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4行终3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伟，男，汉族，1964年3月18日生。 委托代理人侯忠群，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继红，江苏张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花园街1号。 法定代表人张琪，该局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赵匡吉，该局副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徐笠，男，汉族，1988年5月11日生。 委托代理人陈燕，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韵，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华英，女，汉族，1966年2月5日生。 委托代理人陈燕，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韵，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常州市新球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新民路50号。 法定代表人徐笠，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燕，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韵，江苏森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金国华，男，汉族，1962年9月28日生。 原审第三人樊伟正，男，汉族，1953年12月27日生。 上诉人徐国伟因其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审批局）、徐笠、周华英、原审第三人常州市新球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球公司）、金国华、樊伟正行政处理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9）苏0412行初4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9年2月20日，常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监局）受理了新球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股东、注册资本变更申请，经审核，审批局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wj04830077）公司变更[2019]第02200032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以下简称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对新球公司的申请事项予以核准，并换发了营业执照。2019年2月22日，新球公司股东徐笠、周华英向审批局申请撤销2019年2月21日的公司变更登记。审批局收到申请后移交市监局进行调查。市监局经调查审核后，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调查终结报告，认为新球公司构成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为，建议撤销变更登记。审批局收到调查终结报告后，于2019年3月14日向新球公司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告知新球公司拟撤销2019年2月21日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实、法律依据和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新球公司未进行陈述申辩，审批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武行审企撤字[2019]00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002号撤销决定书），认为2019年2月21日核准变更登记中，新球公司变更申请登记材料中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虚假，构成以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违法行为，决定撤销第三人新球公司2019年2月21日的变更登记。徐国伟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002号撤销决定书；2、判令审批局恢复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审批局承担。 另查明，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核准变更前，新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笠，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股东为徐国伟、樊伟正、金国华、周华英、徐笠；核准变更后，新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国伟，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股东为徐国伟、金国华、周华英、徐笠。 原审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审批局对新球公司作出的撤销变更登记行为涉及作为新球公司股东的徐国伟的合法权益，徐国伟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审批局和新球公司、徐笠、周华英关于徐国伟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工商行政机关是公司登记机关。”第八条规定：“设区的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直辖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区分局，负责本辖区内下列公司的登记：（一）本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所列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授权登记的公司。”根据《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关于向行政审批局划转第一批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的通知》（武政发[2017]169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武审改办[2018]2号）规定，审批局具有作出涉案公司变更登记及撤销变更登记的法定职权。 徐国伟主张审批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认定错误、主要证据不足，审批局作为登记机关的权限在于形式审查，无权对民事纠纷进行认定，002号撤销决定书突破形式审查边界，直接对新球公司股东会召开情况展开调查，并依据错误的调查结论作出认定，实质上是代替法院评判了股东会决议成立情况，属于超越职权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审批局作出002号撤销决定书是基于新球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存在内容虚假的情况，并非是对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等民事法律关系作出的实质性判断。新球公司股东周华英、徐笠、金国华、会计金铭利、区市监局工作人员陈静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证人陈某的证言之间能够互相印证，结合周华英提交的原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陈某的辨认记录，足以客观证明新球公司在申请变更登记时存在以内容虚假的材料更换真实材料的事实。审批局据此作出撤销变更登记行为属于正当履行法定职责，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徐国伟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徐国伟主张审批局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遵守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未给予徐国伟及其他股东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程序违法且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审批局作出公司变更登记和撤销变更登记的行政相对人均为新球公司，审批局在对新球公司作出案涉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已经告知了新球公司相关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符合正当程序原则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确认。修正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新球公司以内容虚假的材料取得审批局的核准变更登记，属于以欺骗的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违法行为，审批局依据上述规定作出撤销变更登记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徐国伟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国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徐国伟负担。 上诉人徐国伟上诉称，1.金国华是新球公司股东、原审第三人，一审判决未认识其重要地位，以其“情况说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不予采纳，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金国华真实签订了2019年2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全体股东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知晓并认可的情况下，套用会议形式签署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同样成立并有效，并不影响登记机关作出变更登记；3.从《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来看，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变更，不属于设立资格，而是登记机关对相应民事权利、民事关系的确认，不属于行政许可，撤销变更登记亦不属于行政许可，审批局适用《行政许可法》来撤销变更登记，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徐国伟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002号撤销决定书，恢复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审批局、徐笠、周华英以及原审第三人新球公司、金国华、樊伟正二审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 2019年2月22日，新球公司、徐笠、周华英向审批局提交《情况说明》，称“新球公司递交给审批局的资料被徐国伟篡改，现我们从档案室调的档案发现，股东决议并非当时签署的决议，且申请材料上的公章并非是我司备案公章，现向贵局申请撤销2019年2月21日发的新球公司的变更登记业务”。 徐笠、周华英在接受市监局调查询问时明确，2019年2月1日的股东会只是将原股东樊伟正的股权转让给周华英，并不涉及金国华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徐国伟、变更法定代表人、增加注册资本等内容，并且向行政机关提交了当天的股东会决议2份、樊伟正股权转让协议1份、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材料；新球公司会计金铭利在接受市监局调查询问时称，其当时受新球公司委托将变更登记材料提交行政机关，当时提交的材料中变更事项是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原股东樊伟正将股权转让给周华英，同时修订的公司章程确定了股权转让后的股东出资情况，但后来发现这些资料多出了增资和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内容；金国华在接受市监局调查询问时称，其没有参加2月1日的股东会，是徐国伟拿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直接让其签字，具体什么内容并不知情，樊伟正转让股权给周华英是知情的；陈某在接受陈燕律师的调查谈话时称，金铭利因请求其为公司变更登记业务进行把关，在2019年2月3日通过微信把变更资料向其发送，其将审批局作出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所依据的申请材料与微信中的材料进行了对比，并将是否一致的情况在每一页审批局所依据的材料上进行了一一标注。 一审庭审中，行政机关举证时提出，两份股东会决议存在骑缝章、原件纸张纸质不同的情形，认为2019年2月21日核准变更事项申请人提供变更的材料中存在虚假。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正确，二审应予维持。 理由及依据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依法设立以后的存续期间，因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等变化，公司登记机关会对公司登记事项进行相应的变更登记。作为公司登记的一种法定种类，公司变更登记的性质取决于公司登记的性质。《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由此可知，我国法律明确了公司登记的行政许可性质，那么对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登记原则上也属于行政许可，需要遵循《许可法》的相关规定。 《许可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该条第三款规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本案中，行政机关根据新球公司、徐笠、周华英向审批局提交的《情况说明》，对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所涉事项的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基于行政机关对核查情况的举证，本院认为，首先，徐笠、周华英、金铭利、陈某的证言以及徐笠、周华英向行政机关提交的材料留存件，均表明审批局作出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所依据的申请材料与新球公司认可的材料不同，前者较后者增加了金国华将其部分股权转让给徐国伟、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徐国伟、增加注册资本并由徐国伟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等内容，而这些不同之处正是徐笠、周华英所明确否认的，金国华在核查过程中也未提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及增资的内容；其次，审批局作出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所依据的申请材料本身已存在表面上的不一致，具体而言即两份股东会决议的第三页（仅签名页）显示有两枚骑缝章，而前两页（内容页）仅有一枚，前两页的抽换痕迹明显；再者，徐国伟在诉讼中对前述印章瑕疵问题未能作出具有证据支撑的合理解释，而是强调登记机关的职责限于形式审查，公司印章的问题与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关联；最后，2019年2月22日，新球公司及时以“资料被篡改、股东决议并非当时签署的决议”等理由向审批局提出了撤销变更登记的申请。行政机关在被诉的002号撤销决定书中作出“变更申请材料中的《股东会决议》中‘参加人员：……5位股东到会代表100%表决权股东’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内容虚假”的认定，综合上述本院分析的因素以及审批局在诉讼中的阐述，该认定并非仅指到会情况与股东会决议的记载不同，而是包括了决议内容虚假，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至于上诉人所提“金国华的情况说明应予采纳”的意见，本院认为，即使根据徐国伟提交的金国华2019年6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金国华在该说明中也只是含糊表述为“2019年2月1日，我将认缴出资额4.5万元中的1.5万元转让给徐国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至多证明金国华对于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徐国伟予以认可，但并不能反映出其签署的股东会决议包含有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徐国伟、增加注册资本并由徐国伟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等内容。 02200032号变更通知书所依据的申请材料，是人为采取弄虚作假的方法，骗取审批局作出了准予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审批局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后，根据《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被诉002号撤销决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上诉人徐国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徐国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裴国伟 审判员  孙海萍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孙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