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民终10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龙伟松，男，1975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勇，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婷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占永，男，1973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成机，重庆简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倩，重庆简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龙伟松因与被上诉人朱占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9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0年1月8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龙伟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勇、彭婷婷以及朱占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成机、张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龙伟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朱占永对龙伟松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由朱占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龙伟松已经完成委托事务，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9465号民事判决第4页第3段已经认定龙伟松完成了委托事务，不应退还处理委托事项的成本。朱占永支付120万元给龙伟松是龙伟松处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朱占永十分熟悉建筑行业，且已经预估到龙伟松处理委托事务所需成本，龙伟松完成委托事务时发生了120万元费用，不应退还。2.从龙伟松一审举示的实际花费证据看，收款人与介绍人可以对应，虽有收款人之外的其他人员，但因为有的资质公司不允许以员工以外的人的名义开具介绍信，这点朱占勇在7119号案卷第88页庭审笔录中已经自认。3.付款时间在委托之后正式招标之前，能与介绍信对应。且该期间双方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可以看出款项仅用于委托事务。4.朱占勇不论在招标之前和两案庭审中从未对寻找资质公司的数量提出异议，龙伟松寻找公司的资质、数量符合朱占勇的要求，每找一家公司必然产生相应费用。既然数量、资质都符合委托合同要求，表明120万的成本符合预期。龙伟松也表示行业内寻找一级资质企业都是13万左右，龙伟松找了13家，可以印证成本符合事实。朱占勇作为建筑行业高管，对此是明知的。朱占勇一审中认可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则法院应当确认龙伟松举示证据的证明力，一审认定有失公平。朱占勇在涉及张静的7119号案件中是第三人，在庭审中也陈述朱占勇将120万本支付，是知道成本预期的。根据合同法第398条，委托人本就应当支付处理委托事宜的费用。5.案涉项目未投标不是龙伟松的原因，是朱占永最后放弃投标，跟龙伟松无关。寻找资质公司并不是借用资质承揽工程，仅是做陪标，不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只要拿到主体材料和介绍信就可以投标，标书按照自身意愿制作。朱占永也承认收款人与资质单位无法对应的问题，朱占永要求龙伟松只是寻找资质公司并不要求该公司实际去承揽项目。朱占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占永支付给龙伟松的120万是预付费用，龙伟松对完成委托事务的实际开支应当举证证明，根据实际开支进行结算，多退少补。本案争议是龙伟松对花费多少费用用于委托事务并不能举证证明，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退还一半费用60万是合理的。龙伟松一审举示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达不到证明目的。主张的收款人与其提出的借用资质单位并不能产生必然联系，其所提出的13家单位都没有实际参加投标，一般不应产生费用。出借资质单位仅是将证书复印提供给龙伟松，不应当收取费用，与龙伟松主张的每个企业资质10万的费用不相符。借用资质投标目的在于承揽工程，在借用资质时借用方和出借方应有书面约定，即中标后必须将中标工程以内部承包或分包形式交由借用资质人承揽工程，以此达到双方约束目的，否则导致出借资质方中标后，不将该工程交给借用资质人，借用资质人目的会落空，龙伟松并未签订这些协议，没有完成委托事务。所以龙伟松认为得到了借用单位的资质证书就视为完成委托事项，就需要开支每家单位10万左右的费用明显不能成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朱占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龙伟松返还朱占永120万元。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朱占永为竞标江北区万兴路隧道工程委托龙伟松寻找有资质的建筑企业。2014年4月30日，朱占永通过张静向龙伟松转款120万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2月13日就张静与龙伟松、朱占永合同协议纠纷一案作出（2016）渝0105民初711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张静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龙伟松返还张静120万元；朱占永的陈述包括同意张静的诉讼请求。该裁定书查明，2014年4月30日，张静受朱占永指示，向龙伟松账户转款120万元，朱占永与龙伟松口头约定该款作为龙伟松受朱占永委托，为竞标江北区万兴路隧道工程寻找有资质的建筑企业。该裁定认为张静、朱占永、龙伟松三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分别为张静与朱占永（及案外人）之间的合伙关系，以及朱占永与龙伟松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张静并非适格原告，裁定驳回张静的诉讼请求。后张静提起上诉，又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8日裁准许张静撤回上诉。一审庭审中，双方均陈述朱占永委托龙伟松寻找资质时案涉项目的招标公告尚未公布。朱占永陈述从相关公司开具资料一般需要2至3万元；如果制作标书进行投标，不需要退回费用，但如果没有投标，则应当退回费用。龙伟松陈述开具了资质资料则不能退费用。龙伟松另举示以下证据：1.相关公司资质资料（1）华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四川中成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中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附委托王茜处理相关事务的介绍信，（4）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附委托张强处理相关事务的介绍信，（5）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附委托刘允处理相关事务的介绍信，（6）核工业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7）中铁十三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8）中铁八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9）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10）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附空白介绍信，（11）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12）攀枝花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13）中铁航空港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拟证明其为朱占永寻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公司资质材料；2.转款凭证，拟证实其为取得前述资质资料，自己或通过他人向相关人员付款，具体为（1）2014年5月7日向胡永明转款15万元，（2）2014年5月9日向胡永明转款11万元；（3）在2014年6月13日向张强转款20万元，（4）2014年9月2日向张强转款5万元，（5）2014年5月7日向王茜转款18万元，（6）2014年7月10日向王茜转款6万元，（7）2014年7月28日向王茜转款3万元，（8）2014年7月1日向刘允转款20万元，（9）2014年7月22日向刘允转款17万元，以上转款共计115万元。龙伟松陈述另产生了5万元现金花费。朱占永质证对相关公司资质相关资料以及转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龙伟松举示的公司资料资质不符合招标要求，且该转款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有一审法院（2016）渝0105民初7119号之二号民事裁定书及该案庭审笔录、本院（2018）渝01民终2754号民事裁定书、公司资质资料、转款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朱占永与龙伟松虽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双方均认可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朱占永委托龙伟松进行的具体事务为为投标寻找有资质的企业。本案委托寻找资质时招标公告尚未发布，双方均不能明确投标需要的具体资质条件。龙伟松提供资质的部分企业系知名企业，应当认定龙伟松提供了符合委托事项的资质资料，已经完成了受托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朱占永预付了120万元费用，龙伟松是否应当退还款项，应从委托事务的花费进行判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朱占永不认可委托事项的花费，则龙伟松应对实际花费承担举证责任。结合龙伟松举示的公司资料及转款凭证，龙伟松向胡永明、张强、王茜、刘允的转款仅能够与部分介绍信对应。但同时，龙伟松向前述人员有多笔转款，通过现有证据无法将转款与开具公司资料的情况相对应。即龙伟松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寻求资质实际产生了120万元费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龙伟松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公司资质，必然会产生费用。朱占永在委托时即转款120万元给龙伟松，反映出双方对寻找资质大概的花费有所预期。综合前述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龙伟松应当退还朱占永一半款项即60万元。关于诉讼时效，在一审法院（2016）渝0105民初7119号案件中，朱占永同意张静主张的龙伟松返还120万元，应当认为朱占永基于与张静的合伙关系，通过张静主张了权利。故本案朱占永主张权利没有经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对朱占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龙伟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朱占永60万元；二、驳回朱占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7800元，由龙伟松负担5000元，由朱占永负担2800元；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龙伟松负担4000元，由朱占永负担1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举示新证据。根据二审中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龙伟松在二审审理中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转款的收款人是代表龙伟松寻找的第三方资质公司进行收款或者这些公司授权这些收款人收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由于朱占永预付了120万元费用，龙伟松是否应当退还款项，应从委托事务的实际花费进行认定。根据举证规则，朱占永不认可龙伟松主张的委托事项花费，则龙伟松应对实际花费承担举证责任。从龙伟松举示的公司资料及转款凭证看，龙伟松向胡永明、张强、王茜、刘允的转款仅能与部分介绍信对应。龙伟松向前述人员有多笔转款，通过现有证据无法将转款与开具公司资料的情况相对应。加之，龙伟松在二审审理中陈述，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转款的收款人是代表龙伟松寻找的第三方资质公司进行收款或者这些公司授权这些收款人收款，朱占永亦不认可龙伟松主张的转款与本案的关联性，故龙伟松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寻求资质实际产生了120万元费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基于龙伟松为完成委托事务，寻找符合条件的公司资质必然会产生费用，在龙伟松无法举证证明其实际花费的情况下，一审判决酌情认定龙伟松的实际花费为6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龙伟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龙伟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汪 骞审 判 员  章兴东审 判 员  向 川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迁书 记 员  文 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