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39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郑洋畅，男，1988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帅芳芳，女，198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神县。上述两再审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杰，顾琪宏，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联合大众汽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西路2号106室。法定代表人：周虎林，该公司董事长。一审被告：陈爱英，女，197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再审申请人郑洋畅、帅芳芳因与被申请人浙江联合大众汽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大众公司）、一审被告陈爱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民终4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郑洋畅、帅芳芳申请再审称，（一）联合大众公司系其原法定代表人周虎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工具，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刑事判决）已予以认定，故本案应予纠正。1.本案涉及“套路贷”，并非正常借款担保关系。2013年11月，因郑洋畅舅舅陶建明的企业需要资金，以郑洋畅名义向联合大众公司申请贷款，帅芳芳、陈爱英提供连带保证，签订了相应合同。但郑洋畅未收到联合大众公司给付的款项，实际由联合大众公司支取上述贷款。2.一审法院（2016）浙0106民初5387号案件的借款人亦为帅芳芳，与本案性质相同，已中止审理，在周虎林被判有罪的情况下，联合大众公司已撤回起诉，故本案存在同案不同判情况。3.2019年8月27日，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出具《证明》，郑洋畅、帅芳芳系该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办理的“杭州市滨江区周虎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受害人，故本案应判决驳回联合大众公司诉请。（二）本案系以车贷为掩护的“套路贷”。1.郑洋畅未收到过金穗卡，该关键事实法院并未审查。郑洋畅对办理银行贷款手续无异议，但银行并未将金穗卡交付给郑洋畅本人，其不清楚放款时间、金额、去向。联合大众公司也未提供银行卡交付的相关凭证，一、二审法院亦未准许调取该证据，导致事实不清。2.根据联合大众公司一审提交的有关证据可证实，如无银行卡、支取密码、本人身份证，联合大众公司无法实现代收代付，亦无法调取个人银行卡的账务信息。3.根据担保协议第三条约定，贷款共计29.9万元，3.9万元用于支付银行利息和手续费，26万元支付进入郑洋畅指定账户。3.9万元预扣银行利息应包含在全部垫付费用中，故应予扣除。郑洋畅在申请贷款后，未指定过任何账户，联合大众公司未提供26万元贷款支付给郑洋畅的凭证。综上，郑洋畅、帅芳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联合大众公司、陈爱英未提交答辩意见。本案在再审审查期间，郑洋畅、帅芳芳向本院提交两份新的证据。2019年8月27日，由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出具的《证明》载明：“郑洋畅、帅芳芳‘为周虎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受害人”，以证明郑洋畅、帅芳芳系刑事判决的被害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依法应予纠正。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郑洋畅、帅芳芳提交新的证据两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本院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刑事判决是否影响本案审理；（二）关于郑洋畅称未收到贷款及银行卡的问题；（三）3.9万元预扣银行利息是否应当在垫付款中扣除。（一）刑事判决不影响本案审理。经查，本案一、二审判决后，2019年1月18日，刑事判决认定联合大众公司及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虎林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判处刑罚，但该刑事判决并未认定联合大众公司、周虎林涉及“套路贷”的问题,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财产权本身没有侵犯，故该刑事判决仅评价联合大众公司、周虎林侵犯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并未涉及财产权。该犯罪事实亦与本案联合大众公司就郑洋畅的金融借款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城东支行）提供担保及帅芳芳、陈爱英向联合大众公司提供反担保系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故联合大众公司、周虎林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本案联合大众公司向农行城东支行出具担保承诺函及帅芳芳、陈爱英向联合大众公司出具担保函的法律效力，据此，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金融借款、担保等事实分别进行审理并作出认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案郑洋畅向农行城东支行申请贷款，联合大众公司提供担保，三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及担保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帅芳芳、陈爱英向联合大众公司出具担保函，承诺就案涉贷款的全部付款义务提供反担保，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清偿责任，意思表示真实，应予认定。故此，联合大众公司作为保证人就案涉贷款向农行城东支行代偿了贷款本息后有权向郑洋畅追偿，并据此要求帅芳芳、陈爱英对郑洋畅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一审判决后，郑洋畅已服判未提出上诉。现郑洋畅、帅芳芳提交新的证据两份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以证明的郑洋畅、帅芳芳系周虎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被害人，但该《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涉及的金融借款、担保与反担保系不同的法律事实,两者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关联性，故不予采纳。至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5387号案件，系因联合大众公司申请撤诉而结案，不存在郑洋畅、帅芳芳声称的同案不同判情况。（二）关于郑洋畅称未收到贷款及银行卡的问题。根据郑洋畅尾号为8417的银行卡2013年11月26日29.9万元的刷卡记录可知农行城东支行确已将29.9万元分期贷款发放给郑洋畅，且放款后的连续数月均通过郑洋畅尾号8417的银行卡进行还款。结合郑洋畅陈述该贷款系因舅舅陶建明经营所需而借，并曾电话询问银行卡发放情况，亦问过陶建明银行卡是否已经寄到，陶建明称让郑洋畅不用管卡，他会弄好的，以及逾期后被农行城东支行催款时，郑洋畅声称陶建明跑了，款项系陶建明所用等事实表明，在分期贷款及银行卡申领后的三年期间里，郑洋畅及陶建明并未对案涉贷款及银行卡是否收到持有异议，而在被起诉时才辩称未收到相应贷款及银行卡，明显不符常理。退一步分析，即使按照郑洋畅所称系联合大众公司收到案涉贷款及银行卡，则根据《爱车一族服务包担保服务协议》第三条规定，郑洋畅申请的分期款由联合大众公司完成代收、代付服务，在农行城东支行已向郑洋畅银行卡放款的情况下，联合大众公司与郑洋畅之间的委托代收代付关系亦不能对抗农行城东支行与郑洋畅之间的金融借款关系及联合大众公司与农行城东支行之间的担保关系，故一、二审法院未调取案涉银行卡交付凭证、判令郑洋畅返还联合大众公司作为担保人垫付的代偿款并无不当。（三）3.9万元预扣银行利息是否应当在垫付款中扣除。郑洋畅、帅芳芳提出，根据《爱车一族服务包担保服务协议》第三条约定，贷款共计29.9万元，其中银行利息及手续费3.9万元，加油代付款总额26万元一次性代充入郑洋畅指定的账户，故3.9万元预扣银行利息应当在联合大众公司的垫付款中扣除。对此，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代偿款系以2016年2月4日农行城东支行出具的《结清证明书》为依据，不存在预扣利息的情况，郑洋畅与联合大众公司之间关于代收代付服务所涉费用与郑洋畅与农行城东支行之间的金融借款关系无关联。综上，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郑洋畅、帅芳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洋畅、帅芳芳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建宏审判员  倪佳丽审判员  杨 治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