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20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仇臻，男，1968年10月10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海斌，男，1990年9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庆金，男，1965年2月6日出生，孔海斌之父。上诉人仇臻因与被上诉人孔海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1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仇臻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孔海斌的诉讼请求；2.所有诉讼费用由孔海斌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的核心焦点是仇臻的借款利息是多少。孔海斌在2016年起诉仇臻三次，在前两次的起诉书和第二次起诉开庭审理中，孔海斌都明确表示借款利息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为证明此点还主动出示了借款公证书��在第二次起诉庭审中感觉不能胜诉后撤诉。本次即第三次起诉却称是利息每月三分。原审判决仅仅依据仇臻名义上偿还34500元的利息和所谓借条，即认定双方口头约定了三分的利息。在仇臻认知错误的情况下（以为是三分息），连续多付息，不能认定仇臻认可三分息。且本案真实的用款人是安大鹏，就是所谓借条上的担保人，每月的利息也都是安大鹏汇给孔海斌的员工，再由该员工汇给孔海斌，这一事实有汇款凭证在案佐证。安大鹏多支付利息的行为不能够代表仇臻认可三分利息。同时对于孔海斌在前两次起诉书中确认的并有公证书证明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标准，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视而不见，不予采信。孔海斌两次在起诉书中自认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且有效公证法律文书可以证明的情况下，一审��院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佐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多汇了钱，且从头到尾都是安大鹏汇款的情况下，就推翻了公证文书和自认的借款利息，认定了仇臻认可所谓口头约定的三分利息和所谓的借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于证据的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有关规定，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孔海斌辩称，不同意仇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仇臻向孔海斌借款时，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三分。因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不能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公证处才可以对《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如果《借款合同》的利息约定为三分，公证处不给做公证。仇臻在偿还借款利息时，一直是按��双方口头约定的三分利息向孔海斌支付的，仇臻对借款利息实际上为三分是明知且认可的。孔海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仇臻立即偿还孔海斌借款本金34500元；2.判决仇臻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34500元为基数，按约定月利3分支付自2015年3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判决仇臻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8日，孔海斌、仇臻签订《借据》一份，约定仇臻向孔海斌借款115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9月17日。同日，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合同约定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同日，孔海斌向仇臻转账1112050元，仇臻出具收据一份，认可收到孔海斌人民币115万元。仇臻分别于2014年9月15日向孔海斌转账34500元，于2014年10月18日、10月20日分两笔向孔海斌转账共计34500元，于2014���11月17日向孔海斌转账34500元，于2014年12月21日向孔海斌转账34500元，于2015年1月23日、2015年3月4日、2015年3月7日分三笔共计向孔海斌转账34500元。2015年3月10日，仇臻向孔海斌分两笔转账共计115万元。同日，仇臻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孔海斌人民币34500元，叁万肆仟伍佰元整。借款人仇臻，担保人安大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标准。孔海斌认为仇臻按照月利率3％每月向其支付34500元的借款利息，据此主张双方已经对《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利率进行了实际变更，变更后的借款利率为月利率3％；仇臻认为其每月支付34500元为计算错误，主张按照《借款合同》关于每月借款利率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对此，综合本案案情，仇臻自2014年9月始至2015年2月期间规律性地按月支付孔海斌34500元，并于2015年3月10日全额偿还孔海斌借款本金115万元的当天出具借条认可借孔海斌34500元，而该笔款项并未实际发生，故该借条应当视为在仇臻认可双方关于月利率3％的口头约定的前提下对双方此前的借贷关系进行的结算。仇臻抗辩称其系受胁迫签署该借条，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2015年3月10日的借条上的34500元不能简单地视为借款本金，而应当视为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的结算，而前期的本金已经全部还清，故借条上的34500元实际为前期借款为期一个月的利息，因超过年利率24％的利息不能计入本金，故应当依法调整为23000元（以115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一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本案中，双方就34500元借款并未约定利息，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孔海斌要求仇臻按照月利三分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对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该院依法调整为年利率6％。另外，双方就该34500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孔海斌依法可以要求仇臻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但孔海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向仇臻催款的行为，故逾期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11日开始计算为宜。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仇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孔海斌借款二万三千元并支付���期利息（以二万三千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六计算，自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开始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孔海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的标准问题。仇臻上诉主张本案借款的利息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其已经向孔海斌支付了全部的利息，所支付的利息超出了双方约定的利息，仇臻已经全部偿还了借款本息。孔海斌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双方亦是按此约定履行的。根据查明的事实，付静���仇臻与孔海斌签订的经过公证的《借款合同》中约定了借款利息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在仇臻向孔海斌出具的《借据》中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仇臻向孔海斌履行还款义务时，均按月利率3％即每月34500元向孔海斌偿还利息。2015年3月10日，仇臻向孔海斌偿还了全部借款本金115万元后，又向孔海斌出具了借条，载明“今借孔海斌34500元。”仇臻上诉称其一直按照月利率3％向孔海斌偿还利息是认知错误，且实际借款使用人是安大鹏，均由安大鹏向孔海斌还款，仇臻对还款数额不清楚。本院认为，仇臻再次向孔海斌出具借条的行为，应为双方对之前115万元借款进行的结算，在此次结算的过程中，仇臻未对已经偿还的借款利息标准提出异议，也未提出其已经清偿了全部利息，并再次出具借条确认欠款34500元，仇臻所称的借款实际使用人安大鹏也作为担��人在该借条上签字。仇臻称安大鹏是实际的借款使用人和还款人，按照仇臻的该主张，安大鹏对借款的利息标准和还款的数额应该是明知的，安大鹏在借条上签字时亦未对利息标准和还款数额提出异议。据此足以认定，仇臻按照月利率3％向孔海斌偿还利息并不存在认知错误的问题，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变更了利息标准为月利率3％，对此仇臻和安大鹏均是明知的。综上所述，仇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2元，由仇臻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红建审 判 员 李 丽审 判 员 郭 菁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