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783民初4428号原告：中国人民银行开平市支行，住所：开平市长沙沿江东路146号。法定代表人：黄玉芳，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秋帆，女，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梁文忠，男，197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被告：李连珠，女，1955年6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开平市。原告中国人民银行开平市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开平支行）与被告梁文忠、李连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粤0783民初3096号民事裁定：对中行开平支行的起诉不予受理。中行开平支行不服，向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粤07民终294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中行开平支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粤民再27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3民初3096号民事裁定和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7民终2948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开平市人民院立案受理。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行开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秋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梁文忠、李连珠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行开平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坐落于开平市××××路××号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告原职工梁润富参加房改房计划，向原告购置开平市三埠镇长沙××路××号204号房。1990年6月9日，梁润富参加单位（即原告）房改房分房计划，向原告购置“开平市三埠镇长沙××路××号204号房”（以下简称204房，购买时按建筑面积63.1平方米计算购房款，房产证记载面积为64.44平方米）。1990年8月29日，原告与梁润富签订了《公有住房按标准价售购合同》。该合同约定，梁润富支付购房款为5804.6元。1990年12月8日，梁润富取得了204房的《房屋所有权证》。二、原、被告协商一致，被告李连珠作为梁润富的妻子，以梁润富的家庭名义向原告购置“开平市长沙××路××号601房”，204房则退回原告。1997年4月3日，梁润富因病去世。1997年9月30日，出于人文关怀，考虑到其遗属（即被告）居住环境狭窄且家境困难，原告同意，被告李连珠作为梁润富的妻子，以梁润富的家庭名义向原告购置“开平市长沙××路××号601房”（以下简称601房，建筑面积105.06平方米），并退回204房。1997年9月30日，原告与被告李连珠签订了《公有住房按成本价售购合同》，该合同约定，抵扣梁润富已经支付的204房购房款5621.58元后，被告李连珠仍应支付601房的购房款22145.8元。其后，原告为被告李连珠办理了601房所有权证，该房屋登被告李连珠名下。同时，原告收回204房及其《房屋所有权证》，该204房至今仍被原告用作单位职工宿舍。三、原告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明204房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有权请求法院直接确认204房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原告认为，梁润富家庭（包括被告）已经实际享有601房的所有权，根据当年“每个干部职工家庭（夫妻及未婚子女和赡养的老人），只能享受一次优惠购房，限购一套”的基本房改政策，被告已经丧失了继续拥有204房所有权权益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997年签订的《公有住房按成本价售购合同》中约定从601房的购房款中抵扣梁润富已经支付的204房购房款，这相当于已经将204房的购房款退回被告。实际上，204房及其所有权证已经交回原告，该房长期由原告控制和使用。204房所有权实际已经转移给原告，只是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不影响该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事实。鉴于上述情况，2016年以来，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曾多次要求被告配合办理204房相关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未果。《物权法》第33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故根据以上规定，原告请求贵院依法确认204房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为改变国有资产处于“权属不清”的困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请法院查明事实，如原告所请，依法作出公正判决。被告梁文忠辩称，一、被告梁文忠与原告对204房没有争议和纠纷。被告梁文忠从来没有主张过该房产的产权，也没有占有或使用该房产。被告梁文忠一直承认该房产属于原告所有，该房也一直由原告占有、使用。因此，原告起诉被告梁文忠是告错了人。二、被告梁文忠一直配合原告办理204房的产权手续。本案原告自2018年7月通知要求配合办理该房的产权变更手续后，被告梁文忠均按原告要求积极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但由于房产登记部门认为原告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相关条件和规定而未能办理成功，责任不在被告梁文忠。被告梁文忠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梁文忠承担本案诉讼费依法无据，依理不合。三、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应驳回其起诉。原告在1997年9月已收回204房的产权证及房屋，其已经知道该房产权属不登记在原告名下，此时原告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原告直到2018年6月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被告梁文忠与原告对涉案房产没有纠纷，也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被告梁文忠没有过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梁文忠承担本案诉讼费没有依据，也不合理。请求法院依法公正裁决。被告李连珠未作答辩。原告中行开平支行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被告梁文忠、李连珠未到庭，视为放弃质证，本院对原告中行开平支行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梁润富原为中行开平支行的职工，1990年6月9日，梁润富参加单位房改房分房计划，向中行开平支行购置开平市三埠镇长沙××路××号204房（以下简称204房，购买时按建筑面积63.1平方米计算购房款，房产证记载面积为64.44平方米）。1990年8月29日，中行开平支行与梁润富签订了《公有住房按标准价售购合同》。该合同约定，梁润富支付购房款为5804.6元。1990年12月8日，梁润富取得了204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1997年4月3日，梁润富因病去世。1997年9月30日，出于人文关怀，考虑到梁润富的遗属居住环境狭窄且家境困难，经中行开平支行同意，李连珠作为梁润富的妻子，以梁润富的家庭名义向中行开平支行购置开平市长沙××路××号601房（以下简称601房，建筑面积105.06平方米），并退回204房。1997年9月30日，中行开平支行与李连珠签订了《公有住房按成本价售购合同》，该合同约定，抵扣梁润富已经支付的204房购房款5621.58元后，李连珠仍应支付601房的购房款22145.8元。其后，中行开平支行为李连珠办理了601房的所有权证，该房屋登在李连珠名下。同时，中行开平支行收回204房及其《房屋所有权证》，该204房至今仍由中行开平支行占有和使用。后因中行开平支行要求梁文忠、李连珠协助办理204房过户手续未果，遂成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为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争议焦点有：一、中行开平支行请求确认其享有涉案204房的所有权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应否确认中行开平支行享有204房的所有权。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本案属于确认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梁文忠关于中行开平支行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虽然204房目前登记的权利人为李连珠，但中行开平支行在梁润富去世后，经与作为梁润富遗属的梁文忠、李连珠协商，同意为梁文忠、李连珠在补差价的情况下将面积较小的204房调换成面积较大的601房，同时将204房及其《房屋所有权证》收回并以李连珠的名义办理了601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自此204房一直由中行开平支行占有和使用，也就是说，中行开平支行为204房的真实权利人，故中行开平支行请求确认其享有开平市××××路204房的所有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坐落于开平市长沙××路××号204房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粤房字第××号）归原告中国人民银行开平市支行所有。案件受理费2680元（已由原告中国人民银行开平市支行预交），由被告梁文忠、李连珠负担。原告中国人民银行开平市支行预交的受理费2680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梁文忠、李连珠应向本院补缴受理费26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黄安民审判员  许眉笑审判员  余小红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陈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