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24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东辉，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峥艳，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艳，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晓红，女，197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峥艳，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艳，北京市亿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薛军，男，196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潘亚华，女，1963年6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金春华，男，196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原审第三人：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辽源市东北袜业工业园B8。法定代表人：朱东辉，该公司董事长。再审申请人朱东辉、胡晓红因与被申请人薛军、潘亚华、金春华（以下简称薛军等人）及原审第三人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彩公司）解除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民终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朱东辉、胡晓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对案涉《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法律属性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1.《合作协议》系资产重组协议，双方系通过签署《设备清单》、《辽源艺彩流动资产明细》、《借款凭证》、《预收款》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将朱东辉、胡晓红与股权转让前的艺彩公司之间的资产结算完毕，再通过《合作协议》第2条“股份变更之前艺彩公司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等约定的方式，终止了朱东辉、胡晓红与艺彩公司之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2.终止了朱东辉、胡晓红与艺彩公司两者之间的全部权利、义务关系后，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达到了双方各享有艺彩公司50%股权的合同约定，双方由《合作协议》的法律关系最终演变成《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法律关系；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双方共同签署《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免文件》等法律文件，证实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演变成了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3.《补充协议》系股东决议性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调整范围。《补充协议》的签订进一步证实了双方之间已形成股东与股东之间这一新的法律关系。双方就艺彩公司各自开始行使股东权利，正式决议和处理公司实际经营中的各种事项，并共同向工商管理部门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双方属于公司法上的法律关系。4.案涉三份协议系层层递进，是“后协议取代前协议”或者说是“后来形成的法律关系取代先前形成的法律关系”的关系。双方已从原合同法上的法律关系演变为公司法上的法律关系；5.双方除了形成案涉三份协议外，还分别形成了《借款凭证》、《预收款》、《设备清单》、《辽源艺彩流动资产明细》、《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免文件》等一系列法律文件，薛军等人据此行使了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的权利，并对外签署合同。退一步讲，即使能够解除《合作协议》，也不能够得出《股权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可以一并解除的结论。二、原审判决认定朱东辉、胡晓红在案涉三份协议的履行中存在重大违约行为，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朱东辉、胡晓红不存在隐瞒排污资格的行为，薛军等人为了达到解除《合作协议》的目的，编造事实欺骗公安部门，意图单方毁约；2.《合作协议》第4条“双方共同决定将股份变更后的辽源艺彩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及管理权交由乙方负责，甲方配合乙方处理生产、经营中的问题”系艺彩公司成立后股东各方对于公司内部治理的约定，并非创设协议双方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薛军等人认为朱东辉、胡晓红应承担“移交”公司生产、经营、财务及管理权这一合同义务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3.原审判决仅以2013年12月3日公司财务人员陈美华不服从薛军向案外人支付货款的工作指令这一孤证即认为系朱东辉、胡晓红重大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另案生效民事判决书证实，薛军要求公司财务人员向案外人支付的货款并非艺彩公司的货款，而是薛军本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常州亿达染织有限公司2012年所签订合同的债务，其时薛军与朱东辉尚未相识，也未签订《合作协议》；若薛军认为公司财务人员不服从其工作指令，应行使总经理职权，解雇并重新任命公司财务人员；薛军等人也可根据公司章程或者《公司法》的规定进行相应救济。薛军在无任何沟通、举动等情况下离开公司，事后称管理权没有移交，有违诚信。事实上薛军担任总经理以来，财务凭证都需要由薛军签字之后方可对外付款，薛军已事实上控制了财务部门。4.薛军等人未能履行《合作协议》的主要义务，构成重大违约，无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根据《合作协议》第6条的约定，薛军等人至今未向朱东辉、胡晓红支付剩余款项总计600万元；根据《借款凭证》的约定，朱东辉、胡晓红在艺彩公司流动资产折合现金748万元，其中500万元作为艺彩公司的借款，而薛军等人至今未按比例做相应投入；薛军自2013年12月23日后未担负起经营管理公司的职责，且单方宣布辞去公司总经理等一切职务，造成公司陷入管理混乱及经营困难，违反双方约定。5.双方在签署《合作协议》前就已经对艺彩公司的固定资产、厂房设备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确认，并经协商一致确认价值为1800万元；2013年11月26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时，朱东辉、胡晓红再次将公司的固定资产以《设备清单》的书面形式向薛军等人一一列明，双方还在2013年12月1日就《艺彩公司流动资产明细》进行了确认。朱东辉、胡晓红不存在欺诈事实。6.朱东辉、胡晓红已基于《合作协议》约定，配合薛军等人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并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薛军担任艺彩公司总经理、潘亚华为公司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并移交证照、公章等，双方进行了管理权的移交，朱东辉、胡晓红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退一步讲，即使薛军等人所称的“没有移交”理由成立，责任也应当归咎于薛军等人。本案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也不存在朱东辉、胡晓红合理期限内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三、原审判决认定案涉三份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合作协议》系资产重组性质，其合同目的是将艺彩公司与老股东之间资产清算完毕后再由薛军等人收购经剥离的艺彩公司的资产，今后再各自对艺彩公司投入资金，发展生产、扩大规模，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2.《合作协议》第1条、第6条才是双方主要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即便《合作协议》第4条约定未获履行或者全面履行，也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薛军等人尚有诸多法律救济途径予以解决。3.本案一、二审判决均适用了《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但却均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进行了说理。四、本案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1.艺彩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完毕且公司资产、股权业已重组完成，应适用《公司法》，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的规定。2.公司股权兼具股东身份及财产等多重属性，基础法律关系解除后，股东身份属性所产生的影响无法恢复原状。股权的财产价值未经双方认可或者依法评估前，直接返还股权转让款、回转股权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恢复原状”。3.退一步讲，即便按照《合同法》处理，基于股权已转让完毕的特殊性，也应该对股权财产价值进行专业评估、适用“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等形式进行处置。五、原审判决确定的三份协议解除的时间节点，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确定的案涉三份协议解除的时间为二审判决的生效时间。按照二审判决依据的《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应根据三份协议具体解除的时间节点作为股权价值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时间节点，但二审判决以“双方当事人纠纷产生的时间”作为股权价值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时间节点，错误的得出“朱东辉、胡晓红所称因生产经营、股权价值发生重大变化而致客观上无法回转的主张，欠缺证据证明，不能成立”，适用法律错误。朱东辉、胡晓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一、依法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二、驳回薛军、潘亚华、金春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三、由薛军、潘亚华、金春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的全部诉讼费用。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的法律属性及三者之间关系，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对艺彩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数额、金额、时间，以及股权变更前后的债权债务负担、公司经营年限、生产经营管理权等内容等进行了约定。三份协议的主体、股权转让标的一致，其共同的合同目的均是为薛军等人受让艺彩公司50%的股权以及薛军等人取得艺彩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及管理权。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三份协议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就公司重组达成的框架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为《合作协议》约定的转让股权的具体履行，《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对《合作协议》内容所作的部分变更，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朱东辉、胡晓红申请再审的第一项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朱东辉、胡晓红在案涉三份协议的履行中存在重大违约，导致三份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是否缺乏证据证明以及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首先，原审判决结合《合作协议》第4条、第7条关于艺彩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权交由薛军等人负责，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由薛军担任,以及《补充协议》第2条关于薛军为总经理，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财务、经营、管理的约定，认定薛军等人取得艺彩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权是三份协议的合同目的，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和2013年12月1日确定流动资产明细之后，仍有艺彩公司的货款转入朱东辉个人账户。2012年12月6日至同年12月22日，朱东辉从艺彩公司账户上先后划走款项212583.9元、17277.48元、77万元。财务人员陈美华不听从薛军的付款指令，在薛军要求陈美华报销其为艺彩公司向制造厂订购的锥度纱管款项时，拒绝付款，同时将艺彩公司和其本人账户中因薛军和朱东辉各自投入100万元而获得的流动资金中的大部分转给了朱东辉。因财务管理权为公司经营管理权的重要部分，朱东辉违反《合作协议》第4条的约定仍控制艺彩公司的财务及资金，在薛军等人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内，朱东辉、胡晓红仍未能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致使薛军等人取得艺彩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权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一审判决根据2013年12月31日薛军等人向朱东辉、胡晓红发出的《要求将公司经营管理权移交并解决其他一些重大合作问题的通知》以及2014年1月23日薛军等人向朱东辉、胡晓红发出的《解除协议及办理相关善后事宜的通知》的事实，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二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并不矛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朱东辉、胡晓红存在重大违约并判决解除合同并无不妥。朱东辉、胡晓红申请再审的第二项、第三项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判决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解除合同，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纠纷产生的时间与协议签订的时间仅相隔一月，股权未再次发生变更，不存在股权不能回转的事由。朱东辉、胡晓红主张因股权价值发生重大变化而致客观上无法回转，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判决结合三份协议的履行情况，判决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回转股权，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其次，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系对薛军等人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的确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的规定，案涉三份协议解除的时间应为解除通知到达朱东辉、胡晓红之时,而非二审判决生效之时。朱东辉、胡晓红申请再审的第四项、第五项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朱东辉、胡晓红的再审申请事由均不成立，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东辉、胡晓红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曾宏伟代理审判员  张小洁代理审判员  王雪飞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杨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