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72民初5号原告：刘保忠，男，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玄，山东荣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福航，男，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太，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崇伟，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保忠诉被告刘福航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马卫东独任审判，于2017年2月23日、2017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保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玄、被告刘福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保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船员工资2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受雇于被告，在被告经营的“鲁荣渔58937”号渔船上担任船长。双方商定，按照效益决定工资，2014年的效益工资是毛收入的3%。2014年的毛收入为一千零几万元。2014年底结算工资时，商定工资为30万元，被告仅给付工资21万元，以继续工作为由拖欠原告工资90000元。2015年12月8日，原被告解除雇佣关系。被告支付工资21万元，其中包括2014年拖欠的工资9万元。2015年油便宜了，船长的工资，社会上大部分是毛收入的5%，被告认可2015年毛收入为700多万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12万元，被告拖欠工资230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福航辩称，原告于2014年4月份到被告经营的“鲁荣渔58397”号渔船上从事海上捕捞作业，当时口头约定每年劳务费用为21万元。2014年被告已经实际支付给了原告21万元，并不欠原告的劳务费用。2015年度按照双方口头的约定，被告也将21万元的劳务费全部支付给了原告。至此，双方互不相欠。原告诉称按照毛收入的5％计算劳务费用，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被告并不认可。事实上，原告在担任船长期间，不但没有给被告创造利润，相反却导致被告的严重亏损。尤其是2015年11月份，原告违背规定，擅作主张，偷渡到韩国海域捕捞，导致韩国方面将被告的渔船扣留，并罚款240余万元人民币，给被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如果按照原告的说法，即按照利润或者毛收入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被告不但分文不予支付，相反，原告应当赔偿因自己的违法行为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尽管如此，被告虽然亏损，还是按照约定全额支付了劳务报酬，不欠原告分文的劳务费。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不欠原告劳务费用，被告保留反诉或另行起诉追究原告给被告造成损失的权利，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供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王某1、郭某证人证言各一份。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认可欠原告2014年度劳务费9万元，也不认可按照毛收入的比例支付劳务费的约定。被告认为，证人王某2不知道原被告对工资的约定，也不知道被告是否拖欠原告工资，其证言不具有效力。证人郭某证实的事情是听原告讲的，不知道被告拖欠原告的工资数额，并且证实被告两年给付原告30多万元，与原告陈述相互矛盾。被告提供韩国对被告所属的“鲁荣渔58397/58398”号渔船进行扣留、罚款的韩文件和翻译件各一宗。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韩国所确认的犯罪事实是无号牌作业，并非原告的违法作业导致。本院认为，被告对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真实性，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该部分证据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人王某1、郭某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证，程序合法，证人关于其亲身经历部分的证人证言，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原告刘保忠经邱建平、崔贤良介绍成为被告刘福航经营渔船头船船长，船名号为“鲁荣渔58937”。2014年年底结算工资时，被告刘福航共给付原告刘保忠工资21万元。2015年11月27日，原告刘保忠带领“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进入韩国海域捕捞作业时，原告刘保忠、“鲁荣渔58938”号渔船及该船船长王某2均被韩国有关主管机关扣留。被告刘福航支付了罚款后，原告刘保忠、“鲁荣渔58938”号渔船及该船船长王某2被释放。2015年12月8日，原被告解除雇佣关系。2015年，被告刘福航共支付原告刘保忠工资21万元。2016年1月20日，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出具了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处理意见处写明：经查鲁荣渔58937渔船登记船主为宁津街道马家寨村刘福航，身份证号，联系电话，133××××5199，船主承认刘保忠干头船船长，2015年支付工资21万元。船长认为2015年12月8日船东辞退其时并未告知，且2015年支付的21万元包括2014年所欠工资9万元，2015年工资并未完全支付。船长称2014年工资按毛收入的3%支付，2015年工资按毛收入的4%-5%支付，船主称其2015年毛收入700多万元，已支付的21万元足够工资。另外船长称其《船长证书》在船主手中。经过街道办事处协调，双方未达成协议，建议法庭诉讼，依法维权。诉讼中，原被告均主张双方协商工资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双方亦未就原告刘保忠工资报酬的约定、“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2014年度、2015年度的毛收入、以及2015年被告支付的21万元中是否包括2014年的工资9万元提供证据。证人王某1出庭证实，其自2015年开始担任刘福航经营的跟船“鲁荣渔58398”号渔船船长，刘保忠担任头船“鲁荣渔58397”号渔船船长。因为中国海域鱼少，渔船就到韩国海域捕捞。2015年11月，“鲁荣渔58937/58938”对渔船与其他渔船在韩国海域捕捞时被韩国有关机关扣留，被告刘福航支付罚款后回国。2015年12月，被告刘福航与刘保忠及王某1解除雇佣关系。因为渔船回港卸货时，王某1负责计数，王某1离船时，渔船的毛收入估计700万-800万左右。对原被告工资的约定以及支付情况不清楚，其他渔船的头船船长是效益工资，按照毛收入的4%-5%计算。证人郭某出庭证实，其与原告刘保忠经常一起出海作业已经五六年了。二人均是960马力双托渔船的头船船长。2015年960马力渔船头船船长的工资一般没有固定工资，凭老板定，其工资是按照对船毛收入的5%计算。2015年刘福航组织七家渔船联保一起到韩国海域进行捕捞，刘福航是队长。如果有渔船被抓就共同分担损失。刘福航的渔船被抓时，郭某带领的对渔船毛收入900万左右。2015年年底，听刘保忠说，两年被告共给30万元左右，被告拖欠工资，具体欠多少不清楚。本院认为，自2014年至2015年12月8日，原告刘保忠经被告刘福航雇佣成为“鲁荣渔58397”号渔船船长，原告刘保忠向被告刘福航提供了劳务，双方形成了船员劳务合同关系。被告刘福航作为雇主具有管理船员的权利，有能力证实原告工资数额，负有提供证据证明船员工资数额的义务。原告刘保忠主张2014年应当按照毛收入3%计算报酬，最终商定2014年工资为30万元，2015年的工资亦应当按照毛收入计算报酬。被告刘福航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2015年原告的工资均为21万元，亦没有就渔船的毛收入提供证据，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刘福忠上述主张成立。证人郭某证实其工资按照毛收入的5%计算，但是，其工资标准不能是原被告间的约定。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处理原告刘保忠工资信访时，原告刘福忠主张2015年工资按照毛收入4%-5%，本院按照对船毛收入4%计算。证人王某2证实，依据其记录的卸货数据，原告刘保忠终止雇佣关系时2015年“鲁荣渔58397/58398”号渔船毛收入为700万-800万元，被告刘福航主张荣成市宁津街道办事处处理原告刘保忠信访时陈述2015年对船毛收入700多万元是指2015年全年的毛收入，原告2015年担任船长期间的毛收入为400万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被告刘福航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因此，本院依据对船毛收入700万元计算原告刘保忠2015年工资数额为28万元。被告共给付原告工资42万元，应当予以扣减。综上，被告刘福航拖欠原告刘保忠工资16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福航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刘保忠工资16万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刘保忠对被告刘福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减半收取2375元，原告负担723元，被告刘福航负担16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卫东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  龙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