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013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应勇，男，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梓柯，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镇麟，四川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越，男，1973年9月10日出生，回族，住四川省都江堰市科技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燕，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都江堰市新美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都江堰市灌温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马越，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何应勇因与被上诉人马越、都江堰市新美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美居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应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马越的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何应勇未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也未收到退还的股本金，仍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拥有者；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退股申请》处何应勇的签名进行鉴定，结论为该签名系何应勇本人所签，该结论是错误的；即使该《退股申请》是何应勇本人所签，也应与何应勇另行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故股权转让不成立。 马越辩称，一、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马越取得诉争股权的必要条件，股权转让协议只用于新美居公司履行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二、一审对何应勇退股申请的笔迹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正确，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真相。新美居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举行股东会，并作出了同意股东退股、股份退回公司后另行处理的决议。故何应勇称其退股申请期限不符合2012年4月10日董事会决议的要求应为无效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三、何应勇从新美居公司退股并取得了新美居公司向其退还的股本金5万元。何应勇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美居公司辩称，何应勇于2012年从公司退出，也从公司领取了5万元的股本金，已不具股东身份，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何应勇的上诉请求。 马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马越享有何应勇在新美居公司2%的股权；二、判令新美居公司将登记于何应勇项下的2%股权变更登记为马越享有；三、诉讼费用由新美居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1年9月8日成都市都江堰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载明，同意预先核准33个投资人出资，注册资本为250万元，企业名称为新美居公司，雷国昌、李春元、李萍、任吉玉等26名投资额为5万元的投资人所占投资比例各为2%，张维、袁兵、周太友、马超、杜彦、王敏等6名投资额为15万元的投资人所占投资比例各为6%;马越投资额为30万元，所占投资比例为12%。2011年9月20日,新美居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载明会议召集人为马越（由出资最多的股东马越召集主持），参会人员为33名股东，同意选举马越、马超、周太友、袁兵、杜彦、王敏、张维为公司董事，任期三年；会议选举张刚、张建国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意公司章程共十一章四十八条；同日，新美居公司召开董事会，召集人为马越（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参会人员为马越、马超、周太友、袁兵、杜彦、王敏、张维，会议选举马越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马超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聘任马超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11年9月23日新美居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马越，公司章程载明出资情况与《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内容一致。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载明：公司设股东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为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必须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半数以上方能召开。首次股东会由出资最多的股东主持，以后的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载明：股东会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股东会每半年定期召开，由董事长召集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或者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召开股东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二十八条载明：本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第二十九条载明：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选举产生；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载明：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 2.2012年4月10日，新美居公司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关于股东退股的董事会决议》，载明：经新美居董事会全体董事讨论研究后，同意原投资股东的退股要求。凡是有退股要求的公司股东，即日起至2014年4月30日前，将退股申请以书面形式提交到新美居公司办公室，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后，退还其股本金，所持股份由公司回购后，按《公司章程》另行安排。该决议尾部由新美居公司董事会成员马越、杜彦、袁兵、周太友签名、捺印。 3.2012年10月30日，新美居公司召开有马越、张维、杜彦、张刚等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并形成《新美居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同意股东退股，其股份退回公司后另行处理；退股后剩余的股东重新选举董事会，重新确定股份结构，组建公司执行机构，该决议尾部由马越、张维、杜彦、袁兵、张刚等17名股东签名。 4.2012年5月7日，何应勇向新美居公司出具《退股申请》，载明：都江堰市新美居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人自愿退出在公司的股本投资（股本金：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自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在退股后，本人承诺无条件协助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等相关的法律手续。 5.2016年7月26日，新美居公司与马越签订《协议书》，载明：“因新美居公司部分股东申请退股，新美居公司根据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有关决议向提出退股的股东回购并暂时持有相应的股份，马越同意受让本协议项下退股股东的股份。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一、马越受让（认购）的股份为公司原股东何应勇退回的占注册资本2%的股份，股本金为5万元。二、马越认购以上股份后即享有、承担相应的股东权利、义务。三、新美居公司应当及时在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中明确载明马越持有股份的情况，并及时办理工商备案登记。四、马越应当以现金或者转账的方式向新美居指定的主体或者账户支付股权转让金5万元；五、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予以解决，双方就补充事项达成一致的，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六、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由新美居公司肩章，马越签字确认。 另查明，《都江堰市新美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东名称、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时间中载明：“股东名称何映勇，认缴出资额5万元，出资方式货币，认缴期限2011年9月20日，实缴出资5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11年9月20日”。2015年年月6日，都江堰市公安局出具《证明》载明：经查，何应勇（身份证号码：5101811×××新美居公司）与何映勇（身份证号码：5101811973××××××××）系重户重口，公安机关按规定已注销户口何映勇（身份证号码：5101811973××××××××），保留户口何应勇（身份证号码：51018×××新美居公司）。即“何映勇”与“何应勇”系同一人。庭审过程中，何应勇提出2012年5月7日《退股申请书》中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并申请对《退股申请书》中签字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对其申请予以准许，依法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该笔迹进行鉴定。2018年5月18日，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成联［2018］文鉴字第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标称时间2012年5月7日《退股申请书》右下方负责人处“何应勇”签名与样本签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习惯体系的反映形象，即为同一人书写笔迹。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马越是否享有何应勇持有的新美居公司2%的股份问题。根据庭审查明事实，首先，2012年5月7日，何应勇向新美居公司出具《退股申请》，自愿申请退出在公司的股本投资。何应勇否认该退股申请中签字系其本人签署。根据何应勇申请，经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退股申请书》中“何应勇”签名系本人书写笔迹。故对何应勇提出未将股权退回公司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马越、新美居公司提出何应勇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退回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次，2016年7月26日，新美居公司与马越签订《协议书》，将何应勇的股份转让给马越，马越依此应取得原何应勇所持有的新美居公司2%的股份。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何应勇不再享有新美居公司股权及马越继受何应勇在新美居公司股权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马越请求确认何应勇持有的新美居公司2%的股份归其所有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故对马越要求新美居公司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项、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马越享有何应勇在新美居公司2%的股权份额；二、新美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马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即将登记于第三人何应勇项下的2%股权份额变更登记为马越享有；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新美居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何应勇申请了证人谭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案涉2012年5月7日的退股申请负责人处签字捺印的“何应勇”实际是谭某代签并捺印。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杜彦的证人证词，拟证明该股东会决议是虚假的，该股东会并未召开过。 马越对谭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2012年何应勇都还没有进入美安居市场，更没有在铺子上签字的可能，证人的陈述不正确。何应勇是证人的小叔子，该证言证明力极低，不具有可信度。2.退股申请在一审中经司法鉴定，确认是何应勇本人签字，其证明力明显高于证人陈述，该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3.即使谭某所述真实，其当时是何应勇的职员，他的签字也可以代表何应勇，故不能达到何应勇没有申请退股的证明目的。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不能达到何应勇的证明目的。这份股东会决议与马越、新美居公司提供的多份证据相印证和一致，不能达到何应勇的证明目的。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新美居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新美居公司的工作人员未到铺子上签字，退股申请是何应勇本人在办公室签的，证人的陈述是虚假的。股东会决议是真实的，对情况说明及证人证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如下：1.谭某的证言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缺乏证明力，且与一审法院鉴定结论相悖，本院不予采信；2.情况说明及杜彦签名的证人证词仅有单方签名，无其他证据佐证，杜彦本人也未到庭作证接受询问，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在多份生效判决中被查实，仅凭该情况说明及杜彦的证词不足以否定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能达到何应勇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马越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8）川01民终28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4年11月1日股东会决议真实、合法有效，何应勇股权交易的本质是由新美居公司作为股权转让中间人，支付退股股东股本金对价，后由新美居公司将收回股权另行处理，后股东马越继受并支付所涉股权对价。2.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何应勇退股后，何映东代表何应勇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用于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该份协议中“何应勇”签名笔迹与2014年11月1日股东会决议的签名以及公司章程尾部的签名笔迹一致；何映东是何应勇的哥哥，其在一审中作为何应勇的代理人认可其能够代表何应勇签署公司有关决议等退股后的股份变更手续（详见第二次庭审笔录第8页）。3.委托书（任吉玉），4.情况说明（任亚非），5.情况说明（王建春），6.情况说明（吴邵斌），7.声明（吴章平），8.情况说明（贾刚），9.委托书（韩秀芬）。证据3—9拟共同证明：（1）第一批退股的8名股东，除何应勇外的其余7名股东任吉玉、任亚非、王建春、吴邵斌、吴章平、贾刚、韩秀芬事后均出具书面说明已经从新美居公司退股、收到了退股金，有关退股事宜均无争议。（2）第一批退股股东的退股手续在同一时期办理，印证了公司已经将股东本金退给何应勇的事实。10.证人新美居公司出纳刘某对办理何应勇退股事项的陈述，证明：新美居公司根据何应勇的退股申请，已经将其股本金5万元退回给何应勇了。 何应勇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判决书仅能证明该案的上诉人与马越以及新美居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本案无关，不具有指导性，本案的焦点是股权交易是否合法，故不能达到马越的证明的目的。对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并非何应勇本人签字捺印，也没有标明具体的转让时间。对证据3—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任吉玉的委托书，吴邵斌的情况说明、韩秀芬的委托书没有落款时间，没有附相应的身份证件。内容也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交易行为无关。对证据10刘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从财务管理角度来说，何应勇收到股本金应该出具相应的收款凭证，但财务人员无法提供，故证明公司没有支付这笔股本金。 新美居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认可马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定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其案件事实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并非何应勇本人所签，证据3-9与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刘某系新美居公司出纳，也是办理新美居公司股本金退还的经办人员，其所述股本金取现和发放情况亦有相应单据佐证，故本院认可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二审另查明，（2018）川01民终2810号民事判决书第7页的《情况说明》中载明“……因收据凭证遗失，自退股原有入股收据凭证自动作废。”，可知股东在退股时应向新美居公司交还作为入股凭证的收据；新美居公司于2012年5月4日取现40万元用于股本金退还的现金发放，新美居公司亦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6日的何应勇缴纳股本金5万元入股的《收据》。 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马越是否必须与何应勇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何应勇是否已将诉争股份退回新美居公司。现评述如下： 关于马越是否必须与何应勇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何应勇本人在退股申请上签名捺印，表明了其退股的真实意愿，该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结合新美居公司2012年4月10日《关于股东退股的董事会决议》、2012年10月30日《股东大会决议》以及2014年11月1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虽然名为“退股”，但其实质是在新美居公司与退股股东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由新美居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中间人，支付退股股东股本金对价，后由新美居公司将收回的股权另行处理，由股东马越继受并向新美居公司支付股权对价，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何应勇关于马越应与其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何应勇是否已将诉争股份退回新美居公司的问题。何应勇主张自己并未收到案涉5万元股本金，故其股权并未转让，自己仍持有案涉的2%股权。对此本院认为：何应勇主张自己未收到案涉5万元股本金，却未能提交入股收据凭证，也未对该凭证的现状作出合理解释，不合逻辑。反观新美居公司，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26日的何应勇缴纳股本金5万元的《收据》，证明何应勇在收到股金后退还了该入股凭证。并提供了2012年5月4日的40万元取款存根，证明了款项来源，对现金退还股本金的原因也作出了合理解释，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何应勇主张该收据虚假，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何应勇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法院关于何应勇已将诉争股份退回新美居公司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何应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应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