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7行终8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洪良，男，1963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徐霞，浙江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溪市农林局，后变更）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兰溪市兰江街道兰荫路27号。 法定代表人傅学农，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舒俊，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庆根，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季永生，男，1961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蒋洪良与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第三人季永生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兰溪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8）浙0781行初402号行政判决。蒋洪良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调阅一审卷宗、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洪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霞，被上诉人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负责人舒俊及委托代理人胡庆根，原审第三人季永生，均于2020年1月9日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06年11月23日原告蒋洪良与第三人季永生共同承包了原兰溪市羊干头村（现为兰溪市下蒋坞行政村羊干头自然村）所有的土名叫九亩岭的山林，承包期为30年。2017年9月份，原告蒋洪良与第三人季永生经协商，拟砍伐九亩岭山上的松树，由季永生经办审批手续。季永生向兰溪市林业工作站提出口头申请，该站向原兰溪市农林局相关部门汇报。同年9月27日原兰溪市农林局及兰溪市林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到九亩岭山林进行了现场踏勘，同意对山上的枯死木及人工种植的杉木进行采伐，但要求先报批。之后季永生到兰溪市林业工作站领取林木采伐申请表等填报材料，到原××市××局××市农林局公章的林木采伐公示、林木采伐相关规定告知书、采伐迹地造林更新协议等材料，公示后，季永生报相关管理部门审核，兰溪市林业工作站、兰溪市人民政府、兰溪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均盖章同意。后第三人季永生以无人砍伐为由，未将上述材料送交原兰溪市林业局申请办理九亩岭山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述材料由其自行保管。2018年5月份经原告蒋洪良同意，九亩岭山林的松树被砍伐。2018年9月30日，原告蒋洪良向原兰溪市农林局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依法公开季永生向原兰溪市农林局申请“九亩岭”采伐许可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表、林木权属证明材料、采伐作业设计文件、采伐相关内容文件、采伐迹地更新造林协议等相关材料。2018年10月9日，原兰溪市农林局向原告邮寄了《兰溪市农林局关于蒋洪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告知原告：“我局在2017年年度未收到过季永生向我局申请采伐柏社乡羊干头村土名为‘九亩岭’山林所提交的任何申请材料，也未受理和审批过柏社乡羊干头村土名为‘九亩岭’山林的采伐。因此无法向申请人提供其所需的申请材料。” 原审认为，根据原兰溪市农林局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行政许可申请人申请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应当提交林木采伐申请表、林木采伐公示、采伐迹地造林更新协议、图纸、权属证明材料等相关材料。本案中，第三人季永生在申请办理有关九亩岭山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过程中，备齐上述相关材料后但没有提交给原兰溪市农林局，原兰溪市农林局也就无从受理和审批，也就不存在原告所要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因此原兰溪市农林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兰溪市农林局关于蒋洪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并送达原告，告知原告其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原告认为原兰溪市农林局在林木采伐公示上盖章即事实上已经受理了第三人季永生的林木采伐申请的观点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蒋洪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蒋洪良负担。 上诉人蒋洪良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审第三人季永生曾向原兰溪市农林局递交过申请材料，这与递交后是否符合审批条件以及林木采伐许可证是否审批下来是两码事，原审法院等同视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林木采伐公示》系被上诉人方盖章作出的决定文书，该文书必定是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作出的而不可能是依职权主动作出，因此该份文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方曾接收过原审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并予以审查，才会决定进行公示。被上诉人方在被诉《答复》中以及原审抗辩中称“从未收到过任何申请材料”显然与事实严重不符。被上诉人的抗辩逻辑以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逻辑存在一定问题：林木采伐许可证没有审批下来不能得出林木采伐许可没有申请的结论。因为许可证没有审批下来的原因很多，申请后如果后续不符合某种审批条件，同样也可能发生许可证没有审批下来的情形。它们的逻辑关系是：没有申请肯定没有审批，但没有审批不一定没有申请。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乏依据和逻辑。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原审第三人申请过程中，原兰溪市农林局制作过相关文书，那么就应当有相应制作的依据材料，被诉的《答复》称“没有收到过任何材料”实属无稽之谈。二、根据法律规定，林木采伐进行公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具体实施者可以是其本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主体，但总而言之其公示行为的法律后果是由作出单位承担的，其既然已作出公示且无人提出异议，那么根据《林木采伐公示》载明的，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核发许可证。据此可以认定公示后是一个审批核发阶段。而早已不是受理阶段。如果没有公示以前的受理，被上诉人是基于何种事由作出的公示行为？原审法院机械解释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材料清单，违背基本的行政许可机制和法律原理，导致认定有误，对被上诉人严重歪曲事实的《答复》予以肯定，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兰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林木采伐公示》系被上诉人盖章作出的决定文书，该文书必定是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作出的而不可能是依职权主动作出，因此该份文书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曾接收过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并予以审查，才会决定进行公示。”，进而推断被上诉人已收到了原审第三人的申请材料，这是上诉人对林木采伐申请流程的误解。《浙江省林木采伐公示规范（试行）》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申请采伐单位或个人真实申请采伐时，必须提交经二人以上签名且公示责任单位盖章证明其已经采伐公示的书面材料”，采伐公示是正式申请的前置程序，并非是上诉人理解的公示是正式申请后的程序。由于原审第三人因故在公示后并未向被上诉人提交正式申请材料，所以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的申请材料的政府信息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已经进行公示就必然存在原审第三人的申请信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后第三人季永生以无人砍伐为由，未将上述材料送交原兰溪市林业局申请办理九亩岭山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上述材料由其自行保管。”是正确的，这有原审第三人的当庭陈述：“九亩岭山林的申请材料未报上去，现在还在我这里，九亩岭山林没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予以证明。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规定，原兰溪市农林局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的被诉《答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季永生述称：案涉九亩岭采伐事项是我与上诉人合伙向村里承包来的，有关部门到案××岭现场××过后××柏社乡拿来表格，村里字签好、盖好章，之后到2017年11月份因为上诉人蒋洪良说没找到人砍伐，所以就没有去批，后来他自己去砍伐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另外两处是我和其他人合伙的，与蒋洪良无关，山林是另外生产队的，因为有人砍伐，所以就去申请批下来了。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蒋洪良发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之前，故应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依照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据此，政府信息公开应以所申请的信息内容客观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本案中，原兰溪市农林局接收上诉人蒋洪良的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通过查找，未能找到上诉人蒋洪良申请描述的相关信息内容，并已在法定期限内对信息不存在的情况向上诉人作出了书面答复，依法已经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原审第三人季永生对于上诉人蒋洪良案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的情况亦作了合理陈述；上诉人蒋洪良亦未能就其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客观存在提供相应的证据或线索予以证明。故，原兰溪市农林局作出的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蒋洪良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蒋洪良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裁判结论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蒋洪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旭良 审 判 员 单晓剑 审 判 员 钟雪丹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代书记员 刘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