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11民终2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件秀，女，1957年3月6日出生，汉族，系死者高伟平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能发，湖南齐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林军，男，197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付件秀外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寿林，男，195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琦，湖南金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望成，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民富，男，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剑，男198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张望成、陈民富、徐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耀明，湖南金浯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付件秀因与被上诉人王寿林、张望成、陈民富、徐剑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1121民初1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征询委托诉讼代理人意见，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件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能发、陈林军、被上诉人王寿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琦、被上诉人张望成、陈民富、徐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耀明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件秀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四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共计843,711.2元；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看，作为聚龙宾馆经营者的被上诉人王寿林未尽到应有之义务。宾馆窗户设置防护措施、警示标识，具有与其营业活动相适应的必要性、可行性。原审法院仅从窗户正常用途、没有质量问题来认定无须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是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首先，前者与后者不是必要条件关系，前者的存在不代表无须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其次，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势必会减少安全隐患，因此符合宾馆营业活动的需要。其三，从成本和防盗、保护财产的功能看，即便酒店不出于安全隐患考虑，也会出于自身考虑可能对窗户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其四，从可预见性看，未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势将会通过窗户增加引发安全风险的系数。从监管的角度看，作为聚龙宾馆经营者的被上诉人王寿林管理不到位、不作为，导致了危险事件的发生。根据祁阳县“高伟平死亡事件专案组”的核查报告，2011年8月16日事发当晚，祁阳县公安局技术人员当即对聚龙宾馆的监控资料进行了证据保存——这说明聚龙宾馆在事发前后监控设备工作正常，事发前后有高伟平等七个人进进出出xxxx房间，宾馆值班人员完全能够发现或者预见到其中不正常的地方。但是，聚龙宾馆却管理不到位，从而导致“多人共同吸毒”事件的发生。被上诉人王寿林作为宾馆经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被上诉人张望成、陈民富、徐剑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一，根据祁阳县公安局关于高伟平案的“调查报告”，是张望成联系高伟平、陈民富、徐剑等三人到聚龙宾馆的。如果祁阳县公安局的调查结论是真实的，那么张望成联系三人到宾馆聚会的行为就是造成本案的重要原因；其二，张望成作为联络他们到宾馆聚会的朋友，理应知道吸毒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却不报警，且既不阻止他们一同吸毒，也不阻止他们从危险极大的四层楼窗户爬窗逃跑，放任危害生命健康的后果发生。陈民富、徐剑不仅与高伟平一同吸毒，还与死者一同爬越高度危险的第四层楼的窗户，直接导致了高伟平死亡的后果。无论是张望成，还是陈民富、徐剑，对高伟平的死亡均存在严重的过错。综上，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四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寿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付件秀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人付件秀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判断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而定。本案中，上诉人付件秀主张被上诉人王寿林经营的聚龙大酒店没有设置防止爬越窗户的设施，也没有明显的警示标识，但上诉人付件秀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来予以证明。其次，从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结果来看，xxxx房内的窗户全部推开也只有44cm的高度和92cm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应是用于房间通气，在窗户没有破损的情形下不存在安全隐患。再次，宾馆对外是开放性场所，对于单独房间是私密空间，如果没有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宾馆值班人员根本不能发现或者预见到不正常的地方。高伟平死亡的原因是与被上诉人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一起在房间吸毒后因公安机关查房强行爬出窗户外逃避执法而坠亡。聚众吸毒系违法行为且在房间内秘密进行，对于在房间内发生的事情宾馆管理根本无法发现，无法作出相应的保障措施。第四，引起高伟平爬窗逃跑是因为公安机关巡查所引起的。公安机关执法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力，任何公民应该配合。派出所民警到宾馆巡查并不构成对高伟平的人身危害，高伟平应在原地等待，配合公安机关的执法，而高伟平为了逃避执法不听其他人劝阻，强行爬出宾馆房间内的窗户逃跑，造成的损害结果与酒店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关，且从高伟平逃跑的过程看，明显超过了宾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所以高伟平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2、高伟平对自身的死亡结果承担全部责任。（1）高伟平在事发当晚携带并吸食了毒品。（2）公安机关检查时，高伟平不听劝阻率先爬出窗外到空调挂机上去，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预见爬出窗外会导致的后果。（3）高伟平爬窗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执法，而不是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引起的。高伟平第一个爬出窗户逃跑是为个人利益的选择，未有受到外力胁迫。（4）高伟平不是意外坠落，而是主动从空调上跳下，最终导致坠亡，而这种行为与自杀无异。（5）高伟平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对环境与安全有足够的判断力，在不听劝阻的情况下坚持选择跳窗逃走，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依照《侵权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付件秀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望成、陈民富、徐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驳回上诉。一审判决对于本案是否具有引发的防范义务已经作出了详细阐述；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因为一审没有判决我们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没有提起上诉。付件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因原告之子高伟平在被告处死亡，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43,711.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付件秀系死者高伟平母亲。被告王寿林于2010年1月27日在祁阳县羊角塘镇东祥街经营了祁阳县羊角塘镇聚龙大酒店，2017年6月26日停止经营并注销工商登记。2011年8月16日晚上19时许，王智慧在聚龙大酒店xxxx开房，邀请王远科、黄峥荣和被告张望成到房间玩。晚上21时许，王智慧、王远科、黄峥荣有事离开，留被告张望成一人在房间，被告张望成联系高伟平、被告陈民富、被告徐剑分别来到该房间。高伟平到房间后，从身上拿出几粒“麻古”与被告陈民富、被告徐剑一起吸食。刚吸不久，羊角塘派出所民警因搜查另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的违法嫌疑人敲响了xxxx房门，被告张望成问是谁，得知是派出所民警后，高伟平、被告陈民富、被告徐剑怕被派出所抓获，准备爬房间内的合页窗逃跑，被告张望成劝三人不要跑，但高伟平三人未听，坚持爬窗户逃跑。高伟平第一个爬出窗户，站在窗户外靠右边的空调外机上，被告徐剑、被告陈民富接着先后爬出到窗户外靠左边的空调外机上。徐剑、陈民富两人在窗户外采用两人接力和抓住空调外机三脚架的方式爬到酒店三楼的空调外机上，然后从三楼的空调外机处跳到二楼的铁棚上，再从铁棚上跳到地上逃离。高伟平在酒店四楼窗户外逃跑过程中，不慎跌在酒店厨房后面的水泥坪地上。被告王寿林在听到厨房后面的声响后，告知了羊角塘镇派出所人员，派出所人员和被告王寿林一起查看后，立即打电话给羊角塘镇卫生院到场进行抢救，高伟平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祁阳县公安局对事件发生地点进行了现场勘查，查明宾馆四楼的4058房为双人客房，房门对面向西开有一扇窗户，窗户宽92cm，高51cm，推开窗户后的高度44cm，窗户外靠墙壁并列挂有两台空调外机。永州市公安局于2011年8月25日对高伟平进行了尸体检验，作出了（永）公（尸）鉴（法）字［2011］2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认定高伟平因外界钝性暴力致头部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小脑及脑干挫裂伤而死亡，高坠可以形成。2011年9月19日，祁阳县公安局作出祁公不立通字［2011］0012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高伟平家属，高伟平死亡案，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存在，不符合立案条件。原告付件秀对公安局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并申请复议，祁阳县公安局于2011年10月5日作出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2012年，原告付件秀先后向永州市公安局申请复查，到湖南省公安厅进行信访，均被答复对其诉求不予支持。此后，原告持续向上级部门信访至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四被告应否赔偿原告或对原告进行补偿；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就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被告方应否赔偿原告或对原告进行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为侵权纠纷，依据案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四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是确定四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的依据。原告方认为“羊角塘镇聚龙大酒店从事住宿、餐饮经营活动，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原告之子高伟平死亡，应承担侵权责任。该酒店作为个体工商户，现已注销，其应承担的责任应由经营者即被告王寿林承担。被告张望成、陈民富、徐剑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高伟平死亡的后果，也应承担侵权责任”。以下就四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宾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物”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为保管、维护及配套义务，另一方面为“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为应配备适当人员为参与社会活动的他人提供预防外界及第三人侵害的保障。安全保障义务不是无限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判断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而定。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王寿林经营的聚龙大酒店没有设置防止爬越窗户的设施，也没有明显的警示标识，但原告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来予以证明，而从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的结果来看，xxxx房内的窗户全部推开也只有44cm的高度和92cm的宽度，通常情况下应是用于房间通气，在窗户没有破损的情形下不存在安全隐患，故无需设置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高伟平死亡的原因是与被告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一起在房间吸毒后强行爬出窗户外坠亡，聚众吸毒系违法行为且在房间内秘密进行，宾馆房间是私密的空间，房间内不能安装摄像头，对于在房间内发生的事情宾馆管理者确实难以发现，进而无法作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公安机关执法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力，任何公民应该配合，派出所民警到宾馆巡查另案违法嫌疑人并不构成对高伟平的人身危害，高伟平应在原地等待，配合公安机关的执法，而高伟平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执法强行爬出宾馆房间内的窗户逃跑，造成的损害结果与酒店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关。故被告王寿林经营的聚龙大酒店在本案没有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理应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被告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与高伟平相约聚众吸毒的先行行为不能引发相互防范、救助的义务。众所周知，吸毒是违法行为，高伟平自参加吸毒时起，已处于违法过程之中，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即已存在。依照社会共同经验，四人一起吸毒的正常后果为其四人行为违法并受到法律制裁，而高伟平因爬窗户逃跑而坠楼身亡则是所有人难以预料的结果，即非正常后果。由此可见，被告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与高伟平共同吸毒的行为并不会导致高伟平坠楼死亡的结果发生，也就是说四人一起吸毒的先行行为，没有使高伟平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也就没有法律上的防范或救助义务。另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分析，我国法律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作为侵权行为要件的因果关系，只须具备某一事实，依据社会共同经验，即可导致与损害事实同样的结果。换言之，某种原因在特定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断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一般情形中，依照当时当地的社会观念普遍认为也能发生同样结果的，才能认定具有因果关系。行为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有没有实质上提高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本案中，被告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与高伟平一起吸毒具有违法性，显然存在过错，而高伟平是因参与吸毒在逃避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不慎坠楼身亡，张望成、陈民富、徐剑的过错不会提高高伟平死亡的风险，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三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再次，危险产生是高伟平自主选择结果。高伟平听到派出所民警敲门后，选择逃跑是其企图逃避公安机关追究其参与吸毒的违法行为，其选择逃跑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是其主观意识的追求。在听到敲门的系派出所民警后，被告张望成选择开门等待，并劝陈民富、徐剑和高伟平也不要逃跑，但高伟平第一个选择爬出窗户逃跑，并站在窗户外右边的空调外机上。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爬出窗户逃跑，是否踏上空调外机均为个人选择，未有受到外力胁迫。高伟平置身四楼窗户外的危险境地并非由于他人的指示或胁迫，而是其为逃避法律责任而作出的个人选择。第四、高伟平坠楼死亡与其企图逃避法律责任相关。高伟平明知公安机关执法，仍采取激烈的方式逃避，不但增加了执法的难度，还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其死亡虽然令人惋惜，但其逃避执法的行为不能得到鼓励和支持。本案中不能适用公平原则或其他民事原则酌情给予原告补偿，避免给违法犯罪分子传达错误的信息，使其错误认为逃避执法可获得补偿。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本案属于因人身损害引发的生命权赔偿纠纷，属一般侵权纠纷，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但原告付件秀在其子死亡后，一直以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信访的方式主张权利，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对被告方提出的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原告付件秀之子高伟平的死亡与被告王寿林、张望成、陈民富、徐剑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被告不存在因过错而导致高伟平的死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付件秀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237元，由原告付件秀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付件秀提交证据一：销售单，拟证明死者高伟平自2009年至2011年在羊角塘镇上从事鞭炮销售生意，应视为城镇人员；证据二：信访批示和信访材料、死者现场照片，拟证明高伟平系非正常死亡，被上诉人存在过错应承担责任；证据三：证人赵爱平证言，拟证明事发当晚十点多钟高伟平的尸体被丢在马路边，十一点以后高伟平的亲戚要进去看，防暴队的不准，于是拉拉扯扯起来。十一点半高伟平父母还没到场的时候防暴队的就把尸体强行带走了。从现场来看，聚龙宾馆没有防护措施。张望成、陈民富、徐剑的委托代理人质证提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字迹从肉眼来看几乎是同一个人书写，而且都是空白的纸随意记载的内容，不是用专业的销售单写的，并且也没有营业执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均没有原件，所有的批示都没有相关人的签名盖章，也没有直接说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在一审的证据中已经有公安局对上诉人的答复中记载了详细的事发经过，照片一审提交过，对高伟平死亡的本身是没有意见，但是对于其举证认为我方应当承担责任，存在过错，并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尸检报告不能证实我方当事人存在过错；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陈述的与上诉人代理人所陈述的不一致，之前上诉人的代理人说证人是这两天才同意出庭作证的，但证人说是在去年中秋节就开始请他出庭作证了；证明内容只是处理尸体的过程，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王寿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提出：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该销售单无法与原件核对，字迹上来看均是同一人所写，也没有正式的收据和发票，不能证明是由高伟平销售所得；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从内容上看，不是正式的信访批示答复文件；其次，该内容大部分是死者家属主观臆断的内容，与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明显矛盾，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尸检报告无法与原件核对，对于该真实性存在异议，从鉴定内容来看，该鉴定结果只证明了高伟平死亡的结果，无法证明王寿林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对证人赵爱平的证言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人陈述所知道的事情是比较容易的，但今天证人庭审作证的时候还需要纸条来讲述事发情况，代理人有理由相信证人表述的事实与事发当天的事实不一致；该证人证言只证明了高伟平死亡的结果，对于该结果的引起和发生，没有任何证明，也无法证明高伟平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王寿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证明高伟平是烟花爆竹销售人员，因为烟花爆竹销售是特许经营的行业，没有销售许可证及专业销售单据，不能证明为烟花爆竹的销售人员，充其量只能证明高伟平利用闲暇时间销售一些烟花爆竹，故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二是上诉人信访过程中的信访材料，不是客观证据，且证据二的主要的证明内容是状告祁阳县公安局不作为、乱作为，否定高伟平坠楼身亡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三证人赵爱平证明防暴队在高伟平家属赶到前将高伟平尸体强行带走的情况，与本案四被上诉人是否有过错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是：1、聚龙大酒店经营者王寿林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赔偿责任；2、三位与死者高伟平一同吸毒的被上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王寿林经营的聚龙大酒店没有实施加害行为，并非直接侵权责任人。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宾馆、酒店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判断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个案具体情况而定。从安全设施而言，只防止旅客过失受损，无法防止旅客的故意自害行为。本案中，王寿林经营的聚龙大酒店xxxx房内的窗户全部推开也只有44cm的高度和92cm的宽度，用于房间通气，通常情况下可以阻挡旅客不小心从窗口坠落，在窗户没有破损的情形下不存在安全隐患。由于死者高伟平在酒店客房内与他人吸毒，在公安民警巡查时为逃避执法机关的制裁越窗逃跑，高伟平明知越窗逃跑对自身安全有严重危害，仍故意为之，与酒店的安全设施和警示标志并无关联。从对旅客的管理层面而言，高伟平与被上诉人张望成、陈民富、徐剑在客房内聚众吸毒是秘密进行的，客房是私密空间，不能安装摄像头，高伟平等人在客房内吸毒以及在公安民警巡查时越窗逃跑，酒店管理者难以发现，无法作出相应的保障措施。故本案的损害结果与酒店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酒店经营者王寿林不必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被上诉人张望成、陈民富、徐剑、高伟平相约聚众吸毒的先前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高伟平坠楼死亡的结果发生，高伟平越窗逃跑坠楼身亡是高伟平自主选择的结果，与相聚吸毒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高伟平听到派出所民警敲门后选择逃跑，是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为的逃避公安机关追究责任的行为，该行为既具有违法性，又增加了自身危险性，是错误的选择。在当时的环境下，高伟平越窗逃跑，并未有受到外力胁迫，相反，被上诉人张望成在听到派出所民警敲门后选择开门等待，并劝陈民富、徐剑和高伟平也不要逃跑，尽到了劝阻之责，无需对高伟平坠楼身亡的后果负责。被上诉人陈民富、徐剑虽然也参与了越窗逃跑，但其越窗逃跑跟随在高伟平之后，并非越窗逃跑的组织者或者提倡者，也无需对高伟平坠楼身亡的后果负责。综上所述，付件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23元，予以免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治生审判员  李 飞审判员  杨世清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红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