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湘01行终10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669号。法定代表人文丽霞，局长。委托代理人芈振华，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邓昌学，系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路18号。法定代表人贺安杰，厅长。委托代理人朱燕，系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人员。第三人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路327号。法定代表人刘玖林，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蒋建业，系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职工。委托代理人周小寒，系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职工。李红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行政复议、第三人湖南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一案，李红因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2行初29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李红与杨海斌系夫妻关系。2010年6月，杨海斌入职凯达公司，工作岗位为销售员，但不负责湖南省内的市场销售。2011年12月9日，杨海斌向凯达公司总经理蒋建业提交《出差申请》，经凯达公司同意后，杨海斌从公司财务总监钟霞处借支6000元差旅费。2011年12月10日，杨海斌从同事周正军处借到车牌号为湘A1JQ**轿车，该车辆行驶证信息显示，凯达公司为湘A1JQ**轿车所有人。当天下午2时49分左右，杨海斌驾驶湘A1JQ**轿车在前往浏阳市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后被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12月30日，浏阳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海斌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2012年4月25日，市人社局受理李红的工伤认定申请。2012年7月31日，市人社局作出长人社工伤认字[2012]022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15年5月25日，市人社局作出《关于撤销杨海斌认定工伤决定的通知书》。2015年5月27日，市人社局作出长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5）5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杨海斌外出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李红不服诉至法院。2015年10月13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芙行初字第28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长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5）51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李红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市人社局提起上诉，2016年2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长中行终字第009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市人社局的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4月22日，市人社局对蒋建业、钟霞、吴鑫、文亚制作了《工伤事故调查笔录》，蒋建业、吴鑫、文亚均陈述“2011年12月10日，未安排杨海斌到浏阳出差。”同日，凯达公司出具《关于杨海斌身亡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2年8月，公司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2年9月24日公司再次与杨海斌家属签订协议，才开始协助杨海斌家属及律师办理工伤待遇申报的各项手续。2012年11月8日，公司派人带公章前往社保局办理，并在二楼大厅，在胡律师提供的《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两份表格上加盖公章。”2016年4月25日，市人社局作出长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6）51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杨海斌外出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以认定或视同工伤。李红不服，向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6月28日，省人社厅作出湘人社复受字（2016）第61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同日，省人社厅向市人社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通知凯达公司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2016年8月26日，省人社厅作出湘人社复决字[2016]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长人社工伤不予认字（2016）51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当事人。李红不服，诉至法院。另查明，2012年9月24日，凯达公司与李红签订《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鉴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2年7月31日已认定杨海斌为工伤，甲方（甲方指代凯达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全力配合乙方（乙方指代李红和杨永德）在社会保障部门快速办理工伤赔偿事宜……”。杨文婷于2012年5月入职凯达公司，加盖凯达公司公章的《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上手工填写的日期均为倒签日期。该报告表和申请表上对事故情况的描述均为“2011年12月10日星期六下午3时左右，杨海斌在上班时间驾驶公司的车辆外出浏阳取资料，途径G319线1120km+200m路段时，与一辆货车相撞，当即送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1年12月10日，杨海斌驾车前往浏阳市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天，杨海斌的妻子、子女及岳父母均在浏阳市。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市人社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对本辖区内单位职工进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杨海斌于2011年12月10日驾车外出前往浏阳市这一事实行为的性质认定。市人社局和凯达公司认为，杨海斌此次外出前往浏阳市既不是受公司指派的外出行为，也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的外出行为，而是去浏阳市看望家人的私人行为。李红认为，杨海斌此次去浏阳市系受公司指派，外出到浏阳市取资料，属于因工外出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本案中，市人社局提供的对蒋建业、吴鑫、文亚所作《工伤事故调查笔录》，凯达公司与李红于2012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凯达公司作出的《关于杨海斌身亡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凯达公司在《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上加盖公章系为了配合杨海斌家属快速理赔，该证据链能够否定《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上所描述的杨海斌在上班时间驾驶公司的车辆取资料的情况。结合一审查明杨海斌不负责湖南省内市场销售及当天杨海斌的妻子、子女及岳父母均在浏阳市的事实，对市人社局的辩称意见予以采纳。关于李红认为杨海斌系因凯达公司安排外出浏阳市出差取资料的诉称意见，因杨海斌的直接主管人员蒋建业、吴鑫、文亚均当庭否认指派杨海斌去浏阳市取资料，在《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对事故的描述内容已被其他证据否定的情形下，李红提供的史剑英出具的《关于杨海斌事故前后陈述》已成孤证，在无其他证据材料佐证的情形下，对李红的诉称意见不予采纳。依据认定的事实，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省人社厅具有对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省人社厅在受理李红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市人社局作出的长人社工伤认字（2016）510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省人社厅作出的湘人社复决字[2016]第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李红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红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李红上诉称：1、本案事实和法律问题均存在重大分歧，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2、本案事实是杨海斌在上班时间，受公司派遣去浏阳取资料，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5款的规定。3、凯达公司对该事实是认可的，并且出具了加盖公章的申报表，后续行为都是因为未按时给杨海斌买工伤保险，害怕承担责任而抵赖。4、凯达公司杨文婷的劳动合同与社保缴纳记录与本案完全无关，而原审却作为证据，认可工伤是凯达公司的行为，不是杨文婷个人的行为。5、本案在人社局几乎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与原来案件完全相反的判决。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作出杨海斌属于工伤的认定。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称：杨海斌的工作区域不包括浏阳，去浏阳未受公司指派；其所驾车辆虽属公司财产，但系私下借车；事发时间并非工作时间。证据显示杨海斌出差前已经做好相关准备，客户资料已经上报领导，完全可以重新赶印，宣传品和样品可以去公司取。上诉人的主张没有证据佐证。即使单位出具证明是工伤，人社部门也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非以单位证明为依据。人社局首次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未经审批，相关问题将按内部程序处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被上诉人省人社厅答辩称：实体部分的答辩意见和市人社局一致。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第三人凯达公司陈述称：1、杨海斌事发当日去浏阳是非职责需要、非上班时间、非领导指派的个人行为。杨海斌负责华东市场，常住长沙市天心区，职责范围内不需要去浏阳办事。出差准备工作在上班时均已准备完毕，资料在办公室备有，无需去浏阳取。上诉人李红的笔录自相矛盾，证人史剑英事发时已从公司离职，且于2012年3月与李红共同成立公司，与其具有利害关系。事发当日下午是下班时间。车辆是杨海斌私下借得。公司总经理、销售部经理、销售组长均未安排杨海斌出差浏阳。2、凯达公司加盖公章、日期为2012年4月的《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参保版），系凯达公司在收到人社局2012年7月31日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2年9月24日与李红签订协议书后，由李红的律师胡骅按照《认定工伤决定书》起草，应人社局要求按参保单位赔偿申请流程，为配合李红申请工伤待遇于2013年1月21日提交的，表格上的时间是倒签的，内容不是实际情况的体现。3、人社局2012年7月31日下达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在没有用人单位参与调查、也没有调查知情人的情况下做出的。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一审中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十八《出差申请》与史剑英在其《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凯达公司销售员出差报告程序相互印证，可以证明杨海斌在《出差申请》中按照销售员出差报告程序附有当次出差拟拜访客户的名单及联系方式；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三十二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杨海斌事故信息由工作人员袁婷于2013年1月21日录入，与证据二十一即凯达公司与李红2012年9月24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胡骅在其《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凯达公司向其告知公司已向人社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时间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凯达公司加盖公章的《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上手工填写的日期2012年4月25日均为倒签日期，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海斌2011年12月10日驾车前往浏阳发生交通事故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发生交通事故”。首先，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杨海斌首次工伤认定申请系李红于2012年4月25日向市人社局提出，后市人社局于2012年7月31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凯达公司与李红于2012年9月24日签订《协议书》，内容为鉴于市人社局已认定工伤，凯达公司同意配合李红快速办理工伤赔偿事宜等，结合凯达公司加盖公章的《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落款日期是倒签日期的事实，可以证明《长沙市工伤事故报告表》和《长沙市工伤认定申请表》系凯达公司在市人社局已经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情况下，为配合办理工伤保险事宜而加盖公章，因此两表格中关于杨海斌上班时间驾车去浏阳取资料的内容真实性存疑，不能证明相关事实。其次，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杨海斌驾车前往浏阳系受公司指派，亦没有证据证明杨海斌有驾车前往浏阳取资料的必要，上诉人李红认为杨海斌驾车去浏阳是为了取遗忘在浏阳岳父母家的出差所需资料，并在一审中提交了该资料即客户通讯录，而杨海斌在《出差申请》中已经附有当次出差拟拜访客户的名单及联系方式，故上诉人李红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杨海斌2011年12月10日驾车前往浏阳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发生交通事故”，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是否与前案矛盾的问题，本院认为，在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5）芙行初字第281号行政判决与本院（2015）长中行终字第00927号行政判决以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市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后，市人社局根据再次调查搜集的证据与查明的事实，认定杨海斌事故当天驾车去浏阳并非因工外出，并据此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与前案矛盾，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前向当事人进行了告知和释明，并经当事人书面同意，上诉人李红认为原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李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永审 判 员  柳明代理审判员  黄姝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刘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