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辽行终55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冉素芳，女，194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东陵区。委托代理人王明先（系上诉人女婿），男，196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沈阳市市府大路260号。法定代表人姜有为，该市政府市长。委托代理人翟玲，该市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蔡姝，辽宁明格律师事务律师。上诉人冉素芳因诉沈阳市人民政府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行初字第48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冉素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明先，被上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翟玲、蔡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3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委托管理辉山畜牧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决定收回沈阳市辉山畜牧场所辖区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委托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和使用。沈阳农业高新区管委会于2004年2月24日发布《沈阳农业高新区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即沈农开发（2004）14号文件，同年12月12日发布《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即沈农开发（2004）157号文件，原告冉素芳已故丈夫袁启勋在拆迁范围内有房屋及其他地上物，但原告与拆迁人一直未达成拆迁协议，沈阳市房产局于2005年8月21对原告作出拆迁裁决，该裁决书原告未予执行。2006年7月1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责成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蒲河新城分局对原告居住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原告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诉至法院，经两审终审，驳回原告要求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2008年8月25日沈阳蒲河新城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与原告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115,440元”，与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其他附属物等共计金额251,672元。上述补偿款原告已领取。另查，2004年12月25日，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06年4月24日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沈阳道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沈阳虎石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建沈阳沈北新城管理委员会，2006年4月26日更名为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该管委会是沈阳市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机关法人，拥有独立财政。再查，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7月12日发布《购买蒲河新城优惠政策住房操作规则》，该规则系针对蒲河新城被拆迁居民购买优惠政策住房事宜制定。现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沈农开发（2004）14号、157号房屋拆迁文件，在辉山地区给予（售给）原告安居回迁住房及补偿强迁九年后的室内装修材料费等上涨差价每平方米350元合计27,300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14个月的租房金经济损失68,400元，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冉素芳诉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履行的职责实际是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拆迁行为的后续事项，鉴于该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更名和重新组建，其权力义务已被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所承接，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虽为被告派出机构，但是机关法人且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故应由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承接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后续事项的处理，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是履行职责主体的理由不成立。第二，《沈阳农业高新区房屋拆迁实施方案》第五条规定：“开发区鼓励被拆迁户到辉山新城购房，并给予一定优惠，即按照建楼成本价格出售给被拆迁户”，同时第八条规定：“为了加快拆迁进度，按照拆迁期限，对积极拆迁，支持开发区建设的动迁居民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不按期拆迁的钉子户，给予处罚”，该实施方案并没有规定必须由开发区给予被拆迁户回迁，仅承诺给予愿意在辉山新城购房的被拆迁户一定的优惠，从奖惩规定来看，对按期拆迁和未按期拆迁的被拆迁户奖惩政策是有所区别的。2006年7月8日沈阳蒲河新城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购买蒲河新城优惠政策住房操作规则》，是针对蒲河新城被拆迁居民购买优惠政策住房事宜制定的，其中第三条规定：“以《拆迁通告》发布之日为准，在《拆迁实施方案》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房屋及附属物拆除的被拆迁户”是符合优惠政策住房“购买范围”的拆迁户。原告的涉案房屋及地上物拆迁完毕期限规定为2004年，原告并未在该期限内签订补偿协议并搬迁，而是在2006年7月11日被强制拆除，并于2008年8月25日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此原告是否应享受购房优惠应当按照上述文件规定来衡量，原告现没有证据证明其符合优惠购房条件，且双方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货币补偿，也没有回迁安置的内容。综上，原告要求被告给予优惠政策回迁住房的理由不成立，该诉讼请求无法支持。第三，原告要求被告补偿的装修材料上涨差价、房屋租金等，均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冉素芳要求被告沈阳市人民政府给予（售给）原告安置回迁住房及赔偿房屋装修材料费等上涨差价27,300元、114个月租房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冉素芳承担。上诉人冉素芳上诉称：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之诉请为拆迁行为后续事项为由，认定应履责的主体并非沈阳市人民政府系错误认定。2003年12月31日被上诉人以土地委托方式将拆迁事项交由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后由沈北新区蒲河新城管委会承接）办理，已经表明真正承受权利义务的主体是沈阳市政府，具体操作者是其派出机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将被上诉人作为行政主体，符合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2、沈阳农业开发区管委会（2004）14号、157号文件适用范围内的被拆迁人凡是按照1480元每平方米签订的补偿协议全部按照1400元每平方米（均价）购买了安置回迁房，且协议书中均没有填写安置回迁房的内容，上诉人的情况与之相同。一审法院将沈蒲发（2006）第9号文件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该文件不适用于涉案地块。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钉子户”没有事实根据，认定不给“钉子户”安置回迁房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履行向上诉人出售安置回迁房及补偿装修材料差价损失及租房损失的法定职责。被上诉人沈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上诉人签订的是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不能再给予产权调换。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是否成立。首先，关于履责主体的问题，经查，2003年12月31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委托管理辉山畜牧场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决定收回沈阳市辉山畜牧场所辖区域国有土地使用权，并委托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和使用。沈阳农业高新区管委会于2004年1月16日作出《关于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决定收回原辉山畜牧场所辖区域所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将收回的国有土地储备到农业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沈阳农业高新区管委会于2004年2月24日发布《沈阳农业高新区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同年12月12日发布《沈阳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房屋拆迁补偿补助规定》。房屋拆迁许可证中确定的拆迁人是沈阳辉山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也是由沈阳蒲河新城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作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基于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沈阳蒲河新城管委会应为上诉人申请履责的主体的理由成立，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应为履责主体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履责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2006年7月8日沈阳蒲河新城管委会发布的《购买蒲河新城优惠政策住房操作规则》，是针对蒲河新城被拆迁居民购买优惠政策住房事宜制定的，其中第三条规定：“以《拆迁通告》发布之日为准，在《拆迁实施方案》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房屋及附属物拆除的被拆迁户”是符合优惠政策住房“购买范围”的拆迁户。涉案房屋及地上物的规定拆迁期限最迟应为2004年年底，上诉人并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自动搬迁，而是在2006年7月11日被强制拆除，并于2008年8月25日签订《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述案件事实证明上诉人并不符合优惠购房条件，且2008年8月25日上诉人与沈阳蒲河新城土地储备交易中心签订的《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是货币补偿，并没有回迁安置的内容。上诉人原有有证房屋78平方米，补偿数额共计251672元，补偿标准已达每平米3200余元，而优惠购房政策的适用条件之一是被拆迁人货币补偿标准为1480元每平方米，故上诉人在得到上述货币补偿后还要求被上诉人给予优惠政策按照1400元每平方米购买回迁住房的理由缺乏法律及拆迁政策依据。同时2008年8月上诉人已经实际领取上述补偿款项，现其又要求被上诉人补偿装修材料上涨差价及房屋租金等亦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履责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冉素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蕊审 判 员  曹丽华代理审判员  王永宏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倪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