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宁0202行初92号原告马某。原告王某1。二原告委托代理人罗某，宁夏宁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现住所地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香港北路458号。法定代表人徐某。出庭负责人张某。委托代理人李某，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某、王某1与被告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交通行政处警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19年12月2日向被告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以下简称交通警察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马某、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某，被告交通警察分局的出庭负责人张某、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某、王某1诉称，2019年3月9日下午17时，原告马某和丈夫王洪明带孙子王某2在××区内玩耍时，因儿童乐园内另一名小朋友被他人打伤，其家长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径直认定系原告孙子王某2将该小朋友打伤，双方家长因此发生争执后报警。当日17时50分左右，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派出交巡警一行三人出警到达现场，在未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案情、未调取儿童乐园监控录像情况下，出警民警用手指着年龄仅6岁的王某2大声呵斥：“你给我说，到底怎么回事”？王某2被吓得浑身发抖，哭着说“我没有打人，警察叔叔不要把我爷爷奶奶抓走”，警察见状更是变本加厉对王某2训斥到“你现在这样有什么用？”。王洪明见状拿出手机准备拍下被告警察的暴利执法行为时，被告警察大声斥责王洪明“你拍什么拍，不许拍”。就在被告警察不调查了解案情，听任对方冤枉、羞辱原告及原告孙子王某2，助纣为虐对原告孙子王某2大声训斥、恐吓时，被告的野蛮执法行为引来了大量的围观群众，此时，王洪明出现了心悸、手抖、浑身冒汗、嘴唇发白、无法站立的情况。但是，被告出警警察仍然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也未允许让王洪明离开现场就医治疗。大约20分钟后，王洪明由于身体不支，下楼到附近的手机店后突然晕倒在地，原告与其他亲属将其送往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随后，原告误以为侵权主体为大武口区公安分局，遂以该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在该案审理期间，该局向法院提交内部纪要文件以及答辩状，明确回应本案的出警的是交巡警，造成侵权结果的也是被告交警分局，大武口区人民法院也据此作出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这才知道，本案事发当天系交巡警造成的王洪明死亡。原告认为，原告与对方家长之间的争执并不属于被告的执法范围，王某2年仅六岁，也并不是被告的执法对象。被告在未核实案件具体情况时，恶意冤枉恐吓原告马某的孙子王某2，给原告马某和王洪明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王洪明在警察到来以后不到二十分钟便被气身亡。被告的这一行为系严重的执法不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和《宁夏公安机关从严治警“八条禁令”》的相关规定，被告2019年3月9日下午17时在××区内出警及现场处理行为导致王洪明心源性猝死，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向王洪明的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574110元、丧葬费33915元；被告的暴力执法行为导致王洪明家属精神压力过大，原告马某一晚上吃三次速效救心丸才能勉强度日，导致年仅六岁的王某2晚上无法入眠、眼神呆滞，无法正常上学，对公安、警察这一职业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心理，被告应当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0元。在原告将上述情况反映给被告并按照法律规定书面送达给被告后，被告却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答复原告递交的行政赔偿申请。被告此行为属于严重的行政不作为，应当子以纠正。据此，原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一、确认被告行政执法行为违法；二、被告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74110元、丧葬费33915元；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失抚慰金10万元；以上合计708025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马某、王某1向本院提交并庭审出示的证据（注：均为复印件）如下：证据一、死者王洪明户口本、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各一份，证明本案马某系王洪明妻子，王某1系其儿子，二人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019年3月9日出警当天王洪明死亡的事实。证据二、行政赔偿申请书、邮政邮寄单各一份（当庭出示），证明原告已按照规定于8月28日通过邮寄向被告申请赔偿。证据三视听资料一张（注当庭提交，视频75107中显示：警察出现17:56分，王洪明离开18:10分26秒，该张光盘其余视频与本案无关，未播放），证明王洪明自被告出警到其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前后半个小时左右，王洪明死亡和被告违法执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交通警察分局辩称，2019年3月9日17时34分，石嘴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人杨斌电话报警，称在××区处因两家孩子打架引发纠纷，要求出警。指挥中心随即指派答辩人下属大武口区巡警大队128出警组民警管张欢代领两名辅警前往现场。出警组民警及辅警到达现场后经了解，系报警人杨斌之子与被答辩人孙子在儿童游乐园玩耍时发生冲突，后引发双方家长（杨斌、田继飞、王洪明、马某）产生纠纷。了解情况后，出警人员对正在争吵的双方积极进行了劝解，在出警人员进行调解期间王洪明中途离开现场，出警人员自始未见双方人员出现身体异常。双方纠纷经出警人员及现场工作人员等人共同劝解下逐步化解。为防止双方再次发生纠纷，出警人员让被答辩人马某一方先行离开后，报警人杨斌一方自行离开。综上，答辩人单位民警及辅警在处理涉案警情过程中，未使用强制措施、不存在野蛮执法以及对当事人谩骂等违法违纪行为。对于王洪明同志去世，答辩人深表同情。但其突发疾病导致死亡与出警人员的现场调解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被答辩人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出警人员的现场调解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诉请。诉讼中，被告交通警察分局于2019年12月19日向本院提供并庭审出示的证据（注：均为复印件）、依据如下：证据一、110案件信息表一份、接处警登记表一份，证明2019年3月9日17时34分许，110报警服务台接到报警人杨斌的报警，称在大武口佰德隆二楼儿童游乐园处因为两家小孩打架引发纠纷要求处警。110报警服务台随即派遣大武口区交巡警大队民警到达现场，经过了解，报警人杨斌的孩子在佰德隆二楼游乐场玩耍时和同在此处玩耍的王某2发生矛盾后发生肢体冲突，后双方家长因此事发生争吵；处警民警现场组织双方调解处理。证据二、大武口区公安分局询问笔录（注被询问人：杨旸、李臻、隋歆、田继飞、李秀清、马少斌、杨斌）七份，证实案发当日杨斌、田继飞与原告马某和王洪明发生争吵后，被告民警接报警后到现场调解的过程。其中被询问人李臻、隋歆与民警共同对双方进行了劝解，被询问人均称民警在调解中没有辱骂行为，并最终化解双方矛盾纠纷；在场人员均未见王洪明出现身体不适及突发疾病的情形。马少斌询问笔录同时证实其系原告马某的弟弟，双方纠纷化解后，其与马某前往自家经营的手机店中休息，王洪明去哪里了他不知道；十几分钟后王洪明进入手机店后突然倒地不起，马少斌妻子拨打120急救电话，随后一行人配合医生将王洪明送往医院抢救。证据三、被告纪检委调查笔录（注被调查人：蔡晓培、管张欢、苏永良）三份，证实案发当日被告民警接警后到现场调解的过程，处警民警在调解中没有辱骂、恐吓当事人的行为，调解中没有发现王洪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形。证据四、视频光盘（包括儿童游乐场监控视频和本局执法记录仪视频各两节，通过播放显示：其中75107号视频显示民警进场时间为17：56分，王洪明离场18:10:30秒，72107号视频没有警察出警画面，执法记录仪两段视频，14分钟时长的有王洪明的画面，3分钟视频没有）一张，其中前者视频证实案发当天杨斌、田继飞与原告马某、王洪明发生争吵的过程以及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进行调解的过程。该视频显示，王洪明在处警民警调解过程中独自离开现场，无法看出原告诉称的王洪明出现心悸、手抖、浑身冒汗、嘴唇发白、无法站立的情况。而本局的视频证实民警到达现场后进行调解的过程，在期间没有对相关人员辱骂、恐吓的情形，王洪明在马少斌到达现场参与调解时独自离开现场，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处警民警不允许王洪明离开现场就医治疗的情形，无法看出原告诉称的王洪明出现心悸、手抖、浑身冒汗、嘴唇发白、无法站立的情况；在调解过程中，处警民警多次给原告马某的孙子王某2说不抓人，并且对王某2进行安慰；对杨斌的不当言论进行了劝导教育，民警的调解结果得到了在场人员的认可，最终双方当事人化解纠纷，各自离开。经庭审质证，（一）对被告交通警察分局的证据，原告马某、王某1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对事实过程表述是准确的，但王某2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警民警现场组织调解有异议。对证据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李臻等5人（除马少斌、杨斌）系游乐园老板及工作人员，笔录存在避重就轻，不论双方是否发生冲突，都是民事纠纷，公安机关不具有处置权，游乐园的老板及工作人员的笔录在逃避游乐园的责任，游乐园疏于管理，公安机关作笔录时其将责任推给王某2；2.该证据证明被告处警过程中王洪明未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不属实，事实在此过程中已经出现不适症状。对证据三不予认可，认为笔录调查人员系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与被告有厉害关系。对证据四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方证明王洪明在处警过程中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状态有异议，视频显示王洪明已经出现身体不适，有擦汗呕吐举动，其余行为监控视频画面不清晰，无法看出被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二）对原告马某、王某1的证据，被告交通警察分局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不认可，认为被告方没有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赔偿申请，相关快递单据未记载邮寄物品名称，也没有签收人信息。对证据三的“三性”和第1个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证明王洪明死亡与被告存在因果关系有异议，认为被告不存在违法执法行为。本院对当事人的证据分析认证如下：本案原、被告的证据均具有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及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关于被告交通警察分局的证据，证据一记录了被告方接警的事由和处警结果，但准确的事由和处警情况，需结合案件相关证据印证；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互相印证，可以反映被告的证明目的。关于原告马某、王某1的证据，对证据一被告无异议，确认其证明效力；对证据二，据其所载内容，能够反映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结合本院对被告上述证据的认定，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明目的。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9日下午17时许，原告马某和丈夫王洪明带孙子在××区）内玩耍。当日17时34分许，石嘴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人杨斌(案外人）电话报警称在儿童游乐园处因两家孩子打架引发纠纷要求出警，该指挥中心随即指派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以下简称交通警察分局）下属的大武口区巡警大队出警。当日17时50分许，此巡警大队128出警组民警管张欢代领两名辅警蔡晓培、苏永良到达现场，双方家长就发生的争执相互争论不已。经了解，原告马某和丈夫王洪明带孙子王某2（六岁）在儿童游乐园玩耍时，因儿童游乐园内另一名小孩子受伤，其家长杨斌认定系原告马某的孙子王某2所为，原告马某对此表示不认可，因此双方家长发生争执。三位民警到场后，因双方家长的对吵声时而增大，警察曾给原告方解释说他们是因接到人家报警来这儿出警的。期间，原告马某的孙子王某2反复哭嚷着“警察叔叔不要把我爷爷奶奶抓走，也不要抓我”！警察顺时回了句“让你说事呢”！接着现场民警发现前面的王洪明拿出手机拍向民警这边，便说“你拍这个有什么用，有这个功夫出来把事情处理完了”！之后，王洪明在现场来回行走，时而凑过来与对方争论几句。后来王洪明见小舅子马绍斌来到场不久便离开了这里。儿童游乐园场下班时，经民警及现场工作人员等人的共同劝解下，案涉双方纠纷得到了化解。随后现场所有人各自离开。民警协警员苏永良用执法记录仪拍摄了上述现场的处置情况。过了一会儿，王洪明在楼下小舅子马绍斌家的手机店里身体出现了不适，经报120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心源性猝死。大武口区公安分局接到原告王某1当晚报警后，询问调查了案涉现场见证人。当月随后，被告单位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询问调查了三位处警干警。后来，原告坚持认为王洪明的死亡与民警处警案涉纠纷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以大武口区公安分局为被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决予以赔偿。2019年7月18日，本院作出（2019）宁0202行初31号行政裁定书，认为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文件宁公通【2018】20号关于印发《关于全区公安机关交巡警合一警务机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规定，由石嘴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负责对城区街面110警情处置，接受群众报警求助，现场调解处理一般性矛盾，且此起警情出警及先期处置是由交巡警大队出警，该职责不属于石嘴山市公安局大武口区分局，且大武口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并未到现场。因此，本院以原告起诉该局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2019年11月27日，原告变更被告主体为交通警察分局，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对上述儿童游乐园案涉纠纷是否具有处警的职责。本案中，因上述两家大人因各自小孩玩耍产生冲突而引发的纷争，在案件性质上属于一般性群众矛盾纠纷。根据本院作出（2019）宁0202行初31号行政裁定书中的相关认定，城区街面110警情处置，接受群众报警求助，现场调解处理一般性矛盾系被告交通警察分局的职权。被告接到报警后依法派遣交巡警大队出警处置是履行职责的行为。由此，原告称被告无权接入此案涉纠纷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对案涉纠纷的处警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的处警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被告接受案涉小孩父亲的报警，派遣民警到现场处警的行为是其行政权能的反映，且经处警劝解双方的争端当场化解，符合职权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条法律规定明确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相关事实行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据此，被告称其出警人员的现场调解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主张，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处警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本案中，根据庭审查证，民警在现场处警期间多是在听诉和劝解，至于民警偶尔询问和解释的声音稍大，是基于现场的混杂吵嚷声发出的相应声量，并不存在超过必要限度。现场处置过程正当，劝解方法合呼情理，劝解处理结果后被双方接受。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所作处警行为具有合法性。至于原告诉称的警察在现场对马某及其孙子进行了恶意冤枉、羞辱、训斥、恐吓及谩骂等行为，且对王洪明出现的身体不适情况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也未允许让其离开现场就医治疗的主张，无相应事实根据，原告关于确认被告行政执法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708025元的请求能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可见产生赔偿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包括存在违法行为；存在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如前分析，民警作出案涉纠纷的处警行为既不存在违法性也未超过必要限度，王洪明当晚发病经救治无效是因心源性猝死。原告诉称该死亡结果与民警处警案涉纠纷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主张，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原告的赔偿请求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主张部分成立，对其辩解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某、王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马某、王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美荣审判员 徐 宁人民陪审员 刘 宁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马文静附：本判决适用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院特别提醒：当事人上诉的，应当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至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