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6民终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牟兴红，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滨州市滨城区，现住滨州市。系马嘉瑞之母。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兴生，男，1972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东营市河口区。系牟兴红之弟。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洪忠，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宝东，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滨州市滨城区，现住滨州市。系马嘉瑞之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嘉瑞，男，1996年4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滨州市滨城区。系马宝东、牟兴红之子。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祥晓，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女，197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滨州市滨城区。原审第三人：刘强，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槐荫区。两原审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燕，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牟兴红与被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以及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1602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兴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鲁1602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2.将此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2019）鲁1602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且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一、原审对导致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重大事项未予认定，必然会造成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原审对涉案2017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未予认定。从被上诉人马宝东的答辩及判决书第4页第8-13行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马宝东已经自认2017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认定涉案2017年6月23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次，原审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实未予认定。从上述被上诉人的陈述可以看出，两被上诉人签订2017年6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逃避国家机关监管，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这一行为显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三.原审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未予认定。根据涉案股权的工商登记材料可以看出，该股权转让之前，对应的出资份额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共有财产，故足以认定股权转让之前，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马宝东对该项股权及其相关权益享有共同共有权。两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宝东之间的感情早已恶化，被上诉人马宝东随后提起的三起离婚诉讼足以证实这一事实。被上诉人马嘉瑞作为上诉人之子，不可能不知悉这一事实。实际上，被上诉人马嘉瑞为此早已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在此情形下，并且在明知被上诉人作为学生无力支付任何股权受让款项的情况下，两被上诉人仍然签订了转让价款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以上情形，按照社会一般的评判标准，不难判断两被上诉人恶意串通、为达离婚目的而转移财产、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综上，以上任何一项，均足以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案涉股权虽已登记至被上诉人马嘉瑞名下，但因受让人并非善意取得，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在案涉股权已经登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马嘉瑞作为受让人，其适用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两项，一是受让人为善意，二是受让人已支付对价。但从本案事实来看，并不符合这两项法定要件。为此，本案已经登记在被上诉人马嘉瑞名下的股权不应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而受到法律保护。三.原审已经认定的事实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一是原审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宝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你把股份转让给马嘉瑞，我认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就不认可”这句话认定上诉人对股权转让事实早已知情，并且认定不存在两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明显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因为上述聊天记录时间发生在2018年11月，距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达成并履行完毕已达一年有余，并且这一聊天记录不难看出即使上诉人同意股权转让，也是应在满足不离婚这一条件的前提之下。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这一聊天记录反而恰恰证实上诉人对股权转让并不知情、亦不同意的事实。二是原审以从税务机关调取的所谓财务报表信息显示净资产为负值即认定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这一认定于法无据。首先，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股权转让并未进行评估，所谓的转让价款的确定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从税务机关调取的财务报表并非评估报告，并且无论时间节点还是实际用途均与股权转让无关；第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审计说明（并非审计报告）载明截至2017.2.28日企业净资产为920656.47元，而从税务机关调取的财务报表显示，仅仅过去了4个月左右，即2017.7月份，企业净资产就达到了-23323462.41元，二者相差2100余万元。在一审中上诉人对此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原审却未置可否，甚至不惜为被上诉人可能的数据造假背书而认定本案不存在明显低价转让的事实，这一做法实在令上诉人难以理解。可见，原审已经认定的事实不但矛盾百出，而且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并且程序违法。众所周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兼具人合与资合的双重属性，其股权转让可能涉及民法总则、合同法、公司法、婚姻法等众多部门法。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性质，综合适用并作出裁判。然而，本案在股权转让效力、侵犯共有权等综合法律关系交织情形下，原审却仅仅适用合同法予以处理，显然属于选择性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再者，上诉人在本案中提起两项诉讼请求，原审以第一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未予处理。但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此情形下，原审应当向当事人明示，否则，应属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现依法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马宝东、马嘉瑞辩称，一、被上诉人马宝东向马嘉瑞转让42%股权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法有效。首先，案涉股权转让前，被上诉人马宝东实际持有滨州瑞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迪公司)42%股权，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效力应以马宝东及马嘉瑞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并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被上诉人马嘉瑞受让马宝东持有的瑞迪公司42%的股权的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马嘉瑞已取得公司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其次，马宝东与马嘉瑞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应适用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本案马宝东与马嘉瑞于2017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用于办理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使用，该协议是依据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的格式文本签订，协议载明的股权比例为100%是因为是案涉股权转让前马宝东代原审第三人刘强和邓清清分别持有41%和17%股权，而协议载明的转让价款为3000万元是因为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股权转让的价款必须与瑞迪公司的注册资本一致，该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比例、转让价款和支付条款虽然不符合事实，但是股权转让的合意这一核心条款及其他条款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比例、价款及支付条款这一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是马宝东实际转让42%股权及股权转让价款是386675.7元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股权转让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也不存在避税等任何逃避国家机关监管、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应当受法律保护。综上，上诉人意图以2017年6月23日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部分条款不符合实际而否认工商备案的整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从而达到否认股权转让效力的目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股权转让价格公允，马宝东与马嘉瑞均是善意且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牟兴红对此知情并认可，股权转让行为并不损害上诉人牟兴红的利益，马宝东及马嘉瑞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并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一）被上诉人马宝东及马嘉瑞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首先，马宝东转让股权及马嘉瑞受让股权的行为均是善意，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案涉股权转让发生在2017年6月，马嘉瑞一直在加拿大读书，对上诉人牟兴红与被上诉人马宝东之间的感情状况并不知情，在一审中，马宝东提交的与牟兴红的微信聊天记录中，马宝东也提到是因为马嘉瑞想早接触公司的管理也想早进入公司，他才答应把股份转给马嘉瑞，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其次被上诉人马宝东第三次向一审法院起诉离婚正是在本案上诉人牟兴红反悔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之后，被上诉人马宝东对牟兴红的行为已经彻底失望，转让股权并非是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二）牟兴红作为马嘉瑞的母亲，对股权转让的行为知情并且认可的。根据被上诉人马宝东一审提交的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备忘录足以证明，上诉人作为马嘉瑞的母亲，对马宝东实际持有瑞迪公司42%股权比例是知情的，而且在聊天记录中多次认可把股权转让给马嘉瑞；第三上诉人牟兴红在一审另案离婚诉讼中也认可以马嘉瑞为中心，离婚后将财产全部给马嘉瑞，其本人对股权转让给马嘉瑞是认可的。（三）案涉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法有效。首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案涉股权转让之前瑞迪公司的《审计情况说明》及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股权转让期间瑞迪公司的税务报表真实合法，符合瑞迪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针对《审计情况说明》载明截至2017年2月28日，瑞迪公司的净资产为920656.47元，是因为按照财务规定，审计公司净资产时，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等应按照原始购买的价格为依据，未入账预估返利因没有实际产生，也不应并入账面，但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瑞迪公司的股权价值，根据各股东要求，瑞迪公司在审计时要求会计师将瑞迪公司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的部分及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部分未入账预估返利（含税）两部分并入账面。根据2016年7月土地评估显示，土地评估增值部分为15274655.17元，根据审计核查，未入账预估返利为2964875元，这两部分如果不并入账面，截止2017年2月28日，瑞迪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16995780.58元，远低于马宝东转让案涉股权的价值。因此，被上诉人依据《审计情况说明》确认42%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公允的，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而上诉人的根据税务机关调取的财务报表数值显示截至2017年7月，瑞迪公司的净资产为-23323462.41元，与2017年2月相差几百万元是因经营行为产生的正常数额偏差，同时也足以印证瑞迪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其次，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并未要求对案涉股权价值进行司法审计评估，应视为对股权转让价格的认可，且瑞迪公司作为民营企业，股权转让之前的审计评估并非必经程序。（四）股权转让价款未完全支付完毕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更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首先，案涉股权转让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根据《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有关“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马宝东向马嘉瑞转让股权已经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其次，本案股权转让价款未完全支付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案涉42%股权转让价款为386675.7元，马嘉瑞已向马宝东支付220656.47元，其余价款尚未支付完毕是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的效力。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案涉股权转让并不适用《婚姻法》规定。首先，股权资格具有特殊性，其本身并非夫妻共同财产。股权作为特殊的财产权包括身份和财产方面的双重权利，股权本身并不构成夫妻共有的对象。本案中，马宝东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针对瑞迪公司的出资额转化为股权形态并对外转让时，作为配偶牟兴红仅享有股权转让价款的共有权，并非股权本身。其次，现行法律未规定股权转让须征得配偶同意，事实上被上诉人牟兴红对案涉股权转让认可并知情。再次，案涉股权转让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经股东会表决同意，其他股东表示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且已经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股权转让程序合法，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庭驳回其上诉请求。邓清清、刘强述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1.虽然一审法院未对原审第三人为瑞迪公司的隐名股东进行认定，但是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确为瑞迪公司股东，且分别享有17%、41%的股权，并且在2010年就委托了马宝东代持。上述部分并非牟兴红和马宝东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且牟兴红已经签订了备忘录，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2.对于马宝东转让42％的股权给马嘉瑞已召开过股东会，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在转让前也已经放弃优先购买权，所以对该部分转让是合法有效的。牟兴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马宝东于2017年6月23日持有的瑞迪公司100%的股权系其与原告的共有财产；2.请求确认被告马宝东于2017年6月23日与被告马嘉瑞签订的瑞迪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牟兴红与被告马宝东于1994年11月5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96年4月1日育有一子取名马嘉瑞。瑞迪公司成立于2010年，注册资本500万元，登记股东(发起人)为马宝东、牟兴红，持股比例分别为90%、10%。后经数次增资，至2012年10月，瑞迪公司注册资本增至3000万元，登记股东为马宝东、牟兴红，持股比例分别为90%、10%。2015年3月16日，瑞迪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成决议：股东牟兴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00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0%），转让给马宝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上述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为马宝东，并变更了工商登记信息。2017年6月21日，被告马宝东（甲方、出让方）与被告马嘉瑞（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瑞迪公司1260万元，占注册资本42%股权，以386675.7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之后，双方于2017年6月23日又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在瑞迪公司股权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依法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双方商定上述股权的转让款为3000万元人民币。2017年6月30日，瑞迪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马嘉瑞，持股比例为100%。原告提交其与被告马宝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表明“你把股份转让给马嘉瑞，我认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我就不认可”。依原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瑞迪公司2017年5月份至7月份相关税务报表，显示瑞迪公司2017年5月份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16495614.29元、月净利润2762074.30元、净利润年累计金额-1546325.02元，2017年6月份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20793748.28元、月净利润-4298133.99元、净利润年累计金额-5844459.01元；2017年7月份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23323462.41、月净利润-2528841.55元、净利润年累计金额-8373300.56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系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告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两被告签订的上述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主张涉案协议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协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即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第一，被告马宝东作为瑞迪公司的股东，将自己享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被告马嘉瑞，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第二，被告马嘉瑞是原告牟兴红与被告马宝东之子，关于两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原告早已知情，并表示如不离婚就同意被告的股权转让行为，因此，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第三，通过原告申请该院调取的瑞迪公司的相关税务报表，载明公司2017年5月份至7月份，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年累计金额均为负值，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两被告股权转让系明显低价转让，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两被告股权转让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实两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对原告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另，因本案系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纠纷，原告要求确认涉案股权100%系其与被告马宝东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对第三人主张其系瑞迪公司隐名股东的意见，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不予审查。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牟兴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牟兴红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牟兴红提交证据一：（2019）鲁16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书打印件一份。证明：该案件与本案具有相似之处，而且其中所涉及的有关所谓股权代持问题，滨州市鸿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公司)财务报表问题有雷同之处。该证据作出了与本案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该判决书第七页明确载明：马宝东、马嘉瑞提供的审计说明，不能全面反映鸿泰公司至今的财务状况和盈亏情况，考虑到马宝东和牟兴红几年来的感情状况，不能认定马宝东的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善意，还认定牟兴红在微信中同意马宝东将股权转让给马嘉瑞是以双方不离婚为前提的。关于以上问题在本案一审判决中作出了与（2019）鲁16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书截然不同的认定。证据二：（2020）鲁0104民初359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各一份。证明：就认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之一即马宝东、马嘉瑞及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所谓的股权代持协议所涉及的备忘录，我方已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所谓的隐名股东并未拿出实际投资任何的证据，我方有理由相信该备忘录是伪造，而且是欺骗牟兴红签字，欺骗的内容详见上诉状。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四份。证明：从微信聊天中牟兴红才知晓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拥有瑞迪公司的股权，但是对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拥有股权是不认可的。2018年11月21日早上8:44时，马宝东通过微信给牟兴红发了一份备忘录以及有刘强、邓清清、马嘉瑞代持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直到此时牟兴红才看到备忘录及所谓的股权代持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份是证明牟兴红不知道备忘录中内容是什么而说的话，牟兴红讲备忘录没有看就签字了，现在看明白了认为又上当了。证据四：护照记录一份。证明：涉案股权中所包含的2015年3月15号牟兴红转给马宝东10％的股权日期是不对的，转让签字并不是牟兴红本人所写，因为护照记录显示当时牟兴红正在国外。证据五：马嘉瑞高中毕业证书。证明：在天津上学，牟兴红一直陪在他身边。证据六：邓清清和牟兴红的电话录音，时间是2018年11月19日。证明：备忘录中邓清清签字是受马宝东指示所签，并不是作为代持股东签字，该录音中邓清清甚至对自己代持之事不知情，进一步证明备忘录是伪造的。当庭播放该电话录音。证据七：民事裁定书打印件一份。说明牟兴红是瑞迪公司真实的股东。证据八：百度知道上有关瑞迪公司的文件。证明瑞迪公司实际是马宝东的独资公司。提交财务审计申请书一份，我方认为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审计情况说明与法院调取的税务机关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差额巨大，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财务规律，我方请求对瑞迪公司自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31日起损益情况和2017年2月28日、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的资产状况进行审计，因为相关数据在本案一审中是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的证据之一。被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304号判决书并未生效，被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已经于2019年12月6日向滨州市中院提起上诉。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尚未生效的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所以该判决书记载的内容也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备忘录签署是牟兴红及马宝东、刘强、邓清清真实的意思表示，牟兴红不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是受欺骗及受胁迫的情形。备忘录合法有效，牟兴红知晓并认可备忘录的内容。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的微信记录也在多处印证了备忘录的相关内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三并非新证据，牟兴红在一审中也阐述过该证据的相关内容，并提交其他微信记录，而且微信记录马宝东向邓清清说明公司的事情你啥也不知道，刘强和邓清清也是实际股东，只不过是由马嘉瑞代持。此时，马宝东已经将持有瑞迪公司42%股权转让给马嘉瑞，牟兴红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回应说以后我不胡说八道了，足以印证牟兴红对于涉案股权转让及代持均是知情并认可的。牟兴红在2018年11月20日陈述备忘录没有看就签字只是单方推辞，其本人签字行为已经视为认可。对证据四、五、七、八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原审中，上诉人认可的微信记录中明确载明了上诉人自认瑞迪公司和鸿泰公司的实际股东有刘强和邓清清，上诉人持有瑞迪公司的股权也是为了贷款方便，将股权挂在其名下。对证据六真实性有异议，录音并没有体现出邓清清的来电手机号码及本人的真实身份，而且录音中也没有说明签署的协议就是本案涉及的备忘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使是签署的系涉案备忘录，在录音中邓清清对签字也予以认可，上诉人在原审中对备忘录上的签字也是予以认可的，作为两个成年人声称对所签署的文件没有看便签字了，均是不真实的表示，不应该被认可。两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审计申请，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该申请，而且两被上诉人依据财务审计情况说明确定的瑞迪公司净资产来确认股权转让价格，价格公允。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质证称，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而且该判决并未生效，不能适用。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上诉人有权提起撤销诉讼，但并不代表存在可撤销的事由，涉案备忘录并未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的事由。对证据三、四、五均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等其他与本案无关证据，原审第三人不知情。而且即使微信聊天记录是真实，通过微信聊天记录马宝东明确表述原审第三人邓清清、刘强为瑞迪公司股东，牟兴红并未作出反对。对证据七、八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即使该通话录音对方的确为原审第三人邓清清，但是一审中原审第三人也已经陈述上述备忘录的确先是由马宝东和牟兴红签订，而后才由原审第三人刘强、邓清清签订，因此通话录音即使真实也与事实相符，并不矛盾。我方不同意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审计申请。本院认证意见，上诉人牟兴红提交的证据一系未生效判决，且与本案案情有区别，不予确认；证据二系上诉人牟兴红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的相关材料，内容与本案无关，亦无生效判决，不予确认；证据三、证据四、证据六、证据八主要内容系瑞迪公司股东资格争议问题，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不予确认；证据五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七系打印件，且内容不能证实其观点，均不予确认。上诉人牟兴红提交的财务审计申请，一审判决对此已经查明，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上诉人牟兴红因被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向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是基于特定的商事法律关系,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相关调整股权转让的法律规范,若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时,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的相关法律规范。首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共同财产及个人名义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单独获得股东身份后,其股权转让行为须以另一方配偶的同意为该股份转让行为前提。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需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以及其他股东对所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除此之外有关股权的转让问题并无其他需经配偶同意的限制性规定。股权因具有独立的权利属性,股东对股权的处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股权转让时配偶是否同意并非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故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转让股权的行为,不应因无权处分而当然无效。因此,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流转时,合法的转让主体应当为股东本人,而非其配偶。本案股权转让未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其次，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性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必须征得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并非必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即使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系夫妻共同财产,但非公司股东的配偶,要成为公司的股东,还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只有在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股东的配偶才可以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在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情况下,只能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综上,如无事先特别约定之前置条件,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在股权流转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不受他人干涉。第三，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性，即上诉人牟兴红与被上诉人马嘉瑞系母子关系，上诉人牟兴红庭审中认可与其子马嘉瑞关系良好，其对股权转让事宜不知情，不合常理。上诉人牟兴红对被上诉人马宝东表示如不离婚就同意股权转让行为，但上诉人牟兴红对被上诉人马宝东是否离婚并不影响马宝东、马嘉瑞父子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本案中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人牟兴红应就无效的事实及理由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牟兴红无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马宝东、马嘉瑞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何种法定无效情形。因此，一审判决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认定马宝东、马嘉瑞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并驳回上诉人牟兴红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针对股权转让的财产价值,上诉人牟兴红如认为双方涉及离婚共同财产处置争议,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规定虚假行为的效力系内部效力之规定，即虚假行为对于表意人和相对人来说是无效的。本案系上诉人牟兴红请求确认马宝东、马嘉瑞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非内部效力之争。因此，上诉人牟兴红的该项主张，亦不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牟兴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忠民审判员  黄跃江审判员  王 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