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601民初11号原告：易某某，男，汉族，1951年6月5日生，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自明，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唐某1，男，汉族，1968年8月16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告：唐某2，男，汉族，1971年9月11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告：唐某3，女，汉族，1965年2月2日生，小学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文山市，被告：易某1，女，彝族，1971年8月1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被告：易某2，女，彝族，1982年5月9日生，初中文化，农民，云南省文山市人，家住文山市，原告易某某与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易某1、易某2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某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邹自明，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易某1、易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唐某1承担原告满60周岁后至起诉时（即2011年6月5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66个月，每月600元）的赡养费39600元，从2017年1月1日起每月支付赡养费800元，原告的日常生活由被告唐某2负责并承担相关费用，被告唐某3不承担费用，被告易某1、易某2从2017年1月1日起每月承担200元赡养费；2、原告的医疗费在100元以下的原告自行承担，100元以上的由被告唐某1承担，原告死后的安葬费由被告唐某1全部负责；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易某某与前妻柏某某婚后生育长女易某1，柏某某病亡后原告带着易某1与郭某某于1979年再婚，郭某某与原告再婚前与前夫生育长子唐某1、次子唐某2、长女唐某3，原告与郭某某再婚后又生育易某2，原告与郭某某再婚时被告唐某3有11岁，被告唐某1有9岁，唐某27岁，原告与郭某某婚后将五个子女养大成人并各自成家立业，1995年4月8日，原告夫妇在村干部及家族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组织被告唐某1、唐某2分家，唐某1、唐某2二人在协议中约定，原告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由被告唐某1负责赡养，郭某某由被告唐某2赡养，并在协议中对原告及妻子郭某某共有的房屋进行了分配，但分家至今被告唐某1都没有赡养过原告，而原告是由被告唐某1赡养，郭某某已由被告唐某2赡养送终，原告于2011年6月5日已满60周岁且体弱多病，又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除被告唐某2外，被告唐某1及其他子女未直接尽赡养义务。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要求支持诉请。被告唐某1书面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抚养纠纷中的适格被告主体。被答辩人易某某丧偶后与郭某某结婚共同生育易某2，被答辩人易某某上门到郭某某家，后易某2与唐某2舅哥陈永红结为夫妻。本案是因财产分割不均引发的赡养纠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其他各方当事人之间因家庭财产的分割做过多次分家协议，有书面记录的包括1995年4月8日及2004年3月13日各方参与分配时签订的《协议书》，2004年3月13日签订的该份《分居协议书》是根据各方当事人实际情况作出的财产分割及老人的赡养问题的解决，当时参与的证明人有今天当庭出庭作证的李某、郭得某、唐某4，该份《分居协议书》与李某、郭得某、唐某4的证人证言形成一条完整证据链共同证明了答辩人唐某1、唐某2与被答辩人及郭某某之间的财产分割及抚养问题。唐某2享受被答辩人及郭某某的财产，产生的各种费用均由唐某2负责。现因唐某1要翻建旧房在其分得的土地面积上盖新房引发其他各方当事人的不满引起本案。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以少分给答辩人财产免去了答辩人的赡养义务，该赡养义务由唐某2承担，答辩人不是本案抚养纠纷中的适格被告主体。现被答辩人诉至法院要求答辩人支付抚养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观点。本案因各方当事人的家庭关系较为复杂，先后作出了多次书面和口头分家协议，最后一次分家协议是2004年3月13日签订的《分居协议书》，而被答辩人提供的1995年4月8日作出的《协议书》与最后一次分家协议书相差了近10年，在这么长的期限内情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各方在多次纠纷中在柳井街村小组的主持下最终达成了2004年3月13日签订的《分居协议书》，可以说，《分居协议书》能平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不管从法律或乡规民约或道德层面上讲都能化解此次纠纷，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客观证据。被答辩人的证据在客观性和关联性上都有不能证明被答辩的的诉讼主张。综上所述，恳请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唐某2书面答辩称：一、我国《婚姻法》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子女赡养老人的义务都作了明确规定。答辩人对被答辩人起诉赡养纠纷一事没有异议，抚养照顾年老的父母是道德和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因此所有子女均有义务抚养照顾老人。但是在本案中，答辩人不应承担被答辩人的抚养义务。在1995年4月8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被告唐某1分家，在分家协议中已明确了被答辩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由被告唐某1抚养照顾，答辩人的母亲郭某某由答辩人抚养照顾，现郭某某已去世，答辩人已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抚养照顾母亲的义务，在分家协议中对被答辩人夫妻共同的财产已处理明确，被答辩人的财产已分给被告唐某1所有，答辩人未分得被答辩人的财产，因此被答辩人应由被告唐某1履行赡养义务。二、如果法院按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答辩人跟答辩人一起生活，由答辩人承担相关费用。答辩人认为，答辩人要求被告唐某1、易某1及易某2承担的赡养费过低，答辩人家庭人员多，如增加一个人口吃饭，对答辩人家庭来说是不小负担，而且被答辩人年老，体弱多病，平时需要人照顾，按现在文山的生活水平来看，1200元根本就不够一个老人生活开支。因此答辩人要求考虑实际情况，要求被告唐某1多承担一些被答辩人的生活费。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被告唐某1签订的分家协议合法有效，答辩人已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赡养义务，答辩人就不应再承担被答辩人的赡养义务。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针对答辩人的诉求。被告唐某3、易某1、易某2书面答辩称：一、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但赡养关系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被赡养人有被赡养的需要，只有无独立谋生能力与生活来源的人才能要求他人赡养。2、赡养人必须要有相应的赡养能力。二、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妹五人，赡养父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至目前为止，我们姐妹三人从没说过不赡养原告。在我们三姐妹出嫁后，1995年4月8日，被告唐某1、唐某2在村干部及家族人员的参与下达成了分家协议，母亲郭某某由被告唐某2赡养，原告由被告唐某1负责赡养，被告唐某1、唐某2分别继承了父母亲的财产。分家协议是他们自愿签订的，公平、公正，被告唐某2已承担了母亲的生养死葬义务，原告的赡养义务就应由被告唐某1承担。我们姐妹三人未分得任何财产，就不应承担赡养原告的义务。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会自己的能力及方式来对原告尽孝。三、认为要求的赡养过高。云南省规定农村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为6830元，平均计算每月600元，原告主张赡养费由被告唐某1承担800元，易某1、易某2分别承担200元，原告主张的赡养费明显过高。综上所述，唐某3、易某1、易某2不应承担赡养义务，恳请法院驳回原告针对被告唐某3、易某1、易某2的诉求。原告针对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被告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2、《分家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唐某1、唐某2分家时原告由被告唐某1赡养；原告夫妇的部分财产已分配给了被告唐某1，但被告唐某1对原告未尽到赡养义务；原告与被告之间已形成继父母、继子女间的抚养、赡养关系。经质证，被告唐某1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这份《分家协议》自己没有，分家分了四五次，应该以最后一次分家内容为准。经质证，被告唐某2、唐某3、易某1、易某2对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原告提交的《原、被告身份信息》，客观证实了原、被告身份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分家协议》因是复印件，被告唐某1不认可，存在不客观真实的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唐某1针对答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4年3月13日的《分居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在2004年的分家情况。2、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原告分家时证人基本都在场，最少分过三、四次家；2004年3月13日分家时，原告易某某、被告唐某1、唐某2三人及村干部都在场，但记不清唐某1、唐某2是否签字的事实；同时证明唐某1现在没有住原告的房屋，原告一直都是和唐某2居住的事实经过。3、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原告十多年来一直是和被告唐某2居住，分家时原告说生养死葬不要被告唐某1负责，原告的财产都带到唐某2家的事实；同时证明《分居协议书》因为是大队干部都在场调解的，当时说是大队干部协商的不用签字了，所以唐某1和唐某2就没有签字的事实经过。4、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分居协议书》是原告叫证人去调解的，是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后证人执笔，村干部签字的事实；同时证明原告说过生养死葬不要被告唐某1负责，所以才叫被告唐某1搬出老人的那格房子，但是为什么易某某、唐某1、唐某2没签字，因为时间久了记不清楚的事实经过。经质证，原告对被告唐某1提交的《分居协议书》有异议，认为分家分过多次，记不清楚了，好几次都是唐某1家叫来分的。自己没有这份协议书。原告对证人郭某的证言无异议；对证人唐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与证人郭某的证言互相矛盾，该证人对被告有倾向性；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部分真实，证明原告同意该协议不真实，第一位证人清楚的记得原告提过反对意见。经质证，被告唐某2、唐某3对被告唐某1提交的《分居协议书》有异议，认为这次确实分过家了，但是提笔人念了内容后唐某2不同意，所以没有签字认可；被告唐某2、唐某3对三证人证言均无异议。经质证，被告易某1、易某2对《分居协议书》无异议，认为这次分家没有在场，不清楚；被告易某1、易某2对三证人证言均无异议。本院认证意见：被告唐某1提交的《分居协议书》系复印件，且原告及被告唐某2不认可，存在不客观真实的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郭某、唐某、李某的证言部分客观真实，本院部分采信。被告唐某2、唐某3、易某1、易某2均无证据提交法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易某某与前妻柏某某婚后生育长女易某1，柏某某病亡后原告带着易某1与郭某某于1979年再婚，郭某某与原告再婚前与前夫生育长子唐某1、次子唐某2、长女唐某3，原告与郭某某再婚后又生育易某2。五被告相继成家立业后，因老人赡养问题及家庭共同财产分配问题在家庭成员内部或村干部、其他人员的参与下进行过多次分家，但都未将矛盾化解。郭某某去世后，原告十多年来一直与次子被告唐某2共同居住生活。现原告提出年岁已高，体弱多病且无经济来源，要求被告唐某1、唐某2、易某1、易某2支付赡养费（被告唐某3因病不要求承担赡养义务）并诉至法院要求支持诉请。庭审中原告持有1995年4月8日的《分家协议》复印件主张诉请，被告唐某1则持有2004年3月13日的《分居协议书》复印件辩称，分家时原告说生养死葬不要被告唐某1负责，原告的财产都已带到被告唐某2家，其不应再承担赡养义务。本院认为，赡养纠纷是指被赡养人因向赡养人索取赡养费引起的纠纷。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唐某1、唐某2、唐某3与原告长期共同生活，按受原告的抚养教育，与原告之间形成继子女关系，被告易某1、易某2系原告亲生女儿，五被告对原告均负有赡养义务。原告及被告唐某1提交的《分家协议》、《分居协议书》均为复印件，双方互不认可，本院均不予确认上述分家协议上的内容。原告在庭审中放弃三个女儿即被告唐某3、易某1、易某2对其赡养的义务，系合法处分其民事权利，因原告共有五个子女，其放弃三个女儿的赡养义务，不影响其他两个儿子履行赡养义务，故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在庭审中表示愿意随次子唐某2生活，而唐某2也表示同意，经查原告实际上已随次子唐某2生活了十多年，该项内容原告虽未提诉请但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本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予以支持。原告起诉要求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原告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关于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唐某2已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唐某1应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费。被告唐某1虽主张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及当地农村消费水平，其没有工作及老人处分财产时不公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赡养是法定义务，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本案原告的赡养费标准应以统计部门发布的上年度当地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基准，考虑被告目前的经济状况，本院酌定被告唐某1从2017年3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300元的赡养费。从2017年3月1日起，原告100元以上的医药费按实际支出凭医药单据由被告唐某1、唐某2平均负担。原告去世后的安葬费由被告唐某1、唐某2平均负担。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唐某1承担从2011年6月5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计66个月的赡养费39600元的诉请，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唐某1、唐某2辩称不应再承担原告的赡养义务，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于情无理，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的辩解意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易某某从2017年3月1日起随被告唐某2共同居住生活，原告易某某从2017年3月1日起100元以上的医药费按实际支出凭医药单据由被告唐某1、唐某2平均负担，原告易某某去世后的安葬费由被告唐某1、唐某2平均负担；二、被告唐某1从2017年3月1日起，每月支付原告易某某赡养费300元，给付时间为每月28日前；三、被告唐某3、易某1、易某2不承担对原告易某某的赡养义务；四、驳回原告易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易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骆 霞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书记员 保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