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申7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雄胜，男，1971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灵山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简日潮，男，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燕欢，女，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再审申请人彭雄胜因与被申请人简日潮、何燕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8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彭雄胜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8541号民事判决，发回重新审理或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应当予以纠正。原审法官自由心证所认定的事实不得与已经查证属实的证据相矛盾，亦不应以自由心证认定事实取代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简日潮认为其向彭雄胜的代收款人何燕欢转账10万元的行为，应视为其向彭雄胜交付借款本金的行为，故要求彭雄胜清偿借款10万元并支付相应借款利息。对简日潮的该诉讼请求，结合本案系民间借贷的合同法律关系，对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由简日潮承担，即简日潮应提供证据证实彭雄胜委托何燕欢向其借款，何燕欢收取其10万元借款本金的行为是代彭雄胜收款，何燕欢代理彭雄胜与其形成了口头约定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证据：1.《证明》（借条）；2.中国银行交易明细；3.当事人陈述：彭雄胜为广州红丽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丽亚公司）股东，占70％股份，为法定代表人，何燕欢占30％的股份，曾负责公司财务事项，均无法证实彭雄胜委托何燕欢收款的事实，因此简日潮无法证实其将10万元汇入何燕欢个人账户的行为是向彭雄胜交付借款。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只有交付了借款合同才成立，简日潮所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已向彭雄胜交付借款，故其与彭雄胜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成立。简日潮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作为原告方，对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未完全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应当驳回简日潮的前述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结合《证明》（借条）出具与转账汇款时间的紧凑性、借款目的及何燕欢对涉案借款由来的说明，何燕欢作为与彭雄胜共同经营公司的股东兼负责公司财务，由其个人账户收取款项后用于公司的经营符合现实生活中中小企业的财务操作模式和日常生活常理，故简日潮主张彭雄胜向其借款10万元并委托何燕欢收款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简日潮与彭雄胜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该判决理由所依据的证据仅为一张借条，其余证据亦未形成证据链，二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所依据的是“财务操作模式”、“日常生活常理”、“高度盖然性”，完全不顾该举证责任在简日潮一方，其无法举证则应承担不利后果，二审法院依据“常识”性判断，不顾简日潮的举证责任，作出了对彭雄胜不利的事实认定，对彭雄胜明显不公。二、何燕欢的陈述存在多处与事实不符，不应作为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何燕欢在一审时提交的《情况说明》称，由于彭雄胜的股东出资款未到账，故发生涉案借款。如按何燕欢所述将涉案款项视为股东出资款，何燕欢作为红丽亚公司的财务，在收到该笔款项后应在红丽亚公司的财务账册中记录为红丽亚公司的实收资本，但从彭雄胜提交的有关会计档案可见，何燕欢并未将涉案款项计入实收资本。由此可见，何燕欢收取的涉案款项根本不符合其所述的是因彭雄胜需要进行股东出资款而发生借款。2.从彭雄胜提交的银行流水和与何燕欢的微信聊天截图可知，何燕欢已确认彭雄胜为红丽亚公司投入超过20万元，而根据红丽亚公司的财务账册，公司自设立之日至涉案款项发生时，发生支出不超过10万元，在收入远大于支出的情况下，红丽亚公司不存在资金需求，彭雄胜亦不需要为红丽亚公司运营而进行对外借款。何燕欢所称的红丽亚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与公司的财务账册、银行流水体现的支出情况以及何燕欢确认的收款情况并不一致，且何燕欢亦未就其主张的红丽亚公司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进行举证。3.何燕欢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由于当时急着发工资，故让简日潮把款项直接划到自己的账户，但从彭雄胜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红丽亚公司员工的工资发放是通过公司公帐支出，且彭雄胜亦会直接向外国合作团队的合作方Ar直接支付报酬，如确实需要借款发放工资，亦不存在要先支付至何燕欢账户的理由。且彭雄胜在2016年8月已向Ar直接支付6万元，结合何燕欢确认彭雄胜为红丽亚公司投入的20多万元，何燕欢在一审中所述因红丽亚公司需要资金发放合作团队款项和租金而发生涉案借款的说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在毫无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何燕欢已将涉案款项用于红丽亚公司，并认为该收款情况符合实际情况和生活逻辑，进而采信何燕欢的主张，于法于理均无据。何燕欢除了收取简日潮涉案款项外，亦收取了彭雄胜支付的款项，其自身也负有《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东出资义务，而红丽亚公司亦资金充裕，何燕欢既未举证证明其收取涉案款项后将涉案款项用于何处，又未举证证明其将涉案款项用于红丽亚公司。一审法院在无法辨别何燕欢将涉案款项实际用于何处的情况下，采信何燕欢已将涉案款项用于红丽亚公司的主张，进而将彭雄胜认定为借款人，显然对彭雄胜不公。二审判决依据何燕欢对涉案借款由来的说明对事实进行认定，但事实上本案中收款人为何燕欢，若不能认定何燕欢是代彭雄胜收款，则何燕欢需返还借款，因此何燕欢一定会极力主张其是代彭雄胜收款，二审法院采信何燕欢的言辞证据不公正。三、一审程序错误，判决结果漏判，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属程序错误。一审判决中，当事人一栏有简日潮、彭雄胜、及何燕欢共三名当事人，但判决结果为：彭雄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简日潮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一审对何燕欢未作处理，属严重程序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或改判，以维护彭雄胜的正当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简日潮主张彭雄胜向其借款，其已通过彭雄胜所委托的收款人何燕欢转账支付给彭雄胜10万元，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彭雄胜签名确认的《证明》（借条）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借款事实并判令彭雄胜向简日潮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并无不当。彭雄胜主张其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何燕欢才是本案实际借款人。由于何燕欢系作为与彭雄胜共同经营公司的股东兼负责公司财务，由其个人账户收取款项后用于公司的经营符合现实生活中中小企业的财务操作模式和日常生活常理，一、二审法院结合《证明》（借条）出具与转账汇款时间的紧凑性、借款目的及何燕欢对涉案借款由来的说明，综合考虑后认定简日潮主张彭雄胜向其借款10万元并委托何燕欢收款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简日潮与彭雄胜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无不当，且彭雄胜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道出具借条的后果，若涉案款项尚未实际交付，其未向简日潮要求收回借条，在简日潮就该笔款项向其主张权利后，其并未提出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至于彭雄胜主张一、二审法院未对当事人何燕欢作出处理的问题，由于何燕欢只是代彭雄胜收取涉案款项，一、二审认定其并不承责，并无不当。彭雄胜的再审申请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再审申请人彭雄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彭雄胜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 焕审判员 梁淑敏审判员 梁燕梅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古嘉玲黄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