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4民终2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可瑞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凌港路****号。法定代表人：王永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建，东方昆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邯郸圣绵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诚信路**号。法定代表人：徐晓群，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宏，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邯郸圣绵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圣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民初字第03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建、被上诉人邯郸圣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善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并驳回邯郸圣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3.判令邯郸圣绵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仅根据发票记载的款项数额便认定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欠邯郸圣绵公司货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众所周知，发票只是完税凭证，并不能证明当事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买卖合同的标的数额、价款，更不能证明当事人双方存在欠款的事实。本案邯郸圣绵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支付买卖合同欠款，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近十年的数以百次的交易，交易标的额综述超过10亿元人民币情况下的复杂交易情况，仅仅经过一次开庭，庭审时间仅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下，完全无视苏州可瑞斯特公司要求对合同、合同价款、标的物数额、标的物交货、付款数额进行一一查证的请求，武断且片面的仅仅根据发票的数额便认定双方之间历时十年的交易额及欠款额度，明显不公。二、一审法院根据第三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定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欠款的事实及数额，于法无据且该审计报告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为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审计报告系邯郸圣绵公司单方支付报酬并委托的第三方中介出具的报告，该报告不是司法审计报告，也不是司法鉴定性质的报告，且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并提出了相应的证据，一审法院不应将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独立证据。其次，审计报告系根据邯郸圣绵公司单方的会计凭证进行分类、合并、整理、综合、归纳等而由审计机构撰写的分析报告，并非独立的原始证据，且该分析报告往往具有较大的主观臆断性及目的性及使用范围限制，因此一审法院将其作为主要证据显示于法无据。再次，根据审计报告及法庭向审计机构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及本案邯郸圣绵公司的庭审陈述，存在多处相互矛盾之处。第一、询问笔录表明，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对双方之间来往的全部合同、款项、凭证等均进行了审查核实，手续齐全。但根据邯郸圣绵公司的庭审陈述，当事人之间均未签署任何书面合同。因此审计机构或者是邯郸圣绵公司中肯定存在一方虚假陈述，妨害司法公正的情形；第二、询问笔录表明，被询问人并非涉案报告的签字审计师，其无权、无能力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作出判断并承担责任，其是否为审计项目的参与人员亦无法核实，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代理人曾申请该被询问人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未予批准。再次，审计报告是对截止至某一日（基准日）而对当事人会计报表作出的静态记载，对于之后发生的情况无法适用，但该审计报告基准日与立案日相距甚远，审计报告无法证明庭审时的事实情况。基于此，审计报告本身与本案事实不符，且现有证据已经表明矛盾之处，一审法院应当排除该证据，而不是错误采信该证据。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但一审法院就此未进行任何查明和说明。本案中，邯郸圣绵公司从未就其向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主张债权的事宜提交任何证据，即便是根据邯郸圣绵公司最后一次交货日期，距离起诉日已经远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明显属适用法律错误。四、邯郸圣绵公司并未证明其向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交付买卖合同标的物。无权要求该公司支付货款，更不存在所谓欠款。根据邯郸圣绵公司提供的交货凭证证据，其中绝大部分均系第三方的收货证明，且基本没有第三方的公司印章，无法确认收货主体，也不能证明邯郸圣绵公司交付了货物，因此邯郸圣绵公司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义务无法确认。五、基于本案复杂的事实，邯郸圣绵公司应当履行充分的举证责任，其举证不能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即便是法院为查明事实，需要司法审计的，法院也应当依职权指定司法审计机构，根本不存在由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提起司法审计的请求情形，一审法院显然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将不合理的举证责任强加给该公司，属明显的裁判不公。六、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双方间的书面合同约定出现纠纷，由合同签订地上海地区的法院审理，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邯郸圣绵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第一、关于欠款数额，一审认定的数额是结合书面合同、发货通知单、增值税发票等一系列证据而反映出的基本事实；第二、关于审计报告，双方曾经要合资创建新公司，在邯郸市政府国资委等部门是众所周知的，为此政府要求进行审计，是上海中冠公司找的审计事务所，邯郸圣绵公司出的委托书；第三、关于诉讼时效，双方合同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随时要求还款，故不存在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第四、关于管辖，已由一、二审法院做出生效的民事裁定，故管辖权没有问题。邯郸圣绵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海中冠公司支付货款6296428.23元；2.由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之间曾长期存在业务往来，自2006年至2013年期间，邯郸圣绵公司向苏州可瑞斯特公司销售货物价值共计119044097.72元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数额为112747669.49元。2013年9月，邯郸圣绵公司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的财务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显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拖欠邯郸圣绵公司的账款为7296428.23元。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对该审计报告持有异议但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亦未申请法院委托重新进行审计。2016年5月25日，法院前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邯郸圣绵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2015年9月24日，邯郸圣绵公司向法院起诉后，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又向邯郸圣绵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承兑汇票。尚欠货款共计6296428.23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虽均未向法院全部提交每笔买卖交易的书面合同，结合邯郸圣绵公司提交法院的增值税发票、承兑汇票及发货通知单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是否拖欠邯郸圣绵公司的货款及拖欠货款数额的问题，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对邯郸圣绵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苏州可瑞斯特公司的承兑汇票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欠款数额不予认可，且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采信邯郸圣绵公司所举证据。另关于邯郸圣绵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的效力问题，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对该审计报告不予认可，但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未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审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因双方对支付货款的时间没有明确约定，故邯郸圣绵公司请求苏州可瑞斯特公司还款的时间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故邯郸圣绵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对于邯郸圣绵公司所主张的由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支付货款6296428.23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邯郸圣绵公司货款6296428.2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875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0875元。由苏州可瑞斯特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司法审计申请、三方协议书一份及相关发票、冲帐协议复印件一份、邯郸圣棉公司出具的询证函、邯郸圣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询证函、加工费发票、结汇水单、双方聊天记录、单方对双方往来问题抽查表等；邯郸圣绵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顺丰速运寄件存根、邯郸圣棉公司印鉴移交表等；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综合认证后，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邯郸圣棉公司向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出具询证函显示结算日期为2015年4月3日，本公司欠贵公司333311.37元。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的上诉及被上诉人邯郸圣绵公司的答辩，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以下焦点问题：（1）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本案双方曾在2006年至2013年期间存在长期业务关系，邯郸圣绵公司陆续供货、苏州可瑞斯特公司陆续付款，并没有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双方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对账，2014年6月12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9月30日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拖欠邯郸圣绵公司的账款为7296428.23元，邯郸圣绵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诉至法院后，苏州可瑞斯特公司还支付了部分货款，故本案不超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称本案已超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邯郸圣绵公司主张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欠款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规定，本案出卖人邯郸圣绵公司并非仅提供增值税发票及内部记账凭证证明标的物的交付，该公司还提供了如下证据：双方所签部分合同显示存在三方履行抵扣货款的事实；邯郸圣棉公司发货通知单显示第三方收货的事实；苏州可瑞斯特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显示向邯郸圣棉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依据上述证据，再结合审计报告综合认定邯郸圣绵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履行了大部分支付货款的义务（包括诉讼期间履行了部分义务），尚欠6296428.23元货款的事实，并无不当。苏州可瑞斯特公司称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欠款事实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二审提交的三方协议书一份及相关发票，欲证明双方的货款结算存在三方倒账的交易惯例，该三方协议书显示代付款项数额为113110.64元，经核实该三方协议书所记载的数额已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扣除，依法不予抵扣；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二审提交的2013年2月1日冲帐协议复印件，欲证明双方冲抵后实际往来金额为3253893.89元，因该公司无法提供原件且邯郸圣棉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供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曾持有过邯郸圣棉公司印章的相关证据，并且该签约时间也在审计报告之前，依法对该冲帐协议不予采纳；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二审提交的邯郸圣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向其出具截止2015年4月3日本公司欠贵公司32765.50元的询证函，因与邯郸圣棉公司不是同一公司且没有三方抵扣协议，与本案无关联，依法不予抵扣；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二审还提交加工费发票、结汇水单、双方聊天记录、单方对双方往来问题抽查表等证据，证明审计报告内容有误，鉴于上述证据均在审计报告之前就存在，结合二审邯郸圣棉公司提交的顺丰速运寄件存根等相关证据，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当时就知道或应当知道审计报告的结论，依法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二审提交的邯郸圣棉公司向其出具截止2015年4月3日本公司欠贵公司333311.37元的询证函，邯郸圣棉公司予以认可，故应从总欠款数额中予以扣除，即实际欠款数额为6296428.23元-333311.37元=5963116.86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的规定，审计报告从形式上系邯郸圣绵公司单方委托，苏州可瑞斯特公司虽提出异议，但在一审期间并未提出重新审计申请，且二审中提出司法审计申请，又未能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故该审计报告应予采信，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提出重新司法审计申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本案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曾在一审提出过管辖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15)丛民初字第3284号民事裁定，驳回该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作出(2016)冀04民辖终9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现苏州可瑞斯特公司再提出管辖权问题，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公司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由于二审中出现新的证据，故对一审认定的欠付货款数额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变更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5)丛民初字第03284号民事判决主文为：苏州可瑞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邯郸圣绵纺织有限公司货款5963116.8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5元，由上诉人苏州可瑞斯特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52920元；由被上诉人邯郸圣绵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9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琪审判员 聂亚磊审判员 孙 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八日书记员 芦萧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