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民终10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登舟，男，198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林，贵州名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绍康，男，193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上诉人王登舟因与被上诉人刘绍康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3民初2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登舟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一次性搬迁费、停业损失补偿费等各项补偿费用共计人民币80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从2012年就开始租用该门面，一审法院认为其签订租赁合同时就预感该门面临近拆迁的说法不实；门面被征收后，被上诉人理应返还预交租金，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请求不当；上诉人诉请的仅是其作为经营者理应获得的补偿，而《补偿协议》第四项约定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室内装修、附属设施补偿费”就是对经营者的补偿，《贵阳市房屋征收管理办法》并未规定门面经营者的经营损失补偿费用也应属于房屋所有权人；上诉人经营门面四年之久，不可能不对门面进行装修，故一审法院不能依据上诉人无法提供装修证据而武断地驳回诉请。刘绍康辩称，原合同就是面临拆迁的状况下签订的，原合同终止后，在2016年3月又签订新合同，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征收协议是征收办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与产权人无关，租赁双方应受租赁合同约束；双方已在租赁合同中对装修进行了明确约定，上诉人所称装修并未经被上诉人同意；返还预交租金正是表明双方已经认同合同终止。王登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刘绍康向王登舟返还一次性搬迁费、停业损失补偿费等各项补偿费共计人民币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刘绍康是白云北路5号（白云区尖山路佛云巷10号）店铺的所有权人，2016年3月23日，原告王登舟（乙方）与被告刘绍康（甲方）签订了《店铺租赁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1.双方商议租赁期为三年，房租各年各定，时限自2016年4月25日起至2019年4月24日止；2.租赁期间，乙方如欲将租赁店铺转让他人经营，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若产生转让收入，乙方只能享受非固定资产的转让收益（仅限于乙方所购置家具、用具等的补偿），乙方不能享受店铺涨价收入；3、如发生拆迁，甲方在得到正式通知后一周内转告乙方，按实际使用时间清算，支付甲方租金，本合同即终止。乙方可享有拆迁方对非固定资产（仅限于所购家具、用具等）的赔偿。……合同第三条约定：1、租金标准，第一年，即2016年4月25日至2017年4月24日每月租金肆仟元；租金缴纳方式……以现金方式缴纳全季度三个月的租金，………2、甲方预收乙方押金伍仟元……四、租期内的房屋修缮：甲方将店铺移交乙方经营使用后，乙方必须爱护，不得损坏。乙方接受后发生的一切装修或修缮须经甲方同意方能施工，一切费用由乙方自理……合同期满或中止，乙方不得拆除或破坏装修部分设施。……附：房屋内主要设施估价清单：隔层房屋结构5000元，木地板3000元，水电设施4000元，房间门窗及护栏卷帘3000元，卷帘门1800元，灶台12**元。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5年12月，因修建贵阳市轨道交通2号线（白云段）项目，涉案门面在拆迁范围内，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与被告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了《（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签订生效后，被告刘绍康立即通知原告，并于2016年8月29日将原告预付的12000元租金全部退还给原告，并未按约定收取原告实际使用门面期间的费用（租金）。双方即按约定终止租赁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就预感该门面面临拆迁，因此，被告将铺面出租时并未按市场惯例向原告收取数以万计或数以十万计的门面转让费，并在《租赁合同》第二条第3款约定：“如发生拆迁，甲方在得到正式通知后一周内转告乙方，按实际使用时间算清，支付甲方租金，本合同即终止。乙方可享有拆迁方对固定资产（仅限于乙方所购家具、用具等）的赔偿”。该条款约定了发生拆迁后合同的处理情形和原告享有的赔偿范围，被告于2016年8月29日不计原告实际租赁门面时间将原告预交租金12000元全部退还原告，原告在收讫该款时双方确认《租赁合同》终止。被告刘绍康为响应城市建设将位于贵阳市白云区建设北路5号门面与贵阳市白云区房屋征收管理局达成协议，并签订《（非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该协议的相对人是被告刘绍康，刘绍康对协议内容享有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协议中罗列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是相对于被征收人补偿。而原、被告的权利义务受《租赁合同》的约定，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拆迁原告享有对固定资产（仅限于乙方所购家具、用具等）的赔偿，诉讼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在经营过程中其添置的货柜、吧柜、灯具、雨棚、门头等家具、用具的具体费用支出，证实其实际应获赔偿，一审法院调取的该门面中室内装修的单项评估报告中，也并无家具、用具等项目的补偿价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登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原告王登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登舟二审中提交了其手写装修清单一份和销货单两份，拟证明其在2015年对租赁门面进行了装修。刘绍康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刘绍康提交双方于2012年7月25签订《补充协定》一份，拟证明2012年双方就知道可能拆迁。王登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之规定，当事人主张返还财产的，首先必须证明其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对争议之财产享有权利。就本案而言，王登舟主张刘绍康返还《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室内装修、附属设施补偿费”等补偿费80000元，对此，其首先必须证明其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对上述80000元享有权利。从法律方面考察，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七条“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现行法律仅就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资格和补偿项目进行了规定。对此，王登舟并未提出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政府的文件证明其权利。而从合同方面考察，双方当事人在2016年3月签订的《租赁合同》中即有约定：“如发生拆迁，甲方在得到正式通知后一周内转告乙方，按实际使用时间清算，支付甲方租金，本合同即终止。乙方可享有拆迁方对非固定资产（仅限于所购家具、用具等）的赔偿。……。乙方接收后发生的一切装修或修缮须经甲方同意方能施工，一切费用由乙方自理……”，上述条款就王登舟在拆迁时应享有的权利已经进行了明确，即王登舟仅可享有拆迁方对非固定资产（仅限于所购家具、用具等）的赔偿。本案中，王登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6年3月签订《租赁合同》后购置有非固定资产，同时亦未证明《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中对非家具用具等进行了补偿。综上，因王登舟不能证明其对争议财产享有法律或合同权益，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刘绍康返还80000元之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针对王登舟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认为其签订租赁合同时就预感该门面临近拆迁的说法不实以及一审法院不能依据其无法提供装修证据而武断地驳回诉请之理由，本院认为，对于二审中刘绍康提供的《补充协定》的真实性，王登舟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协议已经说明王登舟在2012年7月租赁门面时即对房屋在近期内有可能被拆迁的事实有所认知；同时，王登舟所主张的2012年7月《租赁合同》在2015年7月已经因租赁期满而终止，若其在此间投入的装修等费用应当计入经营成本由其自行承担，而在2016年3月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合同》后，其并未对租赁门面进行装修，故其主张返还装修补偿费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登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王登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益审判员 ??邹爱玲审判员 ?? 刘静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