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民申68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瑞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中西顺城街*号四川国际大厦**层*座。法定代表人：宋礼贵，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生，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黑龙江省华龙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利民开发区中山路北侧。法定代表人：张福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晔，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四川瑞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黑龙江省华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终字第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瑞源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瑞源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涉案纠纷在起诉之前，瑞源公司曾于2012年12月27日寻求四川省甘孜州维权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甘孜维权中心）提供法律援助，遂将有关证据原件交予维权服务中心，该中心于2016年8月25日退还瑞源公司有关证据原件，其中：（一）《成品油代购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价格、结算及付款时间；收款单位：瑞源公司；开户行：建行成都第一支行；账号：51×××94。《成品油代购合同》并未约定由王国凤或郑一成代收货款。据此，二审判决认定王国凤有权代收油款实属错误。（二）2012年10月16日，王国凤出具的《情况介绍与说明》、《劳务费用结算单》，证明：王国凤与项目部合作从事成品油买卖业务；瑞源公司未授权其代收货款，其本人也未委托郑一成代收货款；郑一成为王国凤代收其本人的货款，所涉劳务费已与郑一成结清；王国凤没有向郑一成提供任何“证明”，《证明》事实上是郑一成勾结项目部伪造的。（三）郑一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王国凤曾把有瑞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礼贵签字的《成品油代购合同》要回去，与此同时，王国凤另外重新打印只有王国凤签字，没有宋礼贵签字及收款账号的《成品油代购合同》给了郑一成，并要郑一成在合同上签字，该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瑞源公司于2013年8月向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因所述合同在维权中心未能退还，新入职的员工误以为此合同与新证据（二）的合同内容无异，便错作为真合同提交。故此，本案应当以维权中心于2016年8月25日退还的《成品油代购合同》为依据，认定华龙公司应向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及账户支付货款，而无权向合同约定之外的个人支付。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瑞源公司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二审法院调查收集，但法院未调查收集。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不具有证据效力，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一）2012年2月10日的《证明》上所盖瑞源公司印章系王国凤私刻伪造，由此形成的《证明》系无效，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二）郑一成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代表瑞源公司出具《结算单》，也无权代表瑞源公司收取款项，由此形成的《结算单》系无效，不具有证据效力。（三）二审判决依据宋礼贵的庭审陈述系记录错误，证据采信错误。（四）二审判决认为“华龙公司向瑞源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为92242.77元”错误。四、二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认为王国凤收款行为系正常经营活动，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认定郑一成的收款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华龙公司答辩称：一、瑞源公司就本案申请再审已经超过法定再审申请期限；二、瑞源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能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或裁判结果错误；三、瑞源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四、瑞源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根本不符合逻辑与常理。综上，瑞源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瑞源公司提交“新证据”的法律效力；二、二审法院应否同意瑞源公司关于调取证据的申请；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系伪造的；四、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即王国凤、郑一成的收款行为后果应否归属于瑞源公司。一、关于瑞源公司提交“新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瑞源公司申请再审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一）甘孜维权中心《关于退回瑞源公司维权材料的函》[甘维（2016）1号]，证明再审新证据的来源及未能及时提交证据的原因。本院认为，该文件仅说明了退回瑞源公司的相关材料，不能证明所退回的相关材料是真实、合法的；且瑞源公司明知还有相关证据在甘孜维权中心处，但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从未主张过还存在其他证据。瑞源公司逾期举证的解释，有悖常理。（二）甘孜维权中心保存的《成品油代购合同》原件，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王国凤、郑一成有权代收油款错误。本院认为，虽然该证据上没有王国凤和郑一成的签字，与其向一、二审法院提交的《成品油代购合同》记载内容不一致。但是，瑞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礼贵对此明确述称“合同签好后，返到我公司，上面只有王国凤的签字，郑一成的签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原因是收不到款，王国凤委托郑一成收款，公司把合同、油品出库单、合同欠条也交给郑一成，郑一成找华龙公司收款，在合同上签字。后来郑一成也没收到钱，我公司就把合同要回来了”。可见，瑞源公司对提交给一、二审法院的《成品油代购合同》上为何有王国凤、郑一成的签名已陈述清楚，从未否认过其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现瑞源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成品油代购合同》上虽然没有王国凤、郑一成的签名，但也不足以否认二审法院已采信《成品油代购合同》的客观性、真实性，故瑞源公司所提交的《成品油代购合同》，不能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三）王国凤、郑一成出具的《情况介绍说明》、《劳务费用结算单》、《情况说明》，其中郑一成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系复印件，证明二审判决依据的《成品油代购合同》系伪造；瑞源公司没有委托王国凤、郑一成收油款。本院认为，这些证据均系王国凤、郑一成出具的证人证言，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内容与本案一、二审中的其他书证、到庭证人证言内容不一致，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四）成都新城石化有限公司、四川天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证明两张《102出库单》即0009866、0009868号《出库单》系伪造。本院认为，从证据形式上看，这些证据属于单位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该两份《证明》上仅有公司印章，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在形式上不符合上述规定；从证据内容看，二审法院对于争议事实的认定并非依据出库单，而是基于是否向华龙公司送油的事实来判断的。故成都新城石化有限公司、四川天丰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二审判决采信了伪造的证据。（五）甘孜州瑞祥石化有限公司、四川长富石油化工物资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长富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甘孜州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绵竹兴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王国凤有自己的公司且亦在经销油品。本院认为：首先，四川长富石油化工物资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和绵竹兴明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系瑞源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的范畴；其次，甘孜州瑞祥石化有限公司和四川长富石油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甘孜州分公司营业执照系复印件，且只能证明王国凤任案外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不能证明王国凤个人或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华龙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六）EMS快递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瑞源公司在二审诉讼中通过邮寄方式申请二审法院调取证据。本院认为：首先，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其次，该证据只能证明瑞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礼贵于2015年1月12日向二审法院邮寄过邮件，不能证明该邮件就是其主张的调查取证申请，不能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再次，本案二审于2014年5月13日开庭审理，证据记载的邮寄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即便瑞源公司提出了申请，也超过了举证期限。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瑞源公司在举证时限内向二审法院提出收集证据的书面申请。（七）瑞源公司与延川欣凯石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成品油供给运输合同》，证明瑞源公司供给案外人华龙公司油料33.50吨系通过租用陕Ｊ×××××油罐车运输的。本院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瑞源公司在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存在租用陕Ｊ×××××油罐车向炉霍县东炉路LM4合同段项目部送油料的事实，但不足以否认二审法院认定的瑞源公司通过川Ａ×××××送油料33.50吨系向华龙公司送油的事实，不能达到瑞源公司所主张的证明目的。综上，瑞源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已认定的基本事实，故不具有再审“新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二、关于二审法院应否同意瑞源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问题首先，瑞源公司并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其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其次，即使按照瑞源公司所称其于2015年1月12日向二审法院邮寄了调查取证的申请，但是二审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显然已超出举证时限，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瑞源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未同意其调取证据的申请，属程序违法，没有事实依据。三、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系伪造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瑞源公司申请再审认为2012年2月10日的《证明》系王国凤伪造印章形成，但瑞源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均未对上述证据上加盖的瑞源公司的印章真实性申请鉴定。瑞源公司申请再审称郑一成出具的《结算单》系伪造，但其既未提交任何证据对“伪造”的事实予以证明，亦未尽到反证的举证责任。关于宋礼贵的陈述，瑞源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庭审笔录有误，所载内容不是宋礼贵的真实意思，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申请二审法院更正笔录，而是在笔录上签字确认。结合郑一成持有瑞源公司的《成品油代购合同》、《欠条》等债权凭证的事实，二审判决认定宋礼贵明知王国凤、郑一成代收货款，有证据支持。瑞源公司申请再审认为二审判决认定华龙公司向瑞源公司实际支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为92242.77元，亦未提供有效证据支持。综上，瑞源公司申请再审主张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既未就“伪造”的事实举证证明，亦未尽到反证的举证责任，故该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故瑞源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缺乏证据证明，本院对该再审理由不予支持。四、关于王国凤、郑一成的收款行为后果应否归属于瑞源公司的问题王国凤系瑞源公司销售业务员，持有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及《成品油代购合同》，瑞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礼贵在二审庭审中明确认可上述事实。而且，瑞源公司还将《成品油代购合同》、《欠条》等债权凭证交由王国凤收款。虽然郑一成并非瑞源公司的员工，但是其对郑一成代表瑞源公司的收款行为是同意并认可。宋礼贵在二审庭审中称：“王国凤去收款时，收不到款，后来委托郑一成去收款，郑一成是最后补签的。王国凤有个承诺书，内容是郑一成替王国凤收款，给郑一成提多少成。后来要收款，公司财务就把合同、对方公司出的欠条交给王国凤，王国凤再交给郑一成。合同签好后，返到我公司，上面只有王国凤的签字，郑一成的签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原因是收不到款，王国凤委托郑一成收款，公司把合同、油品出库单、合同欠条交给郑一成，郑一成找华龙公司收款，在合同上签字。后来郑一成也没收到钱，我公司就把合同要回来了。”此外，瑞源公司在其诉四川华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3)甘民初字第59号案件]等案件所提交的《成品油代购合同》中均有王国凤和郑一成的签字。这些事实足以证明，瑞源公司不仅明知王国凤代表瑞源公司向多个购油单位收取购油款，而且也明知王国凤委托郑一成收取油款，仍将《成品油代购合同》、《欠条》等债权凭证交由郑一成收款，且宋礼贵对郑一成代表公司收取油款100000元的事实，也向华龙公司出具《承诺书》予以追认。可见，王国凤作为瑞源公司员工，对外以公司名义收取油款的行为，应为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而郑一成对外代表公司收取油款的行为，也得到瑞源公司的同意认可，应属于有权代理行为。为此，二审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认定王国凤收取油款的行为后果由瑞源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确认郑一成的收款行为后果归属于瑞源公司，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上并无不当。综上，瑞源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四川瑞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玉林审 判 员 张 纯审 判 员 王 丹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万 怡书 记 员 方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