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吉24行初111号起诉人：毕某，男，1968年3月9日生，汉族，住址为吉林省安图县。本院收到毕某诉安图县人民政府、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及第三人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民委员会其他一案的起诉状。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毕某诉称，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和原告于2012年4月12日和2013年4月8日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终身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向原告及家庭成员支付2015年-2019年未支付的生活保障金和违约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年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二、被告向原告支付2012年-2014年未按协议标准少支付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费3045.5元/每人和利息；三、由于被告未履行协议标准，变更协议和拒绝履行原协议，而造成的上访复议、起诉、上诉所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由被告承担；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因原告家的土地被征收，用于工业和商业综合开发，于2012年4月12日和2013年4月8日，原告代表全家与第三人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安置补偿协议，二道白河镇政府直接参与，拿着(安图县政府关于红丰村综合开发项目征地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在整个征地过程中未开全体村民大会、未听证、未公告,2012年1月至2013年4月，被告在红丰村总计征收了120多公顷耕地，对于后续安置保障、双方约定，被告安排原告及家庭成员终身享受城镇“低保”生活待遇标准，按年发放。协议签订后，被告将原告及家庭成员变为城镇户口，发放了三年。2015年5月5日，第二被告到村里组织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改变后续保障约定，一次性发放103000元/每人，扣除2012年至2014年发放的金额(其中还包括养老保险500/15年终生的合作医疗费)，此方案遭到全体到会村民一致反对,2015年5月7日-10日，第二被告利用政治优势，行政优势亲自组织，用4天投票的方式强硬通过了方案，原告不服多次找第三人和第二被告，第二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给出答复意见(见证据)原告不服，上访到安图县政府，安图县委、原安图县委书记：纪宁，现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代表安图县人民政府做出如下答复：承认103000元/每人是按农村标准发放的，县政府认为有地就是农民，无法确认原告是否应该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此让原告起诉第三人，让县法院受理，不收原告的起诉费，并派县司法局律师法律援助，以确定原告是否应当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如果法院判原告是城镇标准，就按城镇标准计算一次性向原告发放。2015年6月底至7月初，在收集证据中发现，被告并未按协议标准向原告支付2012年至2014年的生活保障金，原告向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请求提供2012年-2014年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府信息，遭到第被告和第二被告拒绝，原告于2015年7月中旬，以第三人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委会为被告提起诉讼安图县人民法院民事庭受理了此案。庭审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向县民政局调取12年-14年安图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5年12月29日《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5)安白民初字314号确定本案是行政争议，原告到法院调取证据时，才真正知道被告未按照协议标准支付最低生活保障。2012年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3600元/每人，被告只支付了2400元/每人。2013年最低保障为4200元/每人，被告只支付了3420元/每人,2014年最低保障为4800元/每人，被告支付了3734.5元/每人,3年共计少支付30455元/每人(有新证据证明我无法调取民政局低保标准的录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定，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向延边州信访局，提出行政复议诉求，州信访局，让安图县人民政府，针对《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裁定书》做出答复，2016年7月13日安图县信访局于出具了《关于毕某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2016年7月19日延边州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延政信复告字(2016)13号信访事项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经审查认定，反映的信访事项属双方就达成的安置补偿协议履行问题产生的争议，应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因此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你应通过诉讼程序向本地人民法院提出该事项。原告马上以签订土地征收协议的甲方二道白河镇红丰村村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上诉先后被法院以第三人主体不适格被驳回。《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行政政裁定书》(2016)吉2426行初15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2016)吉245行终118号，后原告向延边州中院提出立案请求，经中院审查，按协议甲方：第三人，即使2013年的协议有第二被告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公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第二被告主体也不适格，最后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安图县《关于红丰村综合开发项目征地安置相关事宜》县政府会议纪要，以安图县人民政府为被告主体于2016年12月19日原告等十人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7月3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2017)吉24行初1号。在一审中，被告一、被告二和第三人均表示原告等10人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仍然合法有效，被告愿意按照协议继续履行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二道镇政府，红丰村村委会就征地补偿安置与包括原告等十人在内的被征地村民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后，红丰村委会于2015年5月29日另行公告了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方案》二道镇政府依据上述《方案》就征地补偿安置与红丰村部分被征地村民重新签订了补充协议。原告毕某等十人未与二道镇政府签订补充协议。安图县人民政府，二道镇人民政府及红丰村村民委会均表示原告毕某等十人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并认可与原告毕某等十人继续履行原来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二道镇政府事实上也没有按照后期与其他村民签订的补充协议标准给付原告毕某等十人的安置补偿费用，故原告毕某等十人所诉的二道镇政府变更安置补偿协议的行为并不存在。二道镇政府，红丰村委会与除本案原告毕某等十人之外其他被征地村民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原告毕某等十人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实际影响，所以一审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所诉的被告变更行政补偿协议违法，按照签订的原安置补偿协议城镇低保标准，合理计算，向原告及家庭成员一次性支付安置保障金的诉讼请求。原告等十人于2017年8月17日收到一审裁定书,2017年8月25日，原告等五人提起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院,2018年7月9日原告收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吉行终334号，维持一审裁定，原告收到终审裁定，鉴于被告安图县人民政府，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第三人，红丰村委会，均承认与原告签订的原安置补偿协议合法有效，愿意继续履行原协议，原告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两级人民法院也认定本案是可诉的行政行为，被告安图县人民政府道白河镇人民政府第三人红丰村委会，未变更协议，原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拿着两院裁定书和庭审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原安置补偿协议，支付2015年2019年未支付的生活保障金2012-2014年少支付的3045.5元/每人，直到2019年9月25日，安图县政法委书记尹东杰代表安图县人民政府做出答复以2016年7月13日安图县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安政信复查字【2016】11号)关于毕某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作为第一被告安图县人民政府的最终答复,拒不履行原协议，原告的安置保障按照2015年5月29日另行公告的补充协议标准执行(即补充协议)，对此原告不同意。原告认为，被告在法庭上承认与原告签订的原安置保障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可以不签订补充协议，并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原协议，两审法院也认定，被告安图县人民政府、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第三人红丰村民委员会，愿意继续履行原安置保障补偿协议，除原告，其他村民签订的安置保障补偿补充协议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亦不产生实际影响，因双方对安置补偿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征收土地公告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批准后，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此，进行征地补偿具体工作的部门不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组织者，有权将征收补偿职能调整给具体的征收部门。本案中，实际在被诉补偿协议上盖章的部门是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故可视为安图县人民政府将案涉区域的土地管理部门的征地补偿职责调整给了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故应由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人民政府作为被告，毕某起诉安图县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故毕某对安图县二道白河镇政府提起的行政诉讼，不属于本院管辖范围，对此部分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毕某的起诉，本院不予立案。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俞顺花审判员  刘晓娟审判员  李景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朴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