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0113行初11号原告范玮民，男，196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黄辉。委托代理人马其忠。委托代理人沈佳。原告范玮民要求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履行法定职责，于2016年12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7年1月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范玮民，被告委托代理人马其忠、沈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范玮民诉称，本市宝山区国权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是原告母亲何淑英生前所有。2014年12月15日，何淑英去世。原告按照何淑英遗愿将其骨灰盒、遗像等安放在系争房屋内。2016年4月8日，原告听说系争房屋被不明身份人员撬开，即于当晚赶到现场，发现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在场，并称该房屋被挂牌出售。原告入内后发现，其放置在房屋内桌子上的母亲骨灰盒和遗像均不见了。原告在向房产中介公司确认挂牌人未果后，即拨打110报警，并根据110指导，至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报案母亲骨灰盒被盗，房门被撬，并告知警察系争房屋权利人黄某某虽有作案嫌疑，但无法确定是否是其所为，请求警方查明，并向警方提交了原告自行书写的报案经过和(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281号民事判决书。但高境派出所民警表示原告不是房屋权利人，没有报案资格，并向原告出具了一份《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交报警人联)》，该文书缺少报称事由栏目，还将原告报案作为备案处理。2016年4月2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关于对高境派出所警察不及时查处报警案件的投诉》，但被告至今仍未回复原告。2016年10月9日、12月15日，原告又分别到被告及其下属高境派出所要求回复，也均未获得回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对原告报案母亲何淑英的家门被撬、骨灰盒被盗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原告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其诉称意见：1、2016年4月26日原告写给被告的《关于对高境派出所警察不及时查处报警案件的投诉》及快递单据、邮件查询记录，证明原告向被告投诉其下属高境派出所不调查原告报案，并要求被告书面答复，被告收到了原告的投诉信。2、2016年10月9日下午原告在被告信访窗口的谈话录音、2016年12月15日上午原告在高境派出所领导接待窗口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摘要，证明被告将原告投诉信转送高境派出所后不闻不问，没有履行职责，高境派出所收到转送的投诉信后欺骗原告会给予电话答复，但原告未收到电话答复。3、2016年4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交报警人联)，证明高境派出所出具给原告的接报回执单，其格式与被告留存的交办案部门联不一致，缺少报称事由栏目，并将原告的报案作为备案处理。4、报案经过及(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28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2016年4月8日原告报案时将该两份材料同时提交给高境派出所。5、移动通信电话记录，证明2016年4月8日原告向高境派出所报案时先通过110报警，是110指导原告去当地的派出所报案的。6、照片2张及相关说明，证明系争房屋内桌面上何淑英的骨灰盒及遗像已经被盗走了。7、原告母亲何淑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户口簿、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何淑英曾是系争房屋权利人，并居住在被告的管辖范围内，何淑英已于2014年12月15日过世。8、相关民事案件材料(申请委托证明、法庭审理笔录)，证明案外人黄某某的儿子王智平、儿媳毕剑华对原告当庭表示要按何淑英生前遗愿将骨灰盒安放在系争房屋内未提出异议，因此何淑英尽管去世，但其仍然对房屋享有占有权。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辩称，2016年4月8日，原告至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接待窗口报案称系争房屋大门被撬，房屋内其母亲何淑英骨灰盒不见了。接警民警经询问情况并查看原告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等材料，得知原告与系争房屋产权人黄某某存在民事纠纷，故当场告知原告系争房屋产权人有权对房屋及其房屋内的物品进行处置，原告报案的情况属于民事纠纷，并非公安机关职责权限范围。后应原告再三要求，出于便民考虑，被告为原告出具了《接报回执单》供其民事诉讼之用，并在回执单上注明房屋归属有纠纷，已在走诉讼途径，系来所备案。故被告不具有原告要求履行的法定职责，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已经在原告报案当日以口头及书面方式告知原告，不存在不作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7年1月17日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民警王建平出具的工作情况，证明民警对原告2016年4月8日的报案当场辨析，并告知原告属于民事纠纷，非公安机关管辖，同时出具了《接报回执单》以供原告民事诉讼之用。2、被告电脑系统中的接报回执单(交办案部门联)，证明接报回执单交办案部门联与交报警人联的内容是一致的。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投诉信中反映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手写内容是原告事后添加的，故对手写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4认为确实是原告报警时提交给民警的，报案经过和民事判决书恰恰说明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原告并不实际占有其母亲骨灰；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报案不代表就属于公安机关的受案范围；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恰恰证明骨灰盒实际控制并不在原告手中；对证据7认为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原告报案时系争房屋产权情况；对证据8认为不能证明存在何淑英的遗愿或房屋产权人同意原告将何淑英骨灰盒放置在系争房屋中。原告对被告的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制作人王建平与接报回执单上接警民警陈沁昀不一致，故其并非承办人，当时接警民警告知原告不是房屋权利人，无报案资格，当场告知也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即使原告的报案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被告也应当书面告知。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其上无原告签字确认。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3、4、6、7以及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8日晚，原告到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报案，称其母亲生前所有的房屋本市宝山区国权北路XXX弄XXX号XXX室大门被撬开，房屋内其母亲的骨灰盒不见了。同时，原告向高境派出所提交了一份原告自行书写的报案经过及(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28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书写的报案经过主要内容是，当晚8时，原告与妻子赶到系争房屋，见有二人正在开门，经询问得知是链家地产中介，系争房屋已经被挂牌出售。原告告知中介系争房屋原是其母亲的，因2010年原告被关押时，原告母亲正患病无人照顾，母亲表妹黄某某趁机以养老送终等承诺，要求继承原告母亲的遗产，但实际骗取原告母亲(不识字)在公证处订立赠与合同，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即可得到原告母亲的房产。经诉讼，法院无视原告提供的黄某某、王耀明欺诈原告母亲的证据，目前判决是有利于对方的。但对方应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其利益，用撬门偷盗的方法不应是法制社会合法维权方式。中介调取了照片，但原告无法辨认对方是谁，故请求高境派出所确认撬门人和盗走原告骨灰盒的人是谁。高境派出所民警当场告知原告，系争房屋所有权人是黄某某，原告并非房屋权利人，不具有报案房门被撬锁的资格，原告应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并在原告要求下出具了一份《上海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单》，主要内容是2016年4月8日22时30分，原告来所报案称2016年4月8日17时许接到电话告知系争房屋大门被撬开，遂赶到上址查看，发现房屋内其母亲的骨灰盒不见了，该房屋系其母亲生前财产，后被其母亲的表妹黄某某过户。当时有一链家地产的名叫唐怀利的中介在开门，其被告知该房屋已被挂牌，挂牌人员有照片，但是辨认不出。该房屋之前其母亲(已故)与其表妹黄某某有纠纷，已在走诉讼途径。遂来所备案。2016年4月2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一份《关于对高境派出所警察不及时查处报警案件的投诉》，认为法院尚未作出要求原告交付房屋于黄某某的明确判决，故系争房屋仍应是原告母亲的遗产，且系争房屋中有母亲的财产、骨灰盒、遗像等，原告向高境派出所提出财产保护的请求并无不当。高境派出所未经调查，以原告不能报案被撬门，要求原告到法院诉讼，将原告报案改为“备案”，至今未给予案件进展的任何信息，故要求被告对系争房屋被撬门换锁、骨灰盒及其他财产被盗走的作案人员身份予以确认，并给予书面答复。被告收到该信后，未作书面答复。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履行对原告报案母亲何淑英的家门被撬、骨灰盒被盗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另查明，系争房屋原属原告母亲何淑英所有。2011年4月8日何淑英与其表妹黄某某签订赠与合同，将系争房屋赠与黄某某。2011年5月20日，黄某某经核准登记为系争房屋权利人。原告曾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撤销该赠与合同，将系争房屋权利登记在原告名下，本院作出(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1770号民事判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原告陈述，在上述民事案件判决前后，系争房屋所有权人黄某某的儿子王智平曾两次联系原告要求原告将房屋交还给所有权人。原告发现系争房屋被换锁后，未与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过联系核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六条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法定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的报案是否属公安机关职责权限范围。本案中，从原告2016年4月8日的报案内容来看，原告对系争房屋并无合法权益，且原告与产权人就系争房屋产权存在民事纠纷未获得法院支持，其只是发现系争房产被换锁并被挂牌出售，及系争房屋内的物品被移位或处置，而要求公安机关进行查处。故原告报案内容的实质并非非法入侵住宅及偷盗行为。且从原告在自行书写的报案经过中陈述的“经诉讼，法院无视我提供的黄某某、王耀明欺诈我母亲的证据，目前判决是有利于对方的。但对方应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其利益，用撬门、偷盗的方法不应是法制社会维权方式”来看，原告明知换锁、挂牌出售并处置房屋内物品的人是系争房屋产权人或其授权的人所为，只是对产权人收回房屋的方式提出质疑。因此，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认为原告的报案属于民事纠纷而非治安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权限范围，并当场告知原告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书面告知报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本案中，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开具的接报回执单中，将原告的报案填写为“来所备案”，虽带有认为其报案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含义，但不够明确，应当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至于原告诉称的其2016年4月26日向被告提交《关于对高境派出所警察不及时查处报警案件的投诉》以及此后到被告及高境派出所要求查处均未获得答复一节，因这些诉求实际是对高境派出所2016年4月8日的处置行为不服而要求予以纠正，故属于要求重复处理的申诉信访行为，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综上，原告2016年4月8日的报案事项并非被告职责权限范围，被告下属高境派出所已经告知原告，故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原告诉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范玮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范玮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剑红审 判 员  赵 晨人民陪审员  李雅琴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书 记 员  张玮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第六条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四）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五）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六）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七）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八）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九）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十）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十一）对被判处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执行刑罚；（十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十三）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