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5）惠城法刑二初字第258号公诉机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增荣，男，195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广东省惠州市人，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原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27日被惠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7月3日经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当日被惠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惠州市看守所。辩护人王成，系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张宇，系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23日以惠城检公诉刑诉〔2015〕5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增荣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旭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增荣及其辩护人王成、张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惠州市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是由国家出资于1983年4月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公司，现由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主管。1998年至今，被告人王增荣被任命为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00年12月，发展公司经批准同意以存量优质资产与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惠州公司（以下简称外经公司，属于国有，发展公司管理的公司）的资产成立国有、个人混合持股的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在净资产中提取20%资产，设置企业职工福利股，该股最终产权归国家所有；企业员工股占60%，由职工出资购买。创源公司国有股股权和股东代表由商贸公司持有并代表，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出任创源公司董事，代为行使公司20%国有股和20%职工福利股的权利和义务。创源公司成立后，王增荣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1、1993年2月，外经公司以建设综合大楼为由向发展银行惠州分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两次借款共4338000元，发展公司对借款提供保证担保。1995年7月起，发展银行多次向外经公司催款未果，2003年1月发展银行起诉外经公司、发展公司，并要求创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2003年8月、2004年3月，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创源公司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3年8月，时任发展公司总经理、创源公司董事长的王增荣得知官司败诉后，以书面的形式向主管的市商贸公司请示要求拍卖创源公司40%的国有股偿债。商贸公司发文作出不同意创源公司将40%国有股交由法院拍卖偿债的决定。王增荣得知商贸公司不同意后，又以发展公司的名义向市中院提交《关于我公司的创源公司的20%国家股、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情况说明》的材料，并在提交材料中将商贸公司在创源公司持有的20%企业职工福利股改为创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20%国有股改为发展公司持有。2005年8月31日，王增荣代表发展公司、创源公司、外经公司，梁春姐代表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陈进兴（已故）代表创源公司工会与发展银行签订20%企业职工福利股转让偿债的协议。双方签订协议后，立即将《执行协议书（一）》提交市中院。2005年9月9日，市中院根据创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债权双方提交的协议书，出具《民事裁定书》准许发展银行、创源公司按照协议20%企业职工福利股（约186万股）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以每股0.8元价格，约1494800元转让给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款项划转发展银行账户偿还债务。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20%职工福利股变更行为，无批准处置上述股权的相差文件，转让价格依据不充分，未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经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2005年8月的资产进行评估，每股股值4.12元算，20%企业职工股利股股值7697800元；2005年8月协议转让20%企业职工福利股价每股0.8元总价约1494800元，与实际股值相差6203000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2、王增荣在2001年开始对创源公司60%个人股按股份进行发放津贴，事实为变相分红。其中：（1）2001年11月至2005年9月变相分红15次，实际发放分红金额共2312092元。股份比例20%国家股，20%职工福利股，60%企业员工股，实际发放分红按照60%企业员工股比例进行发放津贴，由于20%职工福利股的权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员工享有，因此国有权益应分红的比例按照20%国家股进行核算（即实际发放分红总额中应包含20%国有股的分红），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为462418.4元；（2）2005年10月至2013年7月变相分红92次，实际发放分红金额共3440141.10元，股份比例20%国家股，80%企业员工股，变相分红按80%企业员工股比例进行发放津贴，国有股权益的比例也按20%国家股进行核算，该项列支造成国有股权益损失为688028.22元。以上两项合计造成国有权益损失1150446.62元。王增荣在组织讨论分红方案决定时，并未向其主管部门报告，也未提及要对商贸公司持有国有股分红，在财务账目上也未作预留，致使国有股应得分红款1150446.62被私分。案发后，王增荣已在惠州市监察局退出分红款共计208600元。3、王增荣在创源公司成立后，利用其仍是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在没有经过发展公司的主管部门商贸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创源实公司人员的工资、福利、业务费、车辆维修费等费用在发展公司开支，并一直开支到2006年6月发展公司破产。其中，在2003年发展公司已经没有钱的情况下，仍以发展公司名义向创源公司借钱给创源公司开支，致使发展公司账目上欠下创源公司债务，为转移发展公司资产，2003年3月、2004年5月，在未向商贸公司报告和批准情况下，王增荣先后组织召开董事会，指使郑志坚和秦世霖等人将发展公司持有的港业股份（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40万股（抵债404000元人民币）和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将位于香港九龙字楼以评估价110万元港元（按当时汇率为1166000元人民币），转移到创源公司名下（房产登记在王增荣名下）。由于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收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职工享有，因此国有权益变更前后都按20%国家股进行核实，其中：（1）经审计，从2001年1月至2006年7月，发展公司承担创源公司各项费用合计707965.71元，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80%比例计算）为566372.57元人民币。（2）股权抵债的行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股权抵债定价依据不充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80%比例计算）323200元；房产抵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80%比例计算）932800元。上述两项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1822372.57元。以上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被告人王增荣无视国法，身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人民币9175819.19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增荣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王增荣对公诉机关指控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没有意见，但对指控的部分数额有异议。辩护人王成、张宇的辩称：一、关于职工福利股股权转让的问题。起诉书指控职工福利股的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辩护人认为，该行为经审计虽确属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但量化为具体金额的证据不足，不能直接认定。（一）公诉机关以评估报告中的股值4.12元作为计算国有权益损失的依据，背离客观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评估报告（2013）第09014号（2013-09-24）只是一份普通的书证，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且超过使用期限，不应被作为认定被告人造成国家损失的核心证据、王牌证据。2、当时股价是4.12元，但是否有人愿意以这价格购买仍是未知数，以该评估价与当时转让价的差额来计算国家损失，明显依据不足。3、按被告人陈述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个人股东”认可的“股值”也仅是每股0.8元。4、根据创源公司财务报告以及员工认购股份实际情况，当时的股价也为1元左右。由此可见，20%福利股当时以0.8元/股的价格转让，即便该价格经审计确属损害国有出资人的权益，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损害国家权益6203000元经济损失的结论。（二）商贸公司并未发文作出不同意创源公司将40%国有股交由法院拍卖的决定，且40%国有股是否交由法院依法拍卖并不以商贸公司同意作为前提。首先，商贸公司只是在向国资委打报告中表明不同意法院拍卖40%国有股，但同意法院依法律程序处理，国资委批复“同意依法律程序处理”。随后商贸公司传达国资委的精神时也是“按国资委的批示办理”，即依法律程序处理。其次，40%国有股是否交由法院依法拍卖并不以商贸公司同意作为前提。法院判决已生效，债务理应偿还，商贸公司的所谓“不同意”是毫无意义的决定。（三）创源公司当时以0.8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并非被告人个人意见，系经债权人同意，在法院的裁定下依法进行，未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的过错不在于被告人，且股权转让实体上维护了职工的权益。（四）作为司法鉴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仅从定性上认定转让20%福利股属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但并未具体量化损失金额，公诉机关采信立案前的评估报告，将其作为计算损失的核心依据，未免过于草率，经不起考验。（五）被告人自认转让福利股应负相应领导责任，且已自愿认罪，但辩护人认为，是否系滥用职权，值得商榷。二、关于发放津贴（变相分红）的问题。（一）被告人虽兼任发展公司和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创源公司并非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个人混合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未给国有股发放津贴的事实来认定被告人滥用职权，被告人不符合该罪（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恳请法院予以注意。（二）虽然按照持股比例向个人股东变相分红，但是被告人主观上为的是提高企业员工福利待遇，当初并未给国有股分红，实属法律意识淡薄，考虑不周。（三）起诉书指控“致使国有股应得分红款1150446.62元被私分”的指控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辩护人认为，国有股的收益部分，只是“应该分，而没分”的问题，而不是这部分“应得收益”已被私分。实际上，只要通过董事会决议，会计部门完全可以作出符合会计制度的普通账务处理，这部分国有“应得收益”还是可以重新列出来的。2013年12月，创源公司董事会就该问题的整改专门开会，一致同意将国有股应得的部分明确列出。（四）被告人意识到自己的领导责任后，不仅向国家退回这些年来个人分红款，还动员其他股东陆续向国家退回分红款，上交57.03万元，其中被告人退出208600元，尽最大努力弥补国有出资人的损失。三、关于发展公司承担费用和抵债的问题。（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损失项目没有异议，但对损失数额的计算标准有异议，按照“刑事审判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该部分国有权益损失实为1366779.42元，非1822372.57元。辩护人认为，按照国有股仅承担20%，个人股东承担80%的标准计算本案国有权益的损失，不准确。20%福利股虽然权益由员工享有，但是所有权仍属国家，仍归国家处置，故分摊到该部分费用理应由国家承担，应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调整为1366779.42元。（二）创源公司将人员的工资、福利、业务费、车辆维修费等用在发展公司开支，确有错误，但也有客观上的合理原因。两公司是一套人马，很多业务仍然有交错、重叠（大部分属于发展公司的业务），因此，由发展公司继续负担各种费用，并非完全不合理。（三）被告人由发展公司承担费用涉嫌滥用职权，与同时兼任发展公司和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直接关系，该人事安排与上级主管部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四、关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和量刑建议。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自己退回了分红款208600元，还动员其他股东退回分红款共计57万余元；任职时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做出过积极贡献；以前多次被评为先进青年、先进标兵、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党员、优秀政工干部。建议法庭从轻处罚，量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并依法判处缓刑。经审理查明：惠州市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是全民所有制公司，主管部门是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1998年至今，被告人王增荣任发展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2000年12月，发展公司以存量优质资产与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惠州公司（以下简称外经公司，属于国有，发展公司管理的公司）的资产成立国有、个人混合持股的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职工福利股占20%（产权归国家所有），企业员工股占60%；王增荣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总经理，并受商贸公司委托行使国有股和职工福利股的权利义务。1、1993年2月，外经公司建设综合大楼向发展银行惠州分行（以下简称发展银行）两次借款共4338000元，发展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03年8月、2004年3月，惠州市、广东省两级法院判决创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3年8月，时任发展公司总经理、创源公司董事长的王增荣书面请示要求拍卖创源公司40%的国有股偿债，主管部门商贸公司发文不同意将40%国有股交由法院拍卖偿债。王增荣得知商贸公司不同意后，又以发展公司的名义向市中院提交《关于我公司的创源公司的20%国家股、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情况说明》的材料，并将商贸公司持有的20%企业职工福利股改为创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20%国有股改为发展公司持有。2005年8月31日，王增荣代表发展公司、创源公司、外经公司，梁春姐代表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陈进兴（已故）代表创源公司工会与发展银行签订了20%企业职工福利股转让偿债的协议。并立即将《执行协议书（一）》提交市中院。2005年9月9日，市中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准许按照协议将20%企业职工福利股（约186万股）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以每股0.8元价格（约1494800元）转让给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款项划转发展银行账户偿还债务。创源公司20%职工福利股所有权变更，无批准处置的相关文件，未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而创源公司的主管部门商贸公司委托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2005年8月的资产进行评估，每股的股值4.12元，20%职工福利股股值7697800元。被协议转让的该部分职工福利股的总价与实际股值相差6203000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6203000元。2、2001年开始王增荣对创源公司的股份发放津贴，变相分红。其中：（1）2001年11月至2005年9月变相分红15次，发放金额2312092元。但实际上只按60%个人股及20%职工福利股（由参与改制的企业员工享有）的比例分红，而不包含国有股权益。按照20%国有股应得的分红进行核算，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为462418.4元。（2）2005年10月至2013年7月变相分红92次，金额3440141.10元，按80%企业员工股的比例进行发放；按20%国家股进行核算，该项列支造成国有股权益损失为688028.22元。以上两项合计造成国有权益损失1150446.62元。王增荣在组织讨论决定分红方案时，并未向主管部门报告，也未提及要对商贸公司持有的国有股分红，在财务账目上也未作预留，致使国有股应得分红款1150446.62被私分。案发后，王增荣已在惠州市监察局退出分红款共计208600元。3、创源公司成立后，王增荣利用其仍是发展公司的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便利条件，在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创源公司人员的工资、福利、业务费、车辆维修费等用在发展公司开支，直到2006年6月发展公司破产。其中，2003年发展公司已经没有钱的情况下，仍以发展公司名义向创源公司借钱给创源公司开支，致使发展公司账目上欠下创源公司债务。为转移发展公司资产，2003年3月、2004年5月，在未向商贸公司报告和批准情况下，王增荣先后组织召开董事会，指使郑志坚和秦世霖等人将发展公司持有的港业股份（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40万股（抵债404000元人民币）和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将位于香港九龙字楼以评估价110万元港元（按当时汇率为1166000元人民币），转移到创源公司名下（房产登记在王增荣名下）。由于20%企业职工福利股的收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职工享有，因此国有权益变更前后都按20%国家股进行核实，其中：（1）经审计，从2001年1月至2006年7月，发展公司承担创源公司各项费用合计707965.71元，该项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为424779.43元人民币。（2）股权抵债的行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股权抵债定价依据不充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242400元；房产抵债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造成国有权益损失（按60%比例计算）699600元。上述两项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1366779.43元。以上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案件移送函、刑事案件受理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的来源及由此启动的侦查程序合法、有效。2、证人证言：（1）证人凌某1证言，证明其是创源公司董事兼资产经营部经理。2000年成立创源公司，有60%职工股、20%国有股、20%职工福利股，后两部分股份最终处置权归商贸公司所有，主管部门是惠州市。改制后，发展总公司没有运作，原有人员就全部划归创源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和股东分红多点，成立半年后，董事长王增荣召开了经营班子会，由财务总监秦某1提出创源公司暂时不开支；人员工资、业务、水电费等各项开支继续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王增荣说这样可以节省开支，就可以拿出钱给股东分红，参会的人员都表示同意。2003年，欠发展银行款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提出要拿创源公司20%的国有股份偿还债务，因职工福利股是属于国有，商贸公司代管，处置权在惠州市。于是经王增荣审核同意后，书面向商贸公司请示，但没有得到同意，后得到商贸公司批复同意，20%的职工福利股转为创源公司工会代管，并去工商局更改了登记资料。不知道什么原因，法院同意创源公司可以通过协议转让20%的职工福利股。在处置20%的职工福利股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也无经过持股人（即商贸公司）同意。这20%职工福利股是商贸公司代管，王增荣只是代表商贸公司行使经营权，没有处置权。王增荣是创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同时是商贸公司在创源公司20%国有股和20%职工福利股经营权和分红的代表。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将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5）“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转让给创源公司，应该有开过董事会，但没有上报商贸公司同意，港业股份每股1.01元的定价是根据上一年创源公司会计报告中股值的价格来定价，没有经过价格评估。200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字楼）以评价110万港元作为偿还创源公司相等债务，这次董事会商贸公司没有人参加，也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因当时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是登记在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毛某辉名下，后来过户时将物业也过户到了王增荣名下。（2）证人叶某1证言，证明其于1983年6月至1999年在发展总公司工作，2001年任创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发展总公司改制成立的创源公司，有20%的国有股、20%的职工福利股、60%的个人股。国有股和职工福利股开始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商贸公司拥有最终处置权，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创源公司成立后，人员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等全部是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的。2001年6月份，创源公司召开经营班子会议，董事会成员均参加。会上王增荣提出，创源公司暂不受薪，人员工资、福利及其它费用暂时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当时没有人提出异议。后来，创源公司大部分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到2006年6月份发展总公司破产为止。早在2003年时，发展总公司已经没钱，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形成发展总公司欠创源公司的债务，好将发展总公司在香港的物业和港业股份过户到创源公司名下以抵欠债务，这样发展总公司的国有资产转到创源公司，对股东有利，而且是谁占有股份多谁就更有利，在创源公司，经营班子等中高层占的股份是比较多的。创源公司自成立以后直到发展总公司破产为止，经统计从2001年1月至2006年6月创源公司共在发展总公司开支了762.07万元人民币，其中包含的费用有员工工资、福利、水电费、办公费用和业务费等。但在这期间，发展总公司除了每月大约收入2万元人民币管理费外，已经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无法支付创源公司这么大的开支，发展总公司只能向创源公司借钱，从2001年1月到2006年6月份总共向创源公司借了约250万元人民币，后来王增荣和秦某1商量后，决定要变卖发展总公司的物业来偿还创源公司的部分债务，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把港业股份40万股抵偿创源公司40.4万元人民币的债务，2004年6月份发展总公司将香港九龙油麻地的房产抵偿了创源公司110元人民币的债务。创源公司的职工福利股是国有权，由商贸公司持有，商贸公司拥有最终的处置权，但是这20%的职工福利股所得收益是用来给职工发福利的。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经营管理这20%的职工福利股。2003年，发展银行的借款案件法院判创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会上王增荣提出要拿创源公司40%的国有股份拍卖以偿还债务。后来，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2005年9月份，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通知大家，分配买股份，愿意买的就签字，并到工商银行交钱，20%职工福利股每股0.8元人民币，是法院裁定的，没有请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2001年7月份起王增荣和秦某1提出方案后创源公司开始按60%个人股向全体个人股东发放津贴，实际是变相分红。而对40%国有股创源公司没有按比例分红，王增荣根本没有提给不给40%国有股份分红这个问题，也没有在董事会上讨论过不给国有股份红的问题，王增荣主管财务工作，财务总监秦某1也是他聘请的，这些都是他在操作，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40%的国有股进行分红才是对的。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跟创源公司签订《协议书》，将发展总公司拥有的“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转让给创源公司，王增荣召开了董事会，决议将发展总公司的港业股份转到创源公司名下，并没报商贸公司批准。转让给创源公司的40万港业股份每股按1.01元计算的定价是没有经过评估的，是账面原始股价计算的。201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字楼）以评估价110万元港元作为创源公司相等债务，后过户到王增荣名下，这次董事会没有上报商贸公司。（3）证人李某1证言，证明其于1998年4月任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1月任创源公司副董事长。2000年的时候，以20%的国有股、20%的职工福利股、60%的个人股改制成立创源公司。20%的国有股和20%职工福利股属于国家所有，开始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拥有最终处置权，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都在创源公司上班和开展业务。2001年6月份，创源公司召开经营班子会议，王增荣在会上提出，创源公司人员工资、福利及其它费用暂时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而发展总公司没钱了，要向创源公司借钱用于开支，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其作为创源公司副董事长，认为那个公司开支都一样，只要有工资发就行。创源公司和发展总公司都是王增荣做法人代表，这些都是他安排的。2003年，发展银行的债务法院判创源公司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召开董事会，提出要拿40%的国有股份拍卖以偿还债务，负责跟踪此事的发展部徐某华在董事会上多次汇报法院称不能单独处置40%的国有股来还款，需要商贸公司的同意。经请示商贸公司明确答复不同意。后来，王增荣没有通过商贸公司同意，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于2005年8月18日召开董事会，通报说经过做工作已经和法院协商同意，协议转让20%的职工福利股用于还债，创源持股委员会优先购买，之后，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以每股0.8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20%的职工福利股。价格由法院裁定为每股0.8元人民币，有没有请有资质的股价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这不个清楚，都是由王增荣在操作，他只是说过全部搞定了。2001年7月份起王增荣和财务秦某1提出方案，创源公司开始向全体个人股东发放津贴，实际上是按股份比例分红，但并没有对商贸公司40%的国有股持有人按照股份比例分红。王增荣根本没有提出给不给40%国有股份分红这个问题，也没有在董事会上讨论过不给国有股份分红的问题，王增荣主管财务工作，都是他在操作，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40%的国有股进行分红才是对的。（4）证人谢某证言，证明其于1985年调入发展总公司做出纳，一直到2006年6月公司破产。2000年底创源公司成立，兼任出纳，2014年任创源公司财务总监。2000年改制成立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职工福利股占20%、个人股占60%，国有股及职工福利股开始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商贸公司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人员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等日常费用是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到2003年，发展公司已经没钱，他们领导层是因为发展总公司是国企，创源公司是股份制企业，所以先用国企的钱来开支费用，后来叶某1接到指示，会计曾某莲做完帐，其才知道，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开支费用，形成了发展总公司欠下创源公司债务，借此将发展总公司在香港的物业和港业股份过户到创源公司。20%的职工福利股怎么协议转让不清楚，后来王增荣通知其去找创源公司持股委员会购买了三、四千股，是按级别来分配的，每股0.8元人民币价格是领导层开会讨论的。对60%个人股发放津贴就是变相分红，其实也就是王增荣说了算，从来没有提过对40%国有股份持有人商贸公司发放分红，也没有给国有股份预留分红款，每次发放分红完账上基本上没有钱了。发放分红的事据其所知是没有通知过国有股持有者商贸公司，协议转让20%职工福利股时是没有召开股东大会的，商贸公司也不知道。（5）证人梁某1证言，证明其于1993年12月任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12月兼任创源公司副董事长。2000年发展总公司改制成立了创源公司，国有股占20%、职工福利股占20%、个人股占60%，其中国有股、职工福利股属于国家所有，由国资办代为持有，后划为商贸公司代表国家持有，商贸公司拥有最终处置权，并委托王增荣对这40%的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发展总公司改制后原有人员全部划归创源公司，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提出创源公司刚成立，暂不受薪，人员工资、福利、办公费用等日常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参会人员都同意。后来发展总公司没有钱了，王增荣提出，向创源公司借钱给发展总公司用以创源公司的开支。20%职工福利股拍卖还债问题，是官司败诉后，王增荣在董事会提出的，当时徐某华在董事会上多次汇报法院称不能单独处置40%的国有股来还款，需要商贸公司的同意，后来商贸公司明确答复不同意。王增荣在没有通过商贸公司同意，也没有召开股东大会，于2005年8月18日召开董事会，通报协议转让20%的职工福利股用于还债，每股0.8元是法院裁定，有没有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股价评估不清楚，都是由王增荣在操作。按照持有股份比例进行分红时，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根本没有提出给不给40%国有股份持有人商贸公司股份分红这个问题，根据同股同酬的原则，肯定要给商贸公司分红才是对的。王增荣是发展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同时也是创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增荣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商贸公司在创源公司40%国有股份的行使经营管理监督权力的代表，处置20%的国有股和20%的职工福利股，商贸公司没有人来参加，在商贸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王增荣应该按商贸公司的意见来办。2003年3月30日发展总公司将持有的“惠州市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股票权40万股（股权证号：惠州0016F00078）转让给创源公司，该份协议应该是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每股1.01元计算的定价没有经过评估。2004年5月20日创源公司召开董事会，同意将发展总公司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九龙字楼）以评估价110万港元作为偿还创源公司相等债务，后过户到王增荣名下，这次董事会商贸公司没有派人参加，也没有报商贸公司批准。（6）证人黄某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6月在创源公司任董事，2012年6月兼总经理。买卖香港的房子其不是很清楚，过户到王增荣名下的房产证还放在创源公司里，出租的价格在网上搜索香港租金来确定，租金都是王增荣到香港收取后交给叶某1，有没有入账其不清楚。（7）证人秦某1证言，证明其于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在创源公司任总会计师，列席董事会的会议，公司成立不久，王增荣问其有什么好的意见，其提出把所有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账面资金用完后，可以让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款来支付创源公司的费用，形成欠债，然后用发展公司的物业及股权等资产来抵偿，这样就把发展总公司的资源都转移到创源公司，王增荣听后表示同意。之后，王增荣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要将创源公司的所有费用在发展总公司开支，这样做对股东们都有益，董事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一致表示同意。后来发展总公司账目上资金已经不够开支，其请示是否让发展总公司借创源公司的钱来开支，王增荣表示同意。此后通过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的方式来开支创源公司的所有费用，直到2006年发展公司破产清算为止。最终把发展总公司的物业转移到由王增荣实际控股的公司（即创源公司）名下，港业股份和香港弥墩道的物业就是这样转移支创源公司名下的，也就是这样转到王增荣的名下，最后，导致发展总公司债务扩大，从而达到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目的。（8）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其是创源公司的副董事，发展总公司香港的物业过户到王增荣个人名下和发展总公司40万股的港业股份转让给创源公司是为了抵欠创源公司借款，发展总公司向创源公司借钱来开支形成40.4万元的债务。但香港物业的过户是有开董事会的，抵偿了创源公司116.6万元的债务，房子先过户到王增荣名下，王增荣自己也写了一份声明香港物业是公司财产。（9）证人郑某1证言，证明其在创源公司任副经理兼财务总监，改制成立创源公司后，发展总公司因平时还在运作需要日常开支先后向创源公司借钱，后以香港物业110万元抵扣借款转到创源公司名下，是过户到董事长王增荣名下，王增荣有写声明证明香港物业属创源公司资产。3、辨认材料及签供，证人梁某1分别对创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工会员工持股委员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及创源公司章程进行辨认，确认上述材料的内容均为虚假内容。被告人王增荣对发展总公司于2005年7月25日出具的关于我公司在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的20%国家股、20%企业员工福利股的情况说明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这份材料与事实不符，应属虚假材料；对创源公司于2004年9月2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将惠州市发展总公司在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的40%股权交法院拍卖的偿债意见进行辨认及签供，确认这份材料与事实不符，属虚假材料。4、账目材料，证明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收支明细等相关情况。5、开支材料，证明创源公司在发展总公司开支相关费用的年度、款项、开支摘要。6、国有股股东代表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创源公司及发展总公司设立的批复及股权设置、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章程，证明创源公司的20%国有股权由商贸公司持有，20%的企业职工福利股利益由参与改制的企业职工享有，最终处置权是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7、创源公司购买20%职工福利股的财务资料，证明创源公司员工分别购买职工福利股的相关款项。8、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惠州市发展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增荣，经济性质是全民所有制。9、创源公司（本部）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证明惠州市商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委托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全部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价格评估。其中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创源公司2005年8月的资产进行评估，每股股值4.12元（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10、创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证明惠州市公安局委托惠州市安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惠州市发展总公司和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本部及进出口会计账本、凭证等财务资料进行审计。11、相关法律文书，证明广东省发展银行惠州分行向惠州市中级法院起诉广东省对外经济发展惠州公司、惠州市发展总公司、惠州市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事实。12、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工作简历、基本情况及案发时所任的职务。13、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到案情况及具有自首的情节。14、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王增荣的年龄、家庭住址等基本情况。15、暂扣财物收据，证明被告人王增荣退出款项208600元的情况。16、被告人供述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数额有异议；指控每股股值4.12元过高,应该是1.2元左右。辩护人提交的材料，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创源公司2005年至2011年期间的董事会决议，证明2004年财务结算每股1.012元、2005年财务结算每股1.15元、2006年财务结算每股1.16元、2010年财务结算每股1.175元。2、被告人向上级汇报的书面材料《关于香港弥墩道477号房产情况》，证明香港房产是前任遗留下来的问题，被告之前一直有向上级领导汇报有关情况。3、2013年12月4日《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监事会议纪要》，证明被告人和创源公司原董事、监事均意识到“发放股东津贴”的错误，共同决定采取措施纠正错误。4、2013年12月6日《创源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财务负责人纪要及报告》，证明内容同上，但他们当时所列的数额并不准确。5、2006年市委第三巡视组《关于在市发展总公司开展巡视工作的情况汇报》，证明巡视组对被告人的工作给予了较好的评价，并证明巡视组对被告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给予了肯定。6、被告人2015年4月30日起草的《申辩书》，证明针对《起诉书》，被告人在承认错误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申辩意见，并请求法院重新核实他“认为有出入的问题”。7、奖状，证明被告人一贯工作表现良好。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增荣身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在未经主管单位批准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处置国有资产，属于损害国有出资人权益的行为，且造成国有权益损失共计8720226.04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其指控的数额有误，应予纠正。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一、创源公司20%职工福利股的股值应为1.2元左右；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评估结论每股净资产4.12元不应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处理职工福利股股权，未进行审计及资产评估，不属于被告人的过错；二、发放津贴变相分红的问题，因创源公司是股份制企业，以未给国有股发放津贴的事实来认定被告人滥用职权，被告人不符合该罪的犯罪主体；而且指控“致使国有股应得分红款1150446.62元被私分”与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三、关于发展总公司承担费用和抵债的问题。指控损失数额的计算标准有异议，20%福利股属国有，也应分摊费用，故按照国有股仅承担20%，个人股东承担80%的标准计算损失，不准确。该部分国有权益损失实为1366779.42元，非1822372.57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一）关于创源公司净资产每股净值为4.12元能否认定的问题。首先，根据案卷的证据材料显示，惠正资评报字（2013）第09014号资产评估报告的委托方是创源公司的主管部门，评估基准日是2005年8月31日，评估机构也具有相应的资质，公诉机关将该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提交法庭，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在处置职工福利股时，被告人曾请示主管部门，在得到不同意的答复后，被告人通过操作，将职工福利股改为创源公司工会持股委员会持有，然后变通处置，该行为显然是超越了职权。其三，创源公司每股净资产财务结算价及员工购买价与评估报告每股净值有差价问题。从查明事实可知，按财务结算价创源公司每股净资产1.2元左右，其依据只是由董事会决议来决定；员工购买价也非经评估机构评估；相反，每股净资产为4.12元是由有资质的评估部门作出的，因此，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二）被告人王增荣当时是发展总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也是创源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亦是商贸公司对创源公司40%国有股份行使经营管理监督的代表，其具有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符合本罪关于犯罪主体的法律构成要件。至于私分国有股应得分红款的认定问题。经查，被告人王增荣在开会决定发放津贴变相分红时，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罔顾国有股份的权益，经核算列支造成国有权益损失为1150446.62元，如果不是东窗事发，该罪行将不被揭发。因此，辩护人提出的这部分国有股的收益只是“应该分，而没分”问题，只要通过董事会决议，会计部门完全可以作出符合会计制度的普通账务处理的意见，只是案发后的补救措施，辩护人该辩解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三）关于创源公司在发展总公司所开支的费用分摊计算标准问题。因创源公司职工福利股占20%、国有股占20%，既然费用分摊按占有股份比例来计算，则应以国有股承担20%，职工福利股承担20%，个人股东承担60%的标准来分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故辩护人提出该部分国有权益损失实为1366779.42元的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王增荣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另案发后，王增荣已在监察部门退出分红款共计208600元，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调查”的辩解，本院予以采信，但要求缓刑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增荣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8年5月26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蓝诗祥审 判 员  钟秀芳人民陪审员  张 婷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何金英附相关法律条文：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