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57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男，198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曾用名周某3），女，201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定代理人:周某1（系周某2之父），身份情况同前。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光伟（系周某1之兄），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荣华，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剧场路75号、南院盐城市新都路606号。法定代表人：戴真煜，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纪祥，男，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涌，江苏信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600号。法定代表人:殷善开，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潜，上海市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成良，上海市康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周某2、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盐城三院）与被上诉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上海六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8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4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某1、周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判令上海六院赔偿周某1、周某2盐城三院医疗费、上海六院急诊医疗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636.75元、交通费600元、丧葬费14,097.60元、死亡赔偿金408,204元、周某2的被抚养人生活费105,230.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544,768.90元。事实与理由：1.医嘱在2015年6月1日16:20即已在临时医嘱单上记载。《手术知情同意书》却在2015年6月2日才签署,且没有造影的内容,《手术知情同意书》显然是摆设。上海六院提出医嘱勾选错误显然荒唐,如连医嘱都能勾选错误,则实际治疗中更会错误百出。2.上海六院存在对2015年6月2日的手术病程记录、医嘱单、护理记录、收费记录相互矛盾,术前告知与手术记录矛盾。2015年6月2日12:50的病程记录,记载使用了肝素,但收费记录中却没有肝素。同时,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存在非正常缺失等情形。结合朱某6月3日发生血栓,其后家属在6月3日、6月5日向主治医生要求查阅、复印病历,主治医生均以影响患者救治为由拒绝。后家属多次投诉,在上海六院医务处和上海市徐汇区卫生监管所干预下,才在6月9日和6月10日查阅、复印病历,6月12日才封存病历的事实,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上海六院医生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资料的情形。3.上诉人一方提交的任某、韩某、赵某、王某《外科术后引流管拔出困难原因分析及处理》(《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11年11月第26卷第11期))明确载明,“引流管应在术后早期拔除,如不能早期拔除,需定期旋转,避免内容物嵌顿造成难以拔除。”故对引流管定期旋转、松动应为公知常识。而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均认为“诊疗常规未明确规定体内放置引流管需定期松动”。由此可见，两级医学会对此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是错误的。4.患者朱某自身并不存在患肺栓塞的高风险性,上海六院在医学专业领域相对于患者具有相当的优势地位,理当就患者的病情可以采取的各种诊疗措施及相应的风险做出详细告知,给予合理的建议,让患者在充分了解自身病情的基础上作出选择。上海六院不履行告知义务,将手术产生的风险强加给患者朱某,存在重大过错。此外，上海六院在治疗过程中除了多次提出要求安装支架外,根本没有提及肺栓塞,反而多次拔管、多次造影,造成朱某肺栓塞死亡。5.两级医学会在《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中对上海六院的诊疗行为进行判别时均有“医疗文书记录不详尽”、“病史记录不规范”等内容的描述。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应当推定上海六院存在过错,并造成朱某最终死亡。上海六院在诊治患者朱某的活动中,存在严重过错,并最终导致朱某死亡的后果。上海六院至少应当承担30%的责任。盐城三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一项，驳回周某1、周某2于一审审理期间针对盐城三院主张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患者朱某入院后，一直隐藏病情，不配合诊治。根据其入院前后的检查，患者原发性食管损伤的依据并不充分。故在检查结果不支持且患者不配合的情况下，医务人员的诊治工作很难展开，也很容易导致如鉴定意见中所说的严重病情、未能进一步检查等情况。并且，患者死于肺栓塞，与感染并无关联。故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患者自身延误病情所致。即使医院存在过错，所承担的责任份额不应超过10%。2.周某1等一方自患者老板处业已取得一笔赔偿款，该赔偿款与本案赔偿款项有重合的部分，重合的款项应依法扣减。针对周某1与周某2的上诉请求，上海六院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针对盐城三院的上诉请求，周某1与周某2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周某1与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六院、盐城三院共同赔偿医疗费71,455.83元、交通费5,000元、丧葬费46,992元、死亡赔偿金1,711,448.50元（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350,76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2.案件受理费及司法鉴定费由上海六院、盐城三院共同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涉案患者朱某，出生于1988年8月14日，江苏省家庭户，其系周某1妻子、周某2母亲。2015年5月10日23时21分，患者因喉部外伤15分钟至盐城三院就诊，感喉部疼痛伴呼吸不畅、声音嘶哑。5月11日0时，患者因外伤致呼吸不畅半小时入住盐城三院心胸外科，查体：神志清楚，痛苦貌，颈部肿胀明显，触之可及捻发音，右侧胸壁明显压痛，双肺呼吸运动对称。血白细胞14.29×109/L（参考值4-10×109/L）[此处一审法院误写为14.29×109/L（参考值4-10×109/L）]，中性粒细胞92.4%（参考值50-70%）。检查CT提示颌下、颈背部及纵膈内积气。诊断：纵膈气肿，予禁食、吸氧、祛痰等处理。同日9时5分改流质。同日21时57分，患者疼痛较前好转。5月12日患者体温38.9℃，伴咳嗽、咳黄痰，颈部疼痛较前加重，予禁食，加强抗感染治疗。5月13日患者仍有发热，颈部皮下气肿，局部压痛、红肿。复查CT示颌下、颈背部及纵膈内积气，右肺少许炎症，双侧胸腔少量积液。盐城三院建议尽早行局部切开引流及同期手术探查，患者要求转院治疗。同年5月15日患者自动出院，出院时右侧面部及颈部可及明显皮下气肿伴压痛、发热、咳嗽。出院诊断：纵膈气肿。当日18时30分，患者以胸闷憋气5天加重1天至上海六院胸外科急诊，CT提示右额面部及双侧颈部软组织多发气体，纵膈气肿，双肺尖少许纤维条索影。诊断：胸外伤，颈段气管损伤，颈部、上纵膈蜂窝织炎可能。五官科会诊后予以收治入院，查体：急性病面容，呼吸稍急促，颈部正中偏右侧可见长约1厘米疤痕，颈部皮肤广泛捻发感，稍红肿。血白细胞12.5×109/L（参考值3.5-9.5×109/L）[此处一审法院误写为血白细胞12.5×109/L（参考值3.5-9.5×109/L）]，中性粒细胞82.6%（参考值40-75%）；凝血酶原时间12.9秒（参考值11.0-14.0秒），国际标准化比率1.15（参考值0.82-1.15），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1.6秒（参考值20.0-40.0秒），纤维蛋白原6.076g/L（参考值2.0-4.0g/L），凝血酶时间17.0秒（参考值13.0-21.0秒）。诊断：颈部软组织挤压伤、颈部软组织感染、纵隔感染。急诊行颈深间隙脓肿切开引流术+上纵膈脓肿切开引流术+气管切开术，左侧甲状腺外侧见大量黄白色脓性分泌物，吸除后置入双腔引流管，于第三四气管环切开气管后置入套管。术后患者入ICU病房，予呼吸机应用、留置胃管、负压吸引冲洗、抗炎、糜蛋白酶湿化等治疗。5月16日予留置胃管流质饮食。5月18日患者体温36.1℃，引流管通畅，引流液稍混浊，血白细胞7.9×109/L(此处一审法院误写为7.9×109/L)，中性粒细胞67.8%，转回原病房，改禁食。5月22日行碘油造影吞钡后食管及上纵膈见造影剂显示。颈部CT示气管插管中，右颞部、颈部皮下气肿，上纵膈内积气，较2015年5月15日CT有吸收。5月25日引流管通畅，引流液清亮，试松动引流管。6月1日血管外科会诊后治疗意见为X线下拔管备主动脉/锁骨下动脉腔内修复术。6月2日12时50分患者行右侧股动脉切开+主动脉造影，可见造影剂进入食管，并向周围渗出，反复撤双套管，无法撤出。再次造影见主动脉显影良好，弓上三分支显影良好，患者返回病房，右下肢制动24小时。6月3日8时，患者无气急呼吸困难、胸痛等不适主诉，13时15分患者突发伤口疼痛，呼吸加快，呼之无反应，指脉氧95%，血压135/102mmHg。13时30分，患者呼吸减慢，心率减慢20次/分，面色苍白。予心脏按压、大隐静脉切开置管，药物抢救等处理。14时30分血压95/55mmHg。床旁B超示心包腔见11mm无回声区，心包腔少量积液。患者对刺激无反应，持续心脏按压及人工呼吸。予激素、输血、碳酸氢钠、多巴胺等治疗。肺CTA提示肺动脉栓塞。6月4日患者昏迷，双侧病理征阳性，予半量溶栓、呼吸机辅助呼吸，多巴胺，抗癫痫，抗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6月6日患者突发右瞳散大，无对光反射，神经内科会诊予脱水降颅压，营养神经等治疗。6月15日患者心率112次/分，血压77/38mmHg。6月16日患者心率、氧饱和度下降，血压测不出，抢救无效死亡。上海六院死亡诊断：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心肺复苏后）、肺栓塞、纵膈感染、颈部软组织感染、食管纵膈瘘、颈部软组织挤压伤。患方在盐城三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4,927.83元，在上海六院急诊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528元，另预交上海六院住院押金46,000元未结算。2015年7月16日，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出具患者尸检报告：左、右肺动脉血栓性（一审法院误写为血栓形）栓塞后合并多器官实质细胞坏死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因周某1、周某2认为患者的死亡系医院的诊疗过错所致，为此引发双方医疗争议。本案审理中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法院委托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就涉案医疗争议进行医疗损害鉴定。2018年6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就盐城三院，鉴定意见认为：1.本例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2.盐城三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疑诊食道损伤的情况下仍予以进食加重感染及未及时明确纵膈气肿原因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3.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的人身医疗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4.本例医疗损害医方的责任程度为次要责任。其鉴定分析意见认为：1.诊断方面：患者因颈部外伤后感喉部疼痛伴呼吸不畅、声音嘶哑，查体：颈部肿胀明显，触之可及捻发音，右侧胸壁明显压痛。CT提示：颌下、颈背部及纵膈内积气。“纵膈气肿”诊断明确，但是未进一步明确气管食管损伤。2.处理不当：入院后予禁食、吸氧、祛痰等处理，但是医方未注意到血白细胞14.29×109/L（此处一审法院误写为14.29×109/L），中性粒细胞92.4%，存在感染。在未排除食管损伤的前提下，5月11日予流质饮食，加重纵膈感染。患者体温38.9℃，伴咳嗽、颈部疼痛较前加重，医方未予以积极检查明确原因，如碘油造影、支气管镜、胃镜（未见书面告知），延误诊治。此与患者病情加重最终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患者死亡主要与疾病隐匿、进展迅速、凶险有关，且本人及家属不接受进一步检查及治疗，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就上海六院，鉴定意见认为：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上海六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告知不充分及医疗文书不详尽的医疗过错，但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应鉴定分析意见认为：1.诊断方面：患者外伤后胸闷憋气，颈部皮肤广泛捻发感，稍红肿，血白细胞12.5×109/L(此处一审法院误写为12.5×109/L),中性粒细胞82.6%，结合CT，“颈部软组织挤压伤、颈部软组织感染、纵隔感染”诊断明确。2.手术方面：患者颈部软组织挤压伤，颈部软组织感染，纵隔感染，急性病面容，呼吸急促，行“颈深间隙脓肿切开引流术+上纵膈脓肿切开引流术+气管切开术”有指征，双套管部位与脓肿位置有关。3.术后处理：予呼吸机应用、留置胃管流质鼻饲、负压吸引冲洗、抗炎、糜蛋白酶湿化等治疗。糜蛋白酶可使粘稠的痰液稀化，便于咳出，对脓性和非脓性痰液均有效，也用于创伤或手术后伤口愈合，4000u雾化吸入，符合使用说明，治疗过程中药品使用规范。4.拔管方面：医方控制感染后准备拔管，复查CT见双套管位置靠近主动脉弓，建议DSA下行右侧股动脉切开+主动脉造影，备用主动脉内覆膜支架术符合诊疗常规。诊疗常规未明确规定体内放置引流管需定期松动。5.肺栓塞方面：医方采用了术中应用肝素，术后翻身、按摩下肢、观察下肢血运等静脉血栓栓塞防治措施。发生肺栓塞后医方及时发现并处置。目前医疗技术尚无法完全避免致死性肺栓塞的发生。6.医方缺陷：医方对手术可能造成的并发症和后果告知不充分，特别是没有告知拔管困难；存在病史记录和收费与医嘱不一致的缺陷，但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为上述鉴定，周某1等一方支出鉴定费7,000元。上述鉴定后，因周某1、周某2对涉上海六院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盐城三院对涉其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均申请做相应的再次鉴定，故法院委托上海市医学会就涉案医疗争议再次进行医疗损害鉴定。2019年1月24日，上海市医学会再次进行鉴定，后分别出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就盐城三院，鉴定意见认为：1.本例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2.盐城三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未进一步检查明确病因、加重感染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3.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患者的人身医疗损害等级为一级甲等。4.本例医疗损害盐城三院的责任程度为次要责任。其鉴定分析意见认为：1.患者因颈部外伤伴呼吸不畅入住医方，根据患者入院查体（颈部肿胀明显，触之可及捻发音，右侧胸壁明显压痛）、CT检查（颌下、颈背部及纵膈内积气），医方诊断“纵膈气肿”，给予禁食、吸氧、祛痰、抗感染等处理恰当。2.医方的过错：2015年5月11日医方饮食改为流质，5月12日后患者出现发热、咳嗽、咳黄痰，颈部疼痛较前加重。医方未进一步检查（如食管造影、气管镜检查等），以明确纵膈气肿及感染加重的原因；医方未排除食管损伤的情况下，仍给予流质饮食。一定程度上加重患者纵膈感染，与患者此后因感染加重、后续发生肺动脉栓塞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3.患者入院时病情隐匿，进展快，且患者不配合检查及后续治疗，未及时通知家属来院，是患者病情发展最终死亡的主要原因。就上海六院，上海市医学会鉴定意见认为：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上海六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告知不足、病史记录不规范的缺陷，但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其鉴定分析意见认为：1.2015年5月5日，患者从盐城三院转至上海六院，医方诊断“颈部软组织挤压伤、颈部软组织感染、纵隔感染”，并急诊行颈深间隙脓肿切开引流术+上纵膈脓肿切开引流术+气管切开术，术中置入双套管引流。医方手术指征明确，处理恰当。根据诊疗规范，无明确规定需定期旋转引流管。经医方手术、引流、抗感染等治疗后，患者纵膈感染得到有效控制。2.2015年6月2日，医方拟行双腔引流管拔除，因拔除困难，停止拔管。行DSA造影显示主动脉显影良好，弓上三分支显影良好。动脉造影术中适用低分子肝素钠，术后于24小时制动、观察下肢血运等处理，医方诊疗符合常规。造影检查、引流管拔除无需写手术记录，病程记录即可。3.2015年6月3日，患者病情突然变化，检查提示急性大面积肺动脉栓塞，医方予溶栓、呼吸机辅助呼吸、抗感染等治疗。肺栓塞是临床难以预测、不能完全避免的并发症，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4.患者咳嗽咳痰，无咳血，医方予糜蛋白酶雾化吸入，未违反治疗常规。5.医方对肺栓塞的风险及严重后果告知不足；医疗文书记录不规范（如操作中实际使用泛影葡胺，结果记录为钡试剂等）。为上述鉴定，周某1等一方支出鉴定费3,500元，盐城三院支出鉴定费3,500元。针对上述涉上海六院的鉴定意见，周某1、周某2认为：第一，2015年6月2日患者的手术记录存在矛盾，具体为造影、病史记录、医嘱单、护理记录、收费记录相互矛盾，该日12时50分的病程记录记载使用了肝素，但收费记录却没有显示，该日两次术前告知内容与手术记录相互矛盾。第二，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非正常缺失。第三，主治医生拒绝查阅复印病历，存在篡改病历的嫌疑。针对上述涉盐城三院的鉴定意见，周某1、周某2认为：不认可盐城三院负次要责任的认定，盐城三院应当与上海六院就周某1等一方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中上海浦东新区医学会鉴定意见中认为“患者死亡主要与疾病隐匿、进展迅速、凶险有关”的认定是错误的，盐城三院延误治疗，错误给患者流质饮食导致患者纵膈感染加重才是疾病迅速发展的原因，上海市医学会鉴定意见中认为“患者不配合检查及后续治疗，未及时通知家属来院”是错误的，患者一直是配合检查的，盐城三院在患者住院的前四天一直给予保守治疗，直至2015年5月14日20时左右才告知患者需要手术治疗，患者基于病情考虑转至上海六院治疗，不存在不配合检查及后续治疗的情形，在住院期间，患者有亲属陪同，不存在未通知家属来院的情形。盐城三院对涉其诊疗行为的鉴定意见则坚持认为，其对患者的诊疗行为得当，患者及其家属不配合导致相关诊疗无法实施，患者的死亡与其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查，根据患者在盐城三院的住院病史，2015年5月11日《住院病人首次医患沟通记录单》及2015年5月14日《住院期间医患沟通记录》上“患方或被授权人签字”一栏签字字样均为“朱某”；《病程记录》中，2015年5月12日记载“向患者交代病情，嘱尽早通知家属来院沟通治疗方案”，5月13日记载“入感染仍不能有效控制，需行手术治疗，向患者交代病情，并催促其尽快通知家属来院商量下一步治疗方案”。根据患者在上海六院的住院病史，2015年6月1日16时20分临时医嘱单（电子病历）记载“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并嘱造影剂带入检查室，执行时间分别为该日16时25分及6月2日8时40分。2015年6月2日12时30分护理记录单记载“患者今行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现返回病房，予以右下肢制动24h,现右下肢血运良好无肿胀”。2015年6月2日病程记录，12时50分“有创操作记录”“操作名称右侧股动脉切开+主动脉造影”“操作步骤与结果…肝素50mg静脉推注…”。患者病人费用小项统计中记载有“肝素钠”收费项目，另记载有两次“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收费项目。上海六院主张，临时医嘱单及收费记录中记载的“经皮选择性静脉造影术”系医生开具医嘱时勾选错误造成，患者未进行过相应造影术，而实际进行的手术并无偏差，患者对于实际进行的手术内容及风险均知晓并签有手术知情同意书。2019年5月10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西夏墅派出所出具证明，记载涉案患者于2013年8月15日迁入常州市新北区XX镇XX村委XX巷XX号，户口性质为家庭户。根据《常州市户籍准入和迁移管理规定》，2014年7月1日起，江苏省常州市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在其处登记的常住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江苏省2018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00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9,462元。一审法院认为，在医疗损害争议案件中，涉及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患者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医疗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相应的因果关系程度，专业性均较强，而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是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及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的鉴定专家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无其它证据足以证明其鉴定意见存在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法院应依此作为认定医疗机构是否构成侵权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本案中，就双方医疗争议，两级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均认定盐城三院存在医疗过错且与患者的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医疗损害次要责任，而上海六院虽存在告知不足及病历记录不规范的过错，但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医疗损害责任。经审查在案病史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案两级医学会就双方医疗争议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违背相应事实而作出了错误评价，故应予以采纳。据此确认盐城三院应就患者的死亡向周某1、周某2承担30%的侵权赔偿责任，上海六院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周某1、周某2主张的具体损失认定：1.医疗费，凭据确认患者在盐城三院产生医疗费4,927.83元，在上海六院急诊产生医疗费528元，合计5,455.83元。患者在上海六院住院期间预交的费用因目前双方尚未结算，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待周某1、周某2与上海六院结算后，盐城三院应就周某1、周某2实际支出部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2.交通费，酌定2,000元。3.丧葬费，认定为46,992元。4.死亡赔偿金认定为944,000元；周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为232,013.25元。两项合计为1,176,013.25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50,000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1,280,461.08元，由盐城三院按责承30%赔偿责任计384,138.32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周某1、周某2384,138.32元；二、驳回周某1、周某2要求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赔偿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80元，减半收取计11,540元（周某1等一方已预缴），由周某1、周某2负担8,009元，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3,531元。司法鉴定费14,000元（周某1、周某2已预缴10,500元、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已预缴3,500元）,由周某1、周某2负担3,500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负担3,500元，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7,000元。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查明事实中对于患者于诊疗检查过程中所显示的血白细胞检验数值的表述及个别文字表述上存在的错误，本院依据上海市医学会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尸检报告单中表述的内容对相关部分已予以更正。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无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在案的证据材料，采纳二级医学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确认盐城三院按责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盐城三院虽上诉要求免除其责任，但因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材料佐证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要求更改一审法院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上海六院作为对患者进行诊疗的第二个医疗机构，虽其于诊疗过程中存在着缺陷，但因依据患者的体症，无证据材料证实除实施手术之外仍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医疗方案，故上海六院所存在的缺陷仅在于对手术可能造成的并发症和后果告知不充分，因该缺陷的存在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周某1、周某2要求上海六院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10,574.70元，由周某1、周某2负担3,512.60元；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7,062.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慧审判员 马 丽审判员 陈 敏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晓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