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玉芬，女，198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仪，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长发，男，198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村尚勤路90号第11层1104房。法定代表人：潘长发，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梁玉芬因与被上诉人潘长发、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妮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8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玉芬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恩、何敏仪，被上诉人潘长发（又系被上诉人简妮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玉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2013年6月20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及2019年5月15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潘长发和简妮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3年6月20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以及《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文件上的署名并非梁玉芬本人签署，梁玉芬对股权转让情况并不知情。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潘长发也确认上述文件中的签名并非梁玉芬所签，系“梁玉芬委托黄航签名”。但梁玉芬并未书面或口头授权黄航处理股权转让事宜，也未对股权转让行为进行追认。即使梁玉芬曾授权黄航办理公司住址变更登记，但是作为股权转让和股东会决议等实质事项，必须有书面的特别授权书，才成立委托关系。因此，转让简妮公司70％股权的事宜，并非梁玉芬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述文件均属无效。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潘长发、简妮公司共同辩称：……这些文件系梁玉芬授权加盖印章并签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如果梁玉芬认为2013年6月20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无效，其应当自作出该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撤销申请，现梁玉芬提前本案诉讼显然超过六十日的期限”，但根据庭审笔录，潘长发、简妮公司并未作出该抗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误，直接影响案件定性。3.梁玉芬对股权转让事宜一直不知情，直至2019年5月15日，潘长发虚开股东会，再次伪造相关文件办理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梁玉芬始知股权被侵占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被恶意变更的事实。潘长发伪造的2013年6月20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转让金叁拾伍万元，2013年6月20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而事实上潘长发未支付任何转让金。若梁玉芬对转让事宜是知情的，不可能一直不向潘长发主张转让款，这是不合常理的。由此可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二）《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并非梁玉芬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但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存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属适用法律错误。潘长发在可以联系到梁玉芬的情况下，通过登报的形式在2019年5月15日虚开股东会议，恶意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隐瞒梁玉芬股权被转让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认定“对会议形成也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维护梁玉芬的合法权益。庭询补充理由：1.一审过程中，潘长发提供的第16和17项证据的目录中载明“此股东决定书为梁玉芬授权黄航填写”“此合同为梁玉芬授权黄航填写”。由此可见，上述文件并非梁玉芬本人签名。另外，潘长发提供的第15项证据，股东签名栏中仅有梁玉芬一人签名，故可以证明股东仅有梁玉芬一人。2.股权转让工商备案资料中简妮公司的公章，并非梁玉芬本人加盖，梁玉芬对登记事项并不知情。简妮公司由梁玉芬与潘长发经营，财务事宜交由黄航处理，经营过程中潘长发和黄航也可以接触到公章，且潘长发也拥有一个公章。而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潘长发陈述“没有章”和“有两个公章”明显是矛盾的。因此，可以认定有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公章并非梁玉芬所盖。退一步讲，股东个人与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股权系股东个人利益，转让公司股权事宜必须股东本人的意思表示。即使工商登记资料已盖简妮公司公章，但仅是表示公司的意思而并非股东的意思，即梁玉芬作为个人股东身份，并无作出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3.2019年5月15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且程序违法。因梁玉芬并无将简妮公司股权转让给潘长发，潘长发并非公司股东，其个人召开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且该股东会召开程序违法。潘长发、简妮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正确，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梁玉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工商局变更股东手续和任何公司手续是环环相扣的。六年多了，梁玉芬向法院谎称对公司新增加股东一直不知情，难以令人信服。工商局每年都要审查简妮公司的股东信息，简妮公司每月还要向税务局申报税务信息，这些都是委托梁玉芬在办理，梁玉芬每年依据国家法律规定披露股东信息，这些都表明梁玉芬对股权变更和相关合同、公司章程予以认可。梁玉芬时隔六年多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对股权变更不知情，显然缺乏事实基础，已超过了法定规定的诉讼时效。2.一审庭审过程中，潘长发只是从主观上判断上述笔迹是黄航所签，而并没有承认是黄航所签，所以才在庭审中要求梁玉芬出具笔迹鉴定报告。潘长发保管有另外一份简妮公司章程，上面有梁玉芬的签名，该签名与诉状中的签名是一样的。3.从各种证据来看，梁玉芬与黄航一直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且从未终止。4.潘长发和简妮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答辩状中第7页就已经抗辩，如梁玉芬认为2013年6月20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书》无效，应自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撤销申请。5.事实上，股权变更事宜从2012年就已经开始，潘长发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通过支付宝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同时又在梁玉芬的要求下以支付简妮公司写字楼租金、保证金以及当年水电物业管理费的方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6.关于2019年5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2019年2月15日，潘长发从商标代理公司获知，梁玉芬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中国商标局《关于提供注册商标使用证据的通知》，却故意拒绝接收，意图使公司的商标无效。潘长发多次拨打梁玉芬电话均无法接通，通过向梁玉芬实名认证的阿里旺旺号发送股东会召开信息，也没有得到回应，最后通过派出所接通梁玉芬的电话，并电话告知股东会召开时间，梁玉芬当时表示愿意出面协商，但自此之后梁玉芬就再无消息。潘长发在等候一个多月以后，依据我国法律规定，登报公告召开股东会的时间。（二）梁玉芬并非简妮公司企业发起人、原始股东，没有任何实际出资，其股东身份是以欺诈的行为取得，不享有简妮公司股东权利，梁玉芬只是挂名股东，潘长发才是公司真正的实际股东和投资人。（三）梁玉芬提起本案诉讼是恶意的，是虚假诉讼行为，其主观目的是为了牵制潘长发起诉案外人王俊英做假货损害公司利益。梁玉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3年6月20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2.确认2013年6月20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无效；3.确认2013年6月20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无效；4.确认2019年5月15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5.潘长发、简妮公司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简妮公司于2004年8月2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原法定代表人为梁玉芬，2019年7月10日变更为潘长发。2009年1月14日至2013年7月7日，该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为梁玉芬，出资额为50万元，出资比例为100%。日期为2013年6月20日、转让方为梁玉芬、受让人为潘长发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记载：梁玉芬股东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的部分35万元转让给潘长发，转让金35万元；2013年6月21日前，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至2013年6月20日止，简妮公司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从2013年6月21日起，潘长发成为简妮公司的股东，承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责任。《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梁玉芬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均为15万元，出资时间为2004年8月24日；潘长发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均为35万元，出资时间为2004年8月24日；公司的营业期限为无限期限，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该章程第十二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2013年6月20日，简妮公司作出《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同意梁玉芬股东将原出资5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100%）的部分35万元转让给潘长发，股权转让后，潘长发成为简妮公司的新股东；同意延长经营期限至长期；同意作废旧章程，启用新章程。以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和《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均来源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权备案材料，落款处均有简妮公司印章、潘长发的签名及“梁玉芬”字样。梁玉芬不确认上述“梁玉芬”字样系其本人书写，也不确认系授权他人代为书写，也未就该字样申请笔迹鉴定。经辨认，上述“梁玉芬”字样与本案起诉状上梁玉芬的签名有差异。2013年6月26日，简妮公司还出具《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委托案外人黄航代为办理股东变更手续、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委托有效期为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0月19日。2013年7月8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花都分局依据简妮公司提交的上述材料等，准予变更登记。登记变更事项为：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变更为2004年8月24日至无限期，股东变更为梁玉芬、潘长发，两股东的认缴、实缴出资额、持股比例均与上述《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一致。另查明，2012年8月20日，简妮公司出具《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委托案外人黄航代为办理住所变更手续等，将住所地变更到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村尚勤路90号第11层1104房。当日，简妮公司还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有关住所地变更的股东决定书及章程修正案、《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材料。以上材料均已加盖简妮公司印章，落款处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一栏写有“梁玉芬”字样。庭审中，梁玉芬明确表示该“梁玉芬”字样亦非其本人所写，但承认确有委托黄航代为办理简妮公司住所变更登记手续。2016年8月17日，简妮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变更登记为黄航。2019年4月29日，简妮公司在广东建设报登报告知全体股东，简妮公司将于2019年5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5月15日，简妮公司出具《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免去梁玉芬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任命潘长发为新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并聘用为经理，任期三年。潘长发出席该次临时股东会议，并在决议上签名，梁玉芬未参加该次会议。庭审中，梁玉芬确认其从2008年开始担任简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为总经理，负责公司正常运营的事项，从2009年起一直持有简妮公司的两个印章（一个已进行工商备案，另一个未进行工商备案）。因已备案的公章丢失，梁玉芬于2019年6月28日申请重新刻印公章。再查明，2016年3月19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网站公示了简妮公司2015年度的报告。该报告记载，梁玉芬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均为15万元、潘长发为35万元。2016、2017、2018年度的报告记载梁玉芬和潘长发的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均与2015年度的报告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梁玉芬主张2013年6月20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和《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无效，理由为该三份文件落款处的“梁玉芬”字样不是其本人书写，也非授权他人所写，而且对该三份文件的内容不知情。关于是否为梁玉芬本人书写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一般而言，个人的书写习惯、字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即便是同一人书写，时间段不同，字迹也不一定完全相同。本案中，如果需要判断上述“梁玉芬”字样是否为本人所写，梁玉芬应当提供同一时间段书写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而非本案诉讼时形成的文字材料。故即便上述“梁玉芬”字样与梁玉芬在本案起诉状的签名确有差异，因梁玉芬既未申请笔迹鉴定，也未提供同时间段形成的文字材料比对，本案证据也不足以认定上述“梁玉芬”字样不是其本人所写。关于有无授权他人签名的理由。一审法院认为：1.梁玉芬确认有委托黄航代为办理住所地变更登记事项，也确认办理该变更事项中相关材料落款处的梁玉芬签名并非本人字迹，由此可知，该事项中相关材料的签名系梁玉芬授权他人书写，同样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黄航又代为办理了股权变更事项，如办理股权事项的材料中“梁玉芬”字样亦非本人所写，则不排除该字样亦为梁玉芬授权他人书写的高度可能性。2.在股权变更登记前，梁玉芬是简妮公司唯一股东，也是法定代表人，担任经理职务并控制公司印章，而上述三份文件在工商备案时均已加盖简妮公司印章，梁玉芬对该加盖印章的事实并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知，黄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项时已取得梁玉芬的许可或授权。综合以上两项因素，梁玉芬主张上述“梁玉芬”字样不是其授权他人书写，显然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是否知情的事由。2008年至2019年7月9日期间，梁玉芬一直担任简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负责公司的正常运营，而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示的2015年至2018年度的报告均载明梁玉芬出资额为15万元、潘长发为35万元，再有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的黄航并未与简妮公司失去联系，在2016年8月17日还成为简妮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综合上述事实，梁玉芬有多种途径、渠道可以了解到股权变更情况，其时隔六年多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对股权变更不知情，显然缺乏事实基础，不予支持。另外，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综上所述，梁玉芬主张2013年6月20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和《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无效，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5月15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简妮公司已于2019年4月29日在广东建设报登报告知梁玉芬2019年5月15日临时股东会议事项，但是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简妮公司在登报前已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告知梁玉芬，故2019年5月15日的临时股东会议，程序上存在轻微瑕疵。然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因梁玉芬仅持有简妮公司30%股权，而潘长发持有简妮公司70%股权并在决议上签名，故即便梁玉芬未参加2019年5月15日的临时股东会议，其对会议形成的决议也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梁玉芬主张2019年5月15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梁玉芬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梁玉芬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1.2015年6月25日，简妮公司就变更经营范围等相关事宜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有潘长发、梁玉芬等共2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之后，简妮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换发营业执照，并于同年6月30日得到核准。上述决议、修正案以及换发营业执照申请书中均有“梁玉芬”字样的签名。一审中，梁玉芬对潘长发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认该名字是否是梁玉芬本人所签。2.梁玉芬在二审庭审过程中确认黄航是梁玉芬请来帮公司做财务工作的，梁玉芬一般通过QQ、微信或者口头方式授权黄航代理具体业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以及公司章程是否无效。一、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属于股权转让合同。股权转让合同作为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以转移股权为目的而签订的协议，认定其是否无效应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有关规定为准。本案中，梁玉芬主张涉案《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无效，其主要依据是该合同上“梁玉芬”字样的签名并非梁玉芬本人所签，梁玉芬本人无授权任何人出售涉案股份，对股权转让事宜亦不知情。虽然从外观来看，该合同书上“梁玉芬”字样的签名，与梁玉芬在本案起诉状和上诉状中的签名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排除该签名系由他人书写的可能性，但判断合同是否有效，除签名以外，更应探求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虽然梁玉芬对该合同书上“梁玉芬”字样的签名不予认可，但该合同除双方签名外，还加盖有简妮公司的公章，梁玉芬对该公章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而根据梁玉芬和潘长发在一审中的陈述，至少在2017年之前，该公章一直是由梁玉芬保管，在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可推定在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得到了梁玉芬本人的认可，即梁玉芬对签订合同的事情是知情的。第二，工商行政部门的档案资料显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案外人黄航持委托代理人证明书前往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虽然档案资料中没有梁玉芬个人出具给黄航的授权委托书，但根据梁玉芬在二审中的陈述，其有时会口头授权黄航办理具体业务，这与之前梁玉芬代表公司授权黄航代为办理住所地变更登记事项的办理方式相一致。且梁玉芬对档案资料中简妮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在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同样可推定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得到了梁玉芬本人的认可。第三，简妮公司2015年6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载明：“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有潘长发、梁玉芬等共2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该决议清楚表明简妮公司的股东已从梁玉芬一人，变更为潘长发、梁玉芬两人。该决议书不但加盖了简妮公司的公章，还有梁玉芬和潘长发的签名。梁玉芬认可该决议的真实性，对决议中“梁玉芬”字样的签名仅仅是称无法确认，并没有否认为其本人所签。从形式上看，该决议上“梁玉芬”字样的签名与本案起诉状和上诉状中梁玉芬的签名高度吻合，梁玉芬又无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决议证明，梁玉芬不但对该股权转让事宜知情，而且已经认可。第四，自工商行政部门于2013年6月核准登记简妮公司股东变更为梁玉芬、潘长发，至2019年7月9日简妮公司变更潘长发为法定代表人，梁玉芬一直担任简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长期保管公司公章，参与公司经营，简妮公司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年报以及其他工商登记信息均已清楚记载股权变更情况，梁玉芬辩称对股权变更一直不知情，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违背。至于潘长发是否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无关，也非本案审理范围，梁玉芬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梁玉芬对股权变更事宜知情，即使《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上的签名并非梁玉芬本人书写，但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股权转让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对梁玉芬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本院对梁玉芬要求确认2013年6月20日的《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决议书》和《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无效的诉求亦不予支持。二、关于2019年5月15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问题《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本案中，梁玉芬主张该决议无效的理由是潘长发并非简妮公司股东，但前文已论述梁玉芬与潘长发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且双方已履行了股权转让手续，潘长发具有股东资格，有权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股东会，并选举和更换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梁玉芬主张该次股东会的召开存在程序违法，但程序违法不属于股东会决议无效事由，而属于股东会决议可撤销事由，且梁玉芬在本案中主张的程序违法事由属轻微瑕疵，由于梁玉芬目前仅占简妮公司30%股份，其对决议的形成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梁玉芬主张2019年5月15日《广州简妮皮具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玉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梁玉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记员  任永乐袁绿凡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