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鄂7101行初26号原告宋瑛明，男，195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周荷英，女，197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王菱，女，198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代理人张海（与原告王菱系夫妻关系），男，197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郭蓉晖，女，197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被告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45号。法定代表人林文书，主任。负责人汪普查，副主任。委托代理人贾巾戈，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曾宪强，湖北光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瑛明、周荷英、王菱、郭蓉晖诉被告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建委）不予赔偿决定，于2016年9月19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昌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同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后该案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进行审理，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瑛明、周荷英、郭蓉晖及原告王菱的委托代理人张海，被告市城建委的负责人汪普查及委托代理人贾巾戈、曾宪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武城建行赔字第1号《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不予赔偿决定书》），内容为：一、被告的行为不是导致赔偿请求人主张损害赔偿的直接原因；二、赔偿请求人申请赔偿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三、被告对武昌区法院（2015）鄂武昌行初字第00077号行政判决书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对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原告宋瑛明等四人诉称，因武汉市鹦鹉洲长江大桥建设工程的要求，需进行二环线武昌接线工程高架桥建设，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向被告申报该建设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核（补）发xxxxxxxxxx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下简称施工许可证），后武昌区法院于2016年1月29日判决该行政行为违法。该建设项目违反了《武汉市建设工程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违法占用白鳍豚大厦土地红线，大桥建设强行违法占据大厦后退红线8米土地约525平方米，没有给原告任何补偿。综上所述，白鳍豚大厦属于拆迁范围，理应予以拆迁而未拆迁。原告认为，赔偿义务机关违法颁发施工许可证，促使高架桥违法建设，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居住权、财产权、生命安全及健康权利，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016年5月30日被告下发《不予赔偿决定书》称行政行为不是导致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的直接原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四款：原行政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应当由做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2016）武城建行赔字第1号《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依据白鳍豚大厦周边房屋拆迁标准及《武汉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原告拆迁待遇，征收补偿方式分两种：一是货币补偿15000元/平米，二是产权调换方式，就近还建；3.赔偿建设大桥占据大厦后退红线土地525平方米的土地费用；4.依法判令本案的鉴定费用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及依据：证据一，武昌区法院（2015）鄂武昌行初字第00077号《行政判决书》；证据二，市城建委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据三，白鳍豚大厦总平面图；证据四，建设规划图纸；证据五，大厦照片；证据六，武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鹦鹉洲长江大桥环境管理工作的意见》。被告市城建委答辩称，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是二环线关键的公益性公共设施工程，是主城区环网结合的快速路系统，对缓解长江一桥交通压力，加强武昌、汉阳均衡发展大有裨益。2012年6月11日，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武昌接线工程开工；2013年6月2日，施工单位验收完成的B8号桩距离原告居住的白鳍豚大厦不到60米距离；2013年6月27日，施工已经至白鳍豚大厦附近，被告为对整个工程实施监督管理补发了施工许可证，工程从未停止过施工直至全线竣工；2014年12月28日正式通车。其间，2014年9月，建设单位城投公司依法对位于白鳍豚大厦的住户进行了房屋回购和环境补偿，大部分住户都得到合法安置。2015年5月12日，原告不服被告的建筑工程施工行政许可，向武昌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月29日该院作出判决，要求城投公司补办相关手续。2016年3月31日，原告认为发放施工许可证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2016年5月30日，被告依法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被告认为：一、被告补发施工许可证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二、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不列入国家赔偿，本案原告的赔偿不属于行政案件，只能通过民事赔偿解决；三、原告的赔偿请求不明确具体，并且没有相关证据证明，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城建委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证据一，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十一位赔偿请求人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证据二，签到表，证明十位赔偿请求人参加听证会；证据三，会议记录，证明被告调查相关情况；证据四，委托书，证明其他赔偿请求人委托严某签收法律文书；证据五，施工记录，证明施工至赔偿请求人附近的时间；证据六，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至四、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五、六的真实性无异议，无法确定证据三、四的真实性；对证据一至六的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可以证明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系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的载体；证据三至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与严某等人不服被告2013年6月27日为城投公司颁发的施工许可证，向武昌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施工许可证。武昌区法院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2015）鄂武昌行初字第00077号《行政判决书》，以案涉施工许可证在颁发时前置要件不足为由，确认被告于2013年6月27日为城投公司颁发第xxxxxxxx号施工许可证行政行为违法。该行政判决生效后，原告与严某等人于2016年3月31日向被告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申请被告按拆迁待遇给予其行政赔偿。被告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武城建行赔字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与严某等人的赔偿申请决定不予赔偿，并于次日向原告与严某等人邮寄送达。原告不服，诉至法院。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受害人获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且损害结果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被告作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向城投公司颁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是为了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即颁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行为本身并不能直接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为城投公司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行为，因城投公司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时，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条件中的第（二）项取得规划许可证，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但被告颁发施工许可证的行为并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也未给原告造成损害。原告的权益受损与被告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没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行政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被告于2016年3月31日收到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书，于同年5月30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并于次日向原告邮寄送达，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的赔偿申请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瑛明、周荷英、王菱、郭蓉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瑛明、周荷英、王菱、郭蓉晖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武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长 徐 斌审判员 冯 蕾审判员 鄢危晶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范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