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5民终4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松，男，汉族，1986年11月29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唐建林，重庆津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帅永红，男，汉族，1986年10月23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荣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新市街33号，组织机构代码76593934-3。法定代表人：聂荣畔，经理。委托代理人：成小松，重庆宇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滨江路西段13号片区滨州花园C幢1层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753056017M。法定代表人：欧贵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黎焕咏，重庆伟豪（江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柳松与被上诉人帅永红、重庆荣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荣德建司）、重庆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博达建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6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柳松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查清事实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原审判决法律关系未理顺，合同主体认定错误。荣德建司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博达建司是转包人，帅永红是博达建司内部经营管理承包人。原审认定上诉人和博达公司未建立合同关系错误。根据荣德建司与博达建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涉案工程劳务人员全部由博达建司组织，并按照约定条款向劳务人员支付劳务费。因此，上诉人作为劳务班组负责人与博达建司存在法律利害关系。帅永红与博达建司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来看，帅永红对外是以博达建司的名义开展工作。帅永红是博达建司的内部管理人员，是代理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合同实际履行看，虽然帅永红与上诉人进行了劳务费结算，但是已经支付的劳务费均是荣德建司、博���建司直接向上诉人支付，帅永红并没有支付上诉人劳务费。荣德建司与博达建司签订的两份合同也约定项目经理是帅永红，帅永红只是博达建司的项目经理，不是劳务承包人。因此，帅永红是以博达建司的委托代理人及项目经理的身份与上诉人签订合同，上诉人与帅永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的相对方就是博达建司。因此荣德建司、博达建司对上诉人柳松班组的劳务费应当承担支付责任。原审判决仅凭所谓结算单认定由帅永红个人承担支付上诉人的劳务费尾款355719元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原审程序不当，诉讼费处理错误。本案发包人及开发建设单位重庆中北置业有限公司存在拖欠荣德建司工程款行为，荣德建司又拖欠博达建司劳务费，博达建司拖欠上诉人，是导致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在拖欠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人承担支付责任。一方面本案中原审法院应当追加发包人作为本案当事人而没有追加，另一方面，发包人与转包人与分包人之间工程款是否结清，是否存在拖欠工程款行为根本就没有进行调查。显然程序不当，不利于保护民工合法权益。原审判决由帅永红承担支付上诉人全部尾款，其诉讼费根据败诉方承担原则，应当由帅永红全部承担，但原审判决由上诉人与帅永红各承担一半，显然不当。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荣德建司、博达建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帅永红未答辩。柳松一审诉讼请求：荣德建司、博达建司、帅永红共同支付其人工费355719元，并以355719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欠款付清为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荣德建司与博达建司签订《江津美天·公园王府项目一期工程第Ι标段劳务分包合同》，约定荣德建司将“美天·公园王府”售房部、1号楼、6号楼等3栋楼房及相应车库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博达建司。次日，博达建司与帅永红签订《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约定博达建司将“美天·公园王府”2号、3号、4号、5号楼等4栋楼房及部分车库工程承包给帅永红施工。2014年3月5日，帅永红与原告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帅永红将“美天·公园王府”一期工程承包给原告，原告与帅永红签订合同后即进场施工。原告施工完成后，原告与帅永红于2015年5月20日对涉案工程进行结算，帅永红向原告出具了工程结算单，载明：“柳松班组所做人工费合计人民币1645719元。已付给柳松1290000元，欠柳松班组人工费355719元……”，帅永红在结算单上签字确认。另查明，“美天·公园王府”工程项目已经投入使用。再查明，因法院难以向帅永红送达传票、民事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故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向其公告送达了上述法律文书，原告垫付了520元的公告费。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柳松不具备施工资质，其与帅永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虽然合同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原告有获取工程款的权利。根据原告与帅永红的结算，原告应获取的工程款为355719元，故原告请求帅永红支付其工程款355719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帅永红与原告结算后，应当及时支付原告工程款，其迟延支付原告工程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帅永红应当支付原告的资金占用损失，但原告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资金占用损失既无双方当事人约定也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认为，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方式应当为以355719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欠款付清为止。因荣德建司、博达建司与原告之间未建立合同关系，故原告请求荣德建司、博达建司支付其工程款及资金占用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因法院难以向帅永红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原告因此垫付了公告费520元，故帅永红还应向原告支付公告费520元。帅永红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综上，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帅永红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柳松工程款355719元，并以355719元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欠款付清为止。二、被告帅永红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柳松公告费520元三、驳回原告柳松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荣德建司、博达建司是否是本案劳务费的支付主体。上诉人柳松认为，荣德建司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博达建司是劳务转包人，而帅永红仅是博达公司的项目经理，其与本人签订的合同系代表博达建司，因此博达建司是本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而荣德建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博达建司，依法也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荣德建���与博达建司则认为其与上诉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本案工程款的支付主体，上诉人要求其承担责任于法无据。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柳松与帅永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虽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但由于合同当事人双方均无承建工程的施工资质，合同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尽管该合同无效，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审理中查明，柳松与帅永红签订合同后，涉案工程柳松已实际施工完成，且交付使用，故柳松主张工程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帅永红作为合同相对方，理应参照合同约定向柳松支付工程款，现帅永红已就柳松施工工程进行了结算��帅永红理应按此结算向柳松支付工程价款。其次，荣德建司是否应对柳松享有的工程款承担支付责任。经查，荣德建司未与上诉人柳松签订施工合同，荣德建司未与柳松建立合同关系，荣德建司既不是柳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又不是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故柳松与帅永红签订合同并施工完成后要求荣德建司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成立。第三，关于上诉人柳松提出，帅永红系博达建司的项目经理，帅永红与其签订合同是博达建司的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因此帅永红代表博达建司签订合同，工程款支付理应由博达建司承担。经查，帅永红虽与博达建司签有《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但由于该合同帅永红并非以博达建司的名义与柳松签订，且本案审查的是柳松与帅永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而帅永红与博达建司建立何种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故上诉人柳松仅凭帅永红与博达建司签订的《内部承包经营责任书》主张帅永红与其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是代表博达建司的职务行为，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上诉人柳松以此要求博达建司承担工程款支付责任，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36元，由柳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信红审判员  邓方彬审判员  钱昳心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书记员  张乾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