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云25民终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国栋，男，1976年7月10日生，汉族，个旧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住个旧市。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娟，女，1986年9月23日生，彝族，个旧天一实业有限公司员工，住个旧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定有，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丽杰，云南天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兴祥，男，1967年6月1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个旧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晗，云南方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因与被上诉人殷兴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665号民事判决，依法予以改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付国栋与殷兴祥签订《租房协议书》之前，双方已就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及法人代表变更一事达成协议，约定殷兴祥将其持有的天一实业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付国栋，并将公司法人由殷兴祥变更为付国栋，该公司经营场所即为租房协议中约定的个旧市中山路21-6号世纪广场酒店三楼C区、四楼A、C区。之后付国栋基于对殷兴祥的信任于2014年2月28日与殷兴祥签订了《租房协议书》，付国栋仅是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了公司法人的职责，因此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应为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付国栋。2.付国栋与殷兴祥签订的《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不应作为认定欠付租金的依据，从该终算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内容可看出，如果付国栋拒绝签订该终止结算协议书，殷兴祥则不再给予付国栋减免租金的优惠，因此该终止结算书是付国栋受到殷兴祥的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3.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欠付的房屋租金仅为19773元，按照《租房协议》约定的月租金计算5年累计租金为7804170元，期间殷兴祥减免了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的租金39万元；减免了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租金50万元；减免了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租金234.1251万元，合计应收租金为4572919元。而天一公司自2014年3月至2019年共向殷兴祥支付租金4553146元（具体详见上诉状），因此房屋租金仅欠19773元。综上，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被人诉人殷兴祥辩称，1.《租房协议书》及《承包天一水疗协议》均明确付国栋本人为承租人，二上诉人系夫妻且系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依法应承担欠付租金的给付义务。2.双方多次进行结算后最终确定欠付租金的具体金额，殷兴祥没有威胁过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殷兴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付国栋、王文娟共同支付原告租金53743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付国栋、王文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付国栋与被告王文娟系夫妻关系。2014年2月28日，原告殷兴祥与被告付国栋签订《租房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付国栋承租原告殷兴祥坐落于个旧市中山路21-6号世纪广场酒店三楼C区、四楼A、C区建筑面积为4335.65平方米的房屋，仅用于从事天一水疗经营，被告不得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房屋租期为五年，从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房屋租金为130069.5元/月，按月计收，房租押金为一个月房租。同日，个旧市世纪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发包方（甲方），被告付国栋作为承包方（乙方），双方签订《承包天一水疗协议》，作为《租房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的合同附件。该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承包天一水疗项目，承包期限为五年，从2014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鉴于乙方在承包期内负责接管和安置原天一水疗员工，甲方同意将天一水疗无偿承包给乙方”，原告殷兴祥作为时任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租房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付国栋向原告殷兴祥支付了租房押金130069.5元，将房屋用于经营天一水疗项目。2014年4月8日，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天一水疗承包人付国栋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法定代表人变更及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将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殷兴祥变更为付国栋，于2014年4月9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被告付国栋租赁房屋后，通过个人账户和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账户等方式向原告支付了租金。2015年2月27日，被告付国栋以个旧市天一水疗名义提出《关于减免天一水疗房租的申请》，2015年3月13日，原告殷兴祥在申请上签字确认同意减免2014年内房租总计390000元。2016年3月8日，被告付国栋以个旧市天一水疗名义再次提出《关于减免天一水疗房租的申请》，同日，原告殷兴祥在申请上签字确认同意减免2015年内房租总计500000元。2017年7月23日，被告付国栋在《关于付国栋租房租金结算》上签字，确认其尚欠原告殷兴祥房租818710元。2019年2月28日，原告殷兴祥与被告付国栋签订《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约定租赁期满被告付国栋不再续租，经双方结算承租期间五年内被告付国栋总计应支付房租7804830元，原告殷兴祥同意给予被告付国栋优惠，其中2014年2月28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优惠390000元，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优惠500000元，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按面积优惠2341581元，共计优惠房租3231581元；被告付国栋已经支付租金4035812元，包含已用于抵扣的客户预存预付款、被告付国栋支付的租房押金等其他一切费用，尚欠租金537437元未支付；二被告用名下的房屋扣除贷款后的金额和车辆的实际价格充抵部分欠款，具体方式另行签订协议；如果被告违反实物充抵欠款约定或主张另行结算，则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租金2341581元不再优惠等。同日，原告殷兴祥与被告付国栋、王文娟签订了《房屋抵款协议书》，原告殷兴祥与被告王文娟签订了《二手车出售协议》。一审法院认为：1.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付国栋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与殷兴祥签订的《租房协议书》系平等主体之间自愿订立的书面合同，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成立。因本案中涉及的《租房协议书》和《承包天一水疗协议》均系付国栋以个人名义签订，其租赁涉案房屋后用于承包经营个旧市天一水疗，符合合同约定，且其在签订租房合同后一个多月才变更为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二被告提出《租房协议书》的承租人应当是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而非被告付国栋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2.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该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被告付国栋通过二被告的个人账户还是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原告殷兴祥支付租金，均不违反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在双方约定的租赁期届满后，经协议不再续租，并通过订立《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进行结算，原告自愿免除被告付国栋的房租3231581元，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付国栋应按照结算所欠的金额537437元向原告殷兴祥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二被告虽提出《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系受胁迫、威胁所签，欠款金额只应为19773元，但因未能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纳。3.被告付国栋承租涉案房屋用于经营个旧市天一水疗，其经营行为发生在与被告王文娟的婚姻存续期间内，部分租金通过被告王文娟的个人账户支付，本案房租属于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二被告共同偿还。综上所述，对原告殷兴祥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被告付国栋、王文娟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判决：“由被告付国栋、王文娟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殷兴祥房屋租金537437元。案件受理费4587元，由被告付国栋、王文娟负担”。二审中，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向本院申请鑫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会计刘某到庭作证，刘某陈述：其曾系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会计，负责整理殷兴祥涉及的矿山财务，殷兴祥的助理龙波辞职后，其于2017年12月接手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公司之前付给龙波、黄天龙的钱均是支付给殷兴祥的房租，其接手公司财务后，公司按每天2200元即每月66000余元的标准支付租金，少于原先约定租金，听说系殷兴祥同意减免一半的租金；2019年2月份，付国栋与殷兴祥对账时，双方均未要求其对已支付及欠付的款项进行核对，之后其负责公司资产的交接工作。经质证，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对证人证言的陈述无异议，认为证人刘某既处理过殷兴祥的账务，又在付国栋任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法人期间担任会计，可以证明天一公司向龙波、黄天龙支付款项的性质为租金，一直按减免一半的租金标准实际支付，故殷兴祥存在双方签订《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时以不再进行租金优惠为威胁，迫使付国栋签订结算协议的情况。被上诉人殷兴祥质证认为，刘某的工资由付国栋支付，其证明效力较低，其除了处理租金支付外还负责过殷兴祥的其他财务事宜，不能证明其处理过的款项性质全部均为租金，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刘某的陈述仅能证明付国栋给付租金的部份过程，以及付国栋与殷兴祥结算时均未通知财务人员对双方已付租金及欠付租金进行核对的事实，但不足以证实殷兴祥存在胁迫付国栋签订结算协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于2019年2月28日签订的《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是否有效；2.欠付的租金应由谁承担。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认为被上诉人殷兴祥以不减免租金为由，胁迫付国栋签订结算协议，故双方于2019年2月28日签订的《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无效，其仅欠租金19773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殷兴祥以他人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表示，且损害到国家利益等事实。本案中，双方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租房协议书》，约定付国栋每月应付租金为130069.5元。2019年2月28日双方签订《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约定“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每月优惠65034。75元，三年共计优惠2341581元”，关于减免租金的约定明显未造成付国栋、王文娟及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财产的损害。本案在卷证据及二审期间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殷兴祥在签订协议时存在胁迫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且从本案《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订立的目的来看，上诉人付国栋有通过签订协议从殷兴祥获得租金减免的目的；从《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付国栋、王文娟采用签订《房屋抵款协议书》、《二手车出售协议》的方式对结算协议书进行了再确认；综上分析并结合双方订立《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的背景、目的和内容，该结算协议书性质上属于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对既存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清理，结算协议书在法律效力上具有独立性和约束力，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关于欠付租金承担主体的问题。本案中，上诉人付国栋与被上诉人殷兴祥签订《租房协议书》所涉及的租赁物与付国栋向发包方个旧市世纪商业广场有限公司、殷兴祥签订的《承包天一水疗协议》所涉租赁物地点相同，《租房协议书》签订一个月后，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法人由殷兴祥变更为付国栋，2017年4月14日王文娟入股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载明个旧市天一实业有限公司现存股东即为二上诉人。在支付租金过程中，付国栋、王文娟亦从其个人账户内直接转账给殷兴祥，《租房协议》、《承包天一水疗协议》、《关于付国栋租房租金结算》、《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及约定支付租金的履行主体均为付国栋，故本案上诉人付国栋应按照《租房协议终止结算协议书》载明所欠金额537437元向被上诉人殷兴祥履行支付尚欠租金的合同义务。付国栋承租涉案房屋用于经营天一水疗，其经营行为发生在与王文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部分租金通过王文娟个人账户支付，且上诉人王文娟均在《房屋抵款协议书》、《二手车出售协议》、《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确认，故一审判决尚欠的房屋租金由二上诉人共同偿还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15元，由上诉人付国栋、王文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红审判员 宋安娥审判员 王 鹏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赵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