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3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蔡家浜路1号4幢。 法定代表人：董三男，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争超、童可韵，江苏坤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姚家路3号。 法定代表人：余灿，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和枫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道同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38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州和枫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杭州道同公司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案涉服装的装运义务由苏州和枫纺公司履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双方合同仅约定苏州和枫纺公司应当交货至杭州道同公司指定地点，未明确约定苏州和枫纺公司应当按照挂装方式交货。双方当事人之前曾有过多次交易，均是苏州和枫纺公司负责运货至杭州道同公司杭州办公地点，杭州道同公司并未要求按照挂装方式交货。2、苏州和枫纺公司根据杭州道同公司的指示，将衣物装入集装箱后已经完成了交付义务，根据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此时标的物毁损的风险应由杭州道同公司承担，除非双方有明确合同约定。3、从交易习惯的角度理解双方签订的合同，苏州和枫纺公司的交货义务中应当不包含挂装义务。且苏州和枫纺公司作为加工工厂，即使知晓服装是出口给外商的，也根本不清楚海运的相关要求，杭州道同公司不应当将自身应承担的义务强加在苏州和枫纺公司。4、即使苏州和枫纺公司负有所谓的挂装义务，因苏州和枫纺系在杭州道同公司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装箱，并经杭州道同公司工作人员同意后才关闭箱门，杭州道同公司工作人员当场就能发现是否安装压条，但杭州道同公司并未在合理期间提出异议，应当视为苏州和枫纺公司已经按约进行了挂装。而且根据原审查明可知，针对同一天的装箱，杭州道同公司已经发现压条未压的情况，并指示苏州和枫纺公司对后续的衣物安装了压条，却未对已经装箱的未安装压条的衣物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杭州道同公司应当对未采取补救措施而导致的额外损失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对案涉货物损失与苏州和枫纺公司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未予以查明，苏州和枫纺公司的行为与案涉货物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即使存在货物损失，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货物损失是因为挂装时挂杆压条未压造成的。从杭州道同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可以显示，本案中案涉货物的所有权有两次转移，分别是苏州和枫纺公司至杭州道同公司处，再从杭州道同公司至国外客户处，在两次交付完成时，货物均保持悬挂状态完好无损，最后是在外国客户自己运输货物后发现了货物坠落的结果，相应的后果显然与苏州和枫纺公司无关。2、即使衣物掉落在地，也不必然发生损失。在杭州道同公司提供的证据中，杭州道然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道然公司）认为衣物掉落在地仅需要熨烫就可以恢复原状，即使有损失也只产生熨烫的费用，不是衣物退回的损失。杭州道同公司和杭州道然公司应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应该接受国外客户的不公平处理方案，并将案涉衣物以低价卖出。三、苏州和枫纺公司不承担挂装义务，故也不存在违约事项，律师费20000元应由杭州道同公司自行承担。 被上诉人杭州道同公司在二审期间辩称认为：一、杭州道同公司向苏州和枫纺公司主张违约赔偿，具有相应的合同依据。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服装加工合同》（以下简称加工合同）系杭州道同公司为了履行其与杭州道然公司之间的《服装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而实施的行为，杭州道同公司与杭州道然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第五条约定“如甲方（杭州道然公司）客人就此货物提出的一切投诉与索赔，凡属乙方（杭州道同公司）在生产、装运（按FOB条款界定）方面的责任，均由杭州道同公司承担全部损失和责任”。而案涉加工合同第七条、第九条等都对苏州和枫纺公司的违约责任进行了明确约定。二、苏州和枫纺公司未按挂装要求交付货物构成违约。根据双方之间的加工合同约定，苏州和枫纺公司有义务交付货物至杭州道同公司指定地点，而本案货物出口至国外客户是苏州和枫纺公司是清楚知悉的事实，杭州道同公司的指定地点就是苏州和枫纺公司交货至集装箱出口。本案一审时已经查明，货物装箱系由苏州和枫纺公司在其工厂完成，装箱单由苏州和枫纺公司填写。关于标的物损毁风险转移的问题，该风险转移的前提是苏州和枫纺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交货相符的义务。苏州和枫纺公司在装箱过程中，对于部分服装采用了固定压条，而部分服装却漏装了压条，苏州和枫纺公司作为熟知服装出口的企业，在清楚知悉出口服装的挂装要求的情况下却没有完全履行挂装出口的交付要求。同时，杭州道同公司并未在装箱现场进行监督和指导，不存在杭州道同公司可以当场提出异议的问题。三、苏州和枫纺公司交货不符直接导致了杭州道同公司损失。本案中，杭州道同公司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国外客户从收到货物之后就开始提出了货物未安装固定压条导致货物掉落的状况，并提出了退货和索赔主张。在国外客户的索赔主张中均明确载明了服装款号等信息，与案涉服装加工合同的约定、苏州和枫纺公司填写的装箱单及货物出口提单的信息能够相互印证。杭州道然公司在与国外客户交涉过程中，是以苏州和枫纺公司的立场进行了最大可能的抗辩，试图将责任归咎于国外客户以免除国外客户对杭州道然公司的索赔。而国外客户亦对杭州道然公司的抗辩做出了回应，并事实上对杭州道然公司进行了索赔，索赔款项均已从国外客户应付杭州道然公司的货款中扣除。在苏州和枫纺公司迟迟不予明确答复对退货部分服装处理意见的情况下，杭州道然公司已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不存在过错。请求二审依法驳回苏州和枫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杭州道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州和枫纺公司向杭州道同公司支付迟延交货违约金219942元（自2017年12月27日起算计至2018年1月19日止，183285元×5%/天×24天）；2、判令苏州和枫纺公司向杭州道同公司赔偿损失319051元；3、判令苏州和枫纺公司向杭州道同公司支付律师费50000元以及公证费9000元和翻译费3020元；4、判令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加工合同约定。杭州道然公司为履行与国外客户爱尔兰邓恩斯商店的订单，与杭州道同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为履行与杭州道然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杭州道同公司又与苏州和枫纺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了加工合同。加工合同约定如下： 第一条“委托加工的服装明细”约定，品名：短袖上衣（款号2561807）8001件（允许溢短装±3%）、长袖上衣（款号2561806）3300件（允许溢短装±3%）。交货期2017年12月26日； 第七条“服装交付”约定，乙方（苏州和枫纺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交货至甲方（杭州道同公司）指定地点（江浙沪或类似距离），运费由乙方承担，若非甲方责任导致的乙方延期交货，每延迟一天应扣除加工费总额的5%作为违约金，若延迟超出5天或造成甲方重大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和赔偿解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九条“违约责任”约定，1.违约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加工费总额的20%；2.违约方应支付守约方为维护合法权利所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调查取证等费用；3.若守约方遭受的违约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供货延误、供货不符合标准造成的直接损失及甲方的客户因供货延迟、供货不符合标准等向甲方索赔造成的损失等）大于违约金的金额，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违约损失。 （二）加工合同履行。2018年1月18日，苏州和枫纺公司在公司将上述加工完成的服装装入两个集装箱，并填写相应的装箱单。两张装箱单均写明装箱人为苏州和枫纺公司，装箱日期2018年1月18日，装港为SHANGHAI，卸港为NLRTM，交货地DUBLIN。其中装箱号MAGU4867993的装箱单显示总件数5836件，装箱号CCLU4723890的装箱单显示总件数6400件。上述货物在上海港以海运方式运往鹿特丹，最后在都柏林交货。鹿特丹为荷兰王国的港口，都柏林则系爱尔兰的首都。 海运前，杭州道然公司以境内发货人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口，两份出口货物报关单均显示，申报日期2018年1月18日；出口日期2018年1月19日；运输方式水路运输。其中编号223120180000202201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另显示，集装箱号MAGU4867993；商品名称为女式连衣裙936件，女式套衫4900件。上述商品中均注明“DUNNESSTORES”，其中女式套衫还注明“2561807”。其中编号223120180000202221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另显示，集装箱号CCLU4723890；商品名称为女式套衫3300件（DUNNESSTORES，2561806），女式套衫3100件（DUNNESSTORES，2561807）。 原苏州和枫纺公司均陈述，实际交货期限晚于加工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因此需要额外支付通关费40000元。双方经协商，由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其中的13000元。 （三）纠纷发生。2018年3月8日，域名地址为dunnes-stores的邮箱向杭州道然公司工作人员发来邮件，称拖车编号MAGU4867993和CCLU4723890的两个集装箱已经到达，因为杆子上面没有放用于固定的压条，导致很多衣服掉到了地上。邮件中附有大量图片。杭州道然公司收到邮件后回复，希望核查一下是否可以使用，并表示愿意承担重新整烫和处理的费用。但收件方则表示，将部分退回货物（其中款号2561807总计退货3931件，款号2561806号总计退货1420件），如果需要销毁货物则将收取费用。杭州道然公司经与收件方协商未果，将这一情况通过杭州道同公司通知苏州和枫纺公司，苏州和枫纺公司对“拉回货物”还是“就地处理”未作表示。在此情况下，杭州道然公司委托爱尔兰当地公司回收了该部分退货，并进行销售。其中退货损失57894.4美元【（1420件*12.85美元+其他费用469.09美元）+（3931件*9.561美元+其他费用1594.02美元）】，当地销售得款7491.4美元（5351件*1.4美元）。 就上述损失50403美元及迟延交货的违约金，杭州道然公司向杭州道同公司索赔。杭州道同公司实际赔付519051元，其中货物损失319051元，迟延交付违约金200000元。 （四）其他。为本案诉讼，杭州道同公司向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0元。同时，为调查取证需要，杭州道同公司共花费公证费9000元和翻译费3020元。 就该起纠纷，杭州道同公司曾于2018年9月17日提起诉讼，案号（2018）浙0103民初6005号。因证据问题，杭州道同公司撤回起诉。为该案诉讼，杭州道同公司曾委托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杭州道同公司、苏州和枫纺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无争议。因此，本案应以双方签订的加工合同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并解决本次纷争。 根据杭州道同公司的请求，本次纷争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迟延交货和未按挂装要求出货的违约责任问题。对此，原审法院将逐一评析： （一）迟延交货。案涉货物于2018年1月18日装箱，2018年1月19日运抵上海港，晚于加工合同约定的2017年12月26日交货。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迟延交货的实际损失仅为通关费40000元。对于额外增加的通关费，已经杭州道同公司、苏州和枫纺公司协商，由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其中的13000元，剩余部分实际由杭州道同公司予以承担。至此，关于迟延交货的纠纷已经解决，故原审法院对杭州道同公司的此项主张不再处理。 （二）未按挂装要求出货。装箱单中的集装箱号能与报关单中的集装箱号一一对应，报关单中的服装款号能与案涉加工合同中约定的服装款号相对应。因此，加工合同、装箱单及报关单等形成证据链共同印证由杭州道然公司出口至邓恩斯商店（DunnesStores）的服装系本案苏州和枫纺公司加工。往来邮件的域名地址反映邮件往来于邓恩斯商店与杭州道然公司之间。根据邮件的内容，邓恩斯商店向杭州道然公司提出索赔，索赔的服装款号与案涉加工合同约定的服装款号一致。 综合上述两点，杭州道然公司赔付的该部分损失与案涉加工合同中的服装相关，因此杭州道然公司的损失应由本案当事人承担。是定作方杭州道同公司承担，还是承揽方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关键是服装的装运义务由谁履行。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次赔付的原因并非服装质量问题，而是服装未按挂装要求出口的问题，亦即装箱过程中未能合理使用固定服装的压条。 案涉服装在苏州和枫纺公司完成集装箱装运后，运抵上海港。装箱单记载，装箱人为苏州和枫纺公司。因此，案涉服装的装运义务实际由苏州和枫纺公司完成。上述义务的履行，并不与加工合同第七条“乙方（苏州和枫纺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交货至甲方（杭州道同公司）指定的地点（江浙沪或类似距离），运费由乙方承担”的约定相悖。 综上，苏州和枫纺公司辩解其没有将服装进行挂装的义务并无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苏州和枫纺公司在明知服装需要挂装出口却对部分挂杆不使用压条加固，造成了外商索赔。对此，苏州和枫纺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杭州道同公司根据与杭州道然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承担赔偿义务后，有权按照与苏州和枫纺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要求苏州和枫纺公司赔偿。杭州道同公司在本案中还主张了公证费和翻译费，上述费用均因调查取证支出，杭州道同公司向杭州道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前，理应要求杭州道然公司提供该方面的证据。杭州道同公司怠于行使相应的权利而额外产生的费用应由杭州道同公司自行承担。为本案诉讼，杭州道同公司另支付了律师费，律师费的金额应以第一次起诉主张的金额为准。原审法院对杭州道同公司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319051元；二、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律师费20000元；三、驳回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10元，减半收取4905元，由杭州道同衣业有限公司负担2138元，由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2767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物的妥善装箱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货物损失由谁承担。根据审理查明，案涉货物系由苏州和枫纺公司在公司所在地装入集装箱后运至指定港口，两张装箱单载明的装箱人亦为苏州和枫纺公司，故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加工合同中未约定装箱义务人，但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本案所涉货物由苏州和枫纺公司装箱后交货至杭州道同公司指定地点，应是本案所涉该笔交易的履行方式，该履行方式与加工合同关于“服装交付”的相关约定并不矛盾。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服装系由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装箱义务，并无不当。基于此认定，苏州和枫纺公司在装箱过程中即应尽到妥善装箱的责任。现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苏州和枫纺公司所装箱的两个集装箱存在服装挂装方式不一致的情形，即部分服装挂装安装压条，部分没有安装压条，而造成本案服装损失的原因即为部分服装未安装压条所致，现苏州和枫纺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装箱过程中，杭州道同公司存在装箱指示或者现场检验的情形，故可以认定苏州和枫纺公司在交付案涉货物之前的装箱过程中未尽合理、妥善挂装义务，因未装压条所产生的部分服装损失，应由苏州和枫纺公司承担。苏州和枫纺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86元，由上诉人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负担（苏州和枫纺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至本院退回多缴纳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丹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