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6民初字64204号原告：邵金莲，女，1942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女，1975年3月27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杨伟，男，1967年3月17日生，汉族，大港油田井下技术服务公司测试工程作业部连续油管队职工，天津市滨海新区。被告：杨梅，女，1968年7月9日生，汉族，大港油田井下福利厂病退职工，住天津市滨海新区。法定代理人：陈×（杨梅之夫），男，1962年11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天津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金莲诉被告杨伟、杨梅赡养费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金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被告杨伟，被告杨梅及其法定代理人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勤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金莲诉称，原告与杨志民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一子二女，长子杨伟，长女杨梅，次女杨丽。2015年6月原告的丈夫因病去世，原告因为身体各种严重疾病需要每个月支付西药费800-1000元，中药费3500-4200元，自2015年8月至今原告一直由其次女杨丽赡养和照顾，2015年11月20日原告因有事打电话问被告杨伟，被告杨伟不耐烦并让原告不要再给其打电话，至今被告杨伟没有再给原告打过一次电话，也从未问过原告的病情。被告杨梅也从未问过原告病情。原告现每月退休金3300元，不足以支付每个月基本生活费和医疗费，现原告要求长子杨伟长女杨丽每月承担原告赡养费各300元和部分医疗费各500元，履行赡养义务。原告邵金莲提交证据：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医院附属医院医疗单据，证明原告存在骨质病（病名略）；2、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疗单据；3、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代谢病中心超声骨强度仪检测报告一份；4、北京协和医院西药药费单据两张；5、北京德胜门中医医院中药药费单据（部分药品在药店抓取，附单据）；6、协和医院医生2016年1月18日出具的诊断证明；7、录音证据一份，证明被告杨伟曾说不在接听原告电话。被告杨梅辩称，原告每月退休工资3300元，足够保证正常生活，因此其要求杨梅承担赡养费没有事实基础。关于医疗费，原告系大港油田退休职工，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医疗保险额外的自费费用，才由原告自己承担，这部分费用及其微小，不足以给原告生活造成困难。另外，主张医药费应当是实际发生的费用，但是原告主张每月给付医药费，没有事实依据。被告杨梅自小患精神疾病，很早就因病退休，收入及其低下，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他现任丈夫陈×没有工作和收入，两人只靠杨梅微薄的退休金生活，生活过于困难，虽然情理上应当赡养原告，但是其没有能力去赡养原告。原告与丈夫杨志民有三个子女，原告唯独起诉杨伟和杨梅要求承担赡养费用，而放弃其次女杨丽承担赡养费用，于法无据，实际加重了杨伟、杨梅的费用负担。被告杨梅提交证据：1、杨梅的残疾人证一张，签发日期为2009年11月25日，证明杨梅患智力残疾三级；2、天津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杨梅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需要他人监护；3、中国邮政储蓄天津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营业所存折一份，证明杨梅目前每月的养老保险金仅为1626.92元，收入低下；4、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办事处华幸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杨梅患精神疾病退休，其丈夫无工作、收入，生活困难。被告杨伟辩称，就赡养费的问题被告杨伟愿意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承担。但就医疗费的问题，原告有医疗保险，在天津可以报销，就在北京就医的药费实际上是加大了赡养人的负担，应由法院酌情予以考虑。关于诉讼费的承担问题被告杨伟不予认可。另外被告杨伟家庭负担较重，配偶翟艳镯系家属没有工作，被告杨伟需要独立负担爱人和孩子的生活开支，并且尚有房屋贷款尚未还清。被告杨伟提交证据: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工资收入台账两份；被告杨伟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凭证一份。经审理查明，原告邵金莲与丈夫杨志民（已故）共生育子女三人，即长子杨伟、长女杨梅与次女杨丽。原告邵金莲月退休金为3300元左右。被告杨伟家庭人员情况为：配偶翟艳镯（无业），子杨毅城（在学），杨伟2015年工资收入台账为102337元，实发月工资收入为5500元左右。被告杨梅家庭人员情况为：配偶陈×（无业）。杨梅实发月工资收入为1626.92元。案外人杨丽未婚，无子女，杨丽实发月工资收入为10000元左右。另查，原告邵金莲患有骨质酥松，腰椎间盘突出，水平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胸、腰水平黄韧带肥厚，右侧盆腔有可疑物等疾病。被告杨梅为三级智力残疾人。庭审中，原告邵金莲表示，因原告在大港油田企业退休，配偶杨志民去世后，被告杨伟因在外地工作，没有能力照顾原告，被告杨梅因先天患有智力发育迟滞，无法照顾原告。原告在身体多处病痛的情况下，无奈选择前往在北京的次女杨丽家居住，并在相对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的医疗机构治疗。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在父母年老体衰之时，作为子女，应该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对父母进行照料，以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本案中，被告杨伟、杨梅系原告的子女，均有义务对原告尽到相应的赡养义务。现原告随次女杨丽在北京生活，考虑到应提供给老年人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对原告的选择应予尊重。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的规定，即“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具备条件之一，父母就有权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本案中，被告杨梅是三级精神残疾人，按照法律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其免除赡养原告的责任。但因被告杨梅收入微薄，其每月的退休金为1626.92元，其配偶现无工作和收入，其家庭收入刚达到天津市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780元），已几乎没有给付原告赡养费的条件，对此现实问题本院应予以考虑，故本院决定，被告杨梅象征性支付原告赡养费50元/月。原告邵金莲主张次女杨丽每月给付其赡养费1000元，且现由杨丽照顾原告，杨丽已经履行了赡养原告的义务，不再向其主张支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就原告要求被告杨伟支付赡养相关费用的主张，因原告已年过70周岁，每月靠退休金生活，结合考虑原告的实际需求以及其他赡养人的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酌情认定被告杨伟每月给付原告邵金莲赡养费400元(其中包括经常性医疗支出)。原告邵金莲自己每月有3300元的收入，连同本院认定的其他子女付给的赡养费，应能够满足其当前日常生活及医疗的实际需求。如果原告日后随着当地经济水平提高，实际生活需求增大，或发生合理的大额费用支出，仅凭自己的经济能力无法满足，可以依法另行向其子女主张适当增加赡养费的数额。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伟自2017年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邵金莲赡养费400元；二、被告杨梅自2017年1月起每月给付原告邵金莲赡养费50元；三、驳回原告邵金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40元，被告杨伟负担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兵人民陪审员  张承敏代理审判员  李 辰二〇一七年三月××日书 记 员  张子杰附：法律释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2.《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第十五条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