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宁民终字第31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东平，男，1960年3月6日生。委托代理人王苏闽，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民，男，1927年12月12日生。委托代理人华冰，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兆静，江苏汇丰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天路，女，1970年2月1日生，回族，江苏招标代理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王苏闽，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东平因与被上诉人王国民、原审被告张天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3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民原审诉称，1965年左右，其所在单位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分配给其位于本市鼓楼区某地193号2-203室住房一处，2007年该房拆迁。徐东平为骗得其房屋拆迁补偿款，将自己的住房卖掉，欺骗其说自己无房，要求其将房屋承租人变更为徐东平名字，所得拆迁补偿款给徐东平买房。基于徐东平表示收到赠与拆迁款后会积极赡养其等承诺，其与徐东平签订协议，同意在办理拆迁手续前将该房的承租人变更为徐东平，并赠与徐东平该房的拆迁补偿款。2007年4月30日，其与徐东平到南京建工集团公司物业部办理了上述房屋的承租人变更手续，之后徐东平如愿取得本属于其的拆迁补偿款419400元。但是徐东平之后未对其履行任何赡养义务，反而多次向其借款且不予偿还。其每月仅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不足以支付生活医疗费用开支，而徐东平家庭生活优越，却对其不闻不问，不支付赡养费，其生病住院也从未照顾过。其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之规定起诉请求撤销对徐东平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赠与、判令徐东平返还其419400元。王国民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协议书、徐东平书写的三张便条、借条、手机短信息记录、诉讼费票据、周福荣、章文华、花祥禄、陈燕、魏喜清出具的证言并申请证人邓某、王某、席某出庭作证。证人邓某（女，汉族，1968年11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86号6单元602室）出庭陈述：我来证明徐东平对他的爸爸妈妈不孝顺。2013年11月份至今年8月份，徐东平的母亲住在我在江宁区的家里，她年龄大，需要每周做透析，每次都是我接我送，徐东平没有接送过一次。徐东平到我家去过两次，都是搭顺风车来，第一次是去看居住条件，第二次是因为他妈妈不愿意去做透析，我打电话给他来的。有一次徐东平的母亲做透析，徐东平和他大姐是轮流去看望她妈妈，徐东平一般是去看看就走了。平常逢年过节也不来看他母亲，来了也不买东西。几年过年他妈妈都是在我家过年，徐东平也没来。有一次徐东平的母亲骨折了，徐东平也没有来看她，还有一次他母亲拉肚子他也没来，他妈妈中风了也没来。徐东平曾因为他父亲起诉他而称他父亲为老畜牲。证人王某（男，汉族，1971年5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鼓楼区大桥南路10号某幢302室）出庭陈述：我和王国民是邻居，都住在一幢楼的三层，认识相近十年了。大概在2012年左右，我看见王国民和他儿子徐东平在吵架，不知道吵架的具体原因，两个人想要动手了，我们把他们拉开了。证人席某（女，汉族，1961年6月23日生，身份证号码××，住南京市鼓楼区三步两桥17号三单元105室）出庭陈述：我是徐东平母亲的朋友。我想证明徐东平对他父亲语气上是不尊重的。那天我在车上听见徐东平和小邓（邓某）谈话时徐东平称其父亲为老畜牲。我后来插话对徐东平进行劝说，让他跟父亲认错，但徐东平说：“父亲老年痴呆，如果他把我家搞得家破人亡，他也不得好死”。徐东平、张天路原审辩称，其与王国民签订的并非是赠与协议，而是房屋拆迁补偿款分配协议。本市某地193号2-203室房屋系单位所分配，王国民与王国民妻子都是该单位的职工，一家人都居住在里面，所有人都有居住权，但王国民却一直没有居住此处。后来王国民与妻子离婚，单位又给王国民分配了另外的住房，说明王国民并不是该房屋的实际居住人。该房拆迁时，承租人已改为徐东平的名字，拆迁前几年及拆迁时，其一直是实际居住人。该笔拆迁补偿款并非王国民赠与，而且本来就不属于王国民所有。由于原承租证是王国民的名字，经过双方协商，该房屋拆迁款的10%归王国民所有，其他归徐东平所有，之后双方也按此协议履行，拆迁时徐东平母亲以及两个姐姐都对分配协议表示认可。其因为生活困难，曾向王国民借款3万元，当时也写了借条，王国民还要求徐东平写了一个说明，但实际并非如此。其并没有虐待打骂原告，双方之间到现在还有联系。徐东平虽然是一名画家，但收入并不高，家里的开支都依靠张天路，其每月还要给母亲赡养费800元，所以在经济上没有给予王国民支持。徐东平、张天路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原审法院申请要求调取房屋的拆迁补偿资料及拆迁时家庭成员协议。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市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房屋系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国民所在单位南京第三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分配给王国民居住，王国民为该房屋承租人。王国民与妻子、两个女儿及徐东平一起居住，后两个女儿结婚后另居，徐东平结婚后也购房另行居住。王国民与妻子离婚后再婚，并在他处居住。2006年8月19日，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一份“承诺”，载明：为了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尽到儿子的孝心，待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房子拆迁补偿费拿到后将其中百分之十留给徐东平亲父王国民作为晚年养老金的补充费专用。特此保证房子拆迁补偿费拿到后即刻将这笔费用交给徐东平父亲王国民。2007年4月15日，王国民与徐东平签订一份“父子书面协议书”，文载：父亲王国民系南京三建公司职工，于1965年入川前由公司分配的某地193号某幢203室中套宿舍，住房证居住人王国民。现要办理拆迁补偿手续签证。考虑到事后购房更换名姓过户等麻烦，为父同意到三公司将住房证更换儿子徐东平名字，并达成协议，将拆迁补偿款提取总金额百分之十留给81岁老爸养老生活备用金，表达儿子的一点孝心。特立此协议书为证。2014年6月，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一份便条（徐东平称应王国民要求将落款时间写为2006年7月1日），内容为：今收到父亲王国民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拆迁补偿款人民币419400元，作为赠与给我购买安置房用。老爸表示此笔款不用还。2014年6月8日，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便条：“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对我父亲晚年的生活××负责到底，直到他百年！”。2014年6月19日，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借条，书载：今借到父亲王国民借给我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借期一年，到期如数归还（还款日期2015年6月18日）。另查，2007年5月8日，南京众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住房证明”，文载：兹有鼓楼区某地193号某幢2层203室原承租人王国民现更名为徐东平，使用面积40.41平方米，原租赁证明及相关单据即日作废。2007年5月11日，徐东平与南京鼓楼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签订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王国民、徐东平一致认可，徐东平领取拆迁补偿款419400元后交给原告46600元。徐东平、张天路在原审审理中请求原审法院调取鼓楼区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房屋详细的拆迁补偿资料（徐东平称房屋拆迁时家庭成员签署过有关协议），原审法院先后去王国民工作单位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南京市鼓楼房地产拆迁有限公司、南京市社会保险管理处、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但未发现有拆迁时家庭成员签署的协议。徐东平在诉讼中陈述在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房屋拆迁前其一家人长期在该房中居住，房屋租金由其直接向产权单位缴纳。王国民对徐东平上述陈述予以否认，徐东平就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国民提出上述房屋租金一直由产权单位在其工资中直接扣除，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2013年12月，王国民曾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起诉徐东平要求返还拆迁补偿款，后撤诉。王国民在本次诉讼中一直强调徐东平多年来无论在精神上以及经济上均未尽到赡养责任，其提供的证人书面证词及出庭作证的证人陈述可反映其与徐东平关系紧张，双方发生过言语及身体冲突。在本案审理中，双方关系也未予缓和，经原审法院调解，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以上事实，有协议书、便条、借条、住房证明、拆迁补偿协议、诉讼费票据、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市鼓楼区某地193号某幢203室房屋系1965年王国民就职单位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分配住房，王国民为承租人，当时的居住人有王国民及妻子、子女。后王国民离婚，子女成人后均结婚另居，王国民也另居他处，但承租人一直为王国民，该房屋如遇拆迁，王国民则应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享受拆迁补偿待遇。在该房屋拆迁前，王国民与徐东平达成协议，王国民为避免拆迁后购房再过户给徐东平之烦琐，欲直接将承租人更名为徐东平，其意应为将拆迁补偿利益直接让度与徐东平，包含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之后王国民至房屋产权单位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2007年5月11日徐东平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与拆迁单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在此后获得了拆迁补偿款。2014年6月，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便条，确认收到拆迁补偿款实为接受王国民的赠与，因此王国民、徐东平之间存在赠与法律关系。徐东平称在当时出于向王国民借款之目的才应王国民的要求出具的该份便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真实情况，但就此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徐东平此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王国民、徐东平之间形成的协议中约定徐东平在获得拆迁补偿款后，将其中10%交给王国民留作养老之用，系王国民对徐东平获得拆迁补偿款后的要求，也系王国民对徐东平接受赠与获得拆迁补偿款后所附加的义务。徐东平所称交付给王国民拆迁补偿款的10%系基于同王国民的分配约定，其他家庭成员对此也予认可，徐东平此说既无相应证据证明也与常理不合，原审法院对徐东平此意见不予采纳。王国民与徐东平订立的协议及徐东平向王国民出具的承诺中均包含“报答父亲养育之恩”、“尽孝心”等内容，此后双方产生矛盾，王国民甚至于2013年12月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起诉，指责徐东平未履行扶养义务，要求徐东平返还拆迁补偿款，徐东平则于2014年6月8日向王国民出具便条，承诺“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对我父亲晚年的生活××负责到底，直到他百年！”可以反映王国民在当初赠与徐东平拆迁补偿款时隐含要求徐东平履行扶养义务之条件，而徐东平作为王国民之子，赋有对王国民法定赡养之责，应对王国民经济上予以接济、精神上予以抚慰、日常生活中予以照料，然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徐东平在获得拆迁补偿款后，仍以经济困难为由多次向王国民提出借款，予王国民在经济上并无资助且形成压力，日常生活也绝少照顾，更甚至于辱骂王国民并与王国民发生身体冲突，与正常履行扶养义务之内涵相去甚远，既违反了对王国民的承诺也违反了法律为其设立的义务，在此情形下，王国民作为赠与人有权撤销对徐东平的赠与，对王国民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徐东平在接受拆迁补偿款后已给付王国民46600元，可予以扣除。王国民出借徐东平30000元，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予处理。张天路虽与徐东平系夫妻关系，但张天路并非赠与合同的相对一方，徐东平所承担债务系因赠与合同被撤销所产生，并非由徐东平、张天路为家庭共同生活所导致的债务，故张天路不应与徐东平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徐东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王国民人民币372800元；二、驳回王国民对张天路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王国民其他诉讼请求。如徐东平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28元，由徐东平负担。徐东平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多处错误。涉案房产是在1979年调剂分配给其父母的，因为其母与其父同为三建公司职工。其父母关系不好，其父一直在单位居住。1985年父母离婚后，其父于1990年再婚，住在镇江。1991年单位又分配了一套虎踞北路的住房给其父居住。而其母其姐相继搬出涉案房屋后，1987年起涉案房屋就主要由其居住直至拆迁。1993年后，涉案房屋的租金也一直由其一人缴纳。其间，因房屋居住条件较差，其曾断断续续在外居住过一段时间。2007年4月其与其父王国民签订协议，房屋拆迁后其按协议约定将拆迁款的10%交给了其父。2014年6月19日其因资金周转，找其父借钱，其父要求其写落款时间在2006年7月1日的便条，其借钱心切，没考虑太多就按父亲要求写了便条。二、原审判决将居住权当成了财产权，把居住权的协商安排当成赠与是完全错误的。居住证更换，只是居住权的协商处理。其一直居于涉案房产内，也应享有居住权。其二居住证的变更并非属于赠与性质，而是本来就享有居住权的人之间对居住权的协商分配，这种处理既公平合理，又符合事实情况，且已履行完毕。其不懂法，才在2014年6月借款时错误地将居住权协商安排当成了赠与。三、即便将其在2014年写的便条视为赠与，也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其于2014年写的便条不能被当成是当初的附加条件，这张便条写于其向父亲借款时期，是对其父借款行为的一种情感表达。四、其不存在不尽赡养义务。其一直关心其父，从未断过照顾和精神抚慰，其父再婚的妻子在证明中也有表述，原审判决称其绝少照顾，完全罔顾事实。2014年双方发生矛盾是因为其父到法院起诉，尽管如此，其从未与其父动过手。综上，原审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王国民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将拆迁安置补偿款给付徐东平实为赠与，其请求撤销赠与符合法律规定情形。其现在年老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每月仅靠领取退休养老金生活，不足以支付生活医疗开支，在徐东平不履行承诺，不尽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其已彻底失去信心，起诉撤销赠与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徐东平的上诉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徐东平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徐东平对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是单位分配给王国民居住有异议，其认为该房屋应当是分配给王国民及其一家居住。因为王国民的妻子，也就是其母也是同一个单位职工。徐东平还对原审判决中关于其结婚后也购房另行居住的认定有异议，认为其是在拆迁以后才购房的，其婚后长期在涉案房屋里居住。徐东平对原审的其他查明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王国民对原审查明事实无异议。二审期间，上诉人徐东平与被上诉人王国民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对原审查明事实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系王国民所在单位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分配给王国民的单位自管公房，王国民作为该单位自管公司的承租人，在该房拆迁时享有获得拆迁补偿款的权利。徐东平系王国民成年子女，拆迁前已在外另购有房屋，其主张自己仍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并应当享受拆迁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2007年4月王国民与徐东平在获知该房要拆迁后，考虑到事后购房更名过户麻烦而约定将该房产的承租人由王国民变更为徐东平，其实质意思表示应为将拆迁补偿利益赠与徐东平，其后徐东平在便条中的表述，也证明王国民是将该房拆迁补偿款赠与给其用于购买安置房。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赠与法律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徐东平作为王国民的儿子对王国民负有赡养义务，徐东平在向王国民出具的便条中也多次承诺其应对父亲尽孝。然而根据当事人双方陈述及证人证言，徐东平对王国民并未能尽到其应尽的赡养义务，甚至与王国民发生肢体和语言上的冲突。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判决撤销王国民对徐东平的赠与，于法有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8元，由上诉人徐东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 雷审判员 曹 艳审判员 沈萍儿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罗程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