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7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九层。法定代表人：郑国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振，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欣桐，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东山区银星经济发展贸易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48号之二、三楼。负责人：林治。上诉人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东山区银星经济发展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银星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华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欠款本金10724075.16元及利息（利息自2000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及上诉人均已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仅以原债权人没有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认定《债权转让协议》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效力，明显不当。首先，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曾通过电话及面谈等方式通知银星公司债权已转让给上诉人的事实，但因时隔多年，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履行通知义务的工作人员已无从查找，且相关通话记录及面谈记录亦无法调取，但不能据此认定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未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其次，上诉人已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有效送达债务人的方式通知债务人，这一通知方式合法有效并使《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并未限制受让人作为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从债权转让通知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避免债务人因不清楚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已经达成转让合意而误为清偿。因此，债务人是否知晓以及能否确认债权转让的事实，应当作为认定债权转让通知法律效力的关键。据此，仅将债权转让的通知主体限定为转让人过于狭隘。且从经济交往的实际看，受让人较之转让人更具通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在债权转让时转让人没有履行通知义务而受让人已经支付了转让对价，则若将债权转让通知的主体仅限定为转让人，将给受让人主张债权清偿带来不便，而且增加债权转让行为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亦未对通知的方式及形式进行限定。因此，在可以确定债权转让真实性的前提下，受让人对债务人发出的通知合法有效，可使《债权转让协议》对其发生效力。而受让人通过法院依法向债务人送达受让人的起诉状等诉讼材料的方式，能够保证债务人获知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该方式对债务人权利并未造成实质影响，故不应否定其为债权转让通知方式的一种。一审中，越秀法院已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将相关债权转让的事实告知银星公司，银星公司因自身原因未能获知债权转让的事实，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对其的效力。因此，原债权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及上诉人均已履行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协议》对银星公司发生效力，其应向上诉人支付所欠款项。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且能够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故一审法院对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认定明显错误，《债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期为2000年12月25日，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短期融资协议》、银行送票回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记账凭证等证据均形成1995年至1996年期间。由此可见，证据所显示的债权转让发生在相关借贷关系形成之后，符合一般的交易规律，印证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其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银行送票回执上加盖了相关银行的印章，上诉人亦提交了部分银行送票回执原件供法庭核实，据此，足以认定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之间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此外，上诉人作为国有企业亦无必要提供虚假凭证证明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更不可能受让本就不存在的债权。最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显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之间存在频繁的借贷及代其垫付的行为，但因时隔多年，部分合同及债权凭证已无从查找，但现有的凭证显示银星公司所欠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款项的金额尚高于上诉人主张的欠款金额，且银星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相关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亦未提出异议。故，上诉人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列明的欠款金额主张银星公司应还款的数额不仅有相关凭证作为依据，更未对银星公司的权益造成损害，理应获得支持。被上诉人银星公司未到庭，亦无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华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星公司立即向华证公司支付所欠款项本金10724075.16元及利息（自2000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8年6月27日为11702045.29元）2、判令银星公司承担本案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12月25日，华夏证券有限公司（甲方）与华证公司（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记载，甲乙双方因业务需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对附表所列债权的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本协议签订后，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与债权转让有关的手续，并向乙方提供相关文件资料；转让款由乙方在（空白）年内分（空白）次付清，具体付款数额根据乙方对受让债权的收回情况确定；乙方即享有与受让债权相关的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债权转让后，甲方仍需负责协助乙方对转让的债权进行清收变现，发生的清收费用由甲方负责；附表——债权转让明细表为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附表——债权转让明细表注明：银星公司，起始日1996年，到期日（空白），年末金额10724075.16元。一审庭后华证公司提交《短期融资协议》复印件记载，甲方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乙方为银星公司，甲方同意将5000000元借给乙方，1995年6月27日起至1995年8月26日，甲方、乙方签名盖章处两枚不能辨析文字的公章，落款日期处不能辨析是否写明落款日期。一审庭后华证公司提交银行送票回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记账凭证等证据，其中1995年6月27日银行送票回执记载，收款单位“银星经济发展贸易公司”，金额5000000元，用途：划款；其余的银行送票回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记账凭证等证据，日期均为1995年8月之后。一审法院认为：一、《债权转让协议》是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华证公司协商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债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定，债权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没有履行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债权转让协议》对银星公司不发生效力。二、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债权转让的基本要求，债权的受让人向法院主张债权，有义务向法院提交债权构成、取得的相关证据，华证公司举证期间只提交《债权转让协议》，庭后补充提交《短期融资协议》未能提交原件，且《短期融资协议》复印件不能辨析落款公章和不能辨析是否写明落款日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华证公司提交《短期融资协议》是复印件，也不能辨析落款人的名称；其次华证公司提交1995年6月27日银行送票回执，用途为划款，不能证明划款的属性，不能作为《短期融资协议》相对应的银行支付凭证，其余的银行送票回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记账凭证等证据，日期为1995年8月之后，且与《短期融资协议》没有关联性，因此，《短期融资协议》与银行送票回执、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记账凭证等证据，不能证明华夏证券有限公司与银星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华证公司不能提交债权构成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华证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华证公司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53930.6元，由华证公司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主张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的具体发生时间和金额为：1995年4月18日100万元，1995年6月27日500万元，1995年10月18日100万元，1996年12月6日5000元，1996年12月10日2050万元，1996年12月18日40万元，1996年12月20日6225.85元，1996年12月26日1277653.04元，此外还有一笔100万元时间不详，前述出借款项合计30188878.89元；同时主张被上诉人已归还部分款项的具体时间和金额为：1995年11月24日500万元、1996年12月2日1000万元、1996年12月6日112万元、1996年12月9日6000元及161000元，前述还款金额为16287000元。本院依职权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查询1995年6月27日500万元转账支票及其交易情况，该营业部提供的该转账支票载明的主要信息与上诉人提交的送票回执复印件基本一致，上诉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否支持其诉讼请求。从上诉人所主张的借、还款情况来看，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于1996年12月6日之前向被上诉人提供的三笔合计为700万元的借款，并提交了中国人民银行送票回执复印件为证，但至该时点时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经清偿的金额为1612万元，即使前述送票回执复印件均为真实的，且加上一笔时间不明的1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此时也已经足额清偿了借款。而上诉人主张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于1996年12月6日之后继续向被上诉人发放了五笔合计22188878.89元借款，但未能提交放款凭证等借款行为发生的证据，仅能提供一些未经被上诉人签章确认的由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广州营业部单方制作的记账凭证、催款单等复印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的1996年12月6日之后发生借款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3930.6元，由上诉人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泳涌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汪 婷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冯佩烨张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