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71民终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铁路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号。法定代表人：张海涛，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该局法律顾问。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宏伟，该局梅河口机务段监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瑞春，女，1970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吉林汲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作玉，男，193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址：吉林省白山市八道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吉林汲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钰翔，男，199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吉林汲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因与被上诉人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沈阳铁路运输法院（2016）辽7101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曹英伟主审、审判员杨玉荣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7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阳铁路局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刘宏伟及被上诉人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铁路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受害人付显平家不在事发现场附近，事发现场也不是受害人生活或者工作的必经之路，其在此横越线路没有正当理由。机车乘务员在距离受害者170米左右时发现受害人突然上线路后，立即鸣笛示警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其操作过程符合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上诉人已经尽到法律规定的安全防护、警示义务。当时列车以60KM/H的速度运行，如果受害人没有乘务员所描述的坐在线路中心的行为，或者没有与列车碰撞的故意，是完全可以躲避列车的。一审法院以二位乘务员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对此事实不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中，受害人在铁路线路上坐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58条第2款规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伤亡，符合法定免责事由，上诉人依法应当免除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项的规定，上诉人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依法维持原判。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23258元，死亡赔偿金464356.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217.8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共计560832.22元的80％，即448665.7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9日，梅河口机务段机车乘务员刘智兵、赵京鹏驾驶吉林机务段配属的HXN5型0539机车，担当35637次货物列车牵引任务。当列车以60km/h的速度运行到鸭大线老营至白山市站间约31km200m时，机车乘务员发现运行前方170m左右有一人处于线路中，于是立即鸣笛示警并在列车处于该线路31km230m的位置时采取紧急停车措施，列车在制动状态下与受害人相撞，相撞地点为该线路31km375m处。16时35分列车停于该线路31km549m处，停车后机车乘务员立即报告白山市站并下车检查，发现受害人为男子，在机次第八辆车下已经死亡。后经沈阳铁路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受害人面部多处开放性骨折，多根多处肋骨骨折，左上肢及右小腿离断。根据损伤特点，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其系被机车撞击致重度颅脑损伤及胸部闭合性损伤而死亡。该事故经沈阳铁路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进行调查并作出事故认定书。另查明，受害人姓名付显平，46岁，白山市户口。通过原告所举的证据照片及一审法院现场勘查，本次事故中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事故撞击点的西侧约5米的位置有一条横跨铁路线路的人行便道，便道的起始端没有安装护栏等隔离、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一审法院认为，依据铁路事故现场勘查记录，铁路交通事故概况表及一审法院的现场勘验，事发铁路一侧为居民区，有居民长期通行形成的通往铁路线路的便道，该便道的铁路两侧均无护栏等隔离、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被告对此未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依据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询问笔录，可知机车乘务员于机车距离受害人约170米左右时发现受害人并鸣笛，此时时间为16时35分19秒，并于约16时35分22秒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并鸣笛到采取制动措施，期间经过约3秒的时间，可以认定机车乘务员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且事故发生后及时下车查看并向有关部门报告，被告已尽到了避险及救助的义务；受害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具备防范危险发生的意识。虽然事发铁路路段两侧无护栏和警示标志，受害人也应认识到身处铁路线路中的危险性，其在列车经过时处于铁路线路中间，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对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70％的份额，被告在本次事故中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和警示的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对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份额。原告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是依照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所得。经一审法院释明，原告选择依照辽宁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故此次事故赔偿标准应依照《辽宁省201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计算。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沈阳铁路局赔偿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死亡赔偿金219091.5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26元×20年×3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557元×5年×30％）、丧葬费8018.70元（丧葬费26729元×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上述赔偿金额共计242110.20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支付；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4元，由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负担1640.80元，被告沈阳铁路局负担703.20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上诉人只提供二位机车乘务员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来证明受害人存在故意与列车碰撞行为，再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二位机车乘务员系上诉人的下属职工，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受害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项规定的免责情形，上诉人不应免除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58条第2款的规定包含了受害人的过失，扩大了铁路运输企业法定的免责范围，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铁路运输损害赔偿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不能因受害人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就免除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虽上诉人的机车乘务员在发现受害人后采取措施合理处置得当，但在事发铁路线路两侧已形成便道的情况下，铁路运输企业没有设置任何防护措施、警示标志或派人进行看护，未尽到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项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全部损失的80％至20％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付显平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列车经过时处于铁路线路中，造成自己被列车撞死，存在一定过错，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对此也未提出上诉，另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数额均无异议，故对一审判决应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44元，由上诉人沈阳铁路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放审判员 曹 英 伟审判员 杨 玉 荣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书记员 陈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