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玉中民一终字第1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阮星，男，1992年7月26日生，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李浏贵、杨庚鑫，云南抚仙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良，男，1982年8月28日生，汉族，农民。委托代理人管峻，云南通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鲍孟祥，男，1966年9月19日生，汉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艳芬，女，1966年11月21日生，汉族，农民。共同委托代理人施绍华，澄江县龙街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阮星、许良与被上诉人鲍孟祥、张艳芬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云南省澄江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5日作出（2015）澄民一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阮星、许良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阮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浏贵，上诉人许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管峻，被上诉人鲍孟祥、张艳芬及其委托代理人施绍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法律事实：鲍孟祥与张艳芬系鲍云坤的父母。鲍云坤生于1991年2月21日，农村居民，未婚，无子女。2014年12月，许良准备对其位于澄江县龙街街道办事处万海社区居民委员会许士营107号房屋二楼、三楼的室内进行粉白装修，其妹许某某推荐了阮星，后经阮星与许某某联系，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许良将许士营107号房屋二楼、三楼的室内粉白装修工程以3500元承包给阮星，由许良负责提供腻子粉，其余工具、用具由阮星自行负责。后阮星雇请鲍云坤、杨某某帮其一起装修。2014年12月26日上午8时许，阮星三人先后到许良的许士营107号家中开始进行粉白，当天下午15时30分许，鲍云坤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三楼楼梯口摔到一楼地板上，阮星和杨某某分别拔打了110和120求救电话，鲍云坤经120医生当场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阮星、许良分别支付鲍孟祥30000元，鲍孟祥出具收据均载明：收到丧葬费30000元。2015年1月4日，鲍孟祥、张艳芬以许良将其房屋装修发包给无相应资质的阮星施工，阮星又雇请鲍云坤做工，且许良及阮星的安全措施不规范导致鲍云坤死亡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由阮星、许良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6141元／年×20年＝122820元、丧葬费60000元、办理丧事的误工费及张艳芬的医疗费10000元、停尸费5000元、鲍孟祥及张艳芬的赡养费189760元（分别为4744元／年×20年＝9488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合计487580元，扣除已支付的丧葬费60000元，还应赔偿42758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鲍云坤与阮星之间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二、许良应否对鲍云坤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三、鲍云坤是否存在重大过失？四、赔偿范围、数额如何认定？关于焦点一：本案阮星主张其与鲍云坤之间是合伙关系，申请了事发当天一同做工的杨某某出庭作证，但该证人证言仅为一份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证人当庭陈述其之所以知道阮星与鲍云坤是合伙关系，是阮星跟其讲的，其与阮星是校友，在此之前其并不认识鲍云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杨某某与鲍云坤虽同属施工人员，但在此之前双方并不认识，而杨某某与阮星却是旧识，同时阮星也是杨某某的雇主，杨某某与阮星的利害关系显然大于之前互不相识的鲍云坤，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杨某某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结合许良之妹许某某的陈述，查看房屋并与其商谈价格的人只有阮星，故可以认定阮星是许良房屋粉白工程的实际承包人，阮星与鲍云坤之间形成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阮星主张鲍云坤是在休息期间发生的事故，但结合杨某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鲍云坤出事前是在楼梯口粉墙，因杨某某与鲍云坤之间并不存在利害关系，故认定鲍云坤在出事前系在履行雇佣活动，因此，阮星应对鲍云坤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二：《家庭居室装饰装修管理试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承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的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应当持所在地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务工证明、本人身份证、暂时居住证、向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机构登记备案，实行“登记注册、培训考核、技能鉴定、持证上岗”的制度……。”第七条规定：“凡没有《建筑企业资质证书》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上岗证书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承接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第十条规定：“除自行装饰装修外，居民对于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应当选择并委托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施工单位，或者具有个体装饰从业者上岗证书的个人进行。”本案中，许良将自家已经建好的房屋二楼、三楼的室内粉白装饰装修工程承包给阮星，因阮星没有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个体装饰装修从业者的上岗证书，不具备从事装饰装修活动的资格，许良未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许良应当与阮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三：阮星在本案中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除非其有证据证实鲍云坤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减轻其的赔偿责任。阮星与鲍云坤在从事装饰装修工作中，均有注意安全的义务，但鲍云坤做为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生产条件、场所等，按雇主的指示和要求提供劳务，安全生产的主要注意义务在雇主。鲍云坤虽存在一定的过失，但程度轻微，不能减轻雇主阮星的赔偿责任。关于焦点四：事故发生后鲍云坤经120医生现场抢救，许良垫付了一些费用，但庭审中许良未提交证据证实垫付费用的情况，也未主张在本案中扣减，故该笔费用不纳入本案损失范围予以计算。对鲍孟祥、张艳芬主张的阮星、许良共支付的60000元是否全部作为丧葬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鲍云坤的丧葬费计算为48997元／年÷12月×6个月＝24498.50元，阮星、许良共支付的60000元扣除丧葬费以外，剩余费用应折抵其他应赔偿的费用。张艳芬主张的医疗费系其本人就医产生的费用，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中处理。停尸费已包含在丧葬费中，不予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是以受害者生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本案中，鲍孟祥、张艳芬尚未达到法定赡养年龄，也无证据证实二人已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对鲍孟祥、张艳芬主张的赡养费不予支持。本案的赔偿范围及数额依法核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141元计算，即6141元／年×20年＝122820元；2、丧葬费，参照2013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8997元，计算6个月，即48997元／年÷12月×6个月＝24498.50元；3、误工费，该笔费用系鲍云坤死亡后其家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的费用，酌情核定为3000元；4、精神抚慰金酌情核定为30000元，以上四项共计180318.50元，扣除阮星、许良已支付的6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120318.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由阮星、许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鲍孟祥、张艳芬因鲍云坤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80318.50元，扣除阮星、许良已支付的60000元，实际还应赔偿120318.50元；二、驳回鲍孟祥、张艳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阮星及许良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阮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鲍孟祥、张艳芬对其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其与鲍云坤之间不存在劳务及雇佣关系，二人是合伙承包房屋进行装修的关系，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能证明双方属于合伙关系，杨某某的证言能证实请杨某某做工是经过鲍云坤同意的，杨某某与其的陈述相互印证，并不是孤证。承包前鲍云坤还跟其一起去看过房屋，且工程款是二人平均分配。鲍孟祥、张艳芬所举证据不能证实双方系劳务关系。二、从公安机关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证明事故发生时鲍云坤戴着耳机，存在重大过失。其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一审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一、二审诉讼费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针对阮星的上诉，许良答辩认为原判认定阮星与鲍云坤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是正确的，同时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鲍孟祥、张艳芬对其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2、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本案中其装修的房屋仅用于自住，并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原审法院适用该条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二、鲍云坤存在重大过失。从公安机关拍摄的现场照片可看出鲍云坤在事故发生时戴着耳机，结合证人证言能证明鲍云坤边听音乐边工作，严重分散了注意力，才导致事故发生，依法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因鲍云坤存在重大过失，故原审判决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0元过高。三、原审判决由其承担案件受理费2000元没有依据。针对许良的上诉，阮星答辩认为原判针对许良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不同意许良的其他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鲍孟祥、张艳芬答辩要求驳回阮星、许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主要理由是：一、许良将其房屋的二、三楼室内粉白装修工程承包给阮星后，阮星雇请了鲍云坤和杨某某帮其一起装修。许良明知阮星无任何资质和证照，还将装修工程发包给阮星施工，且楼梯无护栏，存在安全隐患，阮星及许良均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及安全提示，具有过错。故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结果公正。二、一审中没有人说过鲍云坤与阮星是合伙关系，更未提过鲍云坤戴着耳机工作。一审庭审中，阮星与杨某某互相串通作伪证，反而是许某某能够证实其向许良推荐阮星、阮星到实地查看工程量以及协调工程价款等情况，许某某从未见过鲍云坤，因此，鲍云坤与阮星之间属雇佣关系。三、鲍云坤无任何过错。根据杨某某的证言，事发时鲍云坤是在三楼楼梯口施工，杨某某并没有看到鲍云坤戴着耳机边听音乐边工作。阮星仅依据公安机关拍摄的照片上有一条模糊的影子在鲍云坤身上，就认定鲍云坤边听音乐边工作依据不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许良位于澄江县龙街街道办事处万海社区居民委员会许士营107号的房屋为三层，在阮星、鲍云坤、杨某某粉墙之前，房屋内的楼梯未安装扶手。阮星从事房屋粉刷的时间约有两年，鲍云坤约有五年。关于杨某某在事发后针对阮星与鲍云坤之间关系的陈述，其在公安机关陈述听阮星说他和鲍云坤两个人是包了做；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到房东家的时候，鲍云坤还没有到，等鲍云坤来到，阮星把其带到鲍云坤面前问鲍云坤：“人就是这个了，给要？”鲍云坤说：“做嘛，现在小工的工钱都是100元一天。”其才帮他做的。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责任主体、比例如何确定？3、原审认定的精神抚慰金30000元是否合理？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本案中，阮星上诉认为原审认定其与鲍云坤属雇佣关系错误，主张其与鲍云坤系合伙关系，有杨某某的证言予以证实。经审查，杨某某在公安机关陈述“阮星与鲍云坤是包了做”是听阮星所说，一审中其陈述做工时阮星将其带到鲍云坤面前，征得鲍云坤同意后其才帮他做。因杨某某在事故发生之前与阮星就是朋友，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的前提下，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原审根据许良的妹妹许某某陈述其将阮星介绍给许良，粉墙的具体事项及费用是由阮星与许某某协商，从而认定阮星与鲍云坤属雇佣关系正确。阮星上诉主张双方属合伙关系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审查，阮星与许良之妹协商粉墙时对房屋内的楼梯未安装扶手的事实是清楚的，其作为雇主，在明知粉墙时需要从楼梯上下，未安装扶手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鲍云坤具有约五年的粉墙工作经验，其在存在安全隐患的现场粉墙，未注意自身安全，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房主许良虽是将房屋内二、三楼的粉墙包给阮星做，但由于房屋内的楼梯未安装扶手，其应当对阮星是否具有安全生产条件作必要的审查，因其审查不力，根据上述规定，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确定本案的责任比例为：阮星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许良、鲍云坤各自承担20%的民事责任。原审划分责任比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阮星、许良上诉不同意承担责任的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鲍云坤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摔伤导致死亡，给其父母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原判结合上述规定和本案实际，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并无不当。许良上诉认为原审认定的精神抚慰金过高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赔偿范围和确认的死亡赔偿金122820元、丧葬费24498.50元、家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000元，共150318.5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各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比例，阮星应赔偿的费用为90191元；许良应赔偿的费用为30064元；其余的由鲍云坤自行承担。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是针对受害者家属给予的精神抚慰，故该费用应由阮星、许良承担。结合本案实际，应由阮星承担20000元，许良承担10000元。阮星、许良上诉认为不应该承担诉讼费用的理由也不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澄江县人民法院（2015）澄民一初字第31号民事判决；二、由阮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鲍孟祥、张艳芬因鲍云坤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合计9019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还应支付80191元；三、由许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鲍孟祥、张艳芬因鲍云坤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合计300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还应支付10064元；四、驳回鲍孟祥、张艳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714元，减半交纳3857元，由鲍孟祥、张艳芬负担2530元，阮星负担995元，许良负担33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阮星负担2340元，许良负担780元，鲍孟祥、张艳芬负担7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黄延林代理审判员  王惠兰代理审判员  段 娟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吕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