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4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 法定代表人：骆光春。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优玲，上海海德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福田街道兴隆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义乌市春风大道与诚信大道交叉口原麻车办公楼。 负责人：陈方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骆立夫，男，196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梅，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义乌市福田街道兴隆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兴隆社区居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骆立夫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7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兴隆社区居委会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曾约定如果上级政策有变，在拆迁、旧村改造中不能办理安置手续，如数退还中标款，但不计息和承担任何赔偿。上诉人曾在报纸上发布退款公告，催告曾向江村村购买公房的人及时退回购房款，但骆立夫迟迟未向上诉人要求退回款项，系对其权利的放弃。因此，上诉人不应赔偿38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认定，涉案房屋被拆除后双方均认可由原义乌市稠城街道江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江村村委会）承诺对骆立夫进行安置，但是骆立夫至今未得到安置，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就案涉仓库被拆迁，上诉人已经应骆立夫的要求作了补偿安置，即是在2004年2月15日讨论同意了将原泥塘地块以每年2000元的租金低价出租给骆立夫建临时厂房使用，作为骆立夫所受让的仓库被拆的安置和补偿。该地块由骆立夫建成500平方左右的临时厂房使用和出租，直到2016年江村因旧村改造全村拆除后才拆除。另外，原江村村委会曾为被上诉人受让仓库被拆办理过建房用地报批手续，该事实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及2016年的旧村改造报批讨论稿都可以证实。2、原审认定原江村村委会承诺对被上诉人进行安置，却没有查明承诺安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出的承诺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对此，被上诉人的陈述和其证人的陈述是不一致的。对于安置的具体内容，被上诉人认为是办理原仓库的土地使用权证，而其证人却陈述“投标是不知道房屋要拆的，是因为骆立夫中标的房屋要拆掉，所以承诺在拆掉之后三个月内办理审批手续，原来的房屋不需要审批，后来拆了要审批”。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原江村村委会作出承诺的时间，从被上诉人所主张原江村村委会明确承诺过仓库房中标后3个月内由原江村村委会协调办妥审批手续进行安置的内容来看，承诺时间为投标之前。而这些事实情况关系到本案到底是拍卖仓库公房还是假借拍卖房屋的名义出让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关系到本案合同是否有效，关系到承诺是否有效，关系到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应予以查明。3、原审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事前均未主张解除合同，故涉案合同在诉讼前并未解除”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实际上，2001年8月案涉仓库进行拍卖，2001年9月2日被上诉人交纳拍卖款。因法院确认买卖合同有效，所以所拍卖的仓库就归被上诉人所有，买卖合同当时就已履行完毕，依法已无法解除。而2002年仓库被拆除后，被上诉人与原江村村委会之间只不过形成了另一个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律关系。2004年2月15日原同意对骆立夫的补偿安置决定，就证明双方已形成新的补偿安置约定，事实证明原江村村委对该决定已作了切实履行。二、原审证据采信不当。1、一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认定有效并作为认定事实依据错误。该份证据材料在形式上有多处涂改。骆光瑞因身体原因已不具备书写能力，经查证骆光瑞未曾在该材料上签名。而骆华通在2017年才开始担任村委主任，未参与过之前的村委事务，对原拍卖集体公房及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根本不曾亲历，因此该证明不具备客观性。而骆某、骆光春作为2004年2月15日原对骆立夫补偿安置决定的会议主持及记录者，不顾已补偿安置的事实，故意作出虚假的证明，并加盖上诉人公章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江村村第三组成员的利益，要求法院撤销该《情况说明》。而且该《情况说明》内容上也不具备客观真实性，“没有作任何赔偿，至今没有安置”的内容明显与2004年2月15日对被上诉人作出补偿和安置的事实相违背。2、骆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骆某两年前因多起弄虚作假违法行为已被开除党籍，现纪委正在调查处理，其缺乏作为证人必需的诚信。其所作陈述“村里卖房子的时候村两委承诺给他批”“三个月内审批好”“骆立夫起诉之前，村里没有通知骆立夫退还中标款”内容也全为虚假。骆某作为当时的村委主任理当清楚拍卖出让集体土地属违法，怎么可能在拍卖房子前就承诺由村里办妥土地审批手续。另骆某已代替同在2001年拍得江村村的另一处仓库的骆华夫退回了购房款，却说“骆立夫起诉之前，村里没有通知骆立夫退还中标款”，不符合常理。三、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明显不公。上诉人多次通知骆立夫退回房款，是骆立夫自己一直不愿退款，故由上诉人来承担本案诉讼费，欠缺公平合理。 骆立夫辩称：一、被上诉人至今未得到安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予以认可。上诉人一审认可骆立夫在2001年向原江村村委会购买3组仓库房并支付38万元购房款的事实，并愿意退还该38万元，那么其同意退还38万元的基础就是被上诉人购买的房屋被拆除后没有得到约定的安置，现上诉人对该基本事实推翻，认为其已经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补偿安置，安置的方式是用泥塘地块出租给骆立夫使用。如果说上诉人已经用泥塘地块的土地对被上诉人进行安置，那么其就没必要同意退还38万元购房款。根据双方约定，被上诉人中标之后，上诉人承诺在三个月内办理原拆移建的审批建房手续，后房屋被拆除，上诉人仍承诺按照旧村改造政策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却至今没有安置是客观事实。双方并没有约定用泥塘地块租赁的形式进行安置，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关的安置协议，而是仅仅提供其内部的会议记录来证明已经安置的事实，对被上诉人是不公平的。被上诉人租用该地块是有偿的，租用的价格是上诉人定价的，被上诉人认为办厂需要该场地，离家又近，且租赁价格也承受得起，才同意承租，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与建房安置没有关联。至于原会议的内容，被上诉人并不清楚，也没有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被上诉人也根本不可能同意用租赁的形式代替审批建房安置。二、在1999年到2000年间，上诉人已经按照当时的政策卖了一部分集体房屋，并给买受人（村民）办理了原拆移建的审批手续，买受人也建起了房屋，这种情况也不是江村首创，而是周边的村庄都是这么操作，上级相关的部门予以认可并同意审批。因此不存在假借拍卖房屋的名义出让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一说，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未侵犯国家集体的利益，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双方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也认可该合同有效。三、买卖合同有效与所有权转移是两个概念，前一个是合同法上的债权，后一个是物权法上的物权。本案房屋所有权的转移要以房屋办理过户登记为生效要件，涉案房屋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从法律意义上讲，所有权并没有转移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购买该房后，该房本身就是要拆除移建的，刚好碰到旧村改造，提前拆除了该房，原先的合同上诉人并没有履行完毕，因此才会承诺继续办理建房审批手续。因此，至始至终双方只存在一个买卖合同关系，因上诉人无法按照承诺为被上诉人办理完成建房审批手续，致使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被上诉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38万购房款，上诉人同意退回38万元购房款，该合同才解除，一审确认该合同解除的判决是正确的。二、上诉人认为原审证据采信不当是错误的。1、《情况说明》是被上诉人在起诉前由上诉人出具的，并且有原任党支部书记骆光春与现任党支部书记骆华通签字确认，并加盖上诉人的印章，还特别注明情况属实。上诉人认为《情况说明》有多处涂改，其实只有一处进行改动，就将“证明”改成“情况说明”，这也是上诉人自己改的，此处的更改也不影响内容的真实性。关于骆光瑞的签名，是经过骆光瑞本人同意后由其配偶代签的，该签名字迹与上诉人提供的《申请书》中骆光瑞的字迹是一致的。骆华通是现任主任，得到村民拥护，主持工作已经2年多，对村民每家每户的情况肯定有一定的了解，不曾亲历并不代表不知情，并不代表其没有对该事实进行调查核实。骆光春并没有故意做虚假证明，因其知道2004年2月15日的会议记录并不是对骆立夫的安置，其才会在《情况说明》上签字。中标款没退回、没赔偿、没安置是事实，其行为并没有侵犯江村第三组村民成员的利益。上诉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对《情况说明》进行质证时对该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也都是认可的。2、关于骆某证人资格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骆某了解本案的始末，没有精神缺陷，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其被开除党籍与本案没有关系。骆某的陈述与上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当时只是知道在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村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置了集体房屋，并经过上级部门审批，购买的村民建造了房屋，其他村庄也都这么操作，才会去购买集体房屋。至于上诉人所称骆某代替骆华夫退回购房款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骆华夫系因外债高筑所以要求退回购房款，并不是上诉人通知其退款，即便是上诉人通知其退回购房款，也与被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并没有收到要求退款的书面或口头通知。甚至在2016年，上诉人还在争取办理安置手续。即使是2017年被上诉人去办理退回2003年的购房款的过程中，上诉人也没有通知被上诉人去退还本案购房款。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骆立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骆立夫与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兴隆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原3组仓库房买卖合同；二、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和兴隆社区居委会向骆立夫返还中标款3800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自2001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423700元，上述共计803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骆立夫系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民。2001年8月，原江村村委会决定对江村三组及六组的仓库进行公开拍卖，骆立夫中标后于2001年9月2日向原义乌市稠城街道江村村民委员会支付“原3组仓库房出让金”38万元，有收款有据一份为凭。后上述仓库因村里晒场扩建，于2002年被拆除，具体拆除时间双方均无法明确。2019年3月28日，江村村的原书记骆光瑞、原主任骆某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二委，2001年8月经二委研究决定江村三队及陆队仓库进行公开拍卖，由江村村民参加现场拍卖，江村村民骆立夫已（以）叁拾捌万元中标，中标后三个月内由村委办理审批手续进行安置。在2002年江村晒场扩建需要拆除，中标款未予退还，也没有作任何赔偿，至今没有安置。该情况说明加盖江村村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并由骆光春、骆华通签字。上述38万元款项，至今未退还。另，义乌市于2014年增设福田街道，原江村村委会成为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民委员会，后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被撤销，设立兴隆社区居委会。 一审法院认为：骆立夫向原江村村委会购买仓库房的事实清楚，双方虽无书面合同，但骆立夫已支付出让款，履行了合同义务，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对此认可，故本案合同合法有效。案涉房屋于2012年被拆除，双方均认可由原江村村委会承诺对骆立夫进行安置，但骆立夫至今未得到安置，骆立夫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其有权诉请解除合同并要求退回38万元，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同意退还该38万元，应视为同意解除该合同，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的仓库房买卖合同已经协议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原江村村委会承诺对骆立夫进行安置，但骆立夫至今未得到安置，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已违约，骆立夫有权主张原江村村委会赔偿利息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利息损失应如何认定？江村村经济合作社辩称骆立夫早就应知道无法安置，早应主张解除合同，其不得就扩大的利息损失主张权利，原审法院认为，骆立夫与原江村村委会事前均未主张解除合同，故案涉合同在诉讼前并未解除，不存在扩大的损失，骆立夫诉请从2001年9月3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予以支持。原江村村委会成为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民委员会，后于2018年被撤销，根据村级组织的职能分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行使财产管理职能，故本案中原江村村委会在依法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行使经济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形成的付款义务，应由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承担。骆立夫诉请兴隆社区居委会承担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骆立夫之诉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骆立夫与原江村村委会间的原3组仓库房买卖合同已解除；二、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回骆立夫款项3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01年9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骆立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19元（已减半），由江村村经济合作社负担。 二审中，兴隆社区居委会未提供证据。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14年2月15日会议记录一份，该会议记录由骆光春执笔，骆某、骆光瑞到场签字，用以证明：1、2004年2月15日，同意将原泥塘地块作为骆立夫所受让的仓库被拆迁的安置和补偿，以每年2000元的租金低价出租给骆立夫临时建房使用；2、2019年3月28日的《情况说明》中载明的“也没有作任何赔偿，至今没有安置”不符合事实；3、骆某、骆光春明知事实情况却作假证。 2、现金收款收据4份，分别为2006年、2007年、2008年骆立夫所支付的泥塘地块每年2000元的租金收据； 3、义乌市勘测设计院出具的江村村的2009年影像一份； 4、2013年原泥塘地块骆立夫临时厂房状态照片打印件一张； 证据2、3、4共同证明：2004年2月15日对骆立夫所受让的仓库的补偿安置决定得到双方的履行。 5、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信访事项答复书一份，用以证明：曾多次口头、书面、公告（包括在2012年5月3日的报纸公告）通知购买公房的人退回购房款；2000年骆立夫与案外人“骆华夫”同时各拍得江村的4间仓库。 6、委托书及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一审证人骆某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包括骆立夫在内的公房受让人随时可以从江村村经济合作社退回购房款；骆某关于骆立夫起诉之前村里没有通知其退回中标款的陈述不属实。 7、江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公告（照片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骆华通在2017年4月20日后才当选为村委主任，2001年至2004年作出拍卖案涉仓库及拆后补偿安置的决定时骆华通并非工作任上，证明骆华通对于在2017年4月20日前的决定不具有代表证明能力，也证明《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 8、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稠城街委（2001）88号文件一份，说明2002年到2004年度江村的党支部成员为骆某、骆光瑞两人；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稠城街办（2002）5号文件一份，说明2002年至2004年度江村村委会成员为骆某、骆华轩、骆光春三人；义乌市稠城街道办事处稠城街委（2004）147、150号文件各一份，说明2002上任的直到2004年12月底才换届。该组证据共同证明：2004年2月15日，作出决定同意骆立夫的拆迁补充要求的会议时，村两委成员共只有四人，当时所有村两委成员都已经参加并同意该补偿决定。 9、2003年6月22日、2003年7月7日、2003年12月8日三次会议记录各一份，用以证明：2004年2月15日会议符合该届村两委会议及议事惯例。 10、2007年3月19日会议记录一份，其中记录了2007年3月开始的集体房屋出租租金为年租金54000元，以此类比同时期骆立夫500多平方的地块租金仅为2000元，是村两委对骆立夫公房拆除进行了补偿安置。 11、2010年7月13日会议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村两委决定退回所有买卖集体房屋现金，并因现金要全部退回给各买房户，所以停发全村老年人每月的养老金；该会议主持人为骆某，记录人为骆光春，证明骆某关于骆立夫起诉之前村里没有通知其退回中标款的证言与事实不符。 12、义乌市福田街道工作委员会福田街工委（2017）47号文件一份，用以证明：2017年5月27日骆华通才当选为江村村委会主任；2019年3月28日成员为骆华通、骆健民、骆瑶琴三人。 13、中共义乌纪委文件网页《中共义乌市纪委关于给予骆某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一份，用以证明：骆某因弄虚作假被处分，缺少证人应有的诚信。 14、申请书一份，2019年3月28日以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名义作出的《情况说明》与对骆立夫作出赔偿安置的事实不符，侵害了江村村民的利益，要求法院撤销该《情况说明》。 对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骆立夫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会议记录属于江村村经济合作社的内部资料，骆立夫未参与该次会议，对该内容的真实性以及人员的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知情。当时出租给骆立夫空地的时候并没有告知出租地块是安置用的，租金也是村里规定的，仅仅是出租土地，上面的钢棚都是骆立夫自己搭建的，当时村里答应会另外审批一块地基给骆立夫安置。对证据2，支付过租金是事实。对证据3，该影像当中并没有标明是江村村的影像，只是写了2009年影像，也没有在图上标明骆立夫临时厂房的位置。对证据4，没有拍摄的时间、地点，不能确定该照片是否是骆立夫所使用的厂房，另外，临时厂房中的一部分土地是骆立夫自己使用的土地，另外一部分是从村里租用的土地。对证据5，2012年5月3日报纸公告的内容是针对2003年6月份向村委购买公房的村民，骆立夫是2001年向村委购买仓库房的，不属该通知的范围。骆立夫和案外人“骆华夫”同时各拍得江村4间仓库的时间是2001年。对证据6，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骆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骆华夫因外债比较多，所以从村委退回了购房款用于还债，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7，三性均有异议，骆华通作为当选的村委主任肯定是在经过调查的基础上才会出具情况说明，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8，对三份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2004年2月15日的会议记录明确写着“因骆立夫办厂需要，原家庭住房无法再生产，特提出向村委租用原泥塘（已填埋）地块建临时厂房”，骆立夫并没有要求对租用的泥塘地块进行安置补偿，而且会议内容是不公开的，骆立夫对该会议内容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才得知。就该泥塘地块，骆立夫与村委只是租赁关系，不存在补偿关系，2000元每年的租金也符合当时土地租赁的市场价格，并没有低于市场价格，不存在安置补偿一说。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从参会人员的签名字体上看，每张均处于同一书写，没有其他参会人员的签名，其他人员虽然有名字，但是否参会不能体现，而且仅凭三次会议记录也不能证明的议事惯例。对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同证据9的质证意见。关联性有异议，租赁标的物不同，租给骆华松的是农科队的房屋，租给骆立夫的是空地，空地上的钢棚是骆立夫自己出钱搭建，面积与地理位置不一样，租金当然会存在差异，两者没有可比性。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一直强调租赁的土地是500平方米，也没有证据证明。对证据11，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会议记录的内容是针对2003年购买集体公房的情况，骆立夫是2001年购买村集体仓库的，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2，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3，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骆某是因为儿子结婚，违反规定大摆筵席才受到党纪处分，并没有因为本案受到党纪处分，不能因此证明其作为证人的诚信度问题。骆某的证言符合客观事实，应予以认定。对证据14，村两委至今没有对骆立夫进行赔偿安置，骆立夫只是租用村里的空地用于办厂，并没有同意以该种形式进行补偿安置。会议记录只是村两委的内部讨论记录，对骆立夫没有约束力。《情况说明》并没有损害村民的利益，骆立夫在19年前将38万元交给村里，据说村里用该笔钱进行了修桥铺路、建晒谷场，均是有利于全体村民，而骆立夫这么多年来得不到安置，除了要求返还交给村里的38万元外，只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要求并不高。兴隆社区居委会对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骆立夫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2003年7月2日骆立夫与原江村村委会签订的《集体房屋绝卖书》及2012年5月4日义乌商报复印件各一份、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转账凭证2份，用以证明：骆立夫2003年购买集体房屋的款项已经退回，该绝卖书中约定“如果上级政策有变，有拆迁，旧村改造中不能办理安置手续，如数退还乙方购房中标款，但不计利息和任何赔偿”，但本案2001年拍卖时并没有该约定。在发布公告后，骆立夫便向村里提供了骆立夫的银行卡号。 2、《变压器转让协议》一份，用以证明：骆立夫在2011年就已经停止生产，未继续向村委租用土地，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上诉称骆立夫的厂房直到2016年才拆除是虚假陈述。 3、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骆立夫在2016年1月5日向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交纳了宅基地的投标保证金，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有骆立夫的银行账户。 对骆立夫提供的证据，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无法证明2001年拍卖村集体仓库时并没有该项约定内容，《集体房屋绝卖书》反而能证明江村村委会拍卖集体房屋的惯常作为是不交付所拍卖的集体房屋，拆迁后不能安置的只退还购房款，不计息不赔偿。对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就算变压器转让，骆立夫仍可有多种方法可以使用该地块。对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由于收款人并非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因此真实性无法确定，而且骆立夫一直坚持不愿意退还购房款，要求安置建房用地。兴隆社区居委会同意江村村经济合作社的质证意见。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提供的证据：证据1、9、10，系的内部会议记录，并非公开的内容，也无证据显示村两委曾向骆立夫告知该内容，故无法证明骆立夫知晓该内容；证据2，骆立夫对交纳租金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4、6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5、7、8、12，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会议讨论的是2003年拍卖的集体公房，并未涉及本案2001年拍卖的村集体仓库，故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证据13，骆某涉及违纪的内容与本案争议内容无关，故不能因此认定其在本案中作为证人的陈述为虚假；对证据14，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一并分析认定。对骆立夫提供的证据：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因该合同涉及案外人，故本院不作认定。 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03年原对村集体空闲公房进行拍卖，骆立夫于2003年7月以319000元的价格购得堂屋一幢。2010年7月13日，经会议讨论，因2003年集体房屋出卖与上级土地主管部门的政策相违背不能确权，故决定退回所有买房现金。后在2012年5月4日的义乌商报发布退款公告，载明：2003年6月26日向江村村购买公房的人，现由于已启动旧村改造，与政府有关政策相抵触，不能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务必在2012年5月31日前到江村村办公室退回购房款。骆立夫2003年购买村集体公房交纳的319000元购房款已于2017年10月19日退回。 本院认为：根据原江村村委会出具给骆立夫的收款收据、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于2019年3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原江村村委会书记骆某的证人证言以及义乌市国土资源局信访事项答复书等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足以认定骆立夫于2001年9月以38万元的价格购得原江村集体仓库四间，后江村村委会未对骆立夫购得的房屋办理确权手续，并因村晒场扩建需要于2002年将该仓库拆除的事实，对该事实双方当事人也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中的《情况说明》加盖了江村村经济合作社的印章，并有原江村村委会书记骆某以及现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主任骆光春、村主任骆华通的签字确认，一审中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兴隆社区居委会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均无异议，现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兴隆社区居委会上诉提出《情况说明》的内容虚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上诉主张2004年2月15日经原决议将村泥塘地块以2000元/年的价格出租给骆立夫使用系作为骆立夫受让的仓库房被拆除的安置和补偿，对此，骆立夫不予认可，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提供的会议记录也没有骆立夫的签字确认；而且根据会议记录的内容，也未明确指出将泥塘地块出租给骆立夫使用系作为对其仓库拆除的补偿或安置。故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主张其已对骆立夫购买的仓库拆除做出安置和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原江村村委会向骆立夫出卖仓库后未办理确权手续并将仓库拆除，且其已明确表示因政策原因无法另行给予安置，故骆立夫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其有权要求解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同意退还38万元购房款，应视为其同意解除该合同。据此，一审确认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并无不当。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江村村委会向骆立夫出卖仓库后，在未办理确权手续的情况下将仓库拆除，其对骆立夫另行安置的承诺至今也未能实现，故原江村村委会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骆立夫要求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收到购房款之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江村村经济合作社主张其曾与骆立夫约定如果上级政策有变，在拆迁、旧村改造中不能办理安置手续，如数退还中标款但不计息和承担任何赔偿，其还主张其曾多次口头通知骆立夫退回购房款，对此，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原于2012年5月4日在义乌商报上发布的退款公告明确系针对2003年购买村集体公房的村民，而骆立夫是2001年购买村集体仓库的，故据此也无法推断出原已经通知骆立夫退款。综上，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关于其不应赔偿利息损失的主张，依据不足。而且，骆立夫的38万元购房款是2001年9月支付的，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占有使用该款达十八年，客观上是受益的，如按江村村经济合作社所主张其无需承担利息损失，那么其作为违约方却因本案房屋买卖合同解除而受益，显然也有违公平原则。综上，江村村经济合作社、兴隆社区居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38元，由上诉人上诉人义乌市福田街道江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义乌市福田街道兴隆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淑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