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祥林，男，1960年1月3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建，辽宁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尉勇，男，1972年10月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原审被告：尉士强，男，1968年6月3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上诉人李祥林因与被上诉人尉勇、原审被告尉士强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9）辽0281民初1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祥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尉勇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原审被告尉士强将其大棚建设中的部分砌砖抹灰工程承包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聘用上诉人及案外人吴某等人为其提供劳务，案外人吴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遭受人身伤害，起诉至法院后，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有关案外人吴某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575号民事判决确认是劳务关系，而上诉人在该起事件中地位与案外人吴某是一样的，同样为被上诉人承包的砌砖、抹灰工程提供劳务，受其支配，并由被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劳务关系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一审法院错误的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雇佣关系；其次，一审法院归责原则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方承担侵权责任。依据该条法律规定，上诉人作为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接受劳务的一方即本案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没有任何例外条款，也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雇佣关系，且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有权向上诉人追偿，不但事实认定不清，缺乏法律依据，且明显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575号民事判决是相冲突的；再次，关于上诉人在提供劳务中驾驶铲车受谁指使的争议，上诉人在一审中曾明确表示是受被上诉人指使驾驶铲车，被上诉人辩解是上诉人私自驾驶铲车导致案外人吴某受伤，关于这节事实，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575号民事案件中，被上诉人作的完全是另外一种陈述，即上诉人驾驶被上诉人铲车的行为系“案外人吴某醉酒后指使的”，但案外人吴某予以否认，并直接指认上诉人驾驶铲车的行为系受被上诉人指使；另外，在上诉人驾驶铲车向大棚顶端送人过程中还有一节事实，即当时的铲车斗内不仅有案外人吴某，还有本案的被上诉人，退一步讲，即使不是被上诉人指使上诉人驾驶的铲车，但其对上诉人驾驶铲车的行为也是认可的，也再次证明被上诉人为推卸责任在本案一审中作的完全是虚假陈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时间是2004年5月1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时间是2010年7月1日，无论从法律的层级效力还是时间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效力都明显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次，参照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终1575号民事生效判决，足以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劳务关系，在此前提下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方承担侵权责任。现一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行使追偿权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尉勇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尉士强表示不发表意见。尉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48664.05元并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6日8时许，被告尉勇雇佣案外人吴某为尉士强家建筑大棚，吴某就站在李祥林驾驶的铲车斗内，在铲车将吴某升到大棚顶时，车斗侧翻，吴某坠地摔伤。案外人吴某于2017年11月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281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尉勇赔偿吴某经济损失61934.36元，案件受理费1170元、法医鉴定费2800元，合计3970元由尉勇负担。尉勇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辽02民终1575号判决，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辽0281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进行变更，变更为尉勇赔偿吴某合理经济损失43354.0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170元、鉴定费2800元，合计诉讼费3970元，由上诉人尉勇承担3470元，被上诉人吴某负担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尉勇负担1840元，由被上诉人吴某负担500元。该款项原告尉勇已给付案外人吴某。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首先总结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尉士强之间系承包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二、原告是否享有追偿权，三、如原告享有追偿权，责任比例如何划分。争议焦点一，本案庭审过程中尉士强陈述为将建设大棚的活以3000元的价格承包给尉勇，被告李祥林明确表述其受雇于尉勇，受尉勇指示。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书中已认定吴某受雇于尉勇，综合证据可以认定尉勇与尉士强之间系承包关系，而并非原告所称雇佣关系。争议焦点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案外人吴某起诉原告法院已经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原告已经履行完毕。在生效的判决书中已认定李祥林无驾驶铲车资格证书，在该事故中被告李祥林操作铲车将人举往大棚顶处，能够预见该行为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而大意放任，违反安全施工规范，存在重大过失，致使吴某受伤，故原告享有追偿权。争议焦点三，根据生效的判决及双方庭审陈述，原告称系被告李祥林私自开原告铲车，李祥林称受原告指示操作，并且该铲车存在安全质量问题，当事人各方应为自己的陈述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但原告与被告李祥林均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公平公正原则，一审法院酌定以原告负担50%，被告李祥林负担50%，尉士强不承担责任为宜。被告尉勇共赔偿案外人吴某48644.05元，此款由原告负担24322.03元；被告李祥林负担24332.03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祥林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尉勇赔偿金人民币24322.03元；二、驳回原告尉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8元，由被告李祥林负担509元，由原告尉勇负担509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也均没有异议,但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了“被上诉人指使上诉人开铲车,以及在上诉人驾驶铲车向大棚顶端运送人的时候，被上诉人尉勇和案外人吴某同时站在铲车斗内”的事实。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2018)辽02民终1575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对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的事实予以确认，而(2017)辽0281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书中明确的是“原告（案外人吴某）指使铲车司机（上诉人李祥林）开铲车将其送到大棚顶部等事实，无据证明”，因而生效判决未能证明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指使上诉人开铲车”的主张，而被上诉人是否与案外人吴某一同站在铲车斗内，则与本案追偿权纠纷无关。因此，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一审“遗漏的事实”不予认定、补充。综上，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广义上的劳务合同是以劳务作为给付标的的合同，其中包含了雇佣合同，狭义上的劳务合同就是雇佣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已自认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劳务关系，那么，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雇佣关系并无不当。由于雇佣关系与劳务关系并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废止，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还是关于雇主对雇员造成他人损害赔偿行使追偿权的特别规定，更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并无关于雇主追偿权的条款的特别规定。至于应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是解决雇主在赔付因其雇员造成他人损害后向雇员追偿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内部纠纷的法律条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是关于雇主对雇员在提供劳务中造成他人损害而对受损害的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是雇主对外部的赔偿责任承担，因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是解决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内部纠纷，显然，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因此，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裁判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是正确的。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驾驶铲车并将车斗载人升至高处系受被上诉人指使的问题，本院认为，因上诉人不具备特种设备使用许可资质，所以，即便是被上诉人指使，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知晓在不具备特种设备使用资质情况下驾驶铲车的法律后果，然而，其仍轻信能够避免，显然，上诉人对其无证操控铲车所致损害的发生负有责任。当然，被上诉人作为雇主在工作现场未尽到安全监督义务,忽视资格审查，其自身亦存在过错，由此，一审法院酌定双方各负担50%不失公允。综上所述，李祥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9元（上诉人李祥林已预交），由上诉人李祥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林荣峰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