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民终25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胡玉英，女，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西省怀仁县，现住浙江省桐乡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立新，男，198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娟，女，198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怀仁县睿和新城Ａ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根新，男，199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怀仁县。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鑫、吕秀花，上海德尚（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高家贝，女，199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夏，浙江子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国中，男，198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世波，女，198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应县。 被上诉人郝国中、李世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仲轩，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玉英、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以下简称胡玉英4人）因与被上诉人高家贝、郝国中、李世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8）浙0411民初5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玉英4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本诉部分，依法改判；2.撤销一审判决反诉部分，依法改判支持胡玉英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与胡玉英不构成家庭共同经营。1.家庭共同经营需符合共同出资、共同分配的原则，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与胡玉英无共同出资、共同分配的行为。高家贝提交的关于胡玉英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胡玉英有两笔款项支付给王立新时明确备注了“代付”二字，可见胡玉英4人并非家庭共同经营。2.郝国中、李世波同样签收货物、支付货款，两人分别是胡玉英的外甥女婿、外甥女，因并非胡玉英的直系亲属，一审认定该两人与胡玉英并非共同经营，这与一审认定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构成家庭共同经营，逻辑上自相矛盾。3.高家贝应对胡玉英4人共同经营负举证义务，仅凭亲属关系就认定4人为家庭共同经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有新证据可以证明价值795388.5元货物的实际买受人为郝国中、李世波，不应由胡玉英4人承担付款责任。1.高家贝提供的送货单中有价值795388.5元的货物收货单位写明是李世波，并由郝国中、李世波、李世宇签收。郝国中与李世波是夫妻，李世宇是李世波的哥哥。高家贝提供的对账单将送胡玉英的包纱和送李世波的包纱明确区分开，也可以说明李世波是单独向高家贝购买包纱，而且这部分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也为郝国中、李世波，故2018年8月25日李世波主动、自发向高家贝支付了150000元货款，尚欠货款645388.5元，该笔货款与胡玉英4人无关。2.郝国中、李世波、李世宇与胡玉英合租仓库开展独立生产经营。胡玉英租用的仓库位于秀洲区，胡玉英及其子女占用南区，郝国中、李世波、李世宇租用北区。2018年11月21日，李世波将租金4万元支付给王立新。郝国中、李世波、李世宇自主采购原料、进行加工，签收的货物也是交由自己找的横机厂加工。3.一审中胡玉英的代理人称其他被告仅是帮助胡玉英代收货物、代付款项，这一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李世波主动向高家贝支付15万元货款，胡玉英从未提出代付要求，也未向其支付这笔款项，李世波也未向胡玉英催讨，可见，李世波的支付行为并非代理行为。其次，一审中胡玉英的代理人称仅代收货物、代收款项。但本案货物的采购、残次品的退货也都有郝国中、李世波参与，与胡玉英的说法并不吻合，胡玉英也从未向郝国中、李世波支付过工资。事实上，胡玉英已经年迈，考虑到亲情缘故本打算扛下债务、撇清郝国中、李世波的干系，但这一行为，导致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在一审缺席情况下，无故多承担645388.5元债务，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4.郝国中、李世波实际签收并使用了货物，若主张其行为仅为代理，需负举证义务。三、高家贝供应的毛纱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胡玉英的签收行为并不是对毛纱质量进行了检验。1.货物签收并不当然视为买受人确认货物无质量问题，毛纱只有加工后才能判断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胡玉英系销售成衣的普通商家，不存在凭肉眼就能观察毛纱原材料的能力，任何人也不能仅凭肉眼可判定毛纱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而且高家贝供应的毛纱数量巨大，按加工流程胡玉英也无法一一拆包进行检验，这不符合市场惯例也不符合客观条件。2.双方并未书面约定检验期间。胡玉英的横机加工户在发现高家贝供应的毛纱出现严重色差、少毛等质量问题，第一时间通知胡玉英、高家贝，并且高家贝也立即到横机厂查看，当场确认存在上述质量问题。胡玉英已履行买受人的及时通知义务。3.胡玉英告知质量问题后，高家贝表态说，如果出现色差问题由她来想办法，故胡玉英让横机厂继续加工和采购，这并非免除高家贝的瑕疵担保责任，而是再次给高家贝与自己长期合作的机会。继续加工之后，质量问题愈发严重，大批量的毛纱出现色差、少毛等问题，胡玉英第一时间要求横机厂停止加工，并将已加工完毕的问题成衣低价出售给客户以收回资金。胡玉英作为买受人已采取合理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尽到了买受人的合理义务。高家贝在明知毛纱出现质量问题后仍要求横机厂继续加工，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以及造成损失扩大的责任。4.根据毛纱加工流程，可确定问题毛纱系高家贝所供应。首先，双方之间的加工流程为两种，一部分毛纱由高家贝直接运输至刘利的倒毛厂加工，完毕后由刘利送至胡玉英仓库，由胡玉英当场进行数量清点，清点完毕后由刘利送至横机厂或由横机厂人员自行运输至横机厂进行加工。另一部分系高家贝直接运输至刘利进行倒毛后，由刘利直接送横机厂，后由刘利及横机厂到胡玉英处报告数量并由胡玉英书面确定送货数量。所以胡玉英并不直接接触毛纱。其次，高家贝供应的毛纱为皮粉色、大红色、白色、驼色、蓝色、浅咖色六种，而同时间段胡玉英委托横机厂加工的毛纱中仅有另一家客户供应的深咖色毛纱，故从颜色上也能区分出有质量问题的毛纱及成衣均是高家贝供应。最后，毛纱从倒毛厂送至胡玉英仓库前以及横机厂时，都用尼龙袋包装，包装上均标注高家贝姓名、颜色、毛纱型号，至今仍有大量未开封毛纱在胡玉英仓库。5.胡玉英主张尚有13000件及部分废片、尚存的毛纱，一审认为与双方在桐乡市濮院镇人民调解中心调解时，胡玉英主张的数量以及证人陈述的数量不符。但根据双方2018年9月1日的调解记录可知，客户陆续在返货，所以胡玉英一时无法完全确认次品数量。另外，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成衣数量8386件，修色成本为15元/件，修色损失也应为125790元，不应是一审法院判定的75000元。一审判决认可了高家贝的毛纱存在质量问题，却未支持胡玉英主张的其他损失，逻辑混乱。退一步讲，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胡玉英在2018年8月28日之后向高家贝购买毛纱时，明知毛纱存在瑕疵，仍继续购买，应当免除高家贝的瑕疵担保责任”，一审法院也应支持胡玉英主张的该日前采购毛纱产生的差价损失、停工损失、租赁费损失。 高家贝辩称，1.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之间符合家庭共同经营的特征，买卖合同的磋商订立由胡玉英出面，在送货过程中高家贝了解到胡玉英的实际情况，由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共同经营。高家贝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表明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签字的情况，各人也均有付款，协商也由胡玉英代表其他人和高家贝进行。2.胡玉英提出应由郝国中、李世波、李世宇支付部分货款，属于胡玉英家庭成员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胡玉英作为整体代表与高家贝协商的，因此，高家贝起诉时也一并计入总额。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对总的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合议庭认定他们应承担按份责任，高家贝对此不持异议。3.胡玉英一审明确其他被告的代理行为，而在判决后予以否认，是想要逃避自己的责任。一审中其余被告未到庭属于放弃自己的权利，一审判决胡玉英4人承担民事责任，对于高家贝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所以没有提起上诉。4.一审对于毛纱质量的审查和认定符合事实。所谓毛纱问题，高家贝、胡玉英也多次协商过，胡玉英认为色差的衣服属于前后不一，提供横机工的证言也不能证明相关事实。一方面说毛纱有质量问题，一方面又要继续生产，各种原因导致货物滞销不应由高家贝承担。胡玉英4人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予以驳回。 郝国中、李世波辩称，胡玉英在一审中认可其余被告包括郝国中、李世波是为其提供帮助的员工或亲戚，帮其代收代付，也认为郝国中、李世波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胡玉英4人在一审判决后却出尔反尔，可能是判决金额较大的缘故，其要求郝国中、李世波承担付款责任，违反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而且从事实来看，无论是买卖合同最开始，胡玉英作为买方和卖方高家贝进行磋商订立合同，以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质量问题进行协商，包括最后在结算货款时协商，均由胡玉英一人出面，能够充分证明胡玉英或者胡玉英4人就是买卖合同的买方，郝国中、李世波只是帮助其收货、发货的亲戚。所以，付款责任应该由胡玉英4人承担。关于货款部分，由法院审核。 高家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立即支付货款1646828元。 胡玉英一审反诉请求：高家贝赔偿损失1022946.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郝国中、李世波分别系胡玉英的长子、女儿、次子、外甥女婿及外甥女，高家贝向胡玉英方所供的毛纱，是由刘聂从染厂拉到胡玉英处，由胡玉英方确认后再由刘聂进行倒毛加工，倒好毛后再拉到胡玉英处，由胡玉英方签收。刘聂即送货单中的“刘利”。 自2018年7月21日至8月31日间共向高家贝购买1.3仿貂纱43242公斤、48支包芯纱18400公斤、0.9双面尼1200公斤。其中2018年7月21日至8月26日间为1.3仿貂纱27055公斤、48支包芯纱6025公斤、0.9双面呢1200公斤，8月27日为1.3仿貂纱1500公斤、48支包芯纱3250公斤，8月28日至8月31日为1.3仿貂纱14687公斤、48支包芯纱9125公斤。单价分别为1.3仿貂纱为58元/公斤，0.9双面尼为66元/公斤，48支包芯纱是35.5元/公斤，2018年8月26日之后1.3仿貂纱降为57元/公斤。期间，胡玉英还向其他供应商购买毛纱进行加工。 2018年8月28日，加工户在加工时发现加工成的成衣存在色差等问题，向胡玉英反映后，高家贝及胡玉英的客户均表示可以修色，经高家贝与胡玉英协商后，加工成衣后进行修色，并同意继续供货并加工至2018年9月2日。高家贝从加工户处取回了未加工的1.3仿貂纱4888公斤。 双方产生纠纷后，于2018年11月7日至桐乡市濮院镇人民调解中心调解，调解过程中，胡玉英认为高家贝提供的毛纱出现质量问题，制成成衣后，有4000多件是次品，其中胡玉英进行修色的有2300件，而高家贝认为修色的仅1000多件。 胡玉英4人与郝国中、李世波自2018年6月12日至同年10月24日止共支付了高家贝及其父亲货款1298000元。 一审认为，高家贝与胡玉英间的买卖关系成立，但双方对付款期限未作约定，胡玉英在向高家贝购买毛纱后应及时支付相应的货款，现高家贝起诉主张要求胡玉英支付，胡玉英应当支付，故对高家贝要求胡玉英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所欠货款的金额，双方对数量并不持异议，对于价格，胡玉英认为单价分别为1.3仿貂纱为58元/公斤，0.9双面尼为66元/公斤，48支包芯纱是35.5元/公斤，而高家贝认为2018年8月26日之后1.3仿貂纱降为57元/公斤，故2018年8月26日之后的1.3仿貂纱应按57元/公斤计算。高家贝自认最后取回了未加工的1.3仿貂纱4888公斤，胡玉英也未提出异议，证人在出庭作证中也陈述高家贝从其处拉回部分未加工的毛纱，而胡玉英对此也未提出抗辩，故应扣除高家贝自认取回的毛纱。故胡玉英向高家贝所购毛纱的毛纱款应为2945633元[27055公斤×58元/公斤+（16187公斤-4888公斤）×57元/公斤+18400公斤×35.5元/公斤+1200公斤×66元/公斤]。扣除已支付的1298000元，尚应支付1647633元，现高家贝主张1646828元未超过一审核算的数额，系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予以准许。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郝国中、李世波分别系胡玉英的长子、女儿、次子、外甥女婿及外甥女，胡玉英认为上述五人系为其提供帮助的员工或亲戚，上述五人认为系代胡玉英收货及付款。而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系胡玉英的子女，在与高家贝的毛纱交易中签收毛纱，通过自己的账户向高家贝方支付货款，应属家庭共同经营，对所欠高家贝的货款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对于郝国中、李世波系胡玉英的外甥女婿及外甥女，虽也签收货物，也支付过货款，但并非是胡玉英的家庭成员，其行为应当认定为代理行为，故对高家贝主张要求其二人共同支付货款的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胡玉英主张的毛纱质量问题。双方对毛纱的检验期限未作约定，胡玉英在载明数量、型号、规格的送货单上进行了签收，应认定为胡玉英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从上述认定的证据来看，在2018年8月28日之后高家贝所提供的毛纱存在色差等问题，但问题出现后，高家贝和胡玉英的部分客户认为做好后可以修色，胡玉英也同意继续加工，应视为胡玉英也同意进行修色处理。故2018年8月28日之后，胡玉英向高家贝所购毛纱存在色差等问题，胡玉英也是明知的，并继续签收货物并交由加工户加工。故应当认定胡玉英在2018年8月28日之后向高家贝购买毛纱时，明知毛纱存在瑕疵，仍继续购买，应当免除高家贝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在毛纱出现瑕疵后，高家贝、胡玉英均同意对制成的成衣进行修色，故高家贝承担相应的修色费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胡玉英认为尚有成衣13000件及部分废片、尚存的毛纱，但未能举证证明，而双方在桐乡市濮院镇人民调解中心调解时，胡玉英认为有4000多件是次品，其中胡玉英进行修色的有2300件，所提供的修色单即使真实，也仅为3386件，证人在向一审陈述时认为毛纱出现问题后至停止加工，估计又做了5000件。均与胡玉英在庭审中所认为的尚有成衣13000件等事实不相吻合。即使胡玉英确有胡玉英所认为的库存成衣、毛纱存在，但双方并未对毛纱样品进行封样，也无法证明该库存成衣、毛纱等系高家贝所提供的毛纱及其毛纱所制成的成衣。故针对2018年8月28日之后，胡玉英向高家贝所购毛纱存在色差等问题，而双方均无法证明需修色成衣的数量的实际，结合胡玉英在调解时所认为的数量以及证人所陈述的大概数量，并参照胡玉英提供的修色价格，酌情由高家贝赔偿胡玉英修色费用75000元。 对于胡玉英反诉主张的其余损失，缺乏相应的依据，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使胡玉英除上述修色费外，还存在其余损失，也系胡玉英明知毛纱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继续向高家贝购买所造成的，该损失也系由胡玉英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扩大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对于胡玉英要求对高家贝所提供的1.3仿貂纱进行质量鉴定，前述对于2018年8月28日之后，高家贝所提供的毛纱存在色差等问题，已根据认定的证据作出认定，继续鉴定已无必要，故对该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不再准许。 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郝国中、李世波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胡玉英、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高家贝货款1646828元；二、驳回高家贝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高家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玉英损失75000元；四、驳回胡玉英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622元，由胡玉英、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03元，由胡玉英负担6443元，高家贝负担560元。上述费用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一审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玉英4人提交的送货单、桐乡乡濮院华妍羊毛衫门市部的工商登记信息及华妍精品女装销货清单、通话录音、监控录像、房屋租赁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银行短信提示、微信截图、订货单、桐乡市濮院云鹿针织制衣厂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主要是为证明案涉交易中有部分货物是郝国中、李世波与高家贝发生的交易，与胡玉英4人无关。本院认为，这些证据即便属实，亦不足以证明郝国中、李世波是以自己的名义与高家贝进行交易，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胡玉英4人提交的华霞红出具的情况说明、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录等证据，是为证明胡玉英廉价处理有质量问题的仿貂大衣。本院认为，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即便胡玉英廉价处理服装属实，亦无法认定处理价格是否合理，故不能证明胡玉英4人主张的损失金额。郝国中、李世波提交的高家贝与胡玉英2018年6月11日交易最开始时签订的框架合同1份，证明高家贝的交易对象是胡玉英及其家庭成员，郝国中、李世波都是帮工。本院认为，高家贝与胡玉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证明郝国中、李世波的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一审判决由胡玉英4人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是否正确，二是胡玉英主张高家贝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损失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的诉辩意见，尤其是胡玉英认可其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结合郝国中、李世波在二审中提供的由胡玉英与高家贝签订的框架买卖合同，本案应当认定胡玉英系案涉交易的买受方。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存在签收货物、支付货款的行为，且三人系胡玉英的子女，与胡玉英关系密切，一审据此认定三人与胡玉英系家庭共同经营应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郝国中、李世波是否要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高家贝一审起诉认为郝国中、李世波与胡玉英4人亦为共同经营，从案涉交易的货物签收、货款支付及郝国中、李世波与胡玉英之间的亲戚关系等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存在郝国中、李世波与胡玉英4人之间亦属于共同经营的可能。胡玉英4人认为，郝国中、李世波的交易系与高家贝单独发生，依据主要是高家贝提供的送货单部分载明的收货单位是李世波。对此，高家贝自始不认可与郝国中、李世波之间存在单独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解释称是倒毛工在完成毛纱倒毛后送货给胡玉英时填写的送货单，该解释与胡玉英4人陈述的交易过程基本一致，应属事实。并且，高家贝与胡玉英之间签订有书面买卖合同，而并无证据表明高家贝与郝国中、李世波之间存在书面合同，再考虑到胡玉英在纠纷产生后的调解过程中以及胡玉英4人在一审中均未提出该项抗辩，本案无法认定案涉交易部分是郝国中、李世波以自己的名义与高家贝进行的。虽然郝国中、李世波与胡玉英存在共同经营的可能，但是高家贝在一审判决郝国中、李世波不承担责任后并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且共同经营属于郝国中、李世波与胡玉英4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不影响胡玉英4人对外应承担的付款责任，故一审判决由胡玉英4人支付高家贝本案货款并无不当。需要说明的是，胡玉英4人若认为案涉货物中有部分的实际购买者或者使用者是郝国中、李世波等人，其可以另行依法解决。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毛纱存在色差导致加工后的成衣进行了修色处理，高家贝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胡玉英并未举证证明修色处理的成衣数量，一审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及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高家贝赔偿胡玉英修色费用75000元并无不当。胡玉英主张的其他损失，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胡玉英4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25元，由胡玉英、王立新、王利娟、王根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汪先才 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