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32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子华，男，196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旭，山东民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萍，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帅，山东纵横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子华因与被上诉人王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子华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退股款320400元及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的诉求是返还减持收益及分红收益，而一审法院判决的是支付退股款，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2.一审法院以“交易显失公平”为由进行判决，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即便被上诉人的行为被认定为向上诉人“转让”，但是因为股票市场的不可预见性、涉案基金之后的价值高低不可确定，上诉人也是普通人，在主观上并没有任何优势，不可能预知涉案基金日后的股价,所以，判断是否显失公平的时间点是在订立合同时，而非以事后结果倒推签订合同时是否显示公平。3.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前后矛盾且缺乏相应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的分红款支付时间是截至2006年10月，但又将退保金证明出具的时间2007年12月7日作为退股时间，那是否还应让上诉人支付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之间的分红款？但是一审法院并未判决上诉人支付分红款，是否应视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退股”时间为2006年10月？一审法院按照每股33.8元的价格来认定涉案10000股基金的价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并超出诉讼时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自2007年3月平安公司股票上市以来，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被上诉人未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的诉讼早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按照减持收益的时间，分别是在2011年、2012年、2013年，被上诉人也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19年才主张权利亦明显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既然以2007年3月1日的平安股票发行价格来计算涉案基金价值，那么就应当以平安股票上市的时间2007年3月为标准来认定，自该时起被上诉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转让价格“显失公平”而要求撤销，但是被上诉人一直未行使自己的撤销权，其撤销权也早已消灭，或者按照撤销权最长五年除斥期间之规定，即使按照有利于被上诉人的退股金证明所写明的2007年12月7日起计算，自该“退股”行为发生之日至今早已超过五年，撤销权亦已消灭。被上诉人王萍辩称，1.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我方退股款320400元合法合理。被上诉人至今认为股权代持关系没有解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的股权代持关系于2007年12月7日解除没有充分的证据。收到条上的17600元系上诉人向我方交付的投资款本金的分红，并不是退还的股本金。双方之间自始至终没有书面解除委托或股票代持关系的协议，上诉人一直代被上诉人持有新豪时公司的股票直至该公司股票减持完毕。上诉人在一审中举证提交的系“退保金收到条”，而非“退股金收到条”，该证据的内容是当时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书写，不能证实被上诉人要求“退股”，就此认定双方解除委托代持关系。2.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退股款320400元有法律依据，公平合理。假使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解除或终止是正确的，双方之间也系股权转让行为，即被上诉人将其实际持有的10000股新豪时合股基金转让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也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中国平安股份有限公司合股基金转让款或者说是退股款。因平安公司股票已于2007年3月上市，股票发行价为33.8元/股，2007年12月7日，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具退保金证明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仅支付了17600元显失公平，一审判决根据上述情况并结合平安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退股款320400元及利息符合民法基本原则。4.一审判决未超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是请求判令上诉人返还股票减持收益及分红收益，但在一审开庭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退保金收到条等证据拟证实双方之间的股票代持关系于2007年12月7日已解除，虽然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但一审判决最终认可了上诉人的该主张，那么一审判决势必会对股权代持解除或者终止进行调查，并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以及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进行认定，因此，一审判决的处理符合审判逻辑。5.一审判决以“交易显失公平”为由进行判决，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2007年12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退保金证明时，新豪时公司的合股基金正处于冻结期，当日中国平安股票收盘交易价格为119.5元/股，作为在平安公司任职多年的职工，上诉人对上述情况是应当知情，但其仍以17600元让被上诉人书写“退保金收到条”，对被上诉人显失公平。6.一审判决对本案部分事实的认定没有矛盾，且于法有据。如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12月7日，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书写了“退保金收到条”，那么就应当以该时间节点作为双方股权转让的发生时间，而中国平安股票于2007年3月上市，但2007年12月7日，新豪时公司的合股基金正处于冻结期，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判决以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股票发行价格（33.8元/股）为基准，计算双方股权转让时10000股基金的价值为338000元是合理合法的。7.本案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形。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份之前自始至终不知道涉案股票减持、分红收益等情况，也就不存在向上诉人主张支付各种收益的问题，对没有返还时间的债权，权利人随时可以要求返还。8.上诉人早在2007年1月便将其个人实际持有的新豪时公司股份由5000股增加为15000股，也就是说，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书写退保金收到条11个月前便将被上诉人实际持有的股票转移到自己名下，之后又隐瞒实情向被上诉人交付17600元，达到其欲私自解除委托代持关系的目的。王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票减持收益608678.83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608678.83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26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票分红收益600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以6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李子华系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滨州中心支公司职工。1998年，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豪时公司）发行内部职工股，平安保险公司员工可以购买。2000年10月19日，原告王萍与被告李子华签订代购协议，约定由李子华代王萍购买中国平安股份有限公司合股基金10000股（即上述新豪时公司内部职工股，俗称中国平安公司原始股），价格1.76元/股，共计17600元，并约定投资风险自负；该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等。协议签订后，原告王萍向被告李子华交付17600元。被告李子华持有的新豪时公司股权证载明，1999年，李子华购买并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股金金额为52800元；2000年，李子华购买并持有公司股份31000股，股金金额为54560元，共计持有股份61000股、股金总额为107360元。上述股份中，被告李子华个人实际持有的股份为5000股，其余56000股均系他人购买、为他人代持，其中包含原告王萍购买并为王萍代持的10000股。自2000年至2007年，被告李子华分7次向原告王萍支付上述10000股的分红款（截至2006年10月）共计12000元。后再未支付。2007年12月7日，原告王萍向被告李子华出具收到条一张，载明收到退保金17600元。根据被告李子华日记本记录内容，2007年1月，其个人实际持有新豪时公司股份由5000股增加为15000股。2007年之前，被告李子华每年将分红款向包含王萍在内的13人发放。2008年后，被告李子华每年将分红款向不包含王萍在内的12人发放。上述记录中均包含出庭作证的赵庆柱、刘洪庆等人。一审法院另查明，新豪时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30日，该公司股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工作委员会（持股95%）和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5%）。深圳市新豪时公司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平安公司）的股东。2004年6月24日，中国平安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H股）。2007年1月31日，中国平安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该招股说明书载明：发行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规模为11.5亿股A股，发行价格为33.8元/股，拟申请上市证劵交易所为上海证劵交易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本公司股东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景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江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劵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份；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为5.55元（2006年9月30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9.88元；股票上市日期为2007年3月1日等。2011年1月13日、2011年7月6日、2012年5月25日、2012年6月25日，中国平安公司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管理委员会发布四次A股减持收益分配公告，对2010年下半年、2011年上半年、2012年的平安员工投资集合所持平安A股减持收益分配情况进行了公告。其中第一次减持每位权益持有人所持平安员工投资权益16.4409%，每份减持收益为75.1453元；第二次减持每位权益持有人所持平安员工投资权益1.3075%，每份减持收益为64.1626元；第三次减持每位权益持有人所持平安员工投资权益的49.3509%，每份减持收益为57.7393元；第四次减持每位权益持有人所持平安员工投资权益32.9007%，每份减持收益为58.2952元。据此计算10000股的减持收益分别为123545.64元、8389.26元、284948.64元、191795.29元，合计608678.83元。该减持收益及涉案10000股的分红（2006年10月以后）均由被告李子华取得。2018年9月份，原告王萍持代购协议，要求被告李子华支付其股票减持收益及分红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萍与被告李子华签订代购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形成股权代购代持关系，即被告李子华为原告王萍代购深圳新豪时合股基金10000股并予以代持。后原告王萍向被告李子华出具退股金证明，但上述退股金并非深圳新豪时公司退股，实际系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即原告王萍将其实际持有的10000股深圳新豪时合股基金转让给被告李子华，被告李子华向原告王萍支付17600元。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中国平安股票于2007年3月上市，股票发行价为33.8元/股。2007年12月7日，原告王萍向被告李子华出具退股金证明时，深圳新豪时公司的合股基金正处于冻结期，当日中国平安股票收盘交易价格为119.95元/股，原、被告的上述交易显失公平。深圳新豪时公司的股票减持发生于2011年和2012年，故对原告依照深圳新豪时公司2011年和2012年股票减持公告确定的标准要求被告支付减持收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事实，结合原、被告实际交易情况，一审法院确认以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股票发行价格（33.8元/股）为基准，上述10000股基金价值为3380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17600元，被告李子华应支付原告王萍中国平安股份有限公司合股基金转让款320400元。关于原告王萍要求被告李子华支付分红款60000元（自2000年至2012年）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李子华的日记本记录，其已向由其代持的、包含王萍在内的股份实际购买人支付了分红款（2000年至2007年），且原告王萍于2007年12月给被告李子华出具了退保金收条。原告王萍当庭亦陈述收到了至2007年的分红款项，其陈述的收款事由与其出具的收到条内容相互矛盾，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而被告李子华的陈述与其提交的收到条、日记本记录及证人证言均能够相互印证，真实可信，符合逻辑。被告李子华已支付原告至2006年10月的分红款项，原被告已于2007年12月转让股份，原告王萍要求被告支付2007年之后的股份分红，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所提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王萍以1.76元/股的价格向被告李子华转让中国平安股份有限公司合股基金，如果在2007年12月向被告李子华出具退股金证明时，或者之前与被告发生股票转让时，或者在2011年、2012年股票减持收益兑现时即明确知悉其所购买的涉案股票实际价值，作为任何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权利人，都不会以上述价格进行股票转让。退一步讲，即使转让实际发生，如原告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也会自行或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而事实是，直到2018年原告王萍在找出代购协议并得知相关股票减持收益信息后，才与被告进行交涉，交涉无果后随即提起诉讼。故应自原告得知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即2018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子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萍退股款320400元及利息（以32040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王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4元，由原告王萍负担6098元，被告李子华负担610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上诉人李子华陈述其向被上诉人王萍退还17600元股金的时间是2006年10月，这与其向新豪时公司变更持股的数量和时间基本吻合，结合其提交的日记本记录的分红时间和金额以及被上诉人王萍于2007年12月7日向其出具的收条，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王萍的退股时间是2006年10月—2007年1月，一审认定退股时间为2007年12月7日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06年10月—2007年1月间，上诉人李子华向被上诉人王萍退还了股金，双方委托关系终止，本案诉讼时效最迟应当自2007年1月起算，截至2019年3月被上诉人王萍提起诉讼已经12年，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王萍没有证据证实在此期间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其主张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理由亦不符合常理，故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子华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13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王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2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4.56元，共计24408.56元，均由被上诉人王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景晨光审判员  张 雷审判员  高国强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宋蕾蕾书记员戴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