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04民初4832号原告：大连幸福家居世界佳龙电子经销处。经营者：尹庆山。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正玉，男，大连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李然。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京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满，辽宁志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负责人：陈亚民，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满，辽宁志方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幸福家居世界佳龙电子经销处与被告李然、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侨信公司”）、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侨信大连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做出（2015）沙民初字第3636号民事判决，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9月1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辽02民终2211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经营者尹庆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正玉、被告李然、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和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广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三被告共同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477127元，并从2011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支付利息至款付清日止。事实与理由：2007年5月10日至2011年8月12日，被告在承揽大连星海百年汇豪生酒店5号楼和6号楼、大连开发区远洋地产红星海项目时，先后在原告处购买电器材料累计货款人民币数十万元，被告只付部分货款，至今尚欠货款人民币477127元。原告多次索要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偿付。被告李然辩称，其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系挂靠关系，其以被告侨信公司名义承包工程。其自2007年5月做百年汇项目样板间开始，从原告处购买电器材料，之后，其多次以被告侨信公司支票形式向原告偿付货款，现货款基本都已结清。其向原告支付货款时，并未收回原告手中的销货明细单，不能以原告现持有的销货明细单确定欠款数额。原告主张从2011年8月20日起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诉讼时效应至2013年8月19日，而原告最早在2014年起诉，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北京侨信公司、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共同辩称，被告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达成书面或口头的买卖合同，也未在原告处购买过原告电器材料，双方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请求被告公司承担合同责任。被告李然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系挂靠关系，但被告公司未收取李然管理费。百年汇工程确实是被告李然挂靠被告公司施工，但被告公司从未做过红星海项目，也未授权被告李然施工，也未授权被告李然从原告处购买电器材料，李然的行为不代表被告。原告销货明细单中涉及到的接收材料人员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另外，原告主张的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告主张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对于原告提供的银行进账单、材料用需计划表、通话记录、（2014）沙民初字第2399号案庭审笔录，被告李然提供的支票存根，被告侨信公司提供的(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调取的（2015）沙民初字第3636号案庭审笔录、(2009)沙民初字第4886号、（2010）沙民初字第4063号、（2011）沙民初字第1198号等有关被告侨信公司相关案涉工程诉讼的卷宗材料，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销货明细单，因被告李然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侨信公司虽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无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07年5月，被告李然在“百年汇”工程施工时，与原告经营者尹庆山达成口头买卖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李然实际施工的“百年汇”工地供应电线、电器配件等材料。之后至2008年间，原告先后向被告李然实际施工的“百年汇”6#、5#工地供应电线、电器配件等材料。原告供货时由工地收货人员为原告签署“供货明细单”。原告现持有2007-2008年期间的供货明细单45张（总金额389165元），分别有李强、刘茂家、刘利军、隋学成、邱伟、赵恩毅等6人作为收货人签字收货；其中，38张（总金额210659元）供货明细单，标注的提货单位为“侨信”或“北京侨信”，另7张（2007年5-6月）供货明细单的提货单位没有标注或标注的不是被告侨信公司，或加盖了“大连宝源物资经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印章。在本案原审第二次庭审笔录中，原告针对2007年5-11月被告以谁的名义收取货物的问题时表述：“不清楚是代表公司还是个人”。另，2008年4月22日，原告曾收到侨信装饰5#《材料需用计划表》一张，刘利军签名确认并注明“同意采购”。2010年起，原告又向被告李然实际施工的开发区“红星海世界观”项目工地供应电线、电器配件等材料。原告供货时由工地收货人员为原告签署“供货明细单”。原告现持有2010年-2011年期间的供货明细单18张（总计金额87848元），分别有李然、李强、李勇、刘茂家、黄佳义等5人作为收货人签字收货。该销货明细单的提货单位标注为了“远洋地产”、“李强”或“红星海李强”等，并未标注“北京侨信”或“侨信”。诉讼中，被告李然对原告提交的上述63张（总金额477013元）销货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本人在销货明细单的签字无异议。对李强、李勇、刘茂家、刘利军、隋学成、邱伟、赵恩毅、黄佳义等8人作为收货人的签字问题，被告李然自认李强、李勇为其弟弟。虽然本次庭审否认与其他6人相识，但在（2014）沙民初字第2399号案原告第一次诉讼庭审中，被告李然自认“除了刘利军之外，其他人员都是我公司的人员”，“签字拿货的人都在我工地工作过”，并自认李强管现场，刘茂佳为保管员（签收其中31张货明细单）。上述63张销货明细单中，既有2007年5月10日原告向被告李然第一次供货的销货明细单，也有2011年8月12日最后一次供货的销货明细单。其中，包括2007年5-11月、2008年4-9月、2010年5-8月、2011年6、8月每月的销货明细单，每张销货明细单的金额从20元到145722元不等，单张金额较为零碎，其中多数金额为千元或千元以下，个别金额在万元以上。2008年8月，被告李然2次以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的支票，分别向原告支付货款5000元、10000元。2010年-2011年8月22日间，被告李然又以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的支票，分3次分别向原告支付3930元、25000元、70000元。被告李然当庭自认其共以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或侨信大连分公司的支票形式向原告支付货款6、7次，没有现金付款。但除上述5次支票付款113930元外，三被告均不能提供其他支票付款的证据。后被告公司账目曾被检察机关依法扣押。另查，被告李然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原系挂靠关系。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系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于2010年3月在大连注册成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007年4月至2008年9、10月间，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授权被告李然以其公司名义，与大连永辉房地产签订大连期货广场配套工程5号楼、6号楼（即双方所称“百年汇”工程）的《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被告李然是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签订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是履行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诉讼中，双方均不能提供挂靠合同及其管理费交付情况的证明，但被告李然在原审庭审中自认，被告侨信公司对其挂靠的授权“到百年汇项目完就结束，一个项一授权”。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侨信大连分公司均当庭承认在“百年汇”项目上对被告李然有挂靠授权，但否认在“红星海世界观”项目对被告李然有挂靠授权，公司没有该施工该项目。被告李然在多次庭审诉讼中，亦始终表示“红星海世界观”项目没有施工合同，且始终不提供该项目的施工合同书。再查，2010年，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曾作为原告，就“百年汇”5、6号楼工程款给付问题起诉大连永辉房地产，被告李然作为北京侨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参加诉讼，与该案被告调解结案。北京侨信公司提供的《施工合同》显示“百年汇”工程施工开始于2007年4月30日；2009年，本院受理了被告为北京侨信公司的，有关“百年汇”工程口头石材买卖欠款（2009）沙民初字第4886号案，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与该案原告调解结案，自愿给付该案原告石材货款299974元及诉讼费用；2011年，本院受理了被告为侨信大连分公司的，有关“红星海世界观”工程的书面石材买卖合同欠款（2011）沙民初字第1198号案（案涉合同由李然代表侨信大连分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被告侨信大连公司与该案原告调解结案，自愿给付该案原告货款432132元及诉讼费用。上述（2009）沙民初字第4886号、（2011）沙民初字第1198号案的案款，在执行阶段由北京侨信公司支付后，被告李然向北京侨信公司出具了借条。2014年，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被告李然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李然偿还在“百年汇”工程施工及后续诉讼等借款417万余元。已生效的（2014）大民一初字第86号民事判决、（2015）辽民二终字第00161号民事判决均认定：李然挂靠在北京侨信公司名下承揽相关项目，被告李然因（2009）沙民初字第4886号、（2011）沙民初字第1198号案执行案款向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出具借条系借贷事实，北京侨信公司主张的大部分借贷事实成立，故判决李然偿还北京侨信公司借款313万元及利息。2014年5-6月间，原告经营者尹庆山曾打电话给被告李然及其弟李强电话，后将三被告诉至本院，请求三被告共同给付案涉货款477127元及其逾期付款的利息。本院于2014年11月作出（2014）沙民初字第2399号民事判决：李然给付尹庆山货款392341元及自2011年8月20日起按逾期贷款利率1.3倍支付利息；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给付尹庆山货款84672元及自2011年8月20日起按逾期贷款利率1.3倍支付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被告李然、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2015年4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民三终字第55号裁定书，认为原审对李然的行为究竟为职务行为还是构成表见代理及诉讼时效问题并未查清，因而将案件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5年6月作出（2015）沙审民初字第45号裁定书，认为尹庆山作为店铺经营者起诉主体不适格，驳回尹庆山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8月原告就案涉事实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做出（2015）沙民初字第3636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与（2014）沙民初字第2399号民事判决相同。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辽02民终2211号民事裁定，认为被告李然与被告侨信公司的关系未查清，而将案件发回重审，形成本案。本院认为，本案系口头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本案买卖主体如何认定；2、原告主张的欠付货款数额是否属实；3三被告之间的关系及责任承担问题；4、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作为主张买卖关系存在的出卖人，应对争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应对其反驳的欠款数额问题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经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争议的买卖关系主体问题，买卖合同应是买卖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对双方权利义务所做的约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合同订立者享有和履行，合同内容一般仅对合同签订者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系口头买卖合同，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该口头合同系原告与被告李然之间直接口头协商订立，并实际履行，故应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为原告与被告李然。被告李然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作为案涉买卖合同签订者和买受人，理应对原告供货承担付款义务。关于欠付货款数额问题，首先，因双方无书面合同，故销货明细单应作为原告实际供货数量及金额的主要证据。因被告李然对原告提供的63张总金额477013元的销货明细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且依据被告李然数次庭审陈述，可以认定签收其中62张销货明细单的人员为其工地工作人员或其弟弟和本人，故应合理认定该62张销货明细单记载的供货为原告对被告李然的供货；虽然被告不认可其中1张6777元刘利军的签字，但依据被告曾向原告交付的刘利军批准采购的材料计划表，可以认定刘利军签收货物为案涉买卖供货。被告李然在数次庭审中，对销货明细单的质证意见不尽一致，相互矛盾，且不能给出合理可信的解释，应当承担对此不利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原告在2007年5月10日至2011年8月12日间，曾向原告供货价款477013元；其次、关于该477013元是全部供货货款还是未付货款问题，供货单不是货款结算确认单，不是确认欠款数额的唯一依据。虽然在普通大众的买卖交易中，存在货款结算时收回已付货款的供货单的交易习惯，但也有不收回供货单的交易例外。且根据原告供货明细单记载的数字金额零碎，大小差距较大的特点，再根据被告已付款项的金额均为整数的特点，当事人有无法根据付款数额收回相应供货单的可能，故在原告无证据佐证双方存在结算时必须收回对应供货单的交易习惯的情况下，不宜简单依据原告现持有的供货明细单认定欠付货款数额；又因在被告已有数次付款的情况下，原告现仍持有第一次供货的明细单，又有最后一次的供货单，且几乎仍持有2007年、2008年“百年汇”工程施工期间每月的多次供货单，有不符常理之处，故应合理推定原告持有的63张供货明细单记载的是原告全部供货金额477013元；第三、关于被告李然已付货款数额问题，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现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李然先后以被告侨信公司及大连分公司支票向原告支付款项113930元，故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李然虽主张还有其他付款事实，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虽主张上述113930元付款中的7万元为借款，但因原告无证据证明双方另存在借贷或其他经济往来，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应认定被告李然尚欠原告货款为477013元-113930元=363083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利息问题，被告李然收货后至今欠付货款，显系违约行为，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对货款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均无明确约定，故原告应依法律规定主张违约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按照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支付利息，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调整。本着违约责任追究和合同主体平等保护原则，根据本案对付款时间无明确约定、欠付货款时间较长等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罚息利率的范围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向原告支付逾期偿付货款的利息至货款付清日。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同样考虑双方对付款时间无约定，而供货后被告陆续偿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被告从2011年8月22日最后一次付款的次日起即2011年8月23日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较为合理。关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被告北京侨信公司虽然不是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且否认曾授权被告李然订立该合同，但因原告与被告李然达成口头买卖合同时，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已经授权被告李然挂靠其名义承揽了“百年汇”工程，而原告确实将部分货物送到了“百年汇”工地，且在为案涉工程供货过程中，被告李然以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支票向原告偿付过货款，故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李然代表被告北京侨信订立并履行合同。又因挂靠经营行为系违法行为，挂靠双方均明知违法而为之，应对由此产生的行为后果承担连带责任。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亦明文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故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应就原告对“百年汇”工地的供货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应承担的连带责任范围，仅应限于确定用于其挂靠工地的货款，与挂靠工地施工无关的货款不在责任承担范围之内。关于“红星海世界观”项目，因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及大连分公司均否认在该项目上对被告李然有挂靠授权，且被告李然也认可该项目没有签订过施工合同，其也不能提供其以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及大连分公司名义签订该项目施工合同的证据，又根据被告李然当庭关于挂靠授权“到百年汇项目完就结束，一个项一授权”的陈述，故不能认定被告李然在“红星海世界观”项目中挂靠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或大连分公司。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红星海世界观”项目的18张销货明细单记载，提货单位全部没有标注“北京侨信”或“侨信”，明显区别于“百年汇”工地的销货明细单，故不能认定该工地施工与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及大连分公司有关，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对该工地的货款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百年汇”项目，因原告自行制作的供货明细单只有38张（总金额210659元），标注的提货单位为“侨信”或“北京侨信”，而另7张供货明细单的提货单位没有标注或标注的不是被告侨信公司，或加盖了“大连宝源物资经销有限公司”的印章，且原告在庭审中自认2007年5-11月收货“不清楚是代表公司还是个人”，故应合理认定只有38张（总金额210659元）货物，原告在供货时确信是送给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工地，而其他7张的货物，不能确定必然为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工地使用，故被告北京侨信公司仅应在百年汇工地货款210659元范围内与被告李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已经以支票支付113930元，故被告北京侨信公司在本案中仅在210659元-113930元=96729元范围内与被告李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因案涉“百年汇”工程供货时，被告大连分公司尚未，该部分买卖与其无关；因被告侨信大连分公司未就“红星海世界观”项目与原告订立过买卖合同，且根据被告李然的当庭陈述，未以被告大连分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现被告亦不能提供挂靠施工合同，因此被告大连分公司不应对该项目承担付款义务。同时，该被告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其开办单位被告北京侨信公司承担，其就本案履行的货款给付行为，亦应视为被告北京侨信公司的给付行为。故原告对该被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虽然现无直接证据证明在2011年8月22日最后一次付款的2年后，即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原告与被告李然通电话并着手起诉前，原告向被告主张过还款，但鉴于原告与被告李然系口头买卖关系，双方对货款给付时间没有明确约定；又考虑原告与被告李然存在近50万元的买卖交易，而一直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可见双方曾经有较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原告以口头方式向被告主张权利，或因被告经济困难、公司账目被检察机关扣押等原因，而给予宽限期的可能性较大；再考虑针对一般个体工商业者，本案欠款数额较大，原告主动放弃权利的可行性较小，原告于诉前打电话给被告应为主张还款，故对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大连幸福家居世界佳龙电子经销处货款363083元及其利息（自2011年8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支付至货款付清日止）；二、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被告李然的上述债务，在96729元货款及其利息（自2011年8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3倍支付至货款付清日止）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6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1000元，由被告李然负担7460元（其中1000元由被告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然共同负担），给付时间同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雪霜人民陪审员  王敬君人民陪审员  扈云生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凌 云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