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赣行终字第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奉新县赤岸镇街子村官村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廖作顺，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胡国强，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建芬，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奉新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甘贤武，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周开春，奉新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委托代理人俞赣新，奉新县林业局干部。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奉新县赤岸镇街子村南庄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廖绵国，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金小喜，江西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奉新县赤岸镇街子村官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官村组）因其诉奉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奉新县政府）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4）宜中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堂众山”（又称“堂中山”）座落于奉新县赤岸××村官村组屋背，《四固定时期官村的山场界线的划定证实》记载其四至范围：东至同徐家村小组山交界，南至官村田和村庄为界，西至同下观村小组山交界、桃花嘴田为界，北至同会埠潭埠村山交界、落下里田、屋背坑田为界。总面积约1400亩（2003年奉新联合调查组确认为1200亩，未勾绘）。官村组和奉新赤岸镇街子村南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庄组）大多数是廖姓子孙，廖姓祖先廖一贯从现在的奉新冯川镇沙溪组迁徙到官村居住，后部分分居为南庄，逐渐形成南庄、官村两个村民小组。“堂众山”是廖一贯遗留的山场，该山场原先由廖姓子孙共同管理。1982年11月，官村组和南庄组各派了三位代表就“堂众山”进行了划分，以乌龟垅为界进行抽勾，官村组抽到了乌龟垅的西边山场（包括B山场在内），南庄组抽到了乌龟垅的东边山场（包括A、C山场在内），1983年初，官村组与南庄组就该山场权属问题发生争议，同年3月21日因两组村民意见分歧较大，经街子村委会调解未果，又经原赤岸人民公社干部会同街子村干部进行协调，双方于1983年3月26日达成《山权协议书》，并由原两队队长为代表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予以确认。该协议载明：“。一、所争执的山（土名堂众山），原属双方共有，土改时也未进行划分，仍属双方共有；六四年四固定时，虽然曾进行过划分，由于现在无证据，南庄队又不予承认；后来双方的代表上山共同协议，踏定了山界，进行了划分，又以抽签形式固定下来；因此，双方自愿维护这次协议；公社同意这种协议方式是合理合法的，予以承认。二、由于此山座落官村屋背，便于管理，因此南庄队承认官村在管理这座山时多管理了，而且管的也好些；南庄队应给官村队合理的管理山林费贰佰元整，此款应在具体踏定山界之前付给官村队。四、此协议订立后，划分山界后，都应保护森林，任何人不得随意乱砍滥伐；五、此协议签订后，双方都应严格履行，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本协议。附，双方四点由双方派出代表，同大队一同上山共同勘察后，再订立协议书。南庄队在上山订协议前，应付给官村森林管理费贰佰元后再订协议书。南庄代表：廖绵河（队长），官村代表：廖作云（队长），赤岸公社：谢基亮，一九八三年三月廿六日。”此后，1984年9月，南庄组根据协议书向奉新县政府申领了奉林证字NO：049859号山林所有权证，其中长中山、寸下山的四至范围与争议山场中的A、C山场四至基本相符；官村组也于1984年9月根据7013、7023、7044、7050、7065号五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向奉新县政府申领了奉林证字NO：041607（包含土勇头山、太坑里、张坑、麻地里、博公场东边、屋背坑西边、屋背坑垅顶埚）、NO：041608（包含落下里、大漫丘、花古老、西坑里（上）、西坑里西边、桃花咀）、NO：041610（包含蚌螺山、打石仚、博公场西边、田食坑、陈家仚、山背、后龙山至地母殿）三份山林所有权证，其中打石仚的四至范围包括了C山场和部分B山场，西坑里（上）、张坑、落下里、大漫丘分别处在争议的A、B、C山场内。A、C山场存在重复发证现象。1983年，原江奉联合纸厂拟在奉新××向各生产队租赁山场植造湿地松，解决造纸原料基地。该厂与各生产队签订的合同约定将来采伐时进行二、八不等比例分成。南庄组于1986年将其登记的山场与原江奉联合纸厂联营造林，《造纸原料基地林附表》中登记长中山和寸下山，即争议A、C山场。官村组也向奉新县政府提供了《造纸原料基地林附表》，该表中登记有西坑里、张坑乐下等山场。2000年原江奉联合纸厂倒闭，其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转让给江西嘉昌林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昌公司）。同年，嘉昌公司分别与南庄组、官村组均以前述申领的林权证为依据签订了《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经笔迹鉴定，官村组提供的与嘉昌公司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作为附件的《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中组长签字栏内“廖祚江”的签名不是廖祚江所写，合同与附表之间存在前后矛盾。2000年4月，嘉昌公司将应付给南庄组的补偿款汇款到原赤岸乡政府，由其转发给南庄组时，官村组组长廖作顺向原赤岸乡提出，南庄组与原江奉联合纸厂签订的合同中租赁造植湿地松的山场是官村组所有，补偿款六千余元不能付给南庄组，从而再次引发纠纷。2003年双方因争议山场的湿地松割脂分成款发生较大规模的争议，奉新县委、县政府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了内查外调工作，因双方各执已见未能调解成功。2004年赤岸镇政府下达重新确认双方山林界址书面意见，双方均未接受。2010年5月官村组少数村民在争议山场采伐林木而再次引发争议，同年6月2日，南庄组向奉新县政府提出调处申请。2010年10月19日，奉新县政府作出奉府处字[2010]6号《奉新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决定：争议A山场和C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南庄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按与嘉昌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执行；争议B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官村组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按与嘉昌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执行。上述处理决定书送达后，官村组不服，于2010年12月27日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第一、二项，将A、C山场的山林确权给官村组。宜春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作出了维持的复议决定。复议决定书送达后，官村组不服，而诉至该院，该院于2011年6月13日受理后，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维持奉新县政府作出的奉府处字[201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项；二、撤销奉府处字[201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一项、第二项；三、由奉新县政府对争议A、C山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上述判决送达后，南庄组不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中的第二、三项，改判驳回官村组的诉讼请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2013年2月8日，南庄组向奉新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官村组持有的证号为041607、041608、041609、041610、049793、049795的山林所有权证及证号为010533的自留山使用证等7份林权证中重复确权的林权登记。奉新县政府于2013年12月6日根据南庄组申请及终审生效判决作出了奉府处字[2013]第3号《奉新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根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和《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决定：一、撤销官村组持有的证号为041607的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张坑、麻地里、博公场东边、屋背坑西边、屋背坑垅顶埚”5块山场、证号为041608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落下里、大漫丘、花古老”3块山场、证号为041609、049793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寸下山”山场、证号为041610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大石仚、博公场西边、田食坑”3块山场、049795的山林所有权证中登记的“当坑、麻地里、屋背坑、博公场东边、博公场西边、花古老、大漫丘”7块山场、证号为010533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的“当坑、麻地里、屋背坑、博公场东边、博公场西边、花古老、大漫丘”7块山场的山林权证；二、双方争议的A山场（现场界为东至马坑田垅及通往张坑田的老山路、南至官村田垅、西至将军土夌脚下通往屋背坑田垅山路头上向北延伸的三个山头之间的山脊以及潭埠花古垴水库东边的田垅、北至潭埠花古垴水库坝头到潭埠的田垅至屋背坑的田垅）和C山场（现场界为东至官村田垅、南至有一棵大马尾松的山脊、西至到故县的大路、北至将军土夌）的林地所有权归南庄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与嘉昌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执行。上述处理决定送达后，官村组不服，于2014年2月18日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奉府处字[2013]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并依法确定A、C山场的山林权权属。宜春市人民政府认为，该处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遂于2014年4月12日作出宜府复决字[2014]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奉府处字[2013]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上述复议决定书送达后，官村组不服，而诉至该院。原审认为，奉新县政府于2010年6月2日受理了南庄组的山权调处申请，并于同年10月19日作出了奉府处字[201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复议后，该决定书经该院作出“奉新县政府在对重复颁发的两个林权证未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就对争议山场进行处置，程序上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应予撤销”的判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判决予以了维持。根据生效判决和南庄组提交的请求撤销林权登记申请，奉新县政府作出奉府处字[2013]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撤销了官村组在“林业三定”时期针对A、C山场的错误发证登记，并将A、C山场的权属处理给了南庄组，属于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奉新县政府对同一事实的相关事项补充受理后并案处理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官村组和南庄组于1983年3月26日签订的《山权协议书》经南庄组廖绵河、官村组廖作云和原赤岸公社谢基亮三方代表签字确认，其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书记载的第一条内容和1983年3月21日原赤岸公社对原官村组队长廖作云的调查笔录两者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虽然协议书附则部分记载了“由双方派出代表同大队共同上山勘察后再订立协议书”和“南庄队在上山订协议前应付给官村森林管护费200元后再订协议书”的内容，但该附则内容是对双方约定的“再订立协议书”所附条件，该所附条件成就与否与《山权协议书》的效力不发生关系，且官村组也并未提供《山权协议书》无效的其他合法有效证据。因此，官村组提出该《山权协议书》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主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不予支持。此外，官村组提供的1994年5月5日晏宗金、廖作来的造林工资领条不能反映其所造林木是否属于A、C争议山场范围之内，不足以证明官村组对A、C山场进行了有效的经营管理；对官村组提供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该院对此证据在证据认证过程中予以了否定，并说明了理由；而官村组未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争议A、C山场进行了有效经营管理。因此，对于官村组提出的其对A、C山场进行了有效经营管理的主张不予采信。1996年林业部发布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奉新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就辖区内的官村组与南庄组之间的山林权属问题作出处理决定，其主体适格。《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官村组和南庄组对争议A、C山场在1984年都申领了山林所有权证，综合原赤岸公社的调查笔录、《山权协议书》、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确认“堂众山”在“土改时期”、“农业合作化”和“四固定”时期均未进行过划分。南庄组以1983年的《山权协议书》为权源依据向奉新县政府申领了证号为049859号山林所有权证，符合法定的山权权属依据；官村组称其以1953年土改时期的7050号、7044号、7065号、7013号、7023号五份土地证为权源依据申领了证号为041607号、041608号、041609号、041610号、049793号、049795号的山林所有权证以及证号为010533的自留山使用证，与上述办法规定的山权权属依据不符。奉新县政府经调查核实，发现官村组申领的七份林权证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从而综合双方证据、证人证言、经营管理状况、历某等证据认定南庄组拥有A、C山场的权属已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遂依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和《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颁发给官村组与A、C山场重复确权的26块山场的林权登记，同时确认A、C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归南庄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按与嘉昌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执行。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官村组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维持被奉新县政府作出的府处字[2013]3号行政处理决定；驳回官村组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官村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主要理由是：1、一审法院认定奉新县政府系对同一事实的相关事项补充受理后并案处理符合法律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6月南庄组向奉新县政府提出了A、B、C山场的山林权属调处申请，奉新县政府受理了该案，该案经过复议、一审、二审，最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赣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判令奉新县政府对争议的Ａ、C山场的林地权属问题重新作出处理。但至今为止，奉新县政府没有按照终审判决对A、Ｃ山场权属问题重新作出处理。在此情况下，南庄组于2013年2月向被奉新县政府提出撤销山林权属证书申请，奉新县政府受理了，而且在支持南庄组撤销林权证调处申请的同时，还增加确定了A、Ｃ山场为南庄组所有。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七）项的规定，奉新县政府在南庄组未撤回关于A、B、C山场的林权纠纷调处申请的情况下，又重复受理南庄组关于撤销A、C山场山林权证的调处申请很明显是违反法律规定的。2、一审法院认定官村组在签订《山权协议书》后没有对A、Ｃ山场进行经营管理是错误的。1994年左右因A、Ｃ山场范围内部分林木被烧毁，官村组组织村民上山进行了植树造林，为此，提交了晏宗金、廖作来的造林工资领条予以证明。虽然领条内容不能反映当时所造林木是否属于A、Ｃ山场范围内，但一审期间，法院、官村组、奉新县政府、南庄组共同参与上山踏界，山上大家都看到了A、C山场内有当年火烧山的痕迹，附近的树也确实比其他地方的小。这一现象与官村组提交的造林工资领条可以相互印证，也足以证明官村组在《山权协议书》签订后对A、C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3、官村组持有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经申请鉴定，二份书面材料上的组长签字一真一假，一审法院在鉴定意见出来后，组织了当事人庭审质证，最后还依据转让合同第十五条要求官村组到相关部门调取存档的另外两份合同。在调档的过程中，官村组才发现，官村组与南庄组持有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形成过程一样，前者是本组组长签字，而后者则是嘉昌公司内部人员闭门造车形成，上面的签字也不是南庄组组长本人签字。为查清本案情况，官村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准许司法鉴定机构对南庄组提交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中组长廖绵国的笔迹进行鉴定。4、《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山林权属争议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协议或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均应制作协议书，明确山林的四至，并由当事人双方实地设置固定界标并附四至地形图。协议一式四份，分别由当事人双方及其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林业行政部门保存。第十八条规定：山林权属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协议后，山林坐落地的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核发或重新核发山林权证。1983年3月26日官村组与南庄组签订《山权协议书》，既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四至，也没有实地设置固定界标、附四至地形图。该协议书的制作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能认定其效力。一审法院以该份协议书为依据就认定双方在签协议时就确定了山林权属是错误的。5、官村组申领的A、C山场林权证历史依据充分，应受法律保护。1984年9月25日，奉新县政府同时向官村组和南庄组颁发了A、C山场的林权证。官村组是依据土改时期的土地证为权源依据申领的林权证。对于官村组部分林权证有重复现象，官村组认为这是当年奉新县政府的过失导致，一审法院不能因奉新县政府当年的错误而否定官村组对A、C山场享有的使用权。6、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以南庄组对A、C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作为认定山林权属的依据是错误的。既然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山权协议书》都无法确定A、C山场的权属，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往农业合作、四固定时期推算。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在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A、C山场的权属没有确定，依法应以土改时期的土地证为准。据此，A、C山场应属官村组所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宜中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驳回南庄组的调处申请，判令奉新县政府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行终字第10号判决，确认A、C山场的山林权属。被上诉人奉新县政府答辩称：1、南庄组2013年的申请是其2010年申请的补充，并非重复申请，两次申请的目的诉求就是要求调处争议的A、B、C山场的权属问题，奉新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有法可依。奉新县政府撤销了官村组在林业三定时针对A、C山场的错误登记，并将A、C山场的权属处理给了南庄组，属于依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2、官村组提交的1994年5月5日晏宗金、廖作来造林工资领条没有载明造林山场，也就无法印证A、C山场内火烧迹地的林木就是官村组补造的。3、官村组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的与嘉昌公司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在本案第一次行政处理、第一次行政复议、一审和二审以及本次行政处理、行政复议期间均未提交该份证据，该份证据无合法性；从官村组提交的1986年与原国营江奉联合纸厂联营造林的《造纸原料基地林附表》中可以看出，A、C山场是南庄组与原联合纸厂联营的，不是官村组与联合纸厂联营，嘉昌公司的山林是在2000年收购原联合纸厂而获得的。而官村组在1986年没有就A、C山场与原江奉联合纸厂联营，不可能2000年就A、C山场与嘉昌公司签订《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官村组的这份证据不具真实性，也无关联性。4、官村组与南庄组于1983年3月26日签订了划分堂众山的《山权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充分说明了双方已就“堂众山”这份祖业进行了划分，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现，具有真实性。虽然该《山权协议书》对双方以抽签形式划定的山界界址没有具体记载，但1983年3月21日原赤岸公社的调查笔录中官村组队长廖作云的陈述、南庄组以该份山权协议为依据申领了A、C山场的山林所有权证并对A、C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这些历某可以佐证当时已将争议的A、C山场权属划分给了南庄组。《山权协议书》所附条件成就与否与该协议本身的法律效力不发生关系。虽然《山权协议书》没有载明划分后双方山场的四至界址，没有设置固定地物标，没有附四至地形图等，但是《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是1997年8月15日经江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后才颁布实施的，该处理办法对之前官村组与南庄组签订的《山权协议书》不具有法律的溯及既往力。5、官村组提交的7055号、7044号、7065号、7013号、7023号五份土地证与现场A、C山场四至不吻合，与争议的A、C山场无关联性，这也印证了1983年3月21日时任街子大队大队长汤宗金在调查笔录中所说“土改时两边（即官村组和南庄组）都未落土地证”的事实。该五份土地证不能作为官村组申领A、C山场山林所有权证的权源依据。奉新县政府依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自行撤销官村组错误申领的林权证是有法可依的。综上，奉府处字[2013]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及（2014）宜中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南庄组答辩称：1、根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第三款之规定，奉新县政府有权受理南庄组提出的撤销官村组相关山林权属证书之申请。奉新县政府对南庄组和官村组就争议A.C山场存在错误发证现象作出处理，一并对A、C山场山林权属作出处理，是履行宜春中院（2011）宜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赣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也是履行政府的职责，是政府依法行政、积极作为的表现，也得到了宜春市人民政府的复议维持。官村组对一审判决认定奉新县政府行政程序合法的异议于法无据。2、《山权协议书》共约定五个条款，最后一段为附项，是对之后再订协议书所附条件，并不是对该《山权协议书》的生效所附条件，不能影响更不能否认《山权协议书》的前五条条款约定的效力。订立该《山权协议书》时或前，双方已派过代表上山踏了山界，进行了山场划分，双方并抽签进行了分山固定，且双方一致约定遵守和维护该协议，官村组原组长廖作云在原赤岸公社的调查笔录的陈述足以得到印证。《山权协议书》是在乡、村两级组织派员在场的情况下双方自愿订立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损害第三方权益，属有效协议，依法应当作为处理本纠纷的依据。3、自签订《山权协议书》后，南庄组对A、C山场进行了有效经营管理。官村组提供的1994年5月5日晏宗金、廖作来的造林工资领条不能证明对A、C山场进行了有效经营管理。至于官村组提到的其持有《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中组长签名不一致的问题。此证据是官村组在本案一审中才第一次提供，此前从未提供过，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官村组要求对南庄组提交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中组长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之前，官村组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表示认可，未提出任何异议，现上诉要求鉴定，是不合法的。4、南庄组与官村组于1983年3月26日签订《山权协议书》，后来南庄组依此协议作为权源向奉新县政府申领№：049859号登载有“长中山”、“寸下山”的山林所有权证，该两山即为A、C山场，系处理本纠纷的依据。而官村组提供的7055、7044、7065、7013、7023五份土地证存根所载山场与争议的A、C山场无关联性，这与相关证人证实A、B、C山场（又名“堂众山”）系南庄组和官村组共有，在土改、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均未划分是一致的。官村组林业三定时期申领的证号为041607、041608、041609、041610、049793、049795的山林所有权证及证号为010533自留山使用证存在明显错误，如041609、049793两证中都登有四至及面积相同的“寸下山”；049795和010533两证中一个系集体的山林权所有权证，一个系自留山使用证，但登记的七块山场的山名四址、面积都是一样的。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它权属证据、证人证言、历某、经营管理状况等，奉新县政府认定A、C山场存在重复发证现象，官村组申领的七份林权证属于错误发证，决定撤销，并决定争议A、C山场的权属归南庄组所有。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奉新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妥，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期间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奉林证字第041607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林证字第041608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林证字第041610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林证字第041609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林证字第049793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林证字第049795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奉）留证字第010533号自留山使用证（复制件）；2、《四固定时期官村的山场界线的划定证实》（复制件）；3、第7050号、第7044号、第7065号、第7013号、第7023号五份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制件）；4、《造纸原料基地林附表》（复制件）；5、奉林证字第049859号山林所有权证（复制件）；6、2000年2月南庄组与嘉昌公司签订的《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及附件《村民小组转让使用权之林地地点、面积表》（复制件）；7、第7063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复制件）；8、1983年3月26日南庄组和官村组签订的《山权协议书》（复制件）；9、1983年3月21日赤岸公社调解笔录（复制件）；10、1983年3月21日赤岸公社调查笔录（复制件）；11、1983年3月24日赤岸公社第二次调解笔录（复制件）；12、关于对“街子村堂中山山林权属纠纷调解结果”重新确认的意见（复制件）；13、2010年6月22日-23日对官村组提供的山林权证现场引界情况记录（复制件）；14、2010年6月16日对南庄组提供的山林权证现场引界情况记录（复制件）；15、奉府处字[2010]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复制件）；16、宜府复决字[2010]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复制件）；17、南庄组向奉新县政府提交的请求撤销官村组林权登记申请书（复制件）；18、2013年7月31日上午《询问笔录》（复制件）；19、2013年7月31日下午《询问笔录》（复制件）；20、2013年12月5日调解协商会议记录（复制件）；21、奉府处字[2013]第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复制件）；22、宜府复决字[2014]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制件）；23、（2011）宜中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复制件）；24、（2012）赣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复制件）。一审庭审笔录及上述证据随卷移送本院。经本院审查核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原发证机关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有错误发放山林权证的情形，应当依职权在调处程序中一并处理。根据上述规定，无论南庄组是否在奉新县政府重新调处林权纠纷期间提交撤销林权登记申请，均不影响奉新县政府依职权对本案所涉林权登记行为的处理。所以，奉新县政府依职权在林权调处程序中一并处理林权登记，该行政处理程序并无不当。江西省稳定山权林权领导小组于1982年6月4日制定的赣林权字[82]003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第二点意见“调处山权林权的纠纷”中的第6条规定：“调处山权林权纠纷应以建国后最后一次确定的权属和双方签订的协议为依据；解放前有关山权林权的凭证（如土地契约、族谱等）不能作为依据；在调处山权林权纠纷时，一方有凭证，另一方无凭证的，一般应归有证一方所有；双方均无山林所有凭证或双方均有凭证的，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事实求是的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由上级政府调处。”江西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农林垦殖厅于1981年8月14日制定的《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点意见“稳定山权林权”中的第9条规定：“凡权属清楚的国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或有争议但经协商处理或上级裁决的山林，都应由山林所在的县、市人民政府发给山林权证。”官村组和南庄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就“堂众山”的山林权属问题产生争议，在赤岸公社调处期间，双方都拿不出山林所有权凭证。最后，在赤岸公社的主持下，双方于1983年3月26日签订了《山权协议书》。该协议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代表以及赤岸公社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该证据合法有效。根据上述规定，该协议为本案所涉争议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确权发证的合法权源依据。但官村组在林业三定时期针对本案所涉争议山场未按照生效的《山权协议书》确定的权属，却以土改时期的7050号、7044号、7065号、7013号、7023号五份土地证申领了山林权证，违反了上述规定。因此，奉新县政府认为官村组持有的山林权证权源依据不合法，属于错误发证，依照《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撤销了官村组在林业三定时期针对本案所涉争议山场的林权登记，并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将本案所涉争议山场确权给了南庄组，该行政行为并无不当。至于官村组认为其对本案所涉争议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与事实不符，且违反了其与南庄组签订的《山权协议书》。综上，上诉人官村组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奉新县赤岸镇街子村官村村民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伟审 判 员  陈雯雯代理审判员  饶晓燕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张建平附：相关法律条文1、《江西省森林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调解处理山林权属争议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查证属实的，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并依法重新确定山林权属：……（三）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证属错误发放的；……2、江西省稳定山权林权领导小组于1982年6月4日制定的赣林权字[82]003号《关于林业“三定”中若干问题的补充意见》第二点意见“调处山权林权的纠纷”中的第6条规定：调处山权林权纠纷应以建国后最后一次确定的权属和双方签订的协议为依据；解放前有关山权林权的凭证（如土地契约、族谱等）不能作为依据；在调处山权林权纠纷时，一方有凭证，另一方无凭证的，一般应归有证一方所有；双方均无山林所有凭证或双方均有凭证的，本着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事实求是的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由上级政府调处。3、江西省农林垦殖厅于1981年8月14日制定的《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点意见“稳定山权林权”中的第9条规定：凡权属清楚的国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或有争议但经协商处理或上级裁决的山林，都应由山林所在的县、市人民政府发给山林权证。4、《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双方都无证据的，人工林的山权、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天然林或荒山荒地，按山权、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5、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