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81民初2971号 原告：杨某，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诸暨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赵某，女，198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某与被告赵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玉山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弢、被告赵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婚姻彩礼30万元（其中彩礼现金28万元、彩礼实物折价2万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02年左右相识，后恋爱，中间有过短期分合。2013年，原被告正式考虑婚事，并于2013年农历5月11日（公历6月18日）正式订婚，由介绍人带去彩金16.8万元及相关实物彩礼。2015年农历2月20日（公历4月8日），原被告正式举办婚礼，前一日（2015年4月7日）原告带给被告彩金13.8万元及相关实物彩礼。此后，原被告共同生活。2017年年末，原被告发生一次争吵后，被告离家出走，带走所有个人物品。原告多次去被告父母家劝和，但碰不到人，均未果，电话联系被告，被告不予回应。2018年12月初，原告亲戚在被告朋友圈发现被告晒孩子的照片，询问原告，原告才知道被告在离家出走后，与其他男性同居，并于2018年4月左右举办婚礼，且于2018年10月左右生下孩子。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经过订婚及举办婚礼等仪式，虽未结婚登记，但名义上双方已是夫妻关系。被告在与原告争吵后，与其他男性共同生活，结婚生子，有违道德及法律，故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赵某辩称：对原告诉称的双方相识恋爱经过无异议，订婚是在2014年阴历5月11日，双方在订婚后就共同生活了。对原告主张的彩礼金额有异议，第一次订婚的金额是10.8万元及5万元购买金器的费用，其中10.8万元又退还原告方2万元；第二次结婚的彩礼是10.8万元，另外3万元是酒水钱，10.8万元里依然又退回去2万元。综上，被告方实际收到原告的彩礼为25.6万元。被告方是收到了原告送的相关实物材料，但价值不清楚，并在办酒席时已消费完毕。被告于2017年年末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告方在外面有外遇，在发生争吵后被告才离家出走。2018年2月份，双方通过微信聊天，以及原告到被告家里讲离婚的事情，双方都同意这样走散算了。被告在2018年2月份以后才与现在的老公相识恋爱，并在××××年××月份生育了小孩，但早产了三个多月，故被告方没有任何违反道德的行为，在共同生活期间与其他男性也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另原告送过来的彩礼，被告方已经全部用于共同生活开支，具体被告方已经提交了详细的清单。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微信截屏1组，以证明被告在未处理完相关事项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生子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其确实生育了一个女儿，但系在其与原告处理完同居期间的事务，双方分散之后才与现任丈夫结婚的。 返还费用清单1份，以证明被告需要返还的彩礼30万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同答辩意见一致。 3、转账记录1份，以证明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除了双方的收入之外，原告额外转账给被告63837元，并不是仅仅依靠彩礼生活。经质证，被告对微信转账有异议，上述金额中帮原告还信用卡16400元，原告通过被告的微信转给原告的妹妹13000元，2016年1月24日的1万元系过年时各支付给原告父母5000元，2016年9月27日的2000元用于原告的奶奶做寿所需，2017年1月31日的8000元用于过年分别给原告母亲5000元，给原告父亲3000元，2017年7月27日的450元用于原告的汽车更换电瓶所需。另外被告通过微信也转账给原告9882元（包括被告未接收原告转账退还给原告的）。 4、现金给付记录、订婚、结婚酒席清单1份，以证明原被告在共同生活期间，原告额外交付给被告现金合计129837元，以及办订婚、结婚酒席期间，原告方共支出145500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现金给付部分不予认可。对订婚、结婚的开销，被告的举证目的是原告方的彩礼钱已经用于女方办酒席的支出，因为根据农村的习俗，在办理酒席的时候，女方会把一部分彩礼消费在其中，及在与原告方共同生活期间花费了。 被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5、费用花费清单一份及相应的结婚费用、共同旅游费用、清偿债务、医疗费用、共同生活消费交易记录各1组，以证明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已支出上述费用合计25万余元的事实，另提供证据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在办理订婚酒席及结婚酒席期间，花去费用13万余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不应从彩礼中扣除，具体详见原告质证意见书。针对原告质证意见，被告认为上述费用均系为订婚及举办婚礼消费所需，其他费用也系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消费，故应当在彩礼中予以扣除。 6、短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各一份，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8年2月份，最后一个短信记录就是原告发给被告的，相互尊重就是双方走散，解除同居关系，且双方分手的过错在原告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在尚未与原告处理完毕相关同居事务的情况下，就与他人结婚生子，另微信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双方存在争吵，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过错，故该两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 7、医院出院记录、医疗费发票一组，以证明被告系在与原告的同居关系结束之后，才与现任丈夫生育小孩，且为早产儿，早产了三个半月，被告在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并无与其他男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的孩子诞生的就诊事实，从该结果指标来看，过错方应当在女方，不能达到被告的举证目的。 8、转账记录及信用卡还款记录等一组，用于反驳原告提交的证据3。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的各自转账记录及金额明细属于举办婚礼后的共同生活开支，既有女方的支出，也有男方的支出，而该部分支出不能认定为对结婚彩礼的扣减，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及生活来源，法庭应当考虑收入与支出的一致性，故共同生活期间的支出项不能作为扣减彩礼的依据。 对证据1、7，鉴于原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可予以认定。对证据2，因原告对被告自认实收到25.6万元的彩礼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证据3、8中的双方款项往来及证据5中的共同生活消费支出，因该款项往来及消费支出属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往来，并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但可在结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时酌情考虑。对证据5，本院审查后认为，其中的购置被子、洗衣机、电冰箱、电磁炉、金器、婚庆用品等，根据被告提交的购买记录，以及原告自认购买相关物品的事实，上述花费也未超合理范围，故对此可予认定。对于旅游费用，其中原被告到海南旅游的费用，结合旅游时间，可视为结婚旅游，该费用可计入彩礼消费范围，对于到韩国的旅游，该旅游发生在2017年初，属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消费，本院结合双方共同生活时间在酌定是否返还彩礼时一并考虑。对于被告主张的为原告偿还债务40700元，因原告对其中的3万元没有异议，结合被告提交了另外10700元的转账记录及转账时间，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被告主张的医疗费用，对其中被告在诸暨艾玛妇产医院花费的医疗费13479.14元，因该费用系被告在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看妇科疾病所支出，且提交了相应的病历及费用清单，故可作为双方共同生活期间为怀孕孩子的消费支出予以考虑。对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可予以认定，但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作出放弃要求返还彩礼的意思表示，相反要求被告返还部分彩礼，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原、被告相识恋爱后，于2014年农历5月11日（公历6月18日）正式订婚，由介绍人带去彩金15.8万元及相关实物彩礼，其中5万元作为购买金器费用。2015年农历2月19日（公历4月7日）原告带给被告彩金13.8万元及相关实物彩礼，其中3万元作为酒水钱。扣除当日返还给原告方的彩礼后，被告收到原告彩礼现金合计约25.6万元。2015年农历2月20日（公历4月8日），原被告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原被告均按农村习俗置办了酒席，其中被告置办酒席约30桌左右。此后，原被告共同生活。2017年年底，双方因故发生争吵，争吵后，被告与原告分手，后双方没有和好。2018年2月，被告赵某与现任丈夫相识恋爱，后于××××年××月初生育一女儿（系早产儿，孕期大于28周，但小于32周）。另查明，订婚后，被告购买了戒指、手链等金器，并按农村习俗举办了婚礼，举办婚礼过程中，被告购买了被子、洗衣机、电冰箱、电磁炉等嫁妆，并为举办婚礼购买了婚庆用品、婚房用品，原被告共同到海南进行了结婚旅游，上述合计消费约13万余元。还查明，双方举办婚礼共同生活后，被告为原告方偿还债务40700元，被告因未孕看妇科疾病花去医疗费13000余元。 本院认为，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按照地方习俗给付女方的一定数额的价值较大的财物，性质上属于男方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对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数额。本案中，原被告虽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后确已共同生活，故本院结合本案彩礼花费及双方共同生活情况，酌定被告适当返还原告部分彩礼。关于所应返还彩礼的金额，根据原被告庭审一致陈述，被告实际收到现金彩礼25.6万元（包括订婚及结婚彩礼，并已扣除当日返还的部分）及相关实物彩礼。对该部分彩礼，除现存被告方的女方戒指（价值约2万元）外，结合被告为举办婚礼购置嫁妆、婚庆用品、海南旅游、为原告方清偿债务以及看病所花去的费用，其余部分基本所剩无几，并考虑原被告举办婚礼后共同生活近三年及双方未生育子女等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原告彩礼2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在与原告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后，与案外人结婚生子，有违道德及法律，存在过错。本院认为，根据被告与原告于2017年年底分开，后与现任丈夫于××××年××月初生育一女儿系早产儿的事实，原告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赵某应返还原告杨某彩礼2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依法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杨某负担元2500元，被告赵某负担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玉山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俞哲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