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802民初4754号原告：胡红彬，女，1969年11月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户籍地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现住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802722536296W，住所地张家界市永定区解放路46号。法定代表人：张秋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澧，男，湖南大庸宾馆工作人员,系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告胡红彬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定区人民政府）、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永定区人社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胡红彬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9）湘0802民初3835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属于由政府主导的事业单位改制期间引发的人事争议，且争议的主要内容是职工技术等级定级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裁定对胡红彬的起诉不予受理。胡红彬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湘08民终823号民事裁定，认为湖南大庸宾馆的改制是否属于政府主导没有证据证明，原审以此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缺乏事实和依据，故撤销一审裁定，指令本院立案受理。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诉讼中，本院认为永定区人民政府、永定区人社局非原告胡红彬的用人单位，不是本案劳动争议纠纷的当事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湘0802民初4754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胡红彬对永定区人民政府、永定区人社局的起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2月20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红彬、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澧、被告永定区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和民、被告永定区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婵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红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胡红彬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签订的《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依照国发（1993）79号文件、国办发（1993）85号文件、湘人发（2006）135号文件规定为原告晋级，按照原告晋级后的工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1993年10月至2012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的差额部分及利息，同时按照差额部分的95%支付加付赔偿金。3.判令被告足额补交截止原告办理退休之日止的医疗保险金、社会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以及2015年的全年全额社会救助金和2016年至退休日的社会救助金。4.判令因该劳动争议产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共计11525.2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中对原告的经济补偿金所依据的证据与原告的实际情况不符。首先，（2013）张定民一初字第909号案件中，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提交了证据1，原告1992年10月17日调动工作，执行调入单位标准工资审批表中的学历“中技”，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提交的证据2即1994年6月3日《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套改审批登记表》中工作前学历“初中”前后相矛盾。其次，被告给原告计算经济补偿金的证据2，即1994年6月3日的《湖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套改审批登记表》载明原告出生于1972年（原告身份证登记出生时间为1969年）、工作前的学历是初中（原告应是高级技工）、工作年限是1990年（原告是1989年最后一批包分配工作的人员，1990年已不包分配工作），前述三项登记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原湖南省轻工技工学校补发的1989年《技工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到证》和出具的《证明》，2017年9月22日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关于胡红彬分配工作情况说明》和9月14日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出具的《证明》，完全不符。原告的档案于1989年10月10日至11月10日邮寄到大庸市劳动局，本人的档案由劳动局保存，不是由单位保存。被告录入错误，说明被告没有合法的事实证据。2.《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原告经济补偿金所依据的法律依据为国发〔93〕79号文件和国办发〔1993〕85号文件规定，被告给原告套改工资错误。根据前述两份文件，初中学历、1990年参加工作的，从1993年10月起，职务（等级）工资应套入普通工1档135元，而不是技术工初级1档145元、津贴119元，并依此晋级。被告使用录入错误的档案给原告套入初级工1档的工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收入，违背了劳动法第91条第1款第1、4项的规定，即克扣了原告的经济补偿金，还违背了法释〔2013〕3号第1款第1项、第5条第1款第1、3项的规定。3.根据被告大庸宾馆提供的证据2中，两份文件的规定和证据3人薪发〔1994〕50号文件的规定，印证了原告的三级技工合格证书和张家界市人事局开具的原告三级技工合格证有效的事实。4.原告在1993年8月作为社会人员应聘到祥龙酒店上班，被告大庸宾馆在1993年10月停发了原告的生活费，逼迫原告辞职，11月大庸宾馆又开始发放原告的生活费，而其他留职人员在祥龙上班，生活费照发，这是原告在2012年7月到工作组查账时发现的，被告大庸宾馆具有欺骗性。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2和大庸宾馆职工基本工资情况表，证明原告从1993年10月至2012年6月止没有正常晋级，反而在2005年由高级工降考中级工，逼迫原告在2009年再考高级工。据此，被告应赔偿损失，按100%计算原告的经济补偿金，原告在辞职书中对此已明确。另，2002年12月至2004年11月间还少原告半年的生活费，虽然被告大庸宾馆在2012年9月给了原告三个月生活费，原告还有4个月没拿到（含1993年10月），2012年9月被告大庸宾馆停发了原告的生活费，胁迫原告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的补偿协议（由工作组成员小胡经手）。原告多次将上述情况向永定区人民政府区长和永定区人社局局长反应，其均行政不作为。原告故提起上述诉讼。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辩称：原告胡红彬在2013年、2014年以同一事实、理由进行过两次起诉与审理，都经历了一审、二审。原告不服终审判决，还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88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再审申请。原告胡红彬除申请再审外，还向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申诉，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作出了张监民（2015）4号、张监民（2015）5号、张监民（2015）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综上，原告的诉讼属于重复诉讼，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查明的事实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和举证质证情况，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系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举办的事业单位。1989年7月，原告胡红彬从湖南轻工技校毕业，1989年参加工作，1992年11月从原区肉食水产公司调入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调动前工资区类别为六类三产业。1993年湖南大庸宾馆与他人合资创办祥龙酒店，大庸宾馆除部分留守人员外，其余人员均放假，原告胡红彬是放假人员之一，每月发放80%的生活费。1994年6月，张家界市永定区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国发（93）79号文件和国办发（93）85号文件及湖南省政府有关规定，核定胡红彬从1993年10月起，职务（等级）工资为初级1档，依此晋级。2010年6月21日，张家界市永定区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湘人发〔2006〕135号文件规定，核定胡红彬从2010年1月起，职务（岗位）工资由中工级调整为高工级。2012年6月，因单位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大庸宾馆出台职工自愿辞职补偿或整体调入区经投公司或维持现状发放80%的生活费的改制方案，供大庸宾馆职工选择。原告胡红彬选择了辞职，但不同意补偿方案的部分内容，直至2012年11月16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原告胡红彬同意按《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方案》的规定，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经双方平等协商，双方签订了《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如下：一、胡红彬自愿辞去公职。根据大庸宾馆单位实际和自身情况，通过认真慎重考虑，胡红彬自愿辞去公职，签订辞职补偿协议领取辞职补偿金后，与湖南大庸宾馆解除一切权利和义务关系。二、湖南大庸宾馆对胡红彬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偿：1.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按现有工资标准一次性发放给原告胡红彬5年基本工资的辞职补偿金58680元；2.发放自主创业扶持金20000元；3.补缴单位历史拖欠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至2012年6月30日；4.发放原祥龙酒店董事会决议承诺大庸宾馆职工80%工资及其相关补贴与实发生活费的差额部分至2012年6月30日，计55784.24元；5.补缴单位历史拖欠的住房公积金至2012年6月30日，计11258.95元；6.在2012年7月31日前办理辞职手续，领取辞职补偿金奖励10000元。三、自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双方解除一切权利和义务关系。四、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区人社部门留存一份。原告胡红彬在此补偿协议上签字并捺印。以上补偿款已于2012年12月11日到原告账户。在辞职补偿协议履行完毕后，原告胡红彬认为自己在1989年7月1日毕业时就持有高级技工证书，1993年已是高工5年，此时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认定原告是初工1级，以至于原告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计算均有错误，在签订辞职补偿协议时少补了68480.39元。为此，原告胡红彬于2013年5月22日向张家界市永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张家界市永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5月25日作出了张定劳人仲不字（2013）第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胡红彬于2013年5月28日向本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2.补发福利费1000元；3.补偿辞职时因工资级别错误而少补的68480.39元；4.补缴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5.给付迟延付款利息7733.67元。此案经本院审理，已于2013年7月16日作出（2013）张定民一初字第90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的所有内容均系双方认可自愿签订，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以及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形，并且协议已履行完毕，据此对胡红彬要求撤销该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对胡红彬主张的在其毕业时已拿到高级技工证书，参加工作即应是高级待遇的观点不予采纳。据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胡红彬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张中民一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月27日，原告胡红彬增加部分诉讼请求后，再次向本院起诉，其诉讼请求为：1.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2.在第一次起诉请求给付少补的补偿金68480.39元之外，还要求被告给付少计算的8313.12元；3.给付额外经济补偿金101258.35元；4.依法补缴2013年度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5.支付迟延付款利息591.05元（在原起诉请求7733.67元基础上增加的部分）；6.诉讼费、复印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420元由被告承担。此案经本院审理，分别作出（2014）张定民一初字第477-1号《民事裁定书》、（2014）张定民一初字第477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民事裁定认为，原告提出的6项诉讼请求，其中有3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撤销《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经济补偿协议》、请求给付补偿金差额部分、请求支付迟延付款利息，属于重复诉讼，应不再审理，据此，裁定驳回原告该3项诉讼请求的起诉。上述民事判决认为，原告胡红彬以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核定的工资等级错误导致辞职补偿金减少等理由要求撤销《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协议》，属于重复起诉，应不予审理并驳回针对该项诉讼请求的起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在第一次起诉时少计算的8313.12元补偿金及支付迟延付款利息，因该请求是基于原告要求撤销《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的请求衍生而来，而《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故原告的该两项诉讼请求，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额外经济补偿”（即赔偿金）的请求，因原、被告双方系自愿签订职工辞职经济补偿协议，且该协议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并非被告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人事关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及第87条“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应与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签订自愿辞职经济补偿协议后，协议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在约定解除日期即已终止。原告要求被告补交2013年度养老保险，缺乏依据，应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原告复印费、交通费、住宿费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胡红彬不服一审判决、裁定提起上诉。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判决，维持原审判决、裁定。原告胡红彬不服上述判决、裁定，向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分别作出张检民监（2015）4号、5、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决定不支持胡红彬关于对（2013）张中民一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2014）张中民一终字第66号民事判决、（2014）张中民一终字第67号民事裁定等的监督申请。原告胡红彬不服（2013）张中民一终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1月15日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其再审申请称：申请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毕业证、株洲市工人技术等级考评委员会颁发的三级应知应会合格证，有株洲市劳动局的钢印和株洲市工人技术等级考评委员会的公章(证字第890392)，证明该证属于人事部门认可的三级技术等级证，属高级应知应会技术等级合格证，符合劳部发〔1995〕208号文件规定，同现行高级工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国发〔1993〕79号文件中的技术工人工资制度的规定以及国办发〔1993〕85号文件中的技术工人工资套改办法的规定，申请人的工资最初应按三级(高级工)的工资标准计算，并依此晋级。而提交的1993年10月至2012年6月大庸宾馆职工基本工资情况表，证明申请人最初是按初级工一档工资计算的。对此，申请人在第一份辞职书中已阐明立场，同时与工作组张秋华交涉计算参数错误无结果，并提交了有关材料，并向市人社局递交了材料都无结果。湖南大庸宾馆于2012年9月停发了其生活费，后被申请人方张秋华要求申请人按照他给的辞职书又抄写了一份辞职书，双方才于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本案《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补偿金于2012年12月11日发到申请人发放生活费的账上，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等只交到2012年6月30日，失业金2013年1月才领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方的行为具有协迫性、欺骗性。2014年5月1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88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1.胡红彬与湖南大庸宾馆签订辞职补偿协议完全是自愿的，并不存在大庸宾馆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而且，该协议签订后，大庸宾馆已经将应补偿的款项全部支付给了胡红彬，胡红彬亦实际接受了该笔补偿款。胡红彬在该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后，再起诉主张补偿协议无效应予以撤销，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于法无据。原审判决对胡红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胡红彬就此所提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2.至于胡红彬所提出的工人技术等级及工资标准问题。由于胡红彬原属于事业单位公职人员，该问题只能由当地政府劳动人事主管部门和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文件规定进行考核、认定，并不具有可诉性。而且，胡红彬1989年7月从湖南省轻工技工学校毕业时，其工作是根据国家当时的“包分配”政策安排的，其工资标准也只与毕业证(文凭)有关，是否取得“三级应知应会考试合格证”对此没有影响。1993年10月国家施行工资套改政策及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晋级规定时，从政府主管部门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内容来看，胡红彬当时的工作年限也不符合可申报高级工的考核标准。故张家界市永定区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6月3日根据国发(93)79号文件和国办发(93)85号文件及湖南省政府、省工改办有关规定，同意胡红彬从1993年10月起职务(等级)工资为初级1档，依此晋级后，于2010年6月21日根据湘人发〔2006〕135号文件规定，同意胡红彬从2010年1月起职务(岗位)工资由中工级调整为高工级，也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文件规定。据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胡红彬的再审申请。2019年8月19日，原告胡红彬再次向张家界市永定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张家界市永定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胡红彬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上述所列裁判文书、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张定劳人仲不字〔2019〕第5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胡红彬2014年1月15日的《民事再审申请书》《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方案》、《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协议》《湖南大庸宾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判决的理由与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院依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本案所涉问题分析评判如下：一、本案是否重复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原告胡红彬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2.请求被告大庸宾馆、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为其晋级，并支付从1993年10月至2012年6月的经济补偿金差额款及赔偿金，并足额补缴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社会救助金；3.由该劳动争议产生的直接损失和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胡红彬在前诉的诉讼请求要求撤销《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与本案中要求确认《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系不同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中第1项诉讼请求以外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原告胡红彬要求确认《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的请求衍生而来，故该诉讼请求也不能视为重复的诉讼请求。综上，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辩称本案属于重复诉讼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政府主导的事业单位改制期间引发的人事争议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胡红彬与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不属于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改制遗留的问题。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系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举办的事业单位。被告永定区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处理大庸宾馆职工信访事项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是为专题研究大庸宾馆职工信访事宜而作出，其就关于解决就业问题、职工医疗保险问题、支付病逝职工安葬、抚恤费的问题、要求增加职工生活费的问题、要求对特困职工救助等问题，以及切实加强驻祥龙酒店工作组的力量形成了会议纪要，而大庸宾馆职工自愿辞职补偿方案并未经政府会议专题讨论研究。据此，湖南大庸宾馆出台关于职工自愿辞职补偿或整体调入区经投公司或维持现状发放80%的生活费的改制方案，并非系政府主导的事业单位改制，本案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三、关于原告胡红彬的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胡红彬要求确认《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其理由如下：首先，原告胡红彬签订《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系双方完全自愿，并不存在大庸宾馆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该事实已经为生效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88号《民事裁定书》所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告胡红彬以与再审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提供足以推翻前述《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胡红彬主张其系受到欺诈、胁迫下签订《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的事实不予确认。其次，原告胡红彬主张被告湖南大庸宾馆对其进行欺诈、胁迫主要体现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停发了其2012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生活费。为证明该主张，原告胡红彬提交了以下证据：1.胡志阳抄写的实发工资额复印件1份；2.永定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出具的证明1份。三被告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因上述证据1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证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与本案双方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不符，故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采纳为定案依据。并且即便不论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结合大庸宾馆对职工辞职补偿的基准日为2012年6月30日（即计算补偿费用的截止日），为了计算原告胡红彬补偿费用的计算基数上述证据1仅统计胡红彬1994年1月-2012年6月时间段的实发工资，并不能以此说明原告胡红彬没有领取到2012年9月、10月的生活费。再次，原告胡红彬主张其因被告湖南大庸宾馆停发了其2012年9月、10月份工资使其受到胁迫致使其在2012年11月16日签订了《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受胁迫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是指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构成要件之一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本案暂不论原告胡红彬未完成受胁迫、欺诈的证明责任，仅就原告胡红彬主张的停发工资使其受胁迫的事实，原告胡红彬完全可以寻求救济途径维权，停发工资并不足以导致原告胡红彬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签订辞职协议。并且，湖南大庸宾馆出台的改制方案为职工可选择自愿辞职补偿或维持现状发放80%的生活费，就此可排除存在湖南大庸宾馆改制工作人员因急于完成工作任务而欺诈、胁迫原告胡红彬签订辞职补偿协议的情形。综上，原告胡红彬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受到了欺诈、胁迫的事实，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胡红彬要求确认《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胡红彬要求被告永定区人民政府、永定区人社局为其晋级的问题。（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88号民事裁定对原告胡红彬所提出的工人技术等级晋级问题已予认定，认为原告胡红彬提出的该问题不具有可诉性。并且本案系民事诉讼，被告永定区人民政府、永定区人社局非原告胡红彬的用人单位，原告胡红彬认为该两被告行政不作为，非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作出（2019）湘0802民初4754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胡红彬对永定区人民政府、永定区人社局的起诉。至于原告胡红彬要求被告湖南大庸宾馆为其晋级，并按照晋级后的工资标准为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加付赔偿金及相应利息的问题。原告胡红彬系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其工人技术等级及工资标准为政府人事部门核定，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无权核定原告胡红彬的工人技术等级和工资标准。如（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88号民事裁定所述，原告胡红彬所提出的工人技术等级及工资标准问题不具有可诉性，胡红彬的工资标准与其是否取得“三级应知应会考试合格证”没有影响，张家界市永定区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1994年6月3日同意胡红彬从1993年10月起职务(等级)工资为初级1档，依此晋级后，于2010年6月21日同意胡红彬从2010年1月起职务(岗位)工资由中工级调整为高工级，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文件规定。且本案原告胡红彬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签订的《大庸宾馆职工辞职补偿协议》，属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就双方终止劳动关系的相应补偿已经达成一致协议，双方均应遵照执行。综上，原告胡红彬对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的该项诉讼请求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胡红彬要求给付加付赔偿金的问题。因原告胡红彬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系自愿签订职工辞职经济补偿协议，并非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人事关系，且该辞职补偿协议并不具有可撤销或依法应属于无效的情形。被告湖南大庸宾馆依据人民政府劳动人事部门给原告胡红彬确定的工资等级计算辞职补偿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只有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以及解除劳动合同不给予经济补偿的，才支付赔偿金。综上理由，原告胡红彬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补交至办理退休之日止的医疗保险金、社会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社会救助金的问题。如前所述，原告胡红彬与被告签订的辞职补偿协议属有效协议。根据该辞职补偿协议约定：补缴单位历史拖欠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至2012年6月30日；原告胡红彬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签订自愿辞职补偿协议后，协议双方的劳动人事关系在约定解除日期即已终止。原告胡红彬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湖南大庸宾馆在解除劳动关系后又重新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湖南大庸宾馆补交至办理退休之日止的医疗保险金、社会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社会救助金，缺乏事实依据。并且依据相关法规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系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综上理由，原告胡红彬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湖南大庸宾馆承担因该劳动争议产生的直接损失和费用11525.2元的问题。原告胡红彬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同时其诉请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红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红彬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格烈审 判 员  向金春人民陪审员  李 斌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书 记 员  田际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