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71民终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品，男，196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天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春生，男，197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禹城市城区。 原审被告：济南新德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槐荫区纬九路126号。 法定代表人：南晓宏，总经理。 上诉人乐品因与被上诉人秦春生、原审被告济南新德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德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19）鲁7101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品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秦春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作出错误的判决。1、本案是经过发回重审后作出的民事判决,(2018)鲁71民终9号民事裁定指明,本案的关键核心事实是证明条上的“秦和生”与秦春生是不是同一债权人,指令一审法院查清该事实。一审法院在重审本案过程中,并未就9号裁定中待查明的事实进行重审查明。在9号裁定审理中秦春生当庭认可该证明条上书写的是“秦和生”而不是秦春生,其又称系乐品向其出具时书写错误,秦春生曾向乐品当场指出错误要求其更改。秦春生的自认事实与其在(2018)鲁7101民初20号案件中谎称证明条上的“秦和生”就是“秦春生”草书的意见相悖。由此可知,秦春生利用有明确债权人指向为第三人“秦和生”的证明凭据向乐品主张债权与事实不符,无法无据。2、本案经过庭审调查证明条上的债权人“秦和生”确有此人,并且其与乐品为一个单位的同事。秦和生也认可在同一时间基于相同的事实向乐品出借过相同金额的借款。该事实足以认定该证明条的实际债权人为秦和生而非秦春生。并且秦和生并没有将该债权凭据进行转让。如此直接确凿的证据一审法院竟然没有采纳。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乐品向新德孚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对本案所涉债务的认可。乐品向新德孚公司出具承诺的内容非常明确,其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乐品与秦春生存在经济纠纷属于个人纠纷,如出现赔偿由乐品个人全部负责。但一审法院曲解该承诺的意思,错误的认为是对本案债务的自认行为。依常人理解便能够明白该承诺条的真实意思,况且前提是乐品与秦春生存在着经济纠纷,承认存在纠纷不等同于自认。4、法院审理案件应该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一审法院从唯心观出发,以乐品向法庭所陈述的事实为虚假、有违诚信原则、无视客观存在的确凿证据错误认定秦和生就是秦春生的事实。虽然本案乐品向法庭陈述了本案证明条为何在秦春生的手中,是秦春生在禹城出差过程中盗取所得。虽然禹城市公安局向法院复函称:经查没有查清事实。但禹城市公安局的答复仅是没有查清事实,但并没有给出肯定性答复。此时,法院大可不必利用该不确定性的答复认定事实,也不能因为所谓乐品虚假陈述就做出对乐品不利的判决。即使乐品做了虚假陈述,这也是审判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法院可以对乐品的行为进行训诫等司法处罚措施,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没有法律根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相关证据确实充分,并且相关诉讼参与人对核心证据进行了认证。一审法院完全可以依据本案查清的案件证据认定事实,从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做出符合事实和法律的客观公正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的适用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纵观本案客观事实证据确凿,一审法院为了利用唯心论,做出有违客观公正的判决,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制裁一审法院所认为的乐品有违诚信的行为。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与上述理由相同,同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秦春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秦春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乐品、新德孚公司连带偿还工程款暂定5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5月3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乐品、新德孚公司承担。庭审中，秦春生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款项性质为材料费、劳务费等相关费用。事实和理由：乐品和新德孚公司是挂靠关系，邯济线铁路施工期间乐品以新德孚公司名义承包了中铁十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局一公司）的焦斌站、晏城站、晏城北站、伦镇站、潘店站、高唐站、茌平站、博平站房建工程，其中将潘店站、茌平站、博平站交给秦春生实际施工，现潘店站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乐品、新德孚公司也已从十局一公司结算完毕，秦春生多次向乐品索要潘店站工程款未果。 一审法院查明：邯济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涉及焦斌站、晏城北站、伦镇站、晏城站、潘店站、高唐站、茌平站、博平站的站房及配套设备，中铁十局集团济南铁路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十局一公司）承建邯济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期间，将该工程后五个站的施工分包给新德孚公司承建。本案纠纷发生于2012年10月至2014年8月潘店站施工期间，秦春生系该工程参与施工人。乐品称自己是潘店站工程的实际分包人，在新德孚公司与十局一公司的分包合同中，乐品以新德孚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签字。 2013年2月4日，新德孚公司向秦春生转账5万元，交易备注为“乐品队支付劳务费”；2013年至2014年，乐品通过张春润账户分74笔共向秦春生转账927300元，无交易备注；2014年至2016年，十局一公司分9笔共向秦春生转账144650元，交易备注为工程款或劳务费。 2015年5月19日，乐品出具2015年5月19日的《证明》（以下简称519证明）一份，载明：“邯济线潘店车站开工期间欠秦生伍万元”。秦春生持有该519证明诉至一审法院，主张上述5万元系潘店站施工期间垫付的材料费、劳务费等相关费用，应由乐品及新德孚公司连带向其支付。乐品于2018年4月7日向法庭出具自书说明（以下简称47说明）一份，称“2015年从朋友秦和生处借了5万元现金用于潘店站使用，2016年还清并收回欠条，放于包中，2016年11月左右包被秦春生盗取。”秦和生证实2015年乐品向其借取了5万元，2016年一次性还清，但是否认乐品向其出具519证明，收到条是否是自己书写也记不清。2019年4月3日，本案开庭时乐品推翻自己之前陈述，称“519证明放在包里，并未交由秦和生，打这个条子是为了向十局对账时用，所以并未销毁”。后经禹城公安局调查，乐品称519证明系秦春生盗取的事实系虚假陈述。 案件审理期间，新德孚公司辩称与本案无关联性，提交乐品于2018年5月8日向其出具的自书证明（以下简称58承诺）一份，载明：“本人与秦春生所有经济纠纷属于个人纠纷，与济南新德孚建筑有限公司无关（此证明伍万元条子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乐品负责全部赔偿。”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以传票形式通知乐品本人到庭，乐品以其身患癌症正在进行化疗为由拒绝出庭，××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证明其自2018年10月29日入院治疗恶性肿瘤。××医院进行调查，医院表示案涉住院病案首页并不是该院出具的，亦从未收治过姓名为乐品的病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秦春生可否作为519证明的债权人主张权利。 本案中，秦春生诉乐品和新德孚公司欠款，根据查明的事实，秦春生是案涉工程的参与施工人，乐品、新德孚公司及工程发包方十局一公司均在工程施工期间及后期向秦春生支付过款项。秦春生持有乐品出具的519证明向乐品和新德孚公司主张5万元欠款，但519证明记载有“秦和生”字样，且秦和生证实乐品于2015年向其借取了5万元，2016年一次性还清。对于519证明所载债权人实际为秦春生还是秦和生，一审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综合评判如下： 一、519证明中（除名称外）表述与秦春生有关联性，秦春生有理由相信其是519证明的债权人。 519证明载明：“邯济线潘店车站开工期间欠秦生伍万元。特此证明”，后有乐品署名，日期为“2015年5月19日”。通过欠条分析： 1.秦春生与潘店车站施工工程有关联性。该欠条表明系潘店站施工期间产生的费用，乐品称该款项为借款，系借秦和生款项用于潘店站施工垫资，纵观本案证据和秦和生本人陈述，潘店站工程与秦和生无关联，因此，乐品无证据证明所述借款与案涉工程的关联性；而秦春生举出案涉工人工资表、银行存款凭条等建设工程施工期间付款证据，其载明的时间与案涉工程期间吻合，结合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明其是案涉潘店站参与施工人，该519证明表明的“潘店车站开工期间”与秦春生有直接关联性。 2.秦春生与乐品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经过庭审查明，乐品与秦和生之间存在借款关系而非欠款关系；而乐品与秦春生之间存在欠款关系。案涉工程施工期间，乐品通过张春润多次向秦春生支付款项，乐品亦向本案另一被告新德孚公司做出承诺，认可其与秦春生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表达“其与秦春生所有经济纠纷属于个人纠纷，由其负责全部赔偿”的意思表示。519证明出具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即发生于潘店站施工之后，秦春生持有该519证明，同时对存在与自己一字之差的秦和生并不明知，有理由相信519证明中载明的“邯济线潘店车站开工期间”及“欠”字表述与其有必然关联，有理由相信其是519证明的债权人。 二、乐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做出与秦春生存在债务关系，将全部赔偿的意思表示。 乐品自书58承诺载明：“本人与秦春生所有经济纠纷属于个人纠纷，与济南新德孚建筑有限公司无关（此证明伍万元条子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乐品负责全部赔偿”。该证明由新德孚公司在2018年5月8日开庭时出示，拟证实519证明中的欠款事实与其无关，乐品予以认可。该证据能够证明下列事项：1.乐品单方表示与秦春生的纠纷属个人纠纷，并特别指明5万元条子与新德孚公司无关；2.乐品认可与秦春生存在债务关系，向新德孚公司表达将全部赔偿包括5万元的意愿；3.5万元条子涉及主体为乐品、新德孚公司、秦春生；4.新德孚公司将此证明作为本案证据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本案2017年5月15日秦春生起诉乐品、新德孚公司索要5万元的事实，能够判断5万元条子即本案519证明，519证明主体明确指向秦春生。 三、乐品庭审期间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足以对其辩解理由产生合理怀疑。 乐品答辩并提交47说明及曹传亮于2018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欲证明自己的包被秦春生盗取，包中有秦春生向法院提交的证明及8000元现金。经禹城市公安局查明，乐品自书证明与公安局查明事实不符，曹传亮对该事实予以否认。现有证据证明，乐品对秦春生盗取519证明的事实做出虚假陈述，意图指向秦春生存在犯罪的事实。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情需要，须乐品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因此一审法院以传票形式通知乐品本人到庭，乐品以其身患癌症并在进行化疗为由拒绝出庭。法院要求乐品出具相关证明材料，乐品向一审法院提交××医院的住院病案首页，证明其自2018年10月29日入院治疗恶性肿瘤。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向××医院进行调查，××医院表示案涉住院病案首页并不是该院出具的，亦从未收治过姓名为乐品的病人。乐品明知虚假陈述和伪造证据的法律后果，仍然隐瞒真相，编造本案主要证据为秦春生盗取的事实，伪造病历，虚构自己住院治疗的情况，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四、乐品陈述前后矛盾，与交易习惯相悖，应做出合理说明。 乐品辩称，519证明系借条非欠条，是其向秦和生出具，但证人秦和生予以否认，并证明了下列事实：1.其与案涉工程无关；2.本案519证明及欠款事实与其无关；3.乐品借款时未向其出具519证明。因此，519证明与秦和生并无关联。在秦和生否认未见过519证明后，乐品改口称该519证明未向秦和生出具。如按乐品陈述，借款时不在施工期间却写明开工期间，明知秦和生与工程无关联且欠条未向秦和生出具，收到条却注明“潘店站人工费”，上述行为与常理不符，与借款交易习惯相悖。 纵观本案，秦春生对519证明取得的原因、地点、经过等向法庭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而乐品书写519证明时，明知除秦春生外还有秦和生，明知519证明非秦春生盗取，明知秦和生与潘店站工程无关，明知与秦和生是借款关系而非欠款关系，而故意书写，且519证明表述及自述借款方式与交易习惯不符。乐品法庭陈述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甚至伪造证据，做出虚假陈述，拒绝出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乐品应就519证明因何由秦春生持有及案件相关事实向法庭进一步做出合理说明。 因此，秦春生持有该519证明，有理由相信其是519证明的债权人，其对519证明取得的原因、背景、地点亦向法庭做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而乐品个人陈述中多处前后矛盾，在证人否认与519证明的关联性及经公安调查确认其虚假陈述后，应进一步说明案件相关事实，但其隐瞒真相、虚假陈述、伪造证据，拒不到庭接受询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故对519证明中5万元的债权人系秦春生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乐品辩称519证明的债权人系秦和生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新德孚公司的责任承担，因没有直接证据对乐品与新德孚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关系予以证实，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欠款与新德孚公司有关联，故秦春生主张案涉欠款由新德孚公司偿还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乐品，因其系案涉519证明的出具人，其给新德孚公司出具的证明中也称其与秦春生的纠纷系个人纠纷，故秦春生主张案涉欠款由乐品支付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秦春生主张的欠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乐品出具欠条是对双方合同履行后部分所负债务的确认，其应积极履行付款义务。现乐品未及时付款，秦春生就此主张相应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利息起算点，因双方对付款期限未作约定，应自秦春生起诉之日（2018年3月5日）起。利息计算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准。 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乐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秦春生支付欠款50000元及相应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3月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秦春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乐品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乐品的上诉及秦春生的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春生是否为519证明的债权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一般合同纠纷案件当中，债权人应对其主张的权利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秦春生所诉债权的基础证据为519证明。通过秦春生对519证明的举证以及乐品的质证，至少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债权产生的原因；2.债权的类型及数额；3.债务人名称；4.债权凭证的出具时间；5.债权凭证的持有者；6.该证明确为乐品所书。虽519证明载明的债权人姓名为秦和生，但秦春生与秦和生的名称具有相似性。同时，根据秦春生的举证能够认定其曾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该事实与519证明载明的债权产生的原因具有关联性。结合上述相似性、关联性以及519证明被秦春生持有的事实，乐品应当对为何出具519证明以及如何被秦春生持有作出合理说明。而乐品针对519证明则主张：秦春生持有519证明是因秦春生盗取；秦和生确有其人，该证明是为秦和生向其借款5万元而开具。但上述主张均被有效证据予以否定，乐品所主张的519证明债权人秦和生也明确自认其不曾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对519证明亦不知情。乐品的相关辩解不能对秦春生持有519证明以及519证明与秦春生参与案涉工程施工的关联性形成有效的抗辩。同时，结合乐品在案件审理阶段存在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一审判决依据现有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规定对本案事实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对本案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均是根据案涉证据的客观情况作出的。而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当事人待证事实进行的判断及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认定规则，亦不等同于唯心的主观臆断。乐品在二审期间的上诉主张，并无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对秦春生为519证明债权人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乐品关于改判一审判决，驳回秦春生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乐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阿波 审判员  潘 娟 审判员  杨晓晓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阎晓亮 书记员姜俐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