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39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永东，男，1986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廷，四川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燕，女，197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豪，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成都卓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云影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杨成军。 上诉人翁永东因与被上诉人王燕、原审第三人成都卓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雅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3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翁永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燕向翁永东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翁永东与王燕之间股权转让事实清楚。翁永东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和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微信号×××的使用人是王燕，进而可以证明双方已经通过微信通讯的方式就股权转让达成了合意。现翁永东已将股权转让给王燕，且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王燕亦应当按约支付股份转让款，王燕在取得翁永东转让的股份后进行了实质性处分，转让给其母亲赵国英，但至今仍未支付股份转让款，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关于翁永东的举证未能达到优势证明程度、无法证明翁永东与王燕就股份转让达成合意的认定，是错误的。 王燕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燕与翁永东之间从未达成过任何针对卓雅公司的股权转让合意，王燕和翁永东之前是针对卓雅基金进行的投资合作。在另案当中，翁永东存在欺诈行为，擅自将卓雅基金替换为卓雅公司，并且翁永东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在一审中经过鉴定不是王燕本人所签，这些事实可以表明翁永东和王燕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关于卓雅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中腾讯公司提供了案涉微信号的实名认证情况查询，案涉微信号并没有进行实名认证，不能证明微信号×××的使用人是王燕。 卓雅公司未陈述意见。 翁永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燕向翁永东支付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并按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3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3月19日为143291.67元），两项暂合计1643291.6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经翁永东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8日前往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调取手机号189××××93的实名认证记录显示，该手机号实名认证登记人为何怡静，身份证号为5137221980××××××××，入网时间是2010年1月27日。 经翁永东申请，一审法院前往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微信号“×××”实名认证信息及绑定手机号码等信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出具《调查函回函》显示，微信号“×××”注册时间为2012年11月28日14:08:40，绑定手机无，ＱＱ无，邮箱无。 王燕于第一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所涉书证笔迹进行鉴定，包括1.对载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的《成都卓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名：”处“王燕”签名字迹是否为王燕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2.对载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签字）：”处“王燕”签名字迹是否为王燕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3.对载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的《成都卓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落款“自然人股东签名：”处“王燕”签名字迹是否为王燕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4.对载明落款日期为2016年4月18日的《成都卓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签名：”处“王燕”签名字迹是否为王燕本人所书写进行鉴定，翁永东表示同意。按照相关法律程序，经一审法院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笔迹进行鉴定，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7日提出鉴定意见书载明：“检材签名与样本签名不仅在书写风貌、字间组合等一般特征方面不同，且在单字的运笔形态、搭配等细节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差异点的特征总和充分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动作习惯的本质特点，为不同人书写。”据现有鉴定材料：检材中“王燕”签名字迹不是王燕本人所书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翁永东与王燕之间是否就转让卓雅公司股权达成过合意。本案中，翁永东虽一再声称其就卓雅公司股权转让已与王燕之间达成合意，但其所举示的证据中，微信聊天记录经调查取证无法锁定聊天者身份，提供的手机号码也无法与王燕相联系，同时，翁永东所举示的一系列书证，已经司法鉴定表明上面所载“王燕”之签名并非王燕本人所书写，所以无法证明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不予采信。按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翁永东所举示证据无法达到优势证明程度，其无法证明已就卓雅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与王燕达成过合意，理应承担举证不利之后果。对于王燕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接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翁永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795元，由翁永东负担。 二审期间，翁永东为证明“×××”微信号使用人为王燕，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材料：微信通讯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成都中铖置业有限公司、成都中德行房产营销有限公司基本信息。王燕对上述证据材料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翁永东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微信号“×××”未经过实名认证，但可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证据，认定该微信号使用人。首先，微信号“×××”中“ｗｙ”系“王燕”二字简称，而翁永东称呼对方为“王总”或“燕姐”；其二，“×××”发的王燕情况介绍中，有其“参与创办了中德行ＳＡ.Ｇ机构，主营房地全程技术服务工作”的内容，而相关工商信息反映，王燕担任成都中德行房产营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三，“×××”向翁永东发了开户名为“王燕”的中信银行尾数“7637”的账号，卓雅公司将房租支付到该账号；其四，“×××”向翁永东发送内容为“金诗佳，佳佳妹妹”的文字，而工商信息显示，王燕及其母亲赵国英、金诗佳分别为成都中铖置业有限公司监事、股东、法定代表人。根据上述微信内容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并认定翁永东提交的微信通讯记录中“×××”微信号使用人为王燕。此外，翁永东一审提交的卓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17）成仲案字第237号成都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等，具有真实性且能证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卓雅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注册资本500万元，其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批发兼零售、企业管理咨询等。2016年3月28日前，该公司股东为翁永东、杨成军，二人分别持有该公司99.95%、0.05%股份。 2016年3月28日，卓雅公司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翁永东、王燕、李娜，三人分别持有40%、30%、30%股权。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卓雅公司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4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载明翁永东、杨成军向王燕、李娜转让股权相关内容，其中翁永东向王燕转让30%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上“王燕”的署名经鉴定非王燕本人所写。 2016年4月15日，王燕代其母亲赵国英与翁永东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由翁永东向赵国英转让其持有的“成都卓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0%股权及依据该股权在交割时所享有的全部权益，转让价款200万元；卓雅项目公司股权结构为翁永东持有99.95%股权，杨成军持有0.05%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翁永东持有60%股权、赵国英持有40%股权。《合作协议》签订后，赵国英向翁永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60万元。2016年4月18日，卓雅公司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翁永东、赵国英，分别持有60%、40%股权。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赵国英的40%股权系分别从王燕、李娜处受让30%、10%。2016年4月20日，翁永东通过微信将卓雅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的股东情况截屏发给王燕，王燕回复微笑表情。 2017年3月29日，赵国英就其与翁永东之间的《合作协议》，向成都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以翁永东构成欺诈为由，请求撤销《合作协议》，并由翁永东退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8月7日作出裁决书，认为：翁永东明知“成都卓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而与赵国英签订转让该公司股权的《合作协议》，赵国英实际受让的卓雅公司股权，来自王燕和李娜而非来自翁永东，且卓雅公司并不具有私募基金管理资质，翁永东的行为存在欺诈情形，裁决支持了赵国英的请求。 翁永东与王燕之间的微信对话内容显示：2016年2月18日，翁永东向王燕发送了卓雅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照片；2016年2、3月份，双方沟通“开第一届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工作会”、公司形象墙、立面VI喷绘设计等事项；2016年3月10日翁永东向王燕发送了“卓雅.股东会决议”文件，其中包括内容为翁永东、杨成军向王燕、李娜转让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同意相应股权变更的《股东会决议》《章程》；2016年4月10日、6月15日，翁永东与王燕之间沟通过对外洽谈合作、签投资意向协议、做项目等业务进展情况。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中，翁永东要求王燕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王燕抗辩称二人之间并无股权转让关系。针对双方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争议焦点，结合全案证据和事实，本院认为，翁永东与王燕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具体理由为： 一、虽然2016年2月到6月期间翁永东与王燕之间微信记录显示，双方就卓雅公司股权转让、某些经营业务等有沟通，此间翁永东名下的卓雅公司30%股份被变更登记到王燕名下，但双方并未就股权转让一事订立合同。相反，在2016年4月15日，王燕代其母赵国英与翁永东签订了包含股权转让内容的《合作协议》。以上事实表明，经相关当事人协商后，最终达成一致的是由赵国英作为受让人，与翁永东建立股权转让关系。 二、赵国英与翁永东签订的《合作协议》载明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名称为“成都卓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案涉卓雅公司名称不完全一致，但没有证据表明实际存在上述名称的公司。而在王燕代其母赵国英与翁永东签订《合作协议》后，随即王燕从翁永东处取得的卓雅公司股权就变更登记到赵国英名下，翁永东通过微信将卓雅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后的股东情况截屏发给王燕看，王燕回复微笑表情。翁永东在其与赵国英的仲裁案中，陈述“成都卓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就是案涉卓雅公司。以上事实表明，翁永东名下的卓雅公司30%股份变更登记到王燕名下，此后又变更登记到王燕的母亲赵国英名下，是将翁永东股权转移至赵国英名下的前后两个环节。 三、翁永东认为，其于2016年3月10日向王燕发送了包括《股权转让协议》在内的“卓雅.股东会决议”文件，此后王燕取得了翁永东的股权并事实上进行了处分，表明双方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从内容看，上述翁永东通过微信发送的文件，应为卓雅公司为办理将翁永东名下30%股权变更登记到王燕名下而向工商机关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初稿。虽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王燕”签名非其本人所写，但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认定，王燕对卓雅公司以《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的事实是知道的。由于相关当事人最终协商一致的是，由王燕代赵国英与翁永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将王燕从翁永东处取得的股权变更登记到赵国英名下，因此翁永东与王燕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仅是作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备案文件，不能据此认定翁永东与王燕建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 翁永东要求王燕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翁永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590元，由翁永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赵云平 审判员 史 洁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盈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