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民终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钱炳悟，男，1963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锋,浙江三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春尧，男，197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雷，女，197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欣蕾珠宝配件商行，住所地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 经营者：王海彪。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彬，浙江墨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炳悟因与被上诉人傅春尧、王雷、诸暨市欣蕾珠宝配件商行（以下简称欣蕾珠宝商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7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上诉人钱炳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利锋、被上诉人傅春尧及被上诉人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彬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炳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由傅春尧、王雷支付上诉人货款818404元、欣蕾珠宝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本案与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为傅春尧、王雷夫妇，二人应承担付款义务，并非欣蕾珠宝商行，傅、王二人并非欣蕾珠宝商行的员工。理由如下：1.《合作协议》由傅春尧提供，虽然乙方写着欣蕾珠宝商行名称，但落款乙方并没有欣蕾珠宝商行的盖章或者其经营者的签字，只有傅春尧的手印，傅春尧也没有任何委托手续，所以从法律效力来说，该份《合作协议》双方主体为上诉人与傅春尧，并不能约束欣蕾珠宝商行。上诉人认可傅春尧的履行能力才愿意合作，换言之，如果是欣蕾珠宝商行出面盖章签合同，上诉人不可能合作，因为上诉人不了解欣蕾珠宝商行及其经营者，不认可欣蕾珠宝商行的履行能力，上诉人没有在意《合作协议》上写有欣蕾珠宝商行名称，只是认为傅春尧和欣蕾珠宝商行在同一个经营场所有合作关系，同理，出货单记载的收货单位也是笼统备注，每次送货是由傅春尧本人亲自取货，并不能以此来确定买卖关系的主体，买卖关系主体应当以《合作协议》签字捺印的主体为准。2.上诉人提供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钱炳悟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谈话录音等所有证据显示实际交易对象及付款责任主体是傅春尧、王雷夫妇，欣蕾珠宝商行及其经营者王海彪从未有任何参与，上诉人至今不认识王海彪。3.如果买卖关系相对方为欣蕾珠宝商行，那么从单位财务制度来讲，付款主体应当是欣蕾珠宝商行而不应该是王雷个人，欣蕾珠宝商行应当将所有的交易入账，但并没有任何材料体现这一点。4.三被上诉人一致陈述傅春尧、王雷为欣蕾珠宝的员工，一审法院基于这一点免除傅春尧、王雷付款责任，这样的裁判思路有两个问题：其一，欣蕾珠宝商行与傅春尧、王雷夫妇在同一个经营场所，关系紧密，事实上欣蕾珠宝商行的实际经营者就是傅春尧、王雷关妇，欣蕾珠宝商行作为被告之一，当然会帮助傅春尧、王雷夫妇逃避法律责任，因此不能以利害关系人的陈述来判定法律关系；其二，一审法院忽略了上诉人合同法上的信赖利益，上诉人只是与傅春尧、王雷夫妇发生买卖关系，因为信赖二人的履行能力，最终让欣蕾珠宝商行独力承担付款责任突破了合同相对性，也损害了上诉人的信赖利益。因此，一审法院不应当以错误认定的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合同相对方及付款责任主体。二、一审法院认定应付货款数额错误，其应当采信谈话录音的金额99万元，确切数额为983292元。即便不采信谈话录音，最终认定的应付货款金额729772元也错误，多扣除了一笔88632元。1.一审法院认定了谈话录音的真实性，结合谈话录音的内容，虽然涉及的欠款99万元为上诉人单方陈述，但傅春尧并没有否认这个数额，根据谈话语境作了默认，因此可以据此认定应付货款金额。2.即便一审法院不以谈话录音认定货款数额，以签字有法律效力的送货单来计算总的货款为1437004元，减去己经支付的货款618600元应当是818404元，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明确陈述有金额为88632的货物，在没有制作送货单前因傅春尧对货物不满意后上诉人已经取回，在送货单中并没有体现，也就是说送货单包含的货品中不存在任何退货，所以并非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中有该部分退货，一审法院擅自核减货款缺乏事实依据。 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辩称，1.买卖合同具有相对性，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买卖合同双方是钱炳悟和欣蕾珠宝商行，上诉人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已经知道买卖关系主体是欣蕾珠宝商行而非其他人，王雷系商行的财务人员，傅春尧是销售人员，在电话录音中存在对买卖事项进行沟通并不能认为是傅春尧对买卖合同相对人的承认，仅是履行职务行为；2.实际交易金额及实际收到的货物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收到的货物仅以有签字的送货单确认，没有签字的并未收到，对于该事实原审认定正确，上诉人原审起诉状中已经明确剩余货款的构成，自认将88632元的货款扣除，原审中也未将该事实重新说明，应当认为上诉人自认扣除88632元的货款；3.被上诉人的产品不符合标准，现在已经有相应货物退给上诉人，符合原审陈述的事实；4.送货单价格并非最终价格，应当以协商确定。 钱炳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傅春尧、王雷共同支付珍珠饰品货款计人民币983292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判令欣蕾珠宝商行就上述第一项诉请与傅春尧、王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4日，钱炳悟（甲方）与欣蕾珠宝商行（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份，载明：“甲乙双方经友好，自愿协商后，就贝壳珠产、销合作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有海水贝壳珠生产成品工厂，愿意长期并唯一供货给乙方销售（除诸暨市场已供货那家外）产品质量、形状，价格双方商量后定价表或补充协议为准。二、甲方产品保证合格品质，乙方收货后发现不良产品，可以原价退回给甲方。三、乙方可以提供产品形状并定量给甲方生产定制，生产货期一般为15天。四、双方约定账期：每批产品到乙方公司之日起60天，乙方应该把此货款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五、甲乙双方真诚合作，互惠互利，任何一方不能违约，如果违约，违约方支付给对方违约金30万元人民币。六、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不得反悔。”双方发生买卖交易之后，欣蕾珠宝商行已退货88632元，已付款6186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傅春尧、王雷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傅春尧、王雷尚欠钱炳悟货款的金额。一、傅春尧、王雷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钱炳悟主张傅春尧、王雷系欣蕾珠宝商行的实际经营者，理应承担支付责任。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辩称傅春尧、王雷系欣蕾珠宝商行的员工，不是实际经营者。该院分析如下：合作协议显示合同双方当事人系钱炳悟和欣蕾珠宝商行，且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亦写明“欣蕾珠宝”；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均陈述到傅春尧、王雷系欣蕾珠宝商行的员工，傅春尧负责业务销售，王雷负责财务，虽然钱炳悟提供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王雷与钱炳悟之间有转账往来，但是即使转让往来款项的性质系货款，也不能推定王雷系实际经营者，王雷作为商行的财务，其经商行指示转账亦属合理，在现实交易中亦实为常见；而傅春尧作为商行的业务销售，其与钱炳悟在货物、货款方面的沟通交流亦属正常工作职责。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认定傅春尧、王雷是商行的实际经营者，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由欣蕾珠宝商行承担支付责任，傅春尧、王雷不应承担支付责任。二、尚欠货款的金额。钱炳悟主张案涉货款总金额为1690524元，扣除已付货款618600元及退货88632元，尚欠货款983292元。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辩称案涉货款为1415239元，扣除已付货款618600元及退货88632元，尚欠708007元。该院分析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钱炳悟提供的送货单总金额为1535394元，其中编号为第9947032号、第9947038号、第9947035号送货单，其上无签字，且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均持异议，故该三份送货单上载明的金额无法计入总货款中，该院认定总货款为1437004元。双方对被告方已付货款618600元及退货88632元均不持异议，该院予以确认。钱炳悟主张已退货部分的送货单已经交付给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故无法提供。该院认为，钱炳悟对该节事实无相应证据佐证，同时该院注意到，送货单包括记账联、存根联，钱炳悟在退货时将两联均交付给被告方，与常理不符，故对钱炳悟的该主张因举证不能而不予采信。综上，该院认定欣蕾珠宝商行尚欠钱炳悟货款1437004元-618600元-88632元=729772元。该院认为，钱炳悟与欣蕾珠宝商行之间的买卖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确认成立并有效。欣蕾珠宝商行尚欠钱炳悟货款729772元，事实清楚，欣蕾珠宝商行理应承担支付责任。钱炳悟要求傅春尧、王雷支付货款983292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并由欣蕾珠宝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该院认为，欣蕾珠宝商行系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理应由其承担支付责任，傅春尧、王雷系商行员工，不应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至于货款部分，根据争议焦点部分的分析认定货款为729772元；至于利息损失部分，应调整为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并以年利率6%为限，综上，该院对合理部分的诉请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的诉请予以驳回。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辩称，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价格双方商量后定价表或补充协议为准，故双方之间的价格不是以送货单为准，双方至今没有协商一致的价格表或者补充协议。该院认为，送货单上载明了数量、单价、金额，且被告方亦在下方签字确认，根据交易习惯，通过送货单确认单价、金额系买卖关系中常见的交易方式，故对该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欣蕾珠宝商行应支付钱炳悟货款计人民币729772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年利率6%为限），上述款项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钱炳悟的其余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钱炳悟向本院申请依法调取保存于诸暨市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由傅春尧签订的《房地产租赁合同》一份，以证明傅春尧夫妇为欣蕾珠宝商行的实际经营者。本院认为，即使由傅春尧签订《房地产租赁合同》，也无法证明傅春尧夫妇为欣蕾珠宝商行的实际经营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除“欣蕾珠宝商行已退货88632元”外予以确认。 另查明，送货单显示，钱炳悟共向欣蕾珠宝商行供货1437004元。 本院认为，对傅春尧、王雷是、欣蕾珠宝商行在二审答辩中提出的质量异议及单价等问题，其未提起上诉，在本案中不予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傅春尧、王雷是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二、欣蕾珠宝商行尚欠钱炳悟货款的金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合作协议中披露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系钱炳悟和欣蕾珠宝商行，送货单的购货单位亦写明“欣蕾珠宝”，欣蕾珠宝商行认可傅春尧、王雷系其员工，傅春尧负责业务销售，王雷负责财务，对于傅春尧、王雷是否系欣蕾珠宝商行的实际经营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欣蕾珠宝商行承担支付责任，傅春尧、王雷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钱炳悟在庭询中明确改判的内容仅涉及退货的88632元，对其上诉理由中涉及的未签字的送货单中货款本案中无需再进行审查。对于退货的88632元，钱炳悟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供的证据包括欣蕾珠宝商行流水记录、出货单（1690524元）和送货单（1535394元），并明确表示退货的88632元并没有体现在送货单中，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在一审庭审中认为是2019年1月16日和2019年3月7日两份送货单中的退货，但该两份送货单中均没有标明退货情况，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也未提供其他退货依据，根据举证规则，应由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就退货部分进行举证，傅春尧、王雷、欣蕾珠宝商行未能就此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将该88632元予以扣减错误，欣蕾珠宝商行尚欠钱炳悟货款818404元。 综上，钱炳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对其余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因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7000号民事判决； 二、诸暨市欣蕾珠宝配件商行应支付钱炳悟货款818404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上述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驳回钱炳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633元，减半收取计6816.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816.50，由钱炳悟负担2750.50元，由诸暨市欣蕾珠宝配件商行负担90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据实调整为11984元，由钱炳悟负担10686元，由诸暨市欣蕾珠宝配件商行负担129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柳雪松 审判员  王安洁 审判员  彭丽莉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冯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