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6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志纯，男，196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芮振华，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涵嫣，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俊，男，197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叶志纯因与被上诉人苏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5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志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芮振华、何涵嫣，被上诉人苏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叶志纯上诉请求：1.改判支持叶志纯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苏俊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2018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以本案与（2018）苏0115民初5408号（简称5408号）、（2018）苏0115民初5410号（简称5410号）案件属关联案件，本案须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两案尚未审结为由，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但一审在中止事由未消失的情况下，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属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致判决结果错误。（一）2016年8月19日《承诺书》（简称819承诺书）未生效、未实际履行，且已失去履行基础。首先，该承诺书最后一条明确生效条件为“必须经工商登记载明的全部股东签名确认并加盖公章”。当时南京周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宇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除了叶志纯外，还有龚凯、黄国兴，未经龚凯、黄国兴签字确认，该承诺书并未生效。其次，该承诺书是各方磋商时的过程性文件，本身并不严谨，存在诸多问题。如约定由叶志纯分别向苏俊、王某各转让35%、30%共计65%的股权，但叶志纯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才60%,故该承诺书无直接适用的基础条件，且此后各方均未履行，未形成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未发生股权变更。再次，2016年10月20日，周宇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股东一致同意注册资本由原8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由苏俊增资630万元、石鸭存增资360万元、王某增资10万元，增资后股权结构为：叶志纯占股26.7%、苏俊占股35%、黄国兴占股13.3%、石鸭存占股20%、王某占股0.6%、龚凯4.4%。2016年11年30日，各方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了变更登记。因此，苏俊与叶志纯并未按819承诺书进行股权转让，苏俊取得周宇公司股权系通过增资行为。该增资完成后，各方已无履行819承诺书的背景和可能性，故该承诺书提及的相关内容并不存在任何履行背景和前提。（二）即使819承诺书有效，苏俊未按照819承诺书履行600万元的出资义务，亦未完成增资义务，一审法院仅依据证人证言认定该事实问题是错误的。首先，苏俊在一审第一次答辩时声称“双方股权转让事实无争议，仅是认为叶志纯欠苏俊借款未还，故要求折抵股权转让款”，且提供了300万元的借款协议及转账凭证，即其自行确认案涉3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而非819承诺书所涉的股权转让款,并主张该借款与本案所涉2016年12月的股权转让款进行折抵，故其无须支付本案所涉股权对价。第二次开庭时，苏俊违反“禁止反言”规则，陈述该300万元为819承诺书所涉股权转让款，且提供了2016年11月25日案外人石鸭存转入周宇公司200万元增资款的证据，以证明苏俊已完成600万元出资义务，但该200万元理应为石鸭存对周宇公司的增资款。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片面采信苏俊及证人王某的陈述，据此得出“苏俊已履行出资义务、而叶志纯并非按承诺书约定实现公司盈利500万元以上，故其向公司出资而无偿取得股权”的错误认定。（三）即便认定石鸭存汇入的200万元系苏俊对周宇公司出资，但此款进入周宇公司账户当天即被苏俊转至其个人账户，未用于周宇公司经营，亦不符合819承诺书的约定。苏俊主张依照819承诺书无偿取得叶志纯名下17%股权，无事实依据。苏俊前述行为构成抽逃出资，属于违法行为。（四）苏俊在一审多次庭审后才出示的《说明》存在适用条件及前提。首先，苏俊并未在第一次庭审时将该证据予以举证并抗辩，反而称“叶志纯和苏俊存在可抵销的借款”。苏俊之所以未将该证据作为抗辩是因为从该《说明》签订的背景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其中“17%的无偿转让”系建立在819承诺书被实际履行的基础上，苏俊知道所谓的对赌根本没有进行，明白基此背景下形成的《说明》已无履行的条件。其次，一审判决对8%股权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严重错误。第一，该《说明》中8%股权的安排是针对王某，与苏俊没有任何关联性，更与案外人龚凯无关。龚凯已就4.4%股权与苏俊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说明》从未有叶志纯将其与龚凯的股权指示苏俊代为转让的意思表示。龚凯就其与苏俊之间的纠纷已经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将其他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与本案混为一谈，无事实依据。第二，2016年11月19日，叶志纯与王某对账确认叶志纯欠王某股权转让款160万元；2016年12月23日，叶志纯向王某转让6.1%的股权，约定对价为111万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17年1月，叶志纯又通过银行转账向王某合计支付33万余元款项。111万元股权转让款加上33万元，合计为144万元，与周宇公司8%股权（出资额1800万×8%）相对应。可见，该《说明》中所述“8%股权还王某160万元欠款”系对此前双方之间偿还行为的确认，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第三，若如苏俊所述该8%股权系其代叶志纯向王某支付，那么叶志纯在仅欠王某160万元，且对账已冲抵111万元及另行支付33万元的情况下，又通过苏俊向王某转让8%股权，明显超付。且王某在5410号案件中，仅认可叶志纯向其转让了6.1%的股权进行折抵，该主张与苏俊在本案中的主张明显相悖。苏俊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叶志纯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理由是：一、本案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5408号、5410号案件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性，本案无需中止。叶志纯在5408号案件中提交了一份2017年7月5日协议（简称75协议，内容为2015年11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与2016年12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对价互抵），基于此，一审法院中止本案审理。但一审法院经过审理，已对5408号案件作出判决，故本案一审判决的作出不存在违法情形。二、一审认定819承诺书合法有效，有事实依据。首先，根据一审查明事实，该承诺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具有合同的基本要素，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叶志纯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承诺书》（以下简称812承诺书），于2016年8月19日再次作出承诺，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说明》。三份材料针对同一事项作出相同的承诺，可见该承诺合法有效，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苏俊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已向周宇公司出资600万元，苏俊已履行819承诺书项下600万元的出资义务。因周宇公司当时涉诉，账户有被相关法院查封的情况，故款项进入周宇公司账户后即转至苏俊个人账户，但该银行卡由周宇公司会计保管、使用，所涉款项均用于周宇公司经营。叶志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苏俊支付股权转让款371万元及违约金（以371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由苏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3月22日，周宇公司成立，发起人为王某、徐静。2016年2月4日，周宇公司股东变更为叶志纯、黄国兴、龚凯，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叶志纯，其中叶志纯占股比例为60%，黄国兴占股比例为30%，龚凯占股比例为10%。2016年8月12日，周宇公司叶志纯、王某出具812承诺书一份，三股东承诺：正常条件下，保证公司连续两年实现纯利润在500万元以上，否则苏俊享有叶志纯17%、王某18%的股权。股东叶志纯、王某签字确认。同年8月19日，周宇公司出具819承诺书一份，周宇公司股东会经表决一致同意对投资人苏俊做出以下承诺：苏俊出资600万元受让公司股东叶志纯名下35%股权，王某出资600万元受让股东叶志纯名下30%股权，公司的经营管理由股东王某、叶志纯负责，二位股东在正常条件下，保证公司自苏俊出资到位日起连续2年实现税后净利润每年在500万元以上，否则叶志纯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7%股权，王某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8%股权。同日，叶志纯、王某与苏俊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苏俊同意借给叶志纯、王某300万元。同日，叶志纯、王某向苏俊出具借条一份，借条载明借到苏俊300万元，周宇公司于借条上加盖公章。2016年11月13日，叶志纯、王某再次向苏俊出具借条1份，载明借到苏俊100万元。同年10月20日，周宇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800万元，其中苏俊以货币方式出资63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增资后股东叶志纯占股26.7%、苏俊占股35%、龚凯占股4.4%。2016年8月至11月，苏俊陆续向周宇公司出资。2016年12月23日，叶志纯与苏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叶志纯将其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370万元（占注册资本20.6%）以371万元价格转让给苏俊，苏俊于2016年12月30日前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直接交付给叶志纯。同日，苏俊与龚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龚凯将其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80万元（占注册资本4.4%）以81万元价格转让给苏俊。同日，叶志纯与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叶志纯将其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110万元（占注册资本6.1%）以111万元价格转让给王某。同日，周宇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免去叶志纯执行董事职务，重新选举苏俊为执行董事。2017年1月10日，周宇公司于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叶志纯变更为苏俊，股东变更为苏俊、石鸭存、黄国兴、王某，其中苏俊占股60%、石鸭存占股20%、黄国兴占股13.3%、王某占股6.7%。2017年1月11日，叶志纯向苏俊出具《说明》一份，载明:叶志纯在周宇公司8%股权还王某160万元欠款，17%股权承诺还苏俊对赌协议款,周宇公司无需叶志纯缴纳其他费用,享有两年的使用权，若经营不善提前关门，苏俊不需退任何费用。2017年4月1日，苏俊与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俊将其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144万元（占注册资本8%）以144万元价格转让给王某。现该8%股权已经工商变更登记过户至王某名下。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予保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属实，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双方另有约定，理由如下：一、根据双方签订的819承诺书，苏俊出资600万元受让股东叶志纯名下35%股权，转让股东叶志纯保证苏俊的600万元直接汇入周宇公司账户，该600万元出资所有权无偿属于周宇公司，应使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王某、叶志纯保证公司自苏俊出资到位起连续两年实现税后净利润每年在500万元以上，否则叶志纯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7%股权，王某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8%股权，再结合苏俊举证证据，叶志纯在《说明》中亦认可若公司经营不善提前关门，苏俊不需退任何费用；二、根据周宇公司股东王某证言，叶志纯、王某未按819承诺书约定实现周宇公司盈利500万元以上，苏俊已出资600万元给周宇公司，因其向周宇公司出资而无偿取得股权；三、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于2016年12月30日前交付股权转让款，叶志纯早已将股权过户至苏俊名下，直到2018年才主张苏俊支付股权转让款有悖常理。综合以上三点，在苏俊已向周宇公司出资的情况下，叶志纯仅提供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其未能举证证明苏俊未履行出资义务，亦未能证明周宇公司按照819承诺书约定实现税后净利润每年在500万元以上，根据案涉对赌协议，若苏俊出资到位起连续两年周宇公司未实现税后净利润每年在500万元以上，则叶志纯无偿向苏俊转让17%股权，故叶志纯向苏俊转让的20.6%股权中17%股权应为无偿转让，剩余3.6%股权尚需苏俊支付对价。再根据2017年1月11日叶志纯出具的《说明》，叶志纯在周宇公司8%股权还王某160万元欠款，而此时叶志纯并不享有周宇公司股权，根据苏俊当庭陈述，该8%股权为苏俊代叶志纯向王某支付，包括苏俊尚欠叶志纯的3.6%股权及龚凯转让给苏俊的4.4%股权。现苏俊已将8%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某名下，可以认定叶志纯《说明》中的8%股权已由苏俊代叶志纯向王某返还，故叶志纯诉请苏俊支付371万元股权转让款证据不足，应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叶志纯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8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2824元，由叶志纯负担。二审中，叶志纯提交以下证据:1.（2018）苏0115民初2250号民事裁定书，2.5408号民事裁定书，3.5410号案民事起诉状、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该案二审传票、程序事项告知书。证据1、2、3拟共同证明：一审法院就本案已经裁定中止审理，中止的事由尚未消失，一审即做出判决，程序错误；王某在5410号案民事起诉状中仅认可叶志纯以6.1%的股权冲抵股权转让款，与王某在本案中的证言相矛盾。4.（2018）苏0115民初2245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起诉状，拟证明：龚凯就本案所涉的4.4%股权转让事宜对苏俊提起诉讼，苏俊在本案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须在该案审理查明事实后再行处理，本案应中止。5.叶志纯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2017年1月，叶志纯向王某支付33万余元的款项，加上叶志纯于2016年12月向王某转让的6.1%的股权（对价为111万元）共计144万元，叶志纯已经支付了《说明》中的8%股权，不存在再让苏俊代其向王某交付8%股权的事宜。6.周宇公司准予变更登记资料，拟证明：苏俊、石鸭存在2016年10月通过增资成为周宇公司股东，石鸭存负有向周宇公司出资360万元的义务，其向周宇公司汇入的200万元应视为其本人对周宇公司的出资，因此苏俊并未按照819承诺书向周宇公司出资600万元，819承诺书中对赌条款没有适用前提。7.叶志纯的银行交易明细，拟证明：苏俊投入周宇公司款项系借款，2016年10月11日、10月26日，叶志纯代周宇公司向苏俊分别支付15万元借款利息。苏俊质证意见：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均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叶志纯的证明目的。经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不需以其他案件审理结果为前提。5410号案中王某认可6.1%股权冲抵的是2015年12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叶志纯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与本案所涉的欠条项下160万元债务无关，两者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叶志纯的证明目的。龚凯向苏俊主张权利，苏俊也可以向王某主张权利，王某也可以就其向龚凯转让的4.4%股权主张权利，回复至原点。苏俊在本案中的陈述是客观真实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石鸭存确认2016年11月25日向周宇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系代苏俊履行出资义务，苏俊已经履行了600万元的出资义务。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苏俊于2016年8月19日、11月10日向周宇公司支付300万元、100万元，2016年11月30日周宇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苏俊成为周宇公司股东，在此之前苏俊投入周宇公司的款项视为对周宇公司、王某、叶志纯的共同借款，叶志纯承诺按照月息3%支付利息，至工商变更完成之后苏俊未再收取过利息。本院认证意见：对证据1-7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叶志纯另申请龚凯到庭，苏俊另申请王某、骆兴虎、石鸭存到庭。龚凯到庭陈述：其与叶志纯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关系；龚凯名下股权系其本人所有，自王某、徐静处受让而来，2015、2016年合计向叶志纯支付了大概80万元，由叶志纯向王某、徐静代付股权转让款，对于具体代付事宜其不清楚，其未直接向王某、徐静支付股权转让款，王某、徐静也未向其主张过股权转让款；虽未参加2016年10月20日的股东会但知情，同意周宇公司进行增资；其不参与周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清楚叶志纯、周宇公司与苏俊之间的关系；龚凯是跟着叶志纯一起投资的，叶志纯说要将股权转让，龚凯也就跟着一起转了；2016年12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是龚凯本人所签，与苏俊的股权转让是当面谈的，价格是81万元。王某到庭陈述：其与苏俊是朋友关系；叶志纯、黄国兴找到其买周宇公司的股权，叶志纯、黄国兴接手周宇公司后，无资金投入，想找新的投资方；叶志纯与其一起找到苏俊，让苏俊来投资，一开始是向苏俊借款300万元，苏俊提出3天内进行工商变更成为股东，300万元视为苏俊对周宇公司的投资款，但是3天内没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来叶志纯就写了819承诺书，说不做借款了，做增资款，让苏俊成为周宇公司股东；苏俊最终成为周宇公司股东，是通过增资，与叶志纯没有关系；819承诺书生效，对赌条款也有效，认可王某应将其名下18%股权无偿转给苏俊；承诺书部分履行了，因为周宇公司经营没有利润，17%的股权抵了，其他记不清了；2016年11月19日叶志纯向其出具的160万元欠条针对的是王某代周宇公司偿还的银行贷款，与本案无关；龚凯名下4.4%的股权系代叶志纯持有，叶志纯有权处分，所以叶志纯合计可以处分25%（20.6%+4.4%）的股权；600万元出资款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想不起来了；对苏俊行使表决权的比例不清楚；如果是增资就不应当有利息；2017年1月叶志纯向其支付的33万余元分别是工资和此前借款，与周宇公司的股权转让无关。石鸭存到庭陈述：其在2016年10月20日签署了股东会决议，于2016年11月30日登记成为周宇公司股东，实际出资的时间是2016年12月付了50万元、2017年1月付了150万元，合计支付了200万元增资款，剩余160万元当时未支付；2016年11月25日其支付至周宇公司的款项系苏俊向其的借款，苏俊指示其付至周宇公司，其不清楚这是什么款项；其借给苏俊的200万元，在后来由苏俊代其向周宇公司出资剩余160万元的方式进行了偿还，至于周宇公司有无办理验资，其不清楚，现在其360万元出资义务已全部完成。庭后，石鸭存向本院提供其结婚证及其妻子王美荣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13日向周宇公司分别汇入50万元、150万元的凭证及其本人于2016年11月25日向周宇公司汇入200万元的凭证。骆兴虎到庭陈述：其与周宇公司、叶志纯无任何债权债务纠纷，与苏俊系朋友关系，其向周宇公司所汇40万元系苏俊向其借款，其不会向周宇公司或叶志纯主张该笔款项。叶志纯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王某、石鸭存、骆兴虎的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三人与苏俊存在朋友或亲属关系，证明力有限。其中王某明确陈述819承诺书没有履行，本案所涉300万元系苏俊借给周宇公司款项，而非股权转让款；即便该300万元后期转为对周宇公司的增资，也非对该承诺书的履行；因该承诺书未履行，而《说明》是基于819承诺书中的对赌内容，因此该说明不具有意义。石鸭存在2016年11月25日对周宇公司已负有出资义务，其向周宇公司转入的200万元不应视为苏俊的出资，而应视为其本人对周宇公司的出资，苏俊未履行819承诺书项下的出资义务。2.对龚凯的证言予以认可，龚凯自王某、徐静处受让了股权，成为周宇公司的股东，龚凯与叶志纯之间不存在代持关系，龚凯在退出周宇公司时与苏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可以印证其未授权过其他人代为处分其4.4%的股权。苏俊对证人证言发表如下意见：1.因王某年事已高，其证言应区别对待，其陈述的基本事实属实，但对法律概念、时间节点是模糊的；王某的陈述可以证实起草819承诺书的目的是为了增资。2.龚凯陈述其未参与周宇公司的实际经营，也未在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对叶志纯有无向王某、徐静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也不清楚，据此可知龚凯对周宇公司的投资只是名义上的出资人，是帮叶志纯代持。3.石鸭存的证言可以证实2016年11月25日汇入周宇公司的200万元是对苏俊的借款，此时石鸭存的出资认缴期限尚未届至，石鸭存的陈述不存在矛盾。4.骆兴虎的证言是真实的，骆兴虎与周宇公司、叶志纯之间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该证言与苏俊一审中提交的借条相印证，应予采信。本院认证意见：因龚凯与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无关，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因王某与叶志纯之间尚存在股权转让纠纷，故其陈述的证明力较弱，但对其涉及自身权益处分或分配的陈述，本院予以认可；骆兴虎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陈述与一审中苏俊提交的周宇公司出具收条所载内容相一致，故本院对其证言予以采信；石鸭存虽同为周宇公司股东且与苏俊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证明力较弱，但是作为案涉200万元款项的支付主体，其确认该款系其对苏俊出借的款项，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亦未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本院予以认可。苏俊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叶志纯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持有以下异议：1.一审认定“2016年8月至11月，苏俊陆续向周宇公司出资”错误，石鸭存向周宇公司汇入的款项系其自身的出资款，与苏俊无关；2.一审遗漏查明819承诺书的生效条件、《说明》的出具对象还包括王某、龚凯就其与苏俊签订关于4.4%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事实。本院另认定以下事实：一、812承诺书内容为：“周宇公司原股东经与苏俊协商，达成股份收购协议：苏俊出资600万元，收购公司原股东黄国兴30%股权，即苏俊享有公司30%股权，（待增资到位后苏俊享有35%的股权）。公司生产经营由股东王某、叶志纯、龚凯管理。三股东承诺：正常条件下（除国家政策及不可抗力的因素），保证公司连续二年实现纯利润在500万元以上，否则苏俊享有叶志纯17%、王某18%的股权。”819承诺书内容为：“周宇公司股东会经表决一致同意对投资人苏俊作出以下承诺：1.苏俊出资600万元受让公司股东叶志纯名下35%股权，转让股东叶志纯应与苏俊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3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2.转让股东叶志纯保证苏俊的600万元直接汇入公司账户，该600万元出资所有权无偿属于公司，应使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用款项目需经苏俊同意。3.王某出资600万元受让公司股东叶志纯名下30%股权，转让股东叶志纯应与王某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3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王某的600万元出资由以下款项构成：……4.转让股东叶志纯保证该600万元出资所有权无偿属于公司，应使用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5.公司的经营管理由股东王某、叶志纯负责，二位股东承诺正常条件下（除国家政策调整和不可抗力外），保证公司自苏俊出资到位日起连续2年实现税后净利润（可分配利润）每年在500万元以上，否则叶志纯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7%股权，王某自愿无偿向苏俊转让18%股权，上述股权在评估税后利润的2年期满后的30日内完成。6.承诺人违反以上承诺任何一条的，苏俊可立即要求全部承诺人共同以600万元价格回购股权并按月息3%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日止。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7.该承诺书必须经工商登记载明的全部股东签名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承诺人处有苏俊、叶志纯、王某签字并按手印及周宇公司签章。2016年11月19日，叶志纯向王某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王某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于2018年底还清。还款计划：2017年底还80万，2018年还清余款，如还不清用我股权清偿。”二、2016年8月19日苏俊向周宇公司汇入300万元。周宇公司出具收条，收款事由载明：视同借给叶志纯，转入周宇公司账户。2016年10月27日，苏俊向周宇公司汇入30万元，周宇公司向苏俊出具收条，收款事由载明：视同借给叶志纯，转入周宇公司账户。2016年11月7日，苏俊向周宇公司汇入30万元，周宇公司出具收条，收款事由载明：视同借给叶志纯，转入周宇公司账户。2016年11月10日，骆兴虎向周宇公司汇入40万元，周宇公司向骆兴虎（苏俊）出具收条，收款事由载明：苏俊向骆兴虎借款（视同借给叶志纯，转入周宇公司账户）。2016年11月25日，石鸭存向周宇公司汇入200万元。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13日，石鸭存的妻子王美荣向周宇公司分别汇入50万元、150万元。2016年10月11日、2016年10月26日叶志纯向苏俊分别支付15万元，备注为利息。三、周宇公司章程（2016年10月23日）约定，苏俊认缴出资额108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黄国兴出资240万元，出资时间为2005年3月22日；王某出资12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石鸭存认缴出资额36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2016年11月30日，周宇公司股东由龚凯（10%）、叶志纯（60%）、黄国兴（30%）变更为龚凯（4.4%）、叶志纯（26.7%）、黄国兴（13.3%）、石鸭存（20%）、苏俊（35%）、王某（0.6%）。2016年12月27日，周宇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苏俊（60%）、石鸭存（20%）、黄国兴（13.3%）、王某（6.7%），叶志纯、龚凯退出周宇公司。四、王某在一审中到庭陈述：叶志纯无偿向苏俊转让17%的股权是真实的，其也应向苏俊转让18%的股权；当时因叶志纯名下仅有20.6%，龚凯长期委托叶志纯代理，实际龚凯的4.4%也算在叶志纯的股份中，加起来就是25%，17%是给苏俊的，8%应当是还王某的债即160万元。五、2018年1月31日，龚凯以苏俊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苏俊支付股权转让款81万元（4.4%的股权转让对价），并赔偿相应违约损失。一审法院予以受理，案号为（2018）苏0115民初2245号。2018年3月28日，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其与叶志纯于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叶志纯支付股权转让款3890940元及利息（以486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5日开始至2016年12月23日止；以389094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该案审理查明：2017年7月5日，王某（甲方）与叶志纯（乙方）签订协议1份，约定：一、王某、徐静（转让方）曾与叶志纯、龚凯、黄国兴（受让方）于2015年11月12日签订关于周宇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格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转让方将该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二、公司增资后，甲、乙双方于2016年12月23日签订协议，乙方将在周宇公司的6.1%股权转让给甲方。三、双方确认，就该两次股权转让的对价视为已经结清，双方就此事再无任何经济纠葛。未支付的部分相对方予以放弃。互不追究责任。四、甲方保证自己及徐静不想龚凯追究股权转让的付款责任，如果追究，相应损失由甲方承担。五、甲方保证自己及徐静不就黄国兴受让的原30%股份向乙方及龚凯追究责任，否则相应损失由甲方承担。六、乙方以股东借款方式借入周宇公司的款项不在本协议范围内，另行处理。2019年5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5410号民事判决。后叶志纯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苏01民终6388号民事判决，驳回叶志纯的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苏0115民初2250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与5408号、5410号案件属于关联案件，必须以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上述案件尚未审结为由，裁定中止审理。另，本院审理过程中，叶志纯于2019年8月8日向本院提交中止审理申请书，认为本案应以王某与叶志纯的股权转让纠纷案的生效判决为依据，而该案尚未审结，故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在回答为何在2017年1月11日向苏俊、王某出具《说明》时，叶志纯陈述：如果苏俊履行了所谓的对赌协议的出资义务，叶志纯愿意将17%股权无偿转让给苏俊。另，叶志纯陈述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周宇公司实际由叶志纯负责经营管理。苏俊在解释819承诺书与增资的关系时陈述：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元时，叶志纯持股比例为60%，在公司增资到1800万元时叶志纯需增资600万元，保持其持股比例仍为60%；因叶志纯无资金出资，故苏俊按照819承诺书受让叶志纯未出资的600万元，向周宇公司投入600万元，获得周宇公司35%的股权，对应的出资为630万元（1800×35%），两者虽有30万元的差额，但是同一概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股权转让方需交税，故叶志纯提出以增资方式成为股东，苏俊同意。叶志纯则认为819承诺书未生效、未履行，苏俊实际通过增资行为成为周宇公司股东，案涉股权转让与819承诺书无关。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应否中止审理；二、苏俊取得叶志纯的案涉股权，是否应当支付对价。本院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虽于2018年10月29日裁定中止本案审理，但本院已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苏01民终6388号民事判决，该中止事由已经消失，本案无需继续中止。另，龚凯与苏俊之间关于4.4%股权转让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案不应以该案审理结果为依据，无需中止。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民事法律行为应意思表示真实。第一，本案中，苏俊与叶志纯均确认苏俊有受让叶志纯持有的周宇公司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分歧在于叶志纯认为819承诺书未生效，且未履行，苏俊通过增资成为周宇公司股东，基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案涉股权，苏俊应按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苏俊则认为其已履行819承诺书项下的义务，因叶志纯未能实现承诺利润，故基于819承诺书的约定将该股权无偿转让给苏俊。对此，综合分析双方的实际磋商、洽谈及履行情况，本院认定双方之间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偿转让。理由如下:首先，从最早形成的812承诺书中约定“苏俊出资600万元，收购公司原股东黄国兴30%的股权，即苏俊享有公司30%的股权（待增资到位后苏俊享有35%的股权）”可以看出，叶志纯与苏俊洽谈当时不仅涉及到了股权转让还提及了周宇公司增资的事宜，也即当时对于股权转让与增资事宜均已在双方的考虑范围内。其次，2016年8月19日，各方通过819承诺书对812承诺书所涉的事宜进行变更，即苏俊出资600万元受让叶志纯名下35%的股权、王某出资600万元受让叶志纯名下30%的股权，但款项均需进入周宇公司且用于周宇公司的经营管理，叶志纯、王某需保证周宇公司一定的经营利润，否则将无偿向苏俊转让部分股权。此时叶志纯持有周宇公司的股权为60%，该承诺书中所涉叶志纯需转让的股权合计为65%。叶志纯作为时任周宇公司大股东，负责生产经营，在其真实需要苏俊向周宇公司投资的背景下，不可能出具根本不具有履行性的819承诺书。再次，2016年10月20日，周宇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至1800万元，苏俊认缴其中的630万元，由此成为周宇公司的股东。关于600万元受让叶志纯35%的股权与增资630万元的关系，苏俊所陈述的其受让的是叶志纯需增资部分（480万元至1080万元的差额）的股权具有合理性，更符合当事人本意，本院予以采纳。苏俊通过增资形式取得35%的股权与819承诺书所涉内容并不矛盾。第四，2017年1月11日，在苏俊已通过增资成为周宇公司35%股东、2016年12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的情况下，叶志纯仍向苏俊出具与819承诺书中所涉无偿转让内容一致的《说明》，系对案涉2016年12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再次阐明。第二，819承诺书在形式上确实有所欠缺，未经承诺书所载明的“工商登记的全体股东签名确认”，但该承诺书中涉及苏俊出资600万元的事实已由后续的周宇公司股东会决议予以确认，承诺书所涉对赌内容系王某、叶志纯对苏俊的单方承诺，现王某庭审中对此予以确认，叶志纯亦通过2017年1月11日出具《说明》的形式予以确认，故该《承诺书》所涉内容对叶志纯、王某、苏俊均具有约束力。在苏俊已举证证明其向周宇公司实际投入600万元款项、叶志纯未能保证周宇公司连续两年纯利润500万元以上且退出周宇公司的情况下，叶志纯向苏俊转让的17%股权部分应认定为叶志纯向苏俊的无偿转让。至于另3.6%的股权部分，经王某与苏俊确认，该部分股权应属于叶志纯以8%股权归还王某160万元欠款中的一部分，客观上苏俊已将该股权转至王某名下，亦与叶志纯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的《说明》相印证，故本院认定该部分股权苏俊亦不需另行支付对价。关于苏俊是否已向周宇公司出资600万元。苏俊已提交其向周宇公司汇入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及周宇公司出具的收条，亦申请骆兴虎、石鸭存到庭作证，骆兴虎本人已确认其与周宇公司无债权债务关系，其向周宇公司汇入款项系其对苏俊出借的款项，石鸭存亦确认其于2016年11月25日向周宇公司汇入款项系其依苏俊指示向周宇公司支付，上述证据、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苏俊已向周宇公司汇入600万元，叶志纯上诉认为苏俊未向周宇公司出资600万元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周宇公司收到该款项后如何使用，系公司正常经营范畴，本院不予干涉；苏俊是否构成抽逃出资，与案涉股权转让无关，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内，本院不予理涉。苏俊在成为周宇公司股东前向周宇公司出借款项、周宇公司归还利息与此后借款转为增资款或出资款之间并不矛盾，叶志纯主张苏俊向周宇公司所汇款项系借款的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叶志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820元，由叶志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毓敏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徐岩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