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5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山，男，196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魏群，浙江德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喜鸣，女，196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川，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澍田，男，1969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金山、阮喜鸣因与被上诉人张澍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20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金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澍田全部诉请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均由张澍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公。1.李金山因受胁迫而出具2016年6月1日《借条》非其真实意愿。一审法院认为：李金山出具借条（下称61借条）的行为与李金山辩称的债务已基本还清相矛盾，且李金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出具借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李金山认为该部分的论理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张澍田、董继春对李金山的敲诈勒索行为与李金山出具借条之间的因果关系。张澍田、董继春虽无需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金山、董继春对李金山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而该行为足以影响李金山对出具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认知，即李金山系受胁迫而出具借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张澍田、董继春的身份及关系。从借条上看张澍田是出借人，董继春是证明人，而李金山对张澍田、董继春的身份自始否认。李金山认为其与张澍田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即使存在借贷关系，董继春也是担保人而非证明人。该事实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佐证：第一，借条保管于张澍田手中，且李金山签字时董继春的身份是担保人，而在诉讼时变成了证明人，不排除张澍田与董继春两者基于利益关系而串谋的可能。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董继春在李金山签署借条后把其与李金山之间的债权凭证（指2014年的40万元借条）原件归还给了李金山，但该事实并无证据证明且李金山、张澍田也未认可，何况这样的操作有悖生活法则（常理来讲，应该是原件销毁或交由张澍田保管）。2.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李金山与董继春之间的实际债务的前提下，径直判决李金山承担还款义务，实体处理不公。李金山、董继春在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中多次提及李金山已归还了大部分款项（李金山称基本还清、董继春虽有反复但基本认可20万左右），而一审判决直接无视相关事实，既不明确相关还款是否早于或者晚于61借条形成的时间，又不明确是否有部分还款可在61借条中进行扣减，也不考虑董继春是否具备清偿能力等客观因素，径直以“李金山可另案向董继春主张”为由判决李金山承担还款责任，实体处理不公。 二、一审判决法律关系界定错误，判决李金山承担法律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成诉之前，案涉债务已经（2017）浙0110民初12375号、（2018）浙01民终字第2017号两次审理，且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张澍田、董继春均称案涉债务实际为债权转让，而张澍田在提起本案的诉讼时，仍采用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可知：张澍田认为本案所涉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而非债权转让；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亦采用“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但却同时依据债权人同意（合同法84条）、借款合同纠纷（合同法205-207条）的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实体判决。基于一审已查明张澍田并未与李金山发生借款关系，李金山认为张澍田诉请无事实基础且请求权的法律依据错误，一审判决也没有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直接更改请求权基础而作出的判决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三、一审判决支持张澍田律师费没有事实基础。一审已查明张澍田在本案中未实际支出律师费，所支出的律师费系因12375号一案而发生，相应事实有张澍田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发票等内容予以印证，因此判决李金山承担该部分费用是错误的。 四、本案遗漏必要的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处理结果与董继春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事实上一审判决也持类似观点（李金山可另案向董继春主张权利），只不过在处理方式上李金山认为应当由法院依职权通知董继春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的处理方式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56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与人。董继春作为担保人、证明人、债权人、受偿人的任一身份，对查明本案的法律关系、客观事实以及李金山出具借条的意思表示真伪等至关重要。一审法院已充分到董继春对本案审理的重要性，但仅是在12375号一案中作了一个简单的询问笔录，也没有安排董继春接受李金山质询，不仅没能清晰查明董继春与李金山之间的情况，也没有消除李金山的疑惑。若按一审判决的逻辑，判决结果对董继春也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因此应当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而不能作为证人。 五、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过于草率，依据不足。李金山在一审中明确案涉债务多为赌博等非法债务，即使债务转移也是不合法的。一审判决仅根据阮喜鸣在接到张澍田的催讨后表态归还的态度和阮喜鸣、张澍田的表亲关系就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是草率的。从侦查笔录上看，阮喜鸣的表态是张澍田上门催讨后形成的，此时李金山与阮喜鸣已离婚，而且其表态中并不包含承担共同债务的明确意思。表亲关系则恰恰印证案涉债务为李金山个人债务，因为如果是共同债务，张澍田理应及时向阮喜鸣确认，而无需在张澍田上门催讨时才要阮喜鸣归还。 六、一审法院从侦查机关调取的卷宗不完整，无法完整判断、查明李金山、张澍田、董继春之间的关系和有关款项清偿的事实，给予李金山查阅的时间仅在开庭前的20-30分钟。为此，特别向二审法院申请从侦查机关调阅完整卷宗并组织阅卷、质证，以查明审理案件所必须之有关事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且实体处理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改判或发回重审。 阮喜鸣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澍田的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澍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本案不属共债共签，无论是李金山与董继春，还是李金山与张澍田之间的借条，均是李金山一人的借贷行为。2.阮喜鸣从未对该笔款项作出过任何事后追认的行为，原审法院仅凭张澍田单方陈述“电话向阮喜鸣催讨时，其表示会还的”，据此认定为案件事实是错误的。3.原审法院对于该款项是否属于李金山个人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案借款金额为37万元，已经明显超过为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债权人张澍田应对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和相应的举证责任，假设如张澍田所述系债权转让而来，则显然该款项不是用于家庭生活日常，且张澍田明确表示签订协议时阮喜鸣不知情的。在此前提下，原审法院却将举证义务强加于阮喜鸣，系明显错误。4.假设债权转让成立，2012年李金山向董继春借款共计40万元，还了2年多李金山仅还了利息，明显李金山的借贷能力非常弱，到了债权转让的时候，37万几乎是接近原来债务金额的，因此张澍田作为表亲是明知李金山信用不佳、前债未还的情况下仍同意债权转让，张澍田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他完全有条件要求董继春和李金山对原借款的用途进行明确，也完全有便利可以要求阮喜鸣和李金山当时作为夫妻双方就借款作出共同的意思表示。阮喜鸣与李金山在2017年2月23日离婚，离婚的原因之一就是李金山有赌博恶习，对外大量欠债，这个事情在亲戚成员间也是人尽皆知。因此李金山的借款不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 二、原审法院认定“被告李金山虽未与原告张澍田直接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其仍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对原告张澍田承担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律师代理费等民事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未调取全部案卷笔录，无法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审查和认定。2.董继春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笔录中，关于张澍田与董继春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仅有两人的供述，说到借条，都说撕毁了，但也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债权存在的其他证据，例如银行转账记录。因此本身债权是否存在就存疑。3.退一万步讲，李金山与张澍田的债务确系债权转让形成，原审法院亦应当依法追加董继春为本案的第三人，以便查明本案事实。4.原审判决的律师费显然是针对2017年7月27日张澍田诉讼的费用，该案已经了结，不能将该案律师费判决于本案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阮喜鸣的上诉请求。 张澍田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李金山、张澍田、案外人董继春三人的公安笔录均确认：因李金山拖欠董继春借款，董继春拖欠张澍田借款，2016年6月1日，三人协商一致，董继春将对李金山的37万元债权转移给张澍田，由李金山直接向张澍田清偿，李金山当日出具借条一份。李金山的笔录中记载：我想和董继春划清界限，出具37万元的借条给张澍田，还写了一张附件：此借款为董继春处40万元账面转入。董继春把之前40万元借条归还给了我，撕掉。因此，上述债权债务转移，合情合理合法。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况，李金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明知出具借条应承担的责任。 二、一审判决程序正确。1.案外人董继春无论是证明人、前期债权人、担保人，法律均无规定必须参加诉讼，况且本案事实问题在公安笔录中已讲清，没有追加的必要。2.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并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处理债权债务的转移，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妥。3.李金山2012年向董继春借款40万元，至2016年6月有4年，按年利率24%计息38.4万元，按36%计息57.6万元。2012年至2016年6月付董继春的款项，无论按董继春讲的20万元左右，还是按李金山讲的“40-50万”，均未超过法定范围。因此，李金山要求在本案中扣减支付董继春的部分，即变更的借条约定内容款，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况且张澍田是同等对价善意接受债权转移，如李金山和董继春有争议，也应向另行处理。 三、本案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阮喜鸣的公安笔录记载：2017年春节，其表明：“欠张澍田的47万元（指本案的37万元和（2018）浙01民终2016号判决夫妻共同承担的10万元）我以后会归还的”。阮喜鸣系张澍田的表姐，李金山、阮喜鸣协议离婚的情况至今还隐瞒着亲戚，张澍田认为是为逃避债务的虚假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两夫妻应共同承担责任。阮喜鸣认为系李金山个人债务，应承担举证责任。2017年11月7日，阮喜鸣向余杭法院出具要求解封的申请书，明确对李金山的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借款前次诉讼因涉及刑事未果，张澍田再次诉讼，原律师继续代理，是代理行为的延续，且没有重复收费，所发生的律师费，按借条约定理应李金山、阮喜鸣承担。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金山、阮喜鸣共同归还借款37万元，支付利息157950元，律师代理费15000元，合计542950元，2018年12月1日起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付清；2.本案诉讼费由李金山、阮喜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李金山向案外人董继春分两次借款共计40万元。借款发生后，李金山陆续向案外人董继春归还借款利息，并于2014年重新出具40万元借款的借条。期间，案外人董继春与张澍田之间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外人董继春拖欠张澍田大量借款。 2016年6月1日，李金山、张澍田及案外人董继春签署《借条》一份，载明“今李金山向张澍田借款人民币叁拾柒万元整，借款期限从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借款期间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如借款人逾期不归还借款应承担贷款金额30%的违约金并承担出借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及律师等全部费用”。李金山作为借款人签字捺印，案外人董继春作为证明人在借条中签字。借条出具后，张澍田未向李金山实际交付37万元借款，但案外人董继春将李金山向其出具的40万元的借条归还给李金山。 2017年7月27日，张澍田以李金山未归还借款为由诉至该院，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2017）浙0110民初12375号民事判决后，李金山不服该院判决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院。2018年3月15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良）立字[2018]1176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李金山被董继春、张澍田等人敲诈勒索案立案侦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撤销该院（2017）浙0110民初12375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澍田的起诉。2018年11月8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作出余公（良）终侦字[2018]10330号终止侦查决定书，以李金山被董继春等人敲诈勒索案经查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决定终止对张澍田的侦查。张澍田遂再次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 另查明，张澍田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15000元，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张澍田自认李金山于2016年11月10日支付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李金山基于其与案外人董继春及董继春与张澍田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向张澍田出具了《借条》的行为，结合案涉《借条》出具之后案外人董继春向其归还双方40万元借款之借条的事实表明三人之间形成了债权债务的转移，故李金山虽未与张澍田直接发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其仍应按照《借条》的约定对张澍田承担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律师代理费等民事责任。 李金山辩称其与董继春之间的债务基本已还清，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向张澍田出具37万元借条之事实相矛盾，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出具借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此外，张澍田基于信任接受李金山出具的《借条》以了结其与董继春之间借贷关系，故即便李金山与董继春之间结算有误，李金山亦应在承担向张澍田返还借款的法律责任后，向董继春主张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综上，对于李金山的该项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李金山辩称其与董继春之间的债务多数系赌债，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李金山关于其不应负担律师费的答辩意见，与借条约定不符，该院不予采信。 阮喜鸣抗辩被告对该借款不知情，案涉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但阮喜鸣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系李金山个人债务，结合张澍田和阮喜鸣系表亲及张澍田电话向阮喜鸣催讨时，其表示会还的这一事实，该院确认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阮喜鸣的相关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金山、阮喜鸣返还张澍田借款37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李金山、阮喜鸣支付张澍田借款利息157950元（按年利率4.35%的4倍，自2016年6月1日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止，2018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行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李金山、阮喜鸣支付张澍田因本次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李金山、阮喜鸣支付张澍田因本次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15元，由李金山、阮喜鸣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张澍田主张本案债权系2016年6月1日从案外人董继春处受让而来，而债权转让的要件之一是原债权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为“即便李金山与董继春之间结算有误，李金山亦应在承担向张澍田返还借款的法律责任后，向董继春主张返还其多支付的款项”，该说理不当，本院予以指正。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记载，李金山承认其2012年收到了董继春2笔共计40万元的现金借款，李金山和董继春之间的原40万元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16年6月1日李金山、张澍田和董继春协商一致，董继春将其对李金山的37万元债权转让给张澍田，由李金山向张澍田出具37万元借条，董继春把原40万元借条归还给李金山。本案中，李金山未能举证在本案债权转让之时，其向董继春支付的利息超过了法定标准，需要从37万元中抵扣。据此，本院认定董继春转让的37万元原债权有效，其债权转让行为亦有效。张澍田作为合法的债权受让人，有权请求李金山按照借据的约定承担还款义务。 阮喜鸣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承认，张澍田通过电话向其催讨借款时，阮喜鸣表示会归还；另外，张澍田就本案同一笔借款曾起诉过李金山和阮喜鸣，经本院核实，前诉中阮喜鸣曾向法院提出解封申请并承诺对本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 ***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人逾期不归应承担出借方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诉讼及律师等全部费用，张澍田在两次诉讼中只向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支付了一次费用，该费用按约定应由李金山和阮喜鸣承担。 综上，李金山和阮喜鸣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15元，由李金山负担2307.5元、阮喜鸣负担230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