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94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6号新区10幢1层A区，2层A区。 法定代表人：杨益。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娟，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州市远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道店子梁街100号、102号。 法定代表人：袁代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超，四川蜀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欣公司）因与上诉人达州市远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圣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48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科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4876号民事判决，改判远圣公司支付科欣公司货款177476.2元，并自2018年8月23日起根据合同约定按日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倍支付违约金；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远圣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远圣公司员工陈斌向王丽敏对私转账的的102329元不构成对科欣公司案涉货款的有效支付。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接洽业务的是业务人员姜庆迪，并非王丽敏、范国辉。王丽敏、范国辉系案外人通化东宝医药经营有限公司向科欣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的员工，负责东宝公司系列产品在科欣公司等在四川省多家医药公司开展销售业务。根据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购方必须将货款汇入供方基本账户，否则购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远圣公司辩称，一审法院的基本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结合二审科欣公司提交的证据，远圣公司与科欣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受科欣公司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产生重大误解而签订的，上述合同应当予以撤销。其次，关于双方合作过程中的政策，科欣公司在上诉状中予以认可，应予以抵扣。其三，双方交易均系范国辉、王丽敏代表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完成，不存在其他科欣公司人员与远圣公司交易的事实，范国辉、王丽敏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对科欣公司产生效力。其四，双方事实上的案涉交易均已履行完毕。关于科欣公司在上诉状提到的委托人姜庆迪，远圣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与姜庆迪的通话录音证据中，姜庆迪明确承认存在对私转账的事实转到公司，公司予以抵扣。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科欣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远圣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487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科欣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科欣公司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远圣公司不欠付科欣公司货款。一审法院只对远圣公司向王丽敏的对私转款进行了认定，未对科欣公司向远圣公司承诺的返款问题予以认定。远圣公司与科欣公司的合作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款现货交易，每次交易所涉及的政策均直接予以抵扣，故远圣公司并不欠付货款，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科欣公司辩称，一、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远圣公司应当向科欣公司对公转账支付货款。如有现金支付的情况，应当由科欣公司出具的现金收条或收据。远圣公司主张已经现款现货支付完货款，但未能举证证明，远圣公司认为已经现款现货支付完毕所有的货款的上述理由不能得到支持。二、关于政策抵扣的问题，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签订的所有销售合同以及其他书面文件，都没有政策抵扣的约定。远圣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其与范国辉、王丽敏在微信群中谈到了政策抵扣，而范国辉、王丽敏是东宝公司的员工，即便远圣公司与东宝公司员工王丽敏、范国辉有政策抵扣的约定，也不能约束科欣公司。远圣公司应当向科欣公司支付的货款不应当扣除所谓的政策抵扣。三、关于远圣公司所称欺诈问题。范国辉、王丽敏作为东宝公司的授权代表，参与科欣公司与东宝公司之间的业务接洽、促销等工作，负责东宝系列产品在四川地区的促销与流向抽查等工作，不存在科欣公司与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的事实,且科欣公司也没有理由、没有必要与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远圣公司。四、远圣公司认为其产生了重大误解。按照法律规定药品的购销只能是公司与公司之间进行，不存在远圣公司误解是与范国辉、王丽敏进行业务往来。五、远圣公司提到姜庆迪承认有对私转账问题，且已转到公司。姜庆迪已经不是科欣公司的员工，且姜庆迪是否承认有对私转账不能代表科欣公司认可对私转账；科欣公司从未认可收到对私转账，远圣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对私转账的货款都已经交给了科欣公司。六、远圣公司提到的已经支付的4万余元货款的问题。如果货款是通过对私转账支付的，科欣公司不认可这部分货款已经有效支付。理由同第五点答辩意见。 科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远圣公司向科欣公司支付货款177476.2元，并自2018年8月23日起按日依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五倍支付违约金，暂计至2019年1月30日为3431.21元，以上两项暂合计为180907.41元。2、请求判令远圣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自2017年开始业务往来，由科欣公司向远圣公司供应药品。期间，双方签订了多份《销售合同》，约定了货款给付的方式。本案相关情况梳理如下: 一、关于供货情况，科欣公司提交了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1月15日期间的14份《销售合同》，其中有12份约定了对公转账，其余2份合同未选择货款给付的方式，《销售合同》均无科欣公司的印章，但均有远圣公司的印章，上述合同涉及的总金额为260412元，科欣公司称尚有部分合同未找到，上述合同中无2017年7月、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7年11月签订的合同，但科欣公司提交的31份销售（出库复核）单中涵盖了2017年9月、2017年10月、2018年3月、2018年6月、2018年7月的供货，上述单据的期间为2017年3月17日-2018年7月19日（该联为第三联，由科欣公司持有，供财务开具发票用），科欣公司提交了10份物流运输单，31份销售（出库复核）单载明的金额为520976.2元。科欣公司于2017年3月21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共计向远圣公司开具了2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为520976.2元，远圣公司认可已收到了上述全部发票。 二、关于付款情况，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一致确认远圣公司在2017年3月28日至2018年8月23日期间通过对公转账已支付货款343000元。关于远圣公司所提的其根据科欣公司员工范国辉、王丽敏的要求向王丽敏的转账亦是向科欣公司付款的主张，科欣公司不予认可，并称与范国辉、王丽敏无任何关系。远圣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及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2月28日至2018年1月6日期间，远圣公司员工陈斌向王丽敏转账共计102329元。 三、关于范国辉、王丽敏的身份。远圣公司陈述其与科欣公司的合作模式为：远圣公司向科欣公司提出供货需求，经科欣公司员工范国辉、王丽敏同意后，远圣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后销售合同寄回科欣公司，再由科欣公司安排员工进行发货、收款。远圣公司按照科欣公司的要求进行公私混合转款，范国辉、王丽敏收到款项后再汇回科欣公司。为此，远圣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①5份科欣公司与四川金池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复印件，该销售合同的模本与科欣公司提交的销售合同相同，该5份销售合同的右下角有王丽敏的签名，无科欣公司的印章。关于该份证据的来源，远圣公司陈述系科欣公司在另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经查，四川金池药业有限公司原名四川瑞峰药业有限公司，一审法院受理了（2019）川0106民初4944号科欣公司诉四川瑞峰药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尚在审理过程中，该案中科欣公司提交的部分销售合同与远圣公司提交的上述5份销售合同复印件一致。②范国辉、王丽敏、郭玉莲、张帆、姜庆迪、吴婷等人与远圣公司及其他销售商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群名为东宝四川地总群，微信名备注为“科欣郭玉莲（后勤）”于2017年11月30日发布科欣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下发的通知，通知内容为“供货单位提供2018年的销售法人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质量保证协议、合同；采购用户提供2018年采购、提货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该通知盖有科欣公司的印章，并告知群成员收件地址为：成都市金牛区135××××5687。经查，科欣公司的住所地为成都市金牛区。微信名备注为“科欣郭玉莲（后勤）”与其他商家沟通内容为：“我要领导签字才能发货，你没有给我打要货申请，我拿什么给领导签字啊，所以还是要要货申请的”；微信名备注为“科欣省总范国辉”在2018年1月21日与其他商家沟通内容为“你让他跟姜庆迪谈”，2018年5月14日发出信息“请大家抓紧时间把款打到王丽敏卡上，下午转回公司，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周转过来”，2018年8月1日，其与其他商家沟通开会，确定地址在科欣公司。微信名备注为“科欣王丽敏”于2018年1月15日在东宝四川地总群中发布射干、强力脑心康胶囊课件，2018年1月4日与远圣公司陈斌沟通“我把你们的回款都汇回公司了，返款还没有下来”，微信名备注为“科欣张帆（发货）”、姜庆迪在东宝四川地总群中发布通知货款要货申请事宜，“科欣范国辉”亦多次在该群中发布货款销售政策，并与远圣公司员工陈斌沟通货品窜货事宜。微信名备注为“吴婷（科欣财务）”于2016年9月、2017年7月、2018年4月与其他商家沟通“这个月科欣飞检，回款打到王总卡上”“今天务必再回1万元，对公对私都行”。远圣公司员工陈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8月3日至2018年1月6日，其曾5次微信转账给王丽敏，金额共计29900元。经当庭与科欣公司员工核实，吴婷系科欣公司员工，为销售内勤；科欣公司有名为张帆的员工；郭玉莲并非科欣公司员工。对此，远圣公司陈述郭玉莲系范国辉聘请的后勤，代表科欣公司。③证人王某、苏某的证言，证人均陈述范国辉、王丽敏系科欣公司的管理人员，合作模式与远圣公司陈述一致，科欣财务吴婷负责对接，有对公转款，亦有对私转款。 一审法院另查明，另案受理的科欣公司诉四川省华纬医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科欣公司陈述姜庆迪为其公司员工。 一审法院认为，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均应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科欣公司提交了2017年3月17日-2018年7月19日期间31份销售（出库复核）单，后于2017年3月21日至2018年8月1日期间向远圣公司开具了2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出库复核）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一致，均为520976.2元，远圣公司亦收到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了部分款项。根据科欣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能够认定科欣公司向远圣公司供货520976.2元的事实。现科欣公司明确以520476.2元为准主张剩余货款，系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关于远圣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双方对于远圣公司向科欣公司对公转账的343000元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远圣公司向王丽敏的对私转账102329元是否构成对科欣公司的有效支付。本案中，科欣公司提交的14份合同所载金额仅为260412元，与销售（出库复核）单、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金额相差26万余元，科欣公司未提交该26万余元供货的相应合同。科欣公司提交的14份销售合同均无科欣公司印章，而科欣公司持有并在其他案件中提交的销售合同虽亦无科欣公司印章但有王丽敏的签名，结合远圣公司与证人陈述合作模式、远圣公司提交的微信截图反映的内容以及科欣公司对吴婷、张帆、姜庆迪等人身份的陈述，根据远圣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远圣公司有理由相信王丽敏、范国辉等人能够代表科欣公司对其提出付款要求及进行收款，亦能够认定其按照上述人员的要求向王丽敏对私转账的102329元构成对科欣公司的有效支付，因此远圣公司已向科欣公司共计付款445329元（343000元+102329元）,尚应向科欣公司支付75147.2元（520476.2元-445329元）。 关于科欣公司要求远圣公司支付违约金的问题，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每批货款结算约定了履行期限，而案涉货款系长期累积的结果，远圣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最后一次付款后未再付款，科欣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在起诉之前已向远圣公司主张过权利，但远圣公司至今未付清货款势必造成科欣公司的资金利息损失，科欣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实质为其资金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科欣公司关于违约金的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应自起诉之日起算。科欣公司无证据证明其资金利息损失达到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五倍的程度，一审法院酌情予以调减。违约金应以7514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9年4月16日起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达州市远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5147.2元并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应以75147.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9年4月16日起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18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1959元，保全费1,495元，由达州市远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354元，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100元。 二审中，科欣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王丽敏与通化东宝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公司）《劳动合同》、《录用通知书》、《入职记录》；东宝公司向科欣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范国辉与东宝公司《劳动合同》。拟证明王丽敏、范国辉系东宝公司员工，王丽敏是东宝公司在四川地区销售工作的授权代表，无权代表科欣公司收取贷款。第二组证据：科欣公司向远圣公司出具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姜庆迪系科欣公司与远圣公司销售业务的授权代表。第三组证据：王丽敏、范国辉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社保缴费记录。拟证明王丽敏、范国辉的社保缴费单位为东宝公司，王丽敏、范国辉是东宝公司员工，不是科欣公司员工,远圣公司不应当向王丽敏、范国辉支付其应当向科欣公司的货款。远圣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劳动合同》、《录用通知书》、《入职记录》真实性无法核实，来源合法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科欣公司的证明目的。科欣公司在一审中多次表示不认识范国辉、王丽敏，但在二审中向法院出示了上述证据，明显前后矛盾，其系虚假陈述。科欣公司在上诉状第5页科欣公司也提供了范国辉与科欣公司董事长杨益聊天记录，如果科欣公司不认识范国辉、王丽敏，科欣公司不会取得该证据。对第二组证据：系科欣公司单方出具，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授权仅是王丽敏的授权，并未涉及范国辉，即便王丽敏有上述职务，也不能证明其不能有其他身份，履行其他职责，且有姜庆迪辅助范国辉、王丽敏与远圣公司合作。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远圣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范国辉与科欣公司罗洪明律师微信聊天记录、罗洪明的电话号码为135××××9661微信搜索结果，罗律师代理科欣公司其他案件文书；范国辉与代理商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1）范国辉代表科欣公司委托罗洪明律师处理科欣公司与其它公司的纠纷；（2）范国辉告诉代理商自己已从科欣公司离职，对私转账部分向法院提供减账；（3）范国辉系科欣员工，远圣公司有充足理由相信范、王二人能够代表公司。第二组证据：经销商代表与科欣公司罗洪明律师聊天记录。拟证明科欣公司承认与远圣公司原来没有纠纷，双方合作期间，科欣公司明知并默认远圣公司向范国辉、王丽敏对私对公转账的事实。第三组证据：科欣公司与仁祥公司、瑞锋公司的诉状及对账函。拟证明科欣公司私下与合作公司对账时认可对私转账，而诉至法院却不认可对私转账，证明科欣公司前后矛盾，虚假诉讼。第四组证据：2017年5月20日及6月8日的《销售合同》。拟证明上述两份合同明确约定“现款现货”而非必须公对公，证明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对公以外的付款方式。第五组证据：姜庆迪所有的139××××8809电话号码的微信搜索结果。证明姜庆迪所有的139××××8809电话号码的微信搜索结果即为其与远圣等公司沟通的“姜庆迪”的微信号，一审中提到的“姜庆迪通话录音”为本地录音，证明该录音的真实性，且该录音中，姜庆迪明确承认存在对私转账，且范国辉、王丽敏二人已经将款转回公司，其也认为科欣公司应当认可对私转账并扣减相应的对私转账款项。第六组证据：一审庭审记录及科欣公司上诉材料，拟证明合同签订过程中科欣公司与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远圣公司，使远圣公司陷入重大误解，并与远圣公司认为的代表科欣公司的范国辉、王丽敏签订《销售合同》，期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双方均予以履行完毕，上述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应当撤销。科欣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远圣公司的证明目的。范国辉与罗律师的聊天记录中并未涉及本案，范国辉不是科欣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第二组证据因无法与罗律师本人核实，故对该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起诉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账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第四组证据只有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如果远圣公司向科欣公司现金支付，都应当有科欣公司出具的现金收据与收条。如果远圣公司主张部分货款是通过现款现货已支付完毕，远圣公司可以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姜庆迪的说法只能代表其个人，在没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能代表科欣公司。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科欣公司不存在虚假陈述，也没有与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的行为，科欣公司没有必要与范国辉、王丽敏共同欺诈远圣公司而导致自己无法收到货款。如果远圣公司主张因为范国辉、王丽敏有权代表科欣公司收款，应当出示相关的授权委托或证明范国辉、王丽敏已经将收到的款项交给了科欣公司。 本院对科欣公司、远圣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审查认为，对科欣公司证据一、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与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中阐述；证据二系科欣公司自行制作，是否送达远圣公司，本院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对远圣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三远圣公司未举证其来源，本院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对证据四、五、六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与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中阐述。 本院认为，本院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远圣公司及其员工陈斌向范国辉、王丽敏转账或付款行为是否构成对科欣公司的有效支付;二、远圣公司是否就已交付货物的相应货款履行完毕。 关于争议焦点一，范国辉、王丽敏系案外人东宝公司员工，科欣公司未授权范国辉、王丽敏收取货款，故范国辉、王丽敏收取货款系无权代理。能否认定远圣公司及其员工陈斌向范国辉、王丽敏转账或付款行为是否构成对科欣公司的有效支付，取决于远圣公司是否有理由相信范国辉、王丽敏有权代收案涉货款。首先，范国辉、王丽敏持有科欣公司销售合同书，在与远圣公司签订合同后，科欣公司依约交付了案涉货物，并开具了相应发票，可见范国辉、王丽敏具有有权代理科欣公司的客观表象。其次，姜庆迪系科欣公司员工，在其知悉其公司销售客户对私转账给范国辉、王丽敏时，并未予以制止。其三，科欣公司作为经销商，其对供货商东宝公司员工范国辉、王丽敏以科欣公司名义对外销售东宝公司产品，未向远圣公司明示，由此造成远圣公司对范国辉、王丽敏身份认识错误，对私向范国辉、王丽敏转款。范国辉、王丽敏的行为对科欣公司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科欣公司自行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二，远圣公司主张其已就交付的案涉货物的相应货款履行完毕，但其并未提供其已就177476.2元支付完毕的凭证，包括未提交其所称的现金交易收据凭证，以及科欣公司承诺的政策返款具体金额的相关证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科欣公司、远圣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6元，四川省科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347元，达州市远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67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文飞 审判员  董荣昌 审判员  仇 静 二〇二〇年二月四日 书记员  甘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