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吉04民终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向前（曾用名关景峰），男，住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勇，男，住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原审被告：梁戈（关向前的妻子），女，住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上诉人关向前因与被上诉人石勇、原审被告梁戈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19）吉0403民初1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向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应当追加案外人四川优科天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参加诉讼（以下简称优诚公司），由优诚公司承担责任；2.判令石勇或追加的优诚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极端不负责任，武断地作出判决，事实不清，释法说理部分含糊不清。一审法院去四川省成都市不是去查找被追加的被告，而是以此为借口去四川省成都市旅游玩去了。就算优诚公司的办公住所地不在成都市武侯区，那么，为什么不复制优诚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档案呢？不论优诚公司是自然人独资还是多人投资成立的公司，工商注册档案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最起码得有法定代表人、监事、财务人员的联系信息和电话号码吧。再退一步讲，就算没有记载，那么，要是为了查明本案的事实负一点责任，最起码可以到税务机关查税务报表吧，税务机关有优诚公司的联系信息呀。只是到簇桥社区出具了一份证明材料就能证明优诚公司住所地没有找到该公司和该公司工作人员，有点太荒唐了吧。就算优诚公司搬迁到其他地方，就应当到前述两个机关查找，也不能让社区出证明啊。显见玩的心切，查找追加被告只是应付。所以，关向前不服。另外，一审判决认为关向前与石勇的诉争案由应属“委托合同纠纷”；同时又认为石勇与关向前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这就出现两个案由，而且都是三级案由。就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上看，诉争的是一个事实和一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却确认两个案由，这就给枉法裁判留下空间。2.一审判决关向前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无依据。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关向前与石勇是委托关系，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石勇首付的二万元，虽然转入到关向前指定的银联卡上，但关向前已经将该款转入到优诚公司财务人员罗友指定的银联卡上。关向前有证据证明转入到罗友银联卡上20余万元，其中就包括石勇的二万元。石勇不认可，就应提供证据证明关向前没有将其二万元汇到优诚公司财务人员罗友卡上。否则，石勇就严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帝王原则。出现这种情形都是一审法院不负责任、走马观花、形式主义、只为游山玩水造成的。另外，关向前不知道哪一法律规定石勇预付的二万元应当由受托人承担偿还责任，应当给关向前个说法吧。补充意见：北京悦花越有公司2016年成立，经营模式消费全返。如平台会员买1万元商品，平台会返还给会员1万的积分，积分可变现金1元钱1个，也可通过这种方法把1万元钱变成10万的积分通过变现回来10万元，就等于投资翻了十倍。优诚公司是北京悦花越有公司平台的入住商家在平台卖车。此平台各种入住商家、公司有40多万，经营金银珠宝，楼房汽车应有尽有全是消费全返的模式，会员近千万人。很多大的商家运用来买商品的消费者会员让他们帮助做商品推广（消费者转型消费商），周建伟、石勇、郭迅都是平台的资深会员。2017年3月份关向前在优诚公司买了汽车，然后被他们招入公司宣传业务员。4月份关向前将优诚公司卖车方案的事告诉给沈阳的韩爱珍和周建伟，同月韩爱珍又把事情告诉给了石勇和郭迅。然后石勇和郭迅通过韩爱珍的联系把钱转给了关向前（一部分是韩爱珍账户转的），让关向前转交给公司。周建伟是直接联系关向前，让关向前把钱转交给公司的（本来是4万，周建伟让关向前帮他垫2万说过几天给关向前，一直没给，优诚公司也不给关向前）。2018年6月份，北京悦花越有公司出事停网，优诚公司依托的悦花越有消费全返模式支撑不下去，所以原有卖车方案停止改为传统卖车方案。这样一来按周建伟、石勇、郭迅三人与优诚公司签署的合同，他们每人分别还要向优诚公司补交7万至15万不等的汽车补差款（可参考合同第六条款）。但他们三人觉得北京悦花越有公司还有开网的可能所以不愿意交这个钱选择等待，可到现在北京悦花越有公司也没有开网，并且被定性为传销。周建伟、石勇、郭迅三人在2019年两次开庭时庭审答辩出处很大（2019年4月份开庭他们三人不承认有过任何合同，2019年10月份开庭他们又承认有过合同，但是交钱后关向前邮寄给他们），这种前后矛盾的证词就真的可信吗？2019年关向前也向辽源市南康分局报案优诚公司卖车诈骗的事情（答复是不予立案），如果关向前阐述的不是事实关向前能去报案吗？西安区法院的工作人员去成都已经查到了优诚公司的注册信息，还有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并且找到了原住址，真的认真找就真的找不到吗？石勇辩称，我不赞同关向前所说的公司，法院去查了没找到那个公司。我的钱给关向前了。我就是想把钱追回来就拉倒了。关向前所说把钱打给公司了我们不赞同，不可能把钱交给个人，应该有收据和凭证。要求法院把钱追回来。我们来四五趟了。把钱打到梁戈卡上，把梁戈追进来。石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关向前返还购车首付款2万元；2.诉讼费用由关向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1日，石勇经韩爱珍介绍与关向前相识，关向前称有渠道能买到便宜的车，10万元的车首付款2万元，其余车款可贷款，贷款由第三方平台负责偿还，比4S店便宜，并承诺40个工作日内提到车并办理完所有手续。石勇在2018年4月16日通过关向前与优诚公司签订了协议和承诺书，并于当日向韩爱珍借款2万元，通过韩爱珍建设银行网上账户将2万元购车款转入关向前妻子梁戈的建设银行卡。石勇将购车款汇出后，一直未收到车辆，关向前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一审法院到四川省成都市优诚公司的注册地调查，也未查找到该公司的下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应属委托合同纠纷，立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妥。石勇系与优诚公司形成服务合同关系，与关向前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石勇欲购车，关向前向石勇承诺首付2万元就能买到10万元的新车，并且石勇依关向前的要求，将首付款2万元转账到其妻子梁戈的银行卡，石勇属于委托关向前购买汽车，应认定石勇与关向前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石勇付完2万元购车款后，关向前没有交付给石勇汽车，没有把石勇委托其购买汽车的事项完成，应认定关向前未完成受托事务，石勇要求其返还购车款，应视为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该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石勇以将购车款转到关向前妻子梁戈银行卡为由，要求梁戈共同返还购车款，因该行为系石勇根据关向前要求做出，与梁戈无直接关系，故其要求梁戈承担返款义务，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向前辩称，石勇系与优诚公司签订了协议和承诺书，其只是优诚公司的业务人员，且石勇的购车款也转给优诚公司的财务人员孙贵红，应当由优诚公司负责返还购车款。由于关向前未能证明其是优诚公司的业务人员，未能证明孙贵红是优诚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未能证明其收到了石勇的购车款并转给了优诚公司，即其不能证明石勇与优诚公司间的服务合同已履行，故关向前的该辩称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关向前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优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因关向前无法提供优诚公司的准确地址和该公司的联系方式，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优诚公司的业务人员以及收到石勇的购车款项后交给优诚公司，且一审法院到四川省成都市优诚公司住所地调查，没有查到该公司的办公地点，也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法追加该公司为被告以查清其与本案的利害关系，故对关向前申请追加优诚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石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关向前向石勇返还购车首付款2万元；二、驳回石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关向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1.二审中，关向前提交其与石勇的微信聊天的屏幕录制视频，拟证明：2018年7月3日石勇担心北京悦花越有公司如果不开网，优诚公司的车怕也提不回来（合同协议中提到的第三方平台北京悦花越有公司在2018年6月28号关网了）。2018年7月5日石勇生气说不行就不买了，退还他2万元等值的北京悦花越有公司的积分。石勇质证意见：这能算什么证据呢，里面的语音法院也听到了，钱给了关向前，迟迟不给提车，一拖再拖，这都一年了。我们只想把钱要回来。本院认证意见：该视频显示2018年7月3日至2018年7月5日石勇与关向前通过微信协商提车或返还事宜。2.二审中，双方对关向前曾向本院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黎恒宇（微信备注名为“黎恒宇.优诚.黎勇刚”）微信聊天的屏幕录制视频质证。关向前拟证明：应追加优诚公司，后来关向前找他要会计人员联系方式，对方就不理关向前了。石勇质证意见：这不是什么证据。本院认证意见：该视频显示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7月期间，关向前与案外人微信聊天中关向前要求对方协助提供证据材料。石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关向前应否返还石勇2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依照上述规定，石勇与关向前之间的口头合同因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故应予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石勇要求返还2万元符合上述规定。关于关向前主张继续追加优诚公司参加诉讼的问题，一审法院经现场调查后认为无法追加，故本院对该申请亦不予支持。关向前主张其是优诚公司工作人员的问题，关向前未向法院提交其与优诚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或工资发放情况等证明材料，故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关向前与优诚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雇佣还是经销等其他法律关系。关向前主张已将全部款项转给优诚公司的问题，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孙贵红、罗友的具体身份及关向前所转账款项是否完全包含了石勇的款项。关向前主张石勇与优诚公司存在团购服务合同的问题，该合同上的签字与石勇本人签字明显不同，对该合同是否代表石勇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确认。并且，石勇与优诚公司是否签订团购服务合同并不能免除关向前依其与石勇之间的口头合同解除后应承担的返还责任。综上所述，关向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由关向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诣渊审判员  吴 俊审判员  李志华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毕哲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