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9民终7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白山蜈蚣峙码头。 法定代表人：于良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溪彪，浙江泽大（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声宇，男，195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康，浙江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声宇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浙0903民初1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海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溪彪、被上诉人黄声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康到庭就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发表了各自意见并接受法庭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黄声宇向海星公司支付332263.51元；本案诉讼费由黄声宇承担。事实和理由：股权对应的所有者权益即为舟山远大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的净资产，股权转让的实质是对公司净资产的转让。远大公司在此前经营过程中偷税漏税获得了不法利益，该部分非法所得在股权转让时已经由不知情的海星公司向原股东支付了对价。上诉人与远大公司系独立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此前双方不存在任何出资关系，上诉人对远大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并无法定知情权，双方也不存在法人人格混同，因此，上诉人不可能对远大公司形成控制关系，更不可能知晓其经营过程中存在账外收入和偷税行为。上诉人与远大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同时，相应的权利义务同步转让”指的是在股权转让后，双方股东对于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公司本身的对外权利义务无关。将双方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和所有者权益的评估价值相对照可发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按合法净资产价值支付对价。但客观上该部分股权存在瑕疵，致使目标公司实际的净资产价值远低于上诉人支付的对价。所以，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被上诉人并不能免除法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因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与合同约定不符是由股权转让前的非法行为引起的，原股东应承担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不利后果。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税务罚金决定书》并于2015年12月8日被扣划罚款后，向舟山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后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一审、二审，法院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此时，上诉人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才真正确定，因为只有行政行为成立，才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故，自法院终审判决之日起至上诉人起诉之日止，并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另，上诉人于2018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寄送了《催告函》进行追偿，一审时被上诉人对此并未否认，且有快递寄送的《催告函》予以证实。因此，即使诉讼时效自2015年12月8日起算，因上诉人于2018年12月7日进行催讨而发生时效中断，上诉人于2019年6月提起诉讼亦未超过诉讼时效。 黄声宇辩称,远大公司是上诉人全体职工出资设立的公司，远大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与上诉人的经营管理者实际为同一班人马。因此，上诉人的经营管理者对远大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均是知情的，当然也包括涉案的偷漏税行为。涉案税款及罚款中，被上诉人等股东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775万余元，因远大公司未依法代扣代缴，税务部门也未从上诉人处扣划，被上诉人无需承担；因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被处的罚款387万余元，以及因远大公司其他偷漏税行为被追缴的税费和罚款，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在收购远大公司股权前，上诉人曾委托评估机构对远大公司的股权进行价值评估。在其实际掌握远大公司财务现状的情况下，未对涉案偷漏税风险所必然产生的权利瑕疵纳入评估范围，说明上诉人愿意接受此权利瑕疵。《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股权转让同时，相应的权利义务同步转让，而未约定发生权利瑕疵后如何承担责任，亦说明上诉人明知存在权利瑕疵并愿意接受。因此，被上诉人无需承担上诉人所谓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税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的对象是远大公司，行政复议和诉讼都是远大公司提起，而所涉税费及罚款却是从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上扣划的。因此，上诉人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从实际被扣划款项之日即2015年12月4日、12月8日起算。上诉人直至2019年6月10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其所谓的复议和诉讼均是远大公司的行为，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称曾于2018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寄送了《催告函》，但其仅提供了函件发出的证据，并无被上诉人收到此函件的证据，不能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因此，上诉人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声宇支付税费332263.51元；2.本案诉讼费由黄声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星公司原系职工持股和国资参股的公司，于2007年1月决定由316名职工集资设立远大公司，鉴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实际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人数为31名，剩余职工为隐名股东,注册资本为33000000元；黄声宇系当时海星公司的副总经理，对远大公司的登记出资为1000000元（包括其他职工的隐名出资），并在远大公司成立后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远大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亦由海星公司指派。2010年海星公司被列入清理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范围，根据政府的工作安排，由海星公司收购远大公司，海星公司遂委托浙江方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远大公司进行股权价值评估，评估确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7695791.52元。参考上述评估结果，海星公司和黄声宇于2010年10月19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声宇将其名下远大公司2.9412%股权作价174万元转让给海星公司，后双方按约履行完毕了上述协议。2014年1月14日，舟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远大公司进行税务稽查，查明远大公司存在帐外收入等不规范财务行为，认定远大公司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少缴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情况。该局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舟地税稽处【2015】3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追缴2007年度企业所得税94817.32元、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2401546.25元、少缴的营业税40248.59元、少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2012.43元、教育费附加1207.46元、地方教育附加804.97元、地方水利建设基金1312.12元，责成补扣个人所得税7754604.17元，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2338993.27元，共计12635546.58元。该局于同日作出舟地税稽罚【2015】35号税务处罚决定书，对远大公司偷税行为处少缴营业税40248.5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012.43元、企业所得税2496363.57元一倍的罚款，计2538624.59元；对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7754604.17元处百分之五十罚款，计3877302.09元。上述处理和处罚所涉金额共计19051473.26元，远大公司和海星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4日和同年12月8日合计被划扣税款11296869.09元，差额部分7754604.17元即为应扣未扣个人所得税。海星公司以远大公司的上述偷税漏税行为发生在黄声宇持股期间，应由黄声宇按照其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海星公司和黄声宇关于远大公司的股权转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远大公司因在股权转让前的偷税漏税行为被税务部门处以补缴税款、罚款等，故本案所涉的争议系出让股东黄声宇是否应对远大公司的上述补缴税款和罚款承担责任。首先，本案所涉的已补缴税款和罚款11296869.09元未包括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均系公司应缴未缴税款或因偷税漏税、未尽代扣代缴义务而被罚款；其次，远大公司系海星公司全体职工发起设立的公司，双方具有关联关系，且从远大公司管理人员的安排上来看，海星公司对远大公司处于控制地位，故海星公司对远大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的获知并不存在任何障碍，特别是对其经营过程中的帐外收入所导致的偷税漏税行为应属明知；再次，海星公司在收购远大公司股权前，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远大公司的股权进行价值评估，在其掌握远大公司财务状况的前提下，未向评估机构提出对帐外收入及可能导致的税款支出等纳入评估范围的要求，应视为海星公司自愿接受并承担远大公司因上述不规范财务行为将导致的风险；最后，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的同时，相应的权利义务同步转让，而双方并未对如出现潜在债务情形下责任承担问题作出约定，故应视为海星公司对远大公司股权价值的认可，及对可能存在所受让股权价值的贬损风险的自愿承担。综上，海星公司要求黄声宇对本案所涉的补缴税款及罚款合计11296869.09元按原持股比例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远大公司和海星公司分别于2015年12月4日和同年12月8日被税务部门划扣税款，而海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曾向黄声宇进行催讨，故按照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亦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的规定，判决：驳回海星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142元，由海星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海星公司提交公证书一份，拟证明其曾于2018年12月7日向被上诉人寄送《催告函》，要求其承担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瑕疵责任，该权利主张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上诉人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黄声宇经质证，对该份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有过向被上诉人寄送《催告函》的行为，但并不能证明函件已经实际送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邮寄的快递单号自行在EMS官网上进行查询，无法查询到邮件的签收情况，被上诉人也没有印象收到过上诉人寄送的《催告函》。 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诉人海星公司提交的公证书可以证明其于2018年12月7日曾向黄声宇寄送过《催告函》，但因海星公司未提供邮件签收情况，且黄声宇否认其本人收到过该函件，故尚无法证明海星公司所称的其曾向黄声宇进行催讨，并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主张。 被上诉人黄声宇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远大公司系由海星公司全体职工集资设立，时任海星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声宇担任远大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二公司的其他管理人员亦有重合。因此，海星公司知晓或应当知晓远大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包括涉案的偷漏税行为。上诉人海星公司以二公司系独立法人为由，认为其对远大公司的偷漏税行为不知情，难以让人信服。股权转让前，海星公司曾委托评估机构对远大公司的股权进行价值评估，但其在掌握远大公司财务状况的情况下，却未要求将远大公司的账外收入及税款支出情况纳入评估范围；《股权转让协议》只约定了股权转让同时，相应的权利义务同步转让，但未就股权转让瑕疵的责任承担作出明确约定。结合海星公司与远大公司的关联关系，海星公司的上述行为应可视作其认可远大公司的股权价值，并自愿承担可能存在的股权价值贬损的风险。现海星公司要求黄声宇就案涉补缴税款及罚款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节。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虽然海星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被税务部门划扣了税款，但后续远大公司就税务部门作出的这一处理决定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至此，税务部门的行政行为成立，海星公司权利受损害的事实最终得以确定，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7年1月26日起算，海星公司起诉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 综上，海星公司关于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虽在认定诉讼时效一节存在不妥，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84元，由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邦良 审 判 员 许旭涛 审 判 员 熊俊杰 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 法官助理桂婷婷 代书记员 张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