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3民终2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涌泉工业园J2厂房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1065850639C。法定代表人：赖桂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秀文，北京蓝鹏（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秀，女，195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代理人：胡志炜（李成秀之子），汉族，1984年8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涪陵区。原审被告：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兆祥路105号三层318号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0602000295883。法定代表人：周慎，该公司经理。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15号，组织机构代码45194393—X。法定代表人：梁大鑫，该检疫站站长。委托代理人：蒋晓林，男，195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该检疫站职工，住重庆市涪陵区。委托代理人：魏逍，重庆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成秀，原审被告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2民初7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长贺付琴，审判员陈胜友，审判员杨洋组成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李成秀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李成秀的病情并非上诉人造成的，与APF-1型松墨天牛诱剂无任何关系。上诉人生产的该产品并非农药，是国家大力推广的无毒无害产品。该产品是密封包装，李成秀作为产品的发放人，不可能直接接触该产品，即使包装破损，也不会对发放人造成毒害。从李成��提供的病历看，无法确定是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引起中毒。二、李成秀应对其主张的侵权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则上诉人无须对产品的质量合格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对举证责任并未明确进行分配。一审认定上诉人在该产品的外包装上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既而判令上诉人对李成秀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一审中李成秀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其病情与上诉人生产的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也同意进行鉴定，但一审未作鉴定，对事实部分未详查。被上诉人李成秀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陈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审中未陈述意见。李成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李成秀医疗费33836.87元、护理费73000元、交通费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等合计211836.87元；2、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李成秀系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职工，从事病虫害防治工作。2014年5月19日，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安排李成秀向各乡镇（街道）发放农药“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下午5时左右，李成秀突发头痛、恶心、身软、乏力、视力模糊、流泪等症状，李成秀当即向单位报告情况，经单位领导同意到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进行诊治，未见好转，于2014年5月22日到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检查并住院至同月28日，诊断为急性农药中毒（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李成秀出院后，分别到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重庆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但至今没有好转。“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是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供货商；生产者应当向使用者提供无毒无害、符合国家质量要求的产品。李成秀在分发该产品时导致中毒，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当对李成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事实：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于2012年研发了“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经国家林业局批准重点推广该产品，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遂生产“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由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销售；李成秀系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职工。2014年5月19日，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疫站安排李成秀向各乡镇（街道）发放由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因各乡镇（街道）需求的数量不等，需拆开大包装，发放装有化学诱剂诱芯的小包装袋；当日下午5时许，李成秀在发放过程中，突发头痛、恶心、身软、乏力、视力模糊、流泪等症状，李成秀当即报告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并到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诊治，产生医药费258.36元；2014年5月22日，李成秀病情未见好转，遂到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住院治疗6天，产生医药费4327.16元，出院诊断：急性农药中毒（ATF-1型松墨天牛高效化学诱剂），轻度脂肪肝，胆囊息肉，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C3/4、C4/5、C5/6、C6/7）；出院后，李成秀回到四川省成都老家休养，仍感到身体不适，2014年6月10日在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11天���出院诊断：急性松墨天牛诱剂中毒？颈椎骨质增生伴椎间盘突出等；产生医药费11940.35元；2014年6月23日李成秀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诊断：急性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中毒？颈椎骨质增生伴椎间盘突出，腰椎骨质增生伴间盘突出；产生医药费8609.44元；2016年1月25日，李成秀再次到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1天，出院诊断：血管性头痛，焦虑状态，睡眠障碍，慢性鼻炎；产生医药费8696.56元。后双方协商赔偿未果，李成秀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另认定：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李成秀出事前的“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说明书中，未提示使用中戴手套、口罩等注意事项，事后“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说明书中，已注明了使用中戴手套、口罩等注意事项。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审���称：李成秀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李成秀所造成的损害，李成秀应当承担本案的举证责任，要证明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存在缺陷且该产品与李成秀的损害有因果关系，李成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李成秀所造成的损害与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李成秀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本案涉案的APF—I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是国家大量推广的项目，是无毒无害的，不可能对李成秀造成损害。李成秀并非是在发放过程中中毒，其是在发放后4天住院治疗的。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未作答辩。原审第三人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一审述称，李成秀诉称的事实与实际情况相符；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质量责任。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生产者和销售方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作为产品购买使用方，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产品质量责任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因为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质量标准以及合同规定的对产品适用、安全和其他特征的要求，给用户造成的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虽获得国家认可的专利，但在李成秀因该产品出事前，“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的包装中未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李成秀在拆开外包装分发时中毒而受到伤害，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当承担本次损害后果的民事赔偿责任；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销售商，应当对李成秀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在本案中与李成秀损害结果之间没有证据证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李成秀请求赔偿护理费73000元。诉讼中，其未提供证据支撑自己的主张，但可根据李成秀的伤情，酌定其住院时护理费为80元/天，李成秀共计住院39天，故李成秀的护理费为3120元。李成秀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李成秀所受伤害不构成伤残等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受害人之伤不构成伤残等级的，原则上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一审法院对李成秀的该请求，不予支持。李成秀请求的各项费用，一审认定如下：1、医药费33831.87元；2、护理费酌定3120元；3、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共计38951.8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成秀医药费33831.87元、护理费3120元和交通费2000元共计38951.87元；佛山市森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不承担本案民事赔偿责任。三、驳回李成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8元，减半收取2239元，由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00元，李成秀负担1839元。本院二审查明：李成秀一审举示了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原件一份。载明：姓名：李成秀；单位名称：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职业病危害接触史：2014年5月19日，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安排患者（李成秀）管理和发放APF—I型松墨天牛诱剂诱芯，患者随即出现了头昏、头胀、恶心、乏力、视物模糊、流泪等不适；诊断结论：急性APF-1型松墨天牛诱剂接触反应。该证明书落示处加盖了该院职业病诊断专用章。因一审庭审笔录未记载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二审中经本院组织补充质证，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明书与李成秀一审举示的2014年7月4日李成秀在该院治疗出院的出院记录不一致，在出院记录上诊断为“急性松墨天牛诱剂中毒？”，该结论是打了问号的，表明不确诊；而在该证明书上，就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系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原件，系该院在对李成秀治疗终结后以相应的治疗为基础出具的专门性证明材料，具有真实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另查明：一审审理中，李成秀分别于2016年7月19日、10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其病情与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12月8日，李成秀书面撤回其鉴定申请。二审中，李成秀陈述其撤回该申请的理由是经多方打听，目前尚无具有“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对人体的致毒性相关领域技术的鉴定机构。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APF-1型松墨天牛诱剂与李成秀所患病症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据双方���事人的陈述和上诉人提供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相关资料显示，该产品的工作原理是靠含有相应化学成份的诱芯缓释出强烈气味的气体以诱杀天牛。也即该产品虽系固体，但本身具有易挥发的特性。李成秀作为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工作人员，2014年5月19日全天，被其单位安排发放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诱芯。在发放过程中因出现头昏、头胀、恶心、乏力、视物模糊、流泪等症状，遂先后到重庆市涪陵区荔枝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住院治疗、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医院治疗。从李成秀举示的上述治疗处方和病历记载的情况看，虽有的医院对诊断结论“急性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中毒”打了问号表示不能确诊，但各医院结合临床情况均未排除李成秀“急性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中毒”的可能，且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在治疗终结后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明确载明李成秀系“急性APF-1型松墨天牛诱剂接触反应”。故从举证责任看，李成秀举示的上述证据，与重庆市涪陵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和举示的证据相印证，能够证明李成秀因在单位库房相对密闭的空间较长时间无防护接触大量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而突发病症的事实。上诉人上诉认为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对人体无毒无害，但未举示任何证据以证明大量无防护接触该产品对人体健康无影响，其公司在研发本产品时，也未对该产品作相应的人体健康反应检测报告。故从证据优势上讲，一审判决认定李成秀本案损害与接触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具因果关系，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认为李成秀未举证证明自己所患病症与接触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存在因果关系的上��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在李成秀出事前的“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说明书中，未提示使用中戴手套、口罩等注意事项，事后上诉人则更换了“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外包装，并在使用说明中注明了“本品安全环保，但不排除存在过敏性个体，接触本品时请务必戴好防护口罩和手套等”注意事项。可见，上诉人并不排除在无防护大量接触的情况下，可能存在对APF-1型松墨天牛高效诱剂过敏的个体。故一审认定其在“APF—I型松墨天牛化学诱剂”产品说明书及产品的包装中未尽到谨慎的安全提示的义务，致使李成秀在无防护状态下大量接触该产品时中毒而受到伤害，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李成秀本次损害后果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4元，由上诉人厦门三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付琴审判员  陈胜友审判员  杨 洋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徐玲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