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7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军，男，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宵，浙江弘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婉珍，女，193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民，杭州市下城区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静，女，197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原审第三人李萍，女，1958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李建军因与被上诉人陆婉珍、李静，原审第三人李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陆婉珍与案外人李双玉系夫妻，婚后育有子女三人，即李建军、李静、李萍。涉案翠苑房屋系由相关单位根据案外人李双玉职级建造，并于1998年起分配其居住。2005年，李双玉去世。2006年10月26日，陆婉珍参加房改，购买了涉案翠苑房屋，支付购房款120410.7元。在计算涉案翠苑房屋的房屋价款折扣时，使用了案外人李双玉的工龄。2007年1月8日，涉案翠苑房屋所有权登记于陆婉珍名下。2017年6月14日，陆婉珍与李静签订《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陆婉珍将涉案翠苑房屋作价5万元出售给李静。同日，涉案翠苑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李静名下。 李建军原审诉讼请求：确认陆婉珍与李静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7转让0463518）无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即为涉案翠苑房屋是否属于陆婉珍与李双玉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在购买涉案翠苑房屋时，确实使用了已故的李双玉的工龄，但无论是使用已故配偶的工龄还是购房面积考虑了已故配偶的职级因素均在法律上无法直接等同于为已故配偶创设房屋所有权。上述因素在陆婉珍购房中体现了一定的财产利益，但无法导致诉争房屋所有权为陆婉珍与李双玉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后果，故涉案翠苑房屋系陆婉珍的个人财产，陆婉珍对该房屋享有完全处分权，因此李建军以陆婉珍无权处分涉案房屋为由要求确认陆婉珍与李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建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0元，由李建军负担。 宣判后，李建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提出：被上诉人陆婉珍购买的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四区26幢1单元102室的房屋是用上诉人的父亲李双玉与陆婉珍的共同财产购入。当时法庭调查已经明确以下事实：李双玉的遗产包括现金没有进行分割，一审判决中原审第三人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纯属诱导性推测，原审第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的身体及面子，被推断为同意而无法拒绝的后果。可是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回避了讼争房产是用陆婉珍与李双玉的共同财产购买的事实。上诉人在收到一审判决后，去了杭州干休所调查，发现陆婉珍在购买讼争房产前，从干休所领取了李双玉6个月工资，显然这笔钱直接用于购买讼争房产。李双玉是离休干部，待遇不会很差，有一定的存款合情合理，且陆婉珍名下财产的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为：“职级因素均在法律上无法直接等同于为已故配偶创设房屋所有权”，上诉人认为这不等于共同财产购买的因素也在法律上无法直接等同于为已故配偶创设房屋所有权。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婚姻法的规定，案涉房屋系杭州市军安办根据李双玉本人的职级建造的，该房屋的使用权本质上是一种福利分房，是工作单位给员工李双玉的一种福利，因此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物权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该予以支持。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证据能够证明该房屋实际上是李双玉和陆婉珍的夫妻共同财产。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被上诉人陆婉珍与李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陆婉珍辩称：1.上诉人主张一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其认为是带有诱导性的推测。一审期间是有全程录音录像的，原审第三人的陈述是有视频为证的，当时被上诉人代理人并无诱导性地询问原审第三人，询问原审第三人是否在父亲去世后向单位写了信件，当时原审第三人作出回答。陆婉珍也在现场，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在李双玉去世前，家庭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其医疗费是无法得到报销的。李双玉及陆婉珍是没有家庭财产可以购买案涉房屋的，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正确。2.李双玉去世后取得6个月的工资，该金额是部队给予死者家属的补贴，这个钱不是陆婉珍拿的，是上诉人拿的。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本人背着家人拿走了12400元（6个月的生活补助费），而其在二审期间认为房屋的价钱中包括了该钱款，这是不成立的。无论依据婚姻法还是物权法，上诉人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李静辩称：根据2004年军人优抚待遇，父亲李双玉去世后，家属是有优先购买房屋的权利的。这是母亲陆婉珍享有的权利，子女是不享有的。李双玉去世后，家庭经济状况很差，李萍拿出8万元给父亲看病，是近几年才还给李萍的，购买房屋也向李萍借了4万元。陆婉珍连洗衣板都买不起，一个人如果拿了1万余元的费用，则不可能连洗衣板都买不起。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李萍述称：父亲住院当时，家庭经济状况紧张，李萍与父亲是同一个部队的。李萍当时给济南军区、部队写了很多的信，申请拨医疗费过来，这些事项是李萍与部队沟通的，均是事实。对母亲陆婉珍对其财产的分配没有意见，这些财产都是母亲的。认可一审法院的观点。 上诉人李建军向本院提供证明1份，欲证明李双玉2006年1月至6月的工资为12420元。在李双玉生前，其收入更高。李双玉的家庭不可能像被上诉人陈述的家庭经济状况困难。李双玉是第一代的飞行员，其福利待遇是很好的。因陆婉珍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交钱等事项都是委托上诉人进行的，包括支付房屋价款。案涉12420元工资是上诉人领取后，交给了陆婉珍。 经质证，被上诉人陆婉珍认为该钱款12420元不是工资，是补助，是在李双玉死亡后补发的，是给死者家属的。被上诉人李静认为该款项在军人优抚待遇具体意见中是有依据的。根据部队相关人员的反馈，该款项就是抚恤金的性质，是给遗属的，不是工资。原审第三人李萍认为父亲生前患有多种疾病，父亲的钱基本都是用在看病上。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陆婉珍提供如下证据： 1.证明1份，欲证明根据组织规定，军队离退休干部去世后，从去世的次月起给其遗属继续发六个月的离退休干部生前离退休费，所发放的12420元不是李双玉的工资，而是给遗属陆婉珍的补助。 2.2006年1月离休干部工资发放表一份，欲证明上诉人领取了12420元款项。 经质证，上诉人李建军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未持异议，合法性存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中前后内容有矛盾，其中有称工资，又说是离退休费。对证据2的三性未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款项是上诉人李建军受陆婉珍的委托去领取的，但不能证明李建军没有支付给陆婉珍，实际上该款项李建军已经给了陆婉珍。被上诉人李静质证称：母亲陆婉珍从来没有向李静和李萍说起过这个事情，陆婉珍还抱怨说李双玉去世的当月工资部队都没有发，父亲刚到杭州就去世了。如果母亲陆婉珍拿到了李双玉去世6个月之后的钱，其不可能还纠结去世当月的工资。对被上诉人陆婉珍提交的证据认可，该款项就是李建军拿的。原审第三人李萍对被上诉人陆婉珍提交的证据未持异议。本院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李静、原审第三人李萍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杭州市西湖区翠苑四区26幢1单元102室房屋是否为陆婉珍与李双玉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原系相关单位根据李双玉的职级建造，并于1998年起即分配其居住，由陆婉珍在李双玉去世后参加房改取得所有权。该房屋源于福利分房，而公有住房的承租、房改制度具有极强的福利属性，与合同法中的租赁及商品房买卖具有明显的区别。房改房的购买虽系国家根据职工的工龄、职务、工资等多种因素给予职工在计算购房价格上的一种政策性优惠福利，但与职工的身份紧密相关，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财产性权益。根据我国房改政策，房改申购资格并不因职工一方死亡而丧失，在职工死亡后，该项财产性权益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将原有的福利形态转化为物权，死亡职工的工龄等优惠已体现在公房出售价格中。综上理由，案涉房屋应认定为陆婉珍与李双玉的夫妻共同财产。陆婉珍未经李双玉的继承人李建军同意，将该房屋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转让给李静，侵犯了李建军的继承权，案涉房屋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李建军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陆婉珍与李静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7转让0463518）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陆婉珍、李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陆婉珍、李静负担。陆婉珍、李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李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志军 审判员  韩 昱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法官助理潘云斌 书记员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