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3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伊兰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文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铁晓颖，陕西希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某因与被上诉人西安伊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兰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2民初9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某，被上诉人伊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铁晓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某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伊兰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确定案由错误。本案刘某某提起的是确认财产所有权及车辆经营权的物权确认之诉，旨在明晰诉争车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调整的是物权法律关系，而一审法院却将案件定性为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对案件错误定性，只审理合同部分，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涉案车辆的经营权由原始车主通过向国家缴纳经营权出让金取得，刘某某在二手市场支付了高额对价继受取得了所有权、经营权均为原始车主享有的出租车，之后一直处于延续状态，从未因车辆和车牌号的变更而发生变更。后再次将车辆更新为陕AUxx**号出租车即涉案车辆，虽然车辆行驶证、道路交通运输证等载明的登记人为出租车公司，但是经营权及车辆所有权一直由刘某某实际掌控并行使，刘某某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系管理服务合同关系，并非承包合同关系。因此，应依法确认上述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即刘某某为车辆所有权人。物权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作为依据，其与伊兰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不能改变实际权利归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运输许可证不能等同于出租车经营权证，机动车行驶证也并非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相关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的需要，仅为形式登记，不是物权归属的依据，一审法院以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行驶证等作为事实依据，认定出租车公司为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人，明显错误。涉案车辆系刘某某出资购买，虽然登记在出租车公司名下，但是并不影响刘某某作为实际权利人的事实。被上诉人伊兰公司辩称，一审法院按照刘某某的诉讼请求，确定本案案由为物权确认纠纷并进行了审理，并非按照承包合同纠纷进行审理。涉案车辆由其公司全额出资购买，并通过有关部门的行政许可取得了出租车经营权，根据双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涉案车辆即陕AUxx**号出租车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均属于伊兰公司所有。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一直是按照该承包合同正常履行的。一审法院适用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并无不当。陕AUxx**号出租车的所有权及经营权是伊兰公司经政府相关部门许可，属于伊兰公司所有，刘某某如果想得到的经营权，就应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行政行为，否则，诉争出租车的所有权及经营权就不能确认为是刘某某的。伊兰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是承包关系，并非管理服务关系。刘某某从原承包人转包经营，属于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原承包人只是转让承包经营资格，不能转让自己不具有的出租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刘某某作为变更后的承包人亦不可能取得超越原承包人的权利。刘某某上诉所称的事实及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陕AUxx**号出租车所有权为其所有，判令伊兰公司配合刘某某将陕AUxx**号车辆登记权属变更到刘某某名下，并由伊兰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某某于2008年在陈宏涛处以22.5万元购得陕Ａ×××××号出租车。2010年4月刘某某在伊兰公司处将陕Ａ×××××号出租汽车更新为陕Ａ×××××号出租汽车。2015年4月8日的购车发票购买方名称为伊兰公司。4月13日税务机关出具该车《税收缴款书》，纳税人名称为伊兰公司。4月15日刘某某、伊兰公司签订《单车承包合同》，承包标的为比亚迪型出租车一辆，车牌号为陕AUxx**号；承包期限自2015年4月15日至2020年4月14日；刘某某每月向伊兰公司交纳承包金额为6095元。4月20日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注册登记信息为陕AUxx**号机动车所有人为伊兰公司。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某、伊兰公司签订的《单车承包合同》系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恪守履行。该合同明确约定伊兰公司拥有承包车辆、营运手续等，而刘某某在承包期内享有承包车辆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至今刘某某按月向伊兰公司交纳承包费。同时，根据购车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出租车营运证书等证据亦可反映涉案的陕AUxx**号出租车财产权、经营权均归伊兰公司所有，现刘某某请求判令确认陕AUxx**号出租车所有权归其所有，并将该车登记变更为其名下之诉讼请求，既与合同约定相悖，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刘某某已预交），由刘某某自行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本院到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车辆更新时的出租汽车上户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合法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伊兰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上诉人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从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伊兰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上诉人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上诉人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伊兰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表，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上诉人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上诉人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志刚代理审判员  陈 帅代理审判员  楚 涵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书方刘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