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2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江毅，男，197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杨，浙江星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富丽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军区农副业基地2-86号。 法定代表人：王永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东、翁佳琪，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江毅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富丽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江毅上诉请求：1、撤销（2019）浙0106民初480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富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富丽公司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双方没有借贷合意，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富丽公司的诉求没有请求权基础。1、许江毅从未以任何原因、任何事由向富丽公司作出过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自然也没有签署过任何借款合同、协议甚至借条，富丽公司对于借款是何时提出、何时达成、借款期限、利率标准约定等相关细节均不能自圆其说。原审法院没有对这一民间借贷案件最关键的基础事实进行进一步的查明，直接通过“推断”进行了认定，是错误的。2、富丽公司在本次起诉前，就同一事实已经以不当得利为由对许江毅提起过诉讼，说明其自身对该笔款项的认识从一开始就不是对许江毅的借款，且在前后多次诉讼中富丽公司对该笔款项性质的陈述说法不一，自相矛盾。原审法院在判决中大量引用了双方此前诉讼中的陈述内容，却恰恰忽略了这一关键事实。在大量民间借贷起诉不成转诉不当得利的司法实践案件中，人民法院尚且要重点审查请求权是否成立、是否一事不再理、是否系滥用诉权等问题，而本案是富丽公司在主张抵扣货款不成、起诉不当得利败诉后再提起的民间借贷之诉，原审法院非但没有对富丽公司的请求权基础进行审查，而且严重混淆了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的界限，忽视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和案件客观事实。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原审认为“本案在原告提交了汇款凭证后，被告应对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本案是富丽公司在此前起诉不当得利败诉后再行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是其在多次以不同理由对案涉款项进行主张均失利后，为达目的违背客观事实的涉嫌“滥用诉权”的行为，并非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所述的“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该条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富丽公司应对其请求权成立、双方存在基础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相应的证据，但在案证据表明，富丽公司并未完成其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在请求人未就基础法律关系成立、未对其诉讼主张完成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富丽公司，继而让富丽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是违背证据规则和公平原则的。三、原审法院的判决逻辑错误。首先，原审判决所谓的“有偿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多次诉讼主张，其主张表明款项性质上是有对价的；被告曾主张为赔偿款，其在多次审理中都没有主张为赠与性质，由此可以认定，被告取得该款项需支付对价，需有偿取得”，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钱款的支付可以有成百上千种缘由，接收钱款更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何时有了不是赠与就一定有对价是有偿的这样“非黑即白”的论断，原审判决该节认定完全系个人主观臆断。其次，原审判决以上述没有任何根据的“有偿”论断为基础，进一步将“有偿”和“借款”划上等号，如此违背常理的认定，难以服判。再次，原审判决将许江毅与中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钜公司）混为一谈，用中钜公司在与富丽公司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的反诉索赔请求未得到人民法院支持来佐证许江毅说辞矛盾，然而这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种法律关系；同时又把仅有一次的款项往来作为双方的交易习惯来认定等等，都是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认定。最后，原审判决所谓的“在被告返还款项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达到平衡”的说法更是语出惊人，完全失去了法律应有的客观和理性，何为权利义务平衡？难道任何支付出来的款项必须要有“归路”才是所谓的权利义务平衡？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富丽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富丽公司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本案的基础事实情况就是2014年1月初，中钜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孙乐祥找时任富丽公司总经理裴朝晖，表述“临近春节，中钜公司项目部资金紧张，需要对外支付农民工工资，因此，希望富丽公司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后来，许江毅再次找到了裴朝辉，希望富丽公司给中距公司项目部掉头一定资金。考虑到当时双方的合作和信任关系，富丽公司就同意出拆借资金，但是款项至迟应当在项目完工后归还，由于当时主要是短期的周转款项，具体的借款利息没有明确约定。具体的款项分别于1月7日转账150万元给许江毅；于1月23日转账50万元给许江毅；于1月29日转账20万元给许江毅。（二）基于上述事实，作为富丽公司而言，其首先在江干法院向中距公司主张的货款中扣减，在江干法院不予支持、中钜公司否认许江毅代收款项、许江毅亦否认其代表中钜公司收款且系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款项后，富丽公司转而向许江毅主张款项权利。在向许江毅主张的第一次诉讼，富丽公司还是认为当时的借款应当是中钜公司的行为，所以许江毅是无权收取款项的，系不当得利，但是，经过法院的审理，法院认为富丽公司与许江毅之间的款项交付是有基础关系的，因此，在第二次诉讼（即本次诉讼）中，富丽公司最终确认实际借款人应当为许江毅。上述诉讼行为，富丽公司认为并不属于前后矛盾，完全是根据法院认定情况，不得不进行的请求行为，类似于实务中的“项目经理以项目部名义对外出借款项”的情形，一般出借人都会先向项目部所属的公司要求归还款项，在法院不予支持的情况下，转而向项目经理要求款项，不能说出借人基于同一借贷行为先后提起不同借款人的诉讼行为，存在矛盾，就没有借贷合意。富丽公司这种情形的出现，完全是因为项目部这一载体形式特殊性导致的，但是不论怎么样，出借人在这种特定情形下对于实际借款人认识存在偏差，不能直接就否定出借人给付款项行为是借贷这一性质的认定。富丽公司的种种诉讼行为，反而可以明确富丽公司是一直在主张款项的偿还，这种行为是稳定的，不是单方的一种补偿、赔偿或赠予的行为，富丽公司关于案件基本事实的陈述是合理和可信的。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正确。基于许江毅对于其收到案涉22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是明确的，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关于220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即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一）本案中，富丽公司已经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即若许江毅否认双方的借贷关系，而是其他债务关系的，理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1.目前许江毅主张220万元系针对富丽公司对许江毅个人的工程补（赔）偿款项，在本案中其就上述主张并未提供任何证据。2.即便不考虑证据提交的问题，单纯从提供合理陈述的角度，许江毅款项系工程补（赔）款的主张也达不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1）对象错误：案涉项目是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即便存在工程（补）赔偿的，那么支付对象也不应当是许江毅个人；（2）金额不一致：关于工程赔（补）偿事项，中钜公司在江干法院[案号（2014）杭江商初字第1953号]案件中，提出的工程补（赔）偿款项金额是五百余万元，与220万的金额也不一致；（3）基础事实根本不存在：即便退一步讲，不考虑对象或者金额的问题，许江毅提出工程赔（补）偿的事实与中钜公司在江干法院反诉的事实应当是同一事实，基于同一事实，法院已经明确不予支持上述赔（补）偿主张，许江毅目前主张的基础事实本身就不存在；（4）富丽公司需要着重补充一个细节，在富丽公司以不当得利为案由起诉许江毅的案件中，许江毅提交了相应证据，用以证明其收取款项是有相应依据的：第一，上述证据其实是中钜公司在江干法院提起反诉索赔时提交的证据，基于上述证据，江干法院已经驳回了中钜公司诉讼请求；第二，上述证据中的证据3《补偿款汇总表》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如果按照许江毅的逻辑，双方在2014年初就已经按照220万元就工程补（赔）偿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何此时还要有一个补偿款汇总表并要求富丽公司签收，这完全说不通。即便退一步讲，许江毅可能主张上述补偿汇总表是中钜公司提交的，不能代表他的行为，这同样是站不住脚：首先，上述证据是许江毅的名义提交的；其次，补偿款汇总表加盖的印章是项目部章，之前案件中许江毅明确自己是案涉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挂靠在中钜公司名下，日常应当由许江毅负责控制的，同时，索赔行为可能所带来的收益必然是许江毅享有的，该行为必然是代表许江毅的。第三，证据6（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案件庭审笔录，针对该证据的证明对象，许江毅表述“本次起诉又称其误信许江毅向其借款系代表中钜公司所以放款”，这一表述其实也印证了富丽公司前文的说法，富丽公司只是由于项目部这一特殊载体的原因，导致实际借款人主体的认识存在偏差，但对于款项给付这一行为系借款性质的主张是一直坚持的。（二）关于借贷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富丽公司也检索了一些案例，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是对原、被告双方举证责任移转的规定，一般认为原告提交金融机构转款依据即可认为完成其初步的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原告向被告转款系提供借款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若被告无法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无法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则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综上，富丽公司认为，在富丽公司已经提交了相应的金融借款凭证，许江毅无法就其抗辩提交证据的，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最后，案涉款项的追讨，富丽公司已经历经五年之久，在此，富丽公司恳望法院能够慎重处理本案，维持原判，驳回许江毅的上诉请求。 富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江毅归还借款本金22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364898.6元(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6%，从2016年7月25日起暂算至2019年4月29日，此后计算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许江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7日，富丽公司分三次向许江毅汇款共计150万元；2014年1月23日，富丽公司向许江毅汇款50万元；2014年1月29日，富丽公司向许江毅汇款2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220万元，富丽公司均注明为往来款。 另查明，（一）2011年12月7日、2013年7月24日，富丽公司分别与中钜公司签订《杭州市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各一份，约定，中钜公司因承建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彭埠单位农转非安置房工程二标段项目及城东新城彭埠单元R21-12地块拆迁安置房工程一标，向富丽公司购买商品混凝土。许江毅作为中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中签字确认。2014年10月23日，富丽公司以中钜公司未履行2011年12月7日签订的《杭州市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款项为由，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中钜公司支付货款，中钜公司对尚欠货款本金金额无异议。同时，中钜公司以富丽公司延迟供货，导致工程工期延误为由，提起反诉，要求富丽公司赔偿误工损失2354040元、停工损失1496000元、产品差价752882元、混凝土试块不合格回弹、钻芯检测费321000元。针对该反诉，富丽公司辩称其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10月10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江商初字第1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钜公司支付富丽公司货款5515268.16元及利息，并驳回了中钜公司的反诉请求。2015年7月15日，富丽公司以中钜公司未支付2013年7月24日签订的《杭州市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的款项为由，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中钜公司支付货款。该货款中，增加了富丽公司于2014年1月期间分五次向许江毅支付的款项合计220万元。许江毅在该案审理中“认为富丽公司退付其部分款项系其个人与富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中钜公司无关”。2016年6月20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民事判决书，未支持富丽公司该款项。 （二）2016年7月25日，富丽公司以许江毅收取上述220万元系不当得利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富丽公司在该案中诉称，关于220万元款项，在江干法院审理过程中，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就许江毅代为收取的款项性质发生争议，许江毅向江干法院称：“这笔钱是因为我和富丽有其他纠纷而退还给我个人的款项”，江干法院因此驳回了富丽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事实上，富丽公司与许江毅之间除了中钜公司的两份买卖合同关系外，并无任何经济往来，也不存在纠纷，许江毅在代表中钜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时，与富丽公司之间发生了资金的拆借行为，富丽公司基于误信其资金拆借行为也是代表中钜公司的前提下，向许江毅支付了款项，但事实上，许江毅收取富丽公司的款项属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据此，富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许江毅立即返还款项220万元，利息258816.43元（按年息4.75%计算，自2014年1月29日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暂算至2016年7月21日，计904天）；2.许江毅承担（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案件中，因许江毅原因额外承担的案件受理费17719元；3.许江毅承担诉讼费、保全费。许江毅在该案件中辩称，1、富丽公司向许江毅支付的220万元系向许江毅支付的赔偿款，许江毅无须返还。根据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签订的《杭州市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约定，中钜公司提前三天向其发出供货计划后，富丽公司应按时供货，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富丽公司屡屡发生延迟供货的现象，根据相关凭据记载并统计，富丽公司延迟供货的天数至少在20天以上，给工地造成了工期、班组窝工等各项损失。富丽公司所供混凝土存在诸多质量问题，中钜公司多次交涉并发函告知，富丽公司亦明知该情况，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许江毅系案涉中钜公司两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即与中钜公司系挂靠关系，项目由许江毅自负盈亏，因富丽公司供货质量、迟延供货等问题造成的各项损失均由许江毅承担，故富丽公司应对许江毅作出赔偿。且在此期间，双方已就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富丽公司依约履行后，许江毅认为纠纷已解决，未在事后就此赔偿事宜要求补签相关协议或备忘等书面文件，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该笔款项的性质及用途。2、富丽公司主张许江毅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在（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案件中，当时富丽公司起诉时将案涉220万元包含在其主张的总货款中，也就是当时富丽公司认为该220万元系货款；后中钜公司提出抗辩，其补充提交证据后，富丽公司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该款项是因“许江毅要求多开票拿钱而支付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对许江毅支付的预付款；而本次诉讼中，富丽公司却称该款项系借款，因为误信许江毅代表中钜公司而放款。对于同一款项，富丽公司前后几次说法都不一致，自相矛盾，疑点重重，许江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富丽公司是在隐瞒真相。对于220万元而言，该款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如果不是已经与收款方达成合意，富丽公司不可能轻易付款。即便如富丽公司所陈述的，如果是货款，则应该与中钜公司有相关手续；而其所称的多开票的预付款，亦不存在这一情况；如果是借款，则应该与中钜公司有达成借款合意的合同或协议，也应在打款后有确认手续，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其众多说辞根本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富丽公司分五次向许江毅支付220万元，历时近一个月完成，如果是打错、误打，富丽公司应当早早发现，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等到现在才用诉讼方式来解决。3、许江毅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返还义务，亦无须向富丽公司支付所谓的利息损失。4、（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案件系富丽公司的自主起诉行为，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应当自行承担诉讼风险和后果，其所谓的17719元诉讼费系法院判定其应承担的费用，与许江毅无任何关系，其主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许江毅有理由收取案涉款项，富丽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许江毅依法恳请法院驳回富丽公司的诉讼请求。2017年7月14日，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许江毅返还给富丽公司不当得利款220万元；二、许江毅支付富丽公司利息损失19335.56元（计算至2016年7月21日），以及自2016年7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未支付的不当得利款金额、以年利率4.75%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富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30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306元，由许江毅负担。许江毅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杭州中院提起上诉。许江毅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在江干法院第1602号案件中，当时富丽公司起诉要求中钜公司支付货款，同时将案涉220万元包含在其主张的总货款中，即当时富丽公司认为其作为退款处理而支付至许江毅个人账户的220万元系中钜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后中钜公司提出抗辩，富丽公司补充提交证据后，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提出该款项是因许江毅要求多开票拿钱而支付的，尽管这一说法没有根据，根据其表述可以理解为对许江毅的预付款。在本次起诉，富丽公司却称该款项系借款，因为误信许江毅代表中钜公司而放款。对同一笔款项，富丽公司说法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富丽公司自己都无法说清楚案涉220万元的性质，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系富丽公司欲通过许江毅向中钜公司支付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是买卖合同关系，富丽公司是供货方，中钜公司才是需要支付款项的一方，富丽公司通过许江毅向中钜公司支付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作为支付款项的一方，总计220万大额支出，如果不是已经与收款方达成合意，是不会不问原因将款项打出。如果是错付、误付，则许江毅应当早已发现，并及时采取补救，而不是等到现在才用诉讼方式来解决。许江毅有理由相信富丽公司隐瞒真相，且不能排除是在利用许江毅的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手续材料不全的漏洞进行恶意诉讼的可能。可以从富丽公司在原审提交的诉讼证据材料中，有其私自伪造的收款收条中得到印证。二、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富丽公司对请求权成立负有举证义务。财产给付作为一种有意识地增加他人财产的民事行为，通常有给付目的和原因。如果给付一方未提供充分证据以证明给付义务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给付目的欠缺或者给付目的不能达到等事实，应当视为其没有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完成举证，其请求权也不能成立。2、消极事实并非不能举证，也不当然免除举证义务。因为富丽公司的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存在给付的法律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是债务消灭、取得债权或赠与等，因此请求人完全可以通过证明实施给付时存在法律原因以及之后该原因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来实现对“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目的。富丽公司非但没有举证，反而对款项性质和当初给付的原因的陈述自相矛盾、疑点重重。原审法院本应根据证据规则要求其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而不是直接将举证责任倒置或将全部举证责任分配给许江毅。3、富丽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许江毅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反驳证据，而富丽公司对其主张不仅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应当视为现状为“无过错”，富丽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原审法院的判决逻辑错误。首先，虽然许江毅在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的买卖合同上作为代理人签字，但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原买卖合同纠纷本诉、反诉原则上均与许江毅无关，法院判决中钜公司反诉请求不成立，并不当然认为许江毅所提款项性质不成立。其次，正是因为许江毅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对工程项目自负盈亏，且当时因富丽公司供货质量、迟延供货等问题造成的各项损失许江毅已经垫付，并出面帮富丽公司处理了民工拦截、要求赔偿等事件，因此才有富丽公司负责人承诺对许江毅进行赔偿的合意，后富丽公司依约向许江毅分期支付了赔偿款，否则根据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的交易习惯，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有需要向许江毅支付任何款项的必要。再次，即便有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中钜公司要求富丽公司进行赔偿的请求不成立，也并不能当然以此为由认为富丽公司对许江毅的赔偿不成立，也不能就此判定富丽公司当时向许江毅支付款项是一种错付、误打行为。本案中，富丽公司自始至终不能清楚说明其当时向许江毅支付款项的原由，而该事实对本案非常关键，原审法院没有一一查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许江毅的全部诉讼请求。针对许江毅的上诉，富丽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在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关于“铁路东站枢纽彭埠单元安置房工程二标段”项目与“城东新城彭埠单元安置房工程一标”项目混凝土买卖合同中，许江毅是该两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合同代理人，并不是合同相对方。富丽公司供应的混凝土是用于该两个项目建设中的，付款方为中钜公司，因此富丽公司与许江毅个人并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2、许江毅一审当庭提交的证据均收集于（2014）杭江商初字第1953号案件中。事实上该组证据是中钜公司用于证明许江毅存在违约行为，要求许江毅进行赔偿的依据，并不是许江毅个人要求赔偿的依据。同时，假使如许江毅所说双方达成口头赔偿协议，并支付了赔偿款220万元，那么为何中钜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绝口不提已经达成赔偿协议，还要再次提起赔偿要求。明显许江毅的说法与事实不符。3、中钜公司对《补偿款汇总表》的制作表明了双方并未就所谓的违约赔偿达成一致，富丽公司也不可能先行赔付220万元的大额款项。4、事实上，案涉220万元确系富丽公司诉状中陈述的，因年关将近，中钜公司城东新城项目部工人工资因没有办法提供发票做账，中钜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无法发放该笔工资款，于是许江毅代表项目部与富丽公司协商，由富丽公司以多开发票的方式向中钜公司拿钱，待中钜公司款项打到富丽公司账户后，再从该笔款项中分出部分拿给项目部先发工人工资，等到项目部其他款项拨下来后，返还富丽公司。于是，2014年1月6日，建设单位打款350万元到富丽公司账户，富丽公司挪出150万元于2014年1月7日给许江毅；2014年1月21日，建设单位打款200万元到富丽公司账户，富丽公司挪出50万元于2014年1月23日给许江毅；2014年1月27日，建设单位打款786835元到富丽公司账户，富丽公司挪出20万元于2014年1月29日给许江毅。5、富丽公司认为三张由许江毅签字的收条的鉴定结果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没有鉴定的必要。因为许江毅收到富丽公司的打款220万元已经有转账凭证证实了，并且庭审中许江毅也认可确实收到了富丽公司给的220万元。所以该收条没有鉴定的必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杭州中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并另查明，2013年7月29日，中钜公司杭州铁路东站工程二标段项目部向富丽公司汇款150万元。2014年1月6日、2014年1月21日、2014年1月27日，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三次向富丽公司汇款350万元、200万元、786835元。2017年12月18日，杭州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一、撤销本院（2016）浙0106民初678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富丽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30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306元，由富丽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6元，由富丽公司负担。 （三）2013年6月9日，许江毅向富丽公司汇款50万元，注明为材料款。2013年8月1日，富丽公司向许江毅汇款50万元。对于该50万元款项，富丽公司陈述，系富丽公司、许江毅之间相互拆借的资金，在富丽公司流动资金不足的时候，向许江毅借款；在富丽公司资金情况好转之后，于2013年的月1日返还；该款项系许江毅个人与富丽公司之间的往来。许江毅陈述，本代理人对款项不太清楚，初步判断是富丽公司、许江毅之前的其他往来款，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本代理人没有和当事人核实，如法庭需要，在庭后核实后以书面形式答复。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的220万元，富丽公司诉称主张为民间借贷关系，许江毅对此予以否认，许江毅并曾主张系富丽公司向许江毅支付的赔偿款。富丽公司、许江毅双方均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对比富丽公司、许江毅各自的主张，结合当事人在江干法院曾经审理的案件以及一审法院曾经审理的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以及各自陈述，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1、富丽公司现向许江毅个人主张债权，许江毅在江干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陈述“系个人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由此，当事人的主体为富丽公司、许江毅。该款项与中钜公司无关。2、关于款项往来，富丽公司多次诉讼主张，其主张表明款项性质上是有对价的；许江毅曾主张为赔偿款，其在多次审理中都没有主张为赠与性质。由此可以认定，许江毅取得该款项需支付对价，需有偿取得。3、在有偿的基础上，富丽公司主张款项性质系借款要求许江毅还本付息。富丽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汇款凭证。对于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该规定，本案在富丽公司提交了汇款凭证后，许江毅应对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但在本案审理中，许江毅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富丽公司之间存在其他经济纠纷。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许江毅曾经作为中钜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富丽公司有过经济纠纷，但该经济纠纷系中钜公司与富丽公司之间发生的；许江毅也曾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涉案款项是其个人与富丽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此，中钜公司、富丽公司之间的纠纷与涉案款项无关。许江毅曾主张“赔偿款”问题，既与江干法院的生效判决矛盾，也与其明确表示的“个人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相矛盾；许江毅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其可向富丽公司主张赔偿并收取赔偿款。涉案款项在富丽公司主张为借款并已提交了汇款凭证的情况下，许江毅未能举证存在其他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可以依法认定涉案款项为许江毅向富丽公司借款。4、结合许江毅于2013年6月9日向富丽公司汇款50万元、富丽公司于2013年8月1日向许江毅汇款50万元的案件事实，表明了双方曾经有过直接支付款项与返还款项的交易先例，该次交易双方并未签订借款合同、出具借条等直接证明款项性质的书面材料，但双方基于相互信任完成了此次交易。双方曾经发生的这一交易行为，可以进一步印证一审法院对于涉案款项为借款性质的认定。5、涉案款项富丽公司主张为借款性质，类似操作手法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罕见；而许江毅抗辩主张为赔偿款并且在双方未达成书面协议即支付高达220万元赔偿款的行为，许江毅的主张事实与社会普通大众的认知不符。两相比较，富丽公司的主张更具合理性。在许江毅返还涉案款项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达到平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富丽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本案220万元款项系许江毅向富丽公司的借款。富丽公司向许江毅出借款项后，许江毅应及时偿还。许江毅在富丽公司催告还款后仍拒不返还，富丽公司现起诉要求许江毅返还借款本金22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许江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杭州富丽建材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2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5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660元，由许江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许江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补充代理意见（2016年10月19日）、质证笔录（2017年7月7日）各1份，证明富丽公司在（2016）浙0106民初6788号不当得利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反复作出其与许江毅之间“无任何民事法律关系”，“也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并未达成任何资金拆借合意”等陈述，从而证明富丽公司对案涉220万元的款项性质描述始终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混淆不清，且许江毅与富丽公司自始至终从未有过任何借贷合意的事实。 富丽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在不当得利纠纷过程中富丽公司还是认为当时的借款人是中钜公司，所以许江毅作为中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无权收取款项，系不当得利。基于这种认识才有上述代理意见及质证意见中的陈述。但经过庭审，最终法院认为双方是有基础法律关系的，所以才有本次诉讼，这种情形类似于项目经理以项目部的名义去借款，从出借人的角度会自然认为这笔款项是项目部所在的中钜公司的行为，因此向中钜公司主张权利，但在经法院认为其行为不是中钜公司借款时，这种行为其实就变成了项目经理的借款行为。这在大量的建设工程领域借款案件中非常普遍，完全是由于项目部这一特殊载体所导致，不能因为出借人对借款人的认识偏差就否定对于富丽公司给付款项的这一行为是借款性质，最终要根据认定的行为法律关系来确定双方的真实法律关系。 本院对许江毅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富丽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富丽公司共计转账给许江毅案涉220万元，就该款项的性质，富丽公司在江干法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案件中将上述款项计算在中钜公司应付货款中，其解释为“年关，许江毅称项目部工人因为没有办法提供发票，中钜公司没法打款做账，许江毅提出向富丽公司多开发票拿钱，待项目款项下来后还给富丽公司”，在西湖法院（2016）浙0106民初6788号和本院(2017)浙01民终6053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陈述为“因年关将近，中钜公司城东新城项目部工人工资因没有办法提供发票做账，中钜公司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无法发放该笔工资款，于是许江毅代表项目部与富丽公司协商，由富丽公司以多开发票的方式向中钜公司拿钱……等到项目部其他款项拨下来后，返还富丽公司”，“许江毅在代表中钜公司履行职务行为时，与富丽公司之间发生了资金的拆借行为，富丽公司基于误信其资金拆借行为也是代表中钜公司的前提下，向许江毅支付了款项”。虽然富丽公司就案涉款项分别提起不同法律关系的诉讼，但从富丽公司各次陈述可见，其始终认为将该款项汇给许江毅具有资金拆借性质，这与富丽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返还该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相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富丽公司主张其与许江毅存在借贷关系并提交了汇款凭证后，许江毅抗辩认为该款项系富丽公司在案涉两份与中钜公司的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违约行为而支付给许江毅的赔偿款，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赔偿款的数额及支付达成合意，也与江干法院（2014）杭江商初字第1953号生效判决相矛盾[该案中中钜公司以富丽公司延迟供货导致工程工期延误为由提起反诉要求富丽公司赔偿，在此情况下中钜公司和富丽公司均未提及案涉款项，中钜公司的反诉请求最终被江干法院驳回；而许江毅在不当得利案件中为证明款项性质是富丽公司对其的赔偿款而提交的证据，系中钜公司在（2014）杭江商初字第1953号案件中向江干法院提交的部分证据，其中一份证据补偿款汇总表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在案涉220万汇款时间之后，且该表中并未涉及案涉220万元款项],更与许江毅在（2015）杭江商初字第1602号富丽公司与中钜公司案涉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关于“这笔钱是因为我和富丽公司有其他纠纷而退给我个人的款项”的陈述相悖。在许江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富丽公司的汇款行为系偿还其他债务的情况下，结合富丽公司、许江毅在以往案件审理中对该220万元款项支付目的的陈述、各自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案证据，原审法院将该220万元认定为富丽公司向许江毅出借的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同。因此，许江毅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320元，由上诉人许江毅负担（许江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宁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崔 丽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