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725民初80号原告刘开碧，女，汉族，1944年3月22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原告龚桂英，女，汉族，1963年1月20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原告龚有莉，女，汉族，1972年9月9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原告龚友萍，女，汉族，1980年5月12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四原告委托代理人罗碧高，系福泉市牛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亦系原告龚有莉之夫，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龚友国，男，汉族，1970年9月13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经常居住地贵州省福泉市，被告龚友银，男，汉族，1974年9月30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经常居住地贵州省福泉市，被告龚友波，男，汉族，1978年11月20日生，贵州瓮安人，住所地贵州省瓮安县，经常居住地贵州省福泉市，三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宗跃，系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为15201199410549952，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受理原告刘开碧、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诉被告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及其代理人罗碧高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龚友国、龚友银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宗跃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龚友波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内容（一）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四原告诉称：1979年原告所在村第一次实行土地承包时，龚如白（柏）一家七口人参加了田土承包，田为每人为5.7挑（以6挑为一亩），土为每人0.3亩，原告龚友萍未出生没有参加承包田土。1998年前，被告龚友国、龚友银将户主龚如白承包的田土分出单独立户，分家后户主龚如白户头上有户主、原告刘开碧、原告龚桂英、龚有莉和被告龚友波五口人，土地证上有土1.5亩，田29.6挑，田的具体位置为河对门14挑、甲二坪（地名）8挑、朱家凼（地名）0.7挑、黄家湾(地名)0.8挑（被征收）、大秧田（地名）4.1挑、岩底下（地名）2挑（户主继承所得）。另，原告刘开碧现仍在承包田土地居住，原告龚桂英1986年出嫁且在夫家未分得田土，原告龚有莉嫁入本村本组也未分得田土，原告龚友萍2002年出嫁于平定营三合村熊家院组，在夫家也未分得田土，被告龚友波于1995年考取中专将户口迁出。2016年瓮马铁路项目建设征收了上述部分土地，在领取征收补偿款时被告龚友波领取了牛屁股（地名）土地补偿款0.78万元，被告龚友国、龚友银以河对门的田分给其耕种为由，自行领取了征地补偿款7.6万元，一分未分给第一原告。之后原告刘开碧因土地补偿款问题与被告龚友国发生争执，被龚友国殴打受伤经平定营派出所处理未果，原告刘开碧及其三个女儿即另外三原告诉至本院，请求：1、请求依法将户主龚如白土地使用证上国家征收的位于河对门的田的补偿款7.6万元和位于牛屁股的土的补偿款0.78万元共计8.38万元按份分配或明确各人所得数额后将其他三原告应得款归第一原告作赡养费；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三被告辩称：1、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的户口已经迁出，不再是梭罗村龚家院组的村民，也不再是龚如白的家庭成员，故其主体资格不适格，不应享有相关的土地补偿费；2、土地征收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附着物、青苗等补偿费，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应当属于个人所有，原告诉请的8.38万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不明确，其中，牛屁股0.78万元的补偿费不在龚如白的承包证内，与本案无关；3、原告诉请的赡养费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在本案中不能一并主张；4、原告刘开碧年老，其与两个儿子一起居住生活，其应得的补偿费由两个儿子取得并保管是合理合法的；5、龚友国与母亲刘开碧发生纠纷是其他的原因，且已经处理好，龚友国已经向母亲道歉并积极治疗，现在已经相安无事了；6、本案争议的河对门的田在2014年分家时，刘开碧夫妇已经将其分割给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了，当时有证人在场的，将河对门的田分给三被告的原因是，六姊妹协商一致，由三被告赡养刘开碧夫妇，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不赡养，且达成了相应的赡养协议。（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四原告为了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举证如下：1、龚如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用以证明该承包证中的河对门的部分田及牛屁股的全部土被征收；2、被告龚友国、龚友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用以证明征收的田土不在二被告的承包证范围内；3、瓮马铁路征收土地勘测登记表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征收河对门的田的全部补偿款79253.17元由被告龚友银领取；4、瓮马高速路征收土地勘测登记表，用以证明分两次征收了牛屁股的土，第一次征收的青苗及耕地补偿款合计是3686.16元，第二次征收的青苗及耕地补偿款合计3819.37元，该土地是刘开碧及其丈夫在耕种；5、平定营镇梭罗村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平定营镇堡子村李家庄组现合并为平定营镇梭罗村龚家院组；6、原告龚有莉结婚证、龚有莉与丈夫罗碧高身份证，用以证明龚有莉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结婚，并出嫁在本村本组，其具备平定营镇梭罗村龚家院组集体成员的资格；7、茅坡社区居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龚桂英在夫家未分得土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在龚家院组；8、平定营镇梭罗村村委会证明，用以证明原告龚有莉婚后未在夫家分得土地，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在龚家院组；9、龚友萍的结婚证，用以证明龚友萍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结婚，且户口未迁走，享有龚如白户的承包经营权；10、龚有莉的第一代身份证，证明龚有莉具有继续承包龚如白一户的田土的资格；11、梭罗村村委会证明，证明龚如白一户的土地承包情况，说明四原告具有土地承包资格，依法应当获得土地补偿费的相应份额；12、平定营派出所值班记录、照片，证明龚友国殴打母亲刘开碧的事实及伤情，证明本案纠纷产生的原因。三被告对原告方举证质证如下：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中龚如白一户的承包人数是不确定的，因结婚、出嫁、过世等原因，人数可能增加或减少，且该承包证中未显示其承包地包含地名为“牛屁股”的土地；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3号证据中的数额包含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其中的安置补偿费应当补偿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青苗及附着物的补偿费用应当补偿给该土地的所有人，故前述费用不应当全部进行分配，不应全部作为起诉的对象；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3号证据，且该证据中的领取人是龚如白，现在原告起诉三被告是没有依据的。5号证据无异议。6号证据中的结婚证刚好证明龚有莉结婚时，还未进行土地二轮承包，且从龚有莉的身份证可以看出，其已经不再是李家庄组的成员，也不再是龚如柏一户的家庭成员；7号证据中，龚桂英在夫家没有分得土地，但不等于其没有作为夫家的集体成员参与新的集体经济的土地承包；对于8号证据证明龚有莉结婚后，其作为夫家成员参与了土地的承包；对于9号证据说明龚友萍结婚后，已经不再是龚如白一户的家庭成员；10号证据只能证明龚有莉曾经是李家庄组的村民，但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不能证明其现在的情况；11号证据，只能证明第一轮及第二轮承包的情况，但是现在承包户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能以30年前的情况作为标准来判断；12号证据只能证明刘开碧与龚友国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且已经处理完毕，发生纠纷与本案无关，但发生纠纷后才引起了本案的产生，该组证据中的照片与本案无关。三被告为了证实自己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1、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身份证，证明三原告已经不再是梭罗村龚家院组的集体经济成员了；2、分家协议，证明龚如白、刘开碧夫妇请了证人在场，与三被告达成了分家协议，将牛屁股的田、土及河对门的田分给了三被告；3、赡养母亲的协议，证明母亲由三被告赡养，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不负责赡养，说明对于母亲的赡养问题是安排好了的。四原告对被告方举证的质证意见如下：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2号证据是无效协议，因为三被告与户主无权处分，土地承包权不是遗产，而三被告处分了原告的承包地，是无权处分，且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请法院依法核实；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三被告至今未履行该协议，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三姐妹不愿意赡养母亲。庭审中三被告还申请证人周某及龚某出庭作证证明分家的情况及支付赡养费的情况。证人周某证言：分家的时候，原告三姐妹没在场，是刘开碧夫妇与三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后，刘开碧夫妇邀请我作为见证人在场见证，当时是分田、土，是三被告协商后，抓阄决定的，当时没有写书面协议，协议是我走了之后他们才写的，没有找我签字，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了。具体分家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谁分的哪点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房子周围的没有分。被告方认为证人证词看出分家是经过父母同意的，原告刘开碧表示分家的事情其不同意，分家的事情是否谈过其也不清楚。证人龚某证言：除了刘开碧外，原、被告都是我的侄子、侄女，龚友国打他母亲的事情是他不对，我听说从2008年以来，三被告就承担起了其父母的赡养义务，后来听说他们在福泉给其母亲租了一个房子，但是刘开碧不愿意去住，对于他们分家的事情及具体赡养的问题我都不清楚。分家等事情他们没有邀请我，都是三被告自己处理的。现在就是土地征收了原、被告才发生了矛盾。被告方认为从证人证言看出从2008年开始，一直是三被告在承担赡养义务，且公路征收时没有发生矛盾，在铁路征收后才发生的矛盾，高速公路征地后，是被告父母将卡拿给龚友波的妻子，并将密码告诉她，让龚友波妻子去取的7千多元钱，说明是父母自愿处分的该部分钱，原告方对此无异议。认证意见根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时双方发表的质证意见，结合本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本院认证如下：1、四原告提交的1、2、5号证据，经当庭出示给被告方质证，被告方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经本院审查，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三原告提交的3、4、9号证据，虽被告方有异议，但结合庭审查明事实，并经本院审查，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2、三被告提交的1、3号证据，经当庭出示给四原告质证，四原告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经本院审查，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3、证人龚某的证言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本院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告刘开碧与龚如白系夫妻关系，龚如白于2016年瓮马铁路工程项目开始征地并丈量土地后尚未领取征地补偿款时死亡。刘开碧与龚如白共生育六个子女，即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被告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197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龚如白户承包了耕地2.1亩、耕田6.65亩，龚如白户家庭成员为龚如白、刘开碧、龚桂英、龚有莉、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7人，龚有萍尚未出世。龚桂英于1986年结婚到瓮安县瓮水办事处××社区（××村），龚有莉于1998年10月9日结婚本村，龚友萍2002年8月9日结婚到平定营镇××××组。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龚如白户取得的承包权的时间为1998年11月30日，原告龚桂英、龚有莉已结婚外嫁，未参与第二轮土地承包，不享有龚如白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龚友国、龚友银分户承包，龚如白户承包耕地6.6亩，龚友国户承包耕地1.76亩，龚友银户承包耕地1.25亩，龚友波于1995年将户口迁出后没有参与第二轮土地承包。2016年，因瓮马铁路建设需要，征收了以龚如白、龚友国、龚友银为户主的耕地，龚友国、龚友银两户的耕地征收补偿款已自行领取。土地征收时龚如白户位于河对门的田是由三被告共同耕种了紫金花，无承包经营权的地名牛屁股的土地是刘开碧在耕种，另土地征收测量时龚如白未死亡，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前龚如白死亡，龚如白户的征地补偿款登记在被告龚友银的名下，龚友银领取龚如白户的土地补偿款79253.17元，其中青苗补偿款3175.67元，耕地补偿款76077.5元。庭审中，原告刘开碧对其自愿将位于牛屁股的土征收补偿费0.78万元赠与给被告龚友波的事实予以认可。本案在庭审过程中，针对纠纷发生的原因，以期从根源上化解双方的矛盾，经本院委托平定营镇梭罗村调解委员会对引发本案纠纷的赡养矛盾予以调解未果。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原被告双方举证及本院认定的上述证据、本院为核实案件事实向瓮安县平定营镇梭罗村村委会调取的《瓮马铁路项目建设（瓮安段）征收土地地类面积补偿发放清册》及向该村村委会主任顾绍先调查核实的调查笔录在卷为凭，足以认定。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被征收土地的情况及土地补偿费的领取情况；2、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权参与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以及本案当事人各自应分配所得数额；3、双方存在的赡养争议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1、关于被征收土地的情况及土地补偿费的领取情况。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被征收的土地系龚如白户的位于河对门的田和位于牛屁股的土，河对门田地属承包地，牛屁股土地不属于承包地，田地的征收补偿款为79253.17，这笔款包含青苗补偿款为3175.67元，耕地补偿款为76077.5元，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为7800元。田地的补偿款已被被告龚友银代为领取，牛屁股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因刘开碧赠与被告龚友波并已领取。原告诉请将龚友波代为领取的0.78万元进行按份分配或明确各人所得数额后将其他三原告的应得款归第一原告作赡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双方争议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仅指地名为河对门的土地补偿费76077.5元，青苗补偿费归实际耕种三被告共同享有。地名为牛屁股的土不属于承包地，其征收补偿费用已由刘开碧处分并被龚友波领取，不属于本案用于分配的范围。2、关于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权参与分配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的问题。根据本案事实，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显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主张权利依法应予受理，其诉讼主体适格。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户主为龚如白,承包土地的人员为七人，即龚如白、刘开碧、龚桂英、龚有莉、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原告龚桂英、龚有莉均已结婚外嫁，且其夫家均系农村家庭户，作为新居住地的夫家家庭成员，参与了该新居住地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成为新居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人，只是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原告龚桂英、龚有莉均在新居住地并未增划土地，但均已实际享有新居住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这也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的规定。龚友萍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未出嫁，2002年出嫁后第二轮土地承包已经完成，龚友萍事实上并未参与夫家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其依旧系龚如白土地承包经营户家庭成员。综上，本院认为，原告龚桂英、龚有莉不再享有龚如白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龚友萍依旧享有龚如白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的补偿。”之规定，龚如白户作为被征用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土地征收补偿款应属于龚如白户所有，因龚如白在征收时并未死亡，其死于土地征收测量之后，补偿款发放之前，故龚如白应当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现龚如白在征收后死亡，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其享有的份额应作为龚如白的个人遗产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因龚如白死亡后对其享有的补偿费未立下遗嘱进行处分，因此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与被告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作为龚如白的子女，原告刘开碧作为龚如白的配偶，均有权参与继承属于龚如白个人部分的土地补偿费。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第二轮农村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政策规定，虽然原告龚桂英、龚有莉不享有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依法享有继承其父龚如白的补偿费用之权利，有权分配征地补偿款。关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分配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田地的征收补偿款79253.17，这笔款包含青苗补偿款3175.67元，耕地补偿款76077.5元。因征收时田是由三被告共同耕种了紫金花，因此青苗补偿费3175.67元应归三被告共同所有。耕地补偿款76077.5元，应由龚如白、原告刘开碧和龚友萍共同所有，即龚如白、刘开碧、龚友萍各占三分之一即76077.5元×1/3=25359.2元。对于龚如白所有的份额25359.2元依照继承法规定由四原告及三被告继承，各自继承的份额为1/7，即25359.2元×1/7=3622.7元。综上所述，1、根据继承法规定，原告龚桂英、龚有莉、被告龚友国、龚友银、龚友波应分配的补偿款数额均为3622.7元；2、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法及继承法规定，原告刘开碧、龚友萍应分配补偿款的数额均为25359.2元+3622.7元=28981.9元。原告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三人将应分配数额自愿转让给原告刘开碧，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并支持。因此原告刘开碧总的应享有补偿款的数额为28981.9元+3622.7元+3622.7元+28981.9元=65209.2元，因本案征收补偿款76077.5元已被被告龚友银代为领取，故被告龚友银应将已领取的征收补偿款中的65209.2元返还原告刘开碧。对于被告龚友国、龚友波应分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青苗补偿款，因被告龚友国、龚友波未在本案中请求给付，可另行向被告龚友银主张权利。3、关于双方存在的赡养争议是否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问题。因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原告方是否享有征收补偿款与赡养问题系不同的法律关系，被告方对此也认为应分开处理，因此本案中提到的赡养问题本院不作处理，双方可就赡养问题另行协商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龚友银返还原告刘开碧土地征收补偿款六万五千二百零九元二角（65209.2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刘开碧、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开碧、龚桂英、龚有莉、龚友萍承担147元，被告龚友银承担800元，被告承担部分与前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方。权利义务告知若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另行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满后的七日内通过本院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费（按件计收的全额交纳上诉费，财产类案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金额计算交纳）。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邓安静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卢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