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10民终132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康珍，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微，女，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系上诉人郑康珍之妻，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雪萍，女，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文，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大道。法定代表人：郑康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康珍因与被上诉人戴雪萍及原审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康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微、覃世方，被上诉人戴雪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文，原审被告中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康珍上诉请求：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戴雪萍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戴雪萍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中诚公司四名股东林超华、王贤锦、金远、郑金寿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采信被上诉人戴雪萍提交的四份《同意股东书》，认定中诚公司一半以上股东同意被上诉人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属于证据采信不当，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郑康珍与被上诉人戴雪萍2015年5月14日签订的《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际华城项目郑康珍、戴雪萍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对戴雪萍要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约定了条件，即戴雪萍应将郑康珍垫付的借款汇入公司，并确认后方可签字。戴雪萍持股比例部分应当向中诚公司提供的借款是由郑康珍垫付的，在戴雪萍未将该部分资金汇入中诚公司前，其要求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不符合戴雪萍与股份代持人郑康珍之间所达成的代持股份单独显名的条件。戴雪萍辩称，《同意股东书》是中诚公司四名实名股东林超华、王贤锦、金远、郑金寿就是否同意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实名股东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意见，系书证，一审法院无需通知四人出庭作证；中诚公司2012年11月3日会议纪要虽然要求股东继续向公司提供投资款，但同时规定，股东不能提供投资款由公司统一向外借款，并非是按上诉人所称向公司内部股东借款的方式实施，戴雪萍因不是中诚公司显名股东未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因此形成的决议对戴雪萍也没有约束力；郑康珍主张截止2014年9月，中诚公司共计欠股东借款3200万元，对此，郑康珍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其关于中诚公司欠其个人借款566万元的主张也未能提供借款交付的凭证；郑康珍与被上诉人戴雪萍2015年5月14日签订的《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际华城项目郑康珍、戴雪萍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并未约定戴雪萍应将郑康珍垫付的借款本息汇于公司，郑康珍也不能提供为戴雪萍垫付了借款的证据。综上，郑康珍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诚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郑康珍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戴雪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戴雪萍为中诚公司的股东，享有5%的股权，即人民币1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依法将戴雪萍记载于中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文件上；中诚公司、郑康珍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戴雪萍与案外人王志南于1988年12月15日经婚姻登记部门登记结婚，二人系夫妻关系。2010年1月8日，戴雪萍、王志南与第三人郑康珍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被告中诚公司的国际华城地产开发项目，由郑康珍出资676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52%，王志南、戴雪萍出资65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5%；除融资、扩股、变更、变卖等重大事项需通知并征求王志南、戴雪萍意见外，其他公司运作事宜均由郑康珍处理；双方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后期需继续投资时，双方按比例共同出资。戴雪萍于2009年10月至12月分6次向郑康珍的银行账户转账交付了出资款650万元。2012年11月3日，中诚公司召开第四次股东会，决定公司的后续出资，有中诚公司、郑康珍均提交的证据《会议纪要》为证。该《会议纪要》是中诚公司股东对后续出资的决议，因戴雪萍不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的股东，公司的该决议不能对抗戴雪萍。2014年5月9日，戴雪萍与郑康珍签订《补充协议》，载明郑康珍此时名下的股份占中诚公司总投资额的25%，其中有5%的股份为戴雪萍所有；郑康珍同意戴雪萍5%的股份在财务上独立核算。该事实有戴雪萍、郑康珍均提交的证据《补充协议》可以证明，但中诚公司、郑康珍质证称戴雪萍提交的《补充协议》与原件不符。戴雪萍、郑康珍提交的两份《补充协议》均为戴雪萍与郑康珍本人签名，协议内容为二人真实意思表示，戴雪萍的《补充协议》上其他三名股东的签名及中诚公司公章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中诚公司向郑康珍出具的2015年3月15日金额566万元的收据，载明中诚公司向郑康珍借款。但仅凭该收据无法认定中诚公司已收到收据上所载的566万元，该证据证明力不足。2015年5月14日，戴雪萍与郑康珍签订《协议书》，载明经双方结算，郑康珍应向戴雪萍支付213513元；约定了戴雪萍在郑康珍名下的5%股权的转出条件。2016年6月18日，中诚公司四名股东林超华、王贤锦、金远、郑金寿分别出具《同意股东书》，与证据《中诚公司章程》相互印证，证明中诚公司共六名股东，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将戴雪萍作为公司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戴雪萍提交的《同意股东书》为书证，郑康珍及中诚公司关于《同意股东书》上签字的股东作为证人没有出庭的质证意见应不予采信。同时，证据《中诚公司章程》证明戴雪萍不是记载于公司章程的股东，但戴雪萍提交的证据《合作协议》和付款明细可证明戴雪萍是实际出资人。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争议焦点为：1.王志南是否应作为原告参加诉讼；2.讼争纠纷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还是股权转让纠纷；3.戴雪萍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显名是否符合条件。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王志南在合作协议上签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但王志南与原告戴雪萍系夫妻关系，郑康珍名下占中诚公司5%的股权为二人共同共有，王志南已明确表示将5%的股权全部归于戴雪萍名下，由戴雪萍向中诚公司、郑康珍主张权利。故王志南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戴雪萍在中诚公司成立前，通过银行转账向公司发起人郑康珍交付了650万元作为出资，双方协议约定由戴雪萍享有郑康珍名下中诚公司5%的股权收益。戴雪萍以郑康珍的名义认缴了中诚公司5%的股权出资，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文件中没有记载，戴雪萍是中诚公司的隐名出资人。戴雪萍与郑康珍签订的合作协议不属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双方没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本案不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戴雪萍与中诚公司、郑康珍之间的纠纷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戴雪萍与郑康珍订立合同，约定由戴雪萍部分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仅郑康珍作为中诚公司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戴雪萍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是中诚公司的隐名股东。现戴雪萍要求将其记载于中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诉求得到了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且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一、原告戴雪萍为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公司5%的股权；二、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原告戴雪萍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戴雪萍要求确认其为中诚公司股东，将其由郑康珍代持的中诚公司5%的股权记载于中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求是否得到中诚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的争议事实问题。本院二审查明：截止本案诉讼发生时止，中诚公司记载于公司章程，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有：郑康珍、林超华、胡永进、王贤锦、金远、郑金寿，持股比例分别为：25%、22%、18%、15%、10%、10%。二审庭审中，中诚公司股东林超华、王贤锦、金远、郑金寿均分别出庭作证，四人明确表示同意将戴雪萍由郑康珍代持的中诚公司5%的股权记载于中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述同意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的股东人数已超过中诚公司股东人数的半数，同意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的股东的持股比例亦超过50%。二、关于郑康珍与戴雪萍就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是否另行约定了条件的争议事实。本院二审查明：2012年11月3日，由中诚公司当时工商登记在册的五名股东郑康珍、胡永进、郑金寿、金远、王贤锦共同签署一份《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载明：1、会议通过于2012年11月15日前公司凑足1亿元（共10股），于2012年12月15日前再投入2千万，共计1.2亿元（月息2分1厘），于每月15日准时计算利息；2、若股东不能按照会议规定将投资款汇入公司账户，公司统一向外部借款（月息按实际借款利息结算，最高月息不超过5分），所超出部分利息在所属每股股东本金内扣除。2015年5月14日，郑康珍与戴雪萍签订了一份《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际华城项目郑康珍、戴雪萍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以下简称《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其中第四条中约定：“戴雪萍国际华城在郑康珍名下的5%的股权如要求转出，在公司章程中自立股权，戴雪萍比例部分的借款必须先打入公司，并确认后方可签字。”上述事实，有郑康珍一审提交《会议纪要》和《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予以证实。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证明，2012年11月3日，中诚公司登记的全体股东确实开会形成了要求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向公司提供借款的股东会决议，郑康珍其后也确实与戴雪萍达成了戴雪萍需将自己股份比例应当向公司提供的借款汇入公司后，其由郑康珍代持的5%股权才能在公司章程中显名的约定。至于戴雪萍二审中辩称的《会议纪要》是由公司显名股东签署的，其作为隐名股东未签名，《会议纪要》对其没有约束力，以及《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中所称戴雪萍比例部分的借款是指该协议签订后中诚公司可能发生的向股东的借款等抗辩理由则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第四条中“戴雪萍国际华城在郑康珍名下的5%的股权如要求转出，在公司章程中自立股权，戴雪萍比例部分的借款必须先打入公司，并确认后方可签字”的文意理解，并不能得出该文中所指的借款仅是指协议签订后可能发生的借款，只能得出是在戴雪萍要求显名时，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借款；其次，《店面分配及其他事项协议书》关于戴雪萍显名条件的约定，也证明戴雪萍对《会议纪要》载明股东按照股份比例向公司提供借款的决议是认可的。三、关于郑康珍与戴雪萍约定的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的条件是否成就的争议事实。本院二审查明，郑康珍就其主张的中诚公司向其借款566万元的事实，在一审提供了有中诚公司出纳廖斌武签名的借款收据，在二审第一次庭审中又提交了向廖斌武账户相应数额转款的凭证，虽然戴雪萍在二审第二次庭审中提交了廖斌武的书面说明和相关转款凭证，以反驳郑康珍提供的转款凭证载明的款项并非是向中诚公司提供借款，而是向廖斌武偿还借款，但廖斌武并未出庭作证，其在书面说明中亦未否认有其签名的566万元借款收据的真实性。同时郑康珍第二次庭审中还提交其向廖斌武账户转款4172万元的凭证，并解释称，其向中诚公司提供的借款远非566万元，566万元借款收据载明的金额只是公司尚欠郑康珍的借款余额。综合当事人以上举证质证情况，本案中，对郑康珍关于中诚公司下欠其借款余额566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定。另，本院二审庭审中，郑康珍和戴雪萍均分别申请了中诚公司的几名股东出庭作证，相关股东在作证时，均承认中诚公司目前仍然还欠自己的借款，从一百多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虽然未能陈述准确数额，但相关陈述可以印证郑康珍关于中诚公司仍欠股东借款余额3200万元的事实主张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虽然部分股东作证时还证明，由于股东各自的经济能力原因，在后期向公司提供借款时未能完全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提供。本院认为，这一陈述只能证明部分股东存在违反公司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中诚公司就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的事宜形成过新的股东会决议，股东可以不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借款。戴雪萍向中诚公司提供的借款为10万元，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按照戴雪萍5%的持股比例，其显然未能按照持股比例向中诚公司提供借款。基于上述查明的事实，本院认定郑康珍与戴雪萍约定的戴雪萍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的条件未能成就。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本案中，戴雪萍就其在中诚公司5%股份在公司章程中单独显名与该股份代持人郑康珍之间是约定了条件的，且该约定条件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戴雪萍要求其股份显名的相关诉求是否支持，除了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审查戴雪萍股份显名诉求是否满足取得中诚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法定条件外，还应当审查戴雪萍与股份代持人之间约定的代持股份在公司单独显名的条件是否成就。本院二审查明，戴雪萍要求股份单独显名的相关诉求虽然取得了中诚公司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但并未能满足其与股份代持人郑康珍之间所达成的按股份比例将应当向中诚公司提供的借款汇入公司的股份显名条件，故戴雪萍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支持，郑康珍的上诉请求依法则应当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1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戴雪萍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及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被上诉人戴雪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坚松审判员  王同军审判员  曾凡玉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