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51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涛企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杨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上海昌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中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陶建才，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益华，江苏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孙涛，男，汉族，1975年5月26日生，住江苏省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辉，上海悦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涛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中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原审第三人孙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1民初1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涛企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司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中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我司与中联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购销合同。我司有合同原件，即便合同系事后补签，也清楚地印有双方公章。2.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我司在一审中提供了送货单，送货单上有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建才代签的缪保松字样，中联公司对真实性表示认可，另我司提供了运送相应材料至中联公司的相关证明，包括岳某,4的情况说明和上海自然成物流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均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我司已履行供货义务。因我司一审主张的货款金额中有两笔手写送货单的款项是孙涛的，故现变更诉请金额为310653元。 中联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涛企公司与孙涛相互串通提起的虚假诉讼，一审庭审笔录及录像可以证明该两方陈述前后矛盾，我司陶建才与孙涛的微信记录及孙涛签字的书证等证据还原了客观事实。我司与涛企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涛企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系孙涛向我司主张的工程款。涛企公司就合同签订过程在一、二审中存在不同陈述。 孙涛述称：本人对于涛企公司与中联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不清楚，与涛企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 涛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中联公司给付货款352748元；2.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中联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9日、2018年6月16日，涛企公司分别开具购买方均为中联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价税总计30万元。 2018年下半年，涛企公司自行制作了《购销合同》一份，载明供方单位为涛企公司，需方单位为中联公司，合同落款处加盖双方单位公章，需方落款处注明“货款已付”。一审审理中，法院依职权要求涛企公司提交《购销合同》原件。 另查明，2017年8月31日，中联公司与南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签订《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中联公司承建格雷斯酒店工程。孙涛承包该工程13-16层、19-20层吊顶的木工工程。 一审法院认为，涛企公司主张其与中联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并要求中联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首先，从涛企公司所举证据的证明效力进行分析。第一，两份手写材料单系孙涛用以记载其向涛企公司等三家企业购买零星材料的款项，结合中联公司提供的班组完成工作量结算单及孙涛与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建才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孙涛已将案涉材料单中所涉款项28125元和13970元作为工程款向中联公司主张，足以表明案涉款项发生于孙涛与中联公司之间，与涛企公司无关，涛企公司将上述款项作为其名下货款向中联公司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关于五份机打送货单和三份总额为3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孙涛在一审庭审中述称“当时工地还欠我4万多的劳务费，我去问缪保松要钱，他问我要发票，我开不了发票，后来我打电话给涛企公司，涛企公司说中联公司正好还欠其二十几万元货款，涛企公司就开具了发票，我因为急于讨要工人工资，请涛企公司一并开票，并把票带给了中联公司”，表明案涉增值税发票所涉货款中至少部分款项为孙涛的劳务费。第三，在孙涛与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建才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孙涛称“…我给那个老缪联系了一下，我那争取叫我给他开30万的发票，现在呢，发票呢，我已经开好了,然后呢，我又开一个材料单，给那个抬头是对称的…我这个要交税，也花了一两万块…然后我明天再把袋子发票带上那个材料单过去，你们签个字，刻个章就…”，“…我要老缪呢，非得叫我开一点，开了一点开了30万吧，上次开了10万，这次呢，20万，正好30万的发票…”。根据孙涛的庭审陈述、微信聊天记录，结合五份机打送货单日期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时间不一致的事实以及孙涛系涛企公司监事的身份，足以表明案涉五份机打送货单和三份增值税发票系孙涛借用涛企公司名义向中联公司开具，目的是为了向中联公司索取工程款。在涛企公司未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证据证明其向中联公司提供货物即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涛企公司无法仅凭借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后补的机打送货单证明其已履行供货义务并据此主张中联公司支付货款。第四，岳某,4出具了情况说明，但未到庭接受质证。上海自然成物流有限公司出具了情况说明，但未加盖公章或负责人签字。一审法院对上述不符合证据要件的证据均不予采纳。涛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中联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 其次，从涛企公司的陈述进行分析，其与孙涛的诸多诉讼为不符合常理，且杨双作为涛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经办人，其关于涛企公司、中联公司双方的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等买卖关系基本事实的陈述明显前后矛盾。第一，涛企公司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有一份购销合同复印件，但在庭审中涛企公司代理人却明确表示不将该份购销合同的原件作为证据提交，而是在法院要求之下才提交。正常情况下，合同是证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和客观事实的关键证据，而涛企公司在持有的情况下却不作为证据向法院出示，该诉讼行为不得不让人对涛企公司或其代理人背后的用意产生合理怀疑，同时也对涛企公司及其代理人的相关陈述产生质疑。第二，杨双关于案涉购销合同签订时双方有无签字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庭审中，杨双称“我这边没有签字，姓缪的签字了”。事实上，案涉购销合同上并无缪保松的签字。第三，杨双关于所谓在案涉购销合同之前其与缪保松还签订过一份合同的陈述存在矛盾。杨双庭审中称“合同也是补签的。之前签也签过，是老缪签的，是不带发票的”。后在一审法院对其谈话询问时，杨双又称“当时我们在杭州工地和缪保松做过一份合同，但是缪保松一直不签字…最终合同没有签订，我签字了，他没有签字”。可见，杨双关于所谓第一份合同中缪保松是否签字的陈述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要求涛企公司限期提供该份合同时，其也未能提供。第四，关于案涉货物的供货时间，涛企公司在起诉状中述称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向中联公司供货，但是庭审中杨双又称2017年8月中旬开始送货，最后一批送货时间为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份左右。第五，如前所述，孙涛在庭审中的陈述不仅与微信聊天记录中反映的客观事实不符，而且与杨双所作的相应陈述明显表述不一，况且，孙涛还将发生于其与中联公司之间的债务故意交由涛企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显然，两者之间有为了达到各自目的而在本案中恶意串通之嫌。鉴于涛企公司、孙涛令人质疑的诉讼行为和杨双多次作出前后矛盾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涛企公司关于买卖关系中基本事实的陈述可信度极低，甚至于涛企公司是在刻意隐瞒案件客观事实而进行的虚假陈述。 综上所述，在涛企公司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中联公司提供货物，且涛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双对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下，涛企公司主张其与中联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并要求中联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孙涛要求中联公司在本案中将欠付其个人的材料款一并给付给涛企公司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理涉。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涛企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涛企公司围绕上诉请求申请证人岳某,4出庭作证，证明该公司曾经向中联公司杭州工地送货。岳某,4陈述：其大概在2017年曾经两次帮涛企公司送货到杭州工地，前后相差一、两个月，货物为龙骨等建筑材料，送货时有一个联系电话，没有什么交接手续，也不代收货款，接货的人负责清点数量卸货。 经质证，中联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并非新证据，且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孙涛对证人证言不发表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岳某,4未明确送货对象，其证言不能达到涛企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涛企公司提供的机打送货单共计三份，金额分别为128978元、139699元、41976元，合计310653元；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共计三张，金额分别为10万元、85046.85元、114953.15元，合计30万元。 一审庭审中，法官询问涛企公司所持《购销合同》为何注明“货款已付”，其陈述孙涛带回合同时称中联公司收到发票后会支付相应货款，所以注明“货款已付”，但事后中联公司未付款。 二审中涛企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双陈述，朋友介绍的中联公司缪保松叫其送货，送货后未拿到货款，销售合同是后补的，双方之间没有其他交易；孙涛是其介绍去工地的，缪保松让其包工包料，其做不了就介绍了孙涛，孙涛帮其把合同带给中联公司；送货单系补签，由中联公司法定代表人陶建才补签的缪保松的名字，孙涛拍照确认。 中联公司陈述，我司承建的格雷斯酒店工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缪保松是杭州工地的一个项目经理，孙涛是与缪保松洽谈的包工包料；《购销合同》上我司印章真实，下方“货款已付”系我司法定代表人所写，说明我司不欠涛企公司货款，因为缪保松已经支付孙涛40余万元工程款，缪保松要求孙涛提供相应发票，孙涛就拿了30万发票，因为财务做账需要有发票和相应的合同、送货单，所以孙涛提供案涉合同和送货单完善手续，送货单确系我司法定代表人签的缪保松的名字，发票已入账抵扣。 孙涛陈述，涛企公司向其介绍案涉工程，其与缪保松商谈，因其开不出发票，没有资质包工包料，未签订书面协议；案涉工程供货方为涛企公司，至于涛企公司与中联公司是否签订合同，其不清楚；中联公司系将案涉工程以闭口价发包给缪保松，但因2017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缪保松亏本，材料供应商、工人要不到钱；案涉《购销合同》是其带给中联公司陶建才，陶建才写的“货款已付”。 本案双方争议之处在于涛企公司与中联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涛企公司据此要求中联公司支付货款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涛企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涛企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虽提供了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但首先，其自述送货单系陶建才事后补签；其次，其机打送货单总金额310653元，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30万元，其中两张增值税发票金额单位都精确到0.01元，而其开票总金额却与送货单总金额不一致并低于送货金额，且每一张开票金额与送货单金额均不能一一对应，明显与常理不符；再次，其提供岳某,4的证言并不能明确系向中联公司工地送货。第二，涛企公司明明持有《购销合同》原件，但一审起诉时并未作为证据提交以证明其与中联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意，反而是作为被告的中联公司提交了《购销合同》复印件，并指出合同上已注明“货款已付”，在一审法院的要求下涛企公司才提供合同原件，这一行为本身就异于一般诉讼规律。对于为何合同上注明“货款已付”，涛企公司在一审中陈述系孙涛带回合同时称中联公司收到发票后会支付相应货款所以加此备注，但“货款已付”表意清楚明确，涛企公司自身亦是从事商事经营的市场主体，对于“货款已付”的含义不可能不了解，故该陈述并不足以解释为何其未对“货款已付”提出异议。第三，涛企公司在一审起诉时主张货款金额352748元，提交的送货单包括机打送货单和两张手写送货单，但在中联公司抗辩两张手写送货单已由孙涛向该公司主张工程款以后，涛企公司在二审中才变更诉请金额为310653元。涛企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其对于自己的交易对象、交付货物的内容及金额均不能准确统计陈述，亦有违市场行为理性。第四，孙涛与陶建才的微信记录内容能够与送货单、发票等证据相印证，使中联公司的抗辩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和可信度。故从现有证据看，涛企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要求中联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张，其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涛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92元，由上诉人上海涛企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艳 审判员 沙 楠 审判员 陈燮峰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