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25民初8931号 原告：大公浙江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1号2幢12-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MA281GA434。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何骏，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静静，浙江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象山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丹西街道丹峰路1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86756212H。 法定代表人：王雪，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路宁，浙江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宵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00158757。 法定代表人：吕柏乐，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大公浙江信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浙江公司）与被告象山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山投资公司）、第三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陶振明独任审理。12月24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公浙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静静、被告象山投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路宁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大公国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大公浙江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8月6日，案外人大公国际与被告签订10万元主体评级合同[DGZX-D（2018）0778]号一份。被告于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对价10万元，案外人大公国际分析师于8月14日至8月16日对被告完成了进场访谈和调研工作。后因8月17日证监会公告拟责令案外人大公国际限期整改，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业评级业务。被告以此为由要求立即中止合同并退款，但事实上由于被告与大公国际签订的评级合同早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故该决定并不影响该合同的履行。 由于原告与案外人大公国际当时同属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签订前期存在推荐关系，被告向原告施加压力，原告出于战略发展及属地客户维护考虑，无奈于2018年10月23日错误的向被告支付上述被告与第三人合同项下的款项10万元。 基于合同的主体双方为被告与第三人大公国际，原告无为案外人大公国际退返费用的义务。且被告要求案外人大公国际退款的理由并不成立。因此，原告于2019年9月多次与被告沟通，要求返还原告垫付的10万元，但被告拒绝返还。 被告象山投资公司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辩称：被告收到案涉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8月6日，被告与原告、第三人签订了案涉《信用评级合同书》，并同时支付案涉评估费用10万元，第三人进场评估之际，受证监会和银行间交易协会双罚，为此各方达成一致，退回被告已支付的评级费用10万元。为了不影响被告发行公司债进度，被告聘请其他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在同年底顺利发行了9亿元公司债。发行债券是基于被告的信用，信用评级是发行债券的必要过程，若信用评级的评级机构受监管部门处罚，无法取得投资人的信任，故案涉评估合同因评估的第三人的过错，已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即使如诉状称，处罚决定中写的是第三人不得承接新业务，案涉是老业务，还可继续评级，鉴于处罚，涉案项目中做出的评级也不会被债券承销商、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事务所查验通过，此种评级一文不值，评级合同书所要实现的目的显然已经无法实现。继续评级，给被告会造成发债失败，应即时停止。案涉各方均清楚前述情况，及时洽谈，被告也收回了案涉款项，案涉合同也未继续无意义地履行下去。依据2019年6月由原告出具给被告《情况说明》，也表明了各方均认为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而不得不解除，所涉费用由原告退还被告。退款银行凭证为“主体评级退款”。因此，被告由于对方的全部过错造成案涉合同已履行不能的情况下，收回案涉款项，系行使合同权利，不属不当得利。 原告支付案涉款项系其内部治理所致，不能成为不当得利的依据。原告称其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人，没有支付义务，故而认为接受支付方为不当得利。被告认为，原告将案涉款项付到被告账上的行为，是基于关联公司之间达成一致的做法，不管是代为支付还是义务支付，或是其称“错误支付”，均不会构成被告不当得利。被告有充分理由相信原告支付案涉款项与第三人支付案涉款项没有区别。案涉合同先由原告与被告达成评级合意，再由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评级合同。原告与第三人同属大公国际评级集团有限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关建中”。证监会处罚第一项“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公司存在公章被其他关联公司混用的情况，以及与其他关联公司的财务人员混合办公的情况”。从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象山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和象山县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象山县城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交运建设有限公司多次协商、沟通、协调及考虑大公国际处罚结束重新业务战略合作等因素”，被告等三家国有公司与原告及第三人就合同事宜进行协商，《情况说明》中原告的经理“罗琳”签字确认。在原告提供《情况说明》中，原告的经理签字确认支付给被告在内的30万元款项系替第三人支付评级退款，该证明的“代为支付”的事实也印证了被告的前述观点。从原告明确为自己系为第三人支付评级退款的角度看，也不构成不当得利。 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大公国际在法定期限内作书面陈述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一种是对诉讼标的虽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首先，在诉讼标的方面，本案的诉讼标的为原、被告之间不当得利返还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第三人与原告之间为关联公司，与被告之间为合同法律关系，因此，第三人无论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还是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均与本案诉讼标的――不当得利返还债权债务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第三人对诉讼标的未有独立的请求权，不具备适格的第三人的主体地位。其次，在案件事实方面，本案中原告主张向被告错误的退还了被告与第三人的评级合同款，但被告未向第三人发送关终止合同、退还评级费用的函件，原告在向上述三单位支付款项前未与第三人进行沟通，第三人也未授权原告处理第三人的合同履行事项，故原告支付款项的行为与第三人履行合同的行为无关联性，案件的处理结果与第三人也无利害关系，第三人仅为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的案外人，不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综上，第三人认为原告对第三人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主体要件，依法应当驳回其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第三人未向本院举证，本院已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原、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2017年第三季度起，原告大公浙江公司积极跟进象山县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的象山县融资深化改革组建五大国有控股集团工作。2018年6月25日，原告大公浙江公司作为第三方评级公司，参加象山县政府投融资深化改革研讨会。 原告大公浙江公司和第三人大公国际系关联公司，2018年期间法定代表人均为关建中。2018年8月6日，第三人大公国际公司和被告象山投资公司签订《信用评级合同书》一份，被告委托第三人进行主体信用评级，合同约定被告应于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10万元评级费用，于5个工作日内按照第三人的尽职调查清单提交相应文件资料，第三人则应于被告按要求提供完整评级资料后20个工作日内出具评级报告。合同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10万元评级费用，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则于2018年8月14日至8月16日期间在原告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对被告象山投资公司、案外人宁波交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象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完成评级进场访谈和调研工作。 2018年8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证监会要闻一栏发布暂停大公国际公司证券评级业务一年的新闻，称北京证监局联合中国证券业协会对大公国际公司开展专项现场检查，发现该司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二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三是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上述问题违反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北京证监局责令大公国际公司限期整改，期限为一年，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还需更换不符条件的高管人员。 被告象山投资公司、案外人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城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宁波交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象山县国有资产管理局随即联系原告大公浙江公司和第三人大公国际，要求中止评级工作、退还评级费用。经各方多次协调沟通，被告象山投资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收到原告大公浙江公司支付的10万元，而原告的银行转账客户回单摘要或附言则注明“主体评级退款”，原告总经理罗琳于2019年6月出具的情况说明则载明：考虑到大公国际公司处罚结束业务战略重新合作等因素，大公浙江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至24日代为支付评级退款共计30万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不当得利则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获得的10万元款项系不当得利，但结合查明事实，原告大公浙江公司自2017年第三季度起就积极跟进象山县融资深化改革工作，还曾于2018年6月作为第三方评级公司参加相关研讨会，又于2018年7月、8月由其关联公司即第三人大公国际出面和被告等三家公司签订信用评级合同书，并陪同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完成评级进场访谈和调研工作，在第三人受到北京证监局处罚（暂停相关业务一年）的情况下，被告等三家公司和原告、第三人就停止评级工作、退还评级费用等事宜作了多次沟通协调后，原告转账支付评级退款共计30万元，其中被告于2018年10月23日收到款项10万元，而原告的相应银行转账客户回单明确载明该款性质为“主体评级退款”，原告总经理罗琳亦出具情况说明称：考虑到业务战略重新合作等因素，由大公浙江公司代为支付评级退款共计30万元。故而案涉10万元款项性质明确，系评级费用的退款，原告对于支付原因、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均明知和明确，被告获得该10万元有合法根据，并非不当得利。至于该款为何由原告支付，或为原告和第三人作为关联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财务混同，或为原告代替第三人进行的支付，或为其他原因，可由原告和第三人另行理直。现原告以案涉款项系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返还，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大公国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大公浙江信用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大公浙江信用服务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陶振明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郑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