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8民终9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化县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吴升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德，开化县浩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詹有元，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德兴，开化县钱江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原告：余素远，女，197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德兴，开化县钱江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余献平，男，196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上诉人开化县升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詹有元以及原审原告余素远、原审被告余献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4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疑难复杂，本案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升龙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发回重审；上诉人不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2013年1月10日上诉人同意为余献平向詹有元借款35万元提供担保，并在借条上签字盖章，但一审中詹有元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笔借款已实际交付，故借款合同未生效。2.从一审中詹有元和余献平的陈述看，双方均确认先有借款合同，再由上诉人提供担保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前述借条项下的借款已于2013年1月4日交付错误。3.即使前述借条项下的借款已于2013年1月4日交付，但该笔借款余献平于2015年1月2日至4日向其妻子柴跃英借款5万元、向小姨子借款25万元、向朋友借款5万元，共35万元归还余素远用于建行还贷，一审中余献平对该事实做出了明确的陈述，上诉人担保的债权已消灭。一审判决以上述三笔款项直接汇入余素远账户为由认定该三笔款项系余素远所借，违背常理，不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法院专审担保合同，而不审借款合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4日向农行贷款35万元，但未出示相关证据，均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中余献平陈述2015年1月2日至4日还建行贷款是其向妻子、小姨子等人借款归还，余素远的还贷银行卡由其保管便于还贷；余素远在2018年12月3日和2019年5月29日的庭审中陈述，是其向程某某借款归还该笔银行贷款，之前从未提及是其向余献平妻子、小姨子等人借款归还。以上陈述均构成自认，一审判决未按证据规则认定相关事实，明显适用法律不当。 詹有元、余素远辩称，2013年1月4日交付的35万元与2013年1月10日的借条是同一笔借款。詹有元的建行贷款到期后，也是詹有元向他人借款归还并转贷，对此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献平未提出意见。 詹有元、余素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献平返还借款3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8年1月21日开始按建行贷款利率计算）；升龙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的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余献平、升龙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詹有元、余素远系夫妻关系，余素远系余献平侄女，余献平与升龙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余素远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35万元，于2013年1月4日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支付给余献平。2013年1月10日，余献平向詹有元出具手写“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詹有元人民币35万元整，利息詹有元建行贷款利息由余献平每月按时归还，担保人同意担保至该笔借款还清。余献平在该借条中的“具借人”栏中签字，升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升龙在该借条中“担保人”栏中签名，并加盖升龙公司公章。余素远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到期后，余素远账户内有2235.22元存款，2015年1月2日，案外人柴芸英将20万元分二笔汇入余素远账户内，2015年1月3日，案外人柴芸英将5.005万元汇入余素远账户内，2015年1月4日，案外人徐兰花将49999元现金存入余素远账户内，同日案外人柴跃英将49999元汇入余素远账户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将上述款项作为余素远的贷款本息予以收回。2015年2月2日，余素远以购买打印复印机等物品为由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申请贷款35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余素远的贷款信息输入贷款系统，2015年2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与余素远作为借款人、詹有元作为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以詹有元、余素远所有的房屋作为抵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借款35万元。余素远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将贷款35万元以支付打印复印机等货款为由支付给余献平。余献平收到该款项后于2015年2月7日转账给案外人柴耀亮，案外人柴耀亮于2015年2月8日将49999元支付给案外人徐兰花，于2015年2月16日将25.10万元支付给柴芸英，于2015年2月17日将5万元支付给柴跃英。2016年2月2日，余素远向案外人程东九出具借条借款35万元，并以该“借条”作为贷款依据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35万元，重新归还给案外人程东九。2017年2月4日，案外人汪华汇入余素远农行账户30万元，同日，余素远农行账户通过柜台分两笔现存5.10万元，加上该账户中余额，还清了余素远拖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本息350659.75元。詹有元、余素远在起诉状及庭审中，均自认其提交的银行明细中的每月现金存入1600至2500元均为余献平存入，用于支付余素远银行贷款利息。詹有元、余素远为此案于2018年6月6日起诉，于2018年8月30日撤回起诉。补充了相应的证据后，于2018年11月14日再次向法院起诉，在审理过程中，升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升龙以涉嫌虚假诉讼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裁定驳回詹有元、余素远起诉，并将该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2018年12月26日，开化县公安局作出开公（华）不立字〔2018〕500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詹有元、余素远于2019年4月3日再次起诉，因未预交诉讼费，法院于2019年4月17日裁定按撤回起诉处理。 一审判决认为，此案争议焦点为：1.詹有元、余素远与余献平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问题；2.升龙公司为余献平向詹有元、余素远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否有效问题；3.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借款有无清偿问题。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评判如下：1.关于詹有元、余素远与余献平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余献平向詹有元出具“借条”，是余献平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借条”所载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借款合同已经成立；第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詹有元、余素远系夫妻关系，詹有元指示余素远将借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交付给余献平，并无不当，该交付行为应当认定为一个合法有效的交付，故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款合同应当认定已经生效；第三，借款合同是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合同，无论是先交付借款后出具借条，还是先出具借条后交付借款，均不影响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升龙公司辩称2013年1月4日余素远交付给余献平35万元，与2013年1月10日余献平向詹有元出具“借条”，系两笔不同借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第四，詹有元、余素远虽然从金融机构套取贷款，再转借给余献平，但是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考虑到案件实际情况，故詹有元与余献平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有效的借款合同；第五，借款合同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余素远虽然向余献平提供借款，但是该借款的交付系受詹有元的指示所进行的，故，余素远并未与余献平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2.升龙公司为余献平向詹有元、余素远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否有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可以作保证人。升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升龙在余献平向詹有元出具的“借条”中的保证人栏中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的保证；第二，庭审中，余献平及升龙公司均承认该借款用之于当时余献平与升龙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虽然詹有元未举证升龙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提供保证的决议，但是升龙公司未以此进行抗辩，且依据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升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庭审中，升龙公司承认为案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效力，故应当认定该保证系合法有效的保证；第三，案涉“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期限，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詹有元可以随时向余献平主张，案涉“借条”对借款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从该案中詹有元的起诉状所述，系余献平未支付2018年1月21日之后的利息导致的诉讼，且在“借条”中载明担保人同意担保至该笔借款还清的内容，故，詹有元主张升龙公司承担保证的担保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间；3.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借款有无清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一，2013年1月4日，詹有元指示余素远将借款交付给余献平后，余献平基本上每月按时支付银行到期贷款利息，2015年1月2日至4日，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将共计35.0048万元直接汇入余素远的账户内归还了余素远所欠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到期贷款本息，余素远主张由其向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借款，从余素远提交的银行明细中可以证明余素远直接与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借款，予以采信。升龙公司辩称该款由余献平向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借款，用于清偿所欠詹有元的借款的辩解，未向法院举证相应依据，且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并未将相关款项汇入余献平的账户，然后由余献平归还给詹有元，故升龙限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第二，2015年2月4日，余素远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申请贷款35万元，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将贷款支付给余献平，余献平将该款项交付给案外人柴耀亮，由案外人柴耀亮将35万元按照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交付给余素远的金额分别支付给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符合余素远与案外人柴芸英、徐兰花、柴跃英之间借贷关系的特征，故该次借款还款行为不能够消灭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三，2016年2月2日，由余素远向案外人程东九借款35万元用于归还余素远所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的贷款，余素远重新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35万元用于归还案外人程东九，故该次借款还款行为不能够消灭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贷关系；第四，余献平在2018年8月24日庭审中陈述该笔借款系余献平向案外人程东九借款归还余素远，与余素远举证的由其直接向案外人程东九出具的“借条”相互矛盾，然该“借条”系余素远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档案中提取，系客观存在的证据，应采信该次款项由余素远向程东九借款的事实，故该次借款还款行为同样不能够消灭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五，2017年2月4日，案外人汪华转账30万元给余素远，加上余素远自有的5万余元，清偿了余素远拖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的贷款，该次借款还款行为符合余素远向案外人汪华借款的特征，没有证据证明余献平清偿了该次余素远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的贷款，故，该次借款还款行为同样不能够消灭升龙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贷关系。 综上所述，詹有元诉请余献平返还借款本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詹有元诉请余献平按照该笔借款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行贷款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现因该贷款已经还清，且建行利率不是一个明确的利率，该项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确定詹有元与余献平之间的借款利率；余素远不是余献平出具“借条”中的出借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特征，余素远诉请余献平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及要求升龙公司承担保证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詹有元诉请升龙公司对余献平的借款本息承担保证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余献平返还詹有元借款本金35万元并支付利息（计息方法：从2018年1月2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升龙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保证连带责任；二、驳回詹有元、余素远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00元，减半收取3550元，由詹有元、余素远负担163元，余献平、升龙公司负担3387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其公司章程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其公司股权结构。詹有元、余素远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且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本院审查认为，该公司章程不影响案涉保证合同效力，故不予认定。其他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借条写明讼争借款来源于建行贷款，詹有元、余素远实际交付给余献平的35万元借款也确实来源于建行贷款，故借条出具时间与款项交付时间相差几日，不足以否认案涉借条项下的借款已实际交付。其次，经查，余献平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2015年1月初，因为余素远的建行贷款要到期了，当时其妻子柴跃英有5万元钱，故其又向小姨子柴芸英借了25万元，向朋友妻子徐兰花借了5万元，又因为余素远还建行贷款的银行卡由其保管，其就让三人把款项打到该还贷的银行卡上，用以上借款还清了余素远的建行贷款。该陈述与其和柴跃英、柴芸英、徐兰花的身份关系相符，也与案涉借条载明“建行贷款利息由余献平每月按时归还”以及实际上该笔建行贷款利息由余献平归还相符，应予采信。相反，詹有元、余素远陈述，余献平确实曾向上述三人借款，但因为余献平的信用不好，该三人不同意出借，只同意借给余素远，故三笔借款实际借款人是余素远，该陈述与前述三人和余献平的身份关系以及该借款仅用于银行转贷不相符，不合常理，难以采信。故应认定2015年1月4日归还建行的35万元款项系余献平从他人处借款汇入余素远账户，即案涉借条项下的借款余献平已归还，上诉人的保证责任消灭。至于之后詹有元、余素远再次从其他金融机构贷款35万元出借给余献平，系新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应另行处理。 综上，升龙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4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詹有元、余素远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100元，减半收取3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均由詹有元、余素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顺增 审判员  王琳琳 审判员  舒红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倪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