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民终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侍述海。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昊，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甲。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甲。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乙。法定代理人：陈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丙。法定代理人：陈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丁。法定代理人：陈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纪连军，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徐某某。原审被告：胡某某。原审被告：王某乙。原审被告：苏某甲。原审被告：孙某某。原审被告：苏某。上诉人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航船业）因与被上诉人王某甲、被上诉人于某甲、被上诉人陈某某、被上诉于某乙、被上诉人于某丙、被上诉人于某丁（以下简称王某甲等六人），以及原审被告徐某某、原审被告胡某某、原审被告王某乙、原审被告苏某甲、原审被告孙某某、原审被告苏某（以下简称徐某某等六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8）沪72民初3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弘航船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某甲等六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弘航船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判决关于“海某某”船舶出事航次的性质为“试航”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连云港市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连云港市赣榆区“4.2”沉船事故调查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并未认定“海某某”船舶的此次出海是为了“试航”，所谓的2017年4月2日出海属于“先试航后购买”的说法的唯一来源是徐某某的个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是在对徐某某与王某乙在连岛边防派出所内接受询问时的笔录内容进行断章取义后作出了错误认定。“海某某”船舶此次出海的目的是为了看护滩涂，并抛锚在滩涂养殖地过夜。2.“海某某”船舶在出事前已经交付给了徐某某，船舶的管理权也交付给了养殖合伙人，原审判决却认为弘航船业为该船舶出事时的管理者，并基于这点认定弘航船业疏于管理，间接造成了损害结果发生，并在没有证据证明“海某某”船舶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判令弘航船业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严重损害了弘航船业的利益。王某甲等六人共同辩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与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相符合，适用法律正确，弘航船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应予维持。徐某某等六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任何意见。王某甲等六人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7年4月2日，王某甲等六人的近亲属于某戊接受徐某某等六人的安排，乘坐案外人苏某乙驾驶的、由弘航船业生产的“海某某”船舶，从九里港出发沿近海行驶至徐圩附近海域，于当日下午18时至21时之间发生海难事故，导致于某戊及同船两人死亡的后果。事故经政府部门调查，系一起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海某某”船舶系弘航船业生产的“三无”船舶，徐某某等六人系合伙关系。事故发生后，王某甲等六人与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就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赔偿王某甲等六人因于某戊海上人身损害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72,440元、丧葬费36,34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4,992元、处理丧事人员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218,774元；二、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承担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弘航船业在一审中辩称：一、“海某某”船舶系谭某某从外地购得旧船，利用弘航船业的平台进行改造，故该船舶在交付徐某某之前是谭某某个人所有而非弘航船业所有，弘航船业不是适格被告；二、本案案由是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原因是船舶质量问题，因此不属于产品质量纠纷，系一般侵权案件，应由王某甲等六人举证船舶质量问题，才能追究生产者即弘航船业的责任；三、“海某某”船舶的出海目的是为了滩涂养殖合伙事务而非试航。该船舶于2017年3月30日交付徐某某，事发时间为4月2日，在此期间船舶停靠在徐某某的码头，并未发现船舶质量问题，而徐某某则对涉案船舶进行涂油漆等项目改造。如果是船舶试航，应由买卖双方进行检验并共同出海，但事发时船上人员从未参与过购船的商谈和交付，出航时间远远长于一般试航工作时间，调查亦明确涉案船舶在承包滩涂处进行抛锚看护，从事发地点、出航时间、出航人员看，本次出航是滩涂养殖看护而非试航，是滩涂养殖户擅自安排人员驾驶船舶出海，从而导致人员伤亡，应由滩涂养殖户承担雇主责任；四、苏某乙作为船舶驾驶人，并无驾驶资质，导致意外事故，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五、受害人本人没有出海资质，在明知驾驶者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参与生产活动，存在一定的过失，亦对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徐某某、胡某某、王某乙、苏某甲在一审中共同辩称：一、王某甲等六人诉讼主体不当。王某甲等六人按照侵权进行主张，徐某某、胡某某、王某乙、苏某甲与死者于某戊系合伙关系，于某戊在处理合伙事务过程中死亡而产生的损失，不是合伙债务，不应由合伙人承担，不存在赔偿问题，王某甲等六人将于某戊的合伙人作为被告并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弘航船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建造船舶同时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组织船舶出海，对事故发生有重大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死者于某戊在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出海，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徐某某、胡某某、王某乙、苏某甲仅承担按份补偿责任。请求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孙某某、苏某在一审中均未提交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于某戊系王某甲、于某甲之子，陈某某之夫，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之父。徐某某、胡某某、王某乙、苏某甲、孙某某合伙承包海滩，于某戊出资100,000元与苏某共同加入合伙。徐某某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胡某某、王某乙系夫妻，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苏某甲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孙某某持承包海滩20%的股份；于某戊、苏某各持承包海滩10%的股份。2017年3月27日，海滩承包户股东徐某某和王某乙到位于赣榆区石桥镇九里村的弘航船业处，联系该公司总经理谭某某商谈“海某某”船舶租购事宜，双方约定试航后再决定正式交易。3月30日，谭某某安排吊车将“海某某”船舶从船厂放下水。该船在弘航船业旁徐某某的码头停靠三天后，于4月2日上午8时许，海滩承包户股东安排苏某乙（驾船人）、刘某某（劳务人员）、于某戊（海滩承包合伙人）三人驾驶“海某某”船舶，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从九里港出发沿近海驶到徐圩附近海域。2017年4月3日下午，海滩承包合伙人苏某甲、徐某某、王某乙等与船上苏某乙三人均联系不上，开始找寻。4月4日上午7时许，苏某甲驾驶渔船在北纬34°38′100″，东经119°42′080″徐圩滩涂养殖区处发现“海某某”船舶。随即，徐某某、苏某甲等联系渔船进行打捞并报海事等部门。4月4日下午13时许开始打捞。因为天气、潮水等原因，直到4月6日下午15时许，用五条铁壳渔船将“海某某”船舶拖动，4月7日凌晨2时许，将“海某某”船舶拖进西连岛码头，当日上午7时许，对“海某某”船舶进行抽水处理，下午15时许，东海救助局从“海某某”船舶舱内搜寻到苏某乙尸体。2017年4月26日、5月16日，在徐圩滩涂处、徐圩居委会八道垛防波堤处陆续发现两名男性尸体，后经鉴定死者分别为“海某某”船舶上另两名失踪人员于某戊、刘某某。事故发生后，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成立“4.2”沉船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2017年12月20日，连云港市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关于提请批复连云港市赣榆区“4.2”沉船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赣安监〔2017〕102号），其中附件1为调查报告，调查结论为：（一）事故船舶为钢制小型船舶，长15米，机驾楼顶部及船舷两侧喷涂“海某某”字样，发动机为康明斯210马力的柴油机，该船系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无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二）该次事故系一起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三）对责任追究建议：1、弘航船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事故船只进行重大翻新改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组织船舶出海。建议由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2、谭某某，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翻新改建船舶，并组织船舶出海。建议由赣榆区海洋与渔业局、连云港海事局赣榆海事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3、徐某某，在船只不具备出海安全条件下，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作业。建议由连云港海事局赣榆海事处、赣榆区海洋与渔业局以及赣榆区公安部门对其进行行政处罚；4、侍述海，作为弘航船业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私自建造、改装船舶的行为，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建议由赣榆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另查明：于某戊，因涉案事故确认于2017年4月2日死亡。于某戊父亲于某甲、母亲王某甲共育三个子女，分别为长子于某己、次子于某戊（即死者），女儿于某。于某戊与陈某某于2010年12月6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长女于某乙，次女于某丙和儿子于某丁。事故发生后，谭某某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100,000元，徐某某等六人共同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100,000元，共计200,000元。该款由本案王某甲等六人获赔90,000元，死者苏某乙家属获赔50，000元，死者刘某某家属获赔60,000元。此外，徐某某等六人另行支付给苏某乙家属60,000元。一审审理中弘航船业确认如承担赔偿责任，谭某某支付的100,000元可作为弘航船业的赔偿款。徐某某等六人与弘航船业均同意对本案王某甲等六人获赔的90,000元平均分摊予以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王某甲等六人近亲属于某戊在海上因不明原因导致沉船事故而死亡，于某戊的法定继承人要求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纠纷，故本案案由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一、“海某某”船舶出海是试航还是看护滩涂；二、受害人于某戊是接受雇佣还是执行合伙事务；三、受害人于某戊、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在本案中责任承担问题；四、王某甲等六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如何确定。一、关于“海某某”船舶出海是试航还是看护滩涂的争议弘航船业认为，“海某某”船舶是合伙人为看护养殖区而出海，应由作为合伙人的徐某某等六人承担赔偿责任；徐某某等六人则认为，“海某某”船舶出海是试航，双方约定试航费用由弘航船业负担，应视为弘航船业的试航行为，应由弘航船业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考虑弘航船业和作为合伙人的徐某某等六人的行为，“海某某”船舶出海应认定为试航。理由如下：1.根据调查报告，徐某某和王某乙与弘航船业总经理谭某某约定“海某某”船舶试航后再决定正式交易，谭某某安排吊车将“海某某”船舶从船厂放下水，停靠在徐某某的码头，就是履行之前双方“先试航再交易”的约定，为试航做准备；2.事故发生后王某乙和徐某某在同一时间段内分别接受了海警询问，王某乙在笔录中称“徐某某说想试试跑得快不快，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徐某某在笔录中称“下午4点多我打电话问苏某乙了解一下快艇性能怎么样，他说快艇速度比较慢”，两者的陈述可相互印证，表明“海某某”船舶出海主要测试快艇速度，属于检验船舶性能，应视为试航行为；3.事故发生后，徐某某和王某乙在同一时间内接受海警支队分别询问时，均陈述“海某某”船舶出海是试航，该说法亦符合与弘航船业之前“先试航再交易”的约定。综上，可认定“海某某”船舶出海是试航，弘航船业认为“海某某”船舶是合伙人为看护养殖区而出海，但仅仅是推论，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弘航船业的此项辩称不予采纳。关于合伙人一方认为本次试航是接受弘航船业委托而组织进行的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次试航行为应认定为是徐某某代表合伙人自行组织的试航行为。理由如下：1.徐某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7年4月2日“海某某”船舶出海时，弘航船业的谭某某在现场并知晓“海某某”船舶出海试航事宜，但弘航船业对该节事实予以否认，合伙人一方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即没有证据表明合伙人一方已告知弘航船业试航事宜，无法证明本次试航行为是由弘航船业委托合伙人而进行；2.出海的人员均由合伙人一方所雇。根据本案和另案审理情况，死者刘某某系徐某某打电话叫其出海负责做饭，死者苏某乙经苏某甲介绍、后由徐某某打电话叫其出海负责驾驶，死者于某戊代表合伙人，可见出海人员听从的是徐某某的组织、指挥；3.徐某某一审当庭陈述“海某某”船舶试航费用由合伙人向试航人员支付，弘航船业再支付给合伙人。按照该陈述及通常一般行为逻辑，如果是弘航船业最终支付试航费用，徐某某一方或者出海人员应先和弘航船业谈妥相关费用再出海。但徐某某又于一审当庭陈述“海某某”船舶出海试航时没谈过什么费用，这显然存在不合常理之处；4.根据苏某甲、徐某某在接受海警询问时所作的笔录内容，苏某甲、徐某某在联系不上“海某某”船舶时，自行寻找后联系5条渔船对失事船舶进行拖带，在此期间，没有证据表明合伙人一方将事故情况通知弘航船业，如果是弘航船业试航，出现事故后未通知试航单位，显然也不符合常理。经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定“海某某”船舶出海是徐某某代表合伙人自行组织的试航行为而非接受弘航船业委托。二、关于受害人于某戊是接受雇佣还是执行合伙事务的争议王某甲等六人认为，于某戊接受徐某某的雇佣作为船员上船，双方之间是雇佣关系；作为合伙人一方的徐某某等六人则认为，于某戊作为合伙人之一，对承包的海滩有10%的股份，是自己要上船,看试航时船舶能否达到使用标准，执行的是合伙人安排验船事务；弘航船业认为，“海某某”船舶出海主要目的是为滩涂合伙养殖事务，而非试航，于某戊上船从形式到实质上均可认定为履行看管滩涂的合伙事务。一审法院认为,徐某某在一审庭审时陈述上船的三人中，苏某乙负责驾驶，刘某某负责做饭，于某戊只是在船上来回跑跑，显然于某戊在船上并无具体负责事项，其是代表合伙人验看涉案船舶能否达到使用标准。根据前文所述，“海某某”船舶出海是合伙人自行组织的试航行为，故于某戊作为滩涂合伙承包人上船，视为接受合伙人安排执行相应的合伙事务而不是受合伙人雇佣作为船员上船。三、受害人于某戊、弘航船业及徐某某等六人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争议王某甲等六人认为，于某戊接受雇佣上船，是为弘航船业试航，故因其死亡产生的损失由弘航船业承担，徐某某等六人承担连带责任。徐某某等六人认为，其与死者于某戊之间是合伙关系，于某戊上船主要是试航时看船是否能够达到使用标准而非弘航船业所说的滩涂养殖看管，于某戊在合伙事务处理过程中死亡产生的损失，不是合伙债务，合伙人没有过错，不存在赔偿责任，只存在补偿责任；弘航船业否认涉案船舶的所有权，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其未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擅自组织船舶出海,对事故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于某戊无资质登船作业，从事生产活动，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弘航船业认为，于某戊上船是为了执行合伙事务，弘航船业并未雇佣其工作，应由滩涂养殖合伙人承担雇主责任；此外，死者于某戊无资质登船作业，从事生产活动，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起事故系一起不明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无法认定船上人员在驾船时存在过错。但受害人于某戊没有相应的船员资质，其上船出海从事生产活动，自冒风险，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就产生的损失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中，认为对事故的发生，如其他合伙人没有过错的，不应负赔偿责任。但本案中，作为合伙人之一的徐某某，在船只不具备出海安全条件下，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试航作业，受害人于某戊作为个人合伙的成员，其出海试航是听从合伙人的安排从事经营或与经营相关的活动，最终产生死亡的损害后果。对这起事故的发生，徐某某代表全体合伙人违章组织人员出海，就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故可认为其他合伙人的行为侵害了于某戊的人身权利，其他合伙人因其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非补偿责任；弘航船业虽然辩称涉案船舶属于谭某某，但其提交的证据仅为个人陈述，在调查报告中，船舶来源定性为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三无”船舶，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船舶由弘航船业负责管理、经营，弘航船业为本案一审适格被告，应按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承担因涉案船舶产生的相应损害赔偿责任。作为涉案船舶的管理者，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事故船舶进行重大翻新改建，在明知船舶未经检验、登记的情况下，出售涉案船舶并将涉案船舶吊运至徐某某的电焊码头后，疏于管理，放任合伙人一方自行组织、指挥无资质人员驾驶船舶出海，弘航船业出售“三无”船舶以及疏于管理行为虽然不会直接或者必然引发损害结果，但该提供船舶的行为为损害结果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使得合伙人一方能够违章组织人员出海，从而发生本案事故，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弘航船业对损害的发生亦存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王某甲等六人提出由徐某某等六人与弘航船业就损害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条中的“共同性”，只能理解为有意思联络的主观共同侵权。查明的事实显示，部分出海人员由合伙人而非弘航船业雇佣，于某戊是代表合伙人上船执行合伙事务，表明弘航船业和合伙人一方就试航行为的组织、人员的雇佣并不存在意思联络，本次试航是合伙人一方自行组织而非与弘航船业共同实施。虽然双方对于本次事故的发生，作为合伙人一方和弘航船业均具有过错，但双方对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具有共同的认识，故不构成共同侵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的出海人员均非弘航船业雇佣，弘航船业虽有过错，但其过错行为并不具有造成全部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故不构成连带责任；最后，本案合伙人一方与弘航船业并无雇佣的意思联络，而是各自的违法行为间接结合后发生了损害后果。综上，王某甲等六人要求徐某某等六人与弘航船业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某某等六人与弘航船业就事故发生的原因力而言，徐某某等六人违章组织、指挥人员冒险出海作业，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弘航船业出售“三无”船舶并放任合伙人一方控制船舶，疏于管理，为事故发生创造条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直接原因的原因力大于间接原因，据此，一审确定徐某某等六人总体承担本起事故45%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因合伙事务而起，本质上属于合伙经营中的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规定，受害人于某戊本身为合伙人之一，因合伙组织内部没有约定债务承担比例，也没有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故其他合伙人向于某戊的法定继承人赔偿时，应在合伙组织承担的责任比例的基础上扣除于某戊按其出资比例即合伙内部所占股份比例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剩余赔偿责任份额由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于某戊占合伙10%股份，按45%的责任比例于某戊本身应承担其中4.50%的赔偿责任份额，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受害人于某戊无船员资质，自冒风险上船出海作业，承担25%的事故责任，并在合伙人承担的责任比例中按其投资比例自担4.50%损失份额。最终一审法院确定受害人于某戊在本起事故中自担29.50%的损失，徐某某等六人承担本起事故40.50%的赔偿责任；弘航船业承担本起事故30%的赔偿责任。四、关于王某甲等六人主张的损害赔偿金额的争议依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1．死亡赔偿金，王某甲等六人认为应按照2017年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作为标准，计算二十年；弘航船业认为应由法院依法裁决；徐某某等六人认为死者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应按江苏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于某戊生前户口属农业户口，原本应按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该规定主要适用在同一事故中众多受害人死亡，可以不考虑受害人年龄、收入、居住在城镇还是乡村等个体差异因素，适用同一标准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且原则上就高不就低。因本案事故共死亡三人，故应考察其余死者的相关情况。根据另案审理情况，在同一起事故中死亡的苏某乙生前户籍属农业户口。另一死者刘某某生前户籍属城镇居民，故三人的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江苏省上一年度（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即2017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622元为标准计算。于某戊死亡时未超过六十周岁，故计算二十年，死亡赔偿金为43,622×20=872,440元；2．丧葬费，王某甲等六人主张按照江苏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36,342元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该主张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予以照准；3.交通费，受害人亲属为办理丧葬事宜而支出交通费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但依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王某甲等六人主张按5,000元计算，但未提交相关交通费票据，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王某甲等六人住所地及事故发生地点，酌定为1,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王某甲等六人主张按照2017年度江苏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5,612元为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该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照准。涉案事故发生时于某戊父亲于某甲年满63.82周岁(63+300/365)，于某戊母亲王某甲年满61.69周岁(61+252/365)，均达法定退休年龄且无其他生活来源。事故发生时于某戊长女于某乙年满5.85周岁(5+312/365)，于某戊次女于某丙年满4.22周岁(4+82/365)，于某戊儿子于某丁年满2.31周岁（2+114/365），均为未成年人，故于某戊作为扶养人之一每年应负担于某甲扶养费计5,204元（15612/3），计算16.18年；每年应负担王某甲扶养费计5,204元（15612/3），计算18.31年；每年应负担于某乙扶养费计7,806元（15612/2），计算12.15年；每年应负担于某丙扶养费计7,806元（15612/2），计算13.78年；每年应负担于某丁扶养费计7,806元（15612/2），计算15.69年。根据上述数据，一审法院测算于某戊应负担扶养费共计262,749.96元（计算方法详见一审判决书附件）。现王某甲等六人请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254,992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额度，一审法院予以照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该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内；5.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某戊的死亡必将给其近亲属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王某甲等六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王某甲等六人因于某戊死亡可获赔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1,127,432元（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54,992元），丧葬费36,342元，受害人亲属因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1,214,774元，按责任人各自的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遂判决：一、弘航船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甲等六人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14,774元的30%即364,432.20元，扣除先行支付的人民币45,000元，尚应赔偿319,432.20元；二、徐某某等六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甲等六人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214,774元的40.50%即人民币491,983.47元，扣除先行支付的45,000元，尚应赔偿446,983.47元；三、对王某甲等六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过程中，弘航船业确认，尚未向合伙人方等收取“海某某”船舶的购船款或者租金；谭某某确认，其于事故发生后向当地政府部门预付的100,000元是代表弘航船业支付的,并对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的分配不持异议；弘航船业称“海某某”船舶系其从他人处购买，用于在码头上帮助船厂的其他船舶上坞系缆绳，但无法提供与该船舶船龄、船况、购入前的用途等相关的任何资料。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有证据佐证，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海某某”船舶此次出海是否属于试航；二、弘航船业对受害人于某戊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海某某”船舶此次出海是否属于试航的问题。本院认为，涉案船舶上虽然被喷涂有“海某某”字样，但根据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该船舶实为在弘航船业内经过重大翻新改建的无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对此类“三无”船舶不可能进行专业规范的试航。调查报告也查明，养殖合伙人是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安排苏某乙、于某戊和刘某某驾驶该船舶出海，故本案中所称的“船舶试航”实际为船舶试用行为的观点，即本案中各方所称的“船舶试航”为民间说法，并非专业的规范的船舶试航。政府部门出具的调查报告在“事故基本经过及救助情况”中记载，2017年3月27日，徐某某和王某乙到弘航船业联系其总经理谭某某商谈“海某某”船舶的租购事宜，双方商定试航后再决定是否正式交易，其后养殖合伙人于4月2日，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安排苏某乙、于某戊和刘某某驾驶船舶出海。徐某某与王某乙在同一时间段内，在连岛边防派出所内分别接受询问时，均提到了“海某某”船舶的此次出海目的是为了试航，主要测试船舶的航行速度。一审法院综合前述调查报告和询问笔录的内容，认定“海某某”船舶此次出海属于养殖合伙人与弘航船业商谈中的“试航”行为，并无不当。如前所述，鉴于“海某某”船舶属于“三无”船舶的客观情况，本案中的“试航”实际为船舶试用，因为养殖合伙人租购“海某某”船舶的目的是用于看护养殖滩涂，故即使苏某乙、于某戊和刘某某等三人根据养殖合伙人的安排将该船舶驾驶到滩涂养殖地并抛锚，都与试用该船舶的目的不悖，不影响该船舶的此次出海是“试航”的性质。关于弘航船业对受害人于某戊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关于涉案船舶的来源，弘航船业称系从他人处购买，但无法提供与该船舶船龄、船况、购入前的用途等相关的任何资料。根据调查报告认定，弘航船业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对该船舶进行了重大翻新改建，且弘航船业在二审中称，该船舶仅用于在码头上帮助船厂的其他船舶上坞系缆绳。故弘航船业在明知养殖合伙人租购该船舶的目的是出海看护养殖滩涂的情况下，将一艘经过重大翻新改建但未经检验，不能确保出海航行安全的船舶交予养殖合伙人去“试航”，其主观上对该船舶出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持放任态度，其行为在客观上为涉案船沉人亡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弘航船业对受害人于某戊的死亡具有过错，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弘航船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91.48元，由上诉人江苏弘航船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 敏审判员 胡海龙审判员 周 燡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朱静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