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5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月好，女，1966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桂芬，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阳慧，广东银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绍荣，男，1950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的代理人：王顺义，曾绍荣所在社区推荐人员。上诉人何月好因与被上诉人曾绍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5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月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曾绍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曾绍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审查不清，认定错误，作出的判决有失公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广州玉德堂陵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德堂公司）出具的缺乏真实性及关联性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错误地认定533协议涉及的款项属曾绍荣的委托代收款，实属对本案基本事实审查不清，应予纠正。1.玉德堂公司的《情况说明》内容虚假，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情况说明》第2页陈述：“……2010年1月13日，曾绍荣授权委托陈炳洪、古某、何月好三人代为收取墓地(共48个)退位款及三年补偿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共支付陈炳洪291.2万元、古某33.123万元、何月好139万元，共计763.45万元。2011年8月底，被曾绍荣授权的何月好到公司，与公司签署了还款协议(533)，从8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公司通过对公账户支付何月好共计322万元。”但此陈述与事实并不相符。(1)核查玉德堂公司的支付凭证，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该公司支付给何月好的款项仅为57万，其所称的“139万”毫无依据；而就533协议，哪怕将没有转账凭证的数据计算在内，玉德堂公司转账数额为344万，亦非322万。(2)在曾绍荣起诉陈炳洪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粤0113民初686号】，法院经对该案证据的核实，最终认定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玉德堂公司共支付给陈炳洪为281.2万元，而非《情况说明》所陈述的“29l.2元”。可见，在关键数据的陈述上，《情况说明》已经错漏百出，一份内容虚假的陈述，一审作为定案的依据，请二审法院查明。2.《大位汇总明细表》记载混乱，不能客观反映事实。《大位汇总明细表》中除“支付日期”“收款银行及账号”“收款金额”位于表格最右边的“备注”与事实相符外，亦即客观反映某日期玉德堂公司向何月好支付了款项这一事实外，其余记载内容，如投资日期、位置编号、事件备注等并未能一一对应，甚至张冠李戴。何月好在一审时根据实事求是的宗旨，主动承认此表中序号13至序号37记载的款项为533协议的收款，但一直指出相应“编号”的记录错误，此款并非为表格中记载的福位款，而一审法院却一意孤行地认定何月好所收取的533协议款项就是曾绍荣所购买的“11-51至11-67”的福位款，让人费解。3.将2011年6月21日及2011年7月6日两份《委托书》认定为533协议的附件，缺乏事实的依据。首先，在533协议在内容上并未提及有附件的存在；其次，协议条款上亦未涉及《委托书》中有关墓地的编号等信息。再且，若何月好只是作为曾绍荣的委托人到玉德堂公司收款，为何协议主体不直接写曾绍荣，而是明确为何月好？对此，一审法院并未查明。相反，533协议明确约定是就何月好投入到玉德堂公司的资金进行返还。4.两份委托书的委托代收总额为308万，曾绍荣在一审中所提供的《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证书》等投资凭证仅为7月6日委托书中第11排41-50号，第9排41号墓地168万的投入证明，而6月21日委托书涉及的140万并没任何投资凭证。而533协议的合同总额为352万，委托收款数额跟533协议的合同额相差甚远，将两者视为同一笔款项，实属错误。5.玉德堂公司是何月好及曾绍荣共同的债务人，其所出具的上述证据有减轻自身责任的嫌疑，不应被采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将缺乏真实性的《情况说明》《大位汇总明细表》、两份《委托书》强行无理地关联，并认为曾绍荣的举证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一审法院完全是对证明标准的滥用，对曾绍荣的有意偏帮。（二）一审认为，曾绍荣已经就其主张提供了经玉德堂公司确认的《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证书》等投资凭证和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相反证据。反观何月好，虽然主张其才是533协议项下投资款的投资人，但未能提供任何投资凭证，以此认为533协议系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是变相加重何月好的举证责任，明显不公平。按玉德堂公司的要求，何月好收取533协议款项的同时必须上交投资凭证的原件。玉德堂公司当年管理混乱，后来还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经营等刑事罪行，管理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何月好的投资凭证早已被灭失，而玉德堂公司也承认“533协议-何月好收款，已收回原件”。而曾绍荣提供的《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证书》与533协议毫无关联。一审法院的上述错误认定，直接导致错误的判决结果。（三）何月好在玉德堂公司收回的款项与曾绍荣欠何月好的欠款已构成债的抵销，何月好无需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曾绍荣以投资玉德堂公司为名及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既向何月好借款又有大量债务要求何月好夫妇为其担保，曾绍荣欠何月好夫妇的债务高达几百万元，曾绍荣自愿委托何月好夫妇到玉德堂公司收款，以抵销其欠何月好夫妇的债务，且至今为止，曾绍荣仍未完全清偿拖欠何月好夫妇的款项，何月好无需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曾绍荣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月好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曾绍荣投资玉德堂公司及533协议，是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为收回曾绍荣投资在玉德堂公司的投资款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曾绍荣资金情况说明》是玉德堂公司向广州南沙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证明材料是合法有效的证据，该《说明》是玉德堂公司经整理并留存的债权债务文件显示的曾绍荣在玉德堂公司投资的经过。从曾绍荣向一审法庭提交的委托书、协议书及何月好向法庭提交的委托书、协议书，双方对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曾绍荣收回玉德堂公司的投资第11排玉华11-51至11-67号、共17块、金额238万元，加上30%的物价补贴71.4万元，并同意转入何月好的建行账户的事实均无异议。曾绍荣2019年4月29日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证据533协议及附件，玉德堂公司在该证据首页及骑缝处加盖了公司印章予以确认，与玉德堂公司出具的《说明》关于533协议为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的陈述是相互印证的。533协议书的附件《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福位证书》上面的名字均为曾绍荣，玉德堂公司已明确该533协议中投资为曾绍荣。曾绍荣提交的证据6第12-13页是得到何月好在另案（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案件中的认可的。《大位汇总明细表》（曾绍荣和何月好）中所列的投资日期、客户名称、数量、位置编号均为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为收回玉德堂公司款项的委托明细。2.何月好主张其于2006年12月9日向玉德堂公司的352万元投资，但其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纯属虚构事实。何月好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352万元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妥善保管投资凭证及玉德堂公司发放的福位证等相关重要证据与常理不符。何月好在（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案件中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大位汇总明细表》中显示的投入资金时间（2006年2月1日-2006年10月8日）严重不符。何月好上诉认为玉德堂公司收回了原件，但目前为止，其并无提供玉德堂公司收回何月好原件的证明。玉德堂公司出具的《说明》最后明确了，2014年春节后曾绍荣及律师到公司，书面提交了取消何月好授权收款的声明，至此，曾绍荣退款的支付暂时停止。根据大位汇总明细表，提交了14笔付款凭证，共计274万元，如果是何月好投资玉德堂公司资金签订的533协议，按照协议上玉德堂公司欠何月好342万元，何月好实际收款274万元，还相差68万元没有付给何月好，后来何月好再无法向玉德堂公司收款，说明了533协议的投资完全是曾绍荣的。在2019年7月25日上午在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中，何月好向法庭明确表示：“对被告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应由被告承担不能举证的责任。”曾绍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月好一次性返还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代理收取玉德堂公司投资及投资收益309万元及利息87.66万元（利息从2013年7月16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以309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受理费由何月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月5日，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市南沙玉德堂有限公司福位：第十一排玉华11-51号至11-67号止共17块。由玉德堂公司返回本金，本人同意直接转入何月好建行账号62×××27”。同日，曾绍荣又向何月好、古某、陈炳洪出具《委托书》，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自己投资广州市南沙玉德堂公司‘华侨墓地’担保书补贴本金的三年共30%物价上涨价”。2010年2月5日，玉德堂公司与何月好、古某、陈炳洪签订《协议书》，载明玉德堂公司同意负责曾绍荣购买该公司产品的补贴款，补贴总金额205.2万元，分别由何月好、古某、陈某作为受托人收取，其中何月好应收71.4万元。玉德堂公司和何月好分别作为甲、乙双方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编号为201107533的《协议书》（以下简称533协议），约定：乙方于2006年12月9日投入甲方资金总额352万元，按首期资金进入至目前，己方已支付乙方本金10万元，甲方尚欠乙方本金342万元；甲方于2011年9月7日前支付乙方20万元并承诺于2011年12月31日前付清本金。诉讼中，曾绍荣主张533协议系其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何月好则主张533协议系其就自己向玉德堂公司投入的款项而与玉德堂公司签订，533协议项下款项与曾绍荣无关。为证明己方主张，曾绍荣提供了以下证据：1.553协议。内容与前述533协议一致。2.两份《委托书》。均以曾绍荣、何月好作为委托人和受托人，其中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21日的《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投资玉德堂公司的第11排31-40号共10块墓地14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1年7月6日的《委托书》的委托内容为办理收回投资玉德堂公司的第11排41-50号和第9排41、42号共12块墓地168万元。3.多份《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德堂安乐园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以下简称《收款收据》）。该些《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均为曾绍荣支付墓地购买款，所针对墓地包括第9排41号和第11排41-43、45-50号。4.多份《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德堂安乐园购买申请单/预订单》（以下简称《申请单/预订单》）。该些《申请单/预订单》记载的内容均为曾绍荣申请购买墓地，所针对墓地包括第9排41号和第11排41-43、45-50号。5.多份《证书》。该些证书均记载曾绍荣为墓地的购买者，所针对墓地包括第9排41号和第11排41-43、45-50号。曾绍荣提供的该组证据中，533协议系复印后另行在右上角加盖玉德堂公司公章及印文为“此复印件由我提供与原件相符”印章的原件，其他证据则系复印后另行加盖印文为“此复印件由我提供与原件相符”印章的原件，证据之间以玉德堂公司公章作为骑缝章进行加盖。曾绍荣称该组证据系从玉德堂公司复印而来，两份《委托书》系533协议的附件，复印后由玉德堂公司加盖公章及印文为“此复印件由我提供与原件相符”印章。何月好以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仅有533协议另行加盖了玉德堂公司公章且证据之间所盖骑缝章并不连贯为由，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还认为533协议并未注明存在附件，故该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与533协议没有关联。为证明何月好从玉德堂公司代自己收回投资款及收益的金额，曾绍荣提供了以下证据：1.《大位汇总明细表（曾绍荣&何月好）》（以下简称《大位明细表》）。该表共计38行。第1-12行的备注内容均为“533协议-何月好收款，已收回原件”，第1-11行记载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何月好共分11笔收款57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9-41、9-42和11-41至11-49，第12行记载2011年6月30日何月好收款60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11-50;第13-29行的备注内容均为“委托何月好”，记载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何月好共分17笔收款304万元，对应的墓地编号为11-51至11-67;第30-38行无备注内容及对应墓地编号，记载2013年2月8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何月好分8笔收款40万元。何月好对该表第1-11行中除墓地编号和备注内容外的其他内容均认可真实性，主张：第一，第1-11行反映的57万元收款即为其代曾绍荣收回的11-51至11-67墓地的投资款及收益，第13-29行反映的收款才与533协议有关；第二，第13-29行反映的收款金额中，2011年8月30日的22万元其并未收到，2013年1月30日其仅收款10万元而非该表记载的20万元，也即其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仅从玉德堂公司收款272万元；第三，第30-38行反映的收款金额中，2014年1月30日的3万元其并未收到，也即其在2013年2月8日至2014年1月30日期间仅从玉德堂公司收款37万元且2013年7月16日系其在该期间内的最后一次收款时间。2.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该些付款凭证均为复印件，反映玉德堂公司在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向何月好名下位于中国农业银行广州番禺支行的账户支付共计309万元，其中，2013年2月8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的付款备注用途均为“533协议还款”，其他付款备注用途则为“还款”或者“533协议还款”。除《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30日、2013年1月30日以外，《大位明细表》所载的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内何月好的收款时间、收款金额均能够与该些付款凭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何月好对该些付款凭证反映玉德堂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就533协议向其支付共计309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3.《关于曾绍荣资金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由玉德堂公司于2014年8月24日出具，载明“……公司前法人张春英从2008年11月21日开始至2011年3月6日期间陆续支付给曾绍荣本人账户82.6万元、李倩（含其丈夫李家明）账户330万元，共计412.6万元。2010年1月13日，曾绍荣授权委托陈某、古某、何月好三人代为收取墓地（共48个）退位款及三年补偿款，公司从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期间共支付陈某291.2万元、古某333.23万元、何月好139万元，共计763.45万元。2011年8月底，被曾绍荣授权的何月好到公司，与公司签署了还款协议（533#），从8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公司通过对公账户支付何月好共计322万元。综上所述，公司从2008年11月21日至2014年1月，共支付曾绍荣墓地退位款总计1498.05万元。”何月好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还认为《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而玉德堂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相关人员并未出庭作证。另查明，曾绍荣于2013年8月27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两份民事起诉状，一审法院据此于2013年10月15日立（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曾绍荣与玉德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曾绍荣与何月好、古某、陈某、玉德堂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何月好、古某、陈某为（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号案第三人，该案中，曾绍荣要求玉德堂公司返还投资款133.4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支付投资收益。（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中，曾绍荣要求何月好、古某、陈某返还投资款767.5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并要求玉德堂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后一审法院于2013年11月8日出具《案件移送通知书》，告知何月好、古某，因曾绍荣在（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起诉主张的事实中玉德堂公司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也已经对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故将该两案移送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处理。曾绍荣确认，本案和一审法院受理的（2019）粤0115民初2518号曾绍荣与古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与（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7号案的一致。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8日作出（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玉德堂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曾绍荣主张，在一审法院将（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公安机关并无处理结果，也未告知其所涉纠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何月好则主张，（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第636、637号案在移送公安机关后，已合并在玉德堂公司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处理，曾绍荣已经分配到部分赃款。但何月好未就该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再查明，曾绍荣以何月好犯侵占罪为由于2017年5月24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控诉，一审法院立（2017）粤0115刑初279号案予以审理。该案中，曾绍荣主张其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取退位款，而何月好在2009年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陆续收取了投资款139万元后隐瞒事实未向其告知，经多次追讨未果。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粤0115刑初27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曾绍荣对何月好的起诉。曾绍荣不服该裁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8）粤01刑终7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曾受理（2017）粤0113民初7885号何月好诉曾绍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中，何月好主张曾绍荣向其借款，截至2003年9月5日共借款76万元，曾绍荣于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通过玉德堂公司偿还借款本息57万元后未再还款。曾绍荣则辩称其与何月好不存在借贷关系，其作为证据的（2016）粤0113民初68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在（2016）粤0113民初686号曾绍荣与陈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中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调取了前述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案中，何月好对《情况说明》中关于何月好收取了139万元的内容不予确认。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何月好在对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有异议的情况下，应先行向玉德堂公司提出异议并核对金额，在得到玉德堂公司确认后才能最终确认其代曾绍荣领取款项的金额进而确定曾绍荣的尚欠金额，虽然其主张与曾绍荣存在借款关系理据充分，但就借款的尚欠金额，其证据与玉德堂公司提供的证明内容不一致，不能证实曾绍荣尚欠其款项的实际情况，故判决驳回何月好的诉讼请求。曾绍荣、何月好均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曾绍荣后又撤回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曾绍荣和何月好之间的委托关系及与玉德堂公司之间的投资关系，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代收款问题属于委托关系范畴，该案中无法确定代收款的具体金额，该院不将代收款用于冲抵债务，即对代收投资问题不作处理，双方可就委托关系另诉解决争议，故改判曾绍荣向何月好返还借款76万元并支付利息。曾绍荣不服（2018）粤01民终1807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8日作出（2018）粤民申67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曾绍荣的再审申请。又查明，庭审中，当法庭询问曾绍荣其本案诉讼请求中所称投资及投资收益如何构成时，曾绍荣表示，其对玉德堂公司投资本金为238万元，3年的物价补贴为71.4万元，但因为根据其调取的证据反映何月好只从玉德堂公司收取了309万元，故按309万元主张。后曾绍荣又表示，其系根据前述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网银国内跨行大额汇款凭证计算得知何月好从玉德堂公司收取了309万元，加上何月好另外收取的57万元，何月好收款共计366万元，其要求何月好返还309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对于曾绍荣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收回11-51至11-67墓地的投资款及收益，曾绍荣与何月好均无异议。何月好确认其在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就11-51至11-67墓地收回57万元，并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就533协议收回309万元。根据曾绍荣的庭审意见，对于前述57万元和309万元这两笔款项，其于本案中仅诉请要求何月好返还309万元。而何月好否认533协议系曾绍荣委托其签订。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533协议是否系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二、曾绍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三、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309万元并支付利息。关于争议焦点一。从曾绍荣就533协议系其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这一主张提供的证据来看，虽然证据均为复印件，但已另由玉德堂公司在首页及骑缝处盖章予以确认，说明玉德堂公司确认曾绍荣向其购买第9排41号和第11排41-43、45-50号等墓地，亦确认其曾收到曾绍荣委托何月好收回包括该些墓地在内的墓地投资款的两份《委托书》。玉德堂公司还在《情况说明》中表示其共支付曾绍荣墓地退位款总计1498.05万元且该1498.05万元包含其于从2013年8月26日起至2014年1月期间就533协议向何月好支付的款项，说明玉德堂公司已经确认其就533协议向何月好支付款项的用途在于向曾绍荣支付退位款。换言之，玉德堂公司确认533协议项下投资款的投资人系曾绍荣而非何月好。因此，虽然533协议载明的乙方为何月好而非曾绍荣，亦未载明其存在包括前述两份《委托书》在内的附件，但是曾绍荣已经就其主张提供了经玉德堂公司确认的《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证书》等投资凭证和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相反证据。反观何月好，虽然主张其才是533协议项下投资款的投资人，但未能提供任何投资凭证。在此情况下，关于533协议系曾绍荣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这一主张，曾绍荣的举证已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本院予以采信。曾绍荣与何月好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且该委托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二。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曾绍荣为主张本案所涉权利，曾于2013年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何月好及案外人返还代收取的款项，但是本院并未就此作出实体裁决，而是因玉德堂公司的行为涉嫌犯罪而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玉德堂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经（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49号刑事判决认定，但并无证据证明曾绍荣在本案中要求何月好返还的款项已在该刑事案件中得到处理。在（2017）粤0113民初7885号案中，二审判决明确表示对曾绍荣与何月好之间的代收投资问题不作处理，认为双方可就委托关系另诉解决争议。至于曾绍荣曾经针对何月好向本院提起的侵占罪刑事自诉案件，本院裁定驳回曾绍荣的起诉，也未处理本案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此，曾绍荣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何月好已于2010年1月14日至2010年8月20日期间代曾绍荣收取57万元，又就533协议于2011年8月26日至2013年7月16日期间从玉德堂公司收取款项309万元且亦属于其代曾绍荣收取，其代曾绍荣收取的款项合计已达366万元。虽然何月好还提出其在玉德堂公司收回的款项是曾绍荣自愿用于抵销对其所欠债务，但不论曾绍荣对何月好所欠债务的情况如何，就何月好关于533协议系其就自己向玉德堂公司投入的款项而与玉德堂公司签订的说法来看，何月好未将其就533协议项收回的309万元视为代曾绍荣收取，故该309万元不可能属于其此前意图用以抵销债务的范围。曾绍荣现要求何月好返还309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何月好未及时向曾绍荣返还款项，导致曾绍荣产生资金占用损失，应予赔偿，曾绍荣要求何月好就该309万元支付利息亦符合法律规定，利息应自曾绍荣递交（2013）穗南法民一初字637号案民事起诉状向何月好主张权利之日亦即2013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一、何月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返还代收款309万元；二、何月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曾绍荣支付利息（以代收款309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曾绍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8532.8元，由曾绍荣负担226.2元，由何月好负担38306.6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针对何月好上诉中提出曾绍荣提供证据中的关于玉德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经核对转账原始凭证后，该说明中部分金额、时间的表述确实与之存在出入，但并不妨碍玉德堂公司作为支付款项的一方，作出明确意思表示，确认何月好从玉德堂公司领取款项的行为均为代曾绍荣而领取。且该说明是玉德堂公司在公安机关侦查的时候所出具的单方陈述，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至于其中关于金额、时间等细节内容可与原始凭证、本案其他材料综合判断。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何月好在二审庭审中就其主张与玉德堂公司存在单独投资行为，明确表示确实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并就相关投资细节陈述意见如下：1.投资款的支付有转账有现金，由于时间久远，具体的金额记不清楚了；2.即使是转账方式支付投资款，也不是以何月好名义转账的，而是以其亲戚的名义转账，具体涉及几个人目前不清楚。3.玉德堂公司涉嫌犯罪，何月好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过案；4.其已经没有购买福地、放骨灰盒的架子的凭证，因为何月好收回投资款后，玉德堂公司把购买凭证都收回去了，具体的编码记不清了。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533协议是何月好代曾绍荣与玉德堂公司所签还是何月好基于本人向玉德堂独立投资而签订的协议？2.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309万元？关于533协议是何月好代曾绍荣与玉德堂公司所签还是何月好基于其本人向玉德堂公司独立投资而签订协议的认定问题。第一，玉德堂公司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其是基于曾绍荣的投资及委托，方与何月好签订533协议，并据此向何月好返还了曾绍荣的投资款。可见玉德堂公司认为其返还涉案款项与何月好的投资无关。第二，与《情况说明》相对应的，一方面，曾绍荣提交了第9排41号、第11排41-43、45-50号墓地的《收款收据》《申请单/预订单》《证书》等投资凭证，证明其投资；另一方面，对于委托的事实，曾绍荣提交了四份委托书，内容分别为其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取第11排51-67号的墓地投资款238万元、收取补贴款71.4万元，收取第11排31-40号墓地投资款140万元以及收取第11排41-50号、第9排41-42号墓地投资款168万元，金额共计617.4万元。该些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在首页和骑缝处加盖了玉德堂公司的公章，说明玉德堂公司确认曾绍荣的投资以及委托的事实。而且何月好对其中两份委托书是无异议的，何月好亦自认基于上述两份委托书其代曾绍荣收取了57万元。而委托书中曾绍荣委托何月好收取投资款的墓地与曾绍荣投资凭证的墓地有一定的对应性，在情况说明亦有体现。可见，投资凭证、委托书、玉德堂公司的情况说明之间相互印证，可形成证据链。曾绍荣主张的533协议系其委托何月好与玉德堂公司签订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本院对曾绍荣的主张予以认定。第三，反观何月好，主张533协议是其单独投资而签订的，其主要理由为533协议的签订主体为何月好。但签订主体为何月好并不必然得出533协议就是基于何月好的投资而签订的，亦有可能是何月好基于曾绍荣的委托，以其自己的名义与玉德堂公司的签订。在日常实践中，受托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协议的情况亦为普遍。何月好认为其向玉德堂公司投资，亦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本案中，何月好对于533协议项下的投资付款的凭证、投资对应的福地编码等关联的证据均无法提供，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明显不符合常理，何月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况且，退一步讲，即便何月好本人确实基于存在向玉德堂公司投资事实，如果认为玉德堂公司未返还其投资款，亦可另行向玉德堂公司主张。故对于何月好主张533协议是其本人与玉德堂存在投资关系而签订，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何月好应否向曾绍荣返还309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曾绍荣向何月好出具委托书，委托何月好向玉德堂公司收款，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何月好代为收取了57万元，后又收取了533协议项下的309万元，则实际上何月好代曾绍荣在玉德堂公司处收取超过309万元，未超过曾绍荣委托收取的金额，故曾绍荣在本案中主张何月好返还309万元，合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何月好主张以其收取的案款抵消曾绍荣所欠借款问题，因双方对于各自所负金钱债务金额存在争议，不符合债务抵销的法定要件，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月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532.8元，由何月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娟审判员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罗永娟李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