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102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阎建岫，男，195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莉华，女，194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李沧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松，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莉青，女，196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建岫（闫莉青哥哥），住青岛市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青岛市殡仪馆），住所地青岛市重庆南路**。 法定代表人：张永彩，职务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强，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飞，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莉华、闫莉青、阎建岫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青岛市殡仪馆）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0203民初4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阎建岫（闫莉青代理人）、闫莉华及二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松，被上诉人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青岛市殡仪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强、孙晓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莉华、闫莉青、阎建岫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且客观上未能履行保管义务。经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被上诉人自认可知，案外人阎国岫在未办理手续的情况下将胡玉英的骨灰取走，被上诉人未尽到严格审查的审慎义务，存在主观上的过失。同时，被上诉人允许案外人阎国岫持旧证取走骨灰，该行为违反《殡葬管理条例》及其所承诺的操作流程，由此导致上诉人无法领取骨灰进行祭奠，为其造成物质和精神的严重损害。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以上诉人阎建岫未能举证证明其补办新证后旧证作废的事实为由，认定其主张不成立，此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该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同时，三上诉人依主审法官的要求积极寻找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但该法官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便收到一审判决书，有失公平。 青岛市殡葬事业服务中心辩称，1.胡玉英骨灰并未遗失，而是由逝者其他子女领取并妥善安葬，答辩人主观及客观均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阎国岫购置墓地将胡玉英夫妻二人合葬，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已经安葬的骨灰不能再取出，且在墓地安葬比骨灰寄存在答辩人处更能表达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骨灰属于特定的物，对此我国法律未给予明确的规定，按照通常标准的道德观念，任何逝者的直系亲属都有权利对逝者骨灰进行更为妥善的处理，胡玉英的骨灰并没有遗失，而是安葬于子女购买的墓地，被答辩人所述严重失实。逝者胡玉英的子女有权且已经对逝者的骨灰进行了更为妥善的处置，答辩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且骨灰并未遗失，未造成损害后果，答辩人也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因此，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侵权或赔偿责任。2.答辩人已完全履行了保管义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阎国岫的笔录可见，条码为10110536的骨灰安放证并未遗失，而是因为被答辩人与阎国岫的家庭内部矛盾导致旧证转移至阎国岫手中，被答辩人阎建岫隐瞒上述事实，谎称“因本人保管不慎将骨灰安放证丢失”方能办理了条形码为10118351的骨灰安放证。《骨灰安放证》是依据申请人的申请发放，一般是由申请人代表所有近亲属申请并持有。骨灰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的申请人移居国外、迁至外地、有的申请人不配合其他近亲属的祭祀、有的申请人死亡或安放证遗失等诸多情况时常发生，因此为避免导致近亲属无法祭奠逝者，申请人往往要求补办《骨灰安放证》，考虑到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且经常发生，为方便近亲属祭奠，答辩人均予以补办新的《骨灰安放证》，这就可能出现一个逝者有多个《骨灰安放证》。内容相同的《骨灰安放证》均是有效证件。阎国岫是逝者胡玉英的亲生子女，其持证前来要求祭奠，答辩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3.本案的根源是家庭内部纠纷，应回归至其家庭内部解决，而不应追究答辩人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阎建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骨灰盒损失238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阎建岫、原告闫莉华、原告闫莉青系逝者胡玉英的子女。胡玉英于2017年1月10日病逝后，原告阎建岫作为胡玉英子女的代表在被告处办理了骨灰存放手续，将胡玉英的骨灰存放于被告处（安祥楼C层H区8857号），取得了条码为10118351的骨灰寄存证书。2019年1月4日，三原告到被告处祭祀时发现胡玉英的骨灰遗失。三原告认为，被告所保管的骨灰对三原告而言，是祭奠已故亲人的特殊载体，具有精神寄托、情感安慰的特定价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胡玉英骨灰的丢失，给三原告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精神痛苦，已构成对其享有的对已逝亲人寄托哀思这一特殊人格利益的损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对其造成的精神损害予以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逝者胡玉英共育有子女六人，除原告三人外还有阎莉芳（已于2018年12月17日去世）、阎莉蓉、阎国岫三子女，2017年1月10日胡玉英去世后，阎建岫作为长子代表胡玉英的亲属在被告处办理了骨灰存放手续，并将胡玉英的骨灰存放于被告处（安祥楼C层H区8857号），同时取得了条码为10110536的骨灰安放证，安放期限为2017年1月10日至2020年1月10日。而后，阎建岫主张因骨灰安放证丢失，又于2018年1月3日到被告处补办了骨灰安放证（有手写“补证”二字，条码为10118351）。原告主张2019年1月4日，三原告到被告处祭祀时发现胡玉英的骨灰遗失。原告要求按照侵权纠纷处理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按侵权纠纷处理，三原告有权提起诉讼。根据阎建岫（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的骨灰寄存自愿选择协议书约定，乙方来馆祭奠、迁出必须持《骨灰安放证》，严禁无证将骨灰带出室外。胡玉英之子阎国岫持骨灰安放证（条码为10110536）从被告处取走了胡玉英的骨灰，阎国岫将该骨灰安放证留在被告处，被告系履行了骨灰寄存自愿选择协议书的约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阎建岫补办新的骨灰安放证（有手写“补证”二字，条码为10118351）后先前办理的骨灰安放证（条码为10110536）作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实际使用了骨灰安放证上的条码。被告表示新骨灰安放证与旧骨灰安放证具有相同效力，骨灰安放证上的条码并未实际使用。原告应当对其未能举证承担后果。经一审法院询问阎国岫，其表示其持骨灰安放证（条码为10110536）将母亲胡玉英的骨灰和父亲的骨灰一同从被告处取出，并购买墓地将二老合葬，故胡玉英的骨灰并未遗失。被告依据协议履行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客观上未造成骨灰盒遗失的损害后果。因此，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骨灰盒损失2380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驳回阎建岫、闫莉华、闫莉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0元（原告已交纳），由阎建岫、闫莉华、闫莉青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视频一段（名称：20190725_114718），照片一张（名称：一盒一证照片）。证明事项：1.被上诉人通过在其营业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告知社会公众，一盒一证，对于未办迁盒手续而将骨灰取走下葬者，将通过媒体曝光及诉讼方式追究责任。2.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接受上诉人咨询时明确答复：一盒一证，一盒双证属于违反规定行为，并且被上诉人系统只允许办理一盒一证件。如果存放证丢失之后办理新证的话，每个存放证都有特定的条形码和二维码信息，在系统录入新的存放证信息后，之前办理存放证作废。柜台办理业务时会对存放证条形码识别，补办新证之后，旧证所具有识别作用的条形码和二维码作废。该机构实行一盒一证管理不存在双证有效的情况（包括补办的存放证）。证据二：视频一段（名称：WeChat_20190727144754），照片一张（名称：微信图片_20190730120557），合同一份。证明事项：被上诉人通过在其营业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告知社会公众，领取骨灰必须由申办人持身份证到场办理，申办人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持申办人的授权委托书。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接受上诉人咨询时明确答复，领取骨灰必须申办人持身份证到场办理。证据三：通话录音一段（名称：1565074225287_96444_out），截屏一幅（名称：联通公司、通话截图1）。证明事项：2019年8月6日，上诉人阎建岫致电被上诉人服务热线96444,咨询是否可以办理骨灰盒的一盒双证事宜，被上诉人的客服代表明确表示补办新证后旧证作废，不存在一盒双证的问题。被上诉人针对以上证据发表综合质证意见: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外人阎国岫是在2018年11月11日取走骨灰，发生这件事情后，由于引发了争议，所以被上诉人非常重视，自行进行了管理制度方面的完善，但现在执行的制度与2018年11月11日当时的制度是不一样的。2.虽然被上诉人一直都要求领取骨灰进行其他安置的必须办理相关手续，但事实上，很多逝者的亲属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都是直接拿着自己亲属的骨灰盒就走了。为了进一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被上诉人才刊登了祭扫公告，要求必须办理迁盒手续才可以将骨灰盒取走下葬。但在实践中效果不明显，因为迁盒手续需要有一系列的填表、签字、退补费用的手续，逝者的亲属不愿意配合。3.对上诉人提交的三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被上诉人认为证据的来源非法取得的，与本案案发时的事实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过往的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主要为自己单方制作的视频、录音等视听资料，证明效力均较低，无法证实阎建岫与被上诉人签订骨灰寄存自愿选择协议书时已经存在上诉人主张的管理制度。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胡玉英骨灰遗失造成的损失。本院认为，作为损害赔偿纠纷，应当具备侵害行为、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侵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基本法律要件。本案中，根据阎建岫（乙方）与被上诉人（甲方）签订的骨灰寄存自愿选择协议书约定，乙方来馆祭奠、迁出必须持《骨灰安放证》，严禁无证将骨灰带出室外。阎建岫在本院二审期间称将办理的骨灰安放证放在胡玉英原住所的厨房壁橱中，后发现丢失补办了新证。其并无证据证明原来办理的骨灰安放证已经作废。且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胡玉英的骨灰系由阎国岫持骨灰安放证（条码为10110536）和父亲的骨灰一同从被上诉人处取出，并购买墓地将二老合葬。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主观过失造成胡玉英骨灰遗失的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闫莉华、闫莉青、阎建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0元，由上诉人阎建岫、闫莉华、闫莉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牛珍平 审判员 袁金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王小梅 书记员侯钰 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