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0883行初109号原告：酒序光，男，汉族，1954年4月3日出生，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现住济源市。原告：苗刚柱，男，汉族，1962年10月22日出生，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基，系济源市天坛街道商业城社区居委会居民。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住所地：济源市黄河大道88号。法定代表人：苗春芳，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河，该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贝贝，河南涛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酒序光、苗刚柱诉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酒序光及其与原告苗刚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哲基，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河、王贝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酒序光、苗刚柱诉称，1、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篡改酒同伦烈士投奔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和精的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精神抚慰金200万元，合计300万元。3、诉讼所需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原告酒序光和李凤喜在济源市人民法院档案室找到原济源县人民法院于1951年对反革命苗树洲的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印证了酒同伦于1941年初投奔八路军抗日，并被任命为济源县抗日第五区区长，带领其部下抗日的事实。酒同伦抗日的爱国行为，日伪军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大肆搜捕酒同伦家庭成员，以达到酒同伦放弃投奔八路军抗日的目的。酒同伦二哥酒同新是抗日游击队战士，被日伪军抓住活埋;其三哥酒同德系酒同伦部下军医，被抓住严刑致死;将酒同伦家产洗劫一空后，房屋烧毁，使酒同伦亲侄媳母子二人活活烧死。酒同伦1942年被选举为晋豫联办委员，因头部负伤瘤疮暴发于1943年牺牲。酒同伦抗日的英雄事迹十分清楚，被告未给酒同伦追认为烈士，使人们视酒同伦为土匪头子，大家庭被视为土匪窝子，也使跟随其抗日牺牲的八路军战士李德林、王小民、梁小六、郝海合、酒同新、酒同德等人未能被追认为烈士，更使支持和跟随酒同伦抗日的直系和旁系亲属遭受到重大的政治迫害；酒同伦的孙子不敢姓酒改名为苗刚柱;酒同伦亲侄孙女不敢姓酒改名为孙序兰;酒同伦妹妹酒凤云和丈夫谭兆秀是王毅之和酒同伦的联络员，其家是王毅之地下党的秘密据点，酒凤云夫妇为酒同伦投奔八路军抗日作出了特殊贡献，谭兆秀也受政治株连被划为右派致死;酒同伦的二哥酒同新的儿子酒昭明被政治株连划为右派劳教四年;酒同伦侄女酒昭英夫妇让出家宅为酒同伦抗日游击队和十八团团部建立秘密据点，酒昭英也受政治株连被劳教四年。1979年被告给酒同伦颁发迟到30年的烈士证书时，随意篡改和诋毁酒同伦烈士投奔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将酒同伦于1941年投奔八路军抗日，被任命为济源县抗日第五区区长，带领部下抗日的英雄事迹篡改为“原国民党济源县五区区长，1942年上山与共产部共同抗日，”把酒同伦烈士置身于八路军之外，称其为“先生”，又把酒同伦抗日牺牲的时间错误的定为1948年。被告作出篡改、诋毁酒同伦烈士抗日英雄事迹和精神的行政行为，欺骗了烈士酒同伦的亲属和广大人民。2019年3月，原告在原济源县人民法院知道酒同伦烈士抗日英雄事迹的真相后，才知道被告的行政行为侵犯了烈士酒同伦抗日英雄事迹和精神。综上所述，被告侵犯烈士酒同伦投奔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和精神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又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6条“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被告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为了维护烈士的尊严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具状至法院，恳望查明事实，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答辩称，一、原告酒序光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酒序光既不是案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更不是酒同伦烈士的近亲属，原告酒序光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二、被告河南省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1979年6月8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予革民字第412号)》，该行政行为作出机关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河南省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是本案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也没有继续行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职权，所以，被告河南省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所诉“篡改酒同伦烈士投奔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和精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952年8月4日，济源县人民法院苗树洲刑事判决书载明“一九四二年任副司令该犯积极主谋挑拨该部之三个大队长王宗泰等约二百余人向我四区勋掌村住酒同伦部发动攻击”，印证酒同伦烈士1942年参加抗日的事实，并未说明酒同伦烈士1941年初投奔八路军抗日;根据《中国共产党济源历史既事》记载，“一九四二年春，张连山、卫占山等率部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十七团进攻勋掌、北社、润北的伪军消灭了王同玉部200多人。在勋掌建立了第五抗日区公所，任命酒同伦为区长”，根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济源市组织史资料(1927-1990)》记载，“领导人的任职时间与机构的起止时间一致者，名录后不加注离职年月;中途任职又离职者，注明任离职岁月;中途任职直至组织机构终止者，只注明任职年月;中途离职者，只注明离职年月;任离职月份不清者，注明春、夏、秋、冬”。根据上述记载，酒同伦烈士于1942年春一1942年7月，担任济源县第五抗日区公所(驻勋掌)区长，1943年4月离任济源县第五抗日区公所(驻竹园沟、勋掌)区长，并不是原告所称的于1943年牺牲，原告所主张的“篡改酒同伦烈士投弃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和精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1979年6月8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予革民字第412号)》，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是1979年6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一般行政行为，其最长起诉期限为五年，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至起诉之日止已超过二十年，明显超过法定最长起诉期限，原告的起诉依法应当不予受理，已受理的应当驳回起诉。五、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所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精神抚慰金200万元，合计300万元的诉讼请求，是原告认为被告篡改酒同伦烈士的英雄事迹,构成“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该项诉讼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因本案原、被告均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并且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根据原告的起诉，被告的答辩，本院归纳本案的争执焦点为：1、原告酒序光和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2、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3、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其各项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围绕本庭归纳的争执焦点，被告所举证据为：证据1:河南省民政厅优抚处省对新乡地区审批烈士卷く内有:沁阳、温县、济源、新乡、获嘉各县〉(之一)一份，证明经酒同伦之子酒昭通申请，王毅之、张元功等证明，酒同伦系原国民党济源市五区区长，1942年上山与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事实。证据2:1979年6月8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予革民第412号)一份，证明经审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认定酒同伦先生为因战因公牺牲人员。证据3:中国共产党济源历史纪事一份，证明1942年春天在勋掌建立了第五抗日区公所，任命酒同伦为区长。证据4: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济源市组织史资料一份，证明1943年4月，酒同伦离任济源市第五抗日区公所区长。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因为王毅之年龄较大，失去了准确的记忆，其说的与事实有出入。证据2，我认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颁发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可以视为烈士证。1983年民政局给酒同伦换证时，备注一栏中记载，1979年6月8日被省民政厅批准为烈士，因此1979年颁发的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可以视为烈士证。证据3，被告提供的调查材料登记表对酒同伦的调查，王毅之回忆讲，“酒同伦1939年参加我军，任豫晋抗日联合办事处委员会委员，后连年作战刀伤复发，不幸牺牲于山西阳城县公河涧核桃园，据听说当时是王毅之同志主持追悼会”，该证据证明酒同伦是1939年参加我军，因刀伤复发牺牲，该事实证明了酒同伦在解放之前就是烈士。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原告所举证据为：第一组证据：该证据为1979年6月，被告济源市民政局（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克井镇勋掌村召开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向酒同伦亲属颁发的烈士证书。其证明被告在烈士证书上篡改酒同伦抗日的英雄事迹，诋毁酒同伦的抗日精神，把酒同伦于1941年上山投奔八路军的英雄事迹篡改为“原国民党济源县五区区长，1942年上山与共产部共同抗日”，将酒同伦置身于八路军之外，称其为先生，并随意把酒同伦于1943年牺牲的时间定为1948年。第二组证据：该证据为被告于1983年为酒同伦换发的烈士证书。其证明被告虽然在换发的烈士证书上将酒同伦先生变更为同志，但其回避了酒同伦于1941年上山投奔八路军抗日的英雄事迹，使其在1979年颁发的酒同伦先生于1942年没有投奔八路军以国民党的身份上山与共产部同共抗日的虚假事实影响继续加深，使跟随酒同伦参加八路军抗日牺牲的李德林、酒同新等人的亲属不敢为其追认烈士，因为李德林、酒同新是跟国民党抗日死去的。第三组证据：该证据为1951年济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其证明酒同伦是1941年上山投奔八路军抗日，同年其部下战士李德林等人去思礼镇一带搞给养，被日伪军扣住枪杀于思礼镇竹园沟村。第四组证据：该证据为原告陈述，证明酒同伦及其家族抗日的英雄事迹。第五组证据：该证据为《中共济源党史资料选编》卢波在济源工作的一段回忆（第259页）。其证明酒同伦是1941年上山投奔八路军抗日，并于1943年牺牲。第六组证据：该证据为《中共济源县党史大事记》卫占山回忆。其证明酒同伦是1941年上山投奔八路军抗日，同年被任命为抗日第五区区长。第七组证据：该证据为中共阳城县委党史研究办公室和阳城县晋豫边抗日纪念馆的资料证明。其证明抗日时期酒同伦带领部下在阳城县三窑、孤山一带游击抗日，1942年4月17日晋豫联办在横河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始属晋豫联办领导。中共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主持大会，推选郭清文为联办主任，聂真、酒同伦等7人为联办委员。第八组证据：该证据为李德林之子李凤喜对酒同伦1979年烈士证书上的记载所受的影响。其证明李凤喜之父李德林是跟国民党酒同伦抗日死去的，因此，李凤喜不敢再为其父李德林要求追认为烈士。第九组证据：该证据为济源市克井镇茶店村委会证明。其证明酒同伦侄女酒昭英在1979年酒同伦未被追认为烈士之前所遭受的迫害。第十组证据：该证据为济源市勋章金水村委会的证明。其证明在1979年酒同伦未被追认为烈士之前，酒同伦侄子酒昭明所遭受的迫害。第十一组证据：该证据为克井镇勋掌金水村委会证明。其证明1979年济源市民政局在勋掌村召开群众大会，为酒同伦办法烈士证书。第十二组证据：该证据为克井镇勋掌金水村委会证明。其证明酒同伦在1941年带领其部下及亲人上山投奔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员酒同新被日伪军活埋。第十三组证据：该证据为克井镇白涧村委会的证明。其证明酒同伦妹夫谭兆秀，在酒同伦未被追认烈士之前所遭受的政治迫害。第十四组证据：该证据为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济源市组织史资料。其印证酒同伦于1943年牺牲。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该证书的作出机构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被告不是作出机构，也没有继续行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职责，被告主体不适格。该证书没有显示酒同伦的牺牲时间。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该证书是根据1979年纪念证经济源县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换发。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该刑事判决书作出时间为1952年8月4日，1942年初酒同伦率部参与抗日，所以在1952年的判决书均称酒部为我酒部，根据被告到济源市人民法院复印的刑事判决书卷宗材料显示，苗树洲陈述“1941年8月间，地方团队蜂起，各自霸占，我与我村的酒同伦原任顽五区长，当时也组织了部分团队”，原告陈述的1941年系姚希年、酒同伦部互相冲突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印证酒同伦在1941年参与抗日。对证据4-6真实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均系个人陈述，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国共产党济源历史记事》显示在1942年春，第五抗日区公所才建立，酒同伦不可能在1941年就担任区长。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印证酒同伦1942年参与抗日的事实。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可以通过正当程序为李德林追烈。对证据9-13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村委会不具有证明酒昭英、酒昭明受到迫害的权利，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出具的证明没有出具人员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对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指向有异议。该资料显示的离指的是离任时间，而不是牺牲时间。本院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及相互所提的异议综合分析后认为：关于被告的证据，由于原告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被告的证据4，原告虽提出异议，但没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其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被告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原告的证据，由于被告对证据1-7、9-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关于原告的证据8，该证据系证人证言，由于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而该证人并未出庭，因此，其证言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要求，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依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978年6月8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原告苗刚柱父亲酒昭通（系酒同伦儿子）颁发《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以下简称纪念证），该证载明：“酒同伦先生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望家属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除给予抚恤和优待以外，特发给此证，以资纪念。”同时，该证在酒同伦参加革命斗争简历中载明“原国民党济源县五区区长，1942年上山与共产部共同抗日并参加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1983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酒昭通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以下简称烈士纪念证书），载明：“酒同伦同志在革命工作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该证明书中载明酒同伦1948年在山西阳城病故。原告认为上述纪念证系篡改、诋毁酒同伦烈士抗日英雄事迹和精神的行政行为，为此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本案中，原告酒序光系烈士酒同伦的侄孙，不属于其近亲属，因而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对其诉请应予裁定驳回。被告对此所做辩解意见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1980年6月4日实施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四条规定，因公牺牲的革命烈士的批准机关，现役军人是军级以上政治机关，其他人员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本案中，原告据以起诉的行政行为为纪念证篡改、诋毁酒同伦烈士抗日英雄事迹和精神，但该行为并非被告济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而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作出，该机关被撤销后，其相应的职权已由河南省省政府行使。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虽然本院已对本案受理立案，但由于本案不符合本院的受理条件，故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酒序光、苗刚柱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酒序光、苗刚柱。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来保人民陪审员  宁合魁人民陪审员  郭志萍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书 记 员  廉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