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117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魏裕椿，男，197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周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燕丽，福建正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典忠，福建正成功（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秦世波，男，196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远，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顶，男，198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赞，福建泉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裕椿因与被上诉人秦世波及原审被告刘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6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裕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秦世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秦世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秦世波仅向魏裕春转让了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福建泰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通公司）20%的股权，而魏裕春已经向秦世波支付了200万元，魏裕春已经支付了实际受让的股权对价，故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二、最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从根本上变更了双方之前所签订的协议书，故应按照新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自义务，新协议书中秦世波实际转让给魏裕春的股权为20%，且已经履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了股权转让款250万元，但对于魏裕春实际受让20%股权不予认定存在错误。三、因魏裕春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魏裕春应当承担违约金和律师费缺乏依据。四、一审法院以魏裕春和秦世波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魏裕春结欠秦世波股权转让款，属于对证据的片面采纳，缺乏客观公正性。微信中所称“另外一百万的股份转让协议到期了”仅是秦世波单方陈述，而后魏裕春在2019年6月14日所述“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给你10万元，你看怎么样吧”与之前聊天记录相隔时间非常长，整体并不存在任何关联性。秦世波辩称，一、魏裕春未能按照2017年9月1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而魏裕春在2018年8月20日的补充协议中，自认未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自愿承担违约责任。二、2017年9月14日的转让协议书和2018年8月20日的补充协议，系各方关于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2017年9月14日的转让协议书明确了秦世波投入的金额、股权转让对价、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2、2018年8月2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仅用于工商变更登记使用。因为同一天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其中还明确了违约责任。同时，双方一致确认2018年8月20日前魏裕春已支付150万元股权转让款，而魏裕春之后还在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显然最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各方对于案涉股权转让事宜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因魏裕春存在违约，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应当按约承担律师费损失和违约金。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顶述称，认可魏裕春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秦世波的答辩意见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秦世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裕椿立即支付转让款55万元以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承担违约金25万元，承担律师费8万元；2.判令刘顶对魏裕椿对秦世波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魏裕椿、刘顶承担。魏裕椿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秦世波返还魏裕椿150万元并支付自魏裕椿付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秦世波承担魏裕椿因此支付的律师费35000元；3.诉讼费用由秦世波承担。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魏裕椿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秦世波返还魏裕椿50万元并支付自魏裕椿付款之日（2019年2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4日，秦世波（转让方、甲方）、魏裕椿（受让方、乙方）、刘顶（保证人）签订《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泰通公司于2015年5月1日在晋江市设立，由甲、乙和刘顶共同出资，甲方持股25%，甲方实际投入公司250万元，现经协商，甲方将持有的25%作价250万元转让给乙方；签订本协议前乙方已转账支付甲方50万元，剩余款项200万元乙方承诺2017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刘顶承诺对本协议项下甲方应承担的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至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两年，担保范围包括本协议所指本金、利息及违约部分；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视为全部款项提前到期，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全部未付款的2%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以补偿；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律师费用。2018年8月20日，秦世波（转让方、甲方）、魏裕椿（受让方、乙方）、刘顶（担保方、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鉴于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9月14日签署《转让协议书》，乙方未按《转让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现三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补充协议；《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担保事宜变更为丙方承诺对本协议项下乙方应承担的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两年，担保范围包括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应支付的转让款、利息及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乙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转让协议书》第四条违约责任第2款变更为乙方因不能按期支付转让款，视为全部款项提前到期，乙方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向甲方支付转让款总额10%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须向甲方另行补偿；《转让协议书》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2018年8月20日，秦世波（转让方、甲方）、魏裕椿（受让方、乙方）还签订了《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泰通公司20%的认缴出资额共60万元出资额，无偿转让给乙方。同日，秦世波（装让方、甲方）、刘顶（受让方、乙方）也签订了《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泰通公司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15万元出资额，无偿转让给乙方。同日，秦世波、魏裕椿、刘顶依据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在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秦世波分别于2019年6月27日、2019年7月10日向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2万元、6万元。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6月27日向秦世波开具了价税为80000元的律师费发票。魏裕椿为本案诉讼和福建正成功（晋江）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为35000元。福建正成功（晋江）律师事务所于2019年7月29日向魏裕椿开具了价税为35000元的律师费发票。一审另查明，秦世波与魏裕椿之间的部分微信记录为：2019年1月11日，秦世波发送“旧的螺杆不能用的话？可以不计算？退给我，把新的扣柒仟，余额3.6万元给我安排给我”，“另外一百万的股份转让协议到期了！请帮我安排给我吧！”2019年6月14日，魏裕椿发送“从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给你10万元，你看怎么样吧”，2019年6月21日魏裕椿又发送“你不是还有5万元的汇票没有进账呢”，秦世波回复“有5万元承兑确定收到，那是螺杆款”。一审审理中，秦世波、魏裕椿确认已付款情况为：2017年5月10日支付50万元、2018年1月支付10万元（系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2月1日支付5万元（系银行承兑汇票）、2018年2月12日支付20万元、2018年2月14日支付50万元、2018年8月6日支付20万元、2019年2月3日支付45万元，上述合计200万元。秦世波认为2018年2月1日的5万元承兑汇票系魏裕椿支付的螺杆款，魏裕椿则认为是股权转让款。魏裕椿陈述向秦世波多支付50万元的原因为：在股权转让登记完成后，秦世波没有按照约定进行相关的交接，特别是关于债权债务凭证及财务资料都是秦世波的嫂子控制，同时秦世波交付的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秦世波就以此理由要求魏裕椿继续付款，考虑到这些债权的数额远远大于相应的款项，魏裕椿因此就继续付款了。一审法院认为，秦世波和魏裕椿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股权转让金额，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魏裕椿抗辩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秦世波持有的泰通公司20%股权作价0元转让，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实际商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50万元，这反映了秦世波和魏裕椿、刘顶签订的《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用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0元转让并非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凭秦世波和魏裕椿、刘顶签订的《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定股权转让价款。第二，秦世波、魏裕椿、刘顶在2017年9月14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秦世波25%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50万元，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当天即2018年8月20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股权转让价款未作变更，如上所述，2018年8月20日签订的《泉州泰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能作为认定股权转让价款的依据，考虑魏裕椿、刘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另有约定，《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更能真实的反映股权转让情况即秦世波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魏裕椿、且价款为250万元。第三，根据魏裕椿的已付款情况及2017年9月14日的《转让协议书》载明的魏裕椿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秦世波于2019年1月11日通过微信告知魏裕椿“另外一百万的股份转让协议到期了”，与事实情况可以吻合，且魏裕椿亦未作任何反驳，反而在2019年6月14日表示从下个月开始每月支付10万元，更加说明魏裕椿是确认结欠秦世波股权转让款的。第四，魏裕椿对其陈述的向秦世波多支付50万元款项的理由未提供任何证据佐证，且在双方沟通的微信记录里未有任何体现，一审法院对魏裕椿多付款的辩解实难采信。综上，《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反映了秦世波和魏裕椿、刘顶真实的股权转让意思，魏裕椿应给付秦世波股权转让价款250万元。关于秦世波主张的各款项。第一，秦世波认为2018年2月1日的5万元承兑汇票系魏裕椿支付的螺杆款，虽然秦世波在微信中提及了螺杆款事宜，但微信中无法反映魏裕椿确认螺杆款的具体金额或双方对螺杆款达成了一致，秦世波亦未提供螺杆款的相关依据，一审法院对秦世波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魏裕椿已给付秦世波200万元，魏裕椿还应给付秦世波股权转让款50万元，就螺杆款秦世波可凭证据另行主张权利。第二，因魏裕椿未能按照《转让协议书》在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秦世波主张魏裕椿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5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补充协议》约定魏裕椿未能按约付款则应承担转让款总额10%的违约金，秦世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考虑魏裕椿逾期付款金额、时间及秦世波已主张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定魏裕椿应承担违约金8万元。第四，《转让协议书》约定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律师费用，魏裕椿未能按约付款，系违约方，其应根据约定承担秦世波的律师费损失，秦世波主张律师费损失，有律师费发票、付款凭证佐证，其代理律师亦实际代理了本案，但其主张的金额过高，根据魏裕椿欠款金额、参照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魏裕椿应偿付秦世波律师费损失4万元。关于刘顶的民事责任。《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刘顶对魏裕椿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秦世波主张的项目、金额在保证范围之内，故刘顶应对魏裕椿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魏裕椿反诉所主张的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其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魏裕椿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秦世波股权转让款50万元、违约金8万元、律师费损失4万元及利息损失（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刘顶应对魏裕椿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魏裕椿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300元（已减半收取）、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300元，由秦世波负担2777元，由魏裕椿、刘顶负担852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魏裕椿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秦世波与魏裕春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其中明确约定秦世波将其持有的泰通公司25%股权作价250万元转让给魏裕春，该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各自义务。之后魏裕春并未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双方进而在2018年8月20日形成了补充协议，对于2017年9月14日协议书中所涉担保事宜、违约责任作出了变更，但其中并未就转让标的、对价作出变更。现魏裕春主张应按照双方最后形成于2018年8月20日在工商备案登记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其仅受让秦世波20%的股权，但该协议所涉股权对价为0元，显然与魏裕春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陆续向秦世波支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以及双方之间就股权转让款的履行而形成的微信聊天记录相矛盾，而魏裕春亦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经工商备案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秦世波与魏裕春的真实意思表示，魏裕春以此主张不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不能成立。鉴于魏裕春仅支付了2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而剩余股权转让款未能按约支付，已构成违约，秦世波主张魏裕春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魏裕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00元，由上诉人魏裕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 丰审 判 员  孙晓蕾审 判 员  浦智华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陆 庆书 记 员  严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