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3民初11125号原告：刘玉玲，女，汉族，1972年5月6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兵，云南金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广荣，云南金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刘云森，男，汉族，1938年5月4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被告：刘一军，男，汉族，1969年5月8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被告：刘一民，男，汉族，1964年10月14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女，汉族，1988年1月19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系被告刘一民女儿，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玉玲与被告刘云森、刘一军、刘一民分家析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兵、张广荣，被告刘云森、刘一军、刘一民及刘一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按口头协议分割位于：昆明市官渡区联盟镇长青办事处张官营村33号446.95平方米（实际445.69㎡）共同共有房屋，拆迁重建的所有替代物，具体有：滨江俊园2套房子（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具体面积为109.6平米，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具体面积为86.47平米）、货币赔偿款998480元；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三被告是一家人，被告刘云森是原告的父亲；被告刘一军是原告的二哥，被告刘一民是原告的大哥。原告与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军、原告母亲张秀英（己于2010年3月6日去世）、原告姐姐刘玉梅（己于2012年7月7日去世）五人均系昆明市官渡区联盟镇长青办事处张官营村33号房屋的“共同共有”人（现己划归为盘龙区管辖范围，房屋所有权人为：张秀英，其余四人为共有人，每人应得份额：89.139平方米，共有权证号：20015636至20015638)。在原告母亲和姐姐去世前，一家人相处融洽。2009年7月25日，张官营片区城中村重建改造村民（居民）自建房拆迁安置征求意见时，全家人共同商量后，达成口头协议约定，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归原告所有，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归刘玉梅所有，其余面积归被告刘云森和被告刘一军及母亲张秀英三人所有。达成协议后，母亲张秀英作为丙方与甲方云南俊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乙方昆明市盘龙区长青股份合作张官营股份合作社签订张官营片区城中村重建改造村民（居民）自建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丙方选择应赔还面积中196.07平方米为实物补偿，其余249.62㎡为货币补偿（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合计:998480元，由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民及母亲张秀英三人所有），”拿到该款时，被告刘云森于2009年9月11日写下“财经分配方案”其中660000元归被告刘一军所有，作为家庭生活和购房使用（由母亲和被告刘云森于当天转入刘一军账号），300000元归母亲张秀英所有；其余30000余元归父亲刘云森所有，共同共有己经解体，共有基础己经丧失。房屋建好后，原告按约定接房后对该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并购置了家具，前几年一直自己居住，（由于是新建房屋，配套设施、交通等比父亲被告刘云森居住的小区方便，加之被告刘云森年龄较大，最近几年让给被告刘云森居住，原告自己却在外租房居住生活）。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军、被告刘一民都拥有自己独立所有的房产，原告打算2018年5月去办理房屋变更手续，把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但到了公证处才知道除了去世的共有人外，还需要其他共有人签字，但是被告刘一军拒绝签字，声称原告是女儿不应该取得该房屋，该房屋是其自己所有，就连父亲都没有，原告也多次找被告沟通，一家人坐下来协商处理，可被告并未理睬，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被告刘一民按照法律规定应该继承被继承人张秀英的遗产，所以一起列为被告。现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特向贵院起诉，望贵院依法判如诉请为谢。另，经法庭释明原告明确分割方案，原告主张由其享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本人份额超出部分对其他共有人进行货币补偿；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按照刘玉梅的遗产处理；货币补偿款998480元按照财经分配方案分配。被告刘云森辩称：首先，案涉拆迁房屋张官营村33号不是家庭共有财产，而是父母的房子，是被告刘云森与去世的张秀英共同建盖。其次，对于拆迁后补偿的房子和货币的分配，当时是有口头协议的，因父母是拆迁房子的产权人，故由父母做主，二儿子负责养老所以多分，分得660000元的钱用来买烟厂的集资房和家庭生活所用，剩下的补偿款张秀英得300000元，刘云森得30000元；原告刘玉玲因是农民经济条件差，分多一点，分得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刘玉梅考虑婚姻脆弱父母担心，分得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被告刘云森的意见是还是按照该口头协议分配。现在滨江俊园26-1009号是原告装修出租的，还是给原告，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当时刘玉梅还在的时候刘云森就住在里面。刘玉梅的遗嘱没有经过公证应属无效。刘玉梅的房子本来也是父母的房子拆迁所得，应收回归本人居住，待百年后再由子女作为遗产处理。最后，对于赡养问题，也希望子女表态，其母亲生前遗言也是希望子女尊重父母产权，承诺关爱老人，兄妹团结，互相关心，注重自己的言行。被告刘一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分割方式。老人一直都是由被告刘一军照顾的，在分割时应当多分。在拆迁时刘一军收到的660000元是母亲给的生活费，不是对拆迁房子分割中得到的补偿。如果要分割，尊重法庭依法认定份额后确认。具体到分割方式，被告刘一军要货币补偿，不要房子，刘一军在房子中占的份额由要房子一方补偿现金给刘一军。另外，拆迁所得房子一直都是原告和被告刘云森管理或出租，有收益产生，也应当作为拆迁所得进行分割。货币补偿款按照法律规定的份额处理。如果房屋价值达不成一致，不同意分割，仅要求确认各自份额。被告刘一民辩称：被告刘一民只参与张秀英遗产的继承，不同意被告刘云森所说张官营村33号房子是他单独所有的财产，既然写了共同共有，就按法律规定依法判决。刘一民本不是张官营村33号房子的共有人，在分家时分得张官营村32号地基及房子。后来张官营村32号、33号老房一起重建，但是所有材料都是算清楚了的，张官营村32号房屋是被告刘一民及媳妇辛辛苦苦建盖起来。刚盖好房子，母亲张秀英就查出癌症，被告刘一民是日日夜夜、起早贪黑的守着母亲，给母亲送饭，陪母亲治疗，被告刘一民及媳妇都已经尽到了为人子女的孝道。后来妹子刘玉梅也生病住院，虽然没有像照顾母亲一样每日每夜守在病榻前，但是也隔三差五的去看望，送走了妹子的最后一程。以上希望法庭公正判决。具体对于原告诉求的分割方式，刘一民的意见是拆迁补偿款998480元以现金方式分得应得份额，拆迁补偿的滨江俊园26-1009、27-2207号房屋按应得份额，以市场价值一次性补偿现金。如果房屋价值达不成一致，不同意分割，仅要求确认各自份额。审理中，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一、刘玉玲身份证复印件、刘云森身份证复印件、刘一军户口册，证明原被告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二、张秀英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及四名共同共有人共有权证（四份），证明房屋所有权人是张秀英，刘云森、刘玉梅、刘一军、刘玉玲四人为共同共有人；三、张官营片区城中村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昆明城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自建房屋承诺书（二份），证明选择补偿面积中197.33㎡为实物补偿，其余249.62㎡为货币补偿；四、母亲张秀英身份证、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及刘玉梅身份证、死亡原因证明书、火化证，证明母亲张秀英、姐姐刘玉梅均已死亡；五、货币补偿资金分配协议，证明其中249.62㎡是货币补偿（当时开发商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合计998480元，由被告刘云森、刘一军及母亲张秀英三人所有），”拿到该款时，被告刘云森于2009年9月11日写下“财经分配方案”其中660000元归被告刘一军所有，作为家庭生活和购房使用（由母亲和被告刘云森于当天转入刘一军账号），300000元归母亲张秀英所有；其余30000余元归父亲刘云森所有，共同共有已经解体，共有基础已经丧失；六、刘一民身份证，证明被告主体适格；七、张秀英父母墓碑照片，证明张秀英父母已死亡、继承人只有刘云森、刘玉玲、刘一军、刘一民四人；八、刘玉梅亲属关系证明及结婚证，证明刘玉梅与吴登义结婚并未生育任何子女；九、刘玉梅亲笔所写遗书，证明刘玉梅把自己名下房产(份额)遗赠给刘玉玲。被告刘云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的三性认可。证据六真实性不能确定，没见过他的身份证。证据七的真实性认可。证据八真实性不能确定，只知道刘玉梅结婚了，没见过她的结婚证。证据九的三性不认可，是后面才知道这个事情，不认可刘玉梅遗嘱的内容。被告刘一军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的三性认可。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是父母经办的。证据四中张秀英身份证、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的三性认可；刘玉梅身份证、死亡原因证明书、火化证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具体的死亡时间不能确定。证据五的部分真实性认可，只知道母亲分到300000元，本人也拿到了660000元，其他的情况不清楚。证据六、七、八的三性认可。证据九的真实性不认可，刘玉梅所遗赠的房屋并不是刘玉梅单独所有，而是共同共有的财产，所以刘玉梅没有遗赠的权利。被告刘一民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的三性认可。证据五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据里面记载66000元归刘一军所有，实际是660000元归刘一军，其中300000元具体归谁，在证据里面无法看清。证据六、七、八的三性认可。证据九的真实性不认可。结合上述质证意见，经核对原件，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六、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五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效力在文后综合评述；证据九，因有原件予以核对且未有其他相反证据证明其非真实，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效力在文后综合评述。被告刘云森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一、张秀英去世前的遗书，证明房子分给子女的前提是子女要赡养老人；二、张秀英农行存折复印件，证明张秀英分得的300000元已经取出花费完毕。原告对被告刘云森提交的证据的三性认可。被告刘一军对被告刘云森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是被告刘云森自己书写的；证据二不认可，不认可已经花完了，张秀英生病本人也出了医药费，她本人还有股金分红，根本花不到货币补偿款，当时在世的时候刘云森就花张秀英的钱，本人分到的660000元也因赡养老人等花费完毕。被告刘一民对被告刘云森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遗嘱内容不清，说是按照责任心大小及赡养老人多少分配，但未说明责任心大小如何确定，也无法分清谁赡养老人多一些；证据二不认可，不能刘云森说花完了就没有了。结合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刘云森提交的证据一内容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纳。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案涉货币补偿款998480元在2009年9月9日存入张秀英所在中国农业银行24×××76的账号，在2009年9月14日取出960000元，截止2013年1月16日账户余额为11.19元。被告刘一军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1、家庭财产情况统计表；2、家庭财产及赡养老人情况。原告对被告刘一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因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形式。被告刘云森对被告刘一军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这是刘一军自己写的也与实际不符，分割应该按照父母商量的决定，对于滨江俊园2套房子的收益不应该纳入共有财产予以分配，因为该两套房已经分配给了原告和刘玉梅。被告刘一民对被告刘一军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不认可，案涉滨江俊园27-2207号房是分给刘玉梅的，被告刘云森无权私自收回而且具体的分配方案刘一军并未写明。本院认为，被告刘一军提交的证据材料中关于案涉33号房屋拆迁所得为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及货币补偿款99848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其所述回迁房的收益因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部分的具体金额且并未有证据证明回迁房用于经营使用进而产生了收益，故对被告刘一军的该部分陈述不予采纳；其所述江岸小区30栋二单元501室房屋及张秀英的其他财产因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中处理，故不予确认。被告刘一民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综合上述证据认定，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被告刘云森与张秀英系夫妻关系，共生育子女四名，为被告刘一民、被告刘一军、刘玉梅、原告刘玉玲。2006年6月12日，张秀英取得位于昆明市官渡区联盟镇长青街道办事处张官营村33号房屋（以下简称“33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的房屋面积为446.95平方米。刘云森、刘一军、刘玉梅、刘玉玲登记为共同共有权人。2009年7月25日，张秀英与云南俊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市盘龙区长青股份合作联社张官营股份合作社签订《张官营片区城中村重建改造村民（居民）自建房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部分实物补偿）》，确认33号房屋应赔还面积为446.95平方米，张秀英选择应赔还面积中197.33平方米为实物补偿，其余249.62平方米为货币补偿。后张秀英与昆明城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确定前述197.33平方米实物补偿面积进行安置房组包及抓阄选房；249.62平方米货币补偿面积按照每平方米4000元的价格进行补偿，总计为补偿款998480元。随后，33号房屋被拆迁，拆迁取得回迁安置房两套即滨江俊园26-1009号、滨江俊园27-2207号及货币补偿款998480元。该货币补偿款998480元于2009年9月9日存入张秀英所在中国农业银行24×××76的账号。2009年9月11日，刘云森写下“财经分配方案”，确认对货币补偿款998480元的分配为张秀英分得300000元，刘一军分得660000元作为家庭生活和自己购房使用，刘云森分得剩余30000余元作为老辈精神安慰使用。2009年9月14日，张秀英取出前述账户中960000元，张秀英分得300000元，刘一军分得660000元，前述账户中剩余38480元由刘云森分得。刘云森陈述张秀英取得的300000元因看病、办理丧事、购买墓地、归还借款等已花费完毕。截止2013年1月16日，张秀英前述账户的余额为11.19元。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接房后由刘玉玲装修使用。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接房后由刘玉梅装修使用。张秀英于2010年3月6日因病死亡。刘云森搬来与刘玉梅同住在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刘玉梅于2012年7月7日因病死亡。刘云森搬至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居住至今；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交由刘玉玲管理至今。另查明：1、张秀英父母均先于张秀英死亡。2、刘玉梅于××××年××月××日与案外人吴登义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吴登义书面明确表示放弃本案诉讼所涉实体权利。刘玉梅在2012年4月26日写下遗嘱“母亲张秀英名下给我的住房滨江俊园27幢2207我要给妹妹刘玉玲享有，此住房任何人无权来要”。3、案涉当事人均认可刘一民在33号房屋取得产权前已与刘云森、张秀英分家。4、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原被告均确认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面积为109.6平米，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面积为86.47平米。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可否认定口头分割协议？“财经分配方案”是否可以认定为对33号房屋的共有分割？二、如不能认定，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及货币补偿款998480元如何分割？一、可否认定口头分割协议？“财经分配方案”是否可以认定为对33号房屋的共有分割？经审理可以确认，原告与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民、张秀英、刘玉梅系33号房屋的共同共有权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现张秀英、刘玉梅已死亡，原告与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民均要求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口头分割协议是否可以认定及“财经分配方案”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33号共有房屋的分割问题。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案涉33号房屋的分割应当经全体共有权利人同意，但本案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共有权利人对33号房屋进行过分割。虽然从原告与被告刘云森的陈述、33号房屋在拆迁时选择了部分实物补偿部分货币补偿的实际及33号房屋拆迁所得替代物的现状看，33号房屋在拆迁时进行过共有分割的事实存在具有一定可能性，但是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且分割的具体方式未有书面确认，本案被告刘一军、刘一民亦不认可口头分割协议，故不能认定口头分割协议的存在。“财经分配方案”亦不能认定为对33号房屋的共有分割。理由之一为，从“财经分配方案”的内容上看，33号房屋在被拆迁灭失后所得替代物系案涉两套回迁房及货币补偿款，“财经分配方案”对货币补偿款进行了分配，但并未提及回迁房的分配，故不能视为对33号房屋进行了共有分割。理由之二为，从“财经分配方案”的形式上看，处分33号房屋应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该“财经分配方案”仅有被告刘云森的签字，未有其他共同共有人签字确认。虽原告予以认可，被告刘一军也认可实际履行了“财经分配方案”的内容，但被告刘一军并不认可该“财经分配方案”是对33号房屋的共有分割，已死亡的共有人张秀英、刘玉梅未签字确认不能认定为认可该“财经分配方案”，故不能认定全部共有人均认可了该“财经分配方案”。综上，该“财经分配方案”不能认定为对33号房屋的共有分割。二、如不能认定，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及货币补偿款998480元如何分割？按照前述认定，原被告对案涉共有财产33号房屋的分割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的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确认33号房屋的共有人份额，原告刘玉玲、被告刘云森、被告刘一军、张秀英、刘玉梅对33号房屋分别享有20%的份额。因张秀英死亡，其享有的20%份额由其继承人刘云森、刘一民、刘一军、刘玉梅、刘玉玲继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由刘云森、刘一民、刘一军、刘玉梅、刘玉玲各继承20%即刘云森、刘一民、刘一军、刘玉梅、刘玉玲各继承33号房屋4%的份额。因刘玉梅死亡，刘玉梅享有的20%份额及通过继承取得的4%份额共计24%份额由其继承人吴登义、刘云森继承，吴登义在本案中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故刘玉梅享有的24%份额由刘云森继承。综上，对33号房屋，刘云森享有48%的份额，刘一民享有4%的份额，刘一军享有24%的份额，刘玉玲享有24%的份额。本案中，33号房屋已被拆迁，原共有财产已灭失，但尚有替代物即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及货币补偿款998480元。具体分析如下：1、关于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刘云森享有48%的份额；刘一民享有4%的份额；刘一军享有24%的份额；刘玉玲享有24%的份额。2、关于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基于刘玉梅在死亡前立有遗嘱，内容为“母亲张秀英名下给我的住房滨江俊园27幢2207我要给妹妹刘玉玲享有，此住房任何人无权来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该遗嘱因处分了属于其他共有人的部分，该部分无效，但刘玉梅对自己在该房屋中享有的份额进行了处分，且未违反法律规定，该部分有效。综上，对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刘云森享有24%的份额；刘一民享有4%的份额；刘一军享有24%的份额；刘玉玲享有48%的份额。3、关于货币补偿款。对货币补偿款998480元，原本应由刘云森、张秀英、刘一军、刘玉玲、刘玉梅各享有20%即199696元。但实际由刘一军取得660000元，张秀英取得300000元，刘云森取得38480元。而张秀英已死亡，其取得的300000元，被告刘云森陈述因看病、办理丧事、购买墓地、归还借款等已花费完毕。考虑张秀英确系因病死亡，必然存在医疗费用及办理丧仪的开销且各方并未有证据证明张秀英名下尚有该款项的存在，故对于张秀英取得的300000元已花费完毕的事实予以确认即该部分款项已经灭失。该300000元中，有199696元系张秀英基于共有份额享有，前述已认定灭失即不再发生继承；有100304元是其他四名共有权利人刘云森、刘一军、刘玉玲、刘玉梅的份额，在各共有人本应享有的货币补偿款199696元中分别扣除已灭失部分100304元/4=25076元。扣除后，刘云森、刘一军、刘玉玲、刘玉梅各享有174620元。基于前述，刘玉梅享有的份额由刘云森继承，即对于货币补偿款，刘云森分得349240元；刘一军分得174620元；刘玉玲分得174620元。另，对于被告刘一军抗辩其取得的660000元并非33号房屋的货币补偿款而是张秀英给的生活费，本院认为，被告刘一军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到的660000元是母亲张秀英给的生活费，且在2009年被告刘一军已年近40岁，没有理由还须年迈母亲一次性给予如此巨大金额的生活费，被告刘一军也应当知晓家庭重大共有财产33号房屋被拆迁且取得大额货币补偿款的事实，故综合上述，其应当明知取得的660000元系33号房屋拆迁所得货币补偿款。据此，对被告刘一军的前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原被告均要求对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及货币补偿款进行分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并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因案涉滨江俊园26-1009号房屋、滨江俊园27-2207号房屋系不动产，不宜实物分割，而该两套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房屋面积尚不确定，无法以拍卖、变卖方式分割，原被告亦无法对房屋价值达成一致意见，也未有任何一方提交关于房屋价值的评估申请，不能确定房屋价值，故亦不能以折价方式分割。因此，对该两套房屋，待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再进行共有分割。货币补偿款，有660000元在刘一军处，38480元在刘云森处，根据前述各方应分得的货币补偿款的认定，应由刘一军向刘玉玲支付174620元，向刘云森支付310760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滨江俊园26-1009号的房屋一套，由原告刘玉玲享有24%的份额，被告刘云森享有48%的份额，被告刘一军享有24%的份额，被告刘一民享有4%的份额；二、位于昆明市盘龙区滨江俊园27-2207号的房屋一套，由原告刘玉玲享有48%的份额，被告刘云森享有24%的份额，被告刘一军享有24%的份额，被告刘一民享有4%的份额；三、由被告刘一军向原告刘玉玲支付货币补偿款174620元，向被告刘云森支付货币补偿款31076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1元，由原告承担3322.75元，被告刘云森、刘一军、刘一民各承担3322.7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 判 长 江 丽人民陪审员 李 波人民陪审员 李 芹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秋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