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91民初2092号原告：陶世樑，男，汉族，1941年9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珙县。原告：代家艳，女，汉族，1968年12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珙县。原告：陶永胜，男，汉族，1995年1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珙县。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松，男，汉族，1965年1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珙县。系四川省珙县王家镇鱼田村委会推荐，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尚锦路***号。法定代表人：黄迪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敏，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莉，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原告陶世樑、代家艳、陶永胜诉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以下简称上锦南府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世樑、代家艳、陶永胜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松、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世樑、代家艳、陶永胜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0824元；2、被告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6695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陶世樑为患者陶用武之父，原告代家艳为患者陶用武之妻，原告陶永胜为患者陶用武之子。患者陶用武于2013年、2014年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两次检查，结果是良性脑垂体腺瘤。陶用武于2014年10月16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手术，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生蔡博文安排到被告上锦南府医院住院做手术。2014年10月21日，被告上锦南府医院为患者陶用武实施切除手术，手术中损伤因素造成术后产生“脑脊液鼻漏”继发“颅内感染”，被告没有及时做出修补，拖延26天，于2014年11月18日才做“脑脊液鼻漏”修补手术及“右大腿阔筋膜切取术”作颅内修补。2014年11月28日，被告医院医生司马秀田让患者陶用武出院，后患者陶用武病情恶化导致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具有不可推卸的医疗事故责任，特提起诉讼。被告上锦南府医院辩称，被告在患者陶用武术后的处理符合诊疗规范，原告称没有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延误治疗与事实不符，被告尽到了告知义务，原告称医生没有告知病人病情和危险性与事实不符。原告称医生把病人赶出医院与事实不符，患者的死因是与神经外科手术后比较常见的并发症以及各种因素有关，难以完全避免。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患者陶用武于2013年7月22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检查，总结意见为：蝶鞍占位××变，垂体大腺瘤可能，请结合临床。2014年9月16日，陶用武再次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检查，总结意见为：脂肪肝，左肝顶及右前叶低密度影，囊肿？其它？必要时结合MRI检查。2014年10月16日，患者陶用武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生安排入被告上锦南府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鞍区占位××变，完善相关检查后，2014年10月20日，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向患者家属告知了患者患有“鞍区占位××变”，需要行“经蝶鞍区占位病变切除术”，该手术存在的并发症及风险。2014年10月21日，被告上锦南府医院为陶用武在全麻下实施“经蝶鞍区占位病变切除术+视神经减压术+颅底重建术”，术后予以抗感染、激素、制酸、营养神经、对症等治疗。术后陶用武出现脑脊液鼻漏，2014年10月31日，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向患者家属告知了患者患有垂体瘤、脑脊液鼻漏，需要行持续“腰大池穿刺引流术”，该手术存在的并发症及风险，当天，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对患者陶用武行“腰大池穿刺流术”，2014年11月5日，发现脑脊液培养有感染表现，当晚予以抗感染治疗。2014年11月18日，被告上锦南府医院为陶用武在全麻下实施“经鼻碟脑脊液鼻漏修补术+右大腿阔筋膜切取术”，术后予以抗感染、激素、制酸、营养神经、对症等治疗。2014年12月5日，陶用武出院，出院诊断为垂体腺瘤，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检测尿量、电解质；定期复查，门诊随访；如有不适，及时就诊。患者陶用武于2014年12月7日入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4年12月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发热原因待诊：中枢性感染？发热型药疹？消化道出血原因待查：应激性溃疡？急性肾功能不全，乳酸酸中毒，垂体瘤术后，建议转上级医院（华西医院）治疗。2014年12月8日，患者陶用武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住院治疗，急诊诊断为脓毒性休克，自发性颅内出血，心肺复苏术后。2014年12月22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宣布患者陶用武死亡，死亡原因为脓毒症，脓毒症休克，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器官功能不全，心肺复苏术后，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肠道感染。另查明，原告陶世樑为患者陶用武之父，原告代家艳为患者陶用武之妻，原告陶永胜为患者陶用武之子。陶用武生前经营有珙县王家镇陶氏客运站。诉讼过程中，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上锦南府医院在对陶用武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诊断不准确、在不具备出院条件下安排出院等过错，因认定上述过错属于专业判断问题，本院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以完成举证。2016年8月2日，本院再次询问原告是否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并告知了未申请的法律后果，原告未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证、户口簿、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报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病历材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及死亡证明；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病历资料；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应当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患者所受到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侵害患者知情权造成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造成患者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三原告主张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在对陶用武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申请司法鉴定由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是其完成举证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诉讼过程中，本院针对三原告主张被告上锦南府医院在对陶用武诊疗过程中存在延误治疗、诊断不准确、在不具备出院条件下安排出院等过错，而认定上述过错属于专业判断问题，应由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进行认定，为此本院向原告送达了《举证通知书》，告知原告申请医疗过错鉴定以完成举证。后再次询问原告是否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并告知了未申请的法律后果，但原告未申请医疗过错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原告提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1年12月21日实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７月１日施行，在分配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时，应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三原告主张的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是否存在出院前未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风险及转院治疗、延误治疗、诊断不准确、在不具备出院条件下安排出院等过错，本院认为，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在出院病情证明书上告知了患者病情及注意事项，而陶用武在出院时是否具备出院指征、采用手术时机是否适当、诊断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延误治疗、漏诊问题，属于专业判断问题，应由三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三原告提出的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存在隐匿病历问题，经审查，三原告提出的所谓隐匿的部分检查报告等病历，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诉讼过程中，部分有向本院提交，部分为三原告推测的存在的病历，被告成都上锦南府医院已进行了合理解释，不存在病历不完整问题，故不构成隐匿病历。综上，三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医疗过错，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碍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世樑、代家艳、陶永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4404元，由原告陶世樑、代家艳、陶永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梁林军人民陪审员  叶碧云人民陪审员  周京燕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 记 员  刘苡辰速录书记员黄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