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70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女，汉族，1965年3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永德，男，朝鲜族，1953年9月17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军，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佳辰，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审第三人：大连川源热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昌富路**-1、2、3。法定代表人：董希忠，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刘波因与被上诉人申永德、原审第三人大连川源热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2018）辽0291民初338号民事判决，申永德不服提起上诉。经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4日作出（2018）辽02民终8656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重新审理，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辽0291民初2572号民事判决。刘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上诉人不存在隐名持有受让股权的本质特征。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时曾明确自认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为其所为，事后又否认，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所确认的是对自己作为股东在股东决议上的签字无异议。同时，上诉人在庭审中还主张其系基于欺诈行使合同撤销权，据此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具体观点与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所陈述的观点一致。同时，上诉人在本次二审庭审之前，均基于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而此次主张构成欺诈来行使合同撤销权。双方在2008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于2011年股东会决议的材料是何人签署，不影响2008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关于隐名股东一节，因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协助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签署相应文件；即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前，系代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刘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刘波、申永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申永德返还股权转让款25万元；3.诉讼费用由申永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波、申永德均系川源公司的股东。2008年5月25日，刘波、申永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持有的川源公司股权（12.5万股，占股比例0.625%）以25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刘波，刘波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15万元，在剩余的10万元支付后，申永德协助刘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若申永德不履行协助变更义务，刘波可以变更或解除案涉转让协议。同时约定，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申永德完全退出公司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刘波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申永德应协助刘波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申永德名义签署相关文件；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同日，刘波给付申永德股权转让款15万元，申永德向刘波出具《股权转让证明》，证实其所持有的川源公司0.625%的股权转让给刘波，已收到刘波给付的股权转让款15万元。2009年3月3日、4月14日、6月25日，刘波又分别给付申永德股权转让款1万元、6万元、3万元。2018年1月3日，刘波以申永德不履行协助变更股权登记义务，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提起诉讼。另查明，川源公司于2010年12月30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于2011年1月24日制订的公司章程（修正）、于2011年8月22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于2013年4月22日制订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及股东会决议，落款“股东签名”处均有“刘波”、“申永德”签名，公司章程及修正案载明的股东信息仍显示申永德持有0.625%的股份。经庭审中询问，申永德称，其本人自案涉协议签订后再未参加过川源公司的股东会议，前述文件中的“申永德”并不是其本人所签。刘波对申永德的陈述不持异议，同时确认“刘波”是其本人所签。再查明，案涉协议签订后，刘波、申永德均未以书面形式将股权转让事宜通知川源公司。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川源公司章程修正案以及工商档案记载的股东信息仍显示申永德是川源公司的股东，刘波、申永德的持股比例无变化。一审法院认为，刘波、申永德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刘波作为受让方依约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申永德作为转让方应当履行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刘波受让的股权未进行变更登记，其合同目的能否实现；2、申永德未履行协助变更登记义务，刘波能否行使合同解除权。评析如下：关于争点1：在股权转让关系中，受让方取得目标股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股权之上所代表的股东利益。由于股权工商登记仅是公司股权结构对外公示手段，并不能决定谁实质上持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权利，故在股权转让关系中，未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不代表受让方未取得股权，判断受让方取得股权的标志应为受让方已经享有目标股权所对应的主要股东权利。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申永德完全退出公司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刘波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申永德应协助刘波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申永德名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川源公司在刘波、申永德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所形成的系列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中载明的股东“申永德”签字并非申永德本人签字，刘波亦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申永德仍参与公司管理或者参与公司财产及利润分配。结合刘波自认前述文件中的“刘波”系其本人所签，以及刘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在签署前述文件时，对文件所载明的“申永德”以股东身份签字以及公司章程（修正）未修改刘波、申永德的持股比例等问题向川源公司提出过口头或书面异议，一审法院推定刘波对其隐名持有受让股权无异议，其主要合同权利已经实现。再者，申永德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可以协助刘波办理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故对刘波有关受让股权未进行变更登记，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观点不予支持。关于争点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精神，合同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虽然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期限，但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该权利应当在一定合理期间内行使，并且由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属于典型的商事行为，对于合理期间的认定应当比通常的民事行为更加严格。刘波、申永德在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如果申永德未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刘波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刘波从2009年6月25日交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至2018年1月提起诉讼，在近十年时间内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超过合理期限，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经济秩序。故刘波不能在本案中行使合同解除权。综上，刘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申永德的相应抗辩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原告刘波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主张案涉股权转让存在欺诈，基于行使合同撤销权而请求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应否予以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期间诉请系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主张由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可知，上诉人一审期间系行使合同解除权进而请求股权转让款的返还。而二审期间，刘波上诉仅请求由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进一步询问其所主张的返还事由时，上诉人主张其认为合同欺诈而行使合同撤销权。基于上诉人上诉的理由，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应举证证明系申永德以欺诈手段使刘波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所主张的欺诈情形存在。同时，撤销权的行使应自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没有行使的撤销权消灭。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2008年签订，之后川源公司亦进行了股权变动，上诉人刘波作为股东之一在后续股权变动的股东会决议上均有签字，但都未提出行使撤销权。故，上诉人二审期间基于合同撤销权而主张被上诉人返还股权转让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刘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崔耀天审判员  王 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