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民撤1号 原告：张余柱，男，197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强，山东鲁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原告）：邹发奎，男，196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山东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审被告）：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莘县燕塔街道办事处振兴街西段路南。 法定代表人：安东兴，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秋华，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张余柱因邹发奎与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余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强、被告邹发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培权、被告永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余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和莘县人民法院（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确认我和永安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责令永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我办理房屋登记备案手续，同时确认我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享有合法所有权。事实与理由：（一）（2018）鲁15民终1644号、（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我于2019年1月13日通过律师拿到上述二份判决书，判决书存在严重的实体法适用错误和其他常识性错误。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也出售给了我，该房存在“一房二卖”情形。我和永安公司商品房买卖合法有效，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的所谓“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永安公司把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出售给我，我已经缴清所有房款和相应税费，有永安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房屋契税、《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等相关单据材料；我也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尚未到不动产管理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我和永安公司商品房买卖有效且实际履行是客观事实，我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享有合法所有权。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系以房抵债。他们原始法律关系是建筑施工合同，永安公司因不能偿还邹发奎建筑施工款项，将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抵偿给邹发奎，两者之间是因履行建筑施工合同形成的合同之债。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的以房抵债是通过物权转移消灭早已形成的债务，而商品房买卖是通过支付对价获得物权，二者的目的不同，性质不同，违约后的法律适用也不相同。一、二审错误认定永安公司和邹发奎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混淆了建筑施工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认定标准，把两个截然不同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混搭使用，并且规避邹发奎和永安公司以房抵债真实情况，直接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实认定错误。2019年1月13日莘县法院执行局通知永安公司办理上述商品房的过户手续给邹发奎，我已向莘县法院执行局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暂时中止执行。（二）（2018）鲁15民终1644号、（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作为房屋出卖人的永安公司是经注册的合法房地产开发企业，永安公司于2018年3月30日取得莘房预字（2018）8号﹝燕某公园A2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于2018年5月11日取得莘房预字（2018）11号、12号、13号﹝燕塔购物广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邹发奎起诉时，永安公司尚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的商品房买卖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而（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却适用合同法第八条和第一百零七条，将邹发奎与永安公司的商品房买卖认定为有效，法律适用错误。另外，（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中起诉状时间是2017年6月23日，而立案时间却是2017年6月20日，此处时间顺序也违背常理。2.（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违反最高法院第八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一房数卖的合同履行问题”、“关于以房抵债问题”等相关规定。另外，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债权债务案件审理中以物抵债问题的纪要（2014年4月14日），以房抵债和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具体适用的法律不同，我和永安公司是真正的商品房买卖关系，应当予以保护。（三）应责令永安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协助我办理房屋登记备案手续，同时确认我对A15-1-12商业房享有合法所有权。我和永安公司对A15-1-12商业房进行了房屋基本状况、价款总数、付款方式、房屋税费、实际支付房款、房屋本身的交付、房屋交接通知单、房屋的实际占有等具体确认和实际履行，只是因一些客观因素，尚未进行房屋登记备案，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我对房屋具有物权期待权，应受到保护。具体要求是：1.在法院的监督下永安公司应出具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2.责令永安公司补签、补齐《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合同及附件，并责令其在指定期间配合我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 被告邹发奎辩称：原告张余柱所诉不实，其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内容虚假。1.邹发奎和永安公司对本案诉争房产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张余柱和永安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张余柱系从案外人邹某1处购买涉案房产，张余柱和案外人邹某1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邹某1对涉案房产无处分权，邹某1应对无权处分行为承担违约责任。邹发奎和永安公司对张余柱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2.张余柱并非2019年1月13日莘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通知后才知晓（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2017年7月17日，张余柱向莘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邹发奎排除妨害，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3111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邹发奎已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张余柱最晚也已在(2017)鲁1522民初3111号民事案件庭审时知晓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判决结果，且张余柱也明知该案尚在二审期间，但张余柱并未提出参加诉讼申请，故张余柱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己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限，张余柱本案诉讼应予驳回。3.张余柱民事起诉状中关于以房抵债法律关系和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的分析和论证是建立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本案诉争房产并非张余柱从永安公司购买，张余柱和永安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房产的买卖价格是张余柱和邹某1协商确定，房款由张余柱向邹某1交付，邹某1对涉案房产无处分权导致张余柱和邹某1房屋买卖合同无法实际履行，张余柱应当向邹某1主张违约责任，而无权要求邹发奎和永安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永安公司辩称：（一）永安公司认为(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书存在错误，现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于2019年2月份通过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永安公司认为判决存在以下错误：1.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存在的是永安公司和案外人莘县方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公司）因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发生的债务抵偿行为，形成的是以房抵债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并有效，错误。永安公司和案外人方正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方正公司承建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某公园部分住宅楼及地下车库，二者之间是因建设施工合同的履行形成的合同之债。在施工过程中，方正公司安排案外人邹某1作为公司在工程中的执行人具体负责工程事宜，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出具了一份证明。因永安公司需向方正公司支付工程款，经方正公司同意，永安公司用以房抵债的形式抵给了邹某1八套房产，产生争议的仅是其中的一套房产。以房抵债行为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商品房买卖关系，以房抵债的目的是消灭已形成的债务，商品房买卖关系是通过支付对价获得物权，二者的目的不同，性质不同。一、二审错误认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口头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混淆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事实认定标准，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基础和法律关系混搭使用，并且在查明部分极力规避了以房抵债的客观事实。2.邹发奎不是方正公司所承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或施工负责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是方正公司，谁是本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或施工负责人，方正公司最有发言权，永安公司是在与方正公司沟通的情况下才和邹某1签订的抵债协议，方正公司还向法院出具了证明，永安公司也向法院提供了方正公司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但一、二审法院均未向方正公司核实确定。另外，永安公司一共抵偿给邹某1八套房产，2014年1月5日抵偿给邹某1B3-2-802号房屋一套，邹某1转让给了任某；2014年10月3日抵偿给邹某1B6-3-1102号、B6-3-1202号房屋两套，邹某1现自行使用；2015年4月10日抵偿给邹某1A15-1-12号房屋一套（涉案房产），邹某1转让给了张余柱；2015年8月3日抵偿给邹某1B3-4-1101号、B3-4-1201号房屋两套，邹某1转让给了李某；2015年9月23日抵偿给邹某1B3-4-1102号、B3-4-1202号房屋两套，邹某1转让给了张西滨。除了涉案房产外，对其他七套房产，邹发奎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未向永安公司主张权利，可以充分证明永安公司将涉案房产抵偿给邹某1并不存在错误。因邹发奎与邹某1系父子关系，永安公司不会预料到其父子之间会发生纠纷，不能因为施工过程有邹发奎的签字就认定其是施工负责人。施工过程中的工程款拨付审批单、支款单均是由邹某1签字确认，且部分款项是直接支付到邹某1个人账户；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另外，邹发奎从未向永安公司出具过授权委托书，没有委托哪来的撤销？邹发奎于2016年6月13日向永安公司发出撤销邹某1代理工作的通知，是出于诉讼技巧，使审判人员产生误解，不具有证明力。因邹发奎与邹某1系父子关系，在邹发奎父子之间存在纠纷的情况下，永安公司只能依据方正公司的意见及抵偿程序将房屋抵给邹某1，一、二审法院对事实并未查清，判决错误。3.一、二审判决未以事实为根据，邹某1毕业后随父干工程，是另一案件、另一工程，不能因邹某1原随其父亲干工程就认定他永远都是其父亲的雇工，二审系根据猜测判决，明显不当。4.一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形成于2015年8月31日，邹发奎起诉状显示时间是2017年6月23日，而永安公司在2018年3月份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即使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也应无效。一审仅适用合同法一般性法律规范，而未适用针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特别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判决永安公司与邹发奎补签房屋买卖合同，配合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违反法律规定。即使涉案房产应抵偿给邹发奎且抵偿行为合法有效，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存在的也仅是以房抵债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而以房抵款本身并不产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以房抵债行为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变通方式，在讼争房屋未完成权属登记前，债权人只有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和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中关于以房抵债问题规定，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债权债务案件审理中以物抵债问题的纪要（2014年4月14日）、（2017)最高法民终354号判决书，本案在涉案房产抵偿给邹发奎的情况下，邹发奎依法也只应对争议房屋享有债权，并不享有物权。一审判决永安公司配合邹发奎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不当。6.除上述法定申请事由外，一审遗漏了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审理程序违法。本案表面上看是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的争议，但实际上是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之间关于财产的争议。对于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之间的争议，邹某1最清楚，邹某1到庭参加诉讼会对诉讼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邹某1、张余柱是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一、二审中邹某1、张余柱并未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三）永安公司对涉案房产并不存在“一房二卖”行为。永安公司根据方正公司的意见将涉案房产抵偿给了邹某1，邹某1又将该房产转让给张余柱，张余柱将200多万元购房款支付给邹某1，张余柱现已收房并正常使用该房产。在这期间邹某1和张余柱找到永安公司，要求永安公司帮忙变更房屋手续，因涉案房产还未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登记，永安公司出于对邹某1和张余柱义务帮忙，才变更了相关房屋手续，永安公司并未收取费用。另外为防止出现纠纷，还特别要求邹某1和张余柱书写了说明，因此不存在“一房二卖”的行为。 本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内容如下： 2012年12月5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由方正公司承建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工程，协议落款处方正公司负责人签名栏记载为“邹发奎”。 2013年3月16日，燕某公园B区3#楼项目工程款过付审批单是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申请拨付项目工程款的审批单，该审批单工程名称栏记载“燕某B区3#楼”，工程进度栏记载“地下室主体封顶”，申请金额为928613.6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记载“邹发奎”。 2015年3月5日、4月10日、8月3日、10月3日案外人邹某1与永安公司分别签订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各一张（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即为本案争议的房产）。 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出具编号为NO.3143483的关于燕某公园商业房A15-1-12的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由邹发奎持有，记载着“157××××8310”和“139××××7669”的电话号码。该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某1）A15-1-12”，记载永安公司收到的商业房房款为：2512750元。 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永安公司书写通知一份。载明：“尊敬的永安公司领导：我项目部因管理不规范，以便统一管理一切事宜由我另行安排，请予以协助撤销邹某1代理本项目部的一切代理工作！邹发奎”。永安公司收到该通知后，时任永安公司股东的肖某于2016年6月23日在该通知上签署“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肖某”字样。 2017年5月9日，案外人邹某1向永安公司书写声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邹某1用工程款全额支付商业房款2512750元，所开单据编号为NO：3143483。后因本人邹某1与邹发奎未达成该商业房的房款交易。故本人邹某1声明原单据NO：3143483作废，该商业房屋仍归属邹某1本人”。 2017年5月9日，永安公司因同一商业房燕某公园A15-1-12出具编号为2729939的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张余柱原A15-1-12、现购物广场25号，金额也为2512750.00元。 2017年9月9日方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燕某公园B区3#楼及B2-3#地下车库工程建设施工期间，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某1出面执行的”。 2016年9月29日之前永安公司的股东有两人，即安东兴（永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肖某。 2013年6月26日方正公司在莘县公安局备案刻制了单位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专用章（宫连波）印章等三枚。 莘县法院（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认为：邹发奎的请求是确认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对于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房屋买卖（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争议的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买卖（转让）未签订正式的书面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对于谁是莘县燕某公园商业房A15-1-12的购买人，双方产生了分歧。法院认定邹发奎是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一、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3143483的关于莘县燕某公园商业房A15-1-12的收款收据所载明交款人为邹发奎。邹发奎的依据是其持有的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3143483的关于莘县燕某公园商业房A15-1-12的收款收据一份。该收据上，交款单位名称载明的“邹发奎（邹某1）”，从汉语语法上讲，该书写方式是“句内括号”，括号内的话语是对括号前的词语进行的注释。由此可见，该收据中“邹发奎（邹某1）”中括号内的“邹某1”是对括号前面的“邹发奎”的解释。对于该书写方式的意义，永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进行说明，永安公司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另邹发奎是该收据的持有人，该收据上所记载的电话号码“157××××8310”和“139××××7669”均与案外人邹某1无关。因此，从该收据分析，该收据所载明交款人为邹发奎。这与永安公司在答辩状中所辩称的“2015年8月31日的收据中出现原告及邹某1两人的名字，也是因为答辩人在征得邹某1同意的情况下给邹某1更换的收据，增加了其父亲也就是本案原告的名字。”相吻合。二、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房款是邹发奎以工程款抵房款的方式交纳的，邹发奎是该商业房的购买人。1.邹发奎是永安公司所承包莘县燕某公园****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是邹发奎作为方正公司的负责人与永安公司签订的工程补充协议的建设项目，永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邹发奎未参与该建设项目的实际施工；在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永安公司发出要求永安公司予以协助撤销邹某1代理本项目部的一切代理工作的通知，时任永安公司股东的肖某于2016年6月23日在该通知上签署了“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的字样。由此可见，永安公司认可邹发奎是该项目负责人，邹某1代理了该项目部的工作。案外人邹某1在法院审理的（2017）鲁1522民初2944号案件中，向法院提交的2017年8月2日书写的追加被告申请书中述称：邹某1自2006年毕业后，一直跟随邹发奎干活，由邹发奎支付工资，与邹发奎除血缘关系外还存在雇佣关系。从该申请书的内容容易看出：案外人邹某1所称否认了邹某1是本案所涉建设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同时认可了邹发奎是其雇主。因此，案外人邹某1并非永安公司所称的项目部负责人。2.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房款来源于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及B区2-3号地下车库工程90%的工程款。虽然案外人邹某1于2015年4月10日与永安公司签订了莘县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一张，显示购房人是案外人邹某1，但该确认单载明的2512750元购房款，来自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1512750元）和B区2-3车库（1000000元）邹某1项目部90%的工程款。而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和B区2-3车库工程款的建设主体是方正公司，邹，邹发奎是方正公司所承包莘县燕某公园****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公司为邹发奎开具收款收据即默认了可以由邹发奎用该工程款抵购房款，况且永安公司未提供证明方正公司存有异议的充分证据。由1、2可见，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房款是邹发奎以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及B区2-3号地下车库工程90%的工程款交纳的，邹发奎是该商业房的购买人。永安公司针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已收到邹发奎以工程款所抵的房款，永安公司虽未与邹发奎签订房屋买卖（转让）合同，但永安公司以邹发奎作为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向邹发奎出具了收到邹发奎购房款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写明了房屋、房款及联系方式，并加盖了永安公司财务专用章，邹发奎收到该收据后也未提出异议，该收款收据即为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针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所形成的简单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且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也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等。因此，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针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所形成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因该房屋买卖（转让）合同过于简单，永安公司应与邹发奎补签正式的书面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并配合邹发奎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永安公司的辩称理由及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邹发奎与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间针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所形成的房屋买卖（转让）合同有效。二、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待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邹发奎针对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买卖（转让）补签书面房屋买卖（转让）合同，并配合邹发奎办理该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负担。 本院（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的主要焦点问题是邹发奎是否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项目负责人，是否为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从2012年12月5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的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工程补充协议来看，乙方负责人由邹发奎签字并盖有公司印章。在该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处也系邹发奎签字。在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发给永安公司的通知中，亦反映出撤销邹某1本项目的一切代理工作，永安公司领导批复协调办理。加之邹某1在另案中认可其毕业后一直至2015年随其父干工程、受雇于其父的陈述，结合邹发奎与邹某1的父子关系及二人经济能力，邹发奎的主张更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认定邹发奎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项目负责人，并无不当。2012年12月16日燕某B2-B3间地下车库工程补充协议乙方负责人虽系邹某1签字，应认定系邹某1的代理行为。在此情况下，结合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收据变更经过、邹某1的声明及二审被上诉人提交的部分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一审认定邹发奎为涉案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的购买人，亦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称一审程序问题，因本案重点审查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的合同问题，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不必追加邹某1，另外张余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可以从另案中进行解决。关于一审中提交的邹某1在(2017)鲁1522民初2944号案件中追加被告申请书的问题，经审查，一审已经向永安公司进行了质询，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对永安公司的该上诉主张，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永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莘县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原告张余柱提交五份证据。证据一，永安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收款2512750元收据一份（1页），拟证明张余柱按照双方约定已经向永安公司支付了约定购房款；该收据对于购买房屋的房号、购买人、位置等均有记载；双方购买房屋行为已经完成，张余柱购买该房屋的物权权利应被合同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法律规定确认，假设邹发奎的债权成立，张余柱的物权权利也高于邹发奎的债权权利，张余柱的诉讼请求应被依法予以支持。证据二，永安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各一份（共3页），拟证明张余柱已经于2017年5月9日开始办理涉案不动产登记事实；其他证明意向同证据一的证明意向。证据三，永安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代收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各一份（共3页），拟证明张余柱已经于2017年5月9日开始对涉案不动产进行使用的事实；其他证明意向同证据一、二的证明意向。证据四，永安公司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一份（1页），证明意向同证据一、二、三的证明意向。证据五，张余柱之妻刘某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二份（共2页），拟证明张余柱已经按照与永安公司的约定将房款进行了支付，张余柱与永安公司为除合同纠纷外的物权纠纷，而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假设存在纠纷也为债权纠纷，物权优于债权；其他证明意向同证据一至四证明意见。 永安公司对张余柱五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虽然永安公司给张余柱出具了房款收据，但永安公司并没有收到该房款，并且永安公司也没有指定其他任何人收取该房款。永安公司出具该收据是为了帮助邹某1和张余柱完成交易行为进行不动产登记，该收据并不能证明永安公司与张余柱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二、对证据二、三、四、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张余柱和永安公司间并不存在将房款支付给其他人的约定。 邹发奎对张余柱五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的质证意见同永安公司意见。另外，我方与永安公司均不认可张余柱与永安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永安公司也证实为张余柱出具房款收据是为了帮助张余柱与邹某1完成涉案房产的交易，所以张余柱就涉案房产与邹某1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发生的纠纷也应由张余柱与邹某1依据买卖合同解决。二、对证据二、三质证意见同永安公司，另外证据二、三显示的费用均是代收费用，并不能显示涉案房产的买卖合同关系，张余柱证据一、二、三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三、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根据一审时我方提交的永安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6年9月26日之后肖某即不在永安公司任职，之前肖某是永安公司经理。交接通知单批准人处仍是肖某的个人印章，时间显示的是2017年5月9日，显然与肖某的任职情况不符。四、证据五交易明细仅显示刘某向邹某1支付款项，没有永安公司指定邹某1收款的信息，永安公司对该证据质证称不存在指定其他人收款的情况，所以该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张余柱从邹某1处购买，张余柱与永安公司不存在买卖关系。 被告永安公司提交五份证据。证据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申3390号受理通知书，拟证明永安公司不服该案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已被立案受理。证据二，2013年12月16日签订的工程补充协议1份、工程款拨付审批单8张、支款单6张、工商银行电子回单1张，拟证明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于2013年12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一份，邹某1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协议上签字，并且在工程拨付款过程中均是由邹某1签署单据收取工程款，邹某1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其中工程补充协议，落款时间2012年12月16日系打印错误，实际签订合同时间应为2013年12月16日，因合同第1页注明的是“依据2012年《聊城市价目表》及2013年莘县城区现行材料市场价格编制工程预算”，从合同内容可看出来落款时间打印错误，该证据真实有效，并不是虚假的。证据三，房屋销售确认单5张，邹某1书写的声明4张，拟证明永安公司共抵偿邹某18套房屋，其中6套由邹某1转让给他人，除涉案房屋外，对其他房屋，邹发奎均未提出异议。证据四，莘房预字（2018）第8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拟证明涉案房屋在2018年3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证据五，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出具的声明一份，拟证明张余柱是接受邹某1转让的涉案房产，本案并不存在“一房二卖”情形。 张余柱对永安公司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没有异议，能证明一、二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审判程序存在错误，永安公司依法申请再审。二、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在建设施工合同中邹发奎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方正公司的声明能证明永安公司与邹发奎之间所进行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第52条强制性规定，为无效行为。三、对确认单、声明等没有异议，结合邹发奎当庭陈述的解除邹某1授权的时间为2016年6月13日，该行为均发生在解除日期之前，邹发奎对其自述应当产生约束力。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张余柱购房前现场看房，永安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张余柱该房屋已经抵顶给邹某1，但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后经永安公司工作人员与邹某1联系、三方协商，张余柱购买该房屋，张余柱在永安公司工作人员的指示下将款项向邹某1进行了指定支付。后永安公司按照指定向张余柱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房屋永安公司确系转让给邹某1，在永安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下，张余柱在声明中签字。但张余柱购买的并非邹某1的房产，而是与永安公司发生的房屋买卖，只是款项按照永安公司的要求进行了指定支付。 邹发奎对永安公司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二、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在一审时我方对该工程补充协议已发表了质证意见，我方认为该合同为伪造证据，一审时经莘县法院向莘县公安局调查印章登记情况，在合同签订时即2012年12月16日方正公司尚没有刻制协议上的防伪公章。在一审诉讼中方正公司涉及与永安公司串通，在民事诉讼中提交虚假证据，干扰民事诉讼。对邹某1的签字不清楚，协议上约定的工程项目是邹发奎实际施工；对工程拨付审批单、收到条、转款凭证真实性均无异议，审批单和收条上记载的付款的工程名称均为B区3号住宅楼，根据永安公司和方正公司签订的燕某B区3号住宅楼工程补充协议显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邹发奎，邹某1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仅是受邹发奎的指派从事具体工作，包含领取部分涉案工程款。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因发现邹某1在领取工程款事宜上存在账目不清的情况，向永安公司发出了一份撤销邹某1代理权的书面通知，此后邹某1不再参与永安公司发包的工程项目中其他事项的办理，至今燕某B区3号住宅楼及地下车库永安公司尚欠邹发奎170余万元工程款未付。三、对证据3房屋销售确认单无异议。其中编号为建筑134号的销售确认单载明的B3－4－1101、B3－4－1201（阁楼），这两套房邹发奎出售给了李某、张某夫妻，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二人给邹发奎出具了书面证明一份，包含张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张某手持证明、身份证原件的照片一张，证实该两套房屋是由邹发奎出售的。编号为建筑184号的销售确认单载明的B3－4－1102、B3－4－1202（阁楼）由邹发奎转让给了张西滨、范某夫妻，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二人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包含范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范某手持证明、身份证原件照片一张，证实上述房产是由邹发奎出售。上述两套证据我方已在本案二审案件中提交。编号为建筑26号的销售确认单载明的B6－3－1102、B6－3－1202（阁楼）由邹发奎赠与给二儿子邹某2，并和邹某1、邹某2共同确定由邹某1负责办理该两套房屋的过户手续，为此邹某1给邹某2出具了书面凭证，凭证在邹某2处。另外一套编号为建筑05号的销售确认单载明的是B3－2－802的房产由邹发奎赠与给了邹某1，邹某1如何处分不知情，剩下的一套为本案涉案房产。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中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基于建设施工合同而产生的合法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均自愿以房产抵顶工程款，并且永安公司也出具了涉案房产的全款收款收据，应视为邹发奎以债权向永安公司交纳了全部购房款，永安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销售房屋，如果违法应当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应处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即使永安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而将涉案房屋抵顶给邹发奎，首先不能因永安公司的过错行为导致永安公司免除合同义务，其次永安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并不导致其将涉案房产抵顶给邹发奎这一法律行为无效。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能明确显示张余柱声明称本人知悉此商业房邹某1用其工程款全额支付所得，本人接受邹某1转让此房，均系我与邹某1双方自愿行为，说明张余柱本案诉讼所依据的张余柱与永安公司的房屋买卖关系不存在，张余柱是从邹某1处购买涉案房产。因此张余柱对于邹发奎与永安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合同当事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张余柱应向邹某1主张违约责任，其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 被告邹发奎提交四组证据：证据一，（2017）鲁1522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书、开庭笔录各一份，该案是张余柱作为原告向莘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邹发奎排除妨害的案件，拟证明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涉案房产是张余柱从案外人邹某1处购买，张余柱与邹某1间存在商品房合同买卖关系，其与永安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张余柱本案所诉没有事实基础，其应向邹某1主张违约责任，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对张余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二，（2017）鲁1522民初3111号案件庭审时邹发奎已将本案一审即（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交，张余柱也对判决书进行了质证，证明张余柱于2018年5月29日知悉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判决书的存在，并且明知该案二审尚未审结，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要求参加案件审理。张余柱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9年4月21日，张余柱诉讼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时效六个月，张余柱未能参加（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案件审理也并非是因不能归责于张余柱自身原因所致。证据二，（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民事判决书、开庭笔录各一份，在张余柱提起本案撤销第三人之诉之前，张余柱向莘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的也是本案诉争房产权益，莘县法院作出裁定为驳回张余柱起诉，但张余柱已提出上诉。我方认为本案与（2018）鲁1522民初2725号审理的诉讼标的一致，而（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案件受理在先，本案应中止审理，等待（2018）鲁1522民初2725号终审结果。开庭笔录记载永安公司称并未参与涉案房产在张余柱与邹某1间的转让事宜，拟证明诉争房产是邹某1转让给张余柱，而非永安公司转让给张余柱。证据三，张余柱在（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案件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复印件，拟证明张余柱是从邹某1处购买涉案房产，并向邹某1支付房款，张余柱与邹某1间存在买卖关系，与永安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有关系。因邹某1对转让房产的无权处分，张余柱应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向邹某1主张权利。证据四，张余柱出具的声明一份，证明内容同证据三。 张余柱对邹发奎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017）鲁1522民初3111号民事判决书所显示的诉讼请求为因邹发奎私自换下张余柱门面上的锁具提起的侵权诉讼，在侵权诉讼发生时，张余柱并不知道本案一、二审诉讼及判决书的存在，张余柱仅因为侵权而提起的诉讼。（2017）鲁1522民初3111号案件审理中，虽然邹发奎提交了（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向张余柱传递的信息为二审尚未审结，张余柱即使知道一审判决存在，邹发奎也无证据证实张余柱知道二审文书何时生效，以该当时未生效裁判文书来确认张余柱知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在未生效的前提下存在多种状态，不能代表张余柱的权利受到侵害，比如该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也就不存在侵害张余柱的合法权利。张余柱知道该案二审生效的时间为2019年1月，张余柱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56条等规定，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对证据二，该案件之所以驳回张余柱的起诉，是因为存在已经生效的一、二审判决，系在一、二审判决未被撤销的前提下驳回了张余柱的起诉，但案件已进入上诉程序。另外，邹发奎要求中止案件审理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案件起诉时间虽早于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本案审理结果并不以（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案件为依据，恰恰相反，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将对（2018）鲁1522民初2725号最终结果产生影响，邹发奎提出中止审理的理由不符合民诉法第150条中止审理的相关规定。三、对证据三，质证意见同我方提交该证据的意见。四、对证据四，质证意见同永安公司提交该证据时我方的质证意见。 永安公司对邹发奎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一，因我方没有参加该案诉讼，对该案情况不了解，对该案不发表质证意见。二、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无异议，意见同我方前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2012年12月5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方正公司承建永安公司开发的莘县燕某公园B区3#住宅楼。协议落款处方正公司负责人签名栏为“邹发奎”。 2013年3月16日，方正公司向永安公司发出《燕某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申请拨付项目工程款，该审批单工程名称栏记载“燕某B区3#楼”，工程进度栏记载“地下室主体封顶”，申请金额为928613.6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发奎”。 2013年8月9日的《燕某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墙抹灰、内墙砖完”，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3年9月17日的《燕某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外装”，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3年12月16日，永安公司与方正公司签订工程补充协议，约定由方正公司承建“燕某B2-B3间地下车库工程”。乙方负责人签名处为“邹某1”。该补充协议落款处的打印时间为“2012年12月16日”，但根据协议中“以上材料价格为2013年12月8日前市场价格取定”等内容，可以认定其中的“2012年”为“2013年”的误写。 2014年1月5日，永安公司以B3-2-802号房屋及附属储藏室抵顶工程款355601元（系第一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某1”，在“备注”一栏中载明“B区3#楼邹某1项目部”；邹某1作为“建筑抵款经办人”作出声明：“建筑抵款经办人邹某1同意将B3-2-802的一切信息，自建筑抵款经办人签字之日起均自行变更为任某”。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是其将该房屋赠与邹某1，邹某1如何处理不知情。 2014年1月25日的《燕某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内外装”，申请金额为464306.8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4年5月30日的《燕某B区3#楼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装饰装修”，申请金额为467381.6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4年10月3日，永安公司以B6-3-1102号、B6-3-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二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某1”，在“备注”一栏中载明“方正，建B3#，邹某1，抵扣B区3#楼70%后工程款”。邹发奎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其已将该两套房屋赠与二儿子邹某2，并确定由大儿子邹某1办理该两套房屋的过户手续。 2015年4月10日，永安公司以A15-1-12号房屋抵顶工程款（系第三次以房抵工程款2512750元）。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某1”，在“备注”一栏中载有“抵扣邹朋项目部90%后工程款”等内容。该房屋即为本案争议房屋。 2015年4月11日的《永安燕某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1275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5年5月14日的《永安燕某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1500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5年8月3日，永安公司以B3-4-1101号、B3-4-1201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四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邹某1（李增全）”。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了李某、张某夫妇。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出具了证明。 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针对2015年4月10日的抵账房屋，出具编号为NO.3143483的关于燕某公园商业房A15-1-12的收款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某1）A15-1-12，房款为：2512750元”，该收据由邹发奎持有。 2015年9月23日，永安公司以B3-4-1102号、B3-4-1202号房屋两套抵顶工程款（系第五次以房抵工程款）。在作为抵款手续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购房人姓名”一栏中记载张西滨、邹某1”。邹发奎对该销售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两套房屋是由其出售给张西滨、范某夫妇，2018年7月11日该夫妻出具了证明。 2016年6月13日，邹发奎向永安公司书写通知一份。载明：“尊敬的永安公司领导：我项目部因管理不规范，以便统一管理一切事宜由我另行安排，请予以协助撤销邹某1代理本项目部的一切代理工作！邹发奎”。永安公司收到该通知后，时任永安公司股东的肖某于2016年6月23日在该通知上签署“请安东生经理协调办理相关手续肖某”。 2017年1月16日的《永安燕某公园项目工程款拨付审批单》在“工程进度栏”中载明“已竣工”，申请金额为154556元，项目经理签章栏为“邹某1”。 2017年5月9日，邹某1向永安公司书写声明一份，内容为“本人邹某1用工程款全额支付商业房款2512750元，所开单据编号为NO：3143483。后因本人邹某1与邹发奎未达成该商业房的房款交易。故本人邹某1声明原单据NO：3143483作废，该商业房屋仍归属邹某1本人”。 2017年5月9日，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出具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一份，载明“交款单位张余柱原A15-1-12，现购物广场25号，金额为2512750.00元”；还出具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的收据各一份，出具《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一份。同日，张余柱还出具声明一份，内容是：“本人张余柱现接受莘县燕某公园B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经理邹某1（莘县燕某公园B区3号楼土建工程项目部经理）转让的一套原编号为A15-1-12的燕某公园商业房。本人知悉：1.此商业房为邹某1用其工程款全额支付所得；2.本人接受邹某1转让此房，均系我与邹某1双方自愿的行为，后期所产生的任何纠纷与永安公司无任何联系。本人声明：不会因此房产权问题让永安公司承担任何责任。” 2017年5月9日和11日，张余柱与其妻刘某从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向邹某1支付了全额购房款。 2017年6月20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邹发奎与被告永安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2636号，原告起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23日。邹发奎在起诉状中陈述，“施工期间，原告委派邹某1作为代理人参与了施工过程中的部分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作出后，永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二审案号为（2018）鲁15民终1644号。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邹发奎于2018年8月9日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邹某1说燕某公园是他干的不属实，实际是我让他进行管理，代表我在工地负责”。 2017年7月19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张余柱与被告邹发奎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鲁1522民初3111号。莘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判决，认为：原告张余柱请求被告邹发奎停止侵权，换下私自锁在原告门面商铺门上的锁具，并保证不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求被告赔偿租金损失23450元。原告应首先证明自己对涉案房屋有合法的所有权，但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现原告尚不能证明自己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且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在另案中尚未处理完毕，故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张余柱可待证据充足时，另案主张权利。 2017年9月9日方正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燕某公园B区3#楼及B2-3#地下车库工程建设施工期间，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某1出面执行的”。邹发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而且该证据只是证明邹某1出面执行，并未证明邹某1是实际施工人。 2018年3月30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8号﹝燕某公园A2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18年5月11日，永安公司取得莘房预字（2018）11号、12号、13号﹝燕塔购物广场、莘县振兴街63号﹞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018年5月29日，莘县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张余柱与被告永安公司、第三人邹某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6月13日，莘县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2018）鲁1522民初2725号之一裁定，认为：张余柱在本案中提起的诉讼请求与其在上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内容相同，且其诉争房屋与（2017）鲁1522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涉及的标的相同，张余柱就该两份判决已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故莘县法院对本案不宜管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张余柱的起诉。张余柱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鲁15民终233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裁定理由包括：“张余柱已对（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已经立案审理，在该案未作出处理之前，不宜对本案作出实体处理。张余柱可待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视情主张权利” 2019年6月1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申3390号受理通知书，立案审查永安公司对（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的再审申请。2019年8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民申3390号民事裁定，认为永安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裁定驳回了永安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在工程施工期间发生矛盾导致的对永安公司以房抵工程款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产生的纠纷。 永安公司作为工程的发包方，其合同相对人即承包方为方正公司。不论是邹发奎，还是邹某1，均是以方正公司“负责人”“项目经理”等身份参与到施工的各个环节中。如在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过程中，邹发奎在2012年12月5日盖有方正公司印章的工程补充协议“乙方负责人”处签字，邹某1则在2013年12月16日盖有方正公司印章的补充协议“乙方负责人”处签字；在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方正公司于2013年3月16日向永安公司提交的《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记载为“邹发奎”，在之后的2013年8月9日、9月17日、2014年1月25日、5月30日、2015年5月14日、2017年1月16日的《工程款拨付审批单》“项目经理签章”栏则均记载为“邹某1”，在2014年3月5日、10月3日、2015年4月10日、8月3日、9月23日的五次以房抵工程款的《燕某公园住宅房屋销售确认单》中均记载邹某1为购房人或邹某1与其欲转让的人为购房人；结合邹发奎与邹某1系父子关系的客观事实，以及邹发奎在（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案件审理中陈述的施工期间系其“委派邹某1作为代理人参与了施工过程中的部分工作”、在（2018）鲁15民终1644号案件中陈述的“实际是我让他进行管理，代表我在工地负责”，又结合在邹某1五次以房抵债的8套房产中，邹发奎对其中7套房产的转让等处理结果并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故可以认定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在施工和以房抵债事务的处理上，其行为具有混同性，其父子二人应视为一个权利义务主体，父子二人中任何一人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其二人实施。 对于邹某1于2015年4月10日同意抵债的本案争议房屋，邹发奎虽于2015年8月31日到永安公司将交款单位为“邹某1”的收据更换成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某1）”的收据，对此变更，合理的解释应是“邹发奎”和“邹某1”都可以视为“交款人”，而不应理解为“括号内的文字系对括号前面文字的解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中对此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之间的矛盾升级后，虽然邹发奎于2016年6月13日向永安公司出具了声明，宣布撤销邹某1的代理权，但邹某1亦于2017年5月9日作出声明，宣布2015年8月31日永安公司开具的交款单位为“邹发奎（邹某1）”的收据作废。更为重要的是，在邹发奎、邹某1均是以方正公司项目经理名义进行施工的情况下，方正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从进场组织施工、手续办理、工程款支付等各个环节均是由邹某1出面执行”，据此可以认定邹发奎撤销邹某1代理权的声明对永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将购房款通过转账方式支付给了邹某1，同时永安公司向张余柱开具了编号为2729939的收据以及代收房屋契税、房产证费用、公共维修基金费用、供热设施费、自来水押金及物业费等收据，还出具了《永安大厦房屋交接通知单》，在张余柱支付了对价并实际占有使用了房屋、方正公司对此亦无异议的情况下，应认定张余柱从邹某1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与从邹发奎处有偿转让取得房屋具有同一性，均为有效行为。永安公司同意为张余柱开具各类收据，应视为其在将房屋抵顶给邹发奎、邹某1父子但未办理相关转移手续的情况下，对邹某1又将房屋转让给张余柱这一事实的认可。永安公司用案涉房屋仅抵顶了一套房价而非两套房价的工程款，仅是因为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之间的矛盾，才导致了更换收据等事件的发生，故永安公司对本案房屋的处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房二卖”，张余柱认为永安公司“一房二卖”的理由，不能成立。 邹发奎与邹某1父子在工程施工前期并无矛盾时，均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在《工程款拨付审批单》上签字，互相认可，对已处理的七套抵债房屋亦无异议。在后期发生矛盾后，如让案外人承担因其父子内部纠纷而带来的风险，明显不符合情理。 张余柱于2017年5月9日购买了案涉房屋，在一个月余后的2017年6月20日，邹发奎即起诉要求确认其就莘县燕某公园A15-1-12商业房与永安公司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且有效，其意图是排斥张余柱从邹某1处购买房屋的合法性。本院认为，在张余柱、邹某1均未参加该案诉讼的情况下，（2017）鲁1522民初2636号、（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均认定邹发奎与永安公司存在着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关系并判决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但该案判决仅是解决了永安公司向邹发奎、邹某1父子以房抵顶工程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并不当然排斥邹发奎、邹某1父子将房屋再向外转让。而且，（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中亦载明“张余柱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就其民事权益已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可以从另案中进行解决”，故在邹发奎、邹某1父子为同一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况下，邹某1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即应视为邹发奎向张余柱转让房屋的行为。双方之间转让房屋行为有效且房屋已交付，如张余柱向邹发奎、邹某1提出要求，邹发奎、邹某1有义务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手续，永安公司亦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配合。 综上，（2017）鲁15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2018）鲁15民终1644号民事判决并未对张余柱的权利构成侵害，其撤销该案判决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余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张余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炜 审 判 员  郭召勇 人民陪审员  潘丽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崔欣欣 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