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宁0205民撤1号原告:刘国安,男，汉族，1967年12月14日出生，个体工商户，住石嘴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树志，宁夏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宁夏信德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嘴山市惠农区东大街石金商村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ＸＸＸ，宁夏信德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强,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花,宁夏众和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银川市北京中路80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尤天彪，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宁夏吉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北街天地奔牛大厦7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原宁夏吉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经理。原告刘国安因宁夏信德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长兴公司）、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开发公司）与宁夏吉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建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宁0205民初1824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在立案受理前，刘国安于2016年12月12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以阳光财产保险责任有限公司石嘴山支公司提供的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提供担保，本院依法作出（2016）宁0205财保32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信德长兴公司银行存款1040000元。本案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树志、被告信德长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强、被告吉运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吉运建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国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惠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信德长兴公司与吉运开发公司合作开发惠农区吉兴城市经典项目，吉运建安公司承建该工程，案外人张特挂靠吉运建安公司承建吉兴城市经典13#、14#楼工程。2013年5月18日，张特以吉运建安公司石嘴山分公司的名义与刘国安签订《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刘国安承包吉兴城市经典13#、14#楼轻工施工，承包价格为每平方米420元。合同签订后刘国安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被告未能按工程进度及时供应材料，刘国安垫付部分材料费用。2014年至2015年张特未及时拨付工程款，导致刘国安拖欠劳务人员工资未及时发放，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吉运建安公司和信德长兴公司直接向刘国安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后因工程款纠纷，2015年12月21日刘国安以张特、吉运建安公司、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为被告向惠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惠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特、吉运建安公司支付刘国安工程款1120112元，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120112元的范围内对刘国安承担清偿责任。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作为（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了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付款义务，与吉运建安公司恶意串通，以超付工程款为由于2016年9月8日向惠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吉运建安公司返还超付的工程款896135.28元、承担违约金1080000元。该案经审理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吉运建安公司返还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超付工程款896135.28元，支付违约金268840.60元。刘国安于该判决作出后才得知此诉讼。吉运开发公司系吉运建安公司的母公司，实际控制吉运建安公司。吉运建安公司没有参加此案诉讼（缺席），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出示的付款明细单、对账单、工程结算表中均无吉运建安公司相关人员签字亦无形成时间，仅加盖了公章，而吉运建安公司的公章实际由吉运开发公司保管，上述证据均为吉运开发公司为了诉讼而伪造。综上，（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结果直接侵害了刘国安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中的合法权益，同时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吉运建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意图明显。信德长兴公司辩称：1、刘国安不属于第三人，无权以第三人的身份提起诉讼，理由如下：（1）（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并没有损害刘国安民事权益，刘国安的民事权益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中已经确定，且该判决生效后进入了执行程序，所以（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2）本案中信德长兴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之间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对工程价款进行了结算，但惠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不认可双方之间的结算，在执行过程中因判决判令信德长兴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究竟是否欠付，执行庭不予审查，所以才提起了诉讼，法院才作出了（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与刘国安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损害到刘国安的任何权益;(3)刘国安之所以以第三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是因为在执行（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时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才提起诉讼，但执行过程中的权益不是民诉法规定第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因为（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没有影响到（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的任何内容，同时没有执行到位的案件非常多，是否所有没有执行到位的申请人都可以针对被执行人提起第三人之诉，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2、信德长兴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之间的结算、付款，是经过法庭认真审理后作出的，且该结算、付款不影响刘国安的民事权益，刘国安的民事权益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中没有任何变化，对此刘国安或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关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对结算及往来账目进行审核，在刘国安没有提交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应当维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不能因为刘国安在执行过程中执行不到位，就享有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利于维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因此应依法驳回刘国安诉讼请求。吉运开发公司的答辩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吉运建安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刘国安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进行了质证：证据一、（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证明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起诉吉运建安公司要求返还工程款，刘国安未参加该案诉讼，该案判决结果损害刘国安合法权益，刘国安提起撤销之诉程序合法。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1、刘国安是针对该判决书提起的撤销之诉，但是又将该判决书作为证据出示，明显不妥。2、该判决书不能证明刘国安所要证明的两个问题：（1）刘国安在（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案件中，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和第三人，所以无权参加该诉讼；（2）对于损害权益的问题，（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书解决的是信德长兴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之间工程结算的问题，没有涉及到刘国安，刘国安的权益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得到了确认，（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对（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判决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损害了刘国安的权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该判决刘国安享有的工程价款为1120112元，并没有减少一分钱。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同时认为刘国安与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证据二、（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中证据材料三份（付款明细表、对账函、工程结算表，均系复印件），证明该三份材料中仅有吉运建安公司的公章，而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形成的时间，由于吉运建安公司是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吉运建安公司的公章由吉运开发公司掌管、控制，该三份材料明显是吉运开发公司为了（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的诉讼而伪造的虚假证据。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组证据是（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判决过程中经法庭审理作出判决的证据，该证据不能作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刘国安的证据，根据民诉法规定，刘国安应当向法庭提交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或确实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刘国安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决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的证据，而不是将原判决中的证据加以自己的观点作为证据。2、该组证据是在财务对账及工程结算后形成的汇总表，汇总表上需要建设方、施工方盖章，在原始凭证中均有相关工作人员的签字，所以以只有公章没有签字否认该证据的效力不符合对证据的认定规则，同时，法律、法规及相应的证据规则均没有规定证据有公章无签名的无效，所以该观点只是刘国安的个人主张。3、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刘国安所要证明的恶意串通或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对信德长兴公司而言，如果欠钱，无论是付给吉运建安公司还是付给法院执行，对信德长兴公司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吉运建安公司系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同时认为吉运建安公司不是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当时这三份材料均是由吉运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晶亲自拿到吉运建安公司实际负责人董敬泉处，经其同意后，由吉运建安公司办公室主任袁海滨加盖的。证据三、吉运建安公司与吉运开发公司企业信息各一份（打印件）、吉运开发公司文件二份（复印件），证明吉运建安公司是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是由吉运开发公司及冯秀莲两个股东出资的，冯秀莲同时也是吉运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董敬泉也是吉运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包括人员的任免等。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目的，吉运建安公司和吉运开发公司同属于宁夏吉运集团，两个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共同接受宁夏吉运集团的管理，在法律上各自独立，自负盈亏，两份文件均是宁夏吉运集团的文件，不是吉运开发公司的文件，所以不能证明吉运开发公司控制吉运建安公司。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证据四、2015年12月30日吉运建安公司办公室移交资料清单一份（质证原件，留存复印件），证明2015年12月30日，吉运建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将公司营业执照等资料及公司的印章全部移交给董敬泉，并交由吉运开发公司保管，其中的监交人张建立也是吉运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进一步证明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是2015年12月30日，因吉运建安公司的负责人发生了变动，由前任张国存向后任负责人董敬泉进行的移交，这在该证据上标注的非常清楚，与吉运开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证据五、执行谈话笔录一份（复印件，来源于（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案件的执行卷），证明吉运建安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向执行局陈述涉案工程并没有进行工程结算也没有进行对账，该工程的经办人包括财务人员和工程人员都没有参与过工程结算和工程款对账，这一事实足以说明（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中的付款明细、对账函、工程结算表均为虚假证据。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请法庭调取执行卷对其真实性予以核对，该谈话笔录不能证明涉案工程没有进行结算、对账：1、自2015年12月30日，张国存已不再负责吉运建安公司的任何工作，所有的公章、印鉴已经做了移交，也就是刚才刘国安向法庭提交的移交清单已经证明，做该谈话笔录时，张国存已经无权对涉案事实发表意见，因为张国存本身就没有参与过工程的结算、付款等事宜；2、因工商变更没有进行，所以从工商信息反映出张国存仍然是法定代表人，但实际上自2015年12月30日张国存已不再行使吉运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负责人的职权由董敬泉行使。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同时认为吉运建安公司自张国存于2015年12月30日移交手续后，原有的财务人员以及张国存均离职，对账、结算等事宜均是由现任的财务人员及负责人员进行的。证据六、（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证明：1、本案被告均为（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均有付款义务，吉运开发公司和信德长兴公司的诉讼目的是为了规避（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中的付款义务，刘国安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所以刘国安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该判决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当时涉案工程尚未结算，但吉运建安公司的公章已由吉运开发公司掌管，说明（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中的证据材料是由吉运开发公司也就是涉案工程的建设方单方制作并单方加盖的施工方印章，是虚假证据；3、涉案工程工程款是由建设方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直接支付给案外人张特及刘国安，部分水电工程由信德长兴公司与刘国安直接进行结算，工程款直接付给实际施工人闻发亮，直接领款人及实际施工人以及部分水电工程结算主体均未参加结算和对账，很显然对账函、结算表是虚假证据。信德长兴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根据判决第二项内容信德长兴公司和吉运开发公司只是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究竟是否拖欠以及欠付数额，信德长兴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向执行局提交了相关结算凭证、付款凭证，因为执行庭无权就实体问题进行审理，所以信德长兴公司才提起了诉讼，不存在恶意诉讼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信德长兴公司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经法庭审理后做出了判决，且判决已生效，现刘国安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否认（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书并没有影响到（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刘国安所说的只是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能否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权益受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书损害了刘国安的权益，而是影响到了刘国安（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问题，执行问题是不能作为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依据。吉运开发公司的质证意见与信德长兴公司的一致。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吉运建安公司未提交证据。对刘国安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为：1、本院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合法性、关联性问题结合其它证据综合作出认定;2、证据六，系本院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信德长兴公司与吉运开发公司合作开发惠农区园艺镇吉兴城市经典项目。2013年5月15日，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吉运建安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位于惠农区园艺镇吉兴城市经典13#、14#楼的施工图纸范围内及设计变更的土建、水、暖、电安装工程交由吉运建安公司施工。2013年5月20日，吉运建安公司与张特签订《联营施工协议》，约定由吉运建安公司负责吉兴城市经典13#、14#楼的前期有关手续工作，张特负责该工程的具体施工，同时约定工程项目负责人由张特担任。2013年5月18日，张特与刘国安签订《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将位于惠农区园艺镇的吉兴城市经典13#、14#楼以轻工大包的方式承包给刘国安。因工程款纠纷，2015年12月21日刘国安以张特、吉运建安公司、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特、吉运建安公司支付刘国安工程款1120112元，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1120112元的范围内对刘国安承担清偿责任。判决书生效后，张特、吉运建安公司、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没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案件进入执行程序。2016年9月8日，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以向吉运建安公司超付工程款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吉运建安公司返还超付的工程款896135.28元、承担违约金1080000元。本院经审理，认定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按１%扣除工程保修金147946.58元，实际超付吉运建安公司工程款896135.28元，作出（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吉运建安公司返还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超付工程款896135.28元，支付违约金268840.6元。2017年1月9日，刘国安以（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结果直接侵害了其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中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撤销该判决内容。另查明，吉运建安公司与吉运开发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企业，吉运建安公司系宁夏吉运集团子公司。2015年12月30日，吉运建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将公司企业资质、各种印鉴、体系认证、荣誉证书、审计报告等资料移交给新负责人董敬泉，但吉运建安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未进行变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国安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是赋予案外人对错误生效判决的自我救济程序，其不同于再审程序，虽然二者都在于否认生效裁判的效力，但再审除了纠正错误，也是对原案件的继续审理，而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基于新的事实主张撤销原生效裁判，是一个新的诉讼，原告应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一、关于刘国安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的问题。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因不可归责于本人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而言，原案处理结果可能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案外人，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判决书判决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在张特、吉运建安公司欠付刘国安工程款1120112元的范围内对刘国安承担清偿责任。具体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以及欠付工程款具体数额，在（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中没有得到明确。（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审理的恰恰是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是否欠付工程款、超付工程款以及数额是多少的问题，是对（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案件判决的补充，该判决是否错误，直接影响到刘国安是否能够向吉运开发公司、信德长兴公司主张工程款，故刘国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的问题。（2015）石惠民初字第2156号判决书是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刘国安民事权益，刘国安应承担举证责任。刘国安认为吉运建安公司是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及冯秀莲两个股东共同出资，同时冯秀莲、董敬泉是吉运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因此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吉运建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意图明显,吉运建安公司的公章由吉运开发公司掌管、控制，因此付款明细表、对账函、工程结算表明显是吉运开发公司为了（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的诉讼而伪造的虚假证据。1、关于吉运建安公司是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公章由吉运开发公司掌管、控制的问题。根据刘国安提供的宁夏吉运集团文件，可以确认吉运建安公司是宁夏吉运集团的子公司，而非吉运开发公司的子公司。2015年12月30日，吉运建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将公司企业资质、各种印鉴、体系认证、荣誉证书、审计报告等资料移交给新负责人董敬泉，故吉运建安公司的印章是由吉运建安公司新的负责人董敬泉接手，而并非由吉运开发公司掌管、控制。2、关于付款明细表、对账函、工程结算表没有吉运建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签名的问题。2015年12月30日，吉运建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国存将公司企业资质、各种印鉴、体系认证、荣誉证书、审计报告等资料移交给新的负责人董敬泉，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吉运建安公司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是在张国存离任以后，故付款明细表、对账函、工程结算表没有张国存的签字。3、关于吉运建安公司的股东为吉运开发公司、冯秀莲的问题。刘国安认为，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冯秀莲共同出资，冯秀莲、董敬泉同时是吉运开发公司的股东之一，因此可以证明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本院认为，吉运建安公司和吉运开发公司同属于宁夏吉运集团，两个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共同接受宁夏吉运集团的管理，在法律上各自独立，自负盈亏，吉运建安公司股东的组成情况，不能直接证明吉运建安公司由吉运开发公司实际控制和管理。4、关于是否损害刘国安民事权益的问题。张特、吉运建安公司欠刘国安工程款1120112元，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刘国安承担清偿责任。（2016）宁0205民初1824号判决解决的是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之间工程结算的问题，经过结算，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并不欠付吉运建安公司工程款，故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没有义务向刘国安承担付款责任。刘国安可以向张特、吉运建安公司主张权利，且该权利通过诉讼已得到确认，因此刘国安的民事权益并未受到损害。且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确实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其正当的诉讼权利。综上，刘国安为证明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恶意串通，通过诉讼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事实，提供了本院的两份民事判决书、吉运建安公司与吉运开发公司企业信息、宁夏吉运集团文件、吉运建安公司移交资料清单、执行谈话笔录以及（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中的三份证据材料（付款明细表、对账函、工程结算表），这些证据均不能证明信德长兴公司、吉运开发公司与吉运建安公司在（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的诉讼中存在恶意串通并进行虚假诉讼的事实，也不能够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或确实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本院（2016）宁0205民初1824号案件的判决并未损害刘国安的民事权益，刘国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吉运建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陈述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吉运建安公司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国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国安负担，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信德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到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视为放弃上诉。审判长徐建英审判员韩雷人民陪审员寇翠莲二○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石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