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1民终4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春莲，女，195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西安市碑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ＸＸ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寨街道办事处大寨路二号。法定代表人：贾熙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路，陕西鼎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春莲因与被上诉人西安Ｘ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ＸＸ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6）陕0113民初9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春莲，被上诉人ＸＸ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李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春莲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ＸＸ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通过合法的交易行为继受涉案车辆的财产所有权，完整的行使着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四项权能。涉案车辆的经营权归上诉人所有，原审法院仅以车辆行驶证、道路交通运输证等证件认定诉争出租车经营者为出租车公司，实属不当。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道路交通运输许可证不能等同于出租车经营权证，机动车行驶证也并非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证书。相关登记仅为行政管理行为的需要，仅为形式登记，不是物权归属的依据，一审法院以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行驶证等作为事实依据，认定出租车公司为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人，明显错误。涉案车辆系何春莲出资购买，虽然登记在出租车公司名下，但是并不影响何春莲作为实际权利人的事实。被上诉人ＸＸ公司辩称，何春莲的出租车承包合同已经到期，合同是承包合同性质。何春莲一审诉讼请求是涉案承包合同车辆的产权和经营权归属，二审法院应当仅就涉案车辆的承包合同进行审查，此前承包合同的标的物已经不存在，与本案涉及的出租车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联系。上诉人无论何时购车，出租车经营权证书载明的经营权人都是ＸＸ公司，不能改变出租车承包的性质，即使何春莲承担了承包款项，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出租的裸车和经营权不能分离，双方已就车辆归属在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上诉人在二手车辆市场购车，购买的是转承包权，上诉人与ＸＸ公司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来确认其在经营权范围内继续承包，车辆的处分权和经营权都属于ＸＸ公司。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何春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陕Ａ×××××号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归何春莲所有，本案诉讼费由Ｘ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0年12月30日，ＸＸ公司购买了发动机号为4CAAA2323的比亚迪汽车。2011年1月6日，ＸＸ公司为该车办理了陕Ａ×××××出租车行驶证。2010年12月30日，何春莲、ＸＸ公司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约定ＸＸ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机件设备和服务设施完好的车牌号为：陕Ａ×××××号比亚迪型出租汽车一辆承包给何春莲经营，ＸＸ公司提供车辆证件及营运手续齐全有效，单车营运，一次到位，定额承包，超收归已。承包期限自2010年12月30日至2017年1月30日止。何春莲每月向ＸＸ公司交纳承包金。承包期内何春莲所需转包车辆，应提前一周书面告知ＸＸ公司，经ＸＸ公司书面同意后，原按ＸＸ公司规定的数额交纳过户手续费，结清所欠ＸＸ公司的一切款项和手续，终止合同。何春莲如未经允许私自转包，应承担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何春莲向ＸＸ公司交纳了承包费，ＸＸ公司向何春莲交付了车辆，目前该车辆由何春莲承包经营使用。另查明，何春莲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陕Ａ×××××出租车是自己购买的。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具体表现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全权利。公民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但不得侵占他人的财产或者从中获利。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该车辆区别于其他车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并不具有特别的财产价值。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该出租车的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行政机关通过特定许可的形式，由出租车行业管理机构审核批准，作为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该车辆经营权是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的，并且有一定许可期限，故而该经营权并不是物权法调整范围的普通物权，并不受普通民事法律所调整，而是由行政法律所调整的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许可关系，况且该相对人并不是出租车承包人而是特定的出租车经营公司。故而何春莲认为出租车裸车的财产所有权与出租车经营权是同一权利整体的辩称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出租车经营公司取得车辆经营权后，在经营期限内从事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是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普通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以承包经营的方式与承包人签订承包合同，双方所依据的是合同法，该法律关系受民事法律所调整。本案中，何春莲、ＸＸ公司签订了车辆承包合同，双方存在车辆承包合同关系，至于何春莲提出该承包合同无效，表示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名称上予以定性，应根据合同具体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的辩称意见，由于双方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若何春莲对双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异议，也属于承包合同法律关系所调整的内容，并不能成为该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抗辩理由，对此不予支持。ＸＸ公司作为出租车经营公司，取得出租车的经营权，并出资购买了用于出租经营的机动车车辆，并与何春莲签订了承包合同，没有证据显示何春莲对该出租车享有所有权。至于何春莲辩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原来的车辆是自己出资购买等理由，因为作为物的机动车车辆来说，经过一定使用期限后，可能存在财产价值降低或者灭失的情况。机动车辆经过使用消费后，到了报废期限，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故而何春莲认为原旧车是自己出资的，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车辆及出租车经营权也是自己所有的诉请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亦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春莲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何春莲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递交申请，要求本院到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新车上户申请表、申请资料、初次行业年审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ＸＸ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上诉人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从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ＸＸ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上诉人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上诉人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上诉人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ＸＸ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表，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上诉人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上诉人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春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志刚代理审判员  楚 涵代理审判员  陈 帅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刘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