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46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二街西新天世纪商务中心A栋1002。负责人：汪腾锋，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杰，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美余，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仇洪涛，男，197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涵时，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负责人：岳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海燕，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茂林，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仇洪涛、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知明律所）因与原审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8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仇洪涛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遗漏关键事实，导致做出错误的判决，应依法改判。1、一审法院认定错误。上诉人并非认为在诉讼中不能变更诉讼请求，但在诉求的选择和确定上不能出现根本性或方向性的错误，否则就属于重大失职。根据被上诉人代理的上诉人与朱某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证据，既然选择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诉求，就不应当再选择240万的违约金，这两者本是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或者说存在根本矛盾的诉求，对上诉人的权利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在一开始起诉确定诉求时予以准确把握，这并不是对于被上诉人的严苛要求，而是对于作为专业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上诉人通过在变更诉讼请求过程中的往来邮件、短信记录内容等证据，证明该诉求上的问题并非被上诉人发现，而是由上诉人发现并主动提出，被上诉人才予以变更，不得不说被上诉人的该行为确实属于重大失职行为。一审法院以过于苛责于被上诉人而不予以支持上诉人抗辩意见，属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在收费上是否属于约定不明、是否存在欺诈的焦点问题未做认定和评价，遗漏了本案关键事实。在庭审调查及辩论中，上诉人一再强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一方面约定被上诉人仅仅代理南山区法院的一审程序，另一方面又约定“本案以判决、裁定……等方式结案的，均视为委托事务的完成”，同时还对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及获得违约金的情形约定了风险代理律师费用。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内容对于本案属于“风险代理收费”和一般的按照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收费”)，并不明确。该行为与《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第十一条有关“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及原则不符，也与司法实践中的律师风险代理收费的常规和操作不符。被上诉人作为专业机构未尽如实告知义务，其显然是利用其专业知识设置陷阱来套取不当利益，存在欺诈行为。虽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抗辩，但该文件对律师事务所并没有直接的适用效力。《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粤价（2006)298号）文件并没有废止。况且，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提出实行“市场调节价”，但只是对于收费的高低进行调整，并没有对收费的方式即“风险代理”方式还是“标准收费”方式进行调整。因此，被上诉人一方面在合同中约定被告“索赔到”违约金后按照30%支付违约金，一方面又在一审判决后的2016年3月8日、在上诉人未获得违约金的情形下，发函向上诉人主张违约金30%的律师费用。被上诉人一方面在（2017)粤03民终17695号案件中确认本案30%的律师费用属于风险代理收费，另一方面又在本案一审开庭中也仍坚持合同约定的就是南山法院一审判决只要判决支持违约金诉求，就视为其委托事务完成，上诉人就应当支付在一审判决当时已经判决确认（而非实际获得）的违约金对应的风险代理费用。很显然，被上诉人在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内容、其庭审过程中说法、以及做法是明显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其所作所为已经很明显的反映了其对上诉人存在欺诈，至少存在不明确性。但一审法院对此已归纳为焦点问题的事实，并没有做出任何认定和评价。对于这样一份不明确、存在欺诈情形的合同，在解除前是否具有适用和参考效力并没有明确。该事实也是本案进行判决的基本事实，一审法院因未对该事实做出认定，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做出错误的判决，应当依法改判。1、即便上诉人主张的因被上诉人的原因导致本案《委托代理合同》解除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在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情况下，判决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但却仍然确定以风险代理的计费方式和比例予以调整收费金额，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和精神。此处“相应的报酬”，在合同已经解除的前提下，显然不能简单依据合同约定金额和方式而定，而应结合被上诉人完成的工作量、考虑其继续履行合同所必然付出的成本，以及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确定最终的付费金额。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收费方式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直接按照风险代理的方式酌定50%的律师费用，缺乏依据，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一审法院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调整费用金额时并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有关风险代理律师费用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已于2016年2月29日解除的事实。根据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的解释和归纳，被上诉人认为《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30%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用是指：“只要南山法院一审判决朱某应支付违约金，上诉人就应当按照判决下达时计算的朱某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支付30%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用”，故其在南山法院判决后的2016年3月8日，在给上诉人的《告知函》中，被上诉人依此标准计算并向上诉人要求了2015年7月11日至2016年3月11日期间产生但上诉人还尚未获得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用34.56万元。因此，根据被上诉人的逻辑，其认为代理事项的完成及应当获得30%的风险代理律师费用应当是南山法院判决书下达时确认的朱某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数额的30%(按照被上诉人计算的2015年7月11日至2016年3月11日期间产生的违约金对应的律师费为34.56万元），而之后的代理工作和朱某应付的违约金的数额与被上诉人无关。况且，本案的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6年2月29日就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后因朱某提起其他诉讼程序产生的违约金，已经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一审法院判决606960元后期律师费给被上诉人，与合同己经解除的事实不相符合，也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悖，属适用法律错误。3、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考虑诸多因素对相应的报酬予以认定为约定报酬的50%，但对上诉人来说极不公平。首先，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在代理案件中出现的重大失职行为以及被上诉人不开具发票等过错行为导致合同解除的因素未做考虑；另外，上诉人与朱某的案件历经了一审、二审、再审、执行、执行异议及朱某另案起诉的一审、二审等等诸多程序，这些程序在作用上不存在本质区别，无孰轻孰重之别，在被上诉人仅完成一审程序的情况下，单从工作量上讲，判决50%的份额，明显不公平，也没有考虑到被上诉人应当要付出的成本、上诉人己经为该案额外付出的成本，也不能将被上诉人其已经收取12万元律师费用的事实和金额割裂开来。上诉人知明律所对上诉人仇洪涛的上诉答辩称：本律所的案涉合同前期的收费完全是按照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后期风险收费，完全符合《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案涉合同相对于1200万元的诉讼标的，前期固定报酬仅区区5万元律师费，其他均是风险代理收费，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如果约定的成果没有实现，仇洪涛仅需支付少许报酬，远远不够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付出的相关劳动报酬对价，那么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付出巨大心血的调查取证、保全财产、起诉、应诉的代理行为几乎无报酬，完全不公平。正是因为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努力，一审胜诉约定的条件成就，完成了合同约定工作，实现了全案完胜决定性成果，使仇洪涛获利近4000万元，而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仅仅依约主张可获120余万元的风险代理报酬。因此，请求法院支持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驳回仇洪涛的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上诉人仇洪涛的上诉不发表意见。上诉人知明律所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律师代理的是南山法院阶段的诉讼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参加二审，甚至执行等程序，不应获得约定的获赔违约金的30%明显是歪曲事实。众所周知，合同是具有严明的主体及权利义务相对性的，合同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制。本案上诉人是否应该享受合同约定的总价权利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而绝不存在以合同之外的标准、因素来对照判断和误解。既然上诉人在代理事务中没有过错，并且已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此后无论被上诉人是否解除代理权及案件是否还有后续程序，均无法否认上诉人依据合同主张的请求权。一审法院荒唐的认为上诉人只有代理了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等程序，才能主张30%的赔偿金请求权。这是对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中有关风险代理费的明确约定的故意曲解，也完全忽视了双方明确约定的就是上诉人代理一审程序，一审程序结束，被上诉人就应完全履行付款义务。二、被上诉人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条件已充分成就，其拒绝支付律师费是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违约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目前，被告已实际获得对方违约赔偿抵扣房价款404600元。上诉人应收律师报酬，还远不足被上诉人胜诉所获房产54014220元（被上诉人在银行抵押评估价）的40分之一！且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争诉所获房产，增值数千万元收益，如今只按约支付上诉人劳动报酬100多万，还不足被上诉人获利的20分之一！被上诉人负有充分的法定义务与实际情理及经济能力支付上诉人应得合法报酬！现被上诉人见利忘义、违法毁约、恶意欠债于法不合、情理不容。其缺失诚信、道德败坏之举理应依法惩处！上诉人仇洪涛对上诉人知明律所的上诉答辩称：一、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提出依据合同主张请求权的两点理由都不能成立。第一，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在代理委托事项中存在诉讼请求明显上的错误，且存在工作态度恶劣、藐视法庭、滥用律师函，关于律师费的欺诈行为等行为，导致了双方《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对此我方在一审答辩以及二审的上诉状当中均有陈述，不再赘述。第二，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并未完成《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合同约定了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收取30%律师费的前提条件是仇洪涛获得对方支付的违约金，但直到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并未完成此义务。第三，在收到南山法院的一审判决前我方就已经解除与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不能以该已经解除的合同中约定的非结算清理的条款作为起诉我方的依据和主张请求权。第四，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称《委托代理合同》只代理一审程序，一审程序结束后其就完成其义务，我方就应当付款，这与《委托代理合同》当中约定的我方支付30%律师费的条件明显相悖，这是歪曲事实。二、无论仇洪涛的房产价值现在是多少，都与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没有任何关系，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所约定律师费的支付与房产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仇洪涛获得的违约金多少，也与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解除，而且违约金的产生客观上是由对方的连续诉讼而产生，与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一审代理行为没有关系，我方不应支付。最后，我方需要强调，在一、二审中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总是用一个见利忘义的词来评价我方，我方想说一审判决是2016年3月7日收到的，而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是2016年2月29日就已经解除，解除合同时我方根本不知道判决的结果，何来的见利忘义，相反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明知合同当中约定的收取30%的报酬是在我方取得违约金之后才予以支付，但在2016年3月7日收到判决第二天，在我方尚未获得任何违约金的情况下，向我方发出书面函要求我方支付所谓的风险律师费。综上，我方认为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上诉无理，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同时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上诉人知明律所的上诉不发表意见。上诉人知明律所的原审诉讼请求：1、被告依约支付拖欠律师费100万元及利息16225.81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被告增加支付拖欠律师费213920元及利息2229.82元（利息以21392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18年6月26日暂计至起诉之日，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7日，原告（乙方）和被告（甲方）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朱某购房合同纠纷一案，现委托乙方处理合同第一条约定之委托事务。乙方根据甲方选派律师汪腾锋、张勇等两人作为甲方的诉讼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参加本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阶段的诉讼活动。诉讼代理人依法履行律师职责，本案以判决、裁定、调解、和解、（视为）撤诉、终（中）止审理、终（中）止执行、移送其他机关处理等方式结案的，均视为委托事务的完成，甲方应按本条约定支付律师费：①签约支付5万元（包干材料费、差旅等费用）；②如房屋买卖合同继续履约，则甲方应支付后期律师报酬柒万元整，同时如果甲方向对方索赔到违约赔偿，则甲方应支付乙方后期律师报酬为获赔金额的30%；③如房屋不能过户，但能索赔到足额违约金，则甲方支付后期报酬10万元。乙方已如实告知了本案可能出现的诉讼（仲裁）风险及本合同各条款的具体含义，甲方理解本合同含义并清楚本案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已告知的。2016年1月24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对原告仇洪涛诉被告朱某、第三人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山花园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8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某继续履行与原告仇洪涛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具体包括：1、原告仇洪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被告朱某支付剩余购房款1140万元；2、被告朱某应于原告仇洪涛付清购房余款1140万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配合原告仇洪涛办理涉案的天鹅堡D栋26C房转移登记至原告仇洪涛名下的手续；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相关税费由原、被告依照合同约定承担；3、被告朱某应于涉案房产产权过户至原告仇洪涛名下及原告仇洪涛付清购房余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涉案房产交付原告仇洪涛；二、被告朱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仇洪涛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购房款1200万元日万分之四的标准，从2015年7月11日起计至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原告仇洪涛名下之日止）；三、驳回原告仇洪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朱某的全部反诉请求。”2016年2月29日，被告通过顺丰速运向原告发出快件，托寄物内容记载为“《解除代理合同的函》”，寄件人联络人：被告，收件公司记载为原告，联络人汪腾锋或张勇，备注：要求本人签收或由张勇收，原告律师拒收了该份快件。朱某不服810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仇洪涛委托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2016）粤03民终7320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10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10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此外，朱某曾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6）粤03民终7320号案件，该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7）粤民申6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朱某的再审申请。2017年2月20日，朱某另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仇洪涛，南山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7）粤0305民初38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朱某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2017）粤03民终62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8年3月26日，南山法院作出（2017）粤0305执恢1199号执行裁定，裁定将登记于被执行人朱某名下的案涉房产转移登记至仇洪涛名下。2018年9月13日，南山法院发出（2017）粤0305执恢1199号通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人仇洪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被执行人支付剩余购房款1140万元，被执行人朱某应于申请人仇洪涛付清购房款之日起三日内配合申请人办理过户手续并交付房产，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执行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1200万元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自2015年7月11日起计至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申请人名下之日止）。申请人于2016年12月23日将购房款9028800元支付到本院账户，于2017年3月14日全额领回了该款，其后于2017年11月7日支付了7324800元到法院账户。2018年6月26日，本院依法强制将涉案房产过户到申请人仇洪涛名下。经计算，被执行人朱某应支付的违约金应为4046400元，即1200万×843天×0.0004，并以该金额计算出执行费42864元。违约金与申请人应支付的购房款相抵扣，扣除被执行人应承担的受理费93702.3元，被执行人朱某可以得到7259897.7元，扣除本案的执行费42864元，本院应支付朱某7217033.7元，剩下64902.3元本院退还给申请人仇洪涛。因本院已经划款6136900元给朱某，本院只需支付1080133.7元给被执行人朱某。双方对上述内容无异议，请于收到本通知书三日内办理领款手续；若有异议，请于收到本通知书十日内书面提出，逾期，视为对本通知无异议”。2018年10月18日，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05执异29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异议人仇洪涛的异议请求，仇洪涛就此提出复议申请。另查，2017年1月10日，法院对原告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诉被告仇洪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粤0304民初13702号民事判决书，相关内容为“2016年3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告知函》，通知被告支付后期律师费41.56万元。2016年3月23日，被告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发出《终止律师代理的通知》，称其已于2016年2月27日与原告解除委托代理合同…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与朱某购房合同纠纷一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阶段的诉讼活动提供委托代理服务，被告作为委托人，应当依照原告已经完成的委托事务的具体内容，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中，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已判决朱某继续履行与被告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被告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后期律师报酬7万元。至于原告诉请的律师费34.56万元（即获得违约金赔偿的30%），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该部分费用的收取条件为被告索赔到违约赔偿，但由于被告目前并未实际获得违约金，该付款条件并未成就，故而原告主张该部分费用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诉事实与理由相关内容为“不仅如此，早在2016年2、3月间，在该案件一审获得胜诉结果且符合风险代理费付款条件的情况下，仇洪涛为逃避风险代理费付款义务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解除知明律师所律师代理权并中断与知明律师所的一切联系而且下落不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粤03民终1769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上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不动产权查询资料、解除代理合同的函、运单及查询信息、另案裁判文书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委托代理合同》已于2016年2月29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任意解除权，被告通过正规的快递机构向原告寄出的解除函已送到原告的有效地址，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在就13702号案件上诉时关于“仇洪涛为逃避风险代理费付款义务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解除知明律师所律师代理权”的表述亦印证被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意思表示已到达原告。诉讼案件代理人受托后主要义务为提供法律咨询、智力支持、代书诉讼材料、参与诉讼等事务，其工作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体现为具体的物化成果，而是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即实现委托人诉讼活动的目的。律师在就案件作出基本判断时尚难掌握全部资料，要求律师在代理起诉时完全精确的确定诉讼请求，未免过于严苛。故即使变更过诉讼请求，也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律师存在过错，被告未提交证据显示原告律师有怠于从事受托工作的情形，其关于合同解除可归责于原告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原告从事了委托事务，进行了相应的受托活动，付出了劳动，被告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仍应支付相应报酬。关于相应报酬的确定。原被告对单方解除情形下的费用给付没有明确约定，法院综合本案情况，从以下几方面考量：一、从风险代理行为的本质看,风险代理收费能否实现与委托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切实得到实现密切相关，律师的代理工作与委托人收益间具有较直接的因果关系。原被告签订代理合同时，必然是对案件的性质、诉讼难度、预期利益有所预判才决定是签署风险代理合同还是一般收费方式，故不宜变更合同类型和计费方式。二、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对价，是受托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以及该服务的特定成果。如果由于他人工作或纯粹事实，共同导向特定结果出现，则报酬应作调整。被告与朱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案件经一审判决继续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并赔付违约金，但被告最终获赔到违约金还经过了二审、再审、强制执行等程序，被告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耗费了相应的人力、时间和律师费成本，而原告只参与了一审程序的代理工作，未实质参与或帮助标的款的执行。同时，朱某提起的另案起诉、另案二审、再审也均在客观上增加了违约金的金额，故标的款的实际获赔，不能全部判断为原告律师代理工作的成果，原告主张按被告获赔金额的30%收取后期律师费不具合理性。综合考虑原告已收取前期固定费用5万元并通过另案诉讼追索律师费7万元的事实，结合一审实际工作量、判决结果、二审和再审结果、执行程序的进展等因素，法院酌定原告应得的后期律师服务费为被告已获赔违约金的15%。被告虽已就（2018）粤0305执异294号执行裁定书申请复议，但其异议部分在于认为法院计算的违约金低于被执行人应付的违约金，不影响无异议部分违约金的必然抵扣。综上，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后期律师费606960元（4046400元×15%），利息自原告起诉之日（2018年9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原告主张超出法院认定部分，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仇洪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606960元和利息（以60696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21日起计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891.3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891.38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负担10445.69元，被告仇洪涛负担10445.69元。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810号案件中，仇洪涛最终确定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违约金，从2015年7月11日计算至被告配合原告办理递件过户手续之日为止。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仇洪涛与知明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二）仇洪涛应否再向知明律所支付后期律师报酬，金额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仇洪涛主张知明律所存在重大失职行为，其已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仇洪涛委托知明律所参与其与朱某购房合同纠纷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该案（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810号民事判决于2016年1月24日作出，仇洪涛于此后的2016年2月29日向知明律所发出解除合同的函件，即其行使解除权时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已经完成。委托代理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虽然有任意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但受托人已经按约定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则不宜解除合同对委托人的限制，此时不应再支持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即使认定合同被解除，委托人仍应按原有约定向受托人支付报酬。本案中，知明律所已经完成合同约定的代理事项并取得一审胜诉的结果，仇洪涛却主张不按合同约定付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原审支持仇洪涛单方解除合同的主张，并以合同解除的思路认定知明律所应获得的后期报酬，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仇洪涛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向知明律所支付后期律师报酬。仇洪涛主张知明律所存在重大失职行为应减少后期报酬，但未提交证据证明知明律所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当行为并对其造成了损失，故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仇洪涛还主张知明律所存在欺诈行为，但未举证证明知明律所有隐瞒或欺骗行径，即使合同约定存在不周全或不合理之处，亦不足以认定知明律所构成欺诈，进而否定合同的整体效力，故本院对仇洪涛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第二，涉案委托代理合同虽然整体有效，但对风险代理的收费条件应做限缩解释。本院认为，无论实行何种收费方式，律师费均应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对价。风险代理收费以委托事项的实现效果为收费条件，则风险代理费用应是委托事项实现过程中律师付出法律服务应取得的对价，即风险代理费用对应委托事项实现过程全程的法律服务。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仅约定知明律所代理仇洪涛参加一审诉讼活动，根据上述原理，风险代理的收费条件应做如下限缩解释：如该诉讼一审判决未被上诉，则直接按合同约定认定知明律所的报酬，如发生上诉，则知明律所应继续提供后续诉讼程序的法律服务方可获得全部风险代理费。知明律所主张只要其完成一审代理事务，仇洪涛最终又获得赔偿，其即可收取全部风险代理费，该主张貌似符合合同约定，实则割裂了律师费与律师法律服务应有的内在联系，违背了风险代理收费的真正含义，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原审综合考虑知明律所的实际工作量、一审判决结果以及知明律所已实际收费12万元等多方因素，酌定仇洪涛再向知明律所支付获赔金额的15%及其利息，结果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仇洪涛和知明律所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双方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虽论述不当，但结果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0168.98元，由上诉人仇洪涛负担9869.6元，被上诉人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负担10299.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易 静审判员 郑寒江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敏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