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民终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英，女，194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153号7号楼2单元101号，现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运，山东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爱民，女，197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银龄，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政府驻地。负责人：邹爱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银龄，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桂英因与被上诉人邹爱民、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34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桂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2.依法判令支持刘桂英的诉讼请求；3.依法判令邹爱民、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邹爱民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了解交通事故案件的流程。刘桂英因为法律经验匮乏才找到邹爱民，邹爱民作为常年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如何正确维权。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之初，刘桂英找邹爱民要求做司法鉴定，邹爱民明知刘桂英因交通事故即将提起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没有对检材进行质证，也没有在法院的见证下选定鉴定机构，却没有向刘桂英讲明这样的鉴定很难得到对方当事人以及法院的认可。2.关于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案件中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邹爱民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存在一定的过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邹爱民作为代理人，应当及时向法院递交相关材料，告知法院变更诉讼请求，给法庭预留开庭的时间以及通知案外人答辩的时间，而不是开庭时让刘桂英选择放弃权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一定偏差，对于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行为的认可，不能只看邹爱民的某些过错行为事后得到了刘桂英不得已的认可，而应当全面综合考虑刘桂英作为利益受损方的处境。由于一审认定事实偏差，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另外，邹爱民应及时向刘桂英表明其是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并非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代理案件收取代理费用后，未开具相应的收据或发票，收费方面存在一定的过错。邹爱民代理刘桂英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案，超越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区域范围，属于违规代理。邹爱民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邹爱民从未向刘桂英声称自己是律师，且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明确体现了邹爱民的身份，邹爱民为刘桂英代理的三起案件的判决书、调解书均体现了邹爱民的身份，刘桂英对邹爱民的身份不知情，明显不合常理；3.刘桂英称邹爱民收取代理费用后未开具发票与本案无关，也不影响其代理行为；4.邹爱民并没有超越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范围，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二审中法庭核对当事人身份时，对方当事人未对邹爱民的代理人身份提出异议，邹爱民的代理行为也未给刘桂英造成任何损失。刘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邹爱民赔偿残疾赔偿金6817.20元、护理费1293.30元、代书费200元、代理费12700元、医疗费2060元、交通费1920元、诉讼费45元、诉讼费利息573元、青岛费用2248.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5日，案外人周德运无证驾驶鲁Ｋ×××××号轿车沿荣成市桃园街道办事处下谭家村委南道路由东向西行驶准备停车，刘桂英在轿车附近推电动车步行行走，轿车碾压到刘桂英左脚，导致刘桂英受伤。荣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周德运无证驾驶机动车、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未确保安全驾驶，负事故全部责任；刘桂英不负事故责任。2016年9月，刘桂英（甲方）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乙方）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刘桂英因与周时青、周德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委托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担任代理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接受刘桂英的委托，指派邹爱民法律工作者担任刘桂英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和反诉。合同还约定，乙方的收费方式为：甲方在签订委托合同的同时向乙方支付代理费5500元（系铅笔书写，另以铅笔注明“诉费1300、代书200”），所收费用不以案件胜诉、败诉而增减；当乙方指派的工作人员因故不能履行合同时，对乙方另行指派的工作人员甲方不得拒绝；乙方办理委托事项截止到案件审结：一审判决、调解、案外和解、撤诉、驳回、终止审理等。如案件需要上诉，申诉、重审、再审，应当另行办理委托手续。2016年7月5日，刘桂英向邹爱民账户汇款7000元。2016年10月25日，刘桂英以周时青、周德运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2016）鲁1082民初5287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以下简称5287号案）。2016年11月10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2017年11月28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审理。2018年4月13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周德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刘桂英医疗费8702.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护理费7778元、残疾赔偿金4100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500.00元、鉴定费2000元。在扣除2000元后，周德运实际应付赔偿款共计60089.17元；二、驳回刘桂英要求周时青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周德运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上诉审理期间，刘桂英仍然委托邹爱民代理该案，但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8年4月25日刘桂英通过账户向邹爱民支付该案代理费5500元。在本院审理该案期间，因刘桂英撕毁笔录，被罚款4000元。2019年1月8日，本院作出（2018）鲁10民终116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168号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刘桂英将邹爱民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依法追加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刘桂英表示要求邹爱民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另查，2017年1月14日，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刘桂英因与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医疗纠纷一案，委托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担任代理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指派邹爱民担任刘桂英代理人。并约定刘桂英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向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费6000元（系铅笔书写，另以铅笔注明代书200、诉讼费1700）所收费用不以案件胜诉、败诉而增减。当日，邹爱民收取刘桂英上述费用共7900元。2017年1月19日，刘桂英以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为被告提起（2017）鲁1082民初645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以下简称645号案），刘桂英诉请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赔偿其医疗费10767.22元、护理费777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残疾赔偿金41008.5元、鉴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2573元，共计75226.72元。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2018年2月7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于2018年2月15日前支付刘桂英医疗费、交通费损失2000元。双方间纠纷一次性了结。案件受理费840元由刘桂英负担。2019年3月3日，邹爱民向刘桂英退还840元。2019年3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1082民初645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受理费840元，由刘桂英负担”补正为“案件受理费25元，由刘桂英负担”。2019年4月3日，一审法院退还刘桂英该案诉讼费815元。一审诉讼中，2019年9月11日第二次庭审期间，邹爱民当庭向刘桂英退还645号案应退费用20元。诉讼中，邹爱民提交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材料一份，证明2019年4月6日刘桂英、邹爱民及李健律师在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现场谈话录音中，刘桂英认可5287号案是经刘桂英同意对诉讼请求不进行变更、增加的事实。刘桂英对该录音真实性无异议，称当时是她去找邹爱民要调解书一并算账要860元的谈话，其当时放弃诉请是邹爱民威胁其如果多要钱当时就判不了。录音中有如下内容：李健：“……最后一次，提出来时她把这个数字给你变更了是吧？这个你认可。”刘桂英：“嗯，写上了。”李健：“那确实是她给你提出来的是吧？”刘桂英：“嗯，提了，……”李健：“你说的意思就是当时想变更来着，后来法庭为了早结案，说是不变更可以早点给你钱，你当时也同意了是吧？同意后不变更了是吧？“刘桂英：嗯，对，但前提是早给我钱。”……另外，刘桂英在庭审辩论期间陈述，“……邹爱民说要这个钱今天就不判了，因为我想尽早拿到赔偿款，就说让他判吧，……”。对为何收取了代理费还要收取代书费，邹爱民称刘桂英交完代书费后才决定委托邹爱民办理，即便该200元计算在代理费中，也不超过正常收费标准。对5287号案是否有不出庭情况，邹爱民陈述，4月13日庭审，因该案审理与其他案件冲突，且此次开庭仅是宣判程序，邹爱民委托同事尹晓静代为出庭，没有给刘桂英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刘桂英主张扣除代理费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两份委托代理合同，分别约定刘桂英因道路交通事故及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委托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担任诉讼代理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指派邹爱民担任刘桂英的代理人，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该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因此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接受刘桂英委托并指派邹爱民处理委托事务时，邹爱民是否存在过错给刘桂英造成相应损失。一、5287号案，刘桂英主张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应参照2017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邹爱民没有申请变更，造成残疾赔偿金损失6817.20元、护理费损失1293.3元。一审法院认为，该案刘桂英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邹爱民为刘桂英书写起诉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及护理费依据的标准是2015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邹爱民提交的录音资料及刘桂英本人在法庭中的陈述，可以证实2017年11月28日第二次开庭，邹爱民已经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准备好，并告知刘桂英案件审理程序进展情况，刘桂英本人为了尽快拿到赔偿款项，决定不变更诉请，要求法庭及早判决。因此邹爱民作为代理人告知了刘桂英是否变更诉请的相应法律后果，尽到了代理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刘桂英本人决定不变更相关诉请，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因刘桂英未变更诉请，此次开庭法庭调查程序及辩论程序全部进行完结。且在该案判决后，刘桂英继续委托邹爱民担任二审期间的诉讼代理人，可知其对邹爱民在一审期间的代理行为并无不满。故刘桂英称邹爱民未变更诉请导致其残疾赔偿金及护理费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刘桂英称邹爱民不出庭且不及时立案，也不催问判决，导致判决延误。一审法院认为，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于2016年9月签订委托代理合同，邹爱民代理刘桂英于2016年10月提起诉讼，起诉并未拖延。且何时判决系法院依据案件程序进展情况决定，邹爱民是否催问判决，并不能造成刘桂英损失。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当乙方指派的工作人员因故不能履行合同时，对乙方另行指派的工作人员甲方不得拒绝”。4月13日庭审，因该案审理与邹爱民代理的其他案件冲突，且此次开庭仅是宣判程序，邹爱民委托同事代为出庭领取判决书，没有给刘桂英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故刘桂英主张应扣该案代理费2000元，没有事实依据，且理由不当，不予支持。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约定，该案收取代理费5500元。邹爱民收取了刘桂英代理费5500元外，又额外收取了代书费200元，邹爱民称系刘桂英交完代书费后才决定委托邹爱民办理，但实际是刘桂英将代书费与代理费一并通过银行账户汇给邹爱民。因此邹爱民收取了代理费又另外收取代书费，没有合理依据，应当将代书费退还刘桂英。二、1168号案，刘桂英虽没有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刘桂英为邹爱民出具了授权委托书，邹爱民收取了代理费5500元，且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指派邹爱民实际履行了代理职责，因此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邹爱民接受委托后，积极履行代理职责参加庭审，该案最终维持原判，达到了刘桂英的诉讼目的。因此刘桂英称邹爱民没有尽到代理职责，应扣代理费4500元，没有合法理由，不予支持。刘桂英因撕毁笔录被本院罚款4000元，刘桂英的违法行为邹爱民没有参与，且刘桂英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违法受到的处罚应当由其自身承担，故刘桂英要求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承担其因撕笔录被罚款的损失，没有合法理由，亦不予支持。三、645号案，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案标的额为75226.72元，邹爱民代表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收取代理费6000元，该费用符合山东省物价局和山东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该案经一审法院主持调解，刘桂英与石岛人民医院达成调解协议，由石岛人民医院赔偿刘桂英2000元。该案的处理系刘桂英本人为尽早结束该案诉讼，并考虑该案可能的败诉风险，自愿与另一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刘桂英本人对该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异议。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所收费用不以案件胜诉、败诉而增减”。因此刘桂英称其在该案中得到的赔偿，在5287号案件中又被扣下，从而要求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退还代理费，并要求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赔偿在该案中产生的到青岛鉴定的费用2248元，理由不当，不予支持。但邹爱民在已收取代理费6000元的情况下，又收取刘桂英200元代书费，没有合理依据，该费用应当退还刘桂英。刘桂英称邹爱民应当把该案中医疗费、交通费增加到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但邹爱民不增加，给其造成损失医疗费2060元、交通费192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即5287号案件）中，根据刘桂英提交的录音资料及刘桂英本人的陈述，可以证实第二次开庭刘桂英本人同意不再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法庭及早判决，因此，不再变更诉讼请求系刘桂英本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其要求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合法理由，不予支持。对刘桂英主张的诉讼费利息。该案邹爱民收取刘桂英诉讼费1700元，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19日收取该案预交诉讼费840元，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书载明案件受理费840元，由刘桂英负担。因此剩余费用860元，邹爱民应当于2017年1月20日退还刘桂英，但邹爱民没有及时退还，在2019年3月3日退还刘桂英840元，2019年9月11日本案第二次庭审期间，邹爱民又当庭退还20元。因此840元邹爱民逾期退还772天（2017年1月20日至2019年3月3日），20元邹爱民逾期退还964天（2017年1月20日至2019年9月1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年至五年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88元，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应当负担。至于一审法院之后做出民事裁定书，将该案诉讼费由840元补正为25元，并退还了刘桂英815元诉讼费，该事实系法院根据该案情况予以退费，与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并无关联。故刘桂英主张所有诉讼费用1700元邹爱民都应当退还，并根据年利率30%计算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超过合理部分，不予支持。另外，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刘桂英主张由于邹爱民不担当、不作为、失职失责给刘桂英造成极大精神损害，要求邹爱民及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赔偿精神损失赔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后，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邹爱民的代理行为系受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指派，因此相关法律责任应由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承担，刘桂英要求邹爱民个人承担相关责任，理由不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桂英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第三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桂英代书费400元，并支付刘桂英逾期退还诉讼费利息88元；二、驳回刘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7元，由刘桂英负担797元，由第三人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负担50元。本院二审期间，刘桂英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刘桂英与邹爱民的通话录音（具体时间不详），主要内容为：刘桂英：“我的案子是2018年4月13日结的案子，伤残补助金和护理费就应当参照2017年的平均工资计算，你申请过这两项的增加数额吗？”邹爱民：“这个事情一审的时候我就说过了……，当时说的是不变更的，你当时是同意的。”刘桂英：“谁同意了？”邹爱民：“这个案子有争议，要不就不变更吧，开庭你都在场。”刘桂英：“那不是为了早点结案吗。”刘桂英：“你说的那是17年11月份，我说的这是18年。”该份录音证明邹爱民在代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由于工作失误，未向法庭提交书面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书，存在过错。证据2.2017年12月21日刘桂英与邹爱民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刘桂英：“邹律师，我现在刚到石岛法庭问了问陈庭长，他说看这个判决书要等到医院的官司完了之后再作。”邹爱民：“我给你说石岛的案子要看医疗事故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的话，赔偿比例上肯定是有区别的。”刘桂英：“现在到底是谁等谁，原来说等交通事故……现在又说医院的等交通事故。”该份录音证实邹爱民并未否认其律师身份，在代理交通事故和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由于工作失误，沟通不畅，导致两个案子进展缓慢，严重超过法定审理期限。证据3.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回单两份，证明在刘桂英与邹爱民认识之初，邹爱民收取刘桂英鉴定费2000元，当时邹爱民并未向刘桂英表明真实身份，冒充鉴定所人员收取鉴定费。经质证，邹爱民、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两份录音证据不仅不能证明刘桂英的证明目的，反而能够证明邹爱民在是否变更诉讼请求这一事实上已经充分与刘桂英沟通。刘桂英对2017年11月最后一次庭审法庭辩论结束前不变更诉讼请求这一事实是认可的，而2018年4月仅是宣判，按照法律规定也不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未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不是邹爱民一个法律工作者能够主导的。证据3不能证明邹爱民冒充何种身份进行收费，刘桂英交纳的2000元鉴定费由邹爱民代收代交，不违反任何职业规定，何况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鉴定费判由对方当事人承担，没有给刘桂英造成任何经济损失。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欲证明的相关诉讼主张进行评判。本院二审查明，交通事故发生后，刘桂英找到邹爱民进行了咨询，并于2016年8月17日自行委托威海恒源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和护理时间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鉴定费2000元，由邹爱民代收。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二审均采信威海恒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并判决鉴定费2000元由侵权人周德运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邹爱民为刘桂英代理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关于刘桂英自行委托鉴定问题。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依法进行鉴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刘桂英咨询邹爱民后委托威海恒源司法鉴定所对伤残等级等进行鉴定，并依据鉴定意见起诉侵权人要求赔偿，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二审均采信该鉴定意见，表明鉴定程序、鉴定意见并无不当，且鉴定费判由侵权人承担，并未给刘桂英造成经济损失。刘桂英上诉主张邹爱民指导其自行鉴定有过错，应赔偿其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5287号案变更诉讼请求问题。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当庭口头变更亦符合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2017年11月28日第二次庭审中，邹爱民计算好变更的数额后，征求刘桂英意见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并告知了相应法律后果，已经履行的诉讼代理人应尽的义务，刘桂英本人决定不变更，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能归责于邹爱民。从刘桂英二审提交的录音证据来看，对2017年11月28日庭审中邹爱民已征求其意见并无异议，此次庭审法庭辩论程序结束，2018年4月13日仅是该案一审宣判，依法不能变更诉讼请求，刘桂英认为2018年4月13日邹爱民未出庭变更诉讼请求存在过错，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刘桂英主张邹爱民未变更是诉讼请求导致其经济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邹爱民代理1168号案是否超出执业范围问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从事的业务中至少有一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位于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地的县级行政区行政区划辖区内。案件由其执业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划辖区或者直辖市的区（县）行政区划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该案进入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继续接受原当事人的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被告周时青、周德运住所地在邹爱民执业的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住所地荣成市，该案二审1168号案中邹爱民接受刘桂英的委托，继续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符合上述规定。关于刘桂英的其他上诉理由。刘桂英与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荣成同心法律服务所指派邹爱民法律工作者担任其代理人，代理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中均载明邹爱民是法律服务工作者，刘桂英上诉称邹爱民未表明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身份有过错，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案件审理周期较长，并非邹爱民代理案件工作不力所致。邹爱民收取代理费后未开具收据或发票确有不当，但与刘桂英主张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构成邹爱民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合法事由。邹爱民代收鉴定费后已转交鉴定机构，并无过错。综上所述，刘桂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7元，由刘桂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丽杰审判员  张英秋审判员  刘志敏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江小梅书记员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