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民终173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丁识年，男，196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钟道昌，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涪陵区。一审被告：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门市东灶港镇港东路13号。法定代表人：俞建兵。上诉人丁识年为与被上诉人钟道昌及一审被告海门市昌泰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泰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19）浙72民初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7日召集各方对本案进行调查质证。上诉人丁识年参加调查质证。被上诉人钟道昌、一审被告昌泰公司未参加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道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丁识年、昌泰公司向钟道昌支付拖欠的工资款62925元、交通费280元；2.确认钟道昌就上述债权对“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3.判令丁识年、昌泰公司返还钟道昌海员证等四小证。审理中，钟道昌将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丁识年、昌泰公司协助钟道昌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事实与理由：丁识年、昌泰公司系“昌泰807”轮的船舶所有人。2017年4月19日，双方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书，载明钟道昌到“昌泰807”轮上从事捕捞作业，劳动报酬实行固定工资加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固定工资每月1500元，计件工资按钓鱿鱼产量每吨650元计算，款项汇入钟道昌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6月10日，双方将劳动报酬标准约定为60000元一年保底，平均产量70吨，高于70吨的奖700元一吨，低于70吨的按平均产量，没钓到平均产量扣650元一吨。同时，船方又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对钟道昌等几名船员的劳动报酬重新作了约定。2019年2月26日由船长出具了钟道昌的总产量证明，共计93.642吨。2019年4月2日，钟道昌随同其他船员一起回国，但丁识年、昌泰公司未能按照约定支付钟道昌的劳动报酬，故钟道昌诉至法院。丁识年、昌泰公司共同答辩称，1.丁识年、昌泰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向钟道昌出具的承诺书和合同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并非丁识年、昌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承诺书和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若无法认定该承诺书和合同无效，请求法院撤销该承诺书和合同；2.若承诺书和合同均认定有效，钟道昌从2017年4月19日至2018年6月9日的工资应当按照双方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进行计算，并应该扣除丁识年已向钟道昌发放的款项、丁识年为钟道昌垫付的费用以及钟道昌旷工和产量未达标应承担的罚款。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丁识年系“昌泰807”轮的实际所有人，因经营所需，该船舶挂靠登记在昌泰公司名下。2017年4月19日，钟道昌与丁识年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丁识年雇佣钟道昌到“昌泰807”轮上从事鱿钓作业，劳动报酬实行固定工资加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制，固定工资每月人民币1500元，计件工资按钓鱿鱼产量每吨人民币650元计算，款项汇入钟道昌指定的银行账户，钟道昌履约后剩余工资款一个月内结清。劳保用品、钓钩、钓线等钓具费用采用包干原则，丁识年补助钟道昌劳保用品、钩子、线等每年1000元。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经本人申请要求注销海员证的，丁识年、昌泰公司应在45天内办理注销海员证，如未及时办理由此造成的损失丁识年、昌泰公司应赔偿。2018年6月10日，船方分别向钟道昌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和合同，承诺书载明：“今有昌泰807船东承诺2017年员工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45吨，前提是你们员工在工作期间必须听从船长和大副指挥，是不听从的，这个承诺书作废，是听的以这个承诺书为真，以前合同作废。”合同载明：“今有九名员工到昌泰807船上打工，工资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70吨，高于70吨奖700元一吨，底70吨按平均产量，不钓到平均产量扣650一吨”。合同和承诺书均有钟道昌和“昌泰807”轮船长贺军南、大副项光明的签字并加盖了“昌泰807”的船章。2019年2月26日，“昌泰807”轮船长贺军南向钟道昌出具了一份产量单据，明确载明：“钟道昌共计产量87.642吨，另加6吨，合计93.642吨。”该单据落款后加盖了“昌泰807”的船章。2019年4月2日，钟道昌随同其他船员下船回国，但是丁识年未能按照约定向钟道昌支付报酬，故钟道昌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丁识年已向钟道昌预支工资49400元，垫付购物支出6302元、钓钩、钓线支出4833元、电话费支出72元，共计60607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起诉和答辩意见，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评析如下：一、涉案承诺书与合同的效力问题钟道昌主张涉案承诺书与合同均合法有效，丁识年、昌泰公司抗辩该承诺书与合同系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应确认无效，若无法认定无效则请求法院撤销该承诺书与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才会导致合同无效，涉案承诺书与合同均不存在此种情形，故丁识年、钟道昌要求确认该承诺书与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丁识年、昌泰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钟道昌的胁迫而签署的承诺书与合同，而且该承诺书与合同对各方均设置了约束条款，且丁识年也认可该承诺书与合同系船长贺军南与船东沟通之后向钟道昌出具的，故丁识年、昌泰公司关于该承诺书与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该承诺书与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二、钟道昌工资金额的认定问题钟道昌主张工资应按照承诺书与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计算，丁识年、昌泰公司抗辩应按劳动合同书的约定计算。一审法院认为，承诺书与合同的签署晚于劳动合同书，承诺书与合同中关于工资计算标准的约定应认定为是对劳动合同书工资计算标准的变更，故应以承诺书与合同作为双方结算工资的依据。承诺书对2017年的保底工资和平均产量进行了约定，合同对保底工资和平均产量也作出了明确约定，保底工资均约定为60000元一年，据此可认定钟道昌2017、2018年的保底工资均为60000元一年，钟道昌的工作时间从2017年4月19日开始至2019年4月2日结束，共计714天，故钟道昌的保底工资应为60000元/年÷365天×714天=117370元。承诺书对产量工资的计算没有约定，合同对产量工资的计算有明确约定，但合同中关于70吨的平均产量是2017年和2018年两年总的平均产量还是2018年的平均产量无明确描述，双方也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无法认定70吨的平均产量所涵盖的年份，现钟道昌主张的总产量也无法区分具体年份。考虑承诺书签署时2017年的生产已经结束，故承诺书中关于2017年的平均产量为45吨的描述应该比较客观真实，参照2017年的标准认定2018年的平均产量也为45吨，两年总的平均产量为90吨。关于钟道昌的产量，钟道昌主张93.642吨，丁识年仅认可87.642吨。一审法院认为，丁识年、昌泰公司向钟道昌出具的单据载明钟道昌的产量合计为93.642吨，且丁识年、昌泰公司庭审中也认可额外奖励给钟道昌6吨产量的事实，故认定钟道昌的总产量为93.642吨。根据合同约定，高于平均产量奖700元一吨，故钟道昌的产量工资应为（93.642-90）吨×700元/吨=2549.4元。另外，根据劳动合同书约定，丁识年补助钟道昌劳保用品、钩子、线等每年1000元，故丁识年还应向钟道昌支付补贴款2000元。综上，钟道昌应得工资总额为121919.4元，扣除丁识年已支付的工资、垫付的各项费用等共计60607元，丁识年还应向中道昌支付工资61312.4元。丁识年、昌泰公司辩称的应扣除钟道昌旷工和产量未达标的罚款，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涉案劳动合同书、合同、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履行，钟道昌提供劳务后，船东应按约支付工资。丁识年系雇主和涉案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理应按约支付钟道昌工资61312.4元。钟道昌主张的交通费280元，非系本案诉讼必然发生的费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保护。钟道昌提供劳务的船舶为丁识年所有的“昌泰807”轮，钟道昌的工资给付请求自产生之日起至起诉时未满一年，故钟道昌主张就上述工资款对“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合法有据，予以确认，但钟道昌应在该优先权产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涉案船舶为远洋渔船，挂靠登记所有权人即昌泰公司经营，相关海员证的办理、注销等手续亦实际应经昌泰公司办理，故昌泰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应与丁识年协助钟道昌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钟道昌自2019年4月2日离船后，涉案劳务合同关系解除，丁识年、昌泰公司理应及时办理钟道昌海员证注销手续，钟道昌该项诉请合法有理，予以支持。综上，钟道昌的诉请，有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3日判决：一、丁识年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钟道昌支付工资款61312.4元；二、钟道昌就上述第一款中的款项对登记在昌泰公司名下的“昌泰807”轮享有船舶优先权，该优先权须在2020年4月1日之前通过扣押船舶方式行使；三、丁识年、昌泰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钟道昌办理海员证注销手续；四、驳回钟道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元，减半收取690元，保全费652元，均由丁识年、昌泰公司共同负担。丁识年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按照丁识年与钟道昌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的约定，丁识年尚需支付给钟道昌的款项为37510.3元。2、船长贺军南、大付项光明系受到钟道昌等船员的胁迫，于2018年6月10日在承诺书及合同上签字并加盖了船章，但并未取得丁识年同意，故该承诺书和合同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即使按照承诺书和合同的约定，一审认定2018年的平均产量为45吨也依据不足。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丁识年向钟道昌支付工资款37510.3元。钟道昌、昌泰公司均未参加调查质证，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二审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丁识年应向钟道昌支付的工资金额。各方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对此分析如下：丁识年与钟道昌于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约定，普通船员固定工资每月人民币1500元，计件工资按钓鱿鱼产量每吨人民币650元计算。船长贺军南、大付项光明经与丁识年沟通，于2018年6月10日向船员出具的合同上约定，“工资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70吨，高于70吨奖700元一吨，底70吨按平均产量，不钓到平均产量扣650一吨。员工：钟道昌、刘文坪、熊登、王进、韩松林、江双林、熊威”。承诺书上约定“船东承诺2017年员工，六万一年保底，平均产量45吨。前提是你们员工在工作期间必须听从船长和大付指挥，是不听从的，这个承诺书作废。是听的，以这个承诺书为真，以前合同作废。员工：刘文坪、王进、熊登、钟道昌、江双林、宋治华、韩松林、熊威”。贺军南、项光明分别在承诺书和合同上签名并加盖了“昌泰807”轮的船章。因此，对于船员工资的约定，应当视为双方已经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作出了变更约定，应以承诺书和合同的约定为准。关于年平均产量的约定，合同和承诺书上的约定并不相同。从合同和承诺书的内容来看，该合同和承诺书尽管出具的时间为同一天，但在出具时间上应当是承诺书后于合同的，对于年平均产量的约定应以承诺书约定的45吨为准。因此，一审据此认定钟道昌应得的工资总额为121919.4元，扣除丁识年已支付的工资和各项费用等共计60607元，丁识年还应向钟道昌支付工资61312.4元。综上，丁识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本院认为，丁识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5元，由上诉人丁识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苗 青审判员 吴云辉审判员 姜裕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石少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