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4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宗卫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合，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健，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辛大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绶翔，常熟市董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共同代理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雨，常熟市董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共同代理上述二被上诉人。上诉人宗卫国因与被上诉人陈宁、辛大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8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宗卫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上诉费用由陈宁、辛大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不当。1.陈宁、辛大铺主张的买卖合同纠纷与宗卫国抗辩的代销合同纠纷除佣金条款、风险条款不同外，其他合同条款无明显区别。结合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结合双方无书面合同、无欠条对账且已实际履行完毕的客观情况，法院未查清涉案标的、数量、价款导致事实不清。2.关于合同标的。根据陈宁、辛大铺提交的诉状及送货单，其起诉合同标的指向90%白鸭绒、灰鸭绒及80%白鸭绒、灰鸭绒，数量85.06吨。根据宗卫国整理的客户清单，宗卫国自认合同标的为90%白鸭绒及80%白鸭绒，数量57.23吨。陈宁、辛大铺提交送货单系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具有证明力。双方主张鸭绒数量差额20余吨的规格、颜色、送货时间等，应由陈宁、辛大铺进一步举证。3.关于交易数量。一审认定交易数量80吨的依据是两段录音。其中，陈树国、宗卫国之间录音无法证明宗卫国确认80吨数量；陈宁、宗卫国之间录音不完整存在重大瑕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不能采信。4.关于合同单价。陈树国、宗卫国交易标的物系服装用鸭绒，因颜色、含绒量不同故价格各有差异，且不同时间段价格波动剧烈。在陈树国、宗卫国交易的2013年至2015年12月两年时间里，90%白鸭绒价格从40余万元/吨跌至10余万元/吨，故鸭绒颜色、数量、交货时间对交易价款影响很大。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陈宁、辛大铺不能举证除宗卫国自认之外的20余吨鸭绒的具体标的、数量及交易时间，且常熟市价格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咨询意见亦可以佐证本案不具备价格鉴定或者询价条件。一审酌定合同单价统一按25.5万元/吨计算，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5.一审法院未将宗卫国支付的353万货款计入已付款有误。双方均认可交易时段是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根据陈树国2013年12月24日至2014年5月24日出具的6张收条，陈宁、辛大铺也认可收到事实，故应计入宗卫国总付款中。且，涉案两段录音中均未谈到80吨交易的起始时间，应合理推定为双方自2013年12月开始交易起算的总吨数。一审仅依据陈树国生前笔记本记载内容结合陈宁、辛大铺单方制作的送货单认为353万不在陈宁、辛大铺诉请交易时间范围之内，属于认定事实错误。6.关于宗卫国与下家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价值117万款项，已经支付给了陈树国，应计入本案已付款，一审法院仅认定17万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宗卫国上诉请求。陈宁、辛大铺辩称，1.关于交易数量。两段录音中均涉及80吨，录音完整性已有鉴定意见证明。录音反映，宗卫国一直推脱与陈树国进行对账，应承担不利后果。录音中涉及80吨与送货单85.06吨基本吻合。一审仅认定80吨，与85.06吨还有相差，鉴于陈宁、辛大铺举证困难，故愿按照80吨来主张。2.关于合同单价。目前每一笔交易单价无法确定，一审法院酌定价格已经结合同时期行业价格、朱建中与其下家交易价格、宗卫国与其下家交易价格，且考虑宗卫国盈利空间。对于鸭绒规格，从宗卫国与下家交易送货单看出，绝大多数是90%白鸭绒，部分是80%白鸭绒，没有70%白鸭绒。3.关于已付款。353万对应的收条时间均在2014年之前，即陈宁、辛大铺一审诉请主张交易之前。关于该353万，陈树国生前笔记载明353万系针对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的发货364.628万元支付的货款，宗卫国尚结欠陈树国11.6万元。4.117万所涉及的4.10527吨鸭绒不在陈宁、辛大铺诉请范围内，宗卫国认为系陈树国通过其向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供货的陈述虚假，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宗卫国的上诉请求。陈宁、辛大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宗卫国履行给付陈宁、辛大铺货款1179400元（一审笔误，应为“11179400元”）义务；2.宗卫国承担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宗卫国负担。一审审理中，陈宁、辛大铺将第二项利息的起始日变更为2018年7月3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树国长期从事羽绒制品加工销售，曾系安新县新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7年10月10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羽绒制品（国家法律、法规、政策限制的除外），于2014年11月20日经决议解散后注销。2013年左右，陈树国经人介绍与宗卫国认识。两人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羽绒业务往来，但均没有形成书面合同。2016年12月2日，陈树国致电宗卫国手机，要求与其进行对账结算，内容摘录如下：“（陈）我昨天晚上到常熟了啊，我过来的目的你也知道，把账结一下，把条子给我打了，我马上就得回去。（宗）我跟你讲，纸条我肯定不会打你，但是我账我可以全部给你看，我也跟你讲实话，这个账我讲你听现在都在外面，你应该跟我好好坐在那里谈一下，这个钱呢确实都在外面。（陈）我知道都在外面，我也不是跟你要，我不是跟你要。（宗）对你好的人你要搞搞我讲你听翻脸，对你不好的人你拿不住，我们这种人对你够好的啦，前面做的确实那个账死掉了都这样，你真的不知道这种情况，你可能，我可以带你去试一下，我还跟你讲你过来的时候打我电话，你先不要过来，过段时间过来，你现在过来，我讲你听你不知道这两天老朱那边他那个心情，以前欠的账那个钱真的要不到，一分都没有搞到。（陈）我也不跟你要，我也不逼你，老宗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也不是说你给我打条子，我非跟你要这个钱不行。（宗）……连我自己一起的这样搞下去的钱可能要七百多万，八百万不到钱，我也搞得没有钱。你不给人家货，你以前那个账转来转去，你真的要跟人家翻脸要，不翻脸这个钱真的难要。我也会叫你过来要跟你考虑一下，你要起诉人家，拿点衣服，拿点东西，别的根本拿不到的。（陈）你解脱我也解脱，我让你打这个条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应该理解我。（宗）我说你这个纸头怎么打呢，我现在人家都打了，我现在手头人家也打给我一点了，我都打给你，有的都还没有打，有的确实没有打。（陈）最起码咱俩得把账对一下吧，你两年都不对账了。（宗）你对一下么，你那个账怎么对喽，你拿卖的价格出来，你上次跟我讲一共八十多吨，我不是跟你讲好八十多吨，总的，只要吨数准，后面那个钱有的高有的低，搞出来再算。（陈）对啊，按你的意思算出来最起码你给我一个数字啊。（宗）现在我有的条子还没有打到啊，我打到以后我跟你清清爽爽讲的，我也不会贴钱怎么样。……”通话后，双方仍未对业务往来期间的交易进行对账结算。一审另查明：辛大铺与陈树国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儿子陈宁。2016年12月26日，陈树国因病逝世。陈树国父母先于其亡故。以上事实，由工商信息查询、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死亡注销证明、村委会证明、录音光盘、一审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陈树国与宗卫国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业务往来的法律关系认定？陈宁、辛大铺主张双方系羽绒的买卖合同关系；宗卫国主张双方系羽绒的代销合同关系。陈宁、辛大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48份送货单的回单及对应存根（共涉及三本送货单，编号自0033681-0033730，时间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24日）、2014年与2015年的发货明细统计表各一份。陈宁、辛大铺陈述，每份送货单上书写的收货单位、品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送货人等情况均是陈树国让负责产品出入库的外甥周佳制作书写。证明陈树国在2014年4月至2015年底共计向宗卫国发货80%、90%含量的鸭绒85.06吨，价格从18万/吨至42.5万/吨不等，合计价款23555900元。宗卫国质证认为：送货单系陈宁、辛大铺单方制作，并无宗卫国的签收，对其三性均持有异议，上面记载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均不确认,送货单都是连号，有可能是陈宁、辛大铺为了本次诉讼而编造出来的送货单；基于送货单直接统计的发货明细也一并不认可。2.2017年3月8日陈宁就业务结算致电宗卫国手机的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一份，内容摘录：“(宗)：那个账是不对的，你不能按照你的定价，那年亏本了呀，那个价格掉下来亏本了，进价的时候可能有一年是四十几万，后来那种掉到二十万，贰拾贰万卖的呀。我问他你这个要不要卖。（陈）到时价格高的话就是14年的时候价格高，然后从15年就开始掉下来了。（宗）：我跟你总的账，我算了一下，一共是多少钱呢，一共我讲你听，就是八十吨的绒。现在加上别的钱的话，现在已经卖了，我已经算了一下，一共要卖了二十八万二千块钱，你真正的哪有拿点价格，你说是不是。（陈）反正价格，他当时都是这个价格弄的。（宗）那弄的那个价格没有卖到那个价啊，你一吨我知道，我还问他，我说你这个价不要卖了，你放在那里，等他涨上去再卖吧。他说你帮忙卖掉吧，不卖掉也不行。（陈）嗯。（宗）你这种做事情不能这样做，我当时跟他讲了，现在一共只有四百万不到点钱。你看后来拿了两百万的衣服，还有去年给你打了一百多万块的钱。他这个做事情，实在这样做事情真的不对的。你看害得，搞得老朱现在么跟我有意见了，老朱现在电话都不跟我联系的现在。所以他到你们那里来，他不跟我讲的现在。（陈）嗯，他都不跟你说啊。（宗）他们现在都不跟我说的，跟我说的话，我肯定通知你。……”陈宁、辛大铺对此陈述：录音中宗卫国承认是80吨的绒，证明宗卫国对数量已经认可，与送货单上的85.06吨也基本吻合。“一共要卖了二十八万二千块钱”显然不可能是总共的价款，结合前后语义应当指的是每吨绒的平均价，这样计算的总金额与陈宁、辛大铺主张的也基本相近。宗卫国质证认为：录音内容不完整，仅录制了通话的后半段，可能还存在剪接的情况，存在重大瑕疵；宗卫国陈述的80吨是顺着陈宁的话讲的，有被故意误导的可能，80吨也仅是个约数，至于80吨的具体规格、送货时间均不明确；“一共要卖了二十八万二千块钱”也推导不出系平均单价的结论，是陈宁、辛大铺的主观臆断。3.陈树国生前记录发货收款的笔记本（含笔记本夹页二张），笔记本上记载了各个客户的具体情况，2014年与宗卫国的发货情况就是从4月16日开始记录，2015年发货情况记载部分，证明双方之间的羽绒买卖情况，每笔货款的收取情况。宗卫国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笔记本是否为陈树国本人记录不确定，其次即使是陈树国笔迹，也系单方制作，不具有证明力。4.2014年、2015年、2016年宗卫国付款明细统计表三张及陈宁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明细账上显示2015年11月30日收到户名为蒋桂泽转存的17万元）。三张付款明细表系陈宁、辛大铺自行统计，含有转至陈宁银行卡钱款金额，主要载明陈树国及陈宁、辛大铺自2014年6月24日至2016年11月8日的收到宗卫国货款情况，共计付款12376500元。宗卫国质证认为：对于上述每笔付款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这些仅是宗卫国付款的部分，并不全面，实际双方业务往来中已不存在欠款。一审审理中，宗卫国就主张的代销关系并未向一审法院举证，但就2017年3月8日陈宁与宗卫国的通话录音的完整性、是否存在剪辑情况，向一审法院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根据申请，依法委托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9月6日，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康宁司鉴中心【2018】声像鉴字第3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名为“宗叔，常熟@138××××3268-20170308181431.amr”检材录音资料完整，且未有剪辑处理。2018年9月12日，南京康宁司法鉴定中心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不影响鉴定意见的瑕疵性问题进行了补正。为此，宗卫国支付鉴定费2400元。陈宁、辛大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正书均无异议；宗卫国认为鉴定机构仅对录音的完整性出具了意见，实际上陈宁录音未包括两人完整的通话时长。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进行了调查：1.徐灌清的调查笔录，反映：其是在连云港跑运输的，在2014年左右认识了陈树国，帮他运输羽绒。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跑常熟的线路比较多，从连云港公司装车后送货至常熟，具体的地点由陈树国每次通知。每次基本上在一到二吨左右，有时仅有几十包，具体数量、品种因为没有任何的交接手续及运输合同，现在也不清楚了。运输费用是一趟一结，有时是陈树国付，有时陈树国安排收货人支付，已经结清。常熟这边的收货人有两个，一个是朱建中，一个是宗卫国，根据收货人的指示可能直接送到了相应的下家工厂。陈宁、辛大铺对此没有异议，并陈述货物是委托别的企业加工后，再从加工厂家直接发货至常熟的。宗卫国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反映不清楚双方往来情况，内容也就没有证明力。2.朱建中的调查笔录（陈宁、辛大铺、宗卫国确认朱建中即两段录音证据中提及的“老朱”），反映：其之前在大义羽绒厂做供销，业务过程中认识了陈树国，之后陈树国就让其辞职后与他一起合作生意。其与陈树国从2012年合作，刚开始半年是代销关系，按照每吨一万元结算，后来双方直接谈好价格直接买进羽绒，买卖关系维持到了2014年年底左右，其在三年时间内的供货上家就只有陈树国。期间，其介绍宗卫国与陈树国认识，之后他们开始合作，宗卫国还抢了其的几个下家，2015年其主动退出。宗卫国与陈树国是买卖关系，直接买进卖出，陈树国向其说起宗卫国还欠他一千多万货款。另外，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部分2013年-2014年其与下家单位（大义的鑫宇服饰、沙家浜的金牛华尔车服饰、徐市的艳鹿服饰、海虞的吉利雅服饰）的送货原单，并反映2012、2013年白鸭绒价格比较高，2014年价格较低，一般平均在28万-30万/吨，2015年不太清楚市场价格。陈宁、辛大铺对此没有异议。宗卫国质证认为：对其反映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朱建中自述宗卫国抢了其生意，其陈述内容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并不清楚陈树国、宗卫国之间的合作模式，所谓货款1000万元也仅是听说，不予认可，故朱建中的调查笔录不具有证明效力。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方面，陈树国与宗卫国在交易的几年时间内没有形成书面合同或往来凭证，但宗卫国确认收到陈树国发来的羽绒制品，同时认可向对方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已初步形成了双方买卖关系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对于宗卫国主张的代销关系，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长期的交易中，宗卫国实际也未收到过每吨1万元的佣金收入，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代销关系特征。另外，对于陈宁、辛大铺举证的两份录音，其中一份宗卫国予以认可，另一份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明确录音资料完整，且未有剪辑处理，故一审法院均作为适格证据，予以采信。在该两段录音中，仅有陈树国一方要求宗卫国结算账目的陈述，而宗卫国对于佣金费用只字未提，也陈述由其本人对交易下家的货款催收，不符合常理。综合考虑案情，一审法院认定陈树国与宗卫国在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存在羽绒制品的买卖合同关系。对宗卫国主张的代销关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如何认定双方交易货物的数量及单价？陈宁、辛大铺认为，本案中主张的羽绒买卖是从2014年4月16日起至2015年12月24日止，数量及单价应按照送货单情况确定。双方交易的羽绒绝大多数为90%含量的白鸭绒，少部分80%含量的白鸭绒（2014年及2015年7、8月），还有极少数90%的灰鸭绒（2015年7、8、10月）。羽绒制品单价的市场行情波动巨大，行业内也有市场价格可供参考，双方交易过程中的价格调整与市场价格的波动相一致。为此，其提交了从羽绒金网下载的2014年度-2015年度的羽绒制品价格情况供参考，显示：其中90%含量的白鸭绒自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每月单价（元/kg）为435.6、399.6、372.6、360、342、315、306、324、324、315、270、279、246.6、255.6、237.6、232.2、232.2、232.2、205.2、180、203.4；80%含量的白鸭绒自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每月单价（元/kg）为379.2、347.2、323.2、312、296、272、264、280、280、272、232、240、208、216、200、195.2、195.2、195.2、174.4、152、172.8；90%含量的灰鸭绒自2015年7月至2015年10月每月单价（元/kg）为223.2、223.2、223.2、196.2。宗卫国认为，其共计收到陈树国发来的羽绒共计57.23347吨，其与下家结算金额为15671562.95元（均价约27.38元/吨），这与陈宁、辛大铺主张的85.06吨的货物有差距，陈宁、辛大铺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货物的差额产生于何时，品种规格是什么，单价是多少。羽绒单价与交货时间密切相关，在陈宁、辛大铺不能举证交货时间的情况下，单价应当使用交易时间段内的最低值来计算。为此宗卫国陆续提交其与下家的送货清单若干及自行制作的客户清单。对此，陈宁、辛大铺质证认为：数量、价格与宗卫国本人录音中承认的80多吨羽绒及28.2万元/吨的单价不相吻合，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为查明本案所涉货物的单价问题，一审法院向常熟市价格鉴定中心咨询，工作人员表示羽绒的单价在每个市场价值时点都不同，某个时点的市场价格需要进行询价才能明确。之后，一审法院向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就羽绒单价进行咨询，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仅向市场购买90%以上品质的白鸭绒，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市场价格情况如下（万元/吨）：44.9、45.3、43.9、41.8、38.8、36.8、34.5、32.7、30.6、31.8、31.2、32.7、29.1、27.3、25.6、25.3、24.7、23.6、22.3、23.5、21.4、19.4、19.3、20.7。2014年平均为37.1万/吨，2015年平均为23.5万/吨。一审审理中，陈宁、辛大铺表示，考虑自身的举证能力及本案的具体情况，羽绒交易的数量按照80吨来主张，因涉及不同规格以及市场波动的影响，单价上统一按25.5万元/吨计算。一审法院认为：陈树国与宗卫国在交易期间未有书面合同，也未形成书面对账单，双方之间交易时间跨度较长，交易笔数频繁，现交易一方陈树国也已离世，碍于当事人举证能力以及法院调查的难度，一审法院仅能合理分配了双方的举证责任，对此进行综合评判。关于数量。第一，陈宁、辛大铺举证的陈树国笔记本及送货单虽然均是单方制作，没有宗卫国确认，但经核对，陈树国送货的时间及货物规格、数量与宗卫国提交的下家送货单还是可以部分印证；第二，陈宁、辛大铺举证的两份录音，双方均提及80吨羽绒的情况，宗卫国本人在第二段录音中也提及“一共就是八十吨的绒”；第三，从第一段的录音中也反映了宗卫国明显怠于与陈树国进行对账结算，本案即使与宗卫国抗辩的数量存在差距，也可能系宗卫国未能全部提供账目所致。现陈宁、辛大铺对羽绒交易的数量按照80吨来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数目相对合理可信，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单价，本案中不具备按照双方每笔交易来认定单价的前提，仅能通过均价来计算。宗卫国提出单价应当适用交易时间段内的最低值来计算，亦显失公平。故一审法院基于诚实信用及公平交易原则，参考行业市场价格、案件相关主体的交易价格以及一审法院向龙头企业咨询的价格，结合案件中的交易时间、数量、规格以及宗卫国的盈利空间等因素，综合酌定双方羽绒单价统一按25.5万元/吨计算，即陈树国与宗卫国之间的羽绒货款合计为2040万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三）宗卫国的已付款情况？一审审理中，双方一致认可：除了陈宁、辛大铺举证宗卫国确认的付款明细共计1237.65万元之外，陈宁、辛大铺还收到价值180万元的抵债衣服，宗卫国妻子刘四云向陈宁、辛大铺陈宁汇款支付的三笔共计16.88万元（4.88万+2万+10万）也应系宗卫国支付的货款。除此，宗卫国主张：第一、其还支付过陈树国353万元货款；第二、双方交易往来中，其中一笔2014年12月27日宗卫国与下家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的价值为1170001.95元的款项，已经直接支付给了陈树国，也应予扣除；第三、合作期间还借过陈树国钱款，也为其归还过他人借款，金额合计为315万元；另外，因为陈树国与宗卫国交情较深，2017-2018年宗卫国还向陈宁、辛大铺母子给予生活补助7万元，每次以金额1万元转账至辛大铺妹妹（辛大宅）银行卡上，但该部分不作为货款，无需扣除。陈宁、辛大铺对宗卫国主张扣除的三项均不予认可。为此宗卫国提交了以下三组证据：第一组：六张收条。该六张收条均由陈树国作为宗卫国货款的收款人手写形成，分别为2013年12月24日的60万（现金20万及承兑40万）、2014年1月9日的130万、2014年1月21日的80万元、2014年1月28日的20万、2014年3月11日的40万元、2014年5月24日的23万，合计金额为353万元。证明陈树国曾收到过宗卫国货款353万元，但陈宁、辛大铺并未统计在已付款明细中。宗卫国还陈述两人一开始做羽绒生意时，陈树国资金紧张，要求宗卫国先支付一部分货款，在这样的情况下，宗卫国从2013年12月开始的几个月内，陆续支付了353万元，但具体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已经不记得了，无法提交相关证据。陈宁、辛大铺质证认为：对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部分的交易发生在陈宁、辛大铺所主张的2014年4月之前，因大致已经结算清楚，所以起诉时并未囊括在内，也就是说，并不在陈宁、辛大铺的诉讼请求中。根据陈树国生前笔记本夹页中的整理，事实上宗卫国在2014年4月前的买卖交易中还结欠陈树国11.6万元，现陈宁、辛大铺保留向宗卫国主张的权利，但在本案中不再主张。第二组：1.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2.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我公司与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2014年的羽绒业务，是陈树国的原料绒在我公司加工后，由陈树国直接发往常熟出售给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然后陈树国借用我公司名义直接开发票给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开票时间是2014年12月27日，数量4105.27公斤，总开票金额1170001.95元。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直接付到我公司账上470001.95元，由我公司支付给陈树国，余额由陈树国自行与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结算。……”3.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九份（合计金额1170001.95元）。4.网上银行打印单二张（2014年12月29日由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汇款至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30万元；2015年11月28日由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汇款至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170001.95元）、记账凭证复印件一张（17万元转账至陈宁银行卡）及50万元承兑汇票复印件一张（宗卫国2015年10月16日签收）。5.蒋桂泽身份证复印件、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工资发放表及证明一份（内容：蒋桂泽2015至2017年是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员工，从事小车驾驶员工作，2015年11月30日公司借蒋桂泽银行卡汇给陈宁17万元，此款是公司支付给陈树国的款项。）6.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的记账凭证7页，包含30万元、170001.95元银行支付回单、50万元承兑汇票复印件在内。以上证据，共同证明陈树国以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名义通过宗卫国向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供货4.1吨羽绒，并且已收款117万元货款的事实，其中17万元是由蒋桂泽直接打到陈宁账户，30万元是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打卡给陈宁或陈树国，其它承兑汇票是经宗卫国交给陈树国一方的。陈宁、辛大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能反映宗卫国结付陈宁、辛大铺货款，与本案无关，而情况说明也仅是讲到的是47万元，并不是宗卫国抗辩的117万元，自相矛盾，也不能达到宗卫国的举证目的。至于陈宁银行卡上的17万元转存情况，陈宁本人表示不清楚。第三组：收条、借条各一张、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借据五份、借款明细表，共同证明双方合作期间宗卫国还借过陈树国钱款，也为其归还过他人借款，共计315万元。陈宁、辛大铺质证认为：部分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借款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另案处理。一审审理中，就六张陈树国收条的情况，陈宁、辛大铺向一审法院出示了陈树国笔记本中的二张夹页，显示：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陈树国共计向宗卫国发货7次，共计货款金额364.628万元（280元作抹零处理）；2013年12月8日至2014年4月29日，宗卫国共计向陈树国支付款项（包括汇款、现金、承兑、买烟等）19次，共计金额353万元，至2014年4月29日记载为“下欠116000元”，每笔均为连环抵扣记录。对此，宗卫国质证认为：该笔记本夹页是否陈树国本人书写不能确定，即使真实，也仅是陈树国的单方记载，并无宗卫国确认；双方如果是买卖关系且从未结算，那应该将全部往来一并计算，宗卫国录音中体现的80吨应是总体数量，而该353万元也应算在已付款中。另外，宗卫国表示对于笔记本夹页不申请笔迹鉴定。关于已付款，一审法院对此逐一分析如下：第一部分、关于六张收条。首先，虽然宗卫国对笔记本夹页的真实性有异议，也并未申请司法笔迹鉴定，应推定为陈树国本人当时所记载；其次，宗卫国举证的六张陈树国书写的收条基本上落款是在2014年4月前，发生在陈宁、辛大铺本案中主张的交易之前；再次，宗卫国对于该353万元的具体付款明细情况未能进一步举证，也没有证据表明宗卫国在陈树国出具收条之日已经付款，相反，陈宁、辛大铺对于该353万元的支付情况却在陈树国的笔记本夹页中全面地、连续地反映，大致与其开具的六张收条也能对应；另外，双方均认可在2013年12月期间就有羽绒业务往来，这与陈树国记录内容可以印证，陈宁、辛大铺对该部分的陈述也较为合理可信。故，宗卫国抗辩收条中的353万元系本案已付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二部分、关于涉及江苏特别特服装有限公司的117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宗卫国陈述陈树国以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名义通过宗卫国向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提供羽绒的这个过程与陈宁、辛大铺陈述发货过程可以印证，但从宗卫国目前提交的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的款项支付凭证中，仅能证明其中一笔经蒋桂泽向陈宁、辛大铺陈宁转存的17万元，宗卫国未能充分举证证明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支付的其余30万元货款。另外，由宗卫国直接向陈树国支付的70万元，其也并未能举证。现陈宁对蒋桂泽向其转存的17万元未能做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仅能认定该17万元是宗卫国的已付款。第三部分、涉及双方之间借款。因双方借款纠纷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陈宁、辛大铺对此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不予理涉，宗卫国可另行主张。综上，宗卫国在本案中向陈树国支付货款共计1451.53万元（1237.65+180+17+16.88）。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根据前述论述分析，认定宗卫国共结欠陈树国货款588.47万元（2040-1451.53）。根据法律规定，陈树国亡故后，辛大铺、陈宁作为其妻子、儿子，可继承本案债权，故陈宁、辛大铺的第一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即宗卫国应向陈宁、辛大铺支付货款588.47万元。关于陈宁、辛大铺变更后主张的利息损失，即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宗卫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宁、辛大铺货款588.47万元，并支付以588.4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陈宁、辛大铺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876元，鉴定费2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6276元，由陈宁、辛大铺负担44461元，宗卫国负担51815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宗卫国就陈宁、辛大铺于一审中提交的48份送货单是否一次形成、是否形成于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申请鉴定。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院（2019）苏05法鉴委字第00075号委托函委托，于2019年11月25日出具东南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964号《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四、分析说明字迹在纸张上形成之后，在逐渐干涸的过程中，其中的物质会与纸张纤维结合，时间越长结合得越紧密、稳固；另一方面，字迹物质中挥发性的有机成分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上述字迹物质与纸张纤维结合力及挥发性有机成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可以通过实验检测到。送检48份《送货单》上检材字迹1-检材48字迹之间笔迹特征、墨迹颜色、笔痕特征反映一致且共时性书写习惯特征也反映一致；任意选取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48中部分检材字迹之间物质中挥发性有机成分含量变化基本一致，说明上述检材字迹物质的老化程度基本一致。综合分析，符合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48系同种书写工具书写且形成时间基本一致的特点。五、鉴定意见据现有鉴定材料，送检48份《送货单》上手写字迹系同种书写工具书写且形成时间基本一致；由于送检材料自身条件所限，不能鉴定上述48份《送货单》是否形成于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对上述鉴定意见书，宗卫国质证认为，1.对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证明诉争48份送货单不真实不具有证明力；2.陈宁、辛大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诉争48份送货单都是出货时跟车一起出去、周佳在出库时书写的，根据上述陈述，诉争送货单应在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14日期间的不同时间点形成，但上述陈述经鉴定结论证实不属实，陈宁、辛大铺存在严重不诚信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陈宁、辛大铺质证认为，1.诉争鉴定意见未达到鉴定要求。鉴定意见载明“送检48份《送货单》上手写字迹系同种书写工具书写且形成时间基本一致”，但并未说明是一次形成；2.诉争48份送货单与争议的353万，与陈树国生前书写的笔记本及笔记本夹页相互印证，客观真实，并非伪造。关于诉争48份送货单，陈树国生前书写笔记本对每笔送货均有记载，内容与送货单完全一致吻合，陈树国生前不能预想到如今的诉讼，相关笔记本不可能凭空捏造，且诉争48份送货单并非一审判决的依据，无论送货单鉴定结论如何，都无法否定送货单体现事实的真实性；关于353万，形成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之间，系陈树国向宗卫国发货7次的货款，宗卫国就353万具体付款不能进一步举证，也没有证据证明宗卫国在陈树国出具收条之日已经付款，结合录音及陈树国生前全面、连续记载的笔记本夹页，353万不应计入本案诉请交易已付货款中。二审另查明：1.关于陈树国、宗卫国交易期间。2018年8月3日一审庭审过程中法院询问：“原告，你父亲和宗卫国的买卖合同关系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陈宁、辛大铺陈述：“2014.4-2015.12”。2018年10月11日一审庭审中，陈宁、辛大铺陈述：“在双方2014.4.16开始正式交易前，有一段前期的交易是2013.12月底开始的。”2.陈宁、辛大铺于二审调查后向本院邮寄代理意见认为，陈树国、宗卫国2016年12月2日通话录音中陈树国说：“最起码咱俩得把账对一下吧，你两年都不对账了，最起码得对一下账呗…”，上述陈述中涉及的两年不对账，倒推计算是2016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2日。如倒推至2013年12月，则是三年，而非录音中的两年。根据陈树国生前笔记记载，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陈树国向宗卫国发货7次共9.842吨绒为364.628万元，这笔交易与陈宁、辛大铺一审诉请2014年4月之后的交易并非同一笔交易。上述事实，有《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当事人提交的质证意见、当事人陈述及一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宗卫国、陈宁、辛大铺一审陈述，双方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就鸭绒进行买卖，陈树国于2016年12月26日去世，其近亲属陈宁、辛大铺因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12月24日陈树国向宗卫国供货货款诉至法院。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在于，宗卫国、陈树国之间的买卖鸭绒数量及单价如何确定。宗卫国上诉认为，一审认定数量80吨及单价25.5万元/吨无充分依据，即便认定数量80吨，也指向宗卫国、陈树国自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交易数量。其一，关于数量。陈宁、辛大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48份送货单、陈树国生前的笔记本、夹页及两段录音。对此本院认为，关于诉争48份送货单，送货单均未经宗卫国签字确认，且经鉴定“送检48份《送货单》上手写字迹系同种书写工具书写且形成时间基本一致”，本院对诉争48份送货单的证明力不予采信；关于陈树国生前笔记本及夹页记载内容，系陈树国生前单方制作，并非陈树国、宗卫国确认的结算内容，宗卫国不予认可，不应作为确定双方交易情况的依据；关于陈宁、辛大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陈树国、宗卫国之间录音及陈宁、宗卫国之间的录音，宗卫国对陈树国、宗卫国之间录音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宗卫国对陈宁、宗卫国之间录音完整性虽不予认可，但经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明确录音资料完整并未有剪辑处理，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未违反证据规则。上述两段录音内容均指向宗卫国认可双方之间交易的羽绒数量为80吨。宗卫国上诉认为，即便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80吨交易量，该80吨交易期间指向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陈宁、辛大铺认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陈树国向宗卫国发货7次共9.842吨绒计364.628万元，这笔交易通过陈树国生前笔记本夹页记载内容显示已经结清，故无需再结算，且结合陈树国、宗卫国之间录音时间2016年12月2日往前推算两年，也指向80吨（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与上述9.842吨（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并非同一笔交易。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宗卫国、陈树国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交易的事实可以确认。根据陈宁、辛大铺提交的录音，虽可以认定宗卫国、陈树国之间存在80吨的鸭绒交易量，但该80吨指向期间通过现有录音内容无法进行合理推定，依据陈宁、辛大铺根据录音时间2016年12月往前推算两年的计算方法，应当推算至2014年12月，与陈宁、辛大铺主张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的交易期间不能匹配，在陈宁、辛大铺于本案一、二审中未能提交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交易期间内宗卫国、陈树国就鸭绒买卖往来进行送货、对账及结算的有效凭证的情况下，仅依据陈树国生前笔记本中单方制作的交易明细，不足以认定陈宁、辛大铺主张的录音中宗卫国自认80吨交易期间指向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的观点，陈宁、辛大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宗卫国主张80吨指向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交易期间，在无反驳证据情况下，本院予以采信。其二，关于单价。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向常熟市价格鉴定中心进行咨询，并根据该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建议向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就羽绒单价进行咨询，因陈宁、辛大铺无法就供货的规格进行举证，一审法院结合其询价结果及宗卫国提交的其与下家之间的交易单价、含绒量等情况，酌定单价统一按25.5万元/吨计取，在合理裁量范围之内，且未显失公平，应予维持。宗卫国虽认为一审酌定价格不合理，但未提供充分反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树国、宗卫国之间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之间的交易价款为2040万（80吨*25.5万元/吨）。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二在于，宗卫国已付款如何确定。一审法院认定宗卫国向陈树国已支付货款1451.53万元（1237.65+180+17+16.88），各方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各方对353万、117万中除17万以外的100万持有异议，本院认定如下：其一，关于353万。陈树国向宗卫国出具的6张收条显示，陈树国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共收取宗卫国353万。陈宁、辛大铺主张依据陈树国生前笔记本夹页记载内容可以认定诉争353万已经结清，对此本院认为，陈宁、辛大铺提交的笔记本夹页记载内容由陈树国单方制作，并非陈树国、宗卫国之间对账确认内容。且如上分析，根据举证责任分配，陈宁、辛大铺于本案一、二审中提交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宗卫国于录音中确认的80吨交易期间指向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故应由陈宁、辛大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宗卫国于录音中陈述的80吨指向双方交易期间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陈树国上述353万收款发生在双方交易期间内，应当计入已付款。一审法院依据陈宁、辛大铺主张结合陈树国笔记内容推定该353万系陈树国、宗卫国于2014年4月之前已经结清的款项，依据不足，应予纠正。其二，关于117万。宗卫国认为，陈树国以盐城丰美羽绒制品有限公司名义通过宗卫国向江苏特别特服饰有限公司供货4.1吨羽绒并且收到117万货款应计入本案已付款。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该117万中有一笔17万经蒋桂泽支付至陈宁账上故计入至宗卫国已付款，陈宁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余下100万，宗卫国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经支付陈树国，故其主张该100万在本案中应一并计入已付款依据不足，不能成立。综上，宗卫国已付款应认定为1804.53万元（1237.65+180+17+16.88+353）。宗卫国结欠陈树国货款共计2040万元，扣除其已经支付货款，仍结欠235.47万元。关于上述欠款利息，结合陈宁、辛大铺的主张及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情况，本院依法确认为，利息以235.47万元作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取，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取。综上，上诉人宗卫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实体处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8190号民事判决。二、宗卫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陈宁、辛大铺货款235.4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235.47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取，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取）。三、驳回陈宁、辛大铺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876元，鉴定费2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6276元，由陈宁、辛大铺负担77021元，宗卫国负担1925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8876元，鉴定费100000元，合计188876元，由陈宁、辛大铺负担151101元，由宗卫国负担377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军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 莉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