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民终14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浙江省安吉县孝丰镇北街20号。 法定代表人：华金宝，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军，该院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新民，安吉县孝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泮国林，男，1969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泮若瑶，女，2000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安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菊珍，女，193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乐瑛，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芳芳，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安吉第三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吉第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军、符新民，被上诉人泮国林以及被上诉人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乐瑛、袁芳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吉第三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不合理、不合法部分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内容理解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安吉第三医院在患者赵东香的胆囊切除手术治疗中未尽到注意义务，造成赵东香胆漏，该事实已经湖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安吉第三医院承担主要责任。一审审理过程中，因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对湖州市医学会鉴定意见中关于宫颈癌与胆囊手术诊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不予认可，故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就安吉第三医院在对患者赵东香的诊治过程中，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癌症的发生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医疗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进行重新鉴定。经浙江省医学会鉴定，意见为：1.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在对患者赵东香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大小为次要原因（建议参与度为30—40%）。浙江省医学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安吉第三医院在诊治患者赵东香胆囊炎，胆囊切除手术造成胆漏及对患者妇科检查患宫颈癌未予以重视，患者最终死亡主要与本身“宫颈粘液性癌”的高度恶性生物学特征有关，与医方的上述过错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符合现代医学科学，是客观，综合性整体判断的鉴定结论，其最终鉴定意见也未就安吉第三医院对赵东香诊治胆囊切除手术中造成胆漏及诊治宫颈癌死亡存在医疗过错进行单独明确和释明。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理解错误，从而认定安吉第三医院对赵东香因胆漏造成的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认定负70%责任），对赵东香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负次要责任（认定负40%责任）。浙江省医学会作出的是一个综合性的鉴定意见，一审法院对本案医疗损害责任却错误地分别划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违背了鉴定意见的本意，加重了安吉第三医院承担责任的比例，侵犯了安吉第三医院的利益。二、一审法院认定患者赵东香患病前从事农家乐经营多年，农业生产已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故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相关损失可参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有违客观事实。患者赵东香虽然在当地农村开设农家乐经营，但其长期生活在农村，户籍为农业家庭户口，其所在或者其承包的集体土地未被国家征收，故其患病前主要收入来源仍是依靠农村承包山田作为固定的生产生活资料，并非来源于城镇，赵东香、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的生活层次及消费水准均未达到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故患者死亡赔偿金应按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02元/年计算。三、一审法院认定误工时间和护理时间均为545天，与客观事实不符，有违合理性。根据赵东香的住院记录，其住院时间为312天左右。赵东香在邵逸夫医院治疗期间，多份出院记录明确记载其生活自理情况属于“完全能自理”，病历记录及出院记录均未要求需二人护理，也未有相关医疗证明。赵东香患宫颈癌死亡，本案已计算其死亡赔偿金项目，赵东香的误工费、营养费损失已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项下，不得重复计算。四、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赵东香的母亲、女儿均生活在农村，均为农村户口，且赵东香母亲长期生活居住在云南省宣威市得禄乡农村，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93元/年的标准计算。且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作为单独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取，应计入死亡赔偿金项下。 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辩称，一、根据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赵东香存在两项损害后果，即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两项损害后果均与安吉第三医院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过错存在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因安吉第三医院认为宫颈癌系赵东香自身疾病，其发生和发展与医方胆囊手术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要求就安吉第三医院对赵东香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损害，且该医疗损害行为与赵东香癌症的发生及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即重新鉴定的范围为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与安吉第三医院诊疗过程中医疗过错的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按照两项损害后果分别认定安吉第三医院承担70%和40%的责任符合客观实际，适用法律正确。二、赵东香于2013年11月12日开始经营安吉报福清水湖饭店，其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受害人系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且从业时间满一年的，其死亡赔偿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受害人为农村居民但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三、由于安吉第三医院诊疗行为造成赵东香在2015年3月18日至2016年9月8日期间先后辗转于多个医院住院治疗，一直无法正常工作、生活。赵东香从2015年3月18日住院至2016年9月13日死亡，其身体一直遭受持续××痛折磨，尤其是癌症发展到后期，需要实施有效的止痛措施和完善的护理，故一审法院对误工费、护理费的认定正确，且一审判决只认定了一个护理人员的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上述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金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可见营养费、误工费和死亡赔偿金是不同的赔偿项目，故安吉第三医院主张误工费、营养费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项下，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安吉第三医院赔偿各项损失2169324元；2.安吉第三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系赵东香的法定继承人。2015年3月18日，赵东香因右上腹疼痛到安吉第三医院门诊就诊，B超显示为脂肪肝、胆囊炎、胆囊多发结石。于当日住院治疗。原定于3月20日上午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因赵东香有阴道出血现象，安吉第三医院安排了妇科会诊，但未做相应检查。3月23日，赵东香在全麻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3月25日，赵东香腹痛、左肩部陈发性疼痛。安吉第三医院经血常规、生化和腹部超声检查，发现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等偏高，肝功能异常，胆囊窝、肝肾间隙、盆腔肠间隙均有液性暗区，但未能及时判断系胆漏症状，仅采取保守治疗。后赵东香病情进一步恶化，于3月28日在B超引导下行盆腔置管引流术，术时溅出几百毫升胆汁样腹水，又引流出胆汁样腹水600毫升。3月30日，赵东香转院至浙大医学院邵逸夫医院治疗，诊断为“胆囊切除术后，胆漏、右侧胸腔积液”。4月3日，行腹腔镜探查，开腹胆管探查+右肝后叶胆管外引流+腹腔冲洗引流术，术中见胆总管处外漏美蓝液的为一胆管残端，右肝胆囊窝近肝门处探及一胆管残端，从腹壁引出胆管引流，在右侧膈下、左侧膈下、第一肝门旁、盆腔分别留置引流管，持续引流。术中腹腔脓液培养提示，白假丝酵母菌，予抗感染治疗。5月18日，赵东香带胆管引流管出院，出院诊断“右肝后叶胆管横断伤（部分缺损）、胆囊切除术后”。6月8日，赵东香以“胆囊切除术后、胆漏”至安吉第三医院住院治疗，于6月15日出院，安吉第三医院给予护肝等支持治疗。2015年7月6日，赵东香以“阴道不规则流血3月，增多4天”至安吉第三医院住院治疗，当日行宫颈活检，出院诊断为“宫颈癌、中度贫血”，于7月9日转院至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经邵逸夫医院治疗，病理会诊为宫颈流出物粘液性癌，排除化疗禁忌后予以化疗，后于8月18日出院。9月10日，赵东香至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行开腹广泛性全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于10月29日出院。后赵东香为治疗宫颈癌，先后辗转于邵逸夫医院、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安吉中医院、安吉县报福卫生院及安吉县人民医院。2016年9月13日，赵东香死亡。赵东香出生于1977年9月16日，共有兄弟姐妹五人。生前在安吉县开设“安吉报福蓝水湖饭店”，从事餐饮行业，系个体工商户。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损失住院伙食补助费9480元（其中2015年7月5日前为2100元，之后为7380元），营养费9480元（其中2015年7月5日前为2100元，之后为7380元）。 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安吉第三医院的过错责任问题。本案诉讼前，经双方共同委托，湖州市医学会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安吉第三医院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后赵东香出现胆漏，后经上级医院手术探查发现源于右肝管损伤，与安吉第三医院首次手术操作不当有关。出现胆漏后，医方诊断和补救措施不力，构成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但认为胆囊手术前，就赵东香同房后阴道出血一症，已安排妇科会诊，处理得当，宫颈癌系自身疾病，其发生和发展与安吉第三医院胆囊手术过程中的诊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对鉴定意见中关于宫颈癌与胆囊手术过程中诊疗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不服，故在本案诉讼中提出对安吉第三医院在赵东香的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行为与赵东香的损害后果（癌症的发生与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进行重新鉴定。后经一审法院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赵东香术后即出现胆漏，后经上级医院手术探查发现右肝管损伤，此与医方首次手术操作不当有关，且出现胆囊后，医方发现不够及时，引流处置不当，存在过错，故医方在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应负主要责任，该部分鉴定意见与湖州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一致。浙江省医学会还认为，医方在胆囊手术前及术后出现胆漏时，忽视了患者“同房后阴道出血”病史，安排妇科会诊发现阴道内大量脓性分泌物，宫颈中度糜烂，触之易出血时，未予重视，未进一步行宫颈细胞学相关检查，又未及时告知患者宫颈存在病变、需要及时随诊，直至7月份诊断宫颈癌，导致“宫颈癌”早期诊断、治疗的延误；同时由于“胆漏”造成一定程度上全身脏器功能紊乱及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医方存在医疗过错，此与宫颈癌的迅速恶化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患者最终死亡主要与本身“宫颈粘液性癌”的高度恶性生物学特征有关，与医方的上述过错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为，（1）安吉第三医院对赵东香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建议参与度为30-40%）。双方对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均无异议，仅在对鉴定意见的解读上产生分歧，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认为，安吉第三医院对胆漏及宫颈癌造成的损害后果均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安吉第三医院则认为，浙江省医学会未就其对赵东香患宫颈癌死亡存在医疗过错进行单独明确，而是对两个诊治过程进行了整体判断，故应认定其对损害后果的整体参与度为30%至40%。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赵东香存在两项损害后果，即在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及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均与安吉第三医院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过错存在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其中对赵东香因胆漏而造成的损害后果负主要责任（认定安吉第三医院负70%责任），对赵东香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负次要责任（认定安吉第三医院负40%责任）。2.医疗费。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主张医疗费455251.99元。安吉第三医院质证认为住院医疗费及药房药费为446120.77元，其已垫付176003.65元（含赵东香从农保统筹基金报销的81452.13元）。根据在案医疗票据审核，赵东香共产生医疗费465249.36元，现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主张455251.99元，予以认可（其中2015年3月18日至7月5日的医疗费为154473.92元，之后的医疗费为300778.07元）。赵东香从农保统筹基金报销的81452.13元系赵东香的保险利益，不应计入安吉第三医院垫付费用，故安吉第三医院实际支付费用应为94551.52元。3.死亡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丧葬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亲属事故处理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主张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55574元/年×20年）、误工费212027元（142000元/年×545日）、护理费303257元（142000元/年×545日+61099元/年×545日）、丧葬费30550元（61099元/年×6个月）、交通费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3848元（泮若瑶：31924元/年×2年÷2人；杨菊珍：31924元/年×5年÷5人）、亲属事故处理费10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为此提供诊断证明书及安吉县旅游协会农家乐分会石岭工作站出具的证明一份，以此证明赵东香在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期间需要二人陪护及赵东香生前经营农家乐的实际收入为142000元/年的事实。安吉第三医院质证认为，（1）赵东香在邵逸夫医院治疗期间不存在生活不能自理状态，无需二人陪护，安吉第三医院仅认可一人陪护，赵东香住院316日，于2016年死亡，护理费应以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计算标准过高；（2）石岭工作站不具备出具证明的资格，其不是行业协会团体法人组织，不可能了解每户农家乐的收入情况，故无法证明赵东香生前经营农家乐的实际收入；（3）赵东香已死亡，已经计算死亡赔偿金，就不得重复计算误工费，且应按2017年标准计算；（4）丧葬费，应按2017年标准计算；（5）被扶养人生活费，杨菊珍应按17359元/年计算，泮若瑶系2000年出生，已成年，不存在被扶养人生活费损失；（6）亲属事故处理费过高，认可3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50000元×30%计算；（8）交通费由法院酌定。一审法院认为，赵东香患病前从事多年农家乐经营，农业生产已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故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相关损失可参照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提供的诊断证明书及石岭工作站证明不符合证据要件，不予采纳。就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主张的损失，重新审核如下，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55574元/年×20年）、误工费78480元（144元/日×545日，其中2015年7月5日前为15840元，之后为62640元）、护理费99190元（182元/日×545日，其中2015年7月5日前为20020元，之后为79170元）、丧葬费33216元、交通费5000元（其中2015年7月5日前为1000元，之后为4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9196元（泮若瑶：34598元/年×2年÷2人；杨菊珍：34598元/年×5年÷5人）、亲属事故处理费4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综上，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因赵东香在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损失（2015年3月18日至7月5日）：医疗费154473.92元、误工费15840元、护理费200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100元、营养费21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195533.92元，安吉第三医院需承担136873.74元（195533.92元×70%）。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因赵东香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造成损失（2015年7月6日至2016年9月13日）：医疗费300778.07元、误工费62640元、护理费791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80元、营养费7380元、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丧葬费3321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9196元、交通费4000元、亲属事故处理费4000元，共计1679240.07元，安吉第三医院需承担671696.03元（1679240.07元×40%）。与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安吉第三医院需承担828569.77元，扣除其已支付的94551.52元，仍需承担734018.25元。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经浙江省医学会鉴定，安吉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过错，应当对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前述审核金额，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诉请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赔偿款734018.25元；二、驳回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安吉第三医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075元，司法鉴定费6500元，合计诉讼费18575元，由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负担11145元，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负担743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二审中，安吉第三医院申请浙江省医学会鉴定人出庭就浙江医鉴[2018]143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本院予以准许。浙江省医学会鉴定人员陈述，该鉴定意见的结论是总的结论，最后结论是安吉第三医院承担次要责任，该责任已经考虑了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不应再进行划分。 对于鉴定人的意见，安吉第三医院质证认为，浙江省医学会的相关专家对上述鉴定意见作出了清楚的说明，可以充分证明安吉第三医院两个诊疗行为的过错经综合判断对赵东香损害后果的形成是次要原因，参与度为30%—40%，故一审法院认定安吉第三医院对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的损害承担70%的主要责任错误。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质证认为，请法院核实出庭的专家是否为作出鉴定意见的专家。对鉴定人意见有异议，本案委托鉴定的范围为安吉第三医院的医疗过错与癌症的发生与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参与度为多少。一审法院根据该鉴定意见第八条，癌症是自发疾病，但胆漏导致抵抗力低下，迅速死亡，故认定安吉第三医院承担40%的责任。赵东香于2015年7月6日检查发现癌症并开始治疗，但之后的医疗费并非都用于治疗癌症，胆漏一直在治疗中。 本院经审查，出庭陈述意见的为浙江省医学会具有资质的专家，其就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作出的说明，本院予以采信。 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关于安吉第三医院应承担的责任比例的认定，属于在事实认定的基础上适用法律的说理过程，一审法院将责任比例认定纳入事实认定部分存在不当，关于安吉第三医院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应如何理解，安吉第三医院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认定；二、一审法院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当事人就浙江省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产生分歧，二审中鉴定人出庭对其鉴定意见作出说明，并明确鉴定意见书中第九条“1.安吉第三医院在对患者赵东香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建议参与度为30-40%）”，该次要责任系在考虑了安吉第三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与赵东香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综合判断所作出的认定。一审法院片面理解了该鉴定意见书第八条的分析意见，将上述两项损害后果分开认定责任，违背了浙江省医学会鉴定意见的本意，本院予以纠正。综合在案证据和浙江省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本院认定，湖州第三医院对赵东香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因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的损害后果均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误工费、营养费和护理费，安吉第三医院对误工费、护理费的期间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赵东香从2015年3月18日住院至2016年9月13日死亡，一直在进行治疗，其实际产生了误工损失，且鉴于其病情较重，一审法院认定一人的护理费也未有明显失当。安吉第三医院另主张误工费、营养费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项下，不得重复计算，安吉第三医院的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误工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的认定未有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死亡赔偿金，安吉第三医院上诉主张应适用农村居民标准，本院认为，赵东香患病前从事农家乐经营多年，农业生产已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一审法院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对安吉第三医院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安吉第三医院主张被扶养人居住在农村，应适用农村居民标准，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适用扶养人标准符合损失填平的侵权赔偿责任原则，一审法院适用城镇居民标准并无不当；安吉第三医院另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项下，不得重复计算，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因赵东香治疗胆囊炎、胆囊内多发结石过程中发生胆漏造成损失共计195533.92元；因赵东香患“宫颈粘液性癌”死亡造成损失1679240.07元，安吉第三医院承担上述损失的40%，即749909.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合计769909.60元，扣除安吉第三医院已支付的94551.52元，安吉第三医院仍需承担675358.08元。 综上，安吉第三医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鉴定意见的理解有所偏差，导致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2019）浙0523民初959号民事判决； 二、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赔偿款675358.08元； 三、驳回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075元，司法鉴定费6500元，合计诉讼费18575元，由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负担12963元，由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负担56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287元，由泮国林、泮若瑶、杨菊珍负担993元，由安吉县第三人民医院负担829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晶 审判员 黄丽琴 审判员 周辰晨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