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1民终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闽侯县伟兴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闽侯县南屿镇江口村旺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079780336E。法定代表人:宋信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孝英，福建合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孝程，男，1971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梦辉、蔡瑶瑞，福建国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闽侯县伟兴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兴纺织”）因与被上诉人李孝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1民初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孝英，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梦辉、蔡瑶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伟兴纺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因宋松英没有到庭提供笔迹配合鉴定，以此推定四张入库单上的“宋松英”签名为宋松英本人签名，该推定无法律依据，系违反法定程序和适用法律错误。1、宋松英仅是上诉人公司的一个股东，不是本案当事人，其不负有必须到庭向法院提供其本人签名的法定义务；同时，宋松英虽是股东，但其身份、法律地位独立，上诉人无权对其发号施令，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通知案外人宋松英到庭提取笔迹，系不当要求上诉人履行诉讼义务，于法无据；2、一审法院仅依据宋松英没有到庭提取笔迹，即推定“宋松英”字迹系宋松英本人签名，且对该四张入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定，该推理无法律依据。二、即便“宋松英”签名属实，一审法院将“宋松英”签名的四张入库单认定为上诉人的收货行为，属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在该推理过程未阐述为何根据“宋松英签名的单据”就“可以认定李孝程与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判决书内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作出上述推理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该规定明确要求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认定。而宋松英不是本案当事人，本案当事人仅指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二人，一审法院未查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怎样的的交易方式、怎样的交易习惯以及其他哪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将“宋松英”在单据上的签名行为推定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仅凭“宋松英系上诉人股东”这个事实，即推定出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这个结论，而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缺乏事实和证据。1、公司股东与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的行为与公司行为不可混为一谈，在股东未获公司授权或者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其行为代表公司的情况下，不得轻易将股东的行为认定为公司行为，否则将严重违背股东个人与公司人格相互独立的基本法律原则；2、在本案缺乏其他相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违背相关法律制度和原则。三、假如法院最终将“宋松英”签名的四张入库单认定为上诉人的收货单据，上诉人需要因此承担货款48800元的话，那么也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确实曾先后多次向被上诉人预付货款订货（棉纱），累计金额超过了48800元，但被上诉人均没有向上诉人交货，如果法院认定上述价值48800元的货物系上诉人收取的话，那么应当用上诉人的预付款抵扣该款，上诉人已无需再支付被上诉人任何货款，也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李孝程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四张单据上的签名系宋松英所签，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委托鉴定机构对收货单据中宋松英签名进行鉴定，答辩人在一审中也向法院递交了上诉人公司的企业内档资料，上面有宋松英的笔迹。同时一审法院通知了上诉人要求其通知宋松英出庭配合法庭的调查，但是上诉人拒不配合，并未通知宋松英到庭。上诉人既然在一审中认为其与答辩人没有买卖关系，且收货单据上并不是宋松英的签名，其应当举证证明。且退一万步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宋松英作为上诉人的股东，显然上诉人的举证能力远远大于答辩人，故由此也应由上诉人承担该举证责任。第25条“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导致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放弃了该项权利，那么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单据上的签名系宋松英所签，上诉人股东的行为代表了上诉人，故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关系。首先，上诉人只有宋信伟和宋松英两个股东。其次，答辩人一直是与宋信伟和宋松英存在买卖关系，答辩人向上诉人发货均由股东宋松英或者公司工人签字确认收货，答辩人依据由宋松英或者公司工人签字确认的收货单据，都能与上诉人予以确认并结清货款。因此，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宋松英及公司工人签字的行为是由公司授权的，是代表公司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该代理行为有效，其法律后果理应由上诉人承担。3.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预付款问题。上诉人与答辩人在多年的买卖关系中，答辩人一直根据上诉人电话通知向上诉人发货，由于上诉人每个月所要的棉纱量并不确定，依据交易习惯也可得知，双方不可能存在预付款问题。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李孝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伟兴纺织向李孝程返还所欠货款122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货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违约金12800元，暂合计134800元；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伟兴纺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6日、2014年3月9日、2014年3月12日、2014年3月18日，宋松英共签收了李孝程共计48800元的货物。2016年2月2日，李孝程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李孝程当庭提起对“宋松英”签字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并委托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后因宋松英本人拒不到庭书写样本字迹做字迹比对，导致鉴定无法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李孝程提交的编号为0666563、0666566、0666568、0666570的这四张入库单系宋松英签字确认的，属债权确认函件，真实有效，可以认定李孝程与伟兴纺织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李孝程可随时要求伟兴纺织支付货款。对李孝程请求伟兴纺织支付上述四张入库单的共计48800元货款的诉请予以支持。李孝程提供的其余6张单据共计货款73200元，由于无法证实签收人系伟兴纺织工作人员，故对李孝程要求伟兴纺织支付该笔共计73200元货款的诉请不予支持。李孝程主张伟兴纺织支付自2014年4月1日起的违约金，由于李孝程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入库单上未约定还款期限，李孝程亦没有证据表明其于2014年4月1日前即行催告，且李孝程起诉状中所称的2015年12月1日向伟兴纺织发出的催告函亦未向法庭提交，故违约金应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一审法院判决：一、伟兴纺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孝程支付货款48800元及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自2016年2月2日起计至实际还款日止）；二、驳回李孝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996元，减半收取1498元，由李孝程负担955元，由伟兴纺织负担543元。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卷宗移送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未订立书面合同。因双方属异地买卖，现李孝程依据入库单来主张本案欠款，其中有4张入库单上签收人为“宋松英”，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拟对案涉入库单上的“宋松英”签名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宋松英虽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当事方，但其系伟兴纺织的股东，该鉴定须伟兴纺织、宋松英的配合才能完成。故一审法院责令伟兴纺织通知其股东宋松英到庭书写样本以备鉴定之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关于“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的规定。上诉人伟兴纺织称其无权要求宋松英到庭配合鉴定，与事实不符。因伟兴纺织、宋松英拒不配合鉴定，致使鉴定无法完成，一审依据证据优势原则，采纳了案涉4张入库单并据此作出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伟兴纺织称其多次向李孝程预付货款，累计超过48000元，但李孝程未交货，该预付款应用于抵扣案涉4张入库单项下货款，但上诉人伟兴纺织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伟兴纺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96元，由上诉人闽侯县伟兴纺织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华代理审判员  段若诗代理审判员  陈 曦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赖钟炜书 记 员  刘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