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507民初1222号原告：谢绍礼，男，197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志杰，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洁，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吴卡，男，1979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利辛县，现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程昌，苏州市姑苏区石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开发区采莲村。经营者：刘友中。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磊磊，系该单位员工。原告谢绍礼与被告吴卡、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下简称刘氏中转服务部）买卖合同、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玲独任审判，于2016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绍礼的委托代理人霍志杰、被告吴卡的委托代理人赵程昌、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的委托代理人程磊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绍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吴卡和被告刘氏中转服务部共同承担原告货款共计50870元；二、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变更为，要求被告吴卡及被告刘氏中转服务部就货款50870元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谢绍礼与吴卡存在家具买卖业务关系，即吴卡在谢绍礼处购买家具后委托刘氏中转服务部负责从成都运送至吴卡处后，由吴卡自行销售。后谢绍礼向吴卡索要2013年8月27日至2013年9月13日4次家具的货款，吴卡均表示未收到上述货物。谢绍礼认为其将货物交由刘氏中转部服务托运，刘氏中转部服务表示已将货物全部送至吴卡处，现吴卡却表示未收到货物，故刘氏中转服务部不能证明将货物送至吴卡处，则承担货物灭失的责任；如刘氏中转服务部能证明将货物送至吴卡处，则由吴卡承担支付货款责任。被告吴卡辩称，一、本案中谢绍礼与吴卡系买卖合同关系，与刘氏中转服务部系运输合同关系，因谢绍礼与两被告之间形成的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依据。二、谢绍礼在诉状中称，“刘氏中转服务部称已将货物交给吴卡，但吴卡称未收到”，该表述的意思是将吴卡列为被告取决于刘氏中转服务部怎么说，而并非取决于谢绍礼手中是否具有吴卡已收到其货物的相应证据。因此，谢绍礼应根据运输合同关系向刘氏中转服务部主张权利，然后再由刘氏中转服务部向吴卡追偿。三、谢绍礼提交的所有送货单及托运单上均无吴卡签字，从上述证据看，只能证明刘氏中转服务收到谢绍礼货物，但无法证明吴卡收到货物，而事实上，吴卡确实未收到谢绍礼所诉之货物。因此，谢绍礼管理混乱的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四、谢绍礼曾就本案事实起诉至法院，后以补充证据为由撤诉，但两次诉讼的金额并不一致，说明谢绍礼对吴卡应支付多少货款都不清楚，且此次诉讼中并未增加有效证据，仅增加了由刘氏中转服务部出具的两份证明，且两份证明上记载的货物数量也不一致，无法证明吴卡收到上述货物。既然谢绍礼已将货物送交刘氏中转服务部，那么自交付时开始，风险转移至刘氏中转服务部，不应由吴卡承担责任。综上，谢绍礼及刘氏中转服务部存在管理混乱，也无法证明货物送交吴卡，据此，请求法院驳回谢绍礼对吴卡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氏中转服务辩称，我方收到谢绍礼托运的涉案4批货物，也按期将所有货物送给吴卡，完成了我方的承运义务。吴卡未向谢绍礼支付货款，该责任应由吴卡承担，与我方无关，故请法院驳回谢绍礼对我方的起诉。经审理查明，谢绍礼主张其于2013年8月27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13日委托刘氏中转服务部将4批家具运输至吴卡处，因吴卡未支付货款，故诉至本院。上述事实，由谢绍礼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庭审中，为证明主张事实，谢绍礼提供：1、抬头为“宝寅家私送货单”的第三联（财务）四份[购货单位均为“吴卡：158××××5701苏州”，送货人均为“谢”，收货单位点收人均为“吴卡”，其中1、日期为2013年8月27日的送货单载明货物为象牙白809#，单位为套，数量为4，单价950元，金额为3800元；象牙白822#，单位套，数量为3，单价950元，金额为2850元；象牙白817#，单位为套，数量为3，单价为950元，金额为2850元；象牙白825#，单位为套，数量为3，单价为950元，金额为2850元。上述货物总数为54件，合计金额12350元。2、日期为2013年9月2日的送货单载明货物为652#白，单位为套，数量为5，单价为850元，金额为4250元；652#白，单位为套，数量为5，单价为860元，金额为4300元；603#白，单位为套，数量为5，单价为850元，金额为4250元；603#白，单位为套，数量为5，单价为860元，金额为4300元。上述货物总数为80件，合计金额17100元。3、2013年9月9日的送货单载明货物为621#椅子，单位为套，数量为10，单价为850元，金额为8500元；819#，单位为套，数量为3，单价为950元，金额为2850元；815#，单位为套，数量为3，单价为950元，金额为2850元。上述货物总数为44件，合计金额14200元。4、2013年9月13日的送货单载明货物为809架子、808面椅1套，单价及金额为870元；812#，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970元；813#，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970元；820椅子、818台面、826架子1套，单价及金额为870元；823#，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850元；826#，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850元；831#，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970元；606#，单位为套，数量为1，单价及金额为870元，上述货物总数为32件，合计金额为7220元]，以及与上述日期相对应的抬头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货物托运单（代协议）”的第二联（厂方）五份[起运站均为成都，到达站均为苏州，发货人均为宝寅，收货人均为吴卡，承运人签章处均加盖被告刘氏中转服务部公章。其中1、托运时间为2013年8月27日的托运单上载明货物名称为椅子13件（6把）、脚3件、架子13件、大理石13件、坐板12件。2、托运时间为2013年9月2日的托运单上载明货物名称为椅子20件（6把）、坐板20件、架子20件、大理石20件，共计80件。3、托运时间为2013年9月9日的托运单上载明货物名称为椅子16件（6把）、架子16件、坐板12件，共计44件。4、托运时间为2013年9月13日的托运单两张上分别载明货物名称为椅子8件（6把）、架子8件、坐板8件、大理石7件，共计31件；货物名称为坐板4件、大理石1件，共计5件。]，证明谢绍礼委托刘氏中转服务部向吴卡在上述日期托运了4批货物。谢绍礼另陈述“宝寅家私”与其并无关联，其是随意拿了一本送货单后填写发货的。2、周永辉签字确认的“刘氏家具货物托运证明”一份[载明：“日期为2013年8月27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13日，收货人均为吴卡，订货货款分别为12350元、17100元、14200元、7220元，合计50870元；件数分别为54件、80件、44件、32件，合计210件。上述货物均由成都刘氏货运部托运至苏州相城区蠡口刘氏货运部。”]；加盖刘氏中转服务部公章，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2日的证明一份，载明：“2013年8月27日：订货单：总数额：12350元，件数：54件；2013年9月2日：订货单：总数额：17100元，件数：80件；2013年9月9日：订货单：总数额：14200元.件数：44件；2013年9月13日：订货单总数额：7220元，件数：36件。以上货物切（确）由我货运公司成都分公司收到后托运我公司苏州我公司收到上述货物后均全部支付到收货人：吴卡（苏州市相城区）。”该段文字下方另书写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10日的文字一段：“以上货物在收货人吴卡收到货物付过运费后将底单取走。特此说明。”]谢绍礼主张第一份证明系刘氏中转服务部的成都负责人周永辉出具，第二份为刘氏中转服务部出具，共同证明刘氏中转服务部对涉案货物数量及价值均认可，且表示该几批货物均由其运送至苏州后交付给吴卡。经质证，吴卡认为送货单、托运单与其无关，上述送货单、托运单上均无吴卡签字，吴卡也并未向谢绍礼订过上述货物，更未收到；同时，托运单中写明货物必须参加保险，谢绍礼未提供投保的相应凭据，另外在2013年9月2日的托运单中运费一栏涂黑，看不清楚。对第一份周永辉签字的证明，因系证人证言，故证人应到庭作证；对第二份证明，吴卡未订过上述货物，故不清楚。同时，两份证明对于2013年9月13日该批次货物所记载的货物数量不一致。刘氏中转服务部对于谢绍礼举证的送货单表示无法确认，因不是谢绍礼开具给刘氏中转服务部的；对托运单无异议，认为涉案4批货物其确实收到，并向谢绍礼开具了托运单，但上述货物已全部交给吴卡。对于两份证明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一份证明上签字的周永辉系其员工，第二份证明所盖公章也确为刘氏中转服务部公章。两份证明上所载货物确实收到过，但对于货物金额无法确认。因谢绍礼跟刘氏中转服务部称吴卡不支付涉案的四笔货款，不承认从成都原告处进货，故要求刘氏中转服务部出具证明，由其根据托运单上的数量写的件数，金额系谢绍礼书写。庭审中，谢绍礼将与吴卡之间的买卖经过陈述为：吴卡在2013年7月至谢绍礼在成都的门市部洽谈生意，预付5000元定金后，双方自当年8月开始业务往来，所有的订单均由吴卡打电话订货。之前是先打款后发货，熟悉后就改为先由吴卡预付部分货款后，谢绍礼就直接发货。除了本案所涉4批货物及（2016）苏0507民初1218号案件中所涉的17笔交易外，双方之间其他的交易往来款项均已结清。本案所涉4批货物系谢绍礼委托刘氏中转服务部从成都托运至苏州蠡口后，由刘氏中转服务部送交给吴卡，货物送给吴卡后，需吴卡签收，但签收材料不需要转交谢绍礼，故刘氏中转服务部处应留有吴卡签收的单据。吴卡对谢绍礼的上述说法不予确认，认可双方之前有业务往来，但款项均已结清。之前的订货形式均为吴卡将订单签字确认后传真给谢绍礼，谢绍礼确认有这些货后再签字传真给吴卡，之后谢绍礼按照订单将货物发给吴卡，由吴卡在回执单上签字收到货物后，再将余款打款给谢绍礼。涉案4批货物吴卡从未向谢绍礼预定过，如预定并收到货物的，则收货时吴卡需签收，且送货单中一联需交给吴卡。刘氏中转服务部认可收到谢绍礼委托其托运的涉案4批货物，且认为已实际送货给吴卡，运费亦由吴卡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了刘氏中转服务部。庭审中谢绍礼提供的托运单为四联单，其中一联是交给吴卡的，货物交给吴卡后由其当场核对数量，如数量不对则吴卡会当场打电话给谢绍礼核实。送货单上不需要吴卡签字确认收到。本院认为，本案包含谢绍礼与吴卡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及谢绍礼与刘氏中转服务部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关系两项法律关系。关于谢绍礼与吴卡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就谢绍礼与吴卡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谢绍礼仅提供抬头为“宝寅家私送货单”的第三联（财务）四份，未提供其他证据进行佐证，且从本院受理的（2016）苏0507民初1218号案件中谢绍礼所主张吴卡应支付的17批货物货款所表现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与本案无异）并结合该案证据，亦无法认定谢绍礼与吴卡之间就本案所涉4批货物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虽刘氏中转服务部陈述确实由其服务部在成都收到货物并转送至苏州蠡口后，已将货物实际交给吴卡，但刘氏中转服务部就此亦为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故综上，本院对谢绍礼主张与吴卡之间存在涉案4批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认定，谢绍礼据此主张吴卡支付货款50870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谢绍礼与刘氏中转服务部之间的运输服务合同关系，根据谢绍礼提供的由刘氏中转服务部出具的托运单、证明，并结合庭审中刘氏中转服务部亦认可收到谢绍礼向其托运的涉案4批货物的陈述，可以认定谢绍礼与刘氏中转服务部之间成立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庭审中，刘氏中转服务部对收到4批货物及每批货物的件数予以确认，但表示对货物具体金额无法确认。因在周永辉（刘氏中转服务部认可周永辉系其员工，为成都处负责人）签字确认及加盖刘氏中转服务部公章的两份证明上均就每批次货物件数及货款金额进行了明确，同时，刘氏中转服务部在谢绍礼提交的送货单及托运单黏贴页中间亦加盖公章进行确认，故本院据此认定涉案4批货物已由谢绍礼交给刘氏中转服务部运输，刘氏中转服务部知悉并认可4批货物的具体数量及价值为合计50870元。虽在托运单注意事项一栏标注有“托运货物必须参加保险，如有货损、货差，属本公司责任范围内，已保价的，作合理赔偿。最高赔付，不超过货物运费的5倍”，且谢绍礼及刘氏中转服务部均明确涉案4批货物未参加保险，但因该托运单系刘氏中转服务部制作提供，该条款亦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且亦未对托运人即谢绍礼进行明示，故该条款对本案所涉货物不予适用。现刘氏中转服务部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所涉4批货物交给吴卡，故应由刘氏中转服务部承担向谢绍礼支付本案所涉4批货物，合计50870元的货款的相应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三十四条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绍礼价款50870元（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当事人指定账户；或汇入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建设银行苏州市相城支行营业部，账号：32×××22）。二、驳回原告谢绍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36元，由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负担（该款原告谢绍礼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苏州相城经济开发区刘氏家具中转服务部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谢绍礼）。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代理审判员  王玲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顾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