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4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九里村。法定代表人：侍述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学峰，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昊，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中连，女，汉族，1938年6月13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若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磊（曾用名：刘佳东），男，汉族，1987年6月15日出生，住山东省潍坊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若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大桥，男，汉族，1969年12月22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胡亚南，女，汉族，1988年11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王行强，男，汉族，1977年11月８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苏士顺，男，汉族，1969年9月19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孙成浩，男，汉族，1981年11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苏杰，男，汉族，1989年9月26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原审被告：王绪珍，女，汉族，1955年7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于守根，男，汉族，1953年6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陈小平，女，汉族，1988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于馨淇，女，汉族，2011年5月2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法定代理人：陈小平，女，汉族，1988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于小雅，女，汉族，2013年1月10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法定代理人：陈小平，女，汉族，1988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于明辰，男，汉族，2014年12月9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法定代理人：陈小平，女，汉族，1988年9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航船业）因与被上诉人齐中连、被上诉人王磊，以及原审被告徐大桥、原审被告胡亚南、原审被告王行强、原审被告苏士顺、原审被告孙成浩、原审被告苏杰、原审被告王绪珍、原审被告于守根、原审被告陈小平、原审被告于馨淇、原审被告于小雅、原审被告于明辰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3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航船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齐中连、王磊的全部诉讼请求。弘航船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判决关于“海豚号”船舶出事航次的性质为“试航”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连云港市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连云港市赣榆区“4.2”沉船事故调查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并未认定“海豚号”船舶的此次出海是为了“试航”，所谓的2017年4月2日出海属于“先试航后购买”的说法的唯一来源是徐大桥的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是在对徐大桥与王行强在连岛边防派出所内接受询问时的笔录内容进行断章取义后作出了错误认定。“海豚号”船舶此次出海的目的是为了看护滩涂，并抛锚在滩涂养殖地过夜。2.“海豚号”船舶在出事前已经交付给了徐大桥，船舶的管理权也交付给了海滩承包合伙人，原审判决却认为弘航船业为该船舶出事时的管理者，并基于这点认定弘航船业疏于管理，间接造成了损害结果发生，并在没有证据证明“海豚号”船舶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判令弘航船业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严重损害了弘航船业的利益。齐中连与王磊共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齐中连与王磊共同认为，用于捕捞和养殖的经营船舶在新船建造之前应该有批准手续，在下水试航前应该有检验证书，但本案中弘航船业将收购的报废船舶进行重大翻新改建后交付给海滩承包合伙人使用，违反了现行的船舶制造企业规范生产经营的政策法规。“三无”船舶“海豚号”存在重大生产隐患，无论出事航次是试航，还是已经投入生产使用，弘航船业均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过错责任。2.一审法院在充分考虑了各诉讼主体之间的过错后，合理分配了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尤其是让受害人刘克贵也因没有船员资质而承担了25%的过错责任。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共同述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与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相符合，适用法律正确，弘航船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应予维持。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在二审中均未提交任何意见。齐中连、王磊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与于宗军（已死亡）系连云港市徐圩港海域的海滩承包合伙人。2017年4月2日，徐大桥、胡亚南、苏士顺与于宗军雇佣苏学胜、刘克贵，由于宗军带领驾驶弘航船业建造的“三无”船舶“海豚号”至徐圩港合伙承包海域附近试航，后造成船上刘克贵、苏学胜、于宗军三人溺水身亡的事故。齐中连系刘克贵母亲、王磊系刘克贵儿子，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为于宗军的法定继承人。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请求法院判令：1.弘航船业、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共同赔偿齐中连、王磊因刘克贵海上人身损害所形成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872,44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丧葬费36,34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9,3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028,097元；2.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在继承于宗军遗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弘航船业在一审中辩称：1.“海豚号”船舶系案外人谭学峰从外地购得的旧船，利用弘航船业的平台进行改造，该船舶在交付徐大桥之前是谭学峰个人所有而非弘航船业所有，故弘航船业不是适格被告；2.本案案由是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系一般侵权案件，应由原告证明涉案船舶存在质量问题，才能追究生产者即弘航船业的责任；3.“海豚号”船舶出海目的是为了滩涂养殖事务而非试航，从而导致人员伤亡应由海滩承包合伙人承担雇主责任；4.受害人刘克贵没有出海进行生产活动的资质，其本人对事故的发生应承担相应责任；5.本案赔偿计算标准有误，受害人系农村户口，应参照适用2016年度相应标准。徐大桥在一审中辩称：“海豚号”船舶由苏学胜驾驶，但该船舶所有人为弘航船业，故事故的发生与合伙人没有太大的关联性。王行强在一审中辩称：涉案船舶为弘航船业所有，事故的发生与合伙人没有关系，合伙人不应当承担责任。苏士顺在一审中辩称：涉案船舶为弘航船业所有，此次出海为试航，应由弘航船业承担相应责任。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在一审中共同辩称：1.事故发生时涉案船舶所有人为弘航船业，性质上为“三无”船舶；2.六名被告及受害人于宗军均未安排刘克贵上船工作，其本人也是受害人；3.目前未发现于宗军有遗产可继承，请求驳回齐中连、王磊的诉讼请求。胡亚南、孙成浩、苏杰在一审中均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刘克贵系齐中连之子、王磊之父。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合伙承包海滩，于宗军（已死亡）出资100，000元与苏杰共同加入合伙。徐大桥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胡亚南、王行强系夫妻，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苏士顺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孙成浩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于宗军、苏杰各持承包海滩10%的股份。2017年3月27日，徐大桥和王行强到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九里村的弘航船业处，联系该公司总经理谭学峰商谈“海豚号”船舶的租购事宜，双方约定试航后再决定正式交易。3月30日，谭学峰安排吊车将“海豚号”船舶从船厂放下水。该船在弘航船业旁徐大桥的码头停靠三天后，于4月2日上午8时许，由海滩承包合伙人安排苏学胜（驾船人）、刘克贵（劳务人员）、于宗军三人，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从九里港出发沿近海驾驶到徐圩附近海域。2017年4月3日下午，苏士顺、徐大桥、王行强等人与船上苏学胜等三人均联系不上，开始找寻。4月4日上午7时许，苏士顺驾驶渔船在北纬34°38′100″，东经119°42′080″徐圩滩涂养殖区处发现“海豚号”船舶。随即，徐大桥、苏士顺等联系渔船进行打捞并报海事等部门。4月4日下午13时许开始打捞，因为天气、潮水等原因，直到4月6日下午15时许，用五条铁壳渔船将“海豚号”船舶拖动，并于4月7日凌晨2时许，将“海豚号”拖进西连岛码头。当日上午7时许，对“海豚号”船舶进行抽水处理，下午15时许，东海救助局从“海豚号”船舱内搜寻到苏学胜尸体。2017年4月26日、5月16日，在徐圩滩涂处、徐圩居委会八道垛防波堤处陆续发现两名男性尸体，后经鉴定死者分别为“海豚号”船舶上另两名失踪人员于宗军和刘克贵。事故发生后，临沂市沂水县高桥镇中心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确认刘克贵于2017年4月2日溺亡。事故发生后，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成立“4.2”沉船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2017年12月20日，连云港市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关于提请批复连云港市赣榆区“4.2”沉船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赣安监〔2017〕102号），其中附件1为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为：（一）事故船舶为钢制小型船舶，长15米，机驾楼顶部及船舷两侧喷涂“海豚号”字样，发动机为康明斯210马力的柴油机，该船系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无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二）该次事故系一起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三）对责任追究建议：1.弘航船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事故船只进行重大翻新改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组织船舶出海。建议由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谭学峰，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翻新改建船舶，并组织船舶出海。建议由赣榆区海洋与渔业局、连云港海事局赣榆海事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3.徐大桥，在船只不具备出海安全条件下，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作业。建议由连云港海事局赣榆海事处、赣榆区海洋与渔业局以及赣榆区公安部门对其进行行政处罚；4.侍述海，作为弘航船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私自建造、改装船舶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建议由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克贵，男，汉族，1965年12月8日出生，住山东省沂水县，因涉案事故确认于2017年4月2日死亡。刘克贵的父母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女刘克霞、长子刘克贵（即死者）、次女刘宁、次子刘克生。刘克贵的母亲为齐中连，其父已故。刘克贵已离婚多年，其育有一子王磊（曾用名刘佳东）。事故发生后，谭学峰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100,000元，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共同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100,000元，共计200,000元。该款由本案原告齐中连和王磊获赔60,000元，死者于宗军家属获赔90,000元，死者苏学胜家属获赔50,000元。此外，合伙人方单独另行支付给了苏学胜的家属60,000元。一审审理中，弘航船业确认如承担赔偿责任，谭学峰支付的100,000元可作为弘航船业的赔偿款。合伙人方与弘航船业均同意对本案原告方获赔的60,000元平均分摊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刘克贵在海上因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中死亡，刘克贵的法定继承人齐中连、王磊要求本案众被告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纠纷，本案案由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一审中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海豚号”船舶出海是试航还是看护滩涂；2.受害人刘克贵及各被告在本案中的责任问题；3.齐中连、王磊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确定。一、关于“海豚号”船舶出海是试航还是看护滩涂的争议弘航船业认为，“海豚号”船舶是为合伙人看护养殖区而出海，应由作为被告的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徐大桥等合伙人则认为，“海豚号”船舶出海的性质是试航，约定试航费用由弘航船业负担，故应视作弘航船业的试航行为，由弘航船业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弘航船业和各合伙人的行为,“海豚号”船舶涉案航次的出海应认定为试航。理由如下：1.根据调查报告记载，徐大桥和王行强与弘航船业总经理谭学峰约定“海豚号”船舶试航后再决定是否正式交易，谭学峰安排吊车将“海豚号”船舶从船厂放下水，停靠在徐大桥的码头，就是履行之前双方“先试航再交易”的约定，为试航做准备；2.事故发生后，王行强和徐大桥在同一时间段内分别接受了海警询问，王行强在询问笔录中称“徐大桥说想试试跑得快不快，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徐大桥在笔录中称“下午4点多我打电话问苏学胜了解一下快艇性能怎么样，他说快艇速度比较慢”。两者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表明“海豚号”船舶出海主要是测试快艇速度，属于检验船舶性能，应视为试航行为；3.事故发生后，徐大桥和王行强在同一时间内接受海警支队分别询问时，均陈述“海豚号”船舶出海是试航，该说法亦符合之前与弘航船业的“先试航再交易”的约定。综上，可认定“海豚号”船舶出海是试航，弘航船业认为该船舶是合伙人为看护养殖区而出海，但仅仅是推论，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弘航船业的此项辩称不予采纳。关于本次试航是否是接受弘航船业委托而组织进行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次试航行为应认定为是徐大桥代表合伙人自行组织的试航行为。理由如下：1.徐大桥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4月2日“海豚号”船舶出海当时，弘航船业的谭学峰在现场并知晓“海豚号”船舶出海试航事宜，但弘航船业对该节事实予以否认，合伙人一方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即没有证据表明合伙人一方已告知弘航船业试航事宜，无法证明本次试航行为是由弘航船业委托合伙人进行的；2.出海的人员均由合伙人一方所雇。根据本案及另两起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系徐大桥打电话叫刘克贵上船出海负责做饭，苏学胜系经苏士顺介绍，后由徐大桥打电话叫其出海负责驾驶船舶，于宗军代表合伙人。可见，出海人员听从的是徐大桥的组织、指挥；3.徐大桥在一审中当庭陈述“海豚号”试航费用由合伙人向试航人员支付，再由弘航船业支付给合伙人。但是，按照一般行为逻辑，如果是弘航船业最终支付试航费用，徐大桥一方或者出海人员应先和弘航船业谈妥相关费用再出海。而徐大桥在一审中又当庭陈述“海豚号”船舶出海试航时没谈过什么费用，这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之处；4.根据苏士顺、徐大桥在接受海警询问时所作的笔录，苏士顺、徐大桥在联系不上“海豚号”时，是自行寻找后联系5条渔船对失事船舶进行拖带，在此期间，没有证据表明合伙人一方将事故情况通知弘航船业，如果是弘航船业组织试航，出现事故后不通知试航单位，显然也不符合常理。经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海豚号”出海是徐大桥代表合伙人自行组织的试航行为而非接受弘航船业委托。二、受害人刘克贵及各被告在本案中如何承担责任的争议齐中连和王磊认为，刘克贵接受雇佣上船，与作为被告的合伙人一方是雇佣关系，由合伙人承担雇主责任，其又是为弘航船业试航，故因其死亡产生的损失弘航船业应承担连带责任；弘航船业认为，刘克贵上船是为合伙人提供劳务，弘航船业并未雇佣其工作，其死亡与弘航船业无关，应由合伙人承担雇主责任。此外，死者刘克贵自身无登船作业的资质，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徐大桥等合伙人一方认为，涉案船舶是弘航船业的，刘克贵的死亡与其无关；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认为，涉案船舶是弘航船业的，合伙人徐大桥是受弘航船业委托找人试航，合伙人之一的于宗军并无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起事故系一起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无法认定船上人员在驾船时是否存在过错。刘克贵接受合伙人之一徐大桥的指派，乘坐“海豚号”船舶出海试航，系接受合伙人的雇佣并提供劳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徐大桥在涉案船舶不具备出海安全条件下，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试航作业，对这起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因徐大桥的行为代表全体合伙人，故全体合伙人应对因徐大桥的过错而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受害人刘克贵没有相应的船员资质，其上船出海从事生产活动，属于自冒风险，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就产生的损失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弘航船业虽然辩称涉案船舶属于谭学峰个人所有，但其提交的证据仅为个人陈述，在调查报告中，船舶来源定性为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三无”船舶，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船舶由弘航船业负责管理、经营，弘航船业为适格被告，应按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作为涉案船舶的管理者，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涉案船舶进行重大翻新改建，在明知船舶未经检验、登记的情况下出售该船舶，并在将该船舶吊运至徐大桥的电焊码头后，疏于管理，放任合伙人一方自行组织、指挥无资质人员驾驶船舶出海。弘航船业出售“三无”船舶以及疏于管理行为虽然不会直接或者必然引发损害结果，但该提供船舶的行为为损害结果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使得合伙人一方能够违章组织人员出海，从而发生本案事故，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故弘航船业对损害的发生亦存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齐中连和王磊提出由徐大桥等合伙人一方与弘航船业就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条中的“共同性”，只能理解为有意思联络的主观共同侵权。本案查明的事实显示，刘克贵由合伙人而非弘航船业雇佣，于宗军是代表合伙人上船执行合伙事务，表明弘航船业就试航行为的组织、人员的雇佣，与合伙人一方并不存在意思联络，本次试航行为是合伙人一方自行组织而非与弘航船业共同实施。虽然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合伙人一方和弘航船业均具有过错，但双方对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具有共同的认识，故不构成共同侵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出海人员均非弘航船业雇佣，弘航船业虽有过错，但其过错行为并不具有造成全部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故不构成连带责任；最后，本案合伙人一方与弘航船业并无雇佣刘克贵等人的意思联络，而是各自的违法行为间接结合后发生了损害后果。综上，齐中连和王磊要求合伙人一方与弘航船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受害人刘克贵无船员资质，自冒风险上船，承担相应事故责任，一审法院确定受害人刘克贵在本起事故中自身承担25%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大桥等合伙人一方与弘航船业就事故发生的原因力而言，徐大桥等合伙人一方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作业，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弘航船业出售“三无”船舶并放任合伙人一方控制船舶，疏于管理，为事故发生创造条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直接原因的原因力大于间接原因的原因力，据此，一审法院确定徐大桥等合伙人一方总体承担本起事故45%的责任，弘航船业承担本起事故30%的责任。合伙人一方的赔偿责任因合伙事务而起，本质上属于合伙经营中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本案合伙人一方应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于宗军系合伙人之一，但因其已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的规定，应以其法定继承人即本案被告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等人在继承于宗军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承担连带责任。三、关于齐中连和王磊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确定的争议依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1.死亡赔偿金，齐中连和王磊认为应按照2017年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作为标准，计算二十年；弘航船业认为应适用2016年农村居民标准；徐大桥等人认为应按照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刘克贵生前户籍地为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沙沟镇即发大街23号，且从原工作单位沙沟镇供销社退休，属城镇居民，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江苏省上一年度（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即2017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为标准，因刘克贵死亡时未超过六十周岁，故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为43,622×20=872,440元；2.丧葬费，齐中连和王磊主张按照江苏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36,342元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该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可予照准；3.被扶养人生活费，齐中连和王磊主张按照2017年度江苏省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27,726元为标准计算。各被告均认为被扶养人齐中连为农村居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扶养生活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受害人刘克贵居住在城镇，应适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齐中连和王磊提出的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可予照准。涉案事故发生时刘克贵母亲齐中连年满七十五周岁，受害人刘克贵每年应付扶养费计6,931.50元（27,726/4），按五年计算为34,657.5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该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内；4.精神损害抚慰金，刘克贵的死亡必将给其近亲属带来精神上的痛苦，齐中连和王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齐中连和王磊因刘克贵死亡可获赔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907,097.50元（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4,657.50元），丧葬费36,34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993,439.50元，按责任人各自的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遂判决：1.弘航船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中连、王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93,439.50元的30%，即298,031.85元，扣除先行支付的30,000，尚应赔偿268,031.85元；2.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齐中连、王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93,439.50元的45%,即447,047.78元，扣除先行支付的30,000元，尚应赔偿417,047.78元；3.王绪珍、于守根、陈小平、于馨淇、于小雅、于明辰在继承于宗军遗产范围内对徐大桥、胡亚南、王行强、苏士顺、孙成浩、苏杰在上述第二项中确定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对齐中连、王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过程中，弘航船业确认，尚未向合伙人方收取“海豚号”船舶的购船款或者租金；谭学峰确认，其于事故发生后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的100,000元是代表弘航船业支付的，并对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的分配不持异议；齐中连和王磊陈述，本案中所主张的“船舶试航”实际为船舶试用行为，因为“海豚号”船舶原为报废船舶和“三无”船舶，不可能进行规范的试航，并称其认为“海豚号”船舶为报废船舶的依据是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中，有关于“海豚号”船舶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记载；弘航船业称“海豚号”船舶系其从他人处购买，用于在码头上帮助船厂的其他船舶上坞系缆绳，但无法提供与该船舶船龄、船况、购入前的用途等等相关的任何资料。另查明：于宗军系海滩承包合伙人之一，男，汉族，1988年2月5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因涉案事故确认于2017年4月2日死亡。于宗军父亲于守根、母亲王绪珍。于宗军与陈小平于2010年12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长女于馨淇，次女于小雅和儿子于明辰。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受害人刘克贵在没有船员资质的情况下，接受合伙人的雇佣，乘坐“海豚号”船舶出海并提供劳务，后在海上因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中死亡，故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海豚号”船舶此次出海是否属于试航；2.弘航船业对受害人刘克贵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海豚号”船舶此次出海是否属于试航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船舶上虽然被喷涂有“海豚号”字样，但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该船舶实为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无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对此类“三无”船舶不可能进行专业规范的试航。调查报告也查明，合伙人是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安排苏学胜、于宗军和刘克贵驾驶该船舶出海，故齐中连与王磊关于本案中所称的“船舶试航”实际为船舶试用行为的观点，符合客观情况，即本案中各方所称的“船舶试航”为民间说法，并非专业规范的船舶试航。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在“事故基本经过及救助情况”中记载，2017年3月27日，徐大桥和王行强到弘航船业联系其总经理谭学峰商谈“海豚号”船舶的租购事宜，双方商定试航后再决定是否正式交易，其后合伙人于4月2日，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安排苏学胜、于宗军和刘克贵驾驶船舶出海。徐大桥与王行强在同一时间段内，在连岛边防派出所内分别接受询问时，均提到了“海豚号”船舶的此次出海目的是为了试航，主要测试船舶的航行速度。一审法院综合前述调查报告和询问笔录的内容，认定“海豚号”船舶此次出海属于合伙人与弘航船业商谈中的“试航”行为，并无不当。如前所述，鉴于“海豚号”船舶属于“三无”船舶的客观情况，本案中的“试航”实际为船舶试用，因为合伙人租购“海豚号”船舶的目的是用于看护养殖滩涂，故即使苏学胜、于宗军和刘克贵等三人根据合伙人的安排将该船舶驾驶到滩涂养殖地并抛锚，都与试用该船舶的目的不悖，不影响该船舶的此次出海是“试航”的性质。关于弘航船业对受害人刘克贵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关于涉案船舶的来源，弘航船业称系从他人处购买，但无法提供与该船舶船龄、船况、购入前的用途等等相关的任何资料。根据调查报告认定，弘航船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该船舶进行了重大翻新改建，且弘航船业在二审中称，该船舶仅用于在码头上帮助船厂的其他船舶上坞系缆绳。故弘航船业在明知合伙人租购该船舶的目的是出海看护养殖滩涂的情况下，将一艘经过重大翻新改建但未经检验，不能确保出海航行安全的船舶交予合伙人去“试航”，其主观上对该船舶出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持放任态度，其行为在客观上为涉案船沉人亡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弘航船业对受害人刘克贵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弘航船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20.48元，由上诉人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敏审判员 胡海龙审判员 周 燡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