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章福兰，女，1952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湘君、白璐瑶，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益东，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继华，女，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耀、张雯婷，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章福兰因与被上诉人徐益东、朱继华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章福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是2019年1月份，案外人钱灵慧向上诉人章福兰提出了购买章福兰在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的购买意向，章福兰决定以协商竞价的方式出让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的股权。从钱灵慧以650万元报价，到章福兰向公司其他股东发送股权转让通知书，到被上诉人(下称徐益东和朱继华)提出购买回复，再到钱灵慧继续以820万元竞价，章福兰再次通知徐益东和朱继华是否继续参与竞价的整个过程看，这是一个协商竞价过程。章福兰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对款项支付的时间、违约责任、税费负担等具体受让条件都没有明确，该份通知书既不符合内部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时法律确认的同等条件，也不符合要约承诺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将上述过程理解为要约和承诺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法律适用不仅错误并且混乱。(一)假定本案中徐益东和朱继华根据《公司法》第71条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已经具备，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来判定合同成立生效也是错误的。首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承诺仅适用于一般买卖合同，而本案涉及的是股权转让，而非直接发生在徐益东、朱继华和章福兰之间的一般买卖合同纠纷，根据特殊法优先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本案中徐益东和朱继华得以主张优先购买的事实基础是章福兰与钱灵慧要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法律基础是《公司法》第71条赋予的内部股东同等交易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一审法院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四对内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法律适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审理，而不能故意规避《公司法》，直接套用《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合同法》中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在本案中没有适用空间。一个公司法范畴内的案件，支持诉讼请求成立的核心法律依据竟然是《合同法》第14条，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错误且逻辑混乱。其次，退一步讲，假设本案能脱离《公司法》框架，一审法院直接适用《合同法》中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作为支持徐益东和朱继华诉讼请求的核心依据，一审法院对《合同法》第14条的理解和适用也是错误的。《合同法》第14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而章福兰向徐益东和朱继华发送的股权转让通知书的内容是告知他们钱灵慧已经报价650万元购买股权，问徐益东和朱继华是否以同等价格参与竞价，而非向徐益东和朱继华发出希望跟他们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从要约的法律构成看，要约内容要具体确定，从《合同法》第12条关于合同条款的一般内容看，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内容：(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很显然，股权转让通知书仅有标的和价款，对保障合同顺利履行的其他条件均未约定，说明股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不明确、不具体，不符要约的第一项法律要求。要约第二个法律要求是要约人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但股权转让通知书中，章福兰并未向徐益东和朱继华表达过一旦他们做出购买承诺，章福兰就同意受到他们承诺的约束的书面内容，所以股权转让通知书也不符合要约的第二个法律要求。综上，本案即使抛开公司法，在合同法框架里讨论法律适用，章福兰的股权转让通知书也不是一个要约，相应地，徐益东和朱继华的购买回复也不构成承诺。所以，即使本案变相适用《合同法》条款作为徐益东和朱继华诉请的法律依据，基于股权转让通知书这份关键证据不符合《合同法》第14条规定的法律条件，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14条支持徐益东和朱继华的诉请也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认为章福兰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0条为依据主张反悔权不成立的理由是“该条涉及的是股东之间的转让合同未成立，出让股东有反悔权，而本案基于《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已成立，所以出让股东没有反悔权”，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明显违法。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其他股东主张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时，如果出让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出让股东就没有反悔权；如果出让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出让股东才具有反悔权。一审法院的判决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出让股东依法履行通知义务情况下，出让股东行使反悔权的限制条件，该法律解释是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0条的突破性再解释，但是一审法院不具备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的司法权。而且这种再解释在法律逻辑上有很大的漏洞，如果股权转让合同未成立就意味着，出让股东的通知有问题，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条件还不具备，如果条件不具备合同未成立，出让股东根本无需行使所谓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反悔权则毫无意义，而且《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0条关于出让股东行使反悔权须赔偿其他股东合理损失的规定就没有了依据，合同都未成立，规定出让股东反悔赔偿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据此推导，如果一审法院的观点成立，那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和第20条均须废除。综上分析，一审法院的再解释逻辑上无法自洽，法律上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和20条相违背，故其判决的认定依据明显违法。三、一审法院支持徐益东和朱继华的诉讼请求违法。《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21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公司其他股东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主张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只提出一个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确认的诉请而没有同时提出一个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实体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本案中徐益东和朱继华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一个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徐益东和朱继华的诉讼请求，故一审法院支持徐益东和朱继华的诉讼请求违法。四、一审法院案由适用错误。本案立案时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章福兰提起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徐益东和朱继华将本案的诉讼请求从“主张以650万元优先购买章福兰股权”改为“以650万元优先购买章福兰股权的转让合同成立生效”，一审法院即将本案案由改为“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由根本就找不到“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纠纷”这个案由，一审法院这种创造案由的做法明显违法。综上，上诉人章福兰认为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存在重大错误，请求查清事实并依法予以改判。 徐益东、朱继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第一，被答辩人主张其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及答辩人回复的一系列行为是一种协商竞价过程，与客观事实是不相符的。被答辩人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答辩人在合理期限内以回复函的形式，形成了新的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通知书并没有向答辩人传达竞价的意思，而是包含了特定的标的、支付方式、回复承诺的方式等订立合同的实质性要件，充分表达了被答辩人以650万元向答辩人转让10%股权，并承诺愿意接受约束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系合同的要约形式与事实是相符的，并无不当。合同法第十三条明确约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采取要约与承诺的方式，要约与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规则。在本案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理应适用要约与承诺的方式来订立合同，而答辩人主张不适用要约与承诺的方式，显然于法无据。另外，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一条，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十八条均明确规定了合同中具有当事人的姓名、标的和数量这些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应当认定合同是成立的。同时，也应当是已经表明了同等的条件。所以，在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答辩人又在合法的期限内进行相应回复予以承诺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关于答辩人主张的反悔权问题。首先，从立法目的来看，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特别强调股东信任和合作，反悔权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公司的人合性。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7条明确规定是放弃转让，应当理解为既不向其他股东转让，也不向非股东的第三人进行转让。这是为了维护公司的人合性，而不是被答辩人强调的采用竞买方式从原来的650万元竞买成820万元。在此期间，被答辩人并没有放弃转让，而是采用加价转让的行为。这种故意抬高价格来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属于恶意，不仅伤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违背了公司法保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立法本意。第三，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主张的诉讼请求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没有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这条规定，在本案中应当予以适用。而被答辩人所称的前述司法解释第二款的规定，其约束的应当是转让股权的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他们之间的确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变动效力的请求时才需要同时主张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更何况，在本案一审当中，答辩人已明确提出了需要适用优先购买权。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益东、朱继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俩原告以650万元价款优先购买被告在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的买卖合同成立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徐益东、朱继华、被告章福兰及案外人刘宿英、张羽系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股东。2019年1月22日，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召开全体股东参加的股东会议，会议讨论研究决定，关于股东股权转让应经其他股东同意方能转让，并且其他股东有有限购买权；股东人数原则上只增不减。被告与案外人钱灵慧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拟出让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的股权。2019年4月15日，被告以《股权转让通知书》方式分别书面通知俩原告，其拟将拥有的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予以转让。《股权转让通知书》载明：出让股权及价位：本人拟将拥有的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232.5万元），以人民币650万元出让，受让方需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拟受让人：钱灵慧（身份号码：3303021964××××××××）。请徐益东/朱继华股东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确定在上述同等条件下是否需要购买本出资人拟出让的股权；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同意上述转让。符合受让条件时，本出资人将要求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相关回复请通过书面方式（请通过电子邮件、快递方式或微信文字方式）。同年5月6日，原告徐益东微信回复同意以650万元受让股份。次日，俩原告分别书面回复被告，同意以650万元受让被告在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的股权。2019年5月13日，章福兰发布通知函，征询原告是否继续参与竞价。5月17日，原告徐益东复函被告，认为继续竞价违反《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双方之间的股权买卖合同已成立，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5月23日，被告答复原告徐益东，认为股权竞价是正常市场行为，《股权转让通知书》是要约邀请，双方之间未形成合同关系。2019年6月11日，钱灵慧发布竞价通知书，欲以820万元购买被告名下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的股权。 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向其他股东履行通知义务，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规则。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一项要约，另一方当事人同意该要约并表示承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被告通过书面形式将《股权转让通知书》送达原告徐益东、朱继华，该通知明确了拟转让的股权数量、价格、拟受让人姓名、付款方式等合同实质要件，应视为合同要约。原告徐益东、朱继华在要约载明期限内向被告发出购买股权回复函，并通过微信、快递等方式向被告送达。该购买股权回复函载明的承诺内容与被告发出的《股权转让通知书》要约内容一致，应认定为有效承诺。俩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合同应依法成立、有效。故原告徐益东、朱继华要求确认以650万元价款优先购买被告在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的买卖合同成立有效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在《股权转让通知书》中明确其他股东在上述同等条件下是否购买股权，且未约定如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将再行竞价，故被告关于不适用要约承诺和优先购买权，合同未成立的辩称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该院不予采纳。被告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条为依据而具有反悔权，因该条涉及是股东之间的转让合同未成立，出让股东可以反悔，而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依照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合同依法成立，故被告不同意转让的意见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原告徐益东、朱继华以650万元价款优先购买被告章福兰在浙江江兴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的买卖合同成立、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章福兰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应受保护，但该股东优先购买权仅是对其他股东自由转让股权这一权利的限制，并不会使出让股东的处分权丧失。因此，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亦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是，拟出让股东与股东以外的人已经就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该合意不仅包括对外转让的意思表示，还应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在内的完整对价。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向两被上诉人发送的《股权转让通知书》确有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拟受让的主体等内容，但从上诉人得知两被上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即通知拟受让人是否愿意参与竞价、而拟受让人则以发布竞价通知的方式作出欲以较高价格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这一过程来看，说明上诉人在向两被上诉人发送《股权转让通知书》时，其与案涉股权拟受人就股权转让的价款并未最终达成合意；同时，在本案中，亦无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与案涉股权拟受让人之间存在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因此，可以认定两被上诉人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另外，从两被上诉人同意受让案涉股权的书面回复内容来看，其也仅是明确表示同意以650万元价格受让股权，而未涉及价款支付方式、期限等判断其所确认的股权受让对价是否为“同等条件”的其他因素。故在现有证据下，原判认定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业已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而形成了案涉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退一步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又不同意转让股权的，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出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后仍具有“反悔权”。而在本案一审时，针对两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即已提出了“反悔权”的抗辩。故在此情形下，原判仍确认两被上诉人基于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而与上诉人形成了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显属法律适用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缙云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2民初244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徐益东、朱继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上诉人徐益东、 朱继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章福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