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21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小蒙，男，1980年6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北京道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利星行之星（北京）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表人：颜健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国，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欣珂，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帅，北京寰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董小蒙、上诉人利星行之星（北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星行公司）与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二上诉人均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2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小蒙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鹿鸣，上诉人利星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国，原审第三人保险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小蒙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利星行公司支付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损失51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利星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涉案车辆拖运至利星行公司进行维修，利星行公司维修接待员蔡国军承诺如需更换零部件会与车主进行沟通并征得车主同意后才会进行修理。随后，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签订了《保险涉水车车辆维修协议》。2018年3月，董小蒙驾驶修理后的车辆前往车管所验车，被告知其车辆的车架号不符合规定无法验车，并出具了相关书面材料。在此期间，董小蒙就该事项与利星行公司进行多次交涉，利星行公司虽承认其做法是错误的，但却一直未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利星行公司的上述行为给董小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虽认定利星行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私刻车架号及不合理更换车架、前桥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但未支持董小蒙在此期间遭受到的合理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律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知，利星行公司作为合同违约方，依法应当承担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合理损失，即违约责任与惩罚性赔偿金应属并用而非包含之关系，且《合同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亦对两种情形分别作出了规定。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案件事实，改判利星行公司承担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合理损失，切实维护董小蒙的合法权益。利星行公司针对董小蒙的上诉辩称，不同意董小蒙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保险公司针对董小蒙的上诉述称，不发表意见，与保险公司无关。利星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小蒙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由董小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利星行公司受董小蒙委托对其车辆进行维修，为车辆更换车架和前桥符合双方约定，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一审法院以欺诈为由判决利星行公司赔偿董小蒙三倍损失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欺诈的构成要件为：第一，经营者有主观欺诈的故意；第二，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第三，消费者因欺诈而陷入错误判断；第四，消费者基于错误判断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对上述四项构成要件，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构成要件，一审判决以利星行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为由支持董小蒙三倍损失赔偿的主张没有任何依据。1.利星行公司不存在欺诈故意，一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说明。利星行公司从未具有欺诈董小蒙、诱使其作出订立《保险涉水车车辆维修协议》等错误意思表示的故意。董小蒙提交的2017年9月5日准施工单载明“本人现委托利星行公司代为办理上列保养、维修等项目，并于需要时更换配件及物料，本人明白准施工单背面注明之细则及条款。本人要求/不要求报价……”，“不要求报价”处打勾，下方客户签署“入车”处有董小蒙签字。根据该准施工单，董小蒙的意思表示为其不需要报价且同意利星行公司在需要时更换配件及物料。董小蒙表示“不需要报价”，即客户事先委托利星行公司自行合理决定检测、维修和零件更换等事宜，也就是说董小蒙同意按照利星行公司的专业性意见自主进行判断和维修。不仅如此，在维修过程中，董小蒙还明确知晓并同意了车辆更换前桥和车架，利星行公司根本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利星行公司若有欺诈的故意，就没必要从保险公司系统中打印载有更换配件费用和更换项目明细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和附件交由董小蒙签字。足见利星行公司并无故意隐瞒相关信息的意图。2.董小蒙已经知晓并同意需要更换前桥和车架，利星行公司未实施任何欺诈行为，一审法院认定利星行公司有欺诈行为系严重错误。（1）根据董小蒙自行举证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知晓涉案车辆维修需要更换车架和前桥，并且愿意为此支付对应更换费用。根据董小蒙自行举证的保险公司理赔文件显示，《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明确列明了“更换费用小计：391865.72元”，并且更换费用小计与“修理费用小计：24098元”并列列明，该确认书上有董小蒙签字并注明“被保险人已知晓此次事故，定损后果己告知被保险人”。《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后附的《项目清单》更是列明了“更换项目车架总成102635.2元，车身总成（车壳）174532.28元”，该两项部件费用总计277167.48元，其余更换配件仅数千元至两万元。根据董小蒙自行举证并签字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足以证明董小蒙同意并知晓车辆部件存在更换的情况，否则不可能同意在2万多元的修理费用之外另行支付高达39万元的更换费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载明的“被保险人己知晓此次事故，定损后果己告知被保险人”不仅是指董小蒙简单知晓“此次事故”，因为董小蒙就是事故的当事人，该内容当然是指董小蒙知晓此次事故对车辆造成的损害结果，包括车辆需要更换零部件并进行维修，对此董小蒙应支付更换费用39万元、维修费用2万元等，利星行公司对这一定损结果已告知了董小蒙并征得董小蒙同意。后附《项目清单》直接列明了具体的零部件更换情况，《项目清单》是《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的附件，董小蒙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上签字，当然认可附件《项目清单》。结合《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列明的39万元更换费用总额与后附《项目清单》列明的具体更换部件费用可知，其余更换配件仅数千元至两万元，车架总成与车身总成（车壳）的费用占整个零部件更换费用的70.73%，若董小蒙不同意更换车架和前桥，其不可能同意支付高达27万元的对应更换费用。既然董小蒙同意或追认了更换车架和前桥，显然不能认为利星行公司构成欺诈。（2）单独就前桥来看，根据利星行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和董小蒙的投诉、诉讼行为，也足以证明董小蒙知晓并同意对前桥进行更换。在董小蒙2018年的多次投诉中，董小蒙均仅反映未经其同意更换车架和打刻车架号问题，从未投诉或提及过未经同意更换车辆前桥。董小蒙在2018年6月14日起诉时，仅主张就车架总成进行三倍赔偿，无论事实和理由还是诉讼请求均未提出过未经同意更换车辆前桥的主张。董小蒙起诉时，其已知晓《项目清单》中更换零部件名称、单价，却仅提出了车架总成三倍赔偿，足以证明其认可前桥不存在未经同意更换的情况，这也与其投诉记录反映的真实情况是一致的，可以互相印证。在本案一审过程中，董小蒙才对维修项目清单中车架总成和前桥维修的合理性等事项申请鉴定。根据董小蒙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前桥维修事宜本不属于争议事项和需要查明的事实，无需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同意就前桥进行鉴定，本身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而在《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后，董小蒙认为鉴定意见对其有利，才变更、增加了诉讼请求，要求就车辆前桥也进行三倍赔偿，该行为明显属于滥用诉讼权利，违反“禁反言”的司法程序原则。3.利星行公司有关行为未导致董小蒙产生错误认识，更未导致董小蒙基于错误认识作出维修的错误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未对此作出认定。因果关系首先是时间先后关系，先有因，后有果，从涉案车辆的维修流程来看，董小蒙先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维修协议和准施工单，“授权利星行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同意“需要时更换配件及物料”“不要求报价”在先，利星行公司更换车架、前桥在后。董小蒙已经作出同意并授权利星行公司维修的意思表示时，利星行公司尚未对车辆进行维修。因此，董小蒙在先作出维修的意思表示与在后存在的车架、前桥需要更换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本案不存在利星行公司进行欺诈导致董小蒙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作出维修意思表示的情况。一审法院未予以分析即直接认定利星行公司构成欺诈，系明显错误。实际上，本案纠纷发生的原因是利星行公司根据授权，按专业判断并取得董小蒙同意更换新车架后，私自在新车架上打刻了车架号。但新车架上私自打刻车架号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无关。利星行公司私自打刻车架号属于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该行为与车架是否应当更换、董小蒙是否同意对车架进行更换并无任何关联性，不可能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打刻车架号的行为与董小蒙诉请的欺诈及三倍赔偿无关，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法律适用严重错误。二、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不具有本案争议事项的鉴定资格，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并据此认定有关事实系严重错误，本案应当重新鉴定。1.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不具有鉴定事项的鉴定资格，本案司法鉴定人不具有鉴定事项执业资格，一审法院委托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严重违法。（1）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及其指派的司法鉴定人陈某、王某不具有本案鉴定事项的鉴定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符合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第14条第1款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鉴定事项、鉴定材料等进行审查。对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鉴定用途合法，提供的鉴定材料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第15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一）委托鉴定事项超出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第18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一审判决明确载明“董小蒙申请对于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维修项目清单中车架总成和前桥维修的合理性，原车架能否安装回诉争车辆；2.2017年9月5日维修后诉争车辆发生的故障（发动机左侧漏油、仪表台启动时冒烟、左前轮ESP报警）是否因2017年9月5日维修所致”，可以看出，董小蒙申请的鉴定事项实际上是：机动车辆总成和零部件鉴定（即机动车辆车架总成损坏程度是否需要更换；机动车辆的前桥损坏程度是否需要更换；车架总成的损坏程度是否可以安装回涉案车辆）和目前机动车辆质量的鉴定（即涉诉车辆是否存在发动机左侧漏油、仪表台启动时冒烟、左前轮ESP报警；如果存在上述质量问题，其原因是什么，是否是由于2017年9月5日维修所致）。本案一审过程中，董小蒙提出由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利星行公司提出应当由具备相应鉴定资格的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最终委托了董小蒙提出的并不具备上述鉴定事项鉴定资格的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指定的司法鉴定人也不具备上述鉴定事项的执业资格。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许可证》载明的业务范围为“痕迹鉴定、微量鉴定、建设工程质量司法鉴定、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限道路交通类产品）”，其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司法鉴定人为陈某、王某，其中陈某的技术职称为高级工程师，执业类别为痕迹鉴定、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王某无技术职称，执业类别为痕迹鉴定（限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是指对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和伤亡人员、道路交通事故涉案者交通行为方式等进行鉴定。而交通事故中的痕迹鉴定是指对交通事故现场物体（如车辆、肇事者或伤亡人员）的移动、物质增减形态结构改变等物质性变化进行鉴定。本案案由是维修合同纠纷，而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况且本案鉴定时距离董小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已过一年多。无论鉴定事项和鉴定标的（车架总成、前桥以及其他零部件）、案由（履行维修合同发生的纠纷）、鉴定时间（鉴定时距离董小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已过一年多），均非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或痕迹鉴定。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和其指派的陈某、王某根本不具有鉴定资格。一审法院委托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严重违法，《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就本案鉴定事项，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为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对比两个鉴定机构的鉴定业务资质，也可证明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不具有本案鉴定资格。本案一审中，利星行公司提出的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机构为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许可证》载明的业务范国为“机动车辆特征鉴定（含性能、结构、参数鉴定）、机动车辆质量和质量事故鉴定、交通事故车辆鉴定、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鉴定、痕迹鉴定（限于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其中，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痕迹鉴定（限于交通事故）与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鉴定并列排列，足以证明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鉴定与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痕迹鉴定属于完全不同的司法鉴定事项。对比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可知，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根本不具备对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进行鉴定的资质。实际上，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发布的北京地区《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显示，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属于“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机构，其全部执业司法鉴定人均不具备本案鉴定事项要求的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鉴定的鉴定资格，而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才属于机动车辆类司法鉴定机构，其执业司法鉴定人具备机动车总成和零部件鉴定资格。2.正是因为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和其指派的陈某、王某根本不具有本案鉴定事项的鉴定资格、鉴定工具和鉴定能力，导致鉴定过程、鉴定方法和《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严重错误，根本不能采信。（1）对车架的鉴定工具、鉴定方法和测量数据严重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页载明的鉴定方法为“测量法”和“视觉检验法”。鉴定过程中，就“测量法”鉴定人员的测量工具为卷尺。涉案车架的前后长、上下高低不一，不处于同一平面，使用卷尺测量，会受车架的起伏情况、测量基准点定位、拉尺时的力度大小产生误差，影响测量的准确性。而“视觉检验法”就是用肉眼去看，去直观的感受。用卷尺配套的“测量法”加上用眼睛看的“视觉检验法”根本无法得出准确的鉴定意见。就测量对角线，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错误结论为“各段对角线长度差不大于5mm”，几毫米之间，卷尺根本不具备测量精度，也不具备测量基准定位的功能，鉴定人员根本不具备专业鉴定工具和鉴定能力。实际上，根据厂家的维修指导要求，测量需使用专业电子底盘测量规。董小蒙维修本案车辆时，在第三人工作人员、董小蒙在场的情况下，维修人员采用下部基准点测量车架的对角线测量差值为15mm，采用上部基准点测量车架的对角线测量差值为34mm。即使按照《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错误鉴定标准，原车架也无法修复，需要更换，鉴定意见认为“车架总成属于不合理更换零部件、可以安装回车辆”严重错误。就测量车架长度，《司法鉴定意见书》所称车架右侧直线长度2893mm、车架左侧纵向直线长度2891mm的数据也是错误的。就董小蒙车辆所涉的交通事故，车辆撞击的受力点在车架的安装支座上，测量应当从安装支座进行。董小蒙在维修本案车辆时，经维修人员测量两侧轴距，右侧2793mm，左侧2821mm，左右轴距相差28mm，无法修复，需要更换。可见，鉴定人员根本不具备选择正确测量基点的鉴定能力。（2）对车架进行鉴定所依据的规范和标准严重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页载明“鉴定过程中采用测量法和视觉检验法，并参照《事故汽车修复技术规范》（JT/T795-2011）（附录C）、《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GA41-2014）及《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GA/T1087-2013）”。“参照”二字已经说明，鉴定机构采用的标准不能适用。更何况如前所述，本案鉴定事项根本不是道路交通事故鉴定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对此，鉴定机构更不得“参照”《道路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规定。具体来看，《司法鉴定意见书》得出车架总成可以装回原车继续使用的结论所“参照”的具体标准是《事故汽车修复技术规范》附录C“过程检验技术要求”第4.1.5条。该标准为“车架分段检查，各段对角线长度差不大于5mm，对角线交叉点与车架中心线的距离不大于2mm”。附录C“过程检验技术要求”实际上是汽车维修过程中应当达到的技术要求，而不是配件可否更换的标准。退一步讲，即使参照该“过程检验技术要求”作为更换配件的标准，鉴定人员所采用的鉴定方法也与该“过程检验技术要求”规定不符：一是第4.1.5条规定为分段检查，测量各段的对角线，但本案司法鉴定人员没有分段检查，而是整体测量了车架总成的对角线；二是第4.1.5条后半句规定“对角线交叉点与车架中心线的距离不大于2mm”，若以此为更换配件的标准，司法鉴定人不予测量和说明，却适用第4.1.5条，有合理理由认为即使是按照鉴定机构的错误测量方式和测量数据也只是前半句符合，而后半句要求的数值并不符合。（3）对车架、前桥是否为不合理更换和发动机左侧漏油原因的推测非常荒谬、没有事实依据，严重错误。车架是否在事故中直接受力的推测没有依据，严重错误。《司法鉴定意见书》第4页认为“本案车辆车架并没有在本次事故中直接受力”，但认真勘验车架即可发现，在事故中，车辆撞击护栏导致撞击力通过拉臂传递至车架安装座，直接造成安装座与车架开焊，安装座严重受损，根本不能修复。前桥是否为不合理更换的推测十分荒谬、没有事实依据，严重错误。就前桥是否为不合理更换的鉴定事项，《司法鉴定意见书》第2页明确载明“前桥缺失未能提供旧件”，由于缺乏必要的鉴定材料，应当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不予受理”，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不仅受理该鉴定事项，还在明知不具有鉴定客观条件的情况下，用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的方式得出分析意见和鉴定意见，认为“本次事故中，推杆和拉杆没有刮擦和碰撞的痕迹，前桥没有受力受损，所以前桥没有损坏，不用更换，即维修项目清单中更换前桥属于不合理更换”。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具有鉴定资质的范内，根据客观鉴定材料，就鉴定事项所涉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存在发表意见，而非在不具有鉴定资质的范围内，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凭空推测来还原事实。在事故拆解检查时，前桥在事故中受到了直接、强烈的撞击，右前弹簧已弯曲，弹簧底座受力产生裂纹，并且已经使半轴管和差速器的连接处产生了可以目测出的变形，事故已造成前桥和半轴管之间前部有明显缝隙。根据制造工艺，前桥和半轴所要求的精度为微米级，根本难以修复。发动机左侧漏油原因的推测更加荒谬、完全没有依据，且已超过维修质量保证期，利星行公司没有义务对发动机左侧漏油进行维修并承担维修义务。对于发动机左侧漏油原因，《司法鉴定意见书》第6页推测认为“本案车辆发生事故后，更换了车架，更换车架时要拆发动机，且要拆除助力泵油管，所以该故障现象是2017年9月5日维修所致”，但从维修完毕至本案一审鉴定之日，案涉车辆一直由董小蒙占有、使用，期间车辆状况无从知晓，鉴定人员根本无法鉴定，董小蒙亦无法证明发动机左侧漏油与2017年9月5日维修存在因果关系。况且，本案已超过维修质量保证期，利星行公司没有义务对发动机左侧漏油进行维修并承担维修义务。3.本案应当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未采纳利星行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及其指派的鉴定人员没有鉴定资格，《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本案一审中利星行公司明确提出本案符合上述重新鉴定的规定，但一审法院未依法重新鉴定，严重程序违法。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维修合同的约定，利星行公司不负有将原车架装回车辆的义务，一审法院不应同意就原车架能否装回车辆进行鉴定，其判决将原车架装回车辆更是严重错误，且将原车架装回车辆的判决也不具有可执行性。1.董小蒙要求利星行公司将原车架装回案涉车辆没有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同意就此进行鉴定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判决利星行公司将原车架装回车辆属于法律适用严重错误。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于2017年9月5日签订维修协议，约定董小蒙自愿在利星行公司办理车辆维修事宜，且同意对车辆进行拆解并授权利星行公司对车辆进行维修。维修协议从未约定利星行公司在某种情形下有义务将已经无法使用的原车架安装回车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根本不存在安装回原配件的责任承担方式，一审法院的该项判决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不予准许就原车架能否安装回车辆进行鉴定。即使进行鉴定后，也应当依法判决驳回该项诉讼请求。2.将原车架装回车辆不符合维修合同的目的，且在事实上不能履行，更不适于强制履行，该项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如上所述，利星行公司不负有将原车架装回车辆的非金钱债务。退一步讲，《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将原车架装回车辆在事实上不能履行更不适于强制履行。车架右前梁头已经严重变形，维修人员采用下部基准点测量车架的对角线，测量差值为15mm，而前梁头正好是车身外壳（整个驾驶室和机舱）需要落座的固定处。因为右前梁头严重外裂变形，导致车身外壳右前支撑座不能与下方梁头上的底座相对应，无法进行固定，并且因为不能落座而导致车身的右前支撑座卡在下方梁头底座的外沿，造成车身左右高低不平。车架右侧的前桥控制臂固定座已经严重向后错位。因为车架两侧各有一个固定座用来固定前桥控制臂，从而限定前桥的位置。两个固定座应左右对称。但经勘验即可发现，左侧没有受到撞击，固定座是直直的被焊接在车架的侧面，而右侧受到撞击的固定座已经严重向后倾斜，倾斜角度约15°，向后移动距离约12mm，左右固定座已存在明显差别。右侧固定座向后错位会造成前桥控制臂安装在上面时必须也向后错位，前桥控制臂向后错位势必会带动前桥一同向后错位，而前桥上面安装着轮胎，这样会造成左右两侧的轮胎轴距产生较大的偏差。经测量，左右轮胎轴距偏差为28mm。在如此大的偏差下，如果依然强制要求将原车架安装回案涉车辆（实际上根据前述车架右前梁头已经严重变形的理由，车架无法安装回去），会直接导致车辆严重向右侧跑偏，右侧车轮会因与地面的接触面的角度不同造成严重偏磨，存在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绝对属于严重的维修事故，违反维修合同的目的。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维修合同的目的是对车辆进行修理，保障机动车安全。一审法院根据董小蒙的不合理的鉴定申请、诉讼请求以及错误且违法的鉴定意见，判决将不能使用的原车架安装回车辆，不符合维修合同的目的。若因此发生安全事故，法院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第19页载明“经本院释明，董小蒙坚持要求利星行公司将旧车架装回车辆”，即一审法院也注意到董小蒙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客观上不具有可履行性和可执行性。既然一审法院经释明后董小蒙仍坚持该诉讼请求，即应判决驳回。董小蒙针对利星行公司的上诉辩称，不同意利星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在维修期间，利星行公司未给董小蒙出示过任何的施工单，直到2018年2月2日，董小蒙去检修涉案车辆时才发现车架被换了，董小蒙给利星行公司打电话，利星行公司才告知给董小蒙换车架了。保险公司针对利星行公司的上诉述称，同一审的陈述意见。保险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表示，其陈述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董小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利星行公司支付董小蒙维修费用三倍的赔偿金876502.44元；2.利星行公司赔偿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损失51000元；3.利星行公司将原车架装回车辆；4.利星行公司为董小蒙维修车辆并承担维修费用；5.利星行公司通过媒体向董小蒙进行道歉；6.利星行公司给付董小蒙律师费20000元、鉴定费16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利星行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小蒙系车牌号为×××奔驰×××车辆的登记车主。2017年，董小蒙为上述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为75.4万元。2017年9月5日，董小蒙驾驶诉争车辆行驶至东城区幸福大街德惠大厦门口时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随后董小蒙向保险公司报案。当天，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签订维修协议，约定董小蒙自愿同意在利星行公司办理车辆维修事宜，同意对车辆进行拆解报价，并授权利星行公司对车辆维修；董小蒙同意并委托利星行公司对此车进行维修监督、进度跟进、订购此车所用配件。维修协议条款载明：1.如客户自身原因需拖走车辆，需缴纳拆解报价的20%。2.客户同意定配件后，反悔不维修的，需缴纳拆解报价的20%外，订购该车的配件需自己承担。3.如保险公司无法赔付该车本次损失，造成报废或拒赔的，客户需承担该车的拆解费用及停车费。同日，利星行公司出具准施工单一份，载明了车辆的基本情况并载明客户需求为右前拆解报价，下方手写有“同意在利星行之星（北京）定损报价并予以维修”，董小蒙在该行字下方签字确认。准施工单下方打印有“本人现委托利星行之星（北京）有限公司代为办理上列保养、维修等项目，并于需要时更换适当配件及物料，本人明白本准施工单背面注明之细则及条款。本人要求/不要求报价，并同意将本人联络信息用于后续服务”。“不要求报价”处有打对勾，下方客户签署“入车”处有董小蒙的签字。诉争车辆于2017年9月5日进场进行维修，2017年11月26日利星行公司对诉争车辆维修完毕。利星行公司向董小蒙出具北京市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载明诉争车辆的基本信息、进厂日期、接车出厂日期，主要维修项目为右前拆解报价（具体详见工单），质量保证承诺载明：1.该车上列维修项目经检验合格，准予出厂。2.本企业对该车上列维修项目的技术性能给予10天或2000公里的质量保证期。凡在质量保证期内因上列项目的维修质量问题导致该车不能正常使用，可以返厂免费维修。3.质量保证期截止日期：2017年12月4日；质量保证期截止里程表示值73426公里。以上两项质量保证期指标以先到者为准。保险公司向利星行公司支付本次车辆维修费用共计418243.72元。保险公司出具的理赔材料显示：第一页为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载明车辆的投保信息、报案记录、事故经过，董小蒙在被保险人声明处签字并注明日期为2017年9月5日，同时董小蒙在领取赔款授权书下方签字确认。第二页为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项目清单（以下简称维修项目清单），载明维修项目包括：1.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其中车架总成为102635.2元、前桥为174532.28元，零部件更换总计391865.72元；2.零部件修理项目清单，载明“拆装：车架总成”工时为1500，工时费为1.5万元，备注“前后桥、油箱、车壳线束等附件”，修理项目总计工时费24098元；3.辅料项目清单，费用共计2280元；4.管理费清单，费用为0。维修项目清单中并无董小蒙签字。第三页为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载明诉争车辆发生事故的基本情况、车辆的基本信息、车辆损失情况，其中零部件更换项目清单和零部件修理项目清单附加说明中载明“无更换项目或更换项目大于……”，辅料项目清单、管理费清单与维修项目清单记载事项一致，并载明更换项费用小计391865.72元、修理项费用小计24098元、辅料项目费用小计2280元，管理费项小计0元，残值扣减0元，扣残值后费用总计418243.72元。下方载明：“保险合同当事人各方协商，同意以本处理单为确定本次事故损失范围的依据，并达成如下协议：1.本处理单所列费用总计金额均已包含各项费税，其为保险公司认定的损失最高赔付金额，超过此金额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付。2.需要更换项目涉及报价的，以所附总公司报价单中保险公司报价为准。3.如被保险人或三者选择提供专修发票，但不能提供专修发票的，保险公司有权重新确定损失金额。注：费用总计金额是所有损失金额减掉残值后的金额”。董小蒙在落款各方签字被保险人签章处签字确认，董小蒙签字下方手写有“被保险人已知晓此次事故，定损后果已告知被保险人”。第四页为机动车辆索赔申请书，内容与第一页一致。第五页为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利星行公司为保险公司开具的维修费发票。2018年3月13日，董小蒙就诉争车辆申请进行年检时被告知车架号字体、字符间隔特征等与奔驰品牌车架号完全不符，车管所要求核查诉争车辆车架号是否与原档相符，故该车辆未能进行年检。后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沟通，利星行公司认可其在更换车辆车架后私自打刻车架号。董小蒙为此向该院提交几份录音材料，其中2018年2月27日的录音记录显示：董小蒙（董）：“您就说吧，您变更、改动车架号没通知我这是违法行为吧？对吧？是您的错吧？您承不承认这事”；利星行公司员工沈文同（沈）：“我打这个车架号是我们打错了，但是违不违法这个事不由您定也不由我定”；董：“不是，我现在说您动这个车架号怎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沈：“就您说这个问题，我们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意识到我们也不会做的”、“这问题不是过不了户吗？那咱就咨询相关的办事处、车管所”；董：“谁做去”；沈：“您要说您不愿意做，我们可以去做啊”；董：“还有一问题，我这车本来能卖90万，因为你这事，我现在能卖65万，这事儿谁管啊”；沈：“我们解决的是技术的问题，大梁该不该换，这确实是技术的问题”；董：“我说一句啊，现在通知没通知咱们不用空口白牙的说了，您说您通知了100遍、1000遍也罢，有证据吗？你能拿的出来他是有通话录音啊还是录像啊，说我同意换大梁，你能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我就问您一句，我有权利不换吗？对吧，咱们现在还是那话，咱们就谈到这开诚布公，咱们不要拐弯抹角，我们一趟一趟来，我们是有诚意的，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没意思，您回答一下，您觉得我们有权利不换吗？我就希望问您这句话”；沈：“不是……”；董：“我不可能，我自己的车我自己都做不了主，您觉得这事有道理吗？你们替我做主啊，你们觉得这有道理吗”；沈：“您这是事后翻起来这个事儿啊……”；董：“不是事后，你们没有告诉我，我最后无意中发现这车号变了我才知道，你们谁告诉我了”、“而且我今天问保险的人，我说我这车车架号都动了，我没去做备案这保险出问题怎么办？我说不好听，我车再出事故了怎么办？能理赔吗？他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我说那您给我签个字，您看看他敢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你变更车辆信息了，你不是说别的事”；沈：“这是两个概念”；董：“我现在就是说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我说我来五趟了，你现在告诉我一个说这个事你有方案吗？要是没有方案你是不是得请示领导？那你告诉我一个时间，说多长时间你们公司能商量好一个方案给我，你不管是A、B、C方案，你给我一个方案，我如果说行，咱们再谈。我如果说不行，那咱们再找不行的办法，就完了，你也别说再谈什么技术，就是要结果，你要说5号也好6号也好给我一个时间，包括保险公司的，咱们三方坐在一起”；沈：“所以说还是说您上午没参加啊，上午说到这旧大梁能不能装回去的问题吗，我们这边商量一下，一两天两三天给您一个信儿，是不是这么聊的”；董：“您让我们去想方案能不能装回去”；沈：“我们就是一建议”；董：“不是，是让你们出一个方案，你们就出一个结果吧”。2018年5月31日的录音记录显示，利星行公司李某（李）：“我看到那个，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您下一步需求是什么啊”；董：“你们有什么解决的方案？我听听”；李：“我们现在就是，把您那车不是封存了吗？还是按照上次说那个继续，您配合去一下车管所”；董：“我去验了，验不过去，我不知道你们……”；李：“这验不过去是肯定的，百分百的，这是事实，那咱们现在就是说，咱们去车管所，看车管所这个，这个车架号已经是事实了，这个东西错误，错误是错误了，现在肯定有一个办法去解决，看车管所给我们一个什么解决方案，比如说你这个现在不行了需要更换一个大梁，这有可能是一种方案，或者说重新做报备，给咱一个处理意见呗”；董：“我去验车，车管所给我的是两种方案，一是你们把这个梁给人家车主换回来，修理好。还有一种方案我之前不是也跟你们说过吗，换新的啊还是赔偿也罢。是吧？也就是这两种方案吧，对吧”；李：“明白，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第一个换回您原车辆，车管所他能接受，我可以这么理解吧”；董：“车管所可以接受，我也去问过了，去了好几次了，跟人家核实完了，因为你们是这样，你们不是在我这个原车的旧梁上不是又扎了一个号吗”；李：“啊，啊，啊”；董：“那可能是你们做试验的吧”；李：“对、对、对、对”；董：“我去问了，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李：“行、行、行，这可能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方法。第二个就是再换一个新的，那新的呢，可能就是一个白板，然后咱们按照车管所要求，该报备报备，去他们去这个指定的地方做这个车架号，打上去对吧”；董：“对”；李：“这个我理解了，这两个方案肯定是二选一，对吧，董先生”；董：“二选一，如果说二选一咱更换完之后呢，您这块是”；董：“之后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听”；李：“这个东西我现在答复不了您，我只能看看您有什么需求，跟他们去传达一下，看看这个……”；董：“就是正常对我进行货币补偿呗，对吧，对我造成的什么损失，车辆损失”；李：“这我理解，这个大概齐您有一个什么价位吗”；董：“我们这现在答复不了您。您打个比方，说您现在需要一千、一万、十万是个什么标准，我可以跟他们去反映，是什么一个状态，我再给您一个答复”、“咱先恢复原状，保证车辆能正常行驶、可以正常通行。第二个就是给您一个相应的补偿，得到您的一个期望值、一个接受值”；董：“对呀，你们几天能给我回复这个事儿啊”；李：“周一您看行吗”。2018年6月4日的录音记录显示，利星行公司员工李宏伟（李）：“您看你那个反映意见，然后我也跟他做了一个初步了解。那边也回馈给我一个方案，我现在把方案给您解释一下”；董：“你说吧，我听着呢”；李：“您要换回原厂的车架大梁是吧”；董：“之前我跟他说过，你就说你们的意见吧”；李：“车架大梁可以给你返回，但是我们店不会给你换的，但是会给你提供一个更换的费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可以给你换回大梁，你上次好像我看一下记录，你要求有一个固定转达，是吧”、“换新大梁呢没问题，然后呢正规的手续是由我们负责给您更改的。然后呢，会额外给你补偿个代金券”；董：“你说什么，什么，是由你们更改的”；李：“就是你们不是要求换回一个新大梁吗，重新去车管所备案吗”；董：“我没跟你说要换新大梁啊”；李：“那我记录那块怎么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那块，问了售后那边负责人得出的结果，就是目前这两种结果。一是给你换回原来的车架大梁，但是不是在我们店给你提供更换的。你自己更换吧，我们会提供费用的支持。然后第二种方案是给您换一个新大梁，然后一些手续去车管所走也好，包括什么也好，额外的会有一个代金券的补偿”；董：“你补偿多少代金券啊”，李：“那边回复我的是8000”；董：“你加俩零还凑合。那个我问你一下啊，你们为什么不给换回旧大梁啊”；李：“因为那大梁已经变形了，再次更换，在操作上是不允许的”；董：“变形，这个你们有什么标准吗，依据”；李：“变形就是依据保险公司的损伤程度嘛”；董：“损伤程度是一方面，我要求你们提供书面的标准性的东西，你比如说，国家规定或者奔驰公司规定，变形比如说具体数值是多少，那个梁必须要更换”；李：“您要的那个东西，在汽车行业是没法给您提供的。损伤程度而言，它是有轻度钣金，还是重度钣金，这都界定于它这个配件是不是有修的可能性，修完了以后，能不能存在安全系数”；董：“那你把你所说的这些出个书面东西行吧”；李：“这个我给你出不了”；董：“总得有个解决回复意见，你出个书面的吧”；李：“这我没法给你提供，我只是回馈一下，给你回馈一下反馈方案”；董：“那你得给我出个书面性的回复啊。我跟奔驰我有书面的东西对吧，你也给我书面性的回复吧”；李：“我这块给你提供不了，您要求可以给您记录”；董：“我要求，第一书面性的回复我，第二出具相关需要更换书面的标准依据。明白”；李：“行，那我现在记录一下。然后其他方面的呢”；董：“你就先做这两点吧，好吧”。双方对于解决方案沟通未果，董小蒙诉至该院。利星行公司认可为诉争车辆更换车架并且自行打刻车架号，但其表示董小蒙对此知情，诉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是骑到护栏上，并非董小蒙所述轻微刮蹭护栏；利星行公司在更换车架之前告知董小蒙，并认为董小蒙提交的保险公司理赔文件中的维修项目清单可以看出诉争车辆更换零部件的情况；维修项目清单系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的附件，一起加盖了保险公司的骑缝章；维修项目清单系保险公司定损时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系2017年9月5日董小蒙签字确认，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系车辆维修完毕后董小蒙于2017年11月26日提车时利星行公司要求董小蒙签字确认；2017年9月5日诉争车辆被拖至利星行公司，两三天后即确定了需要维修的项目，当时除车架外其余配件利星行公司均能够直接更换，车架需从德国订货，后来利星行公司与董小蒙的几次沟通均针对车架，维修之前利星行公司亦告知董小蒙需更换车架；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为董小蒙于2017年11月22日签署，11月26日董小蒙提走车辆，在此期间董小蒙多次到利星行公司检验诉争车辆；2017年11月22日，利星行公司从保险公司系统中打印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和维修项目清单要求董小蒙签字，当时利星行公司只要求董小蒙在第一联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签字，并未要求董小蒙在维修项目清单中签字；提车之前，保险公司会向车主发送短信提示其车辆已经维修完毕以及维修费用的金额，由于系以短信方式发送，不可能将每一项维修内容均告知车主；在车辆维修之前，利星行公司并未与董小蒙签署损失情况确认书，因为维修的项目系利星行公司与保险公司确认，利星行公司会先与客户签订维修协议；利星行公司与董小蒙沟通车架订货均通过电话确认，只有通话记录，无法证明通话的具体内容。针对打刻车架号的问题，利星行公司表示其确实在新车架上私自打刻车架号，且在旧车架上出于试验目的亦私自打刻一组车架号，导致旧车架上有两个车架号。利星行公司认可其不应该私自打刻车架号，更换车架后打刻车架号的一般流程为：携带车主身份证、行驶证、更换零部件的检验合格证到车管所填写申请表进行备案，车管所指定的修理厂在新车架上打刻原来的车架号；诉争车辆维修之后董小蒙将其放在优信二手车平台上进行出售，评估人员表示车辆进行过大修只能出售四、五十万元，故董小蒙想要换回旧车架以隐瞒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该院询问利星行公司之前是否更换过车架，是否知晓更换车架后打刻车架号的一般流程，利星行公司表示这种案例很少。该院再次询问，诉争车辆换回旧车架并不能隐瞒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通过调取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亦能够知晓车辆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以及维修的具体情况，利星行公司表示可能董小蒙存在认知错误，并且表示董小蒙可以自行办理新车架打刻车架号的备案手续。董小蒙对于利星行公司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称诉争车辆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并未到现场进行勘验，只是要求董小蒙拍照确认，证明本次事故只是刮蹭护栏，事故发生后董小蒙只向保险公司报案，并未联系利星行公司，系利星行公司从保险公司处知晓该事故并要求为董小蒙维修车辆，利星行公司应告知董小蒙车辆需要更换车架，董小蒙并未在维修项目清单上签字确认，2018年2月2日董小蒙将诉争车辆放在优信二手车平台进行评估时才知晓利星行公司更换车架并在新车架上私自打刻车架号；董小蒙于2017年11月22日签署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时并没有看到维修项目有清单，理赔文件均系董小蒙事后从保险公司获得。董小蒙称利星行公司就诉争车辆维修完毕后，车辆再次出现问题。2018年2月27日，董小蒙将诉争车辆送至利星行公司进行检测。利星行公司出具的准施工单客户需求处载明检查转向漏油、检查仪表台启动时冒烟、检查ESP报警。董小蒙认为上述问题系2017年9月5日利星行公司维修行为所致，故要求利星行公司对上述问题进行维修并负担维修费用。利星行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董小蒙申请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维修项目清单中车架总成和前桥的维修合理性，原车架能否安装回车辆；2.2017年9月5日车辆维修后发生的故障（包括发动机左侧漏油、仪表台启动时冒烟、左前轮ESP报警）是否因2017年9月5日维修行为所致。因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对于鉴定机构的选择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该院委托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2019年6月3日，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出具交公司鉴[2019]痕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诉争车辆维修项目清单中车架总成及前桥均属于不合理更换的零部件，原车架可以安装回车辆；2.诉争车辆在2017年9月5日维修后发生的发动机左侧漏油故障是因2017年9月5日维修导致，无法确定仪表台启动时冒烟和左前轮ESP报警的故障现象是否因2017年9月5日维修导致。董小蒙对于上述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认可。利星行公司对于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不予认可，并且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故该院于2019年7月25日开庭审理时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鉴定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陈某出庭接受了利星行公司的询问，并对于相关询问进行了解释。利星行公司对于鉴定人员的解释不予认可，并且申请重新鉴定。保险公司称诉争车辆于2017年9月5日发生事故后董小蒙向保险公司报案，但保险公司并未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诉争车辆在利星行公司一边拆解一边进行拍照定损，具体定损时间无法确定；理赔材料保险公司于2017年11月22日上传至系统，董小蒙签字确认完毕后保险公司才能将理赔款支付利星行公司，2017年12月5日保险公司向利星行公司支付维修费用，故董小蒙应该是在2017年12月5日确认损失，但具体确认时间保险公司无法确定。董小蒙称其从未见过保险公司的人员，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系2017年11月26日利星行公司要求董小蒙签字确认。该院询问，按照一般惯例，保险公司应当先行定损并且将定损情况告知董小蒙后才能进行维修，为什么本案中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系车辆维修完毕董小蒙提车时签署。保险公司称其与利星行公司之间存在直赔协议，定损时保险公司在利星行公司有驻场定损员，定损员在利星行公司拆解诉争车辆时进行定损，具体如何进行定损保险公司现在无法确认。该院要求保险公司在一周之内将上述内容进行核实并书面回复该院，但保险公司至今未提交任何书面意见，亦未进行口头回复。现董小蒙认为利星行公司在维修之前并未告知董小蒙诉争车辆需要更换车架和前桥，且根据鉴定意见书车架和前桥均属于不合理更换的零部件，利星行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故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向董小蒙支付维修费用三倍的赔偿；虽然维修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利星行公司，但修理合同关系发生在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之间，维修费用本应由董小蒙向利星行公司支付，只是因为董小蒙就诉争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由保险公司向利星行公司支付维修费用。董小蒙主张的三倍赔偿金额876502.44元的计算方式为：维修项目清单中车架总成配件价格102635.2元、前桥配件价格174532.28元以及零部件修理项目清单中拆装车架总成工时费1.5万元三项金额相加为292167.48元，该金额的三倍为876502.44元。董小蒙同时要求利星行公司对于左侧发动机漏油等问题进行维修、赔偿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出行费用，并且要求利星行公司将旧车架装回车辆。经该院释明，董小蒙坚持要求利星行公司将旧车架装回车辆。利星行公司对于董小蒙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认为其并不存在欺诈行为，称其自奔驰中国公司调取了董小蒙投诉的记录，显示2018年5月26日董小蒙第一次进行投诉时董小蒙表示利星行公司一直未通知其取车，经询问利星行公司表示车辆需更换前桥，但前桥部件需要时间，要求董小蒙耐心等待。利星行公司称根据上述投诉内容可以看出董小蒙在车辆进行维修时已经知晓诉争车辆需更换前桥，故利星行公司更换前桥的行为对董小蒙并不构成欺诈。董小蒙认可其确实向奔驰中国公司进行投诉，但对于奔驰中国公司记载的投诉内容不认可，称利星行公司并未告知其需要更换前桥，2018年2月份董小蒙才知晓诉争车辆更换了前桥。该院询问利星行公司能否提供董小蒙投诉时的录音资料，利星行公司表示回去核实并在7日内提交核实意见，利星行公司明确表示经核实并无投诉时的录音记录。利星行公司称维修项目清单零部件修理项目清单中“拆装：车架总成”工时费1.5万元不仅仅是更换车架的费用，还包括其他费用。经该院询问，利星行公司表示更换车架和前桥的工时费为10409.3元。2019年6月3日，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向利星行公司出具京交法（10）字1810226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经查：发现你单位在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期间，对维修竣工出厂的车号为×××奔驰×××车辆维修档案资料中，未发现该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存根，该单位负责人解释为整理遗失。根据×××奔驰×××车主董小蒙投诉的相关反映，该单位在其车辆竣工出厂时未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后经车主索要，该单位才将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及相关材料于2018年4月27日快递补给该车主，车主称本人未签字，承修方提供不出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存根。该单位上述违法行为构成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签发虚假的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对利星行公司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5335元，以及罚款46005元的行政处罚。一审法院认为：董小蒙与利星行公司之间存在修理合同关系，诉争车辆在利星行公司维修完毕后，保险公司基于其与董小蒙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将维修费用418243.72元给付利星行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利星行公司为诉争车辆更换前桥和车架是否对董小蒙构成欺诈。欺诈是指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欺诈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第一，经营者有主观欺诈的故意；第二，经营者实施了欺诈行为；第三，消费者因欺诈而陷入错误；第四，消费者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董小蒙驾驶诉争车辆于2017年9月5日发生事故后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并未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后诉争车辆被拖至利星行公司进行维修。2017年9月5日，董小蒙在保险公司出具的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上签字确认，车辆维修前保险公司并未向董小蒙出具定损的相关材料。利星行公司称其在维修车辆前告知董小蒙诉争车辆需更换前桥和车架，关于车架更换事宜利星行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在维修前告知董小蒙；关于前桥更换事宜，利星行公司提交了从奔驰中国公司调取的董小蒙投诉记录，其中2018年5月26日董小蒙第一次投诉记录中载明董小蒙在维修过程中被利星行公司告知车辆需要更换前桥，奔驰公司提交该投诉记录欲证明董小蒙对于车辆需要更换前桥知情。对此，该院认为首先该投诉记录为奔驰中国公司自行记录，董小蒙对于投诉记录的内容不予认可，利星行公司并未提交其他的证据诸如投诉的语音记录予以佐证，无法证明奔驰中国公司记录的内容为董小蒙的真实意思；另外即使该记录内容真实，根据内容显示董小蒙是在车辆维修过程中被告知车辆需要更换前桥，并不能证明利星行公司在车辆维修之前即告知董小蒙车辆需要更换前桥的事实。故该院认为利星行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利星行公司在维修之前即告知董小蒙需要更换车架及前桥。且根据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次维修中车架总成及前桥均属于不合理更换的零部件，根据鉴定人员陈某的陈述，诉争车辆的车架总成及前桥无需进行更换。利星行公司在未提前告知董小蒙的情况下对于诉争车辆无需更换的前桥和车架进行了更换，前桥和车架总成的零件更换费用将近28万元，占该车零部件更换总费用的70%，保险公司基于其与董小蒙的保险合同关系向利星行公司支付维修费用。且该院认为车架属于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车架的更换确实会影响到车辆再次出售的价格，利星行公司在未告知董小蒙的情况下更换前桥和车架并且在明知不合法的情况下私自在旧车架上试验后在新车架上打刻车架号，该院认为利星行公司的行为对董小蒙构成欺诈。利星行公司对于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并且向该院申请重新鉴定。对此该院认为利星行公司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鉴定人员陈某亦出庭接受了利星行公司的询问，利星行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违反规定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故该院对于利星行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利星行公司应支付董小蒙前桥和车架维修费用的三倍，经该院核算为862730.34元。虽然车辆维修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向利星行公司支付，并非董小蒙直接支付，但该院认为这种情况系由于董小蒙在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保险公司基于其与董小蒙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向利星行公司直接支付维修费用，相当于保险公司代董小蒙向利星行公司支付修理费，董小蒙现依据其与利星行公司之间的修理合同关系主张赔偿并无不妥。现董小蒙坚持要求利星行公司将旧车架装回车辆，司法鉴定意见书亦认定旧车架可以装回车辆，故利星行公司应负责将旧车架重新装回车辆。关于董小蒙要求利星行公司对于诉争车辆发生的发动机左侧漏油、仪表台启动时冒烟、左前轮ESP报警进行维修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发动机左侧漏油系利星行公司2017年9月5日维修行为导致，故利星行公司应当就该问题继续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利星行公司自行承担。关于董小蒙要求关于董小蒙主张的停驶期间的交通费，该院认为维修费用三倍的赔偿已经足以弥补董小蒙的损失，故对于董小蒙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董小蒙主张的律师费，因其与利星行公司并未对于律师费的负担作出约定，故对于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董小蒙要求利星行公司通过媒体道歉的诉讼请求，该院认为现董小蒙以修理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系合同纠纷，合同纠纷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中并无关于赔礼道歉的法律规定，故对于董小蒙的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利星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董小蒙损失862730.34元；二、利星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原车架装回至车牌号为×××的车辆；三、利星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对车牌号为×××的车辆出现的左侧发动机漏油问题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利星行公司承担；四、驳回董小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董小蒙二审过程中提交以下新的证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行政处罚决定网页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利星行公司在法律不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刻打了车架号，利星行公司在履行修理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民事欺诈，也涉嫌到了刑事犯罪，正是因为利星行公司私刻车架号导致董小蒙没有办法通过年检，涉案车辆已经停驶将近3年之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利星行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处罚对象是利星行公司的关联公司。保险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没有异议。利星行公司、保险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董小蒙提交的证据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评断。本院二审依法补充查明：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利星行公司是否有双方对车架订货及沟通的证据，该公司答复称：都是直接电话通话，有通话记录，但是无法证明具体内容。另查明，2019年1月21日一审法院组织谈话，进行鉴定机构选定工作。2019年1月25日，一审法院与利星行公司进行谈话，告知利星行公司该院委托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对本案所涉事项进行鉴定，并于近期向该机构发出委托鉴定函同时将材料移送该鉴定机构。利星行公司表示听清。二审庭审中，本院询问利星行公司为何选择自行打刻车架号，该公司未能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二审中，各方均表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车架及前桥的更换及工时费用的金额本身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利星行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其是否应向董小蒙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应否判令利星行公司将原车架装回涉案车辆；三、利星行公司是否应对涉案车辆出现的左侧发动机漏油问题进行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四、利星行公司是否应支付董小蒙车辆停驶期间的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利星行公司上诉主张其系受董小蒙委托对涉案车辆进行维修，其为涉案车辆更换车架和前桥符合双方约定，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对此本院认为，欺诈是经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前桥和车架均属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前桥和车架的更换会对车辆的整体情况及价值等产生影响。本案中上述部件的更换费用占该车零部件更换总费用的70%，利星行公司在对涉案车辆进行前桥和车架的更换时，需将相关情况及时告知董小蒙，但该公司在未提前告知董小蒙的情况下，对诉争车辆经一审法院鉴定确定无需更换的前桥和车架进行了更换。利星行公司虽称其在更换涉案车辆前桥和车架前已经告知董小蒙，但利星行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综合以上情况，利星行公司在未提前告知董小蒙的情况下对涉案车辆无需更换的前桥和车架进行了更换，且在明知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私自在新车架上打刻车架号，导致董小蒙提取涉案车辆后无法正常使用该车辆，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具体情况，认定利星行公司在修理过程中的行为对董小蒙构成消费欺诈，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涉案车辆修理费用已由保险公司据其与董小蒙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向利星行公司代为支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董小蒙要求利星行公司向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张，符合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利星行公司就其更换涉案车辆车架和前桥的行为不存在欺诈所提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利星行公司对于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曾在委托鉴定前将选定的鉴定机构告知利星行公司，该公司并未就鉴定机构提出异议。鉴定结论作出后，利星行公司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询问，鉴定人员曾出庭接受利星行公司询问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利星行公司虽上诉提出交通运输部鉴定中心不具有本案争议事项鉴定资格，同时提出本案应当重新鉴定，但鉴于其一审中在鉴定机构选定时未提异议，且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司法鉴定存在违反规定不应予以认定或须重新鉴定的情形，因此，本院对利星行公司该项上诉主张难以支持。《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利星行公司上诉对一审判项中将原车架装回至涉案车辆提出异议，对此，董小蒙在本案中经一审法院释明，明确要求利星行公司将旧车架装回涉案车辆；同时根据司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涉案旧车架可以装回车辆；再次董小蒙称该旧车架在其处保存。基于上述现有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利星行公司应负责将旧车架重新装回涉案车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可以认定涉案车辆发动机左侧漏油问题系属利星行公司2017年9月5日维修行为导致，因此利星行公司应就该问题继续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利星行公司自行承担。如前所述，利星行公司针对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其上诉主张涉案车辆已超过维修质量保证期的意见，亦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四。董小蒙上诉提出要求利星行公司支付其涉案车辆停驶期间的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民事责任具有损害填补功能，在认定当事人的责任承担时，亦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对当事人的权责关系进行充分的考察和衡量。本案中，涉案车辆相应维修费用三倍的赔偿足以弥补董小蒙上诉主张部分遭受的损失，因此对董小蒙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董小蒙、利星行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502元，由董小蒙负担1075元（已交纳）；由利星行之星（北京）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2427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审 判 员 郑吉喆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书 记 员 郑海兴书 记 员 朱芮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