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飞燕，女，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要鸿志，河北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顺平县晨旭肠衣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肠衣基地。 法定代表人：陈旭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振，河北心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飞燕因与顺平县晨旭肠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河北省顺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6民初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飞燕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顺平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6民初94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是为被上诉人工作，双方具有劳动关系，上诉人不是陈旭涛个人的雇佣关系。一、根据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显示，其属于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陈旭涛，这样的企业在经营中常常是公司和个人混同的，因此陈旭涛对上诉人的指派工作行为完全让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是公司的行为。二、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的企业名称和营业执照开展工作。2019年1月5日，陈旭涛在猎聘网上是以被上诉人总经理身份找到上诉人，而非以其个人身份进行招聘。2019年1月11日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办理签证，上诉人向其请求办理签证及开发票的基本信息时，其提供的资料均显示被上诉人的单位信息。2019年4月份，陈旭涛多次要求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招聘助理及国际销售，4月20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在猎聘网上进行了注册，使用了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及其开具的在职证明，并在此期间为其联络了多名助理。三、被上诉人在2019年4月20日及6月3日出具的《在职证明》及《离职证明》中均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公章，认可上诉人为其单位员工。至于上诉人的《在职证明》中出现的2018年2月26日入职应属于笔误。四、上诉人从事的工作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组成部分。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是肠衣。而上诉人这段时间根据陈旭涛的指派从事的也是肠衣及肠衣提炼的相关工作。被上诉人在网上发布的招聘信息明确显示其在俄开展相关业务，且在俄罗斯托木斯克成立了海外公司。五、上诉人的工作地点为国内与国外两个地方。上诉人在国外工作为俄罗斯托木斯克市，国内为北京及其他地区。国外工作地点与被上诉人招聘信息显示的地点是相符的，上诉人在5月18日回国后，一直在北京为其招聘销售人员，这一点被上诉人也是认可的，其后来为上诉人发放了13天的工资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被上诉人考勤表中没有上诉人是由于上诉人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上诉人作为俄文翻译和总经理助理一直随总经理在国外，故没有上诉人考勤也是正常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前后矛盾，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顺平县晨旭肠衣有限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是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上诉人片面认为公司与个人混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陈旭涛系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葛伟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陈旭涛与葛伟合伙在俄罗斯投资建厂，因不懂俄语所以才在网上找到上诉人，让其担任在俄罗斯期间的翻译，由陈旭涛、葛伟对其工作进行安排、管理，劳动报酬也是由二人与其协商并分别给予。在2019年5月18日上诉人回国后，二人就不再为其支付报酬。一审中，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考勤表、工资表及上诉人也承认未到过被上诉人处可知，上诉人从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过，也未在被上诉人处领过工资。且上诉人在诉状中也明确写明工资是由陈旭涛支付5000元、其余18000元由公司支付，而18000元是葛伟支付的，而不是被上诉人，即上诉人也间接认可了其是受雇于葛伟、陈旭涛。三、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明不能证明其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上诉人只是为陈旭涛、葛伟在俄罗斯期间从事过翻译工作，其在2019年5月18日回国后就不再为二人工作。因陈旭涛、葛伟投资的俄罗斯公司还未注册，在进行招聘时借用被上诉人身份在网站上注册登记，2019年4月上诉人和陈旭涛、葛伟约定回国后不再为其工作，所以陈旭涛借用被上诉人身份给上诉人出具在职证明让其招聘翻译使用，而离职证明完全是陈旭涛出于人情考虑，为上诉人应聘工作方便才给其出具的。该两份证明均是上诉人书写并通过微信转给陈旭涛让其通知被上诉人盖章，这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可以证明，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四、上诉人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俄罗斯为陈旭涛、葛伟提供翻译工作，不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组成。1、被上诉人所从事的业务只是肠衣加工，工作场地只有顺平县肠衣基地，并不涉及国际贸易，也不需要翻译人员。从上诉人与陈旭涛的聊天记录、葛伟的视频、证人史某的证言中可以得知，上诉人在俄罗斯期间受葛伟、陈旭涛的管理，为二人提供翻译工作，由二人支付其工资，所从事的工作均是俄罗斯合资公司的工作，该合资公司是陈旭涛个人与葛伟等人投资建设，与被上诉人无关。2、上诉人在猎聘网的简历上写明在生产肝素纳及肠衣的中俄合资公司工作，而被上诉人是内资企业，从中可以证明上诉人没有在被上诉人处工作。五、上诉人在俄罗斯期间是受葛伟、陈旭涛个人管理，从事的是翻译工作，其工作内容是为二人投资建设俄罗斯公司服务，其劳动报酬也是由该二人发放。而被上诉人只是从事国内肠衣加工销售业务，没有国际业务和对外投资，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到过被上诉人处，未为被上诉人提供过劳动，也未受被上诉人管理。根据《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综上，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黄飞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自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6月3日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判决被告给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22600元；3、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1日至3日工资共计3117.24元；4、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未缴纳社会保险的相应损失5000元；5、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26日至6月3日的双倍工资44807元；6、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因劳动争议诉讼而产生的律师费用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初，被告晨旭肠衣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旭涛通过猎聘网获得原告黄飞燕相关信息，并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与原告黄飞燕商议好由原告为自己和葛伟在俄罗斯从事俄语翻译工作，每月工资分别由陈旭涛支付5000元、葛伟支付18000元。2019年1月11日原告黄飞燕通过微信向葛伟商议办理赴俄罗斯的签证的相关事宜。2019年1月13日原告以办理签证资料表中需要填写公司信息为由，要求葛伟向其提供公司信息，葛伟通过微信向原告提供了被告晨旭肠衣公司的相关信息。原告于2019年2月25日到达俄罗斯开始工作。原告赴俄罗斯签证的费用及机票、出差等其他费用均由葛伟向其支付。2019年4月陈旭涛通过微信聊天委托原告为其寻找在俄罗斯工作的助理，原告提议由自己在招聘网站上寻找，并以招聘网站注册需要营业执照及认证需要为由，要求陈旭涛提供被告晨旭肠衣公司营业执照照片及原告的在职证明，其中原告的在职证明由原告自己拟好并通过微信电子版方式发给陈旭涛，要求陈旭涛加盖公司公章后发给原告，陈旭涛于2019年4月20日将加盖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公章的在职证明通过微信拍照发给了原告。原告于2019年5月18日从俄罗斯回国，回国后居住北京。原告回国后至2019年5月30日，陈旭涛通过微信询问原告为其招聘人的情况，原告以微信简历方式向陈旭涛进行了推荐。2019年6月4日原告以需要重新找工作需要上家公司的离职证明为由，将自己拟好的离职证明通过微信电子版方式发给陈旭涛，要求陈旭涛加盖公章后发给原告，陈旭涛按照原告要求对离职证明加盖了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公章。原告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工作期间的工资已由陈旭涛及葛伟按照约定数额全部支付给原告。原告黄飞燕于2019年6月25日向顺平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起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因劳动关系引起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要求被告晨旭肠衣公司给付其工资、经济赔偿金、损失费、律师费等费用。仲裁委员会经开庭审理，于2019年8月9日出具顺劳人仲裁字【2019】第0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黄飞燕的仲裁诉求。2019年8月22日，原告因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原告就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有：晨旭肠衣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营业执照、网络信息、原告与陈旭涛、葛伟微信聊天记录、在职证明、离职证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通知书、顺劳人仲裁字【2019】第018号仲裁裁决书。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在职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称与陈旭涛微信聊天记录中给原告发过去的内容不符；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就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有：顺劳人仲裁字【2019】第018号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原告与陈旭涛、葛伟微信聊天记录、原告猎聘网求职简历、被告单位考勤表、工资表、营业执照、葛伟身份证及护照复印件、葛伟视频资料（证明：自己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无任何关系，原告黄飞燕系自己与陈旭涛为在俄罗斯合伙建厂共同雇佣的俄语翻译，黄飞燕工资由自己和陈旭涛共同给付）、证人史某出庭作证（证明：葛伟与陈旭涛是俄罗斯合伙人，自己与原告黄飞燕在俄罗斯工作期间受葛伟管理。葛伟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无任何关系，也不是该公司员工）。原告黄飞燕对被告提交的原告猎聘网求职简历不予认可；对其他书面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葛伟视频证明资料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史某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对证人提交的护照信息及机票信息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黄飞燕主张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予以否认。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原告与陈旭涛、葛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被告提交的葛伟转账记录均能证实原告在俄罗斯工作期间及回国后的工资均由陈旭涛个人及葛伟个人分别给付，原告工作期间的机票、差路费等其他费用也由葛伟支付而并非被告晨旭肠衣公司支付。原告主张葛伟系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工作人员，被告晨旭肠衣公司予以否认，证人史某出庭证言及葛伟视频资料均能证实葛伟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无任何关系，也不是该公司员工。被告提交的2019年1月至8月晨旭肠衣公司考勤表、工资发放记录等均未显示原告黄飞燕及葛伟的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记录。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原告提交的在职证明及离职证明均系原告因办理出国签证及回国后找工作由原告本人拟写并要求陈旭涛加盖被告公司公章后发给的原告，且在职证明中记载的原告入职时间：2018年2月26日与原告陈述的开始为被告工作时间：2019年2月26日亦不相符。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原告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对原告黄飞燕要求确认与被告晨旭肠衣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由被告给付工资、经济赔偿金、损失费及律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飞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已减半），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应当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三个要件。结合本案事实，上诉人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陈旭涛联系，为其及案外人葛伟在俄罗斯从事俄语翻译工作，上诉人并未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根据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考勤表等可以证实上诉人并未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其提供的劳动亦非被上诉人业务的组成部分，且上诉人的劳动报酬由陈旭涛及葛伟支付，而非由被上诉人支付。此均不符合上述通知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的要件，而上诉人虽主张陈旭涛与被上诉人存在混同，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上诉人与陈旭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在职证明及离职证明系陈旭涛为方便上诉人办理出国签证及其个人找工作由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写好的证明而出具的，该两份证明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双方举证情况，对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黄飞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黄飞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娟 审判员 田 苗 审判员 万丙申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霍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