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24民初3626号原告：刘正才，男，196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天忠，东阿同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传营，男，1974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风霞，女，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东阿县，系刘传营之妻。原告刘正才与被告刘传营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2月16日、2020年1月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正才及其诉讼代理人杨天忠，被告刘传营及其诉讼代理人刘风霞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正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征地款728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9月30日，经村委会发包，我承包土地2.46亩。因我在茌平打工，将上述土地经小组长刘传玉流转给被告刘传营种植至今。被告每年付承包费。2019年东高高速修路，占我土地1.82亩。被告未经我知道将占地补偿款领走。经多次协商，被告不予返还，其行为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刘传营辩称：一、我家的土地并非来自刘正才的流转。我家的土地均来自大候村委会的分配，其中包括长长地、园地、自留地等，我与家人一直在耕种。刘正才一直不在大候村居住，村委会将其土地如何处置，我不清楚。我的土地均为合法取得，并非刘正才所述他的土地流转给我耕种，也不存在我占用其土地的事实。二、我并未冒领刘正才所述占地补偿款。2019年东阿县因修高速公路，占用我家土地3.14亩，经测量其中2.04亩为园地，1,1亩为自留地，并且大候村委会也将修建高速占地统计结果在本村进行了张榜公示。村委会按公示的3.14亩向我发放了占地补偿款，所以不存在我冒领刘正才占地补偿款的情形。综上，刘正才所述不实，无事实根据，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小麦直补款存折、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被告依法提交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小麦直补款存折、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村委会公示的占地情况照片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均为东阿县高集镇大候村八组的村民。刘正才一家常年在外地打工，不实际耕种土地，刘正才将土地交由刘传玉（原八组队长，2019年春去世）对外承包，每年收取承包费，承包费最初为300元，后增加到400元，近几年为500元每亩。刘正才称其知道刘传玉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被告刘传营，但刘传营不认可。因涉案土地没有书面承包合同，原告也无法提供收取承包费的收据，加之刘传玉已去世，承包事实无法确定。原告刘正才提交了东阿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5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371524104223080004J，该证载明：刘正才承包地实测面积为10.68亩，家庭成员为4人，共四个地块，分别为8组园地北节（3.3亩）、8组园地北节（2.15亩）、七队园北（2.46亩）、七队园北（2.24亩）。其中七队园北2.46亩（四至：东至刘传庄；西至程焕玲；南至生产沟；北至生产路），也即本案争议土地。该证承包地块情况中“8组园地北节（2.15亩）”被划掉，承包地块总数改为3（块），承包地块总面积由10.68亩修改为8亩。关于修改原因，刘正才称“拿到证时就有划掉和涂改，不是原告划掉和涂改的”。被告刘传营提交了东阿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5日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为371524104223080016J，该证载明：刘传营承包地实测面积为9.9亩，家庭成员为5人，共四个地块，分别是8组园地（5亩）、8队长长地1（1.62亩）、8队长长地1（1.65亩）、大沟南（1.63亩）。原、被告均认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土地为口粮地，承包的土地不记载在上面，大侯村口粮地为每人2亩。根据原、被告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地块及亩数，双方口粮地并没有重合的部分。刘传营主张高速公路占地前除种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四块地块外，还有自留地2亩，井地2.5亩（即案争土地），这两部分土地需要交纳承包费，并称自2006年起将承包费交给刘传玉，2006年为每亩每年200元，后涨为400元，2013年后为每亩500元，刘传玉出具承包费收据。2019年初，因修建高速公路需占用大候村的土地，大候村村民委员会收回农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收回的土地以每亩4万元给予补偿。2019年1月21日，大侯村村民委员会对高速公路占地情况进行了张榜预告，内容包括“现将本村高东高速占地详情予以告知，接受群众监督，请认真核对。如有疑问请与三日内（2019年1月23日）前，与高集镇高速指挥部联系”，公示内容包括“刘传营5口人，占地亩数为3.14亩”。刘正才主张其当时在外地，未得到村里的通知，所以未提出异议，后领款时才发现刘传营已经在大候村委会领取了3.14亩土地的补偿款125600元。刘传营认可领取了占地补偿款125600元。刘正才主张自己2.46亩土地中有1.82亩土地被占用，补偿款由刘传营领取，并提供大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我村村西东高高速公路占地情况，村民刘传营被占地地块为7队园地，实战亩数为1.32亩，占刘正才土地1.82亩，每亩补偿4万元，两块土地补偿由刘传营领去。特此证明大侯村民委员会2019年11月19日孙天增侯延军”，该证明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刘传营主张因修高速路自家被占用土地4.24亩，分三个地块，八队园地2.04亩；自留地1.1亩；井地约1.35亩，井地的占地补偿村委会尚未给付。刘传营提供大候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8月21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今证明刘传营园地通过丈量宽17米，长80米高速站地量地人孙天增刘传河大候支部侯延军2019.8.21号”，该证明加盖了村委会公章和侯延军（大侯村支部书记）的个人印章。因两份证明存有矛盾，为查明事实，2019年12月31日，本院对孙天增（现任大侯村八组队长）进行了调查，孙天增称“（高速占地）是刘传玉组织测量的，他去世后，测量材料未保存下来，现在只知道刘传营领的总亩数是3.14亩，具体如何测量的不清楚”。2020年1月15日，本院就刘传营领取的是哪些地的补偿款一事向孙天增、邓家平（现任大侯村大队会计）进行调查核实，二人均称“不清楚发的是哪块地的”。因双方当事人争执较大，致使案件无法调解。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当得利，应举证证明。本案中，刘传营领取了3.14亩的占地补偿款，双方对该事实无争议。关于该款项是哪些地块的补偿款，刘正才主张是七队园北和另一地块，刘传营则称是八队园地2.04亩和自留地1.1亩，双方主张的地块不一致。村委会会计邓家平和八组队长孙天增均称“不清楚发的是哪些地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发放补偿款的地块。关于所占地块的面积，双方均无法提供测量的原始材料，双方提交的证据均为大侯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村委会2019年8月21日出具证明证实刘传营占地是2.04亩（长80米*宽17米），而2019年11月19日的证明证实“刘传营被占地块为7队园地，实战亩数为1.32亩”，该证明证实刘传营实占亩数为1.32亩，这与上一份证明中的2.04亩相互矛盾，两份证明均为村委会出具，证明效力是同等的，无法采信其中的一份证明。综上，双方均无法提供测量的原始数据以及发放补偿款的具体依据，致使事实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正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0元，减半收取810元，由原告刘正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孟凡强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