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民终41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861815,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村******。法定代表人：刘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利萍，该公司法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如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远大电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733758097W，，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梁永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红兵，江苏（宜兴）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琦，江苏（宜兴）天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远大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0282民初9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达实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远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存在重大瑕疵。1.本案2018年8月10日立案，9月3日证据交换，12月20日第一次庭审后，近半年无任何音讯。达实公司2019年6月电话询问一审法院时才被告知本案已于2019年1月28日裁定中止诉讼。之后，达实公司收到一审法院存在多处错误的中止裁定书，而柳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笔录时间为2019年5月2日，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法院就作出了中止裁定。2.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时，达实公司申请追加柳某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未对申请追加被告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即作出了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达实公司提交了柳某所作情况说明，柳某作为证人到庭对该情况说明进行了确认，柳某确认剩余1450015.83元达实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式交给了柳某。公安机关对柳某所作讯问笔录中柳某称上述承兑汇票被其以私刻公章的方式进行了兑现。该笔录未经刑事判决认定，不能当然认定效力高于民事案件中的陈述。2.柳某是远大公司的业务代表，双方往来的整个过程中，合同文本、收货单据等各式文件均由柳某代表远大公司收取。达实公司将承兑汇票交柳某代收，符合常理，并无过错。3.达实公司交付的承兑汇票明确记载收款人为远大公司，而非柳某，对汇票记载的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汇票并无任何价值。柳某收取汇票的性质为代收权利凭证，并非收取货款。达实公司通过邮寄方式交付汇票，邮寄的地址也为远大公司，只有一张应柳某要求修改了地址，主观上也无过错。4.业务洽谈之初，柳某以远大公司业务代表的身份与达实公司沟通，最终签订了案涉合同。合同上收货人联系方式是柳某个人的邮箱，合同履行中柳某也代表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进行对接，包括接送货物、质量反馈及汇票的接收等。其中一张汇票柳某已交给了远大公司，远大公司已进行了承兑，再次表明，远大公司对柳某的行为予以追认。至于柳某与远大公司之间产生了矛盾，而未将案涉汇票交给远大公司，系远大公司与柳某之间的矛盾，与达实公司无关。远大公司辩称，1.柳某并非远大公司员工，虽然案涉合同载明的联系方式为柳某的邮箱，但柳某并非合同的签订人，也无授权委托书，其仅是案涉合同的介绍人，无权代表远大公司收款。2.达实公司陈述通过邮寄方式交付了案涉5张承兑汇票，但2015年9月18日、10月23日邮寄的时间早于汇票开具时间，开票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的承兑汇票也不是邮寄的。故至少两张承兑汇票，达实公司不是通过邮寄方式交付给柳某，而是直接交付。3.达实公司一审中提供的远大公司致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明确柳某个人无权收取任何形式的货款，达实公司对柳某无权收款是明知的，柳某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远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达实公司支付货款1494976.58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8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18日、2015年10月22日、2015年12月8日签订购销合同各1份，合同编号分别为C115-2763/IDCA、C115-3117/IDC、C115-3771/IDC，3份合同约定由远大公司向达实公司出售电线电缆，总价款为2039573.83元。其中，编号C115-2763/IDCA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和期限为：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需方支付合同额的20%，货到当天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在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需方相应人员在送货单签字30天内支付合同额的30%，剩余合同额50%的款项待世纪互联佛山机房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如货到现场3个月世纪互联佛山机房项目仍没有验收，需方仍需支付剩余全部货款。编号C115-3117/IDC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和期限为：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需方支付合同额的20%，货到当天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在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需方相应人员在送货单签字30天内支付合同额的30%，剩余合同额50%的款项待世纪互联深圳软件园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如货到现场3个月世纪互联深圳软件园项目仍没有验收，需方仍需支付剩余全部货款。编号C115-3771/IDC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和期限为：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需方支付合同额的20%，货到当天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在供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及需方相应人员签字的送货单30天内支付剩余全部货款。3份合同付款方式均为达实公司自开3个月银行承兑汇票（预付款除外）。编号C115-2763/IDCA和C115-3771/IDC合同供方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良在授权代表处签名，同时加盖公司印章。编号C115-3117/IDC合同供方由远大公司加盖印章。3份合同供方邮箱均为410×××＠ｑｑ.ｃｏｍ，该邮箱由柳某实际使用。合同签订后，远大公司分期向达实公司供应货物并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货单只有发货时间，没有收货时间。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后开票时间为2016年6月8日。对于实际供货金额，双方一致确认为2046758.83元。嗣后，达实公司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向远大公司支付预付款426310元。另外，达实公司以远大公司为收款人开具5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620448.83元。具体出票时间和金额为:⑴出票日期2015年12月7日，金额170433元；⑵出票日期2016年1月7日，金额272930元；⑶出票日期2016年1月27日，金额434409.36元；⑷出票日期2016年6月13日，金额454883.47元和287793元。为证明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已经交付给柳某，达实公司提供:⑴柳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6年达实公司通过邮寄的形式将上述5张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了柳某。⑵中通快递邮寄凭证6张，具体的邮寄日期为：2015年9月8日、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1、2016年4月12日。其中4张邮寄凭证收件单位名称为远大公司，收件人地址为远大公司地址，收件人为柳某。1张邮寄凭证收件单位名称为远大公司，收件人地址为柳某住址，收款人为柳某。1张邮寄凭证无收款单位，收件人地址为柳某住址，收款人为柳某。远大公司只认可收到金额为17043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同时，远大公司称，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时间和快递邮寄凭证时间有矛盾之处，具体表现为：时间最早邮寄凭证却在出票日期最早的银行承兑汇票之前，时间最晚的邮寄凭证却在出票日期最晚的2张银行承兑之前。审理中，达实公司申请证人柳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柳某称，其是远大公司业务员，2015年5月份左右，其代表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远大公司向达实公司出售电缆。达实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了20%的预付款，其余货款均是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的。达实公司邮寄的5张银行承兑汇票其已收到，其中4张通过远大公司背书后全部兑现。审理中，达实公司为证明柳某系远大公司代理人，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书载明，柳某系远大公司合法代理人，代表远大公司全权办理世纪互联深圳软件园机房建设项目电线电缆项目投标、谈判、签约、执行的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文件、协议及合同，但柳某个人无权收取任何形式的货款。柳益明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柳益明于2015年7月8日取得远大公司的授权，成为远大公司的代理人，达实公司通过柳益明采购远大公司的电缆。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的几笔业务往来，都是柳益明与李新鑫通过合同上的QQ邮箱即410×××＠ｑｑ.ｃｏｍ进行沟通往来。另查明，柳某在远大公司未有参保记录。柳某按照业务提成领取报酬，不在远大公司领取工资。远大公司出具证明显示，柳某不是远大公司员工。再查明，2019年4月10日，宜兴市公安局对柳某伪造公司印章予以刑事立案。柳某于2019年5月2日在宜兴市公安局官林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达实公司支付给远大公司的4份银行承兑汇票，全部由其私刻远大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进行兑现，并未交付给远大公司。以上事实，有购销合同、供货暨结算单、增值税专用发票、银行承兑汇票、快递邮寄凭证、情况说明、宜兴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宜兴市公安局官林派出所询问笔录、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远大公司及宜兴市官林镇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所证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远大公司共向达实公司交付价值2046758.83元的电缆。达实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向远大公司支付货款426310元，远大公司收到承兑170433元。剩余1450015.83元货款，达实公司以4份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交付柳某，并被柳某私刻远大公司印章进行了兑现。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达实公司向柳某交付1450015.83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否完成了对远大公司的付款义务。该院认为，达实公司该行为不能视为完成了对远大公司的付款义务，理由如下：1.柳某并非远大公司员工。虽然案涉合同卖方远大公司均留下柳某的电子邮箱，柳某也确使用该电子邮箱与达实公司进行业务沟通，但这只是柳某代表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手段和方式。远大公司未曾为柳某缴纳员工社保，柳某亦不在远大公司领取工资，柳某也未在合同上有任何签名，达实公司又未提供证据证明柳某系远大公司员工，故对达实公司称柳某系远大公司员工的意见，不予采纳。2.即便柳某是远大公司的员工，远大公司也未授予柳某可以收取达实公司货款的权限,柳某对外履行与其职务相对应的行为才可被纳入职务行为的范畴，而收取货款显然超出一般员工的职务权限。达实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远大公司授权柳某收取货款。柳某未经远大公司授权收取公司货款，即以远大公司的名义收取达实公司支付的货款，系无权代理。柳某无权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远大公司追认，该行为对远大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3.柳某收取达实公司货款行为也不够成表见代理。首先，未有使达实公司相信柳某具有代理权表征。柳某只是代表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进行项目谈判、签约等，柳某与达实公司进行业务沟通不足以使达实公司相信柳某有权代理远大公司收取货款。另外，达实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上载明柳某系远大公司合法代理人，并明确载明柳某无权收取任何形式的货款，达实公司对柳某无权收取货款应属明知。其次，从达实公司提供的邮寄回单所显示的邮寄时间和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时间存在矛盾，对达实公司主张的银行承兑汇票都是通过邮寄方式交付给柳某存在合理怀疑，即使是通过邮寄方式交付的，达实公司也存在过错。柳某仅仅代表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进行业务沟通，支付货款是商事主体重大商事行为，达实公司明知柳某无权收取货款，依然将大额银行承兑汇票通过风险较高的邮寄方式交付给柳某，而非远大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财务人员，且未要求远大公司开具收款收据，达实公司存在明显过错。对达实公司当庭要求追加柳某为本案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准许。综上，达实公司向柳某交付银行承兑汇票1450015.83元，对远大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达实公司未完成其付款义务。故达实公司尚欠远大公司货款1450015.83元。达实公司逾期支付货款，还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从远大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无法确认最后一次达实公司收货时间，以远大公司最后一次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间即2016年6月8日为最后一次接受货物时间。根据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达实公司最迟应在货到现场3个月付清全部货款。故达实公司应当承担1450015.83元自2016年9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达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远大公司货款1450015.83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远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14128元，其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远大公司负担203元，达实公司负担13925元。二审中，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柳某于2019年5月2日在宜兴市公安局官林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9月份左右，其从达实公司承包了电线电缆的供货，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具体由其负责沟通联系。达实公司一共支付了200多万元，其中17万左右的承兑汇票其交给了远大公司。后又收到了达实公司的4张承兑汇票。2016年3月左右，达实公司现场项目部联系其,称远大公司的电缆出现质量问题，其将现场电缆进行了检测，发现含铜量只有7折左右，严重不达标，达实公司要求更换，其与远大公司杨国君联系，杨国君安排人到现场处理，承认是电缆质量问题。其与工地项目经理协商后，同意不对不合格电缆进行更换，但需安排工人对每一根电缆进行检测，耗费了大量人工，最后结算时，要支付60多万元的费用。其向远大公司索要该笔费用，但远大公司要其自己想办法，其就私刻了远大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将4张承兑汇票敲好章后给施工工人负责人去贴现，把费用支付了。余下29万元左右，其认为是其该业务的利润，自己留下了。二审中，达实公司陈述，达实公司与远大公司的案涉往来，很多业务资料都是通过快递往来，存在多份邮寄凭证，邮寄时均标明是“远大公司柳某”，一审中提供的部分邮寄凭证与承兑汇票的出票时间存在矛盾，但柳某一审中也确认了，已全部收到案涉承兑汇票。不论是邮寄，还是现场交付，柳某收到案涉承兑汇票是事实。一审中，达实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载明，致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远大公司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未出具过该委托书。远大公司陈述案涉业务其经办人是蒋卫芳，不是柳某，柳某只是居间介绍人，蒋卫芳是与柳某联系的，柳某在施工现场落实货物交接。蒋卫芳是与柳某联系交货地点及时间，合同履行中如出现相关问题，达实公司会与柳某联系，柳某会反馈到蒋卫芳那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柳某是否有权代表远大公司收取案涉4张承兑汇票。本院认为，远大公司与达实公司签订的三份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柳某是远大公司案涉业务的经办人，达实公司向柳某交付的案涉4张承兑汇票，应认定为向远大公司支付了案涉款项。理由：1.柳某虽未在案涉三份买卖合同上签字，但合同上供方邮箱均为410×××＠ｑｑ.ｃｏｍ，该邮箱由柳某实际使用。如柳某仅是远大公司所称的居间介绍人，并无在供方联系方式处留下其个人邮箱。一审法院调取了柳某于2019年5月2日在宜兴市公安局官林派出所询问笔录，该笔录虽尚未经刑事判决认定，但一审中对该笔录进行了审理质证，该笔录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柳某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的陈述与在其公安机关的陈述，只在其如何将承兑汇票贴现的过程陈述不一致，关于案涉合同是其经办，其已收取全部承兑汇票等陈述是完全一致的。远大公司称柳某只是居间介绍人，远大公司案涉业务的经办人是蒋卫芳，但远大公司又称柳某在施工现场落实货物交接，蒋卫芳是与柳某联系交货地点及时间，合同履行中如出现相关问题，达实公司会与柳某联系，柳某会反馈到蒋卫芳那里。柳某显然不是只起到了居间介绍作用。远大公司也从未认为柳某代表达实公司，故综合案涉合同的联系邮箱、柳某的陈述及远大公司认可的柳某在合同履行中从事的行为，可以认定柳某是远大公司案涉三份合同的经办人。2.一审中，达实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载明，柳某个人无权收取任何形式的货款。但该授权委托书是授权柳某从事受托业务，向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有限公司出具，并不是向达实公司出具，并不能据此认定柳某在与达实公司的往来中，不能代表远大公司收取任何形式的货款。事实上，远大公司开具的5张承兑汇票均是交给了柳某，柳某将第一张金额170433元的承兑汇票交给了远大公司，远大公司也认可收到了该承兑汇票。远大公司收到该汇票后，从未向达实公司表示过异议，远大公司的行为表明其认可柳某有权代表远大公司收取货款。3.达实公司一审中提供的2015年9月8日、2015年10月23日的邮寄凭证时间早于第一张承兑汇票的出票时间，确存在矛盾。达实公司对此作了说明，远大公司也认可案涉合同不是面签的，故达实公司关于双方之间有多次通过邮寄方式传递相关资料的陈述，应予采信。柳某在一审中及公安机关所作笔录中，对收到案涉5张承兑汇票无异议。案涉5张承兑汇票，收款人均记载为远大公司，如无远大公司背书签章，该承兑汇票是无法流通或委托收款的，故达实公司将案涉承兑汇票交给柳某，并不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柳某，正常情况下，柳某个人是无法通过贴现或背书的方式取得票据款项，故达实公司将收款人为远大公司的承兑汇票交给柳某主观上也并无过错。达实公司将案涉承兑汇票交给远大公司业务经办人，已完成支付义务。远大公司无权再要求达实公司支付款项。柳某是因与远大公司之间发生争议，而私刻远大公司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将案涉4张承兑汇票贴现，致使远大公司未收到案涉款项，该款项应由远大公司向柳某另行主张。柳某为案涉业务往来远大公司的代理人，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审法院未追加柳某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所作中止裁定，文字上存在错误，确存在瑕疵，一审法院应自行更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柳某无权代表远大公司收取案涉货款，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宜兴市人民法院（2018）苏0282民初900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江苏远大电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2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江苏远大电缆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凌审判员  胡伟审判员  钱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周咪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