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602民初4283号 原告：张某1，男，198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岭枝，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宪利，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2，女，198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岭枝，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宪利，山东一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新华，男，1971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农行职工，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王宝华，女，197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教师，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寇振华，男，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教师，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赵立滨，男，197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徐传忠，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梁翠英，女，1971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忠，男，1971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系梁翠英丈夫。 被告：朱志国，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王亮德，男，196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陈叶，女，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张红红，女，1974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邱爱民，男，197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孙丙德，男，197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苏翠娟，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 被告：孟爱军，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 被告：牛振宇，1978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 被告：谷梁，197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 被告：刘洁，女，1970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惠民县。 被告：盖连东，男，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勇，山东法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盖柏森，男，1972年3月6日出生，汉族，教师，住山东省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迪，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星，男，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滨州技师学院职工，住博兴县。 被告：范玉忠，男，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被告：李维荣，女，1970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被告：贾中辉，男，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博兴县。 被告：王立霞，女，1970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被告：李国强，男，196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被告：代军，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博兴县。 原告张某1、张某2与被告吴新华、王宝华、寇振华、赵立滨、徐传忠、梁翠英、朱志国、王亮德、陈叶、张红红、邱爱民、孙丙德、苏翠娟、孟爱军、牛振宇、谷梁、刘洁、盖连东、盖柏森、吴星、范玉忠、李维荣、贾中辉、王立霞、李国强、代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岭枝,被告盖柏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迪、被告盖连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勇勇、被告吴新华、王宝华、寇振华、赵立滨、徐传忠、梁翠英、朱志国、陈叶、张红红、邱爱民、孙丙德、苏翠娟、孟爱军、牛振宇、谷梁、刘洁、吴星、贾中辉、王立霞、李国强、代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王亮德、范玉忠、李维荣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吴新华、王宝华、寇振华、赵立滨、徐传忠、梁翠英、朱志国、王亮德、陈叶、张红红、邱爱民、孙秉德、苏翠娟、孟爱军、牛振宇、谷梁、刘洁、吴星、范玉忠、李维荣、贾中辉、王立霞、李国强、代军共同赔偿原告损失暂计70万元；2.判决被告盖连东、被告盖柏森对原告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张某1明确在本次诉讼当中不主张张某1的损失，仅主张张某的损害赔偿。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23日，原告张某1带领与原告张某2共同的女儿张某报名参加由被告盖连东、被告盖柏森共同组织的淄博鲁山穿越出行活动。该团队一行34人从淄博沂源鲁山西侧松仙岭村小路进入，徒步向鲁山山顶方向爬行。当日上午11点多，原告张某1与女儿张某爬山途中，被山上滑落滚石砸中，张某经救治无效不幸去世，张某1受伤住院治疗。作为事故的受害者，张某1不仅承受着自身的身体之痛，还要为此遭受因治疗、休养带来的物质损失。作为父母，痛失爱女更是两原告精神上的不能承受之痛，张某，10周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生命之花还未来得及完全绽放，却以这样的方式凋谢，从此，她再也无法在阳光下酣畅的呼吸。经了解，击中张某、张某1的石头系因其上方爬山人员在攀爬过程中用以借力导致石头松动而滚落：事故发生时，团队中除支松、赵君青、巩丽霞、盖柏森、刘小青在张某、张某1下方外，其他人员均在其上方；该次出行活动应由被告盖连东在队伍首部负责领队，被告盖柏森在队伍尾部负责收队，事故发生时，被告盖连东没有在前方带队并注意观察和提醒防范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事故发生后，除被告盖柏森一人积极参与救助外，其他人员皆离开现场，救援时间延误。原告方认为，从侵权角度，即便原告暂时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但除两领队外，各被告均在张某1、张某上方，均有加害可能，根据法律规定应对张东彬及张某的伤害承担责任；从救助角度，该户外活动不同于传统旅游活动，对参加队员的协作精神要求较高，团队成员之间应相互关照、相互救助，在张某1及女儿身处危险时，各被告除盖柏森外，均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对原告遭受伤害和损失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另外，两领队盖连东、盖柏森作为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责任。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方特具状人民法院，望判如所求。 被告盖连东辩称，一、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石头滚落的原因系爬山人员在攀爬过程中用以借力而导致。二、事发时被告盖连东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的下方，事发后盖连东参与了救助。事发时盖连东作为领队与另一领队盖柏森等人在一起，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下方，事发后被告盖连东与许多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救助。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认可事发时盖连东在其下方，起诉状即倒数第三行载明：“但除两领队外，各被告均在张某1、张某上方”。三、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原告张某1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案中的鲁山穿越出行活动是通过微信自发组成的户外出行活动，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活动参与者对于户外出行活动的风险有一定的认知，自甘风险、责任自但是该领域约定俗成的准则，盖连东在微信群里组织本次活动发帖时，就本次活动中的风险已做了免责声明。原告张某1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其参加该次出行活动，应认为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自愿承担。在此情形下，其作为女儿张某的法定监护人，选择带着十周岁的女儿参加该活动，应对活动中出现的风险自担责任。四、被告盖连东与原告张某1父女来自不同的户外团队，不应对原告张某1受伤及其女儿不幸去世的后果承担责任。原告声称淄博鲁山创业出山活动是由被告盖连东与盖柏森共同组织的，与事实不符。被告盖连东在自己的户外运动微信群里发帖组织春游出行穿越淄博鲁山，因微信群有参与人员所便与另一团队拼车前往鲁山。原告张某1父女不是被告盖连东微信群里的成员，其父女参与本次或户外活动，并非由被告盖连东组织，也非在被告盖连东处报名，更未向被告盖连东交过任何费用。被告盖连东与原告分别来自不同的户外团队，之所以同一时间出鲁山是拼车的原因。被告盖连东不是原告父女的组织者和领队，对于涉案事件后果不存在任何责任和过错，不要不应当对原告父女承担责任。综上原告针对被告盖连东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针对被告盖连东的诉讼请求。 被告盖柏森辩称，一、被告盖柏森作为组织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临行前，被告盖柏森通过微信向参与者告知了该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和安全保护，并对该户外活动进行了风险提示和安全提示，参与者应当自行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活动进行时，被告盖柏森组织参与者井然有序的参加活动，涉案活动顺利进行；事故发生时，被告盖柏森的职责是在队伍最下方负责收队，被告盖柏森尽到了收队的职责，活动期间没人掉队，也没有因为收队问题影响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涉案活动是自助式户外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参加者自愿参加，参加者之间是自由组织、自愿参加、自我管理、风险自担的关系。参加者报名即表明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组织者不承担风险责任。被告盖柏森作为组织者，对参与者进行了告知义务。除了通过微信直接告知外，还通过微信群公告或QQ群公告等方式，对该自助活动进行了风险提示和安全提示，对风险自担原则进行释明，并告知免责声明。原告在确认风险后仍带领未成年女儿报名参加，被告盖柏森没有过错。三、事故发生时，被告盖柏森在受害者的下方，对于落石产生的原因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均与被告盖柏森无关，被告盖柏森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位于受害人下方的其他人员均没被提起诉讼，被告盖柏森也不应是适格被告。四、事故发生后，只有被告盖柏森自己积极参与救助，协助消防人员将受害者转移下山，被告盖柏森在救助方面不存在过错，故救援时间是否延误，与被告盖柏森无关，被告盖柏森已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且事发后，被告盖柏森对原告的遭遇深表同情，经常去医院探望原告，并给垫付2万元医疗费，后积极协助原告保险理赔，获赔10万元。五、涉案活动没有盈利性质，参加者每人交纳的65元，全部用于来回包车开销，其中原告在此次活动中亦未缴纳65元包车费用。综上所述，被告盖柏森不是实际侵权人，作为组织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存在过错，且事后积极参与救助，望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盖柏森的诉讼请求。 被告吴新华辩称，原告张某1、张某2民事起诉状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存在不明事理蓄意扭曲事实。2018年12日鲁山旅行活动中，虽然很多人互相不认识，大家都发扬了优良的团队协作精神，行进途中，相互提醒，互相帮助，交替前行。被告吴新华因家中有事，开始上山时一直在打电话所以落在队伍后面，曾与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名字）身边走过，孩子一开始上山就出现了身体不适，被告吴新华曾劝说原告张某1“孩子这么小你就带她来爬山啊，孩子不舒服就别去了”，原告只是笑了笑同时问起女儿“哪里不舒服，感觉如何”等等，当时他们的旅行团长盖柏森也在。这点许多团友知晓并进行了关心。在上山途中，团长和团友们不断有人喊坡度比较陡，大家要小心，也有的喊这里有石头，这里比较滑，拉开距离注意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等。被告吴新华时多年的旅行活动爱好者，深知在山野行走一点细微的失误可能造成致命的伤害。既然是旅行“活动”，首先要“活”下来才能“动”。没必要太过于冒险，尤其是处在荒山陡坡路滑地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原告张某1和张某意外事故发生地点是登顶的一个山坡，上去几百米就是景区。事发前，被告吴新华曾与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还有其他团友在山坡前的小平台处稍作停留休息过。因为被告吴新华背包偏重偏大，特别小心。被告吴新华通过观察山体左侧路段也可登上山顶，为避免发生危险，被告吴新华没有顺山坡（发生山石滚落的地方）而上，二十选择了绕行陡坡，从山体左侧上山。临幸攀爬登顶时，被告吴新华还善意的提醒了张某1和其女儿说“根据自己的体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被告吴新华时从山体左侧徒手攀爬登上山顶的，攀爬过程原告也是看到的，其他团友也应该有看到的，但不确定有谁看到（好多人都互不认识），此时团长盖连东也在这个小平台下方组织指挥团员们有序地攀爬上山。被告吴新华从山体左侧攀爬过程和即将到达上面山顶时,已经早已登顶的刘洁还为被告吴新华拍了几张照片。这点刘洁可以为我作证，我也存有当时拍的照片。到达上面才发现不仅刘洁早已登顶还有孙丙德、苏翠娟、陈叶他们已经上来半小时左右了。在上面观看风景的同时发现团长和朋友赵立彬、寇振华、王保华等人还没上来。我在观看风景翻看照片等待团长和团员们上来再一起前行的时候，听到另一边人员一片惊呼和石头碰撞声音，下意识的抬头会审寻找才看到那边意外发生了。因为我是从山顶左侧登顶的，所处位置由于山体遮挡看不到落石是从哪里落下去的，只能看到山体陡坡的下半部分。事发时，原告张某1还在那个小平台上站着休息，张某1的女儿已经在顺着陡坡低头向上面攀爬，距离原告张某1由好多米，石头首先碰到了其女儿，原告张某1见状欲上前时躲避不及不幸也被石头碰倒。意外发生后，惊恐不安的团友们迅速向出示一带靠拢设法施救，随后我和孙丙德、苏翠娟、朱志国等团友以及团长盖连东都积极参与到了救援中，盖连东抱着孩子，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当时伤者报名的旅社团长盖柏森并不在事发地点，下方团友喊到他过来后，他还忙着拍照说他有急救包并参与了救援。因为我们不是专业救护人员，通过观察伤者以及现场同时也是为了不给伤者造成第二次伤害，没有冒然移动伤者下山。我和孙丙德、苏翠娟积极打电话报警求救，报告事发现场方位，并翻越山头迂回引领前来救援的人员表。一直到救援队、民警、医院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不让我们参与了，我们才结伴几个后面的团友离开。由于意外事故的发生，人人惊恐悲痛，没有团长带队，大家也都丧失了游玩的心情，景区也没去就悻悻然下山了。出现这次意外事故，原告应负全责：1.原告作为有理性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明知旅行活动公告和免责声明后，依然携未成年人报名参加，其行为表示完全承认旅行活动各项条款并自愿承担“个人风险自负的”一切后果。2.原告已经明知这次旅行的高度危险性，首先他自己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自己和其女儿的人身安全。在明知户外旅行活动由诸多不可抗力风险存在的同时，尤其在其女儿身体不适状态的情况下依然带领未成年人进入野山攀爬，为处置突发事件产生不利因素。3.原告张某1和其女儿在事发前，团友们在相互提示风险，他和其女儿在山坡前是听到的。而原告仍然冒险从该处陡坡登山，将自己和其女儿置身于危险境地。实际上原告张某1时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冷漠和无视，是对其女儿生命安全的冷漠和无视，原告的行为令人费解。4.事发时，原告张某1的女儿已经远离原告身边，原告张某1依然站在远处休息，没有做到及时地监护防范和保护，致使意外发生（如果当时张某1在孩子身边或引领着孩子，或许能及时闪躲避开这次意外），其女和原告张某1不幸被山上落石意外之中，原告构成重大过失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完全责任。荒山野岭中山体落石纯属不可预测的自然因素，在山区由于落石造成的各种损害比比皆是。原告民事起诉状中称“经了解，击中张某、张某1的石头系因其上方爬山人员在攀爬过程中用以借力导致石头松动而滚落”，请问原告经谁了解，请提供认证物证，并请原告提供属于人为原因造成的确凿证据证明。“从侵权角度，及时原告暂时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各被告均在张某1、张某上方，均有加害可能”简直是危言竦论，既然原告不能确定被告吴新华侵权，这就是诬告陷害。还有“均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这句话与事实严重不符。我在事发时虽然也在山顶，但是是在山头左侧上方，而且根本没有走出现山体落石的路线和方位，这点原告和许多团友都是看到的，事发后我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到救人中，何来侵权之说。被告吴新华只是一名普通消费者，据盖连东讲，原告及其女儿是在嘉华旅游-江山多娇旅行社盖柏森处报名，理应由嘉华旅行社负责原告及其女儿的保险购置和人身安全保障以及出现伤亡后的赔偿。及时原告张某1需要维权，理应诉求其报名的旅行社和组织管理者进行维权，而不是被告吴新华，被告吴新华是在自由组盖连东处报名参加旅行活动。意外事故的发生导致当日旅行活动终止，被告吴新华所缴纳旅行费用也没有得到退还，从这个角度而言，被告吴新华也是受害者。原告张某1所诉人员全部是盖连东处报名参加的人，原告报名的旅行社及其随行团员除旅行社负责人盖柏森外，均不在被告之列，被告吴新华认为其中由串通诽谤诬告陷害之嫌。被告吴新华认为这次意外事故的发生、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的人身伤亡与被告吴新华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被告吴新华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和原告不在一个旅行团，也互不相识，已经做到了善意的忠告和第一时间的人道主义救助。从旅行活动和意外事故方面，没有责任和义务去保障原告的人身安全和出现伤亡后的赔偿，不应该对原告的这次意外伤亡事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吴新华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张某1、张某2必须以确凿证据客观事实为基础，不应凭主观臆测、想象、怀疑、推测作为诉讼根据。原告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无凭无证，于法无据。 被告孟爱军、刘洁、牛振宇、谷梁辩称，1.对于原告张某1、张某2亲人张某，被告无任何过错，不存在任何侵权事实，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没有实施导致张某死亡的行为，对于张某遭受意外，被告没有任何过错。被告是正常爬山的，没有实施导致岩石松动脱落的行为，原告主张是上方爬山人员导致石头松动而滚落致张某受伤，应首先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事发时，已经有人积极打电话联系120等进行救助，不需要所有的路人均应进行救助。被告与张某不是一个团队，没有相互救助的法律义务，是否救助只是道义上的救助，原告不能实施道德绑架。2.原告对张某的死亡负有重大过失。两原告作为张某的监护人，根本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张某作为一个刚刚年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身体羸弱，对危险的应对明显低于成年人，本身不适合参与野外攀登这一活动，两原告对此不加制止，反而对其放任积极让其参与，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未加提示和预防，完全未尽到监护职责，这是这一悲剧发生的前提和根本原因，对此，原告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3.作为山石滚落导致伤害发生，作为山体的管理人所有人存在管理失职的行为，其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参与的爬山活动与被告不是同一团队，被告参与的团队是由盖连东组织的，而张某参与的团队是由盖柏森组织的，两个团队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共同组队一起爬山，互不隶属。两个团队之间不存在相互辅助的义务。原告参与活动将费用交给盖连东，听从盖连东安排，其他的事情与被告无关。综上所述，被告对张某的不幸深感同情和惋惜，但被告在法律和道义上均无任何过错和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无理诉讼请求。 被告徐传忠、梁翠英辩称，原告起诉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于法无据。1.被告徐传忠、梁翠英夫妻二人和原告以前没有一点来往，根本不认识。原告张某1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对此次意外事故应该负有重大责任。原告张某1作为户外有经验的人，理应知晓户外风险，对风险没有合理预判而自身存在过失。明知道户外运动有不可抗力的固有风险，特别是鲁山大崮，山上乱石很多，冬季石头也容易风化坠落，大崮高一千多米，身边都是万丈深渊，极其危险。原告作为监护人，依然带领未成年人攀爬这样危险的地方，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2.作为消费者，被告时从盖连东（网名：坎坎）处缴费报名了2018年12月23日周天的一日游，微信转账可以作证，两人缴费130元。盖连东为我们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慧择旅游保险承保，自2018-12-23零时起至2018-12-23二十四时止一天。以上足以证明，盖连东经营的自由族户外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旅游组织。经盖连东说，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等人是从盖柏森的旅行社报名，盖柏森为他们购买了保险，此次意外和我们没有关系。盖柏森的旅行社，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旅行组织，明知鲁山大崮和危险，还依然同意未成年人报名参加，为事故的发生埋下隐患，应对此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3.盖连东和盖柏森对此次一日游的路线预判不足，风险评估不到位，没有提前查看路径，提前警示风险。领队没有及时注意观察和提醒防范风险都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我们是在组织者或者领队指定的路线行进或攀爬，和其他同队驴友一次先后攀爬，我们攀爬上悬崖，到达上面十多米告的大崮平台上。一段时间后，才听到山下发生了意外。此外，野山多乱石，石头的滚落有多种原因，动机石头干燥风化，山里的阵风，喊叫声或攀爬的振动等多种意外因素，都可能导致石头滚落。4.行走或攀爬的时候，梁翠英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先后艰难地爬上大崮的上面一个平台。我们坐在枯草上休息，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听到下面轰隆一声巨响，人们都喊叫起来。听到有人出事了，我们两个腿都软了，半天没缓过神来。这时候，同在一起的驴友马上打电话寻求救援，尽到了充分的救助义务。公安的询问笔录都可以知道，上面的小平台和原告父女出事的地方十几米高，直上直下，时悬崖峭壁，人没法下。本人晕高，根本不敢往下看，驴友们只能先向山顶上爬才行。我妻子梁翠英吓坏了，也没力气，我只好搀扶着慢慢到达山顶再找路。到达山顶不多时，四五个救援队的人，拿着绳索、工具赶来了。我们说给救援队出事地点，指点引导路径后和同行队友慢慢下山找车，原告说大伙没救助时违心的，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每个户外的人，能力不一样，我和我妻子尽了力所能及的救助。综上所述，我和我妻子梁翠英的行为，没有对他人造成任何权利的侵害，原告诉状中所要求的共同赔偿于法于理都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维护被告徐传忠和梁翠英的合法权益。 被告张红红辩称，1.被告张红红对原告损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018年12月23日，被告张红红向被告盖连东交纳费用65元，参加了盖连东发起组织的淄博鲁山出行穿越活动。被告张红红对原告方所称的出行人数并不清楚，对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在爬山途中被山下滑落滚石砸中的事发经过并不知情。首先，该事故发生时，被告张红红已经到达山顶，无论造成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的落石时属于自然滑落还是人为造成滑落，均与被告张红红无关。其次，被告张红红按发起人要求交纳了相关费用，并非该次出行穿越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本次出行活动不负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三，被告张红红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事故发生后，获知已有人实施了救援和参与救助情形下，留在现场帮助救援人员看管财物，而并非原告方诉称的离开现场，被告已尽到力所能及的救助义务。因此，被告张红红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同时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原告方所诉包括被告张红红在内的多人在原告方上方均有加害可能，应依法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承上所述，被告张红红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发生时已经到达山顶，不存在造成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加害的可能性。其次，涉及出行穿越活动造成伤害应当依据一般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根据各方所负过错确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原告方所受伤害归责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情形下应适用的过错推定原则，原告方要求可能加害方承担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张红红对原告房所受伤害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被告张红红对原告方损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应当依法驳回原告方对被告张红红的诉讼请求。 被告陈叶辩称，1.被告陈叶对原告损失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018年12月23日，被告陈叶向被告盖连东交纳费用65元，参加了盖连东发起组织的淄博鲁山出行穿越活动。被告陈叶对原告方所称的出行人数并不清楚，对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在爬山途中被山下滑落滚石砸中的事发经过并不知情。首先，该事故发生时，被告陈叶已经到达山顶，无论造成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的落石时属于自然滑落还是人为造成滑落，均与被告陈叶无关。其次，被告陈叶按发起人要求交纳了相关费用，并非该次出行穿越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对本次出行活动不负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三，被告陈叶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事故发生后，获知已有人实施了救援和参与救助情形下，留在现场帮助救援人员看管财物，而并非原告方诉称的离开现场，被告已尽到力所能及的救助义务。因此，被告陈叶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同时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2.原告方所诉包括被告陈叶在内的多人在原告方上方均有加害可能，应依法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承上所述，被告陈叶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伤害发生时已经到达山顶，不存在造成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加害的可能性。其次，涉及出行穿越活动造成伤害应当依据一般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根据各方所负过错确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原告方所受伤害归责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情形下应适用的过错推定原则，原告方要求可能加害方承担侵权责任无法律依据。综上，被告陈叶对原告方所受伤害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被告陈叶对原告方损失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应当依法驳回原告方对被告陈叶的诉讼请求。 被告赵立滨、寇振华、王宝华辩称，1.原告声称事发时三被告在其上方与事实不符。事发前，三被告同原告张某1父女同在半山腰，正在等待拉住绳索向上攀爬，原告父女拉住绳索后先行向上攀爬，在向上攀爬过程中遭遇山上滑落滚石将其父女砸落，事发当时三被告一同在原告张某1父女的左下方位置，原告声称事发时三被告再起上方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证实。朱志国11时39分在山下拍摄的半山腰相片中，原告在三被告的前面，此时距离事发2-3分钟左右的时间。2.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原告张东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涉案鲁山旅行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原告张某1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旅行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其参加该次旅行活动应认为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自愿承担。在此情形下，其作为张某的法定监护人，选择带着十周岁的女儿张某参加该旅行活动，理应对旅行活动中出现的风险自担责任。3.三被告不应对原告张某1受伤及其女儿不幸去世的后果承担责任。本案原告张某1受伤及其女儿不幸去世系因山上滑落滚石所致，属于意外事件，因事发突然，无法预防和避免，三被告仅是此次活动的一名参与者，此后果非三被告的过错或怠于履行义务所形成，故三被告对此不应承担任何责任。4.我们三人和张某1、张某互相不认识，我们三人也不是组织者，我们也不是在一个团报的名。以上内容也与事发后沂源县公安局来调查王宝华、赵立滨时两人的询问笔录一直。综上，原告针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针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邱爱民辩称，1.对原告起诉被告邱爱民侵权责任纠纷，被告邱爱民认为不成立。被告邱爱民是报名参加自游族户外运动俱乐部，盖连东组织出去运动。当天是两个户外组成一个，我不知道原告参加的是哪一个，我是跟俱乐部产生关系，同时俱乐部也告知出去运动的风险，身体状况如果出了事后与其他参与者无关。被告邱爱民和原告不相识，也没有利益关系，更没有仇恨，何来加害可能？所以，原告起诉被告邱爱民侵权责任纠纷不成立。2.原告当时在后面，怎么了解其他人员都借力（踩石头）上去的，是谁说的还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被告邱爱民是自己从出示地点上面爬上去，而不是踩着石头上去的。3.原告说出事故后，未及时抢救，延误时间，请问原告这是谁说的？发生事故时，被告邱爱民在前面，当时还有两至三人，我是在听到有石头滚落声才叫住前面的人，感觉是出事了，说先别走，问问。于是我往回走，不好下还摔了一下，到下面见一女的问了才知道出事。于是，脚踩着树枝跳过去的，见两组织者在抢救（当时其他人不在身边在上面，原告说后面还有六人，被告邱爱民没看见），同时坎坎（自游旅行组织者）说大家不要慌，别动，别再出事，让有经验的人把我们带出去，而不是我们没有抢救。当时情况很危险，组织者是参加过培训、考试的，有经验，是他让我们这么做我们才做的。4.原告提到没有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我在第三点已经说清楚了，请原告回想一下，当时在下面走的时候，我有没有帮助过一次。后来我在前面没有办法帮助原告，换句话说，帮与不帮只存在道德问题而不是存在金钱问题（有人在救火时死亡或水中救人死亡，有的被救者给一点赔偿，有的一点不给，法律也没有强制）。5.原告作为父亲和张某的监护人，让孩子张某去有危险的地方，造成死亡，自己也受伤，真正的责任在原告自身，与被告邱爱民无关。 被告孙丙德辩称，1.本案不存在侵权事实，原告应就侵权行为的发生、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2.被告孙丙德、苏翠娟报名参加的是盖连东组织的团队，而本案受害人张某及其父亲张某1参加的是盖柏森组织的团队，双方自始至终互不认识，而且作为参加者，互相之间不负安全保障义务。3.被告孙丙德、苏翠娟各自向组织者盖连东交纳费用65元，盖连东和盖柏森组织该活动时营利性质的，盖柏森作为张某参与团队的组织者，负有审查、风险告知及对队员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4.张某10周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其父亲张某1为其监护人，张某1作为成年人应该能完全理解帖子的内容，应该知道户外集体探险具有一定风险，其自愿为其女儿张某报名参加，就应对其安全负责。而张某1在爬山过程中没有对张某加以特殊保护，且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风险的发生，应对本次事故负责。5.被告孙丙德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20和119，且在救援队到达后最后撤离。 被告朱志国辩称，1.原告诉状中的：事故发生时，团队中除支松、赵君青、巩丽霞、盖柏森、刘小青在张某1、张某下方外，其他人员均在其上方，与事实不符。朱志国在事故发生的前几分钟正在拍照，有几张现存的照片（显示事故发生时的拍照时间，精确到分、地点）证明本人在其下方，无侵权可能，不存在损害事实，应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最后一张照片的拍照时间是11点40分，被告人孙丙德特意看了打救援电话的时间，清楚记得打救援电话的时间是11点45分。2.事故发生时，我第一个赶到张某身边救援，整个救援期间，共有四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原告张某1应该能记得我在现场，我也打了救援电话，尽了自己的全力。其他人因在上方，下行不安全，未能到现场救援，另外也有我在现场救援的照片。 被告吴星辩称，我认为诉状理由不成立，与楼房坠物伤害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一个团队，也不认识，上山也不是同一条路。 被告王立霞辩称，我没看到石头，我在山下面。 被告代军辩称，我是通过微信发的贴子参与的活动，互相间只知道网名，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我与原告不是在一个户外组织里。我确实走在队伍的前方，弱的可能走在队伍后面，但是我们互相之间不认识。受害人只有十岁，没有保护的意识，系未成年人。 被告王亮德、苏翠娟、范玉忠、李维荣、贾中辉、李国强未作出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出生证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日游惠泽旅游保险保单、视频资料、沂源县气象局气象证明书、询问笔录、照片、鉴定书、营业执照、房产证、学籍证明、包车合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住院临时收据、微信聊天记录、气象证明、光盘照片等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盖连东和被告盖柏森组织发起到沂源县鲁山进行登山活动，两人分别在自己的微信群发起报名，原告张某1和其女儿张某向被告盖柏森报名参加，被告吴新华、王宝华、寇振华、赵立滨、徐传忠、梁翠英、朱志国、王亮德、陈叶、张红红、邱爱民、孙丙德、苏翠娟、孟爱军、牛振宇、谷梁、刘洁、吴星、范玉忠、李维荣、贾中辉、王立霞、李国强、代军向被告盖连东报名参加，每人报名费65元，该费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登山人员的保险费，每人1元，被告盖连东和盖柏森分别为向自己报名的人员在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日游-慧择旅游保险；第二部分是包车的车费和司机的餐费；剩余部分是被告盖连东和被告盖柏森的组织费，组织费由被告盖连东和盖柏森再按照找他们报名的人数分。在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报名时，被告盖柏森微信告知原告张某1相关注意事项，并向原告张某1微信发送了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内容为：“此次为自助式的AA制活动凡报名者需身体健康，无心脏病、高血压、哮喘、××、恐高症等慢性疾病史。有自主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此组织者仅仅负责召集和协调，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参加者对自己安全负责。凡报名参加者均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发生意外伤害，责任自负，与活动召集人、一起出行的队友无关，以上条款已告知家人，同意报名一旦报名参加，本公告各项条约立即生效。” 2018年12月23日上午9时许,原告张某1、张某、被告盖连东、被告盖柏森、被告吴新华、被告王宝华、被告寇振华、被告赵立滨、被告徐传忠、被告梁翠英、被告朱志国、被告王亮德、被告陈叶、被告张红红、被告邱爱民、被告孙丙德、被告苏翠娟、被告孟爱军、被告牛振宇、被告谷梁、被告刘洁、被告吴星、被告范玉忠、被告李维荣、被告贾中辉、被告王立霞、被告李国强、被告代军等共34人到达沂源土门镇松仙岭村，沿着松仙岭村内的一条小路向鲁山山顶进发，被告盖连东负责在前面带路，被告盖柏森负责在后面收队。当快爬到鲁山主峰西侧的时候，山路比较陡，部分登山人员就选择借助绳索攀爬，在原告张某1和其女儿张某攀爬过程中，已经有些人爬到了山顶，被告吴新华、王宝华、赵立滨、吴星以及原告张某1均听到山顶有人说下面有一块石头有些松动，这时有人便把绳子从右边摇到了左边，几分钟后，13时许山石突然坠落，砸中原告张某1及其女儿张某，后在被告盖柏森等人的帮助下，张某1和张某被救援人员送往医院，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女，2008年3月27日出生，身份号码xxxx，生前住滨州市xx号楼x-xxx,2018年12月23日死亡，经沂源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符合头胸部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事故发生时，除被告盖柏森和被告盖连东外，其他被告均在原告张某1及张某上方。原告张某1主张：击中张某的石头系因张某1、张某上方爬山人员在攀爬过程中用以借力导致石头松动而坠落，且事故发生后，除被告盖柏森外其他人没有对张某进行救助。原告张某1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张某1主张击中张某的石头系因张某1、张某上方爬山人员在攀爬过程中用以借力导致石头松动而坠落，但原告张某1对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另外，登山活动参加者之间的照顾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救险，均是道德要求，而非法律要求。对原告张某1要求被告吴新华、被告王宝华、被告寇振华、被告赵立滨、被告徐传忠、被告梁翠英、被告朱志国、被告王亮德、被告陈叶、被告张红红、被告邱爱民、被告孙丙德、被告苏翠娟、被告孟爱军、被告牛振宇、被告谷梁、被告刘洁、被告吴星、被告范玉忠、被告李维荣、被告贾中辉、被告王立霞、被告李国强、被告代军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沂源县公安局南鲁山派出所对被告盖连东、被告盖柏森所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被告盖连东、盖柏森组织此次鲁山登山活动是具有一定营利性收益的活动，活动的组织者在活动中应当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虽然被告盖柏森在报名时已经将免责声明告知原告张某1，但其安全保障义务并不能因此而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户外登山活动是具有一定危险性且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活动，被告盖柏森明知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仍然同意张某参加，且被告盖连东、盖柏森作为沂源县鲁山登山活动的组织者，应当时刻警惕登山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已经有登山人员发现有石头松动的情况下，被告盖连东、盖柏森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安全保障工作。是故，被告盖连东、盖柏森对山石坠落造成张某死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张某1、张某2作为张某的父母，系张某的法定监护人，原告张某1、张某2明知户外登山是具有一定危险性且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活动，仍然给张某报名并带张某参加或者放任张某参加，登山过程中在已经得知上方有石头松动的情况下继续往上攀爬，没有做好张某的安全保障工作，原告张某1、张某2对张某死亡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可以减轻被告盖连东、盖柏森的侵权责任。 根据原告张某1、张某2和被告盖连东、盖柏森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被告盖连东、盖柏森对张某死亡事故的发生承担40%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院对原告张某1、张某2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酌定为10000元。 对原告张某1、张某2的损失情况，本院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7562.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告盖连东、盖柏森应赔偿原告张某1、张某2损失40%，计款331817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盖连东、盖柏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某1、张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31817元； 二、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盖连东、盖柏森负担4320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负担64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 涛 人民陪审员  刘志华 人民陪审员  郑其华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婷婷 书记员  张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