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9006号 原告（反诉被告）：忻重光，男，196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兆宇，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59159206XD）。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后殷村。 法定代表人：叶春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凌，浙江灵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明芳，男，1975年2月20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战坪，宁波市鄞州区夕阳红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忻重光为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汇出租车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红卫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提起反诉，第三人杨明芳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查后，决定合并审理。本案于2019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忻重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锋良，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骅、胡凌，第三人杨明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战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被告、第三人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但未达成和解协议。本案审限届满后，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忻重光起诉称：2009年12月，原告出资购买了车架号为LFV3A31GX93188506的捷达牌汽车一辆，用于出租车营运，车牌号为浙Ｂ×××××。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成立，原告为股东之一，占有2%的股份。2014年10月10日，叶春良作为受让方与原47位股东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叶春良以13250000元的价格受让47位股东的股权。2014年12月10日，原、被告签订挂靠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车辆挂靠在被告名下经营，原告向被告支付管理费600元/月。2016年10月，被告因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无故扣押了原告车辆至今，后被告将车辆转让给他人，并将车辆进行了更换，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至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证失效为止；2.被告返还车牌号为浙Ｂ×××××号的出租车一辆（原车架号为LFV3A31GX93188506，因被告取回后，对原车辆进行了报废处理，并对车辆进行了更新，故要求返还车辆变更为更新后的车辆）；3.被告赔偿原告停运损失（自2016年10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2500元/月计算）。 被告（反诉原告）国汇出租车公司答辩并反诉称：1.涉案浙Ｂ×××××号的出租车及营运权为被告国汇出租车所有。涉案车辆确为原告出资购买，但被告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于2014年12月收购了原告股权，车辆也随之转移至被告名下，叶春良当时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故车辆所有权及营运权均为被告所有。2.原、被告之后签订挂靠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被告不能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故签订该挂靠协议作为过渡，待股权转让款到位后，该挂靠协议自然失效。3.被告已于2016年10月20日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案外人钱全忠，后又转让至第三人杨明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反诉原告是浙Ｂ×××××号车辆的所有权人及营运权人，为维护反诉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浙Ｂ×××××号出租车及营运权归反诉原告所有。 反诉被告忻重光针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答辩称：反诉被告所有的涉案车辆自始与反诉原告存在挂靠关系。因反诉被告在股权转让前是反诉原告股东，故双方未签订挂靠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忻重光只是在合同的最后一张签字，对前面内容并未审查。股权转让后，双方签订挂靠协议，明确了双方之间的挂靠关系。股权转让后的两年内，原、被告是按照挂靠模式经营的，双方均无异议，后因反诉原告自身经营不善，将反诉被告车辆非法占有。涉案车辆属于反诉被告所有，请求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第三人杨明芳请求确认其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事实与理由：2018年7月20日，第三人与丁学芳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自丁学芳处受让被告名下的浙Ｂ×××××号出租车一辆。第三人自丁学芳处受让车辆时，第三人查看了丁学芳与钱全忠于2016年10月25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钱全忠与被告于2016年10月20签订的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第三人对车辆进行了更新并运营至今。第三人认为，第三人已善意、合法的取得了浙Ｂ×××××号车辆的经营权，请求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第三人杨明芳的请求，原告忻重光答辩称：被告强行拖走原告车辆，后将车辆转让给第三人，这是无效的。第三人不能因此取得车辆的经营使用权。 对于第三人杨明芳的请求，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答辩称：第三人出资取得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认可第三人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 原告忻重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车辆购置发票一份，拟证明涉案车辆为原告出资购买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已受让该车辆。第三人表示对此不知情。该证据为原始书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2.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管理费支付凭证一组，拟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原告按期向被告支付挂靠费的事实。被告认为挂靠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所以签订该合同，是因为被告不能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故签订该挂靠协议作为过渡，待股权转让款到位后，该挂靠协议自然失效。涉案车辆属于被告所有，双方挂靠的前提不存在。第三人认为原告已将车辆转让给被告，不存在挂靠关系。该证据为原始书证，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3.判决书两份，拟证明同样案件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本案应当参照之前判决处理的事实。被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对该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4.车辆转让协议及汇款凭证各一份，拟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向原告支付的230000元款项为公司股权转让款而非车辆转让款的事实。被告认为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使属实，因转让时间不同，车辆不同，市场定价不同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得出原告要主张的结论。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真实性难以核实，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反诉原告）国汇出租车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5.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反诉被告忻重光于2012年5月8日将涉案车辆转让给反诉原告的事实。反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反诉被告与多名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当时响应市政府号召，成立国汇出租车公司，按照当时政策要求，须将个体出租车过户至成立的公司名下，故有此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看，未写明价款等合同成立的关键要素，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真实关系自始即为挂靠关系。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 证据6.股权转让协议、收据各一份，拟证明反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叶春良已经受让了包括反诉被告在内的47名股东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明确了涉案车辆为国汇出租车公司的财产的事实。反诉被告认为：1.反诉被告将其持有的2%的股权转让给叶春良属实，2.确收到了叶春良支付的230000元。但对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内容不予认可。当时叶春良只拿了合同的空白页让反诉被告签字，声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反诉被告即在叶春良拿来的合同签名页上签字，但对合同的具体内容并未审核，合同的部分条款所载内容是不属实的。如合同载明，国汇出租车公司资产包括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125辆，流动资金4500000元，如合同所载属实，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叶春良是不可能以13250000元的价格购得全部股东100%股权的。事实上，国汇出租车公司当时的资产包括：1.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的出租车20辆、向与反诉原告具有挂靠关系的车辆收取600元/月挂靠费的权利、账面的部分资金（大约三、四十万元），叶春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此是明知的。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7.（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车辆情况说明各一份，拟证明反诉被告在上述案件的答辩意见中认可涉案车辆属于股权车，属于反诉原告所有的事实。反诉被告对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反诉原告的证明目的，车辆情况说明为原告等47名股东的代理人的错误意思表示。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8.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1份、车辆转让协议2份，拟证明涉案车辆已转让给本案第三人杨明芳，并与第三人杨明芳建立挂靠关系的事实。反诉被告认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1.该转让协议上内容实际是车辆营运权使用权的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价格从侧面说明了原、被告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价格不是车辆及其经营权的转让价格；2.涉案车辆在短期内多次转让，不符合常理，第三人不能认定为善意第三人。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9.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行驶证、管理费发票，拟证明第三人杨明芳受让车辆后对车辆进行了更新，并与反诉原告建立挂靠关系，运营至今的事实。反诉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车辆的营运权仍属于反诉被告所有，第三人并未取得涉案车辆营运的权利。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0.涉案车辆营运权证一份，拟证明涉案车辆的营运权属于反诉原告所有的事实。反诉被告认为营运权证开始时间为2013年2月1日，而此时涉案车辆是由反诉被告忻重光实际运营的，这一点说明，涉案车辆的营运权虽登记在反诉原告名下，但实际经营权人为反诉被告忻重光个人。第三人无异议，认为第三人有权运营该车辆。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1.（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案件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在该案中，原告认可涉案车辆为股权车，属于股权转让范围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股权车”仅是一种称呼，并非确定车辆权属的依据。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2.钱全忠、马静波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转账记录、收据各一份，拟证明2016年10月20日钱全忠投资涉案车辆，10月25日转让给丁学芳，由丁学芳直接向被告支付转让款的事实。反诉被告认为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反诉原告无权转让。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3.车辆报废证明一份，拟证明车架号为LFV3A31GX03188506的捷达牌轿车已于2017年10月25日报废的事实。反诉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车辆报废后，应当有其自行更新，他人无权更新，第三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第三人杨明芳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4.宁波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证、车辆行驶证各一份，拟证明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归属于被告的事实。原告认为，该证据无法体现涉案车辆的权属情况，被告无权转让，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5.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1份、车辆转让协议书2份、转账记录、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钱全忠投资涉案车辆后转让给丁学芳，丁学芳再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拥有涉案车辆的经营使用权的事实。原告认为车辆所有权属于原告，从车辆流转程序看，也不符合常理，第三人并非善意，不应受到保护。被告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证据16.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账户交易明细，车辆购置税发票各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出资99800元对浙Ｂ×××××号进行更新的事实。原、被告对车辆更新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证据17.管理费收据一组，拟证明第三人按月向被告交纳管理费的事实。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无异议，认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系挂靠关系。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29日，原告出资购买了车架号为LFV3A31GX03188506的捷达牌轿车一辆，用以从事出租车经营。国汇出租车公司于2012年4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000元，原告为股东之一，持有公司2%的股份。2012年5月8日，原告与国汇出租车公司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原告自愿将其所有的客运出租汽车一辆（即原告购买车辆）转让给国汇出租车公司。该协议书为填空式印制文本，双方仅填写了协议书第一条的诸项目，包括车辆型号、有偿营运权证号、车牌号码、发动机号码、底盘号码等。合同第二条、第三条涉及的车辆有偿营运权评估价、车辆一次性转让价格均为空白状态。宁波市城市客运管理中心、宁波市鄞州区交通运输局作为见证人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印章。 2014年10月10日，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叶春良与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共七页，其中前五页为合同条款，第六、七页无合同条款，均为当事人签字，原告在第六、七页均有签名。协议约定，叶春良以13250000元的价格收购国汇出租车公司股东100%的股权。协议载明，国汇出租车公司的资产情况如下：l.具有宁波市公共运输许可证及附属车辆125辆；2.流动资金人民币共计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了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2014年12月1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今收到浙Ｂ×××××出租车股权款人民币230000元。至此，股权款已全部结清”。同日，原、被告签订《宁波市出租汽车经营挂靠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1.甲方（被告）出资车辆成本230000元收购乙方（原告），挂靠经营，甲方拥有经营产权，乙方拥有经营使用权，有偿使用费由乙方缴纳，乙方享有今后国家政策允许下的营运证继续使用权；2.合同期限自2014年12月10日至车辆转让止；3.合同期间，乙方保证每月28日前向甲方缴付下月管理费人民币600元；4.第一轮挂靠车主不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给甲方，之后参与挂靠的车辆需要缴纳服务质量及交通事故保证金，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和公司制度来实施；5.甲方对于乙方车辆在家庭内部之间过户以及第一次对外转让免收手续费，对于第二次对外转让甲方向乙方收取人民币三千元手续费；6.合同期内，遇国家政策性运价调整，损益均归乙方。合同附件4载明，乙方在经营使用当中对车子使用权转让后，甲方对新的使用者仍收取挂靠费人民币600元。挂靠协议签订后，涉案车辆由原告继续经营，原告向被告缴纳管理费。 2016年5月10日，叶春良向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包括原告在内的47名原国汇出租车公司股东向其支付流动资金差额款4066595元。原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6）浙0204民初257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叶春良的诉讼请求。 2016年10月，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扣留了原告经营使用的浙Ｂ×××××号车辆。2016年10月20日，被告与案外人钱全忠签订出租车单车投资经营协议，约定涉案车辆提供给钱全忠营运，钱全忠向被告支付160000元。2016年10月25日，钱全忠与丁学芳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书，钱全忠以165000元的价格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案外人丁学芳经营，2018年7月20日，丁学芳与第三人杨明芳签订转让协议书，再次将涉案车辆转让给本案第三人杨明芳。 2017年10月25日，车架号为LFV3A31GX03188506车辆报废。 2018年7月25日，浙Ｂ×××××号车辆进行了更新，更换为车架号为LSVNH418XJ2106629的车辆。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是否存在挂靠关系。2.第三人杨明芳是否享有浙Ｂ×××××号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在叶春良与包括原告在内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与被告国汇出租车之间系车辆挂靠关系。理由如下： 1.被告为说明涉案车辆属于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所有，向本院提交了《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从上述证据的条款分析，原告将车辆转让至国汇出租车公司名下，包括原告在内的诸股东在股权转让时，也向叶春良承诺了涉案车辆属于国汇出租车公司的资产。但是，《宁波市出租汽车营运权、车辆转让协议书》关于转让价格等合同的必要要素未做约定，国汇出租车公司也未向原告支付相应价款。而原告对于该协议书的签订背景、签订目的、作用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将车辆及经营权转让给国汇出租车公司”这一待证事实。《股权转让协议》披露的公司资产包括125辆出租车、账面资金4500000元，如上述资产均为原国汇出租车公司所有，叶春良支付股权款为13250000元，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双方付出处于不对价状态，不合常理。综上，上述两份协议难以证明涉案车辆及营运权属于被告国汇出租车公司所有。 2.原、被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随之签订了《宁波市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明确了双方之间关系为挂靠关系。一般而言，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意思表示时，应当认定之后作出的意思表示作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原告对签订该挂靠合同的背景、目的作出了合理说明，原告作为国汇出租车公司股东之时，因特殊的身份关系，故未与国汇出租车公司签订挂靠协议，股权转让后，股东身份不存，故需签订挂靠协议，明确双方挂靠关系。故，应当认定《宁波市出租车有限公司挂靠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体现了双方之间的关系。被告辩称，因被告当时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乃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此后原告所付的每月600元乃归还之前尚欠被告的债务。首先，被告对其解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次，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与挂靠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同一天，与被告辩称的“尚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签订《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以作过渡”自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3.《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签订之后，原告持续、和平、公然地营运该车辆，并向被告缴纳合同约定的费用，合同处于履行状态。这也说明了双方对彼此之间的挂靠经营关系的认可。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后的关系为挂靠经营关系。车架号为LFV3A31GX03188506的浙Ｂ×××××号出租车为原告出资购买，挂靠于被告名下运营，被告于2016年10月强行取走原告车辆，不会发生车辆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营运权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实际权利人为原告。 关于第三人是否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问题。如上所述，被告并非浙Ｂ×××××号车辆的所有权人，也非实际营运权人。被告以违背原告意思的手段将浙Ｂ×××××号车辆取回后，再行转让，系无权处分行为。因原权利人丧失对标的物的占有并非基于其意思，即标的物并非“占有委托物”（基于租赁、借用、寄存等原因占有），在此情况下，第三人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无法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相应权利。第三人请求确认其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无法律依据。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原告请求继续履行，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于2016年10月强行取走原告车辆，原告请求支付车辆被被告取走之后的、按照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均无法确定被告取走车辆的具体时间，本院参照被告与案外人钱全忠签订转让协议的时间，确定营运损失支付的起算点为2016年10月15日。车架号为LFV3A31GX03188506的浙Ｂ×××××号出租车为原告出资购买，挂靠于被告名下运营，被告于2016年10月以违背原告意思的方式取走车辆，不会发生车辆所有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营运权虽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基于双方的挂靠经营合同，被告仅为名义上的权利人，实际的权利人为原告。被告请求确认车辆所有权及营运权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当将浙Ｂ×××××号车辆返还给原告。第三人杨明芳请求确认享有浙Ｂ×××××号车辆的经营使用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车辆由第三人杨明芳实际控制，第三人应当协助被告将浙Ｂ×××××号车辆返还给原告。第三人对更新车辆进行了出资，第三人为此支付的费用，可另行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忻重光与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签订的《宁波市出租车经营挂靠合同》继续履行； 二、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返还原告忻重光浙Ｂ×××××号（车架号为LSVNH418XJ2106629）出租汽车一辆，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第三人杨明芳协助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返还返还原告忻重光浙Ｂ×××××号（车架号为LSVNH418XJ2106629）出租汽车一辆，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忻重光自2016年10月15日至被告实际返还车辆之日止，按照2500元/月计算的营运损失，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五、驳回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六、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被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反诉费40元，由反诉原告宁波市国汇出租车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红卫 人民陪审员  赵七楠 人民陪审员  俞飞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徐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