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浙行赔终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水根，男，193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委托代理人俞月明，男，196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系俞水根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1号。法定代表人楼建忠，区长。委托代理人朱超，江干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江旭，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四季青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杭海路219号。法定代表人孙强，主任。委托代理人祁玲萍，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关于俞水根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干区政府）、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四季青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四季青街道办事处）城建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8）浙11行初17号行政赔偿判决。上诉人俞水根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2月26日进行调查询问。上诉人俞水根的委托代理人俞月明，被上诉人江干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朱超、江旭，被上诉人四季青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祁玲萍参加调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影响，本院依法于2020年1月23日中止诉讼，于2020年2月24日恢复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关于案涉房屋的审批建造情况。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1992年10月20日，原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向原告户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记载，原告户依法批准建房用地面积98.5平方米。1997年3月1日，原杭州市四季青镇人民政府向原告户颁发《房屋产权证》记载，原告户主房楼房贰楼叁间，开间落地86.4㎡，进深建筑172.8㎡。辅助用房壹间，开间落地14.4㎡，进深建筑14.4㎡，批准日期为1985年4月26日。1997年9月16日，原四季青镇政府在《杭州市江干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上批准原告户“同意翻建三楼84㎡×3层”。附页“申请建房”栏记载：“楼房肆间520平方，副业房贰间200平方。”同日，原四季青镇政府向原告户颁发《村民建房变更记录》记载，原告户主房三楼房贰间，开间落地84㎡，进深建筑252㎡，无辅助用房记载，批准日期为1997年9月16日。关于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2016年3月11日，原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现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公告》（杭土资〈江〉房补字〔2016〕001号××，批准江干区常青夕照区块棚户区改造前期储备项目的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方案载明补偿人为杭州中宸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宸公司××；补偿实施范围为东至秋涛路，南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浙江总队后勤部、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夕照新村，西至新开河、夕照新村，北至杭海路；补偿安置方式为征地房屋补偿实行调产安置、货币化安置；签约期限为一个月；动迁实施机构为四季青街道办；评估服务机构为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案涉房屋在补偿实施范围内。关于案涉房屋的评估情况。2016年3月11日至5月30日期间，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了评估。评估对象概况记载：“评估对象为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夕照社区碑亭路1号俞水根户房屋，根据确权文件记载该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评估对象为住宅房屋，主房为钢砼结构，5层，建房年代为1999年。”评估结果记载：“根据评估目的，按照评估程序和评估依据，评估对象房屋补偿面积为485平方米，庭院面积为25平方米，道地面积为98.14平方米，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为980992元。”2016年4月27日，伟业公司发布的《杭州市征收（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价格评估结果告示一》记载：俞水根户房屋审批面积252平方米，作价补偿面积88.8平方米，主房层次3层，实际建房时间1997年，补偿金额274856元，备注说明因新开河整治项目中已补偿合法面积163.2平方米，故本项目剩余合法面积为88.8平方米。同年5月4日，伟业公司发布《杭州市征收（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价格评估结果告示二》记载：俞水根户房屋审批面积300平方米，作价补偿面积485平方米，主房层次3层，实际建房时间1999年，补偿金额980992元，备注说明内容与告示一致。关于案涉房屋的先期处置情况。2016年4月21日，常青指挥部向原告户发送《限期拆除通知书》，认为案涉房屋部分建筑（4-5层××为违法建筑物，计建筑面积200平方米，责令原告户在2016年4月22日16时前自行拆除。原告不服，以江干区政府为被申请人向市政府申请复议。案经审查，市政府认为常青指挥部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缺乏职权依据，且程序违法，但因案涉房屋已被强制拆除，撤销《限期拆除通知书》已无实际意义，遂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杭某复〔2016〕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江干区政府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违法。2016年4月22日，常青指挥部向原告户发送《强制拆除通知书》，认为案涉房屋部分建筑（4-5层××为违法建筑物，计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前期已经发送《限期拆除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因原告户至今未予拆除，故决定将于近期组织强制拆除，要求原告户自行清退违法搭建中的人员及财物。2016年4月29日，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原告不服，以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为共同被告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案经审理，该院认为常青指挥部和四季青街道办共同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其中常青指挥部的行政法律责任应由江干区政府承揽，且强制拆除行为违反法定程序，遂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浙01行初209号行政判决，确认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对案涉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关于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约定。2016年5月13日，补偿人中宸公司（甲方××和被补偿人俞水根（乙方××、动迁单位四季青街道办签订《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编号：D0011号，简称《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乙方房屋坐落碑亭路1号（门牌号××，房屋用途为住宅。二、经调查，乙方在2001年7月2日，因新开河项目原已拆迁房屋建筑面积163.2平方米，在本次征收中折价处置。三、乙方房屋和地面附属物按照杭某办函〔2009〕123号文件进行评估，房屋补偿费合计人民币980992元。详见评估报告。四、过渡方式及临时过渡费计发。五、搬家补贴费。六、其它费用：（一××“住改非”贴补费。（二××生活贴补费。（三××签约奖励费。（四××签约、腾空奖励费。七、乙方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与甲方，甲方将以上第二至六条载明款项合计人民币1600992元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由乙方到甲方办事大厅领取。本协议生效后被补偿房屋及其残值归甲方所有，房屋权属权源文件等一并交由甲方办理注销手续。八、乙方家庭常住户口人数合计为5人，可增加安置人口1人，可安置面积为6人×55平方米/人＝330平方米。经调查，乙方在2001年7月2日，因____项目已安置房屋建筑面积163.2平方米，乙方剩余安置面积为166.8平方米。九、根据本项目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调产安置的在钱江新城单元（JG17××J-01地块等区块内进行安置，房源类型为高层或小高层。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1》和《补充协议2》，《补充协议1》对综合性补贴（乙方按期签约、腾空并移交房屋的，一次性特别补贴280000元××、配合搬迁奖励费、失土养老保险贴补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款项共计580000元。《补充协议2》约定甲方对乙方房屋结构和装修情况给予一次性补贴170000元，同时约定乙方搬迁完毕并将房屋腾空移交给甲方。当日，原告领取2337583.20元（即前述三份协议约定款项扣除“过渡房租赁协议金额”13408.80元××。后原告不服《补偿安置协议》向该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补偿安置协议》；对案涉房屋按照《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重新评估补偿。案经审理，该院认为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遂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浙01行初29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2019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行终71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关于赔偿请求的行政处理。2018年4月15日，原告向江干区政府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江干区政府赔偿因强制拆除案涉房屋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计2501.115万元，具体包括房屋重置费，房屋装修及生活物品损失，设施迁移费、临时过渡费、生活补贴费、货币安置奖励费，精神损害补偿费。江干区政府于4月17日收件，于6月14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杭江政赔决〔2018〕2号××，认为原告对违法建筑提出国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拆除合法建筑造成原告“房屋重置费及相关装修费、设施迁移费、附属物临时过渡费、生活补贴费、奖励费、安置奖励费”等损失，已经包含于《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案涉房屋内的生活物品在强制拆除前已经由原告自行搬迁，未搬迁部分已经明示作为无主物，故未对原告造成损害；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没有法律依据。综合前述，决定不予行政赔偿。原告不服，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适格被告问题。案涉强制拆除行为由被告江干区政府组建的常青指挥部和被告四季青街道办共同组织实施，故应由其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该院（2016××浙01行初209号行政判决亦判决确认两被告共同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本案应由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作为共同被告。鉴于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已被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俞水根的损失客观存在，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故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应当为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关于赔偿协议的效力及其法律效果。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赔偿责任确定后，赔偿请求人可以直接要求赔偿义务机关依法给予赔偿，也可以与赔偿义务机关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进行协商。原告和中宸公司在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之后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性质上可以认为系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的行政协议，前述协议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告虽然对此提起行政诉讼，但因逾期起诉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在前述协议没有明显无效情形或者被有权机关撤销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在双方已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情况下原告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问题，该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当然也可以分别提出，或者在与赔偿义务机关就部分赔偿项目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针对其他赔偿项目另行提起诉讼，除非赔偿协议已经包含讼争赔偿项目或者已经明确排除起诉的权利。但赔偿协议作为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公平公开原则，无论当事人通过协商合并处分数项赔偿要求，还是以在其中一项赔偿要求上的让步换取对方满足另一项赔偿要求，均应在协议中予以明确记载。在双方已经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就赔偿协议已经处理的损害事项再行提起赔偿诉讼，但排除原告诉权的事项应当仅限于协议明确包含的事项，协议没有明确包含的事项应当允许原告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当事人也可以就该赔偿协议依法提起诉讼，事实上原告确实亦就此另行提起了诉讼。（三××本案审理范围暨损害赔偿的确定。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损害事项包括：1.被强制拆除房屋屋内生活物品损失；2.770.18平方米房屋重置费及相关装修费、设施迁移费，附属物；3.临时过渡费、生活补贴费、奖励费，货币安置奖励费；4.精神损害费。原告认为赔偿协议应被撤销，故在本案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现因赔偿协议未被判决撤销，故赔偿协议已经明确包含的赔偿事项，原告不得在本案中再行主张。该院将通过比对原告诉讼请求和《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确定原告可否在本案中提出赔偿请求，对于赔偿协议没有包含的赔偿请求事项，将结合证据判定是否应予支持。第一项赔偿请求，即被强制拆除房屋屋内生活物品损失，并未包含于协议处理事项范围内，故原告可以在本案中要求赔偿。江干区政府认为屋内生活物品损失已经在强制拆除前要求原告自行搬迁，未搬迁部分原告已明示作为无主物，故不应予以赔偿。对此，该院认为，江干区政府要求原告自行搬迁屋内财物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已被市政府杭政复〔2016〕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违法；《强制拆除通知书》虽然未被有权机关直接撤销或确认违法，但因作为其作出依据的《限期拆除通知书》已被确认违法，故也不具有合法性。违法的行政行为不应被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换言之，江干区政府要求原告自行清退屋内财物的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力。被告认为不应予以赔偿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屋内财物损失的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案涉强制拆除经过来看，江干区政府通过常青指挥部于2016年4月21日发布《限期拆除通知书》，次日再行发布《强制拆除通知书》，4月29日即行实施强制拆除，没有遵循基本的法律程序，在强制拆除当时没有按照正当程序要求制作屋内财物清单并及时交割，客观上造成原告难以及时搬迁屋内财物，并且难以完成举证责任。原告已经向该院提供强制拆除废墟中存在家具的照片，庭审中又对屋内存有家具的情况进行了合理说明，应当认为原告已经完成必要的证明责任。反观被告未能提出有效的反驳意见并提供相应证据，该院因此判定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运用相关生活经验，结合原告列出的屋内财物清单和报价，考虑财物折旧等因素，该院酌定原告屋内财物损失总计60000元。鉴于原告对此没有过错，该院判定由两被告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给付屋内财物损失赔偿金60000元。其余赔偿请求，第二项赔偿请求之“房屋重置费”可以理解为案涉房屋本身的损失，但双方已在评估和公示基础上于《补偿安置协议》第二条中就“房屋和地面附属物”的补偿问题进行约定，原告亦已就该协议提起过诉讼，故不得再在本案中主张。原告以其所测定的案涉房屋实有面积（770.18平方米××扣除安置面积，认为尚有400余平方米房屋尚未得到赔偿。对此，该院认为，330平方米是对案涉房屋进行补偿之外基于征收集体土地相关法律规定确定的安置面积，并非被告认定的案涉房屋合法补偿面积，该院不予支持。第二项赔偿请求之“装修费、设施迁移费、附属物”已经包含于“评估报告”中，该“评估报告”被作为双方洽签《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根据，相关赔偿请求已经包含在前述协议之中，原告不得在本案中再行主张。第三项赔偿请求，即“临时过渡费、生活补贴费、奖励费、货币安置奖励费”，双方于庭审时确认已经包含在《补偿安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之中，原告提出此项赔偿请求的原因在于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前述协议尚在另案诉讼中，在另案已经审结且前述协议未被撤销的情况下，这部分赔偿请求亦不得在本案中再行主张。第四项赔偿请求，即精神损害费，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财物损失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第一项赔偿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应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的第二、三项赔偿请求，原告已经另案起诉，本案不作重复审查处理。原告的第四项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干区政府和被告四季青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俞水根连带给付屋内财物损失赔偿金60000元。二、驳回原告俞水根的其他赔偿请求。俞水根上诉称：1.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2.评估报告书是《补偿安置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评估报告书内容严重违法。3.《江干区常青夕照区块整体征收房屋补偿方案实施操作细则》注明了“内部资料，注意保密”，违反了征收的公开公平原则。4.上诉人房屋建筑面积经评估公司实地查勘为770.18平方米，依据评估报告书可补偿面积为485平方米，减去江政办发（2015××58号文件所规定的125平方米面积可作补偿面积，实际补偿建筑面积为360平方米。剩余部分都作为违法建筑无偿拆除，并非法院认为的770.18平方米房屋都得到了补偿。上诉人提交的证据4证明未登记建筑是合法的，而被上诉人至今也无法举证证明上诉人的房屋已经有关部门依法认定为违法建筑。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房屋已得到补偿，属于认定事实不清。5.原审判决赔偿财物损失金额为6万元，上诉人递交的损失清单总价40多万，按照生活经验和折旧等因素打了1.5折不到，违背常理。6.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递交的证据只确认了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而未对证据要证明的内容加以审查认定，曲解了上诉人递交证据材料的本意，错误认为《补偿安置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江干区政府答辩称：一、基本事实。案涉房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土地性质原为集体土地，位于杭土资（江××房补字（2016××001号《征地房屋补偿实施方案》确定的补偿实施范围内。1992年10月22日，原杭州市江干区土地管理局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该户批建用地面积为98.5平方米，实际建房占地面积98.5平方米。1997年3月1日，原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乡人民政府住房登记卡记载该户于1985年11月26日批准建房二楼三间，辅房一间。1997年9月16日，原四季青镇人民政府批准该户建房变更为三楼二间，开间落地84平方米，进深建筑252平方米。后经原告擅自扩建后，至案涉房屋拆除时，该房屋共5层，系合法建筑与未登记建筑的混合建筑。为全面推进常青夕照区块整体征收工作，2016年1月28日，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办公室、江干区政府发文（江委办〔2016〕4号××设立常青指挥部。2016年3月11日，浙江伟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评估确认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总额为980992元，其中包括房屋补偿费、装修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拆迁费。2016年4月21日，常青指挥部向上诉人发送《限期拆除通知书》，通知上诉人户在2016年4月22日16时前自行拆除案涉房屋屋顶（4-5层××搭建建（构××筑物，计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逾期未拆除的，常青指挥部将组织实施强制拆除。2016年4月22日，常青指挥部向上诉人发送《强制拆除通知书》，告示上诉人户因其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按期予以强制拆除，并再次催告其自行腾退。因上诉人未自行拆除，2016年4月29日，常青指挥部对违法建筑组织实施强制拆除。因建筑物的不可分割性，在拆除违法建筑时，房屋主体受到拆除。2016年4月30日，上诉人之子俞月明与四季青街道办签订移交清单，确认案涉房屋已腾空，室内如有物品，同意做无主物处理，原住房同意移交拆除。2016年5月13日上诉人与补偿人中宸公司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及二份补充协议，上述协议对案涉房屋和地面附属物、过渡方式及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补贴费、签约腾空奖励费、综合补贴费、配合搬迁奖励费、失地养老保险补贴费、装修补贴费进行了约定，同时上诉人在协议中确认搬迁完毕并将腾空房屋交予中宸公司。同日，上诉人领取到了扣除过渡房租赁费后上述协议的全部款项，合计2337583元人民币。2018年4月17日，上诉人向其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经审查后，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杭江政赔决〔2018〕2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行政赔偿。二、关于案涉房屋的补偿事宜，已由上诉人与补偿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进行确定。上诉人在上诉人所称的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中所示的房屋征收补偿总金额为980992元，包括了房屋补偿费、装修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原拆迁费。上诉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实则是对《补偿安置协议》第三条的房屋补偿费存在异议。在协议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该协议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及民事行为的约束力。因协议双方已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协议所包含的诉争项目不应包含本案的损害赔偿范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季青街道办事处答辩称：1.涉案《补偿安置协议》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协议合法有效。2.涉案房屋的补偿事宜，已由上诉人与补偿人中宸公司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进行确定，并实际领取相应款项。上诉人认为评估报告严重违法，然评估报告是《补偿安置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在协议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该协议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及民事行为的约束力。因协议双方已就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协议所包含的诉争项目不应包含本案的损害赔偿范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加害行政行为，即江干区政府和四季青街道办共同实施的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的审理重点是，俞水根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于2016年4月29日，其后补偿人中宸公司与被补偿人俞水根、动迁单位四季青街道办于2016年5月13日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由于该协议未经法定程序确认无效或撤销，故俞水根主张的损失中已经协议约定的项目应予以扣除。经查，上述协议已经对部分涉案房屋和地面附属物、临时过渡费、搬家补贴费、补贴费、签约腾空奖励费、综合补贴费、配合搬迁奖励费、失地养老保险补贴费及装修补贴费等进行了约定。因此，本案主要对屋内物品及未补偿的部分房屋损失进行审查。首先，关于屋内生活物品损失。从原审查明的事实看，两被上诉人在实施强制拆除时未制作屋内财物清单并将财物交付给俞水根，导致俞水根无法举证证明行政行为造成其损失的事实，因此对于损失是否存在的事实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对于损失大小的事实，俞水根仅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照片及清单予以证明，不足以认定。在此情形下，原审结合在案证据，运用生活经验，酌定屋内财物损失为60000元，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未补偿部分房屋的损失。俞水根主张，其被拆除房屋的面积为770平方米，《补偿安置协议》只对确权的300平方米部分房屋面积进行了补偿，其余未予补偿，故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本案被拆除房屋面积770平方米中，经过合法审批的面积为252平方米；俞水根认为其余建筑是合法的依据是该部分建筑经过政府部门罚款处理。经查，俞水根于2001年11月30日缴纳了未批先建罚款2400元，罚款凭据记载的违法建筑面积为48平方米，该48平方米建筑面积已经计入确权面积；除此之外，俞水根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余建筑的合法性，故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项损失，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最后，关于精神损害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对人身权造成损害的，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俞水根以财物损失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俞水根提出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主文）审判长  楼缙东审判员  唐维琳审判员  周进海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