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6）浙行赔终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湖海，男，汉族，1956年10月2日生，住台州市。 委托代理人文洪霞，女，汉族，1973年7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系上诉人之妻。 委托代理人刘光明，北京京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台州市椒江区青年路404号。 法定代表人杨玲玲，区长。 委托代理人胡江玥，椒江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蔡泓林，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工作人员。 岳湖海诉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浙10行赔初13号行政赔偿判决。岳湖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岳湖海的委托代理人文洪霞、刘光明，被上诉人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何某及委托代理人胡江玥到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05年10月31日，原告与椒江农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椒江农场第一分场的土地1.57亩，租赁期限为2005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2008年9月9日，原告与椒江农场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租赁椒江农场第一分场的1亩土地，租赁期限为2008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原告未经审批在上述租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2012年8月8日，原告与罗正富签订厂房转让合同，受让罗正富从椒江农场租赁的位于椒江农场第一分场边防派出所对面的4.27亩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并约定租赁到期后，由原告与椒江农场签订续租合同。2012年8月18日，原告与万彩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出租座落在第一分场边防派出所对面的4.27亩厂房。2013年11月16日，原告与应友朋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出租第一分场移动发射台边的厂房。2015年4月15日，原告与万彩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出租座落在第一分场移动发射台边上的1.57亩厂房。2015年5月7日，被告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组织椒江区“三改一拆”办公室、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椒江分局等单位对原告的上述出租厂房予以强制拆除。原告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向台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台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台政行复[2015]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未经审批在租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出租牟利，该违法建筑应予拆除，但被告椒江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程序违法，决定确认被告组织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等部门于2015年5月7日实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所建厂房的行为违法。2016年5月3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同年6月6日作出《关于岳湖海申请行政赔偿的答复》，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7日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告岳湖海建造或受让的涉案三处厂房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已被生效的台州市人民政府台政行复[2015]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被拆除的三处厂房未经合法审批，系属违法建筑，因出租违法建筑获取的租金收益亦不受法律保护。故上诉人要求被告赔偿厂房本身损失及租金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并提供了万彩公司购买设备的发票及椒江港达鞋垫厂的设备损失清单，要求被告赔偿厂房内设备损失。对此，从原告提供的视频、照片等证据来看，拆除现场并无机器设备遭压埋的情况。即使确有部分设备在强拆行为中毁损，因原告并非设备的所有权人，其亦无权对机器设备的损失主张赔偿。综上，被告强制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虽为违法但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申请对厂房价值及厂房内设备设施残值进行评估已无必要，不予准许。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岳湖海的赔偿请求。 岳湖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遭遇巨大经济损失这一基础情况，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没有作出结合实际的草率认定，尚未能查明案件具体事实，无异于是对违法行政行为的鼓励和放纵。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所主张的财产损失主要包括：厂房自身的经济损失、租金损失、设备毁损经济损失等。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厂房作为“违法建筑”处理，并继而认定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法权益的损害，完全属于大而化之的笼统做法，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些具体分析对本案的事实认定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需要一审法院“刨根问底”，但一审法院放弃了该权利。2、上诉人的厂房在本次强制拆除之前，已经多次受过相应的行政处罚，并且上诉人足额及时缴纳罚款。从违法建筑产生及持续存在的原因角度析之，部分违法建筑物的存在，系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疏于监管、未严格执法所致，对该违法状态的产生及维系，相关政府部门本身即存在查处不力之过错。而在未对该建筑物确认违法前，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断处罚行为完全使得上诉人对此违法状态会产生一定之信赖。若在未确认建筑物违法或未向上诉人送达责令限期拆除的书面决定等情况下，被上诉人即予拆除，在程序上就已经违法，就信赖保护之观点而言，被上诉人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顺理成章。3、不可否认，违法建筑本身是由具有价值的建筑材料所构成，违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但并不等于可以随意毁损、破坏，特别是某些建筑材料本身具有较大价值时，若能妥善拆除，之后还可重复利用的情形下，更应注意拆除方式的适当性、合理性。但本案是在违法拆除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未经调查取证即认定建筑物违法，也未将责令限期拆除的书面决定送达上诉人，此时上诉人对建筑物是否为违法建筑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即使系违法建筑，上诉人本可自行拆除尽力使建筑材料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但因被上诉人强制拆除的程序不到位剥夺了上诉人的自行拆除权，此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损失的扩大具有一定过错。4、同时，除建筑材料本身具有一定价值外，在上诉人厂房内也有其他合法财产，比如办公设备、桌椅、电器、具有纪念价值的物品等。由于这些合法财产基本上系动产，其本身的价值性客观上不容否认，在性质上与建筑材料也有所不同，在形态上又可以与上诉人厂房相分离，被上诉人完全可以避免此类损失的产生，但被上诉人听任上诉人财产损失继续扩大，而未尽到任何审慎处理义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明显畸重，并据此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导致其厂房被违法拆除之后没得到任何经济赔偿，于情于法均不合理。1、《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违法建筑依法应当予以强制拆除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发布载明强制拆除实施时间、相关依据、违法建筑内财物搬离期限等内容的强制拆除公告。”第十八条规定，“违法建筑当事人未在强制拆除公告载明的期限内搬离违法建筑内财物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公证机构公证或者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见证下，将财物登记造册，并运送他处存放，通知当事人领取。”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组织强制实施的被上诉人，在将有关财产迁移至建筑物以外时，亦应尽到注意和妥善保管义务。本案中，在迁移涉案有关财产时，被上诉人既未登记有关迁移财产，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迁移财产作了相应妥善保管。机器设备、办公物品系上诉人合法财产，因此造成的财物损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搪。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未依法拆除涉案建筑物，对上诉人的举证能力已经构成不利影响。鉴于被上诉人在搬离涉案厂房内财物时并未通知公证机构到场见证，并对所有物品逐一核对、清点及登记造册，事后也未向上诉人进行交接，而上诉人对该事实举证的客观困难主要系因被上诉人违法强制拆除时未对附房内财物进行妥善处置所致，基于公平原则，一审法院应当结合上诉人主张的财物损失金额，折旧情况及被上诉人违法情节等相关因素，酌情认定被上诉人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财物损失。但一审法院却最终认定被上诉人无需对上诉人负任何经济损失之责任，既无人文关怀，又不依法裁断，无异于是对上诉人的二次伤害。三、鉴于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行政机关负责人均未出庭应诉，且未提供基本证据和正当理由予以支持，故上诉人提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出庭应诉。在强拆上诉人厂房时，被上诉人椒江区人民政府区委书记陈某、区长林某均现场指挥强拆，对是否给上诉人造成损失一事非常知情，而一审两位代理人不知情且作虚假陈述。强拆有时间参与，赔偿就躲得远远地，有避责之嫌。综上，一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行为进行认定之际，明显有失偏颇，被上诉人的严重过错得到了宽容的谅解，而上诉人的所有财产损失依据“违法建筑”理由统一回绝。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岳湖海赔偿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被拆除的厂房属违法建筑。上诉人岳湖海向椒江农场租赁土地，根据相关租赁合同，其搭建厂房搞临时建筑需自行报批办理相关手续，但岳湖海至今未能提供其厂房的合法批建手续。其厂房搭建过程中，因违反《土地管理法》、《公路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被相关职能部门处以没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责令限期拆除、罚款等行政处罚。另外，岳湖海因不服强制拆除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复议机关亦认为其“未经审批，在租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出租牟利，该违法建筑应予拆除”。而“以罚代批”是上诉人对建房审批程序的歪解，不构成信赖保护的理由。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国家赔偿必须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上诉人就违法建筑要求赔偿，于法无据。上诉人主张建材损失，被上诉人认为亦无支持依据，理由如下：第一，建材是构成违法建筑的要素，违法建筑不予保护，建材亦无单独保护的依据；第二，根据“没收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行政处罚，上诉人亦无权对应没收的建筑主张权利；第三，绝大多数建材在建造房屋时混同性很强，不具独立性和可分性，且经拆除后基本无重复利用价值。如违法建筑建材亦可赔偿，无疑助长了违建之风。其次，上诉人主张租金损失亦无依据，理由如下：第一，根据实际情况，厂房被拆除时，上诉人已超收了承租人的租金，其所谓的租金损失并不存在，而预期租金并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围。第二，上诉人房屋系违法建筑，因出租违法建筑获取的收益不受法律保护。第三，租金损失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围，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最后，上诉人主张设备财产损失依据不充分，理由如下：第一，在厂房被拆除前，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已经做了转移。从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照片等证据来看，拆除现场也并无机器设备遭受压埋的情况。第二，从上诉人提供的机器设备发票等证据结合上诉人将厂房出租给浙江万彩塑化有限公司、应有朋生产经营使用的事实情况，厂房中的机器设备并非上诉人所有，上诉人无权要求对机器设备的损失主张赔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的赔偿请求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依照上述规定，只有合法权益，才能依法获得赔偿。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供涉案被拆除厂房的合法产权或审批证明，其权益依法不受法律保护。上诉人主张的设备损失，通过其提供的视频、照片等证据，拆除现场并无机器设备遭压埋的情况，且以上诉人提供的购买设备发票来看，上诉人也并非该设备的所有权人，其亦无权对机器设备的损失主张赔偿的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蔡成杯                            二○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