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吉02民终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艳梅，女，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忠，吉林市船营区松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市江城织布厂，住所地吉林省吉林市。法定代表人：路新生，厂长。上诉人耿艳梅因与被上诉人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4民初5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艳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忠、被上诉人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的法定代表人路新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艳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耿艳梅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吉林市江城织布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耿艳梅与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存在较大争议，耿艳梅无法办理退休社会保险的根本原因在于，1998年吉林市人民政府在“拆三小”过程中，吉林市江城织布厂部分职工档案被当垃圾清除，残留材料被存于档案馆。以上事实有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申请人为孙永凤等84人的仲裁裁决书、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原告为刘艳珍等120人的民事判决书、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出的吉市工信请（2017）86号文件及请示等为证，同时还有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耿艳梅与上述其他人的确认劳动关系案件，基础法律关系相同，档案丢失情形相同，证据相同，只是参加工作的时间有所区别。该案属于群体性案件，已经国家信访局、吉林市人民政府召开市政府会议，纪要批示“谁拆迁、谁负责”。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吉林市政府的报告当中已明确认定涉案职工等人反应的情况属实，这一群体存在不稳定因素，有进京上访的可能，为解决企业遗留问题，维护稳定，吉林市信访局建议，由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吉林市政府汇报，吉林市政府召开信访局、人社局（劳动仲裁）、社保局、工信局、市政府法律顾问团等参加的协调会，研究这群体信访案件的解决办法和途径，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信访问题，确保稳定大局。2014年，经吉林市劳动部门同意，分两次为丢失档案来访的139人重新建立了档案，存放在吉林市就业局，并建立了养老保险账户，此期间到达退休年龄的96人已陆续办理了退休手续。由于企业长期停产、职工下岗等原因，还有280余人未能补办档案，现又有200余人来吉林市政府要求补办档案和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有的已经接近退休或超过退休年龄。企业到吉林市档案馆查找到了耿艳梅等人1991年、1993年的工资表以及1993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单等材料，能够证明大部分人员在职情况。此问题是退休职工群体的共性问题。基于以上事实，同时又有84份已生效的仲裁文书，120余份已生效民事判决以及耿艳梅在内的200余人与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吉林市政府提供的86号规范性文件，结合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的其他相关案件，可以进一步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已生效的仲裁文书、法院文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等所认定的事实相悖。由于本案是个典型的特殊的劳动争议案件，相关证据丢失，完全是政府行为导致。包括本案在内的其他案件，其性质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因此，证据认定应当结合政府的行政认定、司法认定以及客观情形进行，当时的企业管理不规范，特别是档案馆的材料，都是人工填写等事实综合予以认定。且档案馆的材料是吉林市江城织布厂提供的，耿艳梅并不知情，存在瑕疵在所难免。根据证据规则，有关用人单位保存的材料，应当由单位提供，否则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判断当时的企业管理行为，尤其是涉案员工离开单位20余年，出现个别瑕疵也属合理，一审法院认定个别瑕疵属于违反常理，未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和当时企业管理的客观性。吉林市江城织布厂是原吉林市棉织厂的家属厂，在企业管理没有电脑的状况下，填写材料个别存在涂抹、不一致也是合理的，且这些材料均应由吉林市江城织布厂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片面作出了违背其他生效判决和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判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019）吉0204民初162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与本案明显不同，使耿艳梅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个案裁决依据个案事实适用法律，但本案与上述案件并不存在根本区别，证据基本相同，两个案件系同一办案人办理，因此，此案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吉林市江城织布厂辩称，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破产后路新生担任厂长。耿艳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办理社会保险等事宜需要经过人民法院裁判和劳动部门办理。2014年，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经吉林市劳动局关系处协调补办了一次职工档案，但是依据现有政策规定，社保部门不认可补办的档案，只能依法办理。耿艳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从1986年5月至1998年7月期间耿艳梅与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具有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林市档案馆保存《一九九三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二份，其中一份载明：耿艳梅，参加工作时间为1986年5月21日，增加工资前工资额为167元，增加工资后工资额为225元。另一份载明：耿艳梅，参加工作时间为1989年11月，增加工资前工资额为153元，增加工资后工资额为207元。在《一九九五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中，载明：参加工作时间为1989年11月，增加工资前工资额为153元，增加工资后工资额为207元。在《集体所有制招工工人审批五联单》中，载明：耿艳梅入厂年月日为1986年5月。该五联单中包括张瑞杰等人入厂年月日均不同。2019年11月4日，耿艳梅向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耿艳梅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耿艳梅主张劳动关系成立，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就现有证据来看，吉林市档案馆留存两份1993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但耿艳梅入厂时间、工资等相关内容均不相同，而其中一份1993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与1995年企业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虽为不同年限制表，但调整工资额等相关内容完全一致，不合常理，且集体所有制招工工人审批五联单中相关人员入厂时间均不同，耿艳梅本人入厂时间均不一致，以上证据内容相互矛盾，且耿艳梅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工作的具体时间，据此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耿艳梅与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劳动关系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耿艳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耿艳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耿艳梅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耿艳梅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关于吉林市江城织布厂部分职工要求确认劳动关系问题的情况说明》，证明：吉林市江城织布厂部分职工多次到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相关部门上访，反映企业将职工档案丢失无法办理养老金保险账户，影响正常退休等问题。2018年6月20日，吉林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了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第一，吉林市江城织布厂是吉林市棉织厂的家属厂，1995年8月吉林市棉织厂破产；第二，1998年吉林市“拆三小”时将该企业存放职工档案的库房作为违章建筑拆除，导致企业绝大部分职工的档案和资料丢失；第三，2011年10月13日，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将剩余职工增加工资人员名册、集体所有制招工审批五联单、职工工资发放明细表等相关资料存入吉林市档案馆，并由吉林市劳动局、吉林市棉织厂、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吉林市档案馆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其真实性；第四，以前处理情况：2014年部分职工要求补办档案，接续社会保险，通过职工提供的身份证及相关资料，第一批为139人重新认定了初次参加工作时间，主要依据是企业存放在吉林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10个月后，139人符合条件，顺利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之所以现在办不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是因为一审中耿艳梅提供的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因没有上位法规定、没有档案等，不能经吉林市劳动局劳动关系处直接办理相关档案和退休手续，需要通过仲裁程序、诉讼程序解决。2017年末以来，该企业又有陆续200余人上访要求与上述139人一样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参保手续，被告知第一批139人认定初次参加工作时间依据的人社办（2009）8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者档案管理的通知》已废止，认定初次参加工作时间停办，同时认定涉案的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在档案馆所保留的材料基本属实。证据二、吉市劳人仲字（2018）第974号孙永凤案件的仲裁裁决书，证明：申请人孙永凤等84人于2019年1月在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仲裁，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被申请人参加仲裁审理。该裁决书中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及其他系列案件的证据和事实完全相同，只是年龄、性别、参加工作时间不同。同时，被申请人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孙永凤案及系列案件依据其局所作出的文件和政府的请示表示没有异议；被申请人吉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申请人孙永凤等虽争议较大，无法办理相关的退休手续，但是对申请人孙永凤等属于单位职工及放假的期限等没有异议，因此该裁决书完全符合本案及系列案件的客观事实，是已合法生效。同时孙永凤等84人已经顺利的补办了档案并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也可以说明经行政机关认定的生效文书与本案诉讼中耿艳梅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同，客观事实相同，证据相同，本案是系列案件之一，其他系列案件结果对本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吉林市江城织布厂质证称，耿艳梅确实是吉林市江城织布厂的工人，证据是保存在档案局的，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对证据一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吉林市江城织布厂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庭审中，吉林市江城织布厂对耿艳梅1986年5月至1998年7月期间与其具有劳动关系没有异议，故诉辩双方之间不存在需要人民法院解决的纠纷或争议，耿艳梅的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应裁定驳回耿艳梅的起诉。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耿艳梅的诉讼请求错误，应予纠正。综上所述，耿艳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4民初526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耿艳梅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退还耿艳梅；耿艳梅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郝振翔审判员 刘 静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