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302民初9428号 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女，196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瓯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平，男，1965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系温州市的士出租车行业协会推荐人员。 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鹿城区华中巷41号。 法定代表人：张黎。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林爱华诉被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裁定驳回其异议，后被告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二审裁定，维持一审裁定。审理中，被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予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原告）林爱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平、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简称被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爱华向本院提出本诉请求：一、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浙Ｃ×××××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二、判决被告协助原告单方面去有关部门办理浙Ｃ×××××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等其它转移手续至原告林爱华名下，由原告自愿选择挂靠公司。三、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浙Ｃ×××××出租车停运两个月租金收入损失8000元。四、判决被告退还浙Ｃ×××××出租车停运两个月所谓管理费700元和乱收费项目收取每个月350元，共计四个月管理费1400元，合计2100元整。五、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本诉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出租汽车被逼挂靠合同关系的当事人。2013年1月16日，原告所有的浙Ｃ×××××出租车（挂靠在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名下）以人民币71万元整，通过市场交易从出让方前车主手中经中介介绍并付中介费1000元后经温州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交易并付5600元交易费，有偿取得浙Ｃ×××××出租车的温州市市区出租客运经营权（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第0001143号），及其所有的车牌号为浙Ｃ×××××东风雪铁龙牌轿车一辆所有权，并且提前34个月于2018年3月16日报废浙Ｃ×××××东风雪铁龙牌出租车（国家强制报废日期2021年1月16日），原告当时多次提出来解除浙Ｃ×××××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但是被告拒绝原告提出来的合理要求，坚决拒绝原告办理解除手续事宜，事情一直拖到2018年5月16日，其中浙Ｃ×××××出租车停运两个月，并且所谓的管理费每个月350元照样还要缴纳，损失重大。原告为了减少经济损失，只能先更新购买新车并由原告全额出资67500元购买北京现代车辆识别号（LBEHDALA9HZ342732发票号码015××××2267）和5818.97元（发票号码001××××0667）新车附加费款等等其它更新需要的费用，去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更换新车时，因被告拒绝原告提出解除挂靠合同关系，所以更新后登记证书和行驶证上面有被告公司名称，并被逼无奈继续名义上挂靠在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还有被告公司所谓的管理费明显高于其它公司的收费，长期以来，大量空壳出租车公司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出租车行业和谐关系，使提高服务质量变得可望而不可及，远远不能达到改革预期目标。2018年8月份原告知道了出租车是不用缴纳所谓的管理费用的，这笔费用是属于乱收费项目，所以从2018年9月份就停止缴纳所谓的管理费用了。国家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通知，财综[2006]14号按照国务院关于做好出租汽车行业清理整顿工作的要求，各地对涉及出租汽车的收费进行了清理整顿，公布取消了一批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了过高的收费标准，对减轻出租汽车经营者负担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目前涉及出租汽车的收费仍不尽规范，一些地方仍存在乱收费行为，侵害了出租汽车经营者权益。为配合新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顺利实施，切实减轻出租汽车企业和司机负担，维护出租汽车行业和社会稳定，决定进一步开展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清理整顿工作，还有温州市合士出租车有限公司、温州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响应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通知，财综[2006]14号文件精神，消除差异化管理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于2017年5月1日经温州市的士出租车行业协会全体协会理事开会表决全体通过收费报告，已经将管理费的规费定了一个每月260元合理的价位，被告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说法我们是按照大公司收费标准做法来收取每月350元规费，疯狂压榨，贪得无厌，坚决不降低管理费，被告这样的做法明显是在对抗国家政策，藐视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这样的行为很危险，面临着政府随时查封。再说登记证书和行驶证上面有被告公司名称，原告担心万一被告公司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会连累原告正常经营。另外温州市合士出租车有限公司、温州万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这两家是由广大出租车车主出资成立的，也是广大出租车车主放心的公司，都是车主自己管理车辆，原告也想加入这样的公司。所以提出原告和被告解除浙Ｃ×××××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要求正当、合理的。 原告认为，对于继续性合同，原被告享有订立合同的自由，也享有解除合同的自由。被告拒绝解除合同，限制了原告享有的合同自由解除权，违反了法律的最基本原则。故被告拒绝解除合同无效，被逼无奈挂靠合同应予以解除。 故，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请求贵人民法院判决如前诉请。 被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答辩称：1.涉案出租车挂靠关系起源上世纪八十年代，系特殊时期产物，该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证和1998年后政府通过公开发放的客运经营权证有区别，该证基于被告企业的历史贡献，当时政府只向个人车主收取3万元后就颁发了客运经营权证给车主，同时考虑被告的历史贡献，该车要一直挂靠在被告企业进行经营，而非自由独享。在1998年之后公开拍卖的其他客运经营权证均价为68万元，政府明确规定这些是自由选择挂靠单位的，本案的出租车基于历史原因一直挂靠在被告处，而非原告所述可以随便挂靠。2.被告在车辆挂靠期间积极履行作为车辆挂靠单位的义务，并非原告所称只收费不做事。依据政府管理规定，政府相关的教育培训、安全检查、油补发放、出租车服务区建设等主体都是被告，政府通过被告去向原告提供服务落实法定监管职责，没有被告的服务，原告无法和政府对接。因此这些服务中，相关服务都是被告提供。3.原告称被告向原告收取的350元都是管理费，并且和“的士行业协会”收取的管理费260元相比过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的管理费之所以比“的士行业协会”收的高90元，是因为被告的管理费中不仅为管理费，还有替政府代缴的税费，税费金额为148.16元，而原告所称的“的士行业协会”的两家出租车公司为小微企业，按税收规定缴纳的税费只有不到60元，因此相比相差了90元。因此被告收取的多90元是税费的关系。原告的代理人作为“的士行业协会”的成员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原告代理人所述不属实。4.本案的出租车从2018年9月开始至今相关的车辆管理费每月350元，原告一直没有缴纳，被告催缴未果，原告行为造成违约，基于涉案合同以及政府管理需要，被告的应尽义务一直在履行。对于拖欠的管理费，不管合同有没有解除都应当支付。5.原告的出租车报废是由于原告基于车辆状况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而自主决定报废更换，对于该报废更换，被告没有决定权，只有协助义务。原告提供的材料反映，报废后原告在2018年5月16日购买了新车，购买后，原告马上取得了行驶证等证件，不存在被告不配合。6.原告诉请违背了法律规定，无法做到。现有车辆行驶证等是登记为两个人，是原、被告，这是国家的规定，必须写被挂靠单位。原告为实际使用人。因此原告所谓的登记被告名字会危及原告的利益是不成立的。道路运输证也是必须发放给运输企业，但写清楚了盈利权利人为原告。7.被告公司并非空壳公司，是根据政府要求配备了人员、场地及基础条件，进行经营管理。相关的服务情况有明确法律规定及实际操作情况进行证实。如果没有被告，原告无法领取油补、缴纳税费等。关于2006年的文件，是针对政府部门过往对出租车企业及司机规费的不合理收取，这个文件与原、被告基于挂靠合同由被告收取合理报酬是没有关联的。综上，案涉出租车挂靠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尊重法院判决。 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反诉被告林爱华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10000元。二、判令反诉被告林爱华支付拖欠反诉原告的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的车辆挂靠费5150元（按每月350元计算）。三、判令反诉被告林爱华支付反诉原告车辆挂靠费（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双方办理完毕解除手续之日按每月350元计算）。四、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反诉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向贵院起诉，要求解除反诉原、被告之间的浙Ｃ×××××出租车挂靠合同关系，该案贵院正在审理，案号为（2019）浙0302民初9428号。 反诉原、被告之间的出租车挂靠经营关系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反诉被告只有车辆所有权，没有经营主体资格（道路经营许可），反诉被告正是依托反诉原告的经营主体资格（注：原挂靠单位已被反诉原告兼并）才以3万元（注：系首任车主取得挂靠经营权的价格）的低价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证，当时非历史遗留问题车辆取得经营权证的价格约为68万元。反诉原告对反诉被告廉价取得经营权证作出重大贡献，车辆也一直挂靠在反诉原告处经营。 挂靠期间，反诉原告一直依据政府的管理要求，积极履行挂靠单位的义务，除了为反诉被告代缴税费外，还替反诉被告履行驾驶员安全教育、车辆检修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反诉被告为履行合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此外，从2017年5月开始，反诉原告每月收取的350元挂靠费包括税费148.16元、管理费149.35元以及安全生产保障费52.50元。这一收费标准是由温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制定的，并经过温州市物价局的审核。温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内的所有出租车都是按照这一标准缴纳挂靠费。并且，这一收费标准得到了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因此，反诉被告要求退还管理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反诉原告认为，反诉原告为履行合同义务投入巨大，不仅花费大量的资金成本，更提供自身的资质成本，现反诉被告诉请解除合同已给反诉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反诉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反诉，请依法予以支持。 针对反诉原告的反诉，反诉被告答辩称：经济损失没有依据，我方不是股东。被告没有服务，没有发票，要求不合理。诉请三不合理，因为没有服务。由于我方是高价买入，因此被告所述历史原因不是事实。关于税费，车辆有无缴税费我不知道，对于税费是否为被告交有疑问。如果有缴费依据，那我们会补交，被告需要提供证据。 为证明诉称的事实，原告林爱华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被告工商登记情况，证明原、被告主体诉讼资格。 2.出租车行业协会的通知、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证明温州市的士出租车行业协会挂靠管理费收取的通知、金额，被告公司收费高于其它公司。 3.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注销证明书，证明浙Ｃ×××××登记在原告和被告名下，该车提前34个月报废，停运两个月，损失重大。 4.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被告公司收款收据，证明浙Ｃ×××××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登记在原告名下，行驶证登记在原告和被告名下，道路运输证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没有经过物价局批准收费并且明显高于其它公司收费、收费没有法律依据。 5.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购置税证明、税收缴款书、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票据，证明浙Ｃ×××××北京现代出租汽车系原告全额出资67500元于2018年5月16日购买。 6.《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涉及出租汽车收费的通知》，证明凡在法律、法规规定之外或未经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部门批准强制向出租汽车企业和司机的收费，均属于乱收费，应当予以取消；对符合国家审批管理规定向出租汽车企业和司机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属于重复设置或者不合理的，要进行归并或者取消，被告收费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乱收费。 7.温州市档案馆2019年10月22日、17日调取打印的协议书、公证书、客运经营权证转让协议书公证申请表、受理通知书、登记证书、行驶证、营运证、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4）42号文件，证明原告是以市场价65万元从前车主手中有偿取得浙Ｃ×××××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车辆所有权；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4）42号文件，明确了第二点一至二项，证明车主可以自愿选择挂靠公司，可以转让的内容等文件精神，收费要经过政府相关部门许可、反诉原告证据目录1提供的温州市人民政府1998年第12号文件里面第十五、十六条都注明谁拥有了经营权证可自愿选择具有代管资质和能力的出租汽车经营单位挂户经营，也注明可以继承、转让。 8.温州市档案馆2019年10月22日调取打印的协议书、公证书、客运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公证申请表、受理通知书、登记证书、行驶证、营运证、二手车交易发票、报废单、车辆购买发票，证明原告报废浙Ｃ×××××出租车，出资购买新车号牌变更为浙Ｃ×××××，不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有偿取得浙Ｃ×××××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车辆所有权。 9.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文件温运（2019）55号、2018年度市区出租汽车油补资金分配表，证明反诉原告公司车辆数量，每个月的收入是130辆*350元=45500元，根本没有损失。 10.包车协议书、出租车出租协议书，证明原告是以市场价每月4000元包车给李晓平的，两个月是少收益8000元，李晓平将浙Ｃ×××××出租给任永军、牛文勃、潘忠宏、薛飞等驾驶员开，因运管和交警系统没有绑定，无车用机打发票，乘客没有发票没法报销，拒付车费，使得驾驶员都不愿意开浙Ｃ×××××出租车，被告根本没有为浙Ｃ×××××出租车提供服务。 11.证明，证明浙Ｃ×××××出租车薛飞驾驶员签字证明被告根本没有为浙Ｃ×××××出租车提供服务。 为证明反诉及辩称的事实，被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证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政府出台办法，规定出租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办法对新增出租车客运经营权和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做了明确区分，新增出租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竞买有偿取得，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规定。 2.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温政办（1999）118号、关于发放《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的通知-温运征（1999）090号，证明历史遗留车辆的客运经营权证的取得与其一直使用的出租车企业的客运经营主体资格密不可分，其办证申请必须由出租车企业和个人车主共同提出，个人车主正是基于出租汽车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才以3万元的低价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证，当时非历史遗留问题车辆取得经营权证的价格约为68万元。 3.关于印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证明反诉原告为反诉被告代缴税费，替反诉被告履行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车辆检修、事故处理等各项义务，并为车辆配备安全员。 4.温州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开展温州市区出租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证明2009年12月，温州市政府开展温州市出租车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政府规定的兼并形式包括一次性买断（即由兼并企业向被兼并单位支付对价，一次性买断挂靠经营权），这说明政府是认可挂靠经营权是有价值属性的；为了鼓励企业投入资金、精力进行兼并重组，政府设定了运力投放政策支持，即兼并重组后的规模企业，政府给予新运力投放指标，支持兼并重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月15日，原告向案外人张强、朱培燕购买涉案牌号为浙Ｃ×××××的出租汽车，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同日双方在温州市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将原所有权人“张强、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转移登记为“林爱华、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次日，原告取得了《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并变更车牌号为浙Ｃ×××××，被告领取了《道路运输证》。原告通过购买方式取得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后，将该车辆挂靠登记在原、被告名下从事经营活动，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原告已按每月350元的标准向被告交纳规费至2018年8月份。2018年3月16日，原告将该车予以报废，并在温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同年5月16日，原告购置新车后，重新办理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证件，行驶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被告，道路运输证登记的业户名称为被告。 另查明，1998年10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一律实行有偿使用；新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竞买有偿获得；本办法实施前，原已在营运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偿使用另行确定。1999年11月8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妥善解决市区部分出租客运汽车经营权证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市区部分未取得有偿使用经营权证的出租客运汽车，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过程，其经营者可本着自愿的原则，在交纳3万元有偿使用金，并经温州市公证部门公证以后，领取《温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证》。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证据1、3、4、5、8、9及证据7中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营运证，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存在事实上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原告称其系被逼挂靠，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我国法律虽然对出租汽车的营运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即取得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的经营者在投入营运前，应当取得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经营许可证，但当前法律对出租汽车车主如何选择出租汽车挂靠运营单位以及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并未作出强制性、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因此，出租汽车车主与出租汽车运营单位自愿达成的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签订的商事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除按合同约定以外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鉴于我国合同法分则未明文规定挂靠经营合同，故应适用该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该法分则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原告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现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出租汽车挂靠关系，并要求被告协助办理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的转移手续，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道路运输证的办理应符合有关部门的规定，原告个人不能成为该证的主体，故其要求被告协助办理道路运输证转移至原告名下的主张不予支持。 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原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拒不履行支付规费的义务，有违诚信原则。现原告单方要求解除合同，应向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原告将涉案出租汽车挂靠于被告处，被告作为具备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公司，依照相关的政策、规定招募员工、设立场地，付出了相应的经营成本，其经营成本原本可以通过车辆挂靠期间享有的各种利益得以收回。结合本案的实际，从兼顾原、被告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本院酌情将损失确定为8000元。被告要求原告赔偿其损失10000元，本院对于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原告未按双方约定履行支付规费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被告要求按温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制定的收费标准收取规费并无不当，且双方实际也是按该标准履行，故被告应按每月350元的标准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合同解除日，期间相关税费应由被告在收取规费后代为缴纳。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的规费应为5250元，原告主张5150元并无不当。原告主张两个月的停运损失，但该期间系原告自行更新车辆所致，该段时间内原告并无实体车辆进行运营，且无证据证明损失系被告所致，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退还多收的管理费21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证据2、10及证据7中的协议书、公证书、客运经营权证转让协议书公证申请表、受理通知书与本案均不具有直接关联，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适用对象为政府有关部门，与本案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11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与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的浙Ｃ×××××号出租汽车挂靠经营合同关系； 二、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办理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转移手续； 三、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2018年9月至2019年11月的车辆挂靠规费5150元； 四、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每月350元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2019年12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车辆挂靠规费； 五、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经济损失8000元； 六、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1575元，减半收取787.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0元，合计877.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林爱华负担192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负担68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聪碧 二〇二〇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张书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