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沪01民初132号之二原告：美怡有限公司（MAYDELIGHTLIMITED），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P.O.Box957,OffshoreIncorporation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代表人：杨思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嘉昌控股有限公司（GOODPROSPERHOLDINGSLIMITED），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P.O.Box957,OffshoreIncorporation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代表人：杨思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则达，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福全投资有限公司（TOTALFORTUNEINVESTMENTSLIMITED），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P.O.Box957,OffshoreIncorporationCentre,RoadTown,Tortola,BritishVirginIslands）。代表人：杨思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龙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LONGLIFEINTERNATIONAL(HONGKONG)COMPANYLIMITED]，注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港湾道6-8号瑞安中心1006室。代表人：任国龙，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夏，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潇勇，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福来国际（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虹许路567号。法定代表人：任国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莹，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任国龙，男，汉族，1970年2月3日出生，户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上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镥海，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蓉蓉，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告美怡有限公司、嘉昌控股有限公司、福全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龙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龙峰公司）、福来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福来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三原告于2016年11月22日申请追加任国龙为本案被告，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三原告诉称，因上海福来公司为上海市XX镇XX号地块的开发商，上海福来公司为A公司（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原告持有A公司100%的股权，故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签署了有关A公司之股份买卖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由香港龙峰公司受让三原告所持有的A公司A公司100%的股权。四方当事人在协议中对销售面积超过14万平米的保留户利润分配作了相关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香港龙峰公司获得标的公司股权并付清了股权转让款，但香港龙峰公司至今未向三原告支付任何保留户的利润分配款。同时，因系争项目楼盘目前由被告上海福来公司进行开发，上海福来公司系A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上海福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被告任国龙为香港龙峰公司履行协议义务提供了连带保证，故其也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原告为此诉至本院，要求：1、判令被告香港龙峰公司向三原告支付保留户第一阶段的净利润分配款人民币304,996,645元，以及以同期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2年3月2日起计算至今的利息；2、判令被告香港龙峰公司向三原告支付第一阶段机动车位余数分配款人民币4,500万元；3、判令被告香港龙峰公司向三原告支付保留户溢价第二阶段利润分配款人民币449,468,740元；4、判令被告上海福来公司对第1、2、3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被告任国龙对第1、2、3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三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均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就香港龙峰公司受让原告方共同持有的A公司100%股权事宜，先后签订了多份协议，协议项下的争议解决条款最终调整为将争议交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该约定符合我国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排除了内地法院对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第二，原告方在本案中起诉被告上海福来公司没有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事实与理由，存在滥用诉权之嫌，法院不应因原告方将上海福来公司虚列为本案第二被告而取得对本案的管辖权。第三，涉及被告任国龙的担保合同纠纷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也应由香港法院管辖。任国龙并未作出任何个人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的承诺，故原告方将任国龙追加为本案被告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第四，香港高等法院对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享有管辖权，且审理本案更加方便，事实上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已经受理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告方针对被告方的管辖异议提出反驳意见主要如下：第一，2011年12月20日签署的《协议书》是与本案争议内容相关的最后一份协议，应当以此协议约定的非专属管辖条款为根据。如果认为所有协议都和本案争议有关的话，则因协议中的多项管辖约定存在矛盾，故相关管辖约定的真实意思不确定，应为无效条款。第二，主体适格性异议不属于管辖权异议的范畴，被告不存在是否“适格”的问题，故管辖异议阶段不应当进行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实体审查。即使法院在管辖权阶段审查被告的适格性，仍存在被告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第三，即使香港龙峰公司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中国法律也允许内地法院行使司法主权并启动平行诉讼。如果香港龙峰公司在香港提起了民事诉讼才是真正的“滥诉”行为，并以此来抢夺案件的管辖权。本院经审查，2010年6月19日，三原告作为卖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作为买方，共同签订一份《有关浩恒中国有限公司之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就香港龙峰公司收购三原告持有的A公司100%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19条“管辖法律及司法管辖权”第(c)款约定：“本协议受香港法律规管。如因本股权转让协议、股权交易合同有所争议，双方合意由（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同日，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一》和《补充协议二》，对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补充约定。原告方提起本案诉讼涉及的保留户利润分配事项即约定在《补充协议二》中。《补充协议一》的内容未涉及争议解决条款。《补充协议二》第8条“管辖法律及司法管辖权”第(c)款约定：“如因本协议有所争议，双方合意由（北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2011年12月10日，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在香港签订一份《协议书》（又称香港协议），就前述股份买卖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统称为买卖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股权价金及余款支付等内容。原告方在本案中要求被告任国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据即为该协议第三条的内容。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本协议内容如与买卖协议内容有相悖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争议时，交由香港法院解决。”2012年3月31日，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三》，就上海福来公司银行账户内219.5万美元资产事宜达成补充约定。该协议内容未涉及争议解决条款。2012年8月23日，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在台北签订了《协议书二》，就前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三》中约定的第五期股权价金中的“第三笔余款”支付及相关责任事宜作了约定。其中第六条约定：“本协议内容如与香港协议内容有相悖之处，则以本协议为准，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争议时，交由香港法院专属解决。”同日，三原告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还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就《协议书二》中第三条约定的A公司60%股份转让手续等事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九条约定：“本备忘录内容与《协议书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内容如与《协议书二》有相悖之处，则以本备忘录为准，因履行本备忘录而发生争议时，亦均交由香港法院专属解决。”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股权转让纠纷，现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针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应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内地法律。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管辖权的争议在于：一、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是否有效；二、上述约定管辖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质，即是否排除了内地法院的管辖权；三、上海福来公司、任国龙作为本案被告的适格性审查是否必要，其管辖权如何确定？本院对此分述如下：第一，关于系争股权转让的协议中约定管辖条款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就A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先后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后续签订的每一份协议均对之前协议中某一条或多条内容进行了变更及补充约定，由于这些协议内容都是针对A公司股权转让的同一事项，故应当认为所有协议构成一个整体，后续的变更及补充约定具有较高的效力，之前协议中被变更或修改的内容已失效。关于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2010年6月19日的《股份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二》中均约定了仲裁条款，2011年12月10日的《协议书》中则将仲裁条款变更为香港法院诉讼，最终2012年8月23日的《协议书二》及《备忘录》均明确约定争议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上述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明确，合法有效，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争议应根据最后一份《备忘录》的约定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原告方认为每一份后续协议的变更或补充内容均是独立的，不同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只针对该变更或补充内容，本院认为，原告方的上述观点将系争股权转让关系项下的履行环节进行了拆分，每个履行环节分别适用不同的争议解决条款，此观点破坏了协议的整体性，并不符合双方签订后续补充协议系用于修改原协议内容的目的，故原告方认为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因同时存在多项管辖约定而无效的观点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双方约定的管辖条款是否具有排他性质的问题。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关于股权转让项下的最终管辖约定应以2012年8月23日《备忘录》中的约定为准，此前协议中曾经约定过的仲裁条款及诉讼条款均已失效。鉴于《备忘录》明确约定争议“交由香港法院专属解决”，该条款意思表示明确，即双方争议应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且该管辖约定具有排他性质，由此排除了我国内地法院对双方争议的管辖权。进一步来说，上述管辖约定系原告方与被告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合意达成，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非经双方再次合意不得变更，该约定管辖亦不因原告方主张其他当事人承担协议项下合同责任或其他责任而被回避，因此原告方在本案中同时起诉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并不改变其与香港龙峰公司之间存在约定管辖的事实，亦不影响该约定管辖条款的效力。据此，被告香港龙峰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第三，关于被告上海福来公司、任国龙的管辖确定问题。首先，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均提出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方将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列为本案被告系滥诉的行为，其起诉应予驳回。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方在起诉状中写明了其起诉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的基本依据，并提出了明确的诉讼请求，鉴于上海福来公司、任国龙与本案基本事实有一定关联性，目前根据本案的情况尚无法判断原告起诉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是否系滥诉行为，且在管辖异议审查阶段对被告进行适格性审查的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故上海福来公司及任国龙以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为由要求驳回原告起诉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针对被告上海福来公司的管辖确定问题，本院认为，上海福来公司虽然不是本案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方，但原告方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为股权转让纠纷，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原告方与香港龙峰公司之间签署的系列协议，并要求上海福来公司承担上述协议项下的连带违约责任，在此情况下，既然原告方主张的违约责任系基于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则该违约责任的主张也应适用协议中的约定管辖内容，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本院注意到，原告方在针对被告的管辖异议而发表的反驳意见中提及，上海福来公司存在侵害原告合同债权的情形，对此本院认为，在本院对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拥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原告方可以一并起诉其他当事人承担与系争股权转让关系有关的侵权责任，但鉴于本院对系争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合法管辖权，则原告方要求上海福来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应以该侵权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另行起诉。据此，被告上海福来公司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最后，针对被告任国龙的管辖确定问题，原告方在本案中要求任国龙对香港龙峰公司的合同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原告方确认，除2011年12月10日《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外，原告方与任国龙未签署过其他书面协议，本院认为，目前双方对于任国龙签署上述《协议书》的身份是否具有双重性持有不同意见，但任国龙是否因签署上述《协议书》而需承担个人的保证责任并不是确定本案管辖权的依据，既然原告方起诉的依据为《协议书》，属于本案股权转让关系项下系列协议中的一份，且任国龙也明确提出了原告主张的保证关系应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的意见，故本院认定原告方起诉被告任国龙的保证法律关系应适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管辖约定，由香港法院专属管辖，被告任国龙提出的管辖异议成立。综上所述，三名被告对本案提出的管辖异议依法成立，我国内地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原告方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五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美怡有限公司、嘉昌控股有限公司、福全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原告美怡有限公司、嘉昌控股有限公司、福全投资有限公司及被告龙峰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均于三十日内，被告福来国际（上海）有限公司及任国龙均于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英人民陪审员  陈荣祥审 判 员  杨 苏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立扬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一条第一款：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