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前民初字第250号原告孟克那顺，男，蒙古族。委托代理人阿拉腾那日苏，系内蒙古泽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阿拉腾其其格，女，蒙古族，系原告之妻。被告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乌提嘎查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牧仁，系该嘎查嘎查长。第三人阿木日宝音，又名阿木日布音，男，蒙古族。委托代理人阿木嘎，男，蒙古族，系第三人阿木日布音之子。原告孟克那顺诉被告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乌提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乌提嘎查）、第三人阿木日宝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受理后，于2015年6月16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孟克那顺及委托代理人阿拉腾那日苏、阿拉腾其其格，被告乌提嘎查及第三人阿木日宝音的委托代理人阿木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乌提嘎查的老户，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一家就承包了本嘎查的7275亩草牧场。2011年，被告将旧草原证收回统一换发新证时，就从原告承包的7275亩草牧场中擅自将3337.5亩承包给了第三人，原告换发的新草原证上为3937.5亩。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调整草牧场给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依法承包经营草场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但没有得到支持。因此，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对原告的草牧场进行重新调整的行为违法；2、第三人返还原告的3337.5亩草牧场；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乌提嘎查辩称，1991年，对原告草牧场的调整不是嘎查擅自行为，是按以前（83年）划分草场规划划分的，也是符合旗政府“大稳定、小调整”文件精神的，当时双方当事人及旗草原监理所、嘎查领导也都在场，故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辩称，当时分草场时，旗草原监理所、嘎查领导及原告都在场，是在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下，通过嘎查及有关部门划分的，划分草牧场后（即1991年），被告乌提嘎查就给第三人颁发草原证书。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及被告、第三人质证情况：1、草原证一份（1991年7月10日发放的，编号是6号），用以证明1991年原告从乌提嘎查承包7275亩草牧场，并98年加盖了三十年不变的章子后擅自在三十年不变的章子部位写了3937.5亩的事实。被告对此质证称，原告草原证备注3937.5亩及包括第三人阿木日宝音的草牧场并加盖了三十年不变的章子是事实，但并非被告所说擅自划分，这是经过原告同意并在其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中也有备案记录，其内容与原告草原证内的表述一致。第三人对此质证称，第三人也有1991年颁发的白皮草原证书，后换了新的草原证，承包亩数均为3337.5亩。2、户口簿一份，用以证明1982年10月1日，在原告的户口上只有5人，承包土地也是5人，并没有第三人的户口；说明1982年10月1日前第三人与查汉来离婚，第三人也没有权利分割该草牧场的事实。被告对此质证称，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当时划分草场时户口簿上只有三个人（查汉来、敖日格勒布拉格、孟克那顺）；1988年敖日格勒布拉格又将户口迁出，原告之妻阿拉腾其其格是在1988年迁入的户口，当时草牧场划分是按户口本划分的，而不是按人口数划分的；第三人对此证据没有异议。3、草牧场承包合同一份、附明细一份、证明一份、图纸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乌提嘎查经常擅自改变原告的草牧场，原告实际承包的草牧场是7275亩的事实。被告对此组证据质证称，此合同主要是预防牧民草牧场退化、沙化所签订的，亩数是不准确的；这份证明是原告说其草原证丢失了，要补办草原证，因我担任嘎查长时间不长，并不知道原告的草原证是多少亩，是按原告说7275亩给开的证明；至于图纸那是全镇总体规划分布图，又不是每家每户的划分图，乌提嘎查后来像原告与第三人这样划分开的牧民户很多，但总体划分图还是没变，故此组证据不能证明其目的。第三人认为对此组证据自己不清楚，不予质证。4第三人的草原证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所持草原证无编号且图中出现590号点，而原告持有的草原证图上却没有590号点，与实际不符的事实。被告认为关于590号点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那要问具体发证发证机关即旗草原监理；第三人对该草原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告、第三人质证情况：1、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该草牧场上包括第三人阿木日宝音草牧场的事实。原告对合同书上的签字名予以认可，但因合同书后所签“这块草场里包括阿木日宝音的草场”字体与原告草原证上的签字不一样，故不予认可。第三人对此证据无异议。2、证人巴日赛（原嘎查支书，任职期在1988年—2012年）、宝锁（原嘎查长，任职期在1988年—2003年）、吉仁巴雅尔（原旗草原监理所工作人员）的出庭证言，用以证明该草牧场中包括第三人阿木日宝音的草场，且后来双方当事人是通过旗草原监理所、嘎查、原告、第三人等人去划分的事实，并在原告的草原证和被告与其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上有备注记载的事实。对三证人证言原告认为既没有会议记录，且备注内容上又无嘎查盖章，与事实不符，故不予认可。第三人没有异议。庭审中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质证情况：草原证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的草牧场是合法所取得的事实。对此证据原告质证称，该草牧场从原告承包的草牧场中划分出去的，因未经原告的同意，属于擅自划分的，不予认可；对此组证据被告没有异议。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组，被告及第三人对此三组证据质证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映证，被告乌提嘎查给第三人划分草牧场的事实与原告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及草原证中记载说明相一致，且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第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两组证据，虽被告均不予认可，但因该合同书所记载的内容与原告草原证中所表述的一致，且与当时嘎查领导、旗草原监理所工作人员的证言相互映证，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予以采信。根据上述证据及原告陈述、被告与第三人的答辩，查明以下事实：第三人阿木日宝音系原告孟克那顺的继父。1982年7月30日，第三人阿木日宝音与查汉来（原告母亲）离婚，六间土房每人分得三间，当时仍在一块儿居住。1983年左右，被告乌提嘎查将集体草牧场实行第一轮承包到户，原告与第三人两户共承包嘎查集体草牧场7275亩（未具体明确每户亩数）。1991年发放草牧场使用证书时（此前一直由原告使用和管理），第三人要求将两户草场划分开，后被告经双方当事人和旗草原监理所工作人员共同测点将两家草牧场根据原告与第三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划分，给原告分割3937.5亩草场，给第三人阿木日宝音家分割3337.5亩草场，并在原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及草牧场使用证书中给予明确备注“这块草场里包括阿木日宝音的草场”。同时，被告乌提嘎查给第三人阿木日宝音也颁发了草牧场使用证书。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并未重新发证，发证主管部门即旗草原监理所又在原告及第三人原持有草牧场使用证书上加盖三十年不变（1998年12月—2028年12月）印章。于2011年7月4日、9月7日分别给原告孟克那顺和第三人阿木日宝音更换了新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书。2014年9月6日，原告因草牧场经营权所属申请鄂托克前旗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委员会以变更草牧场经营权证的事项不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范畴，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驳回其仲裁申请。2015年1月22日，原告以2011年被告乌提嘎查换发新证时，从其承包的旧草原证中（7275亩草牧场）擅自将3337.5亩承包给了第三人，认为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调整草牧场给第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原告依法承包经营草场的合法权益，故诉至人民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孟克那顺请求确认被告乌提嘎查对原告的草牧场进行重新调整的行为违法，要求第三人返还原告草牧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原告孟克那顺及第三人阿木日宝音均系被告乌提嘎查集体组织成员，故均应享有依法承包被告乌提嘎查草牧场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孟克那顺所陈述在第一轮承包草牧场时向被告乌提嘎查承包经营7275亩的主张，虽其向法庭提供的草原证及被告乌提嘎查提供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中均记载原告的名字及所承包的草牧场亩数，但该两份证据中均注明了包括第三人阿木日宝音的草场；1991年统一发放草牧场使用证书时，在第三人的要求下，经原告孟克那顺同意，被告乌提嘎查将原分于两户的7275亩草牧场，根据当时原告与第三人的实际情况予以明确的划分，且原告孟克那顺对其主张也未向法庭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被告乌提嘎查划分原告草牧场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次，1998年第二轮草牧场承包时，发证机关即旗草原监理所给原告与第三人重新加盖三十年不变印章予以确认；2011年，原告与第三人均领取了更换的新草原经营权证书，并实际使用至今，故本院认定原告孟克那顺对于上述事实予以默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孟克那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孟克那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继 平代理审判员 呼 布 钦人民陪审员 达楞古日巴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书 记 员 高 金 明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