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6民终38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1，女，198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女，1963年1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朝辉，江苏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沙某2，女，1931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缪元庆，北京市惠诚（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3，男，194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4，女，194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5，女，195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沙某6，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上诉人沙某1、刘某因与被上诉人沙某2、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继承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8）苏0602民初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沙某1、刘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登记在被继承人沙家新名下的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204室、光明东村21幢504室房屋归沙某1、刘某所有。本案诉讼费用依法负担。事实和理由：1.1986年的协议明确记载沙家新分得楼房东底两间、东上一间共三间。一审认定沙家新分得两间、沙某2夫妇分得一间，与事实不符。2.一审认定拆迁时三间附房归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刘某四人共有，与事实不符。拆迁协议中三间附房是位于房屋北侧的两间附房及房屋东南侧的楼梯间，系分家后沙家新、刘某夫妇单独所建，与1986年分家协议中的附房没有关系。分家协议中的附房位于房屋西南侧，已由沙某6于1993年拆迁时拆除。两处房屋除位置不同外，结构、面积均不一样。3.刘某××××年××月××日和沙家新结婚，分家协议系1986年9月20日签订，沙家新代表夫妻俩在分家协议上签字，刘某也是分得财产的共有人，一审认定沙家新一人分得家庭财产明显错误。4.拆迁协议中载明拆迁安置的两套房中一套使用权人为沙宝明，该条款是1986年分家协议精神的延续，即房屋归沙家新家庭所有，沙宝明、沙某2夫妇享有居住的权利。沙家新领取产权证是代表家庭成员领取，因沙宝明、沙某2仅享有居住权，故沙家新的行为代表刘某、沙某1及沙家新三人。5.一审判决沙家新交纳的房屋集资款，由沙某2退回，显失公平。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应属于沙家新家庭三人所有，即使沙某2对原被拆迁房屋享有部分权益，对于上诉人一方支出的购房集资款，应当直接按当时的房价折抵房屋面积，而不应让沙某2在时隔二十多年后按原出资额退还给上诉人。沙某2辩称，分家时沙某2夫妇分得楼下一间，沙家新分得两间，双方对此事实一致认可。分家的房屋是1982年建造，共有人是四人，即沙宝明、沙某2、沙家新、沙某6，并没有刘某。房屋加层、建造附房及缴纳集资款均由沙某2和沙宝明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沙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对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204室、光明东村504室房屋进行继承析产，按份共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沙某2与沙宝明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三子两女，分别为：沙某3、沙家新、沙某6、沙某4、沙某5。沙家新与刘某于××××年××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即沙某1。2001年11月，沙家新因死亡注销户口，2002年2月，沙宝明死亡。1982年4月，沙某2作为建房申请人获准在南通市八厂人民公社光明大队五生产队建造三底两楼楼房1幢。据当时的建房审批证书记载，建筑面积为103.31平方米，家庭人口为四人。1986年9月20日，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沙某6达成协议，内容为：经父母、兄弟磋商，一致同意通过以下家产分派，空口无凭，立据为证，今后不得争多论寡。父母：父母健在，住东头楼下一间（此期间老厨房不得拆，大家公用），若家荣另建房屋，有权居住其中。沙家新：楼房东低两间，东上一间（贴钱一千元），老厨房所有建筑材料、楼梯、东晒台公用。沙家荣：西楼一上一下，楼梯间、西围墙及其他建筑，西边一切地皮。沙宝明、沙某2在协议“父母栏”内签名，沙家新、沙某6分别在“当事人”栏内签名，沙某4、沙某5等作为公证人也在协议上签名。××××年××月，沙家新作为建房申请人在原南通市郊区建房，经相关部门审批后同意在原上述已建造的楼房上加层1间，计建筑面积27.3平方米。1993年9月7日，沙家新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南通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甲方）签订《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拆迁房屋建筑面积为129平方米，常住人口5人，其中拆迁补偿款分五个部分：一、房屋拆迁补偿费为22672.87元，其中砖混4间（楼房）108.16M2，补偿金额19460.15元，砖混1间（楼梯间）6.3M2，补偿金额1133.50元，砖混2间（厨卫）14.54M2，补偿金额2079.22元；二、附属设施补偿费1490元；三、树木补偿费95元；四、拆迁安置，一次搬家费500元，过渡费2100元，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产权调换面积为127.56M2（使用面积89.20M2）。协议第十条附注记载为：1、甲方同意乙方要求，产权调换贰中套，使用面积为44.6×2＝89.20M2；2、乙方产权调换应交差价款为127.56×270＝34441.20元；3、扣除各项补偿费，实付集资款为10183.33元；4、多余建筑面积奖励：（129－127.56）×179.92＝259.08元；5、奖励费300元，9月10日前每提前一天搬家交钥匙奖励10元；6、乙方必须按规定期限搬迁，并保持室内外设施的完好；7、如有第三方对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提出异议，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涉，并不得提出其他要求。附：其中壹中套新房的使用权人为沙宝明。沙家新在“被拆迁人”栏内签名，南通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在“拆迁实施单位”栏内加盖印章。1993年12月至1995年3月，沙家新经手先后五次向南通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缴纳安置房集资款10183.33元。1995年12月，沙家新与南通市土地综合开发公司进行结算后，领取了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204室和光明东村21幢504室房屋钥匙。1998年1月3日，房屋产权登记部门核发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证书，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沙家新。1995年8月5日，沙家新以及沙某3、沙某6签订《关于父母居住问题的协议》一份，内容为：根据九五年八月五日晚在沙某5家兄妹五人碰头会精神，对父母以后的居住问题作以下几点补充说明：1.父母的居住仍按原拆房协议（家庭分房协议）执行。住家新处（壹中套），房产权归家新；2.家新以二老住房的形式孝敬父母。家祥、家荣各每月拿出壹百元，以资助的形式孝敬父母；3.此补充说明一旦确定，兄弟必须从家庭大局出发，从孝敬父母出发，不得再有其它想法。搬进新居开始执行。沙家新、沙某3、沙某6分别在“协议人”栏内签名，沙某4、沙某5分别在“见证人”栏内签名。庭审中，沙某2诉讼代理人称，沙某2对上述协议不知情。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称，协议签订时父母均不在场，事后也未告知父母。一审诉讼中，本案当事人确认：1.1982年4月，沙某2建房时的家庭人口四人，分别为：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以及沙某6；2.1986年9月20日，家庭协议签订后，沙某6据协议分得原被拆迁楼房中的西侧一底一楼，后拆迁单位对沙某6进行了单独安置；3.沙某2对案涉安置房屋所应享有的份额归并到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中。本案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1.有关××××年××月楼房加层房屋的出资。沙某2诉讼代理人主张，均由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出资。沙某3、沙某4、沙某5则认为，加层费用均系父亲沙宝明出资，沙家新以及沙某6仅是辅助建房。刘某主张，加层房屋系由其本人和沙家新出资建造；2.有关拆迁安置协议中所涉楼梯间及橱卫间的建造时间及出资。沙某2诉讼代理人称，建造时间不清楚，但系沙某2夫妇出资。沙某3称，上述附属房屋建造于1983年至1990年间，全部由父母出资。沙某4、沙某5称，是父亲沙宝明出资。沙某6则称，楼梯间和加层房屋是一起建的，厨卫间是加层之后一年左右建造。刘某称，楼梯间和厨卫间是加层时一起建造，全部由本人和沙家新出资；3.有关安置房屋的集资款，沙某2诉讼代理人称，均系由沙某2出资。沙某3、沙某4、沙某5称，沙家新当时从父母处拿了10000元用于缴纳集资款。刘某称，集资款均系本人和沙家新出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两套安置房屋的权利人；二是两套安置房屋的具体分割。争议焦点一，有关两套安置房屋的权利人。沙某2以及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主张，被拆迁房屋均系沙某2夫妇所建，安置房补差款也是沙某2夫妇出资，拆迁安置的两套房屋登记在沙家新名下，其中三分之一应归沙某2夫妇所有，另三分之二的份额应为沙某2夫妇对沙家新个人的赠与。刘某、沙某1则认为，根据分家协议，案涉两套安置房屋已登记在沙家新名下，应为沙家新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为，1982年4月，沙某2作为家庭代表申请建房，根据当时的建房审批证书反映，该房屋应为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以及沙某6四人共有。1986年9月20日，上述权利人达成协议，协议提及“家产分派”等内容，结合沙某6据协议约定另行拆迁安置的事实以及本案当事人陈述，可看出该协议实为家庭内部的析产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分得楼下东首一间，沙家新分得楼房中间的一楼、一底两间。××××年××月，沙家新申请建房，鉴于当时其已与刘某结婚，且已与沙某2夫妇分家这一事实，应理解为申请加层的27.3平方米房屋为沙家新与刘某夫妇所建，相关权利应归沙家新与刘某所有。此后沙家新与拆迁实施单位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将包括沙某2夫妇所有的房屋一并交付拆除。其中拆迁协议第十条第7小条附注“其中壹中套新房的使用权人为沙宝明”。对于该条款的理解，首先，该条款虽说明了沙宝明对置换后的一套房屋享有使用权，但并无置换房屋所有权全部归沙家新夫妇或沙家新个人所有的意思表示；其次，协议系沙家新经手签订，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沙某2夫妇作为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已明示放弃置换房屋的所有权；再次，1995年8月，沙家新与沙某3、沙某6签订协议，对案涉两套安置房屋的所有权进行约定，由此说明拆迁时并未排除沙某2夫妇对置换房屋的所有权。有关1995年“关于父母居住问题的协议”的效力，如上所述，案涉两套安置商品房系双方拆迁房屋置换而来，沙某2夫妇对原拆迁房屋享有的权利，在拆迁后转换到安置的商品房中，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对安置商品房所享有的份额依法享有处分权，他人无权干涉。但该协议系沙某3等兄妹五人参与签订，并无证据证明沙某2夫妇已认可该协议或事后对协议予以追认，所以该协议涉及沙某2夫妇对房屋权利处分的部分，应为无效。刘某辩称，置换的两套商品房已登记至其夫沙家新名下，且已逾二十年，应视为沙家新夫妇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我国现行法律并无物权取得时效说；其次，因被拆迁房屋的安置方式为产权调换，差额集资，所以沙家新参与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领取房屋产权证，都应理解为代表整个家庭的代理行为，在不能排除刘某对房屋应享有权利的同时，同样也不能排除沙某2夫妇对安置房屋享有的共有权。综上，沙某2夫妇以及刘某夫妇是安置商品房的共有权人。争议焦点二，有关两套安置房屋的具体分割。1993年9月，上述四间楼房拆迁时，核定的建筑面积为108.16平方米，扣除加层房屋后，另三间房屋建筑面积为80.86平方米。沙某2与其夫沙宝明占有该部分房屋的三分之一的权利，以该比例推算，沙某2夫妇享有26.95平方米的房屋，另两间楼房系沙家新婚前财产，计建筑面积53.91平方米，另加层房屋一间计27.3平方米系沙家新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有关楼梯间及橱卫间，因本案当事人对建造时间及出资说法不一，且都未举证证明，对各当事人的陈述均不予采信。因此前家庭析产协议中有“楼梯、老厨房共用”等内容，且因沙某6分得的房产已另行拆迁安置，据此判定上述三间附属房屋归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刘某四人共有，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即分别享有5.21平方米［（6.3＋14.54）÷4］。综上，沙某2夫妇在原被拆迁房屋中应享有37.37平方米（26.95＋5.21×2）的权利，占整个被拆迁房屋的比例为28.97%（37.37÷129）。置换后的两套房屋，合计建筑面积为127.56平方米，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占有比例分配，沙某2夫妇应分得置换房屋中的36.95平方米（37.37÷129×127.56）。参照上述计算方法，置换房屋中的37.30平方米［（27.3＋5.21×2）÷129×127.56］为沙家新与刘某共有财产，置换房屋的其余面积计53.31平方米应为沙家新个人财产。2001年11月，沙家新去世，其与刘某共有37.30平方米房屋中的一半，即18.65平方米的份额析出归刘某所有，另一半加上沙家新婚前个人财产部分的份额计71.96平方米，应作为沙家新的遗产进行分割。沙宝明和沙某2作为沙家新的父母、刘某作为配偶、沙某1作为沙家新女儿，系沙家新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各人应分得安置房屋中17.99平方米（71.96÷4）的权益。2002年2月，沙宝明去世，同理，其与沙某2对置换房屋中所应享有的份额，其中一半即36.47平方米［（36.95＋17.99×2）÷2］析出，归沙某2所有，另一半作为遗产由沙某2、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继承，沙某1代位继承，每人分得其中的六分之一，即6.08平方米（36.47÷6）。综上，沙某2在案涉置换房屋应分得其中42.55平方米（36.47＋6.08）的权利。另鉴于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表示，各人应分得的权利赠与沙某2，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不悖。据此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应享有的权利合计为66.87平方米（42.55＋6.08×4）。诉讼中，本案当事人确认，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应享有的权利份额全部归并到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法院照准。因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建筑面积为63.78平方米，对超出该部分的面积计算到光明东村21幢504室房屋中与刘某、沙某1共有。有关原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款及置换房屋的集资款，为减少讼累，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首先，有关拆迁补偿安置款，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反映，房屋拆迁补偿费、附属设施补偿费、树木补偿费以及一次搬家费、过渡费、多余建筑面积奖励、奖励费等，合计27416.95元。根据沙某2夫妇在原被拆迁房屋占有的份额比例进行分割，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共分得7942.69元，沙家新与刘某共同分得8016.80元，余款11457.46元应为沙家新个人所有。沙家新去世后，其与刘某共有的补偿款中的一半，即4008.40元析出，另一半作为遗产再加上其个人应享有的补偿款，合计15465.86元应作为遗产分割。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各应分得其中的3866.46元。沙宝明去世后，其名下的拆迁补偿款7837.81［（7942.69＋3866.46×2）÷2］元，应由沙某2、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以及沙某1均等继承，为1306.30元。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均表示其享有的份额赠与沙某2。综上，沙某2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合计13063.01元。其次，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置换房屋的集资款系按270元/M2计算。如上所述，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应享有的权利为63.78平方米，其应承担该部分的房屋集资款计17220.60元。因房屋集资款系由沙家新缴纳，应视为沙家新与刘某共同出资。鉴于两套置换房屋在沙某2与刘某、沙某1之间分割，所以沙某2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与应承担的房屋集资款相抵，沙某2尚应给付刘某4157.59元。综上所述，沙某2的诉讼请求，其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沙家新名下的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204房屋归沙某2所有。二、登记在被继承人沙家新名下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504房屋(建筑面积为63.78平方米)归沙某2、刘某、沙某1共有，其中沙某2占有3.09平方米，刘某、沙某1共同占有60.59平方米。三、沙某2应给付刘某4157.59元，此给付义务由沙某2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本案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80元，由沙某2负担8500元，刘某、沙某1共同负担778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1.安置协议，证明沙某6拆迁协议中附房位于主屋西侧，是婚后建造的，不是原来分家协议中的附房。2.关汉泉的情况说明和施涌泉、宋清龄的证明，证明分家协议中老厨房楼梯归沙家新所有，位于主屋西侧、沙家新分得三间主屋，沙家新户拆迁安置协议中的附房系沙家新夫妇于1986年分家后所建。3.特困证，证明沙家新死亡后刘某被南通市总工会认定为特困职工。沙某2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均不是新证据。证人应该到庭作证。且证人中有的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缺乏证明效力。沙某3质证认为：关汉泉原是沙某4的丈夫，去年年底家里闹离婚，最后其净身出户。其他质证意见同沙某2的意见。沙某6质证认为：关汉泉的证明有很多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沙某4质证认为：关汉泉是其前夫，去年年底已经净身出户，该证明不是事实。沙某5质证认为：关汉泉不了解情况，其证言虚假。本院认为，仅凭拆迁安置协议和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观点。本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沙家新因死亡注销户口。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基本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1986年协议的约定，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是住东头楼下一间，其二人仅是享有居住权，并非取得所有权。沙家新分得东底两间，东上一间，共三间，一审对此认定错误。该分家协议签订时，沙家新和刘某已经结婚，虽然当时分家协议中将房屋分给沙家新一人，但沙家新于2000年去世。根据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6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８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４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沙家新分得的房屋已经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此后沙家新申请建房，其已与刘某结婚且和沙某2夫妇分家，其加建27.3平方米房屋相关权利归沙家新与刘某所有。关于附属用房，双方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对附属用房的处理并无不当。1995年关于父母居住问题的协议，系沙某3等五兄妹参与签订，沙某2夫妇并未认可该协议，因此涉及到沙某2夫妇对房屋权利处分的部分无效。沙家新参与拆迁是代表整个家庭的行为，房屋虽登记在其名下，但沙某2夫妇、刘某等均是房屋的权利人。刘某认为两套房屋均为刘某、沙某1所有没有依据。有关两套安置房屋的分割。1993年9月，四间楼房拆迁时，核定的建筑面积为108.16平方米，扣除加层房屋，另三间房屋的建筑面积为80.86平方米，根据前述分析，应视为沙家新、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加一层房屋一间27.3平方米系沙家新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楼梯和卫生间为沙某2、沙宝明、沙家新、刘某四人共有，即分别享有5.21［（6.3＋14.54）÷4］平方米。综上，沙某2夫妇在原被拆迁房屋中应享有10.42（5.21+5.21）平方米的权利。置换后的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共127.56平方米，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占有比例分配，沙某2夫妇应分得置换房屋中的10.30（10.42÷129×127.56）平方米。沙家新和刘某分得117.26［（80.86+27.3+5.21+5.21）÷129×127.56］平方米。2000年11月，沙家新去世后，其与刘某共有117.26平方米中的一半，即58.63平方米的份额归刘某所有，另一半58.63平方米应作为沙家新的遗产进行分割。沙宝明和沙某2作为沙家新的父母，刘某作为配偶，沙某1作为沙家新女儿，系沙家新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各人应分得安置房中14.6575（58.63÷4）平方米的权益。2002年2月，沙宝明去世，其所有的份额作为遗产由沙某2、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继承，沙某1代位继承，每人分得六分之一即3.30平方米[（10.30÷2+14.6575）÷6）]。另鉴于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表示各人应分得的权利赠与沙某2，予以准许。综上，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应享有的权利为36.31平方米（10.30÷2+14.6575+3.30+3.30×4）。一审诉讼中，当事人确认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享有的权利份额全部归并到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因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建筑面积为63.78平方米，超出沙某2份额的面积由刘某、沙某1共有，即沙某2享有该房屋56.93%份额，刘某、沙某1享有43.07%份额。关于被拆迁房屋的补偿款即置换房屋的集资款，为减少讼累，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集资款系沙家新代表家庭取得安置房屋时交纳的款项，应当视为沙家新替沙某2交纳，一审判决由沙某2返还正确。首先，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款等合计27416.95元，根据沙某2夫妇在原被拆迁房屋中的份额进行分割，沙某2及其夫沙宝明共分得2214.61（10.42÷129×27416.95）元，沙家新与刘某共同分得25202.34元。沙家新去世后，其与刘某共有的补偿款中的一半，即12601.17元归刘某所有。另一半作为遗产分割，沙某2和沙宝明各分得3150.29元。沙宝明去世后，其名下的拆迁补偿款4257.60（2214.61÷2＋3150.29）元，由沙某2、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以及沙某1均等继承，每人分得709.60元。沙某3、沙某4、沙某5、沙某6表示其享有的份额赠与沙某2。综上，沙某2应得的拆迁补偿款合计7805.60（2214.61÷2＋3150.29+709.60+709.60×4）元。其次，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置换房屋的集资款系按270元/平方米计算。综上，沙某2在置换房屋中应享有的权利为36.31平方米，其应承担相应的集资款为9803.70元。因房屋集资款系沙家新交纳，应视为沙家新和刘某共同出资。鉴于两套房屋在沙某2和刘某、沙某1之间分割，故沙某2应得的拆迁补偿款与应承担的房屋集资款相抵，沙某2尚应给付刘某1998.10元。综上，沙某1、刘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一审部分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8）苏0602民初563号民事判决；二、登记在被继承人沙家新名下的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204室房屋归沙某2、刘某、沙某1共有，其中沙某2享有56.93%的份额，刘某、沙某1享有43.07%的份额。三、登记在被继承人沙家新名下的南通市崇川区光明东村21幢504房屋归刘某、沙某1共有。四、沙某2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某1998.10元；五、驳回沙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80元，由沙某2负担4634元，刘某、沙某1负担116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280元，由沙某2负担4634元，刘某、沙某1负担116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勇军审判员  陆海滨审判员  曹 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朱媛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