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9民终29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思光，男，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生，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保庆，男，197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乐万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乐县城开元路南段西侧。法定代表人：徐艳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运，河南长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思光因与被上诉人黄保庆、南乐万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置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乐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豫092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思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生、被上诉人万达置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运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保庆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思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9）豫0923民初19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黄保庆对吕思光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黄保庆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黄保庆在一审中起诉二被告返还保证金50万元，在庭审过程中也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判决；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吕思光并未向黄保庆借款50万元，黄保庆自始至终没有要求吕思光偿还借款，吕思光与黄保庆在这次转账之前并不认识，双方不存在发生借贷关系的条件；3.吕思光与黄保庆之间没有任何的借款手续，本案50万元款项实际是吕思光向秦伟、王喜奎所借，且根据一审庭审中吕思光提交的银行转账证明，该款项已结算偿还；4.一审法院遗漏了吕思光提交的银行转账证明，没有组织质证；5、该案件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原因是如果本案是吕思光向黄保庆借款，那么黄保庆为什么不直接起诉偿还借款，而起诉偿还保证金，其主要目的一是想把该款的性质变为保证金，便于配合万达置业公司落实吕思光职务侵占的罪名，二是想把该案件放在南乐县人民法院管辖。黄保庆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吕思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黄保庆实际是向万达置业公司交纳保证金50万元，但万达置业公司当时未给黄保庆出具50万元的保证金字据，而是吕思光以借款的方式将该50万元出借给了万达置业公司，吕思光依据豫盛华鉴字[2017]第10号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黄保庆所交纳的50万元已认定为吕思光出借给万达置业公司的借款，并且吕思光依据该鉴定报告结果起诉了万达置业公司，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湘0211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已生效。一审中黄保庆是以不当得利起诉的，但一审法院认定黄保庆交纳的50万元成了黄保庆给吕思光的借款。万达置业公司辩称，1.本案吕思光主张称其是向秦伟借款，没有事实依据，秦伟在一审当庭陈述其仅是介绍人。2.黄保庆起诉的50万元是两笔，其中一笔30万元是刘某直接转账到万达置业公司，刘某也当庭作证，该款是授黄保庆委托，经秦伟、吕思光介绍想承包万达置业公司的工程，所以才向万达置业公司转账该笔款项，第二笔20万元直接转给了吕思光，当时吕思光是万达置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即使吕思光不是副总经理，当时吕思光也是协助万达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云飞处理对外发包工程事宜，已经生效并执行的刑事判决书足以证明吕思光的身份，在万达置业公司收到该两笔款项后，下账时吕思光称该两笔款项是借与万达置业公司的款项，在吕思光涉嫌职务犯罪的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会计事务所审计万达置业公司的财务账，也将上述两笔款作为吕思光借给万达置业公司的两笔款，并出具了审理报告，吕思光依据该审理报告起诉万达置业公司，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并执行完毕。至于吕思光与黄保庆之间是借款关系还是吕思光利用其公司职务身份收取保证金后，变为将此笔款项出借给万达置业公司，不管是什么法律关系，万达置业公司不能再支付一次；3、吕思光称本案有虚假诉讼的嫌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黄保庆有万达置业公司开具的收据，确实黄保庆也曾想以郑州鸿兴建筑公司的名义承接万达置业公司的工程，起诉万达置业公司一审法院有权管辖，至于说配合万达置业公司指控吕思光涉嫌职务侵占罪，更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维持一审判决。黄保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吕思光和万达置业公司退还保证金50万元。一审法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一、被告是否收到黄保庆50万元。其中20万元，由黄保庆提交的吕思光出具的收据为证，吕思光亦认可收到黄保庆20万元，予以确认；关于刘某转账至万达置业公司30万元的问题，黄保庆出示了万达置业公司出具的收据，万达置业公司认可已收到相关款项，吕思光不认可，万达置业公司向刘某出具的收据中收款人处填写为“任桂景”，而任桂景系万达置业公司的会计，任桂景的身份问题有南乐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为证，且证人刘某到庭作证称黄保庆经其手转账至万达置业公司账户30万元，因此足以认定万达置业公司在2013年8月1日确实收到了黄保庆的30万元；而在同一天，万达置业公司收到了吕思光出借的30万元，庭审中吕思光辩称该30万元系其向秦伟所借，只是由刘某支付，但吕思光在南乐县公安局2016年5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称其向刘某借了30万元，万达置业公司出具给刘某的所据中记载有“借款转农行”等信息，故此可以认定2013年8月1日刘某转账到万达置业公司的30万元与吕思光于同日出借给万达置业公司的3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即吕思光收到了黄保庆30万元。二、本案涉案款项的性质问题。黄保庆诉称案涉款项为保证金，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由南乐县公安局保存的协议书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一份，但不论是郑州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黄保庆签订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6日，保证金为1,000,000元），还是万达置业公司与郑州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施工合同（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22日，保证金为1,000,000元），载明的保证金均为1,000,000元，且均晚于黄保庆诉称交纳第一笔保证金30万元的时间；万达置业公司、吕思光亦均否认案涉款项为保证金，因此黄保庆诉称案涉款项为保证金证据不足。据黄保庆提供的万达置业公司出具给刘某的收据，并结合南乐县公安局在2016年5月28日讯问吕思光时吕思光的供述，可以认定案涉款项应为借款。三、诉讼时效问题。吕思光辩称案涉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但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黄保庆与吕思光对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时间，黄保庆可随时主张权利，但应当给吕思光必要准备时间，故本案不超诉讼时效。依据一审法院采信的有效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确认如下案件事实：黄保庆经秦伟介绍与吕思光认识，吕思光受雇于万达置业公司，但吕思光与万达置业公司之间有多笔借款交易。2013年8月1日，黄保庆委托刘某通过其个人账户转款30万元至万达置业公司，万达置业公司出具了收据，载明“借款转农行”；同年8月6日，吕思光收到黄保庆交付的20万元后，向黄保庆出具了收条，未载明款项性质。现黄保庆以二被告收取保证金50万元而未实际承接万达置业公司工程要求退还保证金为由起诉，万达置业公司自认确曾收到案涉款项，但并非保证金，而是万达置业公司向吕思光的借款，而吕思光不认可，双方形成纠纷，黄保庆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黄保庆以被告收取其保证金而未承接工程要求退还保证金为由起诉来院，立案案由为不当得利，但经本院审理后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案涉款项应为借款，故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诉称案涉款项为保证金，并通过其个人或案外人刘某交付给二被告共计50万元；万达置业公司认可确曾收到案涉款项，但并非保证金，而是万达置业公司向吕思光的借款；吕思光不认可系保证金，并辩称该50万元是其向案外人秦伟所借，只是由刘某或黄保庆支付，黄保庆和吕思光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认为吕思光与黄保庆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虽然黄保庆以要求二被告返还保证金为诉讼请求起诉，但经审理后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款项为借款，黄保庆请求返还保证金的数额与本案认定的借款金额一致，故一审法院依法支持汇报黄保庆要求吕思光返还借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黄保庆与吕思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吕思光与万达置业公司亦存在借贷关系，黄保庆与万达置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故黄保庆要求万达置业公司承担返还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上述事实与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吕思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返还黄保庆借款50万元。二、驳回黄保庆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841元，由吕思光负担。本案二审中，吕思光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南乐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复印件一份、万达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林云飞向秦伟、王喜奎银行转账流水单一份。证据来源：调取证据通知书来源于吕思光职务侵占一案卷宗中调取的，银行转账流水单是从中国工商银行提取的；证明本案借款吕思光向秦伟借款50万元，不是向黄保庆借款50万元，并且于2014年1月23日林云飞向王喜奎转账30万元、2014年1月23日林云飞转给秦伟60万元、2014年2月18日林云飞转给王喜奎10万元、吕思光借秦伟，王喜奎的50万元已通过上述林云飞转账还清。万达置业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吕思光所要证明目的。该内容仅显示林云飞、王喜奎、秦伟之间有资金转账，该转账的性质是借款、还款还是其他资金往来不清，据了解林云飞转给秦伟的60万元，在林云飞职务侵占犯罪中，林云飞陈述该60万元是万达置业公司支付给郑州鸿兴建筑公司的工程款。秦伟证言：2013年我和刘某受郑州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兴公司）的委托，与万达置业公司有建设工程关系，我与王喜奎、刘某是合伙关系，2013年几月份记不清了，吕思光向我和王喜奎借款50万元，我和王喜奎商量后就借给了吕思光，吕思光向我打了借条，然后我安排刘某交给吕思光50万元，刘某是怎么交付给吕思光的我不知道，吕思光借钱干什么用我不知道，吕思光收到钱以后向我和王喜奎说过一段时间还钱，2013年年底和2014年年初的时候，吕思光通过林云飞账户转给我账户10万元，转到王喜奎账户40万元，后来林云飞给了我50万元的工程款，刘某分两次转给吕思光50万元，一次是30万元、一次是20万元，当时吕思光给我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还款后就把借条给了吕思光。本院认为，秦伟的本次证言与其先前在南乐县公安机关于2017年1月18日对其询问时所陈述的，黄保庆实际缴纳的是保证金，并且在本案一审法庭审理时秦伟认可是吕思光向刘某和黄保庆借款的中间人的陈述相矛盾。林云飞向秦伟和王喜奎的转账记录中款项性质不明，秦伟并未直接借款给吕思光，该转账记录不能证明是林云飞代吕思光向秦伟还款。因此本案50万元并不是秦伟本人支付给吕思光的，且故对其本次证言中吕思光系向秦伟借款以及还清秦伟5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黄保庆支付的5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二是一审审判程序是否严重违法。本案仍应当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首先，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而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其合同主体主要包括出借人、借款人，同时还应当约定借款期限、利率、担保等事项。其次，民间借贷的主体之间应当有借贷的合意，而根据本案一审法庭审理中吕思光的当庭陈述，吕思光收到20万元时当时就不认识黄保庆，而收到20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8月6日，刘某向万达置业公司转款30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8月1日，说明黄保庆支付该两笔款50万元时，黄保庆与吕思光之间就没有约定二人之间发生借款关系，更无还款时间、利率等约定，因此二人之间并无借贷关系的发生，故一审定性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当。第三，根据一审中一审法院调取2017年1月18日南乐县公安局对秦伟的询问笔录中秦伟陈述的事实、郑州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黄保庆签订的协议书、万达置业公司与郑州鸿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施工合同，证人刘某的证言等证据，足以认定黄保庆实际是向万达置业公司交纳50万元保证金，但万达置业公司并未向黄保庆出具50万元的保证金的字据，依据豫盛华鉴字[2017]第10号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结果，黄保庆所交纳的50万元已认定为吕思光出借给万达置业公司的借款，因此黄保庆不能向万达置业公司请求返还50万元的保证金，而吕思光取得黄保庆的5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并致使黄保庆利益受损，因此黄保庆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本案应定性为不当得利纠纷，并且应当由吕思光返还给黄保庆50万元。综上所述，吕思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返还50万元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但认定该50万元系借款和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吕思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章臣审判员  李光胜审判员  张慧勇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