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83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8000号建安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杨定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知知，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智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寺东路396号。 法定代表人：郑光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金，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卡，四川嘉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凯，男，汉族，1967年7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 上诉人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智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邦公司）、王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8民初6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建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智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王凯承担一审判决中确定的债务清偿责任，3.判令智邦公司、王凯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事实与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上的印章经鉴定为假，建安公司未与智邦公司签订过合同、未确认王凯身份及其权限、没收过案涉货物，一审法院认为智邦公司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是不当的；2.王凯与建安公司非挂靠关系，王凯仅是建安公司名下的专业分包人，智邦公司及王凯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钢材实际用于维拉特基地项目，一审判令建安公司承担责任是错误的；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建安公司从未给王凯授权，王凯没有代理权限，案涉合同是王凯与智邦公司之间订立的，应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或者《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由王凯个人独自担责。 智邦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如下：1.《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这一书证上所盖的建安公司印章，经鉴定非公司备案印章，但建安公司并不能因此免除货款给付责任。分包合同赋予王凯有代表建安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建安公司项目经理刘军提供的公司资质等相关材料上所加盖有的印章与任职决定上的印章同一，都不是公司备案印章，建安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使用非备案印章，应自行承担责任；王凯为项目现场执行经理，拥有对外采购材料的权利外观的事实清楚，此有建安公司人员提供的王凯的任职决定书、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材料证明，智邦公司在订立和履行合同中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2.智邦公司根据产品送货单上载明的维拉特项目地址以及材料加工地址送货，案涉货物钢材均已交付到材料加工地或项目施工工地，并用于了项目建设。3.依据在案《工程补充协议》、《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等证据，可证实王凯与建安公司是名为分包实为挂靠关系，合同相对人智邦公司起诉时对挂靠一事不知情，故建安公司对案涉货款依法应当承担给付责任。4.建安公司事前参与案涉货款纠纷的处理，曾多次提出和解方案，此足以表明建安公司对欠付货款一事自始至终都知情。综上，王凯是代表建安公司与智邦公司订立合同，建安公司是合同相对方、收货人、货物实际使用人，应当承担案涉货款的给付义务。 王凯辩称：自己是建安公司“维拉特基地项目”的执行经理，与建安公司就项目中的钢结构部分存在分包关系，其本人没伪造过印章，代表建安公司与智邦公司订立的协议合法有效，属有权代理，且合同实际履行，所购钢材已实际用于“维拉特基地项目”建设，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智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建安公司、王凯向智邦公司支付货款及加价款截止2018年6月30日共计人民币1113006.85元；2、判令自2018年7月1日起，建安公司、王凯向智邦公司支付加价款762.50元/天直到付清时止；3、判令智邦公司、王凯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2016年9月28日，建安公司与成都维拉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拉特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建安公司承包维拉特公司位于郫县工业园区的生产基地工程。2016年10月8日，建安公司出具《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决定由王凯担任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现场执行经理，全面负责该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等工作。2017年9月4日，王凯代表建安公司与维拉特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2018年7月7日，王凯与案外人刘军代表建安公司维拉特项目部与维拉特公司签订《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智邦公司陈述，为推进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建安公司先前与鑫能裕丰公司商谈钢材购买事宜，并一致谈好价格及付款方式等合同条款，但由于建安公司和鑫能裕丰公司办理买卖合同审核流程时间较长，而项目需要追赶进度，王凯要求鑫能裕丰公司先行送部分钢材到工地，之后还通过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名义向鑫能裕丰公司发送了工作联系函说明先行发货的原因。由于鑫能裕丰公司与智邦公司长期合作，而鑫能裕丰公司亦为国有企业，合同审批时间较长，且正式合同签订前不可能发货。于是介绍智邦公司按照之前谈妥的合同条款，向建安公司项目发货，王凯表示认可，双方达成口头供货协议。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8日，智邦公司按照与王凯达成的口头协议的约定向建安公司供应钢材及钢板，累计190.626吨。2018年6月30日，智邦公司与王凯结算，应收金额697897.38元，垫资金额46920.97元，超期金额为368188.50元，共计金额1113006.85元。审理中，建安公司为证明王凯私刻建安公司公章制作任职决定，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中建安公司公章进行鉴定。经鉴定，该公章并非建安公司备案公章，属伪造公章。同时，举出由王凯于2017年10月30日向建安公司出具的《关于成都维拉特项目劳务分包商嘉宝公司到集团公司上访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王凯为贵公司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合作人，因该项目2016年10月当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到工地进行行政监督检查，时间紧迫，来不及请公司出具正式文件，本人迫不得已以贵公司名义私自制作了一份对本人的任职文件，拟进一步佐证王凯私刻建安公司公章。审理中，王凯向法庭举出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与王凯于2016年11月1日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加盖建安公司公章的《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建安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许可证书等，同时陈述该资料系建安公司职工刘军邮寄给自己，自己并未私刻建安公司公章，之所以在情况说明中自认私刻公章，是因为当时有工人闹事，刘军让自己承认任命决定不是建安公司给自己的。2016年11月1日，焦枢林代表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与王凯代表的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明确约定：建安公司决定将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交由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部实行承包施工。 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建安公司、王凯、智邦公司的身份信息，《施工合同》，《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工程补充协议》，《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工作联系函》，王凯与刘军的往来邮件，产品送货单、结算明细，《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关于成都维拉特项目劳务分包商嘉宝公司到集团公司上访的情况说明》，《司法鉴定意见书》，建安公司、王凯、智邦公司的陈述及庭审笔录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建安公司与王凯之间是何种关系，建安公司、王凯应否承担付款义务，如何承担付款义务；2.货款及加价款应如何计算。首先，关于建安公司与王凯之间是何种关系、建安公司与王凯是否应当承担付款义务、如何承担付款义务的问题。从2016年11月1日焦枢林代表建安公司四川分公司与王凯代表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施工合同》的内容来看，建安公司将维拉特公司的生产基地工程交由维拉特公司生产基地工程项目部（王凯）实行承包施工。据此可见，从内部来看，建安公司与王凯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王凯个人无承包建设工程资质，其与建安公司之间实质系挂靠经营关系。从外部来看，根据智邦公司举出的《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王凯代表建安公司与维拉特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以及王凯与案外人刘军代表建安公司维拉特项目部与维拉特公司签订的《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等证据，证明智邦公司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足以相信王凯可以代表建安公司。对智邦公司而言，其在与王凯签订合同时，并不明知王凯与建安公司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本案中，智邦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起诉挂靠人王凯和挂靠单位建安公司，其并不明知二者之间实质系挂靠经营关系，故王凯、建安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付款义务。 其次，关于货款及加价款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根据智邦公司与王凯于2018年6月30日的对账结算，应收货款金额为697897.38元，垫资金额为46920.97元，超期金额368188.50元。超期金额从性质上讲属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其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减，酌定应付货款金额为744818.35元（应收货款金额697897.38元+垫资金额46920.97元），违约金以744818.3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建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智邦公司支付货款744818.3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以744818.3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8年7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王凯对建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智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智邦公司、王凯、建安公司均未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采信的证据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建安公司应否对案涉货款承担给付责任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建安公司对案涉货款应承担给付责任。理由是，智邦公司无过错，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王凯有权代表建安公司采购钢材，智邦公司依据王凯认可的建安公司与鑫能裕公司商定的合同供货，建安公司收货后应当履行货款给付义务。在案《施工合同》，《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工程补充协议》，《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等证据证实，2016年9月28日，建安公司与成都维拉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承建了郫县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程；2016年11月期间，建安公司向王凯出具了建安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许可证、《关于王凯同志的任职决定》等材料，任命王凯为该项目的执行经理，全面负责项目现场施工管理；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18日，智邦公司依据王凯口头认可的建安公司与鑫能裕丰公司商定的合同供货，累计供应钢材190.626吨，2018年6月30日经结算，应收货款697897.38元、垫支46920.97元、超期金额为368188.50元，共计1113006.85元；2018年7月，王凯与建安公司职工刘军一同代表建安公司与发包方成都维拉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成都维拉特工程的清算协议》；王凯陈述称，其代表建安公司从智邦公司采购钢材，钢材用于项目建设，任职决定、公司资质等材料系建安公司所提供，自己事前不知道印章是假的，自己没私刻过印章。前述证据及其证明的案件事实表明，王凯是项目负责人，其代表建安公司负责项目现场施工管理，智邦公司应王凯的要求履行了供货义务，货物用于建安公司所承建项目建设，故建安公司应当承担货款给付义务。任职决定上的印章与建安公司备案印章不一致的事实清楚，该印章是建安公司所盖还是王凯私刻后所盖这一事实无法查清，但此并不影响王凯系案涉项目的管理人和智邦公司向建安公司所承建项目供应钢材190.626吨的事实认定。王凯在一审审理期间举示的智邦公司并不知情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的性质无论是内部分包合同还是挂靠合同，都不影响案涉货物买卖的合同相对方是建安公司这一案件事实的认定。智邦公司以王凯的行为是代表建安公司与智邦公司订立合同和建安公司是合同相对方、收货人、货物实际使用人为由，诉请建安公司承担案涉货款的给付义务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建安公司以其未向王凯授权、任职决定上的印章与公司备案印证不一致为由，请求二审判令其不承担货款给付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84.71元，由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文飞 审判员  杨中良 审判员  唐欣欣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唐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