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滔，男，1970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军，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斌、周韩宇，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雯英，女，195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志航，男，197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佳东，浙江禾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滔、邹军、潘雯英、傅志航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邹滔、邹军系邹生根与许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之子。1992年5月1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1992）杭法民上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邹生根与许萌离婚。1992年10月27日，邹生根与潘雯英再婚。傅志航系潘雯英与其前夫所生之子。邹生根与潘雯英再婚后于1996年购买了杭州市下城区房屋。2002年12月9日，邹生根去世，潘雯英于2015年向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提出申请，要求继承邹生根遗留在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中的产权份额，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于2015年1月29日向潘雯英出具了（2015）浙杭证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证明上述房屋中属于邹生根的遗产份额由潘雯英继承。2017年，潘雯英与傅志航共同向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提出申请，潘雯英要求将杭州市房屋赠与给傅志航，傅志航表示愿意接受赠与。2017年9月27日，潘雯英与傅志航签订了赠与合同一份，该合同中约定：一、赠与人潘雯英拥有位于杭州市房屋一处。二、赠与人潘雯英自愿将上述房屋无偿赠与给受赠人傅志航个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三、受赠人傅志航表示自愿接受赠与人的赠与。四、双方同意在登记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办理过户手续。2017年9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出具了（2017）浙杭证民字第8854号赠与合同公证书，证明潘雯英将上述房屋赠与给傅志航，傅志航表示愿意接受赠与。后潘雯英与傅志航办理了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将上述房屋登记至傅志航名下。2019年2月18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做出了关于（2015）浙杭证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和（2017）浙杭证民字第8854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的撤销决定。邹滔、邹军认为潘雯英隐瞒邹生根生前还有子女邹滔、邹军的事实，通过欺骗公证处的方法将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全部由潘雯英个人继承，后又欺骗公证处将该套房屋公证赠与傅志航，后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做出撤销决定，故潘雯英、傅志航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赠与合同》应为无效。邹滔、邹军于2019年4月1日起诉请求判令确认2017年9月27日潘雯英、傅志航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房产的《赠与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潘雯英与傅志航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房产的《赠与合同》是潘雯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已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赠与合同成立，潘雯英对涉案房产中其自己所享有的财产份额有权处分，该部分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故邹滔、邹军诉请潘雯英与傅志航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015）浙杭证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是潘雯英对邹生根的遗产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公证，而法定继承权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享有，是否公证以及是否被撤销公证对法定继承权的存在与否均没有影响。杭州市下城区房屋系潘雯英与邹生根的夫妻共同财产，邹生根去世后，潘雯英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份额，而邹生根的遗产份额在未进行家庭析产继承的情况下，一直处于共有状态，潘雯英对邹生根的遗产部分应无权处分，故邹滔、邹军就潘雯英无权处分的邹生根遗产份额，可另案主张相关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邹滔、邹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邹滔、邹军已预交），减半收取为40元，由邹滔、邹军负担。 宣判后，邹滔、邹军与潘雯英、傅志航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邹滔、邹军上诉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判决说理不明，驳回邹滔、邹军诉讼请求缺乏必要依据，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该判决并予以改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都分中，只字未提潘雯英与其子傅志航一直明知邹滔、邹军的存在，亦知道邹滔、邹军对案涉房屋拥有相应的法定继承权，一审庭审过程中，潘雯英、傅志航也确认其二人均认识邹滔及邹军。很明显，潘雯英与傅志航是联手隐瞒着邹滔、邹军，先欺骗公证处由潘雯英继承邹生根全部的遗产份额，再恶意串通签订《赠与合同》由潘雯英将该房屋赠与给傅志航，意图使得邹滔与邹军无法取得其应得的房产份额，侵害邹滔、邹军的合法权益。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已查明事实，做出撤销《（2015）浙杭证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和《（2017）浙杭证字第8854号赠与合同公证书》的决定，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提到《（2015）浙杭证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的撤销不影响潘雯英的法定继承权，这点邹滔、邹军不否认，邹滔、邹军也从未想要侵犯潘雯英的法定继承权，事实上是潘雯英与其子傅志航通过恶劣的手段严重侵害了邹滔、邹军的法定继承权，但邹滔、邹军认为该两份公证书的撤销对该《赠与合同》效力的认定是有相应法律后果的，撤销决定中也明确：“现本处发现申请人潘雯英隐瞒被继承人邹生根生前还有一次婚姻及另有子女邹滔、邹军的事实，故由此产生的继承关系与事实不符，亦无权单独处分财产，将房屋进行赠与。本处经复查，上述情况属实”，试想，作为有权单独赠与房屋的基础的《（2015）浙杭民字第834号继承公证书》以及签订《赠与合同》的《（2017）浙杭证字第8854号赠与合同公证书》都已被撤销，该份合同怎么可能还处于有效状态。在该案适用法律问题上，一审法院亦有错误。该《赠与合同》是潘雯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该“真实意思表示”是恶意的，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其真实目的是无权处分及非法侵占属于邹滔、邹军所应继承的房产份额，损害了邹滔、邹军的利益。并且，傅志航作为潘雯英与其前夫所生之子，对邹滔、邹军家庭情况一清二楚，与潘雯英系恶意串通订立《赠与合同》，其也未支付任何对价，傅志航并不是取得该房屋产权的善意第三人。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要生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不是“真实”即可，合同的目的必须合法，即当事人缔约的原因合法，并且是直接的内心原因合法，不存在以合法的方式达到非法目的等规避法律的事实，不合法的合同显然不能受到法律保护，也不能产生当事人所期待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也就是说，按照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处理方式，权利人拒绝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确定无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该无权处分合同自始无效。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也明确：“邹生根去世后，潘雯英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份额，而邹生根的遗产份额在未进行家庭析产继承的情况下，一直处于共有状态，潘雯英对邹生根的遗产部分应无权处分”。邹滔与邹军从未对该赠与行为予以追认，因此潘雯英将邹生根的关于该房屋的遗产部分赠与给傅志航的合同行为应自始无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下列情形可认定合同或者部分合同条款无效：“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显然，潘雯英、傅志航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完全符合该种情形，其二人通过恶意串通，欺骗公证处、房管局，隐瞒邹滔、邹军的方法，试图非法侵占属于邹滔、邹军所应继承的房产份额，严重损害了邹滔、邹军的合法权益，该赠与合同自始无效。综上，邹滔、邹军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潘雯英、傅志航针对邹滔、邹军的上诉答辩称：一、潘雯英、傅志航于2017年签订的杭州市下城区房产的《赠与合同》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系上诉人潘雯英对个人财产的处置，意思表示真实自由，不存在无效事由，为有效合同，且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房产已过户到傅志航名下。二、本案邹滔、邹军主体不适格，首先根据浙江省民政厅1992年10月27日出具给潘雯英的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显示，潘雯英与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在1992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但根据邹滔、邹军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其父亲从申领第一代身份证自始至终的出生年月均为1944年11月11日，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那么从现有证据及法律事实看与潘雯英有夫妻关系的是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非1944年11月11日出生的邹生根即本案邹滔、邹军父亲，邹滔、邹军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系同一人或者证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潘雯英存在夫妻关系，该涉案房屋与被继承人邹生根无关。三、涉案的房屋本身就是潘雯英的个人财产，首先潘雯英系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其于1989年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因政策原因房屋挂靠在公司名下，1996年房改房相关政策出台后，为了将属于自己的房屋转到个人名下，所以按照房改房政策和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因为该房产是潘雯英个人财产，当时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1996年没有收取该房屋房改房款，该房款早已在1989年出资完毕；其次从潘雯英提交的证据房屋所有权证可以看出房屋所有权自始至终都只有潘雯英一人，也不存在其他共有权人。 上诉人潘雯英、傅志航上诉称：潘雯英、傅志航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如下：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系同一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居民身份证的编号使用公民身份号码。户口登记机关在为公民办理出生登记时，按照GB11643一1999《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为公民编制公民身份号码。”同时根据GB11643一1999《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规定的公民身份号码的编码对象、号码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使每个编码对象获得一个唯一的、不变的法定号码，即每个公民的身份号码都是唯一的；其次，我国公民户籍、身份证制作管理单位为公安部门，在案证据中没有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出具证据来证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为同一人，且根据邹滔、邹军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证明可以看出其父亲邹生根在1985年第一次申领身份证时身份证号码为3301041944××××××××，在去世时身份证号码也为3301041944××××××××，从始至终身份证号码均为一致，但一审法院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了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为同一人。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上诉人潘雯英存在法律意义上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公民身份号码为3301041944××××××××的邹生根系潘雯英的配偶，但根据浙江省民政厅1992年10月27日出具给潘雯英的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显示，潘雯英与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在1992年10月27日登记结婚，从邹滔、邹军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证明相关证据显示其父亲的出生年月均为1944年11月11日，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那么从现有证据及法律事实看与潘雯英登记结婚，确立夫妻关系的是1944年9月26日出生的邹生根，非1994年11月11日出生的邹生根（即本案邹滔、邹军父亲），本案中邹滔、邹军并没有提交证据能证明邹生根与潘雯英存在夫妻关系，但潘雯英、傅志航提交的结婚照可以证明与邹滔、邹军的父亲公民身份号码3301041944××××××××的邹生根不存在夫妻关系，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在民政局出具的望婚（92）结字第246号结婚证依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却径行认定了3301041944××××××××的邹生根与潘雯英系夫妻关系，与法律事实相违背。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与客观事实不符，该房屋系潘雯英的个人财产。首先潘雯英系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其于1989年出资购买了涉案房屋，因政策原因房屋挂靠在公司名下，1996年房改房相关政策出台后，为了将属于自己的房屋转到个人名下，所以按照房改房政策和程序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因为该房产是潘雯英个人财产，当时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1996年没有收取该房屋房改房款，该房款早已在1989年出资完毕；其次从邹滔、邹军提交的证据房屋所有权证可以看出房屋所有权人自始至终都只有潘雯英一人，也不存在其他共有权人；再次，在能查明潘雯英与邹生根系夫妻关系的前提下，因政策需要该房屋在房改过程中可能有折抵邹生根的工龄，但参照最高院〔2000〕法民字第4号复函即《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即使有邹生根工龄的折抵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且该房屋在1989年房款已支付，在1996年房改时并不需要支付购房款，邹生根生前未购置其他房产，未侵害其实际购房权益。综上，潘雯英、傅志航请求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纠正本案事实。 上诉人邹滔、邹军针对潘雯英、傅志航的上诉答辩称：首先，关于邹滔、邹军的父亲邹生根是否为与潘雯英有夫妻关系的邹生根，潘雯英、傅志航如果认为邹生根另有其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提交相应证据，因为总有一个邹生根是与潘雯英结婚的，既然有婚姻关系，那潘雯英手里必定有关于邹滔、邹军口中这位邹生根存在的证据，结婚照片、家住何处、工作何地、甚至几时死亡、可以让潘雯英、傅志航认为是正确的邹生根来出个庭，或者如果已经死亡的提供相应死亡证明，或生前存在过的证明。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已经认定的非常清楚，只是因为中国国情老一辈人喜欢生日报农历而已。其次，该套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邹滔、邹军认为也是根本没有争议的问题。房屋购买于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使用了夫妻双方的工龄，使用了夫妻双方的资金，邹滔、邹军不否认该房屋是潘雯英所在的单位杭州南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房改房，但这也根本不影响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如果潘雯英、傅志航认为该房屋是潘雯英的个人财产，除了这份已经撤销的假公证书之外，请提供其他例如婚内财产协议等证据予以证明，否则该问题根本不是本案争议焦点。最后，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潘雯英、傅志航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即邹滔、邹军的利益，该赠与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邹滔、邹军大部分观点已在上诉状上发表过，不再赘述，在此仅简明扼要的提请法庭注意以下几点事实：一、如果本案涉案房屋转让于一位不在本案中的第三人，那确实很难证明潘雯英与这位第三人是否串通恶意侵害邹滔、邹军利益，但本案中潘雯英、傅志航存在特殊的关系，即亲生母子关系，傅志航为潘雯英独生子，并且日常往来非常密切。因此，潘雯英与傅志航均非常清楚该套房屋的情况以及该家庭的家庭成员组成情况。一审中潘雯英、傅志航也在庭审中确认明知邹滔、邹军的存在，虽交往不多但毕竟当时是一家总有交集；二、潘雯英通过欺骗公证处的方法以最终达到可以把房屋过户给傅志航的目的，这个做法充分证明了潘雯英明知该房屋邹滔、邹军亦有相应继承份额，不通过该非法手段无法达到其非法目的的事实，傅志航也无需抵赖其根本不知道其母亲使用了该非法手段，因为首先其是交往密切的母子关系，不可能不提及该事，并且傅志航也明知邹滔、邹军对该房屋有相应的继承份额。其次，在房屋赠与时两份现已被撤销的公证书均提供给了房管局，潘雯英、傅志航均知晓两份公证书的内容；三、潘雯英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现无房无车，依靠社会保险以及退休金度过晚年，而傅志航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有房有车，并且不止一套房，并且还侵占着属于邹滔、邹军的房屋份额；综上，潘雯英与傅志航为来往密切的母子关系，并且均明知邹滔、邹军对案涉房屋享有法定的继承份额，但仍共同行动通过欺骗公证处取得公证书、恶意串通签订赠与协议提供给房管局的方法将该房屋过户于傅志航名下，给邹滔、邹军取得其应继承的房屋财产份额造成巨大障碍。并且，如果不予认定该赠与合同无效的话，傅志航便属于善意取得该房屋的第三人，邹滔、邹军便只能向无房无车风烛残年的潘雯英追偿，潘雯英是将该房屋假装赠与其儿子的，无任何所得款项，邹滔、邹军如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有多套房屋的傅志航却能潇洒人间，非法占有着属于邹滔、邹军的房屋份额。因此，邹滔、邹军请求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支持邹滔、邹军的上诉请求，纠正一审判决错误部分。 潘雯英、傅志航在二审期间提供证人金某的证言1份，欲证明案涉房屋系潘雯英的个人财产。 邹滔、邹军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 邹滔、邹军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潘雯英、傅志航提供的证据缺乏其他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其待证目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有效证据，能够认定邹滔、邹军系邹生根与许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之子。邹生根与许萌离婚后，1992年10月27日，邹生根与潘雯英再婚。邹生根与潘雯英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1996年通过房改的形式购买了杭州市下城区房屋，且在购买案涉房屋时亦使用了邹生根的工龄，因此案涉房屋系邹生根与潘雯英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有着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夫妻任何一方均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享有权益。因此，潘雯英未经邹生根的继承人邹滔、邹军的同意，将案涉房屋以赠与合同的形式转让给傅志航，侵犯了邹滔、邹军的权益，邹滔、邹军请求确认该赠与合同无效，于法于理有据，应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2398民事判决。 二、确认潘雯英、傅志航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的关于杭州市下城区房产的《赠与合同》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潘雯英、傅志航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潘雯英、傅志航负担。上诉人邹滔、邹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国标 审判员  韩圣超 审判员  余江中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