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230民初5464号原告：黄建平，男，1960年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海东，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农工商集团东旺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法定代表人：蔡明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上海凯曼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镇江东旺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长香路XXX号XXX幢XXX室。法定代表人：盛建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巨涛。第三人：王跃春，男，1959年4月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水心街道九山南路XXX号XXX幢XXX室。第三人：朱观武，男，1966年11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古浪路XXX弄XXX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上海浦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前进农场。法定代表人：项竞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上海凯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建平与被告上海农工商集团东旺总公司(下文简称“东旺总公司”)民间借贷合同、质押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案情复杂，本案于2016年10月13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应原、被告的申请，本院追加镇江东旺置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置业公司”)、王跃春、朱观武、光明食品集团上海长江总公司(下文简称“长江总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6年11月23日、2017年1月5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委托代理人何海东、被告东旺总公司和第三人长江总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峰、第三人置业公司委托代理人邵巨涛、第三人王跃春、第三人朱观武的委托代理人宋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委托代理人何海东、被告东旺总公司和第三人长江总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峰、第三人置业公司委托代理人邵巨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跃春、第三人朱观武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1年5月12日形成的《借款合同》及《股权出质合同》，确认被告对原告持有的第三人置业公司的25%股权不享有质押权，对该股权的拍卖、变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1年5月12日，东旺总公司以欺骗手段形成《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等相关材料。2016年5月，原告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后，发现原告名下持有置业公司的25%股权被办理了出质登记，在该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材料中有上述两份合同，双方实际并未有借款及质押的合意，原告至今也未到收《借款合同》中所涉款项，股权出质手续也是东旺总公司业擅自办理。原告认为，东旺总公司在《借款合同》形成五年之久仍未能按约支付出借款项，其迟延履行合同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有权解除该《借款合同》及担保的从合同《股权出质合同》。庭审中，原告表示，鉴于实际形成了《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故不再主张“双方实际并未有借款及质押合意”这节事实。被告东旺总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不是事实。东旺总公司、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均系置业公司股东，分别持有35%、25%、30%、10%的股权。东旺总公司系国有企业长江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置业公司成立后欲在镇江开发房地产，但缺乏资金，四股东也没有能力后续追加开发资金，于是置业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丹徒新区支行(下文简称“建行丹徒支行”)申请贷款，建行丹徒支行同意发放贷款的条件是由置业公司全体股东和置业公司的上级公司长江总公司作为贷款保证人。为此，长江总公司同意作为贷款保证人之一，但要求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将其持有置业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长江总公司的子公司即东旺总公司作为反担保。置业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并按工商局的要求，由置业公司3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借款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办理了质押手续。在办理完毕股权质押后，长江总公司同意担保，建行丹徒支行也实际向置业公司发放了贷款。在工商局备案的材料上均是原告本人签字，不存在原告所述称的欺骗手段，都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后置业公司在贷款到期时未能归还贷款余额8450万元，建行丹徒支行将该笔贷款债权转让给华融资产股份有限公司。置业公司于2013年10月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贷款债权转让和进行债权债务重组。由此可否定原告陈述5年之后才知道涉案事实的陈述。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将股权出质给被告的意思是真实的，是对长江总公司为置业公司贷款项目提供保证的反担保行为，在形式上是根据工商局的要求而签署《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第三人置业公司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和所述的事实，同意被告的陈述。置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在丹徒新城开发一个名为“山水半岛”的住宅小区需要大量建设资金，除了东旺总公司以外，其他3个自然人股东均没能力提供建设资金，于是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申请贷款，银行为了贷款资金安全要求4个股东作为担保人外，还要求长江总公司提供保证。长江总公司同意，但要求3个自然人股东将各自持有置业公司的股权质押给东旺总公司。于是在2011年5月，全体股东统一根据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手续的需要，由3个股东分别签署出质申请书、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办理股权质权手续。其中借款合同，只是形式上的要求，没有实质上的借款关系。第三人朱观武述称：朱观武持有置业公司的股权也同样办理了质押登记，前因后果与置业公司的陈述一致。第三人王跃春述称：王跃春与置业公司的陈述一致，王跃春没有向被告借款，没有收到《借款合同》上的钱，股权质押是为了建行的贷款而做的。王跃春没有参与置业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纯粹的股东。第三人长江总公司述称：同意被告陈述的意见。东旺总公司属长江总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长江总公司是上海排名前6位的大型国有公司，所以当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申请贷款时，银行要求长江总公司提供担保。因长江总公司与置业公司的贷款没有任何关系，为了置业公司以及股东的共同利益，长江总公司同意提供担保，但要求3个自然人股东将置业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长江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东旺总公司作为反担保。嗣后，置业公司的3个自然人股东于2011年5月20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后，长江总公司于同月25日向建行丹徒支行出具担保承诺书，同意为置业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亦予以分别认定。经审理查明，本案无争议的事实如下：一、置业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中的登记信息置业公司在镇江市丹徒工商行政管理局(下文简称“丹徒工商局”)的登记信息如下：置业公司于2006年10月16日设立开业，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东旺总公司出资700万元，持有股权35%；黄建平出资500万元，持有股权25%；朱观武出资600万元，持有股权30%；王跃春出资200万元，持有股权10%。2011年5月12日，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委托同一代理人赴丹徒工商局办理股权出质手续，分别递交由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本人签名、东旺总公司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以及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分别与东旺总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共三套。其中：3份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2日的《借款合同》上分别记明：甲方(出借人)为东旺总公司，乙方(借款人)分别为黄建平、朱观武和王跃春，内容分别载明：一、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金额分别是黄建平借250万元、朱观武借300万元、王跃春借100万元)，甲方同意；二、借款期限三个月，自甲方将借款交付给乙方之日起算；三、借款利率为月息10‰，逾期不还，按月息15‰计息，至还清之日为止；四、甲方在办结股权质押担保登记手续后二个工作日内一次交付借款，乙方收到借款后应向甲方出具收据；五、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名生效，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质押登记部门存档一份。其下落款处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该份《借款合同》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同日向工商局出具的3份《股权出质合同》上记明：甲方(质权人)为东旺总公司，乙方(出质人)分别为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内容为：一、乙方为置业公司股东，黄建平拥有25%的股权(计500万元出资额)，朱观武拥有30%的股权(计600万元出资额)，王跃春拥有10%(计200万元的出资额)。现置业公司为全面启动镇江山水半岛项目(建筑面积91230平方米)，乙方临时短缺资金向甲方借入资金(黄建平借250万元、朱观武借300万元，王跃春借100万元)，甲方同意，借款期限三个月，自甲方将借款交付给乙方之日起算。借款利率为月息10‰，逾期不还，按月息15‰计息，至还清之日为止；二、乙方自愿将持有的置业公司的股权全部出质给甲方，作为甲方借款的担保；三、担保范围为上述(2011年5月12日)借款的全部本、息；四、甲方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交付借款，乙方收到借款后应向甲方出具借款凭证；五、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名后生效，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质押登记部门存档一份。其下落款处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2011年5月20日，丹徒工商局进行核定后，认为“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分别向申请人发出《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3份。其上分别载明：出质人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以其持有置业公司全部出资额的股权(即黄建平出质股权的数额为500万元、朱观武出质股权的数额为600万元、王跃春出质股权的数额为200万元)出质给质权人东旺总公司。二、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贷款及担保事实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出具落款为2011年5月10日的委托书，委托公司盛建平前去办理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付贷款的相关手续，同时出具内容为公司董事会同意置业公司向建行申请9,500万元信贷业务的《董事会决议》。此后，置业公司与建行丹徒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10,200万元。置业公司于2011年5月27日、2011年6月24日、2011年8月26日、2011年12月21日、2013年4月25日分别与建行丹徒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分别借得房地产开发贷款1,45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1,000万元、4,500万元。长江总公司于2011年5月25日向建行丹徒支行出具《担保承诺书》，其上载明：长江总公司同意东旺总公司在置业公司投资项目中向建行丹徒支行申请信贷业务9,500万元提供担保。上述贷款于2013年11月29日到期，建行于2013年9月29日以借款人置业公司和全体保证人即东旺总公司、长江总公司、王跃春、黄建平、朱观武为通知对象发出信贷业务到期通知书，载明上述五笔贷款于2013年11月29日到期，应还贷资金总计8,450万元本金等。审理中，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事实是：原告黄建平主张为其向东旺总公司借款250万元而办理股权质押登记，为此提供来自丹徒工商局备案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12日的《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的复印件；而被告东旺总公司主张，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申请贷款，建行同意贷款的前提条件是除置业公司全体股东担保外，还需要东旺总公司的上级公司长江总公司提供担保，而长江总公司同意提供担保的条件是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将股权质押给其全资子公司即东旺总公司作为反担保，为此，置业公司全体股东同意而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在办理股权质押手续时，根据工商局的要求分别制作了3组《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应借款的意思表示和实际的借款事实。被告提供置业公司关于向建行丹徒支行贷款的董事会决议、置业公司委托盛建平向建行丹徒支行办理贷款的委托书、长江总公司的担保承诺书、贷款合同、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向工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股权出质合同》、《借款合同》，工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通知书、建行丹徒支行发出的《信贷业务到期通知书》、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6)苏1112民初1701号案件中2016年12月13日下午的开庭笔录(以下简称“1701号案笔录”)，并且申请追加朱观武、王跃春、长江总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在追加朱观武和王跃春为本案第三人之前亦分别向其做了谈话笔录。本院经过二次庭审程序，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后，作如下分析和认定：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可以确定的是，被告将持有置业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原告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而原、被告对因何事办理股权质押手续的事实，即办理股权质押手续的原因存在争议。对此，本院作如下综合考虑：首先，在庭审中，置业公司、朱观武、长江总公司均与东旺总公司的陈述一致；王跃春在2016年10月12日法院向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以及2016年11月23日上午的庭审中表示“与置业公司的陈述一致。我没有向东旺总公司借款的意思，股权质押是为了建行的贷款而做的。向建行贷款要去工商局办个手续，借款合同上的借款没有给我，是假的，没有收到借款合同上的钱。”但当日下午的庭审中又否定上午的部分陈述，认为“并不懂什么叫反担保，当时就是为了建行的那笔贷款而办理的出质手续”。尽管王跃春多次的陈述存在反复和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的内容与东旺总公司、置业公司、朱观武、长江总公司的陈述是高度一致的，即股权质押是为建行贷款而赴工商局办个手续，向东旺总公司借款的事实是不存在的。而在本案中，黄建平代理人陈述股权质押与置业公司向建行丹徒支行申请的贷款无关。但本院亦注意到，在1701号案笔录中，黄建平关于本案股权质押的陈述虽然记录不够完整，但黄建平表明本案股权质押与置业公司向银行贷款有关，却始终未提及股权质押与黄建平和东旺总公司所签订《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项下的借款存在关联。在本案中，黄建平亦未对上述两种矛盾的说法作合理的说明。并且，东旺总公司、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均无法提供《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的原件;且各方当事人均一致认可，东旺总公司也从未向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出借《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且从上述二份合同签订之日至本案立案之时，历时5年之久，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从未因东旺总公司未履行《借款合同》而提出异议。同时，根据本案当事人无争议事实按时间进行梳理，在《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1年5月12日正处于置业公司2011年5月10日向建行申请9500万元贷款之后。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签订《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之时，置业公司已无向股东借款的需求，置业公司的股东无需通过对外借款以满足置业公司房地产项目用资。换言之，从时间上当事人已没有必要再签署《借款合同》、《股权出质合同》。另一方面，长江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是置业公司取得金融借款的至关重要环节。从银行业发放贷款条件的常识而言，没有长江总公司的担保，建行丹徒支行不可能仅凭股东的个人担保而同意向置业公司发放8,450万元的信用贷款。然而，无论是长江总公司、置业公司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正常情况下，市场主体愿意承担的风险总是与利益对等。长江总公司作为持置业公司35%股权的东旺总公司的母公司，没有理由为获得置业公司35%的收益权而无条件地为置业公司对外巨额金融借贷承担全部的保证责任，也没有理由在承担全部借贷风险的前提下而无条件地让持有置业公司65%的其他股东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享有收益。因此，长江总公司在同意提供保证担保之前提出要求除其子公司之外的持置业公司65%股权的其他股东将其股权进行质押担保的条件，合情合理，且长江总公司要求将相关的股权质押给其子公司的要求，符合市场规律，也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客观上，在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于2011年5月20日股权质押手续办理完毕，紧接着在同月25日长江总公司即向建行丹徒支行出具保证书的事实，进一步反推被告所陈述的置业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同意向长江总公司用股权质押的方式提供反担保的陈述具有合理性。基于上述考虑，本院认为，被告对争议事实的陈述更加合理，具有可信度，而原告的陈述缺乏证据支持、生活常识和逻辑合理性，本院难以采信。由此，本院认定争议事实如下：置业公司为取得建行丹徒支行9500万元的金融贷款，要求其股东东旺总公司的全资母公司长江总公司向银行提供保证担保。长江总公司提出其提供上述保证担保的前提条件是置业公司除其子公司东旺总公司之外的其他3个自然人股东将持有置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东旺总公司作为反担保，置业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同意。为完成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由东旺总公司分别与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签订虚构的2011年5月12日《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以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等材料向工商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2011年5月20日，丹徒工商局分别发出《公司股权出质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3份。其上分别载明：出质人黄建平、朱观武、王跃春以其持有置业公司全部出资额的股权(即黄建平出质股权的数额为500万元、朱观武出质股权的数额为600万元、王跃春出质股权的数额为200万元)出质给质权人东旺总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如何认定东旺总公司与黄建平签订的2011年5月12日《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方式，其成立应当符合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实质要件。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争议的本组合同，与其合同形式、签订时间、内容基本雷同的东旺总公司分别和朱光武、王跃春签订的2组合同一样，形式上真实，系签约双方的真实签具，而内容却是当事人虚构，即置业公司的3个自然人股东从未向东旺总公司借款，在工商局中备案的涉案合同仅仅为满足工商局办理将其持有的股权质押给东旺总公司的登记需要，而这种股权质押登记的真实目的是因长江总公司为置业公司的巨额贷款提供保证而作出的反担保行为。由此可见，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以及作为《借款合同》从合同的《股权出质合同》均非签约双方即东旺总公司和黄建平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院认定，东旺总公司与黄建平签订的2011年5月12日《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不成立，对签约双方均不产生法律效力。依照法律规定，只有依法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符合约定或法定条件之下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故原告请求解除东旺总公司与黄建平签订的2011年5月12日《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在诉讼请求中关于“确认被告对原告持有的第三人置业公司25%股权不享有质押权”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在涉案《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不成立的前提下，本案的股权质押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问题是解决原告本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关键。本院也注意到，工商局在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时并非采用简单的登记制，而是核定后登记的方式，即要求“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而涉案的股权质押并非法定的、标准的、简单的形式，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本案质押法律关系中，质权人本应当是长江总公司，而长江总公司将相应的权利转让于东旺总公司承接，且置业公司以及各股东均明知和同意转让行为，这种权利的转让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当属有效；作为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向长江总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属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的担保；在办理股权质押手续之时，长江总公司还没有承诺为置业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也就是质押担保的主合同关系尚未成立，这与一般担保法律关系中主合同成立在前、从合同的质押担保成立在后有所不同。鉴于上述的情况，要满足工商局核定登记的要求并非易事，若不完成股权质押手续，连锁效应是长江总公司也不会为置业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置业公司无法向银行取得贷款则经营受阻，最终损害到置业公司股东的权益。在此状况下，当事人为了既简化登记备案手续，又能达到质押目的而选择向工商局提供与质权法律关系真实设立目的的意思表示不一致的涉案《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也符合市场营利主体的思维逻辑。如前文所认定的事实和分析，涉案《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并非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纯属虚构。而客观上，原、被告之间在将股权进行质押的意思，是基于置业公司全体股东以及长江总公司、置业公司一致同意--因长江总公司为置业公司的巨额贷款提供保证而由置业公司3个无因受益人的个人股东将自己名下的股权进行质押的反担保行为。由此可见，涉案《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只是应对工商审核股权质押登记的形式材料，与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以及所设立质押权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关联，因此不能因为涉案《借款合同》和《股权出质合同》的不成立而当然否定原、被告之间所设立的质押权效力。鉴于此，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所设立的质押权是否有效。在本案中，长江总公司要求置业公司3个自然人股东向东旺总公司提供股权质押的方式作为其向置业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保证，置业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同意并实际办理股权质押手续，长江总公司也随后为置业公司的银行贷款承诺提供保证。这一系列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反担保的特征，且作为质权人的长江总公司并将质权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即东旺总公司的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亦属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只有当事人的口头意思表示和已经进行股权质押的事实行为，长江总公司和出质人黄建平等置业公司三个自然人之间的质押合同关系、长江总公司将质权转让给东旺总公司的质权转让合同关系均未形成书面的合同，是否会影响到涉案设立的股权质押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有关担保法中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该条规定系管理性法律规范，其设立目的在于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避免纠纷。但法律并未规定违反该条款并直接导致合同的无效。因此，本院认定，黄建平将持有置业公司出资额为500万元股权出质给东旺总公司的质权成立，且合法有效。故本院对于原告关于被告对原告持有置业公司25%股权不享有质押权、对该股权的拍卖、变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黄建平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26,8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黄建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产人民陪审员 黄 新人民陪审员 樊晓红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倪婧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五十四条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六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第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担保的规定。第七十五条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