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73民终10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赵淑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腾、蔡德好，均为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郭南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达俊、王竹萍，均为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刘景明。原审被告：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林敏。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原审原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华书店）及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像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星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2、新月公司负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星文公司复制和发行包含涉案歌曲的两种形式的专辑的行为均符合其与新月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不构成侵权。星文公司与新月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署的包含涉案歌曲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第一章第1条约定：新月公司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出版发行复制涉案专辑，星文公司委托他人出版复制以及自己发行的（DSD版）（黑胶CD版）专辑均属于光盘载体形式，星文公司以两种形式发行涉案专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或侵权。二、广州新华书店经销的涉案专辑是在授权期内从星文公司处购进，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8月29日销售单显示的3张专辑是DSD版，本案诉争的专辑是黑胶版，这个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显示的只是一次供货的数量，业务流水账显示的累计数量超过20张，这与新月公司购买到的5张专辑的情况并不自相矛盾；而且因为该销售单涉及的是DSD版，那么在黑胶版的业务流水账中当然没有显示，也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新华书店销售的是星文公司发行的正版音像制品，早已向星文公司付款，则因为新月公司已获得了相应的版权收益，权利已用尽。三、新月公司购买涉案音像制品未经公证保全，星文公司对该专辑不予认可。新月公司辩称：星文公司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未履行全面回收义务及未经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等，应承担侵权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一、星文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错误。二、星文公司在合同终止后未及时履行回收义务并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星文公司未经新月公司授权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构成侵权，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从本案产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封底封面内容看，该产品并未按照《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规定和《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的约定，在出版物的明显位置标注权利人新月公司的信息，也未按照国家规定使用音像制品的专用书号。星文公司辩称其发行的黑胶CD是音像出版社委托桂林鸿瑞科技发展公司复制出版的，光盘的SID码却是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所有，与星文公司的主张相矛盾。其提交的由音像出版社《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文本及其中音像出版社的公章样式与音像出版社出具给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的不一致，也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没有得到音像出版社的确认，且没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图书馆等行政单位备案样本及证明文件予以佐证。而且，根据音像制品出版的相关规定，音像制品应使用唯一对应的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和专用书号，如本案产品是由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的，按照规定是不会将《我要去西藏》DSD版的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使用在另外一张歌曲专辑《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上，可见本案产品上所标注的信息不符合合法出版物的要求。因此，星文公司无法证明是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出版物。广州新华书店和音像出版社均未答辩。新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2、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3、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4、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音像出版社连带赔偿侵犯新月公司词曲著作权的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费用共计20000元；5、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音像出版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涉案歌曲的权利来源及其法律状态事实。新月公司是从事经营演出及娱乐业务的有限公司，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原北京彩虹月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月公司”）于2008年10日21日迁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后，企业名称变更为新月公司，原彩虹月公司先后与《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共七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了《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依约取得上述七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此后，新月公司与《套马杆》、《塑料花》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新月公司获得上述两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另，彩虹月公司与《爱不在就放手》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彩虹月公司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取得该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据此，新月公司依法享有《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九首歌曲的著作财产以及获得《爱不在就放手》歌曲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再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2009年，新月公司出版了《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其中收录了乌兰托娅演唱的《我要去西藏》、《高原蓝》、《爱不在就放手》、《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十首歌曲，该出版物印有“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从而认定新月公司是上述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的录音制作者，依法享有该制品所收录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新月公司出示的正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专辑收录有涉案《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光盘上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以及相关的版权信息。二、关于涉案被控侵权行为事实。2015年1月22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70713号《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1盒，金额75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上述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外包装为一硬纸盒，带有塑封包装，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标注了“01、我要去西藏；02、高原蓝；03、爱不在就放手；……10、幸福花儿开”等10首曲目信息。经当庭查验，新月公司提交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尚未开封，一审当庭拆封上述光盘，该音像制品内含1张CD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03，盘面署名“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以及“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信息。当庭使用法庭计算机播放新月公司主张权利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和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中的同名音乐作品《幸福花儿开》进行比对，新月公司认为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幸福花儿开》与其权利作品《幸福花儿开》在词、曲、音源方面完全一致。2016年7月14日，新月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两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2《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DSD两盒，单价65元，金额共计130元”以及“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两盒，单价75元，金额共计150元”等信息。另，关于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的来源问题。星文公司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其与新月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所附的《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和《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其中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中订明由新月公司制作的《幸福花儿开》（演唱：乌兰托娅）等十首歌曲的录音制品授权给星文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新月公司同意将《幸福花儿开》等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编辑为一张专辑，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复制；星文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发行数量，并自行加工复制发行；星文公司所获得的授权，仅涉及该十首歌曲的一种专辑制品发行权及为发行而进行的复制；该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的其他权利，包括不限于著作权及录音制作者权仍由新月公司享有；星文公司承担录音制品复制品的全部复制加工费及出版发行费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十首歌曲以非专辑形式使用，如拼拆使用或制作卡拉OK、MTV；公开发行的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应明确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字样；本次发行许可费用40000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全额支付，新月必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将完整母盘交付给星文公司；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为五年，在合同期满前30日内，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或同意续期，则本合同终止，星文公司应在合同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本合同自双方签章时生效等。2008年12月26日，新月公司出具《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内容为：“新月公司全权组织、策划、制作乌兰托娅专辑CD唱片（含“幸福花儿开”等十首歌曲）所涉及的演唱、编配、录制等各项工作由新月公司负责完成，现以该专辑独家发行方式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复制品等”。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显示，出版单位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佩斯光电有限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及激光唱盘（CD）子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08年12月26日起至2009年12月25日止。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927663）显示，出版单位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桂林鸿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及激光唱盘（CD）子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10年3月5日起至2012年3月4日止。新月公司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版权节目制作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销售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新月公司还表示，按照约定，星文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有权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DSD音像制品，但无权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且《我要去西藏》黑胶CD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没有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字样，故属于未经授权而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三、其他查明事实。星文公司系2002年12月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000元，主要从事国内版音像制品批发等业务。星文公司抗辩认为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是其供应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正版音像制品。星文公司为此也邮寄一份《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以及自行制作的《业务流水帐》予以证明，其中销售单载明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DSD三盒；《业务流水帐》（日期检索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则显示星文公司自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10月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涉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黑胶版)共计20盒。新月公司在一审质证中认为星文公司的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没有证据原件供核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并质疑《业务流水帐》的真实性，认为星文公司故意隐瞒了具体的发货时间，存在重大瑕疵，无法证实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有合法来源。新月公司还表示，广州新华书店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后仍不断销售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新月公司于2016年7月14日在广州新华书店内购买到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故广州新华书店没有停止侵权行为，也没有举证证实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的合法来源。新月公司针对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就包括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在内的十首歌曲，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四十宗侵害著作权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5-854号、第857-876号）。新月公司主张为本案支出了购买侵权音像制品、律师费、档案查询费、复印费等合理开支，但未提交律师费、档案查询费、复印费支付凭证。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新月公司是否享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词曲著作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新月公司提供的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及光盘中，载有“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该出版物标有出版社、版号、著作权人以及发行人等规范的版权信息，应认定为合法出版物。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新月公司出示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4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上述裁判文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足以证实新月公司对歌曲《幸福花儿开》的词曲享有著作权利。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的销售行为及发行行为是否侵犯了新月公司对歌曲《幸福花儿开》词曲享有的著作权。新月公司授权星文公司出版、发行一种涉及《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的音乐专辑，星文公司出版、发行的音乐专辑应按照约定在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处标注版权信息，即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星文公司出版、发行了含有《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我要去西藏》DSD两种专辑。新月公司确认合同期限内的《我要去西藏》DSD音像制品属于其授权出版、发行的专辑，否认星文公司取得了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授权。此外，《我要去西藏》黑胶CD未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者信息，出版物刊号ISRCCN-F18-09-323-00/A.J6、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与《我要去西藏》DSD相关的出版信息相同，两种不同版本的CD出版信息相同，且未标明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者，这些细节足以质疑《我要去西藏》黑胶CD音像制品的合法性。在星文公司没有提出相反证据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我要去西藏》黑胶CD属于未获授权而出版、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星文公司在其提交的答辩中自认《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其委托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外包装标注专有发行人星文公司、出版者为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亦显示《我要去西藏》黑胶CD由音像出版社委托案外人新会佩斯光电有限公司或桂林鸿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复制，由此可以认定《我要去西藏》CD系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制品，并经星文公司对外发行。经一审当庭比对，《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中的歌曲《幸福花儿开》与新月公司享有权利的《我要去西藏》DSD同名录音制品《幸福花儿开》的词、曲及音源上完全一致，应为同一作品。音像出版社未对其出版《我要去西藏》黑胶CD有合法授权进行举证，星文公司亦未取得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合法授权，故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的出版、发行行为侵犯了新月公司对《幸福花儿开》词曲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及连带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广州新华书店未举证证实其与星文公司存在音像制品的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合法来源。《销售单》载明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新华书店提供了《我要去西藏》DSD等音像制品，但货品明细中未包含《我要去西藏》黑胶CD，《进销业务流水帐》系星文公司自行制作的证据，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真实性存疑，因而，星文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新华书店销售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具有合法来源。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新月公司又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得《我要去西藏》黑胶CD，表明广州新华书店在知晓新月公司主张《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侵权音像制品情形下，未尽合理注意与审查合法来源的义务，而是继续对外销售涉案侵权音像制品。由此，新华书店对其销售的侵权音像制品既未说明合法来源，也未尽到必要的审查与注意义务，其销售行为侵犯了新月公司对《幸福花儿开》词、曲享有的发行权，且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依法应停止销售并与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连带承担赔偿新月公司经济损失的民事侵权责任。至于新月公司主张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销毁库存侵权音像制品问题。因一审法院已判令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停止侵权行为，且新月公司没有举证证实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尚有库存侵权音像制品以及侵权音像制品的具体存放地点和数量，故由新月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新月公司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鉴于新月公司因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均无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性质和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销售价格以及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并考虑新月公司针对包括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在内的十首歌曲同时提起四十宗系列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连带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00元（该款含新月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新月公司请求数额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三、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出版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四、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000元给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五、驳回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承担285元，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担15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明，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新月公司享有涉案歌曲的著作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新月公司为证明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有侵权行为，提交的被诉音像制品和发票等交易凭证等证据，购买行为虽未经公证保全，但上述证据已足以证明被诉音像制品为广州新华书店所销售、为星文公司所发行、为音像出版社所出版。星文公司关于此节的上述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本案二审中的关键争议在于星文公司发行被诉音像制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星文公司发行的收录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包括DSD版和黑胶CD版。根据星文公司和新月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约定，星文公司所获得的授权仅为合同附件十首歌曲的一种专辑制品发行权及为发行而进行的复制，且公开发行的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应明确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字样。本案中，新月公司购买的被诉音像制品是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的黑胶CD版，使用的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CN-F18-09-323-00/A.J6、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与新月公司提供的合法出版物《我要去西藏》DSD版相一致，但未标注版权提供者及录音制作者信息。在新月公司仅确认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DSD版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否认黑胶CD版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且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我要去西藏》DSD版为经新月公司授权星文公司出版发行的合法出版物，一审法院认定《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属于未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而出版、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星文公司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的行为侵害了新月公司对涉案歌曲享有的著作财产权中的发行权。星文公司上诉认为其同时发行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DSD版和黑胶CD版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音像出版社侵权并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涉案专辑是否逾期发行不属本案当事人讼争问题，上诉人提出的涉案专辑在授权期内的意见与讼争问题无关，本案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星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志柱审判员  佘朝阳审判员  张 姝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冯海青书记员高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