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10民终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鹤亭，男，1967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梅，系上诉人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瑞格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普青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李振坤，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险峰，浙江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鹤亭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瑞格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格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19）浙1021民初3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鹤亭上诉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2、判决被上诉人因未足额支付上诉人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所应享受的福利工资700元(即工龄工资300元、学历/职称工资每月100元，1月至4月共400元)及应支付赔偿金700元，共1400元。3、判决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资：4月15100元、5月1日至5月10日5932元、17年5月5日至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共65032元及相应的赔偿金65032元。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2019)浙1021民初3239号判决书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偷换概念，为后续的判决进行铺设的嫌疑：在本判决书第3页第一行至第二行写到：其余工资未明确发放，而是通过其员工张秀岳支付，这不能免除原告不当得利的风险。这句话并不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不是事实。上诉人对不当得利的担忧是针对浙玉环劳人仲案(2018)989号仲裁裁决书的裁决结果。在本案重审3239号判决书中被拼接至此。浙玉环劳人仲案(2018)989号仲裁裁决书中：请求1“请求仲裁委认定被告在原告离职后，已经足额结清未结算的工资(3月15100元、4月15100元、5月1日至5月10日5932元、17年5月5日至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可能少支付工资166元+41.5+（166+41.5)X5=1245元)”该句话表述的意思在仲裁阶段对仲裁委已经明确了：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就是没有支付上诉人的工资即4月15100元、5月1日至5月10日5932元、17年5月5日至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共65032元。所以本诉在仲裁阶段才多次开庭没有如期裁决(从仲裁立案至裁决历时113天)。在其后诉讼的各个阶段的诉讼请求都是这个意思。2014年4月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5月4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进入被上诉人公司工作，双方至2018年5月4日劳动合同期满，被上诉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双方因支付未结清工资发生劳动争议，于2018年10月12日至玉环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第三项中“乙方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后，待工资正常发放日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及乙方正常出勤核算工资及其它款项”约定：应支付工资及其它款项。现在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自愿放弃应得的工资，工资即便有漏发的，依据协议书第一项也不再追究了。因此上诉人认为工资是正常的劳动所得，而漏发工资的责任不在上诉人，损失不应该由上诉人来承担，而且协议第三条中明确约定“工资及其它款项”要核算给上诉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订《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其目的就是为了免除其在支付工资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为其不足额支付上诉人应该得到的工资提供借口。该协议书第一项中“责任义务”的指向不明确，现在被上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模糊的指向不支付上诉人应得的工资，存在免除被上诉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加重上诉人相应责任，对上诉人明显是不公平的。因此请求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0条：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况，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18年8月29日在双方第一次劳动纠纷裁决过程中，被上诉人向仲裁委提交了《薪酬管理制度》作为仲裁证据，被仲裁委认定有效。这个《薪酬管理制度》是2017年下半年公司为应对人才难招的局面而编制的，在12月5日上诉人签字审核后，由骆益水交总经理批准，当时总经理没有签字批准。18年春节过后，公司的人员招聘补充工作基本结束了再次拿给总经理签字批准，总经理依然没有同意，这个制度在上诉人离职时只有上诉人和骆益水签完的签名。上诉人是在2018年8月8日641案仲裁时才知道总经理已经签字，8月29日最终确定该制度已经执行。该制度说明在2018年1月1日生效执行，而上诉人在5月10日离职前的工资中一直没有这部分工资，被上诉人至今未支付这部分工资。也就是说在上诉人5月1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工资存在，那么即使按照被上诉人主张的“责任义务包含工资”，上诉人与其签订的这个协议书，也不应该包含现在主张的这笔工资。其中400元的学历/职称工资是应该在上诉人在岗时，随1至4月份工资一起发放的，虽然该制度规定“福利是工资总额的统计范围”，但是按照双方劳动合同第16条及补充合同的约定，这种公司福利是要给上诉人的，并且该制度中规定的“通讯补贴”的福利，是公司每月在合同工资之外，另外以充值的方式，将200元充入上诉人的手机账户。由此可见，公司该制度所规定的类似福利是应该另外支付的。同时，在上诉人离职时，对被上诉人应结算的未支付工资(3月15100元、4月15100元、5月1日至10日5932元、17年5月5日至18年5月4日44000元共计80132元)在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第三项进行约定发放，但上诉人在2018年9月2日向银行查询发现：银行流水单显示的发放工资：5月14日15100元(即2018年3月份工资)，其余工资并未显示发放。双方在仲裁时，被上诉人提交了一些证据和证人，同时诉称被上诉人通过其员工张秀岳的账户62×××78向上诉人支付了64866元。上诉人对其中的一些证据表示认可，要求书面进行确认。但是浙玉环劳人仲案(2018)989号仲裁裁决书并未明确工资的发放途径(即被上诉人通过其员工张秀岳个人账户：62×××78支付了上诉人64866元工资)，只是写了：通过张秀岳的尾号5178的卡发放了工资。上诉人认为：首先，“张秀岳的尾号5178的卡”这种写法无法与上诉人“银行流水单”中的62×××78账户产生唯一关联，不能免除上诉人不当得利的风险。其次，张秀岳并不是上诉人的工资发放的主体，工资是上诉人合法劳动所得，如果被上诉人将工资通过张秀岳个人银行卡发放，已经将该笔钱款的性质转为张秀岳的家庭共同财产，该笔钱款将面临被多人主张权利的风险。同时，张秀岳的银行卡开户资料，是其个人主动提交给仲裁委和上诉人的，其卡号的隐私权应该视为主动放弃，因此应该在仲裁裁决书中体现；而被上诉人使用其员工张秀岳个人银行卡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应该以保护隐私为借口进行包庇。其三，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单和张秀岳的银行开户资款项的性质是工资。只能证明双方存在钱款往来，无法证明该笔钱款与瑞格公司有关，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是工资。仲裁委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的认定意见：在实际履行中，双方对出勤天数又作出另外约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即有上诉人签字的考勤表)只是表明双方对2018年1月至3月的出勤天数进行了认可，有上诉人签字的这个月的应出勤天数可以按照30天计算，而2018年4月和5月的应出勤天数双方并未进行约定，应该按照双方的劳动合同及公司有关规定的26天出勤来进行计算和发放。另外，双方按照逐月约定的30天出勤天数，实际变更。是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只能对双方约定的当月有效，不能认定为对双方劳动合同的实本案仲裁阶段被上诉人向仲裁委提交了证明通过张秀岳账户向上诉人支付部分工资(即20866元)的一些证据，在第一次一审诉讼阶段又将该部分证据藏匿，不向法庭提供，因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部分被藏匿的证据是伪造的；在第一次二审阶段，被上诉人在法庭只承认：偶尔使用张秀岳的账户。被上诉人无法证明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单显示的64866元钱款是公司在偶尔使用张秀岳账户时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本案被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再次重审诉讼时，被上诉人依然没有向法庭补充提交证据，法庭向上诉人出示了张秀岳出具的《情况说明》，张秀岳在该情况说明中表明其向上诉人的银行卡上转账64866元的钱款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工资发放的主体，在向上诉人支付工资时应该依法支付给上诉人本人，上诉人也没有委托张秀岳代领工资，该笔款项无法认定为工资。上诉人在法庭上再次要求被上诉人如果可以在其提供的证据2(即张秀岳的银行卡开户资料)上加盖公章，说明其是使用张秀岳的银行卡向上诉人支付的工资的情况，上诉人可以对其支付工资64866元的情况予以认可，被被上诉人再次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如何认定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证据2”来源合法真实？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清单中“证据2、3”同样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有任何关联。一审法院使用了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65032元工资？如果被上诉人在仲裁时提交的证据是真实有效的，在一审中为何要藏匿？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如何证明被上诉人支付工资行为是真实有效的？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单显示的张秀岳通过62×××78账户支付的钱款笔数为2笔，数额分别为44000元和20866元，该钱款依据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张秀岳与上诉人之间有两笔金额为64866元的钱款往来，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39条的规定款项往来只能是双方个人之间的“个人债权转让收益”“赠与款项”等，该款项如果是上诉人的工资，是如何进入张秀岳的账户？难道就因为张秀岳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张秀岳说是被上诉人支付的工资就可以认定为工资吗？因此该款项不能只凭张秀岳说是上诉人的工资就认定为是被上诉人应支付的工资。被上诉人的证据3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有关联，其证据3上打印的“刘鹤亭”是否是上诉人本人也无法证明；证据3载明的钱款金额为20866元，与上诉人主张的65032元差距巨大。如此的证据如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工资65032元？上诉人在本案仲裁开庭前要求增加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的请求，玉环仲裁委以不属于该院受理范围为由，出具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情况说明》。本案重审诉讼，重审的一审法官以该请求是(2018)浙1021民初5772号和(2018)浙10民终2838号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依据为由不予撤销。上诉人认为：首先在本案仲裁期间，被上诉人辩称：且公司对所有款项已经进行支付，即便有漏发，根据协议第一条也不再追究。在第一次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依然据此认为漏发的工资不应该追究。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被上诉人应该向上诉人支付166元工资，那么该工资应该属于被上诉人据称的“漏发”范围，而漏发工资的责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认为：无论被上诉人漏发的工资是上诉人主张的65032元，还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66元，漏发工资的责任和损失都不应该由上诉人来承担，该协议书存在免除被上诉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加重上诉人相应责任，对上诉人明显是不公平的，因此上诉人请求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的主张与法有据，理应撤销。其次，该协议书不但涉及本案仲裁裁决的工资，而且是上诉人在(2018)浙1021民初5772号和(2018)浙10民终2838号案中受到不公正裁判的主要依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工资的支付主体，上诉人没有委托张秀岳代领工资。本次诉讼的目的只是为了搞清楚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足额支付了65032元工资，如果没有支付应予以支付；如果支付了应查明支付的方式，免除上诉人不当得利的风险。上诉人的银行流水单显示的张秀岳通过62×××78账户支付的钱款笔数为2笔，数额分别为44000元和20866元，该钱款依据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张秀岳与上诉人之间有两笔金额为64866元的钱款往来，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39条的规定上诉人与张秀岳之间的款项往来只能是双方个人之间的“个人债权转让收益”“赠与款项”等，该款项如果是上诉人的工资，是如何进入张秀岳的账户？难道就因为张秀岳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张秀岳说是被上诉人支付的工资就可以认定为工资吗？因此该款项不能只凭张秀岳说是上诉人的工资就认定为是被上诉人应支付的工资。被上诉人的证据3无法证明与被上诉人有关联，其证据3上打印的“刘鹤亭”是否是上诉人本人也无法证明；证据3载明的钱款金额为20866元，与上诉人主张的65032元差距巨大。如此的证据如何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工资65032元？上诉人在本案仲裁开庭前要求增加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的请求，玉环仲裁院以不属于该院受理范围为由，出具了浙玉环劳人仲案不(2018)06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情况说明》。本案重审诉讼，重审的一审法官以该请求是(2018)浙1021民初5772号和(2018)浙10民终2838号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依据为由不予撤销。上诉人认为：首先在本案仲裁期间，被上诉人辩称：…且公司对所有款项已经进行支付，即便有漏发，根据协议第一条也不再追究。在第一次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依然据此认为漏发的工资不应该追究。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被上诉人应该向上诉人支付166元工资，那么该工资应该属于被上诉人据称的“漏发”范围，而漏发工资的责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认为：无论被上诉人漏发的工资是上诉人主张的65032元，还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66元，漏发工资的责任和损失都不应该由上诉人来承担，该协议书存在免除被上诉人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加重上诉人相应责任，对上诉人明显是不公平的，因此上诉人请求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的主张与法有据，理应撤销。其次，该协议书不但涉及本案仲裁裁决的工资，而且是上诉人在(2018)浙1021民初5772号和(2018)浙10民终2838号案中受到不公正裁判的主要依据。在5772案庭审中上诉人口头提出撤销该协议书的请求，当时的一审法官不予审理。在2838案上诉时，上诉人书面要求撤销该协议书，而当时的二审法官在调解失败后，并未说明该请求可以另案起诉，当时二审法院的审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第328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本案重审中一审法官据此不予撤销该请求。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对上诉人是显失公平的，应该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和第59条予以撤销。本案上诉人所要求的未足额支付工资而应加付赔偿金的请求，在本次重审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主观上没有克扣或无故拖欠的故意。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这种不足额支付工资的行为，无论是少支付了65032元还是166元早己经超过了两个工资支付周期，已经构成了法定的“严重拖欠工资”，应依法支付上诉人的工资和相应的赔偿金。(依据：1、《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148号)第36条(修改后)规定：“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责令企业按照应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劳动者工资的；2、《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53号)第30条规定：前款所称严重拖欠工资行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一)拖欠工资时间达到或者超过2个支付周期的。(二)一次拖欠10人以上工资的。(三)工资总额达到或者超过50万元金额的。3、《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18条：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的情况。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权益行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贵令其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并可贵令其支付赠(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上情况表明：本次重审一审法院依旧是在事实审理不清的情况下作出了判决。 瑞格公司答辩称：1、关于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被上诉人认为上一个案子中已经处理了，法院认为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撤销问题。同时上诉人在上一个案件中主张受到胁迫签名的，但在一审及上诉状中提出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认为构成法律上的反言，在上一个案件中已经处理了现在再起诉，构成重复起诉。2、要求支付福利工资问题，被上诉人实行的是年薪制，相应的薪酬是包含在年薪制内，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要求被上诉人另行再支付福利工资。3、关于所谓的4、5月份工资问题，都已经按照相应的金额通过张秀岳的银行账户发放，至于双方争议的差额166元是因为双方对最后一个月天数的理解有不同，法院已经作出判决被上诉人也接受，并不存在恶意克扣或故意拖欠，因此也不存在赔偿金问题。 刘鹤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2、判决被告因未足额支付原告在2018年1月1日至5月10日期间所应享受的福利工资700元（工龄、学历/职称）及赔偿金700元。3、判决被告支付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2018年4月份工资15100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10日工资5932元以及相应的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初始，被告瑞格公司聘请原告刘鹤亭担任企业常务副总经理，预聘三年，劳动合同每年一签。2017年5月5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和附加劳动协议，约定工作期限为当年5月5日至次年5月4日；每周工作时间6天；工资待遇为年薪20万元（税后），在薪酬管理制度中载明薪酬总额包括福利津贴等，其中内含工龄津贴、学历/职称津贴等；工资支付方式为预先按13000元/月支付（次月5日左右），年薪剩余部分在合同满一年后的七个工作日内结算发放；用车补助为600元/月；住房补贴1500元/月。2018年5月10日，被告瑞格公司与原告刘鹤亭签订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双方于当日终止劳动关系。约定原告刘鹤亭离职手续办理完毕后，待工资正常发放日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及刘鹤亭正常出勤核算工资及其他款项。瑞格公司通过其员工张秀岳（身份证尾号241650）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尾号06×××78）于2018年5月10日向原告刘鹤亭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借记卡尾号86×××83、账号尾号38×××93）支付年薪剩余部分44000元，同月11日向刘鹤亭同一账户支付2018年4月份工资15100元和5月1日至10日工资5766元。并查明，被告瑞格公司2018年1月至3月份不定时工作制人员出勤汇总表记载原告的工时为30天/月，上经时任瑞格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即原告刘鹤亭审批签字。原告与被告瑞格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除本次外原告在之前曾向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瑞格公司支付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84450元，失业保险待遇损失10080元，不续签无固定期间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4450元，但被驳回了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因此起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8）浙1021民初5772号民事判决，认为该案的双方2018年5月10日《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对经济补偿金以协议方式予以放弃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需受协议约束，故驳回原告关于要求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本次经原告刘鹤亭再次向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要求：1、支付未结算工资（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2018年3、4月份工资各15100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10日工资5932元），可能少支付166+41.5+（166+41.5）×5=1245元。2、因未足额支付在2018年1月1日至5月10日期间所应享受的福利待遇700元及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175元（700元×25%）和赔偿金4375元[（700+175）×5倍]，共5250元。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2月1日作出浙玉环劳人仲案[2018]98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原告所有的仲裁请求。在该次仲裁过程中，原告增加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的仲裁请求。原告刘鹤亭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的合法权益应予保护，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问题。由于原告在本次起诉之前已向被告提起有关经济补偿金的仲裁与诉讼，且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该份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有效，原被告之间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基于之前生效判决，原告要求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明显与事实不符，予以驳回。二、关于原告主张的福利工资及赔偿金问题。由于双方合同约定原告的工资为年薪制，被告不能因为原告的学历或职称再行支付额外工资，除非被告自愿另行给付。本案被告明确不愿支付，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请求的欠付工资及赔偿金问题。原告诉讼主张的具体工资分别是2017年5月5日至2018年5月4日的剩余工资44000元，2018年4月份工资15100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10日工资5932元。而案外人张秀岳系被告的员工，分别于2018年5月10日和5月11日支付给原告44000元、15100元、5766元。张秀岳的三笔汇款中前两笔与原告主张的完全相同，第三笔相差166元也是因为原被告双方因对原告每月的工作日理解不同产生的差异；同时案外人张秀岳出具说明明确该三笔款即为被告瑞格公司支付原告的工资款，其本人与原告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因此，案外人张秀岳的三笔汇款即为被告瑞格公司支付原告的工资款。至于原告主张尚欠工资总额与被告通过张秀岳支付的金额尚存在的差额166元，由于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作时间为26日，现双方对原告每月的劳动时间发生争议，确定以约定的每月26日为准，故被告瑞格公司应补发给原告工资款166元。同时鉴于双方对劳动时间计算不统一产生的拖欠，被告主观上没有克扣或无故拖欠的故意，故原告对该166元工资款相应的赔偿金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浙江瑞格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刘鹤亭工资差额166元。二、驳回原告刘鹤亭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浙江瑞格铜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鹤亭未提供新的证据。瑞格公司提供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申3102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是有效的。后又撤回该证据。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未足额支付上诉人2017年5月5日到2018年5月4日工资44000元、2018年1月1日至5月10日期间所应享受的福利工资及应付赔偿金1400元、2018年4月工资15100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10日工资5932元、共计65032元及相应的赔偿金65032元。以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是否可以撤销。上诉人之前起诉被上诉人的劳动争议案件时要求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补偿金65742.75元。该案经过一二审审理，本院二审（2018）浙10民终2838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系被上诉人先提出终止劳动合同，并与上诉人协商一致达成《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被上诉人依法应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但双方于2018年5月10日达成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已对经济补偿金等事项作出了明确约定，即双方不再为对方承担或履行任何责任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因此，在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上述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情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有效，并无不当。据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该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维持了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该案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赔偿金的支付是以合同违法解除为前提，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显然与上述判决的认定及判决结果相悖，依法不应当支持。对于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情况，案外人张秀岳系被上诉人的员工，其出具书面说明汇款给上诉人的款项64866元系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的工资，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而其中44000元、15100元汇款又与上诉人主张的未足额支付2017年5月5日到18年5月4日工资44000元、2018年4月工资15100元金额相吻合，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张秀岳有其他经济往来，上述事实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上诉人工资等64866元，上诉人称不当得利等法律风险并不存在。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已经明确双方不再为对方承担或履行任何责任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通过精细计算确定被上诉人尚有166元工资差额未付，实际已经充分考虑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又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劳动关系解除协议书》，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鹤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战平 审判员  陈 杰 审判员  何敏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