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3民终23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周立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乃盈，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春燕，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金江路**。法定代表人：李长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松，天津澍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石首市楚汉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石首市绣林办事处笔架山路法定代表人：魏xx。上诉人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石首市楚汉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8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恒运公司在一审答辩时明确，其仅仅是提供仓库储存，该意见与三方签订的货权转移协议一致，该协议明确约定涉案煤炭3万吨所有权转移给新誉公司，恒运公司与楚汉公司对该煤炭所有权没有任何异议。恒运公司庭审改口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购买煤炭，但又没有合同等情况，不符合常理。根据三方交易模式，新誉公司已经按约定支付了70%的煤炭货款，恒运公司作为仓储方在新誉公司明确要求时，应无条件配合出库，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恒运公司声称楚汉公司没有付钱，肯定不会发货，与事实不符。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情况，新誉公司不知情，根据付款情况及时间节点，楚汉公司已经支付了涉案煤炭款项。一审法院仅凭恒运公司抗辩、魏xx、吴x等人的部分陈述、供述，结合恒运公司陈述相关合同已经遗失的情况下认定新誉公司未能支付本案所涉及的价款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恒运公司应当向新誉公司承担在其无法交付煤炭情况下的赔偿责任。恒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楚汉公司二审未提出答辩意见。新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恒运公司赔偿原告煤炭经济损失769984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货权转移协议》系楚汉公司作为甲方、新誉公司作为乙方、恒运公司作为丙方（仓库方）签订。该协议载明：经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于2012年5月23日堆存于丙方M203库货场的煤3万吨的货权转移给乙方（煤炭质量：发热量大于等于5000大卡/千克），甲、丙方已确认该货权无任何异议，乙方需要时甲方、丙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出库。出库时丙方需接到乙方盖章及乙方授权的经办人吴x签字后的确认函方可出库。楚汉公司、新誉公司、恒运公司三方均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2012年7月，吴x在向恒运公司出具相关手续后，提取该公司货场内的煤炭18154.08吨，用于出借给楚汉公司魏xx。后魏xx将该煤炭卖给宁波华坤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所得货款用于偿还其债务。公安机关于2014年5月对吴x采取强制措施，2015年6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对被告人吴x挪用资金罪一案作出（2015）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吴x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判决吴x退赔相应挪用款。吴x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常刑二终字第6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判决认定，新誉公司同楚汉公司合作经营煤炭业务，由楚汉公司联系煤炭的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由新誉公司提供资金。庭审中，新誉公司主张根据上述证据应认定3万吨的煤炭归其所有，其先是基于物权主张权利，后又主张依据三方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对于三方协议的签订背景、相关事实，新誉公司未提供证据。恒运公司在庭审中表示仓库中并没有楚汉公司的煤炭，而是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购买煤炭。双方有相应购销合同，但内容是框架性的，具体合作中需要根据不同的买家、不同的品种进行调整。同时，恒运公司表示合同都找不到了，楚汉公司还欠付1000多万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调取了吴x挪用资金一案的卷宗材料。新誉公司、恒运公司对一审法院调取的卷宗材料均无异议。卷宗材料显示以下事实：1、关于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吴x以及魏xx（因涉嫌合同诈骗于2014年4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后于2014年5月30日被取保候审，之后情况不明）的供述、新誉公司总经理刘xx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陈述，均显示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合作经营煤炭销售业务，双方的业务模式为：由楚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xx联系煤炭的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以及相应价格，新誉公司负责提供资金，不承担业务的盈亏，而是按照0.00108225元/天*汇款金额*资金占用天数收取资金使用费，核算下来是每吨每天0.5元，该费用作为新誉公司的固定利润。履行中，魏xx联系好业务后，由楚汉公司作为卖方与新誉公司作为买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再由新誉公司作为卖方与魏xx联系的买家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然后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之后由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货款70%的金额，待买家将货款支付新誉公司后，新誉公司扣除所支付的70%的货款以及该期间的资金使用费后，将余额给付楚汉公司。2、三方合作的情况。根据相关人员的供述、陈述以及刑事卷宗材料，显示在2012年3、4月份，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按照上述模式做了两笔煤炭业务，由魏xx联系的买家华能公司，业务正常。此后，新誉公司决定增加业务量。2012年5月，魏xx再次和华能公司联系好业务，楚汉公司、新誉公司及华能公司签分别订了合同（吴x供述4.5万吨，魏xx供述5万吨）。此后，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签订了涉案《货权转移协议》。协议签订后，新誉公司于2012年5月25日向楚汉公司支付了货款1365万元。2012年5月28日，新誉公司、楚汉公司还与天津利盛煤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5万吨的相同文本的《货权转移协议》。2012年6月1日，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了货款910万元。楚汉公司于5月25日支付给恒运公司1000万元，于6月1日再支付恒运公司300万元，其他款项魏xx用于他处。此后，因为煤炭价格等因素，华能公司取消合同，相关交易未能进行。2012年7月，魏xx向吴x借煤，吴x未经新誉公司允许，自行提供相关手续在恒运公司提取18154.08吨煤炭出借给魏xx，魏xx将该煤向案外人提供。之后，吴x、魏xx等各方曾想各种方法弥补，但未能解决，直至新誉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卷宗材料中包括多份合同，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于2012年5月签订的煤炭运销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结算价格是每吨725元；楚汉公司和新誉公司的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其中编号为xxx1合同载明数量为5万吨（以实际装船数量为准），交货期限为2012年5月21日至2012年6月21日，结算价格为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格，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销售煤炭的单价为：655元/吨-0.5元/天/吨/*资金占用天数；以及新誉公司与华能公司签订的多份煤炭买卖合同，其中合同编号为HNJTxxx合同载明数量为5万吨（已实际装船数量为准），交货期限为2012年5月21日至2012年6月21日，结算价格为基本价格±质量调整价格，基本价格为655元/吨。对于上述合同，原告未发表意见，也未说明各合同的具体关联关系、背景及履行情况。对于新誉公司支付的1365万元、910万元，相关人员的供述、陈述，均认为该款项为上述3万吨煤炭70%的货款以及2万吨煤炭70%的货款。同时，魏xx供述“1365万元中的1000万元以及910万元中的300万元支付给恒运公司，用于买煤”。恒运公司的总裁李xx在公安机关的询问中称“楚汉公司向我公司买了煤之后再卖给新誉公司，我们三方签订有货权转移协议，新誉公司确定我公司有煤后，向楚汉公司付款，楚汉公司再向我公司付款，然后凭新誉公司吴x的提货证明，我公司再安排发货...我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笔数比较多，一直是滚动式的，魏xx很少有将单笔业务全款付给我们的，他一直欠我公司钱，他付款给我们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一笔业务，我们之间是按总账结算的，有时他资金紧张，我们也会欠一些煤给他...”、“魏xx只根我说是货款，没有说是哪笔业务的货款，当时魏xx欠我们2000多万元...”、“现在楚汉公司至少欠恒运公司1000多万，这些欠款都是前面业务滚下来的总欠款”、“货权转移协议虽然是恒运公司、楚汉公司、新誉公司三方签的，但是我公司是直接与楚汉公司发生购销关系的，并没有与新誉公司发生购销关系，只要楚汉公司将款付给我们，新誉公司将剩余的煤炭提走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楚汉公司没有付这个钱给我们，我们肯定不会发货的，而且魏xx现在欠我公司1000多万，我公司现在联系不上他，根据这些情况，新誉公司要来提剩余煤炭，我公司是不会发货的”。庭审中，被告进一步解释称当时煤炭业务比较火，各方的操作都不够规范，合同内容都是框架性的，各方在履行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关事宜。对于货权转移协议，其认为只是各方操作的一个惯例。关于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魏xx在供述中称“这笔业务只有5万吨，恒运公司那里签订了3万吨的货权转移协议，再到天津利盛签订5万吨煤炭的货权转移协议。那么新誉公司就会打8万吨煤炭的70%货款给我，其实新誉公司多打了3万吨煤炭的货款给我，8万吨煤炭一共要打给我3640万元，我在恒运公司和天津利盛一般只要付货款的50%至60%就可以拿到煤炭了。如果按照50%算的话，我只要付2600万元就可以拿到8万吨煤炭了，这样多出来的1000万元就可以自己自由支配了，所以说新誉公司付了5万吨的70%共计2275万元，我付了1300万给恒运公司，剩下来的钱我拿到手之后就还给欠别人的煤款和运输费之类的钱了...”、“名义上我还欠恒运公司1000万...”。此外，魏xx供述前两次的合同情况时称“我在恒运公司买煤的价格是740元每吨，但是恒运公司的煤是质量比较高的原煤，质量都在5300大卡以上。华能我卖给他660元至670元每吨，但是华能要的是5000大卡的煤。所以我不能全部从恒运公司发货。比如一船煤5万吨，我从恒运公司运出3万吨，再从其他库里出2万吨4300至4500大卡的煤，两种煤和在一起也能达到5000大卡，4300至4500大卡的煤要比5000大卡的煤便宜100多元每吨。整船煤卖给华能的话在价钱上就能持平”。3、各方对于《货权转移协议》的相关陈述。吴x在供述中陈述“...为了确保我公司的资金安全，魏xx要寻找一家我们双方认可的第三方监管单位，是恒运公司...魏xx要将煤放在监管单位的仓库内，然后我方确认现场有那么多煤...”；刘xx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时陈述“...为了保证我公司的资金安全，再寻找一个第三方作为担保，魏xx找的是恒运公司”、“在2013年6月份，吴x到这两个公司去核实的，恒运公司承认我公司有3万吨煤的货权，已提走2万吨，说明魏xx已经把恒运公司的钱付掉了，所以恒运公司承认我们的货权，而天津利盛说他们没有收到魏xx的钱，所以实际我公司并没有取得煤炭的货权，我公司付给他2万吨的70%的货款，不知魏xx用到何处去了，这些情况吴x是清楚的”；魏xx在供述中称“签订货权转移协议主要就是为了确保新誉公司打给楚汉公司的资金安全，也是为了确保新誉公司能提到这么多的煤炭。因为货权转移协议上有仓库方的担保，仓库方有时候就是实际的供货方，如果我是向仓库方买煤的话，仓库方就是实际供货方，如果我是从别的地方买的煤暂存在仓库方的煤场，仓库方实际就是担保方”、“按照协议上的规定，江苏新誉还能从天津恒运提1万2千吨煤。但是还是需要我出面和恒运公司结算一些费用，恒运公司才能让新誉公司提货”；恒运公司的总经理李xx在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中陈述“...实际情况是恒运公司也是供货方，是恒运公司供煤给楚汉公司，楚汉公司再供煤给新誉公司，恒运公司与楚汉公司有购销协议，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之间也有购销协议，资金的流向是新誉公司付款给楚汉公司，楚汉公司付款给恒运公司，恒运公司凭新誉公司盖章和吴x签字的提货证明发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货权转移协议》的性质以及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恒运公司是否负有向恒运公司交付剩余11845.92吨煤炭的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法律关系相互交叉，较为复杂，对于《货权转移协议》以及相应买卖合同背后各方的法律关系，应综合在案全部证据全面分析。关于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已查明事实来看，虽然双方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双方的实质权利义务为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融资，并按约定进行还款，新誉公司则收取资金占用费，赚取的是固定利润，不承担其他费用及亏损风险，因此，双方之间名为买卖、合作关系，实质上则是借贷关系。关于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楚汉公司、恒运公司均认可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亦符合案件事实，该法律关系应予认定。关于双方在合同项下具体的权利义务，主要是煤炭交付、付款条件，从恒运公司的相关陈述、意见来看，双方未有明确的约定，但在实际履行中，恒运公司根据双方债权债务情况会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魏xx的相关陈述亦显示双方并没有明确的约定，恒运公司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此外，从新誉公司总经理刘xx对于《货权转移协议》的陈述来看，其亦知晓楚汉公司和恒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关于新誉公司、恒运公司、楚汉公司围绕《货权转移协议》所产生的三方法律关系。对该协议性质的认定，应依据各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应权利义务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尽管该协议中“楚汉公司3万吨煤炭的货权转移给新誉公司”的约定，似含有法理上的让与担保之意。但从案件基础事实来看，涉案煤炭系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购买，其对涉案煤炭并不当然拥有所有权，故该《货权转移协议》并不发生涉案煤炭物权变动的效果。关于恒运公司在协议中的地位，从魏xx的陈述来看，如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买煤，则恒运公司只是供货方，并无担保的义务，如楚汉公司的煤放在恒运公司，即恒运公司作为仓储方，其也只是保证新誉公司能够提到楚汉公司的煤炭，该担保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从新誉公司总经理刘xx对于新誉公司与恒运公司以及天津利盛公司的两份货权转移协议的陈述来看，其亦认为只有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天津利盛公司支付货款，新誉公司才能取得煤炭的所有权，否则，不能取得煤炭的所有权。可见，楚汉公司、新誉公司也都认为恒运公司在《货权转移协议》的履行中只是煤炭的出卖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三方客观的法律关系是在合同的实际履行中，新誉公司基于其和楚汉公司的合作关系（实为借贷）提前介入到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关系中，《货权转移协议》系依附于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关系所产生的派生协议，是对前述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新誉公司系作为楚汉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接受履行主体而参与到煤炭买卖交易当中，即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中的货权转移行为由楚汉公司指定向新誉公司实际履行，新誉公司在其中的身份是代为履行的第三人。在该关系项下，楚汉公司向新誉公司提供货物担保模式，即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作为共同买方和共同卖方以获取对货物的控制权。涉案该笔合作中，楚汉公司作为定约方，新誉公司作为实际收货方，对于实际供货方恒运公司而言形成了实质上的共同买方。综上分析，新誉公司无权直接以物权主张权利，其是否有权依据合同关系针对剩余的11845.92吨煤炭主张权利，即本案的争议焦点二，取决于楚汉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对价义务，即是否符合恒运公司、楚汉公司买卖合同中的煤炭交付条件。对此，原告负有相应举证责任。首先，对于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于5月25日支付的1000万元、于6月1日支付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问题。从现有事实来看，恒运公司主张楚汉公司在涉案煤炭交易之前存在欠款，魏xx在公安机关供述中亦表示欠付恒运公司1000万，同时结合恒运公司陈述的结算方式，对于以上款项的给付，不能当然得出系给付涉案煤炭的货款。其次，恒运公司、楚汉公司对于煤炭交付未有具体约定，实际履行中恒运公司一般给予楚汉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但该信用额度系恒运公司的自身权利处分，而非楚汉公司享有的权利。即便上述1300万元系针对涉案煤炭，该款项也仅是部分款项，新誉公司在该情况下无权主张全部煤炭。再则，关于1300万元款项所对应的煤炭数量问题。根据现有事实，刑事卷宗合同显示恒运公司、楚汉公司的交易价格为725元/吨，而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的合同价格为665元/吨。同时，通过魏xx的相应陈述也可看出，其向恒运公司所购煤炭的价格高于其出售价格。在该情况下，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款项所对应的货物品种、数量与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款项所对应的货物品种、数量并不相同。可以看到，如果以上合同系涉案煤炭买卖合同，则即便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的1300万元系针对涉案煤炭，该价款所对应的煤炭数量为17931吨，吴x所提走的数量已超出该数量。此外，尽管楚汉公司未到庭，但根据魏xx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其亦表示需要其出面向恒运公司结算相关费用，新誉公司才能提取相应煤炭。综上，新誉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恒运公司负有支付相应数量煤炭的义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之间的责任，因新誉公司在本案中只向恒运公司主张权利，故对楚汉公司与新誉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一审法院不予评判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739元，由原告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新誉公司、楚汉公司、恒运公司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2.新誉公司基于货权转移协议要求恒运公司交付剩余11845.92吨煤炭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已经生效的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5）武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新誉公司与楚汉公司合作经营煤炭销售业务，由楚汉公司联系煤炭的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新誉公司提供资金。虽然双方之间签有买卖合同，但实际履行过程中，进货、销售渠道均由楚汉公司联系，楚汉公司仅向新誉公司借用部分资金，新誉公司赚取固定的资金占用费，即为固定利润，符合借贷的基本特征，一审认定双方实为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根据查明的事实，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后，恒运公司向楚汉公司或由其指定的第三方交付煤炭，双方为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货权转移协议性质问题，在交易过程中，新誉公司为保证资金安全，首先确认在第三方处有足够的煤堆在货场后，三方签订货权转移协议后，新誉公司向楚汉公司支付部分货款、签订买卖合同，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新誉公司与第三方买家签订销售合同等交易过程。故应根据各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应的权利义务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认定期性质。新誉公司要求恒运公司依据货权转移协议交付剩余煤炭一节，根据查明的交易过程、程序及履行情况，货权转移协议系依附于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派生协议，目的是为了后续能顺利履行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新誉公司基于与楚汉公司的煤炭销售合作关系，提前介入到楚汉公司与恒运公司之间的本案买卖关系之中，相对于恒运公司形成实质上的共同买方，与客观情况相一致，楚汉公司向恒运公司支付一定的货款履行一定手续后，恒运公司根据协议约定允许新誉公司提走煤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恒运公司收到楚汉公司支付的货款1300万元，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模式及前后交易情况，楚汉公司并未将涉案3万吨煤炭货款全部付清，故作为共同买方的新誉公司无权要求恒运公司向其交付全部3万吨煤炭。结合刑事卷宗合同，根据交易价格计算，恒运公司收到楚汉公司1300万元货款所对应的煤炭数量，低于新誉公司授权经办人吴x已经提走的煤炭数量，故新誉公司主张恒运公司赔偿不能交付剩余煤炭的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699元，公告费300元，由江苏新誉能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福群审判员  李冬梅审判员  刘继永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武耀明书记员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