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68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欢喜，女，194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素珍，女，193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林儿，男，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文祥，男，196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诗浩，男，199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学军，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家栋，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宋春梅，女，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被告：宋文华，男，1967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被告：宋华强，男，196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第三人：宋秀珍，女，1935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原审第三人：王坤祥，男，1940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第三人：王洪，女，196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第三人：王亮，男，197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原审第三人：宋玉美，女，1965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第三人：宋友水，男，195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第三人：宋柏水，男，195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原审第三人：宋行水，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原审第三人：宋夏妹，女，195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柯桥区。 上诉人王欢喜因与被上诉人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原审被告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原审第三人宋秀珍、王坤祥、王洪、王亮、宋玉美、宋友水、宋柏水、宋行水、宋夏妹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3民初7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欢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的产权应根据房屋权源情况认定归属宋兴高夫妇所有，在宋兴高夫妇死亡之后，案涉房屋应作为遗产归宋兴高夫妇的各继承人共有。一审判决该认定显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1989年10月23日案涉房产已经依法登记确权为宋阿毛所有，已经不属于宋兴高财产，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了该事实。而异议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没有证明1989年的登记违法，没有证明案涉被拆迁房屋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宋兴高名下房屋因年久已成危房，在1987年宋阿毛已经进行了翻建，并在1989年依法登记在宋阿毛名下，上诉人提交了村委及相关证人证言证明该事实，本案中被拆迁的房屋不是原宋兴高名下房屋，本案宋兴高夫妇的各继承人无权继承宋阿毛名下房屋。3.第三人宋秀珍作为宋兴高的女儿，对宋兴高的财产继承事宜最清楚，如果案涉房屋为宋兴高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其享有一定份额，但其陈述却是宋兴高在生前明确表示原柯岩街道红旗村房屋由宋阿毛继承，并且宋海根也曾表示只要宋阿毛为父母的坟墓立好，愿意放弃一切继承权，其陈述明显是对其不利的，该陈述的可信度应是极高的，根据其陈述及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实原宋兴高名下老房子已经归宋阿毛继承，其他继承人没有继承权。 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签订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以货币化安置方式将案涉房屋进行拆迁安置明显损害案涉房屋其他共有人的利益构成侵权。一审判决该认定显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1989年案涉房产已经依法登记确权为宋阿毛所有，自宋兴高死亡(1955年)至2016年拆迁，其他继承人从未就原宋兴高名下后经翻建登记在宋阿毛名下房屋产权提出过异议，从未提出过继承主张。2.房屋拆迁中不是当事人想签拆迁协议就可以签拆迁协议的，相应权利与事实是需要拆迁部门确权的。2016年拆迁时相关部门对案涉房屋产权进行过确权，拆迁部门对案涉被拆迁房屋为宋阿毛家所有这一事实也是依法进行了认定。上诉人根据拆迁部门的认定与拆迁部门签订拆迁协议是积极配合政府城中村改造工作，何来侵权之说。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存在侵害其他人利益的行为和事实。3.要求上诉人签订拆迁协议的也是拆迁部门，拆除案涉房屋的部门是拆迁部门，不是上诉人主动要求与拆迁部门签订拆迁协议，也不是上诉人拆除的房屋，上诉人既没有侵权的主观故意，也没有侵权的客观行为和事实，一审认定上诉人侵权显属事实认定错误。 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系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宋兴高在1955年即已经亡故，证明1955年宋海根(2018年已故)已经知道对宋兴高遗产享有相应的继承权，但其2018年才起诉主张继承权要求析产。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一审原告起诉明显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诉讼时效20年，依法应驳回其起诉。2.1989年10月23日案涉房产已经依法登记确权为宋阿毛所有，已经不属于宋兴高财产，即使从1989年10月23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高20年的诉讼时效规定。3.案涉房屋宋阿毛家庭已经翻建过，已经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继承析产的原宋新高建造的旧房屋，各被上诉人等均无权主张继承析产。 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房屋产权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属于遗产、属子女共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涉案房屋虽然登记在宋阿毛的名下，但不影响不动产的变更登记。本案中1989年虽然对农村土地重新登记，但王欢喜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房屋为宋阿毛所有，因此宋阿毛的登记行为并不能代表该涉案房屋为其所有。1991年登记时使用证明上是使用祖屋的证明，法院也没有对地号31的房屋进行认定，本案涉案房屋根据档案记载，证明是使用祖屋证明。翻建没有经过审批手续，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房屋进行翻建的事实。一审判决只对拆迁时的房屋估价进行认定是正确的。王欢喜是存在侵权行为，没有经过房屋产权所有人的同意擅自和拆迁部门签订拆迁协议并获得全部拆迁款是侵害了房屋所有人的权益。王欢喜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也是不成立的，涉案房屋在1955年开始继承，被上诉人知道自己的物权被侵害是在2017年，被上诉人在2018年主张权利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宋春梅、宋文华述称，同意王欢喜的上诉意见。 宋行水述称，到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爷爷的房子是没有分家过的，我只要拿到属于我的部分就可以了。 宋秀珍、王坤祥、王洪、王亮、宋玉美、宋友水、宋柏水、宋夏妹未作述称。 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共同赔偿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因房屋被拆迁产生的经济损失172086.8元。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宋兴高（已于1955年死亡）、朱明（已于1949年死亡）育有宋金海（1983年死亡）、宋阿毛（2003年死亡）、宋秀珍、宋阿园（2019年3月死亡）、宋海根（2018年11月死亡）等五个子女。宋金海、章阿娟（已于2003年死亡）夫妇生育宋友水、宋柏水、宋行水、宋夏妹、宋玉美等五个子女。宋阿毛、王欢喜夫妇生育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等三个子女。宋阿园、王坤强夫妇生育王洪、王亮等二个子女。宋海根、任素珍夫妇生育宋林儿、宋文祥、宋城祥（已于2016年1月死亡）等三个子女。宋诗浩为宋城祥所生儿子。 案涉房屋为地号152、339房屋，均坐落于原阮社乡红旗村，为宋兴高夫妻共同财产，其一为地号152房屋，其所在宗地图号6-1-11、占地面积19.44平方米；其二为地号339房屋，其所在宗地图号6-1-11、占地面积47.2平方米。1990年代农村土地房屋登记时，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者均登记于宋阿毛名下，其中地号152房屋登记所附《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中载明“我现居住的平房1间，占地19.44平方米的房屋，土改时由父宋兴高登记，以后一直由我居住，产权归属本人所有，如今后产权发生争议，由本人负责处理，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权归属，愿按法律法规处理”。地号339房屋登记所附《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中载明“我现居住的楼房1间，占地47.2平方米的房屋，土改时由父宋兴高登记，以后一直由我居住，产权归属本人所有，如今后产权发生争议，由本人负责处理，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权归属，愿按法律法规处理”。上述两份证明书系由宋阿毛出具，村委加以证明。此后，案涉房屋长期由宋阿毛家庭管业使用。 2016年期间因实施红旗村城中村改造需要，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同年3月4日，被拆迁人王欢喜与拆迁部门签订一份《绍兴市柯桥区房屋拆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为实施红旗村城中村改造，需要拆迁被拆迁人的房屋，被拆迁房屋坐落于红旗村、包括案涉房屋在内共计三处房屋，确权面积159.95平方米；根据政策安置人口为1人；房屋补偿结算为1355081元、各类补助结算为54931元，合计1410012元。嗣后，上述拆迁货币补偿款由王欢喜领取。 另认定，在2016年拆迁时，地号152房屋的丈量建筑面积为22.84平方米，评估价（含评估基准价5000元）5307.32元，按1.5倍计，安置货币为181829元。地号339房屋的丈量建筑面积为二部分，第一部分63.28平方米，评估价（含评估基准价5000元）5315.12元，按1.5倍计，安置货币为504511元；另一部分17.16平方米，评估价（含评估基准价5000元）5385.58元，按1.5倍计，安置货币为138625元。上述安置货币总额为824965元。 一审法院认为，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以侵权作为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本案诉讼，该院予以尊重。据此，本案的焦点在于：一、案涉房屋的权属认定；二、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是否构成侵权；三、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及相关第三人提出的诉求应如何处理。该院对此作如下评判分析。 针对焦点一，案涉房屋原为宋兴高夫妇的财产，案涉当事人事实上未持异议。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进一步主张宋兴高已将案涉房屋分授于其儿子宋阿毛，宋阿毛亦于1990年代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办理于自己名下，并对房屋实施管业。因此，案涉房屋拆迁之后所获得的货币安置款项应归属于宋阿毛家庭，与他人无涉。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案涉房屋在1990年代土地登记时，其土地使用权登记于宋阿毛名下，若当事人就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则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人首先被推定为物权人，登记权利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事实，登记表彰的物权状态并不总与真实物权状态相一致，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异议人能够证明真实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法院可以依法采信该证据，进而对真正物权状态作出相应的认定。结合案涉房屋的土地登记资料及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提供的其他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宋兴高夫妇将案涉房屋分授给宋阿毛一人所有的事实。在此情形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记载内容确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故该院认定案涉房屋的产权应根据房屋权源情况认定归属宋兴高夫妇所有。在宋兴高夫妇死亡之后，案涉房屋应作为遗产归宋兴高夫妇的各继承人共有。进一步讲，通过继承析产，宋金海、宋阿毛、宋秀珍、宋阿园、宋海根等五人对案涉房屋应各享有五分之一份额。同时，根据宋金海、宋海根死亡及其该两人生育子女的情况，宋金海所继承的五分之一份额现应归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继受，而宋行水作为宋金海的继承人，其可继受案涉房屋二十五分之一的份额。 针对焦点二，针对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该院认为，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过错、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表明，2016年期间因实施红旗村城中村改造需要，案涉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王欢喜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部门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以货币化安置方式将案涉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并取得全部拆迁利益。王欢喜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就房屋拆迁事宜与案涉房屋的其他共有人进行协商处置，迄今亦未与其他共有人就拆迁利益的处分达成共识。在此情况下，王欢喜的上述行为明显损害案涉房屋其他共有人的利益，构成侵权。同时，该院认定因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未参与房屋拆迁事宜，故该三人不宜认定为侵权行为人。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辩称案涉房屋本应归宋阿毛所有，该房屋拆迁利益与他人无涉，与该院前述分析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针对焦点三，该院认为，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根据前述分析，由于王欢喜对案涉房屋的拆迁安置行为已构成侵权，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作为房屋的其他共有人，有权要求王欢喜承担赔偿责任。宋秀珍、宋行水在本案审理期间亦主张要求对拆迁利益进行分配，为减少当事人诉累，该院将该两位第三人所提出诉求亦纳入审理范围。关于损害赔偿的基数认定，该院认为，案涉房屋的拆迁不仅包括房屋的因素，也应包括拆迁安置人的户别因素，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宋阿毛家庭对案涉房屋管业多年，其对案涉房屋进行修缮、维系居住功能亦为常情。据此，关于案涉房屋拆迁时所获得的装修评估款、奖励补助款等均不应纳入损害赔偿的基数。对于案涉房屋所获得的安置货币总额824965元，考虑到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宋秀珍、宋行水均非当时的安置人口、当时房屋价值评估方式以及宋阿毛家庭对案涉房屋的贡献大小，该院酌定本案中侵权人王欢喜的损害赔偿基数为329986元（按824965元×60%/1.5计取）。据此结合前述共有份额比例计算，王欢喜应赔偿给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65997.2元、赔偿给宋秀珍65997.2元、赔偿给宋行水13199.44元。王欢喜、宋春梅、宋文华、宋华强辩称本案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该院查实本案权利人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并提出赔偿主张，均发生于房屋拆迁之后，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故对该项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该院对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宋秀珍、宋行水各自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第三人宋秀珍、王坤强、王洪、王亮、宋柏水、宋玉美、宋友水、宋夏妹等人未到庭参加最后一次庭审，不影响该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欢喜应赔偿给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因房屋被拆迁产生的经济损失65997.2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王欢喜应赔偿给宋秀珍因房屋被拆迁产生65997.2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王欢喜应赔偿给宋行水因房屋被拆迁产生13199.44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四、驳回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42元，由任素珍、宋林儿、宋文祥、宋诗浩负担2292元，王欢喜负担1450元，当事人应负担的受理费均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与一审基本一致，即讼争房屋的权属应如何确定，王欢喜应否赔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相应的拆迁损失，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诉讼时效。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以1989年登记情况确认讼争两处地号的房屋所有权显然与上述规定相悖。根据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资料，在登记讼争两处地号房屋时宋阿毛出具的使用祖传房屋证明书也载明“因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需要，请村委予以证明。如今后产权发生争议，概有本人负责处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宋兴高夫妇名下的该两处地号房屋已经析产归宋阿毛所有或由宋阿毛单独继承。宋秀珍在一审中虽提交书面证明称讼争房屋宋兴高身前明确由宋阿毛继承，但在庭审中宋秀珍又主张自己也有份额，前后矛盾，且仅宋秀珍一人陈述不足以证明宋兴高夫妇已明确将讼争房屋由宋阿毛单独继承。上诉人还主张讼争房屋已经经过翻建，但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也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已经归属宋阿毛。 其次，讼争房屋登记在宋阿毛名下，因宋阿毛已故，王欢喜作为其配偶以户主身份与绍兴市柯岩街道办事处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化补偿安置协议本身并未侵害被上诉人等继承人的利益，但王欢喜取得货币补偿款后未将被上诉人等继承人应得份额分配给被上诉人则侵害了被上诉人的权益，且被上诉人起诉要求对拆迁安置款依法析产，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上诉人赔偿相应损失，但实质上仍是要求分得继承财产的拆迁利益，本案案由仍应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 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本案涉及讼争房屋所有权及继承财产份额确认，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宋兴高于1955年亡故时被上诉人未主张继承权，并不代表放弃继承，讼争房屋于1989年登记在宋阿毛，也并不代表被上诉人放弃继承份额，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要求分得继承财产拆迁利益的诉讼时效自宋兴高死亡或房屋登记时间开始起算，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王欢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金额正确，判决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王欢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王 瑜 审判员 韦 玮 二〇二〇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青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