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8民终28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隆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沙社区农大路**兴湘楼**。 法定代表人：舒均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启标，江苏和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后权，男，196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士杰，男，195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继军，男，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原审原告：赵宏富，男，1956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原审原告：宋爱康，男，196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原审原告：伍景明，男，196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金湖县。 上列三被上诉人和三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爱华，江苏金胜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隆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隆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后权、徐士杰、蒋继军、原审原告宋爱康、赵宏富、伍景明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19）苏0831民初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隆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二、第三项，改判驳回赔偿被上诉人种子款和可得利益损失合计159049元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公证费。事实和理由：1、倒伏不是水稻的品种缺陷和种子质量瑕疵，不构成产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品种存在缺陷和种子质量问题的事实错误。抗倒伏只是个别水稻品种的特性，防治倒伏一直是水稻栽培中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日常栽培技术与经验证明，水稻倒伏主要与田间种植密度、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气候因素有关，而与品种本身和品种的种子质量无关；2、原审判决分配举证责任时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现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六原告购买的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有相关负责事由”，是错误适用法律导致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虽然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对于产品的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但并非意味着产品责任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全部由生产者承担，而消费者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只要求本案上诉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案涉Y两优1964稻种已经先后通过湖南省的审定和江苏省农业主管部门的引种备案，证明案涉稻种是质量合格产品，适宜在湖南省和江苏省内推广种植；因水稻种子质量指标分别为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四项，而水稻倒伏减产与稻种质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3、《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不公正、不客观、不科学，原审判决以此为依据认定的事实错误。涉案种子包装上明确提示每亩大田用种量为0.75-1.25公斤，150公斤种子种植面积为120-200亩，而该鉴定书仅朱后权、徐士杰、蒋继军3人131公斤种子的倒伏面积达233亩，明显超过可种植的面积，不符合栽培技术规范，所以该鉴定书不科学且不公正；4、原审判决混淆了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与引种备案。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审定分为国家级审定和省级审定。涉案稻种当时虽未经江苏省级审定，但属于引种试验阶段，按规定应报江苏省农业主管部门备案，上诉人通过当地种子经营者王正宽引种案涉种子已通过了湖南省省级审定，可以在与湖南省同一适宜生态区江苏省引种，在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引种实验成功后，于2018年4月9日涉案稻种在江苏省获得审定，一审判决混淆了引种备案与品种审定的区别，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的规定；5、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是恶意损害上诉人的利益。被上诉人通过案外人王正宽引种涉案水稻品种，但原审原告绕过实际经营者王正宽直接起诉上层销售者即上诉人，而王正宽却作为证人作证，上诉人怀疑王正宽与原审原告恶意串通，仿造证据虚假诉讼，损害上诉人的利益。 被上诉人朱后权、徐士杰、蒋继军、原审原告宋爱康、赵宏富、伍景明均辩称：1、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从金湖县金源种业经营部购买了上诉人总经销的涉案Y两优1964稻种进行种植，因该稻种在销售时没有经过国家级及江苏省级审定，因此不得推广销售，故上诉人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推广销售了未经审定的涉案稻种，据此产生的责任全部由上诉人承担；2、原审认定的被上诉人的相关损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原审原告未支持的部分，上诉人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3、上诉人以种子不存在质量为由认为不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只要涉案的稻种在推广销售时没有经过国家或省级审定就不得推广销售，虽然上诉人提出在2018年4月9日通过了江苏省级审定，但涉案稻种买卖关系发生于2017年4、5月份，不能因事后通过江苏省级审定就免除上诉人此前应当承担的责任；4、本案系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依法维权选择上诉人是自己的权利，故上诉人提出本案系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不符事实，其就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综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请求维持原判。 朱后权、徐士杰、蒋继军、宋爱康、赵宏富、伍景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审被告立即向六原审原告赔偿损失209787元；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后权、赵宏富、徐士杰、宋爱康、伍景明、蒋继军分别于2017年4月5日、5月1日、4月14日、4月26日、4月26日、4月27日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购买“Y两优1964”稻种140斤、20斤、80斤、9斤、9斤、42斤在各自的承包地上种植。上述六原审原告购买稻种的价款分别为4620元、660元、2640元、297元、297元、1386元。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先后于2017年4月5日、4月14日向隆望公司支付种子款3600元、5400元，并于2017年4月9日、4月16日签收了隆望公司寄出的“Y两优1964”稻种2件、3件，每件重30千克。该稻种于2017年5月13日通过湖南省稻品种审定，适宜在湖南省稻瘟病轻发的山丘区作迟熟中稻种植。2018年4月9日，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公布的江苏省2018年引种备案公告（第一批）公布了农作物品种“Y两优1964”符合引种备案要求，适宜在江苏省淮河以南地区种植。六原审原告用购买的稻种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种植，在稻子生长期间发生大面积倒伏。2017年10月23日，朱后权申请对其承包田地上的稻种采样过程拍摄的行为予以证据保全，由江苏省金湖县公证处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公证书，朱后权花费公证费2000元。后案外人王正宽申请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对倒伏水稻田块进行测产，金湖县农业委员会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吕良镇沿湖村蒋继军8月22日倒伏的40亩Y两优1964测产产量为448.9斤，金南镇新扬村徐士杰9月7日倒伏的50亩Y两优1964测产产量为605.8斤，金南镇新扬村徐士杰9月25日倒伏的30亩Y两优1964，测产产量为716.8斤。金湖县农业委员会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朱后权在金湖县工业园区承包的水稻田块9月25日倒伏，倒伏面积113亩，测产产量724斤/亩。 朱后权在金湖县承包土地418.25亩，赵宏富在金湖县永丰承包土地22.88亩、徐士杰在金湖县金南镇新杨村承包土地72亩、宋爱康在金湖县黎城镇黎东社区承包土地6.66亩、伍景明在金湖县原陈桥镇新农承包土地约18.5亩、蒋继军在金湖县承包土地40余亩。 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为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的经营者为涂元飞，实际经营者为王正宽。隆望公司的宣传单上显示：“Y两优1964”超级稻氢弹，袁隆平院士选定的亩产2266斤攻关品种，该宣传单中同时注明[湘审稻：20170014]。金湖县统计局出具的2014-2016年部分镇杂交稻单产：黎城分别为：543.7公斤/亩，579.3公斤/亩，586.1公斤/亩；戴楼分别为：569公斤/亩，583公斤/亩，586.3公斤/亩；金南分别为：588公斤/亩，585.1公斤/亩，586.2公斤/亩；吕良分别为：571.1公斤/亩，590.3公斤/亩，587公斤/亩；陈桥分别为：577.2公斤/亩，566.4公斤/亩，586.1公斤/亩。 案件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向案外人王正宽进行调查，形成谈话笔录一份，其陈述：其为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六原审原告在2017年4-5月期间从其处购买了“Y两优1964”稻种，该稻种系其从隆望公司购买，朱后权至今未支付购买稻种款。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六原审原告购买的稻种是否为“Y两优1964”稻种；隆望公司是否为适格的被告；隆望公司是否应对六原审原告主张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农作物种子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依法进行，根据该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 关于争议焦点一，六原审原告提供了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出具的收据，结合法院对王正宽所作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六原审原告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购买了“Y两优1964”稻种。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从隆望公司购买了上述稻种，由此可见，六原审原告购买的“Y两优1964”稻种系由隆望公司销售。原审被告关于原审原告提供的收据时间早于隆望公司向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的发货时间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六原审原告提供的部分收据时间早于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通过物流收到“Y两优1964”稻种的时间，但在实际经营中，种子销售存在预定销售的现象，故对原审被告的此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涉案“Y两优1964”稻种系由隆望公司销售，隆望公司作为该种子的销售者，六原审原告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认定隆望公司系该案的适格被告。隆望公司关于其不是生产商，与原审原告也没有销售合同，原审原告无权向其主张权利的辩解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六原审原告在2017年4、5月期间购买了“Y两优1964”稻种，该稻种当时仅通过湖南地区审定，依法应在湖南地区销售，虽然已在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于2018年4月发布的引种备案目录中，但在此前依法不得在江苏地区销售、推广。种子经营者应对种子质量负责，即在出现损害后果后，应对种子质量不存在问题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审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六原审原告购买的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或有相关免责事由，故原审被告应对原审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销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款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等，农作物种子使用者遭受的可期待利益损失，可以按其所在乡镇前三年单位面积同种作物的平均产值减去实际产值计算。 本案中，朱后权购买了涉案稻种在金湖县工业园区（戴楼镇境内）的承包地种植，徐士杰购买了涉案稻种在金南镇的承包地种植，蒋继军购买了涉案稻种在吕良镇的承包地种植，赵宏富、宋爱康、伍景明也购买了涉案稻种在各自的承包地种植。关于六原审原告因涉案稻种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原审原告主张按1.37元/斤的单价计算损失，原审被告对此无异议，故对稻谷的单价1.37元/斤予以认定。朱后权在金湖县承包土地种植涉案稻种倒伏面积为113亩，其测产的产量为724斤/亩，故认定朱后权的可得利益损失为67321元[(（569+583+586.3）÷3×2-724）斤/亩×1.37元/斤×113亩]；徐士杰在本案中提供证据证明其承包地面积为72亩，虽金湖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中载明倒伏面积为80亩，但结合本案中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徐士杰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认定徐士杰在金南镇种植的该稻种倒伏面积为72亩。鉴定书中载明倒伏稻谷中50亩测产的产量为605.8斤，其中30亩测产的产量为716.8斤，徐士杰在本案中主张50亩的承包地产量按605.8斤计算，22亩承包地产量按716.8斤计算，但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鉴定书中多计算的8亩承包地的具体产量，故应按有利于原审被告的方式计算为宜，即42亩的承包地的产量按605.8斤计算，30亩承包地的产量按716.8斤计算，故认定徐士杰其中42亩地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2629元[(（588+585.1+586.2）÷3×2-605.8）斤×1.37元×42亩]，其中30亩的土地的损失为18744元[(（588+585.1+586.2）÷3×2-716.8）斤/亩×1.37元/斤×30亩]，合计51373元。蒋继军在吕良镇种植的该稻种倒伏面积为37亩，其测产产量为448.9斤/亩，其可得利益损失为36329元[(（571.1+590.3+587）÷3×2-448.9）斤/亩×1.37元/斤×37亩]，故认定蒋继军的可得利益损失为36329元，关于赵宏富、宋爱康、伍景明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因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种植涉案稻种的实际产量，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种植该稻种倒伏面积，损失无法确定，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可待有证据后另案主张。关于六原审原告主张的种子款分别为：朱后权4620元（已在本案中撤回该诉求），蒋继军1386元、伍景明297元、赵宏富660元、宋爱康297元、徐士杰2640元，关于蒋继军、徐士杰主张的种子款，因其购买涉案种子种植后，产量减少造成损失，其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向销售者主张购种价款，故对其主张的种子款予以认定。关于伍景明、赵宏富、宋爱康主张的种子款，因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种植涉案种子过程中，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故对其向原审被告主张种子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朱后权的可得利益损失为67321元，徐士杰的种子款为2640元、可得利益损失为51373元，蒋继军的种子款为1386元、可得利益损失为36329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一、隆望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朱后权可得利益损失67321元，徐士杰的种子款2640元、可得利益损失51373元，蒋继军的种子款1386元、可得利益损失36329元；二、驳回徐士杰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赵宏富、宋爱康、伍景明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46元，公证费2000元，由六原审原告负担1076元，隆望公司负担5370元。 上诉人在二审提供三份证据：1、湖南绿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一份，证明检测的种子净度、发芽率、纯度、水分均符合国标4404.1-2008；2、湖南省种子质量检测中心委托衡阳市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两份检测报告，证明涉案Y两优1964稻种均符合国家标准；3、Y两优1964稻种包装袋一份，证明每亩大田用种量为0.75-1.25公斤，根据换算150公斤稻种种植面积为120-200亩。三被上诉人和三原审原告共同质证认为：1、湖南绿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形成于2017年8月10日，两份检验报告分别形成于2018年2月27日、2018年5月18日，在一审开庭时上述证据均已形成，所以不属于新证据；2、上述证据形成时间均是在本案购买稻种之后，不能证明购买的稻种就不存在质量问题，因此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3、关于购买稻种的种植面积，其说法没有依据；4、包装袋不是原来的包装袋。因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系单方提供，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均不予认可，且提供检测的种子样品是否与涉案稻种有关联无法确定，故对上诉人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另外，上诉人还提供证人严某到庭作证，关于涉案稻子的倒伏与稻种的质量有无关系及与哪些因素有关问题，严某认为。 根据现行国家农作物种子标准（GB4404.1-2008），是以种子的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量四项为指标，其中水稻种子最低的品种纯度为96%、种子净度为98%、最低发芽率为80%、最高含水量为13%，符合该四项标准的水稻种子属质量合格。种子的质量与倒伏没有关系，稻子倒伏与栽培技术条件和气候特点有关系。 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质证认为，证人严某系多年的水稻专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虽然证人在2001年6月27日被国务院颁发过特殊津贴，但该津贴是一次性奖励，时间距今已经十几年，且证书上是对自然科学研究，因此证书只能代表十几年前的过去不代表现在，而且证人虽然曾在湖南农业大学任职，但已经退休多年，其到庭作证仅是发表个人意见，并不能证明涉案稻种不存在质量问题，且证人证言系孤证，所以不应当采信。 上诉人质证认为，证人严某作为多年的水稻专家，对稻子的倒伏是否与本案的稻种质量存在因果关系所做的论证客观真实。证人证言结合GB4404.1-2008，不是孤证，而是相互印证，证明稻子倒伏与稻种质量四项指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 二审中，本院咨询淮安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认为，我国实行主要农作物品种引种审定制度，只有经过国家或省级审定，才能在审定区域内推广种植，涉案稻种虽经过湖南省审定可以在江苏省范围内种植，但还要经过江苏省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在江苏省区域内推广种植，在审定之前可以进行引种试验，但要在省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否则为非法种植行为，但引种试验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关于涉案稻种的质量与稻子倒伏的关系问题，因稻子倒伏可能由多种因素所致，需要鉴定才能认定是否与稻种的质量有因果关系，一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对咨询笔录质证认为，对该份咨询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被咨询人提出的倒伏的原因应当先进行鉴定，我方认为在本案中并不适用，本案中上诉人所经销的稻种在江苏省推广销售没有通过江苏省级审定，因此对于被上诉人种植该稻种产生的所有损失，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稻子倒伏与种子质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该稻种长成的水稻株杆太高，才发生倒伏。另外，被咨询人也提出了未经过江苏省级审定的稻种如果在江苏地区销售就属于违法行为，稻种销售时应严格执行审定制度，所以不能通过事后审定，就可以免除此前违法行为的责任，而且事后通过的备案种子与此前销售的种子也不一定是同一批种子。 上诉人质证认为：1、对咨询笔录的“三性”无异议，我方认为淮安市农业农村局的专家意见是客观真实的，客观反映了倒伏与稻种质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由多种因素引起。二审中，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倒伏与稻种质量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种子存在缺陷的证据，而我方已经对该因果关系举证完毕。2、被上诉人认为在每一批销售的时候都要进行鉴定不符合规定，只能抽样鉴定。3、涉案稻种在被上诉人处种植时已经通过了湖南省的审定，也已经进行了引种备案。案外人王正宽已经帮我方向种子主管部门申请了引种备案，但是引种备案通过需要一段时间，是否是违法销售，我方不清楚，如果是违法销售，我方要承担的是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被上诉人要求我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二审经审理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二审另查明，案外人王正宽在向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销售涉案稻种时，没有向江苏省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引种试验备案。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涉案的“Y两优1964”稻种在销售时没有经过江苏省级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而且在涉案稻种引种试验时，也没有向江苏省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引种试验备案，而上诉人通过金湖金源种业经营部以营利为目的向一般种植户销售推广种植，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在2017年4、5月期间购买“Y两优1964”稻种，该稻种当时仅通过湖南省级审定，依法应在湖南地区销售，涉案稻种虽然在江苏省农业委员会于2018年4月发布的引种备案目录中，但在2018年4月之前不得在江苏省销售、推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种子经营者应对种子质量负责，即在出现损害后果后，应对种子质量不存在问题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虽主张涉案稻种与稻子倒伏没有因果关系，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购买的稻种不存在质量问题或有相关免责事由，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款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故原审判决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主张涉案水稻倒伏减产与稻种质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金湖县农业委员会根据案外人王正宽的申请，对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种植的涉案稻种倒伏水稻田进行测产，作出的《金湖县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客观公正，原审法院采用该鉴定书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在种植涉案稻种时违反种植常识，明显超过可种植的面积，不符合栽培技术规范，涉案稻子倒伏与稻种质量无关的上诉理由，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直接向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诉讼，是其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与案外人王正宽恶意串通，越过经营者王正宽直接起诉上诉人损害其利益，于法无据，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1元，由湖南隆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 东 新 审判员 张 兆 宇 审判员 邹 艳 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呼延嫄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