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通中民终字第22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义元。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元珍。上诉人（原审原告）蒋万清。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永英。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殷春花，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南路700号。负责人张家庆，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吴佳，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五一路399号。负责人马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韩霞，江苏瑞慈律师事务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包德根。委托代理人胡文均，海安县曲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杰。上诉人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包德根、邹建、严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4）安南民初字第0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6日18时10分左右，包德根驾驶无牌号机动三轮车沿208县道由北向南行至208县道海安县曲塘镇创新村一组地段与由东向西步行横过道路的被害人蒋某发生碰撞，后有由北向南行经该地段的邹建驾驶苏F×××××号小型轿车、严杰驾驶沪L×××××号小型轿车先后从蒋某身上碾压，致蒋某当场死亡。2013年3月12日，海安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对本起事故作出海公交认字（2014）第0101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包德根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邹建、严杰、蒋某分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审法院另查明，包德根驾驶的肇事车辆未投保交强险，邹建驾驶的肇事车辆在平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20万元）；严杰驾驶的肇事车辆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50万元），事故均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严杰给付蒋义元20000元用于处理蒋某的丧葬事宜。丁元珍为蒋某之妻，蒋义元为蒋某之子，蒋万清、马永英为蒋某之父母，蒋万清、马永英育有一子蒋某，育有二女分别为蒋雨美、蒋冬兰。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本起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认定，包德根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邹建、严杰、蒋某分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公安机关认定准确，法院予以采信。蒋某在本次事故中当场死亡，其亲属依法有权获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赔偿。但各个项目的赔偿应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计算标准应符合法律规定。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丧葬费25639.5元，计算准确，各方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可。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死亡赔偿金553146元（32538元／年×17年），人保公司、平安公司、邹建、严杰均认为只能按照2013年度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598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对于计算17年没有异议。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蒋义元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海安县曲塘镇人民政府、曲塘镇创新村村民委员会、曲塘镇建设环保服务中心共同出具的证明，户口簿以及证人唐某甲、唐某乙的证言，证明死者蒋某于1999年在海安县曲塘镇创新村一组购买了地皮，兴建了房屋，2002年起与其子蒋义元一起从事铝合金、不锈钢制品加工、零售至事故发生当日，由此证明蒋某在城镇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应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人保公司、平安公司、邹建、严杰认为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蒋某为城镇户口；蒋义元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为个人经营，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村镇房屋所有权证记载，位于海安县曲塘镇创新村一组的房屋为蒋义元个人所有；证人证言的主观性强，以及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将在城市经商、居住，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员的死亡赔偿金确定为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其原因正是因为该部分农村居民，长期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务工，其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如果按照农村居民纯收入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将不能填补其亲属因死者死亡所受到的实际经济损失。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是该复函蕴涵的司法理念得到完善诠释和执行的两个并存的参照点，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城镇是指在我国市镇建制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经本规定划定的区域。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按照该规定理解，蒋某的生前住所应属于乡村，而非城镇。且蒋某拥有承包田，不管其是否耕种，也不影响其户籍性质；蒋某亲属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蒋某生前的收入来源于非农业生产。因此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按江苏省2013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598元／年计算17年，为231166元。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35733.4元，其中丁元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03710元，蒋万清、马永英分别为16011.7元。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认为，丁元珍现年58岁，应依法视为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本身无退休工资等其他生活来源，虽是农业户口，但随蒋某在城镇生活居住已达十余年，并仍需继续在城镇生活、居住；与蒋某育有一子，故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03710元（20371元／年×20年÷2）。原审中对方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没有证据证明丁元英丧失劳动能力，且受害人蒋某死亡时已超过退休年龄，自身也需要被扶养，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也不能提供受害人生前的收入证明。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蒋义元作为丁元珍与死者蒋某之子，且其收入较为稳定，其理应赡养其父母；同理，死者蒋某也应赡养其父母即蒋万清、马永英；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但死者蒋某并非丁元珍之唯一扶养人，因此丁元珍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蒋万清、马永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不因为受害人蒋某死亡时是否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而免除其赡养父母的义务，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蒋万清、马永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16011.7元（9607元×5÷3）计算准确，法院予以支持。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人保公司认为其被保险人为次要责任，只认可不超过10000元，结合各方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侵权后果、本地生活水平等情况，法院酌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0元。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主张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800元、交通费2000元，法院根据本地习俗，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期限按照3人7天计算，标准参照2012年度江苏省分细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表中的农业职工标准69.48元／天，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为1459.08元（3人×7天×69.48元／天），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综上，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本起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为：丧葬费25639.5元、死亡赔偿金263189.4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2023.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459.08元、交通费1000元，以上共计331287.9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三款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就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或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分别赔偿110000元，交强险限额赔偿不足的部分即111287.98元，由包德根、邹建、严杰按责承担。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法院认定包德根、邹建、严杰分别承担40%、25%、25%的赔偿责任，受害人蒋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人保公司认为只在其被保险人严杰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而非与包德根、邹建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事故中各加害行为可以认定为并发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系聚合（等价）因果关系。《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在聚合（等价）因果关系侵权中，每个机动车的行为都构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充足原因。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1）各个机动车的行为均为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2）每一独立的机动车侵权行为均具有造成全部损害后果的原因力；（3）各原因力可以相互替代，而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并不因此发生改变。如上所述，包德根、邹建、严杰的加害行为都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结果。故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案事故各加害人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对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111287.98元，包德根、邹建、严杰应各赔偿44515.19元、27822元、27822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邹建、严杰分别在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处投设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三者险，且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平安公司、人保公司依法应在保险限额内赔偿邹建、严杰承担的部分，由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分别在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如平安公司、人保公司承担了超过其被保险人应承担的部分，则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可就超出其被保险人承担的部分向包德根依法行使追偿权。平安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放弃了对双方所举证据质证、陈述的事实抗辩权利，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负。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各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10000元。二、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分别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27822元。三、包德根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合计44515.19元，邹建、严杰对包德根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四、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在各自的商业三者险约定的责任范围内就邹建、严杰对包德根应承担的连带责任部分予以赔偿。如平安公司、人保公司赔偿了超过邹建、严杰应承担的部分，则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可就超出部分向包德根依法行使追偿权。以上一、二、三项共计320159.19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不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五、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返还严杰垫付的20000元，该款在平安公司、人保公司的保险理赔款中直接返还给严杰。六、驳回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96元，减半收取2348元，由包德根负担1044元，由邹建负担652元，由严杰负担652元。判决后，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人保公司、平安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有误，其依照的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已被国务院于2008年8月1日所实施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所取代，新规定实际扩大了城镇认定标准。本案中蒋义元申领的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作坊形式经营，受害人一直与蒋义元一起在城镇从事铝合金、不锈钢制品经营，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故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2、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酌定时已考虑受害人过错，但仍将该数额加入总损失内再行扣减10%，属于对同一过错行为进行的重复评价，违反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夫妻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对于丁元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予支持，且所有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均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人保公司上诉称，1、包德根驾驶的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应自行承担交强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责任，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多承担了不应由其承担的赔付责任；2、交警部门对各方责任进行了区分，一审法院应当根据各自责任比例来认定责任，即人保公司仅对严杰事故责任比例承担商业险范围内赔偿责任，不应对邹建、严杰对包德根连带责任部分赔偿。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平安公司上诉称，1、受害人蒋某的总损失应当由三个交强险先行优先赔付，而不应在两个交强险内先行赔付，包德根驾驶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其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不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且受害人死亡时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不具有劳动能力，自身也需要被扶养，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保险公司不应承担；3、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经明确了各侵权人间的事故责任大小，包德根、邹建、严杰之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应承担各自的按份责任。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针对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的上诉，人保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对蒋义元等人上诉部分的判决合理合法。平安公司答辩称，一审对损失部分的确定，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合理合法，对被扶养人生活费判决不合理。针对人保公司、平安公司上诉，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答辩称，1、一审判决包德根、邹建、严杰承担连带责任正确，三人行为共同造成受害人死亡，且三人无证据证明各自行为未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一审法院支持对受害人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根据人损司法解释规定，赔偿义务人应予赔偿。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包德根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严杰答辩称，同意人保公司的意见。被上诉人邹建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提交以下证据：1、1998年2月10日受害人蒋某领取工资情况复印件，证明受害人自1990年其就一直就职于南通华新建筑有限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2、协议书一份，证明创新村一组受害人生前居住的房屋系受害人出资所建；3、创新村村委会及海安县公安局曲塘派出所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受害人1999年购买商住地皮并自建房屋，与儿子蒋义元一直从事铝合金经营；4、南通市加快中心镇建设领导小组2013年2月发布的通知，证明受害人居住的曲塘镇是南通市政府确定的首批中心镇；5、海安县人民政府出具的相关文件：征用土地批准通知书、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海安县计划委员会关于自筹基本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受害人居住的创新村一组土地出让方式为政府征用，性质为国有土地。上诉人人保公司质证认为：1、对工资表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证明的工作时间是1998年，与本案事故没有关联性；2、对协议书真实性不认可，仅凭该协议无法证明房屋系受害人所建；3、证据3的证明内容不实，一审法院已查明受害人生前居住的事实，村委会和派出所不可能清楚房屋建造购买时付款人是谁、共同居住的情况。且一审中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陈述受害人有农田，受害人父母年事已高，不可能仅凭受害人父母两人耕种，受害人本身未脱离农业生产；4、证据4、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铝合金个体经营户的户主是蒋义元，与受害人无关。上诉人平安公司、被上诉人严杰同意人保公司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包德根质证认为：1、工资表仅能证明受害人在华新公司工作过；2、协议书不能证明记载的房屋是创新村一组的房屋，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是蒋义元，营业执照记载的也是蒋义元，与受害人无关；3、蒋义元居住的创新村一组属于乡村，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城镇。其他同意人保公司质证意见。被上诉人邹建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1、原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2、原审法院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处理是否有误？3、原审法院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是否正确？4、包德根驾驶应投而未投交强险的机动车，是否应当先行承担交强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责任？5、本案如何认定各自的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工作生活情况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或者农村标准。本案中，受害人蒋某生前的户口所在地为曲塘镇章郭村，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虽然上诉人主张蒋某居住于曲塘镇创新村一组，从事铝合金加工，但从现有证据分析，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记载为其儿子蒋义元个人经营；创新村一组的房屋为蒋义元个人所有；受害人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其领取工资的情况历时久远，不能证明其近期的工作情况；受害人生前拥有承包田；创新村一组部分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并不能改变受害人生前仍然居住生活于曲塘镇章郭村的事实。综上，原审法院结合受害人农业户口性质及工作生活的基本情况，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弥补，与人身或物质损害存在本质差别，原审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时已充分考虑各方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侵权后果、本地生活水平等情况，故不宜计入损害赔偿总额再按责任比例分担，而应由赔偿义务人赔付。原审法院对于精神抚慰金的处理不当，本院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蒋某父母在事故发生时均超过80周岁，应认定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具有被扶养人的资格条件，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蒋某之妻丁元珍在事故发生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无其他生活来源，也应当认定为无劳动能力且无收入的被扶养人，结合丁元珍一个儿子的扶养人人数，丁元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96070元（9607元／年×20年÷2）。原审对于丁元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投保义务人应当先替代交强险保险公司的地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第三人予以赔偿，超出该范围之外的损失，再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包德根驾驶的机动车应投未投交强险，其应当先替代交强险保险公司的地位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11万元。原审法院对包德根的该赔偿责任予以遗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5，本案如何认定各自的赔偿责任，涉及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关于侵权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相对于受害人而言，包德根、邹建、严杰的加害行为都足以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结果，故原审法院认定包德根、邹建、严杰对于蒋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认定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认定包德根、邹建、严杰分别承担40%、25%、25%的赔偿责任，这是行为人内部责任的分担以及承担连带责任后追偿的依据，与包德根、邹建、严杰对于蒋某的损害即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并不矛盾。其次，关于邹建、严杰对包德根应投未投交强险的责任应否连带赔偿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本身具有违法性，因此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由应投未投交强险的义务人替代赔偿交强险责任，也即本案中应投未投交强险的责任不考虑侵权人的过错，全部由包德根来承担。但邹建、严杰并不能据此免除对包德根应投未投交强险责任的连带责任。一方面，从交强险的目的来看，交强险是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其遭受的损害而设置，因此，对于受害人而言，其不能因为国家设置了交强险制度反而承受更大的不能受偿的风险。本案中，包德根应投未投的交强险责任赔偿数额11万元，如国家未创设交强险制度也即大家都不用购买交强险，很显然该部分赔偿责任应当由包德根、邹建、严杰连带赔偿，也即受害人可以要求任一侵权行为人先行赔付；现国家设立了机动车交强险制度，目的在于使得受害人更加及时、合理地得到赔偿，而并非为邹建、严杰免除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在包德根不能及时赔偿其应当替代赔偿的交强险责任情况下，受害人仍然可以要求邹建或严杰先行赔付。另一方面，从连带责任的性质看，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本案中，作为侵权行为人的包德根、邹建、严杰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只不过由于邹建、严杰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依法应当由邹建、严杰支付的赔偿金额，可以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进行替代性支付，但并不因此免除邹建、严杰对包德根应尽的赔偿义务承担的连带责任。因此，包德根应投未投交强险的责任性质上仍然属于受害人损失的一部分，邹建、严杰对此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权利人仍可同时或先后要求连带债务人全体或部分或一人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被请求之债务人不得以超出自己应付份额为由提出抗辩。第三，关于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连带责任进行赔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本案中，由于包德根、邹建、严杰对于蒋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任何一人依法均有义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履行义务后有权要求其他债务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份额。而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目的来看，其是为了替代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赔偿。由于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都是被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具体形式，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保险人理应根据保险合同来替代被保险人承担应尽的按份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当然，保险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要求其他债务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故人保公司与平安公司关于其只应承担按份责任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本起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除原审法院认定的331287.98元之外，尚有被扶养人生活费96070元应当受偿，即总损失为427357.98元。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分别赔偿110000元，包德根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替代赔偿交强险责任110000元。交强险赔偿不足的部分即97357.98元，应当在扣除40000元精神抚慰金的基础上计算受害人自身承担10%的责任，即（97357.98元-40000元）×10%=5735.80元。其余损失由包德根、邹建、严杰分别按照40%、25%、25%的比例承担责任，即包德根赔偿40720.96元（加上包德根应当替代赔偿交强险责任的110000元，包德根共应赔偿150720.96元），邹建、严杰各自赔偿25450.61元，包德根、邹建、严杰对各自应尽的赔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因邹建、严杰分别在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处投设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邹建、严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分别在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如平安公司、人保公司承担了超过其被保险人应承担的部分，则平安公司、人保公司可就超出其被保险人承担的部分向赔偿义务人依法行使追偿权。综上，上诉人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上诉人人保公司、平安公司的上诉理由也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4）安南民初字第013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各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110000元。二、维持海安县人民法院（2014）安南民初字第0132号民事判决的第六项，即驳回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包德根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损失110000元；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外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损失40720.96元，以上两项合计150720.96元。邹建、严杰对包德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分别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因交通事故致其亲属死亡产生的损失25450.61元。五、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在各自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承担邹建、严杰对包德根应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赔偿了超过邹建、严杰应承担的部分，其可就超出部分向包德根依法行使追偿权。六、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返还严杰垫付的20000元，该款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的保险理赔款中直接返还给严杰。上述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义务人不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96元减半收取2348元，由包德根负担1761元，邹建、严杰各负担29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96元，由蒋义元、丁元珍、蒋万清、马永英负担2336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各负担11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新琴代理审判员  张 勇代理审判员  陆炜炜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书 记 员  周 敏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