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清洋工业园杏园西路24号。法定代表人：张凌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隋雨佳，山东鲁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702房间。法定代表人：李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于述旗，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8）鲁0602民初5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上诉人偿付律师代理费1406924.9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39100.7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年利率4.35%暂计算至2018年7月2日）。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26日，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其与案外人上海亿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八起案件的二审诉讼业务，并约定如法院查明上述八起案件所涉交易亿托公司在二审审理终结前已经完税的，上诉人按照一审判决中判决内容第一项确定的货款金额的30%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后经二审法院调查，判决认定亿托公司对上述八起案件所涉业务已完成税款缴纳。现被上诉人依约完成了代理事项，上诉人拒付律师代理费。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未完成上诉人委托事项；诉争委托代理业务系风险代理，现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未给上诉人获取任何利益，且造成了上诉人重大损失，综上，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原名称为烟台孚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7年12月1日变更为现名。2017年1月5日，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山法院）受理亿托公司诉本案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八起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鲁0611民初56号、57号、58号、59号、60号、61号、62号和63号。案经福山法院审理于2017年4月7日分别以（2017）鲁0611民初56号、57号、58号、59号、60号、61号、62号和63号民事判决判令上诉人偿付亿托公司货款612190.50元、451607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5327.73元及以上述金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自2016年10月23日起至上诉人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17年4月26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上诉人与亿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八起案件[一审案号为（2017）鲁0611民初56号、57号、58号、59号、60号、61号、62号和63号]，现委托王承强、郭令代理其二审诉讼；被上诉人律师接受上诉人委托，上诉人指定刘冰总经理为联系人，负责与被上诉人律师的日常联络；上诉人应当真实全面地向承办案件的律师介绍案情，提供自有的全部涉案证据，并为承办律师调查取证提供必要的协助，上诉人如对案情作不实陈述，或故意提供虚假证据，被上诉人有权终止代理，依约收取代理费不予退还；被上诉人无故终止本代理合同，其收取的代理费应全部退还上诉人，上诉人无故终止本代理合同，被上诉人所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上述八起案件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如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必须继续代理并不再增加其他费用）、或经查明上述八起案件中各案所涉贸易亿托公司在二审审理终结之前已经完税或二审期间发生上诉人与亿托公司双方达成调解、案外和解或上诉人自行撤诉或其他情形案件终止（中止）诉讼的，上诉人同意于出现上述情况之日起10日内按照各起案件一审判决结果第一项所确定的货款金额的30%为标准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若二审法院直接改判还支持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上诉人于收到生效法律文书之日起10日内按照法律文书确定的反诉请求中所获得支持的金额的30%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上述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指派律师为上诉人起草了上述八起案件的上诉状，上诉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烟台中院）。案经烟台中院审理，以（2017）鲁06民终2415号、2416号、2417号、2418号、2419号、2420号、2421号和2422号民事判决驳回本案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中均认定“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只是对增值税发票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没有对该增值税发票是否为合法有效的发票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已经完税这一实质性条件进行审查。对于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根据上诉人申请，本院先后赴上海、福山国税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正常发票，被上诉人已履行了2016年度的纳税申报义务，且申报信息显示其2016年已完成缴纳税款。在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出具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未完税事实的情况下，上诉人否定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法性并拒绝支付尾款，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依法不予支持”。2018年2月5日，被上诉人通过邮政EMS向上诉人发送催要律师代理费的律师函，上诉人于次日签收。庭审中，被上诉人另提交了下列证据：1、前述烟台中院审理八案上诉人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强与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忠良（即诉争委托代理合同中代表上诉人签署人刘冰）2017年4月26日、30日电子邮件往来截图一宗，用以证明诉争委托代理合同系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修改后签署的。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委托事项进行了概念偷换，合同中关于按一审判决结果第一项所确定的货款金额的30%为标准分别支付被上诉人律师代理费的条款为无效条款。2、王承强与段忠良的通话录音一宗及微信截图一宗，用以证明前述烟台中院审理八案结案后，王承强向刘冰催索代理费，刘冰对欠付律师代理费予以认可，称因企业资金紧张称需暂缓支付。上诉人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上诉人仅委托刘冰对案件上诉事宜与被上诉人进行接洽，并不包括律师费的支付，刘冰所做出的承诺无法律效力。上诉人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福山法院（2017）鲁0611民初57号案件上诉状一份，用以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针对二审共成达三项委托，被上诉人仅是部分完成了八起案件中亿托公司是否完税。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该案与另七案情况不同，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之主张。2、烟台中院（2017）鲁06民终2416号案件调查笔录一份，用以证明前述八案所涉增值税专用发票亿托公司仅是完成了抄报税，不能认定亿托公司已完税。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3、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税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前述八起案件所涉税款亿托公司已于2016年10日按时完税，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签订诉争委托代理合同系在2017年4月26日，故亿托公司是否完税不应作为上诉人支付诉争律师费的条件。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称上述证据恰能证明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应依约支付律师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形式要件齐备，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依约指派律师代上诉人参加前述八案的二审程序。案经烟台中院审理，分别做出（2017）鲁06民终2415号、2416号、2417号、2418号、2419号、2420号、2421号和2422号民事判决，判决认定亿托公司针对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正常发票，且申报信息显示其2016年已完成缴纳税款的事实清楚；后被上诉人指派律师向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方签署代表及联系人刘冰即本案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忠良催索律师费，刘冰表示因企业资金紧张，暂缓支付，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5日向上诉人发送催要律师代理费的律师函，上诉人于次日签收的证据充分。现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偿付律师代理费1406924.92元[（612190.50元+451607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4125元+605327.73元）×30%]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39100.7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年利率4.35%暂计算至2018年7月2日）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于约相合，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完成全部委托事项，诉争委托代理业务系风险代理，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未使上诉人获取任何利益，且造成了上诉人重大损失，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于约不合，且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前述八案二审程序后向上诉人催索律师费时，上诉人未对律师代理费提出异议，仅是称企业资金紧张，要求暂缓支付；另一方面，上诉人所称亿托公司是否对涉案增值税发票缴纳税款并非本案审理范畴，且该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故对上诉人之上述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限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经一审法院偿付给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406924.92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39100.7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至2018年7月2日），同时自2018年7月3日起至上诉人实际给付之日止，仍按年利率4.35%计算利息损失给被上诉人。案件受理费17814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代理的上海亿托贸易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的8起案件，被上诉人未“查明各案所涉交易已经完税”，一审判决于约不合，于法无据；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1款第(2)项之约定，有悖于律师执业道德、公序良俗，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有违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违于公平公正、等价有偿、诚信信用原则，对委托人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应属于无效条款。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在双方充分协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反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更不存在违反律师执业道德的问题，合法有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涉案八起案件中各案所涉交易亿托公司在二审审理终结前已经完税，具备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支付条件。案件审理终结后，上诉人也多次表示同意支付律师费，但因资金紧张暂缓支付。上诉人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增值税实行的是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抵扣税制，亿托公司进项税存在异常需要做进项税转出，亿托公司给上诉人开具的涉案28张发票属销项税发票，因亿托公司的进项税发票异常导致销项税发票未完税，该28张发票并未按期、及时、足额完税，且上诉人已接到福山区税务局通知，该28张发票不得抵扣需做进项税转出。上诉人提交了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的认证结果通知书三份以及相应的认证结果清单，证实亿托公司增值税进项税发票存在异常，需要巨额补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认为认证结果通知书涉及的是亿托公司的进项税发票，而本案诉争28张发票系亿托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销项税发票，该28张发票不属于失控发票或认证异常的发票，结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至福山国税部门调取的纳税申报表，足以证明该28张发票已认证并完税。另查明，上诉人对其主张的已接到福山区税务局通知要求对涉案28张增值税发票进行进项税转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在充分协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1款第(2)项之约定，有悖于律师执业道德、公序良俗，有违于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违于诚信信用原则等，属于无效条款，上诉人该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依据该委托代理合同第六条第1款第(2)项之约定，前述八起案件中各案所涉交易亿托公司在二审审理终结之前已经完税的，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二审中，上诉人主张亿托公司进项税存在异常需要做进项税转出，因亿托公司的进项税发票异常导致销项税发票未完税，该28张发票并未按期、及时、足额完税，其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的完税证明，证实八起案件所涉及的税款亿托公司已于2016年10月完税，说明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涉案28张发票已经完税的事实没有异议。其二，本案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是“八起案件中各案所涉交易已经完税”，即亿托公司开具给上诉人的28张销项税发票已经完税。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认证结果通知书涉及的是亿托公司的进项税发票异常，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亿托公司所有发票是否完税进行审核，与常理不符，也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不符。而该28张发票不属于失控发票或认证异常的发票，结合上诉人一审自认的事实以及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至福山国税部门调取的纳税申报表，足以证明该28张发票已认证并完税。第三，上诉人对涉案28张发票已经完成进项税税款抵扣，上诉人对其主张的福山区税务局通知要求对涉案28张增值税发票进行进项税转出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第四，被上诉人向涉案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方签署代表及联系人段忠良催要律师费时，段忠良对欠付被上诉人律师费的事实未提异议，说明上诉人认可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已成就。综上，上诉人主张其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费，缺乏依据，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14元，由上诉人烟台孚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波审判员  孙 威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于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