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肖荣芝，女，196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聪聪，女，198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延华，济南槐荫振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沃家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李多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贤起，男，195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先平，山东高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介林，山东高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肖荣芝、李聪聪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沃家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沃家居委会）、李贤起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33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肖荣芝、李聪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书认为：第一，证人金某，张某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陈述的现场人员的个数不一致，张某在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分别陈述的事发时的情形也不一致。第二，李同生与李贤起两人拉扯自行车的情形，金某，张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仅凭他们的陈述不能还原当时的事发过程。第三，李同生倒在地上，仅凭金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不足以证明事发过程，不能证明当时双方是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争吵到什么程度，李贤起是否使用了辱骂或攻击性的言语，双方是否拉扯了自行车，李贤起是否看到了李同生摔倒在地，李贤起是在倒地之前走的还是之后走的，仅凭以上证据均不能予以证明。但一审法院在否定肖荣芝、李聪聪提交的证人证言时，并没有查清事实真像，也就是事实不清。证人金某，张某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陈述虽不能完全一致，但有共同点就是证明了李同生与李贤起因电费发生争执，声音之大足以让居住在五楼的房客听见吵闹声而往下观看，可见争吵比较激烈，这正是李同生发病的诱发因而导致李同生摔倒在地。也共同证明了李同生摔倒在地时，李贤起就在现场，李贤起不但不抢救李同生，反而趁证人抢救李同生时溜走。李贤起没有证据证实自己是在李同生摔倒之前走掉的。李贤起作为与李同生争吵的当事人，且是健在一方，对事情经过最为清楚，李贤起的个人陈述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结合证人金某，张某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陈述，不能认定李贤起只负部分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明显偏低，显失公平。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李多刚、李贤起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肖荣芝、李聪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沃家居委会、李贤起赔偿死亡赔偿金395490元、丧葬费3465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合计450142元；2.沃家居委会、李贤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2日早上8时40分左右，沃家居委会的电工李贤起在济南市天桥区车站北街新村65号楼下向房主李同生收取电费，李同生对电费数额提出异议；后李同生摔倒，被120急救车送至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进行救治，于2019年1月16日死亡。李同生的住院病案载明：入院日期为2019年1月12日，出院日期为2019年1月16日，入院诊断为：1、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2、缺血缺氧性脑病；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4、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低钾血症；5、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6、结节性甲状腺肿；死亡原因：急性心肌梗死，呼吸循环衰竭，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诊断：1、急性心肌梗死；2、呼吸循环衰竭；3、蛛网膜下腔出血；4、心跳呼吸骤停，心肺复苏术后；5、缺血缺氧性脑病；6、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7、双肺坠积性炎症；8、双肺气肿；9、肺不张；10、心包内少许积液；11、主动脉及冠状动脉硬化；12、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低钾血症；13、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14、结节性甲状腺肿。肖荣芝系李同生之妻，李聪聪系肖荣芝与李同生之女，李同生的父母均早于其去世。李贤起系沃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系沃家居委会负责收取电费的电工。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肖荣芝、李聪聪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电费收款收据3张，证明济南市天桥区车站北街新村65号2018年10月、11月、12月交电费情况；证据2.李同生的住院病案一份，证明李同生于2019年1月12日入院，2019年1月16日死亡，在重症监护室抢救4天，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证据3.张某、金某的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2019年1月12日早晨，证人看见李同生与沃家居委会的2名电工争吵，李同生抓电工车子不让抓，李同生倒地，一会头部出血，电工2人一看情况不好，骑车就走了；证据4.申请法院调取的李贤起、张某、金某在黄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事件发生的经过。沃家居委会对以上肖荣芝、李聪聪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上仅显示的是2018年10-12月份期间的电费，收据显示的电表起止码均是按实际用量顺延，在2017年和2018年的不同时间和季节的用电量并不完全一致，在此前3个月该户内用电量也发生过月900元、1000元以上的情形；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通过李同生的住院病案显示，李同生在四年前即已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在该病历的第五页既往史载明既往冠心病病史十年余，患有严重疾病等，所以李同生系因自身疾病死亡，与沃家居委会、李贤起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且以上书面证言与肖荣芝、李聪聪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并不一致，自相矛盾，两个证人的证言内容也不一致；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李同生的死亡与沃家居委会、李贤起有因果关系。李贤起同意以上沃家居委会的质证意见。沃家居委会提交证据：车北新村65号（李同生户）2019年1月份电费收据一张、2018年12月电费收据一张、2019年8月份电费收据一张、照片三张、电费收据9张，证明其单位没有乱收电费的情况，肖荣芝、李聪聪以乱收电费为由而起诉沃家居委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肖荣芝、李聪聪对以上沃家居委会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收费数额有异议，对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李贤起对以上沃家居委会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案诉讼过程中，李贤起申请证人邵某出庭作证，经一审法院准许，证人邵某予以出庭作证。关于事情发生的事实过程，肖荣芝、李聪聪称：2019年1月12日早上8点40分左右，李贤起到李同生家收取电费，因李贤起提供的电费收据上的电费数额与张贴在李同生家门口的抄表数字通知上的电费数额不一致，且这次所收电费的数额与2018年10-12月每月的电费数额也不一致，差额较大，所以李同生提出异议，李同生提出让李贤起去查看一下电表的实际数字，但李贤起拒绝查看电表，两人发生争吵，后李同生想要拨打12345进行投诉，并抓住李贤起的自行车后座不让李贤起走，李贤起不让李同生抓自行车便推着自行车向前走，两人各向相反的方向用力，这时李同生向后仰面倒地，导致后脑部分摔伤出血，后由邻居拨打120被送往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抢救治疗，因抢救无效于2019年1月16日死亡。沃家居委会称其对当时事发现场的情况不清楚，但认为如果对电表的数字有异议，是找抄表员宋登奎开箱进行核实，李贤起只负责收取电费，不负责抄表，肖荣芝、李聪聪以上陈述的事发过程没有任何的证据，均是肖荣芝、李聪聪的推测。李贤起对肖荣芝、李聪聪以上陈述的时间、地点、人员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只有其与李同生在现场，其与李同生并没有发生争吵，且其骑的是电动自行车，当时李同生也没有抓其电动车，其也没有看到李同生摔倒，因为在李同生称要打12345时其就离开了。关于赔偿责任，肖荣芝、李聪聪要求李贤起作为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认为李同生的死亡与李贤起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李贤起应承担50%的责任，要求沃家居委会作为李贤起的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沃家居委会认为李贤起没有对李同生侵权，李贤起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收取电费并不必然会发生侵权行为，其与李贤起均没有过错，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假如李贤起的侵权责任成立，李贤起的行为不属于工作行为，因为收电费是工作行为，但是李贤起的其他行为包括侵权行为均属于李贤起的个人行为，应该由李贤起个人承担责任。李贤起认为其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也不应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肖荣芝、李聪聪主张以下赔偿款项：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395490元，其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乘以20年得790980元，李贤起承担50%的赔偿责任，再乘以50%得395490元。要求赔偿丧葬费34652元，其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职工年工资69305元，除以12个月再乘以6个月得34652元，根据最高院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应赔偿6个月工资标准的丧葬费费用，所以按6个月计算，该费用应该由李贤起全额承担。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认为李贤起的行为给受害人家属造成严重损害，所以酌情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肖荣芝、李聪聪以上主张的赔偿费用共计450142元，其要求由李贤起赔偿，沃家居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沃家居委会、李贤起对以上肖荣芝、李聪聪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算标准的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偏高，由法院酌情裁判，但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肖荣芝、李聪聪与沃家居委会、李贤起之间属于生命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同生死亡后，肖荣芝、李聪聪作为李同生的近亲属，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其有权作为原告主张权利。关于李贤起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关于事发现场当时的情况，肖荣芝、李聪聪提交了其房屋承租人金某及张某的证人证言各一份，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黄台派出所（以下简称黄台派出所）分别对金某、张某、李贤起的询问笔录各一份，金某的证人证言载明“2019年1月12日早上听见有吵闹的声音，我就打开窗户望下看，看到了有三个人，一个躺在地面上，两个站着，躺在地面上的人像是房主，我就问怎么了，听到一声嗯的声音，本能感觉不好，我就急忙望楼下跑”；张某的证人证言载明“2019年1月12号早晨，看见李同生和电工两人争吵，抓电工车子不让抓，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倒地，一会头部出血，俩人一看情况不好，他俩人骑车走了。”；在黄台派出所对金某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你把当时的详细经过讲一下？答：2019年1月12日上午，我当时在家里看书，我听到门口有人争执，还听到有人说打12345，我听到后，就打开窗户看了下，第一眼就看到有一个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人北侧旁边站着两个人。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倒地的是房东，我就下去了。看到是房东，我就打120了，当时二楼姓张的租客也下来了，二楼的租客就给房东对象打电话了。120来了之后，我就跟着120去医院了。问：当时你下来后，原来旁边站着的那两个人去哪里了，什么特征？答：没注意。”；黄台派出所对张某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你说一下事情的经过？答：2019年（1月12日）8点40分我在二楼听房东与人争吵，我就在二楼窗台上看是怎么回事，我看到房东与收电费的一名男子因为电费问题吵了起来，好像是因为房东嫌电费太多了，具体我争吵的内容我没大听明白，后来我出来看到他俩吵了5分钟左右，房东就倒地下了，然后收电费的男子看房东倒地上就直接走了。问：房东是怎么倒下的？答：他和收电费男子争吵完就直接往后倒了下去，当时摔着后脑勺了。问：房东与收电费男子发生肢体冲突了吗？答：我没有看到肢体冲突，只看到他们争吵？问：房东倒下后，收电费男子在现场吗？答：在现场，他看到房东倒下之后就离开了。”；对李贤起的询问笔录中载明“问：2019年1月12日你们去天桥区车站新村收电费了吗？答：去了。问：你们几个人去的？答：就我一个人去的。问：怎么去的？答：骑电动车去的。问：几点去的？答：2019年1月12日上午8时30分后去的。……问：你把去李同生家里收电费的情况说一下？答：我去了之后，我打的李同生家门口写的出租房子的电话号码，李同生下来之后说多少钱，我说978元，李同生说怎么这么多钱，收电费不透明。他就说打12345打市长电话，我就说你打啊。我看他在那里打电话，我就骑电动车走了。问：你当时走的时候，李同生在做什么？答：还在拨打电话。问：当时你在给李同生收电费的时候，旁边还有什么人吗？答：没有其他人，就我们两个。”第一，在以上金某的证人证言及其询问笔录中均称其当时看到现场有三个人，其中李同生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两个人，张某在证人证言中陈述李同生和两个电工争吵，并抓电工的车子不让抓，但张某在询问笔录中却称其在二楼看到李同生与收费的“一名男子”因为电费吵了起来。以上金某、张某的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陈述的现场人员的个数不一致，张某在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中分别陈述的事发时的情形也不一致，且出庭证人邵某也陈述其事发当天并不在现场，李贤起在询问笔录中也陈述当时只有其和李同生两人在现场；金某陈述当时现场旁边站着两个人，但其并未明确这两个人的身份。第二，庭审中肖荣芝、李聪聪陈述：当时李同生想要拨打12345进行投诉，并抓住李贤起的自行车后座不让李贤起走，李贤起不让李同生抓自行车便推着自行车向前走，两人各向相反的方向用力，这时李同生向后仰面倒地。但，在事发不久后的2019年1月14日对金某及张某的询问笔录中，两人均没有陈述存在李同生与李贤起两人拉扯自行车这一明显的关键情形，尤其是在二楼窗台上看到李同生与李贤起争吵过程的张某，在其询问笔录中陈述看到了李同生与收费男子争吵而倒地的过程，但其并没有陈述其看到有当时两人在拉扯自行车的这一情形，其陈述没有看到房东与收电费男子发生肢体冲突，其只看到他们争吵了。因此，金某、张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仅凭他们的陈述不能还原当时的事发过程。第三，从金某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看，其看到现场情况时，李同生已经倒在地上，对于李同生倒地之前的情形其只是听到的，并没有亲眼看到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因此，根据以上分析，仅凭肖荣芝、李聪聪提交的金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不足以证明肖荣芝、李聪聪所陈述的事发过程的相关事实，不能证明当时双方是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争吵到了什么程度，李贤起是否使用了辱骂或攻击性的言语，双方是否拉扯了自行车，李贤起是否看到了李同生摔倒在地，李贤起是在倒地之前走的还是在之后走的，仅凭以上证据均不能予以证明。肖荣芝、李聪聪的以上证据仅能证明在李贤起向李同生收取电费时，因对电费数额有异议，李同生与李贤起发生了争执，后李同生摔倒在地，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抢救，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其次，事发时李同生对收取的电费数额存有异议，按照一般常理，李同生肯定会向收取电费的李贤起提出异议，李贤起也会对此予以解释说明一下，因每个人的脾气性格不同，说话的语气及态度也会不同，从而会引起对方心理上的烦感或生气，导致双方不能心平气和的处理问题，同时也会因情绪激动而影响身体的健康，会因“气大”而“伤身”。从李同生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住院病案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李同生既往冠心病病史10年余，平时规律服用“阿司匹林、复方丹参滴丸”等药物，高血压病史10余年，血压最高值达180/110mmllg,服用降压药物不详；查体发现结节性甲状腺肿病史，4年前患者因“发作性胸闷、憋喘2年余，加重3天”于该院心内科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1、缺血性心肌病，心功能Ⅲ级；2、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3、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见，李同生自身患有多种疾病已多年。所以，李同生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患有多种疾病而突然发作所导致，李同生应当知道自身患有多种疾病，其对自己的健康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其对自己的损害后果应当负主要责任。李贤起因收取电费而与李同生发生争执，这是李同生突发疾病的诱因，李贤起没有妥善处理好双方的争议，而诱发李同生突发疾病死亡，李贤起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以上所述，李同生对其死亡负有主要责任，李贤起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双方的情况，酌情认定李贤起对李同生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于肖荣芝、李聪聪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沃家居委会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虽然李贤起是作为沃家居委会的电工向李同生收取电费，但李贤起与李同生发生争执，是由于李贤起的自身原因而没有处理好问题，导致事件的发生，所以李贤起个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沃家居委会作为李贤起的工作单位，对李贤起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对肖荣芝、李聪聪要求沃家居委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肖荣芝、李聪聪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处理如下：对于肖荣芝、李聪聪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其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元乘以20年得790980元；其根据2018年度山东省职工年工资69305元，除以12个月再乘以6个月得丧葬费34652元。沃家居委会、李贤起对以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计算标准没有异议。因此，对肖荣芝、李聪聪以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肖荣芝、李聪聪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李同生的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严重损害，肖荣芝、李聪聪主张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肖荣芝、李聪聪的赔偿费用为：死亡赔偿金790980元、丧葬费346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845632元。根据赔偿责任比例，李贤起承担10%的赔偿责任，应承担赔偿款为845632元×10%＝84563.2元。沃家居委会对李贤起的该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李贤起赔偿肖荣芝、李聪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4563.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沃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对以上第一项确定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肖荣芝、李聪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52元，由肖荣芝、李聪聪共同负担4026元，李贤起、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办事处沃家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负担4026元。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肖荣芝、李聪聪申请证人金某、张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庭审中，证人金某、张某对本案所涉事情经过的陈述，与其一审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基本一致。二审庭审中，本院最后询问证人金某、张某：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你们当时所作陈述，是否属实？证人金某、张某均回答：属实。另，二审期间，本院询问：“李同生生前平时脾气怎么样？”上诉人肖荣芝、李聪聪：“脾气暴躁，平时看不惯的喜欢发脾气”。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我国对于一般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的认定，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本案中，死者李同生系因电费收取数额问题于2019年1月12日与李贤起发生争议而倒地致死，现肖荣芝、李聪聪主张，李贤起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与李同生具有抓扯车子的行为，并具有激烈争吵的行为，应对李同生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肖荣芝、李聪聪应对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肖荣芝、李聪聪现提供的主要证据为证人金某、张某于2019年5月出具的证人证言，但经审查，证人金某、张某于2019年5月出具的证人证言与其2019年1月14日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并不完全一致。关于证人金某、张某所作陈述的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事故发生于2019年1月12日，公安机关对证人金某、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与事故发生的时间相近，且公安机关系对辖区事故具有调查职能的合法行政机关，且，二审期间，本院在询问证人金某、张某其在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所作陈述是否属实时，证人金某、张某均确认属实。因此，证人金某、张某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的证明效力应高于2019年5月其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根据张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我没有看到肢体冲突，只看到他们争吵”等相关陈述内容，应认定在事故发生过程中李贤起并未直接实施对李同生的具体侵权行为。另，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激烈争吵行为，对此，本院认为，该争吵行为系双方口头行为，不可归责于一方过错，且双方发生的争吵行为仅是本次事故产生的诱因，并非属于双方身体直接接触的侵权行为范畴，因此，上诉人关于双方曾发生激烈争吵行为的上诉主张，依法不属于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定理由。综上，本院认为，经审查，并无证据证实本次事故发生过程中李贤起对李同生实施了直接的侵权行为，李同生在本次事故中倒地致死，从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看，并非各方当事人故意行为导致，而该事故的发生既有一定诱因因素，又有当事人自身身体状况及平时性格脾气等基础性因素存在所致，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事故发生的基础性原因，并综合考虑李贤起对该事故发生的诱因因素，酌定李贤起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肖荣芝、李聪聪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52元，由上诉人肖荣芝、李聪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继英审判员  刘彦亭审判员  赵 雯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