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374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马学鹏，男，1985年04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锤，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景涛，男，1986年0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景明，男，1987年09月0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丽平，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学鹏因与被上诉人张景涛、张景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6730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马学鹏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粵0304民初3673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二支付货款365030元整及利息（利息应当以本金36503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23日计至实际履行债务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查明认可双方货物买卖合同基础关系，但案件查明事实不清，对货款金额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导致了案件查明事实与基础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据此主观臆断作出的部分判决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部分撤销并改判，具体如下：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18.3万元债务未提交相应的欠条或书面协议予以证明，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仅有部分载明2013年的送货时间和收货人为张景明的员工王家辉，而一审两被告已经分别于2013年及2017年对货款作出结算，因此推定上诉人主张的18.3万元债务已经涵盖在两被告的欠条载明的货款内。这是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推定，该主观推定与案件基础事实严重不符，与本案在案证据完全相冲突。1、一审主观臆断推定送货单部分18.3万元已经涵盖在结算成欠条部分，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与基础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主张的货款总共由结算和未结算的两部分构成，一是已经双方对账结算并出具欠条部分即新账；二是双方尚未结算成欠条，由送货单部分即老账。两部分合计金额共计435030元整。其中结算成欠条金额25.5万元，未结算的送货单金额180030元。双方对账结算成欠条部分如下：2013年6月28日6万元、2017年8月18日7万元;2017年9月23日12.5万元，欠条合计金额25.5万元。一审法官主观臆断的18.3万元，其实指的是未结算的送货单部分金额，但该金额不是18.3万元，准确数额是180030元。这部分属于双方未对账形成欠条的金额，与结算形成欠条的部分根本不重合，而且金额也完全对不上。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也不符合华强北电子档口的商业通常惯例，档口以送货单作为签收证明，双方对账结算成欠条的必须要回该部分送货单，不可能既结算又不收回签字的送货单，现送货单原件在上诉人手里，足以证明该部分货物双方并未结算的事实。2、一审法院主观臆断的事实认定与在案证据存在原则性冲突，在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拖欠货款总金额30多万的基础上，仍主观臆断不符合证据规则。针对未对账形成欠条的金额180030元部分货款，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张景明员工王家辉签收的送货单、与张景明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与王家辉的通话录音等作为证据，已经完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已经具备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与证据优势，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尚未结算及支付送货单所述货款180030元的基础事实。一审庭审被上诉人也认可王家辉是其员工，在一审判决也予以查明确认，而根据送货单的记载“2018”档口也是张景明在经营，所以双方的该部分的货物买卖基础关系依法成立。而送货单上明细记载手机零配件的型号、数量、金额等具体信息，王家辉予以圈点确认，签收，事实上已无争议。而该部分属于老账，在上诉人与张景明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即证据6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老账还有18万，这新的还有12万多”，张景明也予以认可。与王家辉的通话录音也清晰的显示出，张景明拖欠货物30多万的基础事实。在有一系列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拖欠货款30多万的情形下，而被上诉人二并未举证已经部分还款的基础上，上诉人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并有证据优势，足以证明上诉人的诉请金额符合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二并无任何提供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上述送货单的货款180030元的基础事实，也无证据证明结算欠条就是对上述送货单的结算，一审法院仍采纳其结算狡辩，显失公平。本案一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两被上诉人拖欠货款共计435030元整，已经穷尽了一切举证能力，上诉人就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生效提供了送货单、欠条，欠条也列明拖欠货款等字样，证明了双方的货物买卖合同基础关系，送货单、微信、录音资料也证明了被上诉人二承认拖欠货款30多万的基础事实。反观被上诉人二并无任何证据证明欠条就是对上述送货单的结算，也无法说明结算后为何仍由上诉人持有上述送货单原件等，也无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付清上述送货单所述金额18003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等规定，上诉人已经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脱离在案证据，而凭主观臆断，显失公平公正，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批发单个手机零配件赚取的利润都是以角、以分为单位，与两被上诉人的43万多的货款往来赚取的可预期毛利润不外区区的几万块，至今利润分文未见，40多万货款全部陷入，而一审法院连货款数额都可以凭主观臆断。综上，一审法院对货款金额认定严重错误，案件查明事实与基础事实严重不符，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被上诉人张景涛、张景明对上诉人马学鹏答辩称：一审事实查明清楚，对上诉人所欠货款认定正确，本案双方确认的欠条有明确所欠货款的金额，上诉人主张的新账和老账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不符合商业习惯和生活常理，至于上诉人提到的写欠条的收回送货单，不写欠条就不用收回送货单的商业通过惯例，二被上诉人从未听说过，更不符合常理，送货单只能证明送货的情况，不能证明尚欠货款的金额，只有欠条能够明确双方所欠货款的具体金额，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的老账还有18万，新账还有12万多，这个时间是在2016年8月25日，而被上诉人张景明于2017年9月23日出具了欠条，明确截止2017年9月23日共计欠上诉人货款125000元整，因此应以2017年9月23日出具的欠条为准。另对王家辉的通过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再者其作为公司员工只能对收货情况知情，对货款的情况是不知情的，通过录音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签上诉人货款的金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货款承担举证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马学鹏一审的诉讼请求为：1、张景涛、张景明共同偿还马学鹏借款435030元；2、张景涛、张景明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本息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26101.8元（暂计2017年8月18日至2018年8月17日）；3、本案诉讼费、担保费由张景涛、张景明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马学鹏与张景明、张景涛从事手机配件生意，张景明、张景涛从马学鹏处零散采购手机配件。马学鹏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提交张景明分别于2013年6月28日、2017年9月23日向马学鹏出具的欠条，其中2013年6月28日欠条内容为，截止6月28日张景明总欠马学鹏配件6万元整。另外2017年9月23日欠条内容为，截止2017年9月23日总欠马学鹏包装配件货款12.5万元整。张景明在两份欠条上均签字确认。张景明称12.5万元的欠条确认的债务已经涵盖其本人6万元欠条的债务，6万元欠条已经作废。本庭询问张景明为何未向马学鹏取回该6万元欠条，张景明并未明确答复法庭。另查，马学鹏向法庭提交了张景涛于2017年8月18日向马学鹏出具的欠条，内容为张景涛欠马学鹏货款7万元。张景涛对此予以确认，主张于2018年3月26日前已经向马学鹏偿还1.1万元，马学鹏予以认可。马学鹏称张景明、张景涛除了上述货款未支付之外，还欠马学鹏货款18.3万元，为此向法庭提交了送货单，经审查，该送货单并无张景明、张景涛的签字，部分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时间为2013年，部分送货单上签名人为王家辉，经张景明确认，王家辉系张景明聘用的员工。原审法院认为，马学鹏向张景明、张景涛提供货物，张景明、张景涛据此向马学鹏出具欠条及送货单，双方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马学鹏主张张景明、张景涛共欠马学鹏货款435030元，为此提交了送货单及三份欠条作为证据。经核查，三份欠条为张景明、张景涛分别向马学鹏出具，其中张景明出具的欠条载明金额合计18.5万元（12.5万+6万），张景涛出具的欠条载明金额为7万元。张景明辩称12.5万欠条的结算涵盖了2013年出借的6万元债务，2013年的欠条已经无效。但张景明出具新的欠条的同时却并未要求马学鹏返还旧欠条，不符合商业习惯和生活常理，原审法院对张景明的抗辩不予采信。张景涛主张已经于2018年3月26日前偿还货款1.1万元，其还应当返还马学鹏货款5.9万元。关于货款的利息，马学鹏申请按照年利率6%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调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予以计算。关于马学鹏主张张景明、张景涛尚欠其他债务18.3万元，马学鹏并未提交相应的欠条或书面协议予以证明，其提交的送货单仅有部分载明2013年的送货时间和收货人为张景明的员工王家辉，而张景明、张景涛已经分别于2013年及2017年对货款作出结算，因此可以推定马学鹏主张的18.3万元债务已经涵盖在张景明、张景涛的欠条载明的货款内，原审法院对马学鹏的该笔货款主张不予采信。此外，马学鹏主张张景明、张景涛对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张景涛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学鹏支付货款5.9万元及利息（利息应当以本金5.9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8年3月26日计至被告实际履行债务之日止，分期履行的，相应部分的利息计至每期履行之日止）；二、张景明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学鹏支付货款18.5万元及利息（利息应当以本金18.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9月23日计至实际履行债务之日止）；三、驳回马学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217元（已由马学鹏预交），由马学鹏负担3944元，由张景明负担3286元，由张景涛负担987元。保全费2826元由张景明、张景涛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二审提交了送货单统计表以及录音资料整理文档。被上诉人对均三性不予确认，主张送货单统计表不能证明尚欠货款数额，录音资料不能确定对方的身份。上诉人称被上诉人2013年10月之后就没有对之前欠款付款，2014到2016年双方仍有合作，但支付的都是当年的钱。对于2013年货款为何一直不对账原因，上诉人称张景明在山东出了事，联系不到张景明。送货单是员工王家辉签的，2017年对账时暂时对不清楚，王家辉那时应该是离职了。张景明称其被捕之后一个礼拜就取保候审了，不存在联系不上。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对账的金额是否包括了上诉人所称的2013年的尚欠货款。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身主张的事实应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上诉人提交了有部分签名的送货单和双方对账单，主张双方对账之后就收走送货单，上诉人持有的部分送货单尚没有结算。本院认为，从双方结算欠条的内容来看，载明的是截止2017年9月23日，总欠货款的数额，并没有特别指出2013年的货款没有计算在内，从文意看应是包括了所有未结账款。其次，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结算后就收走送货单的交易习惯，但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再次，双方即便存在2013年货款没有对账，上诉人自认在2014年到2016年仍存合作，不存在上诉人所述联系不上被上诉人的情况。最后，虽然上诉人提交了电话录音，但该对话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录音中对话人的身份，录音内容也无法直接确认款项尚未支付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和张景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虽然提及了18万老账，但双方已经在2017年对账，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老账没有纳入双方结算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人民币3901元，由上诉人马学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雅媛审判员  伍 芹审判员  陈 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李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