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454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16号。负责人：宋佳伟，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君，浙江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杭州同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路338号16幢518室。法定代表人：陈春来，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祥来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南区块高新十路118号。法定代表人：吕宏凡。一审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法定代表人：张范全。再审申请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申请人杭州同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祥来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广发银行、同济公司、祥来公司、长城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7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广发银行申请再审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提请再审。事实和理由：（一）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浦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临浦支行或临浦支行）与祥来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且有效。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祥来公司对杭州唐纳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纳兹公司）向广发银行临浦支行相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形式、内容及签订过程均符合法律规定。保证人祥来公司承诺签署和履行该合同不会违反对广发银行临浦支行有约束力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其他文件，如有上述限制行为，祥来公司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临浦支行，而事实上，广发银行临浦支行在诉讼前对同济公司收购股权事宜并不知情。（二）广发银行临浦支行与祥来公司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过程中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同济公司利益的情形。（1）祥来公司股东结构变化属于其公司内部治理范畴，其是否变更并不影响祥来公司与广发银行临浦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况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以前，临浦支行从未从任何渠道知悉祥来公司要进行股东变更，同济公司并无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临浦支行知悉祥来公司股权变更事宜，更无法证明临浦支行在办理担保手续中存在损害或放任损害同济公司利益来获得自己非法利益的故意。（2）在唐纳兹公司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临浦支行的贷款中，祥来公司都提供了保证担保。可印证祥来公司向为关联企业唐纳兹公司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只是办理正常贷款手续的需要，并不存在恶意串通之说。（3）通过工商查询可知，祥来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13日，而祥来公司与临浦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1月21日。在此期间，临浦支行与唐纳兹公司之间并未发生新的借贷或转贷业务，未要求唐纳兹公司或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并无任何不合理之处。（4）祥来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事宜与各债权银行毫无关系，不可能在有各债权人参与的协调会上进行讨论，该次协调会也未提及祥来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另外，此次政府协调会中的《会议纪要三》主要目的是解决唐纳兹公司土地证分割的事宜，不涉及祥来公司的保证，也不涉及祥来公司内部股权转让事宜；该会议纪要为开发区管委会单方出具，未有其他权益方的签字或者盖章等附属文件，参与会议人员的名单仅能证明临浦支行派人列席会议，不能据此证明临浦支行对于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确认，而会议纪要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对各方均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同济公司答辩称：（1）广发银行并非适格的再审申请主体，对其再审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广发银行对唐纳兹公司、祥来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嘉兴璞信三期投资合伙企业，债权转让的事实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9民初8148号之五的民事裁定书确认。（2）广发银行对唐纳兹公司、祥来公司等享有的债权已经全部得到清偿，再审申请已经缺乏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作为主债务人及抵押人的唐纳兹公司先前被依法裁定破产，破产管理人早已将抵押资产处理变现并分配完毕。广发银行对唐纳兹公司等享有的债权因存在唐纳兹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已经优先受偿而且全额受偿。（3）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应予以维持。一是祥来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卢志伟、唐纳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明确向同济公司承诺在祥来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前，决不以公司名义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对外及对内的借贷、担保以及有损企业声誉和经济利益的行为。祥来公司签订《关联企业保证函》的行为明显存在恶意。二是广发银行在开发区管委会召集相关部门以及债权人等召开协调会时，在会议纪要中明确广发银行等债权人对唐纳兹公司的授信要保持不变，做到不抽贷、不压贷、不附加抵押或担保条件，不做回报，而广发银行后与祥来公司签订《关联企业保证函》的行为系追加担保人的行为，即附加了担保条件，违背政府协调会的达成的意见，明显有失诚信。三是广发银行此前就有提供贷款给唐纳兹公司，但在开发区管委会召集开会前从未要求祥来公司提供担保，却在股权转让变更没有完成前突然与祥来公司签订《关联企业保证函》，且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广发银行与祥来公司系恶意签订《关联企业保证函》损害同济公司的利益。再审审查阶段，涉案各方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争议焦点为广发银行申请再审的主体是否适格；广发银行与祥来公司签订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无效。经查，（1）广发银行申请再审的主体适格。广发银行系本案一、二审判决的被告和被上诉人，也就是本案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即使如同济公司所称，广发银行在二审判决以后将相应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判决、调解书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故广发银行申请再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2）广发银行与祥来公司签订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唐纳兹公司持有祥来公司100%股权，而在该合同签订之前，祥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卢志伟、唐纳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明确向同济公司承诺祥来公司在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前，决不以公司名义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对外及对内的借贷、担保以及有损企业声誉和经济利益的行为。故祥来公司在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时的主观恶意明显。开发区管委会曾召集相关部门、临浦支行等债权人、唐纳兹公司和同济公司召开协调会，最终在会议纪要中明确要求临浦支行等债权人对唐纳兹公司的授信要保持不变，做到不抽贷、不压贷、不附加抵押或担保条件，不做回报，而临浦支行与祥来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追加祥来公司作为保证人的行为违反了会议纪要的上述要求，其行为有失诚信。同时，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合同为广发银行临浦支行、唐纳兹公司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但在该合同签订后，临浦支行始终未要求祥来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却在各方办理完土地分割及重新抵押手续的前一日与祥来公司签订了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故有理由认为其与祥来公司存在的串通行为及主观恶意。由此，广发银行临浦支行与祥来公司签订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行为损害了同济公司的利益，同济公司要求确认其无效的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判决确认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亦无明显不当。综上，广发银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金子明审判员  骆苏英审判员  陈洪理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小青·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