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赣行申27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金享，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弋阳县人，住江西省弋阳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弋阳县盐务局，住所地江西省弋阳县弋江镇乐江路。法定代表人李晓永，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妍，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芸芸，江西赣东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再审申请人刘金享因其诉弋阳县盐务局盐业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万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赣1129行初18号行政判决，确认弋阳县盐务局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的弋盐局罚决字[2017]第（004）号行政处罚违法，驳回刘金享其他诉讼请求。刘金享不服提起上诉后，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赣11行终105号行政判决，驳回刘金享上诉，维持原判。刘金享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刘金享向本院请求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撤销弋盐局罚决字[2017]第（004）号行政处罚，责令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理由如下：第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为该批盐系食用用途，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批盐将用于食用。被申请人已经将此案移送弋阳县公安立案侦查，公安侦查后没有发现申请人有将此盐食用用途的嫌疑。申请人是长期从事中医药研究、中医药用药的从业人员，在中医药配方、中医药热敷中都有使用食盐或工业盐的需求。为方便购盐，申请人临时申请设立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并以该厂名义购盐，完全在情理之中。申请人的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没有食品生产加工场地，没有要求办理相关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进一步印证了申请人不是经营食品的事实。2.原审认为申请人向铅山县兴发酿造厂提供盐产品，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与铅山县兴发酿造厂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是：弋阳县亨康堂调味品厂从铅山县兴发酿造厂购买酱油、醋和饴糖。协议中并未有申请人向铅山县兴发酿造厂提供盐产品这一内容。被申请人根本没有收集过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与铅山县兴发酿造厂签订的合作协议这一份证据。第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罚及行政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江西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但若并非用于食用之盐，适用该法律就是错误的。本案事实很明确，所涉之盐不是食用用途。被申请人弋阳县盐务局答辩称：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购进无碘盐用于副食品生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6月15日，刘金享办取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并以该厂的名义与铅山县兴发酿造厂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铅山县兴发酿造厂为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生产陈醋、酱油等。2017年7月1日，刘金享以该厂名义与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每吨500元价格购买70吨无碘盐。2017年8月2日答辩人接到举报后，于8月3日在弋阳县火车站查获该批无碘盐。在询问笔录中，被答辩人陈述该批无碘盐用于酱油、食用醋及中药生产等等。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明仅能证明刘金享参加资格考试，而本案是发生在其取得中医资格之前，且未提供其从事医药研究的相关证明。2.原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被答辩人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购买无碘盐用于副食品生产，违法事实清楚，该行为已经违反原《食盐专营办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江西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等规定。3.被答辩人再审请求答辩人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4.被答辩人所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不符合形式要求。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刘金享在行政处理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中先后作出不同的陈述。其中，刘金享在2017年8月3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自认，其采购该批盐用于“酱油生产、食用醋生产及中药生产”等食用用途。但在之后的陈述中，其主张该批盐用于其他用途，并据此请求撤销弋阳县盐务局作出的弋盐局罚决字[2017]第004号行政处罚决定。对此，本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具有证据效力，在行政相对人不能证明相关证据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推翻其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在行政相对人先后作出不同陈述的情况下，应当结合全案案情及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以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陈述，或者是更具有优势性的陈述为准。经查，刘金享在2017年8月3日当场所做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盐）用于酱油生产、食用醋生产及中药生产”“没有厂房，我把盐产品放家中仓库，委托酱油、醋生产单位加工，我提供盐产品等原材料”“我提供无碘盐产品给生产单位，叫酱油、醋生产加工单位帮我生产散装酱油、醋，我按每吨支付加工费计贰仟叁佰元给生产单位，生产后我自己包装运输销售”“今年5月份同铅山县酱油、醋生产单位签了协议，我提供盐产品帮我加工”。从证据的关联性来看，刘金享本次陈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而后续陈述或不符合常理，或与相关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链条。如从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与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来看，双方约定2017年7与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交易的标的物数量达到720吨，行政机关本次实际扣押的无碘盐达到70吨，无碘盐数量较大。刘金享在之后的陈述中表示其购买无碘盐系用于中医制药，但其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规定的批准文号或备案手续，也无法证明其具有存放、配制相关中药制剂的厂房，其协议购买720吨并一次性收货70吨无碘盐的行为与其关于中医制药的陈述难以印证。在没有有效证据推翻询问笔录中关于无碘盐用途陈述的情况下，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与铅山县兴发酿造厂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与刘金享在8月3日关于“生产散装酱油、醋”陈述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据此，综合全部证据来看，被申请人基于刘金享关于涉案盐用于食用用途的陈述，依据原《食盐专营办法》《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江西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等规定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具有事实依据，原一、二审法院以程序问题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违法并无不当。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提出公安机关侦查结果未认定其犯罪的问题，但公安机关侦查处理结果只能证明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刑事处罚标准，而不能作为直接排除行政处罚的理由。申请人主张弋阳县享康堂调味品厂没有食品生产加工场地、没有办理相关食品生产加工许可证的问题，但行政机关处罚的依据并非其自身生产相关食品，而是基于其在询问笔录中所称的“委托酱油、醋生产单位加工”的事实。申请人还提出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时并未收集合作协议，协议中没有约定其“向铅山县兴发酿造厂提供盐产品”的内容，并据此主张行政机关“无中生有、歪曲事实”。但这一内容实际上来自于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多处陈述的内容，申请人仅以协议中没有明文约定原材料的提供问题，不足以推翻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也不足以与其关于该批无碘盐用于中医制药的主张形成证据链条。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金享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金享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江怀玉审判员  王 芬审判员  章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洪发胜书记员张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