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12民终10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怀光，男，1955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建宁，女，195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勤春，湖北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应贵，男，195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艳琴，湖北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柳文彬，男，1977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现住湖北省咸宁市温泉。上诉人朱怀光、易建宁因与被上诉人刘应贵、柳文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5）鄂咸安民初字第02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怀光、易建宁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改判担保法律关系无效，上诉人不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亦不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造假借款用途，篡改合同内容，担保法律关系无效。1.借款当事人（债权人陈阳与债务人柳文彬）明知是借款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再从银行贷款还其借款的情况下，造假用途“购买原材料”，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柳文彬一审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4月9日其得到陈阳的借款后，当日就用于偿还湖北银行的贷款。借款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是用于购买原材料。2.篡改后的借款合同系伪证，一审不应采信。债权人陈阳在签订借款合同后，没有将原始合同送给被上诉人（债务人）柳文彬和二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刘应贵篡改贷款合同留下漏洞。从刘应贵提供的借款合同和借据中可以看出：一是篡改了债权人姓名，将陈阳的名字涂改为刘应贵；二是借款合同文本前后三面的字体大小、行距大小不一致。明显是刘应贵私自进行了文字增加和修改，排版排不下了，就把后面的字号、行距缩小了。故上诉人对借款合同第二页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其中，当时合同担保期限明明写的是十天，却篡改成担保期限两年。同时还修改了其他内容。证人陈阳在庭审中，一会儿说合同中约定的担保期限是十天，一会儿说没有约定时间，一会儿又说是债务还清为止，前后矛盾。其陈述与刘应贵向法庭提供的合同文本中的所谓两年期限也不相符。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的保证期间应为借款期限届满起六个月，即至2014年10月18日止，因被上诉人未在该期限内要求上诉人履行保证责任，上诉人已免除保证责任。二、债权人陈阳放弃抵押物的担保，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与债权人陈阳素不相识，陈阳是看到并拿走朱怀光的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作为担保物，才借款给柳文彬的。这有陈阳的一审陈述。一审庭审记录中对此及相关证言没有如实记录，上诉人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一审否认当事人及证人真实陈述，错误认定事实。借款合同中虽然未在抵押条款空格中填写房产为抵押物，但明确有抵押物“向甲方作为偿还保证”的条款，有“到期不能归还甲方的借款，甲方有权处理抵押品”的约定，债权人陈阳拿走和退还抵押物房屋产权证的事实及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债权人陈阳是将上诉人的房屋产权证作为抵押物担保的。债务人柳文彬按期偿还140万借款后，债权人陈阳将抵押物退还给上诉人，这明确表示债权人陈阳认同担保人终止担保法律关系。或者说陈阳已放弃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诉人已经免除了担保责任。三、刘应贵与柳文彬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认为，陈阳与刘应贵、柳文彬避开担保人的所谓债权“转让”，实质上是柳文彬找陈阳借钱，陈阳因自己的钱没到位，就找到刘应贵借钱代其垫付，由此形成三角债（柳文彬欠陈阳的债，陈阳欠刘应贵的债）。因此，刘应贵与陈阳形成债权债务关系，陈阳与柳文彬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而刘应贵与柳文彬，在上诉人提供担保时，并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在柳文彬于2014年4月25日偿还陈阳140万元之后，陈阳把借条和借款合同交给刘应贵，并由柳文彬代其签字的行为，事实上是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刘应贵与柳文彬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与刘应贵素不相识，更没有提供担保，刘应贵与柳文彬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借款合同和借据中没有刘应贵的一个亲笔字或其他印记。只是柳文彬把陈阳的名字涂改为刘应贵的名字，没有履行任何转让债权的意思。事实上，陈阳不可能把柳文彬已经偿还的140万元再转让，而仅仅在原合同和原借据中将债权人名字涂改为第三人，不能构成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或者说这种债的内容、主体均发生变化的法律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四、一审判决确认事实有误。1.陈阳拿走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把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意思非常明确，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不能成立”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刘应贵提供的录音是其在起诉之前、用于诉讼的蓄谋之作。录音诱导受听人上套，且电话内容中没有涉及债权已经由陈阳转让给刘应贵的事。陈阳在电话中从没说债权已经由陈阳“转让”给刘应贵的事。上诉人在电话中的答复中把刘应贵作为陈阳的助手，刘应贵是受陈阳的指派打电话。刘应贵非法取得的一次录音，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知道并同意所谓债权转让，也不能证明上诉人被“多次催讨借款”。一审判决不应当以此确认上诉人“多次催讨借款”。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不当。借款合同当事人造假借款用途，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债权人陈阳退还房屋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放弃物的担保；涂改借款合同，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等等，都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条文判决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便一审判决“构成债权转让”，也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判决。陈阳转让债权只能转让柳文彬尚欠的债务，不可能把已经偿还的140万元也同时转让。且债务数额变化，利率同样变化，一审判决“并不涉及主合同数量、利率等内容”是明显错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判决不当，该条文及其司法解释中也未明文规定主债权转让需要取得保证人的同意。而该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刘应贵答辩称，一、借款担保合同客观真实，无恶意串通、事后篡改之行为，合同合法有效。1.即使柳文彬借款后将款项挪作他用，变更了原借款作途，亦仅是柳文彬单方违背合同约定，并非合同甲方即出借人与借款人柳文彬恶意串通。对于担保人即上诉人而言，其真实意思是自愿与借款人连带清偿借款债务，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均没有加重和损害其利益。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之情形。2.合同不存在篡改。《借款合同》甲方原为陈阳，陈阳、柳文彬与被上诉人通过协商一致，由陈阳将其债权转让给答辩人，后柳文彬将甲方陈阳的姓名变更为被上诉人，属陈阳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并非擅自篡改。借款合同共三页组成，签署页为第一页和第三页，若如上诉人所诉被上诉人对合同文字增加和修改，那么只能是对第二页进行重新编辑，从合同文字看，合同第二页第七条、第八条与第三页第九条、第十条在排版与文字大小及行距上均相同。由此可见，合同的内容系签订之日应形成，而非事后伪造。且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其辩称的理由没有提供证据支持，同时，陈阳作证并没有作出担保期限十天的证言，只是证实不记得具体的担保期限。二、合同抵押权未设立，不存在放弃担保抵押物。首先，合同中约定了上诉人朱怀光、易建宁为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而非抵押担保。上诉人称当时约定是经房产证和土地证作为担保物，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抵押权应当办理登记。本案上诉人的房产并未在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他项权证，其自称的房屋抵押并不成立。同时，债权人陈阳从未作出放弃抵押物的承诺，即使有此承诺，因抵押权不成立，何来放弃。其次，合同第六条第2项同时约定了保证担保的期限及担保范围，为连带保证担保。即使上诉人所诉的抵押担保成立，那么上诉人承担的是双重担保，同样不能免责。三、原债权人陈阳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后，上诉人应当继续履行连带担保清偿责任。借款合同于2014年4月9日签订，当时，陈阳委托被上诉人垫付220万元给柳文彬，正如上诉人所诉，此时形成了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同年4月25日，柳文彬偿还了陈阳140万元，之后陈阳将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柳文彬表示同意，并亲手将甲方变更为刘应贵，事后通知了上诉人。担保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同时，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了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上诉人对减轻后的债务依应当承担清偿责任。被上诉人柳文彬未作答辩。刘应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柳文彬偿还借款本金220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2.被告柳文彬承担违约金2419200元；3.被告朱怀光、易建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4月9日，被告柳文彬因购买原材料资金困难向陈阳借款，陈阳与被告柳文彬、朱怀光、易建宁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200000元，具体金额以陈阳本人或委托他人汇入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为准。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18日，借款期内月利率为1.8%。若逾期未还款，另按逾期未还款金额每日4‰计算违约金。被告朱怀光、易建宁自愿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逾期还款违约金或赔偿金等，自本息还清之日止。合同签订当日，陈阳委托原告刘应贵将合同约定借款2200000元分三笔付至被告柳文彬账户，同日被告柳文彬收款后向陈阳出具了借条。还款期到后，被告柳文彬未能还款，于是，陈阳与原告及被告柳文彬经过协商，三方同意由陈阳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柳文彬将借款合同及借条中三处陈阳的姓名更改为刘应贵，随后陈阳并将更名的借款合同及借条交给原告。因被告柳文彬未偿清借款，原告多次找被告柳文彬、朱怀光、易建宁催讨借款未果，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处理。同时查明，被告柳文彬于2014年4月25日、7月7日、9月1日、11月4日、12月8日分别偿还原告款项1400000元、80000元、50000元、40000元、40000元，共计偿还借款本息161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三被告与陈阳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下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陈阳与被告柳文彬协商将出借人变更为原告，构成债权转让，原告作为受让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偿还借款本息。原合同债权转让，保证债权亦依法同时转让，保证人应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合同债权主体变更，并不涉及主合同数量、利率等内容，不属于担保法规定变更主合同应当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范畴。因此，被告朱怀光、易建宁辩称陈阳转让债权给原告，未征得其书面同意，其并不知情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被告朱怀光、易建宁辩称陈阳将其用于抵押的房产证归还给二人，应视为主债权人陈阳放弃担保，该事实不能成立。本案借款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被告朱怀光、易建宁为借款提供连带保证，合同并未约定保证人另行提供房产抵押，且房产亦未在房屋登记部门办理房屋他项权证，抵押权不成立，不存在债权人放弃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起二年，因此原告的请求也未超过约定的保证期限，被告朱怀光、易建宁理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逾期利率，又约定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应支持。三被告辩称借款利息及违约金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被告柳文彬已偿还部分共计161万元本着先还本后还息的原则从借款本金220万元中予以扣减，被告柳文彬下欠本金应为59万元，并应按月息1.8%承担从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18日止的约定利息，按年利率24%承担2014年4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柳文彬向原告刘应贵偿还借款本金59万元，并应按月息1.8%承担从2014年4月9日至2014年4月18日止的约定利息，按年利率24%承担2014年4月19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被告朱怀光、易建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应贵的其他诉讼请求。经二审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继续予以认定。本院认为，一、关于二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造假借款用途，篡改合同内容，担保法律关系无效的问题。本案当事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第二页虽前面字体大，后面字体小（从第七条开始变成小字体），但是第三页的字体均为小字（包括合同签字项：甲方、乙方、丙方及姓名、电话、手机等字体），与第二页尾部字体相同。且第三页有二上诉人的签名。故二上诉人以第二页尾部字体与前部分字体不同且第二页没有二上诉人的签名为由，断定合同第二页系经篡改既缺乏合理性，亦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上诉人主张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系购买原材料，但实际上将该笔借款用于偿还湖北银行的贷款，并以此认为担保合同无效。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主合同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进行担保或者主合同债权人即陈阳或刘应贵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使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才可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故即使柳文彬将该借款用于偿还贷款，仅能说明主合同债务人存在单方欺骗。在不能证明柳文彬与陈阳或刘应贵存在串通的行为，或者陈阳、刘应贵以欺诈、胁迫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了保证的情况下，担保合同依然有效。因此，本案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二上诉人认为债权人陈阳放弃抵押物的担保，上诉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依据该条规定，本案属于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的情形，债权人具有选择权，即债权人既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就保证实现债权。更何况本案中提供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是同一人。该法第一百七十八条明确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故二上诉人以担保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为依据，认为债权人陈阳已经放弃了物的担保，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已经免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抵押权并没有设立。若事实如上诉人所述，债务人柳文彬在偿还了140万借款后，债权人陈阳将房屋产权证退还给二上诉人，也仅能表明债权人陈阳终止了物的担保。在债务没有完全还清之前，在债权人没有明示放弃保证担保的情况下，直接以物的担保终止而推导出保证担保终止，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上诉人认为刘应贵与柳文彬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二上诉人无关的问题。本院认为，债权转让本身就意味着债权债务关系的一方，即债权人发生变化，亦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变化，自然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影响担保关系继续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了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即使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只要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并未加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仍应当对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新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故二上诉人认为刘应贵与柳文彬是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二上诉人无关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是否以通知保证人为保证担保继续存在的条件问题。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看，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只要是减轻（或未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情况下，“未经保证人同意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该条是对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的进一步解释，即并非只要主合同变更，均要取得保证人同意。该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保证责任。”该规定亦未要求以通知保证人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可见，债权人转让主债权的，从权利一并转让。总之，无论是债权转让（债的主体的变化），还是债权债务的其他内容（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发生变化，只要未加重债务人的责任，保证人就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不受是否通知担保人的影响。本案中，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主体或是内容）未加重债务人柳文彬的债务负担，二上诉人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532元，由上诉人朱怀光、易建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洪斌审判员  夏昌筠审判员  李 伟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程鹏翔-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