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02民终9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强，男，1986年3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宇，辽宁知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博，男，1988年6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妮，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强因与被上诉人杨文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539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王强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2、指令一审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悖本案客观事实。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案涉40万元款项系上诉人于2018年1月16日转账至被上诉人账户的客观事实无异议，只是被上诉人认为该笔款项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的投资理财款，上诉人认为该款项于2018年3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时转化为了借款。2、上诉人认为，即使被上诉人主张的委托理财关系成立，该委托理财关系已于2018年3月8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条》时终止，双方债权债务应以新出具的《借条》载明的法律关系为准。首先，原审被上诉人主张，该笔款项最初的用途系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理财所用，并用于中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理财，约定了年利率14%的利息。但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委托理财的《借款担保合同》载明的出借人却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如果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理财，理财合同载明的出借人应该是上诉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委托理财关系不成立。其次，即使被上诉人主张的委托理财成立，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8日出具的《借条》表明：2018年3月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姐姐离婚后，上诉人即与被上诉人双方重新协商并确定终止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理财关系，因案涉40万元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上诉人无法主张理财权益，故双方一致同意由被上诉人按照“借款担保合同”向理财公司主张40万元债权；同时双方确认：被上诉人要将上诉人于2018年1月16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40万元偿还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才就该40万元给上诉人出具了借条，双方重新建立了新的借款法律关系。3、被上诉人2018年3月8日出具的《借条》，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主张被逼所签，并无事实作为依据。该《借条》是双方中午吃饭时在饭店所签，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结果，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逼其所签，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更为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在出具借条后并未报案主张被胁迫，亦未在法律规定的一年内行使对该《借条》的撤销权。因此，现有证据表明：该借条的出具，并不存在被欺诈和被胁迫的情形，完全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理应合法有效。据此应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新的借贷法律关系。4、退一步说，在当事人主张的委托理财关系和借贷关系同时存在的情形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也应以时间在后的约束双方当事人的《借条》所载明的法律关系作为认定双方40万元债权债务的依据，进而对借贷关系予以认定。本案原审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只是片面截取，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案件全部事实，且所载内容模糊、前后矛盾，故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虽然向法院提供了委托理财的《借款担保合同》，但该合同载明的出借人是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故该合同不能约束上诉人；而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借条》，是由被上诉人亲自书写的书证，直接约束被上诉人。因此，法院应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按照书证优先的原则，依据本案书证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进行判定；同时依据书证出具的时间先后，并考虑书证约束的是否是双方当事人；以时间在后的直接约束双方当事人的书证《借条》所载明的法律关系作为认定双方债权债务的依据，进而对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予以认定。二、原审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8年1月16日办理理财时为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员工以及被上诉人已偿还355525元，均不是客观事实。1、被上诉人在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并非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辩称，自己作为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员工，可以比非公司员工享受更高的利率，故于2018年1月16日以被上诉人自己的名义与辽宁天豪饮品有限公司、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但被上诉人原审庭审自己提供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均显示，被上诉人是自2018年11月1日才与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2018年1月16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被上诉人并不是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员工。2、被上诉人辩称，40万的投资理财款其已向上诉人偿还了355525元，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1）2018年2月1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5625元和15万元，是其偿还上诉人2017年11月1日投资款15万元的本金和利息，与案涉40万元无关。2018年2月1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5625元和15万元，但该笔款项是上诉人2017年11月1日用15万元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理财产品，利息为年利率14%，每月利息1750，三个月合计利息5625元，与案涉的40万元没有关联性。（2）2018年2月7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3900元和12万元，是其偿还上诉人2017年11月7日支付的借款12万元本金和利息，与案涉40万无关。2018年2月7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3900元，2018年2月12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汇款12万元，这两笔款项均系上诉人于2017年11月7日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12万元和利息，与案涉的40万元没有关联性。以上两笔款项的性质，上诉人原审已向法院提供了银行流水加以证明，同时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也可加以佐证。（3）案涉40万元款项，上诉人只收到被上诉人偿还的利息合计56000元。2018年4月17日、2018年7月16日、2018年10月16日、2019年1月16日被上诉人分别给上诉人汇款四笔14000元，这四笔还款均是其支付的40万元借款的利息，合计56000元。（4）被上诉人提供的《集团线下债权利息一览表》不能证明理财公司偿还了本金，《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也只片面截取了2017年12月24日之后的银行流水，故上诉人申请法院依法责令被上诉人提供该日期之前的银行流水，以证明上诉人以上主张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起始时间为2017年12月24日，并未提供在此之前的明细单，因上诉人已提供在此之前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5万元、12万元明细单，如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申请法院依法责令被上诉人提供2017年12月24日之前其与上诉人账户的明细单，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5）被上诉人所称辽宁天豪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支付给上诉人2万元，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三、一审法院一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另一方面又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三）项程序法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其实质等于运用程序法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剥夺了上诉人的实体上诉权，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的上诉人提起的原审诉讼，不仅具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且有借条和转账记录证明相关事实和理由，完全属于“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故原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明显有悖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悖本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杨文博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本案只存在一个法律关系，即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一审中我方提供的证据已经明确证明王强委托杨文博利用杨文博在中鼎信公司的员工身份进行投资理财，目的是为了比非公司员工享受更高的利率，以杨文博作为投资者可以得到利息和业务提点两项优惠，这也是王强愿意以杨文博的名义来进行投资的原因；2、王强是主动愿意且明知此款项是委托杨文博的理财代理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可以认定本案应根据基础的法律关系来进行审理，而通过我方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仅为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另外，在王强与杨东雪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40万元作为理财款是分给王强的，王强作为离婚协议的一方主体，对此40万元的性质是明知的；3、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12日在中鼎信公司入职，劳动合同到2018年6月12日终止。借条是2018年3月8日打的，上诉人约被上诉人吃饭，上诉人要取理财款，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理财款在当时是取不出来的，借款合同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上诉人说要到被上诉人公司去闹，因为上诉人是用被上诉人的名字以员工的身份进行的投资，被上诉人去公司闹的话就会对被上诉人的工作产生影响。因为上诉人夫妻经常闹矛盾，上诉人多次提出让被上诉人保住此款项，留给孩子，这也是被上诉人的出发点，考虑他们的孩子小，出具借条是想帮助他们维持这个家庭。而且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借款利率，14%是借款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数额，这也说明上诉人是明知此40万元是投资理财款的。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4%计付）；2、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6日，原告王强将40万元汇到被告杨文博银行账户内。后以被告杨文博名义将该40万元借给辽宁天豪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17日至2019年1月16日，借款期限内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4%。由大连中鼎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予以担保。原告王强与案外人杨东雪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8年3月8日离婚。2018年3月8日，原告王强与案外人杨东雪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二项财产分割第2条约定：大连中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40万元理财款及利息归男方所有。被告杨文博系杨东雪的堂弟。2018年3月8日，原告以放款人名义与被告杨文博以借款人名义共同在借条中签字，借条中还载明：金额40万元、期限：2018年3月16日-2019年3月16日，为期1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条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驳，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40万理财款已经转化为被告向原告借款，有借条为证，其与被告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告抗辩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是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原告与案外人杨东雪签署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等证据均可证明原告知晓并认可其于2018年1月6日转给被告的40万元系用于大连中鼎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理财。被告之所以出具借条，其解释是原告找其要钱，没法取出来，原告逼其所写。本案原、被告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仍坚持原诉讼请求，故应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王强的起诉。诉讼费10275元（含案件受理费7755元、保全费2520元），案件受理费7755元，不予收取；保全费2520元，由原告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条、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驳，并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于2018年1月16日向被上诉人账户转款40万元，被上诉人于2018年3月8日向上诉人出具借条。上诉人称该40万元系借款，被上诉人则辩称该款系上诉人委托其投资理财，并提供借款担保合同、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可以认定双方确曾存在委托投资的法律关系，但在被上诉人以自己名义对外出借款项一个多月之后出具了案涉借条，借条的内容系被上诉人书写，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均是本人所签，被上诉人亦不否认借条中记载的40万元与1月16日银行转账的40万元系同一笔款项，被上诉人又未提供出具借条以后双方仍按委托投资法律关系履行各自权利义务的相关证据，故可以认定双方通过出具借条的方式重新明确了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辩称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系融资担保公司的从业人员，应当知晓出具借条的含义及法律后果；被上诉人辩称其出具借条时并不知晓上诉人已经离婚的事实，其系为了帮助上诉人维持婚姻家庭，而且是上诉人逼其所写，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亦未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撤销之诉，对其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在无据认定借条并非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存在借贷关系不当，应当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2民初539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欣欣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