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9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永兴路19号38-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677215660L。 负责人：赵汝仪，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央央，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重午，男，193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先本，男，196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叶，女，1969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斯百年，诸暨市镇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乐，男，1989年9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临泉县。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何重午、何先本、何叶、杨金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9）浙0681民初15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在死者赵秋罗城镇标准证据不足情况下判决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明显不当。被上诉人何重午、何先本、何叶提供了居住证明一份和案外人何旺奇的不动产权证，以证明赵秋罗自2017年2月18日起与丈夫何重午、儿子何先本都住在案外人何旺奇在中央华府的家里，故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但死者的住院病案、起诉状中皆显示死者实际居住在安华镇农村家里。上诉人保险公司通过走访中央华府的物业得知，中央华府是2017年1月8日交付，交付时为毛坯房，而新房装修需要时间，故赵秋罗自2017年2月18日起与丈夫何重午、儿子何先本住在中央华府基本没有可能，其提供的居住证明真实性存疑，不应被孤立采纳。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出了上述问题，并申请一审法官核实，但一审在未核实死者的实际居住情况下，以户籍内同居家庭成员在城镇买房为由，判决死者赵秋罗的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未判决何重午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何重午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为机动车，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何重午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未投保交强险，应由何重午本人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一审以“结合当时该类车辆无法投保交强险的实际情况”为由，判决何重午不需要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与国家法律相悖，且与安全检验合格并上牌的电动三轮车可以投保交强险的实际情况不符。三、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被上诉人何重午与被上诉人杨金乐均是驾驶机动车，故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应按杨金乐主责70%承担责任，何重午次责30%承担责任。但一审判令交强险外主责按75%承担责任，加重了上诉人的负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何重午、何先本、何叶答辩称，一、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正确，证据充分。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适用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裁量指导意见(试行)》及理解与适用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系在城区购买商品房其已办理房产证的所有权人或户内同住家庭成员的，其可以参照城镇居民进行赔偿”。本案中何重午与孙子何旺奇注册于同一本户口簿上，而何旺奇为在校大学生无经济来源，何重午夫妇于2016年购置的中央华府商品房登记于何旺奇名下，但实际出资人和权利人是何重午夫妇，且事故发生前一年何重午夫妇已在中央华府居住。为照顾孙女的需要，又考虑以后房屋会重新装修，何重午夫妇简单装修入住。上诉人保险公司以交房时间来推算入住时间没有任何依据，更何况被上诉人已提交了镇、村及物业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上诉人保险公司提出中央华府的交付时间为2017年1月8日也任何证据证明。故何重午和死者赵秋罗是中央华府的所有权人(出资人)，又居住于中央华府。其次，依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适用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裁量指导意见(试行)》及理解与适用第5条的规定，何重午和死者赵秋罗、其子何先本于2004年起经营袜业公司至今，2012年儿媳周淑珍即有能力购买80万元的宝马轿车，足以说明其家庭经济收入远超城镇居民标准。且依据立法精神，实现“同命同价”既是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为此，最高院于2019年9月12日通过明传电文【2019】513号《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故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正确。二、关于上诉人保险公司提出的何重午电动三轮车的交强险问题，目前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超标电动车车主无法定义务投保交强险，客观上也无法投保交强险。何重午的车辆属于电瓶车，车辆购买时及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车辆性质均为电动车，而非机动车不能上牌也不能投保交强险。因此，本案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的规定，不能请求超标电动车车主何重午承担未投保交强险的责任。三、一审判定主次责任赔偿合情合理。交通事故认定书虽把何重午的电动三轮车认定为机动车，但实际上电动三轮车是电瓶车。更何况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何重午只是违章停车，若没有杨金乐的侵权行为，不可能造成赵秋罗的死亡，一审判决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按75%承担责任是合理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金乐未作答辩。 何重午、何先本、何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杨金乐赔偿医药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人民币483910.55元，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1月18日，被告杨金乐驾驶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从诸暨市安华镇驶往义乌市方向，16时26分许，途径S310复线26KM+800M诸暨市安华镇宣何村地方，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原告何重午驾驶的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后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再与行人赵秋罗发生碰撞，造成赵秋罗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何重午受伤和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1月28日，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3306811201900000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金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何重午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赵秋罗无责任。赵秋罗伤后即被送往诸暨市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但因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共花去医疗费10264.86元。事故处理中，被告杨金乐已预付原告方赔偿款计人民币30000元。对被告杨金乐的本案交通肇事犯罪行为，该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浙0681刑初320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杨金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该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浙Ｄ×××××号小型普通客车系被告杨金乐所有，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的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还查明：死者赵秋罗出生于1945年8月19日，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为：丈夫何重午，1939年6月21日出生；儿子何先本，1964年2月9日出生；女儿何叶，1969年10月31日出生。与赵秋罗同一户籍成员有丈夫何重午、儿子何先本、儿媳周淑珍（1969年5月8日出生）、孙子何旺奇（1998年11月11日出生）。何先本以其儿子何旺奇名义在诸暨市城区购买商品房，该商品房于2017年12月26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现有证据表明赵秋罗一家主要居住生活在城区商品房内。另死者赵秋罗与丈夫何重午尚于1970年1月11日生育女儿陈华，陈华从小被赵秋罗亲戚收养，赵秋罗与陈华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而依法消除。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三原告亲人赵秋罗在本案事故中死亡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原告作为赵秋罗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提起诉讼，要求造成赵秋罗死亡的侵权行为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公安交警部门对本案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件客观事实，该院予以确认并作为确定本案赔偿责任的依据。因被告杨金乐驾驶的浙Ｄ×××××号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且被告杨金乐负事故主要责任，故三原告因赵秋罗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损失，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该院确定由被告杨金乐承担75%的赔偿责任，但被告保险公司仍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赔付责任。本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和一人受伤的后果，因伤者何重午即本案原告系死者赵秋罗丈夫，且原告明确交强险赔偿限额由死者优先赔偿，故交强险对事故受害者赔偿比例尊重原告意见确定。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用系医院抢救死者所必需，现无证据表明治疗存在不合理现象，且交强险无非医保费用不予赔偿的限制，而商业险被告保险公司又未提供可替代医保费用的证据，故该医疗费用均应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被告杨金乐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该院依法不予支持。虽死者赵秋罗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但因户籍内同居家庭成员在城区购买商品房，且有证据表明死者与儿子家共同生活居住，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死者的抢救时间一天计算；对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和营养费，考虑到赵秋罗死亡时已超过70周岁，且抢救时间只有一天，该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家属办理丧事误工费用，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该院酌情支持三人三天。被告保险公司关于电动三轮车未投保交强险，其驾驶人应先行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主张，结合当时该类车辆无法投保交强险的实际情况，该主张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精神相悖，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因赵秋罗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为：医疗费10264.86元、护理费1天×182元计1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天×30元计30元、交通费500元、死亡赔偿金7年×55574元×100%计389018元、丧葬费66432÷2计33216元、家属误工费3人×3天×182/天计1638元，合计人民币434848.86元。该款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赔付120000元，其余314848.86元，由被告杨金乐赔偿75%计236136.65元，但该款仍由被告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赔付，被告保险公司共计应向原告方赔付人民币120000元+236136.65元计356136.65元。被告杨金乐已预付原告的赔偿款30000元，视作替被告保险公司垫付，由被告保险公司直接向其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应赔付原告何重午、何先本、何叶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56136.65元，减去被告杨金乐已垫付的30000元，尚应支付人民币326136.65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应返还被告杨金乐垫付款计人民币3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何重午、何先本、何叶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59元，减半收取计4279.50元，由原告何重午、何先本、何叶共同负担958.50元，由被告杨金乐负担3321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何重午、何先本、何叶向本院提交了何先本妻子的车辆行驶证一份作为新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何重午、何先本有远超城镇的经济收入，12年就已经购买了宝马车。上诉人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杨金乐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审核、认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 上诉人保险公司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一份，申请法院调查死者赵秋罗的生前实际居住情况，对此，本院认为，该调查申请并非当事人依法不能获取的证据，且具体调查事项不明确，本院对该项申请不予支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本案事故受害人赵秋罗并未居住于城镇，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提出异议。本案中，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其同住家属何旺奇位于诸暨市城区的商品房权属证书，该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认定，即一审已查明受害人赵秋罗的同住家属何先本以其儿子何旺奇的名义在城镇购房的事实。上诉人保险公司主要对三被上诉人提交的由安华镇宣何村民委员会、安华镇政府、以及小区物业公司盖章确认的居住证明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的内容不是事实，但上诉人保险公司未能提出有效的反驳证据支持其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本案何先本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系机动车，也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何先本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未被认定为非机动车，主要原因在于该电动三轮车的重量、速度等方面超出了非机动车的限制范围，但该电动三轮车也并非国家机动车上牌目录内的合法机动车，无法投保交强险，故该电动三轮车并无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保险公司要求何重午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至于一审确定的赔偿比例，与杨金乐、何先本双方的过错程度相适应，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本院对上诉人保险公司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42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裘 霞 审判员 赵启龙 审判员 梅 云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丁敏佳 书记员叶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