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48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明江，男，1977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洪强，商丘市梁园区天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江华，商丘市梁园区中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代表人：苏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晨曦，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保春，男，195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青文，女，195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侠，女，199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甲。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乙。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丙。以上三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杨侠，女，199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系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之母。以上六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河南扬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代表人：曹军伟，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沈明江，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保春、李青文、杨侠、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以下简称张保春等六人），被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5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明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洪强、胡江华，上诉人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晨曦，被上诉人张保春等六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方钊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明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沈明江按本次事故的10％承担责任，赔偿金基数均按农村户口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不能采纳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标准，张某应负完全责任，责任最多按1:9划分。本案受害人张某为醉驾，应承担全部责任，事故认定书已认定其为醉驾。虽然交警部门认定沈明江为次要责任，但交通意外事故并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意外事件，交通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民事侵权责任的分配不应单纯以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确定，应从损害行为、损害后果、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可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因此，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本案沈明江没有任何过错，事故发生完全是因张某醉驾引起，相关醉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准一般是负全责，加上张某超速驾驶追尾，更应承担全部责任。醉驾不仅应受到行政处罚，还应负刑事责任，本次事故为张某醉驾又严重追尾造成，张某不仅对他人生命无视，也对自己生命不尊重，属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生命。沈明江没有过错，也是惨重受害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张保春等六人家里有承包责任田，应按农村标准基数计算赔偿金，无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三、沈明江出身农村，一年收入不足30000元，家庭极其贫困，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大，到死也存不了56万多元。给一个受害者加重56万多元的负担，面对求生冤枉，求死不能的人，只能给法院执行带来麻烦。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错误。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适格被告应是事故相对方及其保险公司，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是张保春等六人方的保险公司，与六人之间是保险合同纠纷，不能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被告。若张保春等六人要求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按保险合同纠纷起诉，与本案是两种不同法律关系。二、退一步讲，即使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与张保春等六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一并在本案中处理，但一审法院认定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担责错误。张某投保的商业险免责条款显示，保险人免责情形包括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本案交通事故，张某系醉酒驾驶，属保险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且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已对免责条款作了明确说明，并采用了加粗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处理方式，应认定保险人对免责条款已尽到说明、提示义务。故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不应在机动车损失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沈明江、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相互答辩意见均为同意对方上诉请求及理由。张保春等六人辩称，一审法院对责任及赔偿标准的认定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未答辩。张保春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沈明江、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共计85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4日4时10分许，在商丘市××与××交叉口北200米处，张某醉酒后驾驶浙Ａ×××**号小型轿车行驶至此时，与同方向行驶的沈明江驾驶的豫Ｎ×××**号三轮汽车尾部相撞，造成张某死亡、沈明江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张某负主要责任，沈明江负次要责任。浙Ａ×××**号小型轿车在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投保有车辆损失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豫Ｎ×××**号汽车在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处投有交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死者张某自2016年7月2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钱江经济开发区万盛商贸城3幢1068室经营杭州慧川贸易有限公司。2017年9月13日，杨侠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阳光绿色雅苑4幢3单元502室购买房屋并定居。经张保春等六人申请该院委托，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浙Ａ×××**号车辆损失进行评估，经评估浙Ａ×××**号车辆损失价值为155100元，支出评估费3000元。张某于1981年12月4日出生，张保春系张某父亲，1953年1月22日出生，李青文系张某母亲，1955年6月6日出生，二人共有子女三人；杨侠系张某妻子，二人共生育子女二人；长女张某乙，2012年8月30日出生；长子张某丙，2018年6月2日出生；张某和前妻共同生育女儿张某甲，2003年10月10日出生。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598元／年，职工平均工资66432元／年，201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989元／年。一审法院认为，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伤残的，应当支付必要的费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过错比例分担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张保春等六人诉讼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责任认定张某负主要责任，沈明江负次要责任，因二人驾驶的均是机动车，故按三七计算。事故车辆浙Ａ×××**号车在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投有机动车损失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事故车辆豫Ｎ×××**号车在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投保交强险。故应由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按责任比例由沈明江按责任承担。综上所述，张保春等六人因张某死亡而形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参照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年和职工平均工资为66432元/年的标准计算为1111480元、33216元，车辆损失费155100元、评估费3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201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989元/年的标准和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598元/年的标准计算为7947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死亡赔偿金，故死亡赔偿金为1906230元。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为3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张保春、李青文、杨侠、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因张某死亡而形成的死亡赔偿金1906230元、丧葬费33216元、车辆损失费155100元、评估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以上共计2127546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机动车损失险限额内赔偿109270元；由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12000元。上述赔偿款须汇入指定账户（户名：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北海支行；账户：41×××02）。二、被告沈明江赔偿原告张保春、李青文、杨侠、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因张某死亡而产生的其他损失共计1896276元的30％即568882.8元。三、驳回原告张保春、李青文、杨侠、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其他的诉讼请求。上述各项费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限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减半收取6150元，由被告沈明江1845元，原告张保春、李青文、杨侠、张某甲、张某乙、张某丙负担4305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及对赔偿标准、责任比例的认定是否适当，上诉人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主张免赔的依据是否充分。各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均无异议和补充。二审中，上诉人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提交商业险保险单、投保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各1份。证明目的是：涉案保险合同签订时，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将保险条款交付给了张某，对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加黑加粗处理，并对张某进行了解释说明，张某明确表示知悉各条款的意思及法律后果。上诉人沈明江质证认为：对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张保春等六人质证认为：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保险合同无关，本次事故发生在2018年10月4日，而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投保单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14日，保险合同终止日期为2018年6月20日，该保险合同已于2018年6月20日作废，保险条款为2014版，不能证明是本案事故发生时的保险条款，更不能证明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已就相关免责事项向投保人进行了告知及条款交付等事实，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分析认证如下：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提供的不是涉案保险资料，不能证明涉案商业险免责条款交付及提示说明情况，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一、一审审理程序问题。本案张保春等六人因张某死亡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和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内及浙商财险周口支公司在交强险人伤和财产损失限额内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损失性质相同，故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本案诉讼主体适格，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二、赔偿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受害人赔偿标准计算，并计入死亡赔偿金。本案受害人张某与杨侠夫妇自2016年7月2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开办有杭州慧川贸易有限公司并在该区购置有商品房。一审法院适用浙江省赔偿标准，于法有据，并无不当。三、责任比例问题。商丘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第41140312018000069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成因及沈明江次要责任的认定清楚，该事故认定书系公文书证，具有较高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并根据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认定规则认定沈明江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四、商业险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商业险保险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规则处理，旨在减轻或免除己方责任的条款属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对其内容尽到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本案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未提供涉案商业险项下投保单等资料，上诉人向何人如何交付的保险条款及就免责事项如何履行的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不清，其主张免赔依据不足，依法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沈明江、平安财险浙江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45元，由上诉人沈明江负担1845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12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一宇审判员  高纪平审判员  张月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颖书记员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