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10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丹，女，汉族，1982年6月27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军，男，汉族，1982年2月15日出生，住辽阳市文圣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富望舒，辽宁共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言，女，汉族，1976年5月29日出生，住辽阳市白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昊，男，汉族，1978年8月10日生，住辽阳市文圣区，中水六局工作人员，李言弟弟。上诉人朱玉丹、邵军因与被上诉人李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3民初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军及邵军与朱玉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富望舒，被上诉人李言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玉丹、邵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3民初888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是民间借贷纠纷，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过程中，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理财的代理关系，双方并非是民间借贷关系，却依据《民法通则》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为由，认定双方为合法的民间借贷，明显错误。原审法院在认定双方欠条中未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主张要求按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基础上，擅自裁决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违反民诉法的“处分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原审据以裁决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在审理查明过程中，明知吴姣因相同事实已被刑事审查起诉，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明确主张，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委托理财，与吴姣的其他犯罪事实属于相同事实、相同种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原审法院依据公安机关的回复，以吴姣涉嫌诈骗案件中被上诉人尚未报案，并非现存案件的被害人为由进行判决，明显错误。该复函仅证明被上诉人未到公安机关报案，该证据不具备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明力。三、被上诉人隐瞒案件事实，预通过诉讼手段将其权利扩大，这是对诉权的滥用。被上诉人是通过上诉人朱玉丹在吴姣处购买理财产品获取收益，在吴姣因涉嫌诈骗被依法刑事拘留后，上诉人当时并没有意料到吴姣确实为诈骗，认为吴姣是有偿还能力的，所以上诉人朱玉丹姐夫刘少军将上诉人自有的奢侈品(购买价格近40万元的物品)交于被上诉人，以保证被上诉人不受损失。但被上诉人拿到上诉人的财物后却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上诉人全部返还钱款，并在原审判决后，对收取财物的事实予以否定。此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的诉讼目的并非是止损，而是意图通过诉讼达到侵占上诉人财产的目的，对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四、原审判决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上诉人并非为受益人，本案应追加吴姣为案件被告，不应径行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本案中，原审已经查明被上诉人钱款的最终流向为吴姣，也知道吴姣因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侦查，据此，双方均认可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吴姣作为实际受益人，如作为民事诉讼进行审理，依法应当追加吴姣为本案被告。原审法院在既无释明，也未依法追加的情况下，径行判决，明显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刑、民交叉中的民事部分，并非民间借贷，原审法院依据民间借贷进行裁决，并超出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擅自增加上诉人对利息部分的负担，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抵顶财物的情况下，仍要求上诉人全额返还，是对其权利的扩大，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决。李言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并坚持双方为“委托理财的代理关系”属于罔顾事实，混淆视听。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行为表现与委托代理关系完全不符，却与民间借贷关系完全符合：1、上诉人与答辩人在借款之前，明确约定了借款不用于理财（我方证据四），表明双方自始确立的便不是委托理财关系；2、委托代理关系中，不需要代理人出据借据。而本案中上诉人向答辩人出据了借据（我方证据三），表明双方所确立的是民间借贷关系；3、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而本案中上诉人在其案发后至答辩人对其诉讼之前，一直承认负有向答辩人还钱的义务（参方证据七），且以财物质押于答辩人作为担保的行为，充分证明其在本案中的真实身份并非代理人，而是债务人；上诉人在本案中借款前承诺钱款不用于理财，借款时出据借据，事发后承认负有还债义务、并以自己财物质押于答辩人的这一系列行为表现，无一符合委托理财的代理关系，相反与民间借贷关系完全符合。（二）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任何直接证据，其所有证据均与其主张不具有直接关联性，证明力极低，不能证明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理由如下：1.上诉人原审证据一只证明其将收到的答辩人的二十万借款转给吴姣，收到的十五万一借款去向不明，与其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无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答辩人委托其代理向吴姣理财；2.上诉人原审证据四除能证明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了借款利息外，也能直接证明向答辩人支付利息的人是上诉人而非吴姣，从而间接证明了答辩人与吴姣无直接关系，不知晓该利息真实来源，所以该证据不能产生答辩人曾委托上诉人在吴娇处进行理财的证据效力，不具有支持其主张的证据关联性。3.上诉人未提供能直接证明其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其原审证据三既不符合书面委托代理规定，也不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口头委托代理关系，不能凭此认定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理由如下：（1）该证据不符合书面委托代理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代理授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者盖章。”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记录并不符合关于书面形式委托代理的规定，所以该证据不能认定为书面委托代理协议。（2）该证据不构成口头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双方自始已有借款不用于理财及所借钱款只限于上诉人在自己的银行卡内使用之约定（参我方证据二），表明答辩人只是将款项借于上诉人本人使用、且不能用于购买理财。由于上诉人在微信中向答辩人提及理财时语义并不明确，且刻意欺瞒了需要改变约定将钱款转至吴姣这一重要信息，误导答辩人以为上诉人征求答辩人同意的事项，是按最初的约定事项继续借用钱款在其自己的银行卡内存高息存款，并给答辩人相应的利息，答辩人以为这未改变民间借贷的约定，所以做出同意按此利息及时间延长债务关系的决定，真实意思并没有改变借贷关系，也没有改变在上诉人银行卡内使用钱款的约定之意。更无任何委托上诉人向吴姣转钱的含义。因双方有钱款不用于理财及只存在上诉人银行卡上的约定，所以，答辩人在并不知晓要改变约定向吴姣理财的存在情况下，在该证据中所说的“好的”、“整呗”之类含意有限的词语，与上诉人主张的委托上诉人向吴姣转钱无任何关联性，该证据中无任何一方清晰表述委托上诉人改变约定将钱转给吴姣的内容、权限、期限、代理费用等属于委托代理的话语，所以该证据亦不能做为构成我方委托上诉人将钱转给吴姣理财的口头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一定要将这些聊天内容视为口头委托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之规定，该口头委托合同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由于该证据既不符合书面委托代理合同规定，又不构成受法律保护口头委托代理关系，所以该证据不能做为双方为委托代理关系的证据。本案中上诉人仅凭以上与其主张不具有关联性、甚至不具有真实、合法性的证据，将具有直接证据的民间借贷关系，强行表述为答辩人委托其向吴姣处进行理财的委托代理关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二）法院判决支付利息于法有据，并未违背处分原则。法院判决之利息为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并非是借贷期间的利息。其判决是保障借款人合法之利益。对于利率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亦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对利息的判定于法有据并且是根据答辩人的请求所处分，并未违反处分原则。综上所述，由于上诉人无直接证据证明委托代理关系，且其实际行为亦不符合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行为，相反完全符合我方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加之答辩人提供的直接证明均能证明双方并非委托代理关系（我方证据四），而是民间借贷关系（我方证据三、七）。所以一审认定双方是民间借贷关系准确公正，原判决并不存在事实错误。二、上诉人主张“原审据以裁决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此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基础。（一）一种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不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利益随意确定的，而是属于公安机关审理认定范围。一审法庭向公安机关的取证结果，证明我方与上诉人及吴姣涉嫌的刑事案件无关，本案亦不在吴姣案审理范围内，官方结论的权威性及公信力不容否认。而且一审法庭只是将此证作为上诉人质疑民庭对本案具有裁定权的回应，并未将此证据做为认定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上诉人的主张属于无中声有。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隐瞒案件事实，预通过诉讼手段将其权利扩大，滥用诉权。”反诉我方“侵占上诉人财产”的诉求，与事实不符。（一）上诉人确有少量财物质押于答辩人，用于担保其部分偿还能力。答辩人接受质押物是在保护自身权利不受损失，而非侵占其财产。（二）由上诉人自述可知，质押物是上诉人自愿将其交予答辩人用于担保其部分还款能力，上诉人的该质押行为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三）由于答辩人后借给上诉人的151000.00元，是答辩人为帮助上诉人而向他人借的，答辩人已将质押物转质押于该笔钱的债权人，此事上诉人知晓并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84条，上诉人反诉我方侵占其财产之事，依法应由上诉人另案起诉。四、上诉状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委托理财关系，上诉人并为受益人，本案应非追加吴姣为案件被告，不应径行判决。”的诉求，法理不通，罔顾事实，混淆视听逃避责任。（一）径行判决是指审理法庭通过询问当事人、阅卷等方式未开庭而进行判决。一审法院已经开庭审理此案，法律程序并无错误。（二）答辩人向一审法庭递交的证据三借据中，清楚的载明了借贷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身份，吴姣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上诉人与吴姣之间行为属于上诉人的案外关系。上诉人主张追加吴姣为被告违背了《合同法》的相对原则。（三）本案钱款虽然流向吴姣，但并非答辩人参与了吴姣一案，而是因为答辩人相信与上诉人之间友谊将钱有条件借给上诉人，上诉人违反了只能在其自己银行卡内使用借款约定条件，自作主张将钱款转于吴姣（我方证据四）。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的取证结果，已经证明了吴姣案与答辩人无关。因此，上诉人的主张无据可依，是妄图逃避债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案中答辩人提供均为直接证据，清晰确凿证明了双方民间借贷关系；反观上诉人提供的均为间接证据，不仅证明力极低，且疑点重重。一审法庭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双方证据认真加以鉴别后，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并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裁定上诉人偿还借款并依法支付利息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定结果公正。李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朱玉丹、邵军返还李言借款351000元及利息(从2018年3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诉讼费由朱玉丹、李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玉丹和邵军系夫妻关系，李言与朱玉丹、邵军系朋友关系。2018年3月1日，李言用卡号为43×××29的建行卡向朱玉丹卡号为62×××06的建行卡内转账200000元，用于理财，双方约定该款仅限于存在朱玉丹个人的卡上。2018年3月2日，朱玉丹出具欠条一张，约定2018年3月21日将200000元转回李言卡上。2018年3月21日，朱玉丹将6000元理财收益转账给李言，之后经李言同意继续用该款进行理财，朱玉丹于2018年5月3日向李言转账收益9000元、2018年6月12日转账收益9000元。2018年7月22日，李言将第二笔理财款151000元汇入朱玉丹建行账户内，该笔钱款朱玉丹、邵军未出具欠条。现朱玉丹、邵军拒不还款，故李言诉至法院。另查，案外人吴姣因涉嫌诈骗被白塔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0日函至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请其予以核实以下问题：一、本案351000元款项与吴姣、朱玉丹涉嫌犯罪是否有关联，是否涉嫌非法集资；二、吴姣、朱玉丹涉嫌犯罪款项中是否包含该笔款项351000元。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刑侦队于2019年8月5日函复我院：李言未到我局报案，现不是我局办理该案的被害人，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有李言当庭陈述、欠条1份、转账记录8份、录音文件5个、微信通话记录、立案证明复印件、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函、送达回证、回复函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李言向朱玉丹、邵军购买理财，将351000元转账给朱玉丹，有欠条及转账记录在卷作证，故李言请求偿还351000元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言诉请给付从2018年3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因李言与邵军、朱玉丹在欠条中未约定利息，故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自起诉之日起即2018年9月1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关于朱玉丹、邵军辩称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涉及诈骗犯罪、应依法驳回李言起诉一节，因公安机关已给出结论，本案与吴姣涉嫌诈骗案无关，故对于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依然按照民事纠纷处理。关于朱玉丹、邵军辩称与李言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朱玉丹收到李言的转账之后随即将钱转账给案外人吴姣，经查，李言委托朱玉丹进行理财，但并无证据证明李言知晓朱玉丹是将钱款交付给吴姣进行理财，故对于该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朱玉丹、邵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偿还李言欠款人民币351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9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70元，保全费2280，由朱玉丹、邵军承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理财单据照片一张，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该证据材料无法与原件核对且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朱玉丹现因涉嫌诈骗罪被批捕，目前在补充侦查阶段，朱玉丹交代的数额中包括本案的数额，但交代的被害人中没有李言。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焦点在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委托理财关系。被上诉人李言为证明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提交了欠条、转账记录、视听资料等证据，上诉人辩称欠条并非真实欠款，而是理财款。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抗辩意见不予认可。本案中，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款项后未给被上诉人单独开立账户，而是将收到的款项存入自己的账户，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足以推翻欠条、转账记录等证据，且亦未能提交理财产品的相关材料，故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李言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虽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记录中提到“理财”字样，并转给被上诉人李言款项，因未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为委托理财款项及理财资金风险如何约定的证据，故李言收取的款项应为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双方之间虽在欠条中未约定利息，但因上诉人逾期还款，故一审法院判决从起诉之日起支付逾期利息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李言与案外人吴姣之间无资金往来记录，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款项后是否转付给吴姣为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故上诉人认为本案应追加案外人吴姣，一审法院未予追加而径行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李言并非上诉人朱玉丹所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故李言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救济自身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朱玉丹、邵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70.00元由朱玉丹、邵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冀宁审判员  崔曦文审判员  高 鹏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玉婷书记员宫从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