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三亚行终字第18号上诉人王扬岸。上诉人郑赛琴。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国海。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吉旭。被上诉人三亚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法定代表人孙令文。委托代理人高伟。委托代理人张何亮。原审第三人符吉平。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因诉被上诉人三亚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以下简称河西分局）、原审第三人符吉平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2014）城行初字第383号行政判决，于2015年4月27日通过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5日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孙国海、吉旭，被上诉人河西分局委托代理人高伟、张何亮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符吉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4日，王扬岸到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报案，称其与妻子在三亚市水产码头101档口被符吉平及他人打伤，请求处理。接报后，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民警陈朝梁、郑剑波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后当日即受案，同时向王扬岸、郑赛琴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由王扬岸、郑赛琴二人自行到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2013年12月19日，王扬岸、郑赛琴在河西分局工作人员陪同下，领取了伤情鉴定结果。鉴定结果表明：王扬岸之损伤为轻微伤，郑赛琴之损伤不具备鉴定条件。2014年1月12日，河西分局将符吉平抓获，当日下午即由三亚港边防派出所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解，但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三亚港边防派出所从前期调查结果及法医鉴定结论出发，认为符吉平殴打王扬岸致其轻微伤，不足以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符吉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的处罚。同日，河西分局指派两名执法人员向符吉平送达了三西公（三亚港边）行罚决字〔2014〕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63号行政处罚决定），符吉平当场签收。王扬岸、郑赛琴主张其是在民事诉讼阶段才知晓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且不服河西分局对符吉平作出的行政拘留十日，并处五百元罚款的处罚，认为该处罚畸轻，遂起诉要求撤销63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伤情鉴定结论认定王扬岸仅构成轻微伤，郑赛琴不具备鉴定条件。河西分局根据伤情鉴定结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符吉平处以十日行政拘留、并处五百元罚款，实现了处罚与过错相当，处罚的内容合法适当，王扬岸、郑赛琴主张该处罚过轻，不予支持。河西分局向王扬岸、郑赛琴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由其自行到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其鉴定结果亦是由执法人员与原告二人共同领取的，王扬岸、郑赛琴称其不知悉该伤情鉴定，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河西分局2014年1月12日作出的6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扬岸、郑赛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扬岸、郑赛琴负担。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由上诉人自行鉴定，被上诉人陪同上诉人领取伤情鉴定，属事实审查不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72条、第84条之规定，鉴定由被上诉人委托，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鉴定伤情属于被上诉人的职责。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其已向上诉人送达了“法医鉴定委托书”。另外，原审法院认定在2013年12月19日上诉人领取了《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及《证明》，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时间，且《送达回执》注明鉴定意见的送达时间为2014年1月12日，该时间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不一致。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属事实审查不清。首先，《送达回执》注明的是直接送达，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拒绝签名的，应当有录音录像或见证人。被上诉人送达时没有录音录像或见证人，送达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违法。其次，《送达回执》没有注明受送达人，不能证明该回执系向上诉人制作。再次，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7条之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向被害人送达，但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送达，程序违法。最后，《送达回执》送达地点为三亚港边防派出所，送达时间为2014年1月12日19时，该时间段上诉人已收摊不做生意，属于饭点时间，且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通知上诉人到三亚港边防派出所，也没有提供派出所的监控录像予以佐证，该回执不具真实性。三、原审法院认定鉴定意见和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合法，属认定错误，理据不足。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案作为行政处罚依据的鉴定意见，其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审查，对该证据予以认定错误。四、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属同行业，由于行业竞争，原审第三人已是第二次对上诉人进行殴打，由于有权机关办案不当，使双方矛盾无法化解。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一审行政判决；撤销63号行政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河西分局辩称：一、被上诉人依法出具了法医鉴定委托书。2013年12月14日王扬岸向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报警后，该派出所民警陈朝梁、郑剑波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并于当日进行受案处理，同时向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出具了法医鉴定委托书，由其自行到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情鉴定。2013年12月19日，上诉人在河西分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领取了伤情鉴定通知，该通知明确载明委托单位是三亚港边防派出所。如果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送达鉴定委托书，那么其伤情鉴定结论如何而来。因此，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未向其送达法医鉴定委托书没有事实依据。另外，上诉人领取伤情鉴定结果后，被上诉人又于2014年1月12日再次向上诉人进行了送达，该时间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二、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合法。首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当日，被上诉人派人向被处罚人符吉平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吉平当场签收。同时，被上诉人又将该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及时向上诉人进行了送达，上诉人拒绝签名，两名执法人员在其送达回证上注明。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送达人拒绝签名的，可以有录音录像或见证人，而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应当”有录音录像或见证人。其次，《送达回执》上的文书名称，文号已明确送达的是符吉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王扬岸的《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等相关材料，上诉人在知道被上诉人要向其送达上述材料后故意拒绝签收，以此来抵制送达，妨碍执法人员进行办案，从而达到自己起诉的目的。再次，上诉人提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7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而《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该条规定，更没有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向被害人送达的条款。最后，上诉人还提出送达时间为2014年1月12日19时，该时间段其已收摊不做生意，属于饭点时间，上诉人的说法纯属主观臆断，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该时间段不能送达。所以，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已依法履行了告知、送达义务，处罚程序合法。三、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依据被上诉人的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在上诉人领取鉴定通知之后，被上诉人根据鉴定结论对郑赛琴作出罚款，郑赛琴也缴纳了罚款。如果上诉人认为该鉴定不合法，为何在领取鉴定通知后不及时提出异议，而是及时缴纳了罚款。四、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符吉平的处罚决定书于2014年1月12日作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0日提起行政诉讼，已过了3个月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作出的63号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应予维持。原审第三人符吉平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二审中，被上诉人河西分局出具了三亚港边防派出所对郑赛琴作出的三公（三亚港边）行罚决字〔2014〕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行政处罚决定）和郑赛琴缴纳罚款的回单。该决定书决定给予郑赛琴罚款200元，限其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三亚市农业银行缴纳罚款。在决定书上，办案民警高伟、陈朝梁于2014年1月12日备注“被处罚人郑赛琴拒绝签名捺印”。回单显示：2014年1月16日郑赛琴向三亚市财政局在三亚市农业银行的开户帐户缴纳了200元罚款。被上诉人提供上述证据，欲证明郑赛琴是在知晓其处罚决定后缴纳了罚款。但上诉人以上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于开庭当日提交，但其形式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1月12日，被上诉人河西分局对郑赛琴作出罚款200元的3号行政处罚决定。同日，河西分局指派民警高伟、陈朝梁向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送达63号、3号行政处罚决定，《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及《证明》时上诉人拒绝签收，河西分局在《送达回执》和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对此作了备注，但未备注是否将上述材料留置上诉人。2014年1月16日郑赛琴缴纳了200元罚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河西分局依法具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治安工作的职责，对治安违法行为享有进行行政处罚的职权。本案在程序方面，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王扬岸的报警，对原审第三人符吉平可能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受案登记；后传唤王扬岸、郑赛琴、符吉平到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接受询问，向在场的相关人员了解案件情况、制作询问笔录，并依法组织司法鉴定，将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针对王扬岸的伤情作出的《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和针对郑赛琴的伤情出具的《证明》告知符吉平，在对符吉平作出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其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亦告知符吉平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该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在认定事实方面，河西分局分别对王扬岸、郑赛琴及符吉平所作的询问笔录，在场人的证言，《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等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2013年12月14日，在三亚市水产码头101档口，王扬岸和符吉平因收购海鲜发生纠纷，符吉平和一名青年男子将王扬岸殴打成轻微伤的事实。河西分局作出6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适用法律方面，河西分局根据上述事实，认为符吉平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规定的情形，对符吉平作出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向其出具“法医鉴定委托书”，且《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内容不合法。经查，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是在对王扬岸和郑赛琴的损伤情况进行检验后，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的（2013）第2056号《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和《证明》，且上述文书中均载明受三亚港边防派出所之委托，可见，司法鉴定中心是在接受被上诉人委托后才作出的检验意见。至于《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的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由于该通知是被上诉人针对2013年12月14日符吉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一案，为确定被害人王扬岸的受伤程度而由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检验意见，在没有相反证据且上诉人在一审时未书面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的有效性。由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未向其送达63号行政处罚决定、《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及《证明》，经查，河西分局提供的《送达回执》记载：2014年1月12日，该分局办案人员高伟、陈朝梁在向上诉人送达63号和3号行政处罚决定、《法医检验活体伤情通知》及《证明》时上诉人拒绝签收，对此办案人员作了备注。结合办案人员在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所作的相同备注和郑赛琴缴纳罚款的事实，可认定被上诉人于2014年1月12日向上诉人送达上述材料时上诉人拒绝签收是事实，只因被上诉人对是否将文书留置上诉人未作备注，送达方式存在瑕疵，对此本院予以指正，但该瑕疵不影响本案6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上诉人在2014年1月12日已经知道对6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权或起诉期限，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前述2年起诉期限，被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原审判决依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0元（上诉人已预缴），由上诉人王扬岸、郑赛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维青审判员  吉 红审判员  陈兴科二Ο一五年七月二十日eusp5mnxb0rgt3e05e案件唯一码书记员纪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