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济刑二终字第123号 原公诉机关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孙凯，男，1976年2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济南阳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置业公司）财务经理、济南济商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商公司）财务经理，住济南市，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4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魏兰柱，山东齐鲁（济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惠强，男，1959年7月24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汉族，高中文化，原系阳光置业公司副总经理、济商公司副总经理，住济南市，因涉嫌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3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济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孟凡湖，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审理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孙凯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告人惠强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于二0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作出（2014）槐刑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孙凯、惠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阎丽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孙凯、惠强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市投资公司）系挂靠于济南市财政局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国家所有制企业，1999年，市投资公司与济南朝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地产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阳光置业公司，市投资公司委派鞠某某任阳光置业公司总经理，委派惠强、孙凯至阳光置业公司工作，惠强历任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孙凯任财务经理。 2008年12月16日，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资产运营公司）、商河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河资产运营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济商公司，两股东均为国有独资企业。2008年12月至2012年2月，鞠某某任济商公司董事长，2008年12月至2011年初，孙凯任济商公司财务经理，2009年初至2012年初，惠强任济商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鞠某某的证言证明：1999年，惠强和孙凯跟随其自市投资公司到阳光置业公司工作，其安排惠强任工程部经理，孙凯任财务经理，没有书面任职文件。济商公司成立后，其被委派任该公司董事长，惠强任副总经理，孙凯任财务经理。在阳光置业公司成为三元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其兼任三元公司的董事长。 2.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通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据证明：市投资公司于1992年5月成立，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 3.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的通知》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组建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据证明：2005年8月份，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系在市投资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系市财政局管理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同年8月18日，市资产运营公司成立，由济南市财政局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 4.阳光置业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名录、公司章程以及朝阳地产公司的登记、出资、变更登记情况等证据证明：阳光置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17日，股东为市投资公司与朝阳地产公司，出资比例为7：3。朝阳地产公司的股东为济南市槐荫房产物业四所（后变更为槐荫区园林绿化管理处）、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 5.济商公司的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会决议、人事情况汇总、合资协议、公司章程、济南市工商局商河分局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证明：济商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股东均系国有独资的市资产运营公司、商河资产运营公司，出资比例为52%、48%，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市资产运营公司委派3名，商河资产运营公司委派2名，鞠某某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惠强自2009年8月14日至2012年8月13日在济商公司任副总经理，孙凯自2009年8月份起任财务经理。 6.孙凯的人员调配审批表、干部任免审批表、2012年任职通知、1999年至2010年年度考核登记表等证据证明：孙凯自1999年7月开始到市投资公司工作，2006年11月后人事关系在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7.惠强的人员调配审批表、干部任免审批表、1997年至2012年度（无2009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等证据证明：惠强的人事关系自1997年3月至2006年1月在市投资公司，2006年11月后在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 8.被告人孙凯的供述证明：其自1999年7月大学毕业后在市投资公司工作，后被安排到阳光置业公司从事文秘工作，2006年任财务经理，人事和工资关系还一直在市投资公司，2008年底至2011年初，济商公司成立后，其担任济商公司财务经理。 9.被告人惠强的供述证明：其自1997年3月进入市投资公司工作，系工人身份，1999年被市投资公司委派到阳光置业公司任工程部经理，后人事关系转到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自2009年初，又被委派到济商公司参与商河温泉国际项目，后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办公室、施工现场工作直到2012年3、4月份，上述两次委派都没有书面文件。 一、贪污的事实 （一）2005年9月，三元公司60.61%的国有股权划转归阳光置业公司，鞠某某任三元公司董事长。2008年12月，鞠某某、惠强、孙凯三人注册成立的济南三磊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磊项目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三元公司，成为三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8年，鞠某某与孙凯共谋利用鞠某某任三元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于同年12月份与王某丁实际控制的同泰管理公司签订协议书，以虚增房产登记协议书标的额的手段套取三元公司公款50万元，孙凯分得30万元，鞠某某分得2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孙凯与鞠某某均退清了赃款。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1.共同作案人鞠某某供述：阳光置业公司成为三元公司的国有控股股东后，对外出租原系三元公司的办公大楼，2008年12月份，其与惠强、孙凯三人注册成立的三磊项目公司全部股份转给了三元公司，负责收取上述房租，因该办公大楼没有房产证，其找孙凯商议办理房产证事宜时，安排孙凯找王某丁想办法，后王某丁提出以同泰管理公司提供咨询方案来办理房产证的名义与阳光商务中心签订咨询合同，并支付给王某丁咨询费150万元，具体事宜由孙凯操作。合同签订后，孙凯对其讲150万元咨询费可以返还一部分，其予以默认。2010年上半年，王某丁给了其20万元称是阳光商务中心咨询费的钱，其没有问孙凯拿了多少钱。 2.证人赵某甲的证言证明：2005年3月，阳光置业公司兼并了三元公司，阳光置业公司作为三元公司的控股股东，推荐鞠某某出任三元公司的董事长。 证人惠强的证言证明：鞠某某任三元公司董事长是赵某戊决定的，阳光置业公司没有召开董事会研究此事。 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同泰管理公司与阳光置业公司之间只有三元公司的拆迁项目，与阳光商务中心没有具体业务。2009年，鞠某某让其为阳光商务中心办理房产证事宜提供方案，阳光置业公司可以支付一些咨询费，合同和费用数额由孙凯与其具体商谈。孙凯提出咨询费150万元，其中90万元返还给孙凯他们，但从三元公司到同泰管理公司实际到账的咨询费系140万元。2009年12月、2010年1月，其先后给了孙凯现金30万元，给了鞠某某现金20万元，孙凯还拿走了一张40万元的支票。上述150万元的咨询费、返还90万元以及给孙凯、鞠某某个人的数额，鞠某某应该是知情的。 4.证人贺某甲的证言及对银行存、取款凭证的辨认笔录证明：2009年、2010年，其曾应王某丁的要求，将30万元、20万元的转账支票提取了现金。 5.证人周某某的证言证明：三元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阳光置业公司于2005年兼并了三元公司，三元公司召开董事会推选并且同意鞠某某担任董事长，其不知道三元公司收购三磊项目公司的事情。 6.证人杜某某的证言证明：自2004年开始，三元公司陆续将职工股份退还职工，到2005年，三元公司的股东只有阳光置业公司，但退股时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直到2012年，其与另外6名股东在工商部门办理三元公司变更登记。 7.三磊项目公司登记情况、营业执照、章程、验资报告、房屋租赁合同、委派书、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三磊项目公司系成立于2006年4月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鞠某某、惠强、孙凯，鞠某某系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惠强为公司监事，公司地址在槐荫区经六路道德中街80号阳光商务中心，2008年12月11日，三磊项目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三元公司，三元公司委派鞠某某、惠强参与经营管理三磊项目公司，三磊项目公司转变为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8.三元公司股权划转协议、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三元公司说明等证据证明：2005年9月，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将三元公司60.61%的国有股权划转给阳光置业公司，鞠某某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9.协议书证明：2008年12月，同泰管理公司与三磊项目公司约定，由同泰管理公司协助三磊项目公司办理相关房产登记事宜，三磊项目公司支付对方费用150万元。 10.三磊项目公司明细账、记账凭证、收据、转账支票存根、三磊项目公司关于同泰管理公司的明细账等证据证明：三磊项目公司支付了同泰管理公司咨询费140万元。 11.三磊项目公司记账凭证、收据、进账单及同泰管理公司账目明细证明：2008年12月29日，同泰管理公司支付给三磊项目公司40万元。 12.被告人孙凯供述：2006年，其与鞠某某、惠强出资注册成立了三磊项目公司，以代阳光置业公司收取原系三元公司的办公楼房租，在2005年阳光置业公司成为三元公司的控股股东后，将办公楼装修成为阳光商务中心。2008年12月，其三人将三磊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三元公司，三磊项目公司继续收取阳光商务中心的房租直到2010年。三元公司委派鞠某某、惠强参与三磊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于三磊项目公司账上只有进项没有出项，需要交的税较多，鞠某某提出想办法将钱花出去，个人搞点收益，鞠某某找王某丁商量，王某丁提出可以帮助阳光商务中心办理房产证为由，以咨询费的名义把钱支付给同泰管理公司，再由同泰管理公司把部分钱款返还，鞠某某提出咨询费定为150万元，让其与王某丁具体协商操作。王某丁提出需要解决发票、所得税及营业税等费用，约占30%，再加上他个人还要承担风险等，最后决定给王某丁60万元，返还90万元，其将与王某丁商谈的结果向鞠某某作了汇报，鞠某某表示同意并决定给其30万元。其将鞠某某的意见告诉了王某丁，商定以现金形式给付，剩余60万元让他与鞠某某联系。上述“咨询费”自2009年2月开始支付，实际支付了140万元，返还的90万元王某丁按约定给其现金30万元，40万元用于公司处理一些不好处理的费用。 （二）2010年，济商公司董事长鞠某某与公司副总经理惠强、李某甲在为公司采购白皮松苗木过程中共谋采取虚增价格的方式套取公款，个人占有用于经营，套取公款50万元，惠强分得10万元，鞠某某分得30万元，李某甲分得10万元。案发后，惠强、鞠某某所得赃款均已退缴。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共同作案人鞠某某的供述证明：2010年春节后，济商公司决定种植白皮松，赵某戊曾带人到陕西考察过，后其与惠强带着李某甲去陕西采购白皮松，让李某甲采购时尽量压低价格，报账时按高价格报，从中套取50万元用于几人合伙投资种植白皮松，购买树苗的合同是李某甲在泰安补签的，并提供了发票，套取的50万元在李某甲处，后李某甲给了其30万元现金，余款由他与惠强分配。 2、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明：其在公司承揽的新世界阳光花园项目绿化工程过程中与鞠某某、惠强相识。2010年4月，鞠某某与惠强带其到陕西为济商公司购买白皮松苗木，经考察每株平均价格约1200－1300元，鞠某某讲此次考察的价格与之前考察的价格2000元有较大差距，可以从中多弄些钱出来，三人合伙搞个苗圃挣钱，当时确定购买3000株。鞠某某和惠强回到济南，其留在当地具体采购，采购完以后，惠强让其想办法开发票，其向惠强说明购买树苗、蓝田玉、住宿、运费等实际支出大约320-330万元，开发票还需要费用，惠强决定开发票金额为386万余元，发票数额比实际发生的费用多出50余万元。2010年10月，惠强称鞠某某买房子需要钱，让其交给了鞠某某30万元，同年11月其又交给了惠强10万元，余款其自己占有。 3、证人张某甲的证言及对济商公司购买树苗的记账凭证、虚开的发票、苗木购买合同等书证的辨认笔录证明：2010年7月，其曾帮李某甲找苏某甲、张某乙、毛某甲、吴某甲帮忙，签订了虚假的苗木采购合同，以他们的名义为济商公司开出了386万余元发票，但他们与济商公司没有实际的树苗买卖业务。 4、证人赵某戊的证言证明：鞠某某系济商公司的董事长，全面负责商河温泉国际项目，2010年春天，济商公司曾经购买过一批白皮松，为此其曾考察过，具体采购事宜是鞠某某经办的。 5、济商公司银行存款明细账、李某甲农行账户明细、济商公司记账凭证、银行交易单、支付款项审批单、苗木采购合同、发票等证据证明：济商公司为购买树苗支付给李某甲树苗款386.56万元。 6、李某甲的农行账户明细、银行凭证证明给惠强和鞠某某40万元的来源情况。 7、被告人惠强供述：2010年，其与鞠某某、李某甲三人到陕西为济商公司购买白皮松，鞠某某提出多开发票，多报的款项用于三人合伙购置树苗开办苗圃，发票金额386万余元是鞠某某定的，实际支付的树苗款不到300万余元，套出的公款50万元，鞠某某分得30万元，其与李某甲各分得10万元。 （三）2009年8月份，济商公司董事长鞠某某提议并与公司副总经理惠强、财务经理孙凯共谋以补助的形式给包括三人在内的六名公司领导发钱，并确定了每人发放的数额。后孙凯、惠强等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与正源会计事务所、正源咨询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骗取济商公司公款108万元用于发放补助。惠强分得9.6万元、孙凯分得7.2万元。案发后，惠强、孙凯所得赃款均已退缴，鞠某某等人退缴赃款19.2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1.共同作案人鞠某某的供述证明：2009年8月，其与惠强、孙凯一起商量，因为在商河项目工作中比较辛苦，可以给几个人单独发一块补贴，每月发放标准为：赵某戊与济商公司副董事长（商河县副县长）陶某甲11000元，其和刘某某各1万元，惠强8000元，孙凯6000元，惠强、孙凯表示同意，具体由孙凯办理，事后其告知了陶某甲和刘某某，二人也表示同意。按规定所有委派到济商公司的公职人员都不允许在济商公司领取任何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和补贴等。同年9月份，孙凯向其汇报工作称发放补贴的金额每月需45000元，可以找王某丁想想办法，其表示可以与王某丁的公司签订虚假的合同，济商公司以业务费用的名义将款项支付给王某丁，由王某丁扣下30%的费用后余款返回来用于发放补贴。几天后孙凯拿来一份合同，根据公司内部的合同审批手续由相关人员签字，其作为董事长最后签字。因该合同套出来的款项不够发补贴的数额，孙凯提议从工程上想办法，其表示同意，为此孙凯又与王某丁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工程造价合同，与上次一样，履行相应的签批手续，惠强和刘某某都签字了。济商公司根据两份合同向王某丁支出财务顾问费用48万元、工程咨询费60万元，共计108万元。从2009年10月份开始持续发了1年的补贴，其个人领取了12万元。 2.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鞠某某提出在商河工作很辛苦，决定给其与陶某甲、惠强、孙凯几人每月发补贴，陶某甲11000元，其与鞠某某各1万元，惠强8000元，孙凯6000元，鞠某某安排孙凯具体办理此事，后孙凯对其说过鞠某某决定以与王某丁的会计事务所签订虚假合同的形式套取款项，对方需要扣除30%的费用，其表示同意。之后签订了一份财务顾问协议和工程咨询协议，通过两份协议套取的款项用于发放了补贴，其个人领取了12万元。 3.证人赵某戊的证言证明：2009年底，鞠某某以补助的形式给过其9万元钱，鞠某某之前向其汇报过以误餐费、交通费的名义发放补贴，除此之外没有汇报过发放其他补贴的事情。2011年底，鞠某某曾经以商河工作辛苦的名义给过其9万元现金。 4.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2009年，鞠某某安排孙凯与其商议，通过与其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从济商公司套取公款用于发放补贴，其表示同意，先后签订两份虚假合同，一份合同标的额为48万元的财务顾问合同，另一份系60万元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济商公司共支付了费用108万元，其扣除相关费用后返还给孙凯75.6万元。 5.证人赵某丁的证言证明：其在济商公司工程部工作，负责项目开工前的相关手续办理及制作相应的合同，持对方已经盖章的合同协议附上济商公司内部的“签订经济合同协议委托书登记表”逐级报请领导批示，其在经办人一栏签字，然后再给工程部经理王某戊签字，再依次找孙凯、惠强审批，最后找刘某某、鞠某某审批。2009年9月份，孙凯给了其一份对方单位已经盖好章的合同，让其帮忙走程序，其注意到这份合同不是他们工程部的业务合同，按照规定不应该替孙凯走，但孙凯称此事领导已经知道且同意办理，其签字后找到王某戊签字。 6.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明：2009年9月份的一天，赵某己到办公室找其称孙凯让他们工程部代走一份合同签字手续，公司领导都已经同意了。其看到该合同不是工程部的合同，给孙凯打电话，孙凯对其讲这是鞠某某安排济商公司在商河的所有工程跟踪审计事项由正源咨询公司负责，领导都知情，让其签字就行了，后其在合同登记表和用款申请表上签字，随后其给惠强汇报了这个事，惠强几天后给其讲，他已经问过领导确有这个事。 7.证人张某己（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2009年下半年，王某丁安排其帮助济商公司的孙凯将一笔资金走账，扣下三分之一作为税金和费用，其按照孙凯的要求提供了财务顾问合同，合同签订后，济商公司分三次支付给正源会计师事务所48万元，后返还给济商公司33.6万元。 8.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明：2009年8月份，王某丁安排其代表正源咨询公司与济商公司签订了一份工程造价合同。 9.证人潘某甲的证言证明：2010年5月份，其事务所收到济商公司支付的267120元没有记账，直接转到财务经理张某庚的账户上。 10.证人张某丙的证言证明：2009年，该事务所收到济商公司支付的30万元记账在预收账款科目下，2010年5月5日收到济商公司支付的267120元没有入账，存在其农村信用社的存折内。 11.证人李某戊（商河县城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证言证明：刘某某系商河县城市投融资管理中心主任，2013年3、4月份，刘某某在赵某戊出事后对其说过在济商公司任总经理期间，曾经每月发放七、八千元的补贴，鞠某某、陶某甲和惠强、孙凯都有。 12.财务顾问业务约定书、支票存根、转账凭证、济商公司用款审批表、发票、正源会计事务所账户明细、银行明细账及记账凭证等证据证明：2009年10月至2010年9月，济商公司支付正源会计事务所财务顾问费48万元。 13.工程项目投资咨询协议书、记账凭证、转账凭证、用款审批表、收据以及正源咨询公司账户明细等证据证明：正源咨询公司为济商公司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约定费用60万元，济商公司支付正源咨询公司567120元，代正源咨询公司缴纳税款32880元。 14.济商公司工资方案及附件证明：2009年9月份，济商公司制定了工资方案适用于正式聘用职工，刘某某和惠强同意，鞠某某、惠强、孙凯、刘某某和陶某甲只领取900元的野外工作补贴。 15.孙凯、惠强的工资、补贴发放情况证明：孙凯、惠强自2007年到2013年由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发放工资和补贴，在济商公司发放900元的补助。 16.被告人孙凯的供述证明：2009年济商公司成立不久，鞠某某与其及惠强谈起在商河工作很辛苦，提出“以发补助的形式发点钱”，其与惠强没有反对，鞠某某称他与赵某戊、陶某甲、刘某某商量过，他们均同意，鞠某某决定每月给赵某戊、陶某甲各11000元，给鞠某某、刘某某各1万元，给惠强8000元，给其6000元，之后鞠某某安排其与王某丁商量如何从济商公司套取钱款，最后决定采取以济商公司与王某丁的公司签订虚假业务协议的方式套取公款，王某丁扣除30%的费用，返还70%的现金，鞠某某同意并安排其具体办理，其与王某丁的正源会计事务所签订了一份虚假的《财务顾问业务约定书》，约定济商公司支付顾问费48万元，后济商公司分几次支付上述费用，王某丁扣下30%的费用后将余款以现金形式交给了其，套出钱款后其向鞠某某做了汇报，并提出这些钱款不足几人一年的补贴，提议可以工程方面的内容签订协议套取相应的款项，鞠某某同意其提议，其便向分管工程的副总惠强说明后，惠强也表示同意，其又与王某丁以工程咨询名义签订了一份《工程项目投资咨询顾问协议》，标的额为60万元，两份合同在其公司内部都履行了相应的签字、审批手续，济商公司将上述108万元付给了王某丁的公司，对方扣下30%的费用，分几次以现金形式返给其75.6万元，其中54万元以“补贴”的名义发给了鞠某某、刘某某、惠强、陶某甲及其本人，鞠某某实得12万元，9万元鞠某某以“补贴”的名义送给了赵某戊，3.288万元由济商公司代缴了税款，29.112万元由王某丁留作税金和费用。 17.被告人惠强的供述证明：自2009年10月开始，其在济商公司每月领取8000元，领取了12个月，共计96000元，其不清楚款项的来源、谁领取补贴以及数额。 二、挪用公款的事实 2009年，阳光置业公司总经理鞠某某提议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给鞠某某、孙凯、惠强及肖某某（另案处理）四人成立的济南众顺公司用于经营，惠强、孙凯及肖某某均表示同意。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4月15日，鞠某某、惠强、孙凯分别利用担任阳光置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经理的职务便利，多次挪用该公司公款共计537.33万元用于济南众顺公司进行营利活动，至案发前未归还。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1.共同作案人鞠某某的供述证明：三磊项目公司系其与孙凯、惠强三人出资成立，2008年底转让给三元公司。2009年，商河温泉项目要开工，其与惠强决定将济南众顺公司的部分股权给孙凯、肖某某，并通过济南众顺公司在商河温泉项目营利，其以孙某甲名义持股60%，惠强、孙凯分别以妻子名义持股15%，肖某某持股10%，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凯。由于济南众顺公司开展业务需要大量流动资金，其决定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用于济南众顺公司经营，惠强和孙凯没有反对，借款是以三磊项目公司的名义与阳光置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借款经过三磊项目公司再转入济南众顺公司，借款审批单上其与孙凯、惠强都签字同意了，借用的款项累计500余万元，上述借款至今未还。 2.证人魏某某的证言证明：济南众顺公司的法人和股东情况其不清楚，其只知道其是这个公司的挂名股东，算是替惠强持股。 3.证人潘某乙的证言证明：济南众顺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是肖某某，其系名义股东，代孙凯持股，魏某甲替惠强持股。 4.证人孙某甲的证言证明：其本人未在济南众顺公司投资入股，替鞠某某代为持股，济南众顺公司的实际股东为鞠某某、惠强、孙凯和肖某某。 5.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明：2006年至2011年3月，其在阳光置业公司担任会计同时兼任济南众顺公司财务会计，在2006年至2010年12月，还兼任三磊项目公司的财务会计。孙凯安排其从阳光置业公司转款至三磊项目公司再转至济南众顺公司，并打印了阳光置业公司借款给三磊项目公司、三磊项目公司再借款给济南众顺公司的用款申请表，孙凯、惠强签字后再找鞠某某签字，之后，其将款项转出。 6.证人孙某乙的证言证明：其自2009年10月起在阳光置业公司任会计，2010年1月至12月兼任济南众顺公司的会计，济南众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孙凯，肖某某负责公司经营。肖某某经营过程中需要资金找孙凯借款，孙凯是阳光置业公司的财务经理，很多借款支票的开具单位是阳光置业公司，收款单位为济南众顺公司，肖某某知道这些借款的来源。阳光置业公司对外借款需要财务经理孙凯、分管副总经理惠强、总经理鞠某某签字同意。济南众顺公司记账显示从三磊项目公司借款实际是从阳光置业公司借的。 7.证人安某甲（济南众顺公司出纳，肖某某的妻弟）的证言证明：其自2011年初至2012年初在济南众顺公司任出纳，肖某某是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还有其他几个阳光置业公司的人参股，其从银行回单手续上知道济南众顺公司的经营资金来源于阳光置业公司，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 8.证人赵某戊的证言证明：其任阳光置业公司董事长，鞠某某是总经理，其任职期间阳光置业公司没有对外投资设立过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对外成立公司或者投资、借款等属于经营中的重大事项，需要经公司股东同意，然后报董事会研究，阳光置业公司借款给济南众顺公司，未经阳光置业公司董事会研究，鞠某某等人也没有向其汇报。 9.证人肖某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其成为济南众顺公司的股东，其他股东有孙某甲、魏某甲和潘某某，其负责技术和具体经营，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向孙凯汇报，公司经营资金来源于三磊项目公司。2011年，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查看公司财务资料才知晓三磊项目公司的资金来源于阳光置业公司，济南众顺公司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530余万元，上述借款有些转入济南众顺公司账户，有些汇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全部用于了公司经营。 10.济南三磊经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登记情况、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2月21日，法定代表人孙丽静，2009年8月3日企业名称变更为济南三磊众顺经贸有限公司。 11.三磊项目公司登记情况、营业执照、章程、验资报告、房屋租赁合同、委派书、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明：三磊项目公司系鞠某某、惠强、孙凯三人成立的公司，2008年12月11日，三磊项目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三元公司。 12.济南众顺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增资及变更等证据证明济南众顺公司成立之初的股东，以及之后增资、股东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实。 13.齐鲁银行转账支票、进账单、阳光置业公司、三磊项目公司明细账及凭证、用款申请表、收据、借款协议、三磊项目公司以及济南众顺公司账户明细等证据证明：阳光置业公司分10次借款给济南众顺公司537.33万元的事实。 14.被告人孙凯供述：2009年，鞠某某邀其参加济南众顺公司经营，其无需出资可获一些股份，该公司从温泉项目承揽业务挣钱，其表示同意，济南众顺公司实际是其与鞠某某、惠强、肖某某的公司，其与鞠某某、惠强的股份都是以他人名义代持的，在济南众顺公司中其负责财务，惠强负责联系项目，肖某某负责技术和经营。鞠某某提议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给济南众顺公司作为经营资金，其与惠强、肖某某均表示同意，自2009年起，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500余万元，大部分通过三磊项目公司转入济南众顺公司，上述借款济南众顺公司至今未还。 15.被告人惠强供述：济南众顺公司是其与鞠某某、孙凯、肖某某注册成立的公司，其与鞠某某、孙凯的股份都是以他人名义代持的。2009年至2011年，其与鞠某某、孙凯从阳光置业公司借款530余万元用于济南众顺公司开展经营。上述款项的借款手续都由孙凯作为部门经理、其作为主管副总经理、鞠某某作为总经理分别签字，其签字时都知道这些款项给济南众顺公司使用。具体的记账、转款手续都由孙凯办理，这些借款至案发仍未归还。 三、受贿的事实 2008年3月、2009年3月，阳光置业公司总经理鞠某某与财务经理孙凯共谋，利用职务便利，分两次向与阳光置业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同泰管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王某丁索取现金60万元，用于鞠某某、惠强、孙凯发放“补助”，其中孙凯实得18万元。案发后，上述款项均已退缴。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们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丁的证言证明：其与鞠某某在济南市财政局曾经系同事，鞠某某任阳光置业公司总经理、济商公司董事长期间，在鞠某某的帮助下，其承揽了阳光置业公司、济商公司的审计、财务咨询及三元公司的拆迁安置等业务。2008年3月，孙凯称他与鞠某某、惠强从新世界阳光项目转向商河温泉项目，他们原来的一些补助没有了，鞠某某让他问问能否出30万元资金给他们几人发补助，还称商河温泉项目总投资40多亿元，整个审计业务他们三人说了算，以后有机会让其参与审计。其考虑到在阳光置业公司承揽的几个项目赚了不少钱，为了和他们搞好关系，继续承揽项目便表示同意。几天后，其将30万元现金送到孙凯的办公室，孙凯称其中的12万元给鞠某某，他与惠强各9万元。2009年3月，孙凯又以同样的名义向其要了30万元。 2.共同作案人鞠某某的供述证明：惠强和孙凯都是跟其从市投资公司借调到阳光置业公司工作，工资由市投资公司发放，阳光置业公司属自筹自支单位，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补贴和奖金，新世界阳光发展公司成立后，其与孙凯、惠强在该公司也兼任职务，也可以在该公司领取补贴，收入较高。2005年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成立后，其三人均属该中心正式人员，从该中心领取工资，不再从阳光置业公司领取补贴和奖金，2007年阳光置业公司退出新世界阳光公司，他们也不能在该公司领取奖金，收入明显降低。2008年初，其与孙凯商量如何给三人发些补贴，以弥补收入降低的部分，孙凯认为直接从公司账上发补贴和奖金不合适，建议从王某丁处弄钱，其表示同意，并安排孙凯与王某丁具体商谈，后孙凯向其汇报王某丁同意提供钱款，最后决定补贴数额其每年12万元，孙凯和惠强每人每年9万元，三人一年共30万元。王某丁之所以同意支出这笔钱，一是他从阳光置业公司承揽了大量业务；二是其几人给王某丁在三元公司拆迁安置业务工作帮助很大，做了大量工作使他顺利完成该笔业务；三是王某丁还想通过他们继续承揽更多的业务。2009年，又从王某丁处要了30万元按同样标准给三人发放了“补贴”，其个人实得24万元。 3.证人惠强的证言证明：鞠某某与王某丁原来是济南市财政局的同事，鞠某某将三元公司的拆迁审计、商河温泉的道路工程审计等很多业务交给王某丁。2008年，鞠某某、孙凯和其三人商定发补助，其与孙凯每人每年9万元，鞠某某的多些，其在2008年、2009年共领取了18万元，但不清楚补助款的来源。 4.证人贺某乙的证言证明：同泰管理公司系王某丁控制的公司。 5.证人管小辉（济南阳光和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0年5月，其成立了济南阳光和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1年2、3月份，惠强与孙凯将30万元现金给其，作为股金加入公司用于之后的分红。 6.《关于济南三元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的批复》、《国有股权划转协议》等证据证明：2005年9月6日，济南三元印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60万元中的60.61%的国有股权400万元，无偿转让给阳光置业公司。 7.三元公司拆迁安置情况说明、拆迁协议书等证据证明：2004年12月4日，阳光置业公司与三元公司协议约定由阳光置业公司负责筹集5500万元拆迁补偿等事宜，同年12月21日，阳光置业公司与济南新世界阳光发展有限公司协议约定由济南新世界阳光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筹集三元公司拆迁补偿款5500万元。 8.阳光置业公司与同泰管理公司关于解除三元职工国有身份的协议、往来账目、同泰管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基本情况等证据证明：阳光置业公司与同泰管理公司之间发生的拆迁等业务往来及付款情况。同泰管理公司的股东系王某丁和贺立仁。 9.行贿款款源、同泰管理公司现金支票，贺志军建设银行账户明细等证据证明行贿款的来源情况。 10.被告人孙凯供述：王某丁通过鞠某某承揽了阳光置业公司审计业务、财务咨询及三元公司的拆迁安置工作等业务，上述业务均是鞠某某与王某丁谈好以后，安排其办理签订合同、付款等事宜。2005年以前，其与鞠某某、惠强在阳光置业公司有奖金和补贴，2005年以后由于收入规范，其几人无法再从阳光置业公司领取奖金和补贴，收入明显降低。鞠某某提出在三元公司拆迁项目上帮助王某丁解决了很多难题，让王某丁给他们三人发放补助，鞠某某每年12万元，其与惠强每人每年9万元，其与惠强表示同意。鞠某某让其找王某丁落实此事，其便联系王某丁，王某丁将准备的30万元现金送到其办公室后，其按之前商定的标准将钱款给了鞠某某和惠强。2009年又按同样的方式和数额发放了一年。其共收到18万元，除个人日常消费外，余款入股济南阳光和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办案机关掌握了被告人孙凯涉嫌受贿的事实后，于2013年4月17日，电话通知孙凯到案，孙如实供述了其伙同鞠某某向王某丁索取贿赂的事实。办案机关经侦查认为被告人惠强涉嫌挪用公款犯罪，遂于同年5月14日，电话通知惠到案，惠如实供述了其涉嫌挪用公款的事实，还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伙同鞠某某等人采取虚增白皮松价格套取济商公司公款50万元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予以采信的下列证据证实： 1.查封、扣押财物清单及法院过付款收据证明：孙凯已退缴贪污赃款37.2万元、受贿赃款18万元；惠强已退缴贪污赃款19.6万元、非法所得18万元。 2.发破案经过证明：2013年4月17日，孙凯因涉嫌犯受贿罪，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受贿事实。同年5月14日，惠强因涉嫌犯挪用公款罪，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挪用公款的事实，还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济商公司50万元的事实。 3.调取自鞠某某案件卷宗中的查封、扣押财物清单、保单情况说明、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房地产评估报告书证明：从鞠某某处追缴赃款共计228万元，孙凯、惠强亲属分别退缴非法所得20万元，从陶某甲处追缴赃款7.23万元；冻结鞠某某人寿公司保单3份（截止2014年2月11日总价值为107.381288万元）；鞠某某妻子张涛名下房产阳光舜城二区N6号楼2单元402室及2-206（一）室及车位，2单元502室及2-208（一）室及车位，2单元602室及2-209（一）室及车位，经评估价值共计385.04万元。 4.被告人孙凯、惠强的户籍证明证实其个人信息的基本情况。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孙凯的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告人惠强的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孙凯、惠强系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被告人孙凯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受贿的事实，系自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贪污及受贿的赃款均已退缴，对其所犯受贿罪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对其所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惠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挪用公款的事实，系自首；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贪污事实，系坦白，贪污赃款全部退回，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对其所犯贪污罪依法从轻处罚。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孙凯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被告人惠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扣押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及缴至本院的被告人孙凯贪污赃款37.2万元、被告人惠强贪污赃款19.6万元，发还阳光置业公司30万元、发还济商公司26.8万元。扣押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检察院的赃款18万元、非法所得18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未追回的赃款继续追缴。 宣判后，原公诉机关不抗诉，原审被告人孙凯以“其有自首、坦白、从犯、贪污、受贿赃款全部退交、挪用公款大部分确定能追回等情节，量刑重，要求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惠强以“1、原判认定其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08万元不当，其所得的9.6万元是取得的合理报酬；2、原判认定其与他人在采购树苗过程中套取公款50万元不当，李某甲所得的10万元是李的合理报酬，共同贪污数额应为40万元，在采购树苗过程中，其替李某甲垫付了8300元运费，应从其个人所得10万元中予以扣除，个人所得数额应为91700元；3、在共同贪污过程中作用较小，系从犯；4、原判认定挪用公款500余万元均是以单位名义的对外借款，系单位集体决定而非个人决定，且其未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为由，分别提出上诉。 原审被告人孙凯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孙凯主动投案后，如实供述挪用公款、贪污事实，挪用公款、贪污均构成自首；2、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孙凯既不是犯意的提起者，亦不是决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3、本案挪用阳光置业公司的公款用于济南众顺公司的经营，济南众顺公司在济商公司享有债权，鉴于济商公司、阳光置业公司，都是济南市财务局下属的国有企业，济商公司应付济南众顺公司的款项可以直接支付给阳光置业公司，被挪用的公款应视为已经归还，量刑时应予考虑；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2011年4月30日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2011年4月30日前后一人犯数罪，其中一罪发生在2011年5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所有犯罪均在2011年4月30日前，应适用修正前第六十九条，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属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孙凯三个罪名总和刑期为27年，按照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决定执行刑期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综合考虑被告人孙凯在办案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退赃等情节，应酌情在二十年以下量刑。 原审被告人惠强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惠强被派到济商公司工作时，鞠某某曾承诺有更高的薪水，其见过济商公司工资表中副总经理的工资为8700元，孙凯每月给其的现金也是8700元，其认为是其正常的工资收入，且在济商公司工作期间，济南市投融资中心只保留其基本工资，不再发放年终奖及相关福利，惠强在济商公司工作期间，付出大量劳动，所得的9.6万元系其个人劳动所得，手段违法不能否定其获得报酬的合法性，惠强没有共同贪污108万元的主观故意；惠强系工人身份，根据法律规定，不适用不得兼职取酬的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惠强参与了补贴方案的商讨；套取公款108万元发放补贴系济商公司集体决策的单位行为，而非惠强的个人行为；共同贪污的数额应为63万元而非108万元；2、原判认定共同贪污50万元中李某甲分得的10万元系李所得的报酬，此10万元应从共同贪污数额中予以扣除，惠强个人还垫付了8300元的运费，应从其个人实得数额中予以扣除；3、阳光置业公司出借给济南众顺公司的500余万元系集体研究决定的，而非个人决定，且惠强亦未从中谋取个人利益，不符合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4、在共同贪污、挪用公款过程中，惠强并非犯意的提起者，只是服从领导安排，属从属地位，系从犯，贪污所得赃款全部退缴，济南众顺公司在济商公司有部分债权，挪用的款项有追回的可能性，综合上述情节，对惠强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审出庭检察员发表如下出庭意见：1、孙凯与鞠某某等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具体实施了事前预谋，事中实施，事后分赃行为，参与程度较深，不能认定为从犯；2、孙凯经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受贿事实，共同贪污108万元及挪用公款500余万元的事实是办案机关在后续侦查过程中掌握相应证据后，孙凯才进行了供述，依法不构成自首；3、受贿、贪污赃款全部退还，一审量刑已予以了考虑，对挪用公款未追回部分认为济南众顺公司在济商公司有债权可视为追回的理由不能成立；4、惠强、孙凯等人共谋以发放补贴的名义采取签订虚假合同的手段套取公款108万元，为实施犯罪而支付的相关费用、税款是其犯罪成本，不影响犯罪数额的认定，原判认定共同贪污108万元是正确的；5、惠强辩护人提出的惠强系工人身份，不适用兼职取酬的规定不能成立，侦查机关从济南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取的惠强履历、干部任免考核表等均证实惠强系干部身份；6、济商公司工资方案、员工工资表清楚显示孙凯、惠强等人除领取900元野外工作补贴外，没有其他报酬，惠强参与事先共谋，有鞠某某、孙凯的供述、惠强在两份套取公款的合同上签字，且有证人王某戊的证言证实惠强对这两合同非正常履行是知情的；7、惠强与鞠某某等人通过虚增树苗价格套取公款50万元，自50万元公款从济商公司套取后，贪污行为已经完成，对贪污款项如何分配系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贪污数额的认定，对于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惠强曾垫付8300元运费应从其个人所得数额中予以扣除的问题，首先惠强、李某甲关于惠强垫付运费所讲的地点、次数、时间均不一致，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即使存在垫付的情况，李某甲证言证实三人所分的50万元是扣除所有费用后的数额，亦不应予以扣除；在该起共同犯罪中，惠强参与事先共谋，积极实施贪污行为，与鞠某某等人相互配合共同导致公款50万元被非法占有的犯罪结果发生，并实际分得了10万元，原判未认定其为从犯是正确的；8、惠强等人共同挪用阳光置业公司公款530余万元虽然形式上履行了正常的借款手续，但依然是个人决定而非集体决定，因为单位行为除在形成时体现单位意志的同时，利益也是归属于单位，但惠强等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是为了几人控制的济南众顺公司利益，系假借单位之名，谋取个人私利，并非为了单位利益，至于济南众顺公司是否营利、几人是否分得红利不影响谋取个人利益的认定；9、惠强归案后虽主动供述司法机关不掌握的贪污50万元犯罪事实，但未供述共同贪污108万元的犯罪事实，对其所犯贪污罪依法不构成自首。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 关于上诉人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惠强系工人身份，依据法律规定，不适用不得兼职取酬的规定，惠强被派到济商公司工作时，鞠某某曾承诺有更高的薪水，惠见过济商公司工资标准副总经理的工资为8700元，孙凯每月给其现金8700元是其正常的工资收入，且在济商公司工作期间，济南市投融资中心只保留其基本工资，不再发放年终奖及相关福利，惠强在济商公司工作期间，付出了大量劳动，所得的9.6万元系其个人劳动所得，手段违法不能否定其获得报酬的合法性，惠强没有共同贪污108万元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惠强参与了补贴方案的商讨过程；套取公款108万元发放补贴系济商公司集体决定的单位行为，而非惠强的个人行为，共同贪污的数额应为63万元而非108万元的问题，经查，2009年8月份，济商公司董事长鞠某某、副总经理惠强、财务经理孙凯利用职务之便，共谋以补助的形式给包括三人在内的公司领导违规发钱，并确定了每人发放的数额，采取与正源会计事务所、正源咨询公司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骗取济商公司公款108万元用于发放补助，惠强分得9.6万元、孙凯分得7.2万元。惠强参与了预谋并在骗取公款的虚假合同上签名，108万元公款从济商公司骗出后，贪污行为已经完成，上述赃款的去向属于几名共同参与人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贪污数额的认定。2007年至2013年，惠强、孙凯等人的工资和补贴由济南市政府投融资中心发放，济商公司工资方案及工资标准证明惠强、孙凯等人在济商公司工作期间除900元野外补贴外没有其他工资和补贴，惠强作为副总经理在工资方案上亦有签字，上述事实有共同作案人鞠某某、孙凯、刘某某的供述、赵某戊、王某丁、赵某己、王某戊、张某己、张力、李某戊等人的证言、财务顾问合同、工程合同、支付凭证、银行明细、济商公司工资方案、济南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关于惠强2007年至2013年工资、补贴发放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上诉人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在采购树苗过程中套取公款50万元中李某甲所得的10万元是李的合理报酬，贪污数额应为40万元，在采购树苗过程中，惠强替李某甲垫付的8300元运费，应从其所得的10万元中予以扣除，个人所得数额应为91700元的问题，经查，2010年，济商公司董事长鞠某某与副总经理惠强、李某甲在为公司采购白皮松苗木过程中共谋采取虚增价格的方式套取公款50万元，惠强分得10万元，鞠某某分得30万元，李某甲分得10万元，惠强等人均应对该50万元负责，该款如何分配、处置不影响对惠强等人贪污数额的认定。关于提出惠强曾替李某甲垫付8300元运费，首先惠强、李某甲关于惠强垫付运费所讲的地点、次数、时间均不一致，亦无其他证据证实，且通过虚增价格套取公款是事先商定的，50万元是在扣除各种费用后虚增的数额，该运费即使存在也不应予以扣减。因此，上诉人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的挪用公款500余万元是以单位名义的对外借款，系单位集体决定而非其个人决定，且其未从中谋取个人利益，其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济南众顺公司在济商公司有部分债权，挪用的款项有追回的可能性可以视为追回的问题，经查，惠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挪用阳光置业公司公款530余万元用于鞠某某、惠强、孙凯、肖某某四人控制的济南众顺公司用于经营，至案发前未归还。上述事实，有鞠某某、肖某某、赵某戊、孙某甲、潘某某、魏某甲、安某甲、孙燕、李晓兰的证言及转账支票、进账单、阳光置业公司与三磊项目公司、济南众顺公司明细账、用款申请表、收据及借款协议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惠强、孙凯亦对此供认不讳，上述所挪用款项从形式上虽然履行了正常的公司借款审批手续，但实质上只是为了达到挪用公款的目的，并非为单位利益、单位的行为，至于济南众顺公司是否营利、几人是否分得红利不影响谋取个人利益的认定。本案挪用的公款530余万元案发前未归还，案发后追回了部分款项，对济南众顺公司对外的债权，案发后司法机关采取措施予以追缴未果，因此，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孙凯、惠强身为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款占为己有；伙同他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不退还；上诉人孙凯伙同他人索取他人财物，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孙凯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上诉人惠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是正确的。上诉人孙凯、惠强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上诉人孙凯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受贿的事实，系自首，对其所犯受贿罪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孙凯归案后只如实供述了受贿事实，贪污、挪用公款事实系在侦查机关查证相应证据后才如实供述，依法不构成自首，孙凯的辩护人提出的孙凯贪污、挪用公款罪均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惠强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伙同他人挪用公款的事实，系自首，对其所犯挪用公款罪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惠强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贪污事实，系坦白，但对大部分贪污事实未如实供述，依法不构成自首，惠强的辩护人提出的惠强贪污罪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上诉人孙凯、惠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共谋，利用各自职权，相互配合、积极实施犯罪行为并分得赃款，虽然孙凯、惠强与鞠某某的作用有所区别，但不宜区分主从犯，上诉人孙凯、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孙凯、惠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作用较小，系从犯的辩解、辩护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2011年4月30日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案所有犯罪均在2011年4月30日前，应适用修正前第六十九条。原审判决对二上诉人数罪并罚适用修正后第六十九第一款不当，应予纠正。上诉人孙凯的辩护人提出的原审判决适用修正后的第六十九条不当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孙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上诉人惠强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依法应在十年以上量刑，原审法院根据二上诉人的犯罪情节及犯罪后的自首、坦白、退赃等情节，依法予以减轻、从轻处罚并无不当，上诉人孙凯、惠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量刑重的辩解、辩护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对被告人孙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惠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毕庶惠 审 判 员  刘建民 代理审判员  陈 勇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