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4民终5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建宏，男，1978年8月19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建桂,凭祥市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永江，男，1977年5月4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南山经济开发区。 原审第三人：杨盛勇，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东新区。 上诉人何建宏因与被上诉人谢永江、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原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人民法院(2015)凭民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9日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建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建桂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谢永江经本院传票传唤，原审第三人杨盛勇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何建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凭祥市人民法院(2015)凭民初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2、二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谢永江支付给何建宏红木半成品打税款49077元。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1)2013年11月2日至2014年1月5日，谢永江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购置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因何建宏与谢永江并不相识，于是谢永江通过其老乡即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将买红木家具的单据交给何建宏帮打税。何建宏帮打税后，将红木家具运往何建宏指定的红木加工厂进行加工。从事打税业务必须开设有打税公司或挂靠有资质的公司才能从业，何建宏认为一审第三人杨盛勇并不具备从业资质，只是受谢永江的委托办事，其与杨盛勇之间是委托关系。(2)谢永江提供的两张收条证明其将代为打税款 51700元支付给了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原审诉讼中何建宏对该两张收条并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也未到庭质证，原审法院凭何证据认定谢永江已支付打税款的事实。 二、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何建宏要求原审法院追加杨盛勇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追加杨盛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却认为民事责任由杨盛勇承担，那么杨盛勇应不具备第三人的诉讼地位，而是本案的被告。故原审违反法定程序。 三、原审判决明显错误和不公。l、谢永江与杨盛勇是老乡关系，又是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应由谢永江承担支付打税款的民事责任或由谢永江、杨盛勇承担连带责任。原审判决驳回何建宏的诉讼请求错误。2、原审期间，何建宏提交的打税单据上并不全是记载有“老杨结”的字样，也记载有“谢永江结”的字样，且“老杨结”的字样并不是原审法院认为的一定由老杨结算的意思。一般交易习惯都是代为打税人找货主结税款的，因当时何建宏并不知道货主是谢永江，知道货主是谢永江后，何建宏就写上“谢永江结”的字样，原审法院认定何建宏的打税款49077元应由杨盛勇支付明显错误。3、何建宏提交的打税单据显示的“老杨”名叫杨承勇，原审庭审在“老杨”未到庭的情形下，“老杨”是否名叫杨盛勇，是否已收到谢永江支付打税款，该打税款与何建宏代为谢永江支付的打税款是否有关联，何建宏都不得而知，故原审判决错误。4、经原审法庭调查可知，谢永江收到了经何建宏代为打税的并运送至其指定的加工厂的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那么，在“老杨”未到庭的情形下，应由谢永江承担支付代为打税款的民事责任，谢永江承担责任后，可向“老杨”追索。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裁判。 被上诉人谢永江、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原告何建宏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谢永江支付原告何建宏红木半成品打税款49077元。原审被告谢永江辩称，其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购置的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是委托第三人杨盛勇帮打税款，其与原告何建宏没有委托业务往来，其已与第三人杨盛勇结清打税款，第三人杨盛勇与原告何建宏是何法律关系与其无关联。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书面答辩。 原审凭祥市人民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何建宏是从事打税义务的，其与第三人杨盛勇是代理打税关系，第三人杨盛勇也是从事打税业务的，其与被告谢永江也是代理打税关系。2013年11月2日至2014年1月5日被告谢永江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购买了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交付第三人杨盛勇帮打税并运往指定的红木加工厂进行加工。因第三人杨盛勇与原告何建宏有代理打税协议约定，故第三人杨盛勇将被告谢永江委托打税的货物又交给原告何建宏帮助打税出关。原告何建宏每接到第三人杨盛勇交付的货后均出具货单给第三人杨盛勇，并在货单上注明货主名字，税款写明由第三人杨盛勇结算。之后由加工厂将货物交付给被告谢永江。2013年底被告谢永江支付了20000元打税款给第三人杨盛勇，2014年被告谢永江支付31700元打税款给第三人杨盛勇，第三人杨盛勇已出具收条给被告谢永江并注明2014年1月20日前的打税款已结清。 原审凭祥市人民法院确定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何建宏、被告谢永江与第三人杨盛勇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原告何建宏垫付的打税款49077元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问题。 原审凭祥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经庭审查明，原告何建宏与第三人杨盛勇是委托打税关系，被告谢永江与第三人杨盛勇之间也是委托打税关系。两个代理关系是独立的，彼此相依又各负其责，从原告何建宏提供的入库单、送货单中注明的“老杨结”，可证明原告何建宏的打税款应由第三人杨盛勇支付给原告何建宏，权力义务直接约束第三人杨盛勇，且从原告何建宏主张的税款49077元与被告谢永江提供的第三人杨盛勇写给其的收条，收到税款51700元中证明，两个委托关系各自约定的责任和报酬不同。被告谢永江已按照其与第三人杨盛勇的约定支付完2014年前的打税款给第三人杨盛勇，但第三人杨盛勇没有按其与原告何建宏的约定支付打税款给原告何建宏。基于以上事实，因查明的事实是原告何建宏与第三人杨盛勇的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何建宏和第三人杨盛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故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何建宏接受第三人杨盛勇委托打税的258包红木家具49077元应由第三人杨盛勇支付给原告何建宏。另，由于第三人杨盛勇是依据被告谢永江申请追加的，经征求原告何建宏意见，如果庭审后查明应由第三人杨盛勇承担责任的，其是否愿意追究第三人杨盛勇的民事责任时，原告何建宏表示只追究被告谢永江的民事责任，不同意追究第三人杨盛勇的民事责任，原告何建宏认为第三人杨盛勇与被告谢永江是同伙，其代理被告谢永江叫原告何建宏帮打税，故只追究被告谢永江的民事责任。对原告何建宏这一说法，因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进而对原告何建宏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建宏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原告何建宏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何建宏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的争议：1、认定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是从事打税业，被上诉人谢永江委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办理红木家具打税出关事项无事实依据，认为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没有从事打税业务的相关资质，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仅是帮助被上诉人谢永江办理红木家具打税出关事项，双方不存在委托关系。2、是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将被上诉人谢永江的红木家具单据交给上诉人何建宏，到各商家拉货，在办理打完税款后，再拉运到被上诉人谢永江指定的红木加工厂加工。3、认定税款由原审第三人杨盛勇结算错误。4、认定被上诉人谢永江已支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打税款51700元错误。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上诉人何建宏争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综合分析以下证据：1、原审诉讼中，原告何建宏的起诉状诉称，从2013年11月2日至2014年1月5日被告谢永江在浦寨购置了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通过原告何建宏帮打税后运往被告谢永江指定的红木加工厂进行加工，当时被告谢永江是通过一个叫老杨的人将红木家具的单据交给原告何建宏帮打税的。被告谢永江与老杨是老乡关系。2、原审诉讼中，原告何建宏提供的录音资料，原告何建宏称“玉林那个老杨是你老乡，在那个恒大门口帮拉客，拉客等于说他拉客得一些回扣吧。那个税钱我们一直追老杨要。”3、原审庭审质证中，原告何建宏质证意见：“货单上是那个老杨接，是我们公司记上，意思是跟杨盛勇接单的意思，是注明杨盛勇给我们拉单的意思。”4、原、二审中，何建宏没有证据证明谢永江委托或其亲属代委托何建宏为其购买的258包红木家具帮打税的证据。5、原审诉讼中，原告何建宏提供的送货单上大部分注明“老杨结”、少部分注明“谢永江结”都是原告何建宏的公司职工自己注明。6、原审诉讼中，被告谢永江要求追加第三人杨盛勇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杨盛勇参加诉讼后，原告何建宏对其提供的送货单上注明的“杨承勇”是否就是“杨盛勇”未提出异议。且原、二审中，第三人杨盛勇未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何建宏、被告谢永江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杨盛勇是否具备从事红木家具买卖帮打税的业务资质。7、何建宏与谢永江并未相识，何建宏接到老杨的拉单后，并不知晓货主是谢永江。8、原审诉讼中，被告谢永江举证证明其已与第三人杨盛勇结清打税款51700元。足以证明以下事实：1、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是从事拉客代购买红木家具的客商办理货物出关打税并从中收取回扣业务；2、被上诉人谢永江委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为其购买的红木家具帮打税；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从事拉客为购买红木家具的客户帮打税；3、2013年11月2日至2014年1月5日被上诉人谢永江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购买了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交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帮打税并运往指定的红木加工厂进行加工；4、上诉人何建宏提供的货单注明与原审第三人杨盛勇结算；5、被上诉人谢永江已支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打税款517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何建宏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从事帮购买红木家具的客商办理货物出关打税业务。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也是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从事拉客代购买红木家具的客商办理货物出关打税并从中收取回扣业务。被上诉人谢永江与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是老乡关系。2013年11月2日至2014年1月5日被上诉人谢永江在凭祥市浦寨边贸点购买258包草花梨和红酸枝家具共计11609公斤，交付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帮打税并运往其指定的红木加工厂加工，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即将这些家具转交上诉人何建宏办理打税。上诉人何建宏每接到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交付的货物后，均出具货单给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并在货单上注明收货的厂家、日期、货物编号、名称、规格、数量、金额及“老杨结”（大部分注明）、“谢永江（飞）结”（极少部分）字样等。之后由加工厂将货物交付被上诉人谢永江。2013年底被上诉人谢永江支付了20000元打税款给原审第三人杨盛勇，2014年被上诉人谢永江支付31700元打税款给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已出具收条给被上诉人谢永江并注明2014年1月20日前的打税款已结清。原审原告何建宏主张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及原审被告未支付其打税款，2015年4月1日原审何建宏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何建宏与被上诉人谢永江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为购买的红木家具打税事务；二、被上诉人谢永江是否尚欠上诉人何建宏打税款49077元；上诉人何建宏请求被上诉人谢永江支付打税款 49077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存在的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被上诉人谢永江为其购买的红木家具打税事务，其交给代理商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办理，原审第三人杨盛勇又自行将打税事务交由上诉人何建宏办理，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从中收取差额回扣，在三方的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谢永江与上诉人何建宏之间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委托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谢永江与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之间，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与上诉人何建宏之间，应是两个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何建宏主张其与被上诉人谢永江之间存在委托代理为购买的红木家具打税事务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何建宏主张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不具备红木家具交易打税资质，因原审第三人杨盛勇是否具备为客商购买红木家具代理打税资质，均不影响其作为中间代理商拉客收取回扣的行为。故对上诉人何建宏的主张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原审诉讼中，上诉人何建宏对原审法院追加原审第三人杨盛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无异议，故二审中其提出原审第三人应为杨承勇的主张及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审原告何建宏仅诉讼请求原审被告谢永江承担支付打税款的民事责任，从上述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原审法院把杨盛勇追加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为此，上诉人何建宏主张原审法院把杨盛勇追加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违法的主张及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何建宏与被上诉人谢永江没有委托关系，故其主张被上诉人谢永江尚欠其打税款49077元并诉讼请求予以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元，由上诉人何建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农雄楼 代理审判员  韦 剑 代理审判员  陆有帅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隆丽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