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抚中行终字第00024号上诉人刘青春，男，住清原满族自治县。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住所地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莱河路。法定代表人孙宇，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亮，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忠强，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刘青春因诉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侵犯人身权并赔偿一案，不服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清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青春，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张亮、张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根据被告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原告刘青春系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农民。2014年3月3日下午，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刘峰、巴兴龙、魏强到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西街一网吧找到刘青春，对其进行劝返工作。刘青春经三人劝说后，同意跟随以上工作人员返回清原。3月4日凌晨四时许，回清原后，刘青春家中上锁，刘青春称没有家中钥匙，无处居住。被告将原告安排到青水立方旅店居住，在原告父母回到清原后，原告返回家中。原审法院认为，一、《信访条例》规定，信访接谈、接访、劝返是属地管辖，即各级地方国家机关都有责任处理好本地人员的有关信访工作。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行政机关违法。三、被告的劝访行为有法律依据，并未超越职权，劝访过程中，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剥夺原告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原告诉被告劝返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名誉，导致原告多个案件法定程序不能自主决定正常进行，从而导致该胜诉的而未能胜诉，因就现有的证据不能确定被告对原告采取了强制行为，且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2月25日、2月26日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谈话、到最高人民法院接谈，而被告劝返原告是在3月3日，在时间上并无冲突；而就现有的证据，亦无法证明原告败诉系因被告劝返的行为导致。原告诉被告赔偿其U盘、复印费、交通费、诉讼费、餐费等请求，原告只提供U盘收据，没有其他证据证明U盘已丢失且与被告有关，而原告要求赔偿的复印费、交通费、餐费等与被告劝返的行为无直接关系，故对原告的全部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对原告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没有法律根据。故判决：驳回原告刘青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青春负担。上诉人刘青春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原告同意被劝回”等事实错误，证据明显不足，与（2014）抚中行终字第00076号行政裁定书的内容相抵触。如果是上诉人同意被劝回，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的影响，法院是不应当立案受理的。清原法院立案后的判决明显违反了上级法院的裁定，更违反了《人民法院工作处分条例》的规定。二、原判决故意隐匿了原告提供的合法证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造成被上诉人明显违反中央规定的违法违纪行为没有依法认定，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明显错误。违反了《人民法院工作处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三、原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决仅凭刘峰和巴兴龙的单一证言就认定“原告同意被劝回。因没有家中钥匙，被安排在青水立方旅店居住”更是违法的。原审被告提供的此案的执法人员为自己作证的“证言”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事实是：上诉人于2014年3月3日在网吧进行网上申诉还没有完成时，就被强行抓回，2014年3月11日放回，共被限制9天的人身自由。上诉人相关的其他案件由于被上诉人的限制也没能“自主”行使权利。被上诉人这种干扰上诉人相关案件法定程序和在北京司法系统中故意诋毁上诉人名誉的违法强制行政行为，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上诉人相关案件应胜诉而却败诉的结果，给上诉人造成了实际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根本没有第（四）项。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程序涉嫌违法。综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等相关法规，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4）清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判决，依法确认清原县公安局滥用职权跟踪、剥夺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违法；判令清原县公安局公开赔礼道歉，为原告恢复名誉，作出书面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违法行为；判令被上诉人赔偿由于剥夺上诉人的人身自由和故意损害上诉人名誉权而影响和导致的上诉人多个案件法定程序不能“自主”决定进行，该胜诉的而未能胜诉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约30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公安局答辩称，一、我辖区居民刘青春系信访重点人员。2014年全国两会安保期间，有信息显示，信访人刘青春在北京有住宿记录，经核实，刘青春家中无人。根据上级批示，我局组织人员前往北京对刘青春进行劝返工作。2014年3月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西街一网吧找到刘青春，经工作，刘青春同意跟随工作人员返回。当时有信息表明刘青春的父母也在北京，但刘青春拒绝提供其父母的下落，也没有其它的联系方式。回清原后，刘青春清原的家中上锁，刘青春没有家中钥匙，无处居住，刘青春提出劝返人员必须给其提供住宿，直到父母返回清原。经请示后，将刘青春安排至青水立方旅店居住，在其父母回到清原后，刘青春返回家中。二、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一方面称被上诉人剥夺其人身自由、故意损害其名誉权而导致和影响多个案件法定程序不能自主决定，该胜诉的而未能胜诉。另一方面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显示其在北京的接谈情况，从时间上看，被上诉人劝返上诉人回清原并未对上诉人在北京的约谈造成影响。三、上诉人称我局于2014年3月4日开始限制其人身自由9天，而其一审的起诉状形成于2014年3月11日，如被上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行政起诉状是如何形成的？综上，被上诉人并未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材料有：1、关于刘青春北京接访的说明；2、刘峰、巴兴龙、魏强的情况说明以及上述三人在原审法院开庭时的证言。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度高行监字第208、209号传票；2、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接谈预约单；3、清原到北京火车票三张；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监字第1403号受理通知书；5、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辽立二民申字第01060号民事裁定书；6、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行监字第113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7、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行监字第140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8、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监字第208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监字第209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10、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11、便条；12、快递单据及发票；13、复印费收据；14、餐费发票；15、抚顺至清原往返车票；16、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清立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书；17、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中行终字第00067号行政裁定书；18、录音光盘及复印费收据；19、U盘收据。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根据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信访工作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将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刘青春所开展的劝返工作符合《信访条例》的基本原则。通过法庭审查，未发现被上诉人在劝返过程中对上诉人刘青春实施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行为，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上诉人认为法院立案审理就说明被上诉人的行为违法系认识错误，本院（2014）抚中行终字第00076号行政裁定是针对一审法院不予受理裁定作出的，仅解决该案的程序问题，即应当对刘青春的起诉立案审理，并未对该案进行实体审理，因此未认定被上诉人的劝返行为违法。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限制其人身自由，使上诉人的其它相关案件没有自主行使权利，造成了上诉人相关案件应该胜诉而却败诉的后果。经查，被上诉人劝返与上诉人被约谈在时间上并无冲突，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其它案件败诉系被上诉人对其劝返行为所致。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31万元的诉求，没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发生了31万元损失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与被上诉人的劝返行为有关联。因此，对于上诉人的上述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中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误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四）项”，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误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本院依法对误引的法律条文予以修正。综上，上诉人提出的各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昱审 判 员  徐铁军代理审判员  兰 波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书 记 员  于子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