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皖行终4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吉超，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庐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祥兵，男，197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庐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祥飞，男，1981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庐阳区。上诉人刘吉超、刘祥飞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祥兵，男，197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合肥市庐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合肥市濉溪路295号。法定代表人陈伟，区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合肥市砀山路2666号。法定代表人李政，局长。上诉人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因诉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强制拆迁一案，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行初19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告系父子三人，在合肥市庐阳工业园XXX拥有宅基地和房屋。2011年5月20日，被告未经批准，以“东方大道建设及周边景观整治项目”为名，违法征地拆迁。同年10月14日深夜，被告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庐阳区工业园管委会主任直接指挥下，进行暴力拆迁。2011年10月26日，原告刘祥兵不得不在拆迁旧房移交验收单上签字，房屋并未移交。2011年12月27日，被告所属城管人员强行拆掉原告房屋。“东方大道建设及周边景观整治项目”的征地拆迁，未经依法批准，被告的征迁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宅基地上房屋的行为违法并对合肥市建委（2007）34号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因东方大道建设及周边景观整治项目建设，庐阳区工业园管委会于2011年4月21日领取了拆许字（2011）第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东至京福铁路，西至蒙城北路，南至铝厂专用线，北至双凤管委会。2011年5月20日，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拆迁公告，原告房屋在本次拆迁范围内。该房屋及附属物被丈量登记后，原告于2011年10月26日将其移交。2011年底，上述房屋被拆除。因未能与拆迁人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原告既不申请裁决，亦不领取安置房。现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2月23日，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合肥庐阳工业园区更名为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原告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向该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其宅基地上的房屋被拆除的时间是2011年底，因此原告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房屋被拆除之日起至本案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的起诉。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房屋被拆除之日,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向上诉人下达强制拆除该房屋的行政决定,也未告知强制拆除该房屋的行政主体,更未告知起诉权利和起诉期限。故上诉人知道涉案房屋被拆除并不意味着就知道了拆除决定、拆除主体和起诉期限。一审法院认定房屋被拆除之日就是计算起诉期限起算时间之时,认定事实明显错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起诉期限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起诉期限时”开始计算,并不是自相关损害行为实际发生之时开始计算。被上诉人在答辩及庭审中均认为其不是作出涉案拆除行为的机关,而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是作出该行为的机关,但被上诉人未提供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作出涉案拆除行为的证据,更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涉案拆除决定、拆除主体、诉权和起诉期限。合肥庐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是民事主体,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其作为拆迁人无权作出拆除房屋的行政决定并执行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若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未举证的情况下,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违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二、一审裁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认为上诉人超过一年起诉期限,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部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规定,涉案强拆行为是在2018年2月8日前作出的,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20年起诉期限。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2018年10月27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刘祥兵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函》，上诉人依据此函,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据此推断被上诉人是作出涉案强拆行为的行政主体,遂于2019年6月20日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法定期限。上诉人2019年6月20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是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的告知、送达义务造成的后果,因此上诉人被耽误起诉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一审起诉所称，其案涉房屋最终被拆除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7日，当时正在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上诉人2011年12月27日即已知道本案所诉房屋拆除行为的内容，因无任何行政机关告知其诉权和起诉期限，故上诉人对该房屋拆除行为不服的起诉期限从2011年12月27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两年。即上诉人应在2013年12月28日之前提起诉讼，但其至2019年6月20日才提起诉讼，明显已超过法定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20年最长起诉期限仅适用于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形。本案中，上诉人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2011年即已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故其不属于该规定所指情形。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一审起诉称，2011年10月14日深夜，在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庐阳区工业园管委会主任直接指挥下，对其案涉房屋进行暴力拆迁；2011年12月27日，城管人员强行拆掉其案涉房屋。由此可见，其当时即已知道案涉房屋的拆除主体，故其关于因不知道实施拆除案涉房屋的行政主体是谁而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上诉称，其以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其根据相关规定推断该两行政机关为案涉房屋拆除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有事实根据，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仅凭推断而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确系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政府、合肥市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拆除，故其以该两机关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亦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综上，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提起的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缺乏事实根据，一审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吉超、刘祥飞、刘祥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陈 默审判员  钟祖凤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张高英书记员潘玉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