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7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1，男，1959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男，1962年11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2，女，197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法定代理人：马某（孙某2之夫），1968年2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华，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男，1951年2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惠某，男，195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庞某，女，194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东，北京市中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某1、孙某2与被上诉人惠某、庞某因析产、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9民初3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孙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孙某3所签《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编号：XX-XX-X1号）（简称征补协议）项下所得征收补偿款50530元应由孙某1全部继承；孙某3所签征补协议项下置换所得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楼X单元X1号房屋（以下简称X1号房屋）的相关权益应归孙某1享有；孙某3所签征补协议项下置换所得的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号楼X单元X2号房屋（以下简称X2号房屋）应归孙某1所有。上述征补协议所得权益是孙某3遗产，按孙某3遗嘱，上述遗产应全部归孙某1。孙某3与庞某、惠某签署的房屋转移及房改中的协议等一系列文件不应受法律保护，孙某3无权将承租房在未经产权单位认可的情况下转移。第二、2017年9月3日的遗嘱系孙某3的最后一份遗嘱，该份遗嘱虽有涂改但并未改变遗嘱的内容，是孙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有多个证人现场录像，对这份遗嘱进行见证。一审法院用推断的方式对遗嘱进行猜疑性的判断，缺乏事实依据；认定遗嘱无效不符合法律规定。孙某2法定代理人马某辩称，2017年9月3日遗嘱并非孙某3本人书写，不是自书遗嘱，不产生遗嘱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关于遗嘱部分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惠某、庞某辩称，孙某1的上诉理由逻辑不清。对孙某1提交的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孙某2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五项。改判X1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孙某2享有；征收补偿款50530元由孙某2所有。事实和理由：惠某、庞某所述翻扩建房屋的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予查清。惠某、庞某获得两居室，没有法律和征收政策支持。诉争房屋属于孙某2和孙某3共同所有，没有惠某、庞某的份额，房改中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安置房不能上市交易。惠某和庞某均系X集团的员工，其承租的公租房已经被征收安置，不能够再次获得安置房。庞某、惠某辩称，其已就翻扩建房屋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包括翻建房屋花费的所有单据、物业部门最原始的登记材料、补交租金证据材料。孙某2并非承租人，其作为继承人，按照承租人或者是按照拆迁安置人的身份主张权利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正确，对孙某2已经进行了照顾，判决应予以维持。孙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某3所签征补协议项下所得征收补偿款50530元由孙某1全部继承，第三人庞某、惠某将上述款项给付孙某1；2、孙某3所签征补协议项下置换所得的X1号房屋的相关权益归孙某1享有；3、孙某3所签征补协议项下置换所得的X2号房屋中的相关权益归孙某1享有。孙某2法定代理人马某在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孙某1的诉讼请求。原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X排X3号（以下简称X3号院）系孙某3生前承租的公房，房屋被征收置换的利益属于孙某3，孙某2为孙某3的唯一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X3号院拆迁所得利益应全部由孙某2继承。孙某1所持的2017年8月27日的遗嘱无效。孙某2系X3号院的安置人口，X3号院的征收利益，孙某2系共有权人，孙某3无权全部予以处分。惠某、庞某在一审法院述称，不同意孙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1、确认X1号房屋上的相关权益由惠某、庞某享有；2、征收补偿款50530元归惠某、庞某所有。一居室安置房归孙某2继承。孙某1在一审法院对庞某、惠某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庞某、惠某的诉讼请求。孙某3在征收前将房屋赠与庞某和惠某，此时，孙某1只有房屋的承租权，而没有所有权，其与庞某、惠某所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属于无权处分，孙某3作为公房承租人将公房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移给庞某、惠某时未征得产权单位的同意，公房产权单位事后亦未予以追认，因此孙某3与庞某、惠某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以及《转交房屋协议书》均无效。X3号院一直由孙某3承租，征收补偿安置对象为孙某3，拆迁中各协议也均为孙某3所签，庞某和惠某主张其在院内建房，但未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X3号院的拆迁利益与庞某、惠某无关。孙某3的自书遗嘱，构成完整，要件齐备，孙某1在孙某3生前对其进行了照顾，孙某3将其遗产留给孙某1继承是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孙某2法定代理人马某在一审法院对庞某、惠某的诉讼请求辩称，不同意庞某、惠某的诉讼请求，X3号房屋置换所得两套安置房均应该由孙某2继承。X3号院系孙某3生前承租的公房，房屋被征收置换的利益属于孙某3，孙某3死亡后自然由其唯一继承人孙某2继承。X3号院征收时候庞某只是作为孙某3的受托人代为办理拆迁事宜，庞某、惠某在X3号院居住期间没有其所述的翻扩建事实，《转交房屋协议书》和《房改中的协议》孙某2不知情，也没有签字，而2017年10月26日孙某2所签订的证明协议，是受到庞某的胁迫所签。孙某3无权代孙某2签订上述协议。孙某3于2017年9月6日曾起诉，表明孙某3撤销了其之前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书，撤销了赠与行为。拆迁所得的两套回迁安置房性质为“按照经济适用住房产权管理”的房屋，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X3号院被征收时，在册人口仅有孙某3和孙某2两人，且征收补偿款中有针对孙某2发放的残疾人补助8000元，因此X3号院拆迁利益应归属于孙某3和孙某2，庞某、惠某对X3号院的征收利益不享有权利。庞某、惠某所提出的反诉请求属于所有权确认之诉，而非基于其提供的《房改中的协议》以及《转交房屋协议书》的合同之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某1与孙某3系兄弟。孙某3与惠某2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女孙某2，系二级智力残疾人，马某为孙某2之夫。惠某2于1993年7月5日去世，此后孙某3未再婚，孙某3于2017年10月31日去世，孙某3之父母均先于孙某3死亡。惠某与庞某系夫妻，惠某系孙某3之妻惠某2之兄。孙某3生前系X公司职工，X3号院系单位公房，公房承租人为孙某3。2007年6月6日，孙某3与惠某签订《转交房屋协议书》，协议约定孙某3将X3号院内一间半房屋自愿转让给惠某。该协议落款处载有：“我也同意我父亲把X一间半房屋转交给我大舅（惠某）名下，孙某2，2007年6月6日签”。孙某2称其当时对该《转交房屋协议书》并不知情，孙某2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所签。《转交房屋协议书》签订后，惠某与庞某搬入X3号院内居住，并主张其居住期间于2007年曾找人对X3号院进行了翻扩建，扩建东西房各一间，使院内房屋由1间半扩展为4间，面积由20平方米变为46.47平方米。王某2、孙某5、李某为庞某、惠某作证，证明其对X3号院进行了翻扩建。王某2出具书面证言称2007年孙某3将X3号院给了庞某、惠某，那时X3号院有一个后院，房子很破旧，之后其多次到庞某、惠某家串门，并见到庞某、惠某在X3号院内翻扩建房屋。孙某5出具书面证言称其是庞某、惠某、孙某2家的老街坊，其知道孙某3将X3号院内一间半房子给庞某、惠某，X3号院后有一个小院子，庞某、惠某对X3号院进行了翻扩建。李某出具书面证言并出庭作证称其与庞某系邻居，庞某居住的X3号院曾年久失修，2010年左右李某曾见到庞某、惠某家门前堆放砖头并施工。2012年5月28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作出门政征字（2012）X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北至X路，东至X大街，南至X，西至X地区的房屋实施征收，X3号院位于上述区域范围内而被征收。按照《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补偿对象为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和公有住宅承租人，采取货币补偿、定向安置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和安置，承租公有住房的，按租赁合同标明的承租人和使用面积的1.33倍计算建筑面积（已标明建筑面积的除外）。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作为补偿方式的，以认定的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为基础调换安置房，并给被征收人房屋征收重置成新价补偿，承租公有房屋的不给房屋征收重置成新价补偿，住宅平房房屋产权调换应安置房面积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33+20平方米。征收补偿、补助费标准为工程配合奖80000元、提前搬家奖15000元、搬家补助费（自行搬家）按建筑平方米15元/次，电话移机费235元/台，空调移机费300元/台，有线电视移机费300元/户、热水器300元/台，宽带350元/户，低保户补助（低保证在有效期内，且户籍在被征收房屋地址的）每人5000元、残疾人补助（以残疾证为依据，且户籍在被征收房屋地址）每人8000元，选择期房安置的，周转补助费按照应安置房面积分别计算，40平方米（含）以下为每户1000元/月，40平方米（不含）以上60平方米（含）以下每户1500元/月，60平方米（不含）以上的每户1800元/月。2012年6月13日，孙某3与惠某签订《房改中的协议》，协议载明：“我原有X排X号20平面积房1.5间，转让给我大哥惠某，所有时由我大哥补交2005.1-2007.5月的房、水、电费合计1398.69元，之后的房屋一切使用和拆迁都由我大哥惠某进行管理所有，协议成立时是2007年6月6日，我和孙某2签字，有手印。此房7年以后国家要改建拆迁，房屋面积为32平，时间从2006.1-2010.10,补交12年的房费是1593.84元，还有厨房面积又找回4.3平米，补交房费591元。此房屋2014年搬迁以后，我准备调为一套2室一套1室，我想我和孙某3的亲情关系，永远存在，我把一套一居室归还孙某3所有，但是孙某3健在时，由他使用，孙某3百年之后，这一套1室，就由孙某2做养老房所有。归我这套房屋房本下达后，我要改为我的名下所有，不予任何人干涉我的房屋使用和管理，此房以后由孙某3协助过户手续”，该协议落款处有孙某3、孙某3代孙某2、惠某，见证人王某2、庞某2签字。2012年6月18日，庞某作为被征收人孙某3的委托代理人与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编号为XX-XX-X1号《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中载明被征收人在征收范围内住宅平房4间，建筑面积46.47平方米，被征收人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被征收方式为房屋产权调换或房屋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应安置房屋建筑面积为81.81平方米，安置房户型数量为一居室一套、二居室一套，协议安置面积大于应安置面积18.19平方米，暂按标准层每平方米4500元计算，被征收人应补交差额安置面积房款81855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附属物补偿价为15156元，搬家补助费697元，提前搬家奖励费15000元，工程配合奖励费80000元，电话移机费235元，有线电视移机费300元，空调移机费300元，热水器移机费300元，残疾补助费8000元。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附属物补偿价、房屋征收货币补偿价、被征收奖励、补助费扣减应缴房款后共计38133元。孙某3于2015年5月12日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庞某代为签署与拆迁有关的各项协议、领取安置补偿款、办理入住手续等事宜，委托书中注明以上行为均不涉及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利益的归属。该委托书经北京市X公证处公证作出（2015）京X内民证字第800号公证书。公证申请表由公证员张某代为填写，表中注明申请人本人不能填写申请表的原因为“文化低”。但之后孙某3又于2017年8月8日出具《声明书》，终止（2015）京X内民证字第800号的委托公证，不再让庞某作为受托人，该声明经过北京市X公证处公证并作出（2017）京X内民证字第800号公证书；2017年8月8日，孙某3出具另外一份委托书，委托孙某1代为办理签署与拆迁有关的各项协议、领取安置补偿款、办理入住手续等事宜，同时注明该委托不涉及款项和回迁房屋的归属，北京市X公证处就该委托书予以公证并作出（2017）京X内民证字第801号公证书，公证处工作人员代其填写了公证申请表，表中注明本人不能填写申请表的原因为文化低。2015年5月19日，庞某作为孙某3的委托代理人又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编号为XX-XX-X1号补1《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房屋腾退暂按两年周转期限发放，期满仍未安置的，按月补发，周转费自搬迁交房当日起开始计发，发放到安置上楼当月为止，经计算，本次房屋腾退暂发的周转补助费为43200元。本次腾退产生二次搬家问题，按照协议认定面积46.47平方米，每平方米的二次搬家补助费15元的标准，共计697元。征收协议中确定的征收补偿、奖励和补助总额为38133元，加上以上周转费和二次搬家费，应发放征收补偿总额为82030元。2015年7月7日，庞某作为孙某3的委托代理人又与门头沟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签订了编号为XX-XX-X1号补2《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被征收人选定现房X楼X单元X1号（即X1号房屋）二居室一套，面积约为60平方米，根据所选安置房及安置地点等情况，按照周转补助费发放标准发放，本次房屋腾退，期房周转费暂按两年周转期限发放，期满仍未安置的，按月补发，现房周转费自搬迁交房当月起开始计发，发放到2015年7月为止，本次房屋腾退时暂发的周转补助费为11700元。本次房屋腾退将出现二次搬家问题，按照协议认定面积46.47平方米，每平方米的二次搬家补助费15元的标准，共计697元。原《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充协议》（补1号）确定的应发征收补偿款总额为82030元，现因选择现房安置，需核减周转费31500元。所选安置房屋中，另外一套一居室为X2号房屋，现该期房已经交付，现由孙某3控制。拆迁补偿款由庞某、惠某持有。2017年9月6日，孙某3将庞某诉至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基于委托合同关系要求庞某向孙某3归还X3号院所得全部拆迁利益，诉讼过程中孙某3死亡，孙某2作为其继承人撤回了对庞某的起诉。孙某3曾于2014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区X医院住院，经医院确诊为左侧大脑半球脑梗死、动脉粥样硬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部感染、高血压三级等。2017年10月21日，孙某3因病再次住北京市房山区X医院，2017年10月31日的诊断证明显示孙某3患肺癌、呼吸衰竭等症，并于当日死亡。2017年10月23日，孙某1、孙某2、马某、张某3签订了《证明协议》，协议约定内容为孙某3拆迁安置所得的一居室房屋归孙某2所有，孙某1自愿把该房给孙某2，X1号房屋则归孙某1所有，孙某2放弃X1号房屋继承权。孙某2称该证明协议系在其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孙某1以孙某2同意签订《证明协议》作为告知其孙某3下落的条件，孙某2签字后孙某1才告知其病危中的孙某3在X医院治疗。孙某2、马某还签写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10月24日的证明协议，内容为孙某2放弃X1号房屋继承权，X1号房屋归其舅妈（庞某）所有。孙某2称该协议书亦是在受庞某胁迫的情形下所签写，因其需要向医院提供户口本和结婚证才能看望病危住院的孙某3，户口本保存在庞某处，其向庞某索要户口本时，庞某以签此证明协议作为归还孙某2户口本的条件，孙某2急于看望其父才被迫签下此证明协议。为证明孙某2、马某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签写的《证明协议》，刘某出庭作证称其与马某是哥们，2017年7月份刘某曾开车带孙某2和马某前往门头沟区取回户口本。孙某1提交了多份遗嘱。其中两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1日的遗嘱，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27日的遗嘱，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的遗嘱，以及一份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3日的遗嘱，上述遗嘱内容基本相同，所载内容均意为：本人孙某3因家庭和身体原因不能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处理工作，及家庭事务，本人生有一女孙某2已明确表态对本人生不养死不葬平时不尽孝道病后不闻不问不照顾，我要立遗嘱，本人孙某3在门头沟区X号楼X单元X1号有贰居室壹套本人还另有壹居室壹套，如本人发生意外，由其胞弟孙某1全权代理本人身后事宜及债务并继承本人遗产，继承本人遗产与其他人无关，其他人不得干预，立遗嘱人孙某3，继承人孙某1。上述遗嘱中，落款日期为2017年8月30日的遗嘱系打印，落款处有立遗嘱人孙某3、继承人孙某1、证明人谢某、刘某2、李某3及摄像师孙某6签字，其余几份遗嘱均系手写，笔迹僵硬，且存在多处错误涂改。庭审中，孙某1主张以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3日的遗嘱为准。为证实上述遗嘱为孙某3本人所书写，2017年8月30日遗嘱中的证明人及摄像师刘某3、谢某、孙某6、李某3出庭作证。刘某3称其系孙某1爱人张某3的朋友，当天张某3叫他到家中作证。刘某3向法庭作证称：当天孙某3头脑清醒，自述子女对其不孝，同意将房子给孙某1。因孙某3自己书写的遗嘱多错别字，因而刘某3到打印店将遗嘱打印出来后各方签字，遗嘱原稿前半部分由孙某3本人书写，后半部分由刘某3书写，之后由孙某6将打印的遗嘱给各方宣读后，由各方签字。谢某称其当天到孙某3家的时候遗嘱便已经打印好，是孙某3本人宣读的遗嘱。孙某6称其在X照相馆工作，孙某3因常在照相馆附近遛弯而与其相识，当日孙某3打电话请孙某6帮忙进行录像，并且支付了200元作为报酬，孙某6最先到达孙某3住处，但是其并未见到孙某3手写遗嘱原稿的过程，录像过程中孙某3手中也并无书面材料，全是口述，录像完毕之后刘某3到打印店对遗嘱进行了打印，刘某3将打印好的遗嘱给孙某3宣读后，由各方签字。李某3称其与孙某3是同村的，当天孙某3打电话叫李某3过去，李某3是四个证人中最后一个到达的，现场有录像，李某3作为证人在遗嘱上签字后便离开了。为证明孙某2与马某对孙某3履行了赡养义务，房山区XX村委会会出具证明称马某、孙某2与孙某3自2003年至2017年在该村共同生活，孙某2提交了殡葬费收费票、火化证等证据证明其料理孙某3的后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孙某1所提交的遗嘱是否有效。孙某1提交了多份遗嘱，并主张以2017年9月3日的遗嘱为准，但该遗嘱的形成存在诸多合理疑点，从形式上来看，遗嘱存在多处错误涂改，书写僵硬不连贯，结合孙某3的文化程度、当时的身体状况及书写能力等，无法证明遗嘱确系孙某3本人所书写；从内容上来看，遗嘱中有关事实部分的陈述与本案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所展示的情况不符，遗嘱中称孙某3立遗嘱的动因为其女孙某2对孙某3不尽赡养义务，生不养死不葬，而孙某1对其尽赡养和照顾，但房山区X村委会会出具的证明则称孙某3自2003年至2017年与孙某2、马某共同生活，在其过世后孙某2、马某亦负责了丧葬事宜，因此在该遗嘱对事实的阐述与客观情况有出入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无法认定该遗嘱内容是孙某3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庭审时，四位遗嘱见证人作为证人出庭为孙某1作证，但四位证人相互之间陈述不一，出入较大。刘某3称遗嘱有手写原稿，且原稿前半部分系由孙某3本人书写，打印好遗嘱后由刘某3宣读各方签字，谢某则称打印好的遗嘱是由孙某3自己宣读的，孙某6则称其当天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证人，但是其并没有见到有手写的遗嘱，录像时孙某3全是自己口述，并无书面材料，之后打印的遗嘱则是刘某3负责宣读的。法院认定孙某1提交的遗嘱无效。2、是否有翻扩建的事实。庞某、惠某主张其在X3号院内居住期间对房屋进行了翻建扩建，对此孙某1、孙某2予以否认。结合本案证据，X3号院房屋状态前后存在变化，孙某3与惠某签订的《转交房屋协议书》以及《房改中的协议》显示X3号院有一间半房屋，面积为20平方米，而2012年就X3号院签订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则载明X3号院内有房屋四间，建筑面积为46.47平方米，且庞某、惠某亦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其对X3号院进行过翻扩建。而孙某1、孙某2虽否认存在翻扩建行为，但没有提供任何相反证据证明X3号院转让之前房屋及面积与拆迁时一致。因此法院认定庞某、惠某对X3号院实施了翻扩建行为。3、X3号院所得拆迁利益如何分配。孙某3与庞某、惠某于2007年6月6日签订了《转交房屋协议书》，将X3号院转让给庞某、惠某，但此时公房产权单位以及公房承租人均未实际发生变更。且在X3号院拆迁，房屋性质由公有变为私有，平房将变为回迁房与货币补偿后，孙某3与惠某于2012年6月13日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系对X3号院利益重新约定的分配，当属有效。孙某3为X3号院的实际承租人以及被征收人，孙某2为在册人口。庞某、惠某为X3号院实际居住人并对X3号院进行了翻扩建，因而X3号院的拆迁利益中有其一定份额，由孙某3、孙某2、庞某、惠某共同享有X3号院的拆迁利益。X3号院在此次拆迁中获得了X1号房屋、X2号房屋以及拆迁补偿款50530元。对于上述拆迁利益的分配，因拆迁时孙某3已与庞某、惠某达成了《房改中的协议》，法院认可其双方对各自拆迁利益所得的安排，但孙某2对《房改中的协议》未参与亦未追认，因此孙某3与庞某、惠某就X3号院拆迁利益归属的安排，仅基于按照拆迁政策应当归属于孙某3、庞某、惠某的部分，对于拆迁安置利益中应当属于孙某2的部分，其无权作出处分。孙某2与庞某签订的内容为孙某2放弃X1号房屋继承权的证明协议，因该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系在被继承人孙某3死亡之前作出，应属无效。孙某3已经去世，孙某2作为孙某3的唯一继承人，有权继承X3号院中属于孙某3的拆迁利益。在全部拆迁利益中，回迁房安置面积系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计算，孙某3承租X3号院原有房屋1.5间，后经庞某、惠某扩建后面积增加并在此次拆迁中获得一定面积补偿，孙某2非X3号院所有权人，亦未在X3号院内扩建房屋，因此法院认定回迁所得的两套安置房屋按照孙某3与庞某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X1号房屋全部利益由庞某、惠某享有，X2号房屋全部利益由孙某3享有，由孙某2继承。当事人对X3号院因拆迁所得各项货币补偿归属没有明确约定，法院按照拆迁政策予以分配，残疾补助费8000元系对被安置人口中的残疾人孙某2的专项补偿，应由孙某2享有。遂于2019年11月1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坐落在北京市门头沟区X楼X单元X1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庞某、惠某享有。二、坐落在北京市门头沟区X号楼X单元X2号房屋的相关权益由孙某2继承。三、庞某、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孙某2拆迁补偿款残疾补助费8000元。四、驳回孙某1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孙某2的其他请求。六、驳回庞某、惠某的其他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孙某3于2017年9月3日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二、孙某3与庞某、惠某所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三、一审法院对于X3号院拆迁利益的分配是否适当。关于争议焦点一，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孙某3于2017年9月3日所立遗嘱，形式上属于自书遗嘱，从整体上看，该遗嘱字迹书写僵硬不连贯，通篇基本无标点符号，考虑孙某3于2015年办理委托书公证时由他人代填申请表，表中注明他人代填原因为“文化低”，且孙某3于2014年已被确诊患有左侧大脑半球脑梗死等疾病，无法确定其是否具备相应书写能力，且一审庭审中四位遗嘱见证人就该份遗嘱形成过程的陈述出入较大，故该遗嘱是否由孙某3本人亲笔书写存疑；该遗嘱从内容上看，亦存在与本案其他证据相矛盾的情况，例如遗嘱中载明孙某2对孙某3的赡养情况与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存在较大出入，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难以认定该遗嘱内容系孙某3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孙某1于2017年9月3日所立遗嘱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孙某1作为遗嘱提交方，在孙某2、庞某、惠某对孙某3所立遗嘱效力存疑并提出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孙某1应对于遗嘱的真实性及遗嘱有效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现孙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孙某3所立遗嘱真实有效，孙某1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焦点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X3号院系孙某3承租的单位公房，承租人系孙某3本人，后孙某3与庞某、惠某签订《转交房屋协议书》，将该房屋部分利益转给惠某夫妇，后X3号院房屋拆迁转为私房时，孙某3又与庞某、惠某就X3号院拆迁利益的分配签订《房改中的协议》。上述两份协议均经过双方协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真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协议内容履行。虽签订《转交房屋协议书》时，X3号院房屋性质属于公房，但该房屋后转为私有，双方又签订《房改中的协议》，该协议系对《转交房屋协议书》内容进行相应变更并重新确认各自享有的利益，应作为孙某1与庞某、惠某就X3号院房屋利益分配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孙某3与庞某、惠某所签订《房改中的协议》有效，并据此作为X3号院房屋利益分配的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查明的事实，X3号院在拆迁中获得两套房屋及相应拆迁补偿款，就拆迁取得房屋的部分，应以孙某3与庞某、惠某签订的《房改中的协议》为依据进行分配，现孙某3已经去世，在其未遗留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其取得的房屋应作为遗产由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孙某2继承；就拆迁补偿款部分，应按照拆迁政策予以分配，其中残疾补助费系对孙某2进行的补偿，应由孙某2享有。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对X3号院拆迁利益的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孙某2主张X3号院拆迁利益应全部属于其所有，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某1、孙某2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78元，由孙某2负担2300元（已交纳），由孙某1负担15178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赵懿荣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张 梦书 记 员 朱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