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4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利，男，1967年10月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颖，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常浩，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学志，北京天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昭智，女，1951年6月2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乌宝生，男，1947年10月5日出生。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乌小彤，男，1968年3月29日出生。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北京市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万轲佳，男，1983年6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北京市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姌，女，1981年5月19日出生。上诉人杨国利、常浩因与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万轲佳、赵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425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利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颖，上诉人常浩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学志，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乌小彤、王峰，被上诉人万轲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林，被上诉人赵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与常浩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编号C518835《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我在此次购房中没有尽到慎重审查的义务与事实完全不符；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出售的价格远低于该房屋的市场价格没有任何的依据；3.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常浩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与杨国利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编号C518835《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我无权代理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出售涉案房屋，故《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属于事实查明不清；2.出售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赵昭智、乌宝生的真实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认定房屋出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与事实不符。赵昭智、乌宝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万轲佳辩称，不同意原审判决，同意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赵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赵昭智、乌宝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杨国利与常浩代赵昭智、乌宝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昭智、乌宝生系夫妻关系。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某某胡同9号院北房5间（房号1号、2号，建筑面积共计83.59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所有权原登记在赵昭智名下。2011年9月6日，赵昭智、乌宝生（借款人、抵押人）与万轲佳（贷款人、抵押权人）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赵昭智、乌宝生向万轲佳借款人民币22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1年9月6日至2011年10月5日。万轲佳于2011年9月6日向赵昭智、乌宝生提供本合同项下资金，利息按照同期央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赵昭智、乌宝生采用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偿还借款，还款卡号为×××，户主为万轲佳。同时，赵昭智、乌宝生以涉案房屋作为上述债务的担保。本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2011年9月6日至2011年10月5日。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原审误写作万柯佳，以下予以纠正）共同至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本合同项下的房产抵押权登记，在赵昭智、乌宝生按本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还款义务之日起15日内，共同至上述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产抵押权注销登记。如赵昭智、乌宝生未按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向万轲佳归还借款本金，每延期一天，赵昭智、乌宝生须向万轲佳支付其未还借款本金的5‰作为滞纳金。在本合同借款期限届满前5日内，如经万轲佳书面同意，赵昭智、乌宝生可将上述借款延期，具体情况双方另行约定；如万轲佳不同意延长借款期限，赵昭智、乌宝生必须于本合同借款期限届满后10日内完全归还万轲佳借款。同日，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强制执行公证。赵昭智、乌宝生确认对《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中规定的债务人之义务无异议，保证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妥善履行还款义务。如届时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到期还款义务，违反《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同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为赵昭智、乌宝生及万轲佳出具（2011）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269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自《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生效及当事人双方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本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当日，万轲佳将190万元汇入赵昭智的账户。赵昭智随即将该190万元转入赵姌的账户。但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未就涉案房屋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另查，2011年9月6日，赵昭智、乌宝生为常浩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赵昭智、乌宝生同意出售涉案房屋，并委托常浩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买卖交易手续，代为签订网签手续，代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到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办理此房产权转移、过户的有关事宜，代为办理与出售此房相关的税务手续，代为收取相关售房款及到银行办理提款手续等；赵昭智、乌宝生对常浩在上述委托范围内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和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委托期限为自2011年10月6日起至委托事宜办完为止。2011年9月7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2011）京方正内民证字第12711号《公证书》，对赵昭智、乌宝生出具《委托书》的行为进行了公证。又查，2011年11月17日，常浩以赵昭智代理人的身份与杨国利签订编号为C518835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赵昭智以22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杨国利；合同中未约定房屋交付时间。2011年11月18日，杨国利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2013年2月1日，杨国利与案外人吴某签订合同编号为CW223860、CW223862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两合同约定，杨国利将涉案房屋以21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吴某。后，吴某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经询，杨国利及常浩均表示，就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双方仅签订了一份《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就此，赵昭智、乌宝生称其所要求确认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即为该合同。庭审中，赵昭智、乌宝生称，二人实际系帮助赵姌向万轲佳借款。万轲佳仅实际支付借款190万元，另外30万元借款作为利息被万轲佳提前扣除，万轲佳没有实际支付该30万元。万轲佳对此则称，其另向赵昭智支付现金30万元，已将借款220万元全部付清。万轲佳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署名为赵昭智、内容为收到220万元的收条作为证据。赵昭智、乌宝生对收条上赵昭智的签名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万轲佳的主张。关于未办理涉案房屋抵押登记手续的原因，万轲佳称其曾于支付借款后的次日要求赵昭智、乌宝生去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赵昭智、乌宝生拒绝配合办理。赵昭智、乌宝生则称常浩曾打电话联系其二人，要求去房地产交易大厅签字，但未说明具体内容；因赵昭智、乌宝生并非真的出售涉案房屋，故未去办理。赵姌称，万轲佳确曾提出要求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经赵昭智、乌宝生、赵姌与万轲佳协商，万轲佳亦同意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关于赵昭智、乌宝生的还款情况，赵昭智、乌宝生称，赵姌在《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已陆续将借款还清。万轲佳对此不予认可，称赵昭智、乌宝生并未还款。赵昭智、乌宝生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赵姌的银行对账单作为证据。对账单显示，赵姌于2011年9月22日、2011年9月25日、2011年9月29日、2011年9月30日及2011年10月1日，分别向万轲佳汇款20万元、64万元、50万元、59.6万元、15万元、8万元及8万元，以上共计224.6万元。赵昭智、乌宝生称，其中220万元为偿还万轲佳的借款本金，另外4.6万元为借款利息。赵姌对赵昭智、乌宝生的主张及证据没有异议。万轲佳对赵昭智、乌宝生提供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其与赵姌之间存在很多经济往来，赵姌曾多次向其借款、还款，上述赵姌的汇款只是赵姌偿还的其他借款，并非赵姌代赵昭智、乌宝生还款。万轲佳为支持其主张，亦提供了银行对账单作为证据。万轲佳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显示，自2011年8月22日至2011年10月17日，万轲佳共计向赵姌汇款8653030元；自2011年9月6日至2011年11月30日，赵姌共计向万轲佳汇款9924630元。赵昭智、乌宝生对万轲佳提供的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万轲佳的证明目的，坚持主张赵姌已在2011年10月5日前将赵昭智、乌宝生对万轲佳的借款还清。赵姌则主张已将对万轲佳的借款全部还清。关于常浩所称为赵昭智、乌宝生向万轲佳借款进行担保一节，赵昭智、乌宝生及赵姌均不予认可。常浩称此为双方口头约定，但常浩就此未提供相应证据。关于常浩代理赵昭智与杨国利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一节，常浩称，因赵昭智、乌宝生未向万轲佳还款，而其为赵昭智、乌宝生还款进行担保，在万轲佳催促其还款的情况下，其按赵昭智、乌宝生的委托出售房屋，与杨国利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以22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杨国利。关于房价款220万元的确定问题，常浩称，在赵昭智、乌宝生承诺如未能还款，同意由常浩出售房屋，使用售房款还款时，常浩提出房屋售价问题，赵昭智、乌宝生提出房屋价格为220万元。因此，常浩让赵昭智于2011年9月6日在一份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上填写了房屋售价，并签字确认。同时，赵昭智还签署《自愿迁出承诺》，该承诺记载了涉案房屋出售的价格为220万元；涉案房屋的位置及房产证号。赵昭智、乌宝生对常浩出示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自愿迁出承诺》中赵昭智的签字以及协议价格“220万元”等内容为赵昭智所写没有异议，但称该合同系为达到借款目的，应万轲佳的要求，在公证处被欺骗的情况下所写，当时，万轲佳等人拿了一摞材料让赵昭智填写，而且没有乌宝生的签字，该合同缺少其他关键的内容，对赵昭智、乌宝生没有任何约束，不同意常浩的证明目的。对此，赵姌表示涉案房屋的价值远远超出220万元，万轲佳和常浩对此是知情的，赵昭智是在被误导签的字，当时公证员没在身旁，万轲佳和常浩对其说房屋价值高于借款数额，就写借款金额即可，如果赵姌不还钱，就把房子卖掉，折抵220万元的借款，剩余的卖房款还给赵昭智。杨国利及万轲佳和常浩对赵昭智及赵姌的说法不予认可，认为赵昭智是在公证处所填写的合同数额，赵昭智、乌宝生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均是赵昭智、乌宝生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杨国利支付购房款的情况，杨国利称其于2011年11月5日以现金方式支付常浩购房首付款25万元，于2012年9月1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分别支付常浩购房款180万元、15万元。杨国利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招商银行个人转账汇款业务受理回单》、《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签单）》及常浩的收条作为证据。赵昭智、乌宝生对杨国利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同意杨国利的证明目的，同时表示自己从未收到过购房款。常浩对杨国利的主张及证据均无异议。杨国利及常浩另称，《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虽未约定支付购房款及交付房屋的时间，但双方口头约定先支付首付款，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后支付全款；因杨国利未能入住涉案房屋，故未及时支付剩余购房款；后常浩称杨国利支付完购房款后，可以起诉赵昭智、乌宝生腾退涉案房屋，杨国利无奈才在2012年9月支付剩余购房款。关于常浩所称已代赵昭智、乌宝生还清了对万轲佳的借款一节，常浩称其于2011年10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万轲佳40万元，于2012年6月14日支付万轲佳现金12.5万元，于2012年9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万轲佳80万元，于2012年11月22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万轲佳60万元，于2013年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万轲佳30万元，以上共计222.5万元；其中220万元是偿还的借款本金，2.5万元为借款利息。常浩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万轲佳的收条等证据。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对常浩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常浩另称，因常浩为赵昭智、乌宝生的借款作了担保，在万轲佳催款的情况下，常浩自行垫付了还款资金。就杨国利是否知晓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常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杨国利与常浩、万轲佳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节，杨国利明确表示不知道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杨国利及常浩、万轲佳亦否认三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赵昭智、乌宝生则称，根据常浩与杨国利签署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中，常浩及杨国利所填写的联系方式均为135XXXX****，而该电话号码系常浩所使用，由此可见，杨国利应当与常浩、万轲佳二人相识且知晓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常浩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就此，杨国利及常浩则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系由常浩所填写，故二人的联系方式均由常浩填写为135XXXX****，该号码为常浩所用；并且，在杨国利同日自行填写的《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中，杨国利所填写的联系电话为136XX****XX。庭审中，赵昭智、乌宝生表示常浩及万轲佳均系北京中融易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职员，二人系同事关系，共同为赵昭智、乌宝生设下骗局，并提供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予以佐证。对此，常浩及万轲佳不予认可。庭审中，法院就杨国利在购买涉案房屋时是否对该房屋进行勘查询问双方当事人。杨国利表示其在购买该房屋前曾对涉案房屋进行过查看，并对该房屋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对此，赵昭智、乌宝生表示杨国利并未去过涉案房屋，杨国利的描述多与事实不符，并称常浩、万轲佳在签订借款合同前曾经去过涉案房屋，杨国利对该房屋的描述应是从常浩及万轲佳处得知的。万轲佳表示确实曾经去过涉案房屋。诉讼中，赵昭智、乌宝生申请对涉案房屋在2011年11月17日的价值时点进行评估。法院委托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2015年8月24日，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涉案房屋当时的市场价格为7686145万元；单价为63115元。对此，杨国利及常浩及万轲佳均不予认可，认为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将涉案房屋的房、地一并评估（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杨国利，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为赵昭智），而非就涉案房屋单独进行评估，是不科学、不客观、不公正的。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杨国利及常浩及万轲佳的异议进行了书面答复，鉴定人张治超亦出庭对评估依据进行了解答。赵昭智、乌宝生及赵姌对评估结果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赵昭智系涉案房屋的原产权人，2011年9月6日，赵昭智、乌宝生为侄女赵姌筹措资金与万轲佳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赵昭智、乌宝生向万轲佳借款人民币22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同时，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强制执行公证，保证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妥善履行还款义务。当日，赵昭智、乌宝生还为常浩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赵昭智、乌宝生同意出售涉案房屋，并委托常浩代为办理涉案房屋的买卖交易手续。上述协议签订后，万轲佳将借款给付赵昭智。2011年11月17日，常浩以赵昭智代理人的身份与杨国利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赵昭智以220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杨国利。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就赵昭智、乌宝生是否向当事人万轲佳偿还借款一节产生分歧。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佐证，可以认定赵昭智、乌宝生或赵姌未向万轲佳偿还该笔借款。在此情况下，常浩以赵昭智委托代理人及其自称的借款担保人的身份将涉案房屋卖予杨国利。应当指出，常浩自称为赵昭智、乌宝生借款的担保人，赵昭智、乌宝生对此不予认定，常浩亦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对常浩的此项陈述不予认可。赵昭智、乌宝生与万轲佳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双方自愿向公证处申请办理《借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强制执行公证。此后，双方亦办理了相关公证。但万轲佳在赵昭智、乌宝生未还款的情况下，未申请强制执行，常浩遂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将涉案房屋出售给杨国利，且价格为220万元，该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成交价格。庭审中，双方虽就220万元的价格是否为赵昭智真实意思表示（《房屋买卖合同》及《自愿迁出承诺》中赵昭智的签字以及协议价格“220万元”等内容）各执己见，但常浩作为赵昭智、乌宝生的委托代理人，其在此次交易过程中未对赵昭智、乌宝生的合法权益予以相应保护、提示。同时，杨国利作为涉案房屋的购买人，其购买该房屋的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交易价格，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杨国利在此次购买行为中是否采取了审慎的注意义务，且根据杨国利的陈述亦无法认定其在购买前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查看。综合上述因素，可以认定杨国利与常浩之间在购买涉案房屋过程中存在串通行为。该二人的串通行为损害了赵昭智、乌宝生的合法利益，常浩无权代理赵昭智、乌宝生出卖涉案房屋，故常浩代赵昭智与杨国利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现赵昭智、乌宝生起诉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基于此，关于杨国利的辩解及常浩与万轲佳的陈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11月21日判决:确认常浩代赵昭智与杨国利于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签订编号为C518835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关于赵昭智在空白的《房屋买卖合同》和《自愿迁出承诺》上填写的房屋售价“220万元”的形成原因，常浩一审称此售价为赵昭智提出的，二审称此售价为万轲佳、常浩与赵昭智、赵姌协商得出，赵昭智一二审均称此价格为万轲佳、常浩提出并要求其填写的。关于常浩是否向赵昭智、乌宝生确认过其是否确未还款，以及是否通知赵昭智、乌宝生其代理卖房情况，常浩均称其电话通知过，赵昭智、乌宝生予以否认，常浩未就其通知情况提供通话记录等证据。关于杨国利购房目的及是否要求过腾房，杨国利陈述其购房用于自住，去过涉案房屋要求腾房，但没有提交证据，亦没有提起诉讼，赵昭智、乌宝生否认杨国利曾到过涉案房屋。关于常浩与杨国利的关系，一审中常浩、杨国利曾陈述以前不认识，杨国利之前就有买房想法，是通过朋友介绍才交易涉案房屋，二审中常浩和杨国利均陈述称因二人之前即相熟，相互信任，故编号为C518835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仅约定了房屋交易价格，未约定付款时间、交房时间、过户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且常浩仅收到首付款就将涉案房屋过户给杨国利。又查，《自愿迁出承诺》上载明“借款人于2011年9月6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佰贰拾万元整，（小写）：220万元整。借款人用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某某胡同9号的房产为上述借款合同（借条）提供抵押担保。”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常浩以代理人的身份与杨国利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赵昭智、乌宝生利益的情节。首先，关于代理人常浩方面。常浩自认其经赵昭智、乌宝生之授权，作为代理人与杨国利签订涉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则其有义务在交易中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以被代理人的利益为代理行为。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常浩不仅未尽到上述勤勉注意义务，反有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发生。第一，2011年9月6日《委托书》上载明的赵昭智、乌宝生对常浩的授权事项中并未对房屋具体售价进行授权。常浩主张赵昭智在空白《房屋买卖合同》及《自愿迁出承诺》上填写了“220万元”金额，经查，《房屋买卖合同》上未填写交易相对方、合同标的坐落、付款方式等合同基本要件，《自愿迁出承诺》上填写的“220万元”为借款金额，并非房屋出售金额，故上述二文件不能作为赵昭智对涉案房屋处分价格的意思表示。在此情况下，常浩未在出卖房屋时与赵昭智、乌宝生核实价格，亦无证据证明其通知或提示了被代理人，即将涉案房屋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与杨国利，不仅未尽到代理人勤勉、忠诚履行职责的义务，亦明显侵害了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常浩在仅收取杨国利25万，剩余195万款项尚未收取时就把涉案房屋过户到杨国利名下，且未在合同中约定房款支付时间及违约责任，此举显与一般交易习惯不符。常浩与杨国利于二审中改称双方之前相熟，并以相互信任作为解释，此主张与其一审陈述明显矛盾，且即使该主张成立，亦将被代理人利益陷于高度风险之中，不仅存在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可能，亦有串通之虞。第三，常浩陈述其代理卖房的原因是为了偿还赵昭智、乌宝生向万轲佳的借款，但在收取杨国利房款之后，既未将款项转给赵昭智、乌宝生，也未及时将款项偿还给万轲佳，此举与其陈述自相矛盾。综上，应当认定常浩在以代理人身份与杨国利签订涉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过程中存在恶意。其次，关于买受人杨国利方面。杨国利作为买受人，在购买房屋这样的大宗财产时，应负有较之一般交易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国利陈述购买涉案房屋用于自住，但其未在合同中对房屋交付时间和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取得房屋产权并支付全部价款后曾要求过腾房，此一行为将自身置于不能得房的高度风险之中，与正常交易习惯和其购房目的不符。更为重要的是，杨国利自认其于购买涉案房屋前就已有购房意向，作为居住生活于本市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于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应有基本了解和认知。而在涉案房屋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没有证据证明杨国利曾对涉案房屋进行过查看，其也自认未询问过房主委托常浩卖房的原因，即径行与常浩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如前所述，杨国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其进行的买卖行为，可能存在涉及他人合法权利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杨国利在未予进一步审查的情况下，仍坚持与常浩进行交易，足见其对于此损害事实的发生，在主观上即使不属于积极追求，亦属明知而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态度，应认定其存在主观恶意。从一般常理理解，如房屋交易过程中出现本案所查明上述情节的某一点，尚可解释为个案的特殊性。但诸如本案一并出现在同一交易过程中，则难以偶然性自圆其说。加之，杨国利与常浩就是否相识之陈述前后矛盾，相差甚大，故一审判决认定杨国利与常浩之间存在串通，损害赵昭智、乌宝生合法利益的行为，并据此认定常浩代赵昭智与杨国利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杨国利、常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800元，由杨国利负担24400元（已交纳），由常浩负担244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梦峰审 判 员  张振越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