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4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治吉，男，196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仕宝，四川中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冷犁，男，1974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敏，女，1988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连培，男，196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上诉人邓治吉、冷犁因与被上诉人胡敏、原审第三人胡连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14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治吉、冷犁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19）川0180民初1478号民事判决，改判二上诉人共同偿还被上诉人126.9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依法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调取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公司）转账给四川玉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泰公司）658.44204万元的银行流水信息，导致本案事实未查清，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2.本案法律关系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民间借贷纠纷；3.站在本案法律关系就是民间借贷纠纷，出借人为胡敏的角度来看，与胡敏约定的借款金额实际为3000万元，从还款来看，除了一审已经认定归还的1150万元，还有900多万元还款未查清；4.2015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条》确认的1000万元本金中包含高息。 被上诉人胡敏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胡连培未到庭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胡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邓治吉、冷犁立即共同偿还胡敏借款本金450万元，并共同支付胡敏借款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冷犁、肖东、肖钟、邓治吉投资设立成都锐链澄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链澄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东。2013年10月，锐链澄公司与成都市温江区建设局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投资建设温江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标段。2014年8月5日，胡连培与冷犁、邓治吉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向第三方融资2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2013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标段道路工程。同日，冷犁出具一份《收款确认书》，载明“我们与胡敏于2014年8月5日签订了一份金额为2000万元的借款协议，现我们已收到通过银行转账来的借款2000万元，该笔款项中的首笔款800万元是直接转账支付到我们指定的第三方收款账户（收款单位：兴新城公司）；另一笔借款1200万元转账支付到我们开具的共管账户。我们对收到借款2000万元表示确认无误，并承诺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相应本息。”同日，四川培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杰公司）向兴新城公司转账支付800万元，电汇凭证备注“代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温江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标段拆迁款”。同月19日，胡连培个人账户向四川恒盛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达公司）转款200万元，其后邓治吉在一张载明入账日期2014年8月19日的200万元投资款（代付4标段拆迁资金）收据上签字。2014年9月16日，胡连培与冷犁、邓治吉签订《出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共同投资收购锐链澄公司100%股权，该公司名下的2013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标段道路工程由双方共同投资建设。协议载明：锐链澄公司注册资本虽为1亿元，但原股东是利用过桥资金完成出资，公司成立至今产生的运营费用约为800万元，约定：向第三方融资1000万元，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550万元、其他款项250万元和运营2标段项目资金200万元，其中股权总价550万元，收购完成后胡连培占55%股份，冷犁、邓治吉占45%股份；向股权转让方支付的250万元从本次融资金额中支付；2标段运营和公司运营资金200万元，从本次融资金额中支付。同日，胡连培、冷犁、邓治吉与胡敏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向胡敏借款1000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成都市温江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2标段道路工程，借款月利率3%。同日，胡连培（乙方）与肖东、肖钟、冷犁、邓治吉（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锐链澄公司的100%股份及相关一切权益（含公司资产、温江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2标段道路工程项目及收益等）转让给乙方，股权总价550万元；乙方同意先行退还向政府缴纳的拆迁经费、履约保证金、招标费约800万元；指定肖东的银行账户收取上述股权转让款和其他款项。2014年9月17日，胡连培个人账户向肖东两次转款610万元和190万元。同年10月10日，锐链澄公司股东变更为胡连培、冷犁、邓治吉,其中胡连培占股55%，冷犁占股35%，邓治吉占股10%。其后，冷犁、邓治吉在一张载明入账日期2014年10月30日的800万元投资款（付肖东550万元公司收购款，250万元前期垫支款）收据上签字。2014年10月31日，培杰公司向锐链澄公司转款200万元。2015年2月10日，温江区建设局与锐链澄公司双方协议解除合同，温江区建设局承诺退还投资款500万元。2015年2月27日，锐链澄公司向培杰公司转款1000万元，备注“还款”。2015年3月23日11时许，锐链澄公司向培杰公司转款150万元，备注“还款”。同日，邓治吉、冷犁、胡连培签署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胡敏一千万元（月息3%，计算时间从2015年3月23日起至还清为止），以前写给胡敏的所有借款借据和借款协议作废。但目前为止和胡敏的债权债务仅此一笔……。此借款的债务为三人，其中邓治吉和冷犁共同占总额的45%”。一审法院另查明，培杰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登记股东为胡敏、胡连培。胡连培与胡敏系父女关系。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收款确认书、电汇凭证、银行账户账单、收据、股权转让合同、出资协议、补充协议、借款协议、借条、培杰公司工商信息、投资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锐链澄公司工商信息及银行账目清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贷关系的生效是以借贷双方借贷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交付为要件。本案争议焦点为冷犁、邓治吉与胡敏是否有借贷合意以及款项是否交付。关于借贷合意问题，冷犁、邓治吉与胡连培签订协议，确定以向第三方融资的方式投资建设温江项目，并与胡敏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事项，还于2015年3月23日共同签订借条，确认“借到胡敏1000万元，到目前为止和胡敏的债权债务仅此一笔”。从该事实中可见，冷犁、邓治吉在借款时均认可向胡敏借款，并在事后出具借条确认欠款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虽然胡敏对借款的细节不清楚，但根据借款协议等证据，本案借贷双方签订了书面借款协议，形成了明确具体的借款合意，且该合意不违反法律或违背公序良俗，故一审法院认为冷犁、邓治吉和胡连培签订的协议对其具有约束力，其与胡敏之间形成了借贷合意。关于冷犁、邓治吉主张的胡敏无借款能力，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抗辩意见，通过借款协议等证据看，冷犁、邓治吉书面确认了胡敏的借款人身份，而胡敏的借款能力以及借款来源问题与本案其是否能作为原告并无法律上的直接关系，胡敏依据协议等证据主张还款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故一审法院对冷犁、邓治吉的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关于款项交付问题，经查，胡敏主张：培杰公司账户向兴新城公司转款800万元、向锐链澄公司转款200万元，胡连培个人账户向恒盛达公司转款200万元、向肖东转款800万元，该2000万元作为借款交付的事实依据。同时，胡连培认可该事实，并表示代女儿胡敏支付前述款项，其与冷犁、邓治吉三人以向外借款的方式合伙经营。对前述2000万元，冷犁、邓治吉仅认可向兴新城公司转款的800万元，对其余资金不予认可。但根据全案证据，冷犁、邓治吉与胡连培曾先后两次约定向胡敏借款，分别为2000万元和1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借款协议约定将800万元支付到兴新城公司，该款于2014年8月5日通过培杰公司账户实际支付。此外，2014年8月19日胡连培个人账户向恒盛达公司转款200万元也有证据证明是因锐链澄公司于同年7月向恒盛达公司借款200万元。另外，前述1000万元借款协议明确约定了用途，其中550万元为股权购买款，250万元为项目前期费用，200万元为2标段运营资金。此后，按照股权转让合同从胡连培个人账户向作为股份转让方代表的肖东个人账户转款800万元，从培杰公司账户向运营2标段的锐链澄公司转款200万元。冷犁、邓治吉还在支付肖东的800万元的一份收据上签字确认。综合全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胡敏本案中所主张的借款已经实际交付。关于冷犁、邓治吉主张的前述款项系胡连培的投资款，不属胡敏所有的抗辩意见，因冷犁、邓治吉在协议、借条等书面材料中均认可向胡敏借款的方式与胡连培合伙，该合伙模式系三人认可，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胡连培代胡敏付款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冷犁、邓治吉的利益，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此外，关于欠款金额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胡敏证明借贷关系生效后，邓治吉、冷犁应当对还款情况提供证据证明。根据锐链澄公司账户交易记录显示，2015年2月27日该公司账户分四次共向培杰公司转款1000万元，同年3月23日该公司账户向培杰公司转款150万元，均备注“还款”。因2015年3月23日冷犁、邓治吉和胡连培签订借条，载明“到目前为止和胡敏的债权债务仅此一笔”，故即便前述1150万元系对胡敏的还款，也不足以推翻该借条载明的借款1000万元事实。同时，邓治吉、冷犁未提供证据证明在2015年3月23日向胡敏出具借条后有归还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冷犁、邓治吉、胡连培欠胡敏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成立，应当承担还款义务。对欠款1000万元，冷犁、邓治吉和胡连培达成协议，约定冷犁和邓治吉共同占债务比例45%，而胡敏基于该约定提出要求冷犁、邓治吉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50万元，并以4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23日起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未扩大冷犁、邓治吉的责任范围，主张的利率低于双方在借条中的约定，且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一审法院对胡敏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冷犁、邓治吉主张的本案实际是合伙纠纷的抗辩意见，因胡敏并不属于合伙当事人，一审法院不能超出冷犁、邓治吉和胡连培三人设定的胡敏借款人身份和法律的规定认定法律关系，冷犁、邓治吉主张的合伙纠纷，实质是合伙人内部权利义务分担的问题，可另行主张。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冷犁、邓治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胡敏借款本金450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4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5年3月23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之日为止）。一审案件受理费74191元，由冷犁、邓治吉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冷犁、邓治吉申请证人邓某1出庭作证，拟证明除一审已经查明的1150万元还款外，另外还有900多万元还款。证人邓某1陈述其与冷犁、邓治吉、胡连培是锐链澄公司的同事关系，邓某1任锐链澄公司出纳，还陈述“公司转款需要董事长胡连培签字，然后财务按照票据转账，锐链澄公司向内江的两个公司转款，转款备注有两笔，一笔备注是“刘进临时借款200万元”，一笔是备注“李廷光临时借款100万元”，还有一笔是当初山河公司转给玉泰公司的650万元，也是锐链澄公司董事长胡连培直接转的。”但证人邓某1明确表示不清楚三笔转款的性质。（详见二审调查笔录第7页）经质证，被上诉人胡敏认为，1.证人邓某1是原就受冷犁、邓治吉雇佣的人员，胡连培进入公司之后证人继续在项目上从事出纳，并且按照胡连培与邓治吉、冷犁三人的约定，邓某1是作为邓治吉、冷犁一方的监管人员，邓某1与冷犁、邓治吉具有利害关系。2.邓某1的陈述与一审中查明的相关证据是冲突的，特别是公司的重大资金流出都有冷犁和邓治吉的签字。另外关于邓某1陈述的向内江的刘进、李廷光二人转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山河公司转给玉泰公司的650万元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些款项成立与否，应该以银行转款为依据。另外，山河公司作为建筑公司把款项转给劳务公司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证人证言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人邓某1明确表示不清楚转款性质，不能达到上诉人冷犁、邓治吉主张锐链澄公司转给刘进的200万元、转给李廷光的100万元、山河公司转给玉泰公司的658.44204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上诉人冷犁、邓治吉还向本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其主张2015年3月17日山河公司转给玉泰公司的658.44204万元为山河公司应付锐链澄公司款项，锐链澄公司委托其转入胡连培指定的玉泰公司，申请调取该款项的转账凭证。对此本院认为，在上诉人未举示初步证据证明山河公司向玉泰公司转款与偿还案涉借款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的情况下，即使该转款真实存在，也缺乏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同意。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协议纠纷；二、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1.还款情况，即锐链澄公司向案外人刘进、李廷光转款以及山河公司向玉泰公司转款是否系偿还本案借款；2.2015年3月23日结算形成的《借条》中是否包含高息。针对上述焦点问题，本院逐一评述如下： 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合伙纠纷。上诉人冷犁、邓治吉认为其二人与胡连培之间是合伙关系，胡敏主张的2000万元借款均出自胡连培或其控制的培杰公司，三方签订的《出资协议》中约定锐链澄公司一切财物由胡连培支配，包括但不限于向被融资人还款，本案应当按照合伙协议纠纷审理。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一）关于借贷合意，2014年8月5日，冷犁出具一份《收款确认书》载明冷犁、邓治吉、胡连培确实于2014年8月5日与胡敏签订了一份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的《借款协议》，该份《借款协议》在出具2015年3月23日的《借条》后销毁；2014年9月16日，冷犁、邓治吉、胡连培与胡敏又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冷犁、邓治吉、胡连培共同向胡敏借款1000万元。（二）关于款项交付，2014年8月5日，培杰公司向兴新城公司转款800万元；2014年8月19日，胡连培向恒盛达公司转款200万元；2014年9月17日，胡连培向肖东分别转款610万元、190万元，合计800万元；2014年10月31日，培杰公司向锐链澄公司转款200万元，以上合计2000万元。一审中，培杰公司、胡连培均出具《说明》陈述上述转款均系受胡敏委托转款。（三）2015年3月23日，冷犁、邓治吉、胡连培共同向胡敏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胡敏壹仟万元（月息3%，计算时间从2015年3月23日起至还清为止），以前写给胡敏的所有借款借据和借款协议作废。到目前为止和胡敏的债权债务仅此一笔……。此借款的债务为三人，其中邓治吉和冷犁共同占总额的45%”。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冷犁、邓治吉、胡连培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从案涉《借款协议》、《借条》来看，胡敏与冷犁、邓治吉、胡连培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且胡敏已经履行款项交付义务，冷犁、邓治吉上诉主张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纠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一）还款情况，即锐链澄公司向案外人刘进、李廷光转款以及山河公司向玉泰公司转款是否系偿还本案借款。上诉人冷犁、邓治吉主张锐链澄公司向案外人刘进转款200万元、向李廷光转款100万元以及山河公司向玉泰公司转款658.44204万元均为偿还本案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上诉人冷犁、邓治吉申请出庭的证人邓某2的陈述来看，刘进、李廷光的两笔款项均备注为临时借款，无法证明该两笔系冷犁、邓治吉、胡连培向胡敏偿还借款；其次，上诉人冷犁、邓治吉主张山河公司向玉泰公司转款650余万元系山河公司应当支付给锐链澄公司的工程款，冷犁、邓治吉、胡连培签订的《出资协议》中约定锐链澄公司一切财物由胡连培支配，包括但不限于向被融资人还款，胡连培将650余万元转给玉泰公司但未返回锐链澄公司则视为偿还本案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在上诉人冷犁、邓治吉未能举证证明该650余万元转款系各方约定用于偿还本案中胡敏出借款项的情况下，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2015年3月23日结算形成的《借条》中是否包含高息。上诉人冷犁、邓治吉主张冷犁、邓治吉、胡连培三人与胡敏实际约定借款3000万元，2015年3月23日结算时是以本金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3%计算利息，从2014年8月5日收到第一笔款项之日起至2015年3月17日，欠息8个月，共720万元，因此，2015年3月23日结算形成的《借条》中是否包含高利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冷犁、邓治吉、胡连培三人与胡敏约定的借款金额为2000万元，上诉人冷犁、邓治吉并未举证证明与胡敏约定出借3000万元；其次，即使约定出借3000万元，利息的计算也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本金作为基数计算利息，按照实际出借的2000万元本金从每笔借款交付之日起计算利息，对冷犁、邓治吉、胡连培已偿还的1150万元以月息3%按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得出的尚欠本金金额高于各方在结算《借条》中确认的1000万元，因此，上诉人冷犁、邓治吉认为结算《借条》中包含高息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冷犁、邓治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68198.81元，由冷犁、邓治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 雪 审判员 姚 兰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