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0民初2700号原告：王玉华女，193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于福爱女，195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崔克杰男，198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东丽区。原告：崔克玲女，198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东丽区。以上四位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金，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振男，197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福，天津旗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与被告李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金，被告李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莹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李振偿还借款本金3900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李振以39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6%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5月2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李振承担。被继承人崔家明于2016年8月3日去世，王玉华系崔家明之母，于福爱系崔家明之妻，崔克杰系崔家明之子，崔克玲系崔家明之女。李振与崔家明之间系借贷关系。李振分别于2012年12月26日、2013年1月8日、2013年5月27日、2013年12月31日向崔家明借款200万元、90万元、100万元、60万元，合计450万元。崔家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振履行出借义务。2014年6月25日，崔家明与李振签订《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2013年5月28日至2016年5月27日。同日，李振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崔家明出借的450万元借款，后李振仅偿还60万元借款。现借款期限已过，李振至今仍未还款。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系崔家明的法定继承人，为维护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李振辩称，李振与崔家明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崔家明之子崔克杰患有疾病，崔家明将崔克杰托付给李振照料，李振受托细心照料，支出甚巨，且又因此耽误了自己的生意，收入减少。因此，崔家明自愿向李振支付上述款项。李振虽接受了崔家明提供的450万元，但该款项并非借贷性质而系赠与性质。此后，崔家明又指使沈某纠集人员胁迫李振签署借款协议、收条，且有暴力催债行为。因此，不同意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一、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提供借款协议、收条、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拟证明崔家明与李振间成立借贷合同关系。经庭审质证，李振对借款协议上己方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系在沈某等人的胁迫下签字，崔家明提供款项在先，双方签订协议在后，不符合借贷特征；收条上注明的款项金额为450万元，而借款协议注明的借贷金额为390万元，最后一笔汇款60万元不能证明系借款性质；对银行转账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取款业务回单的真实性认可，李振确实收到了上述款项，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二、李振提供微信截图、照片、视频光盘和崔克杰花费清单，并申请证人张某1、张某2出庭作证，拟证明崔克杰曾在李振处疗养治病，并进一步证明诉争款项非借款而系赠与。经庭审质证，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三、李振提供报警案件登记表、沈某的银行流水、举报信及向公安机关的邮寄回执，并申请证人杜某出庭作证，拟证明沈某受崔家明指使纠集人员到沧州对李振进行暴力催债。经庭审质证，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对案件登记表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只能证明双方因债务纠纷报警，但不能证明有暴力催债行为；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李振已经通过沈某向崔家明归还了50万元借款本金；对举报信及邮寄回执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李振申请本院自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调取讯问笔录两份。经庭审质证，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对其中沈某的讯问笔录予以认可，对李振的讯问笔录不予认可。李振认为沈某也在笔录中认可，当李振在签订借款协议的时候其也在场，也认可其曾向李振要债，该部分笔录内容印证了李振的主张，对沈某笔录的其他内容不予认可，对李振的讯问笔录予以认可。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的证据。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于胁迫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其证明标准较一般事实更高。李振主张借款协议及收条系在胁迫下所签订，但其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已确定的间接事实并不能满足上述证明标准：1.签订借款协议会背负巨额债务，其后果之严重足可使一般人克服包括恐惧在内的困难而立即报警，但李振竟未报警，而据其解释，系出于对沈某等人的害怕，难以使人信服；2.河东分局对沈某的讯问笔录仅能证明李振签署借款协议之时，沈某在场，但无法证明沈某存在胁迫行为。沈某有无代崔家明向李振索债的行为，仅系债务后期履行问题，与前期诉争款项的性质无涉；3.李振是否曾对崔克杰进行照顾治疗，也与本案缺乏直接关系。逻辑上，即使李振能够证明崔克杰确曾受其照料，也系另一法律关系，并不能直接否定其与崔家明间存在借贷关系；4.如李振上述主张属实，则相关人员可能已构成刑事犯罪，本院亦曾以案件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经公安机关查明，未发现有李振主张的犯罪事实。因此，李振属举证不能，应负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李振主张的胁迫事实不予确认，对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提供的借款协议予以采信，其同时提供的收条、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中国农业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形式合法、内容可信，且与借款协议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均予采信。二、李振的证据。李振提供微信截图、照片、视频光盘和崔克杰花费清单及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人证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已如上述，本院不予采纳。李振提供报警案件登记表、沈某的银行流水、举报信邮寄回执，本院对其真实性认可。本院依据上述认证意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确认如下事实：一、崔家明于2016年8月3日去世，王玉华系崔家明之母，于福爱系崔家明之妻，崔克杰系崔家明之子，崔克玲系崔家明之女。此外，崔家明再无其他继承人。二、李振对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所述款项提供经过予以认可（2019年8月26日庭审笔录第6页第11行），本院亦予认可，并确认崔家明通过其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1517的银行账户向李振转账：于2012年12月26日转账200万元；于2013年1月8日转账90万元；于2013年5月27日转账100万元，上述金额合计390万元。三、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主张，崔家明生前与李振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且已提供由李振亲笔签字的借款协议、收条及还款转账银行记录等。至此，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已完成其初步证明义务，李振虽予否认，但并未提供有力反证，应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如下事实予以确认：2014年6月25日，李振作为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一份，按协议约定，崔家明已于2012年12月2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李振200万元；2013年1月8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李振借款90万元；2013年5月27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汇给李振100万元，三次合计共借给借款39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5月28日至2016年5月27日止，如借款人有困难，可延期至2018年5月27日。同日，李振出具收条一份，上载“李振收到崔家明银行转账450万元，分别为2012年12月26日200万元，2013年1月8日90万元，2013年5月27日100万元，2013年12月31日60万元，共计银行转账450万元”。四、2016年6月30日，李振通过案外人杜某向沈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274的账户分四笔转款，每笔5万元，合计20万元。2016年7月2日，李振向沈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274的账户转款10万元；2016年7月5日，李振向沈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274的账户内分两次转账，每次5万元，合计10万元。2016年7月8日，李振向沈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8274的账户内转账10万元。上述合计50万元。2016年7月6日，沈某向崔家明名下尾号为9876的账户转账40万元。2016年7月8日，沈某向崔家明名下尾号为9876的账户转账10万元。上述合计50万元。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主张上述50万元系李振向崔家明返还的“借款本金”（10月10日庭审笔录第5页7-8行），但主张系为偿还另一笔借贷，与本案诉争借贷并无关系。五、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曾于2019年4月3日起诉李振，其诉请与本案一致。2019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19）津0110民初2700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以李振所称受胁迫签署借款协议及受到暴力催债等情节可能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该案起诉，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裁定作出后，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提出上诉。2019年7月22日，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03民终8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裁定。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收到本院移送的案卷后函复本院，认为经核查无证据证实存在相关犯罪事实，并将案卷退回本院。现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再次起诉。六、庭审中，本院传票传唤证人沈某到庭，沈某未到庭作证。本院传票传唤崔克杰本人到庭，崔克杰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崔家明与李振间系借贷合同关系，双方均系自然人，崔家明已向李振实际提供了借款，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如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一、借款期限。按照法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双方约定了两个还款日期，依据交易习惯，借款期限应具有明确性及强制性，而第一个还款日期（2016年5月27日）不具有上述特征，再结合协议文义，应可推认协议双方真意系以2018年5月27日为借款期限最后届满之日。目前，该期限已经届满，李振应立即返还借款本金。二、返还本金。李振主张其于2016年6月30日至2016年7月8日期间（通过沈某）向崔家明所付50万元系为本案借贷还款，并已提供银行交易记录予以佐证，又结合借款协议内容，上述还款均在第一个“还款日期”（2016年5月27日）到期后不久，故应首先推认上述还款与本案诉争借贷间的关联性。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既然否认上述事实，并主张崔家明与李振间还存在另一笔60万元借贷，上述50万元还款系为偿还该60万元借款，属于积极的事实主张，在李振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其应就此事实主张负证明义务。本案中，虽然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提交的收条载明李振于2013年12月31日收到崔家明60万元款项，但收条并未注明该款项性质，同一天签订的借款协议也未注明该笔借款，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据此认定60万元即为借款性质，更不能推定50万元系为偿还该笔60万元“借贷”的还款。因此，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属举证不能，本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并对李振已就本案诉争借贷返还50万元借款本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李振应返还借款本金340万元（390万-50万）。三、借款利息。借款协议中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依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李振无须支付2018年5月27日之前的借款利息。借贷双方亦未约定逾期利息，按照法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李振应自2018年5月28日起支付逾期利息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债权之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因此，崔家明去世后，本案诉争借贷债权属其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即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依法继承，并由四人继续享有对李振的债权请求权。综上所述，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在上述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项、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振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返还借款本金34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28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债务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699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6699元，由原告王玉华、于福爱、崔克杰、崔克玲负担6769元，由被告李振负担1993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于璐本判决所依照的法律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