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388号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供销合作社，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周晓军，主任。委托代理人刘万琳，上海市五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周浦商城投资发展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清算组负责人刘玉良，组长。委托代理人陈鲲，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刘玉良，董事长。第三人上海浦东汇康实业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傅宏平，经理。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供销合作社(下简称周浦供销社)诉被告上海周浦商城投资发展总公司(下简称周浦商城)、第三人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航头公司)、上海浦东汇康实业总公司(下简称汇康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被告于同年2月17日提出管辖异议，本院经审理后于同年5月16日裁定予以驳回，并分别于同年9月17日、10月20日、2015年7月17日先后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浦供销社的法定代表人周晓军及委托代理人刘万琳，被告周浦商城的委托代理人陈鲲，第三人航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汇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傅宏平到庭参加了本案第一、二次庭审，但在本案第三次开庭时，第三人汇康公司在收到本院送达的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浦供销社诉称，1993年12月18日，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以及案外人上海南汇物资总公司(下简称物资公司)、上海浦城建设服务公司(下简称浦城公司)共同设立了被告，后因案外人物资公司撤资以及案外人浦城公司转让股份给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故四方确认：被告实际的股东仅为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占股比例为60%、40%。1993年-1996年期间，被告在设立过程中与设立后取得了本案涉讼房屋的建造的一系列批准文件与许可证，并合法建造了涉讼房屋6层(含地下室)，涉讼房屋于1996年竣工。因被告于1999年4月30日被吊销未注销，而第三人汇康公司在被告的投资实际上系其主管单位即原告出资，故为了明确实际出资人对被告建造的涉讼房屋6层的权属问题，原告和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于2005年7月29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三方确认了本案涉讼房屋6层中的1-3层(包含地下室)归原告所有，4-6楼归第三人航头公司所有，以及相应款项的结算方式等。原告也履行了该协议中原告应当履行的付款义务，后原告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被告也于2005年9月2日向房地产管理部门出具了关于上述权属分配的《情况说明》。因被告实际被第三人航头公司掌控，相关的印章、文件等都在航头公司处，涉讼房屋4-6层也都已经由第三人航头公司办理了相应的产证手续，而原告1-3层的办证手续需要由第三人航头公司和被告配合，但在原告具体办理房产证的登记手续中，第三人航头公司与被告均不予配合，且违反分配约定，主张涉讼房屋的所有权。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XXX-XXX号(原新马路XXX号)的1-3层房屋(包括地下室)的所有权归属原告；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周浦商城辩称，原告提起本案所有权确认之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诉争的房屋归被告所有，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认为诉争房屋归属原告的依据是2005年7月29日的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在被告未在场的情况下签订的，被告事先没有授权，事后也没有追认，对被告没有约束力。该协议书是无效协议，该协议是被告的两个出资人在未经法定清算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两个第三人的经济纠纷处置被告财产，故为无效。原告不是被告的出资人，也不是第三人汇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案无关，因此原告无权主张所有权，原告不应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诉争房屋与原告无关，不认可原告所述股权4：6比例的情况。第三人航头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的意见。另外补充一点，原告的事实理由不属实，原告不是被告的股东也不是出资人，对于股权分配的陈述也不属实。第三人汇康公司述称，被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是同一个管理机构，原告所述属实。经审理查明，原告原名为“上海市南汇县周浦供销合作社”，2013年9月17日更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供销合作社”。被告系于1993年9月3日成立的集体联营企业，于1999年4月30日吊销未注销。被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经济性质为国家、集体联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司组建单位为第三人航头公司(甲方)、案外人物资公司(乙方)、第三人汇康公司(丙方)、案外人浦城公司(丁方)。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出资比例为第三人航头公司40.50%、案外人物资公司27.50%、第三人汇康公司22%、案外人浦城公司10%。组建单位有权制订公司章程和组建董事会、按照章程产生董事长、按有关法规及本章程分取利润、查阅公司有关财务报告、监督或质询公司的经营状况。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向公司负责。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现经协商一致，由甲方2人，乙方1人，丙方1人，丁方1人，推选担任董事。董事长由乙方担任。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订公司的财务会计、审计制度。公司定期公布各种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盈亏分配或亏损弥补方案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1763、1765号(原新马路XXX号、112号)房屋系被告于1993年申请建造，并于1996年2月2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5年7月29日，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鉴于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与案外人物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被告，并开发“周浦商城”项目建设。期间，案外人物资公司退股，故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双方分别占股为60%与40%；在“周浦商城”项目中，第三人汇康公司应分得或受让的房产已均有第三人汇康公司占有，其中包括三楼办公用房522㎡，一、二楼商铺及地下室合计3,164㎡，但双方为结算事项拖延至今，相关的房产证也未办理。第三人汇康公司与第三人航头公司开发“周浦商城”的项目，第三人汇康公司的实际权利人为原告，第三人航头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为此确认如产生费用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无关)。现经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数次商谈，本着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妥善解决争端，相互理解，并在各自原意见上适度让度，以解决长年的纠纷，并已取得共识，故而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照执行。一、三方确认原告已为上述所涉房屋支付第三人航头公司9,897,741.98元。并确认尚应付第三人航头公司代付股权受让款，房屋转让款，部分利息等，合计670万元整，此款由原告交付第三人航头公司。此后，三方除本协议所涉及费用外，结算完毕，无其他争议。二、三方确认“周浦商城”的三楼办公用房，一楼、二楼及地下室的房屋以及12套住宅房屋产权归属原告，其中12套住宅房已由原告转让至他人。三、第三人航头公司负责协助原告办理归属原告房屋产权权证事项，包括已转让的12套住宅房，如办理过户需要而签订其它形式的合同，如参建合同、联建合同等，第三人航头公司予以配合，但所签订合同对各方无约束力，仅此本协议为准。四、归属原告的一、二层及地下室房屋，在办证过程中，涉及应开发商承担的费用，由第三人航头公司承担60%，原告承担40%，归属原告三层房屋及12套住宅房的办证费，应由原告或其它受让方承担的费用，由各自负责。五、原告应付第三人航头公司之款的方式与期限。第三人汇康公司应付第三人航头公司670万元，其中120万元留作为办证费用准备金，余款550万元由原告分三期付款。首期付款即在本协议签订时支付200万元。二期付款即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支付175万元。三期付款即在2007年6月30日之前支付175万元。原告应付第三人航头公司之款，由原告以支票形式交付，第三人航头公司收取支票人为刘玉良。六、第三人航头公司和原告共同出资200万元，作为办证中应由双方共同承担部分的准备金，其中第三人航头公司出资120万元，此款即是原告应付之款中所留120万元，原告出资80万元，此款暂存原告，支付须凭第三人航头公司代表刘玉良与原告代表傅宏平的共同确认付款。办证费用由第三人航头公司承担60%，原告承担40%，如超过200万元，第三人航头公司和原告按6：4比例承担，第三人航头公司应承担之款在原告二期付款中扣除等。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同年8月6日向第三人航头公司支付200万元，于2006年8月1日向第三人航头公司支付175万元，于2007年7月9日向第三人航头公司支付100万元，于同年8月6日向第三人航头公司支付75万元。2005年9月2日，被告向案外人南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告由第三人航头公司(出资450万元)、案外人物资公司(出资300万元)、第三人汇康公司(出资250万元)、案外人浦城公司(无形资产出资)共同组建。其中案外人浦城公司未实际出资。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八日，因案外人物资公司抽回股本，同时案外人浦城公司未实际出资，作自动撤资，故第三人航头公司与第三人汇康公司协议，投资比例改为第三人航头公司60%，第三人汇康公司40%，并建造“周浦商城”(康沈路1763—1765号)。其中1—2层以股权转让形式转让给第三人汇康公司，第三层为第三人汇康公司使用，4—6层为第三人航头公司使用。其余商品房按垂直分配的原则分配。被告根据南计基(93)第702号文的批复，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为沪汇建(93)第319号和(94)111号，批准建筑面积为10,022平方米，项目名称为“新城公寓”，项名座落为周浦镇新马路XXX号、112号，其中新马路XXX号已办了房地产权证，证号为沪房地南汇字(1999)第000951，建筑面积为4,905.71平方米，新马路XXX号(现座落为康沈路XXX-XXX号)中的4、5、6层，建筑面积为1,567.92平方米，已办了房地产权证，证号分别为(1999)第004585号、(1999)004584号，1、2、3层中的建筑面积为3,828.11平方米的房屋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现在正在办理的是新马路XXX号(现座落为康沈路XXX-XXX号)1、2、3层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原第三人航头公司因房屋价款等事项未达成一致，故一直未办相关权证，现已协商一致。)被告、案外人上海周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案外人物资公司均在该《情况说明》上加盖公章。同年10月21日，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案外人城建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原告、第三人航头公司、案外人城建公司和案外人物资公司等四方原组建成立的被告，其中：第三人航头公司出资450万元、原告出资250万元、物资公司300万元，合计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案外人城建公司以非常规的无形资产形式占公司10%的股份。之后，案外人城建公司无参与经营。为此，经原告及第三人航头公司双方要求，案外人城建公司同意退股，故三方签订协议如下：一、案外人城建公司原占有被告10%股份，现案外人城建公司予以退股，此股份由原告及第三人航头公司双方给予案外人城建公司以补偿方式受让，原告及第三人航头公司双方补偿案外人城建公司6万元(其中第三人航头公司60%，原告40%)，此款项均由原告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交付案外人城建公司，之后由原告在第三人航头公司办证款中向第三人航头公司结算。二、案外人城建公司退股后，对被告的开办至退股的一切经营行为不承担责任，包括被告的一切现存债务与潜在债务之责任，也不再享受权利。但在日后办理相关手续时，案外人城建公司负有协助义务等。同年10月24日，原告向案外人城建公司开具金额为6万元的支票一张，用途标注为“退股补偿”。审理中，由于被告在2014年10月20日进行的第二次庭审中，对原告提供的被告于2005年9月2日出具给原南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的《情况说明》上的被告公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原告当庭即申请对该《情况说明》上所盖的被告公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为此，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通知原、被告及两第三人来院谈话，各方最终一致同意以落款处有被告及另两家单位盖章的一份《情况说明》作为检材。由于被告不确认《情况说明》的第一页与第二页是同时形成的，故只同意以《情况说明》的第二页作为检材。针对被告的这一异议，原告申请增加鉴定事项，要求对《情况说明》的第一页与第二页是否是同时形成进行司法鉴定。各方并同意以被告在工商部门备案的公章原件作为鉴定的样本。但经本院及原告向工商及税务部门调查，被告在上述部门的档案中没有任何盖有被告公章原件的文件可作鉴定样本。为此，原告于2015年3月3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以被告于2014年1月26日发给浦东新区国资委、南汇供销合作总社、原告及第三人汇康公司四家单位的函、被告于2014年2月27日发给汇康公司的通知、被告于2014年4月3日向本院起诉第三人汇康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共三份原件上所盖的被告公章作为鉴定的样本。经本院联系浦东新区国资委产权处，该处经核实后表示浦东新区国资委、南汇供销合作总社处均没有该函原件，只有原告及第三人汇康公司处有该函原件。为此，本院将原告提交的关于对比样本的说明以传真形式传真给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鲲律师，陈鲲律师在电话中表示被告确实曾发送过上述函件及通知。故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联系陈鲲律师，要求被告就上述函件、通知是否是被告发送的出具书面意见确认，陈鲲律师表示需要经第三人航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良同意后方能出具，一个星期后才能答复。2015年5月20日，本院再次联系陈鲲律师，陈鲲律师表示因第三人航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良不同意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故其无法向法院确认上述函件、通知是否是被告发送的，更无法向法院提交书面确认意见。同时，被告也未向本院提供任何有关存在盖有被告公章原件的文件线索，而原告则坚持要以上述三份盖有被告公章的原件作为鉴定的样本，并表示愿意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为此，本院依法采信原告的意见，以上述三份盖有被告公章的原件作为鉴定的样本。此后，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2015年6月24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723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结论为：1、《情况说明》上落款处被告的印文与三份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的；2、未发现《情况说明》第1页与第2页上打印体字迹存在非一次制作形成的现象。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上海周浦商城投资发展总公司章程》一份；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汇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支票存根》四份、《收据》三份；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案外人浦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支票存根》及《收据》各一份；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被告提供的被告档案机读材料一份，《关于批准周浦商城控股公司建造商住楼和商品住宅楼工程划拨国有土地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各一份；上海市公安局周浦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编号为司鉴中心【2015】技鉴字第723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一份，及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等所证实。本院认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公平、信用及等价有偿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及案外人浦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予确认。被告虽未在原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上盖章，但从被告本身系两第三人出资成立的联营公司，及其此后出具的《情况说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对该《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是确认的。现原告在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均已按约履行了向第三人航头公司及案外人浦城公司的付款义务，而第三人航头公司在收到原告的款项后，却利用其掌控被告的现实，拒绝协助原告办理涉案房产的房地产权证，显属过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据此要求确认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1763、1765号(原新马路XXX号)的1-3层房屋(包括地下室)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及第三人航头公司辩称，原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被告的两个出资人在未经法定清算的情况下签订的，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无效。此外，该《协议书》还侵害了案外人物资公司和浦城公司的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系于1993年9月3日成立的联营企业法人，并非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协议书》签订之时，我国《公司法》尚未生效，故本案应当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下简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下简称实施细则)，而在《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中，均未规定联营主体不可在公司解散后处置公司的资产，故原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至于该《协议书》是否侵害了案外人物资公司和浦城公司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本院认为，在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已经载明了案外人物资公司抽回股本的事宜，且案外人物资公司也在该《情况说明》上加盖了公章，故案外人物资公司不再是被告的联营主体。而原告与第三人航头公司及案外人浦城公司于2005年10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也已经明确，案外人浦城公司从被告处退股，由原告和第三人航头公司以6万元的补偿款受让，且原告也已经将6万元的补偿款支付给案外人浦城公司，故案外人浦城公司不再是被告的联营主体。尽管双方两次的联营主体的份额变更都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但联营主体的份额变更协议亦属民事合同之一种，其效力认定的关键在于确认该民事行为是否具备法定的生效要件，而工商变更登记并不是联营主体的份额变更的生效要件，更何况根据《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联营主体的份额变更不属于应当办理登记的事项。故原告与两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侵害案外人物资公司和浦城公司的合法权益。综上，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航头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座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1763、1765号的第一、二、三楼房屋及地下室(具体建筑面积以房屋测绘部门认定的面积为准)的所有权归原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供销合作社所有。案件受理费258,640元，由被告上海周浦商城投资发展总公司负担；本案鉴定费7万元，由被告上海周浦商城投资发展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任国民审 判 员  唐旭华人民陪审员  张孝贤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薇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