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0民初8768号 原告：张秀英，女，194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徐雪梅，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金女，女，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系原告张秀英女儿。 被告：周菊平，女，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被告：虞勇国，男，1969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秀英（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春海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10月18日组织双方进行庭前会议，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雪梅、王金女，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及其委托代理人阮元根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7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雪梅、王金女，被告周菊平及其与虞勇国的委托代理人阮元根到庭参加诉讼。2019年11月25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徐雪梅，被告周菊平、虞勇国的委托代理人阮元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18年5月24日，原告户房屋因征地拆迁获得安置款补偿。但在2018年5月3日，被告周菊平就带原告签订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安置补偿费由被告周菊平申领，由被告周菊平与被告虞勇国平分等”内容。但该《人民调解协议》存在很多问题：1、原告不识字已届满74周岁，听力及理解能力有明显的障碍；2、《人民调解协议》中协议内容部分无原告摁手印确认，无法证明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3、调解协议中约定将几乎所有的拆迁款归两被告所有，显失公平，未保障原告作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4、调解协议中约定拆迁款中的100000元归原告，但实际上被告周菊平只取出80000元且存在被告周菊平女儿名下的存折内，欺骗原告是其存折并交付原告手中，被告周菊平存在欺诈行为。原告直至拿着存折取钱时，才得知存折上只有80000元且并非其名下。原告实际上未取得一分拆迁款，所有拆迁款1819623元由被告周菊平私自吞拿。案涉《人民调解协议》存在诸多可申请撤销甚至无效的事由，且被告的这种恶劣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是常人都无法认可的行为。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两被告于2018年5月3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安置款589781元；3、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王金女安置款126826.92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二被告于2018年5月3日带领原告签订了一份关于拆迁补偿费的调解协议的事实； 2、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2018年5月24日确认案涉拆迁房屋及安置款明细的事实； 3、银行存款凭证九份，证明被告周菊平已申领全部安置款1819623元，以及将其中的80000元存入被告周菊平女儿名下的事实； 4、病情证明书、韦氏智力测验报告单、临床记忆测查报告单各一份，证明经诊断原告言语智商46，操作智商55、总智商为43的事实； 5、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户家庭人员身份情况的事实； 6、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是气质性精神障碍的事实。 被告周菊平、虞勇国答辩称：原告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为当事人调解达成的协议，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因此人民调解协议只能依法申请确认其效力，有效或者无效，不能申请撤销。本案案由开始是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后改为合同纠纷，本案适用的是《人民调解法》，其涉及人民调解效力的规定，不适用合同中有关撤销的规定。本案的调解书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况，也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况，该协议书合法有效。起诉状中所谓的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不能导致协议书无效，或者应被撤销。其中原告认为其不识字并年纪已经74岁等，但原告已通过司法鉴定，有完全行为能力，原告认为协议中部分内容没有按手印确认，《人民调解法》没有规定必须要按手印确认，同时该协议当事人签名盖章或按印等地方有原告按的手印，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有效。原告认为拆迁款几乎所有都归两被告所有，没有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拆迁款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作了合理的安排，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是子女的赡养，而不是拆迁款，今天庭上坐的是原告的女儿，她有赡养的义务，保障老年的生活，即晚年生活和拆迁没有关联性。该协议也不存在显失公平，拆迁协议所获得的补偿款涉及房屋的补偿，涉及5个人，人民调解协议对其中原告和两被告的部分进行了处理，不存在显失公平，原告认为100000元没有拿到，不是协议有效、无效或是否应撤销的理由，只是协议履行的问题，两被告也同意将100000元给原告，但原告不要，协议是否履行和有效无效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菊平、虞勇国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说明二份（其中一份为复印件），证明在人民调解协议签订过程中张秀英意识正常，和村里的调解员沟通，张秀英不认识字，内容是宣读给原告，原告也理解内容和后果，也同意，在征得原告同意后签名，该协议书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不管在拆迁过程中分多少钱，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时是愿意拿100000元，不存在显失公平，如果有也是原告放弃，所以该协议书没有撤销的情况的事实； 2、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对自己的行为可以完全地理解，权利和义务可以了解的事实。 对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认为该证据证明了家庭情况，是事实。对证据6认为可以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合法性、公平性，不存在显失公平。对原告张秀英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的鉴定，其鉴定的结论是张秀英目前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虽然有气质性精神障碍，但原告年纪大很正常，原告对鉴定的目的充分理解认识，知道自己行使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原告对鉴定的行为等都可以认识，也知道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签订协议书时村里人用土话跟她讲都是可以理解了。事实上，原告普通话也懂，不用说土话了，所以张秀英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充分理解，对有关事实也是理解的，权利和义务也是知道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故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4、5、6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故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对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出示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中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份的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上面并没有调解委员会的公章，只有人民调解员的签字，而说明人同样也是本案协议书中代原告签字的人，和本案有利害关系。该证明中提到原告意识清楚、正常，原告认为意识清楚、正常是对主观的描述，该证明人不能证明原告主观的判断。原告认可协议书成立，也认可协议书在行使撤销权前的法律效力。对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的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案涉调解协议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形成，但无法证明原告本人主观内心对调解协议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对证据2认为被告方所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原告主张的显失公平是不同的主张依据，被告方混淆了法律关系，被告方认为该意见书中有原告对鉴定的目的理解等的描述，仅以此来认定原告对案涉情况是了解的，两者没有关联性。鉴定中心对原告的精神检查，询问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问题，是常识性问题，不等同于原告对调解协议等专业的问题有了解能力，两者是不同。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周菊平、虞勇国提交的证据2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故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1中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份的说明系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对落款时间为2019年11月的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采信规则，故确认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根据到庭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8年5月3日，原告及被告周菊平、虞勇国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瓶窑镇崇化村水河桥2组74号房屋因征地拆迁，所得拆迁补偿款都由户主周菊平申领（实际拆迁补偿款金额以政府拆迁合同金额为准）。从该笔征迁补偿款中拿出100000元，存于张秀英银行户下，用于日后其日常开支（因张秀英年龄较大，具体存入其户下相关手续办理，由周菊平协助其办理）。剩余征迁补偿款由户主周菊平与其丈夫虞勇国平分（实际平分金额为政府征迁合同金额除去存于张秀英户下100000元后为准）。 2018年5月24日，被告周菊平作为户主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瓶窑镇政府）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因崇化安置房区块项目建设需要，由瓶窑镇政府对余杭区瓶窑镇崇化村16组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附属物按相关政策进行拆（搬）迁、补偿和安置。经现场核实，房屋总建筑面积621.03㎡，其中合法建筑面积540.82㎡，常住在册人员5人，非农5人。经评估，房屋及装修的补偿费为1521923元、拆（搬）迁过渡和搬家费125700元、相关奖励及补助538000元。瓶窑镇政府以统一建造的多（高）层公寓安置周菊平户，安置人口3人，为原告、被告周菊平、虞勇国，需支付购房款366000元。周菊平户的补偿金额合计2185623元，扣除应支付的购房款后为1819623元。该补偿款已由被告周菊平领取。 另查明，原告及其丈夫王怀义（已于2016年1月13日死亡）共育有王建永（2009年11月17日死亡）、王金女、王金娣（未成年因病死亡）三人，王建永与被告周菊平原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一女王君，2017年被告周菊平、虞勇国登记结婚。 2018年8月27日，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出具《病情证明书》一份，原告诊断为韦氏智力测验：言语智商46、操作智商55、总智商43。2019年7月12日，原告张秀英经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符合“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 2019年11月25日，杭州市余杭区崇化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本村村民张秀英、周菊平、虞勇国因拆迁款发生家庭经济纠纷，委托本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我们作为本村的人民调解员在2018年5月3日在村委办公室进行了调解，通过调解，当事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当场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调解过程中及签订调解协议时，张秀英意思表示清楚、意识清楚、正常，能够清楚正常的与我们沟通。由于张秀英不识字，在我们将调解书内容宣读给她听时，她完全理解调解书的内容和后果，并表示同意，在征求她同意后，由许成红代张秀英在调解书上签名，并由张秀英本人当场捺印，特此说明。 庭审中，原、被告对以下事实均无异议：①案涉房屋建造于2007年左右，建房审批时的人员为原告、被告周菊平、王建永、王怀义、王君；②案涉房屋常住人员为原告、被告周菊平、虞勇国、王君及王君的配偶。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周菊平、虞勇国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原告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撤销该协议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负有举证证明被告周菊平、虞勇国有利用原告危困或弱势之行为，故意牟取不正当利益，且协议成立之时显失公平的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原告经鉴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原告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独立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负责。案涉房屋补偿款款既包括房屋、装修的补偿款也包含拆迁安置奖励、搬家、过渡费等，而房屋在建房审批时的人员、拆迁时的常住人员并非仅系原告及被告周菊平、虞勇国三人。现原告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原告有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且协议成立之时显失公平的情形，且协议书的内容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当场宣读给原告听，并且在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由调解员代原告签名，原告本人捺印，故对原告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周菊平、虞勇国返还安置款589781元的请求，因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了拿出100000元，存于原告银行账户内，且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并非原告与被告周菊平、虞勇国三人的共有财产，还涉及案外人的份额，故对原告要求分割补偿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秀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966元，减半收取5483元，由原告张秀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春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程小菲 书记员缪剑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