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3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新，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代理人：吴昌恒，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莫柳俭，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恒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家锦，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铁鹰，该公司法务。原审第三人：徐伟怡，住广西梧州市蝶山区。上诉人李智新因与被上诉人广东恒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运公司）、原审第三人徐伟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智新（乙方）与恒运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现住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5号富力金禧B栋3712室；鉴于粤A×××××和粤A×××××车辆由甲方所有，且甲方拥有汽车客运的相应业务能力和资质，乙方具有开展业务所需的驾驶资格，甲乙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共同合作运营客运业务；甲方将车牌号为粤A×××××和粤A×××××共两台车辆交由乙方进行市际包车业务经营，乙方需按照甲方的调度完成相应的运营工作；粤A×××××和粤A×××××的车辆，每台车辆价格为370000元，两台车共计740000元，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乙方向甲方支付首期款200000元，余款540000元以贷款形式支付，贷款余额及利息共计567358.16元，由乙方每月支付63039.8元支付给甲方，乙方须在9个月内（即2014年5月份至2015年1月份）偿还完毕；乙方每辆车交付50000元给甲方作为履约保证金，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支付完毕，协议期满后如乙方无违约情形且车辆符合交还条件，则甲方应在协议期满后三个月内将保证金无息返还给乙方，若乙方违约，则保证金不予退还；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费用、成本由乙方承担，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加油费、路桥费、配件修理费、停车费等的费用由乙方直接支付，由乙方向甲方提供有效票据，甲方直接在运营收入中报销；甲方有权依照约定每月向乙方收取管理费等费用3813.2元/台（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工资、年票车船税、二级维护费等，应由乙方实际承担，甲方代收代付部分），乙方应在每月5日前支付完毕，双方每月结算对账；乙方如使用甲方的资质，以甲方名义参加投标或招标上下班或旅游包车等业务的，签合同后乙方须向甲方支付业务总额3%的服务费；本协议期限为21个月，自2014年4月6日起至2016年1月3日止，若乙方中途终止协议，则乙方所交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清偿一切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甲方有权扣押车辆并享有车辆变卖的一切权益，乙方无权要求分配，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乙方在合同签订时须向甲方提供乙方及其司机的身份资料，乙方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均合法有效，如有虚假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附件：1、乙方及其司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居住证复印件；等。2014年4月2日，李智新将300000元汇入恒运公司账户。李智新以恒运公司未交付车辆为由，于2015年6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恒运公司为了证明其已将涉案车辆交付给李智新，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李智新与徐伟怡于2015年2月12日共同出具的《委托书》，载明，“兹有李智新、徐伟怡委托关某（身份证号码：××）前往广东恒运汽车服有限公司办理对账事项。特此告知”；2.粤A×××××和粤A×××××两台车的《车辆验收及证照交接表》，接车人为梁某基；3.徐伟怡于2015年2月18日出具书面说明，内容为，“本人徐伟怡承诺广东恒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2015年3月底前结清所欠的供车款540000元整、租车费100000元、管理费用100000元、共740000元正（未包含滞纳金），如到期不能结清以上费用，公司可将以李智新名下挂靠车辆粤A×××××、粤A×××××收回或拍卖，抵扣后不足部分，本人愿意将名下所有资产变卖抵扣清还剩余所有费用，如因拍卖公司挂靠车辆，本人与合伙人李智新的经济纠纷，本人承诺负全部责任，与广东恒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关”；4.恒运公司分别向收件人为李智新、收件地址为“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室”邮寄了两封通知函，内容为通知李智新回公司处理《合作协议书》的相关事宜，其中一封邮件已被他人签收，另一封邮件被退回显示“收件人拒收”。对于上述证据，李智新表示，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委托书是因为徐伟怡拖欠李智新50万元欠款，徐伟怡向李智新申请延期支付，为了证明其有支付能力，所以才出具委托书安排案外人进行对账；证据2、3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4没有收到。另原审法院依恒运公司申请，依法调取了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东沙派出所于2015年5月6日、5月10日、5月14日作出的询问笔录，徐伟怡在5月10日的笔录中提到，“租赁了荔湾区会雄新村一巷1号地下是作为汽车租赁经营部”、“我的经营一是独立经营的1台，二是合股经营的3台，三是挂靠经营6台”、“我是与李智新合股做汽车租赁经营业务，后因黄标车在2014年5月26日已经结束经营了”、“从2015年5月24日左右，李智新同广州的汽车租赁行业里打电话又发短信同人将我走路，诈骗，我认为与他没有什么纠纷”。另恒运公司表示《合作协议书》的附件中有乙方招聘的司机梁某基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身份证，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李智新表示附件中没有上述材料。另李智新确认其与徐伟怡之间除了借款合同关系外，没有其他资金往来。李智新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恒运公司返还李智新合作款300000元以及从2014年4月2日起至实际清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恒运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恒运公司是否向某乙智新交付了涉案车辆。首先，《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李智新、恒运公司均应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李智新在合同签订时须向某甲公司提供李智新及其司机的身份资料，李智新认为附件中没有司机的相关材料，恒运公司则主张附件中有梁某基的相关身份材料，结合合同的内容，原审法院对恒运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故恒运公司主张涉案车辆是由徐伟怡带来的指定司机梁某基实际接收，并无不合理之处；其次，李智新向某甲公司提交的《委托书》显示，李智新与徐伟怡共同委托案外人到恒运公司处进行对账，李智新解释委托的原因是其与徐伟怡之间有借款合同关系，需要考察徐伟怡的支付能力，若如李智新所说，在恒运公司未实际交付车辆的情况下，无论李智新是否出具《委托书》，恒运公司都不需要依据《委托书》来接受李智新的对账请求，故李智新对《委托书》的解释有悖常理；再次，恒运公司两次依据《合作协议书》中李智新提供的“现住地址”向某乙智新邮寄通知书，其中一封已被他人签收，无论李智新是否实际收到上述邮件，恒运公司都以实际行为表明其已主动通知过李智新，李智新一直主张其未实际接收车辆，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逾一年的时间里曾向某甲公司催促过；最后，结合恒运公司提交的徐伟怡于2015年2月18日出具的书面说明以及徐伟怡在2015年5月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对于徐伟怡与李智新之间的关系，徐伟怡的表述均言之有理，并无明显不妥之处。综合考虑恒运公司提供的证据以及李智新、恒运公司的陈述，虽无证据可独立证明车辆已实际交付，但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审法院认定车辆已实际交付。李智新以车辆未实际交付为由，要求恒运公司返还合作款及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1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李智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174元，由李智新负担。判后，上诉人李智新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事实查明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严重偏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司法原则，应予撤销。（一）恒运公司严重违约，应依法向李智新返还合作款本息。本案中，案涉《合作协议书》为李智新与恒运公司所签，该协议并没有将徐伟怡列为合同一方。李智新更没有授权任何人代为接收案涉车辆，在上述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今，恒运公司均没有将案涉车辆交付给李智新或李智新指定的第三人，故恒运公司的违约性是显而易见的，依法应向李智新返回全部合作款及利息。（二）原审判决偏听偏信，错误认定李智新与徐伟怡存在合伙关系及恒运公司已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了李智新。原审判决对恒运公司的违约行为视而不见，仅凭恒运公司的一面之辞，就错误认定李智新与徐伟怡存在合伙关系，并以徐伟怡指派的梁某基接收了案涉车辆为由，就认定恒运公司已履行了交付义务，这是错误的，对李智新严重不公。首先，徐伟怡是挂靠在恒运公司处的司机，且因徐伟怡拖欠李智新巨额借款，李智新多次找其索要，双方矛盾激化，与李智新、恒运公司均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何况，徐伟怡虽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却一直未能到庭参与诉讼，故其所作证词及陈述均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其次，根据恒运公司陈述，签订《合作协议书》时，李智新及第三人徐伟怡均在场，若徐伟怡是与李智新合伙，则应在该协议上签名。更重要的是，认定徐伟怡和李智新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应以相关合同为凭证，或者由生效法律文书查明的事实确定。原审法院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司法原则。最后，所谓梁某基代徐伟怡接收车辆等，亦只有恒运公司陈述及梁某基签名处写上“代徐伟怡”，没有徐伟怡或李智新的任何授权，梁某基的身份为何，更无从核实。故原审法院仅凭恒运公司陈述及其提交的梁某基的驾驶证资料，就认定了恒运公司已将案涉车辆交付，也是错误的。按这样的逻辑，恒运公司指派其属下任何一个司机签订一份《车辆验收及证照交接表》并提交相应证照，即可认定其已交付，这对李智新是极为不公平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明知“无证据可独立证明车辆已实际交付”，却依然认为“各证据之间互相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来认定车辆已实际交付，但实际上，所谓“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其中却存在诸多漏洞，判决存在重大错误。综上，李智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解除李智新、恒运公司于2014年4月10日所签《合作协议书》；3.判令恒运公司返还李智新合作款人民币300000元整及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2日起计付至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恒运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恒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李智新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李智新原审并未提出上诉请求第二项，故二审不应处理该诉请。两辆案涉争议车辆，按照广州业内的惯常做法，在李智新与恒运公司签订合同后，都是交付给李智新指定的司机。李智新是做红酒的，没有大客车的驾照，故如果李智新没有指定司机接收车辆，李智新是无法自行驾驶案涉争议车辆的。签订合同当时是有录像的。恒运公司从未肯定李智新与徐伟怡是什么关系，恒运公司只是推断两人是合伙关系，李智新委托徐伟怡管理案涉车辆，故恒运公司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徐伟怡指定的司机梁某基。在合作过程中，拖欠费用比较大，李智新可能与徐伟怡发生矛盾，故后来徐伟怡要求与恒运公司对账时，恒运公司要求徐伟怡出具李智新的委托书，故2015年李智新与徐伟怡共同委托关某到恒运公司处对账，对账只进行了一次。如恒运公司没有把车辆交付给李智新，则无需进行对账。2015年4月份徐伟怡打电话给恒运公司称没有司机开车，要求把车辆交还给恒运公司，并告知车辆停放地点。恒运公司两次用特快专递将车辆交回的信息邮寄到李智新指定的地址，要求李智新到恒运公司处协商车辆的处理事宜。第一份快递由他人签收，第二份被李智新本人当面拒收，李智新随后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徐伟怡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原审判决查明的恒运公司向李智新邮寄通知函的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28日、5月26日；2.原审及二审庭询中，李智新均确认其并不具有驾驶大客车的资质；3.经查阅原审卷宗，原审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对本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原审法官问：“原告何时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李智新答：“4月10日”，恒运公司答：“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是3月10日，因为4月2日汇款，4月6日交车。我方肯定是签了合同之后才会收钱、交车。”，李智新答：“原、被告先达成口头协议，之后就交钱、交车，4月10日补签书面协议。”。后原审法官问：“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之后约定什么时候交车？”，李智新答：“4月6日。”；4.经查阅原审卷宗，其中有一份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对李智新的代理人吴昌恒所作的问话笔录。该笔录记载，原审法官问：“合同上面所写的‘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5号××××室’，是否是你方的联系地址？”，吴昌恒答：“是的，但是被告所称的通知函我方没有收到”，原审法官问：“138××××6916是否是原告本人的电话？”，吴昌恒答：“是的”。二审庭询中，本院问：“被上诉人邮寄函件的地址是否上诉人的住址？”，吴昌恒答：“虽然该邮寄地址是合作协议书上注明的住址，但我方后来已经不在那里居住”，并称需庭后向本院举证证实前述事实。本院问：“上诉人所使用的电话号码是？”，吴昌恒答：“873××××9”，后本院向李智新的代理人吴昌恒出示原审卷宗的前述内容，吴昌恒称“我作为代理人当时没有与当事人确认过相关的信息，在该问话后我与当事人核实了相关信息，以我方今天的表述为准。”。庭后本院并未收到相关材料以证实李智新搬离《合作协议书》上注明的住址。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焦点在于，恒运公司是否按照案涉合同约定向某乙智新交付了案涉争议的车辆。关于上述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经审查，原审判决对案涉争议焦点问题所作的分析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予赘述。而且，李智新作为乙方与恒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有“乙方具有开展业务所需的驾驶资格”、“乙方在合同签订时须向甲方提供乙方及其司机的身份资料，乙方保证提交的所有资料均合法有效”、“附件：1、乙方及其司机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居住证复印件；2、乙方及其司机居住地址；3、乙方联系方式”等内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李智新本人并不具备驾驶案涉《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大客车的资格，现李智新主张梁某基无权代表其接收案涉的车辆，但并未举证证实其认可的司机的身份资料。同时，双方约定恒运公司应在2014年4月6日向某乙智新交付案涉车辆，现李智新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在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5年6月9日）前曾催告恒运公司交付案涉车辆。相反，在此期间，恒运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28日、5月26日按照案涉《合作协议书》记载的李智新的住址向某乙智新邮寄通知函，其中，2015年4月28日的通知函已被签收，李智新并未举证证实未收到该函件，故应确认李智新已经知悉恒运公司催告其回公司处理案涉《合作协议书》的相关事宜的事实，若李智新主张的恒运公司并未向其交付案涉车辆的事实成立，则李智新对恒运公司的通知并未予以回应的事实与常理亦不符。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恒运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向某乙智新交付了案涉车辆，并无不当。李智新以恒运公司未交付案涉车辆为由，诉请恒运公司返还案涉争议的300000元并计付相应的利息，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智新上诉要求解除双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诉请，因李智新并未在原审提出该诉请，且李智新在本案中主张的恒运公司未按照约定向其交付案涉车辆的基础事实不成立，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李智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74元，由上诉人李智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张纯金审判员  徐 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介晨飞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