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民终75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城港路**。法定代表人：张进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卿，男，196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住江苏省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建军，男，196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法务，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士坤，男，198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委托代理人：李晶石，黑龙江龙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华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士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2018）黑0108民初1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南通华荣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驳回郭士坤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1.案涉《解约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定错误，其为复印件，退一步说，即使真实也缺少证据证明，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郭士坤在一审中称，南通华荣公司想将该协议提供给发包方作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依据，故将原件收回。该说法不能合理说明证据的真实性。郭士坤在自己的权利没有取得之前，不会将主张权利的证据交给对方。且协议书不会只有一份，南通华荣公司没有必要用郭士坤的协议书。也说明该协议书不是为了双方结算而产生，仅是为了向发包方请求支付工程款。2.一审判决将南通华荣公司在另案中上诉状的内容作为法院查明的事实，缺乏法律依据。另案判决并未提及本案协议书的真实性，而一审判决对南通华荣公司在另案上诉状的内容断章取义。该上诉状陈述协议书的前提是“退一步讲”，仅是对张建中提供证据的描述，且另案中南通华荣公司对该证据质证意见是不予质证，没有确认其真实性。南通华荣公司已对另案提出申诉，且郭士坤不是另案当事人，代理人的陈述不构成自认。3.《解约协议书》不同于结算，相关工程款数额缺少其他证据佐证。4.《解约协议书》写明“给郭士坤400万元（以上含农民工工资、材料费等成本）”，据此可以解读，如果南通华荣公司要给郭士坤400万元，就无需再用括号备注含所有农民工工资、材料费，如果郭士坤领用了材料则必须扣款，进行财务结算。该协议还写明，其余尾款4个月分期支付。如果数额已经确定，则分期支付金额应明确，郭士坤的400万元工程款并未最终形成财务结算。二、一审法院对南通华荣公司举示的承诺书原件不予采纳明显错误，也缺少法律依据。该承诺书系原件，是郭士坤与南通华荣公司账已结清后作出的，属于郭士坤的自认。协议书中“结算完毕”与承诺书中“账已结清”是不同的两个阶段，郭士坤不可能一天既签解约协议又签承诺书。郭士坤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南通华荣公司在与张建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出示过该解约协议书的复印件，南通华荣公司在上诉状中承认该协议真实。另外，郭士坤已找到该协议书原件，足以推翻该协议书系复印件而虚假无效的说法。南通华荣公司关于《解约协议书》中涉及的工程款已付清的说法，与否定协议书真实性的说法相矛盾，没有证据支持。承诺书只是对《解约协议书》结算账目进行确认，由郭士坤施工部分原有的债权债务由郭士坤负责，但并不意味着解约协议约定的工程款已经给付。南通华荣公司并未举示汇款凭证或相应的收款收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郭士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南通华荣公司给付工程款18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逾期付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0日，（发包人）绿地集团哈尔滨绿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洋公司）与(承包人)南通华荣公司签订协议约定，1.1工程名称为哈尔滨绿地世纪城国际花都项目一期总包工程。1.2工程地点为哈尔滨市平房区。1.3.1由绿洋公司提供哈尔滨绿地世纪城国际花都项目一期施工图所示的土建、安装工程以及标段内的管、线等附属工程，另有约定的除外。本项目总建筑面积暂定为154085.00平方米，其中小高层住宅：地：地上**51554.90平方米；多层住宅：地上：地上**7097.37平方米；公共配套：1、3层，计4754.43平方米；地下车库；地下车库8.30平方米。3.1开工日期暂定为2012年10月20日开工，具体以业主书面通知为准；竣工日期暂定为2014年10月30日竣工，具体以业主书面通知为准……。6.1本工程承包范围的合同价款暂定为231116120.00元。协议另约定其他内容。双方在合同上加盖公章、绿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名章；朱俊杰代表南通华荣公司在合同上签章并作为该项目负责人。上述协议签署后，南通公司将上述绿地国际花都一期A16、17、27、1、2、3、4、5、6、7、9、10、11、12、13、14楼土建安装工程分包给郭士坤。郭士坤将其承包的该项目部分内容分包给案外人张建中等人。2014年5月29日，郭士坤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签订《解约协议书》，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绿地国际花都一期A16、17、27、1、2、3、4、5、6、7、9、10、11、12、13、14楼土建安装承包人郭士坤等人全部自愿撤场。发包方与郭士坤结算完毕，协议终止，无经济往来，郭士坤与本工程的一切经济往来，由郭士坤承担。如以上栋号出现农民工上访或合同纠纷由郭士坤承担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无任何关系。以上栋号如有人员来工地干扰对工程造成影响和费用从郭士坤尾款中扣除。据此条件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给张建中工程款人民币玖拾陆万元、给杨阳工程款人民币叁佰玖拾万元、给崔国志工程款人民币伍拾万元、给郭士坤工程款人民币肆佰万元（以上含所有农民工工资、材料费等成本）。留在现场的材料模板、木方等等都归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所有，现场材料折合人民币叁拾伍万元给郭士坤。协议一签定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就给付郭士坤人民币壹佰叁拾伍万元整（其中工程款100万元、材料款35万元）。其余尾款4个月分期支付”。郭士坤签署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我郭士坤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项目账已结清，合同已解除。此项目原有一切债权债务由我郭士坤本人承担，与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无关。特此承诺”。郭士坤自认已收到250万元。另查明，2017年3月28日前，朱俊杰为南通华荣公司大庆分公司负责人，南通华荣公司大庆分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完成总公司交办的各项任务。朱俊杰作为绿地国际花都项目一期工程的负责人不知去向，2014年11月13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对朱俊杰伪造公司印章案立案侦查。2018年，案外人张建中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南通华荣公司，2018年9月21日，平房区人民法院依据本案中部分同类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书（2018）黑0108民初311号，判决被告南通华荣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建中工程款805000元及利息。因南通华荣公司不服本判决，于2018年10月12日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第三条1中表述包含：“2012年10月10日绿地集团哈尔滨绿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洋公司）与上诉人大庆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将绿洋公司开发的绿地国际花都一期A16#、17#、27#、1#、2#、3#、4#、5#、6#、7#、9#、10#、11#、12#、13#、14#楼土建安装工程由上诉人大庆分公司总包；之后上诉人大庆分公司将以上工程的土建安装交由郭士坤承包方施工；郭士坤于2013年4月4日与被上诉人张建中、周玲、郝志军三人共同签订了《工程劳务协议》一份，……2014年5月29日郭士坤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签订了《解约协议书》……在该协议中还约定了要给郭士坤400万元……”南通华荣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建中诉讼请求。2019年1月2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2018）黑01民终8762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郭士坤主张南通华荣公司与其签订了解约协议，且尚有未给付工程款185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关于郭士坤与南通华荣公司是否签订了解约协议问题。首先，南通华荣公司在绿洋公司处承包了绿地国际花都项目一期总包工程，且签订的协议中，朱俊杰作为代理人进行了签章。其次，结合朱俊杰曾担任南通华荣公司大庆分公司的负责人职务，及哈尔滨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出具的说明内容等情况判断，朱俊杰为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朱俊杰有权限，且郭士坤也有理由相信朱俊杰有权限代表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与其签订协议，该行为有效。此外，在案外人张建中与南通华荣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南通华荣公司在所写民事上诉状中，也多次表述郭士坤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签订了《解约协议书》，可以印证双方签订解约协议的事实。南通华荣公司主张解约协议为复印件不具证明力、没有其他佐证，及郭士坤未能提供已付工程款明细，解约协议不真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解约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所有人员全部签字作为解约协议的生效条件，郭士坤作为本案当事人已进行了签名确认，故南通华荣公司主张解约协议没有其他当事人签名而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南通华荣公司主张解约协议是用于向建设方讨要农民工工资，无真实约定从而形成结算，涉嫌合伙骗取工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南通华荣公司主张大庆分公司负责人是邢苏建，朱俊杰是绿地国际花都项目的实际施工人，但其举示的分公司协议书、工程施工承包责任书等约定均为公司内部协议，无法确定真实性，且与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不一致，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南通华荣公司是否尚欠付郭士坤工程款1850000元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南通华荣公司主张与郭士坤账款已结清，但未对已付款项明细进行举证。南通华荣公司举示的承诺书内容为：“我郭士坤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项目帐已结清，合同已解除。此项目原有一切债权债务由我郭士坤本人承担，与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无关。特此承诺。”此承诺书内容与解约协议书中的表述“发包方与郭士坤结算完毕，协议终止，无经济往来，郭士坤与本工程的一切经济往来，由郭士坤承担。如以上栋号出现农民工上访或合同纠纷由郭士坤承担与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无任何关系。”内容基本一致，可相互印证，故该承诺书内容不足以证明南通华荣公司已结清郭士坤的全部款项。而南通华荣公司仅依靠该承诺书内容主张全部账款已付清，并无付款明细相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郭士坤与南通华荣公司解约协议约定，南通华荣公司共应支付郭士坤435万元，郭士坤自认已收到250万元，剩余185万元，南通华荣公司主张已结清即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南通华荣公司未能举示有效证据证明，因此应承担不利后果，故郭士坤主张南通华荣公司尚欠付工程款18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关于郭士坤主张南通华荣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自2014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南通华荣公司与郭士坤约定尾款自2014年5月29日起4个月分期支付，故南通华荣公司承诺的最后付款时间应为2014年9月29日，郭士坤主张南通华荣公司支付自2014年10月1日起工程款项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因解约协议未约定利息计算标准，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南通华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士坤工程款1850000元；二、南通华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郭士坤工程款利息，以18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0月1日至实际给付日利息。二审期间，郭士坤举示了《解约协议书》原件，用以补强一审举示的该证据，证明问题同一审。南通华荣公司质证意见：该证据虽系原件，但南通华荣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一是无法判断是否系朱俊杰签字，二是该解约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只是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的手段，三是400万元工程款的构成也需要进一步说明，且还应扣除相关费用。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系原件，南通华荣公司虽否定其真实性，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明问题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解约协议书》是否应作为确定南通华荣公司欠付郭士坤工程款的依据的问题。针对此，第一，在南通华荣公司与绿洋公司签订的案涉工程施工协议书上，朱俊杰在落款法定代表人处盖名章。南通华荣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及2017年3月2日向哈尔滨市劳动保障监察局出具的说明中均确认了朱俊杰的身份及地位，即朱俊杰系案涉工程代表南通华荣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再结合朱俊杰是南通华荣公司大庆分公司负责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完成总公司交办的各项任务等情况，朱俊杰具有在案涉工程中代表南通华荣公司的权利外观，其在案涉《解约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表南通华荣公司的职务行为，对南通华荣公司具有约束力。第二，郭士坤在二审中举示了《解约协议书》的原件，能够进一步补强该证据的形式要件，提高了证据的证明力。南通华荣公司虽否定该证据真实性，但其举示的证据和抗辩的理由均不足以推翻该《解约协议书》。第三，在另案（2018）黑0108民初311号南通华荣公司与张建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南通华荣公司不服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在上诉状中，南通华荣公司认为在该案中应追加郭士坤为被告，并认可南通华荣公司将案涉工程土建安装交给郭士坤施工，同时又说明了案涉《解约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主体、具体内容，上述情况与本案中郭士坤主张的部分事实一致，也与书面的《解约协议书》中所反映的约定相吻合。南通华荣公司上诉状中的该部分内容，并非仅是一种描述，也不是所谓“退一步讲”的假设，而是在另案中陈述的其所掌握的事实情况，是为了服务其上诉请求和诉讼利益而阐述的理由，应视为系南通华荣公司的意见。故通过该上诉状中的内容可以进一步佐证《解约协议书》的真实性。最后，南通华荣公司主张郭士坤在承诺书中已自认“账已结清”，该表述不同于协议书中的“结算完毕”。本院认为，该承诺书中所表述的账已结清，除南通华荣公司的解读外，还可以解释为账目已经清算结束，也并不排斥有计算、结算完毕的含义。从文意解释看，“账”并不等同于工程款，账已结清不能当然的认定为工程款已经给付完毕。在该文字有两种以上解读含义的情况下，南通华荣公司作为工程款给付义务主体应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除该承诺书外，南通华荣公司并未举示付款的凭证或明细予以佐证工程款已付清，故一审法院未采信该承诺书以免除南通华荣公司的给付义务，并无不当。综上，案涉《解约协议书》应作为确定南通华荣公司欠付郭士坤工程款的依据。该协议书约定绿地国际花都华荣项目部应给付南通华荣公司400万元，南通华荣公司对400万元的构成有异议，并抗辩称应扣除相应费用。但南通华荣公司并未提出异议成立的合理事由与相关证据，也不能说明应扣除的事项或具体数额，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以《解约协议书》中约定的数额作为南通华荣公司欠付郭士坤工程款的总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南通华荣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94元，由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朋卓审判员  宋彦辉审判员  李妮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