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8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军，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四川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雪，四川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顺良，男，195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浩，四川汇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中装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四川都江堰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顺良，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莉，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建军因与被上诉人张顺良、原审第三人四川中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民初37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15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军上诉请求：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张顺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剥夺李建军审计的权利，径行判决，程序严重错误，依法应发回重审；2.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粗暴判决，剥夺了李建军及中装公司对2014年3月30日前王多勇提成款项查清的权利，侵害了二者的实体权利，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根据前案王多勇诉请的期限、前案两审《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技术提成期间以及本案诉讼请求的范围、审计申请的范围可知，审计2014年3月30日前中装公司的发票出额具有必要性，而不是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涵盖了2014年3月30日后开出的发票中王多勇应当计提的技术提成”来审计；3.一审法院认定“张顺良代表中装公司是按照第二种方案向王多勇作出结算，一审法院也是按照张顺良出具的结算结果作出判决，该方案涵盖了2014年3月30日后开出的发票中王多勇应当计提的技术提成”有误，一审法院应对已发生的事实和金额进行判决，不应对未发生的金额进行裁判；4.一审法院对张顺良借支款项认定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保障李建军实体权益不受侵害。 张顺良答辩称，本案争议存在两个问题：1.关于张顺良与王多勇的技术提成结算应按照什么标准进行结算问题。根据一审的证据显示，公司股东对此做出的最后意思表示时间为2014年4月3日。在该日所形成的王多勇技术提成标准为2011年至2014年3月，中装公司不含税的销售收入的5%作为王多勇的技术提成。所以，该决议与其它结算证据相比较具有证据效力的优势。该销售收入虽然约定在2014年4月3日，但根据销售回款的实际状况，完全有可能在该时间节点前，无法准确认定中装公司的销售收入，其销售收入完全有可能在该时间节点后才到账，或开具相应的销售发票。所以，张顺良认为一审诉讼中，要求李建军提供中装公司成立至今，所开具的所有发票作为司法审计的基础资料，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李建军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拒不提交司法审计所需材料的行为，属于其对诉讼权利的一种处分，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2.对于张顺良的借款是否属于应该向中装公司返还的问题。李建军、张顺良、王多勇在2015年4月4日在《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三方均认可张顺良借款用于中装公司经营及支付相应民事赔偿款项。李建军还在《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上手写“做好财务”。这进一步证实张顺良的借款不是其个人的借款行为，其不应向中装公司承担偿还责任。综上，张顺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中装公司述称，同意李建军的意见，张顺良提到的《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在三方签字后，没有到财务上报账，且没有相应的发票，只能作为其个人借款。 李建军向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1.张顺良向中装公司赔偿2056592.5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由张顺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中装公司概况。中装公司设立于2010年12月14日，设立名称为四川金鑫螺杆成套设备有限公司，2012年9月6日更名为中装公司。2011年10月28日，法定代表人由王多勇变更为张顺良。2012年12月24日，中装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第三条第二款载明“同意公司设立监事会，选举王子博、王政华、纪欣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同日的监事会纪要载明“选举王子博为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2.对王多勇技术提成的约定情况。李建军提交的《中装公司技术团队提成核算制度》封面载明2013-06-15发布，2013-06-30实施；制度第5.1.1条载明“以每份销售合同为结算依据，只有收回全部货款（含质保金在内）的销售合同，才可进行提成核算。技术团队可提成销售收入是指：已收回全部货款的销售合同中属于公司自产产品所对应的不含税销售收入，不属于公司自产产品的销售不纳入技术团队提成核算”；第5.1.2条约定了提成比例。 2013年7月15日中装公司股东会决议打印部分约定了增资等6条事项，但部分关键内容空缺。第二页手写部分从第7条开始书写，第7条载明“技术提成：销售额的5%（税后，由公司完税），用于填实王多勇等的认缴注册资本。”第9条载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以实际到账为准。”第10条载明“每月1月31日为上一年的销售收入确定日。”第11条载明“提成时间为2013.7.19到2016.7.18止，期限三年。”落款由张顺良、王多勇、李建军签名，落款时间为2013.7.19。 2014年4月3日，张顺良、王多勇、李建军签订《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第1条载明“以王多勇先生为代表的技术团队提成比例为不含税销售收入的5%（税后）”；第2条载明“技术提成的基准为发票开出额（不含税）”；第4条载明“按照以上原则，中装公司与王多勇先生须在4月15日前对2014年3月30日前的技术提成及销售提成进行确认；在双方确认后的10日内支付给王多勇先生；对应提成而未具备条件提成的部分，按照每月5日前进行确认并结算”；第5条载明“2014年6月30日结算并在中装公司与王多勇先生双方确认后的15天内支付”。落款由张顺良、王多勇、李建军签名。 2015年6月15日，张顺良向王多勇出具《王多勇技术提成及销售提成结算书》，第一条载明“2011年至2014年3月期间，中装公司销售金额（不含税）为35221497.01元，王多勇应计提的技术提成为1761074.85元”。 一审中，张顺良提交了自行制作的《王多勇技术提成计算表》并附相应清单，该计算表中载明2011年至2014年中装公司销售金额（含税）为41209151.5元，不含税金额为35221497.01元，技术提成比例（不含税）5%，提成金额1761074.85元。张顺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销售金额（含税）及相应金额是依照合同签订的金额计算。 3.王多勇主张技术提成的诉讼情况。2015年王多勇起诉中装公司，要求给付技术提成和销售提成共计300余万元，后变更为只主张技术提成1761074.85元，都江堰市人民法院以（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受理后进行了审理，判令中装公司向王多勇给付2014年3月30日前的技术提成金额1761074.85元。在该次诉讼中，张顺良与中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不同意见，张顺良认可王多勇的诉讼请求，而中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结算金额不准确。在另案庭审中，王多勇认可中装公司在2014年4月3日前由张顺良、王多勇共同经营；各方均陈述认可提成基数以到账金额为准；张顺良陈述2014年4月30日前所有交易均是汇款到中装公司账户，有些金额没有开发票。另，在民事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四行“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四）2015年5月2日，张顺良、王多勇与案外人李建军等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李建军系中装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装公司各类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自启用至今均由李建军实际掌控。”第5页倒数第五行载明“张顺良中装公司代理人当庭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判决后，中装公司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成民终7938号案件受理后进行了审理，审理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该两次诉讼中未进行司法审计，两审法院均认为，张顺良作为中装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对外结算的行为能够约束中装公司。 4.司法审计过程。李建军、中装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审计申请，申请对中装公司2011年至2014年4月30日的销售收入（不含税）进行审计。 在李建军提出审计申请后，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听证和质证，经审查后于2019年4月10日听证程序中告知了各方：1.审计对象应当是2013年4月3日在华阳形成的决议中确认的发票开出额（不含税）。2.审计期间应当是2010年12月14日起至今所有的发票。 2019年4月22日，一审法院收到李建军提交的《异议书》，其提出异议称：审计期限应到2014年3月30日止。理由为：1.审计期限确定为“至今”超出了各方约定的期限；2.审计期限确定为“至今”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 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向中装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载明：在（2018）川0181民初3767号李建军诉张顺良、中装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就审计问题进行听证后，李建军对审计期间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下一步可能对两套方案均进行审计，并在审查时确定使用何种方案。现通知你方，请向相关主管机关提取你公司成立至今开出的所有发票，并于2019年5月24日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供审计使用。 中装公司未在指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材料，并于2019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异议函》称：贵院应依法先确定审计方案，再根据举证原则要求我公司举证，而不是先要求我公司提供证据，再来确定审计方案。更何况本案李建军诉请和审计申请的范围均是截止2014年3月30日止，如贵院确定审计从成立至今开出的所有发票，我公司不同意提供2014年3月30日后的发票，理由为：1.在未确定明确的审计方案前提下，提前要求我公司提交至今开出的所有发票这一证据是对我公司及李建军的极大不公平；2.如对两套方案进行审计会造成浪费，我公司不同意支付两套审计的费用。3.本案李建军诉请和审计申请的范围均是截止2014年3月30日止，超出此范围的发票与本案无关，我公司已提交了2011年至2014年的财务凭证。 5.张顺良借支款项情况。2018年11月12日，成都市国力公证处根据中装公司申请，对中装公司委托代理人许莉提供的U盘中的《财务管理制度》文档进行了证据保全。根据系统显示该文档建立时间为2013年8月22日，文档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等规定了借用现金、出差报销、私人借款等制度。 李建军提交了《张顺良借公司款项明细表》并附相应凭证。该表载明借款日期为2011年3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借款金额为1446134元，还款金额为27万元，累计金额为1176134元。在部分凭证上记载了款项用途，分别为工程用款、备用金、付规划局红线图款、购钢材钢板、工程预付款、发电机租用款、工厂绿化费、业务费等。 2015年5月4日，李建军、张顺良、王多勇共同在《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上签名。该表载明期间为2011年6月30日至2014年5月31日，摘要栏中分别记载了“税金、购钢材、预付货款、差旅费、绿化费、业务借支”等，贷方栏中由张顺良手写了“前期场地费、代公司交税金、过节费、供电移电杆、业务费、年会支出、顺田、王总提成”等，余额载明为1180114元。落款处张顺良、王多勇均书写了姓名和日期，李建军除书写了姓名和日期外，还书写了“做好财务”。李建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签字真实性无异议。 张顺良提交了都江堰市经济开发区简报、会议纪要、备忘录、收条等证据，欲证明因2012年张贵生意外死亡事件，其从中装公司以借支的名义支出费用，支付给死者家属。李建军、中装公司对张贵生死亡的事实和因此产生费用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张顺良领取的费用是用于此事的处理。 6.李建军系中装公司股东。中装公司2013年8月2日的《章程修正案》载明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李建军出资915万元，股权比例61%。2018年6月，李建军书面向中装公司监事会及监事王子博、王政华、纪欣去函，请求对张顺良提起诉讼，但中装公司后未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对王多勇技术提成应当使用何种依据；二、在李建军和中装公司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对司法审计问题如何处理；3.对张顺良从中装公司借支的款项性质如何认定。 一、技术提成依据问题。（一）结合各方提交的证据，对王多勇技术提成应当使用何种依据的问题，本案共出现了4种标准：1.《中装公司技术团队提成核算制度》中载明的“已收回全部货款的销售合同中属于公司自产产品所对应的不含税销售收入”；2.2013年7月15日中装公司股东会决议第7条载明的“技术提成：销售额的5%（税后，由公司完税）”和第9条载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以实际到账为准”，以及（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庭审中各方一致陈述的“提成基数以到账金额为准”；3.2014年4月3日《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第1条载明的“以王多勇先生为代表的技术团队提成比例为不含税销售收入的5%（税后）”和第2条载明的“技术提成的基准为发票开出额（不含税）”；4.张顺良在本案庭审中陈述的“销售金额（含税）及相应金额是依照合同签订的金额计算”。 李建军在本案中主张按上述第2项“到账金额”计算，并提交了银行流水证据，证明2011年至2014年3月期间中装公司银行账户上收入金额为21425580.99元（含税）。 张顺良在本案中主张按上述第4项“合同金额”计算，并提交了《王多勇技术提成计算表》及相应清单，证明销售金额（含税）为41209151.5元，不含税金额为35221497.01元，技术提成比例（不含税）5%，提成金额1761074.85元。 综合比较，第1种“制度约定”的实施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但在其后的2013年7月15日中装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14年4月3日《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中各方均另行约定了计算标准，故此标准不宜采用。 第2种“到账金额”的主要依据是2013年7月15日中装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庭审中的陈述。但在2013年7月15日中装公司股东会决议后，各方又于2014年4月3日签订了《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对计算标准进行了变更，故此依据不宜采用。同时，（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庭审中各方虽一致陈述“以到账金额为准”，但结合该案及后续的（2015）成民终7938号案件审理情况，王多勇一直主张的是按张顺良结算的金额计算，张顺良一直主张的是按合同签订金额计算并在该两案中认可了《王多勇技术提成及销售提成结算书》证据，故该庭审陈述应属于理解和表达上产生的差异，在上述两案中均未作为定案依据，本案中亦不宜采用。 第3种“发票开出额”依据是2014年4月3日《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该决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同时，该决议是张顺良、王多勇、李建军三方关于王多勇技术提成依据问题形成的最后一份书面材料，其效力应当优于之前的其他书面材料，以此为依据较为适宜。 第4种“合同金额”的标准系张顺良个人意见，且无相应书面材料印证，故不宜采用。 基于以上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司法审计对象应当确定为发票开出额。 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听证程序中告知了各方，审计对象应当是2013年4月3日在华阳形成的决议中确认的发票开出额（不含税），各方对此无异议。 （二）期间问题。本案中，李建军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张顺良赔偿中装公司2056592.5元”，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2015年6月15日，张顺良向王多勇出具了《王多勇技术提成及销售提成结算书》，确认2011年至2014年3月期间，王多勇应计提技术提成1761074.85元，法院据此金额作出判决，由中装公司向王多勇支付技术提成款1761074.85元；但经李建军核实，2011年至2014年3月期间中装公司销售金额为21219670.99元，不含税销售金额为17783232.22元，王多勇应计的技术提成为880616.35元，中装公司因此损失880458.5元。根据李建军以上意见，其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依据之一就是（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2015）成民终7938号案件判决确定的金额1761074.85元。 在（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中，王多勇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中装公司向王多勇支付截止2014年3月30日前的技术提成1761074.85元及相应利息。”结合一审法院前述对技术提成依据标准的认定，此表述存在歧义，即未能明确是“主张截止2014年3月30日前实际产生的技术提成，并且今后如有发票开出，本人保留继续追索的权利”，还是“主张截止2014年3月30日前根据中装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金额计算出的技术提成，并且此次结算即为所有账目结清，今后即使再有发票开出，本人也不再向中装公司追索”。结合上述两案中的《王多勇技术提成及销售提成结算书》、本案中张顺良提交的《王多勇技术提成计算表》及相应清单，可以确认在上述两案中张顺良代表中装公司是按照第二种方案向王多勇作出的结算,人民法院也是按照张顺良出具的结算结果做出的判决，该方案涵盖了2014年3月30日后开出的发票中王多勇应当计提的技术提成。 同时，根据2014年4月3日《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第4条之约定，各方对于中装公司销售收入存在回款周期、回款时间与开具发票时间可能存在差异等事实均系明知并认可，故约定了“对应提成而未具备条件提成的部分，按照每月5日前进行确认并结算”，因此王多勇实际应当收取的金额应当是在2011年至2014年3月期间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后，根据中装公司就这批合同开具出的发票计算出的金额，这一约定的内容与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一致，故司法审计对象的期间应当是2011年至今。 二、司法审计程序。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听证程序中告知了各方：审计对象为发票开出额（不含税），审计期间为2010年12月14日起至今所有的发票。李建军于2019年4月22日提交《异议书》认为审计期限应到2014年3月30日止，并陈述了理由，但结合一审法院以上认定，其理由不能成立。中装公司未在指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材料，并在2019年6月4日向一审法院递交的《异议函》中明确表示“如贵院确定审计从成立至今开出的所有发票，我公司不同意提供2014年3月30日后的发票”，并陈述了理由，但结合一审法院以上认定，其理由不能成立。故本案审计程序因李建军、中装公司的原因无法启动，其相应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本案无法通过司法审计程序确定王多勇应当计提的技术提成金额，李建军的此部分诉讼请求因事实无法查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张顺良借支款项问题。李建军提交的《张顺良借公司款项明细表》和张顺良提交的《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款项时间、金额能够一一对应，故对张顺良从中装公司借支款项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建军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其中1176134元既未用于公司公务，也未归还”，而张顺良辩称所有款项均用于公司经营需要。一审法院认为，第一，（2015）都江民初字第66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确认了“李建军系中装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装公司各类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自启用至今均由李建军实际掌控”的事实，故对于张顺良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从中装公司借支款项及以上款项未归还的事实，李建军应当知晓；第二，中装公司提交的《财务管理制度》系统显示的建立时间为2013年8月22日，在该时间之后形成的款项仅有2笔共计6万元，李建军、中装公司主张张顺良的行为违反了财务制度，但对于是否表示过反对意见，以何种形式表达过意见均未举证证明；对该时间点之前的财务问题应当按照何种制度处理，李建军、中装公司均未举证证明；第三，《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形成于2015年5月4日，晚于《财务管理制度》形成时间，且由张顺良、王多勇、李建军共同签名，故该书面材料记载的内容效力应当优于《财务管理制度》；李建军在落款处签字“做好财务”，亦不是明确要求张顺良承担归还责任的意思表示，不宜以此认定张顺良借支款项自用的事实；第四，双方对2012年张贵生因意外死亡的事实无争议；有都江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参与的书面材料载明了中装公司需支付40万元；死者家属认可了收到过25万元赔偿，其中10万元由中装公司支付，15万元由张顺良支付；以上证据和事实能够形成锁链，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证明张顺良存在从中装公司借支款项用于公司开支的情况；第五，李建军提交的《张顺良借公司款项明细表》后附的原始财务凭证上，多处载明了张顺良借支款项的用途系用于公司开支；中装公司接受以上凭证并存入公司财务账目，应当视为对以上记载内容的认可；李建军作为中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2015年5月4日在《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签名时未明确表示异议，应当视为认可；第六，张顺良是中装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且与王多勇于2011年至2014年4月期间实际经营中装公司，在此期间其从中装公司借支款项用于公司的经营开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综上，双方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锁链更有利于证明张顺良的主张，一审法院对李建军的此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建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184元，减半收取11592元，由李建军负担。 本案二审中，李建军提交了（2015）成民终字第7938号庭审笔录和中装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出具的《关于王多勇诉四川中装科技有限公司提成一案的说明》，拟证明：王多勇的提成结算时间应当为2011年至2014年3月30日，且之前王多勇诉中装公司的提成未经司法审计，存在计算错误，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经质证，张顺良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李建军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建军提交的上述证据形成时间在本案一审庭审之前，不属于本案二审阶段的新证据。同时，上述证据中王多勇的陈述与中装公司的说明均无法直接反映案涉各方就王多勇提成的计算方式形成了明确的约定，也无法直接证明王多勇所称的“2011年至2014年3月30日之间的提成”是否包含发生在2014年3月30日之前发生但发票产生于2014年3月30日之后的部分。故综合以上情况，本院对于李建军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 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另查明：1.中装公司2018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司法审计申请内容为2011年至2014年3月30日的销售收入，并非2014年4月30日；2.一审法院发出有关司法审计《举证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5月26日，举证期限截止2019年6月7日。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记载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内容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王多勇提成的计算依据问题，根据本案所涉当事人王多勇、张顺良、李建军于2014年4月3日形成的《关于王多勇先生等在中装公司技术及销售提成的决议》第4条明确约定，中装公司对王多勇的技术销售提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2014年3月30日前应当计提的销售提成，该部分王多勇须在2014年4月15日前确认；另一部分为应提成而未具备提成条件的部分，该部分每月5日前进行确认计算。由于上述决议形成于王多勇提成计算截止期限后的第四天，即2014年4月3日，故该决议提到的王多勇应提成而未具备提成条件的部分显然应当理解为2014年3月30日前形成技术销售提成，但暂未达到提成条件的部分。故根据该份决议内容以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及关联案件中的多次陈述，一审法院根据审慎原则要求中装公司按照司法审计听证会讨论的内容准备备选两套方案的审计材料并无不当。中装公司在一审法院送达《举证通知书》后规定的时间内并未提交相应的审计材料，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异议函》表示不愿提供2014年3月30日之后的发票，导致司法审计无法进行，相应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中装公司承担。故综合以上情形，李建军提出王多勇技术销售提成金额计算有误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张顺良借支款项的问题，李建军提交的《张顺良借公司款项明细表》和张顺良提交的《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在明细内容上基本吻合，可以相互印证。关于其中1176134元是否用于公司公务，本院认为，各方关于该笔款项形成的最新文件为张顺良提交的《张顺良科目辅助明细账》。该明细账中，李建军在落款处签字并写明“做好财务”，并未明确表示明细账中的内容存在用于公司公务以外的情形。同时对比与上述明细账对应的李建军提交的《张顺良借公司款项明细表》，该表所附的多份财务凭证中明确显示了2011年至2014年4月期间张顺良的借支款项是用于公司开支而非其他用途。结合该时间段内张顺良与王多勇确实在实际运行中装公司这一基本情况，本院认为，李建军提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张顺良存在将中装公司1176134元的款项用于非公司用途的情形，故本院对于李建军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建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84元，由李建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兵 审 判 员  陈 曦 审 判 员  史 洁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迪杰 书 记 员  伊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