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24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亚荣，女，195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杨剑，河北文昌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邢玉洁，女，1982年10月21日出生，满族，住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杨剑，河北文昌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根兰，女，1958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猛，河北国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亚荣、邢玉洁因与上诉人刘根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2民初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亚荣、邢玉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杨剑，上诉人刘根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亚荣、邢玉洁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并从2017年6月1日起按2%月利率计算利息至被上诉人还清本息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人民币104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被上诉人称未约定利息，已还款的部分为本金，而上诉人仍然持有三张合计三百万本金的借条，被上诉人的陈述显然不符合常理。截至上诉人起诉时，上诉人仍持有被上诉人出具的三张合计三百万本金的借条，如果真如被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已经归还本金，那么为什么不将借条取回，或者要求上诉人出具还款凭证，被上诉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显然是虚假陈述。因此，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被上诉人在2015年5月6日之后所还的钱是按照利率2分支付的利息。（二）被上诉人还款金额、时间较为规律，其还款金额应当认定为利息。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每月偿还的4万或6万的行为并非每月都偿还，该推断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还为利息。该认定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体现出以下几点内容：1.被上诉人根据具体借款金额，按照2分息的还款较为规律，特别2015年10月之后近一年的时间，按照每月6万金额还款（本金300万，月息2分，利息每月6万）。2.在2015年6月11日后，上诉人方仍然向被上诉人出借过现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还款金额均有零有整，按照出借的时间及2分利率计算显然是利息。因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2分利息的约定，且被上诉人按照2分息支付了利息。（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一直存在约定2分利息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也认可的事实是，上诉人方之前出借的钱均有2分利息的约定，双方涉案三张借条上虽然没有记载利息的字眼，基于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仍按约定支付2分月息，该事实符合客观实际，二审法院应予以认定。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有约定利息的交易习惯，且银行流水显示较为明显的利息支付情况，因此原审未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合理判决，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由于邢宝山过世，被上诉人背信弃义完全不顾上诉人方经常为其提供资金上的帮助，完全否认借款的事实和约定利息的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造成不必要的诉累。原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刘根兰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合逻辑，也缺乏证据支持，如果约定了利息，应在借条中予以示明。上诉人称没有写利息，是双方的交易习惯，无法证实。上诉人称如果被上诉人刘根兰偿还了借款，就应该将借条收回，或者取得还款凭证。如果上诉人认为不写利息是正常的交易习惯，那我方也可以认为还清借款后不收回借条也是正常的交易习惯。刘根兰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使用推定事实作为判定依据，缺乏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是判决上诉人偿还其本金300万元，利息自2017年6月1日起按2%计算利息至还清本息之日。但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却认定“被告截止2015年9月3日共欠原告借款金额为408万元”，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是：1.一审认定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系对2015年5月6日之前双方借贷金额的整合，该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首先，该两张借条系对2015年之前双方借贷金额的整合，整合的依据是什么，2015年5月6日之前上诉人向邢宝山借款金额是多少，上诉人已经偿还了多少借款，是否剩余200万元借款未偿还，在这些事实均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双方的银行流水往来及另案判决来认定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系对2015年之前双方借贷金额的整合，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明显违反法律规定；2.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如果是对2015年5月6日之前双方借贷金额的整合，上诉人完全可以为邢宝山出具一张200万元的借条，没有必要出具两张借款金额完全相同的借条，试想如果在2015年5月6日之前上诉人欠邢宝山1000万元借款，要整合的话，难道上诉人还要为邢宝山书写10张100万元的借条吗。因此一审认定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系对2015年之前双方借贷金额的整合有悖常理也不符合逻辑；3.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实际上就是一笔借款。本案借款的真实情况是，2015年5月6日上诉人与邢宝山在邢宝山家中商议，上诉人向邢宝山借款100万元。但因上诉人尚欠邢宝山2014年借款58.2万元，为此邢宝山提出借款可以但得先把2014年的借款58.2万元还清后才能出借，而且该100万元借款以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在还清2014年的借款58.2万元后才能转账，为此上诉人为邢宝山书写了第一张借条，日期为2015年6月5日，上诉人随后去了一次卫生间，时间也就是几分钟左右，回到客厅后邢宝山便称，刚才打的借条找不见了，让上诉人再重新打一张借条，于是上诉人又为邢宝山重新打了一张借条，日期为2015.5.6，因此上述两张借条实际上是同一笔借款。该借条打了以后，上诉人于2015年5月14日归还邢宝山2014年借款24万元，2015年6月5日归还邢宝山2014年借款34.2万元，至此2014年借款全部归还完毕。对该100万元借款，邢宝山于2015年5月26日转账给上诉人30万元，剩余70万元未转账。2015年6月11日上诉人因工程项目急需资金向邢宝山借款100万元，当日邢宝山便将100万元借款转账给了上诉人。后邢宝山于2015年7月24日转账给上诉人15万元，连同2015年5月26日转账30万元，邢宝山实际向上诉人转账金额为108万元。据此上诉人在2015年5月6日及2015年6月11日向邢宝山实际借款金额为208万元，上述借款均为银行转账，根本不存在2015年5月6日的两张借条是对2015年5月6日前的借款整合的事实，2015年5月6日的实际借款为108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以两张借条及另案判决来认定本案事实缺乏事实依据也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9月8日共向邢宝山还款245.8万元错误，该还款金额应为255.8万元。三、上诉人在2015年还邢宝山借款119.6万元（不含2015年5月14日24万元和2015年6月5日34.2万元），2016年还邢宝山借款42万元，2017年还邢宝山36万元，均为银行转账，以上共计还款197.6万元。在2017年7、8月份上诉人委托司机偿还邢宝山现金5万元，2017年春节前偿还邢宝山现金5万元，当时邢宝山妻子在场，在这期间邢宝山因家里急需用钱，从上诉人办公室取走现金10万元，至此上诉人共归还邢宝山借款共计217.6万元，不仅归还了本金208万元，还多了付了9.6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望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赵亚荣、邢玉洁辩称，一、邢宝山与刘根兰之间在本次300万元借款之外，向刘根兰出借了多笔款项，双方约定了借款利息，刘根兰也一直向邢宝山还本付息，往来频繁。本案起诉的300万元借款，刘根兰没有偿还。二、2015年5月6日形成的两张借条，是刘根兰与邢宝山对之前借款本金的对账整合之后形成的，借条上借款内容明确“今借到邢哥现金”，结合生效判决（2019）冀0702民初21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邢宝山的交易习惯，能够证明邢宝山向刘根兰出借款项的事实。三、刘根兰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邢宝山没有向其借过款，双发借款一直存在利息，有2分、2.7分等。邢宝山与他人的民间借贷中也均约定了2分利息，刘根兰向他人的借款也均约定了借款利息【（2018）冀0703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借款本金367万元，利息年利率24%】，刘根兰陈述向邢宝山的借款没有利息，与民间借贷常理不符，不符合事实。因此，邢宝山与刘根兰之间是存在利息约定的。四、刘根兰向邢宝山的转账是支付之前的借款本息和300万元的借款利息，因刘根兰一直向刘宝山支付利息，到后期不付息之后，邢宝山多次催要无果的情况下才提出本案诉讼。综上，刘根兰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支持答辩人的上诉请求。赵亚荣、邢玉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刘根兰偿还本金人民币300万元；2.从2017年6月1日起按2%月利率计算利息至刘根兰还清本息之日止（现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人民币104万元）上述两项合计404万元；3.由刘根兰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亚荣系出借人邢宝山妻子、邢玉洁是邢宝山女儿，邢宝山于2019年2月5日去世，赵亚荣、邢玉洁作为其继承人愿意参与诉讼。刘根兰自认从2003年开始就与邢宝山发生借贷关系，根据双方的银行流水往来显示，邢宝山与刘根兰之间经济往来频繁，邢宝山与刘根兰多次相互转账，但刘根兰自认未向邢宝山出借过款项。2015年5月6日，刘根兰为邢宝山出具借条两张，均写明“今借到邢哥现金100万元整”。2015年6月11日刘根兰为邢宝山出具借条，写明“今借到邢哥现金100万元”。以上借条均未对借款利息及期限进行约定。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争议的有，刘根兰向邢宝山借款的数额为多少、是否对利息进行了约定，刘根兰是否应当继续偿还借款及利息、偿还的数额为多少。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当受法律保护。刘根兰对曾向邢宝山借款事实无异议，但对借款金额有异议，其认为2015年5月6日之前的欠款全部还清，5月6日当日出具的两张借条是邢宝山要求其就同一笔借款所出具，且借款未约定利息，刘根兰出具借条后，邢宝山于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3日期间分五次，共计向其转款208万元，现刘根兰对以上借款已经全部还清。根据我院调取的邢宝山在建设银行开设账户的银行流水显示，在2015年5月14日刘根兰向邢宝山账户转账24万元，按照刘根兰陈述，2015年5月6日之前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刘根兰又未向邢宝山出借款项，在新借款尚未发生时，刘根兰向邢宝山转账24万元不符合常理，对刘根兰辩称的2015年5月6日之前已经清偿所有借款的抗辩不予认定。刘根兰在2015年5月6日向邢宝山出具两张借款100万元的借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后果，根据刘根兰陈述双方的借贷关系可追溯至2003年，结合其与邢宝山的银行流水账目往来，双方过往账目金额高达1400万元，其中2008年至2016年刘根兰向邢宝山转账7829998元，邢宝山向刘根兰转账5210247元，刘根兰自认未向邢宝山出借过借款，之前约定月息2分，故二人转账的差额应为偿还借款利息及之前所借本金。综合以上，刘根兰在2015年5月6日为邢宝山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向邢宝山新借款项，而是对之前借款的对账整合。刘根兰也未提交证据证明5月6日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同一笔借款，刘根兰应当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负责，认定其认可截止2015年5月6日尚欠邢宝山借款200万元。（2019）冀0702民初214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赵亚荣、邢玉洁同为本案原告，其中提交的证据中也有两张借条存在出具时间相同、记载借款数额均为100万元的情形，另案被告对该两张借条认可，可见邢宝山对外借款时存在要求借款人在同一时间书写两张金额相同借条的习惯，故截至2015年5月6日刘根兰尚欠原告借款本金200万元。刘根兰于2015年6月11日为邢宝山出具借到100万元的借条，同日邢宝山向刘根兰转账100万元，双方对该笔借款认可。2015年5月6日之后，除6月11日转账100万元之外，邢宝山在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3日期间向刘根兰转账共计108万元，刘根兰截止2015年9月3日共欠借款金额为408万元。原告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理由为邢宝山与刘根兰并非亲属关系，邢宝山多次大额向刘根兰出借款项，均约定利息为2分；刘根兰辩称2015年5月6日之后的借款未约定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刘根兰在为邢宝山出具借条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虽然双方之前的借贷关系均约定了利息，但在2015年5月6日刘根兰与邢宝山重新对借款进行了约定和整合，未约定借款利息，之前的约定不能约束新的借款合同。虽然原告认为刘根兰偿还4万元和6万元的行为是有规律的偿还利息，但刘根兰并非每月偿还，该推断不能证明刘根兰所还即为利息。对于原告要求按照月利率2分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根兰在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9月8日共向邢宝山转账245.8万元，其中包括刘根兰儿媳妇梅洁转账四笔。因双方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刘根兰偿还的金额应当抵扣本金，故截止2017年9月8日，刘根兰尚欠原告借款本金408万元-245.8万元=162.2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可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与邢宝山之间的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日期，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起诉前向刘根兰主张过权利，认为原告自2019年1月16日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刘根兰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较为适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的规定，判决：刘根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邢玉洁、赵亚荣借款本金1622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案件受理费39120元，减半收取计19560元，由邢玉洁、赵亚荣负担11707元，由刘根兰负担7853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邢玉洁、赵亚荣依据由刘根兰出具的三张借条向其主张权利。刘根兰对曾向邢宝山借款事实无异议，但对借款金额有异议，其认为2015年5月6日之前的欠款全部还清，5月6日当日出具的两张借条是邢宝山要求其就同一笔借款所出具，且借款未约定利息，刘根兰出具借条后，邢宝山于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3日期间分五次，共计向其转款208万元，刘根兰称对以上借款已经全部还清。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在2015年5月14日刘根兰向邢宝山账户转账24万元，按照刘根兰陈述，2015年5月6日之前的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刘根兰又未向邢宝山出借款项，在新借款尚未发生时，刘根兰向邢宝山转账24万元不符合常理，对刘根兰辩称的2015年5月6日之前已经清偿所有借款的抗辩不予支持。刘根兰在2015年5月6日向邢宝山出具两张借款100万元的借条，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后果，根据刘根兰陈述双方的借贷关系可追溯至2003年，结合其与邢宝山的银行流水账目往来，双方过往账目金额高达1400万元，其中2008年至2016年刘根兰向邢宝山转账7829998元，邢宝山向刘根兰转账5210247元，刘根兰自认未向邢宝山出借过借款，之前约定月息2分，故二人转账的差额应为偿还借款利息及之前所借本金。综合以上，刘根兰在2015年5月6日为邢宝山出具借条的行为并非向邢宝山新借款项，而是对之前借款的对账整合。刘根兰也未提交证据证明5月6日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同一笔借款，刘根兰应当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负责，认定其认可截止2015年5月6日尚欠邢宝山借款200万元。刘根兰于2015年6月11日为邢宝山出具借到100万元的借条，同日邢宝山向刘根兰转账100万元，双方对该笔借款认可。2015年5月6日之后，除6月11日转账100万元之外，邢宝山在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9月3日期间向刘根兰转账共计108万元，刘根兰截止2015年9月3日共欠借款金额为408万元。邢玉洁、赵亚荣要求按照月利率2分计算利息，理由为邢宝山与刘根兰并非亲属关系，邢宝山多次大额向刘根兰出借款项，均约定利息为2分；刘根兰辩称2015年5月6日之后的借款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刘根兰在为邢宝山出具借条时，未对利息进行约定，虽然双方之前的借贷关系均约定了利息，但在2015年5月6日刘根兰与邢宝山重新对借款进行了约定和整合，未约定借款利息，之前的约定不能约束新的借款合同。虽然邢玉洁、赵亚荣认为刘根兰偿还4万元和6万元的行为是有规律的偿还利息，但刘根兰并非每月偿还，该推断不能证明刘根兰所还即为利息。对于邢玉洁、赵亚荣要求按照月利率2分主张利息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刘根兰在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9月8日共向邢宝山转账245.8万元，其中包括刘根兰儿媳妇梅洁转账四笔。因双方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刘根兰偿还的金额应当抵扣本金，截止2017年9月8日，刘根兰尚欠邢玉洁、赵亚荣借款本金408万元-245.8万元=162.2万元。根据法律规定，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可以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日期，邢玉洁、赵亚荣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起诉前向刘根兰主张过权利，邢玉洁、赵亚荣应自2019年1月16日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刘根兰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审法院判决刘根兰偿还邢玉洁、赵亚荣借款本金1622000元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邢玉洁、赵亚荣以及刘根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518元，由上诉人邢玉洁、赵亚荣负担39120元，上诉人刘根兰负担1939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砚生审判员  梁金前审判员  谷海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向东书记员刘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