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7民终194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国良，男，195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孔伟，乐东黎族自治县阳光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世良，男，1949年10月5日，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世志，男，1965年7月14日，汉族，住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泽芳，女，198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原审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负责人：吕东，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良，该村委会副主任。上诉人文国良因与被上诉人何世良、何世志及原审第三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物村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7民初6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国良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琼9027民初651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超越其职权。何世良、何世志一审中诉讼请求的真实意思是确认《合同书》整个内容无效，然而，一审法院却作出：后物村委会与文国良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书》，除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相关部分的约定有效外，其他部分的约定无效。二、认定事实错误。联营合作书的真实意思是文国良让与40亩土地给何世良、何世志种植，其二人每年上缴租金给文国良，一审认定为转让与事实不符。三、对法律条款理解错误，适用法律不当。2016年1月8日，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合同书》是依据1989年6月16日签订《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基础上续签的，依该合同书文国良有优先承包权，2016年1月8日订立《合同书》与何世良、何世志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也没有侵害其合法权益，其不能以种植作物就主张其占用土地的权利及侵犯其合法权益。何世良、何世志没有与后物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也没有向后物村委会缴纳租金，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四、《土地承包合同书》是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由原来《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续签合同，是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集体讨论通过办理公证合法的。何世良、何世志与该承包合同没有任何有关联，不存在优先权利，他们与文国良之间是从主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文国良的上诉请求。何世良、何世志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文国良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后物村委会述称，同意文国良的上诉意见。何世良、何世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文国良和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文国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5月16日，文国良和后物村委会签订一份《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承包后物村委会六罗坡70亩荒地。1993年6月，因文国良无力管理使用该承包地，有意将其中一部分转让给他人，经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及后物村委会三方经协商签订了《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从文国良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40亩（后经双方丈量实际面积为45亩）土地转让给何世良、何世志家种植经营，何世良、何世志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将土地租金交缴给文国良后，再由文国良缴纳给后物村委会，剩余的25亩土地由文国良承包。何世良、何世志通过转让方式承包45亩荒地后，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一直按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享有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自1999年起，何世良、何世志对承包的45亩荒地改良后，种植芒果树和龙眼树等农作物，2008年，何世良、何世志又将土地做进一步改良后，先把一部分土地改种4500株槟榔，至2013年，又将剩余的另一部分土地改种3000株槟榔，现在何世良、何世志在该地上种植的槟榔长势良好，收益较好。2016年1月8日，后物村委会在未告知何世良、何世志且原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与文国良签订了《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何世良、何世志种植槟榔的45亩土地和文国良种植槟榔的25亩土地全部续租给文国良。今年初，何世良、何世志在原合同期限即将届满需要续签合同时，才发现文国良已经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续租合同，由此，何世良、何世志与文国良发生纠纷。此后，经后物村委会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何世良、何世志以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是否有效；2.该合同是否侵犯了何世良、何世志的合法权益；3.何世良、何世志是否具有主张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中，根据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及后物村委会三方经协商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从文国良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40亩（后经双方丈量实际面积为45亩）土地转让给何世良、何世志家种植经营，何世良、何世志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将土地租金交缴给文国良后，再由文国良缴纳给后物村委会，剩余的25亩土地由文国良承包。何世良、何世志通过转让方式承包45亩荒地后，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一直按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享有相关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而根据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第四条第5项约定，承包期满后，土地归甲方（村委会），但甲方允许乙方（文国良）将能收获的作物收获完，如作物尚未能收获甲方应给予延长收获期，但延长期限最久不能超过半年，如逾期则当违约论处，如果甲方不同意延长作物收获期则乙方可将作物折价交归甲方管理，如甲方不同意管理，乙方有权按合同继续承包。第四条第6项约定，承包期满后，如甲方再发包，在同等的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包权，合同重新订立。根据上述《联营合作合同书》和《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的约定，何世良、何世志、文国良及后物村委会的意思表示明确，即何世良、何世志自受让取得承包后物村委会45亩土地后，原承包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何世良、何世志受让土地之日起，何世良、何世志已经成为《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与文国良一起平等的享有该合同约定的相关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据此，在承包期限届满后，何世良、何世志应享有《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中第四条第5、6项约定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2016年1月8日，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在未告知何世良、何世志，在何世良、何世志未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了《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将何世良、何世志有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的45亩土地与文国良承包的25亩土地一并续包给文国良，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何世良、何世志利益。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约定以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关侵犯何世良、何世志的合法权益部分的约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后物村委会将何世良、何世志种植槟榔树的45亩土地和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一并发包给文国良，根据《承包土地种植橡胶合同书》约定，对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文国良享有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因此，后物村委会将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发包给文国良并没有侵犯何世良、何世志的合法权益，该合同对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部分的约定仍然有效。根据上述事实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对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相关部分的权利义务的约定有效外，其他约定均为无效。何世良、何世志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何世良、何世志能否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对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能否以诉讼的方式要求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要具体分析，只有与无效合同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1）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其必须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因此，第三人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特别是原告资格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19条是起诉实质要件的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是对行使起诉权人的资格要求，也是提起诉讼的人能够成为何世良、何世志的条件。（2）所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身的财产权、人身权或其他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是与他人直接发生了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原告因此而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保护。这在民事诉讼理论上称之为诉的利益，确定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只有在原告有法律上利益时才可提起。（3）直接利害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冲突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它只能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已然状态，不可能是将来发生的或然状态。如果原告的合法权益未曾受到侵害，或者他与别人不存在民事权利义务上的争议，就不能也无需提起诉讼；如果其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或者只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而构不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能作为原告起诉。（4）基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第三人要提起诉讼确认合同无效，其必符合原告的条件，如果合同与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既使该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他也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当无效合同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或者害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否则，法院不应受理第三人的起诉。本案中，何世良、何世志自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在该地上进行了农业生产，现该地上的部分槟榔树属于丰产期，部分属于试产期，如果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有效，则何世良、何世志应退出土地并清除地上的槟榔树，势必给何世良、何世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同时，该合同的签订也剥夺了何世良、何世志的继续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据此，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严重地侵害了何世良、何世志的合法利益，何世良、何世志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实质要件，且与本案在法律是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何世良、何世志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后物村委会与文国良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部分的约定有效外，其他有关侵犯何世良、何世志的合法利益部分约定无效。后物村委会应与何世良、何世志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将何世良、何世志种植槟榔树的45亩土地发包给何世良、何世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后物村民委员会与文国良于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除与文国良种植槟榔树的25亩土地相关部分的约定有效外，其他部分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文国良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从文国良承包的70亩土地中划40亩土地转让给何世良、何世志家种植经营”不予确认，双方应为转包法律关系，理由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何世良、何世志作为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何世良、何世志与文国良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承包的土地是转让还是转包的法律关系；三、文国良2016年与后物村委会签订《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涉及承包45亩土地的那部分协议是否属于无效。关于何世良、何世志作为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权利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其民事权益，此为当事人的诉权，即请求国家审判机关对其权利进行救济的程序性权利。法律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也限定了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范围和程序。在具体的诉讼中，原告应该是适格的当事人，即必须为诉讼请求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本案中何世良、何世志与文国良签订《联营合作合同书》后，取得案涉4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而2016年1月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中也包含了何世良、何世志承包的土地，合同截止期限由原来的2019年5月30日变更至2046年1月30日。现何世良、何世志以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侵害其承包经营优先权，属于恶意串通，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何世良、何世志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他人合同的侵害而作为原告请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定，故何世良、何世志作为原告主体适格。关于何世良、何世志与文国良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书》约定承包的土地是转让还是转包的法律关系问题。本院认为，判断当事人真实的法律关系，不能只根据文字意思去认定，还应当结合合同签订目的和履行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情况来判断，尤其是容易混淆的农村土地承包的转让和转包法律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的转包和转让法律关系的区别有以下方面：一、流转的决定权不同。转包是在不变更原承包人与村里承包合同的基础上，承包人把自己承包的土地再转包给第三人，由承包方自主决定，不必经发包人同意。而转让则应当经发包人同意，未经发包人同意转让无效。二、法律后果不同。转包的原承包人与发包人的承包关系不变，转包期限届满后，原承包人仍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转让则不同，转让后原承包人在该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终止，由受让人与发包人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从转让之日起原承包人不再享有该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文国良与何世良、何世志在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书》中约定“转让四十亩”土地，合同虽然有“转让”的文样，但同时又约定何世良、何世志向文国良缴纳租金，如果双方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思，应当是约定何世良、何世志向村委会缴纳租金，因此合同约定内容存在矛盾，并不能得出双方系为土地转让的结论。而从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首先，何世良、何世志并未与后物村委会签订新的承包合同，后物村委会也不认可将土地发包给何世良、何世志；其次，何世良、何世志支付土地租金的对象是文国良而非后物村委会，文国良则是将全部70亩土地的承包金直接支付给后物村委会。以上情况表明文国良在将案涉45亩土地发包给何世良、何世志后，其与后物村委会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仍然保留不变，也就是说其并没有退出与后物村委会对案涉45土地的承包关系，而何世良、何世志亦没有直接与后物村委会直接发生承包关系，故案涉《联营合作合同书》虽然约定“转让”字样，但双方实际是按转包的法律关系履行，故该合同应是转包合同法律关系。一审认定《联营合作合同书》是土地转让合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文国良2016年与后物村委会签订《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涉及承包45亩土地的那部分协议是否属于无效问题。合同严重欠缺有效要件，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而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法律效果，即为合同无效。由于合同效力对交易的稳定性有重大影响，因此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本案中，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后物村委会将70亩土地发包给文国良，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经过法律要求的民主议定程序和镇政府批准等法定程序，并无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事由，应为有效合同。由于整个合同有效，故后物村委会发包给文国良的案涉45亩土地那部分协议亦应当有效。何世良、何世志称其已受让70亩土地中的45亩土地，故文国良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与后物村委会签订《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属恶意串通，侵犯其承包经营优先权，应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由于何世良、何世志与文国良之间是土地转包关系，其仅与文国良存在承包关系，与后物村委会并不存在直接的土地承包关系，而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仍保留着承包关系。2016年文国良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与后物村委会签订新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文国良继续承包原先的70亩土地，即文国良继续享有对7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不影响文国良作为发包人与何世良、何世志签订的《联营合作合同书》效力和按约定继续履行，也就是说何世良、何世志依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因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签订新的合同而受到侵害。何世良、何世志主张文国良与后物村委会2016年签订的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承包经营优先权，是基于其与文国良之间是承包土地转让法律关系的基础事实而享有优先承包经营权，但该事实并不存在，故其不应享有优先承包经营权；相反，由于文国良之前与后物村委会一直保留着70亩土地原合同承包关系，合同到期后优先承包权应属文国良，故何世良、何世志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请求确认案涉《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部分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侵犯何世良、何世志对45亩土地继续和优先承包经营权而认定该合同部分无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文国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2019）琼9027民初65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世良、何世志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世良、何世志负担，文国良预缴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昌恩审 判 员 王天琳审 判 员 沈美萍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陶月月书 记 员 王慧琳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共印1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