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56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捷福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仓山区金山投资区。 法定代表人：陈昌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永俤，福建知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荔融，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珍玉，女，1951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能杰，男，195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东，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丁树铭，男，1994年6月16日出生，回族，住泉州市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应县，福建晋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陈洁，女，199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余某1，女，200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理人：唐晓华（系余某1之母），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审第三人：余某2，女，201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法定代理人：陈洁（系余某2之母），住厦门市思明区。 第三人陈洁、余某1、余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光东，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捷福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珍玉、余能杰及原审第三人丁树铭、陈洁、余某1、余某2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33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待（2019）闽0402民初997号追偿权案件最终审结时改判支持捷福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12日前，福建秋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实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一直由余能杰持有，亦由其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从秋实公司历时账户流水可得知，秋实公司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在中行三明分行陆续发放贸易融资款后，分十余笔绝大部分以往来款而非货款名义转账至历时余亮持股51%、黄珍玉持股49%，现由黄珍玉独资的厦门圆泉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历时余亮持股95%，现陈洁持股95%的厦门弘泉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计九百多万元，除其中一笔35万元有反向流转外其余均未转回。另在余亮、黄珍玉处分涉案三套房产后，秋实公司账户不再有营业性收入，秋实公司账户仅留有二、三十万元供以近期中行三明分行扣款，秋实公司账户其余还款部分的资金来源于捷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借的172万元。另，此后梅列法院执行涉及秋实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均是经查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由此可知，秋实公司在中行三明分行陆续发放贸易融资款后少则次日、多则数日，余能杰即把秋实公司获得的贸易融资款绝大部分转移至其儿子余亮、其妻黄珍玉控股的两家公司，而且在黄珍玉处分讼争房产后不再经营秋实公司以获取营业性收入；正是余能杰转移秋实公司账户资金即减少秋实公司资产的积极行为以及此后不再经营秋实公司即不增加秋实公司资产的消极行为，致使秋实公司无法清偿贸易融资本息，应认为余亮及其父母是明知秋实公司无法清偿贸易融资本息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一旦中行三明分行发放贸易融资款及黄珍玉、余能杰对该款项签订连带保证合同后，黄珍玉、余能杰将来对秋实公司未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就负有责任连带清偿或分担其他连带保证人的代偿款。人人应知悉法律，黄珍玉、余能杰作为成年人应当知晓其在连带保证合同上签名捺印的法律后果。正是黄珍玉、余能杰负有前述义务，加之其知晓秋实公司将来无法清偿贸易融资本息，黄珍玉、余能杰在签订连带保证合同后不久，连同其子余亮将黄珍玉名下的、黄珍玉与余亮名下的、余亮名下的三套房产，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分别处分给余能杰的朋友丁育烜的儿子丁树铭、余亮的姨母李冬玉，三套房产的过户对象不是同一人但签约同日，对于非房产销售经营者来说，不能说是巧合。而且，余亮、余能杰与丁育烜2014年1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丁育烜、林淑端如在一年半内出售前述房屋及车位，按厦门市行情交易价，双方认可后出售，对出售后的金额与借款金额之间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具有丁育烜让丁树铭代持房产帮助余能杰、黄珍玉、余亮逃避两讼争房产被处置用以偿还余能杰、黄珍玉、余亮的债务的盖然性，且生效判决只认定丁育烜支付了借款600万元，明显低于交易时间节点正常交易价每平方米三、四万元；印证了讼争房屋的非正常交易性。另，从此后涉及黄珍玉、余能杰、余亮为被执行人的（2017）闽0402执388号、（2017）闽0402执1657号、（2018）闽0402执397号案件执行情况看，梅列法院除依法处置黄珍玉、余能杰、余亮名下的房产偿还他们部分债务外，尚未发现他们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捷福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享有的生效判决权益大部分未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是为了防止债权人利益因债务人不当行为受损而给予债权人的救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通常情况是债务形成在前而转移财产在后，但特殊情况下转移财产也可在债务风险形成之后、债务形成之前，只要债务是即将的、特定的、具体的。余亮及其父母明知秋实公司无法清偿贸易融资本息，且如余亮及其妻、父母名下无相应可供执行的财产的，代为清偿秋实公司未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必将由他们外其他连带保证人即捷福公司承担，在捷福公司代偿后，他们按份承担捷福公司代偿款，是毫无悬念的。另从法条文义看，只要受让人受让无偿或知道不合理低价受让，且实际对债权人债权造成损害的即可；因为受让人应知道受赠财产将降低赠与人偿债能力从而损害赠与人的债权人利益，不合理低价受让财产亦同理将损害转让人的债权人利益。因此，一审法院不顾案件的特殊性，机械认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条件，违背了债权人撤销权的立法目的，放纵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行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述认为，黄珍玉2014年11月18日就其名下的、实为与余能杰共有的坐落于厦门市思明区的登记所有部分以单价不到每平方米一万元的低价（已申请委托评估鉴定但未获准许）与丁树铭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鉴于余能杰与丁育烜系朋友关系，余能杰及其妻、儿子、儿媳与丁育烜、林淑端长期巨额资金往来，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该房产交易实际丁育烜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丁树铭以不合理低价受让，且以房抵借债的合同条文具有帮助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盖然性，他们之间的非正常交易性足以说明丁育烜让丁树铭代持余能杰、黄珍玉、余亮房产以帮助逃避因他们将来负有连带清偿贸易融资本息或分担代偿款的债务而他们房产被处置的风险。由于他们也实际转移了讼争房产，且实际由捷福公司代偿了秋实公司未偿还的贸易融资本息，他们最终是逃避分担捷福公司代偿款的责任。他们转移讼争房产虽在先，但其明知其行为会削弱其保证能力、将损害其他保证人利益而转让讼争房产，其主观上显然具有恶意。丁树铭无支付相应对价，构成不合理低价受让讼争房产，再转让之前也不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且交易当事人及家属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及前述非正常交易现象，其应当知晓受让房产致使讼争房产免受余能杰、黄珍玉、余亮债务执行案件处置从而损害他们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其主观上也具有恶意。另，（2016）闽0203民初16790号民事判决结论是腾房而不是确权，不影响本案审理，且捷福公司非另案当事人。因此，捷福公司一审诉求应予以支持；但捷福公司享有的要求余能杰、黄珍玉等分担代偿款的追偿权案件尚在审理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发回重审或待（2019）闽0402民初997号追偿权案件最终审结时改判支持捷福公司一审诉求。 黄珍玉、余能杰共同辩称，1.案涉房屋交易时，捷福公司对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并不享有任何债权，其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捷福公司依法不享有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一审查明：案涉三起房屋交易均发生于2014年11月间。捷福公司主张的债权是于2018年之后产生的追偿权。该追偿权是捷福公司于2018年1月之后因代偿秋实公司中行三明分行的借款，而对作为同为连带担保人的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进行追偿的债权。在案涉《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的2014年，主债务人秋实公司的银行债务尚未到期或发生，捷福公司同为连带保证人更没有为秋实公司代偿债务，其不可能对同为担保人的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享有追偿债权。因此，在案涉房屋交易时，捷福公司与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之间显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依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是以享有债权为前提。显然本案捷福公司并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依法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主体资格。2.本案不存在损害捷福公司所谓“债权”的事实。“有权利，才有损害”是基本法理。案涉房屋交易之时，捷福公司对黄珍玉、余能杰不存在任何“权利”。时至今日，捷福公司的追偿债权也尚未确定。因此，在案涉房屋买卖之时，也就根本不可能对尚不存在的捷福公司所谓“债权”权利造成任何损害。3.案涉房屋买卖双方不可能事先知悉对尚不存在的债权会产生损害，且交易有支付合理的对价。因此，房屋交易双方均不存在明知侵害捷福公司债权的主观恶意。综上，案涉房屋的买卖系正当合法的交易行为，根本不可能对尚不存在的捷福公司所谓“债权”造成任何损害。捷福公司主张的债权撤销权完全不符合《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客观与主观方面的成立条件，其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丁树铭述称，一、捷福公司不具备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主体资格。（一）本案房屋转让行为发生之前，捷福公司既不是秋实公司的债权人，也未取得对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的追偿债权，捷福公司不具备针对案涉房屋转让行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主体资格。虽然黄珍玉、余能杰等对秋实公司与中国银行三明分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在房屋交易前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但秋实公司直到2016年1月28日之前，还在偿还中国银行三明分行的贷款。因此，在秋实公司2016年1月28日前陆续还款的情况下，捷福公司作为保证人之一根本不存在客观上代偿的法律风险，案涉房屋转让之前更不具备债权人主体身份。（二）在秋实公司的主债务中，捷福公司与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同是保证人的法律地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捷福公司的债权人应是秋实公司而不是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又根据《担保法》第31条规定，捷福公司只有在代秋实公司还款后才取得相应的追偿权，因此，捷福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人身份，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以不确定性的债权及其日后取得的债权人身份，对之前已发生的房屋转让行为行使撤销权。其债权不确定性表现在：1.秋实公司作为主债务人的《授信额度协议》，是否实际发生借款取决于中国银行三明分行是否实际发放贷款，即主债务是否实际发生具有不确定性。2.捷福公司作为保证人是否需要承担代偿责任，取决于中国银行是否发放贷款及秋实公司是否按约偿还贷款，因此保证人的代偿责任更具有不确定性。3.捷福公司代秋实公司偿还第一笔借款的时间是2017年3月1日，即捷福公司在2017年3月1日之后才具备成为秋实公司债权人的可能，捷福公司才具有近一步取得向包括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等其他保证人行使债权追偿的可能。 二、捷福公司主张债权人撤销权，应紧紧围绕《合同法》第74条规定即“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事实方面进行举证并得出有利于自身的高度概然性结论，但捷福公司在本案中对于相关事实的陈述，均是出于主观臆断的推定，缺乏基本证据支持，其撤销权主张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一）本案不存在被捷福公司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1.丁树铭已提供证据证实案涉两套房屋的转让总价是1105万元，捷福公司根据《存量房买卖合同》项下记载的价款作为交易总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转让总价1105万元计算，按面积折算后每平方米的交易单价超过3.1万元，而非捷福公司主张的不足1万元。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的规定，案涉房屋的转让对价符合厦门当地市场的交易价格。2.《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厦门市住建部门规定用于房产过户的格式文本，合同中记载的存量房交易单价按住建部门规定不得低于最低交易价，可见即使按照《存量房买卖合同》记载价格，也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捷福公司主张“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应以市场交易价进行判断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9条明确“明显不合理低价”是以“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这一可选择的双重标准，因此以厦门市住建部门规定的交易限价作为政府指导价可直接作为价格合理性的依据。（二）丁树铭不具有主观上的过错。1.撤销权行使的必备条件之一即受让人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在本案中丁树铭并非是捷福公司、秋实公司、黄珍玉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的当事人，客观上无法知道前述合同的存在，更不知道黄珍玉、捷福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捷福公司主观推定丁树铭对此存在过错，不但违背事实也不符合基本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一审查明的以下事实，可证实房产交易的真实性：（1）余亮、余能杰与丁树铭的父亲丁育烜在2014年11月21日签订《协议书》时，余亮、余能杰已累计欠505万元借款迟迟无法归还，丁育烜为保证已出借款项的资金安全，才同意另付一笔更大的资金即600万元，来达到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的目的。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双方交易行为完全是真实的，否则丁育烜也没有必要另行支付600万元巨款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资金风险。（2）丁树铭在取得房屋产权后，因余亮、余能杰在厦门无房可住未能及时将房屋交付给丁树铭使用，为此丁树铭于2016年10月起诉要求腾房交付。如果是不真实交易，丁树铭于情于理不可能提出腾房要求。（2016）闽0203民初16790号民事判决书中余亮、余能杰均认可房屋出售给丁树铭的事实且均同意腾房，也可佐证双方交易真实。3.案涉房屋转让行为的时间节点，没有给捷福公司造成确定的损害。首先，本案中捷福公司损害的具体范围并未确定；其次，房屋转让时间是2014年11月，捷福公司取得对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追偿权可能性的时间是2017年3月1日之后，假设捷福公司追偿权最终不能得到实现，也不能因此推定房屋转让行为与捷福公司损害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丁树铭已将301室房屋于2016年8月4日转让给林锦婷、401室房屋于2017年1月13日转让给谢溪庄、陈梅香，且房屋均已交付给前述受让人使用。捷福公司要求撤销黄珍玉与丁树铭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不但损害丁树铭及前述受让人的正当权益，也严重违背《合同法》保障主体自由交易、市场自由流通的核心价值观。 综上，应依法驳回捷福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陈洁、余某1、余某2共同述称，同黄珍玉、余能杰的答辩意见。 捷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黄珍玉就坐落于厦门市思明区房屋的登记所有部分（实为黄珍玉、余能杰共有）与丁树铭签订的编号为00303594号的《存量房买卖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8日，中行三明分行与秋实公司签订编号为ＦＪ700622013205的《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行三明分行向秋实公司提供贸易融资额度人民币1000万元。同日，中行三明分行与捷福公司、余能杰、黄珍玉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该笔贸易融资额度由捷福公司，余能杰、黄珍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此外，余亮以其所有的位于三明市梅列区店的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于2013年7月18日在三明市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于2013年7月19日在三明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分摊土地使用权他项权登记手续。由于授信额度年审，中行三明分行与秋实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重新签订了编号Ｆ1700622014330的《授信额度协议》，协议约定中行三明分行向秋实公司提供银行承兑汇票额度850万元，并追加了余亮、陈洁保证担保，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了编号为ＦＪ700622014334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10月20日，中行三明分行与余亮就前述抵押房产重新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并于2014年11月19日在三明市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于2014年12月9日在三明市国土资源局办理分摊土地使用权他项权登记手续。 2014年4月17日，秋实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提交编号为商贴融申－秋实201401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申请融资3021907.5元，中行三明分行于2014年4月25日向秋实公司办理了贸易融资3021907.5元，融资期限163天（即2014年4月25日至2014年10月4日），融资利率6.72％。2014年6月5日，秋实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提交编号为商贴融申－秋实201402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申请融资1973160元，中行三明分行于2014年6月10日向秋实公司办理了贸易融资1973160元，融资期限148天（即2014年6月10日至2014年11月4日），融资利率6.72％。2014年6月27日，秋实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提交编号为商贴融申－秋实201403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申请融资3590979.75元，中行三明分行于2014年6月27日向秋实公司办理了贸易融资3590979.75元，融资期限151天（即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11月24日），融资利率6.72％。2014年7月10日，秋实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提交编号为商贴融申－秋实201404的《国内商业发票贴现融资申请书》，申请融资1357605元，中行三明分行于2014年7月15日向秋实公司办理了贸易融资1357605元，融资期限86天（即2014年7月15日至2014年10月8日），融资利率6.72％。之后因秋实公司未能归还融资款，中行三明分行遂向梅列法院提起诉讼，梅列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闽0402民初684号民事判决，认定秋实公司仅偿还中行三明分行本金1607608.07元及部分利息，并判决如下：一、秋实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中行三明分行偿还尚欠贸易融资本金8336044.18元并支付利息671543.95元（该利息暂计至2016年1月28日，此后利息继续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二、捷福公司、余能杰、黄珍玉、余亮、陈洁对秋实公司的上述还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捷福公司、余能杰、黄珍玉、余亮、陈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秋实公司追偿；三、中行三明分行对余亮提供抵押的房产（坐落于三明市梅列区店）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余亮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秋实公司追偿。捷福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后，又于2017年2月28日撤回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2017年3月1日，捷福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偿付了94136044.18元，此后又于2018年1月8日再次向中行三明分行偿付了798178.81元利息、47740.87元诉讼费、2000元评估费，并于同日向梅列法院支付了11180元执行费。2018年1月10日，梅列法院执行局作出《结案证明》，证明（2016）闽0402民初684号民事判决已由捷福公司全额履行完毕。2018年1月12日，捷福公司因追偿前述代偿款将余能杰、黄珍玉、余亮、陈洁起诉至梅列法院，要求四人分别偿还其代偿款1999028.77元以及相关利息。该案正在审理中。 一审另查明，2014年11月18日，黄珍玉、余亮与丁树铭签订了一份编号为00303594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黄珍玉、余亮名下的仙岳路639号401室出售给丁树铭，建筑面积为278.05平方米，成交价为250万元。同日，黄珍玉还与丁树铭签订了一份编号为00303589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黄珍玉名下的仙岳路301室出售给丁树铭，建筑面积为73.75平方米，成交价为60万元。 2016年10月16日，丁树铭将余亮、黄珍玉、余能杰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余亮、黄珍玉、余能杰迁出讼争房屋并支付占用费。此后，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6)闽0203民初1679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1月21日，余亮、余能杰与丁育烜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余能杰、余亮尚欠丁育烜、林淑端5050000元；余能杰、余亮愿意将讼争房屋、厦门市仙岳路590号301室房屋、厦门市仙岳路627-629号台湾山庄福德堡公寓5#楼B2车库转让给丁育烜、林淑端（或指定产权人）；丁育烜、林淑端愿意于2014年11月21日再借给余能杰、余亮6000000元用于返还案涉房屋的银行贷款，还清贷款后，讼争房屋的产权转让给丁育烜、林淑端（或指定产权人）；丁育烜、林淑端合计出借给余能杰、余亮11050000元，余能杰将前述房屋及车位转让给丁育烜、林淑端（或指定产权人）；丁育烜、林淑端如在一年半内出售前述房屋及车位，按厦门市行情交易价，双方认可后出售，对出售后的金额与借款金额之间按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结算。合同签订后，丁育烜依约支付了《协议书》项下的借款6000000元。2014年11月28日，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至丁育烜、林淑端的儿子丁树铭名下”，并判决余亮、黄珍玉、余能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讼争房屋腾空返还给丁树铭。该判决现已生效。2017年1月13日，丁树铭又将讼争房屋转售给案外人陈梅香、谢溪庄。 一审又查明，余能杰与黄珍玉系夫妻关系，余亮系二人之子。余亮已于2018年2月14日死亡，陈洁系其配偶，余某1系余亮与前妻唐晓华的婚生女，余某2系余亮与陈洁的婚生女。2015年6月12日，秋实公司股东从林挺英、黄珍玉、余能杰变更为江作举及余能杰，同年7月14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余能杰变更为江作举。 一审还查明，捷福公司提交的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显示该合同于2017年12月22日从厦门市国土房产测绘档案管理中心调取，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收到本案的起诉资料。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捷福公司主张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举证证明其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因此，捷福公司所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成立应同时具备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对其债权造成损害以及丁树铭明知该情形这两个条件。 本案中，捷福公司所主张享有的债权实为其为秋实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同为连带保证人的黄珍玉、余能杰进行追偿的权利。 捷福公司于2017年3月1日、2018年1月8日分别向中行三明分行代偿了秋实公司的相关债务，后于2018年1月12日通过诉讼方式向黄珍玉、余能杰主张追偿权。而本案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2014年11月18日，该合同签订时捷福公司尚未为秋实公司代偿款项，因此也尚未对黄珍玉、余能杰享有追偿权。因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捷福公司尚未取得对黄珍玉、余能杰的追偿权，丁树铭也就不可能知道该合同将侵犯捷福公司未来发生的债权。捷福公司主张余能杰作为秋实公司控股股东，应当知道秋实公司无法偿还中行三明分行的融资本息，该主张并无证据予以证明，秋实公司借款后确偿还过部分款项，且黄珍玉、余能杰在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也无法确切得知捷福公司在此后会实际代偿款项从而取得追偿权。黄珍玉、余能杰与丁树铭主张双方系根据2014年11月21日《协议书》的约定签订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捷福公司虽持有异议，但该《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以及丁树铭作为讼争房屋产权人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所认定。综上分析，讼争《存量房买卖合同》对捷福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并不存在诈害性，丁树铭也不存在主观恶意，因此捷福公司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不能成立。 另，根据在案证据，捷福公司所主张的债权人撤销权已不具备法定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其提出因追偿权案件正在审理，本案应中止审理，以及要求对讼争房屋市场价进行评估的申请，一审法院均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福建捷福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捷福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秋实公司账户流水（2014年1月1日-2018年6月30日）及圆泉公司、弘泉达公司两企业工商登记基本信息，拟证明在中行三明分行陆续发放涉案四笔贸易融资款后，秋实公司2014年4月至2014年9月分十余笔绝大部分以往来款而非货款名义转账至历时余亮持股51%并任执行董事、黄珍玉持股49%并任监事的、现由黄珍玉独资的厦门圆泉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历时余亮持股95%并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的、现陈洁持股95%的厦门弘泉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计9499231.34元，除其中一笔35万元有反向流转外其余均未转回。另在余亮、黄珍玉处分涉案三套房产后，秋实公司该账户不再有营业性收入，秋实公司该账户仅留有二、三十万元供以近期中行三明分行扣款，秋实公司其余还款部分的该账户资金来源于捷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借的172万元【该款见（2015）梅民初字第3211号判决书第4页案件事实认定第2段】。2.秋实公司被执行未结案件信息及余能杰、黄珍玉、余亮等被执行情况信息，拟证明法院2016年后执行涉及秋实公司、余能杰、黄珍玉、余亮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均是经查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黄珍玉、余能杰、陈洁、余某1、余某2质证认为，捷福公司提供的证据均非新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在二审中予以审理和采信。在保留该意见的前提下，关于第一组证据，第一，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捷福公司提供的银行流水是公司的一些资金交易情况，与本案的撤销权纠纷及证明捷福公司具有行使撤销权的资格，并不产生任何关联性。其次，对该证据真实性也不认可。第三，捷福公司只是把秋实公司的中国银行账户作了一些罗列，但事实上秋实公司开设了三个账户，中行账户只是其中一个，另外还有农行和建行账户，捷福公司并没有客观全面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不存在任何关联性，并不能证明捷福公司所谓的存在主观恶意的事实。这些材料中体现的相关数据都是在2017年后的相关材料，与本案撤销权纠纷没有关联性，对捷福公司证明对象中陈述的相关金额不予认可。第二组证据，与本案也没有任何关联性，发生时间均是在2016年之后，而本案房屋交易的行为发生在2014年，即使黄珍玉、余能杰等一方存在被执行的情形，与本案的撤销权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关联。两组证据可以看出捷福公司立论的基本点，其均是将2014年房屋交易之后的行为作为推论之前行为的依据，不符合撤销权法律行为的基本要件，撤销权案件的前提是撤销权人必须是债务人行使财产处分时就应当享有债权，很显然其并不符合该情况。丁树铭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证据真实性等三性均有异议，证明对象不能成立。第二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对象不能成立。捷福公司提供的两组证据，与其上诉理由中所主张的丁树铭在买受案涉两套房屋时，就知道捷福公司是秋实公司主债务保证人，也知道房屋转让行为会损害捷福公司的利益，没有根本关联性，上诉理由属于捷福公司的主观臆断。 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捷福公司主张黄珍玉将讼争房屋以不合理低价转让给丁树铭，系丁育烜让丁树铭代持余能杰、黄珍玉、余亮房产，以帮助其逃避因将来负有连带清偿贸易融资本息或分担代偿款的债务而房产被处置的风险。一般而言，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形成于其所要求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之前，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要件。本案中，黄珍玉与丁树铭签订讼争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的时间为2014年11月，而捷福公司代秋实公司清偿中行三明分行的贸易融资本息的时间为2017年3月。换言之，捷福公司取得对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追偿权的时间晚于讼争合同的签订时间。根据2014年11月余能杰、余亮与丁育烜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丁育烜、林淑端合计出借给余能杰、余亮11050000元，余能杰、余亮将包括讼争房屋在内的房产及车库转让给丁育烜、林淑端（或指定产权人），并对丁育烜、林淑端受让上述房产及车库后再行出售的钱款结算问题作出约定。可见，捷福公司认为讼争房屋成交单价不足每平方米1万元，属不合理的低价，依据不足。保证债务具有或然性，捷福公司、黄珍玉、余能杰、余亮、陈洁作为保证人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为作为债权人的中行三明分行设立要求保证人承担代偿责任的期待权。保证责任能否真正产生，取决于主债务人秋实公司是否按约清偿债务及债权人中行三明分行是否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查明的事实，秋实公司在2016年1月前确实向中行三明分行偿付部分本息。2014年11月讼争合同签订时，中行三明分行并未主张秋实公司逾期还款，捷福公司亦未代秋实公司向中行三明分行清偿贸易融资本息等款项。丁树铭作为讼争房屋的受让人，客观上难以知晓其行为会给尚未取得追偿权的捷福公司造成损害。因此，捷福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其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主张撤销讼争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捷福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福建捷福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颜映红 审判员  陈 璟 审判员  章 毅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仁冰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