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031民初1299号 原告：范元勇，男，1964年7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被告：范元登，男，1972年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俏芬，隆林各族自治县鹤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范元勇与被告范元登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元勇、被告范元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俏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元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2985元、交通费100元、误工费14400元（120天×120元/天）、伙食补助费100元、住宿费100元、营养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共计24685元。 事实和理由：2014年12月2日17时许，被告妻子谭七妹因找不到自家的公鸡而怀疑原告盗走，于是来到原告家理论并与原告发生口角。之后，谭七妹打电话给被告，被告赶到后与原告发生肢体冲突，并双手持一根长约3米的竹棍站在距离原告约2米左右的下边位置向原告方向来回横扫，打中原告右手，致使原告右尺骨远端骨折。之后原告报警。次日，原告到县人民医院检查，支出医疗费145元。医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右尺骨远端骨折。建议：1.夹板外固定，患肢制动；2.住院治疗。由于原告没有钱住院，只能回家找草药治疗。为了治疗骨折，原告从廖成华处要草药，花去2840元。原告的损伤程度经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鉴定为轻伤二级，为此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以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于2015年7月22日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后经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和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检察院最后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隆检公诉刑不诉[2015]3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不起诉。之后，原告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依法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原告的损失，但均未得到解决。原告受伤后，四个月不能下地做农活，并且多次往返县城寻求解决途径。2017年，原告向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但也未得到解决。综上所述，原告被被告打伤，造成原告物质损失，但被告拒绝赔偿，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范元登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种费用共计2468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是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打伤原告。二是原告的损伤与被告的行为无因果关系。2014年12月2日，被告的确与原告发生口角，但双方没有产生肢体冲突，被告持的竹棍也未打中原告。至以原告如何受伤，被告不清楚。事情发生后，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介廷派出所干警多次向被告要笔录，最后以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但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和一次延长审查期限，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充分说明被告没有打伤原告。原告的伤虽经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鉴定为轻伤二级，但与被告无关。二、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第一次向法院起诉的时间是2016年1月4日，后因原告未预交案件受理费，法院于2016年1月27日裁定按原告撤诉处理。原告本次起诉是2019年8月5日，距上一次起诉已经超过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的规定，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向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不是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是亲兄弟，原告是被告的哥哥。2014年12月2日17时许，被告妻子谭七妹因找不到自家的公鸡而怀疑原告盗走，于是来到原告家理论并与原告发生口角。之后，谭七妹打电话给被告，被告赶到后与原告发生言语冲突，期间被告持一根长约3米的竹棍站在距离原告约2米左右的下方位置向原告来回横扫，并打中原告右手，致使原告右尺骨远端骨折。之后原告报警，警察多次向原、被告要笔录。次日，原告到隆林县人民医院检查，支出医疗费145.6元。医院诊断原告的伤情为：右尺骨远端骨折。建议：1.夹板外固定，患肢制动；2.住院治疗。原告没有住院，回家后找草药治疗。原告的损害程度经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鉴定为轻伤二级，为此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以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为由于2015年7月22日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经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和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检察院最后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隆检公诉刑不诉[2015]3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被告不起诉。之后，原告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本院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2016）桂1031民初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原告又分别于2017年初和2018年1月11日向国家信访局和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反映情况，要求依法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并赔偿原告的损失，但均未得到解决。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调取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2014年12月7日至2015年4月13日期间对原、被告及被告妻子谭七妹的询问笔录、现场勘查笔录和辨认笔录。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的行为与原告右手尺骨远端骨折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如果侵权责任成立，被告的责任承担问题。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原告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从2016年1月4日重新计算，即至2018年1月3日诉讼时效届满。而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解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计算。”对上述条款的“有关单位”应作广义理解，只要该单位与受诉行为有牵连就行，故本案原告向国家信访局和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提出的要求符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本案原告于2016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于2017年初向国家信访局反映情况，又于2018年1月11日向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反映情况。本案诉讼时效因原告数次主张权利而数次中断，因其最近一次主张权利时间为2018年1月11日，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计算，其于2019年8月20日提起本案之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的行为与原告右手尺骨远端骨折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看，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必须符合四个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过错。本案，被告辩称检察院对被告作出不起诉决定，说明被告不负刑事责任，从而也不负民事责任，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因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诉讼以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民事诉讼则依法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民事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证明标准。刑事责任成立，民事责任必然成立；但刑事责任不成立，民事责任未必不成立。本案中，从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来看，原、被告为公鸡的丢失而产生冲突，根据被告在公安机关几次的询问笔录中的自述，因原告先后拿起斧头和木墩威胁被告，为了吓唬原告，被告曾用3米多长的竹棍向上对着原告从右往左横扫两次，但竹棍是否打中原告，被告不是很确定。第二次横扫时，原告说被告的竹棍打中了原告的右手，被告当时也作出了回应。虽然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竹棍打中原告右手，且被告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中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被告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原告系在与被告对峙、被告挥动竹棍的过程中受伤，从原告受伤的部位和双方站立的位置和双方的陈述以及公安机关的有关笔录材料来看，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受伤这一事实具备高度可能性，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情况下，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被告打中原告右手的事实存在，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辩称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未打中原告的右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从是否存在损害后果来看，原告提供的2014年12月3日隆林县人民医院的放射科诊断报告单、疾病证明书、门诊收费收据和隆林县公安局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右手尺骨远端骨折，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存在人身损害的后果。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原告在医院进行检查治疗的部位与冲突时原告受伤的部位吻合。综合上述分析，结合当事人双方的举证情况、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推定被告用竹棍打中原告右手，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行为人的过错来看，被告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未能冷静处理争端、理性控制行为，对于矛盾的产生、激化和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来看，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成立，应当对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责任承担的问题。本案中，原告在纠纷过程中行为也有不当，且双方过错程度相当，故本院酌定被告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的具体损失确认如下：1.医疗费，原告主张医疗费2985元，其中2014年12月3日的门诊收费收据是145元，草药费用是2840元。本院对门诊收费收据145元予以认定。原告虽未提供草药的票据，但从农村习俗来看和原告的伤情来看，原告为了治疗伤情使用草药的可能性很大，故本院酌情支持草药费1000元。2.交通费，原告提交24张车票，证实原告自事故发生之后来回县城的费用。经核查，这24张车票的日期与原告受伤到医院检查的时间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出交通费100元，虽没有票据证实，但原告受伤后的确到县医院检查，产生的100元交通费也是合理的，对此本院予以支持。3.伙食补助费100元、原告未住院，也未提供票据，本院不予支持。4.营养费2000元，原告未住院，也未提供医嘱证明，本院不予支持。5.住宿费100元，原告未提供票据，本院不予支持。6.精神抚慰金5000元，双方对本事故均有过错，且原告未提供精神上受到损害的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7.误工费14400元（120天×120元/天），原告虽未提供误工的证据，但原告的伤是右手尺骨远端骨折，属二级轻伤，参照2004年11月19日公安部发布的《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GA/T521-2004）第10.2.6项的规定，本院酌情原告的误工时间为90天。参照《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农村居民的日误工费为131.96元（48166元/年÷365天/年），原告提出每天120元，符合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的误工费为10800元（120元/天×90天）。上述1-7项费用，共计12045元，由被告承担6022.5元（12045×5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范元登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范元勇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共计6022.5元； 二、驳回原告范元勇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9元，由原告范元勇负担158元，由被告范元登负担5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岑廷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