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1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陆莉萍，女，196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陶美娟，女，194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建平，男，196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永杰，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敬东，男，1968年9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劭文，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坚生，广东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天鹿南路233号214。法定代表人：黄瑞昌。上诉人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潘敬东、原审被告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鑫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潘敬东向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对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利息从2011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以未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3.业鑫公司和潘敬东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2011年5月13日，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甲方代表签名为潘敬东。业鑫公司向雷逢春开具了《收款收据》，确认其已经收到100万元。投资期满后，业鑫公司并未向陆尉良支付投资本金和承诺的固定回报。经陆尉良多次催还后，2015年1月30日，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业鑫公司分期向陆尉良返还所欠的本金及利息。然而，业鑫公司再次失约，未按期偿还任何款项。2015年3月17日，经再次协商，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还款承诺书》，甲方代表签名为潘敬东，就本金的返还事项进行了补充约定。2017年8月13日，陆尉良与潘敬东签订《协议书》，约定潘敬东为业鑫公司拖欠陆尉良的本金与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之处。(一)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可知，潘敬东对业鑫公司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潘敬东全程参与陆尉良、业鑫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还款承诺书》等合同的缔约。《投资协议书》《还款承诺书》均有潘敬东的签字，其虽为业鑫公司的监事，但上述签字行为显示其全程参与合同缔约活动，甚至代表业鑫公司向陆尉良作出口头还款承诺，其对陆尉良与业鑫公司之间的借款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事实上，陆尉良向业鑫公司提供借款也是因为与潘敬东相识和基于对潘敬东的信任，且在潘敬东有口头还款承诺的情况下才同意借款。其次，陆尉良与潘敬东的《协议书》签名系潘敬东的真实签名，且《协议书》明确表述了潘敬东自愿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认定潘敬东受胁迫签订《协议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潘敬东提交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关于受到胁迫签订《协议书》的陈述，仅属于潘敬东单方面的陈述，且公安机关在潘敬东报案后并未立案调查和传唤陆尉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因此，该份询问笔录不足以证明存在潘敬东所述的胁迫情形。2.如果本案存在潘敬东报案所述的胁迫行为，公安机关必须依法做出处罚，而公安机关未予立案调查和处罚的事实足以证明不存在潘敬东所述胁迫情形。3.一审判决将潘敬东向公安机关陈述的关于签订《协议书》的内容与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所述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一致作为认定存在胁迫事实的依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常理可知，签订合同是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在签订《协议书》时，潘敬东与陆尉良均在场，因此，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所陈述签订《协议书》的时间、地点、人物显然会与潘敬东所述基本一致。相反，正因为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一致，恰恰说明了签订《协议书》事实的真实性，该《协议书》是潘敬东的真实意思表示。4.一般人在受到胁迫后会立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而潘敬东在签订《协议书》几天后才去公安机关报案。这一反常的行为，说明其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向公安机关谎称自己受到胁迫，来逃避本应由其承担的民事责任。(三)一审判决免除潘敬东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采纳潘敬东“涉案《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应为无效”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受胁迫的合同行为的处理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可撤销合同或者可撤销民事行为的规定。2.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被撤销前依然属于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潘敬东在2017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后至本案起诉前，从未向仲裁机构或法院主张撤销该合同，潘敬东的撤销权已经消灭，其所签订的《协议书》依然合法有效。综上，一审判决以担保行为无效免除潘敬东的连带保证责任，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判决认定潘敬东是受胁迫签订《协议书》，存在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潘敬东主张是因胁迫而签订《协议书》，其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潘敬东未能在一审中充分举证存在胁迫行为。相反，本案的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根本不存在胁迫行为，因为在2017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之后，潘敬东和雷逢春还曾联系过不止一次，但是从来没有提及潘敬东是受胁迫签订《协议书》。2.潘敬东不但是业鑫公司的监事还是股东，潘敬东与涉案协议有利害关系，与陆尉良签订《协议书》是合理的。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显示，潘敬东承认2011年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时其就是股东，一审判决忽略这个事实，仅认定潘敬东为监事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投资协议书》和《还款承诺书》上有潘敬东的签字。3.一审判决认为潘敬东是在业鑫公司没有办法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与陆尉良签订的《协议书》，但业鑫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当时是正常经营的，直到2019年10月10日才被吊销，当时潘敬东提供担保符合常理。4.实务中，保证人提供保证的原因很多，绝不仅限于利害关系，保证责任的成立不以保证人对保证债务存在利害关系为前提。5.陆尉良是出于对潘敬东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承诺的信任，才将款项出借给业鑫公司的。6.这笔借款欠了很多年，在短信记录里，潘敬东曾主动反复表达会努力解决借款问题。7.关于报警也是不合理的，潘敬东隔了四天才去报警，如果真的是因为胁迫感到了恐惧，正常人马上就去报警了。进一步来说，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也没有处罚，这也能说明潘敬东的报案不属实。8.短信记录本身虽然不足以充分表明双方就潘敬东承担保证责任达成过合意，但不能反推双方没有通过别的方式自愿达成过合意。被上诉人潘敬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正确，请求驳回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的上诉请求。一、一审证据已经充分说明，本案的债务是业鑫公司的债务，陆尉良投资款的给付也都是投到业鑫公司账户，是因为项目失败之后产生业鑫公司与陆尉良之间的债务纠纷。这是公司正常业务所产生的债务纠纷，而潘敬东是作为业鑫公司的业务经手人，公司债务与经手人之间是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二、从雷逢春的短信可以看出，在业鑫公司无法偿还陆尉良债务之后，陆尉良为了转嫁债务，就一直盯住潘敬东，都是说要潘敬东还钱，而潘敬东也说了，这是业鑫公司的事，要跟黄总沟通。而长期以来，陆尉良就认定经手人潘敬东，要潘敬东还钱，到2017年8月1日潘敬东都很明确告知这不是潘敬东的事而是公司的事。恰恰是在2017年8月13日，就是因为陆尉良为了把债务转嫁到潘敬东个人，所以就用胁迫的手段，胁迫潘敬东签了2017年8月13日《协议书》。而且从《协议书》可以看到，如果2018年8月13日前业鑫公司没还钱，潘敬东应该在2018年9月1日前支付全部款项，但事实上在签订《协议书》之后的第二天即2017年8月14日就一直又追着潘敬东还钱。三、根据潘敬东提供的录音证据也可以证明，2018年1月23日同样采用叫人上门去威胁，一直盯着要潘敬东还钱。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陆尉良为了转嫁债务一直就盯住潘敬东，而且采取了一些不恰当非法的手段要潘敬东还钱。陆尉良本身都不认可这张《协议书》上所谓的担保，不然双方约定说要到2018年9月1日之后才发生担保责任，但事实上陆尉良在这之前一直逼着潘敬东还钱。四、胁迫的事实也有报警记录。业鑫公司都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陆尉良的债务一直没法还，多次签还款协议，很明显业鑫公司难以实现还款责任。潘敬东作为公司业务的经手人，无缘无故的来承担业鑫公司已经无法承担的还款责任，根本就无法实现承担担保责任之后的追偿，显然潘敬东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在不是被胁迫的情况下是不会签署这个协议的，该行为完全不符合常理。五、关于潘敬东签订《协议书》的法律适用问题。潘敬东签订《协议书》是承担担保责任，要优先适用于特别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潘敬东签订《协议书》是被胁迫的，应该认定为无效，潘敬东不用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根据《协议书》签订的时间2017年8月13日，当时适用的其他法律规定，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认为被胁迫所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是2017年10月1日才生效的，对《协议书》是没有溯及力的。综上所述，潘敬东签订的《协议书》是非自愿被迫的，根据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自始就是无效的，因此潘敬东不应该承担本案的担保责任。原审被告业鑫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答辩。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业鑫公司向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从2011年5月13日计至全部欠款偿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2.潘敬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业鑫公司、潘敬东承担本案的各项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13日，陆尉良（乙方）与业鑫公司（甲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书》，约定甲方是琶洲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开发项目为“广州琶洲村三旧改造项目”；乙方向甲方投资2000000元，甲方必须实际用于协议中的项目开发；按项目计划，乙方投资期为3年，自本协议签订起计算（即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止），甲方给予乙方55%/年的投资回报。潘敬东作为公司代表在该《投资协议书》中签字。2011年5月18日，陆尉良通过陆莉萍、雷逢春的账户共向业鑫公司转款1000000元，业鑫公司出具一份《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雷逢春汇入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账号：80×××88）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2015年1月30日，陆尉良（乙方）与业鑫公司（甲方）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甲方应向乙方返还款项总金额共计3000000元；甲方同意分3期向乙方还清合同款项：（1）2015年2月20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1000000元，（2）2015年6月20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1500000元，（3）2015年12月20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500000元。后因业鑫公司未能按约定偿还款项，故2015年3月17日陆尉良（乙方）与业鑫公司（甲方）再次签订《还款承诺书》，约定甲方就2015年2月20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1000000元，因未按期付给，作如下承诺：1．甲方在3月20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400000元。2．甲方在3月31日前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600000元。签订承诺书后，因业鑫公司仍未还款，雷逢春通过短信方式向潘敬东催收。2017年8月13日，陆尉良（乙方）与潘敬东（甲方）签订了《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业鑫公司如2018年8月13日前未返还3000000元给乙方，因甲方对2011年所签投资协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甲方自愿作为业鑫公司的保证人，对业鑫公司的返还款项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至业鑫公司返还上述全部款项为止，如业鑫公司未在2018年8月13日前返还全部3000000元款项给乙方，甲方应在2018年9月1日前支付相关的全部款项给乙方。庭审中，潘敬东辩称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了《协议书》，并向本院提交了其于2017年8月17日因此事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报案的相关笔录以及2018年1月23日潘敬东与雷逢春的谈话录音，以证明其受雷逢春的胁迫签订《协议书》。庭审后，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陈述2017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的过程，内容为：2017年8月13日上午，雷逢春给潘敬东打电话，并约在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天河大厦见面，后坐车去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华威达酒店六楼楚粤楼酒家668房，当时房间内有4个人，其中有陆尉良和三个亲戚朋友。此后，陆尉良与潘敬东面谈保证事宜。另查明，陆尉良于2018年5月23日因病死亡，陶美娟、陆莉萍、陆建平为陆尉良的直系亲属及第一顺位继承人。陆莉萍与雷逢春于1986年8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3月16日登记离婚。潘敬东为业鑫公司的监事。以上事实有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提供的陆尉良的死亡医学证明、亲属关系证明、陆莉萍与雷逢春的结婚证及离婚证、《投资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进账单、转账凭证、个人业务凭证、业鑫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还款协议书》《还款承诺书》、雷逢春与潘敬东的聊天记录等证据，同时潘敬东提供了其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调取的2017年8月17日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及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潘敬东当庭陈述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业鑫公司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出抗辩或证据反驳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主张的事实，视为其放弃抗辩权，一审法院通过审核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证据的证明力，结合借贷金额、交易习惯等情况，对本案的借贷关系依法进行裁判。本案中，陆尉良委托陆莉萍、雷逢春向业鑫公司实际转款1000000元，业鑫公司亦确认收到该1000000元，但借款到期后，业鑫公司未按时还款，属违约行为，业鑫公司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的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为陆尉良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则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有权继承陆尉良在本案中的合法债权，故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起诉要求业鑫公司偿还1000000元及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问题。根据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可知，双方约定陆尉良不承担投资经营风险，每年收取固定回报，到期收回本金，双方在协议书中对借款金额、期限、利率、款项交付和偿还等事项均有约定，根据双方的权利义务分析是符合民间借贷特征，故投资款可认定为借款本金，固定投资回报可认定为利息。虽然协议书是2011年5月13日签订，但陆尉良实际是2011年5月18日通过陆莉萍、雷逢春的账户向业鑫公司支付，故涉案款项应自2011年5月18日开始计算利息收入。同时，协议书约定的利息回报为年利率55%，明显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现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主张按年利率24%计收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业鑫公司应自2011年5月18日起，以1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关于潘敬东的保证责任问题。首先，从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提供的雷逢春手机短信可知，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一直在催促还款，而对方回话并未明确表示其答应还款，而是称公司未能周转，等黄总落实，即此期间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与潘敬东并未就要求潘敬东承担保证责任达成一致意见；其次，潘敬东在签订《协议书》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其被胁迫签订《协议书》的全过程，且与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所述签订时间、地点、人物基本一致；最后，本案款项是用于投资开发“广州琶洲村三旧改造项目”，款项亦是直接向业鑫公司支付，而潘敬东作为业鑫公司监事，其对陆尉良与业鑫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潘敬东在业鑫公司已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自愿承担保证还款责任，与常理不符，综上所述，潘敬东抗辩称涉案《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应为无效的意见，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返还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从2011年5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以未清偿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二、驳回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2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询时，潘敬东表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潘敬东对2015年3月17日《还款承诺书》“甲方代表”处的“潘敬东”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表示不申请鉴定。再查明，二审期间，潘敬东向本院提交《潘敬东在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工作经历》，载明：“潘敬东于2011年初在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任业务经理，2014年6月，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歇业，潘敬东从公司离职。潘敬东在职期间，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对一审判决已认定、当事人未上诉的事实不再作审查，对一审法院的相关判决予以确认。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潘敬东是否应对业鑫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2017年8月13日陆尉良与潘敬东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业鑫公司如2018年8月13日前未返还3000000元给陆尉良，潘敬东自愿作为业鑫公司的保证人，对业鑫公司的返还款项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业鑫公司未在2018年8月13日前返还全部3000000元款项给陆尉良，潘敬东应在2018年9月1日前支付相关的全部款项给陆尉良。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潘敬东主张其受胁迫签订上述《协议书》，但潘敬东提交的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石牌派出所的相关笔录仅包括其本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询问笔录，并无公安机关向其他相关人员调查的笔录，潘敬东也未提交公安机关已对此立案的证据，且潘敬东提交的2018年1月23日其与雷逢春的谈话录音不能证实雷逢春或陆尉良在2017年8月13日胁迫潘敬东签订上述《协议书》，故潘敬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上述主张。再次，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提交的雷逢春手机短信，表明其一直在催促潘敬东还款，这与之后陆尉良与潘敬东于2017年8月13日签订《协议书》并不矛盾，且上述手机短信的内容也不能证实雷逢春或陆尉良胁迫潘敬东签订上述《协议书》。最后，潘敬东对2015年3月17日《还款承诺书》“甲方代表”处的“潘敬东”签名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其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该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潘敬东是业鑫公司的监事，潘敬东也自称2011年初在业鑫公司任业务经理，且其在2011年5月13日《投资协议书》中作为业鑫公司代表签字，在2015年3月17日《还款承诺书》中也作为业鑫公司代表签名，故潘敬东自愿对业鑫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不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比较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能够证明潘敬东是涉案债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依优势证据规则，本院对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要求潘敬东对业鑫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予以支持。潘敬东主张《协议书》是受胁迫签订、应为无效，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采纳该主张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2民初71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潘敬东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广东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潘敬东承责后，有权向广东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陆莉萍、陶美娟、陆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2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240元，均由广州业鑫房地产有限公司、潘敬东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许雪芳审判员 李璐思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