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9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富成（曾用名黄宗伦），男，195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辉，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娟，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乙忠，男，196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涛，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菲依，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余杏华，女，195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黄富成因与被上诉人黄乙忠、原审被告余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富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乙忠要求黄富成偿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乙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黄富成与黄乙忠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案纠纷非因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黄富成出具的《借条》也并非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形成，而是基于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形成，一审判决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错误判决黄富成承担责任。1、黄乙忠声称黄富成于2010年4至7月份向其借款500万元，但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黄乙忠与黄富成双方就500万元借贷事项签订书面借贷合同，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此巨额借贷所涉借款用途、还款期限、还款利息等基本借贷事项进行书面或口头约定。而本案涉案款项数额巨大，若为借款，黄乙忠与黄富成却没有对借款内容作出具体约定，显然不符合借款合同的形式要件及巨额借贷的合同目的和常理。2、黄乙忠声称借款本金500万元是以支票的形式支付、由黄富成收取；根据本案证据显示，该四笔合计500万元款项的付款方并非黄乙忠、收款方并非黄富成；该500万元的款项，实际为黄乙忠对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漩公司）的投资款。根据四笔合计500万元的支票所载明的付款方与收款方显示，该四笔合计500万元款项的付款与收款均以公对公形式进行。其中付款方分别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广州公司，收款方分别为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同时，根据海漩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显示，黄乙忠本人自海漩公司于2010年5月成立之日起至今一直为持有海漩公司16％股权之股东。案涉合计500万元的款项，实际为黄乙忠对海漩公司的投资款，该500万元投资款最终由海漩公司收取并用于污泥处理项目。3、黄富成出具的《借条》也并非基于民间借贷关系形成的，而是基于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形成。首先，《借条》的内容，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黄富成借到黄乙忠500万元。其次，该《借条》落款时间为2019年1月6日。而在此之前，黄富成在黄乙忠各种逼迫下，就有关黄乙忠出让海漩公司股权或退还黄乙忠对海漩公司投资款事项，曾分别出具两份承诺书及一份保证书。关于黄富成于2012年1月20日出具的承诺书，为黄富成就黄乙忠所持海漩公司16％股权转让事宜而单方出具，该内容并不显示与借贷权利义务相关；关于黄富成于2015年1月3日出具保证书，为黄富成就退还海漩公司股东黄乙忠投资500万元事项所单方出具，该内容并不显示与借贷权利义务相关；关于与《借条》落款时间(2019年1月6日)为同一天出具的承诺书，也可证明案涉纠纷是基于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引起，黄乙忠在本案中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涉案权利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并未查明本案事实，错误支持了黄乙忠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本案纠纷是鉴于黄富成与黄乙忠双方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且往来款项并非黄乙忠所主张的借款，故必须查明黄富成与黄乙忠有关股权转让的事实，并以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原审判决仅凭《借条》等相关证据，将黄乙忠实际支付海漩公司的投资款认定为借款，导致其对事实认定的严重错误。虽然案涉纠纷基于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引起，但实际上双方股权转让尚未成立。首先，就股权转让仅有黄富成单方的承诺(而实际上，该承诺并非黄富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基于黄乙忠与黄富成等股东共同投资的项目失败后，在黄乙忠多次给予黄富成压力和逼迫下，黄富成才在有关《承诺函》、《保证书》、《借条》上签名)。其次，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合同，未就股权转让的实质性条款、双方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约定。再次，黄乙忠与黄富成均未实施股权转让行为、未就股权转让履行各自的义务。其中黄乙忠至今仍为持有海漩公司16％股权的合法股东、黄富成也并未向黄乙忠支付股权受让款、海漩公司股东会亦未就该股权转让作出股东会决议等；据此，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黄乙忠与黄富成的股权转让尚未成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在查明相关事实后予以认定；一审判决就案涉款项并非一般民间借贷关系下的借贷资金，并未予以严格识别和区分，并无视黄富成的强烈抗辩，径行认定为借款实属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综上所述，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黄乙忠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张涉案权利依据不足。本案纯属黄乙忠混淆相关法律关系，歪曲、捏造事实，恶意提起本案之诉。原审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第一项判决严重损害黄富成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黄乙忠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惟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余杏华不承担责任的说理部分内容持有异议，但为避免徒增不必要的诉累，故未提出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款项500万元为借款是正确的，黄富成辩称系投资款是错误的。1、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黄富成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黄乙忠向海漩公司具体进行的是股权投资还是债权投资抑或其他投资方式。如若为前者，海漩公司为何没有出具5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给黄乙忠；如若为后者，黄富成为何不提交海漩公司与黄乙忠之间存在有关债权债务的证据材料?黄富成根本就说不清楚投资款具体指的是什么?由此可见，黄富成并无证据证明黄乙忠与案涉的海漩公司存在真实的投资关系，黄富成辩称案涉款项为投资款实际上是故意混淆事实和别有用心。2、关于证人证言所证的事实。黄富成提交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涉案款项500万元为黄乙忠向海漩公司的投资款，也不能证明该500万元投资款最终全部由公司收取并用于该项目。相反，该证据正好证明黄富成收到了全部涉案借款，至于后来黄富成是否将该全部款项用于项目以及如何使用的，这并不是黄乙忠所关注的焦点，黄乙忠所关注的重点是黄富成何时向黄乙忠归还全部借款。3、关于借贷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黄富成辩称黄乙忠不是付款方，同时辩称其自己不是收款方，假设诚如黄富成所言，其结果是涉案款项500万元，既与黄富成无关，也与黄乙忠无关。既然如此，那么为何黄富成要向黄乙忠开具《收据》？如果黄乙忠不是付款方，那么黄富成为何不提交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广州公司之间的存在基础交易法律关系的证据予以反证反驳？黄乙忠将授权补记收款人名称的涉案四张转账支票交给黄富成，这即表明黄乙忠已完成涉案款项交付，无论这四张支票的最后持票人是谁，黄富成无法否认其已收到全部款项的事实，否则其提交的所谓《情况说明》内容不攻自破，就是彻底的谎言与伪证。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准确的，黄富成辩称股权转让关系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缺乏事实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黄乙忠为证明其向黄富成出借款项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据》、《承诺书》、《保证书》、《借条》、《支票》、《银行流水》，黄富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黄富成与黄乙忠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得以认定，由此可见，黄乙忠的主张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反观黄富成，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黄富成与黄乙忠之间存在所谓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即便假设按黄富成的说法，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果真成立的话，但为何黄富成随即又辩称股权转让尚未成立?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辩解毫无意义，实际上表明黄富成并无事实证明其提出主张与观点，黄富成所主张的所谓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其实根本就不存在。2、黄富成在《承诺书》、《保证书》单方面提及的海漩公司的问题，实际上与黄乙忠没有任何关系，黄乙忠不是海漩公司的所谓股东，黄乙忠对海漩公司没有任何投资与经济往来，黄富成单方面强调黄乙忠的股东资格是故意捏造事实，别有用心。(1)黄乙忠根据海漩公司的查档材料，发现在《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之《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上手写的“黄乙忠”签名和《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章程》在全体股东签字(盖章)处手写的“黄乙忠”签名都不是黄乙忠的亲自签名，也就是说，案涉的海漩公司的设立及其相关文件材料签署，并不是黄乙忠的真实意思表示，黄乙忠对海漩公司设立过程是完全一无所知。(2)如果黄乙忠真正为股东，按照该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黄乙忠实缴出资500万元，那么，黄乙忠所占的出资比例应为50％，但为何仅占股16％?根据《验资报告》可知，第一期注册资金合计人民币500万元，第二期注册资金从未缴纳过，也就是说，案外人陈耀明、黄富成、田和健、颜用棠四位所谓的股东自己不用出资一分钱，即可成为海漩公司的大股东，且合计占股84％，而黄乙忠实缴出资500万元，仅占股16％，且不享有优先权等特殊权利，不符合情理。(3)海漩公司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任何财产，黄富成伙同其他案外人系以设立海漩公司之名，行诈骗黄乙忠财产之实。在此，黄乙忠不得不提及与本案相关的三件事情：1）黄富成于2015年9月6日与原审被告余杏华办理协议离婚，将婚后共同财产登记在余杏华名下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局前街9号之二502、503两套房全部归余杏华所有，尔后余杏华再将这两套房出售转让第三人，目前黄富成和余杏华名下没有房产。离婚时间正是发生在黄富成未偿还涉案款项之际。2）2015年12月14日，黄富成的大女儿黄瑞薇购得位于海珠区滨海珠××路××房款系由余杏华之弟余棪华向该房屋的转让方支付的，而余棪华正是本案支票记载的收款人之一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的个体经营者。余棪华代为支付房款的时间正是发生在黄富成与余杏华离婚之后、黄富成未偿还本案涉案款项之前。3）黄富成在《上诉状》将其自己和余杏华的住址（旧址）列为广州市越秀区局前街9号之503房，但经广州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黄富成和余杏华的住址均为海珠区滨海珠××路××房说，虽然名义上黄富成和余杏华已经离婚，但实际上二人仍同居生活在一起。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间、背景和结合一般人生活经验判断，很难得出这先后发生的三件事情纯属巧合的结论，黄乙忠有理由相信，余杏华对涉案款项是知情的，黄富成和余杏华是为了恶意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本案不存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事实基础，本案的主要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黄富成所称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是故意捏造的事实，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黄乙忠对一审关于原审余杏华的承责问题的说理部分的内容是持有异议的，望终审法院对黄乙忠提出的异议在终审有所回应，以此彰显上一级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有错必纠的严正立场。原审被告余杏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黄乙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富成、余杏华立即向黄乙忠返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从2011年10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黄富成、余杏华承担本案的律师费3万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6日，黄富成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交来支票二张（20万、200万）220万元；2010年4月29日，黄富成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交来支票一张180万元；2010年7月27日，海漩公司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交来支票一张100万元。2012年1月20日，黄富成出具《承诺书》，载明：关于黄乙忠在海漩公司股权16%出让500万元事宜，黄富成承诺在2012年2月底前退还给黄乙忠，股权归黄富成所有。2015年1月3日，黄富成作为保证人出具《保证书》，载明：黄富成保证在2015年4月前退还海漩公司原有股东黄乙忠的投资500万元，如4月底前还不归还5月份开始按2%利息计收到清还为止。2019年1月6日，黄富成出具《承诺书》，载明：关于黄乙忠在海漩公司的股权从2010年5月3日起已退出16%的股权，公司的债权与黄乙忠无关；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黄富成一人承担。同日，黄富成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载明：黄富成于2010年4月6日借到黄乙忠220万元，于2010年4月29日借黄乙忠180万元，于2010年7月27日借到黄乙忠100万元，总共500万元；黄富成保证2019年1月30日前共还300万元，2019年2月30日前还200万元，若到期无还则按银行利息3倍计。关于案涉款项的交付。黄乙忠提供四张《支票》（加盖补制回票、复制无效公章）、《银行流水》、《2010内部往来账户》予以证明，内容如下：1.支票号21361194，开票日期2010年4月1日，收款人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付款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广州公司，金额2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2010年4月6日转账汇款20万元。2.支票号21583591，开票日期2010年4月2日，收款人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付款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金额200万元；《2010内部往来账户》显示2010年4月2日票据号21583591支出200万元。3.支票号21822279，开票日期2010年4月29日，收款人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付款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广州公司，金额18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2010年5月4日转账汇款180万元。4.支票号22987606，开票日期2010年7月27日，收款人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付款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金额100万元；《2010内部往来账户》显示2010年7月27日票据号22987606支出100万元。一审庭审中，黄乙忠与黄富成、余杏华共同确认未还款。一审另查明：1.黄富成、余杏华于1981年10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9月6日登记离婚。2.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富成，成立日期2010年5月6日，股东有黄乙忠、黄富成等。一审法院认为：黄乙忠为证明其向黄富成出借款项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据》、《承诺书》、《保证书》、《借条》、《支票》、《银行流水》，黄富成、余杏华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对黄乙忠所述予以采信。黄乙忠与黄富成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黄富成借款后，至今未依约偿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故黄乙忠要求黄富成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问题。庭审中，黄乙忠明确利息是依据《借条》的约定，根据《借条》的内容，利息应自2019年2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为妥。关于黄乙忠超出上述部分的借款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律师费的问题。因黄乙忠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律师费作出约定，故黄乙忠主张律师费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关于余杏华的承责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是黄乙忠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提起的借贷纠纷案件。首先，因《收据》、《承诺书》、《保证书》、《借条》均未有余杏华的签名确认，黄乙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本案债务的发生是基于黄富成、余杏华的共同意思表示；其次，因《收据》、《承诺书》、《保证书》、《借条》均未载明借款用途，黄乙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再次，黄乙忠作为债权人在出借款项行为上处于相对优势，黄乙忠完全可以在出借时要求余杏华作出共同负债的意思表示，这既是对余杏华相关知情权的尊重，也是为相关款项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而在追索上设定保障。但是，黄乙忠没有实施这一规则行为，显示出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忽视和对余杏华相关知情权的漠视，事后却仅仅以余杏华作为黄富成配偶的身份为由直接把本案债务等同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要求余杏华对债务承担责任，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基本逻辑，黄乙忠的前后行为在理义上也存在矛盾，应当承担相应后果。综上，黄乙忠要求余杏华承责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黄富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乙忠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其利息（自2019年2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黄乙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560元，由黄乙忠负担52540元，由黄富成负担36020元。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黄富成提交《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主张证明：“海漩公司于2010年5月6日为投资污泥处理项目而成立，目前海漩公司股东为黄富成、黄乙忠、颜用棠、陈耀明、田和健五人，涉案合计500万元的款项[编号为NO1501182，（出具时间为2010年4月6日）、NO1501186（出具时间为2010年4月29日）、NO1501193（出具时间为2010年7月27日）之收款收据项下付款方分别为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广州公司，收款方分别为广州市白云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为黄乙忠对海漩公司的投资款，该500万元投资款最终由海漩公司收取并用于污泥处理项目。”其中《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两页纸包括首页及“照面信息”、“股东信息”，记载海漩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富成，股东为黄富成、黄乙忠、颜用棠、陈耀明、田和健；《情况说明》为打印件，文字内容与上诉人主张证明内容基本一致，说明人“颜用棠、陈耀明、田和健”打印栏目另有三人手写签名，落款时间“2019年10月21日”。被上诉人黄乙忠回应提交《说明书》和《广州市海漩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工商档案材料》。其中《说明书》为打印件，内容：“黄富成收黄乙忠500万元，我只知首付20万元银行支票是我转交给黄富成收的，后几笔收款我不在场。黄富成向黄乙忠出具借条，第一次是在黄乙忠提出退款时（2012年下半年），我在公司办公室听说；第二次是今年春节前黄富成请颜用棠、黄乙忠和我四人聚餐，黄乙忠提出‘借条’要请黄富成重写。理由是原借条将黄乙忠的名字写错。黄富成重写交付给黄乙忠，我和颜用棠在场。至于黄富成有没有最终由公司收取并用于公司项目，我们无凭无据真的不好判断，因为我们三人是技术和管理入股，不掌握公司的资金实际运作情况。”，下方有说明人“田和健”手写签名；《工商档案材料》中记载海漩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500万元；其中陈耀明以货币出资255万元、黄富成以货币出资85万元、黄乙忠以货币出资80万元、田和健以货币出资20万元、颜用棠以货币出资60万元。被上诉人黄乙忠另提交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书、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人口信息查询资料等证据材料，主张证明原审被告余杏华和上诉人黄富成故意逃避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黄富成和被上诉人黄乙忠均相互不予认可对方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黄富成与黄乙忠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黄富成应否偿还案涉欠款。首先，黄乙忠提交了《收据》、《承诺书》、《保证书》、《借条》、《支票》、《银行流水》等书面证据，证实其通过汕头市潮阳第七建筑总公司及其广州公司以支票转账的方式，实施了交付款项的行为。上述款项共计500万元虽是进入广州市白云区同德华记五金经营部以及海漩公司的账户，黄富成本人没有直接收取款项，但黄富成先后出具2012年《承诺书》、2015年《保证书》、2019年《借条》，并在2019年1月6日《借条》中明确作出分期偿还借款500万元的还款计划。故黄乙忠主张还款责任主体为黄富成有事实依据。其次，黄富成抗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主张本案纠纷是基于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基础法律关系而形成，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根据双方举证的海漩公司工商资料显示，黄乙忠虽登记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但记载申请出资比例16%，实际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比例8%；而黄富成在诉讼过程中述称海漩公司亏损，则海漩公司的股权价值更应减损，但黄富成又解释其在《承诺书》中承诺退还的500万元对应的是黄乙忠转让海漩公司的16%股权，明显不符合情理。第三，黄富成又主张案涉争议款项为黄乙忠对海漩公司的投资款，而黄乙忠主张是黄富成以开设公司需要注册资金周转为由骗取借款，黄富成与颜用棠、陈耀明、田和健等人都没有实际出资。经核，海漩公司于2010年5月期间申请设立，工商资料记载五个股东按比例以货币出资合计500万元，从时间上、金额上看可能与案涉款项存在关联性，但现有证据未能显示黄乙忠有投资500万元的义务，不排除黄乙忠垫付海漩公司注册资金的可能性，故不能推断该500万元属于黄乙忠对海漩公司的投资款。在双方对讼争款项的性质认识不一的情况下，黄乙忠历时多年向黄富成多次追讨，黄富成于2012年、2015年、2019年多次书面承诺向黄乙忠清偿500万元，并在2019年1月6日出具《借条》，明确案涉款项属于黄富成向黄乙忠的借款，“保证2019年1月30日前共还300万元、2019年2月30日前还200万元，若到期无还则按银行利息3倍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判令黄富成偿还欠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同时，一审法院对黄乙忠的利息诉请调整为从2019年2月1日起计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双方的利益权衡，黄乙忠对此服判没有提出异议。至于黄乙忠答辩提及的原审被告余杏华的责任问题，由于黄乙忠并没有提出上诉，故该问题以及黄乙忠就此问题提交的新证据材料，不属本案二审审查范围。另，二审时黄富成提交的《情况说明》及黄乙忠提交的《说明书》，均不属于一审时无法提交的新证据，亦不影响本案的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本院对其证明力亦均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黄富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20元，由上诉人黄富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马 莉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