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0民终8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联光，男，1972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方大明，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女，197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霞，浙江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玲飞，女，197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原审被告：黄金昌，男，1943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上诉人黄联光因与被上诉人王静、原审被告黄玲飞、黄金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2017）浙1082民初12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联光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撤销（2017）浙1082民初1280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黄联光不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本案中所谓的借款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原审法院并未查清。1、被上诉人王静陈述“借款”是其在银行取现后交给黄玲飞的，但其提交的银行对账单与此陈述不相吻合。如2017年1月4日的5万元，对账单“摘要”中是“转账”，而非“取现”，“备注”栏显示的并非“黄玲飞”而系“王静”自己。也就是说，这笔款项是王静给自己的其他账户转账而非如其所说的将5万元取现后出借给黄玲飞。被上诉人王静对借款交付过程的陈述存在矛盾，原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一再指出的此节事实未予查明，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被上诉人王静陈述的交付方式也有异于常情、常理。本案中所谓的借款，对账单上第一笔5万元是通过银行汇款的，说明双方是采取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这也是比较安全快捷的方式。难以想象如此大额的现金（最多的时候是20万元），由王静到银行取现后（大额取现甚至还要提前预约），再以现金方式交付给黄玲飞。这种多此一举的做法实在有违常理，何况王静还陈述多次在银行门口交付借款，更是难以理解，而王静、黄玲飞及黄金昌对此均没有合理解释。3、关于2017年5月7日20万元借款，王静的陈述与常理也完全相悖。其一，如王静所说，上一笔5万元借款发生在2017年5月3日，才过4日，又借给黄玲飞20万元，旧账未清，又添巨额新账，对于借款用途也没有新的说法（黄玲飞付他人利息、银行还贷、儿子生活开支）；其二，王静陈述借款交付的过程是因为其取现后没有时间直接交给黄玲飞而委托其弟代为送到黄玲飞的干洗店当面交付，黄玲飞给王琤出具借条之后又由王琤与王静签订《个人借款债权转让协议》。对于都在临海本地的三个人，此种说法显然不合理，因为没有比当天更换一张借条的方式更符合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和习惯。4、被上诉人王静系黄玲飞的姻亲，其与黄联光是熟知的，且知道黄联光有正式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发生的多达70万元的“借款”，但其在起诉之前，从未向黄联光提出借款事实并主张偿还，这与一般民间借贷出借人的通常行为相悖，也异于常理。5、2017年12月1日，王静发短信给黄联光，陈述的是帮黄玲飞“担保”，而本案诉讼是“民间借贷”，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言自明。王静在确认短信的真实性之后，表示本案的70万元，大部分的钱都是其帮黄玲飞向别人借来的，其只是个中间人的角色，属于“民间所谓的担保人的角色”更是与生活经验相悖。以上种种与事实不相符或与常理相悖之处，原审法院均未查明。（二）原审法院对于借款用途事实未查明。对于借款用途，被上诉人王静在原审中陈述是黄玲飞用于偿还贷款、儿子的生活开支及给付他人利息等。如果是前两项，则黄玲飞根本不需要短时间内如此巨额的借款，因为两者之间完全不成比例；如果是后一项，即给付他人利息，则说明黄玲飞欠着他人的借款，试想被上诉人王静就一点不担心借款本金能否收回？上诉人黄联光提交的银行账单明细，充分证明黄联光每月汇款用于归还房屋贷款及用于家庭生活开支，与本案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关于房贷每月一万多（还了近15个月）15万元左右一节的事实，黄联光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庭审中及书面质证意见中阐述清楚，即原来黄联光与黄玲飞双方的房贷只要3000元左右，在2016年8月份，经黄玲飞要求，将房贷26万左右提前归还给浦发银行，再以房屋抵押向浦发银行贷款100万元。向浦发银行贷款的这100万元全部给了黄玲飞，就算归还因提前还贷给银行的26万元，剩余也还有74万元左右（见黄联光提交的与黄玲飞之间的电话录音记录第一段话）。由于剩余74万元左右在黄玲飞处，黄玲飞可以承担剩余部分的还款。黄联光提交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也表明其在银行还款日（每月20日）前均向黄玲飞汇款4000元左右的事实。暂且不论这15万元并非是黄玲飞单独还款，仅就剩余74万元在黄玲飞处而言，其也根本不存在因还银行贷款而向他人借款的基础事实。但原审法院对此节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的错误。（三）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在所谓的“借款期间”，黄联光与黄玲飞没有重大的添置及投资，整个家庭也没有出现大额支出情形。本案中，上诉人所谓的借款金额巨大，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借款达70万元，已经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按照2017初浙江省统计局2016年度浙江省人民生活等相关统计数据公报，2016年，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529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527元）。在此期间也没有比如共同购置不动产等（黄联光与黄玲飞唯一的一套商品房早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买好了）重大投资和支出的情形。而所谓的开店亏损等均只有黄玲飞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在上诉人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中，黄玲飞陈述的“我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输的，到后来又没有输钱”（黄联光提交的证据页码32）。原审法院不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客观证据，却采信黄玲飞没有证据支持的单方陈述，存在错误。原审判决以黄金昌系上诉人黄联光的父亲，与黄玲飞、黄联光住在同一套房子，对家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以其对借款无异议为由系基于常理的认知，但常理之间亦有盖然性之分。作为丈夫的黄联光对一年之内多达70万元的借款毫不知情，反而作为年逾七旬的公公对此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事情之反常。本案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事实是，被上诉人王静的起诉发生在黄联光与黄玲飞出现感情危机，闹离婚的过程中。黄金昌出于爱孙心切，阻碍黄联光提起离婚诉讼的目的，在本案中的陈述一概以黄玲飞所述为是，亦在情理之中。原审法院对此未加以甄别，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尤其对于黄玲飞借款用途中“2006年开始，由于黄联光未向家庭支付任何费用”这一违反客观事实的陈述来确认“一切属实”加以认定，更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为上诉人黄联光提交的银行账单明细客观地证明黄联光不仅独自承担了银行还贷义务，也支付了家庭生活的开支。提交的借条原件也证明了黄联光此前帮黄玲飞偿还了巨额债务，极力维护家庭的意愿。正是由于原审法院对于证据的采信层面，未做到客观公正，以先入为主的偏见导致本案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有违客观公正。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王静提交的借条，均只有黄玲飞一方的签字，而没有上诉人黄联光的签字。即便借款真实发生，原则上也应视为黄玲飞一方的债务，只有在夫妻另一方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的情形下，才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与本案而言，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该条完整的规定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恰恰本案中被上诉人王静诉称的借款已经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而若适用该条后半段，则必须查明本案中所谓的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但原审法院对于归还银行贷款需款、开店费用需款、归还以前开店的借款及高额利息又是多少及这些钱款与短期内如此巨额的借款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等问题均未查明的情形下，直接适用该条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王静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黄玲飞之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正确。1、黄玲飞于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出具的借条8份、案外人王琤出具的个人借款债权转让协议1份，以及被上诉人的台州银行对账单等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向黄玲飞出借款项70万元。上述借款事实借款人黄玲飞无异议，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自认借款系真实，也表达了愿意向被上诉人归还70万元借款的意愿，是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将与黄玲飞共同所有房产出卖所得的100万元左右剩余款项私自转移，致黄玲飞无法归还被上诉人的上述借款。2、原审被告黄金昌在上述8张借条中均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捺印，并于2017年12月1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保证协议》，将其个人所有的巾山小区1－10幢1单元103室房产为被上诉人与黄玲飞间的上述70万债务提供担保。黄金昌作为上诉人的亲生父亲，主动为儿媳黄玲飞作保，如果像上诉人质疑的本案诉争借款真实性存疑，那作为黄联光父亲的黄金昌怎么可能为该70万元借款担保且用房子作押呢？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且黄金昌在一审中当庭确认了涉案债务的真实性，也愿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上诉人对本案借款真实性提出的质疑，以及在上诉状中罗列的理由，均是其单方的猜测，毫无根据，其也并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对涉案借款的时间、金额、交付方式等已作详细陈述，借款人黄玲飞、担保人黄金昌均已确认，并无疑异，涉案借款真实性不存在问题。二、涉案款项系黄玲飞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被上诉人所借，且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上诉人应当承担共同归还的责任。1、黄玲飞分8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共计70万元，上诉人对每笔借款均是知情的，且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黄玲飞、黄金昌共同出具的借款用途说明、房屋租赁合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对账单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涉案款项的用途系黄玲飞归还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开店费用、归还以前开店的借款及高额利息、家庭生活开支等，均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需，黄金昌与黄玲飞、上诉人住在同一套房子，对这些借款的用途也都是知晓的，上述事实经过一审法院详细审查后在判决中予以确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故本案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无疑，应由上诉人与黄玲飞共同偿还。2、上诉人为了逃避债务，虚构事实，罔顾黄玲飞、黄金昌对其的信任，违背约定，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应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戒。2017年，由于家中资金周转困难，无力偿还本案借款，上诉人与黄玲飞、黄金昌等共同商议决定将上诉人与黄玲飞共同所有的房屋出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案的借款。2017年11月7日其二人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协议》，将房屋出卖。黄玲飞出于对上诉人的信任，卖房相关事宜均由上诉人经手，卖房剩余款项100万元左右也直接打入上诉人账户。但上诉人得到卖房款后却独占该笔款项，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可以看出，2017年11月23日房屋受让人蒋宝的妈妈韩仙香将985000元购房款汇入上诉人建行账户（这里希望提醒法庭特别注意，对这一事实予以查实），当天，上诉人即将该985000元卖房款转入其哥哥黄联贞账户，拒绝按照约定将该卖房款用于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且向法院起诉与黄玲飞离婚，其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黄玲飞的利益，致其无法偿还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作为本案借款的共同债务人，也有义务有责任拿出该笔卖房款归还被上诉人的债务。综上，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已向法院证明涉案借款系用于黄玲飞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正确，希望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黄玲飞陈述：借款事实，借款用途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本来家里已商量好卖房归还借款，但卖房后上诉人把卖房款拿走了，不肯用来归还被上诉人的借款。 原审被告黄金昌陈述：借款、担保事实，本来家里已商量好卖房归还借款，但卖掉房子后上诉人把钱拿走了，没有用来归还借款。 王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黄玲飞、黄联光立即返还给原告借款本金700000元；2、被告黄金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黄玲飞、黄联光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6日，被告黄玲飞因经济困难向原告借款150000元，2016年9月17日向原告借款50000元，2016年10月14日借款100000元，2016年11月7日借款50000元，2017年1月4日借款50000元，2017年5月3日借款50000元，2017年5月7日借款200000元，2017年9月26日借款50000元，均出具了借条。借款后，经原告催讨未果，故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黄玲飞借款后，在原告催讨后的合理期限内理应及时归还。本案借款发生于被告黄玲飞、黄联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黄玲飞、黄金昌无异议，均承认本案借款系用于归还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开店费用、归还以前开店的借款及高额利息、家庭生活开支等，能够证明本案的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被告黄金昌是被告黄联光的父亲，与被告黄玲飞、黄联光住在同一套房子，对家里的情况比较了解。综上，被告黄联光依法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黄金昌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黄玲飞、黄联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静借款本金人民币700000元；二、被告黄金昌对被告黄玲飞、黄联光清偿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黄金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黄玲飞、黄联光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9420元，由被告黄玲飞、黄联光共同负担，被告黄金昌负连带责任。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确认以外，另认定：上诉人黄联光与原审被告黄玲飞于2017年11月7日将坐落在临海市大洋街道中心商业街22号楼2单元302室房屋出卖给案外人蒋宝，上诉人黄联光获得房款2602800元后，部分归还银行房贷款，原审被告黄玲飞取走22万元，剩余款项未归还本案借款，原审被告黄金昌（系上诉人黄联光父亲）知道后，认为当时卖房时讲好获得房款后先付本案欠被上诉人的700000元借款，在上诉人没有支付的情况下，原审被告黄金昌于2017年12月1日向被上诉人王静出具一份《保证协议》，协议载明：“本人黄金昌保证将巾山小区1－10幢字第33047号80.88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产用于归还黄玲飞与王静之间之债务柒拾万元正（多还小补）此房与其它债务无关该房与儿子老婆无关一切由王静来处置该房产”，并在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给被上诉人王静的八份借条上各作为担保人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给被上诉人王静的八份借条是否有实际借款发生。被上诉人王静在原审时提供了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的八份借条、案外人王琤（系被上诉人王静弟弟）与被上诉人王静签订的《个人借款债权转让协议》及被上诉人王静台州银行的对账单。从上述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的八份借条看，有七份是向被上诉人王静借款共计50万元；另一份是向案外人王琤借款20万元，该笔借款于借款当日，王琤与被上诉人王静签订了《个人借款债权转让协议》，将王琤对原审被告黄玲飞的20万元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王静，原审被告黄玲飞对该债权转让是知道并同意的。再从被上诉人王静的台州银行对账单看，一笔是转账给原审被告黄玲飞，其他六笔是取现的，该七笔款项与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的七份借条（包括向王琤借款的20万元）上的借款金额、借款时间上都能相互对应，对于2016年8月6日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15万元借条，被上诉人认为系原审被告黄玲飞于2015年的借款经结算后重新出具的。对于上述借款的事实原审被告黄玲飞、原审被告黄金昌均予认可，故上诉人黄联光以现金交付不符合常理为由，否定本案借款已实际交付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原审被告黄玲飞与上诉人黄联光的夫妻共同债务。首先，原审被告黄玲飞向被上诉人王静所借的款项发生在原审被告黄玲飞与上诉人黄联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被上诉人王静在原审时提供了原审被告黄玲飞于2016年8月至2017年10月间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临海支行《个人凭证项下指定活期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打印清单》，证明该期间原审被告黄玲飞还贷金额约16万元；提供原审被告黄玲飞于2011年至2016年在浙商证券经营股票的对账单，存在亏损，借款用于归还所欠亏损；提供原审被告黄玲飞于2016年10月19日与案外人傅金叶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开办干洗店，借款用于支付转让费及经营亏损及生活费等。原审被告黄玲飞、黄金昌对被上诉人王静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证明对象均没有异议，同时出具了一份《借款用途》，均承认本案借款系用于归还银行房屋抵押贷款、开店费用、以前开店的借款及高额利息、家庭生活开支等；再次，作为上诉人黄联光的父亲即原审被告黄金昌，与上诉人黄联光、原审被告黄玲飞住在同一套房子，对家庭情况比较了解，在上诉人黄联光与原审被告黄玲飞将坐落在临海市大洋街道中心商业街22号楼2单元302室房屋出卖给案外人，而上诉人黄联光获得房款2602800元后，未归还本案借款的情况下，即向被上诉人王静出具一份《保证协议》，并在原审被告黄玲飞出具给被上诉人王静的八份借条上均作为担保人签字。原审被告黄金昌这一行为能够证明上诉人黄联光知晓原审被告黄玲飞向被上诉人王静借款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虽然上诉人黄联光以其并未在借条中签字为由，主张本案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但该主张与上述查明的事实相矛盾，同时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本案的借款系原审被告黄玲飞用于赌博或其他非夫妻共同生活。据此，原审法院判决由上诉人黄联光、原审被告黄玲飞返还被上诉人王静的借款得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联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黄联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勇 审判员 黎利荣 审判员 陈文杰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马 里 ?*ArabicDash?-6-? ?*ArabicDas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