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20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建章，男，196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浬科，四川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堂美，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简兴福，男，195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天府大道南段****号。法定代表人：简兴福。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承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建章因与被上诉人简兴福、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6）川0122民初2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建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余建章与简兴福于2004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川开公司、简兴福将简兴福持有的川开公司20万股权（占股本0.38610039%）变更至余建章名下。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简兴福、川开公司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判决认定证据错误、认定事实错误。1、原判决不应当对《声明书》载明的事实进行认定，原判决认定《声明书》系对《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后追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声明书》系川开公司提供，没有填写日期，余建章对《声明书》上的签名、捺印不认可，且《声明书》载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不应当采信，不能成为对伪造余建章签字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追认。2、原审判决认定2004年8月10日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认定错误。双流法院（2015）双民初字第2804号调解书、成都中院（2012）成民终字第4992号民事判决书分别认定2004年8月1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鉴定意见书》证实余建章在《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也印证《股东会决议》不具有真实性。3、余建章要求的是简兴福将川开公司20万元的股权变更至余建章名下，而非要求恢复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身份，余建章具有四川开关厂合法股东身份，是基于当时政策法规和章程享有的民事权益，股份虽然变更至简兴福名下，但《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余建章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为无效协议，简兴福应当返还股权。川开公司是经过改制，变更了企业名称和性质，其注册资本、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发生变化。（2012）成民终字第4992号民事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将股权变更至文多福名下，可见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错误，余建章未对股权转让进行追认，《声明书》没有形成时间，简兴福、川开公司也不清楚形成时间，《声明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无法成为余建章对股权转让的追认。本案应当依照《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由于《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余建章的意思表示应当为无效协议，川开公司应将简兴福持有的川开公司20万元股权变更至余建章名下。简兴福辩称，转让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余建章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川开公司辩称，1、双流法院的判决确认股权转让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正确，《股权转让协议》、《声明书》、《股东会决议》都指向同一内容，转让过程中不存在无效的情况。2、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4号批复，此类股权转让时隔多年，公司性质发生变化，现在已不具备被退还的可能性。3、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也有诉讼时效，自2004年股权转让发生后，余建章未主张过股东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声明书》没有鉴定问题，余建章不认可声明书，但未提出申请鉴定，因此《声明书》的效力应当认可。余建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建章与简兴福于2004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判决川开公司、简兴福将简兴福持有川开公司的20万元股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变更至余建章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简兴福、川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建章系原四川开关厂职工。川开公司原为成都市双流电控设备厂，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后经若干次更名为四川开关厂。在2000年10月28日的《四川开关厂股东名册》中载明余建章是该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东，持有普通股600股，岗位股1400股，合计2000股。余建章所持股份均为改制时企业存量资产量化而来，持股人并未实际投入出资。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依照公司章程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作出了《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载明：经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同意变更企业名称，由“四川开关厂”变更为“四川川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意变更企业性质，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变更股东，……同意余建章将在企业注册资本5180万元之中所占20万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的股份以货币形式按1:1的价格转让给简兴福……具体转让办法见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变更后，转让股权的股东退出股东会，组织机构由新股东会决定；同意委托本企业职工罗云先生代表本企业全体股东到成都市双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四川开关厂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宜。同时又据此形成了《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余建章，受让方简兴福；上述双方经充分协商，并按照四川开关厂2004年8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就甲方持有四川开关厂股份转让等事宜取得共识，并达成如下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现持有四川开关厂股份贰拾万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转让方将在四川开关厂所持有的股份按1:1的价格进行转让，转让金额为20万元。2004年8月，四川开关厂向成都市双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和转让方为余建章、受让方为简兴福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资料，依照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将余建章持有的四川开关厂股份20万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变更登记为简兴福持有，并将四川开关厂变更为“四川川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也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12月11日，“四川川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后，余建章出具《声明书》一份，载明：本人已于2004年8月10日将所持原四川开关厂200000股股份转让给简兴福，涉及股权转让的各种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本人已不再是四川开关厂的股东。四川开关厂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及损益与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余建章在《声明书》声明人处签名捺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成民终字第4992号《民事判决书》对以下事实予以确认：2000年4月，双流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双乡企（2000）130号《关于完善四川开关厂进行改制立项的批复》载明：同意四川开关厂完善企业改制，按文件要求进行清产核资，并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2000年5月，四川开关厂委托成都宏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四川开关厂资产进行评估，成都宏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宏评报字（2000）第2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评估结论载明：资产总额163371385.58元，负债总额124945967.16元，净资产38425418.42元。2000年9月，四川开关厂根据改制文件的规定与股东签订了《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协议》，协议载明：改为股份合作制后仍沿用原企业名称四川开关厂；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工厂共有股东167人；工厂注册资本为3842万元；股东以其量化的出资额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股东享有分红的权力，享有参加股东大会参与修改章程的权利，享有参加股东大会参与企业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的权利等。2000年10月，双流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双乡企（2000）131号《关于四川开关厂资产评估结果确认通知》及双乡企（2000）132号《关于完善四川开关厂产权界定确认的通知》载明：同意成都宏宇会计师事务所成宏评（2000）22号资产评估报告结果。四川开关厂所有者权益为3842.54万元，职工个人占有3806.04万元，占99.05%（附四川开关厂股东名册）。2000年10月18日，四川开关厂召开股东会第1次会议，股东会通过了以下内容：1、本厂设董事会，其成员由简兴福、张琼、李怀玉、袁会云、赵玲、王敏、简顺平、陶厚金、李俊组成，任期三年，连选连任；2、本厂设监事会，其成员由胡奎、罗晓琼、叶秀华、唐先华、李会春组成，任期3年，连选连任；3、四川开关厂章程是在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下制定的，由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通过。2000年12月，四川开关厂工商登记变更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5月，四川武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对“四川开关厂”变更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报告载明：四川开关厂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3842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增加至5180万元；截止2001年5月10日，四川开关厂增加注册资本1338万元，全部已由投资人简兴福交存至四川开关厂财务部。另，《四川开关厂章程》（2000年10月18日）第十二条规定“本厂股金总额为人民币3842万元，每100元为一股，共计384200股，全部为职工个人股。个人股又分为普通个人股和岗位股”；第十三条规定“普通个人股股东入股后不得退股，可依法继承，内部转让、馈赠、抵押，但须经本厂董事会同意，并办理相应股权变动手续，凡自动离职、除名、退休等，工厂量化股部分将视其情况由董事会决定是否部分或全部自动丧失，其现金入股部分由工厂回购处置”；第十四条规定“岗位股由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技术骨干人员持有，不享有完全所有权，只享有分红及表决等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第二十条规定“企业股东承担下列义务：（一）遵守本章程，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二）依其所认购出资额和出资方式按期缴纳股金；（三）法律、法规及本章程规定应承担的其他义务”；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设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第三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此外，四川开关厂改制时参照适用的农业部《关于推进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1992年12月24日）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股份按产权归属一般可设置为乡村股、企业股、个人股和外资股。企业股是指企业内部职工共同拥有所有权的股份，其来源是企业自身积累和国家减免税形成的资产。企业积累形成的股份，可以划出部分根据职工对企业的贡献情况量化到职工个人，不能继承和转让，只能参与分红。个人股是指企业职工和社会个人拥有所有权的股份，其来源是个人以资金、实物、技术等投入的资产。股东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企业所有权，决定企业一切重大问题。《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1994年3月31日）规定：对原企业存量资产，也可以不追踪溯源，而按一定的比例划归乡村股和企业职工个人股……个人股中的职工个人股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源于职工个人新投入的资金或其它资产，其相应形成的股份与社会个人股份性质相同；另一部分来源于经资产评估确定的原企业存量资产中的一定份额。对这一定份额的资产所有权及相应的股份，应当根据企业职工创业贡献多少、工龄长短、责任大小等因素具体量化到职工个人。对这种职工个人股份，只能分红，不能继承、馈赠和转让，持有者因个人原因离开企业即视为自动放弃股权。《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2001年10月24日）第三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第六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股东依照本条例和企业章程规定行使”；第十二条规定“设立股份合作制企业，必须依照本条例制定企业章程。企业章程对企业、全体职工均具有约束力”；第十九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股东会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一股一票’或‘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具体由企业章程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应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制定、修改章程，企业分立、合并、解散等重大事宜作出决议，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议定事项应当形成书面决议”；第二十七条规定“职工因调离、除名、辞退、退休、死亡等原因离开企业的，其股份按照企业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处理，涉及股权转让的应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备案或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在一审庭审中，余建章提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中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因此，余建章于2016年5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2004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中“余建章”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写进行鉴定，不再对《声明书》中签名及手印进行鉴定。其后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6年11月22日，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1、2004年8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余建章”签名字迹，与余建章书写的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2、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股东签名处的“余建章”签名字迹，与余建章书写的样本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余建章支付鉴定费4800元，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向余建章出具了鉴定费增值税发票。简兴福、川开公司质证称，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依据的比对材料不符合要求，故对其鉴定结论不予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余建章作为川开公司职员，川开公司应有余建章的签名资料，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结论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余建章虽对《声明书》中“余建章”签名和捺印不予认可，但却明确不对《声明书》中的签名和捺印进行鉴定。由于余建章未申请对《声明书》中“余建章”签名和捺印申请鉴定，又未对《声明书》中“余建章”签名和手印不是其本人书写和捺印提供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余建章出具的《声明书》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是在原四川开关厂进行企业改制过程中引起的股权转让纠纷。企业改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与一般的合作企业也不同，是采取了股份制一些做法的合作经济，是在改革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四川开关厂从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时的政策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余建章持有的原四川开关厂20万元股份并非是以职工个人新投入的资金或者实物、技术等其他投入的资产取得，而是改制时将企业历年积累经资产评估确定的原存量资产，根据企业职工贡献多少、工龄长短、责任大小等因素具体量化到职工个人而来，属于量化股。根据相关改制政策规定，量化股股东只享有分红权和表决权等除所有权以外的权利，并不享有完全意义上的股权，股东无权对所持量化股的所有权进行处分。根据相关改制政策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实行股东大会制度，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企业所有权，决定企业一切重大问题，股东会决议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任何人均不得擅自否定股东会决议。本案中，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一、同意变更企业名称，由“四川开关厂”变更为“四川川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二、同意变更企业性质，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三、同意变更股东，同意余建章在企业注册资本5180万元之中所占20万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的股份以货币形式按1:1的价格转让给简兴福。同时，2004年8月10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转让方余建章现持有四川开关厂股份贰拾万元，占总股本的0.38610039%；转让方余建章将在四川开关厂所持有的股份按1:1的价格进行转让，转让金额为20万元。之后，该企业据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虽均非余建章本人签字，而声明书明确载明了“本人已于2004年8月10日将所持原四川开关厂200000股股份转让给简兴福”，余建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声明书中签字行为应当视为对《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全部内容，包括其持有的量化股无偿转让给简兴福，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事宜的确认和事后追认，相应的法律责任与法律后果应由余建章承担，故《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依法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四川开关厂现已变更为四川川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也由原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权性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余建章只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四川开关厂时的量化股东，而原四川开关厂作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已不存在，余建章要求恢复其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资格已无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可能性，且根据企业改制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已将余建章持有的原四川开关厂的量化股份无偿转让给了简兴福，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故对余建章诉请要求确认余建章与简兴福于2004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及川开公司将简兴福持有的200000元股权（占总股本0.38610039%）变更至余建章名下，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充分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由于笔迹鉴定是因川开公司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系余建章本人书写，但余建章不认可系其本人书写，导致余建章申请鉴定，鉴定结论为《股权转让协议》、《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上“余建章”的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故产生的鉴定费用，应由川开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余建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建章负担。鉴定费4800元，由简兴福、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余建章提交了以下证据：未召开股东大会的说明、《司法鉴定书》、判决书，拟证明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简兴福质证认为，1、该份说明不具有真实性，针对的事实在一审之前就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当被采信。2、鉴定意见书是针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所进行的鉴定，不能达到余建章的证明目的。3、调解书、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综上，余建章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即使余建章未参加股东大会，不能证明股东大会没有召开，余建章通过《声明书》对股东大会决议予以了认可。川开公司质证认为，1、说明是2016年12月形成的，本案事实发生在本案起诉之前，不属于新证据，签字的股东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证人证言应当要求证人出庭。2、网页系复印件，无法核实。3、调解书、判决书是其他案件，与本案客观事实不同，不能作为本案的事实认定。4、鉴定意见书均为案外人的鉴定意见，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未召开股东大会的说明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且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调解书、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鉴定意见书均系对案外人笔迹的鉴定意见，不能达到余建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中，余建章对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依照公司章程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作出了《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同意委托本企业职工罗云先生代表本企业全体股东到成都市双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四川开关厂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宜”、“余建章在《声明书》声明人处签名捺印”提出异议，认为2004年8月10日四川开关厂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内容不具有真实性，余建章未在《声明书》声明人处签字确认。本院认为，余建章提供的证人证言、鉴定报告不足以证明《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且一审中余建章明确放弃对《声明书》其签名进行鉴定，应当对《声明书》声明人处余建章的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对余建章的上述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余建章、简兴福、川开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余建章与简兴福于2004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如何认定。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一）针对余建章认为案涉《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上并非其本人签名，《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虽余建章以非其本人签字为由主张《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已被生效判决所确认，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的内容能够与余建章出具的《声明书》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而针对余建章关于《声明书》应属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余建章出具的《声明书》已明确载明案涉股权转让行为相关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余建章本人已不再是四川开关厂的股东，虽然余建章认可《声明书》上签名系其本人签名，但一审中余建章放弃了对《声明书》声明人处“余建章”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应当认定《声明书》的真实性。因此，《四川开关厂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虽非余建章本人签字，但余建章出具《声明书》的行为，系余建章对案涉股权转让给简兴福的确认，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同时，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故余建章关于其与简兴福于2004年8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余建章关于要求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及要求川开公司、简兴福将简兴福持有的200000元股权变更至余建章名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建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余建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嫘审判员 胡 茜审判员 张 琦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