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805号原告赵广宇，女，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八号楼。负责人张同松，所长。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何雪婷，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第三人赵健凯，男，199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赵东革(赵健凯之父)，男，196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赵广宇（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以下称被告）治安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赵健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出庭负责人副所长姜伟，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第三人赵健凯委托代理人赵东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对原告作出京公朝（花）行罚决字〔2019〕000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10月2日19时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西里xxx号楼x门xxx号屋内因琐事与第三人赵健凯发生肢体接触，后致第三人赵健凯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人民币二百元。原告诉称，2018年10月2日原告被第三人赵健凯殴打受伤，通过110报警。后经法医鉴定，原告为轻微伤。本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但是负责处理本案的被告却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拖再拖，想不了了之。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向110投诉台投诉被告的错误行为，按照程序转由朝阳分局督察负责处理原告的投诉。但朝阳分局督察未能纠正被告的错误，继续拖延。原告于2019年3月7日向110投诉台投诉了被告和朝阳分局督察，110投诉台督促朝阳分局督察，朝阳分局督察再督促被告。2019年3月19日第三人赵健凯被朝阳分局法制处判处5日行政拘留。原告从始至终根本没打过第三人赵健凯一下，但被告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地作出《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殴打他人，对原告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没有殴打第三人赵健凯，他也没有伤，但是2018年10月6日晚民警毫无道理地把原告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带到朝阳办案中心（位于朝阳北路29号）。他说带原告去听候裁决，说只有朝阳办案中心才有权裁决，派出所没权裁决，并说这是办案程序，他给原告带手铐的时候也说这是办案程序。一到办案中心，原告就被带到送押区拍照、体检、抽血验DNA留档案，这些是进拘留所前犯罪嫌疑人才会做的常规采集检查。事后原告才知道这里也是朝阳拘留所。最后民警向原告传达朝阳分局法制处的裁决是本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原告是一个守法公民，相信公安机关会依法办事。所以原告被打后报警求助，结果却被戴手铐、被抽血，这太可怕了。原告贫血身体不好，在朝阳办案中心原告很不愿意被抽血，但是原告很害怕，都没敢问为什么抽原告的血。这个遭遇在原告心理留下阴影。事后原告了解到朝阳办案中心主要办理三类案件，即朝阳辖区内所有的刑事案件、行政案件中的黄赌毒案件、以及基层派出所办案区因临时改造等原因无处办理的案件。看前两类就知道到那里去的人所犯的罪都相当严重，因此在那里将会受到的惩罚轻不了。第三类并不适用被告的情况。因此原告并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类情况。另一种可能是民警把原告认定为拘留对象了。只有朝阳分局法制处有权对拘留与否做最后裁决，派出所对此无权裁决。但2018年10月6日民警应该排除对原告的拘留了。派出所对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做决定。因此原告不该被带去朝阳办案中心和做进拘留所前的常规采集检查。所以原告要求撤销原告在朝阳办案中心和朝阳拘留所的档案，被告己将原告的DNA信息录入DNA数据库的，应当从数据库删除。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在指定期限内，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辩称，2018年10月2日19时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西里xxx号楼x门xxx号屋内因琐事与第三人赵健凯发生肢体接触，后致第三人赵健凯受伤。被告经工作，于2019年3月19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人民币二百元的处罚。上述事实，有被侵害人陈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被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得当，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作出被诉治安行政处罚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一）证据：1、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3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2月13日、2019年3月14日、2019年3月19日对第三人赵健凯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5份，证明第三人赵健凯指认违法事实；2、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2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19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6份及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书面材料，证明被告依法询问原告；3、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6日、2019年3月18日对高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原告打人事实；4、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6日、2019年3月15日对卜某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赵健凯双方存在肢体接触；5、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对高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询问高某；6、被告于2019年3月11日对刘某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询问刘某某；7、被告于2018年10月6日对庞某某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当日公安机关出警情况；8、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诊断证明》2份，证明第三人赵健凯受伤情况；9、《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中衡司法鉴定所[2018]临床鉴字第4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赵健凯不构成轻微伤；10、《工作记录》7份，证明公安机关调查工作的情况；11、《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受理该治安案件；12、《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延长办案期限；13、京公朝（花）行传字〔2018〕000293号、京公朝（花）行传字〔2019〕000022号《传唤证》及《工作记录》2份，证明传唤及通知家属情况；14、《到案经过》3份，证明原告到案情况；15、京公朝花公调（2018）第1002号、（京）朝（2018）公调第001008号《治安调解书》，证明调解情况；16、《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告知；17、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原告陈述申辩情况；18、《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19、《送达回执》4份，证明相关文书送达情况。（二）法律依据：被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说明其具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第三人赵健凯述称，认可被诉处罚决定，但是处罚轻了。被告认定的第三人赵健凯受伤事实认可，但是是原告对第三人赵健凯进行殴打，是原告撬锁进入的房间，不存在双方的原因，第三人赵健凯是被动的一方，房子是第三人赵健凯朋友的，原告撬锁后第三人赵健凯报警，让原告离开，原告不离开，并且骂房主，民警到场之后仍然骂第三人赵健凯和房主,并且殴打第三人赵健凯，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指定期限内，第三人赵健凯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及履行程序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日，被告接原告报警称在花家地西里xxx号楼x门xxx室被第三人赵健凯殴打致伤。同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出具《诊断证明》，对第三人赵健凯损伤诊断为“1.头皮挫伤，2.胸部挫伤，3.（头外伤反应），4.腹部挫伤”。2018年10月3日，被告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赵健凯双方进行调解，原告坚持要求依法处理。2018年10月4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临时意见为第三人赵健凯上述损伤暂定为不构成轻微伤，上述《法医临床学伤检临时意见书》于2018年10月6日向原告及第三人赵健凯进行送达。2018年10月6日，被告对原告、第三人赵健凯互殴案立案受理。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2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25日、2019年3月15日、2019年3月19日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原告在2018年10月2日的笔录中陈述，2018年10月2日15时许因为换锁的问题和原告外甥女高某以及她男朋友第三人赵健凯发生争吵，后来报了警，民警过来之后进行调解。民警走后，还是吵了起来，高媛的男朋友第三人赵健凯要出去，他刚到门口原告就去关门，想把他关在外面，这时对方又不出去了，冲了进来，用身体撞原告，把原告撞倒了，但是他也倒了，这时他就用拳头打原告，打原告的眼部和头部，打了五、六下，这时原告母亲就过来了，劝开第三人赵健凯。当时只有原告母亲看到，高某在其他房间，原告没有还手；2018年10月6日的笔录中原告陈述，原告倒了以后第三人赵健凯就用手拿着易拉罐饮料瓶打原告。高某当时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因为有一堵矮墙挡着，看不到打架的过程；2019年3月15日的笔录中原告陈述，没有还手打第三人赵健凯，有本能的保持平衡的动作，但没有对抗或反抗的举动；2019年3月19日的笔录中原告陈述，不清楚第三人赵健凯手臂的抓痕是怎么来的，第三人赵健凯当时穿的是长袖，谁会把第三人赵健凯的袖子撸起来抓他的胳膊。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3日、2018年10月6日、2018年12月13日、2019年3月14日、2019年3月19日对第三人赵健凯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2018年10月3日的笔录中第三人赵健凯陈述，2018年10月2日15时许，其和女朋友回到花家地西里二区xxx楼x门xxx号，发现门锁被原告撬，当时就报警了，民警到现场进行了调解，民警走后，第三人赵健凯和原告又发生了一些口角，后第三人赵健凯就到房门外透气，原告就过来要把第三人赵健凯关在门外，第三人赵健凯就过去用脚卡门，原告就用手和脚打第三人赵健凯，第三人赵健凯卡着门不走，原告又突然用手把第三人赵健凯拉进房间，给第三人赵健凯拉了一个跟头，第三人赵健凯倒下后，原告还用手打第三人赵健凯。当时第三人赵健凯的女朋友高某和姥姥在现场。高某坐在客厅沙发左侧的椅子上，高某的姥姥坐在餐厅里；2018年12月13日的笔录中第三人赵健凯陈述，原告用脚踹第三人赵健凯的脚和腿，还用手打第三人赵健凯肚子、胸部、头部；2019年3月14日的笔录中第三人赵健凯陈述，其胸口、面部、头部挨打了，手臂上有被抓的伤，小腿位置被踢了。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6日、2019年3月18日对高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中高媛在2018年10月6日的笔录中陈述，原告用拳头打第三人赵健凯的胸口和肩膀，头部，胳膊，还用脚踢第三人赵健凯的腿，后还用手拽第三人赵健凯的胳膊，第三人赵健凯就摔倒了，这时原告又用手打了第三人赵健凯胸口和肚子几下。看到第三人赵健凯左侧胳膊小臂受伤；在2019年3月18日的笔录中高某陈述，原告一边推门，一边打第三人赵健凯（原告用脚踢第三人赵健凯的小腿，用手推第三人赵健凯的肩膀），接着，原告就用手把第三人赵健凯从门外拽进门内了，第三人赵健凯摔倒后，原告蹲下身又用拳头打第三人赵健凯的面部。第三人赵健凯嘴破了，胳膊和腿受伤了。当时看到第三人赵健凯被打，其就走过去把第三人赵健凯扶起来了。被告分别于2018年10月6日、2019年3月15日对卜某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卜某某在2018年10月6日的笔录中陈述，其当时背对着门坐着，听见门口有响动，于是就回头看到原告躺在地上，第三人赵健凯正扑在原告的身上用拳头打原告的头部和面部，原告没有动手。高某当时在客厅，应该看不到打架的位置。2019年3月15日的笔录中卜某某陈述，没有亲眼看见第三人赵健凯打原告，当时其看见时双方都没有向对方出手，没有看到第三人赵健凯受伤。2018年10月16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中衡司法鉴定所[2018]临床鉴字第4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第三人赵健凯所受损伤不构成轻微伤。2018年10月18日，被告将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分别向原告和第三人赵健凯进行送达，并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不同意调解。2018年11月3日，被告制作《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依法审批延长办案期限。在此期间，被告通过现场走访及询问现场出警民警庞某某、花家地西里保安部保安队长高某、花家地西里xxx楼x门xxx号楼住户刘某某方式未发现其他证据材料。2019年3月19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对原告拟作出的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原告提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原告因琐事和第三人赵健凯发生肢体接触与事实不符，事实是第三人赵健凯殴打原告。被告经复核，告知原告不予采纳原告的陈述申辩理由。同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中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上述法律并参照上述规章，被告作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对于其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具有作出警告及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行政职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原告虽然否认和第三人赵健凯发生肢体接触，但是综合本案原告、第三人赵健凯及在场人高某卜某某问调查情况，可以证明本案原告和第三人赵健凯因琐事存在矛盾纠纷。在此前提下，被告提交的《询问笔录》及第三人赵健凯的伤情证明等能够证明2018年10月2日19时许，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西里xxx门xxx号与第三人赵健凯发生肢体接触，后致第三人赵健凯受伤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根据原告行为的性质、情节对原告处以两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处罚幅度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30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30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告于2018年10月2日接到报案，于2018年10月6日受理案件属于逾期受案；被告虽经过依法审批延长办案期限、为查明案情进行鉴定，但是被告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明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办理期限，属于程序违法，本院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对原告赵广宇作出的京公朝（花）行罚决字〔2019〕0000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伟伟人民陪审员  陆向军人民陪审员  田利芳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