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民终5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元峰，男，197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旭阳，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文，男，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牙克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羽，四川天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剑，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潘国锋，男，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月圆，广东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元峰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文及原审第三人潘国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5）双流民初字第8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元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邓元峰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刘国文负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判决遗漏了潘国锋的答辩意见，即邓元峰、盛业虎与潘国锋共同投资500万元设立了四川粤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蓉公司），潘国锋在上述投资外因火龙果基地的建设费用，还先行垫付了100万元建设费用，其与刘国文、刘昊签订的《协议》亦证明此事实，协议中明确潘国锋共计向公司投入300万元。2、案涉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系盛业虎、邓元峰委托潘国锋代为办理，而刘国文、刘昊系自行前往工商局将身份证原件交于中介代办机构，潘国锋亦将盛业虎、邓元峰的身份证原件交于该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按照刘昊、刘国文、潘国锋的共同授意及配合下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原审审理中，原审询问刘昊（亦是刘国文代理人），刘昊表示愿意继续持有49%的股权，该意思表示属自认，系刘昊、刘国文认可股权转让的事实。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刘昊、刘国文与潘国锋所签订的协议系经营权转让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2、本案当事人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口头形式的协议，并办理了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亦由刘昊、刘国文经营管理，股权转让关系理应受到法律保护。3、原审法院的释明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刘昊、刘国文基于重大误解认为受让的是潘国锋的的股权，而非受让的邓元峰、盛业虎的股权，那应由刘昊、刘国文申请撤销。上诉人基于合同有效起诉，如果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也应基于合同有效的前提，上诉人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主张合同有效，但法院却释明要求撤销，其释明错误。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故提起上诉并要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刘国文辩称：一、潘国锋提出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股权的工商变更登手续，主动找到被上诉人拿到身份证前往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并非被上诉人与潘国锋一起将双方的身份证件交给中介代办机构，也未向潘国锋出具任何授权的意向和手续去受让上诉人的股权。二、被上诉人所表示愿意持有的49%股份是指希望受让潘国锋的股权，与上诉人无关，不能认定被上诉人自认。三、上诉人所称的其他事实均不属实，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潘国锋陈述称：潘国锋与被上诉人系合伙经营关系，约定承包火龙果园。潘国锋并未转让股权给被上诉人，且潘国锋还从上诉人处购买了股权。邓元峰在原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依法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邓元峰支付股权转让款11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标准自2014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06808.22元；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9日，邓元峰与潘国锋、盛业虎共同认缴出资500万元设立粤蓉公司，其中潘国锋为法定代表人，认缴额为200万元，投资比例为40%；邓元峰认缴额为170万元，投资比例为34%；盛业虎认缴为130万元，投资比例为26%。2012年7月5日，粤蓉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补足公司实收资本500万元，其中潘国锋缴纳200万元，邓元峰缴纳170万元，盛业虎缴纳130万元，缴纳时间均为当日。此后，粤蓉公司主要由潘国锋在负责经营管理。2013年9月30日，潘国锋（甲方）与刘国文（乙方）、刘昊签订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与乙方共同经营、管理粤蓉公司位于四川双流县、金桥镇火龙果园。一、甲方总投入300万元，甲乙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乙方欠款还款方式：2013年11月末之前还50万元，其余100万元，公司收入有限还清。若收入少，二年还清。二、此协议从2013年10月1号生效。2013年10月1号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一切收入归公司所有。三、甲方尽快变更公司合伙人。该协议签订后，刘国文、刘昊于2013年11月19日通过刘昊母亲李凤敏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62×××22的账号向潘国锋转款500000元。2014年2月26日，邓元峰、刘国文将其各自的身份证原件交由潘国锋代为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粤蓉公司股东由潘国锋、邓元峰、盛业虎变更为潘国锋、刘国文、刘昊，其中邓元峰的股权共计170万元中的55万元转让给潘国锋（潘国锋的出资额由200万增加至255万）、115万元转让给刘国文，盛业虎的股权130万元转让给了刘昊。同时查明，潘国锋在工商局办证大厅委托中介代办机构代为准备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应文件及办理具体手续。庭审中，邓元峰、刘国文、潘国锋均一致认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东会议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均不是当事人亲自签名。还查明，刘国文、刘昊从2013年10月至2015年6月期间单独经营管理粤蓉公司，2015年7月后因刘国文、刘昊与潘国锋就经营权产生纠纷，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刘国文未再参与粤蓉公司经营管理。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刘国文是否有受让邓元峰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邓元峰认为刘国文将其身份证原件交由潘国锋代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就能够视为其具有受让邓元峰股权的意思表示，且刘国文至股权变更登记后就实际经营管理粤蓉公司，故股权变更登记中不是刘国文签名的瑕疵行为不影响刘国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原审法院认为鉴于刘国文在股权变更登记前与潘国锋签订有相应协议并支付了协议约定的500000元价款，且协议中约定为“潘国锋尽快变更公司合伙人”，故仅凭刘国文将身份证原件交由第三人的行为，不足以视为刘国文系具有受让邓元峰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邓元峰、潘国锋称在变更登记前就与刘国文达成了转让股权的一致意思表示，但仅为言辞陈述，并无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证明，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邓元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再次，股权转让协议亦不是刘国文亲笔签名，刘国文也没有对该协议予以事后追认，故刘国文并未与邓元峰就股权变更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邓元峰、刘国文并未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视为刘国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二、邓元峰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如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不能视为刘国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刘国文庭审中明确表示愿意持有的是潘国锋的股权，并不愿意持有邓元峰的股权，邓元峰建立在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或股权已变更登记的前提下，要求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请求权基础不当。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诉讼”之规定，原审法院向邓元峰进行了释明，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邓元峰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虽然邓元峰在粤蓉公司的股权已变更登记为刘国文所有，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邓元峰、刘国文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的合意，邓元峰、刘国文并未建立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在邓元峰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故邓元峰要求刘国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无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元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056元，由邓元峰负担。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邓元峰与刘国文间是否成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合同的成立首先得有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要约与承诺，且要约与承诺的内容须得一致，承诺生效时合同即告成立。从本案的事实看，不管谁作为要约人，均应将要约的内容到达受要约人，简单地讲，不管是刘国文想买或者邓元峰想卖股权，都应当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将“想买或想卖”的意思告知对方，再由对方作出回应，当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即成立。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无法得出邓元峰与刘国文就案涉股权达成了一致的转让意思表示。虽然工商部门留存有“股权转让协议”，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均非当事人本人签名，刘国文亦不予认可，虽然邓元峰名下的股权已转让至刘国文名下持有，但该事实并不等同也不能必然说明邓元峰与刘国文间形成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从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邓元峰与刘国文间成立了股权转让合同关系。邓元峰提起原审诉讼是以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定性其与刘国文间的法律关系，原审审理后认为邓元峰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错误并向其释明要求其变更诉讼请求，但邓元峰坚持不变更其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以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故原审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处理结论并无不当。综上，邓元峰所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2元，由邓元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琦审判员 胡 茜审判员 苏 展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周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