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119号 原告杭州汇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萧山区所前镇信谊村。 法定代表人钱汇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倪雪冬，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685号。 法定代表人章登峰，代区长。 出庭负责人丁永革，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杜勐侃，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单燕红，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崇学街99号。 法定代表人来巧玲，镇长。 出庭负责人吴浙明，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韩美琴、曹凯杰，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汇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力农业公司）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萧山区政府）作出的《关于的回复》，于2019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3月1日受理后，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所前镇政府)与本案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六个月审理期限。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8日、2020年1月14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告萧山区政府的负责人丁永革、委托代理人杜勐侃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所前镇政府的负责人吴浙明、委托代理人曹凯杰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原告汇力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汇源、委托代理人倪雪冬，被告萧山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单燕红到庭参加第一、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3月12日,萧山区政府向汇力农业公司作出《关于的回复》，告知汇力农业公司：“关于你公司原位于所前镇信谊村的白鹅养殖场的关停问题，经查，系你公司于2014年6月主动向所前镇人民政府申请，同年8月7日，在对养殖场房屋、装修及附属物进行评估的基础上，你公司与所前镇政府依据《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萧政办发[2014]112号），经自愿平等协商一致，订立了《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该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款所前镇政府均支付到位，为此，你公司完成了房屋腾空和白鹅清栏工作，并于8月30日通过所前镇政府的关停验收，至此，因养殖场关停应得的补偿确以双方合意的方式一并处理完毕，且不违反相关法律和政策，你公司来函称‘场内3900只祖代种鹅及相关的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级别补差等当时商定先完成拆迁任务后，再行补偿’缺乏相应事实依据，并以此为由要求我府补偿8368906元，没有职责依据和事实依据”。 原告汇力农业公司诉称：2014年8月，为响应区政府家禽禁限养号召，位于萧山区所前镇的汇力农业公司积极拆除鹅舍、管理房以及设施用房3200余平方米，已得到政府相应补偿。但对场内祖代种鹅、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级别补偿等项目，萧山区政府至今未进行补偿。原告于2018年3月去函要求萧山区政府履行相关补偿的职责及要求公开种鹅补偿相关依据后，萧山区政府在其后出具相关函件《关于的回复》，认为已经进行了相关补偿，对原告方提出的种鹅及其他补偿请求不予支持（不予补偿）。原告认为，萧山区政府至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已支付相关补偿款项或原告已放弃补偿的证明，在此情况下，被告拒绝补偿请求于法无据。诉请判令：1.撤销《关于的回复》；2.责令萧山区政府对原告开办的种鹅场内的祖代种鹅、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级别补差等进行补偿，共计8368906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原告身份。 2.《禽类养殖场禁养关停协议》、《函》（所前镇）、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局《关于所前汇力农业反映问题的回复》、《关于要求享受祖代种鹅场关停政策的报告》、《2018年3月履行补偿职责函》、《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证明被告具有补偿职责，但至今未对种鹅场内的种鹅、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补差等进行补偿； 3.萧山区政府关于《申请履行补偿职责函》的回复，证明被告不给予原告种鹅及相关项目的补偿。 被告萧山区政府答辩称：为推进“五水共治”等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饮用水源，2014年5月，被告制定了《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萧政办发[2014]112号），根据方案内容，明确了属地镇街是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内的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同年6月，原告因生产经营困难，主动向属地所前镇政府申请关停其位于所前镇信谊村的白鹅养殖场，并要求按上述实施方案进行补偿。7月2日实施了第三方评估，在此基础上，所前镇政府与原告经自愿平等协商一致，于8月7日订立《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约定按评估价计算禽舍、附属物装修、机器设备等补偿款；按禽舍面积计算完成关停奖；按《萧山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实施意见》所规定的职工生活安置补助费，总计3358827元。2014年8月28日，原告完成养殖场腾空和禽类清栏工作后向所前镇政府申请关停验收，8月30日，经所前镇政府组织人员验收确认合格，原告也全额取得上述协议约定的补偿款。2018年3月3日，原告向被告寄送履职申请，提出补偿种鹅等具体请求，被告向原告作出了《关于的回复》。2018年5月，原告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经复议认为被告对原告履职申请已经作出书面回复，故无责令履行之必要。基于上述事实，被告认为，原告经营的白鹅养殖场的关停协议是所前镇政府与原告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结果，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该协议中有关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虽以《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为依据，但也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此并无异议，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养殖场拆除也已三年多，现原告要求追加补偿，显然违背合同不得擅自变更原则，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萧山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证明被告制定禽类养殖场关闭的补偿政策。 2.（2017）浙01行初404号行政判决，证明原告主动申请关停养殖场。 3.拆迁房屋估价报告，证明所前镇政府委托对原告的养殖场进行评估，作为补偿款的计算依据。 4.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证明原告与所前镇政府签订协议书，就养殖场关闭约定了补偿等具体权利义务内容。 5.《萧山区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化安置实施意见》，证明协议书所依据的原告职工生活安置补助费的计算标准。 6.关停养殖场（户）验收申请表，证明2014年8月28日原告完成禽类的清栏及养殖场腾空。 7.《申请萧山区政府履行补偿职责函》，证明原告提出案涉申请。 8.《关于的回复》，证明被告作出的实际处理。 9.杭政复（2018）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生效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的履职申请无责令履行必要。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责令萧山区政府进一步提供相关背景材料，被告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 10.萧农财（2014）106号文件、萧财农（2014）322号文件，证明2014年5月，原告在向农业主管部门申报家禽企业财政补贴资金时申报种禽总存栏数为1600只，其中祖代种禽1600只，并因此获得区级补助资金4万元，与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号文件3900只，明显不符。 11.萧山区农村土地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证明2011年12月1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之妻**与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订立《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约定**承包信谊村顾家湾片东面土地82亩用于生产经营，平均年租金为150142元，承包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届满。 12.承诺书，证明2014年04月03日，原告及原告法定代表人夫妻共同向信谊村出具承诺书，确认**向信谊村承租的土地实际使用人为原告，至2014年4月3日，原告因经营困难已拖欠土地租金(承包)二年，并承诺当年5月底前付清，如不能按时付清，按(时)视作自动放弃，地面设施及作物作租金付给村里。 13.申请书，证明2014年07月22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杭州浙东白鹅专业合作社向信谊村提交申请书，表示因经济困难无法按期支付租金，要求延期到8月底前支付。 14.(2015)杭萧民初字第489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5年9月2日，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对**提起请求租金给付之诉，同年11月26日，萧山法院判决解除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腾空并返还土地82亩。因此，本案原告白鹅养殖场的关闭并不影响其继续经营其他农业项目的权利，原告最终停业是其自身经营原因导致不能清偿租金债务，被司法判决解除土地使用合同，原告因此负有交还土地的义务，同时原告处置地上物不存在任何障碍，更与被告出台的禽类禁养政策无关。 15.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证明2016年12月30日，信谊村经济联合社与杭州萧山锦园农业有限公司订立《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将顾家湾片东面土地82亩发包给杭州萧山锦园农业有限公司，约定土地交付日为2017年4月1日，据此可以推定原告与信谊村之间的土地交接不存在争议，更与被告无关，原告主张《禽类养殖场禁养关停协议》之外的其他补偿，显然无理。 第三人所前镇政府述称：一、经原告主动申请，原告与所前镇政府已就养殖厂关停及相关补偿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禁养关停协议，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2014年5月，萧山区政府制定了《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2014年6月，原告因生产经营困难，主动向所前镇政府申请关停其位于所前镇信谊村的白鹅养殖场(其实原告不属于必须关停的范围，但是应原告自己申请才签订了关停协议)，并适用实施方案进行补偿奖励。2014年8月7日，原告和所前镇政府签订了《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协议明确约定补偿内容适用实施方案之规定。原告当时对该协议完全认可，并且在履行完成协议内容后依法取得了相应的补偿款。原告在签订该协议前，已经明确知晓了实施方案的内容，签订禁养关停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严格按照协议之约定履行。如原告对于实施方案或禁养关停协议的补偿项目存在异议，应当在签订协议之前提出。其在补偿协议上盖章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关停养殖广所能获得的全部补偿。故不论是依据实施方案还是禁养关停协议，原告主张协议外的补偿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已经签订征地协议，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只能就协议本身提起诉讼，而不能提起要求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之诉。本案虽然不属于征地拆迁法律关系，但其性质是一样的。现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对其种鹅、牧草等进行补偿，属于要求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故应当依法驳回起诉。二、在本次诉讼中原告主张的补偿申请与养殖场关停无关，种鹅禁养之后的土地仍由原告实际控制。根据萧山区政府实施方案，其只是对鸭、鹅等实施禁养或提升政策，对于与禁养相关的项目，如禽舍、设备、员工等都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补偿。但对于除此之外的牧草、绿化、水产等并不属于禁养范围，从原告与所前镇信谊村的土地承包诉讼中可以看到，原告一直要到2015年11月才与信谊村终止承包合同，即在2014年8月种鹅禁养到2015年11月期间，该土地一直是由原告实际控制。故即使原告主张的牧草、绿化、水产等当时确实存在于承包土地上，也与禁养政策无关。并且原告在种鹅禁养以及终止承包合同之后，均未到现场进行管理也未派人进行管理，故即使存在损失，也是由原告疏于管理造成。且由于原告系向信谊村承包土地，该土地承包协议原本是在2016年12月31日到期，后由于原告未能按期支付土地承包款，故信谊村通过法院诉讼提前终止协议，故即使是要主张道路损失，原告也应当是与信谊村进行结算，与区政府的禁养政策无关。三、萧山区政府是法定补偿主体，所前镇政府的盖章和发函行为仅是向上级政府请示或协助原告申请补偿，并不代表同意对原告进行补偿。《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确需关闭或搬迁现有畜禽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实施方案中将镇街确定为补偿主体仅是两级政府之间的内部分工，最终对于补偿协议、补偿项目进行变更的决定权仍在萧山区政府。实施条例的发文主体也是萧山区政府。所前镇政府在本次关停提升工作中的角色，是适用区政府制定的实施方案与各养殖厂签订补偿协议，超过实施方案部分，所前镇政府既不知道是否可以予以补偿，也没有权利决定予以补偿或者不予以补偿。在禁养关停协议履行完毕后，原告向农业局等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对其种鹅、牧草等进行补偿，农业局于2014年12月5日对原告的回复为“建议你向当地政府反映，由当地政府向区五水共治领导小组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组请示”。故所前镇政府于2014年12月10日和2015年2月2日协助原告向五水共治领导小组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组发函请示。从所前镇政府发函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所前镇政府并非认可原告应当获得补偿，而是应农业局要求，将原告要求补偿这一情况逐级反映到区政府相关部门。所前镇政府作为实施方案的具体实施者，对于是否可以就种鹅、牧草获得补偿也是不清楚的，故也希望通过发函来确定，但最终区政府并未同意进行政策外的补偿。另外，在2014年12月8日的报告中，所前镇政府仅是对补偿过程表示情况属实，当时各方并未就原告养殖场是否存在种鹅、种鹅的数量进行清点核实，所前镇政府也没有相应的证明能力。据所前镇政府后来了解到，当时由于禽流感，原告养殖场内早已没有种鹅在养殖。(从发函的时间点也可以看到，农业局于2014年12月5日回复原告要求当地政府上报，故12月10日，所前镇政府在原告起草的报告上盖章，后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所前镇政府以自己的名义于2015年2月2日向五水共治小组发函，而该份函件是由所前镇政府自己起草，仅是向五水共治小组反映了原告要求补偿的事实。)四、原告主张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无法证明其损失是否存在。关于原告主张的种鹅、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级别补差，没有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萧山区范围内的鸭、鹅养殖场的关停和提升均是依据实施方案进行补偿，如对原告进行政策外的补偿，也是对其他养殖户的不公平。且原告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财物是否实际存在，如存在数量价值如何确定等均无法核实。如按原告所述，当时同意先处置再协商补偿，那原告应当会对上述财物进行登记并固定相应证据。且对于种鹅、牧草、绿化等财物，即使存在，原告也可以将其销售，并不会产生实际损失。五、原告主张补偿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起诉。根据行为发生时的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原告应当在其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诉讼。本案中，在原告与所前镇政府签订禁养关停协议后，原告于2015年2月2日通过所前镇政府向污染治理小组提出补偿申请后遭到拒绝，此时其已经知道萧山区政府拒绝对其进行补偿，应当在三个月之内提起诉讼，现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期限，且在原告2014年和2015年的报告中，原告仅对种鹅和牧草要求补偿，并未提到绿化、道路和祖代场级别补差，更是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故依法应当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己经超过起诉期限，且其主张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起诉。 所前镇政府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萧山区政府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种鹅关停系区政府行为。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相应的补偿款也已经领取，估价报告恰恰证明区政府的补偿职责，种鹅场和配套设施、房屋也已经补偿，种鹅也应当补偿。证据4三性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验收申请单上的法人签章并非原告法定代表人所签。证据7三性无异议。证据8本身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报告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拒绝补偿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原告对萧山区政府补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0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12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租金于2014年8月已经付掉。证据13申请书正好印证了承诺书的事情，到八月底租金已经付给他们。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5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清楚。 萧山区政府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证据2函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一份函件虽然落款是人民所所前镇政府，但是没有具体的经办人签字，所以是来源不明。证据3证明对象有异议，补偿事项已经补偿完毕。所前镇政府对原告证据1三性认可，但认为需要说明的是在2014年8月份，原告与所前镇政府签订关停协议之前，原告的经营状况已经非常不好，实际上应该没有在养殖了。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所前镇政府对原告证据3即萧山区政府的《回函》三性未提异议。所前镇政府对萧山区政府的证据1-15三性均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被告萧山区政府的证据1-15及原告证据1、3具备三性要件，均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中，所前镇政府证明可证实该镇政府出具过相关文书，予以采信，但是否存在应补偿而未补偿的相关事项，应当结合所前镇政府陈述及案件综合情况予以判断。原告证据2中的其他证据，亦符合三性要件，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汇力农业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明，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5日，经营范围包括白鹅养殖、农业开发、农业休闲观光、休闲垂钓、水产养殖等，法定代表人钱汇源。2011年12月15日，钱汇源妻子**与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签订《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信谊村经济联合社将面积82亩土地发包给**从事生产经营。该地块用于汇力农业公司经营。2013年11月14日，浙江省农业厅向汇力农业公司作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准许其在所前镇信谊村经营省祖代种鹅场，生产经营范围浙东白鹅。汇力农业公司还先后获得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税务登记等证书。2014年5月21日，萧山区政府作出萧政办发[2014]112号《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到2014年底，对相关范围内的禽类养殖实行关停禁养。禁养种类主要指鸭、鹅等水禽及其他污染严重的禽类。对于关停的有手续或养殖场备案的家禽养殖场（户），补偿资金原则上由区、镇街各承担50%。 2014年9月9日，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受所前镇政府委托，作出杭永房地估（2014）所字第022号《拆迁房屋估价报告》，估价对象为“萧山区所前镇信谊村钱汇源户房屋、装修及附属物”，对汇力农业公司鹅场的房屋面积（共3293.8平方米）补偿价格、附属物补偿价格、装修补偿价格进行了评估，确认房屋面积补偿价格为1149762元、附属物694468元、装修补偿价格15433元。杭州信丰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以2014年7月2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拆迁及其设备清查评估申报明细表》，设备共估值1396390.30元。以上补偿内容包括了“一棚十房”补偿、15个项目的附属物补偿、69个项目的机器设备补偿。2014年8月7日，所前镇政府（甲方）与汇力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汇源（乙方）签订了《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就所涉及的禽舍管理用房以及附属设施等补偿达成协议，其中禽舍评估价格1149762元，附属物及装修价格709901元，设备补偿价格1429688元，禽舍面积奖励费65876元，职工人数奖3600元，以上五项共计3358827元。付款方式为甲乙双方签约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30%，乙方经清栏腾空并经甲方验收后，甲方付清乙方余额。“乙方必须在2014年8月10日前腾空生产生活区内所有财物，并拆除”。2014年8月28日，钱汇源户向所前镇政府提出验收申请。确认“我场（户）已于2014年8月10日，完成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内的腾空和禽的清栏工作，办理完成了禽类养殖用地租用协议的终止手续，现申请验收”。该申请的验收情况为“验收合格”。 2014年12月8日，汇力农业公司向萧山区“五水共治”领导小组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小组作出《关于要求享受祖代种鹅场关停政策的报告》，要求对祖代场近4000只祖代种鹅及牧草进行补偿。所前镇政府在报告上签署“情况属实”的意见。2015年2月2日，所前镇政府向萧山区“五水共治”领导小组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小组作出《函》，内容为：“2014年8月，（汇力农业公司）响应区、镇家禽禁限养号召拆除鹅棚、管理房及设施用房3200余平方米，且已得到补偿，但祖代种鹅未得到补偿。现根据公司要求和实际情况，要求对该公司种鹅予以酌情补偿。”2018年3月，汇力农业公司向萧山区政府邮寄《申请萧山区人民政府履行补偿职责函》，称公司积极拆除鹅舍、管理以及设施用房3200余平方米已得到相应补偿，但场内3900只祖代种鹅及相应的牧草、绿化、道路及祖代场补差等未补偿，当时商定先完成拆迁任务后，再进行补偿。要求萧山区政府就上述未补偿项目进行补偿共计8368906元。因认为萧山区政府未依法作出答复，汇力农业公司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9月2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8]200号复议决定，查明萧山区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关于的回复》，但直至同年5月16日才邮寄，次日被签收。复议决定确认被申请人萧山区政府未在收到《申请萧山区人民政府履行补偿职责函》后60日内依法作出处理的行为违法。汇力农业公司对萧山区政府作出的《关于的回复》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4年5月21日，萧山区农业局、萧山区财政局作出《关于拨付2014年萧山区家禽业扶持政策区级补助资金的通知》，该通知的附件载明，汇力农业公司种禽总存栏是1600只，其中祖代鹅1600只，区级补助为4万元。2015年9月，因汇力农业公司因未足额支付租金，信谊村经济联合社对**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11月25日，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萧民初字第4899号民事判决：1.杭州萧山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与**于2011年12月15日签订的《萧山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2.**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腾空并返还杭州萧山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位于所前镇信谊村顾家湾片东面土地82亩；3.**支付杭州萧山所前镇信谊村经济联合社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合同解除日止的土地流转费，及自合同解除之日的次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土地使用费。该案双方均未上诉。 再查明，汇力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庭审中确认，签订案涉关停协议后，其将所养的祖代鹅按照商品鹅的价格卖掉部分，剩下的在旁边圈养，后来看管种鹅的夫妻经其同意后将种鹅处理掉了，以上差价要求补偿。关于牧草、绿化、设备等，都是因为鹅舍被拆除后失去了使用价值，故要求赔偿，至于相关物品的具体状态，其并不清楚，“关停后就一次都没有去过”。“差别补差”是指饲养祖代种鹅需要比一般的商品鹅花费更多成本，需要补偿。 本院认为，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萧山区萧政办发[2014]112号《关于印发杭州市萧山区禽类禁养及产业提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对于关停的有手续或养殖场备案的家禽养殖场（户），补偿资金原则上由区、镇街各承担50%。 本案中，萧山区政府是区“五水共治”领导小组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小组的设立主体，其具有对汇力农业公司的履职申请作出处理的职责。双方的核心争议在于，在所前镇政府与汇力农业公司就其祖代鹅养殖场关停达成《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后并履行后，是否还存在其他应当补偿而未补偿的项目。原告主张如下项目未补偿：1.祖代种鹅3900只；2.牧草、绿化、道路、水产、没有补偿的专用设备；3.祖代场与商品场建设的差别补差。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种鹅、水产、专业设备等项目。汇力农业公司在与所前镇政府签订的《禽类养殖场（户）禁养关停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是鹅舍的清栏和腾空义务主体，其必须在2014年8月10日前腾空生产生活区内的所有财物，并拆除。故可推论，案涉鹅舍虽由政府关停，但鹅舍内可清空、可移动的财物，包括原告主张存在的种鹅、水产、专业设备等在内，即使受关停影响，也系应由汇力农业公司自行处置清空的财物，与被告无关。钱汇源户在《验收申请表》中亦明确，其“已于8月10日，完成了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内的腾空和禽的清栏工作”，原告法定代表人庭审中明确的自行对种鹅的处置，亦可以对该节事实进行印证。故其就该部分要求补偿，于法无据。 二、关于牧草、绿化、道路等项目。经原告法定代表人认可，公司除了白鹅养殖以外，还实际经营水产、古树、牧草等业务。结合本案证据可以确认，整个项目占地在80亩以上，其中鹅舍房屋占地5亩不到。案涉《附属物补偿价格表》、《关停协议》等证明，原告鹅舍的道地砖地坪、水泥地坪、预制板地坪等已进行了评估补偿。在行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原告欲证明其主张的牧草、绿化及其他道路的三个项目补偿请求可以成立，至少应当就如下事实进行合理举证说明：一是原告具备上述三个项目的财物合法权益；二是鹅舍的关停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告上述项目的损失；三是具体的损失情况。但在本案中，原告不能就上述情况进行充分合理的举证说明。其法定代表人还表示，在鹅舍关停后就未到过现场，故对整个项目的后续情况一概不知。事实上，案涉鹅舍关停协议的签订、鹅舍的清栏腾空验收均是在2014年的8月份，而包括鹅舍在内的整个82亩项目土地的腾空，要迟至2015年11月25日（即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之后。即在鹅舍清栏腾空后一年多时间，汇力农业公司仍掌控着案涉项目地块。原告完全具备就该事项进行了解、举证和合理说明的条件。其辩称在鹅舍关停后就未到过现场，故对整个项目的后续情况一概不知，既不符合生活经验常理，也缺乏履职请求的严肃性。故原告的该部分主张亦不能成立。 三、关于“祖代场级别补差”等，原告不能就该项目属于应当补偿的范围作出充分合理的说明，从原告的解释来看，实质上仍是其对种鹅养殖成本的投入差额等主张，亦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在本案要求的补偿主张不能成立，相关请求于法无据。被告向原告作出的《关于的回复》，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原告要求撤销答复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汇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杭州汇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斌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