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勋良，男，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勋根，男，196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勋儿，男，1969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小红，女，1969年8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龙泉市，现住浙江省龙泉市，系上诉人李勋根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维光，男，1952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李莉，女，197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李燕,女，197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李菲，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吴彩媛，女，194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原审第三人：李曜蓁，女，196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李力，女，197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原审第三人：李勋东，男，1970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周素娥，女，1956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原审第三人：孙飞，男，198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与被上诉人陈维光用益物权确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7）浙1181民初118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浙11民终123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本案重审一审过程中，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依法通知第三人李莉、李燕、李菲、吴彩媛、李曜蓁、李力、李勋东、周素娥、孙飞参加诉讼。现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不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9）浙1181民初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上诉请求：1.改判上诉人对登记为李世存姓名的林权证载明的4片山林拥有延包经营权；2.改判被上诉人造成的山林收益损失为36000元，并判令被上诉人将林产变卖的本金和利息共计6940元退赔给上诉人；3.判令补贴给外地记者的8000元差旅费由被上诉人承担；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否认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不符合事实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物权法第126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2003）9号文件出台的《关于切实做好延长山林承包期工作的通知》（浙委〔2006〕5号）规定，已经划定的自留山要保持长期不变，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已经承包到户的责任山继续由原承包户承包，承包期再延长50年。2006年的延包林权证，是发包人收回旧证办妥延包手续后发放给上诉人父亲，而非上诉人父亲私自以李世存名义办理。至于林权证登记人姓名不符，一是历史的客观原因，二是当时规定一律以第一轮落实生产责任制时登记的姓名办理所致。关于自留山，因李世存早已死亡销户，集体并未收回，2006年将其纳入延包林权证，实为发包人按规定完善的生产责任制。因延包政策是对原承包合同的延续，故全村全镇都未另签延包合同，上诉人自原合同期届满后继续经营至今且集体并无争议的事实足以说明一切，村委会也在一审法官调查时明确不同意收回。一审法院否认延包林权证，违反了前述法律和政策规定，违背事实，以言代法，留置争议极有可能是诱发新纠纷。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侵权行为造成上诉人财产损失的认定不公。被上诉人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霸占山林，不仅如此，至2019年3月份还阻止上诉人挖笋收成，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山林收益损失为3000元毫无依据。根据浙江林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关于农民参与技术发展的毛竹低产低效林改造实证研究——以龙泉市为例》中明确，竹林净收益一般在9000元/hm2，按照8000元/hm2计算，被霸占山林面积0.9hm2，则5年的净收益损失为0.9×8000元×5=36000元。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变卖林产价值4250元，这只是部分损失，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盗伐、挖笋的得利，而且一审法院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退赔孽息，存在不公。按照银行一年期贷款利息复利计息，被上诉人应退赔本利共计6940元。此外，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不法行为未全面认定，涉嫌包庇。 被上诉人陈维光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李勋东述称，李世存是我叔公，我爷爷那辈就离开这个村子，我作为第三代，情况也不知道，与我们也没关系。父辈的事件，我从来不过问，当时没有听说转让的事情。说我叔公自知时日不多，我不认可，我叔公身体很好，死前住在我家里，是脑溢血死的。他是孤寡老人，有什么值钱的都随身带。其他同一审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李莉、李燕、李菲、吴彩媛、李曜蓁、李力、周素娥、孙飞未作陈述。 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责任山长垅、坟垅岗、西片承包经营权和自留山社工岗使用权归原告经营管理和使用；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损失88754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系案外人李先清儿子，李先清与李仙清系同一人，李先清已于2008年亡故。案外人李世存已于1994年亡故，其系案外人李世家胞弟，李世家已于2001年亡故，李元超和李元和系其两子。李元超已于2015年亡故，其与第三人吴彩媛，育有一子二女，分别为第三人李勋东、李曜蓁、李力；李元和已于2012年亡故，其与第三人周素娥育有一子三女，分别为第三人孙飞、李莉、李燕、李菲。案外人李世存在原龙泉县青溪乡（现为龙泉市小梅镇）半边月村五队有土名为“社公岗”的自留山一处；承包土名为“长垅”、“坟垅岗”、“西片”的责任山三处，责任山承包期限至2013年12月30日。1990年10月1日，李世存经发包人半边月村五队同意，将三处责任山承包给李先清，并经原龙泉县青溪乡人民政府监证。上述自留山和责任山的林权证均存放于李先清处。2006年更换林权证时，原告方将上述责任山和自留山以李世存名义办理了林权证，其中自留山“社公岗”林地使用期为长期，责任山“长垅”、“坟垅岗”、“西片”林地使用期为50年，终止日期为2055年12月31日。2009年，被告陈维光将部分山林树木写上李元超、李元和名字，原告、被告双方之后就此发生纠纷。2010年2月，被告将原告砍伐的毛竹80余支出售，获利不详。2011年1月，李元超和李元和以李世存山林继承人的身份出具《李世存户山林管理委托书》，全权委托被告陈维光负责李世存山林证所载范围内山林的抚育、经营和管理，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1年11月，被告采伐“坟垅岗”山场毛竹40多支，因原告李勋良阻止，经村里协调将该毛竹卖出的1400元由村里保管至今；2012年5月28日，被告采伐“社公岗”山场毛竹15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实际为责任山经营权和自留山使用权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可归纳如下：一、原告是否具有责任山经营权和自留山使用权。因责任山和自留山性质不同，该院分别予以评析。首先关于诉争土名为“长垅”、“坟垅岗”、“西片”的三处责任山经营权归属问题。该院认为，根据龙林字019019号《责任山承包合同》显示，1990年10月1日，李世存经发包人半边月村五队同意，将三处责任山承包给李先清，并经龙泉县青溪乡人民政府监证且经该院去小梅镇政府实际调查该合同留底情况，亦证明了该合同的真实性，再结合该合同已实际交付李先清且李先清及其子李勋良已实际经营管理诉争山林多年的事实。该院有理由相信，李世存已将诉争三处责任山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先清，山林的承包经营权期限为自199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规定，三原告作为诉争三处责任山承包人李先清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其在土名为“长垅”、“坟垅岗”、“西片”三处责任山承包期（199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内享有承包经营权。2006年更换林权证时，原告方虽将上述责任山和自留山以李世存名义办理了林权证，其中责任山“长垅”、“坟垅岗”、“西片”林地使用期为50年，终止日期为2055年12月31日，但该院对李先清以已亡故李世存名义办理的延包林权证的行为不予认可，该院确定，三原告对诉争土名为“长垅”、“坟垅岗”、“西片”三处责任山在1990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享有承包经营权。至于2013年12月30日承包期届满后责任山经营权归属问题，因涉及到责任山收回、重新发包的问题，系村集体即半边月村与其村民之间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承包的村民自治范畴，该院对此不予置评。其次，关于“社公岗”自留山的使用权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规定：“已经划定的自留山，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自留山上的林木，一律归农户所有。”由以上规定可知，自留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保障其成员需要而无偿分配给其成员使用的，其经营方式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的增减，不影响农户现任成员继续使用本户自留山，但当农户全体成员户口迁出或死亡，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消失，则该自留山使用权归于消灭，集体经济组织则可以收回自留山使用权。本案中，作为自留山“社公岗”使用权人的李世存系孤寡老人，李世存的两个侄子李元超和李元和并非李世存户家庭成员，即使认可李元超和李元和系李世存户家庭成员，但李元超和李元和因工作关系已将户口从半边月村迁出，因此，李元超和李元和对该自留山使用权并不享有继承权。此外，对于三原告主张的该自留山已由李世存生前转让其父李先清的事实，该院认为，虽然该自留山使用证由李先清掌握，但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该自留山已转让给李先清，只能说明李世存生前将该自留山上的林木交由李先清处分。对于2006年，原告方借用已亡故李世存名义为诉争自留山重新办理登记换证的行为，该院不予认可。因此，该院确定，土名为“社公岗”的自留山，因李世存户全体成员户口已迁出或死亡，半边月村可以收回该自留山，至于如何收回、重新发包给谁、如何补偿等问题，系村集体自决事项，该院不予置评。二、原告是否具有山上林木的所有权。原告父亲李先清以转包方式于1990年10月1日起取得李世存的三处责任山承包经营权，该转包行为经过发包方代表确认，经过龙泉县青溪乡人民政府监证，该转包行为并无明显瑕疵。“社公岗”的自留山权属证书由李先清保存，可以确认李世存生前将该自留山的山林交由李先清处分。自1990年起，该山林已经由李先清进行经营和管理，故李先清有权取得林木收益。2006年更换林权证时，虽原告方以已故李世存名义办理了延包手续，但山林依然由李先清经营管理。李先清于2008年去世后，该山林由三原告继续经营管理。故自1990年开始，李先清及三原告持续性对山林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管理，其对山上林木享有所有权。三、被告陈维光是否有权砍伐上述山林的林木。自2009年3月起，被告陈维光以砍伐、占有、标记等方式对上述山林主张权利。被告主张的权利基础为李元超和李元和的授权委托，其系受李元超和李元和委托对山林进行管理。该院认为，根据前述，诉争三处责任山因已于1990年转让李先清，三原告在承包期限内可继承该三处责任山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自留山因只能在同户、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继承。因此，李元超、李元和对诉争四处山林都不享有继承权。所以，被告陈维光系无权管理，其故意于三原告责任山承包期内砍伐三原告责任山林木和自留山林木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三原告的财产权利，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被告陈维光需要承担相关侵权责任。四、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损失88754元，由实际损失，收益损失，维权费用，精神损害四部分组成。其中精神损害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纠纷产生后，原告采用上访、登报、发帖等方式反映问题，虽然其维护的系正当利益，但其维权方式不妥，故对维权支出该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赔偿5000元律师费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2010年2月，被告将原告砍伐的毛竹80余支出售，获利不详；2011年9月，被告采伐“坟垅岗”山场毛竹40余支，获利1400元，该款项被扣押至小梅镇半边月村村民委员会；2012年5月28日，被告采伐“社公岗”山场毛竹15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该院综合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毛竹价格为30元每支，被告侵权行为总计造成原告损失4250元。被告自2009-2012年期间干扰原告山林的生产经营，造成原告无法正常获取收益，已经构成侵权，该院综合考虑被告侵权的山林面积以及年限，酌情确定造成原告的收益损失为3000元。综上，被告的侵权行为总计造成原告损失7250元，被告应予以赔偿，其中扣押在村委会的1400元可由原告直接领取，领取后在总金额内予以扣减。被告陈维光主张其自留山毛竹被原告方砍伐侵权的抗辩意见，与本案无关，其可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陈维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经济损失7250元；二、驳回原告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9元，由原告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承担1854元，由被告陈维光承担165元。 二审中，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提交了两组证据：1.情况说明及山林延包有关新闻报道，待证诉争山林自1983年起就由上诉人父亲进行荒山抚育，2006年延包是国家政策，发放延包林权证是严谨的；2.责任山承包合同，待证2016年办理延包手续时，距离李世存死亡已有12年，是上诉人父亲办理延包手续。原审第三人李勋东质证表示，情况不清楚，不发表意见。被上诉人陈维光、原审第三人李莉、李燕、李菲、吴彩媛、李曜蓁、李力、周素娥、孙飞未作质证。本院认为，情况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缺乏相应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有关新闻报道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责任山承包合同的待证事实，一审已作认定，系重复举证，故本院不予评析。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补充认定，李先清与李世存并非同一生产队。“长垅”、“坟垅岗”、“西片”、“社公岗”四片林地所有人为半边月村五队。李世存的继承人并非半边月村五队村民。 本院认为，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可以依法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受让方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并取得发包方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由受让方与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本案中，李世存与李先清不属于同一生产队，而案涉“长垅”、“坟垅岗”、“西片”三处责任山的所有人为李世存所在的半边月村五队。因此，李先清与李世存之间就前述三处责任山的转包关系属于土地经营权转包关系，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前述三处责任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仍是李世存。2013年12月31日，转包期限届满，李先清对前述三处责任山享有的土地经营权因期限届满而消灭。2006年山林延包时，虽然李先清以李世存名义办理了林权证，但因为李世存已于1994年死亡，延包主体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延包合同并不成立，故前述三处责任山在2013年12月31日之后并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一审法院对李先清以李世存名义办理的延包林权证的行为不予认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法律和政策规定，自留山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山，已经划定的自留山保持长期不变，由农户长期无偿使用，不得强行收回。因此，自留山使用权人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案中，李世存生前将“社公岗”自留山交给李先清经营，但李先清并非半边月村五队村民，故李先清虽然基于经营管理行为对自留山上的林木享有所有权，但自留山使用权人仍是李世存。李世存死亡后，其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灭失，且李世存系孤寡老人，其户内成员仅其一人，其继承人并非半边月五队村民，故“社公岗”自留山使用权因权利人消亡而重新归属于半边月村五队。 上诉人主张半边月村村委会并不要求收回责任山和自留山，但前述三处责任山和“社公岗”自留山所有人系半边月村五队，村委会无权进行处分，在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半边月村五队已按照法定程序形成决议同意李先清承包前述三处责任山和“社公岗”自留山的情况下，上诉人请求确认前述三处责任山的承包经营权和“社公岗”自留山的使用权归其经营管理和使用，缺乏依据，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阻挠其对山林进行经营管理造成损失36000元，但其损失计算依据仅为学术论文，不足以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结合案件实际酌情确定损失为3000元，系一审法院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酌定数额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除已经查实的毛竹砍伐损失外，被上诉人还有其他盗伐、挖笋等侵权行为，但其未能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毛竹砍伐损失4250元产生的利息及雇请记者的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上诉人除诉请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外，还诉请要求确认前述三处责任山的承包经营权和“社公岗”自留山的使用权归其经营管理和使用，故一审确定的案由存在遗漏，本案案由应为用益物权确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9元，由上诉人李勋良、李勋根、李勋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金红萍 审 判 员 苏伟清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