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刑初201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徐凯涛，男，1985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中专，户籍地及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因本案于2018年9月4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辩护人丁一元、张巧婷，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梁俭浩，男，198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户籍地及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因本案于2018年10月22日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取保候审。指定辩护人钟思思，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2018年2月初开始，被告人徐凯涛与郭某艳、熊某（均另案处理)商议从日本购进电子烟弹，并通过邮递渠道进口到国内销售。徐凯涛根据市场需求和理货库存情况，向郭某艳反馈所需电子烟弹的口味和数量。郭某艳先行付款向熊某下单购买电子烟弹。熊某收到订单及货款后，将电子烟弹发货给郑某（另案处理）。郑某团伙通过邮递渠道，以伪报品名、价格的手法，将本应以一般贸易申报的电子烟弹伪报为个人行邮物品，从日本走私进口到国内，再通过优速快递等国内快递公司，寄到徐凯涛、郭某艳指定收货地址。收到货物后徐凯涛、郭某艳通过微信、淘宝等互联网销售平台在国内销售。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被告人徐凯涛伙同郭某艳、熊某等人，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电子烟弹93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10940.25元。（二）2018年3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徐凯涛通过被告人梁俭浩（时任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新市营业部运营总监）收取并转寄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的电子烟弹，徐凯涛支付梁俭浩每箱电子烟弹80元人民币的报酬。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被告人徐凯涛伙同被告人梁俭浩通过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共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473532.72。综上，徐凯涛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3490条，偷逃应缴税款合计2084472.97元；被告人梁俭浩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1473532.72元。为证实以上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郑某的供述、司法鉴定意见、被告人徐凯涛、梁俭浩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徐凯涛违反海关规定，逃避海关监管，通过伪报方式走私进口货物，被告人梁俭浩帮助徐凯涛收取、转寄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徐凯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梁俭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徐凯涛提出以下辩解意见：1.第一单事实，其只是被郭某燕安排代收代发电子烟弹，并赚取代收费用，起诉认定第一单电子烟弹的数量没错，但认定的偷逃税额过高。2.第二单事实，其并不清楚货物的情况，是郭某燕让其将货物转发给梁俭浩的。徐凯涛的辩护人提出：1.在第一单事实，徐凯涛没有为走私报关环节提供协助，仅负责货物入境后的销售工作，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不应将电子烟弹归类适用卷烟的税率，海关核定证明书以卷烟的税率认定第一单事实的偷逃税款为61万元是错误的。3.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徐凯涛伙同梁俭浩走私的64箱货物均为电子烟弹，且认定64箱共计2560条电子烟弹均为万某品牌及每条采购价247元的依据不足，徐凯涛不应对第二单走私事实承担刑事责任。辩护人当庭出示了电子烟弹实物一个。被告人梁俭浩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梁俭浩的辩护人提出：梁俭浩能自愿认罪认罚，在本案中仅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是初犯、偶犯，建议依法对梁俭浩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经审理查明：（一）2018年2月初开始，被告人徐凯涛与同案人郭某艳、熊某（均另案处理)商议从日本购进电子烟弹，并通过邮递渠道进口到国内销售牟利。徐凯涛根据市场需求和理货库存情况，向郭某艳反馈所需万某牌IQOS电子烟弹的口味和数量。郭某艳先行付款向熊某下单购买电子烟弹，价格是每条人民币282-285元，包通关到广州。熊某收到订单及货款后，将电子烟弹发货给郑某（另案处理）。郑某团伙通过邮递渠道，以伪报品名、价格的手法，将本应以一般贸易申报的电子烟弹伪报为个人行邮物品，从日本走私进口到国内，再通过优速快递等国内快递公司，寄到徐凯涛、郭某艳指定收货地址。收到货物后徐凯涛、郭某艳通过微信、淘宝等互联网销售平台在国内销售。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被告人徐凯涛伙同郭某艳、熊某等人，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3箱共93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610940.25元。（二）2018年3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徐凯涛通过被告人梁俭浩（时任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新市营业部运营总监）收取并转寄通过邮递渠道从日本走私进口的电子烟弹，徐凯涛支付梁俭浩每箱电子烟弹80元人民币的报酬。经海关关税部门计核，被告人徐凯涛伙同被告人梁俭浩通过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64箱共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473532.72。综上，徐凯涛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3490条，偷逃应缴税款合计2084472.97元；被告人梁俭浩参与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560条，偷逃应缴税款1473532.72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综合证据（1）宁波海关甬关缉情移出字﹝2018﹞214号、220号线索移交单，以及广州市海关缉私局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分别证实本案的的侦破及被告人徐凯涛、梁俭浩的到案经过。（2）广州海关缉私局穗关缉侦一扣字﹝2018﹞0088号、0087号、201号《扣押决定书》，穗关缉司某（电检）字[2018]356号、357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分别证实：2018年9月4日，侦查人员在徐凯涛住处（珠海市香洲区昌盛路376号168栋1203房）扣押徐凯涛主动上交的Marlboro（万某）牌电子烟弹30条、白色iphone8plus手机1台（IMEI：356716081843709）、以及记载电子烟账目的棕色封面纸质笔记本一本。2018年9月4日，侦查人员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20号3-304房扣押陈某1的黑色iphone8plus手机1部（IMEI：356714081418382）。2018年11月28日，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扣押的徐凯涛的白色iphone8plus手机（IMEI：356716081843709）、陈某1的黑色iphone8plus手机分别予以封装，并按法定程序提取了电子证据。（3）被告人徐凯涛卡号为62×××45的工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该卡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5日期间的交易流水。其中：2018年3月9日至2018年4月20日，该卡共向郭*艳账户（62×××72）汇款3.33万元，收到郭*艳该账户汇款共56万元；2018年3月20日该卡向熊*厚（622588*****5964）账户汇款2万元；2018年6月3日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该卡共向郭*艳账户（3个不同账户）汇款77.5588万元、收到郭*艳账户款项14万元。（4）广州海关缉私局穗关缉侦一冻财字﹝2018﹞0024号协助冻结通知书，证实2018年9月7日已冻结熊某招商银行账号62×××64的人民币535552.82元；郭某燕工商银行账号62×××45的人民币647元。（5）侦查机关调取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资料，分别证实徐凯涛、梁俭浩的身份情况。2．证人陈某1的证言及其提供的相关证据（1）证人陈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2018年3、4月，我集中代徐凯涛收到过两批电子烟烟弹，收到后进行清点，然后按徐凯涛指示邮寄出去，我自己大概也卖了几十条，我卖一条电子烟赚取5-10元的差价。我手机里和徐凯涛的聊天记录全部有保存，经统计微信聊天记录，我自2018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一共收到44箱电子烟弹，除一箱50条外，其余都是40条，共计1770条，另有电子烟机器510台。电子烟都是万某IQOS牌，口味有原味、淡原味、浓薄荷、淡薄荷、坚果、蓝莓等6种。我问过徐凯涛成某价，徐说每次不一样，将运费平摊，大概300至310元之间。根据邮件统计表，以我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为收货信息人的电子烟快递有20箱，以熊某为收件人、徐凯涛的电话、我的家庭住址为收货人信息的电子烟快递有14箱。2018年3月14日，我收到10台烟机，2018年4月25日收到14箱500台烟机，这些电子烟机也是按照徐凯涛的指示收货并邮寄出去的。其中500台烟机，分两个地址，分别寄到了东莞248台；珠海市香洲区232台，还有20台交顺丰寄的。我收到电子烟后都会开箱清点，并将具体的口味、数量告诉徐凯涛。每次发货我都有拍照留存和徐凯涛对账，我被扣押的手机里面有这些图片。（2）陈某1手机相册图片打印件8张,经陈某1签认，其称8张电子烟及快递单照片是其按照徐凯涛的指示将收到的电子烟弹邮寄出去时拍摄的快递单和货物照片，用于反馈徐凯涛已发货的证明。证实上述货物为IQOS万某牌电子烟弹及陈某1是为被告人徐凯涛代收、代发货物的事实。（3）陈某1签认优速快递邮递单图片32张，其称32张邮递单是寄到其居住地址，由其收货，邮包内的货物是电子烟的烟弹，是代徐凯涛接收的货物，收货后经过整理，再按照徐凯涛的指示邮递出去。32张快递单中，收件地址均为：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20号3栋304。其中以陈某1（手机号130××××1417）为收、发货人的快递单有18张，以熊某（手机号186××××7935）为收、发货人的快递单有14张。以陈某1为收发货人的18张快递单中9张寄件方上写明的转运单号分别为EJ643543924JP、EJ643543941JP、EJ643543955JP、EJ643543969JP、EJ643543972JP、EJ643543986JP、EJ643543990JP、EJ643544006JP、EJ643539730JP，该9张快递单与郑某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中郑某与熊某的聊天记录所提到的单号一致，证实徐凯涛所销售的电子烟弹来源于熊某，并经郑某通关进入国内。（4）陈某1制作的手机微信货物统计表，其签认，此表为其从微信统计的收到烟机和烟弹的统计表。经统计，2018年3月3日至4月16日共收到电子烟44箱，每箱40条（其中一箱50条），合计1770条；收到烟机14箱，共510台。（5）陈某1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44页（陈某1微信号“ch_gigi狼族”、徐凯涛微信号“Ryan涛□瘦身顾问&日货批发”），陈某1签认，该44页打印件是其与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的语音聊天已转译成文字，意思与二人表达一致。主要内容反映自2018年3月3日至4月23日期间，陈某1帮徐凯涛接收电子烟弹快递的情况，其中的收货时间和数量与陈某1本人制作的统计表一致。3.宁波海关缉私局提供的郑某案相关言词证据（1）同案人郑某的供述，主要内容：我手机里的《转运汇总表》是我公司客服做的，表上有国内收货人、国际单号、国外客户等信息。我转运的货中，烟弹一般是有备注的，因为烟弹基本走优速快递。找我转运或卖给我烟弹的有王某、陈某2、来泾庆，熊某（微信名“朕本布衣”）等。我在EMS沙园投递站认识一个姓梁的员工，他让我们在进口包裹上标上“W”的标志，邮包到达沙园投递站后，他会将我的包裹分拣出来，我再请货拉拉的货车去沙园投递站将货拉回，然后通过德邦、优速、安能以及顺丰等快递公司转运出去。一件货我给邮局和EMS的人5到10元，他们会提供给我假的地址。熊某的微信名叫“朕本布衣”，他跟我买烟弹，也自己在日本买货找我做清关转运。我帮熊某走过几十箱烟弹。我收熊某的转运费是每箱80到100元左右。我公司的汇总表都有记录。我和熊某、我公司客服之间建有聊天群。我所有的操作模式都是一样的。我也是把假地址提供给熊某，他会把国际面单号告诉我，我帮他转运后，会把国内单号发给他。熊某在黄埔区有仓库。我与熊某的联系方式主要通过微信。郑某对熊某进行了照片指认。（2）证人何某（广东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营业部揽投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6年下半年，郑某有国际件寄到我邮局，具体是我派送。几个月以后，郑某向我提出，他的国际邮包不需要我派送，让我把他的邮包从邮局里挑出来，他找人过来取，郑某每件给我20元。2017年下半年开始，郑某每件给我5元。郑某给了我一个地址清单，大概有一百多个地址，都是我营业部辖区的，路名是真的，具体门牌号是假的。收到邮包后，我把郑某的留下，他会派车直接到我营业部取货。（3）证人阮某（花都区邮政局投递部主任）的证言，主要内容：谢某跟我说他是邮政EMS的员工，他有转运公司的国外邮件要邮寄到花都区的邮局，如果邮件到了不用派送，让人直接到邮局去拿，可以操作的话每个邮件给我6元。正好我管着10个邮局的派送点，我就找了邮政花都建设南营业部收邮件。谢某和郑某来找过我一次，我后来知道谢某所说的转运公司是郑某的。上述业务做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郑某被抓就没做了。我通过微信收了谢某一次钱共7350元。郑某的货到了建设南营业部后，由谢国辉帮忙挑出来，听说郑某在邮件面单上写了一个“T”作为标记。（4）证人梁某（广州琶洲EMS营业部邮递员）的证言，主要内容：郑某是一个转运公司的老板，在黄埔区有仓库。我帮郑某联系了沙园邮政EMS营业部和沙园邮政支局的人，让郑某在那边走货。郑某的邮件在收件单地址上加了个字母，我印象是“W”。郑某的货到沙园EMS营业部后，有人会捡出来，郑某安排货车来拉走。每个邮件郑某给我5元。（5）证人彭某（广州邮政速递嘉禾营业部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郑某有国际邮件走邮政江高营业部。谢某说郑某每个包裹给他6元，他要2元，我和张某各得2元。郑某国际包裹的收件地址都是张某给谢某的虚假地址，货只要保证到我营业部就行。听张某说，郑某的货在收件单地址上加有字母“T”。（6）证人张某（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北区分公司江高营业部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郑某有进口邮件从我营业部走货。收件地址是我给谢某的。郑某的邮件在收件面单的收件地址上加了“T”、“V”等字母，可以和其他邮件区分。邮件到了江高邮政营业部后，我根据单号制作清单，并告诉郑某收到邮件的情况。郑某的货一天有五六百件，有时一千多件。谢某每件给我2元。（7）证人谢某（中国邮政速递广州市北区分公司嘉禾营业部员工）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6、7月份，郑某跟我说有国际邮件要发到我营业部，我怕有麻烦，介绍他把邮件发到江高邮政EMS投递点和花都区广花路EMS建设南营业部。郑某发上述两个地方的邮件面单收件信息都带有“T”字。邮件到了后，郑某会派人运到广州黄埔区的仓库。（8）证人江某（郑某公司的员工，微信名“青韩客服2”）的证言，主要内容：我表叔郑某的公司是青韩（深圳）国际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是转关从日本过来的国际快递，即客户的邮包从日本等境外邮寄到我公司境内指定的地点，我公司再根据客户的要求，把这些邮包转寄到客户指定的国内收货人的地点。我公司的转运总表，包括境内外客户信息、境内外快递单号、境内转运快递名称等内容。客户如果发的是烟弹、酒之类的会备注。烟弹一件一般12至13公斤。（9）证人曾某（东莞邮政牛山EMS揽投部快递员）的证言，主要内容：2017年7、8月份，我我单位经理黄雨政说郑某要来我营业部走货，到时帮郑某把货挑出来，让郑某自行运走。郑某问我要了我营业部大概300到500个的地址。这些地址都是假的，只能保证邮寄到我营业部。郑某的邮件面单上写有字母“T”。郑某的货到了后，我会联系郑某的员工派车过来拉货。开始时，我每件收郑某5元，后来每件收10元。我收到郑某的钱后交给黄雨政，黄大概每件给我3元。4.被告人徐凯涛、梁俭浩、同案人郑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查获的相关记账笔记本、邮递单据等证据。（1）被告人徐凯涛与同案人郭某艳2018年2月22日至5月17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经徐凯涛签认，其称打印件语音信息转化的文字整体内容与其和郭某艳聊天内容相符。主要内容反映徐凯涛和郭某艳就电子烟进口业务的合作及订货、收货、价格、汇款、进口方式等进行磋商，徐凯涛在微信中曾教郭某艳规避“烟”等敏感字眼。其中提到单号写“陈某1”的为徐凯涛和郭某艳的货，写“熊”的就是熊某自己的货。徐凯涛与郭某艳微信聊天记录的数据显示，2018年2月25日至2018年5月1日间，徐凯涛伙同郭某艳走私进口电子烟弹6640条、电子烟机500台。（2）被告人徐凯涛对扣押的纸质笔记本复印件予以签认，其称：复印件是从其笔记本复印的，笔记本内容为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8月12日，其与郭某艳结算电子烟利润的记录。上述笔记本内容中，记录有徐凯涛、郭某艳各自销售电子烟的数额、利润、成某，记录期间销售额合计748181元，成某合计为646794元，利润合计为101387元。相关利润徐凯涛与郭某艳平分。（3）被告人梁俭浩和徐凯涛于2018年3月12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主要内容显示，由梁俭浩提供假地址给徐凯涛，帮徐凯涛分拣伪报品名的电子烟弹国际邮件，并转运国内收货人，每件收取徐凯涛80元的费用。共81张快递单，17笔收款记录合计8099元。上述聊天记录打印件分别经梁俭浩、徐凯涛签认。徐凯涛签认称，上述打印件是其与梁俭浩的微信聊天记录，梁俭浩的微信名“梁俭浩（1jh19870411）”，其本人的微信名“Ryan涛□瘦身顾问&日货批发”。梁俭浩签认称，微信聊天记录其已看过，是其和徐凯涛的聊天记录，其本人微信名“梁俭浩”，徐凯涛微信名“Ryan涛□瘦身顾问&日货批发”。聊天记录中有一些语音信息已转化为文字经其本人确认与当时聊天时的意思相符、内容一致。徐凯涛与梁俭浩的微信聊天记录数据显示，2018年3月20日至2018年4月22日间，徐凯涛委托梁俭浩接收转运电子烟弹共计64箱；2018年3月29日至2018年8月17日，梁俭浩共为徐凯涛转寄货物89箱，并收取徐凯涛邮费、税费等共计8099元。（4）被告人梁俭浩签认《邮件综合查询》清单共45单，其中寄上海的20单、寄珠海9单、寄广州6单。其称为徐凯涛转运的货物都是使用马某的客户信息，电子烟只寄往上海和珠海。（5）被告人梁俭浩与徐凯涛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的国际邮包快递单号共81张，其中51张国际快递单有对应的国内EMS或邮政快递单。81张国际快递单中有11张注明品名为日文的“烟”，有8张国际快递单手写注明了电子烟弹的口味，其他均伪报品名，但数量与其他快递单规格一致。上述81张国际快递单号与徐凯涛、郭某艳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的电子烟快递单号图片能相对应。（6）郑某与熊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内容为：郑某与熊某就转运电子烟的费用、邮递面单的书写等进行磋商。2018年3月间，熊某通过郑某转运电子烟43箱，其中10箱寄到陈某1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20号3-304的住址。（7）证人江某电脑上调取的《转运邮件总表》，证实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熊某委托郑某转运电子烟弹的快递单号及收货地址情况。其中，2018年3月16日至3月24日，以陈某1地址收货的共有23单。5.相关商品归类认定书、核定证明书、检验证明。（1）广州海关缉私局出具的《关于电子烟烟弹归类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广州海关缉私局提请广州海关关税部门计核徐凯涛走私进口电子烟烟弹的偷逃税款时，依据宁波海关缉私局提供的“甬关归[2018]0316号”归类认定书，认为该商品应归入税则号2402.2000项下，广州海关关税部门亦予认可。广州市海关缉私局认为宁波海关出具的归类意见书，适用于本案涉案商品归类。（2）宁波海关缉私局移交的甬关归[2018]0316号《海关进出口商品归类认定书》，对申报品名“电子烟弹”的商品详细描述为：该商品为IQOS烟具加热使用的电子烟烟弹，由滤棒段（三段式）、烟丝段、接装纸构成，烟丝由烟叶制成，经鉴定，该商品为卷烟。归类认定及依据：该商品为卷烟，符合税则中品目24.02“烟草或烟草代用品制成的雪茄烟及卷烟”的规定，根据归类总规则一及六，该商品应归入税则号列2402.2000项下。（3）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鉴别检验证明》，主要内容：2017年11月3日，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受浙江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委托，对送检的IQOS样品进行鉴别检验，判定受检样品含有烟草特征性成分，样品填充物由烟叶制成。（4）浙江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出具的《卷烟真伪鉴别检验报告》，主要内容：2018年3月30日，对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委托鉴别的Marlboro(IQOS)等品牌烟弹进行真伪鉴别，经检验鉴别为真品Marlboro(IQOS)等品牌卷烟。另，检验项目中“烟丝”检验结果为“填充物为烟叶制成”。（5）广州海关出具的穗关（关）核字（2018）066号《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2018年3月3日至3月26日期间，徐凯涛以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23箱，共计930条。经审核，涉案走私货物应缴税额共计610,940.25元，偷逃税款共计610,940.25元。（6）广州海关出具的穗关（关）核字（2019）012号《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2018年3月20日至4月23日期间，徐凯涛、梁俭浩以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合计64箱，共计2560条。经审核，涉案走私货物应缴税额共计1473532.72元，偷逃税款共计1473532.72元。6.被告人的供述辩解。（1）被告人徐凯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8年2月，我在日本认识郭某艳，她找我合作做电子烟进口业务。由郭某艳负责从日本组织货源包通关，我在国内收货、发货。听郭某艳说，熊某在日本有销售香烟的经营许可，有渠道将电子烟进口到国内，在国内跟熊拿货，是包通关到国内的价格。跟熊某买电子烟的时间段是2018年3月至4月。我和郭某艳、熊某三人建有微信群，后来熊某的进口渠道出事了，就没有再合作。跟熊某合作的方式是：他负责在日本组织货源，通过他的渠道进口到国内，郭某艳在日本先支付烟款给熊某，熊某收款后发货，通过熊某的渠道进口到国内，我在国内收货、发货。电子烟销售给郭某艳或者我的客户后，扣除国内运输成某，利润我和郭某艳平分，我把郭某艳的本金和应得利润转账给她。我不清楚熊某的进口渠道，只知道陈某1收到的货物是从白云区寄过来的。本来我只是负责我和郭某艳的电子烟收货，后来郭某艳说熊某有10箱电子烟让我代收，熊某把货发过来后我帮他转寄了。之后熊某又寄了10箱烟到陈某1那里，我收到后，把烟寄到黄埔区熊某的仓库了。代熊某收发电子烟每条他给我们10元，我觉得不赚饯，又增加陈某1的工作量，之后就不做了。后来我听郭某艳说过广州白云区的一个邮政点被海关查了，熊某又说他寄的烟被扣了，我猜被查的应该就是熊某从广州白云机场进口的电子烟。我没见过熊某，主要是郭某艳跟他联系。我听郭某艳说她还有10箱货，给了熊某钱，但货一直没有进来。熊某的渠道断了之后，我和郭某艳电子烟的业务也停了一段时间。后来郭某艳在日本又找了一些渠道进口电子烟弹，是从上海、青岛、大连等口岸进口的，都是郭某艳自己联系，直接把烟寄陈某1那里，类似熊某一样的角色。我跟熊某合作期间做的电子烟以陈某1统计的44箱为准，我根据陈某1清点的数量和郭某艳对账，我没有单独记账。熊某的渠道断了之后，我和郭某艳通过其他渠道做了大概48箱左右的电子烟进口业务。我每段时间都要与郭某艳对数、结账，根据我4月30日至8月12日的记账情况，其中成某总计585448元人民币，电子烟成某从280一直涨至315每条，按照平均每条300元，每箱40条，每箱成某约1.2万元，用总成某585448除以12000元，约等于48箱。我知道国内卖电子烟是违法的。与熊某合作的时候，我知道是通过邮政EMS进口的，有国际面单号可以查到，最后一批是通过航空邮寄的，被查扣了。后在青岛、上海、大连进口的，我就不清楚进口环节。邮政渠道一共有四种方式，即EMS、航空、SAL、船运，价格越高运输时间越短。熊某走EMS的单我没见过，但最后一票航空邮寄的单我看到写的是日文的“烟”，结果被查扣了。跟熊某合作时间短，总共四批货，每次10箱左右，都寄进来了，只有第五次被海关查到办理了退运。我的初衷是想赚点钱，因为做药妆生意赚不了钱。我跟郭某艳多次提到做电子烟风险大，我跟郭某艳微信聊天时提到，让她聊天不要提到“烟”字是因为担心被海关网络监测到。微信里提到的“小爸爸”、“小公主”、“艾某”、“米粒”等人都是向郭某艳或我买电子烟的客户。2018年4月份之后，我开始找了个笔记本记账。对账完主要是通过我的工商银行转账到郭某艳的国内工商银行账户上。银行记录与支付的货款不是一笔笔对应的，郭某艳有时候急着要钱，我会先转些给她。我曾按郭某燕要求转过2万元给徐某。我通过梁俭浩进口的货物基本上都是药妆，电子烟很少。货物是郭某艳寄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不记得通过梁俭浩寄了多少货物，以我们的聊天记录为准。郭某艳把单号发给我，我就转发给梁俭浩，但里面是什么，我不清楚。（2）被告人梁俭浩的供述，主要内容：我在2018年初开始为徐凯涛转运邮包。我向徐凯涛提供我快递站揽投范围内的假地址、品名、收货人和联系电话，徐凯涛自己随意填写。货物从国外发出之后，徐凯涛将单号通过微信发给我，货物清关后，我公司同事就把徐凯涛的货物分拣出来，并告知我，我根据徐凯涛发给我的单号查对后通知徐凯涛实际到货情况。之后我根据徐凯涛给我的地址和收货人信息将这些货物转寄，转寄的地点比较多，但转寄电子烟的地址只有两个，分别是珠海、上海，另外的一些转寄地址，货物是药妆。我帮徐凯涛转运时大部分都会开箱检查，比如10箱都是一个规格，我就拆一两箱看，前几次是药妆货物，后面拆箱的就是电子烟。我看到是电子烟后，曾打电话给徐凯涛让他以后不要再寄。徐凯涛说还有一部份电子烟已经从国外发货了，我答应帮他把在路途上的电子烟转寄。我总共帮徐凯涛转寄了三、四次电子烟，每次大概在10箱左右，共计四、五十箱，每箱40条烟，5月份之后就没有寄过电子烟了。我帮徐凯涛转寄电子烟，EMS快递单上写的寄件人是马某。马某是我公司的大客户，我使用他的信息作为寄件人，可以获得公司大客户的优惠邮费，多赚点差价。我帮徐凯涛转运电子烟，每箱收80元，其中EMS邮费要35-45元，剩余的是我的利润。根据我与徐凯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3月20日徐凯涛有10箱电子烟国际包裹寄到我营业部，到货2箱，另外8箱是海关自动作退运处理。到货的这2箱电子烟和最后一批电子烟是由徐凯涛派人过来一起提走的。2018年4月23日，我最后一次帮徐凯涛收了11箱电子烟包裹。我之前签认的帮徐凯涛转寄的68个国际包裹面单，都是电子烟，原因是：这68箱货物都是从日本发过来的，而之前我帮徐凯涛收的化妆品是韩国过来的；这些包裹的尺寸、重量和外包装都是一样的，我随机打开几箱查看都是电子烟；这些包裹的收件人比较固定，以上海的收件人“小爸爸”为例，我发给他的都是电子烟，每箱是40条，包装规格都是一样的。这68箱电子烟都申报成玩具、衣服等，有中文、英文、日文。被告人梁俭浩对徐凯涛进行了照片辨认。对于被告人徐凯涛及其辩护人分别提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1.关于徐凯涛是否参与第二宗走私犯罪。经查，（1）徐凯涛与郭某艳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2018年2月至5月间，徐凯涛与郭某艳合伙以邮寄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牟利，由郭某燕负责在日本揽货、通关，徐凯涛在国内通过陈某1、梁俭浩等人收货、转寄。其二人在微信中就进口电子烟的数量、价格、品种、进口方式、客户信息、利润分成等多次进行过联系、沟通。徐凯涛在侦查阶段对上述微信聊天内容的文字打印件予以签名确认，庭审时也不持异议。（2）查扣在案的徐凯涛的记账笔记本证实，徐凯涛自行在该笔记本中记录了2018年4月30日至2018年8月12日期间，其与郭某艳结算电子烟利润的情况。其中记录了其与郭某艳各自销售电子烟的数额、利润、成某等，利润均为其与郭某艳平分。（3）被告人梁俭浩的供述、梁俭浩与徐凯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梁俭浩为徐凯涛转运电子烟的相关邮递单据等，证实2018年3月20日至4月22日期间，梁俭浩为徐凯涛收寄电子烟共64箱。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徐凯涛与郭某艳合伙共同走私电子烟的事实，故徐凯涛辩称其并不清楚第二宗事实货物的情况以及辩护人提出认定徐凯涛参与第二宗走私犯罪证据不足的意见，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徐凯涛的地位、作用。根据前述，徐凯涛与同案人郭某艳合伙以邮递渠道走私进口电子烟弹牟利，二人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利润平分，在共同犯罪中均起重要作用，故徐凯涛的辩护人提出徐凯涛在第一宗走私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的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3.关于本案适用的税率。根据海关进出口商品归类认定书、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鉴别检验证明》，涉案的电子烟弹归类为卷烟，应归入税则号列2402.2000项下计算税率，故公诉机关根据该税则认定徐凯涛偷逃税款共计2084472.97元的依据充分，徐凯涛的辩护人辩称本案不应归类适用卷烟税率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凯涛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伪报方式走私进口货物，被告人梁俭浩帮助徐凯涛收取、转寄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徐凯涛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梁俭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由于同案人徐某、郭某燕没有在案，故侦查机关已冻结的二同案人银行账户存款宜另行处理。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两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凯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4日起至2024年9月3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二、被告人梁俭浩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幸 福审判员 平文林审判员 何春竹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赖倩萍张诗渊罗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