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10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前革村。法定代表人：沈在浩，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晟，系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庄河市城山镇城山村。法定代表人：张言宽，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殿鹏，系辽宁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博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庄河市栗子房镇兴隆村。法定代表人：祁连珍，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旸，系辽宁千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德胜，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公司）因与上诉人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欣公司）、被上诉人大连博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公司）、被上诉人袁德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76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亨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8日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支付的10万元款项由被上诉人袁德胜领取”有误，依据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提供的银行转款记录，该款项直接汇入了案外人韩春红的账户。2、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9日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支付的10万元款项对应收据由被上诉人袁德胜签字”有误，依据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提供的支票票根和收款收据，签字人系被上诉人正欣公司的材料员邹东旭，且该款项亦直接汇入了案外人账户。3、一审判决认定“对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两笔和16万款项，被上诉人正欣公司自原审即主张案涉项目款项”有误，在原一审庭审笔录，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严宽称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两笔付款系针对金州项目，与本案无关。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1、本案不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根据《合同法》第49条、《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表见代理前提是行为人无代理权，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需有意思表示，案涉收款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企业之间的交易中，付款方式为开具对方企业名头支票或直接向对方账户汇款，而非开具他人名头支票，或现金支票。故被上诉人正欣公司至少存在过错。2、被上诉人博源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54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2016）最高法民申3743号裁定本院认为中陈述“基于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建工集团系案涉工程的承包人，建工集团二分公司将该工程整体“分包”给英杰公司…凡德公司作为承接案涉债权的合法债权人，请求挂靠人英杰公司与被挂靠人的建工集团及建工集团二分公司共同给付钢材款，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最高法民申3816号裁定本院认为中陈述“根据…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金都公司亦有权利向被挂靠方海峡金岸公司主张承担还款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博源公司作为总包公司承包了易和熙园项目，并将项目发包给了被上诉人正欣公司（原一审卷宗54页），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无案涉项目所需资质，以被上诉人博源公司名义从事施工，易和熙园项目档案中亦无被上诉人正欣公司相关备案。故本案符合民诉解释54条之规定。3、被上诉人袁德胜应承担补充责任。假如认为被上诉人袁德胜有代收部分货款权利，且本案两被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袁德胜实际支付了对应款项，则被上诉人袁德胜属于不当得利，应向上诉人返还相关货款。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是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的。退言之，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袁德胜的诉讼请求至少应合并审理。三、关于156万元付款凭证的认定。2014年8月8日10万元款项直接汇入了案外人账户；2014年8月9日的10万元系其材料员邹东旭签字，亦汇入案外人账户；2014年6月18日、2014年7月10日、2014年8月8日三笔款项在银行转账备注中注明为劳务费，与买卖合同无关；2014年10月31日的12万、2014年12月3日的10万、2015年9月21日的5万均系现金，大额款项采用现金交付不符合交易习惯，结合被上诉人袁德胜在录音中称“未收取正欣公司如此多钱款”，故不应认定被上诉人袁德胜实际收取；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两笔共16万款项，被上诉人正欣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严宽在原一审笔录中自认系金州项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袁德胜非上诉人员工，亦无上诉人代收取款项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从未委托被上诉人袁德胜代收取案涉合同款项。假如认为被上诉人袁德胜有代为收取部分款项的权利，上述几笔款项在本案中也不应视为被上诉人正欣公司、被上诉人博源公司向上诉人付款。正欣公司辩称，原审认定2014年8月8日亨通公司领取10万元汇款没有问题，因为该款由袁德胜领取，领取后存入韩春红的账户。在领取款的当时袁德胜提供了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第二个认定事实是在2014年8月9日虽然在正欣公司的支票存根上有正欣公司材料员邹东池的签字，但邹东池系代袁德胜领取该笔款项，且袁德胜向正欣公司出具了盖有亨通公司财务印章的收款收据，第三个认定事实是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两笔16万元的款项，亨通公司领取后向正欣公司出具了领取两笔款项的增值税发票，其中2017年1月25日这笔款项是袁德胜个人签字领取，那么其余两笔仅有袁德胜签字的也可以认定袁德胜个人具有代表亨通公司领取款项的权利。关于亨通公司第三个上诉意见答辩如下，亨通公司在原审以及发回重审的过程中，均对盖有亨通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印章提出过异议，表明其没有收到该笔款项，但经鉴定所有的印章均为亨通公司的印章，包括亨通公司认可的几张收款收据均为亨通公司的印章，虽然2014年6月18日，2014年7月10日，2014年8月8日三笔款项，在银行转账过程中标注为劳务费，但仅仅是支付给亨通公司的货款，而并非为劳务费，因为正欣公司与亨通公司除了这个砖款之外不产生任何的工程合同，所以该款是打款用途写为劳务费，但实质上是货款。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3日、2015年9月25日付款均为现金，因袁德胜在向正欣公司领款时要求支付现金，同时袁德胜也出具了亨通公司提供的专用收款收据，那么该现金由袁德胜领取，是代表了亨通公司领取款项的行为，故正欣公司已经全额支付给亨通公司的货款，亨通公司诉请正欣公司支付款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博源公司辩称，不同意亨通公司的请求，亨通公司要求博源公司承担买卖合同的连带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连带责任系加重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虽然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4条规定了，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但是第一本条规定的是在当事人诉请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双方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关于挂靠人和被挂靠人诉讼地位的程序性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而非从实体上规定双方均应当承担责任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更未规定被挂靠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有实体法的明确规定。第二，本案中正欣公司与博源公司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分包关系，而非挂靠关系，不适用解释第54条的规定。同时亨通所举案例并非指导性判例，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更不能作为审判依据而使用。况且在司法实践中，买卖合同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不存在任何争议。博源公司也能够提供大量的判例，包括本院的相关判例，从统一裁判尺度的原则出发，也不应当任意突破合同的相对性，故亨通公司向非买卖主体的博源公司主张连带责任，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袁德胜未提交答辩意见。正欣公司的上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给付砖款数额”的事实方面认定错误，故做出的判决错误。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的付款方式仅为案外人袁德胜签字收取外，其余付款皆有袁德胜签字并向上诉人正欣公司出具被诉人单位的专用收款收据，付款模式与上述三次有效付款模式相同。故本院认可，上述由案外人袁德胜签字并且出具被上诉人专用收款收据的多次付款，但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付款共计120,000元，并不符合双方有效付款形成的模式，没有被上诉人提供的专用收款收据，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上述两笔向被上诉人的付款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支付的砖款120,000元没有认定在给付被上诉人砖款总款1,560,000元之内，原因是该两笔付款没有被上诉人的收款收据，该认定没有结合袁德胜代理的行为、对账的结果等证据，存在认定付款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的买卖合同签订和履行是通过案外人袁德胜的代理而实现。被上诉人自2014年3月至2016年1月期间陆续给上诉人供砖价值为1,561,676元，上诉人自2014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分17笔支付给被上诉人1,560,000元砖款，这一买卖合同的履行及对账、收款的整个过程是袁德胜代表被上诉人而完成，袁德胜的行为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2、从被上诉人的对账手续和付款说明可以得出袁德胜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具有代理权和被上诉人对袁德胜收款的授权和认可，以及对收款数额的确认。2017年1月23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及袁德胜作为经手人出具对账手续：“票据共计42张，交给袁德胜与正欣公司对账”，2017年1月25日，被上诉人的会计和袁德胜在对账后向上诉人出具了付款说明：“欠亨通砖厂材料款260000元，此次付款100000元，自此次付款后还欠亨通砖厂160000元，特作此说明”，袁德胜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在落款处签章。对账手续和收款说明两份证据表明：在2017年1月25日后经过对账和当日支付100,000元后，上诉人自此后仅欠被上诉人160,000元，收款说明是对袁德胜自2014年6月23日至2017年1月25日期间的代理收款行为的授权和认可，且认可了袁德胜在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的两次收款行为，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款说明遗漏了100,000元的付款和在2017年8月15日付款的60,000元，上诉人在2017年8月15日以后，按照被上诉人付款说明抹零为整的付款数额，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全部的支付义务。被上诉人不能以袁德胜支付其砖款数额来认可其收款数额，其与袁德胜的债权债务与上诉人无关。3、“付款说明”证明袁德胜有权代表被上诉人收款和收款数额，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出对“专用收款收据的印章”申请鉴定没有必要，相反，申请鉴定却反映了被上诉人否认专用收款收据的印章的真实性而承认袁德胜签字收款的有效性，更证明袁德胜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两次收款的有权代理。4、法律不应支持被上诉人选择性认可袁德胜的签字代理领款行为。被上诉人对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没有被上诉人收款收据而有袁德胜签字领款不予认可，而对2017年1月25日、2017年8月15日只有袁德胜签字的领款行为予以认可，被上诉人有选择、有区别的认可不仅前后相互矛盾，而且与付款说明矛盾。袁德胜的代理行为、对账行为、被上诉人的付款说明和被上诉人对袁德胜签字领款行为的认可，足以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付款的有效性。5、被上诉人提供虚假的收款事实，特别是上诉人在2014年6月23日交给被上诉人的会计一张金额为400,000元的支票，而被上诉人承认收到400,000元支票却称仅收到200,000元款项，明显与事实不符，以此类推，被上诉人否认收款的事实均不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给付给被上诉人的120,000元有事实依据，且所剩的1676元因双方抹零为整，故上诉人全部支付了被上诉人的全部砖款。请求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亨通公司辩称，一、针对2017年1月25日的付款说明，仅仅是本案第三人袁德胜对账目的观察以及旁观，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上诉人授权第三人袁德胜相关代理权限。二、关于本案上诉人财务印章的真伪性，被上诉人正欣公司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印章真伪不影响案件事实与法律认定的判断。三、上诉人不存在选择性认可第三人袁德胜签字代理领款行为。上诉人收到的款项仅仅为156万余元中的26万元，其中10万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沈在浩自认袁德胜转给其10万元，剩余16万元系被上诉人博源公司直接通过银行转账打入上诉人银行账户，且此16万元系金州项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认可的钱款系实际汇入上诉人账户的款项，不存在对代理权限的是否认可。四、上诉人未提供虚假收款的事实。2014年6月18日的40万元支票均汇入了第三人袁德胜的账户，但上诉人仅收到了袁德胜转款的10万元。博源公司辩称，同意正欣公司的上诉意见。袁德胜未提交答辩意见。亨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正欣公司给付购买原告空心砖、标准砖、万能砖价款共计465,740.67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始，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向原告给付）；2、被告博源公司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第三人袁德胜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通过第三人袁德胜与被告正欣公司达成口头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正欣公司向原告购买空心砖、标准砖、万能砖，由原告送货至施工现场指定地点即位于甘井子区辖区的易和熙园小区。原告与被告正欣公司确认案涉工程已发生的全部砖款金额为1,561,676元。2014年6月18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金额为400,000元，原告的齐姓财务人员在被告正欣公司出具的转账支票存根和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上均有签字，该笔款项于2014年6月20日存入第三人袁德胜账号，原告称其仅收到第三人袁德胜转账100,000元。2014年7月10日、8月8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分别出具收款收据两张，载明金额分别为200,000元、100,000元，上述款项由第三人袁德胜在支票存根处签字领取。2014年8月9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金额为100,000元，第三人袁德胜在收据上签字。2014年10月31日、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分别出具收款收据两张，载明金额分别为120,000元、20,000元，上述款项由第三人袁德胜在报销单取款经手人处签字领取。2014年12月3日，第三人袁德胜向原告签字确认收据一张，载明金额100,000元，此笔款项未附收款收据。2015年2月15日、2月17日、5月6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分别出具收款收据三张，载明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00,000元、20,000元，其中2015年2月15日、5月6日款项由第三人袁德胜在支票存根处签字领取，2月17日款项存入第三人袁德胜账号。2015年7月30日，第三人袁德胜向原告签字确认收据一张，载明金额20,000元，此笔款项未附收款收据。2015年9月21日、11月12日、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分别出具收款收据三张，载明金额分别为50,000元、30,000元、20,000元，其中2015年9月21日、11月12日款项由第三人袁德胜在报销单取款经手人处签字领取，12月18日款项由第三人袁德胜在收据上的领款人处签字确认。2016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出具收据一张，载明金额为20,000元，第三人袁德胜在领款人处签字确认。2017年1月25日，第三人袁德胜向原告签字确认收据一张，载明金额100,000元；2017年8月15日，原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金额为60,000元，该收据上有原告公司的印章、第三人袁德胜的签字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在浩的签字；原告认为前述两笔款项合计160,000元系被告正欣公司支付的金州项目、而非本案所涉项目的砖款。2017年1月2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在浩作为经手人与第三人袁德胜作为经手人在对账手续上签字，原告法定代表人将票据42张交给袁德胜与被告正欣公司对账。2017年1月25日，被告正欣公司提供付款说明一份，载明：“大连博源公司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分公司张言宽项目部，欠亨通砖厂材料款260,000元，此次付款100,000元，自此次付款后还欠亨通砖厂160,000元，特此说明。”该份付款说明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加盖名章，由第三人袁德胜签字确认。原告在此次庭审过程中，向本院申请对被告正欣公司提供的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9日、2014年10月31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9月21日的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与原告真实印章进行一致性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日期收款收据上盖印的印文与大连声鹭印章研究制作有限公司存档的“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原告主张其与被告正欣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正欣公司不予否认且认为第三人袁德胜系代表原告与被告正欣公司进行买卖，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正欣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正欣公司向第三人袁德胜的付款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要结合被告正欣公司对原告的三次有效付款行为考虑，即2014年6月18日、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三次付款。第一次收款行为系由原告自家财务人员亲自到场办理，且被告正欣公司向原告的第一次转款行为正是通过第三人袁德胜实现的，并且原告向被告正欣公司出具了专用收款收据。第二次、第三次的付款亦是通过第三人袁德胜出面办理而实现的。其次，在2017年1月2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出具的对账手续中可以明显看出，原告委托第三人袁德胜代为对账的事实，在2017年1月25日，被告正欣公司提供付款说明中的签字亦为第三人袁德胜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再次，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可以证实，第三人袁德胜向被告正欣公司提供的盖有原告公司印章的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9日、2014年10月31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9月21日的收据为真。综上，原告的种种行为让被告正欣公司对第三人袁德胜产生合理信赖，而第一次的有效付款行为更是加深了被告正欣公司对原告与第三人袁德胜存在委托收款关系的信赖，结合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被告正欣公司是基于前期形成的信赖将案涉的后续款项交付给第三人袁德胜的，其付款具有合理性，主观上不存在过错。除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的付款方式仅为第三人袁德胜签字收取外，其余付款皆有袁德胜签字并向被告正欣公司出具原告单位的收款收据，付款模式与上述三次有效付款模式相同。故本院认可，上述由第三人袁德胜签字并且出具原告正欣公司专用收款收据的多次付款，系被告正欣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货款，但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被告正欣公司对原告的付款共计120,000元，并不符合双方有效付款形成的模式，没有原告提供的专用收款收据，因此本院对被告正欣公司主张的上述两笔向原告的付款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于表见代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基于表见代理制度的内容及目的，善意无过失的合同相对人，基于无权代理人在客观上形成的可信赖之表象，而与之所为的合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归属于被代理人。在原告与被告正欣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前提下，纵观案涉合同的签订方式及被告正欣公司的几笔有效付款形式及第三人袁德胜的多次参与，足以使被告正欣公司有理由相信第三人袁德胜系基于原告委托收取案涉货款，其向第三人袁德胜的付款（基于第三人袁德胜签字及出具专用收款收据）即应视为对原告的付款，上述款项金额合计为1,440,000元，故可认定被告正欣公司已向原告付款1,440,000元。综上，被告正欣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砖款121,67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正欣公司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始，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向原告给付）一节，因被告正欣公司未向原告足额支付款项，故本院对原告此节主张在上述欠付金额内的利息予以支持。该案起诉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该时间为利息的起算点。关于原告主张收款收据上所签名字为“袁得胜”，与本案第三人袁德胜并非同一人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开具收据上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在浩和第三人袁德胜的签字，第三人所签的名字正是“袁得胜”，据此能够认定，原告知晓并认可第三人袁德胜以“袁得胜”作为其签名，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收据上所签的“袁得胜”可以认定为系第三人袁德胜。关于原告认为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所付的共计160,000元系被告正欣公司支付其他项目的砖款的主张，本院认为，被告正欣公司自本案原审时就主张该160,000元为其支付本案所涉项目的砖款，原告如认为被告正欣公司在其他项目还欠其款项，可另案主张。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博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节，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原告与被告正欣公司之间，合同具有相对性，故原告要求被告博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此节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第三人袁德胜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责任的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合同的相对方系被告正欣公司，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货款121,676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80元（原告已预交），鉴定费11,857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0,697元，由被告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381元，由原告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5,31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亨通公司在原二审上诉状中认可：形成于2014年6月18日的专用收款收据，是由其单位出纳亲自填写并交付正欣公司的。形成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的大连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其单位会计亲自送交正欣公司的。2017年1月15日，博源公司代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付款10万元，亨通公司向博源公司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8月15日，博源公司代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付款6万元，亨通公司向博源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袁德胜将亨通公司出具的案涉《收款收据》提交给正欣公司并领取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给付货款；二、正欣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向第三人袁德胜（未出具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支付合计12万元款项是否应认定为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给付货款。关于焦点一。亨通公司在原二审上诉状中认可：形成于2014年6月18日的专用收款收据，是由其单位出纳亲自填写并交付正欣公司的。形成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的大连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其单位会计亲自送交正欣公司的。上述事实说明亨通公司在向正欣公司领取案涉款项需由其单位出具《收款收据》或《增值税发票》。本案正欣公司在原一审提交的2014年7月10日至2016年8月30日期间14笔付款凭证中，除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两笔合计12万元外，均有亨通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在原二审庭审中，亨通公司对正欣公司提供的2014年8月8日、2014年8月9日、2014年10月31日、2015年2月15日、2015年2月17日、2015年9月21日的收款收据上加盖的印章真实性不予认可。重审中，一审法院对被告正欣公司提供的上述六张收据上加盖的印章与亨通公司真实印章进行一致性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日期收款收据上盖印的印文与大连声鹭印章研究制作有限公司存档的“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样本印文是同一印章所盖印。本案袁德胜将亨通公司出具的案涉《收款收据》提交给正欣公司并领取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应视为亨通公司委托袁德胜向正欣公司领取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正欣公司依据袁德胜提交的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向袁德胜交付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应认定为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给付案涉《收款收据》载明货款。一审判决认定袁德胜向正欣公司提交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并领取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属于表见代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在2014年12月3日前，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给付多次货款中，均有亨通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正欣公司依据袁德胜提交的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向袁德胜交付案涉《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正欣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向袁德胜支付合计12万元款项，袁德胜未提交亨通公司出具的相应《收款收据》。上述付款行为与亨通公司认可的付款方式不一致，正欣公司上述付款行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且正欣公司也未能提供亨通公司收到上述12万元款项的相关证据。故正欣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3日、2015年7月30日向袁德胜（未出具亨通公司的收款收据）支付合计12万元款项不应认定为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给付货款。一审判决认定正欣公司上述付款行为不是对亨通公司付款，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正欣公司主张“其上述付款行为与其分别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的付款一致，亨通公司不能选择性认可”一节。2017年1月15日，博源公司代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付款10万元，亨通公司向博源公司出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2017年8月15日，博源公司代正欣公司向亨通公司付款6万元，亨通公司向博源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正欣公司此节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亨通公司主张“正欣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所付的共计16万元系支付其他项目的砖款”一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亨通公司在起诉状中认可收到正欣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25日、8月15日所付的共计16万元，亨通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上述自认，故亨通公司此节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亨通公司主张博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节，因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亨通公司与正欣公司之间，博源公司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亨通公司认为博源公司与正欣公司之间系挂靠与被挂靠关系，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亨通公司此节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亨通公司主张第三人袁德胜对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责任一节，亨通公司认为袁德胜领取货款构成不当得利，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亨通公司此节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和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4元（其中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预交8,280元，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预交2,734元），由大连亨通建材有限公司负担8,280元，由大连正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7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义军审判员  郭云峰审判员  崔耀天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