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再155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再审申请人）：余星桦（曾用名余恒超），男，198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唐妹，男，196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系余星桦父亲。被申诉人：何柱荣，男，1957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系何立钊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建晃，广东诚名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王凤球，女，195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系何立钊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建晃，广东诚名金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余星桦因与被申诉人何柱荣、王凤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再5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复查[2018]4400000001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抗1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黄小雨、李昱出庭履行职责。申诉人余星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唐妹，被申诉人何柱荣、王凤球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建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再5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何立钊主张与余星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款项来源、借款用途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何立钊关于借款合意、出借数额、还款情况、借款来源、利息计算方式等内容表述不一、前后矛盾；在此期间何立钊涉嫌从事收取高额利息的赢利性、非常规放贷活动。根据证据规则，应对何立钊是否出借了涉案款项及款项具体数额分配更高的举证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何立钊关于借款数额、还款情况的表述前后矛盾。一审庭审何立钊所述的“余恒超已多次向何立钊借款，余恒超已归还了部分款项，本案的6万元是分几次借的，每次都是现金支付，该数额是经过双方对账后确认总欠款金额后而出具的”，与2013年10月13日借款收据所载“借款人民币现金60000元”的内容不能对应，之后虽推翻上述陈述，但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当余星桦代理人问哪些还清了时，何立钊陈述：“借款的时间和交付的过程，中院已经查明，我认可中院的判决，我只认可2012年10月13日之后还入我账户的款项，具体数额我不确定，约6000元，分三次转入我的账户，具体转账我不清楚，但确认是余恒超还的钱。”（见2016年6月29日再审庭询笔录第5页）之后何立钊又承认：“分三次转入账户，2012年7月、8月还清过一次，还清后又借了。”（见2016年6月29日再审庭询笔录第7页）当审判员指出：“一审陈述涉案的6万是分几次借款，不是一次性借款，余恒超还了部分，本案借款收据是经过双方对账确认的总欠款金额后出具的，二审时你提交了照片，并陈述照片中的现金是签借据时拿走的，是前面借款的总额。今天庭审时又主张6万中有1万是之前的借款，5万是新的借款。每一次庭审时陈述都不一样”。何立钊当即确认“以今天的陈述为准……之前多次借款时余恒超都是有借有还的。”（见2016年6月29日再审庭询笔录第15页）2016年7月4日再审询问笔录中，审判员问：……余恒超表示一共向你借款四次，实际到手金额2.5万。你是否同意余恒超的陈述？何：不同意。我对借款给余恒超的次数记不清了，至于金额，每次1万或2万不等，共约4-5万，一共3-4次，具体金额我不能确认，时间太长了。审：4-5万中，余恒超还了多少？何：约4万的本金，借据在每一次还款后销毁。最后一次向我借款5万，连同之前欠的1万，一共就是欠款收据上的6万。当审判员要求其说明每笔对应是哪一笔的本金利息时，何立钊答：“我只记得他借了我4-5万，利息已经全额还清，本金剩1万未还。”（见笔录第2页）从上述陈述看，何立钊无法确认自己出借的次数、借款的数额以及还款数额，每次表述前后矛盾，相差甚远。（二）何立钊借款来源及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前后不一。一审查明，何立钊称其做小生意，偶尔借款给他人赚取利息；再审时，何立钊又称：“当时借给余恒超的钱有的是我向我的亲戚借的，本案的5万元是我亲戚的钱”。何立钊自己并不宽裕，与余星桦无甚交情，余星桦作为未毕业在校生，未提供任何担保保证，也未掌握其经济状况和款项用途的情况下，何立钊向亲戚借款再转借给余星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通常情理。何立钊出示的余星桦与5万元现金的合照，既不能证明5万元现金的实际归属，也不能证明钱的去向，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出借能力和实际交付证明效力。（三）余星桦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余星桦庭审承认向何立钊借款四次，第一次是2012年借条写10000元，实际到手8500元，扣了1000元利息及500元手续费，已经还了1000元或2000元；第二次是3、4个月后，借条写10000元，实际到手6000元，扣除2000元用于抵扣第一次借款的利息，另2000元属于第二次借款利息，此时已经还款一次2000元，一次1000元，具体金额不确定；第三次借条写10000元，实际到手4000元，扣除6000元，4000元是前两次的利息，2000元是第三次的利息；第四次借条写20000元，实际到手8000元，扣除的12000元用于抵扣前面没有还清的借款利息。后面写过一张50000元的借据，对前面借款进行结算得到的数额，再后来就是本案的60000元借条，多出的10000元是利息。而当审判员提问如何计算利息时，何立钊回答：“有时1分，有时2分，有时余恒超不还钱就一起算，但没有涨息。”从余星桦借款收据所显示的数额、借款时间长短等因素看，余星桦所陈述的借10000元每月1000元利息的说法更可信。余第二次借款相距3、4个月，此时第一次借款有4000元左右利息，已还了2000元，第二次借款时扣了2000元，刚好把第一次借款利息还清。第三次借款时前两次借条本金已有20000元，因此每月利息2000元，故第三次扣除较多，第四次亦如此，本金基数大，扣除利息更多。而按照何立钊的说法，余星桦不可能短时间内积累这么多债务；而且在何立钊只确认余星桦还款3次9000多元的情况下，余星桦根本不可能像何立钊所说的还清了前面的款项只余1万元未还。（四）何立钊涉嫌从事赢利性非常规放贷活动。本案中，何立钊公开在报纸上发布小广告进行放贷业务，当余星桦未及时还清借款时，采取聚众到其家中、写大字报等方式索债，导致余星桦家人多次报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认定，何立钊曾因讨债、对债务人进行殴打、非法拘禁债务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该刑事案件证人黎某（被害人叶某的同学）证实：“叶某通过网上找到一名姓章的男子可办理借贷，我陪叶某到惠州大厦1402房面谈，叶某提出借1万元，姓章男子说只能拿7千元，余下3千元是利息，当日该男子已要求叶某写了一张1万元的借条。……证人黎某辨认出何立钊为自称姓章的男子。”该生效判决及已经过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证言，印证了何立钊的放贷行为涉嫌收取高额利息，何立钊涉嫌从事非常规、赢利性的放贷业务。综上所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再58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申诉人余星桦称：同意检察机关抗诉意见。申诉人一共向何立钊借款四次，案涉6万元借条是被迫写下的，按借款情况和每次递增的高利息来看，这是典型的高利贷。在几次申诉人一时无钱还利息时，何立钊除了伙同一班人对申诉人威逼、恐吓外，更是趁夜间跑到申诉人家门口泼红油漆，用红油漆写上恐吓的话。为此，申诉人的父亲多次报警。此外，何立钊还向别人放高利贷，并因讨债对债务人进行殴打、非法拘禁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事实证明，何立钊一伙的所谓民间借贷行为，实际上是黑社会团伙性质的非法放高利贷行为，危害国家和社会，应给予严厉打击。请求撤销原再审判决和二审判决，驳回何立钊的诉讼请求。被申诉人何柱荣、王凤球辩称：1.何立钊关于借款数额、还款情况的表述前后并不矛盾，只能说是不完全相同，因其与余星桦之间有多次借款，又有多次还款，本案也经多次庭审，借款、还款时间上间距较长，因此何立钊表述不完全相同更加符合记忆的客观规律。2.何立钊关于出借款项来源与出借能力的表述并不矛盾。一审时，何立钊称其是做小生意的，偶尔借款给他人赚取利息，与再审时称5万元是借其亲戚的钱并不矛盾，何立钊因想赚取利息向亲戚借款也符合常理。3.申诉人对本案的陈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4.二审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是判决何立钊构成非法拘禁罪，而没有认定其具有非法放贷的犯罪行为，抗诉书和再审申请书引用该案其中一证人的证言，来认定本案案件事实，过于武断。5.民事证据并不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是采取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证据证明力大小的问题。本案中，对方承认多次借款的事实，现本案争议的是借、还款金额分别是多少，何立钊提供了借款收据、照片、保证书等证据，有较强证明力，而对方关于借款金额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立钊向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余星桦立即归还何立钊借款6万元整；2.余星桦向何立钊支付利息（从2012年10月13日开始计至余星桦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3.何立钊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余星桦承担。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何立钊提供借款收据载明“因资金周转问题向何立钊先生借人民币现金60000元，借款期自2012年10月13日至2013年4月12日止。从借款日开始到还清借款日止每月利息为1500元。出借人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均由余恒超承担。借款人：余恒超，身份证号码：××××，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电话：136××××9225，2012年10月13日”。借款金额及余恒超姓名处摁有手印。何立钊称其是做民间借贷业务的，余星桦通过报纸广告联系到何立钊，并称“被告已多次向原告借款，被告已归还了部分款项，本案的6万元是分几次借的，每次都是现金支付，该数额是经过双方对账后确认总欠款金额后而出具的”，同时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且余星桦借款也未提供担保保证，何立钊也无证据证明余星桦已收到借款。后何立钊又称其是做小生意，偶尔借款给他人赚取利息。何立钊本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目前被羁押。何立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工作或收入状况。余星桦的父亲余唐妹到庭称余星桦于2013年5月29日前失踪，他于5月29日报案失踪，但余星桦失踪前曾跟他说在外面赌球输了钱，而且余星桦是1989年出生，当时是刚毕业的学生，与何立钊不认识，也没有生活交集，在没有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借这么多钱。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何立钊主张与余星桦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款项来源、借款用途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何立钊诉状所述借贷合意的产生和庭审中所述通过报纸广告方式联系到何立钊产生借贷合意的内容不一致；庭审中何立钊所述的“被告已多次向原告借款，被告已归还了部分款项，本案的6万元是分几次借的，每次都是现金支付，该数额是经过双方对账后确认总欠款金额后而出具的”内容，与借款收据所载内容不能对应；何立钊未提供证实其款项来源或其具有出借能力的相关证据；何立钊在余星桦未提供担保保证，也未掌握余星桦经济状况和款项用途的情况下，向余星桦出借款项，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常情常理；何立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款项已实际支付的事实。综合上述因素，对何立钊的诉请，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余星桦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695号民事判决：驳回何立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何立钊负担。何立钊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补充查明如下事实：何立钊向一审法院提交《保证书》载明“本人余恒超保证于2013年6月5日解决本人与何立钊之间的全部债务陆万圆（￥60000.00）俞（如）不能解决一切后果自负。保证人：余恒超，时间：2013.5.3，××××”。何立钊向二审法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照片。照片中有一年轻男子，双手拿着桌上的五扎百元人民币，桌上还有一张反面朝上的身份证。何立钊提供该照片证明借款交付过程，何立钊以现金方式交付借款给余星桦，交付地点是惠州大厦1402房。同时证明何立钊是有出借款项的能力的。2.手机号码为134××××6460的《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证明在2013年5月30-31日，何立钊（134××××6460）与余星桦（136××××9225）曾经多次通话，这也可以反驳余星桦父亲称余星桦于2013年5月29日前失踪。二审期间，余星桦的父亲余唐妹到庭确认照片中的年轻男子就是其儿子即余星桦，并确认136××××9225是余星桦失踪前所使用的手机号码。余唐妹称余星桦失踪前是广州市轻工业重点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将于2013年7月毕业，在校期间没有从事营业活动。余唐妹称在余星桦失踪前，何立钊去他们家吃过几次饭，因此认识何立钊。当时何立钊自称是湛江人，是余星桦的同学。此外，余唐妹的陈述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何立钊主张余星桦向其借款6万元，提供了《借款收据》《保证书》等予以证明。虽然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保证书》的事实，但是何立钊二审补充提交的通话清单证实在2013年5月30、31日也就是余星桦爸爸于2013年5月29日报警称儿子失踪之后，何立钊与余星桦仍有联系，故二审法院对该《保证书》依法予以认定。二审期间，何立钊补充提供了显示款项交付过程的照片，证明款项已实际支付。二审法院认为，何立钊提供了借款凭证以及还款保证的证据原件，并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借款现金交付的过程，已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余星桦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晓向他人出具借款凭证的法律后果，且其在一、二审阶段均未到庭应诉，放弃抗辩权，故二审法院对余星桦向何立钊借款6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余星桦借款后未予清偿，何立钊有权主张余星桦偿还借款6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款收据》约定的月利息为1500元，即月利率2.5%，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超出部分，不应予以支持。故何立钊请求余星桦支付2012年10月13日即借款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有理，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且何立钊二审提交了新证据，二审法院依法对一审判决予以纠正。何立钊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8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695号民事判决；二、余星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立钊偿还借款60000元及利息（从2012年10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均由余星桦负担。余星桦不服，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粤01民申23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再审审理期间，余星桦的父亲向法院提交多张自动柜员机客户凭条、存取款一体机对账单，金额合计18900元，拟证实其已向何立钊偿还部分借款利息。何立钊确认2012年12月12日转账3200元。由于对账单模糊不清，余星桦表示其父亲所提交的单据有些不是转给何立钊的，因此该院要求何立钊提供银行流水。经核对，2012年12月12日3200元转账是从账号为62×××83转出，此外，从62×××83转给何立钊账户的款项还包括2012年11月9日3000元，2013年1月7日3000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余星桦并没有否认其向何立钊借款的事实，双方争议的是借款数额问题，故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对于借款金额，余星桦对其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何立钊主张借款金额为6万元，提供了有余星桦签名的《借款收据》和《保证书》，有较强的证明力，虽然本案当中余星桦主张何立钊追债行为非法，但该主张无法推翻《借款收据》和《保证书》的证明力，故对于原二审认定的借款金额6万元予以维持。对于还款金额，余星桦在原再审期间提交了还款证据，该院确认余星桦在2012年10月13日以后转账给何立钊的款项是对本案借款的偿还，包括2012年11月9日3000元，2012年12月12日3200元，2013年1月7日3000元，共计9200元。由于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每月还款1500元，故在借款期间的还款应认定是先偿还利息，超过利息部分才能认定为偿还本金，因此其中9000元应认定为偿还借款期间6个月的利息，200元为偿还本金。余星桦主张其借款行为无需支付利息，该主张缺乏合同以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由于余星桦在本案原再审过程中提交了新证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了新的事实，推翻部分原二审判决结果，再审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1民再5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8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余星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立钊偿还借款598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3年4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均由余星桦负担。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1.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认定，何立钊非法拘留案外人叶某，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权利，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2.何立钊已于2017年2月6日死亡，生前未婚未育，其父亲是何柱荣，母亲是王凤球。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余星桦与何立钊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具体还款数额应如何认定。关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余星桦主张其实际上没有借到案涉的60000元，因其受到胁迫才出具案涉《借款收据》，何立钊还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债务，本案属于非法借贷，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何立钊主张案涉《借款收据》的60000元是双方对余星桦之前欠款结算后确认的，并提供了《借款收据》、《保证书》、照片等证据。根据一、二审及原再审查明的事实，在余星桦出具案涉《借款收据》之前，余星桦与何立钊曾进行过多次民间借贷，余星桦也曾多次还款。本案证据中，《借款收据》记载余恒超（余星桦曾用名）向何立钊借人民币现金60000元，并约定每月利息1500元；《保证书》记载余恒超保证解决与何立钊之间的全部债务60000元；照片显示余星桦双手拿着五扎百元人民币。而余星桦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未借到案涉60000元，是受到胁迫才出具案涉《借款收据》，故二审、原再审综合以上证据认定余星桦欠何立钊60000元的事实成立，并无不当。此外，余星桦主张何立钊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债务，但余星桦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2014）穗中法刑一终字第16号刑事裁定也未认定何立钊对余星桦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债务，故本院对余星桦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双方之间具体还款数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双方在原再审期间提供的银行流水等还款的相关证据，原再审确认余星桦在2012年10月13日以后转账给何立钊的款项9200元是偿还本案借款及利息，并计算得出余星桦还欠何立钊借款59800元，并无不当。何立钊与余星桦在《借款收据》中约定，从借款日开始到还清借款日止每月利息为15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案涉《借款收据》中约定的每月利息1500元，已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原再审对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和申诉人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均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再5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赖尚斌审判员 王 凯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罗伟恒书记员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