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豫09民终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缄君，女，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守印，男，196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华龙区。系许缄君之夫。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刚，河南卓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富建，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景菊，女，1970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会霞，河南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缄君因与被上诉人汪富建、程景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8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缄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842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汪富建、程景菊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3、依法判令汪富建、程景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仅凭录音证据中的部分内容，就将汪富建、程景菊自己在录音已否定的事项认定为真实发生的事实，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一）原判决认定：“许缄君替程景菊归还了借桑某40万元借款后，案外人桑某将程景菊向其出具的40万元借据给了许缄君”。原判决的这一认定仅依据双方谈话录音中许缄君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据采信违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具体规定。理由：1、录音时间是2017年11月29日，谈话内容是关于4年半前与借款相关事情，因时间跨度大，记忆不准符合自然人记忆的客观规律。2、该录音是在程景菊偷偷拿走撕毁的借条碎片后，有预谋的偷录，谈话语言有诱导、有隐晦不明的言辞、有手势、有反问语气，录音内容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3、只依据认可该事实的孤立录音片段，不考虑许缄君在后面录音中的否定，其结论当然错误。4、程景菊曾经对其与桑某的民间借贷案件申请过再审，再审开始前该录音证据已经产生。在整个再审过程中，程景菊只字未提这一情况，可见程景菊对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不存在许缄君代偿的事实。原审判决与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借条A是程景菊向桑某出具的，没有任何依据，且与已生效的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9民再1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矛盾，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借条A最开始是程景菊给谁出具的问题，已生效的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9民再14号民事判决对此已经做出了认定，根据法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对应当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定，且作出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反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应全面考虑借据A中加写部分的完整内容及其法律意义，并依此判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一审法院认为借据A是程景菊先向桑某出具的，但程景菊偿还了该笔债务后，这张借据转到了许缄君手中。2017年2月21日，程景菊在借据中加写了部分内容，该加写内容忽略了语法中的主语和宾语，依据再审判决书和相关证据，将加写内容补充完整应当是：“（程景菊）已付（许缄君）贰拾万元整，下乘（剩）贰拾万元整（￥200000），（2016.2.6中行卡转入），程景菊”。先抛开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单从资金往来的角度看，应当是总量为40万元，程景菊2016年2月6日中行卡转入许缄君20万元，下剩20万元再转给许缄君，这是加写文字语意必然结果。现汪富建、程景菊认为加写的部分是针对桑某的，转给许缄君的20万元应冲抵桑某的债权，该主张违背了以下事实：1、明知借桑某的该笔款项于2013年7月8日已清偿，仍按别人的意思记载下剩20万，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事实。2、在程景菊与桑某的诉讼中，从一审、二审到再审没有主张过通过许缄君偿还的20万元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3、汪富建、程景菊自认借许缄君90万元，扣除该笔20万元转账，无法证明90万元如何清偿的。三、关于许缄君借给程景菊的款项是否有利息的问题，虽然借据上没有书面约定利率和付息方式，但有口头约定，程景菊以按月或跨月支付利息的方式实际履行。在程景菊提交的录音中，汪富建、程景菊也认可借款利息。四、汪富建、程景菊无法证明其自认的90万元借款是如何还清的。五、汪富建、程景菊欠许缄君20万元本金是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属判决错误。录音中多次显示许缄君说汪富建、程景菊欠许缄君借款本金20万元，汪富建也认可，当时汪富建还说给许缄君10万元（手势），双方了结，许缄君不同意。六、汪富建、程景菊提交的录音中，许缄君最后并没有认定未撕毁的借条系原桑某所持有的借条。录音中许缄君及汪富建均认为因为时隔久远，需要慢慢回忆。一审法院以此录音认定许缄君起诉所持有的借条系桑某的，与事实不符。七、本案出现的两张借条，后来记载的全部是许缄君对程景菊享有的债权，与桑某无关。在程景菊将借款还给桑某，许缄君又向程景菊出借40万元，桑某将借据转交给许缄君后，该借条凭证记载的就是许缄君的债权，应该可以视为程景菊向许缄君出借的新的债权凭证。八、许缄君与程景菊之间的转账流水，除了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的约定，还能够印证两张借款凭证上记载的债权数额。许缄君陈述能够与银行往来账目相互印证。九、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存在利息约定的，双方钱款往来，10000元、16400元及其数字的整数倍出现多次，且十分有规律，汪富建、程景菊称没有约定利息，与客观事实及交易习惯不符。汪富建、程景菊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程景菊于2013年4月28日分别向许缄君和桑某借款40万元，并分别出具了借据。2017年2月份，程景菊接到桑某起诉状后，找许缄君讨要2016年2月份出借给许缄君的20万元并收回已结清的欠条时，许缄君把结清的欠条交给程景菊撕碎后，许缄君说她替程景菊偿还了桑某40万元，桑某将该借据转给了许缄君。在此情况下，许缄君要求将2016年2月份的借款20万元冲减在该借据上，程景菊答应，并在借据上书写“已还20万，还剩20万元”。但在程景菊与桑某一案开庭时，程景菊多次要求许缄君出庭作证证明她替程景菊还了桑某40万元，许缄君拒绝出庭作证，而桑某也没有承认许缄君替程景菊偿还了40万元，这一事实并经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所确认，故许缄君依法不能取得该40万元借据上所载明的债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许缄君的诉讼请求正确。在程景菊与桑某民间借贷一案二审判决后，为查明为何两份40万元的借据同时出现在许缄君手中，且许缄君是否替程景菊还了桑某40万元，汪富建去找许缄君核实情况，并作了录音，在谈话录音中许缄君多次很坚决地称是因为替程景菊还了桑某40万元才得到本案的借条的，并且多次认可撕掉的借条就是程景菊当时给许缄君出具的，因为当时程景菊曾还过一次10万元，后来还还了一个30万元，所以撕毁的借据是程景菊当时给许缄君出具的。至于程景菊与桑某一案再审判决并未认定许缄君替程景菊还款一事，是因为程景菊在申请再审时已经将相关证据提交法庭，程景菊认为既然已经提交法庭，法院卷宗里面就应该有显示，直到再审判决下发后，才知道再审审查与再审审理分属于不同的庭审，所以程景菊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不会出现在再审审理的卷宗中，由于对法院审理程序不了解，致使再审判决对这一事实未进行任何论述。二、一审法院认定借据A是程景菊向桑某出具的是基于许缄君在与汪富建谈话录音中的认可。如前所述，由于程景菊在同一天分别向许缄君和桑某各借款40万元，又向两人出具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借据，所以才会出现本案许缄君用他人的借据向程景菊主张权利的事情。在桑某因民间借贷向程景菊提出诉讼后，在一审未开庭前，程景菊找许缄君要求许缄君归还2016年2月6日出借给许缄君的20万元，许缄君告诉程景菊由于其本人替程景菊归还了桑某40万元，所以其取得了相应的债权，要求程景菊在该借据上写明已还20万元，还剩20万元的字样。因程景菊知道与桑某的借款未偿还完毕，更是出于对许缄君的信任，程景菊才在该借据上备注。又由于在同一时间，许缄君提出自己出借给程景菊的款项已还清，故把程景菊向许缄君出具的借据归还了程景菊，程景菊收回后将借据撕毁，但后来许缄君让程景菊在桑某的借据上备注，使得程景菊将撕毁的借据又带了回去。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本案中许缄君向程景菊主张权利的借据是他人的债权凭证，且该债权凭证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经偿还。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许缄君的诉讼请求正确。三、对于借款是否约定利息。按照许缄君的陈述，本案中所出现的两份40万元的借据上均没有约定利息，本案中许缄君主张借款的借据上的利息2.2是她自己书写的（这是许缄君当庭认可的事实，见原一审2018年4月2日庭审笔录第2页），并非双方约定的，故应认定借款未约定利息，许缄君按照有利息约定计算还款数额错误；其次，因许缄君与程景菊系同学关系，在此之前许缄君与程景菊之间有很多资金往来，许缄君还持有并使用程景菊额度为30万元的建设银行尾号为0450的信用卡至2013年7月份，在许缄君使用期间，许缄君透支款项后无法及时还款时，经常要求程景菊代还，或用绑定的程景菊的建设银行储蓄卡代还，期间均没有计算过利息，因此，在程景菊需要用钱时向许缄君提出借款，双方根本不可能约定利息，在借据上也未约定利息的情况下，不应计算借款利息。关于在本案所涉借条上程景菊书写“已还20万元，下乘20万元，2017年2月21日”的字迹也可以证明程景菊当时向许缄君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四、程景菊已全部偿还许缄君的借款，针对这一事实，一审中程景菊已经提交还款明细及相应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程景菊已偿还许缄君全部借款90万元，且借条都已收回撕掉，双方债务已清偿完毕。五、因为2013年4月28日，出具的两份借据是在同一天出具的，两份借据分属于不同的债权人，而属于他人的债权凭证何时转到许缄君手中又为何转给许缄君这属于借贷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虽录音时距离当时有一段时间，当事人对细节的问题有可能模糊，但对于重大事项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当时许缄君才会多次强调是因为许缄君替程景菊偿还了桑某40万元才得到40万元的债权凭证。但根据程景菊与桑某民间借贷一案生效判决书确认，许缄君并未替程景菊偿还任何款项，所以如果说当时许缄君对为何得到他人的债权凭证记忆不清楚，那么本案诉讼时距离当时时间更加久远，当事人更不应该记得清。况且在桑某与程景菊民间借贷一案中，对于该借据如何转到许缄君手中，许缄君与桑某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到后来本案开庭时桑某却为许缄君出具证明，证明了许缄君与桑某对该借据如何出现已经进行过商议。所以对于借据为何出现在许缄君手中，应以许缄君与桑某最初的表示为准。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许缄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许缄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汪富建、程景菊偿还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其中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的利息，按照本金400000元，月利率2%标准计算；其中2016年2月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本金200000元，月利率2%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缄君为支持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2013年4月28日的借条（为方便区分，一审法院标注该借条为A），该借条为：今借到现金肆拾万元（￥400000），已付贰拾万元整（￥200000），下剩贰拾万元（￥200000），署名程景菊、程爱琴。该借条下部还有其他记录，但字迹不同。许缄君用该借条证明程景菊曾向其借款40万元，已归还20万元，尚欠20万元未付清，向汪富建、程景菊主张归还欠款。在本案诉讼中，许缄君提供多份银行流水和转账凭证，用于证明汪富建、程景菊因资金需求向许缄君分次借款共计95万元，大部分本息已归还，剩余本案诉讼的20万元本息未付清，许缄君以借条A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汪富建、程景菊归还借款20万元的本息。汪富建、程景菊对许缄君的陈述及证据持有异议，认为双方经济往来期间确实向许缄君借款共计90万元，因双方系亲密同学关系，借款未约定利息，双方经济往来期间，许缄君也曾向汪富建、程景菊借款，汪富建、程景菊的一张30万元额度的银行卡一直由许缄君使用，均未约定利息。许缄君持有的借据A并非是程景菊向许缄君出具的，而是同时向许缄君和案外人桑某借款各40万元同期出具给桑某的，向许缄君出具的40万元借据因归还清已被撕毁，汪富建、程景菊并不欠许缄君借款本息。汪富建、程景菊为证明其辩解的真实，提供了一份已撕毁的2013年4月28日借款条（为方便区分，一审法院标注该借条为B），该借条为“今借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减壹拾万元正，余（￥300000），程爱琴；提供一审法院（2017）豫0902民初106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濮阳市中级法院（2017）豫09民终168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濮阳市中级法院（2018）豫09民再1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及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汪富建与许缄君及其丈夫的谈话录音及还款明细等相关材料，用于证明许缄君起诉汪富建、程景菊的借据属于向案外人桑某出具，借许缄君的40万元已还清，与案外人桑某的纠纷已经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同时证明汪富建、程景菊的反诉请求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另查明，上述三份生效判决认定2013年4月28日期间汪富建、程景菊借桑某的40万元已归还，从双方的谈话录音中许缄君陈述，本案起诉的证据即证据A确系程景菊向案外人桑某出具，因某年6月份左右，工程中有一笔款到账，许缄君替程景菊归还了借桑某40万借款后，案外人桑某将汪富建、程景菊向其出具的40万借据给了许缄君，程景菊归还了许缄君其中二十万元后，剩余20万元未付，才起诉汪富建、程景菊，要求归还。但在本案庭审中，许缄君否定曾代程景菊还过桑某40万元借款，汪富建支付许缄君代理人陈守印6000元，陈守印未向其出具凭据。程景菊又名程爱琴。在本案庭审后，反诉原告程景菊、汪富建以另案诉讼解决反诉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书面提出撤回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已准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许缄君持有没有载明债权人的债权凭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虽然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但债务人对此提出反驳意见并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许缄君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许缄君持有程景菊书写的借据A向程景菊夫妇主张借款未还清，但上述借据A没有债权人的记载，从双方陈述和证据A、B的形成时间确系程景菊同期向案外人桑某及许缄君出具，其中汪富建、程景菊辩解借据B是向本案许缄君出具，且该4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许缄君已将借据B归还程景菊并已经撕毁，加之许缄君并未以借据B向汪富建、程景菊主张借款未还，而是依据借据A向汪富建、程景菊主张借款40万元中其中20万元未清偿。那么许缄君据以起诉汪富建、程景菊欠款的借据A是否程景菊向许缄君出具的成了本案事实认定的关键。而双方谈话录音中，许缄君明确本案起诉的证据系其代程景菊偿还案外人桑某借款40万元后从桑某处取得，而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均认定程景菊借案外人桑某的40万元借款已经还清，那么本案许缄君以已经归还清的桑某持有的借据亦即本案中借据A向汪富建、程景菊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许缄君以本案中借据A向汪富建、程景菊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许缄君另有证据证明汪富建、程景菊尚欠其借款未清，可依据真实、客观、关联的证据另行主张。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许缄君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2150元，由原告许缄君负担。二审审理期间，许缄君提交本案原一审、二审及本次一审庭审笔录复印件，并申请证人桑某、郭某出庭作证。对于许缄君提交的庭审笔录复印件，本院认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二审程序新证据的范畴。对于证人郭某的证言，其虽称许缄君与程景菊对账时在现场，但对于对账人员无法辨认，对于对账事实陈述不清，对于证言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对于证人桑某的证言，本院认为，桑某的证言与许缄君在通话录音中自认的代程景菊还款后获取借据的事实相悖，对其证言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许缄君持未载明债权人的借据向程景菊、汪富建主张权利，程景菊、汪富建称许缄君所持借据系程景菊向桑某出具，程景菊欠许缄君的债务已经清偿，故许缄君对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仍应举证证明。程景菊在2013年4月28日分别向许缄君和桑某借款40万元并分别出具借据。程景菊、汪富建一审中所提交的谈话录音显示，许缄君认可程景菊曾分别以10万元和30万元两次偿还40万元，结合被撕毁的借据上显示的“今借现金肆拾万元正（￥400000），减壹拾万元正，余（￥300000），程爱琴”，可以判定被撕毁的借据系程景菊向许缄君出具。许缄君在谈话录音中多次称系替程景菊向案外人桑某偿还40万元借款后，从桑某处得到借据。但依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程景菊向桑某的借款系其本人清偿。故许缄君以其从桑某处获得的借据向程景菊、汪富建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根据。对于许缄君上诉称谈话录音系其记忆不准导致错误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许缄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许缄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敏审判员 崔欣欣审判员 杨 浩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梦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