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97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喜，男，1960年5月3日生，汉族，教师，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轩，大连市普兰店区长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花房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花房村老爷庙屯。法定代表人：徐华浚，该村党总支书记（现暂无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绪，辽宁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府前路1号。法定代表人：张允智，该街道办事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庚，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上诉人刘文喜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花房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花房村委会）、原审第三人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大刘家街道办）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13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将承包村民享受政府退耕还林补助金每年每亩400元（2011年签订合同时，大连市普兰店区林业局每年每亩向村民支付400元的土地补偿金，即涉案合同签订时所约定政府给付补偿金标准是400元每年每亩）的土地流转给上诉人经营518.97亩，上诉人每年每亩给付被上诉人转让金100元。上诉人于2011年底给付被上诉人1513,865元的转让金，故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转让金。2.原审第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意见”，上诉人根本不知情，而且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也没有告知上诉人，上诉人知道政府给村民2012年、2014年的退耕还林补助金是每年每亩400元。而2013年及以后的退耕还林补助金根本没有发放给村民，更谈不上上调补助金的事实。3.本案是政府没有及时给村民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并非是上诉人领取补助金不给村民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定案的证据不足。花房村委会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具体如下: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同约定,签订合同时承包金为500元/亩(该承包金是变化的),并且合同第八条规定,镇政府在水源地周边流转的土地每年每亩400元,若以后政府每年上调,则上诉人支付的承包金必须保证比政府每亩高出100元。所以,2012年承包金为500元/亩,2013年承包金为600元/亩,2014年以后为700元/亩。上诉人认为承包金为100元/亩没有相关依据。上诉人已明确知晓相关政策,政府给予的占地补贴款均由上诉人领取,政府是否发放补贴款及上诉人是否符合发放条件,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承包合同无关。所以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给付承包金,且合同中约定被上诉人享有解除权。故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大刘家街道办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的意见。花房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2.被告给付拖欠原告的土地承包金合计622,764元，其中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一年的承包金是363,279元，第一阶段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拖欠的承包金是259,485元(2013年上调的100.00元租金,2015、2016年分别每年上调200元，合计500元×518.97亩=259,485元)合计622,764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并经普兰店市大刘家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进行备案。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自然情况为杨屯水源涵养林面积为518.97亩，流转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起到2027年12月31日止，其16年分三个阶段付款。第一个阶段自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500元；第二个阶段自2017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600元；第三个阶段自2022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700元。合同第8条规定，镇政府在水源地周边流转的土地每年每亩为400元，如政府不上调租金，乙方刘文喜仍按本合同执行。如以后政府每年上调多少，乙方刘文喜必须保证比政府每亩高出100元。在流转期间，被告刘文喜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流转合同约定的义务，甲方有收回流转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意见及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焦点一，原告主张解除与被告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成立?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金363，279元(700元×518.97亩)，及2012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拖欠的承包金259,485元(政府于2013年每亩土地上调租金100.00元、于2015年、2016年每亩土地分别上调租金200元)，上述两项合计应支付给原告承包金622,764元是否成立?焦点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和被告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的解除是指在合同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之前，由于实现合同的条件发生变化，致使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存在拖延原告缴纳土地承包费的情形，且原、被告订立的合同中也约定被告拒绝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流转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有收回流转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被告的行为导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故原告依据被告拖延支付土地承包费的事实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焦点二、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自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金363,279元，因政府于2013年每亩土地上调租金100元、于2015年、2016年每亩土地分别上调租金200元，上述两项合计应支付给原告承包金622,764元。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11年11月10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约定，流转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起到2027年12月31日止，该16年分三个阶段付款。第一个阶段自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500元；第二个阶段自2017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600元；第三个阶段自2022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土地流转价格每亩700元。合同第8条规定，镇政府在水源地周边流转的土地每年每亩为400元，如政府不上调租金，乙方刘文喜仍按本合同执行。如以后政府每年上调多少，乙方刘文喜必须保证比政府每亩高出100元。本案原告提供由大刘家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大刘家街道水源涵养林占地补贴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案涉土地自2012年到2013年期间享受上级占地补偿每亩为500元；2014年起享受退耕还林政策，每亩补偿费为600元，一审法院对原告提供上述证据予以采纳。故，被告尚需支付原告土地承包金共计为622,764元【2017年1月1日-2018年1月1日期间的承包金共计363,279元+(2013年上调100元/亩+2015年上调200元/亩+2016年上调200元/亩)×518.97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二、被告刘文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拖欠原告的土地承包费622,764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10,028元，由被告刘文喜负担。二审庭审中，花房村委会提举了2014年该村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签收单复印件，证明刘文喜2014年收到退耕还林补助金311,382元。庭后，花房村委会提举了：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金融局《关于拨付2017年退耕还林补助金的通知》（普财指农[2019]236-1和[2019]237-1）及该村2014年、2016年、2017年记载退耕还林补助金发放情况的记账凭证复印件。刘文喜书面质证：承认收到2014年退耕还林补助金；对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金融局[2019]236-1和[2019]237-1号文件没有异议；记账凭证因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刘文喜于2011年11月8日向花房村委会交纳了第一阶段的土地承包费1,297,425元。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文喜是否欠付花房村委会承包费；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应否解除。关于刘文喜是否欠付花房村委会承包费的问题。根据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约定，刘文喜应分别在2012年1月1日和2017年1月1日前一次性付清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土地承包费。因案涉合同并未约定刘文喜交纳土地承包费以政府向其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为前提，不论第二阶段政府发放补助金标准是否调整，不论政府是否向刘文喜发放第一阶段的补助金，到目前为止，刘文喜没有交纳第二阶段的土地承包费是不争的事实。刘文喜向花房村委会交纳了第一阶段的土地承包费1,297,425元也是不争的事实，关键是该数额是否是刘文喜应交纳的第一阶段土地承包费的数额。因合同约定的交纳土地承包费的标准并没有变更，如果2012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期间政府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没有调整，刘文喜就不应再补交第一阶段的土地承包费，问题是在第一阶段政府是否上调了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花房村委会主张2013年每亩土地上调了100元、2015年、2016年每亩土地分别上调200元。虽然刘文喜对二审期间花房村委会提举的记账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但记账凭证载明的政府每年发放的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与大刘家街道办出具的《大刘家街道水源地涵养林占地补贴情况说明》证实的标准是一致的，且刘文喜又承认其收到了记账凭证中记载的2014年退耕还林补助金。几份证据可以相互认证，本院对花房村委会提举的记账凭证及《大刘家街道水源地涵养林占地补贴情况说明》予以采信。可以认定花房村委会主张成立，刘文喜应补交第一阶段土地承包费259,485元。因刘文喜对花房村委会在二审提举的大连市普兰店区财政金融局[2019]236-1和[2019]237-1号文件没有异议，该两份文件规定的2017年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是每亩600元，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的土地承包费标准根据合同约定应按每亩700元计算，刘文喜应交纳363,279元。截止2018年1月1日，刘文喜共欠付花房村委会土地承包费622,764元。关于案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刘文喜按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费交纳时间及标准，根据当时的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向花房村委会交纳了第一个阶段的土地承包费。虽然2013年、2015年至今政府发放的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已上调，但有几年政府并未向刘文喜发放退耕还林补助金，花房村委会也无据证明告知了刘文喜政府上调了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不能认定刘文喜知道补助金标准上调。而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也未约定政府上调了退耕还林补助金标准后，调高部分的土地承包费补交时间，花房村委会也无据证明向刘文喜催要应补交的土地承包费。刘文喜没有交纳第二阶段的土地承包费，也是其对承包费交纳的标准理解有误造成的。因此，不能认定刘文喜恶意违约。另外，为了保持土地承包流转的稳定性，也避免解除合同后林木处理出现障碍和更大的经济损失，合同继续履行为宜。综上所述，刘文喜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13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4民初13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驳回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花房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026元（大连市普兰店区大刘家街道花房村民委员会预付），由刘文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028元（刘文喜预付），由刘文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虹审判员 何 川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