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4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莫伟锋，职务：董事。委托代理人：卢列，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皖娜，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表人：戴锦文，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栋，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李平，广东智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励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兴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5）穗南法民三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广州励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锦兴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均由锦兴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李某群、梁某甲未经广州励业公司授权委托，冒充广州励业公司的代理人并违法处分涉案房产。本案，即使广州励业公司确已召开公司董事会形成决议要处置涉案房产，但是董事会决议并没有明确同意并授权：梁某甲、李某群二人作为公司代理人，对外代表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合同；董事会决议也没有明确同意：出售对价、交易方式以及受让对象。因此，不能仅仅因为广州励业公司的公司董事会曾作出关于出售涉案房产的决议，即推定广州励业公司授权委托梁某甲、李某群二人与锦兴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尤其是涉及公司重大资产处置事宜，关于交易对价、交易条件、交易对象、交易方式、合同条款，这些都应该由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明确认可。否则，即属非法的无权处分行为。二、李某群、梁某甲非法伪造广州励业公司的公司公章违法处分涉案房产，涉案《房地产权转让合同》并非广州励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广州励业公司从未与锦兴公司就涉案房产交易协商一致。三、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与【(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09号】案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两次司法鉴定意见相互冲突矛盾，且本案司法鉴定机构不能给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仍以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作为判决的关键依据错误。广州励业公司以如下理由依法申请一审法院另行选定鉴定机构重新就合同及过户文件上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第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理109号案的两次司法鉴定意见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证据效力理应优先于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第二、本案的鉴定机构也承认，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的确与109号案的两次司法鉴定意见存在矛盾、冲突，但仅以其未参与109号案的第2次司法鉴定为由，没有就矛盾之处进行合理解释。第三、本案的鉴定检材来源不合法。然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广州励业公司的上述重新鉴定申请，并以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为关键证据径行认定涉案《房地产权转让合同》上所盖的印章印某与广州励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一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四、锦兴公司并非善意买受人，不应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一审法院判决广州励业公司办理转让变更登记手续错误。1、涉案房产的成交价格显著低于合理市场价。2、违法违规过户。五、涉案房产转让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东涌公司提供的合作条件是第1213883号房地产，且不作价，不计入注册资本，企业合作期满后仍归属东涌公司所有。这个合作条件是经过原番禺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番外经引(1992)第49��】。若合作期限内，需要变更合作条件的(将该房地产权转至合作企业名下，再对外转让)，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上述规定，以及《总合同书》之约定，必须先报政府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否则合作条件变更无效。涉案交易正是未经政府审批机关审批同意，违反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14号】。根据上述裁决查明：广州励业公司的香港股东与中方合作方东涌公司所签订的《合作经营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总合同书》约束下，东涌公司作为中方合作方依据合同第十二条投资的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合作期内不得对合同外第三人转让。该合作经营合同第三十九条还进一步规定，在合作企业解散时，该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归东涌公司。据此，广州励业公司属中外合作企业，在违反中外合作合同书明确约定的情形下，又没有事先报政府审批机关审查批准，合作条件变更无效，涉案交易转让合同违法无效。被上诉人锦兴公司二审辩称：一、2011年4月19日形成的广州励业公司董事会决议已对作为广州励业公司董事的李某群，代表广州励业公司执行和处理本案涉诉房产的出售事宜，给予合法明确的授权。李某群完全有权代表广州励业公司和锦兴公司签订转让本案涉诉房产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并办理相关转让手续。二、李某群依照广州励业公司合法、有效的董事会决议之授权，有权和锦兴公司签订有关出售本案涉诉房产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并且该《房地产权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转让价款远远超过董事会决议所规定的价格，且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等履约条款也完全维护了广州励业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根本不存在李某群、梁某���等人违法处分本案涉诉房产的情形，广州励业公司和锦兴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三、《房地产权转让合同》根本不存在因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1992年，广州励业公司作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成立之初，中方合作方确实以24亩土地作为广州励业公司的中方合作条件，当时的土地权属登记在中方合作方名下。因此，假设这种土地权属情况自1992年至2013年4月29日广州励业公司和锦兴公司签订《房地产权转让合同》之前，没有任何改变，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仍登记在中方合作方的名下，那么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的转让需要主管中外合作企业经营的相关政府部门批准。但事实上，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以及广州励业公司名下的其它两块厂房土地，均已在1998年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同意，将这些土地全部以出让方式正式转让��广州励业公司。相关的审批文件均可在该土地的历史档案中得以查知。况且锦兴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也充分证明：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已通过广州励业公司向政府缴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方式，由广州励业公司自行合法享有土地使用权。进而言之，自1998年起，广州励业公司作为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有权自行处分自己名下的本案涉诉房产及其所占土地。进而言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所作的(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14号《裁决书》，对本案根本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因为该《裁决书》在裁决主文第二行明确声明：“不考虑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发生或可能的情况和因素的条件下，同意解释认定：作为中方合作方资产的不动产等，在合作期内不得对合同以外第三人转让”，而本案涉诉房产所占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早在1998年已通过合法的审批转让手续，由中方合作方转让给广州励业公司，即广州励业公司港方股东和中方合作方（股东）签订《合作经营合同》之后，资产状况已发生重大改变，故本案判决根本不受该《裁决书》的影响。四、本案根本不存在李某群等人伪造广州励业公司印章与锦兴公司签约的情形。虽然广州励业公司以（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记载的另外两个司法鉴定文书的鉴定意见来推论《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登记表》上的印章与广州励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本案中，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检材与前述109号案中两次委托司法鉴定的检材完全不同（109号案中根本没有《房地产权转让合同》、《授权书》、《委托书》等检材），委托鉴定的事项也与前述109号案完全不同（109号案根本没有直接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登记表》上盖印的印章与广州励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是否一致），故109号案的两个司法鉴定意见和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不存在矛盾之处，广州励业公司更不能以自身妄自推断的主观臆想来推翻广州励业公司与锦兴公司依法签订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中所记载、证明的全部事实，况且前述事实均已得到锦兴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之充分证实和人民法院的上述相关生效判决的确认。另需说明，有关广州励业公司的印章事宜，在上述10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明确认定：广州励业公司并非仅有一枚印章，广州励业公司长期以来同时使用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和广州励业公司在香港刻印的多枚原子印章，以用于海关、工商、安监、质检等部门以及商业交易等对外业务。而且109号案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广州励业公司印章的各种检���来自于海关、质监、房地产交易部门等多个机构，而两家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为：各种检材上所盖印的印章有所不同，而这些印章均是广州励业公司对外使用的印章，由此也充分证明广州励业公司长期以来同时使用多枚私自刻印的印章用于对外业务（包括对公业务）。锦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州励业公司立即协同锦兴公司办理将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村励业路1439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房屋（原房地产证号为粤房地产证字第××号）过户到锦兴公司名下的手续。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广州市番禺区东涌经济发展总公司、香港企业励业染厂有限公司于1992年8月2日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经当时番禺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合作条件为中方提供土地、水电设施及有关服务，不作价，不计入注册资本。港方出资7899万港元，以此��为注册资本。1992年9月11日，双方成立合作经营企业广州广州励业公司。广州励业公司广州广州励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梁某甲，董事为李某群、何某、梁某乙、叶某。1998年7月24日，广州励业公司因于1992年9月新建取得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村励业路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建基面积为7575.3平方米，建筑面积13902.9平方米,地号为19-000281号,用地面积为14393平方米，土地权属来源为1998年7月由市国土局征用出让取得，使用期限从1998年7月14日至2048年7月13日）的所有权。2011年4月19日，广州励业公司召开董事会。该公司董事共五人，时任董事长梁某甲、董事李某群、何某、梁某乙参加了会议，董事叶某缺席。董事会决议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位于现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粤房地证字第××号），并授权董事李某群为代理���，执行上述事项。2011年4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证处出具（2011）粤穗番内证字第11653、11654号公证书公证书证明上述情况。广州励业公司向某甲公司提供了上述公证书。2011年4月29日，锦兴公司（为乙方）和广州励业公司（为甲方）签订了《房地产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位于现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村面积为14393平方米的国有工业用地（粤房地证字第××号）的土地使用权。该地块上的建筑物、设施一同转让给乙方。双方同意甲方向乙方转让该地块及地上附着物，总价款为21000000元。乙方在合同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直接代甲方支付海关关税和增值税21000000元。甲方应于2011年5月31日前配合乙方办妥相关手续，地块满足政府规定可以过户转让的条件，并在该期限内通知并配合乙方办妥转让标的过户手续，即过户到乙方名下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甲方应于2011年5月31日前向乙方交付全部出让标的。合同盖有“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公章，并有李某群的签名。同日，广州励业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内容为：我司已经将所属的房地产（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1213883号）卖给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双方已签订合同，此交易只涉及相关房地产的买卖，同我司的债权债务无关。现我司授权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全权办理相关产权的过户手续。特此授权。该授权书加盖了“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章。2011年5月3日，广州励业公司出具《委托书》，内容为：广州励业公司出售给锦兴公司的房地产总价21000000元。广州励业公司委托锦兴公司代为支付关税和增值税共计21474881.35元，多支付的部分税款当作是锦兴公司暂借给广州励业公司的款项。委托书加盖了“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印章。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对外经济办公室加盖公章，证明双方商谈结果属实。当天，锦兴公司代广州励业公司支付海关税款21474881.35元，其中21000000元作为支付上述合同约定的价款。广州励业公司董事李某群根据董事会的授权，代表广州励业公司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分局递交了将涉案房地产转让至锦兴公司名下的申请，提交了《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广州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励业染厂有限公司、莫伟锋等向房管部门申请暂缓办理涉案房地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房管部门建议其通过法律程序处理。此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涉案房地产的产权转移登记，于2013年2月26日向某甲公司核发了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该房地产权证记载房屋坐落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30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4014.55平���米，土地使用面积为14393平方米。涉案不动产已实际交付给锦兴公司作为厂房使用。2013年3月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分局核准广州励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原来的梁某甲变更为莫伟锋，同时核准广州励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及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变更登记，由原来的何某、李某群、梁某甲、梁某乙、叶某变更为何某、李某群、梁某乙、莫伟锋、吴某、叶某。2013年8月27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沙分局核准广州励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及联合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变更登记，由原来何某、李某群、梁某乙、莫伟锋、吴某、叶某变更登记为何某、梁某乙、莫伟锋、吴某、叶某。期间，广州励业公司股东香港励业染厂有限公司因董事会决议效力问题与广州励业公司以及广州励业公司董事梁某甲、李某群、何某、梁某乙产生纠纷，于2013年起诉梁某甲、李某群、何某、梁某乙，提出确认在2011年4月19日作出的上述董事会决议无效等诉讼请求。2014年1月27日，一审法院以（2013）穗南法民二初字第33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励业染厂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励业染厂有限公司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1日以（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广州励业公司因房屋登记问题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南沙区分局（以下简称南沙区国土分局）产生纠纷，于2013年起诉市国土局和南沙区国土分局，一审法院锦兴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3年9月17日，一审法院以（2013）穗南法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书作出驳回本案广州励业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广州励业公司不服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以（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作出判决，以李某群在申请涉案房屋转移登记时未提交广州励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而其提交的2011年4月19日的董事会决议并非对外授权委托，不产生授权委托的对外效力为由，作出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3年2月26日核发给本案锦兴公司的粤房地证字第450028566《房地产权证》的终审判决。广州励业公司广州广州励业公司因公司证照返还问题和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李某群、梁某甲产生纠纷，于2014年起诉对方。诉讼中，当事人对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移交涉案材料的《资料移交清单》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存有争议，广州广州励业公司申请对印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为送检的《资料移交清单》中“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印某与广州广州励业公司于公安机关备案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样本印某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的印某。广州广州励业公司、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确认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广州广州励业公司还主张李某群曾于2013年1月30日持广州广州励业公司椭圆形印章办理广州广州励业公司房地产过户转移登记，故再申请对《资料移交清单》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与李卓群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南沙区分局提交的《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李某群及梁某甲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上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鉴定。梁某甲就该主张申请对《资料移交清单》中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与2007年至2011年期间广州广州励业公司在广州番禺海关、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番禺分局办理业务所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盖印进行鉴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准许广州广州励业公司和梁某甲的鉴定申请，并向广州市番禺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广州番禺海关调取广州广州励业公司于2007年至2013年期间使用“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椭圆形印章办理业务的相关材料。广州市番禺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1年2月28日及2012年2月16日《广州市特种设备停用、注销、过户、迁移登记表》、2011年3月30日至2011年7月31日《联网监管电子账册核销结余反馈表》。广州番禺海关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1年8月21日《注销电子账册申请》及2011年3月7日《申请内销补税报告》。梁某甲选取了2011年3月7日���申请内销补税报告》、2011年8月21日《注销电子账册申请》及2012年2月16日《广州市特种设备停用、注销、过户、迁移登记表》作为鉴定样本。一审法院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论为：1.《资料移交清单》中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某与《申请内销补税报告》、《注销电子账册申请》、《广州市特种设备停用、注销、过户、迁移登记表》及梁某甲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某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资料移交清单》中加盖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文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李某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上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某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该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2015年12月11日，一审法院以(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决，认定“2013年1月30日至2013年6月20日，在此连续的时间段内，李某群持有及使用广州广州励业公司一枚椭圆形印章，并于2013年6月20日向某乙信会计师事务所领取了案涉公司证照及会计材料。”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励业染厂有限公司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广州广州励业公司产生纠纷，于2015年5月25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25日以（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14号裁决书作出裁决：不考虑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发生或可能的情况和因素的条件下，同意解释认定根据于1992年8月2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约束下，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依据合同第十二条投资的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合同合作期内不得对合同外第三人转让。��本案件诉讼期间，锦兴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30号房产，并提供自有房产作为担保。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以(2015)穗南法民三初字第912号民事裁定作出查封锦兴公司提供作为担保的房产，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30号房产（原产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的裁定。由于励业染厂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因侵权责任纠纷向一审法院起诉本案锦兴公司、梁某甲、李某群，该案案号为(2014)穗南法民三初字第68号。本案必须以(2014)穗南法民三初字第68号案审理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4日以(2015)穗南法民三初字第912－1号民事裁定书作出本案中止诉讼的裁定。2016年1月20日，因励业染厂有限公司以案情发生变化为由要求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以(2014)穗南法民三初字第6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励业染厂有限公司撤诉��本案恢复审理。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广州励业公司申请对上述《房地产转让合同》、2011年4月29日出具的《授权书》、2011年5月3日出具的《委托书》以及锦兴公司申请过户提交的《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广州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经瑶珠确定委托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因《广州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没有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的印章，故该鉴定所对《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书》、《委托书》以及锦兴公司申请过户提交的《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进行了鉴定，并于2016年6月3日出具粤广绿司鉴所（2016）文某第1054号《鉴定意见书》，作出如下鉴定意见：《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书》、《委托书》上盖印的“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印章引文与该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鉴一致，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3）穗南法行初字第26号案中的当事人提供的《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印鉴与《房地产转让合同》、《授权书》、《委托书》上盖印的同名印章印某，与该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一致，是同一枚印章印。锦兴公司对上述鉴定结论没有异议。广州励业公司认为根据(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09号案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果，《资料移交清单》上的印章印某与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印某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而《资料移交清单》的印章印文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的印章印某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因此，上述鉴定结论与此前的鉴定结论不一致，且上述鉴定结论不符合规范，因此，本案的鉴定不科学，不客观，不准确，不可信，���请重新鉴定。针对案件当事人提出的意见，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8月1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函件回复。该鉴定所表示该鉴定所是经广东司法厅核准登记依法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具有依法开展文书、痕迹等司法鉴定。鉴定人具有相应的职业证号。对于鉴定的客观性、准确性问题，鉴定过程对检材和样本印某（公安机关备案印鉴）进行对比检验和分析，已经对单个字体进行印字形体特征比对。虽然检材和样本印迹浓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经综合检验和分析，上述差异属于非本质差异，不影响鉴定结果。经系统全面的检验分析，检材与样本印某的名称、印某形状、印某规格、印某结构、印字特征等方面高度符合，符合特征综合的价值充分反映了同一枚印章盖印印某的特点，认定依据客观、充分、可靠。该鉴定所前后作出的两份鉴定因检材不同，���得出的鉴定意见不同并不矛盾。对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因非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完成的，故对鉴定过程不了解，无法对其涉及的问题进行回复。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励业公司已于1998年7月取得涉案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李某群作为广州励业公司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的代理人与锦兴公司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以高于董事会确定的价格签订合同将涉案房地产出售给锦兴公司，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对广州励业公司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锦兴公司在取得上述决议的公证文书后，有理由相信李某群是广州励业公司对外委托的签约代理人。《房地产转让合同》上盖有广州励业公司印章的印某，经鉴定该印某与广州励业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一致。上述鉴定结论，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或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可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广州励业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接纳。广州励业公司虽然主张其他案件的鉴定结论可推导出《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上的印某和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不一致，与本次《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的印文与《房地产转让合同》的印某、备案印鉴一致的结论相驳，但上述鉴定推导的结论不能直接证明《房地产转让合同》印某是伪造的，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房地产转让合同》所证明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广州���业公司双方是在平等、自愿地签订该合同。双方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广州励业公司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实际上，锦兴公司已经履行了支付款项的义务，李某群也协助办理了将涉案房地产变更登记在锦兴公司名下的手续，并由锦兴公司领取房管部门核发的房地产证。虽然该房地产证因李某群未提交广州励业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的缘故被撤销，但广州励业公司仍需要根据合同的约定转让涉案房地产，故应履行协助办理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的手续的附随义务。一审法院锦兴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判决如下：被告广���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会同原告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办理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导村励业路土地使用权（地号为19-000281号,用地面积为14393平方米）和房屋所有权（原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建基面积为7575.3平方米，建筑面积13902.9平方米,）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本案诉讼费321320元（包括受理费2936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2720元），被告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无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事实如下：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14号裁决书案情陈述：在庭审中，第一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原番禺市东涌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提出：第一被申请人已将��争的不动产投入到合作企业中，该资产不属于第一被申请人，并已由申请人（励业染厂有限公司）和合作企业将之对外转让，故申请人无权再提出相关解释之诉。1、中方合作方对合作企业所投入的土地已登记在合作企业名下，在法律上属于合作企业的资产。既然相关财产所有权不属于第一被申请人，第一被申请人已非其请求事项的义务主体。2、申请人所主张的合作经营合同第三十九条关于“合作企业解散时，甲方投入的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归甲方所有”的约定，双方已经通过1992年8月13日《协议书》予以变更，合作企业解散时，直接通过《合资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清算，不再保留“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归甲方所有”的表述。3、上述土地及上盖建筑物等合作企业均已使用、处分，包括抵押、转让，申请人已经以行为的方式确认上述土地及上��建筑物可以对外处分、抵押、转让。仲裁庭认为：本案合作经营合同的本意确实是，第一被申请人作为中方合作方依据合同第十二条投资的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合作期内不得对合同外第三人转让。但是，这个解释并未考虑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发生或可能的情况合因素，比如：合作双方合意作为修改、双方都同意这24亩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在合作企业解散时不归东涌公司。本案中，第一被申请人代理人明确表示在本案合作企业解散时不主张从合作企业收回已投入的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等不动产，申请人代理人当即表示乐于接受第一被申请人这个看法。综合上述分析，仲裁庭认定，不考虑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发生或可能的情况和因素的条件下，同意解释认定：根据于1992年8月2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约束下，第一被申请人作为中方合作方依据合同第十二条投资的土地及其上盖建筑物等不动产，在合同合作期内不得对合同外第三人转让。二、已生效的本院（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58号民事判决查明：1、2008年8月25日至2011年5月9日期间，广州励业公司的五名董事分别为梁某甲（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何某（副董事长）、李某群（董事总经理）、梁某乙及叶某。其中香港股东励业染厂有限公司委派的董事为梁某甲、李某群、叶某，东涌公司委派董事为何某、梁某乙；2、2011年4月2日，梁东海、何挺、李卓群、梁福祥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召开董事会，并一致通过决议：一、同意以2850万元价格出售番禺励业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东导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土地证号：G19-0007**）；二、同意以630万元价格出售番禺励业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东导村励业路东侧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证：粤房地证字第××号）；三、授权李某群为公司代理人执行和处理上述事项。二审中，广州励业公司称：出售上述二处房产符合香港股东一方的真实意愿，已办理过户手续。三、一审法院根据锦兴公司的申请，于2016年3月29日向广州市南沙区房产交易中心发出《调卷函》，调取涉案房地产转让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原件；于2016年4月25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发出《调卷函》，调取广州励业公司印鉴备案材料。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广绿司鉴所（2016）文鉴字第1054号《鉴定意见书》阐述：检材：2016年5月12日，本机构的鉴定人员随委托法院法官一道对存档于广州市南沙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广州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和《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证据1《房地产权转让��同》原件（3份4页），进行了现场勘验，并以复印、拍照方式作了提取、复制；样本：2016年5月12日在番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报备档案中，现场提取的该公司备案印鉴印某《刻章许可证》穗公印字2147344，原件1份1页，根据本案鉴定需要，只选择其中“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印某作为比对样本。锦兴公司称：原审法院以《传票》方式郑重地通知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5月12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番禺区政府南门会合，共同至番禺区公安分局、南沙区房产交易中心调取鉴定材料。但励业公司的代理律师却丝毫不尊重原审法院的这一通知，自行缺席，没有参加原审法院组织的调取鉴定材料等司法活动，理应对自身的缺席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审庭询后，广州励业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审期间，法院主审法官确曾通过电话口头通知本代理人���法官将与鉴定机构一并前往广州市南沙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鉴定材料事宜，并询问代理人是否到场。但是，一审法官并未提出诉讼双方需调取鉴定材料现场对所调取检材进行质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房地产转让合同》是否系广州励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经生效判决及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广州励业公司原董事长梁某甲、董事李某群为香港股东励业染厂有限公司所委派，而李某群代表广��励业公司与锦兴公司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系基于当时广州励业公司董事会所作出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授权李某群作为代理人执行出售涉案房地产事项，决议经公证予以证明，并且，广州励业公司的香港股东曾提起该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诉讼，但已被生效判决予以驳回。因此，该董事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对广州励业公司具有约束力。广州励业公司上诉认为梁某甲、李某群未经其授权，违法处分涉案房地产，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一审法院根据锦兴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房地产转让合同》以及《授权书》、《委托书》上的“广州励业公司”公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该公章与广州励业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鉴一致。广州励业公司上诉认为鉴定的检材《房地产转让合同》不合法，经查，第一，该检材系鉴定机构人员随同一审法院至房管部门依法调取，广州励业公司承认一审法院已口头告知其调取事宜，并询问其代理人是否到场，在此情况下，广州励业公司不派员到场应自行承担责任；第二，广州励业公司于一审中从未对鉴定机构提取的《房地产转让合同》等印鉴检材提出异议；第三，上述鉴定结论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或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因此广州励业公司上诉以该《房地产转让合同》原件未经质证为由否认检材不合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广州励业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接纳，认为该鉴定结论可作为证据使用，并无不当。再次，广州励业公司董事会于2011年4月2日另行作出出售另二处房地产的决���，根据本案广州励业公司二审陈述，其表示符合香港股东一方的真实意愿，已办理过户手续。而涉案房地产的出售，广州励业公司却认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广州励业公司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最后，广州励业公司已于1998年7月24日取得涉案房地产的产权证，该权属证书显示土地权属来源为1998年7月由市国土局征用出让取得，再结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6）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514号裁决书当事人东涌公司所陈述的事实分析，本院认为，一审认定涉案房地产已由合作企业广州励业公司完全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广州励业公司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并无不当。况且，本案李某群作为董事会确定的代理人以高于董事会确定的价格签订《房地产转让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广州励业公司认为涉案房地产转让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转让合同》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锦兴公司已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广州励业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而支持锦兴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广州励业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600元，由广州番禺励业漂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为群审判员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罗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