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6民终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雷，男，197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冬青，安徽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北市相山区菲林酒吧，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东路B#1018-1。 经营者：金红丽，女，1971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儒飞，安徽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雷因与被上诉人淮北市相山区菲林酒吧（以下简称菲林酒吧）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603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吕雷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等与本案有关的所有费用均由菲林酒吧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首先需要厘清吕振亚与菲林酒吧之间的关系。在对该事实的举证中,吕雷与菲林酒吧均提供了龙胜、徐子祥的证人证言。一审认定“徐子祥、龙胜均陈述事发前晚10点左右看见吕振亚和五六个不认识的男子喝酒,龙胜更是在两次笔录中均表明自己并不知情吕振亚工作单位,只知道吕振亚之前在外地上班,最近刚回来,事发时是第一次来菲林酒吧”,并作出“徐子祥对吕振亚是否参与上下班开会的陈述前后矛盾,龙胜则是陈述对吕振亚工作不知情同时称吕振亚在案发当日在陪客户喝酒,吕雷提交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内容不稳定”的认定,显属不当。理由如下:首先,吕雷提交的对龙胜、徐子祥的调查笔录与交警队对二人的问话笔录并不冲突。交警队在对二人问话时,是出于处理交通事故的角度,故主要询问方向及重点在于吕振亚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而吕雷提交的调查笔录重点在于对吕振亚喝酒原因、行为及此后发生事的询问,所以,让未成年的两位证人对交警队未询问的问题做出完整、全面的回答显属过度苛求。其次,从证言内容上看,交警队问话中不明确、不全面的内容在调查笔录中均予以释明、完整化。1.在回答交警队“你把今天早上事故的详情说一下”的询问时,龙胜说“2019年8月20日晚上大概10点20分左右,我见到了吕振亚,当时他和大概五个人一起喝酒”、“和吕振亚当晚一起喝酒的人我不认识”;徐子祥说“2019年8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我在菲林酒吧见到了吕振亚。当时他正和五六个男子一起喝酒”,“我不认识那些人”。龙胜在调查笔录中说“我晚上9点去上班的时候就见到他(吕振亚),后来就见到他在酒吧陪客户喝酒。再后来下班点名见到他,他喝多了”徐子祥在调查笔录中说“吕振亚也去参加上班开会和下班开会了...吕振亚和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一样。……我以菲林酒吧的员工身份邀请客人来酒吧玩、喝酒,如果客人要求陪着喝酒,我们要满足客人的要求。吕振亚也在酒吧,因为他是第一天在酒吧,所以我不确保他具体做什么。他和我们工作是一样的。”通过以上证言的比对,可知,龙胜、徐子祥在交警队的回答只是描述了吕振亚陪酒的一个场景,在交警队笔录中未提及“点名、陪酒”之事并不能当然否定其在调查笔录中所谈到的“吕振亚上下班参加点名”“陪酒”等内容;且综合龙胜、徐子祥的两次笔录内容,恰能判断出龙胜、徐子祥在交警队所说的不认识的人就是其在调查笔录中所称的吕振亚的陪酒客户。2.龙胜在交警队向其询问“吕振亚在哪里上班”时回答“之前在外地上班,刚回来没有几天”:在调查笔录中对类似问题的回答是“在哪里工作我不确定,我能确定的是案发当天吕振亚在菲林酒吧喝酒了,因为他是第一天到菲林酒吧,我也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但能确定他在菲林酒吧喝酒了”后明确为是“陪客户喝酒”。龙胜不知道吕振亚当天是否在菲林酒吧上班和看到当天吕振亚陪客户喝酒并不矛盾。因为龙胜对菲林酒吧是否与吕振亚建立用工关系不可能知情,也不可能对与己无关的事情做出定性:吕振亚是第一天到菲林酒吧上班,龙胜所说的“我也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应该是指不清楚他负责什么工作,而不是对方所说的是消费者(娱乐者);龙胜之所以能够判断出吕振亚是陪客户喝酒,不仅基于其酒吧工作经验,而且根据其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上下班会点时见到吕振亚均在场参加,并且下班班会时已喝多,需要人搀扶),更是因为其知晓吕振亚去菲林酒吧陪酒是酒吧陆店长让吕振亚去的(一审已经提供了龙胜与吕雷之间的微信截图,足以印证),所以才如此肯定吕振亚与五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酒的行为是陪酒。3.对于徐子祥的两份笔录,交警队并未向徐子祥询问吕振亚在哪里上班之类的问题,而徐子祥在回答代理人对相关问题的提问时说“在哪里工作我不确定,案发当天菲林酒吧的一个主管陆林峰(音)让吕振亚去充下人数,这个是吕振亚亲口告诉我的。吕振亚也去参加上班开会和下班开会了”因此,徐子祥针对不同问话作出的内容独立的证言内容不可能存在矛盾。综上,徐子祥、龙胜的证言,龙胜与吕雷的微信截图等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吕振亚在菲林酒吧工作、接受酒吧安排陪酒并醉酒的事实。再次,一审法院认为吕雷提交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当。1.吕雷仅提交了对龙胜、徐子祥、朱一帆的调查笔录,上述笔录内容基本一致,不存在内容不稳定、前后矛盾的问题。2.退一步说,假如一审认为相同证人出具了不同证言,应当审慎、中立地进行核实,以便全面、客观地了解案情从而公正裁决。但一审法院未尽核实职责,即轻易裁判,显然失当。二、一审法院对“吕振亚作为一名消费者,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和菲林酒吧向其出售酒水之间无因果关系”的认定错误。首先,吕雷并不是基于吕振亚发生交通事故要求赔偿,而是因为菲林酒吧的过错导致吕振亚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要求菲林酒吧赔偿。这才是本案真正的、完整的因果关系认定,而非一审所称的因果关系。其次,通过上述一的论述可知,吕振亚不是一名消费者或者菲林酒吧所称的娱乐者。消费者或娱乐者不可能参加上下班班会,更不可能在醉酒状态下由人搀扶前去参加酒吧的工作班会。酒吧也不可能让消费者或娱乐者进入班会场所;退一步说,即使吕振亚是消费者或娱乐者,菲林酒吧仍应当承担责任。理由如下: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吕振亚系未成年人,酒吧系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娱乐场所,酒吧经营者不得允许吕振亚进入且应禁止向吕振亚出售酒水;还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酒水的标志。若酒吧经营者难以判明吕振亚是否已成年,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吕振亚作为未成年人,身体、心智发育都尚不成熟,自制力、抵抗力较差,对酒中所含酒精的承受能力也弱于成年人。但酒吧工作人员既未举证证明已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酒水的标志,也未对吕振亚的身份予以核实,即向其提供酒水,导致吕振亚醉酒并因醉酒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故菲林酒吧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责任。三、一审法院对菲林酒吧恶意销毁证据之事不提,显属不当。经确认,菲林酒吧录像视频存续期为45天左右。2019年9月24日,吕雷申请保全菲林酒吧2019年8月20日、21日的录像视频资料,2019年9月30日该录像视频即不存在。如果真如菲林酒吧所说吕振亚是消费者或娱乐者,那为什么要销毁录像视频?鉴于该情节,一审法院应当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等规定,认定吕雷所主张的吕振亚受菲林酒吧安排陪酒的事实真实;同时应当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其处罚。但一审法院未给出任何回应即判决驳回吕雷的诉讼请求,显然已陷吕雷于不公之境地。 菲林酒吧辩称，吕雷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维持原判。 吕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菲林酒吧支付吕雷死亡赔偿金687860元、丧葬费32575元、精神抚慰金8万元、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费用1万元合计810435元的30%计243130.50元；2.案件受理费及与本案相关的所有费用由菲林酒吧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雷系吕振亚父亲，吕振亚于2002年2月11日出生，2019年8月20日，吕振亚同一群男子在菲林酒吧饮酒，次日凌晨2时左右，吕振亚因酒醉被朋友送至其租住在步行街大华现代城的家。回家后，吕振亚约朋友徐子祥、龙胜在其家门口的步行街聊天，后独自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出行。凌晨4时10分许，吕振亚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沿泉山路高架桥由南向北驶入淮海路匝道口北侧时，与防护墩碰撞后摔到高架桥下，致使吕振亚死亡。淮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一大队于2019年9月6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吕振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醉酒后驾驶未注册登记的乙本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进入立交桥匝道口时超速行驶，是形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全部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菲林酒吧是否应对吕振亚交通事故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首先需明确，本案中吕雷所主张的侵权为一般侵权，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须具备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和违法行为四个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损害事实发生毋庸置疑，其次菲林酒吧作为不适应未成年人活动的娱乐场所，允许未成年人吕振亚进入并向其出售酒水违反了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确有不当。在确定上述事实的情况下，本案的关键变为吕振亚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身亡与菲林酒吧向其出售酒水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确定行为与因果关系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发生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认定为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吕振亚作为未成年人，不符合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年龄条件，一般情况下其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动车，更不必谈酒后驾驶机动车，向未成年人出售酒水与未成年人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之间的事件发生可能性已超出一般社会人的认知水平；退一步讲，事发时因吕振亚距离18周岁仅差几个月，在不查验身份证的情况下，从外观体貌上很难分别其为未成年人，如菲林酒吧向“成年人”出售酒水，致使“成年人”醉酒后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应承担责任，根据现行法律及社会认知，很难苛求酒水商为消费者的醉酒驾车行为买单，出售酒水意味着购买者会出现醉酒的情况，醉酒驾驶即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但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的今天，通过大众媒体、社交软件甚至道路旁标语，普通大众均理应知晓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性，依据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出售酒水与醉酒驾驶机动车之间无引发与被引发的关系，出售酒水与酒后违法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间亦无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吕振亚作为一名消费者，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和菲林酒吧向其出售酒水之间无因果关系，吕雷要求菲林酒吧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应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吕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758元，由吕雷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菲林酒吧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系民事侵权纠纷，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应当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吕雷上诉主张，吕振亚饮酒是接受菲林酒吧的工作安排醉酒，并因此导致交通事故死亡，菲林酒吧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实可分两个时间段：一是吕振亚在菲林酒吧饮酒，之后被朋友送至其租住的家中。二是回家后，吕振亚先约朋友出来聊天，后独自驾驶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在第一时间段，菲林酒吧作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娱乐场所，允许未成年人吕振亚进入饮酒违反了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确有不当。至于饮酒原因，菲林酒吧认为吕振亚是消费者身份，不认可是接受其工作安排，吕雷在本案中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吕振亚系接受菲林酒吧的工作安排饮酒，故其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退一步说，即使吕振亚系接受菲林酒吧的工作安排饮酒，但其在酒后即被朋友安全送回家，在此过程中未发生损害后果，可以认定相关方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第二时间段，吕振亚回家后独自驾驶二轮摩托车外出系其自主性行为，与菲林酒吧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性，在酒吧饮酒亦不必然导致酒后违法驾驶行为的发生。且吕振亚在事故发生时已接近18周岁，已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安全意识，应当知道酒后违法驾驶所带来的危害后果。故吕振亚回家之前在菲林酒吧饮酒，对其回家后又自行违法驾车外出致交通事故死亡不具有可归责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吕磊要求菲林酒吧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吕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6元，由吕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永生 审判员  柏 莉 审判员  葛 侠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朱明清 书记员朱天一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