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602民初11490号原告：义乌市梅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义乌市福田街道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市场62296A号商位。法定代表人：梅照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丹，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建华，男，197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水根，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元，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后变更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慧琴、王牡丹，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义乌市梅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西公司）诉被告傅建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娄国琴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分别于2019年12月24日、2020年1月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梅西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梅照利、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丹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傅建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水根、谢文元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被告傅建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慧琴、王牡丹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梅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美金95382元折合人民币655379元（按2019年7月5日的汇率换算）及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从2018年3月1日算至2019年7月5日）暂计52897元人民币，以上本息共暂计708276元，此后仍按此利率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经营毛毯出口生意，2017年年初被告下单采购舒棉绒等货物138包货值45807美元，海运费1750美元，共计4757美元。2017年6月按照被告指示进行装柜，并指示海运单收货人填写秘鲁公司名为FASHIONTEXTILESS&CSAC公司（以下简称秘鲁公司），标号为18号柜，提单号为COSU6145866500，箱号UFTU5302047。2017年10月，被告要求先电放这个柜子，并出具《担保电放》协议一份给原告。按照交易习惯，货柜出口后，到达目的港，收货人要凭提单才能从港口把货物提走，买方把货款付清后，原告才会把提单给被告方。原告看到担保协议，予以电放。同样的，2017年10月被告下单采购拉毛毯等货物257包货值49575美元，海运费2200美元，共计51775美元。按照被告被告指示进行装柜，并指示海运单收货人填写FASHIONTEXTILESS&CSAC公司，标号为29号柜，提单号为COSU6169950320，箱号CAIU7031371。2018年2月，被告要求先电放这个柜子，并出具《担保电放》协议一份给原告。嗣后，被告方没有支付这两个柜子的货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傅建华辩称，被告是受秘鲁公司雇佣，到18年8月份由于自身原因不再受其雇佣，本案中被告起到的只是担保身份，并非是买卖合同相对方，并且，被告担保责任免除，本案已早就过了担保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具体来说，首先，被告提供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对账单，原告已确认至17年止货款已清，本案两个货柜的货款已付清，被告已免除担保责任。其次，从担保期限说，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从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关于29号柜，担保电放书上已明确了于2018年3月底付清货款，故被告认为这个应当是担保期间的约定，即使该期间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期限，那么从2018年4月起计算6个月的担保期间，也早已超过了。关于18号柜，被告于2017年10月23日担保，根据原告与秘鲁公司的交易习惯，一般都是由秘鲁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原告发放提单，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在担保电放之后即需付款，保证期间也随之开始计算，即17年10月开始计算，且事实上，在10月份被告为该柜出具担保后，11月份原告主动把主债务履行期限延期到了18年5月份（证据7可证实），从延期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主债务履行期限是在之前的，即使是延期后的18年5月来计算，也已过了保证期间。即使不考虑上述几个时间点，从2018年5月16日对账的事实看，对账后即应该计算保证期间了，从该时间点计算两个货柜保证期间同样也已超过，原告未在该期间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也未起诉，保证人已免除保证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被告身份信息1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提单及海关放行通知书打印件各2份，证明原告受被告指示将涉案的柜子装货的事实。被告认为提单打印件是否有效由法院认定，对提单及海关放行通知书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提单上涉及的单位名称跟被告无关联，海关放行通知书的内容无法体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不认可原告所说的被告方将柜子货物提走的证明目的，对于装货这个事实被告没有异议，但是被告不认可原告所说的是受被告指示，这在提单内容里是无法体现的。本院将综合进行认证。3.原告提供的担保电放2份、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1组、货运代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2份，证明原告应被告要求先放提单并进行担保的事实；证明双方聊天记录对于18号、29号柜子货物总类、数量及担保总数予以确定，可确定2份货款明细是涉案两个柜子的买卖合同。被告对担保电放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当时被告只是提供担保责任，没有其他的意思表示，现在2份电放担保期限已过；对货运代理公司的情况说明不认可，不符合证据有效形式，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字；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对聊天内容不认可，有删减，对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但微信账户确实是被告傅建华本人。本院对担保电放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原、被告微信账号主体可以确认，故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亦予以确认，本院对情况说明将综合认证。4.原告提供的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及被告方陈述的“舒小姐”三方的群聊天记录1组，证明部分货款的欠款清单里明确2017年6月8日装柜的18号柜子是尚未付款的，这也是经过被告确认的事实。被告认为该微信群聊天记录不完整，与被告方的聊天记录核对过，原告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中间的部分内容有删除，删除了一方，本来有三方，现在只有两方了。因被告傅建华确认聊天群其中一方确系其本人，本院对该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根据聊天内容显示，在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要求被告确认账单时，被告回答“据我所知，至2018年10月份，大概是这样，如有大的出入请2位老板自己再核对一下。老板娘，货有没有收到过？”，该回答显示被告傅建华对于对账单内容并未确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5.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4页（2018年9月29日、9月30日、10月17日），证明被告陈述其于2018年8月离职是不符合事实的，2018年9月29日和30日，被告还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联系业务，被告还用自己的钱为其他柜子的货款进行担保，被告是在职状态的，2018年10月17日的聊天记录证明被告安排货款怎么支付，所以被告对货款怎么付是很清楚的，根据聊天记录里的汇款单，汇款人不是秘鲁公司。被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被告给秘鲁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验货，至18年8月为止，原告国内已停止发柜了，双方已终止新的订单业务了，被告也不再到原告指定工厂验货了，被告的工作至此基本结束，但因为18年发货的几个柜货物还在港口未提，基于帮朋友的忙，帮原告梅老板的忙，被告还在中间帮忙调解沟通，最后也帮原告收回了9号柜的货款，对于原、被告来讲，18年5月份是最后一次对账，根据双方对账惯例，每次对账都是书面对账，从来没有进行过微信对账，对账后原告法定代表人也都有签字确认过，19年1月是原告和舒小姐在对账，被告此时已离职，而且即使从原告提交的证据4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被告对对账情况也是不确定的，只是表态让他们两人自己核对。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本身真实性予以确认。6.被告提供的对账单2页，证明至2017年止货款已付清，且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被告傅建华担保责任免除的事实。原告对该份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该表格内容不能客观反映事实，18号柜子、29号柜子都是担保电放的，但表格上没有记录该柜情况，29号柜子的货款实际未付但表格上记录的是已付，故原告认为表格记录的内容是错误的，不能客观反映事实，被告方举证该表格生成时间2018年5月16日，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4即业务群2019年1月12日的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对18号柜未支付的货款已予以确认，后面的证据能证明该表格内容不真实；其次，“至17年止货款已清，梅照利”这几个字确实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所写，但是“2018.5.16”日期不是原告法定代表人所写，该表格是原告法定代表人前往装柜，环境嘈杂时被告让原告所签，但原告没有仔细查看就签下了，被告承诺会付柜子款，只是给老板看，按照原告当时的理解，18号和29号柜子是单独出具的，不是表格上所作理解，不是指被告说的17年整年货款均已付清，是指到17年之前的2016年的货款已付清，原告认为不能做这样的扩大解释，如果被告主张货款已清，应举证证明货款已经支付。本院将综合认证。7.被告提供的2017年11月24日晚上8点52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页，证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存在删除，同时，可以证明原告在2017年11月24日主动将本案18号柜货物付款期限延迟到2018年5月，也说明被告在签担保电放时该柜货物付款期限是在之前的。原告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原告提交的业务群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于2019年1月12日向被告催款并且被告也认可18号柜未付款的事实，所以从2019年1月12日开始计算保证诉讼时效，保证诉讼时效是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时，保证期间转变为诉讼时效期,《担保法解释》第34条第2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此时，保证期间就失去作用，开始按照法律规定计算诉讼时效，即3年。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微信账号主体身份，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8.被告提供的2017年以来的对账单8页，证明双方曾多次对账，其中17年1月10日对的是16年的账，该次对账对于16年的货柜原告确认货款已收，账清，之后多次对17年的货柜付款情况对账；18年5月份是被告最后一次与原告对账，之后被告离职，原告方陈述18年5月对账时写的“至17年止货款已清”指的是16年的货款已清，这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首先，被告提交的记载有“确认以上订单付款情况，梅照利2017年11月24日”该份表格清楚地显示2017年11月24日涉案的18号和29号柜均处于未付款状态，被告提交的证据6也清楚显示18号柜是未付款状态；其次，原告持有被告担保协议原件以及2019年1月12日双方在业务群上关于涉案18号柜未付款及催收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两个货柜货款未付的事实，所以2018年5月不是原、被告最后一次对账；最后，由于17年的几个货柜确实未付款，被告第一次提交的证据也明确写明未付，以前核对过订单情况的，原告法定代表人确认过的都会写落款日期，而被告提交的证据6的表格是当时2018年年初在厂里装柜，环境嘈杂，被告把表格拿过来给原告签，原告没办法一一核实，不能确定表格上所列17年的和18年的10只柜子的付款情况，所以没有写落款日期，所以“至17年止货款已清”这句话，原告按自己的理解先确认16年货款已清也没有什么不妥。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梅西公司系经营床上用品零售、批发，开展国际国内贸易的公司。2017年6月8日，原告梅西公司法定代表人梅照利与被告傅建华通过微信沟通后，原告梅西公司按照被告傅建华指示，对舒棉绒、法兰绒等共计138包货物（扣除海运费1750美元，货值金额为45807美元）进行装柜，集装箱号UETU5302047，提运单号为COSU6145866500，标号为18号柜，货物由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港口出口，目的国为秘鲁，收货人为FASHIONTEXTILESS&CSAC公司。2017年10月23日，被告傅建华出具担保电放一份给原告，载明“现申请担保电放18号柜舒面绒138包，提单号COSU6145866500，金额47407+150=47557美元，此笔货款由我担保，如出现经济纠纷，由我负责”。后原告对该18号柜进行电放。2018年10月31日，原告梅西公司法定代表人梅照利经与被告傅建华通过微信沟通后，同样按照被告傅建华指示，对拉毛毯等共计257包货物（扣除海运费2200美元，货值金额49575美元）进行装柜，集装箱号CAIU7031371，提运单号COSU6169950320，标号为29号柜，收货人为秘鲁FASHIONTEXTILESS&CSAC公司。2018年2月28日，被告傅建华又出具担保电放一份给原告，载明“因秘鲁方面淡季，暂时自己周转不灵，现申请29号柜拉毛绒桃子等257包的柜子，提单号COSU6169950320货款金额51775.0美金的柜子先电放，货款由本人担保，于2018年3月底前付清”。后原告对该29号柜进行电放。2017年11月2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通过微信向被告傅建华陈述关于6月8号舒面绒柜子费用折扣的事情时，说“作为长期合作的伙伴，我把这个柜子的货款延期到明年5月底前付我”。2018年5月1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与被告傅建华进行对账结算，在一张标注日期为2017年11月开始的表格上，注明“至17年止货款已清”，并签名确认，由被告傅建华签署对账当日日期“2018.5.16”。签字以上部分的表格内容包含了案涉的18号及29号柜的货物品名、具体数量、单价、总金额、海运费、应付金额、提单号等信息。签字以下部分表格为2018年1月后的内容。同时查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与被告傅建华此前已于2017年1月、6月、9月、11月多次对2017年的货柜货款进行对账。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梅西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提单及海关放行通知打印件、货运代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担保电放，可以综合认定原告梅西公司按照被告傅建华的指示，将案涉18号柜、29号柜的货物交付承运人，在被告傅建华向原告梅西公司出具2份担保电放后，货物已由指定收货人秘鲁公司提货的事实。现原告梅西公司明确系基于与被告傅建华的担保关系要求被告傅建华承担货款的保证责任。本院从两方面分析被告傅建华的是否承担保证责任。一方面，担保债务依附于主债务，被告傅建华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买受人支付出卖人货款的主债务尚存。根据被告提交的对账单，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于2018年5月16日在对账单签署“至2017年止货款已清”，并签名“梅照利”。该对账单系表格，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以上的部分标注“2017年11月-”，签字以下部分标注“2018年1月-”，故结合该表格上下文的内容来看，原告法定代表人所署的“至2017年止货款已清”，文义解释应是指截至2017年年底，双方货款已结清。同时，原、被告亦曾于2017年1月、6月、9月、11月多次对2017年的货款进行对账，可以印证“至2017年止货款已清”是指截至2017年年底，双方货款已结清。原告所称“至2017年止货款已清”这句话的意思是至2017年年初，即至2016年年底货款已清，该理解显然不当。因原告主张的18号柜、29号柜的货款，包含在以上所列2017年的表格中，原告法定代表人梅照利签署的“至2017年止货款已清”，系对原、被告之间货款结算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内容清楚，故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案涉18号、29号柜货款已付清。现买受人支付出卖人货款的主债务已履行，被告傅建华系对该货款支付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故被告傅建华的保证责任免除。另一方面，原告梅西公司要求被告傅建华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是，保证期间未经过。原告梅西公司与被告傅建华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由被告傅建华向原告梅西公司出具的2份担保电放来确定。根据2份担保电放内容，双方对于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按照《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被告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同时，2份担保电放亦未明确货款支付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可根据原、被告双方交易习惯确定货款支付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依据被告出具担保电放后原告即对18号、29号柜货物进行放货的事实，可知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习惯是买受人支付货款后，承运人放货由收货人提货，因此，可以确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一般是在承运人放货给收货人之前。现被告傅建华出具了2份担保电放，可见买卖双方对货款支付期限进行了延期，即先放货，再支付货款。具体来说，被告傅建华于2017年10月23日出具关于18号柜货物的担保电放，表示对上述货款承担保证责任，2017年11月24日，原告方通过微信向被告傅建华陈述关于6月8号舒面绒柜子（即18号柜）费用折扣的事情时，说“作为长期合作的伙伴，我把这个柜子的货款延期到明年5月底前付我”。原告方主动将货款支付期间延期到了2018年5月底，即主债务履行期限为2018年5月底。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现未有证据显示，本案原告在2018年5月底后的六个月内要求过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傅建华对于18号柜货款的支付免除保证责任。至于被告傅建华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关于29号柜货物的担保电放，载明“货款由本人担保，于2018年3月底前付清”，此款可视为货款支付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延期到了2018年3月底，同样的，现未有证据显示，本案原告在2018年3月底后的六个月内要求过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傅建华对于29号柜货款的支付免除保证责任。因此，原告梅西公司要求被告傅建华承担保证责任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义乌市梅西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441元，由原告义乌市梅西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娄国琴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陶 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