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2行初182号 原告胡亚芬，女，1961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被告浙江省公安厅，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民生路66号。 法定代表人王双全，厅长。 委托代理人梁俊景、邓晓群，浙江省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 胡亚芬不服浙江省公安厅（以下简称省公安厅）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的浙集复06〔2019〕44号《行政复议告知书》，于2019年12月7日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本院于同年1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13日向被告省公安厅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2020年1月8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胡亚芬、被告省公安厅的委托代理人梁俊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省公安厅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浙集复06〔2019〕44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认为胡亚芬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决定不受理胡亚芬的行政复议申请。 原告胡亚芬诉称，其行政复议请求为依法确认宁波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于2019年9月19日提交的《申请公安机关回避》作出决定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并提交了申请书及邮寄信封、快递查处清单。原告认为，其系《报警受理回执单No：02037293274殴打案》受害人。2019年9月4日，其收到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邮寄的（2019）浙0203行初121、122、123号案件中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以下简称海曙公安分局）提交的答辩状及证据材料，包括了三人的询问笔录，其中一人属于宁波××保安公司员工，原告经咨询得知宁波市保安协会是由宁波市公安局主管，保安服务公司属于海曙公安分局管理。原告遂于2019年9月19日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了要求公安办案人员回避的申请，经查询该快递已于次日被签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宁波市公安局应当在收到原告申请之日起2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否则会剥夺原告的复议权，但宁波市公安局至今未对原告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系行政不作为行为。为此原告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内容非常明确，宁波市公安局未对原告的回避申请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系不履行职责行为，申请上级行政机关责令其作出决定并通知原告，但被告偏离行政复议请求主题，作出案涉《行政复议告知书》不合法。原告还认为，告知书应当适用于对原告进行释明等，本案中被告用告知书取代决定书不当。综上，原告特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省公安厅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的浙集复06〔2019〕44号《行政复议告知书》不合法行政行为，责令其受理原告申请的行政复议。 被告省公安厅辩称，原告认为海曙公安分局有关人员在办理报警受理回执单NO:02037293274及报警受理回执单NO:02038298667案件中应予回避，向宁波市公安局书面提出公安机关回避申请。因宁波市公安局未作出处理，原告于2019年11月21日向被告省公安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确认宁波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于2019年9月19日申请的《申请公安机关回避》作出决定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责令其一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被告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原告要求宁波市公安局履行对原告申请海曙公安分局有关人员回避作出决定的职责，系公安机关在具体案件办理中履行过程性行政行为的职责，不属于可复议或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宁波市公安局是否履行上述职责对原告权益的影响将被公安机关作出的最终处理决定所吸收。原告如认为宁波市公安局未履行上述职责，可以在公安机关作出的最终处理决定不服采取救济时提出。原告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浙集复06〔2019〕44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决定不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其邮寄送达。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19日，原告胡亚芬向宁波市公安局邮寄了《申请公安机关回避》及海曙公安分局报警受理回执单、接受证据清单等证据，请求事项“被申请人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区分局办理《报警受理回执单NO：02037293274、报警受理回执单NO：02038298667》案件中关于本案的批示和组织、领导对本案的处置过程一律回避”。原告胡亚芬认为宁波市公安局收到其申请材料后未予以处理并通知原告，以宁波市公安局为被申请人于2019年11月20日向被告省公安厅邮寄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请求事项“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于2019年9月19日申请的《申请公安机关回避》作出决定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责令其一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被告省公安厅于同年11月21日收到上述材料，经审查于同年11月28日作出案涉浙集复06〔2019〕44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认为原告胡亚芬要求宁波市公安局履行对原告申请海曙公安分局有关人员回避作出决定的职责，系公安机关在具体案件办理中履行过程性行政行为的职责，不属于可复议或可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范畴。宁波市公安局是否履行上述职责对申请人权益的影响将被公安机关作出的最终处理决定所吸收。申请人如认为宁波市公安局未履行上述职责，可以在公安机关作出的最终处理决定不服采取救济时提出。综上，被告省公安厅认为原告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决定不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当日向原告胡亚芬邮寄送达。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8）浙0203行初150号行政判决，查明如下内容：2017年10月6日胡亚芬向公安机关报警称被人打伤，海曙公安分局鼓楼派出所接警后予以调查，期间向胡亚芬出具了编号为02037293274的报警受理回执单。胡亚芬于2018年6月27日报警，自称找到了2017年10月6日胡亚芬被殴打案雇佣三人殴打原告的嫌疑人，鼓楼派出所对该次报警受理后处警进行调查，向胡亚芬出具了编号为02038298667的报警受理回执单。2019年3月底4月初，涉案殴打原告的三名嫌疑人被抓住，公安机关对上述嫌疑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还查明，海曙公安分局于2019年3月30日分别对王振飞、梁华兵作出甬公海（鼓）行罚决字[2019]50567号、50568号行政处罚决定，以该二人“殴打他人”为由，但具有“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减轻处罚情节，决定分别给予行政拘留十日、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同年4月5日对王某以“殴打他人”为由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该三人均在处罚决定作出当日送交拘留所执行。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报案受理回执单均来源于2017年10月6日原告向海曙公安分局报警称被人殴打一案，对此海曙公安分局已经于2019年3月30日、4月5日分别对违法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并已经执行拘留，也即海曙公安分局对原告报案事项已经办结。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保障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正确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原告应当在上述殴打他人行政案件办理过程中行使相关权利。然而，原告于2019年9月19日向宁波市公安局申请对海曙公安分局及相关人员申请回避，是在公安机关对其报警事项的行政案件已经办结五个多月之后方提起回避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此时，无论是海曙公安分局还是宁波市公安局均不具有相应的对回避申请进行处理的职责。如果原告认为该案处理过程中存在法定回避情形而未回避的，可以在行政处罚案件复议诉讼过程中进行主张。综上，在宁波市公安局明显不具有法定职责的情况下，原告提起履职申请后进而以宁波市公安局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系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该复议申请的事项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对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应裁定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胡亚芬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小丹 人民陪审员  戈卫军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