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0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英伦路38号613室。法定代表人：李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俊，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贵茗（OHKWEEMENG），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国籍，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东，上海卓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贵茗（OHKWEEMENG，以下简称胡贵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23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发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万俊、被上诉人胡贵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发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发利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在双方均认可胡贵茗收到系争款项的基础上，未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出发，就胡贵茗是否具备获得款项的法律依据进行审理，而仅仅根据对该院审理的胡贵茗与发利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陈述的内容所做的断章取义的理解，认定胡贵茗不构成不当得利，结论错误。事实上，“2017.1.24有一笔152,081.83元，该费用是年终奖”系发利公司针对胡贵茗提交证据进行质证时的陈述,只能证明发利公司对该笔款项由案外人中智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发给胡贵茗，且在工资单上被标注为“年终奖”这一事实进行确认的陈述，并不意味着发利公司认可了胡贵茗有正当理由获得该笔款项。发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胡贵茗在2017年已经收到了该由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发放的2016年度STIP奖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81,106.54元。《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的内容充分说明，胡贵茗2016年度仍然只享受国际员工的STIP奖金，不享受中国职工的年终奖。RSU指的是股权激励，和年终奖没有任何关系。胡贵茗获取发利公司201,435.8元（税前）资金的行为使自己获取利益，而发利公司利益受损，胡贵茗获得上述利益无法律依据，且与发利公司利益受损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行为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以（2017）沪0105民初27228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但未将该笔录在庭审中予以释明，客观上剥夺了发利公司就该笔录内容发表意见的权利，属于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程序违法。胡贵茗辩称：一、根据《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的第六条，胡贵茗有权取得2016年度STIP奖金及RSU的股票奖励，胡贵茗获得系争款项具有合同依据。胡贵茗做的业绩考核只是年终奖发放的一个开始，之后还要报给公司的财务总监和监事，审核完成之后再发给案外人XX公司，XX公司按照审核结果发放款项，发利公司称胡贵茗利用职权给自己多发钱没有依据。胡贵茗的劳动合同签署地是中国，履行地也是中国，是不能拿到国际奖金的，发利公司就此提出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发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胡贵茗返还发利公司201,435.80元；2.胡贵茗支付发利公司相应利息（以201,435.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胡贵茗系新加坡籍。2016年12月12日，XX公司（甲方）、发利公司（乙方）、胡贵茗（丙方）三方签署《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载明内容如下：“……一、经丙方同意甲、丙双方同意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劳动合同关系于2016年12月15日终止。……五、丙方在原有合同下享受的所有福利不变，转移至乙方，其中包括工作年限的转移。六、原来丙方与甲方的劳动合同中丙方享有的2016STIP奖金和到目前为止甲方发给丙方的RSU仍然执行。……”。2017年10月，发利公司因与胡贵茗产生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12月，该委作出裁决。后双方均不服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案号（2017）沪0105民初27228号】。该案审理中，法院自上海市XX局调取胡贵茗就业证信息反映：2007年12月24日，新办单位为发利公司；2011年12月14日，办理变更单位为XX公司（2017年2月14日离职）；2017年2月24日，办理变更单位为发利公司（就业证有效日期至2018年2月24日）。该案另查明XX公司与发利公司之间原本属于关联公司，后XX公司通过将持有的上述股份转让给胡贵茗等自然人的方式，与发利公司剥离。该案审理中，胡贵茗曾提供其与XX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英文版两份，期限分别自2011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和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其中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翻译件明确约定胡贵茗被聘担任中国地区服务和餐饮设备副总裁，该案诉讼中，发利公司原认可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后变更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胡贵茗在该案中出示了原件。2018年4月13日，在该案开庭审理中，发利公司陈述称：“……对于发放形式做了调整，数额无调整。最终为税前发放35,000元，原先的工资的差额部分以报销形式补差。如果表现好可能有年终奖。”。同年6月22日的庭审中，发利公司陈述称：“8-9工资单、银行明细，形式及数额真实性认可，发放款项是否完全属于工资不是我方经手，无法核实性质。2017.1.24有一笔152,081.83元，该费用是年终奖。……”。2018年7月16日，法院就发利公司与胡贵茗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贵茗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10月11日的工资182,556.74元；二、被告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贵茗2017年7月至2017年8月期间的报销费7,721.80元；三、被告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要求不支付原告胡贵茗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107,3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驳回原告胡贵茗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后，胡贵茗向本院提起上诉。审理过程中，胡贵茗撤回上诉。2018年11月，发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胡贵茗返还不当得利款201,435.80元并支付利息。发利公司为此提供了2017年度1月工资明细表及胡贵茗名下银行账户的交易清单，用以证明胡贵茗在2017年1月24日获取不当得利款。根据发利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2017年1月24日，胡贵茗收到两笔款项：57,543.94元和152,081.83元，针对该钱款金额与发利公司诉请不一致的问题，发利公司称核实后回复。2019年7月24日庭审中，发利公司陈述：“……支付201,435.80元，转账支付至被告招行账号内。我方证据4（即前述胡贵茗名下银行账户的交易清单）两笔转账记录实际与本案无关，该份证据是胡贵茗在另案提供的，……”。2019年8月14日的庭审中，发利公司又陈述：“……2017.1.24发利公司通过招行账号转入XX公司账户84万多元，……其中包括转入胡贵茗账户152,081.83元（税后），税前金额即诉请金额201,435.8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案外人尚某曾向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举报胡贵茗职务侵占，2017年11月30日，该局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沪公（长）不立字[2017]1160号】。后尚某对决定书不服申请复议，2018年1月3日，该局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刑事复议决定书。后尚某对该刑事复议决定书不服申请复核，2018年3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决定“维持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发利公司、胡贵茗双方对胡贵茗在2017年1月24日收到由案外人XX公司转账的152,081.83元均无异议，发利公司认为该款项为不当得利。但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在双方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审理中，发利公司方曾明确陈述“如果表现好可能有年终奖”、“2017.1.24有一笔152,081.83元，该费用是年终奖”，现该公司却声称系不当得利款，明显与之前所作的陈述相矛盾；其次，从本案审理过程来看，对于涉案争议款项所涉交付时间及金额问题，发利公司先是陈述其提交的胡贵茗名下银行账户的交易清单原系胡贵茗提供，与本案无关，但根据其后来又作的陈述，其主张的涉案款项实际仍系该份证据中的其中一笔转账款。发利公司系本案诉讼的提起方，起诉的诉请即为要求胡贵茗返还涉案款项，故其在起诉时即应明知涉案款项的交付系本案的主要争点，该款项也是发利公司提起本案之诉的基础，但其关于涉案款项的陈述却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明显有违常理；最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发利公司、胡贵茗及案外人XX公司签署的《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明确，原来胡贵茗与XX公司的劳动合同中享有的2016STIP奖金和到目前为止XX公司发给胡贵茗的RSU仍然执行，故胡贵茗称涉案款项系奖金的辩称具有合理性。综上，发利公司主张涉案款项系不当得利款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财产保全费1,612.90元，由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4,578.68元，由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案审理期间，发利公司于庭审中提交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27228号案件在2018年6月22日的庭审笔录及该案发利公司委托代理人陈明署名的说明一份，以证明一审法院对该份笔录的理解有误，关于年终奖的陈述仅指该笔款项在财务账册上标记为“年终奖”，是作为中国员工的年终奖支取的，但并不意味着胡贵茗除了STIP奖金还可以参加中国员工的年终奖分配，也不意味着发利公司认可胡贵茗可以得到该款项。胡贵茗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发利公司欲以证明的内容。对劳动争议案件中发利公司委托代理人所作的说明之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庭审后，发利公司又递交落款为慧而特（上海）餐饮设备有限公司的《关于的说明》一份，胡贵茗对该份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企业证人，应当由法定代表人在说明上签名，形式上不合法。涉案《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是三方协商的结果，第六条中明确胡贵茗享有两项收益，而该份说明仅是一个单方解释，不具备法律效力。慧而特（上海）餐饮设备有限公司与发利公司是关联企业，有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作说明不可采信。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系胡贵茗一方因与发利公司产生劳动合同纠纷而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一审法院就此节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除此之外，一审法院认定其余事实均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应当是一种法律事实，是不当得利之债的发生根据。不当得利之债完全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基于当事人的意思。本案中，尽管双方对胡贵茗是否有权获得系争款项存有争议，但可以确认的是系争款项是发利公司在经过一系列的内部程序后，通过案外人XX公司的给付而使胡贵茗取得系争款项，故胡贵茗获得系争款项的行为显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不当得利。发利公司于本案中一再主张胡贵茗系利用职务便利，趁发利公司股权转让之际人事管理制度空缺而获得系争款项，其意显指胡贵茗对于款项的取得存在故意，此亦不属于不当得利之债产生的情形。再者，胡贵茗与发利公司于201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有效期仅为5个月，结束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但该合同又就按年度发放的STIP奖金进行了约定，结合三方签订的《调整劳动关系协议书》关于胡贵茗在与XX公司劳动合同中“享有2016STIP奖金和到目前为止XX公司发放给胡贵茗的RSU仍然执行”的条款，胡贵茗所述系争款项系奖金的意见具有一定事实依据。发利公司称该公司于2017年5月收到匿名信件时始知权利受损，然根据（2017）沪0105民初27228号案件判决书载明的内容，在胡贵茗因发利公司未按时发放工资而于2017年9月14日进行催讨时，发利公司的回复中仅表示胡贵茗曾多领取工资，对本案所涉款项之争议未有涉及，而直至本案诉讼，发利公司亦是在多次审理后方能就款项的交付做出清晰陈述，该行为明显有违常情。发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胡贵茗对系争款项的取得存在不当性，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发利公司以不当得利作为请求权基础要求胡贵茗返还系争款项本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发利公司就一审程序提出异议，经本院核查，一审判决并未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之处，发利公司就此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发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78.68元，由上海发利餐饮设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陈 敏审判员 马 丽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文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