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20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大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南区青白江大道111号。 法定代表人：陈善睦，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军英，四川锦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益港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白江区青白江大道99号7栋3楼301号。 法定代表人：林丹。 委托诉讼代理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羚，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大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益港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港通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2019）川0113民初28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益港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益港通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托管义务及出资义务；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合同双方排除任意解除权的约定违反了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应属无效条款；3.签订《托管协议》系政府主导并非大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益港通公司辩称，一、托管协议属于重组方案的一部分，且因为重组方案具有一定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行政计划性，托管协议的性质也应当区别于一般民事委托合同。二、益港通公司已经按重组方案支付了重组资金数千万，益港通公司是基于支付重组资金而取得托管权利。1.托管协议的签订系以重组大港公司为目的，大港公司不享有任意解除权，托管协议不能单独解除，必须依托于重组方案的状态予以确定。2.大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案涉托管协议具有合同无效的情形。3.益港通公司已经按照重组方案和托管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大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大港公司与益港通公司之间签订的《托管协议》；2.判令益港通公司按照托管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清单向大港公司返还资料、文件、证照、公章及其他托管资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29日，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益港通实业有限公司签署《大港建材城重组方案》，载明因经济形势总体上的改变，导致“大港建材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大港建材城”未能如期为部分业主办理权属证书，也未能如期支付租金，引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作为“大港建材城”原股东，应区委、区政府领导的要求，愿意重新投入资金，并在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协调“大港建材城”现有股东、业主和主要债权人的关系，对“大港建材城”项目进行重组。由于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时间紧迫，为了尽快推进重组，按照区委、区政府领导确定的相关原则，提出以下重组方案：由大港公司老股东代表、益港通公司代表、大港公司现股东代表、重组方律师代表、政府指派的代表各一人组成重组协调小组，负责沟通各方意见协调解决争议，加快推进重组进程；协调小组成立后由公安部门选定的审计机构开展对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大港置业有限公司、成都大港陶瓷建材城管理有限公司及大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子公司进行全面审计；注入重组启动资金，由益港通公司全面托管运作，办理权属证书；在重组沟通协调小组的领导下，益港通公司接管项目管理运营；益港通公司应以加快办证工作为当务之急；在政府的支持下，益港通公司对大港置业公司进行债务重组；根据审计报告确认的大港公司净资产，益港通公司已对大港建材城的投入有权转为对大港公司的重组股权资金，根据审计后的大港公司净资产金额和益港通公司总投入金额按等值计算确定益港通公司在大港公司中的股权比例。 后作为管理方的益港通公司（甲方）与作为委托方的大港公司（委托方）基于前述《大港建材城重组方案》签订了《托管协议》，第一条托管事务约定为：“1、对乙方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监督、管理和处置由重组协调小组决定；2、对乙方的证照、印章、印签进行保管和登记使用；3、对乙方的会计、财务、税务资料和凭证进行保管和登记使用；……决定与乙方有关的诉讼、仲裁、审计活动；……”。第二条托管期限约定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甲方对乙方完成重组。具体重组日期为会计审计事务所出具最终审计报告后2个月内完成。本协议需经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否则甲方有权拒绝移交”。第三条托管移交约定为：“乙方应按附件所列清单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移交”。同时合同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争议管辖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托管协议签订后，益港通公司对大港公司进行了托管并履行了相应的托管义务。一审庭审中，大港公司未向法庭提交托管协议第三条约定的清单。 另查明，2018年12月25日，成都国际铁路港管理委员会向大港置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股东、益港通公司发出告知书，载明2016年9月大港置业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与四川益港通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托管协议》，希望通过公司重组的形式化解大港项目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截至目前，经各方努力协助共同克服困难，项目一期问题已基本化解，项目二期问题有望按照既定路径于2019年底得到处置，大港项目已现向好发展的趋势。 一审法院认为，大港公司与益港通公司之间的托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案涉托管协议系基于大港建材城重组方案而签订，属履行大港建材城重组方案的一部分，双方签订托管协议并非仅以大港公司的利益为目的，益港通公司与其处理的委托事务亦有正当的利益关系，以重组大港公司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托管协议中约定“合同需经双方协商一致方可解除，否则益港通公司有权拒绝移交”，是为了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是双方对合同履行风险所作出的特殊安排，属于双方排除任意解除权的约定。本案中，大港公司主张益港通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履行托管义务，未通报托管事务进展及完成情况，并且剥夺股东的知情权、诉讼权等所有法定权益，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大港公司诉请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综上，对大港公司要求解除托管协议及返还资料、文件、证照、公章及其他托管资产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成都大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成都大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大港公司提交证据：第一组：1.重组方案；2.托管协议；3.（2018）川01民初5207号传票、民事起诉状；4.（2019）川0113号民初724号民事判决书；5.公证书；6.民事起诉状；7.林丹回函；拟证明，益港通公司未按照约定履行托管义务，侵害了大港公司及股东的正当权益。第二组：8.工作备忘录；9.股东会议纪要、最高额抵押合同；10.会议纪要；11.会议纪要；12.（2017）川0113民初2406号民事裁定书；13.（2017）川01民终14854号民事裁定书；14.大港托管期间用印审批表；拟证明，托管系在政府主导下产生，并非大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益港通公司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托管义务，损害了大港公司合法权益。15.证人张某、包某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托管协议的产生背景及履行情况，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事实。 益港通公司质证认为，所有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证据2在一审中已经发表质证意见。证据3、证据4诉讼主体为大港陶瓷，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主体为大港控股集团公司，与本案无关。证据6已明确载明大港置业公司已委托律师代理。证据7、证据8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9会议纪要不属于新证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复印件内容不清楚无法质证。证据10、证据11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12、证据13审理的是托管协议，与重组协议的签订是否受到政府主导无关。证据14无原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5从证人的证言可看出签字系证人所签，但并无证据表明存在胁迫和欺骗行为。托管协议是基于重组方案而签，在重组方案没有解除或终止的情况下，托管协议不应解除。 本院认为，关于大港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规定，上述证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且在一审中并未提供，亦未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并且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大港公司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案涉《托管协议》是否为大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二是案涉《托管协议》排除委托人任意解除权是否有效；三是大港公司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否成立。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一、关于案涉《托管协议》是否为大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大港公司上诉主张签订案涉《托管协议》系政府主导并非大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首先，真实意思表示系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的真实意志一致，即行为人表示要追求的某种民事后果系其内心真正希望出现的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案涉《托管协议》系按照当地政府确定的相关原则为解决大港建材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共同追求的结果是化解大港建材城在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实现大港建材城的正常运营。其次，政府在协调解决大港建材城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并未介入大港公司与益港通公司的合同关系，案涉《托管协议》的签订是大港公司与益港通公司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后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再次，大港公司具有签订案涉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签订案涉合同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大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股东对合同约定的内容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完全认知能力。故，案涉《托管合同》是大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二、关于案涉《托管协议》排除委托人任意解除权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在本案这种商事委托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委托人与管理方之间是否存在人身信赖关系往往并非是委托人选择管理方的主要考量因素，其更多的是关注管理方的经营能力。同时，为了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对解除条件作出特别约定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风险作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时，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已经被排除适用，且该约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大港公司主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否成立的问题。大港公司主张因益港通公司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托管协议》依法应当解除。本院认为，首先，案涉《托管协议》的签订系希望通过重组的形式化解大港建材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保障购房群众、大港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重组托管的关键价值在于能够使大港公司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重新获得盈利能力。现大港项目基本恢复正常经营活动，无疑使大港公司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其次，企业重组托管后，投资主体、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模式、经营方式等与原企业相比均发生了变化。公司的重组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港公司认为益港通公司在托管过程中未及时履行托管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证据不足。再次，大港公司与益港通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中对托管事务及管理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如在托管期间存在益港通公司滥用职权损害大港公司利益的行为，大港公司可以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益港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大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成都大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良谷 审判员  傅科文 审判员  聂彪峰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