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8民再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请人）：范国君，男，196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盛辛，辽宁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请人）徐东廉，女，195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鑫，盖州市恒通律师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程敬华，女，1956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盖州市。上诉人范国君与被上诉人徐东廉、程敬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盖州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盖民二初字第2660号民事判决，范国君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辽08民终14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范国君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辽民再625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盖州市人民法院重审。盖州市人民法院依法追加程敬华为本案第三人，并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2018)辽0881民再10号民事判决，范国君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国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盛辛、被上诉人徐东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鑫、被上诉人程敬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国君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将抵押物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2010年5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一份抵押借款收据，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份“收据”，即包括抵押物的收据，也包括借款的收据，否则被上诉人是无须在抵押人处签字的，该书面证据以“收据”称谓，尤其是被上诉人在抵押人处签字的行为，已充分的表明，被上诉人将15万元借款给付上诉人同时也收到了上诉人交付用于抵押的挖掘机。并且从正常理解的语言字面显示，“如不能按期还款范国君本人自愿将挖掘机带炮头归抵押人徐东廉个人所有”这句话的含义是被上诉人已实际掌握该挖掘机，且该抵押的挖掘机已交到被上诉人处，如上诉人没有按期还款则直接以物抵债，这也是当地民间借贷的一种交易习惯，即出借人为了有所保障，要求借款人必须将抵押物在借款时交到出借人本人手中保管，该段话并没有其他任何的歧义。该“收据”就是最明确有效的证明上诉人将抵押物已经交付该被上诉人的证据，原审判决对此却认定没有直接证据加以证明明显是错误的。由于被上诉人收到抵押物后一直没用返还给上诉人，并且五年的时间也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的权利，表明其已对用抵押物进行抵债的情况予以认可，则其不能再要求上诉人偿还借款。另外，原审判决以刑事卷宗李月周的供述来认定上诉人的抵押物钩机被王忠安开走了，所以认定上诉人没有将钩机交给被上诉人。但该依据是错误的，事实是依据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是王忠安所拉走的是粉碎设备而不是钩机，因此，原审判决仅以刑事案件当事人的供述而没有依据生效判决来认定钩机到底是否被王忠安拉走，这依据显然是错误的。故上诉人在签订抵押借款协议时相当于将抵押的钩机付给被上诉人，至于被上诉人内部如何处置该钩机则与上诉人无关。因此原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在上诉人已将抵押购机交付给被上诉人而没有返还的情况下继续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借款则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对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仍然没有予以审查。无论上诉人是否欠款，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因为该还款的期限为2010年8月7日，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最后一日为2012年8月6日，在此期间其并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在时隔五年之久，被上诉人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很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无论欠款成立与否，都应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没有适用该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原审判决在上诉人已经再次提出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的情况下，在判决中仍然没有提及和说明，而是在有意回避该问题，则更说明被上诉人的起诉是超过诉讼时效的，也更加说明上诉人实际是不欠其借款的，否则被上诉人是没有理由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故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徐东廉答辩称，1、上诉人范国君于2010年5月7日向被上诉人徐东廉借款15万元，该借款由上诉人亲自向出借人徐东廉出具“借款收据”一份，在借款收据前面的抵押二字，是上诉人后添加上的。在“借款收据”中约定还款日期为2010年8月7日止。“借款收据”可以证明两点问题：一是2010年5月7日上诉人向徐东廉借款15万元定于2010年8月7日还清；二是如到期未还欠款时，借款人承诺用挖沟机和带炮机归徐东廉个人所有，以此作为借款的担保。2、上诉人所欠徐东廉的借款，到期未能履行清还的义务，故于2010年8月31日，双方达成“不定期还款计划”，由上诉人为出借人徐东廉出具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可证明如下两点问题：一是借款到期后，徐东廉找到上诉人索要欠款，这时经双方协商后，达成了“不定期的还款协议”，因此徐东廉最先在2015年7月1日的起诉时不超诉讼时效的；二是在协议书中清楚的显示：上诉人以“卡特240B”所带的炮头一并抵押给徐东廉，作为还款保证，而不是抵顶所欠借款。3、在2013年6月18日作出的（2012）盖刑初字第340号刑事判决书中显示：范国君在该刑事案件中表述的证言说明在2010年5月7日借款时出具的“借款收据”和2010年8月31日出具的协议书时，其抵押担保的“卡特240B所带的炮头机”始终在上诉人和与李月周合伙的沙场处，根本就不存在借款时将担保物交与出借人已抵顶了借款的事实，同时又能证明因担保物发生争议而引起了一起刑事案件，出借人于2013年末才得知该判决结果，是不超过诉讼时效的。4、徐东廉起诉后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5）盖民二初字第2660号民事判决，支持了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范国君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辽08民终1482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两审判决是公正的。5、上诉人对两审判决不服又申请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辽民再625号裁定，发回重审，是错误的。第一，上诉人的再审申请不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所规定的再审的事实和理由。第二，应追加程敬华是错误的。第三，另表述：程金鹏保管抵押物的行为及抵押物下落不明的后果由谁承担。应进一步厘清。就其这一段的表述，清楚的说明被上诉人在出借款时，从根本上就不存在当时交付了抵押担保物的事实，如果需要理清担保物的下落问题，不能混同本案，上诉人应另行诉讼。6、对本案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15日作出的（2018）辽0881民再10号民事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公正公平，请求依法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程敬华答辩称，范国君向徐东廉借款15万元的事实经过：范国君与答辩人的弟弟程金鹏是好朋友，程金鹏于2010年承包到营口机场的土石方工程给了范国君，由于范国君当时手头资金有点紧，故叫程金鹏找我帮忙借款。之后，我为了帮忙就去找我的好友徐东廉求借，并承诺给付利息谈妥后，于2010年5月7日徐东廉将15万元借给了范国君，当时由范国君亲笔书写“借款收据”一份，对该借款由范国君提供钩机作担保。但钩机并没有提供给出借人徐东廉，该钩机仍然在范国君与李月周合伙开办的沙场使用。该借款定于2010年8月7日到期而未还，故于2010年8月31日经借贷双方协商，将还款时间改为“不定期限”，并提供卡特240B所带的炮头一并抵押给徐东廉作为还款保证。后期范国君与合伙人发生争议，派人到沙场拉钩机时双方发生殴打，由此引发了刑事案件。该案法院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2012）盖刑初字第340号判决，以此可进一步证明，范国君在向徐东廉借款时，所提供的借款担保，并未实际将担保物交与徐东廉。2014年10月份徐东廉装修房屋时急缺资金向我借款1万元，并叫我帮她找到范国君索要尚欠的借款，我当时表态说：你放心，我保证帮你找到范国君，把欠款要回。而省高法在（2017）辽民再625号民事裁定的“本院认为”一节中表述到，程敬华是涉案借款的保证人，曾代为范国君支付1万元，这是极其荒谬的。将答辩人程敬华追加本案当事人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东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范国君立即向我给付所欠借款15万元及月息三分（每月4500元），并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查明的事实：2010年5月7日，范国君向徐东廉借款人民币15万元，并为其出具抵押借款收据，内容为：由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日山石料有限公司范国君借款壹拾伍万元整，此款用于民用机场工程，还款日期2010年5月7日至2010年8月7日，利息5分，如不能按期还款范国君本人自愿将挖掘机带炮头（卡特240B）归抵押人徐东廉个人所有。双方在该收据上签名并按印，中介人张旭华在收据上签名。2010年8月31日，范国君出具一份协议书，内容为：由范国君自愿把卡特240B所带的炮头一并抵押给徐东廉作为还款保证。徐东廉于2015年7月13日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范国君立即向其给付所欠借款15万元及月息三分（每月4500元），并由范国君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该判决认为，徐东廉与范国君之间签订的抵押借款收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的法律关系，范国君应当依据借据约定给付徐东廉借款，由于双方约定的月息五分，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应从借款之日起，即从2010年5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关于抵押物是否实际交付徐东廉一节，徐东廉予以否认，原审庭审中范国君称抵押物交付给了中间人张旭华，无接收手续，范国君又未提供其他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范国君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程敬华系徐东廉向范国君借款的介绍人，也系徐东廉向范国君索款的受委托人，且在范国君与徐东廉签订的借款协议中并未有其签名，故程敬华不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关于抵押物的保管及下落问题，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可另案诉讼。据此判决：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范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被申请人徐东廉（原审原告）借款本金15万元，并从2010年5月7日起按照年利率24%向被申请人徐东廉支付利息至借款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其他诉讼费60元，合计3360元，由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范国君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双方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抵押物是否交付及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首先，关于案涉抵押物上诉人范国君是否交付给被上诉人徐东廉问题，上诉人对此提供的证据仅为双方签订的“借款收据”和“协议书”，但这两份证据中均写明“抵押”字样，而该抵押物是何时交给被上诉人的，上诉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虽然双方均认可该抵押物放置在万福沙场，但该沙场并非被上诉人所经营或管理的，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由被上诉人所指定存放的场所，反而上诉人与该沙场的经营者曾经存在有意合伙经营的过程，且在另一刑事案件中，又有证实双方因合伙问题产生纠纷而引起强行拉走设备的情形，故上诉人主张该抵押物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依据不足，无法予以认定。其次，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时效问题。虽然双方在最初约定还款期限2010年8月7日前，但在2010年8月31日，上诉人又书写了一份协议书，上诉人虽辩称该协议书系对原“抵押借款收据”的补充，但此时早已经超过了双方原来约定的还款期限，现上诉人仍主张还款期限为2010年8月7日，并以此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外原审法院针对诉讼时效的问题已进行了充分论证，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范国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范国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石平审判员  刘玉宁审判员  栾 娜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仁书记员孙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