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6民终字4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莲，女，196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延川县永坪镇佘家塌村人。委托代理人：刘春庆，陕西争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住所地延川县南大街。法定代表人：宋满红，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刘祥志，延川县法制局干部。委托代理人：徐润平，陕西长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住所地延川县北大街。法定代表人：周延庆，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马超，延川县永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川县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经发局），住所地延川县南大街。法定代表人：牛金宝，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东阳，延川县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上诉人刘志莲与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延川县经济发展局地面施工、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延川县人民法院（2016）陕062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除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宋满江、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法定代表人周延庆、延川县经济发展局法定代表人牛金宝未到庭外，上诉人刘志莲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春庆、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祥志、徐润平、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代理人马超、延川县经济发展局委托代理人刘东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刘志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延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陕062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1、上诉人丈夫死于涉案废井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是永坪派出所组织打捞，排除自杀、他杀，才将尸体交由家属埋葬。在人已入土为安后，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证明死者系自己的丈夫，让上诉人很无奈，一审法院不能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导致判决不公。2、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职责是法定的，而不是需要举证的。一审法院因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该井口属于国营煤矿的废弃矿井就判决驳回起诉，违反我国民事证据规则。3、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张学书、张怀福调查笔录，以及张生元、张学荣、高凤岐证明材料不予采信，没有法律依据。4、1963年时，国家所有的煤矿都是国有矿，涉案王家屯煤矿也属于国有矿，该矿井被废弃，未被国家依法填埋，依据国土资源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废井治理工作的通知》及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关于进一步明确矿井关闭监管职责分工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被上诉人应当是该废井的管理人。为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辩称，1、上诉人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被告。被上诉人是国家行政机关，不是物的所有人和管理人，是行政管理责任，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依上诉人提供的文件规定，只赋予了县政府行政职责，县政府只是监管责任，死者的死亡与县政府的监管行为没有侵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2、上诉人主张的损害事实不清。构成侵权赔偿必须要有明确的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过错。上诉人只提供了损害结果的证明，对损害经过未涉及，对损害结果与什么行为有关、死者死亡原因也没有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2款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死者张玉江是一位严重精神病人，曾多次伤害他人，死者落入井中，其监护人应当承担看管责任。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程序合法，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辩称，第一点答辩意见与县政府一致，被上诉人没有监管职责，被上诉人既不是管理人也不是使用人没有赔偿义务，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资格。补充两点：1、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丈夫死亡与废弃煤矿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系其丈夫、死者的死因、死亡与废井具有关联、死者死亡与监管机关的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废弃井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是谁，即使被上诉人为负有行政法上的监管责任，也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依法提起国家赔偿和行政诉讼。2、即使被上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其诉称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该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即使被上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对损害后果的产生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综上，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延川县经济发展局辩称：同意上述两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1、被上诉人不是该井的管理人，只是配合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指导和监督检查废弃矿井的治理，属于行政行为，不是民事范畴的管理人，不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2、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死者是其丈夫，即使是其丈夫，死者是因何落井，是他杀、自杀、还是跌入井中不明。据村支书证言称，井口周围倒垃圾，因树枝围挡，一般人都走不进井口里面，也就是说死者跌入井中的可能性很小。3、死者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其法定监护人未尽到监管职责，是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4、案发前至今，涉案水井一直由佘家塌村灌溉使用，佘家塌村应当是涉案水井的实际使用人、占用人、受益人。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上诉人刘志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737759.5元（死亡赔偿金528400元、丧葬费26059.5元、误工费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13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0日（农历十月十九日）晚，原告的丈夫张玉江失踪。原告一家多处寻找，并于2015年2月（农历正月）向永坪派出所报案。2015年7月2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晚，原告同村的一个村民在寻找自己家里走失的猫时，发现村里废弃井里好像有个人，就通知了原告。原告随即报案，次日永坪派出所从井中捞出死者，原告辨认后，认为死者系其丈夫张玉江。后原告认为延川县煤炭办没有尽到监管职责，对张玉江的死亡应当承担责任，于2016年1月20日将延川县煤炭办诉至延川县人民法院。延川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遂上诉至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原告撤诉。2016年10月8日，原告以同一事实，将延川县人民政府、煤炭办、安监局、经发局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基于同一事实，在原一审判决生效后，再次起诉延川县煤炭办，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已经裁定驳回其对煤炭办的起诉，本判决不再涉及。当事人要主张自己的权利，首先应当证明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并且应当向侵害者或者侵害物的所有人、管理人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主张死者系自己的丈夫张玉江，所依据的仅是自己对死者轮廓及衣物的辨认，但死者已经在井中浸泡多日，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来看，已经无法辨认其面容，原告并没有确切、科学的依据，故无法断定死者就是原告的丈夫张玉江。即使认定死者系张玉江，对于其死因，公安机关也没有结论，无法断定系他杀还是自杀或者失足坠井，也就无法归责于井口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其次对于本案中涉及的井口的性质和归属情况，原告所举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该井口属于国营煤矿的废弃矿井、本案三被告就是该井口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志莲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788元，减半收取1894元，由原告刘志莲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延川县政府围绕上诉依法提供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照片一张和永坪派出所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死者生前有严重的精神病，以及其居住状况；第二组证据是佘家塌村支书张忠兴的书面证言附照片两张，用以证明废井在填埋之前井周围是灌木和树林。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对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第一组证据被上诉人是永坪派出所的管理机关，精神病的认定是要有相关部门的鉴定，永坪派出所不是精神病认定机关，不具有鉴定资质，其证言不能证明死者有精神病。第二组证据只能是现在废弃矿井的现状，并非是事发时的照片，且上诉人有永坪派出所打捞尸体的现场照片可以证实事发时矿井口是敞开的。对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提供的两组照片本院认定如下：第一组证据仅是延川县永坪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没有相关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的证明予以佐证，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仅是涉案废井的现状照片，不能证明事发前涉案废井的状态，且上诉人提供了尸体打捞时的照片予以反驳，该反驳证据足以推翻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采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4年12月10日（农历十月十九日）晚，上诉人的丈夫张玉江失踪。经多处寻找未果，于2015年2月（农历正月）向延川县公安局永坪派出所报案。2015年7月2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晚，上诉人同村的一个村民在寻找自己家里走失的猫时，发现村里废弃井里好像有个人，就通知了上诉人。上诉人随即报案，次日永坪派出所从井中捞出死者，经过上诉人辨认，确定死者系其丈夫张玉江，进行了埋葬。延川县公安局对张玉江的死亡原因未进行调查处理。涉案废井位于延川县永坪镇佘家塌行政村马圪堵自然村，自九十年代起，村民一直将井水用于灌溉使用。另查明，上诉人与死者张玉江户籍所在地为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佘家塌村，两人共生育了三男一女四个子女，现均已成年。死者张玉江生于1959年3月5日，其母亲已去世，父亲张万富健在，生于1935年12月6日，现年82岁。张玉江姐弟共2人。根据2017年陕西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张玉江的丧葬费为陕西省2017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6896元÷12×6个月＝2844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568/年×5年÷2人＝21420元；死亡赔偿金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96元×20年＝187920元；三项共计237788元。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志莲的丈夫张玉江的尸体，经延川县公安局永坪派出所在废弃矿井中打捞后，上诉人通过对尸体面容、身体轮廓及衣物的辨认，确认死者系其丈夫并领尸、埋葬。对该认尸方法，派出所未提出异议，也未要求再通过鉴定或其他科学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死者身份，应当认定派出所对上诉人辨认的尸体身份是认可的，故上诉人无需对公安机关已认定的事实再举证。对于死者的死亡原因，永坪派出所口头排除了他杀、自杀的可能，上诉人主张其丈夫死于涉案废井中，该观点应当予以支持。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辩驳死者死亡原因不明，无法认定死者是坠井而亡。对该辩驳意见，本院认为，死者的死亡原因属于公安机关侦查的职权范围，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作为当地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死亡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辩驳意见，以死者在涉案废井中被发现的事实，可以认定死者死于废弃矿井。一审以上诉人并没有确切、科学的依据断定死者的身份，以及死因公安机关没有结论，无法断定系他杀还是自杀或者失足坠井为由，将举证责任不利的后果归责于上诉人，违背了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据认定规则，应予以纠正。涉案废弃矿井位于上诉人所在的延川县永坪佘家塌村。被上诉人辩驳认为涉案废井并非废弃矿井，而是村民灌溉使用的水井，其非水井的管理人，上诉人起诉其主体资格不适格。经审查，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延川县工交局（65）年公交字第09号文件复印件、延川县志第237页复印件以及张学书、张怀福等人的证人证言，均可以证明涉案废井位于佘家塌村，属于王家屯煤矿的废弃矿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煤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废井不是矿井，或是非国有矿井，其辩驳意见不能成立。涉案废井所在位置处于村民居住区，对于村民的人畜安全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2008年1月17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中央编办发[2008]4号）《关于进一步明确矿井关闭监管职责分工的通知》明确了：“各类矿山企业是矿井关闭的责任主体，应对按规定予以关闭的矿井关闭到位，并对关闭后可能引起的危害采取预防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本地矿井关闭的责任主体。”同时还明确：“发展改革委负责对不符合有关矿山工业发展规划和矿区总体规划、不符合产业政策、布局不合理等矿井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安全监督总局负责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故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是本地矿井关闭的责任主体，对废弃矿井的关闭到位、安全隐患的消除以及防止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被上诉人延川县经济发展局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仅对废弃矿井的关闭是否到位有监督和指导的职责。综上所述，上诉人丈夫死于涉案废弃矿井，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作为废弃矿井关闭的监管责任主体，未对涉案废井的关闭，以及安全隐患的消除，尽到监管职责，理应对发生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赔偿比例为30%。被上诉人延川县经济发展局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非监管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上诉人的丈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居住于该村，应当对涉案废井所在位置及危险性是熟知的，其对自身的人身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部分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延川县人民法院（2016）陕0622民初97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刘志莲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237788元的30%为71336.4元。三、驳回上诉人刘志莲对被上诉人延川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延川县经济发展局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94元，由上诉人刘志莲负担1326元，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负担5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177元，实际收取4867元，由上诉人刘志莲负担3407元，被上诉人延川县人民政府负担1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雨枫审 判 员  闫 涛代理审判员  胡 江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薛 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