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12民初7232号原告：孙建康，男，1971年8月28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骥，江苏常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金晶，江苏常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国柱，男，1975年9月9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新北区。被告：雷永海，男，195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常州市钟楼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忠，江苏中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建康与被告何国柱、雷永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5月6日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后，被告雷永海以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属于专属管辖为由，申请移送本院审理。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审查后，于同年7月2日裁定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同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骥、费金晶、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工程款2076010.68元（当庭变更为1865310.47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9年12月3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分包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承包运河三期二标段的水电安装工程。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完成工程，该工程经建设单位常州市大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公司）审定总价为10053251元。其后原告多次催要，仅收到部分工程款，被告至今仍拖欠原告诉求的工程款未付，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交如下证据：一、2009年12月31日签订的《分包协议》一份，该《分包协议》抬头的甲方为建设公司运河项目部，乙方为孙建康水电队，甲方落款栏由两被告签名，乙方落款栏由原告签名，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运河三期二标段建设工程分包关系，原告分包了运河三期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二、2009年12月31日签订的《分包协议》原件一份，该《分包协议》抬头甲方为建设公司运河项目部，乙方为孙建康水电队，其中第六条付款方式条文中比前一份《分包协议》增加了“其中管理费为2%”的内容，第七条其他条文增加了“其它问题均由乙方自行解决”的内容，甲方落款栏由两被告签名，乙方落款栏由原告签名，见证单位落款栏加盖了常州市武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建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徐小敏的签名，同样证明原告分包了运河三期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三、2014年6月27日的《工程结算审定单》原件和《运河安置小区三期安装审定汇总表》原件各一份，《工程结算审定单》上建设单位大为公司、施工单位武建公司、审计单位常州国联佳信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信公司）分别加盖了公章，证明运河安置小区2、4-6＃、消防报警、电梯五方对讲及外场安装工程审定价为10053250.59元。《运河安置小区三期安装审定汇总表》证明分包协议所约定的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也就是汇总表中1-8项，即2、4、5、6号楼的水电安装工程，最终审定的造价是8050417.23元，9-13项由原告与建设单位另行分包结算。四、2016年5月10日由原告及被告雷永海签名的《说明》一份，证明雷永海实际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为835000元，也证明分包协议不仅在原、被告双方之间成立，而且也在原、被告双方之间进行了履行。五、两被告的社保交费证明，证明在分包协议成立和结算期间，也就是2009年至2014年间，两被告均没有以武建公司的名义缴纳社会保险，也证明两被告与武建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证明分包协议是两被告独立以自身的名义与原告所签订。六、2019年11月28日大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案涉工程于2011年1月通过竣工验收交付并投入使用，至2016年6月该工程已结算结束，所有工程款已经全部付清。被告辩称，一、两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两被告与原告在整个工程中的关系并非是发包和承包的关系，该工程的建设方是大为公司，承包方是武建公司，两被告是承接了武建公司的部分工程，原告在大为公司下面承接了整个工程的水电安装工程，并且通过签订分包协议的方式将两被告承接的部分工程中的水电部分分开由原告去承接，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发包与承包的关系。二、按照《分包协议》第六条约定，明确载明付款方式是在扣除管理费（武建公司收取10%）、配合费（总价的2%）之后由武建公司直接支付给原告，两被告不存在支付原告费用的义务。三、原告的结算也不是与两被告结算，是直接与大为公司进行结算，并且原告所承接的工程范围是超出了两被告的工程范围，两被告的工程范围只包括三期工程二标段，仅包括小区的2、4、5、6幢，其中被告何国柱承接的是2、4幢，被告雷永海承接的是5、6幢。根据原告与大为公司的结算审定单显示，结算范围还包括消防报警、电梯五方对讲以及外场安装工程，其中外场安装工程当时的承包人是安徽一建。因此，原告不应向两被告主张支付款项。同时，原告主张的金额有误，要求原告陈述金额的计算方式。被告提交如下抗辩证据：一、2009年10月30日大为公司与武建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一份，证明武建公司仅承包了三期的2、4、5、6幢及商铺的建设工程。二、2013年2月5日由原告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原告确认该笔收到了2500000元，其所称欠款金额与事实不符。三、2017年1月13日由原告签名认可的《运河水电付款明细》表复印件一份，证明至此时原告已收到工程款5274000元。四、2018年2月12日的《付款凭证》一份，证明该日又支付原告200000元。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二即二份《分包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处存有的《分包协议》原件，与原告起诉时提供的复印件一致，原告当庭提交的盖有武建公司公章的《分包协议》中间增添了很多内容，对增添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三即《工程结算审定单》和《运河安置小区三期安装审定汇总表》的真实性不认可，理由是审计单位盖章不一致。对证据四即《说明》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其称是当时原告叫了三个人到雷永海家中，强行逼迫其书写，上面的内容也都是原告书写，被告雷永海只是签名；从内容来看，也不能证明两被告有支付给原告款项的义务，尤其中间提到的是转付，其意思只是通过两被告转交，并不是两被告直接支付。对证据五即社保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两被告确实不是武建公司员工，两被告是承接武建公司下面的三期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两被告与原告签订分包协议只是明确各自的承包范围。诉讼中，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抗辩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的分包关系。对证据二即《收条》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原告实际只收到了2000000元。对证据三即《运河水电付款明细》除上述500000元差额外，其余予以认可。对证据四即《付款凭证》予以认可，确认于2018年2月12日收到200000元。原告共收到4974000元，自愿承担审计费54090.07元。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09年10月30日，大为公司与武建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武建公司承包坐落于常州市武进区处的运河安置小区三期A区的2、4、5、6号房屋及商铺的建设工程，总建筑面积约45000平方米，价款采用可调单价确定，工程量按实结算，结算价格经中介机构的造价税后下浮12.5%作为最终价格。2009年12月31日，抬头为建设公司运河项目部作为甲方，抬头为孙建康水电队作为乙方，协商签订《分包协议》一份，约定由乙方分包运河三期二标段水电安装工程；第五条结算方式条文约定“根据甲方与建设单位的结算方式结算，另上交甲方配合费总价2%”；在第六条付款方式条文约定“根据建设方的付款进度同步付款，同期扣除管理费及配合费，由武建公司直接支付给乙方（其中管理费为2%）”；甲方落款栏由两被告签名，且两被告与武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乙方落款栏由原告签名，见证单位落款栏加盖了武建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徐小敏签名。该《分包协议》签订后，原告即组织人员进场进行水电安装施工。2011年1月，案涉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交付并投入使用。2013年2月5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确认收到案涉工程款2500000元。2014年6月27日，建设单位大为公司、施工单位武建公司、审计单位佳信公司（2018年3月20日变更为江苏国联佳信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工程结算审定单》一份，确认运河安置小区2、4-6号房、消防报警、电梯五方对讲及外场安装工程审定价为10053250.59元，审计费77175.30元（核减额4017415－让利额1444905.39）元×3%＝77175.30元，扣除相应的工程款。2016年5月10日由原告出具《说明》一份，确认大为公司支付武建公司水电进度款，原告本人实际收到835000元，被告雷永海在该《说明》签名确认。2016年6月，建设单位大为公司与施工单位的工程结算已结束，所有工程款全部付清。2017年1月13日，原告在被告何国柱出具的《运河水电付款明细》表签名，确认至2013年12月11日，共收到被告何国柱案涉工程款5274000元。2018年2月12日，原告在被告的《付款凭证》上签名，确认又收到案涉工程款200000元。诉讼中，原告持本院的调查令，至审计单位佳信公司调取了《运河安置小区三期安装审定汇总表》一份，该公司证明2、4、5、6号房安装工程、2、4号房配电房、2（4）、5（6）号房签证工程、5（6）号房商铺安装工程、5（6）号房地下室安装工程的审定价为8050417.23元，原告施工工程的审计费为54090.07元[(核减额2896196.17－让利额1093193.70）×3%]。综上，按分包合同的约定，被告应按审定价的96%支付给原告工程款，即应支付7728400.54元。被告已支付原告6309000元，原告应承担审计费54090.07元，尚欠1365310.47元。原告向两被告多次催要无果，遂委托律师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上述事实，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分包协议、工程结算审定单、运河安置小区三期安装审定汇总表、运河水电付款明细、付款凭证、收条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承包或分包合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是应当采信哪一份《分包协议》。原告在起诉时提交了未加盖武建公司公章的《分包协议》，在本案诉讼中又补交了加盖武建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徐小敏签名的《分包协议》，被告辩称也存有未加盖武建公司公章且内容与原告提交的第一份《分包协议》相同的《分包协议》，但未作为抗辩证据提交。本院综合考量后认为，原告提交的二份《分包协议》除第五、六、七条用笔添加内容外，其他条文内容相同，特别是两被告签名的内容相同，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应当采信加盖了武建公司公章的《分包协议》。据此可以认定，两被告作为运河项目部三期二标段水电工程的分包人，原告为实际施工人。二是何国柱、雷永海是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基于上述理由，本院已认定加盖武建公司公章的《分包协议》作为本案定案的主要证据，被告虽然辩称被告何国柱承接的仅是2、4幢，被告雷永海承接的仅是5、6幢、原告应向武建公司主张工程款，但未提交足以否认该《分包协议》及两被告分别分包、原告分别实际施工的抗辩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而对其不利的后果，故应当认定何国柱、雷永海是本案适格的共同被告。三是加盖武建公司公章的《分包协议》的效力。两被告是个人，不具有分包建设工程的资质；原告也系个人，同样不具有再承包建设工程的资质，仅是实际施工人。因此，该《分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四是原、被告之间如何结算工程价款。虽然《分包协议》无效，由于建设单位已确认案涉工程早已竣工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且工程款已审定并于2016年6月已向总承包人武建公司付清，故两被告应参照无效的《分包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支付工程价款，即应按总承包人武建公司与建设单位大为公司结算工程款的96%（扣除2%的配合费、2%的管理费）支付给原告。五是2016年5月10日由原告和被告雷永海分别签名的《说明》能否作为另行付款的证据。虽然被告雷永海辩称该《说明》是原告叫了三个人到其家中强行逼迫其书写，但其事后未报警求助，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在胁迫的情形下所出具，故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定被告雷永海仅向原告支付工程价款835000元。六是2013年2月5日（《运河水电付款明细》表中记载的2月6日）被告何国柱支付的2500000元原告是否足额收到。虽然原告辩称实际只收到了四张票额均为500000元的承兑汇票，但原告出具的收到2500000元的收条原件由被告持有（诉讼中已提交本院），被告同时还提交了原告签名的上述明细表予以印证，且原告在诉讼中对签名的事实也予以认可，原告又未能提交事后与被告就所谓的差额500000元进行交涉或报警等证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即按证据认定原告已收到了该2500000元工程价款。本院希望双方能准确理解证据认定规则，正确对待所作出的裁判，避免双方不必要的诉累。本案终因调解未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何国柱、雷永海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孙建康价款1365310.47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019年5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孙建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09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8409元，由何国柱、雷永海负担22094元（按1366000元计算分担），由孙建康负担631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纪华人民陪审员  熊 英人民陪审员  蒋雪芬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羊容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