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6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碎海，男，1965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现住湖南省零陵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月珍，女，1970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泰顺县，现住湖南省零陵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烈，湖南湘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秋生，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碎海、何月珍因与被上诉人姚秋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6民初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碎海、何月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9）浙1126民初9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周碎海在2014年4月5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借条合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2008年1月27日至2012年6月11日，被上诉人共向两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18笔，共计1149.82万元，截至2014年4月5日，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35笔，共计12461465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主债务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上诉人超过月利率2%计算的部分应当按照先利息后本金的顺序进行抵扣，因此2014年4月5日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出具结算借条时本金金额为685万元，该结算的利息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限度。该结算借条违背了强制性规定，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而一审法院违背这一客观事实，对于被上诉人借款金额及上诉人在出具结算借条前还款金额不予查明确认，仅以该结算借条系被上诉人签字捺印形式上合法为由确定该结算借条合法有效。二、按照法律规定，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早已足额还清被上诉人的借款，两上诉人从2008年1月27日开始至2019年2月1日止，共享被上诉人还款22520223.5元，上述款项足以还清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原审法院的审判人员不管从判决结果还是庭审过程中都明显存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的情形。原审认定上诉人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与客观事实不符。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第一次向法庭仅提供部分借款转账依据，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向法院多次补交证据，上诉人为查明本案事实，也未提出任何意义，愿意配合法院再次开庭。2019年10月22日下午14点40分为本案第二次开庭时间，上诉人代理人从湖南及时赶到庆元法院，在开庭前，主审法院直接询问上诉人代理人新证据的意见，上诉人代理人对其中2011年7月1日的一笔100万元的汇款记录有异议。在上诉人提出质证意见后，旁听人员朱成武和被上诉人代理人马上到审判席与主审法官进行私下沟通，而后朱成武离开法庭，但审判法官并未按时组织双方开庭审理。过了近半小时，在上诉人代理人提出本案双方代理人都已到庭，应该组织开庭的合理请求后，主审法官不仅不组织开庭，反而因上诉人代理人不认可100万元的转账凭证而无理指责上诉人代理人。在上诉人要求先开庭再做对证据认定进行庭后确认的情形下，主审法官仍置之不理，上诉人代理人无奈离开。加之本案的判决结果，在2014年4月5日结算前，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转账依据证实向被上诉人还款的事实，且被上诉人予以认可，但原审判决故意回避该事实，仅以2014年4月5日的结算借条形式合法及做出违法判决。上诉人认为原审审判人员存在故意偏袒被上诉人的情形。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依法改判。 姚秋生辩称，一审判决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首先，周碎海出具的借条是合法有效的。该借条系双方对多年往来借款的结算。除了借条之外，被上诉人还向法庭提交了转账的银行流水，用于证明其已履行了出借义务。上诉人认为借条的结算金额错误，结算的利息超过了法律规定限度，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上诉人辩称已还清了欠款本息，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然而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向法庭举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审判人员偏袒的情形。虽然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条以及银行流水，足以证明上诉人借款的事实，但上诉人否认在2011年的7月1日收到100万元汇款，因银行流水上仅显示了收款的账号，而未显示收款人的名称。为查明案件事实，故一审要求被上诉人向银行调取汇款的原始凭据，以查明收款人是否为周碎海本人。法庭此举是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调取汇款凭证期间，其代理人擅自离开法庭，直至开庭未返回。因此，上诉人缺席审理的结果是由其代理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与审判人员和被上诉人无关。事实上，被上诉人向一审法庭提交了浙江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电汇凭证的回单，该回单与银行流水一致，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于2011年7月1日向周碎海汇款100万元，而被答辩人对此予以否认，属于虚假陈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庭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姚秋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8年6月16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被告系夫妻，两被告因经商投资需要，自2008年以来多次向原告借款，借款期间，两被告亦陆续偿还借款本息。2014年，原被告双方经过结算，被告周碎海向原告姚秋生出具了借条一张，借条载明：“今向姚秋生借到人民币陆佰捌拾伍万元，月利率按贰分计算。”此后，被告于2015年1月15日归还本金185万元，并按月利率2%每季度30万元付清了2017年4月5日前的利息。而后，又按月利率1.5%每季度22.5万元连续支付了6个季度的利息（即至2018年10月5日）。2019年2月1日，被告又向原告转账40万元，其中有25.8万元系支付朱成武的款项，有14.2万元系支付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持2014年4月5日的结算借条向被告主张权利，被告辩称借款在结算前实际已经还清。但被告在原告起诉前并未就欠款的事实和结算的事宜提出任何异议，且至2019年2月份，被告一直有还款的行为。可见被告在原告起诉前一直认可双方的借贷关系和结算的事实。庭审中，被告主张按其支付款项时间按月利率2%来计算应支付的利息和归还的本金，并以此主张结算借条不合法。对此该院认为，首先结算借条有被告周碎海的签字捺印，结算地点亦在被告经营的公司，故该结算借条在形式上属于合法；至于实质上是否合法的问题，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排除了该结算存在胁迫的事实。而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交易明细看，被告支付的款项应有支付利息，亦有归还本金，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应有频繁的交流和协商，而并非是按被告支付款项的时间来计算应支付的利息和应归还的本金。被告支付的款项是否有存在高额利息的情形，对此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存在支付高额利息的事实；而2014年4月5日的结算借条载明的利息为月息2分，即为月利率2%；且从2012年4月份开始至2014年4月份期间，被告每季度支付的利息均为41.1万元，该期间的借款本金基数为685万元，经计算，利率恰好为月利率2%。结算后至今，被告亦按月利率2%或1.5%支付利息。故该院对原告主张从借款发生时起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2%的意见予以采信，原、被告于2014年4月5日经结算而形成的借条应认定合法有效。但自2017年4月以来，被告支付的利息均按月利率1.5%计算，该院认定双方对利息进行了新的约定，此后利息均应按月利率1.5%计算。原告主张仍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该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提交的2014年4月5日的借条虽仅有被告周碎海的签名，但被告何月珍亦积极参与借款及付款往来，所借款项均用于两被告经营投资所需，故应认定案涉借款为两被告共同借款，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周碎海、何月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姚秋生借款本金5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5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8年10月6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同时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利息142000元）；二、驳回原告姚秋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246元，减半收取计27623元，由原告姚秋生负担2123元，由被告周碎海、何月珍负担25500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朱成彬、周文祥的若干银行转账记录，待证：上诉人与朱成彬等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汇给姚秋生的若干款项中包含朱成彬等人的本息。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目的，不能作为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与案外人转账记录尚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其汇付款项的性质系用于支付他人本息的事实，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外，另查明，上诉人汇至被上诉人账户中的若干款项，已在（2019）浙1126民初977号案件中认定为系用于支付案外人朱成武的借款，并已在该案事实部分进行扣减。具体款项如下：2011年3月17日、9月19日、12月20日、2012年3月19日、6月19日、12月19日、2013年3月19日、6月21日、9月19日、12月19日，2014年3月20日、6月23日、9月29日、12月22日、2015年3月19日、7月2日各19.35万元；2016年4月22日、9月2日、2017年1月26日各12.9万元；2018年6月15日10万元、7月11日2.9万元及2019年2月1日25.8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条的结算是否合法有效；2、上诉人是否已还清案涉借款；3、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 关于结算借条的效力问题。首先，双方对2014年4月5日结算借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上诉人自认不存在胁迫的情形，且在被上诉人起诉前上诉人一直未对欠款金额及结算事实提出异议。故该结算借条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上诉人抗辩该借条违背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但是上诉人并未就该结算借条存在高额利息或双方违法结算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被上诉人亦能就结算事实进行较为合理的说明。故对该借条的效力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上诉人是否已还清案涉借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汇给被上诉人的35笔款项均为案涉借款的还款，并已于2014年4月11日还清案涉借款。但该主张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如前所述，双方的结算借条真实有效，上诉人抗辩已还清借款应对其还款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从上诉人提交的转账凭证来看，尚无证据证明其在结算后已还清案涉借款的本息。其次，上诉人主张的35笔款项中已有若干款项在另案中被认定为系支付给朱成武的款项,且已在该案事实部分予以扣减。再次，上诉人在2014年4月11日至起诉前仍陆续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且支付数额能够与结算借条及被上诉人主张的欠款事实相符合，但上诉人并未就其超额还款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综上，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合理性，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一审的程序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代理人无正当事由离开法庭未参加第二次开庭，应由其自行承担后果。且尚无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存在显失公平，故意偏袒的情形，故不能认定一审程序违法。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碎海、何月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周碎海、何月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晓生 审 判 员 陈俊明 审 判 员 翁王婷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