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02民初4350号 原告：高继光，男，汉族，1974年4月22日出生，住玉林市玉州区。 被告：江林，男，汉族，1968年6月23日出生，住玉林市玉州区。 被告：祝应峰，男，汉族，1974年6月15日出生，原住浙江省江山市峡口镇模三村山岩岭53号，现住玉林市一环北路沙圳里Ｄ区。 原告高继光与被告江林、祝应峰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继光，被告祝应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林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依法判令被告江林、祝应峰支付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每年7万元共四年，共计年度退股补偿款28万元给原告高继光；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江林，祝应峰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28日，被告江林、祝应峰立写《承诺书》一份给杨远波，承诺书载明：江林、祝应峰自2013年4月1日起至2028年3月31日止，每年给予杨远波项目退股补偿款70000元，该款在支付给塘底队租金时一并支付给杨远波。而支付给塘底队的租金办法为实行先交租后使用原则，按年交费，每年租金应在当年4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天按当年应付租金千分之三计违约金。2014年12月10日，杨远波将上述《承诺书》中的债权转让给高继光，并将债权转让情况告知了被告江林、祝应峰。因此，原告高继光合法取得了杨远波对江林、祝应峰的债权。被告方在支付3万元退股补偿款给杨远波后，余下的2013年、2014年度的退股补偿款合计：110000元已由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桂09民终129号民事判决确定由江林、祝应峰支付（2015年度的退股补偿款已由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桂09民终10号民事判决正在执行当中。而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度的退股补偿款共计28万元。江林、祝应峰至今尚未支付。因此，江林、祝应峰应按《承诺书》及《债权转让书》的约定支付2016年至2019年度共计四年的退股补偿款28万元给原告高继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其主张提供的证据有：1、承诺书，2、债权转让书，3、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4、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桂0902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5、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桂民申19号民事裁定书，6、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桂09民终10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江林答辩，也未提供证据。 被告祝应峰辩称，1、根据2019年8月15日玉林市公安局玉州区局的决定书，已认定高继光所谓案涉基础债权源于出租村集体土地活动中，杨远波为了索取贿赂，迫使祝应峰、江林签下的《承诺书》，该《承诺书》是杨远波利用村民小组长的身份，向承租人索取贿赂的产物，是无效的。杨远波与高继光串通，伪造50万元债权转让费，形成的《债权转让书》，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请求。2、涉案标的涉嫌犯罪，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09民终129号判决书，已由玉林市人民检察院2019年10月11日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自治区检察院已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并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审理。3、杨远波直接索取的3万元加上根据玉州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桂0902执728号的执行款114062元，两项合计已达144062元，远远超过了索取贿赂款6万元的立案标准，请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追诉。 被告祝应峰为其抗辩提供的证据有：1、玉州区公安分局通知书；2、讯问笔录；3、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书；4、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5、执行裁定书；6、银行转账单；7、土地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8、承诺书、债权转让书；9、收条。 经本院组织质证，被告江林未到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对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2，因被告祝应峰对真实性无异，可作本案参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虽有异议，但未提供证据反驳，可作本案定案依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原告也同时提供有，可作本案参考，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原告未否真实性，可作本案参考。 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24日，玉林市日菱农资有限公司与玉林市玉州区南江街道新联村塘底村民小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2013年5月2日，上述两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租金及支付办法“租金为每亩每年两万元整，租金被告先交租后使用原则……每年交租金时间对应本补充协议书签订时间并依照上述办法按时支付……”。2013年3月28日，江林（日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祝应峰立下《承诺书》给杨远波（南江街道新联村塘底组的代表）收执。《承诺书》载明：“承诺书本人因原计划与杨远波参股合作租赁塘底队梁屋冲发展业务，现杨远波因个人资金周转问题，放弃参股，临于其本人在前期筹备阶段做了大量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本人同意自本年度2013年4月1日起，给予杨远波项目退股补偿款每年共计柒万元整（¥70000元整），至2028年3月31日止，共计十五年，在支付给塘底队租金时一并支付给杨远波，……承诺人：江林、祝应峰，2013年3月28日。”之后，祝应峰于2013年5月31日转款3万元给杨远波。2014年12月10日，高继光与杨远波签订《债权转让书》。事后，祝应峰承认收到杨远波邮寄的《债权转让书》。2015年1月份，高继光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江林、祝应峰支付2013年、2014年度的退股补偿款11万元，本院以《债权转让书》未送达债务人江林为由，驳回高继光的诉讼请求。高继光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6月7日，玉林中院作出（2017）桂09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承诺书》是祝应峰、江林与杨远波签订的，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约定的债权合法有效，《承诺书》所涉及的债权属于金钱债权，没有特别约定不能转让，杨远波与高继光签订了《债权转让书》，符合债权转让的法律规定，原告提起诉讼亦是债权转让通知的一种意思表示，据此判决：被告江林、祝应峰支付2013年、2014年度的退股补偿款11万元给原告高继光。之后，高继光曾于2018年4月16日向本院起诉，请求两被告支付2015年的退股补偿金7万元，法院依法判决两被告支付退股补偿款7万元给高继光，该案一、二审判决已生效。 另查明，祝应峰曾于2015年6月8日向玉林市玉州区公安分局提出控告杨远波索贿一案，2015年7月2日，玉林市玉州公安分局民警在向杨远波讯问时，杨远波陈述：“2013年4月因出租的土地与其他村民小组存在纠纷，在解决与其他村民小组土地纠纷后2013年5月份才将出租的空地交给江林和祝应峰，之后我就想和江林、祝应峰一起投资做这个仓库项目，……到2013年6、7月份的时候江林、祝应峰叫我出资20万元左右，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就叫我退出合伙建仓库，……至同年8月份江林、祝应峰才进场建仓库，后来我就追江林、祝应峰给退股补偿款给我，追了多次江林才给了3万元给我……。”讯问中，杨远波承认在江林、祝应峰建仓库项目中未投资，也没有签订合伙协议。该局经审查认为杨远波索取贿赂人民币3万元未到达立案标准金额为人民币6万元，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决定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祝应峰向玉林市检察院申请民事诉讼监督，玉林市检察院于2019年10月11日提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自治区检察院于2019年10月30日决定受理；之后，向广西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并通知祝应峰、高继光。 还查明，本次庭审中，原告高继光自认其与杨远波系合伙关系，因两被告祝应峰、江林不认可高继光入股，才以杨远波的名义与被告祝应峰、江林达成合伙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原告高继光请求两被告支付2016、2017、2018、2019年共4年的退股补偿款28万元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1、原告高继光取得本案主张的债权是基于杨远波通过《债权转让书》取得，而《债权转让书》中的债权，是杨远波基于江林、祝应峰出具的《承诺书》取得对江林、祝应峰的债权。本案纠纷产生后，被告祝应峰于2015年6月8日向玉林市玉州区公安分局提出控告杨远波索贿一案，玉州公安分局于2019年8月15日，认定杨远波取得的3万元属于索贿行为，即杨远波基于《承诺书》取得的退伙补偿款属于索贿款，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2、由于杨远波基于《承诺书》取得的3万元属于索贿款，杨远波取得的《承诺书》属于索贿行为，债权不合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承诺书》无效，通过无效的《承诺书》取得的《债权转让书》中债权转让也无效；3、庭审中原告高继光自认，其与杨远波系合伙，且是以杨远波名义与祝应峰、江林合伙投资，原告高继光同时承认在两被告出具《承诺书》时还没有真实投资；《承诺书》中仅仅“鉴于其本人在前期筹备阶段做了大量工作，经双方协商一致，本人同意自本年度2013年4月1日起，给予杨远波项目退股补偿款每年共计柒万元整（¥70000元整），至2028年3月31日止，共计十五年”，其中的“筹备阶段做了大量工作”，仅是含湖其辞的说辞，无法证实做了何种筹备工作；同时，杨远波作为出租方塘底队队长，在出租生产队土地时做大量工作是其分内之事，保证承租方承租的标的物不存在瑕疵，不受农村阻挠，属履行职务行为，没有理由以个人名义另行向承租方收取费用；如果杨远波与祝应峰、江林存在合伙关系，显然是将自己管理的土地出租给自己使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杨远波是否与被告祝应峰、江林存在合伙投资关系无证据证实；4、2015年7月2日，因祝应峰举报杨远波索贿问题，玉林市玉州公安分局民警在向杨远波讯问时，杨远波陈述，“到2013年6、7月份的时候江林、祝应峰叫我出资20万元左右，因为我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就叫我退出合伙建仓库，……”，按此陈述，杨远波退伙应该是7月份的事，但出具《承诺书》是2013年3月28日；再一个，杨远波陈述“至同年8月份江林、祝应峰才进场建仓库，后来我就追江林、祝应峰给退股补偿款给我，追了多次江林才给了3万元给我……”，实际上，该3万元杨远波于2013年5月31日已收到，显然杨远波陈述的合伙过程与实际情况不符，更说明杨远波与祝应峰、江林之间的合伙关系存疑；5、承租玉州区南江街道新联村塘底村民小组的土地是玉林市日菱公司，至今使用承租土地建设仓库出租的还是日菱公司，虽然承租时江林是日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日菱公司是否为江林、祝应峰共同经营尚无证据证实，因此，要求江林、祝应峰共同为日菱公司的承租行为，另行支付债务没有法律依据；6、虽然玉林中院作出的（2017）桂09民终12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债权转让书》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因出现新的证据，即玉林市玉州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8月15日作出决定不予立案《通知书》，已确认杨远波收取的涉案3万元属于索贿行为，该局仅认为杨远波索取贿赂人民币3万元未到达立案标准金额人民币6万元，决定不予立案；可见该《承诺书》涉嫌索贿行为而无效，原告基于无效的《承诺书》而取得的《债权转让书》也应当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继光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5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6200元，由原告高继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斌 人民陪审员 罗 兴 人民陪审员 陈国权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倩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