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48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宿迁市富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商业步行街三期1幢301室。法定代表人：祖健康，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江苏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婷，江苏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国侠，女，1967年8月12日出生，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江苏永明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宿迁市富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国侠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泗洪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4民初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富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被上诉人倪国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松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富达公司的一审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倪国侠从富达公司账户上转出的60万元款项为公司注册资金，属于富达公司财产，倪国侠应向富达公司承担返还责任，而一审法院仅认定倪国侠对其认缴的24万元中的4万元构成抽逃出资，存在错误。倪国侠确实于2013年11月20日向案外人姜道志转账支付20万元作为预付地下商城保证金，但属于垫付款项，往来账中已经进行了处理，倪国侠作为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账务审批当中并没有注明系其补足认缴出资款。所以，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和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推定20万元属于其补足出资部分，是主观臆断。从时间上看，富达公司注册成立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4日，发生抽逃资金行为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5日，而地下商城保证金20万元的转账时间是在2013年11月20日，该20万元显然与24万元注册资金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倪国侠的陈述，富达公司用于注册的60万元是其向案外人张某2所借，故转出60万元是用于偿还案外人张某2。倪国侠在之前生效判决案件当中，亦从未主张过以20万元预付地下商城保证金作为补足其出资，故一审法院该20万元的认定明显违背事实和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倪国侠转出60万元中的另外3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倪国侠转款系用于偿还设立公司时股东的出资款且不能要求倪国侠一人承担全部返还责任是错误的。认缴出资是包括倪国侠在内的股东法定义务，富达公司不需要履行出资义务，故倪国侠向案外人张某2所借的60万元用于出资不等于富达公司欠张某2的借款。验资报告足以证明所有股东已在公司成立前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没有其他股东因未足额出资向富达公司出具欠据或事实上补足出资的任何凭证。没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转出该36万元，倪国侠系行为人，无法定理由将36万元转出，明显损害公司利益，理应对36万元承担全部返还责任。根据倪国侠的陈述，该60万元是其向案外人张某2所借用于认缴注册资金，其中包括自己的出资24万元和股东刘某、张某1和陈某1垫资分别为12万元、22万元和2万元。如其陈述属实，倪国侠显然与股东刘某、张某1和陈某1因垫资行为而形成事实上借贷关系，完全可以依借贷关系向该三个股东主张权利。倪国侠辩称：一、原审判决倪国侠向富达公司支付4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没有依据。本案是损害公司利益，但原审判决实际上是处理股东出资纠纷。而该4万元的出资实际上在倪国侠与富达公司很多次业务往来中已经冲抵，倪国侠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二、对原审判决其他查明的内容被上诉人没有异议。倪国侠为富达公司投入了巨额资金，至今债务缠身，在另案中判决富达公司偿还倪国侠相应款项及利息，但因富达公司的诉讼行为倪国侠未能实现权利。为了尽快了解纠纷，领取履行款，倪国侠勉强接受一审判决。建议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维持一审判决。富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倪国侠返还富达公司6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富达公司系于2013年12月2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共有原始股东六名，分别为倪国侠及案外人陈某1、刘某、张某1、于某和周某，认缴出资分别为24万元、22万元、12万元、22万元、12万元和8万元，共计100万元。上述出资于2013年12月20日前已缴存到富达公司的银行账户并由宿迁求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期间，倪国侠曾于2013年11月20日代富达公司交纳租赁合同保证金20万元，已于当日汇至案外人姜道志账户，并已记载进富达公司账册。倪国侠曾于2013年12月20日前向案外人张某2借款60万元用于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后又于2013年12月25日即公司成立的次日将此款转出后归还出借人张某2，所借的60万元包括倪国侠自己的出资24万元，据其陈述还包括为刘某、张某1和陈某1垫资分别为12万元、22万元和2万元。2015年4月9日，倪国侠与案外人谭某、骈其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14%股权分别以13万元、1万元转让给上述二人各13%、1%；案外人陈某1与谭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7%股权以7万元转让给案外人谭某；案外人周某与骈其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全部8%股权以8万元转让给骈其正；张某1与祖健康、骈其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全部22%股权分别以19万元、3万元转让给祖健康19%、骈其正3%。同时在当日形成了股东会决议，其中股东会决议的第三项要求原始股份没有按时上款的股东，用现金补齐股本金并按年利率30%支付利息，于2015年4月10日前付清。2015年4月20日，倪国侠又将其剩余10%股权以10万元价格转让给谭某；祖健康将其7%股权转让给陈某2；陈某1将其15%股权分别以10万元、5万元价格转让给谭某10%、陈某25%；刘某将其12%股权以12万元价格转让给谭某。上述2015年4月9日、4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载明转让款于协议签订的当日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出让方，但倪国侠主张其尚未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至此，原始股东仅有于某一人仍享有公司股权，公司股东变更为案外人祖健康、谭某、陈某2、骈其正、于某。另查明，倪国侠曾于2016年6月14日起诉要求富达公司给付欠款14.5912万元、借款97.5733万元及相应借款利息，泗洪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2月30日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其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该案发回重审。该院于2017年6月27日立案，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5日判决富达公司给付倪国侠借款本金58.7651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8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富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争议焦点归纳为：1.涉案60万元款项的性质如何确定？2.倪国侠支取60万元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应否予以返还，如应返还，相应的利息计算依据是什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富达公司提供的2015年4月9日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及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倪国侠于2013年12月25日从富达公司转账支取的60万元，系在富达公司设立时，倪国侠向案外人张某2借款60万元用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该出资既包括倪国侠本人认缴的24万元出资，也包含公司其他发起人的出资，后倪国侠将此款转出用于偿还出借人张某2。富达公司之后在2015年4月9日形成的要求原股东补足出资的股东会决议可以印证该事实。但该60万元应否予以返还，应根据股东补足出资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倪国侠转出涉案60万元款项在公司账册中所载明的用途系付借款，结合上文所述系转出后偿还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借款，倪国侠认缴出资为24万元，但倪国侠仅以公司设立阶段其代富达公司交纳的保证金20万元作为其部分出资，其虽主张其还以与公司之间的债务4万元作为了出资，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其在公司设立后的第二日转出涉及其出资的4万元的行为足以导致对其抽逃出资的合理怀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富达公司提供对股东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明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倪国侠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出资了4万元及转出4万元款项具有合理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构成抽逃出资。倪国侠负有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其所认缴的出资额义务，且根据2015年4月9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未足额出资的应于2015年4月10日前补齐。故倪国侠应返还原告富达公司4万元本金。关于利息损失问题，股东会决议已将补齐出资时间及利息进行了约定，但没有约定利息的起算时间点，但可以证实在股东会决议之前并未对未补齐出资的利息计算作出约定，故利息起算点应自2015年4月9日股东会决议生效时起算。因年利率30%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富达公司现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倪国侠应自2015年4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给付利息。其次，富达公司主张倪国侠返还全部60万元款项及相应利息，不应予以支持。（一）如前文所述，仅倪国侠转出4万元的行为构成了抽逃出资，对此其应予以返还相应本息。对于其认缴的另20万元出资其已实际出资到位，故不应对此负返还义务；（二）对于转出的60万元中的另外36万元，倪国侠转出该款项的行为系用于偿还设立公司时股东的出资借款，且该部分并非其本人认缴出资。现富达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他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有无抽逃出资行为、数额及是否应予以返还均不明确，其应根据股东实际出资情况另行解决，并不能在本案中要求倪国侠一人承担全部返还责任，不能认定倪国侠转出该36万元用于偿还公司设立时股东出资借款的行为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益。故对富达公司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倪国侠返还富达公司4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富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600元，由富达公司负担19210元，被告倪国侠负担1390元。本院经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对于倪国侠从富达公司转出的60万元，倪国侠、张某1、刘某、陈某1是否通过其他方式补足了出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倪国侠于2013年12月25日将用于富达公司验资的60万元转出返还给案外人张某2，富达公司主张该行为损害该公司利益，倪国侠称该款项系借款用于公司验资，相应出资已经被倪国侠、张某1、陈某1、刘某等人补足。本案争议的实质在于倪国侠的行为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在上述事实基础上，倪国侠作为具体行为人，应就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富达公司作为账册控制人，从证据距离角度而言，应向人民法院清晰的陈述倪国侠及其他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并提供账册记载加以证明。根据查明事实，倪国侠对富达公司认缴出资为24万元，在富达公司注册成立前为公司垫付了20万元租金，该款项通过富达公司账册记载能够证明，故一审法院判决倪国侠对于应不足的剩余4万元承担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转出款项60万元中超出倪国侠本人认缴的36万元，经一、二审法院对富达公司询问，富达公司称其他股东均完成了出资义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抽逃出资。应该说，富达公司作为公司财务账册和其他财务资料的控制人，完全有能力说明张某1、陈某1、刘某是否在验资手续之外补足了出资，尤其是倪国侠、张某1、陈某1等人一致陈述向张某2借款用于验资后再归还，已经通过其他形式向富达公司实际完成了出资的情况下，富达公司应通过其财务账册记载、账户交易情况对本案讼争事项进行明晰，以证明其主张。而富达公司仅起诉倪国侠个人，并称倪国侠之外的其他原始股东均完成了出资，态度不清，举证消极，仅凭借单一事实让人民法院对股东是否作出抽逃出资的行为进行判断，导致本可以通过举证证明的事项无法查明，对其主张不应支持。因此，对于富达公司二审提出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富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富达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庚审判员 仲召虎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晓青附录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