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65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梅芳，女，196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文生，男，1967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为中，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俞宪寨，男，1975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明，浙江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龚文生、吴梅芳因与被上诉人俞宪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2019）浙0703民初38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文生、吴梅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俞宪寨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俞宪寨谎称可以为龚文生、吴梅芳顺利落实孝顺镇低田功能区土地使用权，向龚文生、吴梅芳索要76万元“活动费”，在其无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拒不退还76万元巨额款项而引起的纠纷。一审中俞宪寨编造的迁移坟墓、造围墙的说法极为荒唐。2006年6月10日，案外人俞子春作为业主以拟设立公司名义与孝顺镇政府签订《项目用地协议书》，协议约定：拟设立公司取得28.03亩的土地权利（土地指标），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预收款16.8万/亩，共计470.9040万元。俞子春缴纳200万元的土地出让款。2011年5月，俞宪寨对其称俞子春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拥有一块土地想卖掉，该地块已与孝顺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用地协议书》并缴纳了200万元土地款，故龚文生、吴梅芳与俞子春接触，双方于2011年6月份达成转让条件，转让的土地价格为每亩43万元。俞宪寨以落实土地指标需要每亩地2万元活动经费为由，分别于2011年6月28日向其索要30万元、2011年7月13日向其索要30万元，合计56万元。因龚文生、吴梅芳向案外人俞子春支付806万元款项、向孝顺镇人民政府支付了土地款270.9040万元及保证金28.03万元后，仍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俞宪寨又以要到孝顺镇政府沟通协调要活动费用为由，于2012年9月15日再次向龚文生、吴梅芳索要20万元。龚文生、吴梅芳一直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而俞宪寨拒不返还已收取的76万元款项。一、一审判决说理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裁判结果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认定，无论因龚文生、吴梅芳与俞宪寨之间不存在一致合意导致合同不成立，还是因约定内容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俞宪寨都没有合理理由占有款项，应将收取的76万元予以返还。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另一方面又不支持其对俞宪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后所取得款项返还的主张，裁判逻辑上存在错误。二、俞宪寨主张龚文生、吴梅芳委托俞宪寨迁坟、造围墙的委托法律关系不成立。1、俞宪寨以落实土地指标为由向龚文生、吴梅芳索取“活动经费”，其为尽快落实土地指标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向俞宪寨支付“活动经费”76万元，因土地指标的权利依据《项目用地协议》被宣判无效，俞宪寨已经不可能完成约定义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俞宪寨应当归还收取的款项。根据龚文生提交录音证据显示，龚文生：“我跟他（俞子春）说，我们那个时候说是43万一亩，2万元一亩是你（俞宪寨）要拿去活动的”。俞宪寨：“嗯”。从龚文生与俞宪寨的对话可以证明，俞宪寨向龚文生索要76元活动费用于落实土地指标，而非俞宪寨所称的委托办理坟墓迁移、造围墙。2、根据《项目用地协议书》与电话录音可以证明龚文生并非坟墓迁移的义务主体，且对坟墓迁移等情况并不知晓，坟墓迁移的义务主体系第三方单位，俞宪寨辩称的坟墓迁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项目用地协议》约定，甲方（孝顺镇政府）应当将“出让地块做到通电、通路、场地平整使用条件后向乙方发放《企业进场施工通知书》”。由此可以证明，土地二通一平系孝顺镇政府的义务，并非其义务，何况坟墓迁移涉及土地的征收、补偿，坟墓迁移与补偿主体应当是当地政府即孝顺镇政府的职权与义务。因此，其不可能委托俞宪寨迁移坟墓。根据龚文生与俞宪寨的电话录音显示，龚文生：“我也跟他（俞子春）说，其他费用总不能让我搞的。”俞宪寨：“我那天跟子春到书记那里去过了。镇里面搬坟墓的钱镇里没有。那个我先打给镇里面，到时候镇里有钱会还给我的。我跟潘书记讲过了，潘书记到现场也去过了，还有管理处的主任，子春刚好那天回来。然后跟潘书记一起过去，到你那块土地那里。潘书记说这些坟墓全部要移掉的。然后这个钱要我打到镇里去，我也按照潘书记的意思先打过去。反正到时候镇里有钱会还给我，按政策反正我先垫着。”龚文生：“你那边先垫进去？到时候他（镇里）还给你？”，俞宪寨：“对对，到时候他（镇里）还给我”。根据录音证据可以证明，龚文生对坟墓迁移的事实并不知晓，且依据《项目用地协议》约定龚文生并非坟墓迁移的义务主体，何谈委托俞宪寨代为迁移坟墓。龚文生、吴梅芳从未拿到过土地，也不会去造围墙。3、俞宪寨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龚文生、吴梅芳并非迁移坟墓的义务主体，对迁移坟墓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晓，且《项目用地协议书》规定孝顺镇政府对土地进行二通一平，故龚文生、吴梅芳不可能委托任何人办理迁坟事宜。无论是否迁坟、具体由谁实施，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综上，俞宪寨以落实土地指标为由向龚文生、吴梅芳索取“活动经费”，龚文生、吴梅芳为早日落实土地指标向俞宪寨支付76万元“活动经费”，无论从合同不成立或合同无效的角度，俞宪寨所取得款项皆应返还。 俞宪寨辩称，一、龚文生、吴梅芳主张俞宪寨谎称可以为龚文生、吴梅芳顺利落实孝顺镇低田功能区土地使用权，向龚文生、吴梅芳索要76万元“活动费”，不但没有证据支持，也与事实不符，与常理不符。1、龚文生、吴梅芳称给俞宪寨活动经费是因为俞宪寨是案涉地块所在村的村长。案涉地块处在孝顺镇塔江山村和李村的范围内，俞宪寨是孝顺镇浦口村的村长，虽与塔江山村、李村相邻，但俞宪寨既不是镇政府官员，也不是拟受让土地所在村的村民或干部，龚文生、吴梅芳也知道俞宪寨对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没有任何影响力，所谓俞宪寨为龚文生、吴梅芳落实土地使用权而索要76万元款项的理由根本不成立。2、案涉土地出让合同的主体是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和金华市俊成水晶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成公司），2011年6月龚文生、吴梅芳从俞子春处受让了俊成公司及资产，包括案涉土地。在龚文生、吴梅芳受让之前，孝顺镇人民政府和俊成公司早在2006年6月10日就签订了《项目用地协议书》，完成了相关土地的出让手续，只要龚文生、吴梅芳有意愿，土地出让手续就能顺利完成。案涉土地周边其他同一批签订《项目用地协议书》的投资人都已顺利取得土地使用权。因此，龚文生、吴梅芳所称的为了落实土地使用权需要俞宪寨向有关部门做工作根本不属实。俊成公司最终未能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因为后来有一阶段土地价格下滑严重，影响了龚文生、吴梅芳的拿地意愿，拖延至土地价格回涨龚文生、吴梅芳又想要拿地，但由于国家对土地出让手续进行严格规范所致。二、俞宪寨受龚文生、吴梅芳委托，完成案涉土地范围内的坟墓迁移，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符合事实和常理，也有证据支持。1、俞宪寨抗辩符合事实和常理。2011年6月龚文生、吴梅芳受让了俊成公司及资产，俊成公司在2011年7月1日向孝顺镇人民政府支付了全部土地出让款后，龚文生、吴梅芳和案涉土地周边同一批签订《项目用地协议书》的投资人一样，急于修围墙，迁坟墓。由于俞宪寨是浦口村人，与塔江山村、李村相邻，而龚文生、吴梅芳是义乌人，修墙、迁坟既不方便也担心受阻，遂委托俞宪寨替其办理上述事项，并承诺给俞宪寨一定的劳务费。从汇款次数来说，也佐证其观点，符合委托事项完成到某一程度后雇主追加费用的常理。从现实情况来看，拟受让土地范围内的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主要是从2011年9月开始，2012年12月底完工，迁坟是2012年4月开始，到2015年12月完成了40穴。在上述委托事项进行过程中，龚文生、吴梅芳向其追加费用符合现实情况。且龚文生、吴梅芳在76万元款项支付给其的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未提出过异议，证明龚文生、吴梅芳对俞宪寨的工作是满意的。相反，如果款项用于所谓的非法的“活动经费”，在目标没有完成的情况下，龚文生、吴梅芳不可能向俞宪寨追加支付款项，俞宪寨更不可能向龚文生、吴梅芳出具书面收条。2、俞宪寨抗辩有证据支持，且符合常理。龚文生、吴梅芳与俞宪寨非亲非故，如非受龚文生、吴梅芳委托，俞宪寨不可能无故替龚文生、吴梅芳出钱做上述工程。虽根据《项目用地协议书》的约定，孝顺镇人民政府应完成出让地块的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但事实上孝顺镇政府并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工作及出资。俞宪寨在一审中提供了孝顺镇低田办事处的证明，证明俞宪寨完成了40穴的迁坟工作。而负责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的实际施工人何荣建也出庭作证，证明是俞宪寨委托其施工并由俞宪寨支付其工程款的事实。而龚文生、吴梅芳至今未能举证证明迁坟、便道、挡墙和围墙的施工是由其自行完成。三、龚文生、吴梅芳在2018年7月以孝顺镇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项目用地协议》被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判决无效。即使《项目用地协议》无效，也与双方的款项来往性质没有关联性，由于其替龚文生、吴梅芳完成了受托事项，产生的费用及劳务费，龚文生、吴梅芳仍应支付。四、龚文生、吴梅芳主张俞宪寨返还“好处费”或是“活动经费”76万元。首先，所谓“活动经费”是龚文生、吴梅芳的一面之词，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其次，“好处费”显然不受法律保护。且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均已证明款项与好处费无关，而是俞宪寨受龚文生、吴梅芳委托，完成案涉土地范围内的坟墓迁移，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的费用。五、76万元费用的具体用途是：坟墓迁移费、赔偿费全部由俞宪寨支付给各个农户，该项费用在40万元左右；项目用地上的三面围墙、便道、挡墙修建费用是27.2万元左右；剩余8.8万元，龚文生、吴梅芳承诺作为付给俞宪寨的报酬，且在支付后的七、八年时间内未提出异议或要求返还，但在龚文生、吴梅芳提起诉讼之后，俞宪寨已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主动返还给了龚文生、吴梅芳。综上，龚文生、吴梅芳支付俞宪寨76万元款项，用于受让土地范围内的坟墓迁移，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并由俞宪寨出具收条，上述民事行为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龚文生、吴梅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龚文生、吴梅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俞宪寨返还款项760000元；2、俞宪寨支付利息损失（以实际占用金额年息6%计算）；3、该案诉讼费用由俞宪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6月10日，俊成公司与金东区孝顺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用地协议书》一份，拟受让位于金华市金东区低田功能区土地一块。2011年6月30日，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东分局作出（金东工商）名称核内（2011）第014373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核准下列投资人（龚文生，投资额270万元，投资比例90%；吴梅芳，投资额30万元，投资比例10%）出资，注册资本（金）300万元，住所地设在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东分局的企业名称为俊成公司。2011年7月20日，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东分局颁发俊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1年6月28日，俞宪寨向龚文生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龚文生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00元）”，收款人处由俞宪寨签名。2011年7月13日，俞宪寨向龚文生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龚文生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260000.00元）”，收款人处由俞宪寨签名。2012年9月15日，俞宪寨向龚文生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龚文生人民币贰拾万元整（200000.00元）”，收款人处由俞宪寨签名。上述款项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交付。龚文生、吴梅芳诉称，该款项系俞宪寨以办理《项目用地协议书》项下的土地需要活动费用为由向龚文生、吴梅芳索要的好处费。另查明，（2018）浙0703民初379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与俊成公司签订的《项目用地协议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成立所要求的合意，是对合同的全部内容完全一致抑或是对合同的必要之点一致。该案中，龚文生、吴梅芳认为其与俞宪寨达成以取得《项目协议书》中拟受让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而获得相关好处费的合意，但根据龚文生、吴梅芳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该合意。龚文生、吴梅芳诉称要求俞宪寨返还的76万元“好处费”，“好处费”并不受法律保护。故龚文生、吴梅芳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龚文生、吴梅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00元（已减半收取），由龚文生、吴梅芳负担。 二审中，龚文生、吴梅芳没有提交新证据。 俞宪寨提供了中国银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回单一份，用以证明俞宪寨收到76万元，扣除坟墓迁移赔偿费及项目用地上的围墙、便道和挡墙修建费用67.2万元后，剩余的8.8万元款项俞宪寨已于2019年10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返还给了吴梅芳。 龚文生、吴梅芳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俞宪寨在诉讼中无故汇款给吴梅芳，与本案无关联性。龚文生、吴梅芳从未委托俞宪寨迁坟或造围墙、便道，俞宪寨也未提交任何书面凭证证明款项用于迁坟或者建造围墙，迁移坟墓及建造围墙的成本不应由龚文生、吴梅芳承担。 本院认证意见:龚文生、吴梅芳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证据显示内容，本院对俞宪寨于2019年10月15日转账88000元款项给吴梅芳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俞宪寨于2019年10月15日将88000元款项转账给吴梅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龚文生交付给俞宪寨的76万元款项性质及上述款项应否返还给龚文生、吴梅芳的问题。龚文生、吴梅芳主张俞宪寨以办理《项目用地协议书》所涉地块的土地使用权需要活动经费为由向其索要76万元，现因其已无法取得该土地所有权，故要求俞宪寨返还上述款项。而俞宪寨则辩称其受龚文生、吴梅芳委托，将款项用于所涉地块的坟墓迁移及便道、挡墙和围墙施工。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在龚文生和俞宪寨的电话录音中，龚文生虽提到“我跟他（俞子春）说，我们那个时候说是43万一亩，2万元一亩是你（俞宪寨）要拿去活动的”，但对所谓“活动费”的概念及双方如何约定并未提及。相反，根据录音中俞宪寨中关于“反正这边，我现在用掉的钱，我都有记起来的，包括做围墙我垫进去，包括移坟我付掉，到时候这个钱都要算回来的，开支的钱镇里面拿回来的那还给我，我用掉的钱还给我”、“像坟墓的钱我先垫去都不搭嘎的，我也在尽力了，围墙还有挡墙的石块，我已贴出去钱了，……当时我也付掉了”等内容，表明俞宪寨确有为移坟及建造围墙等事项花费款项。而龚文生在录音中表示“那个时候也跟他（俞子春）说过的，围墙的什么东西要我出的，如果要补办出让金要他自己搞掉”，也表明龚文生知晓建造围墙的事实。二、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系给付型不当得利之诉。龚文生通过多次给付行为，将76万元款项自愿交付给俞宪寨，龚文生作为控制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现其要求恢复利益变动前的状态，应承担给付原因不存在或丧失等证明责任。本案中，龚文生、吴梅芳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讼争款项系以其取得《项目协议书》所涉地块土地使用权为前提，俞宪寨才能获得的“活动费”、“好处费”，故龚文生、吴梅芳应承担本案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综上，龚文生、吴梅芳向俞宪寨主张返还款项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龚文生、吴梅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伟 审 判 员  周俊梅 审 判 员  应 倩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 代书记员  徐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