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9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伍某2，男，198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传祯，湖南湘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9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原审第三人：伍某3，男，1951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原审第三人：伍某1，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县。法定代理人：邓某，女，198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长沙县。系伍某1母亲。上诉人伍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原审第三人伍某3、伍某1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65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伍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某全部诉讼请求；二、李某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和财产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伍某2在离婚时存在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1.拆迁征收补偿是一个过程，李某自2010年开始与伍某2一起生活，其全程参与并了解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故其主张对拆迁补偿事宜不知情，与事实不符。2013年7月11日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李某与伍某2于8月21日协议离婚，说明双方正是等签完拆迁补偿协议、知道具体的拆迁补偿金额之后才登记离婚，且李某如担心金额不属实，其当时可以到村里、拆迁部门了解补偿金额。2.拆迁补偿协议签署后，先到账了40万元，在办理房屋后到账了后续的金额，所以才有离婚协议时的40万元现金。离婚协议第三条关于财产、债务的约定，已经明确了伍某2一次性支付李某20万元，剩余征收款都归伍某2所有。3.李某在起诉状中也明确了“原告认为，原、被告尽管在离婚时签订了《协议》，但原、被告只是对离婚时的财产进行了分割，对于征收款的增补额并未作出相应的处分”，也表明李某清楚离婚时的具体征收款。故伍某2不存在隐瞒征收补偿总金额而仅告知40万元的情形，相反，李某作为家庭成员，正值年富力强，其全程参与了拆迁补偿，不存在对拆迁补偿金额不知情的事实。原判认为只分配了40万元，剩余未分配，与事实不符。二、根据2014年3月4日长政发（2014）7号文件增补的金额194538元，应属于伍某2的财产，不应再予以分割。增补政策是在双方离婚后发布，属于离婚后新增的财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且离婚协议中也约定了伍某2在一次性支付李某20万元后，剩余征收补偿都归伍某2所有，故后续获得的征收补偿款也应当归伍某2所有。三、李某于2018年在本案中主张相关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四、被征收的房屋本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中也注明了是伍某2家里征收，故因房屋征收产生的补偿款也不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一审法院仅扣除房屋补偿费、房屋装饰装修及设备补偿费、室外设施补偿费，是错误的，应当扣除全部明细项目，李某名下无承包权，青苗补偿与其无关。李某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伍某2在离婚时存在隐瞒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伍某2系户主，所有征收材料均由其单独签署，征收款及购房补贴凭证也均由其领取并控制，伍某2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某在离婚时对征收补偿总金额是知情的，而李某提交的录音证据可以证实伍某2作为户主在离婚时根本没有告知过李某具体金额。2.尽管征收发生在离婚协议签署之前，但李某与伍某2在“性格不合、感情破裂，无子女抚养，无共同债权债务”条件下离婚，李某如果对当时征收总额有90多万元的情况知情，连自己可以购房免契税的价值为152800元购房补贴凭证都不要，反而仅只要20万元现金？明显违背常理。3.伍某2认为：“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先到账40万元，后面到账剩余的征收款，所以才有离婚协议时的40万元现金”，伍某2应提供证据证实告知过李某该事项。恰恰相反，李某是在2017年8月购房时，在自己的免契税份额被伍某2使用后才知晓确切的补偿金额，由此引发本次诉讼。4.伍某2认为李某在民事起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内容有明知具体的补偿款之嫌，由于李某先后变更了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应该以李某最终的真实表示为准，伍某2不应进行推定。5.伍某2与李某在离婚时可能无法预见离婚后征收政策发生变化而致伍某2户拆迁款的增加，但伍某2在领取了增补款后，对李某应具有告知义务，而时至四年到本次诉讼几次开庭，伍某2一直在否认该笔增补款，增补款发放的基础是离婚前的拆迁，伍某2否认该笔增补款的行为应同样认定为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二、李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李某在离婚后于2017年8月购房时得知征收享受的契税减免份额被伍某2使用，后向长沙县国土局查阅征收资料时才发现自己所在户拆迁补偿的真实金额，故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应从2017年8月李某发现有共同财产未分割之日起的次日开始计算三年。且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在离婚时未进行分割，不会因为时间的经过而变更为一人所有。三、一审法院判决公正合理。拆迁部门向被征收对象发放的购房补贴及24个月的基本生活补助费属于人口安置部分，伍某2不仅向李某隐瞒了真实的征收金额，还占用李某购房契税减免份额，并在银行一次性取走了李某全部的基本生活补助费，其拒不承认，鉴于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并未支持李某的诉求。另，一审法院已经充分考虑了伍某2的权益，由此保留了大部分的征收份额认定为房屋成本予以了扣除，进行了利益平衡。在两人的征收总额将近有120万元的前提下，李某的诉求只实现了三分之一，伍某2还要继续剥夺李某的合法财产权益，简直匪夷所思。四、房屋征收分两部分进行的，伍某2的父亲占一份，伍某2和李某占一个份额，伍某2父亲也表明了赠送给伍某2和李某的，同时，一审法院在计算的时候已经扣除了成本。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伍某2的上诉请求。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李某与伍某2二人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有关征收补偿款分割内容；2、伍某2向李某一次性返还征收补偿款211007.5元；3、伍某2向李某一次性返还24个月基本生活补助费18532元；4、伍某2向李某赔偿因征收购房契税减免金、购房补贴凭证损失155280元（包括购房补贴凭证价值152800元以及购房契税减免金2480元）；5、伍某3对李某的第2项、第3项、第4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6、诉讼费由伍某2与伍某3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3年，在李某、伍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所在户（户主为伍某2）参与了工业统征地项目征收拆迁补偿，李某、伍某2作为一户获得征收补偿款627477元（不包含购房补贴凭证）；2、李某、伍某2于2013年8月21日协议离婚，双方就财产部分进行了分割，李某分得200000元现金（包括购房补贴凭证，价值为152800元一张），该款项伍某2已经实际支付给李某；3、2014年因征收拆迁政策发生变化，征收补偿标准提高，伍某2、李某一户征收拆迁补偿款增加到822015元；××××年××月××日，伍某2与邓某婚生儿子伍某1出生，因伍某1属于伍某2、李某一户新增人口，有47560元征收补偿款；伍某2、李某均认可本案拆迁房屋是伍某2父亲伍某3建造，但对房屋权属存在争议；5、另查明，李某、伍某2、伍某1所在户参与工业统征地项目征收拆迁后，所在户所有征收补偿款以及购房补贴凭证已经由户主伍某2领取，伍某2在2013年8月购房时将李某的购房补贴凭证已经使用。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本次征收李某与伍某2各自享有的份额以及二人于2013年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李某认为，《离婚协议》签订时，由于作为户主的伍某2隐瞒了所在户征收补偿的实际金额，因此构成欺诈，应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征收补偿款分割内容，重新分割二人所得的征收款项。分配方式为：货币部分按照822015元均分即211007.5元（扣除已经分割的200000元）；另购房补贴凭证（价值为152800元），由于伍某2在购房时已经使用，要求伍某2赔偿其价值损失152800元以及该购房补贴凭证的附带价值即契税减免金2480元，以上合计为366287.5元。伍某2认为，《离婚协议》系伍某2、李某二人真实意思表示，已经产生效力；协议中有关征收款的分割内容即包括已经确认的征收补偿部分，也包括尚未确认的征收部分；2014年因征收政策发生变化增补的242098元款项包括了伍某1的部分，应保留其份额；伍某2、李某的征收款项中包括了伍某3的房产价值，应确认伍某3因房产所享有的伍某2户的征收补偿款项；李某在庭审中已经认可知晓购房补贴凭证金额，在《离婚协议》签订时，李某已经选择了200000元现金；由于李某放弃了购房补贴，因此也同时放弃了享有的购房契税减免金。李某、伍某2二人因征收发生的总额（包括货币部分和购房补贴凭证部分）应在征收政策发生前后{长政发［2014］7号文件}予以区分。因此，2013年7月李某、伍某2二人户货币金额为627477元；2016年5月三人户（包括伍某1）货币金额由于政策变化变更为869575元，但由于伍某1出生于××××年××月××日，长政发［2014］7号文件于2014年3月公布实施，另根据李某提交的征收补偿材料可以明确伍某1作为伍某2户的新增人口的货币份额为47560元。对于伍某2认为要重新保留伍某1的征收份额，本院不予认可。因此，2016年5月即李某、伍某2因政策变化二人获得的新增补偿货币金额为869575元-47560元-627477元＝194538元。综上，在李某、伍某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因工业统征地项目征收拆迁补偿所获得货币总额为627477元＋194538元＝822015元（不包括伍某2、李某获得的购房补贴凭证，每张价值为152800元）。另，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参与征收拆迁的房屋原系伍某2父亲伍某3所建，在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李某所获得的拆迁补偿货币份额应在扣除房屋成本后再予以计算，即〔822015元-168200元（房屋补偿费）-145600元（房屋装饰装修及设备补偿费）-52000元（住宅房屋室外设施补偿费）〕÷2＝228107.5元。对于李某、伍某2二人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离婚协议》有关征收补偿款分割内容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的签订需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随意曲解以及扩大当事人真实意思。根据李某、伍某2签订的《离婚协议》内容，双方均认可系“性格不和，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并无子女抚养问题，也无其他离婚损害赔偿事由。根据征收习惯，伍某2作为户主，征收材料均系其本人所签，并且征收款项也是汇入到其个人账户。根据李某提交的其与伍某2以及与伍某3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李某、伍某2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具体的征收款货币金额李某并不清楚，并且伍某2在电话录音中也明确表示未告诉过李某具体金额。综上，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总价值为40余万元的征收款予以分割（包括购房补贴凭证以及货币金额）。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有“征收所得的所有补偿剩余部分都归男方所有。”的约定，但在征收总额远大于40余万元的情况下，基于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共同处理原则出发，李某如在知晓征收总额的情形下自愿放弃剩余部分，明显违背常理。因此，本院认为，伍某2对于与李某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征收总额，向李某进行了隐瞒。由于李某、伍某2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离婚协议》，双方也于当天办理了离婚登记，由此，李某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有关征收款分割内容的主张，已经过了一年的撤销期限，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由于李某在2017年8月在本人购房时才发现伍某2向其隐瞒征收真实金额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大小与具体案情，依法确认伍某2对40万元以上的征收份额（包括购房补贴凭证，每张价值为152800元）进行了隐藏，应依法重新分割。综上，李某还应获得征收款货币金额为228107.5元＋152800元（购房补贴凭证价值）-200000元＝180907.5元。2、对于李某主张的24个月基本生活补助费18532元，由于李某无证据证实该笔款项被伍某2领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李某要求伍某2赔偿因征收购房契税减免金、购房补贴凭证损失155280元（包括购房补贴凭证价值152800元以及购房契税减免金2480元），李某已经认可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其收到的200000元已经包含了购房补贴凭证价值，因此，对于李某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李某要求伍某3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在离婚财产分割中，男、女双方应享有平等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期间，上诉人伍某2提交新证据如下：一、房屋拆迁时时任组长伍玉良出具的《证明》。二、伍玉良出庭证言：协商拆迁补偿数额的时候伍某2的家人（包括李某）都在场，故均知晓拆迁总金额（包括购房券但不包括之后的增补金额）。且拆迁确定后会在村部公示拆迁补偿汇总表。证据一、二拟证明李某在离婚时对拆迁补偿总金额是知情的。三、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拟证明增加补偿的金额是从2014年3月4日开始生效，而该事件是在双方离婚之后，故伍某2不存在隐瞒，且该部分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李某质证称：协商拆迁补偿金额的时候李某是在上班，不可能在家里，故伍玉良在作假证。李某相信有公示的政策规定，但李某对公示并不知情，且拆迁协议是7月11日签署的，离婚协议是8月21日签署，已经超过了村部的公示时间。李某一审提交的录音能证实李某对征收金额是不知情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李某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伍玉良出具的《证明》及证言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在说理部分予以综合阐述，对证据三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伍某2于2013年8月21日与李某签订的《离婚协议》时是否存在隐瞒拆迁金额的问题。二、李某是否有权分割拆迁增补金额。一、伍某2于2013年8月21日与李某签订的《离婚协议》时是否存在隐瞒拆迁金额的问题。伍某2上诉称离婚协议是其与李某知晓拆迁金额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伍某2当时隐瞒了拆迁金额，与事实不符。李某称伍某2在离婚时称拆迁款仅约40万元（每人一张价值152800元的购房补贴凭证及人头费6万元／人），故伍某2隐瞒了具体的拆迁补偿金额。本案中，拆迁时伍某2所在地村民组的时任组长伍玉良证实李某对当时的拆迁金额知情，且拆迁补偿协议确定后，都会在村部对住户拆迁补偿汇总表进行公示。李某对伍玉良的证言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李某在签署离婚协议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离婚协议中有关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涉及其本人重大财产利益，其应持正常理性的谨慎态度来处理财产等事项，即使伍某2作为户主有意向其隐瞒房屋拆迁补偿金额，但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由专门的拆迁部门负责，房屋征收补偿系遵循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等原则，其也可以向拆迁部门、村部等部门了解拆迁补偿金额，故其称签署离婚协议时其因伍某2隐瞒而不知道具体拆迁补偿金额主张，明显不符常理。故伍玉良的证言中关于李某对当时拆迁补偿金额知情及村部对此进行了公示的内容可以采信。李某一审中还提交了其与伍某2、伍某3的通话录音，用以伍某2在离婚时向其隐瞒了真实的拆迁补偿金额。但其在起诉时称其于2017年7月发现，伍某2户的征收补偿金额于2016年5月因征收政策原因由627477元调整为869575元，其认为离婚协议只是对离婚时的财产进行分割，而未处理增补金额，故请求判决伍某2向其返还增补款及赔偿契税减免金。根据起诉内容，不能证明李某是从通话录音中才得知伍某2的隐瞒事实，更不能得出李某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对当时的拆迁补偿金额不知情的结论。结合李某起诉的内容及伍玉良的证言，可以认定李某提交的录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此，伍某2关于李某在协议离婚时知晓拆迁补偿金额的上诉理由成立，应当认定李某与伍某2对于离婚时已经确定的拆迁补偿金额作出了分割，即离婚协议中关于伍某2向李某支付20万元拆迁补偿款（包含价值152800元购房补贴凭证）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二、李某是否有权分割拆迁增补金额。伍某2上诉称拆迁增补金额是离婚后发放，故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根据离婚协议约定，其一次性支付李某20万元征收补偿款后，剩余征收补偿款包括增补金额均应归其所有。如前所述，李某与伍某2在离婚协议中关于拆迁补偿款的分割是针对当时确定的拆迁补偿款，但二人离婚后，因拆迁政策变化，拆迁补偿金额调整至869575元（包含伍某2儿子伍某1作为新增人口补偿的47560元），增补的拆迁资料显示，李某依然是被拆迁人员，故该增补部分属于双方离婚时未予分割的财产，李某有权分得扣除房屋成本后的相应增补份额53469元。伍某2该上诉理由及还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伍某2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65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8）湘0121民初65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限伍某2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某支付征收补偿款5346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72元，财产保全费2491元，共计9563元，由李某负担4781.5元，由伍某2负担478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72元，由李某负担3536元，由伍某2负担35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赛宇审判员  李 芳审判员  胡益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伍志豪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