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73民终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赵淑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映腾，男，1978年1月1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法定代表人：郭南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达俊，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竹萍，北京市北斗鼎铭（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刘景明。原审被告：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林敏。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文公司）与被上诉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演艺公司）、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企业集团音像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华书店）、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音像出版社）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一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76号民事判决后，星文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关于涉案歌曲的权利来源及其法律状态。新月演艺公司是从事经营娱乐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原北京彩虹月音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月公司”）于2008年10日21日迁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后，企业名称变更为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原彩虹月公司先后与《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共七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了《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依约取得上述七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此后，新月演艺公司与《套马杆》、《塑料花》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约定新月演艺公司获得上述两首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另，彩虹月公司与《爱不在就放手》的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许可使用合同》，约定彩虹月公司以独占许可的方式取得该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据此，新月演艺公司依法享有《我要去西藏》、《高原蓝》、《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火凤凰》、《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九首歌曲的著作财产权以及获得《爱不在就放手》歌曲的独占许可使用权。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及认定部分载明：2009年，新月演艺公司出版了《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其中收录了乌兰托娅演唱的《我要去西藏》、《高原蓝》、《火凤凰》、《今夜的草原》、《莲的心事》、《爱不在就放手》、《七月的草原》、《幸福花儿开》、《套马杆》、《塑料花》十首歌曲，该出版物印有“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从而认定新月演艺公司是上述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的录音制作者，依法享有该制品所收录歌曲的录音制作者权。新月演艺公司出示的正版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专辑收录有涉案《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光盘上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以及相关的版权信息。二、关于涉案被控侵权行为事实。2015年1月22日，新月演艺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一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70713《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1盒，金额75元”等信息；银联单显示收款人是广州新华书店。2016年7月14日，新月演艺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了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两盒，并取得广州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号码为00030772《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及销售小票和银联单各一张，其中《广东省广州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联》载有“音像制品4套，单价70元，金额合计280元”等信息；销售小票载有“星文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两盒，单价75元，金额共计150元”等信息。上述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外包装为一硬纸盒，带有塑封包装，该制品外包装封底处署名“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版号：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标注了“01、我要去西藏；02、高原蓝；03、爱不在就放手；04、套马杆；05、塑料花；06、今夜的草原；07、莲的心事；08、火凤凰；09、七月的草原；10、幸福花儿开”10首曲目信息。经一审法院当庭查验，新月演艺公司提交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尚未开封。当庭拆封上述光盘，该音像制品内含1张CD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03，盘面署名“乌兰托娅我要去西藏黑胶CD”，以及“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信息。当庭使用法庭计算机播放新月演艺公司的权利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和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中的同名音乐作品《幸福花儿开》进行比对，新月演艺公司认为涉案被控侵权歌曲《幸福花儿开》与其权利作品《幸福花儿开》在词、曲、音源方面完全一致。三、其他查明事实。1.星文公司系2002年12月30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主要从事国内版音像制品批发等业务。星文公司为证实其系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专辑，向一审法院邮寄提交了其与新月演艺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以及所附的《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和《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其中，《专辑制品发行合同》订明：由新月演艺公司制作的《我要去西藏》（演唱：乌兰托娅）等十首歌曲的录音制品授权给星文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新月演艺公司同意将《我要去西藏》等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编辑为一张专辑，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复制；星文公司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发行数量，并自行加工复制发行；星文公司所获得的授权，仅涉及该十首歌曲的一种专辑制品发行权及为发行而进行的复制；该十首歌曲录音制品的其他权利，包括不限于著作权及录音制作者权仍由新月演艺公司享有；星文公司承担录音制品复制品的全部复制加工费及出版发行费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十首歌曲以非专辑形式使用，如拼拆使用或制作卡拉OK、MTV；公开发行的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应明确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字样；本次发行许可费用40000元，在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全额支付，新月演艺公司必须在2008年12月30日前将完整母盘交付给星文公司；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为五年，在合同期满前30日内，双方未达成新的合同或同意续期，则本合同终止，星文公司应在合同终止后及时收回相应未售出的音像制品，全部收尾工作应在合同终止后的六个月之内结束，本合同自双方签章时生效等。2008年12月26日，新月演艺公司出具《版权节目制作证明》，内容为：“新月演艺公司全权组织、策划、制作乌兰托娅专辑CD唱片（含“我要去西藏”等十首歌曲）所涉及的演唱、编配、录制等各项工作由新月演艺公司负责完成，现以该专辑独家发行方式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复制品等”。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817712）显示，出版单位广东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佩斯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及激光唱盘（CD）子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08年12月26日起至2009年12月25日止。根据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编号：0927663）显示，出版单位广东音像出版社委托复制单位桂林鸿瑞公司复制激光唱盘（CD）母盘及激光唱盘（CD）子盘，复制数量为8000张，交货时间自2010年3月5日起至2012年3月4日止。星文公司抗辩认为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是其供应给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正版音像制品，为此也邮寄一份《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销售单》（以下简称《销售单》）（2012年8月29日）以及自行制作的《进销业务流水帐》予以证明。其中，《销售单》显示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提供了《我要去西藏》DSD等音像制品，并无《我要去西藏》黑胶CD；《进销业务流水帐》（日期检索自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6日）则显示星文公司自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10月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销售出库涉案音乐专辑《我要去西藏》(黑胶版)共计20盒。新月演艺公司在一审庭审质证中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版权节目制作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星文公司邮寄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销售单》、《进销业务流水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实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涉案被控侵权音像制品有合法来源。新月演艺公司还表示，按照约定，星文公司在合同期限内有权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DSD音像制品，但无权出版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且《我要去西藏》黑胶CD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没有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字样，故属于未经授权而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2.新月演艺公司针对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广东音像出版社就包括涉案歌曲《我要去西藏》在内的十首歌曲，分别向一审法院提起四十宗侵害著作权诉讼（案号：（2015）穗越法知民初字第835-854号、第857-876号）。3.新月演艺公司主张为本案支出了侵权音像制品购买费、律师费、档案查询费、复印费等合理开支，但未提交律师费、档案查询费、复印费支付凭证。新月演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认为其与原词曲作者签订《音乐作品著作权转让合同》，取得《幸福花儿开》歌曲的词曲著作财产权，后经聘请歌手王丽娜（艺名：乌兰托娅）演唱并合法录制，取得上述歌曲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州新华书店在其经营场所内大量销售侵犯新月演艺公司歌曲著作权和邻接权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擅自收录了新月演艺公司享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幸福花儿开》歌曲。《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出版单位为广东音像出版社，发行单位为星文公司。新月演艺公司认为，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未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许可，且未向新月演艺公司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收录了新月演艺公司享有词曲著作权及录音录像制作权者的歌曲《幸福花儿开》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专辑，侵害了新月演艺公司对《幸福花儿开》歌曲的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州新华书店在销售过程中未尽必要的注意及审核义务，导致侵权音像制品通过广州新华书店的销售渠道向公众传播，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广州新华书店的共同侵权行为给新月演艺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请求一审法院判令：1.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2.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3.广东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收录了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并销毁所有库存；4.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连带赔偿侵犯新月演艺公司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费用共计20000元；5.案件全部诉讼费由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广东音像出版社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新月演艺公司是否享有收录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录音制作者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新月演艺公司提供的收录有涉案歌曲《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DSD的外包装及光盘中，载有“出版：广东音像出版社，ISRCCN-F18-09-323-00/A.J6，专有发行：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版权提供：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等版权信息，光盘盘芯刻有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该出版物标有出版社、版号、著作权人以及发行人等规范的版权信息，应认定为合法出版物。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新月演艺公司出示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粤高法民三终字第401、4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上述裁判文书查明和认定的事实，足以证实新月演艺公司对歌曲《幸福花儿开》享有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复制等著作权利。二、关于广州新华书店的销售行为、星文公司的发行行为、广东音像出版社的出版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问题。《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外包装标注发行者为星文公司，出版者为广东音像出版社，且星文公司提交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亦显示《我要去西藏》CD由广东音像出版社先后委托佩斯公司、桂林鸿瑞公司复制，结合星文公司在其提交的答辩状中自认《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其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制品，由此可以认定《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由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星文公司发行的音像制品。经一审法院当庭比对，《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中的歌曲《幸福花儿开》与《我要去西藏》DSD中的同名歌曲《幸福花儿开》的词、曲及音源完全一致，应为同一作品。关于《我要去西藏》黑胶CD是否属于侵权音像制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新月演艺公司与星文公司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中的约定，新月演艺公司授权星文公司出版、发行的收录《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的专辑制品仅限于一种，且公开发行的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处需明确标注版权信息，即“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现广东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出版、发行了收录《幸福花儿开》等10首歌曲的《我要去西藏》DSD、《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两种音像制品，但二者所使用的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CN-F18-09-323-00/A.J6、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却相一致，前者明确标注了版权提供者及录音制作者信息，而后者未标注版权提供者及录音制作者信息。在新月演艺公司仅确认《我要去西藏》DSD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否认《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且广东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我要去西藏》黑胶CD属于未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而出版、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收录有《幸福花儿开》歌曲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行为，侵害了新月演艺公司对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复制权；星文公司发行收录有《幸福花儿开》歌曲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行为，侵害了新月演艺公司对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权，广州新华书店销售收录有《幸福花儿开》歌曲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的行为，侵害了新月演艺公司对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权。至于广州新华书店销售《我要去西藏》黑胶CD是否具有合法来源的问题。首先，广州新华书店没有举证证实其销售的收录有《幸福花儿开》歌曲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具有合法来源。其次，虽然星文公司抗辩称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系其提供，并针对该抗辩提供《销售单》及《进销业务流水帐》，但《销售单》仅显示星文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向广州新华书店提供了《我要去西藏》DSD等音像制品，并无《我要去西藏》黑胶CD；《进销业务流水帐》显示的交易时间是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10月9日，却没有前述《销售单》记载的交易时间和商品，故《销售单》与《进销业务流水账》存在冲突，且《进销业务流水账》系由星文公司自行制作，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在星文公司、广州新华书店均没有到庭陈述意见和全面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所举的《销售单》与《进销业务流水账》的真实性不予采信。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应由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承担不举证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星文公司的合法来源抗辩不予接纳。综上，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及连带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至于新月演艺公司主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销毁库存侵权音像制品问题。因一审法院已判令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停止侵权行为，且新月演艺公司没有举证证实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尚有库存侵权音像制品以及侵权音像制品的具体存放地点和数量，故由新月演艺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对新月演艺公司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三、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鉴于新月演艺公司因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侵权行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因侵权行为所获利润均无足够证据证实，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性质、持续时间、经营规模、销售价格以及新月演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并考虑新月演艺公司针对包括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在内的十首歌曲同时提起四十宗系列诉讼等因素，酌情认定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连带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00元（该款含新月演艺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新月演艺公司请求数额超过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停止销售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二、星文公司立即停止发行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三、广东音像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收录有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侵权音像制品《我要去西藏》黑胶CD；四、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1000元给新月演艺公司；五、驳回新月演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新月演艺公司承担285元，广州新华书店、星文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共同承担15元。判后，星文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星文公司复制和发行包含涉案歌曲的两种形式的专辑的行为均符合其与新月演艺公司签署的合同约定，不构成侵权。星文公司与新月演艺公司于2008年12月24日签署的包含涉案歌曲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第一章第1条约定：新月演艺公司授权星文公司以光盘载体形式出版发行复制涉案专辑，星文公司委托他人出版复制以及自己发行的（DSD版）（黑胶CD版）专辑均属于光盘载体形式，星文公司以两种形式发行涉案专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或侵权。第二，星文公司没有在合同期后销售涉案专辑，新月演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专辑是星文公司所销售。第三，广州新华书店经销的涉案专辑是在授权期内从星文公司处购进，广州新华书店销售的是星文公司发行的正版音像制品，已向星文公司付款，即使在案件审理期内新月演艺公司从广州新华书店处购买到涉案专辑，也不能证明广州新华书店构成侵权。第四，星文公司无法收回已经出售的涉案专辑，不构成侵权。新月演艺公司已经从中获益，其主张赔偿无合法依据。针对星文公司的上诉，新月演艺公司答辩称：第一，星文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错误；第二，星文公司在合同终止后未及时履行回收义务并逾期发行《我要去西藏》DSD版构成侵权，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新月演艺公司从未授权星文公司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黑胶CD版属于未经授权人授权的侵权制品，出版物上没有标注版权信息，不符合合法出版物的要求，无证据证明是合法出版物，故星文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广州新华书店没有举证涉案产品的合法来源，因此应当与星文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第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当事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订购或以现场交易的方式购买侵权复制品而取得的实物或者发票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星文公司以新月演艺公司购买涉案专辑未经公证而否认涉案产品作为证据的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第六，新月演艺公司有证据证明星文公司在合同期满后仍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原审被告广州新华书店、广东音像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亦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星文公司确认2012年8月29日的《销售单》是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纠正上诉状中所述的该证据并非该公司提交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是：星文公司发行收录了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星文公司发行的收录涉案歌曲《幸福花儿开》的《我要去西藏》音像制品包括DSD版和黑胶CD版。根据星文公司和新月演艺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约定，星文公司所获得的授权仅为合同附件十首歌曲的一种专辑制品发行权及为发行而进行的复制，且公开发行的音像出版物的彩封及光盘彩印的相应位置应明确标注“版权提供及录音制作：广州新月演艺经纪有限公司”的字样。本案中，新月演艺公司购买的被诉侵权产品是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的黑胶CD版，使用的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ISRCCN-F18-09-323-00/A.J6、光盘源识别码ifpiQ123与新月演艺公司提供的合法出版物《我要去西藏》DSD版相一致，但未标注版权提供者及录音制作者信息。在新月演艺公司仅确认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DSD版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否认黑胶CD版系经其授权出版、发行的音像制品，且广东音像出版社、星文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我要去西藏》DSD版为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星文公司出版发行的合法出版物，一审法院认定《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属于未经新月演艺公司授权而出版、发行的侵权音像制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星文公司发行《我要去西藏》黑胶CD版的行为侵害了新月演艺公司对涉案歌曲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中的发行权。星文公司上诉认为其同时发行收录涉案歌曲的《我要去西藏》DSD版和黑胶CD版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星文公司主张新月演艺公司所购买的被诉侵权产品系广州新华书店在本案《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内购买后进行销售，广州新华书店不构成侵权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被诉侵权产品的出版发行并未得到新月演艺公司的授权，为侵权音像制品，不受新月演艺公司与星文公司签订的《专辑制品发行合同》中关于授权发行期限的保护，故广州新华书店即使是在本案《专辑制品发行合同》所约定的授权期限内取得该产品后进行销售，其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行为仍构成侵权。同理，星文公司即使是在《专辑制品发行合同》的授权期内发行及将涉案侵权产品销售给广州新华书店，其行为亦构成侵权。星文公司和广州新华书店依法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星文公司认为广州新华书店及星文公司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星文公司认为新月演艺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侵权产品来源于星文公司的问题。星文公司在一审答辩状中确认被诉侵权产品系其委托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的音像制品；在上诉补充意见中，亦明确广州新华书店所销售的涉案专辑是从星文公司购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星文公司的行为构成自认，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由星文公司发行并无不当，星文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星文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东星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卫东审判员  张 姝审判员  陈东生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谢保明法官助理夏梦婷书记员宋思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