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行初488号 原告董克俭，男，195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代理人胡宇波、张志红，浙江际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徐立毅，市长。 委托代理人尹琰茗、童跃军，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包玉香，女，1961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现通讯地址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赵佳蕾（曾用名赵嘉蕾，系包玉香女儿），女，198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范烁烁（系包玉香女婿），男，1985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原告董克俭不服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8月6日立案后，于次日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包玉香与本案被诉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克俭及其委托代理人胡宇波，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尹琰茗、童跃军，第三人包玉香的委托代理人赵佳蕾、范烁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7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房屋更正登记行为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案涉行为属于更正登记行为。因本案登记行为发生于2014年，故应适用建设部168号令《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更正登记：(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本案中，董克俭于2014年10月19日提交产权登记申请材料，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申请作出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将该房屋登记至董克俭、包玉香名下。在此情况下，董克俭又于2014年11月12日向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提出“因之前资料提供时有点错误，所以导致产权证办理错误，现又新提供资料”的理由，请求将案涉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至董克俭一人名下，属于上述规定的更正登记申请。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此申请作出的登记行为，属于更正登记行为。二、案涉更正登记行为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本案中，董克俭与包玉香已于2007年登记结婚，董克俭在2014年10月19日申请安置房产权转移登记时，董克俭与包玉香属于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就案涉房屋申请产权登记，是否登记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需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产权转移登记申请人的意思表示办理。从查明的事实看，董克俭转移登记申请时提交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世居户优惠购房确认表》、购房款票据等材料，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申请将案涉房屋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在此情况下，董克俭提出更正登记申请时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产权登记申请表，仅属于董克俭个人对更正登记的请求，并不足以证明原登记行为错误。即董克俭请求办理更正登记提供的材料并不符合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在没有包玉香书面同意变更，且相关申请材料并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确属董克俭个人所有，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确属错误登记的情况下，依董克俭单方申请即作出案涉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依法应予撤销。董克俭所称对办理转移登记的事情不知情，但其明确自认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系受其委托办理产权登记相关事宜，故该理由不能对抗原转移登记行为业已完成之事实。董克俭还称，案涉房屋系董克俭婚前个人财产(房屋)的补偿安置房屋，且董克俭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时明确表示请求办理给董克俭个人所有，但董克俭提供的证据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董克俭申请转移登记时，就已经明确请求登记为董克俭个人所有。三、案涉更正登记行为程序明显不当。《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发现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对于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办理更正登记期间，权利人因处分其房屋权利申请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按照上述规定，即使确实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亦应保障有关权利人的知情、陈述申辩和举证等权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在接到董克俭更正申请当日即作出案涉更正登记行为，并未告知包玉香相关情况和依法应当享有的知情、陈述申辩和举证权利，属于程序严重违法。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3目之规定，决定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 原告董克俭诉称：1.1989年12月31日，原告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经原余杭县下沙乡新元村民委员会批准，由原告及其妻子陆文花(2000年10月8日死亡)在下沙镇××组共同建造了110平方米的二层房屋。2007年10月26日，原告与包玉香在下城区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2008年9月30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因建设“农转居多层公寓”及开发区整体推进城市化进程配套项目需要，在新元社区进行征地拆迁。原告与陆文花共有的位于下沙镇××组房屋也在拆迁征用范围。2014年8月，原告根据拆迁政策及《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获得分配拆迁房资格，即案涉下沙铭都雅苑4幢2单元301室房屋，并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2014年10月，因原告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且下沙城投公司也介绍原告涉及该区域的拆迁安置房屋的产权登记申请及办理事项均统一由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在代办，故原告也委托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登记申请及办理事务。2014年10月19日，原告就案涉房屋有关情况接受下沙房管处核查，并填写《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载明：权利申请人董克俭，全部所有；2014年10月20日的《房屋登记询问表》载明：“5.申请登记的房屋是否有其他共有人？答：否；6.权利是否诉讼或其他争议存在？答：否。”此后，原告按照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要求提供产权登记的相关资料。2014年11月12日，原告取得编号为杭房权证14××72号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人为董克俭。2018年7月，原告董克俭与包玉香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导致发生纠纷，包玉香女儿就去下沙房管处查询涉案房屋产权信息，发现案涉房屋曾经登记包玉香为共有人。2018年12月，原告到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后因被告不同意离婚，且要分割案涉房屋共同财产，导致第一次离婚未果。2019年4月23日，包玉香向杭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2019年7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另说明，关于案涉房产曾经登记过包玉香为共有人的情况，直至到2018年7月(包玉香女儿查询房屋产权信息)之前，原告董克俭与包玉香均不知情产权登记共有情况。2.2014年10月19日，原告就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时，填写《申请表》明确载明权利申请人董克俭，全部所有；《房屋登记询问记录》载明，申请登记的房屋无其他共有人，不存在争议。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产权登记真实意思是案涉房屋系个人所有事实。被告认为案涉房屋申请登记为共有的证据系《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管理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受理单》，该受理单出现共有人包玉香名字，但该受理单不是原告制作，也不是原告提供的，原告没有任何签名，是下沙房管处在受理产权登记资料时，因工作人员没有仔细核对原告在《杭州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和《房屋登记询问记录》产权为董克俭个人所有的真实意思表示。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输入资料时，在《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受理单》上擅自添加共有人包玉香名字，而且该受理单也没有交给原告审核。特别是，《杭州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在包玉香提起行政复议，原告才知道受理单添加共有人包玉香名字。该错误行为系房管处疏于职责、属重大失误，被告却将该责任推卸到原告身上，明显是不公平的。3.原告在《杭州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和《房屋登记询问记录》均明确记载案涉房屋系个人所有事实，不存在共有人；如果基于婚姻关系添加共有人名字，按照该规定，也是先办理合同中载明购房人一人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后根据婚姻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登记为夫妻双方共有。因此，就案涉房屋，如果原告要在案涉房屋登记包玉香为共有人，第一步也是产权证书要登记在原告个人名下，然后在办理加名手续。而下沙房管处对案涉房屋产权直接登记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也是违法登记。3.包玉香从原告购房到最终原告获得房产证书，全程从未出现，既未与原告共同向房产局申请产权登记，也未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签署姓名表达其权利，下沙房管处在包玉香未申请、原告也未提出添加共有人的情况下，于2014年11月7日将涉案房屋登记为原告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的行政行为本就属错误。4.下沙房管处对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与变更登记应视为整体行为，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不应将其割裂看待，仅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的行为，而未撤销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共有登记行为。如上文所述，原告于2014年10月19日委托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向下沙房管局申请下沙铭都雅苑4幢2单元301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意思表示为登记在其个人名下，为个人单独所有。然下沙房管处未做其他方面的核查便将涉案房屋登记为共同共有，此后下沙房管处也是未将第一本房产证，即董克俭与包玉香共有的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交付给董克俭，也未交付给包玉香。后下沙房管处发现错误，于是也是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错误登记更正为原告个人所有。由此看来，下沙房管处因为失误做出了错误登记，后对其错误进行更正，该二次行政行为系连贯性、整体性。被告认为下沙房管处对涉案房屋作出的更正登记的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程序，应当予以撤销，那么根据该二次行政行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来看，被告也应当将下沙房管局将涉案房屋登记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的行为也应当予以撤销。5.根据案涉房屋的来源和事实，被拆迁房屋系董克俭与陆文花夫妻共同财产，因案涉房屋来源于被拆迁房屋安置房，故案涉房屋的共有人实质为董克俭与陆文花的遗产继承人(即陆文花父母和女儿)。下沙房管处对案涉房屋产权登记时，没有核实案涉房屋的来源和事实，其无论将案涉房屋登记为董克俭个人所有还是登记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均是错误的行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1.撤销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责令杭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复议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夫妻关系证明书、建房用地申请表、下沙派出所证明，证明原告与陆文花于1977年4月10日登记结婚，被拆迁房屋位于下沙镇××组系董克俭与陆文花在婚后于1989年12月建造的事实，因陆文花于2000年10月8日死亡，故房屋作为遗产一直未发生继承。 2.结婚证，证明董克俭和包玉香于2007年10月26日登记结婚，案涉被拆迁房屋在1989年12月建造，不是董克俭和包玉香的夫妻共同财产。 3.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购房确认表、结算票据，证明董克俭的婚前个人财产位于下沙镇××组房屋因建设“农转居多层公寓”及开发权整体推进城市化进程配套项目需要而被列入拆迁，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购房款402269.5万元系老房屋拆迁补偿款，均是原告个人出资，该权利系董克俭所有，与包玉香无关。 4.《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房屋登记询问表》（2014年10月19日），证明原告在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时明确产权系个人所有的事实。 5.申请受理单（2014年10月21日），证明该受理单出现共有人包玉香名字，但该受理单不是原告制作，也不是原告提供的，原告没有任何签名，是下沙房管处工作人员工作失误添加共有人包玉香，也未征得原告同意。 6.第14863215号房屋所有权房产档案（2014年11月7日），证明房管处因工作失误作出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共有登记行为。 7.温馨提示（房产登记规定），证明房产登记规定：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隐性共有人，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想添加姓名的，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先办理合同中载明购房人一人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后根据婚姻证明，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房屋登记为夫妻双方共有；第二种，重新签订购房人为夫妻双方的购房合同，并按规定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故案涉房屋首先登记共有人也是错误的。 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的事实。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辩称：1.包玉香以董克俭为第三人，请求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变更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于2014年11月12日将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到董克俭一人名下的行为)，于2019年4月23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经延期，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给包玉香、原告。被告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被告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审理。经审理，被告查明以下事实：位于钱塘新区原新元社区4组69号的房屋系董克俭(户)于1989年经批准建造。2007年原告董克俭与包玉香登记结婚。2008年9月30日，董克俭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农居管理中心)委托的杭州中璟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将位于新元社区4组的房屋交由农居管理中心拆迁，董克俭获得补偿费1181468元，并获得通过资金结算获得产权调换的资格。2014年8月19日，农居管理中心填制世居户优惠购房确认表，确认董克俭优惠购买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事宜。2014年8月21日，农居管理中心出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其上记载的缴款人为董克俭，款项为购房款，金额为402269.5元。次日，董克俭与农居管理中心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约定在董克俭缴清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后交付案涉房屋，凭该协议及相关资料办理申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等手续。2014年10月19日，董克俭委托杭州明泰房产置换有限公司向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以下均为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提交《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世居户优惠购房确认表》、购房款票据等申请材料，请求办理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所有权登记(以下简称转移登记申请)。产权登记申请表记载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2014年11月7日，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作出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以下简称转移登记行为)，将下沙铭都雅苑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2014年11月12日，杭州明泰房产置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至下沙房管局办证窗口书面提交《情况说明》，要求更正登记所有权人为董克俭一人，同时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9日，所有权人为董克俭一人的产权登记申请表。同日，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作出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将案涉房屋更正登记为董克俭一人所有。同时退还2014年10月19日董克俭提交的产权登记申请表(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董克俭包玉香结婚证等材料。2019年1月15日，包玉香通过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获知案涉房屋于2014年11月7日登记的所有权共同共有人为董克俭、包玉香，于2014年11月12日转移登记为董克俭一人所有，但未被告知申请行政复议权利。2019年4月23日，包玉香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3.案涉行为属于更正登记行为。因本案登记行为发生于2014年，故应适用建设部168号令《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更正登记：(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本案中，董克俭于2014年10月19日提交产权登记申请材料，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申请作出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房屋所有权登记行为，将该房屋登记至董克俭、包玉香名下。在此情况下，董克俭又于2014年11月12日向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提出“因之前资料提供时有点错误，所以导致产权证办理错误，现又新提供资料”的理由，请求将案涉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至董克俭一人名下，属于上述规定的更正登记申请。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此申请作出的登记行为，属于更正登记行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已于2007年登记结婚，董克俭在2014年10月19日申请安置房产权转移登记时，董克俭与包玉香属于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就案涉房屋申请产权登记，是否登记为董克俭与包玉香共同共有，需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产权转移登记申请人的意思表示办理.从查明的事实看，董克俭转移登记申请时提交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世居户优惠购房确认表》、购房款票据等材料，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依申请将案涉房屋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在此情况下，董克俭提出更正登记申请时提供的《情况说明》和产权登记申请表，仅属于董克俭个人对更正登记的请求，并不足以证明原登记行为错误.即董克俭请求办理更正登记提供的材料并不符合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在没有包玉香书面同意变更，且相关申请材料并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确属董克俭个人所有，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确属错误登记的情况下，依董克俭单方申请即作出案涉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依法应予撤销。董克俭所称对办理转移登记的事情不知情，但其明确自认杭州明泰房地产置换有限公司系受其委托办理产权登记相关事宜，故该理由不能对抗原转移登记行为业已完成之事实。董克俭还称，案涉房屋系董克俭婚前个人财产(房屋)的补偿安置房屋，且董克俭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时明确表示请求办理给董克俭个人所有，但董克俭提供的证据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董克俭申请转移登记时，就已经明确请求登记为董克俭个人所有。《办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发现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对于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办理更正登记期间，权利人因处分其房屋权利申请登记的，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按照上述规定，即使确实存在登记错误的情形，亦应保障有关权利人的知情、陈述申辩和举证等权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在接到董克俭更正申请当日即作出案涉更正登记行为，并未告知包玉香相关情况和依法应当享有的知情、陈述申辩和举证权利，属于程序严重违法。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予支持。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作出复议决定的具体内容及送达情况。 2.包玉香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复议申请材料，证明包玉香向被告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及其所提交材料的情况。 3.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材料，证明查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以及依据。 4.董克俭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材料，证明查明案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以及依据。 5.复议程序性材料（听证会材料、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延期通知书及邮寄凭证等），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 第三人包玉香述陈，原告混淆了事实、逻辑错误，董克俭与包玉香于2007年10月26日登记结婚，2014年董克俭位于下沙新元社区房屋拆迁。双方共同约定：以夫妻共同存款购买位于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的拆迁安置房，总计金额402269.5元，购买后将房屋产权登记为双方共同所有。2014年10月21日，董克俭按照约定，向杭州经济开发区房管局提交双方身份证、结婚证，董克俭、包玉香共同申请的申请表等材料，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2014年11月7日经济开发区房管局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房屋确权登记至董克俭、包玉香名下，并办理出双方共同共有所有权证书。2014年11月12日，包玉香在完全不知情，经济开发区房管局将该房屋包玉香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到董克俭个人名下，变更为单独所有。第三人认为，董克俭按照约定以共同财产购买拆迁安置房，并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是遵守《婚姻法》共同财产的规定，是感情和睦夫妻之间真实意思的表达，是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遵守。根据《物权法》该房屋所有权人包玉香享有房地产所有权。杭州经济开发区房管局违反建设部《房产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权利人包玉香未收到任何通知、未同意的情况下仅凭一份非董克俭本人签名的情况说明，及未提供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的情况下，擅自转移其个人合法财产，其行政行为程序严重违法，严重侵害了包玉香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包玉香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证据1-2、4-5均没有异议。证据3中2014年10月21日《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受理单》上出现了包玉香的名字，被告方一直强调包玉香有共有权就是凭受理单，但该受理单是房产管理登记部门自己受理时打印的，原告没有签字，也是基于这个错误，后来房管处进行了更正，因为在10月19日调查的时候，本案原告根本没有陈述过有包玉香，受理单不是原告或者第三人共同申请，是房管处电脑登记的资料，本案的焦点也是这个受理单。第三人均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证据1-3、8没有异议。证据4真实性均有异议，是后来补进去的，不是当时第一次申请时的原材料，证明对象也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在案涉房屋产权第一次登记明确要求登记为个人所有。证据5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是否属实，该证据无法证明。证据6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是否因“工作失误”不是本复议案件审查的内容，而审查的是更正登记时有事实基础，这个事实基础没有查清。证据7提示跟《房屋登记办法》而言，应该以《房屋登记办法》为准，温馨提示是指引操作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人同意被告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1-2、4-5和原告提供的证据1-3、8，各方均无异议，符合证据三性，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3能够证明复议答复被申请人的举证情况，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证据5系转移登记相关材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不予采信；证据6能够证明转移登记已经完成，予以采信；证据7系宣传材料，不作为证据使用。 经审理查明，1989年董克俭(户)经审批建房，2007年董克俭与包玉香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2008年9月30日，董克俭与拆迁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委托的杭州中璟房地产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将位于新元社区4组69号房屋交由拆迁人统一拆除，董克俭获得补偿费合计1181468元，拆迁人按规划要求统一建造高层（小高层）成套住宅安置，实行产权调换和资金结算，董克俭户无常住可安置人员。2014年8月19日，农居管理中心出具世居户优惠购房确认表，确认董克俭优惠购买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2014年8月21日，董克俭向农居管理中心交纳购房款402269.5元。次日，董克俭与农居管理中心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世居购房协议书》，约定在董克俭缴清房款及物业维修基金后交付案涉房屋，凭该协议及相关资料办理申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等手续。2014年10月19日，董克俭委托杭州明泰房产置换有限公司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管理局提交产权转移登记（拆迁保留产权）申请，10月21日，予以受理。2014年11月7日，房屋登记部门颁发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董克俭）、杭房权证经移字第××号（包玉香）房屋所有权证，将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2014年11月12日，董克俭委托杭州明泰房产置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房产管理局提交产权登记（更正）申请，提交《情况说明》等材料，以之前资料提供错误导致产权证办理错误为由，要求更正登记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所有权人为董克俭一人。同日，房屋登记部门颁发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将案涉房屋更正登记为董克俭一人所有。2019年1月15日，包玉香通过房屋产权信息查询获知案涉房屋于2014年11月7日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于2014年11月12日更正登记为董克俭一人所有。2019年4月23日，包玉香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更正登记行为。经受理、通知答复、追加第三人、延期、听证等程序后，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7日作出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更正登记主要证据不足、程序明显不当为由，撤销涉案更正登记行为。董克俭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行为系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行政复议系由包玉香提出，其复议请求为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产登记的内容系将案涉下沙铭都雅苑4-2-301室房屋由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更正登记为董克俭一人所有。杭州市人民政府经审查认为上述更正登记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明显不当，遂作出杭政复［2019］1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本案系董克俭对该复议决定不服而提起的诉讼，故本案审查的标的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是否合法，实质上仍然是对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颁发于2014年，故应以当时生效的建设部令第168号《房屋登记办法》作为判断该更正登记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依据。 建设部令第168号《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提交下列材料，申请更正登记：（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屋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的，还应当提供权利人同意更正的证明材料。房屋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需要更正房屋权属证书内容的，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记载无误的，应当不予更正，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本案中，董克俭于2014年11月12日申请更正登记时，只提交了申请表、身份证明、《情况说明》、原共同共有房屋权属证书等材料，《情况说明》中只是表述“之前受理时，因资料提供时有点错误，所以导致产权证办理错误”，并不足以证明案涉房屋于2014年11月7日登记为董克俭、包玉香共同共有错在何处。而且涉案更正登记行为的结果是将包玉香共同共有的房屋产权取消，是对包玉香重大权利的不利处置，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充分保障包玉香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等权利，但事实上，包玉香被完全排除在更正登记程序之外，程序明显违法。据此，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杭房权证经更字第××号房屋所有权更正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克俭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董克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吴宇龙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汪金枝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