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9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立拓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下中西村同德苑五弄17号。 法定代表人：郭醒，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啸，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渊，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嵊州市好运来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剡湖街道好运来路188号。 法定代表人：胡士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成，浙江世纪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嵊州市立拓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嵊州市好运来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运来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3民初6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立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醒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啸、被上诉人好运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成到庭应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立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好运来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以立拓公司认可的两份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金额与好运来公司单方制作的结算单上的2017年10月、11月加工费金额一致，进而又因结算单上载明的产品型号及数量与发货单上的产品型号及数量互为一致，反向推定2017年10月、11月的加工费。一审法院的该裁判理念应建立在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与结算单上的金额一致，而结算单上的数据又必须与送货单上的数据高度吻合的情况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目前，一审法院在送货单与结算单上的数量、金额不一致且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做出判决，错误显而易见。首先，结算单与发货单存在多处矛盾之处，在2017年10月的结算单中显示品名为“75D有光”出库为4703kg，发货单统计显示为5158kg；2017年11月结算单显示品名为“50D长丝”出库为2795.2kg，发货单统计显示为3290.5kg；2017年12月结算单与发货单中对于“50D长丝”的数量也不一致对应；显然结算单中的产品型号及数量与发货单中的产品型号及数量不能互为一致。其次，好运来公司单方制作的2017年11月的结算单显示已收款项42000元，2017年12月结算单显示已收款项为170000元，两者相加共计已收款项为212000元，而这一金额与一审中双方主张的支付金额均不一致。再次，立拓公司认可仅郭明江作为立拓公司的收货人在发货单中签字确认，但一审判决后，经郭明江本人仔细核对，好运来公司提交的2017年12月6日的发货单（单号为NO.0009611）中“郭明江”签字系伪造，并不是郭明江本人签字。很显然，立拓公司凭借其开具的二份增值税发票已由好运来公司认证、抵扣的事实，反向伪造了这二个月的结算单，然后又根据与事实不一致的送货单来伪造后二个月的结算单。一审法院在没有仔细核算的情况下，凭借好运来公司单方制作的结算单来认定加工费是错误的。 好运来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好运来公司每次开具增值税发票均是每月的加工结算后的数额，具体办理人员郭明江每月确认。立拓公司在一审时也承认的，且立拓公司也在税务部门进行了抵扣。一审认定的事实是准确的，立拓公司声称好运来公司不规范，完全是颠倒是非。二、好运来公司提供的全部票据都是真实、关联、合法有效的，并且相互能够印证的，但立拓公司自己没有证据证明，而仅仅口头否认，此种行为是不诚信的狡辩行为，并且与事实不符。对于郭明江以外的两个人的签名，好运来公司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向法院提交。如果郭明江字样可以伪造签名，立拓公司也没有必要拿别人的签字提交，该两人是立拓公司专门指派拉货的驾驶员，即便是郭明江签名的货基本也是他们两人拉去的。更何况，立拓公司也承认这两人是他们叫来拉货的，也承认了部分他们签的单子，表见代理行为也是成立的。三、对于发货单上一些签名不承认，那就更加离谱，说好运来公司反向伪造结算单，这是诬告行为。即使少几张发货单，好运来公司也没必要去伪造，伪造证据是违法犯罪行为。四、立拓公司自己会做出伪造行为，此前就有前科。首先，好运来公司起诉前多次催立拓公司支付加工费，但立拓公司与嵊州市成羽丝业有限公司的两个法定代表人（父子关系）相互推诿，都不支付，其后是立拓公司称许多单子做得不合格，应当由好运来公司赔偿，并且列出单子，数额赔偿刚刚超过了应当支付的数额（这个伪造的单子在一审时已经提交法院作为审理时的参考），但没有一点证据，也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要求，再到后来立拓公司称加工费已经付清，其余的不是好运来公司加工的，最后不承认发货单，现在还说是好运来公司伪造签名，用尽一切办法抵赖。五、好运来公司多次催立拓公司进行结算，但立拓公司就是不结算，一拖就拖了一年多，难道仅仅支付150000元就刚刚是加工费？立拓公司自己管理不规范，连自己支付的款项是多少也不清楚，何谈别人管理规范？一审法院对各个月份核对仔细，计算清晰，也符合客观事实。 好运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立拓公司向好运来公司支付所欠染色加工费143796.51元及该款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好运来公司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间为立拓公司提供染色加工业务共计可获取加工费为294311.57元（37944.90+65652.81+183324.70+7389.16），现立拓公司已向好运来公司支付150000元，尚欠144311.57元。 另查明，好运来公司曾于2019年1月24日起诉该院要求立拓公司支付加工费用，后于2019年3月7日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加工承揽行为，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好运来公司按约为立拓公司提供染色加工业务，立拓公司理应向好运来公司及时足额支付加工费用，现立拓公司尚欠好运来公司加工费144311.57元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好运来公司起诉要求立拓公司支付加工费143796.51元的主张，未超过其可主张的金额，系其对权利的自行处分，依法予以认可。综上，好运来公司之诉请，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立拓公司支付好运来公司加工费143796.51元及该款自2019年1月25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二十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于双方存在布料染色承揽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并无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加工费金额是否正确。立拓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关于发货单的签收人。其一，立拓公司认为其仅认可郭明江为有权签收人，伟锦、冯小刚二人无权签收货物。经审查，立拓公司陈述伟锦、冯小刚是其找来拉货的人，好运来公司陈述货物由郭明江或郭明江指派的伟锦、冯小刚来拉，因此双方公司对伟锦、冯小刚的身份陈述一致，即为立拓公司从好运来公司拉货的人员。基于双方之间存在由伟锦、冯小刚为立拓公司拉货的交易惯例，好运来公司有理由相信二人具有代为立拓公司接收货物的权利，其将货物交付二人应视为向立拓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现立拓公司以二人无权签收为由否认好运来公司交付相应货物，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二，立拓公司认为部分发货单上郭明江的签名不真实，但好运来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立拓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之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一审中申请对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二是发货单与结算单的部分数额不一致。因发货单累计的交易数额可予认定，结算单载明的交易数额小于发货单的交易数额，以结算单认定交易金额并未加重立拓公司的债务负担。且好运来公司也对数额出入作出合理解释，即双方之间存在部分退货，符合染色行业交易常态。其三，关于2017年11月、12月明细单上的“本月已付款项”。立拓公司认为2017年11月、12月载明已付款项为42000元、170000万元，超过了好运来公司主张立拓公司已支付货款150000元。好运来公司陈述42000元及170000元中20000元，用于结清2017年10月之前尚欠的款项，而2017年10月的结算单也载明“上期应付款61484.91元”，可印证好运来公司的陈述属实，对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在交易双方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前提下，增值税发票对于认定双方交易金额具有高度的证明力，立拓公司对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抵扣的行为，亦证明其对发票载明的交易金额予以认可，加之好运来公司又提供了发货单、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补强，一审判决综合本案证据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金额并无不当。 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公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本案自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利息损失可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立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06元，由上诉人嵊州市立拓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 伟 审判员 陆卫东 审判员 **斌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杨华 书记员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