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48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孙德金，男，1980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饶萍优，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罗丽，女，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詹宇彬，男，1979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孙德金因与被上诉人罗丽、一审被告詹宇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87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德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驳回罗丽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由罗丽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事情经过。孙德金与罗丽在2012年左右认识，罗丽在2014年3月14日前曾是广东博科特环保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益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小股东，而孙德金是广东博科特环保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2013年8月左右，罗丽拟另外投资开办公司运营品牌名为“VIECO”的婴童用品项目，该项目与广东博科特环保有限公司经营业务属于同行业务，因孙德金在这方面具备丰富的资源和运营管理经验，故罗丽提出与孙德金合作开办公司，由其投资1000万元开办公司，由孙德金全面负责运营操作这个项目，罗丽同时允诺赠送孙德金25％的股份(股份折合价值250万元)作为合作条件，并同意逐步将赠送股份折值款划付给孙德金，由孙德金投入到合作开办公司中以换取相应的赠送股份。罗丽于2013年10月25日通过詹宇彬向孙德金划付第一笔70万元，双方开始合作筹办深圳市蜜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先后更名为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市绿糖科技有限公司)。孙德金按照罗丽的要求陆续将该笔款项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和运营开支。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8日注册成立。孙德金、罗丽在内的四方于2013年12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要点》，在协议中确定罗丽向孙德金赠送25％股份的合作条件。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孙德金的股份调整为23％(股份折合价值230万元)。《合作协议要点》约定，为了避税，合办公司总部设立在BVI，由BVI全资控股香港公司，再由香港公司全资控股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后因香港公司未能成功注册成立，导致无法实现BⅥ通过香港公司间接全资控股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罗丽允诺赠送给孙德金23％股份也因此无法在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这一实体公司上真正实现。2015年8月左右，罗丽开始反悔，不再划付款项给孙德金，无心在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上兑现允诺赠送股份并开始与孙德金对账，威胁、迫使孙德金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离职。离职前罗丽要求孙德金在罗丽打印好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8日的《说明》上签字，确认孙德金转账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账户的全部款项实际为罗丽所有，并非孙德金所有，至此，包括案涉70万元在内的款项已经对账结清。在孙德金离职两年多之后，罗丽以案涉70万元是借款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二、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针对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4段提到的“三笔款项”，一审法院在剥夺孙德金辩论权利的情况下，作出孙德金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和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的认定，并据此判决孙德金承担还款责任，属于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4段提到的三笔孙德金未提及的款项，其中两笔款项，即序号108和序号190两笔张涛转回给孙德金的款项，并非孙德金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筹办人员汇出的款项，故孙德金在制作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5《孙德金汇入“绿糖公司”及“绿糖公司”相关人员经济明细表》以及在证据11《询问笔录》两份证据中仅对孙德金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的“汇(出)款”情况的整理和询问，并没有涉及张涛向孙德金汇入情况的整理和询问，因此，在这两份汇出款项的证据中没有体现这两笔汇入款项，符合常理。另一笔序号191的款项，是孙德金自行额外支付给黄伟明的款项，孙德金没有将该笔款项列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开支，由孙德金自行承担的费用并不会对本案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亦不会对罗丽有不利影响。罗丽在庭审过程中以及历次质证意见中均未提及该三笔款项，一审法官在庭审时以及庭审后亦未就该三笔款项向孙德金进行调查和询问。在孙德金不清楚需要向法庭解释该三笔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德金故意隐瞒案件事实，存在不诚信诉讼行为，并判决孙德金承担败诉结果，实质上剥夺了孙德金的辩论权利，故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孙德金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7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是错误的，事实上该款项是罗丽赠与孙德金的合作投资款。1、一审法院忽视了罗丽在起诉时陈述的案涉70万元的借款事实与理由与其当庭出示给法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用途是自相矛盾的事实，罗丽主张案涉70万元为借款纯粹是为了本次诉讼而故意编造的理由，一审法院忽视罗丽自相矛盾的陈述，认定案涉70万元为借款是错误的。罗丽在民事起诉状中陈述“孙德金与詹宇彬因投资做生意而向罗丽借款”，与罗丽在一审庭审时当庭出示的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借给你70万元买房子”相互冲突、自相矛盾。2、一审判决书第7页第1段遗漏认定罗丽在银行转账凭证附言备注“预约付款”的事实，从罗丽在银行转款凭证附言备注的用途看，案涉70万元并非借款。银行转账凭证附言或备注是转款用途的最直接体现。罗丽提交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电子渠道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凭证》显示，罗丽在银行转账案涉70万元时附言明确备注为“预约付款”，而非借款。3、孙德金对案涉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罗丽允诺赠与孙德金的合作投资款已完成举证义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判决没有对孙德金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综合地认定，导致作出案涉70万元款项是借款的错误认定。首先，孙德金提交的《合作协议要点》签订时间(即2013年12月4日)与案涉70万元转账时间(即2013年10月25日)仅相距一个月左右，从双方合作时间、合作背景、合作内容看，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可合理推断，案涉70万元是罗丽允诺赠与给孙德金的合作投资款更符合常理，而非借款。其次，从案涉70万元的前期使用情况看，在罗丽未向孙德金划付第二笔款项(即2013年12月17日)之前，孙德金已开始将案涉70万元投入到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与运营中，可印证案涉70万元系罗丽允诺赠与给孙德金的合作投资款，而非借款。孙德金提交的《个人活期明细》以及《孙德金汇入“绿糖公司”及筹办“绿糖公司”相关人员经济明细表》证实，孙德金在没有收到罗丽直接向孙德金划付的第二笔款项(即2013年12月17日)之前，孙德金早于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9日、2013年12月12日、2013年12月16日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人员划付共计216000元，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和运作。按照《合作协议要点》，由罗丽负责公司经营所需费用以及应收账款的贷款。再次，从罗丽与孙德金及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均要求出具借条的交易习惯来看，罗丽并未要求孙德金就案涉70万元出具借条，且罗丽在银行转账附言中特别注明“预约付款”，不符合罗丽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将涉案款项认定为借款是错误的。根据孙德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罗丽是经久商场的生意人，法律意识、证据意识和维权意识较高，凡是借款，均会要求对方出具借条。如案涉70万元是借款，罗丽定会要求孙德金出具借条，罗丽非但没有要求孙德金出具借条，且在银行转账凭证附言上特别备注“预约付款”，与罗丽平常的日常交易习惯不相符，故案涉70万元显然并非借款。最后，孙德金主张涉案款项为合作投资款与詹宇彬的答辩陈述“当时孙德金跟我说因为他要和公司的股东到外面重新开办一个公司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他们要合作的事，所以钱不想直接由对方转给他，借用我的账户过渡一下”是相互印证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判决遗漏认定罗丽在2014年7月30日仍在微信聊天中确认赠送23％股份给孙德金的事实，导致无法正确认定案涉70万元的转账背景和动机，故无法正确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根据2014年7月30日的微信聊天内容，截至2014年7月30日罗丽仍再次确认免费赠送孙德金23％股份的事实，《合作协议要点》对于孙德金和罗丽双方来说仍然有效。2、一审判决第10页第4段对于案涉70万元以及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公账设立前由罗丽划付给孙德金的款项共计135.6万元均用于公司及公司筹办相关人员的使用情况的关键事实认定不清。孙德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孙德金汇入“绿糖公司”及筹办“绿糖公司”相关人员经济明细表》证明，孙德金将罗丽划付的案涉70万元以及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公账开立之前即2013年12月30日前划付的共计135.6万元均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及运营，罗丽在书面质证意见中亦予以确认。根据罗丽提交的其要求孙德金在离职前签署的2015年10月28日的《说明》，可确认孙德金转账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账户的全部款项实际为罗丽所有，故孙德金与罗丽及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之间的款项实际上均已结清。至于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4段提到“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有多笔转账给孙德金的款项，均已经明确备注了用途”，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向孙德金支付的均是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制度支付给孙德金的工资、差旅费和报销费用，该等款项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4段还提到三笔孙德金未提及的款项，亦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对此没有调查和询问。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3段和第10页第3段罗丽提到的在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设立公账之后转账给孙德金的四笔款项，与本案无关，理应由罗丽举证用途。事实上，该款项也按照罗丽的要求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相关业务。（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罗丽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涉案民间借贷诉讼，根据上述规定，在孙德金举证证明案涉7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罗丽赠与孙德金的合作投资款而罗丽未依法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孙德金承担还款责任，与该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相悖，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与司法判例确立的审判原则和精神是相违背。（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2559号赖芳华诉张一飞民间借贷纠纷案确定的司法判例原则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举证责任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不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该条属于举证行为的规制规范，并非实体处分规范。如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完成各自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导致款项性质这一事实的真伪无法查清时，仍应由罗丽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败诉风险。（2）《人民司法案例》2018年第29期公布经典案例：天津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申1108号刘瑶与唐呈睿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确定的仅有转账凭证情形下民间借贷案件的裁判思路是：原告仅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证明款项支付事实，而不能提供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的情况下，被告抗辩原告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时，被告对该主张既要作出具体的合理解释，还要提出一定的证据加以证明。因被告所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其提交的证据不必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只需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使得待证的借贷合意这一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原告，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在孙德金已经就案涉70万元并非借款完成举证义务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罗丽仅提供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且关于借款事实和理由陈述自相矛盾，无法进一步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判决孙德金承担还款责任，与前述司法判例确定的审判原则和精神相悖。（五）一审判决在罗丽在民事起诉状中存在编造借款事实和理由的不诚信行为在先的情况下，却以孙德金存在不诚信行为为由，对孙德金苛以严格的举证责任，没有依法、合理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严重偏袒罗丽，侵害孙德金的合法权益。三、本案案由为股东出资纠纷或合伙投资协议纠纷。涉案70万元的产生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特殊的合伙合作投资关系和特殊身份，双方与案外人已经签署了书面的《合作协议要点》，一审判决对《合作协议要点》的实际履行情况没有查明清楚，对本案定性错误。四、即便法院适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和本案证据无法推出70万元是借款的唯一性，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债务的可能性，法院应当判决驳回罗丽的诉讼请求。五、若法院不判决驳回罗丽的诉讼请求，则应审查涉案70万元的去向与使用情况，而不能仅因几笔款项无法查清，就判决孙德金向罗丽返还70万款项。本案涉及的款项不仅是70万元款项，还涉及双方之间以及双方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来往账户，事实上孙德金与罗丽在合作关系解除时，孙德金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已经对账结清。罗丽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孙德金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孙德金在上诉状中所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根据一审判决书第12页记载的微信聊天记录，本案70万元属于借款，在该微信记录中，孙德金确认70万元是借款且需承担还款义务。至于孙德金在上诉状中陈述的其他事实不是本案审查范围。二、针对孙德金主张的本案事由，罗丽认为孙德金应在一审中主张，且孙德金应对此提交证据证明，但孙德金并未提交证据支持其该主张。罗丽在一审中明确主张《合作协议要点》是初步合作意向，并非生效文本，且该协议亦没有实际履行，关联方蔡*伟没有实际加入合作。针对孙德金所主张的本案证据无法证实70万元是借款，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债务的可能性，法院应当判决驳回罗丽的诉讼请求的该点事实及理由，并没有证据证明孙德金的该项主张。詹宇彬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罗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德金、詹宇彬立即偿还罗丽借款本金人民币700000元；2.孙德金、詹宇彬按年利率6%，自本案起诉日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时止向罗丽支付逾期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孙德金、詹宇彬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3年10月25日，罗丽以其名下尾号为6443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向詹宇彬名下尾号为9146的招商银行账户转账70万元。次日凌晨，即2013年10月26日00：56：06时分，詹宇彬将上述70万元汇入孙德金名下尾号0999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9年4月9日，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在职证明》，表示詹宇彬自2013年6月入职该公司，现任公司研发一部。深圳证券通信有限公司在证明右下方加盖人事专用章。2015年10月28日，孙德金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说明，内容如下：本人孙德金（身份证号：），截至2015年10月28日止，本人所转账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账户的全部款项实际为罗丽（身份证号：）所有，并非本人所有。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不欠本人任何款项，上述款项不构成本人与公司之借款，本人也没有实际借款给公司，特此说明。孙德金在右下角说明人处签名。2、2013年12月4日，罗丽、孙德金及案外人蔡*伟、*程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要点》，约定共同创建VIECO公司，股份比例为罗丽50%，蔡*伟15%，孙德金25%，*程10%。罗丽负责投资并主导公司的成立策划，并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其中个人占50%，其余50%，罗丽向蔡*伟赠送15%，向孙德金赠送25%，向*程赠送10%。VIECO为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品牌。罗丽确认上述协议的真实性，但认为该证据仅是各方初步的合作意向，后未实际签订合作协议及实际合作，且协议中的关联方蔡*伟没有实际加入投资合作。3、孙德金表示收到罗丽汇入款项如下，2013年12月17日256000元，2013年12月30日2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200000元，合共656000元。罗丽表示上述款项之外，罗丽尚有四笔款项汇给孙德金，具体如下：2014年8月17日250000元，2015年3月3日3330元，2015年5月4日250000元，2015年7月8日4600元，计507930元。加上孙德金承认的上述款项，合共1163930元。上述流水在孙德金提交的证据3中均有相应的记录可予以证实。4、孙德金表示收到罗丽汇入（包括詹宇彬转入的70万元）共计1356000元，其自2013年11月20日至2015年7月6日已经将1356000元汇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及筹办相关人员名下账户。具体为自2013年11月20日至2014年1月13日汇入筹办公司相关人员（包括游丽*，黄*明，*涛三人）12次，合计555908元，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7月6日汇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800092元。孙德金将流水制作明细清单，并作为证据5提交。孙德金代理人郑俊林律师向*涛（女）询问孙德金于2013年年底至2014年年初向其汇款的情况，并制作笔录由*涛签名确认，作为证据11提交。笔录中，*涛确认孙德金自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月6日共计向其汇款8笔，合计381000元，并表示因当时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尚无银行账户，通过私账支付款项筹备公司事宜。案外人黄*明在打印好的一份《证明》上签名按指印，确认孙德金向其转账3笔，用于支付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应给黄*明的装修施工劳务费，转账具体为2013年12月6日10万元，2013年12月20日4万元，2014年1月13日14908元。孙德金将该证明作为证据12提交。经查，*涛、黄*明所陈述的汇款情况与孙德金证据3中的流水可一一印证。孙德金所制作的清单中，汇给游丽*，黄*明，*涛三人的12次汇款之款项均有在备注中描述款项的性质，但汇给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11笔款项中均无备注款项性质。孙德金提交的补充证据4，孙德金与“绿糖公司”账目往来明细表（后已统一编写证据序号为证据9）中，重新整理其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表示其汇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共计800092元，用于股东借款9笔，571500元。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汇入孙德金账户共计895352.08元，均用于代发差旅费、报销、工资。上述流水在孙德金提交的证据3中均有相应的记录可予以证实。罗丽不确认上述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表示遗漏部分罗丽汇入孙德金账户的部分款项，该部分款项为507930元。经审查，在孙德金证据3中显示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有多笔转账给孙德金的款项，金额为几千至几万不等，备注为代发报销、代发工资等内容。另，*涛（孙德金确认的公司筹办人员）于2014年1月14日，将60000元转账回孙德金账户（序号108），并于2014年3月11日将36361元转账回孙德金账户（序号190）。该两笔转账内容，孙德金提交的证据11中，孙德金代理人及案外人*涛均未提及。同时，2014年3月12日，孙德金转账5150元至黄*明账户（序号191），黄*明所出具的证明中也未提及该笔款项。孙德金汇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11笔款项中，2014年1月14日的188592元，备注为“借款”。2014年2月25日的40000元，备注为“转账支取”，其余9笔571500元，备注均为“股东借款”。5、双方微信沟通情况。2014年6月20日，罗丽微信发给孙德金，“对了，到时候就跟蔡先生说你和*程都把钱打给我了，因为公司已经不用注册资金了，别搞得你们打到公司，公司又再还给我，占用资金麻烦”。孙德金表示，“OK”。罗丽又表示，“现在不存在打注册资金的问题了，BVI公司注册时各人的股份已经分配好了，下面公司都是全资控股”。2014年7月30日，罗丽表示，“就说收到你给我打的230万？”孙德金回复，“随时，就说上午打的吧”。双方及案外人*程还提到其他公司注册资金的事情。孙德金将上述微信沟通记录作为证据6提交，拟证明《合作协议要点》签订后，罗丽兑现赠送各股东的股份折值款及各股东代出注册资金情况。罗丽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但表示上述聊天内容可证实因蔡*伟退出，《合作协议要点》无实际履行，各股东需要实际出资，罗丽已经代为出资完毕，后续*程、孙德金把相应股权投资款又打到公司的话，公司又要把款项还给罗丽，造成程序上的麻烦，不是表示将股权投资款赠送给孙德金。孙德金提交其与罗丽于2014年6月12日的一张聊天截图，以及2014年7月28日的一张聊天截图，作为证据8提交，拟证明罗丽在与其资金往来中均要求孙德金出具借条等材料，以此印证案涉70万元并非借款。罗丽确认证据8的真实性，但表示事情的背景是孙德金擅自操控公司向其出具相应的借条，罗丽要求孙德金应也向其出具相应的借条，但事后孙德金仅出具两张借条。罗丽表示有其于2015年8月21日两次向孙德金追讨欠款的表示，并当庭出示微信聊天记录。聊天中有以下内容：罗：现在是让你对公司给你写的借条里的10万差额的事，和你跟我借25万的款要还的事。孙：真的要算？好，当时帮你跟王要到2000万我是怎么做的？现在这个公司是积累了我在上个公司2年的付出的，这些都不用算？只有你对别人好没有别人对你好？罗：没记你的好？我是否给了你23%免费的股份？是否借给你70万元买房子？是否在公司给你足够的权力和发挥的平台？在王惠群那里是谁要反？孙：70万你自己说的是给不是借，自己说的话要记住。罗：我不说话，有时甚至知道你是强词夺理我也装糊涂，是我信任。孙：实话实说，当时，本来是打算公司赚大钱后还给你你！此后，有罗丽通过微信追讨70万借款的内容，微信中无孙德金的回复。6、孙德金提供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作为证据10，拟证明其在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任职期间（2013年12月至2015年11月），罗丽并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罗丽对企业信用报告的真实无异议。经审查该信用报告，可确认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现变更名称为深圳市绿糖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7月1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案外人曾*芬变更为孙德金；2016年2月6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由孙德金变更为罗丽。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证据及庭审笔录、书面质证意见等材料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欠款应当及时偿还。罗丽主张孙德金拖欠其70万元借款未偿还，孙德金抗辩该70万元为罗丽赠送其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25%股份的折合价的一部分，且已按罗丽的要求将该70万元以及罗丽另向其汇款的65.6万元，共计135.6万元，直接汇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以及筹办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孙德金所述罗丽向其转账的65.6万元为2013年12月17日256000元、2013年12月30日200000元、2013年12月30日200000元，但孙德金却对罗丽于2014年8月17日向其转账250000元、2015年3月3日向其转账3330元、2015年5月4日向其转账250000元、2015年7月8日向其转账4600元，共计507930元回避不提，当罗丽在质证中提出上述转账后，孙德金则回应2014年8月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已有银行账户，罗丽再汇款给孙德金则与本案无关。孙德金对罗丽于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7月8日向其汇款507930元，未作其他的说明以及抗辩。这明显为孙德金为达胜诉目的而故意隐瞒案件事实以及无理狡辩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由此可知，罗丽向其转账的并非孙德金所述的135.6万元。另孙德金辩称为筹办公司、公司运作，其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汇款800092元，以及向筹办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包括游丽*、黄*明、*涛）汇款555908元，共计汇款135.6万元，与其所述罗丽向其转账135.6万元相对应。但孙德金却对2014年1月14日*涛向其转回的60000元、2014年3月12日黄*明向其转回的5150元、2014年3月12日孙德金向黄*明转账5150元这三笔款项只字不提。这明显又是孙德金为达胜诉目的，故意隐瞒案件事实，让自己的抗辩意见能自圆其说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由此可知，孙德金所抗辩罗丽向其转账的金额与其向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筹办该公司的相关人员转账的金额相对应的抗辩意见与其提供的证据3《个人活期明细》中银行流水未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依法不予采纳。案件管辖权异议权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对法院管辖错误情况下的救济权利，不是让当事人借此滥用，并通过损害对方当事人权益而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孙德金在收到本案的起诉状、证据副本等法律文书后通过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三妹律师于2018年3月31日提起管辖权异议审查申请，以该案应由孙德金所在地管辖为由申请移送至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9日作出驳回孙德金的管辖权异议申请，理由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罗丽经常居住地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审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孙德金于2019年4月23日通过汤三妹律师以邮寄上诉状的方式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孙德金已聘请执业律师作为其代理人，作为专业的律师，对管辖权的规定有明确的认识，孙德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明知本案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以及上诉，导致该案件因审查以及公告的原因中止审理长达半年之久，严重损害罗丽的权益，以及浪费司法资源。一审法院对孙德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恶意提起管辖权异议的不诚信诉讼行为，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谴责。鉴于孙德金在本案诉讼中有不诚信诉讼行为，一审法院对孙德金在案件中的陈述及提交证据均持高度怀疑态度，孙德金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孙德金所提交证据无法证实本案中70万元款项为罗丽所赠送以及已转账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及筹办该公司人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罗丽提交转账记录以及孙德金表达以后还款意思表示的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张孙德金偿还借款70万元。双方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存在借款关系或直接否认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需根据双方提交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举证责任分配，并结合双方当事人所陈述事实的盖然性大小来推定案件事实。综合本案事实，一审法院确认罗丽的陈述更加具有盖然性，一审法院确认70万元为罗丽向孙德金的出借款项。孙德金应当及时向罗丽归还。关于借款利息部分，孙德金占用罗丽资金确实对罗丽造成资金损失，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时间以及逾期还款利息，罗丽主张孙德金以年利率6%，自本案起诉之日计算利息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詹宇彬抗辩罗丽向其账号转账70万元为孙德金借用其账户收款，并提供其名下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予以证实。从詹宇彬提交的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罗丽于2013年10月25日向詹宇彬转账70万元，詹宇彬于次日凌晨则把该款项转账至孙德金。孙德金否认与詹宇彬共同向罗丽借款投资，并承认借用詹宇彬账户收款。同时罗丽表示不认识詹宇彬，只是詹宇彬为收款人，则将其一并起诉。詹宇彬的抗辩意见与其提交的证据以及其他当事人的陈述相印证，一审法院对其所提出的孙德金借用其账号收款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采纳。詹宇彬无需对罗丽主张的70万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孙德金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罗丽偿还借款本金7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7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自2017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罗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孙德金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二审中，孙德金对于罗丽于2014年8月17日向孙德金转账250000元、2015年3月3日向孙德金转账3330元、2015年5月4日向孙德金转账250000元、2015年7月8日向孙德金转账4600元，共计507930元作出说明。2014年8月17日罗丽向孙德金转账250000元及2015年5月4日向孙德金转账250000元，共计500000元，用于代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工厂东莞市荣妍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清偿贷款。3330元是公司开年会时，孙德金代罗丽垫付了现金装红包，罗丽将款项转给孙德金。对于4600元，孙德金表示记不太清了，估计是罗丽返还给孙德金的私人款项。根据罗丽及孙德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东莞市荣妍精密模具有限公司系生产厂家，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有密切业务联系。二审中，孙德金制作了罗丽向其转账款项及孙德金将所收款项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明细，对于有转账记录的部分，罗丽转入孙德金账户的款项比孙德金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款项多出9万多元。一审开庭中，罗丽陈述:“合作初期，约定罗丽投资50%的股份，蔡*伟投资15%，孙德金投资25%，*程投资10%，后来由于蔡*伟没有实际投资，剩余三人约定罗丽投资64%，孙德金投资23%，*程投资13%，因为蔡*伟没有实际投资，《合作协议要点》中约定的赠送股权就没有赠送了，均是要求孙德金和*程实际投资。”在罗丽与孙德金的微信聊天中，罗丽对孙德金说“对了，到时候就跟蔡先生说你和*程都把钱打给我了，因为公司已经不用注册资金了，别搞得你们打到公司，公司又再还给我，占用资金麻烦。……现在不存在打注册资金的问题了，BVI公司注册时各人的股份已经分配好了，下面公司都是全资控股。我下午什么时候给*程打电话合适？就说收到你给我打的230万？”二审中，罗丽对于法庭的问题作出说明。法庭询问：“罗丽与孙德金是否根据《合作协议要点》成立了公司并进行运营，罗丽有无实际投入资金？”罗丽陈述：“罗丽与孙德金是雇佣关系，《合作协议要点》只是当时的一个会议纪要，孙德金要成为公司高管负责产品销售，孙德金承诺会给公司带来业绩，大家初步讨论如果能实现业绩的话可以考虑一个合作意向，后来并没有实际落地，蔡*伟最终也没有合作，罗丽于2013年11月8日成立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全部资金由罗丽实际投入。”法庭询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罗丽提出‘我是否给了你23%免费的股份’是什么意思？”罗丽陈述：“该句前面还有相关联系内容，罗丽向孙德金追讨借款，孙德金故意混淆概念，这句话的本意是孙德金在公司任职期间并没有做到孙德金承诺的业绩，而罗丽当时有考虑如果孙德金能做到业绩可以给孙德金销售公司的期权，这跟追讨借款没有关系。”二审中，孙德金陈述，《合作协议要点》约定了公司的整体架构，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是运营VIECO婴幼儿产品的实体运营公司。涉案70万元系罗丽赠送的股份折合价值款项，实质是罗丽投资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款项，罗丽先把钱给孙德金，孙德金最终投入公司，该70万元是合作投资款，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实际上已经成立，在工商登记上没有罗丽与孙德金的名字，两人的股份均由案外人曾*芬代持。二审中，罗丽向本院作出说明：《合作协议要点》中涉及的“VIECO公司”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不是同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合作协议要点》最后一部分“公司架构”中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VIECO公司”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仅是一个设立在深圳的销售公司，负责销售VIECO公司的产品。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是罗丽委托孙德金负责设立和运营的一家公司，在设立之初，双方口头约定:如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在孙德金的带领下达到一定的业绩，罗丽会给予孙德金股份作为奖励，但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孙德金自己也无颜继续呆在公司而自行离职，所以也就不存在赠送股份进行奖励的事宜。除涉案70万元借款外，罗丽转给孙德金的其余款项，由于时间比较久远，每一笔款项的具体用途已无法回忆区分，但应该是给孙德金作为设立、运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费用支出，该款项已与孙德金核实清算完毕，无需另案起诉要求孙德金偿还，罗丽也从未向孙德金要求偿还这些款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的性质。罗丽主张涉案70万元为孙德金向其的借款，孙德金抗辩该70万元为合作投资款。本院辨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罗丽主张涉案70万元系借款，并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可以初步证明其与孙德金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孙德金抗辩涉案款项并非借款而是合作投资款，应提出反证。孙德金提供了其与罗丽及案外人签订的《合作协议要点》、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从上述证据综合判断，罗丽与孙德金及案外人已经实际履行《合作协议要点》，并成立了实体公司即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进行运营，孙德金已将罗丽转账给其的70万元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筹办及运营，故孙德金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抗辩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使得本院对于罗丽的主张产生合理怀疑。在此情况下，罗丽应对其主张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并对孙德金抗辩的主张予以反驳，而罗丽的陈述明显存在不合理及与在案证据不符之处。首先，对于《合作协议要点》是否实际履行，是否成立了实体公司。罗丽在一、二审所作的陈述与微信聊天记录等在案证据明显不符。其次，罗丽在一审陈述孙德金的占股比例开始为25%，后来调整为23%，该比例及对应的金额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我是否给了你23%免费的股份”、“就说收到你给我打的230万”的内容完全吻合。再次，从涉案各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看，涉案款项转账发生在2013年10月25日，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8日，而《合作协议要点》签订于2013年12月4日，孙德金在收到涉案70万元后，于2013年11月20日开始用于公司的租房、装修及筹备。各时间节点与孙德金的陈述较为吻合。最后，罗丽在向孙德金转账涉案70万元后，又多次向孙德金转账共116万多元，罗丽称该款项系其转账至孙德金用于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运营，而非《合作协议要点》中所称的VIECO公司，而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VIECO为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品牌，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即为罗丽、孙德金等人成立的实体公司。罗丽将深圳市绿糖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与VIECO品牌割裂地进行陈述，明显与在案证据不符。综上，被上诉人罗丽以民间借贷为由，请求上诉人孙德金偿还借款7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并作出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改判。上诉人孙德金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877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罗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均由被上诉人罗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晓丽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晓妍何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