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8民终1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程银生，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现印，山东众翊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靳桂英，女，196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嘉祥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洪涛，男，198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方，女，1989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嘉祥县。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允龙（系靳桂英之夫，程洪涛、程方之父），男，烟草公司干部，住嘉祥县嘉祥街道北杜庄社区萌山公馆705室。上诉人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程庄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靳桂英、程洪涛、程方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嘉祥县人民法院（2018）鲁0829民初5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庄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要求财产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其合法财产受到了上诉人的侵害，但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并不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在1995年被上诉人已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交回村委会，村委会已对涉案土地进行了重新发包。在被上诉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回村委会时，涉案土地的权利已经转移，被上诉人不再享有任何权利，故上诉人没有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因此，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损失。2、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所提交的程某3、程某1、程某2以及法院核实的程允奇、程允芹的询问笔录均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对证人证言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一审法院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程序违法，且法庭核实的证人证言未经上诉人质证。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经上诉人在庭审后向程某3等人核实，其几人当时出示的证明内容和被上诉人提供的内容不一致。拖欠被上诉人补偿以及年限的内容系被上诉人自行添加，属于虚假的，上诉人申请证人程某3、程某1、程某2出庭作证，对其出具的证明内容进行核实，对客观事实进行陈述。4、涉案土地在第二轮土地延包和2016年土地确权时，被上诉人均未依法承包，因此，被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实际属于被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依法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靳桂英、程洪涛、程方辩称：1、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在1995年已经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交回村委会，与事实不符。1995年被上诉人交回的是第一轮承包的靳桂英和婆婆的1.33人的土地，没有两个孩子的土地。第二轮承包时，两个孩子（程洪涛1987年生、程方1989年生）已经有权享受土地政策，被上诉人根据第五生产队的实际，3.33人分得5.28亩土地，并自己种植了两年，于第三年根据村里当时的情况形成一个协议，被上诉人将土地以一种特种方式承包给村里，村里每人每年给被上诉人500斤小麦。初始的几年上诉人按协议条款给付被上诉人，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公粮征收、取消“三提五统”政策，村里没有小麦来源，该协议停止了执行。这个事实一审时上诉人质证确认过，并且没有异议。村里在无力执行小麦协议后，前几任村委也以不同形式给被上诉人一定补偿，这些上诉人是知道的。涉案土地的权利并未转移，上诉人补偿被上诉人的财产损失合理合法。2、程庆全、程某2已经去世多年，不可能到庭作证。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程庆全、程某2所遗留下的证据属于书证而不是证人证言，不存在当庭作证的程序。并且，一审法庭根据本条最后一款，找到健在的村干部核实证据，是严格按法律程序办案，不存在程序违法的任何迹象。3、当时的书证是前任村干部所写，并加盖村委会公章，上诉人已经当庭质证过，现在再出尔反尔，明显是在混淆视听是新官不理旧账的现实体现。4、被上诉人知道村里前几年没有归还土地或者补偿被上诉人损失的条件，因此，十多年以来没有给村里过于纠缠，只是给各届村干部表达要补偿的愿望。直到2018年村里承包的200亩果园到期并收回以后，才积极找村干部程银生、程允奇，以及服务区的魏书记等人，他们都说“可以给，但是担心其他户也跟着要，为了不给村里添麻烦，走司法程序最好”，被上诉人被逼无奈才走的司法程序进行维权。靳桂英、程洪涛、程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归还三原告5.28亩土地；2、偿还2007年以来被告欠三原告的小麦款23,714.4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三原告属于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1995年该村进行新一轮的土地调整时，三原告分得了本村“学校前”、“八号路”、“三类地”共计5.28亩土地。后因原告家庭长期在外生活，通信、交通不便，为不影响村里交纳公粮等政策进度，经协商，原告将承包土地交给被告，由被告按每人每年付给原告500斤小麦。后被告将原告的承包土地另行发包给他人，对于原告应得小麦被告按照协议履行至2006年底。后因国家政策变动，农户不再交公粮、三提五统等，被告未再按协议履行。经原告多次主张权利，被告仅以多支付小麦补贴款的方式给予了原告1,270元。后原告主张归还土地及拖欠小麦款，因与被告协商未果，原告诉来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对于1995年原告分得承包土地5.28亩的事实，原、被告没有争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分得土地承包经营期间虽将涉案土地交回村集体，但原被告达成了由被告按每人每年付给原告500斤小麦的协议，属于原告享有本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转化形式，并非原告自愿交回承包地并放弃承包经营权的情形。原、被告之间的协议内容已履行至2006年底，后未再按协议履行，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可按照现在小麦市场价格主张被告支付拖欠的小麦款，按照小麦平均市场价格1.2元/斤计算，扣除原告多领取的小麦补贴款1,27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2007年至2018年期间的小麦款22,706元。村账目是否显示所欠原告小麦或款项，属于被告内部账务管理问题，不能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现以被告长期拖欠应付小麦或相应款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土地，实际是主张对原协议的解除，鉴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但原告将土地交回村集体后，被告已将该宗土地发包给他人，事实上无法交付原土地。原告作为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系法定权利。但原告现要求被告分配土地，属于取得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原告可与被告村委会协商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在原告重新分得土地前，原告可要求被告赔偿土地收益损失，本院参照现土地租赁市场价格每亩1,000元予以确定。经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靳桂英、程洪涛、程方小麦款22,706元；二、被告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自2019年起于每年的10月1日前支付原告靳桂英、程洪涛、程方土地收益损失5,280元，至被告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为原告靳桂英、程洪涛、程方重新分配5.28亩土地时止；三、驳回靳桂英、程洪涛、程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元，由被告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靳桂英、程洪涛、程方所主张的小麦款和承包地损失。根据双方陈述与举证，特别是上诉人原村委负责人程庆全、程允鹏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等人将取得的承包地交回村里，由村里给付被上诉人每人每年500斤小麦至2006年，此协议系双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通履行方式，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2007年后因村三提五统政策取消，上诉人没有能力继续支付。但2007年后因国家土地30年承包政策的实施，上诉人所在的村并未再进行土地调整，因此尽管被上诉人人员身份有所变化，但其原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上诉人土地统一调整之前并不应受到影响，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按照双方上述协议交付小麦款和承包地损失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不应支付的主张与上述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但根据上述陈述，本案应为合同纠纷，一审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不当，依法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程庄村委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案由定性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2元，由上诉人嘉祥县老僧堂镇程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姜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