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05民再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郭兵善，男，1948年10月18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系阳城县交通局退休职工。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张永安，男，1962年2月1日生，汉族，现住阳城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原甫甫，女，1971年5月6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张永安之妻。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山西六和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阳城县凤城镇南关村步行街1号楼5层。法定代表人：王保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郭兵善因与被申请人张永安、原甫甫、山西六和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和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6年4月11日作出的（2015）阳民初字第1812号生效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6）晋05民申3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郭兵善、被申请人六和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请人张永安、原甫甫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3月1日，原告六和泰公司与被告张永安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张永安向原告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为5个月，利息为每万元月息219元，该借款协议对还款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后原告按约将50万元出借给张永安。同日，郭兵善出具了保证还款承诺书，并以原告为甲方、张永安为乙方、郭兵善为丙方签订了保证合同，保证合同第三条约定：“丙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当乙方不按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甲方有权直接要求丙方承担保证责任”，第四条约定“丙方保证期间为：自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起两年，即自2013年8月1日始至2015年8月1日止。如甲乙双方就借款协议达成展期协议的，丙方保证期限延至展期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止。”被告张永安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4年1月1日，借款本金未予归还。原告于2015年7月31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张永安签订借款协议后，原告将50万元借给被告张永安，借款到期后，被告张永安应按协议约定返还本金。双方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年利率虽超过24%，但未超过36%，未支付的利息应按年利率24%支付。原甫甫并非借款合同相对方，原告要求原甫甫共同返还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郭兵善辩称担保行为是受胁迫的行为，提供了两份证人证言和录音资料，但该两位证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录音资料未反映出双方谈话的认可情况，故不采纳该辩解意见。被告郭兵善辩解本案为一般保证，因该保证合同已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故不予采信。郭兵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永安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永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原告山西六和泰投资有限公司借款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4年4月2日起计算至执行完毕之日），被告郭兵善对该笔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郭兵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永安追偿；二、驳回原告对原甫甫的诉讼请求。郭兵善不服一审生效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1991年的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本案是一般保证，不是连带责任保证,在保证类型上本案属于格式合同，应作出对提供方即六和泰公司不利的解释，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签订保证合同系受到胁迫而为，一审未予认定是错误的。被申请人六和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口头答辩认为，本案系连带责任保证，申请人所谓受胁迫的理由不能成立；无论如何适用法律，被申请人都尊重法院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被申请人张永安、原甫甫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为一审中张永安填写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确认书中有这样的文字表述“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再审、执行”，故本院再审按照张永安确认的地址即阳城县龙泽丽苑5号楼1单元2101室送达，虽无人接收，但应视为依法送达。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本案的担保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再审申请人郭兵善主张，本案属于一般保证，理由是：自己签署的《保证还款承诺书》上有“如张永安在约定借款期限不能按时还款，我愿承诺用工资和家庭财产为其归还借款及违约金等，直到还清为止”的表述，其中的“不能”就是一般保证的用语，表明必须先对借款人进行诉讼和执行，借款人实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才由担保人偿还；而且，这个还款承诺书是被申请人六和泰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合同，应做对六和泰公司不利的解释。但本院认为，本案的担保方式是连带责任保证并无疑问，因为其一，保证合同第三条明确约定了“丙方（即郭兵善）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其二，还款承诺书中郭兵善前述所引用的“不能”一句之前，也明确了“我自愿为张永安在六和泰借款五十万元作担保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制”。还款承诺书确是印制的，但即便按郭兵善的理解即还款承诺书的前后两句存在矛盾，那也应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的明确规定处理，即“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郭兵善主张本案的保证合同属于一般保证的理由不能成立。二、郭兵善是否因为受到胁迫才签订保证合同？关于受胁迫的问题，郭兵善一审中提供了张继红、焦小虎各自的证明材料，证明内容为见到张永安要求郭兵善为其担保本案贷款，如不担保，张永安之前所欠郭兵善的材料款就别想要（事实上郭兵善事后也确实起诉张永安沙款39万余元并经法院判决张永安偿还，亦即欠款属实）。被申请人六和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再审中质证认为，即便两个证人证言是真实的，也构不成对郭兵善的胁迫从而使其签订保证合同。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本案中，张永安确实欠有郭兵善货款，张永安在要求郭兵善担保时可能有过类似表述，但这不足以构成对郭兵善的胁迫。因为郭兵善担保的50万元借款及利息，比39万元货款来说更高，作为一个理性人，一个退休干部，对是否以50万元以上的担保风险换取张永安偿还39万元货款的可能，郭兵善是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况且，郭兵善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事实上最后也以诉讼的方式要求张永安归还货款。故郭兵善所称是受到了胁迫才提供担保、担保合同从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本案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9月1日施行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是否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于2015年8月28日下发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本案原告2015年7月3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规定》2015年9月1日开始施行时，本案正在一审审理期间，尚未审结，不应适用《规定》，而应适用《规定》之前的有关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６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另外，郭兵善再审庭审中还提出，本案有另一人与自己同为张永安的此笔贷款提供了担保，但对此六和泰公司不予认可，郭兵善也未能提供证据。退一步说，即使有另一担保人存在，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六和泰公司选择起诉债务人张永安和担保人之一的郭兵善，也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另外，由于再审申请人郭兵善无正当理由不通过二审程序救济而是申请再审，故本案的诉讼费应当按照二审程序中各方的胜负比例酌情负担。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在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上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阳城县人民法院（2015）阳民初字第18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第一项中由张永安偿还借款本息及郭兵善承担连带责任、追偿权部分；二、变更阳城县人民法院（2015）阳民初字第18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中利息部分为：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从2014年4月2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张永安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郭兵善负担5000元，张永安负担3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祁 俊代理审判员 李 然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