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212行初170号原告周亚忠，男，1968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系原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负责人。委托代理人王晓华、乐柯南，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225号。法定代表人石信康，局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谢华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胡铭心、李永超，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锡娟，女，195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委托代理人陈璐、ＸＸＸ，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亚忠不服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的鄞人工认[2015]467号认定工伤决定，于2016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0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亚忠的委托代理人王晓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谢华波及委托代理人李永超、第三人陈锡娟的委托代理人Ｘ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了鄞人工认[2015]457号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认定陈锡娟与原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简称原新兴编织厂）之间于1999年8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宁波二院职诊字〔2015〕第112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浙卫职鉴字（2016）03号职业病鉴定书证明陈锡娟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原新兴编织厂未提交证据证明陈锡娟在离开该厂后在其他单位工作，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陈锡娟所患职业病由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根据以上事实，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认定陈锡娟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为工伤。原告周亚忠起诉称，原告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对第三人实施了岗前、在岗、离岗职业病体检，体检结果无异常，原告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作为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义务，陈锡娟事后十多年检查出患病，与原告无关，不应该认定为工伤。我国关于职业病方面的第一部法律《职业病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才正式实施，在《职业病防治法》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根据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与原新兴编织厂在1999年8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原告分别于2002年7月25日、2003年3月28日、2003年12月16日，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对包含第三人在内的工人进行上岗前、岗中、离岗体检，上述体检均显示第三人无明显异常，说明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没有患职业病，当然就不应该认定为工伤。《职业病防治法》对用人单位的要求就是履行岗前、岗中、离岗体检义务，原告已经履行该义务，故第三人离岗以后再查出患病，与原告无关。如果即使经过了岗前、岗中、离岗体检，用人单位依然要承担职业病的责任的话，也就意味着只要在用人单位工作，只要存在职业病危害，进不进行体检，都是用人单位的责任。二、被告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所患职业病由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造成，对于原告主张第三人患病与原告无关的主张不予采信，此说法不成立。根据第三人在仲裁申请书及起诉状中的自述，其自1996年6月开始就进入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从事拔草和烘草工作，厂长为周亚忠（该说法与事实不符），1999年8月进入原新兴编织厂工作。当时的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系集体企业，一审法院也认定“陈锡娟自1999年8月起在宁波市鄞州高桥新兴工艺编织厂从事拔草、烘草工作，直至2003年12月”。显然第三人在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及原告处从事的工作完全相同，在先前的用人单位工作长达两年多时间，从工作时间及当时的加工工艺、工作环境来看，遭受的职业病危害更为严重，第三人自述的事实无须原告举证，被告认为原告未举证的说法不成立。故被告对于第三人已经陈述的事实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如果陈锡娟职业病成立，如果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体检结论不予认可，则已经查明的用人单位都应当作为工伤赔付的责任主体，宁波市高桥工艺制品联营二厂也应作为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责任，而非原新兴编织厂一家企业。三、被告认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在离开原告后在其他单位工作，对于原告主张第三人患病与原告无关的主张不予采信，此说法亦不成立。即使按照法院的判决，第三人早在2003年12月份就没有在原告处工作，与原告没有关系，那么从2004年到现在这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第三人是否到其他蔺草加工企业工作，或者说是否到其他还有类似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工作，作为原告来说都不得而知，即使陈锡娟去工作过，如果其隐瞒这些事实，作为原告来说也是无法得知的。原告没有任何权利和能力去调查了解第三人离开原新兴编织厂后的工作经历，现在反过来要求已经与第三人脱离关系十多年的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完全是强人所难，对原告来说也极不公平。原告履行了对陈锡娟进行岗前、岗中、离岗体检，第三人事后是否到有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工作，已经与原告无关，被告要求原告对此进行举证，没有法律依据。四、被告认为原告未提供第三人患病不符合工伤情形的证据材料，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后果，系被告对法律的片面解读。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认为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承担不认为是工伤的举证责任，原告认为被告对法律的理解过于片面或者一刀切。根据法律的本意，上述法律法规应当指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唯一、明确，用人单位就受伤本身事实无争议但不认为是工伤，才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双方就劳动关系本身就有争议，且第三人工作的用人单位根据既有的事实也并非一家，其离开原告处后是否还在其他单位工作均无法确认，一味牵强地将举证责任加在原告身上，不符合法律的本意。上述法律法规也明确授权被告可以根据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故认定原告举证不能，就应承担不利后果，亦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工伤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法律依据作为证据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6）第五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用以证明相关法律规定并未将一家用人单位作为职业病的承担责任主体，如果用人单位法人资格注销，患职业病劳动者可以申请政府补助。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辩称，一、被告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所患职业病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民初字第866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第三人与原告于1999年8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原告对此没有异议。第三人是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患职业病。宁波二院职诊字[2015]第112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浙卫职鉴字（2016）03号职业病鉴定书均证明第三人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且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原告虽提交了第三人的体检结论，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在离开原用人单位后有在其他有职业病危害单位工作的情形，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所患职业病由先前用人单位的职业危害造成。原告在规定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交第三人所患职业病不符合工伤情形的证据材料属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因此，被告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患职业病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告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鉴于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且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患职业病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的规定，认定第三人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为工伤于法有据。三、被告工伤认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在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的申请后，积极履行行政职责，立案受理；决定作出后，依法对双方进行了送达。综上，被告认定第三人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患职业病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1.原新兴编织厂工商登记资料、第三人身份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4）甬鄞民初字第866号民事判决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新兴编织厂与第三人于1999年8月至2003年12月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被告对周亚忠所作的调查笔录、被告对第三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各1份，体检汇总表5份，宁波二院职诊字[2015]第112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浙（甬）卫职鉴字（2014）-047号职业病鉴定书、浙卫职鉴字（2016）03号职业病鉴定书各1份，用以证明第三人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的事实；3.《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二款，用以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所适用的法律正确；4.《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的送达回证各1份，用以证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第三人陈锡娟陈述称，被告认定第三人工伤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如果经过岗前、岗中、离岗体检，用人单位即无需承担第三人患职业病责任，这显然于法无据。《职业病防治法》其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职工的身体健康，而并非以体检的方式来明确用人单位与员工是否存在工伤的责任。此外，尘肺病本身就具备5-20年的潜伏期。即使原告提供的离岗体检是真实的，也不能说明第三人的尘肺病不是在原告处工作时造成的工伤。第三人在2003年离开原告处之后都是在家务农，并未在其他单位工作。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和法律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作如下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1，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曾在1999年8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不能证明2003年12月份以后第三人的工作状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2，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认为第三人在被告处所作的调查笔录内容不真实，第三人2003年12月以后并没有在原告处工作；对三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鉴定书上写的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该认定来源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但判决书仅认定原告和第三人在1999年至2013年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不能说明第三人在2013年以后的工作状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被告作为法律依据提供的证据材料3，第三人无异议，原告认为，只有在劳动关系确定及唯一的情况下才能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对于2013年12月以后第三人的工作状态，不应由原告来承担该部分举证责任。本院对该组法律依据予以认定，对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4，原告与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提交的法律依据，被告和第三人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的异议成立，对原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第三人陈锡娟于1999年8月进入原新兴编织厂，从事拔草烘草工作，于2003年12月离职。2015年7月20日宁波市第二医院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第三人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原告对该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不服，向宁波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鉴定，宁波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1日出具浙（甬）卫职鉴字（2015）-047号职业病鉴定书，变更宁波市第二医院原诊断结论，鉴定结论为第三人无职业病尘肺病。第三人不服，向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鉴定，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6年4月14日出具浙卫职鉴字（2016）03号职业病鉴定书，变更宁波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鉴定结论为第三人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2015年8月18日，第三人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同日予以受理，因原新兴编织厂就涉案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向上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鉴定，被告中止工伤认定程序，后被告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于2016年7月15日作出鄞人工认[2015]467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第三人患职业病为工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新兴编织厂已于2015年1月23日注销工商登记，原负责人为原告周亚忠。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职业病诊断争议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组织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本案中，对于第三人的职业病诊断，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已作出最终的鉴定结论，即陈锡娟患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用人单位为原新兴编织厂。因此，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足以推翻浙江省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情况下，被告以此职业鉴定书作为依据，以原新兴编织厂作为用人单位，确认第三人患职业病为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于原告主张其已对第三人实施了岗前、岗中和离岗职业病体检，体检结果无异常，第三人在离开原告处十多年后查出患职业病，与原告无关，原告亦不应当承担第三人在离开原告处是否有到其他有类似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工作的举证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虽然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原新兴编织厂也对第三人进行了上述体检，但不能由此排除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患职业病的相应责任。本案中，第三人自述在离开原新兴编织厂后无其他工作经历，原告也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第三人在原新兴编织厂工作与其患职业病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依据鉴定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认定第三人职业性尘肺病（矽肺叁期）为工伤，并无不当。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亚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亚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放弃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寿 涛人民陪审员  王锡莉人民陪审员  王宝国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代书 记员  吴 丹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四）患职业病的；……第十九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业病诊断和诊断争议的鉴定，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依法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再进行调查核实。……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