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9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吉，男，198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军，广东国晖（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大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云星珠坑村榄树1号之31、之32。法定代表人：袁帅。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新，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行，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杨长吉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大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卖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长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大卖公司赔偿杨长吉884609.5元损失（损失计算项目分为丧葬费53289.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扣除交强险内己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保险赔偿金110000元，还需赔偿884609.5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卖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杨长吉与大卖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约定由大卖公司购买车辆商业险的约定有效，大卖公司未能依约为粤Ｅ×××××临时行驶车购买车辆商业险，构成违约。首先，杨长吉与大卖公司在《合同附件》中明确约定商业险的具体内容为第三者100万元全保，上述内容由大卖公司销售代表填写，内容明确具体，应为有效。其次，大卖公司为杨长吉提供购车一条龙服务，杨长吉已经支付约定88000元购车款，该款项包括车价61034.48元及上牌所需的税费及保险费用，大卖公司应当及时为该车辆办理所有手续后交付杨长吉使用，然而大卖公司在交付车辆给杨长吉使用时遗漏了车辆商业险项目，已经构成合同违约。二、根据《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大卖公司应当赔偿因违约行为给杨长吉造成的损失，该损失范围应当包括合同被正确履行后的可得利益。作为杨某的法定代理人，杨长吉有权代表受害人杨某向交通事故责任方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具体到本案，因杨长吉驾驶粤Ｅ×××××车导致杨某死亡，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杨长吉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杨长吉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而作为被保险人的杨长吉，当然可以请求粤Ｅ×××××车辆的承保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承担。杨长吉因交通事故未能获得足额赔偿与大卖公司未依约为粤Ｅ×××××车购买商业险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作为大卖公司，因未履行购车合同所确定的义务，没有为粤Ｅ×××××车辆及时购买商业第三者保险，导致杨长吉不能将赔偿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因此，杨长吉因粤Ｅ×××××车辆没有投保商业险而丧失了本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承保的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赔偿金的机会，该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大卖公司未正确履行为该车辆购买商业险所引起，虽然大卖公司其后为该车辆补购商业险，但不能免除其承担该次违约责任。杨长吉向大卖公司主张因合同违约行为而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最高院(法发［2009]40号)中也确立了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标准，即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运用可预见规则。本案大卖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销售机构，应当预见到投保机动车商业险将会避免给杨长吉因交通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及利益，对于大卖公司疏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法律之所以规定守约方向违约方请求赔偿可得利益的原因，是基于可得利益可以弥补因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使得守约方的合法权益能够恢复到合同得到严格履行情况下的状态，有利于促使当事人诚信履行合同。因此，大卖公司应当承担赔偿杨长吉可得利益的违约责任。三、杨长吉的诉讼请求依据合理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粤高法［2019]100号文件等规定。杨长吉就受害人杨某交通事故死亡赔偿提出了丧葬费53289.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扣除交强险内已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110000元，还需赔偿884609.5元。上述请求合法合理，属于交通事故赔偿确定要发生的损失金额。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为杨长吉未能举证证明杨长吉有实际损失，故不能主张赔偿损失，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不足。杨长吉认为，一审判决认为“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实际损失发生”的观点如果在财产损害类型的纠纷中还可以适用，但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守约方不仅可以就实际损失主张损害赔偿，还可以就可得利益受损主张损害赔偿。如粤Ｅ×××××号车辆已投保第三者险，故杨长吉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替代，杨长吉基于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有权直接请求保险公司赔偿，不存在杨长吉须先向杨某赔偿的说法，一审判决以杨长吉应先向受害人赔偿后才能向大卖公司主张的观点不符合保险理赔规则。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焦点并不在于杨长吉主张赔偿损失必须以其实际损失发生为前提，而是杨长吉因为车辆未购买商业险而不能获得足额的保险赔偿金，且不能获得足额保险赔偿金的原因在于大卖公司违约未将车辆投保商业险，致使杨长吉的可得利益受损。综上所述，杨长吉与大卖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有效，大卖公司没有为粤Ｅ×××××车购买商业险违反了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大卖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杨长吉基于守约方的可得利益，有权请求大卖公司赔偿损失，在买卖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中，杨长吉的赔偿损失请求不只以实际损失的发生为前提。一审判决认为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实际损失发生属于适用法律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判决支持杨长吉的上诉请求。大卖公司辩称，不同意杨长吉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大卖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首先，大卖公司不负有为案涉车辆购买商业险的义务。杨长吉与大卖公司就本案案涉车辆的买卖达成合意，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和《附件合同》。合同涉及商业险的内容仅为手写的“第三者100万，全保”，双方并未就具体保险情况有详细约定。同时根据合同约定若杨长吉委托大卖公司协助办理相关项目和选装项目，需要对该项目进行勾选，而合同中有关商业险的约定没有进行任何勾选，大卖公司并未承诺为其购买商业险。故，大卖公司不存在购买商业险的义务。其次，即使法院认定大卖公司存在购买商业险的义务，也仅为协助义务，交通事故发生前未购买商业险的过错不在于大卖公司，大卖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依据《附件合同》第一条“根据乙方委托，现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如下项目和选装项目”的约定，购买第三者商业责任险是需经杨长吉委托后方可办理，需要杨长吉提供委托材料，准备齐全相应的保险材料（身份证、居住证、车辆行驶证、验车材料等），并指定相应的保险公司、保险种类且支付完毕保费后大卖公司方能协助办理。但杨长吉从始至终并未向大卖公司提交相应材料，也未指定保险公司、保险种类等，更未支付购买商业险的费用。《附件合同》中明确约定包牌价88000元只是包括购置税、验车费、刑侦费、检测费、固封，并不包括保险费用。故大卖公司未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协助杨长吉购买商业险是因杨长吉自身过错所致，而非违反合同约定，大卖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二、大卖公司作为卖方已交付符合质量标准的汽车，完成交货义务，杨长吉提车后的一切责任均应由杨长吉自行承担，与大卖公司无关。依据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第六条的约定，若杨长吉坚持提前提车，视作其已经了解在车辆入户前的全部风险，之后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杨长吉自行承担，与大卖公司无关。杨长吉在购车后以购车款已全部支付完毕为由，于2018年12月28日坚持提车。大卖公司已向其交付合乎质量标准的车辆，杨长吉在提车时及提车后从未就车辆质量问题提出异议，而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已经表明，并非车辆出现质量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卖公司已完成交货义务。同时大卖公司已向杨长吉提示提前提车的相关风险，杨长吉已知悉其提车后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应自行承担，大卖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三、杨长吉所诉请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的合同实际损失并未发生，杨长吉既没有证据显示其已向交通事故受害人实际支付了赔偿款，也无相关法律文书认定其需要支付赔偿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故杨长吉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没有实际发生，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是十分正确的。四、本案诉讼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并不属于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杨长吉以自己为案涉交通事故受害人杨某法定代理人身份主张损失赔偿，其并非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无权向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可得利益损失，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大卖公司作为案涉汽车买卖合同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可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约定可能造成的损失仅为因车辆质量不合格而针对合同相对方即案涉车辆买主造成的损失，而杨长吉所主张的因丧失以自己名义向承保公司请求保险赔偿金的机会而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大卖公司可预见的损失，不属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范畴。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长吉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杨长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大卖公司赔偿杨长吉因违约造成的损失856284.5元；2、大卖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长吉、大卖公司于2018年12月签订了一份《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约定：杨长吉向大卖公司购买华晨鑫源X30LEV车辆一台，包牌价88000元，定金为5000元，包牌价包括购置税、验车费、刑侦费、检测费、固封，不含牌托、车船税、年票。《附件合同》约定：大卖公司协助杨长吉办理代办项目和选装项目，其中“代办项目”一栏勾选了交强险，并由大卖公司销售人员手写注明“第三者100万、全保”。上述合同签订后，杨长吉向大卖公司支付了定金5000元，并分多次付清余款，于12月底提车。2019年1月21日，杨长吉驾驶所购车辆在番禺区禺××路海伦堡创园工地内行车时碰撞儿子杨某，造成杨某死亡的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杨长吉承担事故全部责任。2019年4月30日，杨长吉诉至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庭审中杨长吉确认其尚未就杨某死亡的事故实际赔偿，也未有相关法律文书确定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杨长吉、大卖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大卖公司是否应向杨长吉赔偿损失。赔偿损失的前提是实际损失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长吉应举证证明其因未投保商业三者险产生了实际损失。本案中，杨长吉主张的损失是其不能全部赔偿死者杨某的损失。杨长吉是否能够全部赔偿受害人损失，是赔偿能力的问题，不属于损失范畴。杨长吉已经赔偿给受害人或赔偿权利人且不能通过商业三者险理赔的款项才属于损失范畴。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杨长吉已经实际支付了赔偿款或有相关法律文书认定杨长吉需支付赔偿款。故杨长吉本案主张的损失未实际发生，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长吉可待本案涉及的损失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或就其他类型的损失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判决：驳回杨长吉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403元，由杨长吉负担。二审中，杨长吉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1贾朝均的《声明》，拟证明杨长吉具有处理杨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权利；证据2《收据》和《商业保险单》，拟证明大卖公司虽然为杨长吉的车辆补买商业险，但不能因此免除其承担已经发生的交通事故给杨长吉造成的损失。大卖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声明》与本案并无实际联系，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杨长吉与大卖公司为买卖合同关系，而《声明》中所表明的由杨长吉全权代理“贾朝均”处理杨某的交通事故赔偿事项与大卖公司无关，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家属其应当向交通事故责任方追究赔偿责任，而并非大卖公司。证据2并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被采纳。在杨长吉提供的《收据》中标有2019年4月21日的日期落款，同时《商业保险单》是2019年4月16日出具的，而本案一审庭审时间为2019年9月23日。两份材料均表示其形成时间早于本案诉讼时间，不属于“新证据”。虽证据2并非“新证据”，但为协助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大卖公司发表具体意见如下：1.对《收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首先，该份《收据》并未盖有大卖公司的公章，且在《收据》的收车方处也无收车方的签名、联系电话及日期等信息，没有法律效力。大卖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8日将车辆及车辆行驶证、购车发票、购置税证正本、交强险保险单等资料交付给杨长吉，并非收据上所写的2019年4月21日。2.对《商业保险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是由大卖公司为杨长吉购买的商业险。大卖公司没有为杨长吉购买商业险的合同义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甲方大卖公司与乙方杨长吉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若乙方委托甲方办理入户手续，但在入户手续或相关放款、抵押、保险等手续办妥前坚持提车，视作乙方已经了解在车辆未入户前所有的全部法律风险和保险风险，之后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及《附件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杨长吉主张大卖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应赔偿案涉损失有否依据。对此，本院评析如下：杨长吉与大卖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附件合同》约定杨长吉向大卖公司购买案涉车辆一台，包牌价88000元，包牌价包括购置税、验车费、刑侦费、检测费、固封，故杨长吉所支付的案涉款项并不包括商业险费用。虽然双方签订的《附件合同》约定大卖公司协助杨长吉办理代办项目和选装项目，其中“代办项目”一栏勾选了交强险，并由大卖公司销售人员手写注明“第三者100万、全保”。但该商业险也只是大卖公司协助杨长吉办理代办的项目，并非大卖公司承诺为案涉车辆投保商业险。因此，杨长吉主张大卖公司没有为案涉车辆购买商业险违反了双方的买卖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理据不足。且双方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若杨长吉委托大卖公司办理入户手续，但在入户手续或相关放款、抵押、保险等手续办妥前坚持提车，视作杨长吉已经了解在车辆未入户前所有的全部法律风险和保险风险，之后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杨长吉自行承担，与大卖公司无关。故杨长吉在入户手续或相关保险等手续办妥前坚持提车，视作杨长吉已经了解在车辆未入户前所有的全部法律风险和保险风险，之后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杨长吉自行承担。杨长吉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杨长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大卖公司应赔偿案涉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长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46元，由上诉人杨长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