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03民初11612号原告：邵峰，男，1969年7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天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瑞，山东国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培森人力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3号。法定代表人：王好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文杰，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倩飞，北京金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住所地济南市纬一路482号。法定代表人：崔建海，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刁迅萌，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峰与被告山东培森人力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培森公司）、山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山东扶贫办）工作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瑞，被告山东培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文杰、康倩飞，被告山东扶贫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刁迅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洪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2、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8年3月1日与被告山东培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派遣至被告山东扶贫办工作。2015年1月20日，原告发生工伤事故，同年3月16日被济南市人社局工伤处主定为工伤，并于2016年5月16日由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2018年8月27日，因事业单位车改，原告与被告山东培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因终止劳动合同关系，故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被山东培森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超过仲裁请求，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本次诉讼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告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系2015年3月16日被认定工伤，于2016年5月16日被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原告由我单位以派遣的形式派遣至被告山东扶贫办处用工工作，因该单位进行车改，经三方协商，被告山东扶贫办将原告退回我单位，我单位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016年8月，被告山东扶贫办再次与我单位签署劳务派遣合同，指定原告用工，故我单位联系原告并与其签署了劳动合同，再次派遣原告至山东扶贫办处工作。原告与被告山东扶贫办陈述，第一次劳动合同解除后，原告在山东扶贫办领取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原告与我单位解除合同后，2016年4月至7月，原告在山东扶贫办处工作，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用工产生的赔偿应由山东扶贫办承担。原告明确工作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原告提起仲裁时已经超出一年诉讼时效。原告系用工过程中发生工伤，根据我公司与被告山东扶贫办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内容，用工过程中产生的工伤事故，由工伤保险承担责任后，其余赔偿责任由山东扶贫办承担。我单位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山东扶贫办辩称：一、山东扶贫办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依据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济劳人仲案〔2019〕510号仲裁裁决书，在原告工伤事故发生时和劳动合同解除时，山东扶贫办不是原告的用人单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以及《山东省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因此，山东扶贫办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二、劳务派遣协议中关于由山东扶贫办承担原告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约定无效。理由如上所述。且劳务派遣协议中关于由山东扶贫办承担原告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约定将山东培森公司应承担的法定义务转嫁给山东扶贫办承担，免除了山东培森公司的法定义务，加重了山东扶贫办的责任，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同时，山东培森公司既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山东扶贫办注意上述约定，也没有对上述约定内容予以说明。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和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劳务派遣协议中关于由山东扶贫办承担邵峰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约定无效。三、邵峰无权依据劳务派遣协议要求扶贫办承担责任。劳务派遣协议的主体是两个单位，而不是劳动者和单位。邵峰不是劳务派遣协议的主体，也不是山东扶贫办的员工，其无权向山东扶贫办主张劳动者权利。四、山东扶贫办已经代山东培森公司向邵峰支付了74881.3元的经济补偿金。2016年2月底，邵峰与山东培森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6年7月22日，山东扶贫办代山东培森公司向邵峰支付了66740.6元的经济补偿金。2016年8月，原告又与山东培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重新被派遣至山东扶贫办工作。2018年8月27日，邵峰与山东培森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随后，山东扶贫办代山东培森公司向邵峰支付了8140.7元的经济补偿金。经两次解除劳动合同，山东扶贫办共计代培森公司向邵峰支付了74881.3元的经济补偿金。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向邵峰支付经济补偿金是用人单位山东培森公司的法定义务。在此，山东扶贫办保留向培森公司追偿经济补偿金的权利。五、邵峰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邵峰在劳动合同解除时即2016年2月底就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山东培森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虽然在2016年8月，邵峰又重新与山东培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工作至2018年8月份，但是邵峰要求山东培森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起算点应当从工伤认定后第一次解除劳动合同时即2016年2月底起算，而不应当从2018年8月起算）。依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权利受到侵害一年之内申请劳动仲裁。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因此，邵峰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邵峰要求扶山东贫办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山东扶贫办恳请贵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邵峰对山东扶贫办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案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济南市职工工伤认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被告山东培森公司提交的劳务派遣协议、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山东培森公司与被告山东扶贫办签订分别于2012年1月10日、2016年8月1日签订劳动派遣协议，协议约定“工伤保险基金和养老保险基金待遇以外的按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的相关费用应由乙方（山东扶贫办）承担”。“除依法由工作保险金支付的待遇处，其余按规定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相关待遇由乙方（山东扶贫办）承担”。二、原告邵峰自2008年3月与山东培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山东扶贫办工作，任驾驶员。2015年1月20日，原告发生工伤，2015年3月16日被认定为工伤，2016年5月16日被鉴定为九级伤残。在职期间，山东培森公司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三、2016年2月，因山东扶贫办车改，山东培森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由山东扶贫办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2016年3月至7月，原告在山东扶贫办原岗位工作。2016年8月，原告与山东培森公司再次签订劳动合同，并被派遣至山东扶贫办工作。2018年8月27日，被告山东扶贫办车改，被告山东培森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由山东扶贫办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本院认为，被告山东培森公司、山东扶贫办辩称原告诉讼超出仲裁时效及诉讼时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时，工伤职工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原告工伤后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6年2月，并于2016年5月16日鉴定确认了伤残等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自鉴定出伤残等级之日起（2016年5月16日）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提起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时效开始起算。2016年2月原告与山东培森公司第一次解除劳动合同后，其虽一直在山东扶贫办实际工作，但其劳动合同是与山东培森公司签订，工伤时山东培森公司系用人单位，其虽在山东扶贫办原岗工作，但不产生伤残就业补助金仲裁时效的中断或中止效力，故本院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同理，原告主张自2018年8月27日第二次解除劳动合同时起算伤残就业补助金仲裁时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的主张已经超出仲裁时效，原告要求被告山东培森公司、山东扶贫办共同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邵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苏乐风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谢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