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浙舟商终字第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春光。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南平、周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立忠。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梁忠平。原审被告许某，现羁押于浙江省女子监狱。上诉人金春光为与被上诉人方立忠、原审被告许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4）舟定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春光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南平、周军、被上诉人方立忠及其委托代理人梁忠平、原审被告许某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许某曾多次向金春光借款。2013年3月10日，经双方结算，许某向金春光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金春光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正。利息贰分利。”同日，许某又向金春光出具利息欠条一份，载明：“欠金春光利息钱壹佰伍拾万元”。后，方立忠代许某归还金春光借款本金10万元。2013年6月4日，许某、方立忠共同向金春光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许某借金春光人民币共计贰佰叁拾万元正，已还壹拾万元正，还剩贰佰贰拾万元正，经双方协商决定，从2013年6月份开始，其中6月份以及12月份每月还叁拾万元，其余每月还贰拾万，十个月还清，到2014年3月份为止，如果中途违约不还那么余款一次性还清，每月27号还款。保证人许某，2013年6月4日，担保人方立忠。”后，方立忠代许某归还金春光借款本金25万元（2013年7月2日、3日、5日尾号为1535的银行账户向金春光尾号为4675的工商银行账户共汇款24万元，其中1万元现金交付。）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的（2013）舟定刑初字第549号生效刑事判决书，其中第4页倒数第6行载明：“金春光共借给许某237.25万元，出具有12张借条……”。判决后，许某不服并上诉至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6月10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舟刑终字第32号刑事裁定书，其中第5页倒数第10行载明：“许某的欺骗行为使得方立忠相信为其提供担保是没有问题的，从而在保证书上签名并最终代许某归还给金春光25万元。故该25万元应当认定为许某的诈骗金额……”。原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金春光持有的借条是其对许某享有债权的凭证，具有较强证明力。许某向金春光借款，双方对账结算后，由许某出具《保证书》（借条），并签名确认，意思表示真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借款人许某未按约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方立忠的民事责任，因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浙舟刑终字第3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方立忠以担保人名义向金春光出具担保系许某向方立忠诈骗的行为，故方立忠出具担保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调整。金春光对方立忠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许某自判决生效之日归还金春光借款人民币195万元，并支付从2013年4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金春光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3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350元，由许某负担。宣判后，金春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依刑事裁定书认定方立忠以担保人名义向金春光出具担保系许某向方立忠诈骗的行为，而认定方立忠出具担保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调整，进而驳回金春光要求方立忠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原审法院混淆了许某、方立忠之间发生的诈骗刑事法律关系与方立忠、金春光之间的保证合同民事法律关系。保证合同的相对人为债权人与保证人，许某对方立忠实施的诈骗行为之效力不能及于保证合同中的担保权人，只能由许某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不能强加于作为善意第三人（债权人）的上诉人。原审法院对该节事实的认定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其次，许某对方立忠实施诈骗的犯罪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方立忠的财物，而方立忠为许某欠金春光的合法债务进行民事担保的行为是方立忠真实意思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且方立忠在本案一审庭审时当庭陈述：“是因为许某骗我说是去做生意向金春光借的钱，而且许某当时承诺日后生意挣钱了会给我经济上的好处，我才予签名担保的”，由此可见，方立忠是基于有利可图受利益驱动才作出担保，其担保行为完全系其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方立忠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熟知金融知识的人民银行干部，应知晓担保的民事责任及法律后果。原审法院既未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依法进行评判，也未对方立忠主观上的过错及赔偿责任进行界定，即判决驳回上诉人对方立忠的一审诉讼请求，使方立忠既不承担保证责任亦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显然不当。再次，保证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原审判决既已认定许某与金春光之间的借款主合同有效，且作为善意债权人的上诉人金春光既不知道方立忠签名担保时受许某欺骗的事实，也不存在与许某恶意串通骗取方立忠提供担保及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方立忠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事实。因此，本案所涉担保合同既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所列的合同无效情形，也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关于可撤销或变更合同的规定，且方立忠也未提起撤销担保合同之诉。原审法院关于该节事实的认定错误，并直接导致了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对金春光与方立忠之间的担保合同未适用《担保法》相关规定，而适用《民法通则》第54条，违反了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原审引用了《担保法》第6条，但该法条只阐述了保证合同的法律概念，未涉及合同效力及法律责任等，显然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方立忠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方立忠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查明事实部分“方立忠代许某归还金春光借款本金10万元”与事实有误，实际上该笔10万元是在担保前，许某向方立忠借款，然后归还给金春光，并不是方立忠直接代许某归还。二、原审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根据已生效的（2014）浙舟刑终字第32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方立忠的担保法律后果已经不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应归刑事法律调整。三、方立忠担保行为系受许某的欺骗行为导致错误认识而为，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四、上诉人并不是善意的债权人，且存在恶意。上诉人与许某之间债务的形成是2005年至2013年期间，2011年下半年开始上诉人已经明知许某明显丧失了清偿能力，2013年1月至3月期间，许某名下财产因为涉诉也全部被法院冻结，之后上诉人极力要求许某提供担保人，许某之前找过夏亚雪作为担保人，在得知夏亚雪在外也有很多负债后，上诉人拒绝，在此情况下许某才找方立忠担保。上诉人委托他人催讨借款，要求方立忠提供担保，许某对方立忠隐瞒自己无能力偿还的事实，还将尚有高额按揭贷款且已被法院查封的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交给方立忠，整个过程上诉人明知而装作不知，积极促成担保的成立，显然上诉人有过错。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原审被告许某称：我的行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不是诈骗，刑事判决认定我是诈骗行为是错误的。我要求方立忠提供担保时确实跟他说过等我赚钱之后会分给他一点，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方立忠不会给我提供担保。方立忠系自愿提供担保，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他对担保要承担的后果应该是明知的。金春光也有过错，她一直逼我还款。现我没有能力还款，方立忠应该承担担保责任。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期间，金春光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确认，本案所涉借条中载明的230万元有200万元系本金，另30万元系计算至2013年3月份止尚欠的利息。许某出具保证书、方立忠在保证书上的“担保人”处签名，是在金春光委托案外人高虎催讨借款时完成的，期间，金春光本人因有事而离开，并不在现场。金春光在事后向高虎支付过105000元以示感谢。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方立忠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判断担保人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其依据应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担保合同以及合同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债务人对担保人的诈骗行为，与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担保合同行为，系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案中许某对方立忠的诈骗行为，并不当然影响方立忠与金春光之间担保合同的效力，原审认定方立忠向金春光出具担保的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调整，该认定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在方立忠已提出明确答辩的情况下，未对担保合同的成立、效力以及债权人是否善意、担保人有无过错等直接影响担保责任的基本事实予以审查并作出认定，而径行以涉案担保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为由，驳回金春光要求方立忠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2014）舟定商初字第778号民事判决；二、发回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重审。审 判 长  罗邦良审 判 员  王军伟代理审判员  冷海波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代书 记员  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