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608号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周跃飞，男，197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郑军英，女，1973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黄茶兰，女，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周淑琴，女，195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徐员根，女，194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付锦秀，女，197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杨海英，女，196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贵溪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欣，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汪白清，男，汉族，1952年11月5日出生，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震江，男，汉族，1975年10月4日出生，住江西省乐平市,系汪白清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银浪，江西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因与被上诉人汪白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02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军英、付锦秀及其与周跃飞、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杨海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胡欣，被上诉人汪白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震江、许银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改判确认其与汪白清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成立并生效，并继续履行其与汪白清签订的上述协议。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白清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汪白清对于《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没有合同解除权，原审判决解除这两份协议没有法律依据。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只要合同成立并生效就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予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原审判决以合同未履行为由解除合同错误。2.汪白清在微信群中提出解除合同，七上诉人中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本案中双方并没有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在双方没有约定解除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可以解除无法律依据。且汪白清解除合同的真实原因是在双方签订合同后程关德加价260万元。3.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只要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论合同条款对哪一方不利，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本案中汪白清提出按股东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就可以强制退伙，这个条款的前提是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在违约的情况下才可以强制其退伙。该条款约定合法，对双方有约束力。原审法院以合同约定条款对汪白清不利为由解除合同错误。4.一审判决认为汪白清急于解决资金问题，并再次通过微信通知七上诉人，在其没有汇付资金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96条规定解除合同。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该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对其证据没有审查，其已举证证明为了履行合同，2018年3月20日，郑军英尾号为9237的银行账户总资金为277万元，2018年4月8日，为履行合同，将320万元汇入付锦秀账户，待汪白清确定收款账户后一并汇款。七上诉人完全有能力支付所有费用，汪白清急于解决资金问题的说法无事实依据。事实上，汪白清早就想毁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3]79号，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汪白清没有合同解除权。5.一审判决认定程关德除支付580万元外还花费大量资金建设学校导致其与汪白清之间的合同履行不能、履行费用过高。其认为，是否履行不能，应当根据汪白清提出的大量证据予以证明并应经过其确认，而庭审中，汪白清提出程关德花费了大量资金没有得到其认可，程关德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均无法证实，必须追加程关德为本案第三人才能查清。原审法院认定其与汪白清之间的合同履行不能、履行费用过高，过于草率。原审法院应当在查明其他人的确有投资的情况下，征求守约方即七上诉人的意见，如果其认为凭借目前的财力不能履行、履行费用过高，原审法院才可依法认定履行不能。二、原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1.一审庭审中，汪白清将其与程关德的合同提交到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在第二次庭审中多次强调如果法庭认为有必要就将程关德追加为第三人。庭审后要求其提供程关德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电话号码，在其不能提供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法院没有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2019年8月，其正式向原审法院提交《请求追加程关德为第三人的申请书》，但原审法院在没有作出是否同意追加裁定的情况下就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2.第三人程关德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对其提出的事实置之不理，偏袒汪白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了“一物二卖”的基本裁判规则，只有在第三人参与诉讼后才能确定履行哪一份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否继续履行。一审庭审中，其提供了贵溪市教育局副局长马大众以及贵溪市教育局综教股股长方洪波的笔录，均证实第三人程关德与汪白清属于恶意串通，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程关德与汪白清的合同对其而言是无效合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以上事实和法律关系，就草率地判决解除合同，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认定汪白清无过错并解除合同，是错误的。本案的过错方为汪白清，在法院查明包括程关德在内的所有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如果认定应履行汪白清与程关德的合同，汪白清也应赔偿其损失。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汪白清具有合同解除权，排除了汪白清的过错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完全混淆了本案的法律关系，导致出现错误的判决。汪白清辩称，一、本案是合作协议，也就是人和人以及资金和资金的双重合作，七上诉人把本案当成了简单的买卖协议，而没有看到本案的实质是“人的合作”。本案合同双方已经没有了继续合作的余地。1、双方之间已完全失去了信任，现已闹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汪白清对七上诉人的不信任在逐渐累积并最终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第一阶段，在2018年4月7日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当天中午，双方共同进餐后，汪白清一人在贵溪喝得酩酊大醉，七上诉人没有履行附随义务，而是将汪白清一人扔在外面。第二阶段，汪白清仔细看了《合作办学协议书》条款，发现七上诉人在合作办学协议中设置了陷阱，而且严重侵害其正当权益。即《合作办学协议书》第5条强制退股条款是专门针对汪白清的条款，因为，在该协议里已载明是汪白清欠了他人债务，并且约定经三分之二以上理事会成员同意即可强制其退股，而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1条之规定按照出资额行使表决权。所以，汪白清的权益存在巨大风险，随时都有被强制退股的可能。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汪白清于2018年4月9日下午16时10分在专门的微信群发布消息，通知各方于第二天下午三点在老地方开会，讨论继续合作或解散事宜。在当日晚上18时45分，有一人回复称只有周三下午有空。2018年4月11日中午至下午，各上诉人之代理人陆续回复要求汪白清赔偿其经济损失。并且，七上诉人要求赔偿的损失是巨额的。至此，汪白清认为七上诉人不可信赖，不是真正合作的人，而是要损害其利益捞取好处的人。于是，汪白清在2018年4月12日向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作办学协议，同时于2018年4月12日、4月15日，两次在微信群正式通告解除上述二份合作办学协议书。第三阶段，在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汪白清与七上诉人的矛盾加剧。七上诉人多次组织人员去“晨阳中学”闹事。在双方的多次争吵中，汪白清共向贵溪市警方“110”报警十几次。至此，双方已闹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了。第四阶段，本案在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七上诉人的代理人姜享水、余远茂、宋顺开等人在2019年6月20日误导社会媒体以“一校二卖”为名在网络中报道，并在2019年6月25日开始印刷大量宣传单，在附近的滨江、泗沥、河潭、白田、周坊、罗河等乡镇的大部分学校门口散发，还走村进户散发，来达到阻止晨阳中学招生并诋毁晨阳中学名誉的目的，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在2019年7月中旬，七上诉人制作大型宣传牌，聚集众人在晨阳中学门外树立。在2019年8月7日、8日，租用带显示屏的大型宣传车，到河潭镇、白田乡、泗沥镇等乡镇肆意攻击晨阳中学违法招生。七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十分恶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严重破坏了晨阳中学的形象，给晨阳中学造成了十分巨大的损失。本案中，汪白清并不是将全部份额转让给七上诉人，而是转让部分份额。双方的合作只有双方真诚配合才能进行，而不是单方面的资金合作。如果法院强行判决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合作马上就进入死局。七上诉人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关键点，一再单方面要求合作，是将其意志强加给汪白清。双方现已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合作。2、导致本案双方水火不容的原因是七上诉人违反《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造成的。汪白清与七上诉人之间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七上诉人也未支付一分钱，一审法院认为人的合作无法强制履行，判决解除双方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和《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应否追加案外人程关德为当事人。因汪白清与七上诉人的矛盾无法调和，汪白清选择与案外人程关德合作开办晨阳中学。七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汪白清与案外人程关德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汪白清与案外人程关德之间的合作办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与本案无关。由于本案中，汪白清与七上诉人的矛盾深重，已经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本案不存在继续履行协议的可能，无需追加案外人程关德共同参与本案诉讼。综上，由于本案《合作办学协议书》系合作合同，而汪白清与七上诉人已无任何继续合作的可能，若强行判决双方继续合作，不仅实际上做不到，还将引发新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给晨阳中学的良好发展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与汪白清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成立并生效，由汪白清依法履行《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由汪白清负担。汪白清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确认解除双方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和《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2.判令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赔偿其经济损失1万元；3.判令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贵溪市晨阳中学系贵溪市滨江乡政府于2002年招商引资创办的一所公助民办学校，原由汪白清、孔慧丽、陈学登以股份制形式经营管理。之后，陈学登在晨阳中学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孔慧丽，至此，该学校由汪白清和孔慧丽两个股东承办直至2015年7月，由于汪白清与孔慧丽之间存在间隔和矛盾，导致学校停办了两年。后经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协调，汪白清和孔慧丽同意拆伙，并由汪白清重新找合作伙伴购买孔慧丽在原晨阳中学的股份和一切资产（合计580万元）。2018年4月1日，孔慧丽与汪白清达成调解协议书，孔慧丽将其在晨阳中学的股权以5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汪白清，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受让款330万元汇入滨江镇政府指定的账户，汪白清足额汇入该款项后有权恢复办学，孔慧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余款250万元于2018年8月15日前汇入滨江镇政府指定账户。贵溪市教育局及滨江镇政府派员主持达成调解及见证并签字。2018年4月7日，汪白清与周跃飞等七人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办学宗旨为非盈利股份制公助民办学校，合作期限为自2018年4月16日起开始，期限为长期。2、将原贵溪市晨阳中学更名为贵溪市晨阳学校。3、学校总资产定价为1067.5万元人民币，共划分为100股，每股10.675万元。另每股增加5000元作为学校启动资金，现学校总资产为1117.5万元。学校设董事长1名、法定代表人1名、执行校长1名。4、汪白清以原来在晨阳中学的所有资产和股份折合为487.5万元，退回18.15万元现金，以剩余469.35万元出资占学校总资产42%；周跃飞以78.22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7%；郑军英以100.57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9%；黄茶兰以55.875万元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5%；杨海英以111.75万元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10%；周淑琴以122.925万元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11%；徐员根以134.1万元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12%；付锦秀以44.7万元现金出资占学校总资产4%。5、合作各方合作办学、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6、本协议签订以前学校的所有费用、债务与新股东无关，由汪白清一人承担，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共筹齐512.4万元，汪白清筹齐67.6万元（合计580万元）交给滨江乡政府用于购买孔慧丽在原晨阳中学的全部股份及资产。7、关于入股（新增合作人应为优秀教师且经原合作人一致同意，新增合作人对入股前合作学校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股（合作人擅自退股和转让给其他合作人或学校造成损失的，经理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立即强制其退股并向其他合作人赔偿损失）、转让（不得将股份转让给合作以外的其他人）、解散（所有合作人一致同意以及政府收购等）事宜。8、任何人不得转让出售给股东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员，否则，经理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撤销其股东资格并根据财务状况按原始股份退回他的股金。9、合作人权利（对合作学校的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义务以及违约责任。10、协议约定设理事会，并确定理事会职责。汪白清、付锦秀本人在协议上签字，郑军英、杨海英、周淑琴、周跃飞、黄茶兰、徐员根的名字分别由余远茂、周活金、宋顺开、周智华、林国标、姜享水代签。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学校主要机构及职责权限、法定代表人为汪白清、执行董事长周活金、执行校长余远茂；2、委托书（郑军英委托余远茂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杨海英委托周活金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周淑琴委托宋顺开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周跃飞委托周智华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黄茶兰委托林国标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徐员根委托姜享水代理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汪白清亲自独立行使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付锦秀亲自独立行使在晨阳学校的一切权利和义务）；3、学校现有固定资产清单等。协议上备注：1、所有股东都统一签发学校的股份证明（加盖学校公章）；2、截止至2018年4月22日，以实际到账的资金除以11.175万元折合计算每个人的实际股份数。汪白清、付锦秀本人在协议上签字，郑军英、杨海英、周淑琴、周跃飞、黄茶兰、徐员根的名字分别由余远茂、周活金、宋顺开、周智华、林国标、姜享水代签名。之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也积极筹集资金，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于2018年4月8日，将320万元汇入付锦秀的账户。由于汪白清与孔慧丽签订的调解协议中约定了15日内（即4月16日前）必须汇款330万元，汪白清于2018年4月9日在精英教育团微信群中发布以下微信内容：“各位老师前天签订的合伙协议还是要我凑齐购买孔慧丽的股份和后期建设所需资金，我现在凑齐资金困难。购买股份和后期建设的资金你们代帮我代垫上，从后期的盈利中逐步偿还”及“各位精英明天下午三点老地方开会。商谈继续合作，或解散事宜。请回复。”其中一个上诉人的代理人A回复：“我只有周三下午有时间”。另一个上诉人的代理人B于2018年4月11日回复：“各位家人们，有人建议：以我们实际到账的资金为准，按50%的赔率，由汪老板赔偿大家的损失，大家打过来的资金，原数从我这里退回，赔偿款什么时候拿给大家，那我们就什么时候和他解除合同。大家看看怎么样？”上诉人的代理人A回复：“可以。”上诉人的代理人C回复：“余校，我不同意，我要1:1的赔偿。”2018年4月12日，汪白清在微信群中发布以下消息：“解除合作办学协议书通知”。2018年4月15日，汪白清在微信群发布以下内容：“我于9日、12日向各位合伙人提出了解除合作协议办学的口头和书面微信通知。你们拒不履行就此造成的损失自负，或由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的代理人B回复：“协议条款明确规定任何人没有权利解散协议。”汪白清发布微信内容的目的是催告上诉人交合作款项且认为签订的协议中还有不完善的条款希望一起协商，但之后双方并未协商解决落实。2018年4月14日，汪白清通过汪震江、江先标、江东标的账户转账320万元给孔慧丽（另有10万元保证金，合计330万元）。2018年4月16日，程关德作为甲方、汪白清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收购晨阳中学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1、2018年4月12日，经双方协商，汪白清同意将收购的孔慧丽580万元晨阳中学的投资款股权转让给程关德，汪白清在晨阳中学的投资股权以740万元转让给程关德，由程关德收购；2、甲方同意保留乙方持有的15%的股份，其余股份的85%由甲方控股，甲方按1320万元的85%股份，总计支付1120万元给乙方，剩余200万元占学校15%的股份；3、付款方式：甲方在协议签订之日，先支付乙方350万元，在向社会公示后两个月，无第三方因债务问题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行，在8月15日之前，甲方再支付250万元给乙方，2018年12月31日前，甲方再支付200万元给乙方，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200万元，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120万元；4、其他权利、义务及事项等。甲方由江先标代理程关德签字，乙方由汪震江代理签订。贵溪市滨江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黄新发作为见证人并盖章。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其中一个代表到过现场提出异议，认为之前汪白清已与他们签有合同。在该协议签订之前，江先标已支付汪白清350万元用于支付孔慧丽的转让款，2018年6月6日，江先标支付230万元用于支付孔慧丽的转让款。至此，汪白清应支付孔慧丽的580万元全部付清。程关德在签订协议之后，除支付了汪白清应向孔慧丽支付的580万元款项外，还出资对晨阳中学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审理中，一审法院通知程关德来核实有关情况，江先标以程关德代理人的身份陈述有关情况，提出已投资上千万元。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对案外人程关德对学校进行了一定投资的事实不持异议，只是认为投资金额没那么多，具体应以拿出的相关凭证为准。由于双方就是否履行合作协议及如何解除协议存在分歧，且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汪白清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是否成立并生效；2、双方的合作协议应否解除。关于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通过对两份协议书的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两份协议应认定成立并生效。理由：1、合同主要条款都具备，如当事人名称、标的、价款、履行方式、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等。2、《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共计8人合作办学，各人出资金额、所占比例，相关的权利义务；《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补充约定了各自的职责权限、权利义务、2018年4月22日前应实际到账等。两份协议中，虽然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中有六人未由本人签名，但补充协议中明确了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相关权利、义务，汪白清已在两份协议书上签字确认。3、两份协议系各自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关于双方的合作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主张应继续履行，汪白清主张解除合同。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应予解除。理由：1、虽然双方就如何办学达成了合意并签订书面协议，但该协议尚未履行。2、由于汪白清急于解决孔慧丽退股的资金问题，在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签订协议后，要求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尽快将投资的资金落实到位，并通过微信群将该要求告知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意欲告知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要么资金尽快到位、要么就是否继续合作等问题进一步商谈，但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中有人表示可以解除合同，有人表示要求赔偿款到位后再解除合同，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解除。3、汪白清与孔慧丽的协议中约定了第一笔退股款330万元应于2018年4月16日前支付，双方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2018年4月22日前应将投资款支付到位，由于汪白清认为4月16日前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的投资款不能及时到位，且认为签订的协议中的有关条款对其不利，如协议中约定按股东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可强制其退股等，为此，汪白清通过微信再三要求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在约定的时间商谈是继续合作还是解散，但双方并未坐下来商谈或达成新的意见。4、在汪白清通过微信告知后，因双方不能达成谅解，且汪白清急于解决资金问题用于孔慧丽的退股金的支付，为此，汪白清再次通过微信要求解除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的合作，且与他人（程关德）签订了《关于收购晨阳中学的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合同的解除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为解除合同时间。5、由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且双方就有关事宜不能进一步商谈，汪白清与案外人程关德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且案外人除支付了汪白清急需的580万元外，还根据新的合作协议对晨阳中学进行了实际的投资运作，花费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学校的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的规定，本案中，虽然双方就晨阳中学的办学签订了合作协议，现汪白清明确表示不愿再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合作，对于合作不仅仅是资金的合作还包括人的合作，资金合作可以强制履行，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适用于强制履行，且案外人已实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经一审法院多次调解无效，如果强行判决双方继续合作，各方的矛盾较大，且履行的费用较高，亦与上述规定不相符。综上所述，周跃飞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请难以支持，汪白清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审理中，一审法院已对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进行了相关法律释明，其表示不同意变更诉请，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同时，汪白清反诉请求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赔偿其1万元损失，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英、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与汪白清于2018年4月7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二、驳回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英、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的诉讼请求；三、驳回汪白清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88850元，由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英、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4455元，由汪白清负担。本院二审中，围绕上诉请求，汪白清未提交新证据。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银行转账凭证：1、2018年3月14日，姜享水代徐员根向郑军英的银行（农商行）账户转账三笔（244000元、40000元、309750元），总计593750元；2、2018年3月15日，宋顺开代周淑琴向郑军英的银行（农商行）账户转账750000元；3、2018年3月18日，周智华代周跃飞向郑军英的银行（农商行）账户转账200000元；4、2018年3月29日，周活金代杨海英、黄茶兰向郑军英的银行（工商行）账户转账986250元；5、2018年3月21日郑军英转给其丈夫余远茂2770000元；6、2018年4月8日余远茂转给付锦秀3200000元。证明：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依约及时筹集转让资金，并于2018年4月8日将全款汇至付锦秀的账户，离约定支付给孔慧丽的时间提前了8天，距合作协议上的约定提前了14日，其从没有停止合作的想法，履约行为完全符合合同约定。证据二、录音资料。证明：汪白清承认自己因为程关德出价比上诉人高，所以把股份转让，给程关德，汪白清的行为属于见利忘义，法院不应该支持此种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证据三、承诺书。证明：汪白清至2019年7月26日，还是以个人独立名誉举办晨阳中学，程关德对学校的建设没有后续投资，晨阳中学与程关德无关。证据四、1、委托书；2、程关德个人简历。证明：程关德是个商人，不是教育工作者，不懂教育和教学，根本不适合开办学校，否则，严重耽误学生。证据五、1、上诉人中的实际合伙人的简历；2、关于停发周智华等八位教师工资的报告。证明：上诉人（实际合伙人）大多是正规老师，懂教育、懂教学，还有曾经担任过校长的。上诉人才更适合开办学校，对学生有利，对社会有利。证据六、照片。证明：涉案学校在汪白清与程关德所谓的接管前后，并没有任何变化，不存在汪白清说的花费了大量金钱去装修的情形。汪白清质证如下：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二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视频中的宋先生是本案上诉人之一的配偶。本案必须以查明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视频里的“一校二卖”，是上诉人误导媒体，将本案合作办学看成了买卖合同。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承诺书上的印章看不清楚，也没有证明人签字。承诺书是用于向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证件的，不能推翻一审认定的程关德投资的事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件的所有人并不是本案七位上诉人的。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在一审中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建设学校投资的情况。本院认证如下：关于证据一，本案争议的问题是诉争合同应否解除，即使证据一能够证明上诉人为履行合同筹集资金，也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且不能证明本案诉争合同不应解除，不予采信。证据二、证据三，不能证明本案诉争合同应否解除，不予采信。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本案诉争合同应否解除，不予采信。证据五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明本案诉争合同应否解除，不予采信。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程关德是否投资并非决定诉争合同解除的唯一因素，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合同亦可以解除，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诉争合同不应解除，不予采信。根据一审证据，程关德在签订协议后，除支付580万元外，是否对晨阳中学的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无法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程关德还对晨阳中学的建设进行了大量投资，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另外，根据一审法院2019年4月24日的谈话笔录，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对江先标的谈话笔录发表质证意见。七上诉人的代理人严福生陈述：“对笔录客观性，虽然江先标是案外人，但其和本案有利益关系，对其投资应拿出凭证证实。其关于之前不知道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不清楚不真实，与其自己的陈述相矛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对案外人程关德对学校进行了一定投资的事实不持异议，只是认为投资金额没那么多，具体应以拿出的相关凭证为准。”，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应当继续履行还是解除。2、应否追加程关德为本案当事人。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一、关于诉争合同应否解除的问题。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及《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的性质为合伙协议。上述两份协议是双方就合作办学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合同已成立，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已认定两份协议已成立并生效，七上诉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确认上述两份协议已成立并生效已无必要。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应是诉争合同应否解除。对此，本院认为，诉争合同应否解除，应审查其是否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解除权，双方就解除合同也未协商一致，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汪白清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要解除与七上诉人的合作，且与案外人程关德签订了《关于收购晨阳中学的协议书》。故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规定，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不宜要求继续履行。本案中，虽然七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但汪白清明确表示其不愿意与七上诉人合作，而诉争合同的履行不仅涉及金钱债务的履行还涉及非金钱债务的履行即人的合作，对于人的合作不宜判决强制履行。因此，本案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七上诉人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解除诉争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对周跃飞等七上诉人关于诉争合同不应解除的上诉理由，具体分析评述如下：1.七上诉人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均应履行，一审法院以合同未履行作为合同解除的理由错误。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有约束力，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成立并生效的合同必须继续履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出现约定或法定的解除事由时，已经成立并生效的合同亦可依法解除，在合同解除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当事人无需继续履行合同，但守约方可依法向违约方主张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亦是生效合同的约束力的体现。关于合同解除与合同履行的关系，若各方已将合同履行完毕，则不存在解除的问题，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的合同才存在解除的可能，故一审判决将本案合同未履行的事实作为诉争合同解除的理由之一，并无不当。2.七上诉人认为各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合意，一审判决强行判决解除合同错误，且一审法院忽略了汪白清提出解除合同的真实原因是程关德加价26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中各方没有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不符合协商解除的条件，但本案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一十条判令解除合同，于法有据。另外，汪白清是否因程关德加价260万元而提出解除合同与本案诉争合同应否解除无关。汪白清与程关德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诉争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汪白清没有与程关德签订合同，因汪白清明确表示不履行诉争合同，而本案诉争合同因涉及人的合作无法强制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也可以解除。3.七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以合同约定的条款对汪白清不利为由解除合同不当。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表述汪白清认为诉争合同约定的条款对其不利并据此微信通知七上诉人继续商谈，而非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约定对汪白清不利并以此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4.七上诉人称，为履行合同，其已经于2018年4月8日将320万元汇入付锦秀账户，待汪白清指定账户后即可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13]79号答复，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汪白清急于解决资金问题，并再次通过微信通知，在上诉人没有汇入资金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规定解除合同，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一审法院陈述汪白清为急于解决资金问题而提出解除合同，该表述并无不当，但其陈述七上诉人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说理不当，理由如下：汪白清与孔慧丽约定汪白清于2018年4月16日前向孔慧丽支付330万元，2018年8月15日前向孔慧丽支付250万元。本案《合作办学协议书》未约定七上诉人交纳款项的具体时间，《补充合作办学协议书》约定以截至2018年4月22日实际到账的资金除以11.175万元折合计算每个人的实际股份数，即使按此约定2018年4月22日为七上诉人的交款期限，本案中汪白清在交款期限到来之前的2018年4月9日、4月12日已提出解除合同，且在微信通知中未明确七上诉人应于何时将资金支付到位，也未明确收款账户，故本案无证据证明七上诉人的资金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到位这一事实。第二，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解除条件，一审判决适用该规定正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适用问题。该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该条规定的解除是有法定或约定解除权的解除。本案中汪白清系违约方，违约方原则上不得请求解除合同，但当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不得请求强制履行的情形时，双方均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诉请解除合同，否则，合同僵局无法破解。本案中汪白清虽可诉请解除合同，但诉争合同的解除并非是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结果，而是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守约方不同意解除合同、违约方不愿意履行合同而又无法强制履行的情况下为破解合同僵局而判决解除。在具备解除权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之日为合同解除之日。而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时间与当事人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时间无关。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解除的时间以判决作出时间为准，并无不当，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错误，应予纠正。5.七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案外人除支付580万元外还花费了大量资金建设学校，导致其与汪白清之间的合同继续履行不能、履行费用过高，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案外人程关德除支付580万元外是否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学校，根据一审中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一审判决认定强制履行诉争合同费用过高，说理不当，但本案中除资金的合作还有人的合作，人的合作不适于强制履行，故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认定诉争合同不适用强制履行，应予解除，并无不当。二、关于应否追加程关德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本院认为，程关德并非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不应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理由如下：1.本案解决的是周跃飞等七上诉人与汪白清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程关德虽与汪白清就晨阳中学合作办学事宜另行签订了合伙协议，但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2.周跃飞等七上诉人虽对程关德与汪白清合作办学及程关德实际投资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这属于证据审查认定的问题，而非追加当事人的问题。3.本案诉争合同应予解除，不影响程关德的利益。4.本案涉及的是合作办学问题并非“一物二卖”。合作办学不仅具有资合性还有人合性，在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继续履行的情况下无法强制履行，即使汪白清没有与程关德另行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在合作方汪白清不愿意履行诉争合同时亦可因无法强制履行而解除诉争合同。程关德与汪白清是否恶意串通侵犯其权益，不影响本案合同解除与否的认定。因此，七上诉人关于只有第三人参加诉讼才能确定哪份合同合法有效、本案诉争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理由不成立。另外，七上诉人主张，本案的过错方为汪白清，一审法院认定汪白清无过错并解除合同是错误的，即使认定汪白清应履行与第三人的合同，也应赔偿其损失。对此，本院认为，诉争合同合法有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汪白清在2018年4月7日与七上诉人签订协议后，于2018年4月9日提出要重新磋商，并在各方未能重新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提出解除合同，汪白清不履行合同的行为系违约行为。虽然汪白清的行为构成违约，但不影响合同解除的认定。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诉争合同应予解除。合同解除不影响守约方向违约方主张违约责任。因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已经向七上诉人释明如果法院认为诉争合同无法履行其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七上诉人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因此，汪白清是否应向七上诉人赔偿损失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七上诉人就违约损失的赔偿问题可另行主张。本案双方因合伙协议发生纠纷，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一审判决将本案案由认定为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部分错误，说理存在部分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对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五项、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850元，由周跃飞、郑军英、黄茶兰、周淑琴、徐员根、付锦秀、杨海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吴玉萍审判员  李 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陈慧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