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9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金康，男，1965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黄春江，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进军，男，1976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柳建明，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金康因与被上诉人沈进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13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浙商城市广场开封中心书城项目由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发包给圣大控股有限公司，实际由孙金康施工。在该项目中，孙金康曾将内装铝板安装的劳务部分分包给沈进军，沈进军向其提供了劳务。2019年1月15日，在业主单位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的召集下，沈进军、孙金康签订铝板安装组的结算清单一份，确认沈进军的劳务报酬合计1393036.45元，已付790000元，未付金额为600001.95元。同时由圣大控股有限公司的代表刘某在结算清单上签字。结算清单出具后，孙金康仅支付沈进军130000元，余款470001.95元至今未付。2019年8月28日，沈进军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孙金康支付沈进军劳务工资470001.95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沈进军、孙金康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沈进军、孙金康双方于2019年1月15日签订的结算清单，内容明确、具体，应作为双方之间有效的结算凭证。孙金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与沈进军签订了结算清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有着充分的认识与了解。孙金康在本案中辩称结算单的内容与实际工程量不符、双方并未进行真正的结算，结合孙金康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沈进军早在2018年11月时就通过微信向孙金康发送过相应的工程量清单，孙金康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核算工程量，而案涉结算单上记载的单价、数量、总价和工时等亦与微信中两份清单基本一致，现沈进军持有双方签订的结算清单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已经进行了结算。在结算清单出具后，孙金康从未向沈进军主张过撤销该份结算清单，且孙金康后续还有付款行为，故孙金康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孙金康在庭审结束后提出对案涉工程铝板安装组的安装劳务费进行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双方之间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结算，案涉工程亦投入使用，故该鉴定没有启动的必要，对于其鉴定申请，原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对沈进军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孙金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沈进军劳务报酬470001.95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8月28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如孙金康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50元，减半收取4175元，由孙金康负担。沈进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孙金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孙金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具体如下：第一、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清单的形成过程，未查清上诉人在清单上签字的主观目的、特殊背景，未查清该份结算清单的具体用途，仅凭形式上的“表面证据”作出认定，从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公。事实上，案涉清单上的内容并非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上诉人确认工程量及金额，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最终结算，清单只是用于配合业主单位解决当时紧迫的农民工讨薪事件。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15日，在业主单位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的召集下，原、被告签订铝板安装组的结算清单一份，确认原告的劳务报酬合计1393036.45元，已付790000元，未付金额为600001.95元。同时由圣大控股有限公司的代表刘某在结算清单上签字。”进而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月15日签订的结算清单，内容明确、具体、应作为双方之间有效的结算凭证。”该事实认定片面、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交工人拉横幅的照片、圣大控股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出具的《函》以及证人刘某的证言，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结算单的形成事实经过：即2019年1月临近春节，案涉工程有大量农民工通过集会、拉横幅、向劳动局投诉等过激方式催讨工资。2019年1月15日，为了解决春节农民工欠薪问题，业主单位开封大庆置业有限公司召集四方会议，会议上大庆公司要求各班组提交一份清单，并由项目负责人代表签字，然后统一交由大庆公司负责和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接，以此要求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拨付一部分工程款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当时由于案涉铝板安装组并没有实际测量结算过工程量，被上诉人自行制作了一份工程量清单，该清单上的工程量及金额均是多报的，按照当天会议要求，项目负责人必须在上面签字，当时情况紧急，场面混乱，农民工代表情绪激动，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迫在眉睫，清单当场就要提交，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去核实工程量。当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同意该份清单只是用于配合被上诉人交由大庆公司审批拨付部分工程款，以解决农民工讨薪事件，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工程款结算。因此，案涉结算清单上的内容并非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上诉人确认的“实际工程量及结算金额”，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最终结算”，只是用于配合解决当时紧迫的农民工讨薪事件。特别是，该份结算单签字后，双方又共同对工程量进行了测量，这一点，上诉人的证人全某的证言明确证明了该节事实，如果案涉结算单是真实的最终结算依据，双方就没有必要在结算单出具后再去共同测量，这一点足以推翻案涉结算单并非双方的最终结算凭证。上诉人在该清单上签字根本没有预料到被上诉人会钻空子、耍手段，直接利用该清单作为证据通过诉讼向上诉人主张劳务款。第二、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程序违法。案涉结算清单在未经双方结算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单方申报形成，工程量及金额明显过高，通过鉴定，便能够查清本案实际的工程量及金额，亦能对本案作公正的评判。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双方之间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结算，案涉工程亦投入使用，故该鉴定没有启动的必要，对于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与准许。”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准许鉴定，程序违法。首先，本案双方不存在有效的结算，通过鉴定能够查清本案“客观真实”的工程量及金额。其次，案涉结算清单是被上诉人自行申报制作，工程量及金额明显过高，通过鉴定便能查明事实。当时该结算清单是用于业主审批拨付解决农民工工资的工程款，被上诉人是故意多报的，按照工程实践的“潜规则”，施工方自行上报的工程量均会有所多报，这样能让业主争取多拨付一部分工程款。该份结算清单记载的工程量远远高于实际工程量，例如玻璃扶手，清单上记载了1003.5米，上诉人测量为800余米；石膏板面积清单上记载了4369平方米，上诉人测量为2800余平方米；舞台安装费清单上记载了101966.95元，上诉人测算15000余元；电焊点工清单上记载了358工，上诉人测算为50余工等等（实际工程量以二审鉴定为准）。因此，本案上诉人提出对于案涉工程铝板安装组的安装劳务费进行鉴定完全有必要，法院应予以准许，通过鉴定既能有助于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也能作为结算的参考依据，否则继续让虚假掩盖真相，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第三、一审法院主体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在该项目中，孙金康曾将内装铝板安装的劳务部分分包给原告，原告向其提供了劳务。进而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实为圣大控股有限公司，上诉人是圣大控股有限公司授权的项目负责人，上诉人在对项目进行管理时是以圣大控股有限公司的名义，被上诉人应与圣大控股有限公司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第四、一审法院论证以偏概全，且违背工程结算的惯例。一审法院认为：“孙金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与沈进军签订了结算清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有着充分的认识与了解。沈进军早在2018年11月时就通过微信向孙金康发送过相应的工程量清单，被告完全有时间去核实工程量，而案涉结算单记载的单价、数量、总价和工时等亦与微信中两份清单基本一致，现原告持有双方签订的结算清单应认定为双方之间已经进行了结算。在结算清单出具后，孙金康从未向原告主张过撤销该份结算清单，且孙金康后续还有付款行为，故孙金康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理由系违背事实的主观臆断。首先，案涉结算单并非在上诉人“正常理性”的情况下签订，是在四方会议现场紧急、混乱情况下签订，现场不仅有业主单位、施工单位代表还有农民工代表，人数很多、场面混乱，农民工代表情绪激动，当时业主单位大庆公司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工资方案，如果上诉人不配合签字，农民工讨薪事件将继续激化升级，这也是上诉人及圣大公司刘某不得不配合签字的原因。如果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的结算，根本不需要圣大公司的刘某来签字确认。该结算单的目的，只是为了配合大庆公司解决农民工讨薪事件，作为大庆公司应付工程款的参考金额。在当时状况下，上诉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产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最终结算”的法律后果。其次，被上诉人本身不应该持有该份清单，该份清单不是给被上诉人的，是出具给大庆公司的，被上诉人现在持有该份清单是上诉人无法预料的。上诉人更无法预料到被上诉人会钻空子、耍手段，获取该份清单，利用该清单进行虚假诉讼。一审法院不能因上诉人之前未主张撤销该份结算单，就将其作为认定有效的依据之一，因为上诉人根本无法预料会出现今天的法律后果，也根本不知道被上诉人持有了该份结算单，上诉人直到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方才知道被上诉人持有该份结算单。所以，上诉人根本不可能提前主张撤销。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早在2018年11月时就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过相应的工程量清单，被告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核实工程量”，亦违背工程领域的惯例。按照惯例，工程施工中每一个分项的结算、付款均是与整个工程的结算、付款同步，本案铝板安装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最终的测量结算是需等到整个工程完工后才会进行，并且是需要业主单位共同参加的，不可能施工人上报一个工程量就单独组织测量结算。最后，上诉人后续的付款行为跟结算单是否有效并无直接的关系，上诉人在实际工程量之内支付剩余工程款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的论证以偏概全，完全违背工程惯例。第五、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予以否定，明显错误。关于被上诉人微信发送的工程量清单2份，对于中心舞台大钢架，其两次自行上报时只有5万元，而案涉结算清单上有10万余元，明显虚高，清单明显存疑，一审法院对此却视而不见。关于2019年1月17日圣大公司发给大庆公司的《函》中，函内容记载当天是为了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召开四方会议，会议上大庆公司要求各班组提交一份清单，并由项目负责人及与会单位代表签字，然后统一交由大庆公司负责和河南省新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对接。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结算清单出具的背景、经过。且事后圣大公司发函明确告知不得作为项目结算、审计，能够印证当天签署的结算清单并非客观真实。关于刘某的证言，刘某作为在场的当事人、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对于结算清单签署的原因、过程完全清楚，其也如实向法院陈述了签署过程，然而一审法院却依然认为结算单的出具背景并不影响其真实性，明显错误。关于证人全某的证言能够证明，2019年1月15日，工程量尚在测量中，对于铝板安装组的工程量并没有测量结束，该证言能够印证当天签署的结算清单并非是真实结算。证人沈某的证言仅仅对自己石材铺装班组的情况进行陈述，且其陈述事实因为涉及到其自身利益，并非客观属实。但沈某明确告知法庭其不知道铝板安装组的情况，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沈某证言能够证明沈进军的结算单系真实有效，沈某证言并无关联性，怎么能证明案涉结算单系真实有效？明显论证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表相证据”，未加以认真审查就草率判决，且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导致本案事实认定错误，造成司法不公。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认真审查本案，不要让虚假继续掩盖真相。同时，启动对本案的鉴定程序，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对本案作出公正的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孙金康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证明案涉工程经发包单位圣大建设集团安徽分公司委托第三方鉴定，被上诉人劳务费结算清单数额并不属实，存在较多错误，该结算单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最终定案依据。2、考勤表及结算单，证明被上诉人所做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但被上诉人拒不整改，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完成整改，产生整改费2050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沈进军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认为结算清单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2019年1月15日经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与2018年11月28日通过微信向上诉人发出了工程量清单，其记载的单价、数量、工时、总价等基本一致，只是对部分项目进行了重新归类，其内容明确、具体，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的结算凭证。案涉劳务工资结算，完全符合工程劳务工资结算交易习惯。沈进军承包的劳务于2018年5月底完成，作为劳务承包人根据提供劳务工程量、双方确定的单价，与劳务发包人一方的上诉人进行劳务工资结算，完全符合工程劳务工资结算的交易习惯，并有同一工程的其他劳务承包人与上诉人结算劳务工资的事实印证，而业主单位并非案涉劳务发包人，与沈进军不发生结算关系，因此，上诉人认为劳务工资结算需要业主单位参加，不能单独结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否认自己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完全违背常理。作为上诉人在一审时申请为其利益出庭作证的证人沈某，也系劳务承包人之一，承包的劳务为石材铺装，该证人作了真实、客观的陈述，证言与本案具关联性不容置疑。上诉人仅因该证人未按上诉人的要求作证，就认为证人的证言非客观属实、与本案无关联性，明显有悖常理。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结算清单签字确认的法律后果是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的，如果认为结算清单有与实际不符之处，且有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2018年11月28日其微信收到的工程量清单，在案涉清单签字前有足够时间进行核实，故不存在上诉人认为不可能去核实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予以签字确认足以证明业经核实。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及的该份结算单签字后，双方共同对工程量进行了测量纯属虚构的事实。上诉人认为，结算清单只是用于配合业主单位解决当时农民工讨薪事件。劳务关系发生在沈进军与上诉人之间，系双方之间的结算，其形成的背景无论如何，均不能否认双方形成结算的事实，否认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且上诉人在一审时并未否认案涉结算清单的真实性，其证人刘某在一审中同样未否认结算清单的真实性，该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已经进行了真实、有效的结算。经双方签字确认的案涉结算清单并非只有一份，沈进军作为劳务承包人，在提供、完成劳务结算后，持有结算清单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合法的，上诉人也是清楚和明知的。二、一审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请求对案涉劳务费进行鉴定，其目的明显系出于拖延诉讼、拖延付款时间。沈进军承包的劳务工程早就结束，案涉工程早已投入使用，在结算清单签字后本案提起诉讼前，有多次催讨过劳务工资的事实，上诉人从未主张过撤销沈进军持有的结算清单，还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足以证实劳务工资业经有效结算，故上诉人的鉴定请求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同意完全合法。三、一审诉讼主体正确。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沈进军与圣大控股有限公司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时，上诉人未就列其被告的诉讼主体进行抗辩，整个诉讼过程从未提及沈进军系与圣大控股有限公司建立劳务合同关系，从未否认其实际承包人、发包了案涉劳务的事实。上诉人作为开封中心书城项目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与上诉人建立劳务合同关系，有双方劳务工资结算，已付的劳务工资全系上诉人支付的事实印证。综上，请求二审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沈进军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孙金康提交的证据1，被上诉人沈进军认为不是新的证据，同时对合法性、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为双方的劳务工资已经合法进行结算，在一审判决之后，上诉人单方面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不合法，且该报告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孙金康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确认。 上诉人孙金康提交的证据2，被上诉人沈进军认为不是新的证据，同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被上诉人已经当庭陈述，所谓的质量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而且已经整改完毕，所以不存在质量问题，如果上诉人认为存在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予以处理，而不是以考勤表、结算单就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考勤表、结算单和本案没有关联，不能看出是为谁提供服务。本院认为，关于工程质量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沈进军、孙金康于2019年1月15日签订的结算清单，内容明确、具体，从孙金康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沈进军早在2018年11月时就通过微信向孙金康发送过工程量清单，说明在2019年1月15日签订结算清单之前，孙金康有充足的时间核对工程量，孙金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知在该结算清单上签字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仍进行签字确认，该结算清单应当作为双方当事人结算劳务报酬的依据。孙金康上诉认为该结算清单并非双方的最终结算，只是用于配合业主单位解决当时紧迫的农民工讨薪事件。但孙金康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且在签订结算清单后孙金康从未主张撤销该结算清单，并后续还支付了部分款项，故孙金康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双方之间已经进行了有效结算，案涉工程亦投入使用，原审法院对孙金康提出工程量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之处。孙金康二审中要求对工程量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亦不予准许。孙金康上诉认为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实为圣大控股有限公司，其只是圣大控股有限公司授权的项目负责人，沈进军应与圣大控股有限公司间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孙金康所主张的该事实缺乏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且与现有有效证据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50元，由孙金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