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新31民初42号   原告（反诉被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喀什市西域大道。法定代表人：王伟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军，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男，汉族，1980年4月29日出生，无固定职业，现住喀什市。被告（反诉原告）：刘韦伟，女，汉族，1981年4月9日出生，无固定职业，现住喀什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斌，新疆正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因与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刘韦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8日受理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2018）新31民初42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申请。后被告刘韦伟不服该裁定，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提出上诉。高院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新民辖终字第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与2019年8月就本案提出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原告（反诉被告）九鼎公司公司当庭宣读的起诉状与本院收到的起诉状存有差别，且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亦需要答辩期，故本院在综合各项因素后定于2019年12月19日再次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九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建军，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及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刘韦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鸿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反诉被告）九鼎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朱春庆偿还原告九鼎公司典当借款本金650万元；2、判令被告朱春庆向九鼎公司支付典当利息及综合费用210.5万元，并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3、判令被告朱春庆支付违约金100万元；4、判令被告朱春庆支付保全担保费17000元；5、判令被告朱春庆支付律师代理费507980元；6、判令被告朱春庆支付保全费5000元；7、判令被告朱春庆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等诉讼费用。以上合计10134980元。在本院组织进行庭审时，原告九鼎公司对上述诉讼请求变为：1、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偿还原告九鼎公司借款本金650万元；2、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九鼎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10.5万元，并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3、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支付违约金100万元；4、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支付保全担保的保险费17000元；5、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支付律师代理费507980元；6、判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支付保全费5000元；7、判令被告朱春庆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等诉讼费用。以上合计10134980元。事实及理由：2017年1月1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30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5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月利率及综合费率合计为3.5%。合同还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应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违约金。另约定若被告逾期还款，担保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索款费用由被告承担。同时，被告向原告提供了两被告的结婚证、房屋产权证等相关证件。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500万元。2017年3月2日及3月9日，被告为了资金周转，又陆续向原告借款15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6个月，并按每月3%标准支付利息及综合费用。原告按约向被告指定账户转账150万元，履行出借义务，被告亦按约偿还部分利息。因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两被告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因此向法院起诉。鉴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的原则，故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刘韦伟向本院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请求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签订的多份合同均无效；2、请求按不当得利相关法律规则，处理双方之间已经实际发生的经济纠纷；在650万元范围内，扣除已经偿还的285万元，剩余365万元反诉原告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其中反诉原告刘韦伟只承担其中15万元的责任；3、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交还《九鼎典当抵押物清单》所列的房产证、购房合同、机动车登记证等权利凭证及手表等动产；4、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反诉被告在本诉中陈述双方签订了多份合同，反诉原告认为，上述合同均不成立，因该部分典当借款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没有按照《典当管理办法》进行典当业务，没有依法确定当物名称、数量、质量、状况，没有确定当物估价金额和当金数额，没有办理相应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及动产质押典当业务，更没有出具合法有效的当票对典当法律关系进行确认。因此反诉被告九鼎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典当活动的企业，违法违规开展典当业务，超出典当行特许经营范围，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侵害了国家典当行业管理秩序，侵犯了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上述合同均无效。同时，典当借款合同不能当然转化为民间借贷合同，因为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借贷法律关系，应按合同法的规定，按不当得利规则，处理双方之间已经发生的经济纠纷。在650万元范围内，扣除已经偿还的285万元，剩余365万元反诉原告按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其中反诉原告刘韦伟只承担其中15万元的责任。因除了300万元借款以外，其余350万元借款反诉原告刘韦伟并未参与，该款项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反诉原告为了借款，于2017年1月11日向反诉被告交付了房产证、购房合同、机动车登记证等权利凭证及手表等动产，因没有办理典当质押和抵押手续，上述财产不应认定为当物，应按不当得利物品进行返还。因此反诉原告提出上述反诉请求，望法院予以支持。被告朱春庆、刘韦伟针对原告九鼎公司的诉讼请求答辩称：1、在延期开庭后，没有收到原告书面的起诉状，且原告的起诉状产生了较大变化，因此需要答辩期进行准备。如原起诉状中按典当借款起诉，亦写明承认偿还了综合费用，而本次起诉状中却没有上述内容。2、对原告起诉的诉求不予认可。本案典当借款合同不成立，典当法律关系不成立。原告作为专业典当行，应按法律规定，按照特殊经营规则进行，具体为应按商务部和国务院在2005年制定的典当管理办法进行经营。而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规范的典当合同，没有按规则进行典当业务，实质上是进行信用贷款的行为。典当行不能进行信用贷款和民间借贷，本案中原告超出了典当行的经营业务，因此本案涉案合同是无效典当合同。另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时，没有使用自己的账户，而是使用个人账户，违反经营规则；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时，也没有向原告自己的账户付款。依据典当管理办法要求，典当行在进行典当业务时应当出具当票，若典当期满未赎当，应当按绝当处理，先对当物进行处置，不足部分才由被告偿还。因此本案中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的利息和综合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两被告以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偿还也不能成立，本案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处理。原告（反诉被告）九鼎公司针对被告（反诉原告）朱春庆、刘韦伟的反诉请求辩称，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应当按照合同法52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被告提到的典当管理办法属于行政规章，达不到行政法规的范围，因此即使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典当管理办法，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也是有效合同，双方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依据。对于反诉原告提出的案涉债务问题，因本案中部分债务有反诉原告夫妻双方共同确认。对于要求返还权利凭证的反诉请求，需反诉原告举证后再陈述意见。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款合同、借据、收款确认书各两份，系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1月12日签订，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300万元和2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7年1月12日至2017年4月12日，借款利率及综合费用每月3.5%。合同约定被告逾期还款，原告在追偿借款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由被告负担，且被告已经书面确认收到款项。2、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三份，时间为2017年1月12日，证明原告按约定履行了给付款项的义务。3、个人银行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时间为2017年3月2日，证明原告于当日给被告借款100万元。4、个人银行账户支出交易明细，时间为2017年3月10日，证明原告于当日给被告借款50万元。5、两被告结婚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两被告于2009年4月27日结婚，而案涉借款发生在2017年，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6、被告的民事起诉状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一组，用以证实被告该部分付款均为偿还的案涉借款的利息，上述支付利息方式、途径均一致，系从被告账户转至案外人王伟李的个人账户，印证被告借款总额为650万元。7、律师费收费协议及乌鲁木齐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收据各一份，用以证实原告主张的律师费计算依据。8、保全担保费发票及银行回单，证实原告为本案财产保全支出了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15202元及保全费5000元，依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上述费用应当由被告负担。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九鼎典当抵押物清单一份，时间为2017年1月11日，证实被告朱春庆将典当物品，主要是房产证、购房合同、机动车登记证、手表等财物，作为当物交给了原告。2、银行付款凭证48张，用以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了285万元本金。3、证明一份，工资明细表8份，用以证实被告刘韦伟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有固定工作收入，生活有保障，不需要借大额款项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4、空白当票一张，商务部关于全国统一当票使用和管理的通知一份，用以证实典当行业应当按国家规定进行。本案中原告没有按国家规定进行经营，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典当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属于无效合同。5、原告九鼎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是典当企业，应当按典当管理办法进行典当业务，禁止进行与典当无关的信用贷款和民间借贷业务。九鼎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按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典当行不能像同一公司或个人发放典当金额超过注册资本金25%，因此超出部分就属于违规行为。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提出以下异议：对于收款确认书，被告实际收到的款项为4825000元，实际原告预扣了利息175000元，原告给付的金额与其主张不属实,且没有收到九鼎公司的款项，而是案外人的款项。对于剩余两笔合计150万元的情况，该款项不属于典当合同，而是被告与原告九鼎公司的股东王伟李共同经营其他公司时的款项，与本案没有关系，与原告九鼎公司亦没有关联。对于律师费，没有正规的发票，仅仅是一份简单的收据，不能证明律师费的主张。原告九鼎公司对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交的证据2、证据4及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提出在证据1中，虽有清单，但是没有原告任何人在清单上签字确认收到上述物品，受理人处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签字；在证据3中，医院与被告刘韦伟存在关联关系，因此被告刘韦伟的收入情况存疑，也不能证明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时提出，在证据2中，被告还款的明细可以证实，被告朱春庆是按双方约定的费率支付了部分利息；在证据5中，可以证实打款及收款的案外人均是原告九鼎公司的股东。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理由为：首先，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交的九鼎典当抵押物清单上，没有原告人员签字确认，仅有被告朱春庆个人签字捺印；其次，被告朱春庆在庭审结束后，又提交了通话录音及谈话录音，本院对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发现在通话记录及谈话录音中双方均没有陈述该部分权利凭证是否进行了交接，却提到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用来对债务提供担保；再次，被告朱春庆提交了向公安局进行报案的材料，以此来主张原告九鼎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侵占财产的刑事犯罪行为。据此本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部分，对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庭审结束后被告朱春庆提交的材料，其可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处理，本案中不再作为民事证据进行认定。对于被告提供的第3组证据，虽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出具的工资证明上载明的金额与银行凭证上载明的金额存在差异，但差别不大，可以证实被告刘韦伟的工资收入情况，因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1日，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原告九鼎公司出具一份借据，写明如下内容：“依据2017年1月12日朱春庆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朱春庆申请借款本金300万元，作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全面了解并承诺，债务人有义务履行借款合同，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担保人有义务履行担保合同，自愿以自己的全部资产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到期之日两年；认可本借据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若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经债权人申请，债务人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债务人落款处被告朱春庆签字捺印，担保人落款处刘韦伟签字捺印。”2017年1月11日，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原告九鼎公司出具一份收款确认书，写明如下内容：“依据2017年1月12日朱春庆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笔借款300万元已由九鼎公司支付并划入朱春庆账户。借款用于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在收到该笔借款之日，在借款合同中陈述、保证和承诺仍然真是、完整、准确、有效。确认书发出后不可撤销。收款人处朱春庆、刘韦伟签字捺印。”2017年1月12日，原告九鼎公司作为出借方（乙方）与被告朱春庆作为借款人（甲方），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第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300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7年1月12日之2017年4月12日；借款利率及综合费用为每月3.5%；还款期限为2017年4月12日；若借款期限届满需续借，应当提前五天进行通知，在出借人同意后可办理续借手续，否则视为违约；若一方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按借款金额的2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若甲方逾期还款，乙方在追偿款项中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合同每页下方及落款处，均有朱春庆、刘韦伟签字捺印。合同落款处九鼎公司加盖了公章，委托代理人王伟李签字。同日签订的第二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其余约定的内容均与第一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合同每页下方及落款处，仅有被告朱春庆签字捺印。合同落款处九鼎公司加盖了公章，委托代理人王伟李签字。2017年1月12日，被告朱春庆向原告九鼎公司出具一份借据，写明如下内容：“依据2017年1月12日朱春庆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朱春庆申请借款本金200万元，作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全面了解并承诺，债务人有义务履行借款合同，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担保人有义务履行担保合同，自愿以自己的全部资产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到期之日两年；认可本借据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若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经债权人申请，债务人自愿接受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债务人落款处被告朱春庆签字捺印。”2017年1月12日，被告朱春庆向原告九鼎公司出具一份收款确认书，写明如下内容：依据2017年1月12日朱春庆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该笔借款200万元已由九鼎公司支付并划入朱春庆账户。借款用于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在收到该笔借款之日，在借款合同中陈述、保证和承诺仍然真是、完整、准确、有效。确认书发出后不可撤销。收款人处朱春庆签字捺印。”2017年1月12日，原告九鼎公司通过案外人吴蓉的个人账户，分三笔向被告朱春庆的账户转账50万元、250万元及200万元，合计500万元。被告朱春庆在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下方注明“以上金额已经全部收到，朱春庆，2017年1月12日”。2017年3月2日，案外人宣红玲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个人账户，向被告朱春庆的账户转账97万元。2017年3月10日，案外人王伟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的个人账户，向被告朱春庆的账户转账48.5万元。2017年3月31日至2018年7月30日，被告朱春庆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案外人王伟李支付款项，共分36笔，合计支付款项241.8万元。具体明细如下：2017年3月31日3万元，2017年4月10日1.5万元；2017年4月11日17.5万元，2017年5月3日3万元；2017年5月9日1.5万元，2017年5月16日17.5万元；2017年6月3日3万元，2017年6月9日1.5万元；2017年7月2日3万元，2017年7月9日1.5万元；2017年8月2日3万元，2017年8月9日1.5万元；2017年9月2日3万元，2017年9月11日1.5万元；2017年10月2日3万元，2017年10月9日1.5万元；2017年11月2日3万元，2017年11月10日1万元；2017年12月2日3万元，2017年12月9日1.5万元；2017年12月25日140万元；2018年1月2日3万元，2018年1月9日1.5万元；2018年2月2日3万元，2018年2月9日1.5万元；2018年3月2日3万元，2018年3月12日1.5万元；2018年4月2日3万元，2018年4月9日1.5万元；2018年5月2日3万元，2018年5月9日1.5万元；2018年7月19日1.5万元，2018年7月20日0.4万元，同日0.7万元；2018年7月25日1.2万元，2018年7月30日0.5万元。2018年7月，原告九鼎公司与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签订收费协议，约定依据双方签订的（2018）鼎旭律字第278号委托代理合同，九鼎公司应向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507980元，协议签订后开庭前支付20万元，剩余款项在收到判决书后付清。2018年7月，原告九鼎公司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支付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用15202元。2018年7月，原告九鼎公司向本院交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2018年，被告朱春庆向喀什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案外人王伟李、宣红玲为被告，主张朱春庆向王伟李支付的款项为不当得利，要求王伟李、宣红玲予以返还。2018年10月，原告九鼎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财产保全申请。2019年12月16日，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九鼎公司20万元。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在本案庭审中提出的需要答辩期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九鼎公司于2018年10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涉及的双方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义务为金钱债务，即要求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原告九鼎公司支付款项，而被告刘韦伟遂提出管辖权异议。此时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就已经知晓九鼎公司的诉讼请求。2019年高院关于本案管辖权的裁定发出后，针对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了反诉，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主张。在此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金钱往来，但是对金钱往来的法律性质以及最终需要承担的金钱债务，双方存有争议。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因原告九鼎公司提交的起诉状与其宣读的诉状，在提出诉讼请求时存有差异，为此本院决定给予被告一次答辩期的机会，以便双方当事人针对各自的主张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时，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又提出，原告九鼎公司之前主张典当法律关系，现在又主张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因此还需要答辩期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如之前陈述，涉及的双方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义务为金钱债务，且双方对于金钱往来的法律性质存有争议，双方均在立案阶段就本案基本法律关系的争议问题向本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再以法律关系变更为由要求答辩期，明显属于恶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因此本院不再给予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第二次答辩期。本院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被告要求原告返还权利凭证、手表等物品有何事实依据；2、三方当事人之间涉及权利义务的金钱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九鼎公司主张，三方当事人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朱春庆应当承担还本付息的民事责任，而被告刘韦伟则应当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则主张，三方当事人之间应为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且被告刘韦伟仅对其中15万元承担责任。本院经审查认为，三方当事人之间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刘韦伟对其中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据、收款确认书等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1、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本案中，被告朱春庆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原告九鼎公司借款；原告九鼎公司亦向被告朱春庆支付了款项，因此双方之间应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有损于他人而取得利益。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发生以后，就在不当得利人与利益所有人（受害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即利益所有人有权请求不当得利人返还不应得的利益，不当得利者有义务返还。若认定本案存在不当得利，那么被告朱春庆没有合法依据，占有原告九鼎公司的款项，则被告朱春庆可能构成诈骗或侵占等刑事犯罪，亦与本案查明的原告九鼎公司与被告朱春庆之间签订合同的事实不符。3、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九鼎公司与被告朱春庆达成多次民间借贷协议，被告刘韦伟在其中一份协议上签字，并注明系担保人身份，因此被告刘韦伟应当就其签字的协议上载明的债务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的双方签订合同违反《典当管理办法》而无效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典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当票系支付当金的付款凭证，而非合同的生效要件。《典当管理办法》系商务部、公安部颁布的部门规章，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原告九鼎公司签订的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相关的合同法定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因此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包括了金融机构以外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相互之间发声的资金融通行为。本案中，虽原告九鼎公司的企业性质属于典当行，但其在本案中出借款项的行为不符合明显《典当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典当特征。原告九鼎公司与被告朱春庆签订的借款合同，从约定内容及履行情况，均可以认定本案应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的原告九鼎公司违规经营的问题，其可向相关行政部门予以举报并进行行政处理，该事项不属于民事纠纷的审查范围。因此对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的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的不能当然转化为民间借贷的意见，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已经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方式，本院按上述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认定，对该项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在庭审中提出的以原告九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了解典当知识为由，要求追加案外人为当事人的要求，因本案中原告九鼎公司的出借行为明显不符合典当行为特征，在法院立案阶段的形式审查都没有认定为典当合同，因此该请求没有实际处理的必要。关于被告朱春庆、刘韦伟要求原告九鼎公司返还权利凭证、手表等物品有何事实依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被告朱春庆、刘韦伟虽提交了抵押清单，但该清单上没有原告九鼎公司任何人员签字，其提交的录音录像资料上亦没有关于权利凭证交接的任何表述，无法证实被告将相关权利凭证及动产交付给原告九鼎公司。另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向公安机关报案，主张九鼎公司的人员存在占有相应权利凭证的刑事犯罪行为，而在本案开庭后直至做出判决时，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未能向本院提交有关公安机关立案审查的任何资料。故在本案的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其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关于三方当事人之间涉及权利义务的金钱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告九鼎公司的意见为，其向被告朱春庆提供款项650万元，被告朱春庆偿还的部分均为利息，本金尚未偿还，因此被告朱春庆应当偿还本金6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和违约金以及索款费用。而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意见为，其向原告九鼎公司偿还了本金285万元，且双方法律关系为不当得利，因此不应当支付违约金、利息及索款费用，对于剩余的款项应予以偿还，且被告刘韦伟仅应当承担15万元的责任。本院经审查，依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九鼎公司通过案外人账户向被告朱春庆支付款项，对于出借本金，本院认定为645.5万元（300万元+200万元+97万元+48.5万元）。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提出，在第一次借款的500万元中，收到款项后即向原告九鼎公司预先支付了利息，因此预先支付的利息数额不应当再计入本金，本金数额应为482.5万元，但是针对该主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对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朱春庆已经偿还的241.8万元，本院认定偿还的部分为利息，部分折抵本金。理由为：1、原告九鼎公司与被告朱春庆及被告刘韦伟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约定的各项利率合计为月3.5%，明显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利率标准。该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本院以月息2%综合计算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已经给付的利息数额。2、通过被告朱春庆的还款经过，其对于2017年1月借款500万元给付的利息，按月息3.5%给付了10个月（2017年2月至2017年12月）；对于2017年3月借款的145.5万元给付的利息，按金额150万元、月息3%给付了15个月（2017年4月至2018年7月，其中2018年6月未能给付）。3、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本院分别计算相应的利息数额。对2017年1月500万元借款已给付的利息，以月利率2%为标准，按10个月期限，应为100万元。因此被告朱春庆给付了大额款项175万元，其中100万元为利息，75万元折抵本金。对2017年3月145.5万元借款已给付的利息，以月利率2%为标准，按15个月期限，应为43.65万元。被告朱春庆给付了该部分款项为66.8万元，其中43.65万元为利息，23.15万元折抵本金。结合上述意见，被告朱春庆归还的利息数额为143.65万元，本金数额为98.15万元。4、对于被告刘韦伟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数额问题，因2017年1月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与原告九鼎公司签订了两份借款合同，被告刘韦伟仅在借款金额300万元的合同上签字，并出具确认书，因此被告刘韦伟仅在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告朱春庆归还的款项是否能够减免被告刘韦伟承担连带责任范围的问题，因金钱属于种类物，并非特定物，因此款项金额无法完全进行区分，为促使双方当事人谨慎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故在本案中不再予以减免，被告刘韦伟应在本金300万元及对应的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九鼎公司的各项诉讼请求，本院确认如下：1、被告朱春庆尚欠原告九鼎公司本金数额为547.35万元（645.5万元-98.15万元），被告刘韦伟对其中300万元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2、对于利息及违约金问题，为方便计算，本院以本金547.35万元为基数，以月息2%为标准，以2018年8月为起算时间，计算被告应承担的利息数额。被告朱春庆应承担截止2020年3月（即本判决做出之时）的利息数额为218.94万元[547.35万元×2%×20个月(2018年8月至2020年3月合计20个月)],被告刘韦伟对其中120万元（300万元×2%×20个月）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原告九鼎公司主张的利息及违约金数额，已经超出本院认定的数额，对于多出部分，本院在后续未能归还的期限内予以计算。3、对于律师代理费问题，因原告九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了庭审，为原告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服务，涉案的借款合同也明确约定若朱春庆逾期还款，九鼎公司在追偿过程中所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被告朱春庆、刘韦伟负担。至于接受九鼎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收据是否正规，系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推翻上述证据的效力。因此被告朱春庆、刘韦伟应承担律师费。4、对于保全担保的保险费及保全费，亦属于追偿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被告朱春庆、刘韦伟负担。综上所述，原告九鼎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春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473500元（伍佰肆拾柒万叁仟伍佰元整）；二、被告朱春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截止至2020年3月的利息2189400元（贰佰壹拾捌万元玖仟肆佰元整）；三、被告刘韦伟对借款本金3000000（叁佰万元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刘韦伟对利息1200000（壹佰贰拾万元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费507980元；六、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保全担保的保险费15202元；七、被告朱春庆、刘韦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保全费5000元；八、若被告朱春庆、刘韦伟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以未还数额为基数，以月息2%为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九、驳回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十、驳回被告朱春庆、刘韦伟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2610元（原告喀什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18000元，由被告朱春庆、刘韦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炳坤审  判  员   高宏艳人民 陪 审员   胡德福   二 ○ 二 ○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书  记  员   张墨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