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民再7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徐建民，男，196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阳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恒，湖南盛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欢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恒，湖南盛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福元，湖南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盛俊伟，男，196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初，衡阳市珠晖区兴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盛俊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湘04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2018）湘民申308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徐建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恒，再审申请人万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云恒、张福元，被申请人盛俊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建民、万福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认定2012年9月8日“特别约定”系万福公司与盛俊伟、徐建民签订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该“特别约定”是盛俊伟与徐建民就万福公司公园一号项目所达成的内部合伙协议。（2）原判认定2014年6月12日《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的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是盛俊伟冒充公园一号业主到衡阳市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实名举报万福公司违建，导致工程项目停工，逼迫徐建民与之签订该《协议书》。2、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盛俊伟在同一项目中同一笔450万元投资款，只能产生一个等价有偿的基础法律关系，即盛俊伟与徐建民之间的合伙关系，而原判认定盛俊伟与徐建民形成合伙关系，又与万福公司形成合伙关系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认定2013年1月21日《协议书》与2014年6月12日《协议书》的主体不同错误，及认定该两份《协议书》中的220万元补偿款为两笔不同款项错误。3、二审法院违法调取证据，剥夺了再审申请人的辩论权利。盛俊伟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盛俊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徐建民立即支付原告220万元，被告万福公司对此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徐建民、万福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原告返还二被告220万元；2、原告支付二被告违约金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盛俊伟与被告徐建民于2012年8月口头约定以购买万福公司股权的方式合伙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原告盛俊伟于8月22日和8月23日分三次共付给被告徐建民前期投资款450万元。2012年8月30日，被告万福公司（甲方）与原告盛俊伟、被告徐建民等（乙方）签订《参股合作投资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开发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3号街区宗地，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方式，由甲方出资7800万元，占项目总资产49％股份，剩余资产由乙方负责筹集，乙方占项目总资产51％股份等。此后不久，双方对合伙项目产生了一些分歧，《参股合作投资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12年9月5日，刘欢生（甲方）与刘科、刘润以及被告徐建民（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以税后净收入7800万元的价格将其占万福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对转让价款和付款方式等进行约定。同时特别约定万福公司与乙方及盛俊伟于2012年8月30日签订的《参股合作投资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解除等。2012年9月8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特别约定”，对双方投资金额及预计退伙方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随着分歧的进一步加深，经友好协商，被告徐建民以被告万福公司的名义并作为担保人与盛俊伟于2013年1月21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原告盛俊伟自愿解除2012年9月8日签订的“特别约定”，退出公园一号合伙项目；被告万福公司同意退还原告盛俊伟的投资款450万元，并支付利息57万元，合计507万元；双方同意不进行退伙结算，作为盛俊伟退伙的条件，万福公司在公园一号项目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后三十日内付给盛俊伟一次性补偿金220万元；盛俊伟在本协议签字后不得再向万福公司及其股东主张任何权利，也不得因任何理由阻碍施工，否则万福公司有权取消该220万元补偿金，并要求盛俊伟赔偿损失；如有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万福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盛俊伟支付了507万元；被告徐建民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和委托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6月16日向原告盛俊伟支付了50万元、100万元和70万元，共计220万元。该协议的给付内容已履行完毕。上述协议签订及履行后，原告盛俊伟仍然继续通过向管委会有关部门举报等方式向二被告主张权利。为此，被告徐建民与原告盛俊伟于2014年6月12日再次签订一份协议，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徐建民为甲方，盛俊伟为乙方）因合作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发生矛盾，通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并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另协商等公园一号项目结算后利润在两千万元以上，甲方自愿再补偿乙方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此款于2017年1月1日前付清）”。其后在协议主文中，对该100万元补偿金的违约责任作出了约定，但无220万元补偿金的支付期限和违约责任等内容的约定。被告万福公司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另查明，被告万福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2013年3月，被告徐建民购买了该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公司股东，2015年9月，其持股比例增至99％。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7）湘0408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一、驳回原告盛俊伟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案件本诉受理费24400元由原告盛俊伟负担，反诉受理费16200元由被告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盛俊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建民立即支付上诉人合伙经济补偿款220万元及其利息，被上诉人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8月，上诉人盛俊伟与被上诉人徐建民欲合伙合作开发万福公司一号项目（衡州豪庭）。8月28日，万福公司收取徐建民、盛俊伟定金1000万元。万福公司并出具了一张收条。同年8月30日，万福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徐建民、盛俊伟等（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一份《参股合作投资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对坐落于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13号街区这块地项目进行共同开发，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由甲方出资7800万元，占项目总资产49%的股份；剩余资金由乙方筹集，乙方占项目资产51%股份等；2012年9月5日，刘欢生（以下简称甲方）与徐建民、刘科、刘润（以下简称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占万福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作价为税后收入人民币7800万元，分三期支付给甲方。万福公司与乙方及盛俊伟于2012年8月30日签订的《参股合作投资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等。2012年9月8日，万福公司与徐建民、盛俊伟特别约定，徐建民、盛俊伟等人已付万福公司土地款1800万元（其中，徐建民1300万元、盛俊伟450万元）；主动与被动两种概念，介入前期工作（2012年9月8日以前）。前期已投入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被动退出以定金数量的两倍予以支付对方。主动退出按计息办法处理。信息费为人民币50万元整，奖励给盛俊伟。并不与任何经济利益和项目任何事情挂钩等。2013年1月21日，万福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担保人：徐建民，盛俊伟（以下简称乙）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乙方自愿解除2012年9月8日签订的“特别约定”，自愿退出其在甲方公园一号（原衡州豪庭）工程项目的投资押金，不再参与甲方经营管理等活动，甲方表示同意。甲方同意将乙方在甲方的投资押金450万元退回乙方，同意支付乙方利息57万元，合计507万元。此款在本协议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否则，视为违约。徐建民同意为甲方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甲乙双方同意不进行退伙结算，作为乙方自愿退出衡州豪庭项目及自愿解除“九.八”特别约定的条件，甲方同意在万福公司公园一号（原衡州豪庭）项目主体工程全部竣工验收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付给乙方一次性补偿金220万元（此款不计利息）。甲方如超过约定的付款期限三十日内仍未付清补偿款的，甲方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按所欠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六计算利息。220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其股东（包括刘欢生在内）提出任何经济补偿等权利要求。乙方在本协议签字后，不得再向甲方及其股东主张任何权利。本协议签字后，乙方亲属及其他乙方任何人员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阻碍甲方施工。如违约，甲方有权取消付给甲方前款所列的一次性补偿金220万元，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等。签订协议后，万福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分二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盛俊伟支付了507万元；以徐建民名义通过银行转账、现金支付和委托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10月29日、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6月16日，向盛俊伟支付了50万元、100万元和70万元，共计220万元。该协议给付义务已履行完毕。2014年6月12日，徐建民（以下简称甲方）与盛俊伟（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因合作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发生矛盾，通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另协商等公园一号项目结算后利润在两千万以上，甲方自愿再补偿乙方人民币现金壹佰万整（此款于2017年1月1日前付清）。约定，如甲方没按约定补偿给乙方壹佰万元，视为违约，将按协商壹佰万元的5倍补偿给乙方。如甲方按约此补偿款给了乙方，乙方不得对甲方公园一号项目进行干涉。如有违约，将按补偿金的5倍赔偿给甲方等。万福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协议上签字并盖了其公司公章。因在双方履行该协议过程中，发生严重分歧，以致酿成纠纷。另查明：1、2007年1月22日，万福公司成立。2015年9月7日，万福公司经衡阳市工商局变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刘欢生；徐建民持股比例占99%，刘欢生持股比例占1%。2、2012年11月6日，徐建民向衡阳市公安局蒸湘分局110报警，该分局遂移送至华兴派出所处理。经了解，系徐建民、盛俊伟因在生意上有点争执而发生口角，通过调解，徐建民、盛俊伟相互赔礼道歉。2012年11月17日，徐建民又报警称：其工地有人阻工。华兴派出所又出警。经了解，徐建民与盛俊伟合伙搞工地，双方因股份分红问题发生口角打架。3、2014年6月12日，盛俊伟与徐建民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附近的邦特咖啡店自愿签订了一份协议。除双方当事人外，还有肖志刚等人在场。2014年7月3日，盛俊伟向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承诺不会再举报，因双方已协商解决。4、2015年12月16日，盛俊伟向徐建民发短信催徐建民要求给付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约定的退伙补偿金220万元。2016年8月24日，徐建民用手机（1380734****）回信称：“不管你（指盛俊伟）想再要我给你220万元，不管你通过什么手段，多少关系，如果法院判我给你220万元，我现身体非常不好，一定用尽我最后一口气，用极端的方式，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我说到做到…”。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之一是2014年6月1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效力问题。上诉人盛俊伟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并未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签订协议的行为。被上诉人徐建民、万福公司认为，该协议是盛俊伟采取了闹事阻工、不实举报等胁迫手段签订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本案中2014年6月1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徐建民、万福公司现无充分证据证明，盛俊伟存在闹事阻工、不实举报等胁迫行为，才签订的该协议。至于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2次报警记录显示，是在签订第一份协议即2013年1月21日的协议前，且徐建民2次报警记录的第一次报警记录载明经民警调解，双方均存在过错，相互赔礼道歉。另一次报警记录显示由合伙开发分红问题双方发生争执打架，经民警调解平息。但与本案争执的双方签订的协议无关联。至于盛俊伟是否存在不实举报问题。经查，根据盛俊伟2014年7月31日的承诺显示，盛俊伟曾向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举报过徐建民违法违规开发问题。但徐建民是否存在违规违法开发问题，尚未查明。因此，不宜认定盛俊伟系不实举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当事人应当行使撤销权，但被上诉人并未依法在规定期限内行使这一权利，其撤销权消灭。此外，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是双方自愿签订的。现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受到外界压力和胁迫。故本院认为，双方签订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争议焦点之二：被上诉人徐建民是否应当给付上诉人盛俊伟退伙补偿金一笔220万元，还是二笔220万元即440万元的问题。经查，根据各方当事人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显示，徐建民（甲方）与盛俊伟（乙方）、担保方：万福公司签订的。甲方同意并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另协商等公园一号项目结算后利润在两千万元以上，甲方自愿再补偿乙方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此款于2017年1月1日交付清）。另约定双方违约责任即如在约定时间内，甲方没按约定补偿给乙方壹佰万元整，视为违约，将按协商壹佰万元的5倍补偿给乙方。如甲方如约将此补偿款（指220万元）给乙方。乙方不得对甲方公司公园一号项目进行干涉。如有违约，将按补偿金的5倍赔偿给甲方等。另根据盛俊伟、徐建民的短信内容看，双方当事人在本案诉讼前为本案诉争的退伙补偿金220万元问题盛俊伟找徐建民欲进行协商，但徐建民拒付，以致酿成纠纷。另外，根据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显示，签订的主体是万福公司（甲方）、盛俊伟（乙方）。担保人徐建民。内容为盛俊伟自愿退出甲方公司一号工程项目，甲方自愿退回投资押金并支付利息57万元，计507万元，并给乙方一次性补偿金220万元双方解除“九.八”特别约定。徐建民为甲方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等。该协议已履行完毕。此外，根据2013年3月5日，万福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显示，刘欢生将其持有的2100万元股权中的1071万元股权转让给徐建民，但未经工商登记。根据万福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5年9月7日，经衡阳市工商局变更登记，万福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欢生。公司内部股权比例徐建民占99%，刘欢生占1%。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讼争的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与2013年1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论是签订的主体、内容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尽管签订本案诉争的协议时，对公司内部而言，徐建民已是万福公司的股东之一，履行了公司管理的日常工作，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本案中徐建民与刘欢生直至2015年9月7日才办理变更股权登记的，此前的一系列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据此，依法可认定徐建民与万福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徐建民与万福公司的法律人格不能混同。至于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或受胁迫的问题，以及是否约定义务方付款期限，不是判断该协议效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法院无权否定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因该协议既非无效，又非可撤销效力待定的协议。实际上，该协议的内容约定了220万元退伙补偿款是否给付的违约责任问题。根据现有证据证明，盛俊伟之所以要求徐建民另给付补偿款220万元与利润分红100万元，是因盛俊伟与徐建民先欲合伙开发万福公司公园一号工程项目，共同交了定金1000万元给万福公司。其中，盛俊伟交定金450万元后，2012年9月5日刘欢生、徐建民、刘润等人签订协议，是在盛俊伟未参与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本案的工程项目转让的信息是盛俊伟向徐建民提供的，此系奖励盛俊伟的信息费50万元的缘由。然后，才发生各方当事人在2013年1月21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虽已履行完毕，但盛俊伟认为被逼被动退出合伙的，吃亏了，遂要求徐建民再签订2014年6月12日的协议。此是酿成本案纠纷发生的基本事实。同时，在签订该协议时，2013年1月21日约定的220万元已支付了大部分，双方仅剩70万未给付，如系同一笔220万元,没必要又在2014年6月12日协议中各方再重复约定给付退伙补偿款220万元，又约定了违约责任。显然不符常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徐建民应当给付盛俊伟补偿款220万元，万福公司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约定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依法不予支持。故上诉人盛俊伟的上诉主要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应予支持。被上诉人徐建民、万福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的主张，鉴于被上诉人对原判决未提出上诉，依法不予审查。上诉人盛俊伟的主要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其他部分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欠妥，应予纠正。本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湘04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7）湘0408民初669号判决的第二项；二、撤销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7）湘0408民初669号判决的第一项，即驳回原告盛俊伟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建民即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盛俊伟退伙补偿款220万元；四、衡阳市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上诉人盛俊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不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4400元，反诉受理费16200元，二审受理费24400元，合计65000元，由被上诉人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64000元，上诉人盛俊伟承担1000元。本院再审查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认定“2012年9月8日，万福公司与徐建民、盛俊伟特别约定”外，其他事实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9月8日，徐建民与盛俊伟特别约定。再查明，万福公司股东及出资变更情况：2011年3月22日1股东刘欢生实际出资1300万元变更为1股东刘欢生出资2100万元,2013年3月7日变更为3股东徐建民、程英、刘欢生实际出资2100万元,2013年6月13日变更为3股东徐建民、程英、刘欢生实际出资3130万元，2015年9月7日3股东徐建民、程英、刘欢生变更为2股东徐建民、刘欢生。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人证言是否违法;2、万福公司是否系2012年9月8日“特别约定”的合同主体；3、2014年6月12日《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4、两份协议书中的220万元补偿款是否为同一笔220万元。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一、关于二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经查，本院二审期间，为进一步查明本案案情真相，根据被申请人的申请，依法调取证人肖志刚的证言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故再审申请人再审提出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人证言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再审不予采纳。二、关于万福公司是否系2012年9月8日“特别约定”的合同主体问题。经查，2012年9月8日“特别约定”是徐建民与盛俊伟签订的。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为万福公司与徐建民、盛俊伟特别约定不当，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纠正。三、关于2014年6月12日《协议书》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徐建民、万福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盛俊伟2014年6月12日签订《协议书》的时候或之前，存在闹事阻工、不实举报等胁迫行为。再审申请人提供的2次报警记录，是在签订第一份协议即2013年1月21日之前，与本案双方争执的协议无关联。至于盛俊伟是否存在不实举报问题。经查，盛俊伟曾向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举报过徐建民违法违规开发问题，但徐建民是否存在违规违法开发问题，尚未查明。因此，不宜认定盛俊伟系不实举报。同时，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当事人应当行使撤销权，但再审申请人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行使这一权利，其撤销权消灭。故二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四、关于两份协议书中的220万元补偿款是否为同一笔220万元问题。本案讼争的220万元就其来源和性质而言属于被申请人盛俊伟退出公园一号合伙项目的退伙补偿金，盛俊伟在第一份协议签订即已依约退出了合伙项目，不存在第二次退出，盛俊伟就一个合伙关系先后两次向不同主体主张退伙补偿金，不符合逻辑。双方所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中“甲、乙双方因合作开发公园一号项目发生矛盾，通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并自愿补偿乙方现金220万元，乙方自愿退出”的表述属于交代本协议的签订背景，因为该表述的内容及金额与第一份协议完全吻合。从第二份协议的主文内容看，其指向的标的为“另协商”“再补偿”100万元，并就该100万元的付款条件、期限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而未对220万元的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作出任何约定，如果说该220万元属于第二份协议的新内容，但又不对主要条款进行约定，不符合常理。且在签订第一份协议时，徐建民已是万福公司事实上的股东，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协议明确约定，盛俊伟在本协议签字后不得再向万福公司及其股东主张任何权利,盛俊伟再次要求徐建民支付补偿金的行为与其承诺相矛盾，有悖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故本院二审认定两份协议书中的220万元补偿款不是同一笔220万元不当，本院再审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本院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处理不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湘04民终140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2017）湘0408民初669号民事判决。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24400元由被申请人盛俊伟负担，反诉受理费16200元由再审申请人徐建民、衡阳万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受理费24400元由被申请人盛俊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贺要生审 判 员 王宜安审 判 员 谷芝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雁宾书 记 员 王易薇            打印责任人：谷芝兰                  校对责任人：王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