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民终89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北、习友路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83（1-1）。法定代表人：朱光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才俊（台湾地区居民），男，196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台湾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晶，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芯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尚才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皖0191民初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合肥芯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被上诉人尚才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肥芯硕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员工保密协议没有生效，违背生活经验法则，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涉案保密协议的原件，保密协议上有尚才俊本人亲笔签名，被上诉人代理人对保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这证明保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保密协议依法成立生效。其次，尚才俊称其2012年在天津芯硕公司工作，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故不能否定其2012年3月与上诉人建立劳务关系的事实。第三，涉案《录用通知书》上有尚才俊本人亲笔签名。《录用通知书》记载，被上诉人尚才俊报道时间为2012年3月5日2012年3月8日上诉人与尚才俊签订员工保密协议。尚才俊报道时间与双方签订员工保密协议时间相吻合。根据生活经验法则分析，任何用人单位只有在与员工建立劳务关系或劳动关系情况下才会与该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因此，根据上诉人与尚才俊签订员工保密协议的事实，完全能够推定出用上诉人与尚才俊已经建立劳务关系的事实。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与尚才俊保密协议未生效，显然违反生活经验法则，不能成立。二、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尚才俊违反保密协议约定，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不能成立。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上诉人证据—保密协议1.7条和第2.10条证明，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设备的厂房、生产线；与公司的竞争和效益有关的价格方案等均属于上诉人的保密信息。每个企业的产品销售定价方案都是该企业独有的商业秘密，这是生活常识。生产光刻机洁净厂房的设备需求信息是上诉人作为生产光刻机企业的核心秘密，也是上诉人独有的商业秘密。且这些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属于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原审判决认为产品销售定价方案和洁净厂房设备需求并非上诉人独有，违反基本的生活常识。原审判决认为尚才俊泄露的上诉人产品销售定价方案和洁净厂房设备需求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违反法律规定。2、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才俊2016年3月和4月发送的电子邮件证明，尚才俊在该邮件中详细披露上诉人产品的美元成本价；人民币、欧元、美元的基准售价；人民币、欧元、美元的报价；此时芯碁公司已经于2015年6月30日成立，正在进行市场拓展和销售，从而严重侵犯并损害了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尚才俊向芯碁公司董事长发送关于洁净厂房建设的邮件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在这个时间节点，芯碁公司正处于筹建阶段，芯碁公司作为新设立企业需要建设洁净厂房，才能完成生产目的。尚才俊将上诉人采取保密措施，能为上诉人带来经济利益的保密信息泄露给竞争对手合肥芯碁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显然构成侵犯上诉人的商业秘密。3、本案争议焦点是尚才俊通过邮件向芯碁公司泄露的上诉人产品定价方案和洁净厂房需求信息是否为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与芯碁公司程卓董事长及副总经理方林能否通过自身职务获取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没有关系。虽然芯碁公司程卓董事长及副总经理方林曾任上诉人单位股东和高管，但他们并不实际掌握尚才俊泄露的上诉人商业秘密。否则，尚才俊就没有必要在向他们泄露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原审判决认为程卓、方林应当通过自身职务获取上诉人商业秘密，并以此为由认为尚才俊通过邮件泄露上诉人产品销售定价方案和洁净厂房设备配置不构成违反保密协议约定，泄露公司保密信息，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三、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2017年3月发现尚才俊泄露商业秘密，2019面1月才起诉至法院，不符合常理，由此推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尚才俊违反保密协议，泄露公司商业秘密证据不足，显然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作为民事主体，有权根据自身维权需要决定何时向法院起诉。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及时起诉为由，认为上诉人主张尚才俊泄露上诉人侵犯商业秘密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就像银行没有及时起诉借款人还款，难道法院就能认为借款事实不存在吗?原审判决显然不能成立。尚才俊辩称：一、上诉人虽与答辩人签订了涉案保密协议，但涉案保密协议因双方劳务关系未成立而未生效，上诉人诉请答辩人履行涉案保密协议并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保密协议是双方劳务合同的从合同，其效力从属于主合同（即双方的劳务合同）。在双方劳务关系未成立的情况下，涉案保密协议也不能单独生效。上诉人于2014年4月22日向答辩人签发《录用通知书》，并于当日签署了一份《劳动合同书》，上诉人在2015年10月29日向合肥市人社局出具的《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证明书》中也明确了答辩人入职上诉人公司的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由此可见，答辩人与上诉人实际上建立劳务关系的时间是2014年4月22日。以上事实，也有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的（2018）皖0191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予以印证。因此，虽然上诉人与答辩人双方于2012年3月8日签署了一份《员工保密协议》，但签署该协议时，双方并未建立劳务关系，该保密协议没有生效。上诉人依据没有生效的《员工保密协议》，向答辩人主张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答辩人从未泄露、侵害上诉人的商业秘密，上诉人也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1、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资料，不能确定证据来源，且内容不真实，该证据作为电子数据，提取和固定的主体、工具和方式都不可靠。此外，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账户没有密码，具有篡改的可能。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双方在涉案保密协议第一条中也约定了保密信息是指“……不为公众所知的具体商业信息……”。纵观上诉人提交的电子邮件资料的内容，答辩人与案外人程卓、方林主要是厂房建设设备需求和芯碁公司产品的价格核算，并不涉及上诉人的商业秘密。（1）关于厂房设施配置，上诉人不能证明邮件中载明的厂房设施与上诉人厂房之间的关联性，也不能证明邮件中载明的厂房设施具有涉案保密协议中“不为公众所知”的特性，邮件中的厂房设施配置明显与上诉人的商业秘密无关。（2）关于产品价格，虽然上诉人提交的邮件在价格核算内容中有部分产品型号与原告产品型号命名相同，但成本与售价均与上诉人的产品存在巨大差异，相关邮件内容明显与上诉人的产品无关，不能认定为答辩人将上诉人的产品价格信息透露给其他人员，上诉人也不能证明邮件中载明的产品就是上诉人生产的产品，而且邮件中绝大多数的产品型号与上诉人的产品型号命名并不相同。此外，邮件中明确载明了“由于成本制约，使双台面毛利最低”，而上诉人公司的产品中并没有双台面产品。由此可见，邮件中的产品价格并非上诉人的产品价格。并且邮件发送时，被上诉人已经离职。3、自2015年4月23日起，案外人程卓担任上诉人公司董事长兼财务总监，案外人方林担任上诉人公司董事，答辩人通过电子邮件与上诉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程卓、方林联系，并不可能泄露、侵害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且，案外人程卓、方林作为曾经担任上诉人公司董事长、董事、财务总监的高级管理人员，其对上诉人公司的产品价格、厂房建设等情况非常了解，根本不需通过答辩人知晓上诉人在本案中诉请的所谓商业秘密，上诉人主张答辩人向案外人程卓、方林泄露其商业秘密明显与常理不符。此外，上诉人主张其提交的电子邮件资料是案外人程卓、方林签收涉案邮件时存放在其公司服务器的电子数据，可见涉案邮件发送时，案外人程卓、方林尚在上诉人公司工作、履行职务。答辩人在邮件中即便向程卓、方林透露了上诉人的所谓“商业秘密”，也是正常的履职行为，不应认定为泄露上诉人的商业秘密。4、上诉人主张于2017年3月发现答辩人泄露商业秘密，但直至2019年1月才起诉至法院，明显不符常理。泄露商业秘密对权利人的损害是一种持续性的损害，上诉人在经营存续期间放任损害的发生与扩大，而在停止生产经营后再行向答辩人主张泄露商业秘密的违约责任，与常理不符。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本案是在答辩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并获法院支持、冻结上诉人相应银行存款后，上诉人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保全了其应当向答辩人支付的劳务报酬。答辩人认为，本案是上诉人为了阻止、拖延答辩人执行劳务报酬的恶意诉讼。三、上诉人诉请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上诉人主张其提交的用以证明被告泄露商业秘密的电子邮件，来源于上诉人公司的服务器，涉案邮件最迟于2015年12月22日发送，则上诉人于当日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2月22日起算，诉讼时效早已届满。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恳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合肥芯硕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8日，合肥芯硕公司向尚才俊出具一份《录用通知书》，聘请尚才俊担任运营副总经理职务。双方于2012年3月8日签订一份《员工保密协议》，约定尚才俊应履行其承担的保密义务，否则应向合肥芯硕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2014年4月22日，合肥芯硕公司向尚才俊又出具一份《录用通知书》，聘请尚才俊担任市场副总经理职务，双方于当日签订一份《劳动合同书》。合肥芯硕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向尚才俊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尚才俊予以签名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6月25日，尚才俊向账户名分别为“程卓董事长”、“郭总”、“方林”的邮箱账户发送附件为“建厂设备需求”的邮件。2015年12月17日，尚才俊向账户名分别为“芯碁程董事长”、“方林”的邮箱账户发送附件为“价格政策”的邮件。程卓系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碁公司）董事长，方林系芯碁公司董事，芯碁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30日，在此之前，方林系合肥芯硕公司高管，程卓系合肥芯硕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再查明，2018年12月27日，合肥芯硕公司以尚才俊为被申请人向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合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8】合劳人仲不字11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一审法院认为：尚才俊在芯硕公司工作期间未能办理台港澳人员就业许可证，双方因履行劳动权利义务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应当属于劳务纠纷范畴，可按照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合同或其他协议及约定予以处理。本案争议焦点系合肥芯硕公司举证的员工保密协议是否生效；如果员工保密协议生效，尚才俊是否违反保密协议约定。首先，员工保密协议的生效以双方存在劳务关系为前提，合肥芯硕公司举证一份2012年1月8日的《录用通知书》，主张双方自2012年起建立劳务关系。尚才俊对此予以否认，辩称其2012年在天津芯硕公司工作，于2014年4月22日才入职合肥芯硕公司，并举证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4月22日的录用通知书和劳动合同书予以佐证。此种情形下，合肥芯硕公司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于2012年即存在劳务关系，合肥芯硕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员工保密协议已生效，合肥芯硕公司仍应就尚才俊违反保密协议承担举证责任。合肥芯硕公司举证的电子邮件截图及附件涉及的厂房设施配置及价格信息，虽与合肥芯硕公司有一定关联，但不足以证明系合肥芯硕公司独有，属于合肥芯硕公司的商业秘密。况且邮件发送对象曾任合肥芯硕公司高管或股东，其应当能通过自身职务获取合肥芯硕公司相应的厂房设施配置及价格信息。故合肥芯硕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尚才俊违反保密协议约定，泄露公司保密信息。最后，合肥芯硕公司主张于2017年3月发现尚才俊泄露商业秘密，但合肥芯硕公司至2019年1月才诉至本院，主张尚才俊承担违约责任，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认为，合肥芯硕公司主张尚才俊违反员工保密协议，泄露公司商业秘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保全费1020元，合计3320元，由原告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尚才俊提交一份劳动合同终止解除书，证明被上诉人的入职（2014年4月22日）和离职（2015年10月29日）的时间。合肥芯硕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明书是公司在2015年停产的时候出具的，它只是记载了公司为了减少经济赔偿之后，即2014年4月之后被上诉人和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劳动关系的情况。从被上诉人2012年1月8日签字的录用通知书可以证明双方在2012年1月曾签订过劳动合同。所以不能否定被上诉人实际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2年。二审查明：合肥芯硕公司（甲方）与尚才俊（乙方）签订的《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员工保密协议》第三条泄密行为第2款员工如能提供明确并有说服力的书面证据，证明其行为仅属于下述性质之一的，将不受协议中有关保密义务的约束：1）为履行其在公司的职责并为公司的利益所需要，在授权范围内正确合理地使用公司的保密信息。合肥芯硕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出具给合肥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证明书》载明尚才俊于2014年4月22日到合肥芯硕公司工作并于2014年4月22日签订劳动合同，现因公司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现介绍去你处登记，请予办理。程卓系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林系芯碁公司董事，芯碁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30日，在此之前，方林系合肥芯硕公司高管，程卓系合肥芯硕公司股东。合肥芯硕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于2017年3月起诉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专利纠纷，对程卓、方林邮件梳理才发现尚才俊泄露商业秘密二审其他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2年1月8日，合肥芯硕公司向尚才俊出具一份《录用通知书》，聘请尚才俊担任运营副总经理职务，双方于2012年3月8日签订一份《员工保密协议》，约定尚才俊应履行其承担的保密义务。合肥芯硕公司于2014年4月22日向答辩人签发《录用通知书》，并于当日签署了一份《劳动合同书》，而合肥芯硕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2年1月8日向尚才俊出具《录用通知书》时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故此时不能证明尚才俊即是其员工，且在2015年10月29日出具给合肥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证明书》载明尚才俊于2014年4月22日到合肥芯硕公司工作。双方虽于2012年3月8日签订的《员工保密协议》，但在2014年4月22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并未重新签订《员工保密协议》，也未明确说明对此前所签订的《员工保密协议》继续有效。即使此前所签订《员工保密协议》有效，但程卓、方林系合肥芯硕公司高级职员或股东董事，尚才俊向程卓、方林所发邮件系公司员工之间所发邮件，并未违犯保密协议规定。因《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程卓、方林虽系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股东之一，合肥芯硕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程卓、方林何时从合肥芯硕公司离职并改变其股东或董事身份。另，合肥芯硕公司在聘用人员时亦应负有对所聘用人员身份及其就业的工作条件是否符合国家当时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核查。双方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认为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说明对其不能按员工对待，因保密协议仅对员工有效，故对非员工的保密亦不能按此协议约定处理。综上，合肥芯硕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合肥芯硕半导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万庆农审判员  王 倩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许晓童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