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京01行赔终1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久月，女，195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代理人陶朦朦，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法定代表人陈仲文，镇长。委托代理人吴振元，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司法所所长。委托代理人田卫华，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久月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9行赔初3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久月及其委托代理人陶朦朦，被上诉人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沈家营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振元、田卫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01年，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魏家营村东养殖小区。2016年12月2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将饮用水源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院等人口集中区域、延庆区筹办举办绿色发展大事划定范围等六个纳入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其中重点流域周边范围包括了妫水河流域。根据《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的公告》和《北京市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位于上述“重点流域周边范围”的“妫水河流域”。2016年12月5日，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局作出延农发〔2016〕39号《关于印发〈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停方案〉的通知》，同时印发了《延庆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关停工作方案》。2016年12月31日，王久月与沈家营镇政府签订《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2017年3月3日，沈家营镇政府向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送达《关于禁养区规模养殖场（小区）限期关停的通知》催告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关停，王久月仍未履行协议义务。2017年6月7日，沈家营镇政府作出并向王久月送达《强制执行决定》。2017年6月9日，沈家营镇政府按照《强制执行决定》对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关停。王久月于2017年5月19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沈家营镇政府作出的《关于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小区）限期关停工作的通知》（沈政发〔2016〕25号，以下简称25号通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19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沈家营镇政府作出25号通知违法。王久月于2017年6月12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沈家营镇政府强制关停王久月经营的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依法确认沈家营镇政府强制关停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王久月于2018年3月26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与沈家营镇政府签订的《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无效。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0日作出（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王久月的起诉。现（2017）京0119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2月23日，王久月向沈家营镇政府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沈家营镇政府赔偿因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经济损失4228270元、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4371675元、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50000元。沈家营镇政府收到赔偿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2019年3月6日，王久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沈家营镇政府赔偿其各项财产损失8949945元，包括：1.因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经济损失4228270元，2.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4371675元，3.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50000元。沈家营镇政府提供的《沈家营镇魏家营小区关停生猪统计表》记载“户名：王久月；数量：仔猪86头（哺乳期），育成猪1头，育肥猪30头，母猪11头，后备母猪14头，合计142头；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德步、边文秀（签名处未加盖公章）”。《沈家营镇魏家营小区生猪过磅单》中记载“户名：王久月；车号：×××；空载重量：7060公斤，满载重量：11460公斤，生猪重量：4400公斤，品种：后备猪，头数：14，品种：肥猪，头数：31，时间：8:26/10:38；车号：×××；空载重量：3320公斤，满载重量：5540公斤，生猪重量：2220公斤，品种：母猪，头数：11，时间：8:29/10:37；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德步、边文秀（签名处未加盖公章）”“户名：王久月；车号：×××；空载重量：1680公斤，满载重量：2080公斤，生猪重量：400公斤，品种：仔猪，头数：86，时间:8:32/10:33；公证处签名处署有：肖德步、边文秀（签名处未加盖公章）”。经查，肖德步系北京市延庆区夏都公证处公证员、边文秀2017年借调到公证处工作，在2017年6月9日以证明人身份在清理现场进行见证。另查，2017年6月9日，沈家营镇政府以仔猪8元/公斤，后备猪、肥猪、母猪6元/公斤的价格将从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中清理出的生猪予以变卖，变卖价款共计42920元，现该价款仍在沈家营镇政府处。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本案中，因沈家营镇政府强制关停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的行政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王久月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合法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王久月主张的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不属于直接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养殖场其他附属设施设备不属于沈家营镇政府在2017年6月9日的清理范围，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直接损失，法院亦不予支持。王久月的合法财产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沈家营镇政府的强制关停并清理全部畜禽的行为导致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生猪被强行变卖受到损失，沈家营镇政府应当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王久月向法院提交的《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存栏登记表（生猪）》为2016年12月7日登记制作，与2017年6月9日关停清理的时间相距较长，其记载的生猪种类及数量并不能等同于清理当日的生猪种类及数量。沈家营镇政府向法院提供了生猪统计表及过磅单，该组证据虽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统计表及过磅单是在2017年6月9日关停清理当日制作，且有证明人现场见证，在王久月未能提供确实有效的证据推翻沈家营镇政府提供的统计表及过磅单的情形下，法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统计表中载明仔猪86头（哺乳期），母猪11头、后备母猪14头，肥猪31头，沈家营镇政府在未区分具体母猪种类的情况下，均按公斤以低价变卖，不符合市场交易行为习惯，法院对其变卖价格不予确认。鉴于王久月、沈家营镇政府双方均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生猪的种类及价值，法院结合王久月、沈家营镇政府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并采用询价等方式，对王久月主张的生猪损失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36875元。一审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家营镇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久月经济损失136875元；二、驳回王久月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王久月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沈家营镇政府赔偿因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经济损失4228270元，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4371675元，及因维权而支付的诉讼费、代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50000元。其上诉理由略为:1.关于因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计算。上诉人损失的计算应追溯至2016年12月31日关停通知下发时，该关停通知的下发系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开端，之后的关停行为均是该行为的延续，因此，一审法院以2017年6月9日关停当天为标准计算上诉人损失，认定错误。且除违法强制拉走生猪的损失外，上诉人配合禁养引起的损失，亦应计算在赔偿范围内。针对该损失，上诉人已尽到举证义务，因被上诉人原因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的，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2.关于养殖场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的赔偿问题。上诉人养殖场所属区域及至整个延庆区妫水流域均被划为禁养区，导致上诉人无法重新选址养殖生猪，上诉人用于生猪养殖的机器设备因此丧失其使用价值。该设施设备损失的产生均系被上诉人违法行为导致，被上诉人应依法予以赔偿。3.由于被上诉人的强制关停行为，导致上诉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上诉人因维权支出的费用属于直接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予赔偿。4.生猪价格计算有误，应以2019年下半年的生猪价格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且关停当日沈家营镇政府丢弃了王久月所养殖的部分生猪，该损失未予赔偿。被上诉人沈家营镇政府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上诉人王久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魏家营村村委会证明》，2.《经营场所证明》，3.土地租赁合同及收据，1-3证明王久月在延庆区沈家营镇魏家营村拥有合法的鹏博兴旺养殖场；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4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沈家营镇政府存在2017年6月9日违法强制关停王久月的养殖场的事实，且该违法行为已经被延庆区人民法院依法确认；5.《行政赔偿申请书》及附件、邮寄详单、回执单，证明王久月于2018年12月23日向沈家营镇政府申请国家赔偿的情况，沈家营镇政府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回复；6.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7.2017年4月21日北京市延庆区动物卫生监督所针对王久月养殖场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6-7证明沈家营镇政府2017年3月2日通过违法的《关停通知》责令王久月关停其经营的养殖场的情况下，王久月为了配合关停行为，贱卖了一定数量的猪；8.违法关停现场照片及视频，9.《北京市房屋评估结果通知单》（正平拆估字第2017002-WJY-003号），10.《禁养区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畜禽存栏登记表》，11.养殖设备及物资估价结果通知单（共2页），12.养殖设备登记表，13.损失清单，8-13证明沈家营镇政府违法关停过程中，给王久月的养殖场生猪、相关设备设施造成损失，其中视频资料是生猪被拉走，拆除一些设备（门、门锁、栏杆）；14.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9行初26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沈家营镇政府的关停行为，应当与王久月签订相应的补偿协议，基于以上客观事实，沈家营镇政府的强制关停行为，应当给予王久月相应的赔偿。被上诉人沈家营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魏家营养殖小区收购生猪情况表复印件一份，2.沈家营镇魏家营小区关停生猪统计表复印件一份，3.沈家营镇魏家营小区生猪过磅单复印件一份，证据1-3证明沈家营镇政府从王久月经营的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那里清理走的猪的重量、单价、数量、总金额、品种；4.生猪收购合同复印件一份，5.关停补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据4、5证明王久月曾与沈家营镇政府协议过，但是没有履行；6.限期关停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沈家营镇政府发过关停通知；7.限期关停回执复印件一份，证明王久月收到了沈家营镇政府的通知；8.请示报告批办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农业局请示区政府，是经过区政府同意的，决策是合法的；9.北京市延庆区农业局关于报请区政府对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作出责令拆除决定书的请示复印件一份，证明沈家营镇政府程序合法。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了以下证据：1.到延庆区夏都公证处进行调查并制作谈话笔录二份、取得工作证二份，证明统计表、过磅单上公证人员身份及现场情况；2.到延庆区旧县镇大柏老永泉养殖场、沈家营镇北京裕龙达养殖场、沈家营村养殖户进行询价并制作谈话笔录两份、电话笔录一份，证明2017年6月左右的各类生猪价格；3.调取了《北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公布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强制扑杀动物补偿基准指导价格的通知》及《关停养殖场（小区）畜禽补助计算标准》，反映沈家营镇政府与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订立《禁养区内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关停补助协议书》时的畜禽补助计算标准。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王久月提交的证据1-6、14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证据形式要求，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法院予以采纳；证据8中标有2019-06-09日期的照片打印件，法院予以采纳，其余无法判断形成日期的照片法院不予采纳；证据7、9、10、11、1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法院不予采纳；证据13系王久月自行所列的赔偿物品清单及价格，不属于证据范畴。沈家营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3系沈家营镇政府在清理现场制作的生猪清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法院予以采纳；证据4具有真实性，可以体现沈家营镇政府的询价过程，法院予以采纳；证据5-9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法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证据1-3系法院依职权制作，法院予以采信。上述证据全部随案移送本院。本院查阅了一审卷宗，询问了各方当事人，并经审查核实，同意一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意见。经确认的有效证据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因沈家营镇政府实施的强制关停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王久月具有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权利。关于王久月主张的损失计算时点问题。本案系王久月因沈家营镇政府于2017年6月9日实施的强制关停行为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王久月仅能就上述强制关停行为给其合法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取得国家赔偿。故应以违法行为发生时，即2017年6月9日，作为王久月取得国家赔偿的计算时点。王久月所提应以关停通知下发时确定赔偿数额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久月主张因禁养引起的损失、养殖场其他附属设施设备损失、因维权支出的费用等应予赔偿的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2017年6月9日，沈家营镇政府实施强制关停行为时，未对养殖场附属设施设备进行清理。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王久月养殖场其他附属设施设备因违法强制关停行为而受到损失。因禁养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强制关停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王久月因维权支出的费用，属于当事人在法律救济程序中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赔偿范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王久月据此提出的赔偿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久月主张的赔偿生猪价值有误问题。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中，沈家营镇政府从北京鹏博兴旺养殖场中清理出的生猪，属王久月所有的合法财产，因清理行为给王久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关于应当赔偿生猪的数量，因王久月取得国家赔偿的计算时点应为沈家营镇政府实施的违法关停行为发生之日，即2017年6月9日，沈家营镇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当日在证明人员见证下所制作的生猪统计表及过磅单，因王久月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生猪统计表及过磅单所载信息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以此确定赔偿生猪的数量，处理并无不当。关于生猪变卖的价格，沈家营镇政府以仔猪8元/公斤，后备猪、肥猪、母猪6元/公斤的价格将清理出的生猪予以变卖，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符合市场交易习惯，沈家营镇政府应当对变卖价款低于财产价值的部分支付相应赔偿金。一审法院通过询价的方式了解了2017年6月生猪的市场交易价格，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运用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酌定赔偿王久月生猪损失136975元，处理亦无不当。王久月所提应当以2019年下半年的生猪市场价格作为赔偿标准及生猪数量计算有误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久月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阳审 判 员 梁菲审 判 员 王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李蓓书 记 员 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