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见华，男，汉族，1969年2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汉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戴雁东，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贵水，男，汉族，1969年9月1日出生，住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乐，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盈利来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富业巷3号、23号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大厦2幢2701-1室。 法定代表人：魏贵水，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乐，浙江嘉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见华因与被上诉人魏贵水及原审第三人杭州盈利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利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9民初17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见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将魏贵水转让给胡见华的盈利来公司2%的股权转让款由100万元变为1万元；2.魏贵水返还胡见华股权转让款99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0.5%计算的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8日，胡见华、魏贵水签订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载明盈利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魏贵水出资额13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6%，魏贵水出让2%股份给胡见华（暂由魏贵水代持），代持股变更后的股权分配方式，魏贵水出资额12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4%，胡见华出资额1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胡见华、魏贵水确认转让2%股权的对价为100万元。胡见华分别于2015年11月10日、11月11日、12月16日向魏贵水转账5万元、7万元、49万元，其配偶温小玲于2015年11月23日向魏贵水转账20万元、18万元。双方对前述胡见华及其配偶转账的99万元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均予以确认。另胡见华陈述代魏贵水支付电脑款1.5万元，折算成股权转让款1万元。后温小玲于2015年12月23日、2016年9月29日分别向魏贵水转账10万元、17万元；魏贵水于2015年12月21日、12月23日向胡见华转账40万元、11万元（10万元、1万元），对该部分款项往来性质，双方各执一词。2015年9月21日，盈利来公司股东一致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至5000万元，其中魏贵水增资1782万元，增资部分于2031年7月12日前足额缴纳。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载明魏贵水以货币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原注册资本18万元已足额缴纳，新增认缴注册资本1782万元于2031年7月12日前一次性足额缴纳。同日，盈利来公司变更工商登记，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为5000万元。另，胡见华、魏贵水与案外人秦弘泰签订了股东内部融资奖励合作实施方案（第一期）（内部股东会决议），该协议载明总融资目标100万元，融资不能按期完成，公司应减资到50万元，但股东原持股比例不变，实施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29日。2017年6月8日，盈利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胡见华可否主张因受到欺诈要求变更合同价款及魏贵水是否存在欺诈。一、根据《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民法总则》规定，一方以欺诈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该案双方签订协议时《民法总则》尚未施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即《合同法》的规定，故胡见华认为其因受欺诈而订立的协议可主张变更。二、公司股权的价格由多种因素构成，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认缴情况并非是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唯一因素或决定因素，公司发展前景、产品竞争力以及人员素质等其他因素均可影响当事人是否进行交易以及交易的价格。现胡见华主张股权转让时双方根据公司实缴注册资本5000万元确定2%股权转让价格为100万元，魏贵水隐瞒了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的事实，但胡见华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时魏贵水存在欺诈行为，诱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综上，胡见华以魏贵水存在欺诈，要求变更合同价款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见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胡见华负担。 上诉人胡见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胡见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魏贵水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未将魏贵水转让给胡见华的2%股权转让款由100万元变更为1万元错误。一、魏贵水欺诈胡见华签订《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1.魏贵水承诺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均已实缴。案涉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签订时，魏贵水明确告知胡见华，其所持盈利来公司1300万元出资款均已实缴（对应26%股权）。但该1300万元为认缴出资额，其实缴金额不足20万元。即胡见华因受到欺诈而与魏贵水签订了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2.在胡见华购买案涉股权前，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从50万元激增到5000万元，购买完成后，又突然减资至50万元，不合常理。盈利来公司成立以来，注册资金一直为50万元，但在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签订前不足3个月，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魏贵水作为第一大股东，将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变更为5000万元。而在案涉协议签订后且胡见华支付股权转让款完毕后，盈利来公司注册资金又在胡见华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5000万元减资到50万元。在整个过程中，盈利来公司并未有重大事项发生，（甚至连实缴的注册资金也没有任何变化）。显然，盈利来公司注册资金的变更就是魏贵水用来欺诈胡见华签订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的，否则注册资金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剧烈的波动”完全不合常理。3.股权转让款应当由100万元变更为1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方式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要求撤销或变更。由于盈利来公司2%的股权价格不超过1万元（实缴资本50万元*2%），一审应当将股权转让款从100万元变更为1万元。二、退一步说，即使魏贵水不存在欺诈行为，双方对案涉股权转让款亦存在重大误解。1.胡见华建立在盈利来公司的5000万元注册资金均已实缴的前提下签订案涉合同。对于一家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的公司而言，增加或减少5000万元足以对公司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明知盈利来公司实缴注册资金仅为50万元（相当于5000万元的1%），胡见华绝不会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2%的股权。因此，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是因重大误解订立的。2.当事人对案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约定的对价存在重大误解。2015年9月8日（盈利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元前不到半个月），盈利来公司发生了股权变更，股东魏凯云将其持有的50万元出资额进行了转让，转让对价等于实缴出资额（即100%股权对价为50万元，2%对价为1万元）。而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签订于2015年12月8日，如前所述，在这短短的3个月间，盈利来公司的经营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公司的价值不可能前后相差100倍之巨，这也从客观上充分说明，当事人对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约定的对价存在重大误解。3.盈利来公司并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可能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权的价格受多种因素构成，除注册资本和认缴情况外，公司发展前景、产品竞争力、人员素质等其他因素均可影响交易价格。但事实上，盈利来公司没有重大资产，没有明显可期的发展前景，也没有突出的产品竞争力或人员素质，尤其是在胡见华签订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前，盈利来公司更不存在能提升股权价格100倍之多的重大利好因素。一审法院认为盈利来公司2%股权价格100万元，缺乏依据。4.股权转让款应当由100万元变更为1万元。根据合同法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要求撤销或变更。由于盈利来公司2%的股权价格不超过1万元（实缴资本50万元*2%），一审应当将股权转让款从100万元变更为1万元。三、一审未认定“魏贵水未经胡见华同意，将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本减资到50万元”错误，魏贵水应退还代持的99万元出资额。1.胡见华并不知晓股东内部融资奖励合作实施方案（第一期），该实施方案涉嫌伪造，理由如下：（1）该方案作为盈利来公司减资的股东会决议，没有在工商内档中备案；（2）方案第4条字体的粗细和其他内容不一致；（3）盈利来公司在3个月的融资期届满前即开始减资，不合常理。2.魏贵水未经胡见华同意进行减资，应退还代持的99万元出资额。减资是涉及公司和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魏贵水作为胡见华的受托持股人，应当及时通知胡见华并征得其同意。但魏贵水从未将盈利来公司的减资事宜通知胡见华，更未征得其同意。魏贵水未积极履行受托人的义务，应当返还（减资后）胡见华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99万元（100万元出资额-50万元注册资金*2%）。综上，无论是基于魏贵水的欺诈行为，对股权转让款的重大误解，还是魏贵水未履行受托人职责，魏贵水均应返还胡见华99万元及对应利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胡见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魏贵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的诉讼费用包括上诉费用应当由胡见华承担。一、2015年12月8日，胡见华与魏贵水签订原始股权代持协议不存在任何欺诈，胡见华在一审以及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提供任何涉嫌欺诈的证据。二、盈利来公司的股东会是经过胡见华同意的。2016年9月20日，盈利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股东会名称是内部股东会决议，其中非常明确公司要进行股权融资时间为2016年的9月20日至9月29日。如融资不成，则减资至50万元，但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这是各方意思一致的表述，胡见华在该份决议上也签字。胡见华参与了整个过程，其对融资不成功的情况是明知的。三、在2017年公司没有完成融资，按照之前的决议进行了减资，是完全合法有据的，履行了内部相应的程序。且到目前为止，包括在一审过程中魏贵水都是非常明确其2%股权仍然代持在魏贵水名下。关于重大误解也不成立。因为合同的签订以及履行的过程，双方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12月8日，胡见华付款实质上是从2015年的11月10日就开始了，持续到2016年9月29日。在胡见华签订协议之前就进行投资，可以说明其对于公司的情况非常了解，对于双方议定的价格也是非常明确，不存在重大误解问题。2016年9月29日仍然汇入17万，也说明其仍然在继续支付股权转让款。如果公司减资的决议不是胡见华签的，则其不可能在2016年9月29日继续汇款。因此，重大误解不成立。四、股东会决议上有胡见华的签字，其否认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案件在一审时经过了三次开庭，胡见华当时也提出过鉴定，但其放弃了鉴定。胡见华所述自相矛盾。因此，胡见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原审第三人盈利来公司陈述的意见同被上诉人魏贵水的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胡见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浙01民终404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欲证明盈利来公司自认其于2017年1月起就处于不营业状态，而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签订于一年前，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的股权价值达不到100万元。2.褚美萍与魏贵水于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义乌市酷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务酷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3.魏贵水与魏凯云于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义务酷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4.2015年9月7日的公司义务酷带公司股东决定；5.2015年9月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2-4欲共同证明2013年、2014年、2015年9月，盈利来公司的股权发生了数次变更，但交易对价均为1%股权对应5000元（即增资前1股价值1元，增后100股价值1元），证明胡见华购买的股权价值1万元。6.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欲证明魏贵水、盈利来公司陈述其于2016年12月13日前即开始减资，胡见华对于减资事宜不知情。经质证，被上诉人魏贵水认为：证据1-5，三性均有异议，也不能够实现胡见华证明目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2-5中的目标公司均为义务酷带公司，义乌公司的价值和杭州公司的价值由存在地域性差异，并不能够证明说胡见华与魏贵水之间就必须要按照以前的价值来确定股权转让价格。证据6，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审第三人盈利来公司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魏贵水的上述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5，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不能达到胡见华的证明目的。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魏贵水、原审第三人盈利来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的签订是否存在欺诈及重大误解的情形。胡见华上诉主张案涉协议签订时魏贵水承诺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实缴，但该注册资金系认缴而非实缴，故魏贵水的行为构成欺诈，双方对案涉股权转让款亦存在重大误解。对此争议，本院认为，胡建华受让股权时应对公司相关情况进行了解，公司注册资金应为认缴的情况其应当知晓。案涉原始股权代持股协议并未明确约定魏贵水承诺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实缴到位，胡建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魏贵水在签订案涉协议时向其承诺盈利来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实缴而诱使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故胡见华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700元，由上诉人胡见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鸣卉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丁希军 书记员王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