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9民终2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绪增，男，199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增生，山东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米永杰，男，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国，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尊广，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宋洪亮，男，1971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原审第三人：霍兴芳，女，197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以上两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安，山东德发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绪增因与被上诉人米永杰及原审第三人宋洪亮、霍兴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8）鲁0911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绪增上诉请求：1.请求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8)鲁0911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部分。上诉人系泰安市岱岳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村民，上诉人与宋洪亮系父子关系。2011年，上诉人与宋洪亮分家析产时分得本村12号楼(以下简称“12号楼”)并占有居住，该房产建于“委”集体土地，因历史原因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产权登记，亦未办理宅基地所有权登记。“委”进行旧村改造时，“委”对上诉人的“12号楼”进行拆迁，并将拆迁和安置情况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没有异议后，2014年10月3日，“委”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后“委”履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将京沪高铁**堰西社区**楼****房屋安置并交付给上诉人。上述事实有分家协议书、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堰西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安置情况)、京沪高铁E3区堰西社区回迁楼标牌、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市区村庄综合改造的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第三人因没有房屋可供拆迁，泰安市岱岳区村民委员会还给第三人安置平价房(或称回迁房)一套，有顶账协议、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堰西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亦经过上诉人和第三人庭审举证，被上诉人进行了质证虽有异议但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否定上述证据，原审判决应当根据以上证据查明本案事实，但原审判决未根据以上证据查明本案事实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部分。(一)原审判决采信霍兴泉的证人证言认定本案事实是错误的1、原审判决认定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对霍兴泉的调查笔录认定为委工作人员霍兴泉陈述是错误的。霍兴泉不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6)鲁0911民初356号案件和本案的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一款“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的规定，原审判决将霍兴泉的证人证言认定为霍兴泉陈述是错误的。2、霍兴泉的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首先，霍兴泉为中共“委”党支部副书记，而不是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对霍兴泉的调查笔录中的“村主任”，亦不是“委”成员，霍兴泉不能正确表述自己的身份。其次，2014年10月3日，“委”依据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分家协议书》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将拆迁的“12号楼”安置给上诉人，因第三人原有宅基地及房屋已抵债已没有供拆迁的房屋，“委”依据相关政策安置给第三人平价房(或称回迁房)一套，“委”为还出具相应证明。所以，霍兴泉要么是不知真情作的证，要么是作伪证!综上，霍兴泉的证人证言不足以采信。(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述执行文书中出现的“宋序增”应为“宋绪增”是错误的。上述执行文书中的“宋序增”要么是霍兴泉不知情作的，要么是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未查明上诉人的姓名作出的，总之“宋序增”不是上诉人的姓名，上述执行文书亦未送达上诉人，上述执行文书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审判决将上述执行文书中的“宋序增”认定为宋序(绪)增，最后认定“上述执行文书中出现的‘宋序增'应为‘宋绪增'”，是在掩盖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的错误笔录和错误认定的事实，进而为自己再次错误认定事实进行“粉饰”，而且原审判决亦不能改变原法律文书的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分家协议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是错误的。1、“12号楼”系“委”分配给为第三人宅基地上的房屋，2011年，第三人通过分家析产将“12号楼”自愿析产给上诉人，2014年10月3日，“委”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是“委”对第三人将“12号楼”处分给上诉人的认可，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05年)“(三)关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是农民的重要财产权利，严禁宅基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于宅基地关系到农民的基本居住条件，所以获得农村宅基地要受农业人口身份上的限制，只有具有农村户口的人才能在本集体所有土地范围内申请宅基地。由于农村房屋的转让必然导致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依据当前我国的土地法律和政策，结合审判实践经验，会议认为，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应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只有房屋买卖的双方均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的规定，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分家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占用并使用，上诉人依法享有“12号楼”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因历史原因，“12号楼”一直未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按照原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宋绪增与其父母宋洪亮、霍兴芳的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关于上述房产所有权的约定，因未办理物权登记而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即该房产权属仍归被执行人宋洪亮、霍兴芳，而且物权具有公示公信力，其家庭成员的内部约定也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应对抗外部的当事人。因此，本院认为，该分家协议书不具备房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即原告据此主张涉案房产已归其个人所有，本院不予支持。”的逻辑，“12号楼”亦不归第三人所有，原审判决认定“12号楼”归第三人所有亦是错误的。(四)原审判决认定“依据裁定认定涉案房产仍归第三人所有”是错误的。2014年10月3日，“委”与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书》，随即“12号楼”被拆迁，2016年1月22日，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鲁0911民初356-1民事裁定时，12号楼”已经不存在，即该裁定没有查封到“12号楼”，哪还有什么替代物、赔偿款？(五)原审判决对“第三人关于河边宅基地的相关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对该份顶账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亦不予采信”是错误的。第三人将河边房屋抵债给张兴禄是客观事实，而且第三人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六)原审判决不予采信“第三人关于平价房的相关陈述，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是错误。2019年1月7日，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粥店办事处堰西社区居委会给第三人出具的证明，有经办人签字和该居委会的公章，该证明具备证明证据的全部要件，原审判决不彩信该证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委托代理人根据当事人讲明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进行案件代理，委托代理人不可能知到“法庭想要调查的内容和委托人的全部事实”，原审判决不能因为委托代理人不能当庭讲明第三人的平价房具体坐落就否认“堰西社区居委会”分配给第三人平价房的客观事实，如果法庭调查“第三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出生，委托代理人陈述了第三人“某年某月”出生，因为不知道第三人在“某时”出生而不能陈述“某时”，法庭难道就否定第三人的存在？!而且庭审后判决前，第三人将能证明平价房具体坐落的《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邮寄给主审法官，平价房的具体坐落为京沪高铁秦安站D区第2号楼2单元16层1603号。(七)原审判决对“两份材料系第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本院依法不再审查”是错误的。本案的关键问题是“12号楼”及“12号楼”安置房的归属，第三人提供的《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中，标明被拆迁人是宋洪亮，被拆迁人原房屋面积为0m2，足以证明第三人在拆迁中没有宅基地和房屋，“12号楼”不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前后矛盾，第三人的声明是为了说明客观事实，两份材料与“12号楼”不归第三人所有这一基本事实有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应当采纳。综上所述，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18)鲁0911民初5691号民事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上诉，请求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为盼。 米永杰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含混不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值一驳,主要驳斥理由如下:1、执行异议之诉的举证责任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1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②《最高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4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以下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③山东高院开展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专题调研,认为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其中(四)证据审查从严原则,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执行人认可案外人的主张,不能因此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证明责任。(五)依法调查取证原则,如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核实相关事实。结论:基于以上相关的法律规定:本案上诉人宋绪增对涉案的12号楼1户(二层楼独院)的房产及因该房产拆迁安置回迁房负有严格的举证义务。即上诉人必须拿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达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举证责任。2、上诉人宋绪增所举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证据的真实性令人怀疑,涉嫌作假证或虚假诉讼之嫌疑,理由如下:(1)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中陈述:因父子不和，2011年12月28日宋洪亮与宋绪增分家生活；但其提供的所谓分家协议中却将自己的养老和医疗均寄托到上诉人身上，显然相互矛盾，难以令人信服。(2)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中还陈述:宋洪亮分得河边宅基地及房屋一处(即宋洪亮抵账给米永杰的房产),宋绪增分得本村12楼。可是庭审中宋氏父子(本身就存在利害关系)各自提供的分家协议书中仅提到了12楼1户，没有所谓的河边宅基地房屋,如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陈述属实，则分家协议书内容不符合分家协议的要求应属无效，如不属实则上诉人提交的顶账协议就是为证，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二第三人宋洪亮提供顶账协议显示2013年.11.7顶账120万给了张兴禄,2015年6.25借据(米永杰案中又抵账给米永杰，一房二顶显然目的不纯、前后自相矛盾。第三人宋洪亮的答辩之逻辑及举证动机无非就是想“移花接木，混淆是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变相达到阻止涉案房产被执行拍卖的目的。(3)岱岳区法院497号执行卷第22页,有2017.5.22贵院对第三人宋洪亮做的执行笔录,笔录中宋洪亮明确说到我现在找米永杰的亲妹夫张序镇,通过他和米永杰商谈，等我的回迁房（没说是不是平价房）给我后，我卖掉回迁房还清米永杰的债务。显然与宋氏父子提供的分家协议书的内容相互矛盾，一处抵账给张兴禄，一处分家给宋绪增，宋洪亮还能分到回迁房？完全可以合理推出:宋洪亮是为了躲避债务,虚构分家协议书，防止回迁房产被强制执行的的结论。三、真正的事实真相是宋洪亮是为了躲避债务,虚构分家协议书，防止回迁房产被强制执行。(1)回迁房以宋绪增的名义安置，这与岱岳区法院497号执行卷23页对主任霍兴泉的调查笔录是相互吻合的,能反映事实的真相。宋洪亮一家分了两套住房,都是90平米的,这两套房子都是查封期间宋洪亮名下的堰西12楼1户房产拆除后分配给他一家的,在他爷俩名下。他的房产协议是他儿子宋序增和高铁新区签订的。(2)岱岳区法院497号执行卷第30-38页，2017.5.19执行局针对回迁房的查封作出执行裁定,给堰西居委会发协助执行通知,送达堰西居委会并作出查封公告,在居委会公开栏进行了张贴。期间对岱岳区法院执行行为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四、堰西居委会2019年1月7日出具二份证明材料与案件中有关证据相互矛盾，不具备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1)证明上的经办人霍玉朋2018年才到居委会主持工作,其对2014年的拆迁安置工作并不清楚。(2)证明上宋洪亮夫妇因没有宅基地和房屋,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政策安置给宋洪亮夫妇平价房一套,与执行中宋洪亮的执行笔录相矛盾,与执行中对委主任霍兴泉的调查笔录相矛盾,与执行中对居委会发的协助执行通知(居委会在协助时没有对执行裁定协助执行提出任何异议,没有对法院的张贴的执行公告提出任何异议)相矛盾，与高铁新区的平价房政策相矛盾。(3)另一份证明是说旧村改造时,根据分家情况及相关政策将拆迁的12楼安给宋绪增,并与宋绪增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同样与执行中宋洪亮的执行笔录相矛盾，与执行中对居委会主任霍兴泉的调查笔录相矛盾,与拆迁安置协议上的霍兴芳代签相矛盾，与执行中(居委会在协助时没有对执行裁定协助执行提出任何异议,没有对法院的张贴的执行公告提出任何异议)相矛盾。总之，不论是分家协议也好拆迁安协议也罢，不论是宋绪增自己签字还是霍兴芳代签,纵有干万种变化,都万变不离其宗，综合所有证据内容所表达的真实意思，都无法掩盖宋洪亮是12楼1户的所有权人，都无法否认回迁安置房(替代物)只是以宋绪增的名义安置而已，真正的权利人还是宋洪亮。五、堰西居委会出具二份证明材料的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本案中上诉人与第三人是“亲父子”的利害关系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合情不合理,也违背法律规定,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本案还涉及到村委工作人员张兴禄与第三人宋洪亮的民间借贷的私人利益,答辩人将对本案执行中以及执行异议之诉中,对涉及相关人员做的假证及虚假诉讼,随时做好了向相关部门要求调查处理的准备。综上所述,根据相关证据,上诉人宋绪增不是涉案的12号楼1户的房产真正权利人，不是因该房产拆迁安置回迁房(即替代物)的权利人,该权利不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上诉人宋绪增的举证不能达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六、上诉人所举分家协议是虚假证据，系为第三人宋洪亮夫妇逃避债务而在事后伪造的证据。1、在（2016）鲁0911民初35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判决本案第三人宋洪亮夫妇归还借款20万元及支付利息16万元后，第三人宋洪亮夫妇在执行过程中并未提到过什么分家协议，反而在法院对第三人宋洪亮做的执行笔录中宋洪亮明确说到“等我的回迁房给我后，我卖掉回迁房还清米永杰的债务。2、从分家协议的内容上看，其主要内容共两条（1）是约定第三人宋洪亮夫妇共有的唯一房产12号楼归上诉人所有，（2）是第三人宋洪亮夫妇的赡养和药费归上诉人一人承担，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宋洪亮夫妇唯一的子女，在没有外债的情况下，第三人宋洪亮夫妇的财产早晚也是由上诉人一人继承，而上诉人对第三人宋洪亮夫妇的赡养更是其法定义务，根本没有约定的必要，该协议唯一的作用就是逃避第三人宋洪亮夫妇应承担的还款责任。3、分家协议中的内容和第三人宋洪亮夫妇的答辩及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1）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中陈述:因父子不和，2011年12月28日宋洪亮与宋绪增分家生活；但其提供的所谓分家协议中却将自己唯一的主要财产分给上诉人，自己的养老和医疗也均寄托到上诉人身上，显然相互矛盾，难以令人信服。（2）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中还陈述:宋洪亮分得河边宅基地及房屋一处(即宋洪亮2013年抵账给米永杰的房产),宋绪增分得本村12楼。可分家协议书中却说12楼是其唯一房产，没有所谓的河边宅基地房屋,如第三人宋洪亮答辩状陈述属实，则分家协议书内容不符合分家协议的要求应属无效，如不属实则上诉人提交的顶账协议就是伪证，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3）2016年1月份岱岳区法院给村委会送达协助执行通知时，村委会工作人员张兴禄在协助送达回证上签字，张兴禄是该村村支部委员，法院在送达过程中村委会、居委会没有提出宋绪增与父亲宋洪亮分家的事实；（4）2015年6月份宋洪亮书写的借据中明确载明尽快归还所欠本息，如不归还同意用堰西房产抵账还债，与本案分家析产的名义分给原告，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1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上诉人的主要证据“分家协议”漏洞百出，己方陈述和证据相互矛盾，完全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一审不予采信是完全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宋洪亮、霍兴芳述称，一、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行为，未产生法律效力，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不产生约束力。首先，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2016）鲁0911民初356号米永杰诉宋洪亮、霍兴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过程中，依据米永杰申请，作出（2016）鲁0911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2016年1月26日向泰安市岱岳区党支部送达，有支部委员张兴禄代收，未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送达，裁定内容“查封被告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查封期限三年，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查封期间不准不准办理过户、抵押等手续”，此时，“查封房屋”因2014年10月3日宋续增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民委员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而拆迁灭失，查封标的已不存在，不产生查封的法律效果，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条“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规定，人民法院未通知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未粘贴公告，查封程序不合法，同样不产生查封效果。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该替代物、赔偿款的裁定”规定，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作出（2017）鲁0911执字第4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于2017年5月19日向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党支部送达，有支部委员张兴禄代收，未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送达，裁定内容“查封被执行人宋洪亮及其儿子宋序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市岱岳区回迁房两套，查封期限三年，自2017年5月19日至2020年5月19日，被执行人宋洪亮负责保管被查封的房产，在查封期间内，因被执行人宋洪亮的过错造成被查封房产损失的，应有自己承担责任，查封期间不准办理过户、抵押等手续”，该裁定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产生约束力的前提（2016）鲁0911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程序合法、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产生约束力，因（2016）鲁0911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不产生查封的法律效果，该执行裁定书缺乏根据，同样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不产生约束力。再次，2018年7月7日的（2017）鲁0911执字第497号拍卖《执行裁定书》p74-75，内容“拍卖被执行人宋洪亮之子宋序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该裁定出具的依据是（2016）鲁0911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和（2017）鲁0911执字第4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上述两份裁定书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被答辩人均不产生约束力，缺乏出具根据，且（2017）鲁0911执字第4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未明确查封房产是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同样导致拍卖裁定书缺乏根据，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是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民委员会安置给宋续增的回迁安置房，未办理产权登记，因此，（2017）鲁0911执字第497号拍卖《执行裁定书》应予撤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灭失，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认定经分家析产、拆迁补偿安置回迁给宋续增的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归答辩人宋洪亮、霍兴芳所有，而无论是泰安市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还是宋洪亮及其儿子宋序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市岱岳区回迁房两套，还是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均没有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土地性质是集体所有，归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民委员会所有，按照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理解和“房随地走、地跟房行”房产和地产是一个整体的法律基本原则，只能得出：涉案房产归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民委员会所有的唯一结论，无论答辩人宋洪亮、霍兴芳还是被答辩人宋续增均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所有权，显然错误。按照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不具备立法基础，简单的只以物权登记判断所有权即可，岂不简单省事？一审法院以分家析产、拆迁补偿安置回迁没有办理登记认定拍卖房产归宋洪亮、霍兴芳所有，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另：分家析产发生于2011年12月28日，拆迁补偿安置发生于2014年10月3日，均在2016年1月26日诉讼保全查封之前，是合法的民事处分行为，不受任何限制，产生物权效力，回迁安置房泰安市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目前所有权归宋续增所有。综上，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行为，未产生法律效力，对答辩人和被答辩人均不产生约束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将通过分家析产、拆迁补偿安置回迁给宋续增的房产认定为被执行人宋洪亮、霍兴芳所有并拍卖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补充：无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的答辩意见和补充答辩意见均洋洋洒洒，总是称是虚假诉讼，但一审卷宗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及第三人陈述的事实不存在或者是错误的任何证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均以事实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乱下结论。 宋绪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对原告所有的京沪高铁E3区堰西社区2号楼1单元301室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米永杰诉宋洪亮、霍兴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依法受理后，依据米永杰的诉讼保全申请作出（2016）鲁0911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2016）鲁0911民初356-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查封期限三年，自2016年1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2016年1月26日，一审法院将上述查封文书送达至泰安市岱岳区村民委员会，由该村支部委员张兴禄签收。该案庭审过程中，米永杰提交2015年6月25日宋洪亮作为借款人为其出具的借据一份，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米永杰款20万元用于家庭及经营用，月息2分，利息自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6月25日，本息共计332000元，此款尽快归还，如不归还同意用位于房产抵账归还。2016年7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911民初3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宋洪亮、霍兴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米永杰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16万元（计至2016年1月25日）。该判决于2016年8月26日送达宋洪亮、霍兴芳。上述判决书生效后，米永杰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以（2017）鲁0911执497号对该案立案执行，2017年3月10日调查过程中，委工作人员霍兴泉陈述，宋洪亮，宋洪亮夫妇都是本村村民，个儿子宋序（绪）增，宋洪亮一家共分了两套住房，都是查封期间宋洪亮名下岱岳区12号楼1户房产拆除后分配给他一家的，在宋洪亮及宋序（绪）增名下，房产协议是宋序（绪）增和高铁新区签订的。2017年5月22日执行笔录中，宋洪亮本人承诺：“等我的回迁房给我后，我卖掉回迁房还清米永杰的债务”。2017年5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911执49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一、查封被执行人宋洪亮及其儿子宋序（绪）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回迁房两套，查封期限为三年；二、被执行人宋洪亮负责保管被查封的房产，在查封期间内，因被执行人宋洪亮的过错造成被查封房产损失的，应由自己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9日将该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村民委员会，由张兴禄签收，并张贴了查封公告。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7）鲁0911执49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中载明：2016年1月26日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二层楼独院）房产一处，后该房产被拆迁，补偿被执行人宋洪亮两套回迁房，该两套回迁房登记在宋洪亮之子宋序（绪）增名下。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7日以（2017）鲁0911执497号执行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宋洪亮之子宋序（绪）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现裁定如下：拍卖被执行人宋洪亮之子宋序（绪）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经查，上述执行文书中出现的“宋序增”应为“宋绪增”。该案执行中，宋绪增以对该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为由提出书面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2018）鲁0911执异18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宋绪增的异议请求。宋绪增对该裁定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经过庭审查明事实及举证质证情况，一审法院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分家协议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庭审过程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分家协议书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宋洪亮、霍兴芳共有一处小康楼12号楼一户共171平方米，归宋绪增所有，与他人无关。宋洪亮与霍兴芳以后赡养归宋绪增一人承担。原告同时提交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堰西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泰政发[2004]71号文件、京沪高铁E3区堰西社区回迁楼标牌。原告据以上证据主张，且因房屋系旧村改造回迁房，不能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涉案房产实际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宋绪增与其父母宋洪亮、霍兴芳的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关于上述房产所有权的约定，因未办理物权登记而不具有物权变动的效力，即该房产权属仍归被执行人宋洪亮、霍兴芳，而且物权具有公示公信力，其家庭成员的内部约定也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应对抗外部的当事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该分家协议书不具备房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即原告据此主张涉案房产已归其个人所有，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本案涉案房产系本院已查封的被执行人宋洪亮所有的原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的房产被拆迁后因补偿安置所得的房屋，故即使相关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系以宋绪增的名义予以签订的，案涉房产的权属没有发生变更，仍归被执行人宋洪亮、霍兴芳所有。二、第三人陈述的河边宅基地是否真实存在及顶账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庭审中，第三人提交分家协议书一份（与原告提交的协议一致）、2013年11月7日顶账协议一份，主张宋洪亮、霍兴芳夫妇共有两处房产，一处是河边宅基地，已于2013年11月7日顶账给张兴禄，另一处是12号楼1户，已在分家协议中约定归宋绪增所有。对分家协议书的认定同上述第一点的认定。关于2013年11月7日顶账协议，该协议载明：今有宋洪亮欠张兴禄款120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宋洪亮将河边宅基地一处作为还款，顶账给张兴禄，欠款一切清完。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第三人向本庭提交其与张兴禄之间借贷关系发生来由及过程的相关证据（借款协议、借据、转账凭证等），其均未能提交。通过庭审查明及举证情况，第三人对河边宅基地是否真实存在、对其与张兴禄发生顶账行为的过程，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其关于河边宅基地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该份顶账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三、第三人陈述的平价房是否真实存在。庭审中，第三人提交2019年1月7日堰西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载明：2014年，我居委会进行旧村改造时，宋洪亮、霍兴芳夫妇因没有拆迁宅基地和房屋，我居委会根据宋洪亮、霍兴芳夫妇实际情况和有关政策安置给宋洪亮、霍兴芳夫妇平价房一套。经质证后，一审法院要求第三人代理人明确该平价房的坐落位置、门牌号等，其均未能明确，一审法庭要求其提供宋洪亮、霍兴芳的联系方式，其代理人亦表示无法向法庭提交。同时，法庭问及2017年5月22日执行笔录中宋洪亮本人承诺的“回迁房”具体所指何处，其代理人亦表示不清楚。本案全部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对“回迁房”、“平价房”的相关情况均无法明确，亦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关于平价房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该份证明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四、案件审理中的其他相关问题。庭审过程中，米永杰于2019年1月7日申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提交的分家析产协议及第三人提交的顶账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因米永杰无法提供比对样本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一审法院技术室作退鉴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无论上述分家析产协议及顶账协议如何形成，都无法证实原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主张。本案庭审结束后，第三人宋洪亮、霍兴芳向一审法庭邮寄书面声明书一份及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复印件一份，否认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部分陈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受理后，其向法庭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已明确载明代理人张群的代理权限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代为上诉、申请再审、申请抗诉、参与庭审、调查取证、签收法律文书等特别授权，其代理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经其签字确认，一审法庭已依法记录在案，第三人宋洪亮、霍兴芳未出庭，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且上述两份材料系第三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一审法院依法不再审查。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绪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宋绪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提交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堰西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堰西社区居委会）2019年9月22日证明一份，拟证明一审法院（2016）鲁0911民初356号-1民事裁定书查封12号楼1户的房产已于2015年5月份拆除，查封房产并不存在，该裁定不产生查封的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2016年一审法院在送达执行裁定时，村委会作为协助义务人，对该房产是否存在并没有提出异议，经办人霍玉朋是2018年下半年到村委担任职务，所以其对2014年、2015年的情况并不清楚，因此我们认为该证据缺乏证据的真实性，该证据内容显示2015年5月份由高铁指挥部进行拆除，对房屋的拆除，应有房屋拆迁交接的相关手续，而不能仅凭一份证明就能说明拆除的时间，同时从载明的内容上看，是由高铁指挥部进行拆除，村委会出具该证明的身份上看不合适，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是2015年5月份拆除，上诉人应当提供拆迁协议、拆迁交接表加以证实，否则不足以证明相关拆迁事实。宋洪亮、霍兴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 宋洪亮、霍兴芳提交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一份，拟证明根据村委会的制度，对本村村民宋洪亮因无房可拆，以优惠价格安置其位于京沪高铁泰安站Ｄ区房屋一套，面积90.99平方米，其中被拆迁人原房屋面积体现为0，也就证明宋洪亮名下的该回迁房与12号楼房产一处无关。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该证据表明被拆迁人原房屋面积为0平方米，足以证明第三人在拆迁中或者是岱岳区出具财产保全裁定时第三人没有宅基地和房屋，堰西居委会为第三人安置房屋，从另一方面也证实12号楼1户不归第三人所有。被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综合所有的证据来看，该证据的出具与在一审庭审中的相关证据及第三人的陈述均不相符；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合议庭曾对第三人回迁房屋的情况进行了询问，而第三人当庭均无法进行回答；从拆迁安置协议的形式上看，加盖公章部分应该为被拆迁人，而不是堰西社区居委会；综合所有的证据来看，该证据充其量就是宋洪亮的房屋以宋绪增的名义进行了安置，应得的平价房以宋洪亮的名义进行了结算，但是综合所有证据来看，12号楼及相关的安置，其所有权应属于宋洪亮夫妇所有；关于被拆迁安置，除了村委的证明，还需要相关的拆迁安置协议等相关证据加以证实。 为查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于一、二审提交的2019年1月7日两份证明、2019年9月22日证明及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的情况，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向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霍玉朋制作调查笔录一份，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霍玉朋称：该三份证明及一份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均是堰西社区居委会出具，其上加盖的堰西社区居委会的公章真实，其为具体经办人，证明及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上的手写字均为其书写；我于2018年4月1号被选举为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此前未在堰西社区居委会任职；霍兴泉不是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他至今一直是堰西社区居委会党支部委员，负责调解、涉及法院的司法事务，由其出面对接，2017年3月10日当时没有社区主任；对于宋绪增、宋洪亮房屋的拆迁安置情况，因为我当时不在社区居委会里任职，所以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是询问其他知情人员后出具的证明及安置结算明细表；至于一审法院查封、执行及对霍兴泉作调查笔录时我社区居委会为何不说明证明及安置结算明细表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宋洪亮和宋绪增清楚这些情况，他们应该向法院说明这些情况；平价房不是回迁房，根据高铁指挥部关于平价房的分配原则，对于两代人只有一处房子的情况，如果一处房产给了儿子，那么父母就能够享受一套平价房；如果给了父母，儿子就可以享受平价房；因为宋洪亮、宋绪增两代人只有一处房产，宋绪增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以宋洪亮就享有了平价房，被拆迁的小康楼一处房产，回迁时给两套90平的房子，回迁的该两套房产是谁签安置补偿协议就给谁，至于宋洪亮享有的平价房是否已经转让给其他人，堰西社区居委会并不清楚；原来的小康楼属于小产权房，没有房屋登记，现在回迁房及平价房也没有房产证，至今没有登记；涉案的堰西社区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是属于1996到1997年之间盖的村里的小产权房，本村村民和外村村民都有购买的，本村村民自愿购买，不是基于宅基地的福利房，一套房子大概6万左右，大概100多套，该小康楼与老宅基地及老宅基房产都没关系；宋洪亮、霍兴芳除了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外，在堰西社区没有其他房产或宅基地、宅基房屋。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形式有异议，对证人陈述与村委出示的证明及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一致的内容没有异议，不一致的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调查笔录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霍玉朋调查笔录的部分事实有异议，认为所出的三个证明，其来源是基于听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明材料，该三份证据材料与上诉人及第三人庭审中的陈述及证据相互矛盾，因此该三份证据效力存疑，不能够证明该房产系宋绪增所有，上诉人所提出的是排除执行这样的诉求，综合目前所有的证据来看，上诉人举证前后矛盾，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吻合，而且举证不确实不充分，达不到足以排除执行的举证责任。原审第三人质证称，调查笔录对涉案基本事实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了解核实，体现了人民法院认真负责的办案态度，印证了三个证明、一份结算表中的内容真实有效，体现了分家、拆迁在先，保全查封在后，2016年1月26日查封时，小康楼12号楼1户，因被拆迁导致查封不产生效力，当然对回迁房也不产生效力。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宋洪亮、霍兴芳于1996年底购买粥店办事处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并入住。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28日的分家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宋洪亮、霍兴芳共有一处小康楼12号楼一户共171㎡”。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认可：在上诉人主张的分家之前，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归宋洪亮、霍兴芳共有。还查明，综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被拆除前，宋洪亮、霍兴芳在社区仅有该一处房产，没有宅基地、宅基房屋或其他房产。 本院认为，首先，宋洪亮、霍兴芳于1996年底购买粥店办事处小康楼12号楼1户房产一处并入住，该房产归宋洪亮、霍兴芳共有。2015年6月25日宋洪亮作为借款人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中载明“今借到米永杰款贰拾万元整用于家庭及经营用，……，月息2分，……，本息叁拾叁万贰仟元整，此款尽快归还，如不归还同意用位于房产抵账归还。”原审第三人及上诉人虽主张该抵账给被上诉人的房产系宋洪亮分得的河边宅基地房产，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存在河边宅基地房产一处的事实，而在拆迁安置前，宋洪亮、霍兴芳在户这一处房产。自2016年1月26日一审法院查封“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到2017年5月19日一审法院查封“被执行人宋洪亮及其儿子宋绪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回迁房两套”，再到2018年7月9日一审法院查封“被执行人宋洪亮之子宋绪增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产一处”，宋洪亮及霍兴芳均未提出异议，且宋洪亮在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即2017年5月10日的执行笔录中明确承诺“等我回迁房给我后，我卖掉回迁房还清米永杰的债务”。因此，综合前述情况，宋洪亮及霍兴芳在上诉人提出案外人异议后又支持上诉人所作的抗辩陈述，与此前行为、事实等情况相矛盾，故对两原审第三人如今所作对抗一审法院对涉案房产执行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其次，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虽举证了堰西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三份证明及一份被拆迁人安置结算明细表，但该三份证明及一份安置结算明细表均系在2019年出具，且经办人霍玉朋系2018年4月1日才被选为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此前未在堰西社区居委会任职，霍玉朋亦陈述对宋绪增、宋洪亮房屋的拆迁安置情况，因其当时不在社区居委会任职，所以具体情况其不清楚。而堰西社区居委会在2019年出具的三份证明及一份安置结算明细表的内容，与一审法院执行时于2017年3月10日对堰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霍兴泉所作调查笔录的内容相矛盾，亦与堰西社区居委会对一审法院查封执行涉案房产自始至终未提出异议均予以配合以及也从未向一审法院说明过2019年出具的证明、明细表中内容的情况相矛盾，亦不足以对抗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中已载明的“2016年1月26日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二层楼独院）房产一处。后泰安市岱岳区对全村进行回迁改造，被执行人宋洪亮名下位于泰安市岱岳区户房产一处也被拆迁，补偿被执行人宋洪亮两套回迁房”的内容。另外，对于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主张的原审第三人享有平价房的问题，本院在对堰西社区居委会主任霍玉朋作调查时，该居委会主任霍玉朋陈述“平价房不是回迁房，根据高铁指挥部关于平价房的分配原则，对于两代人只有一处房子的情况，如果一处房产给了儿子，那么父母就能够享受一套平价房；如果给了父母，儿子就可以享受平价房。因为宋洪亮、宋绪增两代人只有一处房产，宋绪增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所以宋洪亮就享有了平价房”，因此，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举证的2019年堰西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安置结算明细表本身，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认为的以平价房来证明上诉人享有一审法院查封的涉案房产权益的主张。因此，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得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宋绪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宋绪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仉 磊 审判员 毕经纶 审判员 薛 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