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民终13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峰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十里牌60-2号。 法定代表人：陈峰，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勇，浙江远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山市江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江山市虎山街道水泥厂路口25-2号。 法定代表人：祝世法，执行董事。 上诉人浙江恒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山市江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义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民初34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运费并非为上诉人运输产生。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上诉人欠其运费65121元的依据是与微信名“杨佳乐杨佳奇”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该微信名的使用者邓玉梅系浙江福安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安公司）的员工，因此，是被上诉人与福安公司之间的对账，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 江义公司辩称，被上诉人的运费清单每月均交给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配偶陈某某，经与其电话联系，其称账单遗失，被上诉人只有清单。上诉人与福安公司的经营地不同，被上诉人2015年前为福安公司运输过货物，之后就没有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峰公司支付运费65121元，并支付从2019年5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银行年贷款利率4.35%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2.诉讼费用由恒峰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此案双方争议焦点为讼争运费是恒峰公司所欠还是福安公司所欠，也即此案货运合同另一方是恒峰公司还是福安公司。就此争议，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江义公司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峰之妻陈某某通过银行支付江义公司运费有15笔，另有1笔是陈某凤通过银行支付，其中陈某某2016年2月2日的转账附言“代恒峰付江义物流运费”、5月15日的转账附言“恒峰付江义物流3月运费”、6月17日的转账附言“代恒峰付4月5月的运费”，陈某某其他日期的转账附言没有付款方的记录，说明恒峰公司与江义公司存在货运业务。2.江义公司持有恒峰公司的发货单、客户将货发给恒峰公司的销售出货单等，按常理，如果江义公司没有为恒峰公司拉运货物，江义公司不会持有这些单据。3.陈峰不仅是恒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福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审时其主张涉案运费不是恒峰公司所欠，而是福安公司所欠，但没有提供福安公司欠江义公司运费的依据。4.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3日裁定受理江山市安辰贸易有限公司、江山市裕丰塑业有限公司对福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经向福安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核查，福安公司财务账册上并无欠江义公司运费的记录。5.恒峰公司提供的祝世法的“收条”，按恒峰公司所述，该“收条”是江义公司与福安公司谈妥福安公司以一辆汽车抵所欠江义公司运费65121元前提下所写，后因抵债的汽车被法院查封，没有抵成。江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祝世法承认收条是其本人所写，因恒峰公司车子“没用”，就没有抵了，并将“收条”撕掉。该院认为，虽然“收条”能反映福安公司用汽车抵债事实，但并不能由此推定是福安公司欠江义公司运费。综上，该院认定涉案运费是恒峰公司所欠，并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江义公司为恒峰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后经双方对账，恒峰公司尚欠江义公司运费65121元。之后，恒峰公司未付。 一审判决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货运合同客观真实、合法有效，恒峰公司拖欠江义公司运费未付，应承担违约责任。江义公司要求恒峰公司支付运费65121元及2019年5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江义公司主张的计算利息损失的标准，既无双方约定，也无法律上的依据，不予支持。因恒峰公司逾期支付运费造成江义公司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恒峰公司的抗辩主张，无相应依据，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恒峰公司支付江义公司运费65121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据实计算），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江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8元，减半收取714元，由恒峰公司负担。 二审中，恒峰公司提交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书和社保参保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邓玉梅系福安公司员工而不是恒峰公司员工。江义公司质证认为，对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及邓玉梅系福安公司员工无异议，但对恒峰公司主张邓玉梅是代表福安公司与江义公司对账有异议，江义公司一直是与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陈某某联系的，是邓玉梅提出让江义公司法定代表人祝世法加其微信的，之前并不相识。江义公司提交其法定代表人与邓玉梅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及文字稿一份，拟证明邓玉梅没有经手恒峰公司与江义公司的业务，江义公司系与恒峰公司法定代表人妻子陈某某直接联系，江义公司将对账单交给陈某某对账。本院审查后认为，恒峰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邓玉梅系福安公司的员工不能当然得出其系代表福安公司与江义公司对账的结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亦难以因此推翻一审判决根据其他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江义公司提交的语音资料内容不明确，无法直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与江义公司存在讼争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可以认定为恒峰公司。江义公司主张与恒峰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提交了运费清单、微信聊天记录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恒峰公司主张与江义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系福安公司，但首先，福安公司、恒峰公司的同一法定代表人陈峰的配偶陈某某多次在向江义公司支付运费时备注“代恒峰付江义物流运费”“恒峰付江义物流3月运费”“代恒峰付4月5月的运费”等内容；江义公司持有的却是恒峰公司而不是福安公司的发货单，等等，均与恒峰公司的主张不符，恒峰公司又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不合常理。其次，经一审法院调查，福安公司财务账册上并无欠江义公司运费的记录，恒峰公司主张福安公司与江义公司存在长期持续的运输合同关系，但财务资料却没有记录，明显与企业财务制度不相符，恒峰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与福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同一人）同样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其主张难以采信。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确信江义公司主张与恒峰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判决认定该双方存在讼争运输合同关系，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并无不当。 综上，恒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应予维持，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定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据此依法对一审判决中利息损失部分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民初34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的判决； 二、变更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9）浙0881民初34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浙江恒峰纺织有限公司支付江山市江义物流有限公司运费65121元及利息损失（以65121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8元，由上诉人浙江恒峰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明军 审判员  王琳琳 审判员  舒红胜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倪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