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印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陈翔路768号6幢B区1223室。法定代表人：王大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岗升，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79号8层D单元。法定代表人：内藤昌继，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毓，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澹台东宁，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大鹏，男，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强，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皮岗升，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印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施乐公司）、原审被告王大鹏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3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印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印翔公司支付服务费311,170.80元。事实和理由：案件涉及的返利事宜，在赠送免费印量是否应纳入返利范围中，一审法院认为不应纳入不妥。因为双方合同并未排除免费印量不进行返利，而且赠送的印量实际双方其他合同签约时价格差额通过赠送印量协议形式补平。富士施乐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大鹏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富士施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印翔公司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印量费399,164.26元；2、判令印翔公司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迟延利息，以发票金额为基数自发票发出后第26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王大鹏对印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28日，富士施乐公司与印翔公司签订《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合同号FSM1708143007），约定：富士施乐公司在合同期间向印翔公司提供维修保养服务；第5条，收费方式为按量收费法即收费表中确定的读表费率乘以该读表周期内发生的印量；第6条，……（2）在每个读表周期结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除客户开通轻松保服务的情况外，印翔公司应将合约器材的读表数传真报给富士施乐公司以供核对，如印翔公司未能传真读数表，富士施乐公司有权以合理的方式获得合同项下设备的读数（包括电话询问客户读数或上门读取读数），并以此为基础，就该读表周期发生的所有费用向客户开出发票……，（3）印翔公司应在每次发票发出的二十五日内，将发票上所列的所有款额支付到富士施乐公司指定银行账户。该合同收费表约定如下：合约器材为Used爱将150（SN：1126942792）。“读表费率”一栏注明系“适用于根据本合同第5条规定的按量收费法”，并载明费率为：0.15元/黑白印；0.36元/超大尺寸（大于521mm）彩色印；0.30元/A3，A4彩色印。“基本收费”一栏注明系“适用于根据本合同第5条规定的逐量递进收费法”，并载明基本收费为：2018年3月1日起，每月8,000元。“备注”一栏载明：装机后一次性赠送15万元的彩色（416666印），半年内用完；与名下另外一台爱将（SN：112694271）一起捆绑印量，2台每月打印30万印彩色（所有尺寸），每印A3A4返0.02元，每印超大尺寸返0.04元；2台每月打印60万彩色（所有尺寸），每印A3A4返0.04元，每印超大尺寸返0.06元；3个月返一次。同日，富士施乐公司、印翔公司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三份，分别约定：在遵守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印翔公司正常付款半年后，富士施乐公司另外赠送10万元免费彩色印（277,777印）；在遵守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印翔公司正常付款一年后，富士施乐公司另外赠送10万元免费彩色印（277,777印）；在遵守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富士施乐公司装机满一年额外赠送6万元（166,667彩色印），有效期三个月用完。关于印翔公司的实际印量。上述合同签订后，富士施乐公司每个账期向被告出具增值税发票及月收费明细。庭审中，被告对月收费表中载明的上期读数、本期读数、维修用量及实际印量四栏内容无异议，对发票明细中的实际印量及收费一栏中除固定费用外的内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印翔公司在本案项下的实际印量如下：（1）2017年11月至2017年12月账期，黑白印量32,803印，彩色A3为214,516印，彩色超大尺寸为336,603印，彩色超大尺寸印量计入免费印张416,666印中，未实际计费；（2）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账期，黑白印量2,972印，彩色A3为63,615印，彩色超大尺寸为148,541印，彩色超大尺寸中的80,063印计入免费印张416,666印中，未实际计费；（3）2018年1月至2月账期，黑白印量2,750印，彩色A3为56,102印，彩色超大尺寸为109,434印；（4）2018年2月至3月账期，黑白印量5,204印，彩色A3为77,709印，彩色超大尺寸为198,882印；（5）2018年3月至4月账期，黑白印量3,263印，彩色A3为118,169印，彩色超大尺寸为190,267印，彩色超大尺寸印量计入免费印张277,777印中，未实际计费；（6）2018年4月至5月账期，黑白印量7,049印，彩色A3为132,966印，彩色超大尺寸为202,121印，彩色超大尺寸中的87,510印计入免费印张277,777印中，未实际计费。根据富士施乐公司的月收费表，富士施乐公司于2018年3月至4月账期及4月至5月账期分别向印翔公司计收固定费用8,000元及7,931.62元。关于印翔公司的付款情况。庭审中，富士施乐公司及印翔公司、王大鹏确认：富士施乐公司在涉案编号FSM1708143007、（2019）沪0115民初3345号案编号FSM1701134476、（2019）沪0115民初3355号案编号FSM1703139090的三份《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项下，向印翔公司开具的服务费发票总金额为2,184,018.22元，首张发票开具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印翔公司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5月29日期间，通过王大鹏及案外人向富士施乐公司付款总额为1,434,246.03元，富士施乐公司及印翔公司、王大鹏同意印翔公司的付款按照时间顺序冲抵编号FSM1708143007、FSM1701134476、FSM1703139090的三份《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项下的服务费。根据富士施乐公司提供的发票邮寄凭证，开具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的首张发票印翔公司签收日期为2017年4月5日，2017年4月5日至2018年5月29日期间，印翔公司的付款总额为1,299,302.03元。王大鹏向富士施乐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确认金额分别为7,600元、38,670元、8,600元、4,560元的四笔款项合计59,430元系其“代上海绘安数码科技支付”，并附相应金额的POS机签购单，付款日期为2017年12月6日。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富士施乐公司、印翔公司签订的《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应情形，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富士施乐公司已经向印翔公司提供了相应服务，印翔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服务费用。印翔公司、王大鹏辩称服务费中应扣除多收取的基础收费、返利以及赠送印量费用，并对富士施乐公司主张的印翔公司的实际付款金额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判定如下：关于基本收费，富士施乐公司主张自2018年3月1日起每月加收8,000元的基本收费，印翔公司、王大鹏主张应当按照合同第5条第1项的约定按实际印量收费，不应当收取基本收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存在争议的收费方式，对应涉案《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第5条的约定，一是按量收费法，即收费表中确定的读表费率乘以该读表周期内发生的印量，二是逐量递进收费法，即基本收费和超额印量收费的总和，基本收费是每次读表周期内印量总和不超过准许印量时所收取的费用，超额印量收费是在每次读表周期上记录的超出本次读表周期准许印量的部分乘以收费表中规定的超额印量费率。本案富士施乐公司与印翔公司在合同第5条中选择的是第1项即按量收费法，但合同收费表中除载明按照按量收费法计收的读表费率外，还在“逐量递进收费法”之下约定了2018年3月1日起每月8,000元的基本收费，即收费表中关于读表费率的约定与合同第5条第1项是一致的，而关于基本收费的约定属于合同第5条第2项。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应结合双方合同关于按量收费法以及逐量递进收费法中基本收费的约定合理解释上述付款方式。根据合同，按量收费法和逐量递进收费法最显著不同在于后者存在基本收费，基本收费意味着当印翔公司的印量未达到基本收费时，仍需按照基本收费而非实际印量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印量费，此系双方合同对于基本收费的定义。据此，收费表中约定的基本收费也应作此解释，即如果印翔公司的服务费达到基本收费金额，则按照实际印量结算，如果印翔公司的服务费低于基本收费金额，则按照基本收费结算，鉴于双方收费表未约定与基本收费对应的准许印量以及超额印量费率，而仅约定了读表费率，故是否达到基本收费标准应按照该读表费率进行计算。关于印翔公司、王大鹏辩称应直接适用合同第5条按照按量收费法计收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合同体系上看，收费表相较于后续一般条款而言，在内容上更具特殊性，是合同当事双方磋商结果和合意内容的集中体现，故应认为收费表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印翔公司、王大鹏的辩称意见事实上是直接忽略了收费表中关于基本收费的约定，对此，一审法院难以采纳。关于富士施乐公司主张在实际印量收费的基础上另行加收基础收费，一审法院认为，富士施乐公司该项主张与合同关于基本收费的约定不符，缺乏合同依据。现富士施乐公司主张2018年3月至4月账期及4月至5月账期的基本收费8,000元及7,931.62元，鉴于上述账期内印翔公司按读表费率计算的服务费均已超过基本收费金额，故富士施乐公司主张印翔公司支付上述两笔基本收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返利。涉案合同的收费表备注栏约定了返利的条件及计算方式，富士施乐公司应依约给予印翔公司相应的返利，现富士施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了相应返利，故印翔公司辩称应在服务费中抵销返利，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返利的具体计算上，存在两点争议，一是赠送部分的印量是否计入判断返利条件成就与否的印量总额中，二是赠送部分的印量是否作为计算返利金额的基数。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富士施乐公司与印翔公司、王大鹏在涉案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赠送印量与返利同时发生时的处理方式，一审法院依据合同内容结合对返利、赠送印量的一般理解，并在衡平富士施乐公司及印翔公司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就赠送部分的印量是否计入判断返利条件成就与否的印量总额中，一审法院认为，赠送印量在性质上也属于印翔公司当月发生的实际印量，所谓“赠送”，只是富士施乐公司未就该部分实际印量予以计费而已，并非在实际印量之外通过另行给付的方式发生，因此，该部分印量应计入判断返利条件成就与否的印量总额中，不应因该部分印量富士施乐公司未予计费就减损印翔公司获得返利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赠送部分的印量是否作为计算返利金额的基数，一审法院认为，返利和赠送印量，在性质上均为富士施乐公司给予印翔公司的优惠措施，所谓“返利”，一般理解是合同一方为鼓励相对方增加销量或销额而给予相对方的优惠和让利，一般系基于合同一方就该销量和销额自身也能获得部分盈利的基础上，而赠送系合同一方就该销量和销额完全放弃自身获利。本案中，就赠送部分的印量富士施乐公司已经未收取任何费用，印翔公司、王大鹏主张富士施乐公司仍应就该免费印量计算返利，即富士施乐公司在放弃该部分印量费用之外还要多给予印翔公司以免费印量为基数计算的返利金额，这显然与对返利的一般理解相悖，故一审法院难以采纳，赠送印量不作为计算返利金额的基数。基于上述理由，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合同项下的返利金额为37,208.06元，印翔公司、王大鹏主张返利应在服务费中抵销，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赠送印量。富士施乐公司与印翔公司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返利的前提是在遵守涉案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印翔公司正常付款半年后、一年后以及装机满一年后予以赠送，现印翔公司确实存在未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的情况，应认为赠送印量的条件未成就，印翔公司主张在服务费中抵销富士施乐公司未赠送的印量金额，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印翔公司的付款。富士施乐公司与印翔公司、王大鹏确认编号FSM1708143007、FSM1701134476、FSM1703139090的三份《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项下业务首张发票开具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富士施乐公司已举证证明该张发票寄送至印翔公司的日期为2017年4月5日，鉴于发票是富士施乐公司确定账期内实际印量后根据印量制作，且无证据显示印翔公司存在预付款的情况，故首张发票送达印翔公司之日即2017年4月5日前的付款，不足以认定为FSM1708143007、FSM1701134476、FSM1703139090合同项下的付款。2017年4月5日之后，印翔公司的付款总额为1,299,302.03元，其中，富士施乐公司认为2017年4月17日金额合计32,986元、2017年5月27日金额合计51,000元、2017年12月6日金额合计59,430元的款项，系王大鹏为履行与富士施乐公司之间的其他债务而支付，就2017年12月6日金额合计59,430元的款项，富士施乐公司已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其他款项，富士施乐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扣除59,430元后，印翔公司在FSM1708143007、FSM1701134476、FSM1703139090的三份合同项下已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239,872.03元，超出富士施乐公司确认的印翔公司付款金额39,592元，该部分款项按照三份合同项下发票时间顺序进行核算，鉴于FSM1701134476、FSM1703139090号合同项下富士施乐公司主张的服务费对应发票早于本案合同，故一审法院确认上述款项不在本案服务费中进行核算。基于上述分析，一审法院确认，扣除2018年3月至5月两个账期中的基本费用并抵销返利后，富士施乐公司主张的剩余服务费为：2017年11月至12月账期60,694.61元，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账期40,170.96元，2018年1月至2月账期51,139.94元，2018年2月至3月账期86,181.36元，2018年3月至4月账期33,576.77元，2018年4月至5月账期74,260.94元，合计346,024.58元。富士施乐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服务费，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迟延付款滞纳金，就印翔公司逾期支付的服务费，富士施乐公司有权主张印翔公司偿付迟延支付滞纳金，涉案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为发票发出后25日内，滞纳金标准为日千分之二，现富士施乐公司主张迟延付款滞纳金自每张发票发出后第26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日，具有合同依据且于法无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发票号为181924641的发票，富士施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寄送给印翔公司，故该笔服务费的滞纳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庭审中，富士施乐公司确认，如法院认定存在返利抵销、扣除基本费用导致各个账期内服务费金额减少，则按照最终认定的服务费金额为基数自相应账期发票发出后第26日起计算迟延付款滞纳金。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印翔公司应支付的迟延付款滞纳金为：2017年11月至12月账期，以60,694.61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2018年1月至2月账期，以51,139.94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2018年2月至3月账期，以86,181.36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2018年3月至4月账期，以33,576.77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2018年4月至5月账期，以74,260.94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关于王大鹏的连带责任，王大鹏存在以其个人财产支付印翔公司债务的行为，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印翔公司的财产独立于王大鹏的个人财产，故应对印翔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印翔公司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2017年11月至12月账期、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账期、2018年1月至2月账期、2018年2月至3月账期、2018年3月至4月账期、2018年4月至5月账期内服务费合计346,024.58元；二、印翔公司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富士施乐公司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的迟延付款滞纳金（具体包括：以60,694.61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以51,139.94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以86,181.36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以33,576.77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以74,260.94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三、王大鹏对印翔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富士施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77.40元，由富士施乐公司负担1,177.40元，印翔公司、王大鹏共同负担8,10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有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赠送的免费印量是否应纳入返利范围中。对此本院认为，就赠送部分的印量，富士施乐公司并未向印翔公司收取费用，现印翔公司就该部分免费的印量仍要求富士施乐公司给与返利，与返利的一般理解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赠送印量不作为计算返利金额的基数正确。印翔公司还提出，赠送的印量实际双方其他合同签约时价格差额通过赠送印量协议形式补平，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印翔公司并无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该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1元，由上诉人上海印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 杨审判员 何 玲审判员 卢 颖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璐珺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