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7民终66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跃林，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亮，永康市四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帅，永康市四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杏丽，女，196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小东，男，198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鸳鸯，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香女，女，194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爱芬，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华芳，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沈俊杰，男，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原审被告：陈轶群，女，1973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上诉人徐跃林因与被上诉人胡杏丽、王小东、应香女以及原审被告沈俊杰、陈轶群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4民初2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跃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胡杏丽、王小东对徐跃林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胡杏丽、王小东、应香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胡杏丽、王小东提交的病历、费用清单、住院病例、出院小结、发票中保险公司相应赔偿的款项应予以扣除。2、胡杏丽、王小东提交调解情况说明、死亡证明，虽各方确实在镇领导组织下进行过调解，但该调解并不能证明各方对王某的死亡所负的责任。3、胡杏丽、王小东提交救护车票据，应以发票开具的数额为准。4、徐跃林提交录音光盘，证明应香女认可其与徐跃林之间并非承包关系，徐跃林是介绍点工的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5、徐跃林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该证人证言与录音光盘相互佐证，证明证人陈某、死者王某均系应香女所雇的点工工人。为了不让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应香女还打电话威胁恐吓过。一审判决认为：死者王某在受雇于徐跃林期间，为应香女坐落在永康市的大门进行施工过程中不慎摔伤并最终导致死亡。死者王某与徐跃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徐跃林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由其承担60%的民事责任。死者王某在工作过程中由于自身不注意而摔伤，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其自身承担30%的民事责任。应香女作为房东未完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其承担10%的民事责任。徐跃林认为：徐跃林与死者王某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事实经过是应香女要把坐落在永康市的大门工程承包给徐跃林，而徐跃林认为工程量太小不划算就未承接该工程。之后，应香女要求为其介绍点工工人，徐跃林出于好心便介绍死者王某及证人陈某去做，徐跃林从未对死者王某及证人陈某去应香女家做工做出过任何指示及指派，对于工资酬劳及结算事项，也均由死者王某、证人陈某与应香女直接商谈并支付。故就本案所涉工程而言，徐跃林与死者王某、证人陈某之间不属于雇工雇主关系。而一审法院以证人陈某与徐跃林之间有利害关系为由，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纳的说法草率。徐跃林所述事实有证人陈某证人证言以及录音光盘予以佐证，相互印证。另徐跃林与死者王某、证人陈某工资结算方式是以点天计算，而不是按月、按年结算工资，不做工期间不付任何工资报酬。在乡政府主持调解过程中，应香女也认为王某出事的原因之一是其在岳父家连续工作十几天体力不支引起，并认为王某故意到应香女家寻死。徐跃林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恩怨，对此事实也有录音为证，同时多份录音也能证明王某之前与徐跃林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另徐跃林恳请法院向其他人（同时为应香女做工的工人）调查，证明徐跃林所陈述的事实均实事求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徐跃林的上诉请求。庭审补充意见：就涉案应香女家大门口施工工程，胡杏丽、王小东没有证据证明系徐跃林雇佣王某施工，应香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工程系发包给徐跃林施工，徐跃林与王某之间属于松散型雇佣关系，双方工资按天计算，并且无连续性。胡杏丽、王小东辩称，其在一审起诉时就已将从社保处报销的医疗费用金额予以扣减，本案实际总医疗费用达几十万元。镇领导的调解是组织责任方进行的调解，并非不能证明各方对王某死亡所负的责任。其在一审就提供相应的救护车票据，一审裁决正确。王某多年来一直受雇于徐跃林，由徐跃林安排其工作，并进行工资结算。本案也是徐跃林叫王某去应香女家所在的地点进行施工，可见本案也是雇佣关系，不能以工作不连续而推翻本案的雇佣关系。徐跃林在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与徐跃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有利益关系，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纳。且应香女也承认将工程发包给徐跃林，可见本案中徐跃林系包工头，雇佣王某进行施工，王某确实是受徐跃林的指派，才前往应香女家中进行施工。之前，王某与应香女并不认识，也不存在直接与应香女进行工作洽谈和工资结算。应香女辩称，徐跃林未提供保险单，保险公司也未对死者进行理赔，因此一审法院未对款项进行扣除正确。假如徐跃林能提供相应证据，则应先扣除可理赔的款项，且从徐跃林为王某购买保险的行为，可以证实徐跃林与王某形成常年稳定的雇佣关系。镇政府组织各方进行调解是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调解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正确。应香女从未认可与徐跃林不存在承包关系，徐跃林提供的录音光盘证据存在明显的剪切删减，不符合证据的合法要件；且徐跃林整理的文字内容与语音内容完全相反，不能达到其待证目的。本案中，徐跃林承包了应香女家大门施工项目，钢筋水泥均由徐跃林购买，王某和陈某也由徐跃林叫来，从徐跃林为王某和陈某等人购买保险的行为，可以证实徐跃林常年雇佣王某，并愿意为王某的风险承担责任。应香女从未威胁过证人陈某，只是让其实事求是陈述真相，而证人出庭作证时未反映客观事实，证言漏洞百出，存在多处矛盾，因此其证言不能达到徐跃林的待证目的。徐跃林认为其与王某之间系松散型的雇佣关系，则举证责任在徐跃林，其应证明本案工程并非是雇佣关系。沈俊杰述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与其无关。陈轶群未作陈述。胡杏丽、王小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徐跃林、应香女、沈俊杰、陈轶群连带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住宿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尿裤等生活用品，合计1012793.58元；二、判令徐跃林、应香女、沈俊杰、陈轶群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杏丽系死者王某之妻，王小东系死者王某之子。2018年9月15日，死者王某在受雇于徐跃林期间，为应香女坐落在永康市的大门进行施工，王某在施工过程中从木梯上下来时不慎摔倒导致颈部脊椎损伤、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头皮挫裂伤而入院治疗。王某先后在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永康市中医院、永康普济护理院住院治疗，先后住院共161天，于2019年2月28日死亡。期间王某共花去医疗费用103096.7元，故认定王某因本次事故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医疗费103096.7元、死亡赔偿金840920元、误工费32200元、护理费241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530元、交通费3220元、营养费9660元、丧葬费30549.5元、救护车费用6000元，合计1055326.2元。另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3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每个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权。本案中，死者王某在受雇于被告徐跃林期间，为应香女坐落在永康市的大门进行施工过程中不慎摔伤并最终导致死亡。死者王某与徐跃林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徐跃林作为雇主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酌定由其承担60%的民事责任。死者王某在工作过程中由于自身不注意而摔伤，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酌定由其自身承担30%的民事责任。应香女作为房东未完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酌定由其承担10%的民事责任。另因胡杏丽、王小东未能举证证明沈俊杰、陈轶群与本案有关，故沈俊杰、陈轶群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故对胡杏丽、王小东要求徐跃林及应香女赔偿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理的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认定，死者王某因本次事故死亡而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总计为1055326.2元(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故徐跃林应赔偿的经济损失为633195.7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663195.72元。应香女应赔偿的经济损失为105532.6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110532.62元。对胡杏丽、王小东要求沈俊杰、陈轶群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陈轶群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行为，是对法律的不尊重和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徐跃林赔偿胡杏丽、王小东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663195.72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二、由应香女赔偿胡杏丽、王小东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10532.62元，款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三、驳回胡杏丽、王小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58元（已减半收取），由胡杏丽、王小东负担2408元，由徐跃林负担3900元，由应香女负担650元。二审中，徐跃林提供以下证据：一、2019年3月14日镇政府调解录音资料一份，证明徐跃林与应香女之间就涉案工程没有发包与承包的关系，徐跃林与王某也非雇佣关系。二、申请证人章某、桂某出庭作证，证明即使在另外工程中徐跃林与王某属于雇佣关系，在涉案工程中也非雇佣关系，因王某是小工级别，工资每天200元，而老师级别的工资是每天260元，涉案工程均由应香女自行支付雇佣工资和混凝土工资。胡杏丽、王小东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录音中关于工资支付问题为片断式，不能反映整个调解过程，在录音中应香女反复强调是包给徐跃林的，徐跃林在一审时已掌握该录音，且录音经删减或整理形成，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对证据二，对章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即使其陈述属实，可见应香女的房屋大门口工程可分为混凝土工程和其他基础工程，即便混凝土工程由应香女自行与章某联系结算，也不能证明其他工程并非由徐跃林承包，且章某自认与徐跃林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徐跃林承包其他工地后混凝土工程无法做时，需要联系章某打混凝土，从章某的陈述可以看出，徐跃林包了其他工程，混凝土部分也要联系章某，故本案工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针对桂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其在事故发生后才到应香女的房屋进行施工，并不清楚事故发生时的状况以及应香女、王某、徐跃林三者的关系，无法达到徐跃林的证明目的。应香女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不完整，经徐跃林删减，有4个片断，无法展示整个调解过程。录音文字整理资料有多处删减，与原录音不一致，有些内容系徐跃林自行添加，无达到其证明目的。应香女多次强调是承包的，也提到工资与徐跃林结算，说明应香女将涉案工程承包给徐跃林，从徐跃林购买钢筋水泥到应香女家，并带王某等人做工行为，可以认定徐跃林接受承包的事实，且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二两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徐跃林的证明目的。事故发生后，徐跃林不管涉案工程，应香女找其他人做工，与事故发生前徐跃林雇佣王某的行为没有关联。章某不清楚事故发生时间和其他内容，仅记住关键几句话，不符合客观逻辑。事实上，事故发生后的两三天，应香女从未与徐跃林妻子洽谈过证人所述的事实。桂某对王某出事前的情况不知情，其作出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沈俊杰认为，不知道涉案工程的情况。陈轶群未予质证。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一，应香女未在录音中明确自认徐跃林与王某并非雇佣关系，反而在录音中多次提及将工程承包给徐跃林，故对录音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二，证人章某并非本次事故发生的在场人员，根据证人陈述，其对应香女是否将大门工程发包给徐跃林，以及王某工资由谁支付不知情。徐跃林包了其他工程亦会找其打混凝土，故不能从其为应香女家打混凝土反推王某亦直接受雇于应香女。至于其陈述路过应香女家时听到应香女与徐跃林之妻的对话内容，因未能述清具体时间等事实，且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其证言不予采纳。证人桂某系王某发生事故后才到应香女家干活，且对应香女和徐跃林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某在事发工程中受谁雇佣并不知情，不能达到徐跃林的举证目的。二审中，胡杏丽、王小东、应香女、沈俊杰、陈轶群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中，王某受雇于徐跃林还是受雇于应香女的问题。徐跃林多年来以承包建房工程为业，而王某生前受雇于徐跃林从事工程施工，工作由徐跃林安排，报酬由徐跃林发放。本案中，根据胡杏丽、王小东和一审证人陈某陈述，王某、陈某与应香女本不认识，王某、陈某系由徐跃林联系前往应香女家中进行大门施工。该施工的时间、地点亦由徐跃林指示，且陈某、王某分别为建房施工中的“老师”和“小工”，说明徐跃林根据工人所从事工作属性的不同召集陈某和王某施工，对工人有选任调度的权利。徐跃林认为在案涉工程中与王某之间并非雇佣关系，其主张仅是将王某介绍给房东应香女。若如徐跃林所述其是介绍人，则通常仅需将人员联系方式告知应香女，由应香女自行选择是否联系、是否雇佣等事宜。故徐跃林的主张不符常理，亦无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受雇于徐跃林期间进行案涉工程施工，徐跃林和王某属于雇佣关系，并无不当。徐跃林应对王某因本次事故死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至于损失数额，一审法院核定的项目及金额均属合理。综上所述，徐跃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32元，由徐跃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宋耿金审 判 员 楼 俊审 判 员 杜月婷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代书记员 周璟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