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7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55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退休干部，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锋，天津君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女，197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工人，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锋，天津君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天津医药集团连锁分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婧，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凯宁，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4，女，196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天津市人才市场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娟，天津天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丽莹（曾用名尚丽莹），女，1957年4月26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服装七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发，天津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1，男，1959年8月6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莹（姐弟关系），女，天津市服装七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某2，女，195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一机局建筑公司退休职工，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丽莹（姐妹关系），女，天津市服装七厂退休职工，住天津市北辰区。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因与被上诉人刘某4、朱丽莹、尚某1、尚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锋、上诉人刘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婧、郝凯宁、被上诉人刘某4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娟、被上诉人朱丽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发、被上诉人朱丽莹并作为被上诉人尚某1、尚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对第四项判决予以改判，改判刘某1对朱淑芳抚恤金享有适当份额，即32000元；改判对朱淑芳的32230元合理费用予以减除。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刘某1应当对朱淑芳抚恤金适当分得。刘某1虽然并非朱淑芳法定继承人，但从刘某1所记载的日记可以看出，平时对二位老人所尽赡养义务明显多于其他继承人，加之二位老人的后事均有参与，对朱淑芳后事更是由刘某1与刘某2二人办理，可以说刘某1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继承意见第30条，对被继承人生活在劳务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因此，刘某1应当适当分得朱淑芳一定数额的抚恤金，原审法院认为未举证证实尽了赡养义务是不符合事实的。二、原审法院对朱淑芳的相关花费认定有误。二上诉人给朱淑芳雇佣保姆费用25200元，在保姆服务两个月后由于保姆所在的三鼎家政服务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致使剩余费用未能退回，但这并非上诉人的责任，这笔费用已经不可能追回，应作为相关花费计算在内。另外，在朱淑芳在养老院的相关费用7030元也应予以计算，原审法院仅仅认定了10735元，对上述32230元合理费用未予认定显然是错误的。刘某4对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准确，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刘某3对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辩称，一审判决对刘某1、刘某2部分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刘某1、刘某2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准确，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刘某3上诉请求：1.撤销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6民初362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依法改判为“驳回刘某3处有人民币160000元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中对上诉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获得的遗产160000元的来源、去向甚至是否存在160000元遗产未查证清楚，即作出子虚乌有的事实认定。另外，对于上诉人处160000元属于遗产应该是原审原告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却因上诉人未能说明来源及去向，判决该160000元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刘某4对刘某3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刘某1、刘某2对刘某3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刘某3上诉请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析出刘梦科和朱淑芳夫妻共同财产中刘梦科的遗产，依法继承刘梦科遗留的现金、银行存款及有价证券等财产1万元（具体数额以法院调查取证为准）；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所有费用。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要求分割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遗留的银行存款（以法庭调查为准）,被继承人刘梦科去世后从二被继承人银行账户支取的钱款人民币85117元；2.要求分割被继承人朱淑芳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人民币163472元；3.要求分割被继承人刘梦科死亡当日家中的现金人民币85000元；4.要求分割被告刘某2拿走的现金人民币15000元；5.要求分割刘某3在刘梦科去世后从刘某1处分得的现金人民币150000元；6.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所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后生育一女刘某2。刘梦科与其前妻婚生四女，即刘某1、刘金菊、刘某3、刘某4，刘金菊于1963年4月20日死亡（未成年）。朱淑芳与其前夫婚生二子二女，即尚某1、尚某2、朱丽苹（曾用名尚丽苹）、朱丽莹（曾用名尚丽莹），朱丽苹于1975年死亡（未成年），二人离婚时约定尚某1、尚某2随男方生活，朱丽莹、朱丽苹随女方生活。刘梦科、朱淑芳再婚后，刘梦科的子女与其二人共同生活，朱丽莹、朱丽苹未与其二人共同生活。刘梦科于2018年3月30日死亡，朱淑芳于2018年7月19日死亡。二被继承人生前居住于朱淑芳名下天津市红桥区房屋，刘梦科去世后，朱淑芳于2018年5月底到养老院生活。2018年5月10日，朱淑芳与刘某1、刘某2签订《不动产赠与合同》，将上述房屋赠与二被告，2018年5月18日下发不动产权证，权利人为刘某1、刘某2，各占50%产权份额。被继承人刘梦科银行账户现有存款如下:工商银行尾号3774账户余额人民币1005.94元，中信银行尾号8800账户余额人民币77.3元，中信银行尾号6861账户余额人民币24.2元，中信银行尾号5442账户余额人民币1.83元，中信银行尾号8672账户余额美金71.95元，中国银行尾号2449账户余额美金814.75元；被继承人朱淑芳银行账户现有存款如下：工商银行尾号0211账户余额人民币28068.19元，工商银行尾号5912账户余额人民币894.03元，上海银行尾号8158账户余额人民币9.77元。被继承人刘梦科去世后,被告刘某1、刘某2从其银行账户取款如下：工商银行尾号4805账户,2018年5月4日取走人民币2127元；工商银行尾号2360账户，2018年5月4日取走人民币2040元;工商银行尾号6286的账户，2018年4月29日取走人民币3500元、2018年5月18日取走人民币115元、2018年9月4日取走人民币8358元。被继承人刘梦科去世后,被告刘某1、刘某2从朱淑芳银行账户取款如下：工商银行尾号0211账户,2018年5月18日取走人民币14800元、2018年7月17日取走人民币7480元、2018年7月26日取走人民币7420元;天津银行尾号6467账户，2018年7月15日取走人民币6280元、2018年10月9日取走人民币32997元。以上共计人民币85117元。被继承人朱淑芳生前系家具七厂离休干部，按照离休干部相关政策，其去世后应发放“40个月工资和2年可支配收入”作为抚恤金，共计人民币163472元，该款项由天津津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保管。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是否从天桂里房屋拿走现金；刘某3是否从刘某1处获得人民币150000元。原告提交两段录音：2018年6月11日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在律师事务所与代理律师的谈话录音，2018年7月31日原告与刘某3在车站的谈话录音。原告申请法院到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三条石派出所调取2018年4月4日民警的出警记录。原告认为以上录音、录像资料证明其第3-5项诉讼请求的钱款情况：家中的现金人民币85000元，刘某3拿走10000元、刘某2拿走15000元，民警在场时大家都表示剩余60000元与医保卡等证件一同丢失，但刘某1在律师事务所又拿出了这些证件，说明这60000元也在刘某1处；家里找到的另外15000元人民币也交给了刘某2；刘梦科去世后，刘某1、刘某2分给刘某3人民币150000元，是被继承人的钱，属于遗产；在出警记录中刘某1认为朱淑芳患老年痴呆。被告刘某2、刘某1对第1段录音及法院调取的出警记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出警记录说明大家都认可钱款丢失，当时误认为医保卡等证件也丢失，但实际没有丢，不能据此就认为丢失的60000元也在刘某1处；原告认为朱淑芳患老年痴呆，又称朱淑芳给了刘某215000元，自相矛盾；刘某1在律师事务所的陈述并没有明确承认自己拿走了遗产，只是担心别人怀疑。对第2段录音，被告刘某2、刘某1认为与其二人无关，对真实性未发表意见，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刘某3对出警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并未体现钱款去向；对其与刘某4的谈话录音予以否认,否认是其本人陈述,否认收到人民币150000元。刘某3认为原告提交的录音不能证实其主张的钱款，不能实现证明目的。朱丽莹、尚某1、尚某2认可原告的证据及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录音是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谈话，且内容连贯，虽是在未经对方允许的情况下录制的，但并未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法院调取的出警记录，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亦予以确认。关于刘某2是否从天桂里房屋拿走现金人民币30000元。原告提交的律师事务所录音中，代理律师询问“丧葬费是谁出的”，刘某2、刘某1均表示刘梦科去世后朱淑芳给了刘某210000多元办理丧事，但办理丧事实际支出了30000多元；在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中，刘某1、刘某3也提到刘某2在刘梦科去医院后从家里拿了15000元；开庭中原告及被告刘某3也主张刘某2拿了15000元。刘某2虽在开庭中表示没有拿到这笔钱，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亦没有对录音中的表述做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录音及原、被告的陈述，一审法院确认刘某2在刘梦科去世后为办理丧葬事宜从天桂里拿走了15000元。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刘某2拿走了另外15000元，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刘某1是否从天桂里房屋拿走现金人民币60000元。在出警记录中双方均认为刘梦科的医保卡等证件与60000元现金一并丢失，在律师事务所的录音中刘某1虽承认证件由其保管，但报警与被告聘请律师相隔两个月时间，刘某1辩解“证件是后来找到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原告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其诉讼主张，不能据此推定丢失的60000元现金在刘某1处，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刘某3是否从天桂里房屋拿走现金人民币10000元，是否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获得人民币150000元。刘某3在庭审中承认2018年3月29日送刘梦科就医前从家中拿走10000元用于急救，虽表示这笔钱已交给刘某2，但并未举证证实，刘某2亦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其与刘某3谈话录音的全部内容，可以确定二人谈论的是刘梦科去世后钱款分配的事宜。刘某3陈述“你问我是死前给钱了是吗，我说没有，我这么大人了，这么大岁数说那瞎话不值得，不能为16万失去我的人格”、“就给我15万，加那1万”、“她写的16万，我说哪有16万，她说那不加上看病的钱，报销回来不就是你的钱吗？”、“给的现金……4月2日给的都有记录”，综合录音的全部内容以及刘某3的表述，可以说明刘某3在录音中承认刘某1在2018年4月2日给其现金150000元，也可以印证为刘梦科就医拿走的10000元现金也由其掌握。刘某3虽在开庭中否认收到任何钱款，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亦未就其在录音中的表述进行合理解释，且刘某3曾在2018年9月28日的开庭中称刘某1给的160000并非遗产,而是偿还此前借债的钱款，此后在法庭询问中又否认存在160000元的借款，而称只有几千元的借款，其前后表述自相矛盾，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确认刘某3在被继承人去世后获得现金150000元，从天桂里房屋拿走了10000元。刘某3虽在录音中表示系刘某1给的150000元，但在开庭中刘某1予以否认，双方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能确定该钱款来自于刘某1。二、被告刘某1、刘某2从被继承人银行账户支取的钱款是否用于被继承人生活及丧葬事宜。被告刘某1、刘某2提交殡葬服务意向及洽谈确认单、骨灰存放收据、殡葬服务收费票据、就餐及购物小票、《保姆服务合同》及退卡凭证、住养费收据、停车费发票、自行记录的丧葬费用清单，证明被继承人去世前后支取的钱款去向：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丧葬事宜分别支出人民币34560元、10735元，为朱淑芳雇保姆支出人民币25200元，朱淑芳住养老院支出人民币7000余元。原告对刘梦科丧葬事宜的证据及费用金额认可，对朱淑芳丧葬事宜的费用票据认可，对自行记录的清单不认可，对被告主张的费用金额不认可；对雇保姆及养老院的证据及金额均不认可，不能说明是用支取的钱款支付的费用,上述证据中的退卡凭证显示应退还的人民币21000元转账至刘某2名下建设银行的账户内。被告刘某3对证据及费用金额均不认可。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刘梦科丧葬费用证据中没有记载交款人或日期的票据不认可，骨灰存放存在多张票据不认可，停车费发票不认可，其他票据认可；对朱淑芳费用支出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原告一致。为证实保姆费用没有退款,被告刘某2提交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三条石派出所出具的三鼎家政会员登记表及其名下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同时认为该债权应由继承人按份分配，分别向债务人主张。被告刘某3对该组证据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原告以及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认为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即使没有退还这笔费用，该债权也与本案继承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丧葬费用确认单及办理丧葬事宜的票据，能够证实费用支出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其主张的费用金额虽超出票据金额，但未超出当地办理丧葬事宜的一般标准，故一审法院确认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丧葬事宜由被告刘某1、刘某2操办，分别花费34560元、10735元。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未与其取款时间及金额一一对应，不能证明支取钱款的去向，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派出所出具的会员登记表及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实保姆费没有退还,但《保姆服务合同》系被告刘某1与案外人天津三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红桥分公司签订，并非被继承人的债权，故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分析。三、原、被告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情况。原告提交朱淑芳住院病历一页，刘某4签字并留联系方式，证明其对老人尽了赡养义务。各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证实其曾陪同被继承人朱淑芳就医，说明其尽到一定的赡养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结合原、被告陈述，二被继承人生前独自在天桂里房屋生活，刘某4、刘某1、刘某2、刘某3均进行过探望、照顾，对二被继承人尽了赡养义务。被告刘某1主张对被继承人刘梦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虽提出有日记为证,但其自行记录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对其诉讼主张不予采信。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虽主张与被继承人有来往，但对于被继承人生前的日常生活及家庭情况、去世后的丧葬事宜均不知晓，不能证实对被继承人在生活上照顾、在经济上帮助、在精神上慰藉，故一审法院认定三被告未对二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或尽赡养义务较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的继承人范围？2.本案的遗产范围及分配？一、继承法中所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虽系被继承人刘梦科的继子女，但刘梦科、朱淑芳再婚后，三被告均未与其二人共同生活，未形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抚养教育关系，不具有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刘梦科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刘梦科的法定继承人为其亲生子女刘某1、刘某3、刘某4、刘某2及配偶朱淑芳。刘梦科、朱淑芳再婚时，刘某1已近成年，与二人共同生活时间过短，不具有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朱淑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某3、刘某4尚未成年，且与二人共同生活，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具有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系朱淑芳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朱丽莹、尚某1、尚某2系朱淑芳的亲生子女，亦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朱淑芳的法定继承人为刘某3、刘某4、刘某2、朱丽莹、尚某1、尚某2。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名下银行账户现有余额系二人的合法财产，属于遗产。被告刘某2虽从天桂里房屋拿走人民币15000元，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该15000元为刘梦科办理丧葬事宜所用，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被告刘某1、刘某2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从银行账户支取的钱款人民币85117元，均系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二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钱款用于被继承人生活、养老，但考虑被继承人丧葬事宜由二被告操办并花费人民币45295元，扣除上述刘某2从天桂里房屋拿走的15000元，剩余丧葬费用30295元应从二人支取的钱款中予以减除，故剩余54822元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被继承人刘梦科临终就医时，被告刘某3从家中拿走人民币10000元，未证实钱款去向，亦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被告刘某3在被继承人刘梦科去世后获得的人民币150000元，从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可以证实系被继承人的钱款，因其未能说明款项的来由，故该款项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原、被告均认可本案所涉遗产系二被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被继承人刘梦科去世时，上述财产的一半应分出归朱淑芳所有，另一半作为刘梦科的遗产进行分割。二被继承人均未就本案所涉遗产订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双方亦未举证证实对于刘梦科的遗产存在多分、少分或不分的情形，故刘梦科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刘某1、刘某3、刘某4、刘某2、朱淑芳平均继承。朱淑芳自己享有及继承刘梦科遗产所得的财产，应作为其遗产进行分割。因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被继承人朱淑芳尽赡养义务较少，分配遗产时予以少分。被告刘某1并非朱淑芳的法定继承人，亦未举证证实对朱淑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不应分得其遗产，故朱淑芳的遗产由刘某3、刘某4、刘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朱丽莹、尚某1、尚某2各继承十二分之一。综上，被继承人刘梦科、朱淑芳遗留的上述钱款，原告刘某4、被告刘某3、被告刘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被告刘某1继承十分之一，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各继承二十分之一。因被继承人遗留的人民币54822元在被告刘某1、刘某2处，其二人应按照继承份额向其他继承人返还；因被继承人遗留的人民币160000元在被告刘某3处，其应按照继承份额向其他继承人返还。被告朱淑芳生前所在单位应发放的抚恤金人民币163472元，参照遗产分配的原则，由刘某3、刘某4、刘某2各分得四分之一，朱丽莹、尚某1、尚某2各分得十二分之一。一审法院判决：“一、被继承人刘梦科名下工商银行尾号3774、中信银行尾号8800、中信银行尾号6861、中信银行尾号5442、中信银行尾号8672、中国银行尾号2449的账户余额，被继承人朱淑芳名下工商银行尾号0211、工商银行尾号5912、上海银行尾号8158的账户余额，由原告刘某4、被告刘某3、被告刘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被告刘某1继承十分之一，被告朱丽莹、被告尚某1、被告尚某2各继承二十分之一；双方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相关银行办理领取手续；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某1、刘某2向原告刘某4、被告刘某3各返还人民币13705.5元，向被告朱丽莹、被告尚某1、被告尚某2各返还人民币2741.1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刘某3向原告刘某4、被告刘某2各返还人民币40000元，向被告刘某1返还人民币16000元，向被告朱丽莹、被告尚某1、被告尚某2各返还人民币8000元；四、抚恤金人民币163472元归原告刘某4所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原告刘某4向被告刘某3、被告刘某2各支付人民币40868元，向被告朱丽莹、被告尚某1、被告尚某2各支付人民币13622.67元;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00元，原告刘某4承担2900元，被告刘某2、被告刘某3各承担2100元，被告刘某1承担900元，被告朱丽莹、尚某1、尚某2各承担4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交以下证据：朱淑芳住院病历4份，证明上诉人刘某1对朱淑芳尽到了一定赡养义务。刘某4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且该证据有本案无关联性。刘某3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刘某1对老人尽到了赡养义务。上诉人刘某3提交微信转账截图一页，证明刘某3没有拿1万元。刘某4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刘某1、刘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朱丽莹、尚某1、尚某2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某1、刘某2主张给朱淑芳雇佣保姆费用25200元应予减除问题。根据刘某1、刘某2提交的证据显示，该《保姆服务合同》系上诉人刘某1与案外人天津三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红桥分公司签订，并非被继承人朱淑芳的债权，现上诉人刘某1、刘某2以剩余费用未能退回为由，主张该款项应作为朱淑芳的支出予以减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主张朱淑芳在养老院的相关费用7030元应予以减除问题。被继承人朱淑芳生前有退休金，且家中有大量现金，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费用不是用被继承人朱淑芳的钱款支付的。因此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主张该款项由其支付，应作为被继承人朱淑芳的债务予以减除，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3主张其未获取的160000元，不应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分割问题。首先关于刘某3是否从刘某1处获得人民币150000元问题。根据被上诉人刘某4提交的两段录音均显示在刘梦科去世后，刘某1、刘某2分给刘某3人民币150000元，是被继承人的钱。上诉人刘某3在一审庭审中先是认可有这笔钱，但辩称是刘某1、刘某2归还的借款，后又否认该150000元存在，其陈述前后矛盾。因此刘某3关于150000元不存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刘某3是否从被继承人处拿走的10000元问题。刘某3在一审庭审中承认2018年3月29日送刘梦科就医前从家中拿走10000元用于急救，且在被上诉人刘某4提交的录音中刘某3也明确表示该10000元仍在其处。现上诉人刘某3以没有诉讼经验为由，主张其没有拿该10000元，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的证据，认定刘某3处占有160000元属于遗产，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刘某3主张不存在160000元，不应作为遗产分割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刘某1是否应对被继承人朱淑芳的遗产享有继承权问题。被继承人刘梦科与被继承人朱淑芳再婚时，上诉人刘某1已成年。被继承人朱淑芳与上诉人刘某1之间未形成抚养关系。上诉人刘某1不是被继承人朱淑芳的法定继承人。且被继承人朱淑芳生前已将其房产50%赠与上诉人刘某1。现上诉人刘某1主张对被继承人朱淑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再要求分割被继承人朱淑芳抚恤金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元，由上诉人刘某1、刘某2负担1350元，由上诉人刘某33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海宽审判员  李 芳审判员  纪曼丽二〇二〇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史文芳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