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锦彬，男，196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委托代理人：周孝和，广东粤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雁，男，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县，现住广东省紫金县。 委托代理人：李波、吴泽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张锦彬因与被申诉人刘雁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河中法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3日作出粤检民（行）监〔2014〕4400000047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2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受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令，指派检察员欧森泉出庭。申诉人张锦彬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孝和，被申诉人刘雁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波、吴泽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7月18日，一审原告张锦彬起诉至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称,2008年10月30日，原告与邱理生两人共同出资300万元成立河源市南越电力器材有限公司（下称南越公司），其中原告出资153万元占公司股权51%，邱理生出资147万元占公司股权49%。2009年5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河源市南越电力器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下称《转让合同》），约定将原告名下的南越公司的21%股权转让给被告。签订协议后，原告依约将该21%股权登记至被告的名下。2009年6月，被告声称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原告将股本增至300万元，并承诺其本人按所持股份增资至700万元，基于上述原因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后，被告不但没有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向公司支付增资款，反而以“大股东”的地位肆意而为，造成公司经营混乱。时至今日，被告对公司是零投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向公司增加资金，被告根本置之不理。被告采用欺诈手段获取非法利益损害了原告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5月13日签订的《转让合同》，被告向原告返还南越公司的21%股权；2、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09年6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书》；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刘雁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09年5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转让的股权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过户手续，股权发生了转移；2、被告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张锦彬与邱理生于2008年10月30日成立南越公司，其中张锦彬出资153万元占公司股权51%，邱理生出资147万元占公司股权49%。2009年5月13日，张锦彬与邱理生通过了股东会决议，同意张锦彬将其拥有南越公司股权中的21%股权以价格63万元转让给被告，同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转让合同》，约定：原告将其拥有的南越公司21%股权以价格63万元转让给被告，合同签订后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2009年5月13日，原告依约将其拥有南越公司的21%股权过户登记至被告的名下。原告现仍拥有南越公司的30%股权。 原告与被告签订《转让合同》后，原告（为乙方）与被告（为甲方）签订了一份没有注明签订日期的《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其中有如下的约定：1、由乙方合法集资在紫金临江工业园购买的土地、兴建混凝土电杆生产厂房及购买生产设备，投入规模以工厂具备年综合产能7万根以上为合作规模；2、乙方的前期集资投入由甲方认可的专业审核机构核定，由公司产生的利润偿还，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按月支付利息至还清乙方的前期集资款。3、产品推出市场后产生的利润，50%投入到再生产及工厂配套建设与扩大生产规模，另50%用于偿还乙方的前期集资投入。此外，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对违约责任、中止清算条件与方式等均作了相应的约定。 另查明，《转让合同》第五条对“可变更合同与解除合同”的条件作了4项的约定，其中第2项约定为：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行能力；第3项约定为：由于一方或者二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原告向被告转让股权后，因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转让款，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均未果遂于2012年7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7日查封了刘雁在南越公司的21%股权。 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和《合作协议书》，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因被告无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且录音资料也显示被告表示以公司收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记录，故对被告关于已按转让合同约定时间内向原告清付了转让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原告采取多种方式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义务，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支付分文转让款，被告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性违约，完全符合双方在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的解除转让合同条件，还因原告坚决要求解除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故原告主张解除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与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原告所转让的21%股权，经过几年的经营，价值可能产生变化，但被告从未履行支付股权款的行为引起纠纷，故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南越公司21%股权，并将该21%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的名下。由于原告与被告在签订《转让合同》后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转让合同》的从合同，依附于《转让合同》而签订，合同实质内容是双方对公司经营管理及对张锦彬的前期集资投入款的处理，因《转让合同》被解除，《合作协议书》失去存续的基础。故原告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锦彬与被告刘雁于2009年5月13日签订的《转让合同》；二、被告刘雁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5日内向原告张锦彬返还南越公司的21%股权，并将该21%股权变更登记在原告张锦彬的名下；三、解除原告张锦彬与被告刘雁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本案受理费100元，保全费3500元，由原告张锦彬负担100元，被告刘雁负担3500元。 刘雁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解除《转让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经过股东会决议同意转让，并且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已经交付给刘雁，合同已履行，刘雁也按合同约定在十五天内以现金方式向张锦彬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南越公司在《转让合同》签订前是空壳公司，没有任何财产。刘雁在受让股权后，经过刘雁近三年的经营和资金投入，南越公司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直至今天，公司股权价值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刘雁是实际合法的大股东，并且实际控制了公司。股权转让价款是另一债权关系，是否支付不影响股权实际拥有。股权本属变化物权，不是单纯可以返还的物，原审法院判决返还股权没有法律依据。在2009年5月13日转让股权后，张锦彬一直在南越公司任职，三年来从来没有提出异议，从来没有催款，更没通过法律手段追讨，更可以证明刘雁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张锦彬在三年后起诉，可以看出张锦彬是看到刘雁把南越公司经营好了，后悔股权转让了，这也是张锦彬诉讼的目的。二、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刘雁在一审时提出张锦彬的起诉已超诉讼时效。2009年5月13日股权转让后的三年时间里，张锦彬一直在南越公司任职，张锦彬没有向刘雁主张权利。张锦彬在一审时提交的录音和证人证言均在2012年以后所发生的，在此前，没有证据证张锦彬向刘雁主张过权利。证人刘富强没有出庭作证，张锦彬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规定，刘富强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另从刘富强证言内容看，刘富强有这样一句话的描述“尽管张、邱二人一直催要，但至今还是未付”，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证人是作伪证。证人应当将对其亲身所感知的事实进行描述，难道证人刘富强这三年多一直跟着张锦彬和邱理生二人对刘雁进行催要，明显可以看出是不可能的，而是听张锦彬的描述得出的结论。此证人证言是伪证，原审却采信证人所作伪证，认定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不当。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张锦彬的诉讼请求。 张锦彬答辩称，一、上诉状不是上诉人刘雁签名，可以认定刘雁在上诉期限内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张锦彬向法院申请对上诉状中上诉人是否为刘雁签名委托鉴定。二、刘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向张锦彬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三、刘雁对南越公司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四、刘雁上诉称张锦彬一直在南越公司任职不是事实。五、张锦彬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南越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刘雁。2010年9月13日，刘雁和他人为南越公司对外借款500万元提供了保证担保。 刘雁二审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南越公司《资产评估报告》，证明股权价值已大大超过了转让时的价值，股权价值发生了巨大变化。2.《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0年9月13日，刘雁和他人为南越公司对外借款提供了保证担保，刘雁为南越公司的利益作出了贡献。3.南越公司在银行贷款的还贷记录，证明刘雁为南越公司的利益作出努力。4.南越公司2010年至2012年中标的部分合同，证明刘雁为南越公司的利益作出了努力，刘雁受让股权后南越公司不断发展。5.《广东电网公司合格供货方认可备案证书》，证明南越公司具备参与竞标资格，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南越公司发生了重大变化。 张锦彬对刘雁提交的证据坚决不予质证，并认为按照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属新证据，是没有意义的，无效的，不应采纳。 本院二审认为，张锦彬与刘雁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是：1.刘雁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上诉；2.刘雁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股权转让合同能否解除；5.《合作协议书》如何处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作如下评析与认定： 1.刘雁是否在规定的期限内上诉 张锦彬认为上诉状不是上诉人刘雁签名，可以认定刘雁在上诉期限内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因刘雁在上诉期限内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并交纳了上诉费，刘雁也认可是其提起上诉，故足以认定刘雁已上诉期限内提出了上诉。张锦彬请求对上诉状刘雁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缺乏事实和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刘雁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刘雁上诉认为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已向张锦彬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刘雁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刘雁认为已向张锦彬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因合同仍在履行期间，刘雁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4.股权转让合同能否解除 刘雁没有证据证明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本案股权转让合同能否解除？本院认为张锦彬请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驳回。理由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当事人因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民事责任、股权确认、股东权益保护等公司法律关系产生的权益，人民法院应予审查。公司作为社团法人，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如股东、公司、债权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律关系复杂。人民法院审理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 张锦彬和刘雁于2009年5月1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张锦彬于2012年7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股权系指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或债权的性质。张锦彬在股权变动三年后才提起本案诉讼，而本案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若允许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解除权的行使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时，不应有不合理的迟延，否则，就失去了解除合同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本着鼓励交易的原则，虽允许当事人在客观情况变化，无法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将发生重大困难时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予以严格限制。解除合同的直接后果是：原来的合同不复存在，当事人应在经济上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因此，能否恢复原状，是法院在决定解除合同是不是适当的救济方法时考虑的一种因素。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如果予以解除，完全不可能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因南越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刘雁，经营方式已改变，公司资产、股权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刘雁为南越公司对外借款500万元提供了保证担保，解除合同会对公司的发展、股东利益的保护不利。张锦彬可选择金钱赔偿的方式使其得到充分的补偿，本院不应允许张锦彬轻易采用解除合同的救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张锦彬在合理的期限内没有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履行了近三年时间也没有提出异议，直至2012年7月18日才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当事人张锦彬在合同签订之日目的是希望取得股权转让款63万元，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如选择要求继续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实现。 5.《合作协议书》如何处理 本院审理的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合作协议书》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当另行解决，不宜与本案一并审理。 综上所述，刘雁请求驳回张锦彬诉讼请求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刘雁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依据新的事实予以改判，刘雁应当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2012)河紫法民二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张锦彬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35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上诉人刘雁负担。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院（2013）河中法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认为张锦彬在股权变动三年后才提起本案诉讼，而本案争议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此时若允许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将导致已趋稳定的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并极易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且张锦彬可选择金钱赔偿的方式使其得到充分的补偿，因而对张锦彬要求解除合同之诉不予支持。该认定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根据，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张锦彬行使解除权并未超期。张锦彬与刘雁于2009年5月13日签订了《转让合同》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刘雁没有依约支付转让款，对此法院已予认定。刘雁经张锦彬催告后，仍未履行主要债务，构成根本违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本案中张锦彬享有合同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解除权期限没有进行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则应在对方催告后合理期限内行使，而根据本案证据材料，作为相对方的刘雁并未催告张锦彬行使解除权。即法律给予的合理期限并未起算。在此情况下，法院认为张锦彬三年后行使解除权超出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张锦彬实现解除权符合公平原则。本案中，双方签订转让股权合同后，张锦彬即依约履行其义务，而刘雁作为买受人，一直怠于履行付款义务，且在诉讼阶段仍抗辩已经支付了相关款项，从其行为看，刘雁从订立合同伊始就不具履行合同之诚意，且对他人合法权益之损害持故意之恶意，其订立合同之目的和态度违背了《合同法》诚实信用、公平交易之原则。这种恶意违约行为与《合同法》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立法目的相背离，不应获得法律的容忍和保护。在刘雁于股权交易中恣意违约的情况下，终审法院仍认为变更刘雁的股东身份会对公司发展、股东权益保护不利，该认定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另外，公司的资产是否因为刘雁的经营行为而升值并非本案的审查范围，刘雁在违约后经营公司的行为所付出的的成本损失是其违约导致的，刘雁为公司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也另有法律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均不应成为约束张锦彬依法实现解除权的理由。而且，有关公司经营状况均为刘雁在二审期间的单方举证，终审法院即以此认定公司资产、股权价值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不宜解除合同，该认定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审理。 申诉人张锦彬在本院再审中述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另外，对涉案合同的解除，还应同时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 被申诉人刘雁辩称，第一，债权关系不能改变业已形成的物权关系。股权转让款是债权债务关系，而双方在签订《转让合同》后，当日即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物权已经发生了变更。被申诉人作为物权的所有者，经过三年的经营管理和资金投入，南越公司的股权价值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股权物权权属变化与债权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张锦彬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打破业已形成且相对稳定的物权关系明显显失公平。第二，张锦彬并不享有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首先，张锦彬不享有约定解除权。2009年5月13日，双方签订《转让合同》的当日就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包括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会成员，合同的主要义务即股权权属变更登记已经完成，股权转让变更已经生效，不存在合同第五条关于变更与解除的情形。因此，张锦彬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其次，张锦彬不享有法定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法定解除权的根本宗旨在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双方在签订《转让合同》后，张锦彬仍保留30%的股份，而后双方再签订《合作协议》确定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证明双方的合同目的在于对公司共同经营管理，被申诉人在成为股东后积极履行股东义务，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负责办理产品在广东电网的认可备案及销售等工作，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壮大。据中广信评报字[2012]第154号《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南越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12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11533310.88元；据河大川评报字[2015]第04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显示，南越公司拥有的位于河源市紫金县临江镇工业区小区梧峰大道南的工厂房地产的价值时点2015年6月29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750.24万元。由此可见，双方签订《转让合同》及《合作协议》时为共同发展壮大南越公司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因此，张锦彬不享有法定解除权。第三，若张锦彬认为答辩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其完全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要求被申诉人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四、即使张锦彬有权解除合同，其合同解除权也已丧失。首先，若张锦彬享有合同解除权，其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通知义务。张锦彬仅在2012年5月28日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期间并无向被申诉人发出任何解除合同的通知，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其次，即使张锦彬享有合同解除权，因其在合理期限内并无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在《转让合同》签订后，张锦彬身为公司股东，并担任公司负责人和公司监事，若被申诉人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合同履行了近三年时间张锦彬都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要求解除合同，直至直接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申诉人认为涉案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可参照适用上诉一年期限的规定。由此可见，即便张锦彬享有合同解除权，因其在合理期限内并无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权已经消灭。第五，合理期限内并无及时以被申诉人未履行超过诉讼时效的债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2009年5月13日，双方签订《转让合同》时，约定被申诉人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股权转让款。若被申诉人在2009年5月30日前未支付转让款，其此时应知道权利受到了侵害，其诉讼时效至2011年5月30日届满。本案中，张锦彬并无证据证明在此期间造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发生，因此该债务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不受法律保护，则其解除合同所依据的前提不复存在，依法也不应当享有合同解除权。综上，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维护被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刘雁是否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问题；二、股权转让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 关于刘雁是否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问题 2009年5月13日，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刘雁应在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刘雁认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张锦彬予以否认，而刘雁又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股权转让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 本案中，申诉人张锦彬与被申诉人刘雁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已通过工商变更登记予以确认，即表明刘雁已取得了南越公司的股东资格。由于股权变动涉及公司、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及员工等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应较大限度维护公司的稳定性，保护既成的交易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精神，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期限，张锦彬从2009年5月13日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后至2012年7月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未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因此，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申诉人的再审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申诉人在合同签订之日目的是希望取得股权转让款63万元，虽双方对被申诉人是否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存在争议，但双方也只是存在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债权债务关系，申诉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申诉人的再审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的（2013）河中法民二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丽梅 审 判 员  雷志平 代理审判员  谢雄伟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叶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