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9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辉，男，汉族，1965年10月20日生，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赟，江苏江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健，男，汉族，1959年4月3日生，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启东市公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陈辉因与被上诉人徐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2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用均由徐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判决无事实根据。(一）徐健提供的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系伪造。1.司法鉴定已经明确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系伪造。陈辉于一审时向法院申请对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进行笔迹鉴定，经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确认，该份欠条中载明的“2016年2月21日”并非陈辉所写，且同时确认了该欠条主体内容部分与时间部分非同一天形成。因此，该欠条系徐健伪造，缺乏真实性，根据证据规则，在本案中不应当作为证据使用。2.伪造的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的真实形成时间是在2015年2月13日结算之前。首先，根据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鉴定，伪造的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日期与欠条内容的形成时间不一致，这一点与陈辉在一审时一贯的陈述相一致，与徐健的陈述完全相反，徐健即使在鉴定结果公布后，仍然强调整个欠条就是在2016年2月21日所写，完全是在歪曲事实。其次，徐健一审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沈某,4的证人证言系伪证。因为沈某,4明确了欠条就是在2016年2月21日吃饭时写的，亲眼见到陈辉和担保人龚某,4签的字，可是鉴定结论已经明确了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主体内容与日期的形成时间不一致，可见，沈某,4的证言不可信；此外，沈某,4能够将两年前的事情记得如此准确，不符合客观规律，尤其还能够将日期记得这么准确更是令人生疑;更何况一起吃饭的沈某,4和龚某,4，记得时间完全不一样，虽然龚某,4记不清是具体哪一天请客吃的饭，但他表示是在年前，徐健在一审中对龚某,4的证言予以了认定，认为其申请的证人沈某,4与陈辉申请的证人龚某,4陈述一致。但事实上双方申请的证人所陈述的时间完全不一致，因为按照沈某,4所述是在2016年2月21日一起吃的饭，那就不是年前而是年后，因为2016年2月8日已经是春节了，因此，结合鉴定报告以及双方证人的法庭陈述，可以确认徐健一审时申请作证的证人沈某,4的证言系伪造，其所述欠条系2016年2月21日所写系谎言。再次，徐健只出售刀鱼网，而陈辉于2015年年后已经不再捕捞刀鱼，改为捕捞其他鱼类，使用的是单根网。因此，陈辉根本不可能在2016年再到徐健处购买刀鱼网，也更不会出现沈某,4所说陈辉与其一同前往徐健处取走刀鱼网了。最后，一审已经确认了双方在2015年2月13日对2015年之前的货款进行了结算，而陈辉分别于2015年4月6日、2016年10月、2018年2月各归还一万元，一审法院对三笔还款予以了确认，徐健亦对2015年4月6日、2018年2月的还款予以明确认可，表示还款在双方结算的50432元货款中予以扣除，如果31000元的货款真的是2016年2月21日发生的，那2018年2月的1万元还款为何徐健从未想到在31000元中予以扣除；此外，由龚某,4担保的31000元的货款，徐健从未向陈辉和担保人另行主张过权利，因为事实就是31000元的欠款发生在2015年2月13日之前，包含在50432元之中，2015年2月13日就是双方对结欠货款的最后结算。（二）从公安机关处调取的出警视频资料是不完整的，该视频反映的不是客观事实。2018年2月3日，双方因货款问题发生纠纷，徐健向启东市协兴港派出所报警处理，民警到场后同步录音录像，处理的过程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是现在调取的出警视频仅有20多分钟，陈辉有理由相信调取的出警视频根本不是原始的完整的视频资料。在庭审播放时，陈辉未听到自己承认欠徐健6万多元的对话，陈辉也从未做出过确认，试想，如果陈辉在公安机关在场的情况下做出过确认，又何必在一审时向法庭积极要求调取出警视频资料，因此，该份不完整的出警视频显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在本案中应当予以排除。二、一审法院的判决无法律依据，仅仅是推论而己。一审法院认为“既然双方于2015年2月13日进行了结算，那么徐健处还另有的31000元的欠条就一定是在2015年2月13日之后形成的新欠条。”但是根据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报告，结合龚某,4的证人证言，足以确认该欠条肯定不是2016年2月21日出具的，既然是一份伪造的欠条就应该根据证据规则予以排除，而不应当还予以认定甚至靠推断下定论，在实际生活中，基于信任或是出借人表示欠条丢失了的情况下，还完款后欠条没有收回的情况不胜枚举，仅仅依靠推断难以令人信服，更何况还是基于一份伪造的欠条。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数额无异议，但不认可具体明细，因为陈辉自己不能提供具体组成，所以前后矛盾，可信度低”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一审的庭审过程中陈辉从未认可过31000元的数额，其一直明确表示31000元是包含在50432元货款中的，2015年2月13日是双方对货款进行最后结算。陈辉作为买方对于2015年甚至是之前发生的货款无法提供具体组成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一审法院竟然据此认为陈辉举证前后矛盾，可信度低；反观徐健提供伪造的欠条，申请做伪证的证人出庭，其可信度竟然比一直在客观陈述的陈辉要高，着实令人费解。 徐健辩称，陈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是合理合法的，没有应该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事由。首先，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陈辉认为伪造不是事实，欠条是陈辉自己亲笔书写，一审中表述得很清楚，担保人龚某,4这一次也为陈辉担保了，31000元的金额与徐健提供的所购网具记账内容一致，陈辉不认可这个时间，事实上签署欠条就是在小饭店里面，双方陈述一致，包括证人龚某,沈某,4。沈某,4是上海人，做这个生意就一次。根据2015年2月13日结账明细，没有扣除31000元的说法，也没有担保情形。根据徐健提交的记账明细，其中清楚表述“19条乘以480元……”因为欠条没有带过去，另外给了收条，一共结欠50432元，不存在陈辉说的退掉的说法。其次，陈辉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接处警视频资料，资料中清楚表述为陈辉欠徐健六万多块钱，表述有两张欠条。更能证明陈辉说的2016年欠条是伪造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另外，一审判决中扣除一万元的实际情况是，陈辉在2016年还拿了徐健一万元的网具，当时有欠条，徐健收到钱以后就扣除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 徐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陈辉归还购买徐健鱼网等拖欠款61432元。二、本案受理费由陈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3日，陈辉向徐健出具欠条，内容为“今陈辉欠徐健人民币50432元整，大写：50432元整。特立此据！欠款人：陈辉欠款人地址：向北村六组2015年2月13日”。后陈辉向徐健又出具欠条内容为“今陈辉欠徐健人民币31000元整，大写31000元整。特立此据！欠款人：陈辉担保人：龚某,42016年2月21日”。陈辉于2015年4月6日、2016年10月份、2018年2月份分三次各归还1万元，合计归还了徐健欠款3万元。徐健认可收到上述款项，但否认2016年10月归还的1万元是归还本案的欠款，因陈辉还有一笔1万元的欠款，所以在收到该笔欠款时已归还了另外1万元的欠条。 因陈辉抗辩2016年2月21日欠条中的“2016年2月21日”不是其所写，故申请法院对该欠条中的“2016221”字迹是否是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同时对欠条中其他内容与“2016221”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倾向认为2016年2月21日上欠条上检材手写的“2016221”字迹与陈辉书写的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上检材一主文手写字迹与检材二手写“2016221”字迹不是同时形成。 后徐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2015年2月13日出具的欠条和2016年2月21日的欠条进行时间先后顺序的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因据其现有技术方法，缺乏鉴定区分条件，故该案缺乏鉴定条件，而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书。 2018年2月5日，徐健、陈辉因为上述欠款纠纷发生争吵，徐健向派出所报警，经调解无效，公安告知其可通过法院起诉方式解决。庭审中，一审法院根据陈辉的申请调取了公安出警的相关视频资料。在该视频资料的08：52处公安民警问陈辉一共欠了几笔钱，陈辉承认两笔6万多。在09：07分处，徐健问陈辉加起来是不是6万多点零头，公安民警说陈辉对这个承认的，陈辉也未表示异议。双方仅对另外1万元是否存在存有争议。庭审中，陈辉否认了视频的真实性。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数额为31000元的欠条是否需要归还？徐健自认收到的2016年10月份的1万元能否作为本案欠款部分的抵扣？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徐健提供2015年2月13日的欠条来佐证双方买卖关系成立的事实，陈辉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陈辉在2015年4月6日和2018年2月各归还徐健1万元的事实，徐健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2016年10月陈辉归还的1万元，徐健否认是归还案涉欠条的款项，但没有提供证据来佐证双方还存在另外1万元买卖关系的事实，故对该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1万元可放在案涉欠款中予以抵扣。关于数额为31000元的欠条虽然其落款时间“2016221”是徐健所写，但陈辉对该欠条除时间以外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仅抗辩该欠条所欠款项已包含在2015年2月13日所出具的欠条中，但无法提供证据来证明该欠条的实际存在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之前。结合徐健、陈辉的庭审陈述及其他相关证据，一审法院综合判定数额为31000元的欠款陈辉应予以归还。理由如下：一、徐健、陈辉一致确认，双方已对2013年至2015年陈辉向徐健购买的鱼网工具款50432元于2015年2月13日进行了总的结算，那么徐健处不可能还存有另外31000元的欠条，如果有，那也只能说明是2015年2月13日之后形成的新的欠条。二、2015年2月13日欠条中的50432元，徐健能提供相应的流水明细来佐证其每笔构成，但没有31000元的组成部分，陈辉对数额无异议，但不认可具体明细，自己又不能提供具体组成，所以前后矛盾，可信度较低。三、31000元的欠条是存在其他担保人担保的情况，所以将其与只有陈辉一人出具的欠条一并进行结算不利于徐健利益的实现，故其不在50432元的欠条中是具有合理性的。四、公安出警的相关视频资料中，陈辉对两张欠条中的两笔欠款是确认的，仅对是否还存在一笔1万元欠款有争议，从当时的出警资料中可以明确陈辉对欠款31000元是明知存在的。综上，现徐健已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作为陈辉应承担相应给付货款的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陈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徐健货款合计人民币51432元；二、驳回徐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6元（徐健已预交），鉴定费7750元（陈辉已预交），合计9086元，由徐健负担250元，陈辉负担8836元。 本院二审期间，陈辉提供证据如下： 第一组：龚某,丁某,4、何某,4的证人证言，证明：（一）31000元欠条的真正出具时间是2014年农历11月份，并非徐健捏造的2016年2月21日；（二）沈某,4系2014年来启东捕鱼，并非2016年，沈某,4在一审庭审中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三）2015年下半年陈辉就不再捕捞刀鱼。 第二组：陈某,4的证人证言，证明：（一）陈某,4从未替沈某,4垫付钱款，徐健提供的陈某,4的转账记录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二）徐健的记录本系其随意记录，该记录本中记载的内容无法反映客观真实的情况。 第三组：彭新华出具的情况说明、通海苑休闲度假村2016年2月21日点菜单，证明31000元欠条系徐健伪造，通海苑休闲度假村2016年2月21日点菜单没有龚某,4所述的1000多元消费记录。 陈辉质证认为，对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龚某,丁某,4、何某,4的当庭证言三性予以认可。理由：（一）证人确认了欠条真正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农历11月份左右，并非徐健捏造的2016年2月21日。虽然证人无法确定吃饭的具体时间（即欠条出具时间），但几位证人的当庭表述均确认了案涉31000元欠条出具的时间是在2014年农历11月份左右或是2014年年底，因几位证人均是渔业工作者，所以都明确了吃饭肯定是在春节前，因为春节后他们就要出海捕鱼了，而徐健伪造的31000元的欠条记载的时间却是在2016年2月21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渔民们根本不可能聚在农庄吃饭，相较于徐健的陈述，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显然更符合客观实际。（二）证人均确认了沈某,4系2014年来到启东，并非2016年。证人明确了吃饭时间在2014年农历11月份，沈某,4也就是那一年来到启东捕鱼，因为不了解启东当地情形，所以找了陈辉帮忙打桩，随后参加了龚某,4组织的这一场饭局。（三）饭局的组织者系龚某,4。证人龚某,丁某,4及何某,4均明确表示事发当天的饭局是龚某,4组织的，龚某,4之所以组织吃饭就是为了在年后收购各位捕捞的刀鱼，但徐健却表示是陈辉叫龚某,4一起吃饭，显然与事实不符。（四）证人所述和陈辉的表述相吻合，明确了2015年下半年陈辉就不再捕捞刀鱼的事实。龚某,陈某,4作为合伙人收刀鱼，因为崇明岛禁捕刀鱼，于是2014年包括陈辉在内的捕捞刀鱼的船老大都从崇明回到了启东，年底龚某,4组织吃饭，2015年春节过后到清明节期间，陈辉在启东捕了一次刀鱼，因为两地刀鱼市场价格相差较大，陈辉此后再也没有捕过刀鱼，收刀鱼的龚某,陈某,4也随之拆伙。这一陈述与几位证人的表述相互印证，应予以认定。 对陈某,4的证人证言三性均予以认可。（一）陈某,4明 确表示其与沈某,4根本不熟悉，从未帮沈某,4垫付过钱。（二）陈某,4确认了沈某,4来启东的时间是2014年，且只来过这一次。陈某,4表述其与龚某,42014年清明后从崇明回到启东，在连兴港弄了一年就不弄了，而大家一起吃饭是在春节前由龚某,4召集的，该陈述与龚某,4相互印证，足见其证言的真实性。（三）陈某,4陈述与龚某,4合伙以及由其做账的事实与龚某,4陈述相互印证。 对彭新华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通海苑休闲度假村（以下简称）2016年2月21日点菜单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彭新华出具的情况说明确认了点菜单的真实性，而2016年2月21日的点菜单明确了徐健“欠条系2016年2月21日当天出具”的陈述系虚假陈述。根据双方当事人及证人龚某,4的陈述，均确认了31000元的欠条是在吃饭当天写下的，而徐健一再表示欠条载明的日期就是吃饭当天，即2016年2月21日，但2016年2月21日的四份原始点菜单载明的内容显然与徐健的陈述不一致，因为龚某,4在庭审中表述请客当天自己付了1000多元，但是保存的点菜单显示2016年2月21日当天并没有超过1000元的记录，足以证实徐健的陈述系虚假陈述，欠条系伪造的事实。 徐健质证认为，第一组证人证言均是伪证，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欠条在2014年形成，而且两位外地证人（即丁某,何某,4）均与陈辉具有利害关系，所以不具有证据效力。结合之前的庭审记录以及原来的证人证言，证实双方当事人与证人在一起吃饭就一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吃饭的对象各方都认可。对于书写欠条过程以及在场人包括担保人都是认可的，也就是唯一的一次，如果要把31000元的欠款一并进行结算，应在50430元的欠条内容中有所体现，但却没有，因此可以明确，争议的31000元欠条出具时间就是其中载明日期2016年2月21日，结合我方提供的证据以及证人到庭作证更加明确沈某,4来启东捕捞刀鱼就2016年春天一次，没有第二次，浮子船也是2016年春节后交付给沈某,4的，所以陈辉的陈述和其提供的证人都做了虚假陈述，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做伪证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罚。 陈某,4与上诉人陈辉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很低，而且也是矛盾的。他认可沈某,4找过他，而且认可一起吃过饭，沈某,4来启东捕刀鱼就一个春汛，而且具体时间他也记不清，说明沈某,4和他认识而且找过他，能够证明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吃饭，只是在概念上模糊。他所证明的内容存在伪证，因为徐健与他之间以前账目结清没有任何往来，双方汇款往来就此一次。根据徐健自制流水账记载，为沈某,4做网收陈某,4代付的老根绳定金15000元，说明陈某,4对时间段的证言是在说谎。他在2015年12月25日还汇钱给徐健，如双方没有任何往来，不可能无缘无故给徐健15000元。结合徐健流水账的记载以及陈某,415000元的转账记录可以肯定，陈某,4在作伪证。既然沈某,4在2014年以后不做了，陈某,4为什么在2015年替其他渔民兄弟付钱呢？他是在搪塞事实，为了达到陈辉的证明事实而故意作伪证，该证人证言是无效的并且他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法院应当给与法律制裁。 对于彭新华的情况说明，徐健无法确认是否是其本人所写及真伪。对点菜单是否是全部菜单内容，我方无法知晓。其用餐的真实情况，无法质证，就现有的证据，我方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达到陈辉的举证目的。 本院认证意见，因彭新华未到庭确认，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陈辉提供的其余证据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以及程序上的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的认定详见裁判理由（略）。 二审期间，徐健提供证据如下： 一、欠条，证明沈某,4向他人（指陈建兴）清偿购买浮子船的欠款后收回了原出具的欠条，时间是2016年2月15日，该浮子船和陈辉向徐健购买的鱼网是配套的，从而印证了本案争议的欠条出具时间肯定是2016年。 二、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阳支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证明陈某,4于2015年12月25日转账15000元给徐健，用于垫付沈某,4向徐健购买鱼网的钱款。 三、陈产兵的证人证言，证明在2015年8月份往后，沈某,4和其商谈做浮子船，材料由沈某,4购买，陈产兵和两个儿子负责加工，做浮子船的时间大体在11月份，2016年春节约在元宵时交付的，钱已结清。一万多块钱，给的是现金，做船收钱从不记账，和徐健并不认识。 陈辉质证意见为。 一、对徐健提交的沈某,42016年2月15日出具的欠条的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欠条的出具方沈某,4和出借方陈建兴均未出庭接受质证，该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知晓；其次，经陈辉向陈建兴核实，该欠条系时隔一年多后补写的，出具的日期与实际欠款日期完全不一致，因此，该欠条无法达到徐健的证明目的；最后，一审庭审中沈某,4明确表述2016年2月15日浮子船已经做好了，既然当天已经做好了，又怎会再去购买浮子船，该欠条显然与沈某,4在一审的陈述相矛盾，显然沈某,4所谓的2016年在启东捕鱼系虚假陈述。事实上，假如沈某,4是2016年在启东捕鱼，那2016年2月15日其根本不可能出具欠条给陈建兴，因为2016年2月15日系年初八，这个时间点渔民已经出海捕鱼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浮子船店里。可见，该欠条中记载的“2016年2月15日”并非实际欠款日期，只是沈某,4后补的一张欠条，而沈某,4能够在“2016年2月15日”出现在浮子船店里补写欠条，反而证实了沈某,4在2016年根本没有在启东捕鱼的事实。 二、对徐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达到徐健的证明目的。徐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的汇款人陈某,4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他从未帮沈某,4垫付鱼网钱，陈某,4与沈某,4并不熟悉，根本不可能帮他垫钱，另一方面，陈某,42014年清明节后从崇明回来，在连兴港作了最后一次捕鱼，而吃饭的时间是在2015年春节（2015年2月19日）前，因此，陈某,4根本不可能在2015年12月25日帮沈某,4垫付定网款，可见，徐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 三、对陈产兵证言三性不予认可。徐健申请出庭作证的陈产兵所述与事实不符，首先，沈某,4的浮子船是陈产兵儿子制作的事实无法确定，沈某,4根本没有到庭受质证，双方也根本没有书面证据往来，无从证实；其次，陈产兵本人今年已经72岁了，在没有任何账目、订单如此多的情况下，竟然对时隔多年的事情记得如此准确不符合常理；再次，其所提到的做浮子船的时间节点与渔业汛期相矛盾，浮子船作为捕鱼最重要的工具，要比打桩的时间还要早，打桩都需要在春节前农历12月左右完成，打桩要依靠的浮子船竟然在元宵节后才交付，显然不符合常理；最后，其明确表示为沈某,4制作的浮子船是在元宵节之后交付的，但吃饭当天陈辉为沈某,4打桩，打桩必须要有浮子船才能进行，即便按照沈某,4所述的吃饭当天是“2016年2月21日”，那么这一天也是正月十四，根本不是陈产兵所谓的元宵节以后；如果像陈产兵表述的春节期间浮子船无法出闸，元宵节过后也是找人打招呼才出去的，那么沈某,4的浮子船从何而来，徐健申请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包括一审证人沈某,4）在庭审中发表的证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所陈述的都是虚假事实，为了圆一个谎只能编造另一个谎，但谎言始终是谎言，终究成不了事实。 徐健对陈产兵的证言质证认为，认可其真实性与合法性，该证言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于，其可以证实，沈某,4到启东当地捕捞刀鱼的时间是在2016年春汛。 本院认证意见，对徐健提供的上述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理由是：该欠条的当事人陈建兴和沈某,4并未到庭作出确认，本院不能直接认定。对其余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与程序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的认定详见裁判理由（略）。 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在于31000元欠条出具时间是在50432元欠条出具时间（即2015年2月13日）之前还是之后，这涉及到争议欠条所涉债务有未并入50432元欠条中一并结算。对此争议，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徐健作为鱼网买卖法律关系的出卖人提供了陈辉出具的两张欠条以证明欠款事实，陈辉认为，其中31000元的欠条金额属实，但出具时间并非落款时间即2016年2月21日，有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鉴定意见佐证，实际时间是在其出具给徐健的50432元欠条之前形成的，而且该欠款已并入50432元欠条中。其抗辩主张实际涉及上述法律关系所涉权利义务内容的变更。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双方均应对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第三款规定，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因双方对上述31000元欠条所涉债权债务是否独立存在出现争议，处于诉讼防御地位的陈辉所举证据若使徐健主张所依据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境地，亦能达到否认徐健诉讼主张的目的。 本院经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分析如下：一、如依陈辉所述，31000元欠条所涉债务形成在前，并有龚某,4出面担保，而2015年2月13日50432元欠条形成在后却没有任何担保，作为债权人的徐健既未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此前的31000元欠款，又在此后因债务归并而形成50432元欠条时放弃了原有的担保利益，且之后的50432元欠条也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无其他对价利益，如此约定对债权人徐健明显不利，而徐健能够接受，这有违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而徐健陈述，31000元欠条形成在2015年2月13日50432元欠条之后，且因陈辉前款未还，又与徐健发生新的鱼网买卖往来，故要求陈辉提供担保，陈辉遂请龚某,4出面担保，而龚某,4又系陈辉出售鱼产品的购买人，他们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因有龚某,4出面担保，徐健遂同意陈辉又赊新账，即上述31000元欠款，这也符合债权人实现债权通常所作的考虑。 二、如依陈辉所述，31000元的欠条未收回之下又出具了50432元的欠条，作为债务人，为避免日后误会，一般应要求债权人在后形成的债权债务凭证中注明此前的凭证作废，或者注明该债务已并入新出具的欠条所涉债务中等意思表示，或者要求债权人另行出具收款凭证等以防意外。但陈辉并未就此举证。而陈辉之后数次还款，也未涉及此事，且有两次还款由徐健当面在50432元的欠条右上方注明还款时间和金额，由此亦可见，陈辉作为债务人具有对结算、还款的通常注意义务，而其对31000元欠条归并计算至50432元欠条中连普通人所应具有的注意义务都未尽到，显然让人费解。 三、徐健对其主张还提供了自制的记帐本，涉及陈辉两次出具欠条的货、款明细，内容清楚可辨，而陈辉未提供相关证据，其陈述，无论是买鱼网还是卖鱼均无记账习惯，而其又陈述，“收鱼的人只赚不赔，他们先收货再付钱”，其作为出卖鱼产品一方，对上述不能即时清结的交易也无记账习惯显然有违从事该交易的人一般所须的注意义务。 四、陈辉二审提供的证人证言（除陈某,4外）内容相类似，均反映，31000元欠条是在当地一休闲农庄餐叙前形成，时间是2014年农历11月某天，从而佐证该欠条形成于2015年2月13日50432元欠条出具之前，陈辉还提供了该休闲农庄实际经营者彭新华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点菜单的真实性）以及2016年2月21日即31000元欠条落款时间该农庄的点菜单，以证明该日并无徐健所述的用餐情形。首先，上述证人至少以往均与陈辉存在生意往来关系，证人亦均证实，一同用餐的沈某,4并非本地人，到当地捕刀鱼就此一个渔业季节，而沈某,4一审即到庭对其来当地捕刀鱼的时间提供证言证实，是在2016年年初。且陈辉提供的证人陈某,4的到庭证言有如下疑点，陈某,4在2015年12月25日转账给徐健15000元，其称是上海市崇明区的邢志飞（音名）委托转账的，因为他们和龚某,4都是合伙人，但为谁向徐健定制鱼网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为沈某,4，因和其并无经济往来。陈某,4亦证实，上述三人合伙的记账事务由其负责，但又表示，三人散伙后钱分了，帐没有了，包括最后汇总的帐也没有了。而在徐健自制的记账本中对沈某,4购买其刀鱼网记载有：“老沈：8米×80米×40条全新网规格105米长10—11公里定金10000元（老沈付）出收条老根绳定金：15000元（陈某,4付）……”，徐健陈述，其中记载的“陈某,4”即为证人陈某,4。鉴于所有当事人和证人均表示，沈某,4仅到当地来过一个捕鱼季节，之后没有再来，而徐健提供的陈某,4通过银行汇款15000元的时间是2015年12月25日，且其在自制记账本中清楚记载是为沈某,4垫付购买老根绳性质鱼网的货款定金，而陈某,4既承认是龚某,4、邢志飞和其三人合伙的记账人，但对上述15000元汇款既不能说清是为谁向徐健垫付购买鱼网的钱款，又提供不了合伙的帐册，甚至连曾为谁向徐健垫付过购买鱼网的钱款都无法回忆。而且，各方均认可，当时用餐的餐费是龚某,4支付的，作为合伙的支出，陈某,4也因无法提供帐册而无法进一步证实用餐的时间。再者，陈辉提供的当地一休闲农庄的点菜单也不能证明在2016年2月21日当天未发生案涉餐叙事实，除非龚某,4或者负责合伙记账的陈某,4作为付费方提供了相关单据以印证实际用餐时间，否则，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鉴上，从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后，可以认定，陈辉提供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的证明力较低，而徐健二审提供的陈产兵的证人证言因缺少加工制作并交付浮子船的书证以印证，其关联性无法认定。 综上所述，陈辉的举证尚不能证明31000元欠条所涉权利义务内容已变更至50432元欠条之中，也不能使徐健主张所依据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境地。而司法鉴定意见与31000元欠条系在50432元欠条之前形成这一待证事实并无关联，故不予采信其证明力。陈辉称案涉欠条系伪造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6元，由上诉人陈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谦 审判员 吕 敏 审判员 卢 丽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任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