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某，女，1960年3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琼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春来，男，1950年1月1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1，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2，男，1973年5月9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3，男，1975年1月5日出生。上诉人崔某因与被上诉人金某1、金某2、金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4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遗嘱虽经笔迹鉴定，但因样本不符合鉴定要求，未能得出鉴定结论”，这一认定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继承人生前的笔记本，其中有被继承人金某4的大量笔迹，三被上诉人当庭认可笔记本的真实性，且认可笔记内2002年7月18日卖房的“公证书”是金某4本人书写，但后又仅以“其中住房地址写的不对”为由又反悔不认可该“公证书”作为鉴定样本，并导致鉴定不能；2.一审法院关于“崔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遗嘱为真实，故对遗嘱不予采信”的认定于法无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案涉遗嘱系金某4自行书写，内容明确具体，形式合法。且证人季某、安某出庭作证，证明遗嘱是金某4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三被上诉人早在2017年就看到案涉遗嘱，并认可遗嘱是金某4本人所写，金某3也只是认为案涉遗嘱是金某4不情愿写的；3.本案鉴定终止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金某1、金某2、金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金某4、崔某在2016年9月20日和金某1乘火车去威海散心，从未写过任何遗嘱。崔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市×××2207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金某4的份额由崔某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对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某4与门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三子，即金某1、金某2、金某3，二人于1990年经法院调解离婚，三个子女由金某4自行抚养。金某4后与崔某结婚，二人未生育子女，无收养、过继子女。崔某曾与赵某结婚，生育一子赵某1。1989年9月，崔某与赵某经法院调解离婚，赵某1由赵某抚养。金某4于2016年10月23日死亡。诉讼中，当事人均认可金某4的父母先于其死亡。2002年9月20日，崔某与北京达和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购买房屋合同书》，购买涉诉房屋，涉诉房屋所有权于2018年6月21日登记在崔某名下。诉讼中，崔某提交《遗嘱》作为证据，并申请季某、安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金某4留下遗嘱表示其在涉诉房屋的产权份额由崔某继承。金某1、金某2、金某3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并称《遗嘱》落款日期2016年9月20日是崔某、金某4夫妻两人与金某1全家旅行的出发时间，上午在家收拾东西，下午去火车站，与两个见证人所说当天下午在金某4家中打麻将然后拿出遗嘱签字的事实不相符合；金某1联系见证人季某，季某称当时是崔某拿出遗嘱，让金某4签的字，遗嘱并不是金某4本人写的；遗嘱上购房时间和购房合同时间相矛盾；遗嘱的笔迹与金某4的笔迹不同，与档案留存的金某4的笔迹也不相符合。经查，《遗嘱》记载：“我叫金某470岁，身患绝症，现立遗嘱如下，我与爱人崔某共同生活20多年，感情深厚，2012年共同购置商品房一套，70平方米，地址×××2207。我如有不测此房全部归崔某一个人所有任何人都无权占有。为了见证遗嘱的真实性我找了俩个朋友，季某和安某，做为遗嘱的见证人。立书人：金某42016.9.20日。”《遗嘱》中另有“是金某4本人真实意愿安某”、“我在现场是金某4本人意愿季某2016.9.20”字迹。季某到庭作证称：我和金某4是发小……金某4写遗嘱那天，具体日期我忘了，大概是他住院前，玩完牌，下午5点的时候，金某4当时病得厉害，让我们晚点走，然后金某4拿出了法院现保存的遗嘱，然后让我看了一下，并签了字，这是金某4的意思……。安某到庭作证称：我跟崔某是朋友，……崔某给我们打电话让过去打牌，让我们求证点事，玩了一会儿牌，先是金某4跟我们玩的，玩了一会儿他累了，就回里屋了，我坐的位置正对着里屋，看到金某4在里面写东西，后来要走的时候，金某4拦着我们要让我们签个字，我之前没做过这事，我大概看了看，是金某4让我签的，我就签了字。……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经常去，所以记不清是哪天了。诉讼中，经金某1、金某2、金某3申请，法院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对《遗嘱》全文是否为金某4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崔某提交笔记本及其中的2002年7月18日“公证书”作为比对样本，金某1、金某2、金某3曾在2018年11月1日到庭谈话中认可笔记本是金某4的物品、认可其中2002年7月18日卖房的《公证书》系金某4本人书写，金某1当庭又称“我需要仔细看看，其中住房地址写的不对，我不认可作为鉴定样本”，金某2、金某3表示同意金某1的意见。金某1、金某2、金某3提交申请法院调取的北京市公安局福绥境派出所保存的“申请”以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新街口管理所保存的“公房置换协议书”作为比对样本，崔某称，“公房置换协议书”中包括金某4签字在内的大部分手写内容均为自己所写，并非金某4书写，故不同意作为比对样本；“申请”所涉事项自己并不知情，故字迹是否为金某4本人所写无法确定，故不同意作为比对样本。2019年2月28日，鉴定机构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当事人未提供符合鉴定要求的样本，终止鉴定。诉讼中，崔某提交2017年5月2日与金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收条、字据、与金某3的短信聊天截图作为证据，欲证明其向金某1、金某2、金某3出示遗嘱，最终达成遗产分配协议，金某3明确表示不再追究财产问题，后又反悔，金某3认可了遗嘱为金某4书写。金某1、金某2、金某3对曾通过微信聊天谈及财产事项不持异议，对收条、字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就遗产分割达成一致，认为与涉诉房屋无关，且并未认可遗嘱的真实性。诉讼中，金某1提交手机约车记录截图、金某1妻子张颖微信朋友圈截图，欲证明《遗嘱》上的落款日期当日，金某1一直和金某4在一起，金某4当天没有签订遗嘱。金某2、金某3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崔某称无法通过金某1的手机核实张颖微信朋友圈的评论部分，故对以上截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法院询问崔某，金某4在《遗嘱》上的落款日期当日有无外出，崔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答复称：经与当事人核实，金某4在2016年9月有外出事实，但不记得具体日期。诉讼中，金某3提交无业证明、2004年的住院病案作为证据，欲证明金某3身体一直不好，劳动能力受限，没有工作和收入，应该对金某3保留一定份额。金某2、金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崔某认为无业证明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对证明内容真实性不认可；对病历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病历本身不完整，不能反映治愈后的情况，病历中也记载金某3有职业，与事实不符。诉讼中，金某2提交证明，欲证明其收入低，经济状况不好。金某1、金某3对真实性认可。崔某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金某4死亡后，其继承人为崔某、金某1、金某2、金某3。涉诉房屋为金某4与崔某婚姻存续期间购买，当事人均认可涉诉房屋为金某4与崔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不持异议。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涉诉房屋中一半产权份额为本案遗产处理范围。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崔某持有的遗嘱是否真实。该遗嘱为自书遗嘱，崔某应就遗嘱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遗嘱虽经笔迹鉴定，但因样本不符合鉴定要求，未能得出鉴定结论。在样本质证过程中，对于崔某出示的笔记本，金某1、金某2、金某3确曾认可笔记本为金某4的物品，并认可其中的2002年7月18日“公证书”为金某4的笔迹，但随后金某1即称“需要仔细看看”，看后不认可将其作为鉴定样本，金某2、金某3表示同意上述意见，从上述过程中，无法认定金某1、金某2、金某3故意不同意将“公证书”作为比对样本。崔某另申请证人季某、安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遗嘱为金某4书写，但从证人陈述来看，两人均未亲眼看到金某4自行书写遗嘱的全过程。另外，法院对金某1提交手机约车记录截图、微信朋友圈截图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上述两组证据不能证明金某4在2016年9月20日是否有外出情况。综合以上情形，法院认为崔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遗嘱为真实，故对遗嘱不予采信，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崔某作为金某4的配偶，长期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本案对其予以多分，具体份额比例由法院酌定。金某3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且其提交的病历材料距今时间过长，法院对上述意见不予采信；金某2提交证据证明其收入低、家庭经济条件差，与遗产继承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法院对上述意见亦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0号楼22层2207房屋（建筑面积70.77平方米）中属于金某4的二分之一所有权份额由崔某、金某1、金某2、金某3继承，其中崔某继承五分之一，金某1、金某2、金某3各继承十分之一，即：上述房屋所有权中崔某享有十分之七份额，金某1、金某2、金某3各享有十分之一份额；二、驳回崔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查，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经本院主持调解，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遗嘱的效力认定问题。一审审理期间，为查清遗嘱是否为金某4书写，法院启动了鉴定程序，崔某提交了金某4的笔记本作为鉴定样本，金某1、金某2、金某3最初认可系金某4的笔记本，后又表示不认可该材料作为鉴定样本，而崔某亦对金某1、金某2、金某3提交的相关样本不予认可，最终导致鉴定机构终止了此次鉴定。但鉴定仅系认定遗嘱是否真实的较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因客观原因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仍应根据案件其他能够查证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对案涉遗嘱的效力进行合理认定。具体到本案中，首先，案涉遗嘱在形式上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自书遗嘱的要求，有遗嘱人的签字，并注明年月日，且内容翔实完整。其次，该份遗嘱有见证人安某、季某签字，虽然安某、季某并未完整见证金某4书写该遗嘱的全部过程，但均陈述系金某4让其二人在遗嘱上签署“是金某4本人意愿”的内容，且安某亦当庭称看到金某4在里屋写东西；同时，双方亦均认可安某系崔某的朋友、季某系金某4的发小，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二人与崔某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见证人的陈述应予以采信。最后，金某1、金某2、金某3虽否认该遗嘱的真实性，主张在遗嘱载明的订立日期当日金某4存在外出行为，不可能订立遗嘱，但其提交的手机约车记录截图、微信朋友圈截图均不能直接证明其主张，二审中其亦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此予以证明；同时，金某1、金某2、金某3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金某4生前就遗产处分存在其他明确意思表示。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本院认为虽然本案中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案涉遗嘱系金某4本人书写，但根据见证人陈述的情况能够认定该遗嘱内容得到了金某4本人的认可，系金某4的真实意愿，故应认定案涉遗嘱真实有效，并应据此作为遗产分割的依据。根据查明及双方认可的事实，涉诉房屋系金某4与崔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的一半产权份额为金某4的遗产。因金某4在案涉遗嘱中明确表示涉诉房屋中属于自己的产权份额归崔某一个人所有，故本院对崔某关于判令涉诉房屋中属于被继承人金某4的份额由崔某继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涉诉房屋应由崔某继承。综上所述，崔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2民初44253号民事判决；二、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0号楼22层2207房屋（建筑面积70.77平方米）中属于金某4的二分之一所有权份额由崔某继承。一审案件受理费108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7元均由崔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广辉审 判 员 屠 育审 判 员 宋 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 科书 记 员 毕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