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冀01行终4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荣奇，男，196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行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行唐县公安局，住所地行唐县龙州镇永昌北路**。法定代表人池玉清，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超、王晓雷，行唐县公安局城区分局民警。上诉人于荣奇因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一案，不服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2019）冀0125行初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12月21日，原告于荣奇与于俊奇、刘斌、张改翠、杨小军等五人因执业医师资格证问题到北京天安门西中南海附近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并作出训诫书。当晚，被行唐县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回。行唐县公安局就原告的违法行为调查完毕后对其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之后决定给予于荣奇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将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于2019年6月14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行唐县公安局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赔其损失2527元。原审认为，被告行唐县公安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权范围，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原告主张没有扰乱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可证实原告扰乱了公共秩序被予以训诫，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行唐县公安局对其违法行为无管辖权，如果其确实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亦应当地公安局对其处罚。《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被告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是正确的。对原告提出的被告未提交证据问题，行唐县公安局城区分局是行唐县公安局的内部工作部门，其工作人员按照内部分工接警处理本案，代表行唐县公安局行使职责，其提交的证据，就是行唐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故对原告提出的行唐县公安局未提交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予支持。行唐县公安局在处理该案时履行了立案、调查和告知程序，并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八日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于荣奇负担。上诉人于荣奇上诉称，原审故意回避案件的争议焦点，也没有说北京的训诫书是行唐公安的拘留证据的法律依据。上诉人在诉状中提出是第一次去北京，被当地警方叫住，并在原地等待，没有不听劝阻，也不知道地铁口就是中南海周边。我到北京上访也是为了生存被逼无奈的。2017年12月28日因无证行医，行唐县联合执法取缔我的诊所，其它几家诊所去北京卫生部上访过的，和我一样是医师法实施后遗留问题，都是无证行医，但他们不用取缔，也因我和于俊奇是兄弟，素有矛盾，至今在法院公安网上都能查得到，也不同其进行任何交往，他们2015年到北京卫生部，这次到北京卫生部的路线以及那是非访区，我都不知道。行唐县公安局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用训诫书作为行政拘留的证据，证明我违犯治安管理处罚的第二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由被告提供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和其他四人询问笔录，接访视频、接访证明等证据，证明我扰乱公共秩序，对我拘留八天的处罚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证据不足。被告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训诫书内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理不符合事实。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北京，不知道地铁出口就是中南海周边，也不知道卫生部和信访局在哪，就只是跟着他们走，也不知道中南海周边就非访的地方。我没有不听有关人员的劝阻，我的情节也够不上情节严重的，也到不了治安管理处罚。在北京我没有见到训诫书，其内容我也不知道，也没有我的签名，起诉后法院通知我拿证据时，才知道训诫书的内容。行唐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对我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我提出申辩，也不听我的申辩理由，也没有对我提出的陈述和申辩复核结果的回复。如果信访人违反公共秩序，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北京有关人员没有在地铁出口劝阻我，构不成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法律也没有规定只要信访人踏入中南海周边就要处罚的规定。根据以上事实，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行唐县公安局答辩称，我局对上诉人的处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8年12月21日13时许，行唐县于荣奇、杨小军、于俊奇、张改翠、刘斌五人因职业医师证注册问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以上事实有于荣奇等五人的询问笔录，接访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接访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对五人出具的训诫书等证据为证。我局以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八日处罚。我局办案民警在对于荣奇处罚前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并对原告宣读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行（城）行罚决字[2018]第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了上诉人，之后对其执行了行政拘留。一、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错误、属于超越职权作出行政行为的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行唐县公安局对上诉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有管辖权。二、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足的问题。2018年12月21日13时许上诉人因职业医师证注册问题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访，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有杨小军、于俊奇、于荣奇、张改翠、刘斌的询问笔录，接访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材料，接访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对于荣奇出具的训诫书等证据为证，我局认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证据充足。三、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律程序的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我局在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已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前的告知。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关上诉人申辩的没有扰乱该地区的公共秩序，我局有北京市公安局府右街派出所的训诫书、上诉人等人的询问笔录、接访视频等证据证实。综上，我局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第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信访人员应当按照正常渠道到有关机关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自己的信访事项。北京市天安门周边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被上诉人行唐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于荣奇前往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当地的公共秩序的事实。上诉人于荣奇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其住所地在河北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行唐县公安局有管辖权。被上诉人立案受理后，进行了询问、调查，处罚前的告知等程序。作出的行（城）行罚决字[2018]0386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于荣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于荣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于荣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高彬审判员  徐进富审判员  李文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杨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