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京0117民申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申诉人；重审被告）付瑞同，男，1958年5月出生。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诉人；重审原告）王进录，男，1970年9月出生。再审申请人付瑞同因与被申请人王进录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付瑞同申请再审称，请求将（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付瑞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助费、禽畜搬迁费合计107245.5元”，改判为由再审申请人给付被申请人搬迁补助费2000元；案件受理费1424.84元由王进录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原审判决书称“王进录、付瑞同因拆迁均停产停业”属认定事实错误，此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终止就不存在停产停业的争议，被申请人随时可以到别处去经营；《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3条规定只有房屋有停产停业这项损失的补偿，被申请人只是租用猪场前部的猪舍用于存放牲畜，而前部只有两间房用于居住，被申请人没有房，不构成停产停业的必须条件，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了停产停业的性质；原审判决付瑞同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助费101482.2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在没有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判给被申请人停产停业补助费10万多元，实属错误；原审认定三分之一的禽畜搬迁补助费归被申请人所有也没有新的证据；原审查证的事实不清。第二、（1）判决书称“给付停产停业补助费需从事经营活动，且有养殖场营业执照，有牛与停产停业有关系，有牛能够证明正在从事营业活动。”文件规定：只从事营业活动并没有停产停业，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有牛与再审申请人取得的1014822元的停产停业补助没有关系，因为被申请人所租用的猪场前部没有房屋被征用拆除，不符合取得停产停业的条件，所以没有取得停产停业。法院调查核实的结果与拆迁文件不一致的，应服从文件。而文件规定“利用自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给停产停业补助费。”法院只能认定被申请人贩牛是营业活动，而贩牛的营业活动并不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因再审申请人有养殖执照，只有养殖才能认定是生产经营，生产经营与贩牛营业没有关系，而贩牛与停产停业更没有关系。只有有养殖执照、从事生产经营、必须有房被拆除，满足这三个条件才给停产停业补助。（2）法院只能认定被申请人从事经营活动不符合取得停产停业的条件，被申请人没有此项补助。被申请人只是租用申请人的猪场前部的场地和牛圈，存放所贩卖的牲畜，而牛圈和场地并没有停产停业补助费。法院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所租用的猪场前部有三分之一的停产停业补助费。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均停产停业，没有证据支持。第三、再审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平谷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本案在原一审开庭笔录第5页：“审：原告租用被告的场地是什么情况？”原告代理人答：“一个空场棚。”场棚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变成房，此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所租赁的猪场前部并没有取得停产停业补助费，足以推翻判决中“本院认为，王进录、付瑞同因此次拆迁均停产停业”的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2013年4月11日,王进录曾诉至本院，要求被告付瑞同给付停产停业补助费、禽畜搬迁费、搬迁补助费等项合计244425.4元。本院审理后作出（2013）平民初字第02687号民事判决：被告付瑞同给付原告王进录青储池补偿费、禽畜搬迁费、搬迁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合计167473.9元。付瑞同不服本院（2013）平民初字第02687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2013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138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瑞同不服（2013）二中民终字第1380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11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高民申字第03102号民事裁定:驳回付瑞同的再审申请。后付瑞同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京检民监[2015]11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经平谷区人民检察院向北京华源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调查核实，并调取《地上物登记调查表》，有新证据证明涉案青储池为两个。原审判决将全部青储池的补偿费认定为归王进录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13803号民事判决关于全部青储池补偿款应归王进录的认定。2015年10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高民抗字第04260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事实需进一步查清。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京02民再40号民事裁定:1、撤销本院（2013）二中民终字第13803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3）平民初字第02687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回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重审。2016年4月11日，本院重审查明：付瑞同在北京市平谷区××镇赵家务村西北500米处经营一养殖场—北京付瑞同养殖户，并于2009年8月10日取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及方式为一般经营项目：饲养猪、鸡（种猪、种鸡除外），执照有效期自2009年8月10日至2013年8月9日。该养殖场分为前、中、后三部分，中间部分付瑞同用于养殖牲畜，后部租给马×和黄×贩牛。2010年11月30日，王进录与付瑞同签订承租合同，约定：将付瑞同的养猪场前部租给王进录使用，王进录保证水电，不再追加投资，电费由王进录自负；如果因修路或开发占地，合同自动终止，评估时，王进录的建筑付瑞同适当给予补偿，牲畜补偿归王进录；失火后，王进录负责把房建好，自然灾害不负责；房租费每年8000元一次性交清。承租期6年。王进录称其租赁的部分大约占养殖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平原造林需要，涉案养殖场需要拆迁。2012年12月7日，北京华源国际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现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付瑞同的养殖场进行了评估。该公司的《地上物登记调查表》记载，付瑞同养殖场评估时共有97头牛，25只羊，24只鸡，“储青池：30×h4.0×4+40×4×h4”。经本院核实,付瑞同养殖场拆迁时共建有青储池两个,其中较大青储池长40米、宽4米、高4米,另一青储池长30米、宽4米、高4米。王进录主张其中较大青储池系自己所建，另一青储池系马×、黄×所建。就王进录关于自己是青储池的建造者的主张，证人赵某、王某曾在原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证实其二人曾于2011年8月30日和31日为王进录挖掘青储池，青储池深度3米左右、宽度5米左右、长度六七十米。2013年4月7日，付瑞同（乙方）与北京市平谷区××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2013年平原造林工程地上物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王进录所主张的各项物品及补偿的评估价格为：食槽144米3600元、铁护栏30平方米1200元、青储池1120立方米56000元、灯20个3294.2元、鸡兔狗窝4个320元、禽畜搬迁补17290元、搬迁补助费42284元、停产停业补助费1014822元。2013年4月，付瑞同养殖场被拆除。本案重审期间,本院就本案拆迁补偿情况向原拆迁评估单位—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原北京华源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核实，该公司证实，付瑞同养殖场的拆迁评估只针对付瑞同，其对付瑞同将养殖场出租给他人的情况，并不清楚。如果付瑞同将养殖场出租，补偿问题应由付瑞同与承租人自行解决。根据平谷区人民政府京平政发[2005]3号文件的规定，付瑞同养殖场拆迁补偿款中的停产停业补助费1014822元，系按照养殖场建筑面积1691.31㎡×600元/㎡计算。禽畜搬迁补助费按每头牛150元，每只羊100元，鸡、鸭、鹅每只10元计算。设备搬迁及安装补助费按养殖场建筑面积25元/㎡计算。给付停产停业补助费需要从事营业活动且有养殖场的营业执照，是否有牛与停产停业补助费有一定关系，有牛能够证明正在从事营业活动。另查明，原一审审理中，本院曾向北京市平谷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所调查，王进录曾经到××购买防治口蹄疫的疫苗。本院重审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进录贩牛与付瑞同经营养殖场均属经营行为。王进录、付瑞同因此次拆迁均停产停业，且均有一定经济损失，故付瑞同应适当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偿。考虑付瑞同系该养殖场业主，其投入较多，损失较大，本院酌定付瑞同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偿费101482.2元；本案中，王进录、付瑞同均主张评估时养殖场的牛系自己所养，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能确定评估报告中的97头牛的归属。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评估时王进录确有牛存在于租赁场地，因此，付瑞同应适当给付王进录禽畜搬迁费。鉴于付瑞同养殖场分为三部分，王进录仅租赁其中一部分，本院酌定付瑞同给付王进录三分之一的禽畜搬迁费5763.3元；就王进录要求付瑞同给付设备搬迁及安装补助费42284元的诉讼请求，因王进录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需要搬迁及安装的设备，故王进录的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进录主张较大青储池系其建造，要求付瑞同给付其相应补偿款，因王进录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本院对王进录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进录称食槽系其建造，并要求付瑞同给付食槽补偿款，因王进录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故本院对王进录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进录对其主张灯20个、鸡兔狗窝4个、铁护栏的补偿款，因王进录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物品或设施系其所安装或建造，故对王进录要求上述补偿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王进录要求付瑞同给付停电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因王进录已于2012年12月知晓拆迁事宜，其应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并及时搬迁，且付瑞同对此并无过错，故对王进录要求给付停电损失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王进录要求付瑞同返还剩余租赁期的租金4667元的主张，因付瑞同否认王进录已给付2012年12月至2013年11月期间的租金，王进录对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对王进录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10月28日，本院作出（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付瑞同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助费、禽畜搬迁费合计107245.5元；驳回王进录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3月1日，付瑞同不服（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付瑞同申请再审主要涉及的是重审中本院认定的“王进录贩牛与付瑞同经营养殖场均属经营行为。王进录、付瑞同因此次拆迁均停产停业，且均有一定经济损失，故付瑞同应适当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偿。考虑付瑞同系该养殖场业主，其投入较多，损失较大，本院酌定付瑞同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偿费101482.2元；本案中，王进录、付瑞同均主张评估时养殖场的牛系自己所养，但双方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能确定评估报告中的97头牛的归属。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评估时王进录确有牛存在于租赁场地，因此，付瑞同应适当给付王进录禽畜搬迁费。鉴于付瑞同养殖场分为三部分，王进录仅租赁其中一部分，本院酌定付瑞同给付王进录三分之一的禽畜搬迁费5763.3元”之内容，付瑞同对此持有异议，并持再审申请理由，请求撤销重审判决中付瑞同给付王进录停产停业补助费、禽畜搬迁费的判项。经核实，针对付瑞同持有异议的内容，原审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华源国际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现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付瑞同的养殖场进行的评估，以及评估部门工作人员对评估理由作出的具体说明。其中，评估说明中的主要内容包括：从事营业活动且有营业执照的，有停产、停业补助费；特殊情况下，没有营业执照，但确实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部门出具相关证明的，也会给停产、停业补助费；当时拆迁评估只针对付瑞同，付瑞同将养殖场出租，拆迁补偿款由付瑞同与承租人自己解决；评估部门评估时无人告知有出租情况，即使评估部门当时知道付瑞同将养殖场出租了，拆迁评估也只针对付瑞同；停产、停业补助费是按养殖场面积计算的；养殖场养没养牛与停产、停业补助费有关，有牛，证明从事养殖行业，有营业执照但没有牛，须另行研究是否给停产、停业补助费；拆迁补偿款中的禽畜搬迁补助费，是按每头牛、羊等计算的价值；设备搬迁及安装补助费是按建筑面积计算的补助费。关于双方所签承租合同。2010年11月30日，当事人双方签订的承租合同中明确约定：付瑞同的养猪场前部租给王进录使用；如果因修路或开发占地，合同自动终止，评估时，王进录的建筑付瑞同适当给予补偿，牲畜补偿归王进录；承租期6年。纵观当事人双方的约定、评估部门的拆迁补偿款针对事项，停产停业补助费及禽畜搬迁费确实考虑到了拆迁给养殖禽畜人造成的损失，所以，重审后认定王进录作为经营贩牛之人应有权取得承租范围内的停产停业补助费和禽畜搬迁费。付瑞同虽否认王进录有养殖的牛被评估部门给予作价补偿、否认王进录有权取得停产停业补助费和禽畜搬迁费等，但其未能就此向本院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重审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付瑞同请求撤销（2016）京0117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的主张，没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不予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付瑞同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张启如人民陪审员  赵晓明人民陪审员  丁宝顺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王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