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94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娟，女，汉族，1982年1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烨，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杏林，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思敏，女，汉族，1964年10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明，广东巨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恩，广东巨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超，男，汉族，1963年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邓丽娟、曾思敏因与被上诉人梁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邓丽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梁超、曾思敏向邓丽娟归还借款本金700000元，支付利息70000元（以本金7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16年3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3月31日，日后利息按上述标准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日止），共计7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梁超、曾思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0日，邓丽娟与梁超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丽娟为贷款方，梁超为借款方，本合同为不定期借款合同，贷款方有权随时要求借款方返还所有借款，但需提前半个月通知借款方，借款方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半个月内全额返还借款并结清利息，借款数额为100000元，由贷款方在2014年3月10日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方，借款方收取借款银行账号为62×××17，开户名为梁超，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方履行缴款义务后，借款方有义务每月向贷款方支付利息3600元，利息每两个月为一期，借款方应在2014年3月10日向贷款方支付利息3600元，2014年5月10日支付利息3600元，2014年7月10日支付利息3600元，贷款方收取利息的银行账户为农行南海豪美支行，账号为62×××11，开户名为邓丽娟。同日，邓丽娟从其名下62×××11账户转账100000元至梁超62×××17账户内。2014年6月4日，邓丽娟与梁超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邓丽娟为贷款方，梁超为借款方，本合同为不定期借款合同，贷款方有权随时要求借款方返还所有借款，但需提前半个月通知借款方，借款方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半个月内全额返还借款并结清利息，借款数额为50000元，由贷款方在2014年6月4日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付借款方，借款方收取借款银行账号为62×××17，开户名为梁超，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方履行缴款义务后，借款方有义务每月向贷款方支付利息1800元，利息每两个月为一期，借款方应在2014年6月4日向贷款方支付利息1800元，2014年8月4日支付利息1800元，2014年10月4日支付利息1800元，贷款方收取利息的银行账户为农行南海豪美支行，账号为62×××11，开户名为邓丽娟。同日，邓丽娟从其名下62×××11账户转账50000元至梁超62×××17账户内。2016年1月5日，邓丽娟与梁超签订《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约定：2012年年底，梁超与邓丽娟之间发生借贷关系，由邓丽娟支付借款给梁超，梁超合法使用借款并按照合同约定（所有借款的月利息为本金的1.8%，按月支付）向邓丽娟支付利息。经双方对账，至2016年1月5日，梁超尚有700000元本金未归还给邓丽娟，除此700000元借款外，双方所有款项及利息来往两清。经双方友好协商，邓丽娟同意免除此700000元借款2015年12月、2016年1月、2016年2月的利息，并同意于2016年3月开始将月利息调整为本金的1%。经双方友好协商，邓丽娟同意在收到梁超上述借款数额达到600000元时，免除余下100000元借款，其他事项按照原借款合同约定执行。双方确认于2016年1月3日左右，邓丽娟与梁超重新签订了6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条款与前述落款为2014年3月10日、6月4日的借款合同一致，但于贷款方签名处由邓丽娟注明“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免息，2016年3月利息调整为本金1%”并签名，该6份借款合同落款日期分别为2013年1月17日、4月15日、6月13日、6月17日、7月18日、10月12日，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自2013年1月起至2015年8月，梁超从其名下6228481461745042518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11账户陆续转账，金额为3600元、5400元、1800元、900元、50000元、100000元、150000元等不等。自2013年1月起至2015年12月，梁超名下6228481460042762717账户除了收到邓丽娟起诉的8笔款项外，还曾收到金额为100000元、150000元、50000元不等的由邓丽娟62×××11账户汇入的款项，梁超亦从上述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11、6228451468068894777账户陆续转账，金额为3600元、50000元、100000元、1800元等不等。此外，2016年3月24日，梁超从其名下6228481460042762717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28451468068894777账户转账6000元并注明为“梁超付利”。2014年6月14日，梁超从其名下6226097571141739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11账户转账100000元。自2014年7月起至2015年12月，梁超从其名下80010000711252255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11账户陆续转账，金额为3600元、1800元不等。2014年6月24日、7月5日，梁超先后从其名下6223635002000393299账户向邓丽娟名下62×××11账户各转账50000元。2016年1月14日及1月31日梁超先后向邓丽娟各还款10000元。诉讼中，邓丽娟确认：邓丽娟与梁超的借款次数很多，双方每一笔借款均有签订借款合同，梁超清偿后，邓丽娟将所涉的借款合同原件还给梁超，以此确定梁超是否归还完毕借款。梁超、曾思敏离婚后，邓丽娟为了维护自己权益，梁超还款时，邓丽娟都是把在离婚后的借款合同给梁超。2016年1月3日左右，邓丽娟与梁超重新签订的6份借款合同与之前的与落款日期形成一致的借款合同原件内的条款一模一样，是应梁超的要求重新签订合同。2016年1月14日及1月31日的20000元还款，邓丽娟同意在起诉的金额中扣减。梁超确认：邓丽娟与梁超只存在单向借款关系，梁超向邓丽娟的每一笔汇款均是还款，但具体哪一笔还款是指向哪一笔借款无法说清，双方口头约定还款是还在前的债务。2016年1月3日左右，邓丽娟与梁超重新签订的6份借款合同时没有要求梁超出示任何合同，当时直接是邓丽娟带着上述6份借款合同要求梁超在上面签名，梁超不记得在2013年有没有签订过这些借款合同，但不存在销毁这些合同。2016年1月5日签订对账单时没有对账，当时邓丽娟不在场，是邓丽娟配偶拿给梁超签订的，看过对账单的内容，清楚金额是700000元。签订该对账单的原因是邓丽娟称：1.邓丽娟减免利息；2.减免部分本金；3.把曾思敏拉过来清偿所借的离婚后的债务，能减轻梁超的负担。另查明,2014年6月5日，梁超、曾思敏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邓丽娟与梁超素有款项往来，亦曾经签订过借款合同、对账单并有转账记录佐证，故法院确认邓丽娟与梁超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为对案涉的借款梁超、曾思敏应如何承担责任，法院对此分析如下：关于2016年1月5日《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梁超确认其签名的真实性并明确清楚对账单的金额为700000元，该对账单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邓丽娟及梁超间合法有效。梁超为成年人，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对己方将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作充分认识，在契约订立过程中理应清晰了解条款内容，综合均衡各方利益再行签订合同。梁超主张出于亲戚关系的考虑才签名有悖于常理；即使如梁超所述未核对清楚欠款本金就径行签名，梁超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对合同的订立采取如此放任草率的态度，亦是其对有关合同条款磋商、修改权利的放弃，没有任何证据反映邓丽娟在此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相应的风险、责任应由梁超自行承担。邓丽娟主张梁超应按对账单归还借款本金700000元，结合上下文文义解释，邓丽娟在梁超积极还款且还款达到一定金额（600000元）的情况下才予以减免，但梁超在签订对账单后仅支付了26000元，较600000元相差甚远，邓丽娟现起诉主张700000元债权，属于当事人自行处分权利，法院予以支持。又因邓丽娟在《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中明确“还款达到600000元时免除余下100000元借款”可知梁超的还款均视为归还借款本金，故法院确认梁超于2016年1月14日及1月31日合共归还的20000元可直接用于抵扣本金。而梁超于2016年3月24日转账归还的6000元，其还款时已注明为“梁超付利”，故应抵扣利息，结合梁超的归还利息的时间及对账单的约定，邓丽娟当时应该是自愿以60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故梁超归还的6000元应为2016年3月的利息。又因邓丽娟与梁超约定其他事项按原借款合同约定，即前述借款为不定期借款，邓丽娟可随时起诉请求梁超归还，故梁超应归还借款本金680000元予邓丽娟，并自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利息予邓丽娟。关于曾思敏应承担的责任，法院以落款时间分别为2013年与2014年的《借款合同》分别论述:一、针对落款时间为2013年的6份《借款合同》,对此，邓丽娟与梁超均确认于2016年1月3日左右签订。邓丽娟称2016年1月3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于落款日期形成的原《借款合同》内容一致，当时是根据梁超的要求对照原合同签订，但梁超对此予以否认，且按常理对部分利息的免除仅需要在原有的《借款合同》原件上进行修订即可，在邓丽娟未能出示落款于2013年的《借款合同》原件的情况下，法院确认2016年1月3日左右签订6份《借款合同》时，邓丽娟并未出示形成日期确在2013年的《借款合同》原件。因邓丽娟在借出前述6份《借款合同》对应的款项后，梁超有多次归还款项至邓丽娟指定账户的记录，虽然未能一一对应，但在邓丽娟未能出示借条原件的前提下，不能证实《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其中的550000元即为6份2013年的《借款合同》落款日期对应的款项。综上，因梁超于2016年1月对案涉借款中的550000元债权的形成时间做出确认，而梁超、曾思敏已于2014年离婚，此时梁超的单方确认对曾思敏不发生法律效力，（若梁超在离婚后对夫妻存续期收到的款项所涉债权可随时重新确认并对前妻产生约束力，将不利于离婚后对原配偶权利的保护），邓丽娟请求曾思敏对上述550000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二、针对落款时间为2014年的2份《借款合同》,曾思敏虽曾申请鉴定但最后撤回，故法院确认前述两份《借款合同》确形成于2014年3月10日及6月4日。邓丽娟诉称仍然持有该两份《借款合同》的原因是知道梁超、曾思敏离婚后对梁超的还款顺序以归还离婚后形成的债务在先，以保障自身权利，此解释符合一般债权人的逻辑。因此，针对邓丽娟仍然持有《借款合同》原件的债权150000元，法院确认是形成于梁超、曾思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曾思敏对该债务虽有异议但未能证实梁超的借款及借款后的经营所得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亦未能举证证实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故形成于2014年的150000元借款及其利息属于梁超、曾思敏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法院确认曾思敏应在150000元及其利息的范围内对梁超的案涉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超出部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梁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680000元予邓丽娟，并以680000元为本金从2016年4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利息予邓丽娟，息随本清；二、曾思敏在150000元本金及其对应利息部分对梁超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邓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5750元、财产保全费4370元，合共10120元（邓丽娟已预交），由邓丽娟负担1180元，由梁超负担8940元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还予邓丽娟，法院不另收退；曾思敏在1972元的范围内对梁超应承担的诉讼费用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上诉人邓丽娟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曾思敏对梁超680000元中另外530000元借款本金利息债务仍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梁超、曾思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就2016年1月签订的6份《借款合同》的时间认定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庭审陈述不一致。邓丽娟与梁超之间归还借款的交易惯例是，有签订《借款合同》的，均需要由邓丽娟将相对应的《借款合同》原件退还给梁超予以销毁，以示借款归还。而2013年的6份《借款合同》之所以存在修订的原因是邓丽娟2016年1月份与梁超协商并对账，双方同意对利率、归还金额进行有条件的部分调整，于是持2013年当时签署的6份《借款合同》原件与梁超进行修订，但梁超借口其持有的《借款合同》原件因没有找到故没有携带过来一起修订，要求重新打印两份与原《借款合同》内容一致的《借款合同》重新签订并修订相应的借款利率和免除部分月份的利息，并将邓丽娟的6份原始《借款合同》收回销毁。因此，根据邓丽娟与梁超的交易惯例以及本案客观事实可以看出，2016年1月只是对2013年6份《借款合同》内容进行修订，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重新签订合同，更不是梁超在2016年1月单方对债务的确认。因此，原审法院仅仅是以修订合同的时间认定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因而是错误的认定，进而错误地要求邓丽娟对原始的《借款合同》原件承担举证责任，实属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二、2016年1月修订6份《借款合同》减轻了梁超的义务负担，也没有损害曾思敏的权益，因此，修订的6份《借款合同》仍然对梁超具有约束力；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婚姻期间的债务清偿责任对曾思敏也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原审法院以梁超单方确认对曾思敏不发生法律效力认定也是错误的。1.修订后的《借款合同》属于邓丽娟与梁超经过协商后在原《借款合同》的基础上免除部分债务利息、调减债务利率以及附条件的减免部分债务本金数额，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属于减轻梁超的义务，因此，修订后的《借款合同》与原合同一样，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修订后的《借款合同》也未损害曾思敏的权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梁超多次向邓丽娟借款用于家庭生活(含借款用于其婚生子的留学支出)、经营活动等，截止梁超、曾思敏2014年6月5日离婚时，尚欠邓丽娟l00多万元的借款本金债务。而离婚后，梁超仍有向邓丽娟借款，也同时有向邓丽娟清偿借款，因此梁超有权选择清偿所对应的借款金额。故梁超在修订《借款合同》时对清偿所对应的借款金额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该修订《借款合同》仅仅是对婚姻期间700000元借款本金债务部分，未超出离婚时100多万元的借款本金，故该修订行为没有损害曾思敏的利益。按照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婚姻期间的共同债务不应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自动消除。因此，《借款合同》对应的债务清偿仍然对曾思敏具有约束力。三、梁超、曾思敏虚假离婚以及梁超在诉讼前后行为的反差变化，属于恶意串通逃避债务行为，原审判决纵容了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1.离婚协议对财产、债务、抚养费的约定明显违背常理。原审庭审中，法庭要求梁超提交《离婚协议》，但梁超均无理拒不向法庭提交，邓丽娟事后通过调查取证向婚姻登记部门依法调取发现，梁超对包括具有权利价值的两套房产、两个车位完全放弃权利，且对房贷、债务、小孩抚养费却全部承担。该财产分割行为明显违背常理，以此可以印证梁超、曾思敏属于相互串通恶意逃避债务的虚假离婚。2.梁超诉讼前后的行为反差的变化，印证了与曾思敏相互串通恶意逃避债务。诉讼前因邓丽娟调减债务利率、减免债务本金利息，梁超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积极主动配合修订婚姻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邓丽娟起诉梁超且要求曾思敏对婚姻期间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时，损害了其串通逃避债务的预期利益，于是开始杜撰出与邓丽娟合谋串通“拉曾思敏下水”的言辞，但该言辞明显与其离婚时对财产分割“毫无保留”的放弃明显不对应，也与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相违背，而按照一般常理，梁超确属合谋串通损害曾思敏利益，必然在诉讼后积极与邓丽娟一同应对曾思敏的抗辩，然而，事实情况是梁超与曾思敏一起共同串通否认婚姻期间的债务甚至否认债务的存在。上诉人曾思敏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邓丽娟对曾思敏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费用由邓丽娟、梁超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对于梁超在与曾思敏离婚后向邓丽娟偿还的款项是否属于偿还婚前债务并未查实，在判决中对于离婚前债务是否已经在离婚后还清这一核心问题只字不提，请求二审法院查实并予以改判。本案应重点审查梁超是否已在离婚后将离婚前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还清，通过前置借款时间与还款时间，比照梁超的还款明细，以证明梁超与邓丽娟事实上约定的还款顺序是“旧债先偿”，从而证明梁超已还清所谓的离婚前债务。因此法院以邓丽娟持有两份借款合同的原件而认定150000元未还清是错误的。另外，邓丽娟与梁超罔顾上述事实，涉嫌恶意串通倒签部分借款合同，误导事实，曾思敏保留追究邓丽娟与梁超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二、一审判决存在重大瑕疵。1.一审法院并无查清、核实梁超在与曾思敏离婚前欠邓丽娟的总债务，仅凭邓丽娟持有其中两份《借款合同》原件且有对应的转账凭据就认定l50000元属未清偿的夫妻共同债务。但梁、邓二人在庭审中均承认在梁、曾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总数远远不止150000元。那么法院就应查清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发生过的债务总数，更应查清该总债务是否在梁、曾二人离婚前、后已经还清。2.梁、邓二人是极为密切的亲戚关系，可能存在其他交易。其一，梁超在开庭笔录中已经明确表示“离婚前的债务已经全部还清，倒签涉案的8份合同及签订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是为了拉曾思敏下水帮他还款”；其二，邓丽娟也未能提交其他借款合同予以证明其他流水是否真的属于借款性质；其三，曾思敏在庭审中也不确认邓丽娟转账给梁超其他本案以外的流水属于借款性质。一审法院不查明梁超提交的本案以外的其他往来流水是否属于借款和还款关系，就认定所谓的150000元属于未清偿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曾思敏非常不公允。3.既然一审判决认为“邓丽娟诉称仍然持有两份《借款合同》……本院确认是形成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梁超在庭审在称“有的借款有合同，有的没有”，一审法院却没有查清梁、邓二人的交易习惯，未能排除邓丽娟在梁超实际已经还清150000元借款情况下仍然持有两份借款合同的可能性。4.梁超在庭审笔录中确认了其与邓丽娟恶意串通倒签涉案的8份合同及签订利率调整说明及对账单是为了拉曾思敏下水帮他还款的目的，一审法院却没有结合双方之间的流水往来以及邓丽娟的举证去审查本案证据是否以恶意串通损害曾思敏权益为目的而形成，就简单地采信邓丽娟的全部证据，并以此判定曾思敏承担其中150000元的债务。5.一审判决逻辑不完善，即使争议的两份借款合同不是倒签合同，也只能证明在梁、曾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曾经有过共同债务，但该些债务是否已经还清?邓丽娟对梁超流入的大额流水(3820000元)如何举证并解释?该3820000元流水是否全部就用于还款?是用于偿还哪几笔(或哪个期间内)的借款?在这些问题尚未查清且邓丽娟也未能有足够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推出曾思敏需要承担l50000元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结论的。6.一审判决自身存在矛盾，足以否定其判决逻辑。按照一审法院的说法，邓丽娟持有两份共l50000元的借款合同，有转账记录，遂判定曾思敏需要对该l50000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梁超在离婚后的一个月内已经向邓丽娟偿还了200000元，足以偿还该150000元离婚前的欠款。7.一审法院仅以曾思敏未能举证梁超的债务和经营所得没用于家庭生活为由，并引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不当。梁、邓二人的流水往来密切得明显不合家庭生活所需的常理，一审法院对此却没有予以考虑及分析。三、本案债务不实。作为证明邓丽娟与梁超之间存在所谓的“举债合意”的证据是通过“倒签”形成，由此可见邓丽娟和梁超极有可能是企图通过倒签本案的借款合同，利用双方之间曾存在的银行流水，起诉曾思敏承担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曾思敏坚决请求法庭对邓丽娟提交的几份借款合同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从而揭发邓丽娟与梁超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损害曾思敏利益的企图。对此企图，梁超已经在庭审承认了。四、多笔流水的性质应由邓丽娟予以举证说明，否则不能认定为借款性质。曾思敏在庭审后核算，邓丽娟向梁超总流入数额为399.85万元，梁超向邓丽娟的流入数额为386万元，399.85万元中其中有210万元是2014年6月4日前转给梁超的，386万元中有170万元转给邓丽娟的。即使梁超确实在与曾思敏离婚前与邓丽娟存在大量款项往来，也不能简单地全部认定为梁超的“债务凭据”，梁超提供的流水单仅仅是反映其与邓丽娟之间的款项往来，但邓丽娟和梁超均没有就这些所谓的“债务”提交书面证据予以证实。鉴于邓丽娟与梁超是极为亲密的亲戚关系，不能排除梁超接收邓丽娟的款项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比如说货款)。曾思敏不确认梁超所说的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梁超与邓丽娟曾发生210万元债务关系的说法。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即使梁超确实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邓丽娟曾发生债务关系，但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梁超列举的流水来看，一般的夫妻家庭生活根本不需要用到如此巨额的借款。在梁超列举的210万元款项发生期间，梁超、曾思敏的家庭生活基础没有置业、没有重大疾病，也就是说根本没有遇到需要使用210万元巨款的情况。而且从款项来往的频率来看也不符合一般家庭需要，如此频密的款项来往有违日常家庭生活开销的常理，而且曾思敏由始至终都不知情。另外，本案认定的两笔债务发生于2014年3月以及6月，与曾思敏与梁超的离婚日期非常接近，所谓的“家庭使用”甚至连使用的时间都没有。六、邓丽娟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是与梁超恶意串通而成。从梁超提交的款项来往可知，即使梁超曾经多次向邓丽娟借款，但截止开庭之日，梁超实际只欠邓丽娟l3万元，与邓丽娟起诉的70万元相差甚远，而所谓的对账单，梁超更确认是为了拉曾思敏下水，企图通过诉讼要求邓丽娟承担莫须有的70万元还款责任的一种伪造的证据而已，不能作为法院最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七、在没有约定还款顺序的情况下应遵循“旧债先偿”的交易习俗。假设梁超列举的399.85万元款项往来均是民间借贷债务，那么发生在与曾思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210万元所谓的“借款”也早已全部还清。首先，根据梁超在庭审中的表述，其与邓丽娟的约定是所有的债务偿还顺序都是先偿旧债再清新债。截止梁超、曾思敏离婚，梁超只欠邓丽娟40万元，而离婚后，梁超已经向邓丽娟偿还了220万元，足以覆盖离婚时尚欠的40万元所谓的“共同债务”。其次，按照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在没有约定还款期的情况下，先偿旧债再清新债的还款顺序是符合当前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邓丽娟在庭审中称每笔债务都有签借款合同，但梁超则称有利息约定的有合同，没有利息约定的没有签合同。对此，证明还款顺序以及“每笔债务都有签订借款合同”的举证责任在于邓丽娟，在邓丽娟未能举证出其所谓的“先还新债”的证据，梁超又多次确认离婚前的旧债早已还清的情况下，结合日常交易习惯，梁超的抗辩意见更为可信。再次，虽然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还款期，但也不是如邓丽娟起诉所称的“不定期还款”，而且梁超在庭审中已经确认了其在偿还该40万元债务时是通过与邓丽娟电话确认的，同时梁超也确认在后续还款的220万元中有40万元是偿还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即使存在也早已还清。第四，从邓丽娟与梁超倒签借款合同、又签订了70万元的对账单这一行为，恰恰可以证明本案债务不论是40万元还是70万元都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或者说是邓丽娟通过倒签借款合同来起诉曾思敏承担已经还清的夫妻共同债务。假如邓丽娟手中有真凭实据起诉梁超、曾思敏(尤其是曾思敏)，又何须通过降低利息去诱骗梁超倒签合同?又何须通过减少应偿还的所谓欠款的方式诱骗梁超签订对账单?由此可以反证，正是因为邓丽娟当时根本没有足够依据起诉曾思敏又或者实际上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早已还清，所以才要通过上述各种诈骗手段骗取梁超倒签合同和对账单。第五，邓丽娟明知梁超在离婚后向其偿还了220万元，足以覆盖离婚前尚欠的40万元，所以在诱骗梁超倒签合同时，全部改为没有还款期限的借款合同，这样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解释220万元是偿还离婚前的债务还是离婚后的债务。第六，邓丽娟与梁超是极为亲密的亲戚关系，早已知道梁超、曾思敏离婚的事实，假如邓丽娟认为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话，为何不在梁超、曾思敏离婚后立即起诉，反而在离婚接近两年时间后再提起本案诉讼?如此不合常理，恰恰证明邓丽娟在倒签八份借款合同及伪造对账单之前，根本不认为所谓的7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又或者在邓丽娟与梁超的还款顺序约定中，所谓的离婚前的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早已还清。第七，邓丽娟在庭审中确认，离婚后其所谓的“已还清的离婚后债务”仅仅只有几十万元，但邓丽娟提交的流水总共386万元，其中220万元是在离婚后偿还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梁超在还清邓丽娟所称的“几十万元”后，剩余的一百多万元可以认定为偿还离婚前的债务，也足以覆盖本案的70万元债务。八、一审判决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曾思敏永远处于举证劣势，永远有承担不知情债务的风险，显然是不利于保护没有举债合意的一方，更不利于保护离异妇女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梁超辩称，一、梁超与邓丽娟的借款一直是由邓丽娟的配偶撮合的，梁超一直与其配偶约定借款和还款，一开始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如何还款，只约定原则，有钱就还，还就还旧债。二、关于婚前婚后的债务，离婚时曾思敏要求对梁超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算，由于公司一直是梁超经营，公司的资产和梁超名下的汽车全部归梁超，房产归曾思敏，并不是恶意避债。上诉人邓丽娟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调查笔录，以证明从调查笔录第二页回答的内容可以看出，邓丽娟与梁超于2016年1月对6份合同进行修订，当时是在邓丽娟持有6份借款合同原件的情况下与梁超进行修订的，而不是事后确认，之前的合同就给了梁超;曾思敏、梁超2014年6月5日离婚，离婚后两人都是以夫妻名义对外交往和生活，2015年2月双方还到邓丽娟配偶的湖南老家过春节；2.照片，以证明2015年2月双方还到邓丽娟配偶的湖南老家过春节；2015年7月梁超、曾思敏以夫妻名义接待了梁超从美国回来的亲戚；3.离婚协议书，以证明梁超属于背负债务离婚，房产、车辆、儿子抚养均由梁超负担。曾思敏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不予确认，被调查人梁某其身份信息无法核实。根据证据规则，该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质证后才能采纳，梁某与邓丽娟、梁超关系密切，在曾思敏、梁超离婚后，该人已经与曾思敏无任何关系，该证人作出对曾思敏不利的语言不应予采信，梁某并非梁超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对邓丽娟、梁超之间退还合同的情况如此清楚，即使该调查笔录的签名确为梁某本人，也是在调查人员的诱导进行的，并非事实的反映。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照片无法证明形成时间，且该形成时间并非是双方离婚后，故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于证据3，主要财产分割条款反映，曾思敏获得4套房产的所有权，其中2套房产为车位，另外2套有一套还在还贷中，4套房产的首付款和还贷都是曾思敏承担，故曾思敏的分割符合常理，儿子的生活费由梁超承担是可以兑现的，且儿子在双方离婚时已经年满18周岁，曾思敏无抚养义务，梁超自愿向儿子支付生活费与曾思敏对儿子已无抚养义务毫无关系，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对于离婚协议书，在一审时曾思敏已经把复印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邮寄方式给法院，只是一审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说明而已。梁超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调查笔录中梁某所述的内容不完整，并不是所有借款都有合同的，有些是没有合同的，那天来梁超公司主要是追债，要梁超尽快还钱，当时上来也有一大帮人上来叫梁超签，并不是原件不见了才要重签的，重签后说要提前到与曾思敏离婚前z。对证据2，不能反映对方所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诉人曾思敏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区管干部确认书一份，以证明曾思敏1982年开始在佛山市南海区国家税务局工作，与梁超一直经济独立，30几年的工资收入足以支撑购买2处房产，事实上曾思敏购买2处房产和2套车位都是使用自己的资金，虽然该确认书无盖章，但是法院也可以庭后发函确认。邓丽娟质证认为：没有盖章，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曾思敏的工资足以购房款。梁超质证认为：不清楚。上诉人邓丽娟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邓丽娟质证认为：1.邓丽娟、梁超之间2013年6月的6份合同并不是事后补签，而是在利息和本金需要调整的情况下以及梁超说他的合同原件丢失情况下予以重新修订，但是合同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2013年的6份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发生在梁超、曾思敏婚姻期间，该债权债务应当由梁超、曾思敏共同承担。2.从证人的陈述看出，曾思敏、梁超于2014年6月5日办理协议离婚，但双方仍然以夫妻名义对外交流和共同生活，结合离婚协议的相关证据反映，两人离婚为虚假离婚，目的在于曾思敏逃避在婚姻期间的债务。曾思敏质证认为：1.证人与梁超、曾思敏到现在仍存在密切的亲戚关系，在梁超已经承认倒签合同是为让曾思敏帮他还钱的情况下，梁某作出不利于曾思敏的证言，可信度不予确认。2.梁超与梁某目前仍有债务关系，本案的审理结果将对证人下一步是否起诉梁超及曾思敏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可信度极低。3.证人与梁超、邓丽娟总的债务往来并不清楚，仅仅反映梁超、邓丽娟2016年1月就2013年至2016年1月总的债务余额确认70万元，但证人并不能确定该70万是婚前还是离婚后的债务，也不知道是否有还款顺序的约定，而证人恰恰证明梁超、曾思敏离婚后在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债务的余额是70万元。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对于邓丽娟提供的证据1、2及证人证言在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认证；对于邓丽娟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曾思敏提供的证据，因无单位盖章，不能确认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梁超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曾思敏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本院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对于落款时间为2013年的6份《借款合同》。首先，从举证证明责任来看。梁超与曾思敏于2014年6月5日协议离婚，根据现有证据反映，邓丽娟与梁超之间存在的多笔款项往来发生时间为2013年1月起至2016年1月，其中既有邓丽娟向梁超的转款，也有梁超向邓丽娟的转款。因此，可以认定梁超向邓丽娟多次借入款项的时候，也有相应向邓丽娟还款。根据邓丽娟的陈述，如借款偿还完毕，则归还相应借款合同予梁超。但本案中，所涉落款时间为2013年的6份《借款合同》是在2016年1月时补签。邓丽娟虽称是按梁超的要求对照原合同签订，但梁超对此不予确认，故不足以证明在2016年1月补签合同时，邓丽娟还持有该6份签订于2013年的《借款合同》原件，由于梁超在其后也有多笔还款，故实际也就不足以排除该6份《借款合同》所涉借款实际已获清偿的情形。对此，邓丽娟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其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同时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根据邓丽娟的陈述，其在梁超与曾思敏离婚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梁超还款时，邓丽娟都是把离婚后的借款合同给梁超。根据邓丽娟提供的《借款合同》反映，所涉借款均为不定期借款合同，根据一般还款习惯，应优先偿还先借债务。邓丽娟前述要求优先偿还梁超与曾思敏离婚后债务的行为，实际上导致曾思敏在需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前提下，增加了曾思敏的责任，从而损害了曾思敏的合法权益。因此，梁超在离婚后补签《借款合同》确认尚欠婚前债务的行为应认定为其个人行为，不能当然对曾思敏产生法律效力。而且，从梁超与邓丽娟之间款项往来情况分析，从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5日梁超与曾思敏离婚前，邓丽娟向梁超共转款210万元，但至2016年1月，梁超向邓丽娟转款共计330万元，如按先借先还的原则，则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在梁超与曾思敏离婚前所借债务尚未完全清偿。综合前述分析，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邓丽娟关于曾思敏应对该6份《借款合同》所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邓丽娟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调查笔录及证人出庭作证内容，由于证人即被调查人并非借款合同当事人，且梁超对于证人所称当时归还了6份合同原件的事实不予确认，结合本院前述分析理由，本院认为调查笔录与证人证言的相关内容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对于2014年签订的2份《借款合同》，除前述关于应先清还旧债及款项往来的分析以外，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即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需以认定债务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为必要条件。本案中，梁超在离婚前及离婚后均多次向邓丽娟借款，其中在离婚前一天即2014年6月4日，梁超还向邓丽娟借款5万元，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梁超的前述借款系用于经营公司所用，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根据梁超与邓丽娟的离婚协议，梁超持有的公司股权归梁超所有，曾思敏取得房产，现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离婚协议签订当时，梁超与曾思敏即存在恶意转移财产予曾思敏并逃避债务的故意。因此，本院认为对该两笔合共15万元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确定曾思敏对该15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邓丽娟在二审期间提供照片及证人证言相关内容并不足以认定梁超、曾思敏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邓丽娟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曾思敏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审判决处理不当的部分，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62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驳回邓丽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5750元、财产保全费4370元，合共10120元（邓丽娟已预交），由邓丽娟负担1180元，由梁超负担8940元；本案二审受理费12400元，由邓丽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健南审判员  彭进海审判员  姜欣欣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