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304刑初38号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地址秦皇岛港老港区一号门内，组织机构代码80527982-X。法定代表人白素霞，站长。诉讼代表人薛婉儒，女，197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秦皇岛市海港区，系被告单位财务科科长。辩护人黄海疆，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徐庆武，北京市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志鹏，男，1966年4月27日出生于秦皇岛市抚宁区，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任秦皇岛港引航站站长，户籍所在地秦皇岛市海港区，现住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辩护人刘志军，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李林，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崔士栋，男，1964年11月4日出生于河北省南皮县，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秦皇岛港引航站引航科长，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秦皇岛市海港区。辩护人梁俊，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文庆，男，1969年4月5日出生于秦皇岛市抚宁区，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秦皇岛港引航站办公室主任，户籍所在地及现住址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辩护人邓晓雷，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名被告人因涉嫌单位受贿罪，于2015年2月12日被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6年4月20日被本院取保候审。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院以北检公诉刑诉[2016]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被告人李志鹏、崔士栋、王文庆涉嫌单位受贿罪，于2016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2016年4月8日立案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付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诉讼代表人薛婉儒及其辩护人黄海江、徐庆武、被告人李志鹏及其辩护人刘志军、李林、被告人崔士栋及其辩护人梁俊、被告人王文庆及其辩护人邓晓雷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年初，秦皇岛港引航站原站长李志鹏召集副站长张永成、引航科科长崔士栋、办公室主任王文庆开会。决定：同意船舶代理公司提出的对进出秦皇岛港及秦山港的小型外籍船舶少用或者不用拖轮，从而为船东节省运营费用的要求，同时决定，对少用或者不用拖轮的船舶按统一标准收取减少使用拖轮的钱，其中靠泊基本港的（秦皇岛港务局所辖码头）加5000净吨每净吨0.50元收取，靠泊非基本港（秦山港）加3200净吨每净吨0.80元收取，多收取的部分与正常收取的引航费加在一起开具引航费发票。秦皇岛港引航站2010年2月5日开始收取节省使用拖轮钱到2014年5月17日停止，一共收取了2179航次共5511400元，全部记入了引航站财务帐。公诉机关随案移交了签证单、引航费发票等书证、证人吴某、张某1证言、被告人李志鹏、崔士栋、王文庆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非法收受船代公司的财物，为船方谋取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志鹏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崔士栋、王文庆是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和三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存在坦白的量刑情节。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及其辩护人黄海江、徐庆武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引航站不具有“确定”拖轮使用数量和如何使用的权力，不具备“权钱交易”的前提条件。公诉机关根据《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认定引航站对外轮具有“确定拖轮的使用数量和如何使用的权利（力）”。但是，该条并未规定引航站有权单方面决定并实施拖轮使用方法，仅有权“制定”合理的拖轮使用方法，引航机构没有“确定”拖轮使用数量和如何使用的强制力即权力。根据《船舶引航管理规定》及引航站的实际情况，引航站是为进出港口船舶提供有偿服务的自收自支的零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不具有国家和法律赋予的“确定”拖轮使用数量和如何使用的权力。没有权力，又何来“权钱交易”？事实上引航机构也不可能在未经被引航船舶同意且予以配合的情况下强行实施拖轮使用方案，必须由双方共同确定。二、引航站并非因替船方谋取利益而向其收受财物，而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履行本职工作。将违规收取的引航费认定为“减少使用拖轮的钱”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引航站实施的涉嫌犯罪行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引航站依据船方申请制定减少使用拖轮的方案并在船方同意的前提下实施；第二，引航站在费规规定之外以引航费的名义收费。公诉机关将多收取的费用认定为因减少使用拖轮而多收的“减少使用拖轮的钱”。首先，如何使用拖轮受到当时当地具体的水文、船舶、港口、气象、引航员自身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根本无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只能由引航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制定引航方案和引航调度计划。引航员用自己的技术能力，在引领船舶时为船方尽量减少使用拖轮的数量，为船公司节省成本，也是《船舶引航管理规定》要求引航机构及引航员履行的工作职责。如何使用拖轮均根据引航实际需求而定，所谓的“工作惯例”只不过是秦皇岛港自行总结的工作经验，并无任何强制力，因此不能以“工作惯例”作为判断多用或者少用拖轮的法律依据。同样，也没有所谓“减少使用拖轮”之说，因为没有法律或规章、标准规定“应该”使用多少拖轮。其次，《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国家鼓励采取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提高引航工作科技水平，鼓励引航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提高引航安全水平和工作效率。”引航站的做法正是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秦皇岛引航事业向前发展。再次，基于三类电子数据经对比计算得出的结论仅能证明引航站在制定拖轮使用方案时有差别，但并不能证明引航站多收取的费用是因减少使用拖轮而产生的费用，即所谓“减少使用拖轮的钱”。本案中，引航站并非因少用拖轮而向船方收费，而是因引航员在使用拖轮较少的情况下多付出了劳动而多收取的劳动报酬，其实质是在引航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而非在少用拖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因此引航站将该笔费用计为引航费，绝非“权钱交易”。三、所谓的“减少使用拖轮的钱”实质上是合法的经营收入，而非“减少使用拖轮”的对价。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以下简称“引航公司”）作为有效存在的主体直至2015年1月5日才被注销，而公诉机关指控的涉嫌犯罪的收费行为发生在2012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17日之间，均属于引航公司存续期间。引航公司作为向船方提供引航服务的国有企业，第一不具有任何行政权力，第二进行经营活动并创造效益是其存续目的之一。《港口法》释义中有明确的解释，引航是一种经营性行为，引航机构和船方是服务合同关系。《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引航机构应当满足船舶提出的正当引航要求，及时为船舶提供引航服务，不得无故拒绝或者拖延。”引航机构根据船方提出的减少使用拖轮的申请，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拖轮使用方案，既保证了船舶安全，又满足了船舶降低成本的正当引航要求，同时因引航员多付出劳动而多收取的引航费也为国家创造了收益。多收取的引航费是引航员付出劳动的合理报酬，是引航机构正当的经营收入，绝非“权钱交易”中“节省拖轮”的对价。四、公诉机关认为涉嫌犯罪的“减少使用拖轮”行为明显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引航改革方向。一切犯罪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社会危害性，构成单位犯罪的前提也是其行为“危害社会”。本案中一些船代公司针对代理的小型船舶为了降低成本支出，向引航机构提出船舶进出港时使用一艘或不用拖轮的请求，并提出多支付一定的引航费。引航机构综合考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满足船方要求，既能为船方节省运营成本，又能增加秦皇岛港的综合竞争力。考虑到因少用拖轮增加了引航员的工作难度和劳动强度，也应获得相应劳动报酬，但由于引航收费标准中没有这种情形的收费标准，引航机构才参照船舶救助标准收取引航费。引航机构超出规定范围收取引航费，其行为的性质仅仅是突破了原有的收费标准。并且协议收费也是全国各引航机构普遍存在的一种惯例做法。违规收费不等于单位受贿，更不存在刑法范畴内的社会危害性。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宁波大港引航有限公司违规多收引航费的行为按照乱收费予以行政处罚，说明国家权威部门认为多收引航费的行为不触犯刑法，仅违反了相关行政管理规定，而同样性质的行为放到秦皇岛引航站身上就被认为是单位受贿行为，其合理性值得商榷。五、受贿与行贿两种行为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行贿就谈不上受贿。公诉机关指控的引航站接受的所谓“贿赂”，是由船（东）代公司通过正当的公司财务程序支付给引航机构并开具发票的，不具备暗中、账外等贿赂犯罪特征。本案中公诉机关也并未追究船（东）代公司的刑事责任，说明公诉机关不认为船（东）代公司的行为构成犯罪，却单方面追究引航站的刑事责任，其法律依据何在?综上所述，秦皇岛港引航站用专业技术弥补船况不佳的不足，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所收费用是双方认可的劳动报酬，不仅没有损害国家、单位的形象和利益，而且有效提高了秦皇岛港的服务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如果将引航站的行为认定为“单位受贿罪”，就意味着全秦皇岛港乃至全国港口普遍存在的超出费规的协议收费均构成“单位受贿罪”，使得单纯违反行政法规的违规收费行为一跃成为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这将严重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不利于“阳光引航”改革的推进及和谐社会的发展，也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引航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单位受贿罪。被告单位及辩护人提供如下证据：1、中国引航协会《关于引航生产中拖轮使用问题的复函》。欲证明（1）被告单位没有决定拖轮如何使用的强制力。（2）被告单位减少使用拖轮的行为符合交通运输部“阳光引航”总体要求。2、交通运输部《关于明确引航机构性质的复函》。欲证明（1）被告单位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2）被告单位不具有公权力。3、引航公司成立及注销文件。欲证明引航公司存续时间为2007年6月12日至2015年1月5日。4、《河北省秦皇岛市港口费用专用发票》。欲证明2010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17日开具引航费发票的单位均为引航公司。5、引航站登记成立文件。欲证明被告单位于2014年5月16日成立。6、秦皇岛港务局与船方《协议书》。欲证明“协议收费”方式为行业惯例。7、交通运输部《关于构建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阳光引航”服务体系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各引航机构要多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在保安全、保船期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包括引航员的接送、拖轮的使用、收费。欲证明被告单位的行为符合“阳光引航”总体要求。8、《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8、12、27、28条。第8条：国家鼓励引航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第12条：引航机构的职责中没有强制船方接受引航计划等公权力。第27条：引航机构为船方提供引航服务且不得无故拒绝或拖延船方的正当要求。第28条：引航机构仅负责制定拖轮使用方法，是否实施取决于船方。欲证明被告单位的行为符合《船舶引航管理规定》。9、发改委网站发改委公告。欲证明宁波大港引航有限公司违规多收引航费的行为按照乱收费予以行政处罚，此种行为达不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被告人李志鹏在庭审中辩称，其行为不是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存在，但因其不懂法，服从法院的判决。理由如下：1、引航机构（引航公司或引航站）与被引航船舶之间是有偿服务合同关系。需要引航服务的船舶填单申请引航，引航机构接到申请后制定合理的拖轮使用的方案，并经船方同意后，提供具体引航行为并收取引航费，只是履行合同义务，引航机构没有公权力，没有权钱交易。2、是船方提出要求减少拖轮，引航公司认为没有损害任何个人和国家利益，因此引航公司没有受贿的故意。对所提供的服务多收取的费用如实入账并向船方开具正规发票。3、涉案的行为是引航公司的行为，引航公司是企业性质单位，当时引航站还没有成立，提供引航服务后向船方开具的是引航公司的正规发票；引航站成立后也是财政零拨款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不管是前期的引航公司还是后期的引航站都没有公权力，都只是提供引航服务收取费用的普通民事主体而已。4、类似情况其他地方的引航机构也存在，没有按犯罪处理的。被告人李志鹏的辩护人刘志军、李林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关于客观方面。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李志鹏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构成单位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本款的规定。1、该款是对规定的主体进行公务活动时，如果收受或者索取财物，则构成本款之罪。而无论原来是企业性质的引航公司，还是后来事业性质的引航站，在引航、决定拖轮使用方案等方面均不具有行使公权力、履行公务和社会管理的性质，是服务性质的商业合同行为。引航机构与被引航船舶是收费、提供服务相互对应，有偿服务支付对价关系。船舶申请引航是要约，引航机构引航是承诺，经过要约和承诺，合同关系成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分别是：引航机构制定合理的包括拖轮使用的方案，并经船方同意，提供具体引航行为，这些都是引航机构的义务，引航机构的权利是获得引航费；船方的义务是支付引航费，权利是获得良好的引航服务。这种关系纯属于商业领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属于雇佣或承包、承揽性质的合同。虽然引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引航机构不承担责任，但这是世界通例，也是法律规定，因为《海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引航时不解除船长对船舶的管理和驾驶责任，所以，不能因此就认为不是民事合同关系。《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引航机构的职责没有一项属于公权力，没有一项属于行政管理职能，主管部门交通部已对此作出解释；第二十八条也不是公权力内容，反而是引航机构的义务，拖轮的使用方案还需得到船方的认可，对此交通部也做了解释，不属于公权力。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为交通部以及下属交通厅、局，安全管理机构为相应的海事局，引航机构没有这些权力，这在该《规定》第四条中有明确规定。关于公诉机关提出所谓强制引航问题，强制引航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上述管理部门规定的，而不是引航机构的权力，引航机构是提供引航有偿服务的机构。所以，强制引航问题与引航机构无关，不能证明引航机构有公权力。2、没有公权力的单位也就不存在刑法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交通部一贯要求要“阳光引航”，并且于2013年专门发文推进阳光引航，明确要求与船方协商、经船方允许制定配备拖轮方案，努力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包括拖轮的使用等。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船方节约成本，少使用或不使用拖轮，这本身就属于国家要求的船方应得的利益，也是引航机构应尽的合同义务，如果少使用拖轮多付出劳动、增加了风险而多收一部分引航费，本是双赢的，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民事平等原则的体现。只是多收费目前没有放开的依据。但这种民事双赢，不是刑法上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3、本案，换取多收费的是引航机构增加风险的服务，而不是受贿所固有的权钱交易。船方或船代公司之所以愿意增加引航费，减少拖轮使用数量节省成本，就是都认识到这样做引航机构加大了风险、付出了额外劳动，是劳动所得，而不是也不存在权力交换。加大风险，不能只是合同一方受益，所以愿意提高收费。至于没有提出要求的船舶没有这样做，这一点也不能说明就是受贿，反而说明是合同关系，要尊重合同一方的意愿。4、关于公诉机关提出引航机构具有垄断性问题。具有垄断性不等于就有公权力，比如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如果违规收费或不正当竞争，有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调整，但不是刑法上的犯罪问题。二、关于客体。起诉书引用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侵犯的客体为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而引航公司或引航站没有从事公务行为，所以不符合该款所规定的客体。在经济活动中如果违规收费，侵犯的客体是正常的生产交易秩序。三、关于主体。1、本案多收费是引航公司所为，不是引航站，引航公司不能成为本款之罪的主体。引航公司是企业性质，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本案收取的500余万元均是引航公司的行为，入引航公司账户，开具的都是引航公司的发票，引航公司直至2015年1月5日方注销登记，在此之前主体存在，本案多收500余万元的时间为2010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17日，在引航公司存续期间。而引航站虽然有关文件要求早日成立，但是引航站实际成立的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所以多收费行为与引航站没有关系，那时引航站根本不存在，本案将引航站列为被告单位也是不妥的。2、即使作为事业单位的引航站多收费，也不构成本款之罪的主体。单位受贿罪的主体包括事业单位，但并不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能够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单位受贿罪，那些没有公权力的事业单位或某项业务不具有公权力时，即使是事业单位，也不能构成本款的单位受贿罪的主体。引航站就是没有公权力的事业单位，还是财政零拨款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引航站从事引航服务仍然属于经济行为，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引航公司或引航站，都执行《船舶引航管理规定》，其从事的引航业务根据性质，无论引航公司还是引航站，都不能成为本款单位受贿罪的主体。四、本案属于在商业服务合同中，提供服务的一方，违反政府定价，多收服务费的行为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1、《合同法》规定，合同价款有国家定价或指导价的，执行国家定价或指导价。违反国家定价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与犯罪不相关。2、这种多收费，是服务对象提出，没有社会危害性。3、这种多收费与经济往来中违规收取回扣、手续费性质也不同，这是服务对价是否合理、是否违规问题，而不是没有履行义务而收取的回扣、手续费。即使回扣、手续费，如果如实入账，也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本案引航公司所多收取的费用分文不差、如实入账，并开具发票。本案不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二款的回扣或手续费，即使是回扣或手续费，只有暗中账外收受才构成犯罪。综上，被告人李志鹏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崔士栋及其辩护人梁俊提出的辩护意见是，秦皇岛港引航站或港务局引航公司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起诉书中的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实际上指的是原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从法律主体上讲，引航站和引航公司是两个单位。引航站是在2014年5月完成的事业单位法人注册，而引航公司是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2日决定撤销，在2015年1月5日注销的，而本案涉及的行为均是引航公司的行为，虽然引航站在有关引航业务上承接了引航公司的业务，但引航站与引航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讲必定是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起诉书所指控的引航站能否对引航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在主体上值得商榷。（二）本案不符合单位受贿罪的特征。就本案而言，收受船方的费用是否非法，如果收费非法是属于行政意义上的乱收费还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受贿以及是否为船方谋取了利益，则是本案所控罪名是否成立的关键。1、在本案中引航公司为进港船舶根据实际情况以少使用拖轮的方法来降低船公司支出费用的行为，符合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阳光引航提升服务水平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该方案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包括拖轮的使用收费等。关于拖轮的使用数量直接影响船公司的费用负担，有关航运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航运界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船公司和代理公司才向引航公司提出减少拖轮使用数量的要求，以降低其费用负担。引航公司正是在考虑为船公司减轻负担的基础上才同意船方提议并且在加大了自身引航风险和负担基础上进行实施，这与交通部此前一直在提倡并于2013年颁布实施的《推进阳光引航提升服务水平工作方案》的精神与规定是一致的。因此对于本案船方因减少拖轮使用数量节省的运营费用不能说是引航公司给谋取的，而是国家政策所赋予的；如果说船方按国家提倡和国家政策提出降低费用的要求都是属于引航机构给谋取的话，那么类似执行国家倡导或政策为客户减免、降低运营成本的行为均属涉嫌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此认定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执行。2、引航公司在按常规做法减少拖轮使用数量后，加大了技术难度和引航员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船公司自愿适当提高交费标准并主动提出与引航公司达成相关协议既符合交通部《阳光方案》精神，也符合民事活动中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原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是河北港口集团下属的分支机构，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虽然在2007年5月按照交通部、省、市有关引航体制改革相关文件要求，举行了引航站挂牌仪式，但因受资产划转、人员编制等问题制约，直至2014年8月引航站才完成事业单位法人注册，同年12月河北港口集团才决定撤销“引航公司”，直至2015年1月5日才完成引航公司的注销工作，此后才以“引航站”作为主体开展工作。因此，在2010年2月至2014年5月期间，与船方达成减少拖轮，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协议时，一直是以引航公司企业作为主体所进行的企业性经营行为，该种协议性收费属于引航公司自主经营的权利。此种情况也不违反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28条有关“引航机构应当根据船舶状况和通航条件，制定合理的拖轮使用方法。被引航船舶应当根据引航机构提供的拖轮使用方法的要求安排拖轮或者委托引航机构安排拖轮，并承担相应的费用的规定。”据此，有关拖轮的使用数量和费用的计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灵活调整。因此引航机构在费率之外根据引航安排，在双方达成合议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收费方式有相应的政策依据。（三）引航机构系提供引航服务的法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引航方案并与船方或代理公司协商收费属于合法的经营行为。1、《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项“引航机构是指专业提供引航服务的法人”、第十二条“关于引航机构的主要职责”、第（二）项“制订引航方案和引航调度计划”、第（四）项“负责引航费的计收和财务管理工作”、《港口法》释义中亦明确解释：引航是一种经营性行为。上述法规表明，引航机构是从事提供引航服务的企业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并以盈利为目的收费行为是其合法的民事行为；当然收费的前提必须是与船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协议收费行为，而不能是强制性乱收费。2、协议收费是港口工作的惯例，从现有港口引航规范来看并没有对引航机构与船公司协议收费方式有限制性、惩罚性规定。引航服务由引航机构和引航员提供，引航费由被引航船舶支付，这是最典型、也是最简单的民事法律关系架构；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以引航员付出更多劳动来减少拖轮使用数量，而由船东自愿适度增加付费，则即降低了船东的费用负担，又弥补了引航机构收费下降，经费不足的问题，这是市场经济行为，不宜视为受贿。而且对于引航费、拖轮费等协议性收费，在秦皇岛港和其他港口也早有先例，引航费协议收取方式在全国各引航站是普遍存在的做法。而且在交通部和国家发改委2015年7月22日发布的交水发【2015】118号文件《交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港口船舶使费和港口设施保安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和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判定的交水发（2015）206号文件《港口收费计算办法》第三条、第四条中明确规定：对引航费、拖轮费等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上限管理，引航（移泊）费、拖轮费、停泊费以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上限……，港口经营人和引航机构可在不超过上限收费标准范围内，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具体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港口收费标准按办法规定的基准费率附加收费、优惠收费合计确定。上述文件体现出引航收费在政府指导下，引航机构可以灵活掌握的市场化趋势。基于上述，本案协议收费性质不应视为非法。（四）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协议收费被定性为“非法”也应属于行政上的乱收费行为而非刑法意义上的“受贿”行为。二、引航站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崔士栋当然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引航站构成单位受贿，崔士栋也不属于单位受贿罪名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范畴，不应作为被告人被指控有罪。被告人崔士栋及其辩护人提供如下证据：1、2015年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港口船舶使费和港口设施保安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引发的通知》。欲证明上述文件虽然制定的时间晚于本案时间，但是文件指出对于船舶引航费实行指导价也就是说虽然规定了上限，根据市场状况，引航机构有权利制定具体的标准，只要不突破费率就行了，体现了趋势。2、崔士栋的证书。主要欲证明2009年崔士栋全国优秀引航员的证书。3、制度的汇编和节选。主要欲证明对引航科长的职责的文件，引航科科长并没有制定费用的权利。被告人王文庆及其辩护人邓晓雷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关于引航站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犯罪的问题，同意引航站辩护人的观点。现就本案涉及的单位受贿的犯罪构成问题强调如下观点。引航站与接受其服务的船方之间是平等的交易关系，对引航站收取的引航费的具体金额，由二者根据国家的定价来确定。引航站提供的引航服务价格构成中包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交通成本等，其中人工成本主要是引航员的人力成本。在减少使用拖轮的情况下，引航员需要增加等候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增加操作难度，加大工作风险，尤其是在船舶状况、水文气象条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减少拖轮使用的情况下，引航站增加了人力成本支出，接受引航服务的船方在节省了可观的成本支出的情况下自愿向引航站多支付一部分服务费用，完全在情理之中。引航站多收取费用虽然合理，但不符合国家收费的规定，即突破了国家定价。因此，引航站的多收费行为只能定性为价格违法行为，而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宁波引航机构的行为相比较而言要比秦皇岛港引航站的行为性质要严重，但其行为仅被权威部门定性为价格违法，显然对秦皇岛港引航站追究刑责，于情于理都无法令人信服。二、关于王文庆是否属于直接责任人员的问题。王文庆是否参加了引航站决定向船方多收取引航费的业务会议以及其在会议上发表了什么意见现在无法查清，因为当时未形成会议记录，事后补记的记录是否准确，无从考证。问题的关键是，王文庆当时的职务是办公室主任，其所在的部门是秦皇岛港引航站的综合服务部门，对业务方面的决策没有发言权，因此，关于多收引航费的决策的形成与其无关。如果将该决策推定为犯罪故意的形成，则王文庆因没有参与决策而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单位受贿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对单位受贿的主观认识。如果有关人员主观上并不明知单位领导的决策内容属于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误认为是应当向他人合理收取资金，就不应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王文庆是在2012年4月至2013年8月期间因单位业务调整负责过一段时间的引航业务。其负责期间，只是按照已经形成两年多的操作方式继续办理业务，在其移交业务后，该操作方式继续存在直到2014年5月。据此，王文庆主观上并不明知单位的决策内容属于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他只是认为他执行的是正常业务。即使追究秦皇岛港引航站的单位受贿刑事责任，也不应将王文庆作为单位受贿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追究。经审理查明，一、关于主体身份。1、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成立于1994年5月6日，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是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主营海上船舶引航，2014年1月5日注销。2、2007年5月22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批复设立秦皇岛港引航站。2007年5月28日秦皇岛市政府制定《秦皇岛市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将引航机构从秦港集团分离，设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为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县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隶属于秦皇岛市港航局，机构人员不变。2007年5月28日挂牌；2008年8月18日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为港航局管理的财政资金零补助经费公益类事业单位。职责包含提供引航服务；2010年7月21日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秦皇岛港引航站为秦皇岛市交通局所属相当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引航业务，经费零补助；2010年9月8日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3、2014年5月16日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事业单位法人财政性资金零补助。2014年9月22日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证。4、被告人李志鹏于2002年3月4日被秦皇岛港务局任命为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经理；2011年3月29日被中共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免去职务；2011年1月21日被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任命为秦皇岛港引航站站长。2003年5月29日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任命被告人崔士栋为引航科科长、被告人王文庆为办公室副主任兼引航科副科长；2006年8月30日，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任命王文庆为办公室主任，免去引航科副科长。二、涉案事实。2010年年初，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经理李志鹏召集副经理张永成、引航科科长崔士栋、办公室主任王文庆开会。决定：同意船舶代理公司提出的对进出秦皇岛港及秦山港的小型外籍船舶少用或者不用拖轮，从而为船东节省运营费用的要求。在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承接上述引航业务时，由引航员依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对船舶引航，因而也增加了引航员的工作难度及风险，遂决定，对少用或者不用拖轮的船舶按统一标准加收引航费，其中靠泊基本港的（秦皇岛港务局所辖码头）加5000净吨每净吨0.50元收取，靠泊非基本港（秦山港）加3200净吨每净吨0.80元收取。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2010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17日期间按上述标准加收引航费，共加收了2179航次5511400元。加收的引航费用与正常收取的引航费加在一起为船东开具了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的引航费发票。全部记入了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财务帐。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质证的如下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第一部分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关于主体方面的证据一、秦皇岛港引航站历史沿革。（一）书证。1、秦皇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颁发的税务登记证。2、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撤销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的通知》（河北港口政字【2014】323号）、秦皇岛市工商局海港分局制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实秦皇岛港引航站前身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成立于1994年5月6日，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是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主营海上船舶引航，2014年1月5日注销。（二）书证。1、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秦皇岛港引航站的批复》（批复【2007】11号）、《秦皇岛市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的批复》（秦编【2008】44号）、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秦皇岛港引航站编制事宜的批复》（冀机编办【2010】152号）、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的批复》（秦编【2010】69号）。证实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改制为秦皇岛港引航站。2007年5月22日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批复设立秦皇岛港引航站。2007年5月28日秦皇岛市政府制定《秦皇岛市港口引航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将引航机构从秦港集团分离，设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为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县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隶属于市港航局，机构人员不变。5月28日挂牌；2008年8月18日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为港航局管理的财政资金零补助经费公益类事业单位。职责包含提供引航服务；2010年7月21日河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秦皇岛港引航站为市交通局所属相当处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引航业务，经费零补助；2010年9月8日秦皇岛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三）、书证。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证实2014年5月16日成立秦皇岛港引航站，事业单位法人财政性资金零补助。2014年9月22日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证。二、关于三被告人的身份情况。书证。1、秦皇岛港务局《关于范广志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2002】秦港干字第47号）。2、中共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于李志鹏等同志免职的通知》（河北港口党字【2011】25号）。3、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李志鹏等任职的通知》（通知【2011】4号）。4、秦皇岛引航公司任命文件两份。证实（1）秦皇岛港务局2002年3月4日任命李志鹏为引航公司经理（正处级，试用期一年）；根据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关于李志鹏等任职的通知》（通知【2011】4号）精神，结合引航公司改制，2011年3月29日中共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会研究决定原引航公司李志鹏等人领导职务自然免除；2011年1月21日李志鹏被秦皇岛市人民政府任命为秦皇岛港引航站站长。（2）2003年5月29日，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任命崔士栋为引航科科长（正科级试用期一年）、任命王文庆为办公室副主任兼引航科副科长（副科级试用期一年）；2006年8月30日，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任命王文庆为办公室主任（正科级试用期一年），免去办公室副主任兼引航科副科长。涉案事实的证据。秦皇岛港引航站业务范围和引航操作、收费的证据。（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李志鹏供述和辩解。主要证实（1）秦皇岛港引航站2007年5月挂牌成立，但没有进行单位法人注册，2010年省编办下发机构设置批复，一直沿用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执照，2011年1月秦皇岛市政府任命李志鹏为引航站站长，2014年办理的事业单位营业执照，级别为正处级。（2）引航站的职责是接受引航申请，收费依据是交通部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2、被告人崔士栋供述和辩解。主要证实（1）秦皇岛港引航站其前身是秦皇岛引航公司，引航站在2007年5月份挂牌成立，2010年省编办下发机构设置批复，2011年秦皇岛港引航站为正县级事业单位，引航站挂牌至今崔士栋任引航科科长。（2）引航站的职责是接受辖区内有引航要求的船舶的申请并为其提供引航服务。（3）引航站挂牌成立后有引航资质，是全国第二批合格港口引航机构。（4）引航站收费依据是交通部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有内贸和外贸之分。3、被告人王文庆的供述和辩解。主要证实内容基本与李志鹏、崔士栋所述被告单位的情况一致。（二）书证。1、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关于公布全国第二批合格港口引航机构名单的通知》（2008年第1号）。证实秦皇岛港引航站有引航资格。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法》、《交通运输部船舶引航管理规定》。证实相关规定内容。3、《船舶引航管理规定》。证实关于引航的具体规定。其中本案涉及引航机构的职责和拖轮的使用。4、《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外贸部分）》、《秦皇岛港引航站收费依据及标准说明》。证实引航收费标准的规定。5、《船舶引航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外贸部分）》、《秦皇岛港引航站收费依据及标准说明》、《关于加强引航结构管理的通知》证实引航机构管理的规定，其中包含引航机构收费的规定：引航机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引航费，不得擅变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被告单位多收取引航费证据（一）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1、李志鹏供述和辩解。主要内容及证实（1）从2010年以后，进出秦皇岛港口的外籍小型船舶由船代公司向引航科提出减少拖轮使用降低运营成本的要求，经开会最后决定对进出秦皇岛港的小型外籍船舶申请减少使用拖轮的，并实际上给外籍小型船舶减少使用拖轮降低运营成本的，按照船舶救助标准收费，具体操作按照基本港在船舶实有净吨基础上加5000净吨乘以0.5元，非基本港加3200净吨乘以0.8元和船舶应该收取的引航费加在一起以收引航费的名义收取的减少拖轮使用的钱。到2014年4月份不再收减少使用拖轮的钱。（2）2010年至2014年4月共是2179航次5511400元。对提出申请的船舶减少使用拖轮，没有提出申请的正常使用。这么做的目的给船东节省了运营成本，引航站（引航公司）也增加了收入。（3）在2010年上半年的一次办公会上，副经理张永成、引航科科长崔士栋，办公室主任王文庆，其他部门负责人和李志鹏开会讨论，崔士栋提出：船代公司多次向他反映给能否向引航站（引航公司）交一些钱，引航站（引航公司）减少使用拖轮数量给船东降低港使费节省运营成本。会后决定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对申请减少使用拖轮的船舶减少使用拖轮，在如何收钱上，费规上没有收费依据，但因增加引航员的引航事故风险和操作难度，可以参照船舶救助标准收钱。（4）引航站（引航公司）收减少使用拖轮的钱没有费规依据。（二）同单位工作人员证明实施这项制度的证言。1、张永成陈述。主要内容及证明在2010年初，站长李志鹏召集班子成员及有关业务科室的负责人召开例行办公会，会上决定如果船代公司或船东要求省拖轮的话，引航站（引航公司）要收钱。如果船代公司没有申请省拖轮不能收取。2、陆振柏陈述。主要内容及证实（1）拖轮具体使用数量是由引航员根据船的实际情况定拖轮的使用数量，关于如何使用没有具体规定，都是沿用的工作习惯。（2）不用或少用拖轮的情况。先由调度室通知引航员有作业任务，引航员上船后根据实际情况，在安全条件下，为了给船代公司或船东节省点费用，看是否能少用或不用拖轮，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定使用数量，引航员会将具体情况反馈给调度室。3、奚志勇（船舶分公司生产业务科科长）陈述。主要内容及证实负责拖轮事宜及收取拖轮费的情况。（三）船代公司的经办人证言。一共有十五家船代公司参与的省拖轮一事，船代公司也是经手交省拖轮费的人。十五个证人证言证明内容基本相同。其中证人吴吴某信天龙代理公司）证言。主要内容及证实（1）省拖轮的引航费是指船舶来港前船方向我们公司提供船舶信息备案，包括船舶规范包括船名、船籍、船长、船宽、总吨、净吨、载重吨等、来港、本港任务、抵达本港时间、船员人数等信息。根据船舶信息备案向船东预报价在秦皇岛港发生的基本费用，包括使用拖轮数量，有的船东想节省使用拖轮或不使用拖轮的费用，根据船东为节省运营成本的要求，向引航站（引航公司）引航科的崔士栋口头申请，引航科科长崔士栋根据情况通知调度室，调度室安排引航员引航。（2）不使用拖轮或者少使用拖轮引航站（引航公司）收费的情况，直接在船舶净吨的基础上加5000吨，3200吨一起给船东开具发票。（3）如果船东不提出申请，也不向引航站（引航公司）提出申请，引航站（引航公司）就是按照秦皇岛港的正常做法使用拖轮。向引航站（引航公司）交节省拖轮使用的钱一共是1549680元。2、证人张张某2港务局外代公司的经理）证言。主要内容及证实该公司向引航站（引航公司）交节省拖轮使用的钱，一共是1527140元。其余13个船代，证明事项相同。（四）船舶管理公司证明实行省拖轮费的证言。省拖轮费的船东或者管理公司有247家，侦查机关找到了54家。主要是印证船代省拖轮费的证言。其中证人李李某澳洋海运大连办事处副经理）陈述。主要内容及证实（1）到秦皇岛的港口都需要交港使费，包括港务费、引水移泊费、拖轮费、交通费、停泊费、垃圾转运费、检疫消毒费以及交代理公司的代理费。通过船代公司缴纳。公司的船舶到秦皇岛港，会与船代公司联系，一般向三家船代公司询价，船代给报价，报价后会向船代公司提出是否还能节省费用，最后会选择能节省更多费用的代理公司。如果合作时间长，就会直接和船代公司联系。该公司提出的少用拖轮或用小马力拖轮的想法，因为天气或安全原因不能实现的情况除外，船代公司承诺的少用和使用小拖轮能够实现。（2）2014年下半年，船到秦皇岛去时，船代公司的报价中，都是使用两条拖轮，提出少用拖轮时，船代公司说秦皇岛管理严格了，不能节省拖轮费用了，有强制规定了，80米-120米的船必须用两条拖轮，80米以下的用一条拖轮。（五）节省拖轮费数量的书证。主要内容及证实船舶管理公司资料、签证单和引航费发票、综合统计表，是计算收取省拖轮费的依据。第二部分被告单位及辩护人提供的证据。1、中国引航协会《关于引航生产中拖轮使用问题的复函》，主要内容及证实被告单位没有决定拖轮如何使用的强制力。2、交通运输部《关于明确引航机构性质的复函》。主要内容及证实（1）被告单位不具备行政管理职能。（2）被告单位不具有公权力。3、引航公司成立及注销文件。证实引航公司存续时间为2007年6月12日至2015年1月5日。4、《河北省秦皇岛市港口费用专用发票》。证实2010年2月5日至2014年5月17日开具引航费发票的单位均为引航公司。5、引航站登记成立文件。主要内容及证实被告单位于2014年5月16日成立。6、秦皇岛港务局与船方《协议书》。主要内容及证实《协议书》的内容。7、交通运输部《关于构建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的“阳光引航”服务体系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各引航机构要多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在保安全、保船期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各项服务成本，包括引航员的接送、拖轮的使用、收费。主要内容及证实被告单位少用、不用拖轮的行为依据。本院认为，一、关于主体身份。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系河北港口集团持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下属分支机构。该公司于1994年5月成立，于2015年1月注销。而2014年5月秦皇岛港引航站才注册成立为事业单位法人。因此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所涉及的事实均系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所为，而非秦皇岛港引航站所为。二、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三被告人涉嫌单位受贿罪。船舶进出港需要引航，船舶（代理）公司向引航机构申请引航。《船舶引航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引航机构应当满足船舶提出的正当引航要求，及时为船舶提供引航服务，不得无故拒绝或者拖延。”“引航机构应当根据船舶状况和通航条件，制定合理的拖轮使用方法。被引航船舶应当根据引航机构提供的拖轮使用方法的要求安排拖轮或者委托引航机构安排拖轮，并承担相应的费用。”依据上述规定，1、引航机构同意船舶（代理）公司的申请后，双方确立引航合同关系，合同双方系平等主体民事法律关系。2、引航机构制定包括拖轮使用的方案在内的合理引航方案，引航方案经船方同意后，引航机构依引航方案提供具体引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的规定船舶（代理）公司收取引航费。因此引航机构引航船舶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收费规则》收取费用的行为系引航机构的经营行为。本案中，船舶（代理）公司为节约成本，申请引航机构在引航过程中少使用或不使用拖轮，而由秦皇岛引航机构的引航员依靠自己的技术能力，在引领船舶时为船方尽量减少使用拖轮的数量或不使用拖轮，以为船舶（代理）公司节省成本，但因而也增加了引航员的工作难度和风险。秦皇岛港务局引航公司因此多收取的引航费，虽没有收费依据，但其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单位受贿罪的特征，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秦皇岛港引航站无罪。二、被告人李志鹏无罪。三、被告人崔士栋无罪。四、被告人王文庆无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审 判 长  王冬霞审 判 员  马志军人民陪审员  李洪达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杨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