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33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观海中路111号。法定代表人：杨树枝，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赟，男，系公司法务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黄洞玉泉工业区。法定代表人：陈刚，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双盛，男，系公司法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睿，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F405-1。法定代表人：苗小龙，经理。上诉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华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振华公司）、原审被告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18）鲁1082民初6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荣成华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律师费及诉讼费由东莞振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怠于行使监督责任，未能对案涉电池质量进行鉴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申请对东莞振华公司提供的产品进行质量鉴定，一审法院批准并委托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进行鉴定，但该检测机构在没有国家收费标准的情况下，认定案涉电池质量的鉴定费为79万元，经荣成华泰公司咨询多家该类鉴定机构，该种鉴定收费均不超过20万元。荣成华泰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对鉴定机构的收费数额进行监督干预，但一审法院以鉴定机构系双方当事人选定、应自行协商为由，予以拒绝，致使鉴定工作未完成，案件事实未查清。2.一审判决引用未生效判决内容，从而得出错误结论。一审判决所引用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174号民事判决，该案正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中，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属于待定事实，因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华泰集团应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华泰集团不是案涉合同的签约和履约主体，荣成华泰公司与华泰集团在财务、业务、人员等方面均各自独立，未发生混同，也不存在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过度控制导致其不独立，丧失法人独立地位，损害东莞振华公司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东莞振华公司辩称，1.荣成华泰公司此前已经认可东莞振华公司交付的电池质量合格。荣成华泰公司零部件试桩报告证明荣成华泰公司对东莞振华公司交付的电池进行试桩检测，检测结果为质量合格，荣成华泰公司不付款的真实原因是其无力偿还债务，在涉及荣成华泰公司的其它诉讼案件中，其也以质量异议恶意拖延付款。退一步讲，即便东莞振华公司所供应电池存在质量问题，荣成华泰公司未按期足额缴纳鉴定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的争议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荣成华泰公司不能证明东莞振华公司电池质量不合格，一审法院认定东莞振华公司所供应电池符合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判决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华泰集团并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荣成华泰公司无权对华泰集团承担责任部分提起上诉，故华泰集团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原审被告华泰集团未陈述意见。东莞振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支付原告东莞振华公司货款人民币15206960元；2.荣成华泰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520696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9日起至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3.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东莞振华公司系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电动汽车所用电池包系统的供货商。2017年3月31日，原告东莞振华公司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首次签订《新产品价格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荣成华泰公司供应产品代号为21011000R00A的电池包系统，单件含税价1650元/KWH，单车用量为1套，具体供货的产品名称、批次、数量和交付时间以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相关采购订单为准，原告当月发货检验合格入库后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在检验合格入库后且发票挂账60天内结清全部货款。2017年7月12日，原告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就上述3月31日《新产品价格协议》中产品情况进行了具体约定，内容为：原告为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具体供应产品代号分别为21011000Y00A、21012000Y00A、21011000R00A、21011000Q00A的电池包系统，电量规格分别为19.8KWH、16KWH、22KWH、24KWH，单车用量均为1套，单件含税价仍为1650元/KWH，单台含税含模具摊销价格分别为32670元、26400元、36300元、39600元。2017年9月15日，在被告华泰集团驻地，华泰集团采购中心供应商开发管理部总监汪勇、供应商开发中心开发工程师贾同与原告方代表李树军，就瑞驰车型动力电池规划问题召开了会议，并形成了《华泰汽车集团会议纪要》，载明：一、东莞振华公司所供EV160（瑞驰项目）动力电池产品价格由目前1650元/度调整为1580元/度，从10月份订单开始执行，到2017年12月份止；二、东莞振华公司9月份动力电池订单全部装车合格后，执行将东莞振华公司配套EV160（瑞驰项目）供货比例由10%调整为30%；三、双方其他商务条款不变。2017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在上述《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补充协议（二）》，将原告的供应产品变更为产品代号21011000Y00、21012000Y00的电池包系统，单件含税价均变更为1580元/KWH，单台含税含模具摊销价格分别变更为31284元、25280元。自2017年3月31日首次签订价格协议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分别于2017年4月17日向原告发出采购订单，购买电量为19.8KWH电池包2套进行前期测试；于2017年7月20日向原告发出采购订单，购买电量为16KWH电池包2套进行前期测试。该两次前期测试的采购订单均由被告华泰集团的采购工程师温景钊、技术工程师王旭宁以及华泰集团开发部门主管领导张学军或汪勇签字出具，测试的相关问题系与华泰集团供应商开发中心开发工程师贾同进行电邮联系。测试合格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开始向原告陆续定购电池包，交易情况如下：2017年7月20日，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向原告定购电池包5套（电量均为19.8KWH），原告通过跨越物流公司于2017年7月22日交货。2017年9月4日，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向原告定购电池包160套（包括电量19.8KWH的60套,电量16KWH的100套）。被告荣成华泰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通过电邮将2017年9月4日采购订单中电量19.8KWH的数量由60套更改为40套。原告于2017年9月23日、25日、10月13日分3批通过跨越物流公司共计交货140套。2017年10月24日，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向原告定购电池包435套（电量均为16KWH）。原告于2017年11月3日、11月14日、11月21日分3批通过跨越物流公司共计交货435套。此后双方再未发生交易。2017年10月27日，双方工作人员通过电邮确认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检验入库原告电池包584套，其中包含用于测试的电池包4套，同时就发票开具情况进行了约定。后原告按被告荣成华泰公司要求开具并交付了584套电池包的所有发票，其中最后一张发票于2017年12月21日开具。经查实，原告出具给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的584套电池包所对应发票金额合计为15206960元。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对原告主张的诉前发票已全部交付情况予以认可，但主张其财务显示欠款金额为15205087元，与原告诉请供货金额15206960元相差873元。庭审中被告未举证证实该差额873元实际存在以及存在的合理性。2018年6月21日，原告通过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向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发出催款函，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收悉后未予答复，也未支付货款。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主要争议在于原告提供的电池包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被告荣成华泰公司以华泰汽车质量管理中心出具的质量分析报告为据，主张原告提供电池包不符合国家规定以及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本次起诉前被告从未提出过质量问题，但即使出现质量问题，也属于售后服务事宜，涉及的仅是原告承担保修责任问题，不能因此说明原告提供的电池包普遍不符合质量要求。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原告的电池包进行质量鉴定。一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荣成华泰公司的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委托双方一致认可的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对原告之电池包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以及对故障电池包系统的故障模式进行鉴定。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根据鉴定项目的工作量、技术难度、检测方法等，要求被告荣成华泰公司预交鉴定费用794956元。但经多次催缴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在指定期限内仅缴纳鉴定费20万元，对余款594956元则以鉴定费过高为由一直未付。后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依法将本案鉴定卷宗退回。经查实，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本案起诉前曾向原告提出过质量问题或者索赔要求。另查，双方一致同意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损失自最后一张发票开具日延迟60日后即2018年2月19日起计算。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早已停工停产，目前面临大量供应商高额诉讼及执行，其资产亦被反复轮候查封。又查，荣成华泰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3日，创始股东为华泰集团和荣成市东兴商贸有限公司。2016年1月28日，华泰集团成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2016年7月25日，北京华泰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2016年9月9日，北京瑞祥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2017年2月17日，华泰集团成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2017年8月11日，北京瑞祥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2016年7月25日，荣成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苗小龙变更为杨树枝，2017年2月17日又变更为苗小龙，2017年4月24日又变更为杨树枝。荣成华泰公司现监事为张金。华泰集团成立于2008年5月29日，股份由张宏亮、张秀根两自然人股东持有。法定代表人为苗小龙，监事为张金。华泰汽车官方网站显示，华泰创新管理模式，实施“总部+事业部”模式，实现华泰汽车集团和事业部两级管理，总部作为战略管控中心，事业部为业务运营核心。华泰汽车集团下属职能单位（包括人力行政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经营管理中心、采购管理中心、质量管理中心等十一个部门）、业务单位（包括工程研究总院、营销公司、国际集团公司、鄂尔多斯基地、荣成基地、天津基地）、战略业务单位（天津基地）、单一业务集团（天津基地）、多业务集团（天津基地）。天津华泰成立于2013年3月5日，公司唯一股东为华泰汽车集团（天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苗小龙，监事为张金。鄂尔多斯华泰成立于2006年12月4日，公司唯一股东为华泰集团，法定代表人为苗小龙，监事为张宏亮。再查，2018年10月26日，案外人深圳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克公司）曾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2018）鲁民初174号（以下简称174号）诉讼，要求1.荣成华泰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263439576.80元以及利息19959585.68元；2.荣成华泰公司赔偿比克公司备货损失18778074.56元；3.华泰集团、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对上述两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查，该案案情与本案基本一致，其中比克公司要求华泰集团、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理由与本案原告主张一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174号一审判决，认定：一方面，比克公司与荣成华泰公司进行合作履行涉案相关协议的期间正是华泰集团作为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期间，而华泰集团提供的审计报告等证据不足以说明荣成华泰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华泰集团自己的财产，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华泰集团应当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涉案协议虽然为荣成华泰公司与比克公司签订，但实际操作均由华泰集团掌握，荣成华泰公司在管理经营、对外签订及履行协议、财务上均受华泰集团过度控制，且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监事存在重合，荣成华泰公司实际已丧失独立人格，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的过度控制导致荣成华泰公司丧失法人独立地位，严重损害了比克公司的利益，应当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一、荣成华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比克公司货款261118796元及自2017年3月31日起按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二、华泰集团对第一项判项确定的荣成华泰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比克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相关当事人已提出上诉，目前该案正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签订的《新产品价格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之协议，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包括：一、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欠付原告的货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二、原告供货是否存在不符合国家标准以及双方约定的质量缺陷问题；三、被告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欠付原告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被告签订的《新产品价格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之间的结算方式为原告当月发货检验合格入库后开具17%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在检验合格入库后且发票挂账60天内结清全部货款。现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对原告主张的供货数量、已交付发票情况均予以认可，且原告根据已交付发票记载金额计算出的货款金额15206960元，并无错误。虽被告荣成华泰公司以其财务显示欠款金额与原告诉请供货金额15206960元相差873元即为15205087元为由提出异议，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异议成立。结合原告最后一张发票于2017年12月21日开具以及被告对诉前原告已交付全部发票事实的认可，可以认定目前原告供货金额15206960元的付款条件已成就，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应当承担及时给付义务。对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准，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计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参照上述规定，原告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未超出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一致同意逾期付款利息自最后一张发票开具日延迟60日后即2018年2月19日起算，故原告主张以1520696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9日起至被告荣成华泰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被告以原告提供电池包无法达到国家标准及合同约定质量要求为由反驳原告的付款请求，在原告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对其反驳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申请质量鉴定，一审法院经审查亦对其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委托双方一致认可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被告经一审法院通知后未在指定期限内缴齐鉴定费用，导致鉴定卷宗退回。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之规定，应当认定被告提出的原告供货不符合国家标准及约定质量要求之主张不成立。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在合理期间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本案中无证据证实双方约定了检验期间，而自荣成华泰公司最后一次收货日期2017年11月21日起，截至原告起诉前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合理期限。现被告荣成华泰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本案起诉前曾向原告提出过质量问题或者索赔要求，且原告供货在荣成华泰公司批量定购前经测试均已合格。依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条“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被告荣成华泰公司以原告供货存在质量缺陷为由进行抗辩，依法不应予以采纳。据此，应当认定原告提供的电池包产品符合约定的质量要求，即使个别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亦应通过保修索赔程序进行处理。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2016年1月28日至7月25日和2017年2月17日至8月11日，被告华泰集团系荣成华泰公司唯一股东。原告与荣成华泰公司正是于上述时间段内签订协议开始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华泰集团作为双方合作时荣成华泰公司的一人股东，依法负有将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独立的义务，这是法律承认一人有限公司独立人格、赋予股东有限责任的前提条件，而提供公司账册并就股东与公司之间款项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是股东证明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主要方式。本案中被告华泰集团既未出庭抗辩，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财产独立于荣成华泰公司财产，故应当视为其自动放弃抗辩权利。此外，从本案相关证据来看，首先，在管理模式上，华泰实施“总部+事业部”模式，总部作为战略管控中心，事业部为业务运营核心，荣成华泰公司即系华泰集团的业务单位。其次，在履行涉案协议的前期测试问题上，系华泰集团供应商开发中心开发工程师贾同与原告进行电邮联系，两次前期测试的采购订单也系由被告华泰集团的采购工程师温景钊、技术工程师王旭宁以及华泰集团开发部门主管领导张学军或汪勇签字出具；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就瑞驰车型动力电池规划问题，双方系在被告华泰集团驻地，由华泰集团采购中心供应商开发管理部总监汪勇、供应商开发中心开发工程师贾同，与原告方代表李树军召开会议确定并形成《华泰汽车集团会议纪要》，荣成华泰公司也据此与原告签订了《补充协议（二）》。再次，在公司相关人员上，苗小龙既是华泰集团法定代表人，也于原告与荣成华泰公司开始合作时担任过荣成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两公司的监事也均为张金。结合以上分析，案涉协议虽然系原告与荣成华泰公司签订，但实际操作均由华泰集团掌握，荣成华泰公司在管理经营、对外履行协议等事宜上均受华泰集团过度控制，且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监事存在重合，荣成华泰公司实际已丧失法人独立人格，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被告华泰集团应当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被告华泰集团既不能证明被告荣成华泰公司的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也因对荣成华泰公司的过度控制导致荣成华泰公司丧失法人独立人格，严重损害原告公司利益。原告要求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欠付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原告之诉请，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池包货款152069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20696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二、被告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5735元，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预交鉴定费20万元，由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材料，证明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乱收费，荣成华泰公司多次向一审法院反映，一审法院未尽到监督责任，致使鉴定没有完成，导致案件事实没有查清；2.荣成华泰公司在另外案件中所提交的有关鉴定材料，该鉴定与本案的鉴定项目一致，但鉴定费用仅为20万元，证实本案选中的鉴定机构存在乱收费现象；3.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明一审判决引用的判决并未生效。经质证，被上诉人东莞振华公司认为，关于更换鉴定机构的申请书，系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核实。案涉鉴定机构系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选定，程序合法，收费合理。关于本案鉴定费用一审法院在缴纳鉴定费用通知书中已明确，并告知荣成华泰公司在指定期限内不能支付鉴定费用的风险，荣成华泰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缴费，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荣成华泰公司提交的另案鉴定材料真实性无法确定，且与本案无关，即便该证据是真实的，该鉴定也不是司法鉴定，其收费不具有参考性；对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真实性无异议，但一审判决在说理部分并未援引未生效的判决。原审被告华泰集团未发表质证意见。对于荣成华泰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二审审理查明：2019年8月19日，一审法院向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做询问笔录一份，在该笔录中告知其法院不予更换鉴定机构的原因，并要求其按时交纳鉴定费用。同日，一审法院向荣成华泰公司送达交纳鉴定费通知书，告知其不更换鉴定机构的原因及不按时交纳费用的不利法律后果。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荣成华泰公司支付东莞振华公司电池包款项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华泰集团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怠于行使监督职责，未能对案涉电池包质量进行鉴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接受荣成华泰公司的鉴定申请，并按法定流程选择荣成华泰公司、东莞振华公司均认可的鉴定机构，荣成华泰公司主张鉴定费用过高向一审法院申请更换鉴定机构，一审法院收到其更换鉴定机构的申请后，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经合议后决定不更换鉴定机构，并将该决定形成的原因告知荣成华泰公司，该过程亦形成笔录记录在卷。一审法院亦向荣成华泰公司送达交纳鉴定费通知书，该通知书中明确告知其不按时交纳鉴定费用的不利后果。但经一审法院催缴后，荣成华泰公司仍未在指定期限内足额缴齐鉴定费用，导致鉴定卷宗退回，鉴定无法完成。一审法院在荣成华泰公司鉴定申请过程中依法定流程办理，行为并无不当，荣成华泰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怠于行使职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荣成华泰公司虽主张案涉鉴定机构收费过高，二审中提交本案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及另案鉴定材料为证，但仅凭该两份证据无法证实其主张，对两份证据依法不予采纳。荣成华泰公司主张案涉电池包质量不合格，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且荣成华泰公司零部件试桩报告证明其已对东莞振华公司交付的电池进行试桩检测，检测结果为质量合格。荣成华泰公司申请对电池包质量进行检测，又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交付鉴定费用，因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荣成华泰公司支付东莞振华公司尚欠电池包货款及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其次，华泰集团系本案原审被告，一审判决后，其并未就本案判决提出上诉，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所判定权利义务承担的认可。现上诉人荣成华泰公司主张华泰集团不应承担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并主张一审法院引用未生效的判决内容得出错误判决，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证据，综合认定荣成华泰公司在管理经营、对外履行协议等事宜上均受华泰集团过度控制，且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监事存在重合，华泰集团不能证实荣成华泰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身财产，荣成华泰公司已实际丧失法人独立人格，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判令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未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初174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判决依据，因此荣成华泰公司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华泰集团对荣成华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735元，由上诉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苏丽杰审判员  刘志敏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薛淑娴书记员岳丛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