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10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根，男，193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凤，女，197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祥凤，女，1961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邵武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宏勇，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凤鸣，男，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因与被上诉人赵凤鸣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58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李福根与李锦彪系兄弟，李祥凤系李福根女儿，李贵凤系李锦彪女儿。李锦彪已于1999年去世。二、1991年3月15日，李福根对原富阳县高桥镇焦座户的房屋进行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原富阳县土地管理局于1991年3月20日向李福根发放《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李福根，用地面积195.8㎡，建筑占地134.6㎡，并备注“家庭人口，2人”。三、2001年5月25日，李福根（甲方）与赵凤鸣（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有坐落于焦座坞的房屋一座，上下二层，每层面积94㎡，出售给乙方，合计人民币贰仟伍佰元整（宅基地赠送在内），甲方另外所属有的自留地、自留山也一并赠送给乙方，甲方其他的山田、地由乙方无偿代为管理。甲方在五年内可在原自己的山上采伐少量杉树。乙方于2001年5月25日已全部付清该款。四、李福根曾在2012年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赵凤鸣返还房屋，后于2012年12月19日撤诉。该案中李福根认为《协议书》中甲方栏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故申请鉴定，该院依法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协议书》中甲方栏李福根签字是其本人书写。五、本案审理中，赵凤鸣自认其在另有一处宅基地及房屋。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赵凤鸣立即返还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土木结构住宅一处以及附属的猪栏和柴棚；2、判令赵凤鸣立即返还属于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所共有的自留地三块、自留山一处。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主张案涉房屋等不动产系借用给赵凤鸣，但赵凤鸣主张双方系房屋买卖关系，并且提供了由李福根及赵凤鸣签字的《协议书》为证。李福根虽对案涉协议书真实性有异议，但经该院释明，其亦不申请对该协议书内容进行鉴定。故赵凤鸣系基于该《协议书》而对案涉不动产进行占有使用，具有合理性。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认为系借用给赵凤鸣的主张，依据不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负担。 宣判后，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不服，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三上诉人以返还原物纠纷为由起诉要求收回案涉不动产，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被上诉人占有案涉的住宅及附属猪栏和柴棚以及属于自留地、自留山是否有依据？上述不动产三上诉人是否有权收回？本案应查明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及自留山、自留地的管理权是否属于三上诉人共有，以及被上诉人对案涉不动产的占有基于什么依据。但一审法院并未就以上基础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尤其是未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占有依据“协议书”从形式、内容以及效力上进行严格审查。事实上，案涉农村自建住宅系三上诉人所共有，案涉自留地、自留山系分配给三上诉人来管理和收益，对这些基本事实三上诉人在一审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为抗辩三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拿出了一份“协议书”，以此来说明对案涉的农村自建住宅的占有以及对案涉自留地、自留山的使用和管理有充分依据。尽管三上诉人对此份“协议书”从形式、内容及效力等方面提出了异议，但一审判决却在说理部分对此却视而不见，并未就“协议书”效力问题进行充分的论述和说明。仅简单认为“协议书”上甲方签名经鉴定为上诉人李福根本人所签，而对“协议书”中所涉及的住宅及自留地、自留山其中一个共有人能否处置、被上诉人在同村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及房屋能否再购买他人住宅以及购买他人住宅是否需要在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等问题并未进行分析说明，便简单认定被上诉人基于该“协议书”对案涉不动产进行占有使用，具有合理性。三上诉人认为，即便上诉人李福根一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协议书”，假如此“协议书”被法院认定属于无效协议，且再无其他理由存在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还是需要向三上诉人返还案涉不动产的。二、一审中三上诉人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一审时，三上诉人提交了用以证明案涉住宅系三人共有的相关所有证据，也提供了证明案涉自留地及自留山属于三上诉人的相关证据，并对案涉住宅系借用给被上诉人进行临时使用以及自留地、自留山委托被上诉人进行临时管理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和说明。同时也对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用于反驳三上诉人主张的“协议书”从内容系伪造、形式上存在瑕疵以及对外不产生法律效力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反驳，尤其是被上诉人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案涉属于三上诉人共有的住宅和共同管理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山其中一个共有人有权处分，既不存在其他两个共有人授权也不存在其他两个共有人事后追认。因此可以说三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时已经完成了对自己主张最基本的举证责任。相反，被上诉人一审时除了“协议书”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证据对其提交法庭的“协议书”的内容及效力加以佐证。三、一审法院对本案基础事实未能全面查清，便认定被上诉人基于“协议书”占有和使用案涉住宅和自留地和自留山具有合理性，从而判决驳回三上诉人要求返还的诉请。也就是说，一审法院通过判决结果理所当然地认为“协议书”就是有效的，因为被上诉人依据无效的“协议书”是无法继续占有案涉不动产，势必在三上诉人要求返还的时候还是需要返还的。此外，除了“协议书”之外，被上诉人没有其他依据可以继续占有使用属于三上诉人的共同财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裁判结果错误，应予纠正。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赵凤鸣答辩称：一、三上诉人对本案的法律关系理解不明，诉讼请求和请求权基础不清。2001年5月25日，上诉人李福根和被上诉人赵凤鸣签订一份《协议书》，将案涉房屋以2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赵凤鸣。很明显，被上诉人是通过买卖取得案涉房屋，是有权占有。2012年，上诉人曾向原审法院起诉赵凤鸣。赵凤鸣向法院提交了该协议书，上诉人申请鉴定李福根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结果浙江汉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为李福根本人所签，上诉人就撤诉了。过了七年，上诉人又第二次起诉，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起诉状》对双方签订《协议书》买卖案涉房屋这一重要环节却刻意回避，只字不提，反而捏造说被上诉人借用案涉房屋，完全不顾事实。被上诉人提出了《协议书》这个关键证据，证明是有权占有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说《协议书》是无权处分，内容系伪造，形式上有瑕疵，说一审法院未对《协议书》的效力进行审查，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的起诉是按照被上诉人无权占有的理由以返还原物案由起诉的，这个案由的请求权基础是《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因此，法院在查明被上诉人是通过买卖有权占有的，就可以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也正是这样判的。如果上诉人认为《协议书》无效则应当首先提出确认《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然后再提出返还财产的请求，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个案由就不是返还原物纠纷，而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请求权基础是合同法四十四条至第五十九条，特别是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和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针对无权占有的返还原物和针对合同无效的返还财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没有分清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起诉时按返还原物的说法，上诉时却按合同无效的说法，对诉讼请求和请求权基础没有准确的理解和定位，这样的上诉显然不能成立。二、所谓《协议书》是无权处分和内容伪造的说法不能成立。《上诉状》讲了三大点，归纳起来就是案涉房屋是各上诉人共同共有，李福根签《协议书》是无权处分；《协议书》内容伪造，形式上有瑕疵，所以协议书无效。这种说法只是上诉人不顾事实的一面之词，上诉人对此没有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上诉人起诉时提供了五项证据，原审法院只认定了第二项邵武市公安局张厝派出所对李锦彪和李祥凤系父女及李锦彪于1999年去世的证明，其余四个证据因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或没有关联性等均不予认定，特别是上诉人提供的第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村委会证明想证明案涉房屋系李福根和李锦彪共同建造并各自享有50%所有权，但由于和委之后向法院出具的另一份证明存在矛盾，且对兄弟之间的分家情况村委并不了解，也无权出具证明，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其关于案涉房屋是共同共有的说法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又怀疑《协议书》有的内容是事后添加的，一审法院对此进行释明，询问上诉人是否对事后添加进行鉴定，但上诉人明确告知不要求鉴定，可见所谓内容伪造仅仅是一种不顾事实的谎言，《协议书》的内容究竟有没有添加实际上上诉人李福根心知肚明。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前案的鉴定意见，李福根在案涉协议书上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由此，在无其他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书为真实。根据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情况，该房屋属于户主为李福根的家庭户（共2人）所共有。李福根作为户主与赵凤鸣签订关于案涉房屋的转让和自留山、自留地的赠与协议，赵凤鸣有理由相信李福根当时有权代表家庭另一成员签订该协议，我国法律也没有禁止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以及自留山、自留地等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合理流转，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赵凤鸣依据该协议书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相关自留山、自留地的经营权。三上诉人要求赵凤鸣返还案涉房屋和相关自留山、自留地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福根、李贵凤、李祥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清荣 审判员  俞建明 审判员  孔文超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童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