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1民终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希富，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邦根、雷王薇，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松妫，女，197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庆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世敏，浙江丽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希富因与被上诉人叶松妫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庆元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6民初7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希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邦根、被上诉人叶松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世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希富上诉请求：撤销庆元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6民初7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将自己与案外三人合伙经营毛竹林的股份中的20%，转让给被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单独加入合伙，被上诉人受让股份实际属于隐名股东性质。其次，其他合伙人对该股份转让并未反对，且共同签订了《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以下简称《低改协议》），可证被上诉人受让股份后已实际参与合伙经营活动。第三，即使在被上诉人起诉前部分合伙人持反对意见，但在诉讼期间已向原审法院明确表示同意，故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其转让行为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转让行为无效，但原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违反了法律逻辑关系。二、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依照协议约定已实际转让了合伙股份，被上诉人受让后也依法享有该股份权益，并无原审判决认定的“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事实，本案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叶松妫辩称：《低改协议》系被上诉人丈夫与上诉人、全尚龙和叶春华签订，沈从云、潘永明的签字系在一审开庭前签字。被上诉人受让股份后，一直遭到沈从云、潘永明的反对，未能有效行使合伙人权利，且通过多方了解，合伙毛竹林收益均被其他合伙人私占，以上事实都可以一审提供的录音资料为证。上诉人将合伙份额转让给被上诉人，未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规定》合伙无效。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依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松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原、被告对江西省资溪县毛竹林山场的合伙股份转让行为无效，解除双方签订的《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二、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520038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8日，被告与潘永明、沈从云、全尚龙签订《合股经营毛竹林协议》一份，约定四人合伙在江西省资溪县经营毛竹林山场，被告占40%的股份，潘永明、沈从云、全尚龙各占20%股份，对增加合伙人未作约定。2014年1月8日，被告将其的40%股份转让一半给原告，双方签订《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约定转让款为4000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口头约定转让款400000元按月息一分五厘计算利息。原告分别于2014年1月9日、1月13日将400000元转让款和利息50700元支付给被告。后原告又陆续投入费用69338元。原告总计投入的合伙费用为520038元。2015年10月1日，原告丈夫叶春华与被告、全尚龙（合伙人之一）签订《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该项目选取部分毛竹林进行，约定合伙人潘永明、沈从云不参与该项目经营，由原告夫妻与被告、全尚龙自负盈亏，协议另注明被告将其股份转让一半给原告。该协议一式三份，但潘永明、沈从云仅在被告吴希富那份签字表示同意，被告以此作为证据证明潘永明、沈从云同意其转让股份。2016年4月27日，原告对沈从云的电话录音中，沈从云称“同意不来。很明确讲，你如果参加进来经营，以后钱怎么分？我们又没关系，合同又没签有……没有一个人跟我商量，我怎么承认。”2016年5月18日，原告对潘永明的电话录音中，潘永明称“他的转了，是他自己的事情……当时我的拿出来转，他们也不肯。我也同样，他的拿来转，我也不同意”。2016年6月24日潘永明在电话录音中称“签字签了……你自己要这样搞，把我拿上去，他要做我着（意为‘怪我’），他叫我要同意。”2016年6月25日原告与沈从云的电话录音中，原告问：“他叫你签字是他自己和你讲还是叫朋友和你讲？”沈从云回答：“叫朋友和我讲，说是钱分些给我，我很明确告诉他不签。”2016年6月28日沈从云在电话录音中称“利炳（音译）昨天意思是说，希富跟你是亲戚，他说，你就帮下希富就是了……他昨天对利炳这么说，如果我不出来帮他，他是保证输的。”本院于2016年8月3日、8月22日对沈从云、潘永明分别做了询问笔录。沈从云、潘永明在笔录中均表示其一直同意被告转让股份给原告，只是未签有书面协议，并承认电话录音是其所说。沈从云对电话录音的解释是“跟吴希富有矛盾，吴希富欠我钱没还，生气才这样说”。潘永明解释称由于原告叶松妫叫很多朋友让其帮忙，其不想参与原、被告之间的纠纷，“说火起来才说不同意”。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原告加入合伙是否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的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被告吴希富与潘永明、沈从云、全尚龙对增加合伙人未作约定，故原告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从2016年4月27日对沈从云、2016年5月18日对潘永明的电话录音可知，沈从云、潘永明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入伙，在该院于2016年8月3日、8月22日所作询问笔录中沈从云、潘永明承认录音真实性，但解释称“跟吴希富有矛盾”、“说火起来才说不同意”，并表示其一直同意被告吴希富转让股份给原告，与其录音内容自相矛盾。被告提交的证据《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中沈从云、潘永明签字表示同意原告入伙，但该协议一式三份，沈从云、潘永明仅在一份上签字不合常理。结合潘永明在2016年6月24日的录音内容“签字签了……你自己要这样搞，把我拿上去，他要做我着（意为‘怪我’），他叫我要同意”，沈从云在6月25日的录音内容“叫朋友和我讲，说是钱分些给我，我很明确告诉他不签”，6月28日的录音内容“他昨天对利炳这么说，如果我不出来帮他，他是保证输的”，该三份录音能解释沈从云、潘永明在《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上的签字及说法前后矛盾的原因。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沈从云、潘永明在原告起诉前并不同意原告入伙，在原告起诉后才予以同意。但原告在其他合伙人沈从云、潘永明表示同意其入伙即入伙未生效前，便以起诉的形式要求确认入伙无效，沈从云、潘永明之后再表示同意亦不能发生效力。且沈从云、潘永明在被告转让股份两年后仍不同意原告入伙，如允许沈从云、潘永明现在的同意能发生使原告入伙的效力，基于个人合伙的人合性特征，在互相缺乏信任后，原告即使入伙亦无法真正参与经营，对原告实不公平。现原告仍坚持请求确认原、被告间股份转让行为无效，故对原告该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52003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被告签订的《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为合同之一种，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现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予解除。经开庭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应将案由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变更为合伙协议纠纷为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希富将其在江西省资溪县毛竹林山场个人合伙中的40%股份转让一半给原告叶松妫的行为无效；二、解除原告叶松妫与被告吴希富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三、被告吴希富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叶松妫人民币520038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计4500元，由被告吴希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上诉人与资溪县高阜镇25户农户签订的《山林转让合同》，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合同系上诉人与案外人所签，与本案并无关联，不予采信；证据二全尚龙合伙账目结算单非本案当事人出具、该证据上无合伙成员和被上诉人签字，且无法提交证据原件，故对该证据也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两份，系与案外人之间的电话录音，无法确认被录音者身份的真实性，故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亦不予采信。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认定：2015年10月1日的《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叶松妫签字系其丈夫叶春华所签，在二审庭审中确认系以家庭名义参与到该低改项目中。在签订该协议后，被上诉人于2015年10月10日汇款给全尚龙20000元，2015年11月1日汇款给案外人罗枫青60**元用于购买药水，2015年11月15日汇款给全尚龙20000元，2016年2月5日汇款给案外人吴海平6658元以支付吴海平等四人工钱。本院认为，上诉人吴希富与被上诉人叶松妫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吴希富所转让的股份系其与案外人全尚龙、潘永明、沈从云共同承包经营江西省资溪县某山场毛竹林的合伙股份。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受让案涉合伙份额属于隐名股东性质，入伙无需其他合伙人同意，该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合伙人潘永明、沈从云在《低改协议》上的签名系在本案涉诉后，且仅在上诉人持有的《低改协议》上签字（另外两份在被上诉人和合伙人之一全尚龙处），结合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与沈从云、潘永明的通话录音，可证在诉讼发生前被上诉人尚未得到其他合伙人的入伙认可，截止至今对于是否同意被上诉人加入该合伙体，各合伙人仍存在争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也因案涉纠纷无法自行和解而诉至法院，故一审法院认为基于个人合伙的人合性特征和法律规定，认定《转让协议》因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应予解除，上诉人应返还收取的转让款项并无不当。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主文第一项判定“被告吴希富将其在江西省资溪县毛竹林山场个人合伙中的40%股份转让一半给原告叶松妫的行为无效”，与一审判决在理由阐析部分认为案涉《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观点存在逻辑错误，且根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有关生产经营细节由各合股人根据……各合股人应齐心协力做好毛竹林经营生产工作”，双方签订该协议的目的除转让合伙份额外，还有被上诉人加入合伙体共同进行经营管理的意思表示，本案因被上诉人无法实现入伙目的而解除案涉协议，而非该协议及据此协议作出的转让行为无效，故本院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予以撤销。同时，一审判决认定的应返还数额中，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全尚龙三方2015年10月1日签订的《合伙经营毛竹林低改的协议》为时间节点，被上诉人自认之后所汇付的款项为合伙参与低改项目的投入款，而非合伙份额转让款，从款项交付时间和支付对象来看被上诉人也已实际参与该低改项目的经营。同时，低改项目能否独立核算、合伙人沈从云、潘永明对该项目是否存在权利义务等均未查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将不同性质的款项一并予以返还属于认定不当，本院对此依法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就签订《低改项目》后投入的款项52658元，可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吴希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庆元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6民初7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解除原告叶松妫与被告吴希富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关于经营毛竹林股份转让的协议》”；二、撤销庆元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6民初7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吴希富将其在江西省资溪县毛竹林山场个人合伙中的40%股份转让一半给原告叶松妫的行为无效”；三、变更庆元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6民初7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吴希富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叶松妫人民币520038元”为吴希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回叶松妫人民币467380元；四、驳回叶松妫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减半收取4500元，由叶松妫负担500元，吴希富负担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吴希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汤丽军审 判 员  孙雅和代理审判员  翁王婷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刘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