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渝05刑终17号原公诉机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韦远川，男，重庆市巴南区国税局界石税务所原所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4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6日被执行逮捕。现押于重庆市巴南区看守所。辩护人尹家林，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韦昭文，系韦远川之父。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韦远川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2015）巴法刑初字第0063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韦远川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派检察员张宏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韦远川及其辩护人尹家林、韦昭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认定，2011年9月以来，被告人韦远川担任界石税务所所长，主持全面工作。期间，被告人韦远川利用其在税务注销审核、涉税鉴证、开具增值税发票、苗木企业减免税备案、民政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等方面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31.67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一、受贿事实1、2014年下半年，某1公司法人代表周某找到韦远川，请求尽快审查通过其代理的某2公司税务注销登记事宜，并许诺给予好处费。韦远川同意后，安排审查人员李某1（另案处理）尽快处理。李某1、韦远川审查通过该事后，周某于2014年下半年在界石税务所附近公路将10万元感谢费交给了韦远川，并表示将其中4万元送给李某1。韦远川随后在办公室将其中4万元交给李某1，自己留下6万元。2014年下半年，韦远川再次在南岸区某茶楼收受周某给的感谢费7万元，共计人民币13万元。2、2012年，周某向韦远川提出，请其帮忙介绍界石税务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到其公司做年度鉴证报告，并承诺将鉴定费用的一半分给韦远川。韦远川答应后，先介绍某3公司、某4公司、某5公司、某6公司等企业委托周某做年度鉴证报告。2013年至2015年，韦远川每年在某1公司、界石税务所或自己的住处附近，共计收受周某8.55万元。韦远川将其中8250元分给承办人员张某2（另案处理）自己分得人民币7.725万元。3、2012年3、4月份，某7公司为抵扣税款，通过陈某找到界石税务所副所长邹某（另案处理），要其帮忙开具一千余万元的苗木发票，并承诺按照发票金额3%的比例给“好处费”。邹某将此事告知界石税务所所长韦远川及工作人员李某1，称陈某要按照发票金额2.5%支付好处费，把0.2%的好处费支付给开票公司，剩余2.3%的好处费由他们三人均分。后邹某安排李某1联系种植户开苗木发票。李某1按照邹某的安排，要求某专业合作社开具五百余万元的苗木发票给某7公司。该合作社负责人张某1考虑到系界石税务所辖区内企业，在办税问题上需要得到关照，遂开具了该发票并交到界石税务所。邹某收到发票后，随即电话联系陈某，让其带18万元来拿发票。后陈某在界石税务所外将该款交给邹某。邹某自己收下9万元，将另外9万元拿给李某1。后李某1将6万元交给韦远川。4、被告人韦远川在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审查通过了某园艺厂的减免税备案。为表示感谢，该厂负责人李某2于2015年3、4月份将2万元送至界石国税所交给李某1。后李某1在韦远川办公室将其中的7500元交给韦远川。5、被告人韦远川在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审查通过了某8公司的民政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申请，并分别于2013年、2014年春节在鱼洞长江大桥附近一鱼庄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杨观忠的感谢费2000元；于2015年春节在某餐馆收受杨观忠给的感谢费2000元。共计6000元。6、被告人韦远川在工作期间，先后多次审查通过了某5公司的民政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申请，并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春节在办公室收受张某2代该公司负责人送来的感谢费2000元，共计6000元。二、受贿、滥用职权的事实7、2011年10月以来，韦远川在审查某9公司（系民政福利企业）的增值税退税工作中，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春节在界石附近农家乐接受该公司负责人申某、赵某吃请，并收受申某丈夫送的1万元，共计3万元。韦远川在审查某9公司提供的增值税退税资料过程中，在明知该公司作为退税依据的残疾人人数存在大量虚报的情况下，不仅未进一步核实情况，也未要求他人进一步核实；反而仍然按照该公司书面申报的残疾职工人数予以审核通过。经查，自2011年10月至2015年1月，某9公司通过虚挂57名残疾人的手段，先后获取国家增值税退税款593.759576万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被告人韦远川有受贿、滥用职权的行为，于2015年4月20日通知其到检察院进行询问，询问期间，被告人韦远川未交代自己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的问题，2015年4月21日，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韦远川立案并进行传唤，后韦远川如实交代了上述事实。2015年5月11日，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从韦远川姐姐处暂扣其代缴的赃款15万元。审理中，被告人韦远川的家属退缴了16.675万元的赃款。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立案决定书，身份材料，苗木发票，退税相关政策法规，某9公司2015年3月在职职工统计表，审计取证材料，到案经过说明，缴款凭证等书证；证人邹某、张某2、申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韦远川的供述等。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韦远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共计31.67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韦远川在履职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93.759576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韦远川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到案后，韦远川的家属退缴了所有赃款，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韦远川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韦远川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二、追缴被告人韦远川所获赃款31.675万元，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韦远川上诉提出，对某9公司上岗的残疾人人数的审核是由民政局负责，界石税务所只对企业所报退税材料书面审查，退税审批也是由巴南区国税局进行，因此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上诉理由相同。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认为，根据相关规定，税务部门有对残疾人福利企业残疾人人数进行实地核实的职责，民政部门的审核职责并不影响税务部门的核实职责。韦远川多次供述证实该企业只有二、三十个残疾人，不是二、三百人。韦远川的滥用职权行为致使某9公司空挂的57名残疾人获得退税593万余元，造成国家损失，属情节特别严重，原判对其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量刑并无不当。原判根据韦远川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在本院审理中，上诉人韦远川及其辩护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所列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韦远川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共计31.67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韦远川在履职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93万余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韦远川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可从轻处罚；到案后，韦远川的家属退缴了所有赃款，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韦远川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对于韦远川及其辩护人提出对某9公司上岗的残疾人人数的审核是由民政局负责，界石税务所只对企业所报退税材料书面审查，退税审批也是由巴南区国税局进行，韦远川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韦远川作为重庆市巴南区国税局界石税务所所长，主持该所全面工作，并作为退税审核小组成员，负有对残疾人福利企业的退税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的职责。根据税收政策法规，税务部门如果发现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书面审核认定意见有误时，应当进行核实。张某2、邹某的证言以及韦远川的多次供述均证实，明知某9公司申报退税材料中存在虚报残疾人人数的问题。申某的证言证实送钱给韦远川等人的目的是让税务部门不认真检查残疾人上班人数，从而得到增值税的退税。韦远川在明知某9公司存在大量虚报残疾人人数的情况下，仍在审核该公司申报退税时，全部予以审核通过，最终造成上级税务机关审批通过某9公司的退税申请，某9公司得以空挂57名残疾人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实际获得国家退税593万余元，属于韦远川等人的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国家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韦远川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综合考虑韦远川如实供述、退清赃款等情节，对韦远川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量刑并无不当。故韦远川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的意见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蒋学武审判员  余 勇审判员  卢俊莲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伍平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