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彭锦生，男，汉族，1943年1月31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男，汉族，1967年12月3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系上诉人彭锦生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桂泉，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庙贵，男，汉族，1947年12月30日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军，江苏省启东市吕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彭锦生因与被上诉人彭庙贵船舶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彭锦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方桂泉，被上诉人彭庙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锦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在二审庭审过程中，彭锦生明确其上诉请求为：一、确认彭锦生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十六分之一份额的股权；二、彭庙贵向彭锦生支付自1996年至2013年期间“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人民币10,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主要理由是：一、1996年7月28日，彭锦生和彭庙贵等16个股东共同签署了《苏启渔02417号船股东协议书》并制作了《苏启渔02417号船股东名册》。《苏启渔02417号船股东协议书》上载明的每个股东出资金额及组成部分与海渔村会计档案中的《茅家港镇海渔渔业公司渔船资产评估表》、《海洋渔业改制船只股金清单》上的数据完全吻合。彭庙贵作为涉案渔船股东推举的负责人，应当持《苏启渔2417号船转让合同》、《苏启渔02417号船股东协议书》、《苏启渔02417号船股东名册》等改制材料，到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的变更。一审法院在船舶登记机关调取的1999年12月14日的《协议书》中，彭锦生仍然是其中的股东。然而彭锦生在没有退股的情况下，其股份凭空消失了。彭锦生作为“苏启渔02417”渔船的原始股东，彭庙贵利用涉案渔船负责人的职务之便，违背诚信原则，在缺少上述1996年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通过多次变更最终由其控制并占有了涉案渔船，侵害了彭锦生的合法权益。二、根据《农业部关于加强老旧渔船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07]11号）文件精神，国家和地方鼓励利用老旧渔船指标更新渔船，更新建造新渔船的很多费用系国家补贴。此外，根据渔业柴油补贴政策，国家对渔民和渔船进行柴油补贴。“苏启渔02417”渔船虽然被拆解，但该船舶指标沿用到新建渔船之上，并享有更新补贴，两者密不可分。彭庙贵辩称：一、彭锦生上诉理由是依据涉案渔船改制时，相关资料所体现的理论数据，虽然计算准确，但彭锦生实际并未出资。涉案渔船贷款61万元，均由涉案渔船另十五个股东借贷并偿还。彭锦生也一直未参与船舶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只是凭借村委会集体资产改制时的原始资料，认为其享有股权。“苏启渔02417”渔船在1996年8月7日之前已经从村委会集体资产改制到个人名下，之后一直由除彭锦生之外的其他十五个股东经营管理。从1996年8月7日至2019年5月彭锦生提起诉讼，在长达23年的期间内，船舶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2000年船舶在作业时一名船员溺海身亡，因涉案渔船未购买相应保险，除彭锦生之外的十五个股东共赔偿死者家属45万元。在此期间，“苏启渔02417”渔船股东之间也进行过多次股权转让。2013年12月“苏启渔02417”渔船对外进行转让，转让后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被拆解注销，此船不复存在。然而，彭锦生从未向彭庙贵主张过权利，也未履行过相应义务。即使彭锦生认为其享有股权，也应当向当时拥有共有股权的十五个股东主张，而非向彭庙贵一人主张。二、彭锦生主张10,000元收益，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应当享有上述收益。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彭锦生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996年7月，因村集体渔业改制，彭锦生、彭庙贵等十六人共同出资购买了“苏启渔02417”渔船，彭锦生出资65,937.50元。彭庙贵一直负责该渔船的经营但未向彭锦生按时足额分配渔船经营收益。因此请求一审法院判令：一、确认彭锦生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6.25%的共有份额；二、彭庙贵向彭锦生支付“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10,000元；三、彭庙贵负担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彭庙贵辩称：一、1996年7月村集体改制，彭庙贵等十五名船舶共有人出资购买取得“苏启渔02417”渔船的所有权，彭锦生并未实际出资购买，也未参与船舶经营管理，不应在该渔船上享有任何份额，无权取得任何经营收益；二、2014年1月该船已被拆解，彭锦生直至2019年才提出上述主张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三、“苏启渔02417”渔船由十五人共有，彭庙贵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7月，因村集体渔业改制，“苏启渔02417”渔船被转让给以彭庙贵为代表的多个自然人共有。1996年7月28日，彭庙贵作为受让方代表与转让方启东市海渔（集团）公司渔业分公司签订了《苏启渔2417号船转让合同》，转让价款为105.50万元。1996年8月7日，启东市公证处出具启证[1996]经内字第1618号公证书，证明启东市海渔（集团）公司渔业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铁林与彭庙贵于1996年7月28日签订了《船舶转让合同》。一审庭审中，彭锦生、彭庙贵确认，村集体渔业改制过程中，彭锦生担任海渔村村支书。启东市公证处和海渔村村民委员会留存的关于“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转让的资料中包括“苏启渔02417”渔船的股东名册和1996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股东名册共记载了包括彭金生和彭庙贵在内的十六人。股东协议书中记载的股东包括彭井生和彭庙贵在内的十六人，彭庙贵系“苏启渔02417”渔船的负责人，每人持股6.5938万元。股东协议书还规定，各股东原则上均须出海作业，因故不能出海的须由该股东以个人名义雇请他人替代，并征得其他股东认可。“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股金清单上记载，船舶转让金额为105.5万元，股东人数为16人，每股金额为65,937.50元。一审庭审中，彭庙贵确认“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资料上彭金生、彭井生即为彭锦生。江苏省渔港监督局吕四分局于1998年8月17日颁布的“苏启渔02417”渔船的船舶所有权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彭水生、梁小平、彭金狗、张玉书、吴良付、彭四狗、李金岐、彭金和、高腊狗、彭卫兵、袁金洪十二人等额共有；2013年8月14日颁布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彭卫兵、袁金洪、彭四狗、彭金狗五人共有，各持有20%的份额；2013年12月12日颁布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船舶由彭庙贵一人所有。2013年12月12日，彭庙贵将“苏启渔02417”渔船转让给季玉忠。2013年12月23日，“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2014年1月13日，“苏启渔02417”渔船渔业捕捞许可证被注销。一审庭审中，彭锦生称，2014年前已知晓“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的情况；渔船通常在每年春节前就经营收益进行分配，其自2000年开始不再收到“苏启渔02417”渔船的经营分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船舶共有是指两个以上主体对同一船舶享有所有权的形态，以船舶的可支配或控制为前提条件。本案中，系争“苏启渔02417”渔船已于2013年12月23日被拆解，以该船舶为客体的物权（包括本案中彭锦生主张的共有权）均因船舶灭失而消灭。故一审法院对彭锦生有关确认船舶共有份额的主张不予支持。彭锦生关于“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后，其权益应延续至彭庙贵利用“苏启渔02417”渔船马力指标建造的其他船舶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彭锦生在“苏启渔02417”渔船拆解前是否享有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尽管船舶改制相关材料均记载彭锦生系“苏启渔02417”渔船的股东，但改制当时彭锦生担任海渔村村支书，直接或间接制作了船舶改制相关材料，彭锦生亦未能就其履行出资义务、参与船舶出海作业等“股东协议书”下的义务履行情况及管理船舶的情况进一步提供证据，且彭锦生在江苏省渔港监督局吕四分局1998年8月17日发放的“苏启渔02417”渔船船舶所有权证书后一直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难以认定彭锦生在“苏启渔02417”渔船拆解前享有权益。因此，彭锦生有关彭庙贵应向其支付“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彭锦生关于船舶经营收益分配的请求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两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最晚一期的渔船经营收益分配请求权也应当自2014年春节期间起算。彭锦生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称，“苏启渔02417”渔船通常在每年春节前就经营收益进行分配，其自2000年开始不再收到“苏启渔02417”渔船的经营分红，2014年前已知晓“苏启渔02417”渔船被拆解的情况。彭锦生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书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彭锦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彭锦生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彭锦生于二审庭审中提交了由启东市吕四港镇海渔村村经济合作社盖章的编号为0180172的记账联一份，证明十六个股东共支付“苏启渔02417”渔船改制款85万元；编号为0180173记账联一份，证明以网具及设备款为名目的内转款20.5万元；编号为021508的现金交款单一份，总金额2,147,000元，其中“苏启渔02417”渔船贷款61万。上述三份材料证明彭锦生就“苏启渔02417”渔船的出资金额为十六分之一。彭庙贵质证认为，对涉及“苏启渔02417”渔船转制时的理论数据是认可的。以编号为0180173记账联为例，其记载内容为导航设备、张网渔料等名目，系当时村委会做账需要。彭锦生实际并未出资，不认可其系“苏启渔02417”渔船股东之一。本院认证认为，对彭锦生提交的上述材料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二审期间，彭庙贵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船舶共有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彭锦生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是否享有十六分之一份额的股权；二、彭锦生主张1996年至2013年期间“苏启渔02417”渔船经营收益10,000元有无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彭锦生在本案中的请求权基础系要求法院确认其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十六分之一份额的股权。根据在案证据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苏启渔02417”渔船于2013年12月23日被拆解。2014年1月13日，被注销渔业捕捞许可证。“苏启渔02417”渔船在物理上已经消亡。据此，彭锦生要求确认其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十六分之一份额的股权的诉讼请求不能单独成诉。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使如彭锦生所言其在“苏启渔02417”渔船上享有十六分之一份额的股权，也应当提交1996年至2013年期间“苏启渔02417”渔船有无分红及如何分红的相关证据。然而，彭锦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苏启渔02417”渔船曾经的分红情况及分红金额，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予以驳回，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所述，彭锦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彭锦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敏审判员 胡海龙审判员 周 燡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