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15行初89号 原告刘某，女，XXXX年XX月X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法定代理人辜某（系原告刘某之母），女，XX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代理人王某（系原告刘某之继父），男，XXXX年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被告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世纪大道1000号。 法定代表人邹雄文，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志伟，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虹，四川创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因要求被告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崇州市规自局）履行给予其47平方米住房安置，于2019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后，于2019年11月2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辜某及委托代理人王某，被告崇州市规自局委托代理人郑志伟、刘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于2019年9月18日向被告崇州市规自局提出申请，请求就崇州市“某”工业园项目房屋拆迁安置中给予刘某47平方米住房安置。被告崇州市规自局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刘某申请书的回复》，主要内容为：刘某已经按照崇府发〔2008〕63号文件规定享受常住人口35平方米安置房。 原告刘某诉称，2013年7月2日，经崇州市村委、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同意刘某迁入继父王某户。在崇州市原某项目房屋安置中，崇州市规自局对刘某不公平、不合法、带有歧视性认定标准，未给予刘某依法免费享受原某项目和某村本村2010年10月25日至2018年8月13日之内新出生婴儿同等待遇即47平方米住房安置。请求：被告崇州市规自局在崇州市原某项目房屋安置中给予原告刘某47平方米住房安置。 原告刘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村委会证明、某县某乡某村委会证明、户口簿。证明刘某迁入某村3组的手续合法； 第二组证据：某村村民同意刘某为村民的签字、刘某承诺放弃原户籍宅基地承诺书。证明刘某应当享有47平方米住房安置； 第三组证据：申请书。证明刘某依法向崇州市规自局提出了申请； 第四组证据：信访回复结果。证明曾多次找到有关部门处理安置问题； 第五组证据：某村3组、4组、11组安置人员公示表。证明拆迁补偿协议上没有名字的很多人都按照正住人口安置，刘某也应当享有同等待遇； 第六组证据：户口簿。证明刘某户口的合法性。 被告崇州市规自局辩称，崇州某工业园项目于2010年启动征收程序。2011年3月13日征收补偿安置受托单位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与王某某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明确安置人口为3人（王某某、马某某、王某），住房以统规统建方式安置。刘某之母辜某与王某结婚后，刘某随其母于2013年7月2日迁入某村3组。某项目实施征地拆迁安置时，刘某并不在籍，按照《崇州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刘某不属于安置对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由于没有安置房可供安置，没有实际分配安置房，刘某在实际分配安置房时已随母迁入某村，如按《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进行安置，其家庭确有居住困难，故仍按《崇州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以常住人口的标准予以安置，分配35平方米住房。刘某的继父王某在《某镇某安置小区待安置人员审批表》上签字、捺印，对刘某安置人员身份及安置标准予以认可。刘某的住房安置不存在不合法、适用安置标准错误的问题。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崇州市规自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王某某、王某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及领款单。证明拆迁安置时刘某并不在籍； 第二组证据：刘某、辜某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证明刘某是拆迁安置之后随母迁入某村； 第三组证据：某镇某安置小区待安置人员审批表。证明刘某按常住人口安置，王某签字认可； 第四组证据：关于刘某申请书的回复及送达回证。证明崇州市规自局履行了法定职责； 第五组证据：（2019）川0115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该裁定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认定。 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崇州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崇府发〔2008〕63号）。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申请书及被安置人员公示名单的关联性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均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1年3月13日，因崇州市3组征地拆迁，刘某所迁靠户籍的原户主王某某与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于同日在《拆迁、奖励领款单》《房屋拆迁、地面附着物补偿领款单》上签字，其中《拆迁、奖励领款单》上载明户主为王某某，家庭成员有马某某、王某。2013年6月4日，辜某与王某办理结婚登记。2013年7月2日，因夫妻投靠子女随迁，辜某和刘某将户口迁移至崇州市3组。2018年4月26日，刘某在《农业户籍（常住）安置信息证明》中承诺后签字，承诺放弃今后在户籍地的拆迁安置政策，到辖区按照常住人口安置政策进行安置。《某镇某安置小区待安置人员审批表》显示，王某某户正住人口姓名有王某某、马某某、王某、辜某，常住人口姓名有刘某，王某在该审批表上签字并按手印，崇州市某镇某村民委员会和某镇政府在该审批表上盖章。 2018年7月2日，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对王某申请给予刘某47平方米统建房安置作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告知刘某按照常住人口进行安置等。2019年4月17日，刘某向本院提起请求崇州市国土资源局及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之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川0115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以刘某未向被告提出履职申请为由驳回起诉。刘某于2019年9月18日向崇州市规自局提出申请，请求就崇州市“某”工业园项目房屋拆迁安置中给予刘某47平方米住房安置。崇州市规自局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崇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刘某申请书的回复》，主要内容为：刘某已经按照崇府发〔2008〕63号文件规定享受常住人口35平方米安置房。 另查明，《崇州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崇府发〔2008〕63号）第十二条规定：“拆迁安置对象以征地补偿方案批准之日涉及房屋拆迁户的封户人员为准。（以下简称安置对象）”该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安置对象包括以下七类：（一）在籍常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原户口在征地范围内的现役义务兵、二级（含二级）以下士官、在校大中专学生，正在服刑或劳动教养人员；（三）大中专学生毕业或肄业后自愿回原籍，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入户的；（四）轮换工人只安置回乡老工人一人；（五）与被拆迁人关系是夫妻或18周岁以下子女，并且长期共同居住，但未享受在籍分配、国家福利分房、住房补贴的拆迁安置人员；（六）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已在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领取生育指标并有相关单位出具怀孕证明的未出生婴儿。（七）已回原籍落户，且它处无住房的非农业人员（包括港、澳、台侨胞）。”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统建房安置：被拆迁人属于一类（一）（二）（三）（四）项的人员，每人无偿得到35㎡的住房和8㎡的商铺，并允许每人按市场价的建筑成本购买1-5㎡的统建安置房，6-10㎡按市场价的建筑成本购买，若安置对象放弃商铺以货币方式补偿的，按照23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若安置对象放弃商铺和现金支付方式的可置换12㎡/人统建安置房；被拆迁人属于（五）（六）（七）项安置对象，允许按照市场建筑成本价购买，面积不超过35㎡/人，并补楼层差价，且每人（户）支付小区土地取得成本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被告崇州市规自局作为崇州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履行案涉征收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 《崇州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试行）》（崇府发〔2008〕63号）第十二条规定：“拆迁安置对象以征地补偿方案批准之日涉及房屋拆迁户的封户人员为准。”本案中，刘某所迁靠户籍的原户主王某某于2011年3月13日因崇州市3组征地拆迁与崇州市某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刘某于2013年7月2日随母将户口迁移至崇州市3组。按照上述规定，刘某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给予其47平方米住房安置不符合上述规定。刘某称有诸如拆迁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已在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领取生育指标并有相关单位出具怀孕证明的未出生婴儿和拆迁后出生的婴儿等不属于可以给予47平方米统建房安置的人员已经获得了47平方米统建房安置，刘某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但其主张也应获得47平方米统建房安置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刘某要求崇州市规自局给予其47平方米住房安置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明 人民陪审员 廖 琼 人民陪审员 谢超文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肖 雪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