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8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中环广场1号楼2510房。法定代表人：殷书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成刚，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致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虎路（新塘大道）成人学校侧。法定代表人：黄志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家宝，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锦恒，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三亚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腾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致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8民初3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亚腾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亚腾达公司无需给付致诚公司货款48650元及违约金；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致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三亚腾达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三亚腾达公司未向致诚公司发出过采购该批次空调的意思表示，致诚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中亦无三亚腾达公司盖章，三亚腾达公司也未向致诚公司订购过该批空调。（二）涉案空调并未交付给三亚腾达公司。涉案空调运输单中的联系人、收货人均为案外人殷某，收货地点为海南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注册地，该公司系案外人殷某成立的个人独立公司。涉案空调也并未交付给三亚腾达公司。（三）案外人殷某的采购行为不是三亚腾达公司的公司行为。案外人殷某虽系三亚腾达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其并未获得三亚腾达公司对外采购的授权，其只是公司股东，并非三亚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外并不能代表公司，其行为亦不能对外代表三亚腾达公司的行为。一审法院简单认为案外人殷某系三亚腾达公司股东即可对外代表公司，有悖公司法独立法人制度。且案外人殷某系海南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腾达公司）的创办人，并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货物收货地点亦为该公司的注册地。其行为应视为系代表海南腾达公司的采购行为。殷某、海南腾达公司才是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张冠李戴，认定事实错误。（四）致诚公司业务经理秦某明确表示该笔买卖与三亚腾达公司无关。此笔买卖系由致诚公司业务经理秦某与案外人殷某构成而促成。本案的合同相对人系致诚公司和殷某。致诚公司业务经理秦某在与三亚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采购货物的系殷某，并非三亚腾达公司。秦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向三亚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表示致诚公司错误选择被告。致诚公司为挽回自身损失，在未合理审查相关材料、核实相关事实、确定相关责任主体的情况下，故意歪曲相关事实，错误将三亚腾达公司当做被告。一审法院也未充分审查案件情况、核实相关证据，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致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三亚腾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二）本次买卖纠纷交易双方主体明确，即为三亚腾达公司与我司，我司作为空调产品销售商，是根据客户需要进行制作销货单，并登记客户名称及其所需产品的型号、价格等信息，并按时、按质、按量提供产品，一审提供证据销货单显示客户名称为三亚腾达公司，如三亚腾达公司在向我方购买设备时没有提供其相应名称，我方根本无法知晓客户名称，更不可能进行销货单客户明细登记，而与我方联系的殷某正是三亚腾达公司的股东及监事，而三亚腾达公司的经营范围也包括了空调设备销售。因此，我方完全有理由相信本次交易主体就是三亚腾达公司，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三）从我方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殷某一直以三亚腾达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经营业务，且多次提及其去海口是从零开始，因此本次交易主体并非殷某或者海南腾达公司。致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亚腾达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8650元；2.三亚腾达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本金人民币48650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即6.525%/年）；3.三亚腾达公司承担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亚腾达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致诚公司主张与三亚腾达公司存在交易往来，三亚腾达公司向致诚公司采购了7台价值合计48650元的海尔空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致诚公司并于2017年11月23日通过物流公司向三亚腾达公司交付了上述价值的空调。对此，致诚公司提交了三亚腾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销货单（4份）、运输单（4份）用于证明。三亚腾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三亚腾达公司成立日期为2011年9月7日，营业期限至2041年9月7日，经营范围为空调制冷设备等，股东为殷某、张某，法定代表人为张某，执行董事为张某、监事为殷某。上述销货单均载明客户为三亚腾达公司、空调的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等，其中6台空调的规格型号均为KF-120QW/22BAH13、单价均为6600元，1台空调规格型号为RFC125MXSAVA（G）、单价为9050元,且备注栏均载明：殷某136××××9523，托嘉忠物流。该运输单均载明抬头嘉忠、发货人为致诚公司、收货人为殷某、名称为空调、具体的件数、运费等。致诚公司陈述殷某是买卖合同关系的联系人，其先通过电话联系致诚公司的业务员秦某，并在电话中确认具体的型号、数量、价格等，后致诚公司按其确认的信息委托物流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将货物发往指定的地点，其行为代表三亚腾达公司。致诚公司并主张其向三亚腾达公司交付上述货物后，三亚腾达公司经其催收后仍未支付过款项，至今尚欠货款48650元。对此，致诚公司提交微信聊天截图、律师函、快递单等作为证据。该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主要为催收货款，致诚公司陈述微信往来双方系致诚公司的员工彭永清与殷某。律师函内容主要为向三亚腾达公司、殷某、张某催收7台商用海尔空调的货款本金48650元，并要求其收到该律师函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该款项等。快递单载明文件为律师函、收件人为三亚腾达公司、张某、殷某，该快递状态显示为投递并签收、本人收，签收日期为2019年1月13日。另查明，致诚公司与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费5000元。庭审中，致诚公司表示双方仅进行了涉案交易、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但认为三亚腾达公司应于致诚公司将货物交付给货运公司时即2017年11月23日付款，三亚腾达公司至今尚欠致诚公司货款48650元，故致诚公司主张违约金从2017年11月23日起算，最终由法院依法认定。致诚公司并确认双方没有约定律师费，但认为致诚公司已委托了律师并支付了律师费，应由三亚腾达公司承担律师费，并表示最终由法院依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致诚公司主张买卖合同相对方系其与三亚腾达公司，三亚腾达公司则表示与其无关。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销货单、运输单中落款处虽然没有加盖三亚腾达公司的印章，但销货单中明确载明了客户为三亚腾达公司，销货单及运输单中的联系人、收货人均为殷某，而根据三亚腾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殷某系三亚腾达公司的股东之一及监事，该外观事实的存在使得致诚公司有理由相信殷某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即代表三亚腾达公司。同时，由于双方所处地域位置距离较远，致诚公司通过物流货运方式交付货物至指定地点亦符合交易规则。因此，对于致诚公司关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其与三亚腾达公司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为此，双方的买卖行为已经实际发生，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亦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故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致诚公司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三亚腾达公司应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致诚公司交付的货物价值合计48650元，但三亚腾达公司至今尚未支付该货款，因此，致诚公司起诉要求三亚腾达公司支付该货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三亚腾达公司至今未支付上述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致诚公司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双方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致诚公司主张从2017年11月23日起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律师函明确支付货款的时间为收到该函后七日内，而三亚腾达公司签收的时间为2019年1月13日，故违约金应从2019年1月21日起计算至付清款日止。致诚公司诉请三亚腾达公司支付违约金中超出上述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致诚公司确认双方没有约定律师费，因此，致诚公司主张三亚腾达公司支付律师费，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三亚腾达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致诚公司支付货款48650元及违约金（从2019年1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致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8元，由致诚公司负担91元，三亚腾达公司负担1157元。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三亚腾达公司对于一审中致诚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并非合同相对方。2019年8月23日殷某将其在三亚腾达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殷书明，同日，三亚腾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某变更为殷书明。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三亚腾达公司提交了海南省三亚市公证处于2019年9月25日出具的（2019）琼三亚证字第7163号公证书一份，拟证实涉案7台空调的买卖双方是海南腾达公司及致诚公司，微信聊天主体为致诚公司的员工秦某及三亚腾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某于2019年7月15日询问秦某为何起诉三亚腾达公司，秦某称其告知公司的是海南腾达公司和殷某的资料，并不清楚公司后来具体的处理。致诚公司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对聊天记录并不知情，也不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中海南腾达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在殷某表达其资金困难会尽快还款的时候向秦某发送的，当时还发送了离婚调解书、殷某的身份证。二审庭询中，经法庭当庭拨通三亚腾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的电话，其在电话中称，三亚腾达公司于2012-2014、2015年与致诚公司进行交易，当时均是殷某负责与致诚公司的员工秦某联系，殷某当时在公司负责业务，2014年殷某在海口开办海南腾达公司，2014年后殷某自己联系秦某，货款也是由殷某支付，即使有一两笔是张某支付的，也是帮忙垫资，海南腾达公司与三亚腾达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均是独立的企业，其与殷某原是夫妻关系，后于2017年7月协议离婚。致诚公司称其一直是与殷某联系，后是在催款的时候才知道有海南腾达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分析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中与致诚公司发生交易的合同相对方是谁。第一，三亚腾达公司确认殷某是其员工并负责业务工作，其自2012年起向致诚公司采购空调，且交易方式均是由殷某与致诚公司的员工秦某联系后发货；第二，发货单显示的客户名称为三亚腾达公司，物流单上显示的收货人是殷某；第三，殷某一直在三亚腾达公司任职，在涉案七台空调的买卖合同履行期间，殷某仍是三亚腾达公司的股东，任监事一职。综上，致诚公司依据之前与三亚腾达公司的交易方式在与殷某沟通后发送了7台空调到指定地址，交易方式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致诚公司有理由相信其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为三亚腾达公司。关于秦某与张某的聊天记录，虽然秦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称并不知道起诉的为三亚腾达公司，但该内容并不能证实致诚公司即知晓合同相对方为海南腾达公司，三亚腾达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亚腾达公司并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涉案交易双方为致诚公司与海南腾达公司，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现致诚公司要求三亚腾达公司支付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合理合法，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三亚腾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6.3元，由三亚开元腾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蔡粤海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