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1民终26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鑫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312663743F。 法定代表人：王建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恩玺，山东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39号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5780714142M。 法定代表人：云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世衍，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日照鑫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鑫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禄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8）鲁1102民初55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鑫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或者提审。事实和理由：一、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位于上诉人院内。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1-2王建忠2018年3月13日微信朋友圈截图照片两张、1-3被上诉人技术员张伟现场操作照片两张、1-4任家台边防派出所备案的被上诉人员工梁其兴、潘雄、张伟暂住上诉人处的信息照片三张、1-5被上诉人日照员工2018年2月份出勤表(潘雄所写)、证人陈某1、陈某2、安某的证言，足以证实义泰山东基地位于上诉人院内。对此事实，被上诉人也未否认，其在答辩时承认“培育养殖基地放在王建忠经营的场地进行生产”。王建忠个人没有经营的场地，只有王建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经营的场地。二、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虾苗幼体放养、回购关系。1.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出苗单虽然没有直接显示上诉人的名称，但记载的养殖户名称是“王建忠”，王建忠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将虾苗出售给上诉人的事实。2.在被上诉人设计制作的广告牌上(证据1-2照片)，正面载有“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另一侧载有“日照鑫港水产有限公司”，显然义泰种苗山东基地的合作方就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3.上诉人提交的农业银行流水足以证实，上诉人用员工王继英账户两次向被上诉人支付虾苗幼体款的事实，足以证实双方合作关系。对于王继英的身份情况，一审并未调查，上诉人将提交证据证实。4.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1证实，被上诉人要求合作的是公司，王某1介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合作关系。作为双方合作的介绍人，王某1的证言经双方当庭质询应当采纳。三、被上诉人租用上诉人的场地，应当支付租金、水电费、伙食费等。1.2018年4月15日，被上诉人会计潘雄给上诉人出具的结算明细(证据二)，证实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支付场租70000元、4月份伙食费1740元、电费12710元、水费1000元，足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及用水电、供应伙食的关系。2.王某1证实，被上诉人租赁上诉人车间用于养殖种虾的事实，每年租金7万元。四、关于王滨(王某2)：1.王滨是上诉人的员工，其无权代表上诉人签订合同。2.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1证实，商谈合作事宜时，主要是王建忠和云某在谈，王某1和王滨在场(一审认定“证人与王建忠、云某、王某2在场进行商谈”不准确)。3.王滨是否曾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上诉人不了解，被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实。4.即使王滨曾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合同约定的合作地点等均与本案所涉合作地点不同，且也未实际履行，与本案无关。五、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认定“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错误。1.被上诉人租用上诉人车间，与上诉人合作建立了义泰山东基地，双方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上诉人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2.被上诉人在海南省文昌市法院起诉王建忠、王某2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琼9005民初1861号，被上诉人起诉时自认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忠存在合作关系，而实际上王建忠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足以说明上诉人就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3.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王某2、王建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2019)鲁11民初169号)，足以说明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海南禄泰公司未答辩。 日照鑫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海南禄泰公司向日照鑫港公司支付虾苗款、租赁费、电费、水费、伙食费等共计407250元（与日照鑫港公司应支付给海南禄泰公司的幼体款和丰年款相折抵后金额）；2.判令海南禄泰公司赔偿日照鑫港公司损失60万元；3.因本案诉讼产生的费用由海南禄泰公司承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日照鑫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为：证据1.手机视频光盘一份（无法播放，未提供原始手机载体）、照片复印件两张（日照鑫港公司主张该两张照片为王建忠2018年3月13日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为基地外广告牌照片，上面载有“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该广告牌的另一侧载有“日照鑫港水产有限公司”；日照鑫港公司未出示手机微信记录原件）、海南禄泰公司技术人员张伟现场操作照片复印件两张、任家台边防派出所备案的海南禄泰公司梁其兴、潘雄、张伟暂住信息照片打印件三张、2018年2月海南禄泰公司在日照的职工出勤表一份（日照鑫港公司主张应是潘雄所写），以上证据证明日照鑫港公司与海南禄泰公司合作建立义泰种苗山东基地，基地位于日照鑫港公司院内，海南禄泰公司租赁了日照鑫港公司场地从事种虾养殖的事实。证据2.单据一份，日照鑫港公司主张2018年4月15日海南禄泰公司会计潘雄给日照鑫港公司出具结算明细一份，该证据证明海南禄泰公司共回收虾苗5660万尾，海南禄泰公司欠虾苗款396200元，欠场地租金7万元、4月份伙食费1740元、电费12710元、水费1000元，海南禄泰公司共欠日照鑫港公司481650元；另日照鑫港公司从海南禄泰公司处购进幼体41900万尾，应付款419000元，已付款35万元，欠69000元未付；日照鑫港公司从海南禄泰公司处使用丰年虫6桶，应付款5400元；折抵后海南禄泰公司应支付日照鑫港公司的款项为407250元；该证据下面其他的东西，潘雄写完后撕去了，该单据由王滨与潘雄联系进行的结算。证据3.海南禄泰出苗单15张，日照鑫港公司主张其购买海南禄泰公司幼体时该证据由海南禄泰公司会计潘雄出具，证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也可证实证据2的真实性，出苗从2018年3月25日开始，但无3月25日的单据，该日是700万幼体；2018年3月30日前的幼体共计是9700万尾且已回收，海南禄泰公司回收虾苗5660万尾，故虾苗的成活率为58.35%，从2018年3月31日后的幼体共计32200万尾，海南禄泰公司未回收，根据前述出苗率，应回收虾苗18788.7万尾（32200万尾×58.35%），日照鑫港公司的损失是1315209元（18788.7万尾×70），其中32200万尾幼体款322000元应付给海南禄泰公司，而日照鑫港公司仅主张损失60万元，15张单据加上未开具单据的幼体是41900万尾，而证据2中潘雄所写49900万尾错误。证据4.申请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证人证明其与日照鑫港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忠及海南禄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云乐的儿子云某均是朋友关系，由其介绍日照鑫港公司、海南禄泰公司洽谈涉案合作业务，商谈时证人主张其与王建忠、云某、日照鑫港公司业务员王某2四人在场，主要是王建忠与云某商谈，海南禄泰公司开始想租赁日照鑫港公司的7个车间租金50万元，后实际只租赁一个车间，海南禄泰公司口头承诺给日照鑫港公司租赁费7万，日照鑫港公司先支付预付款30万元给海南禄泰公司，海南禄泰公司给日照鑫港公司虾苗每万尾10元，海南禄泰公司回收虾苗每万尾70元，签订合同证人没有参与，是否支付30万元证人不清楚；日照鑫港公司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证据5.银行转账记录流水打印件两份，证明日照鑫港公司职工王继英账户两次转账至云某账户共计35万元，分别是2018年3月22日转账20万元、2018年4月6日转账15万元。证据6.2018年4月24日视频光盘，证明日照鑫港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将虾苗排放到海里，日照鑫港公司主张因无法与海南禄泰公司联系，其不敢出卖，故排海里。证据7.证人陈某1、陈某2、安某的书面证言，用于证明证人为海南禄泰公司运输虾苗的相关情况，海南禄泰公司从日照鑫港公司院内向外运输虾苗。 经质证，海南禄泰公司对日照鑫港公司提供的证据1不予认可，但认可梁其兴、潘雄、张伟系海南禄泰公司职工，并主张因海南禄泰公司与王某2之间有虾苗放养合作，王某2又与日照鑫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忠合伙，王某2将其养殖的基地放在王建忠所经营的场所，故海南禄泰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在该场所有短暂的办公，但是海南禄泰公司与日照鑫港公司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对2018年2月份山东日照员工出勤表的证据来源不清楚，记载内容与本案无关，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视频无原件且光盘无法播放，对证据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对朋友圈内容无原件核对，对证据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来源不明确，证据未体现海南禄泰公司与日照鑫港公司间进行结算，与本案无关联性，对日照鑫港公司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有一部分被撕毁，证据本身缺乏完整性，不排除日照鑫港公司撕掉对其不利的证据部分，且该证据第五行后面括弧内写“王滨欠幼体款”，王滨就是王某2的另外一个名字。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海南禄泰公司向王某2供应虾苗幼体，虽然该证据养殖户名称是王建忠，因王某2与王建忠个人合伙，故该证据不能证明日照鑫港公司与海南禄泰公司间存在虾苗买卖关系，更不能证明海南禄泰公司向日照鑫港公司收购虾苗；对日照鑫港公司的损失计算不认可，系日照鑫港公司自行制作，无海南禄泰公司的签章确认，不能证明日照鑫港公司的损失。对证据4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下，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对证据5不予认可，日照鑫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王继英的身份，无法证明该证据与本案有关。对证据6视频只看到其中一段，无法确定该视频真实性，不知视频拍摄时间、地点，视频中无法看出是否排出虾苗。对证据7不认可，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证，否则证言不能采纳；且证人证言中所说证人接受委托，从日照鑫港公司处拉苗，不能证明海南禄泰公司向日照鑫港公司收购虾苗。 海南禄泰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为：证据1.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证明海南禄泰公司与案外人王某2在2018年2月7日签订该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海南禄泰公司有偿提供南美白对虾亲体所产育的幼体，案外人按照海南禄泰公司要求提供培育幼体虾苗的场地、设备、技术及所需资金等，将幼体孵化成优质虾苗，王某2以海南禄泰公司实际收购其所培育合格的虾苗而获取回报的方式进行合作。证据2.出示王某2的微信信息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王某2的身份信息。 经质证，日照鑫港公司对海南禄泰公司提供的证据1认为合同与本案无关，该合同乙方系王某2，海南禄泰公司与王某2的合作项目位于大陈家村桂花园育苗场，而本案双方合作的项目位于刘东楼村日照鑫港公司院内。对证据2中的王某2的微信信息包括微信上的照片、联系电话、名字都无异议，但对身份证真实性有异议，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在日照鑫港公司叫王滨，有时用“王彬”，不知他身份证叫王某2；王滨是日照鑫港公司员工，因为水产属于季节性行业，双方没有劳动合同，他在日照鑫港公司跑业务，负责销售，日照鑫港公司根据销售情况给予其提成，日照鑫港公司对外合同都是王建忠自己签订，现王滨已不在日照鑫港公司工作，找不到王滨。 一审法院认为，日照鑫港公司与海南禄泰公司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日照鑫港公司起诉主体是否适格，分析如下：根据日照鑫港公司提供的海南禄泰出苗单记载的内容显示“经销商名称：日照义泰”、“养殖户名称：王建忠”、“提货人”为“王建忠”或“安飞”，该证据并没有显示日照鑫港公司的名称；而日照鑫港公司提供的证据2单据第五行内容记载“王滨欠幼体款”，日照鑫港公司虽然主张该证据系双方进行结算，但无结算双方签字，且证据内容上未体现与日照鑫港公司有关的信息；同时双方均认可“王滨”该人的身份证登记名字为“王某2”；海南禄泰公司主张与王某2签订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并向一审法院出示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原件核对后提供该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合同显示签约双方为海南禄泰公司及“王某2”；结合日照鑫港公司申请的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人与王建忠、云某、王某2四人在场进行商谈，但证人没有参与签订合同；虽然日照鑫港公司提供付款流水打印件，但该证据无法证明系日照鑫港公司支付该款项，日照鑫港公司亦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系日照鑫港公司支付；综上，日照鑫港公司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海南禄泰公司形成虾苗放养、回购等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规定，日照鑫港公司起诉海南禄泰公司属于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日照鑫港公司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落款为声明人日照鑫港公司以及王建忠、安飞、王继英的情况说明一份，作出说明：“一、与海南禄泰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是日照鑫港公司，而非王建忠个人。二、王建忠系日照鑫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安飞、王继英系日照鑫港公司的员工。安飞在海南禄泰公司出苗单上的签名行为、王继英以自己的账号向海南禄泰公司转账支付幼体款的行为及王建忠在合作中的所有行为，均是他们作为日照鑫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员工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三、海南禄泰公司租赁的场地是日照鑫港公司的场地。”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是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建忠单方做出，情况说明中安飞、王继英，作为证人，没有出庭，其证言不应采纳。因此，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内容不予认可。 二审期间，经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2出庭作证，其主要陈述：被上诉人2017年11月到上诉人处参观考察。被上诉人打算在山东日照跟我合作，但2018年1月云某到我厂里看了一下没看上，当时双方签订了意向合同，但后来没有合作。后来被上诉人又经别人介绍和上诉人合作，他们之间的具体合作事宜我不清楚。因为我之前是做中介给厂子出苗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都有意让我跑业务，我就在他们那里跑业务。4月15号他们合作终止，具体出了什么问题我不清楚。4月15号，我、王建忠还有被上诉人的会计潘雄三人，在上诉人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算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结账，当时结出一个被上诉人欠上诉人钱的条子，后面的事情我不清楚。当时我主要是跑业务，联系客户，上诉人口头承诺支付销售额的5%给我作为报酬，但实际没有支付，报酬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答应如果我给他卖出苗，给我10%，但因他的价格太高，我没有卖出过苗。我跟被上诉人签订的只是意向合同，被上诉人说拿回公司商议，后来说我厂子条件不行。意向合同我签完字后未盖章，被上诉人带回去了，我手中没有。我曾经用过“王滨”这个名字。被上诉人和上诉人谈合作的时候我不在场。一审庭审时王建忠陈述被上诉人人员撤离后，上诉人将剩下的虾苗都排到海里去了，没有对外销售，这些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这种说法我认可。我也属于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提交的意向合同上的签名是我签的。上诉人提交的照片上的广告牌是放在上诉人门口的，被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制作的，上面的两个电话号码都是云某的。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证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只是意向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最终建立合作关系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证人成某上诉人公司的员工，在上诉人处进行相应的管理和业务处理，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证人证言证实广告牌是被上诉人设计制作的，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成立了山东义泰基地。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与上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建忠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客观性，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证人回答被上诉人询问的问题时所陈述的具体情况，与上诉人一审中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3的陈述以及一审中王建忠的陈述，相互矛盾，王某3陈述商谈合作时王某3与王某2均在场，王某2陈述其不在场不清楚情况，上诉人申请作证的两个证人的证言存在矛盾，不客观。对王某2有利于上诉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证言，不予认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租赁其场地以及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支付虾苗款以及租赁费等，并赔偿损失。被上诉人对其工作人员曾在上诉人的场地进行工作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行为系基于其与案外人王某2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提交了被上诉人与王某2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用于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该《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中约定的合作项目场地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大陈家村，合作场地的名称为桂花园鱼苗厂，与上诉人的场地位置、名称均不相符。而且，根据王某2二审出庭证言，被上诉人与王某2之间的上述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王某2之后系作为上诉人的业务员进行工作。被上诉人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其工作人员系基于与王某2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上诉人的场地工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上诉人二审中还提交了王建忠、安飞、王继英的书面情况说明，该三人均认可其涉案相关行为系职务行为。综合全案证据，应当认定上诉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一审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为由驳回其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8）鲁1102民初5571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杨荣国 审判员  王林林 审判员  刘 芳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