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45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松，男，198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历下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权，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神和民，男，197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正顺，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青，山东隆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勇，男，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槐荫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军，山东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国松因与被上诉人神和民、徐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13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国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驳回神和民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神和民、徐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实际购买人是徐勇、孙国松”，“神和民与徐勇、孙国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向神和民偿还货款及利息”。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被上诉人神和民诉称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其与济南百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泽商贸”）建立的，并非与孙国松建立。徐勇原系山东乐拍商业有限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电视购物相关工作。因徐勇具有工作上的便利，从2012年开始利用其实际控制的百泽商贸从外部采购商品，通过在乐拍公司或北京融鑫顺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视购物平台上进行销售。因上述行为违反乐拍的规章制度，徐勇不方便出面，2012年徐勇招聘孙国松进入百泽商贸，作为百泽商贸的员工负责电视购物的销售工作。由于百泽商贸是乐拍的合作商，2015年神和民主动找到徐勇，希望通过百泽商贸在乐拍上卖床品。基本业务流程是由百泽商贸与乐拍签订《代销合同》，再通过赊销的形式购买神和民的床品在乐拍上销售。待商品在电视购物平台销售以后由乐拍向百泽商贸结款，百泽商贸再向神和民结款。床品由神和民以物流形式发送到百泽商贸租赁的仓库。由于神和民不向百泽商贸出具发票，所以百泽商贸向神和民结款时通过个人账户进行转账。而孙国松仅仅是百泽商贸的业务人员，负责联系业务，并不是神和民诉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二、在本案中，神和民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与孙国松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在本案中，神和民所提供与上诉人相关联的证据仅有“微信聊天记录”。而在神和民与孙国松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仅仅能看出，神和民与孙国松联系过业务以及神和民通过孙国松向徐勇进行催款的事实。没有任何一条聊天记录能够显示，是孙国松欠付神和民货款，也没有任何一条聊天记录显示孙国松与神和民就货款进行过对账。所有货款均由百泽商贸的财务或徐勇掌握支配。神和民通过微信向孙国松催要货款时，孙国松回复“好的”，“神哥我也催他了，钱在他手里我也没办法啊”，“现在我俩什么都没干以前卖你的产品的钱都在他那我一分钱都没动”，该聊天记录能够清晰证明孙国松没有收取神和民货款的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以此聊天内容强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认定孙国松是买卖合同关系实际购买人，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2、神和民签订的借款协议与孙国松毫无关联。首先，不论该借款形成是基于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合同，落款处均没有孙国松的签章，无法证明该协议的内容与孙国松存在关联。第二，借款协议载明的款项494,020元，上诉人并不知晓是如何形成的。既然神和民主张是基于买卖合同形成，但在一审中却并没有提供关于买卖关系的合同、发票、发货单、对账单等证据，根本无法判断被上诉人主张货款是如何形成的。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前提下就枉下定论，认定借款协议载明款项就是货款，并要求孙国松和徐勇共同偿还，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3、对于孙国松曾通过个人账户向神和民支付货款的20万元的事实。首先，神和民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事实的真实性；其次，该事实即使存在，孙国松也是按照徐勇指示办理，属于职务行为，孙国松并未从中收取过一分钱。该事实不能够证明孙国松与神和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一审法院避重就轻，在一审判决中载明：“孙国松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神和民购买涉案床上用品是以徐勇或者百泽公司的名义购买”，无视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各项证据。1、孙国松是百泽商贸的员工。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证明》、《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三份书证，证明自2012年至2016年孙国松在百泽商贸工作，负责电视购物相关的销售工作，孙国松与神和民联系业务系职务行为，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孙国松对神和民主张的货款不负有支付义务。2、神和民与百泽商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通过百泽商贸在乐拍电视购物平台销售床上用品的事实。首先，对于神和民的床上用品是通过乐拍电视购物平台销售的事实，神和民在起诉状及诉讼中都进行了自认。其次，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关于乐拍和百泽商贸的《代销合同》、《供应商补充合同》、《补充合同》；北京融鑫顺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百泽商贸签订的《代销合同》、《代销合同补充协议》、百泽商贸的《仓库租赁合同》（神和民发货地址均发送至该地址）、神和民向百泽商贸出具的《产品授权书》等书证，以及出庭证人罗鑫（原乐拍购物工作人员）当庭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神和民诉称的买卖合同是与百泽商贸建立，孙国松仅仅是百泽商贸的工作人员。3、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在一审中上诉人在提供了大量书证、证人证言并结合神和民自己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证明孙国松与神和民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自己欠付神和民货款的事实。三、孙国松与徐勇不存在合伙关系，徐勇一审答辩严重违背客观事实。1、百泽商贸在收取货款后，徐勇并没有及时向神和民结算，而是挪作他用，其应当对货款负有偿还义务。通过神和民提供的聊天记录也可清晰看出，孙国松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货款。在神和民起诉后，徐勇在诉讼中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故意拖延还款时间。徐勇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其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于事实部分也没有任何的异议，仅仅在庭后的答辩意见中其称与孙国松是合伙关系，孙国松不是百泽商贸的员工，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徐勇目前涉及多笔诉讼，为了躲避债务，其故意做出与客观事实不符的答辩，不应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2017年12月20日徐勇与神和民通过微信交谈，徐勇使用的是另一个手机号的微信号，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孙国松发现，明显看出其心虚。徐勇明知孙国松没有拿过神和民一分钱的货款，不敢让孙国松在借款协议上签字，而且从内容看出，是百泽商贸对神和民负有债务。2、2018年7月11日，神和民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有一份录音证据。该证据是神和民2018年2月27日曾向上诉人打电话并进行录音，录音中孙国松明确否认了与徐勇存在的合伙或合作关系，对于徐勇与孙国松不存在合伙关系也形成了充分印证。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神和民的全部诉讼请求。 神和民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孙国松、徐勇与神和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需共同偿还货款，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被上诉人神和民有证据证实孙国松和徐勇系合伙关系，且在合伙期间从案外人刘长宾处购买同类产品。在与神和民的买卖合同履行中，上诉人孙国松多次支付货款，进一步证实是孙国松与徐勇在合伙期间于神和国形成床上用品的买卖合同关系。 徐勇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与实际事实不符，应当驳回其上诉。 神和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徐勇、孙国松向神和民支付货款494,020元及利息（以494,02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12月20日计算至实际履行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勇、孙国松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神和民经营四件套床上用品生意。自2015年，徐勇、孙国松多次通过微信与神和民联系，购买神和民四件套床品。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为：由孙国松确定花色布料及包装样式，与神和民通过微信聊天确定后，由神和民通过物流将货物发送到孙国松指定地址。期间，徐勇、孙国松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神和民支付了部分货款。因仍欠神和民部分货款未付，神和民多次通过微信向徐勇及孙国松催要未果。2017年12月20日，神和民（甲方）与徐勇（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甲方：神和民372827197203282118乙方：徐勇37092119870714515X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就乙方欠甲方借款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借甲方款额共计494,020元（大写：肆拾玖万肆仟零贰拾元）；二、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0日内，偿还首期借款24,020元（大写：贰万肆仟零贰拾元）；剩余借款分4期偿还；每期偿还117,500元（大写：拾壹万柒仟伍佰元）；每季度月底30日前偿还，但该借款还款期限总计不超过12月；三、因乙方欠甲方借款数额大、时间太长，造成甲方成本增大，因此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偿还的首期借款甲方不收取利息；以后乙方偿还的每期借款甲方收取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后期总欠款借款月息0计算）；四、甲乙双方同意并自愿认真履行该协议，如乙方有一期超过还款期限5日未偿还，则乙方应一次性偿还剩余全部借款，并向甲方支付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甲方：神和民372827197203282118乙方：徐勇37092119870714515X签订日期：2017年12月20日。”对上述协议，神和民陈述双方并不存在借款事实，实际为买卖合同关系，协议上的494,020元实际系徐勇、孙国松拖欠神和民的货款。 另查明，徐勇于2018年9月12日收到本案的起诉状副本等应诉材料，2018年9月29日，徐勇通过EMS快递向一审法院寄送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后，徐勇向一审法院寄送书面答辩状，其意见为，徐勇签署的《借款协议》不是神和民本案诉讼中所称欠款，对神和民的举证不予认可，神和民没有举证徐勇欠款事实，不能证明欠款事实确实存在，故对其诉讼请求理应予以驳回；徐勇和孙国松是合伙关系，孙国松不是百泽商贸公司员工，社保是孙国松自己在开庭前个人补缴，与百泽公司无关；神和民主张欠款利息，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神和民从未与徐勇约定利息，既然没有约定利息，法律也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可以主张利息，那么其主张利息已超出徐勇的承担范围，应依法驳回神和民主张利息的诉求。 关于争议的本案《借款协议》中494,020元款项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徐勇购买神和民床上用品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2017年12月20日下午15：24时，神和民通过微信向徐勇催要货款：“徐勇，你的那份欠账是你给我写个条我带着还是写完寄给我？”徐勇回复：“我寄给你，还有啊老孙应该签字，因为我两公司没有合伙合同没有字据证明！这样成了我自己欠你钱了。”神和民：“我让他签字，那你怎么不说话？”徐勇回复：“这话我没法说，说了我不好看”。从上述对话内容、时间和《借款协议》的落款时间，结合当事人陈述综合分析，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徐勇虽称该款为借款但其亦未提供有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借款协议》中载明的款项494,020元实为被告拖欠神和民的床上用品货款。 关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实际购买人是谁的问题。本案交易，均系徐勇、孙国松两人多次通过微信与神和民联系，要求神和民给其发货，在交易过程中，孙国松曾通过其个人账户向神和民支付过货款200,000元，2017年12月20日徐勇以借款协议的形式向神和民出具欠款凭证，且徐勇和孙国松没有证据证明其向神和民购买涉案床上用品时是以百泽公司的名义购买，孙国松也没提交证据证明其向神和民购买涉案床上用品是以徐勇或者百泽公司的名义购买。另，神和民通过微信向孙国松催要货款时，孙国松回复：“好的”，“神哥我也催他了，钱在他手里我也没办法啊”，“现在我俩什么都没干以前卖你的产品的钱都在他那我一分钱都没动。我们没有什么账就是点费用我找他算算尽快给你答复你也催催他。”结合2017年12月20日下午15：24时神和民与徐勇的微信聊天，徐勇回复神和民：“我寄给你，还有啊老孙应该签字，因为我两公司没有合伙合同没有字据证明！这样成了我自己欠你钱了。”该回复中所说的“老孙”应当是孙国松。因此，一审法院结合庭审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实际购买人是徐勇、孙国松。 一审法院认为，神和民与徐勇、孙国松存在买卖床品的合同关系，有徐勇向神和民出具的《借款协议》及神和民与徐勇、孙国松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神和民依约交付货物后，徐勇、孙国松未能及时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如有一期超过还款期限5日未偿还，则应一次性偿还剩余全部欠款，并支付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故关于神和民要求徐勇、孙国松偿还剩余货款494,02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及计算标准的问题，因本案双方对还款期限作出了约定，应依其约定，神和民主张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应予支持。 关于本案徐勇一审庭审中提出其已对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应先对管辖权异议予以审查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本案中徐勇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时已超出提交答辩状的期间，故一审法院对徐勇提出的异议不予审查。孙国松的答辩意见与其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关于神和民要求徐勇、孙国松偿还货款494,02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被告徐勇、孙国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神和民货款494,02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4,02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8日起计算；以47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3日起计算；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55元，由被告徐勇、孙国松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上诉人神和民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1444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书系案外人刘长宾向徐勇、孙国松销售床上用品后形成的诉讼，法院查明自2014年徐勇和孙国松合伙从刘长宾处购买床上用品，系合伙关系，且在案件诉讼后，孙国松主动偿还了刘长宾货款191715元。该证据拟证实：徐勇和孙国松系合伙关系，合伙进行床上用品的买卖和销售。证据二、神和民尾号是3516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该清单拟证实：2015年11月12日孙国松从其尾号6678的银行账户，分六次向神和民账户转款合计30万元；2016年2月1日孙国松以尾号6678号分四次向神和民转款20万。该证据结合神和民与孙国松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自2015年双方进行货物买卖以来，孙国松向神和民支付货款50万元，以上两证据综合证实孙国松与徐勇系合伙关系，在合伙经营期间二人均有向神和民支付货款的事实。 上诉人孙国松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在该判决书中神和民并不是该案的当事人，上诉人与案外人的纠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在该案中上诉人并没有参加庭审，原因是上诉人与案外人刘长宾已经在庭外达成了和解，所以并未到庭进行答辩，对于该事实本案的被上诉人神和民的委托代理人是明确知晓的，且在刘长宾案件中关于徐勇所称与孙国松存在合伙关系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徐勇因牵扯多起债务为了自身责任，把自己所形成的欠款都往孙国松身上推，其实际与孙国松不存在合伙关系或共同债务。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属于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发现的新证据，因此在二审中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且根据该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孙国松实际是根据百泽商贸的实际控制人徐勇的指示向其支付的货款，上诉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与被上诉人神和民没有买卖合同关系，且该两次支付货款均是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徐勇的转款以后一次全额支付给了被上诉人神和民，为查明本案事实上诉人可以在庭后向合议庭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予以证明。 被上诉人徐勇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真实性以及判决认定的内容没有异议，该判决书徐勇已经履行完毕。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判决能够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徐勇存在合伙关系。该判决书第一页载明上诉人是经传票传唤无不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认可。 徐勇提交证据如下：百泽商贸书面声明一份。该证据是百泽商贸的徐敏交给徐勇的，拟证明：百泽商贸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 神和民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 孙国松质证意见是：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该证据不属于一审庭审结束新发现的证据即不是二审发现的新证据；其次，从该证据的形式来看，没有法定代表人签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第三，该证据系徐勇为迎合本案单方制作的，百泽商贸系徐勇实际控制的公司；第四，该声明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多份证据也均有百泽商贸的公章和社保，也能证明上诉人与百泽商贸存在劳动关系。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神和民提交的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14445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徐勇与孙国松系合伙关系。自2014年起，徐勇、孙国松多次向刘长宾采购床上四件套用品，至2018年2月4日，徐勇、孙国松尚欠刘长宾货款383430元，并于同日为刘长宾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欠条今欠刘长宾床品总货款383430元，从今日起2018年2月4日至2019年2月3日止，分四个季度还款，每季度还款95857.5元整以此为据欠款人：徐勇、孙国松2018.2.4”。后因徐勇、孙国松未按承诺还款，刘长宾诉至兰山区人民法院。孙国松于诉讼中偿还了刘长宾货款191715元。兰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徐勇、孙国松尚欠刘长宾货款191715元，二人共同为刘长宾出具欠条，未按承诺及时偿还货款，应自出具欠条之日起支付利息以赔偿刘长宾的损失。遂判决：徐勇、孙国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长宾货款191715元及利息（利息以191715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对神和民提交的银行流水真实性孙国松、徐勇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实孙国松尾号6678的银行账户在2015年11月12日、2016年2月1日分十次共向神和民的银行账户转款50万元。3.对孙国松提交的声明，仅加盖百泽公司的公章，没有出具人员的签字，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关于单位证明的形式要件的规定，且孙国松与案外人百泽商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主体的确定，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孙国松与被上诉人徐勇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上诉人是否案涉床上用品买卖合同的买方，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神和民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关于孙国松与徐勇的关系。第一，依据生效的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302民初144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孙国松与徐勇自2014年起存在合伙关系。二人合伙期间，多次购买刘长宾的床上用品。徐勇、孙国松于2018年2月4日与刘长宾进行结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时间亦为2015年-2016年，在该判决书认定的徐勇、孙国松二人合伙经营期间。第二，根据神和民、孙国松一审中各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以及通话录音的内容，孙国松在该聊天中对其与徐勇之间共同经营涉案床上用品买卖的事实并不否认，仅称“现在钱都在徐勇手里，我也给他说你这里的情况”，“现在我俩什么都没干，以前卖你产品的钱都在他那，我一分钱都没动。我们没有什么账，就是点费用。我找他算算，尽快给你答复”。孙国松在上述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中并未主张其系徐勇或案外人公司的雇员，涉案买卖合同与其无关。至于孙国松与徐勇之间在案涉买卖合同中具体的合伙协议如何约定，系二者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债权人。 关于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及付款主体问题。如上，综合当事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均系神和民与徐勇、孙国松双方之间进行，2015年11月-2016年2月，孙国松通过其银行账户向神和民支付货款50万元。在神和民向徐勇、孙国松二人分别催要货款时，徐勇仅主张该货款因其与孙国松未结算，应由其与孙国松共同承担；孙国松在2016年10月9日之前与神和民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均同意付款结账，在2016年12月之后的聊天记录里以“钱在徐勇那里”“我找他算算，尽快给你答复”为由不予付款，但徐勇、孙国松二人均未主张该货款系案外人百泽商贸所欠，应由百泽商贸负责偿还。且，神和民与案外人百泽商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神和民与百泽商贸订立合同，向百泽商贸发货，由百泽商贸向神和民支付货款的事实，故孙国松是否案外人百泽商贸的职工，百泽商贸与山东乐拍商业有限公司的合同关系均与本案无关。对上诉人以此主张其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方，并要求不承担付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孙国松的上诉理由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10元，由上诉人孙国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法宝 审判员  田开玉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孙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