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5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顺富，男，1960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健卫，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丽，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程洪宾，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椒江区。 上诉人王顺富因与被上诉人程洪宾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1002民初1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顺富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第一项判决内容，并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2.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2018年度年租金损失264000元；3.赔偿自2019年2月16日至实际解除之日止按每月5万元赔偿上诉人租金损失。（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予支持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对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客观条件已经充分成就，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本案合同的解除是必须的。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了以下三个事实，这三个事实从侧面已经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为何一审判决还要维护履行这样的合同，让人费解。1.一审判决认定（第7页第11行）：“2018年8月15日，原告王顺富与被告工作人员王灵灵因捕鱼的事情产生争吵后报警。”2.一审判决认定（第7页第12行）：“2019年3月19日，原告王顺富与被告工作人员因搬家具产生争执而报警。”3.一审判决认定（第7页第13行）：“2019年4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椒江区税务局对鱼谣农家乐公司作出椒税限改[2019]55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2019年4月30日，原告王顺富依据椒税简罚[2019]60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缴纳罚款900元。”从上述三项认定的事实分析，前两条双方竟然因为捕鱼和搬家具等履行合同过程中细到不能再细的民事行为，双方都要动用警察来解决；第三项事实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2条约定相矛盾。根据约定，鱼谣山庄应当是由被上诉人全权经营管理，自负盈亏，上诉人不参与任何事务及管理的。但是，为何是上诉人前去税务机关接受税务行政处罚呢？可见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对鱼谣山庄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水乳不相交融的地步了，如此下去，合作经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二）鱼谣农庄自约定的合作经营时间2018年2月16日起至判决时已近一年半仍未开业经营是不争的事实，且双方均表现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一审判决居然驳回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请求，纯属强人所难。“原告认为被告无故不开展营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抗辩未开展营业系因为原告未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至双方约定的被告儿子程俊晓名下，及原告自2015年9月30日设立的鱼谣农家乐公司一直未办理过消防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而致经营搁浅。”（第8页第二段第六行）这是一审判决归纳争议双方对鱼谣农庄至判决时依然没有开业经营的原因，不管是何原因，一审判决至少已经认定双方合作了一年半没有开业经营的事实。接着一审判决又认定：“被告主要依托案涉鱼谣山庄内的庭院及附属用房、鱼塘开展休闲餐饮垂钓经营，鱼谣农家乐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不是其开展经营的必要条件。且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均未涉及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办理、交付的约定。故被告抗辩至今未开业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既然被上诉人没有开业经营的理由不能成立，那被上诉人至今没有履行从2018年2月16日开始的合作经营明显存在过错且已经导致根本性违约，一审判决居然还不支持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款的立法本意。 （三）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在协议中未对营业时间进行约定，被告也已按约支付了两年固定租金并积极对鱼谣农家乐公司进行装修为开业经营做准备，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存在无故怠于经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协议中约定的合作时间就是对营业时间的约定，即便如一审判决认定为没有约定，那么上诉人也多次联系被上诉人催促其开业经营，一直未果。法律规定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也不至于长达一年半时间。 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认为本案讼争合同应当解除，一审强人所难地维持合同继续履行会到导致双方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提高了不可控因素发生的概率。 二、上诉人认为，导致合同解除的过错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赔偿上诉人损失。1.如前所述，被上诉人自合同签订以来，违反协议书第4条约定，没有如期开业经营至今，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2.根据协议书第1条约定，被上诉人承诺要在上诉人投资的基础上追加100-200万元的投资，然而时隔一年半有余，依然没有履行其投资的承诺；3.根据协议书第6条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每日将营业额账单明细小结报送上诉人，上诉人可以随时了解营业情况。然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报送营业额账单明细。上诉人认为，即便被上诉人没有营业，但是仍然应该按约向上诉人报送账单，这同样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却无视此义务，存在过错。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书和协议时就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存在上述多项违约事实，给上诉人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一审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了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下，认定了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违约行为不成立的前提下，居然没有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对《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三）（四）款法律规定的曲解，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完全符合上述三款的法律规定，故应当予以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 程洪宾答辩称，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条款内容来看，本案应是承包合同纠纷，而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从签订的内容看，渔谣农家乐公司是符合经营条件的餐饮、棋牌、垂钓为一体的服务性行业，上诉人未按约办理鱼谣农家乐公司股份转让手续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上诉人至今未交付鱼谣农家乐公司中间的四个鱼塘。鱼谣农家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棋牌、垂钓，根据食品卫生法及消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经营餐饮要具备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上诉人自2015年9月30日设立鱼谣农家乐公司至今，均未办理过消防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故不具备经营资格。被上诉人未经营鱼谣农家乐公司也不构成违约。上诉人要求解除双方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上诉人已支付两年租金336000元，至于营业额提成，因未营业，当然也不存在提成问题，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2018年度年租金损失264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租金600000元没有事实依据。王顺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顺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二、被告赔偿原告2018年度年租金损失264000元。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包含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二、被告赔偿原告2018年度年租金损失264000元；三、被告赔偿原告自2019年2月16日起至合同实际解除之日止按50000元/月赔偿原告租金损失。 程洪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二、原告王顺富将其持有的台州市椒江绿园鱼谣农家乐有限公司100%股份转让给被告，同时变更法定代表人；三、原告王顺富立即交付坐落于台州市椒江绿园鱼谣农家乐有限公司内的四个鱼塘；四、原告王顺富赔偿被告程洪宾经济损失363000元｛其中租金损失136000元，投资利息损失47000元【（336000+351000+97600）×月利率6%】，可得利润损失按每月15000元计算12个月得148000元｝。审理中，被告程洪宾撤回第二项反诉诉讼请求并变更第四项反诉诉讼请求为：原告赔偿被告经济损失363000元｛其中租金损失168000元（截至2018年5月装修好，自2018年6月起至2019年5月未开业的损失），投资利息损失47000元【（336000+351000+97600）×月利率6%】，可得利润损失按每月12300元计算12个月（2018年6月-2019年5月）得14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0日，原投资人王顺富（作为甲方）邀请程洪宾（作为乙方）合作经营，并签订协议书，约定：1.乙方共追加投资100-200万元。2.全权由乙方经营管理，自负盈亏，甲方不参与任何事务及管理。3.鱼谣山庄场所只能用作休闲餐饮垂钓。4.合作时间15年，即从2018年2月16日至2033年2月15日，期间乙方不得转租他人，并有责任保护好鱼谣山庄的环境。5.原投资人甲方的收益分二部分：（1）固定年租金：前五年每年固定租金为168000元，第六年开始，固定租金在168000元的基础上每三年递增10%（即第六、七、八年的固定租金每年均为184800元，第九、十、十一年的固定租金每年均为203300元，第十二、十三、十四年的固定租金每年均为223600元，第十五年的固定租金为245900元）。2018年2月16日至2020年2月15日期间前二年的固定租金336000元，乙方需于2018年2月16日前一次性向甲方付清；第三年开始，乙方应于当年2月16日前一次性付清全年的固定租金。所有固定年租金均汇入王顺富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账户：62×××62。（2）营业额提成租金：乙方每月总营业额（包括餐饮、酒水、饮料、茶水、棋牌、点心、水果、零食、垂钓等等）的10%归甲方所有，每月结清，乙方于次月10日前交提成租金汇入王顺富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账户：62×××62。6.乙方每日将营业额账单明细小结报送甲方，甲方可以随时了解营业情况。乙方承诺遵守诚信经营，如有违诚信作业，甲方有权终止协议……9.合作期间甲乙双方不得违约，任何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由违约方承担。10.合作期间，如遇到院内建筑物房屋拆迁或用途性质等政策问题造成乙方损失，一切由甲方承担。 2018年1月31日，双方达成补充协议，约定，1.甲方在收到100000元定金后三日内把法人代表及股份无偿转让乙方名下。2.租赁地址：屷崦路122-9号鱼谣山庄所有附属用房及中间鱼塘四个。主楼西幢底层160平方及地下酒窖60平方米。3.鱼谣山庄内现有的设备及物品，包括装修、桌椅、厨房、用具等合作期间归乙方使用……5.乙方的装修风格及格局，甲方无权介入。后甲、乙双方经协商后于2018年2月6日，由原告王顺富作为转让方与被告程洪宾儿子程俊晓作为受让方达成台州市椒江绿园鱼谣农家乐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1.王顺富将持有公司的2000000元（100%）股权无偿转让给程俊晓，由程俊晓按期缴付。2.双方同意在协议签订之日交接公司股权。3.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法由公司继续承担。4.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对公司的权利义务按照本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5.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签订以后，被告程洪宾已于2018年2月9日前向原告王顺富汇款336000元并开始对鱼谣山庄进行装修。2018年8月15日，原告王顺富与被告工作人员王灵灵因捕鱼的事情产生争吵后报警。2019年3月19日，原告王顺富与被告工作人员因搬家具产生争执而报警。2019年4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椒江区税务局对鱼谣农家乐公司作出椒税限改【2019】55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因鱼谣农家乐公司2019-01-01至2019-03-31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未按期进行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限其于2019年4月22日前携带相关资料至该局申报办理有关事项。2019年4月30日，原告王顺富依据椒税简罚【2019】60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缴纳罚款900元。鱼谣农家乐公司至今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另查明，屷崦路122-9号持证人台州市椒江绿野园艺养殖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公司认可王顺富与程洪宾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顺富与被告程洪宾分别于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在本案中未发现存在无效情形，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内容，原、被告系合作经营关系，原告通过提供场地的投资方式获取固定租金和营业额提成的收益，被告通过投资经营获取收益。原告认为被告无故不开展营业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但被告抗辩未开展营业系因为原告未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至双方约定的被告儿子程俊晓名下，及原告自2015年9月30日设立的鱼谣农家乐公司一直未办理过消防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不具备经营资格，导致被告无法申请办理消防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而致经营搁浅。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在协议中未对营业时间进行约定，被告也已按约支付了两年固定租金并积极对鱼谣农家乐公司进行装修，为开业经营做准备。本案中，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存在无故怠于经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故对原告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诉请被告赔偿2018年度租金264000元，系其按照鱼谣农家乐公司每年固定租金600000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租金33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租金约定方式为固定年租金加营业额提成，经营有风险，每月营业额无法确定，且原告主张按每年固定租金600000元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原、被告在协议中约定的合作经营模式，原告将自己独资且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鱼谣农家乐公司股份及法定代表人身份无偿转让给被告，目的是为了被告更方便地开展经营。被告主要依托案涉鱼谣山庄内的庭院及附属用房、鱼塘开展休闲餐饮垂钓经营，鱼谣农家乐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不是其开展经营的必要条件。且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均未涉及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办理、交付的约定。故被告抗辩至今未开业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虽然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过争执，但被告未有充足证据证明其未开业经营系原告所致，其要求原告赔偿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的租金损失16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原告还主张投资利息损失，其中装修费用系第三人书写，被告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物品清单费用系被告单方制作，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至于可得利润损失，被告尚未开始经营鱼谣农家乐公司，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可期待利益，故对被告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鱼谣山庄包括了庭院、附属用房和鱼塘，系一个整体，原告已将整个庭院交付给被告装修改造，被告也已在庭院内对附属用房进行了装修，却否认原告未交付鱼塘，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至于原、被告争执的鱼塘里鱼的数量，双方在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均未予约定，应当认定被告接收鱼塘的同时包含了鱼塘中的鱼。故一审法院对被告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被告反诉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王顺富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王顺富与被告（反诉原告）程洪宾分别于2018年1月20日、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有效；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程洪宾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005元[已减半计算，原告（反诉被告）王顺富已预付]、反诉案件受理费3397.5元[已减半计算，被告（反诉原告）程洪宾已预付]，合计6402.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王顺富负担304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程洪宾负担3357.5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2、被上诉人程洪宾是否要赔偿给上诉人王顺富2018年度的租金损失264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1，2018年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2018年1月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上诉人王顺富主张，根据约定，鱼谣山庄应当是由被上诉人程洪宾全权经营管理，自负盈亏，上诉人不参与任何事务及管理的。但上诉人王顺富却应鱼谣山庄经营问题而受到税务部门行政处罚，上诉人缴纳了罚款900元。被上诉人程洪宾没有实际对鱼谣山庄开展经营管理活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且双方均表现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鱼谣农庄自约定的合作经营时间2018年2月起至一审判决时已近一年半未开业经营，被上诉人明显存在过错，构成根本性违约。被上诉人程洪宾则辩称，上诉人至今未交付鱼谣农家乐公司场所内的四个鱼塘。鱼谣农家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餐饮、棋牌、垂钓，根据食品卫生法及消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经营餐饮要具备卫生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消防许可证等，上诉人自2015年9月30日设立鱼谣农家乐公司至今，均未办理过消防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故不具备经营资格。被上诉人未经营鱼谣农家乐公司也不构成违约。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程洪宾已按约支付了两年固定租金并积极对鱼谣农家乐公司进行装修为开业经营做准备，凭现有证据，上诉人王顺富主张被上诉人程洪宾存在无故怠于经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诉请无法得到证实。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中未对营业时间进行约定，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王顺富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被上诉人程洪宾是否要赔偿给上诉人王顺富2018年度的租金损失264000元。上诉人王顺富主张，被上诉人程洪宾承诺要在上诉人投资的基础上追加100-200万元的投资，然而时隔一年半有余，上诉人依然没有履行其投资的承诺。且根据协议书第6条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每日将营业额账单明细小结报送上诉人，上诉人可以随时了解营业情况。然而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报送营业额账单明细。被上诉人无视此项义务，存在过错。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时就已经完全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存在上述多项违约事实，给上诉人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被上诉人程洪宾则辩称，上诉人已支付两年租金336000元，因未营业，当然也不存在提成问题，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2018年度年租金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程洪宾迟迟未能开业，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鱼谣农家乐公司经营场所装修未完成，而装修进展缓慢的原因又在于双方当事人对装修风格各持不同意见。尽管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装修风格和格局由承租方决定，但是，装修风格和格局与经营模式紧密关联，毕竟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鱼谣农家乐公司所在场所只能用作休闲餐饮垂钓。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上诉人王顺富的收益分两部分组成，一是前五年固定年租金为16.8万元；二是10%营业额提成。上诉人王顺富按鱼谣农家乐公司单纯出租每年可得固定租金600000元，扣减已支付的租金336000元（2018年2月至2020年2月的两年租金），计算出2018年度租金损失为264000元。然而，在被上诉人程洪宾依约履行租金给付义务的情况下，上诉人王顺富却以鱼谣农家乐公司超出合理时间未营业为由，提出租金损失赔偿请求，缺乏合同依据。 综上所述，王顺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10元，由上诉人王顺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童明强 审 判 员 徐黎明 审 判 员 陈永领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记员 王钟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