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602行初250号原告王美红，男，193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原告王美胜，男，195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国海、王佳雯，绍兴市柯桥区三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于越中路7号。法定代表人蒋潮，主任。出庭应诉负责人金岗，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妙，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金忠，男，196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凌志伟，女，1964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第三人王金忠之妻。原告王美红、王美胜诉被告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斗门街道）撤销拆迁安置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王金忠与本案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美红、王美胜的委托代理人金国海，被告斗门街道的行政负责人金岗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妙，第三人王金忠及其委托代理人凌志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被告斗门街道与第三人王金忠于2015年7月1日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土地使用证登记在两原告名下的宗地号5××的房屋确权在该协议中。原告王美红、王美胜诉称，二原告分得父亲王长清名下坐落于原××江村的砖木结构楼房一间半，于1993年10月向原绍兴县土管部门申报登记，已由原绍兴县人民政府颁发绍兴县集用(1994)字第4975号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号为5××号，以下简称5××号房屋），并实际由二原告的姐姐王文娟管业。2015年初，包括5××号房屋在内的三江村农居房屋列入政府拆迁范畴。但当原告要求与被告签订安置补偿合同时，被告知该5××号房屋确权在第三人王金忠名下并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已于2016年初被拆除。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于原告名下，案经上虞区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审理，最终省高院认为：被告已就5××号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与第三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被诉确认事项已被案涉补偿安置协议的内容所吸收，原告的相关实体权益诉求可以通过对案涉补偿安置协议的救济来实现。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将5××号房屋安置补偿给第三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王金忠就5××号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王美红、王美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地号为5××的土地登记资料摘录表、绍兴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审批表、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勘丈记录表，证明5××号房屋属于两原告所有，该房屋系楼屋及相应的四至、面积与房屋结构情况。2、省高院（2018）浙行再88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期限，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给第三人王金忠是违法的，原告的实体权益要通过撤销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安置协议来救济。3、照片，证明5××号房屋在拆迁前结构还是土改前的老房子，只是曾进行加固并未翻建，也证明第三人陈述的房子全部拆掉重建过是错误的。4、原××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5××号房屋属原告所有且土地证不慎遗失的事实。被告斗门街道答辩称，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与法院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5××号房屋已于1996年7月16日由两原告的兄弟王美根与妻子童美良及两原告的姐姐王文娟绝卖给第三人王金忠。被告在安置时该房屋已由第三人修建后使用。多年来，原告一直未向第三人提出过异议。二、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2015年9月14日，原告和王文娟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王美根、童美良与王金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5××号房屋属于原告所有。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官与各方当事人进行现场踏勘，对原告五兄妹的祖屋以及王金忠自有房屋进行标示，各方均确认王美根、童美良卖给王金忠的房屋系踏勘图标示D，对将标示D卖给王金忠均无异议。三、根据被告向原绍兴市国土资源局袍江分局调取的三江村地基图显示，各方现场确认的踏勘图中标示的D对应的土地宗地号为5××，因此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至王金忠名下并与王金忠签订《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无不当。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被告与第三人已于2015年签订《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原告起诉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的起诉期限。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斗门街道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抄告单，证明三江村于2014年纳入拆迁计划。2、绝卖屋契、三江村域内地基图、分户确权登记表，证明王文娟、王美根、童美良将房屋绝卖给王金忠，该房屋对应宗地号为5××。3、民事起诉状、2015年12月18日现场踏勘图，证明王文娟、王美根、童美良将房屋绝卖给王金忠，所卖房屋为现场踏勘图标示的D。4、（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157号案件庭审笔录、证人笔录，证明王文娟、王美根、童美良及王金忠均确认卖给王金忠的房屋系踏勘图标示D。5、房屋拆迁重置价格评估表、附属物补偿清单，证明王金忠户房屋评估情况。6、王金忠户口本、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证明王金忠户户内人口情况、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情况。7、袍委办（2014）59号、袍委办抄（2014）114号、袍委办（2013）109号文件，证明对王金忠房屋拆迁时适用的安置政策。8、越政函（2017）67号文件，证明经越城区政府批准，2017年9月撤销斗门镇建制，设立斗门街道办事处。第三人王金忠述称，5××号房屋已在1996年出卖给第三人王金忠，故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应归第三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金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证原件，证明在1996年将5××号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时，土地证同时交付给第三人的事实。2、书面证人证言，证明1996年第三人购买房屋的经过，为第三人翻建房屋的工匠也证明房屋北面是公堂，说明第三人购买的是5××号房屋。3、视频，证明2015年拆迁时，第三人对自己的房屋进行了拍摄，可以看出第三人是因为修建房子的需要购买了5××号房屋。4、分书，证明原告在民事案件审理时提供的分书载明王美红和王美生各分到平房一间，并未分到楼房。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能证明5××号房屋登记在二原告名下，但结合地基图和绝卖屋契可以看出，该房屋已经绝卖给第三人王金忠，所以被告将案涉房屋拆迁权益补偿给王金忠是正确的；第三人认为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上记载的5××号房屋为楼房错误，事实上是平房。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待证目的有异议，这仅仅是省高院引导原告通过什么途径来救济，不能认定被告确权给第三人是错误的。第三人认为该证据说明省高院和市中院的裁定是正确的。原告证据3，被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认为其购买的房屋已按照自己意愿改建过，并非保留原样。原告证据4，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因被告在拆迁时需要把土地证原件收回，可能存在原告自称土地证丢失，村委给他们出具丢失证明的情况，但不能证明土地证真的丢失。第三人认为土地证是王美根将5××号房屋卖给第三人的时候交付给第三人的，原告所谓的丢失是捏造。被告证据1，原告与第三人无异议。被告证据2，原告对其中的绝卖屋契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屋契上买卖的房屋四至、结构、面积均与5××号房屋不同；对其中的地基图有异议，认为该地基图标示的5××号位置错误；对分户确权表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确权表将5××号房屋确权给第三人有异议；第三人无异议。被告证据3，原告无异议，认为其当时起诉的5××号房屋是踏勘图中的A和B，但第三人买入的是D。第三人无异议。被告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王美根出卖给第三人的房屋只是9平方米的一间平房。第三人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其买入房屋时，房屋大部分已倒掉，只有9平方米左右没有倒掉，第三人买入的包括9平方米的房屋和倒掉的地基。被告证据5-8，原告与第三人均对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证据1，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王美根出卖给第三人的房屋不是土地证对应的5××号房屋。第三人证据2，原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第三人购买了一处房屋。第三人证据3，原告认为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第三人证据4，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分书上虽然载明楼房给王文娟，但后来兄弟姐妹协商同意给两原告，所以土地证登记在两原告名下。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1-3均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系两原告家庭内部情况，被告不清楚。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1-4本身的真实性均可确认，可以证明5××号房屋所在土地登记在两原告名下，两原告曾就5××号房屋确权问题提起过行政诉讼等事实，但不足以证明5××号房屋没有翻建及土地证丢失的事实。被告提供证据1-8真实性均可确认，可以证明三江村被纳入拆迁计划，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安置给第三人并签订安置协议的程序及事实。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4，真实性可以确认，可以证明第三人持有5××号房屋土地证原件、第三人买入房屋的过程及两原告在民事诉讼中提交的分书内容。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1日，原绍兴市越城区斗门镇人民政府与第三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将座落于斗门镇三江村砖木结构房屋（平房）二间，占地面积37.78平方米、宗地号5××、批文号4975，土地使用权原登记在王美洪（红）和王美生（胜）名下的房屋，安置在第三人王金忠名下。2015年9月14日，王美红、王美胜、王文娟诉被告王美根、童美良、王金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案件由本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5）绍越袍民初字第1157号。该案件起诉状中，王美红、王美胜、王文娟要求确认5××号房屋属其所有并判令王美根、童美良、王金忠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015年12月18日，经案件承办法官与当事人现场踏勘，形成现场踏勘图一份。在当日庭审笔录中，各方一致确认王金忠于1996年向王美根、童美良购买了现场踏勘图中的D房屋；但王美红、王美胜、王文娟、王美根、童美良认为D房屋不是5××号房屋，系地基图标志错误。次日，该案原告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同日予以准许。2016年2月1日，原告王美红、王美胜认为被告将上述属于两原告所有的房屋征收确权至他人名下，侵犯了其应当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且上述绝卖协议无两原告的签名认可，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安置于两原告名下。经上虞区人民法院一审，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判决，确认被告将5××号房屋确权至王金忠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后经市中院二审，于2017年3月1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原告起诉。两原告不服二审裁定，于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裁定，维持市中院裁定。2019年9月2日，原告向本院起诉。另查明，5××号房屋土地性质为三江村集体所有，于2016年年初被拆除。案外人王美根、王文娟与原告王美红、王美胜系兄弟姐妹。庭审中，两原告陈述5××号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已经遗失，但第三人当庭提交了该土地证原件。本院认为，被告斗门街道系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确定的房屋征收组织实施单位，其具有签订被诉协议的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根据2018年2月8日前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被告在2015年7月1日与第三人签订涉案协议时并未告知原告诉权或起诉期限，两原告在知晓涉诉行政协议签订后一直在通过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寻求救济，扣除上述诉讼期间，两原告在2019年9月2日起诉并未超过起诉期限。二、原告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协议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两原告提出撤销被诉协议的理由是：5××号房屋系其所有，但被告却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将该房屋安置给第三人。本院认为，5××号房屋的土地使用证虽登记在两原告名下，但在1996年已出卖给第三人王金忠，第三人在支付对价后，一直占有使用该房屋至拆迁时止，两原告在拆迁安置前从未提出过异议，且土地证原件也由第三人持有，故该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应归第三人所有。被告根据袍委办（2014）59号、袍委办抄（2014）114号、袍委办（2013）109号文件规定，与第三人王金忠签订被诉行政协议，将5××号房屋的拆迁安置权益归入第三人户内，并无不当。两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地基图错误，5××号房屋并非第三人于1996年购买的房屋。但经本院审查，被告提供的地基图与第三人提供的土地证附图一致，原告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协议存在其他应予撤销的情形。故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美红、王美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新辉人民陪审员  潘芳芳人民陪审员  毛 娟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周晓庆?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