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81民初3988号 原告：梁甫臣，男，197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温岭市箬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永斌，男，1981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碧瑶，浙江鑫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梁甫臣与被告王永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甫臣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被告王永斌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证人颜某、解某到庭参加诉讼。因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并于2019年8月1日收到关于退案材料的函。2019年8月1日，原、被告申请庭外和解二个月，本院予以准许，但在上述期限内，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因此本案恢复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浙1081民初3988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19年11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甫臣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被告王永斌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帅帅、周碧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甫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9万元，并支付债务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与证人解某系台州市之胜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胜公司）的股东，原告占20%股权。由于经营方式意见存在分歧，原告无法继续合作。在2019年3月份，原、被告双方及其他股东多次商量并达成决议，被告自愿受让原告在之胜公司所占20%股权，其他股东同意。最终在2019年3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书（被告制作），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在之胜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接受；双方确认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0万元整等（详见协议书）。为此，双方在2019年3月21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同时，被告支付给原告41万元（其中现金11万元，另外30万元以原告欠被告的30万元借款相抵），并承诺余款39万元过几天支付。事后，余款39万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拒绝支付。 被告王永斌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44万元，并非80万元。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被告按原告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万元给原告退股。该条款中的80万元仅是被告对原告入股时股权的作价，并非实际的股权转让款。实际股权转让款是在退股协议书的第二条约定，按照借条或者欠条为依据的价格。被告在支付了41万元后，已经向原告出具了3万元的欠条，而剩余的3万元被告愿意支付。原告梁甫臣享有之胜公司20%的股权，实际出资为75万元，其中原告现金出资45万元，另向被告借款出资30万元。原告曾与被告协商，其愿意以45万元的价款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当时并未同意，后双方协商1万元作为原告未支付给被告5个月的利息（即30万元借款的5个月利息）予以扣减，最终达成了4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合意。也即，原、被告达成的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其中30万元抵销原告向被告的借款30万元，1万元抵销原告欠被告5个月的利息，11万元现金支付，剩余的3万元被告依约向原告出具了欠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15日，原告梁甫臣、被告王永斌及证人解某共同成立之胜公司，原告梁甫臣享有该公司20%的股权，被告王永斌享有该公司42%的股权，证人解某享有该公司38%的股权。原告梁甫臣实际出资75万元，其中现金出资45万元，向被告借款出资3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2019年3月15日，原告梁甫臣与被告王永斌签订《退股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被告按原告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万元给原告退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2019年3月21日，原告梁甫臣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之胜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王永斌名下，被告当场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41万元（其中30万元以借款抵销，另11万元现金交付）。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有争议的事实为：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原告梁甫臣主张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80万元，并提供了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各一份，另外申请证人颜某出庭作证。证人颜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原告梁甫臣系朋友关系，从事配件、配套改装的生意。证人颜某曾三次亲历原、被告协商退股的事宜。第一次是在镇海吃饭的时候，证人颜某认识了被告王永斌。当时，原、被告双方讲到原告应投资的金额为100万元，占之胜公司20%的股份。后证人颜某陪同原告到之胜公司进行考察，证人颜某认为该行业的前景虽好，但公司的经营存在问题，故劝原告退出公司经营。第二次是在新河的饭局上，原、被告曾就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双方讲到原告投资75万元，其中30万元系向被告所借，但因双方经营上的矛盾，原告提出来八、九十万元将其享有的股权转让给被告，被告未同意，并表示要回去商量。双方未提及之胜公司是否存在亏损。第三次是在之胜公司内，证人颜某陪同原告等多人一起与被告及证人解某进行协商。当时，证人解某表示其作价120万元投资到之胜公司的专利技术实际是授权之胜公司使用三年，并非技术转让，若各方合作不好，则三年后证人解某将不再授权之胜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另外之胜公司的贷款亦要求原告承担。之后，各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欢而散。后来，原告曾向证人颜某陈述，原告要求仅拿回10至20万元便退股，被告仍不同意。为此，证人颜某帮助原告对之胜公司所有的财产进行了估值，当时估算下来公司资产大概为580万元。证人颜某劝原告若仅拿回10至20万元，就不要退股了，因为公司的行业前景很好，而且资产亦有580万元。后来，原告打电话给证人颜某说，被告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原告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分期支付，但双方当日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未成。第二天，原告又打电话给证人颜某说，双方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当时原、被告发生了争执，被告仅愿意再支付三、四万元。 被告王永斌对于原告提供的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退股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为80万元，该80万元仅为被告对原告投资时的价款确认；而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不仅表明之胜公司处在亏损状态，账面净资产总额仅为16万元，被告不可能溢价收购原告股权，而且显示双方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0元，并非原告主张的80万元；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并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双方最终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原因，因为双方在退股协议书中并未对不得经营相同性质的产品进行约定。另外，原告梁甫臣认为证人颜某的证言可信度较高，对其证言无异议。被告王永斌对证人颜某陈述的事实基本上予以认可，除了原告告知证人颜某的相关事实外；根据证人颜某的证言可知，证人其所亲历的系原、被告股权转让的协商过程，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证人颜某对原、被告双方最终怎么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不知情的；另外，证人颜某陈述的原告告知证人颜某的事实，即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原告拿回一、二十万元的退股方案以及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表示仅再向原告支付三、四万元就足够了，与被告陈述的相关事实相吻合，恰好印证了被告的主张。 被告王永斌辩称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45万元，并已经支付了42万元（其中30万元以借款抵销，1万元以30万元借款的5个月利息抵销，11万元现金支付），剩余的3万元被告出具了欠条给原告。为此，被告提供2019年3月2日原、被告之间的录音，2019年3月3日原、被告及证人解某之间的录音以及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各一份，并申请证人解某出庭作证，另申请调取了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2019年3月21日的监控录像。证人解某在庭审中陈述，原告梁甫臣先行找到证人解某合作，后证人解某再找到被告王永斌共同合作，为此，三人共同成立了之胜公司。公司成立前，各方曾约定，证人解某占股33%，原告占股33%，被告占股34%。之后，因原告缺资，经三方协商，之胜公司成立时，证人解某占股38%，原告占股20%，被告占股42%，公司章程对此亦有记载。证人解某以技术出资占股20%，以设备等材料作价120万元，其中60万元作为证人解某的出资，另外的60万元作为设备买卖的价款由之胜公司支付给证人解某，故证人解某目前已经出资到位。而原告出资75万元，其中45万元是之胜公司成立时现金出资，另外的30万元系原告向被告借款30万元出资。目前，被告已经现金出资170多万元。之胜公司成立后，成本已经投入220万元至260万元，该公司未进行销售，无收入，但却有人工费、材料费、房屋租金等成本，故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证人解某在之胜公司是负责生产及技术，公司账目则由被告经手，公司无会计，但对于原告的投入资金在被告处是有账本记载的。后原告梁甫臣不愿意再继续出资，便提出要退出公司经营。2019年3月3日，之胜公司各股东就原告梁甫臣要求退股的事宜进行了协商，当时，原告梁甫臣提出来要求带回现金15万元，也就是投入75万元，亏掉30万元，减去向被告所借的30万元，仅带回现金15万元。但原、被告未能达成合意。2019年3月15日，原、被告谈好了股权转让价款为44万元，证人解某对原告转让其股权给被告是同意的，并拟写了退股协议，但退股协议中的金额为80万元。该80万元系被告王永斌要求这么写的，当时证人解某建议被告写清楚原告的出资金额、亏损金额、股权转让的金额等，但被告王永斌说没关系，原、被告双方最终在退股协议中约定以借条或欠条为依据。被告在退股协议书中写80万元的本意是为了平衡账目（平衡原告的出资金额以达到原告的股份比例）以方便过户，而当时三人总投入要达到400万元，即给原告出资作价80万元。另外，原、被告约定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其中30万元以借款相抵，另现金交付的14万元，先付11万元，剩余3万元的付款时间由原、被告自行协商。证人解某曾看到被告写过借条。之后，因时间、税收等过户手续问题，直至2019年3月21日原、被告才以0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过户时，被告将3万元的条子给了原告，原告当时就质问被告为什么条子只写了3万元，被告就反问原告要多少，证人解某便说，要不原告将欠条返还给被告，三方将之胜公司进行清算，之后，原告就走了。2019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之胜公司并无其他新增资产。目前，之胜公司有进口数控铣车四台，数控车床两台、双头车床十二台、两头夹具（具体数量不清楚）、废铁（具体吨数不清楚）、半成品（价格不清楚），但之胜公司没有自动化床身、进口钻床、进口样机。另外，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证人解某有听过，其中2019年3月3日的录音证人解某就在场。 原告梁甫臣质证认为，对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资料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于两份录音中原告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录音不仅缺乏整体性，而且是在没有经过原告的同意下偷录的，形成的时间亦在退股协议书签订以前，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从录音的内容来看，原、被告双方对于股权转让的价款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仅是双方在签订退股协议前的协商经过，与本案无关联。对于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协议系各方在之胜公司成立前签订，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出资60万元至70万元就占20%的股份，而原告实际已经出资75万元，已经达到20%的股权，被告及证人解某则未能出资完全；同时，该协议明确约定原、被告及证人解某的股份各占33%、34%、33%，后来各方的股权占比已经发生变化，但各方未重新签订合作协议，原告认定应以工商登记的股权占比为准。同时，对于证人解某的证言，被告无异议。原告则认为，证人解某的证言部分可信，部分不可信，原、被告及证人解某是合作伙伴关系，且退股协议书亦由证人解某草拟，可见各方关系是密切的；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与证人解某是存在矛盾的，不排除证人解某打击报复；证人解某对于退股协议书中的8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如何达成的陈述不一；另外，原告认可证人解某陈述除本案两份协议外原、被告无其他协议，且双方未签订1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等事实。另外，对于监控录像，被告无异议，并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将两张条子交付给了原告，一份系本案30万元的借条，另一份为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的欠条。而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交付给原告的纸条无法显示是欠条。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之胜公司企业登记情况、之胜公司登记（备案）情况、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2018年10月1日借条、2019年3月21日领款凭单，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退股协议书、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对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及非标设备项目合作协议，原告对上述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对于证人颜某的证言，因证人颜某对原、被告如何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不知情，故本院对证人颜某的证言不予认定。对于证人解某的证言，因原、被告均认可双方签订退股协议书时证人解某在场，且退股协议书系证人解某草拟，故其证言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认定。对于监控录像，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至于关联性亦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明。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约定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系原告主张的80万元，还是被告辩称的45万元。庭审中，双方均陈述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转让款为0元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系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故股权转让协议及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均应认定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法律行为，应属无效。而2019年3月15日的退股协议书，原、被告均认可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但原、被告双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发生了争议。也即，该协议的第一条第三款：“乙方按甲方入股时资产清查及双方确认的价格人民币8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给甲方退股”以及第二条：“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方式双方协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如何理解的问题。原告认为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即为股权转让款的金额，第二条仅约定了分期付款，双方口头约定，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先付41万元，余款39万元由被告当场出具欠条给原告，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出具欠条。被告则辩称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系被告为了平衡账目对原告入股时股权的作价，股权转让款在第二条约定，即以被告出具的欠条为准，事实上，被告在股权变更登记时已经出具3万元的欠条给原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相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首先，从文义解释来看，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约定的80万元是双方对原告入股时之胜公司的资产进行了清查而确定的价格，而不是对原告退股时之胜公司资产进行清查而确定的价格。那么该条款既可以理解为原、被告按照原告入股时的资产清查确定了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可以理解为原、被告确定了原告的入股作价为80万元。其次，从体系解释来看，退股协议书第二条仅写明转让款分期支付，而对如何分期支付（包括时间、金额等）并未做出明确约定，仅作了备注按借条或欠条为依据，故无法从该退股协议书的第二条对第一条第三款中的80万元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再者，从历史解释来看，原、被告双方及证人解某曾于2019年3月3日就股权转让进行过协商。当时，原告提出了退股的请求，被告则表示愿意以37.5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的股权，但原告不同意，并提出了以45万元的价格转让其股权给被告，最后被告表示回去商量后再答复原告。那么在之胜公司资产未发生明显变化时，原、被告双方是如何于2019年3月15日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的。原告对此解释为，2019年3月3日后，原告与证人颜某就之胜公司的资金进行了估价，之胜公司的资产总值达到580万元；为此，原告再次找到被告表示若被告不受让原告股权，原告就要申请对之胜公司进行清算，并自行制造之胜公司的专利产品两头车床；最后，双方才达成了8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意。但是，原告的该解释存在以下几个疑点：一、关于8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谁提出的，原告的陈述前后不一。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80万元系原告提出，被告最后电话通知原告，原告表示同意，双方便签订了退股协议书。但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却陈述，被告提出80万元，原告同意后就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字。二、关于双方何时何地达成80万元的合意，原告的陈述前后矛盾。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被告于2019年3月15日电话联系原告，同意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的股权。但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却陈述，双方于2019年3月14日在被告的家里便达成了80万元的合意。三、关于何时达成分期支付的合意，原告的陈述亦不符合生活经验。原告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陈述，双方于2019年3月14日便就分期支付达成了合意，但按原告当时的陈述，被告系于2019年3月15日才电话通知原告，同意以80万元的价格受让原告股权，那么双方在未达成股权转让合意前便已经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合意，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四、关于80万元的合意是如何形成的，原告的解释亦不合理。其一，关于之胜公司的资产达580万元，被告及证人解某对原告提出的该主张不予认可，且原告至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之胜公司的资产情况。从公司的各股东出资情况看，原告转让股权时出资75万元，被告及证人解某均陈述其各出资160万元，若出资属实，三人的出资总计才395万元，且之胜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同时，从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明知之胜公司的现金160万元已经用光，正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而之胜公司一方面未成功制造任何产品，无收入，另一方面仍要支付房屋租金、人工工资等费用，存在亏空。故原告主张之胜公司资产达到580万元本院不予采信。其二，关于公司清算，根据被告提供的两份录音可知，原告曾提出过公司清算的意见，但被告及证人解某并没有表示不同意清算。其三，关于原告自行制造专利产品，原告曾在2019年3月2日的录音中陈述，证人解某为了提防原告，未将两头夹具的配件全部交付给原告，机器未调试。也就是说，两头夹具的产品并没有调试成功，而原告以未调试成功的产品要求被告以更高的价格受让其股权，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综上，原告不能对双方如何达成8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出合理解释，而被告对退股协议书中的80万元的解释更为合理，故本院对被告的该解释予以采信。 最后，关于股权转让款金额的认定。如前所述，退股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的80万元已认定为被告对原告入股时股权的作价，而退股协议书的其他内容亦未明确载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那么股权转让款如何确定。从原、被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可知，第一，原告曾于2019年3月3日提出带走现金15万元（即股权转让款的金额45万元）的股权转让方案，被告当时表示商量后再回复原告。而被告当庭辩称双方达成的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即原告带走现金14万元）。也即，被告主张的股权转让款45万元与原告于2019年3月3日提出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相一致。第二，原告于2019年3月3日提出带走现金15万元后，被告曾表示其实际支出为47万元左右（即30万元借款，5个月的利息1万元多，现金15万元），而原告对此不置可否。也就是说，被告主张双方约定以5个月的利息抵销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存在其可能性和合理性。第三，作为之胜公司股东之一的证人解某，不仅参与了2019年3月3日原、被告的协商过程，而且草拟了2019年3月15日的退股协议书。然证人解某当庭陈述，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了4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意，其中现金交付的14万元，先由被告支付11万元，另外3万元由被告出具欠条给原告，之后，证人解某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看到被告将3万元的欠条交付给了原告。所以，证人解某的证言与被告的陈述并无矛盾。第四，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的监控录像显示，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被告曾先后两次向原告交付纸张各一张。双方确认第一次交付的纸张系原告于2018年10月1日出具给被告的30万元的借条；但第二次交付的纸张，双方发生分歧。被告认为系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的欠条；而原告则陈述该纸张为原告于2018年底写给被告的报销清单，该报销清单用于原告差旅费的报销，报销金额为10000元，因被告不给报销便主动还给了原告，现原告已无法提供该清单。然而，原告的该主张存在以下几点不合理：其一，监控录像显示原告在看完该纸张的内容后，针对该纸张内容与被告发生了争执，而原告当庭陈述该报销清单对原、被告均无用处，且双方争执的是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故原、被告双方针对报销清单发生争执并不合理。其二，双方曾约定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在股权变更登记时由被告出具欠条或借条给原告为凭。然而在股权变更登记后，在被告向原告交付了41万元股权转让款（现金11万元及借条30万元）后，被告向原告交付对双方均无用处的报销清单，并不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其三，原告不仅在庭审过程中，而且在两份录音中均陈述，其并未向之胜公司报销过任何款项，那么被告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同时主动向原告返还报销清单更为不合理。所以，原告主张被告向其交付的系报销清单，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持有该证据却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现被告主张该证据系被告出具给原告的3万元欠条，本院推定被告的该主张成立。综上，考虑到原告曾于2019年3月3日提出过以4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转让其享有的之胜公司20%的股权给被告，而双方于2019年3月15日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在股权变更登记时交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余款由被告当场出具借条或欠条给原告，如前所述，被告已经向原告出具了3万元的欠条，且被告陈述的双方曾约定以5个月的利息抵销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存在其合理性，故对于被告辩称股权转让款为45万元，已经支付42万元，尚欠3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万元。 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王永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梁甫臣股权转让款3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自2019年5月5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3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150元，由原告梁甫臣负担6600元，由被告王永斌负担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群瑶 人民陪审员  罗 敏 人民陪审员  卢亭亭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林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