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14民终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永军，男，197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素莲，女，198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练柱才，河南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菅传永，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菅顶某，男，200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法定代理人：菅传永，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系菅顶某之父。法定代理人：王素梅，女，1982年2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永城市，系菅顶某之母。以上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萍，永城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素梅，女，1982年2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萍，永城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班大允，女，198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雨某，女，2004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胡亚美，女,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系梁雨某之母。法定代理人：梁永志，男，1973年8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永城市，系梁雨某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亚美，女,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永志，男，1973年8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永城市。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雷振，永城市中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乔永军、韩素莲，上诉人菅传永、菅顶某因与被上诉人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永城市人民法院（2019）豫1481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乔永军、韩素莲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练柱才，上诉人菅传永及其与上诉人菅顶某、被上诉人王素梅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萍，被上诉人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雷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永军、韩素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应承担577500元的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乔某某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1、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也应承担本次事故责任。乔某某受梁雨某、菅传永的邀请去帮忙找人，梁雨某与乔某某接电话得知乔某某的位置，告知菅传永，菅传永开车在咖啡馆门口接到受害者，后又共同饮酒吃饭，梁雨某对乔某某饮酒安全及酒后人身安全也应尽到必要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在受害者已醉酒吐酒多次且走路踉跄呈现重度醉酒状态下，却未将受害者护送回家或打电话给其家人来接，而是将其一人独自留置在深夜的大街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因梁雨某系未成年人，其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亦应承担责任。菅传永宴请受害者，乔某某与菅传永、菅顶某、班大允、梁雨某就已经建立一种社会关系，班大允作为成年人在共同饮酒时的劝酒行为与乔某某因饮酒溺亡具有关系，应当承担责任。2、王素梅系菅顶某的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责任。吃饭中间菅顶某和受害者就已经吐酒多次，其在明知受害者已经醉酒的情况下，菅顶某在酒桌上极力劝酒、倒酒的行为对乔某某造成人身伤害，其应承担责任，而菅顶某系未成年人，王素梅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乔某某承担本次事故75％的责任有失公允。乔某某受梁雨某及菅传永邀请帮忙找人，受害者在餐桌上就已吐酒多次，正常人都能看出其已醉酒，在乔某某过量饮酒的情况下，菅传永、菅顶某、班大允、梁雨某本应对其饮酒安全及酒后人身安全尽到必要的注意和照顾义务，四人对其不但不管不问，反而将乔某某独自一人留置在深夜的大街上。几人饮酒在深夜2点多才散场，凌晨2点30分左右，受害者独自一人回家，行至东方大道雪××处桥北，其走路已经不稳，失足落入水中，直至第二天再未见到乔某某，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乔某某饮酒因神志不清掉入水中溺亡，两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乔某某是未成年人，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经验不足，过量饮酒具有一定的过错，但菅传永等人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即75％的责任。4、一审法院认定乔某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错误，事发时乔某某不满18周岁，还是在校学生，在公安局做协警只是对孩子的锻炼，永城市公安局也并未对其发放工资，乔某某还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其仍是未成年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对乔某某损害后果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菅传永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乔某某进行劝酒导致其在饭桌旁就吐酒多次，致乔某某身亡，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3、菅顶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酒场多次劝酒，是乔某某饮酒过量的主要原因，王素梅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应承担赔偿责任。4、其他被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与乔某某身故具有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责任。菅传永、菅顶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乔永军、韩素莲对菅传永、菅顶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乔某某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没有关系，二人不应承担责任。2019年5月8日凌晨，菅传永、菅顶某虽与乔某某一块吃饭，但这与乔某某后来死亡并无因果关系，乔某某死亡原因和死亡时间应由法医经过程序检验后作出结论，但乔永军、韩素莲并未提供法医的尸检报告，也未提供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记录，乔某某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等都不明确，怎能认定乔某某的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有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以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赔偿费用错误。乔永军、韩素莲系农村居民，乔某某也非城镇居民，其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损失应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人民法院不应按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赔偿费用。三、乔某某对自己的死亡负有全部责任，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乔永军、韩素莲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退一步讲，假如菅传永、菅顶某负25％的责任，也不应承担2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使在受害人无责任的情况下，河南省范围的人民法院也没有支持过1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案例，一般只是支持50000元。一审判决明显不当。三、如果在吃饭结束后，菅传永有护送乔某某回家的义务，那么这对乔某某就是权利。当时菅传永提出送乔某某回家，但是乔某某不让其送，并为菅传永叫了一辆出租车，就此乔某某已放弃这种权利，公安卷宗显示很清楚，说明乔某某还头脑清楚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或者是豁免了菅传永、菅顶某的义务。乔永军、韩素连向菅传永、菅顶某主张的所谓权利没有依据。乔永军、韩素莲针对菅传永、菅顶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一、一审法院已认定菅传永、菅顶某为答谢乔某某帮忙找人，宴请乔某某，期间存在倒酒劝酒行为。从录像可以看出，乔某某饮酒过量后，已经踉踉跄跄行为不能自制，菅传永、菅顶某负有安全照顾义务，正是由于其没有尽到该义务，而导致乔某某失足溺亡，该事实清楚。菅传永、菅顶某提出菅传永要送乔某某，乔某某不让他送，并给菅传永打了一辆出租车，纯属虚假，从视频可以看到，菅传永在前面走，乔某某在后面，根本就没有人问他，更谈不上要送他回家，实际上是一种放任行为，一审法院判令菅传永、菅顶某承担责任正确，只是比例过低。二、乔某某一直在永城市东城区上学，乔永军、韩素莲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乔某某及其家人一直在永城市东城区居住至今，故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判赔于法有据。2019年12月1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豫高法[2019]338号文件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城乡标准进行了统一，不再区分城市、农村，根据该文件本案也应适用城镇标准。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针对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辩称，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乔某某死亡时间和死因不明，不能证明其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有关。乔某某的尸体于2019年5月11日10时前被发现，在10时从雪枫沟打捞出，该尸体未进行尸检，公安机关也未做现场勘查记录。乔某某是在何时死亡，死亡原因是什么，公安机关称排除他杀那么是否系自杀，这些关键事实不查清怎么能认定乔某某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有关。乔永军、韩素莲要求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承担责任的前提是2019年5月8日凌晨2时许乔某某醉酒后溺水死亡，但这一前提并不存在，乔永军、韩素莲提供的证据不足，达不到优势和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能支持其主张。二、黄口派出所民警在对梁雨某、班大允、菅顶某、菅传永问话前，明知乔某某已经死亡，且其与乔某某系同事，应主动回避，却故意向梁雨某、班大允、菅顶某、菅传永隐瞒这些事实，并在笔录中谎称乔某某是未成年人，对诸被告施加精神压力，其在笔录中还存在冒用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和刑警大队身份的现象，致使诸被告无法申请回避，其也没有告知诸被告权利，甚至对菅顶某问话时也不通知菅顶某的监护人在场等。可见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立场偏向乔永军、韩素莲，所作笔录不应采信。公安机关并未进行尸检，其出具的两份证明没有依据。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在水中发现的尸体就能认定系酒后溺水死亡，那么在路上发现的尸体统统都是被酒后驾驶的车辆撞死的了，也难怪会出现赵作海式的错案。按照乔永军、韩素莲的说法，乔某某在公安局做协警是对乔某某的锻炼，永城市公安局并未对其发放工资，那么是否可认为乔某某与永城市公安局的关系已经密切到能够无偿锻炼乔某某半年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局还不回避本案难道不怕上级追究，且还为乔永军、韩素莲出具两份证明。三、乔永军、韩素莲在上诉状中捏造事实，其称乔某某受菅传永和梁雨某邀请去帮忙找人系谎言，其称在吃饭时乔某某已经吐酒多次不是事实，其称菅顶某明知乔某某已经醉酒的情况下在酒桌上极力劝酒、倒酒等对乔某某造成人身伤害应承担责任完全是谎言。乔永军、韩素莲纯属捏造事实。四、乔某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乔永军、韩素莲称其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系谎言，其在一审时明确承认乔某某在黄口派出所工作半年有余，其称公安局未发放工资，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索要，但与本案无关。另外如果系在校学生，那么应由其班级老师和同学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一直在校上学。五、乔永军、韩素莲主张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应当承担577500元的责任无依据。1、乔某某的死亡与菅传永、菅顶某无关；2、乔永军、韩素莲系农业居民，其没有提供在城镇收入开支的证明，也没有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系在校学生，其提供的在城镇居住的证据不实，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无依据；3、一审法院不应支持乔永军、韩素莲关于精神损害慰抚金的诉请，退一步说假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因乔某某负主要责任，且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及其他被告均不是直接侵权人，也不应支持该费用。六、在吃过饭后，菅传永主动提出要送乔某某，但其却拒绝了，并为菅传永叫了一辆出租车。如果乔某某喝过酒后菅传永等人对其产生了护送回家的义务，那么这对乔某某就是一种权利，但是从乔某某的这一行为来看，乔某某已经放弃了这一权利或者说豁免了菅传永等人的义务。乔永军、韩素莲再向菅传永和其他被告主张所谓权利即无依据。七、乔永军、韩素莲其他上诉理由无依据，且存在严重捏造事实现象。综上，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班大允辩称，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乔某某死亡时间和死因不明，不能证明乔某某死亡与班大允有关。乔某某的尸体于2019年5月11日10时前被发现，在10时从雪枫沟打捞出，该尸体未进行尸检，公安机关也未做现场勘查记录。乔某某是在何时死亡，死亡原因是什么，公安机关称排除他杀那么是否系自杀，这些关键事实不查清怎么能认定乔某某死亡与班大允有关。乔永军、韩素莲要求班大允承担责任的前提是2019年5月8日凌晨2时许乔某某醉酒后溺水死亡，但这一前提并不存在，乔永军、韩素莲提供的证据不足，达不到优势和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能支持其主张。二、黄口派出所民警在对班大允及梁雨某、菅顶某、菅传永问话前，明知乔某某已经死亡，且其与乔某某系同事，应主动回避，却故意向梁雨某、班大允、菅顶某、菅传永隐瞒这些事实，并在笔录中谎称乔某某是未成年人，对诸被告施加精神压力，其在笔录中还存在冒用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和刑警大队身份的现象，致使诸被告无法申请回避，其也没有告知诸被告权利，甚至对菅顶某问话时也不通知菅顶某的监护人在场等。可见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立场偏向乔永军、韩素莲，所作笔录不应采信。公安机关并未进行尸检，其出具的两份证明没有依据。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在水中发现的尸体就能认定系酒后溺水死亡，那么在路上发现的尸体统统都是被酒后驾驶的车辆撞死的了，也难怪会出现赵作海式的错案。按照乔永军、韩素莲的说法，乔某某在公安局做协警是对乔某某的锻炼，永城市公安局并未对其发放工资，那么是否可认为乔某某与永城市公安局的关系已经密切到能够无偿锻炼乔某某半年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局还不回避本案难道不怕上级追究，且还为乔永军、韩素莲出具两份证明。三、乔永军、韩素莲在上诉状中捏造事实，其称班大允对乔某某劝酒系谎言。班大允并未对乔某某劝酒倒酒，仅与乔某某碰了一下酒，那是因乔某某向共同喝酒的人员碰杯时，班大允出于礼貌就碰了一下，但不能因此认定班大允进行了劝酒倒酒，也不能认定班大允有任何责任。四、乔某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乔永军、韩素莲称其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系谎言，其在一审时明确承认乔某某在黄口派出所工作半年有余，其称公安局未发放工资，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索要，但与本案无关。另外如果系在校学生，那么应由其班级老师和同学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一直在校上学。五、乔永军、韩素莲主张班大允应当承担577500元的责任无依据。1、乔某某的死亡与班大允无关；2、乔永军、韩素莲系农业居民，其没有提供在城镇收入开支的证明，也没有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系在校学生，其提供的在城镇居住的证据不实，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无依据；3、一审法院不应支持乔永军、韩素莲关于精神损害慰抚金的诉请，退一步说假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因乔某某负主要责任，且班大允及其他被告均不是直接侵权人，也不应支持该费用。六、在吃过饭后，菅传永主动提出要送乔某某，但其却拒绝了，并为菅传永叫了一辆出租车。如果乔某某喝过酒后菅传永等人对其产生了护送回家的义务，那么这对乔某某就是一种权利，但是从乔某某的这一行为来看，乔某某已经放弃了这一权利或者说豁免了菅传永等人的义务。乔永军、韩素莲再向班大允和其他被告主张所谓权利即无依据。七、乔永军、韩素莲其他上诉理由无依据，且存在严重捏造事实现象。综上，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乔某某死亡时间和死因不明，不能证明乔某某死亡与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有关。乔某某的尸体于2019年5月11日10时前被发现，在10时从雪枫沟打捞出，该尸体未进行尸检，公安机关也未做现场勘查记录。乔某某是在何时死亡，死亡原因是什么，公安机关称排除他杀那么是否系自杀，这些关键事实不查清怎么能认定乔某某死亡与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有关。乔永军、韩素莲要求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承担责任的前提是2019年5月8日凌晨2时许乔某某醉酒后溺水死亡，但这一前提并不存在，乔永军、韩素莲提供的证据不足，达不到优势和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能支持其主张。二、黄口派出所民警在对梁雨某及班大允、菅顶某、菅传永问话前，明知乔某某已经死亡，且其与乔某某系同事，应主动回避，却故意向梁雨某、班大允、菅顶某、菅传永隐瞒这些事实，并在笔录中谎称乔某某是未成年人，对诸被告施加精神压力，其在笔录中还存在冒用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和刑警大队身份的现象，致使诸被告无法申请回避，其也没有告知诸被告权利，甚至对菅顶某问话时也不通知菅顶某的监护人在场等。可见公安机关办案程序违法，立场偏向乔永军、韩素莲，所作笔录不应采信。公安机关并未进行尸检，其出具的两份证明没有依据。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在水中发现的尸体就能认定系酒后溺水死亡，那么在路上发现的尸体统统都是被酒后驾驶的车辆撞死的了，也难怪会出现赵作海式的错案。按照乔永军、韩素莲的说法，乔某某在公安局做协警是对乔某某的锻炼，永城市公安局并未对其发放工资，那么是否可认为乔某某与永城市公安局的关系已经密切到能够无偿锻炼乔某某半年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公安局还不回避本案难道不怕上级追究，且还为乔永军、韩素莲出具两份证明。三、乔永军、韩素莲在上诉状中捏造事实，其称乔某某受梁雨某邀请去帮忙找人和共同饮酒系谎言，其称梁雨某将乔某某一人独自留置在深夜的大街上，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照顾的义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纯属无理。乔某某系协警，在法律上视为成年人，且乔永军、韩素莲也称乔某某醉酒，吃过饭后是深夜，那么梁雨某作为一个刚满15岁的柔弱未成年少女，与乔某某没有亲友关系，她这时怎么能不回家，难道要梁雨某留下陪同乔某某吗，这样梁雨某就不危险吗，如果梁雨某发生不测谁来负责，再者梁永志、胡亚美并未参与吃饭。四、乔某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乔永军、韩素莲称其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系谎言，其在一审时明确承认乔某某在黄口派出所工作半年有余，其称公安局未发放工资，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索要，但与本案无关。另外如果系在校学生，那么应由其班级老师和同学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一直在校上学。五、乔永军、韩素莲主张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应当承担577500元的责任无依据。1、乔某某的死亡与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无关；2、乔永军、韩素莲系农业居民，其没有提供在城镇收入开支的证明，也没有证明乔某某在死亡前系在校学生，其提供的在城镇居住的证据不实，主张按照城镇居民收入计算死亡赔偿金无依据；3、一审法院不应支持乔永军、韩素莲关于精神损害慰抚金的诉请，退一步说假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因乔某某负主要责任，且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及其他被告均不是直接侵权人，也不应支持该费用。六、在吃过饭后，菅传永主动提出要送乔某某，但其却拒绝了，并为菅传永叫了一辆出租车。如果乔某某喝过酒后菅传永等人对其产生了护送回家的义务，那么这对乔某某就是一种权利，但是从乔某某的这一行为来看，乔某某已经放弃了这一权利或者说豁免了菅传永等人的义务。乔永军、韩素莲再向梁雨某和其他被告主张所谓权利即无依据。七、乔永军、韩素莲其他上诉理由无依据，且存在严重捏造事实现象。综上，乔永军、韩素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其上诉。乔永军、韩素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赔偿其因乔某某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合计8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7日，菅传永与受害人乔某某及梁雨某、班大允一起去寻找殴打菅传永儿子的人，未找到，于2019年5月8日凌晨返回到新城，菅传永邀请乔某某、菅顶某、班大允、梁雨某一起在永城市东城区××附近周春大虾吃饭饮酒。在吃饭过程中菅传永、菅顶某曾与死者乔某某有相互倒酒行为，其中乔某某喝四瓶啤酒左右，梁雨某没有饮酒，共同吃饭饮酒至凌晨2两点多结束后，菅传永、菅顶某、班大允、梁雨某与乔某某先后离开。2019年5月11日9时41分许新城派出所接到报警，在永城市××雪××路人民广场南侧雪枫沟内发现一具尸体，出警后了解系乔某某酒后失足落入河中溺亡，经永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现场调取监控及走访，排除他杀。乔永军、韩素莲户籍为农业户口。2017年5月1日在永城市东城区租赁房屋居住至今，其子乔某某生前在黄口派出所担任协警，工作半年有余。2018年度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5997元／年，2018年度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874.19元／年，2018年度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0989.15元／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根据乔永军、韩素莲提供的证据以及菅传永、班大允、梁雨某、菅顶某的询问笔录中，能够充分证明菅传永是本次吃饭饮酒的组织者，参加人员有菅顶某、班大允、乔某某、梁雨某，其中梁雨某未饮酒。共同饮酒的人身安全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为补充，乔某某虽然未满18周岁，但其生前已经在永城市公安局黄口派出所上班，有经济收入，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明知醉酒的危险性而不控制和采取有效措施是伤亡后果最直接、最主要的因果关系，自身具有重大过失，应对其伤亡的后果负主要责任。梁雨某没有直接饮酒，班大允没有对死者乔某某存在倒酒劝酒行为，不应承担责任。菅传永作为聚餐组织者对乔某某在饮酒后存在未尽足够的、应有的安全有效照顾义务，主观上存有疏忽大意之过失，具有一定过错，应对乔某某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菅顶某在吃饭过程中，曾与乔某某有相互倒酒劝酒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应对乔某某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菅顶某系未成年人，其所承担的责任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对于乔永军、韩素莲主张的可获得赔偿的项目和各项的具体数额，核定如下：丧葬费27998.5元（55997元÷2＝27998.5元）、死亡赔偿金637483.8元（31874.19元／年×20年＝637483.8元），上述费用合计665482.3元，由菅传永、菅顶某共同承担25％即166370.57元为宜，乔永军、韩素莲主张精神损害慰抚金100000元，由菅传永、菅顶某共同承担25000元为宜，以上合计金额191370.57元。乔永军、韩素莲主张处理本次事故支出的费用34517.7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菅传永、菅顶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赔偿原告乔永军、韩素莲各项损失共计191370.57元；二、驳回原告乔永军、韩素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乔永军、韩素莲承担7673元，被告菅传永、菅顶某承担4127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对赔偿标准及责任主体、责任比例和承担方式的认定是否适当。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责任主体和承担方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在公安机关已排除他杀的情况下，其出具的出警经过、询问笔录、证明及提供的监控视频等证据相互佐证能够形成有效证据链条以证明乔某某系酒后失足落水溺亡的事实，菅传永、菅顶某、王素梅、班大允、梁雨某、胡亚美、梁永志对乔某某死亡时间及成因质疑性证据不足，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菅传永系聚餐活动的组织者，菅顶某在聚餐活动中存在劝酒行为，且无论乔某某是否醉酒是否拒绝相送，二人客观上没有实施作为组织者、劝酒者对参与者的安全注意和保障义务，班大允自行离开的事实亦能印证上述事实。因此，菅传永、菅顶某应当对乔某某酒后溺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班大允、梁雨某作为参与者，无证据证明二人在聚餐活动中有明显不当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素梅不是参与者，一审法院未直接判令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但其菅顶某责任项下监护人的民事责任依法不能免除。胡亚美、梁永志依法不应承担监护责任。二、责任比例问题。菅传永、菅顶某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不是故意，而是源于缺乏安全注意和保障意识的过失行为，按日常生活经验，乔某某酒后理应径行返还住所，菅传永、菅顶某虽存在与乔某某聚餐饮酒行为，但对乔某某酒后行为举止及在沟边失足落水溺亡的损害后果不具有预见性。因此，二人的赔偿责任应以合理限度为限，故一审法院作出的责任比例认定符合案情实际，属其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行使范围，并无不当。人身损害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无免除本案情形下责任主体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义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损害后果、当地经济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并不当然受责任比例限制，本案乔永军、韩素莲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标的额虽超过本地司法实践死亡伤残最高60000元的幅度范围，但一审法院酌定数额与本案损害后果相符，并无不当。三、赔偿标准问题。本案乔永军、韩素莲一审提供的永城市演集镇文化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租房合同、乔某某学籍信息等证据及二人一审庭审自认和公安询问笔录内容相互佐证能够证明乔某某与其家人在一直城镇居住上学，后在黄口派出所上班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具备事实依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的规定，并无不当。同理，上述部分证据亦能说明一审法院对乔某某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认定亦无不当。本案社会教育和警示意义深刻，各方当事人诚宜秉持善意，相互理解，以期消除伤痛和心结。综上，乔永军、韩素莲，菅传永、菅顶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218元，由上诉人乔永军、韩素莲负担7091元，上诉人菅传永、菅顶某负担41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高纪平审判员  王颖萍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颖书记员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