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民终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吉福路4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0861980194P。 负责人：刘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晓艳，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国庆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85022772XW（1－1）。 负责人：王学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引，安徽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全郢，男，1964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晓勇，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芳，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占芳，女，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晓勇，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兆芳，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信，男，1989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庆，男，198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吉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超，男，198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前进，男，197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银保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54857916L（1－1）。 负责人：朱文东，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吉安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淮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耿全郢、李占芳、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合肥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1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保吉安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淮南分公司、耿全郢、李占芳、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人保合肥分公司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原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前提下妄下评判，有失公平、公正，不服金额292558元。耿全郢、李占芳虽然提供了《房屋出租协议》、黄山社居委的证明、淮南市金耿开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收入及工作证明、营业执照佐证受害人在城镇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的事实，但经我司委托第三方调查，核实其提供的证据均为虚构，系假证据。首先，耿全郢、李占芳诉称受害人租住处并无31栋房屋，且未提供出租房主胡静梅的身份信息及房产信息，未提供租赁协议实际履行的证据。其次，黄山社居委的证明亦为虚构，经我司委托第三方调查核实，该证明并非其社区出具，其格式及印章均与黄山社区的印章不符，形式也不符。再者，对于工作证明，经我司委托第三方调查了解，仅能证实2018年有一个名叫李丽的人在店内进行物品买卖，但案涉的受害人李丽与其单位的李丽并非同一人，该证明的形成方式是由单位老板要求帮忙开证明，开证明的人并不认识受害人。最后，结合营业执照载明的地址在田家庵区，与受害人提供的居住地址相距几十公里，不符合常理。 人保淮南分公司针对人保吉安分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我方上诉意见。 耿全郢、李占芳针对人保吉安分公司的上诉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人保合肥分公司未针对人保吉安分公司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 人保淮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五项，改判人保淮南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人保吉安分公司、耿全郢、李占芳、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人保合肥分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错误，理由如下：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规程》（试行）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本车驾驶人以外的车上人员脱离本车后，遭本车碰撞、碾压导致伤亡的，保险公司应在本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1、本起事故与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无关。从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2018年12月30日15时24分许，汤超驾驶被保险车辆皖Ｄ×××××号小型轿车沿合肥绕城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上行线70ＫＭ＋500Ｍ附近时，因操作不当车辆碰撞到高速公路右侧桥墩后，造成车辆右侧损毁的事故；16时0分许，黄信驾驶赣Ｄ×××××号小型轿车途经此地碰撞到宋长勇驾驶的皖Ａ×××××号小型轿车后，车辆又碰撞到右前方应急车道内的汤超和李丽，李丽当场死亡。赣Ｄ×××××号车又向前碰撞到应急车道内的被保险车辆皖Ｄ×××××号小型轿车左侧后部后又碰撞到一辆货车。造成李丽死亡的交通事故并不是因为黄信驾驶的车辆与被保险车辆发生碰撞，是黄信驾驶的车辆与宋长勇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失控后，碰撞到在应急车道里的李丽造成的。黄信驾驶的车辆造成李丽死亡的事故后，再碰撞到皖Ｄ×××××号小型轿车，李丽的死亡事故与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无关。 2、造成李丽死亡的事故发生时，皖Ｄ×××××号小型轿车的驾驶员汤超及乘坐人李丽已经离开该车，汤超承担次要责任，不等同于人保淮南分公司也需要承担次要责任。从事故成因分析看，汤超承担责任是因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时，警告标志应当设置在故障车来车方向一百五十米以外，车上人员应当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并迅速报警”之规定，并不是因为其驾驶被保险车辆与他人发生事故承担责任。汤超承担责任是其在驾驶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将李丽转移到安全地带，是其个人责任。在第二次发生事故时，汤超已经离开驾驶的被保险车辆，不在被保险车内，汤超承担次要责任，与被保险车辆不存在关联性。造成李丽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黄信驾驶的车辆与宋长勇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失控所致，事发时李丽已经离开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在应急车道内行走，应急车道内是不允许正常行驶的车辆通行的，黄信驾驶的车辆也不是在应急车道内行驶造成李丽死亡，与是否设置警示标志也是无关的。 3、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承保的被保险车辆发生对李丽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被保险车辆与引起李丽死亡的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规定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12页第13、14行也认定“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时，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和程序进行赔偿”。本案中从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是两次事故，造成李丽死亡的事故发生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半个小时以后，在被保险车辆单方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汤超和受害人李丽已经离开了被保险车辆，不在被保险车辆内，肇事车辆赣Ｄ×××××号车是先撞到汤超和李丽后，又失控向前，再撞到被保险车辆，因此，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未发生造成李丽死亡的事故，被保险车辆对李丽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被保险车辆也是后次事故的受害方，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 二、李丽系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不应当适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进行赔偿。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的对象是被保险车辆以外的人员，被保险车辆上的人员受伤、死亡，不属于本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如果认定李丽离开了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不属于被保险车辆车上人员，那么李丽死亡前已经离开了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其死亡不是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造成的，而是黄信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失控所致，李丽死亡的事故与人保淮南分公司承保的被保险车辆无关，人保淮南分公司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一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认定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291814.7元错误。 1、耿全郢、李占芳起诉状中请求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为248246.7元，一审法院判决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291814.7元，明显超过了诉讼请求进行判决。 2、一审法院计算方式错误，如果认定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人保淮南分公司与人保吉安分公司均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0000元的赔偿责任，然后扣除人保合肥分公司无责赔付的11000元，之后，按照30%责任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人保淮南分公司在交强险内承担110000元，而让承担主要责任的车辆承保公司人保吉安分公司承担6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是错误的。 四、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判决死亡赔偿金证据不足。李丽系农村户籍，在本案中虽然提供了《房屋出租协议》、社区证明、工作及收入证明，但该组证据相互矛盾，且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认定其在城镇工作并居住满一年以上的证据。首先，社区《证明》没有社区负责人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内容中写到李丽是系其辖区散户居民，李丽的户口不在黄山社区，如何是其散户居民，人保吉安分公司提供的调查材料也证实，黄山社区未出具该《证明》。从时间上看，其2014年就已经在黄山社区居住，但工作证明上其是2016年才在淮南市金耿开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提供的租房协议是2017年的，都是无法相互印证的。其次，从三份材料来看，淮南市金耿开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淮南市田家庵区，而其租房却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八公山区，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最后，淮南市金耿开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工作及收入证明》，也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名。从内容上看，既然李丽是该单位的正式员工，那么应当有相应的工资流水、工资表、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相关的材料予以印证。内容上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出具证明的时间是2019年7月5日，此时李丽已经去世了，但在内容中才写到“该员工于2016年5月10日进入我司工作至今”。最后，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没有相关的房租支付的证据、房屋的产权证明、社区证明等印证《房屋租赁协议》中涉及的房屋是真实存在的。从这些均能看出，耿全郢、李占芳提供的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不能证明李丽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予以赔偿，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予以计算。一审法院对于耿全郢、李占芳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又认定李丽在八公山居住，并有工作，显然该认定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 人保吉安分公司针对人保淮南分公司的上诉辩称：人保淮南分公司关于承保车辆交强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人保淮南分公司投保车辆定性没有问题，赔偿方式符合规定。关于残疾赔偿金同意人保淮南分公司意见。 耿全郢、李占芳针对人保淮南分公司的上诉辩称：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人保合肥分公司未针对人保淮南分公司的上诉发表答辩意见。 耿全郢、李占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信、刘明庆连带赔偿耿全郢、李占芳579242.30元；2.判令汤超、马前进连带赔偿耿全郢、李占芳248246.70元；3.判令人保吉安分公司、人保淮南分公司分别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据实承担赔偿责任；4.判令人保合肥分公司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无责部分的赔偿责任；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信、刘明庆、汤超、马前进、人保吉安分公司、人保淮南分公司、人保合肥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30日15时24分许，汤超驾驶马前进所有的皖Ｄ×××××号小型轿车沿合肥绕城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上行线70ＫＭ＋500Ｍ附近时，因操作不当车辆碰撞到高速公路右侧桥墩后，造成车辆右侧损坏的事故；16时00分许，黄信驾驶刘明庆所有的赣Ｄ×××××号小型轿车途经此地碰撞到宋长勇驾驶的皖Ａ×××××号小型轿车（皖Ａ×××××号车失控碰撞到高速公路中央护栏）后，车辆又碰撞到右前方应急车道内的汤超和受害人李丽（李丽被赣Ｄ×××××号车碰撞后掉入高速公路外的河道内），赣Ｄ×××××号车又向前碰撞到应急车道内的皖Ｄ×××××号小型轿车左侧后部后又碰撞到一辆货车（该车发生事故后自行离开），造成皖Ｄ×××××号车、赣Ｄ×××××号车、皖Ａ×××××号车和高速公路护栏损坏及汤超受伤、受害人李丽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该起交通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信应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汤超应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李丽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宋长勇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赣Ｄ×××××号小型轿车在人保吉安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12月31日0:00时起至2018年12月30日24:00时止）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月2日0:00时起至2019年1月1日24:00时止），保险限额分别为12.2万元、10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了不计免赔。皖Ｄ×××××号小型轿车在人保淮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3月19日0:00时起至2019年3月18日24:00时止）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9月23日0:00时起至2019年9月22日24:00时止），保险限额分别为12.2万元、100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投保了不计免赔。皖Ａ×××××号小型轿车在人保合肥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8年11月6日11:00时起至2019年11月6日11:00时止，保险限额为12.2万元。耿全郢、李占芳系受害人李丽父母。 一审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黄信、汤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李丽死亡。该起交通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信应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汤超应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李丽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宋长勇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该责任认定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责任认定结合审理查明的情况，黄信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汤超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故对耿全郢、李占芳因该起事故产生的损失，黄信、汤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明庆作为赣Ｄ×××××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与人保吉安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和马前进作为皖Ｄ×××××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与人保淮南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及黄龙作为皖Ａ×××××号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与人保合肥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该起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人身损害时，人保吉安分公司、人保淮南分公司、人保合肥分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和程序进行理赔。耿全郢、李占芳的各项赔偿费用核定如下：丧葬费37189元、死亡赔偿金687860元（34393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2000元，合计787049元。人保吉安分公司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丧葬费37189元、死亡赔偿金22811元，合计60000元。人保淮南分公司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死亡赔偿金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合计110000元。人保合肥分公司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死亡赔偿金11000元。黄信应赔偿耿全郢、李占芳死亡赔偿金604049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2000元，合计606049元的70%即424234.3元。汤超应赔偿耿全郢、李占芳死亡赔偿金604049元、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2000元，合计606049元的30%即181814.7元。人保吉安分公司对黄信赔偿的款项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计424234.3元。人保淮南分公司对汤超赔偿的款项应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计181814.7元。有关当事人的其他主张和辩解，因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一、人保吉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60000元；二、人保淮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110000元；三、人保合肥市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11000元；四、人保吉安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424234.3元；五、人保淮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耿全郢、李占芳181814.7元；六、驳回耿全郢、李占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37元，减半收取计2218.5元，由耿全郢、李占芳负担25元，黄信负担1210.5元，汤超负担604.5元，人保吉安分公司负担100元，人保淮南分公司负担200元，人保合肥分公司负担78.5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耿全郢、李占芳的代理人称：“事发当天下雪，事发地在桥上，桥上有积雪，汤超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虽然挪停到应急车道内但车身占用了部分慢车道，宋长勇驾驶车辆路过事发地，看见停放在应急车道与慢车道之间的汤超车辆，立即减速避让，宋长勇车辆后面是黄信驾驶的车辆，因为黄信车辆与宋长勇车辆未能保持安全距离，致使黄信车辆刹车距离不够，撞到宋长勇车辆，后失控撞到应急车道上的李丽、汤超。另，我方提起诉讼时没有对交强险、商业险限额划分明确，直接根据事故责任方承担责任比例大小确定的金额，我方诉讼请求总额达80多万元，法院仅支持了70多万元；另一名伤者汤超的伤情很重，人保吉安分公司在交强险内为汤超预留了6万元”。 本院认为：关于人保淮南分公司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汤超驾驶皖Ｄ×××××号小型轿车沿合肥绕城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上行线70ＫＭ＋500Ｍ附近时，因操作不当车辆碰撞到高速公路右侧桥墩后，造成车辆右侧损坏的事故；16时00分许，黄信驾驶赣Ｄ×××××号小型轿车途经此地碰撞到宋长勇驾驶的皖Ａ×××××号小型轿车（皖Ａ×××××号车失控碰撞到高速公路中央护栏）后，车辆又碰撞到右前方应急车道内的汤超和受害人李丽（李丽被赣Ｄ×××××号车碰撞后掉入高速公路外的河道内），赣Ｄ×××××号车又向前碰撞到应急车道内的皖Ｄ×××××号小型轿车左侧后部后又碰撞到一辆货车（该车发生事故后自行离开），造成皖Ｄ×××××号车、赣Ｄ×××××号车、皖Ａ×××××号车和高速公路护栏损坏及汤超受伤、受害人李丽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该起交通事故黄信应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汤超应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李丽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宋长勇不承担此次事故责任”,结合耿全郢、李占芳一方陈述:“事发当天下雪，事发地在桥上，桥上有积雪，汤超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虽然挪停到应急车道内但车身占用了部分慢车道，宋长勇驾驶车辆路过事发地，看见停放在应急车道与慢车道之间的汤超车辆，立即减速避让，宋长勇车辆后面是黄信驾驶的车辆，因为黄信车辆与宋长勇车辆未能保持安全距离，致使黄信车辆刹车距离不够，撞到宋长勇车辆，后失控撞到应急车道上的李丽、汤超”，一审认定皖Ｄ×××××号小型轿车与赣Ｄ×××××号小型轿车碰撞李丽的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并无不当。故承保皖Ｄ×××××号小型轿车的人保淮南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一审认定人保淮南分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超出耿全郢、李占芳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经查，耿全郢、李占芳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黄信、刘明庆连带赔偿耿全郢、李占芳579242.30元；2.判令汤超、马前进连带赔偿耿全郢、李占芳248246.70元；3.判令人保吉安分公司、人保淮南分公司分别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据实承担赔偿责任；4.判令人保合肥分公司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无责部分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耿全郢、李占芳的真实意思是要求各赔偿责任人合计赔偿827489元（579242.30元+248246.70元），且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因为当事人专业知识的欠缺，免除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故一审在耿全郢、李占芳诉讼请求总额范围内，认定人保淮南分公司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期间，耿全郢、李占芳提供了淮南黄山社区出具的证明、李丽与胡静梅的房屋租赁协议、工作收入证明及公司营业执照等证据，可以证明李丽生前长期生活在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人保淮南分公司、人保吉安分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故一审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案涉赔偿项目，并无不当。 另，本起事故的另一位伤者汤超尚未起诉，一审法院在人保吉安分公司的交强险限额内为汤超保留一定份额，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人保吉安分公司、人保淮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22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负担1763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负担175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镜 审判员 栾 蕾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崔 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