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终188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达平，男，汉族，1950年6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许伟成，男，汉族，1957年4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萧焕华（曾用名：肖焕华），男，汉族，1955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新如，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广东法丞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子瑜，男，汉族，1964年7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远青，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周，男，汉族，1984年4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宇平，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海波，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兆光，男，汉族，1958年9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邓兆其，男，汉族，1951年8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刘梦男，男，汉族，1957年8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被告：周礼钟，男，汉族，1952年1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被告：周礼津，男，汉族，1953年12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远青，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谢子瑜因与被上诉人郑周、原审被告周礼津、刘梦男、邓兆光、邓兆其、周礼钟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无需对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和公司）所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的做法违反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导致查明事实不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查明周礼津系恒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一事实，是本案能否公正判决的核心。一审法院应采取相关措施要求核心人员周礼津出庭以及主动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怠于查明案情，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具体表现在：1.2000年3月31日许伟成已与恒和公司股东周礼津签署了《股权转让书》，根据该转让书，许伟成在恒和公司持有11.1386％的股份已全部转让给周礼津，周礼津亦已履行支付股权款的义务，许伟成自2000年3月31日起已不再是恒和公司的股东。许伟成与周礼津的股权转让纠纷已由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719号。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是否需要承担本案的责任必须以该案的审判结果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2.1996年6月21日，萧焕华与周礼津签订的《恒和公司股权转让合约书》约定，萧焕华同意将其在恒和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周礼津。1996年7月3日，周礼津以恒和公司的名义发出《通知》明确载明，“邓兆光先生、邓兆其先生以及萧焕华先生退股份并退出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公司。三人所持有恒和公司的股份全部由周礼津股东承担，且三人股份的权责也由周礼津承担一切责任。退出后恒和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及有关法律责任均与邓兆光先生、邓兆其先生、萧焕华先生无关”。许伟成和萧焕华转让股权给周礼津后已不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不再是恒和公司的股东，依法不参与恒和公司经营，自然没有所谓的健全财务制度、保管账册义务。2002年12月30日恒和公司被吊销时，许伟成、萧焕华也已不是股东身份。郑周主张的债权，在判决后历经执行终结，又转入破产清算，管理人介入是相隔十几年之后的事情。管理人也无法查明账册是何时丢失，导致无法继续清算。许伟成、萧焕华在转让股权后已经不是恒和公司股东，没有参与经营的权利和义务，反而是受让了多个股东（含许伟成、萧焕华、刘梦男、邓兆光、邓兆其）股权的股东周礼津，一直是公司控股股东并参与管理公司的实际经营，周礼津已成为恒和公司的实际控股股东，是恒和公司名副其实的实际控制人。3.根据1994年实施的《公司登记条例》二十四条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需要提供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否则公司无法进行变更。转让股份当时，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已完成配合变更的必要签名手续，恒和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周礼津可以办理变更而未去办理变更，责任不在于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4.周礼津既是法定代表人又因受让多名股东股权之后变成了绝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恒和公司的经营。周礼津对恒和公司的实际操控，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退股后也无法参与恒和公司的经营管理。5.一审法院对周礼津多次未出现均置之不理，也未认定周礼津是实际控制人，但是2019年5月27日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却出示了周礼津对（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的申诉材料。一审法院在能联系到周礼津本人当庭核实该案件所有真实情况的条件下却置之不理，径而判令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对郑周的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不公。6.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恒和公司管理人从工商登记内档资料了解到恒和公司有2项投资，分别为与广州市建筑置业公司（以下简称建筑置业公司）合资经营金桥大酒楼，地址为广州市五羊新村××路××号××大厦×楼以及与南海市里水镇洲村经济联合社联营南海市洲村穗洲电线厂。恒和公司注册资本为202万元，其中180万元用于建筑置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广州市金桥大酒楼有限公司。可见，恒和公司90％的资产投入到了金桥酒楼的日常开支以及运营装修等成本之中。换言之，如果需要对恒和公司进行清算并取回资产，首先需要对金桥酒楼的股权进行评估作价处理，或者将金桥酒楼解散清算。法院也还查明恒和公司有与南海市里水镇洲村经济联合社联营南海市洲村穗洲电线厂的投资。但是，一审法院对恒和公司的上述财产均没有调查，在没有调查清楚恒和公司是否还有财产可以清算的情况下，就认定是恒和公司股东包括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违反了证据规则。一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判决，但根据该规定股东承担本案责任的前提、必要条件是：（1）郑周须证明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2）恒和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客观上无法进行清算；（3）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恒和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造成无法清算有因果关系。同时，清算义务人承担的是一般的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对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主张权利人即郑周承担，郑周没有证据证明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一审理解、适用法律错误。1.《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八十条并没有第（四）项，而一审却加以引用。2.一审法院适用除外原则对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不公。法条依据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3.对于本案讼争债权形成、实现的法律适用，均只能适用于对应当时期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恒和公司依法成立、被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强制执行被终结时，其法律关系为1994年7月1日版《公司法》以及1999年12月25日修正版《公司法》所调整，当时我国法律并无规定企业被吊销时清算义务人未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0年）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确立了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应充分尊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予适用实施在后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等配套的法律法规。4.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依照《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三条的规定，恒和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以公司资产独立对外承担债务，包括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在内各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外承担债务。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已经合法履行其出资义务，且在经营过程中并无任何抽逃出资行为，对恒和公司的利益未构成损害，恒和公司系因其经营不善导致负债，故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无须为恒和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另补充，根据201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结合本案案情分析如下：1.并非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行为，才导致了财产、账册、文件灭失，进而造成无法清算的后果，故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许伟成2000年3月31日已与周礼津签署了《股权转让书》并经一审法院（2019）粤0104民初719号案判决该协议合法有效，萧焕华1996年6月21日已与周礼津签署了《恒和公司股权转让合约书》并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该事实，许伟成、萧焕华均明确证明了没有参与恒和公司的管理，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2.周礼津受让股份后实际控制公司主要财产、账册、文件，袁达平持股比例已经完全不能对抗周礼津作出的任何决策，客观上完全不能实际参与恒和公司的经营管理，周礼津以外的其他股东根本无法知晓恒和公司是否为破产或者清算状态，要求周礼津提供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配合清算根本无法实现，也无法履行相应的清算义务，不能清算并非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导致的，应由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恳请法院调取周礼津出入境记录，其多年长期定居国外，其他股东根本无法与之联系，过错不在于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故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并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3.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公司债权人主张股东承担清算赔偿责任，为债权请求权，属于侵权责任性质，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法定清算事由出现之日的第16日开始起算。恒和公司原债权人建筑置业公司2002年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作出（2002）穗中法执字第004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恒和公司逾期两年有余无办理工商年检手续且无财产可供执行。”原债权人建筑置业公司在2002年就应当知道恒和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及其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侵害了建筑置业公司享有的债权等事实，却未在2002年12月30日恒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满15天的两年内提起诉讼。而直至2018年8月15日才提起涉案诉讼，长达16年，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资料显示，恒和公司2002年被裁定无可供执行财产，2002年底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郑周用极低的价格10万元受让债权，且还没有实际支付，继而又主张高额的债权，在讼争企业严重亏损和被吊销营业执照近20年才提起诉讼，这正是上述重要讲话所提及的“出现了债权人在债权未能实现后将债权转让，受让人在时隔多年，甚至是一、二十年之后，才起诉要求股东承担清算责任的极端个案”情形，明显有悖法律公平和可预见性原则。郑周辩称，不同意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显示本案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周礼津，而其他股东从未参与过经营，故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审理程序也没有瑕疵。2.没有证据显示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已经不是恒和公司的股东。3.恒和公司经破产清算程序确定资不抵债，且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因管理人无法从股东高管手中接管财产账册等重要文件，无法清算的事实已经得到破产法院的确认。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恒和公司无法清算，没有错误。4.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没有任何问题，且根据最新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4条、第15条的规定，在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义务人责任的案件中，股东对于其已经履行清算义务，以及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无法清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应当举证。5.本案审理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判决没有错误。恒和公司在2002年12月30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恒和公司的股东均是清算义务人。然而在之后我国公司法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释陆续颁布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之后，恒和公司的股东均未开展清算工作，其完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的有关行为，或者事件发生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果当时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故本案可以参照适用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确定清算义务人的主体以及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所承担的法律后果。6.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会议纪要第16条，审理本类案件，请求公司股东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期期限，自公司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无法清算之日起开始起算。本案只能从郑周收到破产法院无法清算裁定之日起开始起算。郑周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7.对于没有上诉的邓兆光、邓兆其、刘梦男、周礼钟、周礼津，根据上诉应当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诉讼原则，应当维持原判。谢子瑜辩称，同意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刘梦男述称，同意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周礼钟述称，同意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周礼津述称，同意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谢子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谢子瑜无须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郑周负担。事实与理由：1.从郑周提供的管理人工作报告第二页看，管理人通知的方式得到的结果只是查无此人或上门无人。事实上，谢子瑜以及大部分一审被告彼时均居住在广州市内，但处理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根本没有穷尽一切方法寻找，也从未获取前述主体对于账册的任何陈述，仅简单走访了前述主体的身份证登记住址就草草结案，所谓工作报告的内容均是管理人的主观臆测，毫无事实依据，不能作为财务账册已经灭失的证明。一审法院漏查明该事实。2.不管在恒和公司清算过程中通知前述主体的过程是否合法，但从郑周提供的材料看，只能证明法院没有收到有关材料，同时没有收到材料的理由只是管理人未适当、审慎履行工作义务所致，不应归责于前述主体。没有收到不等于灭失。从本案事实可知，由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礼津长期在国外，周礼津在本案发生前是否已知悉须提交账册的义务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账册是否已灭失的事实，目前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3.关于周礼津是否收到有关通知，依法应当属于郑周的举证范围，一审法院未要求郑周先行就前述有关事实进行举证，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4.谢子瑜从未担任恒和公司以及恒和公司对外投资主体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谢子瑜不属于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谢子瑜属于赔偿义务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郑周辩称，不同意谢子瑜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破产管理人在清算程序中依法向全体股东及高管的法定地址发送了移交通知函，以及附上了相关的法律依据且明确告知了拒不移交的法律后果，这符合清算程序股东在明知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拒不移交相关的财务账册等重要资料，其自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2.关于恒和公司是否存在控制人的问题，从恒和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所有的股东的占比均是一致的，均为11.11%。不存在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说法，相关股东股权转让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股权转让是否实际履行不能确认，股权转让并未实际发生。是否能够对抗外部第三人，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3.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恒和公司的账册、财产以及其他重要的文件全部均由周礼津一人控制和持有。根据恒和公司的各股东股权比例，以及恒和公司章程第13条的规定，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针和投资计划等重大事项，根本不存在恒和公司是被周礼津一人把持的可能性。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述称，同意谢子瑜的上诉意见。谢子瑜、许伟成、袁达平、萧焕华等人都不是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梦男述称，同意谢子瑜的上诉意见。周礼钟述称，同意谢子瑜的上诉意见。周礼津述称，同意谢子瑜的上诉意见。邓兆其、邓兆光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亦未作出陈述。郑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对恒和公司按（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应承担的债务向郑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包括承包费8298095.35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和诉讼费51500元）；2.判令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郑周认为恒和公司在破产程序中经破产管理人确认无法清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提起本案对恒和公司各股东的诉讼。恒和公司系成立于1994年8月31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02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各股东持股比例均为九分之一，法定代表人为周礼津，恒和公司的营业期限从1996年4月15日起至2000年12月31日，主体状态为吊销、未注销，吊销日期为2002年12月30日，吊销情况为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据复印自恒和公司工商档案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出资协议书》以及广州市税务咨询事务所出具的《企业法人验资证明书》显示，恒和公司已经完成202.5万元出资。恒和公司的章程记载，周礼津为恒和公司执行董事，袁达平、邓兆光为公司监事；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董事会有权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公司经理有权提请聘任或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2001年8月23日，本院就建筑置业公司诉恒和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建筑置业公司与恒和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关系；恒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欠承包费8298095.35元偿付给建筑置业公司；案件受理费51500元，由恒和公司负担。上述判决于2001年12月5日发生法律效力后，建筑置业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2002年12月16日本院作出的（2002）穗中法经执字第00485号民事裁定书载明，被执行人恒和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已下落不明，经查其已逾期两年有余无办理工商年检手续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人亦无法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线索，裁定（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2014年8月1日，郑周从建筑置业公司处受让（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受让金额十万元。2014年12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85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建筑置业公司将本院（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尚未收回部分）转让给郑周的行为有效。上述判决于2014年12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2月9日，本院根据郑周的申请，裁定受理恒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破产清算过程中，恒和公司管理人于2016年6月27日向本院出具《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工作报告》，其中载明，管理人从工商登记内档资料了解到恒和公司有2项股权投资，分别为与建筑置业公司合资经营“金桥大酒楼”，地址为广州市五羊新村××路×号××大厦×楼，经现场走访，整幢大厦已停止营业，并已封闭无法进入；与南海市里水镇洲村经济联合社联营南海市洲村穗洲电线厂，网上工商查册未能查询到相关登记。2016年4月1日管理人向恒和公司的9位股东寄发函件，要求其向管理人提交恒和公司的财产文书、公司印章、财务账册等相关资料，以配合管理人依法履行清算职责，相关函件均因“原址查无此人”或“上门无人”等原因无法投递，故管理人未能联系有关股东从其处获取相关账册资料，管理人通过以上调查未发现恒和公司的账册、印章等……管理人只收到郑周提交的一笔债权申报，管理人已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债权确认通知书》及《债权表》递交债权人审核无异议后，申请并获裁定确认该债权。综上，管理人经调查未发现恒和公司的账册、印章等，亦未发现恒和公司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至此，管理人已履行相关职责，完成破产清算工作。2016年8月22日，本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破（算）字第1号-3民事裁定书，载明：恒和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恒和公司已经搬离住所地，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收该公司任何财务账册或财产，由于恒和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请求宣告恒和公司破产并终结恒和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恒和公司及其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收恒和公司的任何财务账册或财产，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据此裁定：宣告恒和公司破产，终结恒和公司破产程序。2018年8月15日，郑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袁达平、邓兆光、萧焕华、邓兆其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恒和公司股权转让合约书》，载明股东邓兆其、萧焕华、邓兆光同意将其在恒和公司持有的股份合共105万元整转让给董事长周礼津，签字后让股人的一切股东权益，债权债务及法律条例亦转归周礼津承担等，该合约一式五份，董事会存底一份，以上四人各持一份。该合约书加盖有“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落款时间为1996年6月21日。2.1996年7月3日恒和公司出具的《通知》，载明，根据6月21日董事会议的精神，邓兆其、萧焕华、邓兆光先生退股份并退出恒和公司，三人所持有恒和公司的股份全部由周礼津股东承担，且三人的股份的权责也由周礼津承担一切责任，退出后恒和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及有关法律责任均与邓兆其、萧焕华、邓兆光无关。该《通知》加盖有“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并有“周礼津”字样的签名。3.复印自恒和公司工商档案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恒和公司1996年度、1997年度、1998年度、1999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企业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表》。拟证实恒和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邓兆其、邓兆光及萧焕华在出资后并未投入到公司经营中，而全部经营权、对外合作商谈、文件签署乃至于恒和公司每年的工商年检和财务凭证等，均掌控在法定代表人周礼津手中，周礼津在恒和公司的占股比例实际上已经达到控制公司管理、经营的条件，属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有恒和公司的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由其保存，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经严重亏损，无可供执行财产。4.金桥酒楼设立登记申请、报告和验资证明和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表。拟证实恒和公司成立后用大部分注册资本投资设立了金桥酒楼，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恒和公司停止营业时，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仅为10万元；建筑置业公司未对金桥酒楼进行清算处理，导致恒和公司的主要投资项目无法变现和收回投资，故此，建筑置业公司对本案的债权无法实现，本身就具有重大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郑周质证后表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确认，股权是否有转让郑周并不知悉，本案股权并没有作相应变更登记，即便股权转让事实存在，也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只要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没有否认股东身份，其清算义务及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不能因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而免除。刘梦男、许伟成、萧焕华、周礼钟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谢子瑜表示对证据1、2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股权转让并不知情；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许伟成在本案提交下列证据：1.2000年3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方为许伟成、刘梦男（乙方），受让方为周礼津（甲方），载明：甲方同意承接乙方在恒和公司的全部股份，乙方同意转让给甲方所有股份；乙方的权益转让给甲方后，有关恒和公司及金桥酒楼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甲方负责三十天内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的手续等。2.一审法院2019年1月2日受理许伟成起诉周礼津股权转让一案的（2019）粤0104民初719号《受理案件通知书》。郑周质证后表示，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该转让情况郑周不知悉，只要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没有否认股东身份，其清算义务及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不能因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而免除；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对许伟成的证据无异议。谢子瑜在本案提交恒和公司的工商档案，拟证实周礼津、袁达平、邓兆光系恒和公司的营运负责人，有保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及重要文件的义务。其中恒和公司档案中的《企业行政管理、专职人员名单》显示，周礼津担任董事长，袁达平担任经理，邓兆光为副经理，其他各股东的职务为业务经理。郑周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要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没有否认股东身份，那么无论该股东有无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参与到公司经营，其清算义务及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不能因其没有参与公司经营而免除，刘梦男、许伟成、袁达平、邓兆光、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认为，该证据仅能证实周礼津为实际控制人，应由周礼津承担责任。另，许伟成在本案申请中止审理，谢子瑜申请追加金桥酒楼的股东李某为第三人，一审法院均未接纳。一审法院认为，基于已生效的（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3859号民事判决书，郑周已合法取得（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建筑置业公司对恒和公司享有的债权。现郑周以恒和公司的股东未履行股东清算义务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案件争议焦点在于：1.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是否需要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郑周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恒和公司于2002年12月30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及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均未对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应解散的情形进行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可参照适用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确定清算义务主体，即确定恒和公司的股东为清算义务主体。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该条规定的是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承担的对债权人的责任，虽恒和公司于2002年12月30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发生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施行之前，但根据“补缺例外”的法无溯及力的除外原则，本案也应适用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来认定恒和公司的股东是否应承担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责任。关于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是否需要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作为恒和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也即清算义务主体，应在恒和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成立清算组。至于股东是否在恒和公司经营管理中担任运营负责人或财务负责人，并不能免除其作为股东应负担的清算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刘梦男、许伟成以及邓兆其、萧焕华、邓兆光主张已将股权转让给周礼津，应由实际控制人周礼津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因上述刘梦男、邓兆光、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至本案处理都仍系工商登记的股东，且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恒和公司的账册、财产、重要文件等均由周礼津控制和持有，故一审法院对上述刘梦男、邓兆光、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提出的该抗辩意见也不予采纳。其次，在法院受理恒和公司破产清算后，根据恒和公司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广州市恒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清算工作报告》可知，破产管理人无法接管恒和公司的财务账册及财产或文件进行全面清算，破产管理人也以此为由提出破产终结的申请。即恒和公司因账册、财产灭失已发生无法清算的事实。清算义务是股东应负担的义务，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认为建筑置业公司应就恒和公司账册、财产灭失承担过错责任无依据。再次，关于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抗辩恒和公司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无财产可供执行，郑周债权损失与股东清算不存在因果关系。一审法院对此认为，恒和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被中止执行的情况，只能证明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的执行中未查找到恒和公司的财产，不能证明恒和公司的财产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全部灭失，故一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主张恒和公司大部分注册资本投资设立了金桥酒楼，认为恒和公司停止营业时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仅有该酒楼停业后仅有的10万元的意见，上述抗辩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最后，本案郑周受让建筑置业公司的债权，已经（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认为郑周采取极低对价取得债权进而提起本案诉讼有悖法律公平的意见无依据。郑周取得债权的对价高低，与是否可免除恒和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责任并无关系。综上，恒和公司九名工商登记的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恒和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故本案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均应对恒和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郑周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郑周基于股东清算义务提起的赔偿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即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恒和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2016年8月22日本院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破（算）字第1号-3民事裁定书，认为因恒和公司及其人员下落不明，管理人未能接收恒和公司的任何财务账册或财产，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裁定宣告恒和公司破产，终结恒和公司破产程序。故应认定郑周于2016年8月22日为郑周得知恒和公司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而致其债权受到损害之日。2018年8月15日郑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一百八十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对（2001）穗中法经初字第00199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恒和公司应负担的债务及案件受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247.20元（郑周已预付），由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向本院提交（2019）粤0104民初719号判决书及该判决的生效证明。拟证明许伟成已于2000年与周礼津签署了股权转让书，该转让事实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合法有效，许伟成不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郑周发表质证意见称，1.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真实性待法院查明是否生效之后，请法院依法确认。该案的案由是股权转让纠纷，该判决内容仅能确认许伟成、刘梦男与周礼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有效的及不违反法律规定，符合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均为有效合同书，但合同书有效不代表股权已经转让，也不代表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该判决已经详细记载，虽然该协议书真实有效，但无法确认是否已经真实履行完毕，该案的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履行的证据。2.该案法院认为股权转让涉及公司权力结构的变更，相应的股东变更需要由股东会对此作出决议，并对公司章程作出修改决议，而该案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公司已就该案股权转让作出决议，对该案原告要求协助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请不予支持。谢子瑜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关联性不发表意见，由法院综合认定。刘梦男、周礼钟均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周礼津未按本院要求于庭后回复意见。谢子瑜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证据1为公司章程签署页，拟证明签名由同一人签署，并与谢子瑜的签名明显不符，印证了周礼津自述的所有文件均由周礼津本人签署的事实。证据2为恒和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拟证明谢子瑜不是恒和公司以及恒和公司对外投资主体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郑周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属于公司章程的一部分，对其三性无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该签名页无法证明九个人的签名为同一人，也无法证明其证明事实，是否为股东，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而不是看谁在章程上签字。对证据2三性予以确认，对证明事实有异议，即使谢子瑜不是名义上登记的监事或者董事或者是执行董事、高管，也无法证明谢子瑜没有参与到公司实际经营，公司内部管理本身是公司内部比较隐蔽的行为，无法证明谢子瑜不是公司的重要人员。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从肉眼判断，签名是同一人签署，侧面也反映了周礼津是实际控制人的说法，其他股东只负责出资，连签名都没有，都并非自己完成。对证据2，该证据只能说明许伟成、萧焕华不是恒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及其他管理人，虽然袁达平曾出现作为南海市洲村穗洲电线厂的法定代表人，但该企业早已注销，与本案无关，不能以现有标准要求25年前的商事行为。刘梦男、周礼钟均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的质证意见一致。周礼津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两份证据没有意见，跟周礼津的陈述书以及声明的内容是一致的。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日受理许伟成、刘梦男诉周礼津、第三人恒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2019）粤0104民初719号】，并于2019年7月11日判决确认许伟成、刘梦男与周礼津于2000年3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驳回许伟成的其余诉讼请求。该案判决书已于2019年10月9日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中，郑周是在恒和公司被宣告破产，终结破产程序之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请求恒和公司各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系对审理公司解散和清算案件所作的规定，不适用于破产案件，由此，在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债务人的原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债务人原股东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第三款规定情形的，可由破产案件管理人向其主张权利，因此取得的财产属于破产财产，按照破产程序的规定进行分配。综上，本案中债权人郑周在债务人恒和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权利，要求债务人恒和公司的原股东周礼津、刘梦男、袁达平、邓兆光、谢子瑜、许伟成、萧焕华、邓兆其、周礼钟就债务人欠其债务向其承担连带责任，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另外，恒和公司已被依法宣告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虽未办理注销登记，但其已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应再列为本案第三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3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郑周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70247.20元，退还被上诉人郑周。上诉人袁达平、许伟成、萧焕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247.20元予以退还；上诉人谢子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0247.2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郭炜丹黄树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