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94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炳权，男，1968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红，女，1974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负责人：钟德胜，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道伟，广东神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兆欣，广东神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戚淑君，女，1974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原审被告：陈仲庭，男，193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原审被告：谢琼欢，女，194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原审被告：陈志东，男，196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上诉人何炳权、何晓红因与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及原审被告戚淑君、陈仲庭、谢琼欢、陈志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106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原审被告戚淑君、陈仲庭、谢琼欢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何炳权、戚淑君、陈仲庭、谢琼欢、陈志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438838.13元及利息（截至2018年11月13日，利息110823.78元、罚息182604.98元、复利19252.49元；自2018年1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罚息以本金1438838.13元为基数、复利以利息110823.78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再上浮50%计收，罚息不得计收复利）；二、被告何晓红对本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向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路福泉街25号南梯302房房产享有抵押权，有权就该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050元，由被告何炳权、戚淑君、陈仲庭、谢琼欢、陈志东、何晓红负担。判后，上诉人何炳权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本金欠款余额多计了6517.43元。因被上诉人分别在2018年1月19日在陈志东的招商银行(账号62×××66)帐上强行扣走了4800元左右本金，同时在陈仲庭的招商银行(账户：62×××32)账上强行扣走了1717．43元本金，这两笔账并未在法院认定的欠款本金余额中作相应的扣减。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的罚息过高。故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发回重审。上诉人何晓红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将两个完全不同的借款合同混为一谈，而且法院完全无视何晓红并未在2015年授权合同和借款合同上签字这个关键事实，其判决上诉人何晓红担保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第二，何晓红所担保的授权协议项下的借款合同并未签订，也未实际向三个借款人发放贷款，因主合同即借款合同未成立，故何晓红的担保义务也就无从说起。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为何晓红并不是2015年的授信及担保协议中贷款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其既没有借款人处签名，也没有在担保人处签名，一审法院适用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是完全错误的。故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答辩称：上诉人何炳权、何晓红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何炳权的借款本金数额并不存在错误。根据《贷款业务信息表——历史交易信息》显示，债务人于2018年1月19日还款共6161．9元，用于抵扣第10期本金。我方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贷款业务信息表》(截止至2018年11月13日)，其中本金1438838.13元为扣减债务人2018年1月19日所还6161.9元后数据，故一审判决无误，被上诉人所称的本金多算6517.43元无事实依据。第二，《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而《借款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未违反上述规定，应合法有效，何炳权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罚息过高并无法律依据。本案借款年利率是7.125%，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借款年利率7.125%是违法的。第三，何晓红对本案借款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从合同签订日期来看，《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编号：8151112904012)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而《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编号：129999120079042258，以下简称“展期前授信协议”)的授信期间自2012年11月15日起到2015年11月15日止，《借款合同》于授信期间内签订，属于授信协议项下贷款。其次，本案贷款发放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仍在展期前授信协议的授信期间内。再次，根据《借款合同》所属授信协议编号显示，本案《借款合同》所属授信协议编号为“120079042258”，属于展期前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合同。故何晓红作为展期前授信协议的连带保证人，本案贷款为展期前授信协议项下贷款，根据展期前授信协议的约定，何晓红应该对案涉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陈志东到庭称，对一审查明事实及一审判决均无异议。原审被告戚淑君、陈仲庭、谢琼欢经本院传票传唤，均没有到庭。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外，在二审中除了被上诉人提交了《业务信息表》之外，其他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该《业务信息表》称其是针对上诉人何炳权的上诉理由中所称的被上诉人多扣费的情况提交的，该证据来源于其银行系统数据，用于证明历史交易信息、扣款记录。上诉人何炳权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在本院二审庭询期间，各方当事人表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为此，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案涉本金欠款余额问题。何炳权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本金欠款余额多计了6517.43元。但在二审庭询过程中，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何炳权的上诉理由中所称的被上诉人多扣费的情况当庭提交了《业务信息表》，并称该证据来源于其银行系统数据，用于证明历史交易信息、扣款记录，上诉人何炳权对该证据没有意见。另外，各方当事人在二审过程中也表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因此，本院认为何炳权的该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是否过高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规定，“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本案中，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以4.74%为基准利率上浮50%，其执行利率是年利率7.125%，并约定罚息按照贷款执行利率上浮50%计收。因此，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未违反法律规定，何炳权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罚息过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何晓红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本金和利息等承担连带责任问题。2012年11月15日，何晓红与被上诉人（授信人、抵押权人）等签订了《个人授信及担保协议》（协议编号：129999120079042258），约定：何晓红向被上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至本协议项下每笔贷款到期日另加两年，担保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本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本金余额之和及利息、罚息、复利，授信期间自2012年11月15日起至2015年11月15日止。而本案中，案涉借款合同签订于2015年11月12日，是在何晓红作为保证人所签订的授信协议授信期间之内；本案贷款的实际发放日期为2015年11月13日，也是在何晓红作为保证人所签订的授信协议授信期间之内；本案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是授信协议，就是何晓红与被上诉人等所签订的上述授信协议。故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何晓红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何炳权、何晓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何炳权、何晓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幼吟审判员  彭 湛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林琳书记员莫小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