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46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东升，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生，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启春，男，196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晓东，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锋，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女，197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北仑区。 上诉人贺东升因与被上诉人孙启春、原审被告***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9）浙0281民初5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东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孙启春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孙启春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合法受让涉案债权，贺东升与孙启春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1.孙启春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权多次转让及每次转让债权的金额，只有一一对应才能证明其支付对价合法取得债权。2.孙启春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对价，合法有效取得债权。3.孙启春没有提供相应证据原件，印证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关系。相关复印件没有法律效力；二、假如存在债权转让的事实，贺东升也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债权人关于债权转让给下家，并最终转让给孙启春的通知，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转让通知主体为债权转让人。1.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2.本案不存在让与人在债权让与后注销或下落不明的，受让人此时已不可能要求让与人及时作出通知，原债权人通知已不可能的特殊情形；三、即使真实存在债权转让，涉案债权转让对贺东升也不产生效力。1.债权人没有通知债务人，则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不产生效力，该债权转让协议只能在债权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拘束力，而不能对债务人产生效力，债务人无须向受让人履行债务。2.本案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宁波分行）将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华融公司），通知方式仅在《宁波日报》刊登公告，不符合在省级报纸中公告的法律规定，而华融公司转让给宁波海曙执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执中公司）在报纸上刊登公告违反法律规定，执中公司转让给孙启春没有通告。3.报纸通告中的债权是由贺东升与***及宁波保税区兴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升公司）曾共同担保的一笔债权，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债权；四、协议书是受欺骗所签订，应当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协议书不是贺东升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五、退一步讲，就算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孙启春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当全部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归还10万元，还剩200万元更是没有依据。1.根据协议书第一条规定，贺东升与孙启春一致确认两案本息合计110万元，该条已确定贺东升承诺还款本息上限为110万元。2.贺东升不是借款人，也不是另一案的担保人，一审法院未经计算，将本息认定为扣除归还的10万元，剩余200万元，完全站不住脚。3.依据协议书，贺东升归还35万元，仅欠75万元，并非175万元。4.协议书约定未按约归还本息110万元，以200万元计取系违约金条款，自2019年4月11日计算至起诉日计取90万元违约金明显偏高，不应支持，应予降低。5.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就算现在补正债权转让通知，涉案债权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不应支持孙启春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贺东升的上诉请求。 孙启春辩称：一、涉案债权经数次依法转让后，由孙启春合法取得，且孙启春取得债权前后的数次债权转让均已通知贺东升，对涉案债权转让的事实，贺东升均已知晓。2006年6月15日，工行宁波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并于2006年12月31日在《宁波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07年11月19日，执中公司通过拍卖取得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71户资产包。2007年12月4日，执中公司和华融公司在《浙江日报》刊登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2008年12月18日，执中公司与孙启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孙启春，由此孙启春合法取得涉案债权。2019年4月11日，贺东升与孙启春签订协议书，载明涉案债权的由来及上述转让过程，并载明“孙启春受让涉案债权之后，一直向债务人贺东升及兴升公司等案涉企业主张权利，对上述事实债务人贺东升予以认可”，且贺东升分别于2014年5月24日、2019年7月10日通过他人账户支付孙启春共计35万元，证明孙启春在受让债权后及时通知了贺东升，以及贺东也认可孙启春取得债权且已履行部分支付义务的事实。另外，贺东升作为兴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前述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和孙启春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可能不知道，贺东升称从未接到通知的说法不符合常理；二、孙启春与执中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已向执中公司支付价款，孙启春从执中公司受让债权的行为合法有效。1.孙启春是否向执中公司支付价款，系孙启春与执中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不会减轻相关债务人对涉案债务的承担，更不影响贺东升对债务作出自愿承担的承诺。2.孙启春提供的其与执中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以及执中公司出具的收款情况说明，能够证明2008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孙启春以30万元的价格受让涉案债权，孙启春于同日以现金方式向执中公司支付转让款。因此，孙启春从执中公司受让债权证据充分，合法有效；三、孙启春未提供资产转让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等部分资料原件并不影响债权转让事实的认定。1.关于工行宁波分行与华融公司之间的资产转让合同以及执中公司提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孙启春均非上述合同的当事人，原件分别在华融公司、执中公司，孙启春无法提供原件。2.尽管孙启春提供的是复印件，但经两家单位与原件核对无误后，分别加盖华融公司、执中公司的公章，证明这些材料由该两家单位提供，对复印件的内容予以认可。另外，上述材料并非单一证据，可以与华融公司、执中公司分别取得债权后登报发布的公告相互印证，且贺东升也未提供足以反驳其证明力的相反证据，故上述材料可以作为综合认定债权转让事实的依据；四、贺东升称被欺骗与孙启春签订协议书的说法没有依据，贺东升应以其自愿作出的书面承诺向孙启春承担债务。1.贺东升称其受欺骗与孙启春签订协议书，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协议书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由，贺东升至今也未行使撤销权，故在协议书被依法撤销之前仍应确认其合法有效。2.涉案债权来源于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仑法院）（1998）甬仑经初字第31号民事调解书及（1998）甬仑经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贺东升并非上述调解书的主债务人，也非上述判决书的当事人，但其系兴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自愿承担涉案债务的承诺以签订协议书的形式予以确认，贺东升应当按约履行付款义务；五、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孙启春与贺东升对付款期限及金额进行约定，该约定不具有违约金性质，而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现协议书约定的孙启春有权以200万元扣除已付款部分要求贺东升一次性全额支付的条件已成就，贺东升应当按约支付余款。协议书对付款期限和金额约定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对欠款金额作出附条件的减免约定，不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即贺东升按时还款，仅需支付110万元，若不能按时还款，则需归还全部本金及利息，对此，双方大致估算确认为200万元。上述约定与违约金有本质区别，违约金是在欠款本息基础上，对不按时履行的违约行为增加的一项惩罚性的负担。而本案中由于贺东升及兴升公司多年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除60万元本金外，因贺东升不履行付款义务造成的损失还应包括裁判文书确定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59645.60元以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至少为2847007.80元，共计3506653.40元。因此，协议书对贺东升按时付款，以110万元确认本息，不按时付款按200万元计算本息，均是在350余万元范围之内的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现贺东升未按期履行，孙启春以200万元扣除已付部分要求一次性支付的条件已成就，贺东升应按约支付余款。一审判决金额符合约定，应予维持。 ***未作陈述。 孙启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贺东升、***归还借款200万元、承担律师费97000元。一审庭审中，孙启春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贺东升、***归还借款175万元、承担律师费97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2月23日，北仑法院作出（1998）甬仑经初字第3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兴升公司应归还给中国工商银行宁波保税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保税区支行）借款本金40万元，该款于1998年5月20日前付清；利息在同年3月20日前结清。二、贺东升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负连带清偿责任。1998年3月1日，北仑法院作出（1998）甬仑经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兴升公司应偿还给工行保税区支行借款本金20万元。二、兴升公司应支付给工行保税区支行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计算时间自1997年3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日止。三、宁波市北仑区兴达实业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款项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上述两份裁判文书生效后，工行保税区支行申请强制执行。2006年6月15日，工行宁波分行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将上述两笔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并于2006年12月31日在《宁波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07年11月19日，执中公司通过拍卖取得包括上述两笔债权在内的71户资产包。2007年12月4日，执中公司和华融公司在《浙江日报》刊登资产转让暨催收公告。2008年12月18日，执中公司与孙启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上述两笔债权转让给孙启春。2019年4月11日，孙启春与贺东升签订协议书，载明上述两笔债权的由来及转让过程，并达成协议：一、双方一致确认两案借款本息合计110万元由贺东升承担支付。款分二期履行：即第一期贺东升于2019年5月30日前支付款项80万元；第二期于2019年7月30日前支付余款项30万元；如贺东升不按期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孙启春有权以200万元扣除已付部分款项就未付部分款项全额要求债务人贺东升一次性支付。二、贺东升支付上述款项后，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三、如因本协议发生纠纷，由债权人孙启春所在地余姚市人民法院管辖处理，并由违约方债务人承担案件的诉讼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贺东升于2014年5月24日通过他人账户支付给孙启春10万元，于2019年7月10日通过他人账户支付给孙启春25万元。另，贺东升、***于1995年5月13日结婚，于2001年9月7日离婚，又于2007年9月6日复婚，于2015年10月20日再次离婚。孙启春委托律师参加涉案诉讼产生律师代理费损失97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孙启春与贺东升于2019年4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贺东升称其系被迫签订协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予认定。贺东升虽然并非上述调解书的主债务人，也不是上述判决书的当事人，但其系兴升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其自愿承担兴升公司的债务，并在协议书签订后支付部分款项，对其自愿承担债务的行为应予认定。贺东升对法院裁判文书认定的债务作出自愿承担的承诺，产生另一新的法律关系，孙启春起诉不属于一案两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然上述裁判文书作出的时间在1998年，三次债权转让的时间在2006年至2008年，但贺东升与孙启春于2019年4月11日签订协议书，自愿承担兴升公司的债务，孙启春依据该协议书提出诉请，诉讼时效应从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日起算，并未超过。贺东升对债权转让行为及报纸刊登公告效力提出异议，并称执中公司未通知其已将债权转让给孙启春。该院认为，孙启春提供三次债权转让的相关证据，2019年4月11日的协议书中也载明三次转让过程，贺东升也已确认，故对债权转让及通知的效力应予认定。贺东升的两次付款，第一次在2019年4月11日协议书签订前，该款项不应再在协议书确定金额中扣除，第二次付款在协议书签订后，孙启春已予以确认，并已在诉请金额中予以扣除。贺东升提出2019年4月11日协议书约定不按约支付110万元，则应按200万元支付，此违约责任金额过高。对此，孙启春计算了两笔债权在裁判文书中确定的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裁判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得出的金额超过300万元。该院认为，涉案两笔债务积欠长达20余年，贺东升也确认除上述两笔付款外，未支付其他款项，则计算得出的本息金额自然远远不止110万元。协议书约定贺东升按约定期限还款只需承担110万元的债务，不按约还款则需承担200万元的债务，协议书中并未出现违约金字样，多承担的90万元不应认定为违约金，这是双方根据贺东升还款时间的长短来确定其债务承担金额的多少，200万元的金额在合理范围内，应予认定。贺东升未按约还款，导致孙启春提起诉讼，其还应按协议约定承担律师代理费损失，对该损失酌情认定为68500元。关于***是否承担责任，该院认为，涉案两笔债权的原主债务人为兴升公司，并非贺东升个人，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贺东升当时为4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系其个人行为，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保证。孙启春又举证称当时贺东升、***共同提供抵押担保，但即使该抵押担保成立且有效，***承担的也是抵押担保责任，而不是直接付款责任。贺东升与孙启春于2019年4月11日签订协议书时，贺东升、***已离婚，贺东升仅能代表其个人承诺债务承担，不能代表***。故孙启春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贺东升应支付孙启春欠款175万元（200万元-25万元），并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6850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贺东升支付孙启春欠款175万元、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68500元，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银行汇款，可将履行款汇至以下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户名：余姚市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39×××42，汇款时一律注明案号）；二、驳回孙启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1423元，减半收取10711.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5711.50元，由孙启春负担128.50元，贺东升负担15583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北仑法院（1998）甬仑经初字第31号民事调解书及（1998）甬仑经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因该两案件的主债务人及保证人均未履行债务，工行保税区支行已于1998年向北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工行宁波分行与华融公司于2006年6月15日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华融公司，并于2006年12月31日在《宁波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执中公司于2007年11月19日通过拍卖从华融公司取得涉案债权，双方并于2007年12月4日在《浙江日报》刊登资产转让及催收公告。孙启春于2008年12月18日从执中公司受让债权后，贺东升于2014年5月24日通过他人账户支付孙启春10万元，双方并于2019年4月1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贺东升于2019年5月30日之前支付孙启春80万元，2019年7月30日之前支付孙启春30万元，如贺东升未按期履行，孙启春有权以200万元扣除已付部分款项就未付部分款项全额要求贺东升一次性支付。因贺东升未按约履行，孙启春于2019年6月1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权转让已履行通知义务，孙启春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符合法律规定。贺东升与孙启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贺东升上诉称协议书系受欺骗而签订，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信。贺东升于2014年5月24日通过他人账户支付孙启春的10万元，双方在2019年4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提及，一审法院对该10万元未在贺东升应支付孙启春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并无不妥。涉案债权本息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至贺东升与孙启春签订协议书时已超过200万元，贺东升与孙启春在协议书中约定贺东升按约履行的支付总额为110万元，未按约履行的支付总额为200万元，差额部分并非违约金。故在贺东升未按协议书履行情况下，孙启春要求贺东升支付以200万元基数的未付部分，不存在违约金过高的问题。协议书还约定贺东升违约应承担孙启春为实现涉案债权的律师代理费，一审判决贺东升赔偿孙启春律师代理费损失685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贺东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166.50元，由上诉人贺东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蔡惠娜 审判员  莫爱萍 审判员  王亚平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周维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