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91号原告：广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刘敏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恒，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欣，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云浮信微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法定代表人：余德升，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良，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新信通公司）与被告云浮信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信微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5)粤知法著民初字第9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恒、陈颖欣，被告委托诉讼代��人张金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技术服务费186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支付公证费660元；3.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1月1日签订《云浮智慧医疗项目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协助被告承建云浮智慧医疗项目，合作周期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总金额为310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被告按合同所列产品金额的60%即186万元预付技术服务费，剩余部分由被告收到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付款后的1个月内向原告支付，若被告任意推迟付款期即视为违约。合同签订后，原告建立了以总经理带队的专门项目组到云浮市负责该项目，并指派员工李健、符方裕等人作为项目��责人。原告对项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李健代表被告参与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的投标，同年5月，原告协助被告与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订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合同书》。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支付技术服务费，但被告一直拖欠至今。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被告答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案涉合同并非允诺性合同,原告没有取得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出具的进场确认书，相关前置条件未达成，合同没有生效也没有实际履行。被告从来没有要求原告出具增值税发票，也没有支付原告任何款项，原告为应付工作检查，未经被告要求单方面主动寄出发票，发票已经寄回原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新信通公司提供《云浮智慧医疗项目技术服务合同》，认为双方在2014年1月1日签署了该合同。信微公司确认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认为签署时间并非在2014年1月1日，而是在该日期之后，但具体哪天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没有签署落款时间，对合同是否生效及相关时间应当综合合同的其他条款予以确定。2．新信通公司提供两份《广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拟证明李健、符方裕与新信通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信微公司称不清楚新信通公司与该两人之间的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两劳动合同有原件可供核对，本案其他可以采信的证据中也显示了李健、符方裕与新信通公司之间的关系，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以确认，采纳为本案证据使用。3．新信通公司提供网页保���公证书，拟证明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已于报道当时的2014年11月开展，硬件设备配送到位，平台软件搭建调试完成。信微公司认为，公证书内容显示有购买设备，但不能表明购买的正是履行涉案合同的设备。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网页资料显示的是云浮日报的相关报道，内容涉及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联，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可以确认，采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4．双方确认信微公司曾收到新信通公司邮寄的金额为18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信微公司称收到后已将发票原件退回新信通公司，并提供一份据称是李健出具的“红字发票信息表查询导出”打印件，认为从打印件的内容可以表明税务部门已将前述发票税款退回新信通公司，由此证明新信通公司已收回发票原件。新信通公司否认收到信微��司退回的发票，认为“红字发票信息表查询导出”打印件上的内容真实，但应属信微公司的开票系统查询所得界面，不能在税务局公开网站查询下载，新信通公司从未在金税开票软件下载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认为，新信通公司主张将发票交付信微公司，拟据此证明履行了案涉合同义务，但实际由哪一方申请退税，与新信通公司的证明目的不相关，对案情认定并无影响。5．新信通公司提交系列报销凭证，主张已经向员工符方裕等人报销或审核待报销2013年4月30日至2015年6月的费用，拟证明新信通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信微公司认为该部分证据内容显示新信通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对真实性与合法性不作评价。经查，该系列证据为新信通公司内部报销单及相应的原始票据，报销项目包括差旅费、接待费等，部分原始票据也显示有“云浮”等字样，有原件可供核对。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新信通公司内部报销材料，虽然部分原始凭据中显示有“云浮”字样，但票据没有合同相对方或第三方确认，所记载的相关费用开支不能认定直接指向案涉合同项目，更不能根据有支付报销费用的事实证明新信通公司履行了案涉合同义务，相关证据内容与待证明主张之间的关联性不足，不采纳作为证据使用。6．新信通公司提供一份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6日的《终止合同协议书》，主张根据协议书内容表明曾向信微公司开具了前述增值税发票。信微公司以对方不能提供该证据原件为由不确认。本院经审查认为，新信通公司不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以供核对，真实性不能确定，不采纳作为本案证据。7．新信通公司提供符方裕手书的《工作总结》，拟证明新信通公司协助信微公司开展涉案合同履行相关义务。信微公司认为此属新信通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向主管人员所写的工作总结，虽然有协助投标与签约的内容，但不能由此证明案涉合同有履行，也不意味着信微公司应当向新信通公司支付报酬。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有原件可供核对，内容也显示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投标等内容，与涉案合同项目有关，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可以确认，采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8．新信通公司提供《关于召开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评审会的通知》及会议签到表、周玉宝和张小刚审核的专家咨询费表、周玉宝和张小刚与新信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评审会会议记录及专家评审意见表，拟证明新信通公司支付了评审费用，为后续的涉案合同项目做了前期准备。信微公司认为，评审会在2013年8月即涉案合同签署之前召开，两事件相差时间太远，且相关评��结论只是专家提议。本院认为，《关于召开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评审会的通知》内容显示，会议主办方是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会议时间在2013年8月29日，远在本案合同合作期间之前，且涉及的只是项目评审，无论是主体、时间和内容，均与涉案合同及诉争事实缺乏必要的关联，本院不采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9．信微公司提供一份《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关于印发云浮市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接入方案的通知》，拟证明云浮市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的相关工作在2014年10月才正式开展，新信通公司提出要在2014年1月1日即收取信微公司186万元没有依据。新信通公司不确认该通知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认为，信微公司没有提供该证据的原件以供核对，真实性不能确定，不采纳作为本案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前述对证据与事实的认定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信微公司作为甲方与新信通公司作为乙方签署了一份编号为GDXXT20140020的《云浮智慧医疗项目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第一条“合同内容”约定，基于对云浮智慧医疗项目的需求分析，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合同约定的产品包括1.智慧健康公共服务子平台；2.“康乐有道”健康管理系统及各种客户端；3.健康小屋系统；4.区域LIS系统；5.区域PACS系统；6.区域远程心电系统；7.慢病调查移动随访系统；8.家庭健康包；9.移动护理系统，共合计310万元；合同第一条同时记载“注：乙方提供给甲方的系统要求能最终通过云浮市卫生局的验收，乙方以云浮市卫生局的进场确认书作为甲方采用乙方系统的依据，进场后乙方需要按照云浮市卫生局的要求进行产品调整，直至通过云浮市卫生书的验收。”合同第二条“合作方式”约定，乙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助甲方全面推进云浮市智慧医疗项目，甲方向乙方购买上述软硬件系统。合同第三条“合作周期”约定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合同第四条“合同金额”约定，合同总金额为310万元。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约定，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所列产品金额的60%，剩余部分由甲方收到云浮市卫生局付款后的1个月内向乙方支付。合同第七条“双方权利与义务”中“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约定，乙方应按预定工期计划表，完成相应时段的工作任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若因甲方原因造成任务延期，甲乙双方应以书面方式注明原因备案。乙方提供的各项产品均为标准化产品，若需定制化开发，乙方有权拒绝或要求追加定制开发费用。合同第八条“违约”的第1款约定，甲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付款方式支付工程款，若任意推迟付款期，即视为违约。合同第十条“其他”第1款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同盖有双方印章，乙方有“周玉宝”签名，没有落款日期。李健与新信通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工作职位为主管。2014年3月，信微公司向云浮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投标“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项目，相关投标文件签署投标人代表是“李健”。2014年5月26日，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与信微公司签署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合同书》，约定由信微公司向云浮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提供“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的供货及相关服务，包括货物价值费用800万元，服务费用1568万元，“李健”代表信微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符方裕与新信通公司��订了固定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工作职位为运营主管。在符方裕向新信通公司提交的《工作总结》中提到，2013年3月18日至2013年5月28日期间的工作内容包括就居民健康档案系统配合市场人员先后到汕尾市、云浮市、深圳市进行系统演示和讲解；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12日的工作内容包括就云浮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投标，帮助信微公司制作标书参与投标，最终信微公司中标；根据云浮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二期要求进行需求收集、方案编写和相关软件系统的开发。信微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出具《证明》，主要内容是，李健与符方裕是代表新信通公司与信微公司合作的，为了更好的合作及开展云浮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信微公司同意李健和符方裕印刷信微公司的名片，除名片上的职务外李健和符方裕不担任信微公司的任何职务及不持有信微公��股份，李健和符方裕并非信微公司员工，信微公司未给李健和符方裕支付任何薪酬。新信通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开具了38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购货单位为信微公司，销货单位为新信通公司，产品或劳务名称为“技术服务费”，金额共186万元。新信通公司将发票相关联邮寄给了信微公司。另查明，2015年8月10日，新信通公司向广东省广州番禺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人员操作公证处的计算机进入互联网，在地址栏输入“http://www.yunfudaily.cn/”进入“云浮日报”页面，查询“2014年11月25日”后显示有一篇报道，名称为“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其中有内容记载“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硬件设备已配送到位，完成《云浮市区域卫生平台数据标准》初稿制订，区域数据中心的搭建、区域卫生平台软件搭建与调试，开展了针对健康档案整合的全市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现状调研，搭建小型局域网，并对区域卫生平台进行整体功能测试。”新信通公司支付公证费66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技术服务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是，一、案涉合同是否已生效；二、原告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义务；三、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所列产品金额的60%即186万元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已生效的争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云浮智慧医疗项目技术服务合同》没有落款时间，原告主张签订时间是2014年1月1日，被告认为签订时间在2014年1月1日之后，但不清楚具体日期。本院认为，案涉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合同并非在2014年1月1日当天签署，由于合同第三条记载合作周期自2014年1月1日开始，因此，双方的权利义务自2014年1月1��即受合同约束。合同第十条“其他”第1款约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涉案合同已盖有双方印章，被告一方也有“周玉宝”签名，且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同已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认为涉案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双方没有实际履行，故对双方不生效。本院认为，划分诺成性合同与实践性合同，标准在于合同的成立及生效除了当事人达成合意外是否还需要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而从案涉合同第十条的内容已表明双方当事人确认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并不需要以交付标的物以及完成给付为前提，因此，被告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二、关于原告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义务的争议合同是界定各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要确定当事人是否履行了合同义务，应当依据合同内容先行界定其义务范围。根据案���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的内容，原告的合同义务可以概括为以其技术专业经验就云浮智慧医疗项目向被告提供协助，以及向被告转让约定的9项软硬件系统产品。原告主张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依据的是四项事实，包括（一）原告工作人员代表被告向云浮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投标并与之签署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合同书》，（二）原告工作人员符方裕参与云浮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建设，（三）2014年11月15日前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一期项目的硬件已经配送到位，区域卫生平台软件搭建与调试完成，（四）原告已经将186万元的技术服务费发票发送被告。本院认为，前述四项事实有相应证据支持，本院已作认定，事实（一）与事实（二）能够表明原告有履行以其技术专业经验向被告提供协助的合同义务，事实（三）表明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一期项目的进展情况，事实（四）表明原告向被告提出付款要求的意思表示。然而，虽然被告与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签订了《云浮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一期）合同书》，但被告是否有履行该合同及如何履行，事实（三）所涉的报道内容没有显示，不能凭概括性的报道内容即反推被告有履行合同，更不能由此证明项目的硬件配送到位以及完成平台软件搭建是原告协助被告完成的结果，或者是原告向被告提供了9项软硬件系统产品的结果。事实（四）反映的付款要求本身不能直接表明原告交付了约定的软硬件系统产品。进一步地，根据合同第一条的内容，原告应以云浮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局的进场确认书作为被告采用原告系统的依据，在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就是否有进场确认书提供证据。因此，综前所述，已认定事实可以表明原告有履行协助被告推行云浮市��慧医疗项目的合同义务，但不能表明原告履行了向被告转让约定的9项软硬件系统产品的合同义务。三、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合同所列产品金额的60%即186万元款项及逾期付款利息的争议案涉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所列产品金额60%的款项，剩余部分由被告收到云浮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付款后1个月内支付原告。按该条内容分析，被告应当支付的是“合同所列产品”即合同所列的9项软硬件系统产品款项，支付时间是在“合同签订后”。纵观整个合同内容，原告以其技术专业经验就云浮智慧医疗项目向被告提供协助合同义务是转让约定软硬件系统产品的前提及辅助，双方对履行该部分合同义务并没有约定相应的对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技术服务合同受托人提供服务所需费用的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人承担。”因此，原告不能直接援引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要求支付相关协助义务的费用。合同约定了186万元的对价是9项软硬件系统产品，则需要考察该笔款项的支付是否必须以交付产品为前提。合同第五条约定了付款时间为“合同签订后”，只有起算时间没有截止时间，应当视为双方对付款期限约定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同时，该法第六十六条约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案涉合同第七条“二、乙方权利与义务”约定原告应当按预定工期计划表完成相应时段的工作任务，但当事人并没有出示该预定工期计划表，因此，原告履行交付软硬件系统产品义务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软硬件系统产品60%的款项，应当证明已经向被告交付了产品，否则，无权要求被告支付。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公证费660元的请求，本院认为，公证费是原告为本案诉讼取证的开支，该部分费用负担没有体现在双方的案涉合同中，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应当为取证所涉后果承担责任，故其相应的支付请求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186万元技术服务费及逾期利息、公证费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233元，由原告广东新信通信息系统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培英人民陪审员  陈 杰人民陪审员  薛桂玲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刘刚华书 记 员  张 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