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25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师大，女，1965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郑州市中原区，现住郑州市郑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松伟，河南豫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秀芝，女，194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师愚，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师恂，男，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团结，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邓，上海市浩信（郑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鼎路70号河南省煤田科技中心大厦14层142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22562486196A。法定代表人：李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振华，男，该公司运营总监。上诉人张师大因与被上诉人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河南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师大上诉请求：1、撤销（2019）豫0102民初640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上诉人依法调取与本案有关的全部银行流水及原始凭证后，却不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而是颠倒黑白偏听偏信，甚至移花接木将第三笔房款前的款项认定到两年后的第四笔房款中，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012年初，上诉人父亲张宁单位通知集资建房，因当时上诉人父母年事已高且在单位家属院已有大房子居住，两人每月只有几千元的退休工资，没有再集资建房的能力、意愿和需求（通过核查张宁、陈秀芝2012年时的所有银行存款只有52万元左右，而集资建房预算的总费用大约100万元左右，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确实没有能力和必要再去集资建房）。张宁长子张师愚在郑州已有几套住房，也没有再购房的打算。次子张师恂在公交公司上班工资不高，一直和父母一块居住，也不打算购买新房。所以，在单位通知集资建房后，张宁对上诉人说：“单位要集房呢，你那俩兄弟的情况你也知道，你要有能力交房款你就去，你要不行，咱再想法”。上诉人本来在新乡工作居住，因为之前就听说工作单位要搬到郑州，正有回郑州工作的想法，便对父亲说:“既然他俩都不集，那我就去集。”由于母亲陈秀芝很早前得过脑梗，患有老年痴呆症，所以家里的事都是父亲一个人说了算，两人便定下来由上诉人出资集房。当时，上诉人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好，自家经营着一台钻机，用于煤矿开采的前期勘探，从1999年经营到2008年赚了不少钱。并且，丈夫在单位股份制改造后有近10万股金，是第四大股东，从2001到2012年每年都分红。2008年6月份，上诉人的丈夫在新疆援疆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工亡（上诉人正是因此受到刺激，出现精神障碍，逻辑思维混乱，之前的好多事情记不清楚），肇事方和单位给付赔偿金、抚恤金等共计100万元左右。所以，2012年初上诉人仅在建设银行的定期存单余额就有125万元，完全有能力交纳全部房款。1、关于交纳的第一笔房款。一审判决认定正确。2、关于交纳的第二笔房款。根据张宁生前的意思，在上诉人买房时会赞助10万元，所以2012年8月20日通过张宁的银行卡刷卡消费交的第二笔房款10万元，系张宁作为父亲对唯一的一个女儿购房提供的赞助，完全符合情理，在性质上属于赠与，已转化为上诉人的出资。不能仅因为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的不认可和上诉人在两次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就否定不予采信，如果对此合情合理的简单事实还非要强求当事人举证证明，明显属于机械办案和故意刁难。3、关于交纳的第三笔房款。2014年8月23日，上诉人通过2365卡转给机关服务中心20万元，系上诉人交第三笔房款。其中5万元系上诉人暂借张宁、陈秀芝的钱（在交完第三笔房款后已还清）。而一审判决却将2014年5月3日（交纳第三笔房款前3个多月）上诉人暂借陈秀芝的200036.94元和2014年8月23日交房款当天暂借父母的5万元认定到两年后即2016年1月25日交的第四笔房款中，明显属于移花接木，错误认定。关于2014年5月3日上诉人暂借陈秀芝的200036.94元，根据调取的银行流水和原始凭证及资金流向，系陈秀芝将刚存入半个月的20万元定期存单提前支取（所以有36.94元的零头）转给上诉人，上诉人在2014年7月12日（交纳第三笔房款前1个多月）在光大银行消费200026元购买了理财产品。所以，陈秀芝2014年5月3日转给上诉人的200036.94元与交房款没有任何关系。关于2014年8月23日交纳第三笔房款当天上诉人暂借父母5万元的原因，从张师大2365卡银行流水显示，在2014年8月9日其转出57万元后余额为30609.85元，8月16日从别的卡又转入10万元和2万元，余额为150609.85元，所以只好在交第三笔房款当天暂借父母5万元凑够20万元。该5万元和前述的200036.94元借款，上诉人已于2015年4月12日（交纳第三笔房款之后半年多）用上诉人的到期国债还给陈秀芝4911账户250387元，即该两笔借款上诉人在交纳第四笔房款之前8个月已还清。而一审判决不从确凿的证据入手进行审查分析，仅以上诉人前后陈述不一致和被上诉人不认可是借款为由，对上诉人最后的陈述不予采信，并毫无根据地认为“在第三笔房款支付之前陈秀芝、张宁分别向原告转款共计250036.94元，足以支付第三笔购房款”，该观点完全系不顾事实和证据的主观臆断，并且逻辑错误，甚至在一年半之后交的第四笔房款认定中又一次重复计算该两笔上诉人早已还清的款项。如果像一审判决所认为的系委托上诉人交第三笔房款，根据常理应当是需要交多少钱会如数将钱款交给代办人，为什么张宁陈秀芝不转给张师大20万元，让张师大去代办交这20万房款呢？并且明知道已经转给上诉人的超过20万了，为什么还要在交款当天再转给上诉人5万元呢？所以，该观点根本不成立，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4、关于交纳的第四笔房款。2016年1月22日，上诉人9211卡转给吉利公司429436元，上诉人交第四笔房款。（注：其中310178.25元系张师大借陈秀芝的钱，当时张师大用李亮的一张即将到期的国债押给父母，于2016年1月17日将陈秀芝2015年11月9日刚存入两个月的31万元定期存单转出到张师大9211卡，含利息共310178.25元。该款已于2016年3月13日由李亮用其到期的国债偿还了30万元。）同第三笔房款一样，如果系委托上诉人交房款，张宁陈秀芝应当直接转给上诉人429436元，而不是将刚存入的31万元定期存单提前取出让上诉人去代办交纳近43万元的房款(明明知道马上要交四十多万的房款，何必再去办定期存单，然后刚存入没多长时间就又提前取出？)，况且还让上诉人拿李亮的定期国债作抵押。事实上，在交纳第四笔429436元房款后不到两个月，上诉人儿子李亮的30万元三年期国债到期，于2016年3月13日偿还了陈秀芝30万元。一审判决在该笔房款论述中，在调取的原始凭证足以证明上诉人儿子李亮给陈秀芝账户存入30万元的情况下，又是仅以李亮在电话核实中的陈述与当庭陈述不一致为由（李亮在电话核实中进行虚假陈述是因为在前一天刚接到其舅舅张师愚的恐吓，当庭已出示了手机短信），让上诉人举证证明与陈秀芝之间有借款的合意，明显是偏袒对方，有意刁难上诉人。并且，毕竟不同于一般人之间借款，在父母子女之间借款31万多元，还款30万元完全符合情理，不能因为有1万多元的差额就否定借款事实的存在。一审判决，甚至错误地认定“第四笔购房款中的360215.19元【310178.25元十(200036.94元+27000元+23000元-200000元）】资金来源为张宁、陈秀芝。”如前所述，其中的200036.94元+27000元+23000元系交第三笔房款前和当天的转款，且200036.94元与房款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能又一次重复地扯到一年半后的第四笔房款中？5、关于交纳的第五笔房款。一审判决认定无误，不再赘述。综上，本案涉案房屋已交总房款95.2550万元（不含契税），其中85.2550万元系上诉人的钱，张宁交的第二笔10万元房款系张宁作为父亲对唯一的一个女儿购房提供的赞助，属于赠与，性质上也已转化为上诉人的出资。即使不属于赠与，也可以从双方的银行流水差额中扣除。另外，上诉人还缴纳了契税等费用，实际出资100多万元，系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购买人，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得到支持。在上诉人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以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为由不予采信，而不是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被上诉人亦未提供任何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条的规定。二、一审判决对张宁与张师大签订的“承诺书”的性质认定错误。本案纠纷产生的背景是，最初张宁根据家庭情况将集资建房的购房资格让给女儿张师大，在性质上类似于借名买房。在张师大出资交完购房款后，张宁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街坊邻居议论的影响，对之前同意张师大以自己的名义集资建房的意思表示反悔。张宁和张师大之间关于借名买房的合意系口头约定，但口头约定仍然为有效合同，具有一般的合同约束力。双方在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承诺书》，不仅是根据吉利公司关于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要求履行的例行手续（吉利公司2019年3月14日询问笔录中对该《承诺书》的签订情况和张宁反悔的经过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而一审判决却对该关键材料只字未提），也是对之前的口头约定进行了详细的明确的书面约定，二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由借名买房关系转化为房屋转让合同关系，张宁将案涉房屋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张师大。另外，中原区人民法院早已生效的（2018）豫0102民初8210号民事判决对该《承诺书》的性质进行了明确认定，该《承诺书》实为一份转让协议，能够证明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权利转让给了张师大。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人民法院应当维护生效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因此，上诉人在一审中所述的在2016年12月1日签订《承诺书》之前，双方系借名买房关系，在签订《承诺书》之后双方已转化为房屋转让合同关系，两者并不矛盾。张宁应当按照《承诺书》的明确约定履行交付案涉房屋和配合案涉房屋的备案及过户等手续。在张宁去世后，被上诉人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作为张宁的法定继承人，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应当继续履行张宁与张师大之间《承诺书》中的交付案涉房屋和配合办理变更备案及过户手续的义务。另外，根据吉利公司向法庭提供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等材料，可以证明：《承诺书》的文本是吉利公司统一提供的，当时张宁与张师大签订《承诺书》的时候吉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张伟还到现场见证了。后来是张宁到吉利公司闹，不愿意履行《承诺书》内容，要求吉利公司把房子交付给他，吉利公司只好将房子交给张宁。即使张宁在签订《承诺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而其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故张宁与张师大签订的《承诺书》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承诺书》明确约定的义务。总之，本案一审判决完全是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导向，举证和证据采信均采用双重标准，对被上诉人的答辩完全照抄，对上诉人的代理意见只字不提，不是以详实充分的客观证据为依据进行裁判，而是偏听偏信完全是站在被上诉人的立场主观臆断，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理，明显有意偏袒对方。并且，一审判决对第三、四笔房款的认定存在重复计算，错误地将明显与房款无关的款项认定到房款中，而对上诉人在交纳下一笔房款前已还给陈秀芝的款项550387元（250387元+300000元）却不予认定，直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另外，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刚刚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探求真实法律关系；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甚至在判决中出现了对于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约，竟然从其对合同的后续履行情况来推断其之前的意思表示，实在是荒谬。哪一个违约人不是通过之后的违约行为来否认之前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判决岂不是纵容和鼓励不讲诚信？这样的判决如何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故，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于情合理，应当依法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张师大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张师大的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多次依双方申请调取证据，并经双方充分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案涉房屋的房款主要由张宁和陈秀芝缴纳，上诉人关于张宁与陈秀芝没有经济能力购房、房款均由其缴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双方不具有借名买房或房屋转让的真实意思。从五次购房集资款的交款收据看，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和吉利公司出具的收据写明的交款人均为张宁，收款事由也均备注为张宁筹资、筹资款或购房款等，张师大代缴购房款的银行交易明细亦有“张宁购房款”、“张宁（房款）”的备注。综合双方银行交易流水和庭审陈述，能够证明五次购房集资款项的性质为张宁的购房集资款，尤其是2012年5月15日、8月20日两笔款项直接为张宁、陈秀芝所缴，其后的购房集资款从收据交款人、交易凭据、双方交流往来及备注，亦能够证明为张师大代缴。且第三人吉利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认可案涉房屋的五次集资款交款收据的交款人是张宁而非张师大，张师大仅仅是受张宁委托代为支付房款。案涉房屋房价系内部福利房，房价较低，唯张宁一人有资格购买。上诉人称张宁与陈秀芝没有相应经济能力承担案涉房屋房款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购买案涉房屋不要求一次性缴纳全部房款，根据张宁与陈秀芝的银行存款和流水，其当时有存款50余万元，完全有能力独自购买案涉房屋，不存在二人因没有集资建房的能力而放弃购买案涉房屋的经济实力限制，上诉人多次强调张宁与陈秀芝无能力购买案涉房屋的上诉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另其所称的房屋买卖合同的起因系其虚构，实为意欲侵占张宁与陈秀芝所购房屋所杜撰。二、一审中答辩人已充分说明所谓“承诺书”不是张宁生前的真实意思，张宁生前及三答辩人均不予认可，张师大也未能证明“承诺书”的真实性，且吉利公司在之前诉讼中亦质证答辩称对承诺书不知情。假使依据“承诺书”内容，一审判决的裁判结果亦是正确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张宁生前从未表示过将案涉房屋购房资格转让给张师大，两人也没有就转让房屋资格协商过，所谓“承诺书”系由张师大伪造，张宁在世不认可，答辩人亦不认可。张宁因患××，行动极为不便，确实委托张师大代为缴纳购房集资款、代办一些购房手续等事宜。上诉人张师大确曾以让张宁签个委托书，方便其代办购房手续为由，让张宁在一份纸上签字，但签字的纸张是白色纸张，从未在黄色的纸张上签字，而上诉人在一审中出示的所谓“承诺书”与张宁生前所签字纸张并非一致，答辩人不认可所谓“承诺书”的真实性。吉利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答辩称对“承诺书”毫不知情，张师大并没有就签订《承诺书》告知吉利公司，且认可涉案房屋的购买人是张宁而非张师大，张师大的法律地位是张宁的委托代理人，并非实际权利义务的享有人。上诉人上诉所称的吉利公司的情况说明，既与其在之前诉讼中的答辩质证意见相矛盾，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同时该证明没有任何被调查人员的签名，没有任何公司人员的签名，不能说明系吉利公司的真实意思，不具有证明力。根据一般人的认知，张宁对经过近五年等待、已经缴纳全部房款、张师大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未经与配偶陈秀芝及其他子女张师愚、张师恂协商并签字确认，且在即将交房的时候，签订所谓“承诺书”转让房屋，明显不合逻辑和常理。假使依据“承诺书”所示内容，通过分析上诉人所谓与张宁之间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之间的矛盾，且张宁和陈秀芝缴纳大部分房款并实际占有涉案房屋的事实，还原认为张师大与张宁之间不具有借名买房的真实意思，进而驳回张师大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的裁判结果亦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张宁并无转让房屋的意思表示，且与陈秀芝共同支付了大部分房款，不可能无偿转让案涉房屋，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于法无据。吉利公司辩称：尊重法庭的裁判。张师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继续履行合同，将位于嵩阳苑小区1号楼1单元30层3008号房屋交付给原告张师大，并由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配合原告张师大办理上述房屋的备案、产权过户等手续；2.依法判令被告河南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原告变更上述房屋备案手续并配合原告办理上述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3.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张宁系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退休职工，原告张师大系张宁之女。张宁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去世，被告陈秀芝系张宁之妻，张师愚、张师恂均系张宁之子。2012年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集资建房，张宁具有购房资格。2012年5月15日、8月20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出具收到张宁10万元、10万元收据；2014年8月26日，该服务中心出具20万元收据，收据显示收到机关退休职工张宁（附银行汇款单张师大）交来筹资款；2016年1月25日，被告吉利公司出具收到张宁429400元房款的收据；2016年12月1日，被告吉利公司出具交款单位为张师大（张宁）、金额为109603元、收款事由为嵩阳苑房款（1-30-3008号）的收据。以上5份收据款项共计939003元，原告持有该5份收据。2、2016年1月15日，张宁（××）与被告吉利公司签订《内部认购协议》，其中××的签字系原告张师大代签，主要约定：认购房源为嵩阳苑小区1号楼1单元30层南户3001号住房，面积约181.06㎡，单价5090元/㎡，总房款约为921595元。协议签订时已交40万元，剩余房款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需在本认购协议签订后10日内补齐至总房款的90%即429436元，本次应交房款为429400元，剩余房款交房前结清。同日，原告代张宁签订房源确认单，确定认购房源的位置及暂定面积。3、2016年12月1日，原告张师大（受让人、乙方）与张宁（转让人、甲方）签订《承诺书》，主要内容：甲方自愿将位于嵩阳苑小区1号楼1单元30层房屋一套转让给乙方，甲方自愿放弃该房屋的任何权利，该房屋的一切权利及义务归乙方所有，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由双方承担，与吉利公司无关。该承诺书签订后，视为乙方已完全代替甲方，吉利公司将直接联系乙方，不再与甲方发生任何联系。同日，被告吉利公司工作人员与原告签订一份《嵩阳苑购房合同签约审核单》（编号：0116332），对房屋位置、户型、建筑面积、付款方式、总房款及维修基金进行了确认，该审核单显示购房人姓名张师大、转让人张宁。同日，被告出具交款单位为张师大（张宁）、金额为11991元、收款事由为嵩阳苑维修基金（1-30-3008号）的收据一份，出具交款单位为张师大（张宁）、金额为1520元、收款事由为防盗门款的收据一份，原告持有该2份收据。4、2017年7月28日，被告吉利公司与张宁签订一份《嵩阳苑购房合同签约审核单》（合同编号：17003480934），对房屋位置、户型、建筑面积、付款方式、总房款及维修基金进行了确认，该审核单显示购房人姓名张宁。7月31日，被告吉利公司（出卖人）与张宁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17003480934。8月1日，被告吉利公司和河南尚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向张宁发放入伙通知书（加盖有该两公司印章），案涉房屋嵩阳苑1号楼1单元30层3008号交付给张宁。5、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8月23日，原告通过银行向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账户汇款20万元，2016年1月22日、12月1日，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吉利公司账户转款429436元、123114元。一审法院还查明，原告张师大于2017年11月13日以吉利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之一为判令被告吉利公司协助原告办理嵩阳苑1号楼1单元30层3008号房屋不动产登记证，一审法院依法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豫0102民初75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张师大的起诉。张师大不服裁定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依法作出（2018）豫01民终46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原告关于涉案承诺书如何形成陈述为：当时我去交最后一次房款的时候，我拿着银行凭据去吉利公司换取收据，在吉利公司11楼办公室内，吉利公司工作人员事先将其已填好的承诺书让我签字，只有受让人落款处系我本人所签，其他签订的内容均系吉利公司工作人员所签，签字时张宁未在场，我签好字后，工作人员张伟和我一起去张宁家找其签字，张宁本人签字并由工作人员张伟为其拍照。而在本案庭审中，原告认可涉案承诺书抬头处的转让人及受让人名称及主文中的房屋信息均是原告本人填写，并非吉利公司工作人员填写，与原告之前陈述不一。原告张师大又于2018年9月12日以吉利公司为被告再次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之一为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为原告办理网签合同及不动产登记证，一审法院依法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豫0102民初8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张师大的诉讼请求。判决下发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在该案一审庭审笔录中，原告否认2012年5月15日之后，张宁向其支付过款项。该陈述与本案查明的转账支付情况不符，亦与原告在本案中所称的其于2012年5月15日之后多次向张宁借款用于购房相互矛盾。上述事实，有收据、银行凭证、内部认购协议、房源确认单、承诺书、嵩阳苑购房合同签约审核单、商品房买卖合同、入伙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关于案涉购房款的资金来源，原告张师大与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争议较大，原告认为案涉购房款939003元、维修基金11991元、防盗门款1520元均由其实际出资，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仅认可2016年12月1日所交购房款109603元、维修基金11991元、防盗门款1520元，共计123114元系由原告实际出资，其他均为张宁、陈秀芝共同出资。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1、2012年5月15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出具收到张宁10万元收据。该10万元系第一笔购房款，原告称该10万元来源系其于2012年5月12日通过其名下银行卡（卡号55×××32）转账存入张宁账户（账号24×××80），后其于2012年5月14日用张宁的该张银行卡在百花路上的一家广发银行网点向机关生活服务中心指定账户存入10万元，并于当日用该10万元存款单在机关生活服务中心换取了收据。但经查，第一笔购房款系由张宁本人于2012年5月14日在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嵩山路支行汇款至机关生活服务中心指定账户，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出具收据的时间为汇款次日即5月15日。原告关于其通过广发银行支付第一笔购房款，并于当日换取收据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原告确于2012年5月12日转入张宁账户10万元，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未能举证证明该10万元转款性质，故综合目前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张宁所交第一笔购房款10万元的资金来源为张师大。2、2012年8月20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出具收到张宁10万元收据。该10万元系第二笔购房款，原告在其与吉利公司物权纠纷（2017）豫0102民初7535号案件2017年12月14日的庭审笔录中称，该10万元系原告从新乡来到郑州的银行支付的，然后将支付凭证交给机关生活服务中心换取了收据，由于银行卡注销，转账凭证无法提交。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调取张宁名下账号24×××80的银行卡流水，显示张宁于2012年8月20日消费支付10万元。原告对该10万元系张宁支付的第二笔购房款予以认可，但称该10万元系张宁对其的赞助款，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均对其赞助款一说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关于第二笔购房款的支付情况，在前后两个诉讼中陈述不一，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根据银行流水情况认定第二笔购房款系由张宁实际出资，对原告所述赞助款一说不予采信。3、2014年8月26日，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机关生活服务中心出具20万元收据，收据显示收到机关退休职工张宁（附银行汇款单张师大）交来筹资款。该20万元系第三笔购房款，系由原告张师大名下银行卡（卡号62×××65）以转账支取方式于2014年8月23日支付给机关生活服务中心。但原告当天转账之前，分别由张宁、陈秀芝向原告各转账支付27000元、23000元，共计50000元。另在此之前即2014年5月3日，陈秀芝账户（账号24×××29）向原告银行卡（卡号62×××92）转账支付200036.94元。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称该向原告三笔转款共计250036.94元，系张宁、陈秀芝交由原告代交购房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关于上述200036.94元的转款性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三次不同解释，第一次在2019年8月14日的质证笔录中称“系张宁、陈秀芝返还2009年9月11日张师大支付给张宁、张师大的20万元”，第二次在2019年10月12日的庭前会议笔录中称“我对这笔入账不知情”，第三次在2019年11月6日的庭审笔录中称“系张师大借陈秀芝的2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与房款无关”。关于上述27000元、23000元的转款性质，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亦出现三次不同解释，第一次在2019年8月14日的质证笔录中称“系张宁、陈秀芝返还2011年2月27日张师大转账支付给张宁、张师大的5万元”，第二次在2019年10月12日的庭前会议笔录中称“因之前侄女上学择校，我给张宁、陈秀芝留下现金5万元，应是张宁、陈秀芝把这5万元还给我了”，第三次在2019年11月6日的庭审笔录中称“系张师大借张宁、陈秀芝的钱用于缴纳房款”。另查明，2015年4月12日，原告张师大名下银行卡（账号24×××27）向陈秀芝账户（尾号4911）转账存入350220元，后又随即从陈秀芝账户转账至原告账户112833元，之后又从原告账户转账至陈秀芝账户13000元，该三笔转账手续发生在半小时之内，均由原告在银行柜台办理，三笔转账差额为250387元。关于该三笔转账，原告亦前后出现三次不同解释，第一次在2019年8月14日质证笔录中称“关于112833元，因2015年4月12日张师大30万元国债到期后本金加利息直接转给陈秀芝350220元，其中包含张师大的本金和利息，所以陈秀芝又于当日转给张师大112833元，其中多转了12833元，所以张师大又转给陈秀芝13000元”，第二次在2019年10月12日的庭前会议笔录中称“转账手续都是原告在银行柜台办理的，但因何出现这三笔相互转款我确实记不清楚了”，第三次在2019年11月6日庭审笔录中称“该三笔转款差额250387元，系偿还陈秀芝之前转款200036.94元及张宁、陈秀芝转款27000元和23000元，共计250036.94元”。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对原告所述其先借父母资金用于交付房款后又归还的说法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第三笔房款20万元虽通过原告的银行账户向机关生活服务中心支付，但在该笔款项支付之前陈秀芝、张宁分别向原告转款共计250036.94元（200036.94元+23000元+27000元），足以支付第三笔购房款。另原告关于张宁、陈秀芝向其三笔转款共计250036.94元的性质前后出现了三种不同解释，同时针对第三笔房款支付后近半年即2015年4月12日原告与陈秀芝之间半小时内三次相互转款性质亦出现了三种不同解释，在原告未能进一步对其主张举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其先向陈秀芝、张宁借资支付房款后又归还的意见难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第三笔购房款20万元的资金来源为张宁、陈秀芝夫妇。4、2016年1月25日，被告吉利公司出具收到张宁429400元房款的收据。该款系第四笔购房款，系由原告张师大名下银行卡（卡号62×××11）以转账支取方式于2016年1月22日支付给被告吉利公司，交易备注为张宁购房款。但在此之前即2016年1月17日，原告将陈秀芝名下31万元定期存单（账号24×××00）连本带息提前支取310178.25元后，存入原告上述尾号9211银行账户。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称该310178.25元，系张宁、陈秀芝交由原告代交房款。原告称该310178.25元系其向张宁、陈秀芝的借款，后其儿子李亮名下国债于2016年3月13日到期取出后现金存入陈秀芝账户（尾号4911）30万元，用于归还该笔借款。经查，陈秀芝账户（尾号4911）确于2016年3月13日现金存入30万元，但银行流水明细中未显示对方账户，后经调取该笔30万元银行存款凭条，客户签名确认处有陈秀芝签名，后附“李亮代”字样，客户信息一栏亦显示户主名称陈秀芝，代理人姓名李亮。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6日向李亮电话核实上述代理存款情况，李亮否认其于2016年3月份向陈秀芝账户现金存款30万元，更对该30万元系偿还陈秀芝借款一事不知情。2019年11月6日，原告申请李亮作为证人出庭，李亮当庭称后经向原告核实，其确于2016年3月13日在建设银行嵩山路支行向陈秀芝账户存入30万元，但当时不知因何而存入，2019年10月17日原告告知其该30万元系偿还陈秀芝借款。综上，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先借后还情形分析如下：1、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陈秀芝之间有借款的合意；2、原告于2016年1月17日提前支取陈秀芝一份31万元定期存单，本息共计310178.25元，该金额与原告所称2016年3月13日的还款30万元金额不符；3、李亮于2016年3月13日代陈秀芝办理30万元存款业务时，对其存入钱款性质并不知情，其证言内容系由原告向其告知，且与一审法院电话向其核实内容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对李亮出具的证言内容无法采信。综上，在原告未能进一步举证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原告所主张的先借后还的意见不予采信。根据目前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第四笔购房款中的360215.19元【310178.25元+（200036.94元+27000元+23000元-200000元）=】资金来源为张宁、陈秀芝。5、2016年12月1日所交购房款109603元、维修基金11991元、防盗门款1520元，共计123114元系由原告实际出资，双方对此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房款由其全额出资，其与张宁之间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张宁生前及现有三被告陈秀芝、张师愚、张师恂均对此予以否认。故本案争议焦点应为：1、原告与张宁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之合意；2、原告是否全额支付购房款。原告请求之基础系其与张宁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之合意，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原告陈述，2016年12月1日之前双方之间未就借名买房形成书面合同，仅就借名买房事宜达成口头协议，2016年12月1日所签订的承诺书系双方对借名买房事实的明确。但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所签订《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其内容系对房屋实体权利的处分，并非对购房资格转让的约定，未有借名买房的意思表示。另《承诺书》签订后，张宁未前往吉利公司办理更名手续，并及时向吉利公司主张其作为购房人的资格，要求吉利公司停止与张师大办理购房手续。从其对承诺书的后续履行情况来看，也未有借名买房之意思表示。故仅依据原告提交的承诺书，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之合意。关于原告是否全额支付购房款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购房款中660215.19元（100000元+200000元+360215.19元）的资金来源为张宁、陈秀芝夫妇，原告主张购房款939003元由其全额支付，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宁之间存有借名买房之合意及购房款由其全额出资的事实，故原告请求之基础即其与张宁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师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90元，由原告张师大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确认的事实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中，张宁与陈秀芝系夫妻关系，张师大、张师愚、张师恂系张宁、陈秀芝婚生子女。本案双方当事人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本案中根据张师大所述，其与张宁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口头协议。本案诉讼时，张宁尚未去世，但是根据张宁在本案中提交的答辩状，张宁明确否认“答辩人从未表示过将案涉房屋权利转让给张师大”；本案中，张师大称陈秀芝有老年痴呆，但是经本院向陈秀芝进行询问，陈秀芝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流利；根据陈秀芝所述，其也从未表示过将房屋转让给张师大。本案中，张宁作为张师大的生父、陈秀芝作为张师大的生母，均明确否认与张师大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亦不认可张师大向吉利公司所缴纳的钱款系张师大自有资金；而根据张师大所举证据，亦不足以认定张师大与张宁、陈秀芝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案涉房屋的房款全部为张师大自有资金缴纳。另外，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张师大所提交的《承诺书》虽有张宁的签字，但是在张宁、陈秀芝均明确否认承诺书内容，且张宁在事后并未前往吉利公司为张师大办理更名手续，而是及时向吉利公司主张其作为购房人的权利、否认张师大为购房人、并要求吉利公司停止与张师大办理相关的购房手续的情况下，综合本案情况，本案中，张师大称与张宁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合意的理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确认的事实，亦不足以认定案涉房屋购房款系全部为张师大自有资金缴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张师大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与张宁之间存有借名买房之合意及购房款由其全额出资的事实、张师大请求之基础即其与张宁就涉案房屋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事实清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师大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证据不充分，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190元，由上诉人张师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宏勋审判员  王燕燕审判员  陈 涛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白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