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903民初4766号 原告：郑向富，男，汉族，1962年6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利，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跃琼，女，汉族，1965年6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应云，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彦，四川弘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向富与被告魏跃琼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向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利，被告魏跃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应云、韩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向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通过【歇字第（3／135／3／5）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旧房屋拆迁，并将拆迁安置所得的该套安置房登记在被告名下，实为原告将该套安置房赠与给被告，被告接受赠与”的赠与合同，并判令被告返还该套安置房（价值约20万元）给原告；2.判令撤销原、被告“通过【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面积为61平方米旧房屋拆迁，并将被告登记为拆迁安置所得的该套安置房的共有人之一，实为原告将该套房屋中的三分之一的份额赠与给被告，被告接受赠与”的赠与合同，并判令被告返还该套安置房的三分之一共有份额（价值约5万元）给原告；3.判令撤销原、被告“通过【歇字第（3／135／1／5）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将其个人所有的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面积为105平方米旧房屋出售给杨帆，并将所得售房款304500元赠与给被告，被告接受赠与”的赠与合同，并判令被告返还304500元给原告；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1986年12月18日办理结婚登记，于1985年3月生育儿子郑贤位，于1987年12月生育女儿郑巧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卖掉其婚前继承的位于遂宁市的房屋，用该价款购买了魏忠明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房屋。婚后，原告对旧房屋进行了多次改、扩建。在改、扩建过程中，郑贤位、郑巧梅未出资过。后原、被告婚姻产生矛盾，于2016年7月12日自愿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边面积约400㎡（实际测量414.23㎡）的房屋归原告所有。2016年8月4日，原、被告经亲友劝告办理复婚登记。2017年10月17日，遂宁市河东新区二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河东二期办）对原告所有的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边旧房屋进行拆迁。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原告将遂宁市船山区公路边面积为105㎡砖混结构旧房屋卖给杨帆，并将售房款304500元赠与给被告，被告接受了赠与。原告通过【歇字第（3／135／3／5）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赠与该套安置房给被告。原告通过【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赠与该套安置房三分之一份额给被告，被告接受了赠与。2018年12月13日，被告向法院起诉离婚，2019年2月28日，船山区法院判决原、被告离婚。原告不服遂提起上诉。2019年4月28日，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认为2016年与被告第一次离婚时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两人于2010年在同村组公路边修建的400余㎡房屋归原告所有。虽然两人又复婚，但未就该房屋重新签订协议，因此该400余㎡房屋属原告个人所有。2017年该房屋被拆迁时原告通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赠与被告前述安置房和售房款。2017年房屋拆迁后被告转变态度，多次要求与原告离婚。原告赠与被告前述安置房和售房款是基于夫妻关系，相互有扶养、照顾义务的前提，但被告得到前述安置房和售房款后坚决与原告离婚。原告现身患重病、长期治疗，年事已高且缺乏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经济十分困难。为保障原告的生存权，在原、被告离婚后一年内,原告享有对上述赠与合同的撤销权，故原告起诉来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魏跃琼辩称，原告对案涉房屋不享有个人所有权。2012年12月19日,案涉房屋确权为郑巧梅、胡毅、魏跃琼、郑向富、郑卿银五人共同所有，未确定每人的份额，故原、被告之间的离婚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原、被告对案涉房屋没有处置权利。原、被告及房屋共有人于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分房协议，是原、被告及家庭成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故案涉房屋不是原告个人所有。原告陈述被告未尽夫妻扶养义务的陈述不实。从原告提出的治病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治疗时间是在2015年至2016年原、被告第一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都早于分房协议签订之前。假如原告在治疗期间没有钱治病，被告未尽扶养义务，原告不可能在2017年10月17日签订分房协议来约定原、被告及子女的共同财产份额，故原告陈述不属实。既然原告个人不享有该案涉房屋，那么原告就不享有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因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即使原告享有撤销权，但也是违反法律规定。通过对原告的询问，原告在知晓离婚判决生效后才知晓撤销权，行使赠与撤销权。该行为违反民法总则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假如法院不判决离婚，原告也不会提起撤销权之诉。以撤销权来绑架婚姻自由，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规定。原告不享有撤销权。原告是否不具有劳动能力应当提出证据证明。2010年，原、被告在修建了面积约为400㎡的楼房，该房屋与被告举证的房地产登记信息中房屋为同一套房屋，因该房屋已拆迁，所以现在房屋属于失效状态，若原告认为被告的证据不是本案房屋应当举证证明。（2019）川0903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中的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这仅是原告对该离婚协议内容的复制，在判决书第8页，法庭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房屋系原、被告二人所有财产，故原告主张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理由不成立。原告认为其子女对父母分割财产知情却未提出异议是不成立的，其子女不是专业法律人士，并且基于其与父母之间的亲缘关系，不可能提出正式的书面异议，要求二子女提出书面异议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被告举证的分房协议实质上已经是家庭成员对家庭财产的共同处分，不需要案外人杨帆的到场和同意。该拆迁房屋是拆迁办因对拆迁行为受损的房屋共有人进行的补偿，不是原告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原告提出的合同法第192、195条规定赠与人可以在赠与财产未转移时不履行赠与合同的规定，但本案中原告方认为的赠与的财产实质上已经通过转款、房屋拆迁协议等形式实现了房屋权利的转移，原告认为被告基于夫妻关系对原告有扶养义务，可以基于此对被告实现撤销拆迁协议的权利，其实质上是认为原告与被告间成立了与夫妻关系存续与否为条件的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规定，婚姻、继承等人身关系不适用合同的调整。根据婚姻法第二条规定，男女双方均有婚姻自由、结婚、离婚的自由，原告认为的赠与合同也是不成立的，是违法的。原告起诉的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赠与合同在合同法第185条规定，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赠与给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赠与合同。本案中原房屋属于原、被告及其子女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并非原、被告二人的共同财产，也不是原告个人财产，原告无权将原房屋赠与给被告。原、被告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和赠与的事实。原告的证据三份拆迁安置协议并非双方间的赠与合同，三份拆迁安置协议的主体均为拆迁办与原、被告家庭成员，不是原、被告双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无权依据拆迁协议来撤销所谓的赠与。原告认为其撤销的是通过赠与方式签订的拆迁协议，实际也是对拆迁协议的一种撤销。原告提出的其身体状况不好，被告对其的扶养义务是基于婚姻关系存续，在被告起诉至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原、被告间的婚姻关系早已解除，一年内提出的赠与合同纠纷撤销期间也是不对的。其意见是对婚姻关系是否存续为依据提出的撤销。综上，原被拆迁房屋不属于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也不是原告个人财产，原告无权对该房屋作出处分。原、被告之间既无赠与合同也无赠与事实，其提出的赠与合同撤销不符合合同法和婚姻法的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辩解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被告于1986年12月18日登记结婚，于1986年3月20日生育儿子郑贤位，于1987年12月13日生育女儿郑巧梅，于1996年购买了魏宗明位于永兴镇歇马庙村3组10号的房屋并多次进行扩建。2010年，原、被告购买了魏宗明在马路边的另一块宅基地并修建新房一套。2013年，马路边房屋进行了拆迁，原、被告及案外人郑贤位与河东二期办签订了四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歇字第（3／38／1／4、2／4、3／4、4／4）号，其中歇字第3／38／1／4号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户型为105㎡的房屋安置在案外人郑贤位名下；歇字第3／38／2／4号、歇字第3／38／3／4号安置协议的被拆迁安置人为被告魏跃琼，两份协议均选择了货币安置方式，货币安置款分别为267632.76元、193408.19元；歇字第3／38／4／4号安置协议中，约定房屋安置在被告魏跃琼名下。货币安置款合计461040.95元，由遂宁市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18日和2016年8月12日打入被告魏跃琼在遂宁银行的账户。歇字第3／38／4／4安置户型为75㎡房屋，实际安置地为任家渡山水小区，安置面积为76㎡，魏跃琼于2019年2月12日将该房屋以345000元出售给案外人刘开华。2016年7月12日，原、被告办理离婚手续，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平方米的房屋归原告所有。2016年8月4日，原、被告经亲友劝告，办理了复婚登记。2017年10月17日，河东二期办对遂宁市船山区㎡的旧房进行拆迁。在签订拆迁协议时，原告将其中面积为105㎡拆迁安置房屋，以304500元出售给案外人杨帆。2017年10月17日,杨帆将购房款交由中间人蒲其林后,与河东二期办签订【歇字第（3／135／1／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05㎡）。2017年10月18日，蒲其林将该款转账支付至魏跃琼账户。剩余的309.23㎡，河东二期办分别与郑巧梅、胡毅、胡郑峰钰签订【歇字第（3／135／2／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86㎡），与被告魏跃琼签订【歇字第（3／135／3／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86㎡），与郑贤位、蒋兰春、郑安然、郑卿银签订【歇字第（3／135／4／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76.23㎡），与原告郑向富、被告魏跃琼、郑卿银签订【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61㎡）。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对案涉房屋拆迁所安置到被告名下的【歇字第（3／135／3／5）号】、【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属于赠与并有权撤销？2.原告通过【歇字第（3／135／1／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出售案涉安置房屋所得售房款是否属于赠与并有权撤销？关于争议焦点1，河东二期办分别与原、被告及案外人签订的【歇字第（3／135／1／5）号】、【歇字第（3／135／3／5）号】、【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均为拆迁安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的房屋而来，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人，除原、被告二人外，还有包括二人女儿郑巧梅等在内的其他人。本院（2018）川0903民初5573号、（2019）川0903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书和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9民终347号民事判决书中，均因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414.23㎡的房屋仅系原、被告夫妻二人单独所有的财产，从而驳回了原告予以分割的诉讼请求。原告在本案中仍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房屋仅系原、被告夫妻二人单独所有的财产，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414.23㎡的房屋系原告单独所有财产。因此，原告诉称【歇字第（3／135／3／5）号】、【歇字第（3／135／5／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的房屋为其个人所有，已赠与给被告并主张撤销赠与要求被告返还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且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故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2，争议焦点1中已阐述原告主张该414.23㎡的房屋仅系原告个人单独所有财产的意见不成立，因此原告主张售房款304500元系其个人赠与给被告的理由不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原告自认该房屋系其自己所卖，案外人和原、被告同时于2017年10月17日到河东二期办签订了《分房协议书》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案外人杨帆亦于同一天将购房款转给了中间人，中间人于第二天将款项转付到了被告账户。原告不可能将房屋卖给杨帆几年仍不收取购房款，亦不可能至与原告离婚时才知道该款在被告处，因此原告在该款项到被告账户时即知晓，即使如原告所述赠与给被告成立，该赠与从被告收到该款至原告起诉之日，亦已超过撤销赠与的一年期间。同时，原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所规定的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形,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款项仍在被告处。且货币不具有特定性，占有即所有，该款项支付到被告账户即为对应的权利已转移，即使如原告所述赠与给被告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原告亦不可撤销赠与。综上，原告主张其通过【歇字第（3／135／1／5）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卖给杨帆所得售房款304500元赠与给被告，撤销该赠与并要求被告返还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郑向富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40元，减半收取计4670元，由原告郑向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树青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