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04民初3657号原告：苗文生，男，195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宣，云南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普秀华，女，1954年7月26日出生，彝族，居民，住弥勒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文（系普秀华之子），男，1982年12月7日出生，彝族，居民，住弥勒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响，云南湖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苗文生与被告普秀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苗文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宣，被告普秀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建文、李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苗文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8月23日签订的房屋赠与《补充协议》，即撤销赠与被告置换后面积为120平方米房屋的意思表示；2.案件受理费由双方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1990年11月10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共同生活至2008年12月21日，因感情不和及为方便管理、调动子女的积极性，签订了《分家协议》，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自此，双方名义上虽然保持着婚姻关系，但未实际共同生活、相互照顾，分居已长达11年之久。2015年8月，双方分家后的房屋及土地均被人民政府征收，但因被告所分得的房屋的土地系村集体所有，所获补偿没有原告多。双方均与政府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后，被告及其儿子董建文多次找到原告要求将置换后面积为300.85平方米房屋中的120平方米分给被告。原告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加之在被告及董建文的再三威逼利诱之下签订了《补充协议》。现考虑到虽与被告保持了近30年的夫妻关系，但双方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都是各自生活，相互间也未尽到夫妻间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在原告多次住院期间都是由儿子及儿媳进行照顾。被告作为原告名义上的妻子，连最基本的看望一下都无法做到，令原告对这段名存实亡的夫妻感情彻底失望。故原告于2019年9月5日向弥勒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现本案正在审理阶段。同时，原告毅然决定撤销2015年做出的将置换后面积300.85平方米房屋中分出120平方米给被告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系基于当时受到被告及董建文不断骚扰的情况下做出的处分行为。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行使任意撤销权，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普秀华辩称：一、二人婚姻感情基础较好，至今尚未离婚。被告与原告自1990年结婚，虽双方均系再婚，但感情较好。双方在2008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但仅只是一线之隔，还是继续在一起，双方感情依旧较好，十多年来并未提及离婚一事。后因全村被政府征收改造，双方在财产分配上产生了分歧，故影响了夫妻感情。实质上二人自1990年相互扶助至今实属不易，原告曾向弥勒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依法判决不准离婚。二、本案中的《补充协议》不应认定为赠与合同，而是二人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一)原告获得的补偿财产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征收改造的房屋是原、被告1992年共同出资建盖的水泥浇灌房一层，当时还向亲朋好友借了部分资金，后二人共同偿还借款。1994年，原、被告共同出资加建一层，形成的基础是夫妻共同财产无疑。2008年，原、被告签订了《分家协议》，约定将拥有宅基地使用权的双方共同建盖的大房屋分给原告，非法占用耕地建盖的一层简陋房屋分给被告。2015年，村子被依法征收改造，原、被告的房屋均在征收之列。2015年8月21日，原、被告签订了1份《证明》，证明原告自愿将回迁房中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房屋分给被告，但未明确具体方式。2015年8月23日10时27分，被告单独作为所有权人与弥勒市人民政府签订了《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独自获得了79890元的补偿款。该协议第八条第1项约定：“乙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协议前已征得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同意，协议内容是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即此条明确规定了签字的人对物的所有权。同日15时24分，原、被告共同在另一份《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编号：房屋补偿安置第009号），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同意2008年分家时分给原告的房屋被依法征收。该协议第八条第1项约定：“乙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协议前已征得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同意，协议内容是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在该处捺印。补偿的内容是3套回迁单元房及货币补偿50多万元。同日，原、被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现苗文生自愿将该房屋置换后的面积分出120平方米给普秀华，但其他补偿款都归苗文生所有。”以及“此补充协议与房屋补偿安置第009号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可证明《分家协议》确实可以认定为有效的婚内财产分割约定。2015年8月21日，原告同意将其中的1套回迁房分给被告，但未约定具体的方式。在2015年8月23日财产被征收获得补偿时，双方作为共同的物权所有人在009号协议上签字，以夫妻婚内共同财产的方式获得补偿。实际是双方对《分家协议》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变更的内容为双方2015年8月23日以签字认可的形式，承认2008年分割给原告的房屋再次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共同作为产权人在征收安置协议上签字。对于被告2008年分得的房屋依旧作为其个人财产由个人单独享有补偿，后又以《补充协议》的方式对双方签字的009号协议中所获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双方之间再次进行了相应的分配。被告是独自签订的补偿协议，原告是与被告一起签订的补偿协议，故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不能单独地割裂，将其认定为赠与协议，应结合《证明》，以及2015年8月23日同一天之内形成的3份协议进行综合认定。根据该3份协议的形成时间、记载的相关内容、签字按印的位置，应认定为双方在征收时对于原告所获得的补偿双方再次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1套120平方米的回迁房由被告享有，其余的补偿款及回迁房全部归原告享有。证据具有关联性，不能将每一份证据单独地割裂来看其所能证明的事实，应通过在案证据的关联性，探究被告和原告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8月23日，双方通过签字的行为将2008年的财产约定进行了相应的变更，其背后既是基于双方常年的夫妻感情，被告对家庭多年的辛苦付出，也是基于被告所获得的补偿较少的原因。且根据协议的内容可以明确认定是009号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在先，《补充协议》载明该协议与009号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认定双方再次将原告所获得的房屋以书面约定的形式变更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后双方又对该部分财产进行分配，故该《补充协议》不能认定为赠与协议，应认定为双方对婚内财产的再次分割。(二)人民法院应从公平角度考虑本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房屋的形成是在双方领取结婚证后，加建是在1994年后，故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2008年分割时，对被告本就不公平。从2015年获得的征收补偿来看，差距更是天差地别，故恳请人民法院在裁判本案时，结合在案的同一天形成的3份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及考虑公平原则，着眼于整个婚姻的整体性，考虑婚姻关系期间的特殊性，财产约定的反复变化性，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苗文生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结婚证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2.《补充协议》《分家协议》《证明》复印件各1份，《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复印件2份，欲证明2015年原、被告分家后的房屋及土地被政府征收后，被告认为其所分得的较少，在被告及其儿子不断骚扰下，原告同意将置换后面积为120平方米的房屋分给被告，双方签订书面协议。3.《弥勒县人民医院病危（病重）通知书》、出院记录各1份，住院证2份，欲证明2015年至今，原告因年老体弱，多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由儿子苗大成及儿媳李菊芬进行照看。尽管自2008年至今，原、被告双方已分居长达11年之久，但被告作为原告依法登记的妻子，连基本的看望都未能做到，故让原告心灰意冷，决定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并撤销于2015年8月23日作出分给被告面积为120平方米房屋的意思表示。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部分有异议，认为《补充协议》是双方自愿协商签订，并不是在被告的骚扰下签订，对其余部分无异议，但认为《补充协议》不是对赠与的约定，而是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约定。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力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住院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未去照管。被告普秀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和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结婚证、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①被告的基本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②双方于1990年11月10日依法登记结婚；③原告于2019年向弥勒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审查后依法判决不准离婚。2.《分家协议》复印件1份，欲证明：①该协议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②该协议对被告存在明显不公平，被告所分得的是非法占用耕地建盖的一层简易房。3.《证明》复印件1份，欲证明：①原告自愿与被告于2015年8月21日达成协议，同意将回迁房中的120平方米的一套房屋分给被告；②双方未明确分给的方式是直接赠与还是将财产再次协议为夫妻共同财产后再次分配。4.《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复印件1份，欲证明被告在2008年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中所分得的房屋是以被告单独作为物权所有人签订，单独获取了相应补偿款。5.《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复印件1份，欲证明：①原、被告于2015年8月23日共同作为物权所有人在该协议上共同签字；②该协议中第八条“乙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协议前已征得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同意，协议内容是其产权人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且原、被告在该处按了手印；③原、被告以与弥阳镇人民政府共同签订协议的方式将原告所应获得的补偿共同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6.《补充协议》复印件1份，欲证明该协议将原、被告在《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中所获得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配，其中的120平方米房屋归被告，其余夫妻共同财产归原告。7.病历本、动态心电图报告、医保报销单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被告在2011年查出患有冠心病心律失常，需长期服用药物进行控制和调理。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4，无异议。证据2，对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欲证明事实的第一点无异议，对第二点有异议，认为不存明显不公平，因为《分家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也未提出异议。证据3，对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欲证明事实的第一点无异议，对第二点有异议，认为是赠与行为。证据5，对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认为原告是单独的物权所有人，其单独在协议上签字，因形式的需要，被告才在协议的落款处签名。证据6，对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力有异议，原告对120平方米的房屋是赠与行为，不是婚内财产分割。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依职权调取（2019）云2504民初3176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复印件1份，欲证明该案庭审的情况。经质证，原、被告对该庭审笔录无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2与被告提交的证据2、3、4、5、6内容一致，能证明原、被告于2008年12月21日签订《分家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2015年8月21日，经原、被告约定，原告同意将120平方米回迁房给被告，双方在《证明》上签名捺印进行确认；2015年8月23日，被告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约定被告坐落于的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的住房因被征收补偿金为79890元；同日，原、被告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约定坐落于，建筑面积为250.71平方米的住房因被征收，选择补偿的方式为原地回迁安置，应得补偿面积为300.85平方米，空地面积进行货币补偿为383971元、搬迁补助费3000元、特困补助费3000元及临时安置补偿费等。两份协议上均约定：“乙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协议前已征得其产权人和家庭成员的同意，协议内容是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同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将，原房屋面积为250.71平方米，置换后面积为300.85平方米，原告自愿将该房屋置换后的面积分出120平方米给被告，其他补偿款都归原告所有。该协议上还载明“此补充协议与房屋安置第009号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应。”对该组证据能证明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能证明原告曾因脑出血、高血压病等住院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事实，部分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不予认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1990年11月10日登记结婚。2008年12月2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分家协议》，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该协议约定：“从月宫门外墙皮以西1米处，由南向北划线为界，线东面的一切房产由苗文生所有，线西面的一切房产由普秀华所有，双方保持夫妻关系；分给普秀华的宅基地上的房屋拆旧换新正常费用由普秀华独自承担，如果集体还需另行交纳土地使用费，费用由苗文生负责一半。建水普秀华房屋地基补偿费苗文生有一半享有等”。2015年8月21日，经原、被告约定，原告同意将120平方米回迁房给被告，双方在《证明》上签名捺印进行确认。2015年8月23日，被告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编号为：房屋补偿安置第007号）。该协议约定：被告坐落于的建筑面积为80.43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因被政府征收补偿金为79890元。同日，原、被告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产权调换》（编号为：房屋补偿安置第009号）。该协议约定：坐落于，建筑面积为250.71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因被征收，选择补偿的方式为原地回迁安置，应得补偿面积为300.85平方米，空地面积进行货币补偿为383971元、搬迁补助费3000元、特困补助费3000元及临时安置补偿费等。两份协议上均约定：“乙方承诺并保证签订本协议前已征得其产权人和家庭成员的同意，协议内容是其产权共有人和家庭成员的共同意思表示。”同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弥勒市冉翁西路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征收人原告的，原房屋面积为250.71平方米，置换后面积为300.85平方米，原告自愿将该房屋置换后的面积分出120平方米给被告，其他补偿款都归原告所有。该协议上还载明“此补充协议与房屋安置第009号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应”。时任弥阳镇古城社区居民委员会新瓦房居民小组的组长杨树山在该协议“村小组证明人”处签名。2019年9月5日，原告向弥勒市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以（2019）云2504民初3176号民事判决书的形式判决驳回原告苗文生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审理中，原、被告认可250.71平方米房屋置换得3套房屋，该房屋尚未交付使用。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婚内财产约定是指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可以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约定归属，一方也可以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另一方。本案，原、被告在2008年12月21日就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但在其房产被政府征收后，在进行补偿的过程中，被告单独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对80.43平方米的房屋补偿款单独享有。但原告系与被告一起作为乙方共同与弥勒市弥阳镇人民政府签订补偿协议对250.71平方米房屋经产权调换得的300.85平方米的面积及空地补偿款等共同享有。在签订两份协议之前及当天，原、被告签订《证明》《补充协议》，对置换后的面积及补偿款等的分割作了约定。综合上述证据考虑，原告将120平方米面积给被告的行为系婚内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婚内财产赠与是一方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给另一方，即赠与方处分的是属于自己的财产。虽原、被告已签订过《分家协议》，明确了各自的财产份额，但双方在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时再次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确定，即对被征收的250.71平方米房屋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补充协议》是对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再分割。且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该120平方米面积系属于原告单独享有，故该行为不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原告主张《补充协议》系在被告及其儿子董建文的威逼利诱下所签订，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原告主张撤销《补充协议》，即主张撤销原告赠与被告置换后120平方米房屋的意思表示的诉讼请求，虽然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所涉及的120平方米置换的房屋现还未进行登记变更，但该撤销的前提必须是赠与合同的成立。显然，本案原告所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前提并不存在，故原告的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苗文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苗文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解雯璇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余红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