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1004民初736号原告：李泽忠，男，196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宁安市。被告：袁本胜，男，1962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爱民区。被告：袁本成，男，195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东安区。被告：刘军（系袁本成妻子），女，1958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东安区。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柏林，牡丹江市铁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泽忠与被告袁本胜、袁本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宁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立案后，被告袁本成、袁本胜于2014年4月26日向宁安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宁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将本案移送至本院审理。2014年11月14日，原告申请追加刘军为本案被告。本院于2015年11月28日作出（2014）爱商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李泽忠不服该判决，向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5日作出（2016）黑10民终19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8日、8月23日、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泽忠、被告袁本胜、袁本成、刘军及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柏林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泽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三被告立即给付蔬菜款99868元；2.要求三被告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71904元（自2007年8月1日起按月利率0.75%计算至2015年8月1日共计96个月，每月违约金为749元）；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7年7月至8月，三被告多次在原告处赊购蔬菜，现欠原告蔬菜款共计99868元，原告李泽忠数次向三被告索要蔬菜款均未给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袁本成、袁本胜、刘军辩称：1.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宁安市人民法院违反程序办案。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2014）爱商初字第183号案件上诉到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由一名法官，主持两次开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案。没有对相关证据予以核对，以合议庭名义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定，发回重审，明显程序违法。该裁定是否合法有效，被告保留意见。因为程序违法必然导致实体不公。时隔八年，2014年4月9日李泽忠凭一份有瑕疵的录音在宁安市人民法院立案，该录音中明确说“我二姐夫在宁安法院当纪检书记”。宁安法院立案后，办案人以送开庭传票为由，着装到被告袁本胜单位做调查笔录，逼迫被告袁本胜在笔录上签字，变相为李泽忠索取有利证据，违反法律程序办案，使当事人对宁安市人民法院产生合理怀疑，认为宁安法院办理人情案。2.时隔八年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2007年8月份，原告称袁本成欠蔬菜款99868元，2010年春节前，原告李泽忠到牡丹江市XX体育馆与被告袁本成形成谈话录音一份。从原告亲自承认的时间上看，2007年到2010年，相隔三年有余，已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2010年录音后到2014年4月9日在宁安法院立案起诉，相隔四年有余，也明显超出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不论从哪个时间段计算，本案没有合法中断事由，已明显超出诉讼时效。3.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李泽忠用其妻子书写的一份帐单作为证据向被告袁本成索要欠款，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按照交易规则，李泽忠雇佣的司机将货物送给收货人，收货人必须给司机出具收条，然后凭收条结账。本案李泽忠没有合同和被告出具的收条，证明不了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4.仅凭一份有瑕疵的录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李泽忠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不完整的录音资料。该录音应该前后连续起来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以几句话牵强、片面解译该录音，应根据该录音前后内在相互的谈话逻辑，完整的解读录音内容。该录音中袁本成并没有直接回答李泽忠所要证明袁本成欠款的事实，相反在录音中袁本成三次提到钱是姚XX所欠，而李泽忠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不符合人之常情，这是该录音的核心焦点。此录音存在如此重大矛盾，李泽忠恰恰对这一录音核心争议焦点做不出任何合理解释，相反这份录音恰恰能证明袁本成不欠李泽忠货款。5.李泽忠向法院提供的所有证人都是李泽忠的朋友，系利害关系人。这些证人证言都证明是听说袁本成欠款，而没有一份证言能证明袁本成欠款的事实，原告提供这些证人证言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时隔八年起诉，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持一审的正确判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举示证据一、2007年7月29日汇款凭证一份，证明原告与三被告在2005年、2006年、2007年都有业务往来。三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此份证据跟被告没有关系，凭证的时间是2007年7月29日，原告起诉的是2007年6月到7月给被告发的近十万元的货，这份凭证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证据二、刘军给原告汇款的农行汇款单3份（刘军签的原告的名字），证明2005年、2006年、2007年原告与三被告一直有业务往来。三被告对此份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认为这三笔款项是与原告的姐姐李XX发生的业务往来，需要李XX出庭作证证实。这三笔款是李XX要求刘军汇到李泽忠账户的。最后一笔款是2006年12月份汇的，当时边贸生意已经结束。李XX2007年3月来找刘军要钱，刘军说钱已经给李泽忠汇了，李XX说李泽忠没有收到钱，刘军就将这三份汇款单出具给李XX看了，李XX和李泽忠之间因为这三笔钱还打官司了。证据三、原告记录的收购各种蔬菜成本、利润账单11页，证明2007年7月至8月原告替三被告代收各种蔬菜价值共计99868元；该账单系原告的妻子记录并经过与袁本成对账双方认可的，这份账单被告袁本成、刘军也有一份，被告袁本成承认欠原告99868元。三被告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此份证据是原告妻子自己书写的，没有被告的签字，是单方面证据，不能证明原、三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四、2007年7月8日至8月13日拉货明细一份，证明被告在此期间在原告处拉走青椒、彩椒、茄王、以色列柿子等蔬菜，原告的成本利润也详细记录在此明细中，明细是原告妻子在北京整理后，通过手机给原告传过来的。三被告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这份证据没有三被告任何人的签字，原告之所以现在举示这份证据，是为了弥补以前向法庭提供的十一份账单中数额与录音中数额明显不符的不足。原告提供的十一份账单是2013年5月5日书写的，因为前几次开庭原告知道了被告的异议，故用此份证据弥补不足。证据五、2010年春节前原告在牡丹江市XX体育馆与被告袁本成的谈话录音，证明袁本成承认手里有一份同原告一样的账单；承认欠原告九万余元；袁本成还欠王XX、贾X的蔬菜款。三被告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1.当庭播放的录音时间大概有30到40分钟，与以前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录音整理资料内容不完全一致，因此原告不是仅有一个录音，而是有两个录音，希望原告将两个录音同时提交给法院并给被告提供第二个录音的整理资料；2.当庭播放的录音中声音不是被告袁本成的声音，不知道录音是如何形成的，请法庭调查；3.录音的时间有30到40分钟，而原告向法院提供的录音整理资料仅仅6页，严重与当庭播放的录音时间不相符；4.被告对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录音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录的被告不清楚，都是原告单方面所述；5.该录音是原告自己整理的，有些部分含糊不清、有些话听不明白，是一份摘录下来的录音资料，不是完整的录音资料；6.在该录音中，被告袁本成三次对原告说货款是姚XX所欠，原告对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原告作为特意录音者没有提出异议并不符合人之常情；7.整个录音均没有袁本成明确欠原告货款的内容，该证据能证明袁本成和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是欠款人。证据六、宁安市人民法院给袁本胜做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袁本胜承认货物已经收到，由袁本胜接到一部分，袁本成和刘军接到另一部分；这笔货款是2007年所欠，以前的欠款已经结清，袁本胜说应以账单为准，足以证明三被告接到原告的货，并欠原告99868元的事实。三被告对此份证据有异议，认为1.法院调查笔录来源不合法。宁安法院明知没有管辖权却立了案，原告提供的录音中有一句话说原告亲属在宁安法院纪检委，足以证明原告和宁安法院有关联，在法院不该立案的情况下领着当事人到被告工作单位强行让被告袁本胜在法院调查笔录上签字。法官着装到被告工作单位做笔录，给被告袁本胜造成心理压力，并威胁被告袁本胜说不签字就不走，袁本胜不得不签字，这份调查笔录是变相给原告取证；2.从笔录中知道袁本胜不欠原告钱，和袁本胜没有任何关系，袁本胜不是本案中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法院把袁本胜列为被告，是变相为原告索取欠钱的证据；3.2014年4月26日，被告代理人向宁安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宁安市人民法院将此案移送到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审理。从该调查笔录明显看出法院威胁了袁本胜，袁本胜明确说“李泽忠诉袁本胜、袁本成一案，你们应该找袁本成，此事与我无关，字我不能签”，这句话足以说明法院在诱导当事人，同时该笔录还说“钱多少我不知道，都是袁本成和李泽忠对账，应以账单为准”，袁本胜根本不知道这次业务往来的真实性，法官时隔8年后到被告单位取证，没有详细的向袁本胜交待案件应该如何处理，法院未经开庭直接到对方单位调查，法官办案程序违法。法院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民诉法的七类证据中，不包含法院的调查笔录，法院以此来认定事实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三被告对证据一、二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一、证据二分别是袁本胜、刘军给原告汇款的凭证，证据五是原告向被告袁本成索要蔬菜款的录音，被告刘军与被告袁本成系夫妻关系，结合原告庭审时所述的被告袁本胜是给被告袁本成、刘军打工的，负责订货收货，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袁本成、刘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被告提出从未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但未举示相应证据或足以反驳原告的证据，故对此说法本院不予认可。三被告不认可证据五中的声音系被告袁本成的声音，又不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推定录音中的声音是被告袁本成本人的。此录音中提到了“账单”且被告袁本成称其有一份一样的账单并且记得是九万多块钱，原告也举示了证据三的账单和证据四的计算明细。证据六中被告袁本胜说“起诉的是2007年的事，都是李泽忠送菜送到牡丹江，有时我收，有时是其他人签收，但钱多少我不知道，都是袁本成和李泽忠对账，应以账单为准”，也充分证明了三被告在2007年确实收了原告的蔬菜，只是具体钱数不清楚，应以账单为准，而证据三、四、五结合来看可以明确欠款的数额为99868元。故证据三、四、五、六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被告袁本成、刘军欠原告蔬菜款99868元未付的事实。证据七、证人王XX（与原告是同行，与三被告认识）出庭作证，证明证人与袁本成合作十来年了，大概七年前，证人与原告都给被告袁本成发菜，袁本成欠证人的蔬菜款至今未还；证明给袁本成发菜的是原告而不是原告的姐姐李XX。三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没有说清大概的时间，且证明不了袁本成欠原告钱的事实，没有证据证实袁本成欠钱。本院认为，证人证明其与被告袁本成有合作的事实，结合证据五袁本成在录音中说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证明原告与被告有过合作的事实，结合证据一、二可以互相印证，故对以上证明问题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八、证人丁XX（原告的朋友）出庭作证，证明证人与原告一同去XX体育馆找袁本成要钱，2012年年前、2013年开春、2013年年底找过，一共去过三次。2012年年前见过袁本成一次，其他两次没有见到人。三被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和原告系朋友关系，证人证明的时间前后不一，证人称去过牡丹江三次，只有一次见到被告袁本成，证言前后矛盾，时间说的不准确。本院认为，此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2012年、2013年向被告袁本成主张过债权，依据法律规定，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三被告举示证据一、证人刘XX（与原告不认识，与被告袁本成是合作关系）出庭作证，证明证人是菜库的老人，1991年就开始做蔬菜生意。证人去宁安收菜时，从王XX那收菜都是一次一打条，都是凭条取钱；袁本成从来不欠钱。原告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三被告不欠原告钱。证据二、证人战XX（与原告不认识，与被告袁本成和刘军是客户关系）出庭作证，证明证人是做蔬菜生意的，证人从山东进货，袁本成买货，每次袁本成去车来证人家（菜库26号）装货，装完后在货单上签字后就走了，之后根据账本结算。原告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但认为他们的结算方式跟原告的不一样，原告的结算方式是银行汇款。证据三、证人白XX（曾给袁本成拉过货）出庭作证，证明证人给袁本成拉货，装完货都会在清单上签字。原告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举示三份证人证言，欲通过证明被告袁本成与证人的结算方式是凭条取钱且被告袁本成不欠钱进而证明三被告不欠原告蔬菜款的证明目的，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被告袁本成与刘军是夫妻关系。被告袁本胜是袁本成的弟弟。被告袁本成和妻子刘军从1991年开始就做边贸生意。2005年原告通过宁安市自来水公司的李XX认识袁本胜，袁本胜当时是给袁本成、刘军打工的，负责订货装货。2005到2006年期间，原告给袁本成在宁安镇XX村附近的七个村子代收边贸蔬菜，都是每年年终的时候，原告与被告袁本成、刘军对账，第二年付款，2006年的货款在2007年已经结清了。被告刘军于2006年9月26日、2006年11月3日、2006年12月28日分别给李泽忠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汇款4584元、40000元和15900元。2007年7月29日，被告袁本胜给原告李泽忠该银行账户汇款10560元。2010年春节前，原告去找被告袁本成索要欠款并进行了录音，录音中原告跟被告袁本成说“你看是99868元”，被告袁本成说“这个单子我也有”、“我现在也有，记着是九万多块钱”。2014年4月19日宁安市人民法院给被告袁本胜做的调查笔录中，当法官询问被告袁本胜“李泽忠起诉要求你们二被告立即给付蔬菜款99868元，并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你是什么意见”时，被告袁本胜回答“我和李泽忠原来不认识，是通过宁安自来水一个姓李的朋友介绍的，让我帮着李泽忠的蔬菜推销。这是2005也不2006年的事了，但是这个账结了。这起诉的事是07年的事，都是李泽忠送菜送到牡丹江，有时我签收，有时是其他人签收，但钱多少我不知道。都是袁本成和李泽忠他们对账，应以账单为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三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蔬菜款99868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四、原告请求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书面的买卖合同，那么就只能根据证据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之间虽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原告举示的银行汇款凭证和收款凭证来看，其中一份是袁本胜给李泽忠的汇款，另外三份是刘军给李泽忠的汇款，结合宁安市人民法院给袁本胜做的调查笔录，袁本胜称其在2005年和2006年帮李泽忠推销蔬菜，这个账结了，此说法与原告所述及汇款凭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自2005年以来确实曾有过业务往来，且结算过多次，虽然三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但未举证予以反驳。原告认可被告袁本胜是给被告袁本成、刘军打工的，故可以认定原告李泽忠与被告袁本成、刘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关于三被告是否拖欠原告蔬菜款99868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举示了其与被告袁本成的录音，被告袁本成否认该录音中的声音是其本人的声音，但又不申请司法鉴定，被告袁本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录音中的声音系被告袁本成本人的声音。录音中原告跟被告袁本成说“你看是99868元”，被告袁本成说“这个单子我也有”、“我现在也有，记着是九万多块钱”。原告说“我的货也都送到了大湾”，被告袁本成说“就是姚XX装的嘛，姚XX那还有四十万，你们这三笔账都是姚XX欠的”。三被告以“你们这三笔账都是姚XX欠的”作为抗辩理由，认为录音内容恰恰说明欠款人是姚XX。本院认为，录音内容是一个整体，不可断章取义，必须结合全部的内容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认定，录音中原告的目的明显是要钱的，如果这笔账确实是姚XX欠的，袁本成为什么不直接让李泽忠向姚XX主张欠款。而当李泽忠说“我也不认识姚XX啊”“关键得你找她”时，袁本成也认可李泽忠确实不认识姚XX。既然李泽忠不认识姚XX，那么姚XX是该案欠款人的说法便不能成立。姚XX拉了李泽忠的货，李泽忠又不认识姚XX，现在李泽忠又拿着单子找到袁本成索要欠款，而袁本成又有一份和李泽忠手里一样的单子，并且记着是九万多块钱，那么通过李泽忠和袁本成的整个对话，可以认定事实是袁本成收了李泽忠的货，并且送到了大湾，卖给了姚XX，而姚XX从大湾将货拉走没有给袁本成钱，这个事实从袁本成录音中说的“都是卖给姚XX了吗，结果姚XX没影了吗，欠我四十万”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而录音中体现的这份账单，第一次开庭时本院也责令被告袁本成提供与原告李泽忠在谈话录音中提及的与李泽忠手中一样的99868元的账单，但被告袁本成又称其没有这份账单。但是原告庭审中提交了该账单作为证据，虽然账单中没有三被告的签字，但是其中清楚的记载了时间及当日买卖的蔬菜品种、价格、成本、利润等详细情况。并且被告袁本胜在宁安市人民法院的笔录中也认可2007年确实收过李泽忠送的蔬菜，只是具体金额不清楚，应以袁本成和李泽忠对账的账单为准。因买卖合同的主体为原告与被告袁本成、刘军。故以上三份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被告袁本成、刘军欠原告蔬菜款99868元的事实。（三）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属于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买卖合同，双方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故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原告举示了2010年春节前的录音证明其要求被告袁本成履行给付义务，故诉讼时效应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算。原告虽说录音是2010年春节前，但录音资料并未显示具体时间，按常理推断2010年春节是我国农历的说法，公历的2011年2月2日是农历的2010年12月30日（即2010年除夕），被告袁本成在第一次开庭笔录中也说过原告2011年年初的时候去东四体育馆找过袁本成说蔬菜货款的事，二者时间上相互印证，原告录音的最后部分说“二十八、九你再给我联系联系”，显然原告录音的时间在这之前，农历2010年的12月28是公历的2011年1月31日，因为无法确定录音具体时间，公平起见，只能从最近的时间起算，即2011年1月31日开始给被告袁本成、刘军十天的宽限期到2011年2月10日，那么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日期为2011年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庭审中申请证人丁XX出庭作证证明2012年、2013年证人陪同原告李泽忠一起去找被告袁本成要钱。2014年4月19日，原告向宁安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故本案中，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四）关于原告请求逾期付款违约金71904元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从原告要求被告袁本成履行给付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的次日起算，即2011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5年8月1日为29162元（具体明细详见附表），原告请求从2007年8月1日按月利率0.75%计算至2015年8月1日为71904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事实和理由，被告袁本成、刘军应该给付原告李泽忠拖欠的蔬菜款9986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29162元，合计12903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本成、刘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泽忠蔬菜款99868元、违约金29162元，共计129030元；二、驳回原告李泽忠对被告袁本胜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袁本成、刘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自本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案件受理费3735元，原告李泽忠负担854元，被告袁本成、刘军负担28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淑红审 判 员  何德文代理审判员  张 雪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