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802民初27号原告:朱发德。被告: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李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飞，该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丽，该所律师。原告朱发德与被告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程序，于2017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发德、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飞、王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发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朱发德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2、追究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造假、越权代理的违法责任；3、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赔偿朱发德损失2万元。事实与理由：1、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何飞以诱骗手段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4年10月14日，朱发德因与刘茂全等人恢复原状纠纷案件上诉找到何飞，何飞称其与荆门市中级法院某承办法官关系好，同时愿免费帮朱发德代理诉讼案件，取得朱发德信任，何飞拿出空白格式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要朱发德签名，朱发德在何飞的诱骗下签名，合同无效。2、何飞违反职业道德，偷填���特别授权”。朱发德签名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均为未填写内容的空白格式文书，何飞在《委托代理合同》上偷填“特别授权”，在《授权委托书》上偷勾“特别授权”选项，属越权代理。3、何飞偷写《撤回上诉申请书》，属越权行为。2014年12月3日，何飞打来电话，要求朱发德撤回上诉，并称若不撤诉，法官要判朱发德败诉，朱发德被逼无奈，说“你要撤，你撤”，何飞就自己写了《撤回上诉申请书》，向荆门市中级法院撤回了上诉。4、由于何飞越权代理，致使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侵权案件的一审错误判决不能得到纠正，造成朱发德的损失。在何飞撤回上诉后，朱发德为纠正一审错误判决，多次上访和申诉，写了36份材料，上访58次，行程2900多公里，花去路费一千多元，打印费八百多元，同时还损失诉讼费用6.5万余元。��北新天律师事务所辩称，1、朱发德所述部分事实不属实。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恢复原状纠纷案件经东宝区法院一审判决后，朱发德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0月14日，朱发德到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委托何飞作为二审代理人，并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在《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一栏中勾选了“特别授权”选项。2014年10月31日，朱发德亲自出庭参与了二审庭审活动，二审法庭在查明朱发德代理律师的代理权限时，确认何飞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朱发德当庭予以认可。可见，何飞的代理权限是经朱发德授权并认可，不存在偷填、偷勾“特别授权”的事实，其诉称遭诱骗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没有依据。至于朱发德手持的《委托代理合同》中代理权限一栏为空白，是因双方在《授权委托书》中已有约定，单位内勤当时就未填写，在卷宗���档时才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一联代理权限一栏填上“特别授权”，第二联仍为空白，朱发德在查阅卷宗时发现第二联《委托代理合同》后，便将该联《委托代理合同》拿走作为证据，事实上，律师的代理权限应以法院确认的授权委托书为准。2、何飞代理朱发德撤回上诉的行为是合法的代理行为。二审开庭后，经何飞与朱发德的儿子对案件分析判断，认为二审维持原审判决的可能性大，根据朱发德的个性会继续上告、上访，其子担心朱发德年岁已高，出远门不安全，便请何飞做朱发德工作劝其撤诉。何飞给朱发德打电话，并告诉朱发德，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再不服，就得去省高院申诉，如果撤诉，等有新证据后可以在荆门申请再审。之后，朱发德经考虑向何飞回电话说同意撤诉，何飞才写了撤回上诉申请书递交荆门市中级法院。朱发德在领取二审撤诉裁定后，向东宝区法院申请再审未果，迁怒于代理律师，属不义之举。3、朱发德要求赔偿没有依据。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侵权案本无胜诉可能，其不甘心败诉反复缠讼不符合法治规则，为此所花费的所谓维权费用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请法庭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恢复原状纠纷案，经本院审理作出判决，宣判后，朱发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10月14日，朱发德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接受朱发德的委托，指派何飞律师为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恢复原状纠纷案的二审代理人，当日，朱发德还签署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委托权限一栏中勾选了“特别授权”选项，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留存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权限一栏填有“特别授权”，朱发德持有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权限一栏处为空白。朱发德与刘茂全等人恢复原状纠纷上诉案于2014年10月31日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笔录记载何飞为朱发德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朱发德在庭审笔录上签名。2014年12月3日，何飞向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署名申请人朱发德、代理人何飞的撤回上诉申请书，申请书内容及落款均由何飞书写，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裁定，准许朱发德撤回上诉。2015年6月，朱发德向荆门市律师协会投诉何飞越权代理、坑害当事人问题，2015年7月22日，该协会书面回复朱发德，意见为朱发德反映问题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争议的问题：一、朱发德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无效；二、朱发德对何飞的授权是否为特别授权；三、何飞为朱发德办理撤回上诉申请是否未经朱发德同意；四、朱发德要求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关于朱发德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朱发德的主张看，其认为签订合同时受到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何飞的诱骗，因此合同无效。首先，朱发德陈述其受到诱骗的事实为，何飞自称与荆门市中级法院承办法官关系好、与其子关系好，且不收代理费。先不论该事实是否属实，所谓诱骗，一般指诱骗人为达到个人目的，或牟取利益，编造虚假事实，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未收取朱发德代理费，未从代理案件中获取利益，也无证据表明其获得了其他利益，同时，从代理案件事实本身并不存在虚假，故朱发德所称遭受诱骗签订合同不能成立；其次，朱发德与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并不损害国家利益，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朱发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朱发德对何飞的授权是否为特别授权的问题。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主张为特别授权，提交的证据为朱发德签名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以及庭审笔录，朱发德抗辩其是在空白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特别授权”是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在签名之后添加和勾选的，并出示其手持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无“特别授权”字样。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出示的《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有“特别授权”描述和朱发德签名确认，“特别授权”和朱发德签名形成先后顺序已无从核实，朱发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签名确认的事实承担责任，并且朱发德、何飞均参加了二审上诉案的庭审活动，朱发德理应明知其代理人的授权范围，故可以确认朱发德对何飞的授权为特别授权的事实。朱发德手持的《委托代理合同》并无“特别授权”字样，即便“特别授权”为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事后添加，但朱发德、何飞参加二审上诉案庭审时间在后，朱发德对何飞提交法院的授权委托书未提异议，也为朱发德对何飞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的追认。因此，朱发德主张未对何飞特别授权参加诉讼，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飞为朱发德办理撤回上诉申请是否未经朱发德同意的问题。当事人均认可是否撤诉经过电话交流的事实，但均未能提交通话录音，本院也无法核实通话内容。根据前述认定，朱发德对何飞授权为特别授权，范围包括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等，即已包括代行撤诉的权利，若朱发德主张行使撤诉的权利为授权范围的例外，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从朱发德自认的事实看，朱发德对何飞说“你要撤，你撤”，表明朱发德对何飞办理撤诉并不持反对态度。故朱发德主张何飞办理撤回上诉申请未经其同意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朱发德要求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是否成立的问题。朱发德主张的损失为撤回上诉后的申诉、上访费用和诉讼费用。首先，朱发德未提交上述费用的证据，未证明其存在损失；其次，朱发德承担的诉讼费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其对生效判决不服进行的申诉、上访，并非由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的行为造成；第三，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朱发德代理诉讼案件，是为朱发德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并非造成其败诉的原因。因此，朱发德要求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朱发德要求追究湖北新天律师事务所造假、越权代理的违法责任的请求，经本院询问，朱发德所称的违法责任是指律师法规定的责任，因该项请求不是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朱发德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发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朱发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鲁儒华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钱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