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10民终37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秋英，女，1957年1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诗友，男，1964年8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健，男，1955年4月25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星，男，1985年4月16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被上诉人蒋健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女，1960年9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被上诉人蒋健之妻。 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沈文，湖南岳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晓晖，男，1979年12月22日出生，住湖南省郴州市。 原审被告：王晓燕，女，1977年7月3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英，系原审被告王晓燕之母。 上诉人李秋英因与被上诉人蒋健、刘松、原审被告王晓晖、王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2019）湘1003民初1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秋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诗友，被上诉人蒋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星、肖沈文，原审被告王晓晖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秋英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二、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的借贷关系是由王发堂和蒋健、刘松形成的，李秋英对此借贷关系并不知情，王发堂向蒋健、刘松借的钱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中。在王晓燕和王晓辉均以书面形式明确放弃继承王发堂遗产的情况下，李秋英是其唯一法定继承人，故李秋英只在继承王发堂的遗产范围内对真实合法的借贷承担偿还责任；2、李秋英出具的“承诺函”是蒋健、刘松在乘人之危的情况下强迫李秋英出具的，王发堂去世刚满一个月，蒋健、刘松便要求李秋英出具承诺书，李秋英在此状态下出具的“承诺函”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承诺函”的内容体现的是向刘松作出承诺而非蒋健，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秋英对本案全部借款承担本金及利息的偿还责任是错误的，该“承诺函”不应当作为本案合法有效的证据被采纳；3、本案中王发堂是否偿还过本金及利息，在其去世后死无对证，同时蒋健、刘松提交的部分证据不能被认定为借款，李秋英提交的王发堂于2012年3月21日向刘松出具的收条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刘松的投资款，故该款不应被认定为借款，应予扣除；王发堂于2013年2月23日和2013年2月25日出具的借条，并无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该笔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无法查实，故也不应当被认定，一审判决李秋英承担所有还款责任明显错误，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李秋英的上诉请求。 蒋健、刘松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对每笔借款的形成都有充分的查明和说理；2、李秋英所提的上诉观点均在一审中提出过，无任何新观点；3、李秋英承担责任的依据并非继承遗产，而是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出具的承诺书，李秋英主张其被胁迫签订承诺书，应承担举证责任，蒋健、刘松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签订承诺书的录音等证据，如当时有胁迫，李秋英完全可以拒签或报警；4、蒋健、刘松出借的所有款项都是真实的，除了借条还有支付转账凭证，只有两笔5000元和75,000元无转账记录，因为是现金交易，其中有两张借条约定了利率，这不属于投资是属于借贷关系。综上，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王晓燕述称，同意并认可一审判决中与其相关的事实和法律责任认定；同意李秋英的上诉意见。 蒋健、刘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李秋英偿还蒋健、刘松借款本金共计1,620,000元，并支付利息991,500元（已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其后利息按照借据约定另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请求法院判令王晓晖偿还蒋健、刘松借款本金共计1,620,000元，并支付利息991,500元（已计算至2019年5月30日，其后利息按照借据约定另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秋英、王晓晖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松与李秋英之夫王发堂系多年的同学关系，刘松与蒋健系夫妻关系，王发堂生前系中共郴州市委党校校长，王发堂的孙子又在刘松所在的麓山国际学校读书，王发堂租赁刘松、蒋健的房屋供其孙子读书居住，且王发堂几乎每星期周末都去学校看望孙子，因而王发堂与刘松、蒋健联系较密切，关系较好，相互较信任。自2012年起，王发堂以搞项目需要资金为由多次向刘松、蒋健借款，具体借款如下： 1、2012年3月20日，王发堂向刘松借款300,000元，刘松通过其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左家垅支行的60551004520011****账户转账300,000元至王发堂建行29801399801********账户上。3月21日，王发堂向刘松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刘松书记现金叁拾万元，用于经营活动，按每年18%（百分之拾捌）的比例实行固定分红，按年结算，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结束时原款退还。收款人：王发堂。2012年3月21日”；2、2013年2月23日，王发堂向刘松借款75,000元，刘松将75,000元现金交付给王发堂，当天王发堂向刘松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刘松书记现金柒万伍仟元整，月息1分5厘，按年结算。王发堂。2013年2月23日”；3、2013年2月25日，王发堂向刘松借款5000元，刘松将5000元现金交付给王发堂，当天王发堂向刘松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刘松书记现金伍仟元整，月息1分5厘，按年结算。借款人：王发堂。2013年2月25日”；4、2013年8月17日，王发堂向蒋健借款200,000元，约定月息1分5厘。蒋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622966292000****账户转账200,000元至王发堂建行29801399801********账户中。2015年8月20日，王发堂就该笔借款结算本息后向蒋健重新出具借条：“今借到蒋健先生人民币278,480元，大写贰拾柒万捌仟肆佰捌拾元整，月息壹分伍厘。借款人：王发堂。2015年8月20日”；5、2013年8月26日，王发堂向蒋健借款500,000元，约定月息1分5厘，蒋健指示蒋莉通过长沙银行10612333670****账户转账499,999元至王发堂建行29801399801********账户中。2015年8月29日，王发堂就该笔借款结算本息后向蒋健出具借条：“今借到蒋健先生人民币696,200元，大写陆拾玖万陆仟贰佰元整，月息壹分伍厘。借款人：王发堂。2015年8月29日”。庭审中，李秋英表示该笔借款可认定为本金500,000元；6、2013年9月9日，王发堂向蒋健借款120,000元，约定月息1分5厘，蒋健通过招商银行621486731281****账户转账120,000元至王发堂名下298013998010011****账户中。2015年9月12日，王发堂就该笔借款结算本息后向蒋健出具借条：“今借到蒋健先生现金167,088元，大写壹拾陆万柒仟零捌拾捌元整，月息壹分伍厘。借款人：王发堂。2015年9月12日”；7、2015年1月13日，王发堂向蒋健借款220,000元，蒋健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622966292000****账户转账220,000元至王发堂建行29801399801********账户中，当天，王发堂向蒋健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蒋教授人民币22万元整。大写贰拾贰万元整。年息百分之壹拾捌，借期贰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王发堂。2015年1月13日”。8、2016年9月20日，王发堂向蒋健借款200,000元，蒋健通过其中国建设银行的622966292000****账户转账200,000元至王发堂建行29801399801********账户中。当天，王发堂向蒋健出具借条一张：“今借到蒋健先生现金贰拾万元整。月息百分之壹点伍，借期贰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王发堂。2016年9月20日”。 2018年2月9日，王发堂通过银行转账250,000元到蒋健账户中；同年6月13日，王发堂又通过银行转账350,000元到蒋健账户中。2018年7月27日王发堂因病去世，同年8月27日，李秋英向刘松、蒋健出具还款承诺书：“刘书记，感谢你们的支持与信任，由于王发堂的不幸。（原王发堂所借你们的钱共计8张借条）都由王发堂（妻子李秋英）来偿还。李秋英。2018、8、27日”。另查明，王发堂生前系李秋英之夫，王晓辉、王晓燕之父。本案借款发生时，蒋健系中南大学的教授，刘松系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书记，王发堂系中共郴州市委党校校长。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受法律保护。李秋英之夫王发堂向蒋健、刘松夫妇借款，蒋健、刘松共计向王发堂提供了1,620,000元借款本金，王发堂亦向蒋健、刘松出具了借条、收条，王发堂应当按照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李秋英系借款人王发堂的妻子，虽无证据证明上述借款系李秋英与王发堂夫妻共同债务，但在王发堂因病去世后，李秋英就上述借款向蒋健、刘松出具还款承诺书，自愿偿还王发堂所借的款项，该还款承诺书系李秋英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蒋健、刘松主张李秋英偿还借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8笔借款约定的利息均为月息1分5厘，即1.5%，未超过法律规定，均予以支持。李秋英辩称还款承诺书是强迫其所写，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蒋健、刘松对其实施了威胁、利诱等行为。王发堂向蒋健、刘松共计借款8笔并出具了8张借条，李秋英认可还款承诺书中的刘书记就是刘松。庭审中，李秋英亦认可出具还款承诺书时对蒋健、刘松表示只要是王发堂所写的借条，其均认可。且还款承诺中明确表述“感谢你们的支持”、“王发堂所借你们的钱共计8张借条”，由此可见，李秋英对王发堂所借蒋健、刘松的8笔借款均认可偿还。李秋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其出具还款承诺书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蒋健、刘松分别借款给王发堂，但蒋健、刘松系夫妻，经过蒋健、刘松确认，其分别借出的涉案款项系家庭共同财产，故蒋健、刘松针对涉案借款以共同名义起诉主张权利，予以支持。王晓辉、王晓燕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放弃继承声明书，且蒋健、刘松未举证证明王晓辉、王晓燕从王发堂遗产中继承了财产，故蒋健、刘松主张王晓辉、王晓燕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请，不予支持。 涉案8笔借款均从实际借款之日起按月息1.5%计算，利息计算如下：1、2012年3月20日，王发堂向刘松借款本金为300,000元，从2012年3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利息为387,000元（300,000元×1.5%×86个月）。李秋英辩称该笔款项应为投资款，经查，王发堂虽出具的是《收条》，且收条中写明款项用于经营活动，但约定了按每年18%的比例实行固定分红，不承担经营风险，故该笔款项实质应为民间借贷，该答辩理由不予采纳；2、王发堂于2013年2月23日向刘松借款本金75,000元，从2013年2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利息为84,375元（75,000元×1.5%×75个月）；3、王发堂于2013年2月25日向刘松借款本金5000元，2013年2月25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利息为5625元（5000元×1.5%×75个月）；李秋英辩称，上述两笔款项没有付款凭证，对借款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人王发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生前系郴州市委党校校长，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重要职位，其应对自身的行为具有认知能力，结合在此之后王发堂还多次向蒋健、刘松借款并出具借条之行为，可以认定该两笔借款已实际发生。因如果该两笔借款未实际发生，在其后的借款中应予以扣减或者在借条中予以说明、或收回该两张借条，王发堂应当明知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上述两笔借款应当予以认定，该答辩理由不予采纳；4、王发堂于2013年8月17日向蒋健借款本金200,000元。虽然蒋健、刘松提交的借条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借款金额为278,480元，但实际借款日为2013年8月17日，借款金额为200,000元。从2013年8月17日至2019年5月17日期间利息为207,000元（200,000元×1.5%×69个月）；5、王发堂于2013年8月26日向蒋健借款本金500,000元。虽然蒋健、刘松提交的借条时间为2015年8月29日，借款金额为696,200元，实际借款日期为2013年8月26日，借款金额为499,999元。蒋健、刘松主张该笔借款本金为500,000元，李秋英在诉讼中表示无异议，该笔借款本金按500,000元计算。从2013年8月26日至2019年5月26日期间利息为517,500元（500,000元×1.5%×69个月）；6、王发堂于2013年9月9日向蒋健借款本金120,000元。蒋健、刘松提交的借条时间虽为2015年9月12日，借款金额为167,088元，但实际借款日期为2013年9月9日，借款金额为120,000元。故2013年9月10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利息为122,400元（120,000元×1.5%×68个月）；7、王发堂于2015年1月13日向蒋健借款本金220,000元，2015年1月14日至2019年5月13日期间利息为171,600元（220,000元×1.5%×52个月）；8、王发堂于2016年9月20日向蒋健借款本金200,000元，从2016年9月20日至2019年5月20日期间利息为96,000元（200,000元×1.5%×32个月）。以上8笔借款本金共计1,620,000元及利息1,591,500元。王发堂已偿还600,000元，因双方未约定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王发堂已偿还的600,000元应认定为偿还利息。故李秋英应偿还蒋健、刘松借款本金1,620,000元及利息991,500元（蒋健、刘松自认利息已算至2019年5月30日，后段利息按照月息1.5%另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秋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偿还原告蒋健、刘松借款本金1,620,000元；二、被告李秋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蒋健、刘松借款利息991,500元（利息已算至2019年5月30日，后段利息按照月息1.5%另行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蒋健、刘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92元，减半收取13,84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8,846元，由被告李秋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李秋英向本院提交了一组新证据：王发堂建设银行流水，拟证明李秋英对本案这些借款不知情；2017年9月4日有16,000元转给了蒋健尾号为5468的账户，2016年8月31日给蒋健转了16,000元。 蒋健、刘松质证认为：对两笔款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李秋英的孙子在长沙读书，一直租赁蒋健、刘松的房屋，这是房租费，每年的房租是16,000元，对收到了该款项蒋健、刘松予以认可。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从打款金额、时间，租房事实及王发堂生前实际还款情况等综合来看，该两笔款项交纳房租费用的可能性极大，难以确认为归还案涉借款，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各方当事人除对一审查明的第一笔至第三笔共计38万元款项有争议外，对其它事实未提出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李秋英的承诺函是否意味着本案王发堂所借的所有款项应由李秋英来偿还；二、一审查明的第一笔至第三笔共计38万元，是否应从总借款中予以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秋英未提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承诺函时存在被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一审认定承诺函系李秋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从承诺函的内容等认定李秋英应对本案王发堂的所有借款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笔《收条》中的30万元，虽写的是投资款，但双方约定了按固定比例分红，且不承担经营风险，不符合投资的特征，实为借款。第二笔、第三笔系过年期间以现金方式出借，且金额相对不大，王发堂在后续的多次借款中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据此认定上述三笔共计38万元借款已实际发生，应当归还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秋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92元，由上诉人李秋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仲贵 审 判 员 廖志刚 审 判 员 杨爱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道勇 书 记 员 曹 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