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6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举，男，197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卢艳，女，1975年9月28日出生，穿青人，住织金县。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谌业红，贵州丰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新，贵州丰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启明，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织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孙中杰，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罗启明与原审被告王家举、卢艳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0524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王家举、卢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8）黔05民终457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9）黔0524民初230号民事判决，王家举、卢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家举、卢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租赁协议书》签订后，被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租金，且于2014年农历4月18日因害怕上诉人催要租金在夜间搬走，已构成根本违约，导致《租赁协议书》不具备履行的可能性。同时因养殖场地于2017年被政府部门征收，并于2018年拆除，导致《租赁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租赁期限已提前届满。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亦主张《租赁协议书》因政府征收行为已被解除。一审认定“租赁协议并未因原告的搬离行为而当然解除”事实不清。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修建的5格猪舍及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住房系砖瓦结构不当。被上诉人修建的5格猪舍系用砖简单堆砌而成，20.48平方米的住房为简易结构，没有进行装修。被上诉人搬走后，经上诉人不断修补和完善，政府拆迁时才被认定为砖瓦结构。该部分补偿款应按简易结构标准进行计算。被上诉人已搬走多年，搬迁及签约等均系上诉人进行，对于货币安置奖励、时段签约奖励、时段搬迁奖励、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及部分水电设施类补偿等应由上诉人享有。三、一审判决解除《租赁协议书》，该判决生效之日便是约定租赁期限届满之日，被上诉人修建的5格猪舍、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住房、围墙等建筑应全部归上诉人所有，相应的拆迁补偿款亦应归上诉人所有。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罗启明二审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原审原告罗启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二被告返还应属原告所有的拆迁补偿款593354.11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2012年9月18日，被告王家举（甲方）与原告罗启明（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因发展生猪养殖无土地修建猪圈，特向甲方协商租用甲方坐落在织金县块约600平方米的土地修建猪圈；租期为2012年9月18日起至2024年9月18日止共计12年；租金共计60000元，每年为5000元，各年付清；租用期满，乙方无条件将修建猪圈的土地和所修猪圈让归甲方所有；甲方土地租给乙方修建猪圈发展养殖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乙方的养殖经营活动。租赁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开始使用涉案地，并在涉案地上修建圈舍及临时住房进行生猪养殖。2013年1月22日，织金县城关镇（现为双堰街道）桂花村村民委员会在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上盖章予以确认。之后，因经营困难，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原告搬离后，被告方对涉案场地进行维护并扩建建筑物。因织金县进行城市棚户区改造，涉案场地被列入征收拆迁范围。2017年4月13日，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对涉案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等进行测量、绘制报告。根据该局作出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2017年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花红片区）房屋征收补偿款公示表》（于2017年12月5日公示）可知，该局将涉案场地所获征收补偿款分别列在被告王家举、卢艳的名下，其中，卢艳所获征收补偿款为351762.70元，王家举所获征收补偿款为331591.41元，共计金额683354.11元。《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涉案场地第一部分建筑物为砖混结构房屋25.90㎡，第二部分为砖瓦结构猪圈80.56㎡，第三部分为砖瓦结构房屋35.03㎡，第四部分为砖瓦结构房屋40.48㎡（第三、第四部分砖瓦结构房屋面积共计75.51㎡），第五部分为简易棚3.42㎡。《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载明：磁粉（墙面）为75.49㎡，普通木质门4道，钢条铁门14.28㎡，木窗为4.48㎡，钢条防盗窗为4.48㎡，水泥晒坝为101.01㎡，实心小砖围墙0.36ｍ3，空心围墙14.06ｍ3，蓄水池1.23ｍ3，饮水设施1户，照明设施1户，电线（明线）64.24㎡，化粪池2个。《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测绘报告完成时间为2017年4月13日、签约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主要内容：一、登记在被征收人王家举名下的征收补偿总款为331591.41元[其中，1、面积为25.90㎡的砖（石）混结构房屋面积补偿单价为2480元/㎡，货币安置奖励单价为1488元/㎡，时段签约奖励单价为800元/㎡，时段搬迁奖励单价为300元/㎡，搬迁费单价为30元/㎡，临时安置费单价为360元/㎡，共计补偿141362.20元；2、面积为80.56㎡的砖瓦结构畜圈面积补偿单价为1900元/㎡、搬迁费单价为5元/㎡，临时安置费单价为120元/㎡，共计补偿163134元；3、面积为75.49㎡的内墙装修（磁粉）补偿单价为9元/㎡（总金额为679.41元）；4、面积为14.28㎡的不锈钢防盗门补偿单价为200元/㎡（总金额为2856元）；5、面积为4.48㎡的钢条防盗窗补偿单价为30元/㎡（总金额为134.40元）；6、4道普通木质门补偿单价为200元/道（总金额为800元）；7、面积为4.48㎡的普通木窗补偿单价为90元/㎡（总金额为403.20元）；8、作为地面构筑物面积为101.01㎡的水泥晒坝（便道路）补偿单价为220元/㎡（总金额为22222.20元）]；二、登记在被征收人卢艳名下的征收补偿总款为351762.70元[其中，1、面积为75.51㎡的砖瓦结构住宅房面积补偿单价为1900元/㎡，货币安置奖励单价为1140元/㎡，时段签约奖励单价为800元/㎡，时段搬迁奖励单价为300元/㎡，搬迁费单价为30元/㎡，临时安置费单价为360元/㎡，共计补偿342060.30元；2、水表（含管道）1户，单价为800元/户，补偿总款为800元，照明设施1户，单价为1000元/户，补偿总款为1000元，电路（明线）64.24㎡，单价为10/㎡，补偿总款为642.40元，前述水电设施类补偿总金额为2442.40元；3、0.36ｍ3的小砖实心围墙补偿单价为320元/ｍ3（总金额为115.20元），14.06ｍ3的空心砖围墙补偿单价为180元/ｍ3（总金额为2530.80元），前述围墙补偿总金额为2646元；4、1.23ｍ3的室内外蓄水池补偿单价为200元/ｍ3（总金额为246元）；5、2个化粪池补偿单价为1500元/个，补偿总金额为3000元；6、面积为3.42㎡的简易棚补偿单价为400元/㎡，补偿总金额为1368元]。2017年12月5日，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对含涉案场地被征收所产生的征收补偿款进行公示后，二被告已将征收补偿总款683354.11元领取。涉案场地已于2018年被拆除。原告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未届满，涉案场地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二被告领取征收补偿总款后未将原告应获得的补偿份额支付给原告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二被告返还其应获取的征收补偿款593354.11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0524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由被告王家举、卢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罗启明依法享有的位于织金县养殖场附属建筑补偿款240293.53元。二被告不服该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黔05民终4579号民事裁定：撤销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3117号民事判决，发回织金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依据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裁定，于2019年1月9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诉讼中，原告明确表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被告无异议。二被告称，原告修建的2格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安装有两道普通木质门和两道普通木窗（面积总计4.48平方米），亦安装有钢条防盗窗（共计4.48平方米），每道木门补偿单价为200元（共计补偿400元），木窗按每平方米90元计算，应补偿403.20元，防盗窗按每平方米30元计算，应补偿134.40元。二被告不认可原告在涉案场地安装有任何的水电等附属设施，亦不认可原告对其修建的猪圈、房屋安装有水电等附属设施及进行刮瓷等装饰装修。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原、被告诉辩主张及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搬离涉案场地的行为是否产生法律后果，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是否因涉案场地被征收、拆除而提前届满，租赁协议是否视为已解除；2、原告修建的建筑物有哪些，是否安装、配备有附属设施，其可享有多少拆迁补偿款。一、焦点1：被告辩称，虽然《租赁协议书》约定的租赁期限为2012年9月18日起至2024年9月18日共计12年，但原告从未向其支付租金，且原告在未告知被告的情况下于2014年农历4月18日私自搬离涉案场地的行为已视为租赁期限提前届满，租赁协议已自然解除。因原告搬离涉案场地时尚在租赁期限内，且双方未对租赁协议是否解除提出过要求或达成一致意见，亦未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解除该协议，在诉讼中，被告亦明确表示对原告未支付的租金问题其愿另案主张权利，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故对被告的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租赁协议并未因原告的搬离行为而当然解除。涉案场地于2017年被政府部门征收，于2018年被拆除，此时虽尚在租赁期限内，但租赁协议已因征收、拆迁行为而不可能再继续履行下去，故租赁协议因双方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致使不能再实现租用的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原告在诉讼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书》，被告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焦点2：原告称《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及《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所体现的房屋、猪圈、围墙、水泥晒坝及相关附属设施等系其修建、安装，其在2013年年底修建完房屋和猪圈后，对其修建的房屋内墙进行刮瓷、安装有照明设施，原告还在涉案场地修建有蓄水池，安装了相应的水电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其硬化的水泥晒坝面积为80平方米。原告为证明其诉称属实，提供了其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涉案场地照片及涉案场地被征收拆除前拍摄的现场照片，但其提供的照片仅能体现2013年涉案场地与相应建筑物样貌及涉案场地在被拆除前的状貌，不能证明原告所述相应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系其修建、安装的事实。诉讼中，被告亦提交了涉案场地及相关建筑物、附属设施等被拆除前拍摄的照片，用以证明：涉案场地被政府部门征收时涉案的猪圈、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样貌、面积与原告所述不一致，原告称所有的猪圈、房屋均是砖瓦结构，但被告方修建的房屋有部分是砖混结构；通过被告提供的照片与原告于2013年1月8日拍摄的照片作对比，原告仅修建有2格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5格面积约为33.56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猪圈、两面围墙（且其中的一面围墙因挨临沿河路已于2015年被相关部门拆除），其余建筑物、水泥晒坝及附属设施等均系被告于2016年2月自行修建、硬化、安装；原告除了对其修建的2格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安装有两道木门、两扇普通木质窗户及钢条外，其余涉案建筑物的内外装饰装修物、水电设施、瓷粉、蓄水池、化粪池等均系被告于2016年2月自行安装、修建，被告在原告被拆除的前述围墙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后亦在房屋外围修建了围墙，原、被告对《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载明的14.06立方米的空心砖围墙各享有7.03立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的“……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鉴于涉案场地现已被征用拆除，无法调查核实及作现场勘验，故对原告诉称修建有相关建筑物、安装相应附属设施等的陈述，除双方提供的照片可推知及被告认可的部分外，原告应对其余诉讼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称，其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并未完全显示原告修建的所有建筑物，原告修建的猪圈共计12格（系砖瓦结构），每格面积均有16平方米，共计192平方米，但其中有7格猪圈因挨临沿河路已于2015年被相关部门拆除，被告在原告被拆除的7格猪圈的地面上修建了《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所载明的第一部分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故《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只体现猪圈面积共计80.56平方米，即为原告修建的前述5格猪圈。被告辩称，原告共计只修建有5格猪圈而非其所述的12格，《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80.56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猪圈系原告先修建的5格猪圈和之后被告修建的7格猪圈共计12格猪圈的构成，且该12格猪圈在2017年被征收测量时仍然存在，根据被告提供的照片显示，涉案场地在被拆除前确有12格猪圈，每格猪栏均由4块空心砖（两孔）修砌，根据每块空心砖的规格（40ｃｍ×18ｃｍ）及体积可推测每格猪圈面积平均约6.71平方米，若根据原告的陈述，80.56平方米的猪圈系其修建的5格猪圈，则平均每格猪圈面积为16.11平方米，但这与涉案场地在被拆除前确有12格猪圈的客观事实及双方提供的照片显示每格猪圈（每格墙面的宽为4.5块、长为7块、高为9块的空心砖所修砌）面积平均约为6.71平方米明显不符。根据原告提供的其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显示涉案地当时修建有5格砖瓦结构猪圈，而被告提供的涉案场地在被征收拆除前被告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涉案场地共计并排修建有12格砖瓦结构猪圈，结合每格猪圈的建造规格及双方陈述原告修建的猪圈共计5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的理由成立，故综合认定，涉案场地在被征收测量时共计有12格砖瓦结构猪圈，《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80.56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猪圈系原告先修建的5格猪圈和之后被告修建的7格猪圈共计12格猪圈所构成，每格猪圈面积约为6.71平方米（80.56平方米÷12格），原告修建的5格猪圈面积共计33.55平方米（6.71平方米×5格）。根据《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的每格砖瓦结构猪圈所获补偿项目及标准，原告修建的5格猪圈可获得补偿款67938.75元（面积补偿1900元/平方米×33.55平方米+搬迁费5元/平方米×33.55平方米+临时安置费120元/平方米×33.55平方米）。原告称，《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4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系其修建的2格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但被告对《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中载明的“40.48平方米”的测绘制图（该部分登记为砖瓦结构房屋）有异议，称原告原来修建有两面围墙，其中一面围墙因挨临沿河路于2015年被相关部门拆除，被告在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后于2016年2月在被拆除的该面围墙的土地上修建了2格面积为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且在该房屋的前方紧临修建了2格面积约为2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且结合被告提交的照片可知，挨临沿河路的这一面修建有2格面积为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以及在该房屋前面紧临修建有2格面积约为2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但《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并没有单独体现这2格面积约2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该房屋面积已经与右面挨临原告修建的2格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房门为红色）被统一绘制标注为总面积40.48平方米，故原告修建的这2格砖瓦结构房屋（房门为红色）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而非原告所称的40.48平方米。结合原告陈述其修建的房屋为砖瓦结构，《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占地面积为31.66平方米的位置系原告原来修建的7格猪圈因挨临沿河路于2015年被相关部门拆除后被告在被拆除的7格猪圈的位置修建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及被告提供的照片可知，挨临沿河路的这一面确实修建有砖混结构房屋（即《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在该房屋前方亦紧临修建有砖瓦结构房屋（被告称面积约为20平方米），但《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并没有绘制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前方有砖瓦结构房屋，而根据原告提供的其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可知，挨临沿河路的这一面只修建有围墙而没有房屋，故可综合认定被告关于“40.48平方米”绘制图的异议理由成立，《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所标注的面积为4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系被告修建的前述砖瓦结构房屋及位于该房屋右面的原告修建的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的组合。因双方提供的照片仅能看出原告修建的这2格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系墙面长度为8块空心砖（两孔）所修砌，而被告自认《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4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系其修建的前述面积为2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与原告修建的2格面积为20.48平方米砖瓦结构房屋的组合，且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修建的该2格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面积是多少，故一审法院采纳被告意见认定原告修建的这2格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面积为20.48平方米（40.48平方米-20平方米）。根据《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的每格砖瓦结构房屋所获补偿项目及标准，原告修建的这2格面积约为20.48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可获得补偿款92774.40元（面积补偿190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货币安置奖励114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时段签约奖励80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时段搬迁奖励30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搬迁费3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临时安置费360元/平方米×20.48平方米）。从双方提供的照片及被告陈述可知，原告修建的这2格房门为红色的砖瓦结构房屋所并存的普通木质门有两道、普通木窗两道、两道窗户安装有钢条防盗窗，结合《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的补偿项目、标准及被告自认，一审法院认定，该2格房屋的附属设施所应获得的相应补偿款为937.60元（普通木质门2道，每道门补偿标准为200元，共计400元；普通木窗两道共4.48平方米，每道木窗补偿标准按每平方米90元计算，两道木窗共计可获补偿403.20元；两道窗户安装有钢条防盗窗，共计4.48平方米，按每平方米补偿30元计算，共计可获补偿134.40元）。原告称，《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35.03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有2格，其中面积为15平方米的1格系原告于2014年修建，但被告予以否认，称面积为35.03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系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后被告于2016年2月修建，与原告无关，且通过被告提供的照片可知该房屋为一间一格且仅有一扇门而非原告所述有2格。通过原告提供的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可知，当时此处并未修建有房屋，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面积为35.03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中有面积为15平方米的1格系其修建，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以此要求获得相应补偿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称，其在2013年年底修建完房屋和猪圈后，对其修建的房屋墙面进行刮瓷，安装有照明、水电设施，在涉案地修建有蓄水池，亦安装了相应的饮水等附属设施，但被告均予以否认，称房屋内墙刮瓷及涉案场地的所有照明、电线、饮水设施、蓄水池等附属设施，均是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后由被告刮瓷、安装和修建，与原告无关。因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修建有蓄水池，安装的照明、饮水设施具体有多少，修建的房屋墙面是否刮瓷，故对其诉称修建有蓄水池、修建的房屋墙面进行刮瓷的意见不予采纳。因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在涉案场地修建有化粪池，故对《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所载明的化粪池推定为被告修建。根据双方各自提供的照片可知，原告于2013年在涉案场地修建建筑物时涉案场地安装有水管、电线，故可认定原告与被告均在涉案场地安装有相应的照明、饮水设施及电线，结合本案实际及《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的补偿项目、标准，一审法院综合认定，水表（含管道）1户补偿款为800元、照明设施1户补偿1000元、电路（明线）64.24平方米共计补偿642.40元（每平方米补偿10元）由原、被告各享有二分之一，即原告对前述附属设施共获补偿1221.20元[（800元+1000元+642.40元）÷2]。原告称，其为了方便经营养猪场，对涉案场地进行了硬化，其硬化的水泥晒坝有80立方米，《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所载明的水泥晒坝101.01立方米中的其余21.01立方米系被告扩建，但被告称101.01立方米的水泥晒坝系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后被告于2016年2月自行硬化，与原告无关。因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对涉案地进行硬化及硬化的水泥晒坝有80立方米，且通过原告提交的其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可知，当时的涉案场地并未硬化，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推定原告的该诉称不属实，对其以此要求获得相应补偿款的主张亦不予支持。原告称，《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载明的14.06立方米的围墙系其修建的三面围墙，但称其提供的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只显示有两面围墙且原告不知该两面围墙的体积是多少，而被告辩称原告只修建有两面围墙，且其中一面围墙（即《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占地面积为31.66平方米的地方）因挨临沿河路已于2015年被相关部门拆除，被告在被拆除的该面围墙的土地上修建房屋（即前述2格面积为25.9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房屋以及在该房屋前面紧临修建2格面积约为2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房屋）后亦在该房屋的外围修建了围墙，故直至涉案场地于2017年被征收测量时共计只有两面围墙而非原告所述的三面，《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载明的14.06立方米的围墙系原告与被告先后修建构成，双方应各享有7.03立方米。一审法院认为，因《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并未载明14.06立方米的围墙有几面，原告亦不能举证证明其修建的围墙体积是多少，结合双方陈述及各自提供的照片，一审法院综合认定原、被告对被征收测量的14.06立方米的围墙各享有7.03立方米，根据《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货币安置补偿资金计算表》载明的补偿项目、标准，原告享有的7.03立方米围墙所获得的补偿款为1265.40元（180元/立方米×7.03立方米）。结合当事人陈述及被告提供的照片可知，《房屋征收调查测量面积表》载明的0.36立方米的小砖实心围墙系为进入涉案场地的入户槽门与空心砖修建的围墙大门搭建在一起的小砖围墙，因被告称该小砖围墙系其修建，而原告提供的照片显示的进入涉案场地的入户门为铁门，未显示有小砖修砌，涉案场地亦未显示有小砖修建的围墙，且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其修建有小砖围墙，故0.36立方米的小砖实心围墙推定系被告修建。关于《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3.42平方米的简易棚，因被告称系原告搬离涉案场地后被告于2016年2月所修建的槽门（即从围墙外面进入涉案场地的入户门所搭建的简易棚），结合原、被告提供的照片可知，原告拍摄于2013年1月8日的照片显示的进入涉案场地的入户门为铁门，并未搭建有简易棚，而被告提供的其拍摄于2017年的照片显示进入涉案场地的入户门为实心小砖与空心砖搭建的盖有石棉瓦的槽门，该入户门搭建有简易棚，故推定《房屋征收调查测量表》载明的面积为3.42平方米的简易棚系被告修建的入户槽门。综上所述，原告因涉案场地被征用拆除所获得的补偿款共计164137.35元（67938.75元+92774.40元+937.60元+1221.20元+1265.4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罗启明与被告王家举于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二、被告王家举、卢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罗启明拆迁补偿款164137.35元；三、驳回原告罗启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32元，由原告罗启明负担6150元，被告王家举、卢艳负担358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租赁协议书》的解除。罗启明租赁王家举家的承包土地后在土地上修建住房及圈舍从事养殖，双方约定租赁期为12年，并未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后罗启明因不能继续经营搬离养殖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王家举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王家举应当通知罗启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王家举不能举证证明已通知罗启明，故一审认定“租赁协议并未因原告的搬离行为而当然解除”并无不当。现养殖场被政府征收，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租赁协议书》应予解除。二、关于一审认定的拆迁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上诉人王家举、卢艳主张经其不断修补和完善，政府拆迁时才被认定为砖瓦结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其修补和完善的事实，且该事实导致政府按砖瓦结构标准拆迁，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征收补偿款的分配。《租赁协议书》约定“租用期满，乙方无条件将修建猪圈的土地和所修猪圈让归甲方所有”。《租赁协议书》因政府征收而解除，在补偿款分配时，应考虑已经营的期间及未经营的期间，并按二者所占租赁期间的比例进行分配较为公平合理。案涉住房及猪舍被征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时间是2017年12月4日，从双方于2012年9月18日签订《租赁协议书》至被征收期间为5年78天（5.2137年），故王家举应分配征收款71313.58元（5.2137年÷12年×164137.35元），应支付罗启明92823.77元。综上，上诉人王家举、卢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补偿款分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4民初2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解除原告罗启明与被告王家举于2012年9月18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驳回原告罗启明的其他诉讼请求”；二、上诉人王家举、卢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被上诉人罗启明拆迁补偿款92823.77元；三、驳回上诉人王家举、卢艳的其他上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732元，由被上诉人罗启明负担8210元，由上诉人王家举、卢艳负担152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582元，由被上诉人罗启明负担1556元，由上诉人王家举、卢艳负担2026元。王家举、卢艳二审预交上诉费9732元，退回6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李厚军审判员 张 伟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张钦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