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502民初4100号 原告：叶桂琴，女，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南和城******，****。 法定代表人：冯再新，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锋，浙江浙联（萧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叶桂琴与被告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9年3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自愿选择诉前纠纷化解机制，后因诉前调解未成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邢永华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叶桂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天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桂琴起诉称：2010年4月28日，被告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一份，并由原告叶桂琴总计提供树苗628006元，已经支付了328006元，仍余30万元未支付，余款多次催讨未果。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立即支付树苗款3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2月4日起按月利息1%计算，实际利息按结清之日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天开公司答辩称：第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真实发生，被告无需承担付款义务。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树苗买卖合同，更未收到过原告提供的树苗，也未向原告支付过树苗款，被告在涉案工程中总共仅使用了不超过20万元的苗木，与原告所称60余万元苗木供应量存在巨大出入。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第三条约定“盈亏自负”，该项目部作为内部承包人独立经营，且该项目部负责人金惠明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苗木买卖合同或支付过任何苗木款，原告赖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树苗清单、欠条、收条等的落款人均系不明身份的陈安平等人签署，落款的印章也系虚假，故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赖以交易的信赖基础也并非来源于被告，原告所认为的交易对方也并非被告。第二，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存在的陈安平、杨伟锋、俞建良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加盖的印章也并非被告持有的真实合法印章，被告从未刻制或使用过任何项目部专用章。第三，在合同相对方并非被告的基础上，即使存在苗木买卖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被告亦无需承担付款义务，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中已经对该案外人的印章内容和使用范围进行了约定。 原告叶桂琴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1、材料结算清单一份，证明原告按约提供树苗的事实； 2、欠条一份，证明被告结欠款项的事实； 3、《工程承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或金惠明）签订工程承包的事实；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签订工程承包协议的事实，针对的项目即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 5、《工程咨询造价报告书》一份，证明原告提供树苗为补种的事实，同时证明原告方仅供应苗木，若苗木死亡，被告方仍需向我方另行购买的事实； 6、《湖州市地方税收代开发票开具申请审核表》一份，证明案外人杨伟峰系被告承包的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的事实； 7、收条十份及清单一份，证明被告的付款、欠款情况的事实，同时该清单中盖具了景观工程资料专用章； 8、收款收据一组，证明被告方在经营过程中使用了两个公章“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专用章”（以下简称项目部专用章）、“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资料专用章”（以下简称资料专用章），是否项目部有权结算原告无法从其他途径得知，但原告在收款收据留存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金惠明、陈安平、俞建良等人有权代表被告结算的事实。 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从未向原告采购过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苗木，亦从未了解过或确认过证据2中的内容，也没有陈安平、杨伟峰、俞建良等员工，被告并非该结算清单的相对方，故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证据1中注明被告已经支付了328006元，但被告从未支付过原告任何款项，并且被告从未刻制过该两组证据盖具的项目部专用章，仅向案外人金惠明提供过资料专用章。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金惠明之间有内部承包关系，无法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实际发生过树苗买卖的相关事实，反而证明了案外人陈安平、俞建良、杨伟峰均没有资格代表天开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在原告明知该证据内容中约定项目部（或金惠明）不得以被告名义擅自对外签署购销合同及约定了项目部图章的使用范围的情况下，上述三人也不可能在与原告交易过程中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同时该证据系被告内部资料，原告并没有合法途径取得该证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从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的角度来看，该证据仅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之间有景观工程的承包关系，无法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实际发生过树苗买卖的相关事实，也无法证明案外人陈安平、俞建良、杨伟峰系被告或案涉项目的员工的事实，更无法证明案外人陈安平有资格代表被告，并且该组证据同样系被告内部资料，原告并没有合法途径取得该证据；同时，该证据能够证明涉案工程的竣工时间为2010年4月20日，不可能存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描述的苗木提供时间在竣工后一年的情况，而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载明提供的桂花树与本组证据中约定的由发包方即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相矛盾。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存在缺页漏页的情况，结合被告调取的《工程询价报告书》的完整版可知，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载明的金额远大于《工程询价报告书》审定的金额，显然被告不可能高价购入后低价用于涉案工程，不符合常理，且证据1中载明的桂花数量和金额也与《工程询价报告书》描述不一致，并且该组证据系被告与案外人发包方的内部资料，原告无合法获取途径；同时，该组证据只能证明涉案工程中存在树苗补种的事实，不能证明该部分补种的树苗系由原告提供的，故该证据亦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的来源及形成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原告也应无法从正常渠道取得，同时，该证据与原告的证明内容亦无关联性，从笔迹看，该证据中的“杨伟峰”签名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中的签名明显不同。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7，被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收条三性均有异议，该十份收条中均无被告的签字或盖章，更没有被告的有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且该组证据中的收款人有杨伟权、叶桂琴两人，其中原告的签字明显系后加，故被告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身份尚存疑，同时该组收条中的部分落款时间也有修改，部分收条载明“安平付”，部分收条载明的款项内容并非苗木款，存在“种树费”、“挖树费”的款项表述；被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清单三性均有异议，该清单中盖具的资料专用章模糊不清，被告也从未在该份清单中盖章。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的来源及形成背景不明，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进行审查，即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也应该属于被告的内部资料，从该组证据的内容上看，存在交款方与印章不一致、无日期及送收货单位主体、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签名笔迹不一致、无收款单位等情况，故在原告未能阐明证据来源以及真实性的基础上，无法证明被告实际控制并使用该组证据中盖具的项目专用章和资料专用章。 被告为反驳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出示了如下证据：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协议书》一份，证明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与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之间就案涉工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竣工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而原告交付货物的时间明显均在竣工日之后，原告提供的证据违背实际情况的事实；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四部分专用条款第七条，证明桂花树由发包人提供，系甲供材料，并非如原告所述由其提供的事实； 3、《印章使用人承诺书》一份，证明案涉工程印章系由被告提供给金惠明使用，其中明确不得在有价合同中盖章，同时根据留存章文，内容为景观工程资料专用章而非项目部专用章的事实； 4、《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绿化工程第1、2、9页，主要材料价格表第1、2页，证明案涉工程中树苗工程量的数量、价格、种类均与原告之主张不同的事实； 5、设计联系单一份、变更联系单二份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法院（2018）浙0522民初1730号原告提供证据中的管道数量清单一份，证明资料专用章系被告在案涉工程中唯一使用的往来业务章，且实际施工人金惠明一直有使用资料专用章的交易习惯的事实。 针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实际竣工日期往往比约定的日期推延很久，这是一种常见现象，且从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设计联系单可以反映工期远在协议竣工日期之后。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若该证据中载明的树苗由被告方提供，则可能被告与案外人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未按协议履行，故应由被告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涉案树苗系被告从其他途径采购所得。对被告提交的证据3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原告无法得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理由相信使用项目章或资料章的持有人是被告方工作人员，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也可见被告管理印章混乱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的合法性无异议，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因金惠明于2009年至2013年长期挂靠被告处，进行施工工程作业，此项目工程中标是因为报价太低的原因，该项目实际为亏损状态，原告认为造价审核并不一定能反映其真实价目。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的合法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但对其中的管道数量清单三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通过该组证据无法证明金惠明使用习惯问题，相反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同样有资料专用章的出现，且陈安平虽未在该组证据的联系单中体现，但在该组证据中的管道数量清单中出现，其为金惠明的下属，为金惠明进行现场指挥负责以及对工程款确认。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院经审核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3、4、5、6及证据7中的清单、证据8中盖具资料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均符合证据的三性要件，其中的证据3、4、5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6、证据7中的清单及证据8中盖具资料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均该盖具有被告确认的其刻制的资料专用章，本院经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中盖具相同内容的印章核对，无明显差异，且被告并未向本院申请对该部分证据中盖具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证据8中盖具有项目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被告辩称其并未刻制过上述证据中盖具的项目专用章，现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在其他文书中使用过该项目专用章，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的收条，本院认为该部分证据中仅有原告作为收款人签字，并无被告签章确认，无论从证据来源或者证据形式来看，均无法确认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及证据5中的管道清单，原告均认可其真实性，且证据1、2、3与本案均具有关联，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4及证据5中的设计联系单、变更联系单，原告虽对其真实性存在异议，但该部分证据均有涉案工程发包方、监理单位盖章确认，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部分证据与涉案工程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予以采纳。关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之证明效力，本院于下文详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6日，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将其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发包给金惠明挂靠的天开公司，2010年4月28日，金惠明以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天开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协议》，实际承包该绿化景观工程，双方约定金惠明不得以天开公司名义对外担保、签订购销合同等，天开公司并刻制“湖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用房绿化景观工程资料专用章”给金惠明使用，后叶桂琴以陈安平代表天开公司与其签订口头买卖合同，双方并已经结算为由，要求天开公司支付未付货款，天开公司以陈安平并非有权代表为由未支付货款，双方遂纠纷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即本案被告是否为原告主张之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的问题。从原告的当庭陈述及本院对原告的询问来看，其自认与其签订口头买卖合同的系陈安平，且陈安平并未在双方缔约时向其透露过被告，原告陈述称，陈安平告知其与金惠明承包了一个工程，需要苗木，同时原告亦陈述，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其系通过案外的苗圃方供货，由陈安平直接通知苗圃送货，送货地点等其均系事后自陈安平处得知，其从未到过涉案工地，亦从未与金惠明存在联系，其得知被告身份系在向陈安平催讨货款时，陈安平才向其披露的，包括其提交本院的盖具资料专用章及项目专用章的证据亦系由陈安平经催告后提供，可见，原告在缔约至催讨货款期间内从未知被告之身份。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在缔约时应当明确知道与其缔约的合同相对方，原告虽主张陈安平系被告员工，其有理由相信陈安平足以代表被告与其签订买卖合同、进行结算，即陈安平之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但表见代理之构成的前提即合同的一方在缔约时即明确系与被表见代理人发生合同关系，也就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该方订立合同，现原告自认其在缔约时即明知要约的发出方陈安平“承包了一个工程，需要苗木”，且直至其向陈安平催讨货款为止均不知被告身份，其亦自认陈安平亦从未表示以被告的名义与其签订买卖合同，故不足以认定原告在缔约时存在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之意思表示，即被告并非原告缔约时认可的合同相对方，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原告既然在本案买卖合同签订时不存在与被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之意思表示，那么就不能仅因向陈安平催讨未果即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从原告提交的证据7中的清单来看，该清单虽盖具有被告认可刻制的资料专用章，但该章已经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合理说明提供给了金惠明使用，被告并未实际控制该印章，结合原告明知的金惠明承包了涉案工程，且在向陈安平催讨过程中已经取得金惠明与被告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的事实可知，陈安平于原告催讨嗣后向原告出具该清单的行为不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即不足以认定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在其向陈安平催讨后具有追认、债务承担或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并非原告的合同相对方，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亦无债务加入或者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叶桂琴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原告叶桂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邢永华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黄君 书记员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