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晨，身份证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超鸿，身份证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代理人：张荣花，身份证地址广州市荔湾区，现住广州市番禺区，系被上诉人刘超鸿的配偶。上诉人梁晨因与被上诉人刘超鸿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晨上诉称：一、刘超鸿未与梁晨办理交接手续，就擅自搬离涉案房屋并盗走涉案房屋内属于梁晨所有的空调、冰箱及木质家具，且拖欠两个月的水电物管费1000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3年11月27日，刘超鸿与梁晨签订涉案房屋租赁合同，该房为复式套房，室内设施有空调、冰箱及木质家具。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所有入墙入地的固定装修属甲方所有；第一年度月租金500元，第二年度月��金550元。2015年8月上旬，刘超鸿陆续搬家，梁晨得知信息后到富图商贸广场物业管理处查询，得知刘超鸿拖欠两个月的水电物管费1000元未交。2015年8月8日，梁晨去往涉案房屋，只见刘超鸿妻子张荣花一人在整理杂物，当时并未有搬家的迹象。张荣花与梁晨约定，8月15日上午到管理处交付水电物管费，再与梁晨结算租金，交接涉案房屋房内设施，收回签约时交付的押金。8月15日当日，张荣花失约，梁晨到涉案房屋房外，发现空调主机已经不见，当晚拨打张荣花电话，其告知房门钥匙与250元钱放在二楼士多店老板处，随即挂断电话，此后便拒接电话。8月16日及17日，梁晨多次前往二楼士多店，但均未开门营业。无奈之下，梁晨便向沙头派出所报警（报警号0910）。8月20日通过电话联系，刘超鸿回复沙头派出所警官：在广州医院住院，搬家一事不清楚。8月24日，梁晨到管理处交付刘超鸿拖欠的水电物管费999元。8月25日，梁晨从士多店老板处拿到刘超鸿存放的钥匙及250元。开启涉案房屋后，梁晨发现室内空调被拆，电冰箱被盗，还失窃了长方桌及木靠背椅。房内却多了两只破衣柜、两只无电源接线和插头的小单门冰箱。9月21日，梁晨第三次去往沙头派出所，警务室警官通过电话与刘超鸿取得联系，但刘超鸿表示租金、水电物管费已结清，其搬家只拿了自己的物品，拒绝调解。刘超鸿坚决拒绝调解，是因其心知肚明，其偷窃冰箱桌椅的行为已被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一旦进入警官主持的调解程序，立刻便会暴露。因此，梁晨上诉请求刘超鸿赔偿盗窃物品损失3000元，其中空调折价2000元，冰箱、长方桌及靠背椅折价1000元；二、梁晨的诉讼请求包括三项：1、刘超鸿赔偿梁晨3000元（空调折价款2000元；冰箱、长方桌、靠背椅折价款1000元）；2、��超鸿支付拖欠的租金1250元；3、刘超鸿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一，梁晨索赔空调折价款2000元的理由是，合同约定“租赁期间，所有入墙入地固定装修属甲方所有”，该条款是由番禺区工商分局制定，其合法有效不容置疑。刘超鸿承认搬家时拆走了涉案房屋空调，分体式空调机不仅是入墙入地的固定装修，而且是穿墙入定的固定装修，且“所有入墙入地的固定装修”不涉及谁出资装修的问题。依据上述合同约定，刘超鸿应当赔偿梁晨空调折价款。其二，梁晨索赔冰箱、长方桌、靠背椅折价款1000元的理由是，签订合同当时，梁晨认为刘超鸿是守信誉商人，故放松警惕。失窃后报警，梁晨再三请求辖区警官调解，但刘超鸿坚决拒绝调解。其实只要刘超鸿进入警官主持的调解程序，其偷窃冰箱桌椅证据就立马显现，因涉案房屋一楼出口处有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只要查看搬��视频，刘超鸿就无法否认偷窃的事实。其三，刘超鸿拖欠租金1250元是本案最后争议的事实。租赁合同约定第二年度的月租金为550元，但刘超鸿第二年度仍然按照第一年度的标准500元交租。因此，从第二年度开始至梁晨真正收回涉案房屋，即2015年8月25日（租金计算至9月），刘超鸿共拖欠租金1250元。梁晨将租金计算至2015年9月的依据是，刘超鸿8月15日搬离涉案房屋，因做贼心虚，拒绝与梁晨当面交接房内设施，租赁双方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就没有解除租赁关系。8月25日，在管理处帮助下，梁晨才拿到涉案房屋的钥匙。租金算至9月不为过，算至今日也合理；三、本案原审从小额诉讼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历经两次庭审，但原审法官在两次庭审中均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先是剥夺了梁晨的答辩期，后是在普通程序的庭审中更是无当事人陈述、无证据质证、无法庭辩论，庭审全程不到半小时，且根据刘超鸿原审提交的伪证作出多项错误的事实认定，并据此作出错误判决。其一、原审判决多处事实认定错误，缺乏依据，例如：“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与事实不符，原审两次庭审过程简单，第二次普通程序的庭审更是全程不到半小时，此有庭审记录为证；“梁晨主张，涉讼房屋未取得房地产权证，房屋系由其女儿向他人承租后交由梁晨代为经营管理”，但梁晨与刘超鸿均未说过“房屋系由其女儿向他人承租后交由梁晨代为经营管理”的话题，原审判决对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租赁合同》签订当日，梁晨将涉讼房屋交付刘超鸿使用，房内有一些破旧家具家电”，此一认定亦缺乏证据支持；此外，原审判决书第13页第11行至第19行认定的事实全是虚假的。其二、原审判决认定《租赁合同》无效的两点依据是：“梁晨确认涉���房屋未取得房地产权证”或“（梁晨确认涉讼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梁晨确认涉讼房屋只有使用权，使用到该房屋拆迁日，但梁晨从未确认过或说过“（梁晨）确认涉讼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这是违背日常生活常理的谎言，因为政府部门只对建筑的房屋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有关证书，不可能对合法建筑的某一部分再颁发上述证书。涉案房屋是番禺市桥西环路“富图商贸广场”四楼406房，其主体建筑占地13600多平方米，共四层，首层为商铺，二、三、四层为复式套房。梁晨于2015年12月3日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富图商贸广场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富图商贸广场经营许可证”三份复印件，证明富图商贸广场并非违章建筑；四、刘超鸿严重违背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诚实守信的诉讼义务，在原审中提交伪证，编造虚��诉讼材料恶意诉讼，又随心所欲的委派亲属出庭作伪证，滥用诉权，必须承担诉讼不利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梁晨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刘超鸿赔偿梁晨4250元（其中搬家违约拆走承租房空调机折价赔偿2000元；搬家偷窃承租房电冰箱一台、长方桌一张、木靠背椅一张，折价赔偿1000元；支付拖欠的租金1250元，租金算至2015年9月，自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每月按550/元，每月补交50元，计500元，另补交2015年8月16日至9月租金750元）；3、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刘超鸿负担。被上诉人刘超鸿答辩称：不同意梁晨的上诉请求。其一，我方搬离的地方距离涉案房屋在100米内，所以我方并非没有与梁晨沟通就搬走。依据我方原审提交的邻居作出的证明，我方已经明确向梁晨告知了我方会搬走，梁晨在明知我方搬家���情况下仍称我方是私自搬走，是不诚信的。梁晨去派出所报警时，我方已经向其明确告知我方当时在住院。在刚开始搬家的当天梁晨也有到场，而且梁晨也声明了要我方与其结账后才能搬。其二，梁晨称我方拿走其家具并不属实。在我方搬进涉案房屋时，该家具就已经在房屋内，我在搬进前就已经向梁晨声明要求其将家具搬走，而且在签订租赁合同时梁晨也并没有与我方确定房屋内物品的清单。另，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交证据证明我方原来使用冰箱的外型照片，不存在作假的情形，同时也证明了我方从来没有使用过梁晨的冰箱。关于梁晨称的维修空调的发票是虚假的问题，发票上的门牌号是维修工写错的，并非是作假。维修空调的收据也是真实的，对此法院可以予以调查。其三，我方是在与梁晨结账后才搬离的，而且梁晨称要以押金来冲抵水电费，当时有管理处的��员在场，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予以冲抵的。至于梁晨投诉的一审法官的问题，与我方无关，应由其自行处理。2015年10月8日，上诉人梁晨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超鸿赔偿梁晨3000元（包括刘超鸿拆走的空调折价赔偿款2000元，冰箱、木椅、长方桌折价赔偿款1000元）；2、刘超鸿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未交齐的租金共1250元（2014年12月至2015年9月按每月550元计算租金，刘超鸿每月应补交50元，另需补交2015年8月16日至9月租金750元）；3、刘超鸿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27日，梁晨作为出租方（甲方），刘超鸿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在坐落在市桥镇西环路204号4楼6号房屋，共4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居住；租期自2013年12月1日起；在本合同签订后当天内，��方必须向甲方交纳定金1000元及预付第一个月租金500元，合同期满乙方付清各项费用后的当天内，甲方将定金如数退回给乙方，定金不计利息；租金标准第一年度500元，第二年度550元；租金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存入到出租人的账户；每月租金乙方必须在当月的1日前缴纳；租赁期间，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对住房进行改装或增设他物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租赁期间，除活动的设备及器具（即用螺丝可进行拆卸）乙方可自行拆走外，所有入墙入地的固定装修属甲方所有，乙方如有损坏负责维修及赔偿责任；租赁期间的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由乙方承担；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在本年度内，乙方在每月底提出退租，甲方将押金全额退回。同日，梁晨收取刘超鸿缴纳的押金1000元、第一个月租金500元，并在合同末尾手写备注。2015年10月8日，梁晨以刘超鸿欠交租金及擅自搬走涉案房屋内物品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梁晨起诉称：2014年夏季，刘超鸿电话告知梁晨，涉案房屋内的空调机坏了，需要买一台新空调机，要求梁晨承担300元费用，梁晨同意，并告知刘超鸿在当月租金中扣除（当月银行转账租金为300元）。刘超鸿答辩称：2014年夏季，天气炎热，刘超鸿考虑到其只是临租，不愿自行购置空调，便与梁晨协商借用梁晨的旧空调。由于旧空调损坏，刘超鸿联系维修公司修理，维修公司称维修费用大概300元。刘超鸿遂与梁晨联系告知其此事，梁晨表示同意维修并从当月租金中抵扣300元维修费。广州修一修电话维修服务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上门维修梁晨的空调机，维修费用合计330元，其中30元由刘超鸿承担。该空调维修后运行了一段时间便彻底无法运行，张荣花��致电梁晨询问是否同意刘超鸿自行在墙面打洞安装自有的空调，梁晨表示同意，刘超鸿遂安装了其自有的空调。原审诉讼中，梁晨确认，涉案房屋未取得房地产权证。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租赁合同》签订当日，梁晨将涉案房屋交付刘超鸿使用，房屋内有一些旧家具家电；双方对于租期并无明确约定；2015年7月以前的租金，刘超鸿已按每月500元的标准付清，其中2014年夏季有一个月因涉案房屋空调需要维修，当月刘超鸿仅支付了两三百元租金，另，刘超鸿放了250元现金在涉案房屋二楼士多店，作为2015年8月的租金；刘超鸿在承租期间自行购买及安装了新空调，并在搬离房屋时将该空调拆走，涉案房屋内原有空调仍留在房屋内，已因故障不能使用；梁晨为刘超鸿垫付了涉案房屋截至2015年8月的水电费、管理费合计999元，该费用以刘超鸿缴纳的租赁押金1000元抵扣。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房屋的租金标准，房屋交付情况及计租期间产生争议。关于涉案房屋的租金标准。刘超鸿主张，虽《租赁合同》约定，第二年开始租金按照550元/月计算，但由于涉案房屋存在漏水情况，梁晨口头同意继续按照500元/月的标准收取租金，故刘超鸿一直按照该标准缴纳租金；梁晨如对该租金标准有异议，应当在第二年初即提出，但其2015年一直按照该标准收取了租金，应视为默认该租金标准；另，梁晨与刘超鸿曾口头约定，如刘超鸿提出退租，则搬迁当月租金应按天数计算。梁晨则主张，租金应依《租赁合同》的约定，从2014年12月开始按照550元/月的标准计算，刘超鸿仍按照500元/月的标准交租，实际是欠付租金的行为；刘超鸿确曾反映涉案房屋存在漏水情况，但梁晨找水电工上门维修后，刘超鸿未再反映漏水问题，梁晨并未因此同意第二年仍按照500元/月的标准收取租金；并且，梁晨并未与刘超鸿约定搬迁当月租金按日计算，不满一个月的租金均应按照一个月计算。关于涉案房屋的交付情况及计租期间。梁晨主张，2015年7月30日，刘超鸿致电梁晨，表示不再承租；2015年8月8日，梁晨得知刘超鸿的妻子张荣花在涉案房屋中搬走遗留物品，遂与管理处刘某甲一同到房屋要求其付清拖欠的水电费和管理费，张荣花表示其当天没时间，并与梁晨约定2015年8月15日上午双方一同至管理处结算及办理解除租赁合同的手续；2015年8月15日上午，张荣花未到场，电话联系梁晨称下午办理交接手续，但其下午仍未到场，当晚，梁晨致电张荣花，张荣花称涉案房屋钥匙已放在西环路204号二楼商店处便挂断电话，此后，张荣花与刘超鸿不再接听电��；2015年8月16日、17日，梁晨三次到涉案房屋二楼商店，其均未开门营业；梁晨无奈两次报警，刘超鸿均称病未到场；2015年8月25日，梁晨再次到西环路204号二楼商店，才拿到刘超鸿留下的钥匙及8月租金250元，梁晨当日进入房屋查看，发现房屋内新安装的空调被拆，双门电冰箱、一张木质靠背椅及一张长方桌均不在屋内，屋内只有两台无电源线、无插头的坏冰箱；2015年9月21日，梁晨再次报警，刘超鸿对警方称其搬家时仅搬走了自有物品，并拒不与梁晨见面；梁晨认为，刘超鸿未按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并擅自搬走房屋内家具家电，应当按550元/月的标准支付租金至2015年9月，并向梁晨支付其拆走的空调的折价赔偿款2000元，以及冰箱、木椅、长方桌的折价赔偿款1000元。刘超鸿则主张，其于2015年7月30日与梁晨电话联系称其不再承租，要求于2015年8月15日退租，梁晨表示同意其退租，并同意租金按日计至2015年8月15日为止；刘超鸿于2015年8月8日起陆续将房屋内其自有的物品搬出，并未搬走涉案房屋内原有的旧家具家电；双方约定于2015年8月16日交接房屋钥匙及8月份租金250元，但当日梁晨未按时到场，刘超鸿依梁晨的指示，将房屋钥匙及250元租金放在二楼士多店处，由梁晨自取；由于刘超鸿已依双方约定于2015年8月15日搬出涉案房屋，并将钥匙及8月租金交付给梁晨指定的人员，其无需再向梁晨支付2015年8月16日以后的租金，且刘超鸿并未搬走涉案房屋内原有的家具家电，梁晨亦无证据证明房屋内原有的家具家电及其价值，故刘超鸿无需向梁晨支付家具家电折价赔偿款。为证明其未搬走涉案房屋原有的家具家电，刘超鸿提交了《证明》原件并申请了证人刘某乙出庭作证。《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刘超鸿在2015年8月8日��涉案房屋搬家，当时星期六，许多邻居都有帮忙或目睹，当天上午梁晨到房屋现场交接，刘超鸿搬走的都是其自有物品，包括其自行安装的海尔空调，梁晨的旧空调、旧方桌、旧冰箱没有搬走；证明人处有刘某乙、苏某、邓某、尧某签名，另有手写字体“只证明当天2015年8月8日业主梁晨有到现场。其他我一切不知情。”及刘某丙签名。证人刘某乙（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虎山乡中和村刘屋）称：证人是刘超鸿的亲属；2015年8月8日，证人至涉案房屋帮刘超鸿搬东西，现场见到梁晨拿着单据在与刘超鸿结算；证人帮刘超鸿搬走了其自带的家具，房屋中原有的旧家具未搬走。梁晨确认《证明》中签名的刘某丙是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但对证人刘某乙陈述的事实不确认，并表示其从未见过证人。为证明其自行购买了家具家电，刘超鸿提交了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2张发票联原件及2张照片予以证实，其中编号为11223305的发票联开票日期为2012年7月26日，载明货物名称为海尔空调，价格2799元，购货单位为广州市穗之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编号为11151793的发票联开票日期为2012年10月7日，载明货物名称为美的电磁炉、美的微波炉、奥马冰箱、电脑等，价格4731元，购货单位为广州市穗之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照片显示为海尔空调及奥马冰箱。梁晨确认空调发票和照片的真实性，不确认其他家电发票及奥马冰箱照片的真实性。原审另查明：广州市穗之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以刘超鸿、张荣花为股东、张荣花为法定代表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由于梁晨确认涉案房屋未取得房地产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其与刘超鸿签订《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虽《租赁合同》无效，但根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刘超鸿使用房屋期间，应当向梁晨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现双方当事人对于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计付标准及计费期间存在争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房屋的使用费计付标准，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的租金按照500元/月的标准缴纳，2014年12月1日起租金按照550元/月的标准缴纳。刘���鸿主张因房屋漏水，其与梁晨协商同意第二年继续按照500元/月的标准缴纳租金，但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梁晨对此亦不予认可。因此，对于刘超鸿关于租金标准的主张，不予采纳。2014年12月1日起，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应变更为550元/月，占有使用费亦应参照该标准计算。关于房屋占有使用费的计费期间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刘超鸿于2015年7月30日提前告知梁晨其不再承租，且双方约定于2015年8月中旬交接房屋；刘超鸿主张其2015年8月16日早上到涉案房屋与梁晨交接但梁晨未按时到场，故其依梁晨要求将房屋钥匙及8月的使用费放置在二楼商店处，梁晨也确认刘超鸿当时告知其钥匙及使用费在二楼商店处，且其8月26日确于二楼商店处取得了涉案房屋的钥匙及8月的使用费250元；可见，刘超鸿已于双方约定的交接时间到过涉案房屋现场，而梁晨却未举证证明其是否按时到场，故对刘超鸿的主张予以合理采信，其依梁晨的指示将涉案房屋钥匙放置在二楼商店处应视为已完成房屋交接。至于梁晨称其此后多次至二楼商店均遇其关门，直至2015年8月25日才取得房屋钥匙，责任不在刘超鸿，梁晨主张刘超鸿支付2015年8月16日以后的房屋使用费，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由于刘超鸿确认仅按500元/月缴纳了占有使用费，故其应向梁晨补缴2014年12月至2015年8月占有使用费共425元（50元/月×8.5个月）。关于梁晨要求刘超鸿向其支付空调、冰箱、木椅、长方桌的折价赔偿款的主张。首先，由于梁晨将涉案房屋出租给刘超鸿时，双方并未签署家具家电清单，虽双方在原审庭审中均确认房屋内有一些破旧的家具家电，但具体物品情况及价值并无证据予以证实，故梁晨主张房屋内有八成新的冰箱、��椅和长方桌，且折价1000元，缺乏依据。其次，刘超鸿称其搬离涉案房屋时并未带走屋内原有的破旧家具家电，对此，有证人刘某乙及其他在场人员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虽上述证据证明力较弱，但梁晨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刘超鸿已搬走涉案房屋内原有家具家电，对此，梁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梁晨对涉案房屋新装的空调主张折价赔偿款，而该空调是刘超鸿购买及安装的，并非房屋内原有的设备，且空调是可拆卸的家电，并非入墙入地的装修，刘超鸿在搬离房屋时拆走其自有的空调并无不妥，梁晨主张刘超鸿应对此折价赔偿2000元，缺乏依据。综上，梁晨要求刘超鸿支付家具家电折价赔偿款3000元缺乏理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判决：一、刘超鸿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梁晨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425元；二、驳回梁晨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梁晨负担45元，由刘超鸿负担5元。经二审审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超鸿是否应赔偿梁晨空调折价款2000元的问题。空调机属于可拆卸的家电设备，梁晨亦确认刘超鸿拆走的空调系刘超鸿自行购买��安装，故梁晨依据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除活动的设备及器具（即用螺丝可进行拆卸）乙方可自行拆走外，所有入墙入地的固定装修属甲方所有”，主张刘超鸿购买的空调机归其所有，并以刘超鸿拆走导致其遭受损失为由诉请刘超鸿赔偿其空调折价款2000元，理据不充分。另，双方均确认梁晨曾免除刘超鸿部分租金300元，梁晨认为该300元系其对刘超鸿购买新空调机的出资，刘超鸿则认为该300元系梁晨自愿承担的旧空调维修费，并提供了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刘超鸿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梁晨承诺以免除刘超鸿部分租金的方式支付空调维修费用的事实，而刘超鸿自称在签订租赁合同后曾明确告知其自备空调、冰箱及家具，不需要使用梁晨的物品，故在双方就空调机的归属产生争议，且刘超鸿已将空调机自行拆走的情况下，基于公平合理原则，本院��定刘超鸿应向梁晨返还因空调使用而产生的300元费用。关于刘超鸿是否应赔偿梁晨冰箱、长方桌、靠背椅折价款1000元的问题。双方虽确认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时涉案房屋内存有旧家具家电，但现无证据反映旧家具家电的具体类型及价值，梁晨也未充分举证证明刘超鸿已搬走梁晨所有的在涉案房屋内的旧家具家电的事实以及旧家具家电的具体类型与价值，故梁晨诉请刘超鸿就搬走冰箱、长方桌、靠背椅一项赔偿折价款1000元，缺乏充分理据，原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请并无不当，可予维持。关于刘超鸿向梁晨支付房屋使用费的截止日的确定问题。双方虽未办理涉案房屋的交还手续，但依据双方在原审中的庭审陈述，双方未明确约定租赁期限，且刘超鸿在2015年7月30日即已告知梁晨不再承租，梁晨亦确认刘超鸿配偶张荣花在2015年8月15日晚的电话中告知梁晨已将涉案房屋钥匙放置在西环路204号二楼商店处，梁晨事实上已于2015年8月25日从西环路204号二楼商店取得涉案房屋钥匙。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刘超鸿应向梁晨支付使用费至2015年8月16日止亦无不妥，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2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超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梁晨支付725元；三、驳回梁晨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梁晨与刘超鸿均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培娟审判员  谭红玉审判员  杨晓怡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杨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