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川01刑终390号原公诉机关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阳廷喜，男，汉族，1979年7月23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资中县。2016年1月28日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监视居住。2017年2月14日经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决定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辩护人段晓，四川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欧阳智，四川法锐律师事务所律师。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阳廷喜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一案，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作出（2017）川0191刑初11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阳廷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阳廷喜系四川普川沣公司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川沣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2014年，普川沣公司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承包了成都高新区九兴南192项目土建主体工程，并组织砖工、钢筋工等多个班组农民工陆续进场施工。2015年下半年，普川沣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并与中建一局就工程价款发生纠纷。2015年9月，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接农民工投诉后，发函责令普川沣公司支付农民工工资，普川沣公司公司未能支付。2016年1月19日、20日、21日，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代表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及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三次电话通知阳廷喜在指定的时间到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阳廷喜均无正当理由拒绝前往。2016年1月22日，成都高新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16年1月25日，阳廷喜被公安机关通知到案。2016年1月27日，普川沣公司和中建一局办理结算后，支付了农民工工资217万元。目前尚有348万余元工资未支付。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受理案件通知书、高新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涉嫌犯罪案件情况调查报告、高新区规划局城建处关于192项目劳务公司法人协调民工工资事宜的情况说明、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收条、工商登记资料、中建一局192项目组出具的情况说明、承诺书、阳廷喜2016年1月26日给中建一局出具的承诺书、普川沣公司的银行明细、通话记录、成都高新区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关于责令妥善处理高新区九兴南192项目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函》，常住人口信息表，证人徐某、胥某、王某1、杜某1、王某2、唐某1、陈某1、邱某、李某的证言，证人王某3、孙某、陈某2、余某、杜某2、赵某的证言及劳务承包合同、结算单，证人陈某3、唐某2的证言及结算单，被告人阳廷喜的供述等证据在案证实。上述证据在一审开庭时经庭审举证、质证后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原判认为，被告人阳廷喜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据此，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阳廷喜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阳廷喜继续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348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阳廷喜不服，提出上诉。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的主要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在同一时间段因与同一工程发包方发生工程款结算纠纷导致欠付工程款及劳务费，从而涉嫌相同罪名先后被内江、成都、资阳三地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应当做并案处理；一审法院从简易程序更改为普通程序后，未能给上诉人保留充足时间应诉。2.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所犯罪名不成立，（1）本案报案人、受害人实际为工程承包人，并非农民工，因为普川沣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是平等的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共同承担因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拖欠劳务费的风险，故承包人应为承担责任的主体，而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受害人；（2）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受害民工花名册及欠款清单，也无选举分包人为民工代表的选举人名单及授权书，缺乏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对象；（3）本案认定的“民工工资”性质和金额未经劳动人事等部门出具裁决书等法定文书予以确定，规建局责令整改通知书不能作为定罪证据，其工作人员也不具有代表人社局的权力。普川沣公司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足以支付农民工劳务费，是承包人压下了利润与差价。普川沣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的欠额包含材料费和劳务费，仅凭承包人自报欠款金额认定为所欠农民工劳务费是错误的；（4）上诉人并未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虽未按行政机关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处理问题，但已指派普川沣公司副总经理胥某前往，且自身受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一直处于侦查机关控制范围内，并将从中建一局要到的200多万工程款全额交给承包人。3.普川沣公司系有独立主体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查实欠农民工劳务费，也应由普川沣公司承担而非上诉人一人承担。4.一审法院因上诉人未当庭认罪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自首情节不正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宣告上诉人阳廷喜无罪。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阳廷喜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数额达348万元，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拒不支付，其行为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一审法院没有并案审理，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定，上诉人阳廷喜所述的在内江、成都、资阳三地的工程分属三个不同的工程，虽然工程发包方均为中建一局，但是三个工程是单独核算，工程的承包人不相同，是三个互相独立的工程，另外两个工程的情况与本案无关。上诉人阳廷喜在内江、资阳工程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仍在侦查阶段，并未移送起诉，内江、资阳的案件并不影响本案的定罪与量刑。因此，一审法院未将三个案件进行并案无程序错误。而对于上诉人阳廷喜称一审法院从简易程序更改为普通程序后，未能给上诉人保留充足时间应诉，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9日向上诉人阳廷喜送达起诉书副本并通知2月23日开庭审理，从上述时间节点看，上诉人阳廷喜于2017年2月9日已收到起诉书副本，距离2017年2月23日开庭审理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应诉。并且本案与内江、资阳的案件无关，不存在案件事实复杂，需要延期审理的情形。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符合在案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阳廷喜并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责任主体，普川沣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是平等的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共同承担因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而拖欠劳务费的风险，因此承包人亦应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故承包人并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受害人，且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无受害民工花名册及欠款清单，也无选举分包人为民工代表的选举人名单及授权书，本案缺乏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对象，原判认定本案责任主体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普川沣公司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条款表明上诉人所称合同中约定的支付风险共担，前提是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原因导致普川沣公司无法及时收到工程款，而总包单位中建一局的相关证据证明，是由于上诉人阳廷喜以与中建一局的结算不合理为由不签署结算单导致的工程款无法及时收到，因此，工程款无法及时收到的原因在普川沣公司即上诉人阳廷喜方，而非总包单位，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并不应承担支付风险。其次，涉案普川沣公司虽是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而非与农民工签订合同，但农民工获得报酬的渠道是由普川沣公司将报酬交与承包人，承包人再将报酬分发给其直接管理的农民工。而由于普川沣公司并未按合同及时支付承包人报酬，承包人就无法给予农民工劳动报酬，不能以普川沣公司未与每个农民工之间签订用工合同而否认普川沣公司向各承包人支付劳动报酬的责任，更不能否认普川沣公司向承包人支付报酬与农民工劳动报酬之间的联系，原判认定上诉人阳廷喜所在普川沣公司拒付行为与涉案农民工工资有直接关联符合在案证据所证事实，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责任主体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辩护人所提涉案款项是否属农民工工资性质应经劳动人事等部门出具裁决书等法定文书予以确定，规建局责令整改通知书不能作为定罪证据，其工作人员也不具有代表人社局的权力，而普川沣公司支付给承包人的款项足以支付农民工劳务费，是承包人压下了利润与差价导致不能支付涉案农民工工资，原判仅凭承包人自报欠款金额认定为所欠农民工劳务费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成都市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是按照《成都高新区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的文件进行解决企业工资拖欠的问题，在该文件中明确指出规划建设局负责牵头协调处理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协助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检查工作；而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督促有关部门解决监管或所属企业的工资拖欠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以限期整改指令书、行政处理决定书等文书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后，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是联席会议明确赋予对相关执法进行指导、监察的政府职能部门，接受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指导督促，故本案规划建设局有权代表政府部门对阳廷喜下发《责令妥善处理高新区九兴南192项目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函》，以及通知阳廷喜参加解决普川沣公司民工工资协调会，徐某作为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根据协调会安排代表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政府部门通知上诉人并无不当；其次，原判确定拖欠的劳动报酬数额依据承包合同以及结算单等客观证据，而非规划建设局所下发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等函件。故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辩护人所提阳廷喜并未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阳廷喜虽未按行政机关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处理问题，但已指派普川沣公司副总经理胥某前往，且其自身受到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一直处于侦查机关控制范围内，其还将从中建一局要到的200多万工程款及时全额交给承包人用于发放民工工资，上诉人本人并没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故意，原判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阳廷喜从中建一局要到的200万，是在2016年1月25日阳廷喜被公安机关通知到案后，于同年1月27日在普川沣公司和中建一局办理结算后才支付了农民工工资217万元，并非其事前主动支付农民工工资，故其案发后的支付行为对本案的定性没有影响。特别是在2016年1月27日支付了217万元后，直至被起诉时超过一年，上诉人阳廷喜再未有支付剩余348万元的劳动报酬欠款。而从证人胥某、徐某的陈述以及上诉人阳廷喜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未有提及在阳廷喜未按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处理问题时有指派胥某前往，而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也没有接到任何普川沣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前往进行民工工资协调的信息，因此上诉人所称已派人进行协调无证据证实。而成都市高新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情况调查报告、规划建设局徐某与上诉人阳廷喜的通话记录、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在2016年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先后要求普川沣公司法定代表人阳廷喜到高新区人社部门、规划建设局接受询问调查，而阳廷喜以买不到票、害怕被工人打、正在协调钱款等诸多理由推脱，拒不到高新区人社部门、规划建设局处接受询问调查、处理民工工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的规定，行为人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过书面、电话、短信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通知其在指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地点配合解决问题，但其在指定的时间内未到指定的地点配合解决问题或明确表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视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原判以此定性符合在案证据所证事实，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责任主体是单位，不应由上诉人阳廷喜承担刑事责任而应由普川沣公司承担刑事责任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定，本案中普川沣公司现在属于无员工、无办公地点、无资产的停业状态，只剩下未注销的营业执照。而案发时上诉人阳廷喜是普川沣公司的法人代表、大股东、总经理、实际控制人。在案证人证言证实，在普川沣公司无法支付成都高新区192项目的承包人的劳动报酬时，作为普川沣公司负责管理的上诉人阳廷喜，仍以中建一局的结算数据达不到公司预算为由拒绝结算，导致无法支付192项目工程各班组组长劳动报酬，从而使农民工无法收到劳动报酬，在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协调后，仍拒不支付。以上事实表明上诉人阳廷喜作为涉案公司管理人员对涉案农民工工资未支付有直接关系，普川沣公司是否应追加起诉并认定为单位犯罪，不影响对其本人行为的定性及量刑，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阳廷喜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人具有自首情节，不应因为其当庭不认罪而否认自首情节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本案中，上诉人阳廷喜侦查阶段虽能如实供述，但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翻供，不承认其在指定时间内拒绝前往规划建设局指定的地点的情节，属否认其以逃匿方法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具有如实供述情节。上诉人阳廷喜及辩护人的此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于 忠审判员 陈 楠审判员 聂婷婷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范孟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