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422民初362号原告：刘涛，男，1992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原告：刘应如，男，196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幼星，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蓉蓉，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陶应财，男，1966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志，安徽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涛、刘应如与被告陶应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应如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幼星、孙蓉蓉，被告陶应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忠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674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父子关系，王某某与被告是儿女亲家。通过王某某、张某某介绍刘涛和赵发兰（原告认为系陶应财继女）做亲，双方于2016年农历4月2日见面后于4月6日按乡俗“看门头”，两原告通过四大“老红”给赵发兰“见面礼”10100元及17000元购买金项链、订婚戒指及化妆品；2016年农历4月10日“下书子”时，两原告给付现金彩礼13000元；2016年农历4月16日结婚期间，结婚前两天，经红人刘某某陪同赵发兰购买了金坠子及铂金戒指，花去10000元。结婚当天，两原告又给了13900元彩礼。新娘下车时又要去2000元、闹老红又让原告给了1400元。加上吃喝花销及礼品，两原告共花去十余万元，所有彩礼均是通过老红转交给被告收受。刘涛与赵发兰结婚40天左右，赵发兰便提出悔婚并外出不归。两原告为此向被告索要彩礼，但被告否认与赵发兰系父女关系，现被告收受彩礼已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追索未果遂诉讼来院。陶应财辩称：本案应以婚约财产纠纷进行审理，不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陶应财不是适格被告，他与赵发兰没有法律上的父女关系，也没有实际收取占用彩礼。刘涛、刘应如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2份，证明：两原告自然人身份情况。2、民事裁定书1份，证明：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不当得利关系。3、问话笔录1份，证明：被告因原告刘涛与赵发兰婚约彩礼纠纷存在不当得利情况，被告与赵发兰无法律上的父女关系。4、视频资料1份，证明：被告收受两原告钱款的事实。5、证人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陶某甲到庭出具的证言，证明两原告向被告支付彩礼现金41200元并为被告妻子的女儿赵发兰购买了“四金”，花费27000元。陶应财为支持辩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自然人身份情况。2、销售清单1组，证明：赵发兰陪嫁物花费情况。3、证人宋某某、陶某乙、杨某到庭出具的证言，证明：见面彩礼10100元是刘涛交给赵发兰的，未经被告手；13000元、13900元两笔彩礼均是被告代收后交宋某某，而后转交后赵发兰的。被告与赵发兰没有法律上父女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组织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所举1号、2号，被告所举1号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所举3号证据系本院在审理(2016)皖0422民初2545号案件过程中，承办法官依职权对陶应财所作的问话笔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所举4号证据系刘涛与赵发兰婚礼当天的录像，从视频录像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被告于婚礼当天点收现金彩礼的情况，故对该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原告所举5号证据即四大媒人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陶某甲出庭陈述的证言，被告认可从媒人手收受两笔彩礼13000元及13900元，但认为此后均转交给赵发兰了；对见面礼10100元，被告陈述没有经手。本院认为，四人证人对下书子、结婚当期给付的两笔彩礼与被告认可收受的彩礼一致，本院予以认定。四位证人中虽然仅有刘某某、张某某两位证人陈述被告本人点收了见面彩礼10100元以及婚约期间为赵发兰购买“四金”情况，由于刘某某、张某某是刘涛、赵发兰婚姻的主要介绍人，对双方婚姻缔结经过较为熟悉，其证言可信度较高，且结合被告所举的三位证人宋某某、陶某乙、杨某出庭所作的证言中，宋某某与陶某乙针对见面彩礼10100元的陈述相互矛盾，故本院对被告收受见面彩礼10100元及原告为赵发兰购买“四金”情况亦予以认定；对被告所举2号证据销售清单，因清单并非正式发票，原告亦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对被告所举3号证据即宋某某、陶某乙、杨某出庭陈述的证言，三位证人与被告均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中宋某某与被告同居生活十余年，陶某乙、杨某与被告均系亲戚，故三位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且三位证人对见面彩礼10100元的证言相互矛盾，宋某某称未经手该笔现金，而陶某乙却陈述该笔钱经陶应财转交宋某某，而杨某称不知道这笔彩礼，故对三位证人所作的证言，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发兰系贵州省人，其母亲宋某某与被告陶应财在寿县保义镇同居生活十余年。2015年年底，赵发兰来到其母亲处生活四个月，后经媒人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陶某甲介绍，与刘涛确立婚约关系。双方于2016年农历4月2日见面，农历4月6日“看门头”，看门头当天，两原告通过媒人刘某某手交付陶应财见面彩礼10100元；2016年农历4月10日“下书子”及4月16日结婚当期，两原告再次通过媒人王某某手交付陶应财彩礼款分别为13000元、13900元。此外，两原告于婚姻期间分两次为赵发兰购买了“四金”首饰，并交付给了赵发兰。刘涛与赵发兰同居生活期间，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生活一个多月后，因赵发兰离家外出至今未归，双方解除了同居关系。两原告因索要彩礼款于2016年8月起诉至法院要求赵发兰、陶应财共同返还。后经法院查明陶应财并非赵发兰亲生父亲，在婚约财产纠纷法律关系中，不是适格被告，最终裁定驳回两原告的起诉。现该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两原告为追索彩礼款遂以陶应财不当得利为由诉讼来院。本院认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当事人按农村习俗给付的彩礼，在婚姻关系缔结不成或分手时，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刘涛与赵发兰经媒人刘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陶某甲介绍，从订婚至结婚期间，刘涛一方通过媒人手给付赵发兰彩礼款共计37000元(见面礼10100元；下书子13000元；结婚当期13900元)，上述彩礼款均由陶应财以赵发兰“家长”名义实际收取。因陶应财与赵发兰母亲宋某某同居生活十余年，在本次婚姻缔结过程中，陶应财作为赵发兰“家长”角色出面操办婚事，接收彩礼，现刘涛与赵发兰已解除婚约，陶应财收受的彩礼款应当退还。鉴于陶应财并非赵发兰的父亲，本院作出(2016)皖0422民初2545号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亦认定陶应财不是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被告，也即是说陶应财收受的彩礼款，在刘涛、赵发兰解除婚约关系后，也便失去了合法占有的根据，成为一种不当得利，本案的法律关系亦由婚约财产纠纷演变成不当得利纠纷，考虑到本案不当得利纠纷的基础系因婚约引发，而刘涛与赵发兰在一起同居生活近一月余，故本院酌定陶应财以所收彩礼款按80%比例退还29600元（37000元×80%）为宜。本案中，刘涛一方为赵发兰购买的“四金”首饰，应属于因婚姻缔结而对赵发兰的赠予，且该“四金”首饰直接交付给了赵发兰，陶应财未收受，故对刘涛、刘应如要求陶应财返还“四金”首饰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陶应财辩称其仅收受的两笔彩礼款即下书子13000元、当期13900元，未收受见面彩礼10100元；所收受的两笔彩礼均通过赵发兰母亲宋某某并转交给赵发兰了，故陶应财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的辩解。陶应财为此向法庭申请了三位证人宋某某、陶某乙、杨某出庭作证。由于宋某某系赵发兰母亲，亦与陶应财同居生活多年；而陶某乙、杨某也与陶应财有直接的亲戚关系。加之宋某某、陶某乙对收受10100元见面彩礼的陈述互相矛盾。故本院在综合本案案情后对陶应财收受见面彩礼10100元予以认定。而陶应财收受了上述三笔彩礼款后，最终是否交由宋某某、赵发兰，并不能成为其拒绝退还彩礼的理由。因为在刘涛、赵发兰缔结婚姻过程中，媒人均是通过双方“家长”进行沟通，陶应财中虽不是赵发兰父亲，但陶应财与赵发兰母亲宋某某同居多年的关系，足以让媒人相信陶应财即为赵发兰的“家长”，媒人也亦通过向陶应财转交彩礼款而完成彩礼的给付行为。因此，陶应财接收彩礼款后是否转交并不影响其返还。故对陶应财的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纳。至于陶应财产辩称给了刘涛压箱礼6000元，四位媒人的证人证言未加以证实，陶应财亦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此项辩解，本院亦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陶应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刘涛、刘应如29600元；二、驳回原告刘涛、刘应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5元，减半收取742.5元，由刘涛、刘应如负担342.5元，由陶应财负担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胜鹏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书记员  张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