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振荣，女，1954年11月2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孟繁贵，男，1955年1月1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兰玉街32号。法定代表人：孟繁贵，该公司总经理。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新，辽宁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臧启勤，男，1948年10月30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鹏林，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猛，辽宁展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魏振荣、孟繁贵、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客运）因与被上诉人臧启勤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4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振荣、孟繁贵、鑫达客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公司章程对被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一审判决认定《转股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均不是被上诉人本人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和决议均不成立。基于同样的事实和理由，2002年9月26日登记备案的公司章程被上诉人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签署，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章程对被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2、被上诉人没有向公司实际出资。公司设立于2002年9月26日，关于出资问题应当适用2004年修正前的《公司法》。1999年12月25日至2004年8月28日修正前的《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8）辽02民终8231号民事判决关于臧启勤“通过他人垫资的方式进行了出资”的认定明显与法律相悖。3、被上诉人不享有25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现已查明的事实是被上诉人没有依法向公司出资二十五万元，其不应享有该出资对应的股权。一审法院判决股权归于其名下，造成了被上诉人的不当得利。4、2004年6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孟繁贵冒用被上诉人的名义将其登记为股东，该行为的法律后果由上诉人孟繁贵承担。被冒名的股东臧启勤名下股权的实际权益人是孟繁贵，孟繁贵以自己的意思处分其暗中登记在他人名下的股权，系实际出资人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该行为没有损害被冒名者的实际权益，故其处分行为应认定有效，受让人魏振荣的股东资格应予确认。臧启勤书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主要答辩意见为：1、臧启勤与鑫达客运、魏振荣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业经大连中院审理并作出（2018）辽02民终字8231号民事判决，该生效法律文书已确认臧启勤是鑫达客运股东，该生效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既判力。前述8231号生效判决认定：“臧启勤具有设立鑫达客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通过他人垫资的方式进行了出资”、“从鑫达客运注册登记时起，臧启勤从未否认其是公司的股东，且其通过他人垫资的方式进行了出资，并以个人名义贷款购买客车用于鑫达客运的经营，应当认定臧启勤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进行了出资。即使臧启勤在公司设立等文件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也不能由此推定臧启勤不是该公司的发起股东或认定为是被冒名股东”。现上诉人诉称“公司章程对被上诉人不产生约束力”及有关鑫达客运出资等理由，明显与发生法律效力的8231号判决认定不一致，故二审法院不应予以支持。2、一审判决确认案涉《转股协议》无效及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据此判令魏振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鑫达客运25万元股权变更的登记至臧启勤名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法正确，上诉人诉称转股协议应认定有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合同成立是当事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合意，进而建立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取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之规定，案涉《转股协议》并非臧启勤本人签字，各方对此并无异议；臧启勤没有转让其所持鑫达客运股权之意思表示，故该转股协议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合同成立的要件，一审法院基于此认定转股协议不成立于法有据，进而判决魏振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鑫达客运25万元股权变更登记至臧启勤名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法正确。另，因鑫达客运2004年6月9日未实际召开股东会会议，案涉股东会决议上落款处“臧启勤”（将“臧”姓写成“藏”）也并非臧启勤书写形成，其也从未授权他人代为签写，股东会决议内容并非臧启勤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之规定，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大鑫租文（2004）1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事实及法律依据均充分。3、虽鑫达客运、魏振荣不服大连中院8231号生效判决提出再审申请，但辽宁省高院针对该案仍处于再审复查阶段，并未作出启动本案再审的裁定，故在现阶段8231号民事判决仍为生效法律文书，不应影响本案二审的裁决。臧启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2004年6月9日转让方为臧启勤、受让方为魏振荣的《转股协议》不成立；二、确认2004年6月9日鑫达客运的大鑫租文[2004]第1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三、被告魏振荣返还臧启勤对被告鑫达客运出资25万元所享有的对应股权，要求被告魏振荣、鑫达客运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2年9月26日，鑫达客运在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公司股东为孟繁贵、臧启勤、林祖伟，分别出资150万元、25万元、25万元，分别占75%、12.5%、12.5%。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或其他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如股东不同意转让，即应当购买转让的部分出资，如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第十四条规定：1、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董事或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股东；2、股东会议应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3、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4、对公司增减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和变更公司形式及修改章程必须经全体股东通过。该章程落款处的“臧启勤”并非臧启勤签署。2003年11月12日，鑫达客运在工商部门登记变更，由注册资本、实收资本200万元变更为300万元，变更后孟繁贵出资250万元，占83.33%，林祖伟出资25万元，占8.33%，臧启勤出资25万元，占8.33%。对应的章程修正案载明：“1.原章程第四章第五条本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现修正为300万元；2.原章程第七章第九条公司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由孟繁贵以货币出资150万元，林祖伟以货币出资25万元，臧启勤以货币出资25万元现修正为孟繁贵以货币出资250万元，林祖伟以货币出资25万元，臧启勤以货币出资25万元。其他事项不变。”落款股东处签名“臧启勤”并非臧启勤签署。2004年6月16日，鑫达客运向工商部门提交2004年6月9日大鑫租文[2004]第1号《股东会决议》以及《转股协议》，申请将原股东“孟繁贵、臧启勤林祖伟”变更为“孟繁贵、魏振荣”等。当日，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后孟繁贵出资270万元，占90%，魏振荣出资30万元，占10%。在工商局档案中留存的鑫达客运2004年6月9日的《转股协议》载明：“甲方：臧启勤乙方：魏振荣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大连鑫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8.3%转让给乙方，此协议自双方签字时生效。甲方：臧启勤乙方：魏振荣”。在工商局档案中留存的大鑫租文[2004]1号《股东会决议》载明：“时间：2004年6月9日，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兰玉街32号，人员：孟繁贵、林祖伟、臧启勤、魏振荣。经全体股东研究决定，股东会决议如下：一、修改章程：1、原章程第五章第六条公司的股东有孟繁贵、臧启勤、林祖伟，现修正为孟繁贵、魏振荣。2、原章程第七章第九条各股东出资方式和出资额为孟繁贵以货币出资250万元，臧启勤以货币出资25万元，林祖伟以货币出资25万元；现修正为孟繁贵以货币出资270万元，魏振荣出资30万元。二、1、指定孟繁贵为股东代表，办理本公司变更登记手续。2、其它事项不变。”前述《转股协议》《股东会决议》落款“臧启勤”处均非臧启勤签字，魏振荣、孟繁贵、鑫达客运均表示系孟繁贵代签、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2006年12月13日，鑫达客运名称由“大连鑫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2007年3月28日，鑫达客运的股东由孟繁贵、魏振荣变更为魏振荣、大连鑫达汽车维护用品有限公司，出资额分别为140万元、160万元。2009年12月16日，鑫达客运的股东变更为魏振荣、大连鑫达汽车维护用品有限公司、孟繁贵，出资额分别为90万元、110万元、100万元。2011年2月28日，鑫达客运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变更为510万元、股东变更为魏振荣出资160万元、大连鑫达汽车维护用品有限公司出资180万元、孟繁贵出资170万元。2011年6月2日，鑫达客运的股东、出资数额再次变更，变更后魏振荣出资110万元、大连鑫达汽车维护用品有限公司出资280万元、孟繁贵出资120万元。2016年3月25日，鑫达客运的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再次登记变更为孟繁贵、魏振荣，出资额分别为1500万元、500万元。2015年10月9日，臧启勤将孟繁贵、魏振荣及鑫达客运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诉至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2004年6月9日的《转股协议》不成立以及魏振荣返还其出资25万元对应所持的股权。2017年7月13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西民初字第3921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魏振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臧启勤出资25万元对应所持的第三人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股权。”孟繁贵、魏振荣不服，提起上诉。2017年11月1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终81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臧启勤撤回起诉。在前述案件诉讼期间，2016年2月24日，鑫达客运以臧启勤、林祖伟为被告、以孟繁贵为第三人，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臧启勤、林祖伟为冒名股东，不具有其公司股东资格。2016年7月6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03民初51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确认臧启勤不是鑫达客运股东的诉讼请求。鑫达客运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辽02民终897号民事裁定，认为鑫达客运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鑫达客运的起诉。2018年，臧启勤将鑫达客运、魏振荣诉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是鑫达客运的股东。该院一审确认前述相关事实，并作出（2018）辽0204民初21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臧启勤的诉讼请求。臧启勤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辽02民终82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事实，并补充认定：“大连鑫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设立时，孟繁贵、臧启勤、林祖伟三人均未实际出资，由案外人替三人垫资”，同时认为：“从大连鑫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时起，臧启勤从未否认其是公司的股东，且其通过他人垫资的方式进行了出资，并以个人名义贷款购买客车用于大连鑫达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应当认定臧启勤具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进行了出资。即使臧启勤在公司设立等文件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也不能由此推定臧启勤不是该公司的发起股东或被认定为是被冒名股东。臧启勤应为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遂判决：“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8）辽0204民初210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臧启勤是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判决书生效后，鑫达客运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审查。在诉讼中，臧启勤明确返还的具体形式系要求相关被告将登记在魏振荣名下的25万元股权变更登记至臧启勤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成立是当事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合意、进而建立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案涉鑫达客运工商档案中2004年6月9日的《转股协议》载明臧启勤将持有的鑫达客运25万元、占注册资本8.3%的股权转让给魏振荣。由于各方表示该协议落款处并非臧启勤本人签字，而臧启勤也未对此进行追认。因此，该《转股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现臧启勤主张该协议不成立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臧启勤要求确认大鑫租文[2004]第1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请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形成决议，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通过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的过程，故公司股东实际参与股东会议并作出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会议及其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而案涉大鑫租文[2004]第1号《股东会决议》载明的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且该决议也并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作出决定的情形，关键是，该决议内容均是针对前述25万元股权转让事宜，而决议落款处“臧启勤”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因此，该《股东会决议》并非臧启勤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的规定，臧启勤要求确认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同时，魏振荣依据前述不成立的协议和决议取得的臧启勤案涉25万元的股权应予返还。因此，臧启勤要求魏振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鑫达客运25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臧启勤名下以及鑫达客运协助办理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于魏振荣、孟繁贵、鑫达客运提出的臧启勤实际未出资、其不具有股东身份以及孟繁贵处分臧启勤名下鑫达客运股权的行为有效的辩解，由于与已生效的（2018）辽02民终82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不一致，不予采纳。同时，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审查针对该判决书的再审申请，但截至目前，该院并未作出再审的裁定，该判决书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也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中止情形，故对魏振荣、孟繁贵、鑫达客运申请中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确认2004年6月9日转让方为臧启勤、受让方为魏振荣的《转股协议》不成立；二、确认被告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6月9日的大鑫租文[2004]第1号《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三、被告魏振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25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臧启勤名下，被告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协助办理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505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魏振荣、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转股协议》、《股东会决议》落款“臧启勤”处均非臧启勤签字，魏振荣、孟繁贵、鑫达客运均表示系孟繁贵代签、股东会没有实际召开，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以案涉《转股协议》、《股东会决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分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认定案涉《转股协议》、《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均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对臧启勤要求魏振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鑫达客运25万元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臧启勤名下以及鑫达客运协助办理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予以支持，亦于法有据，本院亦予确认。至于上诉人提出臧启勤实际未出资、其不具有股东身份以及孟繁贵处分臧启勤名下鑫达客运股权的行为有效的辩称意见，因与已生效的本院（2018）辽02民终8231号民事判决所作认定不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妥。综上所述，魏振荣、孟繁贵、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魏振荣、孟繁贵、大连鑫达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荣峰审判员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