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2民终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白增修，男，1930年7月26日出生，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贤，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远强，内蒙古慧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公园支行，营业场所包头市东河区人民公园南门。   法定代表人：乔改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扬，内蒙古善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国平，内蒙古善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白增修及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公园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公园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2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白增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贤及董远强、上诉人中行公园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白增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内02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支持白增修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中行公园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图娅返还的“1558.84万元”中不包含白增修于2010年7月1日存入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确定白增修曾在2010年7月1日在中国银行包头红光支行存款1000万元，图娅于2010年10月11日前还款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白增修于2010年10月23日在中行公园支行开户后陆续存入1740万元，该笔存款白增修自认取得了419.0666万元的回款，白增修分别在中国银行的两个支行存款2740万。一审法院认为，中行公园支行举证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图娅返还的“1558.84万元”中不包含白增修于2010年7月1日存入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但是该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司法审计认定（白增修一审第一组第四、五项证据）、检察院公诉指控、法院庭审质证认证（白增修一审第三组第七项证据）的内容显示，该“1558.84万元”的构成为：2010年8月4日35万、2010年9月8日35万、2010年10月11日1000万元及其他部分，可以看出（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均可确定“1558.84万元”包含白增修于2010年7月1日存款后返还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因此，一审判决未查明案件事实，未能准确认定白增修的实际损失。（二）白增修所举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不予采信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应当根据本案的事实予以裁判。根据（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内蒙高院对白增修是否在2010年7月1日存入1000万元的事实未提及，但是该事实得到了一审法院的确认。至于判决书中的回款“1558.84万元”是否包含2010年7月1日存入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同样没有提及，但是根据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前往兴安盟调取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的证据卷宗可以看出，“1558.84万元”构成部分是包含2010年7月1日存入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此，中行公园支行还需要举证证明“1558.84万元”中不包括的2010年7月1日存入的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采信刑事判决书中所有内容，未准确理解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中行辩称，白增修与中行公园支行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是正当的，但是中行公园支行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中行上诉请求：撤销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2018）内0202民初111号民事判决，驳回白增修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是关于回款问题，这一认识有误。本案双方根本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白增修提起民事诉讼没有法律依据。白增修诉称的存款合同关系是由其与前中行员工的行为引起，该员工的个人行为不能作为中行公园支行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理由如下：一、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中行公园支行作为企业法人，对员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有两种情况：1、职务行为。《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据此规定，职务行为有四个认定标准：其一，职权标准。职权，即职责，为职务范围以内的权力。工作人员是否享有单位的授权是判断职务行为的关键。职权通常情况下在工作时间内，工作场所内行使，特殊情况下也受单位临时指派而超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范围产生相应职权。其二，时空标准，以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作为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其三，名义标准。要看该行为的实施是否以“工作”或“职务”名义实施。其四，目的标准，即工作人员所实施行为的目的是否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或者为了履行职务或者与职务有其他内在联系。确定某一行为与职务行为是否有相当的关联，要看是否因执行职务行为而引起，原则上应当在职务时间、地点范围内，非职务时间、地点则必须与职务有内在的关联。本案中，前中行公园支行员工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不属于中行公园支行的经营行为，不符合职务行为的法定条件，中行公园支行不具有对其个人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条件。2、代理行为，包括有权代理、无权代理以及表见代理。我国《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认定是否是代理行为的法律基础首先要看代理人实施的是否为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前中行公园支行员工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诈骗犯罪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行公园支行对该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二、白增修存款行为存在恶意，不具有合法储蓄行为的特征，双方的存款合同关系自始不成立。众所周知，中国银行是依法成立、合法经营的企业法人组织，中行公园支行作为该法人设立的分支机构，并无非法经营的记录或事实。该机构一直守法经营，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条例、规定，包括对存款利率的规定。本案涉及的图雅集资诈骗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书认定白增修向中行公园支行存款的动因系受图雅高息揽储的诱使而为，其存入银行的资金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从图雅处获取巨额回款，且该回款均由图雅向其个人的银行账户转入，其自始未从中行公园支行处取得过存款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白增修与中行公园支行建立存款合同关系时的法定利率远远低于其与图雅约定的利息，其明知按照存折上标示的利率可能获取的利息远远低于图雅向其宣称将支付的巨额利息，却妄图以形式上合法的存款合同行为获取非法的高息，充分证明白增修并非愿意与中行公园支行建立正常、合法的存款合同关系，中行公园支行从未向其承诺或表示愿意支付图雅向其宣称的巨额利息，因此双方建立的存款合同关系也并非中行公园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白增修恶意蒙骗接受其形式上合法的存款行为，即使白增修自己表示主观上不具有欺骗的意图，但中行公园支行对白增修获取高息的意图也存在重大误解，双方的存款合同关系因当事人各方均非真实意思表示，违反合同成立的法定条件，自始并不成立。   白增修辩称，其与中行公园支行之间形成了真实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该行应承担兑付存款的义务。中行公园支行上诉的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支持白增修的全部诉讼请求。（一）白增修与中行公园支行形成储蓄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白增修与中行公园支行之间系个人与中行公园支行发生的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对其职工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其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与中行公园支行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系属职务行为。内蒙古高院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中行公园支行工作人员与图雅相互勾结犯罪，中行公园支行已经对其他受害人进行赔偿也足以佐证,中行公园支行工作人员内外勾结侵吞他人财产,企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中行公园支行的工作人员在营业网点正常上班时间、以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为客户办理存款业务，白增修有理由、也绝对相信其代表所在企业行使职权。（二）白增修将资金存入中行公园支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双方形成了合同法律关系，而至于另与第三人发生的高额利息回报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中行公园支行负有兑付存款本息的义务。白增修将资金存入中行公园支行处，双方已经建立了储蓄关系，中行公园支行有责任保护白增修存款资金的安全与风险，该行的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造成白增修资金悬空，侵害了白增修的利益，中行公园支行在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过错。白增修虽为了获取高额回报进行存款，但白增修是通过正规途径，在中行公园支行处办理了存款业务，且该笔业务真实发生，不容置疑。白增修合法存款，中行公园支行应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支付本金及利息。在存款期间内，因中行公园支行原因导致白增修存款至今无法兑现，中行公园支行已经严重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应当随时对储户的存款进行兑付。   白增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中行公园支行兑付白增修存款本金1740.0010万元；2.请求中行公园支行兑付白增修存款利息46.668505万元，之后产生的利息计算至存款本金实际支付之日止；3.案件受理费等费用由中行公园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23日，白增修的儿子白石泉（已死亡）以其父亲的身份信息到中行公园支行支付10元办理了普通活期存折一本，存折账号为×××，并于开户当天存款1140万元。后又分三次向该存折转入600万元。白增修先后向该存折存入1740.0010万元，并预留了密码。白增修办理完存折后未从该存折内取过款。白增修于2011年下半年去银行取款时被告知无法支取。   一审法院另查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25日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中在“被告人图娅集资诈骗罪犯罪事实”中认定：“2010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包头人民公园支行柜员雷雯霞按照图娅提供的客户白增修身份信息提前违规开户，账号为×××，并预留密码。之后，在白石泉用白增修（白石泉父亲）身份信息来雷雯霞处办理业务时，雷将事先已经办好的存折交给白。2010年10月24日，雷违规帮助图娅换折，并将换好的存折交给图娅，换折前白石泉向该账户转入1140万元，10月25日被转入靳军平账户。换折后转入600万元，被图娅分别转出，图娅向白石泉共计1740万元。后返还1558.84万元，未归还181.16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0年7月1日白增修的儿子白石泉经商智介绍找到图娅，将其父亲的身份信息提供给图娅，图娅利用该信息通过中国银行包头市红光支行的职员雷雯霞存入10元办理了开户，之后雷文霞套取出空白存折交由图娅，图娅变造存折后交给白石泉，该存折存款金额1000.0010万元，当天白石泉将1000万元转账给图娅。于2010年10月11前图娅通过商智还清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   上述查明的案件事实，有白增修与中行公园支行的陈述、（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中行公园支行存折复印件、中行红光支行存折复印件，图娅、雷雯霞、商智的讯问笔录、白石泉询问笔录、庭前证据笔录、转款凭证、图娅调查笔录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白增修按照中行公园支行的要求提交身份信息及签署开户申请表并将款存入银行，中行公园支行向白增修发放活期存折，双方的储蓄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中行公园支行应当履行支付本金及利息义务。中行公园支行以白增修为追求高额利息，其存款行为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辩称双方未形成真实的储蓄关系;白增修将个人信息及存折密码泄露给罪犯图娅，直接导致存款被他人支取的结果，白增修对此负有责任;白增修并非本人开立账户，实际是其子开立的账户，违反了银行实名开户的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该院认为，白增修委托其儿子以自己的身份信息到中行公园支行处开户，该行完全可以拒绝与其建立储蓄合同，但该行既未提醒，又无拒绝，完成了储蓄合同建立的必要要件，其注意责任在银行，并不影响储蓄合同的成立。中行公园支行的工作人员雷雯霞与他人勾结，违规操作，蓄意诈骗，侵害储户利益，该行在管理方面存在过错。故对该行的辩称不予采信。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回款问题。重点是对内蒙高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共计存入1740万元，后返还1558.84万元，未归还181.16万元。白增修认为，该判决书遗漏了白石泉于2010年7月1日给图娅存入的1000万元的事实，而把图娅归还白石泉第一次存款的10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的行为认定成归还第二次存入174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中行公园支行提交了内蒙高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并坚持认为，应当以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回款数额定案，即已归还1558.84万元。为此白增修提供了三组14份证据，除一组2份证据证明白增修在中行公园支行处存入1740万元的事实外，其它证据均指向白增修曾在中行红光支行通过图娅存款1000万元和回款的事实。该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已生效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回款事实即已归还1558.84万元，其中是否包含白石泉于2010年7月1日给图娅存入的1000万元并已归还1000万元及利息105.9万元是本案之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实的事实；前款…（四）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该院认为白增修在中行公园支行存款之前在中行红光支行与图娅发生的1000万元的存款事实，在内蒙高院的17号刑事判决书中并未认定，该判决认定的这1558.84万元明确指向的是在中行公园支行存款后归还的。该事实经过了侦查阶段的司法审计认定，检察院公诉指控，法院庭审质证认证，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予以确认，应当认定为确认的法律事实。白增修所述的之前在中行红光支行与图娅发生的存款和回款的案件事实与判决书确认的法律事实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有或然性。也就是说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情形。白增修虽在银行开户存款，但实质上是受图娅诱骗指使，为获取高额利润而进行的。到目前白增修对回款的确切数字和时间亦无法确定。公安机关对白石泉的询问中认可400万元左右，该院第一次开庭白增修认可4529400元，该院第二次开庭认可4190666元，白增修申诉申请书中自称实际受损为1181万元（与存款额相减回款应为559万元）。从白增修提供的证据上看，在中行红光支行存款一事，在刑事案件中白增修的儿子白石泉、介绍存款人商智、刑事被告人雷雯霞、图娅等均有陈述，但刑事案件经过了多层司法程序均没有认定，白增修等17人已经于2015年2月15日就“错账”问题（共计约3亿多元）向内蒙公安厅、内蒙纪检委进行申诉，到目前没有答复结果。该院在民事审判中在没有足够的新的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去推翻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本院对内蒙高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予以采信，即认定已返还1558.84万元。   本案的储蓄合同涉及集资诈骗，在合同的订立方面白增修存在一定瑕疵，并获取了明显超过法定利率的高额利润，成为了集资参与人，对白增修获取的回款应当认定属于白增修从犯罪分子处获取的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本金。”之规定，故对返还的1558.84万元应从白增修存款本金中扣除。中行公园支行对利息款项181.16万元及活期存款利益应当继续履行支付义务。因白增修不能提供具体回款时间，关于存款利息的计算无法分段计算。中行公园支行在向白增修履行合同义务后，有权获取刑事案件追赃所收的资金款项。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项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问题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公园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白增修181.16万元，并支付自2010年10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利息（以181.16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白增修申请调取图雅集资诈骗刑事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本院向白增修代理人下发了《调查令》。白增修代理人持本院的调查令，调取了如下材料：检技鉴会[2013]6号司法会计鉴定书、“7.20”公安厅专案组于2012年6月10日对图娅的讯问笔录、2013兴刑初字第16号兴检公刑诉（2013）14号起诉书一份、2013年7月27日兴安盟中院庭前证据开示笔录一份、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2012年5月24日雷雯霞询问笔录一份、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嫌18-1材料一份、刑事侦查卷宗储户34-1-2011年7月31日白石泉询问笔录一份及×××存折一份、刑事侦查卷宗储户34-1中国银行客户回单1页及银行凭证9页、刑事侦查卷宗商智补充侦查24商智补充侦查1-10页。   本院对上述证据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的质证意见均已记录在案。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需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另查明的事实准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银行负有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本案中，中行公园支行的工作人员雷雯霞利用工作便利，违规利用白增修的身份信息提前开户预留密码，白石泉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雷雯霞又假意操作，从柜台处将提前开好的存折交予储户，其后又未经储户的申请而以“破损换折”的手段将存折内的资金转走。中行公园支行工作人员雷雯霞的上述行为直接导致了白增修的存款损失。中行公园支行对其工作人员管理、营业场所管理及存款业务操作流程管理等方面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与存款1740万元被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于储户按照中行公园支行的操作规程完成储蓄存款后，因中行公园支行的过错致储蓄资金1740万元被侵占的后果，中行公园支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回款问题，内蒙古自治区高院作出的（2014）内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图娅向白石泉集资共计1740万元。后返还1558.84万元，未归还181.16万元”。白增修主张曾于2010年7月1日存入中国银行红光支行1000万元，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1558.84万元回款中有一部分是针对该1000万元存款的回款，但是在有关的刑事案件中并未认定2010年7月1日图娅向白增修集资1000万元的事实，而白增修在本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相关证据亦不足以证实该1000万元集资事实以及1558.84万元回款是针对该1000万元集资之回款的事实，故白增修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白增修、中行公园支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8000元，由上诉人白增修负担12900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人民公园支行负   担129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兴平   审判员 王志刚   审判员 赵艳敏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钱 程   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