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20）浙0602行初3号 原告李月华，女，1971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晓芳，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张市村。 法定代表人周祝承，主任。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诸秦刚、宋佳婧，浙江金道（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月华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法定职责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月华诉称，1995年原告李月华与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澄港(江)村村民姚张宝结婚，户口迁入姚张宝家。2003年与姚张宝协议离婚后，仍然是该村常住人口，且系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11年12月由当地公安机关单独立户，又购得登记于前公公姚百祥名下3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原告符合以独立户享受拆迁补偿安置的条件。对此法院作出的(2018)浙0602行初133号行政判决书已予以认定，该判决责令被告在一个月内对原告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但并未判决原告只能享受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2017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申请报告》，要求以独立户、40平方米的住宅房屋享受拆迁补偿安置，40平方米系人均保底安置面积，并不确定原告已选择了享受40平方米套型档次的安置。按照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镜委发（2015）10号】文件，第二条第4项规定，原告有权选择调高一档次即增加购买2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的权利，并已向被告申请增加购买20平方米面积。原告认为被告强制剥夺原告的选择权，与法无据，其行政行为明显不当。请求法院：1、判决撤销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绍兴市越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第二条第4项关于原告无权增加购买面积的相关规定；2、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对协议第二条第4项调整后重新作出安置补偿协议书。 被告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办事处辩称，一、原告并不具备作为单独安置户的政策性实体权利。本案应将原告作为“独立安置人口的法律权利”与“作为独立安置户的政策性权利”相区分。即，必须把“原告作为独立安置人口享有独立的安置补偿主张权”与“原告作为独立安置户享有拆迁安置政策中关于分户安置的相关政策性权利”相区分。原告不具备作为“可以享受拆迁安置政策性权利”的单独安置户的条件。从法律上讲，“分户”的政策性权利(主要是指宅基地权利)，并非以户口分立为充要条件，而必须以“户口分立”和“宅基地独立”(或具备宅基地独立的资格)为条件。农村集体土地上“户”的概念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之后，因法律授权各地制定具体标准的权力，《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项中，实际上对“分户的政策性权利”(主要指审批宅基地的权利)与“分户”(主要指分立户口本)作了区分。因此，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遵循了这个基本的立法思路，亦采用了《土地管理法》及相关实施条例中的“户”和“分户”的立法概念。实践中，集体土地上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不光补偿村民的房屋，更多地是补偿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权益(包含期待权利)。因而才会在拆迁安置中产生政策性权利，例如“人均40平方的保底政策”，其依据在于农村宅基地的按户审批政策，因为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低于40平方米就属于住房困难户，很多家庭因为拆迁原因，丧失了重新申请宅基地的机会，所以国家才在征收中一并予以补足，故《绍兴市镜湖新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及《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灵芝镇澄港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工作的意见》才把“安置人口认定”与“合法产权认定”作为两大模块进行规范。本案中，虽然原告户口已经独立，但名下并无单独合法产权(相关房屋属于姚百祥名下，并无独立产权)，所以，原告不具备作为独立安置户的条件。二、既有裁判文书并未就原告可以以独立安置户身份享受政策性权利作认定。(2018)浙0602行初133号行政判决认为：“原告系绍兴市越城区灵芝镇澄港村的常住户口，且系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因离婚于2011年12月由当地公安机关单独立户，被告应认定原告符合分户条件，进行分户安置。”实际上是从原告主张权利的独立性上考虑，或者说，该判决主要针对的是李月华是否具备独立主张拆迁安置权利这一问题，并未就李月华是否符合作为独立安置户并享受独立安置户的相关政策性实体权利作出判断。况且，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上来讲，《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灵芝镇澄港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工作的意见》第七条明确要求，分户安置条件必须首先由镇政府进行认定。李月华在(2018)浙0602行初133号案件中，并未对分户安置提起诉讼，且，李月华在该案中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并不必然包含分户安置所带来的相关政策性利益的认定。因此，原告认为(2018)浙0602行初133号行政判决已经明确了其可以作为单独安置户享受单独安置户的政策权利，显然是错误的。三、原告在原有基础上另购20平方，没有政策依据。1、根据《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灵芝镇澄港村城中村改造工程房屋征收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第4点规定，另购20平方的前提是被征收房屋全部选择产权调换，而且应选择高层安置。但原告既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经选择了高层安置。所以，原告的主张明显没有事实依据。2、原告主张的增购权，实际上也属于安置户的政策性权利。因原告不具备按照独立户享受政策性权利的条件，该权利，其与姚张宝只能选择其一。 本院认为，原告诉请撤销的被告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绍兴市越城区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系被告为履行本院(2018)浙0602行初133号行政判决而作出的行为，该协议书已经本院（2019）浙0602执349号执行裁定确认“属于本案执行依据确定的执行事项和内容”，协议原告未同意签署的原因系“申请执行人认为该安置内容还包括给予其20平方米面积的优惠购买权利”。故审查原告两项诉请，其实质系要求被告履行增加20平方米安置房屋面积的职责。根据原告起诉状所依据的绍兴市镜湖新区管理委员会文件【镜委发（2015）10号】第二条第（二）点项下第4小点的规定：被征收房屋全部实行产权调换，且选择高层住宅安置房的，在该户总安置面积的基础上，被征收人可以增加购买20平方米（即仅限一套上靠一档套型）的安置房屋，增加购买部分面积一并计入该户可安置面积，不得调剂转让，购买价格按安置房商品价结合楼层差价结算。故，从该文件规定看，是否增加购买面积属于被征收人的选择性权利，也就是说该权利是否能实现尚需由被征收人进行申请才启动。然，从原告提供的起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提出申请。原告认为其已主张权利的依据仅仅是本院在审查原告的执行异议【（2019）浙0602执异149号案件】程序中，被告曾向本院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答辩状》中提及“提出要求我单位给予20平方米的额外购房面积”。审阅该答辩状全文可以发现，该节事实系双方在执行本院（2019）浙0602执349号案件中就如何全面履行本院(2018)浙0602行初133号行政判决的内容各自提出的主张和意见，并非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向被告独立主张的权利，不符合法律上的履职申请应当在行政程序中主张的规定，故不能认为原告已提出履职申请，现原告据此提起行政诉讼条件尚不成熟。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月华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新辉 审判员  王建国 审判员  沈 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 淋 附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提起诉讼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