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3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8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曲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非，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美欣，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臧某，男，198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晓君，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与上诉人臧某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五项；2.改判粤Ａ×××××号奔驰牌小汽车归胡某所有，臧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该车交付给胡某，臧某向胡某支付自2013年10月25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的车辆使用费合计人民币2310000元（使用费计算标准为1200元/天，共1925天）；3.判决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归臧某所有，臧某按照胡某占70％，臧某占30％的比例补偿胡某合计人民币4119115元（按照6.5万元/平方米计算）；4.判决分割臧某自2012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出租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的租金收入合计人民币351271元，臧某按照胡某占70％，臧某占30％的比例补偿胡某人民币245889.7元；5.判决分割臧某名下银行账户中的不合理大额支取合计人民币470375元，臧某按照胡某与臧某各占50％的比例补偿胡某人民币235187.5元；6.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诉讼保全费均由臧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对涉案1201房的出资情况进行查明，系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仅凭臧某对胡某提交的录音资料不予确认的质证意见即判定双方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资购买1201房。针对1201房的出资情况，胡某曾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臧某的通话录音证明1201房系臧某未经胡某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但臧某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消极应诉，不仅拒不出庭，更对胡某提交的证据及主张的事实理由一概否认，且臧某亦未就其主张的1201房不是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情况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法院对于视听资料有辨别真伪的义务，但一审法院不仅没有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辨别录音资料的真伪，反而仅依据臧某对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的质证意见，无视胡某提交的租金收入流水、租赁合同等证据，以胡某举证不充分、理据不足为由驳回胡某的诉求。2.关于1201房的出资情况，胡某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1201房登记在案外人丁某1名下时的档案资料，但一审法院在未提出合理理据的情况下驳回了胡某的调查申请。因1201房在胡某与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案外人丁某1名下，为查明胡某与臧某对1201房的出资情况，胡某曾于2019年3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交律师调查令申请调取1201房登记在案外人丁某1名下时的档案资料，但并未获一审法院准许。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时，法院有调查取证的义务。一审法院毫无理据地拒绝胡某的调查取证申请损害了胡某的合法权益。二、基于现有的证据材料，也足以证明臧某在与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对1201房行使所有权，臧某在与胡某离婚后才办理1201房的变更登记手续，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5月起，臧某以其个人名义与案外人岑颐钧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1201房出租给案外人岑颐钧。且从臧某名下工商银行2845账户的流水可见，1201房的租金收入一直由臧某收取并使用，不存在臧某主张的代案外人丁某1收取房屋租金的情况。臧某的以上行为足以证明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别对1201房行使了收益权以及处分权。案外人丁某1在胡某与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办理了赠与公证将120l房返还给臧某，但是臧某却故意在距离办理赠与公证的四年后即胡某与臧某离婚后才办理1201房的变更登记手续，其上述行为是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现120l房登记在臧某名下，不涉及案外人，因臧某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故恳请确认1201房系胡某与臧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并在本案对1201房以及对应的租金收益按照胡某占70％、臧某占30％的比例进行处分。三、关于胡某主张的臧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不合理大额支取，一审在未让臧某对大额取现、转账情况的进行合理说明的情况下驳回胡某的该项诉求，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在胡某与臧某登记离婚之日倒推一年期间，臧某名下工商银行尾号2845账号共发生8笔不合理大额支取，合计人民币182360元，其中ATM取款共7笔，合计人民币175000元；臧某名下中国建设银行尾号433l/5678账号共发生22笔不合理大额支取，合计人民币288015元，其中ATM取款共13笔，合计140000元。从胡某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臧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胡某同意发生多笔不合理大额支取，存在侵犯胡某夫妻共同财产权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未进行查明，反而以胡某未对该部分款项支出的不合理性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而驳回胡某的诉求系事实查明不清。因此要求臧某对大额支取的情况作出说明，若无法证明，应予在本案进行分割。四、关于登记在胡某名下的奔驰车，自胡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至本案判决之前，臧某一直未有返还奔驰车的意思表示，其系在恶意占有奔驰车。臧某在本案一审时也明确表示愿意支付车辆使用费，因此，臧某应向胡某支付其无权占有奔驰车期间的车辆使用费。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登记在胡某名下的奔驰车归胡某所有，但双方离婚后臧某一直恶意占有车辆拒不返还，自胡某于2018年12月19日向法院起诉至本案判决之前，臧某依旧没有将奔驰车返还胡某。臧某的不作为足以证明其存在迟延交付的情况，其是恶意占有奔驰车且已侵害了胡某的财产权益。臧某在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支付车辆使用费，只是认为胡某主张的使用费金额过高。此外，臧某在其提交的证据中明确表示“原告在双方离婚后向被告的借款130多万足以抵扣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车辆使用费”。可见，臧某也认可车辆在臧某占用期间对胡某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故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臧某应向胡某支付其恶意占有奔驰车期间所产生的车辆使用费。针对胡某的上诉请求，臧某答辩称：首先，关于1201房屋的产权归属。从该房屋产权登记的记录以及过户的时间点，均可以清晰看出，此房屋不属于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胡某的录音证据并未明确反映出买房的资金出自于夫妻财产支出，也没有其他书面的证据显示购房资金的来源，仅以一个录音来要求分割1201房屋，与物权法定、登记生效、赠与及赠与子女的法律规定完全不符，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当事人约定的客观事实，属无理请求。1201房本属于臧某母亲名下所有，其母亲在双方婚姻关系未解除前将该房屋单独赠与给臧某，在2014年12月23日双方婚姻关系解除之后才过户到臧某名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将此房屋与夫妻共同财产联系上，故该请求毫无依据。其次，关于双方婚姻期间大额款项支取的问题。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存在为香江公司垫支80多万元设备采购款的事实，而且臧某也是经商为业，一年当中到底支取多少钱才为合理或不合理支出，这是没任何法律衡量的。而胡某的账户，超过1万元的支取是否也能解释清楚。关于胡某在上诉状中对于奔驰车的意见，在双方自愿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并没有固定的交付时间，车辆本身就登记在胡某名下，产生了很多停车、保养费用。综上，胡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只是想以多项诉讼请求让合议庭对本案核心问题失焦，恳请驳回胡某的请求。臧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胡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一、山西项目所得收益实为香江公司的收益，并非臧某及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1月18日，香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联合体，参与山西省曲沃电子警察监控系统工程项目投标，香江公司为联合体主办人，负责对外签约、资金投资与计算。即山西项目的参与主体为招标人山西省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及投标人香江公司、华南公司。从交警大队与香江公司签订的《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合同》、《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施工建设补充协议》以及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晋1021民初603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进一步看出，臧某并非山西项目的参与主体，仅因为方便财政部门直接拨款，香江公司才与交警大队约定由臧某代香江公司收取款项。山西项目所得收益实为香江公司及华南公司的共同收益，并非臧某及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应进行分割。二、臧某早已将香江公司的股权转让予第三人，转让后香江公司的收益与臧某无关，更不是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15年5月26日，臧某与案外人畅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臧某将其持有的香江公司100%股权转让予畅某1，同时双方约定，以2015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基准日后香江公司取得的所有盈利及支出的所有亏损由新股东畅某1享有及承担，如香江公司需要臧某配合支付或收取有关款项的，臧某愿意配合。同日，臧某与畅某1在香港公司注册署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臧某在股权转让基准日后代香江公司收取的款项共计1999980元，该款与臧某没有关系，更不是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使臧某需要与胡某就香江公司的收益进行分割，前述1999980元亦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三、即使在臧某转让香江公司股权前山西项目的收益为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亦应扣除项目的成本及税费等费用后再分割。胡某在一审庭审中已确认，山西项目的设备款金额为874998元。另外，臧某在与胡某离婚后，还支出了项目成本共计2684651.22元。即山西项目成本共计3559649.22元。即使依照一审的认定，山西项目为臧某与胡某以夫妻共同财产通过香江公司名义进行的投资，即使臧某转让香江公司股权前山西项目的收益为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分割前，亦应扣除项目的成本、税费以及应向华南公司支付的款项等费用。四、即使臧某需要与胡某分割山西项目的相关收益，由于臧某与胡某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二人之间的应付款可进行部分抵销。臧某与胡某离婚后，臧某陆续向胡某借款共计1590943.65元，胡某仅偿还281700元，尚欠款1309243.65元。即使臧某需要在扣除山西项目的成本、税费以及应向华南公司支付的款项等费用后与胡某分割山西项目的相关收益，胡某对臧某欠款亦可与臧某应向胡某分割的款项进行部分抵销。臧某已在一审庭审中主张若最终一审法院认为臧某须与胡某对相应钱款进行分配，则应与臧某向胡某借出的款项进行抵销，且臧某对胡某的债权远大于胡某可以分配到的款项。因此，臧某无需向胡某支付款项，相反胡某应向臧某偿还抵销后仍应支付的款项。针对臧某的上诉请求，胡某答辩称：一、山西项目是臧某个人投资行为，是双方借用香港公司的名义，用双方出售婚内财产涉案905房的房款进行的个人投资，与臧某在香港公司享有的股权无关。山西项目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已经完工并且投入使用，而该项目的投资来源，根据胡某在一审提交的证据52，系来源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香港公司并未出资。其次，山西项目前期建设以及后续维护工作都由双方负责，项目启动至项目结束，合同义务由双方履行，因此合同权益应当由双方享有。胡某在本案一审提供的证据31-39可以证明上述情况。另外，根据臧某在本案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手续，股权转让的行为发生在2015年，但是2018年香港公司与交警大队解除合同时，臧某仍然作为香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合同权益，胡某也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其中，具体可见胡某提交的证据21。一审阶段，臧某还提出在双方离婚后，通过臧某银行账户支付项目成本260多万元。在不讨论以上支出是否确实用于山西项目的基础上，从臧某的主张可见，山西项目是其与胡某以个人名义的投资，香港公司对山西项目不存在实际投资的行为，山西项目的收益一直由臧某收取。根据前述证据52可见，山西项目的收益已经被臧某用于其生活开销，同时臧某主张是代香港公司收取项目收益款，但是却一直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以上情况足以证明山西项目是臧某与胡某以个人名义投资的行为，与香港公司无关。二、关于香港公司成立以及股东情况。一审时双方明确香港公司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成立，且股东只有臧某一人，臧某兼任的是董事，本案一审中臧某一直强调其只是公司的股东，收益应当以股东分红收取，从未提及公司股权变更事宜。若香港公司对山西项目确实享有合同权利，为何臧某不在本案提出股东变更的情况，而是在一审判决其应向胡某赔偿高额补偿款的时候，才提出香港公司股东变更情况，以期减少其向胡某支付的补偿款金额。因此胡某对臧某股权变更后的收益以及香港公司的权利不予认可。三、对于臧某主张离婚后投入项目成本170万元不予认可。山西项目的收入仅为500多万元，设备投资款仅为百余万元，双方婚姻存续期间主要合同义务基本完成，后期不可能还有大概300万元的项目成本，根据臧某一审提交的补充证据付款指示卡显示，设备款金额是以采购订单为准，但是臧某并没有提交采购订单予以证明相关款项的组成和真实性，同时根据臧某提交的补充证据产品采购框架显示，各项设备的报价均是整数，但臧某主张的设备款项中存在个位数或者有余额小数，以上足以证明臧某只是捏造事实为了夸张项目成本，以期降低项目的实际收入。另外，付款指示函中显示的账户也与臧某提供的银行流水实际的收款账户不一致，付款指示卡是公司委托第三方代为收款的收据，交易习惯中应该严格按照指示函的要求转账，但臧某提供的银行流水中，多个账号均不一致，详见胡某在一审提交的代理词附件3付款指示函与实际转账对照。四、对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关系不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并不予在本案处理。一审中，臧某将双方离婚后发生的正常钱款往来，捏造为胡某向臧某的借款，并主张以此抵扣车辆使用费。二审中臧某再次以此为由，主张抵扣其应向胡某补偿的山西项目款项。例如，根据臧某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5月19日凌晨38分，其向胡某转账888.88元，5月18日正是胡某的生日，该笔款项是臧某对胡某的赠与。类似情况在流水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是臧某捏造事实，以损害胡某的财产权利。综上，山西项目是双方的个人投资行为，臧某为了减少甚至是减免其应向胡某给付项目收益款的义务隐瞒双方投资该项目的真实目的，捏造胡某向其借款以及双方离婚后山西项目仍有大额支出的情况，严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与胡某的诉累，恳请驳回臧某的上诉请求。五、关于车辆的问题，系登记在胡某名下，而臧某长期不交付，虽然臧某称有向胡某交付的行为，但其始终未能就此进行举证，对此观点应不予采纳。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分割胡某、臧某离婚时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包括：1.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及该房的租金收益；2.广州市黄埔区骏雅南街×××3307房；3.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905房的售房款合计115万元；4.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臧某收取的设备维护费、补偿款合计130万元及该项目的投资收益；5.臧某名下银行账户截止2013年10月24日的存款余额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不合理大额支取部分；二、依法判决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恒大山水城御峰大街×××1803、1804房归胡某个人所有，臧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天内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三、依法判决臧某将车牌号为粤Ａ×××××的奔驰牌小汽车返还给胡某，臧某向胡某支付自2013年10月25日起至臧某将车辆返还给胡某之日时止的车辆使用费，使用费计算标准参照同档次车辆的市场出租价格；四、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臧某承担。2019年5月27日，胡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明确诉讼请求申请书》，明确本案的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决广州市增城区××大山水城××大街××房、1804房归胡某个人所有，臧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天内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因办理过户产生的各项费用由臧某承担；2.依法判决臧某将车牌号为粤Ａ×××××的奔驰牌小汽车返还给胡某，臧某向胡某支付自2013年10月25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本案受理之日）的车辆使用费合计2310000元（使用费计算标准为1200元/天，共1925天）；3.依法判决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归臧某所有，臧某按照胡某占70%、臧某占30%的比例补偿胡某4119115元（按照6.5万/平方米计算）；4.依法分割臧某自2012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出租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的租金收入合计351271元，臧某按照胡某占70%、臧某占30%的比例补偿胡某245889.7元；5.依法分割胡某、臧某终止《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所获的补偿款合计1300000元，臧某按照胡某、臧某各占50%的比例补偿胡某650000元；6.依法分割胡某、臧某投资《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所获的收益合计5549980元，臧某按照胡某、臧某各占50%的比例补偿胡某2774990元；7.依法分割臧某名下银行账户余额合计32452.24元以及不合理大额支取合计470375元，臧某按胡某、臧某各占50%的比例补偿胡某251413.62元；8.撤回分割广州市黄埔区骏雅南街×××3307房的诉讼请求；9.撤回分割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905房的售房款合计115万元的诉讼请求；10.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臧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日，胡某与臧某在山西省曲沃民政局登记结婚。胡某、臧某于2013年10月24日签订了《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离婚，并于当日到曲沃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正式解除婚姻关系。《自愿离婚协议书》记载：“双方于××××年××月××日在曲沃（县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现因感情不和，自愿离婚，经双方协商一致，对有关事项，依《婚姻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一、男方臧某和女方胡某自愿离婚。……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1、房产：夫妻双方婚后购有坐落在广州市增城区恒大山水城×××1802、1803楼房2套（以下简称1802、1803房），登记在男方名下，属夫妻共有财产。离婚后，该两套房屋归女方所有（注：包括房内装修内附属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双方相互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一切税费等均由女方承担。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人民币1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0日内付清。夫妻共有房屋内的家用电器及家具等等，双方同意作价20万元，归女方所有，取得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人民币1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0日内付清。2、机动车辆：2010年3月16日购有奔驰牌汽车一辆，离婚后归女方所有，取得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人民币1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0日内付清。3、股票、债券等：在女方名下登记的市值约50万元全部归属女方所有。4、债权债务：在谁的名下则由谁承担。5、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等）归各自所有。……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协议内容如有隐瞒、欺骗、责任自负。”胡某称其签订该协议是为了配合臧某通过假离婚以规避国家购房政策实现低价购买房屋的目的，离婚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自认并未在法定期间内起诉撤销该协议，且离婚后双方亦未再购买房屋。2018年8月9日胡某通过臧某发布的微信朋友圈状态得知臧某已再婚，遂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期间，胡某、臧某均同意对1802、1803房及奔驰车的所有权归属按照《自愿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分割。其中，关于1802、1803房，双方均确认《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的1802、1803房实际房产登记信息为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恒大山水城御峰大街×××1803、1804房（以下简称1803、1804房），《自愿离婚协议书》的记载为笔误。现1803、1804房登记在臧某个人名下，两套房屋均于2014年9月27日办理了抵押登记，臧某同意三个月内办理涂销抵押手续，涂销抵押后15日内协助胡某办理过户手续。根据《自愿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因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一切税费等均由胡某承担。对于奔驰车，现该车登记在胡某名下，由臧某实际使用，臧某同意将该车交付给胡某。但胡某主张臧某应支付车辆使用期间的车辆使用费，按照1200元/天，共计2310000元。但臧某称双方离婚后，因胡某未及时向臧某取车，且在离婚后胡某向臧某有大额借款，胡某的车辆使用费已在借款利息中抵扣，故不同意支付车辆使用费。除1803、1804房及奔驰车外，胡某主张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有如下共同财产：1、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以下简称1201房）及其租金收入。胡某主张该房屋系用双方婚内共同财产购买，并提供了双方于2019年1月15日的电话录音为证，录音内容记载：“臧某：天府路的房子是我妈的。胡某：天府路的房子凭什么是你妈的？那是不是咱俩婚内的东西？臧某：我的钱我不能孝敬我妈吗？”臧某对该录音不予确认，称无法证明录音的双方就是胡某、臧某。2008年1月24日，臧某的母亲丁某1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2009年12月29日，丁某1委托臧某代为办理1201房的出租、收取租赁费等相关事项，并于2010年1月1日在曲沃公证处的见证下签署了《委托书》，后臧某将1201房租赁给案外人，租期为2012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20日；2010年1月25日，丁某1将该房屋赠与臧某个人所有，并在曲沃公证处的公证下签订了《赠与合同》；2014年12月23日臧某向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赠与登记，并于当日取得了1201房的所有权。胡某主张该房在2012年5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租金收入亦为夫妻共同财产，共计351271元，按照胡某占70%，胡某应分割所得245889.7元。2、山西省曲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以下简称山西项目）所得收益。2011年11月4日，臧某作为唯一股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香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公司），臧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1月18日，香江公司与广州华南资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公司）成立联合体，并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约定：“两公司自愿组成联合体，参加曲沃电子警察监控系统工程项目投标。现就有关事宜订立协议如下：1、香江公司为联合体主办人，华南公司为联合体成员；2、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规定如下：（1）由香江公司负责资金投资与结算，华南公司负责施工建设管理。……（5）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由香江公司签署合同，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由香江公司结算。”2013年2月26日曲沃县政府采购中心向香江公司和华南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两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2013年2月28日，臧某代表香江公司（乙方）与曲沃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甲方）签订《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合同》，合同约定：“一、合作内容：由乙方向甲方提供电子警用设备（具体设备名称见附件一），并承担该类设备的后期维护工作；甲方以合同约定方式保障乙方回收相应的成本及收益。二、合同金额：设备款为5220932元。……七、设备款及运营管理费与其他运营成本的支付：7.3甲方按自然月向乙方支付上述方式计得的费用，上月费用由财政部门拨款后7日内从甲方自有办公费用中直接支付至乙方委托收款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电力支行，户名：臧某，账号：43×××31。（备注：因乙方公司开户地在香港，为节约汇款费用，特委托给乙方法人代表收款）”。2013年3月28日，该项目开始施工，并于2013年7月8日完工。2013年11月13日臧某代表香江公司与曲沃交警大队签订了《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施工建设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执行项目产生费用785766元，由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给乙方约定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臧某，43×××31。自2013年12月11日至2015年9月9日期间，臧某上述银行账户（该账户因银行卡挂失换卡，于2014年8月26日账号由尾号4331变更为尾号5678）收到来自曲沃财政局国库支付的山西项目收益款共计5549980元。2018年5月22日，胡某作为香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曲沃县交警大队在山西省曲沃县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协议，协议约定：“曲沃交警大队于2018年7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香江公司设备维护费、补偿款等各项共计130万元整，支付完毕后双方解除合同。”2018年11月7日，臧某名下尾号为4331/567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收到曲沃交警大队支付的130万元设备维护费、补偿款。对于山西项目的收益款共计5549980元及设备维护费、补偿款130万元，胡某要求按照50%的比例分割。胡某另主张山西项目的投资款来源于出售胡某、臧某共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怡路×××905房（以下简称905房）的售房款，并提供了出售905房的买卖合同以及臧某名下尾号为4331/5678的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臧某分别于2013年3月17日、3月25日、3月26日、4月7日向第三人杨向红、党江涛支付设备款共计874998元。臧某质证称：从臧某的银行流水看出，臧某出售905房后已将售房款中的26.78万元支付给了胡某；除胡某列明的上述山西项目投资款项外，胡某、臧某离婚后，臧某还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项目成本共计2684651.22元，因此，臧某收取的项目收益及补偿款应归属于香江公司及华南公司，两公司进行分成并扣除香江公司的成本、税费等费用后，臧某才能获得分红收益，且香江公司获得收益时，胡某、臧某已离婚，胡某仅为香江公司的员工，胡某的劳动报酬应由香江公司支付，与臧某个人无关。臧某就其主张提交了产品采购框架合同、付款指示函、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三份证据证明臧某因山西项目采购设备向广州振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支付了2684651.22元。胡某质证称：对产品采购框架合同、付款指示函不予确认，合同及所附的报价清单无签署日期，付款指示函涉及的收款账户户名中，除我方在举证中提及的与山西项目购买设备有关的杨向红外，其余人员据胡某了解与本案无关。且除杨向红账户于2013年12月20日收取30万元外，其余所有款项均发生在2014年3月之后，项目完工时间在2013年7月，项目早已完工，但在2017年1月才支付最后一笔货款与常理不符，己方提交了由杨向红发给臧某的邮件，该邮件与双方分别主张的事实更为吻合；对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银行流水中2014年1月23日连续交易8笔5万元，臧某银行流水在婚姻关系存续前后均有多笔进出款项，当中资金无法确认哪笔是售楼款或是其他收入、支出，因此己方不认可臧某陈述将售楼款部分转给胡某。臧某则称产品采购框架合同只是框架合同，安装设备后在使用中有损坏、需维护，款项发生在项目完工后不奇怪。另据臧某提供的曲沃交警大队出具的《转账支付记录证明函》记载，该大队在2013年12月9日至2016年11月29日期间向胡某转账支付共计4375560元，臧某主张该款项为胡某代表香江公司收取的项目收益，一直未归还给香江公司。胡某质证称：经与胡某核实，该函件是作假的，一审庭后会向曲沃交警大队核实，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函件的行文不规范，即使是山西项目的款项支付，从行政审批的角度，也并非是曲沃交警大队支付给相关项目主体，根据臧某的银行流水，每笔收款均来自财政账户，因此证明函的出具方直接行文曲沃交警大队向胡某转账是不规范的，也没有记载是向胡某哪一账户转账，也未记载因何项目向胡某转账，且转账的金额达400多万元，几乎与项目所有收益相差无几，若该证明函是真实的，加上财政部门向臧某的转账金额，意味曲沃交警大队在该项目花费近千万元，与双方确认的合同金额不符，请求臧某明确是否清楚或确认曲沃交警大队列明的转账明细均是由胡某个人账户收取。臧某称该函是香江公司要求曲沃交警大队出具的，曲沃交警大队是向胡某个人账户还是向胡某指定的账户转账我方也需核实。但一审庭后双方均未就该问题向一审法院进行说明。3、婚姻关系解除时臧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胡某、臧某于2013年10月24日解除婚姻关系，在该日之前臧某名下的最后一笔银行存款分别为：（1）尾号为284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25399.16元；（2）尾号为517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6485.42元；（3）尾号为4978的招商银行账户余额为153.22元；（4）尾号为4331/567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额为336.62元；（5）尾号为8414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额为6.38元；（6）尾号为961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余额为71.44元。以上存款余额共计32452.24元。各账户离婚前一年超过5000元的大额支取共计470375元。对于上述存款余额及大额支取，胡某要求按照50%的比例分割。一审庭审中，臧某称除《自愿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外，双方再无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协议第三条第5款是对第1-4款以外未约定的财产进行兜底性约定，故除1-3款明确约定的财产外，其他的财产在谁名下就归谁所有。胡某则认为协议第三条第5款仅包括个人的首饰、衣服等个人用品，并未包括其他夫妻共同财产。另查明，胡某于2018年12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对臧某所有的价值15141382.3元的财产进行保全，并提供了保函担保。一审法院于当日出具（2018）粤0118财保4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查封臧某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201房的房产（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二、查封臧某所有的位于增城区××大山水城××大街××房的房产（登记字号：11登记12327568）；三、查封臧某所有的位于增城区××大山水城××大街××房的房产（登记字号：11登记12327567）；四、冻结臧某在如下银行的存款9541382.28元：1、中国建设银行广州花城支行，户名：臧某，账号：43×××31；2、中国建设银行高新区支行，户名：臧某，账号：43×××78；3、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天河工业园支行，户名：臧某，账号：62×××45；4、中国工商银行石牌东支行，户名：臧某，账号：36×××72；5、中国农业银行临汾曲沃支行，户名：臧某，账号：04×××11；6、中国银行增城中新支行，户名：臧某，账号：47×××54；7、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电力支行，户名：臧某，账号：33×××14。胡某为此支付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自愿离婚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胡某主张的1201房及其租金收入、山西项目所得收益以及婚姻关系解除时被告名下的银行存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如何分割？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胡某、臧某于2013年10月24日登记离婚，有《离婚证》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于登记离婚当日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明确记载“上述协议事项，双方保证切实履行；协议内容如有隐瞒、欺骗，责任自负。”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胡某称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系受臧某指示为规避购房政策所签，双方为假离婚。但胡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订时受到胁迫或欺诈，协议签订后，胡某亦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该协议，且胡某、臧某离婚后，并未如胡某所述购买房屋。因此，对胡某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1803、1804房以及奔驰车的分割。《自愿离婚协议》第三条第1、2款已对此进行了约定，且胡某、臧某双方均同意对1803、1804房以及奔驰车的分割按照协议第三条第1、2款的约定处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臧某同意三个月内办理1803、1804房的涂销抵押手续，涂销抵押后15日内协助胡某办理过户手续。对于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税费，根据协议的约定，应由胡某承担。对于奔驰车，臧某同意将该车交付给胡某。对于胡某主张的车辆使用费，协议第三条第2款并未就车辆交付时间进行约定，且胡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协议签订后其有向臧某索要该车辆而臧某拒绝交付的事实。现胡某起诉要求臧某返还车辆，臧某亦同意返还，故不存在臧某迟延交付的情况，臧某无需向胡某支付车辆使用费。对胡某主张的车辆使用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对于《自愿离婚协议》约定以外的财产，协议第三条第5款约定除1803、1804房以及奔驰车外在各自名下的其他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等）归各自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通过分析该款的文义，该款对“私人财产”进行了列举式的说明，将“私人财产”限定为“首饰、衣服等”，故此处的“私人财产”应仅限于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并不包括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故对于胡某、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1803、1804房以及奔驰车以外的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视为双方未进行分割，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的规定，胡某有权分割除1803、1804房以及奔驰车以外的其他夫妻共同财产。1、对于1201房及其租金收益。胡某主张该房屋系用双方婚内共同财产购买，但其提供的电话录音中臧某对此并未予以认可，且臧某对该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胡某对其主张亦未提交除电话录音以外的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理据不足，故对胡某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1201房为案外人丁某1于2008年1月24日取得所有权；2010年1月25日，丁某1与臧某签订《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将该房屋赠与臧某个人所有；臧某于2014年12月23日办理赠与登记并于当日取得该房的所有权。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胡某并无证据证明1201房系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该房所有人丁某1在胡某、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明确将房屋赠与臧某个人，且房屋办理过户时胡某、臧某已经离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的规定，1201房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胡某无权请求分割该房屋的所有权。对于该房屋的租金收益，属于孳息，孳息应归房屋所有权人即臧某个人所有，胡某亦无权请求分割。2、对于山西项目所得收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的规定，山西项目从签订合同、投资、施工到完工均发生在胡某、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根据胡某提供的尾号为4331/5678银行账户向杨向红、党江涛的银行转账以及被告提供的产品采购框架合同、付款指示函、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的记载，山西项目的投资款均由臧某从尾号为4331/5678的银行账户支出，故山西项目的投资为臧某以夫妻共同财产通过香江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投资。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山西项目由香江公司进行投资和结算。臧某作为香江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从山西项目中获得的经营收益虽在离婚后，但该部分收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明确确定，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胡某有权参与分配该部分收益。臧某辩称山西项目属香江公司投资，收益应归于香江公司及华南公司，胡某无权参与收益分配。但臧某作为香江公司的唯一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从该项目所获得的收益可视为香江公司对股东的分红，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收益，并非香江公司的公司资产，故对臧某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臧某名下尾号为4331/567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收取的来自曲沃财政局国库支付的项目收益款5549980元及设备维护费、补偿款130万元均属于山西项目的经营收益，胡某现主张按照50%的比例分割，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某可取得山西项目收益为3424990元[（5549980元+130万元）×50%]。对于臧某提交的曲沃交警大队出具的《转账支付记录证明函》，该函记载曲沃交警大队在2013年12月9日至2016年11月29日期间向胡某转账支付共计4375560元，臧某称该款项为胡某代表香江公司收取的项目收益，但胡某一直未归还给香江公司。胡某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称该函并未记载是向胡某哪一账户转账，也未记载因何项目向胡某转账。臧某称该函是香江公司要求曲沃交警大队出具的，至于是向胡某个人账户还是向胡某指定的账户转账需另行核实。但一审庭后双方均未就该问题向一审法院进行说明。对该函所记载的款项性质以及款项去向，臧某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臧某主张该函所记载款项为山西项目收益款并由胡某收取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3、婚姻关系解除时臧某名下的银行存款。经查明，胡某、臧某在婚姻关系解除日之前臧某名下的最后一笔银行存款余额共计32452.24元。该存款余额属夫妻共同财产，胡某请求按照50%的比例分割取得16226.12元（32452.24元×50%），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胡某主张离婚前一年臧某名下超过5000元的不合理大额支取有470375元，但胡某并未就该部分款项支出的不合理性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胡某请求分割该不合理大额支取款项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第十八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恒大山水城御峰大街1号1803（房屋产权登记字号：14登记12437741）、1804房（房屋产权登记字号：14登记12437761）归胡某所有，臧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该两套房产的涂销抵押手续，并于涂销抵押后15日内协助胡某办理该两套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所应支付的税费由胡某承担；二、粤Ａ×××××号奔驰牌小汽车归胡某所有，臧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该车交付给胡某；三、曲沃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采购项目所得收益的50%即3424990元归胡某所有，臧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3424990元交付给胡某；四、胡某与臧某婚姻关系解除时臧某银行账户存款余额（其中，尾号为284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25399.16元、尾号为5172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余额为6485.42元、尾号为4978的招商银行账户余额为153.22元、尾号为4331/567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额为336.62元、尾号为8414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余额为6.38元、尾号为9611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余额为71.44元，以上存款余额共计32452.24元）的50%即16226.12元归胡某所有，臧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16226.12元交付给胡某；五、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39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胡某已预交案件受理费39950元和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胡某负担案件受理费56014元、财产保全费3338元，臧某负担案件受理费27894元、财产保全费1662元。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某提交了证据1.微信群聊天记录（2018年3月12日至13日），拟证明2015年5月后，山西项目仍由胡某及臧某实际运营，2018年3月，因曲沃县公安局没有如期向臧某支付项目费用，胡某、臧某以及臧某的代理人吴国强律师共同沟通起诉方案以期主张合同权益；2.视频（臧某的微信语音）、3.视频（臧轩灏与胡某的对话），拟证明胡某在双方婚生儿子臧某2面前播放胡某于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2通话录音，臧某2辨认出该录音的对话主体是胡某及臧某，且根据臧某日常的微信语音可以清醒辨认臧某是胡某于本案一审时提交的证据42的对话主体。对此，臧某认为对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聊天记录反映出胡某是作为香江公司的员工负责山西项目的运作，而代理人恰恰是臧某的朋友，因此将代理人拉入群中回答问题，不能表明臧某实际在运作山西项目。聊天记录第五页，表明山西项目在2013年3月份投资完之后仍然发生其他费用，由此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将整个收入视为股东的收益是武断的，该对话清晰反映出后期有更换的费用和员工的费用；证据2、3主要是围绕一审证据42，臧某声称天府路的房子是其母亲的，天府路的房子确实是登记在丁某1的名下，对于胡某的问话是没有作出确认性回应的，因此从原证据42通话录音的本证就是这样，在补充的两个视频里面，是本案的实际性效果，对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与证据42是一致的。臧某提交了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2.香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周年申报表，拟证明2015年5月26日，臧某与案外人畅某1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臧某将其持有的香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予畅某1，并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后香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收益与臧某无关，更不是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对此，胡某认为对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两份证据属于域外的文件，需通过司法认证才能提交给法院，因此不予确认；其次，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臧某属于逾期举证，恳请二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显示，股权转让的时间是2015年，2018年已由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受理，臧某在一审并未提交，该证据既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同时也因为臧某逾期举证，应该视为其放弃举证，而举证不能的后果由臧某承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围绕胡某、臧某双方的诉辩意见，针对双方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胡某主张的1201房及该房屋租金收益的处分问题。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而发生效力。按照法律规定物权的公示原则，案涉的1201房是案外人丁某1于2008年1月24日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即使胡某提交的2019年1月15日的电话录音证据形式不存在瑕疵，仅凭双方当事人在日常有争执的对话当中反驳胡某称“我的钱我不能孝敬我妈吗”的对话内容，并不能确定且唯一地证明1201房系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事实，且在臧某事后否认有出资购买1201房的情况下，仅凭该对话记录并不足以推翻1201房的物权归丁某1所有的事实。一审不予认定1201房系胡某、臧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臧某收取1201房租金的问题，因该房屋并不属于胡某、臧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之后丁某1与臧某签订的《赠与合同》已经明确将1201房赠与臧某个人，1201房在赠与臧某前后的租金收取均属于该房屋的孳息，丁某1与臧某之间系赠与关系或者是委托关系均与胡某无关，胡某主张分割该房屋的租金收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二）关于奔驰车车辆使用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胡某、臧某在《自愿离婚协议书》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中约定，2010年3月16日购有奔驰牌汽车一辆，离婚后归女方所有，取得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补偿人民币1元，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0日内付清。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及双方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内容，诉争车辆归胡某所有并无异议，但双方并无对臧某占有使用期限的使用费及交付时间进行约定，自胡某诉讼要求返还该车辆时，臧某亦表示同意，并不存在迟延交付车辆的问题。故胡某上诉主张要求臧某自2013年10月起支付该车辆的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山西项目的收益的分割处理问题。臧某上诉主张该部分收益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在一、二审庭询当中，臧某就华南公司是否有出资，有否参与山西项目的经营管理，是否有约定项目收益比例等问题均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由此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相反，审查双方在一审当中举证和质证的《联合体协议书》、《中标通知书》、臧某名下建设银行相关账户流水记录、《高清电子警察监控系统施工建设补充协议》、《转帐支付记录证明函》等证据及双方的陈述，印证了山西项目自招投标开始，项目投入资金的来源、项目施工及管理、资金结算等等情况反映，可以确认山西项目系以夫妻共同财产以香江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投资，而山西项目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经营收益由香江公司名义进行结算，即该部分收益部分应为臧某与胡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后臧某在离婚之后的第二年在未结清山西项目收益的情况下将香江公司转让给他人经营与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山西项目的经营收益无关，故其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臧某主张要扣除山西项目运营成本的问题，截止目前，臧某亦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支出的员工及其他运营成本，故本院亦不予采纳。就山西项目的经营收益认定事实问题，一审已经综合了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所提交的证据，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定性准确，本院认可一审对该节事实的分析和认定，理由不再赘述。臧某本节上诉主张，因缺乏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驳回。（四）臧某名下银行账户是否存在不合理大额支取的问题。审查双方于2013年10月24日协议离婚并签订了《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对于财产归属有具体明确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执行。一审对于离婚时双方名下银行存款余额应作为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按照一人一半的原则进行分割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胡某上诉主张要求对臧某名下在离婚前一年金额超过5000元的支出累计后进行分割，因缺乏证据证明该部分支出存在法定应当分割的情形，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胡某、臧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214元，由上诉人胡某负担56014元，臧某负担34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俏伶审判员  沙向红审判员  黄咏梅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何嘉怡徐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