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丹阳，男，汉族，1972年11月2日出生，住浦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梁、范常明，浙江坤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盛建平，男，汉族，1964年4月29日出生，住建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吕健，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常春，男，汉族，1972年4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吕星星，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丹阳、盛建平因与被上诉人倪常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丹阳的委托代理人王梁、上诉人盛建平的委托代理人吕健以及被上诉人倪常春的委托代理人吕星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丹阳上诉请求:1、撤销建德市人民法院（2019）浙0182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倪常春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倪常春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为张丹阳和盛建平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伙，《合伙协议》是否作废不影响退伙成立和生效系对三方达成退伙真实意思的错误理解。张丹阳与盛建平虽然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伙，但是盛建平在三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下方书写的“倪常春退出合作，退给本金贰拾万元另付费用叁万元，共计贰拾叁万元。收到退款合同作废”，从以上可以看出三方对《合作协议》的解除附加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合伙协议》的解除条件是张丹阳和盛建平在迫于倪常春坚持退伙情形下的折中和让步，即在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伙前提下，附加特殊的解除条件，以倪常春收到退款为《合作协议》的解除条件，也可以说张丹阳和盛建平虽然同意倪常春退款，但为退伙附加远期的成就条件。本案中，退伙条件显然未成就。 盛建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182民初3533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倪常春对盛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本案中，起初仅是倪常春与张丹阳合伙经营石料生意，盛建平与倪常春并不认识。后因其二人运转资金出现问题，经张丹阳联系并向盛建平介绍倪常春，共同协商由三人合伙经营该砂石料购销项目。三方约定，合伙事宜具体由张丹阳、倪常春负责；盛建平仅负责出资，不负责实际经营管理。盛建平依约将投资款汇入张丹阳指定的第三人徐国正账户中，履行了出资义务。2018年9月，因张丹阳与倪常春产生纠纷，倪常春执意提出要求退出合伙，二人在盛建平办公室中持续争吵。起初，盛建平与张丹阳坚决拒绝倪常春的退伙要求，但因倪常春始终通过吵闹等方式要求退伙，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在该过程中，盛建平始终未提出任何意见，而是听从张丹阳意见。后经张丹阳与倪常春核算确认，由张丹阳从合伙款项中返还倪常春投资款20万元，并支付相关费用3万元。因当时张丹阳与倪常春互有不满，盛建平只能作为中间人在合伙协议下方就退款事宜签字确认。根据原审庭审中倪常春及盛建平提交的证据，倪常春在达成退伙约定后，始终是向张丹阳催讨退伙款。在盛建平询问其张丹阳有无付款时，倪常春在未收到张丹阳任何款项时，也未向盛建平提出付款主张。由此可见，该退伙款仅应由张丹阳承担，与盛建平无关。（二）2018年底，在倪常春退出合伙后不久，张丹阳就因病长期住院，合伙项目因无人负责经营管理也已停止。合伙项目停止后，各方的合伙关系实际已名存实亡，盛建平也向张丹阳提出解除合伙关系，张丹阳对此亦无异议，三方合伙关系据此已彻底解散，仅剩合伙事项的相关清算问题未处理，盛建平至今也一直在向张丹阳催讨。根据盛建平在原审庭审中所提交的保证书、微信聊天记录，与倪常春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看出，张丹阳始终承认倪常春与盛建平的投资款项均在张丹阳处，该两笔款项均由张丹阳负责返还。虽该《保证书》出具时间介于一审两次庭审之间，但不可否认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张丹阳在第一次庭审后再次确认了相关款项均由张丹阳一人负责。原审法院草率认定要求盛建平承担付款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符，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为个人，作为个人合伙关系，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征，合伙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合伙基础业已灭失，各方只能退伙、解散处理。在该砂石料购销项目停止时（2018年底）三方的合伙关系即已终止，在此之后三方均已减少了各自之间的往来，且盛建平与倪常春均各自在向张丹阳进行催款。原审法院不仅未对合伙关系的解除进行确认，更是简单的认定上诉人尚未退伙，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倪常春在合伙关系确立仅一个半月时间就擅自提出退伙，间接造成了合伙项目的经营问题，对其他合伙人造成了损失，倪常春对合伙项目的停业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对其擅自、执意要求退伙行为及造成其他合伙人的损失并未考虑，简单要求盛建平与张丹阳支付退伙款及费用，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改判。 针对张丹阳、盛建平的上诉请求，倪常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丹阳、盛建平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本案经一审两次开庭审理，特别是第二次庭审时通过当庭询问盛建平、张丹阳（电话询问）确认对倪常春退出合伙，退还本金及另付的费用是认可的。该事实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张丹阳、盛建平均应按约履行，倪常春的诉请于法有据。二、经三方协商，倪常春已退出合作，是否收到退款不是解除的条件，故张丹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应被驳回。从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就倪常春是否退出合伙，三方已经在盛建平办公室中达成了一致意见，张丹阳、盛建平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作并退还本金20万元及其他费用3万元共计23万元。至此，倪常春已经退出《合作协议》，原《合作协议》是否作废并不影响退伙事实的成立和有效。三、张丹阳向盛建平承诺支付倪常春的23万元退股本金及费用并不能免除盛建平的付款义务。盛建平一直辩称其并未参与经营、管理，所有的一切均应由张丹阳负责。首先，盛建平的身份是合伙人之一，其是同意倪常春退伙，并由其亲自执笔书写了相应的退伙事宜；其次，张丹阳对其的承诺适用张丹阳、盛建平之间，与倪常春无关。 盛建平针对张丹阳的上诉请求述称，对张丹阳提到的解除附条件没有意见。张丹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受到盛建平要挟、胁迫下出具的保证书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在案证据，倪常春始终都是向张丹阳催讨退货款，一审法院判决书当中也对该事实作出认可，包括盛建平也向倪常春询问过张丹阳是否将款项支付给倪常春，自始至终倪常春和张丹阳本人均认可退伙款应由张丹阳支付，相结合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关于张丹阳是否同意倪常春退伙的事情，一开始张丹阳与倪常春是双方自己在协商，后因吵闹就找到盛建平希望其作为中间人帮忙调和。盛建平不参与经营管理，退货款项都是由张丹阳跟倪常春二人核算出来的，但是盛建平对法律责任理解不清就签了字。 张丹阳针对盛建平的上诉请求述称，对盛建平上诉状中的“根据盛建平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张丹阳始终承认倪常春与盛建平的投资款项均在张丹阳处，该两笔款项均由张丹阳负责返还”不予认可。张丹阳的保证书系出具于本案一审第一次与第二次庭审之间，初衷是盛建平要求张丹阳承担，张丹阳没有办法才出具的，是盛建平为了免除其自身责任。且盛建平在取得保证书时向张丹阳承诺不会把保证书拿到一审中，后张丹阳去找盛建平收回保证书，盛建平陈述保证书已遗失，但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把保证书作为证据提交。盛建平认为这份保证书可以规避其自身责任，这个观点在一审法院当中予以驳回，张丹阳认可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同时，保证书中关于盛建平和张丹阳两人之间的所谓的30万元投资款的问题，因为双方合伙没有解散或清算，这并非张丹阳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第二点，盛建平在上诉状当中所述“但因倪常春始终以吵闹的方式要求退伙，无奈之下只能同意其退伙要求”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询问张丹阳究竟有没有同意倪常春退伙，其表述一开始不同意，但后来没办法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张丹阳事实上同意了倪常春的退伙要求，与事实不符。 倪常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丹阳、盛建平立即归还倪常春人民币23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年息4.35%计算从2018年9月9日至张丹阳、盛建平按照判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丹阳、盛建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22日，倪常春与张丹阳、盛建平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份，约定三人共同合伙经营淳安县千岛湖镇千岛湖至黄山高速公路砂石料购销项目，由张丹阳出资60万元，占总股本60%，由盛建平、倪常春各出资20万元，各占总股本20%。合伙期限由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后盛建平与倪常春都将各自的20万按照张丹阳要求汇入案外人徐国正账户内。2018年9月8日，倪常春与张丹阳到盛建平处协商倪常春退出事宜，张丹阳和盛建平在倪常春的坚持下，均口头同意倪常春退伙，经三方核算，同意退还倪常春本金20万元另付费用3万元。盛建平在三方原有的《合作协议》下方书写“倪常春退出合作，退给本金贰拾万元另付费用叁万元，共计贰拾叁万元正。收到退款合同作废盛建平9.8”。2019年9月19日，张丹阳出具给盛建平保证书一份，载明“倪常春投资的20万元股本及3万元费用和盛建平的30万元投资款都在我张丹阳这里，今后由我张丹阳全额支付。保证人签名：张丹阳”。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本案中，倪常春与盛建平、张丹阳合伙经营砂石料购销项目，后因倪常春提出退出合伙，盛建平、张丹阳均已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伙，且经三方结算，同意退还倪常春本金20万元，另付费用3万元，就倪常春退伙事宜及结算事宜达成的协议，系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的内容成立并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现倪常春要求盛建平、张丹阳按照退伙协议的约定支付其23万元，该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法院予以支持。倪常春要求自2018年9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因各方并未明确应退回给原告的款项的具体支付时间，故该法院酌情确定按照起诉之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倪常春的利息损失。盛建平及张丹阳认为，该《合作协议》上载明盛建平收到退款合同才作废，只要盛建平未收到款项，原合作协议就未作废，该法院认为，三人已经就倪常春的退伙事项达成了协议，原《合作协议》是否作废并不影响退伙协议的成立和有效。盛建平认为其不参与经营且其与倪常春的收款方均系张丹阳，故其不负有返还款项的义务，该法院认为，三方并未明确约定承担向倪常春支付款项的义务人，从盛建平与倪常春的微信聊天记录、倪常春与张丹阳的微信聊天记录，倪常春确实是在向张丹阳要求支付款项，但从倪常春向本院所提的诉讼请求，其并未免除盛建平的支付义务，倪常春和盛建平作为未退伙的合伙人对外债承担连带付款义务。故盛建平的抗辩意见，该法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判决：一、盛建平、张丹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倪常春退伙款项及费用合计23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倪常春其他的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375元，由盛建平、张丹阳负担；保全费1670元，由盛建平、张丹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倪常春、张丹阳、盛建平三人对存在合伙关系并无异议，后三方经协商同意倪常春退出合伙并退还其23万元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盛建平与倪常春的退伙协议记载在合伙协议下方，自签字确认时起具有法律效力。退伙协议载明的“收到退款合同作废”系退伙协议履行之后对合伙协议法律效果的描述，不构成退伙协议的生效条件。由于三方在退伙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退伙款项承担的责任主体，张丹阳单方出具的保证书并不能对抗倪常春向作为合伙方之一的盛建平主张要求其承担还款连带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当时未退伙的合伙人盛建平与张丹阳二人共同承担相应款项未有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在倪常春退伙之后，若盛建平与张丹阳内部之间对退伙款项承担另有约定的，可由盛建平、张丹阳另案处理。综上，张丹阳、盛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500元，由上诉人盛建平负担4750元，由上诉人张丹阳负担4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林言伊 书记员胡灵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