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再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坤，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其瑞，男，1985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士超，男，1987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早厚，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莘县振兴街**。法定代表人：安信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霞，男，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进峰，山东莘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文才，男，1979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利杰，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白晓静，女，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原审被告：李万行，男，1971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莘县。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莘县农商行）诉杨文才、白晓静、杨德坤、杨其瑞、王士超、李万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鲁1522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杨德坤、李万行对该判决不服，于2017年1月12日向莘县公安局报案，莘县公安局初查后，于2017年2月14日将该案情况通报山东省莘县人民检察院，山东省莘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莘检民（行）监[2017]37152200002号检察建议书，向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7）鲁1522民监2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鲁1522民再1号民事判决。杨德坤、杨其瑞、王士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德坤、杨其瑞及与王士超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早厚,被上诉人莘县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霞、郭进峰，原审被告杨文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焦利杰，原审被告李万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白晓静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德坤、杨其瑞、王士超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山东省莘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2民再1号民事判决，中止审理本案，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错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从而作出判决有误。1、本案借款已涉嫌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二十条的规定，应由法院将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本案再根据实际情况应作“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中止诉讼、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处理。本案由莘县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并向莘县人民法院提供了莘县公安局所作的《我局办理的刑事案件与莘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通报》，称：“杨文才虚构借款用途，利用虚假担保手续，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已涉嫌犯罪。”，由此可见，莘县公安局已将本案定性为刑事案件，并立案受理，一审法院应中止审理。2、根据杨文才一审答辩，被上诉人未向杨文才履行支付贷款本金的义务，因此本案借贷未实际发生。杨文才虽然向被上诉人柿子园支行提供了虚假的贷款手续和收款银行卡，但该银行卡一直被柿子园支行的工作人员掌控，贷款本金发放后被柿子园支行行长冯可功拿走使用，并实际支配了银行卡内款项。冯可功作为被上诉人柿子园支行行长，且系涉案贷款的实际操作人和负责人，其擅自挪用杨文才贷款本金的行为应视为被上诉人的行为，即被上诉人实际未履行向杨文才支付贷款本金的法定义务。在本案一审中，上诉人和杨文才多次提出请求一审法院调取公安机关已经查明的贷款去向和实际取款情况，但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据上诉人了解，公安机关已经查实涉案款项的存取款情况和之后的还息信息，能够证明杨文才并未实际收到涉案贷款。因此，若查明杨文才未实际收到涉案贷款，则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上诉人与杨文才联系，杨文才表示因无力支付上诉费用而无法提起上诉，但仍坚持未实际收到涉案贷款本金。3、《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是错误的。本案贷款办理前，杨文才一直告诉上诉人贷款金额为8万元，上诉人杨其瑞是在杨文才家中一份空白贷款手续上签的字，并将身份证交与杨文才，上诉人杨德坤、王士超同样是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的字，没有填写贷款金额和保证期限，杨德坤未向杨文才及被上诉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被上诉人自始至终未向上诉人告知实际的贷款金额，也未对三上诉人的身份作任何审查，是被上诉人柿子园支行的工作人员和杨文才恶意串通后擅自填写的贷款金额，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再审一审通过鉴定已经证实原审被告李万行的签字系伪造，且贷款手续中杨德坤的身份证复印件是他人伪造的，身份证复印件的基本信息、照片与实际均不符。以上两点更能证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与杨文才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及以欺诈手段骗取上诉人保证的事实。故，三上诉人虽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字按手印，但系在受蒙蔽的情况下形成，不能作为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三上诉人不具法律约束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莘县农商行辩称，一审未支持上诉人“中止审理”的要求并依法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莘县公安局作出的《我局办理的刑事案件与莘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通报》，虽然称杨文才虚构借款用途，利用虚假担保手续，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已涉嫌犯罪。但该通报并未按照当时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函告莘县人民法院，并且公安机关也并未立案侦查。上诉人所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内容与中止审理无关，第二十条规定内容是对人民法院自己发现的确有犯罪嫌疑案件在作出裁定、裁决并且主动将有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应当予以立案的规定，根本不能反推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之前有关犯罪嫌疑的通报可以让人民法院中止审理的结论。另外，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即使公安机关对杨文才已经立案侦查，被上诉人也有权请求保证人承担民事责任。2、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未向杨文才履行支付贷款本金、本案借贷并未实际发生的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将款项转入杨文才指定的其本人的银行卡账户，该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支付贷款的义务。至于上诉人所谓的杨文才账户的银行卡一直由被上诉人人员掌控，账户资金被被上诉人人员拿走使用，杨文才至今未见过其银行卡等主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该银行卡设有密码，密码由杨文才本人掌握，只有杨文才将密码告知他人，别人才能持卡办理支款或转账。即使杨文才的款项被他人持卡支取，也是杨文才授权的，依法也应视为杨文才本人的行为，根本不影响被上诉人已经履行支付货款本金义务的事实。3、上诉人所谓《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有充分确实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诉称是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的字，杨德坤未提供身份证明，杨文才告知是担保借款8万元，未被告知实际贷款金额等，并进而主张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与杨文才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及骗取上诉人保证，此主张及理由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其属于单方陈述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正确，恳请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原审被告杨文才述称，上诉人上诉状中所述情况属实，本人未收到本案贷款，在本案贷款发放前，被上诉人柿子园支行行长冯可公要求本人办理了收取贷款银行卡，而后冯可功要求本人将银行卡留置于柿子园支行，并向本人索取了银行卡密码，之后本人多次通过中间人催促冯可功要求交付银行卡，但一直未果，事后，经本人了解才得知，不仅本案贷款本金由冯可功挪用，并且期间偿还的利息也是由冯可功实际偿还的，因此，本案贷款虽然支付至本人账户，但因银行卡一直由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掌控支配，应视为被上诉人未实际履行发放贷款义务。原审被告李万行未陈述意见。原审被告白晓静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莘县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杨文才、白晓静、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偿还贷款500000元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4年5月20日，杨文才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订立了（柿子园支行）个借字（2014）年第801520140512001号《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种类为短期，借款用途为收购木材，借款金额为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自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借款方式为可循环方式，在合同约定的金额、期限内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借款利率在每笔借款发放日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人民币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10%确定，每笔借款执行约定的利率直至借款到期日，期内不变。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账户（以下简称借款人账户。折/卡号：62×××50），办理借款资金的发放、支付与还款等业务。凡与借款人账户（含借款人换领或变更后的折/卡）账号相符并通过密码验证的操作均视为借款人本人或本人授权实施。借款的放款、支付、还款、金额、期限、利率、利息计算等具体事项，以相关业务档案、凭证记载为准。还款方法为定期结息，到期日利随本清。借款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伍拾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借款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对违约使用部分从违约使用之日起在借款执行利率的基础上上浮百分之壹佰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同日，杨文才与其妻白晓静在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中承诺共同履行合同，自愿共同承担偿还合同借款本息及担保的法律责任，承诺期限到合同全部借款人偿清所欠全部贷款本息为止。2014年5月20日，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订立了（柿子园支行）高保字（2014）年第801520140512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债权人自2014年5月20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决算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保证期间为决算期届至之日起两年。2014年5月20日，杨文才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借款500000元，约定月利率为10.5‰，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5月19日。借款后，杨文才没有偿还过本金，利息偿还至2014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原审判决：一、被告杨文才、白晓静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止以按照月利率10.5‰计算；自2015年5月2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5.75‰计算），被告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文才、白晓静追偿，不能追偿的部分也可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其他担保人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被告杨文才、白晓静、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负担。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一审法院再审另查明，李万行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字及手印不予认可，2017年1月12日，李万行、杨德坤到莘县公安局报案，莘县公安局进行了初查，并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手印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保证合同书提取的手印痕迹不是李万行十指指纹所留。后经李万行申请，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出具鉴定意见书：“2014年5月20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李万行”签字不是李万行所写。一审法院再审还查明，2017年2月14日，莘县公安局向莘县人民检察院送交了《我局办理的刑事案件与莘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通报》，称：“杨文才虚构借款用途，利用虚假担保手续，骗取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已涉嫌犯罪。”。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在评判各被告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之前，首先应确定本案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杨文才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虽杨文才已涉嫌骗取贷款犯罪，但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其效力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系取得金融许可的商业银行，其与杨文才签订贷款合同并放贷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虽然杨文才已涉嫌犯罪，但并未经法院最终评判，且现在并无证据证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参与犯罪行为，故本案不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第三，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是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与杨文才经协商一致所签订，该贷款目的不违法，故本案也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问题。第四，即使杨文才实施了欺诈犯罪行为，损害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财产权益，作为被欺诈方的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放弃行使撤销权并不影响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其他规定要求杨文才承担违约责任。第五，即使杨文才实施了欺诈行为，构成了犯罪，直接侵害的是作为商业银行的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财产权益，故本案也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问题。综上，案涉《个人借款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无效情形，故合同合法有效。杨文才辩称其是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并根据莘县农商行工作人员的指示将上述发放贷款的银行卡放置莘县农商行银行柜台处，贷款发放后被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行长冯可功使用，经多次催促冯可功一直未向杨文才交付上述银行卡，因而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工作人员挪用了杨文才申请的贷款，杨文才并未收到本案借款，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对杨文才的主张不予认可，杨文才也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即使如杨文才所述，其是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并将银行卡交给了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工作人员，也是杨文才作为一名完全行为能力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行为。故，对杨文才的辩称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在主合同即《个人借款合同》有效前提下，对担保合同的效力和担保人的责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进行认定。本案中，王士超、李万行、杨其瑞、杨德坤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李万行对担保一事不予认可，且经鉴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李万行的签字并非其本人书写，手印也不是李万行本人所留，故李万行并未为本案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故李万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关于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的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称其是在空白的保证合同上签字捺印，借款人杨文才当时称借款是80000元，并非500000元，且收购木材的借款用途也是虚造的。杨德坤又称其从未向莘县农商行出具过身份证复印件，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提交的杨德坤的身份证复印件系他人虚造。因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对此不予认可，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也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在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无证据证明债权人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与债务人杨文才串通骗取担保的事实，也无证据证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欺诈保证人担保的情况下，本案主合同有效，案涉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另，保证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担保的意思表示应慎重而为，保证人一旦提供保证，应推定其充分了解行为后果。在保证人无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免于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若仅因债务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而认定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将不利于保护不知情的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综上，对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杨文才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依约向杨文才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杨文才作为借款人即负有借款到期后还清本金及约定利息的义务，杨文才在借款到期后未及时还清贷款本息，显属违约。莘县农商行在原审庭审中认可杨文才将利息偿还至2014年12月20日，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故对莘县农商行要求杨文才偿还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剩余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借款时，白晓静作为杨文才之妻，在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中承诺共同履行合同，自愿共同承担偿还合同借款本息及担保的法律责任，该承诺书合法有效，因此，白晓静依法应当就该笔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自愿为杨文才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莘县农商行起诉在两年保证期间内。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作为保证人对杨文才的该笔债务依法负有连带清偿责任。依照法律规定，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进行追偿，对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可以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李万行未为本案借款提供保证，故李万行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白晓静、王士超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可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对莘县农商行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鲁1522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杨文才、白晓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审原告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19日止按照月利率10.5‰计算；自2015年5月2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5.75‰计算），原审被告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对上述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审被告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文才、白晓静追偿，不能追偿的部分也可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其他担保人承担其应承担的份额。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审被告杨文才、白晓静负担，原审被告王士超、杨其瑞、杨德坤负担连带清偿责任；鉴定费8800元，由原审原告山东莘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李万行、杨德坤提出莘县公安局就杨文才涉嫌骗取贷款进行了初查，杨文才并未实际收到涉案贷款，并向本院提出向莘县公安局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本院依申请调取了莘县公安局对杨文才、杨其瑞、王士超、杨德坤、莘县农商行工作人员冯可功、朱昌的询问笔录及莘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李建建下落不明的情况说明。同时莘县公安局证实到目前为止，针对本案在经过初步调查后尚未立案受理。其中，在对杨文才的询问笔录中，杨文才称“我当时贷款的想法是购买大客车，跑客运。因为我平时就是大客车司机，就想自己购买一辆。结果50万贷款出来后被李建建拿走了”、“（李建建）让我把办理贷款用的银行卡放在了柜台里面。第二天（5月20日）上午，我给李建建打电话一起去银行继续办理贷款。李建建说贷款已经办下来了，我先用用。我说，你先用用行，到时候别耽误我的事。”王士超和杨德坤在笔录中都提到在办理本案所涉担保合同签字时，莘县农商行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杨文才告知其贷款数额为8万元，银行工作人员未予否认。对于在场的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王士超称事后杨文才告知是朱昌，杨德坤称后来见到了行长冯可功，印象签字在场的银行工作人员就是冯可功。在本院质证时又称不认识冯可功和朱昌，在公安局询问时说是冯可功也不一定准确。杨文才在2017年6月16日莘县人民检察院对其所作的调查笔录中称杨德坤、王士超是在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签的字，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不是冯可功，也不是朱昌。在本院庭审中杨文才在上诉人向其提问杨其瑞、王士超在贷款手续上签字时有没有银行工作人员在场时，称我碰到他二人让他二人给我担保，当时李建建在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的一个办公室，当场没有工作人员在场，没有人核对身份证，签字摁手印就完了。在本院质证时，杨文才又称在杨德坤、王士超在银行签字时，有一个银行工作人员在场，不是冯可功、就是朱昌。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述笔录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莘县农商行对于杨其瑞、王士超、杨德坤陈述的内容，认为是为减轻或免除自己的保证责任而作出的，内容不属实。朱昌陈述的各保证人是在空白合同上签字的内容不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本案应否中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二、本案所涉借款是否向杨文才实际发放；三、三上诉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虽然莘县公安局在2017年2月14日向莘县人民检察院送交了《我局办理的刑事案件与莘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通报》，但自李万行、杨德坤于2017年1月12日到莘县公安局报案，莘县公安局经过初查后，至2019年10月9日本院向莘县公安局调取证据，莘县公安局未予立案受理。综合目前证据看，尚不足以证明杨文才涉嫌骗取贷款犯罪，本案应按民事纠纷审理。上诉人关于本案应中止审理移交公安机关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杨文才在与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订立的《个人借款合同》、《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承诺书》、《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上的借款人处均签名按手印，《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中记载的贷款50万元已由被上诉人莘县农商行转账进入杨文才的银行卡账户内，各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并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杨文才庭审中辩称其按照莘县农商行柿子园支行行长冯可功的要求将银行卡留在该支行，并在无奈的情况下被冯可功索要了银行卡密码，涉案贷款实际被冯可功挪用，其本人未收到涉案贷款，与其在莘县公安局的陈述“（李建建）让我把办理贷款用的银行卡放在了柜台里面。……李建建说贷款已经办下来了，我先用用。我说，你先用用行，到时候别耽误我的事。”相互矛盾。杨文才辩称的相关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贷转存凭证（借款借据）》足以证明莘县农商行履行了贷款出借义务。杨文才收到贷款后交由他人使用，不影响其与保证人应向贷款人承担合同约定的还款责任。如李建建将贷款全部使用或交由他人使用而致杨文才未能实际使用贷款，是杨文才与李建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杨文才可另行向李建建主张，本案中不予审理。上诉人以杨文才未收到本案所涉贷款为由，主张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三上诉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自愿为杨文才的借款提供担保，保证合同成立。三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署保证合同时，应当在充分清楚、理解签字内容的前提下签字，核实债务金额、担保范围等是保证人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即便确如三上诉人所称是在空白贷款手续上签的字，亦应视为三上诉人放弃对保证合同内容进行核实的权利，三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如果本案存在杨文才就借款担保金额欺骗三保证人的事实，三保证人并不当然免除保证责任，只有在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欺骗事实的情形下，三保证人才能免除保证责任。从三上诉人及杨文才的陈述看，杨其瑞在保证合同上签字时是在杨文才家中，并无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在场，尽管杨德坤和王士超称在银行签署保证合同时，杨文才明确说贷款金额为8万元，银行在场工作人员并未否认。但是莘县农商行不予认可，且二人与杨文才陈述的是否有被上诉人方工作人员在场及工作人员是谁也相互矛盾，不足采信，三上诉人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杨文才欺骗三上诉人的事实，则三上诉人关于应当免除担保责任的主张，不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德坤、杨其瑞、王士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德坤、杨其瑞、王士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继阳审判员  张 磊审判员  于景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赵廷玮书记员蔺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