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81民初11291号 原告（反诉被告）：周邦舜，男，199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金光华，瑞安市陶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娄益昆，男，197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崇成，浙江万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洋君，浙江万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周邦舜与被告（反诉原告）娄益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8月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8日引导双方调解，因调解不成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被告于2019年8月28日提出反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合并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孙娟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经释明变更案由为合同纠纷。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12月6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由审判员孙娟娟与人民陪审员娄崇斌、金飞云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周邦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华、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崇成均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反诉原告）娄益昆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活动。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邦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口头达成的店面转租合同无效，并判令被告退还店面转让金250000元和原告为被告垫付的酒水等费用20300元，合计2703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2019年3月，被告以自己需出国转居留为由，将其承租的位于瑞安市店名为“天长阿刚农庄”转租给原告经营，被告称自己因出国时间紧迫，回国之后再写转租协议书，原告基于朋友情面，遂信以为真，将店面转让金250000元支付给被告。但意想不到的是，被告出国转居留回国之后未同原告办理店面转租手续。期间，原告还为被告垫付其拖欠客户的酒水钱、员工工资等费用共计20300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被告至今未协助原告同房东签订租赁协议；房东每日向原告催收店面租金。于是，原告到工商部门查询了解到，当时被告同房东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第三条第3项明确约定“乙方（即被告）不得转租他人使用”。由此可见，被告将店面转租给原告的行为完全无效。综上所述，被告将其不得转租的店面转让给原告，且拒不协助原告同房东签订租赁协议，故原、被告之间口头达成的店面转租合同无效；被告基于无效合同向原告收取的转让金250000元应当返还原告；另外，原告为被告垫付的酒水钱等费用（均已微信征得被告同意），被告亦应当返还原告。现原告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娄益昆辩称：1、本案案由错误。法院将本案案由归类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但根据原告的诉称，涉案转让标的并非房屋租赁权，而是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经营权，故本案应属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2、本案事实。被告原系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经营者。2019年3月17日，被告因无法顾及该农家乐生意，经朋友介绍，与原告签订一份《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同意将天长桥边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店铺（共6间）转让给原告，原告营业期间使用原来的营业执照；原告接手后的所有责任都由其承担，接手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同时，在朋友的协调下，双方补充达成如下口头协议：（1）店铺转让金为280000元，店内剩余的酒水折价为20000元，合计300000元；（2）原告在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前已支付100000元，在书面转让协议签订后再付150000元；剩余50000元在2019年7月份前付清；（3）被告确保房东同意按原约定的租金标准继续出租房屋给原告，原告自行办理续租手续并承担租金。上述书面协议签订及口头协议达成后，被告即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交给原告经营，原告亦于2019年3月31日通过银行支付150000元。原告在经营过程中，代被告支付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原欠的酒水钱及员工工资等合计20300元。为店铺续租事宜，被告曾回国予以协调，在房东同意续租的情况下，却因原告提出的无理要求而未签署合同。2019年7月，原告停止经营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2019年8月16日，因电力部门的要求，被告垫付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7月份电费2986.86元。3、原告诉请缺乏法律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书》以及达成的口头协议，并未违背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备合同无效情形。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各方当事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同时，鉴于原告违背了诚信原则，被告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决定依法提起反诉。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的本诉请求。 原告周邦舜针对被告娄益昆的答辩，补充陈述：关于被告辩称的双方签订书面协议和店铺转让时间属实。关于被告辩称的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中第（1）、（2）点的约定及第（3）点约定“被告确保房东同意按原约定的租金标准继续出租房屋给原告”属实，但口头协议并未约定“原告自行办理续租手续并承担租金”，租赁事项应由被告与房东沟通。另，被告辩称因原告提出无理要求才致使租赁协议没有重新签订不属实，原告未提出任何不合理要求。被告辩称其垫付了电费，原告对此不知情亦未核实，原告已支付6月份的电费，农家乐仅经营至2019年7月3日，其不清楚被告垫付的是不是原告营业期间内所产生的电费。原告对被告提出涉案协议有效的主张不予认可，原、被告书面及口头约定应当无效。 被告娄益昆针对原告周邦舜的补充陈述，补充答辩：双方交接时间和电费情况由被告在提交证据时予以说明。被告所说的原告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为：房东要求在重新签订租赁协议时先支付一年的租金但原告不同意，因此租赁事宜没有谈下来，而被告之前亦是先支付一年的租金。 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经本院释明后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口头达成的店面转租合同及此前的转让意向书，并判令被告退还店面转让金250000元和原告为被告垫付的酒水等费用20300元，合计270300元。补充的事实与理由：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被告的证人娄某1明确表示只有原告提供押金其才同意转租，但被告未如实告知原告该情况；而其他证人与被告串通作证，不具有证明效力。被告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时未告知其与房东约定店铺不能转租的事实，属隐瞒事实，构成欺诈。被告在双方的2019年7月3日电话通话中明确承认“合同没有写给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亦可以说明被告蓄意欺诈原告。综上，被告在双方达成协议时隐瞒店铺不能转租的事实、事后又无诚意促使原告与房东另行签订合同等行为已构成欺诈。 被告娄益昆针对原告周邦舜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补充陈述，补充答辩：原告变更后的诉请在客观事实和主观请求上均存在问题。客观事实上，原告认为被告与证人存在串通致使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具有隐瞒事实和蓄意欺诈的行为均不属实。首先，关于证人证言。证人娄某1经法院同意在上午的庭审中作证，原告认为上午开庭后被告与其他证人串通在下午的庭审中作证，则说明原告认为证人娄某1证言是真实的，而娄某1陈述：其同意被告将农家乐转给原告开店；三方之间协调几次未达成房屋续签租赁协议。从该证言来看证人娄某1同意转租且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证人之间存在相互串通。其次，关于隐瞒店铺不能转租的事实。被告在创办农家乐时确有一份租赁协议约定店铺不能转租，但是该协议上书写的386.7平方米店面并不是娄某1一人的，而是包括所有证人在内的六人的房产，现证人到庭明确表示同意转租，原告以一份实际无效合同或对其他证人不具有约束力的合同主张被告隐瞒事实，显然不客观。再者，关于蓄意欺诈。原告的理解不可取，被告认为欺诈不成立且无证据。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实施某种欺骗人的行为，并致使他人认识错误而订立的合同。本案不存在这方面的故意。原告提出撤销合同的原因系其对经营农家乐的风险评估不足，导致后续亏损。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双方刚开始谈话非常友善，后来才发生矛盾。 反诉原告娄益昆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反诉原、被告于2019年3月17日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书》及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2、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剩余的转让款29700元及垫付的电费2986.86元；3、本案反诉费用及本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反诉原告原系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经营者。2019年3月17日，反诉原告因无法顾及农家乐生意，经朋友介绍，与反诉被告签订一份《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反诉原告同意将天长桥边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店铺（共6间）转让给反诉被告，反诉被告营业期间使用原来的营业执照；反诉被告接手后的所有责任都由其自行承担，接手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同时，在朋友的协调下，双方补充达成如下口头协议：（1）店铺转让金为280000元，店内剩余的酒水折价为20000元，合计300000元；（2）反诉被告在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前已支付100000元，在书面转让协议签订后再付150000元；剩余50000元在2019年7月份前付清；（3）反诉原告确保房东同意按原约定的租金标准，继续出租房屋给反诉被告，反诉被告自行办理续租手续并承担租金。上述书面协议签订及口头协议达成后，反诉原告即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交给反诉被告经营，反诉被告亦于2019年3月31日通过银行支付150000元。反诉被告在经营过程中，代反诉原告支付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原欠的酒水钱及员工工资等合计20300元。为店铺续租事宜，反诉原告曾回国予以协调，在房东同意续租的情况下，却因反诉被告提出的无理要求而未签署合同。2019年7月，反诉被告停止经营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并向贵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反诉原告因电力部门的要求，于2019年8月16日垫付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7月份电费2986.86元。综上所述，反诉原、被告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以及达成的口头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依法履行。反诉被告的行为以及本诉的请求，违背了诚信原则，且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诉原告特提出反诉，请求依法驳回反诉被告的本诉请求并支持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反诉被告周邦舜辩称：反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反诉原告提供的《店铺转让协议书》在形式上系协议书，实质仅是当时意向性的文字记录，不能作为店铺转租或转让的依据。本案双方并没有签订正式的店铺转让协议。依照反诉原告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协议明确约定涉案农家乐的店铺不能转租他人，反诉被告在起诉前对此根本不知晓，存在反诉原告以欺诈形式与反诉被告订立合同的情况。故，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成立。 反诉原告娄益昆针对反诉被告周邦舜的答辩，补充陈述：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和口头协议内容已具备经营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双方已达成实质的合同内容，并非意向性条款。至于存档于工商部门的租赁协议仅是办理手续使用的，并非事实上的租赁协议，且店铺并非娄某1一人所有，而是六人所有，更何况转租问题不能作为认定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依据。 反诉被告周邦舜针对反诉原告娄益昆的补充陈述，补充答辩：反诉被告认为其提供给工商部门的租赁协议书中承租人仅为一人，实际有六人，系欺骗工商部门的行为，故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更是无效。 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就本诉与反诉依法提交了相同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即周邦舜提供的身份证、身份信息查询回执、银行转账凭证、收款收据各一份及送货清单三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周邦舜提供的电话通话录音一份，该证据来源不符合有效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不予采信；周邦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能够反映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农家乐转让后关于店铺租赁情况的协商过程，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周邦舜提供的娄益昆与娄某1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一份，符合有效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娄益昆提供的其与周邦舜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书》、电子普通发票、缴款凭条各一份，符合有效民事诉讼证据的特征，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娄益昆提供的证人娄某1、娄某2、娄某3、娄某4、娄某5证言，该五位证人系涉案农家乐店铺的房东，对店铺转租情况具有一定了解且有权表达其意见，本院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7日，娄益昆在瑞安市天长桥边向娄某1、娄某2、娄某3、娄某4、娄奇西、娄某5等六人租用店铺六间用于经营农家乐，并在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为字号进行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并开始经营。在工商登记注册之时，娄益昆与娄某1签订一份《租赁协议书》，约定：娄某1将坐落于瑞安市天长桥边的房屋出租给娄益昆，场地面积386.75平方米（事实上该面积系双方对上述六间店铺总面积的估算），租赁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每年租金8000元，每年支付一次，娄益昆不得转租他人使用。娄益昆与房东娄某2、娄某3、娄某4自认双方未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仅口头约定租期为2017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租金8000元/年。 2019年3月10日左右，娄益昆与周邦舜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娄益昆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转让给周邦舜，转让金为280000元、店内剩余的酒水折价为20000元，合计300000元；周邦舜于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前支付100000元，于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后再付150000元，剩余50000元于2019年7月份前付清；娄益昆确保房东们同意按原约定的租金标准(即：每间店铺于2019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的租金均为10000元/年、每年支付一次)继续出租店铺给周邦舜，娄益昆促使房东们与周邦舜重新达成店铺租赁协议。嗣后，周邦舜向娄益昆支付转让金100000元。2019年3月17日，双方补充签订《店铺转让协议书》，约定：娄益昆同意将天长桥边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的店铺（店铺共6间）转让给周邦舜；周邦舜营业期间使用的营业执照用娄益昆的名字；周邦舜接手后所有的一切大小责任都由其承担；接手时间为2019年3月17日起，该日起娄益昆一切不管。协议签订后，娄益昆即刻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交给周邦舜经营，周邦舜于2019年3月31日向娄益昆支付转让金150000元。周邦舜在经营过程中，代娄益昆支付了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原欠的酒水钱及员工工资等合计20300元。2019年8月16日，娄益昆为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垫付了电费2986.86元。 双方于2019年5月24日至2019年7月23日期间通过微信协商处理涉案农家乐的店铺租赁和重新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事宜，具体为：2019年5月24日，周邦舜告知娄益昆，几位房东到涉案农家乐就餐且房东娄某5向周邦舜出示其持有的《租赁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娄某5将坐落于瑞安市天长桥边的房屋出租给娄益昆；租赁期限为2017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租金8000元/年、2019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的租金10000元/年，每年支付一次；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私自将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承租人如因使用不当损害房屋及设施，应负责修复原状或予以经济赔偿；等）并询问涉案农家乐经营现状。娄益昆要求周邦舜不要与房东们多讲，店铺租赁事宜等其回国处理，周邦舜表示知晓。娄益昆让周邦舜对房东们谎称其仅取得涉案农家乐的30%股权并主持经营，且让周邦舜先给付租金，周邦舜回复说其已告诉房东们自己以每年7万至8万的价格从娄益昆处租赁农家乐，并将房租交给娄益昆再由娄益昆交付给房东们。之后，娄益昆再次强调让周邦舜不要多讲、不要如实向房东们告知情况，表示房东们很麻烦，他们对娄益昆开店或周邦舜开店的态度会不一样，周邦舜表示知晓。2019年5月31日，娄益昆告知周邦舜部分房东对租金有意见，并让周邦舜先支付部分租金给房东们，周邦舜回复说几位房东已向其要租金，其已回复等娄益昆回国后处理，并提出届时重新签订租赁协议；2019年6月29日，娄益昆要求周邦舜在其出国之前处理好营业执照并草拟店铺租赁协议等，周邦舜要求娄益昆注销原营业执照登记并对宽带进行报停；2019年7月3日，娄益昆要求周邦舜支付租金，周邦舜要求与娄益昆重新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娄益昆回复双方已签订了书面协议，周邦舜认为双方没有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表示其不能支付租金；2019年7月19日，娄益昆提出经协调确定由周邦舜提供押金2000元/间及按原价支付店铺租金，并让周邦舜先草拟租赁协议并在其出国之前把店铺转租之事处理了，周邦舜要求与娄益昆重新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2019年7月21日，娄益昆告知周邦舜明天与房东们签订租赁协议，并同意与周邦舜重新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周邦舜回复好的；2019年7月22日，娄益昆让周邦舜按时赴约，但周邦舜未赴约；2019年7月23日，娄益昆质问周邦舜为何未赴约，周邦舜的妻子表示周邦舜将手机遗忘在家里了，娄益昆告知周邦舜的妻子在明晚之前如果周邦舜不出面则相关责任由其自行承担，周邦舜的妻子回复说双方没有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表示不能支付租金，娄益昆回复说周邦舜要出面才能解决租赁之事并签订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等。2019年8月1日，周邦舜向本院提起诉讼。 庭审过程中，房东娄某1表示同意将房屋转租给周邦舜，但要求周邦舜支付押金并将租金提高到10000元/年，房东娄某2、娄某3、娄某4、娄某5均表示同意转租，租金8000元/年且无需提供押金。涉案农家乐转让之时，娄益昆未告知周邦舜其曾与房东们约定租赁届满后房屋需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但其在庭审中承诺该责任由其自己承担。 本院认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周邦舜认为娄益昆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和《店铺转让协议书》之时故意隐瞒其与店铺房东娄某1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中具有禁止转租的约定属欺诈行为，但周邦舜在庭审中陈述包括娄某1在内的所有店铺房东们在得知周邦舜接管涉案农家乐后均要求附条件转租，而非不同意转租，娄某1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同意附条件转租，即当事人对涉案《租赁协议书》的禁止转租条款已变更约定为附条件转租；而周邦舜并未举证证明娄益昆与其他五位店铺房东存在类似禁止转租的约定，房东娄某2、娄某3、娄某4、娄某5在庭审中亦变更表示同意按原租赁约定转租；另，娄益昆于2019年5月24日以房东们会对转租事宜有异议为由让周邦舜就涉案农家乐已转让的事实不要如实告知六房东待其回国再处理租赁之事等，周邦舜表示会配合，其于2019年5月31日亦向六房东明确表示待娄益昆回国后处理租赁事宜，却在娄益昆回国处理该事之时又拒不出面。综上，周邦舜在知道娄益昆尚未向房东们如实告知涉案农家乐已转让且尚未处理店铺转租事宜的情况下，仍同意娄益昆回国后处理该事，但之后却反悔拒不出面，而娄益昆与房东娄某1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中禁止转租约定已变更为附条件转租，其他四位店铺房东同意按原条件转租，遂应认定涉案禁止转租的约定已消灭，娄益昆未告知涉案店铺上原具有禁止转租约定的行为并不构成欺诈。同时，周邦舜认为娄益昆在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和《店铺转让协议书》之后又未能促使其与店铺的几位房东按原租金标准达成新协议等亦属欺诈行为，但其提供的双方于2019年5月31日至2019年7月23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反映娄益昆为促使周邦舜与店铺的几位房东达成新协议已付出一定的劳动，并与周邦舜约定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及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的时间与地点，但周邦舜未赴约，导致三方无法进行当面磋商并错失达成相关协议的机会，遂应认定娄益昆的上述行为并未构成欺诈。综上，周邦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娄益昆在转让涉案农家乐的过程中对周邦舜存在欺诈并致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口头转让协议和《店铺转让协议书》，遂对周邦舜以欺诈为由诉请撤销上述口头转让协议和《店铺转让协议书》，本院不予支持。但若周邦舜所支付的店铺租金、押金等费用高于娄益昆与周邦舜的协议约定，或娄益昆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周邦舜可另行主张权利。 周邦舜与娄益昆口头达成的涉案农家乐转让协议和《店铺转让协议书》并未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已具备交易对象、标的、价款、履行期限、履行方式、责任分担等合同主要要素，且受让人已支付大部分转让款及转让人亦已交付标的物，协议约定的主要义务已履行，该协议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现娄益昆要求周邦舜按约支付剩余转让款29700元（50000元-周邦舜为娄益昆垫付的203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涉案农家乐交付周邦舜经营后所产生的费用应由周邦舜负担，娄益昆因涉案农家乐仍登记在其名下代周邦舜垫付了该农家乐于2019年8月16日被催收的电费2986.86元，现其要求周邦舜返还垫付款，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周邦舜、娄益昆于2019年3月10日左右口头达成的瑞安市阿刚农家乐店转让协议及于2019年3月17日签订的《店铺转让协议书》有效； 二、周邦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娄益昆转让款29700元、电费垫付款2986.86元，合计32686.86元； 三、驳回周邦舜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5354元、反诉受理费为617元，合计5971元，由周邦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娟娟 人民 陪 审员 娄崇斌 人民 陪 审员 金飞云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代）书记员 张吴洁 附文： 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 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 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 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利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 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 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 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 二、执行风险告知 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 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执行的风险。 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