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10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猛追湾街**号*栋*单元***楼*号。法定代表人：庞永翔，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向阳，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兴东，男，汉族，1971年6月29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萍，四川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审第三人：雍鸿，男，汉族，1972年8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广汉市。原审第三人：四川赛煌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火车南站。法定代表人：雍鸿，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廖兴东、原审第三人雍鸿、四川赛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明向阳、刘清，被上诉人廖兴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联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廖兴东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在案证据充分证明案涉《钢材买卖合同》是由赛煌公司与廖兴东签订以及案涉货物是由赛煌公司收取，并由赛煌公司及雍鸿支付了部分货款的事实；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建联公司与廖兴东签订有《钢材买卖合同》，并且双方履行了合同。2、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要求代理行为发生在缔约时，一审法院认定雍鸿构成表见代理的行为发生于赛煌公司与廖兴东所签合同履行完毕两年以后，明显不存在表见代理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一审法院在查明廖兴东提供的与建联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系伪造的情况下，仍作出雍鸿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认定，与事实不符。3、案涉《钢材买卖合同》无论从签订情况看，还是从履行情况看，合同双方均是廖兴东与赛煌公司。一审法院以所谓“从相关利益关系来看”为由，作出实际履行对象是“迈士通项目部”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照此逻辑推理，本案的责任主体还可以是工程的发包人、发包人的股东等主体。4、内部承包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任何人均不能突破，任何证据（包括内部承包合同）均不能改变赛煌公司与廖兴东是合同当事人的事实。5、“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资料专用章”不具有代表建联公司的效力。首先，该枚印章为雍鸿私刻，建联公司并无此印章；其次，印章用途为资料专用，不能对外使用是常理。6、廖兴东更改送货单的收货方，伪造盖有“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资料专用章”的《钢材买卖合同》，其目的是与雍鸿串通，恶意获取不正当利益。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并改判。廖兴东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理由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1、廖兴东与建联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有加盖有建联公司印章的《钢材购销合同》予以证实。2、雍鸿代表建联公司对外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其内部管理是否规范，不影响廖兴东与建联公司的合同成立。3、案涉钢材是用于建联公司承建的工程的，建联公司是认可的。4、雍鸿既然是建联公司内部承包人，自然属于承包项目的负责人，对外当然能够代表建联公司。5、“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资料专用章”就是建联公司的印章，能够代表建联公司。6、廖兴东并未伪造合同，亦未更改送货单上的收货人，建联公司此点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雍鸿未作陈述。赛煌公司未作陈述。廖兴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建联公司支付廖兴东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共计5443028.60元；2、本案诉讼费由建联公司负担。主要事实理由：廖兴东与建联公司所属的内江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基地项目部于2011年5月31日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建联公司的项目部经理雍鸿作为甲方代表进行签字，并加盖了记载为“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元器件（内江）基地”的印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廖兴东向建联公司承建的内江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基地所属项目部提供钢材。合同对送货方式、钢材价格进行了约定。同时指定雍秀明、何姚为收货人，并以其二人签字单据作为收货和结账的依据。合同还约定，由于项目部暂不付款，需要廖兴东垫付500-600吨钢材，因此，建联公司同意按照廖兴东所供钢材每吨每日5元支付资金占用费。合同签订后，廖兴东按约开始供货。从2011年6月开始截止2012年9月总计向建联公司项目部供货995.645吨。2013年6月25日双方经对账，建联公司内江项目部尚欠廖兴东5443028.60元，其中货款本金2895520.25元，资金占用利息2547508.35元，建联公司的财务人员及项目经理雍鸿予以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2月22日，建联公司与内江迈士通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1、2、3装配大楼）。后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更名为海德科技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业主为内江海德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5月31日廖兴东以郫县鑫之源建材经营部名义与第三人雍鸿为法定代表人的四川赛煌商贸公司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中载明收货人雍秀明、何姚，约定廖兴东负责送货至工地；需方指定的收货人姓名为“雍秀明、何姚”，双方以需方指定的收货人签字认可的送货单上的数量和单价为结账依据。合同还约定，廖兴东为项目部垫资数量约为500-600吨之间，自供货之第五日起按每吨每日收取5元的资金占用费。该合同对送货量及送货地点均无约定。2013年，第三人雍鸿以“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项目部”（甲方）的名义与廖兴东（乙方）签订了一份《钢材购销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并由雍鸿签字并加盖了“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资料专用章”。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承建的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1、2、3号装配大楼）供应钢材，交货地点内江迈士通电器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城西工业园凤鸣大道南侧。交货方式为乙方负责货送至工地。甲方指定收货人为雍秀明、何姚。供货价格：当日攀成钢挂牌价为结算基价，带肋钢筋在单价上加价150元/吨，三级钢在二级钢基础上加价160元/吨。合同还约定，廖兴东为项目部垫资数量约为500-600吨之间，自供货之第五日起按每吨每日收取5元的资金占用费。双方以甲方指定的收货人签字认可的送货单上的数量和单价为结账依据。同年，何姚根据第三人雍鸿的要求，将送到内江迈士通基地项目钢材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由“四川赛煌商贸有限公司迈士通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改为“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何姚证实是第三人雍鸿要求其对比以前的送货单在数量规格一致的情况下进行的补签。2013年6月25日，经双方对账，建联公司共欠廖兴东5443028.60元，其中货款本金为2895520.25元，资金占用利息2547508.35元，并由雍鸿签字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月11日，建联公司（甲方）与第三人雍鸿（乙方）签订了一份《承包经营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决定在企业内部设立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直属项目部，并确认由乙方全面负责经营……”；“甲方提供直属项目部对外投标所需的相关文件”；“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五年内，连续任命乙方为直属项目部负责人主持直属项目部的工作……”；协议还约定“直属项目部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以乙方亲笔签名予以确认”。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工程由建联公司中标并承建。何姚为施工单位材料员，雍秀明为质检员。一审法院认为，案争焦点为廖兴东、建联公司双方是否建立了买卖关系，即案涉《钢材购销合同》的买受人是否为建联公司。首先，从《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来看，建联公司与第三人雍鸿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并成立直属项目部，雍鸿为负责人。迈士通项目由建联公司承建，雍鸿与廖兴东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并加盖了“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资料专用章”，建联公司迈士通项目部的材料员何姚也证实该项部的实际负责人系雍鸿，因此足以认定第三人雍鸿在迈士通项目上代表建联公司。另外，虽然送货单存在后补的情况，但系经材料员何姚核实原始送货情况后才改签的，因此从送货单、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廖兴东将钢材送到了迈士通基地使用的事实。最后，虽然廖兴东最初签订合同的相对方是赛煌公司，但根据建联公司的自述，赛煌公司与建联公司没有经济往来，且之后雍鸿又以迈士通项目部的名义签订了另一合同，一审法院认为从廖兴东履行的情况及相关利益关系来看，廖兴东实际履行的对象应该是迈士通项目部。雍鸿在该项目上进行的与工程有关的行为能够代表建联公司。廖兴东、建联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存在，建联公司辩称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相对人的主张不能成立。对第三人雍鸿代表建联公司对廖兴东进行结算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对廖兴东要求建联公司支付货款本金2895520.25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资金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且在结算时予以确认，因此对利息应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建联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廖兴东支付货款本金及资金占用利息5443028.6元。案件受理费249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建联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建联公司对一审认定双方于2013年6月25日经对账确认，建联公司共欠廖兴东5443028.6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无异议。廖兴东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除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外，还查明如下事实：1、雍鸿以“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内江）基地项目部”的名义与廖兴东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落款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或5月。2、雍鸿与廖兴东签订上述合同时，向廖兴东提供了2011年1月11日建联公司与雍鸿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二条第五项载明：雍鸿保证自身对外债务与建联公司没有关联性，若因自身债务而导致建联公司资产被查封或冻结时，雍鸿应在被查封或冻结之日起十日内以赛煌公司和直属项目部其他资产无条件向建联公司提供与被查封或冻结资产等值的现金为建联公司所用；第二条第九项载明：严禁雍鸿私刻任何带有建联公司名义的印章。若有项目资料等相关事务需要用印，必须报告建联公司，等候建联公司审批同意后方可办理事务。3、雍鸿于2013年6月25日以四川建联建设有限公司迈士通西部电子元器件项目部名义与廖兴东经对账形成《对账单》，其中载明最后一笔送货时间为2011年8月13日。本院认为，雍鸿分别以不同的身份与廖兴东签订有两份《钢材购销合同》，无论从合同约定内容看，还是依据查明的事实判断，前后两份合同并非两份各自独立的合同，第二份合同仅是由廖兴东与雍鸿在第一份合同基础上对买受人主体进行了变更后所形成的，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廖兴东能否依据前述第二份合同以及其与雍鸿形成的《对账单》向建联公司主张权利。本院现就二审争议焦点评析如下：首先，从雍鸿与廖兴东对账形成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廖兴东向雍鸿所在的案涉工地供应货物最后一笔时间为2011年8月13日，而前述第二份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或5月，虽然廖兴东与雍鸿在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将签约落款时间写为第一份合同的签约时间，但不能改变廖兴东供货时间全部发生于前述第二份合同形成之前的客观事实，廖兴东并未依据其与雍鸿签订的前述第二份合同履行供货义务的事实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如前所述，廖兴东供货的行为发生在第一份合同期间内，而廖兴东对第一份合同的买受人是赛煌公司是明知的，因此，廖兴东应当知道债务主体就是赛煌公司。廖兴东与雍鸿签订前述第二份合同，对买受人主体进行了变更，其实质是将赛煌公司本应承担的债务转移至变更后的买受人名下。而该债务转移成立的前提是承接债务人当同意承接债务。从查明事实看，一、并无证据证明建联公司作出了同意承接赛煌公司债务的意思表示；二、雍鸿虽然是建联公司案涉工地的承包人，但从雍鸿在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向廖兴东提供的《承包经营协议书》载明内容可以看出，《承包经营协议书》对雍鸿承包的案涉工地由其自行对外承担债务以及雍鸿不得擅自私刻印章有明确约定，加之雍鸿同时是第一份合同中买受人赛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雍鸿在此时存在身份竞合，在此种情况下，除非有建联公司的明确授权，否则廖兴东不得滥用表见代理制度行使权力；三、廖兴东的行为本身亦不符合表见代理中相对方善意无过失的要求，其所谓相信雍鸿具有代表建联公司将本应由赛煌公司承担的债务转移至建联公司名下的代理权并无任何合理理由，不能认定雍鸿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廖兴东关于雍鸿在签订前述第二份合同时构成表见代理的一审诉称意见以及二审答辩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最后，关于廖兴东与雍鸿形成的《对账单》，该行为后果亦不能归属于建联公司，理由如前所述，本院不再赘述。廖兴东依据前述第二份合同及其与雍鸿形成的《对账单》向建联公司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建联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廖兴东与建联公司建立了买卖合同的事实认定以及雍鸿的行为代表建联公司的法律适用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5）成郫民初字第413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廖兴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9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廖兴东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951元，由廖兴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 伟审判员 毛 星审判员 冷 雪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