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1181行初3号 原告王桥妫，女，195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龙，龙泉市剑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庆元县五大堡乡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五大堡乡五大堡村。 法定代表人张一男，任乡长。 出庭负责人周月英，该乡副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坤，该乡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强忠，庆元县松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石龙街26号。 法定代表人吴献如，任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友健，庆元县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林至何，男，195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学荣，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桥妫诉被告庆元县五大堡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乡政府）、庆元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第三人林至何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于2019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桥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龙，被告乡政府负责人周月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坤、吴强忠，被告县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友健，第三人林至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学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桥妫诉称，一是被告乡政府山林纠纷处理决定擅自添加编造山林地名，行为违法。原告与第三人所处的山林位置具有各自独立的坐落地名，原告山林登记的坐落地名为“樟树坪”，第三人山林登记的坐落地名为“桃塆坑”又或“桃横坑”，双方山林坐落的地点完全不同。山林地域地名是区分山林所在位置至关重要的标志，因而在林权证登记时具有十分的严肃性和确定性。从1982年颁证至今，第三人的林权证上只有“桃横坑”或“桃塆坑”地名，“樟树坪”地名在第三人的林权证中没有登记入档，系由被告乡政府在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中擅自添加，不具备用益物权效力，“樟树坪”山林只登记在原告的林权证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应以权利凭证或档案登记为准，而不是由他人主观添加编造，原告对“樟树坪”林地享有独立用益物权。被告乡政府将第三人的林权证登记地名作“桃横坑”又名“樟树坪”的添加认定系行为违法。二是被告乡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被告乡政府认定第三人山场左界至以黄竹直上横路为界主要证据不足。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系左右毗邻。原告山场林业“三定”林权证和林业完善时林权证右至均登记以“坑”为界；而第三人山场林业“三定”林权证和林业完善时林权证左至登记为“王友其”和“友其黄竹”为界。很显然，第三人山场左界至以原告山场的右至为界至，就此从原告山场自左至右第一条坑就是被告乡政府裁决示意图以红线标出的“坑”，属于明显的地形地物。据此，该“坑”无疑就是原告山场右至的“坑”，可见原告与第三人左右界至以该“坑”为界是完全正确的。虽然第三人林业完善时林权证左至填有“黄竹”二字，但从原告和第三人山场中均找不到有黄竹，据此原告和第三人根本就没有种植黄竹作为界至，且被告乡政府示意图所标出的“黄竹”位置是在案外人吴承益山场中，与原告和第三人山场毫无关系，不可能是原告和第三人或者双方的任何一方所种植。被告乡政府以他人山场中的黄竹作为原告与第三人山场的界至来认定明显不当，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三是被告乡政府所作决定理由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林业完善时林权证左至以原告黄竹为界不是合法的权属变更。合法的权属变更必须经相邻方即原告的认可；更何况原告没种植过黄竹，第三人也没在山场上种有黄竹。由此可见，第三人左至以原告黄竹为界，由于双方山场上没有黄竹，该权属变更不但于法无据，同时也毫无意义。由于双方都未种植黄竹，左右界至仍应以原告右至的“坑”为界至，因此也根本谈不上大证服从小证的问题。因为双方左右界至清楚明确，原告山场根本没有包括第三人山场四至。至于第三人在原告山场种植锥栗林的问题，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只影响双方是否存在分成问题，不影响山场界至确定问题，不能作为山场界至认定的依据。本案锥栗林系2006年种植，根据规定和事实，林权完全属于原告所有。被告乡政府示意图未经原告和第三人签字认可，又无其他村干部的签字确认，同时也未标出原告左至和案外人吴承益山场右至，与山场现场严重不符，更与山场位置和地貌不成比例。综上所述，被告乡政府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理由严重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被告县政府对被告乡政府的错误决定本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作出撤销的决定，但被告县政府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了维持决定，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同时被告县政府将第三人林业“三定”林权证明确登记为原告之证，且又错误地认定为吴远朗之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此外被告县政府也不按规定到山场进行现场勘察而是纸上谈兵，属于程序违法。综上，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乡政府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庆行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乡政府重新作出决定，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2.庆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乡政府辩称，一是答辩人行政裁决具有事实依据和理由。案涉争议山场坐落在庆元县××××生产队，原告与第三人系同一村民小组成员，第三人申请答辩人对其与原告在土名为“樟树坪”自留山与土名“桃横坑”自留山左右界至纠纷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答辩人具有处理原告与第三人山林纠纷的职责。答辩人在组织双方多次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根据事实及《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原告与第三人在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是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从山场四至坐落结合地形地貌来看，原告登记的“樟树坪”山场四至包含了第三人登记的“桃横坑”山场四至范围，答辩人在裁决时先对第三人的山场四至进行确认并无不妥。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相关规定，依法了作出（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二是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诉称“认定地名错误”。该地名经过答辩人走访调查核实及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同时也是全村村民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从原告长子王敦德的询问调查笔录中得到证实。虽然王敦德拒签，但从该询问调查笔录中可以证实案涉存在二个地名是同一片山，原告在案涉山场认可与第三人毗邻的事实。答辩人根据现场勘察地形地貌的事实及调查该山地名“樟树坪”与“桃横坑”及“桃横坑”，其实都是左右纠纷。原告与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权证中四至非常清楚，至于山场地名各执不一并不矛盾，关键是用事实来论证原告的山林权证是否包含了第三人的山林权证。答辩人根本不存在“认定地名错误或添加地名”的违法行为。根据材料及证据锁链，原告与第三人为同一村村民小组成员，所以分山时双方毗邻。双方所指的“桃横（塆）坑”“樟树坪”山场属同一山场并没有错，且原告丈夫王友其在世时与第三人关系较好，该争议山场一直都是由第三人经营管理，数十年从未发生过任何纠纷。2002年王友其去世。2014年10月份原告儿子等人将第三人经营的锥栗树砍了之后才发生该山场争议。原告称其山林四至清楚、不存在四至包含了第三人的山场四至。答辩人经过多次召集双方到现场指界，并与双方持有的山林权证相印证原告持有的山林权证四至已经包含了第三人持有山林权证的四至事实。原告也承认第三人的山场与原告山场毗邻。由此可见原告登记庆政完善字第0033335号林权证，四至：上横路到坑、下横路石头为界、左湾直上岗为界、右至坑，原告持有的大证在登记时已经包含了第三人登记的庆政完善字第0033868号林权证的四至事实存在。假设按原告据争其林权证未包含第三人的山场四至理由成立，那么第三人的山场在何处，能从什么地方找出第三人的山场。为此，答辩人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于法无据。三是山林纠纷决定及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与第三人虽然于1982年分别登记自留山使用权证，但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是合法的权属变更，因此认定双方山林权属应当以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为依据。从纠纷山场地貌来看，原告于1990年登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四至范围包含了第三人1990年登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四至事实。根据大证服从小证的原则，应当先对第三人的山场四至进行确认并无不妥。第三人持有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界至：上至和斗横路、下至坑、左至为友其黄竹、右至坑。结合纠纷范围内锥栗林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在其锥栗林左至最下方有明显唯一一丛黄竹，故对其左至应当予以认定。2015年1月份，第三人申请五大堡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于同年同月受理了该案件，先后进行多次召集双方到现场勘察指界和调解。经多次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11月份将该案转入答辩人，答辩人依法受理了该案。答辩人为了维护行政行为的正当效率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作出（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答辩人作出该决定后申请复议，经被告县政府现场勘察后，根据事实依法作出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根据双方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的自留山使用权证，就可以看出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已将0033868号林权证四至包含了的事实。根据大证服从小证的原则，依法作出（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此请求予以维持（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和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被告乡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组织代码，待证单位是乡镇一级人民政府；2.身份证明，待证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3.第三人申请调处书及相关证据，待证第三人申请要求调委会调处该山林争议的事实；4.调委会立案表，待证乡调委会已立案的事实；5.立案通知及申请书副本，待证调委会将立案通知及申请书副本送达原告，并告知调解的权利和义务，原告进行了答辩及提供了相关证据的事实；6.调查笔录，待证对案涉的争议和地名等相关事项为佐证考量；7.砍伐栗树图，待证乡司法所、林业工作站现场勘察证实原告将第三人栗树砍伐的事实；8.双方现场指界草图，待证原告与第三人指界不一，按原告与第三人的指界与双方林权证印证，原告的林权证已确实包含了第三人的林权证；9.原告与第三人林权证，待证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已包含了第三人的林权证；10.案外人吴承益林权证，待证在第三人锥栗林左至最下方有明显唯一一丛黄竹，故对第三人左至应当予以认定，与案外人吴承益林权证无关联的事实；11.调解通知书、调解记录、调解未果通知书、送达回证，待证召集双方调解未果的事实；12.山林纠纷处理申请书，待证原告于2018年12月5日提交要求确认；13.立案表，待证因调委会以最大的努力多次调解未果后，该案属行政案件转交处理的事实；14.文件签发单附山林处理决定书，待证根据事实和法律集体讨论汇签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是答辩人所作的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被告乡政府所作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于2019年6月25日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乡政府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答辩人于同日依法受理并通知被告乡政府答复，同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2019年7月2日，第三人向答辩人提交了答辩意见书。2019年7月3日，被告乡政府向答辩人作出答复，并提交了作出山林纠纷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经答辩人审理终结后，于2019年8月23日经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日邮寄送达各当事人。以上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程序规定。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时，必须进行现场勘察，因此原告提出答辩人在行政复议阶段没有到现场勘察，属于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二是答辩人所作的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内容适当。在行政复议阶段，经答辩人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系庆元县××××生产队社员。1982年林业“三定”时，原后广公社竹山生产大队南二生产队将土名“桃塆坑”与“樟树坪”山场分别划给第三人和原告作为自留山。1990年林业完善时，第三人管业的“桃塆坑”山场更名为“桃横坑”山场，四至登记为：上至和斗横路（犁路）、下至坑、左至友其黄竹、右至坑；原告管业的“樟树坪”山场四至登记为：上横路到坑、下横路石头为界、左湾直上岗为界、右至坑。2015年1月25日第三人向被告乡政府申请山林纠纷调处。被告乡政府于2015年1月26日受理立案。2016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乡政府申请确认其“樟树坪”自留山四至。2017年7月14日，经被告乡政府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5月15日，被告乡政府作出（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对争议双方山林纠纷作出行政裁决。另查明，1996年4月29日，吴远概与原告丈夫王友其因“樟树坪”山场上下界至纠纷，达成双方上下界至以横路（樟树坪上数第三条横路）为界的协议。第三人、吴承通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认定。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原告与第三人虽然于1982年分别登记自留山使用权证，但1990年林业完善登记是合法的权属变更，双方在1990年林业完善登记时就其登记的山场四至进行变更，应当予以确认。从山场四至坐落结合地形地貌来看，原告登记的“樟树坪”山场四至包含了第三人登记的“桃横坑”山场四至范围，被告乡政府在裁决时先对第三人的山场四至进行确认并无不妥。第三人“桃横坑”山场在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庆政完善字第0033868号林权证，其登记左至友其黄竹。根据纠纷山场地貌及林相来看，在纠纷山场下侧位置有唯一一处黄竹，结合双方对左右界至的上止指认相同，对左右界至的下止各有所指的情况，被告乡政府所作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桃横坑”山场四至：上至横路，下至坑，左至黄竹直上横路，右至坑范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的内容适当，答辩人应当予以维持。答辩人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的主要依据是原告与第三人1990年林业完善登记权属证书，对1982年林权证登记内容的描述不当，并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实体处理。三是答辩人所作的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作出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待证被诉行政行为存在；2.行政复议立案审批表、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待证2019年6月25日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同日受理立案，并告知各当事人参加行政复议；3.行政复议结案审批表、行政复议发文稿，待证2019年8月23日，经负责人同意结案，并制作复议决定书；4.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待证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各当事人；5.行政复议申请书，待证原告的诉求及陈述事实和理由；6.纠纷山场草图，待证原告为主张权利提交的纠纷山场情况图；7.行政复议答复书，待证被告乡政府答复情况；8.证据清单，待证被告乡政府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9.山林纠纷调处申请书，待证原告及第三人山林纠纷确实存在，并向被告乡政府申请调处；10.立案审批表，待证五大堡乡人民调解委员会收到第三人山林纠纷调处申请后立案调处；11.立案通知书，待证五大堡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立案后通知原告答辩；12.立案表，待证五大堡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后，将原告与第三人山林纠纷案件转为被告乡政府处理；13.自留山使用证，待证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于1982年、1990年在“樟树坪（桃横坑）”山场登记自留山；14.协议书，待证吴远概与原告山场调解后定界情况；15.林权证申领登记表，待证原告与第三人2006年林权证延包时在“樟树坪（桃横坑）”山场登记自留山；16.王敦德调查笔录，待证“樟树坪、桃塆（横）坑”属同一片山场，原告与第三人分别在该山场有自留山一片，其中第三人自留山种植锥栗，第三人在“桃塆坑”山场种植锥栗，至王友其去世前没有纠纷；17.王兴隆笔录，待证第三人、原告丈夫共同与吴远概发生山林纠纷和第三人与原告丈夫在“桃塆坑”山场存在山林纠纷；18.第三人调查笔录，待证第三人在“桃塆坑”种植锥栗，与原告山场左右毗邻并发生纠纷；19.吴承益调查笔录，待证原告与第三人在“桃塆坑”山场有自留山；20.吴远概调查笔录，待证原告、第三人共同与吴远概发生山林纠纷；21.吴远忠调查笔录，待证“桃横坑”“樟树坪”两山场没有明显界至；22.南坑村第三人被砍伐锥栗树现场取样（横截面），待证第三人在纠纷范围内种植锥栗时，原告与第三人对纠纷山场的权属没有争议；23.地形图，待证纠纷山场坐落位置；24.纠纷山场指界图，待证被告乡政府调处时原告与第三人对纠纷山场现场指界情况；25.调解通知书、五大堡乡调解委员会送达回证、调解签到单，待证五大堡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26.调解笔录、调解未果告知书，待证原告与第三人山林纠纷经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27.五大堡乡人民政府签发单，待证被告乡政府作出的行政裁决经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发；28.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待证被告乡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及送达情况；29.行政复议答辩书、质证意见，待证第三人提交行政复议答辩意见及其具体内容；3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承包土地地块登记、第三人户籍证明，待证行政复议阶段各当事人身份情况。 第三人林至何辩称，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一是从被告乡政府所作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示意图可见“桃横坑”终止于田，即“黄竹”所在的位置，“桃横坑”对应的山场即为“桃塆坑”山场，或“桃横坑”山场。被告乡政府认定案涉山场为“桃横（塆）坑”山场又名“樟树坪”，以及写成“桃湾坑”山场均无实质性错误，所附的山场图已清楚说明一切，不会造成混乱，各当事人均明白无误。二是原告与答辩人山场登记均为“右至坑”，而答辩人的左至为“王友其”或“友其黄竹”，不是原告山场登记将答辩人的山场包含在内，那还是什么。三是答辩人在案涉山场种锥栗早于原告与吴远概户林地纠纷，如案涉山场为原告承包，那么作为一户之主的王友其怎么可能任由答辩人自由栽种锥栗。同时是一户之主的王友其没起争执，反而是在王友其去世多年后，作为家庭妇女的原告来起争执，原告显属无理。答辩人对王友其与吴远概达成的协议书上认定，仅限于王友其户与吴远概户上下至界线。综上，被告乡政府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决定结果十分正确。被告县政府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是正确的，请予以维持。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2019年10月23日，本院组织原告、第三人以及被告乡政府工作人员对纠纷山场进行了实地勘察。纠纷山场周围唯一一丛黄竹坐落在纠纷山场下方案外人吴承益山场内，原告与第三人争议范围内没有黄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2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评价。被告乡政府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行为，不作为证据评价；其他证据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本院予以认定，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系庆元县××××生产队社员。原告系王友其（已故）妻子。原庆元县后广公社竹山生产大队南二生产队于1982年将其所有的“桃塆坑”山场登记给第三人作为自留山，山场四至为：上松树林、下坑、左王友其、右坑，面积1.62亩。同年该生产队将其所有的“樟树坪”山场登记给原告户作为自留山，山场四至为：上横路、下横路、左吴远朗、右坑，面积4.05亩。1990年林业完善时，第三人管理的“桃塆坑”山场更名为“桃横坑”，四至登记为，上至和斗横路（犁路）、下至坑、左至友其黄竹、右至坑，面积1.62亩。原告户管理的“樟树坪”山场四至登记为：上横路到坑、下横路石头为界、左湾直上岗为界、右至坑，面积未标明。原告山场下方为案外人吴承益自留山山场，1982年林业“三定”时登记为土名“樟树坪”，上至中横路、下至坑、左至王洋口、右至岩壁，该山场中有一丛黄竹。2015年1月25日，第三人向被告乡政府申请山林纠纷调处。被告乡政府于同年1月26日受理立案。2016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乡政府申请确认其“樟树坪”自留山四至。2017年7月14日，经被告乡政府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5月15日，被告乡政府作出（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对争议双方山林纠纷作出行政决定，决定土名“桃湾坑”山场四至，上至横路、下至坑、左至黄竹至上横路、右至坑范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原告不服被告乡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向被告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乡政府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被告县政府于2019年6月25日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乡政府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被告县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1996年4月29日，原告户与吴远概因“樟树坪”山场上下界至发生纠纷，达成双方上下界至以横路（樟树坪数上第三条横路）为界的协议。第三人、吴承通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土名“樟树坪”自留山山场与第三人土名“桃横坑”自留山山场的左右界至纠纷。根据《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于1982年分别登记了自留山使用证。虽然双方登记的土名不一样，但能确定双方山场系左右毗邻，且原告山场右至为坑属于以地貌地形为界，第三人左至为王友其。原告“樟树坪”自留山山场虽于1990年林业完善时，上、下、左三个界至登记发生了变化，但右至仍然为坑。同时第三人“桃塆坑”自留山山场虽于1990年林业完善时，山场土名和上、左至登记发生了变化，但面积和其他两个界至没有变化。双方的自留山山场登记的四至虽有了不同表述，但结合在案证据，双方并没有发生权属变更。现被告乡政府认定双方自留山山场于1990年林业完善时发生了权属变更的事实，缺乏事实根据。同时按照双方林业“三定”和1990年林业完善时登记的山场四至以及山场实地来看，原告山场也未包含第三人山场。被告乡政府根据大证服从小证的原则，先对第三人山场四至进行确认，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虽然纠纷山场外有一丛黄竹，但该黄竹系在案外人吴承益山场内，并与原告山场无任何关系。同时从1982年林业“三定”到1990年林业完善时的登记情况来看，第三人山场与案外人吴承益山场均无毗邻关系。现被告乡政府依据该黄竹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山场左右界至并作出处理决定，超出了原告与第三人共同争议的山场范围，已将案外人吴承益部分山场决定给了第三人，损害了案外人吴承益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乡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损害了案外人吴承益的合法权益，应予撤销。被告县政府在行政复议中虽程序合法，但其认定的事实与被告乡政府基本一致，亦系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其作出的复议决定亦应予撤销。鉴于被告乡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予以撤销，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尚需处理。故被告乡政府需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原告认为被告乡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理由成立，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乡政府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庆行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乡政府重新作出决定以及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要求维持被告乡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和被告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庆元县五大堡乡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的（2019）庆五行决字第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的庆政复决字（2019）11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限被告庆元县五大堡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庆元县五大堡乡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良名 审 判 员  陈 龙 人民陪审员  徐青青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蔡永霞 -12-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