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桂10民终3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玉梅，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乐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桂生，乐业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秀田，男，196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乐业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吉锋，男，194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乐业县。 上诉人吴玉梅因与被上诉人周秀田、周吉锋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乐业县人民法院（2019)桂10278民初31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吴玉梅上诉请求：一、请求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乐业县人民法院(2019)桂1028民初314号民事裁定书。二、请求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发回乐业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判决,维护上诉人合法承包的土地。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和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下简称原告、被告)周吉锋是儿媳关系一家人,后因分家,争议水田是从周吉锋名下的全家人持有的1985年1月1日经乐业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乐业县耕地承包使用证》中分割出来的。原告成立独立户后于1991年10月15日获得《乐业县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明确将被告周吉锋原1985年1月1日所持的《乐业县耕地承包使用证》中所填的地名(田名)“大路边”水田一丘(一块)面积0.15亩确权给原告使用。四至界分别为:东至“大湾田边”,南至“三堰沟边”,西至“陈家坳田”,北至“大路”。从此,原告一直耕作(当时原告为一人一户)。到了2003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以3人一户(两个小孩,即周莲妮、周倩男)三人农业人口又获得了乐业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2月30日颁发给原告的《乐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地名及四至界名称与《乐业县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一致,没有变。只是将原公证书所填的0.15亩缩小为0.05亩,这主要原因是村民普遍担心多交粮食税而减少填面积,并非其他原因。在本案中,上诉人实际有3本证书作为本案依据,并且相互吻合。即被上诉人周吉锋原作为户主持有的1985年1月1日颁发的原始证书《乐业县耕地承包使用证》和1991年10月15日的《乐业县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以及2003年2月30日颁发的《乐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这三本证书来源合法,并且很吻合。两位被上诉人均认可合法有效,法院裁决书也认可其合法性、有效性。除了三本证书外,还有上诉人举出的证人证言2019年3月18日以村民小组长周秀水为代表的全小组户主的13户书面《证明》和2018年9月15日全组户主10户书面《证明》以及现场“照片”等充分证实。上诉人所举出的以上证据无人无可推翻。并且被告周秀田没有争议地证书,不存在土地权属争议。而且周秀田已确实占用上诉人耕地建房建鱼塘,本案实属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2018年7月6日,被上诉人周秀田、周吉锋趁上诉人在外打工之机,两人私下将上诉人的承包水田(大路边)田以提前落款到2002年2月15日,并签订一份《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转包给周秀田永久使用”周秀田支付给周吉锋13000元。在一审开庭时周秀田承认是2018年签的合同,并承认支付周吉锋13000元款。周吉锋也认可其事实。但周秀田不承认是转包水田,是和周吉锋买“平安”的。周秀田这一狡辩理由充分违背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包合同书》中所签的内容及事实。实际上周秀田己于2012年至2015年在上诉人耕种的水田(地名:大路边)中建房并建鱼塘,完全破坏了原水田的地形地貌,但四至界仍清楚可辩。由于被上诉人两人的不法行为才引发本案纠纷。在纠纷过程中自始至终周秀田无任何证据主张权利,只有不实的口述。二、乐业县逻沙乡人民政府的《复函》其内容以及认定的结果是错误的,违法的。其没有任何依据、证据。《复函》第2页顺数第二行称“经走访群众实地调查,争议地“大路边”农用田位于,曾在多年前受自然灾害(水毁)改变了部分农用田的地形地貌,部份农用田得以复原,而有少部分农用田无法修复,沦为旱地和荒地。其中争议地部分应在水毁范围内无法修复的农田,后由周吉锋耕作种植非稻谷其它农作物”这段话不属实。争议地旁没有“大河”,只有一个小水沟。并且距离较远,而且没有说明何年何月受灾？也没有向法庭出示调查材料,根本没有少部份农用田沦为旱地和荒地。被上诉人周秀田在法庭上说“是1966年被水冲过水田”,但事隔20年,即1985年周吉锋仍然分得争议田,如果是旱地荒地,中坝小队不会分给周吉锋作为水田承包,周吉锋也不会那么笨。去接受旱地、荒地作为水田承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争议地是座落在逻沙坝上,不是靠山边和水沟边,而是在他人的水田中间位置,其四周围都是他人的耕田耕地范围,根本没有被水冲毁的痕迹,没有沦为旱地和荒地的迹象。不存在《复函》中的说法。另外,也不是2002年被上诉人流转土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不是为经济利益,也没有隐瞒事实真相,导致争议地的纠纷性质发生变化。其《复函》毫无依据、证据。”另其是《复函》第2页倒数第7行中说“一是在1991年土地延包时,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时,是以他人农用田为界限,争议地就在吴玉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大路边”田的四至界范围内。”这一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上诉人所持的1991年《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和2003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所填的四至界名称。因为上诉人所持的两本证件中的四至界名称没有改变,四至界非常吻合。但《复函》第2页倒数第4行中又称“二是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大路边”田的四至界是以最邻近的标志物为界限,不跨越其它地类为界限,则争议地就不在吴玉梅的“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对此,逻沙乡人民政府的《复函》为什么得出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第二种看法毫无道理也毫无依据。上诉人所持的《农业承包合同书》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本证书的四至界均为:东至“大湾田”,南至“三堰沟边”,西至“陈家坳田”,北至“大路”。根本没有用什么“标志物”为界限。上诉人不知逻沙乡人民政府所说的上诉人所持的《农业承包合同》四至界用什么“标志物”所填？“不跨越其它地类为界限”指的是什么关系和内容？逻沙乡人民政府为什么不出示相关证据交由上诉人审查、质证？最后无理无据认为“则争议地就不在吴玉梅的“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对此,上诉人是非常不服的。三、乐业县人民法院(2019)桂1028民初314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偏袒被上诉人周秀田和逻沙乡政府,内容存在“瑕疵”。(一)、裁定书第二页“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周秀田主张争议地系其在村集体四荒地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开垦挖掘形成”对此:法院有何证据？而且周秀田在法庭上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证明是集体四荒地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开垦挖掘形成。这不是法院明显偏袒周秀田的结果吗？(二)、裁定书第3页采纳了逻沙乡人民政府2019年11月22日作出的“逻沙乡人民政府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人民法院协助调查函》的复函”,下面简称《复函》第2页倒数第4行“二是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大路边”田的四至界是以最邻近的标志物为界限,不跨越其它地类为界限,则争议地就不在吴玉梅的“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的说法。而裁定书不采纳《复函》中的第2页倒数第7行中的正确认定“一是在1991年土地延包时,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是以他人农用田为界限,争议地就在吴玉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大路边”田的四至界范围内。”这是逻沙乡人民政府的第一个意见,裁定书偏祖周秀田一方去采纳《复函》中的第二个错误意见,非要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还要当事人申请政府解决。裁定书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偏袒周秀田一方,存在“瑕疵”,裁定不公。(三)、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逻沙乡人民政府《复函》实质上就是一个证人身份,而证人应当依法出庭作证陈述证人意见和理由,接受当事人质询,并且要有证据相互印证证人的证词是否有效,是否被法院采纳,由双方当事人质证。而本案中的《复函》中的部份内容上诉人在法庭上不予认可,疑问额多,但法院没有通知乡政府出庭,逻沙乡政府也没派人出庭解释其《复函》内容。存在程序违法。(四)、裁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不当。因为《复函》第2页中的第(四)项已认定“1991年土地延包时,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是以他人农用田为界限,争议地就在吴玉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大路边”田的四至界范围内”。《复函》已经明确争议地的使用权属,上诉人吴玉梅依据《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完全合理合法有依据使用所分得的“大路边水田的合法使用权。乐业县人民法院应本着实事求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公证合法的判决,本案不适适用裁定驳回原告吴玉梅的起诉综上意见,上诉人主张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而不是单纯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而且上诉人的主张证据非常充分,法律依据明确。而被上诉人周秀田无任何证据。实际周秀田已用13000元与周吉锋采用转包的形式将上诉人持有的“大路边”水田作为水久购买使用,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乐业县人民法院应依法作出判决,维护上诉人对土地承包的合法性。并判决被告周秀田拆走建在原告耕地上的非法建筑物和鱼塘并恢复原种植条件,将土地使用权归还原告才是正确的。以上实事和理由,恳请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依事实、依证据、依法律作出公证裁决。 被上诉人周秀田、周吉锋均未作答辩。 吴玉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拆走被告周秀田建在原告耕地上的简易房屋和鱼塘并恢复原种植条件，将土地使用权归还原告。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吴玉梅、被告周吉锋主张争议地在原告吴玉梅承包的位于乐业县的“大路边”田范围内，提交了《乐业县农业承包合同公证书》、《乐业县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述两本证书中均记载原告承包的“大路边”田的四至界为“东至大塆田，南至三堰沟边，西至陈家坳田，北至大路”；被告周秀田主张争议地系其在村集体四荒地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开垦挖掘形成，被告周秀田无争议地的相关权属证书。为查明本案土地权属问题，本院于2019年9月6日向逻沙乡政府发出协助函，要求逻沙乡政府派员参与现场勘验并就“争议地是否占用到原告吴玉梅承包的‘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问题向本院作出答复。同月11日，本院组织原告、二被告并邀请逻沙乡政府、逻沙乡仁龙村民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到争议地现场进行勘验。同年11月22日，逻沙乡政府函复本院，内容为：“……从现场勘查争议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在1991年土地延包时，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是以他人农用田为界限，争议地就在吴玉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二是工作组在填写农业承包合同书时，‘大路边’田的四至界是以最邻近的标志物为界限，不跨越其它地类为界限，则争议地就不在吴玉梅的‘大路边’田四至界范围内。”本院认为，逻沙乡政府无法明确确认争议地的权属，争议地权属存在争议，而本案的处理需先确认出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属，才能确认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到原告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原告的起诉涉及土地权属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建议当事人向人民政府申请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玉梅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吴玉梅已交纳，由本院退回原告吴玉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本案虽然上诉人是以侵权为由提起的诉讼，但上诉人吴玉梅与被上诉人周秀田对于涉案讼争的土地是否属于上诉人的承包土地范围内存在争议，故本案的实质争议系土地使用权权属的争议，一审法院定性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本案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组织各方当事人并邀请逻沙乡政府、逻沙乡仁龙村民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到争议地现场进行勘验，过后逻沙乡政府函复一审法院，但在该政府的复函中并未对涉案讼争的土地的权属作出明确的确认，致使一审法院无法对涉案讼争的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作出认定，而依据法律规定对该土地使用权争议确认作出系相关政府部门的法定职责，亦是人民法院审理该案件的前置程序，故一审法院裁定涉案当事人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确权后，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处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刘 亮 审判员 凌文楼 审判员 玉 江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覃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