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京01民终86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维龙，男，1995年3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辉，北京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雨聪，男，1993年9月16日出生，满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倩，北京睿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维龙因与被上诉人杜雨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8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刘维龙上诉请求：1.撤销（2019）京0108民初2822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杜雨聪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杜雨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杜雨聪知道刘维龙通过案外人乔睦投资7天酒店团房项目，收益不菲，主动希望参与团房投资项目。刘维龙自始至终从未向杜雨聪承诺过保本付息，杜雨聪也未举证证明刘维龙就投资收益进行过明确的承诺。双方当事人只是同等的投资人和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事实上，刘维龙向每个共同投资人都强调投资有风险，风险自担。刘维龙作为代为转款人和共同投资人，不收取任何费用和佣金，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和理由对杜雨聪作出保本付息的承诺。乔睦涉嫌诈骗一案事发后，杜雨聪积极与刘维龙商讨对策、参与报案维权。上述事实表明双方是共同投资关系，应自担风险，并非杜雨聪所主张的保本的委托理财关系。二、刘维龙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杜雨聪每次团房时间、投资金额追加或收回款项数额等，全部由其自行决定，刘维龙仅是根据杜雨聪的指示转交投资款、交还投资款和收益。双方构成代收代转资金的关系，并不存在委托理财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委托理财关系，并且存在保本付息承诺，与事实不符。三、杜雨聪与乔睦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不是本案诉争问题和审理范围。即使杜雨聪没有直接与乔睦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关于间接代理的规定，杜雨聪对于乔睦仍享有直接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等的权利。此外，刘维龙作为杜雨聪的代收代付款人并不负有促成杜雨聪与乔睦签订合同的义务，而且，乔睦为了规避非法集资的嫌疑，势必对直接与其交易的人员进行严格限制。综上，一审法院将立约义务强加给刘维龙，缺乏裁判依据。四、刘维龙与杜雨聪是否构成民间委托理财法律关系，抑或是借贷关系，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认定，不能仅从保护投资人的角度，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人。刘维龙也是乔睦诈骗一案的被害人，损失700余万元。刘维龙作为代收代付款人，对于杜雨聪的损失没有赔偿的义务，因投资被骗产生的风险应由杜雨聪自行承担。本案审理期间，刘维龙补充上诉理由：1.根据杜雨聪起诉状内容以及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并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或者民间借贷关系，委托内容是投资7天酒店项目。2.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乔睦为本案当事人，未能查明7天酒店低价订房高价出租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乔睦是否为7天酒店高级管理人员，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审理程序违法。3.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已就乔睦涉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刘维龙等被害人均进行了报案。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应移送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处理。杜雨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一、杜雨聪将案涉所有款项均转入刘维龙账户，所有款项亦均由刘维龙返还给杜雨聪。杜雨聪与乔睦从未见面，也未发生过任何交集或者账户资金往来。二、刘维龙从未告知杜雨聪存在风险，而是一直告知杜雨聪没有风险。三、杜雨聪只是为了自己资金安全才向刘维龙了解具体理财过程和资金去向。杜雨聪开始寻找乔睦并知道乔睦其人，也是在本案发生之后刘维龙表示不能正常还款后的救济行为。四、双方并非投资关系，刘维龙从未告知过杜雨聪款项的经营情况、盈利情况及亏损情况，均是按照固定本息进行还款。实际上，根据案涉银行交易流水，也可看出款项往来与具体项目运营情况无关。五、杜雨聪从未报案，也不清楚乔睦其人是否真实存在，以及乔睦与刘维龙的关系。六、刘维龙从未促成杜雨聪与乔睦认识和签订相关合同，导致杜雨聪现在对于自己理财资金以及相关款项均无法追溯。杜雨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已投入资金136万元；2.刘维龙向杜雨聪赔偿收益损失（以136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自2018年9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维龙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杜雨聪与刘维龙系邻居关系。2016年，杜雨聪从其他邻居处听说刘维龙正在参与7天酒店团房返点项目，2017年找到刘维龙要求参与投资。2017年5月19日，杜雨聪以现金8万元及手机转账2万元的方式共交付刘维龙款项10万元，2017年6月29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本金10万元及利息4000元。2017年6月29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11万元，刘维龙于2017年8月9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11万元及利息4400元。2017年8月10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13万元，刘维龙于2017年9月21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5200元、于2017年10月31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13万元及利息5200元。2017年10月31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15万元，刘维龙于2017年12月12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5100元。2017年12月12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5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1月24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20万元及利息6800元。2018年1月24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24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3月21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24万元及利息10080元。2018年3月22日、2018年5月7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分别转款29万元、28万元，2018年5月8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本金57万元及利息11600元。2018年4月12日，杜雨聪通过赵燕的银行账户向刘维龙的账户转款11万元，2018年5月25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本金11万元及利息4400元。2018年4月18日，杜雨聪以现金的方式给付刘维龙228800元，2018年5月30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本金228800元及利息9152元。2018年5月8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58万元，2018年6月23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利息23200元，2018年8月8日，刘维龙向杜雨聪返还本金58万元及利息23200元。2018年5月25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11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7月5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11万元及利息4400元。2018年5月30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23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7月11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23万元及利息9200元。2018年6月8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4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7月28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1600元。2018年6月27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2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8月13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2万元及利息800元。2018年7月5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11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8月24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4400元。2018年7月11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23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8月25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9200元。2018年7月14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50万元，刘维龙于2018年8月31日向杜雨聪返还利息2万元。2018年8月22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44000元，刘维龙于2018年8月24日向杜雨聪返还本金44000元及利息600元。2018年8月8日，杜雨聪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维龙转款48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之前双方有上述资金往来，但之前的本金与收益均已结清，现刘维龙尚有杜雨聪向其转款136万元未予归还。一审法院认为，杜雨聪向刘维龙转入委托理财款项，刘维龙向杜雨聪以保证本息的方式返还本金及收益，双方保本付息的固定理财方式应认定为以委托理财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此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杜雨聪与刘维龙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按照关于借贷的规定处理，故该院依法对本案的案由予以调整。杜雨聪已履行了支付借款款项的义务，双方就款项未约定使用时间，则杜雨聪可随时主张刘维龙还款，但应给其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以杜雨聪提起诉讼时视为其向刘维龙主张还款，至本案开庭审理时准备时间届满，刘维龙未向杜雨聪返还借款本金，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偿还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双方对于未偿还的本金数额并无异议，故该院对杜雨聪要求刘维龙返还借款本金13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杜雨聪主张的利息部分，因杜雨聪未举证证明刘维龙就收益进行过明确的承诺，故杜雨聪诉请刘维龙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利息，于法无据，但刘维龙逾期返还借款，应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息6％的标准向杜雨聪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损失，故该院对杜雨聪关于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刘维龙辩称其只是将代收杜雨聪的钱，此款项已转给案外人乔睦，其就此事项并无过失，且其并未从中获得，因此不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对此该院认为，杜雨聪虽知晓刘维龙将其款项转给案外人乔睦，但刘维龙在收到杜雨聪所转款项后，并未促成杜雨聪与案外人乔睦就该款项签订任何合同，案外人乔睦亦未向杜雨聪出具任何偿还相关款项的承诺，致使杜雨聪没有向案外人乔睦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无法获得法律救济，故对其此项抗辩，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1.刘维龙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杜雨聪借款本金136万元及利息（以136万元为基数，按年息6％标准计算，自2019年6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2.驳回杜雨聪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刘维龙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证据1.2018年9月14日刘维龙与杜雨聪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杜雨聪认识乔睦，并委托刘维龙将投资款支付给乔睦；证据2.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证据3.刘维龙报案补充说明，证据4.张云谱报案说明，证据5.郭晋阳报案说明，证据6.姜红琪报案说明，证据7.谷云鹏报案说明及转款记录，以上证据3至7证明投资人通过刘维龙账户投资情况，投资人与刘维龙之间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证据8.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案告知书、立案决定书、马连洼派出所受案回执、被害人郑丽出具的证明，证明本案所涉7天酒店项目涉嫌诈骗，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证据9.刘雪出具的证明，证明刘雪被乔睦诈骗，公安机关已将该案与郑丽被诈骗案合并审理；证据10.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新街口派出所受案回执、陈晓慧出具的案件情况说明，证明陈晓慧被乔睦诈骗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证据1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立案告知书，证明仝桐被乔睦诈骗案，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证据12.谷云鹏证人证言，证明杜雨聪与乔睦认识，并通过刘维龙账户向乔睦转款。经质证，杜雨聪认可证据1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微信往来时间发生在本案资金不能准时返还之后，杜雨聪为资金安全与刘维龙进行沟通，希望能够查明资金去向，但不代表杜雨聪认识乔睦，亦无法证明双方是委托投资关系；认可证据2、8、10、11真实性，但与本案争议无关；证据3、4、5、6、7、9均为当事人自述，且与本案无关，杜雨聪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12谷云鹏证人证言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马连洼派出所就郑丽、刘维龙、郭晋阳等人报案称被乔睦诈骗一案进行立案，并出具《证明》，载明：事主报警称，乔睦自称7天连锁酒店高管，可使用抵用券订房间，赚取房间差价，事主陆续投资，乔睦收取钱款后下落不明，事主遂报案。上述通过7天酒店订房赚取差价的交易方式与本案涉及交易方式一致。根据本案双方往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杜雨聪向刘维龙支付资金，刘维龙用于7天酒店订房；根据案涉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刘维龙自杜雨聪处收取资金后随即转付至乔睦名下银行账户，从乔睦账户获取资金收益后即转付至杜雨聪账户。上述证据表明杜雨聪、刘维龙之间的资金往来与乔睦涉嫌经济犯罪行为具有关联，本案亦具有犯罪嫌疑。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针对该案已采取刑事措施，刘维龙是否应承担民事还款责任，与上述刑事案件处理结果有关。故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282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杜雨聪对刘维龙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622元，退还杜雨聪；上诉人刘维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