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13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苏桥经济开发区苏桥（工业）园土榕东路10号。法定代表人：王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坚，广西信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500号、1530号。负责人：沈建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拜朗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石洞口路78号2幢D区。法定代表人：汤桂芬，总经理。上诉人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轮胎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拜朗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朗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3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5日、2017年2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坚，被上诉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拜朗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桂林轮胎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四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改���驳回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所有文件中桂林轮胎公司的印章均为伪造，拜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许某亦被进行刑事侦查，故一审法院应当驳回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本案系以金融诈骗为目的，以伪造印章为手段的刑事案件，而非以表见代理为形式的民事案件，即使有表见代理制度适用的空间，桂林轮胎公司提供的证据已可以证明，本案所涉印章系伪造、秦某并非桂林轮胎公司员工、其未得到公司授权，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是出于恶意签订涉案合同，故秦某的盖章行为亦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成立表见代理；三、本案应为票据追索权纠纷而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定性错误；四、桂林轮胎公司与拜朗公司存在业务关系，桂林轮胎公司收取货款存在事实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桂林轮胎公司对款项性质判断存在明显疏忽有误。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辩称：桂林轮胎公司所报伪造印章案，至今侦查未实质进行，可能为报假案；票据贴现属于贷款业务的一种，故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有权以金融借款法律关系向桂林轮胎公司主张系争款项。本案成立表见代理，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拜朗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桂林轮胎公司归还票据贴现本金人民币1,200万元（以下币种同）；2.桂林轮胎公司支付票据贴现逾期利息（从2015年7月13日起以1,200万元为基数按万分之五/天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拜朗公司对上述第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编号为京银沪贴15011501的贴现额度协议载明，桂林轮胎公司作为贴现申请人，可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至2015年7月13日的期间内向贴现银行即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使用1,200万元的贴现额度，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并加盖有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合同专用章、其负责人沈建峰签字、“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锋名章。2、编号为京银沪代贴15011501的代理合作协议载明，拜朗公司作为出票人/代理人、桂林轮胎公司作为收款人/委托人及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作为承兑银行/贴现银行，三方达成协议，由桂林轮胎公司授权拜朗公司代理其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处办理汇票贴现的全部手续，具体代理事项包括：代理桂林轮胎公司持有汇票，作为贴现申请人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贴现并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交付汇票，在贴现申请书和贴现凭证上签章，并注明其与桂林轮胎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桂林轮胎公司作为汇票持有人在贴现���汇票上进行贴现转让背书及签章；代理桂林轮胎公司办理与该协议有关的全部法律手续和结算手续。贴现款项由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收取贴现利息后支付至桂林轮胎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0443的指定账户。代理合作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月14日，并加盖有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合同专用章、其负责人沈建峰签字、拜朗公司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许某名章、“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字样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锋名章。3、委托代理贴现授权书及商业承兑汇票载明，本次申请贴现的票据共四张，票号分别为XXXXXXXXXXXX6811、XXXXXXXXXXXX6812、XXXXXXXXXXXX6813、XXXXXXXXXXXX6814，金额均为300万元，付款人和承兑人均为拜朗公司，出票日均为2015年1月13日，收款人均为桂林轮胎公司，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7月13日、7月6日、6月30日及6月23日。授权书上加盖有“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字样印章、“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锋名章。四张汇票的背书人一栏均加盖有“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锋名章，被背书人均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又将该等汇票背书给案外人XX银行。4、商业汇票贴现申请书及四张贴现凭证上亦载明上述汇票的具体信息，均加盖拜朗公司印章，并写明“受委托人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的委托，由代理人拜朗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代理贴现及签章。”根据四张贴现凭证记载，贴现率均为6.5‰，贴现利息合计439,400元，实付贴现金额合计11,560,600元。5、2015年1月16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向桂林轮胎公司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林支行、账号为XXXXXXXXXXXXX0443的账户汇款11,560,600元，电汇凭证上载明“附加信息及用途：代理贴现款”。2015年6月23日起，四张汇票分别到期后因付款人账户余额不足而遭退票，持票人XX银行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进行追索，北京银行上海分行遂支付票款共计1,200万元。6、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综合分析，上述贴现额度协议、代理合作协议、授权书及商业承兑汇票等文件系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吴某、陈某及拜朗公司许某、李姓财务亲赴桂林轮胎公司，在其会议室由桂林轮胎公司处人员（其中一人后确认为秦某）接待后，由秦某加盖桂林轮胎公司相关印章，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亦取得加盖“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字样印章的该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开户许可证、贷款卡、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等文件。7、贴现额度协议第4.1条约定：“申请人无条件地保���贴现行在汇票到期日可足额收到票面金额，无论任何原因导致贴现行未能及时获得足额付款的，贴现行除有权依据《票据法》等中国法令的规定向承兑人等债务人追索外，还有权向申请人追索票款、罚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在到期日有效适用的六个月期限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算，上述基准利率不存在时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追索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支出的调查取证费用、诉讼/仲裁费用、差旅费、律师费等）以及其他损失。申请人发生其他违约行为的，贴现行有权向其追索贴现行因此遭受的损失。”8、2015年9月8日，永福县公安局就“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被伪造印章案”向桂林轮胎公司出具立案告知书，决定立案进行侦查，该案至今尚在侦查中。一审法院认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基于票据贴现合同关系向桂林轮��公司、拜朗公司主张相应合同权利，桂林轮胎公司则辩称本案因涉及该公司印章被伪造的刑事案件而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鉴于桂林轮胎公司提交的立案侦查材料中并未明确提及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或本案票据贴现有关的内容，且该案目前尚未形成任何定案结论，因此并不影响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寻求民事救济的权利，本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应当继续审理，故对桂林轮胎公司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对于本案法律关系的问题，票据代理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贴现申请人委托其代理人在贴现银行代办贴现手续，银行审核无误后直接将贴现款项划付给贴现申请人的业务。代理人依合作协议约定，在授权范围内行使代理贴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贴现申请人承担。贴现申请人与���现银行之间因办理贴现业务而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基于票据背书行为而发生的票据法律关系，二是基于票据贴现合同而发生的合同法律关系。因此，在贴现汇票被拒付后，贴现银行相应享有两种权利，一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主张票据追索权，二是基于贴现合同法律关系主张相应的合同权利，贴现银行有权任选其一行使。本案中，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主张依据代理合作协议和贴现额度协议的约定，要求桂林轮胎公司支付被拒付的汇票金额及相应罚息，系对其自身权利的行使，于法不悖，予以支持，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亦应确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故对桂林轮胎公司关于本案系票据纠纷的辩称，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与桂林轮胎公司系争的贴现额度协议、代理合作协议、授权书等文件（以下统称系争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进而对桂林轮胎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对此争议焦点，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系争合同依法签订、合法有效，桂林轮胎公司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桂林轮胎公司则辩称，系争合同上相关印章均系伪造，其从未授权秦某以该公司名义签订任何合同，也未参与涉案票据贴现业务，故对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收回的票款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合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当属有效。但在一方当事人认为其代理人无权代理其缔结合同的情况下，若该代理行为的表象足以使另一方对其真实意思表示产生合理信赖，则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结合本案事实，应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行考量：首先，从系争合同的外观形式分析，桂林轮胎公司在系争合同中均系缔约当事人，在合同签章相应位置加盖有“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桂林轮胎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字样的印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王锋的名章。该等印章在外观上按常理可正常对外授权使用，故作为相对方的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在缔约时有理由推定该等印章系缔约对方提供的真实印章。其次，从系争合同签订过程的环境分析，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确实到达桂林轮胎公司办公处，进其大门至会议室，并由包括秦某在内的该公司处人员接待，各方随后在会议室进行签约，秦某代表桂林轮胎公司盖章，并且在代理合作协议和贴现申请书上载明的桂林轮胎公司一方的“联系人”均为秦某。基于此，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有理由相信秦某确系桂林轮胎公���处人员，且已获得使用该公司相关印章的授权。再次，从系争合同的履行情况分析，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照贴现合同约定向桂林轮胎公司指定账户支付了代理贴现款，该公司收到款项后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贷记通知记载，该笔款项的付款单位名称显示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而非拜朗公司的名称，摘要一栏亦明确注明系“代理贴现款”，并非桂林轮胎公司所称的“货款”。桂林轮胎公司作为商事交易的一方，理应具备较一般民事主体更高的注意义务，然而其对一笔来源于银行、既非直接贷款亦非代付、且注明了“代理贴现款”的款项，非但未主动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进行核实，反而直接以拜朗公司货款的名义入账，说明其在对该笔款项性质的判断上存在明显疏忽。即使其辩称在经与拜朗公司核实确系货款的情况下才依此入账，该定性结论也仅限于桂林轮胎公司与拜朗公司之间，而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看来，无论桂林轮胎公司对该笔款项以何种名义入账，皆系该公司内部财务规程，其在外观上已形成对该代理贴现关系的确认，换言之，桂林轮胎公司已实际取得履行系争合同的利益。最后，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主观因素分析，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为核实缔约方的代理权限，专程委派两名工作人员亲赴桂林轮胎公司办公场所面签，并对缔约场景进行留影存档，为此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可以认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该次缔约行为是重视、谨慎的。至于秦某的真实身份，在没有证据证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于缔约前就已知晓秦某实为拜朗公司派驻于桂林轮胎公司的情况下，结合上文对该行为权利外观要件的分析，可以认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于秦某系桂林轮胎公司秦某财务人员的推��亦是善意、合理的。鉴于上述理由，秦某在桂林轮胎公司办公场所代理该公司缔约盖章的行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使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该交易的真实性产生了合理信赖。同时，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在主观上亦系善意地相信对方具有代理权，其在作出相应判断时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存在明显的疏忽或懈怠。因此，系争合同在桂林轮胎公司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之间成立并生效，同理，系争汇票的背书亦对桂林轮胎公司产生约束力，桂林轮胎公司应当依约承担拜朗公司代理贴现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约支付贴现款，其贴现行为符合正常贴现流程，不存在误导桂林轮胎公司致其将贴现款误认为货款的行为。故对桂林轮胎公司以收取货款为由拒绝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归还贴现款的辩称，不予采信。现涉案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京银行上海分行对外垫付后，依贴现额度协议第4.1条的约定，要求桂林轮胎公司支付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相应的逾期利息，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桂林轮胎公司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归还贴现款后，就拜朗公司欠付的货款可另行起诉向其主张。对于拜朗公司应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主张拜朗公司依据代理合作协议第二（二）6条的约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该条约定的内容“对甲方（即拜朗公司）为出票人的汇票，甲方应于汇票到期日无条件支付票款”，系要求拜朗公司承担《票据法》上的付款责任，而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拜朗公司并未在系争合同中作出愿意对桂林轮胎公司的合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故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该项主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但鉴于拜朗公司在庭审中又��确表示愿意承担本案“借款上的义务”，体现其愿意加入桂林轮胎公司的债务关系、共同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承担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故认定拜朗公司应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遂判决：桂林轮胎公司归还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票据贴现款本金1,200万元，并支付自2015年7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上述贴现款本金1,2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拜朗公司对桂林轮胎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驳回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4,132元，由桂林轮胎公司、拜朗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可本案合同中所涉桂林轮胎公司印章，与桂林轮胎公司提供的由桂林市公安局出具的《公司印章备案资料查询证明》中印章不符；2、根据桂林市永福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桂林轮胎公司法人公章、法定代表人私章、财务专用章被伪造一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目前该案犯罪嫌疑人许某尚未到案接受调查；3、桂林市永福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桂林轮胎公司人员所做的询问笔录，可以反映桂林轮胎公司报案情况以及该公司印章使用情况。二审中，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两名参与面签的工作人员吴某、陈某以及桂林轮胎公司党委副书记郭某（本案系争合同签订时兼任桂林轮胎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出庭作证并互相对质。吴某在其证言中表示：2014年12月30日，其与客户经理陈某一起去桂林轮胎公司面签，当时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郭某先是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们，在场的还有拜朗公司的许某以及李姓财务，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在办公室时他们就将相关材料交给了郭某，后来大家一起到了会议室，郭某将材料带走审核，之后带着财务人员来到会议室，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是由郭某指示该财务人员在系争合同上盖章。陈某在其证言中表示：其去过桂林轮胎公司两次，一次为2014年12月30日去面签，还有一次是2015年8月去协调事件处理事宜。2014年12月30日，其与吴某一起去桂林轮胎公司面签，到桂林轮胎公司时大概是下午四点半左右，拜朗公司许某以及李姓职员将他们领入公司后直接带到了会议室，之后有人将郭某叫到会议室，他们向郭某介绍了来意后将所有材料交给郭某，郭某说要审核合同，就把合同拿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说没有问题了，好像是郭某将财务人员带过来盖章的，盖章开始时郭某在场，在会议室盖好章后��其与吴某一起去了郭某办公室，告诉他事情办完了。郭某在其证言中表示：其先后两次在桂林轮胎公司接待过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员，第一次为2014年11月，当时拜朗公司许某带着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刘某、客户经理陈某两人到桂林轮胎公司，由于拜朗公司是桂林轮胎公司的客户，所以其在办公室礼节性的接待了他们，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期间并未谈及任何有关签订合同的事情。第二次是2015年8月，其接待了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刘某、陈某和另外一位施姓同志。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所述的面签当日，即2014年12月30日，其并未接待过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工作人员，更未将公司印章交给秦某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其本人也从未见到过吴某。拜朗公司是桂林轮胎公司的大客户，所以桂林轮胎公司在办公楼给了其一间办公用房，在该办公用房的同一楼层有一间会议室，原则上拜朗公司不能使用该会议室。本院另查明：1、秦某系拜朗公司员工，在桂林轮胎公司办公，主要负责核对拜朗公司与桂林轮胎公司的销售账目。秦某在永福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过年前的一天，当天晚上六、七点左右，其在拜朗公司驻桂林轮胎公司的办公室加班，老板许某一个人到办公室叫其去同一楼层的会议室，并给其三枚章，分别是桂林轮胎公司公章、财务章以及一个叫什么锋的私章，许某让其在三四十份类似合同的文件上加盖印章，当时会议室里有四、五个人，其只认识许某，其他人都不认识。2、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表示本案所涉桂林轮胎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贷款卡等文件均是由拜朗公司向其提供，本案所涉所有合同、票据等，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只在面签当时交给过桂林轮胎公司。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因涉及刑事案件而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以及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是否有权基于票据贴现合同法律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已有详细阐述，一审法院对于该两问题的认定，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某在系争合同（票据贴现额度协议、代理合作协议、授权书等文件）上盖章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从而桂林轮胎公司应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承担系争合同项下违约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秦某系拜朗公司员工，虽然其工作地点在桂林轮胎公司，但其工作内容为负责拜朗公司与桂林轮胎公司之间货款结算，并不能代表桂林轮胎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且系争合同上桂林轮胎公司三枚印章与桂林轮胎公司备案的印章不符，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并不��除系争合同上印章亦为真实的可能性，但未能提供桂林轮胎公司曾在其他场合使用过系争合同上三枚印章的相关证据，故对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秦某无权代理桂林轮胎公司签订本案系争合同。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根据系争合同面签当时情况，其有理由相信秦某有权代理桂林轮胎公司在系争合同上签章，依据在于2014年12月30日面签时，秦某是由桂林轮胎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某带至桂林轮胎公司会议室，并在郭某的授意下在系争合同上签章，并提供两名面签人员吴某、陈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与郭某2015年8月18日电话录音资料一份作为佐证。而郭某则完全否认曾于2014年12月30日接待过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人员。关于该节事实之争议，本院认为，首先，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吴某、陈某关于秦某系由郭某带至会议室��并由郭某授意秦某在系争合同上盖章这节事实的陈述，与秦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不符，根据秦某陈述，其系被拜朗公司许某叫至会议室，由许某将系争三枚印章交与其在系争合同上加盖，会议室中其只认识许某一人；其次，吴某、陈某关于面签时郭某接待他们时的具体情景描述相互矛盾，根据吴某陈述，郭某先在办公室接待他们，且在办公室时他们即将系争合同交与郭某，之后郭某将他们带至会议室签订合同；而根据陈某陈述，他们到桂林轮胎公司后直接被带至会议室，郭某在会议室接待了他们，系争合同签订后，他们才到郭某办公室与其告别，可见两名面签人员关于郭某接待他们具体场所的表述显然不相一致。鉴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两名面签人员陈述与秦某、郭某陈述均不一致，且两名面签人员陈述也有互相矛盾之处，而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电话录音资料，亦并不能证明郭某参与了面签过程，故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目前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秦某是在郭某授权下签订系争合同。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本案情形构成表见代理，对此应当承担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秦某有代理权的举证责任，本案系争合同是由拜朗公司将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带入桂林轮胎公司会议室后签订，且据秦某陈述，系争合同签订时间系在桂林轮胎公司下班之后，虽然代理合作协议和贴现申请书上载明的桂林轮胎公司一方“联系人”均为秦某，但该等文本均由拜朗公司单方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提供，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从未与桂林轮胎公司核实、沟通过签订系争合同的相关事宜，故在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目前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秦某系在郭某授意下签约的情况下，仅依据签约地点以及拜朗公司所提供的秦某“联系人”身份，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不足以信赖秦某有权代理桂林轮胎公司签订系争合同。此外，根据吴某、陈某自述，根据银行面签流程，面签需在合同对方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故在现有证据难以证明郭某参与面签过程的情况下，即使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专程委派工作人员亲赴桂林面签，亦难谓该签约过程系谨慎、无过失的。综上，本院认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既未能尽到证明其信赖秦某有权代理桂林轮胎公司签订系争合同是有理由的举证责任，亦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相对人之条件，故秦某签订系争合同之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之构成要件，不成立表见代理。关于桂林轮胎公司将本案代理贴现款入账之行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认为，桂林轮胎公司收到的银行贷记通知摘要一栏中明确记载款项系“代理贴现款”，故桂林轮胎公司对于有其他行为人代理其公司办理票据贴现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仍然将该笔款项入账，应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之规定，视为桂林轮胎公司同意了票据代理贴现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在各银行票据贴业务操作中，票据贴现款的支付除有自主支付方式外，亦存在受托支付方式，即存在贴现银行将票据贴现款支付至票据贴现申请人指定的第三方账户之可能，故虽然银行贷记通知中记载了款项的性质为“代理贴现款”，但对于该款项是支付于票据贴现申请人账户并未明示，对于桂林轮胎公司而言，其既有可能是作为票据贴现申请人身份收到该笔款项，亦有可能是票据贴现申请人指定贴现银行将款项支付与桂林轮胎公司账户，据此，仅从贷记通知中的记载，难以认定桂林轮胎公司已知晓有主体代理其办理了票据贴现，故本案不符合《民法通���》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情形，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相关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从现有证据而言，秦某签订系争合同之行为，既无具有代理权之客观表象，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主观上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故秦某之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桂林轮胎公司将代理票据贴现款入账的行为，亦不能视为该公司对于代理贴现法律行为的追认，故系争合同对于桂林轮胎公司不生效力，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据系争合同要求桂林轮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拜朗公司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本院认为，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系主张由拜朗公司就桂林轮胎公司系争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桂林轮胎公司并不负有系争合同项下债务，故拜朗公司亦无需就此承担连带责任，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相关诉请缺乏依据，���院不予支持。鉴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并未基于无权代理行为要求拜朗公司履行系争合同项下债务，拜朗公司一审中表示愿意承担本案“借款上义务”亦是基于加入桂林轮胎公司债务关系，并未表示愿意单独承担合同债务，故拜朗公司在本案中亦不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所述，桂林轮胎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3254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1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132元，均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判决。审 判 长  张冬梅代理审判员  孙 倩审 判 员  周 欣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凌钒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