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终6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杰，男，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瑞清，河北瑞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静，女，1975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想，河北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国杰因与被上诉人张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杰上诉请求：一、依法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财产保全申请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1、2015年8月22日开始，王国杰陆续向三赢公司借款，当时高欢是三赢公司的业务主管，三赢公司要求以向高欢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向王国杰提供借款，王国杰把还款也打给高欢。截至2018年6月底，王国杰通过高欢的账号向三赢公司借款36笔，共计12666386元，通过高欢的账户向三赢公司还款51笔（尾号为2688、6675系一张卡，转账42笔），共计还款10450556元。截至本案发生，通过对王国杰与高欢之间的银行明细进行结算，尚欠三赢公司借款本金2215830元。在整个借贷过程中王国杰没有与张静产生过交集，高欢也从来没有提过张静，王国杰与三赢公司存在真正的借贷关系，不是张静。恳请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判决认定《个人借款合同》上的签名和指纹为上诉人书写和按印是错误的。上诉人的身份证号为,而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的身份证号为,两个身份证号明显不一，上诉人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笔迹鉴定证实，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如此推断认定，有失公允。3、王国杰没有收到过张静的460万元的现金，也没有与张静有过银行转账往来，一审判决将460万“现金”扩大解释为“款项”是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进一步证实王国杰没有收到过“现金”。4、一审判决将张静、高欢庭审中自认只有18笔债权系“借用高欢账户的行为”，认定为“家庭成员之间债权转让的行为”是错误的。5、高永青是否与张静系夫妻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经过审理，已经查明了基本事实，即：王国杰与三赢公司从2015年8月到2018年6月一直存在借款业务，借款、还款一直通过高欢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对于王国杰来说，账户一直由高欢控制、掌握，王国杰的回款也一直由高欢进行收取，单独就其中18笔说是原告的钱，不能让人信服。而一审判决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王回杰、张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判决王国杰支付本金、利息、律师费等，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张静答辩称，1.上诉人称与三赢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且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书写了收条，在一审庭审中法院向上诉人进行了示明，但上诉人不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推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成立，签名和指纹为上诉人书写和所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成立；3.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证人证言、转账记录等相关的证据证实上诉人已收到出借的款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460万元及利息1518000元；2、判决被告给付原告逾期利息（从2019年6月12日起按本金480万元、月息2%计算至债务全部满偿日止）；三、律师费用1万元由被告承担；4、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被告王国杰向原告张静之夫高永青提出借款的要求，之后通过高永青之女高欢的账户多次向被告王国杰转账出借款项；被告王国杰也多次向高欢的账户转账还款，包括部分借款利息，月息在2%至3%之间，未超出月息3%。2018年1月27日经双方对账，被告王国杰与原告张静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被告王国杰向原告张静借款460万元，月息2%；借款期限180天，自2018年1月27日至2018年7月25日；并约定，借款期满借款人拒绝或逾期偿还借款本息的，应当向出款人支付借款本金20%的违约金，并加罚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利息；订立和履行本合同可能产生的费用（包括不仅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该借款合同由原告张静和被告王国杰签字、按印。但打印的被告王国杰身份证号“”有误，应为。同日，被告王国杰打下收条一份，载明“收条今收到张静现金肆佰陆拾万元整（小写：￥4600000.00）收款人：王国杰2018年01月27日”。借款到期后，被告王国杰未能偿还借款本息，原告张静诉至一审法院。经原告张静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冀0635民初161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被告王国杰的银行账户、查封了被告王国杰的房产。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是被告是否借原告的款项及本息数额，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律师费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原告张静及被告王国杰的诉讼主体资格，因双方已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原告张静作为出借人、被告王国杰作为借款人签字；且被告王国杰打下了收到原告张静款项的收条，故双方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王国杰对个人借款合同、收条中的签名和指纹提出异议，因被告并不申请笔迹鉴定，推定原告张静的主张成立，认定签名和指纹为被告王国杰书写和按印。虽然个人借款合同上打印的、王国杰的身份证号码与被告王国杰的身份证号码有一个数字之差，应理解为打印的错误。关于收条中“现金”的表述，因是格式收条，应作广义的“款项”理解，而不能理解为狭义的、纸质的现金。被告王国杰辩称其与高欢的账目往来系与保定三赢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但被告王国杰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不予认定。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王国杰是否借了原告张静的款项及本息数额。原告张静提交的支付凭证，均为高欢向被告王国杰转账；而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却为原告张静；在原、被告陈述的借贷过程中，被告王国杰向原告之夫高永青提出借贷请求。考虑到原告张静与高永青、高欢之间存在家庭成员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债权转让，被告王国杰在借款合同和收条上签字，视为对债权转让的知情。被告王国杰提出，民诉法解释第65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因该条针对的是单位而非自然人，故对被告王国杰辩称高欢作为共同诉讼人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王国杰提交了其与高欢之间的账户明细，互相转账总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因被告王国杰转回的款项包含利息，其自述已支付的利息均未超过月息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款人可以请求出借人返还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本案已付利息无须返还。2018年1月27日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在对账的基础上签订，予以认定，被告王国杰尚欠原告张静借款460万元及利息。对于逾期利息，原告张静主张按借款期内约定的利率计算，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支持。关于原告张静主张的律师费，因双方在个人借款合同中对此有约定，且原告张静已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国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静借款本金460万元、至2019年6月11日前的利息15180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国杰给付原告张静律师费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54626元，减半收取2731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王国杰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三组证据，证据一、2019年3月6日的电话录音，以证实被上诉人暴力收贷；证据二、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报案时间为2019年9月3日，以证实被上诉人组织人将上诉人殴打；证据三、被上诉方向上诉人提供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明细。被上诉人对上述三组证据均不认可，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该内容并不完整，是谁与谁的录音并不清楚，也没有提到借款的事，与本案无关。证据二，没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正式的处理结果，只有上诉人一方的报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针对证据三，没有被上诉人的签名，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上诉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案涉双方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上诉人主张系2019年3月6日形成，证据二记载，上诉人报案时间系2019年9月3日。被上诉人对上述两组证据不认可。即使录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静丈夫对话，只能证明张静丈夫向上诉人追要借款，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亦不能确定其报案内容的真实性，且该两组证据均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合同系胁迫所签。故对上述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三，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系对2018年1月27日所有借款进行清算形成，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借款明细表并非对所有借款均有记载，且该信息表上没有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且被上诉人现在亦不认可，对该信息表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核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另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7日签订借款合同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三笔，分别为2018年2月13日转款3.34万元，2018年5月26日转款10万元，2018年6月1日转款10万元，三笔合计23.24万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合同文本上签名和指纹的问题，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文本手签姓名为上诉人姓名，并存有捺印，至此，被上诉人已经完成举证责任。上诉人对其不认可，应承担举证责任进行否定，而上诉人并不申请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法院推定案涉合同文本签名及捺印为上诉人所留并无不当。虽然合同文本记载的身份号码存在一字之差，但不足以否定合同文本上上诉人的签名及捺印。上诉人主张其与张静并无借贷关系，而是与三赢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个人借款合同》记载，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与三赢公司，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张静签订合同的行为系代理三赢公司；从案涉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来看，亦不涉及三赢公司。综合本案材料，即使高欢为三赢公司的财务总管，但其无论受张静指示向王国杰转账，还是张静借用高欢银行卡，其转账的行为不足以认定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上诉人主张应追加高欢为诉讼当事人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张静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虽然上诉人主张实际其与三赢公司存在借贷关系，并主张案涉460万元本金实际系利滚利加上砍头息形成，但未否定其借款事实，另外，上诉人一审中亦自认其资金往来均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故上诉人主张《收条》中记载的“现金”未实际交付，借款合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案涉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静主张高欢系受其指示向上诉人进行银行转账，高欢亦出庭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张静所享有的债权来源于债权转让，理据并不充分，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案涉合同所记载的款额问题，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有多笔资金往来，但上诉人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所转款项均为偿还本金，故其主张尚欠2215830元本金，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系对2018年1月27日之前借款清算形成，具有较高的可信性，且案涉借款合同上签名及捺印可以推定系上诉人所留，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在合同上签名捺印的法律后果，且上诉人亦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签名及捺印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基于合同文本上上诉人签名、捺印及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一审法院采信该合同并无不当之处。合同签订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分三次共转款23.34万元，上诉人并不能举证证明该款项系偿还借款本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故应视为偿还利息。一审认定至2019年6月11日之前的利息1518000元不妥，本院予以纠正，应为：1518000元-233400元=1284600元。关于律师费用的问题，因案涉合同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该费用已经有约定，且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支持10000元律师费用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国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被告王国杰给付原告张静律师费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变更河北省蠡县人民法院（2019）冀0635民初16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王国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张静借款本金460万元、至2019年6月11日前的利息1284600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626元，减半收取27313元；由上诉人王国杰承担26271元，由被上诉人张静承担104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上诉人王国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626元，由上诉人王国杰负担52542元，由被上诉人张静负担208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道忠审判员  于纪芳审判员  付术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杨占军书记员史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