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7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晨，男，197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峰，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远明，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212号九楼A座。法定代表人：杨超，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超，男，196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北京市浩天信和（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晨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叁科公司）、杨超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28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晨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具体为：叁科公司、杨超共同向杨晨连带返还所借款项2470000元，并支付该借款利息以每十万元每月1200元为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7月10日为187621.2元）。以上共暂计2657621.2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叁科公司、杨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以“无论是叁科公司与杨超提交的公司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可分配利润，还是杨晨提交的《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资产结转表》所载明的叁科公司2017年度净资产，均远远低于杨晨主张的分红金额247万元”，“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叁科公司2008年度至2017年度存在可分配利润247万元，故杨晨与杨超之间关于叁科公司向杨晨分配247万元利润的一致意见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为由，认为“杨晨主张叁科公司尚欠其分红款247万元，并主张该款己转化为其出借给叁科公司的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杨晨认为上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依据”与客观事实有重大出入。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可分配利润”“2017年度净资产”与“分红余额”的概念及关系。首先，从叁科公司、杨超所提供的年度审计报告可见，该审计报告是叁科公司为通过工商年检而聘请审计机构出具，而该审计机构审计的对象是公司财务所编制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等），审计意见是针对该由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是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编制而出具。换而言之，该审计机构并不对财务报表中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负责，仅对财务报表是否规范负责。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数据归根到底还是由公司财务自行填写编制。因此，其中的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可分配利润并非经双方股东共同认可的可分配利润。该财务报表中的数据与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大有出入。比如：历年的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均为0，但杨超在其提供的《说明函（三）》中，多处提及“公司需要股东借款，朋友借款才能维持下”“杨晨有唯一的一笔借款，本金是60万元”，以及在《股东退出协议》附件一第4项“融资利息”栏金额为994420元等等，均说明在公司运营过程中，拆借资金是普遍存在的。可见，该资产负债表并不能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但即便如此，历年的审计报告中，“可分配利润”均有盈余，以2018年度审计报告为例，其记载公司“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数额为69348.53元，公司“本期净利润”为693485.28元，“未分配利润”“年末余额”为1172505.69元。本案中，杨晨所主张的247万元“分红余额”是自2008年以来十年间累积的分红余额，而非2018年底一个年度的分红余额，也就是说，摊分至十年间，每年的分红仅为20多万元。前段已述，2018年度审计报告显示的公司未分配利润就达117万多元，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公司的可分配利润远低于可分配给股东的分红金额（就算每年只有20多万元），是完全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相反，该审计报告内容己足以证明：公司每年向每位股东分红20多万元完全是有能力的，而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杨晨提交的《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资产结转表》（以下简称《结转表》）中的“合计”883813.79元，也并非一审法院所述之公司2017年度净资产。该“公司2017年度净资产”的概念是杨超在《说明函（三）》中所提出，并非杨晨所提。事实上，该883813.79元并未包含公司固定资产（如3台车辆）及2017年未执行的合同利润近90万元等。在开庭笔录第18页第5行就记录了叁科公司、杨超的陈述内容：“确认每年1、2月份原告与被告二进行初步计算，将公司所有资金留下88万到120多万的运营资金外，其他全部分配”，可见，该883813.79元只是公司为2018年所预留的运营资金，并不等于2017年度净资产。应支付给股东的分红款已剔除在外，并不在该883813.79元中。事实上，该883813.79元是由《结转表》最右栏“纸行账上余额”等公司现有盈余总和2670189.29元，加上中间栏“欠款（黄）”“岭南项目货款”等公司已经执行的合同投入生产的资金总和4430319元（注：实际应为4430318.5元，原表此处记录有误差），减去“特别借款”特别借款和未执行合同的己收款项的总和6216694元而得出。即：2670189.29+4430318.5-6216694=883813.79。而其中的“特别借款”5950000元，就是自2008年以来十年间应支付给两位股东的分红款余额，既包括这十年来应支付给杨晨的分红款余额，也包括应支付给杨超的分红款余额，换而言之，每年每位股东平均所取得的分红仅为20多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将该所谓的2017年度净资产远低于杨晨主张的分红金额247万元，认定为杨晨主张叁科公司尚欠其分红款247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的“事实依据”，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杨晨主张的“分红余额”与所谓的“可分配利润”“2017年度净资产”并无直接、必然的关系。一审法院以所谓的“可分配利润”“2017年度净资产”来否定杨晨主张的累计十年来所累积的分红款余额的逻辑是错误的。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叁科公司2008年度至2017年度存在可分配利润247万元”的认定无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对如何认定公司“可分配利润”的具体数额并无任何具体规定，事实上，也没有法律规定如何认定公司“可分配利润”的具体数额。公司“可分配利润”具体数额还是取决于公司的具体财务数据，由公司财务计算得出。与此同时，《公司法》第37条反而明确规定了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因此，经公司财务人员核算并经股东会审批的可分配利润数额就是合法有效的应分配利润数额。叁科公司时任全部股东就杨超、杨晨两人，该两位股东通过经公司财务人员核算、在《股东退出协议》所附两份附件中对系列项目的详细列举及计算后，一致确认杨晨的分红款余额为247万元，因此，该数额依法有效。在杨晨提供的证据5“原被告QQ聊天记录”第13张截图，就记录了2018年12月25日杨超将《股东退出协议》附件一发送给杨晨后，明确表示“经过财务核算”。在杨超的《说明函（三）》中，杨超也确认“按2018年的250万元减杨晨2018年应负担的亏损额，用现金补尾数后，余额是247万元”、“2018年的250万元是杨晨2018年前留下的分红记账额”。在《股东退出协议》附件一中也已清晰记载了247万的计算过程。可见，杨晨所主张的247万元是客观、合法存在的，在2019年1月初因未提现而转为了对公司的出借款。现杨晨因公司未向其支付利息等公司方面的违约原因而要求向其返还，有经财务核算、全体股东充分协商审议并确认的事实依据，也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关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叁科公司2008年度至2017年度存在可分配利润247万元”的认定并无任何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对杨晨所举证据5、6、7未要求叁科公司、杨超进行充分的质证，忽略了杨超才是再三催促杨晨签订相关协议的推动方、忽略了案涉《借款单》、《股东退出协议》等文件中所确定的杨晨分红款余额均是经财务核算杨超主导经双方反复审议后才得出（甚至已部分支付）的客观事实。在第一次开庭时，叁科公司、杨超以杨晨提供的证据5、6、7系当庭提交为由，要求庭后5个工作日内再提出书面质证意见。但直至第二次开庭时，叁科公司、杨超均没有对该三份证据进行质证，一审法院也未再对该三份证据进行审理。在叁科公司、杨超的答辩意见中，一直强调杨晨退出公司是因杨晨“急于独立经营”“多次要求答辩人同意签订《股东退出协议》”，试图让一审法官产生“分红款”是杨晨逼叁科公司、杨超仓促确认、对公司及杨超均不公平等对杨晨不利的主观判断。从一审判决结果来看，叁科公司、杨超的意图得逞了。但事实上，在杨晨提供的证据5、6中，均可清晰反映，一直是杨超在催促杨晨签订相关协议文件，并再三要挟“我提出两个方案供你选择：一、协议分手…二、协商不成，按开除处理”、“既然不愿意按我所说的原则办，即属协商不成，下周一将公布开除你的决定”等等，在开庭笔录第15页倒数第8行中，叁科公司、杨超也明确“协议是我提供的”。在杨晨提供的证据7中，则详细记录了公司商务部罗嘉欣所核算的公司具体项目执行统计情况。也证明了杨超杨晨所签订协议中相关合同数据的真实性。事实上，按照《股东退出协议》附件一第5项“年度奖金”金额为12万元，杨晨则负担了58800元，但按杨晨提交的证据5“原被告QQ聊天记录”第43、44张截图中，在2019年1月16日（即前述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杨超已经告知杨晨该奖金额已下调为80870元，即杨晨应负担额本应减至39626元。以上材料均反映了杨超对于杨晨的应得分红余额的确定是具有主导地位的，并无任何其所称的“显失公平”的情节，其对于该款理应守诺支付。此外，按照《股东退出协议》附件一计算结果，杨晨退出叁科公司后应得的分红款余额本应是2473478.07元，该附件一中注明“支付现金3478.07元后，结算金额为2470000元”。该3478.07元实际上是由杨超的妻子柏霞玲（也是叁科公司的财务经理）于当天转账至杨晨建行账户（详见本上诉状附件“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这也证明了杨超财产与叁科公司财产已经混同，叁科公司及杨超已经在事实上部分履行了向杨晨支付分红款余额的义务。但一审法院遗漏了对该三份证据的质证、审理，也忽略了对由财务核算、杨超主导、经杨超杨晨协商后所确定的分红款余额计算（及部分支付）过程，进而草率作出了该分红款余额247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的错误判断，该审理过程是存在重大疏漏的，一审法院因而也随之作出了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引用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认为杨超、杨晨之间关于叁科公司向杨晨分配247万元利润的一致意见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驳回了杨晨全部诉讼请求，属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首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滥用股东权利的，该条第二款随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即使是“滥用股东权利”，按前述条款规定，其法律后果也仅是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并无认定此类行为无效的任何意思表示。其次，《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同样可见，即使公司因在未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前向股东分配利润，其法定后果也只是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给公司而己，同样没有规定该分配利润的行为无效。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则是规定“谁主张谁举证”。显而易见，以上被一审法院拟用来论证公司向杨晨分配分红款行为无效的法律条文事实上并不包含判断相关行为无效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强调：“合同法施行后，针对一些人民法院动辄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不当扩大无效合同范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限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以其对法条本不存在而自行延伸理解的内容，对案件当事人（无论杨晨、叁科公司、杨超）均未主张的合同效力问题擅自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并驳回杨晨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更是明显错误的。（四）杨超、杨晨及叁科公司共同达成的一致意见，依法有效，应当执行。在本案中，杨晨已提供足够的证据（包括公司盖章杨超签名的《借款单》、《股权转让合同》、《股东退出协议》、聊天记录等等），足以说明公司及杨晨退出后的唯一股东杨超均一致确认应支付给杨晨的分红款余额为247万元。这种确认，是经当时公司财务核算、公司的全部两位股东充分协商审议后共同作出的决定，是股东会决议的一种体现形式，完全符合《公司法》第37条关于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规定。相反，杨超及叁科公司并未能举证其己按承诺的内容向杨晨支付与该分红款对应的利息，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在杨超及叁科公司未按约定向杨晨支付分红款利息后，己足以证明杨超及叁科公司违约。且杨晨离开叁科公司后，《股东退出协议》中所提及的质保金、项目结算资金的控制权、追偿权己与杨晨无关，只有公司及杨超才依法可能行使权利，再将杨超及叁科公司怠于行使追偿权利或未及时收回的质保金、项目结算资金与经三方共同确认的杨晨应收分红款捆绑，对杨晨明显不利。在此情况下，杨晨要求按《股东退出协议》中“可提前清退，清退前继续享受公司融资利息…”的约定，提前收回分红款余额，完全应该得到支持。上述约定并未违反任何法律强制性规定，退一步说，如果该约定内容侵犯了第三方利益，也只是该受损的第三方有权对此提出主张，而非由法院径行作出行为无效的认定，《民法总则》第三条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事实上，叁科公司、杨超答辩过程中也从未否认有可分配利润，只是称尚有部分质保金未收回，主张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故要求撤销《股东退出协议》而己，更从未主张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12月20日作出的（2015）民抗字第14号《珠海市盛鸿置业有限公司、珠海祥和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认为：即使是“股东抽逃出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而从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也并未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没有债权人对盛鸿公司的债务转移提出异议或主张行使撤销权。原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认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不当，涉案协议在双方当事人间应认定为有效。”该案与本案有一定相似之处，二审法院完全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思路。综上，杨晨认为，叁科公司原全体股东杨超、杨晨对杨晨在叁科公司十一年来累积分红款余额的确认之相关协议文件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之禁止性规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有效。叁科公司作为对该分红款的借用方、杨超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叁科公司的唯一股东，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情况下，依照《公司法》第63条之规定，也应当对公司债务（即向杨晨返还所借分红款）承担连带责任。况且，在开庭笔录第16页第7行，杨超的代理人也签名确认“应由叁科公司、被告二承担权利义务”。另补充如下事实：1.一审判决依据《公司法》第166条，而实际杨晨、杨超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这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条款是管理性规范，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且双方自签订协议后，已经实际部分履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无效。2.签订股东退出协议后，杨超和叁科公司有资金支付的情况下，其拒绝支付利息。2020年1月21日，一审法院法官告知杨晨，被查封账号汇入300多万元，因超额查封需要部分解封，叁科公司和杨超提供的证据证明亏损巨大，质保金数百万未收回的事实较弱，与客观事实有差异。3.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叁科公司把判决结果告诉杨晨的客户，表示对结果深表诧异。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明显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叁科公司、杨超共同辩称，一审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杨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叁科公司、杨超共同向杨晨支付分红款项2470000元；2.叁科公司、杨超共同向杨晨支付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7月10日（共6.33个月）上述分红款项2470000元的利息187621.2元（计算标准：6.33×1200×24.7）；3.本案诉讼费用由叁科公司、杨超共同承担。庭审中，杨晨变更其诉讼请求为：1.叁科公司、杨超连带向杨晨偿还借款2470000元；2.叁科公司、杨超连带向杨晨支付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10日的借款利息187621.2元；3.诉讼费由叁科公司、杨超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叁科公司于2003年2月25日成立，原股东为杨晨、杨超。2019年1月24日，叁科公司登记股东由“杨超、杨晨”变更“杨超”，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备案的企业档案资料显示，叁科公司章程约定：“……第九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一、股东的权利：1.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第十一条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一、股东会的职权……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三、公司设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第十三条公司的财务、会议。一、本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公司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按规定期限分送个股东，并依法经审查验证。……二、本公司依法律规定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不再提取。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三、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任何个人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2019年1月，叁科公司作为借款人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杨超签名出具《借款单》，载明：“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兹向杨晨借人民币贰佰肆拾柒万元整（￥2470000.00），期限按《股东退出协议》，每月利息1200元/10万元，按季付息。特此凭证！”该《借款单》落款打印日期为2019年1月1日。另查明，2018年12月30日，杨晨（甲方，转让方）与杨超（乙方，受让方）签订《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原认缴出资147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9%）转让给乙方，转让金147万元；乙方在2018年12月30日，已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叁科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从2019年1月1日起，乙方即成为叁科公司的唯一股东；等等。2019年1月15日，杨晨与杨超签订《股东退出协议》，约定：杨晨自愿申请于2019年1月1日起退出叁科公司，从此不再参与叁科公司股权及公司经营事宜；杨晨填平2018年个人负责的经营负值后，所余分红余额人民币贰佰肆拾柒万元整（￥2470000.00）继续享受公司利息（每月利息1200元/10万元，按季度付息）；杨晨的分红余额留下50万元作为杨晨的所有应收的质保金收到后的半年内清退外，其余部分人民币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在收到所余3个项目的结算资金后的半年内清退完（可提前清退，清退前继续享受公司融资利息，每月利息1200元/10万元，按季度付息）；清退未完成之前，如果发生杨晨之前经营的项目，被追究罚款等，罚款由杨晨承担；如果发生公司被相关部门责罚2008-2018年的经营责任，杨晨仍然有义务承担其49%的责任；等等。杨晨于2019年7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叁科公司与杨超共同返还借款247万元及利息。诉讼中，杨晨、杨超与叁科公司均确认：叁科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没有特别约定，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惯例是每年将叁科公司所有资金留下八十余万至一百二十余万元不等的运营资金后，其他资金全额分配给杨晨与杨超，但该分红款并无实际分配给杨晨，全部以借款单的形式转为杨晨出借给叁科公司的借款；叁科公司每年分红金额的确认方式是由杨超统计公司资产、盈亏做成一份表格，再由杨晨和杨超当面对表格数据进行确认，双方没有依据财务会计报告确认分红金额，也没有就分红金额形成书面决议或文件；案涉《借款单》中的247万元是2008年至2017年度叁科公司应分配而未实际支付给杨晨的分红款，该金额是在杨晨的股权转让给杨超之前双方共同确认的。杨晨主张：该分红金额247万元是经过叁科公司财务核对而确认的数据，但表示在确认该分红金额时并没有看到财务报告。叁科公司、杨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叁科公司2008年至2018年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等。上述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内容显示：叁科公司2008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71219.01元，2009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97481.35元，2010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16371元，2011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42037.52元，2012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97359.12元，2013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253684元，2014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305732.63元，2015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397039.15元，2016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422511.99元，2017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548967.30元，2018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172505.69元；各年度资产负债表中负债项下的“应付股利”“应付利润”“未付利润”栏均为0。杨晨对该证据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是叁科公司为纳税而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的，不能反映叁科公司的实际盈余状况，根据2018年2月28日杨晨与杨超共同确认的《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资产结转表》可知，2017年度叁科公司净资产为883813.79元，此外叁科公司还有3台车辆和2017年未执行的合同利润将近90万元未计入该结转表。经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对叁科公司2008年至2017年可分配利润进行审计。一审法院认为，杨晨依据叁科公司出具的《借款单》主张叁科公司返还借款及利息，虽然《借款单》载明叁科公司向杨晨借款247万元，但结合诉讼中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知，该款并无实际交付，而是由杨晨在叁科公司的应分配利润转化为叁科公司向杨晨借款，故本案仍需审查叁科公司是否存在应分配给杨晨而未实际分配的利润247万元，本案案由应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第一百六十六条第五款规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叁科公司的章程也明确约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是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和公司章程的约定，不仅要有经过股东会决议确认的明确的利润分配方案，且利润分配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利润在依法纳税、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之后剩余的可分配利润，否则就有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侵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之嫌。本案中，虽然杨晨主张的2008年至2017年应分红金额247万元已经经过了叁科公司所有股东（即杨晨与杨超）的口头确认，但是无论是叁科公司与杨超提交的公司资产负债表所载明的可分配利润，还是杨晨提交的《广州市叁科仪器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资产结转表》所载明的叁科公司2017年度净资产，均远远低于杨晨主张的分红金额247万元。且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对叁科公司可分配利润进行审计。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叁科公司2008年度至2017年度存在可分配利润247万元，故杨晨与杨超之间关于叁科公司向杨晨分配247万元利润的一致意见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杨晨主张叁科公司尚欠其分红款247万元，并主张该款已转化为其出借给叁科公司的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6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杨晨负担。经审查，叁科公司于2003年2月25日成立，原股东为杨晨、杨超及彭学权，后彭学权于2014年8月20日退出，股东变更为杨晨、杨超。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询中，杨晨明确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认为其实际已不是叁科公司的股东，且2008年至2017年底的公司分红已经转化为公司的借款，且已经实际履行，转化借款后有实际支付利息。对于借款的金额双方已协商确认，故不申请审计。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杨晨与叁科公司、杨超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本案审理中，杨晨一审中起诉的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本案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后杨晨未变更其诉讼请求。二审中，杨晨也再次明确表示本案是按照借款合同关系而提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依照当事人的主张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按公司盈余分配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欠妥，本案应就杨晨与叁科公司、杨超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进行审查。首先，根据2019年1月1日的《借款单》，杨晨向叁科公司出借了人民币2470000元，杨晨和杨超均确认上述款项是杨晨自2008年至2017年底应在叁科公司的分红，由于一直未提取，且杨晨已退出公司，故将上述分红转为了给公司的借款，故上述款项实际上为杨晨在叁科公司的分红款。其次，该《借款单》中明确期限按《股东退出协议》执行，根据杨晨与杨超签订的《股东退出协议》，杨晨所享有的分红款并非无条件支付，而是涉及到剩余项目的处理及质保金等内容，此约定不符合借款合同纠纷的法律特征。再次，杨晨主张的叁科公司已实际支付了一个季度的利息，由于结转表中已将该笔利息在分红款中予以核算，该笔款项属于在《股东退伙协议》约定的分红款，故不能视为叁科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仍属于分红款。综上，杨晨主张其与叁科公司之间为借款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杨晨在一审法院已经释明双方法律关系并非借款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仍坚持以借款合同关系主张其诉请，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杨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怡斐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