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604行赔初25号 原告梁惠明，女，1958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代理人王雷，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 法定代表人张林勇，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袁秀春，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裘彰林，浙江新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梁惠明因与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7月23日向新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申请本案异地管辖。新昌县人民法院报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惠明的委托代理人王雷，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袁某及委托代理人裘彰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惠明诉称,原告系新昌县大市聚镇大市聚村姜家坞（以下称姜家坞）的村民，依法使用所在村集体农业用地用于种植苗木，并持有集体土地承包权证。2015年9月9日，被告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违法损毁原告的承包地及地上苗木，被告的行为已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254号行政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487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2019年5月5日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2019年7月1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新自然资规赔字[2019]1号《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该决定违法、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新自然资规赔字[2019]1号《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二、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赔付因其破坏原告地上苗木及其他地面附着物损失共计815,380元；三、依法判决被告赔付原告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共计148,500元；四、依法判决被告赔付原告因维权所发生的必要费用60,000元。 原告梁惠明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结婚证、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原告对涉案土地具有合法使用权、对地上苗木具有所有权，被告违法强拆后应当予以赔偿。 2、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254号行政判决书； 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48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被告违法损毁原告的承包地及地上苗木，被告的上述行为已经二级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其中1487号判决书的第13页已经确认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赔偿款项，实体亦违法。 4、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行初15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法院已经确认新昌县2014年度计划指标第四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组织实施土地征收工作的批复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在没有合法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情形下，被告提出的已经补偿于法无据，且与事实不符，被告提出的赔偿标准没有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5、苗木损失清单，证明原告被损毁地上苗木的实际情况。 6、新自然资规赔字[2019]1号《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为此提起诉讼。 7、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书及邮寄凭证，证明被告向原告提出赔偿申请并邮寄给被告的事实。 8、律师代理费发票，证明因被告强拆行为，原告维权产生的必要支出。 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于2019年5月6日以被告为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称2015年9月9日被告违法损毁原告的承包地及地上苗木的行为已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确认违法，要求被告赔偿苗木及附着物损失815,380元、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148,500元、因维权所发生的必要费用60,000元，共计1,023,880元。被告收到原告赔偿申请后，经依法审查，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将该决定书送达给原告。综上，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关于作出是否赔偿决定的程序性和期限的规定，程序合法。二、被告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实体合法。原告所在村的集体土地被征收，应付该村的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既定的标准由村及所在镇政府与新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现更名为浙江新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管委会）调查登记、确认，并予以结算，补偿款项由园区管委会（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次支付给大市聚村，由村负责分付给各农户，具体如下：该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8,666,547元，已分二次付清。原告户应得的款项146,413元由所在村以陈英均（原告丈夫）的名义分三次存于银行：2012年7月11日存入43,658元，2013年3月22日存入40,130元，2014年1月28日存入62,625元。经所在村多次通知，原告户未领取上述款项的银行存单。2、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3,58587元，园区管委会已分二次给付。第一次中，原告户的青苗补偿费19,955.4元由所在村以陈英均（原告丈夫）的名义存入银行，第二次中，原告户应得的补偿费1,995元尚由所在村暂时保管。3、因原告多次向园区管委会提出其种植的茶树规格定位小树苗补偿不合理。为此，2015年9月14日工作组重新核实核定为大茶树的标准予以补偿，并向原告补差补偿费7,499.4元；同年园区管委会再次给予原告花木青苗补助费25,612元。上述二笔款项由园区管委会另行支付给原告，但经园区管委会多次通知原告领取，原告仍然以补偿不合理为由不予领取，现仍由园区管委会暂行保管。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户的被征土地的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及青苗补偿费等均已得到补偿。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行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但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存在的事实依据。其实，如前所述，原告诉称涉案土地上的花木已经由园区管委会等部门调查核实，将相应的补偿款项通过所在村已经付给了原告，只是原告觉得不满意，并提起系列行政诉讼。原告主张赔偿的维权所发生的必要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以自行估价的结果作为依据要求赔偿的请求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证据：1、国家赔偿申请书；2、《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3、特快专递凭证；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将不予赔偿决定书邮寄送达给原告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1、2012年1月16日收款收据；2、姜家坞土地征收结算单；3、土地面积汇总表；4、征地清册；证明2012年1月16日，园区管委会给付姜家坞土地征收款等7,832,110元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1、2016年5月13日土地补偿款收款收据；2、确认书；3、土地补偿款结算清单；证明2016年5月13日，园区管委会给付姜家坞土地补偿款834,437元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1、2012年4月6日收款收据；2、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核对确认结算清单；3、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汇总清单；证明2012年4月6日，园区管委会给付姜家坞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3,505,100元的事实，其中包括原告户（48号陈英均）青苗补偿款19,955元。 第五组证据：1、2013年11月7日收款收据；2、花木、青苗补漏清单；证明2013年11月7日，园区管委会给付姜家坞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补漏、补差）79,987元，其中包括原告户1,995元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姜家坞陈英均花木青苗补偿清单和汇总清单，证明经工作组重新核实核定，并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补差清单，将原先核定的小茶树现以大茶树的标准予以赔偿，并补差补偿7,499.40元，2015年园区管委会再次给予原告花木青苗补助25,612元的事实。 第七组证据：新昌县大市聚镇大市聚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市聚村委）及姜家坞证明、银行存单及相关的凭据，证明原告户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合计146,413元，由姜家坞以陈英均（原告丈夫）的名义将其单独存于银行，分别是2012年7月11日存入43,658元，2013年3月22日存入40,130元，2014年1月28日存入62,625元，合计146,413元，上述款项经村多次通知，原告户未领取存单的事实；原告户的青苗补偿款19,955.4元，于2012年6月19日由姜家坞以陈英均的名义存入银行，第二次原告户应得的补偿款1,995元尚由姜家坞暂时保管的事实。 第八组依据：新园联[2011]58号《新昌县工业园区大市聚区块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系补偿标准的依据。 第九组依据：1、中共新昌县委文件新委[2010]63号《关于明确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昌工业园区规划管理范围、职能配置、内设机构设置的意见》；2、中共新昌县委办公室文件新委办[2011]20号《关于明确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昌工业园区所涉乡镇（街道）相关园区工作职责的意见》；证明征收集体土地对土地丈量、青苗调查、款项支付均由相应的园区负责。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判决书仅仅确认批复程序违法，并没有确认实体违法，也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原告质证时认为没有茶树，这是对原告不负责任的表现，开始以小茶树进行评估，后原告主张应以大茶树标准进行补偿，故再次进行了评估，且原告自行估价主张赔偿不合法；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原告未提供收费标准，对关联性，要求原告提供对国家赔偿可以主张律师费的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的证据1、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原告已收到，对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未履行支付赔偿款项的义务，决定也只是要求原告向村委及开发区管委会领取不足额的赔偿款项，可以说明被告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对第二组中的证据1，该收据并非支付给原告，与原告无关；证据2、3、4，也不是原告全部土地及苗木进行的清册和丈量，且内容显示原告丈夫土地位于D222地块，该地块不在清册中，与原告土地情况实际不符，故均不具有合法性。对第三组证据的合法性不认可，对真实性有异议，只是加盖了公章，不清楚是否与原件一致，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该款项并非支付给原告本人，无法证明被告向原告履行了赔偿义务，其中证据3结算清单也不是证据原件，上面的签名也无法核实是否是本人所签。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清单中未准确记载原告种植苗木的实际情况，原告并没有主张种过茶树，而清册中列明原告丈夫种植茶树与事实不符，实际是原告种植了青枫和鸡爪枫，经济价值高于茶树，清单未经原告签字确认，违反土地管理法对地上附着物应当由被征地农户确认的规定。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有异议，收款收据并非向原告支付，无法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赔偿义务，通过青苗、花木补漏清单可以反证证据四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存在严重失实的情况，才予以补漏、丈量，但补漏、丈量行为也不符合原告实际种植苗木的情况。对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五组证据质证意见同，且可以看出登记在原告丈夫名下的苗木中存在大量有经济价值的青枫及鸡爪枫，与原告主张的赔偿事项部分一致，可以反证原告使用土地、种植经济类苗木的实际情况，但该清单登记不足额、不完全，数量远低于原告实际种植的数量，同时可以看出证据形成于2015年9月14日，原告土地强制清表时间在2015年9月9日，故是针对被损毁的残余苗木进行的登记，被告测量、登记不完全，且无法看出测量登记表的制作人。对第七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至今未收到过任何赔偿款项，原告主张的赔偿行为是基于被告对原告土地强制清表的行为，经两审法院确认违法后原告提出赔偿申请，该组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向原告履行了赔偿义务，且款项并不足额，赔偿标准也与事实不符，且系被告事后自行取得，违反证据规则第六十条、六十一条的规定；对于银行存单原告也未收到，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土地补偿的相应款项，无法证明被告履行了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三项主张；对收款收据、记帐凭证、入帐通知书不是对原告夫妇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三笔款项与原告主张、被告答辩数额均不一致。对第八、九组证据的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苗木的赔偿标准应当按被告针对该此征地行为拟定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内容进行补偿，具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被告履行，其他单位履行该职责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便是行政委托，承担责任的也应为被告，原告应得的补偿数额和标准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对原告地上苗木具体数额未提供清单，其提供的清单是针对强制清表后制作的清单，故应按原告的主张予以赔偿。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2、3、7，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证据1中的结婚证，证明原告梁惠民（明）与陈英均系夫妻关系；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原告户土地承包及自留山使用情况，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4，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5，系原告自制的苗木损失清单，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被告也不予认可，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证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8，系原告夫妇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但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及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二、三组证据，证明姜家坞土地被征收以及土地补偿费给付等情况，原告户的土地也在此次征收范围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证明姜家坞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核对确认情况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给付情况，其中原告户此次青苗补偿费为19,955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证明姜家坞青苗补差、补漏以及给付补偿款的情况，其中原告户此次青苗补差补偿费为1,995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证明2015年9月14日经工作组重新核实，将原告户原先核实为小茶树的现核实为大茶树，并补差青苗补偿费7,499.4元，以及2015年8月19日工作组对原告户的青苗实地测量后，于同年9月14日再次给予原告户青苗补偿费25,612元的事实，被告的“清表”行为发生在2015年9月9日，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清表”后再对残余苗木进行测量的事实，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七组证据，证明原告户应得补偿款的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属规范性文件，系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系规范性文件，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中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梁惠明系新昌县大市聚镇大市聚村姜家坞村民，与陈英均系夫妻。原告梁惠明户在姜家坞有承包土地2亩6分9厘5毫，自留山4块1亩2分6厘。2015年2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新昌县2014年度计划第四批次建设用地，并对该批次集体土地批准征收。原告梁惠明户有承包土地及自留山在此次征收范围内被征收。2015年9月9日，原告户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被强制清除。后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行初254号行政判决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终1487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新昌县国土资源局）对原告承包地上附着物强制清除的行政行为违法。2019年5月5日，原告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认为被告的强制清除行为损毁其承包地及地上苗木，要求被告赔偿地上苗木及附着物损失815,380元、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148,500元、因维权所发生的必要费用60,000元。被告于同月6日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新自然资规赔字[2019]1号《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户可得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均已支付到位，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地、地上青苗及附着物均由工作组按规定进行实地调查量，由村干部确认后确定面积和数量，并据此予以补偿，各类补偿费已由所在村、园区管委会通过存入银行和专门款项预留的形式予以提存，原告可随时领取；原告提出的赔偿依据不能成立，其提供的赔偿清单中列明的损失系其自行评估所得，不能作为赔偿依据；律师代理费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的赔偿申请被告不予支持。并于同月26日通过邮寄方式将不予赔偿决定书送达给原告。 另查明，2012年1月16日浙江新昌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新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支付姜家坞土地征收款7,832,110元，2016年5月13日又支付土地补偿款834,437元，由姜家坞负责分付给农户。原告梁惠明户应得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146,413元，该款项由姜家坞以原告丈夫陈英均的名义单独存入银行，其中2012年7月11日存入43,658元，2013年3月22日存入40,130元，2014年1月28日存入62,625元，所在村已通知原告户领取上述款项存单，但原告户至今未领取。2012年4月6日新昌县大市聚镇人民政府、原园区管委会、大市聚村委三方工作人员依据《新昌县工业园区大市聚区块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等相关规定，经核对确认后签署包括原告户在内的《姜家坞村青苗及地面附着物核对确认结算清单》，兑现农户62户，总兑现金额3,505,100元。其中原告户青苗补偿款19,955元，该款项于2012年6月19日由姜家坞以原告丈夫陈英均的名义存入银行。2013年11月7日，开发区管委会又支付青苗及地面附着物79,987元，2013年10月29日经姜家坞工作组潘某、梁某元审核，原告梁惠明户零星青苗补漏、补差款为1,995元，该款暂由姜家坞保管。2015年9月14日，经工作组重新核实核定，将原先核实为小茶树现核实为大茶树，并按大茶树标准由开发区管委会补差原告户青苗补偿费7,499.4元；2015年8月19日，经工作组实地测量，按照《新昌县工业园区大市聚区块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2015年10月21日开发区管委会再次给予原告户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助费25,612元；上述二笔款项经开发区管委会多次通知原告领取，原告以补偿不合理为由不予领取，现仍由开发区管委会暂时保管。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强制清除行为有否对原告梁惠明户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造成损失，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的强制清表行为虽然被法院确认为违法，但在被告清表前，原告户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已由工作组实地测量、审核，并依照《新昌县工业园区大市聚区块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作出补偿，原告户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55,061.8元，均已予以留存，其中21,950.4元在姜家坞，33,111.4元在开发区管委会，由于原告认为补偿不合理至今未予以领取。《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的强制清表行为造成其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损失815,380元，要求被告予以赔偿。但原告除了自制的苗木损失清单外并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其主张的815,380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损失证据不足;同时其认为工作组在核实核定时将经济价值较高的鸡爪枫核定为茶树，同样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该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损失815,380元的诉请无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及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国土资发[2019]96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涉案被征收土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应直接支付给原告户，故上述原告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助费55,061.8元由被告负责领取后交付给原告户。 本案争议焦点二是被告是否需要赔付原告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本案中，原告户的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146,413元，姜家坞在2012年至2014年间以原告丈夫陈英均的名义分三次存入银行，存单由姜家坞暂时保管，原告可自行向姜家坞领取。被告的强制清表行为并未对原告户的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造成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赔付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148,5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三是被告是否需要赔付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60,000元。《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不属国家赔偿范围，其要求被告赔偿60,000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要求撤销涉案不予行政赔偿决定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梁惠明户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55,061.8元由被告新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负责领取并支付给原告。 二、驳回原告梁惠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志芬 人民陪审员  倪国锋 人民陪审员  章玲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