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28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莉，女，1973年5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泉，山东正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景鸣，女，198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淄博博山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秀利，男，195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常清，山东格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房栋，男，197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博山区。 上诉人王玲莉、景鸣因与被上诉人王秀利、原审被告房栋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民初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玲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泉，上诉人景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红，被上诉人王秀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常清，原审被告房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玲莉上诉请求：撤销该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用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行为理论去论证离婚协议中财产处分行为，混淆了一般和特殊的区别，而且用非法的“占有”行为作为本案判决的事实基础，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1、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的区别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对男女双方或单方具有处分权的财产而做出的处分行为，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行为存在明显的区别。一是身份特殊；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赠与方和受赠方必须是夫妻；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没有身份的限制，当然，夫妻之间也存在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比如，婚内一方的房产将另一方增加为共有人，在房产办理变更登记前赠与方有撤销权。二是目的不同，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离婚既是前提，也是目的；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只是单纯的以赠与为目的。第三，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离婚协议中具有要式法律行为的财产赠与协议一旦达成具有不可撤销性，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具有要式法律行为财产赠与，在要式法律行为完成前具有撤销权。我国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九条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处分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具有不可撤销性，如有异议，在离婚后一年内只能通过法院处理，不能行使撤销权。但在本案中，原审法院直接认定原审被告房栋在离婚协议中对房产的处分行为具有撤销权，混淆了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与一般民事主体之间的赠与的区别，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王秀利占有涉案房产是非法占有。原审查明的事实中，有“涉案房产现由原告王秀利控制使用”。对于该事实不论是否存在，如存在就是非法侵占。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房栋只有借贷关系，没有房产买卖关系，出借人以民间借贷关系占有借款人的房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占有借款人的房产就是非法的，如果这样也能成立，民间借贷就不需要起诉了。原审用非法的事实作为判决认定事实的基础，判决的结果自然错误。3、上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应当支持。1）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景鸣于2018年8月25日签订涉案房产的买卖合同，该买卖合同原审已经认定合法有效，博山区人民法院依据被上诉人与房栋之间的民间借贷判决书查封涉案房产的时间是2018年9月12日，买卖合同在查封之前。2）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根据上诉人与景鸣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应于2018年9月12日之前将剩余房款20万元交付景鸣，交房款同时将该房屋产权手续、钥匙交购房人。上诉人于2018年9月11日按合同约定将剩余的20万元购房款转入景鸣账户，应当同时交付房产钥匙。但在这之前景鸣腾房时，被上诉人强行占有该房产，致使房产钥匙未能及时交付，但这并不影响上诉人与景鸣之间的房产买卖。首先，被上诉人与房栋之间的借贷行为发生在景鸣与房栋离婚之后，不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其次，涉案房产在房栋与景鸣的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归景鸣所有，鉴于离婚协议的不可撤销性，离婚手续完成，景鸣就已经具有了该房产的所有权，占有与否不可能导致所有权的变化。如未经景鸣同意，其他人占有该房产就是非法侵占。因此，在本案中，该房产的占有与否，被上诉人申请查封该房产都是错误的，而且事实上，现在涉案房产上诉人早已经占有使用了。3）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上诉人已于2018年9月11日交付全部价款，2018年9月12日查封该房产，在法院查封之前。4）非因买受人的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涉案房产没有房产证，这是博山城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遗留问题，该房产本来就没有房产证，更不存在办理房产变更登记了。未办理过户登记不是买受人的原因。原审将无法办理变更登记的历史原因，当成上诉人的过错，明显是不公平的。 被上诉人王秀利答辩称：1、涉案房屋属于原审被告房栋的婚前个人财产，在离婚协议中将自己的个人财产作出处分，应当属于赠与，作为赠与完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房屋的相关权利并未实际发生转移，上诉人景鸣与原审被告房栋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效力；2、一审已经查明，2018年8月31日被上诉人王秀利已经合法占有房屋，上诉人王玲莉所述与事实不符。 上诉人景鸣同意上诉人王玲莉的意见。 原审被告房栋对上诉人王玲莉的意见无异议。 景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或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以一审被告房栋与上诉人景鸣没有办理房产的产权转移手续为由，一审法院认定一审被告房栋赠予合同尚未实际履行，涉案房产权利仍有一审被告房栋享有控制，是完全错误的。涉案房屋上诉人景鸣与其两个女儿一直居住生活和占有控制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被告房栋与被上诉人王秀利签定的涉案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是无效合同。一审被告房栋于2018年4月4日与上诉人景鸣离婚。一审被告房栋分别于2018年7月28日、7月30日分两次向被上诉人王秀利借款共计18万元，双方约定用涉案房产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该两笔借款均系一审被告房栋与上诉人景鸣离婚后的债务。一审被告房栋与被上诉人王秀利的借贷过程上诉人景鸣不知情。抵押合同上虽然有上诉人的名字，但签名不是上诉人景鸣所签名。因此，一审被告房栋与被上诉人王秀利的房屋抵押系无效，被上诉人王秀利应自行承担责任。3、在本案中，上诉人景鸣与一审被告房栋于2018年4月4日协议离婚时，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景鸣所有。上诉人景鸣与一审被告房东在离婚协议签定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王秀利与一审被告房栋借贷关系发生在2018年7月28日，7月30日，系一审被告房栋与景鸣离婚后的借款债务。法院公告查封涉案房产的时间是2018年9月12日，系在上诉人景鸣与一审被告王玲莉房屋买卖完成并付清全部购房款后查封涉案房产。该房屋的买卖与一审被告房栋和被上诉人王秀利无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王秀利要求查封拍卖景鸣的房产，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景鸣与一审被告王玲莉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一审被告王玲莉并未实际占有涉案房产，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错误。4、当上诉人景鸣得知被上诉人将涉案房屋强行换锁后。上诉人景鸣立即打110报警，警察到达涉案房屋现场后，告知上诉人景鸣不允许再将涉案房屋的门锁进行更换。因此，上诉人景鸣才没有将该房屋门锁更换。从以上事实上来看，被上诉人王秀利强行霸占上诉人景鸣的房产属违法行为，但一审法院且将违法行为视为合法行为，是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作出了错误判决。 被上诉人王秀利答辩称:上诉人景鸣所述虚假；根据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景鸣没有合法占有房屋，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伶俐同意上诉人景鸣的意见。 原审被告房栋同意上诉人景鸣的意见。 王秀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博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4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判令准许执行博山区人民路大辛庄农行宿舍2号楼2单元601号房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房栋与第三人景鸣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3年11月5日登记结婚，后于2018年4月4日登记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的坐落于博山区人民路大辛庄农行宿舍2号楼2单元601号房产归第三人景鸣所有。2018年7月28日、2018年7月30日，房栋分两次向王秀利借款共计18万元，双方约定用涉案房产作为上述借款的抵押担保，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后因房栋未按时足额还款，王秀利于2018年9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诉讼过程中，依王秀利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9月12日查封了涉案房产。上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终结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8）鲁0304民初3156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房栋返还原告借款178000元，并支付违约金9129.21元。判决生效后，房栋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王秀利于2018年11月19日申请强制执行，王玲莉于2019年1月2日以案外人身份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后，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9）鲁0304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原告王秀利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涉案房产系被告房栋于2000年10月13日购买，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前，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仅办理了涉案房产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上登记的土地使用者系房栋。2018年8月25日，被告王玲莉与第三人景鸣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王玲莉以23万元价格从第三人景鸣处购买涉案房产。同日，王玲莉向景鸣支付3万元购房订金，2018年9月11日，王玲莉向景鸣支付了剩余20万元购房款。再查明，经被告房栋同意，原告王秀利于2018年8月31日左右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换锁，后由房栋、景鸣将存放于涉案房产内的物品腾空。涉案房产现由原告王秀利控制使用，被告王玲莉从未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王玲莉对涉案的坐落于博山区大辛庄农行宿舍2号楼2单元601号的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涉案房产系被告房栋的婚前个人财产，虽然房栋与景鸣离婚时，已经约定该房产归景鸣所有，但从房栋同意王秀利换锁的行为可以看出，在王秀利换锁前，房栋并未失去对涉案房产的控制，且房栋与景鸣并未办理涉案房产的产权转移手续，因此，房栋与景鸣在离婚协议中就涉案房产达成的赠与合同尚未实际履行，涉案房产的相关权利仍由被告房栋享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被告王玲莉与第三人景鸣虽在本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向第三人景鸣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但被告王玲莉并未实际占有涉案房产，故被告王玲莉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准许执行坐落于博山区大辛庄农行宿舍2号楼2单元601号的房产。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王玲莉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玲莉提交记录一份，欲证明其已于2019年4月25日从农行办理涉案房产交接手续。被上诉人王秀利经质证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该证据无相关交接人员及单位的签名盖章，不符合证据要求，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王玲莉另提交缴费单据三张，欲证明自2019年4月25日后，其已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被上诉人不予认可。经审查，该宗单据无相关银行签章，也无缴费对应的房产编号，不能证明王玲莉的主张，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王秀利当庭播放手机视频及照片五张，欲证明2018年8月31日，景鸣、房栋应王秀利的要求腾房的事实。各上诉人、原审被告经质证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单从该视频及照片不能确认相关活动系在涉案房屋进行，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断。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房产虽在原审被告房栋与上诉人景鸣离婚时被赠与给景鸣，但从房栋仍持有并使用该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作为向被上诉人王秀利的借贷抵押房产权属证明，以及并未办理涉案房产的相关产权转移等事实，足以认定房栋与景鸣的赠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一审认定涉案房产的相关权利归房栋所有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王玲莉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权益的问题，本院认为，综合本案涉案房产并未办理相关产权转移手续、原审被告房栋为被上诉人王秀利腾房、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活动等事实，上诉人王玲莉主张其在支付购房款后占有了涉案房产，证据不足，其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王玲莉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无不当，对王玲莉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于上诉人王玲莉、景鸣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王玲莉负担100元，上诉人景鸣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刘 宁 审判员  张玉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张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