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健炜，女，199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温伟杰，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北强，男，195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丽华，女，1960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嘉谊，女，198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梁永平，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健炜因与被上诉人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下简称梁北强等三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78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上诉人梁健炜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梁健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梁北强等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忽视涉案广州市海珠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房屋的公房性质，认定梁北强等三人有权居住在涉案房屋，有违公租房租用政策及有关法规规定。《广东省公有房产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住宅分配的对象，主要是无房户、危房户、拥挤户以及按政策应优先照顾的住户。因此，能享受公房租赁政策的人员应是无房户等，有房户不能享受公租房租赁权。梁健炜与梁北强、梁某1于2010年8月23日签订《协议书》，也是基于当时三人均无自有住房，均有权享有租用公租房的前提，该《协议书》的履行以签订人有权享有租用公租房为前提条件。梁健炜在2016年收到房管部门的通知，才得知梁北强、梁某1己在外面拥有房产。基于梁北强、梁某1已有自有房产，不再符合租用公房的条件，故梁北强同意退出公租房，且在梁健炜于2016年6月6日提交给广州市海珠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第二管理处的报告中签名写明同意转名。自此，梁北强及梁某1不再享有《协议书》所约定的权利。梁健炜也多次口头要求梁北强等三人一家搬出涉案房屋，但梁北强等三人一直赖着不走。因此，原审法院以《协议书》约定梁健炜、梁某1、梁北强三家人平均享有涉案房屋带来的权益，对内三家人均有权在涉案房屋居住为由，驳回梁健炜要求梁北强等三人搬出涉案房屋的请求，有违公租房租用政策及有关法律规定；二、由于梁北强、苏丽华已经拥有座落在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廻龙里xx号xxx房的房产，且梁北强、苏丽华已经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故梁北强、苏丽华已经没有承租、居住和使用涉案房屋的资格。《广州市直管房租赁合同》中的共同居住及使用名单只有梁健炜一人，故梁北强等三人无权居住及使用涉案房屋。2016年，房管部门查证到梁北强等三人已取得在广州市越秀区解放中路廻龙里xx号xx房的房产，后梁北强、苏丽华与梁嘉谊拆分户口，梁北强、苏丽华将户口迁出涉案房屋。因此，梁北强等三人不符合承租以及居住公房的条件，对涉案房屋更加没有承租及居住的资格。原审法院忽略涉案房屋公房的性质，仅凭梁北强等三人提供的《协议书》的约定作出判决，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因梁北强、苏丽华没有承租及居住涉案房屋的资格，即便梁健炜与梁北强等三人对于涉案房屋作出过约定，该约定也是无效的；三、《协议书》没有对涉案房屋的居住及使用权作出约定，且该《协议书》是以梁北根、梁某1、梁北强三家人为单位签订，但当时梁北根已经去世，留下梁健敏、梁健炜两个女儿，故应由梁健敏、梁健炜两人作为梁北根的代表签名，而《协议书》上只有梁健炜的签名，故该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协议书》并没有约定梁健炜、梁北强、梁某1三家均等分担涉案房屋的租金等费用，也没有约定使用权，且在证人梁某1明确回答未对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作出约定后，原审法院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及证人梁某1、梁某2陈述的情况认定对内三家人均有权在涉案房屋居住，属于查明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梁北强等三人共同答辩称：一、涉案房屋的租赁及使用情况。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寺前街XX号地下，是公房，原由林道承租。林道生育了梁北根(即梁健炜父亲)、梁某1、梁北强三个儿子，及梁某2等三个女儿。林道的儿女们长大成家，梁某2等三个女儿搬离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由林道及梁北根、梁某1、梁北强三家人共同居住。三兄弟将房屋分成三间房，各使用一间，而林道则与梁某1同住。林道去世后，涉案房屋由三家人共同居住，共摊租金和水电费。之后梁某1搬出，梁某1原居住使用部分转交梁健炜一家使用。林道去世后，涉案房屋以梁北强的名义承租。为明确三家人均有权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梁某1、梁北强、梁健炜于2010年8月23日签订《协议书》，明确无论以谁的名义承租，承租人只是这个大家庭的代表，三家人均有权居住使用。2016年9月，涉案房屋以梁健炜的名义承租至今。现涉案房屋由梁健炜及梁北强两家人使用。梁健炜使用2/3，梁北强使用1/3。梁健炜使用部分上锁并存放家私杂物。梁北强未有在大门私自上锁，梁健炜一家人可以正常出入并使用涉案房屋；二、《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已明确约定三家人均有权居住涉案房屋。其一，该《协议书》是家庭内部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二，该《协议书》签订时，梁健炜尚未成年，其母亲戴间好作为梁健炜的法定监护人，以梁健炜的名义签订该《协议书》，完全是为了保护其利益。因此，该《协议书》对梁健炜具有约束力。至于梁健炜在提到“若该《协议书》是以三个家庭为单位，应由梁健敏、梁健炜两人作为梁北根的代表”，更是完全违背基本事实。因梁健炜的姐姐梁健敏和母亲戴间好的户口都不在涉案房屋，故梁健炜一家只能以梁健炜为代表。梁健敏1988年出生时，按当时政策，户籍只能跟戴间好入户广东德庆。戴间好改嫁后，才将户籍转到其后父李捍东的母亲处，地点在广州赤岗。而梁健炜于1994年出生时，按政策户籍可以跟随父亲梁北根，故梁健炜户籍在涉案房屋。其三，《协议书》的内容是推选一人作为大家庭的代表(当时是梁北强)承租涉案房屋，无论是谁承租，权利都由三家人共同享有。至于《协议书》没有提到三家均等分担费用，是因为签订《协议书》时梁某1已搬出，没有理由再分担费用。《协议书》虽未明确提及使用权，但其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三家人共享权利的内容。涉案房屋作为公房，三家人能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居住使用权。因此，该《协议书》显然是三家人对居住使用权的约定和处分。事实上，三家人一直以来都是按《协议书》执行。正是因为三家人己共同居住生活了几十年，并且签订了《协议书》，由哪家人代表签订租赁合同都无所谓，梁北强才会在2016年9月将承租人转为梁健炜；三、梁北强等三人是否有承租公房条件与本案无关。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所审查的应是梁北强等三人使用涉案房屋是否合理有据。至于梁北强等三人是否具有承租公房的资格，则应由房屋的出租方来认定，不应在本案审理。而且，梁健炜代表大家庭承租涉案房屋，然后由各家庭分开使用，该做法并不违反公房租赁政策。而梁嘉谊也完全有承租该房的资格。同样，梁健炜自幼随母亲和继父李捍东一齐生活，李捍东与戴间好名下也有房产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洪德路洪德七巷302房。因此，就承租公房的条件而言，梁嘉谊与梁健炜是一致的。梁健炜于2019年9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梁北强等三人立即腾退广州市海珠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房屋给梁健炜；2、梁北强等三人支付自2016年9月至实际腾退房屋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每月121.2元），该占有使用费计至2019年9月共4726.8元；3、梁北强等三人支付自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的水电费共3097.85元；4、梁北强等三人赔偿梁健炜外出租赁房屋的费用2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梁北强等三人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林道（已故）是梁北根（已故）、梁北强与案外人梁某1的母亲。梁北强与苏丽华是夫妻关系，是梁嘉谊的父母。梁北根与案外人戴间好是梁健炜的父母。海珠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原承租人是林道，由林道一家居住。后林道与梁北根去世，梁某1在外购买私房，梁某1故将其居住的那部分房屋给梁健炜居住使用。2010年8月23日，梁北强、梁某1、梁健炜（戴间好代签名捺印）签订《协议书》，内容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租薄持有人是林道，但一向都是其三个儿子平均交租。现因林道去世，故申请梁北强为租簿持有人。小时是三兄弟，大时已是三家人，为避免日后不必要的争执，所以现三家人协商如下：1、租簿不论写谁的名字，本人都不能拿租簿，租簿需放在另外一家。2、水、电费的存折，租簿的存折，开户底数不能动（因开户的钱是三家人平均拿出来的）要保持完整，以备不方便之需。3、若遇征收和拆迁，所有的待遇一定要三家人平均所有，不能独占。4、本协议一式四份，各人签名并盖手指摸，各人手持一份，另一份放在房管站，作为一个公证。2010年，上述房屋改由梁北强的名义承租。2016年6月6日，梁健炜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海珠区分局第二管理处提出报告，称：海珠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房屋原是梁健炜已故祖母林道承租，2010年承租人转为梁健炜三叔梁北强；该房屋有三个户口本，梁健炜祖母与梁北强一个，梁健炜父亲梁北根与梁健炜一个，梁健炜二叔梁某1一个；该房屋住有三户人家，现梁某1、梁北强均已买有私房，梁健炜买不起房，所以他们同意将此屋承租人转为梁健炜，故此申请。该报告上有梁北强、梁某1的签名并写明同意转名。2016年9月5日,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出租人、甲方）和梁健炜（承租人、乙方）签订《广州市直管房（住宅）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海珠区南华中路寺前街XX号地下部位（产别：经租产）的房地产出租给乙方作住宅用途，使用面积38.4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月租金121.2元，等等。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月租金仍为121.2元，等等。涉案房屋2016年9月后的租金由梁健炜交纳，现由梁健炜和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共同使用。据梁健炜陈述，从2007年开始其居住在洪德路××房，因梁北根神位在涉案房屋，故会偶尔回去祭拜，但没有在里面居住；据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陈述，梁健炜也只是偶尔回来拜下神，拿东西。梁健炜为证明支付了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的水电费共计3097.85元，提供了户名为梁健炜的银行明细清单和部分水电费发票作为证据。梁北强等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表示并非故意拖欠，因梁健炜更换了新的缴费账号且没有提供给梁北强等三人，故无法缴纳2016年9月之后的水电费。梁健炜为证明梁北强等三人加锁导致其无法正常使用房屋，提供了照片作为证据。为证明外出租房每月租金1000元，提供了梁健炜与案外人李捍东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显示梁健炜向李捍东承租广州市海珠区洪德路××房，每月租金1000元。梁北强等三人质证认为没有加锁阻碍梁健炜正常回家，李捍东是梁健炜继父，梁健炜年幼时即与李捍东共同生活。梁健炜陈述虽然梁健炜与李捍东是继子女关系，但梁健炜每月要给李捍东一些费用。经梁北强等三人申请，梁某1、梁某2、钟广平、黄智华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梁某1陈述：涉案房屋已承租四十多年，由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家居住，后来姐姐和妹妹出嫁搬走，我们三兄弟都在涉案房屋结婚的。涉案房屋上挂有三个户口，我的户籍现还在涉案房屋。该房屋原先是我父亲承租的，父亲去世就由母亲承租，母亲去世后，因母亲与梁北强是同户籍人员，就以梁北强的名义承租涉案房屋。2001年梁健炜的父亲梁北根去世，梁健炜的母亲带了梁健炜两姐妹改嫁，因2000年我自己买了房屋搬出了涉案房屋，当时梁健炜的母亲问我能不能将我在涉案房屋居住的那间房屋给其一家居住，我同意了，但是我要求租金由她承担。2016年梁健炜的母亲跟我说涉案房屋是公房，且听说梁北强有私房，所以要求改为以梁健炜的名义承租涉案，在我的协调下，梁北强和我的儿子都同意了，但前提是如果涉案房屋涉及到征收，所得利益应当由三家人平分。后来梁北强和苏丽华的户口迁出涉案房屋，梁健炜未经我和梁北强两家人的同意，将自己转为涉案房屋的户主。梁北强并没有拒绝她居住涉案房屋，当时梁北强换了锁也是有拿钥匙给她的。梁某2陈述：我是梁北强的姐姐，梁健炜的姑姑。梁健炜七八岁时父亲去世，我们兄弟姐妹都很照顾梁健炜一家，每月给一些生活费。2003年梁健炜母亲改嫁，并带着继父住进涉案房屋，我们知道后，就没有再给生活费。2004年，梁健炜一家搬出涉案房屋，跟继父居住生活。涉案房屋一直由我父母承租，由我一家居住。承租涉案房屋只是由梁健炜出名，但由一家人共同居住使用。涉案房屋一共有三个房间，厨房三间，一开始是三家兄弟一人一间使用，后来梁北根去世，梁某1搬走，梁某1将自己的房屋和厨房给梁健炜居住，所以梁健炜在涉案房屋使用了三分之二。梁健炜平时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但特殊的日子回去，梁健炜在涉案房屋保留了一间房屋和一间厨房，并锁住了。涉案房屋的大门梁健炜和梁北强等均有钥匙，梁北强无限制梁健炜居住涉案房屋。钟广平、黄智华陈述：我们是街坊，有看到梁健炜的母亲经常去涉案房屋，不存在进不了房屋的问题，等等。梁健炜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梁某1陈述当时协议过关于涉案房屋征收拆迁的事宜，没有约定使用权，且梁健炜是在2016年6月6日申请承租涉案房屋，该申请报告上显示梁某1、梁北强均签名，同意梁健炜承租涉案房屋，随后梁北强将户口迁出，这一行为证实梁北强、梁某1同意将涉案房屋给梁健炜使用的事实。对梁某2的陈述有异议。对黄智华、钟广平的证人证言，两人仅是街坊，不清楚梁健炜与梁北强等三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钟广平陈述，其在晚上没有看到梁健炜回去，能佐证因梁北强等三人在晚上加锁导致梁健炜晚上无法回家使用涉案房屋。梁北强等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第一，四证人均证实梁北强等三人没有擅自加锁，梁健炜可以正常使用涉案房屋，且实际使用三分之二，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没有限制妨碍梁健炜使用房屋。第二，证人梁某1、梁某2证实涉案房屋是梁北根、梁某1、梁北强三家人各使用一间房屋，且协商无论以谁的名义承租涉案房屋，另外两家人对涉案房屋均有居住使用权。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广州市直管房（住宅）租赁合同》虽是梁健炜与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签订，由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梁健炜，但从《协议书》内容及证人梁某1、梁某2陈述的情况可以看出，梁北根、梁某1及梁北强三家人平均享有涉案房屋带来的权益，也均等分担涉案房屋租金等费用，租簿上落的名字仅是代表三家人对外签订合同，对内三家人均有权在涉案房屋居住。《协议书》中梁健炜的签名虽然是戴间好代签，但彼时梁北根已经去世、梁健炜尚未成年，戴间好作为梁健炜的母亲，是代表梁北根一家签署，梁健炜作为梁北根一家的家庭成员，理应遵守家族约定。故梁健炜起诉要求梁北强等三人立即搬出涉案房屋的诉请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房屋使用费。梁北强等三人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期间，应分担梁健炜交纳的房屋租金。考虑到涉案房屋原由梁北根、梁某1及梁北强三家人居住且三家人平均交租，而2001年后梁某1居住的那部分房屋已给梁健炜使用，故梁健炜理应承担租金的三分之二，梁北强一家应承担租金的三分之一，即每月40.4元。关于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的水电费。从查明事实来看，该期间涉案房屋实际居住人为梁北强一家，故水电费主要由梁北强一家消费产生，梁健炜只是偶尔回来拜神拿东西，因此酌定梁健炜承担上述期间水电费100元，其余2997.85元由梁北强等三人承担。至于梁健炜主张的损失。因梁健炜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无法在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故其要求梁北强等三人赔偿造成其在外租房的租金损失，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予2019年11月14日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按每月40.4元的标准向梁健炜支付自2016年9月起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的房屋使用费；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向梁健炜支付2016年9月至2019年9月的水电费2997.85元；三、驳回梁健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4元，由梁健炜负担184元，梁北强、苏丽华、梁嘉谊负担50元。经二审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梁健炜申请本院到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调取以下证据：1、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在2016年调查梁北强等三人在广州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而取消梁北强等三人继续租赁及使用涉案房屋的资格的相关证据；2、广州市海珠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一所对应取消在广州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承租人继续租赁及使用公有直管房产的相关规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梁健炜是否有权要求梁北强等三人搬离涉案房屋、支付相应的占用费及赔偿租赁费用损失。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属于房管部门直管的经租房，原以梁健炜祖母林道的名义承租，后转以梁北强的名义承租，再转以梁健炜的名义承租，但涉案房屋事实上一直系由包括梁健炜与梁北强在内的林道家庭成员共同使用，该事实有双方陈述及梁北强、梁某1、梁健炜（戴间好代签名捺印）于2010年8月23日共同签署的《协议书》等印证。因此，梁健炜与梁北强等三人对涉案房屋的使用应依据双方之间的约定来确定。而依据双方在前述《协议书》中的约定，涉案房屋应由梁健炜与梁北强等三人及梁某1三家共同使用。据此，梁健炜诉请梁北强等三人向其腾空交还涉案房屋与双方约定不符，原审判决对此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梁健炜诉请梁北强等三人支付使用费及水电费一项，原审根据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认定梁健炜应承担三分之二的使用费，并酌情判决梁健炜分担100元的水电费，合理合法，可予维持。梁健炜以梁健敏未在《协议书》上签名为由，上诉认为前述《协议书》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如前所述，涉案房屋事实上一直由包括梁健炜和梁北强在内的三家人约定共同使用。在《协议书》签署当时，涉案房屋系以林道的名义向房管部门承租，在《协议书》签署之后，涉案房屋改由梁北强的名义承租。另，梁健炜在该《协议书》签署之时并未成年，故戴间好作为梁健炜的法定代理人并代表梁健炜一家签署该《协议书》符合情理，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据此，梁健炜上诉认为《协议书》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梁健炜以梁北强等三人不具备公房承租资格，继续使用涉案房屋违反有关公房承租政策及法律规定为由，上诉认为其有权要求梁北强等三人向其交还涉案房屋，但梁北强等三人是否具备公房承租资格，是否有权继续以公房租赁的名义使用涉案房屋，应属于梁北强等三人与相关房屋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对外租赁合同法律关系的处理范畴，与本案承租人内部房屋使用法律关系无涉，故梁健炜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成立。同理，本院对梁健炜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接纳。另，如前所述，依据《协议书》的约定，梁健炜与梁北强家庭均有权使用涉案房屋，而梁健炜未举证证明因梁北强等三人阻扰导致其无法使用涉案房屋，故梁健炜诉请梁北强等三人赔偿租赁费用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此予以驳回亦无不当，亦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健炜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68元，由上诉人梁健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红玉审判员  韩志军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文杰唐颖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