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02刑初853号 公诉机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振堂，男，196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恒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本案于2016年7月14日被羁押，同年7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9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侯文荣，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志勇，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邓伟平，男，195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恒超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因本案于2016年6月1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德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珠香检公诉刑诉〔2017〕8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振堂犯贪污罪、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邓伟平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9月25日召开庭前会议，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洪江、谢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振堂及其辩护人侯文荣、李志勇、被告人邓伟平及其辩护人黄德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一）贪污罪 2001年，被告人邓伟平向被告人黄振堂申请发放恒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超公司）员工的奖金，并承诺同时发给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被告人黄振堂在得到承诺后，于2002年1月召开免税集团公司班子会议，同意恒超公司发放奖金。被告人邓伟平之后拟定了恒超公司员工和免税集团领导班子成员的奖金分配表，经被告人黄振堂同意后发放给恒超公司员工和包括被告人黄振堂在内的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02年至2013年，被告人黄振堂共10次领取恒超公司奖金，共计港币1073400元（折合人民币1105600元）。 2012年5月，被告人黄振堂携家人、朋友去欧洲旅游后，指使被告人邓伟平在恒超公司报销旅游费用。被告人邓伟平后通过香港欧文旅行社虚开5张发票，为其报销了部分旅游费用及虚开发票的费用，共计港币221746元（折合人民币180058元）。 （二）受贿罪 2007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振堂多次代表免税集团公司与裕联国际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裕联公司）签订合同，向该公司购买香烟。在此期间，被告人黄振堂共11次在中秋节或者春节期间收受该公司代表人罗某1的财物，共计人民币950000元、港币800000元（折合人民币674200元）。 （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2011年3月，被告人黄振堂不顾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海市国资委）的指导意见，按照奥科顾问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奥科公司）的建议，决定由恒超公司开展水产业务，业务模式是恒超公司按照订货商的订单向供货商付款订货，然后从订货商处收回货款，从中获取固定收益。 2011年8月23日，被告人黄振堂在明知恒超公司的合作公 司缺乏履约能力、恒超公司业务模式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指 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供货方胜金海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胜金海公司)和订货方英辉渔业国际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英辉公司）签订了水产品供货合同。2012年6月27日，因英辉公司退出合作，被告人黄振堂又按照奥科公司的建议，在明知订货方满利泰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满利泰公司)与胜金海公司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资本只有10000元港币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满利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 2012年12月17日，在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应收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被告人邓伟平明知水产业务可能是虚假的，仍然根据奥科公司的建议，以恒超公司的名义向免税集团公司申请2013年的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度为港币1.5亿元。同月17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免税集团班子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一申请。 同月20日，被告人黄振堂又按照奥科公司的建议.在明知永生国际冻品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永生冻品公司)和永生国际海产有限公司(香港公司，以下简称永生海产公司)为同一股东、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港币、注册时问仅为两个多月、公司董事是顾问公司人员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上述两个公司签订供货合同。 同月29日，珠海市国资委向免税集团公司和恒超公司发出《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明确指出恒超公司应收款存在潜在风险，要求恒超公司加强应收款管理制度建设，控制和防止坏账风险，但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未予理会，继续扩大水产业务。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告人邓伟平没有按照合同的要求收货、验货。 2013年9月6日，免税集团公司新任总经理因合作方公司拒绝提供财务报表和银行流水账，指令恒超公司暂停向供货方胜金海公司支付货款。同年10月11日，恒超公司书面通知奥科公司并通过奥科公司告知胜金海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冻品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正式停止水产品业务。恒超公司暂停支付资金后，合作方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永生冻品公司以恒超公司违约为借口拒绝向恒超公司支付所欠货款。截至目前，恒超公司共有97479636.98元港币(折合人民币77117115.61元)没有收回。 同月30日，被告人黄振堂因盲目相信奥科公司，在免税集团公司班子会上，否定了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货款的办法，决定通过奥科公司与合作公司谈判的方式追回货款，致使恒超公司完全丧失了追回货款的机会。2013年12月31日、2014年6月30日，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明知奥科公司不具备履约能力，在未明确设定奥科公司任何义务的情况下，与奥科公司签订了2014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顾问协议，并支付顾问费，又造成损失港币3000000元(折合人民币2358000元)。 2016年6月13日，被告人黄振堂按照中共珠海市纪委的通知，主动到案接受组织审查，在审查期间交代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事实，并退出全部赃款。同日，被告人邓伟平主动到珠海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受调查，到案后交代了滥用职权的事实。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黄振堂身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应当以贪污罪和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黄振堂辩称：1.关于贪污罪的指控，(1)我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班子会不是专门为奖金问题召开的；(2)奖金分配表我没有看过，我也根本没有领取过奖金；(3)我没指使邓伟平报销旅游费用，邓伟平也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2.关于受贿罪的指控，是我们免税集团公司求罗某1供货，而不是罗某1求我们，他没有理由送钱给我，我也没收过他的钱，我说的全都是编出来的。3.我的有罪供述是为了配合办案机关，为了我能早点回家陪我母亲。4.关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指控，(1)决定由恒超公司开展水产业务不是我一个决定的，水产业务开展之前的所有论证工作都是公开的，整个决策都是慎重的，咨询了香港律师的法律意见，通过金茂行进行了试验；(2)水产业务的运作都是正常的，回款也很正常，也安排了业务改革领导小组监督和指导，邓伟平说每周都向小组报告，风险是可控的。 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关于贪污罪的指控，(1)恒超公司奖金是恒超公司员工应得的劳动报酬，属恒超公司员工合法个人财产，财产性质已不是国有资产，不能成立贪污罪；(2)黄振堂不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套取恒超公司奖金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3)被告人黄振堂有罪供述不稳定、不一致，与审讯录像供述的内容不符；(4)邓伟平的证言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其本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无法排除合理怀疑；(5)恒超公司发放奖金的次数和金额，缺乏客观证据支持，继而无法查明送给黄振堂奖金的次数和金额；(6)王某1、邝某1的签名既不能证明分配表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邓伟平已将奖金实际送出；(7)梁某1等人的证词不能证明他们收取的就是恒超公司的奖金，不能排除是同事、上下级之间的人情往来，金额无法确定；(8)本案没有黄振堂收取奖金的客观证据；(9)邓伟平指证2013年1月14日存入黄振堂账户的7万港元是恒超公司奖金，无法排除该笔存款是黄振堂合法收入的合理怀疑；(10)在案证据能够印证黄振堂没有报销旅游费用的主观故意；(11)欧某1证言的取得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当排除；(12)在案五套发票、支票、记账凭证，只能证明相关费用是恒超公司正常的接待费用，不能印证是用于报销黄振堂私人旅游费用；(13)在案证据均与旅游费用总额是36万港元这一基础事实相矛盾，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均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2.关于受贿罪的指控，(1)被告人黄振堂的有罪供述不稳定、不一致，在没有客观证据印证的前提下，不应采信书面讯问笔录中的有罪供述；(2)罗某1证言的取得方式存在严重违法，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应当排除；(3)本案没有任何客观证据印证指控事实。3.关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指控，(1)恒超水产业务涉及三个决策层级，黄振堂负责召集和主持集团班子会，决定水产业务启动、额度提升等重大事项，方某1负责主持业务改革小组会，具体决定水产业务合同签订、业务监控，以邓伟平为首的恒超公司具体负责业务合同的履行；(2)恒超水产贸易重大事项均是依据免税集团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集体决策，并非黄振堂个人指使邓伟平签订合同；(3)决定开展水产业务并非黄振堂个人决策，并且更未不顾国资委指导意见；(4)恒超水产业务模式本身并不存在重大不可控风险，并且，包括黄振堂在内的免税集团班子会、业务改革小组会，对水产业务模式的相关风险进行了谨慎识别，并恰当确定了风险控制措施；(5)黄振堂等班子成员、业务改革小组成员分别在各自职责权限内对恒超水产业务履行了谨慎注意义务。关于黄振堂明知合作公司没有履约能力，恒超公司业务模式存在巨大风险，在上下游公司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资本只有1万港元的情况下，签署合同的指控不能成立；(6)关于黄振堂盲目相信奥科，否定了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货款的办法，致使恒超公司完全丧失了追回货款的机会，在未明确设定奥科公司义务的情况下，与奥科签署上半年和下半年顾问合同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7)认定造成恒超公司重大经济损失证据不足。 被告人邓伟平辩称，水产业务不是我可以定下来的，从开始到结束我都是认真向领导汇报，1.5亿元的额度不是我提出的，经过了班子联席会的批准，签订顾问协议是由危机处理小组授权，我相信水产业务是为了公司上市，顾问公司也会得到很大利益，我也汇报了后续风险。 被告人邓伟平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邓伟平在案件中处于服从的地位，决定开展水产业务的决策权不在邓伟平，开展水产业务上有体改小组，下有麦某1专门负责，财务上有财经小组，具体业务有顾问及专责人员，免税集团公司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决定授权邓伟平签订顾问协议。2.被告人邓伟平有自首和立功表现。3.被告人邓伟平认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小。建议对被告人邓伟平减轻或免于处罚。 被告人邓伟平的辩护人提交了调查笔录、讲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并当庭出示了珠海免税业务改革大事记、顾问协议、业务往来邮件、订单等在案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免税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恒超公司是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被告人黄振堂原任免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恒超公司董事长；被告人邓伟平原任恒超公司总裁。 （一）贪污罪 2001年，邓伟平向被告人黄振堂申请发放恒超公司员工奖金，并承诺同时发给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经免税集团公司同意，邓伟平拟定了恒超公司员工和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奖金分配表，经被告人黄振堂同意后发放给恒超公司员工和包括被告人黄振堂在内的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2002年至2013年，被告人黄振堂共十次领取恒超公司奖金共计港币1073400元（折合人民币1105600元）。 2012年5月，被告人黄振堂与家人、朋友去欧洲旅游，由香港欧文旅行社安排出行。被告人黄振堂指使被告人邓伟平在恒超公司报销部分旅游费用。被告人邓伟平通过香港欧文旅行社虚开5张发票，为其报销了部分旅游费用及虚开发票的费用，共计港币221746元（折合人民币180058元）。 2016年6月13日，被告人黄振堂接到珠海市纪委的通知，主动到珠海市纪委接受审查，同年7月14日，珠海市纪委将黄振堂移交珠海市人民检院处理，同年7月15日，被告人黄振堂被刑事拘留。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被告人黄振堂到案后，作了十七次有罪供述，并书写一份悔过书和一份自我交代，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成立于1988年，注册地在香港，是免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恒超公司董事长由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任，该公司的管理层都有是由免税集团公司任命。我于2002年左右至2015年3月兼任恒超公司董事长，但基本上不参与恒超公司的日常工作，其具体业务都是公司的总经理邓伟平负责，大项财务开支和业务工作要上报免税集团公司审批，大额财务支出（5万元以上）需要免税集团公司的财务小组审批，支票需要我和邓伟平联批。恒超公司实际相当于免税集团的物流平台，是免税集团在香港的一个窗口企业。 2001年左右，邓伟平找我汇报工作，向我提出珠海市政府有文件，规定珠海外派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利润发放一定的奖金，另外外派人员在珠海没有社保，看能不能给他们恒超公司也发奖金，我说既然有文件，你们在那边工作也辛苦，就表示同意。邓伟平见我同意，就表示到时给集团班子成员也分一点，我表示默许。到2002年初，恒超公司报了相关的奖金审批表给免税集团公司，经过集团班子会讨论通过后，再按规定由人力资源及财务部审核，再由分管副总蔡某1签批。审批后，我记得有一次邓伟平拿了一张纸，上面有我们集团班子成员及恒超工作人员关于奖金的具体分配数额，征求我的意见，我对邓伟平说，就按这个定吧。后来没多久，邓伟平到我办公室，拿给我一个厚厚的恒超公司信封，跟我说是恒超公司给我的。邓伟平走后，我打开看，是8.2万元港币。后来大概半年一次，每次恒超公司的奖金批下来邓伟平就具体的分配数额征求我的意见，一般我都会同意，中间也会有一两次我会做小调整，然后邓伟平都会送一份钱给我，如果是大额的，我会叫他直接帮我存入我的香港银行账户（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他存好后一般会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数额不大，我会叫他帮我带现金回珠海给我。经查阅恒超公司奖金发放表并回忆，2002年1月，邓伟平在我办公室送给我8.2万元港币；2002年7月，邓伟平在我办公室送给我8.05万元港币；2003年1月，邓伟平送给我16.29万元港币，我记得叫他帮我存银行；2003年7月，邓伟平在我办公室送给我5万元港币；2004年1月，邓伟平送给我22万元港币，我叫他帮我存入我的香港银行账户；2004年8月，邓伟平送给我10.3万元港币，我叫他帮我存入我的香港银行账户；2005年1月，邓伟平送给我14.5万元港币，我叫他帮我存入我的香港银行账户；2005年9月，邓伟平送给我11万元港币，我叫他帮我存入我的香港银行账户；2012年初，邓伟平在我办公室送给我5万元港币；2013年1月，邓伟平在我办公室送给我7万元港币。以上我收到邓伟平给我港币共计107.34万元，除了存入我银行账户的外，其余港币我在日常生活中花销掉了。2005年开始恒超公司进行工资改革，就没有绩效奖金，到2012年初，恒超公司经营水产业务提高了营业额，邓伟平就请示我，想申领2011年绩效奖金奖励员工激励士气，我就同意了。2012年、2013年连发了两年，2013年9月，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停止，就没再申领奖金了。我知道我是不能在下属企业领取各种奖金的。 2012年3月底，我和朋友杨某1商量带家人赴欧洲旅游（6人8天游），决定参加平时有业务联系的香港欧文旅行社旅行团，大概在2012年4月初，我在我办公室交代邓伟平，告诉他我和杨某1两家共6人决定在2012年4月底去欧洲旅游，让他和欧文旅行社具体联系办理相关事宜。之后欧文旅行社的欧某1经理来珠海我办公室跟我谈具体行程安排。过了一段时间，邓伟平告诉我欧文旅行社要求我们先付定金，我就告诉他从我香港个人账户中先付，由他帮我具体办理。后来，邓伟平填写了一张面额为15万元港币的银行支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我个人账户，这个账户平时由邓伟平帮我保管），拿给我签字后，支付给香港欧文旅行社。2012年4月24日，我一家三口及杨某1一家三口从珠海乘船前往香港，由香港乘飞机前往欧洲，5月1日返回珠海。回来后邓伟平问我旅游费用怎么处理，我就说你们看看能报就报，不能报我自己出。大概5月中旬，杨某1大概算了他们一家三口应支付的费用后，拿给我现金18万元港币，叫我代付给旅行社，我在办公室将这现金18万元港币交给邓伟平，就是杨某1的旅游费用，让他具体去支付。我与杨某1两家人的旅游费用共410934港元，我个人账户预付15万港元，恒超公司报销支付194289港元，还差66645港元没有支付，我事后听邓伟平说他从杨某1支付的18万港元中拿出66645港元支付给欧文旅行社，然后把余下的113355港元存入我香港的个人账户。通过查阅相关的报销凭证并回忆，根据当时的报销凭证及公司的财务报销制度，邓伟平和欧文旅行社联系，由欧文旅行社以接待恒超公司客户在香港参观考察的名义报销，同时为了避开免税集团公司财经小组审批（免税集团公司规定超过5万元港币的费用都要财经小组审批），将这次的费用拆分为5单，分别开具5张旅游发票，金额分别为49460港元、49242港元、43812港元、42450港元、36728港元，总额为221746港元。然后再分批将上述旅游发票在恒超公司走完程序后，再交免税集团和恒超公司会计复核，由邓伟平在上面签名，最后报我审批，其中4张支票是我本人签名同意支付，有一张我叫免税集团公司的副总梁某1签批。程序走完后，恒超公司就按签发支票付款给欧文旅行社。因为香港的惯例开发票要收15%的手续费，恒超公司与欧文旅行社有长期合作，所以按约14%收的手续费（手续费为27457港元）。 2.证人邓伟平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是免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兼任恒超公司董事长，恒超公司的管理层都是免税集团公司任命，我于1995年至2016年3月在恒超公司担任总裁，负责恒超公司的日常运作。恒超公司相当于免税集团的物流平台，是免税集团在香港的一个窗口企业。 大概在2000年左右，珠海市政府、财政局下文规定珠海外派企业可以根据企业利润发放一定的奖金，于是我请示珠海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黄振堂，现在市里有这个文件，看能不能给我们恒超公司也发奖金，到时给免税集团班子成员也分一些，黄振堂同意了。我回来后跟我的副手王某1、邝某1商量，告诉他们我为大家争取了奖金，黄振堂同意了，但是这个事情需要免税集团班子的支持，到时奖金拿一块出来分给他们，王某1、邝某1也清楚，不管是我们恒超公司的业务还是这次的奖金，都需要免税集团班子的支持，所以都同意了。到了2002年初，我们打了报告给免税集团公司，黄振堂叫我拿给副总蔡某1，于是我找了蔡某1，并说黄振堂同意了，最后蔡某1在上面签批同意。之后我跟王某1、邝某1拟定一个具体的分配比例，并报给黄振堂，黄振堂同意后，我们就按这个比例分配。之后每次分配，我都会请示黄振堂具体的分配数额，有时他也会调整一下，我们再按他定的数额分配。我们以恒超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制作奖金发放表，报给集团财务审批小组审批，拿到奖金后，在财务的支出上，我们先制作一张虚假的奖金发放表入账备查。实际上这些奖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发放给恒超公司员工，另一部分的奖金则送给免税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主要是集团副总经理和财务副总监以上人员），并另行制作一张实际的奖金分配表。我们根据审批，从恒超公司账户中取出现金，我和邝某1根据分配好的数额分别装到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上名字，再由我和邝某1带回珠海，将各个信封送给免税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奖金发放完毕后，我和王某1、邝某1等人会在奖金发放表上签名确认。黄振堂的奖金我每次都会先问他怎么给他，如果是大额的，他会指示我直接帮他存入他的香港银行账户（黄振堂一直交给我帮他保管，开户行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我存好后告诉他，如果是数额不大，他会叫我帮他带回珠海，直接将现金拿给他，都是我到他办公室给他，钱都是1000元的港币，用恒超公司的白色信封装好，并告诉他是什么钱，他都收下了。经查阅相关奖金发放表，2002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1年绩效奖金32.74万港元，送给黄振堂8.2万港元；2002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上半年绩效奖金30.75万港元，送给黄振堂8.05万港元；200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年下半年绩效奖金66.58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6.29万港元；2003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上半年绩效奖金2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5万港元；2004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下半年绩效奖金83.182万港元，送给黄振堂22万港元；2004年8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上半年绩效奖金4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0.3万港元；2005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下半年绩效奖金55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4.5万港元；2005年9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5年上半年绩效奖金5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1万港元；2012年初，恒超公司共领取2011年下半年绩效奖金48万港元，送给黄振堂5万港元；201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12年绩效奖金7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7万港元。以上我送给黄振堂共计107.34万港元，他都收下了。恒超公司的绩效奖是用来奖励恒超公司的员工的，所以我们申领到奖金都要制作一张虚假奖金发放表入账应付检查。黄振堂虽然兼任恒超公司的董事长，但他已经在免税集团公司领取工资和奖金，按照规定不能在恒超公司领取工资和奖金。2005年开始恒超公司进行工资改革，就没有绩效奖，所以一直没有申领。2012年初，恒超公司经营水产业务提高了营业额，我就请示黄振堂，想申领2011年绩效奖奖励员工激励士气，黄振堂就同意了；2013年初申领了2012年的绩效奖金，2013年9月，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停止，就没有申领绩效奖金了。恒超公司的员工都知道并同意将部分绩效奖送给免税集团的高层领导，因为恒超公司员工要在存档备查的奖金发放表上签名收到全部奖金，但他们并没有拿到那么多钱，所以他们都清楚有部分奖金给了免税集团的黄振堂等人。 2012年3月底，黄振堂和朋友杨某1准备带家人赴欧洲旅游（6人8天游），决定在香港欧文旅行社参加旅行团，黄振堂和欧文旅行社欧某1经理谈好了行程和价格，并出具了行程单。2012年4月6日上午，黄振堂在其办公室告诉我他们决定4月底去欧洲旅游，让我联系欧文旅行社安排行程，我联系后告诉黄振堂要先交15万港元的预付款，黄振堂让我从他的香港南洋银行账户里提出一张支票，我填了15万数额，黄振堂签字同意支付，由黄振堂个人账户转给了欧文旅行社。2012年5月，黄振堂从欧洲回来，共产生了约41万港元的费用，其中杨某1承担约216450港元，余下194289港元黄振堂让我在恒超公司报销，并确定由欧文旅行社出具5张旅游发票在恒超公司入账报销（因为免税集团规定超过5万港元的费用要集团财经小组审批，分拆成5张发票，每张发票不超过5万港元只需我和黄振堂联签就可以了）。5月中旬，黄振堂在其办公室交给我18万港元现金，称是杨某1支付的旅游费用，我将其中的113355港元存入黄振堂的个人账户，剩余的钱我忘记交给欧文旅行社还是交给了黄振堂。存完钱后，我告诉黄振堂存了113355港元到他账户，黄振堂第二天将账户里的资金转出来购买股票，是让我在网上帮他操作转款买股票的。因为香港的惯例开发票要收15%的手续费，恒超公司与欧文旅行社有长期业务合作，所以手续费约14%，5张发票总额为221746港元，194289港元是报销黄振堂的旅游费用，另外27457港元是开票手续费。我和欧文旅行社商定，由欧文旅行社以接待恒超公司客户在香港参观考察的名义，分别开具金额为49460港元、49242港元、43812港元、42450港元、36782港元，总额221746港元的发票，分4次将发票交给我，我再交给恒超公司出纳邝某1，邝某1在发票上面盖一个支付流程章并在上面签名，然后交给恒超公司经理王某1审核签名，之后交给免税集团公司和恒超公司会计复核，最后就签发支票付款给欧文旅行社，其中1张支票是我和梁某1联签，其他4张支票是经我和黄振堂联签。 在审判阶段，侦查机关对证人邓伟平进行了二次询问，邓伟平在2017年12月13日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2年4月24日至2012年5月1日，黄振堂和杨某1两家人赴欧洲旅游，共产生费用410934港元，其中杨某1支付费用18万港元，黄振堂支付36645港元，余下的194289港元费用黄振堂安排我在恒超公司入账报销。2012年5月中，黄振堂等人从欧洲回来几天了，有一次黄振堂找到我，要我在恒超公司帮他报销这194289港元的费用，我感到很突然，但是黄振堂交代让我这么做，我也只能做了。我跟旅行社商量说这194289港元不能一次性支付，我们公司财务制度有规定，接待费用也没有这么大额的，要分五笔用支票支付。我让当时恒超公司财务邝某1（2016年因病去世）分开日期分五张开具了总数为194289港元的支票，交给旅行社。这五张支票分散倒签在2012年3月、4月、5月当中，之所以倒签，是因为赶着付款、做账，香港的支票管理规定可以倒签6个月内的日期，这笔194289港元要分开入账，不能集中体现在2012年4月、5月份的账目中，所以就采取了这种倒签分开入账的做法。 邓伟平在2018年1月3日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2年4月24日至2012年5月1日，黄振堂和杨某1两家人赴欧洲旅游，共产生费用410934港元，其中杨某1支付费用18万港元，黄振堂支付36645港元（黄振堂个人先期支付15万港元旅行定金，后来我经手又退回给黄振堂113355港元），余下的194289港元费用黄振堂安排我在恒超公司入账报销。因为这件事情过去时间久了，之前没有仔细看恒超公司银行流水等资料，所以关于恒超公司为黄振堂欧洲旅行支出费用的事情（这五张支票的支出日期问题），向办案机关反映的时候有些偏差，经过我仔细看这些资料，并认真回忆，2012年3、4月份，一天早上，黄振堂找到我，说他跟朋友两家人想去欧洲旅行，总费用大概40万港元左右，想让恒超公司帮忙报销一半左右的费用，我跟黄振堂说这笔费用不能一次性支付，他说让我跟旅行社商量。我就找到欧文旅行社的人商量说公司支付黄振堂的旅行费用，但是我们公司财务制度有规定，接待费用也没有这么大额的，要求分开月份、分几笔用支票支付、每一笔都不能超过5万港元。欧文旅行社说他们已经收到黄振堂个人支付的旅行定金15万港元，按照香港惯例，旅行前要缴纳全部费用，但是恒超公司与欧文旅行社有业务往来，我们公司的接待活动都交给欧文旅行社做，欧文公司就同意我提出的分笔支付的要求，并按照黄振堂他们的行程费用的一半（当时计算出恒超公司需要出194289港元的费用，另外加上14%的手续费2万多港元，共计费用221746港元）做了分期支付费用的方案，就是按照2012年4月17日支付49460港元、2012年4月24日支付43812港元和49242港元，2012年5月18日支付42450港元和36782港元，之后恒超公司也是按照这个方案给欧文旅行社开具了支票。恒超公司为黄振堂欧洲旅行共支付221746港元（包含旅行费用194289港元和14%手续费），后来从杨某118万港元中除去66645港元旅行费用，黄振堂让我将剩余的113355港元存进他在香港开设的账户中了。 3.证人王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1989年调入恒超公司工作，2016年2月退休，1995年至2016年2月担任业务经理。2000年左右，恒超公司总裁邓伟平和我、邝某1商量，说黄振堂同意给大家发奖金，但是需要免税集团班子的支持，到时奖金拿一块出来分给他们，我和邝某1都同意了。具体申请奖金、分配奖金都是邓伟平操作的，他每次都会拿些材料让我和邝某1签字，这些材料和记载的情况都是真实的。根据这些材料和我的回忆，邓伟平以我们恒超公司工作人员的名义制作奖金发放表，报给集团的财务审批小组审批，拿到奖金后，在财务的支出上，我们公司会先制作一张虚假的奖金发放表入账备查，实际上这些奖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奖金发放给恒超公司员工，另一部分的奖金送给免税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并另制作一张实际的奖金分配表。入账的表和实际发放的数额表邓伟平、我和邝某1都要在上面签字。经查阅相关奖金发放表，由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送给免税集团班子成员的具体金额为：2002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1年绩效奖金32.74万港元，送给黄振堂8.2万港元、蔡某13.2万港元、黄某11万港元、黄某21万港元、方某10.5万港元；2002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年上半年绩效奖金30.75万港元，送给黄振堂8.05万港元、蔡某13万港元、黄某11.3万港元、黄某21.5万港元、方某10.6万港元、唐某10.5万港元；200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年下半年绩效奖金66.58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6.29万港元、蔡某15万港元、黄某13万港元、黄某24万港元、方某12.5万港元、唐某11.5万港元；2003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上半年绩效奖金2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5万港元、蔡某11.5万港元、黄某11万港元、黄某21.5万港元、方某10.5万港元、唐某10.5万港元;2004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下半年绩效奖金83.182万港元，送给黄振堂22万港元、蔡某12万港元、黄某13万港元、黄某25万港元、方某14万港元、唐某12万港元;2004年8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上半年绩效奖金4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0.3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黄某22万港元、方某12万港元、梁某11万港元、唐某11万港元；2005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下半年绩效奖金55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4.5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黄某22万港元、方某12万港元、梁某11.5万港元、唐某11.5万港元；2005年9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5年上半年绩效奖金5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11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吴某12万港元、方某14万港元、梁某12万港元、唐某12万港元；2012年初，恒超公司共领取2011年下半年绩效奖金48万港元，送给黄振堂5万港元、吴某14万港元、方某13万港元、黄某23万港元、何某13万港元、梁某13万港元、唐某13万港元；201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12年绩效奖金70万港元，送给黄振堂7万港元、吴某14万港元、方某13万港元、黄某23万港元、何某13万港元、梁某13万港元、唐某14万港元、杜某11万港元、谭某10.5万港元。这些由邓伟平和邝某1操作，奖金发放完毕后，我和邓伟平、邝某1等人在奖金发放表上签名确认。 4.邝某1在纪检机关的谈话笔录，主要内容为：我于1994年7月开始在恒超公司工作，2012年上半年任恒超公司免税部副经理。2001年至2013年期间，恒超公司因为超额完成免税集团公司核定的经营利润，向免税集团公司申请发放绩效奖金，恒超公司先以员工名单制作一张虚假的奖金发放表入账备查，邓伟平跟恒超公司员工讲，只将部分奖金发放给员工，余下的奖金按照级别高低分别送给免税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因此另行制作一张反映真实发放情况的奖金发放表，此表不需每个人签字，每次由邓伟平、王某1和我作为见证人在表上签名。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是免税集团公司和恒超公司主要领导的意思，因为恒超公司是免税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据邓伟平讲之所以将部分奖金给集团领导和财务人员，主要是想免税集团公司高层领导在平常工作中多关照恒超公司，邓伟平有向我和恒超公司员工征求意见，但大家不敢提出异议，因为基层员工是不敢得罪公司上层的，而且大家认为奖金是额外的收入，如果不同意这一点奖金也领不到。我是恒超公司的出纳员，每次恒超公司向免税集团成功申请到奖金后，邓伟平就会把批文交给我，由我按公司的流程到免税集团公司办理财务审批手续，完成审批手续后我就从恒超公司账户上将奖金支出，其中发给恒超公司员工的奖金我直接将钱通过银行汇入员工的工资账户，其余送给免税集团领导的那部分资金我会取出现金交给邓伟平处理。我认为给免税集团领导的奖金是发放到位的，因为发放奖金的范围和数额是经过免税领导研究确定的，邓伟平不敢不发放到位的。我很少经手给免税集团领导送奖金，有几次我到免税集团财务部经理唐某1那里办事，邓伟平就委托我将送给唐某1的奖金送到他办公室交给他，钱是邓伟平用恒超公司的信封装好，没有封口的。恒超公司奖金发放表上显示我的签名是我的真实签名，根据这些资料反映恒超公司发放奖金的情况是：2002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1年绩效奖金32.74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18.54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14.2万港元（黄振堂8.2万港元、蔡某13.2万港元、黄某11万港元、黄某21万港元、方某10.5万港元，唐某10.3万港元）；2002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年上半年绩效奖金30.75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15.8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14.95万港元（黄振堂8.05万港元、蔡某13万港元、黄某11.3万港元、黄某21.5万港元、方某10.6万港元、唐某10.5万港元）；200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2年绩效奖金66.58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34.29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32.29万港元（黄振堂16.29万港元、蔡某15万港元、黄某13万港元、黄某24万港元、方某12.5万港元、唐某11.5万港元）；2003年7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上半年绩效奖金20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10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10万港元（黄振堂5万港元、蔡某11.5万港元、黄某11万港元、黄某21.5万港元、方某10.5万港元、唐某10.5万港元）;2004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3年绩效奖金83.182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45.182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38万港元（黄振堂22万港元、蔡某12万港元、黄某13万港元、黄某25万港元、方某14万港元、唐某12万港元）;2004年8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上半年绩效奖金40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21.7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18.3万港元（黄振堂10.3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黄某22万港元、方某12万港元、梁某11万港元、唐某11万港元）；2005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4年绩效奖金55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31.5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23.5万港元（黄振堂14.5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黄某22万港元、方某12万港元、梁某11.5万港元、唐某11.5万港元）；2005年9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05年上半年绩效奖金50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27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23万港元（黄振堂11万港元、黄某12万港元、吴某12万港元、方某14万港元、梁某12万港元、唐某12万港元）；2012年初，恒超公司共领取2011年绩效奖金48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24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24万港元（黄振堂5万港元、吴某14万港元、方某13万港元、黄某23万港元、何某13万港元、梁某13万港元、唐某13万港元）；2013年1月，恒超公司共领取2012年绩效奖金70万港元，其中恒超公司员工领取41.5万港元，免税集团领导收取28.5万港元（黄振堂7万港元、吴某14万港元、方某13万港元、黄某23万港元、何某13万港元、梁某13万港元、唐某14万港元、杜某11万港元、谭某10.5万港元）。 5.证人梁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2002年至2006年担任免税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2006年后担任副总经理。2004年至2013年期间，恒超公司的经理邓伟平分多次共送给我10.5万港元，其中2004年1万港元、2005年初1.5万港元、2005年下半年2万港元、2012年初和2013年初各3万港元，邓伟平每次都说是给集团领导的，每个人都有份。 6.证人黄某1的证言，内容为：我于1994年底任免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6月退休。2002年初，邓伟平到我办公室，拿了一个恒超信封给我，说是恒超公司生意不错，过年给我一个利是，我打开看是1万港元；2002年下半年又给了1.3万港元，2003年初给了我3万港元，2003年下半年给了1万港元，2004年初给了3万港元，2004年下半年给了2万港元，2005年初给了2万港元，2005年下半年给了2万港元，2006年之后就没给过钱了。我不清楚是什么钱，邓伟平说今年生意不错，赚了点钱，是给我过年用的。 7.证人吴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2005年开始任免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免去副总经理。2005年下半年一天，邓伟平到我办公室，拿给我一个恒超公司的信封，上面用铅笔写了我的名字，他说是按黄振堂交待，给集团领导发点奖金，我就收下了，里面是2万港元；2012年初和2013年初，邓伟平各给了我4万港元。邓伟平每次都有说，黄振堂说恒超公司效益不错，过节发点奖金，集团每个领导都有，我知道恒超公司发放超利润奖金是集团班子会议通过的。 8.证人唐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于1999年5月至2013年11月在免税集团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监事会副主席，2013年11月退休。2002年初，邓伟平到我办公室，交给我一个信封，说是恒超公司的一点心意，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和财务人员都有一份，我就收下了，里面有3000港元；之后几年，到2013年，邓伟平或邝某1都会送给我不等港元的信封，我都收下了，具体是：2002年1月3000港元，2002年7月5000港元，2003年1月1.5万港元，2003年7月5000港元，2004年1月2万港元，2004年8月1万港元，2005年1月1.5万港元，2005年9月2万港元，2012年初3万港元，2013年1月4万港元。有时候他们会说这是恒超公司的奖金，分给集团领导一部分，领导都有。 9.恒超公司奖金发放表、呈批表、请示、批复、记帐凭证、支票等，内容为：恒超公司2002年至2013年奖金发放的情况，显示将部分奖金发放给被告人黄振堂等免税集团公司的领导和财务人员。 10.被告人黄振堂的南洋商业银行的存单复印件，被告人黄振堂标注其中一笔7万港元的存款是恒超公司的奖金，是其让邓伟平存入的。 11.《珠海市驻港澳地区及驻国外企业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广东省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兼职、取酬问题的暂行规定》等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年薪、兼职、廉洁从业的规定证实企业领导在子公司兼职的，一律不准领取任何兼职报酬，年薪制企业经营者不能再享受本企业内部、下属企业及兼职企业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实物等。 12.分账建议单、开支方案概算书，由邓伟平提供，主要记载内容为旅游费用的概算及机票、酒店、交通、膳食、杂项等费用的分账。 13.记账凭证、支票、付款通知、账户结单等书证，证实恒超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向欧文旅行社支付49460港元、2012年4月24日支付43812港元和49242港元，2012年5月18日支付42450港元和36782港元。 14.被告人黄振堂的南洋商业银行账户开户资料、交易清单、南洋商业银行支票及客户收据证实，2012年4月12日，被告人黄振堂通过支票向欧某1支付定金15万港元；2012年5月20日，存入113355港元。 15.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实，被告人黄振堂等人于2012年4月24日从九洲口岸出境前往香港，于2012年5月1日从九洲口岸入境。 16.免税集团公司、恒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珠海市国资委证明证实，免税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恒超公司是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17.被告人黄振堂的身份资料及任命文件等资料证实，被告人黄振堂于2000年4月任免税集团公司总经理，2009年任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1年4月接任恒超公司董事长。 18.中国银行珠海分行提供的外汇牌价证实，人民币对港币中间价。 19.中共珠海市纪委出具黄振堂到案经过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1月，我委对反映免税集团在香港开展水产品业务造成1.2亿港元国有资产损失的问题进行初核，发现黄振堂涉嫌存在严重违纪问题。2016年6月13日，按照我委的通知要求，黄振堂主动到我委接受组织审查，我委于当天对黄振堂立案审查。在组织审查期间，黄振堂主动交代了涉嫌贪污、受贿及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违纪违法事实。因此，我委认为黄振堂具备从轻处理情节。2016年7月14日，我委将黄振堂移交珠海市人民检院依法处理。 （二）受贿罪 2007年至2016年，被告人黄振堂多次代表免税集团公司与裕联公司签订合同，由免税集团公司向裕联公司购买香烟。在此期间，被告人黄振堂共11次在中秋节或者春节期间收受该公司代表人罗某1的财物，共计人民币950000元、港币800000元（折合人民币6742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被告人黄振堂到案后作了五次有罪供述，并书写一份悔过书和一份自我交代，主要内容为：罗某1是免税集团公司的供货商香港裕联国际公司的老板，罗某1一直和免税集团有业务往来，主要是向关外免税店供应国产各大品牌香烟，2000年我来公司之前他就是供应商，而且只有他一家香烟供应商。2005年我们搞企业文化以后，我就开始接触外商，这时我就和罗某1有接触了。从2007年至2016年期间，罗某1共送给我人民币95万，港币80万元。(1)2007年春节，罗某1到珠海给我们公司拜年，公司请他到山海楼吃饭。当时吃饭时，我们公司有关业务部的人也有参加。吃完饭后，罗某1送我离开，我准备开车走时，他把一个袋子放到我的车上，跟我说过年了，一点心意，请我多多关照他，我客气了一下就收下了。回家后我打开袋子一看，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2)2007年中秋节，罗某1来我办公室，临走时他送给我一个礼品袋子，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5万元人民币。(3)2009年春节前，罗某1到我办公室拜年，临走前放下一个文件袋，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元港币。(4)2009年中秋节，罗某1到我办公室拜访，临走前送给我一个袋子，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10万元港币。(5)2010年春节前，罗某1到公司拜年，带来一箱巧克力及一个礼品袋，他离开后，我打开袋子一看，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6)2010年中秋，罗某1来我办公室拜访，递给我一个礼品袋，他走后，我打开一看，发现内装10万元人民币。(7)2011年春节期间，罗某1到我的办公室给我拜年，他带过来一箱巧克力(内有6小瓶)及一个袋子。我们聊了几句，他说过年了，给你拜年，这是一点心意。之后他就离开了。我打开袋子一看，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8)2011年中秋节期间，罗某1像往常一样，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过节了，祝我节日快乐，并送给我一个礼品袋。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9)2012年春节前，罗某1再次来到我办公室给我拜年，我说请他吃饭，他说他还要赶去深圳，聊了几句他就离开了。临走时留下一个文件袋。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元港币。(10)2012年中秋节前，罗某1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送给我一个信封，他走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10万元港币。十八大以后，罗某1有一段时间就没有送钱给我，但送过巧克力和茅台酒。到了201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罗某1要到澳门拜年，途经珠海，打电话给我，约我在我的住宅小区(金域蓝湾)见面。我们见面后，罗某1送给我一个礼品袋，说是给我拜年的，我推辞了一下，罗某1说，没关系的，最后一次，他说完就把礼品袋放在我旁边就离开了。我把礼品袋拿回家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和20万元港币。我们公司每年向罗某1的公司采购额大概是二、三亿港元，罗某1送钱给我，是想跟我搞好关系，希望我们公司能够继续采购他所代理的产品，并增加采购量，帮他做大他的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2.声明、关于我与珠海免税集团董事长黄振堂经济往来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罗某1将其与黄振堂之间经济往来的情况自愿作出书面说明，于2016年11月24日和2016年11月25日分两次在香港金钟道95号统一中心32字楼B2室中国委托公证人吴某2律师面前签署及盖右手食指模。该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是，我现任香港裕联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我一直在香港做生意，是中国烟草云南、上海、广东、湖南等进出口公司多个卷烟产品如中华、云烟、芙蓉王、五叶神等十几个品牌在港澳有税市场、免税市场的代理商。1994年开始我以香港达裕公司的名义与珠海免税集团公司签约，为他们提供卷烟产品。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我使用香港裕联国际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珠海免税集团公司签约为他们提供卷烟产品，协议是每年签一次的，目前，我和珠海免税之间每年业务量是港币2亿多元。 合同签订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珠海免税每年将格式合同寄给我，我一般打开看合同的品种、单价是否正确，就直接签字、盖章寄回去给珠海免税那边。 我认识黄振堂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黄振堂刚上任珠海免税集团的总经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交往，因为我很多时候怕见他，他们珠海免税集团希望我多供货给他们，但我手上的配额不足，没办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珠海免税集团前些年每年都会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办“春茗”晚宴，宴请免税集团公司在全球的供应商，也会邀请我过去，在那里我和黄振堂也会有些接触，彼此才热络起来。大概从2005年或2006年开始，在与黄振堂接触过程中，他多次提起说经常要接待一些的领导，产生的费用很难处理，甚至有时要自己贴钱进去。 从2007年春节前开始，因为我每年的春节和中秋前后都会在珠海待一段时间。2007年春节前，我和黄振堂在珠海的山海楼饭店吃饭，他们公司的一些业务人员也参加了。吃完饭之后，我和黄振堂一起去到停车场，然后把事先准备的人民币10万元塞到他车里，钱用个袋子装着，然后还跟他说给他拜年的。黄振堂跟我说谢谢，然后就离开了。 2007年的中秋，我又趁着呆在珠海的机会，去了一趟黄振堂的办公室，给了他人民币5万元。 2009年春节前，我在珠海待了好几天，趁着有空的时候去了一趟黄振堂办公室，给了黄振堂港币20万元，这些钱都是千元面额的，10万元一扎，20万元分两扎给他的。 2009年中秋，我也趁着在珠海的机会，去到黄振堂办公室，给了他港币10万元，钱也是用个档案袋装着给他的。 2010年春节前后，我去到珠海，趁着机会去珠海免税集团，给黄振堂拜个年，当时我还带了些巧克力作礼物，去到黄振堂办公室之后，给了他一个礼品袋，除了巧克力，另外装了人民币20万元，给了他之后我就离开了。 2010年中秋前，趁着去珠海的机会，我去了趟黄振堂办公室，给了他人民币10万元。 2011年春节前，我去珠海，还是去到黄振堂办公室，我也是带了些巧克力，和人民币20万元一起装在一个礼品袋里，放在黄振堂办公室，说是给他拜年的，他说谢谢，然后我就离开了。 2011年中秋，我又去了黄振堂的办公室，给了他人民币10万元。 2012年春节，我去了珠海，顺便去了黄振堂办公室，以拜年的名义给了黄振堂港币20万元，钱是用文件袋装的。 2012年中秋，我去了趟黄振堂办公室，给了他10万元港币。 自那之后，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都没有见过黄振堂，也没去过他办公室，一直到2016年的春节前，梁某1打电话约我去珠海，说黄振堂有朋友想找我做香烟生意，于是我就去了趟珠海。当时黄振堂和珠海免税集团的副总经理梁某1以及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约我在扬名广场吃饭，大家去到之后黄振堂还没吃完就说还有些事情要先走，我说我去送他，因为他家也住的不远，我送他到他家小区，下车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礼品袋，里面是我预先准备好的20万元人民币和20万元港币，说是给他拜年了，黄振堂说谢谢。 这么多年我一共给了黄振堂人民币95万元，港币80万元，这些钱黄振堂都收下了，他也没有退还给我。我会送钱给黄振堂是因为他曾经多次跟我讲起他们免税集团需要接待领导，费用很难处理，甚至需要自己贴钱等等，于是我想着可以帮上他们忙就帮一些，给他解决一些经济问题，所以我给了他那些钱，我的确不是有什么要求他才送钱给他的。就业务上来训，是他们免税集团求着我提供烟草给他们，我是不需要求他们的。 送给黄振堂的这些钱都是我个人的，和公司没有关系，更没有经过公司财务，带钱到大陆的时候海关查的不严，基本我都是直接带过去，有时会口头申报，但没有书面申报。 3.合同书、价格表、补充合同等证实，罗某1代表裕联国际有限公司与免税集团公司签订合同，免税集团公司向裕联国际有限公司采购香烟。 4.检察机关出具的办案说明，主要内容为：罗某1因涉嫌行贿罪，已被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因罗某1不愿回内地配合调查工作，故未能到案。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在侦办本案被告人黄振堂及另案被告人梁某1（免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受贿案期间，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与斗门区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多次前往香港，与罗某1会面并动员其主动到内地接受调查，罗某1始终不愿到内地接受讯问。侦查人员要求罗某1在我国司法部认可的专门办理内地使用公证文书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作书面说明，阐述其向黄振堂、梁某1行贿的详细过程。由此，罗某1于2016年11月24日和11月25日，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吴某2律师见证下，书写了《关于我与珠海免税集团董事长黄振堂经济往来的情况说明》《关于我与珠海免税集团副总经理梁某1经济往来的情况说明》各两份。证明其于2007年至2016年，一共给了黄振堂人民币95万元，港币80万元。 5.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主要内容为：2007年至2016年，罗某1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其证明向被告人黄振堂行贿的时间段，均有相应的出入境记录。 6.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据证实，被告人黄振堂向纪检机关分四次退出违纪款人民币514183、人民币1108000元、人民币181018元和1626580元。 （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2010年，免税集团公司为了实现多元化经营，实现整体上市，决定利用恒超公司在香港的平台效用，力争恒超公司先行在香港上市，并决定聘请奥科公司为顾问，帮助恒超公司在香港上市。2010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之后每年续签至2013年12月31日）。 在奥科公司的建议下，免税集团公司决定由恒超公司与浩瀚投资公司（香港公司）合作经营浩瀚酒业公司，开展酒类批发贸易业务，经营方式为恒超公司出资，浩瀚投资公司负责经营和管理。依照相关规定，免税集团公司将该投资项目上报珠海市国资委。2011年3月11日，珠海市国资委作出《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建议恒超公司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暂缓组织实施。 被告人黄振堂在上述投资项目未被珠海市国资委批准的情况下，按照奥科公司的建议，决定由恒超公司采取自营红酒和水产业务的形式，业务模式是恒超公司按照订货商的订单向供货商付款订货，然后从订货商处收回货款，从中获取固定收益。2011年8月23日，被告人黄振堂在明知恒超公司的合作公司缺乏履约能力、恒超公司业务模式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供货方胜金海公司和订货方英辉公司签订水产品供货合同。2012年6月27日，因英辉公司退出合作，按照奥科公司的建议，被告人黄振堂明知订货方满利泰公司与胜金海公司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资本只有港币1万元，仍指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满利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2012年12月17日，在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应收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被告人邓伟平明知水产业务存在巨大风险，仍然根据奥科公司的建议，以恒超公司名义向免税集团公司申请2013年的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度为1.5亿港元。2012年12月19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免税集团公司班子联席会议，决定2013年恒超公司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度为1.5亿港元。为了扩大水产业务，奥科公司建议引进永生冻品公司和永生海产公司作为订货商与恒超公司开展业务。被告人黄振堂在明知永生冻品公司和永生海产公司为同一股东、注册资本仅有港币1万元、注册时间仅为两个多月、公司董事是顾问公司人员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上述两公司签订供货合同。 2012年12月29日，珠海市国资委作出《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明确指出恒超公司有税业务的应收账款回收存在风险，要求恒超公司加强应收款管理制度建设，控制和防止坏账风险。但是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并未采取相应措施，而且继续扩大水产业务。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告人邓伟平没有按照合同的要求收货、验货。 2013年9月6日，免税集团公司新任总经理朱某1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水产业务合作方公司提供银行流水账、财务报表及派财务人员对业务资金进行监管，以控制业务风险。因未与合作方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免税集团公司随即暂停向合作方公司支付资金。2013年10月11日，恒超公司书面通知奥科公司，并通过奥科公司告知胜金海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永生冻品公司停止所有订购水产业务。合作方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永生冻品公司以恒超公司违约为借口，拒绝向恒超公司支付所欠货款。 2013年10月15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免税集团公司班子会，会议决定水产项目坚决执行“软着陆”，顾问合同必须理顺，顾问费必须如期付出，靠顾问公司协助把应收账款拿回来。2013年12月30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恒超公司工作小组会，审议与奥科公司2014年（6个月）的顾问协议，授权被告人邓伟平与奥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同意顾问费每月20万港元，合计120万港元，以一次性预付方式全数支付。2014年7月14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恒超公司工作小组会，审议与奥科公司2014年（下半年）顾问合同，授权被告人邓伟平与奥科公司续签顾问合同，同意顾问费调整为每月30万港元，合计180万港元，以一次性预付方式全数支付。2013年12月31日、2014年6月30日被告人邓伟平代表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2014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顾问协议，并由被告人黄振堂批准向奥科公司支付顾问费共计3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2358000元）。在通过奥科公司追款无实质进展的情况下，2015年4月，免税集团公司通过恒超公司向香港法院申请冻结奥科公司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财产。 另查明，2013年9月，免税集团公司暂停向合作方公司支付资金后，被告人邓伟平通过奥科公司追回应收账款8596285港元。截止本案立案时，恒超公司共有97479636.98港元（折合人民币77117115.61元）没有收回。 2016年6月13日，被告人邓伟平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恒超公司开展水产业务的情况，同日，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被告人黄振堂在侦查阶段有二次供述，并书写了一份免税集团恒超水产品业务经过，其供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于2000年4月进入免税集团公司，历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2009年9月至2013年1月，任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任免税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5年3月后任免税集团党委书记。免税集团公司董事会于2009年9月成立，但从未召开会议，2013年前，董事会运作并不健全，基本上以集团领导班子会议（即联席会议：包括董事会、党委会、经营班子）的会议方式，并没有定期举行会议和报告制度。 恒超公司是免税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于1988年9月1日在香港注册成立，主要业务为集团免税业务提供商品供应，2015年之前，恒超公司董事长由我本人兼任。邓伟平于1989年1月任职恒超公司总裁、董事，负责公司全面管理和运营。恒超公司的业务发展，业绩收入及公司的重大决策，均需要向免税集团汇报，并由免税集团委派人员负责管理及监管。方某1是免税集团的副总经理，分管恒超公司。恒超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方向，由我通过召开集团班子会决定，恒超公司对外合作或开展大宗业务都需免税集团同意及参与。按照国资委规定，免税集团的对外投资项目都要向国资委汇报，而自营业务是不需要向国资委汇报的。免税集团有国资委派驻的财务总监，一些重大资金支出按要求是经董事会通过即可。恒超公司的钱是独立管理的，当恒超公司需要支付款项，由恒超公司有关部门发起，经过集团有关财务审批流程，最后由我和邓伟平联名签发支票(我出差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梁某1签发支票)。根据免税集团下属公司财务审批联签制度的规定，恒超公司支付款项的不同走的审批流程是不同的。支付合同内货款200万港币以上支出由发起部门发起，上报集团财务部、集团分管财务副总经理、集团财务小组、国资委委派的财务总监、集团总经理联签；200万港币以下的支出前面程序是一样的，就不用经过总经理审批。水产业务适用“支付合同内货款”的审批流程。由恒超财务制作财务收支审批表，由恒超经理签名确认，再由集团分管财务副总签名确认，财务监督小组成员(吴某3、梁某1、何某1、方某1(2013年4月之前)、吴某1(2013年4月之后))签名确认，然后集团财务部总监唐某1(2013年4月之前是唐某1，2013年4月之后是财务部副总监杜某1)签名确认，国资委派驻免税集团的财务总监雷某1签名确认，最后由免税集团总经理(2013年4月之前是我，2013年4月之后是朱某1)签名确认。至此财务联签的审批流程完成，最后由我(我出差或不在的时候授权给梁某1)和邓伟平联名签发支票。财务审批小组是在开展水产业务之前，集团纪委书记吴某1要求成立一个财务小组，成员由集团所有副总，包括吴某3(办公室总监)。这个财务小组是吴某1通过我同意的，但没有过会决定，也没有形成会议纪要。 2005年免税集团为了避免单一免税经营形成公司发展的瓶颈，决策层开始做出战略部署，研究和探索多元化经营从而最终实现公司上市这一发展思路。但因免税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上市难度较高。于是，根据免税集团十二五规划，免税集团确定发展思路为利用恒超公司经营和注册地在香港的优势，扩大业务领域，积极发展有税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分散免税业务经营风险，降低免税集团对免税业务的依赖度，从而推进企业整体上市。2010年5月18日免税集团班子会议决定成立股改小组，开始通过恒超公司开拓实质性的新业务，以达至上市目标。2005年，恒超公司总裁邓伟平经恒超公司长期客户介绍的周某1先生(原系东方红医药CE0)引见，认识了香港人黄某3和凌某1，邓伟平将黄、凌二人引见给我，据当时介绍黄某3和凌某1均在巴克莱银行任职，后又在美林银行任职，具有丰富财务和金融业务方面的经验。黄某3和凌某1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奥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经营顾问业务，2005年至2010年5月，恒超公司与黄某3、凌某1、奥科公司均无业务往来关系，但一直有保持友好往来。2010年6月28日，集团召开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会议，由奥科公司提交《关于免税集团发展分析报告》和《免税集团上市分析》。同年7月15日，集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同意与奥科公司的顾问合同，时间从2010年6月15日到2010年12月31日，顾问费每月32.5万港元。之后邓伟平按照集团班子联席会议的通知，代表香港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的顾问合同。之后至2014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共签订六份顾问协议，共支付奥科公司顾问服务费超过1800万元港币。2014年之前的顾问合同都是围绕恒超业务签订的，并提交集团经营班子会议通过签署，2014年之后开始追收货款，有继续与奥科顾问公司签订合同，当时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两份顾问合同是通过危机处理小组开会同意并由我和邓伟平签发顾问费用的。为推进业务改革工作，在2010年8月的两次改革工作会议上，股改小组加入了我和吴某1，由香港顾问公司配合，研究珠海免税未来十年业务改革方向。 2010年8月奥科顾问公司提交了《珠海免税集团股改计划书》，结合集团自身业务优势提出改革建议。经过与改革小组与顾问公司多次讨论、考察，在2011年1月，确定了《免税集团水产、肉类、酒类业务发展计划》，当中倾向着力于水产、肉类及酒类业务三大方面的发展，由于水产、红酒业务比较符合尽快实现集团的股份制改革方向和目标，所以重点考虑的是红酒和水产。恒超公司与奥科进行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浩瀚红酒业务。2010年9月，奥科建议由恒超公司和浩瀚酒业控股公司(据黄某3介绍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有丰富的红酒贸易经验，具体公司是谁的我不清楚)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酒类业务，由恒超出资，由合资公司浩瀚酒业(黄某3聘请有丰富红酒经销经验的彭某1负责运营公司)，恒超占七成收益，浩瀚控股占三成，奥科公司从中收取10%佣金。单单是与浩瀚控股的股东协议，都更改了很多次，经营模式实际上就是订单模式，由下游向上游订货，浩瀚酒业不参与实际经营，收取一定比例的收益。之后，浩瀚酒业项目通过集团班子会议立项，集团对恒超公司与浩瀚控股合同协议进行研究评估，并交由香港林某1律师进行修改。针对奥科提出的和浩瀚控股的合作，香港的律师均作了风险评估，浩瀚是刚成立不久的公司，在公司注册处没有任何商业活动记录。2010年11月，在方某1主持的工作小组会议上，方某1将律师的意见向集团反馈，一是合同模式不理想，二是要保障恒超利益应设立公司，三是可用借贷形式进行合作，签订协议保证恒超的利益，但合作协议在香港没有法律保障。我在会上指出，要信任对方(浩瀚)但不放任，要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还是要用协议的形式集中讨论两种方式，一是借贷形式，二是投资形式进行合作。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拟恒超与香港浩瀚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预付货款、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于2011年3月21日被国资委否决，国资委出具《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指出该业务模式风险巨大，要求审慎决策，并暂缓组织实施。国资委出具该意见后，该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同时开展的还有水产业务，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香港英辉渔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杨某2、经理杨某3参观考察免税集团进行交流，他们来了两次，都是我亲自接待的。当时项目经营方向是通过市场经营集团以白藤湖海鲜项目与香港水产批发供应商结盟，联手运作香港、珠海及东南亚地区的水产业务，以香港恒超公司为贸易总部，处理水产进出口及批发业务，以白藤湖海鲜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及香港海鲜市场作为业务发展基地，目标将白藤湖海鲜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成为集水产批发、餐饮业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辐射周边地区并将定位成为珠江西岸最大的以海鲜水产品为主的批发中心。为此，2011年1月，召开了有奥科顾问公司、股改小组、市场集团经营班子、集团相关业务人员参加的水产业务发展计划专题分析研讨会。2011年3月7日，集团召开班子会，同意奥科公司以恒超授权代表公司的身份与香港英辉渔业国际有限公司商讨合作。方某1汇报了奥科公司传真的邮件内客(内容是恒超公司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是关于与英辉渔业合作投资东帝汶海产和香港三门仔渔场等合作投资项目)，我让方某1与英辉渔业签订意向书，梁某1和方某1提出应由恒超签署合同，吴某1提出应交由法律顾问审核。后来因为国资委否决了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我考虑到英辉渔业水产项目意向书跟浩瀚红酒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恒超出资，不参与经营，获取一定利润，所以如果上报国资委，肯定不会被国资委批准，所以最后就没有签署恒超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 国资委不批准浩瀚红酒业务后，黄某3建议既然国资委不同意合营模式，可以变通一下方式，通过自营业务模式(因为自营模式不需国资委审批)来开展恒超公司红酒、水产业务，实现多元化发展。我提出恒超公司没有经营业务的人才，黄某3推荐麦某1(之前在香港从事银行工作)到恒超工作协助开展新业务。之后，我就召集唐某1、方某1、邓伟平开会，提出恒超和浩瀚酒业的合营被国资委否决了,合营公司的模式要停下，变通方式为自营酒业、水产业务，同时提出决定聘请由奥科顾问推荐的麦某1(之前在香港从事银行工作)到恒超工作，担任副总裁，工资4万港元，工作主要协助恒超开拓新业务。在2011年4月初的集团经营班子会议上，我通报了国资委《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与浩瀚控股的合营公司的方案已被国资委否决。该会议同时还研究麦某1为恒超公司副总裁(由奥科公司黄某3推荐，负责协助邓伟平开展水产业务)。接着在奥科公司的安排下，恒超公司于2011年5月和香港金茂行有限公司开展红酒业务，具体模式就是恒超预付货款向给香港金茂行有限公司购买红酒，然后销售给奥科公司指定的下游公司，下游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将货款结转给恒超公司，恒超公司确保每笔交易获得固定利润。实际上就是恒超不参与经营、只负责提供资金、获取固定收益，本质上和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是一样的，负责提供资金给对方经营使用。之前奥科公司提供了一份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实质上也是恒超公司负责提供资金给英辉公司经营使用，这也是投资合作协议，那么与浩瀚酒业的合营形式是一样的，也是要报国资委，肯定通不过审核，所以变通为要后来的供货合同，自营水产业务的模式不需要经国资委审批。 2011年5月，奥科顾问集团提出与香港金茂行签订合同。与金茂行签订合同之前，恒超公司让香港林某1律师行出具法律意见，邓伟平告诉我，香港律师的法律意见是：1.有风险，2.如果有那么好生意我都想做。当时我只理解为“做生意、有风险”，就要求恒超公司邓伟平与金茂行开展红酒业务。紧接着，2011年6月，奥科黄某3、凌某1来到免税集团，用投影介绍有一笔特大有税红酒贸易业务，推荐由恒超公司、金茂行合作经营，介绍说中铁有800万支红酒用作送礼的合同。该红酒项目后经咨询相关法律人士，方某1和唐某1提出中铁红酒项目如要走下去，就开一个与对方资质对等的公司与对方经营，后来黄某3听到我们的要求后，称对方不同意此做法，这个业务就没有继续开展。红酒业务开展一段时间后，大概到了2011年8月左右，奥科顾问公司提出现在经营低档红酒利润不高，经营额上不去，还要给付恒超公司固定利润，压力很大，要求采购大批高档红酒库存，然后再进行销售赚取利润，我认为这和之前经营模式不一样，于是决定停止红酒贸易。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期间恒超公司和金茂行共经营红酒业务480多万元港币。 恒超的红酒业务和水产业务是交叉进行的，之前奥科公司提供了一份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实质上也是恒超公司负责提供资金投资到英辉公司经营使用，这也是投资合作协议，国资委肯定不批准，所以要变通为要后来的自营模式。在和金茂行开展红酒业务的同时，也和英辉渔业一直在洽谈自营水产业务的具体操作模式。奥科公司称可以找到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和下游经销商英辉渔业，其中胜金海公司拥有60多年水产经营管理经验的管理人员，水产品从东南亚、南非等地组织供货，很有实力。而英辉渔业能提供菲律宾及马绍尔群岛政府海关部门发出的海产出口产地来源证等证件，有多个渔获加工基地、100多艘渔船等，也很有实力。具体运营模式是下游经销商英辉渔业向恒超公司订货，然后恒超公司再向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订货，恒超公司需于3日内交付货款予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而胜金海需于收款后21日内向下游经销商提交相关水产品货物，当下游经销商收到有关水产品货物后，需于收货后30日内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恒超公司不论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是否盈利，均可获得购销利润的固定收益，且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其实这种模式和之前的金茂行红酒模式、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是一样的，都是恒超出资，不参与经营，获取一定利润。同时，奥科公司还提出通过水产业务可以做大恒超公司的业务量，到时恒超公司可以通过收购上下游水产业务经销商的方式实现上市的目标。但是免税集团方某1和唐某1等人都认为水产业务的风险很大(主要是资金风险大)，不建议开展水产业务，我认为还是建议采纳黄某3的建议，因为我十分看好水产业务经营壮大能为我们提供上市平台，并要求小组不用担心风险，只要个人没有利益，一切由我负责。我在多个集团会议中，经常提到四个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我也经常在不同场合解释水产业务四个风险不存在的理由，我们做的业务是为了上市，香港是法制社会，一定要合法才能符合香港政府的上市要求，顾问公司做违法的事情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没有责任，而且上下游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是有几十年水产经验的行家，所以基本就不用担心。 恒超开展水产业务没有在班子会或者董事会上讨论研究过，没有经过董事会或班子会决定，只是在业务会议上汇报过水产业务的进展情况。 2011年8月初，在方某1办公室，邓伟平汇报了恒超与英辉渔业及胜金海发展有限公司的合同制定情况。邓伟平和方某1都提出与英辉和胜金海的合同与早前金茂行签定的合同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我方出资，中间赚取一定的利润，方某1提出我们这样做是摆脱不了由顾问公司操控经营，我方只是出钱，其它什么都接不了手，这是不妥的。我当时认为这个经营模式是可行的，我说，顾问公司是全力帮我们的，顾问公司这一年为了免税集团的业务发展付出了很大，自己还贴了几百万，我们是要感谢顾问公司。2011年8月中旬一天，邓伟平在方某1办公室做恒超红酒、水产业务汇报，我要求尽快启动业务，强调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在与胜金海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之前，恒超公司请香港律师对该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发现上游胜金海只是一个新注册不久的(2011年8月3日注册)万元公司。我认为应该相信顾问公司，他们会帮我们把好关的，于是授意邓伟平与胜金海公司和英辉渔业签订合同。2011年8月23日，在邓伟平签订合同之前，邓伟平与我通了电话，邓伟平问我，和胜金海和英辉的合同，是否需要交香港姜律师审阅并出法律意见，因为和恒超与金茂行开展的红酒业务模式一样，我知道律师出具的意见也会与金茂行红酒业务意见相似——“提出该业务存在风险之类的话”。为了实现恒超公司改革上市的目标，我让邓伟平不用找律师出具法律意见，直接与上下游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就由邓伟平与胜金海签订供货合同，合同履行期限从2011年8月23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与英辉渔业签订购货合同及合作备忘录，合同履行期限从2011年8月23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由恒超公司先付款(以支票形式)至胜金海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去采购水产品及联系销售给下游买家，款项支出后，胜金海公司要在21天内采购并交货给下游买家，合计51天下游买家将本金和利润返还给恒超公司。2011年8月31日，由我带队20人前往香港参加珠海免税集团暨香港英辉渔业有限公司启动新界大埔鱼类批发市场开业典礼，我们顺便参观了大埔渔场的情况。2012年1月12日在恒超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当时有我、方某1、梁某1、唐某1、吴某3、黄某4、顾问黄某3参会。会议最后，我要求恒超员工对水产经营表态，并说水产业务是没有风险的，叫大家要有信心去做。 2012年6月，因英辉渔业股东纠纷，停止了与恒超公司水产合作，2012年7月中下旬，邓伟平打电话给我，称英辉渔业老板要求见我，说杨某2与黄某3发生纠纷。我跟邓伟平说我们不知道这当中内情，我们不掺和此事，我就不与杨某2见面了。2012年7月底，集团业务改革小组由我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针对杨某2与黄某3之间的纠纷进行了简要通报，我指示小组保护来之不易的成果，业务要继续做下去，并要求大家总结经验，不要介入杨某2与黄某3之间的纠纷，要求恒超公司跟进事态发展。 2012年6月底，黄某3又引入了香港满利泰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继续与恒超开展水产合作业务。之后，恒超公司通过香港律师行查询，满利泰、胜金海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地址也一样，即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都没有资金和实力，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就是恒超公司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当时方某1、唐某1、邓伟平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向我进行了汇报，我说，之后我们是要收购上下游公司的，现在只是将水产业务做大，为将来恒超在香港上市做准备，我要求邓伟平继续与满利泰、胜金海签订合同。水产业务开展过程中，国资委对恒超公司进行了审计。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明确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为此，2012年11月，方某1主持召开了三次业务改革工作小结与改善交流会，要求评估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额度，增加上下游客户的交货表等举措。这三次业务改革工作小结会因我正好在韩国学习，所以没有参加。后来，奥科顾问公司也没有同意方某1他们提出的举措。2012年12月，为扩大业务，黄某3又引进香港永生海产集团、永生冻品有限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同时开展与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具体操作由麦某1负责。恒超公司通过香港律师事务所查询，得知奥科公司的黄某3和凌某1系永生国际海产集团和永生国际冻品有限公司董事。我认为，上下游公司我们之后反正是准备收购的，顾问在其中只是一个中介的角色，顾问公司不可能长期为恒超服务。而且奥科公司黄某3还出具律师事务所文件证明黄某3、凌某1只是董事，不是股东，没有利益冲突。为了做大水产业务达到上市的目的，我让邓伟平继续与永生冻品及永生海产签订供货合同。业务模式与之前的一样。2012年12月，我主持召开集团业务改革小组工作会议，由于国资委的审计意见上提出水产业务风险大，加上水产业务应收货款快1个亿，所以很多人都提出风险很大，目前的水产业务模式不能继续做下去。但是考虑到恒超公司业务改革至今，很快就可以看到成绩，我就在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工作小组的成绩，要求大家进一步统一思想，恒超上市目标不变，发展思路不变，要求继续按照现在模式经营下去，并希望加大营业额，尽快实现上市的目标。接着，我又召开集团董事会及班子会议，会议将2013年度水产业务经营额度定至1.5亿港元。因为奥科顾问公司提出，恒超要在香港上市，就要将恒超水产业务做大，稀释与免税集团之间的关联业务。所以奥科顾问公司发了份2013年财务计划给恒超公司，要求将水产业务的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在集团董事会和班子扩大会议上，同意了将水产业务应收账款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我认为只要恒超能在香港上市成功，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2013年9月，免税新任总经理朱某1(其于2013年1月开始任职免税集团总经理)认为风险太大，风险来自上下游均为新注册公司，注册时间均在2011年8月到2012年10月之间，注册资本均为一万元港币，上游预付款和下游赊销款均无抵押，无担保，资金数额庞大，而且不能提供上下游交收单据，且麦某1突然离职，于是朱某1不同意继续向上游供货商支付订货款，同时下游经销商也拒绝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水产业务就停止了。据当时初步统计，恒超公司共有1.2亿港元货款没有收回。 经过追收，2013年9月中旬，黄某3支付了830多万港元的货款给恒超公司。由于恒超公司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水产业务中去，没有真正接触到上下游供货商。因此，我认为整个水产贸易业务都是奥科顾问公司全程参与和跟踪，通过奥科顾问公司与供应商进行谈判，应该比较有效和有利于最大限度回收货款，就确定以依靠奥科顾问公司与上下游公司进行协商谈判，作为追收货款的主要途径。2013年底，免税集团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恒超公司水产品业务危机处理小组，主要人员有吴某1、方某1、唐某1、杜某1，负责水产业务款项追收工作。2013年12月起，奥科顾问公司以顾问的身份协助恒超公司就停止所有订购水产品业务与水产贸易伙伴展开谈判，拟定应收账款的回收方案。我方一直坚持在2014年12月底前要全额收回货款，但是双方多次开会就还款方案的拟定未能达成共识。直至2014年3月，顾问公司与恒超公司的会谈中表示在2014年6月起，每月偿还2000万元，但是也没有履行。2014年9月，免税集团按照国资委的意见启动司法程序追收货款，向香港警方报案，同时在香港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在水产业务停止后，2014年1月和6月，恒超公司两次与奥科公司签订了累计一年的协助追款顾问合同。一份合同顾问费用每月20万港元，一份是每月30万港元。该两份顾问合同的签订是经过危机小组会议讨论通过，没有经过集团经营班子会议讨论通过。2013年第四季度之前的顾问费都走了联签流程。2013年第四季度的顾问费110.25万港币，总经理朱某1不同意支付，但我要求继续支付，并在水产业务应急小组会议上强调支付顾问费的审批责任我来承担。最终该笔顾问费在我审批后，由我和邓伟平联名签发支票支付出去了。2014年上下半年的顾问费合计300万港币是在由水产业务应急小组审批后，由我和邓伟平联名签发支票支付出去了，没有走集团财务审批流程。恒超开展水产业务，属于重大项目安排，从水产项目的开展来看，是没有经过集团董事会和集团班子会议决议的，违反了“三重一大”的规定。 2.被告人邓伟平的供述，被告人邓伟平在侦查阶段有三次供述，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成立于1988年9月，是免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为黄振堂，我担任总裁，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免税集团组织货源，免税集团按商品进价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给恒超公司作为经营毛利。恒超公司的定价是按照集团业务部的定价，业务沟通是向梁某1汇报，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运营情况向方某1、唐某1汇报，有时也会向黄振堂汇报。恒超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方向，是由免税集团董事长黄振堂通过集团班子会决定的。黄振堂是集团最高领导人，水产业务的事都是要他拍板才能执行，所以我跟方某1、唐某1汇报后，都会同黄振堂汇报。 我是2005年下半年的时候，在集团客户的介绍下认识了黄某3、凌某1(当时她俩在香港巴克莱投行工作)，因为集团当时准备走资本上市，黄振堂要求我帮忙物色一些专业人才，所以认识黄某3后没多久，我就约黄某3、凌某1等人到集团拜会黄振堂及部分集团高层人员，在珠海山海楼共聚午餐。这样，黄某3就跟黄振堂认识了，2005年底到2010年6月之前，恒超公司没有与黄某3等人发生任何业务，之后黄振堂和黄某3有单独接触，并讨论集团上市可能性。免税集团为了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决定由恒超公司作为平台，力争在香港上市。2004年，黄某3和凌某1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奥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经营顾问业务，黄某3任奥科董事总经理，凌某1任执行董事。20l0年5月初，黄振堂私下多次接触黄某3，要求其为集团拟一份《珠免集团股改计划书》，同月免税集团成立股份制改革小组，以实现恒超在港上市的目的。股改小组的主要成员有方某1、集团副总梁某1和我，股改小组由方某1负责，直接向集团董事长黄振堂汇报(黄振堂本身并非股改小组成员)。2010年5月20日，方某1主持召开了业务发展计划小组会议，黄某3、凌某1也参加了，主要内容是介绍奥科公司的基本情况，由奥科公司介绍业务发展计划。2010年6月17日集团召开股改小组会议，由方某1主持，黄某3、凌某1也参加了。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由黄某3拟定的集团发展规划，黄某3提出收取每月32.5万港元顾问费用，一共六个半月，并要求集团授权奥科公司对外联络业务，要求集团提前预支顾问公司两到三个月的顾问费。我按照集团班子会议的通知，2010年6月15日代表香港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的顾问合同。之后至2014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共签订六份顾问协议。2010年6月15日至2010年12月31日第一份合同，顾问费用每月32.5万港币；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第二份顾问合同，每月顾问费用34.5万港币；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第三份合同，顾问费用35万港币；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第四份顾问合同，每月顾问费用36.75万港币；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第五份顾问合同，每月顾问费用20万港币；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第六份顾问合同，每月顾问费用30万港币，前四次合同都是开展业务的，签订合同均由集团班子会议决定，集团支付顾问费用都经过集团财务联签的，包括国资委财务总监签名，但是第五、第六份顾问合同顾问公司的主要任务是追回水产货款，这两次合同的签订没有在集团上会讨论决定，支出顾问费用只是黄振堂同意支出就支出了，没有经过集团财务联签，没有经过国资委财务总监同意，只是黄振堂授权我本人代表追款小组支付了顾问费。 恒超公司与奥科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浩瀚红酒业务。2010年9月，奥科建议由恒超公司和浩瀚酒业控股公司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酒类业务，由恒超出资，由浩瀚控股负责运营公司，恒超占七成收益，浩瀚酒业占三成，奥科公司从中收取10%佣金，该方案因分红比例谈不妥被集团股改小组否决。针对奥科提出的和浩瀚酒业的合作，香港的律师均作了风险评估，根据律师的评估，认为恒超只是出资人没有对浩瀚的控制权，恒超是债权人在法律上未能很全面知悉浩瀚的有关红酒业务的决议；恒超以为出资3300万港元就是浩瀚七成股东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合作协议有效期内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出现违约等情况对恒超不利；浩瀚是2010年10月25日成立的公司，在公司注册处没有任何商业活动记录。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拟以香港浩瀚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预付货款、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于2011年3月21日被国资委否决，国资委出具《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指出该业务模式风险巨大，要求审慎决策，并暂缓组织实施。国资委出具该意见后，该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香港英辉渔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杨某2参观考察免税集团进行交流。2011年1月13日，奥科公司在集团六楼会议室介绍免税集团水产业务发展情况。由于之前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方式被国资委否决，所以集团和顾问公司都在寻找新的经营方式。2011年3月29日晚上，黄振堂在珠海北师大集团培训班，召集唐某1、我、方某1到方某1的房间开了个会，黄振堂说恒超和浩瀚酒业的合营被国资委否决了，合营公司的模式要停下，变通一下方式，要自营酒业、水产业务。黄振堂说集团上市缺乏金融方面的人才，提出决定聘请由奥科顾问推荐的麦某1(之前在香港从事银行工作)到恒超工作，担任副总裁，工资4万港元，工作主要协助恒超开拓新业务，完成恒超公司上市要求。2011年5月，奥科顾问集团提出，与香港金茂行签订合同，开展红酒业务。其实这是与水产业务同时开展的，同时也是对水产自营业务的一个试探，说白了就是浩瀚模式的延续。与金茂行签订合同之前，我让香港律师出具法律意见，5月2日，香港林某1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为：通常的CIF交易是卖方出具货物提单、发票等文件，买方才付款，但是恒超“先付款、后收货”的交易方式，并不是一般的CIF交易方式，同时清楚告知如果金茂行收到购货款而不订货，恒超公司将蒙受损失。黄振堂出于对顾问公司的信任，对潜在风险不予重视，并要求我们以自营业务方式，避开市国资委审批，采取预付货款、红酒由上游供货商直接送给下游经销商，恒超不参与经营、14天后获取固定利润，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的模式，由恒超公司与金茂行开展红酒业务。根据财务资料显示，2011年5月23日至2012年9月13日期间共经营8笔红酒业务，销售金额484万元港币，毛利29万港币。2011年6月奥科黄某3、凌某1介绍中铁有800万支红酒用作送礼的合同，推荐由恒超公司、金茂行合作经营，2012年3月8日上午，我和邓伟平还有雷某1(国资委财务总监)、唐某1、邝某1拜会了南洋商业银行总行等人，了解了信用证的风险防范等情况。之后会见了香港林某1律师行姜律师、香港夏佳理律师行拜会林志伟律师，了解咨询中铁红酒贸易的法律意见。方某1和唐某1提出中铁红酒项目如要走下去，我们就开一个与对方资质对等的公司与对方经营，后来黄某3听到我们的做法后，称对方不同意此做法，此事不了了之。 恒超的红酒业务和水产业务是交叉进行的，顾问公司黄某3这样介绍水产模式，运营模式先由下游经销商通过电邮予麦某1落单，麦某1透过恒超公司电脑系统处理有关销售，其后向上游供货商胜金海送出购货单，恒超公司需于3日内交付货款予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而胜金海需于收购货单后21日内向下游经销商提交相关水产品货物，当下游经销商收到有关水产品货物后，需于收货后30日内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恒超公司不论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是否盈利，均可获得整次购销利润的30%收益，且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我认为水产业务风险很大，黄振堂则认为，集团要上市，要按照上市的要求去运行，所以没有风险，黄振堂十分看好水产业务经营壮大能为我们提供上市平台，出现一切问题由他负责。2011年8月1日上午，在方某1办公室，我向集团汇报了恒超与英辉渔业及胜金海发展有限公司的合同制定情况，黄振堂当面做指示。我和方某1都提出与英辉和胜金海的合同与早前金茂行签订的合同模式是一样的，都是我方出资，中间赚取一定的利润，方总说我们这样做是摆脱不了由顾问公司操控经营，我方只是出钱，其它什么都接不了手，这是不妥的。黄振堂不同意，他认为这个经营模式是可行的，顾问公司是全力帮我们的，并说顾问公司这一年为了免税集团的业务发展付出了很大，自己还贴了几百万，我们是要感谢她的。2011年8月15日上午，我在方某1办公室做恒超红酒、水产汇报，黄振堂要求尽快启动业务，强调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在与胜金海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之前，我按方某1，唐某1的要求对该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发现上游胜金海只是一个新注册不久的(2011年8月3日注册)万元公司。黄振堂听了风险汇报，还是叫我与胜金海签了合同，并叫我同时把英辉的合同也签了。2011年8月23日，黄某3代表英辉和胜金海把合同拿到我办公室，在签订合同之前，我还与黄振堂通了电话，我问黄振堂，和胜金海和英辉的合同，是否需要交香港姜律师审阅并出法律意见？黄振堂说如果没有特别之处就不用了，你签就是了。之后，就由我与胜金海签订供货合同，合同履行期限从2011年8月23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与英辉渔业签订购货合同及合作备忘录，合同履行期限从2011年8月23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由恒超公司先付款(以支票形式)至胜金海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去采购水产品及联系销售给下游买家，款项支出后，胜金海公司要在21天内采购并交货给下游买家，合计51天下游买家将本金和利润返还给恒超公司。2011年8月31日，由黄振堂带队、前往香港参加珠海免税集团暨香港英辉渔业有限公司启动新界大埔鱼类批发市场开业典礼，我们顺便参观了大埔渔场的情况。但当我们提出要英辉渔业提供提货单，英辉一直都没有提供给我们。2012年6月，因英辉渔业股东纠纷，停止了与恒超公司水产合作，2012年7月19、20日，英辉渔业老板打电话给我，说英辉公司与胜金海的水产业务有做假，开发票不实，还说麦某1其实是黄某3派到恒超公司的卧底。我与黄振堂通电话后如实反映了情况，黄振堂表示不掺和此事，不与杨某2见面。2012年7月27日，集团业务改革小组由黄振堂召开了英辉、胜金海、顾问公司业务纠纷通报会议，黄振堂指示小组保护来之不易的成果，并要求大家总结经验，不要介入英辉、胜金海、顾问公司的业务纠纷，要求顾问公司跟进事态发展。2012年6月底，黄某3又引入了香港满利泰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继续与恒超开展水产合作业务。2012年6月28日，我通过香港律师行查询，满利泰、胜金海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地址也一样，即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都没有资金和实力，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恒超公司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当时我认为，恒超公司只是提供资金，没有参与经营，等于将公司资金借出去给其他公司使用，在51天后再返还本金和利息。我和唐某1、方某1商量将这一情况告知黄振堂，当时我们一起到黄振堂的办公室向黄振堂进行了汇报，黄振堂称，之后我们是要收购上下游公司的，现在只是将资金做大，为将来恒超在香港上市做准备。当时我和唐、方想着虽然上下游公司是同一控制人，但上下游缺乏资金，只要做到及时回款给恒超就可以了。黄振堂要求我继续与满利泰、胜金海签订合同。水产业务开展过程中，国资委对恒超公司进行了审计。2012年9月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中指出，2011年10月底应收账款余额310万港币，到2012年8月底已增加到4724万港币，明确“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为此，2012年11月，方某1主持召开了3次业务改革工作小结与会，要求评估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额度，增加上下游客户的交货表。虽然我们提出了很多风险防控的措施和要求，但是顾问公司没有按我们要求提供相关资料。2012年12月19日，集团董事会及班子会议，由黄振堂主持，会议内容主要是讲，业务改革领导小组的职能明年转入务虚的工作，主要是考虑上市，其他业务明年主要由集团业务部进行培育，培育好一个就交由下属公司跟进。业务部对新业务进行谈判和筹划。另外由于之前国资委审计要求控制风险额度，会议将2013年度水产业务经营额度定至1.5亿港元，完成销售5亿港元，实现毛利1200万元。因为恒超准备在香港上市，所以业务要做大，金额要提高，奥科顾问公司发了一份2013年财务计划给免税集团，要求将水产业务的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在集团董事会和班子扩大会议上，由唐某1代表恒超提出了奥科公司的要求，黄振堂同意了该提案。黄振堂认为只要恒超在香港上市成功，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2012年12月，为扩大业务，黄某3又引进香港永生海产集团、永生冻品有限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同时开展与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具体操作由麦某1负责，2012年12月8日，通过香港袁某1律师事务所查询，得知奥科公司的黄某3和凌某1系永生国际海产集团和永生国际冻品公司董事，跟黄振堂汇报的时候，黄振堂说，上下游公司我们之后反正是准备收购的，顾问在其中只是一个中介的角色，顾问公司不可能长期为恒超服务，顾问公司还有其他生意，关于永生注册的问题，黄振堂称黄某3只是董事，不是股东，没有利益冲突。要求我继续与永生冻品及永生海产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格式与英辉、满利泰相同，均没有具体货物、数量、运货方式等，只是意向合同，合同履行期间是从2012年12月到2014年12月。水产业务是麦某1全职跟踪，每日均会照一些水产的照片，制作工作简报，口头向我汇报水产买卖情况，没有交过水产的发票和凭证给我。根据集团财务反映，2011年8月至2013年8月期间，恒超水产业务实现销售收入97809万港元，毛利2510万港元，约1.2亿港元货款未收回。 2013年9月，免税新任总经理朱某1认为风险太大，风险来自上下游均为新注册公司，注册时间均在2011年8月到2012年10月之间，注册资本均为一万港元，上游预付款和下游赊销款均无抵押，无担保，资金数额庞大，而且不能提供上下游交收单据，且麦某1突然离职，其于是向各方表示即时终止有关业务。恒超公司向满利泰、永生海产，永生冻品追收货款，但三家下游经销商表示恒超公司突然终止合同，令满利泰、永生海产、永生冻品因无法提供货物给下游货商，同样蒙受财务损失，拒绝付款。事情发生后，下游公司一直拖欠恒超2013年7月份至9月份的货款，总额达到1.2亿港元。 2013年9月9日，我说服黄某3支付了830多万港元的货款给恒超公司，之后一年时间，都是通过顾问公司协商追款。免税集团朱某1提出与顾问公司商谈回款回收措施没有见效，采取应急措施建立每日报告制度，监控坏账风险，开展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黄振堂提出要向国资委报告水产情况，关于水产业务今后怎样做，退出水产业务要软着陆，我们要依靠顾问公司与四家公司进行谈判。2013年9月30日下午在方某1办公室，黄振堂、唐某1都在，由黄振堂交待前水产问题的工作方向。黄振堂讲，水产已决定退出，拟用6-8个月逐步将资金收回，请唐某1写一份情况报告国资委，叫我约顾问过来珠海，由黄振堂单独与顾问谈。黄振堂表示一定负责到底，并说问题应该可以朝着好的方面解决，顾问也会积极做好配合退出工作的。2013年底，免税集团成立了以黄振堂为组长的恒超公司水产品业务危机处理小组，负责1.2亿元港币应收账款的追收工作。 3.证人方某1（免税集团副总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免税集团副总经理，分管办公室、信息部、恒超公司、食出公司、工会、安全生产。恒超公司是免税集团全资控股的子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为免税集团组织商品，恒超公司对外合作或开展业务都需免税集团同意及参与。虽然我负责分管恒超公司，但实际上我只是行政上管理，负责上传下达，就是协调免税集团和恒超公司的关系，具体业务我不负责。 2005年，集团有意走资本上市的路子，当时在集团班子会议上，黄振堂要求恒超总裁邓伟平在香港物识相关能够帮助恒超上市的专业人士。2005年下半年，邓伟平将黄某3和凌某1带来集团与我们见面，当时参与会面的还有黄振堂、吴某1、梁某1、唐某1等人。邓伟平介绍该二人曾在银行任职，两人在财务、金融和融资方面经验丰富。这样我就跟黄某3认识了。2010年，免税集团决定由恒超公司作为平台，力争在香港上市。黄某3和凌某1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奥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经营顾问业务，黄某3任奥科董事总经理，凌某1任执行董事。同年5月初，黄振堂私下多次接触黄某3，要求其为集团拟一份《珠免集团股改计划书》，同年5月18日，免税集团班子会议(由黄振堂主持，参加人员有吴某1、何某1、黄某2、方某1、梁某1、唐某1)决定成立股份制改革小组(以下简称股改小组)，以实现恒超在港上市的目的。股改小组的主要成员有我、集团副总梁某1、邓伟平等人。2010年6月17日集团召开股改小组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人员有梁某1、邓伟平，黄某3、凌某1。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由黄某3拟定的集团发展规划，我提出建议对规划进行深入探讨，并报集团董事会批准成立工作小组具体进行实施。黄某3提出收取每月32.5万港元顾问费用，一共六个半月，并要求集团授权奥科公司对外联络业务，要求集团提前预支顾问公司两到三个月的顾问费。同年7月15日，集团召开董事会，由黄振堂主持，会议内容是讨论同意与奥科公司的顾问合同，时间从2010年6月15日到2010年12月31日，顾问费每月32.5万港元。据我所知，是邓伟平按照集团班子会议的通知，代表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顾问合同。之后至2014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共签订六份顾问协议。从2010年6月起，恒超公司共支付奥科公司顾问服务费超过1800万港元。由于在签订顾问合同期间，我、邓伟平和唐某1与黄某3经常意见不合，黄振堂觉得应该加大股改小组工作力度，于是在2010年8月的两次改革工作会议上，股改小组加入了黄振堂和吴某1。 2010年9月，奥科建议由恒超公司和浩瀚酒业控股公司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酒类业务，由恒超出资，由浩瀚控股负责运营公司，恒超占七成收益，浩瀚酒业占三成，奥科公司从中收取10%佣金，该方案因分红比例谈不妥被集团股改小组否决。针对奥科提出的和浩瀚酒业的合作，我要求内地和香港的律师均作了风险评估，根据律师的评估，认为恒超只是出资人没有对浩瀚的控制权，恒超是债权人在法律上未能很全面知悉浩瀚的有关红酒业务的决议；恒超以为出资3300万港元就是浩瀚七成股东是个错误的想法；合作协议有效期内有诸多不能控制的因素，出现违约等情况对恒超不利；浩瀚是2010年10月25日成立的公司，在公司注册处没有任何商业活动记录。所以我认为，律师意见是对此合作的一个风险警示。2010年11月15日，在我主持的工作小组会议上（黄振堂参加），我把律师的意见反馈给集团领导。黄振堂说要信任对方(浩瀚)但不放任，要用法律来保障。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拟以香港浩瀚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预付货款、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于2011年3月21日被国资委否决，国资委出具《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指出该业务模式风险巨大，要求审慎决策，并暂缓组织实施。国资委出具该意见后，该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香港英辉渔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杨某2、经理杨某3参观考察免税集团进行交流，他们来了两次，黄振堂都亲自接待。2011年1月13日，在集团六楼会议室，由梁某1主持，我和唐某1、邓伟平和市场一些人，还有奥科公司的黄某3、凌某1参加，由奥科公司介绍免税集团水产业务发展情况，当时大家都认为奥科公司介绍水产业务太虚，不是很认可他们的计划。2011年2月25日，奥科公司给我发了一份传真，内容是恒超公司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是关于与英辉渔业合作投资东帝汶海产和香港三门仔渔场等合作投资项目。2011年3月7日，集团召开班子会，由黄振堂主持，我汇报了奥科公司传真的邮件内容，黄振堂要求我去与英辉渔业签订意向书，我认为应该由恒超公司签署，梁某1同意应由恒超签署合同，吴某1提出应交由法律顾问审核。后来律师审核的意见没有下文，这份投资协议最后也没有签署。2011年3月29日晚上在珠海北师大集团培训班，黄振堂召集唐某1、邓伟平到我的房间开了个会，黄振堂说恒超和浩瀚酒业的合营被国资委否决了，合营公司的模式要停下，恒超要自营酒业、水产。因为要拓展业务，避开国资委审查，所以要开展自营业务。黄振堂说集团上市缺乏金融方面的人才，提出决定聘请由奥科顾问推荐的麦某1(之前在香港从事银行工作)到恒超工作，担任副总裁，工资4万港元，工作主要协助恒超开拓新业务，完成恒超公司上市要求。2011年5月，奥科顾问集团提出与香港金茂行签订合同。在我看来，就是对水产自营业务的一个试探。与金茂行签订合同之前，恒超公司让香港律师出具法律意见，香港林某1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为：通常的CIF交易是卖方出具货物提单、发票等文件，买方才付款，但是恒超“先付款、后收货”的交易方式，并不是一般的CIF交易方式，同时清楚告知如果金茂行收到购货款而不订货，恒超集团将蒙受损失。我认为这是一个风险提示。黄振堂出于对顾问公司的信任，对潜在风险不予重视，在没有召开集团经营班子会议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指使邓伟平等人以自营业务方式，避开市国资委审批，采取预付货款、红酒由上游供货商直接送给下游经销商，恒超不参与经营、14天后获取固定利润，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的模式，由恒超公司与金茂行开展红酒业务。根据财务资料显示，2011年5月23日至2012年9月13日期间共经营8笔红酒业务，销售金额484万港元，毛利29万港元。 2011年6月13日，黄某3、凌某1来到免税集团，用投影介绍中铁有800万支红酒用作送礼业务，推荐由恒超公司、金茂行合作经营，黄振堂十分重视，于2011年6月15日上午在我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我们都觉得这个项目非常荒谬，2012年3月8日上午，我和雷某1(国资委财务总监)、唐某1、邓伟平、邝某1拜会了南洋商业银行总行等人，了解了信用证的风险防范等情况。之后会见了香港林某1律师行姜律师，香港夏佳理律师行拜会林志伟律师，了解咨询中铁红酒贸易的法律意见。我和唐某1提出中铁红酒项目如要走下去，我们就开一个与对方资质对等的公司与对方经营，后来黄某3听到我们的做法后，称对方不同意此做法，此事不了了之。 顾问公司自2010年6月受聘顾问后，浩瀚、中铁红酒项目均不能开展，金茂行红酒销售不理想，顾问公司于是寄望水产业务。黄某3介绍水产运营模式先由下游经销商通过电邮给麦某1落单，麦某1通过恒超公司电脑系统处理有关销售，其后向上游供货商胜金海送出购货单，恒超公司需于3日内交付货款予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而胜金海需于收购货单后21日内向下游经销商提交相关水产品货物，当下游经销商收到有关水产品货物后，需于收货后30日内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恒超公司不论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是否盈利，均可获得整次购销利润的30%收益，且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2011年8月1日上午，在我办公室，邓伟平汇报了恒超与英辉渔业及胜金海发展有限公司的合同制定情况，我说我们这样做是摆脱不了由顾问公司操控经营，我方只是出钱，其它什么都接不了手，这是不妥的。黄振堂认为这个经营模式是可行的，顾问公司是全力帮我们的，并说顾问公司这一年为了免税集团的业务发展付出了很大，自己还贴了钱，我们是要感谢她的，在黄振堂离开后，我对邓伟平说，希望邓伟平对一切决定要慎重，要控制好各方风险。2011年8月15日上午，在我办公室，邓伟平做恒超红酒、水产汇报，黄振堂要求尽快启动业务，强调一切责任由他来负。恒超开展水产业务没有在班子会或者董事会上讨论研究过，没有经过董事会或班子会决定，只是在业务会议上汇报过水产业务的进展情况。我要求邓伟平做好尽职调查，发现上游胜金海只是一个新注册不久的(2011年8月3日注册)万元公司。黄振堂听了风险汇报，还是叫邓伟平签了合同。2011年8月23日，恒超由邓伟平与胜金海签订供货合同。 2012年6月29日，通过香港律师行查询，满利泰、胜金海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地址也一样，即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都没有资金和实力，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恒超公司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我和唐某1、邓伟平商量将这一情况告知黄振堂，当时我们一起到黄振堂的办公室向黄振堂进行了汇报，黄振堂说以后我们是要收购上下游公司的，现在只是将资金做大，为将来恒超在香港上市做准备。当时我和唐、邓想着虽然上下游公司是同一控制人，但上下游缺乏资金，只要做到及时回款给恒超就可以了。2012年7月中，邓伟平打电话给我说英辉渔业的老板杨某2想找黄振堂，怎么都联系不上，要我帮忙跟黄振堂说一下，我打电话给黄振堂，他告诉我是英辉集团内部股东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要顾问公司去处理就好了，叫恒超不要干涉。2012年6月27日，恒超与满利泰签订供货协议，开始养殖鱼贸易。 2012年11月香港嘉华水泥厂事件，满利泰遭受巨大损失，业务停止。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贸易做到2012年年底的时候，对满利泰公司的应收账款已高达8000多万港币。水产业务开展过程中，我和唐某1一直在向国资委财务总监汇报水产业务进展情况，在遭遇英辉事件后，我和唐某1提出希望国资委介入水产业务进行风险防控，国资委在听取汇报后，要求对恒超公司进行审计。2012年9月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中指出，2011年10月底应收账款余额310万港币，到2012年8月底已增加到4724万港币，明确“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为此，2012年11月，我主持召开了3次业务改革工作小结与改善交流会，并形成4次会议纪要，要求评估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额度，增加上下游客户的交货表。虽然我提出了很多风险防控的措施和要求，但是顾问公司没有按我们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2012年12月10日，由我主持集团小组工作会议，黄振堂在会上提出今后业务改革小组负责培育新业务去工作，水产业务全面交给恒超去营运。2012年12月19日，集团董事会及班子会议，由黄振堂主持，会议内容主要是业务改革领导小组的职能明年转入务虚的工作，主要是考虑上市，会议将水产业务应收账款额度定至1.5亿港元，并发会议纪要。后黄振堂指示邓伟平与永生冻品及永生海产签订供货合同，合同履行期间是从2012年12月到2014年12月。 2013年9月，免税新任总经理朱某1认为风险太大，风险来自上下游均为新注册公司，注册时间均在2011年8月到2012年10月之间，注册资本均为一万元港币，上游预付款和下游赊销款均无抵押，无担保，资金数额庞大，而且不能提供上下游交收单据，且麦某1突然离职，其于是向各方表示即时终止有关业务。恒超公司向满利泰、永生海产、永生冻品追收货款，但三家下游经销商表示恒超公司突然终止合同，令满利泰、永生海产、永生冻品因无法提供货物予以下游货商，同样蒙受财务损失，拒绝付款。下游公司一直拖欠恒超2013年7月份至9月份的货款，总额达到1.2亿港元。 2013年9月9日，邓伟平说服黄某3支付了830多万港元的货款给恒超公司。之后的一年时间，都是通过顾问公司协商追款。2013年9月30日集团召开班子联席会议，朱某1提出与顾问公司商谈回款回收措施没有见效，采取应急措施建立每日报告制度，监控坏账风险，开展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黄振堂提出要向国资委报告水产情况，关于水产业要软着陆，我们要依靠顾问公司与四家公司进行谈判，做好软着陆工作。2013年底，免税集团成立了以黄振堂为组长的恒超公司水产品业务危机处理小组，主要人员有黄振堂、吴某1、方某1、唐某1、杜某1，负责1.2亿元港币应收账款的追收工作。恒超公司一直依靠奥科公司进行追款，始终没有直接与上下游公司进行接触和谈判。2014年1月和6月，恒超公司两次与奥科公司签订协助追款顾问合同，一份顾问费每月20万港元，一份每月30万港元，两份合同的签订没有经过集团班子会议，费用是按黄振堂的要求签发的，没有经过联签。 邓伟平在水产业务停止后，通过说服黄某3追回了大约八百多万港元。 4.证人唐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免税集团黄振堂董事长提出要有大力发展恒超公司的有税业务并最终在香港成功上市，便要恒超公司的领导多认识一些香港银行界的人士。那时候经集团客户香港启泰公司的老板介绍认识了在香港巴克莱投行工作的黄某3、凌某1给恒超公司邓伟平总经理认识。随后邓伟平引荐黄某3、凌某1到集团考察。到2010年免税集团正式提出了香港恒超发展有限公司上市的计划，黄振堂将香港的奥科公司(黄某3、凌某1的公司)拿到集团高层面前来，意思就是集团聘请奥科公司做顾问，帮助恒超公司来上市。经过股改小组讨论并提交集团领导班子开会讨论同意后，恒超公司正式与奥科公司签订了顾问协议，奥科公司开始积极谋划拓展恒超公司的各项业务。 奥科公司与恒超签订顾问协议的前后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个人感觉到这个奥科公司是没有什么实力的。第一，恒超公司与奥科协定的顾问协议，约定了每年支付三百多万港币顾问费，但根本就没有详细约定奥科公司需要给恒超做什么具体的顾问服务。第二，在讨论聘请奥科做顾问的过程中，集团要求奥科的黄某3、凌某1为集团写一份详细的《珠免集团股改计划书》(核心内容是恒超公司如何发展能够最终上市)，因为我当时作为集团总会计师，我自己手上已经准备了一些关于上市的资料，并有一些具体的措施计划，我就将这些资料给了黄某3。这份股改计划书奥科公司一直拖了3个月左右到2010年的8月份才完成。我仔细看了这份计划书，大失所望，其中计划书一部分就是抄袭了我提供的内容，另外很大的篇幅都是一些空洞的东西，毫无价值可言，那时候我就对黄某3的奥科公司产生怀疑，此后奥科公司提出来诸多项目、业务，从来都拿不出详尽的可行性报告来，只是一些简单空洞的幻灯片介绍。 奥科公司在2010年10月份提出来恒超公司要多做一些免税商品销售之外的有税业务，这样有助于将来上市。集团公司还专门成立一个股改小组来负责这个工作，股改小组由方某1担任组长。首先提出的业务是奥科公司与恒超组成合营公司，经营红酒业务。该合作的项目在国资委没有通过，国资委于2011年3月出具了《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 2011年3月29日，免税集团正在珠海北师大搞培训，在北师大方某1的房间，黄振堂召集了我、方某1、邓伟平三人开会。黄振堂说虽然国资委没有同意浩瀚公司的红酒业务模式，但我们集团可以变通一下模式，即恒超公司自营红酒和水产业务开拓有税商品业务，这种方式不用国资委审批。接着黄振堂讲到奥科公司推荐的一个人麦某1，说此人曾经在渣打银行工作，对于恒超公司上市工作会有很大帮助，打算安排麦某1到恒超公司任副总裁，以后就主要负责恒超新开拓的业务(指奥科公司推荐的红酒、水产业务)。随后人事部门就办理了麦某1在恒超公司的任职手续。2011年6月，奥科公司黄某3又提出来她有关系拿到中铁公司一个800万支红酒的合同，恒超公司出资去法国采购红酒然后分装运回国内交付中铁公司，中铁公司再付款给恒超公司。这笔业务后来也没有成。 水产业务与红酒等项目是同时在谈的，水产贸易的模式是恒超公司出资向上游供货商香港胜金海公司购买水产，然后再将从胜金海购买的水产卖给香港英辉渔业公司，恒超公司提前付钱给胜金海购买水产，恒超付款后51天英辉公司回款给我公司，我公司资金回报约6%。后来奥科公司又推荐满利泰公司进来参与恒超、胜金海的三方水产贸易，模式和原来的一样。和满利泰公司合作大约半年时间，2012年12月份，奥科公司又拉了永生集团公司来做这个水产贸易。因为，公司换成了满利泰这家新公司。我和邓伟平、方某1对这满利泰公司不太放心，担心集团的资金会有风险，我们三人私下里找香港的林某1律师行去查这满利泰公司的情况。律师行反馈给我们，满利泰公司与上游胜金海公司是同一股东、同一注册地址、同一董事，即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毫无资金和业务实力，都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恒超公司就是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我当时就感觉到这种情况下，恒超公司与这两家公司的水产贸易存在很大风险。我、方某1和邓伟平三人决定一定要如实将情况告知黄振堂。但是黄振堂说不要害怕，将资金提供给上下游公司，将业务做大，然后可以由恒超公司收购上下游公司，为将来上市做准备。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做到2012年年底的时候，对满利泰公司的应收账款已经高达8000多万港币。之后我们又跟集团纪委书记吴某1、财务总监雷某1反映过该情况。2012年年底国资委出具了恒超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其中也详细提到了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情况。意见中针对性的提出：上下游公司在香港注册时间都很短，注册资本仅有1万元，对水产品购销业务的几乎没有参与，没有回收货款的相关控制手段，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在不断加大。要求集团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对水产业务应收账款不断增加，风险不断加大，要采取一些措施。针对审计意见集团再次召开了股改小组的会议，黄振堂坚持继续做这个水产贸易，并声称出问题他一个人负责。 2012年12月份，恒超公司与满利泰公司的水产贸易继续再做下去，奥科公司新提出来永生集团是他们辛苦谈回的，永生专门做养殖海鲜、冻品海鲜的(与满利泰业务不同)，恒超公司可以按照与满利泰公司的模式与永生集团开展水产业务。黄振堂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就直接拍板决定了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是自营业务，由业务部门去谈好签合同就行了，不需要财务部门提意见。与永生集团做这个业务之后，我和邓伟平、方某1还是委托香港的林某1律师行去查一查永生集团，姜律师反馈这是注册资金1万，没有其他任何业务经验的空壳公司，而且奥科公司的黄某3、凌某1均是永生集团的董事，我们三个知道这个永生集团又和满利泰是一样的情况了。照样我们三人也将永生集团的情况告知了黄振堂，黄振堂不为所动，还专门召开一次股改小组会议统一思想，要求恒超公司继续与永生集团开展业务。2013年开始恒超公司继续与满利泰、永生集团开展业务一直到2013年9月份止，恒超公司累计应收账款达到1.2亿元港币。2012年年底我由集团总会计师改任监事会副主席，我就基本不用过问具体业务的事情。 股改小组是2010年5月免税集团为了集团发展准备上市经集团领导班子会议同意成立的。股改小组组长方某1、副组长梁某1，成员有我、邓伟平、吴某3(办公室总监)、黄某4(业务部总监)、何某1(副总经理)。2010年8月份黄振堂、吴某1(董事、副总经理、纪委书记)也加入到股改小组里来。其中何某1、吴某1基本没有参加股改小组的会议。股改小组没有实际的依据，主要就抓了关于恒超公司上市、水产等由奥科公司做顾问后推荐的有税业务。实际上，因为何某1、吴某1是反对奥科公司的水产业务，黄振堂为了推动恒超公司的水产品业务，就专门成立这样一个股改小组，绕开领导班子会议的掣肘去推动水产业务。 国资委对免税集团的审计主要是对恒超公司2011年度的业务收支进行专项审计，重点对恒超公司开展的水产业务进行了审计，提出风险及对策。方某1组织股改小组其他成员开过4次会议商讨落实审计意见的措施，但是黄振堂不同意，反而专门召开一次股改小组会议统一思想，要求恒超公司继续沿用原有模式去开展水产品业务。 对于恒超公司开展的水产、红酒贸易业务，我的看法是：第一，集团公司与顾问公司奥科合作，主要目的就是由顾问公司推荐一些项目将恒超公司的有税贸易做大，最终实现香港上市。第二，水产、红酒贸易就是在这样的目的下，由奥科公司推荐给集团的，黄振堂在推进这样的业务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原因，黄振堂在明知道这样的业务有风险的情况下，仍然极力推行。第三，恒超公司所开展的水产、红酒贸易的业务，都只是将资金交由奥科使用，公司没有任何防止资金收不回的措施，虽然国资委在审计中提出风险提示，但是黄振堂仍然要去做这个业务，还说将资金提供给上游、下游公司将这种水产业务做大，然后再将水产业务的上下游公司一同卖给免税集团，赚取利润，没有想到会有收不回应收款项的风险。恒超公司均没有实质参与经营水产、红酒业务，只是简单的将钱拿出去给其他公司用，51天后收取本金和利息。 浩瀚酒业的合作模式与水产、红酒业务实质都是一样的，恒超公司只是提供资金交由对方使用、不参与实际的经营，需要承担资金风险。国资委之前是否决了与浩瀚酒业的合作模式，就是因为这种合作经营投资行为是要进行国资委审批，黄振堂为避开国资委审批，在2011年3月29日晚上方某1的房间对我、方某1、邓伟平提出用自营业务的方式去开展水产、红酒业务，实际上都是将资金交给奥科一方去使用。恒超公司以前从事的都是免税商品的购买等业务，先赊货，货款都是等商品销售之后再结清。而水产、红酒业务需要先支付货款，属于经营模式的重大转变，而且占用大量的资金，这样的新业务肯定算是集团公司经营的重大事项，理应经过集体讨论，但是黄振堂并没有将水产、红酒业务提交免税集团经营班子会讨论研究决定。 5.证人梁某1（免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5年免税集团为了避免单一免税经营形成公司发展的瓶颈，集团决策层开始做出战略部署，研究和探索多元化经营从而最终实现公司上市这一发展思路。但因免税业务属于特许经营，上市难度较高。于是，根据免税集团十二五规划，免税集团确定发展思路为利用恒超公司经营和注册地在香港的优势，扩大业务领域，积极发展有税业务，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分散免税业务经营风险，降低对免税业务的依赖度，从而推进企业整体上市。2010年5月免税集团班子会议决定成立股改小组，开始通过恒超公司开拓实质性的新业务，以达至上市目标。2005年时，恒超公司总裁邓伟平将黄某3和凌某1带来集团与我们见面，邓伟平介绍该二人曾在银行任职，两人在财务、金融和融资方面经验丰富，并曾有协助公司在香港上市的经验。黄某3和凌某1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奥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经营顾问业务，黄某3任奥科董事总经理，凌某1任执行董事。2005年至2010年5月期间，恒超公司与黄某3、凌某1、奥科公司均无业务往来关系，但一直有保持友好往来。2010年6月28日，集团召开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会议，黄振堂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奥科公司提交《关于免税集团发展分析报告》和《免税集团上市分析》。同年7月15日，集团召开联席会议，由黄振堂主持，会议内容是讨论同意与奥科公司的顾问合同，时间从2010年6月到2010年12月，顾问费每月32.5万港元。之后邓伟平按照集团班子联席会议的通知，代表香港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顾问合同。之后至2014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共签订六份顾问协议，共支付奥科公司顾问服务费超过1800万元港币。顾问合同是由奥科事先递交工作小组讨论后，并提交集团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会议通过签署，据我所知，开始的几份合同是围绕恒超业务签订的，2014年之后开始追收货款。在2010年8月的两次改革工作会议上，股改小组加入了黄振堂和吴某1，由香港顾问公司配合，研究珠海免税未来十年业务改革方向。 2010年8月奥科顾问公司提交了《珠海免税集团股改计划书》，结合集团自身业务优势提出改革建议。经过与改革小组与顾问公司多次讨论、考察，在2011年1月，确定了《免税集团水产、肉类、酒类业务发展计划》，当中倾向着力于水产、肉类及酒类业务三大方面的发展，由于水产业务比较符合尽快实现集团的股份制改革方向和目标，所以重点考虑的是红酒和水产。恒超公司与奥科进行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浩瀚红酒业务。2010年9月，奥科建议由恒超公司和浩瀚酒业控股公司(据黄某3介绍是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有丰富的红酒贸易经验，具体公司是谁的我不清楚)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酒类业务，由恒超出资，由合资公司浩瀚酒业(黄某3聘请有丰富红酒经销经验的彭某1负责运营公司)，恒超占七成收益，浩瀚控股占三成，奥科公司从中收取10%佣金，恒超以为出资3300万港元就是浩瀚七成股东。经营模式实际上就是订单模式，由下游向上游订货，恒超不参与实际经营，收取一定比例的收益。浩瀚酒业项目通过集团班子会议立项，集团对恒超公司与浩瀚控股合同协议进行研究评估，并交由香港林某1律师进行修改。针对奥科提出的和浩瀚控股的合作，香港的律师均作了风险评估。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拟恒超与香港浩瀚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预付货款、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于2011年3月被国资委否决，国资委出具《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指出该业务模式风险巨大，要求审慎决策，并暂缓组织实施。国资委出具该意见后，该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同时开展的还有水产业务，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香港英辉渔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杨某2、经理杨某3参观考察免税集团进行交流，他们来了两次，黄振堂都亲自接待。当时项目经营方向是透过市场经营集团以白藤湖海鲜项目与香港水产批发供应商结盟，联手运作香港珠海及东南亚地区的水产业务，以香港恒超公司为贸易总部，处理水产进出口及批发业务，以白藤湖海鲜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及香港海鲜市场作为业务发展基地，目标将白藤湖海鲜水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建设成为集水产批发、餐饮业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辐射周边地区并将定位成为珠江西岸最大的以海鲜水产品为主的批发中心。为此，2011年1月，召开了有奥科顾问公司、股改小组、市场集团经营班子、集团相关业务人员参加的水产业务发展计划专题分析研讨会。2011年3月，集团召开班子会，同意奥科公司以恒超授权代表公司的身份与香港英辉渔业国际有限公司商讨合作。方某1汇报了奥科公司传真的邮件内容(内容是恒超公司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是关于与英辉渔业合作投资东帝汶海产和香港三门仔渔场等合作投资项目)，黄振堂要求方某1去与英辉渔业签订意向书，我在会上也同意由恒超签署合同，吴某1提出应交由法律顾问审核。后来，这份投资协议最后也没有签署。 2011年3月下旬，黄振堂经国资委了解，由于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风险巨大，国资委不批准该业务模式。黄某3建议可以变通一下方式，通过自营业务模式（因为自营模式不需国资委审批)来开展恒超公司红酒、水产业务，实现多元化发展。黄某3推荐麦某1(之前在香港从事银行工作)到恒超工作协助开展新业务.2011年4月集团经营班子会议上，黄振堂董事长通报了国资委《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与浩瀚控股的合营公司的方案被国资委否决。该会议同时还研究了恒超开展英辉渔业项目，并增加麦某1为恒超公司副总裁(由奥科公司黄某3推荐，负责协助邓伟平开展水产业务)。国资委出具该意见后，与浩瀚酒业的这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接着在奥科公司的安排下，恒超公司于2011年5月和香港金茂行有限公司开展红酒业务，具体模式就是恒超预付货款给香港金茂行有限公司购买红酒，然后销售给奥科公司指定的下游公司，下游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将货款结转给恒超公司，恒超公司确保每笔交易获得固定利润。实际上就是恒超不参与经营、只负责提供资金、获取固定收益，本质上和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是一样的。 2011年5月，奥科顾问集团提出与香港金茂行签订合同。与金茂行签订合同之前，恒超公司让香港律师出具法律意见，邓伟平告诉我，香港律师的法律意见是：一有风险，二如果有那么好生意我都想做。黄振堂认为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要求恒超公司邓伟平与金茂行开展红酒业务。2011年6月，奥科黄某3、凌某1来到免税集团，用投影介绍有一笔特大有税红酒贸易业务，推荐由恒超公司、金茂行合作经营，介绍说中铁有800万支红酒用作送礼的合同。该红酒项目后经咨询相关法律人士，方某1和唐某1提出中铁红酒项目如要走下去，就开一个与对方资质对等的公司与对方经营，后这个业务就没有继续开展。红酒业务开展一段时间后，大概到了2011年8月左右，奥科顾问公司提出现在经营低档红酒利润不高，经营额上不去，还要给付恒超公司固定利润，压力很大，要求采购大批高档红酒库存，然后再进行销售赚取利润，黄振堂认为这和之前经营模式不一样，于是决定停止红酒贸易。 恒超的红酒业务和水产业务是交叉进行的，之前奥科公司提供了一份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实质上也是恒超公司负责提供资金投资到英辉公司经营使用，这也是投资合作协议，国资委肯定不批准，所以要变通为后来的自营模式。奥科公司称可以找到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和下游经销商英辉渔业，具体运营模式是下游经销商英辉渔业向恒超公司订货，然后恒超公司再向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订货，恒超公司需于3日内交付货款予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而胜金海需于收款后21日内向下游经销商提交相关水产品货物，当下游经销商收到有关水产品货物后，需于收货后30日内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恒超公司不论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是否盈利，均可获得整次购销利润的固定收益，且经营风险全部由上游供货商及下游经销商承担。其实这种模式和之前的金茂行红酒模式、浩瀚红酒业务的合营形式是一样的，都是恒超出资，不参与经营，获取一定利润。同时，奥科公司还提出通过水产业务可以做大恒超公司的业务量，到时恒超公司可以通过收购上下游水产业务经销商的方式实现上市的目标。但是免税集团方某1和唐某1等人都认为水产业务的风险很大(主要是资金风险大)，不建议开展水产业务，但黄振堂认为还是建议采纳黄某3的建议，因为他十分看好水产业务经营壮大能为我们提供上市平台，并要求小组不用担心风险，只要个人没有利益，一切由他负责。恒超开展水产业务没有在班子会或者董事会上讨论研究过、没有经过董事会或班子会决定。 在与胜金海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之前，经恒超公司调查，发现上游胜金海只是一个新注册不久的万元公司。黄振堂认为应该相信顾问公司，他们会帮我们把好关的，于是授意邓伟平与胜金海公司和英辉签订合同。2011年8月，恒超由邓伟平与胜金海签订供货合同，与英辉渔业签订购货合同及合作备忘录。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由恒超公司先付款(以支票形式)至胜金海公司，由该公司负责去采购水产品及联系销售给下游买家，款项支出后，胜金海公司要在21天内采购并交货给下游买家，合计51天下游买家将本金和利润返还给恒超公司。2011年8月底，由黄振堂带队前往香港参加珠海免税集团暨香港英辉渔业有限公司启动新界大埔鱼类批发市场开业典礼，我们顺便参观了大埔渔场的情况。由于开展水产是以自营模式开展的，所以黄振堂这期间没有召开什么会议研究，全交由顾问公司和恒超自行开展业务。2012年6月，因英辉渔业股东纠纷，停止了与恒超公司水产合作。2012年7月底，集团业务改革小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针对杨某2与黄某3之间的纠纷进行了简要通报，黄振堂指示小组保护来之不易的成果，业务要继续做下去，并要求大家总结经验，不要介入杨某2与黄某3之间的纠纷，要求恒超公司跟进事态发展。2012年6月底，黄某3又引入了香港满利泰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继续与恒超开展水产合作业务。之后，恒超公司通过香港律师行查询，满利泰、胜金海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地址也一样，即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都没有资金和实力，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恒超公司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2012年11月中的业务改革工作会议，唐某1介绍了香港律师初步调查，黄振堂称之后我们是要收购上下游公司的，现在只是将资金做大，为将来恒超在香港上市做准备。黄振堂要求恒超公司继续与满利泰、胜金海签订合同。水产业务开展过程中，国资委对恒超公司进行了审计。2012年9月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明确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为此，2012年11月，方某1主持召开了3次业务改革工作小结与会，要求评估资金安全，控制资金额度，增加上下游客户的交货表。后来，奥科顾问公司也没有同意方某1他们提出的举措。2012年12月，为扩大业务，黄某3又引进香港永生海产集团、永生冻品有限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同时开展与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具体操作由麦某1负责，恒超公司通过香港律师事务所查询，得知奥科公司的黄某3和凌某1系永生国际海产集团和永生国际冻品有限公司董事。黄振堂称，上下游公司我们之后反正是准备收购的，顾问在其中只是一个中介的角色，顾问公司不可能长期为恒超服务。而且奥科公司黄某3还出具律师事务所文件证明黄某3、凌某1只是董事，不是股东，没有利益冲突。为了做大水产业务达到上市的目的，黄振堂授意邓伟平继续与永生冻品及永生海产签订供货合同。业务模式与之前的一样。2012年12月，黄振堂主持召开集团业务改革小组工作会议，由于国资委的审计意见上提出水产业务风险大，加上水产业务应收货款快1个亿，所以很多人都提出风险很大，目前的水产业务模式不能继续做下去，黄振堂认为恒超公司业务改革至今，很快就可以看到成绩，在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工作小组的成绩，要求大家进一步统一思想，恒超上市目标不变，发展思路不变，要求继续按照现在模式经营下去，并希望加大营业额，尽快实现上市的目标。接着，黄振堂又召开集团董事会及班子会议，会议将2013年度水产业务经营额度定至1.5亿港元。因为奥科顾问公司提出，恒超要在香港上市，就要将恒超水产业务做大，稀释与免税集团之间的关联业务。所以奥科顾问公司发了一份2013年财务计划给恒超公司，要求将水产业务的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在集团董事会和班子扩大会议上，黄振堂同意了将水产业务应收账款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他认为只要恒超能在香港上市成功，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2013年9月，免税新任总经理朱某1(其于2013年1月开始任职免税集团总经理)认为风险太大，风险来自上下游均为新注册公司，注册资本均为一万元港币，上游预付款和下游赊销款均无抵押，无担保，资金数额庞大，而且不能提供上下游交收单据，且麦某1突然离职，于是朱某1不同意继续向上游供货商支付订货款，同时下游经销商也拒绝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水产业务就停止了。据初步统计，恒超公司共有1.2亿港元货款没有收回。 2013年9月初，黄某3支付了830多万港元的货款给恒超公司。之后的一年时间，都是通过顾问公司协商追款。朱某1提出与顾问公司商谈回款回收措施没有见效，采取应急措施建立每日报告制度，监控坏账风险，开展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黄振堂认为整个水产贸易业务都是奥科顾问公司全程参与和跟踪，通过奥科顾问公司与供应商进行谈判，应该比较有效和有利于最大限度回收货款，就确定以依靠奥科顾问公司与上下游公司进行协商谈判，作为追收货款的主要途径。2013年底，免税集团成立了以黄振堂为组长的恒超公司水产品业务危机处理小组，负责1.2亿元港币应收账款的追收工作。我当时不是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有关追讨的详情和细节，我并不清楚。2015年因案件需要我被纳入危机处理小组。 6.证人吴某1（免税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05年开始，按集团黄振堂董事长的意思，集团有意走资本上市的路子，后来集团连出了几个会议纪要，要做大做强恒超公司，达到上市要求。2010年5月18日免税集团班子会议决定成立股份制改革小组，以实现恒超在港上市的目的。同年6月28日，集团召开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奥科公司提交《关于免税集团发展分析报告》和《免税集团上市分析》。同年7月15日，集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同意与奥科公司的顾问合同，时间从2010年6月15日到2010年12月31日，顾问费每月32.5万港元。据我所知，是邓伟平按照集团班子联席会议的通知，代表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的顾问合同。之后至2014年6月，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共签订六份顾问协议。由于在签订顾问合同期间，黄振堂觉得应该加大股改小组工作力度，于是在2010年8月的两次改革工作会议上，股改小组加入了黄振堂和我。后来因为我和何某1经常反对跟奥科公司的合作项目，因为运作模式我不同意(由恒超出资，不参与实际经营的模式风险巨大)，所以后来股改小组就变味了，更有所谓业务小组取代，恒超开展水产业务之后，我由于不是业务小组的成员，所以后来没有参加恒超的水产项目的会议。据我所知，与奥科公司签订的顾问协议，前面四份都是基于奥科公司帮助恒超开拓业务签订的，都经过集团班子会议讨论通过，签发顾问费用是经过联签和国资委财务总监同意的，而后两次协议是基于水产业务终止后，由奥科公司负责追收货款而签订的，只是经过集团危机小组会议通过，没有经集团班子会议讨论，签发顾问费用经过危机小组联签，由黄振堂拍板授权邓伟平支付了顾问费用。 2010年9月，奥科建议由恒超公司和浩瀚酒业控股公司以合作经营的方式经营酒类业务，由恒超出资，由浩瀚控股负责运营公司，恒超占七成收益，浩瀚酒业占三成，奥科公司从中收取10%佣金。2010年11月9日，集团班子联席会议上，讨论并同意了关于免税集团(恒超公司)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意向立项。根据律师的评估，浩瀚公司是刚成立不久的公司，认为恒超只是出资，没有对浩瀚的实际控制，合作存在风险。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于2011年3月21日被国资委否决。2011年3月7日，集团班子会议上讨论同意与英辉渔业的合作项目，同意与奥科顾问公司签订发展水产项目的意向书，由于该经营模式跟浩瀚红酒的模式是一样的，而浩瀚红酒的模式被国资委否决，所以该意向书没有签订。2011年，奥科建议恒超开拓水产品贸易业务，由奥科联系上游供货商和下游经销商，恒超负责提供资金。刚开始讨论英辉渔业的合作项目的时候我有参与，因为经历了浩瀚红酒项目被国资委否决，而英辉水产模式实际和浩瀚红酒模式是一样的，我不赞成恒超运营水产业务，认为水产业务的运营模式风险高，因无任何抵押、亦无信用担保。所以我没有参与有关水产业务小组的会议，也没有参与水产业务决策及有关水产业务的运营。恒超开展水产项目没有经过集团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会议研究。关于水产业务的购销情况，我只听过集团的利润报告、财务报表，但对有关的财务、实际营业额及其它有关水产的事，我并不知情。英辉渔业纠纷事件后，集团班子向国资委汇报情况，国资委听取汇报后，要求对恒超公司进行审计。2012年9月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中指出，2011年10月底应收账款余额310万港币，到2012年8月底已增加到4724万港币，明确“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2012年12月29日，集团班子联席会议，会议将2013年水产业务营业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并发会议纪要。因为邓伟平反映，奥科黄某3那边说要准备恒超公司在香港上市，要把2013年水产大营业额加2亿港元，我们都认为这个数太大了，必须控制风险，但黄振堂要求继续水产业务不能停，所以均衡后将额度提高至1.5亿港元作为上限。 2013年9月，免税新任总经理朱某1(其于2013年1月开始任职免税集团总经理)认为风险太大，风险来自上下游均为新注册公司，注册时间均在2011年8月到2012年10月之间，注册资本均为一万元港币，上游预付款和下游赊销款均无抵押，无担保，资金数额庞大，而且不能提供上下游交收单据，且麦某1突然离职，其于是向各方表示即时终止有关业务。事情发生后，下游公司一直拖欠恒超2013年7月份至9月份的货款，总额达到1.2亿港元。其实我从开始就认为水产业务存在巨大风险，也提醒过黄振堂，后来他就没有让我参与恒超水产业务，我也不过问了。2013年9月30日集团召开班子联席会议，朱某1提出与顾问公司商谈回款回收措施没有见效，采取应急措施建立每日报告制度，控坏账风险，开展法律方面的应对措施，黄振堂提出要向国资委报告水产情况，关于水产业务今后怎样做，退出水产业务，要软着陆，我们要依靠顾问公司与四家公司进行谈判。2013年底，免税集团成立了以黄振堂为组长的恒超公司水产品业务危机处理小组，负责1.2亿元港币应收账款的追收工作。恒超公司一直依靠奥科公司进行追款，始终没有直接与上下游公司进行接触和谈判，致使追款工作历时一年多无实质进展。在追收货款期间，恒超公司两次与奥科公司签订了累积一年的协助追款顾问合同，于2014年1月和6月分2次向奥科公司支付顾问费用300万港元。合同未要求对方就追款责任作出任何承诺，也未涉及回款时间和数额的具体安排。该两份顾问合同的签订没有经过集团班子会议，只是在危机处理小组上，黄振堂授权邓伟平签发的，没有经过联签，没有经过国资委财务总监同意。 7.证人何某1（免税集团副总经理）的证言，主要内容为：2010年5月18日免税集团召开班子会议决定成立股份制改革小组，以实现恒超在香港上市的目的。后来开展的红酒、水产业务，股改小组绕过了领导班子会集体讨论研究，由股改小组的会议取代了。我既不是股改小组的成员，也不是业务改革小组的成员。2011年3月7日，集团召开班子会，由黄振堂主持，当时方某1汇报了奥科公司给其发的一份传真，内容是恒超公司与英辉渔业的投资合作项目意向书和保密协议，其实质是恒超出资与英辉合作经营。2011年3月21日与浩瀚酒业开展红酒业务的提议被国资委否决，国资委出具《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2011年4月11日，黄振堂在一次经营班子会议上简单介绍了国资委的这个意见，并把该“意见”成为绝密文件给与会人员现场看过之后马上就收回了，并要求公司高层这个事情以后大家就不要提了。2011年6月21日，黄振堂在班子会上讲到奥科公司新推荐的业务中铁红酒项目，要求大家要支持。关于中铁红酒项目，我记得还有一次讨论，具体时间我不确定是6月21日之前还是之后，那次会议我针对性的提了很多意见，指出了中铁红酒项目的很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那次会议之后我感受到黄振堂明显对我有看法了，那之后奥科的任何业务，黄振堂都不会再跟我详细谈，至多是在班子会上简单介绍。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香港英辉渔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杨某2参观考察免税集团进行交流。后来提出了与英辉渔业合作的模式，具体内容我都不是了解的那么清楚，总之和浩瀚酒业的模式差不多，都是恒超出资与对方合作经营，但又不参与具体经营，而资金风险完全由我方在承担。2011年8月31日，由黄振堂带队、前往香港参加珠海免税集团暨香港英辉渔业有限公司启动新界大埔鱼类批发市场开业典礼，我们顺便参观了大埔渔场的情况。当时参加典礼，是集团安排了20多人去，我只是当出差跟着去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我都没有过问。水产的自营模式，实际就是浩瀚模式，只是以供货合同的方式实际是投资，是恒超公司出资向上游供货商购买水产，然后再将购买的水产卖给下游公司，恒超公司提前付钱给供货商，恒超付款后下游买方公司回款给我公司，我公司不管上游公司利益如何，都要赚取一定的利润，而我恒超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参与任何具体的经营的。恒超公司开展自营水产业务，绕过国资委的审核，并最终造成了现在1.2亿应收货款未收回的局面。我一直都认为这种模式的水产业务肯定不是真实。我看到这种模式的水产业务，与前讨论的浩瀚红酒业务，英辉渔业合作经营所说的合作经营都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方恒超公司压根就没有参与到具体的经营中去。这种模式的水产业务实质就是一种借钱出去给他人，到期收回本金并获得一些利息回报。这种模式免税集团、恒超公司原来肯定是没有开展过的，恒超公司原来开展的业务都是主要是经营进出口贸易，为免税集团组织商品，主要是跟免税集团关联交易，且恒超一般是先收货后付款。而恒超的水产模式，是先付款，后收货，实际恒超也没有收到货物，就是恒超出资给上下游经营，实际就是投资。这种只出资金，不参与实际经营的模式，存在巨大风险。 8.证人雷某1（时任国资委委派的财务总监）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印象中2012年年底的时候免税集团开过一次董事会。就是针对2012年快速增长的水产业务，我们启动了对恒超公司2011年财务的审计，在审计过程中我向黄振堂提出来水产业务应收账款增长很快，到8月份已经高达8000万元港币，且没有担保，具有较高的风险，2013年水产业务应收账款一定要有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应该是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2012年9月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的初稿，提出要加强风险防控。但是黄振堂在2012年12月19日召开董事会，在会上黄振堂还是不顾国资委的风险提示，要求把水产业务做大，并提出来2013年水产业务应收账款限额控制在1.5亿，比2012年提高了约50%。 我当时知道奥科公司持股英辉的股份，英辉的董事也是奥科公司兼任的，我在对恒超2011年度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恒超也委托律师对满利泰、胜金海进行调查，发现胜金海与满利泰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同一注册地址。后来又知道奥科公司的黄某3和凌某1系永生国际海产集团和永生国际冻品有限公司的董事，从英辉换成满利泰开始，我就更加怀疑奥科公司黄某3等人存在“自买自卖”虚假交易。我跟黄振堂谈过这个问题，告知他里面存在巨大风险，当时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也快出来了。我主要向黄振堂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要对方公司提供一些担保，保证我方资金安全，二是这种模式的业务肯定不能继续做大，一定要控制在可以承受这种风险的范围内(意思就是即便出现资金无法追回，那么这个资金损失也要在免税集团承受范围内)。 水产业务实质就是一种借钱出去给他人，到期收回本金并获得一些利息回报，就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水产业务买卖合同只是一种掩盖这样一种资金出借的本质。国资委不会同意免税集团去做这种虚假的水产业务的，这种投资行为有较高的风险。因为水产业务表面上来看是在做自营业务，自营业务没有明确的规定要向国资委汇报，但这种水产业务只是表面的自营业务，实际上是虚假的贸易，是一种投资行为了，我作为国资委委派到集团的监督人员，我通过《国资监管报告》《重大事项报告》《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等形式都向国资委汇报过水产业务的情况。并在2012年6月开展了对恒超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并正式出具《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集团根据我提的整改措施一一向奥科提出来，奥科通过邮件回复了集团，回复内容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做不到的。后来集团也没有做一个应急预案。同时针对《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集团都没有给国资委正式回复整改措施。集团没有去做我所提出来的整改措施，而继续开展水产业务。 9.证人黄某4（免税集团业务部总监）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免税集团为了实现业务多元化经营，决定由子公司恒超公司作为平台，力争在香港上市。黄某3和凌某1在香港成立了一间奥科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经营顾问业务。因为我前期没有参加业务改革小组工作，所以对第一份与奥科的顾问合同的签订情况我不是很清楚。恒超公司与奥科进行的第一项业务就是浩瀚红酒业务。2011年1月左右，集团将与浩瀚酒业合作的情况上报国资委，拟与香港浩瀚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预付货款、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但该合营公司的方案被国资委否决，该项合作就没有继续谈下去了。 2010年底，奥科公司提出根据免税集团在白藤湖的水产业务开展香港水产业务，2011年2月28日，集团召开业务改革小组会议，会议上通过水产计划意向书报班子会通过后签署。后来我就没有参与恒超的水产业务了，所以恒超与英辉和胜金海签订合同的情况我都不清楚。2012年，我被黄振堂董事长推荐参与水产项目，我当时了解到恒超公司水产业务的模式，由上游供货商胜金海送出购货单，恒超公司需于3日内交付货款予上游供货商胜金海，而胜金海需于收购货单后21日内向下游经销商提交相关水产品货物，当下游经销商收到有关水产品货物后，需于收货后30日内向恒超公司支付货款。恒超公司不论上游供货商胜金海公司是否盈利，均可获得整次购销利润的30%收益。2012年6月，因英辉渔业股东纠纷，停止了与恒超公司水产合作。2012年6月底，黄某3又引入了香港满利泰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继续与恒超开展水产合作业务。2012年11月19日的业务改革工作会议，唐某1介绍了香港律师初步调查，满利泰、胜金海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地址也一样。根据香港律师的资料证明，恒超公司的水产贸易上游、下游公司都是相同的控制人，恒超公司夹在中间，且胜金海，满利泰公司注册资本均为1万港币，两家公司都没有资金和实力，是专门为了跟恒超做生意才成立的，实际上恒超公司将资金交给胜金海使用，51天后再回款。2012年12月，为扩大业务，黄某3又引进香港永生海产集团、永生冻品有限公司作为胜金海公司的下游公司，同时开展与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具体操作由麦某1负责，2012年12月8日，通过香港袁某1律师事务所查询，得知奥科公司的黄某3和凌某1系永生国际海产集团和永生国际冻品有限公司董事，黄振堂要求恒超继续与永生冻品及永生海产签订供货合同。合同模式与英辉、满利泰相同。2012年12月10日，方某1主持业务改革会议，黄振堂指示，水产业务全面交给恒超，小组行使监督职能。在该会议上，我提出三个方面要确定，一是今后的业务模式是否按照水产模式去做，二是新合同的顾问费用如何解决，三是如何界定恒超的新旧业务。唐某1指出，上下游都是顾问公司帮我们找，资金控制要改变，按现在的模式无人敢做。不可违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盲目相信顾问公司。在集团大多数人提出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黄振堂要求继续与上下游签订水产合同的。 jason@bankerplus.com邮箱是奥科公司员工吴某4的，我收到该邮箱发送的《水产业务流程及实际运作概况》后，将其转发给方某1、邓伟平等人，方某1将这一文件转发给黄振堂。 10.证人曾某1（时任免税集团财务总监）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在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开展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项业务的，我知道后针对性的了解该业务，并在2011年10月份国资监管工作报告里与红酒业务一起进行了阐述。水产业务具体模式就是开展订单贸易(恒超公司预付货款、水产由上游供货商直接送给下游经销商，在51天后下游公司将货款支付给恒超公司，恒超公司获取固定利润)。只是因为国资委否决了投资成立浩瀚酒业的红酒业务模式，黄振堂就决定用恒超公司作为主体去自主经营。但两者的业务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存在业务风险的。我印象中恒超公司正式开展自营红酒、水产业务应该没有经过联席会议的讨论，因为是开展自营业务，在开展水产、红酒业务前也没有正式上报过国资委。在我知道恒超开展这样业务之后，我作为财务总监还是比较关注的，我把它作为日常监管事项予以重点关注，恒超开展自营有税业务的情况跟派驻免税的监事会主席黄道城，国资委分管审计科的副主任穆某1，审计科科长戴某1都探讨过这些问题。我认为恒超自营水产、红酒业务的模式与浩瀚酒业红酒业务模式是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订单贸易)，这样的业务模式存在巨大风险，这是置风险于不顾的一种行为。我作为财务总监，跟免税集团黄振堂等集团班子成员提示过风险，黄振堂一直都是坚持要去做的，同时向国资委分管领导报告过这些情况，国资委没有明确要求暂停该业务。 11.证人吴某3（免税集团办公室总监）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没有具体加入到业务板块，只是当时身为集团办公室主任，黄振堂要我加入业务改革小组学习一下，我才于2011年加入到业务改革小组中去。刚开始恒超与奥科开展红酒业务的时候，我和集团业务部总监黄某4向黄振堂反映黄某3介绍的红酒上的彭某1在酒业的口碑不太好，当时黄振堂没听几句就走了，与奥科公司开展业务期间，黄某4约黄某3、凌某1和我在珠海拱北金悦轩吃饭，当时我和黄某4都跟顾问公司黄某3提到，希望顾问公司引进业务都是真实的，不要害了我们老板。我在业务小组期间，一是要求水产业务一定是要真实的，二是后来对上下游公司均是万元公司，同一股东的情况提出过质疑。我认为水产业务存在问题，没有开展真实的水产业务。但恒超水产业务的开展都是班子联席会议决定的，从班子到业务小组都是黄振堂拍板，业务小组只是执行黄总的指示。业务小组当时提出要派财务人员到恒超公司进行监管，后来顾问公司拒绝了这个要求，也没有具体实施。水产不是我们擅长的项目，没有从事水产业务的专业人才，所以水产的货款我认为是被奥科黄某3等人利用我们不熟悉水产业务的空子把资金骗走了。 12.证人朱某1（免税集团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刚出任总经理一职时，并不知道恒超从事的水产业务，后来慢慢接触，2013年5月开始怀疑有问题，2013年9月恒超公司总裁邓伟平告诉我该公司副总裁麦某1先生辞职，没有向我汇报情况，我向恒超了解水产业务情况，发现恒超公司在水产业务中没有实际参与，不了解上下游情况，也没有相关单据，加上麦某1突然离职，离职后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奥科公司的职员，我才更加意识到水产业务的风险。水产业务表面上看：就是恒超公司出资与上游、下游公司开展水产业务，恒超与上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从上游公司购进水产；同时与下游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将水产销售给下游公司，但恒超不参与具体的经营、由上游公司直接交付货物给下游公司。在资金流转方面，下游公司向恒超发出需求单，恒超凭需求单提前付款给上游公司，约定经过上游、下游一共51天时间，恒超公司收到下游公司的货款(获得固定的收益)。水产业务存在的风险是：第一，恒超出资经营水产业务，付出的资金要经过51天才收回、对方没有提供任何的抵押担保、银行信用证，资金存在巨大风险，第二，恒超公司出资经营水产业务，根本无法参与到具体的上下游经营中去，该项业务资金回报率约3%，不符合开展业务的常理。第三，该水产业务即便恒超不参与具体经营，也理应要求提供水产业务过程的单据，该项业务没有这些单据，存在虚假水产业务可能性。第四，我在2013年8月知道了恒超公司的负责水产业务的副总麦某1，就是奥科顾问公司推荐的，在8月份麦某1突然离职之前，突然做了十多笔水产业务，存在上游、下游公司、奥科顾问公司、麦某1合伙，共同开展虚假水产业务的可能性。如果是虚假的水产业务，恒超公司出资经营水产业务的实质就变成了恒超公司借钱给他人使用而经过51天后获取固定的收益。 就我所知，决定开始水产业务极不正常，开展水产业务的过程中，集团也对存在的风险置之不理。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控制等手段，供货公司与销货公司注册资本仅1万元港币，且成立不满三年，恒超公司与供货公司和销售公司没有总体合同、协议，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顾问协议，协议中没有提及水产品业务，没有任何协议提到金额控制。上下游公司往来情况不掌握，资金没有任何抵押或担保、也没有运用银行信用证，纯属信用往来，所以水产业务开展从开始就极不正常。 2013年9月4日至6日我到集团下属的恒超公司去调研，在调研会议上我指出水产业务要注意两大风险，一是法律风险，二是资金风险。经过会议讨论，要求合作方公司提供该公司的银行流水，财务报表及我司派财务人员对业务资金进行监管，如果合作方公司不同意以上条件，将暂停水产业务的资金拨付，以控制业务风险与节奏。今后怎样做，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将进行专门研究。暂停业务之后，到9月27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期间，对方公司对我方提出的要求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或拖延未办，经过核查水产业务账目，水产业务应收账款约1.2亿港元，对方公司已经开始逾期不予支付。总经理办公会上提出了几点意见，与顾问公司加强协商的同时，迅速组织好法律方面的应对，组织境内外律师提供法律解决办法。但2013年9月30日，黄振堂组织召开了一次班子会。在会上黄振堂提出来了，主要依靠奥科顾问公司去协商解决水产业务的应收账款，就把我确定的迅速依靠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的大方向给否定了，2013年10月15日，我出差在外，黄振堂组织召开班子会，会上黄振堂再次明确了依靠顾问公司协商，水产业务力争软着陆的工作方向，并决定2013年下半年的顾问费要如期付出。会上针对追款成立了应急小组，黄振堂担任组长。2014年，黄振堂继续依靠奥科顾问公司去追款，但没有任何进展，且2014年在黄振堂的要求下，集团与奥科顾问公司继续签订了一年的顾问协议、支付了相应的顾问费。在2014年8月初，我发现集团应急小组在追款问题上没有任何的进展，并有拖延、掩盖一些事实的迹象，我为此写了书面报告给国资委、市领导，建议尽快加强在香港采取刑事、民事法律措施的力度。2014年下半生，在市政府、国资委的压力下水产业务的追款工作开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2013年9月，预付奥科公司2013年10月至12月的顾问费，我提出来既然水产业务有风险，为何还要提前预付，至少可以作为与顾问公司谈判的筹码。该笔顾问费1102500港币的财务审批表呈上来，我不同意支付，我没有签名。之后，这笔顾问费肯定也是按照黄振堂要求支付了的。并且与奥科顾问公司继续签订履行2014年的顾问合同肯定是没有经过集团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如果有讨论，我会持反对意见。2014年如果有支付奥科公司顾问费，也没有经过我的审批、这违反了当时集团的财务制度。 13.证人周某2（免税集团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任职免税集团时，恒超公司在2012年至2013年9月所开展的水产业务应收账款1.2亿港币已经由集团在组织追款了。我到任1个月左右得知黄振堂牵头成立一个水产业务危机处理应急工作小组，我主动提出来要列席应急工作小组的会议。2013年1月9日，免税集团财务部杜总监要求我对顾问费(120万港币)全额支付予以联签，我要求他们提供顾问合同。我看了顾问合同后发现合同存在问题，即在免税集团的水产品业务巨额应收款未能如期回款、且一次性支付半年服务费用港币120万元的情况下，奥科公司作为水产品业务的主要参与者，未在协议中对水产品业务的追款事项作出任何承诺或具体安排，顾问协议存在奥科公司所提供的顾问服务和顾问费用明显不配比的情况。1月10日，我召集了免税集团监管小组成员(国资委委派的监管人员)开会研究讨论，经研究对支付奥科顾问费事项不予联签。我曾向吴某1和杜某1多次提出异议，指出合同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修改合同，提供合同审批表，否则不予联签。他们后来提供一份会议纪要显示，2013年12月30日，黄振堂董事长主持召开了危机处理应急工作小组会议，同意并授权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签订为期半年(2014年1-6月)的顾问协议，顾问费每月港币20万元，合计港币120万。关于2013年12月30日的会议，我没有参加，是看到会议纪要才知道的那次会议的内容。但后来，我发现顾问费120万港币在2013年1月10日全额支付出去。在2014年4月28日我报给国资委审计科领导的有关专题报告里，我详细提到了奥科公司2014年上半年顾问费的问题。 2014年7月7日免税集团危机处理小组会议上，黄振堂提出，鉴于上半年顾问协议已到期，需续签下半年顾问协议，依靠顾问公司收回水产品应收款项仍是下一阶段最佳选择，同时，因顾问公司提出要聘请财务处理公司联手参与下一阶段谈判，需增加顾问费60万港元，即下半年顾问费180万港币。我当时在小组会提出，协议签订前应提交董事会专题研究。但黄振堂不顾我的意见，在7月28日的危机处理小组会议上，我被告知顾问协议已经签署，董事会专题会议因条件不成熟不予安排。奥科公司下半年180万港币的顾问费支出同样没有经过我联签。在2014年1月至8月期间，我们监管小组一直在要求免税集团应积极寻求司法等解决方案。但免税集团黄振堂董事长一直表示，除依靠顾问公司协助与上下游公司开展谈判外，暂无其他有效途径安全收回货款。为了推动追款工作取得成效，避免贻误追款工作，我起草由国资委正式发出《关于加大力度追收香港水产品业务应收账款的通知》并在2014年9月3日正式发文。该通知主要就是要求免税集团为多途径追收货款做准备，必要时采取司法途径追款。由此免税集团开始在香港通过民事、刑事司法途径展开追款工作。 两份顾问协议均没有经过免税集团领导班子会、董事会的讨论，而仅仅是所谓的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危机处理应急工作小组去讨论决策。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凡属重大决策、重大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运作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的要求，需要走董事会程序。2014年，国资委已经将水产业务追款工作列为重点监管工作。在当时巨额应收款无法收回、国资委下了监管意见书的情况下，与奥科顾问公司签订顾问协议这样的事项，理应属于“三重一大”事项，需要经过集团班子会或者董事会的集体决策。 14.证人劳某1（珠海市国资委主任）的证言，主要内容为：珠海免税集团是全资国有企业，根据《珠海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珠海市国有企业的新设公司、境外投资及超过1000万元的市外投资、合资合作和收购兼并等投资行为，都是需要报国资委审批。 珠海免税集团下属香港恒超公司开展水产业务的事情我知道。在2010年，免税集团就向国资委上报了整体上市计划，当时我们认为免税集团上交的这份上市计划太不成熟，没有通过。2011年，免税集团拟上报一份关于在香港合作成立浩瀚酒业公司的意向，拟在香港设立合营公司，以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开展红酒业务。因为当时免税集团上报的是合作意向，并未开董事会研究，所以我们国资委只是2011年4月出具了《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认为风险巨大，建议恒超公司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问题暂不提交董事会研究，暂缓组织实施。因为当时免税的红酒投资项目没有上董事会研究，提交国资委的也不是正式文件，我们国资委就把他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们国资委当时的意见就是要求免税集团不要再开展这个项目，如果将来正式上报国资委，国资委会直接否决了。国资委实际就是不同意他们这种成立合营公司，只投入资金、不参与经营、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模式风险过大，资金无法监管，我们国资委肯定不会同意。《审慎意见》正式下发后，我也跟黄振堂说，该种模式资金风险太大，只投资不参与经营是绝对不允许的。之后，黄振堂就在没有召开董事会、班子会的情况下，以自营模式开展红酒、水产品业务。因为黄振堂自称是经营模式，就是自己经营，不是投资合作就不需要上报国资委审批。水产业务开展过程中，国资委财务总监每个月会定期汇报免税集团情况，里面包括水产业务进展情况，国资委听取了关于免税集团的汇报，要求对恒超公司进行审计。2012年9月国资委对恒超公司进行2011年度审计，并出具《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提出免税集团仅作为水产品营运资金的提供方，不实质参与水产品购销业务，且没有回收货款的相关控制手段，要求恒超公司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水产业务的风险防控，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在整个水产业务过程中，我得知巨大风险(主要是资金风险)，多次向派驻免税集团国资委财务总监了解水产业务开展情况，并质问黄振堂是否对水产业务进行有效监控，是否看过进货单，出货单，是否验货，黄振堂均找各种理由推搪，并称由顾问公司全权负责，免税集团没有风险。我当时就提醒黄振堂，你做贸易，就要自己控制好风险，如何没有有效措施来防范风险，出了问题责任自担。我要求相关科室(审计科)、国资委派驻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跟进审计意见的落实情况，具体免税集团的落实情况我不清楚。2013年5月我已不担任国资委主任，免税集团后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15.证人杜某1（免税集团财务副总监）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经营的水产品业务从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账面上实现销售收入979126377港元，毛利24928083.02港元。其中：已实现回收货款856718657.00港元，未回收货款122407720港元。恒超公司水产业务累计支付货款954198293.98港元，收回货款856718657.00港元，账面直接汇款损失金额为97479636.98港元。其中未回收货款122407720港元减去账面直接汇款损失金额97479636.98港元即为水产业务的毛利24928083.02港元。恒超公司在2013年9月9日收回的830多万港币的货款已经计入收回货款856718657.00港元的货款里面。恒超公司水产业务的应收货款的应收时间为第一笔的2013年9月9日至最后一笔的2013年10月24日。 水产业务出现危机后，我负责收集有关水产业务的资料，当时集团有关当事人将自己邮箱里与水产业务有关的邮件都保存并提交到我这里来了。经过我梳理所存档的邮件，《水产业务流程及实际运作情况》是由奥科公司的一名叫吴某4的员工于2012年11月16日下午通过jason@bankerplus.com邮箱先后发了两次邮件给免税集团当时股改小组成员黄某4的邮箱里(通过向黄某4了解知道jason@bankerplus.com邮箱的使用人是奥科公司的吴某4)。黄某4随后将邮件转发给方某1、唐某1、邓伟平等人，方某1又将此邮件转发给了黄振堂等人。从发送电子邮件的情况来看，当时包括黄振堂、邓伟平等股改小组成员都收到过这份资料。 16.证人黄某5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免税集团信息技术部的副总监，是公司办公邮箱系统的维护人员和后台管理员，经登录黄振堂的邮件系统后，找到文件《奥科水产业务运作概况》及《水产业务流程及概况》，显示状态是已读。 17.免税集团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恒超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证明，主要内容为：免税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恒超公司是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18.2005年以来珠海免税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和分工情况，主要内容为：2001年黄振堂任恒超公司董事长，2009年9月任免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主持集团公司全面工作。邓伟平于2007年任恒超公司总裁。 19.珠海市国资委《关于免税集团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加强研究审慎决策的意见》，主要内容为：免税集团投资浩瀚酒业公司，不仅仅是投资问题，实质涉及集团未来发展方向和定位问题。酒类批发贸易属于商贸流通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和体制上难以发挥竞争优势。酒业公司的业务运作全部交由合作方浩瀚投资公司负责，这种经营模式容易出现公司被他人控制的问题。如果经营团队离职，公司将陷入瘫痪的困境。另外还存在外贸风险。建议恒超公司投资设立浩瀚酒业暂不提交董事会研究，暂缓组织实施。 20.林某1律师行对恒超公司与香港金茂行有限公司签署酒类产品买卖合同提出法律意见，主要内容为：恒超先付款、后收货的交易模式不是一般CIF的交易模式，如果金茂行收到货款后而不订货，恒超公司将蒙受损失。 21.恒超公司与胜金海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主要内容为：胜金海公司提供海产类产品，供应恒超公司，恒超公司发出订货单后，于三天内开出订货支票给胜金海公司；商品到达目的地后，由恒超公司验收。恒超公司与英辉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提供海产类产品，交货到英辉公司指定地点，英辉公司自接收货当日起不多于30天付款给恒超公司。恒超公司与满利泰公司、永生冻品公司、永生海产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主要内容与恒超公司和英辉公司签订的供货合同内容一致。 22.胜金海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冻品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注册资料，主要内容为：胜金海公司成立于2011年8月3日，注册股本港币1万元，公司股东及董事均为注册于英属处女岛的一个公司；满利泰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1日，注册股本港币1万元，公司股东及董事与胜金海公司的股东及董事相同；永生冻品公司和永生海产公司均成立于2012年10月10日，注册股本均为港币1万元，股东均为永生海产控股有限公司。 23.《水产业务流程及实际运作概况》、邮件收发情况，检查笔录，主要内容为：满利泰、恒超、胜金海、水产供货商及香港客人都已互相签订了供货合同、订立收款方式、数期及运作方式。而实际运作时，货物实物不会经过恒超进行处理，货品会由胜金海直接交给满利泰或满利泰的客人，这符合大部分的贸易实况。恒超的利润是占每次购销毛利的约30%，不论胜金海每单购销的最终赚或蚀，恒超都会获得整次购销预估利润30%。恒超不承担风险及营运成本，风险及营运成本由胜金海及满利泰承担。恒超提供21天给胜金海订货连运输，给满利泰30天数期。 2012年11月16日下午，发件人jason@bankerplus.com将《水产业务流程及实际运作概况》等以文档的方式发送给黄某4，黄某4将邮件转发给方某1、唐某1、邓伟平等人，方某1又将该邮件转发给黄振堂等人。经对黄振堂的邮件系统进行检查，显示该邮件的状态是已读，并将邮件内容进行了打印。 24.《关于恒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主要内容为：2012年12月29日，珠海市国资委对恒超公司2011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提出恒超公司有税业务的应收账款回收存在风险：一是水产品的供应商和客户在香港成立不满三年，注册资本都仅有一万港元，履约能力有限，且未定期提供财务报表；二是在水产购销业务的经营中，恒超公司对奥科公司的依存度很大，上游供货商和下游购货商均由奥科公司联系，恒超公司作为水产品营运资金的提供方，不实质参与水产品购销业务的运作，且没有回收货款的相关控制手段，随着应收账款余额的增加，应收账款回收的潜在风险不断加大。并建议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建设，控制和防范坏账风险，针对应收账款回收存在的风险，恒超公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加强对上下游业务的自主开发和经营管理能力，把应收账款的余额控制在风险可控范围。 25.《关于水产业务2013年资金额度使用请示》，主要内容为：奥科公司提交了“2013年恒超水产购销业务之财务预算及资金额度要求”，要求恒超公司给予1.5亿港元的资金使用额度。恒超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向免税集团进行请示。 26.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2年12月19日，被告人黄振堂主持召开班子联席会议，决定2013年恒超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度为1.5亿港元。 27.关于集团现场办公会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4日至6日，免税集团公司总经理朱某1带领集团经营班子成员等人到集团下属各公司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水产业务合作方公司提供银行流水账、财务报表，免税集团公司派财务人员进行监管，如果合作公司不同意，将暂停水产业务的资金拨付，以控制业务风险与节奏。 28.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自2013年9月6日现场办公会议后，在未与对方公司就加强水产品业务风险监控达成一致意见前，免税集团公司已暂停向合作方公司支付资金。2013年9月27日，朱某1主持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会议提出继续加强与顾问公司及对方公司的协商，迅速组织力量，做好法律方面的应对准备，组织境内外律师提供法律解决办法等意见。 29.会议记录簿，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30日，黄振堂主持召开班子会，朱某1做关于水产业务方面的报告，提出继续加强与对方沟通及组织境内外律师提供法律解决办法等意见，黄振堂提出通过软着陆退出水产业务是最可行的办法，充分发挥顾问公司的作用与对方谈。 30.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3年10月7日，黄振堂主持召开工作会议，奥科公司同意以顾问的身份协助恒超公司就提前结束水产业务与水产伙伴展开谈判，拟定应收账款的回收方案。由恒超公司书面向奥科公司发出《关于退出水产贸易经营的函》，正式向对方提出退出水产贸易业务营运的意向，并通过奥科公司向胜金海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永生冻品公司通告此决定。继续与顾问公司保持沟通，按照9月30日集团班子会议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以软着陆的方式退出水产贸易业务经营。 31.告知函，主要内容为：2013年10月11日，恒超公司书面通知奥科公司，决定停止所有订购水产的业务，并通过奥科公司向胜金海公司、满利泰公司、永生海产公司、永生冻品公司通告此决定。 32.恒超公司2011年至2013年向胜金海公司的付款资料，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的订单、邓伟平与黄振堂签发的恒超公司付胜金海的支票、胜金海公司的发票等。 33.恒超公司南洋商业银行账户18782水产业务付款银行流水清单、账户结单，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向胜金海公司付款数额，2011年共支付港币29785585.98元，2012年共支付港币348384443元，2013年共支付港币576028265元。 34.恒超公司南洋商业银行账户54228水产业务收款银行流水清单、结算单据等，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对满利泰公司应收款港币19271835元，对永生海产公司应收款港币88509645元，对永生冻品公司应收款港币14626240元。 35.《关于免税集团已完成水产业务相关对方资产冻结的报告》，主要内容为：免税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周某2于2015年4月16日向国资委报告，免税集团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向香港法院申请冻结令和资产披露令，申请冻结的申索额为1.27亿港元。 36.李某1律师行发给恒超公司的邮件，主要内容为：香港法院冻结四家下游公司及其他相关公司的账户，冻结存款只有约港币27万元。 37.《关于免税集团水产品业务相关情况的函》，主要内容为：珠海市国资委出具函，说明恒超公司2011年8月至2013年9月开展水产业务，应收账款12241万港元逾期两年多一直未收回，2014年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截止2016年6月13日，水产品业务账面直接货款损失97479636.98港元。 38.《关于香港恒超公司水产业务损失情况的报告》《关于香港恒超公司水产业务损失情况的补充说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主要内容：恒超公司的水产品业务损失97479636.98港元，折算为人民币77117115.61元。 39.会议记录簿、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3年10月15日，黄振堂主持召开班子会，会议决定，必须坚决执行软着陆的决定，顾问合同必须理顺，顾问费必须如期付出，靠顾问公司协助把应收账款拿回来。 40.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3年12月23日，黄振堂主持召开恒超公司工作小组会议，会上工作组成员一致认为依靠奥科公司收回水产业务的应收款项是目前最佳的选择，同意与奥科公司续签顾问合同六个月，同意奥科公司提出的顾问费下调至每月港币20万元，一次性全额预付。2013年12月30日，黄振堂主持召开恒超公司工作小组会议，同意与奥科公司的顾问协议修改，同意顾问费每月港币20万元，合计120万港元，一次性全数支付，同意授权恒超公司总裁邓伟平签署顾问协议。 41.《顾问协议》、支票复印件、发票复印件、财务收支审批表，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签订顾问协议，协议没有设定奥科公司的义务，黄振堂与邓伟平联签支票支付奥科公司港元120万，奥科公司开具了发票。财务收支审批表中，财务总监未联签。 42.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2014年7月14日，黄振堂主持召开恒超公司工作小组会议，会议同意由奥科公司聘请账务处理公司参与谈判，同意顾问合同续签六个月，顾问费调整为每月港币30万元，合计港币180万元，一次性预付，授权邓伟平签署顾问合同。 43.《顾问协议》、支票复印件、发票和正式收据复印件、财务收支审批表，主要内容为：恒超公司与奥科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顾问协议，协议没有设定奥科公司的义务，黄振堂与邓伟平联签支票支付奥科公司港元180万，奥科公司开具了发票和正式收据。财务收支审批表中，财务总监未联签。 44.免税集团公司的《境外公司财务管理规定》，主要内容为：第五条规定，费用开支5万元以上的由集团公司总经理审批。 45.奥科公司注册及经营状况，主要内容为：奥科公司注册于2004年8月30日，股本1万港元。2012年奥科公司收入4548913港元，2012年顾问费420万港元；2013年收入4670480港元，2013年收入441万港元，主要收入就是恒超公司支付的顾问费。 46.关于邓伟平到案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6月13日，被告人邓伟平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恒超公司开展水产业务的情况，同日，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 47.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邓伟平的身份情况。 48.记帐凭证、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通知书，主要内容：恒超公司收到永生海产公司和满利泰公司货款共计港币8596285元。 49.黄振堂在免税集团公司股改小组会议的讲话录音及文字摘要，主要内容是：黄振堂主张开展水产业务，并表明承担最后的责任。 50.《珠海免税业务改革大事记》，主要内容是：2010年5月18日，同意成立股改小组；2010年5月18日、2010年6月10日、2010年6月28日、2010年7月15日、2010年8月9日的会议邓伟平未参加，邓伟平在2010年6月29日的会议中讨论奥科业务计划合同时提出合同内容不够严谨规范。 51.业务来往电子邮件汇总，主要内容是：恒超水产业务的相关材料通过邮件发送到改革小组成员。 52.《关于麦某1任职的决定》，主要内容是：珠海免税集团公司于2011年5月1日任命麦某1为恒超公司副总裁。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程序问题 （一）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 被告人黄振堂及其辩护人在本案开庭审理前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将辩护人的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了公诉机关，并于2017年9月25日召开了庭前会议，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在庭前会议中，公诉人、被告人黄振堂及其辩护人对相关证据收集是否合法未达成一致意见。本院结合控辩双方提交的相关材料，对被告人黄振堂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申请进行了审查，处理结果已在庭审中告知了控辩双方。 1.关于疲劳审讯的问题，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检察机关在对被告人黄振堂的第2次至第5次的讯问中，存在疲劳审讯情况。经查，被告人黄振堂的讯问笔录显示，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黄振堂第2次讯问的开始时间是2016年7月14日13时31分，第5次讯问结束的时间是2016年7月15日1时10分，前后时间不到12个小时；其中第2次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13时31分至16时15分，第3次为16时40分至18时40分，第4次为20时40分至22时30分，第5次为2016年7月15日0时4分至1时10分；从以上讯问时间可以看出，上述第2次至第5次讯问，并不是检察人员从始至终一直在讯问，而是每两次讯问之间均有停止讯问的情形，因此，无论从讯问持续的时间及每两次讯问均有间隔来看，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黄振堂的讯问不是疲劳审讯。另外，被告人黄振堂书写自述材料并不是检察机关对其讯问，且自述材料并没有显示具体何时书写，何时提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自述材料是在检察机关审讯过程中书写。 2.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未提交被告人黄振堂第1次、第6～24次讯问的同期录音录像资料，应予以排除被告人黄振堂的这部分供述的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案件均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本案不属于上述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公诉机关未提交相应的审讯录像并不违反上述规定。 3.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讯问笔录内容与录音内容不符及讯问笔录对被告人黄振堂的辩解没有记录的意见，经查，讯问笔录是检察机关对讯问过程和内容的记载，并不是将检察人员和被告人所有的话语一字不漏地记录。从辩护人提交的笔录和录音不符之处的对比表可以看出，笔录中未记载的内容大多为过渡性语句及事实中的细节语句，对被告人黄振堂供述的主要事实没有影响；辩护人提出的未记录的辩解内容，大多为被告人黄振堂对某一事实的供述，其主要内容在笔录中均有反映，并不存在对其无罪、罪轻的辩解未记录的情形。 4.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黄振堂所作的两份笔录违反法定程序的意见，经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规定，首次讯问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及讯问时间等有误的笔录是瑕疵证据，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非法证据，因此，上述两份笔录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瑕疵证据，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上述证据的取得进行了说明，纪检机关亦作了情况说明，上述两份笔录的取得虽有瑕疵，但办案机关已作了合理解释，且并不影响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对上述两份笔录，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5.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振堂的自述材料并非公安侦查人员自行收集的意见，经查，从公安人员对被告人黄振堂询问的时间及被告人黄振堂自述材料落款时间来看，结合公安机关及纪检机关出具的说明，本院确认上述自述材料为被告人黄振堂提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集该自述材料的程序符合规定。 6.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罗某1、欧某1的证言非依法定程序收集、应予以排除的意见，经查，依照何种程序收集证人证言是涉及证据效力的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同，因此，罗某1、欧某1的证言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署名“欧某1”的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公诉机关亦未对此进行补正，该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罗某1的证言是否采信，将在下面对被告人黄振堂受贿行为的认定中进行评述。 （二）申请调取证据的问题 1.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申请调取所有被告人、证人的同期录音录像的问题，经查，公诉机关已将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随案移送，亦将被告人黄振堂被送押看守所前、检察机关对其的讯问录像移送本院，辩护人已进行了查阅；对被告人黄振堂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供述及相关证人的证言，辩护人均未提出讯（询）问人员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事实、材料和线索，公诉机关亦未将讯问录像作为证据使用，调取该录音录像没有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2.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申请调取被告人黄振堂在审查批捕时检察机关提审被告人黄振堂的笔录和录音录像的问题，经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对被告人的讯问，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工作程序，其讯问笔录一般不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使用。本案中，公诉机关未将该讯问笔录作为控方的证据，审查批捕部门亦未将该笔录移送公诉机关作为证据使用，且被告人黄振堂在案的供述中既有有罪供述，又有无罪供述，已反映了其供述的变化，调取其在审查批捕时的笔录没有必要，对其辩护人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三)申请证人出庭的问题 1.关于申请证人邓伟平出庭的问题，经查，邓伟平是被告人黄振堂涉嫌贪污的证人，其在检察机关对被告人黄振堂涉嫌贪污犯罪事实调查过程中，已出具了较为详细的证言，邓伟平没有出庭作证的必要，对辩护人的申请，本庭不予准许。 2.关于申请罗某1、欧某1出庭的问题，经查，在案的证据显示，罗某1、欧某1均是香港居民；罗某1不在内地，不具有出庭作证的条件；欧某1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亦无法通知其出庭作证。对于两名证人的情况，本庭依法向辩护人进行了告知。 二、关于指控被告人黄振堂贪污恒超公司奖金问题 1.证人王某1、邝某1的证言、恒超公司奖金发放表、呈批表、请示、批复、记帐凭证、支票等书证证实，恒超公司将部分奖金发放至被告人黄振堂等免税集团公司领导成员和财务人员名下；免税集团公司的相关领导班子成员梁某1、黄某1、吴某1、方某1、唐某1的证言均证实其收到邓伟平等人送的奖金；邓伟平的证言及被告人黄振堂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证实邓伟平将奖金港币1073400元交给被告人黄振堂。上述证据证实恒超公司确有将部分奖金发放给免税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和财务人员，被告人黄振堂在侦查阶段多次供述其从恒超公司领取奖金，现有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黄振堂从恒超公司领取奖金的事实，被告人黄振堂称其没有领取奖金的辩解不能成立。 2.关于被告人黄振堂的辩护人提出恒超公司奖金是恒超公司员工应得的劳动报酬，属恒超公司员工合法个人财产，财产性质已不是国有资产，不能成立贪污罪的辩护意见，经查，在发放奖金过程中，恒超公司制作了阴阳奖金表，阳表只有恒超公司的员工，用于入帐；阴表是实际发放给恒超公司员工和被告人黄振堂等领导成员和财务人员，是真实的发放记录。对于发放给免税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和财务人员这部分奖金，是由邓伟平等人直接发放给相关领导和财务人员，并未发放给恒超公司的员工，因此，该部分奖金仍属于恒超公司的财产，其国有财产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被告人黄振堂作为恒超公司的董事长，非法占有公司财产，其行为应认定为贪污。 三、关于指控被告人黄振堂报销旅游费用的问题 恒超公司的记账凭证、支票、付款通知、账户结单证明恒超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向欧文旅行社支付港币49460元，于2012年4月24日分别支付港币43812元和49242元，于2012年5月18日分别支付港币42450元和36782元。珠海市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注明见议分账单、开支方案概算书等证据的原件保存于市纪委，见议分账单、开支方案概算书虽然由邓伟平提供，但上面显示是欧某1任职的“M＆MPLANNERCO.”制作的分账单，该见议分账单、开支方案概算书证实，旅游费用公司报销部分分五笔报销，报销的金额、依据的账单与恒超公司报销涉案五笔旅游费用完全一致，且账单中机票、酒店、交通的内容与黄振堂旅游的行程一致，足以证实恒超公司报销的五笔费用为被告人黄振堂等人的旅游费用。虽然邓伟平的证言在报销时间上与上述书证不一致，因邓伟平作证的时间与当时相隔四年，证人存在记忆偏差亦属正常，不能仅以此完全否定邓伟平的证言。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黄振堂以将私人旅游费用在恒超公司报销的方式贪污恒超公司财产的事实。 四、关于指控被告人黄振堂受贿的问题 被告人黄振堂在检察机关对其讯问时供述了其收受罗某1贿赂的事实，证人罗某1亦出具了证言，证言的内容与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相一致。基于行贿、受贿行为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证据多为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言词证据，因此，罗某1的证言对认定被告人黄振堂受贿罪是否成立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罗某1不愿到内地接受讯问，后在我国司法部认可的专门办理内地使用公证文书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作书面说明，阐述其向黄振堂等人行贿的详细过程，并在中国委托公证人吴某2律师见证下，书写了《关于我与珠海免税集团董事长黄振堂经济往来的情况说明》等证言。可以看出，罗某1的证言是证人自行书写证词而形成。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涉港澳刑事个案证据收集的程序作了专门的要求和规定，但是相关的要求和规定均表述为“检察机关需港澳相关部门协助的”，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港澳收集证据时由港澳相关部门协助并不具有强制性，具体侦办案件的检察机关是否需要协助，根据情况可以选择适用。因此，本案中，检察机关取得罗某1证言的程序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罗某1自行书写证言的过程由委托公证人见证，保证了该证言形成的真实性。因此，罗某1书写的证言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其证言与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相印证，证实了被告人黄振堂受贿的事实。 五、关于指控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的行为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的问题 在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在开展水产业务过程中，均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主要理由为： 1.被告人黄振堂决定以自营模式开展水产业务是为了逃避珠海市国资委的审批。 （1）恒超公司的水产业务是在投资设立浩瀚酒业公司未被珠海市国资委批准的情况下开展的，被告人黄振堂的供述证实，国资委不批准浩瀚红酒业务后，黄某3（奥科公司董事）建议变通方式，通过自营模式开展水产业务；被告人邓伟平的供述证实，黄振堂说浩瀚红酒业务被国资委否决了，合营公司的模式要停下，变通一下方式，要自营水产业务。证人方某1、唐某1、梁某1等人的证言均证实，黄振堂说恒超公司以自营方式开展水产业务，这样可以避开国资委的审查。以上证据证实，被告人黄振堂明知以浩瀚红酒业务的模式开展水产业务，不会得到珠海市国资委的批准，遂以自营的方式逃避国资委的审查。 （2）书证《水产业务流程及实际运作概况》证实，恒超公司在水产业务中充当批发商的角色，恒超公司从胜金海公司进行采购及将水产货品售予满利泰公司；在实际运作时，货物实物不会经过恒超公司进行处理，货品会由胜金海公司直接交给满利泰公司或满利泰公司的客人；财务运作是恒超公司先支付货款，并提供21天给胜金海公司订货及运输，给满利泰公司30天的数期。因此，该书证证实恒超公司从支付订货款到收回售货款，有50余天的账期；结合被告人邓伟平的供述及证人方某1的证言，可证实恒超公司将款交与上下游公司，并不参与水产业务的具体经营，水产业务的上下游购销渠道均由奥科公司掌控，实质是恒超公司为水产贸易各方提供纯信用资金支持，应与浩瀚红酒业务一样报国资委批准，因此，被告人黄振堂变通采取自营模式是为了避开国资委的审批。 2.被告人黄振堂明知水产业务存在较大风险，仍提高资金使用额度，经审计被指出应收账款存在的风险后，仍未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1）恒超公司水产业务的上下游公司即胜金海公司和满利泰公司是同一股东、同一董事，注册股本均为1万港元，之后引进的订货商永生冻品公司和永生海产公司亦为同一股东，注册股本均为1万港元，注册时间仅为两个月。对合作方公司的上述情况，被告人黄振堂是明知的，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的供述、证人方某1、唐某1等人的证言均证实，被告人黄振堂并未重视合作方公司的履约能力及水产品购销渠道被奥科公司掌控的风险，而是强调将水产业务做大，以后收购上下游公司，为恒超公司上市做准备，正是在这种观点及完全以上市为目的的驱动下，决定将恒超公司2013年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度提高到1.5亿港元。 （2）珠海市国资委对恒超公司进行审计后，指出了水产业务应收账款回收存在的风险，被告人黄振堂并未采取措施控制风险。恒超公司水产业务应收账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97479636.98港元。 3.在水产业务停止后，被告人黄振堂坚持采取“软着陆”方式追收应收账款，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 水产业务停止后，免税集团公司面临着应收账款追收的问题，被告人黄振堂未采纳通过法律途径和依靠顾问公司并重的方式，坚持以“软着陆”的方式，完全依靠奥科公司追收，但是在与奥科公司签订的顾问合同中，未规定奥科公司与上下游公司之间的关联责任，亦未对奥科公司的服务内容和目标进行量化，致使追款工作进展缓慢，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又不得不采取法律途径追款。被告人黄振堂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签字批准向奥科公司支付顾问费用，又造成恒超公司损失300万港元。 综上，被告人黄振堂为追求公司上市，规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督，开展水产业务，明知相关合作公司履约能力有限及水产品购销渠道被顾问公司掌控的情况下，坚持提高水产业务资金使用额，扩大水产业务规模，在经审计出存在风险后，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致使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具有明显的滥用职权的行为。水产业务的相关决定虽然是以“集体研究”的形式作出，但是被告人黄振堂作为水产业务的发起者、决策者，为达到公司上市的目的滥用手中的权力，应负直接责任；被告人邓伟平在被告人黄振堂的指使下，以恒超公司为主体开展水产业务，签订相关合同，是水产业务的具体执行人员，其明知水产业务的开展规避国资委的审批，具体的经营方式存在巨大风险，虽曾向被告人黄振堂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仍然配合被告人黄振堂开展水产业务，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亦认定为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同时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从属地位，是从犯，在决策过程中亦提出反对意见，水产业务停止后积极追回部分款项，在具体量刑时对其减轻处罚。 六、关于被告人黄振堂贪污罪、受贿罪法律适用的问题，经查，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并增加罚金刑。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因此，对于本案被告人黄振堂的贪污、受贿行为，适用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其所处的主刑较轻。所以，被告人黄振堂的贪污犯罪行为及大部分受贿行为虽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但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刑法修正案（九）》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 七、被告人黄振堂退出款项处理的问题 经查，被告人黄振堂共退出款项人民币3429781元，其贪污恒超公司的赃款人民币1285658元，应返还恒超公司；其收受罗某1的贿赂人民币1624200元应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519923元由接收该款的机关依法处理。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振堂身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侵吞、骗取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黄振堂身为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身为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振堂、邓伟平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黄振堂一人犯数罪，依法应予以并罚。被告人邓伟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邓伟平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邓伟平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振堂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总和刑期十六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五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14日起至2029年7月13日止。罚金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邓伟平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黄振堂退出的人民币3429781元，其中赃款人民币1285658元返还恒超发展有限公司，赃款人民币1624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余人民币519923元由该款的接收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姚 峰 审判员 彭 帅 审判员 孙珑艳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罗思玲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