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武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延良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佳，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育盛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旖旎，广东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伟武与被上诉人耿延良、原审被告陈育盛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6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伟武的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驳回耿延良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耿延良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陈伟武与耿延良并未对委托理财合同进行结算，明显与事实不符，双方已于2015年9月17日结算完毕，次日耿延良收回结算款项，协议履行完毕。2015年6月2日，陈伟武与耿延良签订案涉《委托理财协议》，同日耿延良支付委托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收悉委托资金后，陈伟武根据自身的经验，于2015年6月9日将包括案涉委托资金在内的人民币1100万元转存入案外人陈某某的证券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开始进行股票买卖的操作。期间，陈伟武秘书黄某某通过微信定期将理财资金的盈亏情况，即净值率告知耿延良，耿延良均已收悉。但是由于股票市场连续多次遭遇股灾，根据《委托理财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的约定，陈伟武于2015年9月16日提前将案涉投资全部赎回。次日，陈伟武通过秘书黄某某与耿延良按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亏损分担比例作了结算：黄某某2015年9月17日下午4:38的微信显示：“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领导，这是今天结算的结果”，对此耿延良回复“还好”。与此前仅汇报产品净值不同，前述微信内容在列明净值后，还按照《委托理财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亏损分担比例计算出了最终的数额，并明确提及这是结算结果，同时要求提供收款账号以转回款项。可见，该内容明显具有结算的意思表示。结算后次日，即2015年9月18日，陈伟武将结算款项人民币591.9万元汇至耿延良指定的收款账户，至此，耿延良在陈伟武处已不再有任何委托资金，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已终止。2015年10月29日，耿延良将案涉委托理财协议原件交回陈伟武，亦可印证耿延良认可双方委托理财关系已终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伟武与耿延良并未对委托理财合同进行结算存在认定事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期限届满后，陈伟武应向耿延良支付剩余款项4081000元及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没有依据，而且超出诉请范围，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委托理财协议》约定的模式是风险共担型（耿延良70%，陈伟武30%)，而非保本型。陈伟武已提供证据案涉委托理财最后的净值率为0.417,存在亏损，根据协议约定的亏损分摊比例，结算后应返还耿延良591.9万元，陈伟武已按约返还。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期限届满后，陈伟武还应向耿延良支付剩余款项4081000元（1000万元-591.9万元）并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利息，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而且，原告诉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一审却判定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利息，显然超出诉请范围，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应予说明的是，由于金钱属于种类物，因此陈伟武只需在其资金中划够1000万元作为耿延良的委托资金进行理财操作即可。本案中，案外人陈某某已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自2015年6月9日起，从银行转存入其证券账户的资金人民币1100万元均为陈伟武所有，陈伟武已完成举证。一审法院认为陈伟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耿延良支付的1000万元已付至陈某某的证券账户，属于举证不足，系忽略了金钱的种类物性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陈伟武应向耿延良支付剩余款项4081000元及按照年利率6%标准计算的利息，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耿延良于2018年11月28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争议的诉讼时效已于2017年9月17日届满。如前所述，陈伟武与耿延良已于2015年9月17日对案涉委托理财合同进行结算，2015年9月18日，陈伟武将结算金额支付至耿延良账户。耿延良于2018年11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返还委托理财本金及利息，明显已过两年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未超过诉讼时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陈伟武因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陈伟武的合法权益。耿延良答辩称：一、案外人黄某某与耿延良的微信记录，根本不能证明陈伟武与耿延良之间就委托理财合同进行了结算，事实上耿延良也从来没有与陈伟武达成最终的结算合意，耿延良将1000万元的款项交付给陈伟武用于投资理财，陈伟武作为受托人理应勤勉履行委托事项，并且应当充分向耿延良说明资金的具体去向，并详细告知投资理财的具体过程，然而陈伟武从未向耿延良予以说明。在这些基本情况都未明确的情况下，双方也不可能有结算的前提基础，陈伟武的相关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二、陈伟武至今未能说明已实际将耿延良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用于投资理财，在本案中陈伟武举证的提供的陈某某的资金账户与本案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三、根据委托理财协议的约定，委托期限自陈伟武收到耿延良委托资金之日起6个月，耿延良于2015年6月2日将1000万元交付给陈伟武，委托期限应至2015年12月2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应为三年，即2018年12月2日届满，耿延良于2018年11月份提出诉讼，仍然在诉讼时效之内。综上，陈伟武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陈育盛未答辩。耿延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耿延良和陈伟武、陈育盛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2.陈伟武、陈育盛返还耿延良委托理财本金4081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2日起至陈伟武、陈育盛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3.陈伟武、陈育盛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日，耿延良（甲方）和陈伟武（乙方）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编号：（2015）委理字第xxxx号]，约定，甲方将资金1000万元有偿委托给乙方投资于国内金融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买卖股票、基金、信托、债券及其它金融衍生产品等），甲方将1000万元转账付至乙方指定的陈育盛收款账户。乙方收到甲方的委托资金后，根据自身交易经验及专业知识，独立进行资金的受托管理与操作，最大限度保障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根据现行市场交易模式，双方同意选择风险共担型进行操作，即若盈利，甲方和乙方分别分得盈利资金70%和30%；若亏损，甲方和乙方分别承担亏损70%和30%。委托期限从乙方全额收到甲方委托资金之日起六个月。若发生纠纷，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6月2日，耿延良向陈育盛转账支付1000万元。2015年9月18日，耿延良收到陈耿松转账支付的5919000元。微信聊天内容显示，2015年9月17日下午4时38分，黄某某（陈伟武的秘书）称“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领导，这是今天结算的结果”。下午4时56分，耿延良回复称“还好”。黄某某称“没得旅游了”，耿延良称“旅游我还是要请你的。辛苦了”，黄某某称“等武哥把你亏的那些再挣回来给您再提旅游吧”、“我都觉得对不住你，让你赶上史上的多次股灾”、“什么时候您给个帐号把钱打回给您”。耿延良问“那退回以后下一步计划？”。下午5时41分，黄某某称“武哥回复：时机一成熟第一时间告诉您，拉您一起加入，钱不能光放着，先让它回您帐上”，耿延良回复称“好。谢谢”、“等您的账户信息安排转款”，耿延良随即将其银行账户信息发送给黄某某。2015年9月18日上午11时38分，黄某某将付款页面截图发给耿延良，耿延良称“收到。谢谢”。2015年910月29日上午9时27分，耿延良问“合同啥时候过来拿，直接销毁吗”，黄某某称“您今天有空吗？我来拿！”。黄某某随后到耿延良处取回耿延良手中持有的涉案合同。2018年11月28日，耿延良将陈伟武、陈育盛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陈伟武提交陈某某证券账户查询确认单、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及情况说明，用以主张陈伟武已将耿延良涉案资金1000万元投资于国内金融产品及投资最终净值率为5919000元[1000万元×0.417+（1000万元-1000万元×0.417）×0.3]，且结合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耿延良已通过微信确认该结算金额。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委托理财协议内容，可以认定耿延良和陈伟武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2015年9月17日耿延良和黄某某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对委托理财合同的结算。耿延良和陈伟武对于耿延良和黄某某之间微信聊天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虽然黄某某在微信聊天中告知耿延良“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但随即又称这是当天结算的结果。结合上述聊天内容，对于耿延良而言，显然是认为黄某某将2015年9月17日理财产品的盈亏情况告知耿延良，故耿延良之后回复“还好”。黄某某称陈伟武要把耿延良亏损的钱赚回来，并要求耿延良提供账户以便将款项支付耿延良，耿延良紧接着就问退款后下一步计划，黄某某回复称“武哥回复：时机一成熟第一时间告诉您，拉您一起加入，钱不能光放着，先让它回您帐上”。可以看出，黄某某并没有明确“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微信聊天内容就是耿延良和陈伟武对委托理财合同的结算，也没有明确告知该数额就是结算数额。而黄某某代陈伟武表示要把耿延良亏损的钱赚回来，不能让钱放着，要让它回到耿延良账上。由此可见，耿延良和黄某某之间并没有就涉案款项的结算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1000万元是巨额财产。耿延良委托陈伟武理财时，签订了书面委托理财合同。若需结算，双方必定核对投资金融产品及盈亏情况后进行对账。仅凭微信聊天中的意思表示不明确的三言两语，难以认定耿延良认可黄某某微信聊天内容就是对委托理财合同的结算。诉讼中，陈伟武仅提交陈某某证券账户查询确认单、证券账户交易明细及情况说明，用以主张陈伟武已将耿延良涉案资金1000万元投资于国内金融产品及投资金额最终余额为5919000元。陈某某是证人，其没有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陈伟武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耿延良支付的1000万元已付至陈某某上述证券账户，并由陈伟武投资相关金融产品。故陈伟武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委托理财已亏损。2015年6月2日耿延良将资金1000万元转账支付陈伟武指定代收人，故合同期限至2015年12月1日届满。合同期限届满后，陈伟武应向耿延良支付剩余款项4081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陈伟武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耿延良主张的利息数额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伟武应于2015年12月2日起向耿延良支付上述款项，耿延良2018年11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陈伟武关于耿延良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陈育盛仅是陈伟武指定的合同款项代收人，并非涉案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耿延良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陈育盛是合同实际履行人，故耿延良要求陈育盛在本案中承担付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陈伟武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耿延良支付款项4081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2月2日起至陈伟武付清款项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耿延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陈伟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304元（已由耿延良预交），由陈伟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陈伟武于二审补充提交了耿延良与黄某某（陈伟武的秘书）自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9月7日期间的完整微信聊天记录、该期间陈某某证券账户证券交割单、对账单、相应股票交易数据、净值率计算表等证据，并提供了原始载体手机等原件供核对，耿延良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但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中代表“耿延良”的微信账户为其本人使用，因耿延良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上述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二）根据陈某某证券账户证券交割单、对账单记载情况，该证券账户于2015年6月9日转入1100万元，资金余额为1100万元，并陆续买卖彩虹精化、大唐电信等多只股票，于2015年9月16日卖掉最后一只股票大唐电信，账户资金余额为4596423.02元，该账户于2015年9月18日转出4596423元，资金余额为0.02元。陈某某于二审庭审出庭作证，确认陈伟武于一审提交的《情况说明》“陈某某”署名为其本人所签、内容属实，上述证券账户所转入资金、相关股票交易操作均为陈伟武所有所为。（三）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记载，2015年6月2日，黄某某向耿延良发送了委托理财协议电子版，耿延良称“这样的合同，只能是基于我们互信的基层上签署了……”2015年6月10日，黄某某称“听团队说，您进入的产品组合，每周五会给您报个净值。到时告知您”，耿延良回复“谢谢”。2015年6月12日（周五），黄某某：“永利产品：6月12日，产品净值1.087。”耿延良：“没有看明白。”黄某某：“产品名称：永利；该产品6月2日入市，至6月12日，10天获利87万。”耿延良：“你如果方便能否电话给我？”黄某某：“你只要将本金乘净值率即可。”耿延良：“哦。”黄某某：“还要电话吗？”耿延良：“明白了。”2015年6月19日，黄某某：“6月19日，产品净值0.917。”2015年6月24日，黄某某：“领导，净值率下周发您可以吗？”耿延良：“本周估计难看，不用发。”黄某某：“下周一定发您！感谢您的信任！”耿延良：“没有问题。”2015年7月3日，“7月3日，产品净值0.631。”2015年7月10日，黄某某：“7月10日，产品净值0.521。”耿延良：“想过跌，没有想到跌这么多。”2015年7月24日，黄某某：“7月24日，产品净值0.529。”2015年8月1日，黄某某：“7月31日，产品净值0.464。”2015年8月10日，黄某某：“8月7日，产品净值0.477。”“周末给忙忘了”耿延良：“啥时候能回本就好了。”黄某某：“8月10日，产品净值0.501。”“这是今天的！”耿延良：“天天有进步就好。”2015年8月16日，黄某某：“8月14日，产品净值0.492。”2015年8月24日，黄某某：“8月21日，产品净值0.468。”耿延良：“今天又大跌。我意思是你们操盘手，应该有止损的措施。”黄某某：“关于止损，你可以咨询武哥，我确实不知道安排，他毕竟与你是共赢亏。老板与操盘手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不能介入太多，也不能不关注。所以……你可以谈谈暴跌后你们的资金安全问题。”耿延良：“明白。谢谢。”2015年8月28日，黄某某：“8月28日，产品净值0.437。”2015年9月8日，黄某某：“9月8日，产品净值0.431。”2015年9月11日，黄某某：“9月11日，产品净值0.439。”耿延良：“越来越少了，可以理解，是911。”2015年9月17日，黄某某：“永利9月16日产品净值0.417。耿总结算417+（1000-417）*0.3=591.9。”“领导，这是今天结算的结果。”耿延良：“还好。”经核实，上述聊天记录提到的产品净值率与上述陈某某证券账户同期相应数据计算出来的净值率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陈伟武与耿延良双方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结合双方的上诉与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委托理财合同是否已实际履行及结算；2.耿延良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签订合同后，耿延良按约向陈伟武指定的账户支付了1000万元，陈伟武随后也将相应款项转入陈某某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在此期间，耿延良与陈伟武秘书黄某某一直保持联系，黄某某定期向耿延良通报了证券账户的净值率，而黄某某通报的产品净值率与上述陈某某证券账户同期交易情况基本一致。上述事实所依据的合同、证券账户交易与资产情况、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要求，足以认定涉案委托理财合同已实际履行。耿延良主张陈伟武未将其交付的1000万元资金实际用于理财缺乏相应证据支持，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是否已结算的问题，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看，涉案委托理财产品因遭遇2015年股灾等因素，一直亏损，耿延良在交流过程中亦提出了应有止损措施的要求，2015年9月17日陈伟武的秘书黄某某通报了产品净值情况，并依据合同约定的赢亏共担原则与比例确定耿延良应收回的资金为5919000元，耿延良对此回复“还好”，并提供了收款账户收取了上述款项，且随后黄某某向耿延良提出要收回委托理财协议原件，耿延良亦没有表示异议，应视为双方已就委托理财产品进行了结算并达成解除委托理财协议的合意。耿延良主张双方未达成结算的合意理由不充分，亦与其随后长达两年多时间未再过问相关委托理财事项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二个焦点耿延良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上所述，双方已于2015年9月18日就涉案委托理财产品进行了结算并终止了双方委托理财关系，耿延良若对委托理财产品的结算或其他事项有异议，应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10月1日实施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普通时效，因此，耿延良于2018年11月28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已超过两年时效期间，陈伟武在原审中提出的时效抗辩理由成立，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陈伟武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耿延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4民初67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耿延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3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448元，均由耿延良负担。陈伟武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9448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耿延良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9448元，拒不缴纳的，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红审判员 邓    媛审判员 吴  思  罕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谢文琦（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