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9民终39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乔红年，男，1965年1月30日生，汉族，住盐城市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华东，江苏莘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65年9月6日生，汉族，住盐城市城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红，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乔红年因与被上诉人***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991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乔红年上诉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乔红年支付款项291400元。主要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7日、28日***汇给乔红年20万元是履行的2015年4月15日双方订立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2016年***与乔红年合作入股款。2.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4月28日***汇给乔红年的10万元是履行的2015年4月15日双方订立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与事实不符。该合同并没有预付款约定，事实上是履行另一合同项下付款。3.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1月13日垫付种子运费14400元，合同约定的运费仅是乔红年将种子交付给***之间的费用，而***将种子交给上家与乔红年无关。4.一审法院以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认定2015年种子款尾欠23000元，严重失实。聊天记录所称的种子款是2015年新洋农场所生产的种子，与本案合同无关。***辩称：1.2016年6月17日和28日的汇款是支付给乔红年的稻款，不存在与其参股情况；2.我和乔红年是同学，他向我借款，2015年4月28日所付的10万元就转为2015年4月15日合同付款；3.根据合同约定，乔红年应当将稻种运送到指定地点，运费由乔红年承担；4.我差乔红年23000元是双方结账的最后的数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乔红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立即向乔红年给付2015年4月15日双方订立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水稻种货款385600元，并承担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违约金；2.判令***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合同内容2015年4月15日，乔红年（承制方，乙方）与***（委托方，甲方）签订《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一份，约定（摘要）：一、双方职责。甲方职责：1、有偿向乙方提供合格的母本种子950敦+1650武=4600公斤、父本160敦+200武=360公斤，母本48元/公斤、父本6元/公斤，计币12.696万元。2、提供亲本主要技术参数，组织技术人员在制种关键期（如确定播期、花期预测等时期）对乙方进行田间技术指导、监督。收购前，甲乙双方共同测产，作为收购依据。3、负责回收乙方按合同要求生产的全部种子，及时付款。乙方职责：1、负责制种基地的落实、管理，按合同组织生产，协调处理种子生产过程中的有关矛盾，严把隔离关，保证时间隔离的花期相距20天以上或空间隔离的距离相距汕稻200米、粳稻500米以上，确保隔离达到上述要求。2、负责制种技术方案的制定、实施，自行负责种子产量和质量。3、收获后及时将达合同要求的种子送到甲方指定仓库，不迟于当年11月20日，不得流失和自留种子。4、不得将甲方提供的制种亲本以任何形式外流，不得转让第三方，不得自行繁殖和利用。5、甲方亲本种子款作为定金，在乙方交种时扣除。6、按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实施操作。7、向甲方提供田间生产技术档案、气象资料。8、负责组织田间各环节的去杂去劣工作，除杂必须及时彻底，打920前田间杂株率不超过2‰，打920结束后两天，田间杂株率不超过1‰，收割前田间杂株率不超过0.5‰。9、乙方承担全部生产风险，应对制的种子进行严格管理，按合生产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二、付款及价格。甲方在乙方仓库对所生产的种子取样进行初步检验，对初检水份、发芽率、净度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时根据甲方入库进度付种款40%，春节前再付30%种子款。剩余经海南纯度鉴定合格后，于2015年5月10日前付清30%的余款。2、种款结算价格：所有合格的两优036种子18元/公斤，天两优616种子22元/公斤结算。（手写注明：“天两优调种时14元/公斤，春节前付3元/公斤，2016年4月20日前付5元/公斤。”）3、种子包装物、种子运输费由乙方承担，每袋50公斤。三、违约责任。1、甲方如不及时按规定要求付款，要承担乙方为此发生的费用（同期银行利息）。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委托制种种子质量要求、委托制种面积、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约定。（二）合同履行1.合同签订后，***向乔红年提供母本种子2600公斤（其中，天两优母本种子1650公斤，两优036母本种子950公斤）、父本种子360公斤（其中，天两优母本种子200公斤，两优036母本种子160公斤）。乔红年即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制种。2.2015年11月12日，***向乔红年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乔红年水稻种子壹仟壹佰陆拾贰件。该份收条下方还有另一种字迹载明“每包110斤”“已收现75万元”的字样。3.2015年11月12日，乔红年向***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2015年种子款捌拾贰万元正（￥820000.00元）。”同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分别向案外人何永林账号为62×××74的账户内汇款583000元、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汇款67000元。同日，***还向乔红年支付现金170000元。4.2016年2月7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向案外人孙兆香账号为62×××73的账户内汇款30000元、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汇款20000元，合计50000元。5.2016年6月17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分两笔向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各汇款50000元，合计100000元。6.2016年6月28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向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汇款100000元。7.2016年9月14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向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汇款20000元。8.2017年2月14日，***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向案外人孙云翥账号为62×××14的账户内汇款50000元。9.案外人武汉武大天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大天源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垫付种子运费14400元，武大天源公司于2015年11月12日出具的借支单中借支事由一栏亦载明为“江苏回两车616”，借支金额为14400元。10.***于2015年4月28日曾通过其在中国农业银行盐城伍佑支行账号为62×××78的账户向乔红年账号为62×××12的账户内汇款100000元。11.乔红年与***就案涉种子款的支付事宜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过多次沟通。其中，2017年5月7日10:52，***向乔红年发送微信称：“乔总还欠的尾款还要过段时间，我知道你资金紧张，但我近期也很困难，我想法子在要。”2017年5月7日11:00，乔红年回复***称：“请你帮忙，想办法，我不是为难也不会4块多就卖种子，更不会，更不会2万多也盯着跟你要，请你理解。”2017年6月7日09:03，乔红年向***发送微信称：“前年种子尾欠23000，今年种子损失6包加车费不少于3000元，合计26000元。月底前请你打过来啊，拜托。”且乔红年数次向***发微信索要2万余元的款项。（三）其他事实2016年1月24日，武大天源公司与***签订《对账单一份》，其中载明甲方的种子数量为63104公斤。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本案中，***作为委托方并不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故乔红年与***签订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违反了上述种子法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为无效。然而，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已依照约定实际履行了案涉合同，乔红年依约进行了水稻制种，并将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的种子已交付给***，且案涉种子亦由***的上游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武大天源公司予以回购，种子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故双方因合同取得的已不能且无必要返还，因此双方在合同约定的种子价格标准、支付时限等可作为***向乔红年制种所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补偿依据。关于***尚欠乔红年种子款的具体数额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向法院提交的其于2017年5月、6月、7月期间数次与乔红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乔红年于2017年6月7日09:03向***发送微信中明确称：“前年种子尾欠23000，今年种子损失6包加车费不少于3000元，合计26000元。”且乔红年多次向***索要2万余元。乔红年对其与***的微信聊天截图予以认可，但陈述所提及的26000元系2016年其与其三叔乔正帮合伙在射阳新洋农场生产的二优084种子款，与本案无关联。乔红年并未就其陈述向本院进行充分举证，且其陈述与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事实并不相符，故不足推翻其在与***微信聊天中所反映的事实。其次，根据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各自陈述的种子款往来来看。（1）关于乔红年为***制种的具体重量及价款。关于案涉种子的数量。***于2015年11月12日向乔红年出具的收条中载明收到乔红年水稻种子“壹仟壹佰陆拾贰件”，并载明“每包110斤”，故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制种种子重量为1162×110斤=127820斤。***则在庭审中辩称，收条上“每包110斤”的字样并非其所写，且袋子是50公斤定制的，每包110斤也不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因案涉种子系由***最终向武大天源公司提供（亲本种子亦是由武大天源公司提供），***提交与武大天源公司的对账单上载明的种子数量为63104公斤，换算为每包63104公斤/1162包=54.31公斤/包。据此，可侧面印证***于2015年11月12日向乔红年出具的收条上载明的“每包110斤”的事实。因此，对于乔红年为***制种的具体重量，应当依法认定为55公斤/包×1162包=63910公斤。关于案涉种子的单价问题，原、被告双方均认可为22元/公斤。因此，案涉种子总价款应当为63910公斤×22元/公斤=1406020元。（2）***已向原告乔红年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对于上述事实认定部分第（二）大项中第1项亲本种子款，乔红年认可父本1650公斤×48元/公斤=79200元，母本200公斤×6元/公斤=1200元，合计80400元。本院认为，对于亲本种子款，双方在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中明确载明为12.696万元，且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亲本种子款作为定金，在乙方交种时扣除。因双方对于亲本种子的数量以及款项以及承担主体均在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案涉亲本种子款应当认定为12.696万元；对于第3项820000元、第4项50000元，乔红年均予以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对于第5项100000元、第6项100000元，合计200000元。乔红年认为系***与其合伙的投资，对此***提交了乔红年与其的聊天记录，证明该200000元并非其入股投资，而是支付的案涉种子款。乔红年于2016年8月10日10:30向***发微信称：“……你也要理解我今年的运作难度，你中途200亩丢下来，造成我20万缺口。”***于2016年8月10日10:39回复乔红年称：“我何尝不想参股，就是没钱，……”***于2016年8月12日10:06向乔红年发微信称：“你也清楚我入股二百亩的收益今年应该不差，可钱都被你套去了，对方差的钱你也有份才是。”乔红年于2016年8月12日10:12回复***称：“我一直劝你入股，你前几天还明确表态说不要了，叫我怎么办。所有我只能跟你要种子尾款，至于上家给没给你与我无关。……”根据原、被告双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乔红年提到“中途200亩丢下来，造成我20万缺口”“我一直劝你入股”等，***在发给乔红年的微信中亦提到“何尝不想参股，就是没钱”等。因此，可认定双方对于20万元入股的事实并未达成一致，故该20万元应当认定为***支付给乔红年的种子款。乔红年主张将20万元认定为***的入股资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对于第7项20000元、第8项50000元，乔红年亦均予以认可，依法予以认定；对于第9项武大天源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垫付种子运费14400元。根据双方签订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第三、3条约定：“种子包装物、种子运输费由乙方承担。”因此，该14400元运费应当由乔红年承担。且根据***与武大天源公司的对账单显示，该运费14400元已作为武大天源公司的应收款在***的种子款中予以了扣除。对于第10项***于2015年4月28日向乔红年向汇款10万元的事实，乔红年陈述该款系发生时制种尚未完成，故与本案无关联性，***称，该款系双方签订《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后支付，约定于年底结账。综上，双方发生的种子款总金额减去被告已经支付或者应当在种子款中扣除的款项，即***尚差欠乔红年的剩余种子款项，即1406020元-（126960元+820000元+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0000元+50000元+14400元+100000元）=24660元。该计算结果与乔红年向***追要款项的微信聊天记录所提到的“尾欠23000元”相差无几，可以形成相互印证。另一方面，与其在本案起诉及庭审过程中向***主张的529060元（2018年12月15日庭审中变更为385600元相去甚远。综上，***向法院提交的双方关于案涉种子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所反映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依法被告***尚差欠原告乔红年2015年度种子尾款23000元。因双方发生的往来款项较多，且合作之初都保持了高度信任，故在上述关于双方发生往来的论述与认定囿于双方的陈述以及举证，可能不尽其祥。展开上述论述的目的在于增强对乔红年向***追要种子款的微信记录所反映事实的内心确信，即公开法官心证的过程。双方协商种子款给付过程中而最终达成的金额，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应予以干涉。另外，乔红年据以主张的系2015年双方的种子款往来，故对于双方2017年的种子损耗款以及2016年的亲本种子款在本案中均不予理涉。关于乔红年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合同第3.1条约定：“甲方在乙方仓库对所生产的种子取样进行初步检验，对初检水份、发芽率、净度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时根据甲方入库进度付种款40%，春节前再付30%种子款。剩余经海南纯度鉴定合格后，于2015年5月10日前付清30%的余款。”3.2条约定：“种款结算价格：所有合格的两优036种子18元/公斤，天两优616种子22元/公斤结算。并手写注明：天两优调种时14元/公斤，春节前付3元/公斤，2016年4月20日前付5元/公斤。”***未在该时间节点支付相应款项，故乔红年主张自2016年4月21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并未违反双方的约定及法律的规定，故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乔红年支付款项23000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的计算方式为以23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乔红年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相同，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2016年6月17日、28日***汇给乔红年20万元是否为2015年4月15日双方订立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货款；（二）2015年4月28日***汇给乔红年的10万元是否为2015年4月15日双方订立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货款；（三）2015年11月13日垫付种子运费14400元是否应由乔红年负担。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公共利益，属于国家强制管理范畴。行为人在未取得行政许可前提下，对外擅自从事委托生产种子的，交易行为无效。显然，本案中***作为委托方并不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与乔红年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属无效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涉案委托合同尽管无效，但乔红年已实际交付水稻制种，并由***转售给武大天源公司，且无质量异议，故因合同取得的种子已无必要返还，***应当参照合同约定向乔红年支付对应价款作为补偿。（一）关于2016年6月17日、28日***汇给乔红年20万元是否为履行2015年4月15日《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货款。经查，乔红年与***在2016年8月10日、1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清楚的反映双方之间曾经谈及合伙事宜，但***最终并未实际入伙。而乔红年提出2016年6月17日、28日***所汇20万元系与其合伙的投资款，与微信聊天记录反映的客观事实不符，该20万元应当认定为***向乔红年支付的案涉种子款，故对乔红年所提出的该条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2015年4月28日***汇给乔红年的10万元是否为履行2015年4月15日《杂交水稻生产定购合同》货款。经查，涉案合同第一条双方职责，其中涉及乙方职责（乔红年）第五款规定“甲方（***）亲本种子款作为定金，在乙方交种时扣除”。合同中虽未明确约定***提供预付款，但并不能直接否定***在合同订立后，先行向乔红年提供预付款的可能性。乔红年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以佐证***2015年4月28日所汇10万元系结算双方之前的合同往来款，且2017年6月7日乔红年与***微信聊天时明确提出“前年种子尾欠23000元”，即2015年的种子尾款仅有23000元，如果***所付的该笔10万元不是2015年4月15日所订合同的预付款，则与乔红年聊天记录中自述的差欠金额出入太大，从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证明标准而言，可以认定***所汇的该笔10万元就是预付款，故对乔红年提出该10万元是***结算涉案合同以外往来的上诉理由，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三）2015年11月13日垫付种子运费14400元是否应由乔红年负担。经查，涉案合同第一条双方职责，其中涉及乙方职责（乔红年）第三款规定“收获后及时将达合同要求的种子送到甲方（***）指定仓库，不迟于当年11月20日，不得流失和自留种子”。第三条付款及价格，其中第三款规定“种子包装物、种子运输费由乙方承担”，故乔红年应当承担本案争议的种子运费，对其提出不应负担该费用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针对涉案合同履行中双方当事人交易结算问题，通过诸多证据进行翔实的论证分析，且与乔红年在微信中自述“前年种子尾欠23000元”基本吻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乔红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71元，由上诉人乔红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华审判员  林 毅审判员  钟红梅二〇二〇年二月四日书记员  唐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