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0民初17713号原告：朱平，男，1970年2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力飞，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润萱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陈惠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情，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善美，男，1964年7月27日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琅岐镇劳团村金沙新村一区2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扶羽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正凯，男，1958年5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西白菜园33号1205室。原告朱平与被告上海润萱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刘正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2016年12月9日依法追加陈善美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017年1月5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力飞、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情、第三人陈善美委托诉讼代理人扶羽斌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刘正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刘正凯名下的被告70%股权为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向工商部门申请将第三人刘正凯名下的被告70%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由第三人刘正凯予以配合；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原告和上海上美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股东即第三人陈善美基于各自多年来在汽车行业的从业经验，合意设立一家从事汽车配件、汽车装潢材料的公司。当时，基于个人因素考虑，原告不愿意以股东身份出现在拟设立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故与第三人刘正凯(与原告系表兄弟)沟通一致，由刘正凯作为拟设立公司的名义股东，代原告持有股权。基于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及原告对刘正凯的信任，原告和刘正凯并未签订股权代持的书面协议。2010年12月，原告以刘正凯的名义和陈善美、案外人吴方、陈惠蓉共同投资设立了被告，注册资本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0万元。其中，刘正凯代原告持有55%的股权，陈善美持有30%股权，吴方持有10%股权，陈惠蓉持有5%股权，陈惠蓉为法定代表人。2011年4月29日，原告和吴方、陈惠蓉达成合意，通过刘正凯受让吴方持有的被告10%股权、陈惠蓉持有的被告5%股权。同年5月12日，被告在工商部门完成了此股权变更登记。至此，被告的股权结构为：刘正凯代原告持有70%股权；陈善美持有30%股权。被告成立以来，原告以实际出资大股东身份参与被告的经营决策和日常管理；陈善美亦认同原告是大股东，在被告内外事务、大事小事上，包括被告办公地迁移、员工管理、流动资金、财务审计、企业年检、协调供应商问题、选聘律师、买卖合同纠纷诉讼、对外供货后被告内部收尾工作等，陈善美一直找原告协商解决；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惠蓉及个别员工亦知晓原告是被告大股东。2015年10月，刘正凯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提出，由于其身体不佳和个人家庭原因，要求原告更换股权代持人。当时，原告正忙于其他事宜，未及时办理。但之后，原告再联系刘正凯要求面谈股权归还一事，却始终无法联系。直至2016年8月上旬，刘正凯才与原告联系，但拒绝配合完成股权归还手续。原告无奈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上海润萱实业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基于原告与刘正凯是亲戚关系，原告对业务较熟悉，而刘正凯在外地，原告便代表股东刘正凯与陈善美沟通被告相关事宜。但是公司重大事宜、关键决策要由刘正凯本人出面处理。故原告并不是被告公司的隐名股东，只是股东刘正凯的代表。第三人刘正凯未到庭应诉答辩，但书面答辩称，原告于2010年请求刘正凯帮忙代持被告股权，考虑到亲戚关系，帮忙原告代持被告70%股权至今。股资都是原告出资的。期间公司的任何重大事项刘正凯都未参与过，包括公司运筹、人事安排、重大采购、重大销售及重大融资等事宜，亦无人与其协商。刘正凯也没有拿过被告的钱，也未在被告报销过任何费用。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刘正凯是名义持股人，刘正凯亦未授权过谁作为其代表。关于出资款的借条是经过原告同意后签的，钱也没有经过刘正凯的手，是垫款方陈善美以刘正凯的名义在上海银行事先开了户并设置密码，说钱先到此账户然后再转至被告注册账户，并让刘正凯在银行签字。刘正凯于2015年10月应原告授意代原告向陈善美提议转让股权，并非本人擅自而为。第三人陈善美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陈善美基于刘正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与家庭背景而与刘正凯一起设立被告。原告在被告一些事情上为陈善美提供过参考意见，但公司主要事宜是陈善美和刘正凯决定的。陈善美不认可原告隐名股东身份，更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的股东。经审理查明，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被告于2010年12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股权结构为：刘正凯认缴出资额350万元，持股比例为70%；陈善美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为30%。成立初期，被告股东(发起人)名录显示：刘正凯认缴出资额275万元，持股比例为55%；陈善美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为30%；吴方认缴出资额50万元，持股比例为10%；陈惠蓉认缴出资额25万元，持股比例为5%。2011年4月29日，吴方将其持有的被告10%股权作价50万元、陈惠蓉将其持有的被告5%股权作价25万元转让给刘正凯。之后，被告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显示：刘正凯认缴出资额350万元，持股比例为70%；陈善美认缴出资额150万元，持股比例为30%。审理中，原告提供如下证据材料：１、原告与陈善美之间的短信和邮件，陈善美就被告相关事务和原告进行沟通,陈善美在短信中多次对原告提到“你是大股东”等字眼，并提到“被告总投资一千万元，……朱平70%只投二百多万元…”。原告称，该证据证明陈善美认可原告系被告大股东身份。被告成立以来，主要涉及和上海安吉海天汽车售后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公司”)买卖业务，后来涉讼，诉讼是在原告指导下进行的。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短信中“你是大股东”是指原告代表大股东刘正凯而非原告即大股东，“朱平70%只”是指朱平代表的刘正凯占70%股权。刘正凯在外地，与原告是亲戚，所以委托原告代表刘正凯处理公司一小部分事宜。2012年3月31日的邮件显示，原告陈述原告是受陈善美的委托，且被告没有原告这个人。２、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惠蓉之间的短信、辞职信，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最初的四位股东之一)陈惠蓉知晓原告是大股东，向原告提交辞呈、并汇报法人章易手之事。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被告的隐名股东。３、原告与被告员工吴月青之间的邮件，证明被告员工吴月青亦知晓原告是大股东，并在被告与安吉公司的诉讼期间配合原告工作、提醒原告筹措被告所需的资金。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称，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被告的隐名股东。4、原告与刘正凯之间的短信和邮件，2015年10月12日，刘正凯向原告发送的邮件中提到“请尽快将我持股身份还给更适合的人”，短信往来中，原告要求刘正凯配合完成股权变更，并要求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遭刘正凯拒绝，刘正凯短信中称“催了十个多月的股转协议没有，却抛下套子，还让我们作假……”，并称股权代持协议“不光内容，人员和日期”存在做假。原告于2016年8月20日向刘正凯发送短信内容称还有其他合伙人，并称“……你现在代持的上海润萱70%股权众，扣除先前承诺你的5%报酬，剩余的65%由3个人均摊。”上述证据证明刘正凯知晓其是代原告持有被告股权，并要求更换股权代持人，但之后却改变主意不同意归还股权，无奈之下原告才提起诉讼。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称，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该证据亦不能证明原告就是被告的隐名股东。且刘正凯的短信内容并不认可股权代持关系，而是提出股权转让，说明原告和刘正凯之间对于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存在争议。被告上海润萱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陈善美于2013年11月4日与原告的通话录音光盘及录音内容的文字整理材料，录音中有如下对话：陈善美“你是大股东，钱都是我出”，朱平“不是我是大股东，我只不过是一个代表”，陈善美“你代表，你找老板，你带我找老板”，朱平“我前两个礼拜已经给他骂过了”等。对此，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称，录音中原告明确自己不是被告大股东，而仅仅是大股东的代表。而陈善美称原告为大股东也仅是指原告是大股东代表。原告在录音中提到的“老板”和“他”都是指刘正凯。对于该证据，原告表示真实性无异议，陈善美一直强调原告是大股东，原告之所以说其是代表，是因为不想和陈善美吵架随口说的，“老板”和“他”也没有指向，也是随口说的。2、被告与安吉公司的诉讼一审案件【(2013)杨民二(商)初字第1003号】法庭审理笔录、原告于2014年6月11日向法院出具的《与SGM太阳膜项目有关的事实》，原告在上述材料中称其是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售后采购经理，与被告只在太阳膜业务上有往来；原告在太阳膜项目采购定点前，从未听过被告，也不认识被告人员，主要是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陈惠蓉接触，并否认与被告、陈善美等的关系。对于该证据，原告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是为了配合诉讼才做出上述陈述，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3、刘正凯等人向陈善美出具《借条》，载明：“兹收到股东陈善美为刘正凯垫资的款项275万元”等。证明刘正凯的出资款由陈善美垫付，印证原告并非被告的股东。对于该证据，原告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被告的所有出资款包括原告的出资款275万元确系陈善美垫付，但之后刘正凯的垫资由原告向陈善美陆续予以归还。4、被告于2015年2月14日发给刘正凯的《股东告知函》及快递单，内容为被告告知刘正凯与安吉公司的诉讼一审结束、二审缴纳诉讼费事宜，并要求刘正凯承担出资义务；被告于2012年6月20日发给刘正凯的《关于债务清偿事宜》及快递单，内容为被告要求刘正凯对被告相关债务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等；刘正凯、陈善美与案外人肖某、陈某某于2011年9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刘正凯、陈善美与案外人肖某、陈某某就被告相关事务进行约定。以上证据均证明刘正凯是公司股东且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经营管理。对于上述证据，原告表示，对《股东告知函》、《关于债务清偿事宜》及快递单的真实性不认可，且无法证明刘正凯已收到上述两份材料，也没有刘正凯的回复文件。是原告参与了诉讼，刘正凯并没有参与，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正凯参与过公司的经营或称自己是股东。即便被告发送了上述材料，也是被告单方行为。对于《合作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核实是否是刘正凯本人署名。但此事原告是知道的，是原告要求刘正凯去签署该协议的，协议的起草审核都是原告主导的。对于上述证据材料，第三人陈善美均无异议。第三人陈善美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2016)沪宝证字第10451号《公证书》及光盘，进一步证明被告提供的录音光盘内容的真实性。2、(2016)沪宝证字第10450号《公证书》，刘正凯于2015年10月19日向陈善美发送电子邮件，邮件中刘正凯陈述：“至于上海润萱的业务，以前一直是你在负责，我始终没插手，很多事也是事后知道一些，今后更无暇关心。因此，我打算转让在上海润萱的持股。”该邮件证明刘正凯是被告股东，并不存在股权代持，并提出将其股权转让给陈善美。对于该证据，原告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刘正凯的该份邮件的内容是原告草拟，并让刘正凯发送的。对于上述证据材料，被告均无异议。针对被告和第三人陈善美提供的证据，原告提供如下反驳证据：1、原告与陈善美之间的资金借贷凭证(一张借条、二张收条)，2010年12月18日陈善美出具的《借条》，载明：收到刘正凯资金20万元；2011年5月27日陈善美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刘正凯归还的250万元，连同之前借刘正凯的20万元，本人已经收到刘正凯还款270万元，刘正凯尚有80万元未归还；2012年7月10日陈善美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刘正凯归还的资金4.3万元。原告称，上述证据的原件都在原告手里，所有的借贷是刘正凯代表原告与陈善美发生的，且所有款项都来自原告，以上还款均以现金的形式交付。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原告无关，借款关系发生在陈善美与刘正凯之间。2、原告将资金借给被告的凭证(四张借条、一张收条)以及原告与陈惠蓉、闻忠的短信，借条和收条均载明被告向刘正凯借款，并收到相应的款项。对此，原告称，借条原件都在原告手里，借贷关系是原告以刘正凯的名义与被告发生的，被告通过其法定代表人陈惠蓉和员工闻忠陆续向原告借钱用于公司运营。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原告无关，借款关系发生在被告与刘正凯之间，短信亦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3、原告与陈善美于2013年12月14日-2014年7月5日之间的短信，原告称在被告与安吉公司的案件中作为证人所某陈述是应被告及陈善美的要求。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得出陈善美指示原告作相应陈述，且证人出庭作证应如实陈述，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吴月青发给原告的邮件，内容为举报信，该证据证明原告参与案件审理是为了配合诉讼。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认是吴月青发送的，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且内容来看，吴月青都是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沟通，说明原告与被告无关。4、2015年10月18日原告发给刘正凯的邮件，内容显示，原告在邮件中草拟好欲发给陈善美的邮件内容，并建议刘正凯考虑是否发给陈善美。2015年10月21日刘正凯回复原告，告知陈善美未回复邮件中要求转股事宜。原告称上述证据显示，刘正凯发给陈善美的要求股权转让的邮件的内容是原告草拟的，刘正凯之所以提出向陈善美转让股权，是原告促进的。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邮件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5、2011年9月30日至2011年10月24日期间原告与陈善美、刘正凯的短信、邮件，内容涉及原告沟通各方签订《合作协议》。邮件的附件显示为《合作协议》、《委托合同》，但原告未打开附件提交。原告称，上述证据证明刘正凯签订《合作协议》是接受了原告的委托。对于该证据，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对于和陈善美的短信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于刘正凯发送上述短信的电话号码不清楚，故内容无法确认。即便都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反而印证原告系股东刘正凯的代表。对于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附件内容也没有打开。审理中，应法庭要求，原告提交了其提供证据中短信的上下文短信，内容也多处提及“领导”“我方”“老板”“他”等字眼。对于上述短信，被告及第三人陈善美表示，真实性无异议，但短信可能存在删减的情况，不能反映当时聊天的语境。“领导”“老板”指刘正凯，并使用了“我方”，证明原告只是大股东刘正凯的代表，他需要将主要事项向股东刘正凯汇报。原告表示，其中提到的“领导”“老板”、“他”都是泛指，没有特定指向。审理中，法庭询问原告能否提供向陈善美还款所交付现金的来源凭证，原告称，由于时间较长，无法提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是被告股东刘正凯背后的隐名股东并要求显名，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隐名股东要求显名需同时满足以下几点条件：一、存在代持股协议。二、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与刘正凯就刘正凯持有被告70%股权是否存在代持股协议。1、原告与刘正凯之间并无书面代持股协议。2、虽然刘正凯在本案中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但在原告与刘正凯诉讼之前的短信中，刘正凯明确称股权代持协议存在作假，并要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原告和刘正凯之间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存在重大分歧。3、原告在与陈善美的通话录音中称自己仅仅是大股东即刘正凯的代表。4、原告在短信和录音中多次提及“领导”、“老板”等字眼，但原告对此称呼却无合理解释，故本院推断“领导”、“老板”可能指刘正凯或者另有他人，且肯定不是指原告自己。此节事实亦说明原告和刘正凯并不是单纯的股权代持关系。5、原告在短信中称就被告70%股份还有其他两位合伙人，故即便刘正凯是代持被告70%股份，原告亦不是唯一的隐名股东。6、原告在(2013)杨民二(商)初字第1003号案件的审理中，自认其与被告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如实作证，对其证言的真实性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原告称其为了诉讼而作出与事实不符陈述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综上，本院无法认定原告及刘正凯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二、关于原告是否实际出资。原告及陈善美均认可刘正凯名下的出资款是陈善美垫资的，但原告称其之后以现金形式向陈善美归还了该出资钱款，并以收条作为凭证。本院认为，收条显示借款系刘正凯归还，原告亦未能提供其向陈善美归还借款所交付现金的来源凭证，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借款由原告实际归还的事实，故光从收条本身来看，并不能证明借款由原告实际归还，因此本院无法认定刘正凯持有的被告70%股份的出资款由原告实际出资。三、关于原告显名是否经过被告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被告股东除了刘正凯以外只有陈善美，即原告要求显名必须经过陈善美同意。审理中，陈善美明确表示不认可原告的隐名股东身份，亦不同意其成为被告股东。事实上，刘正凯曾向陈善美发邮件称意欲转让其持有的被告70%股权，即便是原告授意刘正凯向陈善美发送的，但恰恰证明对于陈善美来讲，只有股东刘正凯才有资格和陈善美沟通股权转让事宜，即持有被告70%股权的股东是刘正凯而不是原告。至于陈善美在短信和邮件中的措辞称原告是大股东、朱平70%等，陈善美解释上述措辞意思是指原告是大股东刘正凯的代表。结合原告与陈善美的往来短信和邮件的内容以及本案的其他事实，本院认为该解释尚属合理。故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善美认可原告隐名股东的身份。综上，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的隐名股东并要求显名的条件并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平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元，由原告朱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冬娟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书记员  朱 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第二十四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