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2民终10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枝，女，195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军，山东太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山东太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市市南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观海一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刘岩，职务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山东路古玩城，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 负责人：徐克礁，职务所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森，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金枝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市市南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被上诉人青岛山东路古玩城（以下简称山东路古玩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8）鲁0202民初45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金枝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经庭审已查明王金枝实际承租的商铺为B30，非B28，且王金枝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均认可该事实。一审无视已查明的事实，判决王金枝腾让B28摊位，王金枝无法履行该项判决内容；二、王金枝已按照双方补签的《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租赁期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的约定，将截止到2017年10月30前的租金人民币三万元支付给了山东路古玩城。一审法院判令王金枝还要给付山东路古玩城租金8000元、该8000元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及自2016年2月7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占用费，属于让王金枝重复交费。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应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并非适用二审案件对证据的认定。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收款收据》的真实与否，是认定王金枝是否欠付租金及房屋占用费时间点的重要证据，也是认定哪一份《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协议书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无视该证据的重要性，更是无视王金枝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对该收据中长方形印章和对收款收据中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仅以王金枝在原一审中未及时提交而以职权对该证据的来源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便对如此重要的证据加以否定，显然于法无据。在王金枝与山东路古玩城存在两份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王金枝认可成立在后的合同系双方新的意思表示。但哪一份合同是双方后成立的协议，并不是单纯以协议的落款时间为依据，而是以协议真实成立时间为依据。王金枝提交的协议落款时间虽然是2014年11月，但该协议系在2015年2月协议之后应山东路古玩城负责人姜竑的要求补签的，该证据可以与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相互印证。王金枝在租金已付清的合法经营期间，不应再重复交纳租赁费，并且该期间也不产生利息和占用费；三、2017年11月1日后至王金枝实际腾让B30营业摊位的占用费应由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自行承担。2017年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提起诉讼后，王金枝便无法继续经营。2017年11月1日起双方的租赁期间已经届满，王金枝理应腾让该营业摊位。但由于案件在原二审审理期间，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阻拦王金枝腾让该摊位。致使王金枝的物品无法拿出。因此未依法腾让摊位的责任在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由此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被上诉人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王金枝立即返还并迁出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内B28号（实为B30号）；2、王金枝支付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租金9000元及逾期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涉案房屋之日止）；3、王金枝赔偿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经济损失17056元（自2016年2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并持续计算至返还涉案房屋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金枝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系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事业单位；山东路古玩城于2005年11月24日登记设立，时任负责人为姜竑，由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主办。 2015年2月份，山东路古玩城与王金枝签订《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一份，载明：山东路古玩城将B28号营业摊位租赁给王金枝营业使用；租赁期自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2月6日；王金枝向山东路古玩城交纳承租营业场地设施、设备保证金1000元，营业摊位年租金19000元；王金枝应及时向山东路古玩城交纳租金和其他应交费用，逾期不交每天加收5%利息，逾期10日即视为王金枝私自悔约，山东路古玩城即行终止合同，收回摊位及设施设备并从保证金中扣回应交费用及利息；该合同下方有手写内容“已交租金壹万元整，剩余款于2015年8月底前一次性付清玖仟元整”。该合同上原告方为姜竑签字，王金枝本人签字。双方确认王金枝实际使用的商铺号为B30，押金1000元已经交纳。王金枝称，对该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签字系王金枝本人所签，手写内容系姜竑书写。 2015年4月9日，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向王金枝出具通用机打发票两张，载明王金枝交纳经营服务费共计10000元。 王金枝提交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客户名称B30，租金（交2015年8月前9000）（2016.2.7-2017.10.30预交11000元），合计20000元；收款人处盖有“姜竑”印章，单位名称处盖有“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市场管理服务所”的长方形印章。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质证称，对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按照规定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不应开具收款收据，而是开具发票，且收据抬头并非王金枝的名字；对于加盖的长方形章不予认可，且姜竑无私章；在原审一审笔录中王金枝称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和姜竑未给其任何收据和发票，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曾因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认为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并非收据上载明的2015年；在原一审中王金枝称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和姜竑未向其出具任何收据和发票。 王金枝称，其在原一审中其未提交该份收据是因为王金枝认为审理的是合同，不懂法律，所以没有提交，在原一审结束后王金枝找到该份收款收据；该收据上载明的交2015年8月前租金9000元系对应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主张的自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2月6日欠付的租金9000元；收据上载明的2016年2月7日至2017年10月30日预交11000元系对应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合同租金，因此，王金枝认为已经交纳完毕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租金3万元（1万+9000元+11000元）。 一审法院依法调取2017年11月9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及证据一宗，其内容载明：王金枝于2017年11月9日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述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 王金枝提交如下协议及收据、发票：1、2007年2月4日，山东路古玩城与案外人马素贞签订的《山东路古玩城市场营业间租赁合同》一份，载明：马素贞承租B30号商铺，租期自2007年2月6日至2008年2月5日，年租金14000元，该合同上加盖有“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市场管理服务所”的长方形印章，当时的山东路古玩城负责人王忠利签字；2、2008年4月6日，山东路古玩城与王金枝签订的《山东路古玩城市场营业间租赁合同》一份，载明王金枝经营B30号商铺，租赁期限自2008年4月6日至2009年5月6日，年租金14200元，山东路古玩城落款处有当时负责人姜竑签字，加盖有“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市场管理服务所”的长方形印章；3、2014年11月份，山东路古玩城的原负责人姜竑与王金枝签订的《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一份，载明王金枝承租B30号商铺，租期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租金3万元；4、2007年10月29日、2009年4月10日、12月30日、2010年12月17日、2011年7月8日、11月8日、2012年5月15日、11月1日，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曾分别向王金枝出具统一发票及收款收据，载明王金枝交纳B30商铺的市场设施服务费。 王金枝称，上述三份合同证明王金枝自2007年开始租赁B30号商铺，系自案外人马素贞处转租而来，自2008年开始由山东路古玩城、王金枝直接签订租赁合同；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的合同约定租金3万元系因为姜竑自王金枝处拿的东西，将物品折算计入租金。 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质证称，上述2008年的合同与本案无关；2014年11月份的合同系复印件，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对此不予认可，即使该合同系真实的，双方并未履行该协议，因为王金枝称需要办理POS机，需要一份连续三年期限的合同，所以出具该份合同，其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书签订日期在2015年2月份协议书日期之前，2015年2月份的协议书已经就合同约定进行实质性变更。 王金枝提交2008年6月份、8月份、10月份的收据三张，载明：B55商铺交纳电费的数额；该三张收据上均盖有“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市场管理服务所”的长方形印章。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质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该证据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不予认可。 王金枝提交往来结算收据两张（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山东路古玩城的现任所长徐克礁向其他商户出具的收据，均盖有长方形章。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质证称，该证据系影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系市南区政府所属事业单位，所辖的各市场管理所均无权对外开具发票，所使用的发票均从财政局领取，且仅加盖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 经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申请，姜竑出庭接受询问。姜竑称，1、最开始是由案外人李亮承租山东路古玩城26或者28号商铺，具体商铺号记不清楚，李亮和王金枝之间私下达成协议，由李亮帮王金枝代售物品，之后李亮退租，王金枝和其丈夫就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声称李亮拿走王金枝的物品，之后王金枝自2015年大约4、5月份开始以此为由拒绝缴纳房租，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一直和王金枝夫妻两人进行协商交纳房租，但是王金枝拒绝交纳，直至2016年8月份证人办理病退，证人和新所长也对此事进行交接；证人自担任所长开始就没有过方章，并且证人也没有使用过方章，收款收据上姜竑的印章并非证人本人的，证人并没有刻制自己的印章；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不是证人出具的，手写部分也不是证人书写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两笔款项王金枝没有交纳过；2、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的所有租赁合同签订均是一年一履行，到期后再进行续签或退租；证人于2007年9月份调到山东路古玩城担任所长，当时王金枝已在涉案商铺经；2008年4月6日租赁合同上的签字是证人本人所签，但印章看不清楚；胡克骏是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的工作人员，负责收取电费，对于王金枝提交的电费收据上的方章证人不清楚。 另案被告王兆祥出庭接受询问。王兆祥称，其原来租赁B55商户，现在租赁B31商户，其现在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之间也有诉讼正在进行过程中，相同的收款收据其也在二审提交，因原审时未找到所以没有提交，其与王金枝各自找到的收款收据；其提交的收款收据与王金枝提交的一致，其收款收据是在载明日期出具一周后左右由姜竑送到其商铺中。 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提交鉴定申请一份，申请对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中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认为该收据上笔迹形成时间为2017年1月份。王金枝称，该收款收据系姜竑在退休前到商铺内给王金枝的，并非在2015年9月份即交给王金枝，当时收款收据上的内容和盖章均已经形成。 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明确其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1、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的租金为19000元，王金枝已经支付1万元，尚欠租金9000元未付；该9000元租金的逾期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起计算，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日5%的标准计算值王金枝实际返还商铺之日止。2、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主张的经济损失即商铺占有使用费，自2016年2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商铺之日止，按照19000元/年标准计算。 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称，1、其作为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对外开具统一税务局机打发票，不可能对外开具所谓的收据；从王金枝提交的协议可以看出该协议上没有加盖方章，因此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提交的2015年租赁协议书；2、王金枝认可租赁商铺的年租金数额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提交的租赁协议书上载明的数额相同，即年租金19000元；王金枝提交的协议并未加盖方章，退一步而言即使王金枝所称系真实的，因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系政府的事业单位，所收取的租金为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的违纪行为也不应得到支持；3、王金枝在原审笔录中明确说过姜竑未向其出具过发票和收据；4、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未向公安进行过报案。 王金枝称，姜竑在退休之前多次找过王金枝帮忙，让王金枝将欠付的房租交纳完毕，否则其没有办法退休，姜竑称其儿子结婚，王金枝给付一千元彩礼，并从王金枝处拿过红酒和物品，但始终没有结账，直至姜竑退休找王金枝要房租，把从王金枝处拿走的物品费用折抵成房租，所以合同补充期限直至2017年10月30日；山东路古玩城自王金枝进到市场开始一直在使用方章，对外开具很多都是收据，和政府单位没有关系，姜竑一个人说了算；在姜竑退休之前王金枝交给他2万元现金，其开具2015年9月1日收据；方章掌握在姜竑个人手里作为私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金枝应否腾让山东路古玩城B30号商铺？二、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主张王金枝应支付租金及房屋占用费的期间及标准是否成立？ 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山东路古玩城、王金枝于2015年2月份签订的《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双方均认可王金枝实际承租使用的为B30号商铺，依据双方各自提交的协议书记载的租赁期限，现王金枝承租山东路古玩城B30号商铺期限已至届满，且双方未再续签租赁合同，因此，王金枝负有将山东路古玩城B30号商铺腾让给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的合同义务。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要求王金枝腾让山东路古玩城B30号商铺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合同相对性，王金枝应向山东路古玩城腾让涉案商铺。 二、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收款收据的真实与否，是认定王金枝欠付租金及房屋占用费起算时间点的重要证据。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综合审查判断，一审法院认为，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收款收据拟证明的其已经交付完毕2017年10月30日之前租金的待证事实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理由如下：首先，从证据来源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对于租赁费的交纳，王金枝在原一审庭审笔录中陈述租赁费以现金方式交齐，山东路古玩城的负责人姜竑一直未出具发票和收据，后王金枝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提交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并称该收据系姜竑在退休前到商铺内交给王金枝，原一审时因不懂法律且未找到该收据而未予提交，一审法院认为，王金枝的陈述自相矛盾，该份收款收据系反驳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诉请的直接证据，王金枝对该收款收据既未在庭审中进行陈述，亦未主张该证据的存在以对抗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的诉请，与一个理性的民事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表现不符；且王金枝与另案被告王兆祥同样在原一审未提交形式相同的收款收据，均在二审提交，理由均称原一审未找到，且两人系各自找到的收据，其行为同时发生、陈述相似，令本院对该收款收据的来源产生合理怀疑，综上，王金枝说明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其次，从证据内容看，该收款收据与王金枝提交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租赁费收据及发票形式均不符，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收据及发票均加盖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且均载明缴款人为王金枝，名称均为《山东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山东省青岛市服务业统一发票》，而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为《山东省青岛市统一收款收据》，该收据上客户名称为B30，且未加盖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王金枝、王兆祥均称该收据系姜竑填写好之后送到商铺内，但姜竑否认出具过该收据，王金枝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收据系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出具且认可的，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从证明事项看，王金枝称该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数额表明其已经交纳2017年10月30日之前的全部租金，对应王金枝提交的租期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商铺租金为3万元；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称期限为三年的协议书系为了王金枝办理POS机所签，并非实际履行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签订的多份合同内容不一致的，在后成立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达成的新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应按照新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山东路古玩城、王金枝于2015年2月份签订的《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从落款日期来看系双方达成的最后一份协议，该协议约定租赁期限至2016年2月6日，年租金19000元，双方对此均认可，一审法院对于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依据该协议书，王金枝已经支付1万元，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已向王金枝出具该1万元租金的发票，王金枝尚欠9000元未付，王金枝称其缴纳了9000元及另外11000元，并称其在姜竑退休前给付2万元现金，但款项来源、支付方式、给付细节等王金枝均未明确陈述，仅凭王金枝提交的收款收据不能充分证明王金枝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实际支付2万元租金。综上，王金枝提交的2015年9月1日的收款收据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王金枝称其已经支付完毕2017年10月30日前租金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依据2015年2月份《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的约定，2015年2月6日至2016年2月6日期间租金19000元，王金枝已经交纳1万元，尚欠9000元未付，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要求王金枝支付租金9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王金枝交纳1000元保证金在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处，两相抵销，王金枝应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支付租金8000元。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要求王金枝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逾期一天按照欠付租金5%计算利息，该利息标准过高，综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支持王金枝自2015年9月1日起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支付租金8000元的利息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因租赁期满后，王金枝一直未将B30商铺腾让给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王金枝应自2016年2月7日起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支付房屋占用费至王金枝腾让B30商铺之日止，按照19000元/年的标准计算。 关于2015年9月1日收款收据上加盖的“青岛市山东路古玩城市场管理服务所”长方形印章及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提交的对收款收据中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法院对于收款收据的前述分析认定理由并未涉及该印章，亦未涉及该收据笔迹内容的形成时间，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王金枝称姜竑曾自王金枝处取走物品并以此折抵房租的答辩意见，因王金枝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金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B28号营业摊位腾让给青岛山东路古玩城。二、王金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青岛山东路古玩城租金8000元。三、王金枝向山东路古玩城支付上述租金8000元的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王金枝向山东路古玩城支付自2016年2月7日起至实际腾让B28号营业摊位之日止的占用费，按照19000元/年的标准计算。五、驳回青岛市市南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六、驳回青岛山东路古玩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9元，由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负担20元，由王金枝负担979元。因王金枝负担部分，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已经预交，王金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 二审期间，王金枝提交报案记录一份和张贴在门上的恐吓函一份，欲证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阻挠其腾让涉案摊位。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质证称：恐吓函系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恐吓函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系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所为。受案回执系复印件，对真实性和证明事项均有异议，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恐吓函为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所为。 经审理查明，二审期间王金枝在陈述租赁费交纳过程时，其称：“2015年4月9日交了1万元，2016年交了2万元，山东路古玩城给我们出具的收据是2015年9月1日的收据，至于出具收据时间是2015年9月1日我们也不清楚……”。 王金枝在2018年9月4日一审庭审过程中称：“被告一共交付了3万元，被告2015.9.1交付了2万元。姜竑曾经从被告处拿过物品，所以给被告便宜了。……”。 王金枝在2017年6月21日的上诉状中称：“王金枝提交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王金枝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于2014年11月签订上述租赁协议，协议签订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将B30号营业摊位交与王金枝经营，王金枝向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缴清全部租金。2014年11月6日，山东路古玩城负责人姜竑向王金枝出具了30000元收据，该收据载明王金枝所租赁B30摊位于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0月30日的租金已经缴清”。 另查明，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二审中认可王金枝已于2019年8月份将涉案B30营业摊位腾交给山东路古玩城。 再查明，2020年2月17日，一审法院做出（2018）鲁0202民初45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18）鲁0202民初4599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主文第一项、第四项中“B28号”补正为“B30号”。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本案中，王金枝主张其提交的2015年9月1日《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其已交纳了租赁涉案摊位期间的全部租赁费，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该收款收据与王金枝提交的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租赁费收据及发票形式均不相同，以往的发票或收据中均加盖有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的财务专用章，但该收据中并未加盖财务专用章，该证据从形式来看具有瑕疵；其次，从证据来源看，王金枝在（2017）鲁0202民初179号案件庭审中称租赁费系以现金方式交齐，山东路古玩城的负责人姜竑一直未出具发票和收据，此后王金枝在该案二审庭审过程中又提交了该收款收据，并称该收据系姜竑在退休前到商铺内交给王金枝的，对此其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姜竑在原审中出庭作证时否认其出具过该收据，而王金枝未能举证证明该收据其是如何取得。故，该收据证据来源存疑；再次，从王金枝陈述的租赁费交纳过程来看，其在三次庭审过程中陈述的交纳租赁费的时间均不一致，其陈述前后矛盾且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以上几点，原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综合双方的证据认定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5年2月份《市场所营业场地租赁协议书》及王金枝欠付租金9000元的事实，并无不当。原审据此判令王金枝向山东路古玩城支付欠付的租金、利息及相应占有使用费，符合法律规定。王金枝主张市南区市场服务中心、山东路古玩城阻挠其腾让涉案摊位，但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王金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9元，由上诉人王金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喆 审判员 龙 骞 审判员 孙向东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孔 怡 书记员 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