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8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飞驰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4幢7.8.9号10-2室。 法定代表人：童文贤，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尹明明、魏文通，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联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889号二层16号。 法定代表人：郑杰，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振华、牛金卓，浙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金泽汁，男，197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宁波飞驰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飞驰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联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联久公司）、原审第三人金泽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宁波飞驰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明明、魏文通，被上诉人杭州联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华、牛金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宁波飞驰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驳回杭州联久公司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有关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没有依据，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的性质及目的是资金的融通行为，“借”仅仅是民间借贷发生的初始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借款的“使用”。本案杭州联久公司在汇款时注明的用途为“往来款”，而非借款，且宁波飞驰达公司并未使用该款项，也不是该款项的实际受益人。具体如下：1.本案的涉案资金实际流入第三人金泽汁的账户，而所涉“往来款”流转时，金泽汁是杭州联久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同时也是宁波飞驰达公司的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从上述“往来款”发生的原因、用途、资金流向等情况来看，金泽汁才是该款项的实际受益人。杭州联久公司仅能证明款项交付的事实，但在款项交付时未注明款项的用途为借款的情况下，不能由此证明双方有借贷的合意。2.本案的涉案款项金额达130万，数额巨大，按照常理杭州联久公司理应要求宁波飞驰达公司签订书面的借款协议，并约定还款日期等。杭州联久公司声称是出于对金泽汁的信任而没有办理借款手续，结合该款项进入了金泽汁账户，说明案涉款项的流转是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之间串通后的行为。3.杭州联久公司在案涉第一笔款项100万发生后，至起诉时近8年之久未以任何形式与宁波飞驰达公司沟通，也未催告宁波飞驰达公司归还。杭州联久公司作为一家投资性质的企业，仅是因为金泽汁是杭州联久公司的股东，杭州联久公司的钱就可以不履行任何手续随意划出。这种高度信任已经违背了企业的经营性质和经营目的，不符合一般商业逻辑。4.金泽汁退出宁波飞驰达公司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确认了“甲方（即金泽汁）保证除本协议附件已被披露的债务外，公司（即宁波飞驰达公司）无任何其他债务。甲方未披露的公司已有及或有债务一律由甲方自行承担。”该协议及该约定也已充分的证明了，金泽汁隐瞒了本案的“往来款”及提款的事实。若依杭州联久公司所言，出于对金泽汁的信任，宁波飞驰达公司有理由怀疑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串通在其退出宁波飞驰达公司后启动本案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5.经查明，在金泽汁实际控制宁波飞驰达公司期间，除了本案所涉款项之外，宁波飞驰达公司与杭州联久公司之间还存在若干的往来款项，从其他款项流转的情况而言，可以进一步证明金泽汁惯于利用宁波飞驰达公司与杭州联久公司的账户“过账”，而杭州联久公司是一贯的予以配合。综上可以说明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借贷关系不成立。（二）一审法院虽然追加了金泽汁参与诉讼，但并未对其的陈述进行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分析，也没有起到查明事实的作用。结合金泽汁提交的答辩意见说明如下：1.金泽汁声称“涉案借款是因为飞驰达业务经营资金短缺，向联久公司所借”。首先，第一笔款项的划转发生于2011年2月，当时宁波飞驰达公司的企业经营规模和经营能力有限，尚不需要如此大额的资金。其次，假设金泽汁陈述的是事实，宁波飞驰达公司的资金短缺原因和短缺金额为何，且是向其担任股东的杭州联久公司借款并且没有办理借款手续？杭州联久公司作为一家投资公司，不办理任何借款手续的逾百万大额资金的无偿出借。若因宁波飞驰达公司出现的资金短缺，金泽汁为何不告知其他股东也不经股东会批准，在到账后马上划转至其个人账户，且在退出宁波飞驰达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时隐瞒该借款。2.金泽汁声称其“虽为联久投资股东，但持股比例较小，金泽汁的小股东地位不足以影响该公司的决策”。金泽汁还声称“联久投资是基于对金泽汁的信赖，所以愿意出借，也一直未催讨，直到金泽汁进行了股权转让”。若金泽汁为杭州联久公司的小股东，为何其能够在不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借出逾百万的资金？如金泽汁上述不足以影响杭州联久公司的决策的说法属实，那为何现实中又能够影响到杭州联久公司多年不催款，且是逾百万的大额款项？杭州联久公司是如何得知以金泽汁退出了宁波飞驰达公司，是否是双方串通来提起本案诉讼？3.金泽汁声称“涉案的两笔款项汇入金泽汁账户是为了结清金泽汁与飞驰达之间的垫款、代付欠款还是王燕萍私自划转用于归还章柏军借款，金泽汁有点记不清楚了”。首先，金泽汁既然已经说明了“涉案借款是因为飞驰达业务经营资金短缺，向联久公司所借”，为何在针对该款项的具体用途时，这里又记不清了？其次，假设是用于结清与金泽汁的垫款。那么既然是宁波飞驰达公司资金短缺，为何要此时结清与金泽汁的垫款，具体是什么项目的垫款？金泽汁为何要个人承担逾百万的垫款？实际垫款的具体金额多少？为何要借钱来结清垫款？还要隐瞒其他股东，不经股东会批准？至于代付欠款，是因何原因欠谁的款？该欠款与宁波飞驰达公司经营是否有关系？该欠款为何要划转至金泽汁的账户？再者，假设是王燕萍私自划转用于归还章柏军的借款，王燕萍仅是公司出纳而非公司股东，并无权力在这100万元款项进入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后立即转到个人账户，再用公司的钱去还其他个人的借款，而且偿还的对象是金泽汁。根据（2018）浙0212民初5232号案件可知，金泽汁拖欠章柏军人民币40万元拒不归还，说明金泽汁声称章柏军向其借款与客观事实相反。综上，一审法院既然追加了金泽汁参与诉讼，但却对金泽汁的上述各种矛盾说法不做任何调查和分析，就金泽汁的上述诸多矛盾和难以解释的陈述而言，本案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判决书中所论述的认定本案为借贷关系缺乏理论和事实基础，结论错误。第一点，一审法院认为“杭州联久公司所述基于对金泽汁的信任而向宁波飞驰达公司提供借款资金的情况更符合商事主体的思维和操作模式”；第二点，一审法院认为“宁波飞驰达公司对于涉案款项是发生在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抗辩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于上述两点具体说明如下：1.如上所述，杭州联久公司基于对金泽汁的信任就可以无偿提供逾百万的资金，这样的行为并不如一审法院所说的符合商事主体的思维和操作模式。2.宁波飞驰达公司从未主张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宁波飞驰达公司也不清楚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之间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还是基于对股东的信任关系，或是其他不为人知的关系，才产生了涉案款项划转的事实。3.一审判决认为宁波飞驰达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首先，既然一审判决己经认定了“杭州联久公司所述基于对金泽汁的信任而向宁波飞驰达公司提供借款资金的情况更符合商事主体的思维和操作模式”，在这种已经是“更符合商事主体的思维和操作模式”的情况下，还能如何提供“有效”的证据，提供何种“有效”的证据。其次，宁波飞驰达公司至少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了如下事实：(1)案涉款项发生时，金泽汁是杭州联久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2)第一笔涉案款项100万发生时，金泽汁持有宁波飞驰达公司45%的股份，且是宁波飞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涉案款项进入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后，当即被划转至金泽汁个人账户；(4)王燕萍出具了证明，并出庭作证，说明了案涉100万款项流转的过程，以及“过账”划转至金泽汁账户的原因；(5)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第三人退出宁波飞驰达公司时，隐瞒了案涉款项发生的事实，而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只有金泽汁知道案涉款项的存在。再者，杭州联久公司在款项发生的原因方面能够与金泽汁保持一致，但不能与金泽汁所声称的款项用途相对应。宁波飞驰达公司提供的证据的“有效”程度至少是满足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鉴于此，一审法院理应进一步要求杭州联久公司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而非以“本案杭州联久公司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宁波飞驰达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就认为杭州联久公司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对于这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只需要满足：第一，提供银行转账凭证；第二，口头主张该转账是因借贷关系而发生，那么，就可以认定起诉方完成了证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义务，就可以进一步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这显然不合理。一审判决选择性忽略了宁波飞驰达公司提供的证明在案事实存在诸多疑点的证据，其认定宁波飞驰达公司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并由杭州联久公司的口头主张而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一审不符合法律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1.涉案款项发生的原因、过程，杭州联久公司的其他股东均不清楚，是金泽汁一手操控，且金泽汁是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一审法院理应要求第三人出庭接受质询，但一审法院仅是接收和转达了金泽汁提交的答辩意见，并没有就该答辩意见进行法律事实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因此，一审法院同意追加金泽汁参与诉讼，只是维护了形式上的法律程序，而没有从有利于查明事实的角度维护实体法律程序。2.2019年6月28日，杭州联久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两份文件，分别是“任职证明”和“情况说明”，一审法院未组织双方质证，宁波飞驰达公司也不清楚该证据是一审法院要求杭州联久公司提供，还是杭州联久公司主动提交，宁波飞驰达公司更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有何关联性，证明目的是什么。3.杭州联久公司单方面向一审法院所作的其他有关本案事实的陈述，未经宁波飞驰达公司质证的，均不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三、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有必要进一步对相关事实予以查明。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结合本案相关法律事实，可以认定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杭州联久公司也并非善意出借人。杭州联久公司与金泽汁串通损害宁波飞驰达公司的利益，企图达到非法目的。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规定的内容，综合在案事实谨慎审查，并在重新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相应的处理。 被上诉人杭州联久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第一，杭州联久公司与宁波飞驰达公司的借款虽然在银行凭证中备注了往来款，但事实上双方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其性质本质上就是借款。第二，杭州联久公司以银行转账形式向宁波飞驰达公司出借，但该笔款项到达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时即完成了出借义务，且该笔款项如何实际经营使用杭州联久公司无从了解。而且借款本身属于种类物，到达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之后就与宁波飞驰达公司原本的资金混同。宁波飞驰达公司举证其股东所谓的提款行为有可能是归还股东之前的借款或飞驰达公司与该股东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如宁波飞驰达公司认为其与股东之间有经济纠纷，应另案起诉。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宁波飞驰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泽汁未发表书面陈述意见。 杭州联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宁波飞驰达公司偿还杭州联久公司借款130万元；2.判令宁波飞驰达公司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宁波飞驰达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14日及2015年7月29日，杭州联久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汇入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100万元及30万元。两次交易回单显示转账用途为往来款。2018年12月4日，杭州联久公司向宁波飞驰达公司邮寄函件一份，要求其在2018年12月31日前返还上述两笔借款合计130万元。另查明，杭州联久公司于2007年设立，金泽汁为公司发起人之一，持公司15%股权。宁波飞驰达公司于2008年设立，金泽汁为该公司股东，后于2018年将全部股权转让他人，退出宁波飞驰达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杭州联久公司、宁波飞驰达公司均确认双方之间并无贸易往来，但涉案130万元资金确由杭州联久公司汇入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之后又转入第三人账户。本案争议焦点为：杭州联久公司、宁波飞驰达公司之间能否认定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一，涉案款项发生时，第三人为杭州联久公司及宁波飞驰达公司的共同股东。宁波飞驰达公司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款项是第三人个人资金，仅利用了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予以收取，亦未对其所称的“第三人利用公司账户制造往来款记录并提款”的原因及目的作出合理解释。而杭州联久公司所述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而向第三人所在的宁波飞驰达公司提供借款资金的情况更符合商事主体的思维及操作模式。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杭州联久公司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主张与宁波飞驰达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完成初步的交付款项的举证义务，宁波飞驰达公司虽否认与杭州联久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提供涉案款项进入宁波飞驰达公司账户后转入第三人账户的证明材料，但该节事实仅能说明资金走向或用途，并不能据此推定因该资金产生的法律关系与宁波飞驰达公司无关。故宁波飞驰达公司对于涉案款项是发生在杭州联久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抗辩主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杭州联久公司要求宁波飞驰达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30万元，自2019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请，该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宁波飞驰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联久公司归还借款130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宁波飞驰达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宁波飞驰达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8、11,2011年2月15日，宁波飞驰达公司向出纳王燕萍汇款100万元，王燕萍向金泽汁汇款100万元。2015年7月29日，杭州联久公司向宁波飞驰达公司汇款30万元，同日，宁波飞驰达公司向金泽汁汇款30万元。2018年1月16日，金泽汁作为甲方（转让方），宁波飞驰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童文贤作为乙方（受让方），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在宁波飞驰达公司合法拥有股权30%，经公司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现转让其在公司的全部股权给乙方。协议第三条第4点载明，甲方保证除本协议附件已被披露的债务外，公司无任何其他债务。甲方未披露的公司已有及或有债务一律由甲方自行承担。而该协议中披露的债务中并无案涉两笔债务。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系杭州联久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请求宁波飞驰达公司返还借款的纠纷。经查明，首先，杭州联久公司向宁波飞驰达公司的汇款备注为“往来款”，该备注表明汇款人放弃或避免以“借款”作为备注。其次，案涉两笔款项汇入宁波飞驰达公司后均短时内即进入金泽汁账户，显然与金泽汁账户有关。再次，金泽汁对于宁波飞驰达款项由其收取的抗辩意见无明确证据予以证明，其在本案中未否认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若本案认定为系宁波飞驰达公司的借款，与金泽汁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的约定不符。第四，本案款项汇付至起诉时有8年之久，既未约定利息亦未催讨，与借贷关系的通常表象不符。综上，宁波飞驰达公司的举证可以证明汇款可能基于其他事由或关系，杭州联久公司主张的借款是否存在不能确定，应由杭州联久公司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否则应由杭州联久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宁波飞驰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99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杭州联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杭州联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0元，由杭州联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林言伊 书记员胡灵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