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02民初2586号 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玉林市民主南路20号（原玉陆路石子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581969214G。 法定代表人：杜志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武能，玉林市玉州区南江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玉林市广场东路东南侧、德兴花园小区西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MA5MT37W99。 法定代表人：王立庆，总经理。 被告：王立庆，男，198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博白县，现住玉林市。 被告：覃标，男，1987年4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现住玉林市。 上述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林文彬，广西千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陈春媚，女，198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兴业县，现住玉林市玉州区。 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王立庆、覃标、第三人陈春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何洪、人民陪审员罗业锡苏澄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武能，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顺公司）和被告覃标，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委托代理人林文彬，第三人陈春媚到庭参加诉讼。书记员吕玉凤担任法庭记录。因被告伍顺公司在庭审中对原告德池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编号：NO2212761和编号：NO3027882的《送货单》，对该《送货单》上“陈春媚”名字的笔迹是否其本人书写，以及书写时间是否为落款时间，提出笔迹和落款时间的司法鉴定，并向本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本院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的申请，组织原、被告双方选定的评估机构，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伍顺公司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了司法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本院的委托，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了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为此，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对该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德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武能，被告伍顺公司和被告王立庆，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委托代理人林文彬，第三人陈春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德池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2、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被告王立庆、覃标对第一、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30日供应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物给被告伍顺公司销售，原告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的要求发货，每次供货都是由被告伍顺公司的员工陈春媚签收。2017年8月起至2019年3月30日止，原告供货给被告伍顺公司的货款合计1074511元，原告多次向被告伍顺公司追索货款未果。被告伍顺公司股东为被告王立庆、被告覃标，对被告伍顺公司欠原告货款应予承担清偿的连带责任，被告王立庆、覃标系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存在出资不实、抽逃资金，被告伍顺公司为空壳公司，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根据法律规定，三被告应承担连带清偿货款的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对其诉称的事实在起诉时（即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2、《证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3、《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伍顺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4、《送货单》复印件一百三十二份，欲证明原告供货给被告事实及货款数额。 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即：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在与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将公司）签订该代理合同之前，原告已经为名将公司的产品代理销售了一段时间；合同签订后，名将公司生产的矿泉水系列产品广西代理商的经营权为原告拥有。 原告在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桶装水供水服务合同》、《陈列协议》、《同城网络服务单》、《活动方案申请表》复印件各一份，《特供客户合约》复印件六份，上述证据欲证明被告伍顺公司销售的系列矿泉水是原告代理的名将公司生产的矿泉水系列产品。 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即：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1、《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作为代理商向名将公司进货矿泉水的情况之一；2、2017年8月30日，名将公司的《介绍信》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出庭作证的证人马某系名将公司广西区域市场总监，全权负责名将公司销售名将系列产品给原告的业务。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伍顺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伍顺公司并没有收到原告所诉称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第二，被告伍顺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在2017年9月21日，而送货单最早送货的时间是在2017年8月29日，而且原告提供的代理合同签订时间是在2017年12月7日，时间与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符合逻辑，也反映出原告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是虚假的；第三，《送货单》是虚假的，被告伍顺公司从来没有见到过本案中的《送货单》，收到法院送达的材料之后，才第一次看到，公司里面的人员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勾结、伪造证据，以及伪造债务，提起虚假诉讼，被告伍顺公司方请求法院将本案移交到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第四，王立庆和覃标不应列为本案的被告，理由如下：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伍顺公司的债权债务是虚假的，属于虚假诉讼。即使是真实的，也不应将王立庆和覃标列为被告，根据公司法及解释，抽逃资金、不实出资，是抽逃资金、不实出资人对其他股东承担责任，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出资不实及抽逃资金的股东才应当在出资不实和抽逃资金的金额之内承担责任。本案当中，如果债务是真实的，被告伍顺公司完全有能力清偿原告的债务。 被告覃标补充辩称，同意其代理人答辩意见，补充如下：1、被告覃标不知道原告德池公司情况，也不认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杜志业；2、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杜志业，而签订代理合同的是甘某，那么原告的公司到底是谁操控？3、公司的事应该由公司来解决，不应该冻结被告覃标个人的账户。4、被告伍顺公司就算有矿泉水交易，也是直接与名将公司交易，与原告没有签订过任何购销、代理合同；5、第三人陈春媚是被告伍顺公司聘请的财务人员，而且是兼职人员，不能代表公司签字，而且《送货单》也没有公司的盖章。6、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是虚假的，被告的公司还未成立，原告就送水，第三人就帮被告伍顺公司签字，所有的《送货单》，单据都是原告自己购买，所有都是连号的，票据上面没有被告伍顺公司的盖章，被告伍顺公司不承认这些票据。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对其辩称的事实于2019年7月29日向本院提供证据有：《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转账汇款回单》、《桂林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伍顺公司与名将公司存在买卖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且所有货款已付清，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不存在买卖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在第二次开庭时（即：201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供证据有甘某于2018年9月1日向被告覃标出具的《欠条》复印件一份，欲证明甘某曾经是原告的负责人，原告与名将公司签订《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是由甘某签订的，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不存在欠原告的货款。 第三人陈春媚陈述，其本人是被告伍顺公司聘请在其公司上班的工作人员，被告覃标辩称其本人是被告伍顺公司的兼职人员，不完全是事实。被告伍顺公司所进的货物都是经其本人签收的，即被告伍顺公司的货物到其公司后，由其本人负责点数、签收。 第三人陈春媚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伍顺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并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送货单》，其中编号为：NO2212761、NO3027882的两份证据，是否为“陈春媚”亲笔书写以及书写时间是否为落款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审查核实后，本院根据双方选定的评估机构，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1月8日，该鉴定中心以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作出：“1、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2、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1署期为‘2017年9月6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3、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4、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2署期为‘2019年3月30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的鉴定意见。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申请，申请证人甘某、马某出庭作证。证人甘某出庭作证，欲证明：1、甘某原是原告的工作人员，代表原告与名将公司签订有《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一份，2、原告是名将公司系列矿泉水产品在广西区域内经销的总代理商，名将公司系列矿泉水产品在玉林的销售均由原告负责销售，或者在原告同意下，才能在广西区域内销售；3、甘某曾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帮被告伍顺公司联络销售过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欲证明：1、原告是广西区域内经销名将公司生产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被告伍顺公司所销售的名将水都是通过原告销售给被告伍顺公司的；2、名将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其公司出具的，证实原告从名将公司进货的相关情况；3、被告汇款给名将公司的款项是属于什么款项等。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伍顺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一、请贵院调取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与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的在玉林市的矿泉水购销记录、成交金额、付款人（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30日）之间。二、请贵院调取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与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的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实际履行期限。”。欲证明：1、自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30日的期间，原告在玉林市销售量远远没有达到原告诉称的矿泉水总量；原告与名将公司的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早已解除。 经过开庭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在2019年7月29日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原告认为，其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存在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首先原告是名将公司生产的矿泉水系列产品在广西区域内销售的代理商，被告伍顺公司的矿泉水都是由原告提供的，原告没有委托被告伍顺公司支付矿泉水款给名将公司，因此，三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的货款不存在关联性，其公司也没有委托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支付货款给名将公司。 第三人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在2019年7月29日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其本人无法确认，由法院认定，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中付款事宜其本人不清楚，因为不是经其本人手付款的。这些证据恰好证明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对原告在2019年6月6日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和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无异议。对原告在2019年12月3日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三被告认为，这些矿泉水是由被告直接付款给名将公司的，有转账汇款给名将公司的交易凭证予以证实。对原告在2019年12月10日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三被告认为，销售所有矿泉水的金额远远没有达到原告主张销售给被告的矿泉水的总量以及金额，规格为18.9L，单价为5元，而按照送货单中18.9L的单价也是5元，证明是由三被告直接付款给名将公司的，否则，不可能单价是一样的，按照经商交易习惯，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对证据2真实性和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在2019年6月6日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4的真实性和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证据4的《送货单》都是其本人签收的。对原告在2019年12月3日和12月10日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和该证据欲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并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原告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在2019年12月10日提供的证据（即《欠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在2019年12月10日提供的证据（即《欠条》），第三人表示不清楚。 本院认为，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提供的证据虽然是证人甘某所立的《欠条》，但与本案无关，因此，对该证据，本院暂不确认其证明效力，不作为定案的依据。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对原告在2019年6月6日提供的证据4（即《送货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有被告伍顺公司的员工（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亲笔签名予以确认，且被告对存疑的部分《送货单》，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已进行了鉴定，并对送检《送货单》的真实性作出为司法鉴定，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并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对原告在2019年8月13日提供的证据（即《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的真实性由法院认定，三被告认为，三被告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无法确认真实情况，即使是真实的，三被告也认为与被告伍顺公司没有关联性的，被告伍顺公司与名将公司存在买卖关系，而且送货也是名将公司送货的。 第三人对原告在2019年8月13日提供的证据（即《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其本人不清楚，因为合同不是其本人签的，其本人只是点数收货，对于其他的事情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即《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加盖有公章，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效力，定案的参考依据。 对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8日作出的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原、被告和第三人对《鉴定意见书》均发表了各自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原告认为，原告起诉的货款（货物种类、数量、价款）都是按照被告伍顺公司所需的货物，由原告供应给被告的，原告根据被告伍顺公司所需货物通知名将公司发货给被告，该货物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即本案的第三人陈春媚收货，原告再根据名将公司发货情况集中统一开具《送货单》给被告的工作人员陈春媚收货，故收货单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被告确实是按收货单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委托代理人林文斌对《鉴定意见书》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书》不合理：第一，确定样本的时候都没有通知当事人确认，因为被告主张所有送货单是原告后来伪造的；第二，鉴定机构所依据的样本同样是原告作为本案证据所伪造的，形成时间是同时期，所以鉴定意见不能完成被告方所要证明的目的，因此，被告要求重新鉴定，按书面申请书。 第三人对《鉴定意见书》无异议，第三人认为，《送货单》上的其本人名字，确实是其本人亲笔签字，书写的落款时间也是当时的真实时间。 本院认为，本案被送检的二份证据（即《收货单》），是根据被告伍顺公司向本院提出笔迹和落款时间鉴定申请，在各方当事人选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后，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伍顺公司的请求，即对第三人陈春媚提交的《送货单》中，编号：NO2212761、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28日和编号：NO3027882、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8日的二份证据，“陈春媚”名字的笔迹是否其本人书写，以及书写时间是否为落款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送检的《送货单》中，编号：NO2212761、NO3027882以及其他证据，都是各方当事人当庭发表过举证意见或者质证意见的证据，而且是在第三人对送检的二份证据（即《送货单》）的签名和书写时间已经确认无异议的证据。因此，本院对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1月8日以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确认，并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本院认为，证人甘某、马某二人在庭审中的证言证词，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可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申请，本院派员于2020年1月7日到名将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对名将公司广西区域市场总监马某进行调查，有《询问笔录》一份，有马某向本院提供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有现场拍照名将公司场地的《照片》合计19张。 原告对本院向名将公司的调查收取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本院向名将公司的调查取证的材料，恰好证明了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向名将公司支付的款项，是用于购买水桶的款项。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对本院在向名将公司的调查取证材料有异议，被告伍顺公司认为，马某的《询问笔录》与其本人出庭作证的《证言证词》自相矛盾；对本院的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名将公司场地的《照片》无异议。 第三人对法院向名将公司的调查取证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询问笔录》、《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和《照片》等本院的调查取证材料，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可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2020年1月7日，本院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申请，《函复》名将公司，要求该公司就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提供的证据（即《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转账汇款回单》、《桂林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等证据中的款项用途，以及核实在2017年8月至2019年3月30日之间名将公司向原告供货数量及金额等进行释明。2020年2月6日，本院收到名将公司的邮寄材料，该材料有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和《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不盖有公章）各一份，《送货单》复印件一份共53页，以及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向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在此期间，正处于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期间，人员出入受到限制，本院于2020年2月7日电话通知原告，手机向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和覃标，以及第三人发出微信，要求各方当事人对名将公司邮寄的上述材料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于2020年2月11日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对名将公司邮寄的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1、对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中第二项有异议，原告认为该款项是购买名将公司矿泉水的押金，不是预付购买名将公司矿泉水的货款，不能证明原告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全部进水款项明细。2、对《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有异议，原告认为《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仅是证明四笔款项交易的明细，不能证实原告诉讼全部款项交易的明细。 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于2020年2月10日通过手机微信，对名将公司邮寄的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1、对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覃标于2017年11月15日向名将公司支付75000元矿泉水水桶钱；被告覃标于2017年12月7日转账225000元和被告伍顺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转账50000元、于2018年10月15日分转账100000元给名将公司的款项性质为矿泉水货款；三被告已经付清名将公司的全部矿泉水货款，三被告自始至终没有拖欠原告的货款。2、对证据二《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首次发货时间为2017年12月20日，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时间远早于名将公司矿泉水的发货时间，且明细中矿泉水的总量远少于原告诉状及证据中所述的矿泉水总量，矿泉水加上矿泉水桶总货款仅为451885元（其中还包含有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陈春媚的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的货款），与原告、第三人、证人甘某和马某所说必须经过原告不相符。3、对证据三《送货单》（53张）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首次送水时间为2017年12月20日，且送货单中包含有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陈春媚的广西哎呀呀商贸有限公司所欠货款（见编号为No0028434、No1102100、No1102099的送货单，收款单位及经手人均是第三人陈春媚签字，其中编号为No1102100、No1102099的送货单收货单位为玉林哎呀呀商贸公司），签收人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甘某、陈春媚，说明陈春媚也属于原告的员工，与马某的证言中陈春媚是原告的员工是一致的。4、对原告向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按照原告的委托已在2017年11月15日至2019年1月22日期间直接结清了总货款450000元给名将公司。 第三人于2020年2月17日通过手机微信，对名将公司邮寄的材料发表了质证意见：名将公司邮寄的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人民法院认定，原告进水明细以本人签名给原告起诉的《送货单》票据数额为准。 本院认为，名将公司邮寄给本院的材料，如名将公司的《证明》、《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送货单》（共53页），以及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向名将公司出具的《证明》，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可作为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原告诉称的意见、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诉辩的意见和第三人的述称意见，以及全案证据进行分析，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7年8月初，原告德池公司得知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欲找一个经销代理商，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在广西区域销售，遂与名将公司洽谈，双方就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销售业务进行了协商，由原告对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先进行试销，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后，再进行长期合作。由于原告的试销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业绩得到了名将公司的认可。为了保障消费者、经销商和厂家三者的合法权益，经原告与名将公司协商一致后，双方自愿达成经销协议。2017年12月7日，以名将公司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双方均在该产品代理合同书上加盖公章，予以了确认。名将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告正式成为在广西区域内（除了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名将公司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交由原告负责经销。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未经原告同意，在广西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企业不得擅自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原告从试销该产品开始，便将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交由被告伍顺公司试销，合同签订后，原告源源不断地向被告伍顺公司供货，将其公司代理的名将公司生产的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都供给被告伍顺公司销售。在原告授意下，被告覃标通过银行转账，于2017年11月15日和12月7日分别转账汇款75000元和225000元，合计300000元到名将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被告伍顺公司也通过银行转账，于2018年6月14日和10月15日分别转账汇款50000元和100000元，合计150000元到名将公司指定的账户内；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转账汇款合计450000元，该款作为被告伍顺公司代原告垫付18.9L的装水桶和预付货款使用，其中75000元作为购买水桶使用，其余款项作为购买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使用，名将公司在2020年1月9日向本院出具的《证明》中已经得到证实。在此期间，被告伍顺公司与有关企事业单位、个人等签订供水服务合同或者与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相关协议书，销售原告提供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直至2019年3月31日原告与被告伍顺公司终止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销售之日止。之后，原购买名将公司的18.9L装水桶，原告在延续使用。原告供货给被告伍顺公司，均有被告伍顺公司的员工（兼职会计）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负责收货，第三人陈春媚在清点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后，即在原告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上亲笔签名，予以了确认，证实收到原告供给被告伍顺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物。被告伍顺公司除代原告垫付货款450000元给名将公司之外，再也没有支付过货款给原告。原告在向被告伍顺公司多次追索未果的情况下，遂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伍顺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编号：NO2212761和编号：NO3027882的《送货单》，“陈春媚”名字的笔迹是否其本人书写，以及书写时间是否为落款时间提出异议，要求对该证据进行笔迹和落款时间的司法鉴定，并于2019年8月13日向本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本院根据被告伍顺公司的申请，组织原、被告双方选定评估机构后，于2019年9月23日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伍顺公司提出的申请内容进行了司法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本院的委托，于2019年11月8日以南师大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579号《鉴定意见书》，作出：“1、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2、检材1署期为‘2017年8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1署期为‘2017年9月6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3、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签名与提供的字迹样本为同一人书写。4、检材2署期为‘2019年3月28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样本2署期为‘2019年3月30日’《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陈春媚’黑色手写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为同时期。”的司法鉴定意见。在作出司法鉴定之前，第三人在庭审中对要送鉴定的《送货单》中，“陈春媚”名字的笔迹以及书写落款时间均予以了确认。本案的司法鉴定费用为13320元，被告伍顺公司已经预付。原告在庭审中变更了第二项诉讼请求：由“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变更为：“判令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给原告[计算方法：以1074511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 另查明，原告与名将公司在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该产品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载明：名将公司委托原告为广西地区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总代理商（梧州地区不在原告代理范围内），原告代理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只能在规定区域内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或超出规定区域范围内销售，特殊情况需跨区域销售的，必须经名将公司授权同意后方可跨区销售；广西代理商的年度销售任务为100万/年，往后的年度销售任务是前年的10%递增依次类推；名将公司对原告实行统一价格：①18.9L：5元/桶（自提价格），②370ml:23元/件（膜包装）、24元/件（纸包装），③530ml:27元/件（膜包装）、28元/件（纸包装），④5L(2瓶装)：18元/件（纸包装），⑤5L(4瓶装)：22/元件（膜包装），⑥以上价格（不含税）签合同起一年内不变，优惠政策为：第一年桶装水买一桶送一桶，支装水（5L水除外）买一件送一件，一年后桶装水买十桶送二桶，支装水买十件送三件；结算方式：先款后货；配送方式：瓶装水送货（唯一指定点，整车发），桶装水自提（名将公司可代办运输）；合同期限为三十年（即自2017年12月7日起至2047年12月6日止）；在合同有效期内，名将公司不得在原告经销区域内增设新经销商，如有违反造成法律与经济责任，一律由名将公司承担。合同签订后，名将公司依约提供了其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给原告销售，由原告在广西地区（梧州地区不在原告代理范围内）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在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供名将公司出具其公司在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中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和《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以及《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上述证据均盖有名将公司的公章，予以了确认。而《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中的18.9L桶装水和5L瓶装水的进水款项的数据绝大部分部分的是从《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和《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等两明细表整理出来的数据（自2017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11月10日止）。在《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中，2018年2月6日实际是2018年2月4日；18.9L桶装水领取数量，在2018年3月15日中领取的数量是640桶，不是610桶，在2018年3月22日中领取数量是600桶，不是640桶。与名将公司邮寄材料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的数据相一致。由于名将公司邮寄材料的《2017年8月28日-2018年12月31日进水款项明细》没加盖有公司的公章，所以该证据仅供参考使用。因此，从《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表格中，原告在这段时间里向名将公司进水数量和金额，其中进水金额为1018013元[即：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23205件；规格为370ml×12:12元/件,1350件；合计573120元（即23205件×24元/件＋1350件×12元/件=57312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7860件，合计212220元（即7860件×27元/件=212220元）；3、规格为5L:22元/件,1734件，合计38148元（即1734件×22元/件=38148元）；4、规格为18.9L:5元/桶,38905桶，合计194525元（即38905桶×5元/桶=194525元）；5、合计1034213元（即1＋2＋3＋4=573120元＋212220元＋38148元＋194525元=1018013元）]。从原告提供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表格中，自2018年11月11日至12月31日，原告在这段时间向名将公司进水数量和金额，其中进水金额为42045元[即：1、规格为18.9L：5元/桶，8145桶，合计金额为40725元（即8145桶×5元/桶=40725元）；2、规格为5L：22元/件，60件，合计金额为1320元（即60件×22元/件=1320元）；3、合计42045元（即40725元＋1320元=42045元）]。原告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为名将公司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款项为1060058（即1018013元＋42045元=1060058元）。从原告提供名将公司出具的《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表格中，自2019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原告从名将公司领取：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1270件，合计30480元（即1270件×24元/件=3048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380件，合计10210元（即330件×27元/件＋50件×26元/件=10210元）；3、规格为5L:23元/件,132件，合计3036元（即132件×23元/件=3036元）；4、规格为18.9L:5元/桶,10485桶，合计52425元（即10485桶×5元/桶=52425元）；5、合计96151元（即1＋2＋3＋4=30480元＋10210元＋3036元＋52425元=96151元）]。由此可见，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被告伍顺公司为原告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款项总合计为1156209元（即1018013元＋42045元＋96151元=1156209元）。上述货款中包括发往桂林的货款有144442元，其中：1、规格为370ml×24:24元/件,3900件，合计93600元（即3900件×24元/件=93600元）；2、规格为530ml×24:27元/件,800件，合计21600元（即800件×27元/件=21600元）；3、规格为5L:23元/件,1054件，合计24242元（即1054件×23元/件=24242元）；4、规格为18.9L:5元/桶,1000桶，合计5000元（即1000桶×5元/桶=5000元）；5、合计144442元（即1＋2＋3＋4=93600元＋21600元＋24242元＋5000元=144442元）。 又查明，自2017年8月起至2019年3月止，第三人陈春媚一直在被告伍顺公司工作，既是公司物品收发员，又是兼职会计，而被告伍顺公司的出纳是该公司股东之一即本案被告覃标。2019年3月间，第三人向被告伍顺公司提出了辞职报告，第三人经手的被告伍顺公司财务账目和物品收发明细，经双方核实和结算清楚后，第三人将其经手的财务账目和物品收发明细移交给被告伍顺公司，不再是被告伍顺公司的工作人员。 原告德池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于2011年9月6日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杜志业；经营范围：矿产品（除国家规定须审批的项目）、建筑材料（除危险品）、文化体育用品（除危险品）、工艺品、化妆品、五金产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橡塑制品、服装辅料，纸及制品服装草帽、皮革制品、办公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日用陶瓷、金属材料（除钨、锡、锑、稀土及国家规定须审批的项目）、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原生草药、农副产品、饲料、铸造材料、（除危险品）、花卉、盆景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告伍顺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于2017年9月21日成立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股东：王立庆、覃标、李华；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办公用品、文化体育用口、五金产品、劳保用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散装食品、农副土特产品、化妆品、酒类、卷烟、雪茄烟的销售；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原告德池公司的诉称意见，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意见和第三人陈春媚的陈述意见，以及本案的证据进行分析，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2、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德池公司？3、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给原告德池公司？如何计算违约金？4、被告王立庆、覃标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德池公司的货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综合原告德池公司的诉称意见，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意见和第三人陈春媚的陈述意见，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德池公司与名将公司在签订的《罗定市名将保健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产品代理合同》中，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均进行了约定。该产品代理合同约定的内容载明：名将公司委托原告为广西地区（除梧州地区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代理商，原告代理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只能在规定区域内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或超出规定区域范围内销售，特殊情况需要跨区域销售的，必须经名将公司授权同意后方可跨区销售；在合同有效期内，名将公司不得在原告经销区域内增设新经销商，如有违反造成法律与经济责任，一律由名将公司承担。可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告便正式成为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总代理商，名将公司便将其公司所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交由原告负责经销，未经原告同意，在广西区域内的任何人和企业是不得擅自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因此，原告主张其公司是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唯一的总代理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不是属实，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不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因此，不存在欠有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事实，其为名将公司销售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已经与名将公司结清，不再欠有名将公司的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本院认为，原告是名将公司在广西区域内（除广西梧州地区之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唯一的总代理商，不存在被告伍顺公司是名将公司新增设的经销商。原告从试销到正式销售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开始至2019年3月31日止，总是源源不断地向被告伍顺公司供货，将其公司代理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全部供给被告伍顺公司销售。而被告伍顺公司向名将公司所支付款项450000元，只是在原告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向名将公司垫付的装水桶和预付货款。对上述事实，有原告出具被告伍顺公司的兼职会计人员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清点货物后在原告德池公司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亲笔签名的单据为凭，第三人陈春媚清对其在原告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上亲笔签名和落款时间，在庭审中已经予以确认，该《送货单》并经有鉴定资质的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证实《送货单》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栏亲笔签名和落款时间的真实性；还有证人甘某是证言证词为凭；有名将公司的员工马某（名将公司广西区域市场总监）的证言证词为凭；有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为凭；有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保存在其公司，由原告于2017年11月30日出具给名将公司的《证明》为凭。现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辩称，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不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辩称，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还辩称，其公司员工（即本案第三人）陈春媚与他人串通，涉嫌造假损害其公司利益，以此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出纳是按照有关规定和制度，办理本单位的现金收付、银行结算及有关账务，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工作。工作内容包括：货币资金核算、往来结算、工资结算。工作职能包括：收付职能、反映职能、监督职能、管理职能。其中监督职能是指出纳要对企业的各种经济业务，特别是货币资金收付业务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本案中，原告供货期间，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之一（即被告之一）的覃标系伍顺公司的主管出纳，对公司内部的资金核算、往来结算等应该清楚。再者，2019年3月，第三人陈春媚向被告伍顺公司提出辞职，经双方核算后，第三人陈春媚与被告伍顺公司财务账目交接清楚结束。综上，被告伍顺公司辩称公司员工陈春媚与他人串通，涉嫌造假损害其公司利益，以此反驳原告德池公司的诉请，所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被告伍顺公司、王立庆、覃标的这一辩称，本院依法亦不予采纳。由此可见，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之间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 二、关于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1074511元给原告德池公司的问题。 本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德池公司与被告伍顺公司之间既然存着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那么原告与被告德池公司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现原告主张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于理于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从名将公司出具的《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18.9L明细》、《玉林德池贸易公司领取5L明细》、《2017年8月28日-2018年11月10日进水款项明细》、《2019年1月1日至8月31日起进水款项明细》等证据可知，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止，被告伍顺公司为原告销售名将公司生产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合计为1156209元。而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却要求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1074511元给其公司，是对其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并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从被告伍顺公司和被告覃标向本院提供的《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转账汇款回单》、《桂林银行客户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以及名将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知，在此期间，被告伍顺公司和覃标在原告授权同意下，曾代替原告向名将公司垫付了装水桶和预付货款合计450000元，其中垫付的装水桶的款项是75000元，该桶是用于购买18.9L矿泉水使用的。现被告伍顺公司与原告已经终止了买卖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合同关系，被告伍顺公司不再使用装水桶，现原告仍在经营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原来的装水桶在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公司没有使用这些装水桶的情况下，推定原告目前还在使用这些装水桶，按照交易习惯“谁使用谁付款”的原则，原购买装水桶的款项75000元应由原告承担。因此，被告伍顺公司垫付的装水桶75000元，应视为预付货款使用，被告伍顺公司在向原告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货款1074511元的同时，应扣除被告伍顺公司代原告向名将公司已经垫付购买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450000元。可见，被告伍顺公司所欠原告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为624511元（即1074511元－450000元=624511元）。 三、关于被告伍顺公司应否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给原告德池公司，如何计算违约金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伍顺公司拖欠原告德池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经原告多次追讨后，被告伍顺公司仍未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给原告，已构成违约行为，亦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即资金占用费）给原告。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的利率标准计算。现原告主张被告伍顺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尚欠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0%计算，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此，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以624511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130%计算。 四、关于被告王立庆、覃标作为本案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德池公司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伍顺公司是经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王立庆、覃标、李华系被告伍顺公司的股东。原告德池公司诉称，被告伍顺公司名为有限公司，实为空壳公司，作为被告伍顺公司股东之一的王立庆、覃标存在着出资不实、抽头资金现象，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混同等，因此，被告王立庆、覃标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所欠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告主张被告王立庆、覃标对被告伍顺公司支付清所欠原告的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名将矿泉水系列产品的货款624511元给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 二、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给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计算方式：以人民币624511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支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计算）； 三、驳回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44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4280元，合计33750元。由原告玉林市德池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4134元，被告广西伍顺商贸有限公司负担19616元。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洪 人民陪审员  罗业锡 人民陪审员  苏 澄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包智慧 书 记 员  吕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