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212行初231号原告宁波市菱彤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777弄76号。法定代表人吴巧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维云，浙江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育才路17号。法定代表人叶欣海，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王轶芳，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钱江涛，宁波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吴静芳，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61弄。法定代表人傅贵荣，区长。出庭应诉负责人刘琼，副区长。委托代理人谢银忠，浙江正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仕英，女，1976年4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花垣县。原告宁波市菱彤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彤公司）因诉被告宁波市江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江北人社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北区政府）工伤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对本案进行诉前调解未果后，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依法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菱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巧蓉及委托代理人陈维云，被告江北人社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王轶芳及委托代理人钱江涛、吴静芳，被告江北区政府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刘琼及委托代理人谢银忠，第三人刘仕英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的证人姚某出庭作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针对第三人刘仕英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江北人社局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甬北区人社工认字〔2018〕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以下事实：据甬北劳仲案字〔2018〕第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刘仕英与菱彤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服裁决，先后诉至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5民初785号]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1790号]，经过一审、二审，均确认刘仕英与菱彤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6月2日上午，刘仕英在单位工作时不慎压伤手指。刘仕英受伤后被付雪东送至宁波市第六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左环指挤压伤、末节开放性骨折伴甲床挫裂伤、双侧指动脉神经挫伤。刘仕英于2017年6月8日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诊断。受伤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巧蓉分别于2017年6月30日、2017年7月31日、2017年8月31日三次向刘仕英转账共计人民币4346元。上述事实有申请人刘仕英提交的申请表、医疗记录、仲裁裁决书、江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调查笔录、刘仕英提交的电话录音及其现场指认为证。第三人刘仕英于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故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对该《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向被告江北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江北区政府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北区政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9〕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江北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菱彤公司起诉称：2019年5月8日，原告收到被告江北人社局送达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江北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8月16日，原告收到被告江北区政府送达的〔2019〕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江北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但在此之前，被告江北人社局曾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过甬北区人社工认字〔2018〕68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前《认定工伤决定》），且该前《认定工伤决定》已被被告江北区政府以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予以撤销。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不合法，且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江北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以及江北区政府作出的〔2019〕9号《复议决定》。原告菱彤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认定工伤决定》、〔2019〕9号《复议决定》及其EMS特快专递邮寄单、前《认定工伤决定》、北区政行复〔2018〕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018〕17号《复议决定》）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江北人社局此前所作的工伤认定决定已被被告江北区政府撤销的事实；2.第三人刘仕英住院病历中的入院记录及体格检查各1份，用以证明刘仕英于2017年6月2日自诉因工作时不慎被机器压伤左环指至医院治疗的事实；3.视频录像1份，用以说明被告江北人社局于2019年4月23日到原告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4.照片3张，用以说明原告公司员工使用的三款凳子均与第三人刘仕英所描述的压伤其手指的凳子不符；5.《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宁波市就业登记证明（个人专用）》、2017年6月考勤记录各1份，用以证明付雪东于2017年6月15日才入职原告公司，且被告江北人社局对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取得的该组证据材料并未提交给法院；6.起诉状、传票以及（2017）浙0205民初4704号民事调解书各1份，用以证明2017年4月至12月期间，原告因与装修公司存在民事诉讼，期间原告的举证能力亦受到较大限制，故不应当对原告课以超出其举证能力范畴的举证责任。原告申请的证人姚某到庭证述：其于2012年3月18日进入菱彤公司的，菱彤公司原经营地在鄞州区××号，后因租赁合同于2017年3月到期，该公司搬至现经营地。2019年4月23日，被告江北人社局的钱科和周老师到原告公司进行调查指认，后来第三人刘仕英也到了，其予以陪同。在该过程中，刘仕英并没有找到自己所述的导致其受伤的凳子，于是钱科让刘仕英分别指着一张凳子和堆放产品的地方拍了照片。被告江北人社局答辩称：首先，第三人刘仕英为申请认定其于2017年6月2日所受的伤势为工伤，于2017年12月28日向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北劳动仲裁委）申请确认劳动关系，因用人单位不服，经一审、二审后，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终审判决确认刘仕英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7月9日，第三人刘仕英向被告江北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江北人社局经过补充调查，现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向双方进行送达，程序合法。其次，2017年6月2日，第三人刘仕英因左环指受伤到宁波市第六医院接受治疗，并于2017年6月8日出院，宁波市第六医院的收费票据存根联退款领款人签章一栏载有付姓人员签名；且经被告江北人社局调查，第三人刘仕英明确其是被凳子所伤，也能和门诊病历上载有“凳子压伤”字样互相印证。此外，第三人刘仕英于2017年6月2日受伤后，由付雪东送到医院治疗，并由单位人事易梅（音）确认，该事实已经两级法院审理认可，原告虽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应由单位保管的员工花名册、考勤记录，以致无法查明员工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被告江北人社局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无误，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北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工伤认定申请表》以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刘仕英于2018年7月9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2.江北劳动仲裁委作出的甬北劳仲案字[2018]第5号《仲裁裁决书》、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2018）浙0205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179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3.宁波市通用门诊病历记录、宁波市第六医院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出院记录、X诊断报告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刘仕英的受伤部位和伤势情况；4.第三人刘仕英与微信名为“BB易梅（小易）”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第三人刘仕英2017年6月2日受伤后与原告单位人事联系的过程；5.《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其送达回执，用以证明被告于2018年7月13日受理了第三人的申请并向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的事实；6.原告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单位委托书、记工单、考勤记录以及工资单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认可，但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7.被告江北人社局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巧蓉、第三人刘仕英分别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2019年4月23日现场照片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刘仕英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伤的事实清楚；8.前《认定工伤决定》及其送达凭证、《认定工伤决定》及其送达回执，用以证明被告江北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后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进行送达的事实；9.刘仕英与付雪东2017年9月5日通话记录光盘及其录音整理稿，用以证明第三人刘仕英受伤后由付雪东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的经过。被告江北区政府答辩称：对于原告所提出的复议申请，被告江北区政府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中，用人单位作为管理一方，相较于劳动者更易掌握劳动关系、工作情况等证明材料，故工伤认定过程中，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第三人刘仕英手指受伤经医院治疗的事实已实际存在，且其陈述的受伤过程和送医经过符合一般常理，且提供了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亦能与被告江北人社局调查现场情况时其指认的受伤场所和受伤所坐凳子互相印证。原告虽提交了《考勤异常登记表》、《工资单》，但该两份证据材料均系原告单方制作提供，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足以证明第三人2017年6月2日未上班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被告江北人社局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综上，被告江北区政府所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北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其送达凭证各2份、《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其送达凭证、被告江北人社局提交的《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9〕9号《复议决定》及其送达凭证，用以证明被告江北区政府所作的被诉复议决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第三人刘仕英陈述称：其于2017年6月2日上午10时许在原告公司工作时，因凳子离操作台有点远，在用手将凳子拉近过程中不慎手指被压伤。其受伤后由付雪东送至第六医院接受治疗，相关的入院和出院手续均为付雪东出面办理。此后，其与原告因受伤后的赔偿和补偿事宜无法协调，故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其本次所受的伤害应当被认定为工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江北人社局出示证据阶段，第三人向本院当庭出示了其与微信名为“BB易梅（小易）”2017年7月1日下午14时4分起至2017年9月1日上午10时15分止的微信聊天记录原件以及其与付雪东“183××××4946”号码的手机通话记录。对上述证据材料，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两被告质证后对证据材料1中的《认定工伤决定》和〔2019〕9号《复议决定》无异议，但认为前《认定工伤决定》以及〔2018〕17号《复议决定》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材料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入院记录中的陈述不足以推翻第三人系被凳子压伤的事实；对证据材料3无异议；对证据材料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三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无法说明2017年6月2日第三人受伤时的情形；对证据材料5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材料由原告单方制作，且付雪东亦可能存在先上班后办理入职手续的情形。对证据材料6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刘仕英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6的证明对象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和3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而证据材料2、4、5并不足以推翻被告江北人社局在《认定工伤决定》中所认定的事实，故对其证明对象不予采纳；而证据材料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予认定。而对证人姚某的陈述，原告无异议，被告江北人社局认为证人姚某当庭出示其手机中保存的付雪东手机号码与第三人刘仕英提供的录音中的相一致，能够充分说明第三人刘仕英的入院和出院手续等均是付雪东办理的，亦能印证第三人所受的伤害为工伤的情况。被告江北区政府认为证人姚某系原告公司的股东，其所作的陈述不能采信。本院经核实发现，证人姚某系菱彤公司的股东，故其所作的陈述可信度较低。具体而言，其关于2019年4月23日被告江北人社局进行现场指认的陈述因与视频资料以及其他当事人的陈述相吻合，故予以认定；其所作的关于付雪东入职时间等的陈述与其他证据材料相互矛盾，本院不予认定。此外，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姚某出示的手机通讯录中所保存的付雪东联系电话中包含有“183××××4946”，姚某辩称该号码系在到被告江北人社局制作笔录时保存上去的。但该陈述明显不符合情理，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江北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江北区政府和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对证据材料1中《工伤认定申请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江北法院（2018）浙0205民初785号民事判决书中仅对2017年11月1日下午17时19分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认定；对证据材料3，原告认为其中的入院记录所载的是被机器压伤，而被告江北人社局对此并未查清；对证据材料4，原告认为在江北法院质证时第三人提交了2017年11月1日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原件，但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又仅提供了2017年11月1日之前的记录原件，故认为该记录很可能是经剪辑后的记录，且认为该聊天对象“BB易梅（小易）”是否为易梅本人无法确认；对证据材料5中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中第三人的签名无法确定，对《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无异议；对证据材料6中的《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组其他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被告江北人社局在调查过程中曾向原告单位的姚某、付雪东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亦向被告江北人社局提交过付雪东的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等相关的证据材料，但被告江北人社局却未向法院提交该证据材料；对证据材料7中吴巧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仕英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材料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9的真实性和证据提交时间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江北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1、2、5、6、7、8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对证据材料3，本院认为，因第三人门诊病历中对于其受伤原因已有记录，其中所载的“1小时前被铁凳子压伤”系第三人到医院后着首次所作的陈述，可信度较高，被告江北人社局据此认定第三人受伤的原因并无不当；对证据材料4，因江北法院对2017年11月1日下午17时19分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认定，而第三人在本案中又提交了2017年7月1日下午14时4分起至2017年9月1日上午10时15分止的微信聊天记录原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材料9，原告虽对其真实性和证据提交时间有异议，但因该证据材料系被告江北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时的主要依据之一，且第三人刘仕英已经提交了通话记录原件，而姚某作为原告公司股东所保存的付雪东的手机号码与该通话记录中付雪东的号码相一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及其证明对象予以认定。对江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江北人社局和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有异议，且认为被告江北区政府也曾在调查过程中向原告单位员工制作过询问笔录，却未作为证据提交。本院对被告江北区政府所提交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而本院经庭后核实，原告所称的询问笔录系被告江北区政府在作出〔2018〕17号《复议决定》前所制作，并非本案被诉〔2019〕9号《复议决定》的直接证据材料，被告江北区政府未主动提交并无不当。而此后根据原告的要求，被告江北区政府通过移动微法院提交了该份制作于2019年2月22日的询问笔录，其中付雪东否认“183××××4946”为其手机号码。本院认为，付雪东的否认明显与姚某提供的手机通讯录相矛盾，其陈述可信度低，故对此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日上午，第三人刘仕英因在原告菱彤公司工作时手指不慎被凳子压伤，第三人受伤后被付雪东送至宁波市第六医院治疗，并于2017年6月8日出院，被诊断为“左环指挤压伤、末节开放性骨折伴甲床挫裂伤、双侧指动脉神经挫伤”的伤势。因与原告就赔偿事宜沟通无果，第三人于2018年1月2日向江北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原告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2日，江北劳动仲裁委作出甬北劳仲案字[2018]第5号《仲裁裁决书》，支持了第三人刘仕英的仲裁请求。原告对此不服，起诉至法院。就此，江北法院以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以（2018）浙0205民初785号和（2018）浙02民终179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与原告自2017年5月28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该两份生效法律文书查明如下事实：“……宁波市第六医院的收费票据存根联退款领款人签章一栏载有付姓人员签名。2017年6月30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巧蓉支付给被告（即本案第三人刘仕英，本引用部分均同）346元；2017年7月31日，吴巧蓉支付给被告2000元；2017年8月31日，吴巧蓉支付给被告2000元。2017年11月1日，被告通过微信联系‘BB易梅（小易）’询问‘我们厂里那个主管叫什么名字呢？’‘BB易梅（小易）’回复‘杨志平、付雪东’。被告询问‘送我去医院那个叫什么名字呢？’‘BB易梅（小易）’回复‘付雪东’……”。2018年7月9日，第三人刘仕英向被告江北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对此，被告江北人社局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前《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第三人的伤势为工伤。原告不服，向被告江北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江北区政府于2019年3月1日作出〔2018〕17号《复议决定》，认为被告江北人社局除对原告、第三人及付雪东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外未作进一步调查，工伤事实存疑，故以前《认定工伤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该份前《认定工伤决定》，并责令被告江北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此后，被告江北人社局重新针对第三人刘仕英的申请展开调查，于2019年4月23日组织第三人到原告单位进行现场指认，同时结合原告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本次现场调查的情况以及第三人刘仕英补充提交的与付雪东的通话录音光盘，综合认定第三人本次所受的伤害为工伤，并于2019年4月29日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原告对此仍不服，向被告江北区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被告江北区政府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并分别向原告和被告江北人社局送达《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向第三人刘仕英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被告江北人社局在指定期限内向被告江北区政府提交了《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江北区政府经审查后于2019年8月14日作出〔2019〕9号《复议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原告收到后，对此仍不服，现诉至本院。另查明：2017年7月1日下午14：04分，第三人刘仕英添加微信名为“BB易梅（小易）”的微信，“BB易梅（小易）”于当天通过微信向第三人发送名称为“刘仕英换药费”的红包。2017年7月18日，第三人与“BB易梅（小易）”联系去医院复查事宜，“B易梅（小易）”称“好的，是20号去医院对吧，到时老板娘陪你去”。此外，第三人的手机通讯录中保存有“小东”的手机号码为“183××××4946”，第三人与该手机号在2017年9月1日和2017年9月5日均有过通话记录；而在本院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原告单位另一股东姚某的手机通讯录中“付雪东”名下保存有三个手机号码，其中包括该“183××××4946”的号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江北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其次，本案原告与第三人间的劳动关系已经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而第三人刘仕英提交的其与微信名为“BB易梅（小易）”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与付雪东的通话记录及录音光盘、宁波市第六医院载有付姓人员签名的收费票据存根联等证据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说明第三人的受伤原因和就医经过。据此可以认定，第三人于2017年6月2日在原告公司工作时因工作需要移动凳子导致手指不慎被压伤所造成的伤势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被告根据第三人的申请将其因本次事故导致的伤势认定为工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次工伤认定过程中，原告虽向被告江北人社局提交了入职申请书、社保缴费凭证等资料，用以说明付雪东在第三人受伤时并非原告公司员工。但因第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已足以说明第三人受伤后的送医、出入院手续均由付雪东办理，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即使真实亦不能推翻第三人受伤当天付雪东在场并送第三人就医的事实。因此，被告江北人社局于2019年4月29日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最后，被告江北人社局在收到被告江北区政府作出的〔2018〕17号《复议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进行送达，程序合法。而被告江北区政府所作的〔2019〕9号《复议决定》在程序上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此外，原告称被告江北人社局所作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与前《认定工伤决定》的理由和结论相同，属于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的行政行为。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案中，被告江北人社局根据被告江北区政府作出的〔2018〕17号《复议决定》，针对第三人的本次工伤认定申请进行了补充调查，第三人亦补充提交了电话录音资料作为证据使用，在此情形下，被告江北人社局重新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虽在结论上与前《认定工伤决定》相同，但本次调查结论基于增加了的证据和事实而形成，不属于上述法条所规定的“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综上，两被告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及《复议决定》结论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波市菱彤电器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宁波市菱彤电器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徐小娟人民陪审员  励翠英人民陪审员  翁志道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代书 记员  孙柳静?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