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终18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嘉禾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七星镇（320国道106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李棣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江，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卫锋，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邮电路23号9层。 法定代表人：汪柏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清城，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裘卡妮，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龙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昌盛路、秀仁路口长隆大厦1901室。 法定代表人：林伟力。 诉讼代表人：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系该被上诉人的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谢桦，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泽豪，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丽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鄂尔多斯路（原内蒙古化学纤维总厂）。 法定代表人：赵坚，董事长。 上诉人浙江嘉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嘉兴市龙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禹公司）、内蒙古丽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和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4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嘉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江、金卫锋，长城资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裘卡妮，龙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泽豪到庭参加诉讼。丽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嘉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8）浙04民撤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长城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确认长城公司享有长隆大厦抵押权系事实认定错误。2016年12月13日，中信银行注销了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D0001号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权，必然造成中信银行在2016年12月14日对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9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权登记系新设登记。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8月16日以（2017）浙0411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龙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之事实，因此，该抵押登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故中信银行于2016年12月14日设立的抵押担保，应当予以撤销。长城公司作为对应主债权之从权利的受让人，依法已不再享有对应受让债权的抵押权，因此其一审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即便认为长城公司对其受让的对应主债权享有抵押权，但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调解书的全部内容，不仅改变了嘉禾公司享有的案涉工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且也撤销了嘉禾公司与龙禹公司就案涉工程建设施工合同项下的已调解生效的工程款债权，系法律适用错误。3、一审判决严重损害了嘉禾公司实现正当的工程款债权的利益，也将严重影响另外基于生效调解书作出的相应判决的公信力。 长城公司答辩称，1、长城公司对长隆大厦享有合法抵押权。长隆大厦抵押的债权共计五笔，前四笔共5188万元，系以在建工程抵押后发放。长隆大厦竣工后，根据有关政府部门的要求，注销在建工程抵押登记，马上办理了现房登记。第五笔4000万元贷款是在2016年12月14日设立最高额抵押之后发放的。故抵押均有效。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抵押权效力问题，因案涉（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错误地确认了嘉禾公司的债权数额，长城公司作为龙禹公司的债权人，也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2、调解书是诉讼当事人各项权益义务让渡妥协折中形成的一致意见，是整体结果，各项内容之间不能独立，故原审法院全部撤销（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是可以的。一审判决已经明确了嘉禾公司可以另行起诉，不存在损害其权益的问题。3、依法纠错才是最大的司法公信。 龙禹公司答辩称，同意长城公司的意见，（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1、上诉人关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以及相关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完全可以以补充申报债权或者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再行解决。管理人也将本着对全体债权人负责的态度对待上诉人的债权申报或者积极应诉。2、第三人撤销之诉势必会对生效判决的既定力产生冲击，但这是现行法律体系下立法者的价值选择。3、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该调解书应当被撤销的事由之外，管理人认为还存在该调解书应当被撤销的其他事由。该调解书不仅侵害了抵押权人长城公司的利益，同时也侵害了龙禹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首先，调解书确定的工程款数额是基于施工单位自行编制的结算书确定，明显远远高于实际造价；其次，龙禹公司账上从没有收到过上诉人所称的借款，但龙禹公司实际控制人却与上诉人协商一致，将原本用于支付工程款的款项转为归还并没有汇至龙禹公司的借款，因此，该调解书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后的虚伪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 中信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该院（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龙禹大酒店工程由龙禹公司发包给嘉禾公司承建。因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委托贷款5000万元，需以案涉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嘉禾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向中信银行出具了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书一份，放弃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为：嘉禾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出借给龙禹公司的5000万元贷款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之后。因之后龙禹公司及关联企业嘉兴市晟昊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昊公司）另行向中信银行借款11434万元，以案涉工程及所在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物余额再作抵押。为此，嘉禾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再向中信银行出具了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书一份，放弃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为：嘉禾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除需优先清偿尚欠嘉禾公司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工程款外，其余款项由中信银行第一顺位优先受偿，即对其余工程的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出借给龙禹公司的9188万元贷款的抵押权之后。2017年11月5日，在龙禹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中信银行得知存在（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及原审诉讼。上述民事调解书虽然确认中信银行的5000万元受托贷款优先于嘉禾公司的优先受偿权，但龙禹公司、嘉禾公司明知案涉工程除因5000万元受托贷款抵押给中信银行外，抵押物余额也已抵押给中信银行，并且嘉禾公司已于2016年3月4日向中信银行另行出具了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承诺书，但龙禹公司、嘉禾公司向法院隐瞒了该事实，严重损害了中信银行在2016年3月4日嘉禾公司出具的承诺书项下的权益。原审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工程龙禹公司已付工程款仅为17352825元，但经龙禹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林伟力确认，案涉工程实际已支付工程款5018万元。因此，原审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工程龙禹公司已付工程款仅为17352825元与事实不符，损害了中信银行的权益。案涉工程中的建筑、安装、室外附属工程合同价款71799990元、桩基工程合同价款4058039元，合计75858029元，但原审民事调解书确认的工程结算价竟达109342243元，比合同价高出33484214元，也与事实不符。2016年8月22日，嘉禾公司就案涉工程结算签署《工程洽商单》时，龙禹公司、龙禹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均已负债累累。该工程以送审价结算，严重损害了中信银行的权益。且无论2016年8月22日嘉禾公司与龙禹公司在《工程洽商单》中重新约定以送审价结算的内容是否系因双方明知龙禹公司将破产而故意为之，但龙禹公司故意未及时审核结算并答复给嘉禾公司，致使案涉工程以嘉禾公司的送审价结算是不争的事实。嘉禾公司的前述行为，严重损害了中信银行的权益。 一审过程中，长城公司以已经从中信银行受让案涉债权和从权利为由，申请将本案的原告由中信银行变更为长城公司。2018年8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浙04民撤1号民事裁定，准许长城公司替代中信银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中信银行退出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1年3月26日，嘉禾公司与龙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嘉禾公司承建龙禹公司投资建设的位于“东至道路，南至秀仁路，西至昌盛路，北至河流”的龙禹大酒店工程。 2015年6月5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信杭嘉银抵字第ZD0070号），约定龙禹公司以前述龙禹大酒店工程为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在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6月4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1.35亿元。同日，就上述抵押合同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手续。 2015年6月9日，嘉禾公司向中信银行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龙禹公司的龙禹大酒店工程系由嘉禾公司负责施工、承建，现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融资需要以该建设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嘉禾公司同意将该建设工程具有的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的抵押权之后（即上述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款项应优先清偿中信银行出借给龙禹公司的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若上述清偿后还有剩余的，再用于优先清偿龙禹公司尚欠嘉禾公司的工程款）。 2015年6月10日至同月16日，中信银行向龙禹公司发放了5笔共计5000万元的委托贷款，其中两笔委托人为朱培源、另三笔委托人为唐建萍，委托贷款合同编号分别为2015信银杭嘉委贷字第811088006406、2015信银杭嘉委贷字第811088006739、2015信银杭嘉委贷字第811088006712、2015信银杭嘉委贷字第811088006519和2015信银杭嘉委贷字第811088006077。2016年12月20日，各方同意将贷款展期至2017年6月19日。 2015年9月17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193号），约定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借款48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7日至2016年9月16日。 2015年9月18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460号），约定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借款101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9月18日至2016年9月17日。 2015年10月20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5609号），约定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借款87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0月19日。 2016年3月1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6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45010号），约定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 上述四份贷款合同签订后，中信银行按约交付了借款。2016年7月8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6）信银杭嘉秀贷展字第811088061323号、811088061327号、811088061330号、811088061317号的《人民币借款展期合同》，将前述四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贷款还款期限展期至2017年7月7日。 2016年3月4日，嘉禾公司再次向中信银行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鉴于抵押人龙禹公司以龙禹大酒店工程为债务人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抵押担保，嘉禾公司作为上述工程的施工方，在此承诺，如债务人到期无法清偿债务，中信银行需实现抵押权的，就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除需优先清偿尚欠嘉禾公司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工程款之外，其余款项由中信银行第一顺位优先受偿。即嘉禾公司同意除上述6000万元工程款之外，对其余工程款（如有的话）的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的抵押权之后，嘉禾公司不会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辩。 2016年7月20日，龙禹大酒店工程竣工。 2016年10月21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抵押合同》（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D0001号），约定龙禹公司以长隆大厦为中信银行与其的主合同项下本金为1.02亿元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并将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193号、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460号、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5609号、2016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45010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5188万元和5000万元委托贷款转入该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 2016年10月28日，龙禹大酒店工程完成了首次不动产登记，登记名称为“嘉兴市长隆大厦”。同日，中信银行申请办理了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抵押注销登记，并就上述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D0001号《抵押合同》完成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2016年12月9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约定龙禹公司以前述长隆大厦为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在2016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2.35亿元。并将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193号、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1460号、2015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25609号、2016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45010号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5188万元，5000万元委托贷款，及其他16项案外债权转入该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 2016年12月13日，中信银行申请办理了长隆大厦不动产抵押注销登记，办理手续时所附的《房屋抵押消灭证明》所列的导致房屋抵押权消灭的原因处，勾选“借款人债务履行完毕，主债权消灭”。 2016年12月14日，就上述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完成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6年12月28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因（2016）浙0411执2432号案查封了长隆大厦。 2017年1月24日，嘉禾公司起诉龙禹公司、丽和公司和赵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至一审法院［本案原审，案号：（2017）浙04民初44号］。诉讼过程中撤回了对赵坚的起诉。 2017年2月21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对长隆大厦予以解封。 同日，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2017信银杭嘉秀贷字第811088086593号），约定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借款4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2月21日至2018年2月20日，用途注明归还贷款。合同签订后，中信银行按约交付了借款。同日，龙禹公司委托中信银行将该笔钱款支付给案外人金燕，注明的用款计划为归还贷款。 对本案所涉本金共为9188万元的5笔普通贷款和本金共为5000万元的5笔委托贷款，无证据显示已经归还，龙禹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反映审计机构审核龙禹公司的财务账册后反馈龙禹公司尚欠中信银行9188万元普通贷款和5000万元委托贷款未还。 2017年2月27日，一审法院原审作出（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对嘉禾公司和龙禹公司、丽和公司三方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予以确认。 2017年3月8日起，长隆大厦依次被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及本院查封和轮候查封。 另查明，2017年8月16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411破申2号民事裁定受理嘉禾公司对龙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中信银行已就涉案9188万元本金普通贷款和5000万元本金委托贷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2018年5月16日，中信银行与长城公司签订《资产买卖协议》，并于2018年5月25日在《浙江法制报》上联合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由长城公司受让中信银行中信杭资转2018-02号资产包内所有主债权和从权利等，其中包括中信银行对龙禹公司的上述本金为9188万元的债权及从权利。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长城公司以中信银行已将案涉9188万元本金债权及从权利转让与其为由，向该院申请将本案的原告由中信银行变更为长城公司，中信银行对此无异议。2018年8月28日，该院作出（2018）浙04民撤1号民事裁定，准许长城公司替代中信银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中信银行退出诉讼。 2018年9月6日，嘉禾公司向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被告为龙禹公司和中信银行、第三人为长城公司的破产撤销权诉讼。2018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浙04民撤1－1号民事裁定，以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为由，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411民初4274号民事裁定，以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为破产管理人、嘉禾公司行使该破产撤销权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嘉禾公司的起诉。本案恢复审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长城公司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已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二、原审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到长城公司的权益，是否应予撤销。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人民法院准许并裁定变更当事人的，变更当事人后，诉讼程序以受让人为当事人继续进行，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本案审理过程中，中信银行将其对龙禹公司的案涉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了长城公司，长城公司申请替代中信银行承担诉讼，本院裁定准许长城公司替代中信银行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中信银行退出诉讼。原告由中信银行变更为长城公司后，本案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中信银行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长城公司具有拘束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即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期限为六个月，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算。本案中信银行主张其至2017年11月5日龙禹公司破产管理人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才得知原审诉讼，故至2018年4月27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嘉禾公司则主张在该院（2017）浙04民初44号案调解过程中，中信银行曾专门委派朱培源到法庭参与调解，对原审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当时已经知道，故从2017年2月27日原审民事调解书作出至中信银行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期限。但对案外人朱培源曾参与原审调解的主张，嘉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且即使存在该事实，也无证据显示案外人朱培源系受中信银行委派。故对嘉禾公司的该主张，该院不予采纳。中信银行关于其至龙禹公司的第一次破产债权人会议才得知原审民事调解书的主张，符合情理，嘉禾公司主张中信银行通过其他诉讼或交易已知晓本案原审诉讼，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该院对中信银行的主张予以采信。中信银行在得知原审民事调解书后六个月内向该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提起期限。 关于第二个问题。 首先，关于嘉禾公司出具的第二份承诺书的效力问题。嘉禾公司曾于2015年6月9日和2016年3月4日分别向中信银行出具两份内容不同的承诺书。在第一份承诺书中，嘉禾公司称因龙禹公司需以龙禹大酒店工程提供抵押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故其承诺将其对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对龙禹公司的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对应的抵押权之后。在第二份承诺书中，嘉禾公司称因龙禹公司需以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为抵押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故其承诺，就其承建的龙禹大酒店工程，除需优先清偿龙禹公司欠其的最高不超过6000万元的工程款外，对其余工程款（如有的话）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的抵押权之后。对第一份承诺书的效力，嘉禾公司并不持异议。对第二份承诺书，嘉禾公司主张其是在得到了中信银行发放贷款及龙禹公司用该贷款支付其工程款的承诺后，才出具的该份承诺书，但其出具承诺书后中信银行一直未发放贷款，直到2017年2月21日才发放4000万元贷款给龙禹公司以新贷还旧贷，并未将贷款用于支付龙禹公司欠其的工程款，故其不应受第二份承诺书的约束。然第二份承诺书系嘉禾公司自行出具，承诺书对嘉禾公司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和中信银行的抵押债权优先次序及数额作出了安排，嘉禾公司关于该承诺书附有条件的主张并无证据证明，主张出具第二份承诺书后中信银行迟迟未发放贷款，要求其长期受第二份承诺书的约束不公，但也未行使撤销权对该承诺予以撤销，故应认定该承诺书合法有效，嘉禾公司应依照承诺书的约定履行。 其次，关于长城公司对龙禹公司的债权数额问题。在案证据证明，5000万元委托贷款与案涉9188万元普通贷款系不同的贷款。龙禹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中信银行已分别就上述贷款向龙禹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而其中的9188万元债权及从权利中信银行随后转让给了长城公司。嘉禾公司虽主张中信银行2017年2月发放给龙禹公司的4000万元贷款系借新贷还旧贷，故总的债权数额应减去此部分已归还的贷款。但一方面，在案证据显示，2017年2月21日的4000万元贷款，中信银行已依约发放给龙禹公司，并按龙禹公司的指示支付给了案外人金燕以“归还贷款”，故没有证据显示此部分标注用途为“归还贷款”的4000万元款项系用于归还龙禹公司之前欠中信银行的贷款；另一方面，龙禹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反馈审计机构经审计龙禹公司的财务账册后出具的审计意见也反映，长城公司受让的9188万元债权尚未清偿。故对龙禹公司尚欠长城公司9188万元本金债务的事实予以确认。 再次，关于长城公司的上述债权是否有抵押担保的问题。嘉禾公司在两份承诺书中承诺让渡优先受偿次序的对象是中信银行享有抵押担保的债权，故长城公司受让的债权是否有抵押担保影响到对原审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判断。 长城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在2015年6月9日嘉禾公司出具第一份承诺书前，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已于2015年6月5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信杭嘉银抵字第ZD0070号），约定龙禹公司以前述龙禹大酒店工程为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在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6月4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13500万元，同日完成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在嘉禾公司出具第一份承诺书后，中信银行先后向龙禹公司发放了4笔共计5188万元的普通贷款和5笔共计5000万元的委托贷款。该9笔贷款均由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抵押予以担保。后龙禹大酒店工程竣工后，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又于2016年10月21日签订《抵押合同》（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D0001号），约定龙禹公司以长隆大厦为中信银行与其的主合同项下本金为1.02亿元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前述债权均转入该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2016年10月28日，长隆大厦不动产首次登记当天，就上述抵押合同完成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可见，在龙禹大酒店工程竣工后，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又通过签订新的抵押合同和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等行为，将上述债权的在建工程抵押转化为了不动产抵押。此后，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又于2016年12月9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约定龙禹公司以长隆大厦为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在2016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而享有的一系列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限度为2.35亿元，并将前述债权全部转入了该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此后，虽然中信银行于2016年12月13日办理了长隆大厦的不动产抵押注销登记，并在办理抵押注销手续所附的《房屋抵押消灭证明》列出的导致房屋抵押权消灭的原因处勾选“借款人债务履行完毕，主债权消灭”，但签订在前的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将前述债权全部纳入长隆大厦房产抵押担保的范围，且前述债权确未曾得到清偿。且从办理抵押注销手续的次日就完成了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登记的情况来看，长城公司关于办理抵押注销手续所选填内容仅系登记部门格式要求、案涉债权的抵押前后连续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亦合乎情理，故对其该主张予以采纳，对案涉债权上存在着连续的抵押的事实予以确认。 最后，原审民事调解书是否损害到了长城公司的民事权益。案涉两份承诺书系嘉禾公司因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放贷和追加贷款而出具，两份承诺书均合法有效。根据承诺书的内容和出具的时间，嘉禾公司向中信银行承诺两方对龙禹大酒店工程的优先受偿顺序为：中信银行对龙禹公司的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等对应的抵押债权第一顺位受偿，嘉禾公司对案涉工程不超过6000万元的工程款债权第二顺位受偿，然后是中信银行剩余的抵押债权受偿，最后再是嘉禾公司对案涉工程的剩余工程款债权受偿。但原审民事调解书仅确认嘉禾公司对龙禹大酒店工程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置于中信银行5000万元委托贷款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之后，未对嘉禾公司出具的第二份承诺书的内容予以体现。而根据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各方确认龙禹公司尚需支付嘉禾公司的工程款数额为91989418元。按照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嘉禾公司与中信银行间的受偿顺序为：中信银行5000万元委托贷款第一顺位受偿，然后即为嘉禾公司的91989418元工程款债权。即使不考虑各方确认的工程款债权数额是否准确，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显然改变了嘉禾公司与中信银行之间依两份承诺书确定的受偿顺序，从而损害了中信银行的债权受让人长城公司的民事权益，依法应予撤销。 本案系长城公司为原告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围绕原告提出的诉请予以审理。而关于嘉禾公司提出长城公司享有的抵押权应予撤销的主张，因本案并非嘉禾公司提起的撤销权诉讼，嘉禾公司在本案中并无诉请，故对其该主张本案不宜作审理。且从实体权益方面考虑，即使对嘉禾公司的该主张予以审理，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中信银行享有的抵押权合法且连续，并不存在嘉禾公司主张的在针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被受理前一年内，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情形。 此外，关于长城公司提出原审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案涉工程结算价、已支付工程款和尚欠工程款数额不正确的问题。长城公司在本案中除诉请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外，并未提出确认其实体权利的请求。而根据上述分析，原审民事调解书未体现嘉禾公司出具的第二份承诺书的内容，依其确认的龙禹公司尚欠嘉禾公司的工程款数额，已足以认定该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改变了嘉禾公司与中信银行之间依两份承诺书确定的受偿顺序，从而损害了中信银行的债权受让人长城公司的民事权益，依法应予撤销。故案涉工程的结算价、已支付的工程款和尚欠的工程款的实际数额，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且调解书的内容本系当事人协议的结果，是当事人之间对整体民事权利义务的一种安排，在调解书损害到第三人利益时，撤销该调解书、使其失去法律效力已能够起到保护第三人利益之目的。而原审当事人之间就调解书内容所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条件的，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故本案中不再对原审当事人之间关于工程结算价、已付工程款和尚欠工程款的民事权利义务安排进行处理。 综上，中信银行在知道其权益受到原审民事调解书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本案之诉，符合法律规定。长城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从中信银行处受让涉案债权及抵押权等从权利，经申请替代中信银行继续参加本案诉讼，继受中信银行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主体适格。嘉禾公司因龙禹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及追加放贷需要向中信银行出具两份承诺书，两份承诺书均真实有效，嘉禾公司应按承诺内容向中信银行让渡优先受偿权益。中信银行得到嘉禾公司让渡债权优先受偿权益的承诺后，共向龙禹公司发放了9188万元普通贷款和5000万元委托贷款，并取得了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及竣工之后的长隆大厦不动产的连续抵押担保。但原审依嘉禾公司与龙禹公司和丽和公司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仅确认了中信银行5000万元委托贷款债权置于嘉禾公司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之前，对嘉禾公司在第二份承诺书中向中信银行让渡的优先受偿权未予体现，改变了嘉禾公司与中信银行之间依两份承诺书确定的受偿顺序，损害了中信银行的债权受让人长城公司的民事权益，长城公司依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丽和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龙禹公司、丽和公司、嘉禾公司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长城公司对案涉9188万元债权是否享有合法有效的抵押权；二、原审判决全部撤销（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妥当。 一、长城公司对案涉9188万元债权是否享有合法有效的抵押权。 原审已经查明，长城公司受让中信银行的9188万元债权系由2015年9月17日的4800万元、9月18日的101万元、10月20日的87万元、2016年3月1日的200万元、2017年2月21日的4000万元等五笔普通贷款构成。嘉禾公司虽然主张龙禹公司已经清偿前述贷款，但除2016年12月13日中信银行申请办理长隆大厦不动产抵押注销登记时所附的《房屋抵押消灭证明》及2017年2月21日中信银行发放第五笔4000万元贷款时龙禹公司注明的用款计划为归还贷款外，不能提交龙禹公司归还贷款的直接证据，而对此长城公司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且龙禹公司破产管理人在一、二审庭审中均明确认可，根据审计机构审计龙禹公司财务账册后出具的审计意见，案涉9188万元贷款未归还。故原审认定龙禹公司未归还案涉9188万元债务，事实认定清楚。 案涉9188万元债权中，前四笔共5188万元系龙禹公司与中信银行于2015年6月5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信杭嘉银抵字第ZD0070号）项下普通贷款，于同日设立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最高额抵押。后因该在建工程竣工并登记名称为嘉兴市长隆大厦，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协商一致，该5188万元债权又转入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D0001号《抵押合同》项下，于2016年10月28日注销了龙禹大酒店在建工程最高额抵押，同日完成长隆大厦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又因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协商一致，该5188万元债权转入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于2016年12月13日注销了长隆大厦不动产抵押登记，次日即12月14日完成长隆大厦最高额抵押登记。同样基于2016信杭嘉银抵字第ZD028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信银行于2017年2月21日发放了第五笔贷款4000万元。嘉禾公司据此上诉主张，长城公司对案涉9188万元债权的抵押权新设于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以（2017）浙0411破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龙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前一年内，属于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破产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情形，故案涉抵押应予撤销。 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规制破产债务人实施不公平交易，对债权人进行不公平清偿，导致其可供清偿的责任财产减少。本案中，中信银行虽然对前四笔5188万元债权两次注销抵押并新设抵押，但均是建立在主债权存续的基础上，是分别基于抵押物从在建工程转化为不动产以及中信银行和龙禹公司协商一致把主债权金额从1.02亿增加至最高额2.35亿元的事实，且后续中信银行也实际向龙禹公司发放了4000万元贷款。故而，案涉9188万元债权是中信银行与龙禹公司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的公平交易，债权发生时均已由龙禹公司以案涉抵押物长隆大厦或其前身在建工程设定抵押，具有交易上的公平性和事由上的连续性，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而且，前述法律规定同时明确，有权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该设立担保行为的主体为破产管理人，而庭审中龙禹公司破产管理人亦当庭明确，截止庭审时，其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案涉担保行为。嘉禾公司既非适格主体，且其事实上以此为由向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案涉担保行为，已经该院审理并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8）浙0411民初4274号民事裁定，以嘉禾公司行使该破产撤销权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故嘉禾公司在本案中再次请求撤销案涉抵押担保，缺乏法律依据。 二、关于原审判决全部撤销（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妥当。 嘉禾公司上诉主张，即使（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二款判项确定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顺序损害了长城公司的合法权益，但原审判决全部撤销该调解书而非其第二款判项，导致其与龙禹公司协商一致的案涉建设工程价款等与优先受偿权无关的条款亦被撤销，法律适用错误。本院认为，民事调解书本质上是诉讼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于该案所涉权利义务协商衡平的协议，其各个条款组合共同构成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其中部分条款损害第三人利益应予撤销的情况下，其余条款可能导致原案当事人之间总体权利义务衡平变化，因此只有在各方当事人均愿意接受剩余条款约束时才能重新达成调解协议。本案庭审中，法庭亦征求（2017）浙04民初44号案件当事人龙禹公司意见，是否愿意在撤销或者变更该调解书第二款后就其余内容重新达成调解协议，龙禹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并主张该调解书中确定的工程款总额和已付工程款金额错误。且该案另一当事人丽和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故原审判决全案撤销（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并明确原案当事人就该案所涉权利义务可以通过另诉解决，法律适用正确。至于嘉禾公司主张人民法院已依据（2017）浙04民初44号民事调解书作出其他生效裁判，予以撤销不利于裁判稳定的问题，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嘉禾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丽和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浙江嘉禾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静   静 审判员 沈伟审判员赵恩勰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来   益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