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2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荣权，男，汉族，住台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彩霞，女，汉族，住台山市。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科枫，广东太平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伟钊，男，汉族，住台山市，现居住于美国。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莺（系余伟钊的姐姐），女，汉族，住台山市。上诉人余荣权、余彩霞因与被上诉人余伟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台山市人民法院（2016）粤0781民初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荣权、余彩霞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余荣权应偿还的本金为11.9万元并以该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余伟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涉案借款金额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首先，余荣权向余伟钊依次立下5万元、5万元、8万元、2万元的4张借条，共计20万元，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余伟钊有实际出借款项。根据余伟钊提交的银行转款记录显示，仅出借11.9万元，而且实际借款数额与第2、3、4张借条所载的款项均有差异，其中第2张书面借款5万元，实际转款4.5万元；第3张书面借款8万元，实际转款5.5万元；第4张书面借款2万元，实际转款1.9万元。这是因为，余荣权向余伟钊所借款项为高利贷性质，余伟钊在实际借款的时候，先扣除部分“利息”，实际的借贷金额应为11.9万元。余伟钊既然通过银行向余荣权借出款项，却不按借条金额直接转出，而通过现金方式交付部分借款给余荣权的操作，不仅费时费事，且不安全。上述异常情况，从常理即可推断。一审法院在余伟钊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根据余伟钊提供的《个人工商户经营执照》即判断余伟钊有借出款项的经济能力，属于无充分证据下的主观推测。有经营个体户的行为，并不代表余伟钊就能赚钱，其甚至可能负债经营，该执照根本不能代表其具有借款给他人的能力，更不能证明余伟钊声称的20万元借款属实。其次，涉案的借条（据）虽有书面约定金额，但余荣权急于借到款项，同时余伟钊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于是由余荣权先签订借据，然后再由余伟钊转款，这完全符合常理和商业惯例。尤其是第4张借条，其签订日期是2014年4月3日，而银行转账日期为2014年4月4日，晚了整整一天。其他三张借条（据），也完全可以是先行签订，再行转账。一审法院仅根据借条（据）表面约定的金额，就判断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也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余荣权未催促余伟钊足额履行交付义务或要求收回借条（据），并以此作为有实际借款的依据，纯属无端推测。是否出借款项，借条（据）是否还给余荣权，决定权均在于余伟钊，余荣权即便提出异议，也无法进行实际干预，余荣权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就促使余伟钊实施相关行为。总之，一审判决过分降低了余伟钊的举证责任，而大多通过自己的“猜想”（甚至不是余伟钊的观点）来补足证据链，绝非开庭审理时所还原的事实。二、原审判决对余荣权已偿还余伟钊借款多少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余荣权承认己方缺少还款的书面证据，但其中一份书面还款证据7600美元（折合人民币49656元）是余伟钊承认的。但余伟钊称该款项用于还2015年12月10日的另一欠款，该说法与事实不符。该“新”借条，与本案借款实为同一欠款，其金额包含了本案借款本金和高额利息（共21万元），以及在21万元本息之上的“利滚利”，总额就是所谓的315000元。余荣权从余伟钊处借的款项为高利贷，出借前先扣除部分“利息”，然后双方商定一个高额的偿还利息。从上述“欠款21万元”可知，需偿还的“利息”高达10.5万元，相当于“本金”的50%，利息十分高。从该借条反推，余伟钊本案所称的借款20万，实际上含50%的利息，即实际借款金额不超过13.3万元（这其中还包含了“复利”），该数额与余伟钊银行转款的11.9万元非常接近。三、原审判决对余彩霞是否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纯属其个人行为，余彩霞完全不知情，且该笔借款仅用于生意周转，并未用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开支，属于余荣权的个人债务，余彩霞不应承担清偿责任。余彩霞名下房产实为余彩霞父母的财产，该情况余伟钊是知晓的，该房产的银行贷款也是余伟钊（当时为台山市工商银行职员）安排办理的。由于余彩霞的父母并无工作，银行需要贷款人有工作单位才能放贷，当时余伟钊及其同事建议以余荣权（当时为台山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职工）的名义购房以便贷款。余荣权不同意，后余伟钊提议用余彩霞的名义购房以便贷款，而余彩霞与其父母同意了该建议。余伟钊明知上述情况，也知道余彩霞名下的房产并非余彩霞所有，却不顾事实将余彩霞告上法庭。即使不考虑上述事实，该房产也是余荣权、余彩霞在国内的唯一住房，如果被强制执行，余荣权、余彩霞将无家可归。由于该房产情况与本案的欠款纠纷无实质关联，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的错误判决。被上诉人余伟钊辩称：一、2014年1月9日，余荣权向余伟钊借了5万元，余伟钊现金支付了，并由余荣权书写借条作为凭据。正常人不会在没有收到钱的情况下向他人出具借条，因为借条具有法律效力，若余荣权没有借5万元，不会拖至本案诉讼中才否认。2014年1月15日，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5万元，其中现金支付0.5万元，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4.5万元给余荣权。2014年2月9日，余荣权向余伟钊借了8万元，其中现金支付2.5万元，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5.5万元给余荣权。2014年4月3日，余荣权向余伟钊借了2万元，其中现金支付0.1万元，通过工商银行转账支付1.9万元给余荣权，因为借款时间在2014年4月3日晚上至2014年4月4日凌晨的时段，造成了借据时间为2014年4月3日，银行转账时间为2014年4月4日。出于方便考虑，余伟钊每次借款给余荣权，都是先给现金，不足部分再通过银行转账。余荣权这4次共借余伟钊20万元。现实生活中，现金借贷是普遍存在的，借条、借据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和最有效的证据，余荣权无法抵赖，其所作的毫无根据的推测，只是为了达到减少还款的目的。二、余荣权确实偿还了7600美元给余伟钊，但并非归还本案借款，而是偿还余荣权于2013年向余伟钊借的21万元，余荣权亦于2015年12月10日补写《欠条》为证。余荣权于2013年向余伟钊借了21万元，截至2015年12月10日仍欠21万元。余荣权自愿支付10万元利息作为补偿，另外5000元是租用余伟钊商铺应付而未付的租金，其承诺2015年12月开始每月还款800美元，折合约5000元人民币。即使总还款额为31.5万元，也须还63个月，加上2013年至2015年这两年多的时间，还清全部款项至少需要90个月，平均每年1.3万多元利息，何来高息？若余荣权现在能还款，余伟钊则不收利息。三、余荣权以生意周转为由，称其向余伟钊借到款项之后自行使用。余彩霞是余荣权的妻子，为家庭主妇，没有工作收入，且养育了两个小孩，系以余荣权的收入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一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本案借款属余荣权、余彩霞的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余荣权提到住房贷款一事，与事实不符。余伟钊当时在银行工作，余荣权询问有关住房贷款的业务，余伟钊告知其相关手续和流程后，余荣权自行联系了其他同事办理贷款，余伟钊并不知道贷款的实际详情。现经查明，该房产的产权人是余彩霞，该登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余荣权一家已于2015年移民并定居美国，余荣权称房产若被强制执行，余荣权、余彩霞将会无家可归的陈述不成立。余荣权多次、反复要求延期还款，到了2015年10月底，余伟钊追收借款时余荣权回复称无法还款。余伟钊迫于无奈遂告知余荣权若不还款则立案起诉，余荣权才归还800美元。后来的6800美元还款都是在余伟钊一追再追并立案起诉的压力下余荣权才还的。由此余伟钊明白余荣权不会自觉还款，遂提起本案诉讼。余伟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荣权、余彩霞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欠款额20万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法院判决确定的还清款项日止,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计付）；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余荣权、余彩霞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余伟钊表示放弃追收涉案借款2万元的逾期利息，并将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依法变更为要求余荣权、余彩霞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及逾期利息（从2016年4月1日起以欠款额18万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还清款项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荣权与余彩霞于2002年6月17日登记结婚。因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余荣权先后分别于2014年1月9日、同年1月15日、同年2月9日、同年4月3日向余伟钊签名立下《借条（据）》，分别约定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5万元（定于2014年6月30日前还清）、5万元（定于2014年7月还清）、8万元（定于2014年7月9日还清）、2万元（未约定还款期限），合共20万元。余伟钊先后分别于2014年1月9日、同年1月15日、同年2月9日、同年4月4日将借款5万元（现金5万元）、5万元（现金0.5万元+银行转账4.5万元）、8万元（现金2.5万元+银行转账5.5万元）、2万元（现金0.1万元+银行转账1.9万元），合共20万元交付给余荣权。借款时，借贷双方没有约定支付借款利息。2016年4月1日，余伟钊以经多次催促余荣权、余彩霞还款未果为由向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归纳主要争议焦点如下：1、涉案借款金额是多少；2、余荣权已偿还余伟钊借款多少；3、余彩霞是否对涉案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针对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余伟钊主张余荣权先后分别于2014年1月9日、同年1月15日、同年2月9日、同年4月4日向余伟钊借款5万元、5万元、8万元、2万元，4笔合共20万元，其中每笔借款依次包含现金交付5万元、0.5万元、2.5万元、0.1万元，合共8.1万元。余荣权对上述现金交付的借款8.1万元不予确认。首先，根据余伟钊提供的《个人工商户营业执照》、《个人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结合余荣权确认的2015年12月10日的《欠条》，可确定余伟钊有足够经济能力出借本案借款20万元；其次，案涉每笔借款均立下《借条（据）》，各份《借条（据）》中已清晰记录借款的本金金额，根据一般的生活常理和交易规则，《借条（据）》属于确定借款交付而形成债权凭证，故依据上述《借条（据）》依法应认定余荣权已实际取得借款20万元，其中包括余伟钊陈述主张的现金交付8.1万元；若余荣权尚未取得上述现金8.1万元，其从最后一份《借条》于2014年4月3日立下之日起至今，都未催促余伟钊足额履行交付借款义务或要求收回原先已签写的借款总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据）》，并要求重新书写借款总金额为11.9万元的《借条（据）》，有悖于常理。因此，余荣权、余彩霞反驳余伟钊依据上述《借条（据）》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应就其主张的没有收取8.1万元现金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其并未就此提供充足的反驳证据，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对余荣权、余彩霞主张的没有收取8.1万元现金的事实不予采信，依法确定余伟钊已将20万元借款交付给余荣权的事实。针对上述第二个争议焦点。余荣权主张已偿还借款20.2442万元给余伟钊，具体包括：1、从2014年2月起至2015年3月期间，先后多次直接向余伟钊偿还借款现金12.9万元；2、余荣权在美国三藩市同村人余卓辉的见证下与余伟钊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将余伟钊欠余荣权的茶叶生意款项作价2.3786万元以抵销本案部分欠款；3、余荣权先后于2016年1月偿还800美元、同年2月偿还800美元、同年2月28日偿还4000美元、同年3月偿还2000美元，合共7600美元（折合人民币4.9656万元）给余伟钊。对于前两笔还款（即12.9万元+2.3786万元），在余伟钊不予确认的情况下，鉴于余荣权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该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余荣权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余荣权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依法不予采信。对于后一笔还款7600美元（800美元+800美元+4000美元+2000美元），余伟钊确认收到余荣权还款7600美元（折合人民币4.9656万元），但认为该款项是偿还另一欠款，与本案无关。余伟钊为此向原审法院提供余荣权于2015年12月10日签名立下的《欠条》复印件一份，该《欠条》载明“余荣权于2013年期间分多次向余伟钊借款21万元，用于台山铜鼓石场开发，但由于政策等原因，造成经营不利，至今仍未能如期还款给余伟钊，经双方协商，我本人愿意并确认欠余伟钊本金加利息合共315000元，本人承诺从2015年12月起以总欠款额315000元还款，并保证每月还款不少于800美元，汇率按每月还款即时汇率计算，直至还清为止”。余荣权对《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欠条》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余伟钊也未就该借款在本案中一并提起诉讼。鉴于余荣权的上述还款7600美元的具体还款时间、还款金额与涉案《欠条》载明的还款时间、还款金额可相互印证，构成内在的逻辑联系，且涉案《欠条》所涉借款与本案借款的形成时间明显不符，故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款项7600美元（折合人民币4.9656万元）是偿还《欠条》所述欠款，与本案无关联性。综上，余荣权主张已偿还本案借款20.2442万元给余伟钊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于上述借款20万元给付受款人余荣权时成立并生效。对于涉案借款18万元（5万元+5万元+8万元），因案涉2014年1月9日的《借条》约定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5万元，定于2014年6月30日前还清；2014年1月15日的《借条》约定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5万元，定于2014年7月还清；案涉2014年2月9日的《借据》约定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8万元，定于2014年7月9日前还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涉案借款的借款期限分别于2014年6月30日、同年7月31日、同年7月9日届满，余荣权应于上述借款期限届满次日起向余伟钊履行还款义务。但本案余伟钊至今欠款未还，已构成违约，应负继续返还借款的违约责任。因此，余伟钊起诉请求余荣权偿还借款18万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足，依法应予支持。对于涉案借款2万元，因案涉2014年4月3日的《借条》仅约定余荣权向余伟钊借款2万元，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关于“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余伟钊可催告余荣权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案涉借款，因余伟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曾向余荣权催告还款，故其起诉请求余荣权偿还涉案借款2万元，理据充足，依法应予支持，但应给予余荣权合理的期限清偿该借款，该期限原审法院依法确定二十天为宜。至于逾期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本案借贷双方既没有约定借期内的利息，也没有约定逾期利息，故本案部分借款18万元（5万元+5万元+8万元）的逾期利息依法应依次分别从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届满次日即2014年7月1日、同年8月1日、同年7月10日起最高可按年利率6%计算。余伟钊主张余荣权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是自由处分其实体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余荣权、余彩霞无异议，故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针对上述第三个争议焦点。因余荣权与余彩霞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且涉案借款债务是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该款用于做生意资金周转，余彩霞长期在家照顾家庭，没有工作，余荣权做生意的所得收益显然有部分用于共同的家庭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据“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在余荣权、余彩霞于举证期限内未向原审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本案借款是余荣权的个人债务，且未能举证证实其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以及余伟钊知道该约定的情况下，涉案借款应认定为余荣权、余彩霞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余荣权、余彩霞对涉案借款的清偿应互负共同清偿责任。因此，余伟钊起诉请求余彩霞对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由充分，法律依据充足，依法应予支持。余荣权、余彩霞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仍拒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依法应予缺席判决。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余荣权、余彩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余伟钊偿还借款18万元及逾期利息（以欠款额18万元为本金，从2016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还清该借款日止）；二、余荣权、余彩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余伟钊偿还借款2万元。如果余荣权、余彩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申请财产保全费1520元，两项合共5820元，由余荣权、余彩霞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余伟钊与余荣权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如何认定；2、余荣权支付给余伟钊的7600美元是否偿还涉案借款；3、余彩霞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关于本案余伟钊与余荣权之间的借款本金数额如何认定的问题。余荣权以其没有收到余伟钊支付的8.1万元现金为由，主张涉案借款本金应为11.9万元。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余荣权分别于2014年1月9日、同年1月15日、同年2月9日以及同年4月3日向余伟钊出具四张不同的《借条》或《借据》，其记载的借款金额分别为5万元、5万元、8万元以及2万元。余伟钊主张2014年1月9日《借条》的5万元借款、2014年1月15日《借条》中的0.5万元、2014年2月9日《借据》中的2.5万元以及2014年4月3日《借条》中的0.1万元均系以现金方式支付。结合上述交付的现金数额、交付次数、间隔时间以及余伟钊在2013年至2014年年底期间经营个体工商户等情况，余伟钊的上述主张并未明显违反常理。相反，余荣权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其在《借条》或《借据》上签名所代表的意思以及法律后果。若余荣权并未收到2014年1月9日《借条》所载的5万元借款，却在相隔仅有6天的时间即2014年1月15日重复出具借款金额亦为5万元的《借条》，且没有要求余伟钊退回或撕毁2014年1月9日《借条》，或者在2014年1月15日《借条》中对此加以注明。尤其在2014年2月9日《借据》中记载的借款金额为8万元，余荣权认为其仅收到了5.5万元，差额高达2.5万元的情况下，余荣权既没有要求余伟钊交付剩余的借款，亦未要求其对该《借据》的借款金额进行修改，却再次于2014年4月3日在没有收到借款的情况下再次向余伟钊出具金额为2万元的《借条》。余荣权的上述行为与日常生活逻辑以及一个正常理性自然人的认知能力明显不符。从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出发，结合现有证据以及上述因素，并从已知的事实推断，余伟钊已向余荣权交付8.1万元借款现金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明显高于余伟钊没有向余荣权交付任何借款现金的法律事实发生的盖然性。至此，应当认为余伟钊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可初步证明其向余荣权通过现金以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余荣权足额交付了20万元借款。余荣权对此若有异议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余荣权并未提交证据推翻余伟钊所提交的证据的情况下，原审判决据此认定余伟钊已经足额交付了涉案借款20万元给余荣权，并无不妥。因此，对于余荣权、余彩霞的该项上诉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余荣权支付给余伟钊的7600美元是否偿还涉案借款的问题。余荣权以涉案借款与2015年12月10日《欠条》所涉借款为同一款项为由，主张其支付的7600美元系偿还涉案借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涉案《欠条》载明“余荣权于2013年期间分多次向余伟钊借人民币共21万元”，涉案四笔借款则发生于2014年1月至4月期间，合计金额为20万元，其发生时间以及总金额均与《欠条》所载的借款情况不一致。其次，在原审第一次庭审（即2016年5月24日），余荣权的诉讼代理人在余伟钊的诉讼代理人当场提交涉案《欠条》后，当庭述称《欠条》所载借款与涉案借款为同一款项，但表示因余荣权本人并未参加庭审，需向余荣权本人了解具体情况；之后，余荣权的诉讼代理人在2016年5月2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书面回复以及在2016年7月份进行的原审第二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涉案《欠条》与本案审理的借款无关，且余伟钊未在本案中就《欠条》的借款一并提起索赔请求，故认为《欠条》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对其作出不利的裁判结果后，余荣权却在二审中改称二者为同一借款，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上诉主张。由此可见，对于涉案《欠条》与涉案借款是否同一款项的事实，余荣权作出了前后矛盾的反复陈述，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法认定涉案《欠条》与涉案借款并非同一借款，于法有据。现有证据显示，2015年12月10日《欠条》约定余荣权从2015年12月起还款并且每月还款不少于800美元。对于余荣权所支付的7600美元，余荣权自认其分别于2016年1月支付800美元、同年2月支付800美元、同年2月28日支付4000美元、同年3月支付2000美元，可见，上述四笔还款均于《欠条》签订之后发生并且前两笔还款的金额恰恰与《欠条》约定的最低还款额800美元相同，后两笔还款的金额则均高于最低还款额。余荣权所支付的7600美元的还款时间与还款金额与《欠条》的约定基本能相互印证，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从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的角度出发，可以支持余伟钊关于余荣权支付的7600美元系偿还《欠条》所载借款的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笔不同借款的情况下，余荣权主张涉案7600美元系用于偿还涉案的四笔借款，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余荣权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余荣权的该项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余彩霞应否对涉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由于本案涉及的是债务人向夫妻双方求偿时的外部法律关系，夫妻债务外部关系解决的是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债务承担关系，故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解决。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证明责任就应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由举债人配偶一方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案件事实出发，涉案债务形成于余荣权与余彩霞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首先应当推定为系余荣权与余彩霞的夫妻共同债务。余荣权、余彩霞主张涉案借款并未用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开支，属于余荣权的个人债务，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但余荣权、余彩霞均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因此，本院依法认定涉案债务为余彩霞与余荣权的夫妻共同债务，余彩霞应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余荣权、余彩霞关于余彩霞不应承担偿还责任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余彩霞名下的房产应否被强制执行的问题。余彩霞、余荣权以该房产实际为余彩霞父母的财产为由主张该房产不应被强制执行。经查，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6）粤0781民初1002号民事裁定，对余彩霞名下的房产予以查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审查。裁定正确的，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的规定，余彩霞若对原审法院就该房产作出的保全裁定不服，应在收到裁定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复议。同时，鉴于本案尚未进入执行程序，余彩霞名下的房产目前并不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问题，对于其主张的上述情况，余荣权、余彩霞可在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本案在此不予调整。综上所述，余荣权、余彩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余荣权、余荣权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二○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