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11民终2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沈丘县闸北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247067191136。负责人：左德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女，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龙，江西赣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细娥，女，1966年4月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系受害人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阿琴，女，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公务员，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系受害人女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波琴，女，198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务工，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系受害人女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峰，男，198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驾驶员，住河南省项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东运汽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太昊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600670058834X。法定代表人：张汝高，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沿江大道7号信江清波雅苑临江苑01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7460949204。负责人：刘霈，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坚，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刘超峰、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东运汽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6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6民初1803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二项，依法改判减少上诉人108,700.25元的保险理赔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左某不属于赣Ｌ×××××车的第三者，而判决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在赣Ｌ×××××车的交强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一，事实依据。1.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五支队第四大队作出的第3635041201900000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认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左某是在赣Ｌ×××××车的车外。2.弋阳县人民法院委托的江西开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赣开司[2019]痕鉴字第07042号鉴定意见书中：“五、鉴定意见：4、据现有鉴定材料，赣Ｌ×××××号牌小型普通客车左前翼子板自外向内凹陷变形痕迹，符合与左某相碰撞接触形成。”第二，法律依据。《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9）》第三部分“其他要求：（七）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被保险机动车之外的人员（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原为车上人员）都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之规定。具体到本案，受害人左某发生事故时是在赣Ｌ×××××车的车外，并与赣Ｌ×××××车相撞，受害人左某是属于赣Ｌ×××××车的第三者。故赣Ｌ×××××车的承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特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受害人左某属于赣Ｌ×××××车的第三者，由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主要责任按照8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三条“保险人依据被保险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所负的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事故责任比例为70%。”之规定，上诉人在超出交强险限额之外的赔偿比例应当按照主责70%计算。其次，根据《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2019）》第二部分损害赔偿责任比例之规定，本案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上述指导意见，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比例应当分别按照70%、30%计算。其三，原审判决明确认定左某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将车辆停于应急车道，未设置警示标志，且左某下车亦站在应急车道内，左某的上述行为已经将车辆及自身均置于危险之中，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左某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并未设置警示标志的社会危害性要比刘超峰过度疲劳驾驶车辆的社会危害性大得多。故，左某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但原审法院在判决时却又认定上诉人在超出交强险限额外，主要责任按照8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明显与事实不相符，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在超出交强险限额之外，主要责任按照70%的比例计算。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现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减少上诉人108,700.25元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辩称，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平安公司辩称，要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刘超峰未答辩。被上诉人运输公司未答辩。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刘超峰及被告运输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82994.5元；2.要求被告人保公司及被告平安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付；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11日11时20分许，被告刘超峰驾驶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沪昆高速公路577KM+509KM处时，车辆刮碰停于应急车道内的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及车外的当事人左某和陈巧玲，造成左某当场死亡、陈巧玲受伤，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弋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刘超峰过度疲劳驾驶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左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陈巧玲不负事故责任。江西群星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4月16日出具鉴定，豫Ｐ×××××/豫Ｐ×××××号重型半挂车右侧防护装置分别与人体及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发生碰撞。左某符合车祸导致头、面、颈、胸、肢体部复合型损伤死亡。左某血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鉴定，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散落物检材提取的DNA与左某血样提取的DNA为同一性。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红黑方向盘内侧毛发检材提取的DNA与左某血样提取的DNA为同一性。江西开元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7月25日鉴定，1.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右侧防护装置碰撞刮擦痕迹，符合与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侧车身碰撞刮擦接触形成；2.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前翼子板自外向内凹陷变形痕迹，符合与软性客体（如人体）相碰撞解除形成；3.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前翼子板自外向内凹陷变形痕迹，可排除与陈巧玲碰撞解除形成；4.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前翼子板自外向内凹陷变形痕迹，符合与左某相碰接触形成。庭审中，对原告诉请的丧葬费31534.5元、车辆维修费3828元，被告无异议；对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676380元（33819元/年×20年），被告认为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对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告认为驾驶员承担刑事责任，不应支持；对原告诉请的办理丧事的交通费10000元、办理丧事的误工费10000元、拖车费1260元，被告认为过高。另查明，受害人左某身故前自2004年1月起系鹰潭市余江区杨溪乡人民政府的聘用工作人员，自2016年12月开始与其长女左阿琴共同居住在余江区邓埠镇建鑫帝豪国际29栋701室。被告运输公司系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实际车主，该车于2018年9月26日零时起在被告人保公司投保了为期一年的交强险和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不计免赔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于2018年10月27日零时起在被告平安公司投保了为期一年的交强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不计免赔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及10000元的车上人员险（司机）和87996.8元的车损险，经庭审质证，以上保险均为有效保险。上述事实，有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的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受害人左某的工作证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余江县邓埠镇马鞍社区居民委员会及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动产权证、拖车费发票、维修费发票、肇事机动车的行驶证及驾驶证，被告人保公司及平安公司的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保单、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对于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某系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被保险人；二、对于左某因死亡而发生的合理损失，平安公司作为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保险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存在安全隐患，被告人保公司是否可以免除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四、关于被告人保公司要求本次事故责任按3/7划分的问题；五、关于受害人残疾赔偿金适用标准问题。一、对于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某系属于“第三者”还是属于被保险人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责任保险制度下的“第三者”和被保险人的概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可见，“第三者”的范围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之外的受害人。将“本车人员”与“被保险人”并列使用则意味着被保险人并非一定是本车人员，也有可能是车外人员、车下人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二）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可见，被保险人可能是投保人（自身就是驾驶人），也可能是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被保险人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才能最终确定。其次，需要明确责任保险成立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即必须以作为责任保险事故基础的侵权法律关系成立为前提，若侵权关系不成立，则责任保险自然不成立。“第三者”的界定自然亦就应当以被保险人是否对其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标准。因此，本车的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不能向本车的保险人请求赔偿，即“自己赔自己”，否则就违反了责任保险的最基本原则，而只能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向对方车辆的保险人主张赔偿。本案中，左某作为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第三者”向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的保险人人保公司主张赔偿具有法律依据。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左某驾驶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事故发生地点，左某系该车辆的合法驾驶人亦没有任何争议。关键是左某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下车后，是否仍属于该车辆的驾驶人，左某是否因物理空间的变化而由驾驶人转化为“第三者”，是本案双方的争议点。一审法院认为，机动车驾驶人并不能仅限于手扶方向盘的操控人，而是泛指对上路的机动车具有交通事故风险控制义务的人。正是基于为了减少驾驶人的赔偿风险，同时为了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救济目的，才出现了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虽然左某在高速路上，途中临时下车，但该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左某，而非其他任何人。左某违法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未设置警示标志，且左某下车亦站在应急车道内，左某的上述行为已经将车辆及自身均置于危险之中，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这种因果关系不因左某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此时左某是否在车内，均不能改变左某的驾驶人身份。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所以认定左某负事故次要责任，也正是基于左某作为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人违章停车而作出的认定。显然，对于本车而言，左某就是侵权人，也是被保险人。综上，对于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左某系驾驶人，属于被保险人，并非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二、关于平安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需要结合法律、司法解释及保险合同的约定来确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当事人的过错责任区别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确定的是赔偿责任主体，明确的赔偿次序是交强险、商业险和侵权责任人。其次，从文字内容解释，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是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是“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而非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保险合同约定险种不止“商业三者险”一项，上述文字表述的差别也能体现司法解释的本意。本案中，虽然左某并非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平安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亦不承担商业三者险项下的赔偿责任，但左某系投保车辆的驾驶人，故平安公司应当按照商业保险合同的约定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被告人保公司辩称肇事车辆经检验，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免除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问题。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免责条款部分第二十四条规定，发生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该条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于该免责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醒，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明确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人保公司应就免责条款已向投保人提示明确说明举证，但被告人保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保险条款及投保单，未向本庭提交其已就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证据，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合同中，有关发生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并不产生效力，故被告人保公司的应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四、关于被告人保公司要求本次事故责任按3/7划分的问题。被告刘超峰过度疲劳仍在高速公路上驾驶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其社会危害性非常大，按事故责任划分应承担80%的主要赔偿责任，因其驾驶的肇事机动车依法投保了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故其赔偿责任应由被告人保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全额承担，但应预留剩余伤者的赔偿份额，一审法院根据本起事故的实际情况，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费项下先使用赔偿限额60000元（其余部分预留），余额部分由被告人保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按80%责任比例承担，超出部分由被告刘超峰自行按责任比例承担，被告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受害人左某按事故责任划分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作为其继承人应自担20%的损失，由平安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司机责任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五、关于受害人残疾赔偿金适用标准问题，原告提供了受害人左某的工作证明、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余江县邓埠镇马鞍社区居民委员会、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其身故前自2004年1月起系鹰潭市余江区杨溪乡人民政府的聘用工作人员，自2016年12月起与长女左阿琴共同居住城镇，故其死亡赔偿金应适用城镇标准。综上所述，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的近亲属因交通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导致死亡，其合法的诉讼请求包括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事的误工费、办理丧事的交通费等费用。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符合客观实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676380元（33819元/年×20年）、丧葬费31534.5元、车辆维修费3828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告诉请的办理丧事的误工费10000元和办理丧事的交通费10000元，鉴于受害人左某系在外地出车祸，在异地死亡，增加了受害人的家属办理丧事的时间和费用，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办理丧事的误工费为8000元、办理丧事的交通费为8000元；原告诉请的拖车费1260元，原告提供了正式发票，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予以认定；原告诉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因原告已撤回，属自行处分自身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各项损失共计62000元（包括部分丧葬费31534.5元、办理丧事的误工费8000元、办理丧事的交通费8000元、部分死亡赔偿金12465.5元、拖车费1260元、部分维修费740元，以上合计62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款汇：左阿琴，开户行：中国银行余江支行，账号：62×××72）；二、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各项损失共计533602元（包括剩余死亡赔偿金663914.5元、剩余维修费3088元，以上合计667002.5元的80%计533602元）。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款汇：左阿琴，开户行：中国银行余江支行，账号：62×××72）；三、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款汇：左阿琴，开户行：中国银行余江支行，账号：62×××72）；四、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鹰潭中心支公司在车辆损失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各项损失共计617.6元（剩余维修费3088元的20%计617.6元）。限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付清（款汇：左阿琴，开户行：中国银行余江支行，账号：62×××72）；五、驳回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0元，减半收取5815元，由被告刘超峰、周口市远大物流集团东运汽贸有限公司负担4652元，由原告左细娥、左阿琴、左波琴负担1163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左某是否属于赣Ｌ×××××号车辆的第三者，车辆的保险公司被上诉人平安公司是否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中，左某作为赣Ｌ×××××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人，对驾驶的机动车具有实际控制能力，其虽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内并下车，但该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人仍然是左某，而非其他任何人，左某的驾驶人身份不因其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左某作为本车的驾驶人，且是被保险人，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其发生事故时虽在车外，但其身份并不发生转化，即不能转化为本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同时，左某违法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未设置警示标志，且左某下车亦站在应急车道内，故左某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显然，对于本车而言，左某就是侵权人，也是被保险人，若再认定左某属于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则形成“自己对自己主张赔偿”的悖论。综上，对于赣Ｌ×××××号车辆，左某系驾驶人，属于被保险人，并非本车责任保险的第三者，被上诉人平安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亦不承担商业三者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左某并非本车赣Ｌ×××××号车辆的第三者，并认定被上诉人平安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亦不承担商业三者险项下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人保公司主张受害人左某属于赣Ｌ×××××车的第三者，由被上诉人平安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损害赔偿责任比例的确定问题。案涉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刘超峰负事故主要责任，左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陈巧玲不负事故责任。综合交通事故认定书分析的事故形成原因及过错程度，结合刘超峰驾驶的豫Ｐ×××××/豫Ｐ×××××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存在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安全隐患，以及本案交通事故导致左某当场死亡的后果，原审法院确定刘超峰承担80%的责任，左某承担20%的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分配比例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人保公司在超出交强险限额范围之外，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按80%责任比例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人保公司关于在超出交强险限额之外，主要责任按照7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人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7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 彬审判员 毛丽丽审判员 杜依霖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徐海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