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63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伟森，男，1968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文，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萍萍，广东中粤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水亮，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关靖灏，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健生西路****首层**铺位。法定代表人：何文辉。原审第三人：何文辉，男，1981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蔡伟森因与被上诉人周水亮、原审第三人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兆公司）、何文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3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伟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周水亮全部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周水亮承担。事实与理由：蔡伟森与周水亮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一审判决蔡伟森将益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周水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本案的程序问题。1.本案不是“公司决议纠纷”。公司决议纠纷包括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和公司决议撤销纠纷。具体是指股东就股东决议效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股东决议引发的纠纷。但本案中，周水亮并未要求对股东决议的效力进行确认或撤销，所以，本案不应是“公司决议纠纷”。2.周水亮不具有“公司决议纠纷”的诉讼主体资格。首先，本案是“公司决议纠纷”，周水亮不是益兆公司的股东，其不具备提起“公司决议纠纷”的诉讼主体资格。其次，周水亮提起诉讼所指向的核心是2016年1月6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而这份《股东会会议决议》属公司内部治理的范畴，周水亮不是益兆公司的股东，其以益兆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受让公司股东股权而提起“公司决议纠纷”诉讼显然不适格。3.如果本案是“公司决议纠纷”，应当列益兆公司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可见，本案周水亮提起“公司决议纠纷”的原告及被告主体均不当，缺乏必要的诉讼要件，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周水亮不是2016年1月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当事人，无权向蔡伟森提出独立请求权。本案实质是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除合同当事人以外，任何其他人不得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可见，本案中周水亮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的第三人，并非决议的当事人，无权向蔡伟森提出独立请求权，其直接要求蔡伟森履行决议，于法无据，法院应不予支持。（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和错误。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何文辉执行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在2017年7月将蔡伟森所持有的40％股份转给周水亮，周水亮委托案外人石玉辉在2017年7月3日和2017年8月21日转给何文辉的200万元，作为益兆公司40％股份的出资款。周水亮已经按照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决议支付了出资款200万元给益兆公司，已经取得了蔡伟森所持有的益兆公司40%股份完全错误。首先，蔡伟森是益兆公司经登记的合法股东，其所持有的40%的股份是蔡伟森个人合法财产，未经其同意或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剥夺蔡伟森的股东资格和股份份额，何文辉更无权擅自将蔡伟森的财产转给周水亮。其次，周水亮不是益兆公司的股东，不具有出资资格。第三，出资款应当转给益兆公司而非股东个人。第四，该笔款项是案外人转账，而非周水亮本人转账，未经查证，即将该笔款视为周水亮的出资款实属错误。第五，蔡伟森从未向公司及其他股东书面提出转让股份。第六，蔡伟森从未就转让股份与周水亮达成任何股权转让协议。第七，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中，蔡伟森仍是股东之一。2.一审遗漏主要事实。(1)蔡伟森与何文辉于2015年2月3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共同成立益兆公司，唯一的目的是就向深圳前海金融资本交易所有限公司收购增城木材公司等3户不良资产包。从公司成立至收购该资产包，公司从未涉足任何其它经营活动就是证明。签订这份《股东合作协议书》时，蔡伟森看重的是何文辉有资金，何文辉看重的是蔡伟森有资源和经验可购买得上述资产包。因此，蔡伟森与何文辉当时确认蔡伟森无需出资仍可占有益兆公司40%的股份。(2)益兆公司现时的资产就是上述资产包，单计购买价就450万元，这还不包括相关的行政费用等费用。由于资产包的主要资产是房屋和土地，对于这几年不断上升的房地产价格，蔡伟森认为资产包的保守价值达2000万至3000万元。按照蔡伟森占40％股份,蔡伟森的股份价值就达800万至1200万元。上述事实是本案的重要和关键的事实，但一审未能查清和认定。（四）蔡伟森认为一审裁判严重不公。蔡伟森与周水亮无任何的股权转让协议，益兆公司现时的资产达2000万至3000万元。蔡伟森的股份价值达800万至1200万元。一分钱转让款不付，就夺取蔡伟森价值1200万元的资产是严重裁判不公。一审将股东会决议的“无条件”等同“无偿”实属大大的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周水亮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周水亮辩称，不同意蔡伟森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益兆公司述称，不同意蔡伟森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何文辉述称，不同意蔡伟森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周水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蔡伟森履行2016年1月6日《股东会会议决议》配合周水亮办理第三人益兆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本案诉讼费用由蔡伟森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在2014年12月16日，益兆公司登记成立取得了《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为蔡伟森、何文辉，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蔡伟森认缴出资人民币40万元占公司40%股权，何文辉认缴出资人民币60万元占公司60%股权，并担任益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周水亮被聘请为益兆公司的监事。在2015年8月5日，益兆公司的股东蔡伟森、何文辉召开股东会议，并达成了《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如下：一、同意公司的总投资额增加到500万元人民币；二、同意以450万元的价格受让增城市木材公司、增城市木材公司新塘木材供应站和增城宇联公司3户不良债权资产包项目（项目编号：GY042015-00XXX1E）（以下简称“该项目”）。三、同意全权委托蔡伟森向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和深圳产权拍卖有限公司办理该项目竞买登记手续。四、同意由公司向何文辉借款200万元人民币，待蔡伟森于2015年9月30日前履行出资义务后优先偿还公司借何文辉200万元的款项。以上为本次会议的全部决议。到会股东签名：蔡伟森、何文辉”。在2015年11月5日，益兆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并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一、第七条现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二、第八条股东姓名、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如下：何文辉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5年12月31日，持股比例60%；蔡伟森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期限2015年12月31日，持股比例40%。工商部门准许了益兆公司的申请，并在2015年11月25日核发了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的《营业执照》给益兆公司。由于蔡伟森没有依约在2015年12月31日出资200万元到益兆公司，因此益兆公司在2016年1月6日向蔡伟森发出《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要求蔡伟森在2016年2月15日前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到益兆公司。该《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载明：“股东蔡伟森：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由股东蔡伟森（以下简称“阁下”）和股东何文辉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股东何文辉认缴出资300万元人民币，占股比60%；阁下认缴出资200万元人民币，占股比40%。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以货币出资方式，出资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前，由两位股东按各自认股比例缴纳。股东何文辉认缴的300万元人民币已经提前实缴到位，阁下认缴的200万元人民币至今仍未到位。鉴于上述情况，请阁下于收到本函后尽快缴纳阁下所认缴的出资。如阁下未能在2016年2月15日前缴纳阁下所认缴的全部出资，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解析和规定，限制阁下的利润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甚至取消阁下相应股份的股东资格，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阁下自行承担。”当日，蔡伟森签收了该《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在同一日，益兆公司的股东蔡伟森、何文辉召开股东会议，并邀请了益兆公司的监事周水亮以及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的关靖灏律师参加了会议。股东会议达成了《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该《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作出如下决议：一、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将于2016年2月15日前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比例全部实缴出资完毕。二、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如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本决议第一条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将属于其持有占本公司的40%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于周水亮，并协助周水亮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和行政变更手续。三、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如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本决议第一条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则根据上述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四、同意在2016年2月l5日前本公司一切事务由执行董事长何文辉主持决定，自本股东决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股东签章：蔡伟森、何文辉”。在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作出后，由于蔡伟森没有按照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在2016年2月15日前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到益兆公司。因此，何文辉执行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在2017年7月将蔡伟森所持有的40%股份转给周水亮，周水亮委托案外人石玉辉在2017年7月3日和2017年8月21日，分别将50万元和150万元，合计200万元（50万元+150万元）转入何文辉的银行账户，作为益兆公司40%股份的出资款。之后，周水亮要求蔡伟森配合办理益兆公司股权变更手续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蔡伟森提供了其与何文辉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书》（日期：2015年2月3日）和《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日期：2015年8月5日）到庭，用于证明蔡伟森资金不足，以向何文辉借款的形式作为出资购买资产包，当时何文辉愿意代蔡伟森出资购买资产包。蔡伟森并提供了益兆公司出资购买资产包的相关证据。蔡伟森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第一条第3款约定：原协议第八条第一项为“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须在2015年3月25日前补足，…。”现变更为“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足额、按时缴付出资的，须在2015年9月30日前补足，如届时还未能补足则按退股处理，…。”第一条第6款约定：原协议第八条增加一项为“3、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作出使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遭受损失行为的、因未按时出资而退股的，除应向公司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外还须向守约方支付以本协议约定总投资额的20%作为违约金。”周水亮对蔡伟森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是：该份补充协议不能证明蔡伟森的主张，也恰恰证明了蔡伟森与何文辉之间有出资协议。益兆公司及何文辉对蔡伟森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是：该份补充协议是蔡伟森与何文辉签订的，因为蔡伟森一直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在何文辉多次催促蔡伟森出资未果，所以签订了该份补充协议，该份补充协议第一条第3款也说明蔡伟森须在2015年9月30日前补足出资，如未按时补足则按退股处理。蔡伟森承认其没有在益兆公司出资。蔡伟森并抗辩称益兆公司成立时已经约定了其不用出钱，其占的是干股。但是蔡伟森未能提供证据到庭证实。诉讼中，蔡伟森认为周水亮提供的《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日期：2016年1月6日）中“蔡伟森”的签名及指印不是其本人的真实签名及指印，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该签名及指印进行司法鉴定。但是由于蔡伟森未在规定的时间内预交鉴定费，因此一审法院依法按蔡伟森撤回申请处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周水亮提供的《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营业执照》、《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两份），有蔡伟森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书》、《股东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公司决议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益兆公司的股东为蔡伟森、何文辉，蔡伟森认缴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占公司40%股权，何文辉认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占公司60%股权，何文辉担任益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水亮被聘请为益兆公司的监事。由于蔡伟森没有依约在2015年12月31日出资200万元到益兆公司，因此益兆公司在2016年1月6日向蔡伟森发出《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要求蔡伟森在2016年2月15日前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到益兆公司。在同一日，益兆公司的股东蔡伟森、何文辉召开股东会议，并邀请了益兆公司的监事周水亮以及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的关靖灏律师参加了会议。股东会议达成了《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经全体股东一致表决作出如下决议：一、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将于2016年2月15日前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比例全部实缴出资完毕。二、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如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本决议第一条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将属于其持有占本公司的40%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于周水亮，并协助周水亮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和行政变更手续。三、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如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本决议第一条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则根据上述情况修改公司章程。四、同意在2016年2月l5日前本公司一切事务由执行董事长何文辉主持决定，自本股东决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股东签章：蔡伟森、何文辉”。由于蔡伟森没有按照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在2016年2月15日前缴纳出资款200万元到益兆公司。因此，何文辉执行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在2017年7月将蔡伟森所持有的40%股份转给周水亮，周水亮委托案外人石玉辉在2017年7月3日和2017年8月21日，分别将50万元和150万元，合计200万元（50万元+150万元）转入何文辉的银行账户，作为益兆公司40%股份的出资款。有当事人的陈述，有周水亮提供的《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营业执照》、《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关于催告蔡伟森股东尽快履行出资义务函》、《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中信银行个人电子转账凭证》（两份）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周水亮已经按照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决议支付了出资款200万元给益兆公司，已经取得了蔡伟森所持有的益兆公司40%股权；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涉案《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周水亮请求蔡伟森履行2016年1月6日《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配合办理益兆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蔡伟森抗辩称周水亮不是益兆公司的股东，益兆公司股权的转让与周水亮无关，周水亮无权要求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蔡伟森并抗辩称益兆公司成立时已经约定了其不用出钱，其占的是干股。因蔡伟森未能提供证据到庭证实，故蔡伟森提出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第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蔡伟森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2016年1月6日《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协助周水亮办理益兆公司40%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蔡伟森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因蔡伟森是否应履行《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而引发的纠纷，本案案由应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二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焦点为：1.周水亮是否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2.周水亮请求蔡伟森履行2016年1月6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配合周水亮办理益兆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有否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益兆公司的股东蔡伟森、何文辉于2016年1月6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并邀请益兆公司的监事周水亮参加了会议，虽然该日的《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是由蔡伟森与何文辉共同作出并签字的，但根据该决议所载明的内容“同意公司股东蔡伟森如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本决议第一条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的，将属于其持有占本公司40％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于周水亮，并协助周水亮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和行政变更手续”，即蔡伟森若在2016年2月15日前未按该决议履行出资义务的，其将持有的益兆公司40％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于周水亮，何文辉亦同意，该转让并不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蔡伟森并未按时履行出资义务，故周水亮在条件成就时将受让蔡伟森的40％股份，所以周水亮有权凭涉案决议向蔡伟森主张权利，即周水亮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关于争议焦点二。蔡伟森在2016年1月6日的《广州市益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上签字确认的事实，即可证明涉案决议对蔡伟森有约束力。蔡伟森所称被何文辉逼迫之下才在涉案决议上签字，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若蔡伟森于2016年2月15日未出资，则依决议约定蔡伟森应无条件将其持有的益兆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周水亮，周水亮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接受，周水亮委托案外人石玉辉在2017年7月3日和2017年8月21日分别将50万元和150万元，合计200万元转入何文辉的银行账户，何文辉也确认周水亮向益兆公司出资等事实，足以证明周水亮已受让蔡伟森所持有的益兆公司40％股份。蔡伟森所主张曾与何文辉约定无需出资即享有益兆公司40％股份，何文辉对此不予确认，蔡伟森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对周水亮请求蔡伟森履行2016年1月6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配合周水亮办理益兆公司股权变更手续予以支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蔡伟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蔡伟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审判员  曹佑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陶智斌韦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