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合高新民二初字第00368号原告：杨保昌，男，1970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代理人：马青松，安徽华洋邦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杨，女，1971年0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委托代理人：关礼柱，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保昌与被告宋杨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于2015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正红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保昌委托代理人马青松，被告宋杨委托代理人关柱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保昌诉称：杨保昌于2004年4月28日与叶某等人合伙在合肥成立了合肥新强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强公司），截至2008年4月18日，新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杨保昌在该公司持有4万元股权，占总股权的40%。2005年12月9日，杨保昌又与叶某等人发起成立安徽德隆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隆公司），截至2008年4月18日，德隆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杨保昌在该公司拥有价值480万元的股权，占总股权的40%。2008年4月18日，杨保昌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2009年11月27日被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2010年9月10日，杨保昌因在四川省眉山监狱服刑，无法行使其在新强公司及德隆公司的股东权利。服刑期间，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高科公司）与杨保昌商谈合资并股事宜，杨保昌遂授权宋杨处理杨保昌在新强公司及德隆公司的股权转让变更事宜。2010年11月23日，宋杨代表杨保昌与荃银高科公司、黄维宇、叶某四方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书》，约定由荃银高科公司、黄维宇、叶某共同出资3000万元成立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银欣隆公司），其中杨保昌需出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20%。之后，宋杨代表杨保昌以552万元的价格转让杨保昌在新强公司的40%股权并以该转让款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2011年10月31日，宋杨又代表杨保昌减少对德隆公司的投资280万元，所得款项中的157.6万元用于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自荃银欣隆公司成立之日起，德隆公司停止营业活动，人员转由荃银欣隆公司聘用，剩余资产作价转让荃银欣隆公司。2012年5月16日，杨保昌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2014年6月10日被假释，2014年6月16日被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解除社区矫正。因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的20%股权，是杨保昌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期间，无法行使股东权利，而委托宋杨代为持有，现杨保昌已经刑满释放，可以自己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参加公司经营管理，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杨保昌与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的委托持股关系。原告杨保昌提供如下证据：1、荃银欣隆公司工商登记查询单，证明宋杨现仍为荃银欣隆公司的股东之一；2、《授权委托书》2份及《代持股委托书》1份，证明2010年9月10日，杨保昌授权宋杨处理其在新强公司及德隆公司的股权转让变更事宜，并在2011年5月26日委托宋杨代为持有荃银欣隆公司的股权；3、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营业执照、《合资经营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资产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德隆公司减资的《审计报告》、宋杨投资的《银行进账单》2张、《荃银欣隆公司章程》、《荃银欣隆限公司验资报告》，证明宋杨在杨保昌委托授权下，处理杨保昌在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的股权权益，所得的6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用于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4、刑事判决书、假释执行通知书、社会事业局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证明自2008年4月18日至2014年6月10日，杨保昌因承担刑事责任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直接实施公司股东权利，故授权宋杨代为持股。2014年6月10日，杨保昌刑满释放获得人身自由，具备完全实施股东权利的能力。另，刑事判决书还认定新强公司由杨宝昌、黄某、叶某三人于2004年4月18日成立，宋杨持有的该公司15%的股权只是代杨宝昌持有，宋杨既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该公司的任何事务；5、信件4封，证明同荃银高科公司合作成立荃银欣隆公司是经杨保昌与其他股东反复商谈后同意的，杨保昌是实际股东；6、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2份，证明2011年4月19日荃银欣隆公司因收购新强公司股权而向宋杨支付552万元，2011年4月21日宋杨将其中的442.4万元作为出资汇给荃银欣隆公司；7、农业银行进账单2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包括进账和出账）1张，证明2011年7月13日，荃银欣隆公司向德隆公司支付资产转让款380万元，德隆公司于2011年7月21日将股权转让款中的160万元支付给宋杨，2011年7月22日宋杨又将该款中的157.6万元汇给荃银欣隆公司作为出资；8、关于同意杨宝昌申请股权变更的函，证明荃银欣隆公司股东一致同意将宋杨代持杨保昌的股权变更给杨保昌；9、荃银欣隆公司关于杨保昌任职的说明，证明杨保昌是其他股东同意的合作对象；10、证人黄某证言，证明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均由黄某、叶某、杨保昌三人成立，但新强公司在成立之初的一年里各股东均各自找了代持股人，之后又变更回来；荃银欣隆公司的成立，是与杨保昌等人协商的结果与宋杨无关；黄某服刑期间，其在荃银欣隆公司的股权由其儿子黄维宇代为持股，黄某出狱后，黄维宇已将股权变更至黄某名下；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是代杨保昌持股，实际股东为杨保昌，但杨保昌出狱后，股权一直没有变更；11、证人叶某证言，证明荃银欣隆公司的成立是与黄某、杨保昌反复商谈的结果；荃银欣隆公司成立时黄某、杨保昌及叶某的出资均来源于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变卖资产与转让股权所得；杨保昌委托宋杨代其持股，实际股东应为杨保昌；12、证人谢某证言，谢某受荃银高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琴的委托，出庭证明荃银高科公司同意杨保昌作为荃银欣隆公司的股东，当初也是找杨保昌洽谈的合作成立荃银欣隆公司。被告宋杨辩称：1、宋杨不是适格的诉讼被告。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本案以宋杨为被告，属于诉讼主体错误；2、宋杨与杨保昌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首先，杨保昌已年满18周岁且无任何精神方面的问题，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杨保昌虽然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人身自由，但是不影响其拥有任何公司的股东资格；其次，杨保昌举证的《授权委托书》2份、《代持股委托书》均为杨保昌单方出具且均为后补的，内容虚假。且《代持股委托书》的时间迟于荃银欣隆公司的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注册成立时间及宋杨出资时间；再次，《代持股委托书》虽然加盖了荃银欣隆公司印章，但没有任何股东签字，没有加盖印章的时间，且未经宋杨签字确认，不是合法有效的委托持股文件，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3、《代持股委托书》应为证人证言，加盖印章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出庭接受质证；4、宋杨与其他股东于2010年11月23日签订《合资经营协议》，2010年12月16日荃银欣隆公司注册成立，宋杨于2011年的4月份、7月份分两次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故宋杨为荃银欣隆公司的合法股东；5、对杨保昌授权宋杨代表杨保昌转让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股权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因原、被告之间为夫妻关系，股权转让所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以宋杨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而认定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的股权是代杨保昌持有，且原、被告双方也无任何书面的持股协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杨保昌的诉讼请求。被告宋杨提供如下证据：1、结婚证，证明杨保昌、宋杨为夫妻关系，转让股权所得款项为夫妻共同财产；2、《新强公司股东会纪要》、《新强公司章程修正案》、《税务登记变更申请表》，证明2004年新强公司注册成立时，宋杨是股东，占股15%，之后杨保昌未经宋杨同意擅自将股东变更为杨保昌，基于夫妻关系的考虑，宋杨未追究杨保昌的相关责任；3、授权书2份，证明杨保昌向法庭提交的2份《授权委托书》为杨保昌单方书写，内容虚假；4、《会见笔录》1份、农业银行进账单2张，证明杨保昌不同意合作成立荃银欣隆公司，宋杨是自主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宋杨与杨保昌之间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5、《荃银高科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荃银欣隆的公告》、《荃银高科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证明荃银欣隆公司股东之一荃银高科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内容显示宋杨为荃银欣隆公司的实际股东。本院经审理查明：杨保昌与宋杨系夫妻关系。2004年4月1日，叶某、杨保昌、黄某合伙发起成立新强公司，因新强公司经营范围与三人当时所工作的公司相同，为避嫌，三人遂各自委托自己的亲属或熟人作为公司的实名名义股东。（包括其中杨保昌以其之妻子宋杨的名义作为公司股东）。2006年6月，经股权重置，杨保昌将股东宋杨变更为自己，并拥有4万股股权，占总股权的40%。2006年4月至6月，杨保昌、黄某、叶某三人又成立德隆公司。2008年7月，杨保昌、黄某因涉嫌犯罪被逮捕，2009年11月27日，杨保昌、黄某分别以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有期徒刑七年。在杨保昌、黄某被羁押期间，荃银高科公司通过信件方式与黄某、杨保昌等人商谈合作成立荃银欣隆公司事宜。2009年9月21日，宋杨委托杨曼曼律师会见杨保昌，会见笔录反映了如下内容：1、杨保昌委托宋杨作为杨保昌在德隆公司的股东代表，委派宋杨为公司董事；2、杨保昌授权宋杨为新强公司杨保昌的股东代表，委派宋杨为公司董事；3、杨保昌不同意与荃银高科公司进行战略合作。2010年，杨保昌经黄某、叶某等人来信劝说，最终同意了荃银高科公司的合作方案。2010年11月23日，荃银高科公司（甲方）与宋杨、黄维宇（系黄某之子）、叶某（三人均为乙方）签订《合资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拟以1530万元作为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1%，乙方拟以1470万元作为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9%，共同设立荃银欣隆公司；其中乙方宋杨出资额为600万元，占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为20%；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后，在公司成立后六个月内完成出资等。之后，荃银高科公司（甲方）与宋杨、黄维宇、叶某（乙方）、新强公司（丙方）、德隆公司（丁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承诺自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丙方和丁方停止日常经营活动；合资公司应向丙方支付1380万元转让款，合资公司成立时，先向丙方支付380万元，剩余款项原则上分5年度分别支付；各方同意丁方按照种子每公斤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的价格销售给甲方等。2011年4月13日，德隆公司（甲方）与荃银欣隆公司（乙方）又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其有效资产转让给乙方，具体资产信息详见合同附件一，乙方同意购买；本协议签订后五日内乙方先预付人民币380万元给甲方，余款在交割完成后十日内支付完毕等。上述合同签订后，荃银欣隆公司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于2011年4月19日将杨保昌在新强公司占40%的股权转让款552万元汇给宋杨。宋杨于2011年4月21日将该股权转让款中的442万元汇给荃银欣隆公司作为出资。2011年10月31日，德隆公司减少注册资本700万元。2011年7月14日，荃银欣隆公司根据资产转让协议将收购德隆公司资产的380万元汇给德隆公司，德隆公司因减资于2011年7月21日又向宋杨的帐户汇入160万元。2011年7月22日，宋杨将157.6万元汇给荃银欣隆公司作为出资。2012年5月16日，杨保昌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2014年6月10日杨保昌被假释，2014年6月16日因矫正期满，杨保昌被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解除社区矫正。杨保昌认为自己已可以正常行使公司股东权利，遂要求解除其与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之间的委托持股关系。荃银欣隆公司其他股东均认可杨保昌为荃银欣隆公司的实际股东，并出具《关于同意杨保昌申请股权变更函》，同意配合杨保昌办理将宋杨持有的公司20%股权变更登记到杨保昌名下。另查明，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了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均由杨保昌、黄某、叶某成立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原告所举证据1、证据2-8及证人证言，被告所举证据1、2、4，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保昌在本案的诉讼请求为解除与宋杨之间的委托代持股关系，故宋杨作为本案纠纷的一方当事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宋杨认为本案系杨保昌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故应起诉公司，宋杨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宋杨与保昌是否存在代持股关系。本院作如下分析：1、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宋杨在刑事侦查阶段自己的证言及新强公司股东黄某、叶某在本案中的证言，本院可以认定杨保昌为新强公司股东为实际出资人杨保昌。宋杨认为其是新强公司的股东，杨保昌未经其同意将其股权变更至杨保昌名下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2、宋杨认可杨保昌在被羁押期间授权其处理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股权事宜，亦认可其于2011年4月21日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的442万元来源于新强公司的股权转让款；3、荃银欣隆公司根据资产转让协议向德隆公司支付380万元，德隆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依据公司减资的现状向宋杨支付160万元，宋杨于次日向荃银欣隆公司出资157.6万元。在宋杨无相反证据证明其出资157.6万元存在其他合理来源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宋杨出资的该157.6万元来源于杨保昌因德隆公司减资所得的股权款；4、根据宋杨举证的会见笔录、杨保昌举证的叶某等人的信件及股东荃银高科公司、黄某、叶某等人的证言，可以得知荃银欣隆公司的成立是荃银高科公司欲与杨保昌、叶某、黄某合作并多次与杨保昌等人洽谈的结果，而非与宋杨商谈的结果，宋杨亦非荃银高科公司等其他股东欲合作的合伙人发起人；5、荃银欣隆公司除宋杨外，其余股东均只认可杨保昌的股东身份，并认为宋杨仅是代杨保昌持有荃银欣隆公司股权。综上，本院认定宋杨对荃银欣隆公司的出资均由杨保昌在新强公司与德隆公司的股权款转化而来，杨保昌是实际出资人，宋杨在荃银欣隆公司的股权是代杨保昌持有，其与杨保昌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委托持股关系。合同法规定任意解除权。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现杨保昌请求解除其与宋杨之间的委托代持股关系，并已经其他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则杨保昌的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宋杨辩称其向荃银欣隆公司的出资是其自主投资行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杨保昌与被告宋杨在安徽荃银欣隆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持股关系。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为100元，由被告宋杨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正红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田 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