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30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芳，女，1988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兴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冬，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万军，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月，男，196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肥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在明，肥城誉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孙芳因与被上诉人王长月民间借贷纠纷不服肥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3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8）鲁0983民初56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诉讼费、保全费、二审诉讼费等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购房款进行了出资，这是错误的。其一，一审判决认为“后王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将王长月、王某出资的226316元……款项支付给西城公司账户”，错误，上诉人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支付的任何款项，被上诉人也从未对涉案房屋的购房款进行过任何出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缺乏相应款项已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要件，不能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付款义务。其二，本案借款尚未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该规定及本案“借条”的记载，借款关系的主体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有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的情况下，本案借款才生效，生效后才具备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基础。其三，被上诉人与证人王某系父子关系，证人王某与上诉人之间本就存在债务纠纷，因此，证人王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利害关系，证言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在借条出具后向上诉人支付了借款；且证人王某作证时的证言含糊不清，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对购房款进行了出资、出资了多少等，均未明确回复和确认；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和王某庭前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足以推翻证言的内容，该证据显示证人王某对购房款的出资与被上诉人并无任何关系，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交其将款项交付给证人对购房款进行出资的证据对证言进行佐证的前提下，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借条”系“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继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本案不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这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清算”，顾名思义为，厘清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后对已到期债务金额进行结算和确定支付期限的法律文件。但本案“借条”不等于“清算协议”，理由为：其一，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书证在本案中系“借条”而非“欠条”，其上记载的内容并未体现任何的上诉人认可已实际收到被上诉人款项的相应事实，也未体现上诉人承诺向被上诉人还款的意思表示，故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欲设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除此之外并不能证明其他任何内容。一审判决在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已经过结算的文件，即含有上诉人明确认可债务实际发生以及须向被上诉人履行债务内容的文件的情况下，因“借条”只能证明债务的设立不能证明债务已得到确认和结算，所以“借条”并非“清算协议”，本案不能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其二，“借条”中载明“结婚买房子后，此据作废”，即本案债务是否需要偿还是附条件的，是在将来一定期限内并不能完全确定的。其三，“借条”中记载的“因济南房产限购政策，与其儿子王某结婚前买不了房子，结婚后买房子后”内容，可以看出，本案借款何时到期，需根据购房的情况另行确定，而借款时间是否过长、是否需补充约定款项借用期间的利息等，在“借条”中均不明确，存在后续补充约定的可能，故在各方权利义务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为“借条”构成“清算协议”，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其四，“借条”只是上诉人个人出具，并未有王某本人的确认、认可。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在既已查明“王长月、王某出资”的“事实”下，如构成“清算协议”，则按照常理，三方须就被上诉人出资的金额、王某出资的金额、由谁向谁偿还等事项进行最终敲定，但这些内容在“借条”中均未得到的任何体现，故不构成“清算协议”。其五，“借条”出具的原因为：上诉人与王某相识恋爱后，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关于结婚条件，男女双方商议，男方对购房款进行出资，女方即被告也出资，在济南购买婚房，王某与上诉人共同挑选完中意的婚房济水上苑一区4号楼1单元1902室房屋并由王某向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西城公司”）交纳了购房意向金7000元，但随后准备签署正式购房合同时发现，王某个人征信存在问题，银行不能为其办理购房按揭贷款，才改由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作为名义上的共同买受人与西城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以办理按揭贷款付款，但购房首付款实际是由王某本人出资的，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后因济南对外地人购房的限购政策从严，西城公司不能办理购房合同网签及按揭贷款乃至权属登记，因此，西城公司表示只能将王某与上诉人预交的购房首付款退还至购房合同的签署方也即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王某与上诉人能够尽快地登记结婚组成家庭，被上诉人坚持要求王某与上诉人结婚登记之后在不受济南购房限购政策限制时能在济南继续购买其他婚房，但被上诉人也同时提出如果王某与上诉人最终不能登记结婚的，则王某预交的购房首付款不能为上诉人单独所有还要返还给王某，如购房成功则王某出资的金额由被上诉人承担并由其支付，但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当时考虑到还是继续想和王某恋爱登记结婚购买婚房以及被上诉人是要承担王某的购房出资的，才不得不答应被上诉人提出的出具借条要求，否则被上诉人作为购房合同的签订人之一是不同意西城公司将王某和上诉人预交的购房首付款退给上诉人以作为再次选择购买其他婚房的首付资金的。三、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被上诉人也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根据前述上诉意见一、二，本案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王某与上诉人相识恋爱期间的婚约财产纠纷，被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四、一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和王某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的情况下，仅以王某称由其父即被上诉人一并向上诉人主张为由，即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王某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又向法庭出具的说明，未指明其将对上诉人的权利主张转让给被上诉人享有的明确意思表示。根据该说明内容，王某只是放弃了在个案中与被上诉人作为共同一方提起诉讼主张的权利，是对其自身在个案中对诉权的处分，而诉权只是债权的从权利，不能证明王某就债权本身进行了转让，王某并不是本案的一方当事人，且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对王某负有借款合同义务，因此，债权转让的基础不存在，不能发生债权转移至被上诉人享有的法律后果。其二，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的要件之一是债权人就债权转让的事项已经通知了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生效。王某在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后又向法庭出具的说明，是在法庭辩论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向法庭补充提供的，不具有证明力的溯及性，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时（2018年11月22日）所谓债权转让的事实尚未发生；且，一审诉讼过程中，王某从未就权利转让的事项通知过上诉人，对上诉人而言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其三，本案中借款合同只是表象，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王某与上诉人之间的婚约财产纠纷，它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书面协议购房的合同行为，也不是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行为，当受领给付一方欠缺继续保有给付利益的正当性时，其符合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不当得利情形，而无论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还是合同法第七十九条，都将债权转让的范围限定为“合同权利”的转让，此外的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都被排除在外，因此，上诉人对王某转让所谓债权的效力不予认可，因为只有转让合同债权时才有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情形，应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王长月辩称，一审判决认为“后王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将王长月、王某出资的226316元……款项支付给西城公司账户”，这一事实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辩解的被上诉人将涉案款项交付给上诉人的事实理由与一审法院认为的将该款项支付给西城公司账户的事实是不一致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是2017年4月23日经三方协商形成，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涉案款项也有第三方支付给上诉人，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是正确的。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上诉人未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王某存在债务纠纷。因为本案的其实就涉及到王某，被上诉人与王某之间虽然是父子关系，但王某向法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所证明的事实也是相互印证的。一审法院并没有一句王某单独的证人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孙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芳支付借款22631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长月系王某之父，王某与孙芳原系恋人关系。2016年10月份，王某与孙芳欲购买房产后结婚，双方共同在济南西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公司）开发的济水上苑一区一期楼盘选定4号楼1单元1902室房屋，王某向该公司交纳7000元购房意向金，同年10月10日，王某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并交纳购房定金10000元。后因王某个人征信原因，孙芳无法与其共同购买该房屋，经与王长月协商，由王长月与孙芳作为共同买受人继续购买上述房屋。2016年10月15日，孙芳将40000元现金存入王某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6年10月15日，王某通过该账户向西城公司支付款项169316元，2016年10月20日王某通过该账户再次向西城公司支付款项8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266316元。后因受济南市限购政策的影响，王长月与孙芳也无法购买上述房屋，西城公司与王长月、孙芳商议将购房款退回。2017年4月23日，经王长月、王某、孙芳协商，孙芳向王长月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王长月人民币贰拾贰万陆仟叁佰壹拾陆元整（226316.00元），因济南房产限购政策，与其儿子王某结婚前买不了房子，结婚后买房子后，此据作废，特此为据，借款人孙芳，借款时间2017.4.23日。2017年5月份，西城公司将王某交纳的意向金7000元退回，2017年5月6日王某将该款项转账至孙芳日照银行卡账户中；同年5月23日，西城公司将购房款259316元转账至孙芳的上述银行卡中，至此自王某银行卡中支付的购房款266316元已全部退回。后王某与孙芳分手，期间王某与王长月多次找孙芳协商返还退房款未果。另查明，2017年6月12日，孙芳与宜昌中建天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宜昌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该公司中交宜城春晓6号楼2单元23层022304号房屋，并支付了部分房款。后在孙芳与王某协商中孙芳出具说明一份“去宜昌买房只是为了升值，升值后我们把房子卖掉然后条件都达到在济南购房标准，这时候在济南买房子定居”。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王长月、孙芳三方协商以王长月、孙芳的名义在济南购买住房，后王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将王长月、王某出资的226316元、孙芳出资的40000元，共计266316元款项支付至西城公司账户，后受限购政策影响，无法购房。经三方协商，孙芳向王长月出具了内容为借到王长月人民币贰拾贰万陆仟叁佰壹拾陆元整的借条一张，后西城公司将购房款266316元全部退还，现均由孙芳持有，以上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孙芳向王长月出具的借条系经2017年4月23日经三方协商形成，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涉及的款项也已由第三方支付给孙芳，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现王长月依据孙芳出具的借条进行起诉，孙芳再行以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并非民间借贷为由进行抗辩，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涉案款项由孙芳持有的前提为王某与孙芳结婚购买住房，现王某与孙芳已经分手，孙芳继续占有王长月、王某出资的226316元也明显不当，故王长月要求孙芳返还借款226316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孙芳辩称的王长月借款人主体不适格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款项系王长月与王某共同出资，孙芳亦向王长月出具借条，王长月具备债权人主体资格。且经本院询问，王某明确表示其对该款的出资部分的权利由王长月一并行使，故王长月向孙芳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孙芳的该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孙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长月借款22631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94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均由孙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王某、王长月、孙芳三方协商以王长月、孙芳的名义在济南购买住房，后王某通过其银行账户将王长月、王某出资的226316元、孙芳出资的40000元，共计266316元款项支付至西城公司账户，后受限购政策影响，无法购房，后西城公司将购房款266316元全部退还给孙芳。孙芳向王长月出具的借条系经2017年4月23日经三方协商形成，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孙芳给向王长月出具借条，故王长月有权利要求孙芳返还借款226316元，上诉人孙芳所诉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94.00元，上诉人孙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阎 鹏 审判员 张晓丹 审判员 张 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