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7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学锋，男，197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99号2幢2-2-13。法定代表人：孙汉武，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学锋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28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学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至三项、第五项，维持第四项，改判支持吕学锋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推断思维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吕学锋的固定岗位津贴标准20,000元/月、工资构成、工资发放等事实错误。一审中昌达公司提供的“员工薪资结构说明”，只约定从2018年7月1日起“总经理级的岗位津贴是20,000元”，并没有明确总经理级的范围，更未体现“销售总监”的岗位津贴。而双方的劳动合同附件足以证明吕学锋的岗位是“销售总监”，并不能等同于“总经理级”。双方未书面约定吕学锋的岗位津贴自2018年7月1日起从45,000元调整为20,000元。故应以实际履行的金额每月45,000元支付岗位津贴。2、双方劳动合同的期限至2020年5月31日止，一审法院认定吕学锋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截止时间为2018年9月底，无事实依据。本案中，昌达公司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吕学锋自2018年10月1日后没有按照公司的合理安排提供劳动。故昌达公司应支付吕学锋相应的劳动报酬。二、一审法院判决的工资支付期间适用法律错误，且举证责任分配不公。1、昌达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吕学锋在合同期间未按照公司的合理安排提供劳动，或主动离职，或有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迫使公司将其开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此举证责任应是公司。双方是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只要未解除劳动关系，昌达公司就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吕学锋工资。2、一审法院不支持吕学锋在一审时主张的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违反法律规定。昌达公司先是无故停发工资，加之其他诸多行为迫使吕学锋无法再为公司提供完整的劳动，吕学锋在一审时主张解除与昌达公司的劳动关系，依据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昌达公司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吕学锋的上诉请求。昌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吕学锋的上诉请求。一、吕学锋在二审阶段否认其总经理身份，与其劳动仲裁及一审阶段的陈述自相矛盾。吕学锋的《仲裁申请书》、《民事起诉书》均明确主张自己担任公司总经理（兼销售总监）。对于吕学锋明确承认的事实，昌达公司无需举证。二、关于《员工薪资结构说明》的陈述，吕学锋在一审时承认公司有将其岗位津贴从45,000元降至20,000元，其当时的解释为“公司为了避税，所以要降低其岗位津贴，但公司在降低岗位津贴的同时将其基本工资从25,000元提高到50,000元。”其二审的陈述也与一审时前后矛盾。三、吕学锋从2018年9月底开始就再没来公司上班，公司对于不存在的事实客观上是无法举证的，如果吕学锋确实提供了正常劳动，则其举证轻而易举。劳动者只有提供了相应劳动，用人单位才需要支付相应报酬，吕学锋认为只要劳动合同未解除，公司就应支付工资的主张是错误的。四、吕学锋在劳动仲裁及一审时也从未主张过因公司没有给其安排工作，所以造成其无法继续提供正常劳动。相反，其一直主张自己虽然没来公司上班，但在外面也一直为公司工作。吕学锋是公司总经理，其工作职责是管理整个公司的运营，也根本不需要由谁来给总经理下达具体的工作任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昌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昌达公司只需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岗位津贴40,000元；2.昌达公司无需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固定住房补贴6,000元。吕学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昌达公司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共计223,006.80元（按每月基本工资25,000元，通讯补贴800元计算）；2.昌达公司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固定岗位津贴388,965.50元（按每月45,000元计算）；3.昌达公司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固定住房补贴17,287.40元（按每月2,000元计算）；4.昌达公司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至2019年9月差旅费和招待费16,976.6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昌达公司、吕学锋于2017年6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限为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吕学锋每月工资为2,030元；工作内容为：从事与销售管理有关的工作；工作地点是华东区。根据劳动合同附件的员工购买社保、住房公积金信息表，昌达公司为吕学锋在南京市缴纳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时间至2018年11月份。吕学锋入职昌达公司后，担任总经理职务，实际基本工资为25,000元/月，另有通讯补贴800元/月。除了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之外，昌达公司于2017年9月21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灭火器；于2017年9月21日发放吕学锋90,000元，摘要为快件费月饼；2017年10月21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7年11月20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交通费；2018年1月5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8年1月24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8年2月13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8年3月21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8年5月22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件费；2018年6月21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5月岗位津贴；2018年7月5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4月上海昌达岗位津贴；2018年8月8日发放吕学锋45,000元，摘要为快递费。昌达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发放吕学锋2,000元，摘要为9月租费补贴；于2018年1月5日发放吕学锋两笔2,000元，共计4,000元，摘要分别是10月住宿费和11月住宿费补贴；于2018年3月16日发放两笔2,000元，共计4,000元，摘要分别是1月租房补贴和12月租房补贴；于2018年8月8日发放4笔2,000元，共计8,000元，摘要分别是3月住宿费、2月住宿费、4月房租补贴、5月租房补贴。2018年8月8日后昌达公司未曾向吕学锋发放过工资及其他款项。2018年7月1日，昌达公司发布员工薪资结构说明，总经理级，岗位津贴为20,000元/月，通讯补贴为800元/月。吕学锋对该文件予以审核，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汉武予以批准。2018年9月底之后，吕学锋未到昌达公司办公地点出勤。吕学锋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7,800元；2.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基本工资和通讯费补贴167,700元；3.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固定岗位津贴292,500元；4.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固定住房补贴13,000元；5.2018年1月至12月差旅费、招待费共计16,976.60元。2019年3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税后工资55,324.59元；二、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岗位津贴135,000元；三、昌达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固定住房补贴6,000元；四、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47,8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五、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六、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固定岗位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七、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固定住房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八、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差旅费和招待费共计16,976.6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昌达公司、吕学锋均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当得到保护。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一审法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确定并分析如下：第一,昌达公司应否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一审法院认为，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前提是按照用人单位的合理安排提供劳动。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吕学锋正常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至2018年9月底，吕学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吕学锋的薪资水平、扣税及社保费缴纳情况，经核算，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税后金额为55,324.59元。对吕学锋主张的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第二，昌达公司应否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固定岗位津贴。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吕学锋正常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至2018年9月底，吕学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的固定岗位津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昌达公司通过不同名义周期性地向吕学锋支付45,000元，吕学锋主张为固定岗位津贴，为了避税故采取报销方式发放具有合理性，应认定为昌达公司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变更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构成。结合昌达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发布的员工薪资结构说明，总经理级岗位津贴自2018年7月1日调整为20,000元/月，且吕学锋对该文件予以审核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应该按20,000元/月的标准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固定岗位津贴60,000元。对吕学锋主张的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固定岗位津贴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第三，昌达公司应否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固定住房补贴。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吕学锋正常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至2018年9月底，吕学锋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期间的固定住房补贴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昌达公司通过住房补贴、住宿费等名义周期性地向吕学锋支付2,000元，吕学锋主张为固定住房补贴具有合理性，应认定为昌达公司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变更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构成，故一审法院认为，昌达公司应该按2,000元/月的标准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固定岗位津贴6,000元。对吕学锋主张的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的固定住房补贴未经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第四，昌达公司应否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差旅费和招待费。鉴于吕学锋提供的费用报销单均系打印件，且不能提供相应原始票据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且昌达公司对此不予确认，故一审法院对吕学锋要求昌达公司支付差旅费和招待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判决：一、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学锋基本工资和通讯补贴税后55,324.59元；二、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固定岗位津贴60,000元；三、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学锋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固定住房补贴6,000元；四、驳回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五、驳回吕学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保全费3,770元，由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昌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供赵某、杨某的薪资调整审批表，证明吕学锋以公司总经理身份进行了审批，对于自己总经理职务是完全清楚的。吕学锋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因为当时公司没有总经理，故其代行总经理职务，公司原来有个总经理，大约在2017年6月底离职了，之后公司就没有总经理。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本院另查明：1、在吕学锋的一审民事起诉状中，载有“自劳动合同成立之日起，吕学锋一直作为公司销售总监（兼职总经理）管理公司各项事务”的内容。2、在一审2019年6月6日的庭审中，吕学锋表示“当庭撤回判令昌达公司支付吕学锋违法迫使劳动者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46,992元的反请求。”二审中，吕学锋陈述：其在昌达公司不用坐班，正常情况下每周去公司一两天，2018年国庆节后其去原办公地址，但办公室被锁起来了，其询问公司执行董事，执行董事也不知道公司搬到哪里去了，其又问其他同事，但他们表示公司不让说，其也不能强迫别人，再去公司是在同年12月4日，当时通过同事间接了解到公司新地址。其于2018年8月份曾与法定代表人发生过冲突，公司于2018年10月中下旬将其移除公司微信群。其询问新地址时均是通过电话询问的，并未通过微信或其他书面方式。关于差旅费原始票据，其已寄给公司，但邮寄凭证现找不到了，故无法提供。昌达公司表示：公司是2018年10月10日搬迁的，新地址是吕学锋的下属找的，搬迁后，吕学锋就未再来公司，直至2018年12月4日。吕学锋与公司员工王某1、王某2一直有联系，不可能不知道公司新地址，吕学锋当时是因为公司欠发工资才不愿来上班，但公司当时确实没有钱。本院认为，关于2018年7月1日后吕学锋的岗位津贴标准。2018年7月1日，昌达公司发布员工薪资结构说明，总经理级的岗位津贴为每月20,000元，吕学锋对该文件予以审核，昌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汉武予以批准。吕学锋在一审时自认其是公司兼职总经理，管理公司各项事务，故一审法院根据该文件认定2018年7月1日后吕学锋的岗位津贴标准为20,000元，并无不当。关于昌达公司是否应支付吕学锋2018年10月1日之后的劳动报酬。吕学锋主张公司搬迁后不肯将新址告诉其，致其无法正常提供劳动，但并未提供其曾与公司沟通询问新址的证据。且其作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各项事务，对公司搬迁事宜之前毫不知情，之后也不与公司联系，亦不符合常理。结合吕学锋自述之前曾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生冲突及公司自2018年7月起欠薪的事实，吕学锋基于上述原因在公司搬迁后未主动再去公司上班，具有更高的可能性。2018年10月1日之后因双方互不履行劳动权利义务，劳动关系处于中止履行状态，一审认定昌达公司无需支付吕学锋相应的劳动报酬，亦无不当。吕学锋在仲裁时要求昌达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未予支持，一审时吕学锋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昌达公司支付其违法迫使劳动者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后又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其在二审时再提出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超越了其一审的诉请范围，本院不予处理。另关于双方的其他争议，一审法院已详细阐述了判决理由，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吕学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吕学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剑平审判员  郑东和审判员  周 寅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方 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