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303、305号首层西面、2、6、7、8、14、22层。负责人：陈业雄，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远雁，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树根，男，汉族，1942年1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礼辉，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熙军，男，朝鲜族，1972年11月1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宁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斌，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振华，广东格士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树根、康熙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8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黄树根28712.5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限额50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黄树根11955.23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黄树根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4元，减半收取计482元，由原告黄树根负担61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421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保险公司”）不服上述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改判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康熙军承担赔偿责任(异议金额为11955．23元)；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认为保险公司未履行提示义务，判决保险公司就商业三者险部分对黄树根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有失公正，对保险公司不公，对广大投保人不公，与鼓励民众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相背离，应予以纠正。一、康熙军在事故发生后逃逸，性质恶劣，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履行提示义务即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救助伤者，保护事故现场是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的义务，逃逸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行为，既不利于保护伤者，也不利于查清事故发生经过，更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亦对逃逸的行为明令禁止。康熙军逃逸的行为属于法律禁止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康熙军的逃逸行为属于法律禁止行为，上诉人履行提示义务即可，本案即使保险公司不提供投保单，亦不影响法院认定上诉人已履行提示义务的事实。二、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己按保险法的规定向康熙军履行了提示义务。1.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人作出“提示”的方式主要包括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投保单并非唯一的提示方式，保险单上提示也可。具体到本案中，康熙军提交的保险单上清楚记载着“重要提示”的内容：“l、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在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超过48小时未通知的，视为投保人无异议。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和附则。”保险单上印制的上述内容本身也是一种格式条款，但是该条款并非责任免除条款，也没有加重对方责任和排除对方权利，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作出的善意提醒，而保险单己明确保险合同是由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等内容组成，并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如有不符或疏漏在48小时提出异议，这已足够康熙军发现问题并提出异议。因此，保险单亦可作为提示方式，康熙军己收到保险单(保险条款与保险单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实践中，保险公司都会一起发放，不可能存在仅收到保险单而未收到保险条款的情况，康熙军称其未收到保险条款纯属抵赖)，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上也作出加粗加黑字体的提示内容，保险公司显然已充分按照法律规定履行提示义务。2.涉案的保险条款是行业示范性条款，全国各保险公司统一使用，为公众所知，投保人也己知悉并了解。2015年2月3日，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要求建立行业示范条款制度，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负责拟定商业车险示范条款。2015年2月4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定完成商业车险示范条款，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3月20日，最终形成商业车险示范条款供各家保险公司使用。该示范条款具有行政指导的性质，因此从2015年初开始，各家保险公司的商业车险条款内容与示范性条款完全相同。本案保险合同签订于2016年10月26日，适用的是全国统一使用的示范性条款。该条款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在实施前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相关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己为公众所知。而逃逸的性质是严重的，且公众能知晓和接受在商业三者险有可能不予赔偿的后果。三、在保险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康熙军未收到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就应当理赔毫无依据!保险产品本身就是一纸合同，保险条款就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在保险条款中作出约定，《保险法》第十八条对此也有明确规定。普通百姓购买保险时也会主动获知这个保险保障的是什么风险，更何况是有车人士!好比购买一台电脑必然要搞清楚什么是显示器，什么才是主机，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康熙军作为一名老司机，如此长时间一直没有收到保险条款却又没有提出异议或要求补充，于情于理都讲不通。保险赔款是按保险条款约定理算出来，如果不清楚条款内容是不可能欣然接受保险赔款的。保险单以重要提示方式提醒投保人要核对、阅读保险条款，如果有异议的要在48小时内提出，保险公司只能善意提醒而不能强制要求投保人一定要核对、阅读保险条款，投保人不要条款、不阅读条款，是其自由处分的权利，但是投保人不能到理赔时才以未收到条款为由要求保险公司无条件支付保险赔款。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均将逃离现场的行为设定为免责条款，不论投保人在哪里投保都会受到同样条款内容的约束，而且该条款经过保监会的审批备案和公示，康熙军有足够的途径知悉保险条款的内容，其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就未收到保险条款向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因此康熙军称未收到保险条款纯属狡辩。如果投保人以未收到保险条款为由就可以让保险公司无条件理赔，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免责条款就无法适用。综上，逃逸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将此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列为免责条款，不仅是一种风险防控的手段，更是为了弘扬社会正气!如果这种行为能够获得保险赔偿，无疑与鼓励民众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相背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公共道德!法院作出如此与和谐社会精神相违背的判决，也将会让社会机动车驾驶者产生一种错觉，即使发生事故后逃逸，只要否认收到保险条款，逃逸产生的民事赔偿也有保险公司埋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黄树根辩称：保险公司向康熙军销售保险时，应当向其提示相应的免责保险条款，但是保险公司在一审诉讼期间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向康熙军履行提示，保险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也没有提供，保险公司主张其已经对免责保险条款对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康熙军辩称：保险公司未曾向其出示或提供保险条款，其提交的保险条款也没有其签字确认，保险公司未就免赔条款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一审判决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院二审查明，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黄树根的损失项目和数额，当事人没有表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保险公司以康熙军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为由，主张根据其提供的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在商业三者险免赔，应当承担保险公司已经就其主张的免责条款已经对投保人履行提示义务的举证责任。如果在保险公司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得以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保险条款经过保监会的审批备案和公示为由，根据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能够主张免除其保险责任的，将变相免除了保险人应承担就保险条款中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应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失去保险所具有的应有功能，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并损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审查一审法院对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本院不再赘述。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99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志刚审判员  余军梅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褚程足戴凯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