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高新民一初字第02344号 原告：胡金龙，男，198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现住安徽省肥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196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系肥西县桃花镇柏堰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678号，组织机构代码76903185-0。 法定代表人：鲁超，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柳陶，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淑红，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金龙与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二附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陶磊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金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被告安医二附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柳陶、郝淑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金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赔偿医疗费71000元、护理费30000元（因胡自牧住院，胡金龙2个月的误工费）、交通住宿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00元（100元/天×53天）、营养费5300元（100元/天×53天）、死亡赔偿金538720元(26936元×20年)、丧葬费31813元（63626元÷12×6）、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上述合计773133元。事实和理由：孕妇闵彦，因孕41周，于2015年8月11日住入安医二附院待产。入院诊断为孕40+6,G3P0,LOA。入院时安医二附院已实施的各项检查结果均正常。入院第二天（8月12日）上午10时，医方在孕妇已开始有不规则宫缩、宫口未开、宫颈管未退、衍接处于-3状态下，给闵彦使用宫缩素引产。经静滴宫缩素55分后，孕妇开始出现规律宫缩，开始是第5-7分钟10-15秒，之后是持续的规律性宫缩。但医方仍持续使用宫缩素，直至30小时以后的16时15分，产妇宫口仍然未开、衍接仍然处于-3状态。医方于当天18时30分停止静滴缩宫素，要求产妇回病房休息。9时15分，医方再次给产妇静滴缩宫素引产直至17时，宫颈口仅开大5公分，衍接处于+1状态。而此时胎心已经开始偏慢，至18时15分，宫口开全，但衍接处于+2状态。18时40分，医方在胎儿衍接处于+2状态下，经局麻会阴正中切开的情况下，强行娩出一男婴（胡自牧），即时阿氏评分为3分，医方给予气管插管、正压给氧、胸外按压等抢救后转入儿科住院治疗。转入儿科后，医方诊断为新生儿重度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经治疗一月余，胡自牧于2015年10月5日死亡，医方给出的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收到医方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后，患方对于死亡原因诊断提出争议，认为医方诊断患儿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缺乏依据，但医方仍坚持该诊断，且未告知如患者对死亡诊断有争议时，应当进行尸体解剖。依据上述医疗过程，胡金龙认为医方作出的死因“呼吸循环衰竭”仅是疾病的结果，并非始发性疾病，故死亡诊断应是“新生儿重度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酸中毒（极重度）、呼吸衰竭”而非“呼吸循环衰竭”。同时，胡金龙认为在助产过程中医方未准确观察宫缩、未评估分析第一产程缩短的原因，导致胎儿宫内严重窒息，存在过错，过强宫缩易导致胎儿宫内窒息，但医方未查找胎儿宫内窒息原因、未及时作出检查、诊断和进行处理，且医方违反《新生儿窒息复苏指南（2007版）》规定抢救新生儿窒息。诸多严重医疗过错造成患儿死亡的损害后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安医二附院应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为此，胡金龙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安医二附院辩称：我方认为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由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我方仅收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退案说明，一家鉴定机构退案不能说明其他鉴定机构也不能鉴定。为查明本案事实，我方申请法院委托其他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尸检不是进行医学过错鉴定必备的要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进行尸检才可以进行医疗鉴定。没有尸检，根据病历记载的临床表现，仍然可以诊断出患者的死亡原因。对于胡金龙提出的安徽省高院关于尸检的指导意见，法律没有明确省高院指导意见的效力，省高院的指导意见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法律依据只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最高院对相关问题的批复等。最高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因此胡金龙主张的安徽省高院指导意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法律依据。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第2款规定，尸检应该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的机构和病理专业人员来进行。胡金龙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认为医疗机构应该指派医生对尸体进行解剖后作出死因诊断，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矛盾，应该以效力高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准。尸检应是由尸检机构进行，我院没有尸检的资格，也没有尸检的能力，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第1款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该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后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该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该条未对因就医死亡如何进行尸检或由谁提出作明确规定，也没有法律规定尸检的告知方式，医院实际已经口头告知尸检，胡自牧死亡后转至殡仪馆，其遗体一直由胡金龙处理，如胡金龙对死因有异议，也可以提出尸检。没有尸检、没有鉴定结论，就不能证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也不能证明胡自牧的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医院对胡自牧的诊断正确，治疗符合诊疗常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胡自牧的死亡是因其母亲闵彦生产过程存在不利因素造成的，不是医院的医疗行为造成的，故医院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11日，产妇闵彦入院待产（入院诊断为：40+6周、G3P0、LOA）。，因闵彦妊娠41周无产兆，在其知情同意后行0.5%缩宫素静滴计划分娩。8月12、13日，未诱导出有效宫缩。2015年8月14日，继续缩宫素静滴，诱导出有效宫缩，产程进展顺利，于当日18时40分在会阴正中切开平产分娩一男婴（胡自牧）。胡自牧出生时产科记录1分钟Apgar评分3分，诊断为1、新生儿重度窒息，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3、酸中毒（极重度），4、呼吸衰竭（Ⅱ型）。随即，胡自牧被转入新生儿科救治。院方对其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含静脉营养支持治疗）。2015年8月16日院方纠正诊断为“1、新生儿重度窒息，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3、多器官损害（极重度酸中毒、心肌损害、凝血功能障碍），4、呼吸衰竭（Ⅱ型），5、新生儿感染”。2015年9月12日，院方病程记录“阶段小结”记载“目前诊断为1、新生儿重度窒息，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3、多器官损害（脑功能衰竭、极重度酸中毒、心肌损害、凝血功能障碍、肺出血），4、呼吸衰竭（Ⅱ型），5、新生儿感染”。2015年10月5日，胡自牧于凌晨5:20突发血氧饱和度及心率下降，经近两小时的抢救，胡自牧的心率仍不能恢复，于7:09宣布临床死亡。院方出具的《死亡小结》中记载“出院诊断为1、新生儿重度窒息，2、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重度），3、多器官损害（脑功能衰竭、极重度酸中毒、心肌损害、凝血功能障碍、肺出血、呼吸衰竭Ⅱ型），4、呼吸循环衰竭”。诊疗过程中，院方向胡自牧的亲属说明了病情、医疗措施并告知了医疗风险，亦取得了胡自牧亲属的书面同意。 2015年8月24日，胡金龙前往安徽省肥西县公安局桃花派出所为胡自牧办理入户登记手续。2015年10月5日，安医二附院向胡金龙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随后，胡自牧的遗体被送往合肥市殡仪馆，其共计住院52天。2015年10月8日，胡金龙向安医二附院提出关于胡自牧死亡原因的异议。认为安医二附院推断的死亡原因与患者的真实病情不符，要求安医二附院依据患者所患疾病的实际病情，为死者作出符合真实疾病病情的死亡原因诊断。随后，双方共同封存了胡自牧的诊疗记录。胡自牧的遗体于2015年10月12日火化。 胡自牧住院治疗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121561.12元，其中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实际补偿金额为61211.07元，个人自付部分为60350.05元（含护理费3646元）。 诉讼中，胡金龙、安医二附院均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安医二附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胡自牧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如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参与度进行鉴定。经双方协商共同确定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相关鉴定。鉴定过程中，胡金龙虽对双方共同封存的病历材料无异议，但不同意以安医二附院提供的病历材料作为确定死因的鉴定检材，认为死因鉴定的依据仅为尸检病理检查结果。随后，该司法鉴定中心认为“患方闵彦之子胡自牧未做尸体解剖，对于死亡原因无法明确，因此本案不具备鉴定条件”，遂作退案处理。 胡金龙于2015年6月1日与上海灵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为3年，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岗位为咨询师；每月基本工资为税前人民币4500元，其余各类职务津贴、奖金等发放按公司规定即经营状况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每月第五个工作日发放上月工资；公司依法从劳动者每月薪资中代扣、代缴劳动者个人应负担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事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以及个人所得税。2015年8月5日至2015年11月5日间，胡金龙个人账户（XXXXX）每月汇入工资3706.12元。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11月4日间，胡金龙个人账户（XXXXX）每月分别汇入工资8728.88元、8693.88元、10628.88元。 另查明，2015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为41690元，2015年度安徽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139元，2015年度安徽省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36元。 上述事实，有胡金龙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死亡医学证明、死因异议书、火化证明、医疗费补偿结算单、医疗费票据、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安医二附院提供的住院病案材料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患方认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专业性、高技术性的特点，故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是否与患者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交由专门的医学鉴定机构由医学专家进行鉴定，更有利于认定事实、分清责任。但本案中，因双方对胡自牧的死亡原因存在异议，而胡自牧离世后未及时进行尸检确定死因，导致缺乏鉴定的基础，进而无法确定安医二附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同时，胡金龙亦不同意依据安医二附院提供的全部病案材料作为鉴定检材确定死因，经本院咨询相关鉴定机构，该种情况下，因死因未确定，无法做出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鉴定结论，故胡金龙陈述的医方过错亦无证据加以佐证。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安医二附院的医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 胡金龙认为院方存在未告知尸检的情形，致使死因无法确定，继而导致无法进行医疗过错的鉴定，故院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安医二附院未举证证明其曾向胡金龙明示尸检，也未告知尸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故安医二附院对未做尸检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但胡金龙主张安医二附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综合本案案情以及院方对胡自牧救治的过程，本院酌情确定安医二附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胡金龙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中合理部分本院依法确认如下： 1、医疗费，胡金龙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复印件）显示其个人支付的医疗费为60350.05元，且安医二附院对该数额无异议，故本院确认胡金龙的医疗费损失为60350.05元（含护理费3646元）； 2、护理费，胡自牧自出生即住院救治，共计住院52天，期间，必然存在胡金龙陪护的情形，故本院确认胡金龙陪护的事实。关于胡金龙诉请按其15000元的月工资标准计算两个月护理费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胡金龙提供的工资流水不足以证明其收入减少，其次，其主张的工资标准远高于服务业平均工资，如按该标准支持护理费则有违公平原则，故本院依据2015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确定计算标准，计算护理费为5928元（41690元÷365天×52天），又因医疗费中已含护理费3645元，故本院确认护理费为2283元； 3、交通、住宿费，从胡自牧出生住院至其离世，其亲属往返医院以及处理其后事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本院酌定交通费为200元。由于胡金龙在合肥市有居所，故其主张的住宿费，本院不予支持； 4、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胡自牧自出生起即住院治疗，安医二附院在胡自牧住院期间为其采取静脉营养的方式支持治疗，故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已包含于医疗费中，本院不再重复支持； 5、死亡赔偿金，胡自牧出生于合肥市，并入户于安徽省肥西县桃花派出所，故胡金龙主张的538720元（26936元/年×20年）死亡赔偿金，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认定； 6、丧葬费，本院依据2015年度安徽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丧葬费为27569.5元（55139元/12个月×6个月）。 上述共计629122.55元。由于胡自牧的离世必定给胡金龙造成精神伤害，故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依据本院确定的赔偿比例，安医二附院应当赔偿胡金龙213736.77元（629122.55元×30%+25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胡金龙各项损失213736.77元； 二、驳回原告胡金龙其它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700元，减半收取计350元，由原告胡金龙负担150元，由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陶        磊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周鹏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