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46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军儿，女，1982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危超亮，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危超亮，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盛路17号首层G6铺。法定代表人：KANATBULEGENOV。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辉，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军儿、危超亮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威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7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军儿、危超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第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两上诉人从达威公司离职后，是否曾与达威公司进行证照交接，也没有查清上诉人是否因达威公司工作安排而继续持有达威公司证照，而认定上诉人一直未交还有关证照，产生补办证照有关费用，与事实不符，显然错误。上诉人在2017年6月6日前在达威公司工作，之后被达威公司的法人及老板KANATBULEGENOV调派至广州市海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公司法人及老板也是KANATBULEGENOV，他要求两上诉人继续处理达威公司事务，达威公司因经营困难，于2017年8月6日结业，KANATBULEGENOV因其工作签证到期，需要以达威公司的名义办理签证延期，所以没有注销达威公司，并安排上诉人保管根办理签证延期有关的证照资料，剩余资料被KANATBULEGENOV拿走。保管证照期间，上诉人曾把资料交给达威公司员工蒲素，即达威公司一审代理人办理签证延期，由于办理签证不能注销达威公司，所以危超亮继续跟进达威公司的财务工作，如报税和领取新版营业执照，而开展这些工作也必须用到达威公司的证照资料，如税控盘。上诉人的上述工作都是在被上诉人的法人兼老板KANATBULEGENOV的要求下进行，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强占达威公司财务，拒绝归还的情况。第二、一审判决认为劳动仲裁案件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证实由于KANATBULEGENOV无法解雇两上诉人，才引发本案。KANATBULEGENOV于2018年5月2日无故向两上诉人发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后，觉得解除程序不妥当，又要求两上诉人自己写离职申请，否则不再物品交接单上签章，两上诉人不同意书写离职申请，KANATBULEGENOV开始制造各种“不配合交接、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假象，两上诉人一直愿意按KANATBULEGENOV的要求进行物品交接，但KANATBULEGENOV为了迫使上诉人主动写离职申请书，一边通知上诉人交接，一边却以各种形式阻止危超亮交接，之后危超亮因病需要休息，暂无法进行交接，为保障自身权益，上诉人决定在2018年6月29日仲裁庭开庭时当庭交接剩余物品，但是仲裁员以与仲裁案无关为由，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行交接。2018年7月1日至4日，危超亮以各种方式联系KANATBULEGENOV，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第三、本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由广州锐升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证据。首先，该公司与达威公司存在利益关系，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当庭打电话给锐升公司老板何知声，何知声说《说明》是达威公司老板KANATBULEGENOV要求他写的。其次，锐升公司作为达威公司的财务代理公司，具有保管和处理达威公司财务资料包括证照的权力，危超亮不定期将达威公司的财务资料和证照交由锐升公司进行做账报税等操作，并且有锐升公司员工的签收记录，而《说明》中只写明把2013年至2016年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财务报表给到达威公司经营场所，但不能提供任何的签收记录，锐升公司也声称没有取得达威公司的税控盘，但危超亮却能出示确凿证据证明已经将税控盘交给锐升公司，所以《说明》并不真实，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四、被上诉人出具的补办证照付款凭证真实性并不确定，只出具了收据，且未出具补办的新证照原件。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请求。达威公司辩称：一、相关证照均由上诉人保管，至今仍有部分证照未归还给达威公司。达威公司员工蒲素于2017年9月4日签收《公司证照交接清单》，是因为当时两上诉人要前往美国旅游，由蒲素暂时保管，上诉人回国后随机把证照由其继续保管，由刘军儿和蒲素的聊天记录、一审庭审情况可以证明，相关证照在一审开庭前仍然由上诉人保管。公司证照是公司财产，达威公司要求上诉人离职后返还证照市公司的法定权利，并无证据证明公司有拒绝签收的行为。二、上诉人应前往食品药品管理部门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我司愿意提供必要协助。三、公司工资表、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和财务报表仍由上诉人保管并未返还，危超亮当时一直担任公司财务，由其负责对接锐升公司，提供做账所需资料底稿，接受锐升公司的工作成果，并且锐升公司每年都会与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刘俊个人汇报公司，可以看出，两上诉人是知悉并持有相关公司财务资料的，上诉人宣称并未收到财务资料明显缺乏证据支撑并且经不起推敲，因此，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述公司财务资料。四、公司补办费用凭证达威公司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五、两套建行网银盾并未实际交接给达威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曾当庭办理过交接，当时公司财务发现密码不正常无法登陆，因此无法接受，此后，上诉人一直未联系公司人员告知正确密码办理交接。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六-十、十二与本案无关。达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危超亮、刘军儿归还原告的文件及物品；2、判令危超亮、刘军儿承担由于其拒不交付达威公司的文件及物品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28500元（按每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刘军儿平均工资16000元+危超亮平均工资12500元）及公司派人翻译书写诉讼书花费的人工费用10000元；3、判令危超亮、刘军儿赔偿文件价值2300元、登报费300元、刻章备案费300元、刻制股东公章90元，共2990元；4、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达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达威公司系于2013年5月31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原法定代表人登记为刘军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为危超亮。2015年，达威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KANATBULEGENOV，危超亮仍负责达威公司财务。2017年6月6日，刘军儿、危超亮入职达威公司的关联公司广州市海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后于2018年5月2日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现因刘军儿、危超亮已与达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但达威公司主张刘军儿和危超亮并未返还达威公司的有关证照，引起本诉。庭审中，刘军儿、危超亮确认仍保管有达威公司的部分证照，并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与达威公司办理了交接手续，退回达威公司公章、发票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等二十二项证照材料。达威公司明确其仍要求返还的证照包括：1、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2、达威公司经营场所的房产租赁协议原件一份；3、经营场所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原件一份；4、刻章许可证一份（包括法定代表人私章、发票章、合同章）；5、达威公司合同章；6、银行卡及网银（账号加密码，动态口令牌）；7、达威公司税控盘一个；8、发票若干（包括未使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作废发票）；9、达威公司回单箱卡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金穗路支行）及密码；10、达威公司工资表（电子版，从2013年5月至2017年8月6日）；11、中国建设银行金穗路支行结算卡原件及密码；12、从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达威公司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和财务报表。对于刘军儿、危超亮未返还上述证照的主张，达威公司提供了两份《任命书》、《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表》、通知函、律师函、《说明》等证据证明。但刘军儿、危超亮除对《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表》及《说明》予以确认外，对其他证据均不认可。其中，《说明》系由案外人广州锐升财务咨询公司出具，写明其从2013年开始与达威公司合作，代理报税，2013年-2016年的账务账簿、会计凭证及财务报表均已给到达威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位于兴盛路的“阿尔巴特餐厅”，且每年都会与达威公司总经理刘军儿汇报工作，2017年的账务账簿、会计凭证及财务报表已于2018年5月给到达威公司的法人，并汇报了上一年的工作。刘军儿、危超亮称该《说明》只能证明财务账册交给了公司实际场所，并未说明具体接收人，刘军儿、危超亮也未予签收。刘军儿、危超亮确认在2015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前，刘军儿一直任达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只是作为一个经理，负责落实现法定代表人的各种经营方案和决策，危超亮自2013年起一直在达威公司任财务负责人直至公司结业，在公司经营期间，有关公司证照并未确定由谁保管，主要由危超亮负责放在保险箱内，但达威公司现法定代表人需要，也可以直接从保险箱拿，不需事先报备同意。达威公司则表示公司开业时，刘军儿即是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有关的证照文件均由刘军儿自己办理，确认公司证照是放在保险柜保管，但称钥匙只有一把，由危超亮保管，如需使用证照均需危超亮同意，也需交接单，物品实际由刘军儿、危超亮保管，在刘军儿、危超亮调往广州市海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后，二人一直未返还达威公司的证照。对于达威公司要求返还的证照物品，刘军儿、危超亮称：除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的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暂存在二人处，其他证照材料均已返还给达威公司，该两套网银盾可以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是存在的，但现找不到；房产租赁协议是刘军儿和一名监事去签的，有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但公司歇业一年多，很多物品包括房产租赁协议和备案证明在征求达威公司现法定代表人意见后已处理掉了，但无证据证明；刻章许可证是由财务公司代办的，有无交回记不清楚了；税控盘已交给财务公司，并未返还，有相应的签收证明；未使用的发票均已注销，达威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已自行处理了作废的发票；达威公司不存在回单箱卡、结算卡、合同章；2013年5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表有制作并已提交达威公司监事查阅。危超亮为此提供了一份税控盘的签收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税控盘于2018年5月17日被“唐英”取走。对此，达威公司不确认已处理销毁房产租赁协议、备案证明和相关发票的事实，对于公司是否存在回单箱卡、结算卡、合同章，达威公司亦表示不清楚。庭后，达威公司确认其要求返还的第6项银行卡及网银即刘军儿、危超亮现持有的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并明确不再要求返还税控盘和发票。对于有关损失费用，达威公司表示按公司惯例，员工工作表现不好，应按工资标准进行赔偿，刘军儿、危超亮未返还公司证照，即应按一个月平均工资赔偿；至于第一项诉请的人工费用尚无证据证明。对于文件价值、登报费、刻章备案费、股东公章费，达威公司提供了《代理服务协议书》（系与广州鼎富商业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代理服务约定为登报挂失并补办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银行开户许可证和信用机构代码证，收费不包括登报费、刻章及备案费、证照工本费）、收据（广州鼎富商业咨询有限公司开具，为补办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专用章费用2300元）、印章发票（300元）、遗失声明登报费用收据（300元）和报纸（2018年6月26日）、刻章收据（90元）等证据，并称股东公章因由刘军儿、危超亮保管，现丢失了，有关费用亦由二人承担。对上述费用，刘军儿、危超亮均不确认。诉讼中，刘军儿、危超亮还提供了其二人与广州市海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仲裁案件的相关材料，但达威公司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是公司处理内外事务的印鉴、证照，属于公司的合法财产。刘军儿、危超亮在担任达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期间保管有达威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在其从达威公司离职后理应予以返还。现刘军儿、危超亮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主持，将达威公司有关公章、发票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等二十二项证照材料返还给了达威公司，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达威公司仍要求刘军儿、危超亮予以返还的证照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刘军儿、危超亮确认达威公司经营期间办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刻章许可证（从已交接的证照看，应涉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及发票章的许可证），签订了房产租赁协议，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亦制作有工资表，从广州锐升财务咨询公司出具的《说明》中亦可知达威公司2013年-2016年的账务账簿、会计凭证及财务报表均已给到达威公司的实际经营场所，且刘军儿、危超亮均同意返还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的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上述证照资料均属于达威公司所有，在无证据证明已交还达威公司的情况下，刘军儿、危超亮仍应予以返还。至于达威公司要求返还上述证照之外的其他材料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该部分材料确有存在，达威公司亦明确不再要求返还税控盘和发票，一审法院对达威公司要求返还上述证照之外其他材料的请求不予支持。至于有关费用问题，因刘军儿、危超亮从达威公司离职后，一直未交还达威公司有关证照，致使达威公司补办证照产生有关费用，该费用系因刘军儿、危超亮的侵权行为导致，理应由刘军儿、危超亮承担。现达威公司已提供有关《代理服务协议书》、收据、印章发票、遗失声明登报费用收据（300元）和报纸证明，上述证据有原件核对，且属于因刘军儿、危超亮的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故一审法院对代理服务费2300元、登报费300元、刻章备案费300元的部分予以支持。至于股东公章的费用，因无证据证明该印章由刘军儿、危超亮持有，该费用的产生与刘军儿、危超亮的侵权行为无必然联系，一审法院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对于损失部分，因达威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刘军儿、危超亮迟延返还公司证照与二人的月工资之间有何联系，且除上述已支持的有关费用外，现亦无证据证明达威公司存在其他实际损失，有关人工费用的主张亦缺乏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达威公司的第二项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刘军儿、危超亮与广州市海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仲裁纠纷，因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无关，一审法院对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刘军儿、危超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达威公司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达威公司经营场所的房产租赁协议原件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原件、刻章许可证原件（包括法定代表人私章、发票章）、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的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达威公司2013年5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表、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和财务报表；二、刘军儿、危超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达威公司支付代理费2300元、登报费300元、刻章备案费300元；三、驳回达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590元，由达威公司负担535元，由刘军儿、危超亮共同负担55元。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达威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危超亮、刘军儿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的下列证据为新证据：证据二、《公司证照原件交接清单》，记载刘军儿于2017年9月4日将达威公司的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和副本、开户许可证、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证正本和副本、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机构信用代码证、公章交接给达威公司，接收人为蒲素；证据二、危超亮与蒲素的聊天记录，蒲素于2017年12月20日说：超亮，达威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请与2017年12月28日之前给我，危超亮回复：2个文档整理完发邮箱；证据三、达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两本（签发日期分别为2017年12月14日、2015年3月30日）；证据三、十一、签收本，拟证明危超亮将部分证照交给锐升公司；证据十二、（2019）粤01民终1150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粤0104执31341号受理申请执行案件通知书。达威公司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蒲素仅是因为危超亮、刘军儿要去美国暂时保管达威公司的证照，之后达威公司的证照仍然由危超亮、刘军儿保管，KANATBULEGENOV办理签证延期也仅是需要电子版；对证据三中达威公司的营业执照无异议，对证据三、证据十一的签收表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明接收人为锐升公司；对证据十二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二审另查明：KANATBULEGENOV于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5日通过微信向危超亮、刘军儿发送《通知函》，要求两人交还达威公司的文件、物品及与财务有关的物件，《通知函》下方记载：以上材料请寄到以下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壹号B栋915房KANATBULEGENOV收，电话：020-8513005413068830479。达威公司(作为甲方，委托方)与广州鼎福商业咨询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于2018年6月21日签订《代理服务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委托，为其办理报失及补办证照印章代理服务：登报挂失遗失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银行开户许可证；补办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银行开户许可证、信用机构代码证，服务收费2300元，不包含登报费、刻章及备案费、证照工本及有关管理部门收取的行政规费。达威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在《信息时报》上刊登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的《遗失声明》，于同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遗失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发票章的《遗失声明》。达威公司提交向广州鼎福商业咨询公司支付2300元服务费的收据，向广州市锦洪广告有限公司支付《遗失声明》登报费用300元的收据，印章2枚费用300元的发票的收据。在一审中，危超亮、刘军儿于2018年9月19日向达威公司移交了公章原件、发票章原件、财务专用章原件、法定代表人私章原件、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刻章许可证（公章、财务章）原件、机构信用代码证原件、中国建设银行开户许可证原件等。危超亮、刘军儿在二审中主张未领取达威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本院依据职权向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达威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的领取情况，该局于2020年1月21日向本院出具《复函》及领取记录，《复函》内容为：达威公司于2017年6月15日委托刘军儿向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于2017年6月22日发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JY24401060022940），委托代理人刘军儿领取了该许可证的正、副本[副本编号是JY24401060022940(1-1)],因机构改革，原广州市天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职能已并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记录记载刘军儿领取了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为JY24401060022940。危超亮、刘军儿对《复函》发表意见称，《复函》提到“2017年6月22日发出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JY24401060022940），委托代理人刘军儿领取了该许可证的正、副本[副本编号是JY24401060022940(1-1)]”，而领取记录只显示编号为JY24401060022940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刘军儿领取，没有显示副本被领取。危超亮、刘军儿另提交四段电话录音，危超亮、刘军儿主张通话对象是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冼村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主张此前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冼村市场监督管理所处，是可以领取的，后有可能是工作交接问题导致证照遗失，现冼村市场监督管理所及上诉人处均未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达威公司对《复函》发表意见称，根据《复函》内容及领取记录，刘军儿于2017年6月23日已经领取达威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JY24401060022940）正本、副本。刘军儿、危超亮此前已经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给达威公司，故达威公司坚持要求刘军儿、危超亮返还已领取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达威公司自认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私章、发票章的刻章许可证原件。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达威公司要求刘军儿、危超亮返还法定代表人私章、发票章的刻章许可证原件的问题。达威公司在二审中确认达威公司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私章、发票章的刻章许可证，故刘军儿、危超亮无需返还该两项证照。关于达威公司主张刘军儿、危超亮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的问题。根据本院的调查结果，刘军儿领取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故刘军儿、危超亮关于刘军儿未领取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的主张不成立，刘军儿应当向达威公司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达威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危超亮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故达威公司主张危超亮返还该项证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达威公司主张刘军儿、危超亮返还经营场所的房产租赁协议原件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原件、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和财务报表、达威公司2013年5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表（电子版）、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的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至于达威公司因补办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发票章、银行开户许可证、信用机构代码证而产生的代理费2300元、登报费300元、刻章备案费300元的问题。达威公司提交了《代理服务协议》《遗失声明》及相应的收据、发票，而且KANATBULEGENOV于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5日通过微信向危超亮、刘军儿发送《通知函》，要求两人交还达威公司的文件、物品及与财务有关的物件，并提供了具体的交还地址，危超亮、刘军儿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按照达威公司的要求及时交接前述公司证照，实际上前述公司证照于一审庭审时才由危超亮、刘军儿交接给达威公司，由此产生的代理费、登报费、刻章备案费是因为刘军儿、危超亮的不当行为造成，故一审判决危超亮、刘军儿赔偿达威公司代理费2300元、登报费300元、刻章备案费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军儿、危超亮的部分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7096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7096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17096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刘军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返还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原件，刘军儿、危超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返还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经营场所的房产租赁协议原件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原件、两套中国建设银行的网银盾（操作员、审核员）及登陆密码、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2013年5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表（电子版）、2013年5月至2016年12月的财务账簿、会计凭证和财务报表；四、驳回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0元，由刘军儿、危超亮负担55元，广州市达威餐饮有限公司负担5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元，由刘军儿、危超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 颖审判员 徐玉宝审判员 李志明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思泳罗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