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学铭，男，1976年1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河，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小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娥，北京市中伦文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鸿远图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欧阳祖鸿，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河，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欧阳祖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河，广东一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学铭因与被上诉人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公司）、原审被告广州鸿远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公司）、欧阳祖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5民初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学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梁学铭对该判项确定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众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梁学铭已经全部履行了对鸿远公司的出资义务，且并未以担保人的身份签署合同或者其他书面文件。1.众成公司提交的两份《图书购销合同》虽然约定如鸿远公司未如期支付书款则以其股东的个人财产偿还，但是梁学铭并未在该合同中签名确认，也未以担保人的身份签署该两份合同和《确认书》，众成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梁学铭应对该两份合同所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众成公司在庭审中称签署合同时欧阳祖鸿和梁学铭均在场，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而欧阳祖鸿告知其代理人，其签署合同时梁学铭并不在现场。两份《图书购销合同》均未写明有附件即《确认书》，所以《确认书》是独立于《图书购销合同》对众成公司和鸿远公司的业务联系人和提货人进行确认，并不是对两份《图书购销合同》的确认。即便“乙方提货人”和“业务联系人”是梁学铭本人签署，也仅能证明鸿远公司指定了梁学铭作为业务联系人和提货人，并不能证明梁学铭的担保责任，且在《确认书》中，鸿远公司指定的业务联系人并不止梁学铭一人，以此来证明梁学铭的担保责任明显证据不足。2.退一步来讲，按照合同中关于“如乙方未能按时支付书款，则以乙方股东的个人财产来偿还”的约定，众成公司应当先向鸿远公司主张债权，债权不能实现才能向其股东追偿，因此即便梁学铭构成担保责任，承担的也是一般保证责任，而不是连带保证责任。（二）众成公司并未将其与鸿远公司2016年的货款纳入本案的诉请范围，一审对此作出判决，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也侵犯了梁学铭的诉讼时效等程序权利。1.从众成公司的诉状来看，该公司诉请的是2017年和2018年的货款，并不包括2016年的货款，这从其提交的证据中并无2016年的合同、批销单、送货单等证据也得到了证明。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2016年的货款不在本案的诉请范围，故众成公司诉请的2016年货款725037.03元不应在本案审理，更不应支持。而且，根据民事诉讼举证原则，对于众成公司与鸿远公司2016年的业务情况，应由众成公司负责举证。2.一审判决将2016年货款725037.03元纳入本案，将使主张该笔货款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这侵犯了梁学铭的诉讼权利。（三）一审判决梁学铭对2016年货款725037.03元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依据。众成公司并无2016年的合同、批销单、送货单等证据，即众成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与鸿远公司在2016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也未查明。即便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梁学铭同意用2017年春季的款项偿还2016年货款，以及梁学铭需要对2016年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一审判决的违约金过高，其总金额不应超过未付款总额的30%。众成公司辩称：1.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及适用法律没有异议，请求驳回梁学铭的上诉。2.双方于2018年12月对2017年所有的款项进行了对帐并签字确认，2016年的未付款实际上已予结清。众成公司起诉主张的教材余额并没有包含2016年秋季的购书款，因此梁学铭的上诉不成立。3.梁学铭、欧阳祖鸿作为鸿远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均已在《图书购销合同》中确认以其个人的财产偿还未付的款项。且合同履行过程中，提货、付款等也是由上述二人签字确认。因此，二人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对本案的未付款项承担担保责任。4.合同约定逾期付款按每日千分之五计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并经双方确认。一审判决以违约金约定过高为由作出的调整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鸿远公司、欧阳祖鸿共同述称：1.案涉合同并无将《确认书》作为附件，《确认书》仅作联系之用，只是对联系人和提货人的确认。签订案涉合同时，梁学铭并不在场，也没有签名。2.欧阳祖鸿只是作为鸿远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不是作为担保人签名，所以不同意承担担保责任。3.一审判决的违约金过高，不应超过欠款总额的30%。众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鸿远公司向众成公司支付所欠教材款共计1226643.89元，并承担逾期未付款项的违约金（每天按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五，自起诉之日计算至鸿远公司实际清偿全部货款之日止）；2.欧阳祖鸿、梁学铭对鸿远公司应向众成公司承担的上述全部未付款项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欧阳祖鸿、梁学铭、鸿远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保全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众成公司作为甲方与鸿远公司作为乙方于2017年2月5日及2018年2月26日各签订一份《图书购销合同》，内容为：订货：乙方须先向甲方传真或QQ发电子报订单，详细说明拟购图书的名称、作者、出版社、书号、数量、要求提货的日期等内容。报订单以传真件或电子订单为准，否则无效；甲方收悉乙方有效的报订单后应及时向乙方确认；如甲方无法（完全）满足乙方的上述订货要求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如需变更报订单中的内容，亦应及时通知甲方。经双方同意变更上述报订单内容的，乙方应再次向甲方传真或发变更后的电子报订单，双方按变更后的报订单内容履行合同。乙方如需对图书作特殊处理，应以书面方式提前向甲方作详细说明并经甲方同意。甲方不同意的应及时告知乙方，甲方按乙方的特殊要求处理图书所产生的相应费用由乙方另行负担。批销折扣以实际开单为准，特殊折扣可协商后确定再报订。交付：双方最终确定的交货日期，由乙方到甲方营业地或甲方指定的其它仓储地提货。乙方如需发货须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对方报订单的次日起，7-10天内须交货给乙方。如有特殊情况，如加印、缺货、差错、改版、不够件发货、运输延误等问题时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验收：乙方在提货时应详细清点甲方交付的图书种类、数量、质量，如有问题或差错应及时向甲方提出，收到货一周内无差错回告，视为验收合格、无误。结算：乙方在春季或秋季订货时，乙方在报订当季订单时必须结清前一季度的所有书款，否则不接受当季订单处理直到上一季书款结清为止，且当季订单到货提书需开具对应日期金额的期票。春季书款：乙方须在当年6月15日前结清所有书款；秋季书款：乙方须在当年12月15日前结清所有书款。为保护货源，甲方采取专款专用的方式同出版社进行结算书款，因此，乙方购买甲方图书的书款必须专款支付，不得自主将该应付款项与其享有的其他债权相抵销。如乙方未能按时支付书款，除收取违约金外并以乙方股东的个人财务来偿还（如：资金、房产、汽车）。义务与责任：乙方须按时支付货款，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鸿远公司在乙方落款处盖章确认，欧阳祖鸿在乙方法人代表处签名确认，合同附有《确认书》，梁学铭在乙方提货人处签名确认。众成公司提交《2017年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春季对账单》，批销日期2017年1月9日至4月19日，2017年春季最后应收722515.2元，2016秋季未付725037.03元，最后应收款合计1447552.23元。鸿远公司对此于2017年6月4日盖章确认。2017年6月20日，鸿远公司出具《借条（此款用于支付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货款）》，载明：本公司广州鸿远图书有限公司今借到罗小燕50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从2017年6月20日至2019年6月19日共24个月，利率为每月8.5%，从2017年7月起每月19号前向罗小燕平安银行卡（卡号：62×××02）还本金加利息共计25100元。违约责任：借款人逾期未还款，需支付借款总额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同时出借人有权出售与借款人有关的任意资产或股份用于追回借款，需通过上诉法院解决的，借款人承担额外产生的一切费用。上述《借条》出具之后，鸿远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对《2017年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春季对账单》进行再次确认，单据中记载2017年1月9日至4月19日的订单明细，尾部显示“最后应收鸿远5月31日止1447552.23元；冲众成应付鸿远-35978.4元；6-22平安银行借款冲减书款-500000元（2017年7月19日起分24个月每月还款25100元至平安银行卡号62×××02）；6-22平安银行借款代付保险费4500元；7-24工行收款-70000元；7-31工行收款130000元；8-20冲减书款-400000元；9-30工行收款-150000元；11-2农行收款-166073.83元；最终核算应付余额为0”。众成公司提交《2017年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秋季对账单》，批销日期2017年8月8日至11月13日，显示2017年秋季鸿远应付众成总计946078.03元。鸿远公司对此于2017年12月14日盖章确认。此后，众成公司作为甲方与鸿远公司作为乙方于2018年2月26日签订《2017年秋季货款偿还协议书》，载明：乙方偿还甲方2017年秋季货款622078.03元。经双方协商同意，由乙方按以下计划分4笔偿还给甲方：2018年3月25日偿还20万元、2018年3月30日偿还10万元、2018年4月20日偿还122078.03元、2018年4月25日偿还20万元（此笔借款的利率及利息由乙方法人欧阳祖鸿和甲方法人罗小燕另行协商）。以上四笔货款由乙方按时足额偿还给甲方，否则甲方按每超出日千分之五收取乙方滞纳金。众成公司提交《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春季对账单》，批销日期2018年1月22日至4月17日，显示18年春应收鸿远804093.3元、17年秋应收鸿远尾款322078.03元、截止2018年6月19日众成应收鸿远1126171.33元。鸿远公司对此于2018年6月21日盖章确认。此后，鸿远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盖章确认《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秋季批销对账单》，显示：截止2018年6月19日众成应收鸿远1126171.33元（2018年6月21日已确认好）、7月9日收款80000元、8月2日收款40000元、截止2018年12月10日众成应收鸿远1000743.89元。众成公司提交2017年及2018年的《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批销单》，其中在提书人签名处显示手写的“梁”或“梁学铭”签名字迹。另查，鸿远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成立于2012年7月17日，经营范围为广告业、商品批发贸易、商品零售贸易。股东为梁学铭及欧阳祖鸿，股东均已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众成公司与鸿远公司签订《图书购销合同》，就鸿远公司作为买方向众成公司订购教材的事宜达成一致，故众成公司与鸿远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第一，案涉教材款欠款的数额问题。众成公司提交的《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批销单》显示，众成公司已按照《图书购销合同》之约定向鸿远公司交付已订购的教材，鸿远公司对此应当向众成公司支付相应教材款。鸿远公司分别按季度对合同期间发生的购销事实及款项清算事宜以对账单的形式进行了确认。根据鸿远公司最终于2018年12月13日盖章确认的《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秋季批销对账单》显示：鸿远公司截止2018年12月10日尚欠众成公司教材款合计1000743.89元。鸿远公司辩称2016年秋季货款不在本案诉请范围故应当扣除该季度货款，对此，众成公司系依据其与鸿远公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众成公司主张鸿远公司向其支付的教材款为双方常年买卖合同关系清算的积累余额。且根据鸿远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确认的2017年春季对账单显示的已付款情况，鸿远公司已实际向众成公司支付2016年秋季未付书款725037.03元，即众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教材款余额并未包括上述2016年秋季购书款。鸿远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理，不予采纳。此外，众成公司主张除上述鸿远公司已确认尚欠教材款1000743.89元之外，鸿远公司还有以借款形式承诺向众成公司按月支付的余额225900元未付。对此，鸿远公司向众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小燕出具的《借条》显示，鸿远公司向罗小燕借款本金500000元，双方并约定了相应的借款利息、还款计划及违约责任等，该《借条》可证明鸿远公司与罗小燕之间构成相应的借贷关系。在上述借条中虽然记载了“该款用于支付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货款”，但该表述仅能证明借款用途，不能证明众成公司所称上述借款的余额应在本案中众成公司与鸿远公司案涉买卖合同关系中一并清算的主张。此外，根据鸿远公司于2018年12月13日确认的2017年春季对账单记载内容“6-22平安银行借款冲减书款-500000元（2017年7月19日起分24个月每月还款25100元至平安银行卡号62×××02）”，可证明鸿远公司向罗小燕借款500000元用于支付购书款的事实，与《借条》显示内容一一对应。综上，众成公司在本案中主张鸿远公司还应向其支付以借款形式承诺向众成公司按月支付的余额225900元无理，不予支持，众成公司可另寻途径处理。故鸿远公司应向众成公司支付拖欠的教材款1000743.89元。第二，违约金问题。众成公司与鸿远公司在《图书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鸿远公司须按时支付货款，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五向众成公司支付违约金。该条款虽为双方签字确认的条款，但在诉讼中鸿远公司亦抗辩该违约金约定过高，故本案仍然应审查违约金的约定是否过高的问题。因鸿远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占用了众成公司的资金，理应支付众成公司从拖欠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但上述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付标准明显过高，依法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第三，欧阳祖鸿及梁学铭的责任问题。《图书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如鸿远公司未能按时支付书款，除收取违约金外并以鸿远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来偿还（如：资金、房产、汽车）。鸿远公司抗辩称欧阳祖鸿及梁学铭均未以保证人身份在合同上签名故不应对此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此，因欧阳祖鸿及梁学铭均已在《图书购销合同》上签名确认，即欧阳祖鸿及梁学铭自身对上述合同约定的事宜表示确认。虽然欧阳祖鸿及梁学铭系分别在“乙方法定代表人”及“乙方指定提货人”落款处签名，但其作为鸿远公司的股东，对于公司的重大决议及合同行为理应知晓，其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对于签署包含影响其核心权益条款的合同所造成的相应法律后果亦应当知晓，故鸿远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理，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众成公司主张欧阳祖鸿及梁学铭对鸿远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理，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判决：一、鸿远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教材款共计1000743.89元给众成公司，并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违约金给众成公司；二、欧阳祖鸿、梁学铭对鸿远公司在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众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40元，由众成公司负担2917元，由欧阳祖鸿、梁学铭、鸿远公司共同负担12923元。一审案件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欧阳祖鸿、梁学铭、鸿远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梁学铭在二审庭审中表示，对《确认书》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梁学铭的责任认定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对众成公司2016年货款的处理是否失当？3.一审判决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过高？对此，分析如下：关于梁学铭的责任问题。本案证据显示，鸿远公司与众成公司于2017年2月5日、2018年2月26日签订《图书购销合同》，约定如鸿远公司未能按时支付书款，除收取违约金外并以鸿远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如：资金、房产、汽车）来偿还。签约当日，双方还各签署了一份《确认书》。在两份《确认书》的乙方指定提货人处，梁学铭均有签名。因《确认书》是案涉合同的组成部分，梁学铭在签名时应当知道合同的签订情况。而且，鸿远公司的股东仅有欧阳祖鸿、梁学铭二人，梁学铭又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若非征得梁学铭同意，欧阳祖鸿显然难以在合同中作出公司股东对还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承诺。故此，案涉合同所约定的还款保证，应认定为梁学铭的真实意思表示。梁学铭以其未签订案涉合同及《确认书》仅能证明其为鸿远公司指定的业务联系人和提货人为由，上诉主张其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因案涉合同对梁学铭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未作约定，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其对鸿远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梁学铭上诉认为其承担的应当是一般保证责任，有悖于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016年的货款问题。众成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鸿远公司与众成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图书采购、供应关系。期间，双方分春秋两季以对账单的形式对当季发生的供货、付款及累积欠款情况作出确认。2018年12月13日，鸿远公司在《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2018年秋季批销对账单》上加盖公章，确认尚欠众成公司教材款1000743.89元。其后，众成公司因鸿远公司未能依约付款而提起本案诉讼。虽然众成公司提交的《2017年广东众成图书有限公司春季对账单》载明鸿远公司“2016秋季未付725037.03元”，但之后的对账单显示，双方确认鸿远公司已向众成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故众成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主张该款。梁学铭上诉称一审法院将2016年的货款纳入本案审理范围并判决其对该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对其据此主张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违约金问题。案涉合同约定如鸿远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应按每日千分之五向众成公司支付违约金。因该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合理。梁学铭上诉认为该标准仍然过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梁学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23元，由上诉人梁学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