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9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曾彩凤，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曾彩凤，住湖南省衡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涂爱民，住湖南省衡阳县。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明双，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少芳，广东敏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蒯本立，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梁锐汉，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结美，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海公司）、曾彩凤、涂爱民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海公司、曾彩凤、涂爱民上诉请求：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二、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三初字第13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六、七项；三、判决福源公司向其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四、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福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缺乏依据。1.衡海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的债务由公司对外承担有限责任，原审法院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判决衡海公司的股东曾彩凤及涂爱民承担连带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无依据。2.原审法院判决衡海公司、曾彩凤、涂爱民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312750元及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衡海公司与福源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因租赁面积发生改变经双方协商已变更为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并办理了出租登记备案手续，明确租期从2013年4月1日起开始，月租金为8000元，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3375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其次，福源公司在没有通知衡海公司的情况下擅自于2014年12月对厂房停水，衡海公司无法对厂房进行使用，故不需要支付该月份的租金，原审法院判决衡海公司支付该月份的租金显失公平。最后，衡海公司预付的租金当中己将拖欠的包括2015年1月份在内的全部租金支付完毕，不需要再向福源公司支付任何租金。衡海公司已于2015年2月10日实际搬离厂房，虽未与福源公司办理厂房交接手续，但厂房一直由福源公司控制并使用，原审法院判决衡海公司支付搬离厂房后的租金缺乏事实依据。3.福源公司违约在先，经常采用堵门口、锁大门等非法手段阻碍衡海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多次禁止衡海公司工作人员和客户进出工厂，导致货物无法进出，给衡海公司造成多达40万元的经济损失。福源公司此种种违约行为有《联络函》、《催告函》、《报警回执》、35张照片及录音资料可证明。福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因本案纠纷，福源公司于2015年1月1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福源公司与衡海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2、衡海公司支付福源公司2014年12月份、2015年1月份的租金合计67500元（租金从2014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交还厂房之日，现暂计至2015年1月31日两个月为67500元）；3、衡海公司支付福源公司违约金合共87075元（2014年11月份违约金33412.5元（33750元×3%×33天，从2014年11月5日至2014年12月7日合共33天）；2014年12月份的违约金42525元（33750元×3%×42天，从2014年12月5日暂计至2015年1月合共42天）；2015年1月份的违约金11137.5元（33750元×3%×11天，从2015年1月5日暂计至2015年1月15日为11天）；4、衡海公司支付福源公司垫付的电费15407.11元（2015年1月、2月电费）；水费、水费违约金、污水处理费292.67元（2015年1月至3月）；路灯费、清洁费846.43元（2015年1月、2月），上述费用支付至实际返还厂房之日止；5、曾彩凤对上述衡海公司的第2、3、4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涂爱民对曾彩凤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由衡海公司、曾彩凤、涂爱民承担。衡海公司一审答辩及反诉请求：1、福源公司向衡海公司退还押金67500元；2、福源公司赔偿衡海公司经济损失40万元；3、反诉费用由福源公司承担。曾彩凤和涂爱民的答辩意见与衡海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沙渡公路9号（厂房）、（办公室）的房产权属人为福源公司。衡海公司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于2009年4月27日设立，成立时涂爱民为衡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后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为曾彩凤。涂爱民与曾彩凤系夫妻关系。2013年1月14日，福源公司作为出租人（甲方），与衡海公司作为承租人（乙方），共同签订《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在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沙渡公路x号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C3××53号）出租给乙方作工厂用途使用，建筑面积为25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15日起至2023年1月14日止；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在每月的第5日前按现金付款方式缴付租金给甲方；2013年1月15日至2016年1月14日租金每月33750元，2016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租金每月37125元，2019年1月15日至2022年1月14日租金每月38982元，2022年1月15日至2023年1月14日租金每月40932元；乙方向甲方交纳67500元保证金，甲方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一次性退回乙方。如乙方提前解约，须向甲方支付相等于当月租金的2倍款项作为赔偿；甲方依照合同约定将房屋及设备交付乙方使用；乙方依时缴纳租金，逾期交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乙方须按当月租金额的3%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租赁期间，乙方使用该厂房所产生的水费、电费、卫生清洁费等，由乙方承担；合同期满后，乙方交清租期的租金及其它因本合同所产生的费用后，5日内甲方将乙方的租赁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甲乙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条款或者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经催告后在合同期限内仍未履行的，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福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某乙在该合同甲方处签名确认，衡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涂爱民在乙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确认。2013年1月16日，福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某乙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涂爱民交来的租赁保证金67500元。该收据下方手写：“水费抄表如下：水表读数57698”，“电费抄表如下：一层表编号1370722、表行读数023082，编号1368075、表行读数114077，编号1368079、表行读数079035，三层编号001625、表行读数089942，编号001624、表行读数091171，编号001623、表行读数105897”，“2013.1月16日抄表”。2013年3月18日，福源公司作为出租人（甲方），与衡海公司作为承租人（乙方）签订《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座落于番禺区沙湾镇沙渡公路x号（厂房）的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码C3××53）出租给乙方作厂房用途使用，建筑面积1422.7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0日；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在每月的第5日前按现金付款方式缴付租金给甲方；2013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的租金每月8000元，2018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0日的租金每月8800元；乙方向甲方交纳16000元保证金，甲方应在租赁期满或解除合同之日将保证金一次性退回乙方、抵偿租金；乙方拖欠租金1个月以上，甲方可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并要求赔偿损失。2015年1月19日，福源公司以衡海公司拖欠租金、水电费等构成违约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解决。诉讼中，双方同意解除《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现双方争议点主要是：一、双方分别于2013年1月14日及2013年3月18日签订《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双方据以实际履行的是哪份合同？福源公司称实际履行的是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仅为协助衡海公司变更经营地址所需。为此，福源公司提供了刘某乙工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及刘某乙农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证明衡海公司一直以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标准每月33750元交付租金至2014年11月份。而衡海公司则称双方于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变更了2013年1月14日签署的《租赁合同》约定的面积及租金标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3年3月1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每月租金标准为8000元，衡海公司此后仍按33750元标准支付租金是因为支付的33750元租金是预付租金。二、导致租赁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在哪方？福源公司称衡海公司自2014年12月起拖欠租金及水电费等拒不支付，并意图转移涉讼租赁场地内机器设备，已构成违约。福源公司就此提供了报警回执单两份及衡海公司强行转移财产的照片共10张。另，福源公司就衡海公司拖欠水电费等提供了其分别于2014年12月29日及2014年12月31日向衡海公司发出的《催租通知书》、EMS特快专递回执（单号：106324xxxx513、10239xxxx0011）、对单号为106xxxxx39513的快递回执查询（显示退件）及单号为1023xxxx00011的快递交寄邮件收据；福源公司为证明其为衡海公司垫付电费、水费、污水处理费及卫生路灯费，提供了2015年2月18日及2015年3月22日由番禺供电局沙湾供电所开具的发票联共4份（1、发票号为16929765的发票联显示：户名为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用户编号：13059011167001，电表号：05410590，计费时段：2015.01.01-2015.02.01，电度电费：7944.10元；2、发票号为16929795的发票联显示：户名为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用户编号：13059011186001，电表号：05140599，计费时段：2015.01.01-2015.02.01，电度电费：4023.16元；3、发票号为16895564的发票联显示：户名为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用户编号：13059011167001，电表号：05410590，计费时段：2015.02.01-2015.03.01，本期读数：207761，上期读数：205299，电价：0.9378，电度电费：2308.86元；4、发票号为16895565的发票联显示：户名为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用户编号：13059011186001，电表号：05140599，本期读数：77994，上期读数：76788，电价：0.9378，计费时段：2015.02.01-2015.03.01，电度电费：1130.99元）、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民委员会就上述电费分别出具的《沙湾镇福涌村电费收费凭证》共4份、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自来水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发票联（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2015年1月至3月水费及违约金共162.89元）、广州市番禺污水治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的发票联（2015年1月至3月污水处理费及违约金共129.78元）、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沙湾镇福涌村卫生、路灯收费凭证》（显示2015年1月路灯费、清洁费、电视费分别为377.06元及114.35元）。衡海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其称没有拖欠租金的行为，亦不同意支付上述水电费等费用，福源公司提供的水电表编号与其实际使用、交接厂房使用的水电表编号不一致，无法确认是其实际使用物业期间的水电费，由于福源公司也在涉讼租赁场地内经营，无法分辨上述费用中是否包含福源公司使用的水电费及金额，并且福源公司已于2015年1月停水，此后不可能产生水费。并称因福源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锁门堵门、12月25日停水，导致其无法正常经营，福源公司已以实际行动解除合同，并造成其损失。为此，衡海公司提供了其分别于2015年1月3日及2015年1月21日向福源公司发出的《联络函》及2015年1月8日向福源公司发出的《催告函》及上述函件寄送快递的查询回执（均已签收）；另就福源公司锁门堵门、停水、阻碍其正常经营等情况提供了三份《报警回执》、照片共35张及录音资料一份（在2014年12月7日的录音材料中，涂爱民称卖机器先给刘某乙一个月租金为33750元；12月27日的录音材料中，显示是福源公司要求对涉讼租赁场地拆除水表），并提供一份自制的《关于经济损失情况的说明》。2015年9月8日，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福源公司与衡海公司、涂爱民进行了涉讼租赁场地的交接，2015年9月9日福源公司对涉讼租赁场地进行管业。现场记录水电表读数为：电表读数为电①用户编号：13059011186001，电表号：05140599，读数：78211.61；电②用户编号：13059011167001，电表号：05140590，读数：207936.21；水表读数：64124。衡海公司对水、电表读数不予确认，称福源公司停水停电后其没有再使用过场地了，因此不会产生新的水表、电表读数，水表读数应为福源公司当时停水时的读数，即为64086，电表读数则没有记录下来。另在交接涉讼租赁场地时，衡海公司仍掌握着可以开涉讼租赁场地门锁的钥匙。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双方在2013年1月14日及2013年3月18日所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地产租赁合同》哪一份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问题，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可知，衡海公司以2013年1月14日所签订合同的标准交纳了保证金67500并以33750元的标准交纳每月租金，虽衡海公司抗辩称其交纳的33750元租金是预付租金，但对预付租金如何实际操作其无法说明，且根据2014年12月7日的录音材料，涂爱民也确认33750元为一个月的租金。再者，依常理，若租金确已变更为8000元，而承租人仍每月按33750元交付租金，由于这两个租金差异较大，缺乏现实可能性，衡海公司虽称其就多预付的租金曾多次向福源公司提出异议，但并无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衡海公司的抗辩意见，缺乏理据，不予采纳，故认定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地产租赁合同》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并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现双方均同意解除上述合同，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福源公司主张衡海公司支付2014年12月至实际交还涉讼租赁场地之日的租金，根据福源公司提交的刘某乙工行《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及刘某乙农行《金穗借记卡明细对账单》显示，衡海公司以每月33750元的标准交纳租金至2014年11月，且从衡海公司提供的2014年12月7日的录音材料中，也可确认双方因拖欠租金的事宜进行协商，由此，可确定衡海公司自2014年12月起未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福源公司将涉讼租赁场地交付给衡海公司使用，衡海公司理应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现双方于2015年9月8日实际交付涉讼场地，故衡海公司应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为312750元（33750元×9个月+33750元÷30天×8天）。衡海公司虽抗辩称于2015年2月10日已经搬离涉讼物业，但自2015年9月8日双方进行涉讼租赁场地交接时钥匙仍掌控在衡海公司手中，故对衡海公司的此项抗辩不予采纳。至于违约金问题，衡海公司逾期未交付租金，构成违约，理应支付违约金。虽然在双方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中有约定“逾期交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衡海公司须按当月租金额的3%向福源公司支付违约金”。但该违约金总额过高，且根据2014年12月27日的录音材料中，显示福源公司向相关部门申请对涉讼租赁场地进行停止供水，福源公司亦确认该录音材料的真实性，福源公司虽称停水是管道维修，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由此，福源公司对衡海公司拖欠租金一事上亦有相应的责任，故应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现福源公司主张衡海公司支付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份的迟延交付租金违约金，因2014年11月份的租金，福源公司在2014年12月7日收取时并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出支付违约金要求，故对于2014年11月份租金的违约金不予支持。违约金应从2014年12月起，按每月拖欠的租金为本金，自每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至于水电费等费用问题。双方在2015年9月8日交接涉讼租赁场地时已确认衡海公司使用的电表及度数为：1、用户编号为13059011186001，电表号：05140599，读数：78211.61；2、用户编号为13059011167001，电表号：05140590，读数：207936.21。根据福源公司提供的发票联等证据显示，电表号05140590的2015年1月-2月电费为10252.96元（7944.10元+2308.86元），而3月至2015年9月8日的电费则为164.31元[207936.21-207761（2015年2月的电表读数）×0.9378元]；电表号为05140599的2015年1月-2月电费为5154.15元（4023.16元+1130.99元），而3月至2015年9月8日的电费则为204.07元[78211.61-77994（2015年2月的电表读数）×0.9378元]。故衡海公司应向福源公司支付的电费为15775.49元。而水费、污水处理费、清洁费等费用，因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由衡海公司承担，且根据福源公司提供的发票联及收费凭证，衡海公司应向福源公司支付水费及水费违约金162.89元、污水处理费及违约金129.78元、路灯费191.41元（127.06元+64.35元）、清洁费300元（250元+50元）。其后的相关费用因福源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产生费用数额，不予处理。至于衡海公司主张因福源公司锁门堵门、停水等行为，阻止其正常经营，要求福源公司赔偿相应损失的问题。首先，从衡海公司提供的相片及录音材料中，无法证实锁门堵门及阻碍其正常经营的行为为福源公司作出，其次，衡海公司仅提交了一份自制的《关于经济损失情况的说明》证明其存在的损失，但该损失是否由福源公司造成尚无法证明，且上述损失无法量化，衡海公司亦无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的实际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于衡海公司主张福源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衡海公司向福源公司交纳的保证金67500元，因合同解除，福源公司应返还给衡海公司。至于福源公司主张曾彩凤、涂爱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第二条“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及第三十一条“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的规定，曾彩凤作为衡海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理应对衡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涂爱民与曾彩凤为夫妻关系，该债务产生于双方夫妻存续期间，涂爱民和曾彩凤都应对衡海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第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于2016年8月18日判决如下：一、解除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14日签订的《广州市番禺区房屋租赁合同》；二、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支付租金312750元及违约金（按每月拖欠的租金为本金，从2014年12月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支付电费15775.49元，水费及水费违约金162.89元，污水处理费及违约金129.78元，路灯费191.41元，清洁费300元；四、曾彩凤、涂爱民对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67500元；六、驳回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七、驳回广州市衡某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余反诉诉讼请求。如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上述款项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5618元，反诉受理费4156元，财产保全费1310元，由广州番禺福源织造有限公司负担本诉受理费7124元、反诉受理费416元、财产保全费262元，由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诉受理费28494元、反诉受理费3740元、财产保全费1048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另查明，福源公司与衡海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载明，出租的房地产为沙渡公路9号房地产，房地产权证号为C3××53号，出租面积为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但是，根据房地产权证书记载，C3××53号房地产建筑面积仅为1327.8平方米。福源公司解释为沙渡公路9号房地产包括C3××53号、C3xxx54号、C30xxx5号房地产，三证合计建筑面积2151.8平方米，同时出租面积还包括保安房、部分空地和加建部分面积。衡海公司对此认为其仅租赁C3××53号房地产1400平方米，其他厂房由富源公司自己使用，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富源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双方一致确认本案合同应从2015年1月1日解除。衡海公司为证明其法人财产与公司股东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向二审法院提交《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2009年至2015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和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拟证明衡海公司有独立的账户和财产，按照公司法规定进行财务会计年度审计，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是相互独立的。福源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报告中没有反映衡海公司的收支明细记录，没有现金流。2013年至2015年衡海公司向福源公司支付的租金及水电费等，在报告中均无反映，不能证明衡海公司和其股东曾彩凤的财产是独立的。衡海公司表示，其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及缴纳水电费既有现金支付，也有银行转账支付，有部分是公司账户支付，有部分是通过涂爱民个人账户支付的。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适用法律的问题。因衡海公司的工商登记为自然人一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衡海公司向本院提交其年度审计报告及其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只能证明其履行了公司法要求的财务审计制度，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且，衡海公司在法庭中陈述其支付租金及水电费给福源公司，有通过涂爱民个人账户支付的情况，说明衡海公司并无完全做到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曾彩凤对衡海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衡海公司是否应当向福源公司支付租金312750元的问题。如一审判决所述，衡海公司对其主张福源公司存在停水、锁门、堵门等违约行为在先的主张，因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在主持双方对租赁厂房移交手续时，由衡海公司开门，并且厂房内存放有衡海公司的机器设备，说明租赁厂房在仍然有衡海公司控制占用，一审判决衡海公司支付租金至移交厂房之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至于租赁厂房面积的问题，衡海公司在诉讼中对租赁面积的异议是因为其认为双方签订的第二份租赁合同变更了租赁面积，并非对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面积与房地产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不一致提出异议。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及诉讼过程中，均无对租约面积提出异议，本院不予审查。关于衡海公司主张因福源公司违约造成其40万元经济损失的问题。如一审所述，衡海公司对其主张的损失的确定以及损失与福源公司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应从一审法院2015年9月8日主持双方办理租赁厂房移交手续当日解除。一审判决没有明确合同解除时间，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说明。综上所述，衡海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有理，本院予以纠正。衡海公司对其其他上诉请求，举证不足，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3元，由广州市衡海电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贤君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黄春成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