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晋08行初87号 原告刘海斌，男，195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霍州市。 被告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青雁，市长。 被告山西省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云平，乡长。 第三人山西省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李小害，村长。 原告刘海斌诉确认被告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政府、山西省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第三人山西省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村委会拆除行政行为违法、确认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政府《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及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因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海斌诉称，一、被告在确认危房区过程中程序不合法，事实认定错误。原告系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居民，2016年，被告霍州市政府、陶唐峪乡政府成立了沉陷区拆迁领导组，将刘海斌家的房屋认定为沉陷区的危房并实施拆迁，拆迁过程中将没有经原告签字确认的好房子和水库沼气池一并拆除。霍州市人民政府、陶唐峪乡人民政府将原告的东房、水库沼气池等认定为危房过程中没有公示，没有通知，没有告知认定依据，更没有明确如何补偿便进行拆除，给原告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财产损失。2017年辛庄村村委会开会时又称经霍州市政府、陶唐峪乡政府确认辛庄村北区不是沉陷区，对原告房屋及建筑设施拆除错误。故二被告在确认危房过程中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应赔偿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 二、沉陷区治理的法律依据即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工作方案》不合法。1、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工作方案》中关于补助标准的规定：按户均60平方米进行补偿，每平方米造价2014元，户均搬迁成本为12.08万元。该规定依据《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2015年行动方案》第三条第（二）项作出，但是《行动方案》明确载明“鉴于采煤沉陷区内搬迁居民人口构成多样，可多户型、户型比例和每户建筑面积进行合理调整”，而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制定补助标准时完全忽视本区域内的实际情况，未进行合理调整，也就是说该也就是说该补助标准完全忽略被拆迁人的实际财产情况，不管30平米还是400平米均按60平方米进行补助，明显不公平也不符合实际。因该综合治理的方式采取搬迁安置属货币补偿方式，应该有山西省工作方案按每户60平方米补助。还有补偿而不能用补助代替补偿，最低不能比霍州矿务局新置煤矿的补尝低，因为我村是新置煤矿造成，而且煤矿主体正常。而我国没有相关搬迁安置补助的去律规定，既然为了公共利益需拆除相对人的房屋，应参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足额”支付安置补助及补偿费以保障被拆迁户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该补助标准违反足额支付的规定损害了住房超出60平方木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更严重的是不按协议执行，而是按霍州市不合理的工作方案，明显不合法。2、被告于2019年6月12日公布《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户数复核注意事项》，该注意事项第四条“关于户数复核中应注意的问题”第4项第二款“对于一院多户（两户以上）的情况，除现实际居住户数外，实行院、户、面积（建筑面积）三结合，以市住建局摸底登记表为基础，以乡、村两级组织实际认定情况为补充，以国家补助60平方米为基数。建筑面积大于或等于60平方米的院落，如果户均超过60平方米，按原上报户数计算。户均不足60平方米的两户或多户合并，满足60平方米（含60平方米）不足120平方米的按一户计算，满足120平方米（含120平方米）不足180平方米的按两户计算，超过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的按三户计算。以此类推，别院的面积，不得累加到本院”的规定明显能够说明被告1已认识到其原先作出《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中的补助标准规定过于简单且显失公正，故针对建筑面积过大的被拆迁户作出可以按两户或多户的方式给予补助的修正。被告1的修正行为证明其已经认识到原先公布《工作方案》确实不合理、不合法、不切实际。 三、拆迁过后政府部门对村里没有房子在外边又买不起房子的人不管不问。两年多过去了村里的房子没有了，宅基地一直荒废，特别是在外边买下房子却支付不了余款的拆迁户，政府毫不关心。政府部门应该按实际需求合理分配宅基地，而不是利用拆迁变相把个别人撵出辛庄村，拆迁治理应该按《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方案》(2016-2018年)规定的连片整治，整体推进的基本原则进行，而不是拆处个别几户，被告的行为与该原则严重不符。 综上所述，各原告于2017年8月因政府补偿纠纷提起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最终因为在一审原告没有对规范性文件提出附带性审查而被驳回。造成刘海斌院里的房子、水库沼气池损失40万元，现以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按照国家政策和实际情况给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重复起诉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告刘海斌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在治理采煤沉陷区工作中认定其院基上房屋、水库沼气池等建筑设施为拆除对象的行政行为错误且程序违法。在原告刘海斌2017年9月19日起诉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拆迁行为违法一案中，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2018）晋行终118号行政裁定已确认：本案所涉拆迁行为是否行政行为问题：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方案（2016-2018）》及霍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霍州市煤沉陷区治理工作方案（2016-2017）》的规定，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是霍州市政府的工作职责，并且为此专门成立了霍州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领导组，各相关乡（镇）、街道办是采煤沉陷区治理的项目实施主体，负责具体落实采煤沉陷区治理中的各项任务，其具体工作包括：负责村民安置方式的确定、与搬户签订搬迁协议、回购房相关手续的审核等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市政府、乡政府并未实际参与搬迁行为，也未与搬迁户签订掇迁协议，而是由村委与搬迁户签订协议，约定由搬迁户自行拆除，经验收合格后分批拨付搬迁安置补助。对于上诉人所称，治理安置拆迁是一套完整工程，二被上诉人对陶唐峪乡辛庄村具体治理拆迁安置的相关协议及工作内容均予以认可，显然村委会的行为是受二被上诉人委托。本院认为，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中存在发布公告、组织领导拆迁工作、发放补助金等若干行政行为，签订安置协议是采煤沉陷区治理工作的一部分，但签订协议的行为与具体的拆除房屋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不能混作一谈。二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与村委签订的治理搬迁安置协议，并不能说明二被上诉人委托过村委进行拆迁。结合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及经过质证的证据来看，本案所涉的拆迁行为完全是当事人自愿委托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委进行的，二被上诉人既末委托村委进行拆迁，也没有自己实施拆迁行为，故该拆迁行为不具有行政属性，不能认定为行政行为。拆迁行为是否存在强制实施的问题：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本案的拆迁行为系上诉人自愿履行，不存在强制实施。上诉人在庭审中所称没有与具体实施拆迁的工程队签订过“拆房协议书”对原审被告提供的这份协议书上的签名予以否认。但从箕认可的《拆迁意见协议》、《申请书》、《自行搬迁申请》和《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登记表》及其向村委交纳一万元的拆迁费的收据，均表明拆迁行为系其自愿委托他人实施，并不存在任何强制行为。至于其所述拆房时不在现场，鉴于其已委托他人进行拆除，并且没有只有其在现场方可实施的特别约定，其是否在现场并不影响委托行为的效力。故本案中的拆迁行为并不存在强制实施。综上所述，被上诉人霍州市人民政府、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并未对上诉人刘海斌的东房、水库及沼气池实施拆迁行为，上诉人刘海斌所述要求确认二被上诉人拆迁其东房、水库及沼气池实施行为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裁定：驳回刘海斌的起诉。原告刘海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2018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6680号行政裁定，驳回刘海斌的再审申请。现原告刘海斌就同一事实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刘海斌诉第三人霍州市陶唐峪乡辛庄村村委会行为违法不属本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由行政行为案件管理法院一并审查。”本案中，原告刘海斌请求对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霍州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确认该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因其所诉被告霍州市人民政府、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拆迁行为违法没有事实根据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故原告刘海斌单独提起的规范性文件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刘海斌诉请行政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不存在，对其诉请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海斌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依法退还原告刘海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晓波 审判员  田 力 审判员  张 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