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终225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区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草河村江滨路二街14号。法定代表人：徐家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辜秋月，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政权，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智华，男，198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国鹏，男，197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国森，男，198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征，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丽珍，广东青晖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7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江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根据生效判决及查明的事实，可以明确我方在本案中诉请的货款由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收取且并未交回我方。我方在本案的诉讼请求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江南公司与广州市恒毅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毅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案外人恒毅丰公司在番禺市××东郊地块项目中已支付的货款为1469385元，由于该公司所有的付款记录均显示货款支票为陈智华签收，故法院认定陈智华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但陈智华并非我方的员工，其收取的货款也未交回我方，我方在该项目实际收取的货款为999385元，未收取金额为470000元。陈智华自述其将收取的支票交付给蒋国鹏，蒋国鹏自述其将货款支付给关国森。截止公司起诉之日，三人均未将其收取的涉案款项470000元交回江南公司。我方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交了民事判决书及陈智华、蒋国鹏书写的自述作为证据，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我方的主张。二、我方从未收到三人交回的货款，也从未向三人出具过任何结清款项的收据。关国森所提交的证据经司法鉴定证实是先章后字，实际上为关国森伪造的证据。一审法院对关键证据的审查及采信有误。本案中，关国森提交编号为2124656，金额为592550元的收据一张，该份收据加盖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经手人处签一“陈”字。关国森提交该份证据拟证明其与江南公司就恒毅丰公司的货款己经结清，关国森同时称自己不清楚收据内容是由谁填写。事实上，我方从未向关国森交付上述收据，也不存在关国森为我方垫资及同意以该货款抵销所谓垫资的事实，对于关国森提供的收据，我方不予认可。关国森作为公司业务员，由于职务原因能频繁接触公司业务章，甚至持有加盖公司业务章的空白收据向工地收取货款。蒋国鹏的书面自述的最后一段，也提及关国森提供了两张空白的加盖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收据给予蒋国鹏，这可以印证关国森持有加盖江南公司业务章的空白收据的事实。江南公司认为关国森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收据是其在持有的加盖公司业务章的空白收据上填写内容形成，为此江南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该收据印章及笔迹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司法鉴定，法院经审查后同意江南公司的申请并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经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收据鉴定后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穗司鉴19010090600114)内容显示：被申请人关国森提供的《收据》中印章印文加盖在前，复写文字书写在后。该鉴定意见足以印证关国森所提供的收据是其在所持有的加盖业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据上添加内容形成的事实，该收据是关国森为逃避还款责任所伪造的证据。众所周知，文件形成的正常顺序，应当为先书写文字内容，经过审核认可后再用印，而先盖印后形成的文件内容，则存在利用真实的印文进行伪造或变造的情况。既然鉴定结果己经显示收据的形成不符合常序，则该份证据显然不能予以采信，更不可能用以作为认定本案基本事实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审查及采信存在严重错误。三、一审法院并未按照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证据规则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依法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在本案中，关国森除提交前述收据外，还向法庭提交“退款承诺书”一份，该“退款承诺书”为打印件，内容为江南公司有未退关国森混凝土垫资费用共计人民币210万元。该件加盖江南公司业务章，并无任何人签署。但江南公司从未向关国森出具该“退款承诺书”，也从未欠关国森垫资款210万。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要求关国森提供“退款承诺书”中所谓的江南公司拖欠关国森210万垫资费用的依据，而后关国森又提交一份跟前述592550元收据形式一模一样的另一张金额为150万元的收据。由于该份证据同样存在“先章后字”的情况，我方要求一审法院对该份收据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以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为由不同意鉴定，但而后却以该150万元收据与己经鉴定的592550元收据与“退款承诺书”的欠款数相吻合为由，直接认定“退款承诺书”的真实性，并以江南公司存在欠款事实驳回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关国森提供的“退款承诺书”所涉及的垫资费用为210万元，关国森作为普通业务员，江南公司作为规模较大的混凝土生产及供货企业，为何需要关国森进行垫资？关国森通过什么形式垫资？垫付的高达几百万资金如何支付及结算？这些关键的问题关国森根本无法提供任何依据。关国森所提供的收据及退款承诺书，是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根本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于该证据的认定并未遵循相应的证据审查认定规则。在事实认定方面，一审法院在多处直接将关国森的单一口头陈述直接认定为事实，在事实认定方面出现明显偏颇及错误。如一审法院仅凭关国森毫无根据的口头陈述“收据和退款承诺书是从岑某那里拿的”即能得出“岑某父子实际控制江南公司，关国森一直与江南公司的岑某沟通联系，因此关国森从岑某手中取得收据和退款承诺书来源是合理的”的结论；如一审法院对收据形成为“先章后字”的不合理不合法事实一笔带过，却能得出“江南公司因向恒毅丰公司追款未遂，就与关国森形成了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该收据形成时间上符合逻辑”的结论。一审法院对相当一部分事实认定是基于当事人的口头陈述及毫无根据的推定。同时，对于一审法院将关国森未交还给公司的150万货款，认为公司未采取措施“不合常理”的说法。我方认为，江南公司在关国森负责的两个工程中均未能将货款收回，本身就是受害者。江南公司对于未收回的货款在确保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或采取其他的法律途径解决。江南公司在本次案件审理过程中在关国森提交了150万元的收据后才真正对于关国森私自收取该笔货款的情况予以查实，才有充分的证据以提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江南公司有权决定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向关国森追究侵占货款的责任，这与本案的事实认定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所谓的“不合常理”并作出不利于我方的判决实是完全错误的。陈智华辩称，我方将收取的货款交给了蒋国鹏，我方不认识关国森，我方都是与蒋国鹏联系。蒋国鹏经依法传唤，未到庭答辩。关国森辩称，1、对于涉案货款有无交回江南公司的问题，我方从未收到过货款，是在陈智华和蒋国鹏处。2、关于抵扣问题，具体是在2016年12月21日，江南公司找到我方要求抵扣，并非是我方提出的抵扣。3、关于公章问题，经鉴定，该公章是真实的，而且对于先章后字或先字后章有何区别，我方并不清楚。我方认为公章是真实的，江南公章所盖的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与我方没有关联。4、一审采信证据并无不当，相反江南公司有较多虚假陈述。综上，我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470000元及违约金损失（违约金损失以470000元为本金从2015年10月1日起以每天万分之五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由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案件的由来。江南公司曾于2015年11月3日就其与恒毅丰公司、陈仲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起诉，案号为（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379号（以下简称1379号案）。在该案中，江南公司请求判令恒毅丰公司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542550元及违约金；陈仲朝对上述欠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2月1日，该院判决：恒毅丰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余额542550元及违约金；驳回江南公司其余诉讼请求；驳回恒毅丰公司反诉请求。恒毅丰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做出（2016）粤01民终9424号（以下简称9424号案）民事判决，“确认陈智华收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陈智华签收的40万元及7万元支票，实际为江南公司收取的恒毅丰公司支付的货款。加上江南公司已确认收取的999385元货款，恒毅丰公司实际支付1469385元货款（999385元+40万元+7万元），尚欠72550元（1541935元-1469385元）货款未付”，故此判决“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3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恒毅丰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江南公司支付货款余额725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以72550元为本金，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每天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但总额以不超过欠款本金为限）；四、驳回江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现江南公司认为陈智华并非其员工，陈智华收取的47万元货款，江南公司并未收到，故提起本案诉讼。2、江南公司就本案主张，除上述一、二审判决外，还向该院提交以下证据证实：1）2015年7月13日陈智华书写的《本人的经过》，内容是“本人陈智华，住址：番禺区市桥街××路××大街××号，从2015年1月23日到恒毅丰公司收取200000.00支票一张、2015年4月25日到恒毅丰公司收取200000.00支票一张和200000.00支票一张、2015年6月6日到恒毅丰公司收取70000.00支票一张、2015年1月28日到恒毅丰公司收取600000.00支票一张、日期不明，到恒毅丰公司收取198000.00支票一张，日期不明。对天华混凝土公司的支票如下：117000.00支票一张、76212.50支票一张。交给蒋国鹏支票200000.00支票一张、600000.00支票一张、70000.00支票一张、76212.50支票一张、200000.00支票一张、198000.00支票一张、200000.00支票一张、20000.00现金。117000.00支票一张留在本人，已用。支票交给蒋国鹏手中并没有开具任何收据证明。以上情况属实无错。”2）2015年7月14日蒋国鹏书写的《关于本人蒋国鹏收取恒毅丰公司陈智华手交来工程款情况经过》，内容是“本人蒋国鹏在2015年元月份的一天在番禺市桥地区收取陈智华交来支票一张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另本人蒋国鹏在2015年约2月份的一天在番禺市桥地区收取陈智华交来支票一张陆拾万元整￥600000.00元。另本人蒋国鹏在2015年约4、5月份的一天在南村兴业路边收取陈智华交来支票一张壹拾玖万几元整，同一天还有一张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另本人蒋国鹏在2015年6月17日下午4点左右在番禺文化广场收取陈智华交来贰万元现金。另我本人蒋国鹏将以上支票由陈智华交给我的60万元、19万几元、20万元，以上三张支票在南村牌坊已交给关国森，贰万元现金我已交给天华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上还有两张盖有江南公司的业务公章是关国森提供的两张空白已盖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收据给我本人，再由我本人蒋国鹏交给陈智华的，其余开收据到恒毅丰公司，收工程款由陈智华开收据。以上本人亲手写，情况属实。”陈智华质证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对证据2不清楚，由法院认定；从两份说明来看，我已将相应收到的款项交给了蒋国鹏，蒋国鹏不确认达到150多万，但其确认收到的款项亦已达到120多万元。蒋国鹏质证认为，不确认证据1的内容，我从陈智华手中共收取了四张支票，其中三张是本案涉及的工程，还有一张是其他工程的。关国森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江南公司在明知涉案货款已足额收取的情况下，隐瞒了陈智华、蒋国鹏的陈述才导致1379号案和9424号案；2016年12月21日，江南公司在9424号案判决向恒毅丰公司追讨未遂后，与我就上述货款达成协议，从应付给我的货款中进行了抵扣；陈智华和蒋国鹏已就涉案货款向我做出清偿承诺，我亦已另案起诉陈智华和蒋国鹏。3、关国森就涉案货款已在江南公司应付给其的货款中抵扣的主张，向该院提交以下证据证实：1）2016年12月21日金额为592550元的收据1张，内容是“今收到关国森交回恒毅丰公司（番禺区市桥街盛泰路东郊地块项目）混凝土全部余款现金，该项目混凝土货款已结清（备注：此货款退回关国森，作为本公司抵扣其垫资货款相关费用）”，上述收据上加盖了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2）2015年9月15日退款承诺书1份，内容是“截止2015年9月15日，我司尚有未退还关国森混凝土垫资费用共计人民币2100000（贰佰壹拾万元正），以上费用我司承诺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在此期间，我司同意在其它混凝土供应项目中直接由关国森收取货款，以作退还欠其费用，收款行为视作我司行为，若货款不足以退还费用，我司将以现金退还方式支付，如我司不能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关国森垫资费用，则我司愿意每天按未付费用总额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另行支付给关国森，直至垫资费用支付完毕为止。”上述退款承诺书上加盖了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此外，关国森还解释说明，江南公司帮我购买社保，但没有支付工资给我，我就是帮江南公司推销混凝土，江南公司可能付我的是提成，或者我是低价向其购入混凝土的方式来取得报酬；我一直是与江南公司一个叫岑某的人沟通交接，上述退款承诺书是岑某搞好，叫我去公司业务室拿的，而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是我与岑某协商好，在江南公司起诉恒毅丰公司542550元的基础上加收了5万元利息，因此出具了金额为592550元的收据，当时我去协商时，蒋国鹏也在现场；2016年2月2日，江南公司还出具了1张金额为150万元的收据，同意由我收取广东恒辉建设公司市桥甘棠村项目的混凝土货款150万元，用于抵扣上述退款承诺书中约定的款项。上述2016年2月2日的收据和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共计2092550元，即为退款承诺书中的210万元金额。江南公司不确认关国森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为其从未出具过上述收据和退款承诺书，收据和退款承诺书上的业务专用章并非其公司印章，是虚假的。陈智华质证认为，因其不是两份文件的当事方，无法确认关国森提交这2份证据的真实性，但如果涉案货款已由关国森承接，则江南公司在本案中丧失了请求权。蒋国鹏对上述两份证据没有意见，并认为岑某是江南公司的人，其与关国森、陈智华去江南公司协商本案涉案货款时，岑某也在现场，而且有两张收据是由其交给岑某的。2018年12月7日，江南公司向该院提出对上述收据和退款承诺书上加盖业务专用章与江南公司所使用业务专用章一致性以及收据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并申请江南公司财务出纳陈燕红出庭作证。对上述鉴定申请和证人出庭申请，该院均予以允许。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经审查后认为因受现有文检技术及检材条件限制，无法对收据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仅就收据和退款承诺书上加盖业务专用章与江南公司所使用业务专用章一致性进行鉴定。而后，该院主持双方进行质证，双方均同意以1379号案中江南公司确认并提交的销售合同和销售结算表上加盖的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作为比对样本。2019年4月25日，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做出鉴定意见，认为关国森提交的收据（2016年12月21日）、退款承诺书上的业务专用章与销售结算表和销售合同上的业务专用章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江南公司预付鉴定费10780元。江南公司质证认为，同意上述鉴定意见的真实性，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关国森一直是江南公司的业务人员，由于职务便利可以频繁接触和使用业务专用章，在其提交的证据2蒋国鹏的自述材料里也提及关国森曾向蒋国鹏提供了两张空白的加盖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收据，由此可见，关国森存在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使用业务专用章的事实；关国森不能陈述收据由谁开具，由谁填写，对近50万元的款项也未提供任何一张汇款凭证，因此仅凭该收据不能作为认定的依据。陈智华、蒋国鹏、关国森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关国森还认为，江南公司是一家经过法定程序成立的企业，对包括业务专用章在内的公章均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现江南公司认为关国森利用职务便利私盖公章完全是推脱责任；而江南公司提到50多万元收据没有支付凭证不能作为依据，我方亦不认同，因为我方主张的是涉案货款在江南公司应付给我方的210万元费用中抵扣，因此我方提供退款承诺书和收据已足以说明事实，上述款项并没有实际支付记录和转账记录。陈燕红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其自2004年至今一直在江南公司担任出纳，关国森担任公司业务员直至2016年底左右；江南公司没有一个叫岑某的人，但其听说过这个人，他是法人的亲戚，是什么亲戚关系不知道，他很少来公司，其也很少见到他，见过一两次，听公司的人说是老板的亲戚；其从关国森手上收货款现金或支票，公司付提成给关国森，有现金给付，也有些是充抵关国森应付给公司货款。双方对陈燕红的陈述均无异议。庭审时，法庭当庭询问江南公司，是否有叫岑某的人，江南公司代理人征询旁听席上江南公司工作人员后回答称没有。法庭当庭询问旁听席上江南公司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名陆润湘，担任江南公司行政主管，（审：你是否认识岑某？）陆润湘答“听说岑某是公司法人的亲戚，法人叫岑某的儿子做表哥”，（审：岑某是否经常到公司？有无参与公司的经营？）“我是管理行政的，我不清楚。”2019年6月3日，江南公司提出对收据（2016年12月21日）中文字复写及印章加盖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并申请证人岑某出庭。该院对上述鉴定申请和证人出庭申请予以允许。岑某出庭作证陈述，我与江南公司没有关系，我只是出租了土地给江南公司使用，江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的外甥，我没有参与过江南公司的对外经营，我也不认识关国森，2016年12月21日和2016年2月2日的两份收据我不清楚，没有见过。关国森代理人询问岑某（以下简称问）：江南公司的代理人，你是否认识？答：见过，但不认识。问：我手上有一份石家庄法院的判决书，江南公司的代理人曾是你该案的代理人是吗？答：是的。问：岑灿兴，你是否认识？答：是我儿子。问：吴坚舜，你是否认识？答：我认识。问：这里有一份表是销售咨询费登记表复印件，上面岑某签名是否你本人签名？答：是我签名，因为岑灿兴外出了，我代签的。问：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你清楚吗？答：我清楚，是岑灿兴的。问：我这里有一份宣传册复印件，是穗业公司的宣传册，内容是穗业公司包括多个企业，其中就包括江南公司，宣传册右上角还显示穗业名誉董事是岑某？答：宣传册是真的，但不代表我有参与管理。江南公司质证认为，岑某已经到庭明确了涉案收据及退款承诺书并非其交给关国森，因此关国森取得上述证据来源不合法；代理人虽然代理过岑某的案件，但代理人是作为案件的承办律师，而非案源律师，授权委托书并非代理人直接与当事人签署，所以岑某不认识代理人。陈智华质证认为不清楚关国森与岑某之间的关系，由法院审查。蒋国鹏未到庭质证。关国森质证认为，岑某在本案中是一个谜一样的人，陆润湘说他不是江南公司的人，陈燕红说偶尔见过，不认识，而且岑某也说不认识江南公司的代理人，我相信只要代理过案件，当事人与代理人就应当认识，我询问这个问题只是证实岑某陈述不属实；岑某明确确认了咨询费登记表其是作为批准人签名的，这明确说明了岑某参与了江南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是作为管理层的身份参与管理，而且岑某说是岑灿兴出差才代签，这也与关国森陈述的江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岑某父子相吻合；江南公司否认公章的真实性，也否认岑某存在，岑某出庭后也否认将收据交给关国森的事实，我方认为这是江南公司为逃脱法律责任所作的抗辩，这些抗辩在岑某出庭后均证实是前后矛盾的，所以我方认为我方提交的收据和退款承诺书是合法有效的，法庭应予采纳。2019年8月9日，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关国森提供的收据（2016年12月21日）中印章印文加盖在前，复写文字书写在后。江南公司预付鉴定费9580元。江南公司质证确认上述鉴定意见，认为关国森利用职务便利持有加盖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多张空白收据，而后在收据上添加了与事实不符的相应内容意图逃避责任，因此关国森提交的收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陈智华质证认为，对鉴定意见无异议，请法庭结合相关证据依法认定。蒋国鹏对鉴定意见无异议。关国森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经鉴定收据上的业务专用章是真实的，该收据也是岑某交给关国森的，至于收据是如何形成，是先盖章后书写，还是先书写后盖章，关国森不清楚，也不可能知道。该院还要求江南公司就关国森提交的150万元收据所涉及工程的结算等情况以及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江南公司关系等情况进行说明。江南公司出具说明，认为2014年9月，关国森作为江南公司业务代表与广东恒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就市桥甘棠村项目的混凝土签订供货合同，该工地的混凝土供货从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供货按月进行结算，最后的结算日期为2018年1月19日；2017年4月，恒辉公司与江南公司对收付款进行核对，江南公司发现恒辉公司于2016年2月2日支付给江南公司的一笔150万元货款未实际入账，恒辉公司主张该款已实际支付，并向江南公司出具关国森签收支票的文件及由关国森提交的2016年2月2日出具的加盖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委托函，委托函上写明江南公司委托“广州市番禺区沙头卓埈建筑材料店”代收货款，但江南公司从未委托该店代收过货款，江南公司至此始知关国森利用职务便利以江南公司名义向恒辉公司出具委托函及收取支票，并将货款转入他处据为已有。此外，经查询不存在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江南公司的情况；江南公司与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不存在从属关系。4、2018年9月27日，关国森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向该院起诉陈智华、蒋国鹏，案号为（2018）粤0113民初9483号（以下简称9483号案），请求法院判令陈智华向关国森偿还借款592550元及相应利息，并判令蒋国鹏对陈智华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智华、蒋国鹏均辩称，不同意关国森的诉讼请求，因在关国森起诉的同时，江南公司也起诉了我们，要求我们承担清偿责任，所以涉案货款的收款主体不明确。该院因9483号需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依法中止了9483号案的审理。在9483号案中，关国森除提交1379号案判决、9424号案判决、2015年7月14日蒋国鹏的陈述、2015年7月13日陈智华的陈述以及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退款承诺书外，还提交了陈智华于2015年7月8日书写的借条1张和蒋国鹏于2015年7月2日书写的承诺书1份。借条的内容是“本人陈智华因资金周转问题向关国森借人民币￥592550，并承诺于2015年10月8日前归还，并愿意按本金利息2分支付。”承诺书的内容是“本人蒋国鹏承诺在2015、7、6前将本金混凝土货款伍拾肆万贰仟伍佰伍拾元及利息伍万元给关国森。”陈智华还解释称，“关于本人于2015年7月8日出具的《借条》，该借条是在江南公司、恒毅丰公司以及关国森等人对于货款支付问题产生纠纷，江南公司与关国森找到本人，并要求本人对于恒毅丰公司尚未支付的大概592550元货款进行确认，但由于本人不清楚各方具体欠款的情况，并且购买混凝土的不是本人，所以经合意，本人提出先写一份借条预借592550元（该数额是对方提出大概的货款差额），并答应在2015年10月8日协调好江南公司和恒毅丰公司款项对账情况，如果确定具体的未付款且本人占用部分货款的，则当做本人向关国森的借款。其后，本人得知江南公司和恒毅丰公司之间因货款问题已经诉至法院，所以本人也无法对账，等待法院最终判决最终金额，再行向实际的收款人付款了，即使在江南公司和恒毅丰公司一二审诉讼完毕后，江南公司与关国森之间又出现货款对账的问题，导致本人无法与他们进行对账，也不知道具体向谁付款，因此该借条也未实际履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分析本案双方的举证和质证，该院认为关国森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证据的形成符合逻辑，足以证实涉案货款已在江南公司应付给其的货款中抵扣的主张，而江南公司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已被关国森提出的主张和证据所驳斥，江南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理由是：1、关国森提供的证据来源合理合法。关国森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供了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和退款承诺书，并陈述上述收据和退款承诺书均是江南公司一个叫岑某的人提供的。而江南公司否认公司中有岑某这个人，无论是公司的行政主管还是财务出纳都只是听说岑某这个人而已。但在本案第三次庭审时，岑某却作为江南公司申请的证人出庭。而且从关国森对岑某的当庭询问和提交的证据来看，在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做的宣传册中，岑某是荣誉董事，其子岑灿兴是董事长，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下辖包括广州穗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以及江南公司在内的多家混凝土企业。虽然江南公司陈述广州穗业集团有限公司并没有工商登记，但以该公司名义所做的企业宣传的真实性已得到岑某的当庭认可。此外，岑某还在岑灿兴出差外出时，在江南公司的销售咨询费登记表中作为批准人审核通过了江南公司与恒毅丰公司的合同、工地名称、单价和咨询费等内容，这都说明了关国森的陈述是属实的，即岑某父子实际控制江南公司，关国森一直与江南公司的岑某沟通联系，因此关国森从岑某手中取得收据和退款承诺书来源是合理的。岑某否认参与江南公司经营，否认与关国森相识等证言均不可信。2、关国森提供的证据内容相互印证、合法有效。关国森提供的退款承诺书证实其为江南公司垫资混凝土费用达210万元，江南公司同意在其它混凝土供应项目中由关国森收取货款以抵扣。而关国森提交的2016年12月21日收据（金额592550元）和2016年2月2日的收据（金额150万元），两张收据金额共计2092550元，与上述退款承诺书金额相符。经鉴定，退款承诺书和2016年12月21日收据上均加盖了江南公司真实的业务专用章。虽然经鉴定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是先章后字，但该鉴定意见也不能推翻退款承诺书的真实性。3、关国森提供的证据形成过程客观真实、符合逻辑。1）从江南公司提供的2015年7月14日蒋国鹏的陈述、2015年7月13日陈智华的陈述，另案9483号案中关国森提交的陈智华于2015年7月8日书写的借条1张、蒋国鹏于2015年7月2日书写的承诺书1份、陈智华的情况说明，以及1379号案和9424号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在2015年7月江南公司和关国森就恒毅丰公司的货款支付问题已产生了纠纷，在陈智华和蒋国鹏提供陈述意见后，江南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提起1379号案诉讼却刻意隐瞒该情况。2016年8月22日，9424号案判决江南公司部分败诉。江南公司因向恒毅丰公司追款未遂，就与关国森形成了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该收据在形成时间上符合逻辑，而且在金额上也与陈智华于2015年7月8日书写的借条和蒋国鹏于2015年7月2日书写的承诺书一致，即为542550元货款加5万元利息。2）从关国森提供的2016年2月2日的收据来看，关国森作为业务代表参与了江南公司与恒辉公司在市桥甘棠村项目混凝土的供应，并收取了恒辉公司的货款以抵扣江南公司欠其工程业务费用。该收据在时间、金额、内容上均与退款承诺书中江南公司的约定相符。而江南公司陈述其自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供货给恒辉公司，约定每月结算货款，却直至2017年4月才发现恒辉公司于2016年2月2日支付的一笔150万元货款未实际入账，是由关国森提交该公司委托函，指定广州市番禺区沙头卓埈建筑材料店代收货款。而江南公司在庭审时陈述关国森从江南公司的离职时间是2016年9月。江南公司在关国森离职前不对关国森所跟进的项目与关国森进行款项核对清算，至今也未对关国森代收上述150万元货款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均不符合常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故此，该院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为江南公司的陈述不符合客观实际和逻辑，关国森提供的证据形成过程更客观真实、符合逻辑。综上所述，江南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已被关国森提出的主张和证据所驳斥，江南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全部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江南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34元，由江南公司负担。鉴定费20360元，亦由江南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关国森提交了《销售咨询费登记表》四张，拟证明承诺书确认的210万元中的部分单据。江南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查明，江南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控告关国森涉嫌职务侵占，该局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江南公司于11月13日就该通知提出复议申请，该局于2020年1月11日以“部分案件事实未查清，需要找有关证人进一步核查”为由，决定中止刑事复议。本院认为，关国森确认在江南公司与恒毅丰公司关于番禺区市桥盛泰路东郊地块项目混凝土买卖关系中，其作为该项目江南公司的销售人员，有470000元的货款未交回江南公司。关国森主张，因其为江南公司垫支了2100000元，故以上述货款抵扣垫支款，为此，关国森提交了加盖有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退款承诺书》、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江南公司对上述《退款承诺书》、《收据》均不予确认，认为并非由其出具，是关国森利用职务便利伪造的。经审查，《退款承诺书》只有江南公司的盖章，没有任何人员的签名，关国森对其为何需为江南公司垫支2100000元，通过什么形式垫支，垫支的具体项目、金额等均无法提供证据；蒋国鹏亦确认关国森曾向其提供过加盖有江南公司业务专用章的空白收据，而经鉴定，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的《收据》中印章印文加盖在前，文字书写在后。关国森作为江南公司的业务员，有利用其职务便利伪造上述《退款承诺书》、《收据》的可能性，且江南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故本案有刑事犯罪的嫌疑，而不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据此，江南公司的起诉应当被驳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3民初73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市番禺区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934元，退还广州市番禺区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江南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0934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康玉衡审判员  年 亚审判员  乔 营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朱鹏程李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