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1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顺，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法定代理人：赵华芳(系刘国顺妻子)，女，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兰，女，195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朱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梓青，男，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刘国顺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兰、原审第三人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请求��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7民初22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国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国顺的一审诉讼请求，即判决确认刘国顺与刘国兰签订的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事实和理由：刘国顺于2014年3月15日发生脑梗，并于同年5月28日至6月6日住院就医。医院诊断刘国顺患有二尖瓣脱垂、房颤、脑梗后等疾病。上述疾病交互作用，完全可能导致刘国顺意识意志混乱和精神障碍。相关司法鉴定机构于2016年3月将刘国顺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正是以2013年的相关病史记录作为重要根据，同时结合刘国顺在鉴定之时的健康状况而作出的。而根据病理分析，刘国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形成前后的精神状态，肯定要比2016年司法鉴定之时更为严重。综合上述证据，可以得出刘国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形成之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结论。此外，一审法院认定赵华芳全程参与了征收实施人谈话、选房、入户等程序，事实认定错误。实际情况是，赵华芳仅参与了与征收实施人洽谈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过程，未参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签署；赵华芳仅参与了上海市嘉定区金耀南路XXX弄XXX号XXX室的入户手续办理，未参与过上海市宝山区美丹路XXX弄XXX号楼102室房屋(以下简称“美丹路房屋”)的入户过程，对刘国兰占有美丹路房屋一事一直不知情。直至2015年，赵华芳方才发现刘国兰成为了美丹路房屋的预购权利人。此后，赵华芳即代理刘国顺向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及刘国兰主张权利。根据本市征收补偿政策，刘国兰本身亦无权享有任何征收补偿利益。综上，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刘国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刘国兰未作答辩。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同意刘国顺的上诉请求。刘国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国顺与刘国兰签订的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顺与刘国兰系姐弟。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XXX弄XXX号、底层101室前间、底层101室后间(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为公房，承租人登记为刘德时。刘德时系刘国顺、刘国兰的父亲，现已死亡。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后，刘国顺被委托为同住人代表，与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该户获得被征收房���价值补偿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344,634.25元、装潢补偿30,000元、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687,110元，该户选购房屋两套，分别为：1、上海市宝山区佳境苑美丹路1033弄15栋/幢23号102室，暂测面积44.33平方米，优惠总价382,445.25元，预计交房日期2015年10月30日；2、上海市嘉定区绿地新江桥城金耀南路80弄26栋/幢24号1201室，实测面积75平方米，优惠总价1,068,975元。2014年7月27日，甲方刘国顺、乙方刘国兰签署了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系姐弟关系。光复西路XXX弄XXX号为承租房，承租人为刘德时(已故)。现甲、乙双方在征收中为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发生纠纷，因自行协商不成，故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27日向长寿路街道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对光复西路XXX弄XXX号征收房屋价��补偿款及其他各类奖励(含冲点奖)补贴总额作如下分配：甲方同意乙方购置罗店一套23号楼102室(C5-79),乙方承诺取得此房后放弃其他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及其他一切奖励费(附乙方承诺书)；二、甲方得上述款项总额中的余额部分，并安置(除乙方外)所有房屋内的同住人；三、甲、乙双方对上述所订条款均无其他任何异议”，以及“本征收地块适用征询制，即在规定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范围内签约率达到85%，本协议方可生效”、“履行方式、时限：由房屋征收部门按照规定方式和期限将钱款打入甲方当事人的银行账户”等。刘国顺、刘国兰分别在当事人栏处签名。人民调解员及记录人亦分别签名，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上述签名处加盖了公章。协议订立后，双方按约履行了各自义务，刘国兰获得了美丹路房屋的购买权，并实际入住���2016年6月15日，刘国兰登记为美丹路房屋的权利人。2016年6月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沪0107民特50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申请人为赵华芳，即本案中刘国顺之法定代理人；被申请人刘国顺。该案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刘国顺，男，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XXX弄XXX号。申请人赵华芳系被申请人刘国顺的妻子。被申请人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智能受损，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16年3月28日，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被申请人刘国顺进行精神状态鉴定和民事行为能力评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国顺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目前应评定为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经司法鉴定，刘国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故申请人要求宣告被申请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准许。申请人赵华芳系被申请人刘国顺的妻子，现愿意承担被申请人的监护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从有利于被申请人利益的角度考虑，由赵华芳担任被申请人刘国顺的监护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宣告刘国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指定赵华芳为刘国顺的监护人。赵华芳据此认为刘国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征收利益之重大家庭财产无处分能力，遂作为刘国顺的法定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支持其上述诉请。一审中，刘国顺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欲证明刘国顺于2014年3月起即已经是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结论书，认定刘国顺符合心血管内科的相关规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历，该病历载明刘国顺于2014年5月13日发生脑梗，右侧肢体活动不佳，失语一周；3、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出院记录，诊断为“二尖瓣脱垂、房颤、脑梗后”。入院情况：“活动后胸闷气急半年余，右侧肢体肌力减弱，活动障碍，跛行”。出院情况：“神情气平，无明显主诉不适，……双下肢不肿，足背动脉可及。出院后适量活动。”治疗结果：“治愈”。4、残疾人证，颁发于2014年8月6日，残疾类别肢体，残疾等级10级；5、《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其中送检材料有上述病历和出院记录，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刘国顺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目前应评定为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一审中，赵华芳确认其参与了与征收实施人谈话、选房、购房、办理房屋入住等过程，但否认参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调解过程，亦未参与征收协议签订。一审法院认为，虽���依据(2016)沪0107民特50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刘国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赵华芳为其法定监护人，但该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6月1日方依法作出。从该判决所作依据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内容分析，其所采纳的病历和出院记录形成于2014年3月和6月间，而对刘国顺的意志意识认定均来自于赵华芳的描述以及鉴定之时刘国顺在鉴定部门的表现。从既往病史诊断内容分析，从未有过对刘国顺意志意识混乱和精神障碍的描述，尤其是在病史中明显记载了刘国顺经过手术治疗后已经治愈病情稳定的情况，而刘国顺所提供的丧劳认定和残疾证，均指出刘国顺为心血管疾病和肢体残缺，亦无精神障碍或残疾的记录。因此，以2016年的鉴定结论及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推定刘国顺于2014年7月27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采信。本案争议，系因系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双方就征收补偿利益产生争议所致，而赵华芳在审理中明确表示自己参与了至征收实施人处谈话、选房、入户等过程，故即便如赵华芳所述刘国顺当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刘国顺的妻子，从未在上述过程中对刘国顺作为同住人代表参与的任何事项提出过异议，而该些事项亦为征收利益获得过程中的重大家庭活动。因此，系争协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刘国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难以支持。一审法院据此判决：对刘国顺要求确认上海市普陀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刘国顺提交《住房调配通知单》一份，欲证明刘国兰一户曾因居住困难享受过增配房屋，故刘国兰不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件，无权享有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刘国兰已与前夫离婚，在征收时名下无房，且因系争房屋面积较小无法实际居住，故刘国兰符合系争房屋同住人条件，可以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国顺提出其在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形成期间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故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应为无效。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刘国顺均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其在上述调解协���书形成期间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相应证据。刘国顺提供的相关司法鉴定意见书虽将刘国顺2014年3月至6月期间的病史资料作为鉴定分析的部分根据，但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最终仅就刘国顺在鉴定之时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了鉴定结论。因此，根据刘国顺的既往病史、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2016)沪0107民特50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尚不能得出刘国顺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论。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全案证据，结合刘国顺一户签订和履行征收补偿协议等相关事实情况，对刘国顺要求确认沪普民调字(2014)XXXXXXX《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国顺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刘国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海邑审判员  彭 浩审判员  高 胤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朱丹丹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