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522民初4142号原告：周光伟，男，196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被告：李孝田，男，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广清，浙江湖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光伟诉被告李孝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光伟、被告委托代理人任广清到庭参加了诉讼。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传唤被告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并于2019年8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未达成一致。本案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原、被告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转让款46250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诉称理由：2011年12月5日，其与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将自己在长兴科尔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公司”）的股权以46250元转让给被告，被告承诺在2012年底付清款项。但被告至今未付，因一直催讨无果，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对原告所诉事实没有异议，但就转让款原告已6年未催讨，故原告主张之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协议书》一份，以证明被告欠其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及金额。经被告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称，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且原告就转让款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之证据经审查明,《协议书》系原、被告在2011年12月5日就股权转让达成的书面约定，其中具明“周光伟出让长兴科尔电器有限公司，共计人民币46250元，2012年底付清款项。若有特殊情况，二人协商”。就“若有特殊情况，二人协商”之约定的真实意思，原、被告均认可意指“如被告到期无力付款的，可缓期向原告给付；等被告有钱后，且先付另一股东的转让款，原告的转让款推后再给付；若被告有能力给付的，两个人的转让款一起付清”。审理认为，该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本院予以确认并采纳。被告未向法庭举证。根据本院采纳的证据及原、被告之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原告周光伟与被告李孝田原系同事，个人关系较好。2011年12月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原告将自己在原科尔公司所持有的股权以46250元的对价转让给被告，被告承诺于2012年底付清款项，同时约定了“若有特殊情况，二人协商”,意为届时如被告无力给付原告款项的，可延期支付；若经济好转，则先清偿所欠另一股东的股权转让款，欠原告之转让款等有钱时再付；若有能力付款的，欠两名股东的转让款一并付清。事后，被告因企业经营不佳，除给付了另一股东部分转让款外，一直未给付原告转让款。开始三四年间，原告常以电话或当面婉转问询被告能否付款，但每次被告均表示企业尚困难，等有钱就付，原告出于理解便不予催促。随后几年，原告电话联系被告时常不被接听，便只在遇见被告时当面向被告催问转让款，被告仍表示暂时困难，让原告再等等，原告信其言。直至原告得知被告已转让了企业，寻踪无着，无奈诉至法院，双方纠纷成讼。同时查明，原科尔公司成立时有股东二名，原告系股东之一。2011年12月，原科尔公司二名股东一致将自己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转让给了被告。在被告接手公司后，原告为了帮助被告度过经营困难期，继续留在科尔公司近二年，为科尔公司业务，且不拿工资，只在签约成功后提取业务费用。另查明，被告曾经使用过的手机号码137××××8028目前提示为空号，被告正在使用的手机号码158××××0643系2016年9月以被告身份开通，但被告当庭强调是2019年3月份更换的电话号码。据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书面协议，原告将自己持有的原科尔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给付原告转让款，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股东依法可向公司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现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双方之间成立股权转让关系。由于原科尔公司的二名股东于2011年12月一致意思并同时向被告转让了全部股权，显然不存在被告所称的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之说，故被告辩称股权转让不合法之意见不成立，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规定，原、被告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原、被告就转让款的履行产生纠纷，属股权转让纠纷。而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股权转让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法律解释，诉讼时效是规定权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而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利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期间是指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期间的起算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及义务人之日起开始计算。所谓“知道”是指权利人主观上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推定，指基于客观之情事以及根据权利人智识经验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权利人应当知悉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但权利人因自身过失而未知情的，推定权利人知其权利受到损害；“合理注意义务”则是指以普通谨慎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以及主观心态、智识能力为衡量标准所应具有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多次讨要转让款为不争事实，被告关于“原告电话也打过，碰到时也问过我有没有钱，我说还没有”的当庭陈述也足以印证。纵观本案，在原告每次催问款项时，被告均表示尚无力给付，让原告再予等待，一旦有钱即付，但从未有过不付的意思表示。而原告在被告经营企业面临困境时，近二年时间里不计工资报酬为被告拓展业务，甚至在利益面前作出让步，同意被告有钱后先给付另一股东的转让款，把自己的付款延后，且在每次向被告催讨钱款时，均是以委婉的方式提示，足见原、被告之间个人关系的良好及原告内心的善良和仁义。显然，基于对被告的情义和信任，原告对被告的允诺必然深信不疑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依原告的认知是无法在被告表示的“有了钱就给付”的表象之下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依原告的智识能力更不会把人性想象的过于卑劣，而在每次向被告催讨款项时刻意留下催讨的证据或痕迹，以作日后举证之用。原告在每次向被告讨而不得时，依然没有采取过或强硬或野蛮或暴力的手段进行要款，也未以在社会普通民众意识中认为“绝情”的诉讼方式要款，而只是婉转提醒，这并非原告怠于主张权利，恰恰是因为原告内心的善良和仁义，并出于对被告的支持和帮助，更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和谅解，所作出的一个非精于法律的普通人符合常理的和善之举。由于受文化程度和社会一般观念及善良观念的限制，原告对被告没有作出不履行义务明示的客观状态下，是无法感受到自己权利受损的事实的。而原告主观上也从未放弃过该笔债务，相反内心一直相信被告会在企业效益好转后给付其款项，故依原告的智识能力，同样无法推定其主观上应当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其次，原、被告就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期限虽约定于2012年底，但同时约定了“若有特殊情况，二人协商”，而所约“特殊情况”之真意为被告届时无力付款之情形，就此原、被告约定了被告可推后付款，但双方未明确推后付款的具体时间。而根据被告当庭陈述的“二人协商就是让原告再等等，等到有钱时，先还陈宏云（另一股东）的钱，也没有说具体等到什么时候，反正我这边在搞（指经营公司），当时也没想过企业会倒闭，如果做的好的话，等有钱了，就一下子给他们”的表述，足以认定原、被告就转让款的给付时间已在被告逾期付款时变更为“被告有钱时”，而此约定显然为未确定履行期限的新的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现被告承诺以“有钱时”为付款时间，显然属不能确定的履行期限，且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明确表示过不履行义务之日，故本案应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给付转让款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虽被告辩称原告自2015年后一直未向其讨要过，但从被告就自己手机号码启用时间的陈述可知，被告显然是不诚实的，故其辩解不予采信。再者，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善良风俗和道德秩序，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基本属性，而依循天理、顺应人情、合乎国法于一体才是对法律的正确理解。法律有义务保护人性的善良和诚信，如果法律让背信弃义合法化，就会灭失人性的良善、加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就无法体现法律惩恶扬善的价值，也不利于社会诚信机制的构建。且如果法律使得人人自危，事事需要保留证据，那就无法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评判必须做到“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对公平、正义、善良、诚信的维护，既符合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原则，又能更好地保障各方当事人的权利，更是弘扬社会正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在实质公平的基础上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利益，故从利益衡量考虑，社会的正义、人性的善良应该得到法律的维护和肯定。综上，依原告的认知和智识能力，不能认定原告在起诉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损。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原告起诉时计算，故原告之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转让款具有诉讼时效。被告就此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告已按约转让了原科尔公司的股权，被告也实际受让了原科尔公司的股权，被告即应依约支付受让股权的转让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被告就股权转让款至今未给付，显属违约，并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给付款项的民事责任。被告对自己未付原告转让款46250元之事实不存争议，原、被告间债权债务关系据此确立，被告应予给付原告转让款46250元。原告就此主张，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为保护合法的股权转让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孝田给付原告周光伟股权转让款46250元，限被告李孝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光伟付清。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78元，由被告李孝田承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龚剑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臧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