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42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喜民，男，1971年10月23出生，汉族，司机，住西安市长安区，现住西安市长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前进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区高新一路6号。法定代表人：郑小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楠，陕西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喜民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前进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进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4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喜民、被上诉人前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冯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喜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何喜民一审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前进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涉案车辆的经营权由原始车主通过向国家缴纳经营权出让金取得，之后一直处于延续状态，从未因车辆和车牌号的变更而发生变更；政府给予的经营权优惠期限均由实际经营的个人车主享有，出租车公司仅是履行代收代缴义务。其通过合法交易行为向原车主支付了高额购车费，之后又实际承担了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故其已通过支付合理对价方式继受取得了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虽然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许可证等载明登记人为前进公司，但涉案车辆经营权及财产所有权一直由其实际掌控、出资及行使。一审法院仅以上述证件为据认定涉案出租车辆的经营者为前进公司，实属不当。物权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作为依据，其与前进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不能改变实际权利归属。一审法院将物权法律关系与债权法律关系相混淆，剥夺了其对物权的请求权，违反法律规定和民法原则。涉案车辆登记在前进公司名下，仅为形式登记，不能影响其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基本事实。本案其主张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其所有和享有，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非《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前进公司辩称，涉案车辆由其全额出资购买，并向国家税务部门缴纳了车辆购置税，在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理了机动车登记证和行驶证。其作为涉案出租汽车经营权唯一被许可人，自政府行政许可原始取得该权利后，从未转让给包括何喜民在内的任何人，亦从未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申请办理过该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手续。其与何喜民签订的是承包合同，承包标的物是涉案出租车，为其所有，俗称“公户车”。其与何喜民之间只存在承包合同关系，不存在管理服务法律关系。从法律特征来看，其作为发包人是权利主体，通过承包合同将权利许可给非权利人使用，由承包人按照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何喜民从原承包人转包经营，属于承包合同主体变更，原承包人只是转让承包经营资格，不能转让自己不具有的出租车所有权和经营权，何喜民作为变更后的承包人亦不可能取得超越原承包人的权利。涉案出租车不同于一般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出租汽车经营权是基于政府特殊经营许可取得的权利，客体非特定之物，不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何喜民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何喜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陕Ａ×××××出租汽车所有权为何喜民所有，判令前进公司配合何喜民于公安机动车辆登记部门将陕Ａ×××××出租车汽车的登记变更至何喜民名下；本案诉讼费用由前进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前进公司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先后在主管部门有偿出让招标会议中标300余辆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2004年6月22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关于同意陕西西安新华科工贸公司旅游出租汽车公司并入西安前进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将陕西西安新华科工贸公司旅游出租汽车公司53辆出租车并入前进公司，该批复附有出租车车牌号。陕Ａ×××××出租车是由原出租车单车使用达到强制报废年限后，更新而来，车牌号也是因车辆更新而变更的。2013年11月12日，甲方（发包方）前进出租公司与乙方（承包方）何喜民签订《单车承包合同》及《单车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全额投资购置符合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要求、营运手续齐全有效、营运附属设施设备符合行业标准的比亚迪型出租汽车一辆。车牌号为陕Ａ×××××、车架号为LGXC16AF7D0242213、发动机号为43E0A2031，车辆登记日期2013年11月8日，随车配有车辆牌照、营运证件、营运标识、营运附属设施设备以及随车工具等。承包期限自2013年11月12日至2018年9月10日24时止。乙方每月5日向甲方缴纳的月承包金为5000元。月承包金的构成项目及金额，甲乙双方确定由本合同附件《出租汽车单车月承包金的构成项目及金额一览表》约定。月承包金的构成必须包括项目为：车辆及附属设施折旧费（含车辆购置附加税）、经营权使用费、车辆保险费（险种和保额见第二十三条车辆保险费）、车辆规费（机动车安全技术审验费、钢瓶检验费、座套、计价器检验和维修、灭火器、GPS使用费、脚踏垫、后坐垫、储物箱）、税金（定额税、车船使用税）、企业管理费及财务费、安全基金、企业受益。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缴纳服务质量保证金20000元。甲方拥有对承包车辆的所有权和出租汽车经营权，以及由此产生的经营管理权、发包收益权和处分权。乙方拥有承包车辆的营运服务权、自主营运获取承包收益。不得将承包车辆转包、转让、租赁、作为投资或用于抵押、质押以及其他担保。合同履行期满。乙方按照交接清单内容向甲方交回承包车辆、车辆牌照、营运证件、营运标识、营运附属设施设备及随车工具等物品。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并签字确认《出租汽车单车月承包金的构成项目及金额一览表》、《出租汽车车辆及附属设施设备等物品交接清单》。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机动车登记证书》所有人、购买人均为前进出租公司。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颁发的《经营权证书》登记的经营企业也为前进出租公司。审理中，何喜民认为诉争车辆系其对其所有的原车辆出资的更新，并一直承担事故风险等责任，经营权延续配置到更新后的车辆，并认为车辆承包合同系前进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合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使其丧失了出租车的经营权，并明确其主张现出租汽车的所有权包括该车单车资产和车辆牌照及与营运有关的其他权利的所有权。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该车辆区别于其他车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未与出租车车牌、证照等相统一的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行政机关通过特定许可的形式，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何喜民作为诉争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何喜民提出承包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合同名称上予以定性，还要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双方成立的应是服务管理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主体适格，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系双方自由意志和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既不损害公共管理利益，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从合同实体内容看，合同中对承包目的、承包标的、承包期限、承包形式、承包内容、当事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若何喜民对双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异议，亦属合同法律关系所调整，并不能成为主张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理由，对此不予支持。何喜民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系其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应归其所有，一审法院认为，“谁出资、谁所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还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根据前进公司提交的证据，何喜民仅是涉案出租车的承包人，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买车辆的发票均记载为前进公司，且双方已经订立承包合同，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何喜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何喜民要求确认陕Ａ×××××出租汽车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何喜民要求被告西安前进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配合其于公安机动车辆登记部门将陕Ａ×××××出租车汽车的登记变更至原告何喜民名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何喜民已预交），由原告何喜民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喜民向本院提交了他人的《新车上户申请》样本复印件，申请本院调取有与该样本相同的有车主身份证号的陕Ａ×××××号出租车的新车上户申请、详细的申请资料以及初次行业年审表，以及陕Ａ×××××号出租车2013年11月5日更新牌照时出租汽车经营者出具的出租汽车上户表。二审庭审中，前进公司提交了陕A（U）3366号出租汽车《新车上户申请》及陕Ａ×××××号出租汽车《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新车上户审批表》，证明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前进公司所有。何喜民对此不予认可，要求调取盖有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公章的《新车上户申请》、行业年审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合法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前进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何喜民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前进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何喜民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何喜民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何喜民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何喜民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何喜民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前进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何喜民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等资料，均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何喜民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何喜民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何喜民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何喜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何喜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亦君代理审判员  林 瀚代理审判员  赵羽嘉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小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