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88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伟星，男，1960年5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周祝公路218号。法定代表人：施伟星，执行董事。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勇，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耀忠，男，1963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林元，上海永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秀英，女，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勇，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施伟星、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杏公司）与被上诉人王耀忠、原审被告李秀英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46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伟星、银杏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事实与理由：1、《转让协议》中第六条第一款（以下简称系争条款）的约定系无效约定，无权处分了银杏公司的财产，损害了银杏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违反了公平原则，动拆迁补偿主要系补偿银杏公司的经营损失与设备价值补偿；2、李秀英与施伟星对于王耀忠提供的《担保书》并不知情，银杏公司的公章由王耀忠掌握，《担保书》的盖章系王耀忠自盖，且《担保书》的内容加重了施伟星、银杏公司的负担。原审被告李秀英同意上诉人施伟星、银杏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耀忠辩称，不同意上诉人施伟星、银杏公司的上诉请求。《转让协议》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施伟星签订协议时双方已知该地块已经纳入动拆迁的范围，《转让协议》是双方对整个资产的转让。施伟星、银杏公司主张《担保书》印章是偷盖的,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而且从2008年起，施伟星就是银杏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实际控制人，银杏公司的印章、证照等有效证明均由施伟星保管、使用。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耀忠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施伟星、李秀英将获取的动拆迁补偿款人民币（币种下同）31,005,366元的50%即15,502,683元支付给王耀忠；2、银杏公司对上述施伟星、李秀英应付王耀忠之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施伟星、李秀英系夫妻关系。银杏公司原名上海XX厂，成立于2002年，性质为股份合作制的福利企业，王耀忠担任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大股东为XX联合社，出资57万元，比例为22.10%，登记的个人股东33人，其中王耀忠和李秀英登记的出资比例均为19.38%。2008年7月18日，原南汇区周浦镇人民政府作出周府（2008）151号《关于同意股份合作制社会福利企业上海XX厂摘除“红帽子”的批复》，同意银杏公司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摘除社会福利“红帽子”。同年9月，银杏公司、上海XX有限公司、原上海XX联合社共同出具《投入资本的情况说明》：XX联合社对银杏公司出资57万元纯属名义出资，实际未出资，是由上海XX有限公司出资的。2009年4月22日，王耀忠为甲方、施伟星为乙方，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鉴于上海XX厂为甲乙双方投资者共同投资，其投入资金总额为五百万元人民币。公司注册资金为贰佰伍拾捌万元人民币，其中甲方股份为90%计投入肆佰伍拾万元整，乙方股份为10%计投入伍拾万元整，并于2002年11月经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汇分局批准成立的股份合作企业。（因上海XX厂为福利企业，故工商登记中有许多残疾人股东，但仅是挂名股东，不享受股东的权力和义务），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对企业今后一旦动拆迁补偿款分配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甲方以优惠价格将企业及股权转让乙方，特签订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有条件地将上海XX厂资产及股权全部转让乙方，包括固定资产，产成品原材料等全部资产和债权债务……六、特别说明和约定1、今后银杏厂遇动拆迁，全部补偿款双方五五开，即各得50%补偿款（扣除动迁时实际支付职工费用后的全部余额）。动拆迁谈判时和支付职工动迁补偿款时，乙方应通知甲方到场。乙方得到动迁补偿款后两天内乙方即应将50%动迁补偿款支付甲方，逾期承担每天5‰违约金……”。同月30日，银杏公司签具《担保书》，载明：“本厂两股东于2009年4月22日签订了：‘转让协议’，为保障王耀忠权益，确保本厂遇动拆迁，全部补偿的50%归（阿阿）王耀忠，现特出具本担保书，一旦今后股东施伟星未按约定将动拆迁款的50%（王耀忠净到手税费和其无关）按时全部足额支付给股东王耀忠。由本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自本厂和拆迁单位签订动拆迁协议之日起两年。王耀忠股东和法人变更转让后，施伟星或银杏厂未通知王耀忠动拆迁，或动拆迁协议签订后隐瞒王耀忠，王耀忠知道后可在其户籍所在地法院起诉。施伟星受让王耀忠全部股权后，在拆迁分配未解决前，不得向他人转让股权，如要转让，必须以工商登记价格全部转让给王耀忠。如果转让协议违法无效，施伟星及关联人将股权全部退还王耀忠外，银杏厂按动拆迁的50%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该《担保书》加盖了“上海XX厂”的公章，没有经办人签名。同年下半年，银杏公司进行公司制改制。同年8月，银杏公司出具《投入资本的情况说明》：XX联合社出资57万元纯属名义出资，实际上未出资，是由上海XX有限公司出资的，要求摘除“红帽子”，原南汇县周浦镇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亦在该《投入资本的情况说明》上盖章予以确认。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同时还在前述《关于同意股份合作制社会福利企业上海XX厂摘除“红帽子”的批复》上盖章确认。同年9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根据“上海XX厂产权界定查证报告书”，南汇区XX联合社参股该厂的占22.1%的股权，实际未出资，而应该是上海XX有限公司为实际出资者；“另因当初设立该福利企业时，需要一定数量的职工个人股参与，故当时借用了张某1、潘某等其他32人作为个人股东，其实该些职工均也未出资，现该厂准备改制为有限公司，其中涉及到职工个人股转让给施伟星等事宜……”。同年10月，银杏公司改制获准登记，名称由上海XX厂变更为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施伟星，股东变更为施伟星和李秀英，其中施伟星出资比例为80.62%、李秀英出资比例为19.38%。银杏公司的原记名股东以及上海XX有限公司均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盖章配合办理了登记手续。2011年12月29日，施伟星为甲方（债务人）、案外人施某1为乙方（债权人）、银杏公司为丙方（保证人），三方签订《还款保证合同》，约定施伟星最迟于2012年1月10日前向施某1清偿欠款266万元，银杏公司自愿为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2年3月22日，施伟星将自己持有银杏公司56.434%的股权，作价145.5997万元转让给施某1。同年2月27日，案外人张某2为原告、施伟星和银杏公司为被告，三方在一审法院达成调解协议：施伟星应于同月29日前归还张某230万元，银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同年3月21日，张某2、施伟星、李秀英三人达成以股权抵债的执行和解协议书。同年4月3日，施伟星将自己持有银杏公司6.465%的股权，作价16.6797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张某2。2016年1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支付31,005,366元动拆迁补偿款至银杏公司银行账户。银杏公司于同日支付施某1500万元，同月27日、28日支付施某1400万元、850万元；同月27日、29日支付李秀英20万元、580万元；同月29日支付张某2200万元；同年2月2日支付施伟星393万元；同日，银杏公司该账户余款已不足1万元。一审审理中，王耀忠主张案外人施某1系施伟星的亲属，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施伟星主张王耀忠提供的银杏公司2009年4月30日《担保书》系伪造，要求对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并要求提交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鉴定。因王耀忠不同意提交该鉴定人，故一审法院指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2018年6月6日，该院函告一审法院：“……本案所涉的形成先后鉴定技术难度较大，很可能无法得出明确鉴定意见，具有较高鉴定风险……”。施伟星提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有此鉴定能力，要求一审法院指定该中心鉴定。后一审法院指定该中心进行鉴定。2019年1月11日，该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根据现有条件，难以对日期为‘2009年4月30日’，担保方为‘上海XX厂’的《担保书》上的‘上海XX厂’印章印文与打印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提供鉴定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王耀忠和施伟星于2009年4月22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双方的争议主要在于第六条第一项关于动拆迁补偿款约定的效力。该项约定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为无权处分也只是对合同之外的权利人没有约束力而不影响立约双方之间的约束力，故王耀忠和施伟星之间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施伟星、银杏公司否认银杏公司已实际获得政府支付补偿款31,005,366元的事实，也不提出应当扣除实际支付职工费用的具体金额，故不利后果应由施伟星、银杏公司自行承担。双方的另一争议为银杏公司2009年4月30日《担保书》的真实性和效力问题，该项争议的举证责任在施伟星、银杏公司，现有证据不能判别该《担保书》系属伪造；且《转让协议》载明王耀忠和施伟星对银杏公司的出资合计为100%，银杏公司改制后的股东也仅为施伟星和李秀英两人，即王耀忠和施伟星系《转让协议》前后的银杏公司实际控制人；再者银杏公司也是约定动拆迁补偿款的权利人，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担保书》的真实性及其效力，银杏公司应当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银杏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施伟星追偿。此外，王耀忠以李秀英作为施伟星的妻子而要求其承担共同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施伟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耀忠15,502,683元；二、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对上述施伟星应付王耀忠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施伟星追偿；三、驳回王耀忠对李秀英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816.10元，鉴定费人民币44,300元，由施伟星、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施伟星、银杏公司、原审被告李秀英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1-1转让上海XX厂资产清算单、1-2银行支付凭证11份，证明王耀忠转让给施伟星的资产中设备作价135万元，施伟星已经按照资产转让清单代为清偿债务250万元；证据二、上海市城市非居住房屋拆迁协议，证明银杏公司收到设备赔偿款26,087,771.5元，其他各项赔偿费用合计6,412,228.5元；证据三、3-1浙江民泰银行对公账户明细对账单2页，证明收到付款人不明的设备赔偿款及其他补偿费用31,005,366元，3-2施伟星个人账户2页，证明银杏公司支付黄某4安置费、工资等费用共7.5万元，施伟星代银杏公司向徐某、施某2、汪某、黄某1、施某3、鞠某还款共计427.4万元；证据四、施某2、汪某、黄某2、黄某34人出具的书面证明4份，证明银杏公司委托施伟星向施某2、汪某、黄某2、黄某3支付安置费及工资共计186.5万元；证据五，5-1还款凭证，证明鞠某收到银杏公司委托施伟星还款230万，5-2借款合同2份及一份补充协议、借据2份，证明银杏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支付戴某借款86万元。王耀忠发表质证意见称，以上六组证据均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一审法院已经告知上诉人逾期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对于证据1-1资产转让清单真实性予以认可，系王耀忠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设备款135万元系低价折算，对于证据1-2银行支付凭证，并非施伟星代为清偿，属于归还第三方，与王耀忠无关。对于证据二补偿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补偿利益实际有3,250余万元，最终结算价即判决书认定的金额，且银杏公司已经收到了补偿款。对于证据3-1，浙江民泰银行对公账户明细对账单在原审中已经查明，银杏公司已经收到了补偿款31,005,366元。不认可银杏公司向黄某4支付7.5万元的性质，工资应以职工社保为准，安置费应以公司账册为准。对于证据3-2施伟星个人账户转账行为与转让协议无关。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借款与本案无关，职工安置费在提供完整财务记录、职工社保、劳动合同情况下，王耀忠予以认可，但现有材料仅仅为白条。对于证据五是否真实存疑，即使存在亦发生在转让协议之后，与王耀忠无关。经本院审查，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材料，除王耀忠已在一审中提供的材料、印证一审查明的银杏公司获得动迁补偿及款项数目的动迁协议、银行对账单外，其他材料均形成于一审期间，上诉人无法向本院合理解释逾期提交的理由，且相关材料不足以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依法不作认定。二审期间，上诉人在本案庭审后要求本院依职权调取《动迁协议》、《和解协议》。经本院审查《动迁协议》、《和解协议》的照片复印件，银杏公司系二份协议的当事人，应当留存协议原件，且二份材料更能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银杏公司因动迁收到补偿款31,005,336元的事实。故本院不予准许其申请。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王耀忠与施伟星系原上海XX厂的实际控制人，根据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内容，王耀忠获得该厂动迁补偿款的50%系王耀忠向施伟星以优惠价格转让该厂资产与股权的对价之一，且双方已经实际进行了股权转让，故施伟星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支付补偿款的义务。上诉人抗辩称系争条款属于无权处分，但如一审法院所述，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影响施伟星的给付义务。而且从系争的《担保书》的内容看，上海XX厂已经知悉了《转让协议》的内容，并未予以反对，且愿意对施伟星的给付行为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又抗辩称该条款显失公平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但又未提供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银杏公司于2009年4月30日签署《担保书》时尚属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企业章程与企业实际出资控股、表决权限、股东大会决议情况，该担保行为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抗辩称公章属于偷盖行为，但未提供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院亦同。此外，从本案一审、二审的证据材料看，上诉人无法否认银杏公司已经实际获得了动迁补偿款31,005,366元，且亦无法提供确实、充分、有效且符合法定程序的证据证明可予以扣除的动迁时实际支付职工费用的数额，故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举证不能后果由上诉人承担的结论。综上所述，上诉人施伟星、上诉人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632元，由施伟星、上海银杏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各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 捷审判员 蒋辉霞审判员 翟从海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林佳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