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刑终1377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上诉单位（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XXX2359809XXX67，单位地址：辽宁省某某市某某县某某村某某园，法定代表人张雷。诉讼代表人杨芳，女，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职员。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志勇，男，197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惠州市隆达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深某实业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骆少文，广东铸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叶向明，广东铸铭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雷，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所在地辽宁省西丰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江晓琪、张文明，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旭东，男，197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户籍所在地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苏保忠，北京市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彩萍，女，197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江迪彪、黄明珠，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凯英，女，1971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温胜春，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白桂祥，男，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永兵，男，1976年7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XXX2377144XXX9W，单位地址:辽宁省某某市某某县某某镇某某特色产业园，法定代表人李旭东。诉讼代表人李慧敏，女，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职员。原审被告人张慧恒，男，1986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惠州市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吴海波，男，1986年3月8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因本案于2018年3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2019年9月28日被取保候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粤13刑初3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各上诉人及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上诉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上诉人黄永兵申请撤回上诉。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10月，被告人吴志勇成立惠州市隆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隆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12月，为获得更多鹿角、鹿茸进口配额，被告人吴志勇以被告人温胜春的名义成立惠州市深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深某公司）并实际控制。同时，被告人吴志勇在香港注册成立亿某贸易有限公司、香港荣某贸易有限公司等公司，作为其在国外采购鹿制品的香港收货单位。被告人吴志勇设立上述公司后，主要是为牟取暴利、逃避海关监管实施走私活动。其本人或指使被告人吴彩萍组织被告人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从其国内公司前往香港柜场拆柜、撕毁原产地标签，或更换为无标识包装袋，将高价值的鹿茸夹藏于货柜内侧，低价值的鹿角堆放于货柜外侧。拆换柜完成后，被告人吴志勇以其香港公司的名义制作虚假的购销合同、装箱清单、商业发票、原产地证明等进口报关单证，委托报关公司以隆某公司、深某公司的名义，通过伪报品名、原产地、夹藏、低报价格（1－1.4美元），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鹿茸、鹿角等鹿制品。被告人吴志勇还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应缴税的“包税价”接受国内货主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被告单位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旭东等的委托，走私鹿制品入境，并安排被告人温胜春、白桂祥等押车送给货主。在2011年至2018年3月间，被告人吴志勇以隆某公司、深某公司的名义，通过伪报品名、夹藏、低报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91008942.54元。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委托被告人吴志勇以包税的方式通关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8889679.73元。被告单位西丰县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旭东委托被告人吴志勇以包税的方式通关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6293093.47元。被告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协助被告人吴志勇走私，其中：被告人吴彩萍偷逃税额人民币91008942.54元，被告人吴凯英偷逃税额人民币5073392.37元，被告人温胜春偷逃税额人民币4688037.06元，被告人黄永兵偷逃税额人民币4603841.06元，被告人白桂祥偷逃税额人民币2775094.99元，被告人张慧恒偷逃税额人民币1057589.46元，被告人吴海波偷逃税额人民币145210.45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物证、电子证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吴志勇违反海关法规，故意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违反海关法规，故意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张雷、李旭东作为公司直接责任人，具体实施走私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违反海关法规，故意逃避海关监管，为他人走私活动提供帮助，其中被告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张慧恒偷逃应缴税额巨大，被告人吴海波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能当庭自愿认罪；被告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为走私分子提供帮助，在走私活动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被告人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并当庭认罪；对被告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海波依法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依法减轻处罚。根据本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900万元。二、被告单位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700万元。三、被告人吴志勇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300万元。四、被告人张雷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五、被告人李旭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六、被告人吴彩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万元。七、被告人吴凯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万元。八、被告人温胜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九、被告人黄永兵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十、被告人白桂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十一、被告人张慧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十二、被告人吴海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十三、扣押被告人吴志勇走私鹿角13580kg，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吴志勇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作为隆某、深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吴志勇决策对外体现的是单位意志，且公司收入主要用于公司经营运作，故隆某、深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对吴志勇应以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论处。2、因计核主体不当、计税价格认定错误、税率适用不当及误将增值税金额计入偷逃税额等原因，计核证明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偷逃税额的证据。3、根据2018年2月1日惠州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深某公司2016年至2017年被稽查当日漏报税款为0.895674万元，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应以此作为该时间段的偷逃税额；根据海关法规定，涉案进口货物已放行超过三年的部分应从犯罪数额中剔除。4、没有采购发票、合同等证据证实被海关现场查验的该票隆某、深某公司进口货物存在走私行为。5、吴志勇存在自首、立功情节，而且不能因吴志勇对犯罪数额提出辩解而认定吴志勇认罪认罚不成立。张雷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张雷偷逃税额的关键证据是吴志勇手写的账本记录，但该记录没有双方的转账记录相印证，亦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报关单、提货单等单证佐证，而且吴志勇有两个名字同为张雷的客户，不排除吴志勇有错误记录、重复记录的情况。2、张雷未参与通关走私的具体活动，没有配合制作虚假资料，对于吴志勇如何低价报关并不知情，根据司法实践及广东省最新规范性文件指引，应认定张雷为从犯，减轻处罚。3、张雷的行为属于单位犯罪，应降格处罚。张雷的辩护人还提出：1、（18-08）04480号《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所核定的税款数额涉及张雷与案外人王某强委托吴志勇进口的鹿角等货物，原判存在误将王某强委托进口的鹿制品数额计算到张雷名下的可能。2、张雷多次表示悔罪，希望二审法院启动认罪认罚程序。李旭东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偷逃税额的证据不足，请求重新核定。2、其系从犯，原判认定其为主犯有误。3、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减轻处罚。李旭东的辩护人提出：1、依据《代理费用记录表》认定李旭东委托吴志勇进口的3票货物缺少品名、原产地、规格及实际成交价，不具备计核偷逃税款的条件，应予扣除。2、据李旭东供述，其每次收货的货物重量缺失率在10%以上，吴志勇亦承认每次货物均有大量缺失，故以报关单为依据，认定李旭东逃税6082378.74元的事实中，应按原计核数额扣减10%。3、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及李旭东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应认定李旭东为从犯。4、原判对李旭东的量刑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比吴志勇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量刑，原判对李旭东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考虑李旭东身体情况，从轻处罚。5、原判未兼顾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倾向。吴彩萍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隆某公司、深某公司不构成单位犯罪有误。2、原判以吴彩萍参与走私的时间点认定吴彩萍应对涉案公司的全部犯罪负责属认定事实错误，吴彩萍并未参与全部走私活动，应根据实际参与的部分计算吴彩萍偷逃税额。3、吴彩萍认罪、悔罪，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吴彩萍家庭困境，减轻处罚。吴凯英上诉提出：1、其并不知道吴志勇向海关低报涉案鹿茸、鹿角的价格，其只是收取固定工资，没有额外分红。2、原判对其量刑过重，罚金过高，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其家庭困境，对其从轻处罚。温胜春上诉提出：1、2018年3月18日深圳笋岗海关到深某公司查缉时，其提供了隆某公司的详细地址、公司全名，协助海关快速查获该案，具有立功情节。2、原判量刑偏重。白桂祥上诉提出：1、案发期间其有几次前往香港是旅游购物，并未到柜场作业，原判以《海关出入境记录对碰表》认定其偷逃税额有误。2、其从吴志勇处获悉涉案货物均通过合法途径进口，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法律。3、其在涉案货物走私通关的具体环节所起作用小，请求二审法院考虑其家庭困境，从轻处罚，并减免高额罚金。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在2011年至2018年3月间，上诉人吴志勇以隆某公司、深某公司的名义，通过伪报品名、夹藏、低报价格等方式向海关申报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91008942.54元；上诉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张雷委托上诉人吴志勇以包税的方式通关进口鹿制品；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李旭东委托上诉人吴志勇以包税的方式通关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6293093.47元；上诉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原审被告人张慧恒、吴海波协助上诉人吴志勇走私，其中：上诉人吴彩萍偷逃税额人民币91008942.54元，上诉人吴凯英偷逃税额人民币5073392.37元，上诉人温胜春偷逃税额人民币4688037.06元，上诉人黄永兵偷逃税额人民币4603841.06元，上诉人白桂祥偷逃税额人民币2775094.99元，原审被告人张慧恒偷逃税额人民币1057589.46元，原审被告人吴海波偷逃税额人民币145210.45元的事实清楚，并有证明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在国外采购鹿制品的原始采购发票、装箱清单、海运提单、汇款单等，证明吴志勇接受张雷、李旭东等人委托，在香港提柜后，其本人或指使吴彩萍组织吴凯英、温春胜等人前往香港柜场进行拆换柜等操作，并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向海关申报进口的《到柜记录表》、《24票三对应表》、《出入境时间对碰表》、代理费登记表、报关单证、证人陈某雄和姚某明的证言等，证明海关现场查扣涉案鹿角一批的查获经过、海关检查记录表、扣留决定书等，证明涉案货物属性的鉴定报告，证明海关依法从吴志勇等人身、住处和公司查扣涉案证据的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等，证明吴志勇报关进口货物涉税情况的《隆某、深某公司629票货物的税款计核总表》、《隆某、深某600票的报关数据》、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等，证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偷逃税额的计税说明、统计说明，上诉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原审被告人张慧恒、吴海波对其等人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实施走私犯罪活动的基本事实均供认在案，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唯一审认定上诉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及上诉人张雷偷逃税额有误，应予纠正。经查明，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委托吴志勇以包税的方式通关进口鹿制品，偷逃税额人民币8647943.6元。对于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意见，结合本案事实和证据，综合评判如下：1、关于吴志勇、吴彩萍等人实施走私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问题。经查，吴志勇供述其成立隆某公司和深某公司都是用于低报价格进口鹿茸、鹿角，其从2011年至案发前一直实施低报价格进口涉案货物的行为，委托其以低报价格的方式进口涉案货物的国内客户包括张雷、李旭东、高某等多人。张雷与李旭东均供述其二人自2012年开始至案发前一直有委托吴志勇以“包税”价格走私鹿角等货物入境。温胜春、张慧恒、黄永兵、白桂祥、吴海波均供述隆某公司和深某公司自己进口、销售的货物比例小，主营业务是接受国内货主委托，报关进口鹿茸和鹿角等鹿产品，赚取通关费用。张慧恒供述隆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通过安排外来人员冒充工人生产及制作虚假入库单、消毒记录等单证的方式应对海关人员稽查。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吴志勇成立隆某公司和深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走私犯罪行为，牟取不法利益，吴志勇、吴彩萍等人实施走私行为属于个人犯罪，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2、关于本案偷逃税款的计核是否准确的问题。（1）第一，根据相关规定，海关是负责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计核工作的法定主管机关，深圳海关现场业务一处出具的涉案《计核证明书》均盖有深圳海关计核走私货物、物品税款专用章，足以证明该处是深圳海关授权的、负责税款计核工作的主管部门。第二，关于涉案629票低报价格走私入境的货物的计税价格，其中查获原始发票等单证的29票鹿茸、鹿角，吴志勇、李旭东、张雷均签认相关发票是其等人从国外采购涉案鹿茸、鹿角时供应商提供的真实发票，并供述相关货物已报关进口，吴志勇在侦查阶段亦未曾供述其在香港拆换柜后将品质好的货物直接出口或在港销售、将次品进口国内而导致出现其上诉所称的发票与实际货物不一致的情形，因此，核税部门以原始发票所载价格作为该29票货物的完税价格准确无误；至于其余600票未查获原始发票等单证的货物，根据吴志勇、李旭东、张雷的供述，涉案鹿角的国外采购价均在每公斤10美元以上，该供述亦能与在案书证及从其三人电子邮箱中提取到的国外供应商提供的原始发票反映的鹿角价格相符，因此，海关以每公斤10美元作为该600票进口鹿角的“境外最低成交价”，并以此计核该600票货物的偷逃税款并无不当。至于被皇岗海关查获的534120181411012391号报关单项下的鹿角等货物，虽然侦查人员未查获对应的原始发票等单证，但吴志勇供述该票货物的采购价格大概是每公斤12美元，因此，核税部门按照上述“境外最低成交价”对该票货物走私偷逃税款进行计核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并无不当。第三，关于税率适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进口原产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货物适用协定税率的前提条件是，进口货物从澳大利亚、新西兰“直接运输”至我国境内，而且收货人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进口报关单，申明适用《中澳自贸协定》或《中新自贸协定》协定税率，并提供澳大利亚、新西兰授权机构签发的有效原产地证书及货物的商业发票与全程运输单证等单证。本案中，吴志勇等人通过低报价格、伪报品名、夹藏等方式走私涉案货物入境，显然不能适用协定税率对涉案货物的偷逃税款进行计核。第四，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进口货物报关进口当天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日，应当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因此，核税部门将涉案货物的增值税计入应缴税额中并无不当。综合以上四点，吴志勇及其辩护人所提《计核证明书》因计核主体不当等原因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以及被海关现场查验的涉案货物因缺乏采购发票、合同等而不能认定存在走私行为的意见不成立。（2）惠州海关于2018年2月1日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反映的是深某公司在实施一般贸易进口货物过程中存在漏报应计入完税价格的中国检验有限公司检验鹿角的相关费用，与本案认定吴志勇以深某公司名义，采取低报价格、伪报品名等方式走私涉案鹿角等货物入境的事实并无关联。（3）海关法关于海关自进出口货物放行之日起三年内可对相关企业会计账簿等资料和进出口货物实施稽查的规定并非是对走私犯罪行为追诉期限所作的限制。刑法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且本案中，吴志勇等人所实施的走私行为亦未经过刑法所规定的不再追诉的期限。据此，吴志勇及其辩护人所提放行已超过三年的涉案货物偷逃税额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的意见不成立。（4）对于张雷委托吴志勇走私入境的未查获原始发票等票证的鹿角，侦查机关根据吴志勇制作的《代理费用记录表》统计出该部分鹿角为37票，即深关计税字（18-08）04480《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部分。第一，吴志勇供述其单证上记录的“小张雷”即本案上诉人张雷，而上述《代理费用记录表》载明“吴志勇与小张雷、小王的账目”等字样，各页记录表所记载内容连贯，反映吴志勇接受同一名客户委托报关进口货物的情况，同时，张雷亦对该记录表进行了签认，确认该表系其委托吴志勇申报进口鹿角的账目情况，故张雷上诉提出记录表中包含有与其同名的另一货主的货物的意见不成立。第二，吴志勇明确《代理费用记录表》标注为“王某强”的是王某强的货，没有标注名字的都是张雷的货，该记录表中标有“王某强”字样的三票货物并未计入张雷的偷逃税额中，但柜号为SKHU9418818的货物在记录表中亦标记有“开始计王某强”字样，故该票货物应从张雷的偷逃税额中剔除。同时，柜号为TRLU8719488的货物是查获原始发票等单证的货物并已按国外采购价对该票货物的偷逃税款进行计核，核税部门在上述《计核证明书》中以“境外最低成交价”对该票货物的偷逃税额重复计核有误，亦应予扣除。张雷的辩护人所提该点辩护意见部分有理，予以采纳。（5）关于李旭东偷逃税款的计核：第一，查获国外原始采购发票等单证部分，核税部门依据原始发票价格作为“境外实际成交价”对该部分货物的应缴税款进行计核，核税依据充分。第二，对于未查获国外原始采购发票部分，海关根据吴志勇制作的《代理费用记录表》确定为3票货物，根据李旭东某、吴志勇的供述，可以确定李旭东委托吴志勇进口的该部分货物为鹿角、鹿茸，如前所述，李旭东在国外采购的鹿角、鹿茸价格基本在每公斤10美元以上，核税部门以每公斤10美元就低认定该3票货物的完税价格，并根据案发时段内隆某公司、深某公司进口报关数据，就高认定该部分货物的申报单价为每公斤3美元，以此扣减已缴税款，核税过程符合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核税结果合法有效。第三，吴志勇在侦查阶段并未供述每票报关进口并送到李旭东处的货物均会出现大量缺失的情况，反而供称平时货物不见或者被海关查没的情况特别少，李旭东则供述吴志勇送货时一般都会派人押车，到货后双方一起见证过磅的数量，只有几次其在收货时没有过磅，才出现了重量有短少的情形。据此，李旭东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李旭东偷逃税额有误、应予以扣减等意见不成立。3、关于吴志勇是否构成自首、立功及是否认罪认罚的问题。经查，本案中，吴志勇是被动归案，没有自首情节。吴志勇在侦查阶段曾向海关部门检举揭发深圳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低报价格走私进口鹿角、鹿茸的情况，海关部门已将该检举内容作为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并正围绕该检举线索开展调查工作，截止目前尚未收到有关部门对于该检举揭发的问题线索查证属实的回复。吴志勇的检举线索如将来被查证属实，可依法在其服刑期间作为减刑假释的依据。虽然原公诉机关因吴志勇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偷逃税额提出异议而认为其没有自愿认罪认罚，但一审法院根据吴志勇在庭审中的认罪态度，已认定其当庭自愿认罪，并据此对其从轻处罚，所处刑罚亦在原公诉机关出具的《量刑建议书》建议的量刑幅度之内，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4、关于张雷、李旭东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量刑问题。本案中，虽然张雷和李旭东并未参与策划涉案货物通关、制作虚假报关单证及拆柜拼柜藏匿货物等环节，但在案发期间，张雷经营的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委托吴志勇报关进口鹿角等货物41票，李旭东经营的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委托吴志勇报关进口鹿角等货物12票，走私情节特别严重，其二人均供述自2012年起就委托吴志勇申报进口鹿角等货物，向吴志勇支付的费用并不足以缴纳正常报关所应交纳的税费，明知吴志勇是以低报价格的方式将货物报关进口。由此可见，张雷和李旭东对于通过吴志勇将涉案货物走私入境，偷逃巨额税款的犯罪结果持积极追求的主观故意，且在案证据不能证实其二人受到吴志勇的利诱，放任吴志勇实施走私行为，据此，不能认定张雷和李旭东在本案走私共同犯罪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张雷、李旭东及辩护人提出应认定张雷和李旭东为从犯并减轻处罚的意见不成立。另外，一审法院考虑到张雷当庭认罪，已据此对其从轻处罚，张雷及其辩护人提出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张雷进一步从轻处罚的意见不成立。5、关于吴彩萍应否对全案偷逃税额负责及量刑的问题。经查，吴彩萍供述其在隆某、深某公司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吴志勇管理公司，包括收取国内客户的货款，在香港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支付货款给国外供应商，制作虚假的销售合同、发票等虚假单证报关，组织员工前往香港拆换柜等。吴彩萍关于其协助吴志勇管理隆某、深某公司事务的供述与同案人温胜春、张慧恒、吴海波、黄永兵等人的供述相吻合。因此，吴彩萍应对全案偷逃税额承担责任。吴彩萍偷逃税额特别巨大，原判考虑其系从犯，结合其认罪态度，已对其减轻处罚。吴彩萍上诉要求进一步从轻处罚的意见不成立。6、关于吴凯英主观明知及量刑问题。吴凯英在侦查阶段明确供述其知道吴志勇以低于实际成交价的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涉案鹿角等货物，且其亦在吴志勇的安排下前往香港货柜场进行夹藏鹿茸等操作，因此，吴凯英提出其不具有走私故意的意见不成立。原判根据吴凯英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等因素，对其所处刑罚适当。吴凯英请求二审法院进一步对其减轻处罚的意见不成立。7、关于温胜春是否构成立功及量刑问题。经查，温胜春供述2018年3月初，笋岗海关到深某公司查厂时，因吴志勇外出，其向海关人员提供了隆某公司的地址。根据法律规定，温胜春提供隆某公司地址的行为不属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情形，不构成立功。温胜春涉案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原判考虑其在走私活动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已对其减轻处罚，量刑适当。8、关于白桂祥主观明知、涉案偷逃税额认定及量刑问题。经查，白桂祥在侦查阶段供述其听说隆某公司是通过进口时低报价格或者伪报原产地的方式进行逃税，从中赚取利润，其听从老板吴志勇的安排，前往香港货柜场进行撕掉货物原产地标签及夹藏鹿茸等操作，白桂祥在案发期间亦一直在隆某公司工作，据此，其对吴志勇采取低报价格、伪报产地、夹藏等方式走私鹿角等货物入境是知情的。根据《出入境时间对碰表》、《白桂祥前往香港理柜记录》显示，侦查人员统计的白桂祥在案发期间前往香港拆换柜的十三次记录均与吴志勇、吴彩萍、温胜春等同案人同行，且各人出入境时间相近，白桂祥、吴志勇等亦未曾供述其等人一同前往香港是为旅游购物，而未实施拆换柜操作，因此，海关以上述证据统计出白桂祥涉案偷逃税额准确无误。原判根据白桂祥走私偷逃应缴税额、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认罪态度等因素，对其所处刑罚适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志勇违反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以伪报品名、夹藏、低报价格等方式走私普通货物入境，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诉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单位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为降低经营成本，委托他人以包税进口的方式将涉案货物走私入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诉人张雷、李旭东分别作为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西丰县东兴参茸土特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均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上诉人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原审被告人张慧恒、吴海波为他人走私活动提供帮助，其中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张慧恒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吴海波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在共同犯罪中，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起次要作用，均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当庭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吴凯英、温胜春、黄永兵、白桂祥、张慧恒、吴海波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并当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原审判决认定吴志勇等人走私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认定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及张雷偷逃应缴税额有误，应予纠正。张雷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张雷偷逃税额有误的部分意见有理，予以采纳。其余各上诉人及辩护人所提意见经查均不成立，不予采纳。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及黄永兵要求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准许上诉单位西丰县添元鹿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上诉人黄永兵撤回上诉。二、驳回上诉人吴志勇、张雷、李旭东、吴彩萍、吴凯英、温胜春、白桂祥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铁城审判员  邓敏波审判员  石春燕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叶松森书记员宋文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三十条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偷逃应缴税额在三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二）使用特种车辆从事走私活动的；（三）为实施走私犯罪，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的；（四）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人群走私的；（五）聚众阻挠缉私的。第二十四条单位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之罪，依照本解释的标准定罪处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偷逃应缴税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偷逃应缴税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准许撤回上诉；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