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06民初6592号原告：吴振辉，男，196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被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27号第七层。法定代表人：杜少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平、陈剑峰，公司职员。原告吴振辉与被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振辉及被告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春平、陈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振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信达公司因隐瞒、扣押吴振辉档案，赔偿吴振辉造成的损失576954元（2016年厦门市社平工资5061元/月×1994年11月至2004年4月共114个月）；2.信达公司15天内将吴振辉档案及国有企业员工的全部劳动关系转至吴振辉现工作单位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档案、职工介绍信、职工养老手册等材料）。事实和理由：吴振辉系32539部队退役转业的军人，1983年退役后，被政府安排为国有企业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厦门信德储运公司）的固定正式员工。吴振辉在工作期间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信达公司却未履行其责任与义务，未向吴振辉支付劳动报酬，也未给吴振辉缴纳社保及相关福利，还隐瞒、扣押吴振辉档案，从未以文函告知吴振辉解除劳动关系。1994年11月10日，信达公司将吴振辉档案移交劳动服务公司，后劳动服务公司于1996年2月9日因无招工表将档案退回信达公司处。多年来，吴振辉一直在寻找档案，后通过劳动仲裁才知此事。2004-2005年，吴振辉到新的工作单位上班，信达公司隐瞒、扣押档案不予转出，吴振辉2004、2005年才找信达公司要档案，此前从未找信达公司要档案或要求转档。2012年，吴振辉通过吴琅（信达公司领导）查询档案，吴琅查证后口头告知档案在信达公司处。2012年6月，吴振辉上访厦门工会，确认档案及双方劳动关系未果。2016年4月24日，吴振辉通过信访局查询其档案及劳动关系；2016年5月3日信达公司纪检书记回复需进一步核实；2016年5月5月，吴振辉继续上访要求信达公司查证其档案；2016年5月13日，信达公司的人事何春平个人签字确认了吴振辉的档案在信达公司处；2016年5月30日，吴振辉到信达公司要求确认档案并加盖公章，信达公司不予盖章但同意牌照取证。吴振辉认为，信达公司在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违法操作，隐瞒、扣押吴振辉档案至今，造成吴振辉无法正常领到1994年11月至2004年4月的劳动报酬，无法按规定缴交社医保，无法享受固定员工待遇、工龄无法延续60岁以后办理退休无法变更待遇等，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信达公司辩称，一、吴振辉主张信达公司隐瞒、扣押其档案并不属实。1.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向信达公司发出档案转递通知，信达公司于1994年11月将档案转出，信达公司已积极地、及时的、终局性地履行了档案移交义务，在吴振辉调动工作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新的工作单位，并未违反《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2.1996年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以“不调、退回”为由退回吴振辉档案，信达公司系不得已被动接受档案，与主观意志无关，不存在吴振辉主张的“隐瞒扣押原告档案，来制裁职工的行为”。3.信达公司通过已退休职工吴琅以及现职职工何春平多次告知吴振辉档案存放于信达公司，从未有隐瞒、扣押档案的行为，亦未有隐瞒的意图。4.根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第六条“职工失踪、逃亡、合理流动或出国不归者，其档案由原所在单位保管，也可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代为保管。”吴振辉与信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下落不明，联系方式变更未能告知信达公司，故信达公司在收到退回的吴振辉档案后无法转交，信达公司对此并无过错，且被迫、无偿地替吴振辉保存档案多年，信达公司保管档案既是不得已，也是在履行《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规定》的义务，并非隐瞒、扣押档案。二、吴振辉主张扣押档案给其造成伤害没有依据。根据第一条答辩，信达公司从未隐瞒、扣押吴振辉档案，而是在积极、妥善、终局地履行档案转交义务后，被迫的接受了退回的档案，信达公司的行为没有给吴振辉造成伤害。信达公司因吴振辉联系方式不明而无法联系吴振辉，在可以同吴振辉获得联系后不迟延的立即通过吴琅、何春平告知吴振辉档案存于信达公司处，但吴振辉却迟迟未来领取档案，如有因此产生的损害，吴振辉因对自己知情不取造成的扩大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与信达公司无关。原告主张损害构成中“吴振辉无法正常领取1994年1月至2004年4月的劳动报酬”，但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3年10月13日合法解除，吴振辉不能从其他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与信达公司无关，与档案存放无关。吴振辉主张其“无法按规定缴交医保、社保；无法享受固定员工待遇、工龄无法延续60岁以后办理退休无法变更待遇”与被告无关，与档案存放无关。四、同意将吴振辉的档案调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吴振辉于1980年1月1日应征入伍，于1983年1月1日退役。1984年9月10日，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文件（厦特管[1984]564号），决定成立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1988年2月12日，厦门经济特区国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划归为其旗下子公司。1989年7月14日，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经批准更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1991年7月8日，厦门经济特区国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1992年10月28日，厦门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以包括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在内的下属六家公司组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信达公司）。1992年11月5日，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组建信达公司并申请开业登记，后信达公司实际于1996年11月28日成立。1999年8月30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厦门信德储运有限公司。1993年8月25日，厦门市红十字会向吴振辉颁发《会员证》，该证载明吴振辉工作单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交纳会费期间为1993年至2003年。1993年10月12日，吴振辉向厦门信德储运公司递交一份《调出申请》，载明：“本人因工作需要，申请调出工作”，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于次日盖章同意。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了1989年1月至1994年10月期间的职工养老保险。1994年11月10日，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将吴振辉的档案转出。1994年11月12日，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向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发函，表示因外资企业聘用需要，经研究同意商调吴振辉到幸一刺绣有限公司，请通知吴振辉于11月19日持相关材料到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报到。1996年2月9日，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出具《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将吴振辉档案退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该通知单“何时决定调往何部任何职”一栏载明“不调退回”，“多余材料”一栏则备注“档案中无招工登记表”。2016年4月24日、5月5日，吴振辉通过信访要求确认其档案是否在信达公司处；信达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回复确认吴振辉档案在其处。厦门象屿太平综合物流有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了2004年5月至2004年10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厦门特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了2005年8月至2006年4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吴振辉还曾于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8年7月31日止，吴振辉从事拖车司机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该劳动合同尚在履行中。2016年5月17日，吴振辉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确认其与信达公司于1979年12月至2016年5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信达公司补缴1979年12月至2005年8月份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016年7月7日，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劳仲案[2016]103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吴振辉的全部仲裁请求。吴振辉不服该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另案诉讼。2016年8月5日，吴振辉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本案所涉仲裁申请，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日作出厦劳仲案不字[2016]0092号《不予受理仲裁申请决定书》，以吴振辉的仲裁申请不属劳动争议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吴振辉不服该决定，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吴振辉主张，其1983年1月退伍后入职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1988年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更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厦门信德储运公司由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管理，为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的子公司；1993年厦门信德储运公司要求吴振辉书写调出申请，调至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开值班车（申请前吴振辉实际已在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工作了8个月至1年左右），该调动属于内部调动，劳动关系没有调动，之后吴振辉又从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调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工作至2004年4月（具体在调度室接电话等，系不定时工作制，公司有事就通知吴振辉去做）；1994年10月起信达公司就未发放吴振辉工资至2004年4月，2003、2004年厦门信德储运公司重组改制为厦门信源房地产公司（信达公司的子公司），吴振辉就到象屿保税区工作，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红十字会会费至2004年；2005年，吴振辉要求信达公司将档案等手续转出，但信达公司却口头告知档案不在其处；信达公司1994年11月10号就先调出吴振辉的档案，但1994年11月12日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才发函要求信达公司办理相关手续，信达公司该调出档案行为违法。信达公司主张，厦门信德储运公司的前身是1984年由特区管理局组建的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1988年特区管理局撤销，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划到厦门经济特区国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管理，并于1989年更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1991年7月，厦门经济特区国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系信达公司的母公司，因1988年前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与信达公司无关，故信达公司不清楚吴振辉何时进入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上班；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已于1994年发出《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将吴振辉档案转至该公司，后于1996年2月9日对吴振辉档案“不调退回”退回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系被动接受，对为何退回不清楚，其员工在1996年2月收到档案退回后发现没有招工登记表才备注写上“无招工登记表”，这并非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退回档案的原因；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系信达公司的母公司，也是厦门信德储运公司的母公司，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已经注销，其权利义务应由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概括承担，信达公司不是本案吴振辉主张权利的主体，信达公司只负责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的档案管理，所以吴振辉档案材料才会在信达公司处，信达公司与吴振辉不存在劳动关系，吴振辉与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3年10月13日解除；社保缴费情况显示的1989年1月至1994年10月期间为缴费年限，但根据当时情况企业无需实际为员工缴费；1994年10月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劳动服务公司才向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发出转出通知，期间新单位没有到信息-信达总公司调档，故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在1994年10月才将吴振辉档案调出。庭审中，吴振辉还申请证人蔡某出庭作证，蔡某述称：吴振辉1985年就与其一同在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一起工作，1988年厦门经济特区储运公司更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其与吴振辉一起聘至厦门信德储运公司；1992年，吴振辉调至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担任司机，但蔡某仍在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工作，2001年厦门信德储运公司被撤销，蔡某被分配到厦门信源物业公司工作至退休；吴振辉调至信息-信达总公司后没有再未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工作，蔡某不清楚其调至总公司后的具体工作情况。吴振辉认为，当时蔡某仅是汽车修理工，无法证明其之后是否有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上班，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红十字会会费至2004年的事实可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04年。信达公司认为，蔡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吴振辉1992年调至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工作后就再未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处工作。本院认为，一、本案中，信达公司系由包括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在内的六家公司组建而成，故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于1999年8月30日注销后，其相关债权债务依法应由信达公司承继，信达公司系本案适格被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吴振辉的档案1994年11月10日被转出、1996年2月9日被退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后至今存放在信达公司处，但吴振辉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厦门信德储运公司或信达公司持有其档案期间存在故意隐瞒、扣押等情形，且其关于2004、2005年即找信达公司要档案、信达公司不予转出的主张亦于其自述之后不断查询档案所在等情况相悖；同时，吴振辉亦未举证证明其因档案存放在厦门信德储运公司或信达公司处无法正常领到1994年11月至2004年4月的劳动报酬、无法按规定缴交社医保、无法享受固定员工待遇等，其直接按2016年厦门市社平工资5061元的标准、1994年11月至2004年4月共114个月的期间计算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因此，现吴振辉要求信达公司赔偿其因隐瞒、扣押档案造成的损失57695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虽然吴振辉于1993年10月12日向厦门信德储运公司递交了《调出申请》，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亦于次日盖章同意，但吴振辉在《调出申请》中仅表示因工作需要调出工作，未明确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现信达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吴振辉、厦门信德储运公司的劳动关系实际于1993年10月13日解除，故根据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为吴振辉缴纳社保费用至1994年10月及后续档案转移等情况，再结合吴振辉的自述及蔡某的证人证言，本院认定吴振辉1993年10月13日并未实际与厦门信德储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吴振辉主张其之后已从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调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工作至2004年4月，期间在调度室接电话等、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公司有事才通知去做，其自1994年10月起就未收到工资至2004年4月、证人蔡某不清楚其工作情况，但其上述主张明显有悖常理，且其提交的厦门市红十字会《会员证》仅能体现1993年8月25日发证时吴振辉工作单位为厦门信德储运公司，无法体现后续会费的实际缴交单位及人员，故根据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实际为吴振辉缴纳社保费用至1994年10月、1999年8月30日被核准注销，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1994年11月10日已将吴振辉的档案转出，证人蔡某表示吴振辉1992年调至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工作后就再未回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处工作等情况，本院对吴振辉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吴振辉与厦门信德储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实际已于1994年11月10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因此，因厦门信德储运公司已于1999年8月30日注销，其相关债权债务依法已由信达公司承继，且吴振辉的相关档案至今仍存放在信达公司处，故信达公司依法应为吴振辉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为原告吴振辉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二、驳回原告吴振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被告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田 炜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代书 记员 张艳虹附页：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用人单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办结工作交接时支付。用人单位对已经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的文本，至少保存二年备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本案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