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民终12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蔚，女，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现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上海中成永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红光，男，196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鄞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曙光，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豪，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法定代表人：王红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梅，女，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浙江三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文蔚因与被上诉人王红光、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光公司）共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3民初8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吴文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健，王红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曙光、王豪，红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梅、黄海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吴文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确认吴文蔚对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2.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归还由吴文蔚代其支付的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王红光、红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双方虽然在2004年10月18日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但这份协议既未否定原手写协议的存在及效力，也没写明以后协议取代前协议，故两份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因两份协议对同一标的有着不同的约定，应按各协议约定的目的和当事人缔约的本意予以裁决。手写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在以后的房屋出售或拆迁等处置由乙方决定”，这些内容是后一份协议中没有的，是对房屋占有和处置的约定。10月18日签订的协议重点是对房屋经营利润即出售或拆迁后盈利分配的约定，这是对房屋使用和收益的约定。省高院再审判决中也明确“合同的解除并不必然否定吴文蔚基于共同购买的事实所享有的共同权益”。手写协议与机打协议系双方在不同时日对于江厦街5号权利义务方面的不同约定，虽然在内容方面有所重合，但系彼此关联且相互独立的。手写协议对双方在共有权方面的处置有了明确的约定，对此约定双方以手写的形式形成了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对此证据，省高院再审判决已予以认定。2.对协议中的亲笔签名，双方都是认可的，足以证明双方对协议内容意思表示一致的认可，合同法及任何一条法律均未要求合同署名的位置，日期也不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吴文蔚和王红光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缔约当事人，双方就“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协议条款主体名称位置有吴文蔚和王红光各自的亲笔签名，协议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该手写协议完全具备合同形式要件，当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3.吴文蔚用光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宇公司）的还款偿还了宁波日报社的借款，事实清楚。（2013）甬海民初字第476号案件（以下简称476号案件）中曾申请法院从光宇公司破产管理人处调取的编号为378的计划用款申请单和电汇凭证一份，明确记载了2006年9月30日这天，光宇公司通过宁波海曙金利泽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泽公司）向吴文蔚归还借款2000万元；编号为343的记账凭证和农行电汇凭单、拮据一份、农行往来凭证证明光宇公司于同日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吴文蔚归还了另一笔借款2000万元。同日，红光公司出票的承兑汇票由金泽利公司承兑金额2940万元，金利泽公司向红光公司回付450万元，剩下的2500万元，红光公司要求支付给光宇公司（光宇公司出具给红光公司的H110委托书可以证明），但金利泽公司只汇付给光宇公司2000万元（金利泽公司分户账证明），吴文蔚扣留了其中的500万元（因为约定9月30日，光宇公司要归还吴文蔚借款4500万元，由于过节及时间关系，直接扣下500万）。同日，吴文蔚通过金利泽公司以上述款项向宁波日报社还款4455.70万元（已提供的金利泽公司记账凭证、证明、转账支票可以证明）。上述款项进出清晰，时间对应，用途明确，有据可查。吴文蔚提供的原始凭证、借据、用款申请单、单位证明、转账支票等证据，不仅证明了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归还的资金来源于光宇公司对吴文蔚的借款，还进一步提供了吴文蔚向光宇公司出借资金的来源证明。4.从2012年吴文蔚向宁波中院提出共有权诉讼至今，耗时近七年，从主动提出共有权确认之诉到被动变更诉请，经过再审判决中对双方共同购买房产的事实予以肯定和确认，再次回到共有权确认之诉。 王红光辩称，在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476号案件的起诉状中，吴文蔚已陈述过是在原来的手写稿的基础上签订了书面机打稿，据此可知手写稿是草稿，是一个磋商的过程，并非共有权处置协议。手写稿上并没有双方签字确认，不符合形式要件，吴文蔚依据草稿起诉不符合诚信原则。涉案房产的产权证上并未记载吴文蔚是共有权人，即使手写稿上，也未写明吴文蔚享有50%的产权。吴文蔚在既往的诉讼中已经获得了其应得的款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红光公司辩称，与王红光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手写稿上“吴文蔚”写在“1-1”之后，并不符合常理，足以证明该协议是草稿，当时“1-1”后并无吴文蔚的名字。吴文蔚第一次向海曙法院起诉时及诉讼过程中，已明确表述了“正式文本”、“书面确认”等，可见之前并非最终文本，只是协商过程中的草稿。有争议的2000万元，是红光公司与光宇公司融资的部分，某一个时间段内两个公司的资金往来有7500万元，相关账目已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进行了整理。吴文蔚主张是自己借的钱，不符合事实，且款项是金泽利公司账户转出，并非吴文蔚的账户。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文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吴文蔚对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2.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归还由吴文蔚代其支付的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3.诉讼费用由王红光、红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文蔚与王红光原系朋友关系。红光公司原名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1日经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浙江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又于2007年7月18日工商登记变更名称为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红光为法定代表人。 2004年5月，拍卖公司登报公告，涉案房屋欲整体拍卖。同年6月17日，王红光以宁波大榭开发区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缴纳拍卖保证金200万元。同年6月19日，吴文蔚与王红光一同至拍卖现场参与竞拍，红光公司最终以4000万元竞得该幢大楼。同日拍卖公司与红光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确认了相关拍卖事项。同年9月24日，拍卖公司与红光公司就拍卖事项进行了变更，将竞拍价减少了300万元。吴文蔚与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吴文蔚出面融资，王红光以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吴文蔚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0万元（其中1.80万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万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0万元。红光公司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万元，其中包括支付拍卖公司的佣金200万元。涉案房屋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并支出了契税120万元及房产转让手续费2万元。 2004年10月18日，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一、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二、甲方（王红光）用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吴文蔚）用红光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三、盈利分配及亏损承担：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如发生经营亏损，由甲方单独承担，乙方不承担责任。同年12月，红光公司对该幢大楼装修后，开办了红光罗浮宫家居馆。上述协议经（2018）浙民再189号判决确认解除日期为2015年1月21日；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的增值收益3218.235万元；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1252.558074万元；红光公司对王红光应向吴文蔚的上述付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另查明，在2004年10月18日之前，王红光手写一份《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标题下甲方为王红光、乙方为吴文蔚，协议约定“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的义务和权益，双方在互惠互利、公平合作的基础上，作如下分工和权益分配。甲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负责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然后进行装修，并把红光好家居广场开起来，再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然后到银行融资，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乙方的义务：借用宁波市红光家私有限公司名义暂时到其他企业融资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房款及装修开业费用，待产权过户后，协助甲方到银行融资。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但亏损100%由甲方承担，在以后的房屋出售或拆迁等处置由乙方决定”。落款未有甲、乙双方签名及日期记载。 又查明，吴文蔚曾于2013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王红光、红光公司，案号：（2013）甬海民初字第476号，案由：共有权确认纠纷，诉讼请求：确认吴文蔚对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或由王红光、红光公司向吴文蔚支付上述房产折现后的价款51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吴文蔚的诉讼请求。吴文蔚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614号民事裁定，裁定书中载明，吴文蔚与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双方共同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后，双方共同经营，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双方各占50%”，因该协议并未明确产权双方共有，仅明确房屋经营利润及出售或拆迁后的盈利分配，因此，吴文蔚的主张与协议约定存在偏差，原审法院对此未充分释明，程序不当，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4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案号：（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案由：合同纠纷，诉讼请求：解除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夏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支付吴文蔚从2004年12月8日到协议被确认解除之日的涉案房屋经营利润50%；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支付吴文蔚涉案房屋50%增值收益，暂计2600万元，以法院委托评估价值为准，扣除吴文蔚购买时全额支付40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一、确认吴文蔚与王红光于2004年12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夏街5号整体大楼的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二、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3218.235万元；三、驳回吴文蔚其他诉讼请求。吴文蔚与王红光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即：确认吴文蔚与王红光于2004年10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于2015年1月21日解除；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的增值收益3218.235万元；二、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823.168074万元；四、红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王红光应向吴文蔚的上述付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吴文蔚不服，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浙民申3440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撤销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民终39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王红光向吴文蔚支付宁波市海曙区江厦街5号房屋自2004年12月至2015年1月21日期间的经营利润1252.558074万元，上述款项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文蔚对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是否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二、江厦街5号房产的购买款是否系吴文蔚支付。 对争议焦点一，吴文蔚认为，对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的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理由是1.依据王红光手写的一份《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该协议是吴文蔚（甲方）与王红光（乙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在协议抬头处有双方亲笔签名，约定甲、乙双方在这次购买房屋及经营红光好家居开业的股份各占50%，明确涉案房产约定双方共有，是独立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2.（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只对2004年10月18日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审理，对吴文蔚与王红光双方共同购买房产的事实给予肯定和确认，对双方共同享有涉案房产权益的事实给予肯定和确认，并阐明因原审阶段吴文蔚既未主张讼争房产购房款由其归还，也未主张对讼争房产享有共有权，所以不能对这两个诉请作出判决，但判决明确“合同解除并不必然否定吴文蔚基于共同购买的事实所享有的共同权益”。王红光认为，该手写稿仅仅是单方手稿，不是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也无双方签字确认和落款时间，不具有协议的效力，吴文蔚之前已经表述是在手写稿的基础上签订了正式文稿，正式文稿对应的是草稿，且在之后形成了同样协议名称的机打正式协议，所以手写稿能够表示形成协议的过程。合作购买房屋并不涉及房屋的产权，476号案件中，吴文蔚的诉称和法院的事实认定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王红光手写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明确了甲方为王红光、乙方为吴文蔚，但落款无双方签字确认和时间记载，仅能反映双方的协商过程，且在2004年10月18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因此该手写协议不具备合同形式要件，对双方无约束力。（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中，吴文蔚已分得涉案房屋的增值收益、经营利润，现江厦街5号产权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吴文蔚要求对江厦街5号房产享有50%的按份共有权，缺乏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争议焦点二，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来源，（2018）浙民再18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为，吴文蔚与王红光口头达成协议，由吴文蔚出面融资，王红光以红光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吴文蔚按照约定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共向该报社借得款项4001.80万元（其中1.80万元为利息）。2004年7月5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向红光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0万元；2004年9月23日，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作为出票人又向红光公司指定的宁波市鄞州科威经贸有限公司开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2001.80万元。红光公司已于2005年付清拍卖款，共计3900万元。那么款项来源清楚，该款是否是吴文蔚归还？吴文蔚认为，是其在2006年9月30日委托案外人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归还，出借人宁波日报社经理部也确认收到，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明确和一致的，即出借人为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借款人为吴文蔚。有银行记账凭证一组、转账支票、金利泽公司出具的《证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财务处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吴文蔚申请证人谢某（原光宇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负责财务融资业务拓展工作）出庭作证的证词可以证实。王红光、红光公司认为，4000余万元款项归还的来龙去脉，在（2015）甬海民重字第1号已经作了事实认定，系红光公司归还；对吴文蔚提供证据，并非新证据，银行记账凭证与转账支票与吴文蔚没有关系，二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对于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谢某出庭作证的证词，因证人工作只负责融资，对具体资金往来不清楚，光宇公司对外有大量资金往来，难道对2016年9月30日这笔往来款记得特别清楚，所以应以具体记账凭证为准，故不能证明系吴文蔚归还购房款。合议庭认为，2004年10月18日吴文蔚与王红光签订的《关于合作购买江厦街5号整体大楼协议》第2点中载明：“计划在6个月归还借款”。但该款项未在约定的期限归还，而是在2006年9月30日通过案外人金利泽公司向宁波日报社经理部归还购房款及利息4455.70万元。那么根据银行记录显示，金利泽公司2006年9月30日之前，账户余额为8366.82元；2006年9月30日与本案有关联的，案外人光宇公司汇入两笔2000万元，金利泽公司又汇给光宇公司2000万元，有红光公司的四张承兑汇票，面额分别为800万元、800万元、700万元，700万元，贴现后汇入2940.20万元（贴现公司为富阳宏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金利泽公司汇给红光公司450万元，汇给宁波日报社经理部4455.70万元。因金利泽公司与光宇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吴文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系吴文蔚筹集资金后借给光宇公司，及光宇公司汇入金利泽公司的款项是用于偿还吴文蔚借款的事实。至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财务处出具的《证明》、金利泽公司出具的《证明》，因要证明的事实涉及金额大，应结合具体的款项往来，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证人谢某的当庭陈述只能证明光宇公司与金利泽公司及吴文蔚、王红光、红光公司之间有资金往来。故吴文蔚认为江厦街5号房产的购房款系其支付，缺乏相应证据，对要求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归还由其代为支付的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难以支持。综上，吴文蔚的诉称，因缺乏相应证据，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吴文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吴文蔚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手写稿的效力问题，与打印稿并存还是被打印稿替代；二是2006年9月30日归还给宁波日报社的款项系由哪一方实际出资。 关于争议焦点一，现行法律法规虽未对合同签名位置作出强制性规定，但在通常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在文本尾部落款处签名，意味着对签名位置以上的全部文本内容的确认。而在本案中，吴文蔚据以提出请求的手写协议，双方的签名出现在协议内容的首部，无法认定双方对签名下部的协议内容达成了一致。另外，手写文本和机打协议仅在权益分配上有所区别，也正是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所在，但一方面，对比两份文本的其他部分条文和内容，关于甲、乙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等完全一致，故王红光、红光公司关于机打协议修正和取代了手写文本中相关内容的主张更为合理、可信。另一方面，吴文蔚就涉案房屋第一次起诉时（476号案件），亦陈述“在原先手写稿的基础上”、“又于2004年10月18日正式签订协议”。因此，吴文蔚关于两份协议关联且独立的主张并要求另行确定共有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因涉案房产现登记在红光公司名下，在没有证据证明各方对房屋权属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吴文蔚主张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50%的共有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吴文蔚曾出面向宁波日报社借款并将款项交付给王红光支配这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但对该笔款项后来由哪一方实际出资归还存有争议。吴文蔚主张其通过金利泽公司向光宇公司出借款项4500万元、光宇公司于2009年9月30日向其还款4500万元（其中500万元从红光公司通过金利泽公司支付给光宇公司的款项中扣划）。红光公司则主张，其通过承兑汇票向金利泽公司支付2940万元（金利泽公司返还给红光公司450万元）、向光宇公司借款2000万元由金利泽公司代收。从现有证据来看，红光公司与金利泽公司之间、光宇公司与金利泽公司之间、红光公司与光宇公司之间分别存在大量款项往来，且因各方当事人均陈述存在以金利泽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的情形，则金利泽公司付出的款项不能必然认定为吴文蔚本人的还款。综合分析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当事人历次诉讼中的陈述等相关事实，吴文蔚关于归还给宁波日报社的4455.70余万元系全部由其本人实际出资的主张，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可认为该待证事实仍属于真伪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因此，吴文蔚要求王红光、红光公司共同归还购房款20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 综上，吴文蔚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上诉人吴文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瑞娟 审 判 员 曹 炜 审 判 员 周 娜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