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3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邵天贵，男，1975年10月26日出生，广东省电白县人，住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广东粤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华，男，1987年9月8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人，住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杰，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擎，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天贵因与被上诉人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民初6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天贵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19)京0117民初6243号民事判决。2．请求法院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宋华所有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宋华承担。事实和理由：1、宋华主张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向案外人廖小琴转账人民币30万元整、2015年6月30日向邵天贵转账人民币10万元整,据此主张邵天贵与宋华存在借贷关系,是没有任何的事实及法律依据的。(1)在2013年6月14日宋华向案外人廖小琴转账人民币30万元整。该款项是属于购买红酒的货款,并非是宋华向邵天贵所出借的涉案借款。因此,该款项的性质并不是属于宋华与邵天贵之间的借款,而是货款,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2)在2015年6月30日宋华向邵天贵转账人民币10万元整。该款项也是属于宋华向邵天贵购买红酒的购货款,并非是属于本案的借款(该事实在邵天贵与宋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能够证实,双方存在红酒的买卖关系)。因此,该10万元的转账是宋华向邵天贵购买红酒的购货款,并非是本案的借款。(3)由于邵天贵与宋华之间的红酒买卖的货款存在争议,邵天贵尚有部分货物未发送给宋华,宋华则向邵天贵主张双方进行结算,将剩余的货款退还给宋华。但是双方一直未能就货款的数额达成最终的结算。邵天贵在宋华胁迫之下,就先行向宋华退还了人民币2万元整的货款。(4)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宋华经常向邵天贵购买昂贵的红酒,而且双方是保持长期的买卖关系。另外,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宋华也从未向邵天贵主张过所谓的借款,聊天内容更多的是提及到货物的交易。若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而且在出借期限长达如此之久的情况下,宋华没有任何向邵天贵催收过借款的证据,明显与常理不符。再者,据邵天贵本人陈述,之前的货款30万元双方已经结清,之后宋华才会在2015年06月30日再次转账货款10万元给邵天贵。因此,宋华主张本案的借款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假若双方是借款关系,宋华不可能在邵天贵在欠其30万元借款期间,向邵天贵购货,却从不提以货抵借款,且在邵天贵欠旧债两年之久未还情况下,又借10万元给邵天贵,这不符合常识。2．邵天贵是在受宋华的威胁之下才出具的《收条》,该《收条》内容并非是客观、真实的。由于邵天贵与宋华就货款尚存在较大争议,宋华为了尽快拿回货款,在2017年11月9日,将邵天贵带到佛山的一家农庄,逼迫邵天贵书写《收条》及《借款协议》。事后,邵天贵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1)邵天贵所出具的《收条》并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庭上宋华也是承认在2017年11月9日当天单独约了邵天贵,在邵天贵出具了《收条》之后又叫两位强壮的人员盯着邵天贵,邵天贵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非法拘禁，而且能给邵天贵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宋华当时的一系列行为足以能够证实宋华存在威逼邵天贵出具《收条》。事后,邵天贵也报警进行处理。(2)另外,从《收条》的内容当中记载“现金”可知。即便认定《收条》是真实的,双方的借贷应是通过现金的形式交付,而宋华所主张的通过银行转账的款项,显然不属于本案借款。其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宋华仅提供《收条》并不足以证实本案借贷的真实发生,其还应提供出借款项的来源、款项具体交付方式、同时期提取款项的证明等证据。相反邵天贵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伦教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及《借款协议书》等一系列证据,均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并未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宋华的诉求。(3)退一步来说,即便宋华所主张的借款成立,并根据宋华当庭提交的《借款合同》(未有原件)显示借款期限自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12月24日止。由于《收条》是在宋华胁迫之下才出具的,并非邵天贵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不予认可。因此,即便宋华所主张的借款成立,但由于该借款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在时效经过之后,邵天贵也没有做出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邵天贵援引了诉讼时效经过法定的抗辩事由。故,无论是否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与否,邵天贵均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邵天贵与宋华之间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宋华向邵天贵的转账也并非是借款,而是购货款;而后邵天贵在宋华的胁迫下出具并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收条》和《借款协议》,原审法院以《收条》和《借款协议》认定邵天贵与宋华之间存在借款事实是错误的。希望贵院能查明事实真相,维护邵天贵的合法权益。宋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邵天贵的上诉请求。宋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关于双方的法律关系的问题。宋华认为根据宋华提交的转账记录、收条以及借款合同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邵天贵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体现邵天贵向宋华邮寄过红酒，而且对于这一事实宋华也是认可的，因为这个红酒当时是对邵天贵逾期还款的一种补偿。而且微信聊天记录当中并没有明确体现双方买卖的意思表示，因为载明买卖货物的数量及价款不足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且邵天贵的代理人在原审过程当中关于双方法律关系的陈述是前后矛盾的。先称宋华是卖方，后来又改口称邵天贵是卖方，又称双方是买卖关系，同时又称双方是合作关系，所以说，宋华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是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或者合作关系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二点是关于收条的和借款协议的证明效力的问题。邵天贵本人在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仅是其单方的意思表示。而且根据邵天贵本人的陈述，在出具收条和借款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是只有邵天贵和宋华的所谓的两名男子是在这个出具收条和借款协议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说这个情形是不能够证明邵天贵是受胁迫下出具的相关的收条和借款协议。宋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邵天贵偿还宋华借款本金38万元，并按年息6%的标准向宋华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全款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邵天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4日，宋华向邵天贵之妻廖小琴转账30万元。2015年6月30日，宋华向邵天贵转账10万元。2017年，邵天贵为宋华出具收条一张，该收条载明：“今本人邵天贵收到宋华处人民币现金借款叁拾捌万元整，小写（￥380000．00），保证于2017年12月31日之前还清。”该收条落款处邵天贵签字按印，并书写身份证号，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同时，宋华、邵天贵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载明借款金额为38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落款时间亦为2017年10月1日。邵天贵提交的其与宋华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7年11月9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联系频繁。2017年5月31日宋华向邵天贵咨询酒价，2017年6月15日邵天贵称安排发货，2017年7月3日宋华称收到了酒。2017年11月9日15时28分，邵天贵通过微信向宋华转账2万元，宋华回复“收到”。邵天贵提交的其于2017年11月10日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显示，邵天贵称其被宋华挟持到顺德长鹿农庄大堂签了一份38万元的借据而向公安机关报案，邵天贵称“由于我和宋华于2014年至2015年其间有红酒的生意往来，宋华当时打过一笔30万元和一笔10万元的货款给我，但没有收到我的红酒，昨天我微信转了2万元给他，现在我还欠他38万，所以宋华要我签一份38万元人民币的欠条给他。”就事情的经过，邵天贵称“昨天（2017年11月9日）中午，宋华联系我称到顺德有应酬，叫我一起吃饭，于是我就在顺德杏坛食得过农庄订了一桌酒菜。到晚上20时许，我去到顺德杏坛食得过农庄，看见宋华和他同学严斌另外还有两名女孩在吃饭，到晚上21时许我们吃完饭后，宋华叫了另外两名女孩先走，宋华叫我不要开车，叫严斌驾驶我的小汽车称要去顺德伦教长鹿农庄，我和宋华坐在汽车后座。在去长鹿农庄的途中，宋华就提起我和他做红酒生意其间欠他40万元，昨天微信转了2万元给他，现在还欠他38万元，叫我写一份欠条给他，我们去到长鹿农庄之后宋华和严斌拉我入长鹿农庄大堂，当时我不愿意去，宋华要胁我如果不去就打断我的腿，无奈之下我跟着他们进入大堂，宋华叫我自己书写了一张内容是于2017年10月1日借宋华38万元人民币，还款日期是2017年12月31日，之后叫我借条上签名和捺手印，宋华又拿出一份借款合同叫我签名和捺指印。我签完借条后，宋华就带我出去大堂门口，我和他上了一趟厕所，宋华就带我到大堂，看见有两名纹身的男子，宋华对我讲有什么事情和这两名兄弟讲，之后宋华就离开了，该两名男子就对我讲要我今晚无论如何都要还钱。我在大堂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我于是就报警，民警来到后将我和两名纹身男子一起带回伦教派出所。”邵天贵还称“没有被殴打”，“当时我和宋华做红酒生意时，是有欠宋华的钱，但没有他讲的38万元之多”，“之前宋华没有向我提及欠他钱的事”，“我和宋华平时都有联系和来往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在派出所处备案。一审法院调取了派出所对邵天贵所称“两名纹身男子”所作的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该二人均称其系宋华公司的员工，受宋华指派于2017年11月9日晚，持有宋华给的邵天贵亲笔所签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向邵天贵催收债务，催收过程中未对邵天贵使用暴力殴打和语言胁迫。庭审中宋华称：我没有胁迫过邵天贵。打条当天我打电话约的邵天贵，邵天贵自己去的农庄。因为之前的借条快过期了，我就让邵天贵重新打条。当天我这边有三个人，我公司另外两个人给我拿了借款协议书模板过来。打条时我让那两个人走了，就我和邵天贵在，我们两人协商的。邵天贵打完条后我走了，当天我让邵天贵多少还我十万元，我让我公司那两个人看着他，就想让他多还我一点钱。后来他就报警了，我公司的人通知我去警察局。我向警察把事情解释清楚了，我公司的人就走了，警察没给我做笔录。当时我见到了邵天贵，我问他为什么报警，他说我的人老跟着他，他干不了事，完事他也走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案宋华、邵天贵对于各自的主张，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双方法律关系。宋华提交转账记录、收条及借款合同证明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邵天贵不予认可，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驳。微信聊天记录体现了邵天贵向宋华邮寄过红酒的事实，宋华认可但称该红酒系邵天贵逾期还款的补偿。经审查，微信聊天记录未明确体现双方买卖的意思表示，亦未载明买卖货物的数量及价款，确不足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且庭审中邵天贵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先称宋华是卖方，邵天贵是买方，后称邵天贵是卖方，宋华是买方，既称双方是买卖关系，又称双方是合作关系。现邵天贵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系买卖关系或合作关系，故对邵天贵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二、收条及借款协议书证明效力。宋华称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邵天贵真实意思表示，邵天贵不予认可，称被胁迫下出具，并提交派出所询问笔录予以证明。经审查，询问笔录中邵天贵的陈述系其单方意思表示，收条及借款协议书出具时宋华、邵天贵二人在场，宋华称其未胁迫邵天贵，邵天贵的单方陈述确不足以证明其被胁迫的事实。派出所对另两名男子所作询问笔录亦未体现出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邵天贵被胁迫下出具。故对邵天贵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的证明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欠款数额。邵天贵在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认可欠宋华款项，但称没有38万元之多。庭审中，邵天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仍称双方账目未梳理完毕。邵天贵既然不认可收条载明的欠款数额，应积极与宋华进行对账，但其至今未作出对账的意思表示。现邵天贵未提交证据证明债务数额非38万元，故对邵天贵此项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四、其他情节。邵天贵另以收条记载的现金给付未发生，收条及借款协议书落款时间系倒签，以及根据2015年6月28日借款合同宋华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认可宋华主张事实，不同意宋华诉讼请求。应指出，宋华主张的40万元借款本金已有转账记录予以证实，邵天贵已给付宋华2万元，剩余38万元邵天贵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不应返还，收条中记载的现金给付虽与实际给付情况不符，落款时间虽与实际签订时间不一致，但不影响该38万元债务的确定。2015年6月28日的借款合同虽是复印件，但侧面反映了双方曾对借贷关系进行了确认。宋华称旧条作废，让邵天贵重新出具欠款凭证的陈述符合常理。现宋华持邵天贵于2017年出具的收条及借款协议书主张还款，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宋华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主张，邵天贵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需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宋华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邵天贵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宋华借款本金38万元，并以3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宋华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邵天贵上诉认为，双方系买卖关系，宋华购买邵天贵出售的红酒，所以邵天贵转账的40万元并非是借款而是购酒款；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由于胁迫签署的，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报警；本案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收据载明为现金收款与宋华主张的转账不符。本院认为，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邵天贵认可收到40万元款项，其虽然主张该款项为购买红酒的款项，但宋华对此予以否认，且邵天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红酒买卖合同关系，也未就实际出售给宋华红酒的数量及红酒的价值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宋华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交了收据和借款合同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于邵天贵关于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邵天贵另上诉主张收条及借款协议系在宋华手下黑社会人员胁迫下签署，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邵天贵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系邵天贵单方陈述被胁迫签署收条及借款协议，宋华对此否认，且公安机关对于此事并未做出定性。派出所对另两名尾随邵天贵的男子所作询问笔录亦未体现出收条及借款协议书系邵天贵被胁迫下出具。同时邵天贵认可收到宋华款项，邵天贵主张该款项不属于借款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邵天贵关于收据及借款协议系胁迫下签署，内容不属实的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邵天贵上诉主张根据宋华提交的2015年的借款协议复印件显示，本案款项2015年到期，故本案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2017年邵天贵就本案借款签署了借款协议及收条，视为对于借款事实的重新确认，故宋华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收据中虽然载明为现金，本案实际为转账，但并不能否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故对于邵天贵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邵天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邵天贵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张丽新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沈 力书 记 员  张晓华书 记 员  刘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