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6民终20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原烟台市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魁玉路2号。法定代表人：赵庆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春，男，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辛虎，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军，男，1966年5月3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洪涛，山东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建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6）鲁0602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6)鲁0602民初536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书的第一条判决的工程款，没有扣除被上诉人应该承担的以下费用：工程款税金:①营业税:1392940.48x3.0%=41788.21元。②城市建设费附加：41788.21x5%=2925.17元。③教育费附加：41788.21x5%=2089.41元,以上总计:46802.79元。工程管理费：1795840.0-1745840.0=50000.0元。这是双方已约定的上诉人应得的对该桩基工程的管理费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其总价为1745840.00元；烟台市政建设集团公司给上诉人《钻孔灌注桩施工合同》的总价为1795840.0元。有新的证据证明应扣除被上诉人的费用：按《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使用市政公司施工机械进行筑岛、疏通河道和输水管安装等的费用：5300.0元。二、上诉人已有管理费及税金共计96802.79元的巨额费用，根本不可能再将同被上诉人的分包结算单价变更为总包单价1446元，所以被上诉人自行书写的单价严重背离事实，不合常理，不能作为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结算的单价。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签订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其总价比市政公司给上诉人的合同总价低，有5万元的差价，这是双方已约定的上诉人应得的该桩基工程的工程管理费用。2、本工程上诉人的税金为46802.79元。三、一审法院依据《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由李建军本人书写的单价作为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结算单价没有事实根据，亦与双方约定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的约定不符。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应当以双方签订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约定为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对合同包括单价、质量标准在内做任何变更。《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以下简称决算表）系被上诉人单方编写，在工程量确定是虚假的前提下，其佘的事实必然亦是虚假的，该决算表已经失去证据的三要素之一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用。1、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就合同单价进行变更和重新约定，仅以被上诉人自已书写的单价作为双方结算依据显然没有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自称决算表的形成时间为2011年1月份，而庭审巳经查明，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发包人即市政公司的结算时间为2010年4月份，且上诉人与市政公司的结算单价为1446元。并且上诉人在将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之前，进行了编制预算、制作投标标书，合同签订及管理，购买并架设变电箱至工地的施工电缆，租赁施工配电箱，修整施工道路，筑岛、疏通河道及输水管安装、租赁施工机械等工作，并有现场管理人员费用，交通费用，办公管理费用等其它费用投入，且施工中有2根桩是上诉人负责施工完成。四、申请对决算表中的“郭光春”三个字，进行形成时间鉴定。因决算表中“郭光春”与其他书写内容并非同时形成，被上诉人自称决算表的形成时间为2011年1月份，事实上，表中“郭光春”三字是上诉人工作人员于2010年4月签署；当时，被上诉人自称该表用于代办上诉人向市政公司报决算使用，所以郭光春就在该空白决算表上签了“郭光春”三个字，其它内容均由被上诉人2011年1月单方自行编写，背离了事实，违背了他当时的承诺，不是郭光春的真实意思表达。表中的工程量已经确定是虚假的，单价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常理，且无依据证明。故决算表不能作为证据采用。五、一审法院以《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作为依据进行的第一条判决是错误的：1、众所周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竣工结算依据，只能是工程竣工结算书，而不是工程决算书。工程竣工结算，又称工程价款结算，是施工（承包）单位编制的，按照合同规定的内容全部完成所承包工程，经验收质量合格，并符合合同要求之后，通过编制工程结算书向发包单位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是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间进行的，是合同甲乙双方之间的行为，是施工单位得到工程款的依据。其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工程决算书是建设（发包）单位进行的，是建设单位单方行为，只有一个主体，反映的是建设（发包）单位单方的成本和所达到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其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发布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2、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提供工程竣工结算报告和竣工结算资料。3、《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上虽然有“郭光春”的签字，但未经过上诉人相关部门审核确认，不符合《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无效作废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李建军辩称，上诉人上诉状及上诉理由补充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被上诉人李建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上诉人支付工程款140322.60元及利息（以140322.6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4月7日起计算至上诉人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16日，市政公司作为发包方、上诉人作为承包方在签订的《钻孔灌注桩施工合同》中约定：上诉人承包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灌注桩工程，施工内容为钻孔灌注桩50根，设计总桩长1403米；工程单价1280元/米；工期自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付款方式为设备进场五日内付工程造价30%，工程进度款按工程月形象进度付80%，竣工后付至工程造价的80%，钻孔灌注桩经检测合格后，一月内全部付清工程款（工程决算按实际总桩长计算），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09年12月23日，上诉人作为发包方、被上诉人作为承包方，在签订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中约定：上诉人将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任务发包给被上诉人；一、工程名称为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灌注桩工程；二、施工内容为钻孔灌注桩50根，桩径1.2米，设计总桩长1403米；三、施工范围为临时水电、临时设施、筑岛、疏通河道、输水管安装、桩基施工、土方挖除、折桩；四、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五、工程造价为1745840元；六、合同工期为2009年12月16日开工至2010年1月31日竣工；七、工程质量为达到施工图纸设计要求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标准；八、付款方式为开工后五日内付30%的预付款，在施工中按实际月形象进度，在烟台市政集团公司拨款后及时付款给被上诉人，工程施工竣工后付款至完成工作量的80%，余额在建设部门验收合格后市政公司拨款后一次付清（工程决算按实际总桩长计算。注：每次拨付工程款，被上诉人须提供正式发票）；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其中，第九条第二款约定，被上诉人必须按建设主管部门、监理公司、市政公司和上诉人要求及施工图纸、相关施工规范进行桩基施工，否则上诉人有权终止合同。第九条第七款规定，被上诉人所有施工人员应严格按照规范、设计要求和上诉人技术交底要求进行施工，应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规范要求，桩位、孔径、孔深、钢筋笼必须满足设计要求，被上诉人负责人要经常检查并掌握各钻机钻孔进度及质量情况，同时测量桩孔的垂直度，协助上诉人验证桩位，以防偏差。混凝土灌注中严控拔管进度，严禁导管提出混凝土面，桩顶不得偏低和偏高，确保验收合格。如发现不按要求施工，或造成桩基检测不合格，被上诉人要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和责任。2010年11月9日，开发区纵六路桥梁工程经设计单位济南冠宇城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市政公司、监理单位山东省交通工程监理咨询公司、建设单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局验收合格。2014年1月27日，市政公司向上诉人付清工程款。庭审中，双方确认一致如下事项：一、上诉人已经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1294024元；二、桩长的计算方式为桩顶标高减去孔底标高（桩底标高）；三、桩底标高发生了变更，其数值为上诉人提供的《桩基验孔记录》上载明的数值。被上诉人主张，涉案工程每一根桩均发生变更，不仅桩底标高发生变更，桩顶标高亦发生变更，工程总桩长为991.941米、单价为1446元/米，并提供以下证据佐证：1、落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3月24日和2010年4月7日、下方加盖上诉人印章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2页以及《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1页。该决算表表格上方载有“施工单位：李建军”、“工程名称：纵六路九曲河桥”的手写内容，工作内容一栏中载有“钻孔灌注桩灌注完成991.941m”的手写内容，金额一栏中载有“钻灌注桩991.941m×1446元/m=1434346.6元”的手写内容，负责人签字“郭光春”，民工负责人签字“李建军”，“李建军”签字下方的日期为“2011.1.24”手写内容。被上诉人称，《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是在工程完工后上诉人盖章予以确认；2011年1月24日，原、上诉人签订了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确认工程总桩长991.941米，单价1446元/米，总工程造价1434346.60元；工程总桩长991.941米为《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中的全部桩基的桩顶标高减去桩底标高之和。上诉人质证称，首先，《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中的印章系上诉人加盖，但该签证记录是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向市政公司要求结算时报送的材料，市政公司最终没有以此作为结算依据，而是自行进行测算，并于2010年4月21日确定实际总桩长为963.306米。其次，施工图纸上每根桩的桩底标高都是负12.6米，但实际施工中因地层与勘测报告不符，桩底标高发生了设计变更，被上诉人、市政公司、勘测单位、监理单位签字盖章形成了《桩基验孔记录》，记载了变更后的桩底标高的数据，但桩顶标高没有变更，应以施工图纸上载明的桩顶标高为准。被上诉人提供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上的桩底标高与《桩基验孔记录》上的桩底标高数据一致，但桩顶标高与施工图纸载明的桩顶标高数据不一致，因此导致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总桩长991.941米与实际不符。为此，上诉人提交自市政公司调取的《桩基验孔记录》复印件50页及其自行制作的《九曲河桥桩基实际桩顶与李建军虚报桩顶差异表》1页佐证。第三，对决算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表上“郭光春”的签字并非郭光春本人签字，上诉人对外出具的材料均是打印且加盖公司公章。在市政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与原、上诉人确认了工程总桩长为963.306米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于2011年1月24日多认可了30余米的工程量，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认可上诉人提供的《桩基验孔记录》的真实性，称所载的桩底标高的数值是正确的；但对《九曲河桥桩基实际桩顶与李建军虚报桩顶差异表》不予认可，表示技术资料都是上诉人掌握，施工中施工图发生很多变动，但被上诉人不懂施工图，也没有看过图纸，施工中是根据上诉人的口头指令作业；施工过程中桩顶标高也变过，该《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就能证明桩顶标高发生过变更，上诉人已经盖章确认。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郭光春”的签名是否为复印套用、该签名与鉴定样本（《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工程承包补充协议》、《施工劳务承包合同（补充）》中共3个“郭光春”签字）中的“郭光春”签名是否是同一人所写、该签名与其下方边框形成的先后顺序进行了司法鉴定。2015年9月6日，该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75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决算表中“郭光春”的签名不是复制形成，是黑色墨水笔直接书写形成；根据现有样本，倾向认为：决算表中“郭光春”的签名与样本上的“郭光春”签名是同一人书写；决算表中“郭光春”的签名与其下方边框形成的先后顺序为先形成边框，后形成签名。上诉人花费鉴定费用6600元。双方对上述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关于《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的形成过程。被上诉人表示，《桩基工程验收签证记录》上诉人已经确认盖章，因上诉人没有付清工程款，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上诉人就工程量、工程单价签订补充协议，上诉人一直推脱。在没有签订补充协议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提出工程决算，在2011年1月24日前后被上诉人根据《桩基工程验收签证记录》书写了《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的内容，书写完毕后，郭光春在同一天认可并在项目负责人栏目中签字确认。当时没有在决算表中书写时间，表格下方的“2011.1.24”是被上诉人在后期大约想了个书写的估算时间后添加上去的。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辩称决算表中的手写内容是2010年4月形成，当时被上诉人声称要到市政公司报领工程量、计算工程款，持空白的决算表要求项目负责人郭光春签字，郭光春相信被上诉人所述，才在决算表签字，但该表并非是原上诉人之间工程量的决算；因被上诉人自认决算表下方的“2011.1.24”是在书写其他内容后其自行填写，故上诉人不申请对“2011.1.24”与决算表中其他书写内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后，上诉人又申请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郭光春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因未能按一审法院要求在指定期间内明确鉴定事项且表示不能提供相应的检材，上诉人自愿放弃对郭光春签名的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2、2010年1月15日上诉人向市政公司出具的函1份。该函中提到“直至1月9日设计变更确定。1-3号桩孔深21.34米，2-1号桩孔深21.66米，经贵公司和监理公司批准，我方才得以灌注成桩”、“原设计图纸入中等风化岩1.5米，现设计变更为2.5米，而实际施工已进入中风化岩已达3-4米，施工的费用也相应增大。请求贵公司工程单价变更为1580元/米”。被上诉人称，与上诉人签订施工合同后，至2009年12月28日1号孔打到21.34米，2号孔打到21.66米，勘测报告是27米，但实际上21.34和21.66米进入中风化岩，被上诉人上报上诉人工程无法进行，上诉人答复等地勘及设计变更。2010年1月4日由交通局、设计院、勘测公司、监理公司、市政公司参加了设计变更会议，直到1月9日设计变更确定，确定1号桩为21.34米，2号桩为21.66米。因为变更后的工程与合同签订的27米（1403米/50根）相差很多，实际桩长与合同约定的桩长工程量相差约1/3，合同总造价也相应减少1/3，包含不了附属工程的费用。原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为1745840元，虽未约定单价，但上诉人用工程造价1745840元除以约定总桩长1403米得出工程单价为1244元/米，这样计算也可以。2010年1月15、16日左右，市政公司的项目经理、郭光春和被上诉人三人在市政公司口头协商将单价变更为1446元/米。市政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单价调整为1446元/米，也向被上诉人提供了补充协议，但上诉人一直不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上诉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存在设计变更，但辩称是桩顶标高不变，桩底标高变了，因此总桩长会有变化；上诉人与市政公司之间的单价原为1280元/米,后调整为1446元/米，但该单价与被上诉人无关，双方之间应执行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单价1244元/米。3、上诉人出具给市政公司的日期分别为2010年3月28日的载有“计算工程款为652.43米×1446元”内容的《关于及时拨付九曲河桥桩基季度款的申请》1份以及2010年4月7日的《进度款申请报告》1份，证明上诉人已确认被上诉人完工的总桩长991.941米，工程造价1434346.60元，可计算出工程单价为1446元/米，且上诉人是按照1446元/米向市政公司主张工程款，结合上诉人庭审中关于市政公司所有的拨款上诉人均全额背书转让给被上诉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原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单价已变更为1446元/米。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辩称该组证据上加盖的印章为技术专用章，并非上诉人公章；并不能证明原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单价变更为1446元/米，且总桩长已被市政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确认为963.306米。为证明其抗辩主张，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1、2010年4月21日市政公司九曲河桥项目部出具的、加盖市政公司印章及“袁良”签名的工程联系单1张及其附件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明细2张。该工程联系单上载有“上诉人所报的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991.941米与实际不符，经最终测量实际完成工作量总计为963.306米。后附实际工程量表”的内容。上诉人主张，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向市政公司报送了被上诉人编制的2010年3月24日及4月7日《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市政公司未予认可并进行重新测量，在2010年4月21日确认工程量为963.306米。被上诉人对该工程联系单和工程量明细表不认可，称该工作联系单不是2010年4月21日形成，是事后补的。经一审法院释明，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对该工程联系单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2、《烟台经济开发区纵六路桥梁工程九曲河桥施工图设计》1份，证明被上诉人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图纸进行，图纸上桩顶标高未发生变更。被上诉人质证称，该图纸是原来的图纸而非变更后的图纸，对图纸真假无法确认，因为设计变更后上诉人收回了原图纸。3、上诉人与市政公司于2009年12月16日签订的《钻孔灌注桩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证明上诉人与市政公司约定的工程单价为1280元/米，上诉人将该工程分包给被上诉人，只能低于该价格，故双方之间的工程单价应以合同约定的1244元/米为准，被上诉人提交的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手写的单价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问题不予认可。4、（1）2016年4月25日市政公司出具的、加盖其公章及工作人员“袁良”签字的《九曲河桥桩基实际工程量情况证明》1份以及加盖其公章的有“2010.4.21郭光春”、“2010.4.28谭成策”签字以及“桩长为963.306米”内容的《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2页，该证明载明：涉案工程施工后，被上诉人以上诉人的名义向市政公司工程部袁良提交2010年3月24日和2010年4月7日两张桩基工程验收记录表来报送工程量，袁良发现表中有21个桩的桩顶标高与实际标高不符，不符合施工图纸要求，表中总桩长991.491米与实际不符，故袁良将该两张表退给被上诉人，并于2010年4月21日在市政公司经过被上诉人、郭光春、袁良三方共同确认实际总桩长为963.306米，并出具了《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表，由郭光春当场签字确认，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成策于2010年4月28日签字确认，并将该《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作为最终决算依据。设计图纸中的桩顶标高并未变更过，是桩顶标高的计算依据，桩底标高经监理单位、勘测单位、市政公司和施工人员共同签字确认并形成书面《桩基验孔记录》，作为桩底标高的计算依据。在施工过程中，每桩的桩顶标高都由市政公司和监理单位严格控制施工单位进行施工，不可能出现桩顶标高超出设计图纸的情况。被上诉人提供的签证记录中桩顶标高超过设计图纸高达1.01-2.08米，如按此表中的桩顶标高来建桥，桥面就会高低不一，根本无法使用，故是虚假的。（2）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内容一致但载有市政公司工作人员袁良在2016年4月25日书写的“此表是李建军向我公司报送工程量的，因该表与实际不符，所以是无效的，我公司不予认可，该表原件已退给李建军”内容的2010年3月24日、2010年4月7日《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3）2016年4月25日市政公司出具的《九曲河桥桩基实际决算证明》1份。载明涉案工程的实际完成工程量总桩长为963.306米，单价为1446元/米，决算总价款1392940.48元。涉案工程的实际完成工程量已于2010年4月确定，并计算出了结算总价款，该工程款已于2014年1月全部支付完毕。上诉人主张，该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3月24日和2010年4月7日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是被上诉人本人向市政公司报送的，因与实际情况不符，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袁良就将该记录退还给被上诉人，后涉案工程于2010年4月21日经被上诉人、上诉人工作人员郭光春与市政公司工作人员袁良共同确认实际总桩长为963.306米，并由郭光春当天签字确认，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谭成策于2010年4月28日签字确认，并以加盖其公章的有“2010.4.21郭光春”、“2010.4.28谭成策”签字以及“桩长为963.306米”内容的《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作为最终结算依据。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被上诉人从未认可963.306米这一工程量，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施工的桩顶标高和完成的总桩长均由上诉人盖章的《桩基验收签证记录》及《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明确载明，故上诉人应按照双方确认的总桩长和工程单价支付工程款；被上诉人将涉案工程交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与市政公司之间的工程量是另一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无关，市政公司或上诉人对桩基进行的变更不应影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付款义务；据被上诉人了解，正是上诉人或市政公司单方进行了截桩工作，导致上诉人与市政公司之间结算的工程量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工程量不符，上诉人在庭审中亦自认其与市政公司结算时有截桩费，故即使现在涉案工程的桩顶标高与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桩顶标高不一致，该变更也与被上诉人无关。经一审法院释明，被上诉人亦明确表示不对涉案工程的桩顶标高申请司法鉴定。关于截桩的含义。被上诉人称，桩基施工中，在灌注混凝土时比要求的高度超灌一些混凝土，再把上面多的部分就是浮浆截除到甲方指定的标高，这就是截桩；如果合同约定施工人截桩义务的话，截除的浮浆就不计入工程量；本案中，尽管合同约定了被上诉人的截桩义务，但实际履行中对合同有变更，不是由被上诉人来截桩，而是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指令，将桩灌注到一定标高后将工程移交给上诉人，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的工程量后又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截桩。后被上诉人又陈述称，涉案工程不存在浮浆，也就不存在截桩的问题。上诉人则称，截桩是指将桩顶标高以上的超灌部分即浮浆截除；截桩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但因被上诉人拒不履行，市政公司另行找第三方进行截桩，产生的费用3000元在上诉人与市政公司结算时由市政公司扣除，并提交2010年4月6日市政公司向上诉人出具的《通知》1份佐证。该通知载明：目前九曲河桥桩基工程已施工完毕，4月15日前上诉人务必将所有桩头凿除，并按照规范要求做小应变实验，接到通知后，如若4月8日前上诉人还未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市政公司将另行安排其他施工队凿除桩头及实验，所发生的费用将从上诉人工程款中扣除。被上诉人认可该通知的真实性，但辩称该通知恰可证明原上诉人之间施工已完成，上诉人具有截桩义务，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进行截桩与原上诉人之间的工程量无关。诉讼中，根据被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冻结了上诉人其在银行账户内的存款195000元。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交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钻孔灌注桩施工合同》，司法鉴定书、《关于及时拨付九曲河桥桩基进度款的申请》、《九曲河桥桩基工程进度款申请报告》、《九曲河桥桩基实际工程量情况证明》、《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及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双方的陈述笔录等认定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被上诉人虽未取得相应的建设施工资质，双方签订的《烟台开发区纵六路九曲河桥桩基施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二）根据双方签订的桩基施工合同，工程决算按实际总桩长结算。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的总桩长991.941米为其提供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上的桩顶标高减去桩底标高，上诉人主张的总桩长963.306米为施工图纸上的桩顶标高减《桩基验孔记录》上的桩底标高，双方均认可桩长的计算公式为桩顶标高减去桩底标高，而双方对涉案工程桩底标高的数值无异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主张的总桩长991.941米与上诉人所主张的963.306米之间的差异原因在于桩顶标高的数值。被上诉人提交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记载的桩顶标高的数值与施工图纸载明数值不一致，对此，被上诉人虽主张涉案工程的桩顶标高存在设计变更，但其所提供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以及2010年1月15日上诉人向市政公司出具的函等全部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被上诉人亦明确表示不申请对涉案工程的实际桩顶标高进行司法鉴定；并且，在本案2015年3月19日第一次庭审中，对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将的工程设计变更我们没有异议，桩顶标高不变，桩底标高变了，所以总桩长会有变化”的陈述，被上诉人表示认可，但其在之后的庭审中又陈述桩顶标高也发生了变更，其前后陈述明显矛盾；故被上诉人关于涉案工程的桩顶标高发生设计变更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虽加盖了上诉人的公章，但其出具时间分别为2010年3月24日和2010年4月7日，而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4月21日《工程联系单》及上诉人工作人员郭光春及市政公司法定代表人共同签字的《九曲河桥桩基工程量》能够证明上诉人及市政公司在此后的2010年4月21日及2010年4月28日认可了涉案工程桩顶标高及总桩长为963.306米，故被上诉人提交的2010年3月24日和2010年4月7日的《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所载明的总桩长及桩顶标高并非是上诉人最终认可的数值，不能作为确定涉案工程实际总桩长和桩顶标高的依据。被上诉人虽对2010年4月21日《工程联系单》出具时间有异议，但明确表示不申请对该联系单的出具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故对其异议不予采纳。对于《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被上诉人自认该决算表中所载的工程量“991.941米”的计算依据为《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而如上所述，该签证记录不能作为确定涉案工程实际总桩长和桩顶标高的依据；并且，在其于2010年4月确认总桩长为963.306米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于2011年1月在决算表上签字确认工程量为991.941米，明显不符合常理，且被上诉人自认该表中“2011.1.24”的时间落款是自己另行添加上的估算时间，故不能认定该决算表是上诉人关于工程量的最终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被上诉人关于其施工的桩顶标高及总桩长已由上诉人在《桩基工程量验收签证记录》和《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上签章确认的主张，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关于截桩，被上诉人自认就是将桩头上面超灌的浮浆截除到甲方指定的标高，浮浆一般不计入工程量，如约定截桩义务则不计入工程量，如计入工程量则应由合同明确约定。结合本案情况看，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桩顶不得偏低和偏高，被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桩顶标高存在设计变更，由此可见，对于涉案工程，截桩就是将浮浆去掉至设计要求的桩顶标高，而合同又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的截桩义务且并未约定浮浆计入工程量，那么无论是被上诉人还是上诉人或市政公司进行了截桩，均不会导致桩顶标高的变更。故被上诉人关于因上诉人或市政公司单方截桩导致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总桩长和桩顶标高，与上诉人和市政公司之间的工程量和桩顶标高数值不一致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涉案工程的工程总桩长应以施工图纸上的桩顶标高减去原上诉人均认可的《桩基验孔记录》上的桩底标高，得出的数值为963.306米，故本院依法认定涉案工程的实际总桩长为963.306米。（三）关于工程单价。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上载明了工程单价为1446元/米，并由上诉人工作人员郭光春签字确认。上诉人虽辩称系被上诉人持空白决算表让其签字，但未能举证证明，故对其抗辩理由依法不予采纳。因此，涉案工程的总造价为1392940.48元（963.306米×1446元/米），双方认可一致上诉人已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1294024元，故上诉人还应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98916.48元。双方在桩基施工合同中约定工程款余额在建设部门验收合格后市政公司拨款后一次付清，现双方认可一致开发区纵六路桥梁工程于2010年11月9日经建设单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局验收合格、市政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向上诉人付清工程款，故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工程欠款及利息，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支付工程款98916.48元以及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98916.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损失，被上诉人主张的超出部分，本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限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李建军支付工程款98916.48元以及自2014年1月2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98916.4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李建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7元、保全费1495元及司法鉴定费6600元共计12182元，由李建军负担3539元，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587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烟台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10月10日出具的《九曲河桥桩基直接扣除费用说明》，拟证实代扣费用为桩基施工用电、安装费用共计75994.0元，其中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机械筑岛、疏通河道和输水管安装费5300元，证实上诉人同市政公司之间是按照单价1446元每米进行结算，且扣除了相应的费用，对上诉人不可能按照郭光春同被上诉人之间所签署的工程结算表进行结算，无论该工程结算表是否真实，均与上诉人无关。同时上诉人提交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郭光春”签名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重审一审中先后多次限令举证时间，上诉人明确知道，此份证据不是在原审期间无法取得的证据，现在提交违反了相关证据规则，不应作为新证据，2、此份证据是案外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往来，与被上诉人无关，案外人如何扣上诉人的钱，如何给上诉人钱，不影响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欠款；3、所有工程不排除扣款的情况，但上诉人支付款项也均是扣款之后的款项，此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请求法庭不予采信。对上诉人提交的司法鉴定申请书，在重审一审中，上诉人就同一鉴定事项提交过申请，在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未交费，并撤销了申请，二审期间法院不应准许其进行鉴定，另外上诉人在原审一审、重审一审至少提出过四次鉴定申请，延误了案件审理时间，属于缠讼行为，请法庭不予准许。本院查明，本案一审重审期间，上诉人曾就《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中“郭光春”签字的笔迹形成时间申请鉴定，后上诉人放弃了该项鉴定申请。二审中，关于上诉人上诉中提到的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的工程款税金、工程管理费及机械筑岛等费用，上诉人主张按照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第三条施工范围，该施工范围工程应由被上诉人施工并承担费用，包括机械租赁费，被上诉人使用的是市政公司的机械，所以市政公司结算时，从上诉人工程款中扣除了该费用；关于税金，合同第八条约定，被上诉人应提供正式工程款发票。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主张提出异议，1、首先税金的问题，两次一审及第一次二审，上诉人均未提及，在再审二审中提及，因其本身不是原审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其真要主张权利，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程序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一直到合同约定的支付给上诉人的工程款，均开具了发票给市政公司，市政公司已经做账，上诉人的陈述不属实；3、原审查明的事实中，关于付款的情况是市政公司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直接支票背书转让给被上诉人，可以看出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全部的扣除事项均已完成，且支付的金额可以得出工程单价为每米1446元。上诉人否认被上诉人给其开过发票。关于上诉人上诉中主张的工程款税金、管理费及其他机械费用等，上诉人称在原审期间提出主张，但没有明确数额。但这是双方合同的明确约定，即使是被上诉人主张的付款事实成立，也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开具发票、扣除相应费用之后，才具有支付条件。上诉人认可在原审期间就其相关请求未提起反诉。上诉人认可其实际支付工程款1294024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一致。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所施工工程单价如何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交的《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上载明了工程单价为1446元/米，并由上诉人工作人员郭光春签字确认，郭光春签字已经司法鉴定予以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九曲河桥工程决算表》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二审申请对郭光春签字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其在一审重审中曾就此提出鉴定申请，后又放弃了该项鉴定申请，其再次要求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关于上诉人二审主张的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相关费用，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未明确亦未提起反诉，本院二审不予审理，上诉人可另案主张。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3元，由上诉人山东广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卫东审判员  慈勤哲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