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2民终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林，男，1951年10月14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丹，女，1985年7月7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君，女，1954年2月6日生，汉族，住靖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湘君，女，1955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书照、陆卫进，江苏江豪（靖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晓东，女，1961年8月1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玲媛，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南林，男，1961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原审第三人：史亚秋，女，1937年5月25日生，汉族，住靖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玲媛，江苏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因与被上诉人赵晓东、王南林、原审第三人史亚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靖江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2民初4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赵晓东与刘维荣于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遗漏“经审理查明”的内容，判决理由存疑，推理错误，采用模棱两可的词语，一味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和说明；一审法院未进一步向中间人范芬、经办人史亚秋及赵晓东本人了解情况，也未采纳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未在规定时间内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上诉人；一审判决后发现的新证据能够证明房地产买卖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被上诉人赵晓东、原审第三人史亚秋答辩称，房地产买卖契约是真实的，一审未采纳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也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南林答辩称，赵晓东、史亚秋提供的证据是伪造的，刘维荣及王南林签名的真伪都可以鉴定，也可以找范芬核实情况。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赵晓东与“刘维荣”于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事实和理由：刘维荣（曾用名刘维镛，2005年10月23日去世）与妻王惠仙（2014年6月7日去世）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王林，长女王丽君，次女王湘君，次子王西林（2011年11月死亡，原告王晓丹之父），三子王南林（即被告王南林）。1982年2月，靖江县房地产公司将原告户原向阳路18号（现迎宾东路51号）坐西朝东五间房屋（四大一小）退还原告户。2016年6月15日，原告从靖江市规划局公布的规划方案征求意见公示栏获悉，原告户的上述五间房屋即将面临拆迁，但拆迁部门告知原告，原告户只能对其中的三间（二大一小）进行安置补偿，其余两间是史亚秋的（由赵晓东转让给史亚秋），原告方才得知南首两间已被转让。原告经至房产管理部门及王南林处调查得知，早在1993年4月20日，被告赵晓东与被告王南林恶意串通，在原告父亲刘维荣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靖江县房地产交易所监证下，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编号：（93）房买卖契字018号]，约定将上述房屋中南首两间以8000元的价格，以刘维荣作为卖方出售给作为买方的被告赵晓东，王南林收取了赵晓东购房款8000元。但该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不是刘维荣本人所签（刘维荣真名刘维镛），印章也不是刘维荣的印章，“刘维荣”的签名是他人冒名签的字，但原告不知道何人冒签。原告父母生前未转让上述房产，不知道两被告间的转让行为，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权利。原告提供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载明刘维镛户成员情况）、靖江市靖城街道东兴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说明（证明刘维镛、王惠仙死亡情况）、靖江市靖城街道东兴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刘维荣曾用名刘维镛）、靖江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王西林户口注销、王西林户常住人口登记表（载明王西林为户主，王晓丹为其女）、刘维镛、王惠仙身份证复印件、靖江县房地产公司于1982年2月8日向刘维荣户下发的产权通知书（靖房字82第37号，证明五间房屋于当日归原告户所有）、刘维荣、王惠仙于1982年所立《立房产产权书》两份（证明刘维荣签名与房地产契约不一致）、刘维镛生前使用印章印模（证明与房地产买卖契约不一致）、“刘维荣”与赵晓东于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王南林于1993年2月15日向赵晓东出具的收到购房款5000元的收条、靖江市建设委员会于2001年8月21日出具的刘维荣户修理房屋的罚没款专用凭证、靖江市房地产管理处于2002年出具的收取刘维荣户房屋登记费、测绘费的收费收据、靖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王丽君开具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五间房屋现状照片、靖江市规划局方案征求意见栏照片。被告王南林辩称：原告所述我与他们的关系是事实。被告赵晓东是第三人史亚秋的女儿。在1991年，我家邻居范芬，也是被告的亲戚，一起到我家去（我父母与我住在一起），说看到我家返还的四间半房屋一直空置，就想购买，但我父母不同意。以后每年史亚秋都要到我家提买房的事情。1992年底，××要在上海医院开刀，就与史亚秋商量，向其借钱，当时史亚秋借给我5000元，我出具了借条。春节后，因儿子要在开刀后进行化疗，又向史亚秋借了15000元。1993年3、4月份，史亚秋向我提出我借了这么多钱，要么还钱，要么出证明证明房子卖给她，当时我没有钱，就伪造了我父亲的委托书，授权我处理房屋。我将委托书给了史亚秋后，就没有管这事。1996年，史亚秋将房屋的过户手续（包括两间房屋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及产权证给我，有两间半在我父亲名下，我内心知道有两间在史亚秋名下，我没有将产权证给父母，也没有让原告知道。1998年冬天一场大雪后，房屋倒掉，但一直没有修，直到2001年修好后，才将两间给了史亚秋，之前一直没有交给史亚秋，也没有人用。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租给史亚秋的，父母和原告都不知道我将两间房卖给了史亚秋。我没有到房产公司签过任何字，只是给了史亚秋一份委托书，其它都是史亚秋去办的。今年房屋拆迁，原告见到拆迁公示后，问到我房屋的情况，我才将情况告诉原告。我向史亚秋借钱是事实，将两间房屋卖给史亚秋也是事实，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有效我不懂，由法院依法判决。原告提供的证据除遗嘱外，都是我提供给原告的，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赵晓东辩称：第三人史亚秋是我的母亲。讼争房屋的买卖洽谈是史亚秋经办，范芬中介介绍的。1993年4月20日，我在房屋买卖契约上签名时，刘维镛及史亚秋、范芬都在场，房产公司也有工作人员在场监证，房屋买卖是双方真实的意思，不可能有所谓我与王南林恶意串通，不是本人签名、冒名顶替等情形。契约签订时，房屋不太好，有倒的迹象，也没有人用。两年后，该房屋交给了我，也领取了房产证。我在1998年又过户给了史亚秋。2001年房屋倒塌后，我出资与王南林一起对房屋进行了翻建，并不是王南林出资翻建的。在房屋拆迁前，刘维荣及原告从未向我和史亚秋提出任何异议和权利主张，故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合法有效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而原告现在才起诉要求确认契约无效，超过了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且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房地产买卖契约不是刘维荣签订的，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赵晓东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刘维荣、王南林作为立契人、范芬作为中间人于1992年9月29日所立契约（内容为刘维荣将讼争房屋以23000元价格出售给赵晓东，赵晓东陈述该契约是当天史亚秋与范芬到刘维荣家，王南林拿出事先写好的契约，刘维荣、王南林、范芬当大家的面签名，三人的签名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的签名相吻合）、王南林于1993年2月23日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赵晓东购房款23000元），以证明刘维荣将房屋出售给自己，并收取了房款的事实。第三人史亚秋称：赵晓东所述是事实。1993年4月20日，刘维荣、王南林和我先到房产公司，并在契约上签字，赵晓东是后来到了签字的，赵晓东签字后就先走了。签字时房产公司的人都核对了双方的身份，在原告提供的住建局信访回复上亦说明了房产公司尽到了合理的审核义务。契约共三份，房产公司、刘维荣和我各一份，我保管的一份找不到了。针对被告辩称及第三人陈述，原告补充陈述：诉讼时效适用的是债权请求权，而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赵晓东提供的契约不真实。被告王南林补充陈述：我向史亚秋借钱，愿意将房屋卖给史亚秋，但史亚秋利用假的手续办理房屋产权证，请求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被告赵晓东提供的契约是假的，收条是我打的。一审法院对被告赵晓东依据与刘维荣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取得讼争房屋后又过户给第三人史亚秋的事实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不是请求保护民事权利，故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无效。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订立房地产买卖契约，损害刘维荣房屋所有权为由，作为刘维荣的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请求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主体适格。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理由如下：1、虽然原告提供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与其提供的《立房产产权书》上“刘维荣”签名不吻合，印章与原告提供的“刘维镛”印章也不吻合，但原告提供的《立房产产权书》、印模系其自行保管且不为被告赵晓东所知，又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由此证明房地产买卖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印章不是刘维荣所为；2、被告赵晓东与刘维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时，当时的靖江市房地产交易所作为政府部门管理房地产交易的机构，有理由相信其对买卖双方的身份及房屋状况进行了严格审查。史亚秋和被告赵晓东为了交易安全，亦不太可能允许他人假冒刘维荣签名、盖章，故原告称有他人冒名刘维荣签订契约可信度不大；3、据被告王南林所述，赵晓东在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前，其母亲史亚秋在中间人范芬的介绍下，曾向刘维荣提出购买房屋。王南林向史亚秋借钱后，王南林持刘维荣的授权王南林卖房委托书交给史亚秋，王南林作为与刘维荣同住的儿子，赵晓东和史亚秋作为购房者有理由相信刘维荣是同意王南林作为其代表出售房屋并收取房款的，即使王南林有侵占刘维荣房产的恶意，赵晓东或史亚秋亦没有与王南林串通的恶意，因为赵晓东向刘维荣的受委托人王南林支付了该房屋当时的市价，也没有损害刘维荣利益。4、被告赵晓东提供的有刘维荣、王南林、范芬签名的契约上的签名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三人的签名极为相似，且内容与房地产买卖契约及王南林出具的收条吻合，虽然原告及王南林否认，但可以与其他证据及双方陈述相印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赵晓东与刘维荣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时，与王南林恶意串通，同时损害刘维荣的利益。原告要求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要求确认被告赵晓东与刘维荣于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由原告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提交靖江市公证处公证的析产协议书及赠与书各一份，申请以上述材料中“刘维荣”的签名为检材对1993年4月20日房地产买卖契约上“刘维荣”签名的真伪进行鉴定，以证明该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被上诉人赵晓东、史亚秋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样本不符合鉴定标准的最低要求，故不同意上诉人的鉴定请求。被上诉人王南林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真实的。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二审期间提供的2002年9月24日的赠与书的主要内容为：“赠与人（刘维荣、王惠仙）现在靖江市靖城镇迎宾东路50、51号有祖遗砖木结构七架梁平房两间（建筑面积51.4平方米）以及小屋一间（建筑面积8.5平方米），详见靖房（城）字第6683号房屋所有权证。现我俩自愿将以上房屋无偿赠给三子王南林所有。且决无反悔。”被上诉人王南林陈述，靖房（城）字第6683号房屋所有权证即是讼争的两间房屋出卖后剩余三间房屋重新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证。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赵晓东、刘维荣于1993年4月20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认为契约上“刘维荣”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在一审期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一主张；二审期间上诉人虽然提交了鉴定样本并提出鉴定申请，但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上有靖江市房地产交易所作为监证机关盖章，该交易所作为国家管理房地产交易的机构，在契约签订时应当对买卖双方的身份及房屋状况进行了严格审查，且上诉人提交的2002年9月24日赠与书的内容表明刘维荣知晓卖房事宜，刘维荣如认为出卖案涉房屋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自1993年签订契约至2005年去世其一直未对契约提出异议或对出卖房屋主张权利，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应认定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符合刘维荣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契约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上诉人的鉴定申请依法应不予采纳。此外，一审亦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林、王晓丹、王丽君、王湘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军强审 判 员  顾连凤代理审判员  田 扬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