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4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安亮，男，1963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辽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琪，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泉涛，北京浩天信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松，男，1968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旭东，浙江曦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安亮因与被上诉人杨国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3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安亮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虽然刘安亮本人未在上述协议中签名，但其对双方曾就该协议进行磋商并无异议，而且他此后向杨国松支付摊位转让费2万元，又自行向浙江大唐袜业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袜业公司）缴纳了第一年租金，即已实际履行了《摊位转让协议》中的合同义务，足以表明双方实际已就杨国松将其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刘安亮事宜达成致”的认定错误。1.证人杨某的证言是虚假的。2016年7月，大唐袜业公司将全部摊位收回后，统一对外招投标，上诉人参与投标活动，但是上诉人未能中标。(2018)浙0681民初2761号案件出庭证人杨某的妻子问上诉人是否中标，上诉人告知其自己未能中标，她称其亲戚即被上诉人中标了，因上诉人当时摊位被回收急需摊位，经其介绍认识被上诉人的妻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认识是经过杨某的妻子介绍认识的，而不是杨某介绍认识的。2.关于上诉人承租被上诉人中标的摊位等事项。2016年7月27日，上诉人经杨某的妻子介绍认识被上诉人的妻子后，表示急切地需要租一间摊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协商，需要租赁该商铺一年。被上诉人的妻子手写了一份(即被上诉人提交给法院的)《摊位转让协议》，要求上诉人签期限为五年的《摊位转让协议》，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所以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一审判决认定“但其对双方曾就该协议进行磋商并无异议”是错误的。而且，大唐袜业城商场的摊位转租的市场习惯都是一年一年租的，租金也都是由实际承租人直接大唐袜业公司支付的。上诉人也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的妻子，好处费可以给，但不同意租五年，后被上诉人及其妻子都未向上诉人提出异议。因此，上诉人给了被上诉人2万元好处费，并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了一年的租金，后被上诉人也未要求上诉人签订(补签)有关转租摊位的任何协议。上诉人一年租期到期前一个月通知了被上诉人及其妻子，他们未提出任何异议，故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被上诉人与大唐袜业公司之间签订的《摊位租赁合同》，上诉人并不知晓，被上诉人从来也未告知过上诉人。被上诉人违反其与大唐袜业公司之间的协议与上诉人无关，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3.关于2万元转让费。当时，大唐袜业公司将摊位收回后，统一对外招投标，很多在该商场做生意的商贩都没有中标。上诉人在大唐袜业城商场做了多年生意，为了可以继续做生意，只能向中标的人手中转租摊位。当时，甚至很多商贩从中标人处转租摊位都支付好处费，甚至有人一次性从他人手中转租商铺期限为五年，给予对方好处费10万元(每年2万元)。一审判决认定“他此后向杨国松支付摊位转让费2万元，又自行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了第一年租金，即已实际履行了《摊位转让协议》中的合同义务，足以表明双方实际已就杨国松将其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刘安亮事宜达成一致”与事实不符。仅从上诉人给予被上诉2万元好处费及上诉人向大唐袜业公司支付一年的租金，无法得出“足以表明双方实际已就杨国松将其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刘安亮事宜达成一致”的结论。4.整个商场的交易习惯是，只要是从别人手上转租过来的摊位，租金都由实际承租人交至浙江大唐袜业城有限公司。二、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证据不足。1.上诉人只同意租赁该摊位一年。2.被上诉人在(2018)浙0681民初2751号案件中的录音在一审法院受理大唐袜业公司诉被上诉人一案之后形成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且本案本来就是因为被上诉人自己违反了与大唐袜业公司之间的《摊位租赁协议》，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在该案中，强行将上诉人追加为被告，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3.一审判决认定概括转让是错误的。上诉人只同意租赁该摊位一年。4.杨某的证人证言是虚构的，上诉人在向被上诉人租赁该摊位之前根本不认识杨某。 杨国松辩称，一、关于证人杨某的证言。1.证人的证言源于(2018)浙0681民初2751号案件，在该案中上诉人认为只转租一年，对于证人陈述的其他证言内容没有否认。2.上诉人虽然认为摊位转让不是证人介绍，但是认为是证人的妻子介绍，其对整个过程的陈述与证人的陈述基本一致。3.证人的陈述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妻子谈话录音内容基本一致。二、关于转让摊位及协议。1.摊位转让是经中间人介绍，转让事宜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内容以被上诉人与市场方的租赁关系概括转让，并非转让一年，具体转让内容应该是摊位转让协议中的内容，虽然协议最终没有签字，但是并非上诉人说的协议上是5年他只同意一年。如果双方对于转让方式和期限有异议，要么双方重新协商后签订协议，要么双方谈不拢不再建立转让协议，不可能在有异议的情况下，既不签订协议，又存在转让关系。没有签字是因为双方对转让协议的内容没有异议，而且市场转让都是概括性转让，摊位又经熟人介绍，双方都觉得是否签字不是重要的事情，后来就没有签字双方交付转让款交付了协议。2.2万元是转让费，另外的5千元是上诉人向大唐袜业公司交付的押金。好处费一般是指居间费，被上诉人并非中间人，他就是为了转让摊位，因此他向上诉人收取的是转让费，而不是好处费。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谈话内容印证了摊位系概括转让及转让费2万的事实。4.上诉人交了第一年租金外，还根据被上诉人与大唐袜业公司的约定，以被上诉人的名义缴纳了5000元保证金，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说法，双方之间只转租一年的话，说明违约方是被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毫无疑问5000元应该向我方主张，但到现在为止上诉人从来没有向我方主张退还50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妻子的谈话中明确说到不续租了，5000元不要了，再问他要违约金，他也不干了。 杨国松于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要求刘安亮支付代偿租金损失计164751元及案件受理费3595元，合计168346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大唐袜业公司公开招投标大唐袜子市场一楼摊位租赁权。刘安亮意欲承租袜子市场摊位，杨国松有一招投标资格。经杨某介绍，杨国松与刘安亮商定，杨国松将摊位转让给刘安亮，转让费为2万元，摊位由刘安亮选定。摊位选定后，刘安亮支付给杨国松转让费2万元。2016年7月27日，以大唐袜业公司为甲方与以杨国松为乙方签订《摊位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期5年。合同签订后，刘安亮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了履约保证金5000元，并缴清了第一年租金88990元。2017年10月20日，大唐袜业公司以未及时缴纳第二年租金为由通知杨国松解除租赁合同，嗣后又将本案所涉摊位剩余租赁年度（即2017年12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的租赁使用权以拍卖方式转让给他人。大唐袜业公司认为杨国松未及时缴纳第二年租金致使合同解除，而大唐袜业公司将剩余年份的摊位租赁权转让他人所获租金低于原租金，故于2018年2月12日向该院起诉要求杨国松赔偿两者租金的差价计146212元及空租期租金损失22247元。该院审理后，判决杨国松应赔偿给大唐袜业公司摊位租金损失计164751元，并负担诉讼费359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国松将位于大唐袜业市场中竞标所得摊位转租给刘安亮的民事行为属于将杨国松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概括转让还是仅仅转租杨国松根据《摊位租赁合同》所获得1年的承租权。该院结合对前述证据的辨析阐述如下：刘安亮认为其从杨国松转租摊位租赁期限为1年，其对杨国松与大唐袜业公司签订的《摊位租赁合同》毫不知情。但该陈述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与其向杨国松缴纳转让费2万元及其自行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第一年租金计88990元等行为相悖。如其所述为真，杨国松仅向其转让1年摊位租用权利就收取2万元的转让费，与1年租金仅为8万余元的金额相对比，显然超出常理范围。如其陈述为真，其自行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第一年度租金却未向杨国松了解摊位租赁期限等情况，显然也不符合刘安亮作为长期经商的商事主体的一般行为模式。杨国松认为其系将他与大唐袜业公司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概括转让给刘安亮的观点更符合一般商业习惯，而且可以从杨国松妻子与刘安亮的谈话录音、证人杨某的证言、《摊位转让协议》等证据中得到印证。其中的《摊位转让协议》内容为：“现由甲方（杨国松）在大唐袜业城杨国松摊位转让乙方刘安亮，从2016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1日止，转让费为人民币2万元，营业执照由刘安亮自己本人做，其他一切费用与杨国松无关”。虽然刘安亮本人未在上述协议中签名，但其对双方曾就该协议进行磋商并无异议，而且他此后向杨国松支付摊位转让费2万元，又自行向大唐袜业公司缴纳了第一年的租金，即已实际履行了《摊位转让协议》中的合同义务，足以表明双方实际已就杨国松将其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刘安亮事宜达成一致。综上，既然刘安亮已概括承受杨国松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全部权利义务，而且根据（2018）浙0681民初2751号民事判决，大唐袜业公司表示，如果杨国松与刘安亮存在转让或转租关系，则要求由刘安亮承担连带责任，从该表述看其对杨国松将《摊位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刘安亮的行为实际也予以认可。那么，刘安亮既然概括承受了杨国松与大唐袜业公司间《摊位租赁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其就应依约定按期支付租金，如逾期未付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现杨国松作为摊位原承租人因刘安亮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向出租人大唐袜业公司代为承担了违约责任，当然有权向刘安亮追偿，故该院对杨国松要求刘安亮支付代偿赔偿款计164751元及案件受理费359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刘安亮认为其对逾期支付租金无需承担责任的辩称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安亮应支付原告杨国松代偿款项168346元，并赔偿该款自2019年7月31日起至款付清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67元，依法减半收取1833.50元，保全费1370元，合计3203.50元，由被告刘安亮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中“本院认定”部分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约定的摊位转让是否为概括转让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等问题。双方之间因市场摊位的转让而产生本案纠纷，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追偿权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1.关于涉案摊位是否为概括转让。一审法院从本案现有证据、各方陈述及（2018）浙0681民初2751号案件所查明的情况，认定涉案摊位的转让期限为5年，并无不当。不过，摊位转让期确定为5年与摊位是否为概括转让不是同一概念，概括转让包括转让期限、责任承担等内容。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大唐袜业公司等三方就涉案摊位转让的相关权利义务达成一致意见。也因此，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摊位的转让为概括转让。2.关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双方之间系合同关系，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均未对合同的效力持有异议。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一年后未继续履行，属于违约行为。合同的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主要有：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及赔偿损失。具体到本案，涉案合同事实已解除，继续履行合同或采取补救措施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于法有据。但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并不能简单地以大唐袜业公司向被上诉人索赔的金额为标准。上诉人在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作为涉案摊位的承租人采取了适当的止损措施，被上诉人对最终产生的损失亦负有一定责任。综合本案案情，为平衡双方利益之考量，本院酌定被上诉人因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100000元。对于被上诉人在（2018）浙0681民初2751号案件中所承担的案件受理费，因双方之间并未就此有明确约定，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该案件的诉讼受理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安亮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其相应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理解有误，从而导致实体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3613号民事判决； 二、判令上诉人刘安亮支付被上诉人杨国松100000元赔偿款，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驳回被上诉人杨国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67元，减半收取1833.50元，保全费1370元，合计3203.50元，由上诉人刘安亮负担1903元，由被上诉人杨国松负担130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67元，由上诉人刘安亮负担2178元，由被上诉人杨国松负担148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梅云 审判员  王瑜 审判员  韦玮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叶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