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6民终30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臻，男，1961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登乾，男，196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曙光，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北镇办事处黄河三路649号。法定代表人：赵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涛，山东开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培奉，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芳芳，女，198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山东源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国臻因与被上诉人吉登乾、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陈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8）鲁1602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国臻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2018)鲁1602民初333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关键事实未予明确认定；对依法调取的证据十六、十七、十八的证明效力未予确认；对证据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其不予确认的理由，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对具有证明效力的关键证据不予采信，导致认定事实不清甚至认定错误。【说明：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二、三、十七、十八等四组证据原件都来源于被上诉人农商行，其他证据来源于工商档案或生效法律文书。因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据都是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第1页，共7页)一、一审法院未查清关键事实，对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未予明确认定：(一)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一、二、十六、十七、十八等五组证据能证明2008年4月7日农商行出具第一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1.证据二能证明：银信公司发起人吉登乾和刘晓芬都未出资。2.证据十八能证明：2008年4月7日，农商行用银信公司尾号为55×××46账户，虚构伪造了第一期已缴纳验资款600万元、400万元的虚假银行进账交易明细。3.证据十六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把虚构伪造的600万元、400万元验资款进账交易明细打印后，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伪造了已缴纳验资款的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这份对账单和证据十八中伪造的交易明细两笔进账款的进账顺序完全相同：先进账600万、后进账400万。4.证据一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根据伪造的“对账单”记载的账号、时间和出资额等内容，又出具了虚假资金证明“进账单”(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讫章)和“银行询证函”(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经办人是梁风英)。农商行虚构伪造的4月7日的银行进账交易明细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与其出具的四份本期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一份)、进账单(两份)和银行询证函(一份)”中所记载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完全相同。5.证据十七能证明：农商行已把出具的本期虚假资金证明“进账单”的另一联存档备案。存档备案的“进账单”和工商档案证据一中的本期“进账单”所记载的账号、金额、时间、出资人、字迹等内容完全相同。证据一、二、十六、十七、十八等五组证据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已对农商行出具第一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一、二、三、十六等四组证据能证明2008年4月17日农商行出具第二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1.证据二能证明：吉登乾和刘晓芬都未出资。2.证据三能证明：2008年4月17日，农商行用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验资户，虚构伪造了第二期已缴纳验资款1200万元、1800万元的虚假银行进账交易明细。3.证据十六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把虚构伪造的1200万元、1800(第2页，共7页)万元验资款进账交易明细打印后，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伪造了已缴纳验资款的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这份对账单和伪造的本期交易明细两笔进账款的入账顺序完全相同：先进账1200万、后进账1800万。4.证据一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根据伪造的“对账单”记载的账号、时间和出资额等内容，又出具了虚假资金证明“进账单”(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讫章)和“银行询证函”(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农商行虚构伪造的4月17日的银行进账交易明细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与其出具的四份第二期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一份)、进账单(两份)和银行询证函(一份)”中所记载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完全相同。证据一、二、三、十六等四组证据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已对农商行出具第二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三)经过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一、二、三、十六等四组证据能证明2008年4月22日农商行出具第三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1.据二能证明：吉登乾和刘晓芬都未出资。2.证据三能证明：2008年4月22日，农商行用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验资户，虚构伪造了第三期已缴纳验资款600万元、400万元的虚假银行进账交易明细。3.证据十六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把虚构伪造的600万元、400万元验资款进账交易明细打印后，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伪造了已缴纳验资款的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这份对账单和伪造的交易明细两笔进账款的入账顺序完全相同：先进账600万、后进账400万。4.证据一能证明：同日，农商行根据伪造的“对账单”记载的账号、时间和出资额等内容，又出具了虚假资金证明“进账单”(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讫章)和“银行询证函”(加盖郝家信用社业务公章)。农商行虚构伪造的4月22日的银行进账交易明细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与其出具的四份第三期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一份)、进账单(两份)和银行询证函(一份)”中所记载的金额、时间、账号等内容完全相同。证据一、二、三、十六等四组证据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已对农商行出具第三期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综上可知，农商行出具三期虚假资金证明都采用了同样手段——每期先按虚假资金证明的金额，虚构伪造已进账的虚假银行进账交易明细。然后，(第3页，共7页)都在每期的同日，以虚构伪造的进账明细为依据，出具吉登乾和刘晓芬己出资的虚假资金证明：“对账单证据十六进账单及银行询证函证据一。”二、一审法院对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关联性不大的工商档案证据效力全部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大的工商档案证据一的证明效力却不予确认。其不予确认的理由完全违反《民事诉讼法》、《法释[2015]5号》及《证据规则》等法律规定，其在判决书中关于不确认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一的逻辑推理自相矛盾，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用具有弄虚作假传统习惯的农商行和吉登乾向法庭作伪证的没有证明效力的谎言、以及没有可信度的非正常的虚假银行交易明细，去否定法院依法调取的具有证明效力的证据一。法院竟然用虚假的东西去否定真实的客观事实，故意颠倒是非，已丧失公平正义。1.判决书第10页记载：“农商行辩称，农商行郝家支行从未接受银信公司的请求为其验资提供过银行询证函、进账单”；判决书第11页记载：吉登乾向法庭说银行询证函和进账单是他伪造的；农商行向法庭说“农商行没有进账单的相关档案”。但来源于农商行的证据十七能证明：农商行已将其出具的虚假资金证明“进账单”的另一联存档备案。这就证实农商行和吉登乾向法庭说谎作了伪证。法院竟然用没有证明效力的作伪证的谎言否定依法调取的客观事实，明摆着故意违背事实、进行枉法认定。假若郝家支行真的从未接受银信公司的请求为其验资提供过虚假资金证明，那么，郝家支行为什么虚构伪造了银信公司三期验资款的虚假进账交易明细，且与出具的三期共计12份虚假资金证明的所有信息完全相同？吉登乾向一审法院撒谎作伪证的主要原因是：①根据调取的事实，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整个过程，主要由吉登乾的妻子梁风英等至少六位农商行工作人员所为，梁风英与农商行有直接利益关系。吉登乾为保护妻子梁风英的利益，向法庭撒谎作伪证，想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即使这样，也不会加重吉登乾的赔偿责任)。②农商行和吉登乾在法庭上配合默契的事实己说明：农商行为推卸其违法责任，已与吉登乾协商串通一致。2.农商行一直以进账单和银行询证函是复印件为借口不认可客观真实的证据一。其实，这种想推卸违法责任的借口违背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判决书第16页记载：“法院向验资机构调取询证函原件，但因时间久远，(第4页，共7页)书证原件遗失，调取未果。”法院向本案关联案件的被执行人银信公司调取进账单和对账单原件，未果；收取进账单和对账单原件的银信公司发起人吉登乾也未提交。对账单和进账单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调取不能。证据一、十六能证明：验资机构在第二期、第三期共计八份虚假资金证明上都加盖了【核对与原件相符〗审核章，审核人：这两期验资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于东。一审法院以判决书第12页记载的“经本院向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调取银行询证函原件未果”为由，对证据一的进账单和银行询证函工商档案复印件不予确认，完全违背法律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以及《法释[2015]5号》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二)(三)(五)项等对复制品可作证据的法律规定，原件遗失、或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拒不提交、或法院对原件调取未果，这些都是依法确认复印件证据效力的依据。因此，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一、十六等所有工商档案证据的复印件依法都具有证明效力。但一审法院却故意违背法律规定对事实作出枉法认定，这就明摆着即使违法也要寻找借口包庇偏袒农商行!3.根据判决书第11、12页的记载，农商行的另一借口是：“银行出具相关询证资料，应收费，但从银行流水看，没有资金变化，可以认定农商行未收费，也就未出具银行询证函。”一审法院竟然认定了这一借口!一审法院利用充满虚假信息的、没有可信度的、非正常的虚假银行交易明细，去否定依法调取的客观事实，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证据三、十八能证明：农商行在银信公司尾号为55×××46和55672两个账户中，虚构伪造了三期共六笔虚假进账交易明细。但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大量虚假信息：①在尾号为55×××46账户中，还存在“无进账凭证或账号却有进账明细，无出账凭证也无出账明细但账户资金却消失”。据此，农商行虚构伪造了55×××46账户的全部交易明细；②由于55×××46账户的交易明细都是伪造的，因此，55672验资户在4月10日由55×××46账户的进账以及对应款的三笔计1000万元的出账也都是虚假的。③在55672验资户4月17日的交易明细中，还存在“账户余额为560元，却能转走四笔共计2000万元，之后还有余额10000560元；当余额为30000560元时，进账585万元后，余额却成了5850560元；当余额是10000560元时，进账1200万元后，余额竟成了12000560元；当进账六笔共计6000万(其中3000万无进账凭证或账(第5页，共7页)号)，出账六笔计3000万元后，另外3000万元既没有出账明细也无出账凭证，却消失不见了”；④在4月22日的交易明细中，存在“账户余额为560元，进账六笔计2000万元后(其中1000万没有进账凭证或账号)，余额却是10000560元，另外1000万元既没有出账明细也无出账凭证，又消失不见了”，……总之，一旦细查，还有很多虚假的东西，⑤特别是三路(信用)社和彭李(信用)社三笔进账计565万元应是虚假的。因为，借用银行资金必须有严格的借贷文书和审批审限，几百万元的银行资金，怎么可能随意划拨给还未成立的银信公司？进账凭证很简单很不规范。况且，根据出账凭证，这565万元未返还给信用社。因此，其进账与出账凭证以及对应的交易明细应是农商行虚构伪造的。……按常理，除了须缴纳验资款的原始股东之外，任何其他公司或个人不可能把自己的资金转到未成立的公司验资户。(2)按常理，银行服务收费方式，既可以从账户扣除，也可以缴纳现金，还可以有多种变通。比如，在本行有存款或其他业务时，可以免除一些服务收费等。因此，银行在账户扣费，并不是唯一的缴费方式。况且，本案不是正常的银行业务，农商行工作人员梁风英等多人联手进行违法违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资金证明，协助吉登乾虚假出资，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违法行为。所以，即使收费，也不可能体现在银行交易明细上，应是暗箱操作。总之，以上虚假交易明细中即使有扣费记录，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在账户上扣款收费，不具有唯一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陈芳芳不知道银信公司是空壳公司，以此为由，未支持上诉人对陈芳芳的诉请。这样的认定，违背客观事实。判决书第19页记载：“陈芳芳基于对工商局备案的验资报告等材料受让股权。”若真是这样的话，陈芳芳等所有受让股东都不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为：①根据验资报告，银信公司是实缴出资5000万元的实体公司。若受让股权，必定实缴受让款。②证据五中《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规定：“乙方(陈芳芳)应将转让款850万元/300万元人民币(两份转让协议，计款1150万元)，在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以货币形式存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号。”也就是说，签完合同后就交转让费1150万元。③银信公司两次股权转让的所有受让方都未缴纳受让款，陈芳芳等受让方都是打工族或已年迈的老人(包括陈芳芳及陈民先的父亲陈志祯、秦勇的母亲支平瑞、赵振营的母亲李春英)。陈芳芳等所有受让人根本不是出资办公司，他们没有任何人有实际能力出资1000多万元(第6页，共7页)。④敢签《股权转让协议》的唯一原因就是受让人都知道不用缴纳一分钱，只是象征性地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而已。不交股权转让费，只有空壳公司才会这样。综上，陈芳芳等所有受让方都“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银信公司是空壳公司，陈芳芳“当然知道或应当知道”空壳公司就是股东都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因此，陈芳芳依法应对吉登乾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应支持上诉人对陈芳芳的诉请。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一审判决未予明确认定。一审判决对依法调取的具有证明效力的关键证据未予确认或不予确认，导致对关键事实认定不清或认定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将上诉的事实部分简要陈述如下：原审判决故意规避被上诉人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及虚构伪造三期出资款进账明细的违法事实；对依法调取的第二次庭审质证过的证据十六、十七、十八的证明效力未予确认；对证据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的理由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对具有证明效力的能证明农商行违法事实的关键证据未予采信，导致认定事实不清甚至认定错误。来源于农商行的证据及工商档案已形成能证实农商行虚构伪造银信公司原始注册资本5000万元的三期共计6笔出资款进账明细、出具三期出资款共计12份虚假资金证明的证据链。银信公司发起人吉登乾利用农商行出具的12份虚假资金证明，获取了三期出资款验资报告及相应的营业执照，但原审判决对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违法事实未予分析说明与认定。原审判决在对上诉人提交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及“本院认定事实、本院认为”中，多次故意规避农商行的违法事实，甚至用虚假的东西去否定依法调取的客观事实，故意颠倒是非，避重就轻，明摆着偏袒农商行，没有司法公信力，已丧失公平正义！原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陈芳芳的诉请，其理由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请求贵院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依法依事实纠正原审错误。请求贵院依法依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庭审后，上诉人提交如下补充说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链已经证实：原审判决对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的重要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审判决至少七次故意规避了农商行出具虚假资金证明及虚构伪造三期出资款进账明细的违法事实，且对证据一的事实认定前后矛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由于（2018）鲁1602民初3338号案件中已经裁定准许上诉人对刘晓芬等八名被告撤诉，上诉人在原审第二次开庭和二审中提交了11组新证据，为纠正原审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失误、为便于重审法院的审理，上诉人将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五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等法律规定，向重审法院递交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把“吉登乾对北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变更为“吉登乾对银信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变更后的内容未超出原审范围。综上，上诉人再次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吉登乾辩称：按照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正确，具体在一审判决第十八页第一段已经充分说明，在此不再陈述，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农商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要求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应当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一审判决农商行不承担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已经认定一审被告吉登乾对原告方的债权不与北海投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该认定的基础上，农商行自然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2、一审判决书第十一页认定了原告提交的2008年4月7日两张进账单，该两张进账单是由区法院执行局调取，取证程序不当，应不予认定。陈芳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陈芳芳并非银信公司的原始出资股东，其在受让公司股权时，并不清楚吉登乾存在虚假出资的事实，而且我国法律已规定对于相应股权的转让可以零出资。故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陈芳芳的上诉请求。邓国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吉登乾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滨州北海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在滨城区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生效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中依法应向原告赔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判令被告陈芳芳在未出资3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吉登乾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依法应向原告赔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农商行在农商行郝家支行向被告吉登乾出具的验资款虚假资金证明50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吉登乾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担保费以及因本案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国臻与银信公司、陈民先、北海公司、滨州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山东黄河三角洲创业发展有限公司、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5年8月11日诉至法院，邓国臻要求：1.银信公司、陈民先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20万元，并支付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5903989元（暂计算至2016年7月31日），以上两项本息合计15103989元；2.银信公司、陈民先承担邓国臻因主张本次债权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50398.90元；3.北海公司在对银信公司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银信公司在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滨州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山东黄河三角洲创业发展有限公司、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政府投资评审在对北海公司出资不实的本息范围内，对北海公司在第三项诉讼请求中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或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为……案外人来秀梅基于与银信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享有对银信公司1000万元以上的债权。案外人来秀梅与邓国臻、银信担保公司签订的存款所有权变更说明，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债权转让对银信公司已发生法律效力。后银信公司与邓国臻签订续借说明、借据及还款协议书，应视为银信公司与邓国臻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陈民先在上述材料上借款人落款处签字确认，属于债的加入。根据法律关系的性质，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并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银信公司、陈民先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邓国臻借款本金877万元及利息（以877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该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一年息利率的四倍计算）；二、北海公司在未出资3609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银信公司、陈民先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邓国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邓国臻的其他诉讼请求。后邓国臻、北海公司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2016）鲁16民终86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邓国臻向本院申请执行银信公司、陈民先、北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法院经查询被执行人名下无车辆、房产、证券、工商信息等财产可供执行，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鲁1602执17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6）鲁16民终864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银信公司系由股东吉登乾、刘晓芬于2008年4月8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根据原告邓国臻提交的从工商局调取的加盖“滨州市滨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郝家信用社”公章的银行询证函复印件及“滨州市滨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郝家信用社”业务讫章的进账单复印件显示，吉登乾、刘晓芬分别于2008年4月7日缴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46的账户600万元、400万元，款项用途均为投资款，山东东慧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1000万元予以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吉登乾、刘晓芬分别于2008年4月17日汇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的账户1800万元、1200万元，于2008年4月22日缴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3的账户600万元、400万元，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州分所对上述3000万元、1000万元分别予以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经本院执行局向农商行郝家支行调取银信公司银行账户情况及银行流水、进账单、转账支票等载明，2008年4月7日，吉登乾在农商行郝家支行对银信公司开户，账号尾号为55×××46。2008年4月10日，银信公司尾号为55×××46的账户向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的账户汇入1000万零600元，同日用以支票分三次转走共计1000万元，被背书人为银信公司，扣除手续费，余额为560元。2008年4月17日，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的账户分别汇入820万元、富华公司汇入1180万元、三路社以转账支票汇入200万元、215万元、滨州市鑫华源纺织有限公司汇入585万元，银行流水除显示上述汇入时间及金额信息外，还显示2008年4月17日汇入银信公司1200万元、1800万元，但没有对应进账单等。同日，富华公司分四次共转出2000万元，2008年4月18日乾丰公司转出950万元，19日董桂光转出50万元，余额为560元。2008年4月22日，乾丰公司分别汇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的账户50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彭李社汇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672的账户150万元，银行流水除显示上述汇入时间及金额信息外，还显示2008年4月22日汇入银信公司600万元、400万元，但没有对应进账单等。2008年4月23日，银信公司分别转款215万元、200万元、500万元，滨州市鑫华源纺织有限公司转款85万元，余额为560元。工商登记及股权转让协议显示，2010年1月26日，银信公司股东变更为赵振营（实缴出资额1550万元，吉登乾转让1550万元）、黄璜（实缴出资额1150万元，吉登乾转让1150万元）、秦勇（实缴出资额1150万元，刘晓芬转让1150万元）、陈芳芳（实缴出资额1150万元，其中吉登乾转让300万元，刘晓芬转让850万元）；2010年5月，银信公司股东变更为陈志祯（实缴出资额1125万元，赵振营转让1125万元）、张璐瑶（实缴出资额500万元，其中黄璜转让25万元、秦勇转让25万元、陈芳芳转让25万元、赵振营转让425万元）、李佃鹏（实际出资额1125万元，陈芳芳转让1125万元）、支平瑞（实缴出资额1125万元，秦勇转让1125万元）、李春英（实缴出资额1125万元，黄璜转让1125万元）；2011年2月16日，银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6999万元，股东变更为北海公司、陈志祯、支平瑞、李春英、李佃鹏、张璐瑶，该新增注册资本6999万元其中北海公司认缴3609万元，陈志祯、支平瑞、李春英、李佃鹏各认缴增资553万元，张璐瑶认缴增资1178万元。2011年6月，滨州市银信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滨州市银信担保有限公司。2012年11月，银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民先。法院依法向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州分所调取2008年4月17日、22日关于银信公司的银行询证函原件。山东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滨州分所回复称相关档案资料已经超过规定的十年保管期限，经认真细致查找，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加之这期间本所的实际控制人、档案存放地点及档案管理人员等都发生了几次变动，至今未查找到上述档案资料。本院依法向山东东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2008年4月7日关于银信公司的银行询证函原件，山东东慧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书面说明，载明经认真仔细查找，没有找到上述银行询证函原件。2016年6月27日，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印发关于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分支机构开业、赵磊等19人任职资格的批复，同意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城支行等69家分支机构开业，并核准《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同时，滨州市滨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沾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由农商行承担……另，原告邓国臻曾列刘晓芬、黄璜、秦勇、张璐瑶、支平瑞、李佃鹏、陈志祯、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郝家支行为本案被告，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撤回对刘晓芬、黄璜、秦勇、张璐瑶、支平瑞、李佃鹏、陈志祯、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郝家支行的起诉，已另行裁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被告吉登乾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账户。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工商登记显示被告吉登乾2008年4月7日认缴600万元，但吉登乾未提交证据证实该600万元是否于当日汇入银信公司尾号为55×××46的账户，亦未提交该资金来源，且该资金于10日被转走；其余2400万元资金均来源于他人，完成验资程序后即由银信公司直接回转给了出借人，结合被告吉登乾的辩称，应认定被告吉登乾3000万元出资系虚假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吉登乾应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银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根据工商登记显示，银信公司由吉登乾（认缴出资3000万元）、刘晓芬（认缴出资2000万元）于2008年4月8日发起设立。被告吉登乾作为银信公司的发起人于2010年1月26日将其银信公司的股权进行了转让，而北海公司系2011年2月16日银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并非吉登乾发起设立时银信公司的股东，且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银信公司增资时吉登乾仍系银信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如上分析，北海公司作为银信公司的增资股东，并非作为银信公司的发起人吉登乾发起设立时的股东，原告要求被告吉登乾作为银信公司的发起人在其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北海公司对滨城区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向原告邓国臻赔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陈芳芳在未出资3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吉登乾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依法应向原告赔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如上分析，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而该项诉讼请求建立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的基础上，亦于法无据。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被告陈芳芳基于对工商局备案的验资报告等材料受让股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陈芳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吉登乾虚假出资的事实，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农商行在农商行郝家支行向被告吉登乾出具的验资款虚假资金证明50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吉登乾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上分析，被告吉登乾应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银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邓国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同样建立在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的基础上，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的前提下，其该项主张，法院亦依法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国臻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邓国臻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邓国臻提交26组证据，其中一至十八组证据在一审时已经提交。证据十九：《银信公司尾号55×××46账户2008年4月7日的“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授权业务清单”（以下简称“业务清单”）》（共1页，业务清单档案照片）证据来源：农商行档案。证实：4月7日的“业务清单”记载的进账顺序为400万、600万，与证据十八55×××46账户第3、4笔（400万、600万）的进账顺序相同，且其记载的其他内容都完全相同。这两笔进账交易没有任何资金来源或进账凭证，其“摘要”代码都是“02#”（农商行内部“冲正平账”代码）。农商行采取“冲正”的方法将其平账，但没有冲正回转凭证，已证实这两笔进账明细都是虚构伪造的。证据二十：《银信公司尾号55672账户2008年4月17日的“业务清单”》（共两页：一页是农商行出具的档案复印件，另一页是其照片，两页内容相同。）证据来源：农商行档案。证据二十一：《银信公司尾号55672账户2008年4月22日的“业务清单”》（共两页：一页是农商行出具的档案复印件，另一页是其照片，两页内容相同。）证据来源：农商行档案。证据二十、二十一农商行纸质档案17日、22日的两份“业务清单”证实：①第二三期四笔出资款进账明细“摘要”代码都是“02#”，都采取“冲正”手段进行平账，且其记载的日期、账号、出资额、出资顺序、交易网点代码（913012100）、交易代码（8130）、摘要代码（02#）等所有内容，分别与工商档案证据十六第二三期“对账单”所记载的相关内容都完全相同。②第二三期出资款进账明细都没有任何进账凭证和资金来源，也没有冲正回转凭证或回转账号。再次证实：证据十六的第二、三期出资款“对账单”都是农商行虚构伪造的。证据二十二：《2008年4月17日、22日分别与第二、三期验资报告一起提交的新华事务所营业执照》证据来源：工商档案。证实：新华事务所成立于2008年4月2日，负责人自始至终都是张建强。证据二十三：《2019年1月31日张建强出具的“关于业务档案存放情况的说明”》证据来源：本案原审卷宗第95页。证实：张建强在作伪证。理由：①证据二十二证实：新华事务所由张建强发起成立，其负责人自始至今都是张建强。这就证实证据二十三中的“本所由任为民发起成立并实际控制，张建强于2011年1月接管”的陈述与事实不符。②公司业务档案只能跟公司走，这是众所周知的公司业务档案管理规定与常识。银信公司验资报告是由张建强和于东出具的，与任为民没有关联，任为民没有任何理由把公司业务档案带走，所长张建强也不可能允许他带走。因此，证据二十三中的“业务档案被任为民全部带走并自行保管”的陈述显然是谎言。证据二十四：《2019年3月23日张建强给孔法官的短信截屏》证据来源：本案原审卷宗第94页。证实：短信中的“由于时间久远等原因，无法查找到所需档案资料”，张建强不再说档案全部被任为民带走一事，前后陈述不一致，这从另一侧面再次证实张建强在作伪证。（张建强作伪证的原因是农商行及“其他渠道的人”暗中干预司法调查，另行说明。）证据二十五：《2019年3月4日吉登乾编辑的微信截屏》（共1页）证据来源：本案原审卷宗第98-100页。证实：吉登乾在作伪证。理由：①来源于农商行的七组证据已证实吉登乾在说谎作伪证；②微信中的“小广告公司做好一切，花了二百元”的谎言本身证实吉登乾在作伪证。出具的12份共计1.5亿的虚假资金证明（包括三份计5000万对账单、六份计5000万进账单、三份计5000万询证函），一枚银行“业务公章”、一枚银行“业务讫章”、一枚梁风英的个人工作章，共三枚印章，这些成本远远高于200元。违法犯罪分子冒着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以亏本的价格去伪造两枚银行印章和12份共计1.5亿的银行金融证明文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证据二十六：《2019年3月4日吉登乾代理人管曙光的“询问笔录”》（共3页）证据来源：本案原审卷宗第44-1、44-2、44-3页。证实：证据二十六的主要内容是代理人管曙光向法院转述吉登乾编辑的证据二十五微信内容，并说“帮吉登乾找做假证的人孙维林死了”。律师管曙光企图以“询问笔录”的形式将吉登乾编辑的死无对证的谎言转变成事实，但来源于农商行的七组证据已证实律师管曙光和其当事人吉登乾在联手作伪证。被上诉人吉登乾质证称：对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同一审质证意见。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我方认为都不是新证据，不是二审期间形成的证据，我方不予质证。被上诉人农商行质证称：我方同意第一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即使是新证据，上诉人也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原件应当由一审法院执行局存档，不知为什么到了上诉人手里。一审法院执行局存在违法取证的问题，应不予认定。证据来源不合法。特别提出的是，上诉人提到了2008年4月7日的两张进账单，请法庭注意该两张进账单与验资报告上的进账单，明确不一致。进一步证实验资报告上有关农商行的印章是吉登乾伪造这一结论，因此，农商行没有出具相关的银行询证函和进账单，不应当承担虚假验资的相关赔偿责任。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不应当是新证据，我方不予质证。被上诉人陈芳芳质证称：对于一审提交的证据同一审时的质证意见，对于本次二审中上诉人所提交的新证据，均与被上诉人陈芳芳无关，陈芳芳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吉登乾、农商行、陈芳芳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第一，对于上诉人邓国臻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从上诉人邓国臻一审的诉讼请求来看，其要求被上诉人农商行、陈芳芳承担责任的诉求均以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吉登乾在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北海公司在滨城区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依法向邓国臻赔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基础，因此被上诉人农商行、陈芳芳应否承担责任，应当首先审查吉登乾应否在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北海公司在滨城区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中依法向邓国臻赔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银信公司工商登记显示，银信公司由吉登乾（认缴出资3000万元）、刘晓芬（认缴出资2000万元）于2008年4月8日发起设立。2010年1月26日，吉登乾作为银信公司的发起人将其股权进行转让，而北海公司系2011年2月16日银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并非吉登乾发起设立时银信公司的股东。由以上事实可知，吉登乾转让股权在先，北海公司在银信公司增资时认缴增资3609万元在后，吉登乾与北海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且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银信公司增资时吉登乾仍系银信公司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邓国臻要求吉登乾作为银信公司的发起人在其未出资3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北海公司对滨城区法院（2015）滨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向邓国臻赔偿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于邓国臻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邓国臻要求被上诉人农商行、陈芳芳承担责任的诉求亦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二，对于本案应否发回重审的问题。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邓国臻向本院提交书面补充意见，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对上诉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发回重审：一是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二是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予以查明，亦不具有以上规定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不符合发回重审的法定条件。至于上诉人邓国臻所述称的其一审第一项诉讼请求失误的问题，系诉讼中应自行负担的风险，且对邓国臻在本案中的诉求作出评价并不影响其以与本案不同的诉求另行主张权利，对上诉人邓国臻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第三，对于上诉人邓国臻调取证据的申请应否准许的问题。上诉人邓国臻在二审中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两份：一是要求法院勒令或通知被上诉人吉登乾提交留存的证据一的三期出资款进账单第一联原件及证据十六三期出资款对账单原件、吉登乾家庭户口簿，二是要求法院勒令或通知被上诉人农商行提交存档备案的证据一第二、三期出资进账单第二联。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上诉人邓国臻在二审中要求本院调取的证据，在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吉登乾、农商行对与该证据有关的情况进行了陈述，一审法院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核实，对于未提供上述证据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吉登乾、农商行应当是知晓的。在民事诉讼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则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于举证不能的，确定该诉讼一方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上诉人邓国臻申请法院通知被上诉人吉登乾、农商行提供以上证据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邓国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邓国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峰审判员  李添珍审判员  吴金魁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翟钰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