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6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金英，女，1931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国，男，1957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洪春，女，195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尚义，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洪祝，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洪乃，男，196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济南市，现住济南市槐荫区明星小区****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聂军，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诉讼代表人：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娥，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因与被上诉人朱洪乃、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4民初2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判决阳光公司与朱洪乃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阳光公司、朱洪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朱洪乃一审时自认，涉案《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在签订时乙方为“朱某某”，签字为朱洪乃代签。在办理房产证时，是朱洪乃将乙方名称进行了涂改，改为“朱洪乃”，当时该协议存于槐荫区拆迁办，槐荫区拆迁办系阳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也就是说，槐荫区拆迁办明知被拆迁人为朱某某，而默认朱洪乃涂改了产权调换协议，这当然是其与朱洪乃恶意串通，而槐荫区拆迁办作为阳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因履行委托事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阳光公司承担。第二，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3日，XX公司向“XX公司”及“拆迁办”的两份函件，均提到被拆迁房屋是为解决朱某某的住房困难而修建。另外，如上所述，产权调换协议的乙方原本为朱某某。二者结合，可以证明朱洪乃极有可能不是涉案房屋的被拆迁人。因此，根据以上证据再结合朱洪乃一审时关于其涂改产权调换协议的陈述，可以认定朱洪乃与槐荫区拆迁办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满足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要求。二、一审认为“…据此，朱洪乃作为朱某某的同住成年家属，在朱某某死亡后一直由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完全存在以其作为实际承租人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拆迁安置协议的可能性”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为原XX公司建造，并非由济南市房管局直接管理。而XX公司在考虑承租人的人选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承租人是否为本企业职工，而非“同住的成年家属”。另外，一审时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与朱洪乃均认可当时涉案房屋的房租是由朱洪国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朱洪乃不可能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至少不是涉案房屋的产权及管理单位认可的承租人。否则，为何要从朱洪国工资中扣除房租。原建设部《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并不适用于涉案房屋，且一审推断存在极大的漏洞，因此，一审事实认定不清，且适用法律错误。三、即使不能证明阳光公司与朱洪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涉案的产权调换协议也应当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2001年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中，被拆迁人XX公司已经明确涉案房屋作为正常产权房对待，即拆迁人就是房屋的承租人。而朱洪乃虽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但房租的在朱某某生前由朱某某交纳，朱某某去世后由朱洪国交纳，朱洪乃不可能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阳光公司既没有与XX公司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也未与房屋的承租人签订，而是与没有交纳过房租且不是房屋产权单位职工的朱洪乃签订，明显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产权调换协议应属无效。朱洪乃辩称，家里就朱洪乃一个男孩，涉案房屋就该是朱洪乃的，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阳光公司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阳光公司与朱洪乃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从主观上来说阳光公司并不明知被拆迁人就是朱某某，对于XX公司出具的两份函件，阳光公司不能确认真实性。且文件记载的房屋位置和面积与拆迁协议中的存在差异，存在不是同一房屋的可能性。即使是同一房屋，但文件写明该房屋是由公司加盖，并由公司维修管理，并未写明房屋归朱某某所有。其次从客观上来说阳光公司与朱洪乃之间就涉案房屋拆迁一事，从未有过串通的行为。阳光公司事先并不知道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所提供的两份文件，在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之前并未与朱洪乃有过接触，也从未明示或者暗示朱洪乃对协议进行涂改。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阳光公司与朱洪乃签署的产权调换协议合法有效。3.产权调换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规定，但涉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应当是管理性规定，因此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阳光公司与朱洪乃之间签订的《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无效；2.诉讼费用由阳光公司、朱洪乃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某于武金英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三子女，分别为长女朱洪春、次女朱洪国、儿子朱洪乃。朱某某原为XX公司职工，于1998年2月25日死亡。朱某某生前在其单位承租XX平房一套。朱某某去世后，由朱洪乃在该房屋实际居住。2004年12月15日，阳光公司作为甲方，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办）作为其委托代理人与作为乙方的朱洪乃签订《济南市公有住宅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约定甲方因实施建设项目，经济房开拆许字【2003】30号文批准，拆除XX平房，房屋建筑面积24.50平方米。经评估货币补偿金额为64680元，甲方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是明星小区1号楼1-301房，产权调换差价为62707.80元。协议约定的地下室、小房价格为13.73×800=10984元。该协议还约定领取替他内容。该协议抬头乙方处原房主为朱某某，划掉后更改为朱洪乃并加盖了拆迁办公章。该协议乙方落款由朱洪乃签名捺印。签订上述协议后，朱洪乃被安置在XX房屋，并于2010年12月30日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登记。现该房屋被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为2011年1月17日至2021年12月3日。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及证据存在争议：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称，上述房屋系原由朱某某承租的公房，在朱某某去世后，该房屋的拆迁利益应为朱某某的遗产，在朱某某的继承人中进行分配。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一直认为朱洪乃系以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的上述拆迁安置协议，并不知道其系以被拆迁人的名义签订的，也不知道该房屋的所有权已经登记在朱洪乃名下。阳光公司及拆迁办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查义务，在明知朱某某应为被拆迁人的情况下与朱洪乃个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了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作为朱某某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涉案的拆迁安置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13日，XX公司向“XX公司”及“拆迁办”的两份函件。其中向“XX公司”的函件内容为：“为解决我单位离休职工朱某某的住房困难，八十年代末，我公司在XX号院内东平房南侧加盖平房一间，约十几平方米，请贵公司在办理房屋拆迁时按正常产权房对待。”向“拆迁办”的函件内容为：“为解决我单位离休职工朱某某的住房困难，八十年代末，我公司在XX号院内东平房南侧加盖平房一间，约十几平方米，此房一直由公司收取房租，并由公司维修管理。XX公司在第一次办理房产证时，将此房漏报。请贵办在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时按正常产权房对待。”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称，朱洪国与朱某某系同一单位工作，上述两份证明一式两份是由朱洪国去单位开具，之后一份交由朱洪乃办理拆迁手续，一份由朱洪国自己留存。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在拆迁前为朱某某所有。朱洪乃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其称因涉案房屋存有争议，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其印象中该两份证明是朱洪国开具后去找的拆迁办，但朱洪国是否留存其不清楚。因其非其父亲单位的员工，故虽然其居住于原拆迁房屋内，但该房屋的租金由朱洪国支付。阳光公司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其称该两份证据均由案外人提供，没有公司负责人的签名盖章，且两份证据所表示的意思是被拆迁房屋事由公司建造提供给朱某某使用，公司收取房租并没有陈述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朱某某。一审法院认为，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所提交的两份函件实际系书面的证言，在相关单位未出庭就该证据的真实性发表意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不予确认。另，即使两份证据真实，两份函件中所称的XX号院与拆迁安置协议所记载的XX平房地址并不一致，不能证明系同一处房屋。即使系同一处房屋，该两份函件中也仅写明了按正常产权房对待，并未明确为朱某某所有。同时，两份函件明确了单位向朱某某收取租金，并实际对房屋进行维修管理的事实。由该事实，结合朱洪乃所签订的拆迁协议系为公有住宅拆迁协议，可以印证涉案房屋系公房，并非朱某某所有的私有房屋。故该房屋并不能作为朱某某的遗产进行处理。现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主张朱洪乃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故其要求确认涉案拆迁安置协议无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责任原则，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负有举证证明朱洪乃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事实的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明确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且涉案房屋为公有住房，参照原建设部《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承租住宅用房的，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死亡，其共同居住两年以上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契约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据此，朱洪乃作为朱某某的同住成年家属，在朱某某死亡后一直由其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完全存在以其作为实际承租人与阳光公司之间存在拆迁安置协议的可能性。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称两者之间系恶意串通，且在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协议签订15年后提起本次诉讼，证据不足，且有违常理，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故其以此事实的存在，要求确认涉案拆迁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无理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武金英、朱洪春、朱洪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武金英、朱洪春、朱洪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所涉房屋系朱某某生前租赁的单位公房，朱某某去逝后，朱洪乃在该房屋实际居住，2004年12月15日，阳光公司针对涉案房屋作为合同一方主体与另一方“（朱某某）朱洪乃”签订了涉案产权调换协议，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认可持有该产权调换协议的复印件，即朱洪乃在签订涉案产权调换案协议时即为合同一方主体，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已知情，且该产权调换协议已实际履行完毕。现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主张朱洪乃办理房产证时将“（朱某某）”的字样进行涂改，而涉案产权调换协议存放于槐荫拆迁办，槐荫拆迁办默认朱洪乃的涂改行为，故阳光公司与朱洪乃恶意串通，涉案协议无效，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朱洪乃系朱某某之子，且系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以朱某某去世后，涉案房屋的租金由朱洪国实际交纳为由，主张朱洪乃不是承租人，故涉案协议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武金英、朱洪国、朱洪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立营审判员  何菊红审判员  李逢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