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民终4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聂东斌，男，汉族，1971年8月8日出生，住长春市南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长春市东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兵，男，汉族，1967年4月9日出生，住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庆权，吉林正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庆英，女，汉族，1943年9月8日生，住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河区。上诉人聂东斌因与被上诉人袁红兵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2民初3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东斌的委托代理人胡浩，被上诉人袁红兵的委托代理人于庆权、谭庆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红兵在原审时诉称：1.判令聂东斌赔偿为袁红兵办理汽车4S店造成的经济损失280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2月17日至下达判决书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2.诉讼费由聂东斌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1月，袁红兵打算在陕西省榆林市申请办理丰田特约经销商店。袁红兵亲属张某某称他有个哥们聂东斌有能力帮办这件事。经张某某介绍袁红兵与聂东斌见面，见面后聂东斌称需要坐飞机、住宾馆、需请客吃饭等等，需要人民币300万元。双方约定，如果聂东斌在陕西省榆林市给袁红兵申请办理一个丰田特约经销商店，袁红兵支付给聂东斌人民币300万元。如果聂东斌办不成这件事，聂东斌应当将袁红兵已经支付的300万元如数赔偿给袁红兵。双方谈完后，聂东斌出具了《收条》一枚。两年时间过去了，聂东斌给袁红兵办理丰田特约经销商店没有办成。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聂东斌给袁红兵办理汽车4S店造成的损失280万元。袁红兵要求聂东斌按照约定将事先支付给聂东斌的300万元赔偿给袁红兵。聂东斌同意赔偿，聂东斌赔偿了人民币20万元左右，之后就再未赔偿。袁红兵向聂东斌主张权利，要求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聂东斌承担法律责任。聂东斌在原审时辩称：本案袁红兵与聂东斌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寇某某因诈骗被判刑，并责令返还非法所得，因此袁红兵无权再向聂东斌主张。袁红兵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袁红兵、聂东斌没有办4S店约定，袁红兵损失是寇某某造成的，袁红兵是寇某某诈骗案的被害人，寇某某诈骗案法院认定袁红兵、聂东斌没有约定及委托的情形下才认定袁红兵是被害人。聂东斌在袁红兵办理4S店过程中无过错，不同意赔偿。请求驳回袁红兵诉请。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袁红兵欲申请办理丰田特约经销商店，通过张建国介绍与聂东斌见面商谈，2012年2月17日，聂东斌出具收条一张“今收到袁鸿兵、王绥生二人合计人民币300万元整。以上此款用于陕西省榆林市申请丰田特约经销商之用，不得用于其他，事情办妥后此款不退还，如事情办理失败，此款将如原值退还。如归还此款过程中出现拖延，袁、王二人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2012年2月17日，袁红兵通过银行将291万元转账给聂东斌，后又转款9万元给聂东斌，聂东斌共收到袁红兵300万元。因委托事项未办理完成，经袁红兵催要，聂东斌返还袁红兵20万元人民币。另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长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11年10月至2012年3、4月份，寇某某谎称其有能力办理一汽奥迪、一汽丰田等4S特许经营授权，取得李大伟、聂东斌等人信任，以收取前期费用为名，通过聂东斌骗取被害人袁红兵、于秀江、陈光亮共计1100万元”。再查明，王绥生证明“袁红兵已经将150万元还给我了，我放弃权利，由袁红兵1人向聂东斌主张300万”。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委托合同，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物的合同。袁红兵与聂东斌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当事人就委托事项约定了报酬，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袁红兵按照约定将办理4S店款项给付聂东斌，现聂东斌没有完成委托事务，根据双方“如事情办理失败，此款将如原值退还”的约定，袁红兵以聂东斌已赔偿了20万元而要求聂东斌返还280万元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袁红兵要求聂东斌给付280万元利息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聂东斌的抗辩意见，聂东斌出具的收条中没有标明办理丰田特约经销商店是受寇某某控制的长春市睿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智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且300万元款项由聂东斌本人收取而没有直接打入聂东斌所说的“履行职务行为的睿智公司”账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作出（2014）长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1、（第2页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3、4月份，寇某某谎称其有能力办理一汽奥迪、一汽丰田等4S特许经营授权，取得李大伟、聂东斌等人信任，以收取前期费用为名，通过聂东斌骗取被害人袁红兵、于某某、陈某某共计1100万元’；2、（第3页破案报告）寇某某被拘留后，绿园分局陆续接到聂东斌等四十余人报案称寇某某诈骗。”查明的事实能够印证，聂东斌接受袁红兵委托，没有经过袁红兵同意，转委托他人（寇某某）办理丰田特约经销商店并自行转给寇某某300万元造成了袁红兵损失，故对聂东斌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聂东斌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袁红兵人民币280万元；二、驳回袁红兵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聂东斌承担。宣判后，聂东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理由是：一、原审法院对寇某某刑事案件与本案之间的关系认定不清。通过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寇某某控制的销售公司委托聂东斌收取了3家办理汽车4S店的费用1100万元，其中包括陕西榆林袁红兵300万元。法院已经认定寇某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袁红兵造成了300万元的损失，并责令寇某某返还，那么袁红兵无权就同一事实再次向聂东斌主张权利。原审中聂东斌提交了销售公司发放工资明细、授权委托书和两份通过银行给寇某某汇款300万元的转账凭证，证明聂东斌与睿智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聂东斌是以睿智公司的名义帮助袁红兵在陕西开办4S店，而不是以个人名义。二、原审法院依作废的收条认定聂东斌与袁红兵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聂东斌与袁红兵既没有签订过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授权委托书，袁红兵既没有向聂东斌支付代理费用也没有给聂东斌支付工资报酬。袁红兵提交的收条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关系。而且，聂东斌将款交给寇某某后，销售公司重新给袁红兵出具了加盖公章的收款收据，聂东斌出具的收条已经作废。三、聂东斌在原审中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刑事案件侦查卷宗中销售公司给袁红兵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收款收据，原审法院未调取，程序违法。庭审后，原审法院会见寇某某的询问笔录和对张建国的询问笔录未组织质证，程序违法。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袁红兵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上诉费及其他费用由袁红兵承担。袁红兵答辩称：一、原审法院依据聂东斌给袁红兵出具的收条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依据收条内容判令聂东斌返还28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聂东斌主张收条已经作废，但就此未提供相应证据。三、聂东斌称其认识一汽领导，能在陕西省榆林市给袁红兵办理4S店。袁红兵信以为真，聂东斌收到袁红兵300万以后没有找一汽领导，在袁红兵不知情的情况下找了寇某某办4S店，结果被寇某某骗了，聂东斌应当自己承担经济损失。四、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并未依据对寇某某及张某某的询问笔录，未对两份询问笔录进行质证，不构成程序违法。二审中，聂东斌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睿智公司为聂东斌及闫某某出具的四份授权委托书。证明：1.为商丘邢某某、威海于某某等办理4S店有授权委托书，为袁红兵办理4S店，同样是受睿智公司委托，是职务行为；2.有寇某某签字，是真实的；3.授权委托书是有效的，以上证明聂东斌是职务行为，是对本案中授权委托书的佐证。证据二、寇某某刑事案件庭审笔录第22页。证明聂东斌收钱后交到了睿智公司，睿智公司后给袁红兵出具条。袁红兵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一与证据二均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有异议，都是复印件，证据二只有一页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本案在一审主要争论是收条，收条内容体现的是袁红兵委托聂东斌个人办理4S店。袁红兵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审法院对寇某某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1.睿智汽车法定代表人是寇某某爱人；2.聂东斌不是该公司工作人员，公司从来没有运营过，也没开展过业务；3.公司没有给聂东斌开过工资；4.公司无法办理4S店业务；5.寇某某不认识袁红兵，没有接触过他的钱。证据二：原审法院对张某某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1.聂东斌称可以找一汽领导办4S店；2.袁红兵给聂东斌300万，张某某知情。以上证明袁红兵委托聂东斌个人办理4S店，应该按照收条履行。证据三、袁某的存款账户信息明细及明细账查询打印和户籍证明。证明：2012年11月南岭派出所调解聂东斌同意将300万返还袁红兵；2013年2月2日-2016年2月4日四年时间，聂东斌返还办事款20万，寇某某刑事判决是2014年10月15日作出的，聂东斌是在寇某某判决前开始还钱的，寇某某的判决书作出后仍然继续还钱，直至2016年2月4日；还款人是聂东斌和聂某某；袁某是袁红兵女儿。聂东斌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寇某某反映情况不真实，他陈述的问题应以刑事案件庭审时为准。对证据二真实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无法证明聂东斌和袁红兵存在合同关系，上面明确说找一汽领导，寇某某就是一汽的一个领导，聂东斌收到钱之后直接打到寇某某账户。对于证据三，聂东斌在2013年之后是付给袁红兵20万，但是这个钱不是聂东斌还款，而是因为被上诉人经常以不同方式胁迫上诉人，上诉人无奈找到睿智公司，睿智公司同意陆续返给袁红兵生活费。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讲有个还款协议，这是不成立的，就是替睿智公司还款。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原审法院2016年12月14日对寇某某的询问笔录中记载：审：“长春睿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谁注册的”寇：“是我以我爱人矫某某的名义注册的，实际一直由我控制了。”审：“公司是否有工作人员，是否给员工开过工资”寇：“没有，也没给任何人开过工资。”审：“你认识袁红兵吗？”寇：“不认识，没见过面，没直接收过袁红兵钱。审：“公司有无公章”寇：“有公章，我进来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审：“你看一下我们卷宗内的一份授权委托书，是否是你出具的”寇：“是我出具的，当时聂东斌找到了我，让我找人给他办4S店，具体给我拿多少钱我也记不住了，我确实拿钱了，但我拿的是聂东斌的，该文书我签的是空白的，名是我签的，其他内容我不清楚。”审：“你看一下公司的工资表，是否是你们公司出具的”寇：“没出过。”2013年4月25日长春市公安局预审处二科对聂东斌的询问笔录中，问：“既然你没想从中获利，你为什么不把他们介绍给寇某某认识，直接让寇某某办呢？”答：“第一，寇某某不愿意见他们，寇某某只对我说话。第二，于秀江、陈光亮和袁红兵也是相信我能办这件事。”二审中，袁红兵与聂东斌均确认300万元为办理委托事项的费用，不包含报酬。聂东斌明确4S店已无法办理。本院认为：一、关于聂东斌与袁红兵之间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聂东斌主张其出具收条是受睿智公司委托的职务行为，故是袁红兵与睿智公司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而非袁红兵与聂东斌形成委托关系。聂东斌提交了睿智公司的工资支付明细及授权委托书，欲证明其出具收条系职务行为。在原审法院对寇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寇某某陈述其并未与袁红兵接触过，是聂东斌委托其办理4S店，睿智公司没有任何员工，也从未给聂东斌开过工资。且在公安机关对聂东斌的询问笔录中，聂东斌也未陈述其系睿智公司员工。由于寇某某为睿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其被刑事拘留后公章不再受其控制，故聂东斌仅提供的加盖睿智公司公章的工资表，不足以证明聂东斌系睿智公司的员工，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而对于授权委托书，袁红兵否认在聂东斌出具收条时曾见到过该授权委托书。聂东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出具收条时，曾向袁红兵出示授权委托书。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的规定，即使聂东斌系受睿智公司委托，在聂东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红兵对此明知的情况下，袁红兵亦有权利选择合同相对方，袁红兵选定了受托人聂东斌，聂东斌就睿智公司不能办理4S店的违约行为应向袁红兵承担责任。况且在公安局对聂东斌的询问笔录中，聂东斌陈述寇某某未接触过袁红兵，袁红兵系相信聂东斌能办理4S店，结合聂东斌已陆续返还袁红兵20万元的事实，应依据2012年2月17日聂东斌为袁红兵出具的收条，认定袁红兵系委托聂东斌办理4S店。聂东斌主张该20万元虽是以其名义支付，实际是寇某某配偶给付，但就此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聂东斌应否返还袁红兵280万元的问题。依据2012年2月17日聂东斌为袁红兵出具的收条约定“事情办理失败，此款将如原值退还”，袁红兵与聂东斌均确认4S店事宜已无法办理，故聂东斌应向袁红兵返还300万元，由于聂东斌已陆续返还20万元，故聂东斌仍需向袁红兵返还280万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上诉人聂东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 娟代理审判员 闫 冬代理审判员 于喜华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吴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