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礼，男，1973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兆前，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广东君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海傍村海涌工业区南1座。法定代表人：李国礼，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秋蕾，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陶学明，男，197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鑫，广东瑞迪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国礼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常公司）、原审第三人陶学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5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国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被上诉人立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秋蕾，原审第三人陶学明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陶学明不具有股东资格；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立常公司、李国礼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仅凭李国礼向原股东袁定邦支付25％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难以认定李国礼是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李国礼己提交原股东袁定邦于2017年10月30日向李国礼出具的《收款收据》，该收据载明：“本人确认已收齐李国礼受让本人所持有的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5％股份转让款合计501771.7元，相关股份权益由李国礼享有”。可见，袁定邦己确认李国礼是其转让股份的实际权利人，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难以认定”的情况。（二）虽然李国礼与陶学明未签订书面的股份代持协议，但根据本案事实，足以认定李国礼与陶学明存在代持关系。2016年3月5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载明，袁定邦转让10%股权给陶学明，转让金为20万元，但陶学明既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又未提供任何非货币出资作价证据。相反，李国礼向袁定邦支付了该股权转让款，且得到了袁定邦的书面确认。2016年1月31日的《两股东协议书》也明确载明：“股东袁定邦占公司股份25％。现由于发展需要，袁定邦把25％股份转让给李国礼……见证人陶学明。”据此，法院应支持李国礼的主张，即为了避免立常公司成为一人公司，李国礼和陶学明口头约定，将李国礼受让的25％股权由陶学明代持10％，并据此办理了工商登记。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陶学明不具有股东资格。立常公司辩称，同意李国礼的上诉请求。李国礼与陶学明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陶学明在双方的多次诉讼中前后陈述矛盾，之前说是基于赠与持有公司股权，在本案中又称公司成立之初便享有5%股份，后面又增加了5%股份，自相矛盾。另外，从（2019）粤01民终19093号案可知陶学明不享有股东权利，只是在立常公司中担任管理职务。陶学明辩称，不同意李国礼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袁定邦收取的股权转让款是立常公司支付的，由于陶学明享有立常公司部分股份，故股权转让款不应视为李国礼一人支付。（二）不认同李国礼主张的代持关系。李国礼将股权赠与陶学明的原因是陶学明拥有客户资源，李国礼在占有陶学明客户资源多年后，现在要取消陶学明的股东资格，是不合理的。李国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国礼是立常公司1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陶学明是立常公司10%股份的名义出资人；2.立常公司将名义出资人陶学明登记持有的10%股份变更登记为李国礼所有，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3.立常公司向李国礼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4.立常公司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立常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股东为李国礼（持股75%）和案外人袁定邦（持股25%）。2016年1月31日，李国礼、袁定邦签订《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两股东协议书》，约定袁定邦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李国礼，签字生效，股权转让款以实物、货款回款、现金支付。等等。2016年3月5日，李国礼、袁定邦、陶学明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袁定邦将15%股权转让给李国礼，转让金30万元，将10%股权转让给陶学明，转让金20万元，3月5日前支付。同日，立常公司召开股东会，李国礼、袁定邦、陶学明参加，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袁定邦将15%股权转让给李国礼、同意袁定邦将10%股权转让给陶学明，免除袁定邦监事职务，选举刘湖莲为监事，启用新章程。2016年3月16日，立常公司变更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李国礼（持股90%）、陶学明（持股10%）。其后，李国礼陆续向袁定邦支付了25%股权对应的转让款，陶学明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2017年10月30日，袁定邦向李国礼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本人确认已收齐李国礼受让本人所持有的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25%股份转让款合计501771.7元，相关股份权益由李国礼享有”。2019年4月，李国礼诉至一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请求。诉讼中，陶学明提供了袁定邦于2019年8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1.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设立时主要是由李国礼、我、陶学明合作创办，其中李国礼和我进行了出资，陶学明未出资。陶学明在公司设立后经过李国礼的转让和我的同意，享有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5%股份。2.2016年间我完成了退股，退股期间我知道李国礼又给陶学明转让了5%的股份，加上以前的5%，一共为10%。2016年3月5日我退股时，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是将我在公司的15%股份转让给李国礼，10%股份转让给陶学明，但实际签订时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在工商登记信息中将我股东信息去除，并将陶学明在立常公司的10%股份进行登记，从而签订，后在工商局办理股东信息变更登记，协议和决议用作了备案。”以上事实，有《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两股东协议书》《收款收据》《客户借记回单》《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支付收购股东袁定邦股份转让款明细》《情况说明》等为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李国礼主张其是陶学明持有的立常公司1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并要求显名。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有关规定，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根据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可以主张相应股权收益、对股权享有实际处分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显名。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李国礼是否案涉立常公司1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根据查明事实，陶学明为立常公司10%股权的登记股东，登记有权利推定的效果，李国礼主张其为该1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其次，应区分资金关系和委托关系。在当事人通过出资取得公司股权或受让取得公司股权的过程中，资金来源不是享有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当事人之间的资金往来可能基于多种原因，亦可能存在垫资、赠与等多种法律关系，现实中也有未支付对价或由他人代为支付对价而取得股权的情况。故仅凭李国礼向袁定邦支付相应转让款的事实，难以认定李国礼是股权的实际权利人。李国礼还需证明其与陶学明之间有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最后，代持关系应当基于委托关系形成，委托关系为双方法律行为，需双方当事人有建立委托关系的共同意思表示，签订委托合同或代持协议，对未签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有事实行为的，也可依法认定存在委托代持关系，单方法律行为不能建立委托代持关系。本案中，陶学明虽未支付受让10%股权的对价，但不能排除其享有真实股权的可能性，李国礼未能提交其与陶学明之间关于建立委托关系或代持股关系的协议，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与陶学明之间对委托关系或代持关系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或形成事实上的代持股关系。综上，李国礼证据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国礼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国礼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对于陶学明在一审中提交的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与李国礼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国礼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其中的语音为其本人的语音，但语音中说的是“在职”股份，而不是“代持”股份。另外，对于李国礼为何在微信语音中对陶学明说“你那个所谓的10%，15年的时候是我送你5个点。老袁走了以后，我说干脆咱们兄弟，我再给你送5个点”，并在语音中多次提到送股份的事情，李国礼在二审中解释称：“5个点我指的是公司赚的钱的分红，我当时表达的意思不够准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李国礼与陶学明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李国礼主张，陶学明是代李国礼持有立常公司10%的股份，李国礼是实际出资人，陶学明是名义股东。对此，李国礼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合同，李国礼为证明双方存在口头约定，向法院提供了其与袁定邦在2016年1月31日签订的《广州立常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公司两股东协议书》、李国礼委托立常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以及袁定邦在2017年10月3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等，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李国礼与陶学明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虽然李国礼与袁定邦在2016年1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袁定邦将其持有的立常公司25%股份全部转让给李国礼，而非陶学明。但之后，李国礼、袁定邦、陶学明三人于2016年3月5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以及立常公司于同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中却又明确载明，袁定邦将立常公司15%股份转让给李国礼，剩余10%股份转让给陶学明。李国礼、袁定邦、陶学明三人均在上述合同书和决议上签字，表明上述股权转让份额得到了三人的认可。其次，李国礼主张涉案股权转让款全部由其一人支付，陶学明也认可未支付任何款项，但资金来源仅仅是获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认定李国礼与陶学明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还应探求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但从李国礼的款项支付行为中无法判断出李国礼真实的意思目的，即出资行为不能充分证明双方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代持，而非其他法律关系。再次，李国礼主张，袁定邦在2017年10月3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相关股份权益由李国礼享有，但陶学明提供的证据显示，袁定邦在2019年8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陈述李国礼先后分两次转让立常公司10%股份给陶学明的事实经过，该陈述与陶学明的陈述大致吻合。虽然袁定邦未出庭作证，但李国礼已在庭审中认可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最后，陶学明为证明涉案股份系由李国礼赠与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其与李国礼在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2月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国礼在语音聊天中多次表示先后分两次送陶学明10%股份的事实，该陈述与袁定邦以及陶学明本人的陈述相吻合。李国礼在二审中认可聊天记录中的语音系其本人发出，但辩称当时意思表达不够准确，却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李国礼的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国礼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国礼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会峰审判员  易超前审判员  国平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袁绿凡张蔚梁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