吴莉萍给罗强垫付款项是出于朋友情谊。吴莉萍既不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被告人，也不是民事案件有代付义务的一方，所以吴莉萍的行为跟本案是没有关系的。刑事案件调查过程中，吴莉萍接受了调查，罗强也把这个事实说了。工行武林支行认为罗强的损失吴莉萍已经付掉了，罗强没有损失，这是完全不成立的。罗强的损失是因为被犯罪分子勾结银行人员把钱给卷走了，这个损失追回之后，对吴莉萍的垫款罗强是要归还的，吴莉萍没有理由要承担这个损失，也没有义务为工行武林支行付钱，所以工行武林支行称罗强没有损失是不成立的。工行武林支行工作人员同犯罪分子勾结给罗强造成的损失，无论是刑事案件的责任，还是管理上的责任，其他相关案件都已经确定由工行武林支行承担。罗强一直都在主张权利，且刑事程序启动之后，基本上就是法院的执行部门在替罗强主张权利。2018年的10月9日有书面文书告知不足部分，自行向工行武林支行要求赔付，时效应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另一方面，罗强手上还有储蓄合同，储蓄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须经过法院认定。参考其他案件，罗强认为储蓄合同有可能被认定无效，所以提了赔偿的诉讼请求。无论如何，本案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至于利息，按照工行武林支行的算法相差了几百块钱，双方误差原因可能是利息变动，也是正常的。总之，工行武林支行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完全是一审的重复，因刑事案件产生的系列案件，工行武林支行也都是一审提的这些理由，然后二审又在重复一遍。综上，请求驳回工行武林支行的上诉请求。 罗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工行武林支行赔偿存款本金2601600元及利息损失745705.27元（自2008年11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10月9日，实际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共计3347305.27元；2.工行武林支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吴莉萍、范仲睿介绍活期存款业务，2008年11月5日，罗强、马某将其身份证交由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向工行武林支行办理业务，并分别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的活期一本通存折、开户资料。后罗强、马某分别向各自的活期一本通存折中存入300万元、200万元。当天，罗强、马某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是承诺之前存款的500万元一年之内不能提前支取，不能查询，活期存折不能开通网银。同日，罗强、马某共同收到贴息66.4万元。 2009年11月初，马某向吴莉萍询问存款问题，之后罗强、马某收到吴莉萍转账的300万元、200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浙01刑初30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崇德原系浙江德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资金借贷欠下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经与时任工行武林支行的副行长陈强（已判刑）预谋，伙同陈强及柯洪（已判刑），以高额贴息为诱饵，以银行拉存款为由诱骗储户将资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入陈强任职的工行武林支行，由陈强指使银行工作人员在未征得储户同意的情况下违规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由黄崇德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划走储户资金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支付高息，个人挥霍；此外，被告人黄崇德还伙同陈强，利用陈强任支行副行长的身份并使用伪造的工行武林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延中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延中支行）印章做虚假担保，骗取他人借款。具体事实如下：2008年11月5日，被告人黄崇德等人，采取前述同样手段，诱骗被害人马某、罗强到工行武林支行办理活期存款业务，之后黄崇德通过其私自开通的活期存折网银业务，将马某、罗强汇入该账户的500万元资金划走使用。除支付被害人马某、罗强66.4万元贴息外，余款433.6万元未能归还。并判决，被告人黄崇德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责令被告人黄崇德与罪犯陈强、柯洪以各自参与额为限退赔其余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2018年10月，罗强、马某合计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刑事退赔款1340635.81元。 一审法院认为，罗强在工行武林支行开设了活期一本通存折并存入款项300万元，由此罗强与工行武林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本案所涉事实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4月19日作出的（2016）浙01刑初30号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实施的内容，至2019年1月17日罗强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本案诉讼时效。工行武林支行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根据生效的（2016）浙01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罗强、马某为被告人黄崇德实施诈骗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之一，黄崇德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该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表明，本案实质上系犯罪分子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诱骗存款人而引发的纠纷，即罗强、马某开立活期存折并存入款项是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所为，是犯罪事实中的一个环节，这使得案涉储蓄合同在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均存在犯罪行为，故罗强与工行武林支行之间缔结的储蓄存款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合同无效而产生损失的，双方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损失的金额。罗强、马某分别于2008年11月5日向各自的存折存入300万元、200万元，并于同日收到贴息66.4万元，后于2018年10月收到刑事退赔1340635.81元。罗强、马某根据各自的存款比例计算，确认罗强收到贴息398400元、退赔804381.49元，马某收到贴息265600元、退赔536254.32元，并无不当。根据刑事判决，罗强被诈骗的金额为300万元，扣除前述已收到的两笔款项，实际损失金额为1797218.51元。罗强主张将刑事退赔款抵扣部分利息，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的过错。本案系黄崇德与工行武林支行的原工作人员陈强内外勾结，诱骗罗强等人到工行武林支行开立账户存款，陈强利用其职权指使银行柜台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在罗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黄崇德私自违规开通活期存折网银业务，导致罗强的涉案存款被转走。可见，工行武林支行的工作人员违规操作行为是造成罗强存款损失的主要原因，工行武林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罗强轻信他人传言，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对有违常规的情形未予警觉，将本人身份证交由他人，在明显不符合正常活期储蓄条件如“一年之内不能提前支取，不能查询，活期存折不能开通网银”、“有高额利息回报”等情况下实施存款行为，导致款项被骗取，其自身亦有一定责任。综合考量本案的性质、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该院酌情确定由工行武林支行对罗强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1617496.66元。关于利息损失。罗强在工行武林支行开立活期存款账户，且工行武林支行并未就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实际取得财产，故该院酌情确定以1617496.66元自存款之日2008年11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60812.48元（暂算至2018年10月9日，此后另计）。对于罗强多主张部分均不予支持。工行武林支行辩称罗强的权利已经刑事判决中通过责令被告人退赔的方式救济，不应再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重复主张，且罗强已经收到吴莉萍转账的300万元，其没有损失。对此，该院认为，罗强基于双方储蓄存款合同无效而向工行武林支行主张民事赔偿责任，且吴莉萍并非涉案损失的赔偿义务人，因此刑事判决认定由被告人退赔或吴莉萍的转账行为，不能免除工行武林支行基于过错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由此，该院对工行武林支行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工行武林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强1617496.66元；二、工行武林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强利息损失60812.48元（暂算至2018年10月9日，此后按照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利率计算至款项清偿日止）；三、驳回罗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578元，由罗强负担16742元，被告工行武林支行负担16836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罗强将300万元存入工行武林支行，工行武林支行向其开具存折，双方的储蓄合同成立。根据生效的（2016）浙01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和（2018）浙01民终1082号民事判决书同类案件的认定，本案储蓄存款合同系罗强受到犯罪分子的诈骗所订立，应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并综合考量本案的性质、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判令工行武林支行对罗强的损失承担9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案外人吴莉萍并非本案合同的赔偿责任人，亦无证据证明其向罗强支付款项是代工行武林支行承担责任，故吴莉萍向罗强支付款项，只在该二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和法律效果，和工行武林支行的权利义务无关。工行武林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无效对罗强应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吴莉萍的付款行为而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对工行武林支行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经本院核算无误。综上，工行武林支行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05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