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行终5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安石路**。 法定代表人杨洪波，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维浩（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科辉（特别授权代理），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敏英，女，194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钱湖镇政府）因乡、镇政府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行初18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6月11日，东钱湖镇政府向邱敏英作出《行政决定书》，告知邱敏英“根据《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低限安置标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东旅政发[2018]75号）的规定，你于2018年1月向东钱湖镇政府申请的低限户（无房户）不符合申报条件（你与横街村金祖荣离婚后同韩岭村郭良炳同居应认定为事实婚姻，且郭良炳于1982年2月13日之后有房屋出卖），据此，现东钱湖镇政府作出如下决定：一、撤销东钱湖镇政府2018年5月17日作出的审批决定；二、依法收回安置给你的馨湖名苑6幢2号304室房屋；三、你须在2019年6月30日前办理好房屋交接手续”。 原审经审理认定，根据邱敏英的申请，东钱湖镇政府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了审批同意邱敏英享受低限标准安置面积30平方米的决定，并向邱敏英发放了馨湖茗苑6幢2号304室房屋的房票，作为新房差价结算、房屋交付的凭证。2019年5月24日，东钱湖镇政府与邱敏英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在谈话笔录中，邱敏英称其“在1979年左右离婚的，带着三女、五女到郭良兵家生活”，而对于东钱湖镇政府询问的“老房子什么时候卖掉？”邱敏英回答：“90年卖掉的，40平方米左右，卖价8500元”。后东钱湖镇政府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行政决定书》，决定撤销此前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的审批决定，并收回安置房屋。邱敏英对该《行政决定书》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低限安置标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东旅政发[2018]75号）第一条规定“申请低限安置标准的被拆迁人，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为被拆迁住宅用房的合法所有权人，且具有东钱湖镇常住农业户口；（二）符合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三）依法认定的可补偿安置面积每户低于人均三十平方米建筑面积”；第三条规定“被拆迁住宅用房适用低限安置标准时，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合并计算其房屋建筑面积：……（七）被拆迁人的家庭成员（含直系亲属）另有集体所有土地住宅用房或被拆迁人及其家庭成员（含直系亲属）原有集体所有土地住宅用房在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后已出租、出卖、赠与、变更用途或析产等的……”。 原审法院认为：因2018年5月17日的审批决定由东钱湖镇政府作出，故在其发现该审批决定存在错误的情况下，有作出撤销该审批决定的职权。2019年6月11日，东钱湖镇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决定书》，以邱敏英与他人存在事实婚姻，且他人曾于1982年2月13日之后有房屋出卖行为为由，决定撤销此前所作的审批决定。对此，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系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所适用的审判规则，且本案中东钱湖镇政府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邱敏英与“郭良炳”符合结婚实质条件、属事实婚姻。东钱湖镇政府据此认为邱敏英应当适用《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低限安置标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东旅政发[2018]75号）第三条第七项的规定，不符合低限安置条件，该认定结论的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此外，取消邱敏英的低限安置资格涉及到邱敏英的重大利益，但东钱湖镇政府在作出被诉《行政决定书》之前，未听取邱敏英的意见，不符合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要求。综上，东钱湖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且程序不当，邱敏英要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请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如下判决：撤销东钱湖镇政府于2019年6月1日作出《行政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上诉人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未予认定，导致判决不当。一、被上诉人与郭良炳属于事实婚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谈话笔录》，其中被上诉人明确陈述“在1979年左右离婚的，带着三女、五女到郭良兵家生活”，上诉人已明确告知其属于“事实婚姻”，被上诉人未予否认，并在谈话笔录上签字确认。此外，上诉人在本纠纷发生后，已经进行过调查核实，经被上诉人所在村村民反映，被上诉人确与郭良炳共同生活。由此，上诉人认定被上诉人与郭良炳之间应属事实婚姻关系，并无不当。二、基于被上诉人与郭良炳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原审法院判决理由有误。首先本案涉及的核心权益是被上诉人是否可享受低限安置政策，该权益实为财产性权益，而该权益的获取与被上诉人是否与郭良炳属事实婚姻有密切关系；其次，原审认为事实婚姻系人民法院在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所适用的审判规则，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再则，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与郭良炳系事实婚姻关系。三、上诉人的行为合理合法。上诉人系辖区范围内低限安置的审核及公示机关，《关于印发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低限安置标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甬东旅发（2008）75号]文件也明确赋予了上诉人该职能。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的低限安置因存在事实婚姻关系，且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出卖房屋行为，不符合安置条件，经调查核实后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并明确告知被上诉人相关权利义务及救济途径，行政行为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与金祖荣育有五个女儿，1979年左右离婚后，三女儿金菊芬和五女儿金红由被上诉人抚养。被上诉人带着女儿到韩岭村郭良炳处租房居住，并支付房租。女儿出嫁后，被上诉人即到女儿家居住。被上诉人因在困难时候受到郭良炳的帮助，生活改善后，偶尔也会对其有所接济，但未想过和其结婚，也未与其共同生活。郭良炳出卖房子的事，系郭良炳事后告知。村里人对被上诉人未再婚是知道的。本次拆迁过程中，经拆迁办调查、公示，被上诉人符合安置条件。现上诉人未查清事实，将安置给被上诉人的房子收回，收回前也未征询被上诉人意见，行政行为违法。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婚姻关系或者说夫妻关系是一种复合型法律关系既包括身份权，也包括财产权，因此该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必须是一种适法行为。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是1994年2月1日之前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当地群众也认为是夫妻。本案中，被上诉人仅向郭良炳租房居住，未与其一起生活，不承认与其存在婚姻关系，故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双方不存在事实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作为一种对我国婚姻历史遗留问题的补救性裁判规则，其范围和适用条件受到严格限制，仅仅是在双方当事人对婚姻关系是否存续存在争议时所适用的补救性民事审判规则，初衷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而不是鼓励承认事实婚姻。上诉人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就算发现了非法的事实婚姻关系也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指责并要求其依法补办登记，现上诉人将本不存在的婚姻关系强加于行政管理对象身上，直接主动认定事实婚姻关系，超越了其自身的行政管理权限，也严重损害了婚姻关系的严肃性，系对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错误理解与适用。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诉人有权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并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认定。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与郭良炳之间存在事实婚姻，而郭良炳曾于1982年2月13日之后有房屋出卖行为为由，认定上诉人不符合低限户（无房户）申报条件。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的裁判规则，并非上诉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依据；其次，仅凭上诉人原审中提供的其向被上诉人所作的谈话笔录，并不能认定被上诉人与郭良炳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婚姻构成要件；再则，上诉人作出涉及到被上诉人重大利益的被诉行政行为之前，未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符合行政行为正当程序要求。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陈 晴 审判员 俞朝凤 审判员 孙 雪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俞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