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01民终442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征林，男，197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一审原告）：熊其生，男，196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公民身份号码×××。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艳艳，海南阳光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冯学东，男，1980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定安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玫瑰，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13A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2013038683。负责人：肖社高。上诉人刘征林、熊其生、冯学东与被上诉人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海南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征林、熊其生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3.判决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冯学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3623080.51元及利息（以3623080.5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1年9月2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4.判决长江海南分公司与冯学东共同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请求承担付款责任；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鉴定费159478.22元由长江海南分公司与冯学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长江海南分公司的负责人肖社高在2011年9月11日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签订的《协议书》中签名，表示同意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和保证金。为了解决本案纠纷，2012年1月16日，海南省劳动监察总队出具的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2012年5月30日签名书面委托海南省住建厅委托鉴定机构对刘征林、熊其生已经施工的工程款及材料款进行评估鉴定。2012年9月19日琼山区人民检察院的答复书，以及冯学东、律师多次庭审表明和长江海南分公司的关系，由此，应当确认长江海南分公司与冯学东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二、本案鉴定费共计139478.22元应当由长江海南分公司与冯学东负担，冯学东已经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费用应为3075420元（扣除鉴定费，即3214898.22元-139478.22元）。三、经鉴定刘征林、熊其生所完成的工程量造价为6698500.51元，扣除已付的费用3075420元，长江海南分公司与冯学东尚应付给刘征林、熊其生3623080.51元及利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结果部分不当，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支持刘征林、熊其生的诉讼请求。冯学东针对刘征林、熊其生的上诉答辩称：一、针对刘征林、熊其生的第一点上诉理由，冯学东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冯学东与刘征林、熊其生。二、针对刘征林、熊其生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判决鉴定费由刘征林、熊其生承担是正确的。三、关于刘征林、熊其生所完成的工程量造价6698500.51元冯学东认为是错误的，在其上诉状有明确的阐述。长江海南分公司针对刘征林、熊其生的上诉答辩称：与冯学东答辩意见一致。冯学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征林、熊其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了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和有关结算协议。冯学东和刘征林、熊其生所签订的《施工合同》及4份附件为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以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双方结算必须以所签订的合同为准，不能脱离双方的合同约定。《施工合同》第六章第一条约定，合同价款形式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刘征林、熊其生按合同约定承包内容及承包范围按固定单价包干，合同固定单价为按建筑面积计420元／㎡，该价含人工费、机械费、设备（塔吊、施工电梯、砼输送泵）、辅材（铁钉、铁丝、焊渣等）、工具用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措施费、规费、模板、脚手架等。一审法院在不认可鉴定单位出具的第一次鉴定意见后，于2015年1月7日向鉴定单位发出（2013）琼民二初字第134-1号《通知书》，通知的部分内容为：“本院认为，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单价结算的，承包人未完成工程施工，其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的，可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法计算，因此建议你公司采用该方法计算原告完成的工程量的造价，并向本院提供补充鉴定结论，供本院参考”。在证据质证过程中，针对冯学东要求一审法院释明“按比例折算”法，一审法院当庭回复，在送达该通知书给鉴定单位时，附送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给鉴定单位，前述解答中“13、固定总价合同履行中，承包人未完成工程施工的，工程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的解答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承包人未完成工程施工，其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经审查承包人已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的，可以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式，即由鉴定机构在相应同一取费标准下分别计算出已完工程部分的价款和整个合同约定工程的总价款，两者对比计算出相应系数，再用合同约定的固定价乘以该系数确定发包人应付的工程款。”随后，鉴定单位按照一审法院所指令的方法，先后出了十几份鉴定勘误稿或鉴定意见书，时间跨度达近五年之久，但都因为无法令刘征林、熊其生或一审法院满意而反复要求鉴定单位重新出具意见。2019年1月30日，鉴定单位出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明确：依据2005年《海南省建筑工程定额》、2008年《海南省安装工程定额》、工程设计文件及当时的政策法规，造价信息进行组价，工程总造价为9227399.68元，已完成工程造价6698500.51元，未完工工程造价2545990.29元，已完工程造价占合同总造价的比率72.59%（已完工程造价6698500.51元／合同工程总价9227399.68元=72.59%）。但一审判决完全背离了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也完全背离了其指定鉴定单位“按比例折算”出具鉴定意见的通知精神，选择了和双方合同、附件没有任何关系的按定额计算的已完工程造价，即6698500.51元作为刘征林、熊其生所完成的工程价款，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违背了双方的合同约定。另外也严重误导案件审理，双方争论了五六年，主要就是针对一审法院所确定的“按比例折算法”基础上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最后的一审判决竟然和“按比例折算法”毫无关系，如此判决，误导了案件审理方向，也浪费了冯学东大量的时间、精力。2011年9月11日，双方所签订的有关结算的《协议书》第一段明确：“甲（冯学东）乙（刘征林、熊其生）双方经协商，由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公司负责《滨江绿都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和《承包范围》约定的乙方所做的1、2、3号楼六层以下实际所做工程的核算，有合同的依据合同，无合同的，依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和有关建筑法规参照市场价进行核算”，该协议因刘征林、熊其生不配合结算最后无法得到实施，但体现了双方“依据合同”的真实意思。2013年6月19日，双方就争议处理再次达成《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双方同意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1、2、3﹟楼6层以下（含6层）依据合同及实际工程量（含材料、办公生活用品、临建工程等）进行结算”，及明确约定了双方的结算依据为“依据合同”。因此，一审法院以定额价来确认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价款，完全背离了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也完全背离了双方争议产生之后所签订的有关解决争议的结算协议。二、一审判决违反了刘征林、熊其生自己所提交的有关工程量确认的证据。截止到2011年6月26日，刘征林、熊其生提交了两份《工程款支付申请表》，一份确认地下室部分的工程量为1600276元，一份是确认地上五层的工程量为1257600元（刘征林、熊其生按工程量的80%，即1006000元向冯学东申请支付工程款），即截止到2011年6月26日，刘征林、熊其生所做的工程量（五层以下）仅为280多万元。2011年7月8日，刘征林、熊其生停工、退场，在后面这不足半月的时间刘征林、熊其生也仅仅只是增加了一层的工程量（即第六层），加上前述的工程量，也就300万元左右。一审法院以定额来确定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款，严重背离了客观情况。三、一审法院的判决导致无效合同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有效合同所获得的利益，违背了基本的法理。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刘征林、熊其生所做的工程为六层以下的框架，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合同约定固定单价为420元／㎡，刘征林、熊其生全部完成这10000平方米的工程所获得的合同价款才420万元，况且刘征林、熊其生仅仅只做了一个框架，砌体工程、抹灰工程、室内外防水工程、装修工程、防盗门、铝合金门窗工程、电梯工程、屋面地面工程等并没有完成，而是由冯学东另外聘请施工队完成的，因此，刘征林、熊其生不可能获得全部的合同价款，仅能获得部分合同价款，即应得的工程款应小于420万元。但一审判决直接按照定额计算已完工工程款，确定已完工程款为6698500元，折算到每平方米为600多元，如果考虑大量未完工的工程，一审法院所确定的实际合同单价近1000元，这个价格在2010年签订合同之时，作为一个劳务包清工的施工合同，劳务单价达到近1000元每平方，不仅远远超过了双方所约定的固定单价，也严重违背当时、甚至现在的工程施工常识的，如此认定和判决，无疑会鼓励建筑施工的承包人故意违反法律签订无效合同，再通过恶意诉讼方式获得远远高于无效合同的利益，造成严重不良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四、一审判决超过了刘征林、熊其生的预期和诉讼请求。刘征林、熊其生在《民事起诉状》中的第2项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和占用财产损失费共约500万元及逾期支付期间的利息损失”，其还在《民事起诉状》中声称：“2011年8月，刘征林、熊其生被迫撤离了‘德信.滨江绿都’项目工程，被告强占了两原告所有的价值约350万元的生产设施和材料”，根据刘征林、熊其生的第2项诉请，扣减掉刘征林、熊其生所自认的约350万元的生产设施和材料损失，刘征林、熊其生所主张的工程款应该不到150万元，也即刘征林、熊其生的所主张的预期未付工程的不到15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判决认定未付工程款为3483602.29元，远远超过了刘征林、熊其生的预期和诉讼请求。五、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没有查明冯学东通知刘征林、熊其生停工、撤场的原因。因为刘征林、熊其生频频出现质量及安全事故问题、工期已拖延近40天，监理公司已向冯学东发出了整改通知（冯学东一审提交的证据3），刘征林、熊其生不积极纠正施工中发生的问题，还利用冯学东抢工期的急迫心理，多次鼓动工人实施拉闸停电、停工、阻挠他人施工的行为，企图达到多要工程款的目的。冯学东为此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上百次。在此情况下，冯学东为了保证进度、质量和安全，依据《施工合同》第十四章第四条“累计工期拖延天数超过30日历天，甲方（冯学东）可单方终止合同”的约定，通知刘征林、熊其生停工、撤场，一审没有查清停工、撤场的原因，这可能是导致本案严重偏袒刘征林、熊其生的一个原因。2.一审判决没有查清冯学东所支付工程款和垫付的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和数额。截止一审判决之日，冯学东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生活费，替刘征林、熊其生缴纳本案案件受理费，替刘征林、熊其生支付本案律师费，替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给鉴定单位的鉴定评估费等，合计3564376.44元。另外，由于刘征林、熊其生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达到多要工程款目的，将冯学东已支付的300多万工程款据为己有，却故意不发放给农民工，导致农民工投诉到海南省劳动监察部门。在劳动监察部门的指令下，冯学东不得不替刘征林、熊其生的农民工垫付了近100万元的工资，具体如下：代付刘云全的钢筋班组工资合计为213900元、杨远金的木工班组工资合计280000元、刘开发的外架班组工资300500元、黎世平的混凝土班组119400元，2011年8月15日代发塔吊指挥7月份工资1500元，2011年8月12日代发尤银水等4位管理人员7月份工资27800元，2011年8月20日代发王金菊厨师7月份工资1500元，2013年2月1日代发熊城杰等6人2011年5月－7月工资26070元，合计代付999670元。已付工程款和垫付的农民工工资等合计为4564046元，已付款项早已远远超过了实际应当支付给刘征林、熊其生的应付工程款和保证金。3.双方在两份有关结算的《协议书》中，都明确了刘征林、熊其生只是做了六层以下的框架工程，但一审判决的工程款却是七层以下的工程款，多算了一层的工程款。六、一审程序违法。冯学东在海南省劳动监察部门的勒令下，替刘征林、熊其生垫付了所拖欠的近100万元的农民工工资，冯学东提供了垫付农民工工资的证据，还从海南省劳动监察总队复印了部分书面证据材料（劳动监察总队不同意在复印件上盖章），作为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部分证据。冯学东申请一审法院向海南省劳动监察总队调取、核实证据，但一审法院仅仅因为没有调取到笔录的原件就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笔录为海南省劳动监察总队的工作人员所制作，是政府部门的履职行为，一审法院没有向工作人员核实证据的真伪而仅仅以没有原件为由就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即“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七、一审判决冯学东从2011年9月21日起向刘征林、熊其生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既没有事实依据，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1.2011年9月11日的《协议书》签订背景是因为刘征林、熊其生漫天要价，并在工地吵闹、打人，冯学东报警后，在当地的铁桥派出所的主持下签订的一个结算协议。《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委托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按照双方的《施工合同》约定对刘征林、熊其生所做的工程进行核算，另外《协议书》第1条约定：“乙方（刘征林、熊其生）要求在9月20日前核算清楚所有工程款及保证金75万元”；第2条约定：“乙方要求所有款项由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公司一次性付清”。该《协议书》只是共同委托第三方主体帮忙结算，另外，在《协议书》中刘征林、熊其生要求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并不是要求冯学东一次性付清剩余尾款。而且，这份协议因为刘征林、熊其生不配合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结算而最后无法履行。因此，一审法院以此认为刘征林、熊其生要求冯学东在2011年9月20日核算清楚工程款并要求一次性付款完全违背该协议的内容。2.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楚双方长期未结算的原因。长期未结算的原因是：因为刘征林、熊其生漫天要价，要价从500万一直上涨到1200多万，达不到目的，就向海南省劳动监察、公安、建设、工商、税务等部门恶意投诉冯学东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还指使亲朋在工地拉闸停电，谩骂殴打工人，爬塔吊，表演“跳楼秀”，在马路上静坐堵塞交通等等，刘征林、熊其生因此被琼山区铁桥派出所予以行政拘留，由此可见，是刘征林、熊其生企图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恶意多要工程款，而不是冯学东故意不和其结算。事实上，冯学东迫切希望早日解决双方的纠纷，规劝其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为了让其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解决争议，冯学东甚至自愿替其垫付本案的一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甚至刘征林、熊其生的一审的5万元律师费，都是冯学东替其垫付，冯学东垫付这些费用，从常识上看，也可以看出冯学东迫切希望刘征林、熊其生抛弃无理取闹的方式，以合法方式尽快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双方长期未结算的原因的情况下，判令冯学东从2011年9月21日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的有关利息判决违反了双方2013年6月1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第1条约定：“双方同意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1、2、3＃楼6层以下（含6层）依据合同及实际工程量（含材料、办公生活用品、临建工程等）进行结算”，也即双方重新达成了结算约定，更改了2011年9月11日的《协议书》的内容，一审法院再按照2011年9月11日的《协议书》断章取义地确定计息时间，明显违背了新的协议。既然双方已经约定通过人民法院来进行结算，那现在的审理程序还是在履行该协议书的过程中，刘征林、熊其生并没有违反该协议，由于结算款项至今未能予以确定，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支付所谓的“逾期支付期间的利息损失”（刘征林、熊其生的诉讼主张）完全没有事实依据。4.一审法院的有关利息判决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双方既然约定通过人民法院来确定工程款，那应付工程价款之日就应当是生效判决确认工程款之日。因此，一审法院的利息起算时间违反了该规定。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了有关法律、司法解释，严重偏袒了刘征林、熊其生，是一份将矛盾上交，不负责任的判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刘征林、熊其生针对冯学东的上诉答辩称：一、事件的大致过程：刘征林、熊其生二人于2010年6月1日起带领100多农民工先后垫资约860万元（包括所欠的农民工工资），向钟立祥及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系钟立祥小舅子）承包了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海南祥居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南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德信.滨江绿都1#、2#、3#楼的施工工程。当工程进行至第七层时，由于开发商内部矛盾问题，2011年7月15日钟立祥及长江海南分公司以冯学东的名义让其律师施小卫下达了停工退场的律师函，并停止供应钢筋、混凝土等主材，我方被迫停工结算。由于是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中途毁约，双方在工程款、材料款及办公生活用品款等结算方式上分歧较大。我方要求必须结算并付清所有款项后才可由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继续另行组织施工。钟立祥及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接到我方的结算报价后找各种理由不与我方见面结算，并凭借其特殊关系在派出所所长等人的庇护下，指挥安保人员强占我方所有施工工具、材料、机械及办公生活用品等价值约200多万元强行施工。我方在多次向政府各相关部门反映及和钟立祥、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等人结算无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7月将长江海南分公司及冯学东诉至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经过长达约6年的时间于2019年6月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判决书。二、关于对一审工程款及材料款鉴定结果的答辩意见：在一审过程中刘征林、熊其生与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依照相关法定程序选定了工程造价鉴定公司，就双方工程款及材料款等进行了鉴定。由于该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我方的材料及设备等除部分已经物化在本建筑工程之内，没有实物可做评估，导致材料设备等无法评估。由于大部分材料及设备等已被长江海南分公司强占使用完后处理掉，因此关于材料、设备等方面无法进行评估鉴定，但关于材料设备等被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使用及处理方面的事实，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等均已认可，只是对金额及数量有争议。关于此项的结算问题我方可另行与长江海南分公司及冯学东协商处理或另案起诉处理。三、关于冯学东所提的事实与理由第一项答辩意见：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早在2013年以前就对双方在工程款及材料款的结算上分歧极大。由于建筑工程的特殊性，因此在其投入及成本核算方面必须综合考虑组价，且双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中途结算工程款的定价，而仅对工程进度款的支付做了简单约定。因此，我方一直要求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在双方结算工程款、材料款等方面要据实结算。根据建筑工程行规及《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价款实行固定总价结算，承包人未完成工程施工，其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发包人同意并主张参照合同约定支付的，可以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式。即由鉴定机构在相应同一取费标准下，计算出已完工部分的价款占整个合同约定工程的总价款的比例，确定发包人应付的工程款。但建设工程仅完成一部分，如果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归责于发包人，因不平衡报价导致按照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固定价结算对承包人利益明显失衡的，可以参照定额标准和市场报价据实结算。2012年至2013年长江海南分公司肖社高及冯学东多次在省政府协调会上口头及书面明确表示，由有资质的第三方造价公司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有关建筑法规，参照市场价进行核算，算出多少就立刻支付多少，但由于冯学东及律师施小卫的反复否定而无法进行下去。冯学东及律师施小卫在与海南省人事劳动厅、省住建厅等部门召开协调会时既代表长江海南分公司又代表冯学东还代表钟立祥及开发公司。由于其本人可能对工程方面不懂，在一审法院及刘征林、熊其生多次表示要求让施小卫律师找一个专业的造价师参加鉴定及质证，施小卫律师均表示已经没有造价师了，且在质证过程中对于一审法院及刘征林、熊其生、造价公司完全合理的意见百般故意违背基本事实及常理进行质证。因此刘征林、熊其生认为一审法院对于工程款的鉴定依据方面符合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也没有背离双方的结算协议。四、关于工程量确认方面的答辩意见：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之间就工程量的问题一直没有争议，双方在结算工程量方面均予以认可，冯学东要求按照《工程款支付申请表》来确认工程量是完全背离客观事实的。五、关于刘征林、熊其生对一审法院工程款鉴定结果所获得利益问题的答辩意见：刘征林、熊其生早在2012年就在双方工程款结算单中均显示工程款及材料款共投资约860万元（不包含违约金及损失）。由于建筑工程的特殊性，工程前期的投入是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所投入的，且地下室的成本及地上前期的工程成本远远高于工程合同平均单价。一审确认的工程价款折算为约600元/㎡，这个价格按照实际情况是远低于仅地下室施工工程的市场价，冯学东是完全违背工程成本的基本核算常识。六、关于一审是否超过刘征林、熊其生的预期和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刘征林、熊其生在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及双方协议中，明确工程价款的具体数额是以鉴定结果为准的。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款数额对于刘征林、熊其生来讲仅仅是相对公平。七、关于冯学东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的答辩意见：冯学东完全是颠倒黑白，企图将事实的真相掩盖。一审法院确实对刘征林、熊其生如何被迫退场及所有机械、材料、办公设备等被强占部分的事实及原因没有调查清楚。二审法院如果需要可以依法传唤长江海南分公司项目经理及冯学东原现场总工莫乃溪、冯学东当时的造价员邓清，也可以传唤省政府相关部门当时处理此事的负责人。八、关于冯学东向部分班组借款的答辩意见：刘征林、熊其生确实和杨远金、刘云全等部分班组未结清工程款，但杨远金、刘云全等部分班组在2012年7月15日后又与冯学东另行签订了合同，且他们签订的合同单价远高于与他们与我方所签订的合同价，因此在结算方面产生一点分歧，但他们从未向任何部门主动投诉过我方拒付工程款的问题，我方在事后得知冯学东向他们借款时明确告知冯学东及各班组长，如果想让我方认可他们之间的借款是关于我方的工程款项必须要我方签字才认可，我方才会负责。他们之间的借款明显是串通行为，以借款的名义领取他们之间后续的工程款。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一人找过我方。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和杨远金、刘云全等部分班组之间的工程款结算及支付问题与我方无关，更与本案无关。九、关于对一审程序方面的答辩意见：海南省人事劳动厅的介入是由于刘征林的反映才介入的，海南省人事劳动厅对刘征林的诉求，认为主要是工程款及材料款的纠纷问题，且从来没有工人直接向劳动部门投诉反映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因此，海南省人事劳动厅才报请海南省住建厅牵头配合解决刘征林所反映的问题。后来是因为省纪委领导的批示后，海南省住建厅才同海南省人力资源厅几次在省政府召开协调会，但都是由于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的不配合而无果。十、关于利息问题的答辩意见：长江海南分公司肖社高在结算工程款方面由于其自身无可奈何的原因，无法使双方在核算工程款及材料款等方面达成一致。刘征林多次积极主动请求长江海南分公司结算工程款（冯学东本人从未出面），但由于钟立祥方面的原因，双方无法就结算达成一致结果。刘征林、熊其生是被迫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此纠纷的。一审法院有关利息的判决虽然是远低于市场实际贷款利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刘征林、熊其生认为关于利息的判决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刘征林、熊其生及冯学东双方都提出上诉，但所诉不同，刘征林、熊其生认为一审关于工程款的判决是相对客观公正的。刘征林、熊其生由于本案诉讼时间过长而希望尽快结束此纠纷，因此对于一审法院关于工程款的判决方面才予以认可。恳请二审法院能够依法公平公正的审判，维护刘征林、熊其生的合法权益。长江海南分公司针对冯学东的上诉答辩称：长江海南分公司没有参与涉案工程，不清楚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双方的结算问题，在发生纠纷之前长江海南分公司负责人不认识刘征林、熊其生。熊其生、刘征林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退还刘征林、熊其生向其支付的工资保证金750000元；2.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和占用财产损失费共约500万元及逾期支付期间的利息损失（以鉴定结果为准）；3.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衡阳市长江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承建位于海口市府城铁桥牛仍肚的“滨江绿都”项目。2010年7月22日，刘征林、熊其生（乙方）和冯学东（甲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及4份附件。主要约定：甲方将位于海口市府城铁桥牛仍肚的“滨江绿都”一、二、三号楼工程项目委托给乙方施工；三栋30层建筑面积约3985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3634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505平方米），最终结算面积以实际完成建筑面积计算；承包方式是按合同承包范围包人工、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验收、包机械设备、工具、用具、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承包范围：乙方按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及本合同附件及合同约定对本工程实行施工承包；合同明确了甲方分包的工程项目，并且所有甲方分包工程，乙方负责土建配合工作，不另收取任何配合费。乙方在合同签订后次日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施工履约保证金750000元；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合同，乙方按合同约定承包内容及承包范围按固定单价包干，合同固定单价为按建筑面积计420元/㎡，合同暂定总价约为16700000元（不含税），此造价含人工费、机械费、设备、辅材、工具用具使用费、管理费、利润、措施费、规费、模板、脚手架等；设计或工程变更风险的调整方法：（1）根据工程需要甲方可变更设计，按设计变更调整工程量。单项设计变更造价在1000元以内，合同价款不作调整，单项设计变更造价超过1000元的则按2005年海南省建设厅颁发的《海南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及2008年海南省建设厅颁发的《安装工程预算定额》相关规定计取；（2）若由于乙方原因发生设计或工程变更均不得调整合同价款……；甲方签证风险的调整方法根据工程需要甲方可要求乙方完成属承包范围之外的工作内容，按工程联系单签证的形式调整合同价款；开工日期暂定2010年10月15日（甲方发出开工令后3日内开工），总工期500日；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乙方垫资施工至正负零（即地下室土建工程完成）；正负零完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上报完成工程量计算书及付款申请，甲方在收到乙方上报资料后7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在审核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按每平方米420元支付进度款；正负零以上每四层支付一次，乙方在完成四层后向甲方书面报送本月完成工程报表及付款申请。甲方在收到乙方上报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在审核完结后的5个工作日内按每平方米240元支付乙方进度款；工程结算造价主要包括补充合同价部分、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增减工程造价（只计算单项设计变更造价超过1000元的部分）。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施工合同》共四份附件，附件1是《滨江绿都工程承包范围一览表意向书》，列明了每项施工类别（地下室土石方、基础底板、钢筋工程、模板工程、砌体工程等18项）中由乙方提供施工用料范围、甲方提供材料范围，以及乙方施工主要内容说明。附件2是甲方直接分包工程，列明甲方分包工程（土方工程、桩基础工程、基坑支护及降水等16项），并约定乙方负责土建配合工作，不另收取任何配合费。附件3是乙方报价不考虑费用项目，包括检测费用、水电费用、验收费用、税金、临时设施（甲方只提供临时建筑）。附件4是《关于滨江绿都工程款支付的约定》，约定付款方式采用单价分摊比例方式支付；乙方按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完成正负零主体框架工程，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金额按完成面积×400元/㎡，正负零以上工程款按月支付，主体阶段支付金额按乙方当月完成面积×260元/㎡×80%；砌体、装修部分支付金额按乙方当月完成面积×120元/㎡×80%；工程全部完工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双方确认结算后3个月内支付至审定结算价的97%，余下3%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2010年7月24日刘征林向冯学东支付保证金750000元。2010年12月5日，冯学东发出开工令。施工过程中，冯学东认为刘征林、熊其生施工进度和质量未达标准，要求刘征林、熊其生退出施工，双方为此发生争执。2011年7月15日，冯学东委托律师向刘征林、熊其生发出《停止施工、限期退场的律师函》，要求刘征林、熊其生收函之日起七日内将工地所有设施设备人员清理出施工场地。同年7月底刘征林、熊其生退出施工。2011年9月11日，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签订《协议书》，刘征林、熊其生要求在2011年9月20日前核算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款及保证金，但之后并未得到解决。2013年6月19日，刘征林与冯学东又签订《协议书》，双方同意由法院或仲裁机构对滨江绿都1、2、3号楼6层（含6层）依据合同及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双方同意所有的案件受理费、结算费等由冯学东代为支付，最终由法院裁决由谁承担。冯学东在2011年直接向刘征林、熊其生银行转账款项如下：2011年5月19日转给刘征林1000000元；5月29日转给刘征林537370元；6月20日转给刘征林200000元；7月2日转给刘征林500000元；7月7日转给刘征林506000元；9月16日转给熊其生100000元；9月30日转给熊其生100000元。冯学东在2013年向刘征林支付的款项如下：4月29日给付刘征林30000元；7月26日给付刘征林52050元（刘征林、熊其生用于支付本案诉讼费）；8月2日给付刘征林50000元（刘征林、熊其生用于聘请律师费）；12月28日给付刘征林50000元（用于支付部分鉴定费）。本案鉴定费共计139478.22元，另一部分鉴定费89478.22元，由冯学东在2014年5月28日直接向鉴定部门转账支付。上述冯学东已支付的费用共计3214898.22元。在审理过程中，刘征林、熊其生申请对其施工完成的工程量以及财产价值损失进行鉴定。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湖北天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对工程量进行鉴定，委托海南盛瑞美林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财产损失价值进行鉴定。鉴定过程中，因刘征林、熊其生未预缴对财产损失一项的鉴定费，海南盛瑞美林资产评估事务所退回该损失鉴定。2014年6月16日，湖北天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缔公司）出具[天缔造字（2014）鉴002号]《司法鉴定报告》。刘征林、熊其生对该份报告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亦认为鉴定方法有失公平，要求鉴定机构采用更合理公平的方法进行评估。此后天缔公司也多次出具鉴定勘误稿。2019年1月30日，天缔公司作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认定刘征林、熊其生已完成工程不含税工程造价为6698500.51元。刘征林、熊其生起诉时将钟立祥、海南祥居实业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但在诉讼中，刘征林、熊其生撤回对他们的起诉，一审法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诉讼中刘征林、熊其生撤回要求长江海南分公司、冯学东赔偿财产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认定为无效。刘征林、熊其生以及冯学东均为自然人，刘征林、熊其生无相应建筑施工资质，冯学东属违法分包人，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系无效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刘征林、熊其生依据与冯学东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向冯学东支付了施工履约保证金750000元，但既然刘征林、熊其生在冯学东的要求下已退出施工，双方合同已经不再履行，且双方签订的合同又系无效合同，故冯学东根据合同约定收取的保证金应当予以返还。关于责任主体的问题。冯学东以个人名义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刘征林、熊其生，属于违法分包，冯学东与刘征林、熊其生存在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刘征林、熊其生有权依据合同相对性要求冯学东支付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涉案小区早已被交付业主使用，故冯学东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刘征林、熊其生和冯学东均表示涉案工程系长江公司作为总承包方，没有证据显示长江海南分公司是涉案工程的违法分包人或转包人，而刘征林、熊其生与长江海南分公司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故刘征林、熊其生主张长江海南分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拖欠工程款金额及利息。经过鉴定，刘征林、熊其生所完成的工程量造价为6698500.51元，扣除冯学东已支付的费用3214898.22元，尚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3483602.29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刘征林、熊其生从2011年7月中旬退出施工，多次索要工程款后，2011年9月11日冯学东与刘征林、熊其生签订《协议书》，刘征林、熊其生要求在2011年9月20日前核算清工程款并要求一次性付清。故一审法院认定利息应自2011年9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冯学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征林、熊其生退还保证金750000元；二、冯学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3483602.29元及利息（以3483602.2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1年9月2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三、驳回刘征林、熊其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50元（刘征林、熊其生已预付），刘征林、熊其生负担13533元，冯学东负担38517元。二审期间，刘征林、熊其生提交如下证据：1.《答复书》；2.《2011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一览表》；3.《劳动保障监察告知书》；4.《委托书》；证据1-4共同证明：长江海南分公司对该工程款及材料款承担付款责任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冯学东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从该答复书当中可以看出琼山区人民检察院最终对刘征林的答复是铁桥派出所经调查没有发生长江公司及海南祥居实业有限公司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犯罪事实，并且从该检察院作出的时间是2012年9月19日，距离刘征林、熊其生撤场的时间是很接近的，在这一时间，包括公安机关及检察院经过调查核实，均不存在长江公司及海南祥居实业有限公司非法占有财物的事实，也不存在刘征林、熊其生在一审中提出的财产损失鉴定必要，且在鉴定公司去现场核实时没有相关设备材料在场也不是冯学东的责任；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没有任何单位的公章予以加盖，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该份证据中可以体现长江公司确认发放给各班主的工人工资共计是150多万元，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因为长江公司是总包公司，所以劳动监察部门就以长江公司作为主体，但是垫付这些工人工资的实际主体是冯学东，并且该份证据也能证明我方所主张的999760元是符合事实的，刘征林、熊其生也是予以认可的；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因为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该委托书当中的内容也能够体现对于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款结算问题所主张的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只有在没有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才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核算。长江海南分公司质证：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无法确认，与我方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刘征林、熊其生和长江公司及冯学东之间的债务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委托书是长江海南分公司负责人肖社高以个人名义写的，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涉案工程合同与我方没有关系。冯学东提交如下证据：1.《借条》（王金菊2011.7.26出具）,证明冯学东在2011年7月26日向厨师王金菊（刘征林、熊其生聘请的厨师）支付各班组伙食费3000元，该伙食费的产生期间是刘征林的施工期间，结合一审提交的《借款单》（王金菊2011.8.20出具），证明冯学东向王金菊支付各班组伙食费、工资款共计4500元；2.《水电班组生活费》（王福林2011.9.13出具）,证明冯学东在2011年9月13日支付刘征林、熊其生的水电班组生活费5280元，组长王福林同意扣除以上伙食费的事实；3.水电班组马强利、史洪波、刘秋实、王再利、陈卫宾、王西林、王福林8名工人出具的《收据》（共8张）,证明冯学东在2011年9月13日支付刘征林、熊其生的水电班组8名工人工资共计8000元；4.《关于刘征林反映钟立祥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证明原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于2011年12月19日向厅信访处、监察处并厅领导发出《关于刘征林反映钟立祥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核实确定了长江公司及冯学东至2011年12月份为止，已代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人工资共计782200元，该金额与冯学东从原海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涉案卷内调取出的支付凭证相互印证，证明冯学东已代刘征林、熊其生垫付工人工资782200元是实际存在的，需说明的是该782200元除了证据1-3相应的三笔款项之外，剩余的款项是包含在999760元内的，我方认为一审漏查我方已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款项为999760元加上证据1-3的三笔款项；5.《劳动保障监察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杨远金、刘云全、刘开发），证明涉案工程项目木工班组组长杨远金、钢筋班组组长刘云全、外架班组组长在接受原海南省劳动保障检查总队询问时明确表示，冯学东分别支付给杨远金28万元、刘云全15万、刘开发10万元，均是代为刘征林垫付工人工资的事实。刘征林、熊其生质证称：对证据1借条以及一审的借款单因是王金菊在7月15日以后与冯学东关系续存之间的借款，与刘征林、熊其生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和证据3，因为是水电班组在7月15日之后因7-13层的水电工程款发生纠纷，是长江公司为逼迫他们离开工地而支付的，与刘征林、熊其生及本案无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海南省人事劳动厅的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该报告中提及的调查情况有不真实的一面，是长江公司单方面的说法；对证据5，只能证明刘云全、杨远金、刘开发三人和刘征林、熊其生之间存在工程款方面的纠纷，且具体数额没有最后确定，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另说明，2011年7月15日后，我方原来部分班组的人及王金菊等与冯学东另外签订合同继续干活，因此冯学东向他们在2011年7月15日后支付的款项与我方无关。长江海南分公司质证称：我方没有参与涉案工程，不清楚涉案工程情况，所以对冯学东提交的5份证据无法发表质证意见。长江海南分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承诺》；2.《保证书》；证据1-2共同证明长江海南分公司没有参与涉案工程，与我方无关。刘征林、熊其生质证称：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这两份证据反映的是长江公司与冯学东之间的关系，从这两份证据可以看出长江海南分公司和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款、材料款、办公用品款等存在关系，综合长江海南分公司在2011年7月15日之后在政府各职能部门多次召开的协调会上的表态及书面文件，完全可以认定长江海南分公司对于该工程各种款项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冯学东质证称：对该两份证据的三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本院对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一、对于刘征林、熊其生提交的四份证据，对证据1、3、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该三份证据的证明内容均不予认定，因为证据1、3体现的是涉案工程由长江公司总承包，未能体现长江海南分公司参与涉案工程，而证据4虽然由长江海南分公司负责人肖社高出具，但这是省政府协调会上肖社高代表长江公司参与协调的结果，不足以体现是长江海南分公司的意思表示，故本院对证据1、3、4不予采纳；证据2系刘征林、熊其生单方面制作，且涉及案外人，故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定，亦不予采纳。二、对于冯学东提交的五份证据，对证据1、2、3，由于均系各案外人出具，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且该三份证据出具时间均在2011年7月刘征林、熊其生退场之后，所载内容也不能证明刘征林、熊其生欠付各案外人款项情况，从而亦不足以证明冯学东系代刘征林、熊其生向各案外人支付了相应款项，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4、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载明的是长江公司直接向刘征林的工人支付了782200元，证据5的被询问人亦称是长江公司借给班组有关款项，由于仅凭证据4不足以证明长江公司的实际付款情况，且证据4、5涉及的均是长江公司的付款情况，也不足以证明长江公司系代冯学东付款，故本案中对这部分事项不予处理，可由长江公司另行解决。三、对于长江海南分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该两份证据系冯学东向长江公司所出具，因冯学东对该两份证据无异方，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综合全案证据情况对其证明内容亦予以认定。本院审理查明：2019年1月30日天缔公司作出《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计价依据系2005年《海南省建筑工程定额》、2008年《海南省安装工程定额》等有关定额及当时法规政策、造价信息。另查，一审鉴定期间冯学东与刘征林、熊其生均确认，刘征林、熊其生已完工的建筑面积为11069.7㎡。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二审中各方当事人诉辩陈述，对本案争议焦点分述如下：一、关于一审法院采用鉴定结论认定涉案工程造价是否正确。冯学东上诉主张一审法院以鉴定所得的定额价确认刘征林、熊其生完工的工程造价背离了双方的合同约定，也背离了双方关于依据合同实际工程量。对此，其一，虽然冯学东与刘征林、熊其生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420元/㎡，且双方确认刘征林、熊其生已完工的建筑面积为11069.7㎡，但合同固定单价是双方针对合同工程整体（即三栋30层建筑面积约39850平方米）所约定，是一个平衡了合同约定工程范围的各部分施工利润的综合报价，而当前建筑行业存在地下部分施工难度大、成本高、利润薄，地上部分施工相对来讲难度更小、成本更小、利润更高的特点，基于刘征林、熊其生已完工的是6层（含6层）以下的工程，包含了地下室等地下部分工程，故若仍以合同约定的固定单价作为已完工建筑面积的计价标准，则对刘征林、熊其生明显不公。其二，刘征林、熊其生作为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的施工人，若直接以定额作为计价依据来确定已完工工程造价，则确实存在刘征林、熊其生因无效合同所获利益可能大于有效合同所获利益的情况，故一审法院直接采用依据定额标准鉴定得出的工程造价6698500.51元作为刘征林、熊其生的已完工工程造价确有不妥。综上，综合考虑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建筑行业施工特点、施工人资质等因素，从公平角度出发，本院酌定刘征林、熊其生的已完工工程造价为定额价6698500.51元下浮5%，即6363575.48元（=6698500.51元×95%）。二、关于冯学东还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应如何认定。刘征林、熊其生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的冯学东已付工程款中应扣除冯学东支付的鉴定费。对此，由于鉴定费属于诉讼费用，不应计入冯学东已付工程款范畴，故本院对刘征林、熊其生的该上诉主张以采纳。一审法院将鉴定费计入冯学东已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工程款中有所不当，本院认定冯学东已付工程款应为一审法院认定的3214898.22元减去鉴定费139478.22元，即3075420元（=3214898.22元-139478.22元），结合本院认定的刘征林、熊其生已完工工程造价为6363575.48元，冯学东还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3288155.48元（=6363575.48元-3075420元）。三、关于冯学东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如何认定。冯学东上诉主张，一审判决冯学东从2011年9月21日起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的规定，若是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对支付工程款时间没有约定，则冯学东应在涉案工程交付之日（即刘征林、熊其生退场之日）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涉案工程款，但基于刘征林、熊其生与冯学东签订《协议书》约定在2011年9月20日前核算刘征林、熊其生的工程款并一次性付清，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冯学东应在从2011年9月21日起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需要另行说明的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认定冯学东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计付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并无不当，但鉴于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院对2019年8月20日起冯学东应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利息的计付标准调整为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关于长江海南分公司应否对冯学东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刘征林、熊其生上诉主张，长江海南分公司应对冯学东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对此，涉案工程由长江公司总承包，刘征林、熊其生未能举证长江海南分公司参与涉案工程，也未能举证证明长江海南分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故刘征林、熊其生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征林、熊其生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冯学东的上诉请求亦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二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冯学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征林、熊其生支付工程款3288155.48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288155.48元为基数，自2011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刘征林、熊其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050元，由刘征林、熊其生负担12944.76元，冯学东负担39105.24元；鉴定费139478.22元，由刘征林、熊其生负担111582.58元，冯学东负担27895.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139.56元（刘征林、熊其生预缴3089.56元，冯学东预缴52050元），由刘征林、熊其生负担6323.88元，冯学东负担48815.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曦审 判 员 王春芬审 判 员 杜 蕾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李 晶书 记 员 吴 钰速 录 员 黄 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