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6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勇涛，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毛志，男，196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原审第三人：白书运，男，197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枣阳市。上诉人郑勇涛因与被上诉人肖毛志、原审第三人白书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3民初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勇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肖毛志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肖毛志无证据证明白书运于2017年7月15日向郑勇涛转账1.84万元与其存在关联，故肖毛志的诉讼主体不适格。2、肖毛志未能证明该笔转账使得其利益受损、郑勇涛受益，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更无法证明郑勇涛获得该笔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郑勇涛不构成不当得利。相反，郑勇涛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白书运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水产的鱼行之间存在大量的生意往来，存在以现金、银行转账、微信或支付宝转账等多种方式的资金结算关系。3、肖毛志所诉的款项已在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鄂0113民初648号调解案件中得到解决，该笔转账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4、肖毛志的诉状和其提交的卢平平的证言都称金额为2万元，但本案中的转账款为1.84万元，金额不符。肖毛志辩称：郑勇涛介绍帮助肖毛志卖鱼的人未到，郑勇涛和司机就把肖毛志的鱼卖给了白书运。白书运把鱼款都直接支付给了郑勇涛，但郑勇涛只给了肖毛志1.58万元，剩下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白书运述称：郑勇涛、肖毛志一起只到白书运处卖过一次鱼，鱼款都给了郑勇涛，白书运从未与肖毛志发生过经济往来，也没有向肖毛志付过款。肖毛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勇涛返还肖毛志2万元及其利息损失（以2万元为基数，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8月1日起计算），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肖毛志与郑勇涛之间存在鱼饲料交易往来，后因郑勇涛为了以鱼抵款，叫人在肖毛志鱼塘拉网捕鱼，造成死鱼，双方就死鱼发生争议进行诉讼，案号为（2018）鄂0113民初648号。该案调解过程中，郑勇涛自认肖毛志支付了饲料款5万元，不认可另收取了肖毛志2.58万元，使得肖毛志另案起诉。2017年7月份，郑勇涛陪同肖毛志到白书运处卖鱼，白书运以现金及转账方式支付了卖鱼款，现金交给了郑勇涛后郑勇涛即当场交给肖毛志，另白书运通过银行转账于2017年7月15日向郑勇涛转账卖鱼款1.84万元。肖毛志拟将1.84万元抵作其支付给郑勇涛的饲料款，后因死鱼双方发生争议，1.84万元也未抵作饲料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是：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受到损失；三、获得利益一方与他方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四、获得利益的一方无合法根据。本案中，肖毛志本是将1.84万元抵作支付给郑勇涛的饲料款，后郑勇涛因饲料款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且双方于2018年8月2日达成了调解，而这1.84万元并未抵作肖毛志支付给郑勇涛的饲料款，自2018年8月3日起肖毛志受到1.84万元的损失，郑勇涛取得1.84万元无合法依据。郑勇涛一审庭审时自认其在2017年7月份没有和白书运做过生意也没有收到过白书运的钱，结合白书运的陈述，郑勇涛的1.84万元转账显示不出与肖毛志有任何关系，其关于本身与白书运存在正常生意往来中存在一笔2017年7月15日的转账很正常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对肖毛志要求郑勇涛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郑勇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肖毛志1.84万元及利息（以1.84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肖毛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郑勇涛承担。二审中，郑勇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卢平平书写的证明，2、朱少军书写的证明，3、白沙洲李长云兄弟鱼行的销售及结算证明，4、与赵四喜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5、河南万邦鱼行调运郑勇涛草鱼的证明，拟共同证明：1、郑勇涛与鱼行之间有大量的生意往来，支付方式不限于银行转账，还有微信转账、现金等；2、鱼行做生意都有记录和存根等正规手续，白书运也应当有这些材料。经质证，肖毛志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桂鱼采取直销方式，没有码单，肖毛志卖鱼期间，郑勇涛与白书运之间没有生意往来，不认可郑勇涛的证明目的；白书运称，其是直接收购，不会有码单，都是当场钱货两清，零售才会有码单。白书运提交与郑勇涛之间短信往来记录，拟证明郑勇涛收了肖毛志的鱼款，本案与白书运无关。经质证，肖毛志对短信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无异议；郑勇涛认可短信的真实性，但认为该短信中未明确指向是哪一次的鱼款，白书运也未提交鱼款相应的货品凭证和支付凭证，故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审核认为，郑勇涛提交的上述证据都是其本人与他人之间的生意往来记录，与本案交易无关联，应不予采信。白书运提交的短信证据有原件可核对，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亦无异议，其中提及了郑勇涛、肖毛志之间的鱼款，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应予以认定。本院就诉争1.84万元款项是否已用于冲抵鱼饲料款进行了询问，肖毛志表示未冲抵，并陈述了全部鱼饲料款的支付主体和方式（其本人付2万元现金，其子付3万元现金，另4万元由前案审理），郑勇涛则表示不清楚是否已经冲抵。本院考虑到郑勇涛、肖毛志两人分别是鱼饲料款的收款方和付款方，都应当持有已付鱼饲料款的证据，在本案诉争1.84万元款项是否已用于冲抵鱼饲料款方面都具有举证能力，故为该两者指定了举证期限，但两方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因肖毛志差欠郑勇涛鱼饲料款，两人于2017年7月一起到白书运处卖肖毛志的鱼，白书运支付了鱼款。就白书运于2017年7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给郑勇涛的1.84万元的用途，白书运认为是肖毛志、郑勇涛一起卖鱼的款项；郑勇涛明确表示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因何而来，但其与白书运之间存在多笔生意往来，白书运、肖毛志也不能证明该款就是肖毛志的鱼款。肖毛志、郑勇涛一起到白书运处卖鱼的事只发生过一次。另查明：2018年8月1日，白书运与郑勇涛之间短信往来：“你还记得肖毛志鱼款现金给多少，转账多少吗”，“你们卖鱼都不知，我哪记得”，……“鱼款你结清了，不用理他们，要他找我……”原判认定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肖毛志、郑勇涛之间原有鱼饲料买卖关系，剩余货款已由前案调解处理完毕。郑勇涛、肖毛志于2017年7月一起到白书运处卖鱼，肖毛志是货物所有权人，所得货款应归其所有。但是，白书运陈述其于2017年7月15日向郑勇涛转账的1.84万元是本次卖鱼的部分货款，郑勇涛在与白书运短信联系时并未否认，且其既不能证明该笔款项的来源，又不能证明其与肖毛志已合意将该款用于冲抵鱼饲料款，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收取了肖毛志的货款1.84万元，并无不当。郑勇涛收取肖毛志的货款获得了利益，并导致肖毛志受到损失，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郑勇涛收取该款项并无合法根据，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认定郑勇涛构成不当得利，并进而判令其予以返还，适用法律正确。综上，郑勇涛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郑勇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李 行审判员  万 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寇襄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