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5民终48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风霞，女，汉族，1974年11月7日生，住安阳市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猛，河南彪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成斌，男，汉族，1971年3月23日生，住安阳市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猛，河南彪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起东，男，汉族，1979年2月9日生，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莉娜，大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晓波，男，汉族，1979年9月19日生，住安阳县。现羁押于甘肃省瓜州县看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猛，河南彪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桑俊青，女，汉族，1981年8月29日生，住安阳县。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上诉人吴起东因与被上诉人袁晓波、桑俊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52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起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谷莉娜，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猛，被上诉人袁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志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桑俊青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风霞、鲍成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将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吴起东承担。事实与理由：1、2018年4月12日的借据虽然载明金额80万元，但袁晓波只借了50万元，一审认定借款金额80万元没有依据；2、袁晓波、桑俊青、鲍成斌通过银行、微信转给吴起东、赵亚丽共计84万多元，本金已基本还清；3、80万元的借条不是借款，实为吴起东投给袁晓波的合伙投资款；4、2019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袁风霞、鲍成斌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名的，属无效协议，对袁风霞、鲍成斌无约束力；5、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只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拥有先诉抗辩权；6、袁晓波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关押在甘肃省瓜州县看守所，并非本人拒不到庭，一审缺席判决剥夺了袁晓波的答辩权。吴起东辩称，1、签订还款协议不存在胁迫的情况，袁风霞、鲍成斌曾到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控告其胁迫，但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已经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书；2、一审对袁晓波送达程序合法，袁晓波虽然被羁押在瓜州县看守所，本人不能到庭，但其完全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一审法院并未剥夺袁晓波的答辩权；3、其与袁晓波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袁晓波所说的分红实际上就是利息。袁风霞、鲍成斌的所有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袁晓波述称，同意袁风霞、鲍成斌的上诉意见。桑俊青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吴起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袁晓波、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偿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从2019年4月2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袁晓波、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查明袁晓波微信转款的数额错误，2张微信转账截图显示的共计2400元的收款人是与案件无关的人员，1张2018年5月22日的微信转账截图显示的1600元是重复提交，2张日期不明的转账凭证显示的1800元也是重复提交；2、其与袁晓波之间签订有还款协议，该协议表明袁晓波对于欠款总金额60万元没有异议，一审认定签订还款协议时欠款金额为326688.76元，系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遗漏其预交的诉讼保全费。袁晓波、袁风霞、鲍成斌辩称：1、关于欠款金额，双方债务已经结清了，吴起东再主张偿还借款6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2、不存在重复提交转账手续的问题；3、一审是否遗漏诉讼保全费，由法院进行审查处理。请求驳回吴起东的上诉。桑俊青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吴起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袁晓波偿还原告吴起东欠款60万元及从2019年4月17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袁晓波陆续向原告吴起东借款，并约定有利息，后陆续还款。吴起东从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4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给被告袁晓波累计103万元，被告袁晓波从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4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原告吴起东累计323,100元，在2018年4月10日、4月11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17,088.88元。2018年4月12日，被告袁晓波向原告吴起东出具借据，内容为：“今借到吴起东80万元整，归还日期（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7日）袁晓波2018年4月12日”。后被告袁晓波未按约定还款，2018年6月6日，被告袁晓波在2018年4月12日的借据下方承诺并批注：“因为我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款，现自愿决定向吴起东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即从2018年4月17日起，每月支付利息16,000元，一直到80万元全部还清之日停止支付利息。特此证明袁晓波2018年6月6日”。2019年1月14日，被告袁晓波向原告出具还款协议，内容为：今欠吴起东60万元整，3月还清，每个月还20万元（1月14日-2月15日），第2个月（2月16日-3月15日）还20万元，第3个月（3月15日-4月16日）还20万元，如果到期没还，担保人负责偿还欠款还款人：袁晓波担保人：桑俊青担保人：袁风霞担保人：鲍成斌2019年1月14日”。担保人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在该还款协议上签字。对该还款协议，被告袁风霞、鲍成斌存有异议，认为该还款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书写，且原告与袁晓波之间并未对账，对60万的金额存疑，并提供袁晓波、桑俊青银行转账记录及微信支付凭证。经核实，在2018年4月12日被告袁晓波出具80万元借据之后，2018年4月份，被告袁晓波微信转给赵亚丽3,900元，被告袁晓波、桑俊青银行转账给吴起东、赵亚丽计405,000元，共计408,900元。2018年5月份，被告袁晓波微信转账给赵亚丽39,871元，银行转账给赵亚丽46,203元，共计86,074元。2018年6月份，微信转账给吴起东2,000元，微信转账给赵亚丽14,560元，共计16,560元。2018年7月份，微信转账给赵亚丽5,880元。2018年8月份，微信转账给赵亚丽2,180元。2018年9月份，微信转账给赵亚丽320元，微信转账给吴起东1,000元，共计1,320元。2018年10月份，微信转账给赵亚丽110元，微信转账给吴起东400元，共计510元。2018年11月份，微信转账给吴起东230元。2019年1月1日至1月14日，微信转账给吴起东719元。在上述过程中，被告鲍成斌还微信转账给吴起东3,200元，被告袁晓波微信转账给赵亚丽两笔1,800元（日期不明），共计5,000元。截止2019年1月14日，下欠本金及分段利息共计326,688.76元，与还款协议中的60万元不符。2019年1月14日之后，被告袁晓波微信转账给原告吴起东13,000元，目前下欠款项313,688.76元。另查明：原告吴起东与赵亚丽于2005年5月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2月4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告吴起东出借给被告袁晓波款项，原告称除转账外，还支付现金8万元给被告袁晓波，被告袁风霞、鲍成斌对现金8万元不认可。通过2018年4月12日之前原告与被告袁晓波之间的来往转账记录，结合原告提供的20万元借据上约定有利息月息3分，可以认定2018年4月12日被告袁晓波重新出具的80万元借据的真实性、合理性。2018年4月12日出具借据后，被告袁晓波未按约定的日期归还借款。2018年6月6日，原告与被告袁晓波对80万元借款约定了逾期归还利息。原告称2018年4月12日后，被告袁晓波仅归还275,000元，但被告袁风霞、鲍成斌提供了被告袁晓波、桑俊青微信、银行转账给赵亚丽、吴起东的记录，原告否认转给赵亚丽的款项，后经向赵亚丽核实，转给赵亚丽的款项也应认定为被告袁晓波归还原告吴起东的款项。2018年4月12日之后，被告袁晓波、桑俊青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给原告吴起东及赵亚丽款项，被告鲍成斌微信转账给原告吴起东3,200元，根据转账数额及2018年6月6日的约定，截止2019年1月14日出具还款协议时，下欠本金及利息为326,688.76元。被告袁风霞、鲍成斌称给付原告、赵亚丽现金共计29,100元，原告否认，被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定。被告袁风霞、鲍成斌称还款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并提供当时的录音，原告认为不存在胁迫，只是正常的追要债权，并提供当时的视频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在出具还款协议后，被告方并未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且在出具还款协议后，被告袁晓波陆续微信转账给原告吴起东13,000元，且在2019年2月4日的微信转账说明中批注：“全家新年好”，故仅仅依靠双方提供的录音及视频资料，无法认定存在胁迫。2019年1月14日后被告袁晓波支付原告吴起东13,000元，故下欠款项为313,688.76元。综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袁晓波给付欠款60万元，应支持其313,688.76元，其请求利息从2019年4月17日开始计算至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应从主张权利之日即2019年4月2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请求被告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因无法认定存在胁迫，故对该项请求应予支持。判决：一、被告袁晓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吴起东借款313,688.76元及利息（从2019年4月2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对上述第一项负连带给付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计4,900元，由原告吴起东负担2,339元，被告袁晓波、桑俊青、袁风霞、鲍成斌共同负担2,561元。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袁风霞、鲍成斌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借款金额，袁风霞、鲍成斌上诉称袁晓波实际仅向吴起东借款50万元，但仅就转账而言，吴起东在2017年10月24日至2018年4月4日期间即向袁晓波累计转账共计103万元，袁风霞、鲍成斌的该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理由不能成立。其次，关于还款金额。袁风霞、鲍成斌上诉称袁晓波、桑俊青、鲍成斌通过银行、微信累计转账给吴起东、赵亚丽84万余元，本金已基本还清，但从转账记录来看，上述转账部分发生在2018年4月12日袁晓波重新出具借据之前，部分发生在重新出具借据之后。发生在重新出具借据之前的转账，因双方约定有利息，袁晓波在重新出具借据时，已经进行了相应冲抵，对下欠本金数额以借据形式确认为80万元。发生在重新出具借据之后的转账，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原审判决作为本金已经予以了扣除。袁风霞、鲍成斌该项上诉主张，未考虑应当支付的利息以及利息先于本金偿还的法定顺序，其称本金已基本还清，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袁风霞、鲍成斌上诉称，80万元的借条不是借款，而是吴起东投给袁晓波的合伙投资款，但其并未提供合伙协议等证明存在合伙关系的相关证据，且从借条、双方聊天记录、还款情况来看，也不符合投资款的特征，袁风霞、鲍成斌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复次，袁风霞、鲍成斌上诉称2019年1月14日的还款协议是在胁迫的情形下产生的，系无效协议，但其就所称胁迫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并未认定为胁迫，并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袁风霞、鲍成斌所称胁迫缺乏证据支持，对其主张还款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又次，袁风霞、鲍成斌称其只应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拥有先诉抗辩权，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袁风霞、鲍成斌在还款协议的担保人处签名，未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认定为连带责任保证，其所称系一般保证，拥有先诉抗辩权的主张于法无据，不能成立。最后，关于袁风霞、鲍成斌所称一审法院剥夺了袁晓波答辩权的主张，一审法院已经对袁晓波合法送达了开庭传票，在一审判决作出后，袁晓波并未提出上诉，且在二审中其又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充分行使了答辩权，袁风霞、鲍成斌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关于吴起东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吴起东所称2018年5月22日显示金额为1600元的微信转账截图重复提交问题，经查一审卷宗，重复提交属实，但一审法院并未重复计算；关于吴起东所称显示金额为1800元的2张日期不明的转账凭证重复提交问题，经查一审卷宗，未发现其所称问题；关于吴起东所称两张微信转账截图复印件共计2400元的收款人是与本案无关的人员，经查一审卷宗，未发现其所称问题。其次，关于吴起东所称欠款金额应认定为60万元的主张，袁晓波于2019年1月14日出具的还款协议虽然载明下欠金额60万元，但以事实为依据始终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袁晓波在2018年4月12日出具80万元未载明利息的借据之后，袁晓波、桑俊青、鲍成斌等人存在多次还款情况，在扣除所还款项之后，认定截止2019年1月14出具还款协议时，袁晓波实际下欠326688.76元，故吴起东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再次，关于吴起东所称一审漏判诉讼保全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吴起东在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前，于2019年7月28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字据“我不再主张保全费”，系以书面形式明示作出放弃诉讼保全费的意思表示，在放弃之后，其再行上诉主张诉讼保全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和上诉人吴起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负担5000.33元，由上诉人吴起东负担4800元。上诉人袁风霞、鲍成斌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005.33元，退还1005元；上诉人吴起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95元，退还7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中友审判员  智咏梅审判员  吕建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柴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