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13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孔前防，男，1976年10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功超，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98号2901-2902室。法定代表人：陈炎表，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雷，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花都艺墅103号楼608室。法定代表人：陈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功超，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孔前防因与被上诉人舜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公司）、原审第三人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24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孔前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孔前防的原审诉请。事实与理由：经确认，本案所涉货款系孔前防自2016年开始向舜元公司供货一直到2017年上半年结束的款项。送货地址也一直是昆山市A公司项目，不存在表述的矛盾。由于孔前防无法开具发票，故另找大舍公司帮忙签合同。现二审中孔前防找到了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的供货单，可以证明双方交易真实。被上诉人舜元公司答辩称，原审中孔前防主张的是2017年4月至2017年5月的货款，二审中又变更为3月前的货款，舜元公司不予认可。舜元公司与大舍公司签署的涉案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故不同意孔前防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大舍公司表示其同意上诉人孔前防的意见。孔前防向原审法院的起诉请求：判令舜元公司支付孔前防货款2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的1.30倍，自2017年8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并要求由舜元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舜元公司（作为甲方、买方）与大舍公司（作为乙方、卖方）曾签订一份《材料采购合同》。该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约定由舜元公司向大舍公司采购蒸压混凝土砌块用于利乐包装扩建厂房、扩建仓库、泵房工程项目，货物规格、数量、价格内容如下：规格60X30X12，数量18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规格60X20X24，数量60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规格60X30X15，数量220立方米，含税单价200元，合计总价200,000元。双方还约定具体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根据甲方的书面、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交货地点为利乐包装工地；乙方每次必须由甲方指定人员确定签收，凭借甲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双方每月对账一次，送货单与入库单数量相对应的对账单方可作为合同价款支付依据，乙方应在每一笔款项支付前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足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及经甲方确认的送货单、相应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认证通过后甲方支付相应货款，未按时提供上述资料或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不通过的，甲方有权不予付款且不承担任何逾期支付责任。双方约定甲方的收货员为刘某1，该收货人为唯一指定收料员，其他人所签收的签收单不作为结算的依据。（二）案外人刘某1（以舜元公司代表的名义）与孔前防（以大舍公司代表的名义）曾签订一份《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载明大舍公司曾于2017年4月5日至2017年5月28日间向舜元公司供应了规格分别为60X30X12、60X20X24、60X30X15的蒸压混凝土砌块，合计1,000立方米，总价200,000元。该对账单未载明对账单签字形成的日期，亦未有舜元公司加盖公章。（三）2017年8月8日，大舍公司向舜元公司出具了号码分别为02710297和02710298的增值税专业发票，金额合计200,000元。舜元公司确认已将该两份发票认证抵扣。（四）2018年10月8日，大舍公司向舜元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称其已将本案所涉200,000元债权转让给孔前防。舜元公司确认已收到该通知。（五）审理中，孔前防称本案的交易是先交货后补合同。实际项目是孔前防与刘某1的哥哥刘某2（刘某2是利乐包装项目的主管，项目是刘某2承包的）口头洽淡的，供应完后要清款时舜元公司称付款出去要开具发票，因孔前防是个人，没有资质，就找了大舍公司补签合同。大舍公司向舜元公司出具发票后，舜元公司就以2017年7月份之后没有使用为由不付款。实际在2017年4月份交货，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28日有交付货物，当时送货时有送货单，是刘某1签字的。后来对账后，刘某1将送货单都收走了。孔前防当时送货是根据刘某2的电话通知进行送货。2017年年底找不到舜元公司现场施工人员，包括刘某2也找不到，所以对账单上只有个人签字，没有让舜元公司方盖具印章。孔前防还称对账应该是在2017年8月8日前后，即发票开具时。本案2019年5月16日庭审时，孔前防称系争货物是刘某2找到孔前防要购买砌块，购买砌块是用于厂房。系争货物在2017年年初由孔前防从昆山市巴城镇用九米六的货车送到利乐项目，司机是临时外找的名叫王某的个体司机，收货人是刘某1，还有一个叫老钱的人，具体名字不记得。但之后又改口称2017年上半年送货。对账单是之后的对账，但时间并不一定按该时间。孔前防还称送货凭证其个人未保存，送的砌块是运到舜元公司在嘉定施工的项目。但回答法院询问本案系争货物具体的交货地址时又改口称是昆山市A公司项目，昆山市XX路XX号。（六）审理中，舜元公司称其派至利乐包装的负责人是案外人廖某、冯某。廖某是项目的总负责，冯某是协助廖某工作。此外，还有项目经理曹某。刘某2是舜元公司招聘的劳务人员，主要负责招录民工，并协助项目经理曹某做一些项目的工作。刘某1与刘某2确实是兄弟关系，现已经不在公司，也不在项目工地上。刘某1从未与舜元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大概在2017年7月份离开舜元公司。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孔前防提交的《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尚不足以证明大舍公司已经向舜元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交货时间问题，孔前防的陈述前后不一。孔前防在本案2019年2月20日证据交换时称系争货物实际在2017年4月份交货，2017年4月5日-2017年5月28日有交付货物。但在本案2019年5月16日庭审时却称系争货物在2017年年初由孔前防从昆山市巴城镇用九米六的货车送到利乐项目，但之后又改口称是2017年上半年送货。对账单是之后的对账，但时间并不一定按该时间。可见，对账单上记载的供货日期存疑。其次，关于交货地点问题，孔前防的陈述亦存在矛盾。孔前防称砌块是运到舜元公司在嘉定施工的项目，但在回答法院询问本案系争货物具体的交货地址时又改口称是昆山市A公司项目，昆山市XX路XX号。再次，关于对账单的形成，孔前防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孔前防称对账应该是在2017年8月8日前后，即发票开具时，而其提供的《材料采购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既然孔前防称是先交货后补合同，那么理应在签订《材料采购合同》的2017年7月24日或之前对账，并加盖舜元公司的公章，没有必要再签订一个交货时间、数量有待舜元公司进一步通知的合同。如果确要补合同的话，所补合同的签订日期也理应是倒签至实际交货时或之前的日期。同理，孔前防所称因2017年年底找不到舜元公司现场施工人员，包括刘某2也找不到，所以对账单上只有个人签字，没有让舜元公司盖具印章，难以让人信服。孔前防还称其所送货物都有送货单，送货单上有刘某1签字，后来对账后，刘某1将送货单都收走了。对此，不禁要质疑的是，既然有刘某1签字的送货单，还有对账确认送货日期、数量等内容的必要吗？纵使孔前防认为有对账的必要，那么在舜元公司未加盖公章确认的情况下，孔前防竟然将送货单原件让刘某1收走，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何况合同约定“乙方......，凭借甲方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双方每月对账一次，送货单与入库单数量相对应的对账单方可作为合同价款支付依据，乙方应在每一笔款项支付前向甲方提供该笔款项足额、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17%）及经甲方确认的送货单、相应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认证通过后甲方支付相应货款......”。最后，鉴于孔前防称系争货物是由孔前防与刘某2洽谈的，孔前防是根据刘某2的电话通知，将货物送到嘉定，而孔前防并无证据证明案外人刘某2有权代表舜元公司与其或大舍公司洽谈、签订合同，故不能认定孔前防或大舍公司与舜元公司之间就对账单所列货物存在合同关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孔前防提交的《昆山大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对账单》尚不足以证明大舍公司已经向舜元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尽管舜元公司已对大舍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认证，但不能以此认定大舍公司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孔前防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孔前防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53元，由孔前防负担。本案二审中，孔前防提供证据材料1、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孔前防关于舜元昆山利乐项目的送货单及结算单，旨在证明本案诉请的货款即系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的货款，金额达25.8万余元；证据材料2、舜元公司与昆山XX有限公司的材料采购合同复印件、昆山XX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若干、昆山XX有限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复印件及相关支付凭证复印件若干，旨在证明孔前防与舜元公司在之前也有过与本案相似的交易模式。舜元公司质证认为该等证据已过举证期间，且孔前防原审诉请的货款发生时间为2017年4月至5月，故证据1缺乏关联性，证据材料2更是与本案无关。本院经核查，孔前防提供的证据形成时间均在原审起诉之前，而孔前防在举证期限内未行提供证据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该等证据非属新证据且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等证据不予采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所涉交易是否真实发生？本院认为，首先，孔前防在本案一审期间诉请的是其与舜元公司于2017年间发生的货物买卖合同项下之货款，为此孔前防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7月24日的材料采购合同及2017年4月至5月的对账单，然因孔前防在一审审理期间就货款对应的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对账单形成事实等问题的表述前后不一，原审法院据此认为不能认定孔前防或大舍公司与舜元公司之间就对账单所列货物存在合同关系。原审该观点并无不妥。事实上，孔前防在二审审理期间又变更其诉请所涉的基础交易事实，主张其所要求的货款实际发生在2016年至2017年。但关于2016年的货款，孔前防在一审中曾明确表述已经结清。至于一审中孔前防作为主要证据提供的对账单，其在二审中又明确实际没有发生与之日期对应的送货事实。因此孔前防关于其诉请所依据的交易事实之表述始终不稳定，本院对其诉请及所依事实实难采信。其次，关于孔前防诉称本案材料采购合同系在其与舜元公司发生实际货物买卖之后补签的意见，其一，就合同系舜元公司提供孔前防并无证据证明；其二，就合同行文来看，其约定的各条款并不符合在交易完成之后补签合同以结算货款的意思表示。就补签合同中为何约定货到付款而不是对过往交易进行结算，孔前防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故本院对其该等主张同样无法采信。最后，关于舜元公司对相关增值税发票进行认证的事实，正如一审法院之认定，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本案中确不能仅依此认定大舍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孔前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53元，由孔前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静波审判员  单 珏审判员  唐建芳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记员  俞少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