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8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诉讼代表人：黄侃，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云雁，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座10层。 负责人：王全明，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家勇，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员工。 上诉人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天赐公司管理人）与被上诉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道律所）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2月31日，天赐公司及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金道律所签订《常年法律服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由金道律所为天赐公司、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提供常年法律服务，法律服务费按全年包干100万元，不与案件数量、工作时间长短及标的挂钩，分三期支付，其中第一期35万元由天赐公司于2015年1月10日前支付；第二期30万元由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10日前支付；第三期35万元由天赐公司于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2015年2月2日，天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道律所支付了第一期律师费35万元。 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金道律所先后代理了天赐公司三件案件参加诉讼活动。其中（2015）杭下商初字第29号案件于2014年12月23日立案并于2015年6月10日结案、（2015）杭建商初字第581号案件于2014年5月22日立案并于2015年6月23日结案、（2014）杭建商初字第626号案件于2015年5月25日立案并于2015年8月10日结案。 又查明，2014年4月起至该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期间，该院陆续受理（含上级人民法院指定执行）以天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案件22件，申请执行标的金额达2亿余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立案的（2015）浙杭执民字第219号以天赐公司等为被执行人案件涉执行标的金额达2.3亿余元。 2015年7月15日，该院作出（2015）杭建商破（预）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日，指定浙江国圣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根据天赐公司管理人委托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平专审[2018]0605号《专项审计报告》所载，天赐公司账面反映，2015年1—5月期间天赐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收入合计5003.8万元，资金支出合计5004.31万元，收支差额-0.51万元。其中：货款等收入1550.4万元，货款等支出4071.28万元，差额-2520.88万元；往来款项收入合计3453.4万元，往来款项支出合计933.03万元，差额2520.37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天赐公司向金道律所支付案涉律师服务费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就本案而言，案涉服务合同属于典型的持续性合同，债权的主要效力在于履行状态之维持。案涉合同还约定了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讼争款项系由天赐公司支付的首期款。基于债务人天赐公司先履行的情况下，金道律所依照合同约定先后三次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活动，并且最后一次参加庭审的时间亦发生于该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后。该院认为，对于债务人天赐公司在受理破产前的经营规律和实际状况而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行为应适当加以尊重，而不宜过度损害交易安全。故对于天赐公司管理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该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判决如下：驳回天赐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天赐公司管理人负担。 上诉人天赐公司管理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建德市人民法院的（2019）浙0182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天赐公司管理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天赐公司管理人针对金道律所提供的证据3、4、5向法院提交了反驳证据，即金道律所与天赐公司于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金道非诉2015第103号）和2015年6月11日金道律所出具给天赐公司的承诺书，用以证明金道律所提供的相关诉讼代理服务系履行《委托合同》项下的义务，而非履行案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项下的义务，并且在庭审结束后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代理施克荣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情况说明》。但是原审法院对此证据未经质证，就错误地认定“金道律所依照合同约定先后三次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活动，并且最后一次参加庭审的时间亦发生于该院裁定受理天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之后。”从而错误认定其个别清偿系使天赐公司财产受益的行为而判决不予撤销。2.本案争议焦点不是“天赐公司向金道律所支付案涉律师服务费的行为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而是其个别清偿是否使债务人天赐公司财产受益的除外情形。天赐公司于2015年2月2日向金道律所支付案涉法律顾问费35万元，2015年7月15日天赐公司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其清偿行为发生在原审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因此，该个别清偿行为是否可以撤销，关键就在于个别清偿是否使债务人财产受益。但是，原审判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等个别清偿行为使天赐公司财产受益。第一，案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委托方为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天赐公司。但约定金道律所的服务对象是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赐公司、正安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美通家居（建德）有限公司、建德市天赐生态农场有限公司、布莉丝日用品（建德）有限公司、青海民泽龙羊峡生态水殖有限公司共七个法人单位。且100万元顾问费的70%由濒临破产的天赐公司承担。第二，案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包括全部委托对象的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诉讼法律服务、专项非诉法律项目服务共11项服务内容。常年法律服务费全年包干为100万元（顾问费、诉讼服务、非诉专项服务全部包干计费）。但是，金道律所作为天赐公司的法律顾问明知为天赐公司办理申请破产的事务已经包含在《常年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不应当另行收取律师费；明知天赐公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即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却利用为天赐公司担任法律顾问的专业优势，在2015年6月1日以另行签订《委托合同》的手段，对同一“诉讼服务项目”重复收费，变相获得35万元未到期债务的提前清偿。这个事实有金道律所于2015年6月11日出具给天赐公司承诺书为证。该承诺书载明：“若贵司支付本所2015年6月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非诉讼，案号：金道非诉（2015）第103号）的全部律师费人民币35万元，则本所承诺金道法顾（2015）第00028号合同中约定的贵司于2015年9月10日应付的35万元律师费（仅该笔），可以不再支付。”第三，2015年6月1日金道律所与天赐公司签署的《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的法律服务事项：。4.代理甲方破产受理前的诉讼工作。但破产受理后，乙方代理工作全部终止，移交给破产管理人。”因此，在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间，金道律所先后代理天赐公司三件案件参加诉讼活动。其中（2014）杭建商初字第626号案件系跨两个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期限的案件（这有金道律所向原审法院提供的2014年度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为证）。而（2015）杭下商初字第29号案件和（2015）杭建商初字第581号案件系履行《委托合同》项下的义务。因此，根据该条约定，天赐公司破产申请受理后，金道律所代理工作全部终止，移交给破产管理人。但是金道律所没有根据该条约定将施克荣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材料移交给管理人，而是未经管理人授权继续参加诉讼。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判决错误。基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错误地认为“对于债务人天赐公司在受理破产前的经营规律和实际状况而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行为应适当加以尊重，而不宜过度损害交易安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不仅认定事实错误，而且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故为维护天赐公司管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天赐公司管理人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金道律所答辩称：一、天赐公司主体不适格，天赐公司管理人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2019年11月11日，金道律所收到一份民事上诉状，上诉人是天赐公司（落款处也是天赐公司公章），并不是天赐公司管理人，天赐公司管理人没有提出上诉。虽然这两个主体有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在法律上是两个不一样的单独主体。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九条之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主体是管理人，而非破产企业，故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3166号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是正确的，而本案上诉人主体资格错误。天赐公司管理人没有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所以，应从程序角度裁判天赐公司的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直接驳回其上诉。二、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应当维持。1.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撒销行为是指针对相对人已履行义务而债务人尚未履行义务的清偿行为，而本案并非此种情形，无法适用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金道律所收取的35万元律师费合法合理，系天赐公司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维系基本生产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该律师费是典型的“先付费，后服务”模式，费用支付后，金道律所代理的诉讼案件就有三件，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且其中一件是在受理破产裁定之后，经天赐公司管理人同意继续代理的诉讼案件。2.如果天赐公司管理人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恐怕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不敢再为可能破产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因为收取的律师费随时可能被追回，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利于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寻求法律服务。故一审判决认为对天赐公司在破产前根据经营规律和实际状况而支付的法律服务费用应加以尊重，不宜过度损害交易安全，这样的认定不仅尊重了案件事实，也保护了商事主体之间的交易安全，防止了管理人撤销权的不当行使，判决结果公正合理。三、一审中天赐公司管理人提交了2015年6月11日的承诺书作为证据，但其一审中并没有将2015年6月1日的《委托合同》（金道非诉2015第103号）作为证据提交，金道律所无法质证，其主张一审证据未经质证不能成立。该《委托合同》主要是关于天赐公司申请破产事宜请金道律所提供法律服务，该合同的服务时间自2015年6月1日至2015年7月15日，是专项委托，和本案无关。一审判决认定金道律所代理的三个案件，时间跨度与2015年6月1日的《委托合同》的服务时间不一样，不属于《委托合同》的服务内容。金道律所与天赐公司中间就相关法律服务事宜签订相应的合同，包括本案讼争《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均有明确的服务内容、服务期限，每份合同项下的收费均合法、合理，没有重复收费。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天赐公司管理人的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的主体资格，虽天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上诉状中载明的上诉人为天赐公司，落款处盖有天赐公司的公章，但天赐公司已于2015年7月15日经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天赐公司的意思表示能力受到限制，相应的意思表示通过管理人作出，同时，天赐公司的公章亦已由天赐公司管理人接管，此外，天赐公司管理人也就上诉状中的笔误向本院作出了说明，故可以认定提出本案上诉的主体是天赐公司管理人。关于天赐公司管理人主张撤销天赐公司于2015年2月2日向金道律所支付350000元常年法律服务律师费，对此本院认为，金道律所在收取该费用的同时按照《常年法律服务合同》之约定先后三次代理天赐公司参与诉讼活动，该费用系天赐公司为维护本公司的利益而支出的必要费用，虽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但不符合可撤销之情形。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浙江天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文杰 审判员  魏之薏 审判员  梁 琦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谢思一 书记员王诗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