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4民初9638号 原告：王玉聪，男，196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宝，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荣，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道娟,四川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良琼,四川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玉聪与被告杜荣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玉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广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道娟、刘良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玉聪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文书号（2017）成证执自24号；2.由杜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杜荣申请强制执行王玉聪公证债权文书一案【执行证书文书号（2017）成证执第24号】由新都人民法院以（2017）川0114执843号予以立案执行。（2017）川0114执843号尚在执行程序中。王玉聪认为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公证的221000元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即杜荣并未实际借出该221000元，做公证时公证处并未核查该221000元的实际出借凭据。杜荣逼迫王玉聪出借该221000元的借条，所谓“借条”是另有缘由：1、2011年起王玉聪在深圳经营深圳市港锐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业务为汽车租赁。2014年10月29日王玉聪购买车牌号为粤Ｂ×××××号丰田车，后将该车抵押给案外人以短期融资，最后一次抵押时间是2015年12月9日，均已还清。2009年广州市东漖物业管理公司购买别克车，后2013年转黎基先，后2013年12月转给王玉聪，车牌号为粤Ｂ×××××，同上一辆车模式雷同，为融资抵押给案外人，最后一次抵押时间是2015年12月9日，且均已还清。2、2015年12月14日因需抵押融资，王玉聪将该两车抵押给深圳前海金星联合融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公司），贷款160000元，借期半年，押证不押车（该借款合同丢失）。在王玉聪按期偿还了两个月的本金，两辆车每月合计偿还6000元后，金星公司无故提前收贷，强行扣押王玉聪与车。3、为解决人与车的问题，王玉聪找杜荣帮忙，杜荣承诺解决被扣人与车，但向王玉聪提出方案：除帮忙赎回两车外，还需要将王玉聪的川Ａ×××××奥迪车开到深圳，三辆车一起交给杜荣的公司（杜荣经营深圳市鑫环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业务与王玉聪相同）。4、三辆车交付杜荣时，杜荣利用王玉聪窘迫形势，强迫王玉聪于2016年2月19日手写欠款400000元的借条，但该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在2016年6月30日在公证处做公证时，杜荣要求王玉聪现场手写221000元的借条（扣除了别克车和丰田车的转卖费用的剩余），将落款时间倒签，即写下400000元借条当日。公证现场王玉聪索要400000借条，杜荣回复都是很熟的朋友，又是雇佣王玉聪当总经理，让王玉聪放心，但事后杜荣并未归还该400000元借条，王玉聪再讨要时，杜荣改口称借款未还完，不能给。5、做公证时，杜荣未提供400000借条，又是现场手写的221000元借款，时间还倒签，公证处也未核实400000元及221000元借款是否实际出借，即出具了该公证书。6.在2016年2月19日三辆车被杜荣扣押后至2016年6月返回成都做公证，杜荣即聘请王玉聪到其湖南的公司做总经理，期间一直未再接触该车，也不知道杜荣已擅自将车变卖。7、杜荣不仅聘请王玉聪为其在湖南的公司打工代偿还400000元，还未支付王玉聪在其公司工作三年的任何费用。杜荣更是在此期间侵占了王玉聪的两套住房（都位于新都区，其中一套被王玉聪的女儿索回，另一套杜荣强迫王玉聪卖房，即正在被执行房屋，后因限购无法过户）。8、从登记查询来看，粤Ｂ×××××号丰田车在2016年3月30日被转移登记给名叫李春胜的人，此转移过程王玉聪未签字未参与、不知情，谁转让、转让价款、价款去向王玉聪均不知情。粤Ｂ×××××号车在2016年3月29日被转移登记给名叫刘明理的人。此车转移情况同上。9、在公证处现场杜荣系按400000元扣减两车的卖款后胁迫王玉聪再次写221000元借条。综上所述，该221000元借贷并未实际发生，杜荣代置换车的160000元杜荣也因将车出卖而抵清，其出卖的时间为2016年3月底，即便王玉聪欠杜荣的160000元代垫款，该款也已抵清。在成都市公证处做公证时，公证处仅凭现场书写的221000元的借条，未核实除身份外的其他任何实质借贷资料即出具了公证书。王玉聪不欠杜荣任何款项。维护王玉聪的合法权益，判准王玉聪的诉请。 杜荣辩称，1.首先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双方的债权关系事实清楚。2016年6月3日到成都市公证处就王玉聪从杜荣2016年2月29日借款并出具借条的事实是在公证员的指导下并且公证员给王玉聪讲述了相关法律，王玉聪签订了还款协议，签署前王玉聪是知晓相关义务的，因此不存在逼迫王玉聪签署还款协议和借条的情形；2.杜荣向新都法院申请执行前，公证处向王玉聪送达了债务核查函并约定了王玉聪如对上述债务的情况有异议可以向公证处提交有关证据材料或是其他书面材料，王玉聪收到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即认可了欠杜荣借款的事实，并且王玉聪在收到新都法院执行文书后也未向执行法官提出对公证债权文书有任何异议，2019年新都法院审理原、被告之间另案民间借贷案件的纠纷中杜荣也将公证文书作为了证据王玉聪也进行了质证也无任何异议。王玉聪在收到另案的终审判决后才以公证债权文书有异议提起诉讼，这是为了阻碍法院的执行程序。3.王玉聪在诉状称杜荣将车出卖抵清，抵清的前提条件也是王玉聪欠杜荣的钱（杜荣替王玉聪归还借款）事实在先。综上请求驳回王玉聪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王玉聪曾对粤Ｂ×××××号丰田轿车以及粤Ｂ×××××号别克轿车享有所有权（以下对该两辆车简称为“案涉车辆”）。2015年底，王玉聪将案涉车辆抵押给案外第三方公司进行融资，后因王玉聪与该案外第三方公司发生纠纷，该案外第三方公司强行扣押了王玉聪本人和案涉车辆。为解决人和车的问题，王玉聪找到杜荣帮忙垫资赎人赎车。2016年2月26日，杜荣分四笔向案外人董泽转账，金额共计172000元，王玉聪认可该款是杜荣帮其赎车赎人所垫付的钱。2016年2月28日，杜荣向王玉聪转账7000元，王玉聪确认收到该款。 王玉聪为杜荣出具《借条》，载明：“本人王玉聪，身份证号为5129301963××××××××，借杜荣现金人民币贰拾贰万壹仟园整（221000元），定于2016年5月30日还清，以此为据。借款人王玉聪。2016年2月19日。” 2016年6月30日，杜荣和王玉聪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借款人王玉聪于2016年2月19日向出借人杜荣借款人民币221000元，借款期限截至2016年5月30日止，以上债务已由王玉聪和杜荣双方确认无争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王玉聪应当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偿还杜荣前述借款，若不能按期归还，则王玉聪自愿向杜荣支付借款金额25%的违约金。王玉聪到期未偿还或未全部偿还上述借款本金，王玉聪自愿放弃一切抗辩权利，杜荣有权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并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另外，王玉聪主张前述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的《借条》是与《还款协议书》同时签订的，即签订时间也是2016年6月30日。 2016年8月3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出具（2016）成证内民字第13834号公证书，载明“兹证明甲（指杜荣）乙（指王玉聪）双方于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在成都市签订了前面的《还款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还款协议书》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还款协议书》上甲乙双方的签名、指印均属实”，该公证书还赋予了前述《还款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 因王玉聪未按《还款协议书》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于2017年2月16日出具执行证书，编号为（2017）成证执字第24号，载明杜荣可持该执行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可申请执行的标的为借款本金221000元，违约金为55250元。 2017年2月23日，杜荣依据前述事实向本院申请对王玉聪进行强制执行，请求执行金额为本金221000元，违约金为55250元，案号为（2017）川0114执843号。执行过程中，王玉聪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严重不符、公证的221000元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 庭审中，本院询问王玉聪是什么时候知道其车辆被处置的，王玉聪陈述其是打完借条后的2016年7月才知晓。另外，王玉聪还在庭审中陈述杜荣为其赎车是事实，其给杜荣打借条的时候不知道杜荣把案涉车辆处置了，如果其知道杜荣把车子处置了其就不会打借条了，因杜荣将案涉车辆处置过后得到的车款完全可以抵销帮其赎人赎车的钱。（注：因王玉聪在庭审时的陈述与诉状中的陈述有多处不一致，本院按王玉聪本人在庭审时的陈述作为认定其主张及相关案件事实的依据） 以上事实，有借条、还款协议书、公证书、执行证书、转款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王玉聪在庭审中确认，杜荣转账给董泽的钱（依据转账凭证共计172000元）就是杜荣帮王玉聪赎车赎人的钱，除此之外其还收到杜荣向其转账的7000元。王玉聪在庭审中还陈述，其给杜荣打借条的时候不知道杜荣把案涉车辆处置了，如果其知道杜荣把车子处置了其就不会打借条了，并且杜荣将案涉车辆处置过后得到的车款完全可以抵销帮其赎人赎车的钱。本院询问王玉聪是什么时候知道其车辆被处置的，王玉聪陈述其是打完借条（王玉聪主张借条和《还款协议书》是一起打的，只是借条的时间倒签到2016年2月19日）后的2016年7月才知晓。从王玉聪本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以下两点：一是王玉聪对杜荣帮其从第三方处赎人赎车以及杜荣因为帮其赎人赎车至少垫付179000元（杜荣转账给董泽172000元及杜荣转账给王玉聪7000元）无异议；二是王玉聪给杜荣打借条和签订《还款协议书》在前，其知道杜荣处置案涉车辆在后，换句话说，截至2016年6月30日王玉聪、杜荣双方在公证处签订《还款协议书》时，王玉聪主观上并不知道杜荣已经处置了案涉车辆，但其仍然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这进一步说明王玉聪对打借条是基于杜荣帮其赎人赎车是无异议的，其有异议的只是，认为杜荣扣了案涉车辆并处置后，所得价款对前述债务进行抵销后，前述债务已经消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根据前述规定，结合王玉聪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王玉聪与杜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有事实依据；（二）杜荣对王玉聪享有的债权是否因杜荣处置王玉聪的车辆得到卖车款而全部或部分抵销。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如前已述，王玉聪对杜荣帮其从第三方处赎车以及杜荣因为帮其赎车至少垫付179000元无异议，同时对打借条是基于杜荣帮其赎人赎车也无异议。在这一大前提下，本案中有转账凭证的金额虽与《还款协议书》上221000元的金额不一致，但因王玉聪对于欠款总金额的确定有处分权，加之王玉聪和杜荣之间因赎车事宜还可能发生其他现金交易或人情在内的结算，故只要王玉聪签订《还款协议书》不是受胁迫且承诺还款金额和有转账凭证的金额差距在合理范围内，就不能认为王玉聪与杜荣签订《还款协议书》无事实依据。据此，本院认定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王玉聪与杜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事实依据。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王玉聪主张杜荣处置了案涉车辆，需对此主张进行充分的举证。而本案中，王玉聪未提交任何杜荣控制车辆、处置车辆的直接证据。王玉聪提交的案涉车辆行驶证、结清证明均看不出与杜荣有任何关系，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王玉聪一贯的商业模式不能套用到本案中，故王玉聪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杜荣在帮王玉聪赎人赎车后控制了案涉车辆。王玉聪举出案涉车辆查询单，拟证明案涉车辆被他人处置时其不知情，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看出车辆系被杜荣处置。王玉聪陈述有证人能证明系杜荣处置了案涉车辆，但其作为有律师代理人的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王玉聪所提交证据不能证明杜荣控制并处置了案涉车辆，故王玉聪关于其对杜荣的债务因杜荣处置了案涉车辆而抵销的主张不成立。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玉聪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444元，由王玉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园园 人民陪审员  马春荣 人民陪审员  赵燕翔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魏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