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伟力，男，1975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见平，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延友，男，197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楚玲、谭学志，广东格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韩红霞，女，1976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原审第三人：列永同，男，1975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现关押于广东省乐昌监狱。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庆，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伟力因与被上诉人陈延友、原审第三人韩红霞、列永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伟力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陈延友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延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涉案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合同相对方是陈延友与钟伟力的主要依据，一是涉案合同载明，二是钟伟力与陈延友的录音未提及代签事宜，从而认定合同相对方为钟伟力和陈延友。钟伟力已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并非真实的合同主体，钟伟力已对为何在涉案合同上签名作出合理解释，证人尚某在出庭作证时明确提出钟伟力是代列永同签名。而且原审法院在乐昌监狱开庭时亦当面询问过列永同，列永同亦明确回复因为涉案债权是其向上一手受让而来，其才是所转让债权真正的债权人，因陈延友和钟伟力比较熟悉，要求钟伟力在合同签字，列永同遂当场同意并授权钟伟力代签合同。另外，列永同在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之前，已经作出一份《声明》，详细陈述了钟伟力代签合同的全部情况。钟伟力只是收取了3000元介绍费，而且列永同也提交了其受让债权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证实其才是真实债权主体。列永同并不存在作出任何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因为本案判决结果将直接对列永同产生影响，列永同不可能在知道其可能要承担返还款项给陈延友的情况下，仍为了帮助他人而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虚假陈述。二、原审判决认定钟伟力与陈延友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后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韩红霞，致使陈延友无法实际取得该债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债权转让确实需要通知债务人，方能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但本案与普通债权转让存在区别，原审法院未予以查明。本案中，债权人对债务人韩红霞的债权凭证主要是《汽车抵押合同》《借款收据》《借款申请表》《借款合同》等，但该几份文件中的出借人方均是空白，未填写任何内容。故任何人拿到该几份债权凭证原件，并在出借人一方填上自己信息后，即成为真正的债权人。本案中，列永同在将其持有的债权转让给陈延友后，已经将全套债权凭证原件，包括《汽车抵押合同》《借款收据》《借款申请表》《借款合同》等交付给陈延友，陈延友取得债权凭证原件后，只需在债权凭证原件出借人处填上自己的姓名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债权人，这是与传统债权转让存在明显区别。不论债权转让文件签订后，债权人是否通知债务人，受让人陈延友均已实际有效取得对债务人韩红霞的债权。同时，原审法院又由此得出因陈延友未实际取得债权，导致其无法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而无法取回车辆，可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说法同理亦不能成立。陈延友不能取回车辆的根本原因是其因自身保管不当导致车辆证件及债权凭证原件丢失，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其未实际取得债权。被上诉人陈延友答辩称：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钟伟力，钟伟力确认案涉合同是其本人的签字，并没有任何人强迫其签名，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签字的责任，钟伟力并不是作为中间人而签字，签订合同时列永同是在现场的，若是列永同的话可以在现场直接签字，不需要委托钟伟力签字。列永同与钟伟力是朋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陈延友从签订协议前和协议后对接联系的都是钟伟力，并没有与列永同产生联系。列永同与陈延友也不认识，列永同与钟伟力之间财产如何分配与陈延友无关。本案的合同主体不能越过合同的签订者，因钟伟力的原因导致案涉合同无法实现，因此钟伟力应当返还款项。钟伟力签订的案涉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的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钟伟力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韩红霞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原审第三人列永同答辩称：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列永同与陈延友，案涉债权是列永同受让之后再转让给陈延友的，转让给陈延友的款项也全部由列永同收取。一审判决认定陈延友没有实际取得债权是错误的，列永同将债权的凭证全部移交给陈延友，列永同提交的证据债权人一栏都是空白的，陈延友只要在凭证上填上其姓名，就可以请求韩红霞给付。即便没有通知韩红霞，陈延友也能获得该笔债权，陈延友已经取得了债权。一审认定陈延友没有取得债权是因为其自身原因造成的。陈延友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伟力向陈延友退还292000元；2.钟伟力向陈延友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292000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1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3.钟伟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延友提交的《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显示由钟伟力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延友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内容为：甲方现将粤Ａ×××××车辆转押给乙方，具体协议如下：“一、车辆品牌：揽胜极光，型号：SALVA2BG，车架号：SALVA2BG9EH938749，发动机号：301113035856204PT，车辆实际行驶公里：35000，颜色：白，转押价格：292000元；二、甲方保证对上述车辆享有质押权；三、转押时甲方向乙方附上车辆相关手续；四、该车辆转押后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章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经济纠纷与甲方无关，自2016年1月15日12时前发生所有违章事故及纠纷与乙方无关；五、如车主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甲方应将乙方受让的债权款项全款退还给乙方，乙方配合甲方取回车辆。”该协议下方还载有打印内容：“一、鉴于（先生、女士）于向甲方借款金额（大写）元整（小写）元整，期限为，现贷借款期限已满，（先生、女士）未能归还款项。二、甲方同意将上述债权以金额（大写）元整（小写）元整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三、上述债权是用（先生、女士）名下车辆座位质押，甲方同意将上述质押权同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协议尾部甲方落款处载有钟伟力的签名并按捺指模，乙方落款处载有陈延友的签名并按捺指模。诉讼中，各方对前述协议性质、合同相对方及实际履行人、协议签订时车辆资料的交付、付款数额等问题均存有较大争议。就协议性质的问题。陈延友先主张，钟伟力向陈延友借款，将案涉车辆质押给陈延友，钟伟力提供了车辆信息资料、发票及保险税单，陈延友留有复印件并以为交易已取得车主韩红霞的同意。后陈延友变更主张，称双方协商的是钟伟力转让车辆使用权、陈延友支付相应款项，但协议签订时条款内容变更为转让债权及质押权，从协议中债权转让内容为空白可知，双方并无债权转让的实际意思表示。钟伟力、列永同则主张协议的性质为债权及质押权转移。列永同并认为，车辆并非转质押，故不需要出质人同意。就合同相对方及实际履行人的问题。钟伟力、列永同均主张案涉合同相对方及实际履行人为列永同，协议签订时陈延友及朋友麦仲山、钟伟力、列永同及朋友尚某均在场。钟伟力提交如下证据拟予证明：（一）《借款收据》《借款申请表》、载有韩红霞签名及按捺指模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借款收据》的内容为“本人韩红霞身份证号码今收到借款人民币（大写）：贰拾贰万元（小写）：220000元。注：207660转入如下账号：账号：62×××32户名：建行广州市荔湾路支行”。收现金12340。借款人：韩红霞2015年8月4日。”（二）列永同微信朋友圈截图及视频。显示列永同曾于2015年12月31日在朋友圈发布案涉车辆的债权转让信息，于2016年1月15日在朋友圈发布签约视频。（三）转账记录，拟证明尚某收到陈延友支付的90000元后转账给列永同的母亲梁绮薇。（四）列永同出具的《声明》。钟伟力称纠纷发生后无法联系列永同，直至本案第一次开庭后才知晓列永同被关押在乐昌监狱。（五）钟伟力、列永同主张，陈延友于2017年5月24日为案涉车辆购买交强险。办理保险手续须提交行驶证原件，可印证列永同已交付所有资料。（六）尚某证人证言。尚某出庭作证述称：尚某与列永同、钟伟力为朋友关系；列永同通过受让取得对韩红霞的债权，并计划将债权转让给陈延友；2016年1月15日，陈延友与列永同在广州市南沙区的饭店协商债权转让的事宜，双方未提及借款，因列永同叫尚某到南沙玩，故尚某跟随至饭店；列永同将债权转让、车辆质押合同、韩红霞收据等资料原件及行驶证、车辆钥匙交给陈延友；车辆由列永同驶至饭店门口；签合同的时候列永同叫钟伟力代签名，尚某不清楚原因；尚某当天收到陈延友转账支付的90000元，并看到陈延友向列永同支付现金175000元，尚某有参与数钱，列永同将其中的3000元支付给钟伟力；后尚某按照列永同的要求转账支付给其母亲梁绮薇。陈延友质证主张尚某与钟伟力有利害关系，其主张不属实。列永同主张，当日其将车辆驶至饭店楼下，并携带债权相关的整套原件材料，包括行驶证、车辆抵押合同、借款合同、收据、车辆环保证、车辆合格证、车辆发票、报关单及保险单据等；陈延友查阅全部原件资料及车辆后决定购买该债权；起初陈延友称没必要签订书面合同，列永同认为其受让债权时已签订同类协议，现债权转让给陈延友，相应法律责任亦应该转移给陈延友，故要求必须签订书面协议，此时陈延友提出要钟伟力签名，列永同遂授权钟伟力签订该协议；列永同在协议签订时拍了视频，故没有在协议中备注钟伟力代签名的情况；另列永同当时让陈延友联系韩红霞确认债权的真实性，陈延友称没有必要。就车辆资料交付的问题。钟伟力、列永同主张，列永同已向陈延友交付《借款借据》《借款申请书》《借款协议》及《车辆质押协议》等资料原件。列永同主张已提醒陈延友须保管好所有原件资料，因为该些资料系韩红霞赎回债权的重要材料，若韩红霞找到列永同，列永同有义务找到受让人交回所有债权原件资料以便赎回车辆；该些债权原件资料中，为方便最后一手受让人追讨债权，债权人栏均为空白。陈延友否认收到前述债权资料，主张仅收到如下复印件：韩红霞的《广州市中小客车增量指标个人指标证明文件（竞价）》《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案涉车辆的《车辆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保险批单（正本）》《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中国平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抄件）》《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副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正本）》、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抵扣联、《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机动车行驶证。就付款数额的问题。列永同则主张案涉债权转让款共265000元，陈延友现金支付150000元，银行转账支付90000元，余款25000元陈延友称一个月内付清，但至今未付；因在场人只有尚某携带农业银行的银行卡，故由陈延友转账支付给尚某。列永同还主张，陈延友当时称受让债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价格再转卖，故要求在协议记载更高的转让款数额，基于陈延友与钟伟力的关系，列永同予以同意。陈延友对此不予确认，主张根据钟伟力的指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尚某支付90000元，余款以现金形式支付给钟伟力，共计支付292000元。钟伟力则主张陈延友当时将款项交给列永同。另查明，陈延友主张，其曾被另案错误刑事拘留；2017年9月7日，妻子曾敏发现车辆被盗随即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金洲派出所报案；该局出具《立案告知书》并将该案移送吉林省延吉市公安局管辖；现公安机关已找到案涉车辆，因陈延友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享有车辆所有权或合法占有权，故无法取回车辆。列永同主张不清楚陈延友无法取回车辆的原因，并认为陈延友保管不当导致车辆被盗走，又因丢失资料原件导致无法取回车辆，均系其自身造成，其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其后，陈延友与钟伟力曾协商解决。陈延友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钟伟力称“车主抵押合同的原件交到你手上的，那天在场所有人都拿起来看过确认手续齐全”。陈延友还提交如下通话记录，显示：（一）2018年6月6日，陈延友要求钟伟力退钱，钟伟力回复“我是把债权转给你”、“他是欠你的钱，转给你那个债权”、“不是买卖”。陈延友称“车主第一手资料都没有给我，……如果给我的话，我还可以直接找车主，现在没有原始资料，无法找车主”。钟伟力回复“卖给你转给你的时候，松哥还有强哥、你都看过这些资料，大家都说没有问题”。陈延友回复“我有可能看过，不知道看的是原件还是复印件，现在就是没有原件”。钟伟力回复“我那时候千叮嘱万吩咐原件不要放在车上”。陈延友称“我们两个交易的是不是我应该要找你，你去年就说车主一定可以找出来”。钟伟力回复“我有找车主，但找不出来”。陈延友称“我跟你交易，我的钱真金白银我是一分没少，我是给你的对不对”。钟伟力回复“对，没错”、“我有写收据给你，我把这个债权转了给你”。陈延友称“现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要不要找你跟我出来解决问题”。钟伟力回复“我不是不想解决问题，我努力过，找不到车主怎么处理，不可能你那十几万的车要我去承担吧”。陈延友称“你有义务有这个责任”。钟伟力回复“车子你用了一年多，你发生问题的时候车就不见了，而且你放在大马路边，放在酒店门口”。陈延友回复“对”、“如果原件给我，我就不会打这个电话”。钟伟力称“你那些资料全部扔在车上面，人家有用拿走，没用的放地上，你在派出所拿回来的全部放在车上”。陈延友回复“原件都是放家里，复印件才放车上，明知道这种车不安全”、“我的损失只能找你，没有给原件无法找车主”。钟伟力再强调“买车的时候，陈延友、钟伟力、强哥、松哥都在，所有资料看过没有问题，怎么会没有给你”。陈延友回复“没有问题，当初我是看到的，松哥与钟伟力、陈延友是好朋友，我都忽略了，做这种车也没有经验”、“你把我当朋友的话，应该早些出来解决问题，多少承担一些”、“你是跟我交易的，我的钱是给你的，所以你要承担责任”。钟伟力回复“原件已经给了”。陈延友提及“曾要求钟伟力写保证”、“车子有什么问题要承担责任，你说不行，只能口头保证，保证有什么问题，肯定找到车主”。钟伟力否认。后陈延友还多次询问钟伟力要不要承担责任，钟伟力认为不须承担责任，并表示“只收了3000元中介费”、“你给的钱，你给钱给了我，里面我拿了3000元中介费，你让我什么承担”。陈延友称“我现金给你的”、“我是不是给你的”、“我跟你是直接交易，你签了字画了押，不是说你跟我介绍”、“你当是跟我说，我们两个我是认你的，不是认你那个搭档的，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不管，我的钱是亲手交给你，只有银行转账的时候你说没有农行卡我转给你那个兄弟”。钟伟力回复“对”。陈延友再问“是不是原话”。钟伟力回复“对”、“你转了多少钱给我朋友”。陈延友称“我给了你10万元现金，后面的余额是转了十几万……你说转给你的兄弟是一样的，这是原话，对不对”。钟伟力回复“对”，但称“这笔钱里面我是中介，我只收了3000元”、“我没有能力拿这么大笔钱买这个车”。陈延友再称系面对钟伟力交易，钟伟力回复“我当时有义务去协助你找这个车主出来”。陈延友称“当时我们谈的时候就我们谈，你签字是中介服务吗，松哥只是介绍我们认识做这个交易”。钟伟力回复“嗯”。陈延友称“他没有签字，不能算中介，只能算穿针引线”。钟伟力回复“嗯”。陈延友称“你签字画押，你承担法律责任”。钟伟力回复“嗯”。陈延友称“我不知道你跟你搭档是什么关系”。钟伟力回复“嗯”。陈延友称“你说是收了3000元，我相信有可能，这都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如果你赚了几千块，你亏本也好，也跟我没有关系，没用”。钟伟力回复“我知道，你把你的过失都忽略了，只说我的过失，是不对的”。钟伟力称“就是你保管得不好，你明知这个抵押车你没有保管好，叫你装GPS你说不用”。陈延友称“我装芯片，人家偷走的，你能抢回来吗”。钟伟力回复“起码知道车在哪里”。（二）2018年6月9日，双方再进行电话沟通。陈延友要求钟伟力找出收款收据。钟伟力称找不到，并主张所有资料已经交付陈延友。陈延友否认并询问转账的收款人是谁。钟伟力称系列永同。（三）2018年6月19日，双方再进行电话沟通。陈延友要求钟伟力确认2016年1月15日转账的情况，“由钟伟力提供尚某的银行卡号，陈延友转了一笔50000元、一笔40000元，其余的给现金”。钟伟力回复“嗯啊”、“对”、“一直以为是列永同收的，当时他可能没有哪个卡，尚某是跟着列永同做车的，打给谁不是一样吗”。陈延友称“反正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你认识就可以了”。针对以上通话录音，钟伟力质证认为，陈延友在诉讼中多次主张不一致，存在虚假陈述；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陈延友系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问话，钟伟力在不清楚有录音的情况下仍坚持所有资料原件交付给陈延友，且就案涉交易仅收取3000元中介费；钟伟力回复“嗯嗯”的真实意思系表示不清楚陈延友主张的付款数额。陈延友则认为钟伟力在录音中已确认为交易主体，案涉交易整个过程均由其与钟伟力联系，至于钟伟力与列永同之间如何分配转让款则与本案无关。再查明，列永同主张以254000元的价格向上一手购买案涉债权，当时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上一手指定的收款人“梁恩美”支付前述款项。就该主张，列永同提交转账记录拟予证明。原审法院认为：韩红霞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陈延友、钟伟力及列永同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和对陈延友、钟伟力及列永同陈述的事实进行抗辩的权利。现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合同的相对方应如何认定；二、案涉协议的性质应如何认定，若案涉协议的性质为债权转让合同，则债权是否已经发生转让；三、陈延友请求解除案涉协议有无依据，若有依据应当如何处理。关于焦点一。陈延友与钟伟力、列永同对此作出完全相反的陈述，各方均负有举证责任。陈延友持有的《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为书证，载明甲方为钟伟力。就陈延友与钟伟力之间的通话录音，钟伟力质证认为陈延友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且陈延友在诱导钟伟力回答。根据该质证意见，可以认定该通话录音系陈延友与钟伟力在案涉纠纷发生后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证据真实性可予以采信。钟伟力在通话中数次承认系交易相对方，后强调仅收取案涉款项中的3000元作为中介费，认为不须承担责任。整个过程钟伟力并未提出过系应陈延友要求才代列永同签名的相关主张。从微信沟通往来记录可见，陈延友在车辆被盗后亦直接联系钟伟力协商解决。反观钟伟力、列永同用以证明合同签订过程的相关证据。列永同发布的签约视频仅显示钟伟力在协议签名，未能反映钟伟力、列永同及尚某主张的代签名过程。尚某的主张为言词证据，即便其收取的款项最终交给列永同，亦未能形成有效证据链，直接得出合同相对方系列永同的结论。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陈延友在案涉交易发生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对方为列永同的情况下，应认定案涉合同相对方为钟伟力。对于钟伟力与列永同之间的内部纠纷，双方可另循途径解决。关于焦点二。陈延友主张《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所涉法律关系应为其在支付相应对价后取得涉案车辆的使用权。钟伟力则认为应系质押债权转让合同。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协议的名称为《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条款关于案涉车辆的权利明确表述为“质押权”，并载明钟伟力将车辆“转押”给陈延友、“如车主要取回车辆，甲方应将乙方受让的债权款项全款退还给乙方，乙方配合甲方取回车辆”。该些表述显示双方并无交易案涉车辆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意思表示。陈延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若其认为双方实际系转让车辆使用权，应当在签订协议时立即提出异议。故《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的性质应认定为债权及质押权转让合同。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转让的债权内容，虽然双方在协议未明确约定，但结合钟伟力、列永同的主张及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转让的债权内容应为钟伟力对韩红霞享有的相应债权。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陈延友与钟伟力就债权转让的问题协商一致，案涉协议便已经成立并生效，但债权转让合同具有相对性，不能当然发生拘束债务人韩红霞的效力，受让人陈延友不能直接依据债权转让合同有效成立而获得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权利，只有通知韩红霞债权转让事实后，债权才能实际转移至陈延友所有。从现有证据可知，截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时止，双方仍未就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韩红霞。即使债权真实存在，该债权亦未实际转让。关于焦点三。钟伟力作为债权转让人，自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后未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韩红霞，致使陈延友无法实际取得该债权。现案涉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陈延友因无法证明己方为实际权利人无法取回车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陈延友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诉请解除案涉协议，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陈延友主张钟伟力返还案涉款项，亦予以支持。至于返还款项的数额。陈延友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支付292000元，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钟伟力、列永同及尚某的主张，应认定陈延友付款数额为265000元。陈延友诉请超出原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19年8月9日作出判决：一、解除陈延友与钟伟力于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二、钟伟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延友返还款项265000元；三、驳回陈延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96.4元，由陈延友负担1177.4元、钟伟力负担5019元。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列永同于二审期间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款人韩红霞，借款金额220000元，月利率1.5%，出借人空白、日期空白）复印件、《借款申请表》（借款人韩红霞，2015年8月4日）复印件、《借款收据》（借款人韩红霞，借款金额220000元，2015年8月4日）复印件、《关于借款合同罚息的承诺书》（承诺人韩红霞，按借款总金额千分之五每天计算）复印件、《汽车抵押合同》（借款人韩红霞，出借人空白，抵押车辆粤Ａ×××××，日期空白）复印件，拟证明上述资料的原件已经交付给陈延友，合同双方是列永同与陈延友，陈延友是可以获得债权的。陈延友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钟伟力的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钟伟力与陈延友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后因涉案车辆被盗，陈延友要求返还相关款项而产生本案纠纷，本案涉及合同相对方认定、协议性质认定、陈延友诉请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意见如下：一、关于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是由钟伟力与陈延友签订，钟伟力为合同的甲方、陈延友为合同的乙方，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车辆转押给乙方。合同的主体为钟伟力和陈延友，该内容清晰、明确，没有任何歧义。钟伟力辩称其只是介绍人在合同中无任何记载。钟伟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其签名的法律后果，故钟伟力辩称其只是介绍人，本院不予采信。签订合同时，列永同也在场，如钟伟力认为列永同是合同相对方，其完全可以让列永同与陈延友签订合同或其以列永同代理人的身份与陈延友签订合同。如因陈延友坚持要与钟伟力签订合同而不同意与列永同签订合同，则钟伟力更应知道合同的相对方是其本人。至于陈延友付款后，该款项由谁收取、钟伟力基于何种原因愿意与陈延友签订合同，均不影响合同相对方的认定。原审法院认定《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的合同相对方为钟伟力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双方所设立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本院认为，虽双方签订的《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中约定有关于陈延友享有涉案车辆的质押权，但对于双方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应当结合案涉交易的具体内容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交易目的作出综合审查认定。首先，从双方订立的《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主体内容分析，该协议虽名为“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但合同中并无任何关于原债权人身份、债权金额、履行期限等主债权信息的记载内容，双方约定的转让价格290000元也无法反映与债权标的金额之间存在何种对应性。反之，协议主要条款均是围绕债权质押车辆的情况进行约定，不仅涉及车辆号牌、型号等信息的完整描述，还明确订明车辆事故责任、风险承担等各方面内容。由此充分反映双方在签署协议时着重关注于质押车辆的状况而非主债权标的情况，双方协议约定的主体内容明显有别于一般债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特征。其次，从双方实际履行行为分析。《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约定转押时甲方向乙方附上车辆相关手续，钟伟力也主张已经向陈延友移交了《汽车抵押合同》《借款收据》《借款申请表》《借款合同》等主债权凭据，但上述《借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等凭证中债权人主体信息均为空白。结合案涉车辆是从他人处获得再行转让。在以上各交易环节中，当事人对于主债权的客观真实性、实现可能性等均未作实质审查，主债权凭据中存在的明显瑕疵不仅未影响各方对交易价格的确定，反而在债权金额未发生实质改变的情况下，各方仅通过质押车辆的层层流转即可获得相关经济利益。因此，无论从协议内容还是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分析，双方之间的交易并不符合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从合同明确约定的车辆状况、事故责任承担、风险负担等条款，以及特别约定“如车主取回车辆，甲乙双方协商后，甲方应将乙方授让的债权款项全款退还给乙方后，乙方配合甲方取回车辆”等内容来看，均能证实双方真实交易目的并非转让特定债权，而是转让作为债权质押的具有一定权利瑕疵的车辆。也正是基于双方均知晓该车辆存在由原车主随时赎回的风险，故其车辆交易价格才显著低于正常市场价格。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债权及质押权转让合同关系，有悖于双方真实交易目的，本院对此不予确认。三、关于双方设立的法律关系效力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钟伟力与陈延友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的真实交易目的在于实现对案涉车辆所有权的转让。至于双方在此过程中达成质押债权转让的约定，是为掩盖案涉车辆所存在的权利瑕疵并为避免由此引起的权属争端而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钟伟力与陈延友签订《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所实施的质押债权转让行为当属无效。至于双方实际设立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效力认定，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钟伟力是否享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问题。本案中，车辆登记权属人为韩红霞，在并无证据证实韩红霞曾与他人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达成转移车辆所有权意思表示的前提下，车辆转移占有并不改变对车辆所有权归属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据此，在该车流转过程中各交易环节的主体双方均应当知晓，作为车辆质权人并不能直接依据质押借款合同取得对质物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因此，钟伟力并不能据此获得该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其次，关于钟伟力对案涉车辆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仅以钟伟力不具有对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效力。但，就本案所涉交易而言，双方交易标的为登记车主韩红霞为其债权提供质押担保的车辆，另根据陈延友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车辆登记证书记载了“原件银行抵押（质押）贷款结清后方可支取”的字样。由此反映在该标的车辆之上存在多种权利主体，且各主体之间均存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此外，案涉交易标的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作为道路交通运输工具在其运行期间具有高度危险性，故国家对于机动车辆的登记、流通各环节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中对于二手车辆的交易行为，我国商务部已制定《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该办法第六条规定：“二手车直接交易是指二手车所有人不通过经销企业、拍卖企业和经纪机构将车辆直接出售给买方的交易行为。二手车直接交易应当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该法第十二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单、缴纳税费凭证等。”第二十条更明确规定：“下列车辆禁止经销、买卖、拍卖和经纪：……（二）在抵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关监管车辆；”。因此，钟伟力、陈延友及该车交易环节中的各相关主体，通过订立《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的方式转让案涉车辆，明显是为规避国家对二手车交易的管理规定，不仅严重扰乱了车辆流通经营的市场秩序，且在标的车辆为抵押车、质押车的情况下，如果仍放任其自由转让交易，极易引发各权利方的利益冲突，增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必然对正常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造成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本院前述分析，钟伟力、陈延友所实施的案涉车辆买卖行为不仅违反车辆流通管理规定，且实质损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审法院对合同效力认定错误，判决解除《车辆转押协议及债权转让》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四、关于陈延友提出返还车款292000元和利息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故陈延友要求返还车款的主张具有相应法律依据。根据本案查明事实，陈延友实付款项为265000元，但鉴于案涉车辆从2016年1月15日交付陈延友至涉案车辆2017年9月7日被盗陈延友实际使用车辆一年多，故综合考量车辆状况及陈延友实际占有使用车辆的情况，本院酌情扣减合理使用费60000元。即钟伟力应当向陈延友返还款项205000元（265000-60000）。对于陈延友提出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钟伟力与列永同之间的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综上所述，钟伟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但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5民初4177号民事判决；二、钟伟力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陈延友返还款项205000元；三、驳回陈延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85元，由陈延友负担1846.2元，由钟伟力负担4350.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陈延友负担1572元，由钟伟力负担37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粤海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黄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