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25822号原告：马帅，男，197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亮，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郝永利，男，198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马帅与被告郝永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军亮、被告郝永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2.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基于2019年10月17日所签《协议》取得的30万元；3.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10月18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17日，被告及其同伙（绰号“大龙”的男子和另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原告均不认识）突然出现在原告所居住的小区内，截住正要送孩子上学的原告，采取辱骂、堵截、语言恐吓、损毁名誉等方式胁迫其根据后者的意思与之“协议”。原告忧虑自身和家人安全以及被告的恶意诋毁，被迫签署了一份《协议》，其中内容歪曲事实，称双方之间存在所谓的“经商余款尚未结清，由马帅先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给郝永利，剩余款项由双方核对确认后协商解决，并从销售利润中逐步扣除”。当天，原告通过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转账方式分七次向被告支付30万元。被告等人得款后又称账算错了，继续对原告及其家人进行一系列胁迫，要重新算出一个他们满意的方案。《民法总则》第150条规定：“一方或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据此诉至法院。同时，原告认为被告实施的胁迫行为主要为辱骂原告、损毁原告名誉，恶意威胁原告与其他和合作者的商业关系，影响了原告家人的正常生活。被告答辩称，确实收到原告转账支付的30万元。但被告并未胁迫原告。被告多次找原告就是为了对账。此前双方合伙做生意经营特定商品。在此期间，原告又使用同一技术与李某等人进行合作，从而导致与原被告双方经营的产品形成市场竞争关系，双方因此发生争议，故被告多次找原告对账以解决双方在合伙经营中发生的纠纷。被告从未采用过原告所述方式对其进行过胁迫。被告是在原告将其微信拉黑、失联的情况下，无奈找到原告的其他合作者李某、钟某等人，向其询问原告与这些合作者之间的合作经营情况，旨在经由这些合作者找到原告对账。其对李某等人所发信息亦是其对原告的真实观点。被告认为原告在不提供资金仅提供技术的情况下分别与被告及其他合作者进行合作可能涉及欺诈，故原告应与其就合伙经营的相关事项解决清楚。而因为原告始终不配合被告进行对账，推脱了两年多的时间，被告没有办法只能去原告所在小区找到原告进行对账。其并未阻止原告送孩子上学，只要原告承诺与其对账即可。对账过程是在公共场所进行，参与人除了原告及被告一行三人，还有原告配偶尹某以及原告的合作者李某。因双方合作期间涉及账目较多，一时半会无法核算清楚，在此情况下，原告出具了涉案《协议》，具体金额在核算后再最终确定。故该《协议》是在多人在场的公共场所所签，并非基于被告胁迫形成。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以公司名义合作经营原告开发的涉案节能产品。合作模式主要为被告提供资金，原告提供技术，共同经营该产品。其中，被告母亲代持被告股份，原告配偶尹某代持原告股份。此后，原告另行同时与李某、钟某等人合作经营同类产品。合作期间，原告与被告发生争议，为此，被告开始要求与原告核算账目。2019年10月15日，被告经由微信联系原告面谈。原告到达约定地点，等待一段时间后离开了，并告知被告可先电话或微信沟通。被告未同意，仍坚持面谈。原告表示：“涉及帮你开发的事可以抽时间谈下，涉及钱的事就别谈了，我真的不欠你什么了，我现在已经没钱了，眼前都是给别人打工了。”对此，被告提出：“你有证据拿出来，我不是不讲理的人，我们清账散伙。账我都算好了，大差不差。我只要我该要的。”原告回复：“我挪了自己私人的钱给你。收钱吧一会儿，真的是友情在这儿了。我不这样认为，但我真的不想争论，先用家底给你应急了吧。”而后原告向被告支付20万元。10月16日，被告再次联系原告，并经由微信向原告发送了一组财务数据表格以供核对，并提出双方见面核对具体规则。原告表示没空，但针对相关数据提出了异议。被告要求面谈将事情说清楚。原告则认为没有必要。被告坚持将账目核算清楚。双方再次就合作经营事务发生争议。被告仍坚持核对账目，并询问对方第二天何时有空。原告答复：“我没空，不想搭理你！你可以走司法程序，没问题。”随后，原告将被告微信拉黑，也不再接听被告电话。在此情况下，被告先后经由微信、短信等方式联系到原告的其他合作者李某等人，并将其与原告之间的合作纠纷告知对方。原告得知后，以被告是疯子、无赖、要抹黑自己等为由告诉李某等人不要理睬被告。10月17日早上，为解决双方之间的合作经营纠纷，被告一行三人来到原告所居住的小区，要与正准备送孩子上学的原告对账。双方发生争执。原告以被告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为由报警。警察出警后告知双方协商解决或走法律程序。此后，原告、被告一行三人、李某、尹某来到一家咖啡店沟通涉案合作纠纷事宜。双方最终并未完成账目核算工作。同时，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协议》。内容为：“马帅、郝永利之间有经商余款尚未结清，由马帅先支付人民币30万元整给郝永利，剩余款项由双方核对确认后协商解决，并从销售利润中逐步扣除。”双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名。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当天下午向被告支付30万元。10月21日，原告联系被告，提出：“真的很对不起，以前我太轴了，也把你想的太偏了，以至于闹出了不少非常荒唐的反应。但我真不是你前段时间认为的那种人，相信你也不愿意骨子里相信你曾经很信任的马帅是那种人。我反思了几天，心情特别沉重。这些日子咱俩找一天去中关村串亭吧，我给你完整讲讲历程，谢谢，给个机会。”被告同意：“话说开了好，我愿意听。”双方随即约定了见面地点及时间。10月24日，被告告知原告可查看相关原始记录和数据。原告并未回应。10月25日及10月26日，被告再次联系原告，并对对方迟迟不予回应提出质疑。同时，被告将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发给李某，并对原告同时与多人合作表示了不满。10月28日，为解决与原告之间的纠纷，被告与原告配偶尹某进行沟通。而后尹某以被告跟踪其行踪为由报案。警察告知被告依法解决问题。次日，被告经由微信继续与尹某沟通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11月中旬，原告以受胁迫签订涉案《协议》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诉讼中，原告提交了被告与尹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据以证明2019年11月原告在外地授课时，被告亦追踪至授课地点并发视频给尹某暗示其了解原告行踪。对此，被告解释称，视频拍摄于原告与被告的竞争对手亦即原告的其他合作者针对同类产品举办的公开讲座，原告失联后，被告的竞争对手亦拒绝与被告对接，故被告报名参加了讲座，想把事情弄清楚，而尹某亦是涉案公司股东，故其将视频发给尹某旨在告知后者原告在侵害公司利益，且讲座是公开场合，其也并未实施任何过激行为。诉讼中，原告提交了李某及尹某的书面证言，并申请证人李某、尹某及钟某出庭作证。李某当庭陈述：其于2019年10月16日认识被告；其知道原告分别与被告及其等人合作经营同一类产品；2019年10月17日，被告曾电话告知其涉案产品涉及侵权应下架；其不了解双方的合作经营状况，但希望双方把账对清楚、彻底解决；鉴于其与原告是合作伙伴，故其不希望原告卷入其他纠纷进而影响双方的合作；涉案协议签订过程中，被告方人员曾表示“我会让你在行业做不成、混不下去。”，其能感受到来自被告方的压力；关于涉案《协议》，当时被告方陪同人员提出当天不拿钱不能走，而双方对于账目数额存在争议，迟迟未能对清账目，而其当天下午有事着急离开，故为解决此事，其提出由原告先拿点钱给被告，多退少补，被告亦提出先说一个数、双方之后对完账后再进行确认，在此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涉案《协议》；该《协议》是其与原告口述，尹某书写，最后双方签字；双方在对账过程中并未发生冲突，但原告有点紧张，同时其觉得被告拿着票据算账挺有理的。被告否认书面证言，但认可上述口头证言，同时提出并未说过“今天不拿钱不让走”，而是说“账必须对清楚了”。证人钟某陈述：其与原告是同学，也是商业合作伙伴，合作经营涉案产品的同类产品，曾见过被告；2019年10月16日，被告经由电话及微信联系过其；同年11月2日，其和原告合作的公司在外地举办公开活动，活动结束后，被告在活动现场说了一些对原告的负面评价。对此，被告认可曾参与上述活动，并曾对钟某的同事说过原告存在欺诈，但否认曾对钟某的客户说过对原告的负面评价。证人尹某陈述：2019年10月17日当天，被告不让原告离开，说不给钱就别走人，因为着急接孩子，原告出具了涉案《协议》；10月28日，被告联系其并尾随其行动，但双方并无肢体接触，其报警后，被告未再找过其，但其当时很害怕。被告以其证言多为主观陈述且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为由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证人证言，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证人当庭陈述的证言予以采纳。对于为何在签署涉案《协议》后仍实际履行了该《协议》而不是立即报警或起诉，原告解释称，其是理工科学子，缺乏处理此类情况的经验，也不希望被告散布谣言，造成商业上的损失，只想了结事情，被告利用了原告的这种性格。另查明，双方至今未就合作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完成核对清算工作。上述事实，有微信截屏、银行转账记录、监控视频、出警记录及询问笔录、通话录音、照片、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以胁迫方式迫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涉案《协议》，应为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有胁迫行为，二是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应为非法；四是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虽然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前，被告在试图与原告解决双方因合作经营发生的纠纷过程中，言行确有不妥当之处，但其行为自始至终均指向要求与原告核对账目，且与原告将其微信拉黑、不接听其电话有密切关联。而在《协议》签订过程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是在公共场合进行沟通协商，并且原告的配偶尹某、原告现在的合作者李某均参与了沟通。在此前提下，即使被告及其陪同人员确实说出了过激言语，亦不足以对原告构成胁迫。此外，根据原告方证人李某的陈述，涉案《协议》是在其提议下形成的，是其在双方当事人迟迟未能核算完毕账目的情况下建议原告先拿点钱给被告、多退少补，并与原告口述了《协议》内容、由尹某写成文字。可见，该《协议》是原告在其配偶及合作者的陪同和建议下签署的，其本人亦已实际履行了该《协议》。原告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协议》的签署是基于被告的胁迫作出的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意思表示。至于被告此后为解决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所实施的言行与该《协议》的形成并无直接关联，不能以此否定该《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撤销该《协议》并要求被告退还基于该《协议》所收款项及利息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帅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原告马帅负担（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静波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