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终9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株洲县中医院，住所地湖南省。法定代表人人：蔡建君，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仕强，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师生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鲁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XXX号。法定代表人：王英南，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影影，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淳，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韩春善。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鲁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地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5民初84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株洲县中医院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远程公司没有将租赁物交付给株洲县中医院。株洲县中医院与鲁地公司之间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鲁地公司与远程公司签订的《委托购买协议》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远程公司作为出卖人在收到鲁地公司委托购买租赁物的货款后，不仅应当按照协议将购买的租赁物交付给株洲县中医院，鲁地公司也应保证承租人株洲县中医院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株洲县中医院作为承租人在与鲁地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同时，根据鲁地公司的特别要求在未收到租赁物的情况下，在作为合同附件的《设备交接验收单》和《租赁物清单》上盖章。由于鲁地公司和远程公司并没有将租赁物交付给株洲县中医院，故株洲县中医院在验收日期一栏中没有签字。合同签订后，株洲县中医院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证实了远程公司并没有将设备交付给株洲县中医院的事实。鲁地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设备交接验收单》是一份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伪证。鲁地公司作为租赁物的出租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鲁地公司与远程公司作为提供租赁物给承租人即株洲县中医院的法定义务人，依法应承担已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租赁物的举证责任。鲁地公司虽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但不能同时提供货物报关单、货物合格证及运输凭证等证据，故一审法院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一审判决后，根据公安机关立案后对鲁地公司和远程公司有关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的代理人和当事人所做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在2017年4月24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鲁地公司为了付款的需要，虽要求株洲县中医院在《租赁物清单》和《设备交接验收单》等合同附件上盖章，但始终没有提供租赁物给株洲县中医院。2.株洲县中医院基于至今没有收到鲁地公司指定远程公司购买交付的租赁物，且远程公司在收到鲁地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已卷款潜逃，人去楼空，致使株洲县中医院与鲁地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株洲县中医院于2018年4月2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致函鲁地公司解除与其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鲁地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在三个月的法定时间内没有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异议之诉。因此，株洲县中医院解除合同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鲁地公司辩称：1.株洲县中医院与远程公司合作在先，与鲁地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在后。鲁地公司系根据株洲县中医院的选择向远程公司购买租赁物。2.鲁地公司已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本案租赁物由远程公司直接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株洲县中医院在收到租赁物后向鲁地公司出具《租赁物接受证书》。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株洲县中医院在验收租赁物合格后向鲁地公司出具《设备交接验收单》。鲁地公司在收到株洲县中医院出具的《租赁物接受证书》、株洲县中医院与远程公司共同盖章的《设备交接验收单》、株洲县中医院出具的《付款通知书》以及远程公司出具的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满足《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约定的其他付款条件的情况下，已于2017年4月26日分两次向远程公司支付了租赁物购买价款，故鲁地公司已依约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第2.3条、《买卖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租赁物的交付义务由远程公司承担，故鲁地公司不应承担租赁物未交付产生的法律后果。3.鲁地公司在株洲县中医院确认收到租赁物的前提下，向远程公司支付了1,000多万元的租赁物购买价款，株洲县中医院也支付了4期租金，却在起租后一年以未收到租赁物为由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并返还已付款项，有悖常理。4.本案系直租型融资租赁，租赁物虽由远程公司直接交付株洲县中医院，但租赁物的所有权仍归属于鲁地公司。现鲁地公司基于对株洲县中医院的信任，在株洲县中医院出具其与远程公司共同盖章的《设备交接验收单》等材料后即依约将全部租赁物购买价款支付给远程公司，株洲县中医院现又称其未收到远程公司交付的租赁物，严重损害了鲁地公司依法取得租赁物的权利，也使鲁地公司陷入既可能无法收回租金，又无法取得租赁物的境地。故株洲县中医院应对其在《租赁物接受证书》等文件上盖章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向鲁地公司支付全部剩余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5.若株洲县中医院确未收到租赁物，其应依据《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向远程公司主张赔偿，但并不能免除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6.本案中，截止2018年4月株洲县中医院发函要求解除系争《融资租赁合同》时，株洲县中医院已累计拖欠320万余元租金，构成严重违约，故其不享有单方解除权。鲁地公司虽未在异议期内提起诉讼，但株洲县中医院的解除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系争《融资租赁合同》并未当然解除。7.假设《融资租赁合同》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株洲县中医院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向鲁地公司返还剩余未付租赁物购买价款，并参照《融资租赁合同》第3.1条约定的年利率7%向鲁地公司支付合同解除之日至株洲县中医院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综上，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远程公司未陈述意见。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株洲县中医院于2018年4月25日发函解除株洲县中医院、鲁地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即要求确认株洲县中医院、鲁地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18年4月25日解除；2.依法赔偿株洲县中医院经济损失2,149,618.40元；3.依法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24日，株洲县中医院作为承租人、鲁地公司作为出租人，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DKZL(SH)-ZZ-201704-011])，合同约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完全自主选定，与出卖人签署买卖合同，向出卖人购买本合同项下租赁物，租赁物详见合同附件《租赁物清单》，承租人确认，上述租赁物、出卖人完全由承租人自主选定，出租人未对此选择施加任何影响；租赁物由出卖人直接向承租人履行交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租赁物的交付以及与租赁物相关的证书、技术资料、图纸、清单、报告等文件的交付；若发生包括但不限于出卖人延迟交付租赁物，或与相关买卖合同约定内容不符，或在安装、调试、验收过程中及质量保证期间发现租赁物存在质量瑕疵，或其他与租赁物有关的任何问题等，承租人应根据买卖合同或者承租人与出卖人自行签订的协议行使索赔权，出租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承租人未依赖出租人而自主选择租赁物与出卖人，将自行承担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约定的风险；承租人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时，包括但不限于未能支付任何到期款项、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及未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占用使用租赁物或就租赁物做其他处置、向出租人作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存在虚假遗漏及错误情形及未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任何义务等，视为承租人违约，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此外，《融资租赁合同》所附租赁附表约定：起租日为2017年4月26日，租赁期限为36个月，承租人应于2017年5月至2020年4月每月26日支付租金，每期租金326,148.60元。同日，远程公司作为卖方、鲁地公司作为买方、株洲县中医院作为承租人，三方共同签署编号为[DKZL(SH)-MM-201704-011]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买方与承租人已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买方基于承租人对租赁物和卖方的选择签署《买卖合同》，并将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物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合同项下租赁物购买价款为10,562,800元；起租日为2017年4月26日；租赁物交付当日，卖方应会同承租人进行租赁物验收，租赁物验收合格后由承租人签署《设备交接验收单》并提交卖方和买方；各方同意并确认，出租人将合同项下买方索赔权转移给承租人行使，如租赁物发生迟延交付或未能交付，以及租赁物质量瑕疵、数量、交付、验收等争议的，均由承租人直接向卖方索赔并自行承担费用和结果，出租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日，株洲县中医院向鲁地公司出具《付款通知书》，称，双方的《融资租赁合同》及《买卖合同》已生效，株洲县中医院已选定《买卖合同》附件《租赁物清单》所列各项设备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设备，并确认远程公司为租赁物的供货方和《买卖合同》的甲方，要求鲁地公司按《买卖合同》的约定向远程公司支付购买价款10,562,800元。株洲县中医院向鲁地公司出具《租赁物接受证书》，称：已收到《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租赁物，与租赁物清单完全一致，租赁物在所有方面均满足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要求。株洲县中医院作为接收单位验收人在《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2017年4月26日，鲁地公司向远程公司支付租赁物价款8,281,200元，次日，支付租赁物价款2,281,600元，合计支付价款10,562,800元。合同履行过程中，株洲县中医院共向鲁地公司支付如下款项：1、2017年4月25日支付保证金528,140元、手续费316,884元；2、4期租金，每期租金326,148.60元，共1,304,594.40元，分别支付于2017年5月22日、2017年6月27日、2017年7月25日、2017年12月11日。2018年4月16日，株洲县中医院向鲁地公司发函表示：远程公司未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租赁物，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且远程公司已构成合同诈骗，为此，鲁地公司应根据《买卖合同》第八条第2款的约定立即行使与远程公司的合同解除权，鲁地公司的一切损失由第三人远程公司承担。2018年4月25日，株洲县中医院再次向鲁地公司发函表示：因鲁地公司与株洲县中医院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不能履行，且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通知鲁地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鲁地公司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由远程公司承担。2018年5月18日，鲁地公司向株洲县中医院回函，表示：已收到株洲县中医院前述二份函件，认为鲁地公司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及恶意欺诈行为，根据合同约定，株洲县中医院应当向远程公司主张权利，株洲县中医院无权单方面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要求株洲县中医院继续履行《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各项权利义务；相反，株洲县中医院拖欠鲁地公司租金，已构成严重违约。一审另查明，2017年3月16日，株洲县中医院(基地医院方)与远程公司(运营方)签订《数字化心血管区域协同医疗示范工程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由远程公司为株洲县中医院提供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数字化心血管区域协同医疗示范工程》项目品牌支持、心血管科专家技术支持和心血管科PACS系统、心血管科项目设备支持，提升株洲县中医院心血管科品牌、心血管科技术和医院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项目服务内容为合作开展心血管病筛查、远程影像诊断、远程专家会诊及心血管病远程心电、支架、介入、手术、高端会员健康管理、康复等项目。合同并约定了相关合作项目双方分配比例。关于项目配套设备，协议约定：远程公司联合金融租赁机构提供心血管科设备融资租赁业务，医院不需要设备投资，只需从项目收入中按比例归还设备款，医院需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所需材料，运营方担保办理，金融租赁保证金和手续费由远程公司替株洲县中医院垫付，设备融资租赁所产生经济责任由远程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株洲县中医院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能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株洲县中医院主张其已向鲁地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鲁地公司虽发函提出异议，但未在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合同已解除。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即需要具备约定或法定的解除权，合同才能解除，不能仅仅以约定或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而受通知一方未起诉表示异议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第二，株洲县中医院有无合同解除权。株洲县中医院主张未收到租赁物，鲁地公司对该事实不予认可。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租赁物的交付情况，株洲县中医院在《租赁物接收证明》和《设备交接验收单》的盖章行为可以证明其已收到合同项下租赁物，株洲县中医院如要推翻该节事实，应当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株洲县中医院为证明其未收到租赁物，提供了向鲁地公司发送的两份函件以及生命时报调查。株洲县中医院的函件分别发送于2018年4月及2018年5月，而此时已距起租日2017年4月26日时隔一年，在此期间，株洲县中医院除了在合同签订次日支付手续费316,884元、保证金528,140元外，还陆续支付了4期租金，支付的时间为2017年5月、6月、7月各1期，于17年12月支付了1期。株洲县中医院再提出未收到租赁物不合常理。至于生命时报调查，针对的是北京远程视界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综上，株洲县中医院主张未收到租赁物，没有依据。株洲县中医院无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株洲县中医院要求鲁地公司赔偿损失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株洲县中医院的诉讼请求，依法难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株洲县中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996元，由株洲县中医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提供如下证据：1.询问通知书；2.询问笔录，上述证据1、2旨在证明案外人龙向红是远程公司在湖南负责株洲县中医院配合签订合同的(县)级代理商，2007年4月24日签订合同时龙向红亦在场，龙向红在笔录中称当时是由于融资租赁公司放款需要要求株洲县中医院在《租赁物清单》和《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但至今也没有提供设备；3.《远程公司(县)级终端合作协议书》，旨在证明2017年4月17日龙向红与远程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正式成为该医院的代理商，并负责与株洲县中医院签订合同的洽谈工作；4.接报案回执，旨在证明鲁地公司因涉嫌合同诈骗，株洲县中医院于2019年3月14日向株洲县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该案；5.立案决定书，旨在证明株洲县公安局受理此案后，已于2019年3月14日决定立案；6.证明，旨在证明公安机关立案后，经调查取证证实远程公司没有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物。对于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鲁地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不涉及株洲县中医院被合同诈骗；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从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没有写明与本案有关，且上述证据1、2中的龙向红的身份无法确认，其并非远程公司员工，其与株洲县中医院交接，无法证明租赁物未交付，且从笔录的内容来看也没有明确是本案所涉及的事实，与株洲县中医院存在业务往来的不只鲁地公司一家单位；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份合作协议与龙向红的询问笔录内容不一致；对于证据4、5的真实性确认，刑事案件中诈骗嫌疑人应该是远程公司，鲁地公司是实际资金支出方，鲁地公司也是受害者；对于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刑事案件尚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基于何种理由认定租赁物未交付尚不知晓，若公安机关仅是依据代理商的询问笔录认定租赁物未交付，则缺乏客观性，毕竟代理商并非远程公司员工，也非实际履行交付义务之人，远程公司完全可以直接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租赁物，无需通知代理商。公安机关能否查明租赁物交付存在疑问，本案的租赁物为动产，交付后随时可以转移，故即使租赁物现未存放于株洲县中医院，也不能认定为租赁物未交付。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尚无定论，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内容真实性未经确认。被上诉人鲁地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远程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株洲县中医院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本案中，株洲县中医院行使合同解除权所依据的事实是其未收到租赁物。其行使解除权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项有关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出租人有权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鲁地公司则主张株洲县中医院作为违约方无权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从系争《融资租赁合同》及《买卖合同》的约定来看，出卖人及租赁物均是由承租人株洲县中医院选择，远程公司作为出卖人负有直接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租赁物的义务。同时，《买卖合同》约定，株洲县中医院出具《设备交接验收单》，即视为远程公司已向株洲县中医院交付租赁物，株洲县中医院已接收租赁物。但就租赁物交付的具体时间，合同中未作明确约定。鲁地公司在株洲县中医院向其出具《租赁物接受证书》，并作为接收单位验收人在《设备交接验收单》上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已向出卖人远程公司支付了租赁物的价款。至此，鲁地公司已按约履行了《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项下之义务。而作为承租人，株洲县中医院在支付4期租金仍未收到租赁物的情况下并未依法行使撤销系争《融资租赁合同》的权利，而是直至起租日一年后的2018年4月才向鲁地公司发出解除合同的函件，有悖常理。此时，株洲县中医院已因拖欠鲁地公司租金构成违约。鉴于株洲县中医院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鲁地公司与远程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欺诈株洲县中医院的情形，且鲁地公司拒绝解除合同，故株洲县中医院作为违约方在本案中要求确认其解除合同的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株洲县中医院进而提出由鲁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株洲县中医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996元，公告费人民币300元，共计人民币24,296元，由上诉人株洲县中医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承晔审判员  朱 瑞审判员  周 菁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杨蓓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