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9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彦，女，1969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国，山东众成清泰（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立星，男，197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杰，青岛德倡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金元，男，196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刘美彦因与被上诉人杨立星、薛金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9）鲁0211民初4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美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确认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并判决杨立星于判决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搬离其所占用的青岛市黄岛区衡山路薛家岛示范小区17号楼2单元602室房屋。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出卖事实知情属认定事实错误。l.杨立星虚假陈述，称上诉人于整个签约过程都在现场完全不属实。杨立星及其证人均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签约时间，均有意混淆了一个重要事实：上诉人在理工大学超市内等同于在签约现场。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协议时间为2016年9月7日晚上8点左右，在理工大学超市内的一间独立办公室内，该超市面积接近300平方米，办公室是一间有房门的独立房间，而上诉人一直在收银台工作，两者相距十七八米远，且此时正是学生购物高峰时期，上诉人一直在忙于结账，只是模糊看到刘某携带一群人到了超市随后进入办公室与薛金元交谈，至于交谈内容、所为何事一概不知，也未见异常，且刘某经常带着朋友到超市来找薛金元聊天谈事，一般情况下无特殊事宜上诉人从来不过问，而且当时那段时期恰逢有老人病重、孩子上学等杂事，再加上与薛金元闹矛盾，两个人基本上不说话，薛金元到超市后上诉人即收拾东西回家照顾老人及孩子，其后事宜一概不知。因此，即使杨立星与薛金元是在超市的办公室内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上诉人对此确实不知情。2.通过杨立星与薛金元恶意串通、充分准备，达到了上诉人在现场且对签约内容明知的假象，实则上诉人对其签约内容一概不知。一审认定杨立星是“非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人士”存在严重错误，杨立星在整个签约过程中准备细致周到，通过与薛金元恶意串通，达到表面上上诉人对其签约内容明知的假象，从而保证其签订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一般情况下，房屋转让合同为买卖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可，多数人不要求见证人签字，而杨立星不但找了见证人在上边签字，而且一找就是两个，显然具有一定合同签约常识，并非一审法院简单认定的“非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人士”。 一审查明，已经确认杨立星在合同签订时明知案涉房屋为刘美彦与薛金元共同所有，且杨立星坚持称上诉人刘美彦一直在场，而其签约时竟然只让两个见证人签字，而不让房屋所有权之一的刘美彦签字，这严重不符合逻辑，且一般大众均会知道如果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要让夫妻二人共同签字，这足以说明杨立星的陈述完全 不符合事实。通过杨立星能够找寻两个见证人、后期为索要储藏室另行找薛金元补签字等事实，足以说明杨立星具有较高程度的合同签约常识，其种种行为无非是在规避没有上诉人签字的情况下一样能够保持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而顺利拿到房屋，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杨立星与薛金元存在恶意串通。薛金元在夫妻关系不和期间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杨立星趁机低价购买房屋，该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一审认定的通过哥哥刘某知晓涉案房屋出卖事宜，结合杨立星已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已久的事实，刘美彦主张其对涉案房屋被出卖的事情一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属于判断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审中，杨立星也承认，案涉房屋在其搬入之前一直处于出租状态，上诉人主要忙于超市日常繁琐无序的工作，其他事宜一般都由薛金元负责，所以对于出租中的房屋根本从不过问，一般都是薛金元说啥就是啥，且租金也都是由薛金元收取，上诉人仅仅是偶尔提醒是否收取房租，具体事宜从不过问，因此对于案涉房屋最终是出租还是被出售事宜确不知情。至于刘某等知道房屋被出卖事宜，刘某知道并不代表上诉人就知道。上诉人作为女流之辈，且平时专注于忙于超市工作，日常中都是男人之间，薛金元与刘某互相交流更多，上诉人也并未将家庭矛盾告诉刘某，故刘某想当然的以为薛金元都跟上诉人说过，且上诉人对超市日常工作以外的事情基本不管，所以刘某一般也不再重复与上诉人进行确认、探讨，本案中案涉房屋的出售即是如此，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4.一审认定薛某2、薛某1的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本 案事实的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证人薛某1是杨立星妻子的堂兄弟，二人存在亲属关系，经了解证人薛某2曾有意购买案涉房屋，两证人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依法不应采信。其次，两证人均做了虚假陈述，上诉人明明不在签约现场，只是在他们进入超市时可能在收银处工作，其后他们一行人进入办公室的所作所为上诉人一概不知，但两证人却某的声称上诉人在签约现现场，完全不符合事实。最后，考虑到两证人均与杨立星相识多年，一审法院认定的“二证人与二被告及原告认识的先后对于其证人证言证明力没有影响，属于严重错误判断，上诉人有充分理由怀疑其与杨立星恶意串通，营造上诉人在签约现场的假象，帮助杨立星达到低价购买案涉房屋的目的。二、一审认定“原告主张涉案房屋价值远低于市场价值，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属认定事实错误。 一方面，上诉人提交了中国最大的二手房交易服务公司链家旗下贝壳找房平台中2016年8月至2016年10月薛家岛商圈二手房成交 情况，根据查询结果，涉案房产的成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即使如杨立星所言，其用55万元购买涉案房产价格是当时最高价格，且该房屋家具陈旧、装修一般；则杨立星为什么放着市面上众多商品房不买，还四处打听，用最高价格购买当时没有房产证、不能立即过户的案涉房屋，这完全有违常理。三、一审认定“《房屋转让合同》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情形”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为杨立星与薛金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对于杨立星与薛金元之间恶意串通行为，薛金元已经自认。2.即使杨立星在庭审中否认了与薛金元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综合其答辩意见、质证意见、证人证言的瑕疵等，足以推断杨立星在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已经与薛金元恶意串通。首先，杨立星对于签约现场情况的描述严重不符合逻辑；其次，杨立星的答辩意见与质证意见前后不一，相互矛盾。杨立星在答辩时称“在原告的哥哥刘某及朋友的介绍下，由被告杨立星与被告薛金元多次协商，于2016年9月7日在原告经营的理工大学超市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签订时原、被告双方及原告的哥哥刘某和朋友均在场，而并非是原告所诉的不在场”。而杨立星在发表质证意见时又称“其中刘某直接拨打原告电话说明了意思后，由被告杨立星直接与原告通话商定买卖事宜。大约双方协商5天左右，商定价格之后由被告杨立星、被告薛金元、刘某及房屋转让合同当中的见证人薛某2、薛某1在原告与被告薛金元开的理工大学超市内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当时原告一直在店中。”上述答辩意见与质证意见就杨立星与何人协商买卖事宜前后不一，一会儿称和刘美彦协商，一会儿又称和薛金元协商，足以证明杨立星在虚假陈述。最后，一审认为杨立星与薛金元就补签赠送储藏室一事中，认定“两被告对于买卖合同尚有争议，与原告主张的两被告恶意串通互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杨立星与薛金元恶意串通，制造表面上看上诉人在签约现场，实则对签约内容一概不知的假象，这并不代表两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分歧，相反，正是因为杨立星抓住了薛金元恶意转移夫妻财产，不敢声张的心理，才在签约后以此要挟，进一步索要储藏室，更能说明杨立星乘人之危，其恶意已经彰显无遗。四、一审认定“《房屋转让合同》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情形”属于判断事实存在错误。一方面，薛金元已经承认其私自出售案涉房屋，并私自收取房屋出售款项，上诉人从未见到也从未使用过该款项。另一方面，鉴于当时多年生活单调，且双方缺乏有效沟通，上诉人忙于超市日常繁琐事物，加之当时家庭出现各种问题，双方关系确已出现嫌隙，上诉人在那段时间也极少与薛金元进行交流，导致薛金元出现恶意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薛金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恶意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属于以严重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因此而签订的合同、协议等依法应当无效。 杨立星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2016年9月7日晚上约8点钟，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哥哥刘某及本案中的证人一起到上诉人开办的理工大学超市，该超市并非像上诉人所讲的什么独立办公室、又是收银台、相距多远等理由，事实上，上诉人对房屋买卖的事实是清楚明知的，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上诉人与薛金元当时因业务需要急需用款，将四间平房置换的两套楼房几乎同时出售，该楼房的价格，答辩人与其中间介绍人刘某及薛金元就房价多次商量后定价，刘某与上诉人系亲兄妹，又是房屋买卖的中间介绍人，上诉人对房屋买卖一概不知纯属谎言。2.本案完全不存在答辩人与薛金元恶意串通一说，答辩人原居住在竹岔岛的一个岛上，上班出行非常不便，且为了孩子上学购买了涉案房屋，薛金元与上诉人作为夫妻，其夫妻关系融洽，上诉人的丈夫薛金元不可能以转移财产的方式与答辩人签订买卖合同。答辩人与薛金元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与朋友及刘某一起到了上诉人的超市，其当时的证人并无意去作证，因证人与答辩人及薛金元均系朋友关系，所以签订合同时作为双方的朋友，便做了合同的见证人，而并非上诉人所讲的，从签约过程为了达到表面的签约内容的假象来保证合同的合法性、真实性。3.在2016年9月份左右，涉案楼房的价格，因楼房系旧城改造的楼房，又是最顶楼，该楼房当时系小产权，不能办理按揭贷款，系一次性付款，为了便于孩子上学及工作的便利购买了此楼房，所以当时的6300多元的价格虽然有点过高，总之该房价也符合当时房屋买卖的市场行情。如上诉人所讲的对房屋买卖不知情，薛金元恶意转移财产，那么上诉人的亲哥哥刘某作为房屋买卖的介绍人，不可能和答辩人讲“自家妹妹的房屋要出售”根据上诉人与刘某的身份关系，结合本案的证人证言，认证了上诉人对房屋买卖的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答辩人善意取得的房屋精装后居住长达3年之久，其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薛金元述称，2009年其母亲去世后，便接父亲同住。由于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同姐姐妹妹们产生了矛盾，因此也与妻子爆发冲突，夫妻感情出现了嫌隙。2016年父亲病重，需要到北京进行手术，为了筹措手术费用，便考虑将薛家岛示范小区的拆迁安置房私自出售。因为该房屋处于出租状态，妻子较少过问，自己觉得即使偷偷卖了她也不易发现。随后，其联系过房产中介，得知此类房子值八九十万，但因为暂时不能过户，客户较少，而且需要夫妻双方到中介才可以签代理合同，于是便通过其他途径，口头散布要低价出售房屋的消息，其中也向妻子的哥哥刘某说起过。其是外来落户到薛家岛，熟人较少，又不在薛家岛居住，且自2005年起就在青岛理工大学校内经营超市，相对封闭，与校外人接触更趋渐少。2010年出售薛家岛一处房子时就是刘某帮助找的客户，所以这次又跟他说要出售房子，他什么也没多问，而且其夫妻有矛盾的事情刘某也不知晓，他还以为商量好的。2016年9月，杨立星打电话，表示有意购买房子，面谈时告诉他什么原因迫切售房。经过四五天看房、协商，便达成了意向。杨立星答应暂时不让妻子签字、并且不对外宣讲价格的要求；同时他又提出不让妻子签字可以，但他要找见证人的要求。鉴于卖房的价格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房产证也未下发，旧村改造房有无限售政策也不知晓，因此对于协议能否顺利履行都感到不踏实，双方议定过户前都有单方解除权，即“甲方反悔需要赔偿乙方双倍房款，乙方30天内搬离”和“乙方反悔甲方扣除乙方定金后余额全部返还，乙方10日内搬离”的条款。2016年9月7日晚，杨立星带领见证人薛某2、薛某1到其经营的理工大超市办公室内签订协议时，妻子见我到了超市后，便按惯例收拾东西回家了，她没有进入我的办公室，当晚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告知她要签房屋买卖合同之类的话。协议签订后几天，杨立星又要求再将楼下的约20平米储藏室赠送给他，否则就不付款。其急于成交拿到现款，无奈，只好在协议书上又补充了一条“无偿赠送储藏室”的内容。之后，杨立星于2016年9月12日一次性将55万元款项转入其银行账号。杨立星搬入居住。其因家庭矛盾，私自处置夫妻共同财产，杨立星在明知实情的情况下，趁人之危、贪图便宜，与其达成默契，共同侵犯了其妻子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求二审法院 纠正一审认定的错误事实。 刘美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并判决杨立星于判决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搬离其所占用的青岛市黄岛区衡山路薛家岛示范小区17号楼2单元602室房屋；2.请求判令杨立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与本案有关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邮寄费、公告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刘美彦与薛金元于1990年9月10日登记结婚，系夫妻关系。1995年1月13日，薛金元取得青房黄薛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记载所有权人：薛金元，所有权性质：私有房屋座落：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镇六村。2005年12月31日，薛金元与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办事处五社区居民委员会就涉案房屋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涉案房屋于2018年12月4日登记在刘美彦与薛金元名下，属于共同共有。杨立星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二、2016年9月7日，杨立星、薛金元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价款为550000元。薛金元在出让方处签字，杨立星在受让方处签字。合同上有见证人签字：薛某2，薛某1。2016年9月12日，薛金元为杨立星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杨立星：购买薛家岛示范小区B-17-602房屋款伍拾伍万元”。刘美彦主张薛金元与杨立星私自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并未征得其同意，对此并不知情，并未签字确认。杨立星质证，该房屋转让合同系杨立星通过朋友知道涉案房屋出卖事宜，该朋友是由刘美彦的亲哥哥刘某介绍与杨立星商定房屋买卖一事，其中刘某直接拨打刘美彦电话说明了意思之后，由杨立星直接与刘美彦通话商定买卖事宜。大约双方协商5天左后，商定价格之后由杨立星、薛金元、刘某及房屋转让合同当中的见证人薛某2、薛某1在刘美彦与薛金元开的理工大学超市内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当时刘美彦一直在店中。杨立星提交的《房屋转让合同》第九条有“3.本房产含地下储藏室（约20㎡）”,刘美彦提交的《房屋转让合同》第九条中无此项规定。刘美彦主张签订合同后，杨立星又要求薛金元将楼下的约20平米储藏室赠送给杨立星，否则就不付款，薛金元被迫之下只好在杨立星持有的协议书上又补充了一条“无偿赠送储藏室”的内容。告杨立星辩称，储藏室系房屋附属物，其由来是根据薛金元拆迁所分得的正房附随而得，所以在卖房时，一并连带出售合情合理合法。三、刘美彦主张薛金元出售案涉房屋的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侵犯其合法权益。杨立星辩称，2016年，根据黄岛区薛家岛地区的房价，涉案房屋550000元的房价，可以说是最高价格。刘美彦所述全套的家具用品不属实，杨立星接手房屋时薛金元始终在出租该房屋，房内所谓的家具仅是从旧货市场所购买的两铺床，一套沙发，一个茶几而已，是为了方便出租使用，在杨立星购买后，已将以上物件全部清除，重新进行了装修。刘美彦提交薛家岛商圈2016年8月至2016年10月房产成交情况查询，证明在2016年9月时薛家岛商圈普通房产成交价格已经在9010.5元/平方米，而案涉房产成交价格仅为6366/平方米，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加上地下室，平均单价不足5200元。且案涉房屋为精装、同时附送全套的家具用品，其成交价格理应高于市场价，从侧面突出杨立星并不是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该房屋，所以杨立星依法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杨立星对该证据真实性、证明事项均不予以认可。该证据系打印件，且没有任何行政部门的盖章，涉案小区系农村改造房屋，无法取得房屋产权证，因此其价格相较有房产证的房产价格略低。且刘美彦提交的打印件证据，并没有涉案争议小区的房屋价格。对此刘美彦解释，可向相关中介机构调取，但因当时没有办下房产证，所以没有相关备案。四、杨立星提交下列证据，证明刘美彦对于涉案房屋买卖事宜知情：（一）证人薛某2、薛某1到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转让合同系在刘美彦开办的商店签订，合同签订时刘美彦在场，两位证人是由刘美彦的哥哥刘某带过去的。证人薛某2作证：证人与本案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证人与原告的哥哥刘某经常一起玩，有一次刘某说有一套房子要卖让证人帮忙联系买家，证人与杨立星闲聊时提起此事，杨立星问“多少钱，可以看看”，证人就将杨立星介绍给了刘某，具体商谈事宜证人并不清楚。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中的见证人签字，是证人本人所签。合同在理工大学的超市中签订的。证人、薛某1、刘某一起去的超市。刘美彦在超市内。刘某与杨立星叫证人去的。合同签完之后，刘某拉着证人、薛某1、杨立星一起走了。证人当时知道涉案房屋是刘美彦与薛金元两人的，刘某给杨立星介绍过，杨立星肯定知道房子是刘美彦和薛金元二人的（杨立星认可）。刘美彦为何没在合同上签字，证人不清楚。证人系薛家岛本地人，杨立星购买房屋时，涉案房屋不值钱，也就每平方米五千至七千之间。证人薛某1作证：证人与原告、被告之间是朋友关系，先认识的杨立星，经过刘美彦的哥哥刘某认识的薛金元。购买的事宜证人不知情，签合同时证人到场。当时我与刘某、薛某2、杨立星四人一同前往。合同在理工大学超市内签订。签合同时刘美彦在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涉案房屋是薛金元与刘美彦两人的。证人在场就签了个字。不清楚为何刘美彦没在合同上签字。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签合同的时候房价不高，但具体房价不清楚。刘美彦质证：两证人系杨立星的早先朋友，具有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较低，依法不能采信。证人薛某2明确知道该房子系刘美彦与薛金元两人所有，该事实杨立星已经予以承认。俩证人见证签订合同却都只知道签合同事宜，不知道具体购买事宜，与常理不符，明显看出双方在刻意隐瞒。事实是合同双方隐瞒刘美彦所签订，严重损害刘美彦合法权益。签订合同时如证人所述刘美彦在场，却宁愿只让证人签字而不让刘美彦签字，有违常理。 （二）薛金元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杨立星购买涉案房屋以后，于2017年开通暖气时必须使用薛金元的身份证复印件，该份复印件系刘美彦提供给杨立星的，刘美彦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明确载明：“此复印件只限于开通暖气使用”，系刘美彦所写。该份证据足以证明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一事刘美彦是知情并认可的。该份证据系复印件，经杨立星申请，法院到青岛暖万家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调取证据，未取得该份证据原件。刘美彦质证，因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可。涉案房屋一直处于出租状态，可能会有部分租客因生活所需而出具手续的行为，但并不能以此认为，该租客就取得了房屋所有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争议的焦点是：刘美彦主张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杨立星应当腾出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是否能够得到支持。综合本案的案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作如下分析判定：刘美彦主张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为无效合同，杨立星应当腾出涉案房屋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一、刘美彦对涉案房屋出卖事实知情。证人薛某2、薛某1系《房屋转让合同》见证人，二证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与杨立星、薛金元及刘美彦认识的先后对于其证人证言证明力没有影响，二证人均出庭接受询问，二证人证言逻辑清晰，相互印证，二证人的证言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证人薛某2、薛某1均陈述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刘美彦在场，依据该陈述以及证人薛某2的陈述通过刘美彦哥哥刘某知晓涉案房屋出卖事宜，结合杨立星已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已久的事实，刘美彦主张其对涉案房屋被出卖的事情一直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至于杨立星提交的薛金元的身份证复印件，因无法与原件核对，故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刘美彦主张涉案房屋出售价值远低于市场价值，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刘美彦主张涉案房屋系精装修，且附送全套家具，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项主张，《房屋转让合同》中未提到涉案房屋系精装修，亦未提到附送全套家具，故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刘美彦提交的2016年8月至2016年10月房产成交情况查询，并没有涉案房屋所在小区在签订合同时间即2016年9月的成交价格，而刘美彦亦认可，签订涉案房屋合同时，因涉案房屋不能办理房产证，所以相关交易情况未在中介机构备案，故刘美彦依照薛家岛商圈其他小区成交房屋价格推定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低于市场价值，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三、杨立星、薛金元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五）项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美彦主张《房屋转让合同》符合第（二）、（三）、（五）项情形。（一）《房屋转让合同》的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情形。虽薛金元在答辩意见中称，其与杨立星恶意串通隐瞒刘美彦处分房产，但因薛金元与刘美彦系夫妻关系，且薛金元未到庭答辩质证，故薛金元的自认行为，不予采信。至于刘美彦辩称的杨立星逼迫薛金元附赠储藏室，若如刘美彦所述，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对于储藏室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杨立星逼迫薛金元同意附赠储藏室，可见杨立星、薛金元对于房屋买卖合同事宜尚有争议，与刘美彦主张的两被告恶意串通相矛盾。另外，即使杨立星知晓涉案房屋是刘美彦和薛金元二人共有，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刘美彦虽未签字，但刘美彦在合同签订现场，薛金元未向其出具涉案房屋的相关证件，杨立星亦非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人士，故刘美彦以杨立星明知涉案房屋系刘美彦与薛金元共有，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时未要求在场的刘美彦一同签字，主张杨立星与薛金元恶意串通，显然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综上，刘美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立星与薛金元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是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故刘美彦主张《房屋转让合同》无效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二）《房屋转让合同》的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情形。刘美彦主张，两被告通过房屋买卖的形式，掩盖其恶意转移、变卖、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非法目的。虽薛金元自认其与杨立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系恶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薛金元与刘美彦系夫妻关系，且未到庭参与答辩质证，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对薛金元的自认不予采信。刘美彦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认定杨立星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和薛金元一起恶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故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三）《房屋转让合同》的签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情形。刘美彦主张两被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均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两被告签订的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情形。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美彦主张的该条款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刘美彦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实则是受侵害的第三人，依法有权主张合同无效。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规定，而并非是对当事人哪方有权主张合同无效作出规定，故刘美彦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刘美彦以涉案房屋属于其与薛金元的共同财产，薛金元未征得其同意，无权处分为由，主张两被告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要求杨立星腾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薛金元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判决：驳回刘美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刘美彦负担。 二审中，刘美彦提交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超市照片、租赁合同、病历，欲证明签约时刘美彦不在现场。杨立星质证称证人刘某与刘美彦系亲兄妹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予认可。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薛金元质证称对证据无异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刘某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且刘某与刘美彦系兄妹关系，对刘某的证言，依法不予采信。刘美彦提交的超市照片、租赁合同及病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刘美彦欲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为杨立星与薛金元就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是否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杨立星、薛金元于2016年9月7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合同签订后，杨立星于2016年9月12日支付薛金元550000元购房款，薛金元将房屋交付杨立星居住使用。2019年3月11日，刘美彦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涉案房屋系其与薛金元的夫妻共同财产，杨立星、薛金元恶意串通，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主张《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一审以刘美彦未能举示证据证明杨立星、薛金元恶意串通的事实，对刘美彦的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二审中，刘美彦又以薛金元无权处分和杨立星、薛金元恶意串通为共同理由，主张《房屋转让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合同签订地点为刘美彦、薛金元经营的理工大学超市内，合同签订的见证人薛某2，薛某1均证明刘美彦当时在现场，可见刘美彦对杨立星、薛金元签订《房屋转让合同》是知情的。刘美彦称合同签订是在薛金元一间独立办公室内，超市面积近300平方米，刘美彦所在的收银台距离办公室较远，对杨立星、薛金元交谈内容一概不知，但不能排除刘美彦对签订合同知情的事实。杨立星是从刘美彦哥哥刘某处得知房屋出卖的事实，刘美彦称对房屋出卖不知情，但不论是恶意串通，还是私自处分，薛金元将出卖房屋的事实告知刘美彦哥哥刘某，并让刘某帮忙出卖，并不符合情理。同时，若为了不让刘美彦知道房屋买卖的事，刘某却开车载杨立星及见证人薛某2，薛某1到刘美彦经营的超市内签订合同亦与常理不符。且在杨立星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两年多时间内，刘美彦并未提出异议，其主张涉案《房屋转让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美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美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向东 审判员  马 喆 审判员  龙 骞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阚玉龙 书记员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