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02民初11442号 原告：徐兴海，男，198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阿余，男，195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李卫江，男，1981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芳，女，198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系被告李卫江妻子。 原告徐兴海与被告李阿余、李卫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国、两被告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阿余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6万元，并支付其中70万元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的利息，支付其中36万元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判令被告李阿余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代理费1万元；3、判令被告李卫江对被告李阿余上述债务中的7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李阿余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别于2017年7月12日向原告借款50万元，约定逾期不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承担债权人的一切费用，并由被告李卫江提供担保；于2017年9月1日向原告借款20万元，约定逾期不还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承担债权人的一切费用，并由被告李卫江提供担保；于2017年10月1日向原告借款36万元，约定利率为月3%，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上述3笔借款被告李阿余至今未能归还，被告李卫江亦未能就其中的70万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告多次催讨未果，遂成讼。另，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1万元。 两被告共同辩称：1、2014年3月20日之前被告李阿余确实向原告借款30万元、20万元，合计50万元，后被告李阿余每月还款35000元，最后实在还不出来，原告就带人用暴力逼迫两被告于同一天写下50万元和20万元的借条（其中20万元借条的日期由“7月1日”涂改为“9月1日”），被告并未收到借款，后来原告又带人用暴力逼迫被告李阿余写下36万元的借条，同样未收到借款；2、律师费应由原告自己承担；3、原告系职业放贷人，涉嫌虚假诉讼罪，请求移送公安机关。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 证据1、借条及收条各3份，要求证明被告李阿余向原告借款50万元、20万元、36万元并约定由被告李卫江提供担保的事实； 证据2、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2页、农业银行取款回单2份，要求证明2017年10月12日原告在中国银行取款45万元及8月28日在农业银行取款20万元的事实； 证据3、《诉讼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各1份，要求证明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1万元的事实。 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经质证，认可证据1的3份借条是两被告签的，但是系原告带人用暴力逼迫两被告写的，其中50万元和20万元的借条是同一天写的（20万元的借条日期由“7月1日”涂改成“9月1日”）；对证据2有异议，其中20万元的取款时间和借条日期也对应不上，没有收到过钱；证据3的律师费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李阿余向本院提供农业银行现金存款回单5份、卡卡转账回单16份及建设银行个人交易明细5页，要求证明2014年3月20日之前被告李阿余向原告借款共50万元及被告李阿余按每月7%即35000元向原告支付利息共计90余万元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对加盖银行印章的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无印章的回单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认为案外人王慧芳和原告之间亦存在经济往来，上述还款系王慧芳个人归还原告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分析对农业银行现金存款回单5份和卡卡转账回单16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建设银行个人交易明细5页（未加盖银行印章）暂不予确认。 被告李阿余另向本院提供建设银行个人交易明细1页、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1页，要求证明2017年9月1日案外人王慧芳人在上海（并非原告所称的人在绍兴）的事实。原告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绍兴离上海非常近，不排除王慧芳当天来回或由他人持王慧芳的银行卡在上海消费的可能性。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阿余曾向原告出具借条及收条各1份，借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7月12日”，借条载明“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今向徐兴海借款50万元，如果不如期归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同时本人愿意承担债权人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及调查取证费等）”。被告李阿余、李卫江分别在借款人和第一担保人处签字捺印。收条确认收到现金50万元，两被告在收款人处签字捺印。原告陈述系从中国银行绍兴镜湖支行取款45万元加上家里的现金5万元，在绍兴镜湖爵士岛餐厅交付给被告李阿余，被告李卫江及案外人王慧芳在场。 被告李阿余曾向原告出具借条及收条各1份，借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9月1日（由7月1日涂改为9月1日）”，借条载明“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今向徐兴海借款20万元，如果不如期归还，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计算，同时本人愿意承担债权人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及调查取证费等）”。被告李阿余、李卫江分别在借款人和第一担保人处签字捺印。收条确认收到现金20万元，两被告在收款人处签字捺印。原告陈述系从农业银行取款20万元，在绍兴镜湖爵士岛餐厅交付给被告李阿余，被告李卫江及案外人王慧芳亦在场。（案外人王慧芳2017年9月1日在上海有过银行取款和超市消费的记录） 被告李阿余曾向原告出具借条及收条各1份，借条出具时间为“2017年10月1日”，借条载明“因生意资金周转需要，今向徐兴海借款36万元，月息3%，同时本人愿意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担保费、交通费及调查取证费等）”。被告李阿余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收条确认收到现金36万元，被告李阿余在收款人处签字捺印。原告陈述于2017年10月1日带着现金36万元去两被告在上海的家中交付。 2017年7月12日9时59分、11时14分、12时59分，原告先后在中国银行绍兴港越支行、绍兴镜湖支行、绍兴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分别取现20万元、15万元、10万元，合计45万元。 2017年8月28日16时26分、38分，原告在中国农业银行绍兴镜湖支行用银行卡（卡号62×××78）先后取现10万元、10万元，回单编号分别为0074、0078，两次取款后的账户余额和可用余额均为40215.32元。 被告于2014年3月20日、4月30日、5月27日、6月25日、8月6日向原告银行账户现金存款2万元、5万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合计175000元；于2014年9月7日、9月29日、11月1日、2015年1月8日、2月6日、2月19日、3月15日、4月20日、5月11日、6月18日、7月21日、8月20日、9月3日、11月2日、2016年5月10日、11月18日向原告银行账户卡卡转账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35000元、2万元、15000元、4万元、5万元、3万元，合计54万元。被告李阿余陈述上述款项均是委托其儿媳妇王慧芳代办。被告李阿余还陈述另委托王慧芳通过农村信用社手机银行向原告转账7万元，另交付给原告现金5万元。 另，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1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将案涉3份借条所涉款项交付给两被告。对此本院评判如下：1、20万元的借条，显示日期由2017年“7月1日”涂改为“9月1日”，取款时间（8月28日）与交付时间也不一致，且8月28日16时26分原告在银行用银行卡取现10万元后的账户余额和可用余额为40215.32元，12分钟后，原告竟还能用同一张卡再取现10万元，取现后账户余额和可用余额仍为40215.32元；原告还陈述交付时案外人王慧芳也在场，而王慧芳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当天在上海有过银行取款和超市消费的记录。据此，原告取款20万元并交付的行为不具有可信度。2、50万元的借条，原告称在中国银行绍兴镜湖支行取现45万元加上自有现金5万元，然后在镜湖爵士岛餐厅交付，但原告实际取款系在中国银行的三家支行，先后为绍兴港越支行、绍兴镜湖支行、绍兴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原告最后取完款后舍近求远再返回刚取过款的较远的绍兴镜湖交付，且取款金额无法对应，结合案外人王慧芳的合理陈述，原告已交付50万元的可能性小。3、36万元的借条，原告陈述于2017年10月1日带着现金36万元去两被告在上海的家中交付，但未提供其他证据，原告已交付36万元的可能性小。综上，原告虽然提供了两被告出具的3份借条，但交付依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兴海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365元，由原告徐兴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黎小军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单志盈 附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