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亚静，女，1983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峰，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沛，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清武，男，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员工，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杨，女，197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治军，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执宇，男，1980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常亚静因与被上诉人朱清武、高杨、宋执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8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亚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清武、高杨要求常亚静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朱清武、高杨、宋执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常亚静不知悉案涉借款事实，不应承担还款义务。本案朱清武、高扬陈述其二人向宋执宇多次转账，共计出借款项140万元，后宋执宇向其二人出具了借条，但常亚静对此并不知悉，也未在借条上签字，故常亚静不认可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常亚静不应当承担还款义务。二、即便法院认定借款事实存在，但该借款也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借款被用于投资房产，系宋执宇个人的投资行为，不应当属于宋执宇、常亚静夫妻共同生活所必需。同时，案涉借款共计140万元，数额巨大，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并不符合常理。三、案涉款项用途实为朱清武、高扬委托宋执宇进行投资买房，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朱清武、高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常亚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高扬与宋执宇系表兄妹关系，高扬自2012年起通过各种方式多次要求宋执宇偿还案涉款项，但其始终未予偿还。二、除本案借款外，宋执宇尚欠付其他亲属款项。2015年8月份，高扬与该亲属一同前往宋执宇家中索要欠款，宋执宇向高扬及该亲属均出具了借条。当时，常亚静亦在场，其知晓案涉款项及用途。后宋执宇明确表示不予偿还案涉借款，故朱清武、高扬不得不启动诉讼程序。三、朱清武、高扬曾经就诉争款项起诉过宋执宇，后朱清武、高扬得知宋执宇已经与常亚静结束了婚姻关系，故对该案撤诉后重立本案，将常亚静作为共同被告，但常亚静在一审程序中经一审法院多次传唤后拒不到庭应诉。宋执宇辩称，其同意常亚静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对一审法院认定宋执宇应当承担责任没有异议，但是认为常亚静对案涉借款事宜确实不知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存在错误，常亚静不应当承担责任。朱清武、高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宋执宇、常亚静共同偿还借款135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135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自2017年8月2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宋执宇、常亚静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朱清武、高杨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期间，分多次多笔向宋执宇的账户内转账，2011年1月17日，朱清武、高杨又委托案外人杨萌向宋执宇汇款15万元，杨萌出具书面的《说明》，内容为：2011年1月12日，高杨给其打电话向其借款15万元，委托其直接汇入宋执宇的账户内，2011年1月17日，其在中国建设银行向宋执宇汇款15万元，作为高杨借款给宋执宇的一部分。2015年8月2日，宋执宇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朱清武（身份证号略）、高杨（身份证号略）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00），限期2017年8月1日前一次性还清，如未能按期还款可向法院提出诉讼。一审庭审中，对于借款的金额，朱清武、高杨称135万元是本金，因为通过不同银行转账，有些记录因为时间长已经找不到了，借条是在宋执宇、常亚静的家中写的，当时朱清武、高杨、宋执宇、常亚静都在场，还有另外一家人，因为朱清武、高杨没有法律意识，所以只让宋执宇签字了，当天，宋执宇、常亚静共同到银行还了朱清武、高杨五万元。宋执宇表示，写欠条的时候，高杨没有带对账的东西，欠条的金额都是高杨说的，就写上了，当时没有朱清武的签字，朱清武的名字是后加上的，因为高杨到家里时情绪比较激动，就按照高杨说的写了借条，同时为了怕影响孩子，就让常亚静带着孩子在屋里，所以常亚静不知道借款的情况。对于借款的用途，宋执宇表示当时借钱为了买房，因为拆迁，可以买到便宜的房子进行投资，房子确实买了，但是后来因为做买卖赔钱了，就将房子卖了，房产证没有下发就将房子卖了，卖房的钱也都赔进去了，常亚静知道买房的事情，但是还钱是因为银行没有停车的地方，就让常亚静代其还钱。在其与常亚静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债务归其个人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朱清武、高杨主张宋执宇、常亚静向其借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部分转账记录及《借条》，宋执宇不认可借条所载金额及共同借贷的情况，常亚静亦表示不知道宋执宇借钱的事情。综合本案一审庭审调查、《借条》内容及借条形成过程来看，双方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但直到2015年，宋执宇才向朱清武、高杨出具《借条》，朱清武、高杨确实通过多家银行多次转账，并委托案外人向宋执宇进行转账，在时隔多年后，现在存在部分转账记录无法查询亦属常理，借条内容为宋执宇本人书写，其上的金额及债权人均已写明，现仅以口头辩称双方未进行对账而否认其自行书写借条的真实性，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借条中未约定利息，但宋执宇借款多年未还，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内亦未履行还款义务，故朱清武、高杨要求按年利率6%的标准给付到期后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常亚静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一节，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的陈述，可以确定几个事实情况：其一，朱清武、高杨表示宋执宇、常亚静因买房向其借款，宋执宇虽表示借款用途用于做生意，但其后表示确认用从朱清武、高杨处借来的钱购买回迁房用于投资，只是之后因为生意失败，卖房来偿还债务，常亚静虽表示不知道宋执宇买房一事，但借款时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房行为应为家庭共同生活的共同支出，故可以确认宋执宇、常亚静在借款时的用途是用于购买夫妻共同的房产所借；其二，双方均确认借条系在宋执宇、常亚静家中出具，朱清武、高杨、宋执宇、常亚静均在现场，常亚静亦在屋内，其表示不知道宋执宇借款之事，与常理不符，且其后宋执宇、常亚静还共同到银行以共同汇款方式进行了还款。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借款为宋执宇、常亚静的共同借款，应共同偿还。关于宋执宇与常亚静离婚协议中约定债务归宋执宇个人承担，系双方的内部约定，不应影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常亚静在偿还完借款后，可向宋执宇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宋执宇、常亚静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朱清武、高杨借款1350000元。二、宋执宇、常亚静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以13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给付朱清武、高杨自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起，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常亚静为支持己方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宋执宇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自2009年9月29日至2017年12月21日的交易流水记录，拟证明宋执宇从未进行过大额交易，不存在投资房产的事实；2.都玉芬（常亚静称系其母亲）通过其北京农商银行账户于2010年9月1日向宋执宇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的客户回单，拟证明宋执宇与常亚静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日常大额开支均系该款项支出，不存在使用案涉借款的事实。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朱清武、高扬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从该交易流水记录中可以明确看出此期间宋执宇存在5万、10万、21万的大额支出，此亦印证了一审查明的投资房产事实；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宋执宇认可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鉴于上述证据确系客观形成的交易流水记录，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据1中明确记载宋执宇于2011年1月5日取出现金共计31万元、于2011年2月25日取出现金共计27万元，此外还有其他大额取现或ATM交易记录，并非其陈述的在借款期间内没有大额交易，故本院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可。证据1、2亦非二审程序的新证据，故本院对其均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常亚静与宋执宇于2009年3月6日结婚。2018年8月17日，二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载明：婚后共同财产分割：汽车一辆，归男方所有；婚后债务处理：所有债务归男方承担。常亚静称其毕业后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怀孕后就没有工作，一直在家带孩子。一审法院2019年6月13日庭审笔录记载：法院告知：常亚静经法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未出庭应诉，视为放弃了答辩和举证质证权利。宋执宇称：“常亚静在屋子里，因当时吵得很凶，我就让常亚静抱着孩子到屋子里去，怕影响孩子。我借钱想买房，赔钱了，我又把房卖了，用于别的了，房产证没有下来，我本人签的买房的合同，当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买房的事情常亚静知道，房屋（本）没有下来，我就把房子卖了，房屋是旧宫的回迁房。我去银行没有地方停车，就让常亚静去的。买房是一万元多一平米，我掏了100多万元，当时买房的钱有向原告借款的，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其他亲属的。我当时特别需要钱。刚拆迁我就买了房，在我手里带（待）了一年，我就卖了，卖房钱都赔了，一部分还银行利息。”2019年6月21日，一审法院与常亚静进行谈话，制作了谈话笔录。二审中，宋执宇称其在一审法院开庭结束后，应法院的要求给常亚静打电话，常亚静就去一审法院进行了谈话；宋执宇明知常亚静的电话，但是宋执宇称其在一审开庭前，并没有主动告诉常亚静。一审法院曾多次向常亚静邮寄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均因“拒收”被退件。二审中，关于案涉《借条》当时形成的过程，宋执宇称“我们在客厅打的借条，常亚静一直在卧室”。常亚静称，当时其没有在家，后来宋执宇打电话常亚静才回的家，常亚静回家的时候，没有见到高扬她们情绪激动。双方均认可，朱清武、高扬平时住在广州，出具《借条》时专程从广州到北京，在宋执宇、常亚静家里住了三天左右时间，拿到《借条》和5万元还款才回去的。关于借款用途，宋执宇二审中先称是自己玩牌输掉了，后称是为高扬买的房。关于买房，宋执宇称买的是拆迁户的回迁房，其从拆迁户手中再低价买过来用于投资。朱清武、高扬称，因为高扬与宋执宇是亲戚，宋执宇说有买房这种投资机会，就把钱陆续打给宋执宇；除了《借条》出具当天，从常亚静银行账户上还款5万元以外，宋执宇和常亚静未偿还其他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常亚静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各方均确认高扬等人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一连在宋执宇、常亚静家里住了几天，在宋执宇、常亚静的家中，由宋执宇出具的《借条》，出具《借条》时，常亚静也在家，且宋执宇在一审中反复强调高扬等在其家里情绪激动，常亚静在此种情况下不可能不知晓高扬等人的来意。出具《借条》后，常亚静还到银行用自己的银行卡给高扬5万元，常亚静不可能不知道给高扬该笔5万元的原因。故，即使常亚静在借款实际发生时并不知晓案涉借款事宜，但常亚静主张其在宋执宇出具《借条》之时，对《借条》内容仍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特别是常亚静通过自己的银行卡亲自给高扬5万元的行为，表明其认可《借条》上的债务常亚静也是有责任要还的。综合以上情形，可以认定《借条》所涉债务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务。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系常亚静与宋执宇的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不持异议。另外，宋执宇明知常亚静的联系方式，也能够联系到常亚静，却在一审庭审前故意不通知常亚静应诉、出庭，不排除二人串通，导致一审法院向常亚静公告送达，以拖延诉讼的可能性。常亚静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答辩和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应当由常亚静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常亚静关于其对于案涉借款和《借条》均不知情，案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案涉借款是由朱清武、高扬在2010年到2011年间多笔陆续向宋执宇支付的，二审中，宋执宇和朱清武、高扬均认可朱清武、高扬向宋执宇借钱，是用于宋执宇以购买回迁房方式投资，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用途是用于购买夫妻共同的房产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无论朱清武、高扬向宋执宇给付款项的用途为何，宋执宇通过出具《借条》，已经将款项性质明确为借款，且约定了明确的还款期限，宋执宇与朱清武、高扬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常亚静关于案涉款项用途实为朱清武、高扬委托宋执宇进行投资买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常亚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常亚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孙兆晖审 判 员  曹 欣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任永军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