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7行终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国球，组长。 委托代理人胡朝洲，男，汉族，1946年11月22日出生，住防城港市防城区。 委托代理人黄开团，广西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国彬，组长。 委托代理人胡朝明，男，汉族，1947年4月28日出生，住钦州市钦南区。 委托代理人李登复，钦州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申荣洲，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党，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朝勇，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黄海昆，市长。 委托代理人杨志才，广西源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上村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朝伟，组长。 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东村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周期，组长。 一审第三人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西村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胡吉期，组长。 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和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诉被告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北区政府）林地行政确权以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经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桂07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和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17年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胡国球、委托代理人胡朝洲、委托代理人黄开团，上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胡国彬、委托代理人李登复、委托代理人胡朝明，被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朝勇，被上诉人钦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杨志才，一审第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上村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胡朝伟，一审第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东村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胡周期，一审第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西村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胡吉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与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争议的林地不是一个独立的山岭而是多个山岭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争议的林地名统称为“补锅佬岭范围”林地，该林地位于第三人天岩上村组、天岩东村组、天岩西村组村庄南面约300米处，距离原告村庄南面约3500米，距离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村庄约1000米处，四至为：东至峰尖岭岐与三十六曲林场场界分界，南至圆山尾及长岗岭与三十六曲林场场界分界，西至葫芦麓与三十六曲林场场界分界，北至石鼓岭岭脚与三十六曲林场场界分界（见界至图），面积约300亩。本案争议的林地在“合作化”前是附近村民的公共牧地，1953年“合作化”时期当时的红旗大队（现天岩村委会，下同。）在此岭地办畜牧场，1962“四固定”时整个补锅佬岭是固定给红旗大队所有。到1965年由红旗大队划给当时的红旗小学（现天岩小学，下同。）作勤工俭学基地，后经当时红旗大队同意，红旗小学将该勤工俭学基地与当时的红旗生产队（现天岩上、东、西组，下同。）兑换那记窝一垌田作勤工俭学基地。1981年“走山定界”时，红旗生产队以“补锅佬岭范围”为岭名申报领取了《山界林权证》。1998年，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因补锅麓岭与三十六曲林场发生权属纠纷，经被告钦北区政府调查认定，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的《山界林权证》中填写的“补锅佬岭范围”林地包含了三十六曲林场的林地，于1998年3月26日作出了决定，撤销了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补锅佬岭范围”林地与三十六曲林场林地重叠的部分，没有重叠的部分不予撤销。2009年后，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与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因“补锅佬岭范围”林地不断发生纠纷，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与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于2013年6月28日向被告钦北区政府申请调处，被告钦北区政府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了北政处（2014）12号处理决定，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钦北区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于2014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4）12号处理决定，本院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了（2014）钦北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驳回第三人天岩谈相组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不服向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了（2015）钦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撤销本院（2014）钦北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和北政处（2014）12号处理决定，责令被告钦北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钦北区政府重新进行了补充调查后，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了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原告、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不服，向被告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了钦政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原告于2016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2016]23号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争议岭在解放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分配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集体的山权林权，应以1962年‘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凡是权属清楚的都要稳定下来。‘四固定’后经有关方面协商同意或政府作了调整的一律有效。‘四固定’时未确定权属的，可参考合作化时的权属或现管范围，确定山权林权”。本案中，被告钦北区政府依职权对60至80年代时任大队干部和部分生产队长以及一些知情人进行了调查，这些被调查的知情人的证言均互相印证，证明争议的“补锅佬岭范围”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没有分配到任何生产队，仍由天岩大队管理，原告、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补锅佬岭范围”林地在1962年“四固定”时已分配到其生产队，因此，被告钦北区政府认定现争议的林地在1953年“合作化”时期和1962年“四固定”时期由天岩大队管理使用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确凿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第三人天岩上、东、西组是否用那记窝一垌田与天岩小学兑换林地的问题，被告钦北区政府在重新调处本案时作了补充调查，当时的大队干部及学校领导均证实争议的林地1965年由红旗大队划给当时的红旗小学作勤工俭学基地，后经当时红旗大队同意，红旗小学将该勤工俭学基地与当时的红旗生产队兑换那记窝一垌田作勤工俭学基地，兑换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原告主张没有兑换没有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原告认为被告钦北区政府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同样的处理决定，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被告钦北区政府在重新调处本案过程中，已对本案的另一些知情人进行了补充调查，是在查明了案件事实基础上才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所以对原告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能否作为确定林地权属依据的问题，因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提供的只是《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复印件，对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伪在调处开始至庭审中，被告钦北区政府一直存在质疑，并要求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提供原件进行司法鉴定，而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关于“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视为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人天岩谈相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不能作为确定林地权属依据，第三人天岩谈相组主张应当以《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印件作为确权依据，是有悖于法律规定的，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政府作出的[2016]23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上诉称，1、一审法院作出否定上诉人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不能作为确定权属证据，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有悖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第（四）项的，依照第六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钦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了上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确定土地山林权属证据。但一审法院以上诉人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复印件，又不申请鉴定为由，否定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是显失公平正义的。2、一审法院认定争议的林地是红旗生产队（即上村、东村、西村村民小组）用那记窝一垌田与红旗小学兑换的，纯属无中生有，也有悖于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钦行终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的认定和钦州市人民政府钦政复决字（199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生效的复议决定否定了用那记窝一垌田兑换补锅佬岭的事实，一审法院仍认定是兑换，显然是错误的。3、一审法院把1953年“合作化”时期和1962年“四固定”时期，由上诉人管理使用的争议林地，认定为天岩大队管理使用，是没有事实政策依据的，争议林地高级社时期是胡熔光等10人带入谈相村的农业合作社，1962年即固定给谈相生产队。天岩大队不是生产组织，不可能分得争议林地，不能截留争议的林地。一审法院认定争议的林地“补锅佬岭范围”合作化时期和1962年“四固定”时期由天岩大队管理使用，是不符合事实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判决撤销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桂0703行初字28号行政判决书；2、判决撤销钦北区人民政府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书；3、判决撤销钦州市人民政府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书；4、判决责令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上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上诉称，1、上诉人乐怀村民耕种使用争议土地补锅佬岭牧场周边山岭林地长达70年历史。2、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重新作出的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钦州市人民政府不深入调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是违法的。上诉人和第三人天岩上、东、西村民小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都有开荒种植和办牧场的事实；天岩小学现校址和荔枝园土地在1981年《山界林权证》登记时已登记入上诉人的山权证书范围，有存根为证；上诉人对争议林地的权属主张从未停息过。3、第三人天岩上、东、西村民小组没有取得争议林地的合法来源依据。4、第三人天岩上、东、西村民小组的1981年《山界林权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该《山界林权证》因与林场发生争议，已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撤销，属无效证书，而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以此作为定案依据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5、根据国务院《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确权为上诉人所有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2016）桂07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2、改判决撤销被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6）3号《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和被上诉人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和被上诉人钦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政府和被上诉人钦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一审第三人上村村民小组、东村村民小组、西村村民小组述称，被上诉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二审审查，争议的林地在土改时期已分配给大直镇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的村民胡熔光等10人所有，防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胡熔光等10人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合作化时期属于当时的天岩（大队）高级社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没有证据证明现争议的林地分配给任何生产队所有。1981年走山定界时，上诉人没有将补锅佬岭的林地申报领取《山界林权证》，一审第三人将现争议的补锅佬范围林地申报领取了《山界林权证》。1998年，一审第三人因补锅麓岭与三十六曲林场发生权属纠纷。被上诉人于1998年3月26日作出决定，撤销了一审第三人补锅佬范围林地与三十六曲林场重叠的部分。2009年后，上诉人与一审第三人因该林地权属不断发生纠纷。上述事实有本院生效的（2015）钦行终第17、18号行政判决予以认定。一审第三人于2013年6月28日向被上诉人申请调处，被上诉人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北政处（2014）12号处理决定，上诉人不服，向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两上诉人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作出（2014）钦北行初字23、24号行政判决，驳回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两上诉人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6日和7日作出（2015）钦行终字第17、1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4）钦北行初字第23、24号行政判决和北政处字（2014）12号处理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钦北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两上诉人不服，向被上诉人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了钦政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维持了被上诉人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上诉人大直镇天岩村委会乐怀村民小组于2016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中关于证据的规定：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因此，1953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可以作为处理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的权属凭证。现上诉人谈相村民小组提供了防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胡熔光等10人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填写有现争议的补锅佬岭的1200亩山林。一审判决认为天岩村委会谈相村民小组提供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是复印件，上诉人不同意提供原件进行司法鉴定为由认为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经查，本院在审理（2015）钦行终字第17、18号案件庭审中，已将该证据的原件与复印件核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生效的（2015）钦行终字第17、18号行政判决已经确认。从证据的效力来看，钦北区政府重新调查的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上述书证。北政处（2016）3号《处理决定》及一审法院的判决否定该证的真实有效性，其理由不充分。同时，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一审第三人在1966年用十三亩水田与红旗小学兑换现争议的林地使用的事实，经查明，钦州市人民政府已生效的复议决定即钦政复决字（1998）5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申请人（现本案第三人）提出其生产队于1966年用那记窝的水田兑换补锅佬山，经查没有事实和证据证实”，已经否定了当时申请人（现本案第三人）的主张，而本案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作出北政处（2016）12号《处理决定》及一审法院的判决仍然认定现讼争林地是第三人于1966年用那记窝水田兑换补锅佬岭山，明显与生效的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上述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5）钦行终字第17、18号行政判决确认，钦北区政府重新调查的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不充分。因此，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钦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生效判决相冲突，且钦北区政府在主要事实和理由不变的情况下，作出了与原处理决定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谈相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钦北区人民法院（2016）桂0703行初2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钦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北政处（2016）12号《处理决定》。 三、撤销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6）23号《复议决定书》。 四、责令钦北区人民政府对本案争议的林地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被上诉人钦北区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 盛 审 判 员  钟凌意 代理审判员  刘平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