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行终95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亚士迪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繁，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申长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丁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员。原审第三人：亚士迪（澳大利亚）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澳大利亚联邦新南威尔士州。法定代表人：茱莉亚·王，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欣，北京东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亚士迪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亚士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审第三人亚士迪（澳大利亚）企业有限公司（简称亚士迪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简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1188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一、诉争商标1.注册人：上海亚士迪公司。2.注册号：11712225。3.申请日期：2012年11月7日。4.专用权期限至：2024年4月13日。5.标志：6.核定使用商品（第5类）：卫生消毒剂；消毒剂；空气净化制剂；净化剂；除霉化学制剂；空气除臭剂；灭微生物剂；除藻剂；消毒纸巾；非人用、非动物用除臭剂。二、被诉裁定：商评字[2018]第166886号《关于第11712225号“AIRESTEC”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作出时间：2018年9月14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被诉裁定中认定：一、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亚士迪公司与上海亚士迪公司之间存在商标法意义上的关于诉争商标品牌产品的代理关系。上海亚士迪公司对其与亚士迪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的证据材料。上海亚士迪公司在未获得亚士迪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与亚士迪公司在先使用相类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相同的诉争商标，已违反了2001年10月27日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亚士迪公司主张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2013年8月30日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3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但该规定在2001年商标法中无对应条款，对亚士迪公司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二、亚士迪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其“AIRESTEC”商号在中国大陆使用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一定的影响,亦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在中国大陆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未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情形。三、上海亚士迪公司与亚士迪公司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代理关系，上海亚士迪公司在知晓亚士迪公司商标存在的情况下，不仅申请了诉争商标，还在多个相类似及关联度较高的商品或服务申请与亚士迪公司授权给上海亚士迪公司使用的“AIRESTEC”商标完全相同的商标。“AIRESTEC”并非固定词汇，显著性强，上海亚士迪公司申请数个商标均与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完全相同且未能提出其商标的合理出处，具有明显的复制、摹仿、抄袭他人商标的故意，其行为不仅损害了亚士迪公司合法民事权益，更对商标注册秩序造成冲击，损害了公共利益。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以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三、其他事实在行政阶段，亚士迪公司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公示的上海亚士迪公司工商信息；2.2010年4月9日亚士迪公司与上海奥氏亚士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奥氏亚士迪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商分销协议，根据协议约定，亚士迪公司独家授权奥氏亚士迪公司分销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系列产品，包括生物活性微生物酶去污染/清洁、生物活性微生物圈治疗、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气味消除器等，亚士迪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奥氏亚士迪公司的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3.2011年6月1日的授权书及附录的公证认证文件及翻译，亚士迪公司授权上海亚士迪公司推广“AIRESTEC”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气味控制等产品及服务；4.2016年4月24日上海亚士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人出具的关于“AIRESTEC”商标的转移商标申明，在该申明中，***等人及上海亚士迪公司承诺返还所有的文件，注册，商标版权、商标、网站以及所有关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品牌名称形式的材料，并同意未经亚士迪公司书面许可，不再使用任何形式“AIRESTEC”名称；5.2014年4月12日购买协议（PurchaseAgreement-C710001）、商业发票账单、装箱单文件；6.宣传册、产品图片等。在行政阶段，上海亚士迪公司提交了宣传册、检测报告等作为证据。上海亚士迪公司不服被诉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另查明，上海亚士迪公司在第1、3、5、35、37、40类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有“Airestec”“亚士迪”等11个商标。2015年2月28日之前，奥氏亚士迪公司为上海亚士迪公司的股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亚士迪公司提交的特许经营商分销协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亚士迪公司授权奥氏亚士迪公司独家分销其“AIRESTEC”生物活性微生物酶去污染/清洁、生物活性微生物圈治疗、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气味消除器等，而独家分销商奥氏亚士迪公司为本案诉争商标的原注册人，上海亚士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在该协议上作为奥氏亚士迪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字。亚士迪公司提交的2011年6月1日的授权书，可以证明亚士迪公司授权上海亚士迪公司推广“AIRESTEC”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气味控制等产品及服务。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以前，上海亚士迪公司的原股东奥氏亚士迪公司为亚士迪公司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等产品及服务在中国的分销商，上海亚士迪公司与亚士迪公司之间存在商标法意义上的关于“AIRESTEC”品牌产品推广的代理关系。2016年4月24日，上海亚士迪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人出具的转移商标申明，可以证明其在此之前就已经知晓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商标，虽然该证据形成于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后，但可以对上述事实进一步予以佐证。诉争商标为“AIRESTEC”文字商标，与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商标文字构成、呼叫完全相同，已构成近似商标。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卫生消毒剂等商品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品牌所使用的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等商品在功能用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较为接近，已构成类似商品。现无证据表明上海亚士迪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获得亚士迪公司的同意，上海亚士迪公司明知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商标，而故意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相同的诉争商标，诉争商标的注册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所指情形。本案中，诉争商标为“AIRESTEC”文字商标，“AIRESTEC”为臆造词，显著性较强。亚士迪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上海亚士迪公司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实际接触并知晓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商标。在此情况下，上海亚士迪公司仍在多个类别上申请注册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完全相同的商标，并且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申请注册商标系出于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其行为难谓正当。虽然上海亚士迪公司申请注册商标数量不多，但考虑到其恶意，可以认定其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商标注册和管理秩序。因此，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指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综上，被诉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查程序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亚士迪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亚士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裁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不属于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所指情形。首先，认定上海亚士迪公司具有借助亚士迪公司知名品牌进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所涉及的是无效商标注册的绝对条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认定应当更加审慎，不能将其作为随意扩张的借口，成为一种随意撤销注册商标的手段，否则将导致商标法制度体系的混乱，诚实信用原则将被过度的放大和扩张。二、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条款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在案证据不足以支撑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了上述规定。三、上海亚士迪公司受让而来的“AIRESTEC”商标分别注册在1、3、5、37、40、35类商品和服务上，结合具体的指定使用商品和经营者注册第35类商标的习惯，“AIRESTEC”商标的注册属于经营需要，并未超出经营需求。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7.2和17.3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亚士迪公司是基于代理关系破裂才回收商标，诉争商标的注册并未损害其他商标申请注册人的权益。“AIRESTEC”商标均被提出无效宣告，与亚士迪公司在先授权上海亚士迪公司分销的商品相同或类似的商品的注册均被宣告无效，其余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的存在并不会损害亚士迪公司的在先商标权利，故而不应再对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给予过度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亚士迪公司均服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裁定、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其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本院认为，基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根据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本案中，亚士迪公司与奥氏亚士迪公司于2010年4月29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中明确载明，亚士迪公司授权奥氏亚士迪公司独家分销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气味消除器等产品及服务，协议显示上海亚士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为奥氏亚士迪公司的授权代表签字。此外，亚士迪公司提交的2011年6月1日签订的授权书可以证明亚士迪公司授权上海亚士迪公司推广“亚士迪”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亚士迪”生物活性微生物线圈处理，“亚士迪”生物活性微生物表面处理，“亚士迪”生物活性管治疗，“亚士迪”气味控制服务，“亚士迪”赞成支持服务，干燥治疗，清新服务等“亚士迪”产品及服务，再结合亚士迪公司提交的《转移商标申明》等证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亚士迪公司与上海亚士迪公司之间存在商标法意义上的关于诉争商标品牌产品的代理关系。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卫生消毒剂；消毒剂；空气净化制剂；净化剂；除霉化学制剂；空气除臭剂；灭微生物剂；除藻剂；消毒纸巾；非人用、非动物用除臭剂”商品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品牌所使用的生物活性微生物酶、清洁剂等商品在功能用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较为接近，已构成类似商品。诉争商标由英文字母“AIRESTEC”构成，其与亚士迪公司的“AIRESTEC”商标在字母构成、呼叫等方面完全一致，两者构成近似商标。上海亚士迪公司在未获得亚士迪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在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品牌在先使用且相类似的商品上申请注册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相同的诉争商标，其行为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所指情形，被诉裁定和原审判决相关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海亚士迪公司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所指情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否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撤销该注册商标；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本案中，诉争商标由英文字母“AIRESTEC”构成，其中“AIRESTEC”为臆造词，无固定含义，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日前，上海亚士迪公司在明确知晓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的情况下申请注册了多个与亚士迪公司“AIRESTEC”商标完全相同的商标，且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上海亚士迪公司申请注册上述多个商标出于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恶意，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商标注册和管理秩序，已构成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规定的情形，被诉裁定和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海亚士迪公司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未违反2001年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海亚士迪公司的上诉请求及其理由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一百元，均由上海亚士迪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甄珂审判员  王东勇审判员  吴 斌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书记员  王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