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02民初9090号 原告：赵某，男，1967年3月1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敦煌市人，住敦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甘肃鸣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702571634373P。 法定代表人：崔某，该公司总经理。 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明永镇永济村六社。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甘肃方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某与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均简称发年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某，被告发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洋葱款182502.5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35474元；3.判令被告按照经济损失的30%向原告承担违约金220642元。以上合计1138618.5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有偿提供洋葱种子，原告负责种植红皮洋葱150亩、黄皮洋葱350亩，全部产品由被告监督收购，交货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被告向原告保证，黄皮洋葱的收购最低保护价为每吨600元，红皮洋葱的收购最低保护价为每吨700元，如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按照保护价收购，市场价高于保护价时，在高出保护价的基础上上浮60%。货款凭被告出具的收货凭证协商付款，全部货款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为确保合同的履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条款视为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每亩地支付2000元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种子，原告则按照要求积极组织农户种植洋葱共计503.8亩，其中在敦煌种植洋葱353.8亩（其中红皮洋葱126.6亩，黄皮洋葱227.2亩），在瓜州又委托朋友吴新红种植洋葱150亩（其中红皮洋葱25亩，黄皮洋葱125亩）。经过原告的5个多月精心种植培育，种植的洋葱于2016年8月成熟，并且收获颇丰，被告也委派工作人员来到敦煌、瓜州开始收购洋葱。2016年8月下旬，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向原告的朋友吴新红收购瓜州的洋葱。2016年8月底至9月初，被告开始收购原告在敦煌种植的洋葱并运走洋葱300.111吨之后，因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被告便停止了洋葱的收购，并撤走了收购人员。期间，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继续收购洋葱并支付已收购的洋葱款，但是被告对此不予理睬，由于天气逐渐变冷，收获的洋葱已出售无望，无奈之下，原告组织人员对收获的洋葱进行储存并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收获的洋葱数量巨大，加上天气等因素，储存的洋葱在一个冬天的冷冻后，在2017年开春时已大部分腐烂变质，根本无法出售，大量的洋葱种植农户在看到种植的洋葱无法出售变现后也纷纷来到原告家中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就此，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并支付已收购洋葱的洋葱款，但是被告非但未支付，反而在2017年将原告诉至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向其支付洋葱种子款及违约金共计1348000元，因原告未参加案件庭审也未向法院提出反诉，最终案件经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 被告发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在庭审中辩称：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1.原、被告签订合同情况属实，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亲本，签订了二份合同，但是原告没有按照合同内容履行义务，其中有一部分是由瓜州的吴新红等11户农户履行的，并不是本案原告履行的，这些农户的款项已经瓜州县人民法院和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已经全部履行，这一部分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在敦煌种植的这部分的情况和瓜州的情况是一致的，原告并没有实际向被告种植洋葱，在敦煌种植的洋葱也是由被告方直接面对农户的。2.原告并没有实际向被告种植洋葱，也没有向被告交付过洋葱。敦煌的农户当时种植的洋葱行情比较好，农户不愿意给被告交付，如果给被告交付必须现金支付，所以敦煌的农户拒绝交付，我们当时协商的是12月底付款，因为这个原因，被告当时没有办法现金支付，所以敦煌的农户拒绝交售，导致被告和第三方签订的供货合同无法履行。为此被告于2017年向甘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被告提供的亲苗款，并承担损失及双方的违约金，案件经甘州区法院（2017）甘0702民初3770号、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02民终193号判决书，判令原告给被告返还青苗款，所以在敦煌只有部分农户交售了少部分洋葱，已交售的这部分洋葱款被告当时已经现金支付了，除此以外，本案原告或者其他的种植户没有给被告交售过洋葱，所以不存在被告拖欠原告洋葱款的事实。3.原告或其他农户拒不交售洋葱是自己的行为，即便有损失，也是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与本案被告没有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根据。4.关于违约金的问题，因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承担违约金。原、被告虽签订了合同，但是原告实际是个中间人的角色，首先违约的是农户，原告作为中间人或者经纪人都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该案件在2017年被告起诉原告过程中，原告抗辩的观点一直认为被告方不付款，并没有今天诉状中说的被告不收货，原告抗辩的被告不付款的理由就是当时要现金支付的理由，所以今天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不真实。5.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双方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如果是因为被告不收货，原告不可能放任损失扩大，肯定会诉讼要求被告收货或者赔偿损失，而本案恰恰相反，是被告找原告，而原告避而不见，遂导致被告先诉讼本案原告，因此我们认为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真实，诉讼请求超过法定期限。原告所说的收获时间是2016年8、9月份，如果说是因为被告不履行合同，那么诉讼时效是在2019年7、8月份，但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0月份。综上我们认为原告的诉请不成立，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说明，在瓜州的11个当事人诉讼案件中，被告的抗辩观点是这些事情是与原告商定的，履行的是赵某的合同，但11户农户认为和赵某没有关系，所以最终案件判决由农户主张权益，与赵某没有关系，证明原、被告虽然签订了种植合同，但是原告不是履约方，只是个中间人的角色，所以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 原告赵某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陈述：1.原告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学平的当庭陈述；2.原、被告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二份；3.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4.微信截图打印件十七张、短信截图一张、中国移动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通用收据一份；5.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四十四份；6.敦煌市益民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报告打印件一份；7.吴新红出具的金额为71025元的欠条一张；8.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017号判决书一份、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7民终760号判决书一份；9.张掖市发年公司给农户开具的过磅单八十八张；10.洋葱种植农户赵兵、剡德虎、雷华等15户洋葱种植户出具的证明十五份；11.原告自己统计的清单一份。 被告发年公司围绕其抗辩理由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及陈述：1.被告发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的当庭陈述；2.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7）甘07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66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76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3.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年（2017）甘0922民初4号、10号、19号、20号、28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第660号、661号、662号、664号、659号、663号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4.瓜州县人民法院执行电子回单收据复印件三份、案件款收据复印件五份（复印在两张纸上）。 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7）甘0702民初3770号民事卷宗中的以下证据：1.被告发年公司于2017年起诉原告时的民事起诉状一份；2.原告赵某于2015年12月29日及2016年1月21日向被告出具的收条各一张；3.原告赵某于2017年10月21日向本院递交的答辩状一份；4.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向原告赵某所作的调查笔录一份；5.庭审笔录一份。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29日，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两份，约定原告为被告种植红皮洋葱150亩、黄皮洋葱350亩，被告有偿向原告提供洋葱种子，其中红皮洋葱种子600元/盒、黄皮洋葱种子285元/盒，全部产品由被告监督收购，被告向原告保证红皮洋葱、黄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分别为每吨700元、600元，交货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质量数量按照被告要求进行交售，由原告按被告要求将洋葱交售到被告指定地点，被告验收合格后出具收货凭证，凭被告出具的收货凭证协商付款，全部货款应在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每亩支付2000元的违约金。合同落款处被告发年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发年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有徐跃庭签字，原告赵某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并备注居住地址及身份证号码。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红皮洋葱种子200盒（200盒×600元）、黄皮洋葱种子800盒（800盒×285元），种子款合计348000元。 2017年2月21日，被告发年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诉称，原、被告签订上述合同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种子，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但交货期到后，原告却拒绝向被告交付洋葱，经被告多次催促后，原告仍不交付，迫使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并承担违约金1000000元。该案中原告向本院递交答辩状一份，并于2017年10月23日在本院向其调查时陈述，原告本人并未实际种植洋葱，只是代办。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公司向部分农户收购了洋葱。2017年12月2日，本院作出（2017）甘0702民初37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积极组织农户进行了种植，被告公司亦向部分农户收购了洋葱，但双方在交货及付款过程中发生矛盾，该案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承担违约金25926元，合计373926元。宣判后，原告赵某提起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判决书中的上诉人）、被告（判决书中的被上诉人）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积极组织农户进行了种植，依据过磅单可以证实被告直接向部分农户收购洋葱的事实，被告主张的原告未向其交付洋葱的违约行为缺乏证据支持，改判原告向被告支付洋葱种子款348000元，不再承担违约金。 另查明，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法定代表人为原告赵某，主要业务范围为瓜果、蔬菜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合同中甲方）曾与敦煌部分洋葱种植农户（合同中乙方）张育东、王宏、张志伟、刘更平、刘峥屹、吕桂玲、代长江、王经、荆瑞军、孙建军、刘世英、贾东生、吴国兵等人签订红葱种植购销合同，种植红葱126.6亩，与农户庄生宏、王宏、张志伟、宋彦云、李建忠、吴丰花、代长江、剡德虎、陈明、佘小平、赵兵、王彦红、连师红、吴杰、陈贤明、陈海明、朱发儒、王经、孙建军、贾东生、吴国兵、王璞、贾洪生、刘全福、王新明、王泰山、彭立茂、朵景明、何彩英、梁永寿、荆瑞军、雷华等农户签订黄葱种植购销合同，种植黄葱227.2亩，上述合同为格式条款合同，均约定：甲方向乙方有偿提供洋葱品种，红葱价格为每亩1000元或1200元，黄葱价格为每亩1000元，乙方为甲方种植洋葱，全部产品由甲方监督收购，甲方向乙方保证收购最低保护价（分别为每吨500元、600元、700元不等），收购时间均为2016年7月20日至2016年9月30日，结算办法为收购场所现金方式支付，同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对方每亩支付2000元的违约金。合同落款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在甲方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原告赵某签字，乙方由各种植农户签字。 2016年，部分种植户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洋葱，被告发年公司向部分种植户出具了过磅单，过磅单加盖有被告发年公司的公章，由被告工作人员刘蕴祥在过磅人处签字并加盖个人印章。对于原告主张种植户张志伟交售红葱11420kg、王宏交售红葱5076kg、张育东交售红葱7863kg、张志伟交售黄葱32164kg、王宏交售黄葱42816kg、刘全福交售黄葱4467kg、王新明交售黄葱14908kg、王泰山交售黄葱6633kg、彭立茂交售黄葱51213kg、朵景明交售黄葱15629kg、何彩英交售黄葱14587kg、梁永寿交售黄葱17819kg、吴国兵交售黄葱57385kg、王璞交售黄葱2180kg、贾洪生交售黄葱4478kg、庄生宏交售黄葱8186kg、宋彦云交售黄葱3287kg，上述农户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9吨，交售黄葱275.752吨。经核实，一、原告主张的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并无上述人员的过磅单，原告提供的过磅单中分别为张大伟、刘泉福、王兴明、王普、庄森宏；二、部分种植户交售的数量有误，尽管被告未提出异议，但本院为查明事实，实际进行了核算：1.原告主张张大伟交售红葱11420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1416kg；2.原告主张王宏交售红葱507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075kg；3.原告主张张育东交售红葱7863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7861kg；4.原告主张张大伟交售黄葱32164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32156kg；5.原告主张王宏交售黄葱4281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2810kg；6.原告主张刘泉福交售黄葱446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465kg；7.原告主张彭立茂交售黄葱51213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1239kg；8.原告主张何彩英交售黄葱1458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4586kg；9.原告主张梁永寿交售黄葱17819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17818kg；10.原告主张吴国兵交售黄葱57385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57376kg；11.原告主张王普交售黄葱2180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2179kg；12.原告主张贾洪生交售黄葱4478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4477kg；13.原告主张庄森宏交售黄葱8186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8185kg；14.原告主张宋彦云交售黄葱3287kg不属实，实际核算为3286kg。核算后，上述农户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2kg即24.352吨，交售黄葱275747kg即275.747吨。 再查明，甘肃省瓜州县种植户吴新红曾于2017年1月4日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发年公司支付洋葱款、占地费、水电费及房屋租赁费，被告发年公司辩称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洋葱买卖合同关系，拒绝支付。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2017）甘0922民初16号判决书，认定吴新红与被告发年公司之间存在着洋葱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发年公司应向吴新红支付上述费用。被告发年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甘09民终760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3日，原告赵某又以吴新红为被告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新红支付洋葱种子款，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4日作出（2017）甘0922民初1017号判决书,认定2015年12月31日，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后，原告将其中150亩的洋葱种植面积委托给了吴新红种植，原告赵某向吴新红提供了洋葱种子，吴新红出具了欠条，判决认定吴新红应向原告赵某支付洋葱种子款，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 又查明，2017年1月4日，瓜州县洋葱种植户王家新、王生岩、王录、张春生、吴士春等人向瓜州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2016年8月下旬，吴新红为被告发年公司代办员，经吴新红介绍，被告发年公司委派业务员刘蕴祥收购了上述种植户洋葱，但未支付洋葱款，故要求被告发年公司支付洋葱款。瓜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6日作出判决，确定被告发年公司向上述种植户支付洋葱款。2017年11月30日，被告发年公司向瓜州县人民法院缴纳案件款100000元；2018年6月21日，瓜州县人民法院强制划扣被告发年公司帐户资金286012元。 本院认为，本案需要解决下列问题：1.原、被告是否是适格的诉讼主体；2.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3.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洋葱款、赔偿经济损失、承担违约金有无事实及法律方面的依据。 关于本案中原告是否系适格的诉讼主体的问题。庭审中，原告陈述，依据原、被告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洋葱种植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且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甘州区人民法院及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确定，故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起诉讼。被告辩称，原、被告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属实，但原告并未实际种植洋葱，亦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原告提交的判决书支持了本案被告要求原告返还亲苗款的诉讼主张，说明原告并没有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如果履行了就不存在返还亲苗款的事实，这个款项可以从洋葱款中扣除，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本案中，被告认可原、被告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依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合同的成立条件及期限等附属条件，故原、被告之间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自双方签字确认时已成立并生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被告在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洋葱种子，原告收到洋葱种子并向被告出具种子款欠条，故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已被部分履行，原告主张的洋葱款、损失赔偿均是基于合同约定提出；再次，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经过本院、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已经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有效。综上，本案原、被告均系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提起诉讼。 关于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订《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收获时间是2016年8、9月份，如果是因被告不履行合同，则诉讼时效截至时间应为2019年7、8月份，但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10月份，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对此提交了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短信截图等，欲证明原告分别于2016年11月19日、2016年11月23日、2017年11月24日等多次催促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崔某解决洋葱的收购问题及款项的支付问题，并欲证明被告拒不收购洋葱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了《洋葱种植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前，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从2017年1月1日起起算。《民法总则》的施行日期是2017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之日，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未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按照三年计算，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采信，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支付洋葱款182502.5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依据加盖了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过磅单，可以计算得出，2016年，种植户张志伟、王宏、张育东、刘全福、王新明、王泰山、彭立茂、朵景明、何彩英、梁永寿、吴国兵、王璞、贾洪生、庄生宏、宋彦云等人共向被告发年公司交售红葱24.359吨，交售黄葱275.752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上述农户交售洋葱的过磅单据以及原告制作的交售清单，并主张依据双方签订的《洋葱种植购销合同》中关于收购保护价的约定，被告应支付原告洋葱款182502.50元。被告对此抗辩称，原告并未种植洋葱，亦未向被告交售洋葱，为被告种植洋葱的是瓜州的吴新红等人和敦煌的部分农户，与本案原告没有关系，原、被告之间仅仅是签订了合同，且吴新红已经作为原告起诉发年公司要求支付洋葱款一案，已经瓜州县人民法院审理完毕并执行终结，敦煌的部分农户交售了少部分洋葱，当时已现金支付，除此以外，本案原告或者其他的种植户没有给被告交售过洋葱，所以不存在被告拖欠原告洋葱款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原告提交的过磅单，庭审中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经本院核对后，被告已收购的红葱为24.352吨、黄葱275.747吨。根据原、被告签订的二份《洋葱种植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保证红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为每吨700元，黄皮洋葱的最低保护价为每吨600元，故原告主张按照每吨700元计算红葱价格，按照每吨600元计算黄葱价格，符合原、被告约定的最低标准。经核算后，红葱的价款为17046.40元（24.352吨×700元／吨），黄葱的价款为165448.20元（275.747吨×600元／吨），合计价款为182494.60元；其次，关于被告主张的部分洋葱款已履行到位的抗辩，本院认为，依据被告提交的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9民终760号民事判决书、瓜州县人民法院执行电子回单、执行案件款收据，对被告公司与吴新红之间产生矛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被告已收购的在敦煌种植的部分洋葱款，与被告公司已履行的吴新红主张的洋葱款并无关系。被告虽抗辩敦煌部分农户交售了少部分洋葱，被告公司已现金支付，但被告对此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抗辩，且现金支付后，被告公司理应收回过磅单并由农户出具收条，已收到现金的农户手中不会再持有过磅单，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再次，原告主张的洋葱款项系敦煌部分洋葱种植农户张育东等与以原告赵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签订洋葱种植合同，因张育东等种植户并未与被告公司签订种植购销合同，张育东等种植户与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后合同义务不能对抗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先合同义务，故无论是基于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均应支付已收购的洋葱款；最后，针对原告主张的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并无上述人员的过磅单，原告提供的过磅单中分别为张大伟、刘泉福、王兴明、王普、庄森宏的问题，参照原告提交的以原告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张志伟、刘全福、王新明、王璞、庄生宏签订的合同中上述种植户的签名，结合上述农户所在地的方言，根据被告认可上述农户过磅单的事实，本院对上述人员及其过磅单予以认定，但在统计时以过磅单名字为准。综上，原告合法持有上述过磅单，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洋葱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合计价款为182494.60元。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35474元，并承担经济损失承担30%的违约金220642元，合计1138618.50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因被告公司拒绝收购，导致当年生产的洋葱经过一个冬季的储存后腐烂变质，故应由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告提交了原告赵某与被告发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某之间的微信、短信聊天记录、洋葱冻坏的光盘、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欲以证明上述主张。被告抗辩认为，原告的主张不属实，部分未收购洋葱是因当时洋葱行情较好，洋葱种植户要求被告支付现金，被告无法支付现金，故种植户拒绝交售，冻害的损失与被告无关。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主张损害的产生系被告拒绝收售所造成的，但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本院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除在满足证据必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等基本要素之外，还应该具有相对完整性，聊天记录内容应清晰准确，双方就谈论的问题均应有明确表态发言，且具有连贯性，但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并不具有相对完整性，对是否是因被告拒收造成洋葱被冻害的因果关系上缺乏明显的证明力。原告提供的光盘能够反映洋葱受损的事实，但不能确定受损的原因。原告提供的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与种植户之间签订的45份购销合同，约束的是该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购销关系，而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约束的是原告个人和被告公司之间的购销关系。原告提供的种植户赵兵、剡德虎、雷华等15人书写的证明，既不符合书证形式，也不符合证人证言形式。原告提供的吴新红出具的欠条以及瓜州县人民法院（2017）甘0922民初1017号判决书，能够证实原告与吴新红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且曾由人民法院进行过审理，但原告与吴新红之间的纠纷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在原告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的前提下，原告仅仅依据上述购销合同和种植户书写以及敦煌市益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735474元的主张，证据不足；其次，原告提交的（2018）甘07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双方是在交货及付款过程中发生纠纷，并未认定是因被告单方面造成违约或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原告主张的被告拒绝收货造成的洋葱冻坏结果的发生，还是被告抗辩的因洋葱种植户拒绝交货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现原、被告双方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再次，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冻坏洋葱的数量、损失的金额，且原、被告之间的种植合同行为发生于2016年，截止原告本次起诉，已历时三年，损失已无法通过科学鉴定；最后，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220642元，本院认为，原、被告虽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做了明确约定，但原告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损害结果的发生系被告的过错所致。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735474元，要求按经济损失承担30%的违约金220642元，合计1138618.5元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保全费，因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产生保全费的事实，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原告赵某洋葱款182494.60元； 二、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048元，原告赵某负担12548元，被告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00元，被告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直接给付原告，本院收取原告的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索国雄 审 判 员  杨学林 人民陪审员  任怀德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葛 超 书 记 员  施凯文 注：本判决书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于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在法定期间内向本院提出执行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