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8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鞍山路**美都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4687061335J。法定代表人：庄欠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良，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显维，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374966966。法定代表人：孙士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正勇，男，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辽宁大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陈德明，男，1956年11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忠，辽宁恒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立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辽宁）自由，住所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窑路****用代码91210203064444540N。法定代表人：朱青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辉，辽宁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曲德国，男，1982年5月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庄河市。上诉人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八局”）、原审第三人陈德明、大连立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公司”）、曲德国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兆良和王显维、被上诉人中建八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燕和陈正勇、原审第三人陈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忠、原审第三人立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曲德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中建八局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欠款3695376.2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漏查上诉人对案涉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的基本事实，进而作出了错误判决。陈德明在鉴定机构进行现场勘验时，已承认案涉工程是曲德国施工的，且被上诉人在原二审中还提交了曲德国签字的工程造价表，用以证明案涉工程是曲德国施工的，现曲德国表明其是上诉人的项目经理，故案涉工程是上诉人施工的。一审判决漏查了上述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因为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直接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应依据合同支付工程欠款；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直接的劳务分包合同，因为建筑劳务分包不得再次分包，故再次分包行为无效，上诉人此时就是实际施工人身份，被上诉人应当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二、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都证明陈德明是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而一审判决却漏查了陈德明是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人和项目经理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此情况下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进行认定，显然错误。1.被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1月22日的分公司工程项目付款审批表中“项目经理部意见”一栏列明项目经理是陈德明。2.陈德明在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署《劳务分合同》时，曾向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曲德国出示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件，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被上诉人与业主单位正式签署的工程总承包合同，在该合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的就是陈德明。3.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证据证明：陈德明作为其代理人，进行招投标业务和材料采购，并在其财务上进行报销。三、一审判决仅依据陈德明的陈述和印章不符的问题，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缺乏事实根据。本案中，签署《劳务分合同》的地点是被上诉人承建的大连市前关公租房项目的项目部，签署文件时陈德明出示了其作为委托代理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在项目经理部当场加盖被上诉人的项目经理部技术专用章，结合陈德明的身份及缔约当时的场景，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是代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署合同、加盖印章，对印章的真实性，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是无法核实印章真伪的。陈德明虽称“印章系其私刻，加盖时曲德国明知印章非被上诉人真实印章”，但该表述仅系陈德明单方陈述，而且是在诉讼过程中所进行的事后陈述。事实上，陈德明是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项目经理，因此陈德明的陈述必然倾向于被上诉人，不具有客观性。四、一审判决漏查了《劳务分合同》已经被实际履行的事实，仅以陈德明签署《劳务分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明显错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劳务分合同》后，上诉人即组织人员、材料、机械进行施工，施工完毕后将工程交付被上诉人，上诉人已实际履行完毕《劳务分合同》的义务。在上诉人施工过程中，被上诉人分两次向上诉人支付了150万元工程款，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开具了发票。在上诉人履行了《劳务分合同》的主要义务，被上诉人亦接收了上诉人劳动成果并获得利益的情况下，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劳务分合同》存在瑕疵，因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双方之间已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五、无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均应承担付款责任，一审判决在漏查了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立新公司、陈德明、曲德国之间关系的情况下，仅以陈德明不构成表见代理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六、如果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而是存在转包或违法分包关系，则应进行释明，因其未进行释明，故程序违法。如前所述，上诉人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并购买了部分施工材料，如果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直接的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必然存在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关系，法院应向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未进行释明，损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直接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上诉人就是实际施工人，因被上诉人未将从业主处收取的工程款全额支付，其应当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中建八局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福晟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一审法院根据福晟公司提供的与陈德明签订的《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认定合同签订情况，并无不妥，也无任何遗漏。二、原一审判决书、二审发回重审裁定、重审一审判决书中均已明确查明中建八局提交证据的相关情况，不存在遗漏事实的情形。三、一审法院非单纯依据印章不符而确认陈德明不构成表见代理，而是结合福晟公司自身有无过错、是否善意、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多种因素，才做出的确认，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和原二审审理中均已查清劳务分合同的履行情况，所以原二审发回重审的裁定中才明确要求应追加曲德国参加本案诉讼，福晟公司此上诉意见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已查明中建八局与立新公司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中建八局截止目前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和付款方式不拖欠立新公司任何费用，在此情形下，福晟公司要求中建八局支付费用无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完全正确。六、中建八局与立新公司之间系经过招投标程序形成的劳务分包关系，应遵照该合同执行。在中建八局不拖欠立新公司任何费用的情况下，陈德明与曲德国或福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违法转包行为及拖欠费用情况均与中建八局无关，福晟公司应根据其与曲德国的关系选择向陈德明或者立新公司主张费用，这是起诉主体选择错误的问题，非法院释明与否的问题，不能将败诉的结果归于法院。陈德明述称，同意中建八局的答辩意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原一审判决撤销并发回重审是正确的，此次的重审判决纠正了原一审的错误。本案的实质是中建八局承揽的工程由陈德明作为实际施工人组织施工。因建设领域工程施工必须是在公司间进行，故中建八局与立新公司建立了形式上的合同关系，陈德明作为实际施工人挂靠在立新公司名下，曲德国挂靠在上诉人名下，由上诉人为其开具发票，上诉人获得管理费。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假设和推理没有事实依据。立新公司述称，上诉请求与立新公司无关。上诉人与立新公司无任何关系，本案与立新公司无关。曲德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表示其与福晟公司间系内部承包关系，福晟公司不给其开工资、交保险，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福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3695376.25元及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鉴定费8万元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0日，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5月4日变更为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中标甘井子区前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修工程二标段项目。中标材料中登记张翠平为工程项目经理。2015年2月13日，案外人大连市公共租赁住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包人)与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容：甘井子区前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的室内装修工程施工二标段，装修面积二标段50720平方米。开工日期：2015年3月5日，竣工日期：2015年7月6日。合同价款15093078.37元。发包人和承包人均在合同上加盖合同专用章。2015年3月15日，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与第三人大连立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名称：甘井子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修项目二标段装修，承包形式：包工、包辅料，工期：2015年3月15日至2015年7月23日。2015年7月31日，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的甘井子区前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精装修工程二标段3#、4#、5#楼的工程竣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提交的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中，原告在合同的承包人处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发包方加盖的“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应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第三人陈德明表示该公章系私刻加盖，且在加盖时第三人曲德国明知印章非中建八局的真实印章。被告对原告提供的合同及印章内容均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该单位使用的案涉工程二标段技术专用的印文为“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工程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该印文与案涉提供的合同上加盖的印文存在明显差别。另查，2015年5月15日和2015年6月5日，被告以电汇方式向原告支付人民币共计150万元。又查，2017年8月28日，原告以被告欠付工程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7)辽0204民初4987号，在该案诉讼中，经原告申请对案涉工程的工程造价、工程增量，材料款进行鉴定，大连建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大建工鉴字(2018)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大连市甘井子区前关公租房3#、4#、5#楼精装修工程造价，工程增量，木匠吊顶材料、大白、乳胶漆、石膏板、矿棉板市场价格为6315376.25元，其中人工造价为4120000.39元，工程变更(含人工及材料采购)造价为230906.90元，材料采购造价为1964468.96元。原告向鉴定机构交纳鉴定费8万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2017)辽0204民初4987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一、被告中建八局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程款1500000.39元；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500000.39元为基数的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款付清时止的利息；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鉴定费33000元；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2018)辽02民终7175号民事裁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福晟劳务公司提交的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中，福晟劳务公司在合同的承包人处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发包方加盖的“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笔误，应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陈德明表示该公章系私刻加盖，且在加盖时曲德国明知印章非中建八局的真实印章。中建八局提供的该单位使用的案涉工程二标段技术专用的印文为“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工程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该印文与案涉提供的合同上加盖的印文存在明显差别，且签订合同却加盖技术专用章，与常理不符。一审认定陈德明签订上述《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构成表见代理是否妥当，一审应一并审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498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重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则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并已履行相关合同义务。根据原告提供的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中，原告在合同的承包人处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但发包方加盖的“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笔误，应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合同及印章均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该单位使用的案涉工程二标段技术专用的印文为“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工程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第三人陈德明明确表示案涉合同的印章系其私刻加盖，在加盖时第三人曲德国明知印章非被告的真实印章。关于被告陈德明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信任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原告所依据的案涉《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中发包方处加盖的“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笔误，应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与被告在案涉工程中使用的“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前关工程租赁住房工程装饰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印文差别较大，且签订合同却加盖技术专用章，与常理不符。因此，第三人陈德明签订上述大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合同并不能构成表见代理。故原告不能以此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现原告要求被告依据上述非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向被告主张工程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工程款、利息以及鉴定费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96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对第九页“又查，2017年8月28日，原告以被告欠付工程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案号为(2017)辽0204民初4987号，在该案诉讼中，经原告申请对案涉工程的工程造价、工程增量，材料款进行鉴定，大连建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大建工鉴字(2018)第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大连市甘井子区前关公租房3#、4#、5#楼精装修工程造价，工程增量，木匠吊顶材料、大白、乳胶漆、石膏板、矿棉板市场价格为6315376.25元，其中人工造价为4120000.39元，工程变更(含人工及材料采购)造价为230906.90元，材料采购造价为1964468.96元。”不予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福晟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建八局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中建八局是否应向福晟公司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从查明的事实可见，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大连市公共租赁住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与中建八局签订总包合同的方式将案涉工程交由中建八局建设，后中建八局与立新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立新公司未自行施工，而是由陈德明挂靠立新公司进行的施工，陈德明在此过程中将其承包范围内的部分劳务工程交由曲德国施工。现上诉人福晟公司提交一份曲德国签字、其单位加盖公章的《劳务分合同》主张与中建八局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但该《劳务分合同》的发包人处并未加盖中建八局的公章，只加盖了“上海中建八局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甘井子区南关公共租赁住房工程装修工程二标段经理部工程技术专用章”，并由陈德明签字。对此，陈德明表述该技术专用章是其自行刻制，且在加盖时上诉人方的曲德国知晓系伪造。从被上诉人中建八局提供的该单位实际使用的案涉工程二标段技术专用章看，与陈德明在上诉人提交的《劳务分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存在明显差异，且被上诉人中建八局实际使用的印章包含“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内容。即使陈德明在案涉的《劳务分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未载明“签订经济合同无效”的内容，上诉人福晟公司作为专业的建筑劳务公司，日常从事的即是建筑劳务分包的业务，在签订合同时应加盖何种印章属于常识性问题，在陈德明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系中建八局单位的工作人员或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仅以陈德明在合同上加盖技术专用章来代表中建八局有违常理，故陈德明签署合同并加盖其自行刻制的技术专用章的行为无法代表中建八局，中建八局与上诉人福晟公司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中建八局不应向上诉人福晟公司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关于福晟公司提出陈德明已承认案涉工程是曲德国施工，而曲德国又表明其是上诉人的项目经理，故案涉工程应认定为是上诉人实际施工一节，从查明的事实显示，曲德国称其与福晟公司间系内部承包关系，福晟公司不给曲德国开工资、交劳动保险，亦未与曲德国签订劳动合同，其独立核算、自主经营。本院认为，无论案涉工程曲德国施工了多少，其是代表福晟公司施工还是挂靠在福晟公司名下施工，由于本案福晟公司诉求中建八局承担给付工程款责任，在无证据证明福晟公司或曲德国与中建八局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不予确认陈德明或曲德国或福晟公司施工的案涉工程的范围和造价。关于福晟公司提出即使与中建八局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由于其是实际施工人身份，故亦可以要求中建八局在欠付立新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一节，本院认为，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中关于发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是针对工程的实际发包人，并不是指上一手的转包人或分包人，福晟公司的此项观点系其对法律的错误解读，对福晟公司的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提供的付款审批表中载明陈德明系项目经理一节，从该份“分公司工程项目付款审批表”所载明的内容显示，2017年1月22日中建八局系向立新公司支付了1200825元劳务费，在立新公司项目经理一栏填写的是陈德明，且该审批表仅是中建八局内部请款流程中需要填写的信息，从该表中无法得出福晟公司的结论，故对福晟公司此项主张同样不予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陈德明在与曲德国签订合同时，向其出示了中建八局与发包人签订的总包合同原件，该合同上中建八局的代理人是陈德明签字，故福晟公司有理由相信陈德明代表中建八局一节，中建八局与案涉工程的发包人签订的总包合同中载明的项目经理是张翠平，并不是本案的陈德明，且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又表述签订合同时陈德明出示的不是该份合同，而是以中建八局名义作出的投标书，可见，福晟公司并不是基于所谓陈德明持有的中建八局与案涉工程的发包人签订的总包合同及陈德明在该合同上的签字产生了确信陈德明有权代表中建八局签订合同从而签订案涉的《劳务分合同》，且即使如福晟公司所言其在签订案涉《劳务分合同》时看到了陈德明作为中建八局代理人签字的总包合同，该合同显示的也仅是陈德明有权代理中建八局与发包人签订合同，不能得出陈德明有权代表中建八局将案涉工程向外分包的结论，故福晟公司认为陈德明的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陈德明将购买材料的票据在中建八局报销，可以证明陈德明是该公司项目经理一节，本院认为，中建八局与发包人签订的总包合同中载明的项目经理是张翠平，陈德明自称挂靠于立新公司施工工程，系立新公司的项目经理，对此立新公司亦表示认可。且如果陈德明是中建八局的项目经理，代表中建八局施工案涉工程，在购买材料过程中，其可以向公司请款，待款项从公司领取后再购买材料；但实际操作中，是由陈德明先行购买材料，再由中建八局将此部分款项向陈德明支付，因陈德明挂靠于立新公司从中建八局承包的是劳务分包工程，不包含施工材料，基于此中建八局才将陈德明垫付款项购买的材料费用后期向陈德明支付，综上，对福晟公司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案涉的《劳务分合同》签订于中建八局承建的大连市前关公租房项目的项目部，故也可以认为陈德明代表中建八局一节，本院认为，如前文所述，陈德明挂靠于立新公司从中建八局处承包了案涉劳务分包工程，其作为施工人在案涉工程项目部对案涉工程进行日常管理并组织施工符合常理，不能仅以签订合同的地点确定合同的相对方，故对福晟公司此项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陈德明是中建八局授权的代理人、项目经理，其陈述倾向于中建八局一节，本院认为，陈德明在本案中与中建八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如果陈德明表述其代表中建八局，即可以将自身应向曲德国或福晟公司的付款责任免除，但陈德明并没有作此陈述，现陈德明的陈述产生的结果是其将作为付款义务主体，故福晟公司称陈德明的陈述倾向于中建八局与事实不符，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中建八局曾向其支付150万元，故双方形成合同关系一节，对此中建八局表示是接受陈德明的指示向福晟公司付款。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显示，中建八局不仅向陈德明、福晟公司支付过款项，还向多家材料供应商、分包商支付过款项，付款行为可能产生于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亦可以产生于接受他人委托或指示付款，不能仅以付款行为确定付款方和收款方间必然存在合同关系，故对福晟公司此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福晟公司提出一审未行使释明权，程序违法一节，本院认为，法律规定的需要法院行使释明权的是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而本案中，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需要释明的情形，仅是福晟公司在选择承担义务主体时存在偏差问题，即使其在本案中未得到支持，其向其他义务主体提出诉请的权利并未被剥夺，故福晟公司此项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福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960元，由大连福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学枝审判员  刘小南审判员  刘冬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