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1081行初56号原告：邓小莉，女，1964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住所地湖南省桂阳县文化路91号。法定代表人：唐朝铭，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谭志盛，男，197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桂阳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所长，住湖南省桂阳县。委托代理人：曹波，湖南瀛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小莉不服被告桂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8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批复》于同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邓小莉，被告桂阳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谭志盛、曹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10日作出桂公（和）决字［2019］第0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邓小莉冒用他人身份证购买火车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邓小莉行政拘留五日。原告邓小莉诉称：原告之父邓祖瑫于1958年被桂阳县委、桂阳县人民政府错误地划分为右派，于1967年11月13日在桂阳县人民政府、和平公社（乡）领导组织的批斗大会上，被暴徒活活打死。1981年4月18日，桂阳县人民政府虽下发了桂政干字（81）第038号《关于对邓祖瑫的遗属给予困难补助的批复》，撤销了对我父亲邓祖瑫的错误处理决定，认定我父亲的死亡属于错杀，但这文件并非平反性决定。为落实父亲的平反决定，原告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并提前预定了2019年2月24日前往北京的火车票。然而，2019年2月24日当日一大早，原告就被政府部门相关领导干部拦截在家，并被强行截留了火车票与身份证。由于原告已被当地政府列为重点维稳对象，迫于无奈，2019年3月7日，原告只好在征得其嫂子李某同意的情况下，使用李某身份证购买了从衡阳至长沙的火车票，原告还未下车，就被桂阳县信访局等单位多人到北京火车站内车厢门口截留，之后，原告和苏仙区信访局及相关基层工作人员一同购票返回郴州。然而，刚到郴州西站下车出口，就被桂阳县公安局和平派出所所长等人，超越职权直接送至桂阳县公安局非法审问，并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使用其嫂子身份证购买火车票的行为，未对其嫂子李某造成任何损失，也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且原告购票的起始站是衡阳站、终点站是北京站，原告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区，被告无权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9年3月10日作出的桂公（和）决字［2019］第0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2.被告赔偿原告因非法拘留造成的误工损失1895.64元（315.94元×6天）；3.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名誉损失费2000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告邓小莉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桂阳县公安局桂公(和)决字[2019]第0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2.李某的《授权委托书》；上述证据1、2，拟证明:（1）被告桂阳县公安局非法拘留原告6天（注:2019年3月9日-3月15日）的事实；（2）被告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邓小莉是受害人的事实；（3）被告查明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并没有使用其嫂子李某的身份证购买从长沙至北京的Ｔ146次列车的火车票；（4）原告得到了其嫂子李某的授权使用其身份证购买火车票为父申冤。证据3.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1）原告的身份信息，原告是苏仙区人的事实；（2）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证据4.桂阳县与苏仙区两区、县乡镇工作人员到原告家中维稳照片；证据5.桂阳县与苏仙区两区、县乡镇工作人员到原告家中胁迫原告退票的照片；证据6.两张火车票照片；证据7.《买六张座票当卧铺，有错吗？》文章节选；证据8.《女乘客买6张硬座票给孩子睡觉遭乘客怒怼，律师说谁对谁错关键要看……》文章节选；上述证据4-8，拟证明:（1）从铁路部门既有的购票规则来看，原告使用其嫂子身份证购买火车票，并没有违反相应规则；（2）原告是被逼无奈才使用其嫂子李某的身份证购买衡阳至长沙的Ｋ1160次火车票的事实；（3）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对本案无管辖权。证据9.《关于对邓祖瑫的遗属给予困难补助的批复》（桂干字[81]第038号）；证据10.《桂阳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小学教师邓祖瑫不再继续留用、开除教师籍的批复》（会教人字第409号）；证据11.《泣求中央领导对本案安排专人跟踪督办的请示》；证据12.《市委组织部来信来访处理单》；证据13.中联席办交办记录；证据1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介绍信》访字（2015）第217号；证据15.2013年8月8日《湖南省信访局信访事项转办单》；证据16.恳请对邓祖瑫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一案彻底平反的相关报告；证据17.《关于交办邓小莉信访事项的函》郴信访函[2017]22号；证据18.2017年4月23日《重要来访呈阅》；证据19.《关于邓小莉信访事项的函》郴常办信函[2010]7号；证据20.2017年10月12日《关于邓小莉信访案件协调会议纪要》；证据21.2017年2月23日《邓祖瑫信访案件接访记录》；证据22.2011年3月13日大队支书出具的《关于邓祖瑫的证明材料》；证据23.《中共桂阳县委关于邓祖瑫错误的结论及处理批复》；证据24.《再次请求督促桂阳县人民政府为邓祖瑫平反落实补发工资、工亡待遇等报告》；证据25.《47年前的弒师案》文章节选；证据26.《复查纠正“文化”期间判处的冤假错案》文章节选；证据27.《“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受处理人员平反纠正后，如何消除政治影响？》节选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局部、民政部关于中发[1978]55号文件的补充说明》节选；证据28.邓祖瑫革命前后履历、干部工资级别登记表、工作人员履历表；证据29.会客登记凭证；上述证据9-29，拟证明:（1）桂阳县人民政府已认定邓祖瑫原划中右不当，应予纠正，并撤销了对邓祖瑫的错误处理决定，认定邓祖瑫属于被错杀；（2）邓祖瑫被错误划成右派，被错杀后，原告及家人多次到相关部门反映请求为邓祖瑫平反，落实相关政策规定的伤亡抚恤待遇等，但一直未得到落实，原告不得以才使用其嫂子李某的身份证购买火车票上访维权。被告桂阳县公安局辩称：1.原告自2018年11月以来，一直持有其嫂子李某的身份证，并于2019年3月7日使用李某的身份证从郴州市汽车总站乘坐客车至衡阳市，又使用李某的身份证购买了衡阳至长沙的Ｋ1160次列车的火车票，乘车到长沙，随后又使用李某的身份证购买了长沙至北京的Ｔ146次列车的火车票，并通过安检上了火车，到达北京站。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对居民身份证的管理制度，理应受到行政处罚。2.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是从郴州开始的，一路到北京才被查获，其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是一个持续性行为，郴州市苏仙区、北湖区公安局对本案均有管辖权，同时，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的目的是进京非正常上访，虽然原告户籍地为郴州市苏仙区，但上访的根源来源于桂阳县，即桂阳县公安局管辖本案更为合适，经郴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被告桂阳县公安局获得了本案的管辖权，在此情况下，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郴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据2.接报案登记表；证据3.受案登记表；证据4.到案说明；证据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6.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7.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据8.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证据9.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据1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据11.执法办案中心使用情况审核表；证据12.结案审批表。上述证据1-12，拟证明,我局是依法定程序办理案件，办案程序合法、同时充分保障了被处罚人的权利。证据13.邓小莉的陈述和申辩；证据14.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据15.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据16.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据17.证人邓某2的证言；证据18.李某的身份证照片；证据19.情况说明及火车票；证据20.户籍资料；证据21.邓小莉的前科资料；证据22.相关资料。上述证据13-22，拟证明,原告的行为构成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一、原告对被告证据1、2、3、4、11的三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是被告制作的虚假证据；对被告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据6、10的三性有异议，被告没有保障被处罚人的权利，原告家属至今也未收到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对被告证据7、8、9、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方向有异议，上述证据恰好证明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非法拘留原告的事实；对被告证据13、14、15、16、1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方向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原告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且被告违反法定程序办案，对本案无管辖权；对被告证据18、19、2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方向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户籍地在郴州市苏仙区，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对被告证据21、2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对原告多次打击报复、非法拘留的事实。二、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证据2的三性有异议，身份证不能借给他人使用，且该证据不能否认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购买火车票的事实；对原告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对本案无管辖权；对原告证据4、5的三性有异议；对原告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购买火车票的事实；对原告证据7、8的三性均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证据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8、2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证据25、26、27的三性均有异议，且原告证据9-29均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对原告证据1、3、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2的合法性不予确认；对原告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照片不足以证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到原告家中维稳，胁迫原告退票的事实；原告证据7、8、25、26、27，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原告证据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8、29，证明了原告多次因其父亲一事信访的事实。二、对被告证据1-2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虽被告证据2接报案登记表、证据3受案登记表记录的时间及证据10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的送达存在瑕疵，被告证据14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据15证人李某的证言形成时间先于接报案登记表记录的发案时间，存在取证违法，但上述程序违法对原告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属于程序轻微违法。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9日，原告邓小莉因进京信访，被其户籍所在地苏仙区卜里坪街道办事处环城桥社区干部接回郴州。因涉嫌有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违法行为，原告邓小莉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理。考虑到该违法行为与桂阳县有关，同日，郴州市公安局作出郴公（行）指管字［2019］00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决定将该案指定由被告桂阳县公安局管辖。之后，被告桂阳县公安局经调查取证，查实：2019年3月7日，原告邓小莉从郴州乘车至衡阳后，使用其嫂子李某的居民身份证购买了从衡阳至长沙的Ｋ1160次列车的火车票到长沙，之后又使用其嫂子李某的居民身份证购买了从长沙至北京的Ｔ146次列车的火车票乘车至北京，该行为已构成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违法行为。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及拟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进行了告知，也交代原告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并制作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原告拒绝在告知笔录上签字，也未提出陈述和申辩。2019年3月10日，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作出桂公（和）决字［2019］第0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同日将原告移送桂阳县拘留所执行至完毕。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也于同日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邮寄至原告户籍地，根据快递查询状态显示，由于电话号码异常，原告丈夫未签收。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被告是否具有管辖权；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是否具有管辖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由于被冒用居民身份证人李某的身份证发证机关为桂阳县公安局，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进京上访的事由也发生在桂阳县，郴州市公安局作为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指定本案由被告桂阳县公安局管辖，符合法律规定，故对原告关于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对本案无管辖权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一）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本案中，原告邓小莉为进京上访，持有并使用李某身份证购买火车票的行为，有原告邓小莉的自述，证人邓某1、李某、周某、邓某2的证言，李某的身份证照片，火车票复印件等证据证实，被告桂阳县公安局据此认定原告构成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针对原告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违法行为，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被诉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本案中，虽接报案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存在时间记录瑕疵，被告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直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至原告户籍所在地致送达不成功，存在送达瑕疵，证人邓某1、李某的证言形成时间先于接报案登记表记录的发案时间，存在取证程序违法，但上述程序违法对原告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之规定，属于程序轻微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的规定，应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关于争议焦点之四，行政赔偿请求是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桂阳县公安局基于原告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此种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应受到行政处罚，虽被告办案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请被告赔偿损失并为其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虽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应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同时，被诉行政行为系针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虽程序轻微违法，但未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原告诉请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为其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桂阳县公安局作出的桂公（和）决字［2019］第013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二、驳回原告邓小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桂阳县公安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谢铭航审 判 员  陈丽萍人民陪审员  何献忠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法官助理李贤书记员朱旭霞附：本判决书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与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