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冀0121行初25号 原告：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井陉县孙庄乡孙庄村北王庄村东，注册号：130121000015178。 法定代表人：张增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占祥，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井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井陉县城建设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30121000270027L。 法定代表人：李杰，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江，井陉县政府办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淼，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镨公司）因与被告井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井陉县鼎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增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被告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江、刘金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鼎镨公司诉称：1.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因其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的赔偿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不答复不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22日，原告依据（2018）冀01行初172号、（2019）冀行终57号生效行政判决书确认的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结果，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当日收到申请后至今未予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九条的规定，被告对原告违法实施责令停产停业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应当给予原告赔偿。尽管被告于2018年10月18日将《关于撤销的决定》送达至原告，但是紧接着于2018年10月28日又作出《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我县矿山企业继续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事实上自2018年1月30日被告作出《关于对持证矿山开采及石子加工企业实施停采停产的通告》（以下简称《停采停产通告》）以来，原告一直按要求处于停产状态，一直没能恢复生产。因此，被告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被告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截止2019年4月，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赔偿违法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期间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及相关财产权损失共计人民币26329187.88元。以上损失包括一、被告应当依法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7904187.88元：（1）设备折旧费4995946.88元、（2）留守职工工资1646750元、（3）社保费用损失31199元、（4）电费27000元、（5）设备租金1010000元、（6）场地租金193292元；二、含采矿权收益损失在内的财产损失18425000元：（1）采矿权收益损失18225000元（根据原告采矿许可证许可的采矿规模，原告每年开采量为30万立方米，折合81万吨，每年实际开采时间为8个月，每月开采量101250吨，每吨收益18元，每月收益1822500元，截至2019年4月，共十个月，收益损失共计18225000元）、（2）律师费20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要求原告停采停产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截至2019年4月共计26329187.88元，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赔偿，原告依法诉至贵院，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原告鼎镨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172号行政判决书；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行终57行政判决书；3、2018年1月30日，县政府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4、县政府关于撤销《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对待持证矿山开采及石子加工企业实施停采停产通告》的决定；5、2018年10月28日，县政府《关于对我县矿山企业继续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6、井陉县环境监察大队2015年9月29日证明；7、2018年8月5日，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1]14号）；8、井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明；9、律师费发票；10、《资产登记表》及购买发票；11、《职工生活补助表》；12、《保险费核定表》及缴费信息；13、《设备租赁协议》、《租赁设备租金表》；14、原告交电费的收据；15、《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网络查询打印被告的签收单；16、井陉县发展改革局2015年4月23日证明；17、原告给井陉县政府并矿山综合整治办公室的《关于撤销的函》；18、2019年3月29日，原告的恢复生产申请两份；19、县政府《关于打击擅自开采加工、运输和无证盗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孙庄乡人民政府2018年4月25日的通知原件；21、照片打印件5张（附原始载体）。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权。答辩人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系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省市党委政府政策要求，针对违法违规企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并非直接送达被答辩人，而是应由各职能部门依据其分工权责予以实施。具体到本案当中，答辩人本身并未依据该文件对原告进行关停、封存等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存在相关部门依其职权责令其停产停采的情况，也与答辩人无关。文件作出与文件实施属不同的行政法律行为，不能等同。不能因答辩人作出文件的行为被认定违法，便混淆的认为答辩人实施了文件确定的内容。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仅是认为《停采停产通告》中部分内容涉及影响企业经营自主权，而并未判决认定该通告关于停产整治内容违法，更未判决认定答辩人即为该通告内容的实际实施主体且实际实施了该通告内容。故原判决系认定通告部分内容及答辩人作出通告行政行为违法，未判决答辩人具体实施了关停、封存、限制被答辩人生产经营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答辩人起诉要求答辩人具体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更不具备事实依据。被答辩人根本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二、答辩人作出《停产通告》的行政行为与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一，被答辩人实际于2017年9月即已停产停采。根据被答辩人企业用电量及供电所巡查记录，被答辩人于2017年9月份即已全面停止用电，企业停止生产运营，至被答辩人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其用电量仍显示为0，且被答辩人分别于2017年、2018年申请办理变压器减容。被答辩人实际于2017年9月份即停采停产，直至其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仍未恢复，而非因答辩人作出通告而停采停产。第二，答辩人不存在造成被答辩人直接损失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答辩人经人民法院认定违法的行政行为与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均系确认被告作出通告的行为违法，但并未认定答辩人实施了具体的责令被答辩人停产停采、封存设备的行政行为，进而认定答辩人因实施被答辩人停产停采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被答辩人主张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不具备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被答辩人于2017年9月份即已停产停采，直至2018年7月份被答辩人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其始终未生产经营，而答辩人系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通告，从时间顺序上看，被答辩人停采停产并非因答辩人作出通告造成，其所主张的损失与答辩人作出通告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具备国家赔偿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三、被答辩人所诉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被答辩人所主张要求赔偿的损失如采矿权收益、律师费等均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另对于被答辩人所诉的设备折旧费、留守职工工资等各项费用，既与答辩人无关，也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仅就被答辩人所诉损失来看，也绝大部分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不具备本案行政赔偿请求权，答辩人作出通告与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其要求答辩人进行赔偿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172号行政判决书；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行终57号行政判决书；3、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4、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井陉县供电分公司《关于对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和鼎镨矿业有限公司变压器运行状态情况说明》；5、井陉县供电分公司提供的《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月用电量明细》（2016年1月-2018年12月）；6、原告公司变压器用电查询记录；7、井陉县供电分公司威州供电所提供原告公司企业停电申请明细；8、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向井陉县矿山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主动退出和关闭矿山开采及石子生产加工的《申请》；9、井陉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8日印发的《井陉县矿山整合一区、二区矿山及石子加工企业退出关闭补偿奖励办法》（井政[2018]24号）；10、《井陉县矿山整治一、二区矿山企业会议签到表》（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11、井陉县行政审批局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关于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环评及排污许可的情况说明》；12、2016年2月19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气领办[2016]24号）；13、2016年3月22日《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石大气办[2016]4号）；14、2017年3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发[2017]7号）；15、2017年6月15日《中共石家庄市委、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7]15号）；16、2017年9月1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政字[2017]31号）；17、2017年9月15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2017-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石政函[2017]113号）；18、2018年1月19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字[2018]3号）；19、2019年9月12日井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鼎镨矿业有限公司调查情况报告》；20、2017年2月17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停止违法行政行为通知书》（井国土资停字[2017]01079号）；21、2017年3月9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井国土资罚字（2017）01079号）；22、2017年11月8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井陉[2017]062号）；23、2017年12月5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井陉[2017]202号）；当庭提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行终82号行政裁定书、石家庄市中院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210号行政裁定书及原告行政起诉状。 经庭审质证，原告鼎镨公司对被告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法院判决书是对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整体确认，而非对其中的部分确认违法。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是2019年9月19日出具的，也就是说被告是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证据，该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显示内容与事实不符；其次，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最后，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份就开始停产。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被告在作出通告时未向原告出示该文件，而是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该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其次，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在做出通告后向原告采取了强制措施，对原告进行断电，在被告作出通告后，原告没有进行过生产，没有用电。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显示内容与事实不符，如低压减容不需要纸质申请，那么为什么被告还提交了一份原告的申请，如需要申请，很显然被告应提交的证据是5台变压器的申请，而非只是一台，因此该证据与被告所欲证明的内容不符；其次，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6、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形成于2017年5月23日，与被告作出通告的违法行为没有关系，被告并非依据此事项作出通告；其次，因为大气环保而批准给企业断电的行为，本身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任意行政行为，非法行政行为的结果本身也是非法的，不能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7，四份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已于2017年就开始停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多维度的活动，所需要的能源也有多样性，而并非只有电力一种，另企业临时的、偶然的停止用电原因也有多种，事实上原告在2018年1月30日之前所有的停电都是由政府部门强制要求的，政府部门的相关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程序是否合法，原告保留依法追究责任的权利，因此仅仅依据电表显示并不能够证明企业停产的事实，更不能够证明企业没有生产能力的事实，更何况该四份证据本身都是非法证据。7、证据8-10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该三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原告作出通告的时间是2018年1月30日，而该三份证据都发生在2018年5月份之后，这些不是被告作出通告的依据；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因为被告对原告采取停工停采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原告在无奈情况下申请参与综合整治。三份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做出停产停采通告的违法行为，很有可能是为了逼迫企业申请参加综合整治的行为。8、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文件的落款日期是2019年9月20日，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的，此行为违反了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作为判案依据。9、证据12-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7份证据中没有任何授权委托被告做出停采停产通告的内容，被告做出该通告的行为在该7份证据中也没有任何依据，证据12-17的6份文件均为政府部门就单独事项做出的临时性文件，且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12-17与本案无关，不具有关联性。10、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证据内容仅为第三人的陈述，其陈述中涉及到的行政处罚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无从考证；其次，该文件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的，此行为违反了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作为判案依据；最后，这些行政处罚即便是真实合法的，也与本案没有关系。11、证据20-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首先，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该组证据并没有原告的签字，也没有任何送达的证据，证据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该组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仅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过处罚，但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12、对被告当庭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闭补偿纠纷，与本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案件，在关闭补偿案中原告主张的是关闭补偿的相关费用，其中矿山储量损失及企业资产损失、职工安置费等均是永久性损失，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企业因被告违法责令原告停采停产而造成的资产折旧费损失及矿产盈利损失，完全是不同的两项损失，被告混为一谈没有依据；关于律师费，因为是两起案件，原告是分别委托律师并向律师事务所缴纳费用，被告又进行了混淆，原告提交的律师费发票也是不同的，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他案无重复和交集。 被告县政府对原告鼎镨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法院判决系认定通告部分内容及被告作出通告的行政行为违法，未判决认定被告具体实施了关停、封存、限制原告生产经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被告没有实际向原告采取通告涉及措施，原告起诉赔偿没有依据。2、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三份文件系被告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省市党委政府政策要求，针对违法违规企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是被告送达给各下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指导性文件，而非直接向原告实施的具体的行政强制决定，应由各职能部门依据其分工权责予以实施。3、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有四条生产线，也不能证明原告取得排污许可；该证明系2015年出具，而原告所诉系主张因被告2018年1月作出通告给其造成损失进而要求赔偿，从时间上看，该证明也不能证明原告2018年1月份后的生产排污许可现状，与本案显无关联。4、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该会议纪要内容仅表明孙庄乡利源建材厂办理了一条石子加工生产线的环评手续，但剩余生产线均不具备环评、排污手续，恰恰证明孙庄乡利源建材厂私自扩建，违法开采的行为早已存在；第二，该会议纪要中提到的孙庄乡利源建材厂和原告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二者为同一主体。5、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井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非企业登记机构，也不是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企业工商登记变更并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同样安监部门对于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并无证明能力，其并不能证明企业的工商变更情况。6、证据9-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其据以提起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其所列各项费用，与被告作出通告的行为不存在行政赔偿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证据9，律师费发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律师费实际支付，发票不能等同于付款凭证，因为发票不是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发票本身并不具有支付功能，反映的仅仅是“记帐”而非收款证明，仅仅是销货方的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货税额的合法证明，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的凭据。仅凭发票不能证明已付款的事实；另外，律师费也不属于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范围。证据10中《资产登记表》系原告自行出具，属原告自行陈述情况，未经相关部门审计，无法证明其实际所有的设备情况，不应作为证据；发票多为装载机等，并不能与《资产登记表》对应，且原告未提供相应采购买卖合同、转账流水、实物资产凭证等，仅依据发票，并不能认定购买所涉设备的交易实际发生、完成。证据11，《职工生活补助表》系原告自行提供，原告未提供劳动合同、所列人员身份证明材料、工资发放记录等一系列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资料，不能证明其实际员工人数，以及相应补助的标准、是否发放等，且原告提供的该补助表所列人数与其提供的《保险费核定表》中同期所列缴费人数严重不符，其自行提交的证据都相互矛盾。证据12，仅为保险费核定表，其中所列为应缴纳数额，而非其实际缴纳的数额，且未提供所列缴费人数对应的员工名单、员工身份信息以及员工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等资料，不能证明所列员工是否真实，是否与原告确实建立劳动关系等，也不能证明原告实际缴纳了所列数额的保险；缴费信息同样不能证明原告缴纳保险人数是否确为其员工，不能证明劳动关系存在，也不能证明实际缴纳保险情况。证据13中的《租赁设备租金表》中设备型号与租赁协议不符，二者矛盾，且乙方为“齐若愚”的租赁协议，签署人却为齐广广，自相矛盾；仅由原告自行单方提供协议、租金表，没有第三方证明，且未提供设备权属证明资料、设备实物存在的相关证据、设备实际租赁使用证据以及原告实际向出租人员支付费用的凭证，该证据不能证明所列设备是否存在、是否确为所列出租人所有、是否实际存在租赁事实、是否实际支付租赁费用等。证据14提交的复印件模糊不清，无法核对证据信息，且原告未提供证据原件予以质证；原告列明证明目的系原告承担全村电费损失，但所提交的票据显示交款单位是利源采石厂，而非原告鼎镨公司，所提交的票据除机井电费外，还存在承包费等，显然与其证明目的矛盾，该部分证据所列费用均与本案无关；如其缴纳电费对应用电系其自行使用，则恰恰说明原告并未停产，而是私自借用村民用电偷偷生产；如其缴纳的电费是代替村民或村民委员会缴纳，则其代替他人缴纳税费、承担债务的支出，并不是其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原告所提供均为收据，没有提供其他如转账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现金取出交付记录、承包协议书、电费缴纳通知单等相关证据，证明该收据所列费用实际交付以及交付的依据，不能证明所述交款行为为何发生、与原告的关系以及交款行为是否实际发生、完成；依据国家电网井陉供电公司提供的用电量，原告自2017年9月即开始停止用电生产，若原告提供的该证据确系其使用井陉县孙庄乡北王庄村及井陉县孙庄乡王庄村电力，则其涉嫌私自架设、使用电力，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及相关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同时如其私用村庄电力，违规违法生产，则证明其起诉要求赔偿的无理无据。7、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一，仅依据快递查询记录，没有关于寄件人、收件人、寄送物品的信息披露，既不能证明寄送方是谁，也不能证明所邮寄的是何物，更不能证明收件人是被告；第二，即使原告所提供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系真实的，被告也未收到，同时该申请书赔偿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8、证据16的真实性需进一步核实，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井陉县发展改革局并非企业登记机构，也不是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企业工商登记变更并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同样发改局对于企业工商变更登记并无证明能力，其并不能证明企业的工商变更情况；原告的工商营业执照也不能反映出其系由井陉县利源建材厂更名而来。9、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提供原件予以质证，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不应采纳，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10、证据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该申请；第二，该申请也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采取了强制关停措施，其内容恰恰体现出原告是自行停止生产的；第三，从该申请内容来看，所申请的供电、炸药、火具等，应当向主管单位申请，而非被告。11、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质证，不应采纳；被告未见过该文件，原告提供的文件并非县政府红头文件，也未加盖县政府公章，显然不是县政府作出的，且该文件内容为各职能部门职责划分，并非直接送达给企业的行政强制决定或行政处罚文件；原告称该证据系县政府文件，但却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涉嫌冒用政府名义，虚构政令，如造成社会影响，将依法追究其相应行政或刑事责任。12、证据20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依据该通知内容，并不能显示孙庄乡人民政府是依据本案涉及通告做出该通知及实际按照该通知内容实际采取强制措施；从该通知内容看，也是孙庄乡人民政府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与被告做出通告行为无关。13、证据21的照片打印件经与原始载体核实，载体中显示原告提供的照片拍摄时间均为2018年8月5日，与原告照片中陈述时间不相符，且均未显示拍摄位置是否位于原告经营场所内及拍摄对象是何设备，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采取过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款行政处罚措施规定的责令停产停业。其中，封存原告四线电力设备照片中的封条为井陉县孙庄乡人民政府，封条上时间非打印；封存原告四线生产设备照片、封存原告一线生产设备照片、封存原告二线生产设备照片、封存原告三线生产设备照片中的封条印章均不清晰，不能确定是何单位张贴；以上五张照片中的后四张，从封条盖章位置及封条上手写日期痕迹看，显示应为同一张封条，且设备张贴位置极为相似，不排除原告自行以一张封条随意张贴伪造出封存事实的可能；照片显示封条仍然很新，如确如原告所述封条为2018年2月5日张贴，在2018年8月5日拍摄时，在室外存放的设备中封条不可能如刚张贴般崭新，也说明该照片显示出的封条不可能是2018年2月份张贴；同时本案所审理的被告被人民法院判令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做出通告，而该通告在市中院和省高院诉讼中便已撤销，原告提供照片拍摄时间为2018年8月5日，该时间被告做出的通告已被撤销，不再存在，原告提供照片中显示的封条等有关情况即使真实也与被告做出通告的行为无关。 为反驳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称：1、两份判决认定的是通告中部分内容违法，而判决做出通告违法，对于通告中停产整治内容并未认定违法，虽省高院判决中认定被告做出的通告是具有直接执行力的行政行为，但有执行力不等于已实际执行，该通告并未具体实施，也未送达原告，在被人民法院判决违法前被告并没有依据该通告内容对原告采取过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且该两份判决诉讼中被判令违法的通告已经撤销，被告已自行纠正被人民法院判决违法的行政行为；2、证据3是由井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井陉县审批局为被告的下设机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证人和第三人，该份证据能够表明被告做出的通告中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不允许企业变更登记的内容并未实际实施，原告办理企业变更登记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该证明也证实原告与井陉县利源建材厂无任何关系；3、证据4-7，国网井陉分公司出具的证明及用电量明细等相关证据均能证明原告自2017年9月份开始全面长期停止用电，至本次诉讼前仍未恢复；原告为高压用户，原告高压用电没有进行销户，根据国网井陉分公司提供的资料是该公司依据原告申请对原告用电用户办理减容手续，将高压用电减容为0，在其申请减容时需提交申请，但国网系统逐年优化，用户也并非只能以书面形式申请减容，也可通过手机、电脑等多媒体形式线上申请办理减容；关于原告所述企业生产经营可使用多种资源，但现代企业生产必然不能不使用电力，电力是企业运营的基本条件，证据4-7显示原告自2017年9月份开始就不具备基本的生产条件，其停产与被告做出通告的行为根本无因果关系，关于原告企业用电情况及停止用电时间，法庭可向电力公司调查核实；4、证据8-10，原告参与矿山企业综合整治为其自愿行为，不能排除因企业产能落后，无法经营而自愿关闭退出，其停产行为也是企业自身选择的结果；5、证据11同为井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井陉县行政审批局为被告下设单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和证人，且该证据为本案诉讼前的有关事实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自2017年以后便不具备排污许可，没有合法生产的前提条件，依法也不能进行生产；6、证据12-18，在证据12、13中明确列出原告属于停产整治范围，要求有关单位对原告停产整治到位，证据14-18均表明对于停产整治仍未达标的企业，需按标准继续实施停产整治，对于拒不停产和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制关闭，而原告既没有停产整治达标也存在违法越界开采等情况，依照上述文件精神，也属于应当予以停产整治和强制关闭的范围；7、证据19为井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该局也为被告下设单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和证人，该证据内容为本案诉讼前客观事实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于2016、2017年均存在越界违法开采情况被处以行政处罚，也证明了原告属于上述省市两级文件中，应予以停产整治或强制关闭的范围；证据20-23，行政行为一旦做出，除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违法的，都具备合法性，该4份证据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均合法有效。 为反驳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补充称：1、证据1、2均认定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得非法限制、剥夺、侵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审法院判决中认定被告做出停采停产通告违法，被告断章取义，歪曲了两审判决的结果和内容。2、证据4、5，被告做出通告行为已经被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确认违法后，被告又重新做出继续实施停采停产的通知，该证据证明被告一贯藐视法律，不尊重法院判决文书，知法犯法作风；证据5虽没被法院判决违法，但该证据是对证据3停采停产通告的继续行为，因此该行为同样违法。3、证据6证明原告拥有四条生产线的每一个排污口对应的一条生产线，原告符合排污条件，政府允许其生产；没有排污许可证不是原告的问题是政府没办理，主管部门已经书面确认原告通过验收，符合整治要求，却未办理排污许可证，责任不应由原告承担，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4、证据7、8，证据7中明确确认原告由原一条扩建为四条生产线，且承诺两家企业治理后可恢复生产；证据8仅仅为证明资产权属问题，企业资产属于原告的事实，资产权属发改局显然具有证明能力。5、律师费发票及证据10中的发票，根据我国发票管理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若干问题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予以支持，发票可以作为付款凭证。6、证据14的原件保存在乡政府，只能查阅复印，不能获取原件，如需要可向乡政府调取，另该证据是承担全村电费的证明，非原告生产用电，原告输送电线在被告做出通告后，已经全部被采取强制措施剪断，客观上不具备使用电力进行生产的前提，因此得不出该电费是原告进行生产的事实。7、证据15中快递单据寄送地址是井陉县孙庄乡，是原告所处地址，签收地址为井陉县，签收人是被告负责人李杰，无论该快递是否为李杰本人签收，均已证明快递已送达李杰，如李杰本人未收到，也是因被告内部管理混乱，责任应自行承担。8、证据19-21，证明被告实施了停采停产通告，如通告内容所称，各乡政府牵头，国土、环保、工信配合，对矿山开采进行喷涂封闭，对生产设备予以封存、断电，通告中明确委托乡政府、国土等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在被告做出通告后，为具体实施强制措施还专门做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细化强制措施内容，孙庄乡政府还做了相关通知，该两份证据内容一致；照片证明方案已实施，原告拍摄照片的时间是在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措施之后，照片所述时间为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时间，非拍摄时间，照片中封条不清晰、没有打印年月日、未显示查封单位，是采取措施部门执法不规范问题，拍摄对象清晰可识别；2018年2月5日政府封存原告1、2、3线设备中封存的是不同的设备，1、2线是碎石机且可清晰看出其中不同，3线为电机，被告识别不出相关设备不代表三组设备为同一设备；照片拍摄时间原始载体显示为2018年8月5日，被告撤销通告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因此，该照片形成时被告并未撤回通告。9、证据16，县发改局证明证实原告所列资产已经依法备案并获取备案证，备案证丢失后发改局为其提供证明，并确认利源建材厂变更为原告现名称，证明其资产权属一致性。10、证据18是在被告的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违法后，被告并没有实质性修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没有解除对原告的强制措施，原告无法自行恢复生产，才向被告提出申请，如被告不允许该申请，其下辖的所有主管部门（包括供电、炸药、火具部门）也不会向原告提供相关生产资料，这也证明原告至今无法恢复生产。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30日，井陉县人民政府为贯彻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字[2018]3号）文件精神，作出《停采停产通告》，具体要求通告如下：一、停采停产范围：全县持证矿山企业和石子加工生产企业。二、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县持证矿山企业、石子加工生产企业等全部停采停产。各乡镇政府牵头，国土、环保、工信等部门配合，对矿山开采面进行喷涂封闭，对生产设备予以封存，供电部门负责实施断电（包括生活用电）。三、各企业维持现状，不得进行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不得增设新的生产设备，不得新建、扩建生产线，不得擅自对矿区范围内外进行整治、修缮及改造。四、县政府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有资质单位对各企业资产（不动产）进行评估作价，对矿山企业开采情况、资源保有量及固定资产进行核对。五、各乡镇政府和县综合执法、国土、工信、环保、行政审批、公安、安监等部门要协调配合，加大督导检查和打击力度，对擅自开采、生产或出卖转让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并取消参与整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告鼎镨公司属于上述通告中停采停产企业之列。原告不服该通告，于2018年7月19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县政府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关于撤销的决定》，内容为：经本政府研究决定，撤销2018年1月30日发布的《停采停产通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冀01行初172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决定全县持证矿山企业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等事项，明显限制、剥夺、侵害了相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违法的行为。被告作出《关于撤销的决定》，自行撤销了其作出的通告，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在原告仍坚持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确认被告县政府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县政府收到该判决后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冀行终5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2日，原告通过圆通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的相关损失，损失截至2019年4月共计25241845.48元。被告收到该快递后一直未予答复，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截至2019年4月的损失，共计25241845.48元。 另查明，2016年2月19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气领办[2016]24号），《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将原告公司列为停产整治企业，整治要求为具备环保生产条件，排放达标。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冀01行初172号生效行政判决，认定：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决定全县持证矿山企业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等事项，明显限制、剥夺、侵害了相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违法的行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对其实施了上述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行为。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原告因环保、排放不达标，于2016年被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停产整顿企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经过停产整顿，经过批准、验收，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的证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井陉县鼎镨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树威 审 判 员  王 莎 人民陪审员  张 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