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52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维忠，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江苏八面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昌朋，男，1947年4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树林，江苏泰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宽洋，江苏泰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谢莉，女，1975年6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泗阳县。上诉人王维忠与上诉人王昌朋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3民初4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维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强风、上诉人王昌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维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昌朋支付王维忠征收款2382858.33元，赔偿精神损失、误工、维权花费等费用计50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昌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根据王昌朋与泗阳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泗阳县征收办）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以及王昌朋领款的明细表，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6000008元，整体征收面积为5561.9+192.66平方米。其中，有产权证的建筑归王昌朋所有，无产权证的归王维忠等人所有。这一点有2010年12月20日李某夫妻出具给王昌朋的声明可以证实。从泗阳县征收办提供的证据来看，征收房屋总面积是5754.56平方米，其中有产权证的部分为1799.66平方米，剩余的都是无产权证部分，即无产权证部分为39519平方米。按比例结算，6000008元的征收款中，应有4123587.49元归王维忠等人所有。因该征收款中有91058元已被胡继林申请执行完毕，故总的算下来，应有4032529.49元归王维忠等人所有，王维忠占其中的13/22，故最终属于王维忠的征收款是2382858.33元。一审法院认为该厂区内的建筑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有证的，一种是无证的，还有一种是无主的。这样的认定太过荒谬。根据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房屋自建筑的事实行为完成（封顶）之日起，建造者即取得所有权。在这样的规定下，何来无主物一说。王昌朋在一审中主张无产权证房屋是由其后翻建的，并无证据加以证明，并且也没有其他主体主张无证房产的权属。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认定无产权证房屋共计3594.9平方米归王维忠等人所有，该房屋的征收款应当归王维忠等人所有。二、一审法院有关利息、维权费用、精神损失费等费用的认定有失偏颇。一审法院认定王昌朋占有属于王维忠的补偿款，给王维忠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对王维忠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予以支持，但却认为王维忠主张按2分利息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和约定，故只支持从王昌朋实际领取补偿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王维忠主张的维权开支及误工费是通过信访维权产生的，属于王维忠自行扩大的损失，应由王维忠自己负担。关于以上两点，一审法院的认定有失偏颇。王维忠是生意人，如果这笔钱从始至终都在王维忠手中，通过这几年的时间所产生的收益应当远远不止2分利息的收益，王维忠主张2分利息是有理由的。关于维权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自发生此事以来，王维忠这几年间奔波于全国各个机关，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了大量的精神，并且此事对王维忠的身心健康和家庭都带来沉重打击。故王维忠有权主张该部分的损失。即使王维忠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以上花费，一审法院也应当酌定支持。王昌朋针对王维忠的上诉答辩称，王维忠2015年6月18日在公安机关谈话时陈述，李某转让给王维忠的三栋厂房，路西两栋，路东1一栋2000多平方米。王维忠2015年6月22日在公安机关谈话时陈述，其计算的面积是3500多平方米，含配电房。这些数据说明王维忠说的是假话。这三栋厂房实际是王昌朋后建的，到拆迁时这三栋厂房共约2300平方米，占地面积原来不足2300平方米，7号厂房的土地一部分是王昌朋垫的。王维忠2019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谈话时陈述，其没拿到设备，故征收补偿款中的附属设施与王维忠没有关系。李某在2016年2月5日谈话时也陈述不在产权证上的房屋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王维忠上诉称无产权证的厂房应该归其所有，无产权证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属其所有，不能自圆其说。王维忠主张利息、精神损失费、上访费用没有依据。王昌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王维忠的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王维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1.本案诉讼之初，案由为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在此期间，一审法院从未就本案案由为何变更向王昌朋进行释明。2.王维忠从谢莉处受让股份，其权利相对人是谢莉。王维忠能不能依据约定从谢莉处取得股份，与王昌朋无关。王昌朋与王维忠之间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王维忠无权向王昌朋主张财产权利，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3.谢莉从诉讼之初的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到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变为提出独立诉讼请求的原告，但其并非必要的共同原告。到第二次庭审结束后谢莉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最后谢莉在一审判决书中依然以原告身份存在。既然撤诉，判决中不应再列为原告。4.原告诉讼请求至今不明确。两次庭审中，王维忠均未明确放弃诉讼请求中哪部分，均笼统以超过一定数额部分予以放弃。5.回避申请没有答复。王昌朋虽在庭审开始前法庭询问是否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时表示不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但是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王昌朋发现合议庭对王昌朋要求明确本案案由变更原因以及谢莉的原告身份转化等问题予以解释时，合议庭未做解释。此时，王昌朋有理由相信合议庭成员有可能偏袒王维忠，故申请合议庭成员回避。一审法院对王昌朋的回避申请是否成立未作任何说明。综上，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拆迁财产权益属于王昌朋。被拆迁财产均系王昌朋合法取得。李某于2010年12月20日出具声明后，王昌朋在2011年初对破旧的厂房进行翻建【该事实已被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后来的拆迁所得，均为经依法拍卖取得的房屋及王昌朋自行翻建的厂房（该事实有证人魏某、李某兵、孙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并不包含李某兵与谢莉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任何财产。一审法院并未审查王昌朋是否依据“声明”取得了财产，取得了哪些财产。强力农机配件厂系王昌朋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注册资金500万元均为王昌朋投资。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7号拆迁房，王昌朋进入时看到原址上遍地毛竹、油毡，简易厂房早已灭失。王昌朋进行新建、扩建，形成拆迁时的7号厂房。一审判决中认定的6号厂房，在王昌朋接手时只剩墙头框，是王昌朋加盖了屋顶，才成了厂房。对此，证人魏某可以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配电间确实存在，王昌朋也未对配电间房屋进行改造，但王昌朋为了继续使用，经泗阳县供电局工作人员介绍，另行购买配套设施设备，重新进行安装。一审判决认定的附属设施补偿款，针对的是整个厂区的附属设施补偿，而附属设施补偿针对的厂区道路、模具、推车等相应附属设施，均系王昌朋出资新建或购买。拆迁补偿合同签订主体合法。王昌朋作为被拆迁财产的权益人，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王昌朋享有拆迁补偿合同的全部权益。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书对此予以确认。泗阳县征收办起诉王昌朋请求确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部分无效的诉讼请求已经被（2016）苏1323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该判决书已经生效。综上，无论是证人证言，还是生效判决，均认定了被拆迁财产权益归王昌朋所有。2.谢莉等人的财产早已灭失。王昌朋于2010年底进入厂区时，无产权证的房屋均已灭失，所有设备均被搬走，连一根螺丝也没有看到（该事实有证人孙业武、李海兵、魏加武的证言、李继豹在一审法院的谈话笔录以及泗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李某在县法制办的谈话笔录证实）。王维忠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在2010年5月就停产，之后对厂区关门上锁，期间从未到过厂区，直到2014年初才得知厂区拆迁，开始主张权利。如果厂区内有价值数百万元的厂房设备，王维忠等人不可能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对厂区不闻不问。可见，王维忠等人在撤离厂区时，明知其从李某手中受让的财产均已被破坏殆尽（证人孙某的证言完全可以印证）。这是王维忠等人在近四年的时间内对厂区不闻不问的原因所在。证人孙某的证言说得非常清楚，是王维忠安排孙某将设备及厂房里能卖的铁都卖掉了，买主为窑厂旁边的张生，之后厂房都趴了。证人孙某与王昌朋、王维忠无任何利害关系，不会偏向一方，更不会无中生有。3.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旨在损害他人利益，属于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但一审法院未作审查。（2018）苏13民终4942号案件二审过程中，李某明确表示其欠王维忠等人110万元，而非220万元。李某2019年4月25日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可以证明，合同签订后王维忠等人未支付20万元现金。李某在2016年2月5日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该份协议实际是2009年11月写的，协议时间为倒签时间。协议中载明转让钢结构厂房4500平方米，而李某在2016年2月5日谈话时陈述，不在产权证上的房屋面积接近2000平方。征收办工作人员根据2011年前的航拍图测算，确认了不在产权证上的房屋面积为2320.34平方米，与李某的说法完全吻合。协议中所称设备，李某在2016年2月5日的谈话中称设备早就被王维忠弄走了。协议载明转让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该厂房没有土地使用权，拆迁时也没有土地方面的补偿款。综上，一审判决对王维忠受让的财产是否已经灭失，被拆迁财产是否系王昌朋翻建、扩建所形成未作实质性审查，对无效合同的法律效力未依职权进行认定，致使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王昌朋构成不当得利，系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对此，王昌朋认为：（1）王昌朋取得拆迁利益有法律根据。被拆迁的无证厂房系王昌朋翻建、扩建的事实得到了（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书的确认，相对应的拆迁补偿款归王昌朋所有，也得到了该判决的支持。（2）王维忠不是受损失的人。王维忠并未将厂房设备交给王昌朋管理使用，王昌朋也没有侵犯王维忠的物权。王维忠从谢莉处受让股份，系谢莉的债权人。若谢莉不能将相应的股份给付王维忠，则王维忠依据约定享有的是对谢莉的债权请求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受损失”，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财产遭受的损失。本案中，多名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王维忠等人所称的无证厂房早已经灭失，而且是王维忠等人故意破坏后灭失的。（3）王昌朋没有取得不当利益。证人孙业武、李海兵、魏加武在公安机关的谈话以及在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言，均能证实一审判决认定的6、7号厂房及配电间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的6号厂房，在王昌朋进入厂区时，仅有破败的围墙，是王昌朋重新修缮围墙，并加盖房顶。一审判决认定的7号厂房，是王昌朋新建，原厂房早已不见踪影，王昌朋在原址扩建而形成拆迁时的7号厂房。综上，王维忠等人取得财产后，因经营不善，撤出厂区时，对厂房设备进行故意破坏，进而灭失。王昌朋依法享有翻建、扩建厂房的拆迁利益。一审判决以王昌朋不当得利为由，判决王昌朋返还王维忠相应利益，属法律适用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声明”无效，王昌朋丧失领取补偿费的依据，系法律适用错误。（1）李某代表康某公司出具“声明”的行为被确认无效的法律后果应该是各自返还（或折价），即王昌朋应当将依据“声明”取得的财产返还（或折价）给案外人康某公司，而非返还（或折价）给王维忠。即便由王昌朋将财产返还给康某公司，前提依然是王昌朋从康某公司取得了相应财产。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声明”出具之前，相关财产已经由李某交付了第三人谢莉占有、使用，康某公司根本不可能将相关财产再次交付给王昌朋。实际上，王昌朋并未依据“声明”取得任何财产。王昌朋翻建、扩建的厂房经拆迁获得的利益与“声明”是否有效无任何关系，与王维忠更无任何关系。（2）一审判决认定王昌朋依据“声明”与拆迁部门签订了补偿安置协议，纯属主观臆断，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王昌朋能够与拆迁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系基于王昌朋对被拆迁财产合法所有这一客观事实，而非依据一纸声明。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任何人只要拿着康某公司出具的“声明”，都能与拆迁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3.一审判决认定本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中，未对王维忠主张权利的过程作任何认定。一审法院在分析说理中认定王维忠提起本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依据。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主张权利而中断，进而重新起算。就本案而言，王维忠的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中断，是否存在连续中断，最后一次主张权利是什么时候，有无产生新法和旧法对诉讼时效不同规定情况下法律适用等问题，一审判决未作任何分析说理，笼统以“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为由，认定王昌朋就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不能令人信服。王维忠最迟在2011年初即知道或应当知道王昌朋进入厂区翻建、扩建厂房的事实，直到2014年4月份才主张权利，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王维忠针对王昌朋的上诉答辩称：1.关于案由的问题。本案案由定为不当得利正确。2.关于当事人的问题。谢莉一开始没有起诉，但是考虑到涉案财产当中确实有谢莉的份额，所以王维忠将其列为第三人。在审理期间，因为谢莉也是财产的所有权人之一，应当处在原告的地位，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莉撤回起诉。无论王维忠起诉时将谢莉列为第三人，还是在诉讼当中依据实际情况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谢莉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当事人的主体都是正确的。3.关于诉讼请求。王维忠在一审期间至少两次明确了诉讼请求。4.关于诉讼时效。自王维忠知道征收补偿款被王昌朋领走后就不间断的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该事实有王维忠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泗阳县城南生态新城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可以证实，公安机关的卷宗材料也可以证实。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5、关于声明的问题。案涉房产分为有证和无证两部分，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将有证的房产抵给王昌朋，将无证的房产转让给王维忠等人。李某与王昌朋之间除了声明之外，没有其他关于无证财产归王昌朋所有的书面约定，而王维忠与李某之间有关于所有无证财产均归王维忠、谢莉等人的转让协议。因为李某与王昌朋串通，将声明的时间提前，造成表面上看李某已经将所有的无证房产转让给了王昌朋，所以谢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声明无效，该出具声明的行为已经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且判决已经生效。6.关于财产权属的问题。康某公司的不动产分成有证和无证两部分，依据李某和王昌朋形成的协议，王昌朋受让有证的部分，依据李某与谢莉、王维忠签订的协议，谢莉、王维忠受让了无证的部分。拆迁时有证和无证的房产是混在一起的，无证房产的征收补偿款应当归王维忠、谢莉等人所有，王昌朋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依据将无证房产的征收补偿款领走，王维忠向一审法院主张王昌朋构成不当得利就是基于该事实。一审法院在王昌朋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无证财产归王昌朋所有，王维忠已经提供了与李某的无证房产转让协议，李某的声明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仅判决部分无证财产的征收补偿款归王维忠所有，明显错误。本案中的财产，无证房产中有王昌朋所建的190多平方米，除了这部分之外，其他无证房产的征收补偿款均应属于王维忠、谢莉等人所有。王昌朋上诉主张王维忠等人没有占有无证财产，无证房产是王昌朋后翻建的，与事实不符。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是有效的，不存在虚构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取得财产的方式都是以物抵债，均已履行完毕。综上，请求驳回王昌朋的上诉请求。王维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王昌朋返还王维忠征收补偿款2253492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2.判决王昌朋赔偿王维忠损失，即误工费：自2014年3月10日起至今，按50000元/年计算，信访维权的开支，按40000元/年计算，精神抚慰金按120000元/年计算，上述费用仅主张600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王昌朋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0月16日，李某（甲方）与谢莉（乙方）签订《财产转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因李某欠谢莉等人贰佰万元债务无力清偿，现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债务清偿及钢结构厂房、机器设备等财产转让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其位于原县砖瓦厂院内泗阳康某空压机配件有限公司2002-2005年扩建的钢结构厂房约4500平米及其厂房内的三台500KV的变压器、五台中频电炉、六台普通机床、三间高压配电间及配电间内的所有设备以及其他生产所用的所有配套设施（含土地使用权、院落等）作价贰佰贰拾万元整转让给乙方。二、甲方欠乙方等人的贰佰万元在乙方应付给甲方的转让款中予以冲抵，乙方于合同签订后三日内付清剩余转让款贰拾万元……。同日，李某向谢莉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谢莉款贰佰贰拾万元整（￥2200000元），其中抵借款贰佰万元整，现金贰拾万元整。后谢莉、王维忠等人占有、使用上述房屋。2010年12月20日，李某、张某1向王昌朋出具《声明》一份，载明：原泗阳县康某空压配件有限公司所有没有产权的厂房及所有设备全部归王昌朋所有。张某2作为证明人在《声明》中签名。2014年2月24日，王昌朋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泗阳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泗阳县征收办征收王昌朋座落于南园居委会房屋及其附属物，房屋建筑面积为5561.9㎡。征收补偿费为6000008元，其中房屋补偿费3839627元、附属补偿费516206元、搬迁过渡费656305元、提前搬迁奖834285元、营业补153585元。2014年3月14日，王昌朋领取补偿费1500008元；2014年4月12日，王昌朋领取补偿费4200000元；2016年10月17日，王昌朋领取补偿费208942元。泗阳县房屋征收补偿资金估价表中载明，评估平面图中标号为6的厂房系钢混结构，测量面积为929.33㎡，被征收房屋价格为632948元，标号为7的厂房系全钢结构，测量面积为1376㎡，被征收房屋价格为782339元，其余系木结构或混合结构。标号为5的房屋被征收房屋单价为605.88元/㎡。2015年1月27日，王维忠与谢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主要约定：“2009年10月21日，谢莉、王维忠和周某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为以谢莉名义合伙购买李某的泗阳康某空压机配件有限公司的设备及部分厂房，所得收益按比例分配，谢莉、王维忠、周某比例为6：2：3。现谢莉将其占有的股份部分转让给王维忠，则三人的实际出资额变更为谢莉30万元，王维忠130万元，周某60万元。三人按出资额重新计算出资比例，并按新的出资比例分享利益，承担风险”。2017年5月22日，谢莉起诉王昌朋、案外人李某、张某1要求确认李某、张某1将无证房产转让给王昌朋的行为无效，泗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7）苏1323民初39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李某、张某1将泗阳康某空压机配件有限公司无产权登记房产转让给被告王昌朋的行为无效。王昌朋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3月20日依法作出（2018）苏13民终4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另查明，因李某、张某1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案外人胡继林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6月26日，泗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泗执字第310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李某所有的位于泗阳县万元，交付胡继林抵偿李某、张某1所应承担的债务。王昌朋提出执行异议，泗阳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王昌朋的执行异议申请。泗阳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9日作出（2013）泗执字第3103-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李继豹所有的泗阳县康铭空压机配件公司的高压配电间、配电柜以及三台变压器的搬迁费等费用91058元扣划至泗阳县人民法院。2014年11月20日，胡继林收到91058元兑现款。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王维忠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案由如何确定；3.王维忠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李某与谢莉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受让财产范围及对应的补偿费数额如何确定；5.王维忠要求返还的补偿费请求能否得到支持；6.王维忠主张的利息及赔偿损失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需具备如下要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述要件与本案有关的是王维忠、谢莉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所谓利害关系，是指当事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即为适格原告。本案中，王维忠提供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及其与谢莉达成的协议，以证明其享有争议厂房的部分补偿费，该证据形式上已达到王维忠、谢莉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的证明目的，故认定王维忠、谢莉系本案的适格原告。关于争议焦点二。王维忠、谢莉主张王昌朋返还补偿费并赔偿损失，王维忠认为王昌朋依据李某出具的声明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泗阳县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领取补偿费，现李某出具的声明被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无效，王昌朋丧失领取补偿费的依据，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故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关于争议焦点三。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权利人向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本案中，王维忠、谢莉得知涉案房产补偿费均由王昌朋领取后，即分别向泗阳县征收办、城南生态新城、泗阳县信访局、宿迁市信访局、江苏省委巡视组、中央巡视组、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等相关部门持续信访维权，并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故王昌朋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争议焦点四。李某与谢莉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财产为原县砖瓦厂院内泗阳康某空压机配件有限公司2002-2005年扩建的钢结构厂房约4500平米及其厂房内的三台500KV的变压器、五台中频电炉、六台普通机床、三间高压配电间及配电间内的所有设备以及其他生产所用的所有配套设施（含土地使用权、院落等）。关于具体的受让财产范围及对应的补偿费数额，作如下分析：1.约4500平米的钢结构厂房。王维忠于2015年6月18日在泗阳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提到钢结构厂房一共是3栋，分别为路某2栋、路某11栋。王维忠于2015年6月22日在泗阳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中提到协议上写明的钢结构厂房约4500平米，实际没有丈量，就是分为路某二栋和路某1一栋。王维忠庭审中比对评估平面图指认路某两栋系标号为6的厂房，路某1一栋系标号为7的厂房。结合泗阳县房屋征收补偿资金估价表中显示的钢结构房屋仅为标号6、7的房屋，故可以认定财产转让协议中约定钢结构厂房即标号为6、7的房屋，房屋补偿费分别为632948元、782339元。2.三台变压器，王维忠、谢莉均认可附属设施补偿费中变压器补偿60000元，对该财产及金额予以确认。3.五台中频电炉、六台普通机床，王维忠、谢莉对被征收房屋并未补偿上述财产不持异议，予以确认。4.三间高压配电间，王维忠、谢莉和王昌朋均认可被征收房屋内仅标号为5的房屋系配电间（7.4×4.45），因标号为5的房屋征收单价为605.88元/㎡，故配电间补偿费为19951.63元（7.4×4.45×605.88）。5.配电间内的所有设备及其他生产所用的所有配套设施（含土地使用权、院落等），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费共计516206元，扣除变压器60000元及后建134862元，附属设施补偿款为321344元。关于争议焦点五。从三方面分析：1.房屋补偿费，即标号6、7和配电间的补偿费为1435238.63元（632948+782339+19951.63）。2.搬迁过渡费、提前搬迁奖，一审法院向城南桃源湖项目征收工作人员刘耀核实，其陈述搬迁过渡费、提前搬迁奖均系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5561.9㎡进行补偿，故按照王维忠、谢莉等人受让财产的面积2338.26㎡（929.33+1376+32.93）与征收建筑面积的比例确定王维忠、谢莉等人享有的搬迁过渡费、提前搬迁奖数额，即626654.02元【2338.26/5561.9×（656305+834285）】。3.附属设施补偿费，除去变压器、后建房，附属设施补偿款为321344元，王维忠、谢莉享有附属设施补偿款亦按2338.26/5561.9元比例酌情支持，即135095.17元。4.营业补，王维忠、谢莉均不主张该费用，予以照准。综上，谢莉等人受让的财产对应补偿费为2256987.82元（1435238.63+626654.02+135095.17+60000），因王昌朋并未实际领取到其中三台变压器和配电间的补偿费91058元，故王昌朋对该部分补偿费不负返还义务，王维忠享有财产份额为130/220，故王昌朋应当返还王维忠补偿费为1279867.62元【（2256987.82-91058）×130/220】。关于争议焦点六。因王昌朋占有了属于王维忠、谢莉的补偿费，给王维忠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于王维忠主张的利息损失应予以支持，但王维忠主张按月息2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和约定，仅支持自王昌朋实际领取补偿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因王昌朋分三次领取补偿费，现无法区分王昌朋领取的补偿费中哪部分归属王维忠，从王昌朋领取的补偿费数额及时间看，王昌朋应当在2014年4月12日已经占有了应当返还的补偿费，故利息从2014年4月12日起计算。关于王维忠主张的维权开支及误工费问题，因王维忠并未举证证明，且王维忠未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而通过信访方式维权产生的开支及误工损失系自行扩大的损失，应由王维忠自行负担。对王维忠主张的精神抚慰金，王维忠因王昌朋的不当得利行为遭受财产权利的侵害，并非遭受人格权利的非法侵害，故对王维忠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请求不予支持。综上，王昌朋抗辩王维忠、谢莉受让的财产灭失，由其翻建、后建，因王昌朋提供的证据无法反映其翻建、后建的具体范围及对应的补偿费，且房屋的补偿费是否因其翻建而额外增加尚不确定，王昌朋可待证据充分后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王昌朋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维忠1279867.62及利息（自2014年4月1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王维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8800元，由王维忠负担37481.19元，王昌朋负担21318.81元。除王昌朋对一审判决认定王维忠与谢莉2015年1月27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事实有异议以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的其余内容均没有异议，本院对双方均没有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王昌朋提交泗阳县城南生态新城管理委员会2014年7月11日制作的《关于王维忠信访问题调查处理情况汇报》、泗阳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15年6月2日制作的《关于王维忠进京非访信访事项的情况汇报》，与其一审提交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6）苏1323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书、泗阳县强力农机配件厂营业执照、核准通知书，证明王昌朋取得拆迁款系合法取得，非不当得利，王昌朋的拆迁款与王维忠无关。王昌朋二审提交魏某于2015年6月19日、李某1于2019年5月8日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朱某的证言，与其一审提交的（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书及听证笔录、厂房建筑承包合同、工程决算清单、强力农机配件厂平面图，证明被拆迁约4000平方的无证厂房是王昌朋所建，拆迁款归王昌朋所有，王维忠自行拆除了原无证厂房内的各种设备并变卖，设备被王维忠拖走，原无证厂房倒塌。王昌朋二审提交王维忠2015年7月10日、2015年6月18日、2015年6月22日、2019年4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与其一审提交的（2016）苏13民终1373号案件听证笔录中孙某的证言，证明原厂房因王维忠自己的原因以及自然原因已灭失，设备被王维忠搬走卖掉，设备被他人保全，王维忠未得到设备，且王维忠2019年4月23日陈述与2015年7月10日的陈述相矛盾。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王昌朋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是否包含有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三、一审认定的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钢结构厂房等房屋的面积是否正确；四、王维忠对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是否享有相应的权益，王昌朋是否不当取得王维忠享有的财产权益；五、王维忠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六、王维忠主张按照月息二分计算利息、要求赔偿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关于一审程序问题。1.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在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王昌朋以一审法院变更案由未向其释明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2.2009年10月16日的财产转让协议虽然由谢莉一人与李某签订，但协议也载明是因李某欠谢莉等人200万元无力清偿而签订，该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将转让财产交付给谢莉、王维忠等人，王维忠与谢莉等人对协议转让财产为按份共有人，已经实际取得了相关的财产权利，谢莉与王维忠2015年1月27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仅是对共有人之间享有的份额予以变更，王维忠与本案争议的征收补偿款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王昌朋关于王维忠不具有原告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3.谢莉与王维忠是本案争议财产的按份共有人，一审将谢莉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变更为原告并无不当，且谢莉之后已撤回起诉，并经一审法院裁定准许，一审关于谢莉诉讼地位的确定，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4.王维忠一审诉讼请求返还的征收补偿款数额固定，其主张的利息、误工费、维权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计算方式明确，在此情况下其明确诉讼请求总额以600万元为限，王维忠的诉讼请求明确。5.王昌朋于2019年9月25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在其书面答辩意见中主张，案由变更后如果应当另行给予举证与答辩期限，要求给予不少于30日的举证答辩期限，如果不另行给予举证与答辩期限，其有理由怀疑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公正与中立，要求合议庭全体成员回避。案由变更无需给予举证和答辩期限。王昌朋假设的要求合议庭回避的前提不能成立，并且在一审法院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16日两次与王昌朋谈话过程中，王昌朋并未再以此提出回避请求，应视为其未正式提出回避申请。综上，王昌朋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协议明确载明李某欠谢莉、王维忠等人200万元。财产转让协议签订后，李某出具的收条明确载明收到现金20万元。李某之后主张仅向王维忠等人借款110万元、未收到以现金支付的20万元转让款，仅有李某单方陈述，且借款金额与签订转让协议时欠款数额并非同一概念。李某关于财产转让协议实际是2009年11月签订没有依据，且李某陈述的协议签订时间差异并不影响协议效力。财产转让协议载明的钢结构厂房面积与实际不符，也不影响协议效力。王昌朋主张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该协议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综上，王昌朋关于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王昌朋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是否包含有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财产的问题。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约4500平米的钢结构厂房及其厂房内的三台500KV变压器、五台中频电炉、六台普通机床、三间高压配电间及配电间内的所有设备以及其他生产所用的所有配套设施（含土地使用权、院落等）。根据李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王维忠等人从李某处受让厂房等财产后，将路某1和路某的厂房分别出租给吴善波、谢某等人经营，即当时的厂房还能正常使用。根据双方当事人以及李某、拆迁时评估人员刘某的陈述，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钢结构厂房为拆迁安置过程中制作的拆迁房屋示意图中6号、7号房屋，分别对应王昌朋制作的厂房平面图中F、C部分。王昌朋2015年6月23日在公安机关谈话时陈述，F区（即6号房屋）之前是厂房，整体结构完好，就是顶上的铁皮没有了，王昌朋后搭了彩钢瓦屋顶。魏某2015年6月19日在公安机关陈述，F区当时只是换了屋面，之前也是彩钢瓦屋顶，都锈了；C区原先是连起来的，里面高的地方有6米左右，立柱是砖墙砌的垛子，上面是钢筋焊的叉手，用圆木做桁条，顶子上是红瓦，有部分顶子都趴了。据此，王昌朋上诉主张其接手涉案厂房时7号厂房已经灭失、6号厂房只剩墙头框，与事实不符。王昌朋提供的与魏某签订的承包合同、工程量结算清单、厂房平面图不能证明具体的施工情况，不能证明7号厂房为王昌朋重建。魏某在公安机关陈述的厂房建设情况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朱某对王昌朋建房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李某12019年5月8日在公安机关谈话时所作陈述也不能证明王昌朋建房的具体情况，故该部分证据也不足以证明7号厂房系王昌朋重建。王昌朋对王维忠等人从李某处受让的配电间在拆迁时仍然存在予以认可，并认可其并未对配电间房屋进行改造。被征收房屋中的配电间也是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三台变压器在被征收房屋的附属设施之中。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财产还包括配套设施、院落。王昌朋主张厂区的道路是其出资新建，但未提供证据证实。王昌朋主张其出资购买了模具、推车，但该部分财产为可移动的动产，且不在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补偿表所列财产之中。故应认定被征收房屋附属设施中部分为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配套设施、院落以及变压器等财产。至于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中频电炉、六台普通机床等机器设备是否如李某、孙某所说的被王维忠搬走，不影响对王维忠等人享有被征收房屋中附属设施相应份额的认定。综上，应认定王昌朋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包含有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仅认定魏某为王昌朋建设厂房，并未对魏某所建厂房的具体情况作出认定。该判决明确载明，因李某、张某1转让未经产权登记部分厂房给王昌朋的行为未通过诉讼予以撤销，故认定拆迁款归王昌朋所有。泗阳县人民法院也是基于该前提作出（2016）苏1323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此后，李继豹、张桂梅转让未经产权登记部分厂房给王昌朋的行为被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13民终4942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王昌朋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13民终1373号民事判决和泗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3民初2188号民事判决等证据主张其合法取得并享有全部征收补偿款，不能成立。泗阳县城南生态新城管理委员会制作的《关于王维忠信访问题调查处理情况汇报》、泗阳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制作的《关于王维忠进京非访信访事项的情况汇报》并非认定王昌朋是否享有全部征收补偿款的法律文书，也不能证明王昌朋合法享有全部征收补偿款。关于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钢结构厂房等房屋的面积问题。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房屋为钢结构厂房和配电间，并非全部无证房产。王维忠关于全部无证房产均属王维忠、谢莉等人所有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根据李某、拆迁时评估人员刘某、魏某等人的证言，可以认定存在王昌朋后建房屋的事实。实际上，王维忠对存在王昌朋后建房屋的事实也予以认可，仅是对王昌朋后建房屋的面积持有异议。但是，根据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勘察形成的材料，被征收的房屋中仅有6号、7号厂房系钢结构厂房，其位置与王维忠在公安机关谈话过程中所作的陈述相符，面积也与李某在公安机关谈话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基本吻合。综上，一审认定的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钢结构厂房等房屋的面积并无不当。一审判决并没有无主建筑的说法，王维忠关于涉案被征收房产中无证房产及相应的征收补偿均应归王维忠、谢莉等人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王维忠对谢莉与李某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是否享有相应权益的问题。李某与谢莉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实际是王维忠、谢莉等人共同受让的财产，李某已将约定财产实际交付给王维忠、谢莉等人，王维忠、谢莉等人对该部分财产为按份共有关系。谢莉与王维忠2015年1月27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仅是对共有人之间享有的份额予以变更，并无谢莉再向王维忠履行给付义务的必要。王维忠对李某与谢莉签订的财产转让协议约定的财产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王昌朋关于王维忠应向谢莉主张相应的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李某、张某对已经转让给王维忠、谢莉等人的财产，无权再作处分。李某、张转让未经产权登记部分厂房给王昌朋的行为被判决确认无效，对李某、张某1已经转让给王维忠、谢莉等人的财产并不能产生在王昌朋与李某、张某1之间相互返还的法律后果，而是产生王昌朋对该部分财产无权占有和无权取得相应征收补偿款的法律后果。王昌朋因占有该部分财产并取得相应的征收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并导致王维忠、谢莉等人遭受相应的损失，构成不当得利。王昌朋应向王维忠等人返还所取得的不当利益。6号、7号厂房的征收补偿款是否因王昌朋的改建行为而增加无法确定，并且李某、张某出具无证厂房及所有设备全部归王昌朋所有的声明系双方恶意串通所为，王昌朋根据该声明接手无证厂房时知道6号、7号厂房已被转让给王维忠等人，在此情况下王昌朋仍然对其进行改建，故即使6号、7号厂房的征收补偿款因此增加，王昌朋也无权向王维忠等人主张相应的利益。综上，一审确定的王昌朋应返还王维忠的征收补偿款数额并无不当。关于王维忠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本案为王昌朋以不属于其所有的财产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相应的补偿款，导致王维忠等人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王维忠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道王昌朋以王维忠等人所有的财产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取得相应补偿款时开始计算。王昌朋于2014年2月24日与泗阳县征收办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于2014年3月14日领取第一笔补偿款。根据泗阳县城南生态新城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公安机关与王维忠等的谈话笔录，王维忠等人从2014年4月17日起分别向泗阳县征收办、城南生态新城管委会、泗阳县信访局、宿迁市信访局、江苏省委巡视组、中央巡视组、国家信访总局、中纪委等相关部门持续信访维权。后谢莉于2017年5月22日起诉要求确认李某、张某1转让未经产权登记部分厂房给王昌朋的行为无效，在该案判决生效后提起本案诉讼。据此，王维忠等人一直在主张权利，故王维忠要求王昌朋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王维忠主张的利息标准及误工费、维权费用、精神抚慰金等问题。王维忠主张征收补偿款产生收益超过月息2分，没有事实依据，一审判决王昌朋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占有资金的利息并无不当。权利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主张。王维忠要求王昌朋承担王维忠因信访维权而产生的误工费以及相应的支出，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并非人格权遭受侵害的侵权责任纠纷，王维忠因不当得利遭受财产损失而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维忠、上诉人王昌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46元，由上诉人王维忠负担19227元，由上诉人王昌朋负担163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覃卫东审判员  黄亚非审判员  庄云扉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汤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