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81545号原告：杨乔基，男，1949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上海市临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085号C座401室。负责人：陈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余萍，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素玲，上海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乔基与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余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乔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人民币42,300元，牵引费300元及评估费1,46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8日12时43分许，原告之子杨易驾驶原告所有的牌照为苏AXXXXX小轿车行驶至华夏高架bwp0086约5米时，适逢案外人周某某驾驶牌号为闽D8XXXX小轿车行驶至此，两车发生碰撞，原告车辆发生损坏。交警部门认定杨易负事故全责。原告遂向被告报案并要求理赔，遭拒。嗣后，原告为明确具体损失，特委托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对该车的维修费用进行评估，评估修理费为42,300元。涉案车辆已经过评估产生评估费1,460元，为牵引上述事故车辆发生牵引费300元。原告认为，网络拼车的性质是合乘行为，驾驶人只是在上下班途中进行拼车，不以盈利为目的，被告应当依约予以理赔。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辩称，首先，原告投保的是家庭自用汽车商业险，但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用于嘀嗒拼车软件运营，且涉案车辆在此之前也有过同样的运营行为，故被告对本次事故不予理赔。其次，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保险风险增加，被保险人需要通知保险人，但是原告没有通知被告，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交强险、商业险保单、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保险合同关系、车辆驾驶员和车辆的资格、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认定；证据2、物损评估意见书、事故车辆堪估表、照片、评估费发票、牵引费发票及作业单，证明车辆修理费损失、事故产生的评估费、牵引费金额；证据3、杨易的拼车接单记录，证明杨易在嘀嗒拼车平台接单的路线、收入均不能认定为营运性质；证据4、聘用书、劳动手册、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在事故发生时，杨易有正当职业，不可能从事专职网约车接单；证据5、情况说明、修理公司的营业执照、证人证言，证明涉案车辆已经过维修，修理费用已支付。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驾驶证认为不完整，对证据1中的其余证据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没有收到维修费发票，评估费不是保险赔付范围，牵引费发票是定额发票，有异议；对证据3认为杨易每次订单都有盈利，且每次路线、乘客是不固定的，且原告会有绕路接单的情况，原告提供的订单不完整；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无法反映接单时间是属于上下班途中；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如果有实际维修和支出应当有相应凭证，情况说明无法反映修理费的实际支出，对证人证言认为不能证明修理费的金额。被告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保单抄件两份，证明原告投保车辆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不是营运用车；证据2、《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营业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证明两者的区别，《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第二条对家庭自用汽车进行了定义，且第十六条第二款约定，从事营业运输导致风险增加的，应该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该约定符合《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证据3、调查报告及附件，证明事发时，杨易在从事嘀嗒拼车接单业务，从“我的订单”中可以反映杨易一直在从事嘀嗒拼车业务；证据4、汽车之家论坛截图，证明2015年12月15日上海市交通委对擅自运营拼车行为进行处罚；证据5、2015年8月28日新闻报道，证明类似的拼车行为会被处罚；证据6、保监会官网截图，证明2015年8月13日保监会发布的风险提示，家用自车用于有偿运营的保险公司可依法拒赔；证据7、《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许可事项办理流程》，证明目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需满足的相关条件，拼车必须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原告在事发时从事的网约车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证据8、嘀嗒拼车官网截屏，证明嘀嗒拼车平台为拼车车主和乘客统一购买了公众责任险，原告购买的家用车险种不能适用于拼车。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相关免责条款并未告知原告，该条款无效，同时被告也没有对“显著增加风险”的标准进行举证和说明；对证据3认为公估公司系被告单方面委托，是类似于私家侦探的调查，在现有法律规定下，系非法的，对附件中该两份谈话笔录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4、5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4-6是产生的时间在2015年，根据2016年12月21日上海市发布的相关规定，网络拼车作为合乘车，不属于经营性客运活动，保险公司应当予以理赔，被告以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来拒赔依据不足；对证据7认为上述规定均是本案事故发生后出台的，事故发生时并没有相关规定，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的规定，合乘不属于经营行为；对证据8认为嘀嗒拼车平台确实购买了公众责任险，但这针对的是乘客人伤的保险，与本案财产保险无关，被告不能以此拒赔。审理中，原告申请证人麻某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将修理费支付给了修理厂，维修费金额系根据评估报告确定。证人麻某某陈述：其是修理厂员工，涉案车辆是在其修理厂修理的，保险公司来修理厂看车辆后拒赔，后车主委托评估公司进行评估，评估公司评估后，车辆根据评估报告进行修理。对于麻某某的证人证言，原告无异议；被告认为，证人只是普通员工，实际支付了多少修理费应该不清楚，应当以支付凭证为准。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8日，原告为其所有的牌号为苏AXXXXX的荣威CSA7181TDMB轿车向被告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险人为原告，保单上载明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个人”，保险期限均为自2016年4月1日零时至2017年3月31日24时，交强险下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商业险下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14,843元，同时投保了不计免陪特约险，其中商业险基本条款类别为：机动车辆保险家用车车险条款。2016年5月8日12时43分许，原告之子杨易驾驶上述车辆行驶至华夏高架唐黄路出口处不慎与案外人周某某驾驶的车牌号为闽D8XXXX的车辆发生碰撞，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易负全责，周某某不负责任。原告为此次事故承担牵引费用300元。后原告向被告报案，被告查勘后一直未出具定损意见。2016年9月18日，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接受委托对原告车损进行了评估，结论为涉案车辆物损的维修费用为42,300元，并产生评估费用1,460元。原告车辆经上海乐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修复，原告向上海乐铭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支付修理费42,300元。另查明，事故发生时正值杨易上班途中，杨易家住上海市嘉定区吴杨东路333弄，上班地点在浦东迪士尼乐园。当时其正使用嘀嗒拼车平台“1+1拼车模式”接受拼车订单，其搭载了两名拼车乘客，一名乘客“hong”搭乘起始点为从上海市普陀区金汤路353弄小区到浦东国际机场，另一名乘客“郑先生”搭乘起始点从上海市普陀区光新大楼到浦东国际机场，驾驶人杨易因搭载两名拼车乘客实际通过嘀嗒拼车平台取得拼车收入94元。被告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显示，与杨易的谈话笔录中，调查员在向杨易询问事故经过时，杨易陈述：“2016年5月8日我上中班(下午14时上班)，我从家里大概10时45分左右从家里出发……”；与乘客“郑先生”的谈话笔录中，调查员在向“郑先生”询问事故经过时，“郑先生”陈述：“2016年5月8日11时15分左右我在光新路中山北路上了杨的车苏AXXXXX，是通过嘀嗒拼车发布的信息，是5月7日晚22时左右发布的……”；附件中“我的订单”中显示有一单5月8日“阿东”乘客的订单，出发时间为“23：40”，路线为从“浦东机场”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订单状态显示为“已取消”；另有一单5月7日“无名”乘客的订单，出发时间为“23：55”，路线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嘉福汇商务广场”，订单状态显示为“已评价”。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是否属于运营行为，有无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此，原告认为，合乘行为没有违反民事法律规定，也未违背社会公德，反而减轻了出行负担，杨易本人有本职工作，并不以营运车辆为目的，合乘收费明显低于出租车、专车的收费，合乘路线也没有增加危险程度，原告从事网络拼车不属于运营行为；被告则认为，杨易的行为让涉案车辆长时间处于高风险状态，事故发生时存在绕道，绕道增加了运营的风险，原告拼车获取收益属于营运行为。涉案车辆从事网络拼车实际上是私人小客车合乘的一种形式，私人小客车合乘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从公共交通发展的角度来看，私人小客车合乘既可以分摊部分出行成本，又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城市污染，符合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也是政府鼓励规范发展的行为。对于本案争议焦点的认定，本院分述如下：首先，从合乘时间来看，原告主张事故发生在驾驶人上班过程中，被告则认为事故发生日，即2016年5月8日系周日，并非工作日，但是原告在浦东迪士尼乐园上班，从该服务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周末上班具有合理性，且被告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中“我的订单”显示，除了涉案两单拼车订单以外，2016年5月8日“23：40”也有一单拼车订单，订单路线为从“浦东机场”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但该订单为“已取消”状态。同时，2016年5月7日为周六，被告提供的《调查报告》附件中“我的订单”显示“23：55”有一单拼车订单，订单状态显示为“已评价”，路线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嘉福汇商务广场”，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2016年5月7日原告在下班途中也有拼车订单存在，如果本案事故没有发生，2016年5月8日晚原告也在下班途中预约了拼车订单，因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不得不取消，结合上述订单的时间、路线等信息，本院认为原告周末上班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并非上下班途中接单或者原告通过拼车进行非法运营，本院认定涉案合乘时间发生于驾驶人上下班途中。其次，从合乘收费的性质来看，涉案合乘是一种有偿合乘形式，但有偿合乘与盈利性收费不同，本案驾驶人上下班路程约为五十多公里，按照营运汽车的收费标准约为两百多元，涉案驾驶人的拼车收入为94元，该费用明显低于出租车等盈利性收费标准，结合汽油费、车辆折旧费、驾驶员人力成本等综合因素，驾驶人通过收取一定费用分摊部分出行成本存在一定合理性，因此，合理合乘费用的收取应当认定为补偿性质。此外，驾驶人本人具有正当职业，其仅在上下班途中拼车降低出行成本，主观上不具有盈利目的。最后，从行车路线上来看，涉案两位合乘者的路线处于原告上下班路线的合理区间内，虽然原告上班地点距离合乘目的地尚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本院认为，拼车合理区间的认定与驾驶人上下班总行程距离具有一定相关性，原告家住嘉定，上班地点则在浦东迪斯尼乐园，本身行程相对较长，因搭载两名合乘者行驶的路线是合理路线，被告不能简单地从开车路线的选择上认定拼车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不属于运营行为，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车辆从事网络拼车活动导致涉案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告拒赔理由不成立，应按约予以理赔。对于理赔金额的认定，被告虽然称已将定损结果通知原告，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报案，被告在查勘定损后未出具相应的定损意见，原告委托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对原告受损车辆损失进行评定的行为，系因被告违反了法定义务所造成，故本院认定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证明力，而原告车损亦按此金额予以了修复，故原告的车损应当以上海道路交通事故物损评估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上载明的金额42,300元进行赔付。评估费1,460元，系为确定本案的车损金额产生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被告应予赔付。牵引费300元，系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费用，属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费用，亦应由被告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杨乔基车辆修理费、评估费、牵引费合计44,06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1元，由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陆剑平审 判 员  张巍巍人民陪审员  乐新祥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赵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