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黔01民终73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达，男，汉族，1981年11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武，贵州黔悦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长伦，男，汉族，1978年12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绍达因与被上诉人吴长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320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绍达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3202号民事裁定书；2.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400000元；3.改判被上诉人按照月息2分支付借款利息至执行完毕时止，借款利息计算至一审立案之日金额为人民币112000元；4.依法判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裁定所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上诉人与案外人吴长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一条即写明上诉人系贵州凯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人民币414万元。该条款中并没有使用“商定”“约定”等协商的词语，是因为上诉人的实际出资额即为414万元。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56.6万元，也就是说除了上述414万元以外的部分，均与上诉人的投资款无关。故被上诉人认为该部分款项也属于投资款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与案外人吴长法的股权转让纠纷已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审结，该案审理中，上诉人始终明确投资金额就是人民币414万元整，上诉人与吴长伦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均与投资款无关。该事实也已得到了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的确认。上诉人之所以在该案中只起诉414万元，而没有起诉本案涉及的40万元，也确实是因为该40万元是借款而非投资款；3.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驳回上诉人起诉的法律依据，显然是对该法条的理解错误。根据上述法条及《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上诉人已经出示了银行流水、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证明案涉资金与投资款无关，被上诉人就应当就其主张的该37.6万元转账不属于借款向法庭举证。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吴长伦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414万元是吴长法与上诉人李绍达双方商定的出资额，李绍达实际出资额为456万元；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不是裁定驳回起诉。李绍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吴长伦偿还原告借款40万元，并按月息2%自2017年11月15日起支付利息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0日，原告李绍达（乙方）与案外人吴长法（甲方）、吴长贵（丙方）、彭峻翰（丁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成立贵州凯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四方均以现金出资，李绍达持股20%，吴长法持股68%，吴长贵持股1%，彭峻翰持股11%；任一股东主动从公司离职的，应以一元的价格（如法律对转让的最低价格另有强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将其未成熟的股权依其余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转让给其余股东，其余股东有权要求该股东以最近一轮新的融资估值的50%的价格将股权按其余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回购，或经其余股东同意，按该项约定转让给其余股东一致认可的第三人。之后，原告李绍达自2017年4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共计转款给被告吴长伦（吴长法之兄）456.6万元。其中，2017年8月9日的转款额为6万元，2017年11月15日的转款额为37.6万元。2018年1月13日，原告李绍达（甲方）与吴长法（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系贵州凯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414万元，甲方同意将该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以现金受让该股份，收购总价为414万元。2018年5月，李绍达以吴长法未按该协议履行支付转让款为由将吴长法、吴长伦等诉至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现该案尚在审理中。一审中，原告认为2017年4月14日至2017年10月16日转让给被告吴长伦共计414万元（实际转款金额为419万元，原告认为其中一笔五万元为购买吴长法的手机卡而支付的款项），该414万元系根据《合伙协议》投入的出资款，2017年11月15日转款37.6万元系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另原告支付现金2.5万元，故诉请的借款本金为40万元。被告不认可收到原告支付的现金2.5万元，并认为原告转款的共计456.6万元中，投资款为450.6万元，2017年8月9日的6万元系李绍达购买吴长法手机号（181××××****）的款项，该号码现由李绍达在使用，但登记名仍为吴长法，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股东退出应按总投资额的50%予以折价后转让，所以若按约定原告应得转让款200多万元，因李绍达称合作刚开始，要求按退还全部出资额，吴长法不同意全额退资，双方协商后吴长法以414万元的价格收购李绍达的股份。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依据其于2017年11月15日转款给被告37.6万元的银行凭证向该院提起诉讼，被告抗辩该款系原告支付的投资款，并提交了《合伙协议》、《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款流水。银行流水载明了原告自2017年4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共计转款给被告456.6万元，前述转款行为均发生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被告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原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法律关系后坚持以借贷关系要求被告还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绍达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460元（已减半），退还原告李绍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抗辩称因为上诉人与其胞弟吴长法合伙成立公司，由被上诉人负责装修，故上诉人向其支付的款项是该合作项目的装修投资款。但被上诉人并未就该事实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其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载明甲方李绍达系贵州凯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出资额为人民币414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20%。本案被上诉人吴长伦亦以担保人身份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说明被上诉人吴长伦在签订该协议时对于李绍达的出资额为414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现吴长伦在一审中主张李绍达的实际投资额为450.6万元，该主张与其签字认可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相悖；再次，虽然被上诉人吴长伦辩称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的投资额414万元系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且在一审中，上诉人李绍达向人民法院提交了《李绍达与吴长伦资金来往记录》（2017.4.14–2017.10.16），该统计结果显示在2017年4月14日至2017年10月16日期间，在扣除归还的借款及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购买手机号的款项后，李绍达共计向吴长伦付款414万元。该款项与前述《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李绍达的投资额相符且不包含在本案主张的借款金额内。故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的李绍达的投资额414万元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吴长伦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一审裁定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3202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谢清明审判员  刘 华审判员  汪 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龙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