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豫08刑终110号原公诉机关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伟超，男，1979年12月22日生，汉族，小学肄业，河北省定州市，现住，无业。因涉嫌诈骗犯罪，于2016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日被逮捕。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玉婷，女，1982年10月2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河北省定州市，现住，无业。因涉嫌诈骗犯罪，于2016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日被逮捕。辩护人郭淑霞，河南金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海华，女，1978年9月14日生，汉族，小学肄业，河北省定州市，现住，无业。因涉嫌诈骗犯罪，于2016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日被逮捕。原审被告人马敏芝，女，1969年4月20日生，汉族，初中肄业，河北省定州市西城区，现住，无业。因涉嫌诈骗犯罪，于2016年3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8日被逮捕。原审被害人赵爱荣，女，1940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焦作市解放区。系本案被害人。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审理焦作解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犯诈骗罪，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豫0802刑初27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杨海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讯问原审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杨海华、马敏芝，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5年3月份以来，在河北省定州市的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孙京贤（另案处理）等人通过以高价收购被害人收藏品的名义，让被害人交纳鉴定费、好处费等各种费用实施诈骗活动。其中郑伟超和高玉婷负责从“蒋国栋”（另案处理）手中购买大量“客户信息”，打印出来后分发给马敏芝、杨海华、孙京贤等人，郑伟超还购买多张北京联通号段的手机卡作为与被害人电话联系，并提供金某、罗某、冯某、秦书省、周景贵等人的银行卡作为诈骗被害人汇款时所用。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孙京贤等人作为“电话员”负责和被害人联系实施诈骗，诈骗得来的钱由郑伟超、高玉婷到银行提现后按比例与马敏芝、杨海华、孙京贤等人进行分配。1、2015年9月份，郑伟超、高玉婷、杨海华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工作人员，以高价收购福建省霞浦县的被害人兰某的收藏品为由，让其交纳好处费、鉴定费等各种费用，骗取其现金21610元，现赃款已挥霍。2、2015年9月份，郑伟超、高玉婷、杨海华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工作人员，以高价收购甘肃省天水市的被害人马某的收藏品为由，让其交纳转账手续费，骗取其现金720元，现赃款已挥霍。3、2015年11月份，郑伟超、高玉婷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工作人员，以高价收购福建省霞浦县的被害人兰某的收藏品为由，让其交纳好处费、鉴定费等各种费用，骗取其现金66950元。现赃款已挥霍。4、2015年12月份，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孙京贤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工作人员，以高价收购河南省焦作市的被害人赵爱荣的收藏品为由，让其交纳好处费、鉴定费等各种费用，骗其现金15300元。现赃款已挥霍。5、2015年12月份，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冒充中国收藏家协会工作人员，以高价收购黑龙江省苇河林业地区的被害人曲某的收藏品为由，让其交纳好处费、鉴定费等各种费用，骗取其现金10500元。现赃款已挥霍。综上，郑伟超、高玉婷实施诈骗5起，诈骗金额115080元；马敏芝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5800元；杨海华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2330元。另查明，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的亲属主动将赃款115080元全部予以退赔，其中被害人赵爱荣已领取退赔款15300元，并出具了谅解书，其余99780元退赔款暂存至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以上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郑伟超的供述：2014年7月份，我通过网上从一个叫“蒋国栋”的人处购买了一些买过收藏品的人的信息，准备和这些买过收藏品的人联系，以高价收购他们藏品让他们缴纳服务费、鉴定费等各种费用的名义，诈骗他们的钱财。2015年3、4月份，我找到高玉婷，让她和我一起干，她同意了。2015年5月，我让高玉婷和“蒋国栋”联系购买“客户信息”，高玉婷通过支付宝将钱给“蒋国栋”汇过去，对方把“客户信息”发到我邮箱里，我把信息打印出来，交给我找的雇员手里，我还在路边买了一些手机卡给雇员用，让他们跟客户联系，骗他们的钱。骗到钱后，我和高玉婷去银行把钱取出来，进行分钱，偶尔高玉婷也打电话骗客户的钱。每次雇员骗来的钱，雇员得一半，剩下一半我和高玉婷再平分。另外我还让雇员给客户打电话，让客户自己办银行卡邮寄过来，每邮寄一张银行卡，我给雇员100元。我挣有十几万，我家盖房用了五、六万，买了一辆本田凌派轿车，剩下日常花了。我的雇员有高玉婷、杨海华、郎小红、陈玉荣、“小二”和他姐，孙京贤和“小丽”是跟着马敏芝干的，但他们的客户也是我们给他们的，骗的钱我们和杨海华他们平分。高玉婷、杨海华是我自己找的，陈玉荣、“小二”和他姐是高玉婷联系来的，郎小红是跟着陈玉荣来的。雇员只给我说钱打到哪个银行卡里，多少钱，我和高玉婷就到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他们分钱，雇员不会跟我说具体骗谁的钱、这个人是哪个地方的、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们怕我自己跟客户联系，他们分不到钱，这也是我们的规矩，雇员不说，我也不问，所以具体骗谁的钱我真不知道。但有时我也听他们说过，就是我被抓之前，马敏芝和孙京贤说骗了一个焦作的女的钱，打到金某的银行卡上，我和高玉婷就分几次就到银行取了13000多元钱；过一段时间，马敏芝还是孙京贤给我打电话说又骗到2000多元，我自己又去取了2900元。马敏芝和孙京贤在诈骗中自称叫“杨兰”和“李静”，具体谁自称什么我不清楚，因为电话员打电话时，名字有时会互换。我们用的银行卡都是刚开始找的几个客户，说收购他们的藏品，让他们自己办银行卡寄过来，说方便给他们打钱，罗某、金某、秦书省就把他们自己办的银行卡寄了过来，我们就一直用这几张银行卡。我的本田凌派轿车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被定州警方给扣了。2、被告人高玉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2015年3、4月份，郑伟超找到我商量一起干以收购对方藏品、让对方交鉴定费等为借口骗取钱财的诈骗活动，我答应了。到了6、7月份，我和郑伟超找到电话员后，就到定州市内租房开始搞诈骗。客户信息是郑伟超通过QQ联系从网上买的，他还负责购买诈骗用的电话卡；我负责向对方付款买客户信息，是我通过支付宝向对方转账的。我们把这些信息打出来后交给电话员，电话员负责打电话联系，告诉客户我们是收藏家协会会员，可以高价收购对方藏品，但需要对方先缴纳鉴定费等费用，等对方把钱打到我们指定的银行卡上，负责的这个电话员就告诉我和郑伟超，我和郑伟超负责把钱取出来。骗来的钱一半分给骗成的业务员，另一半我和郑伟超平分。我一共分了有六、七万元。我刚去时，就杨海华一个电话员；后来我叫来了“小二”，“小二”又叫来她姐景芙蓉当电话员；陈玉荣是自己过来的，她又叫来了郎小红；马敏芝是郑伟超的嫂子，自己在家里干，她下面还有两个话务员，分别是“京贤”和“小丽”。马敏芝用来诈骗的信息都是从我手里拿的，如果她诈骗成功后，也是将钱汇到郑伟超提供的银行卡上，之后我和郑伟超取出钱后给她们分配。我自己也给“客户”打电话实施诈骗，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11月份杨海华给我一个手机号，是福建的，说已经骗了对方几万元了，骗不下去了，让我继续跟对方联系，我就打电话自称是马静静，是深圳保利收藏家协会的，要收购他的藏品，以缴纳信誉保证金、好处费等名义，让对方分四次给我汇了25000元，汇到了郑伟超提供的户名为“周景贵”的黑龙江农村信用社卡上了，这钱我和郑伟超平分了。福建这个人的电话号在我被扣的白色滑盖手机上存，我存的名字是“兰女”。3、被告人马敏芝在侦查阶段的供述：郑伟超是我小叔子，2015年10月郑伟超让我跟着他“打书”，就是他给我一些买过收藏品的客户信息，还给我两张北京联通的手机卡，让我冒充中国收藏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问对方是否有藏品出售，再以交好处费、鉴定费、安全保证金的名义交钱，把钱汇到郑伟超给我提供的户名为“金某”和“冯某”的两张农行卡上。钱打过来之后，我就跟郑伟超联系，他到银行把钱取出来，给我一半，郑伟超得一半。后来我把孙京贤介绍过来跟我一起干，孙京贤骗的钱她得一半，剩下一半我和郑伟超再四六分成。2015年12月中旬，孙京贤说她自称“李静”联系了一个焦作市的女的，让我帮忙骗对方的钱，我跟对方联系后，以交售前服务费、给鉴定师红包、安全保证金等名义让对方分三次交了6800元，后来孙京贤又以“李静”的名字分两次骗了对方10000多元。这些钱都打到了户名为“金某”的农行卡上了，第一笔800元我只分了200元，两次2000元我只分了1000元，剩下的钱都是郑伟超和孙京贤分了。2015年12月初，我联系了一个黑龙江哈尔滨的客户，我自称“刘叶”和“杨兰”，分三笔骗了对方10500元，打到了户名为“金某”和“冯某”的两张农行卡上，郑伟超把钱取出后，给我分了5000元，其余钱他拿走了。骗的钱我都买衣服、吃喝花了。4、被告人杨海华的供述：2015年3、4月份，郑伟超找到我让我和他一块儿以收购藏品的名义骗钱（我们这称“打书”），到7月份我到定州开始跟着他干，当时高玉婷就已经在那了。郑伟超给了我一部手机和电话卡，还有一份名单，上面有姓名、电话、住址。郑伟超让我冒充是中国收藏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名单上的人联系，问对方是否有意出售藏品，如果对方有意的话，我就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来，方便下一步联系。第一次联系一般不谈钱，只说可以高价帮他们把藏品卖出去，但要收取鉴定费、手续费等，对方如果愿意，我就提供一个郑伟超提供的银行账号，让对方把钱打过来，然后我告诉郑伟超，他把钱取出来，再和我五五分成，如果骗的钱上千的话，郑伟超再多抽100元电话费，因为一个手机号只能用一个月左右，用完郑伟超就再给我一张手机卡。我的手机和记录的笔记本都被公安给扣了。我一共骗了有十几次，成功了三次。2015年8、9月份时，我通过郑伟超给的客户信息，自称“杨兰”骗了一个福建的姓兰的男子，他一共分三次汇过来21600元，打到金某的农行卡上了，郑伟超取出钱后给我分了10000元左右。还有一次我自称“杨兰”骗了一个叫马某的720元，郑伟超给我分了350元。还有一次骗了一个叫李明的5500元，郑伟超给我分了2500元左右。我骗的钱都吃喝、买衣服花了。5、被害人兰某的陈述：2015年8月份一天，一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回收部工作人员“杨兰”，打电话说要回收我的藏品，2015年9月我按照对方要求先交了2000元报名费（打到对方指定的尾号为5782、户名为周来贵的银行账户上），又交了19610元的鉴定费（打到对方指定的尾号为5273、户名为金某的银行账户上）；2015年9月至10月又交了40000元好处费（打到对方指定的尾号为0664、户名为秦书省的账号上）。2015年11、12月期间，我被“马静静”、“周景贵”二人以同样方法骗取现金27000元。6、被害人马某的报案及陈述：2015年9月，一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品监督委员会工作人员“杨兰”，打电话说要回收我的藏品，以缴纳手续费的名义骗了我720元，钱是打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了。7、被害人赵爱荣的报案及陈述：2015年12月，一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李静”，说要收购我的藏品，之后另一名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杨兰”，第一次以售前服务费名义让我汇款800元，第二次以给鉴定师红包名义让我汇款2000元，第三次以安全保证金名义让我汇款2000元，之后“李静”又以交个人所得税名义让我汇款8500元，“李静”和“杨兰”又合伙以路费名义让我汇款2000元。我一共被骗15300元，都汇到对方提供的尾号为5273、户名为金某的农行账户上了。8、被害人曲某的陈述：2015年12月，一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协会监督委员会的“刘叶”，说收购我的藏品，后以交会员费名义让我汇款500元（打到对方指定的尾号为5273、户名为金某的银行账户上），之后一名自称“杨兰”的女子以给好处费名义让我分两次汇款10000元（打到对方指定的尾号为0570、户名为冯某的农行账户上）。9、证人金某的证言：2014年10月，一名女子自称是北京东方收藏公司的“ＸＸ”，以回收我藏品对接用的名义让我办了一张尾号为5273的农行卡邮寄给他们，2014年11月，对方又以同样名义让我办了一张尾号为6184的邮政银行卡邮寄给他们。10、证人冯某的证言：2015年10月，一名女子自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刘婷”，以收购我藏品对接用的名义让我办了一张尾号为4077的建行卡和一张尾号为0570的农行卡邮寄给他们，对方地址是河北定州的。11、证人罗某的证言：2014年夏天，我被自称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人以购买贵金属的名义骗了2000多元，当时对方还让我办了一张银行卡邮寄给他们。12、证人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在河北省定州市街头摆地摊卖手机卡，2015年开始有一名男子在其处购买过七、八张185/186开头的北京联通卡，经其辨认，该男子就是被告人郑伟超。13、纸及封皮有“仇”字字样、记录有客户信息的黄皮笔记本一个（经查，该笔记本系被告人杨海华实施诈骗所用）；在郑伟超处扣押诈骗用银行卡九张；在高玉婷处扣押购买客户信息时付款用农行卡一张、白色BBK滑盖手机一部（手机卡号13×××85）；在杨海华处扣押红色后盖触摸屏手机一部（手机卡号18×××50）。在高玉婷、杨海华手机中均发现了被害人兰某的联系方式及与兰某短信联系内容。14、公安机关拍摄的被告人郑伟超QQ邮箱内容照片，显示该QQ邮箱内有大量郑伟超、高玉婷购买的所谓“客户信息”数据，其中就包含被害人赵爱荣的信息。15、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清单及相应农业银行汇款单5张、转账单2张，证实了被害人赵爱荣向被告人提供银行账户内汇款15300元的情况。16、银行汇款单据12张，证实被害人兰某向被告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内汇款88560元的情况。17、银行汇款单据3张，证实被害人曲某向被告人提供的银行账户内汇款10500元的情况。18、公安机关调取的在被告人郑伟超处扣押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证实了本案四名被害人向户名为“金某”、“冯某”、“秦书省”、“周景贵”、“罗某”的银行卡账户内汇款的情况，与各被告人的供述、各被害人的陈述所证实的案件情况一致；公安机关调取的在被告人高玉婷处扣押的农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了其通过支付宝付款购买“客户信息”的情况。19、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及发破案经过，证实本案的侦破揭发情况，四名被告人均系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郑伟超带领公安民警将被告人杨海华抓获。20、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本案涉案人员“蒋国栋”、陈玉荣、郎小红、孙京贤、“小二”及其姐姐、“小丽”、“小珍”等人正在进一步抓捕中。21、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根据被告人供述及被告人杨海华所使用的黄皮笔记本记录内容，公安民警逐一拨打被害人电话，但因其中部分电话无法接通，部分被害人拒不配合工作，故本案只对上起诉书指控的五起诈骗事实；被害人曲某被诈骗的犯罪事实系被告人马敏芝主动供述，公安机关通过调取银行卡交易记录确定了被害人，并联系到曲某后予以确定。22、收到条、谅解书、交款凭证，证实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的亲属主动将赃款115080元全部予以退赔，其中被害人赵爱荣已领取退赔款15300元，并出具了谅解书，其余99780元退赔款暂存至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执行账户。23、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处扣押冀Ｆ×××××黑色英伦牌轿车一辆及冀Ｆ×××××白色北京牌轿车一辆。24、并有四名被告人的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以上证据，均经当庭出示，查证属实，足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其中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实施诈骗5起，诈骗金额115080元；被告人马敏芝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5800元；被告人杨海华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2330元，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郑伟超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被告人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系从犯的辩护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根据庭审查明事实，本案中的诈骗团伙系被告人郑伟超组建领导，被告人高玉婷在加入该诈骗团伙后，与被告人郑伟超共同负责购买“客户”信息、向“话务员”分发“客户”信息、到银行提取被害人汇款、与“话务员”按比例分配赃款等工作，其二人在整个诈骗团伙中处于最高层，在整个共同犯罪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应对全案负责。被告人马敏芝、杨海华虽系诈骗团伙中所谓的“话务员”，但二人在明知所从事的是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积极主动地在郑伟超、高玉婷提供的“客户”信息名单中选择诈骗对象、实施具体的诈骗犯罪行为，且获取一半的赃款分成，故二人在所具体实施的诈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如上所述，被告人高玉婷系主犯，应对全案负责，故被告人高玉婷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犯罪金额为26950元的辩护观点，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马敏芝在侦查阶段始终供述具体参与了对被害人赵爱荣的诈骗行为，并获得赃款分成，其当庭亦供述获得赃款分成，被告人郑伟超的供述、被告人高玉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被告人马敏芝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孙京贤系马敏芝发展的“话务员”，故被告人马敏芝提出的其不应承担被害人赵爱荣被诈骗15300元的责任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郑伟超、杨海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敏芝归案后主动供述了诈骗被害人曲某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郑伟超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杨海华，系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四名被告人的亲属已主动将全部赃款退还，被害人赵爱荣出具了谅解书，故对四名被告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据此，判决如下：1、被告人郑伟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2、被告人高玉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3、被告人马敏芝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500元。4、被告人杨海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元。5、作案工具黄皮笔记本一本、银行卡十张、白色BBK滑盖手机一部、红色后盖触摸屏手机一部予以没收。6、冀Ｆ×××××黑色英伦牌轿车一辆及冀Ｆ×××××白色北京牌轿车一辆，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上诉人郑伟超上诉称其有立功情节，且各被告人家属已全部退还赃款，且得到被害人赵爱荣的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上诉人高玉婷及其辩护人辩称：一审法院不应当将上诉人高玉婷认定为主犯，其不是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其也是受郑伟超的领导和安排进行工作，其只应当对自己骗取的26950元负责，不应当对其他被告人实施的犯罪数额负责，且郑伟超明显比高玉婷的作用大，但量刑确轻，因而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量刑也过重。上诉人杨海华上诉称其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原判量刑过重。经二审审理查明及认定的犯罪事实与一审基本相同。且原判认定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足以认定。上诉人郑伟超上诉称其有立功情节，且各被告人家属已全部退还赃款，且得到被害人赵爱荣的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在量刑时已就被告人郑伟超有立功情节，且积极退赃后得到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予以从轻处罚，并结合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犯罪数额等事实情节予以综合量刑，并无不当，因而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高玉婷及其辩护人辩称：一审法院不应当将上诉人高玉婷认定为主犯，其不是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其也是受郑伟超的领导和安排进行工作，其只应当对自己骗取的26950元负责，不应当对其他被告人实施的犯罪数额负责，且郑伟超明显比高玉婷的作用大，但量刑却轻，因而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量刑也过重的理由，经查，高玉婷在该案中的行为，有高玉婷、郑伟超的供述以及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其他相关书证，能够证实被告人高玉婷与被告人郑伟超共同负责购买“客户”信息，且支付买信息的款也是通过高玉婷转账，被告人高玉婷还负责向“话务员”分发“客户”信息，到银行提取被害人汇款，且所得赃款，除“话务员”所得外是其与郑伟超均分，因而足以认定高玉婷在该犯罪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系主犯，应对全案负责，因而一审法院对高玉婷实施诈骗的数额认定无误。被告人郑伟超的量刑之所以比被告人高玉婷轻是因为其有立功和认罪态度好等情节一审法院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高玉婷的量刑也是结合了其在犯罪所起的作用，犯罪数额，积极退赃等情节予以了综合考虑后作出的，并无不当，因而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杨海华上诉称其系初犯、认罪态度好，原判量刑过重的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在量刑时已就被告人杨海华在犯罪所起的作用，犯罪数额，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等情节予以了综合考虑，量刑并无不当，因而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马敏芝、杨海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其中被告人郑伟超、高玉婷实施诈骗5起，诈骗金额115080元；被告人马敏芝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5800元；被告人杨海华实施诈骗2起，诈骗金额22330元，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郑伟超、高玉婷、杨海华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战胜审判员  原树林审判员  于泽都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卢卯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