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3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开品，男，汉族，1977年10月21日出生，住广西省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浙江援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秋梅，女，回族，1981年10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浙江专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延廷磊，男，汉族，1978年8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广饶县。 上诉人吴开品与被上诉人李秋梅、原审第三人延廷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8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5月25日，杭州奥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卢公司、甲方）与吴开品（乙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乙方认购甲方的股份，乙方出资5万元投资甲方，占甲方股份比例5%；乙方成为公司股东后，依照法律、公司章程、本协议的规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乙方获得股东身份后因公司发展需要，该股份由李秋梅代为持有，具体见代持协议。同日，李秋梅（甲方）与吴开品（乙方）、延廷磊（第三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确认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第三方延廷磊见证下就乙方将其持有的奥卢公司部分股权交由甲方代持管理一事达成协议：乙方同意将持有的奥卢公司的股份5％交给甲方给予代持管理；乙方委托甲方代为行使目标股份股东的所有权益包括：1.股东大会召集权；2.参加股东大会权利……；13、股东依法应享有的其他合法权利；在甲方代持期间，乙方需要的相关信息，甲方应及时如实提供，不得隐瞒，甲方应尊重乙方处理意见，在乙方有明确意见时，按乙方要求办理；乙方依自身意愿处置目标股份时，甲方需给予积极配合；甲方在收到因所代持股份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于实际取得后的五日内交付乙方；如因乙方违约，违约方按违约产生的实际损失的双倍进行处罚。2016年6月21日，吴开品向李秋梅转账5万元。 2019年5月10日，李秋梅、延廷磊、王爱芹、奥卢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暨工商变更约定》，约定李秋梅将名下代持的王爱芹35%股权返还给王爱芹；将名下代持的延廷磊25%股权返还给延廷磊；将名下代持的吴开品5%股权，由延廷磊继续代持；属于被代持人吴开品的股权收益应当在公司净利润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并确定自由公积之后，剩余部分用于分红，其余利益按照原代持规定；延廷磊应当通知吴开品，并询问吴开品是否同意并配合在公司工商信息中显示股东身份。 2019年5月16日，奥卢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修改公司章程；选举王爱芹为公司执行董事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免去上一届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李秋梅将其所持65%股权中的35%转让给延廷磊，30%转让给王爱芹；杭州领跑者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杭州智隆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奥卢公司共计35%的股权转让给延廷磊；股东转让股权后，奥卢公司的股本结构为：王爱芹，认缴出资额为35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35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35%；延廷磊，认缴出资额为65万元股权（其中未到位65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65%。 2019年7月3日，延廷磊通过微信与吴开品沟通代持股份转让事宜，延廷磊表示吴开品继续拥有奥卢公司5%的股权，同意将相应的股权转让给吴开品。吴开品不予接受，双方沟通未果。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吴开品与李秋梅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院予以确认。李秋梅未经吴开品同意，将代持的奥卢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延廷磊及案外人王爱芹，系以其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协议，该协议已自然终止，现吴开品主张解除股份代持协议，该院予以确认。但吴开品与奥卢公司之间的投资协议并未因此解除，双方的投资关系依然存在。从李秋梅、延廷磊、王爱芹、奥卢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暨工商变更约定可见，奥卢公司依然承认吴开品的股权。吴开品未提交证据证明股份代持协议解除对其利益造成实际损失，故对吴开品要求李秋梅赔偿5万元以及双倍利息、合理支出双倍费用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该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解除吴开品与李秋梅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二、驳回吴开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减半收取计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720元，合计1370元，由吴开品负担。 上诉人吴开品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08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书；2.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一审诉请。事实与理由：一、吴开品与奥卢公司的投资关系已无存在基础，吴开品有权要求李秋梅赔偿损失。自李秋梅将其代持的吴开品的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之日起，吴开品与奥卢公司已无投资关系。1.2019年5月16日，李秋梅将包括吴开品5%股权在内的65%股权转让给延廷磊和王爱芹后，进行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该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吴开品已实际丧失对案涉股权的占有，与奥卢公司无投资关系，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之规定，吴开品有权要求无处分权的李秋梅赔偿损失。2.李秋梅与延廷磊、王爱芹、奥卢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对吴开品无法律效力。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即使李秋梅与第三人约定有关吴开品的股权未变化，该约定也不对吴开品发生法律效力，另外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吴开品有权选择接受该约定或者是向李秋梅要求赔偿损失。3.李秋梅与延廷磊、王爱芹、奥卢公司签订的所谓《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真实性存疑。《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签订日期是2019年5月10日，但这份协议是在开庭当日李秋梅才递交给法庭，却在2019年7月3日延廷磊与吴开品沟通时只字不提，违反常理。另外，若如该协议所述，李秋梅代持了延廷磊的股份，但未见代持股份协议或合同。再者，协议体现的股权安排并没有体现在5月16日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的一系列文件中。此外，除延廷磊有签署日期外，该协议其他方均未签署日期。以上种种违反常理之处使吴开品有理由相信该份协议是李秋梅与延廷磊勾结，延廷磊倒签日期伪造形成，目的是损害吴开品的合法利益。二、原审法院认为吴开品未因李秋梅转让股权而造成实际利益损失，且无证据支持的观点错误。1.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吴开品有权选择回转股权或者要求李秋梅赔偿损失，原审法院无视吴开品选择的权利，无视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反而采信李秋梅提交的《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认为吴开品未因李秋梅转让股权而造成实际利益损失，且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来看，吴开品提交证据的证据效力更大，因此原审法院此种观点有强为吴开品选择之嫌，违背意思自治原则。2.吴开品提交的投资协议以及奥卢公司的工商内档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李秋梅已经将其代持的吴开品的股份转让给了第三方，致使吴开品的投资目的无法实现，造成实际损失。此外，吴开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广西来杭州的差旅费、律师费等都是实际损失，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吴开品无证据支持损失的观点错误。三、原审法院认为奥卢公司依然承认吴开品的股权，无证据支持。从所谓的《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来看，该份协议中无奥卢公司盖章，奥卢公司一栏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及日期。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奥卢公司依然承认吴开品的股权无证据支持。四、若李秋梅存在伪造证据情形，请法庭依法追究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依法驳回原审判决或发回重审，支持吴开品的诉请。 被上诉人李秋梅答辩称：1.吴开品与奥卢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一直存在，吴开品一直是公司股东。吴开品与奥卢公司于2016年5月25日签订《投资协议》，双方约定吴开品认购奥卢公司5%股份，吴开品为奥卢公司股东。2019年7月30日，吴开品要求解除其与李秋梅之间的《股份代持协议》，李秋梅当庭予以同意，故代持协议解除。但吴开品与奥卢公司之间的《投资协议》仍存在，且奥卢公司一直承认其公司股东身份，吴开品的隐名股东身份、与奥卢公司的投资关系并未因工商登记而变更。另外，2019年12月8日，奥卢公司也通过邮寄盖章的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给吴开品，并邀请吴开品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吴开品均拒收。2019年12月8日，奥卢公司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延廷磊通过微信发送股东名册给吴开品，吴开品称“等官司结束之后再谈这事”。2.隐名持股法律关系具有隐蔽性，隐名股东实际持股情况应以各方实际约定及公司记载予以确认，不能仅凭工商登记内容为判断依据。奥卢公司与吴开品签订《投资协议》，确认隐名股东吴开品5%股权的情况下，需要隐名股东本人对外进行转让，奥卢公司才能予以承认。吴开品一直持有股权，当吴开品与李秋梅协商一致解除代持关系时，奥卢公司已经多次邀请吴开品至公司配合办理股权登记手续。2019年7月5日，吴开品在收到奥卢公司通知后，拒绝办理相应手续，并于2019年7月9日委托律师通过诉讼手段抽回出资，该行为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另外，《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中其他股东也认可实际投资人吴开品的隐名股东法律地位，不存在吴开品已经将实际持有的5%股权转让的情形。3.李秋梅没有造成吴开品任何损失。（1）开始筹建公司时，李秋梅帮助吴开品代持股权是无偿帮助行为，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现在李秋梅因为身体和生小孩的原因离开杭州，不可能因为吴开品不同意而有任何阻碍。况且，李秋梅在脱离公司前，特别嘱咐办理手续的延廷磊需要将相关事项告知吴开品。（2）李秋梅将工商登记中的股权转交给现有股东延廷磊代持，仅是对外进行的一种公示。对内而言，各股东之间就隐名持股事宜应当以实际情况为准，鉴于奥卢公司一直承认吴开品的股权，吴开品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该事实。李秋梅没有因转让该5%股权以获利。在李秋梅卸任法定代表人、脱离与公司的所有关系时没有实际处分吴开品的股权，也没有给吴开品造成损失，无需赔偿。（3）吴开品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 原审第三人延廷磊答辩称：2019年12月8日，奥卢公司发出邀请吴开品办理股东变更的函，但吴开品拒收了快递，此外，延廷磊通过奥卢公司的微信沟通群也将该情况告知过吴开品。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开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19年7月2日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李秋梅之前不知其与吴开品的代持协议，以此证明李秋梅在原审提交的《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属于伪造的证据。 2.致项目投资者函，欲证明在2019年7月，李秋梅并不知道《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的存在，该协议是李秋梅伪造的。 原审第三人延廷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关于邀请股东吴开品配合办理股权登记的函》，欲证明奥卢公司于2019年12月8日再次邀请吴开品办理股权登记。 2.股东名册，欲证明吴开品是奥卢公司的股东。 3.2019年12月8日聊天记录，欲证明奥卢公司法定代表人再次将上述《关于邀请股东吴开品配合办理股权登记的函》、股东名册通过微信通知吴开品，吴开品称等官司结束再谈此事。 经质证，李秋梅对吴开品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有删除部分内容的可能，合法性、关联性认可，但不能达到吴开品的证明目的，那个时候李秋梅正在怀孕，不想与吴开品纠缠该事宜，因此，均要求吴开品直接去找公司，中间所作的部分陈述可能不真实，但是2019年5月10日签订的《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是李秋梅本人签字，《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是2019年5月10日由延廷磊邮寄给李秋梅，李秋梅签字后交给延廷磊。证据2是一份电子件，奥卢公司并没有盖章，对其中所谓的增资扩股事宜不清楚，此时李秋梅已经不是公司股东，相关事宜不需要了解，对在微信群中发过这个函的事实确认。延廷磊同意李秋梅对证据1发表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确认，是奥卢公司基于当时情况做出咨询的函。吴开品对延廷磊提交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此时吴开品已经不是奥卢公司的股东，这份函件中默示即承认的约定无效。证据2的三性不认可，吴开品已经丧失了股东资格，且系延廷磊单方面制作。证据3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李秋梅认可证据三性、证明目的与证明内容，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已经由吴开品与奥卢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予以确认，且其他所有股东在《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中均认可吴开品持有5%股权，吴开品一直是公司的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没有对吴开品隐名持股的事实产生影响。 本院认证如下：吴开品提交证据1、2的证据效力将综合予以认定。延廷磊提交的证据1-3真实，可以证明2019年12月8日，延廷磊通过微信向吴开品发送股东名册和《关于邀请股东吴开品配合办理股权登记的函》，要求吴开品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定。 二审中，李秋梅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2019年12月8日，延廷磊通过微信向吴开品发送股东名册和《关于邀请股东吴开品配合办理股权登记的函》，要求吴开品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由隐名股东变为工商登记股东。吴开品回复“等官司结束之后再谈这事”。 本院认为，案涉《投资协议》、《股份代持协议》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关于吴开品要求解除《股份代持协议》的诉请，因李秋梅并无异议，故原审法院判决《股份代持协议》予以解除正确。《股份代持协议》解除后，因《投资协议》继续有效，且结合《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以及延廷磊、吴开品之间的微信往来，可以认定奥卢公司及奥卢公司的股东延廷磊、王爱芹均承认吴开品在奥卢公司继续享有权益，故《股份代持协议》的解除并未造成其实际损失。吴开品上诉认为2019年7月时，李秋梅并不知道《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的存在，该协议系伪造，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并非形成于2019年5月10日，但因李秋梅确认其签字的真实性，并对内容予以认可，故《股权代持暨工商变更约定》系签订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吴开品的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吴开品未举证证明《股份代持协议》解除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对吴开品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吴开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谢思一 书记员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