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1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玉环朗格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清港镇盐业村。 法定代表人：屠其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明君，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干，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清港镇胡新村。 法定代表人：屠申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传禹，浙江六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卡博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滨港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蒋柏青，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浙江环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玉环朗格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格公司）、上诉人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卡博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博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18）浙1021民初7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朗格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宓明君、周才干、上诉人申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传禹、被上诉人卡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朗格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玉环市人民法院（2018）浙1021民初7459号民事判决；二、请求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卡博公司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卡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应否认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各自独立的人格，将两者视为一体，应由朗格公司对申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认定的基本逻辑是：基于屠剑君是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构成关联公司，故屠剑君能够滥用申达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而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着财产混同的事实则可以证实屠剑君滥用了申达公司的独立人格，故可以比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第1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因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人格混同损害了卡博公司的利益，故朗格公司应该就申达公司对卡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审理与裁判逻辑表面上看起来圆通无滞，但为完成这一审理与裁判逻辑，原审却置事实于不顾，充分发挥想象与推理，乃至不惜罗织与构陷，越俎代庖，违背在人格否认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证据规则，违背在人格否认案件中法院应有的谦抑与谨慎，以致曲用法律。故此，朗格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屠剑君为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共同的实际控制人系歪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一）从股权结构来看，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同。朗格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设立，股权结构为屠剑君持股80%，屠其祥持股20%，其实际控制人为屠剑君。申达公司于2006年6月23日设立，股权结构为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控股集团）持股72.53%，ALBARAMIKATRADING（以下简称ABT公司）持股27.47%。申达控股集团股权结构为屠申波持股88%，屠剑君持股12%。根据前述股权结构情况，屠申波间接持有申达公司股权63.83%，屠剑君间接持有申达公司股权8.70%，其实际控制人应为屠申波。（二）从公司实际决策与经营管理情况来看，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屠申波。根据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朗格公司决策人员为屠剑君，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也出庭就朗格公司的经营情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同时，其也说明了在申达公司的职务和工作情况，并非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无论是朗格公司成立前还是成立后，申达公司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均由屠申波控制。至于屠申波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后，申达公司早已处于完全停运的状态。因屠申波涉嫌刑事案件被羁押，无法出庭说明申达公司的经营情况，但其代理人就公司运营作出了说明，明确屠申波为公司的决策人员。（三）从申达集团的内部构架上来看，认定屠剑君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断章取义、不合实际。申达公司的母公司为申达控股集团，旗下包括申达公司（母公司持股72.3%、外商持股27.7%）、浙江申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母公司持股90%、赵素飞持股10%）、浙江汤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母公司持股90%、赵素飞持股10%。目前该公司已经整体出售）、玉环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母公司持股90%、赵素飞持股10%）、玉环百合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母公司持股90%、赵素飞持股10%）、玉环县申达小额贷款公司（母公司持股30%）。屠剑君除了在母公司申达控股集团中持有12%的股份外，并不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在职务上，屠剑君只担任了母公司申达控股集团的监事会主席和申达公司的董事；且上述各公司除汤臣房地产以外，法定代表人均为屠申波。由此可见，在申达集团中，屠剑君只是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屠申波才是整个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原审法院将申达公司从申达集团中剥离出来而认定屠剑君为其实际控制人，显属断章取义。（四）原审认定屠剑君实际控制了申达公司理由荒谬、逻辑混乱，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原审判决认定屠剑君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于以下理由与逻辑：第一，申达公司的控股股东是申达控股集团，屠剑君是申达控股集团的股东，屠剑君又是申达公司的董事，屠剑君还是朗格公司的控股股东。屠剑君、屠申波为兄妹关系，申达控股集团、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是家族式企业；第二，屠剑君在申达公司中所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朗格公司为屠申波、赵素飞交纳社保并领取生活费，意味着屠申波、赵素飞丧失了在申达公司中的控股股东地位；第四，屠剑君成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可以从中获益。原审所阐述的上述理由不但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与屠剑君是否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缺乏必然的因果关系：首先，屠剑君、屠申波虽系兄妹关系，但朗格公司与申达集团并不存在家族控制关系，故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集团旗下的其他企业包括申达公司构成家族式企业缺乏依据，故而企图通过认定家族企业进而来认定屠剑君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显属无稽之谈；其次，屠剑君只是申达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三位董事之一，且除担任董事之外，并不担任该公司的其他管理职务，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业务员，确实掌握了公司的一些客户，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她对申达公司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次，屠申波、赵素飞在朗格公司办理社保、赵素飞在朗格公司领取生活费（屠申波并未领取生活费）,这与屠申波、赵素飞是否失去在申达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并没有必然联系。《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至于原判所述因为成为实际控制人之后屠剑君可以受益，这可以说是一种诛心之论。是不是实际控制人、能不能成为实际控制人，并非个人所想所愿就能决定。《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综上，原审所阐述的上述事由，没有一项可以证明，作为并非申达公司股东的屠剑君可以而且已经实际支配了申达公司的行为。综上可见，屠剑君既非申达公司的控股股东，亦没有能力和可能成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更没有“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实际支配申达公司行为的表现。二、原审判决认定屠剑君滥用申达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在错误地认定屠剑君为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想当然地指出“其滥用申达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通过设立朗格公司恶意串通，转移公司有价值的资产为朗格公司所用，逃避清偿债务”。为得出这一结论，原审不惜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原则，通过捕风捉影、充分想象，罗织了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组织机构和人员混同、经营场所和经营范围混同、财务混同的事实。（一）朗格公司的机构和人员、经营场所与经营范围及其业务与申达公司不存在混同，朗格公司有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业务体系。朗格公司聘用了申达公司原有的部分员工，朗格公司一度曾经在申达公司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朗格公司的主要业务对象与申达公司也有重合，但不存在混同。所谓的混同，是指在同时间下的交叉、重叠，以至于交易相对人难以分清彼此。如原审法院所认定，申达公司“自2014年5月起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至2014年7月已经歇业。”而朗格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并于2014年7月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换言之，在朗格公司租用申达公司厂房、雇佣申达公司的员工、利用申达公司客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申达公司的厂房已经处于闲置状态、申达公司的员工已经处于待岗状态、申达公司已经丧失向其客户提供产品的能力。而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一般的商业利益选择——当一家公司自己难以为继的时候，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不应当是闲置资源。如果不是本案朗格公司而是其他任何一家与屠申波没有任何关系的公司，有偿使用本案申达公司的场地、人员和客户，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混同。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交叉与重叠，故而亦不构成所谓的混同。另外，原审判决直接认定“五家公司原系申达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优质客户”缺乏事实依据，认定“实际履行合同的主体仍是申达公司”则完全罔顾事实、凭空猜想。（二）原判认为“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财务区分不清晰、财产上具有高度重合盖然性”，这是一种纯粹的推测和想象，完全违背了人格否认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违背了人格否认案件中对裁判者谦抑与谨慎的要求。原审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财务上不清晰、财产上有高度重合盖然性，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朗格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八个方面完全是主观臆断。朗格公司对这个八个方面予以逐一反驳：（1）朗格公司自成立起一直租用申达公司生产，至搬离前没有添置厂房。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且支付了合理对价的租金，正常经营，无需添置厂房。同时，朗格公司因申达公司厂房被拍卖，现在实际经营的地方也是租赁，恰恰说明朗格公司租赁申达公司厂房的合理性。（2）朗格公司使用了申达公司的生产、运输设备，申达公司资不抵债，随时有被债权人起诉、厂房被拍卖的可能，朗格公司却于2015年3月31日、2015年12月14日、2016年10月27日共支付150万元，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申达公司确实有随时被起诉、厂房被拍卖的可能，事实上申达公司确实也被起诉、厂房被拍卖，但朗格公司重新租赁了新的场地，继续经营，朗格公司不知道哪里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3）朗格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从申达公司购置三辆价值97万元轿车，属于消费型支付，不符合商业运作模式和情理。朗格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但年营业额上亿元，因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接送外商客户、展示企业形象，购置价值97万元轿车并无不妥，也符合商业运作模式和情理。（4）朗格公司购买申达公司设备、材料款，支付资金来源在财务上无法清晰反应；如果确实存在朗格公司代予履行申达公司未履行的合同，无需退还材料款，这不符合商业运作模式。原审在卡博公司的申请下，调取了朗格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的银行往来明细，朗格公司在原审也提交了购买申达公司设备、材料的情况说明，并将所有银行往来明细等作为附件一并提交。基于上述事实，朗格公司购买申达公司设备、材料款支付资金来源在财务上非常清晰，原审认定支付资金来源无法清晰反应，纯属颠倒黑白。朗格公司代予履行申达公司未履行的合同，与朗格公司购买申达公司的材料款，属于两个法律关系，从结算上来说，也应该是两份合同各自结算，这是正常的商业运作模式，不存在一审认定的无需退还材料款。（5）朗格公司购买申达公司的材料款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说明交易主体合同权利义务不受合同约束，朗格公司对申达公司财产随意调用。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在正常商业行为中，双方各自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并无不妥。而且，双方最终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原审推断“说明交易主体合同权利义务不受合同约束，朗格公司对申达公司财产随意调用”属于凭空揣测。（6）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的企业，不足半年营业额能达到产值5700万元，前三年度用电量只有280万元，显然不符合同类行业商业运营成本核算。上诉人实际控制人屠剑君多年从事阀门销售和生产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外贸销售具有特殊性，营业额量大并不说明公司能够盈利。朗格公司不否认承接了申达公司的部分客户，但朗格公司并不是突然进入阀门行业，朗格公司完全有能力将营业额做大。另外，朗格公司前三年度用电量只有280万元，完全符合同类行业商业运营成本核算。原审法官不了解行业情况，不进行实地勘察，不函询电力等相关部门核实情况，推断用电量不符合同类行业商业运营成本核算是凭空臆测。（7）申达公司将整体资产转移给朗格公司，收取了巨额款项，申达公司至2016年流向申达控股集团的资金近1680万元，而屠剑君在申达控股集团中占有12%的股份，是间接受益人，故申达公司处置公司资金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平等受偿权。首先，申达公司并未将整体资产转让给朗格公司，只是将部分设备、材料转卖给了朗格公司；其次，申达公司至2016年流向申达控股集团的资金近1680万元，用于申达控股集团偿债，屠剑君并未收益；第三，申达公司处置公司资金由其实际控制人屠申波决定，其决定偿还哪一笔债务朗格公司无权决定，屠申波基于公司经营情况、诉讼情况等作出偿债决策，是否损害债权人平等受偿权还需要综合判断，原审认定唐突草率。（8）朗格公司代予履行申达公司合同，形式上是履行和收货主体，其又与五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但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未能提供独立财务账册，而屠剑君作证称其与五家公司业务合作时，客户汇入朗格公司同一笔货款中既有本公司的，也有申达公司的，即两公司持续使用共同的账户收付款。首先，朗格公司代予履行申达公司合同与朗格公司与该五家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是两回事，朗格公司代予履行合同也不是收货主体，而是发货主体，鉴于申达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朗格公司承接五家公司业务属于正常商业行为。其次，朗格公司已经提交了全部与申达公司有关的独立的财务账册，原审也调取了朗格公司自公司设立至今的全部银行往来明细，能够证明两公司财务彼此独立，如原审认为应当提交全部独立账务账册，应当向朗格公司释明，朗格公司也会按照要求提供。第三、屠剑君作证并未称其与五家公司业务合作时，客户汇入朗格公司同一笔货款中既有本公司的，也有申达公司的；其基于代申达公司收取另外货款时，因结汇问题产生同一笔款项中既有朗格公司的，也有申达公司的，并不会产生混淆，不存在共同使用同一账户的情况。因此，朗格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财务上不清晰、财产上有高度重合盖然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存在财产混同，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经营时间先后时间分明，住所地和营业场所在同一地方，但不具备同时使用的情况。其次，朗格公司租赁申达公司的厂房，并购买了申达公司的设备、材料款，均支付了合理对价，也提供了对应的财务凭证。第三，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均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建立独立的财务账册，朗格公司确实代申达公司收取过少量货款但均已经支付给申达公司，不存在共用同一账户的情况，也不影响申达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能力。朗格公司认为，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无论是从经营时间，还是从人员、业务和财务上，各自独立，界限非常明晰，不存在财产混同。四、朗格公司的设立及其运营并未损害卡博公司的合法利益。首先，根据原审认定“从本院调取申达公司在交行玉环支行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间账户交易流水显示，申达公司至2016年流向申达控股集团的资金近1680万元，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间流向以孙爱玉名义的资金近1520万元，2016年10月至2016年11月间流向屠申波的资金近1900万元”，上述款项足以覆盖卡博公司担保之债权，至于申达公司为何没有偿还银行账务，免去卡博公司承担保证法律责任，朗格公司并不清楚。其次，卡博公司截至2015年5月20日为申达公司代偿2507066.47元，而此时至之后一年多时间，申达公司银行账户尚且有大量资金，卡博公司及时提起诉讼，完全可以实现债权，其怠于行使债权才是导致至今无法实现债权的原因。第三，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租赁厂房，购买设备和材料款，均支付了合理对价，避免申达公司资产贬值，安置了申达公司部分员工,避免申达公司因劳资纠纷导致高额赔偿；并且，从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银行流水来看，只有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支付款项，除一笔退还56.8万元多付材料款的款项外，并无申达公司向朗格公司支付款项，朗格公司支付给申达公司的款项也足以让申达公司清偿卡博公司的债权。因此，朗格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基于对两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屠剑君的凭空臆测，基于对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组织机构、人员、经营场所和经营范围、财务没有事实依据的认定混同，进而强行推定两公司财产混同，并错误认定损害了卡博公司的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审判决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适用《民法总则》第七条、《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并参照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15号指导案例），判决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朗格公司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民法总则》第七条。《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无论是屠剑君设立朗格公司，还是朗格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其与申达公司发生交易，都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屠剑君以及朗格公司的上述行为，并没有逃避债务的目的，更没有与申达公司相互串通的意思表示。（二）《公司法》并未规定非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可以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股东与公司适用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但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并非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适用该规定。（三）本案不能参照适用1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中，15号指导案例确立了在不具有持股关系的公司之间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惯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在《指导案例15号的理解与参照》一文中对该案的裁判规则进行了解释：“从公司法第二十条的文义来看，其规制的对象是股东，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都是股东，将股东扩张解释至关联公司，显然超出了扩张解释的范畴。但是，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原因多是由于股东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否认关联公司各自的独立人格，将关联公司视为一体，对其中特定公司的债权人的请求承担连带责任，实质就是将滥用关联公司人格的股东责任延伸至完全由其控制的关联公司上，由此来救济利益受损的债权人。”据此可以得出，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否认必须同时符合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众多的关联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2.关联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发生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3.关联公司之间就特定的法律关系在相同的时间内存在着人员、业务、财务上的交叉、重叠；4.有具体的事实证明或者足以推定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但上述条件于本案都不成就。（1）本案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相同。15号指导案例中，判令构成人格否认承担连带责任的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而本案中，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同。（2）引起本案争讼的法律关系与朗格公司无涉。15号指导案例中，二审判决认定“川交工贸公司、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在经营中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随意混淆业务、财务、资金，相互之间界线模糊，无法严格区分，使得交易相对人难以区分准确的交易对象。在均与徐工科技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三公司还刻意安排将业务统计于川交工贸公司的名下，客观上削弱了川交工贸公司的偿债能力，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以逃废债务之嫌”。因此，15号指导案例将承担责任的主体由股东扩张至关联公司，但其前提是构成人格否认的三家公司均与某一特定债权人同时履行同一份或者多份合同，本案中，朗格公司与卡博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存在业务往来，更不会导致卡博公司对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混淆，卡博公司不符合15号指导案例中特定法律关系的要求。（3）针对本案涉讼的法律关系（卡博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并不构成持续的人员、财务、业务混同。15号指导案例中，构成人格否认的川交工贸公司、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三家公司在2005年至2009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均同时与特定债权人徐工科技公司履行同一合同，三家公司在较长时间里使用相同员工、业务资料、银行账户与徐工科技公司对接业务往来，并向徐工科技公司明确出函要求将业绩、账务计算在一个公司名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下列情形持续、广泛存在的，可以综合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高度混同：（一）存在股东与公司资金混同、财务管理不作清晰区分等财产混同情形的；（二）存在股东与公司业务范围重合或大部分交叉等业务混同情形的；（三）存在股东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管人员相互兼任，员工大量重合等人事混同情形的；（四）存在股东与公司使用同一营业场所等情形的。本案中，仅有申达公司与卡博公司具有合同关系，朗格公司与卡博公司不具有合同关系，未发生业务往来；同时，申达公司于2014年7月歇业，朗格公司于2014年7月租赁厂房正式营业，两者不在同一时间段经营，无论是营业场所、员工还是业务，均前后有序，完全不存在“持续、广泛”的使用同一场地、相同员工、开展相同业务。（4）本案并没有确切的事实足以证明或者推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15号指导案例中，一审法院认定“卢鑫作为三公司共同的出纳会计，如何做到将其银行卡中收到的8800余万元款项一一对应支出给三公司，三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实，亦未对法院提出的财务审计建议作出回应”，二审法院认定“三公司在一审中未对法院提出的财务审计建议作出回应，在二审中亦未提出审计申请；两份审计报告均由三公司于本案一审诉讼结束之后自行委托形成，三公司是否独立建账以及账面的记载，不足以推翻本案中已查明的人员、资金、业务等相关事实，故本院对该两份专项审计报告不予采信。”显然，法院认定的事实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三公司之间的财产混同，但因三公司拒绝接受司法审计，因而足以推定其财产混同。本案中，朗格公司在原审提交了与申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全部财务资料，并作出了详细说明，证明两公司间财产独立；原审亦应卡博公司的申请，调取了朗格公司自公司成立以来的全部银行交易明细，并自行调取了申达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在上述情形下，原审法院如对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财产各自独立尚存怀疑，应该释明要求两公司进行司法审计，而不是径直推定两公司财产混同。但原审法院并未就此进行释明和要求，依靠想象推定财产混同。（四）15号指导案例不应当做扩大化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股东与公司间，15号指导案例扩大到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公司间，但明确为对特定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6月召开的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中明确提出：公司法人人格独立是基本原则，人格否认只是例外。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第一，慎用原则。不轻易否定公司独立人格，只有在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否定。慎用的要求是要用准，不能滥用。第二，敢用原则。在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要敢于运用该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关键是用准，正确适用。第三，个案认定原则。人民法院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原则上仅对该案债权人发生效力，并不适用于其后作出的判决。第四，公司人格否认不同于彻底否定公司法人资格原则。根据上述会议精神，15号指导案例对《公司法》作出了扩大化解释，但法官应当慎用，不能也不应对15号指导案例的扩大化解释进一步作出扩大化解释，动摇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基石。否则，等同于法官自行立法审判。因此，朗格公司认为，15号指导案例核心要旨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对特定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不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不能参照适用15号指导案例。六、原审程序严重违法。（一）原审法院在未开庭前随意开具多份调查令。本案中，卡博公司在提起诉讼时，仅提供卡博公司和申达公司工商信息，并无两公司存在混同的初步证据，但原审法院在立案后直接应卡博公司申请开具了多份调查令，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卡博公司的银行账户、员工社保信息、发票信息，甚至开具向公安机关调取正在侦查案件信息的调查令。原审法院未核查卡博公司申请调查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严重偏袒卡博公司，有失公正；同时，其同意调取的材料涉及朗格公司的多项经营信息，完全未考虑对朗格公司企业经营的影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要求。（二）原审法院调取了申达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并未将该证据交予庭审各方质证，剥夺了朗格公司的诉讼权利。原审庭审中，应朗格公司要求，原审驳回了卡博公司要求调取申达公司银行流水的要求。但原审判决载明“从本院调取申达公司在交行玉环支行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间账户交易流水显示，申达公司至2016年流向申达控股集团的资金近1680万元，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间流向以孙爱玉名义的资金近1520万元，2016年10月至2016年11月间流向屠申波的资金近1900万元，并未清偿银行贷款，也未归还原告代偿的款项，而屠剑君在申达控股集团中占有12%的股份，是间接受益人，……”。根据上述情况，原审法院调取了申达公司的银行流水，并基于此认定屠剑君在其中受益，但其并未将该银行流水作为证据交予朗格公司质证，剥夺了朗格公司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七、本案判决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人格否认制度的原理，必将导致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的人格，从而使其股东或者控制公司的人就这一特定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债务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完全地、绝对地否认公司的人格。其制度价值在于，在某个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因公司人格混同而遭受损失的债权人得到救济。这就意味着：首先，据以产生债权债务的基础法律关系不仅跟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有关，亦跟发生人格混同的公司有关；其次，不通过人格否认，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在本案中，一方面，卡博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债权债务是基于担保法律关系而产生，而该担保法律关系与朗格公司不存在任何联系，朗格公司并未因该担保法律关系而获取任何利益。换言之，本案产生纠纷的担保法律关系与朗格公司、申达公司之间人格是否混同丝毫没有干系；另一方面，在本案卡博公司因担保法律关系而产生对申达公司的债权时，无论申达公司现金资产还是其资产价值，均足以清偿卡博公司的债权。因此，在上述情形下，判令朗格公司对本案的卡博公司与申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完全违背了“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否定公司人格”这一原理，是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这种滥用，在当前的民营企业环境下，必将对经济活动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综上，朗格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请求法院支持朗格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申达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认定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具有各自独立的法人人格，驳回卡博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卡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原审判决推定屠剑君系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该推定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逻辑，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申达公司由申达控股集团与ABT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申达控股集团持股72.53%，ABT公司持股27.47%，屠申波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申达控股集团股东为屠申波和屠剑君，持股比例分别为88%和12%。因此屠申波间接持有申达公司63.8%股权，屠剑君间接持有申达公司8.7%股权，无论从股权层面还是从决策层面，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屠申波。原审判决无视投资持股关系，仅仅根据屠剑君负责销售业务，屠剑君与屠申波系兄妹关系，朗格公司为屠申波、赵素飞交纳社保（注:原审判决认定屠申波从朗格公司处领取生活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直接推定屠剑君系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逻辑。（二）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人员、业务混同，共同使用同一生产车间、办公设施、机器设备，混淆相同和混同的概念，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人格否认制度指的是人员业务等的混同而非相同,混同在相同的基础上，还强调时间上的同时与交叉。申达公司因资金链断裂，2014年7月已经歇业。而朗格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31日，于申达公司歇业后才开展经营活动。因此，朗格公司录用申达公司的部分员工，与申达公司的部分客户开展经营活动，代为履行申达公司歇业后无法履行的合同，租赁申达公司的厂房，购买申达公司的设备，都是在申达公司歇业之后，不存在人员、业务重叠、交叉的情况，更不存在共同使用同一生产车间、办公设施的情况。原审判决混淆相同与混同的概念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三）原审判决认定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财务往来不清晰，财务混同，共用同一账户，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朗格公司提交了其向申达公司租赁厂房、购买设备、材料的付款凭证及相应的发票，充分说明双方财务往来清晰，有各自独立的财务账簿，不存在财务混同。其次，代收货款事宜仅发生在2014年7月至8月，且账目上均有明确的记录，朗格公司也早已将代收货款全部返还，原审判决据此认为双方持续共用一个账户没有依据，换言之，正是因为双方财务独立，账户独立，才会有代收货款的返还。（四）原审判决认定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共同使用同一生产车间、办公设施、机器设备，收益不加区分，双方财产随意调用，款项随意支付,双方共用同一账户，从而产生财产混同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租赁厂房，购买机器设备均是在申达公司歇业之后，不存在共同使用的情况；其次，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均有各自独立的财务账册,且代收的货款均如实返还，认定收益不加区分没有依据；再次，厂房是租赁的，设备材料是购买的,且均支付了公允价款，有相应的发票，并非财产随意调用；最后，变更合同发货付款条件系双方意思自治事宜，并非款项随意支付。（五）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设备材料的买卖基本发生在卡博公司起诉和申请执行之前，原审判决认定卡博公司申请执行后，申达公司转移资产给朗格公司系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卡博公司债权无法清偿的原因是申达公司资金链断裂，而非人格混同，申达公司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明资金链断裂的事实，并非与案件无关。综上，原审判决对在案证据呈现的客观事实进行片面过度的解读，欠缺依据和逻辑的推定，最终导致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仅适用于公司与股东之间，第15号指导案例突破了该限制，认为不具有相互持股关系的相关公司之间可适用人格否认制度,但前提是相关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且符合混同的表征和实质要素，这是该指导性案例的关键要件，也是慎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原则的体现。本案中，屠剑君并非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的同一实际控制人，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也不存在人格混同的表征及实质要素。本案与指导性案例在关键构成要件上并不相同，原审判决参照该指导性系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出示，听取当事人意见，并可就调查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予以说明。”因此，根据法律规定，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而且调取的证据必须当庭出示，经当事人质证。本案中,卡博公司曾当庭申请调取申达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信息，法庭以该证据与案件无关为由当庭予以驳回。但现原审判决却载明“从本院调取申达公司在交行玉环支行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间账户交易流水显示，申达公司流向申达控股集团资金1680万元，流向孙爱玉名义的资金1520万元，流向屠申波的资金1900万元，并未清偿银行贷款，也未归还原告代偿的款项，屠剑君在申达控股集团占有12%的股份，是间接受益人。”而且该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信息，法庭也并未在庭审时向申达公司及朗格公司出示，听取申达公司及朗格公司的质证意见。申达公司认为，原审法庭在驳回取证申请后,又自行调取申达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流水信息,且未经出示质证就直接以该信息认定申达公司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平等受偿，这有违法律规定，也有违裁判中立原则。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为维护申达公司的合法权益，现提起上诉,请求贵院支持申达公司的上诉请求。 卡博公司针对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的上诉共同辩称，对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的上诉理由只能表示可以理解，但是卡博公司认为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根据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的上诉，本案争论的是，一、屠剑君是否是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二、屠剑君实际控制的两家企业有无存在着财产混同；三、从判决书一审理由来说屠剑君是否可以从中受益，另外上诉人提出15号指导案例在本案中是否应参照等问题。一、有关实际控制人的问题。从一审屠剑君作为证人出庭来说，其陈述在申达公司时其是负责整个销售，所有客户都由其掌控，而且负责生产，屠剑君将申达公司的五个主要客户调到了朗格公司，又将238个员工从申达公司调到朗格公司，所有的设备继续沿用，故卡博公司认为屠申波和屠剑君两人均为实际控制人，一审对此作出的认定没有错误。二、财产、人员、组织机构有无混同。屠申波、赵素飞、屠剑君等原都是申达公司的职工，后社保全部挂到朗格公司；另一审法院查明且屠剑君本人也承认，申达公司的账户被冻结，故货款都汇到朗格公司上，即使上诉人称代收后都返还，但明显账户是混同的。一审还认定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之间关于购买的同产品设备和付款金额发票进行对比，这一节在事实认定里是有的，认定发票开了6700多万元，而实际付款金额没有达到这么多，这一节也是本案的焦点问题，根据卡博公司对于税务部门和银行申请调查的证据进行统计后，大致得到朗格公司开给客户和申达公司开给五家客户的发票，朗格公司开给五家客户的总金额和五家客户付给朗格公司的款项是不相同的，相差几千万，朗格公司还没有向客户开票前客户都先行向朗格公司付款，本案其实而言不仅是混同的问题。朗格公司在上诉状中对一审法院对财产、财务区分不清晰的八点理由，无非想说朗格公司到申达公司来的员工是正常现象，使用同一场地也是正常的，租金也是合理的，根据市场行情的分析，租赁的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月租金5万元、年租金60万元是不合理的。三、有关法律适用的问题及15号指导性案例能否在本案中适用的问题。除公司法第二十条外，还有第三条，总则要求企业法人必须有独立地位，15号指导性案例裁判并非按照公司法二十条，已突破公司法二十条规定，故15号案例是可以参照的。四、有关本案程序性问题。上诉人提出程序性的理由无非两点，一是认为本案卡博公司的证据都是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查的，这在程序上并无不当。二是认为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没有经质证，被上诉人在第一次申请调查取证是没有获得准许，但在庭后继续向法庭申请调查，一审没有经过质证在判决书中表述不违反法定程序，只能算程序上有一定瑕疵，而不是违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卡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朗格公司对（2016）浙1021民初866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第三人申达公司应承担的债务连带清偿。 一审法院认定，申达控股集团成立于1999年11月15日，系由股东屠申波、屠剑君两人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屠申波。屠申波持股比例88%、屠剑君持股比例12%。第三人申达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23日，系由股东申达控股集团和外资企业ABT两法人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82万元，其中申达控股集团持股72.53%，ABT公司持股27.47%。屠申波任董事长，赵素飞任副董事长，屠剑君任董事。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水暖管道零部件，经营场所在申达控股集团厂区内。因申达公司资金链断裂，自2014年5月起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至2014年7月已经竭业，至今未办理注销。2014年3月31日被告朗格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股东为屠剑君、屠其祥两自然人，经营场所在申达公司同一厂房内，经营范围是阀门、水暖管件制造，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屠剑君。朗格公司为生产经营需要，申达公司的经理胡保朝、童信春，管理人员陈小庆、冯卫京、孙爱玉、赵继敏、姬庆明，辜兴应，行政管理王佩佩，生产师傅兴应，李井西，财务会计苏美文、王肖肖、吴笑笑，以及外贸人员林青青、陈丽敏、吴圆圆等大部分员工陆续在朗格公司任职，并安排同岗位工作，朗格公司为屠申波、赵素飞等员工交纳社会保险；又向申达公司购置生产设备数控机床，车辆总价6631517.60元，朗格公司至2015年9月前陆续付清货款，并开具相应发票；又购置原材料铜棒，阀门配件、毛坯等总价67467372.13元，申达公司退还多付材料款568000元，朗格公司实支付货款39611000元，代收其涉外客户货款折合人民币6817379.30元付还申达公司，并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申达控股集团自2017年6月至厂房被拍卖前，朗格公司代其付电费508600元，在生产经营中共支付电费2499865.72元，申达公司开票金额2499865.72元。2015年8月2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申达控股集团的破产清算。因2016年3月2日，屠申波、财务苏美文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问题被监视居住。于2017年12月29日被该院判刑。同年12月申达控股集团厂房被拍卖，朗格公司搬离申达公司。另查明，2015年8月27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申达控股集团的破产清算。因2017年12月申达控股集团厂房被拍卖，朗格公司搬离申达公司。另查明，2013年7月25日，申达公司向广发银行台州支行贷款1200万元到期未还。2014年12月1日银行起诉到椒江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原告代偿担保款6430325.33元，于2016年12月9日向该院起诉申达公司归还代偿款，该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6）浙1021民初8666号民事判决：申达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原告担保代偿款6430325.33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其中代偿款2507066.47元的利息自2015年6月12日开始计算；代偿款3923258.85元的利息自2016年12月16日开始计算）；该判决另判令汤臣公司、屠申波、赵素飞对第三人不能清偿的部分各承担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因2017年12月申达控股集团厂房被该院拍卖，朗格公司搬离申达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认定被告朗格公司和第三人申达公司人格混同表征因素，两者构成关联公司。 （一）被告和第三人组织机构、人员存在混同。经审查，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屠申波，与朗格公司股东屠剑君、屠其祥，是父子、兄妹关系，存在直接利害关系。虽然形式上申达公司的股东申达控股集团无直接关系，但申达控股集团其中股东之一与朗格公司法定代表人均系屠剑君，而从申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看，其股东外资企业ABT公司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而负责业务的屠剑君在公司中重要地位，能够支配两公司的经营决策。2.朗格公司自成立起，公司职员基本来源于申达公司，如董事长屠申波、副董事赵素飞，经理，管理人员，财务会计，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师傅以及外贸人员等占比例较大数量的员工，由朗格公司安排同一岗位，并缴纳了社保。故存在职员高度重叠、交叉任职。（二）被告和第三人在经营场所和经营范围上混同。从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朗格公司经营场地在申达公司厂区内，根据证人屠剑君证言朗格公司购置申达公司机床设备没有搬迁，故两公司住所地、营业场所相同，共同使用同一生产车间、同一办公设施、同一电表、消防等资源，被告经营范围完全覆盖第三人的经营范围。在申达公司未注销之前有共同的厂房，对外不易严格区分，故存在混同现象。（三）被告和第三人存在业务上的混同。五家公司原系申达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优质客户，朗格公司成立后接受申达公司原五家公司业务资源，与本公司继续合作，生产同类产品。朗格公司认为代履行代付申达公司未履行合同的事实，其未能举证证明与第三人、外商三方达成协议，故该院有理由相信实际履行合同主体仍是申达公司。故存在业务混同。（四）被告和第三人财务上不清晰、财产上有高度重合盖然性。表现为：（1）朗格公司成立之后在申达公司同一车间经营场所一致。朗格公司自成立起一直租用申达公司厂房生产，直至搬离腾空，在此期间没有添置厂房。（2）朗格公司使用了申达公司的生产、运输设备。申达公司已出现资不抵债，随时有被债权人起诉，厂房被拍卖的可能、从朗格公司却于2015年3月31日、2015年12月14日，2016年10月27日共支付房租150万元，不符合正常的商业惯例。（3）朗格公司刚成立注册资金仅100万元，而向申达公司购置三辆价值97万元轿车，属于消费性支出，不符合商业运作模式和情理；（4）从朗格公司提供交易证据材料显示，其陆续向申达购置的生产设备价值近600余万元，另外购置铜棒、配件、毛坯等材料款价值近6000万元，被告在支付款项资金来源在财务上无法清晰反应。如果确实存在朗格公司代予履行申达公司未履行的合同，无须退还材料款，这不符合商业运作模式；（5）据朗格公司提供交易凭证显示，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达成的三份购销合同内容上显示，货物交付时间分别在2014年的7月份和12月份，结算方式及期限交付交货前需方验收合格，发货30天付清余款，而从合同实际履行来看，申达公司到2015年9月份前陆续交付完毕，朗格公司最终付款时间到2016年，说明交易主体合同权利义务不受合同约束，朗格公司对申达公司的财产随意调用；（6）屠剑君证明公司成立正式步入正轨生产是2014年7月份，当年产值5700万元，2015年产值达到1亿元，2016年产值6200万元，前三年度产值达到2亿多元。该院认为，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的企业，不足半年营业额能达到产值5700万元，前三年度用电量只有280万元，显然不符合同类行业商业营运成本核算；（7）申达公司将整体资产转移给董事会成员屠剑君的企业，收取了巨额款项，从该院调取申达公司在交行玉环支行2014年1月至2018年4月间账户交易流水显示，申达公司至2016年流向申达控股集团的资金近1680万元，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间流向以孙爱玉名义的资金近1520万元，2016年10月至2016年11月间流向屠申波的资金近1900万元，并未清偿银行贷款，也未归还原告代偿的款项，而屠剑君在申达控股集团中占有12%的股份，是间接受益人，故申达公司处置公司资金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平等受偿的权利，这是当前公司为逃避债务将资产转移给关联企业的显著特征；（8）朗格公司辩称以其公司名义代予履行申达公司合同，形式上是履行和收货主体，但其又与五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生产同类产品，但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未能提供独立财务账册，而屠剑君作证称其公司与五家公司业务合作时，客户汇入朗格公司同一笔货款中有本公司的，也有申达公司的，即申达公司和朗格公司持续使用共同的账户收付款。朗格公司辩解因申达公司账户被司法机关冻结，将公司开设的账户提供给申达公司所用，规避司法机关对申达公司银行账户的监控，主观上具有恶意串通，双方共用同一账户。故对外无法区分各自财产，财务上存在高度混同。综上所述，该院有理由相信被告和第三人两公司从业务上混同，到客户上混同，最后到财产上高度重合的盖然性混同。申达公司董事会成员屠剑君与其朗格公司存在交易，存在利益输送，且在组织机构和人员上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叠，如董事兼股东，高管交叉任职，经理和财务相同，甚至雇员相同；在业务上，两公司从事相同的业务资源，在经营中彼此不分；财产上，两公司持续使用共同的账户，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财产。因此，被告和第三人在经营场所、经营范围、组织机构和人员、业务、财产各方面均存在混同现象，实属“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互相不具有投资关系的关联公司，导致公司人格混同。该院认为，被告朗格公司和第三人申达公司构成关联公司。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独立经营主体，其意思是通过公司股东、董事，经理表达的，如果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则完全有可能操控公司，使其服从实际控制人的个人意思。申达控股集团的股东为屠申波、其妻赵素飞，其妹屠剑君，控制股东为屠申波。申达公司控制股东为申达控股集团，屠剑君是朗格公司的控股股东，又是申达公司董事会成员，其一直负责申达公司的经营业务和生产销售，业务量决定一个企业盈利和股东的利益，是掌控一个企业存续和发展空间的命脉，屠剑君在公司中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屠申波与屠剑君系亲兄妹关系，而申达控股集团、申达公司、朗格公司三家公司又属于家族式企业。自朗格公司为屠申波、赵素飞交纳社保并领取生活费，屠申波、赵素飞已丧失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申达公司在人事上受制于朗格公司，朗格公司接受申达公司整体资产的转移、代其履行未履行的合同及收取客户的货款均受屠剑君意思影响和支配。朗格公司受让了申达公司有价值的资产，导致其盈利能力丧失，自身债务实际上已无法履行，一方面继续产生利润，自己公司成为最大受益人，另一方面公司支付给申达公司款项，屠剑君在控股集团中占12%股份，系间接受益人。董事会成员屠剑君在申达公司中地位和影响、以及与屠申波特殊的身份关系等因素，事实上成为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滥用申达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通过设立朗格公司恶意串通，转移公司有价值的资产为朗格公司所用，逃避清偿债务，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该款第四项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关联方，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联关系之一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控制；（三）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及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一条所称关联关系，主要是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具有下列之一关系：……。（三）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是由另一方委派，或者双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为第三方委派。（四）一方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同时担任另一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或者一方至少一名可以控制董事会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会高级成员。……（六）一方的购买或销售活动主要由另一方控制。（七）一方接受或提供劳务主要由另一方控制。（八）一方对另一方的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质控制，或者双方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包括虽未达到本条第（一）项持股比例，但一方与另一方的主要持股方享受基本相同的经济利益，以及家族、亲属关系等。”故本案屠剑君系朗格公司控股股东，又是申达公司董事会成员，从人格混同的表征因素和实质因素，该院可以认定两公司系关联企业。关于争议焦点二，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质因素，存在财产混同。财产混同是指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的财产，两公司资金混同等等。财产混同违背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公司资本维持和公司资本不变等基本原则。根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故财产独立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公司的独立人格也突出表现在财产的独立上，从本案查明，两公司体现住所地、营业场所相同，共同使用同一生产车间、办公设施、机器设备，公司各自收益不加区分，申达公司的财产随意被朗格公司调用，朗格公司款项随意给付，共同使用同一账户或朗格公司提供账户给申达公司使有，潜伏着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挪用，严重影响公司对外清偿债务的能力，关联公司的财产已无法区分，丧失独立人格，就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基础。关于争议焦点三，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人格混同的结果因素，损害了债权人原告的利益。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结果是指人格混同的程度必须达到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后果，人民法院才否认关联公司的法人人格，让关联公司相互之间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查明，第三人申达公司停产不注销又不组织清算，原告对申达公司的债权经该院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在原告申请执行之后，被申请执行人申达公司未能履行清偿义务，不积极处理公司财产，又未经第三方评估处置整体资产移转给朗格公司，在收取朗格公司货款后，大部分资金流向申达控股集团、屠申波、孙爱玉等，逃避自身债务，故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原告的合法利益。该院认为，《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民法的基本原则，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逃避行为正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上述关联企业朗格公司实际控制人屠剑君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所规范的情形相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滥用其对若干公司的支配权，为规避法定义务或合同义务，利用多个关联公司之间的关联性转移资产，损害其中一个或若干个公司的利益以求其作为控制人的利益最大化，本案之事实即属此类。关联公司利用人格混同逃避债务时，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客观因素之一。为规范公司制度，有效地防范不法分子滥用法人的人格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了实质上的公平，可以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予以规范和调整，由关联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该案例裁判规则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款，按类似情况处理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本案与指导性案例具有类似情况，故该院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故关联企业朗格公司对申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未尝不可。综上所述，该院认定应否认关联公司各自的独立人格，将被告朗格公司和第三人申达公司视为一体，朗格公司应对申达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规定，判决：被告玉环朗格阀门有限公司对该院（2016）浙1021民初866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第三人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对原告浙江卡博铜业有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玉环朗格阀门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朗格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电费统计表两张，拟证明朗格公司三年的用电量符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关于用电量的认定仅为猜想。卡博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段时间产生的电费并非在原先的场地发生，自行统计的电费表并非证据，还应当提供电力部门出具的发票，根据卡博公司统计，朗格公司支付给申达公司的电费只有123万元，没有249万元，在朗格公司支付给申达公司的款项中很多写明的都是材料款，现在是自行进行分类。申达公司对朗格公司提供的证据一无异议。上诉人申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玉环县企业债务危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函件，拟证明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屠申波。证据2.玉环市人民法院（2019）浙1021民初30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净化控股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传明的哥哥沈崇德对申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屠申波负有巨额债务未清偿，是导致申达公司未能从实际控制人处取得资金输血，资金链断裂，最终无法清偿债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博公司质证后认为，证据1和证据2都不是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赵素飞的房产如果用于清偿债务，将会减轻申达公司的负债率，并不会加重申达公司的债务；本案系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之间混同的问题，跟屠申波与沈崇德之间的诉讼并无关联，况且该诉讼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六七千万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冰山一角，该证据恰恰表明申达公司不仅与朗格公司之间存在混同，而且屠申波与朗格公司之间也存在混同。朗格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证据2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证据1的函是处置资产的函，但内容明确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屠申波，政府出具的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能够证明一审判决对屠剑君系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认定错误。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系朗格公司自行制作，且未提供相应的电费缴纳发票等证据予以佐证，对证据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1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说明申达公司在2015年7月6日时申达公司尚未注销，也未清算，而玉环县企业债务危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申达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将屠申波表述为实际控制人，并无不当，但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仍应结合其他事实进行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与本案审查的事实之间并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二、若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是否损害了卡博公司的利益；三、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 一、关于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的问题。 从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历史渊源来看，屠申波、屠剑君兄妹二人于1999年11月15日注册成立申达控股集团；申达控股集团和外资企业ABT两法人于2006年2月23日注册成立申达公司，其中屠申波担任董事长，赵素飞担任副董事长，屠剑君任董事并主要负责销售业务和生产跟踪，申达公司于2014年5月起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至今未办理注销；2014年3月31日，屠剑君、屠其祥二人注册成立朗格公司，屠其祥任法定代表人，屠剑君为实际控制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系关联公司，并无不当。关联的两家公司一般而言仍具有各自独立人格，认定关联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仍需从关联公司的组织机构、财产、业务三方面进行审查。 （一）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在组织机构上是否存在混同。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主张两家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人员或组织机构上的混同，认为其公司人员变动系正常的商业运转行为。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屠剑君自述的朗格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来看，2014年朗格公司的产值为5700万元，2015年产值1个亿，2016年产值6200万元，2017年产值6800万元，即朗格公司除2015年以外，其他几年的产值是基本稳定的，而朗格公司系2014年3月31日方才注册成立，2014年7月1日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其成立伊始的半年生产力和产值近乎等同于成立后数年的每年全年度生产力和产值，这就要求朗格公司必须拥有一支成熟且专业的团队进行公司的运行，否则即使屠剑君再如何熟悉公司业务也难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相当于以后全年的产值。其次，朗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屠剑君虽然主张其系陆续招聘申达公司的员工，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陆续招聘的员工究竟于何时入职朗格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招聘的非申达公司的员工人数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而从朗格公司的人员组成情况来看，包括申达公司的董事长屠申波、副董事赵素飞、经理、管理人员、财务会计、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师傅、外贸人员等在内的较大数量申达公司的工作人员进入朗格公司工作，且大部分原申达公司员工进入朗格公司后仍继续从事原先的岗位和工作。另外，在2014年12月份的购销合同签订之时，如屠剑君所述原申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屠申波及屠申波之妻赵素飞已经失业，社保挂靠在朗格公司，在申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挂靠在朗格公司且申达公司也已经停业半年的情况下，申达公司却能够与朗格公司签订价值4000多万元的购销合同，这一方面反映申达公司与朗格公司之间的行为不符合正常商事主体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屠剑君对于申达公司具备着控制能力，故一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组织机构和人员上的混同，并认定屠剑君系申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并无不当。 （二）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在财产上是否存在混同。朗格公司主张其租赁申达公司的厂房并支付租金，购买申达公司的设备、材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财产混同。本院认为，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是其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而财产混同，是指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归属不明，难以区分各自的财产，如关联公司的住所地、营业场所相同，使用同一办公设施、机器设备，公司之间的资金混同，各自的收益不加区分，公司之间的财产随意调用等。首先，朗格公司的注册资金仅为100万元，但其新设之后就向申达公司租赁年租金60万元的厂房、购置三辆总价值97万元的轿车、购置价值近600余万元的生产设备，并另行购置铜棒、配件、毛胚等价值近6000万元的材料，对于其资金来源，朗格公司辩称系来源于屠剑君向公司借款、公司自有流动资金及公司经营利润，但朗格公司的注册资金为100万元，鉴于上述所涉及的交易资金金额远超朗格公司的注册资金金额，也不同于正常企业的资金流转处置的情形，而朗格公司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直接影响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财产混同的认定，故朗格公司作为资金处置的主体，仍应进一步对其辩称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朗格公司辩称其已经提交全部与申达公司有关的独立的财务账册，经二审核查，朗格公司提供的财务账册系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信息，这些材料并不等同于公司财务账册或会计账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会计账簿包括总帐、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现朗格公司未能提供诸如明细账、日记账等公司会计账簿来支撑其辩解理由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无论是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达成的三份购销合同亦或是租赁合同，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双方均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履行。2014年6月20日，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购买价值8853794.52元的货物，合同约定货物需在2014年7月8日前交付；2014年6月22日，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购买价值14946362.59元的货物，合同约定货物需在2014年7月2日前交付；2014年12月20日，朗格公司向申达公司购买价值43667215.02元的货物，合同约定货物需在2014年12月31日前交付；上述三份合同均约定货物交付后30日内付款。2014年7月1日，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租金付款期限为每年的10月份之前。如申达公司所述，因屠申波对外债权无法收回及涉嫌刑事案件，以致申达控股集团及相应的关联公司资金链断裂，至2014年6月，申达公司已无法继续生产而停止经营，即无论是申达公司亦或是申达控股集团，此时均急需资金用于解决困境。而值此困境之时，申达公司出售产品以盘活资金属于正常之举，按常理推断，申达公司已经停止运营、购销合同中涉及的货物交付之日距离合同签订之日间隔均不到半个月的情况下，所涉货物应当是申达公司的库存且能够立即交付的货物。况且三份合同所涉金额超过6000万元，对于急需资金的申达公司而言，越早达成交易获取资金就越能帮助其摆脱困境。但申达公司在2014年7月1日将厂房出租给朗格公司后却未立即收取租金，迟至2015年3月31日方才收取第一笔租金；本应在2014年底前就能完成的购销合同也迟至2015年9月份方才陆续交付完毕，朗格公司的付款时间更是迟延到2016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的行为不符合理性商事主体的行为模式，并综合两家公司的行为和财产处置情况而认定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并无不当。 （三）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在业务上是否存在混同。朗格公司主张其系拥有自己独立的业务体系，在申达公司停止经营后其承接申达公司原有的五家公司业务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屠剑君述称申达公司停业后，原申达公司无法继续履行的合同由朗格公司代予履行代收货款，收款后交予申达公司，后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五家公司继续业务关系；同时屠剑君还陈述朗格公司账户中汇入的货款可能是朗格公司的也可能是申达公司的。本院认为，朗格公司在新设不久即代为履行原申达公司的合同，且其生产经营的产品与申达公司的生产经营内容存在重叠，而后原申达公司的客户也均成为朗格公司的客户。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朗格公司的组织结构、财产情况及业务情况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认定朗格公司和申达公司之间存在公司平移、人格混同、利益转移、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现象，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二、申达公司在公司面临困境，停止生产经营后却又不及时组织清算，反而将自身优质资源转移给朗格公司，就使其自身偿债能力大幅下降，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即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损害了卡博公司的利益的问题。 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开具调查令，并未违反法律规定。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银行流水信息，虽然该证据未经质证程序上略有瑕疵，但一审法院并未将该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该证据的内容也不影响本案朗格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人格混同的认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朗格公司、申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玉环朗格阀门有限公司负担40元，由上诉人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负担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贤和 审判员  陈文杰 审判员  张淑娅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马 里 -44-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