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602行初251号 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9号。 法定代表人杜世嘉，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潘湘元，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135号。 法定代表人应良波，局长。 出庭行政负责人俞少楼，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滕军，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史红江，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宝荣，男，194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李慧娟，女，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王瑞宝，男，1951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王瑞香，女，195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现住。 第三人王闰珍，女，1966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王炳，男，198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第三人高镭，女，1986年2月3日出生，汉族，杭州市下城区。 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原告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潘湘元，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行政负责人俞少楼及委托代理人滕军、史红江，第三人王宝荣、王瑞宝、王瑞香、李慧娟、王闰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炳、高镭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争的行政行为：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绍市建设裁[2019]1号裁决书，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第十四条之规定，裁决：一、原告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供一处住宅安置用房给第三人，作为房屋拆迁安置的产权交换用房，安置房源应位于越城区区域，建筑面积不少于原被拆迁房屋面积；二、有关房屋产权交换差价结算按当时拆迁安置政策规定执行。 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第三人王宝荣等向被告提起房屋拆迁裁决，被告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了行政裁决，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对该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拆迁裁决程序违法。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裁决，应当出具裁决书。原告认为被告理应在受理裁决申请书后30日内作出行政裁决，但被告却于受理后的两年以后才作出裁决，原告认为行政裁决程序严重违法。二、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的认定事实不清。1、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裁决申请应该不予受理。行政裁决申请中所载明申请裁决的房屋早已于1993年拆除，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八条第(四)项之规定，房屋已经灭失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行政裁决申请。故被告理应对前述裁决申请不予受理。2、原告认为本行政裁决案件的拆迁人系绍兴市物资局(权利义务承继人)，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为名义上的拆迁人，而绍兴市房屋拆迁所为委托拆迁人，故为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被告理应依原告的申请追加绍兴市物资局及绍兴市房屋拆迁所(权利义务承继人)为被申请人，而被告没有依申请追加，故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主体资格不正确。(1)原告提交的绍兴市房屋拆迁申请表及拆迁许可证存根明确申请拆迁单位为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立项批准文件为浙建材房字(91)12号，工程名称为绍兴市物资市场，该申请书中作为主管部门的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的审批意见明确同意由绍兴市房屋拆迁所拆迁，而委托拆迁也是符合《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实施办法》(1992年7月23日颁布)规定的市区房屋原则上由绍兴市房屋拆迁所统一拆迁的要求，可知涉案房屋的拆迁实施人为绍兴市房屋拆迁所。绍兴市房屋拆迁所以其本人的名义与被拆迁人或实际被拆迁房屋实际使用人签订安置协议等，故原告认为与涉案所涉的拆迁房屋有关的材料应该由绍兴市房屋拆迁所持有，为了查明事实，被告理应追加或者要求申请人追加绍兴市房屋拆迁所为被申请人。原告提交的发放搬迁费凭证，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的实际实施拆迁人为绍兴市房屋拆迁所，其告知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支付搬迁费，而该凭证明确系由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代付，金额及事实均需由绍兴市物资局确认，据此可知，涉案房屋的拆迁人为绍兴市房屋拆迁所及绍兴市物资局，而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为名义上的拆迁人。(2)原告提交的私房证据保全汇总表、付款凭证等可以证明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收受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私房证据保全房屋拆迁的补偿款51246.58元的事实，而且该证据清楚表明涉及前述私房拆迁采取证据保全的实际拆迁人系绍兴市物资局，故前述费用系由其确认，并根据绍兴市物资局和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合同》第1条及第4条第1款的约定，明确拆迁以绍兴市物资局为主，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为派员协助，且动迁费用由绍兴物资局自行支付，而原告提交的《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补充协议》则较好的诠释了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绍兴市房屋拆迁申请表中申请人的缘由为绍兴市物资局无基建计划，且在该补充协议中明确拆迁工作仍然以绍兴市物资局为主，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助，而这个约定与前述私房证据保全房屋拆迁的补偿款51246.58元的支付需要绍兴市物资局确认的事实相印证，也可知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仅是名义上的拆迁人，与拆迁人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均需由绍兴市物资局享受和承担。(3)原告提交的《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协议，可以证明，绍兴市物资局与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3年12月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协议，并对前述《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有关事项进行了结算，而且明确约定，因拆迁手续未结清，具体手续仍然由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出面办理，所需费用由绍兴市物资局负责。据此可知在1993年12月开始，涉案房屋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与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无关，相关权利义务均需要由绍兴市物资局承受。而前述解除协议的内容也较好的阐明了涉案拆迁的地块所涉及地上物及建筑与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关系的事实。三、原告认为将涉案房屋根据当时的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拆迁人将产权不明的被拆迁人的房产按作价补偿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并将拆迁补偿款交付给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的办法也是合法有效的，并不需要重新安置或赔偿。第三人王宝荣等提交的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判决书，可知涉案房屋于2014年1月20日才依法判决归第三人王宝荣等名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据此可知，在2014年1月20日前，涉案房产并非属于本案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至于其在裁决申请书中所称在最高院于1984年8月30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时就已经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的说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不相符。鉴于此，原告认为拆迁人根据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五条及《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实施办法》(1992年7月23日颁布)第九条第二款“拆除产权不明或者有产权纠纷的房屋，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审查并办理证据保全后，方可拆迁”及第十一条的规定，可知涉案房屋在拆迁时属于所有权不明的房产。根据前述的规定，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拆迁，而且还要求对被拆除的房屋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而原告所举证的私房证据保全汇总表、付款凭证等可以证明，拆迁人是根据前述规定，将涉案房屋依法予以拆除，并将有关补偿款交付给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的做法是合法有效的。四、被告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二条的规定: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搬迁期限、补偿方式、补偿标准以及搬迁过渡方式、过渡期限等原因达不成协议，当事人申请裁决的，适用本规程。原告认为本案所涉的争议事项并不属于上述的裁决受案范围，故被告依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作出的裁决系适用法律错误。五、退一万步讲，假设如第三人王宝荣等所说在涉案房屋在1992年12月前就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归其所有，则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拆迁人不会将涉案房屋归属于证据保全房性质(即产权不明)的安置办法来安置。故前述安置办法，原告认为是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的，由此可见，假若如申请人所称的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办法是错误的，原告认为其不利后果理应由申请人因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导致而由其自行承担。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被告作出的绍市建设裁[2019]1号裁决；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并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有： 1、市房管处直管公房房票、公证书、租用国家公房申请书及关于王宝荣同志信访的回复各1份，证明涉案房屋原租户刘剑刚因拆迁安置到罗门西区××室，而且第三人能获得相应补偿款的事实； 2、绍兴市房屋拆迁所及绍兴市物资局出具给原告的搬迁费发放凭证1份，证明涉案房屋拆迁人为绍兴市房屋拆迁所、绍兴市物资局，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拆迁协助人的事实； 3、私房证据保全汇总表1份，证明证据保全涉及13户房地产信息已全部汇总给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涉案房屋根据主管部门的意见将拆迁补偿款交付给绍兴市房屋拆迁办公室及由拆迁人绍兴市物资局确认并要求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代付的事实； 4、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合同原件、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补充协议原件、市物资综合楼商品房销售合同解除协议原件各1份，证明涉案房屋拆迁系由绍兴市物资局为拆迁人，相关的动迁费由绍兴市物资局自行支付、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为协助，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仅向被拆迁人提供安置房源、收取管理费；双方之间因拆迁手续未结清，相关手续仍由原告办理，相关费用由物资局负责，解除了双方商品房销售事实； 5、绍兴市房屋价格评估表1份（当庭提交）、通知1份，证明涉案房屋建筑面积48.11平方米以及评估净值及房屋产权情况及安置情况。 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涉案建设工程《房屋拆迁许可证存根》载明，“绍兴市物资市场综合楼”工程的拆迁人为“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即原告，《绍兴市房屋拆迁申请表》载明，绍兴市房屋拆迁所只是接受原告的委托实施拆迁的单位，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以下简称《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以及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地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统一拆迁，也可以由拆迁人自行拆迁或者委托拆迁。拆迁人委托拆迁的，被委托人应当是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被告据此认定原告为建设工程拆迁人事实清楚。二、被告作出的裁决书适用法律正确。《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拆除有产权纠纷房屋，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规定期限内纠纷未解决的，由拆迁人 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绍兴市人民政府绍市府发〈1992〉82号)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拆除产权不明或有产权纠纷的房屋，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审查并办理证据保全后，方可拆迁。”根据前述规定，拆迁产权不明等情形的房屋，拆迁人不仅需要提出拆迁补偿，还要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原告仅以房屋评估价作为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并无法律依据。三、被告作出的裁决书程序合法。1、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行初210号行政判决书“责令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王宝荣等人提出的对座落于绍兴市××城区××号城市房屋拆迁作出行政裁决的申请在二个月内作出行政行为”，该判决书生效后，被告于2018年1月29日以裁决需要再次调查为由作出“中止房屋拆迁裁决通知书”，后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绍市建设裁[2019]1号裁决符合《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则》(以下简称《拆迁裁决工作规则》)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之规定。2、《拆迁裁决工作规程》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房屋已经灭失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予受理行政裁决申请，但本案王宝荣等裁决申请人依据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取得权利，其权利的取得在房屋拆除之后，因此申请裁决时虽然房屋已经拆除，但其申请裁决的权利并未就此灭失，且(2015)绍越民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王宝荣等人应先行申请拆迁行政裁决，故被告受理申请并裁决并无不当。综上，被告通过调解，在原告与裁决申请人无法就拆迁补偿安置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裁决要求原告提供一处安置用房供裁决申请人产权交换并结算产权交换差价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法院提供并出示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许可证存根复印件、绍兴市房屋拆迁申请表各1份，证明涉案工程拆迁人是本案原告； 2、公证书1份，证明涉案房屋是证据保全房； 3、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函》1份，证明涉案房屋面积是49.95平方米； 4、裁决申请书1份，裁决协调会的通知3份，关于召开房屋拆迁裁决协调会的通知2份，（2017）浙0602行初第210号行政判决书、中止房屋拆迁裁决通知书、绍市建设裁【2019】1号裁决书、（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2015）绍越民初字第144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时确认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法规及政策依据为：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第三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 2、《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则》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四）项、第十四条； 3、《关于印发〈绍兴市市区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的通知》（绍市府发【1992】82号）第九条第二款。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 原告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刘剑刚给予公房安置并不能免除拆迁人应对第三人进行安置的责任；第三人质证认为，刘建刚一直租住涉案其父亲的私房，后来为什么变成公房，公房的手续依据哪里来的，为什么拆迁开发商按照公房安置，不能拿第三人的私房做交易。本院认为被告质证意见成立，能证明涉案房屋原租户刘剑刚因拆迁取得直管公房房票，安置到罗门西区××室，经房管部门批准按房改标准起租。绍兴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出具给被告的《关于王宝荣同志信访的回复》载明：现王宝荣同志信访要求主张××拆迁房屋的权利，请王宝荣同志提供合法有效资料，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确权手续，后凭房屋确认产权联系单办理拆迁补偿事宜； 原告证据2，被告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绍兴市房屋拆迁所是受委托的拆迁单位，具体实施拆迁过程中要支付拆迁费是正常程序，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就是本案拆迁人；第三人质证认为这是原、被告之间的矛盾，两者之间总要有一方作出相应决定。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明力，在说理部分进行综合评述； 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过该13户的补偿款共计51246.58元；第三人质证认为与其无关；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证据4，被告与第三人质证认为该合同是原告与市物资局签订，即便真实，但也只能证明原告与物资局存在商品房买卖，根据原告向被告提供的绍兴市房屋拆迁申请表，原告作为拆迁人身份拆迁，与被告无关； 原告证据5，被告对拆迁安置房屋价格评估表真实性无异议，但房屋面积应以法院判决认定的面积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给被告函上面认定的面积为准；对通知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质证认为，其对评估报告认定面积有异议，涉案房屋49.95平方米是很准确的，应该按照法院判决认定，土地登记机构是有留底的。 本院对被告证据4-5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合法性与证明力在判决说理部分详述。 被告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拆迁实施单位是绍兴市房屋拆迁所，并非原告。第三人无意见； 被告证据2，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被告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面积有异议，根据评估表载明涉案房屋面积是48.11平方米。第三人无异议； 被告证据4，原告除对中止裁决通知书认为其未收到过书面通知书外，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无异议。 本院对被告证据1-4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合法性与证明力在判决说理部分详述。 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原座落于绍兴市××城区××号（地籍：中都一图3044-5号，面积为49.95平方米）房屋（拆迁时门牌号为月池坊××号）列入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建设工程拆迁范围。拆迁时因原产权登记人亡故等原因未能办妥权证手续，拆迁人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对该房向公证机关申请了证据保全，并将拆迁房屋保证金划入专项帐户，后该房屋被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2014年1月20日，经（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民事判决，第三人取得上述房屋的所有权。2016年4月15日，第三人王宝荣等七人向被告邮寄裁决申请书，要求被告对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迁原月池坊53号房屋进行行政裁决，要求该房地产开发公司赔偿第三人房屋拆迁损失暂定60万元（以被告委托评估报告为准），或赔偿相同地段、相同性质、相同面积、相同价值房屋一间。8月31日，被告告知第三人其申请已受理。嗣后，被告分别于2016年9月6日、2017年1月19日组织第三人与原告进行了调解，均未达成协议。第三人多次催促，被告以房屋拆除时间久远，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不全，陈述又不一致等原因，认为作出裁决的条件尚不具备。第三人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1月18日作出（2017）浙0602行初210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第三人王宝荣、王瑞宝、王瑞香、李慧娟、王炳、王闰珍、高镭提出的要求对原座落于绍兴市××城区××号（地籍：中都一图3044-5号，面积为49.95平方米）城市房屋拆迁作出行政裁决的申请在二个月内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1月29日，被告根据原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中止第三人提出的房屋拆迁裁决申请。2018年4月4日，被告召集原告等相关部门就涉案裁决事项召开商讨会，并告知原告本案中止裁决等情况。嗣后被告再次进行了调查，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绍市建设[2019]1号裁决：“被申请人绍兴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经批准，于1992年依法实施绍兴市物资市场综合楼项目建设工程，原月池坊53号(地籍：中都一图3044-5号，面积为49.95平方米，原地址为××)列入拆迁范围。因当时月池坊53号房屋产权人不明，被申请人按照拆迁法规、政策的有关规定对该房屋进行证据保全后拆迁。后申请人以原月池坊53号(该房屋为典权房屋)要求确权为由，向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4年1月，经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原月池坊53号典权房屋所有权归王宝荣、王瑞宝、王瑞香、李慧娟、王炳、王闰珍、高镭所有。2016年4月15日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房屋拆迁裁决。本机关多次召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因申请人没有实际得到原月池坊53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本机关按照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2012〕绍越民特字第4号)和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函，并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8号)第十四条之规定，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供一处住宅安置用房给申请人，作为房屋拆迁安置的产权交换用房，安置房源应位于越城区区域，建筑面积不少于原被拆迁房屋面积。二、有关房屋产权交换差价结算按当时拆迁安置政策规定执行。”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涉案房屋原承租户刘剑刚在房屋被拆迁时的1993年5月4日提交《租用国家公房申请书》并取得《市房管处直管公房房票》。其中申请书载明刘剑刚承租的涉案房屋××系私房，经房屋管理部门批准刘剑刚申请租赁的绍兴市房管处直管公房罗西45幢302室按房改标准起租。 本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故被告作为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具有对拆迁安置补偿达不成协议进行裁决的行政职权。对于被告是否应受理第三人提出的裁决申请、作出裁决的条件是否具备及对涉案房屋面积的认定问题已受本院生效的（2017）浙0602行初210号行政判决羁束，本院不作赘述。本案争议焦点： 一、原告是否系裁决意义上的主体。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个人。本案中从原、被告提供的拆迁许可证存根明确载明拆迁人为原告。故原告完全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进行行政裁决的主体条件。即便按原告所称其与绍兴市房屋拆迁所或与绍兴市物资局的权利义务有承继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二、原告预缴了拆迁补偿款并进行了证据保全是否还需提供住宅安置用房作为给第三人的拆迁安置产权交换用房。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第二十四条规定：“拆除出租住宅房屋，应当实行产权调换，原租赁关系继续保护，因拆迁而引起变动原租赁合同条款的，应当作相应修改。”同时根据当时有效的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绍市府发【1992】82号第四条“拆迁人必须按本办法规定给被拆迁人补偿和安置”及第十一条第三款中“产权调换的形式既包含拆迁补偿，又包含拆迁安置。”第九条第二款“拆除产权不明或者有产权纠纷的房屋，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审查并办理证据保全后，方可拆迁。”第十七条拆除私有住宅房屋，拆迁人以产权调换形式进行拆迁补偿安置是对原房屋所有人的规定，本案中，涉案房屋拆迁当时由案外人刘剑刚承租，拆除出租住宅房屋，应当实行产权调换，而产权调换的形式既包含拆迁补偿，又包含拆迁安置，而当时涉案房屋产权不明，故拆迁人除了支付拆迁补偿款外还需提供住宅安置用房，并经证据保全。 综上，本院认为，虽然现有证据无法查明原告当时提出了何种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其拆迁，但现有证据仅可以证明原告在拆迁前将拆迁补偿款汇入指定帐户，且从原告提交的涉案房屋承租人刘剑刚填写的《租用国家公房申请书》及《市房管处直管公房房票》载明刘剑刚承租的涉案房屋系私房，其申请租赁的罗西45幢302室系直管公房，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罗西的住宅是由原告提供给刘剑刚的住宅安置用房，且作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第三人亦一直未得到拆迁安置，故被告根据上述法律及政策的规定，结合《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十五条“原人均使用面积在8至21平方米之间的，按原面积安置”第十七条拆除私有住宅房屋，拆迁人以产权调换形式进行拆迁补偿安置是对原房屋所有人的规定，作出由原告提供一处位于越城区区域，面积不少于原被拆迁房屋面积的住宅安置用房给第三人作为房屋拆迁安置的产权交换用房，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被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流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中止裁决程序，该工作流程也未规定中止恢复的期间，但被告中止行政程序长达近一年半，与行政效率原则不符，本院予以指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绍兴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沈 岚 人民陪审员  施立龙 人民陪审员  王 蜓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翌婷 ?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准许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 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期开庭或者继续开庭审理，对到庭的当事人诉讼请求、双方的诉辩理由以及已经提交的证据及其他诉讼材料进行审理后，依法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