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9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1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245670（1/1）。 负责人：汪素南，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欢，北京尚荣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元和街道城东路1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57047666104。 诉讼代表人：王健，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主任，系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红、卢炳钧，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系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管理人的工作人员。 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公司）因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5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进行了审理。双方当事人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两个月。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并通知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浙1125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对该判决未予认定的3500万元担保债权依法予以确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中关于“对被上诉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向博通公司发放的3500万元的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错误，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争议的三笔贷款发放之前，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任何关于破产的通知，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发放贷款的行为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二、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云和县人民法院（2013）丽云破（预）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出具的日期为2013年4月12日，而争议的三笔贷款发放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12日、2013年4月15日、2013年5月13日。上诉人认为，破产裁定书出具的日期并非该裁定书送达生效的日期，上诉人也没有途径在裁定书出具之时就对被上诉人破产的事情进行了解，故而对上述日期发放的贷款不予认定对上诉人是极不公平的。三、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依照生效法律文书向被上诉人申报债权，有理有据，理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出具的判决书一旦生效，所产生的结果相当于对已生效的判决进行改判，上诉人认为，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上诉人恒通公司答辩称，1、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争议的三笔贷款发放后，称其没有收到通知的观点，我方认为是不成立的。破产的受理是法定事项，最终是以公告的情况为准，并不是需要自行去主张的事实。另外，作为破产债权来讲，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债权实际上是担保债权。对于恒通公司来讲，在公司层面通过审计是无法审出担保债权来的，其不是我方的主债权，在这种情况下，我方也是无法通知到，只能以公告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周知，所以说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这个理由构不成对我方的一个反驳事项。2、关于这三笔贷款发放后，根据破产法的明确规定，破产受理以后其债权就视为已经到期，主债务到期，那么担保债务作为从债务显然也是到期。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为其没有途径去知道破产，但是事实上恒通公司在破产之前，从2011年开始包括主债务人浙江博通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通公司)和保证人恒通公司，在全国各地的债务状况已经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风控措施在哪里？据我们了解，所有银行内部都有风控措施，可以去了解这些债务人或者贷款人在目前状况下有没有涉诉，以免后续的转贷等都会出现麻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查就发放后续贷款，这显然是银行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其没有去实施风控措施，实际上法院的破产案件一旦受理了就进行公告，银行就有权且有途径去知道，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出完全不知道，显然是其自身过错所致。3、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出已经有生效文书确认债权，我方认为生效文书出来以后，有新的事实发生和新证据出现。我方在本案的一审过程中申请法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这是一种新证据，而我方最初在向省高院申请再审时，这个证据还没有出现，省高院维持了该判决，并不代表该判决就是正确的。事实上，在本案当中有新证据发生的情况下，一审所认定的所谓的生效判决或者说他们的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这些都应该重新予以评价。我方也保留向最高院申请再审的权利，因为这个证据也是刚刚拿到。所以说所谓的生效判决并不能够作为一个永恒的排他的说法，如果有新的事实发生，肯定要重新评价。此外，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所依据的判决，发生的时间也是在恒通公司破产前后，没有考虑破产这一事实，而且是在没有恒通公司参与的情况下单方判决的，所以说我方都没有能够行使任何抗辩的权利，导致审查就不够全面，现在这个生效判决的效力显然应当进行重新的评价，既判力并不是绝对的。 上诉人恒通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和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5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刑事判决书及刑事卷宗材料证实犯罪行为，足以认定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属无效合同。2017年8月31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浙11刑终4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魏文华作为博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博通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操纵博通公司在融资限额内多次向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供虚假的购买合同，以申请贷款、开立信用证和承兑汇票，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同时，被上诉人负责人祖险峰在办理博通公司的授信、贷款和承兑汇票等业务时，利用职务之便向魏文华索要利益，在明知博通公司缺乏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依然利用职权违规向博通公司发放贷款，不利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祖险峰的上述行为在杭州中院一审作出的(2017)浙01刑初137号判决书已有认定，现该案二审正在审理中。上述犯罪行为证实，博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在办理借款时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故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应属无效，上诉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即使上诉人需承担担保责任，因被上诉人存在放弃和怠于行使抵押权的行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因博通公司向被上诉人申请贷款时，为保障被上诉人债权实现，分别由华通公司、魏文华、陈文南、陆国明、陈文平、陆国聪、陆美香向被上诉人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合计7088.6211万元，抵押物的评估价值合计8239.6211万元。在华通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被上诉人仅受偿了14192222.73元。在处置华通公司抵押物时，抵押给被上诉人的抵押物评估价值仅为16008540元，这与被上诉人审核发放贷款条件时的评估价值66756211元存在极大差距。华通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建筑面积有8646.55平方米之多，每平方评估价不到2000元。据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华通公司破产重整中未提出实质异议，其放弃抵押权利的行为，无疑增加了上诉人的保证责任。因而，根据担保法规定，上诉人可在被上诉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另外，魏文华、陈文南、陆国明、陈文平、陆国聪、陆美香向被上诉人提供的抵押物至今尚未处置，贷款发放时被上诉人对上述个人抵押物的价值评估为1564万元，被上诉人在借款到期后长达六年之久，一直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若致使担保物价值减少或毁损、灭失的，可视为其放弃抵押担保权利，上诉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博通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违法发放贷款，被上诉人放弃抵押权，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为维护上诉人广大债权人的利益，上诉人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恳请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其当庭补充称，在恒通公司破产受理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博通公司发放的三笔贷款，我方认为，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以及根据破产法解释三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债权未到期的，保证债权在保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跟恒通公司之间签订的是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在决算期尚未到时所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不明确。而破产法系将破产企业的未到期债权都视为到期，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和债权的数额，以便进行破产清算的顺利进行。所以恒通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应当理解为其进入破产程序之时即要对需要保证的主债权进行确定。根据破产法的这个立法精神，可见在破产申请受理之时，对于最高额保证债权应视为到期结算，对于之后产生的主债权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另外，关于第一笔2500万元的贷款展期协议中没有恒通公司的盖章，等于这笔贷款实际上是没有得到恒通公司的许可展期。 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答辩称，1、关于恒通公司认为合同无效，我方认为合同是有效的。在一审判决中也载明恒通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理由中，也写明了关于涉嫌犯罪的内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旧驳回了再审申请，认定合同是有效的，所以我方认为合同的效力是没有问题的。2、关于恒通公司认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存在放弃和怠于行使抵押权行为，我方并不存在恒通公司所述的这些行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按照正常的流程，在破产管理人的要求之下申报债权和要求分配债权，没有任何的过错。关于抵押物的处置，据我方了解，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作为抵押物的房屋未能腾退，所以一直未能处置，并不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怠于行使相关债权。3、关于破产后未到期债权视为已到期的观点，我方并不知道其是什么时候申请破产，也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并且恒通公司在陈述过程中也没有明确说明公告是什么时候发出的，我方甚至连公告也没看到过。如果说公告是在我方发放贷款之后才公布的，那要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承担公告之前的这些责任，对我方也是极不公平的。另，一审判决在判决书里也写明法律适用是参照适用，并不是明确适用，保证人申请破产之后，保证人就不用再承担保证责任了，这是参照最高额抵押的法律适用，也请法庭能够审查是否能够适用该法条。 一审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被告恒通公司享有7000万元担保债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被告恒通公司享有55696453.17元担保债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8日，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被告恒通公司签订了编号为ZB9520201200000320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恒通公司为博通公司在2012年9月8日至2013年9月8日期间与原告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额限额为7000万元。2012年10月10日-2013年5月13日期间，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共向博通公司发放了六笔借款，借款金额共计8000万元（其中第一笔：2012年10月10日2500万元；第二笔：2012年12月5日1000万元；第三笔：2013年4月11日1000万元；第四笔：2013年4月12日1500万元；第五笔：2013年4月15日1000万元；第六笔：2013年5月13日1000万元）。期间，博通公司共归还借款本金10111324.1元（归还第一笔借款）。2013年11月25日，原告起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博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500元（即上述第二至第六笔借款）及利息，并要求华通公司、恒通公司、浙江魏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3）浙杭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另查明，被告恒通公司于2013年4月11日以其长期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该院申请破产清算，该院于2013年4月12日裁定受理恒通公司破产清算申请。2014年12月11日，原告向恒通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为7000万元。2017年11月14日，恒通公司管理人向原告送达《债权审核结论告知函》，经综合审核，决定对原告申请的7000万元债权不予认定。故原告诉至该院，要求确认其对被告恒通公司享有55696453.17元担保债权。又查明，云和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浙1125刑初9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魏文华构成挪用资金罪；博通公司、魏文华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决后，魏文华提起上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浙11刑终4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6）浙1125刑初99号刑事判决书，并认定魏文华、博通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恒通公司管理人于2018年2月3日以魏文华、博通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原判决认定错误为由，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浙杭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提出再审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浙民申64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及实体处理均无不当，裁定驳回恒通公司的再审申请。还查明，魏文华、陈文南、陆国明、陈文平、陆国聪、陆美香6人为博通公司与原告发生的债务提供1379万元抵押担保。华通公司为博通公司与原告发生的债务提供58176211元抵押担保，以及7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担保。浙江魏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博通公司与原告发生的债务提供7000万元最高额保证担保。华通公司于2015年5月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遂昌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遂昌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8日作出（2015）丽遂破（预）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华通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原告对华通公司破产重整方案未投赞成票，最终受偿债权金额共计14192222.73元，其中优先债权12341540.34元，普通债权1850682.39元。原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职工祖险峰以“存贷挂钩”支付贴息费名义收取博通公司200万元，相关的刑事案件正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有效，以及保证人恒通公司如何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在确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前应先明确主合同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否有效。该院认为，原告与博通公司、被告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博通公司在贷款过程中提供部分虚假材料以便符合银行放贷要求，虽构成刑事犯罪，但这并不影响借款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原告工作人员收取博通公司款项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并不能认定原告有与博通公司恶意串通的故意；从合同的履行上看，博通公司也归还了部分借款，博通公司在借款时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且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认定，认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恒通公司管理人以魏文华、博通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出现新证据、原判决认定错误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被告的再审申请。综上，该院认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于被告抗辩“原告职工违规发放贷款、博通公司与魏文华骗取贷款，双方恶意串通、严重损害恒通公司利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意见，该院不予支持。对被告抗辩的原告放弃、怠于行使抵押权，因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抗辩“对其进入破产程序后，原告方向博通公司发放的3500万元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意见，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不包括抵押人破产后发生的债权。该规定有利于保障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实现破产企业清偿债务并有序退出市场，本案中，原告在恒通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仍向博通公司发放了三笔借款（借款金额共计3500万元），案涉合同为《最高额保证合同》，虽法律未明确保证适用上述规定，但保证也为担保方式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可参照性，且符合破产法相关精神，故该院对该抗辩意见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对被告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享有20696453.17元破产担保债权；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本案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20282元，由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175000元，由被告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45282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所涉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由合同纠纷变更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第一，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恒通公司主张有关人员构成犯罪故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现查明的事实，虽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博通公司以及博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文华骗取贷款的犯罪成立，但并未认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博通公司、魏文华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恒通公司利益的行为，恒通公司也并未提供上述各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证据。本院认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构成的犯罪中，无论该有关人员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该单位仍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也即，有关人员的犯罪并不免除主合同债务人应该承担的债务责任；恒通公司作为保证人，亦应依约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经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恒通公司管理人以魏文华、博通公司构成骗取贷款罪等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但最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据此，恒通公司辩称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无效，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为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本院予以认同。根据恒通公司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所订保证合同，恒通公司应在其最高额保证，即7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第二，关于恒通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范围问题。 首先，恒通公司主张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存在放弃和怠于行使抵押权行为，故其在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放弃范围内免除相应保证责任。经查，在华通公司破产重整一案中，系严格按照破产程序依法处置相关资产，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华通公司破产重整方案进行表决时弃权并最终按照该方案受偿，并未违反破产案件程序性规定，故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该案中怠于行使抵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针对华通公司、魏文华、陈文南、陆国明、陈文平、陆国聪、陆美香6人提供的抵押担保以及恒通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未约定实现的先后顺序，故在此情形下，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要求恒通公司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可先就恒通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主张保证责任，针对最高额保证不能实现债权的部分再向6自然人提供的最高额抵押行使抵押权。综上所述，恒通公司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怠于行使抵押权从而免除其在放弃范围内担保责任的辩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恒通公司认为其在第一笔贷款2500万元的展期协议中未盖章，故其对该笔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恒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债权发生期间为自2012年9月8日至2013年9月8日，在最高债权额7000万元限度内提供最高额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该笔2500万元贷款发生于2012年10月10日，贷款人博通公司就该笔贷款已归还了10111324.1元，尚有负债余额未予偿还，在案涉保证合同担保债权期间与额度范围内，故恒通公司作为保证人需要对此承担保证责任，本院对恒通公司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最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主张3500万元贷款应当属于恒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本院认为，破产案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破产财产进行有序管理的公平分配，从对债权人的保障看，其要旨不在于满足个别债权人的利益，更不是要使债权人都获得全额清偿，而是要做到对全体债权人公平和有秩序的清偿。因此，人民法院作出破产案件受理裁定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以保障全体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公平受偿。此时债务人财产所指向的直接利害关系主体为全体债权人，因为债务人财产最终的走向是使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这也是公平原则的延伸体现。本案中，保证人恒通公司与贷款人博通公司系关联公司，实际控制人均系魏文华；恒通公司以严重资不抵债为由自行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次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恒通公司破产清算申请；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博通公司发放的案涉争议三笔贷款共计3500万元，均发生在恒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结合恒通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这一客观事实，为平衡保护破产案件中普通债权人和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基于破产案件中债权人公平受偿的考量，一审认定恒通公司对该3500万元贷款不承担保证责任有其合理之处，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辩称其对恒通公司进入破产不知情，发放贷款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故对该三笔债权恒通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具有对世的法律效力，任何公民、法人和组织必须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一审法院受理恒通公司破产申请并作出民事裁定，该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并具有对世性，故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该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认为根据生效民事判决应认定该三笔贷款为保证债权。经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该院于2013年12月2日立案受理，而云和法院已早在2013年4月12日即裁定受理恒通公司的破产申请。依据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和相关立法精神，在法院受理恒通公司破产申请后，为保障各债权人公平受偿，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恒通公司的债权理应通过破产程序处理，故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该辩称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0282元，由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负担175000元，上诉人云和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4528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