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年，男。委托代理人：高仕良，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福习，男。委托代理人：丘敏，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富年与上诉人张福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双方均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二法厚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富年因本案于2013年12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张福习归还李富年借款2，000，000元，并按月息25厘（千分之二十五）利率支付从2011年12月16日起至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利息为1，200，000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富年主张，其与张福习为朋友关系，2011年6月16日，张福习以收购鞋材厂为由向李富年借款2，000，000元。李富年提交了《借款合约》（2011年6月16日）、收据、委托书、工商查询、业务凭证等予以佐证。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的主要内容为：现本人张福习向李富年借到人民币贰佰万元，借款期限为陆个月，即2011年12月15日前归还全部借款，注：李富年把人民币贰佰万元转到张福习的账户上（开户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账号：622xxxx645，户名：张福习）。“借款人”处有“张福习”字样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16日。收据的主要内容为：今收到李富年借款贰佰万，并有“张福习”字样的签名及捺印。业务凭证载明东莞市广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向东莞市寮步盈立针车配件店转账支付1，100，000元。张福习对上述《借款合约》（2011年6月16日）、收据、委托书、工商查询、业务凭证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主张虽然《借款合约》和收据上均载明借款2，000，000元，但李富年实际支付的借款仅是业务凭证上载明的1，100，000元，并且该1，100，000元是6月20日支付的，可以推翻李富年提交的收据的内容。为证明案涉借款中剩余900，000元借款的支付方式，李富年提交了《借款合约》（2010年9月3日）、转账凭证予以佐证。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张福习向李富年借到人民币壹佰万元，借款期限为半个月，即2010年9月30日前归还全部借款。同时，《借款合约》上载明了借款的收款账号，“借款人”处有“张福习”字样的签名及捺印，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3日。转账凭证载明东莞市广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向前述《借款合约》载明的账号分三次一共支付了1，000，000元。李富年主张，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已经被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取代，且张福习已经归还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中的100，000元，尚欠900，000元未还。因此，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的900，000元实为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中尚未归还的900，000元。张福习对《借款合约》（2010年9月3日）、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合约是2010年9月3日签订的，并且相关的款项已于2010年9月3日支付到张福习指定的账户内，这与李富年提交的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约定的相关款项需支付到张福习的账户上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日期也完全不吻合，因此不能证明李富年已经支付了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的900，000元。另，张福习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原审法院调取李富年的配偶李带娣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厚街大迳分理处账号为090xxxxxx051的账户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期间收取张福习现金存款的情况，并提交了人口信息查询资料以证明李富年与李带娣是夫妻关系。李富年确认其与李带娣系夫妻关系。原审法院依法向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厚街支行调取了李带娣090xxxxxxx051的账户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交易明细，该交易明细中由张福习办理的现金存款共有两笔，均为30，000元，日期分别为2011年7月5日和2011年8月16日，该两笔现金存款均有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厚街支行出具的存款凭条为证。李富年主张该60，000元的确系张福习的还款，但应当包含在其主张的张福习已归还的100，000元内。庭审中，李富年与张福习均确认，除了前述2010年9月3日和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外，双方没有其他的资金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富年于2014年1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原审法院立即冻结张福习500，000元人民币的银行存款或者查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并以其所有的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大迳村（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3746195号）的房产提供担保。原审法院依法查封了张福习在东莞市金座酒店有限公司15%的股权。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李富年提供的《借款合约》（2011年6月16日）、收据、委托书、工商查询、业务凭证、《借款合约》（2010年9月3日）、转账凭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张福习提供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调取的交易明细、存款凭条及原审庭审笔录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李富年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是多少；二、张福习已归还的借款数额是多少。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焦点一，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出借人行使债权请求权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的，应当对是否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给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张福习对李富年提交的两份《借款合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因此，可以认定双方已经形成借贷的合意，李富年需举证证明其已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首先，李富年提交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其系东莞市广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福习出具的委托书也载明其于2011年6月20日委托东莞市寮步盈立针车配件店收款1，100，000元整。而李富年提交的业务凭证载明东莞市广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向东莞市寮步盈立针车配件店转账支付1，100，000元。庭审中张福习对李富年已支付1，1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此，原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认定李富年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福习出借1，100，000元。其次，李富年主张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已被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所取代，案涉2，000，000元中的剩余900，000元实为2010年9月3日《借款合约》中未归还的900，000元。张福习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已经约定李富年应将2，000，000元转到张福习的账户上，李富年的主张与该约定不符。但实际上，张福习确认收到的前述1，100，000元借款也并未按照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的约定交付，而且是在签订合约后的6月20日由张福习委托东莞市寮步盈立针车配件店代为收款，张福习收到款项后也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从案涉款项的实际交付方式可以看出，李富年与张福习均未按照《借款合约》约定的交付方式履行义务，张福习不能以此抗辩李富年的主张。虽然张福习主张其已清偿了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的1，000，000元，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对李富年的主张予以采纳，认定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已被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所取代，李富年已经交付案涉借款中的90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李富年已经足额履行了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约定的2，000，000元的出借义务。焦点二，张福习主张其未归还完毕借款的原因是由于李富年在借款时承诺帮张福习将其拍卖所得的位于东莞市厚街镇珊美村岳范山大道的房屋办理过户手续并承诺在案涉还款期限届满前办理完毕，但李富年迄今为止一直未协助张福习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李富年对此予以否认，张福习也称前述约定仅为口头约定，并无证据证明。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前述约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张福习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张福习与李富年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归还借款是张福习的法定义务。张福习主张其已于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期间归还500，000元给李富年，且都是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存入李富年的配偶李带娣的账户内。但原审法院根据张福习的申请调取的李带娣090xxxxxxx051账号2011年6月至2013年6月的交易明细中只有两笔张福习办理的现金存款，总额为60，000元，时间分别为2011年7月5日和2011年8月16日，均在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形成时间之后。而李富年一方面称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已被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所取代，另一方面又称张福习于2011年7月、8月归还的60，000元的还款包含在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已还的100，000元中，明显自相矛盾。因此，对李富年和张福习的主张，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张福习已归还案涉借款中的60，000元。案涉《借款合约》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15日，已经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现李富年起诉要求张福习归还借款，合法有据，但张福习应归还的借款本金为1，940，000元，李富年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富年诉请的利息，实为张福习逾期还款的逾期利息，而双方对逾期利息的标准并无约定，因此李富年主张按照月息25厘的标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之规定，张福习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向李富年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1，940，000元为本金，从2011年12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李富年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张福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富年偿还借款本金1，940，000元；二、张福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李富年支付逾期利息（以1，94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从2011年12月16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富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4，420元（其中受理费11，400元，保全费3，020元），由李富年承担420元，张福习承担14，000元。李富年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2010年9月3日，张福习向李富年借款1，000，000元，该款由李富年于2010年9月3日分三笔转账至张福习指定的账户内。2011年6月20日，张福习以其由法院拍卖竞价购买的房产证书交给李富年并以该房产作为抵押骗取李富年的信任，再次向李富年借款1，100，000元，该借款由李富年转账至张福习指定的账户内。李富年共向张福习借款2，100，000元，双方约定每月利息15‰。从张福习于2011年7月5日汇付30，000元及2011年8月16日汇付30，000元给李富年的配偶李带娣可知，张福习是按照利息15‰支付利息的。张福习支付的款项系利息，并非偿还本金。原审期间，由于李富年的代理律师不负责任，未向李富年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已严重损害了李富年的合法权益。故李富年请求判令：1．张福习向李富年偿还借款本金2，100，000元；2．张福习按月息15‰向李富年偿还借款利息，从2010年9月3日至2011年6月20日以本金1，000，000元计息为158，500元，从2011年6月21日至2014年9月1日以本金2，100，000元计息为1，200，150元，并从2014年9月2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张福习答辩称：除上诉意见外，张福习补充称，若李富年陈述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的2，000，000元借款由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中承接过来，为何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中特别注明借款应转账至张福习的账户内，没有注明其中900，000元已于2010年9月3日支付？由此可知，李富年主张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被2010年9月3日的借款所取代是不合常理的。张福习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李富年持有的收据（2011年6月16日签订）并不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2，000，000元给张福习。根据2011年6月16日的约定，张福习向李富年借款2，000，000元，并当场出具收据，李富年应将2，000，000元汇入指定的账户内。2011年6月20日，李富年向张福习指定的账户支付了1，100，000元，可说明张福习在2011年6月16日出具收据时没有收到李富年任何借款。二、张福习仅仅对借款合约中的1，100，000元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变更，对于剩余900，000元，双方没有进行变更，李富年仍应将剩余款项转到张福习的账户内。三、李福年提供的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与案涉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是完全独立的借款合约，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性，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后者取代前者。如果存在取代情况，为何后一份借款合约对此没有注明，反而约定完全独立的借款金额、支付方式、还款期限？为何张福习不收回第一份借款合约？为何李富年在起诉时请求以2，000，000元为本金从2011年12月16日起算，不是将其中900，000元从2010年10月1日起算？种种迹象表明这两份借款合约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张福习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张福习向李富年偿还借款1，040，000元。李富年答辩称：除上诉意见外，李富年补充称，1．收据是新旧借款的结算凭证，张福习称只收到1，100，000元，但从2010年9月3日至2011年6月20日期间，李富年已经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出借2，100，000元给张福习。张福习主张之前的1，000，000元已经清偿，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2．张福习出具2，000，000元的收据给李富年，若其只收到1，100，000元，为何不提出异议？3．从一般生活经验可知，李富年与张福习关系一般，李富年不可能无息出借2，000，000元给张福习。双方口头约定月息为15‰，张福习在2011年7、8月偿还的30，000元就是利息，正好是按本金2，000，000元、月息为15‰计算的。4．收据和借款合约都是张福习单方出具的，由于李富年文化水平不高，其没有注重借款合约的个别文字。当时借款时，双方多次电话沟通，张福习要求出借1，100，000元，并要求将之前的款项一起结算。借款合约上的收款账号和实际账号是不一致的，故不能依据借款合约的字眼理解借款事实。5．张福习主张借款金额为1，040，000元，其陈述不真实，李富年要求进行测谎。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应当对李富年、张福习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意见，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一、李富年出借给张福习借款的金额；二、张福习拖欠李富年的借款本息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张福习于2011年6月16日向李富年出具《借款合约》及收据，确认向李富年借款2，000，000元，现双方对实际借款金额产生争议，故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及陈述，分析如下：第一，张福习曾于2010年9月3日向李富年借款1，000，000元，张福习主张该借款已偿还，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由此可知，在案涉借款发生前，张福习仍拖欠李富年借款未还。张福习于2011年6月16日向李富年出具《借款合约》及收据后，李富年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福习支付了1，100，000元，对于剩余900，000元，李富年主张该款由前述2010年9月3日的借款转化而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张福习向李富年出具案涉《借款合约》及收据后，李富年已实际向张福习支付1，100，000元，而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张福习有要求李富年继续支付剩余900，000元借款或要求修改《借款合约》的金额，张福习的行为与常理不符，故本院有理由相信张福习在出具《借款合约》时已认可2011年6月16日的《借款合约》已取代2010年9月3日的《借款合约》。综上，原审认定李富年已足额出借2，00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原审调查的事实可知，张福习在出具《借款合约》后，其于2011年7月5日、2011年8月16日共向李富年偿还了60，000元，李富年主张该款系用于偿还借款利息，但《借款合约》并无利息的约定，李富年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存在约定，因此，本院对李富年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审将该款作为本金予以扣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由于李富年未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存在利息约定，原审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逾期之日（2011年12月16日）起计算逾期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亦予以维持。李富年请求以2，100，000元为本金，按月息15‰计算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富年、张福习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6，300元，由张福习承担12，800元（已预交），李富年承担3，500元（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月嫦代理审判员  黎棣华代理审判员  陈锦波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周爱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1页，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