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802刑初558号 公诉机关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文祥，男，1986年4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汉族，大专文化，原四川新东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职工，户籍所在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现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2015年6月29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9月27日由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5月19日经本院决定逮捕，同年5月22日由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执行。2017年10月27日经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辩护人张万发，四川金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许关发，四川元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广利检公刑诉[2016]4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文祥犯盗窃罪，于2016年1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6月26日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文祥不服，向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2017年10月9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召开了庭前会议，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韩雪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文祥及其辩护人张万发、许关发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因公诉机关需要补充侦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一次，并获本院同意。恢复审理后，本案再次进行了开庭。现已审理终结。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2月10日四川新东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信公司）与广元市霖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以下简称霖炎公司）签订了《样车摆放协议》，约定新东信公司发样车给霖炎公司展示并销售，有效期2013年12月10日起至2014年12月9日止。此后，协议期间双方各自履行协议内容。由被告人王文祥负责对霖炎公司凯迪拉克车辆经营业务进行接洽和管理。 2014年11月17日新东信公司出具凯迪拉克ＳＲＸ汽车一辆（发动机号ＬＦＷ6ＥＳ659380）给霖炎公司，同年12月24日，霖炎公司与被害人陈大邦签订销售合同，约定车款为36.5万元，陈大邦当日支付全部车款，同日严某通过转账汇款方式支付新东信公司1万元，并“附言：陈大邦ＳＲＸ订金”，但并未支付新东信公司销售尾款，王文祥多次催收未果。2015年1月6日新东信公司负责凯迪拉克牌汽车销售工作的总经理黄某安排王文祥到广元霖炎公司核实该展车情况并催要汽车车款。次日，王文祥在明知霖炎公司已将该车销售给被害人陈大邦的情况下，趁陈大邦驾驶该车来霖炎公司找严某索要该车辆手续未果离开之机，尾随其至广元市利州区南河烟草公司停车场，在陈大邦停车离去后，王文祥用该车留存的备用钥匙开出停车场，并向黄某汇报找到车辆，在黄某的示意下直接开回成都，并藏匿于成都美威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案发后，追回涉案的凯迪拉克牌SRX汽车，并发还给被害人陈大邦。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支持其指控，认为被告人王文祥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提请本院判处。 被告人王文祥辩称，对公诉方认为的支付了汽车订金就认定车辆已经销售的观点有异议，自己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构成盗窃罪。 被告人王文祥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 1、本案涉案车辆权属存在重大争议。2013年12月10日新东信公司与霖炎公司签订《样车摆放协议》。根据样车摆放协议，新东信公司提供了样车即本案涉案车辆在霖炎公司展厅展示。双方对样车即本案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以及权利义务同时进行了约定。2014年12月24日陈大邦与霖炎公司签订《委托购买协议》，委托霖炎公司购买本案涉案车辆，并根据《委托购买协议》向霖炎公司支付购车款36.5万元后将涉案车开走。霖炎公司收到委托人陈大邦购车款36.5万元后,在当日即2014年12月24日向涉案车辆所有人新东信公司支付1万元并注明“陈大邦购车订金”。其余35.5万元被霖炎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挪作他用，并未用于向新东信公司购车。2015年1月6日新东信公司得知涉案车辆不在霖炎公司展区，去向不明，且仅收到购车订金尚未收到车款，引起新东信公司负责人对涉案车辆安全的不安与担忧，遂指派被告人王文祥带上涉案车辆备用钥匙到广元查找并开回公司。2015年1月7日被告人王文祥在广元发现涉案车辆，用备用钥匙将涉案车辆开回成都新东信公司住所地。2015年1月7日陈大邦发现所购涉案车辆不知所踪，经霖炎公司严某与被告人电话联系，被告人当即告知涉案车辆是自己开走和开走的理由。后霖炎公司、陈大邦及新东信公司三方经协商解决，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涉案车辆存在重大争议，陈大邦认为签订了合同支付了车款，对涉案车辆依法享有所有权；与此同时，新东信公司认为涉案车辆并未发生交易事实，其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仍然归新东信公司所有。 2、本案涉案车辆权属争议属民事性质。首先，双方存在争议的基础事实是合同关系，即《样车摆放协议》、《委托购买协议》。陈大邦与新东信公司均分别以各自与霖炎公司订立的协议，作为抗辩理由主张涉案车辆的权利归属。其次，《样车摆放协议》和《委托购买协议》的订立均是合法民事主体的陈大邦及新东信公司以其各自的意思表示作出的民事行为。其三，陈大邦与新东信公司不是彼此所签合同的相对人，但却是涉及合同履行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其产生争议的性质仍然属民事性质。 3、涉案车辆权属争议解决途径是民事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物权法。第33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陈大邦、新东信公司之间的对本案涉案车辆的争议，法律明确规定解决争议的途径是民事，不是刑事途径。物权法第38条第二款虽有侵害物权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其前提是该物权归属是明确无争议的。 4、陈大邦对涉案车辆的占有不具有合法性，不因占有取得所有权。陈大邦与霖炎公司签订的《委托购买协议》是否履行是陈大邦获得涉案车辆权属的事实依据。本案证据证明，受托人霖炎公司在收到陈大邦委托购车款36.5万元后，其中35.5万元被霖炎公司法定代表人严某挪作他用。该事实有力证明陈大邦与霖炎公司签订的《委托购买协议》并未履行，证明涉案车辆没有发生交易，其所有权归属并未发生转移。陈大邦交付车款并开走涉案车辆，仅对涉案车辆的占有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并不等于合法占有和取得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当霖炎公司未履行《委托购买协议》将陈大邦交付的委托购车款挪作他用时，陈大邦对涉案车辆的合理占有状态因受托人霖炎公司的不履约行为已不存在，且继续占有已丧生其合法性。陈大邦向霖炎公司支付36.5万元车款后开走涉案车不属物权的交付行为，理由是从《委托购买协议》可知，陈大邦明知霖炎公司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霖炎公司只是受托购买涉案车辆，从中获取差价，对涉案车辆并无处分权和交付权。陈大邦开走涉案车辆不符合车辆买卖的交易规则和习惯，不属物权法规定的交付行为。因为陈大邦与霖炎公司签订的《委托购买协议》无论是签订之时还是签订之后，涉案车辆的交易事实始终未发生，只有在发生交易后才会有交付的行为。涉案车辆的备用钥匙以及合法凭证均在涉案车辆所有权人新东信公司，证明涉案车辆并未交付。《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及行使应当遵守法律。涉案车辆不因陈大邦的开走而产生物权交付和转移的法律后果。霖炎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履行《委托购买协议》将陈大邦委托购车款项挪作他用是导致本案涉案车辆不能发生买卖交易和导致争议的重要和直接原因，陈大邦应向霖炎公司主张违约和赔偿损失。 5、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6244号民事判决书的法律效力和证明力应确认和维护。该民事判决系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截止今天没有任何证据或经再审程序否定。同时，该民事判决证明涉案车辆被返还归新东信公司，证明新东信公司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证明涉案车辆是民事争议的物，其引发的争议属民事性质。本案涉案车辆不是盗窃罪的客体。陈大邦虽不是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民事判决中的当事人，但霖炎公司被判决返还的本案涉案车辆这一原物为陈大邦占有和控制。如果将涉案车辆以刑事方式确认为陈大邦合法所有，实际上否定了新东信公司在该民事判决中对涉案车辆享有返还权利的实现。同时，本案涉案车辆与成都市金牛区法院民事判决中判决返还的原物是同一物，在没有充分事实和证据否定该民事判决情况下，对涉案车辆权属作出认定是对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三）项证据确实充分规定的背离。 6、被告人王文祥受新东信公司指派将所有权归新东信公司的本案涉案车辆开回公司，无论新东信公司还是被告人王文祥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均不符合我国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本案证据已经证明涉案车辆没有发生交易和交付，其所有权依法未发生转移仍属新东信公司所有；涉案车辆在本案已为生效的民事判决确定为原物返还新东信公司，本案没有盗窃罪客体。综上，2015年1月7日被告人王文祥受新东信公司指派从广元开回涉案车辆是新东信公司恢复对自己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符合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有权追回”的法律规定，新东信公司和被告人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客观方面也没有实施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起诉书的指控预先设置了涉案车辆所有权归陈大邦所有的前提，公诉机关无权作此前提。公诉机关指控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即单位组织、指使盗窃，本案中谁是组织者、实施者，公诉机关未举证，无证据证明单位的主观盗窃故意。被告人系完成工作任务，没有犯罪故意。被告人开走车后，与霖炎公司、陈大邦三方协商过，只是最后协议未达成，符合民法规定。综上，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王文祥有罪。 被告人王文祥的辩护人出示了书证货物进出口证明、车辆购置税征管系统专用进口车辆电子信息、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增值税发票、民事判决书及其生效证明、新东信公司和美威行工商信息、参保证明、强制执行申请书及成都市金牛区法院受理通知书、新东信职工守则、胡莉丽的说明、陈大邦民事起诉书以支持其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0日新东信公司与霖炎公司签订了《样车摆放协议》，约定新东信公司发样车给霖炎公司展示并销售；霖炎公司有义务尽快销售样车，若霖炎公司完成样车销售，按新东信公司需求付清车款后办理提车相关手续，新东信公司适时补充样车；本协议自新东信公司收取霖炎公司保证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4年12月9日止。此后，协议期间双方各自履行协议内容。被告人王文祥作为新东信公司的员工负责对霖炎公司凯迪拉克车辆经营业务进行接洽和管理。 2014年11月17日新东信公司给霖炎公司提供了凯迪拉克ＳＲＸ汽车一辆（发动机号ＬＦＷ6ＥＳ659380）。同年12月24日，霖炎公司与被害人陈大邦签订了委托购买该车的协议，约定车款为36.5万元，于当日在霖炎公司展厅交车。陈大邦当日向严某支付全部车款并开走该车。同日严某通过转账汇款方式向新东信公司支付1万元，并附言“陈大邦ＳＲＸ订金”，但之后并未向新东信公司支付销售尾款，被告人王文祥多次催收未果。次日，被害人陈大邦即在霖炎公司职员的陪同下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元分公司购买车辆保险、办理临时牌照，临时牌照号码为川Ｈ×××××，有效期至2015年1月24日。2015年1月6日新东信公司负责凯迪拉克牌汽车销售总经理黄某安排被告人王文祥到霖炎公司核实该展车情况。 2015年1月7日，被告人王文祥来到广元在霖炎公司展厅碰见驾驶该车前来找严某索要该车辆手续未果的被害人陈大邦后，尾随陈大邦至广元市利州区南河烟草公司停车场，在被害人陈大邦停车离去后，用该车留存的备用钥匙将车开出停车场，在向黄某汇报找到车辆并征得黄某的同意下将车直接开回成都，存放于成都美威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15年6月18日公安机关追回涉案的凯迪拉克牌ＳＲＸ汽车，于同年7月7日发还给被害人陈大邦。 另查明，2015年，新东信公司以霖炎公司为被告，就摆放样车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民事诉讼，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样车摆放协议》成立但未生效，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判决判令：一、霖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新东信公司样车车辆2台；二、若霖炎公司未按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义务返还样车车辆，则霖炎公司应就其不能返还样车车辆而给新东信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赔偿标准为：凯迪拉克牌/CADILLAC轿车（发动机号：LTG142415130）为396805.50元；车型为凯迪拉克牌SRX2997CC跨界车（发动机号：LFW6ES659380）为406161元）]；三、驳回新东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并经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受理案件登记表、受案回执、报案材料立案理由说明、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来源合法，侦查程序启动正当。 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王文祥系公安机关传唤被动到案。 3、被告人身份信息。证实被告人王文祥作案时已达刑事责任年龄。 4、样车摆放协议。约定新东信公司（甲方）发样车给霖炎公司（乙方）展示并销售；若霖炎公司完成样车销售，按新东信公司需求付清车款后办理提车相关手续，新东信公司适时补充样车；协议自新东信公司收取霖炎公司保证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14年12月9日止。（车辆合格证或关单由甲方保管，展示车辆所有权属甲方）； 5、中国工商银行广元分行转账凭证。证实被害人陈大邦于2014年12月24日转款给霖炎公司严某36.5万元。 6、委托购买协议、保险单及收据。证实2014年12月24日陈大邦委托霖炎公司购买凯迪拉克SRX一辆，支付了车辆价款并于同年12月25日为该车购买了保险。 7、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证实严某于2014年12月24日向新东信公司财务人员帅育君转账汇款1万元，并附言：陈大邦ＳＲＸ订金。 8、《特许销售协议》。证实2012年11月1日，新东信公司与广元广通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签订了特许广元广通在广元行政区域销售凯迪拉克车辆，并支付了保证金。 9、货物进出口证明、车辆购置税征管系统专用进口车辆电子信息、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增值税发票。证实新东信公司合法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 10、被告人王文祥的劳动合同、成都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证实被告人王文祥系新东信公司职工。 11、新东信公司和美威行工商信息。证实新东信公司和美威行的法定代表人均系杨某。 12、被告人王文祥的驾驶证、身份证。证实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具备开车的技能。 13、利州区公安分局的函、扣押决定书以及领条。证实涉案车辆被扣押并发还给被害人陈大邦。 14、被告人的手机微信内容提取复印件。证实被害人和新东信公司、霖炎公司三方在案发后对所涉车辆价款的协商情况，但无三方签字。 15、公安机关关于查找黄某的情况说明、新东信公司人事变更通知以及离职后的说明。证实现未找到黄某，其去向不明。 16、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6244号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生效证明。证实新东信公司于2015年作为原告，以霖炎公司作为被告提起了合同纠纷之诉，该判决以霖炎公司未提交协议约定的保证金为由，认定本案的《样车摆放协议》成立但未生效，由霖炎公司向新东信公司返还涉案车辆，在其返还不能的情况下，将进行赔偿损失。 17、强制执行申请书、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执5148号受理通知书，证明新东信公司就（2015）金牛民初字第624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申请执行，法院已受理。 18、新东信公司职工手册部分内容，证实职工手册规定职工需服从上级主管的指挥与调派，被告人的行为是符合公司守则的完成工作行为。 19、新东信公司行政经理胡莉丽出具的说明，证明车辆钥匙由公司财务保管，涉案车辆的钥匙系其按照杨某电话通知交给的王文祥。 20、（2017）川0802民初3524号民事起诉书，证明陈大邦以要求新东信公司、霖炎公司履行买卖合同义务为由向本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21、临时号牌川Ｈ×××××登记信息及照片，证明2014年12月25日，陈大邦办理了临时牌照，牌照上注明机动车相关信息，所有人为陈大邦。 22、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现无法调取新东信公司和霖炎公司电脑传输涉案车辆关单扫描件等资料，因时间太长无法调取案发当日广元到成都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资料。 （二）证人证言。 1、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在2014年12月的时候，陈大邦与其签订了委托购车协议，以36.5万元的价格将一辆凯迪拉克越野车出售给陈大邦，陈大邦当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了价款，并把这辆车提走了。当时只给陈大邦一把钥匙，并告诉陈大邦这车的关单和另一把钥匙都还在4Ｓ店，这辆车的购车发票要4Ｓ店开具，相关手续随后就交给他。当天其只给新东信公司转账支付了1万元的订金，是转给新东信公司帅育君账户的，并打电话给新东信公司王文祥说已将这辆凯迪拉克越野车的订金打到他账上，剩余尾款在5天后打给他，到时再让他将手续和剩下的那把钥匙寄过来，最后再让4Ｓ店安排另外一台展车到其公司展厅。其余的钱都因为当时被债主催债，随时被逼着还钱就自己用了。2015年1月7日下午得知陈大邦的车在他的住处被4Ｓ店偷开走了。陈大邦将此事告知我，我就立即和王文祥联系询问这个事情，王文祥承认是他们开走了这辆车，现在这辆车停在他们4Ｓ店。后其与陈大邦、新东信公司协商过解决这件事。 2、证人周某的证言。其系霖炎公司的员工，证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摆放了两辆凯迪拉克，其中ＳＲＸ汽车在12月份就卖给了陈大邦，钱是严某收的。陈大邦将车提走的第二天，严某就安排其在公司电脑桌面上找到这辆车的关单扫描件，将关单扫描件上的发动机号、车架号等内容用手机短信发给陈大邦，证人陪同陈大邦购买车辆保险，之后又与陈大邦一起到广元金顺汽车公司办理的车辆临时号牌。同时证实其在上班期间，公司所销售的车辆基本都在广元金顺汽车公司办理临时号牌。2015年1月几号的时候，陈大邦来霖炎公司要车辆关单，他回复说要等严某解决，当时新东信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在霖炎公司。到了中午，陈大邦告诉他车子不在了，他就打电话问王经理，王经理说车子是他开走的，让他们不要管。 3、证人陈某2的证言。其系绵阳市美威行的员工,证实其受公司安排送被告人王文祥到广元来办事，以及王文祥把这辆车开出来的情况。 4、证人罗某的证言。其系绵阳美威行售后总监，证实其当天安排陈某2陪同王文祥到的广元。 5、证人黄某的证言。其系美威行的总经理，在新东信公司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证实新东信公司和霖炎公司在销售凯迪拉克车有多年的合作，严某公司支付了保证金。2014年底，凯迪拉克厂家的人盘库后反馈新东信公司，提供给广元霖炎汽车贸易公司的两台凯迪拉克展车不在指定的场内。其安排王文祥核实，后来王文祥向其汇报：严某公司的凯迪拉克展车被人挡了，通过凯迪拉克车的安吉星定位系统查找到展车在广元城内。其向杨某通报了这件事，并安排王文祥去广元核实一下，然后找到车把车开回来。杨某就联系了绵阳美威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人和车配合王文祥一起去了广元。第二天，王文祥打电话说他找到严某只给公司付了展车保证金、没有给公司付清购车款的那辆凯迪拉克车。其就在电话里给王文祥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展车开回成都公司，车子后面款项的事情等公司出面解决。当天王文祥就把这辆车开回成都公司。王文祥到广元去之前把这辆车的另一把钥匙带上的，就是为了找到这车把车开回来。王文祥在广元如何把车开到手的其记不清当天是怎么给他说的，回来后在一天聊天时，王文祥才详细给他讲了：他是尾随在那个严某公司买这台车的人，到了这个人的停车处，等对方下车走了后才用备用钥匙把车开走的。 6、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四川所有的凯迪拉克都是他代理的，与广元严某签订了代为销售协议，最先是通过广元广通签订的协议，严某的销售时间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5年1月，对所有网点的库存进行盘库，发现广元的两个车子不见了。黄某对其说准备安排王文祥到广元把这车辆找到，就向他提出王文祥坐动车到绵阳，由绵阳安排车和司机陪同王文祥到广元。他就给绵阳美威行公司罗某打电话安排了。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大邦陈述。证实在广元霖炎公司买的车，支付了全额车款，在购买车的次日就把车开走了，根据严某提供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为车辆购买了保险，并在金顺公司拿了一张临时号牌。在2015年1月7日的中午发现车子被盗，就找到了霖炎公司，才得知是被告人王文祥开走了。其陈述还证明2014年12月25日被害人和周某一起去办理了车辆临时号牌和保险后，被害人将保险标志贴在车前挡风玻璃右上角直到2016年新购保险，临时号牌放在挡风玻璃右下角仪表台上直到2017年。 （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王文祥供述与辩解。2015年6月18日供述：其在新东信公司和美威行公司上班，负责对广元严某公司凯迪拉克车辆经营的接洽和管理。如严某公司将他公司提供地凯迪拉克展车对外销售，就必须事先告知他，并将展车的全款支付给他公司，他公司再补开车辆手续并交付严某；同时公司规定严某公司的凯迪拉克展车离开展场必须向公司报告。公司提供了两台展车到他公司展场，一台凯迪拉克越野车、一台凯迪拉克轿车。2014年12月25日严某打电话说他公司中的凯迪拉克越野车已经被客户订购了同时他给公司账户转款1万元作为购车订金。新东信公司财务收到1万元订金后，他打印了这辆凯迪拉克越野展车的销售合同以及收款凭证（销售合同和收款凭证上的购车人名字，是严某提供的购车人名字“陈大邦”），用微信发给了严某。按约定在12月底严某付清尾款并上报已交付车辆给购车人后，公司再交付展车的手续及备用钥匙。但是过了12月底，严某没有向公司支付车款。12月30日凯迪拉克厂家盘库人员向其公司反馈提供给霖炎公司的两台凯迪拉克展车都没在在指定展场。于是他就要求严某支付车款，在一周时间内严某一拖再拖，仍然没有支付车款，他就起了疑心。在今年1月6日，其向公司分管销售的副总黄某汇报了这些情况，黄某安排他马上到广元霖炎公司了解展车情况。到了广元已经是1月6日的晚上了，其打电话给严某要求见面未果。第二天被告人王文祥在霖炎公司询问车辆去向时，通过舒剑波了解到由于严某资金链断裂了，很多展车已被厂家拖走了，有16个已经收取订金或全款的车辆也无法交付给客户，总金额有300多万元。两台凯迪拉克展车中的轿车在外展后就不在展厅里了，听说被严某的债主扣了，越野车已经卖了，交没交付给客户不清楚。这时有一个中年男的到霖炎公司要他买的车子手续。他看到这个中年男的开来的车停在外面，是一台咖啡色的凯迪拉克越野车，他心里想会不会是他公司的那台展车，但当时不确定。为了证实他的推测，在给舒剑波打招呼后就和同事一起出了严某的公司，在车上观察这辆凯迪拉克越野车的情况。被告人王文祥看到中年男子出了霖炎公司后直接上了这辆车，他们就开车跟着这辆凯迪拉克越野车到了广元城区的一个地方，中年男的开着凯迪拉克越野车进了一个外观废旧的院子，院子门口有个值班室，中年男的把车停进去了他们就在外面街边看，过了一会儿那个男的就走路出来并离开了。又等了一会儿，大约是中午12点过，他们走路进了那个男的停车的院子，发现里面是个停车场，凯迪拉克越野车就停放在里面。这时被告人王文祥拿出从公司带到广元那辆凯迪拉克越野展车的备用钥匙遥控器，对着这辆车一按，车锁就开了，就确定这辆车就是那辆展车。然后他上车发动车辆，开出停车场，绵阳同事也开上来的那辆车，一起离开了那个地方。开车离开这停车场途中，他打电话给黄某，说车子已经找到并开着，需不需要开回成都，黄某叫马上开回来，接着他凭过去到广元时的记忆，一路开到了高速公路，直接把车开到了成都。开车回成都的路上舒剑波打电话问他这辆车是不是他开走了，他当时就承认车子已经开回公司了，说叫严某出面和新东信公司解决此事。当天下午他把这辆车开回成都后，黄某安排他直接开到信凯迪拉克4Ｓ店停放。后来公司领导认为这辆车的收款凭证和销售合同都是以新东信公司名义出具的，为了避免买车的人到新东信公司纠缠，就把车子又开到美威行公司院内停放直到现在。当时是因为其在公司负责二级经销商的业务，有责任为公司挽回车辆损失，不直接向中年男的问清车辆情况，是怕公开给中年男的正面交涉，就不可能开得走车子。当天晚上严某和他联系说购车人和他在一起，并提出新东信公司和他以及购车人一起协商解决此事。2015年6月20日被告人王文祥补充供述，其在广元严某公司把陈大邦开过来的这辆车找到时他就电话给黄某汇报了，把车弄回成都之后，才又给黄某详细汇报说是用尾随并等驾车人陈大邦停车离开后，用备用钥匙给进入的方式把这车开出停车场的。 上列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并与本案关联，且能形成证据锁链，均予以采信。 关于公诉机关所出示被告人王文祥微信截屏，欲证实被告人和被告人的上级黄某在案发前明知本案涉案车辆被卖的事实。由于该截屏系2016年6月20日由被告人王文祥提供，公安机关未经微信聊天的另一方黄某确认，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经审理，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案发时涉案车辆所有权归属问题；二是被告人王文祥实施行为时是否明知该涉案车辆已经销售；三是被告人王文祥的行为是否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针对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案发时陈大邦已享有涉案车的所有权。理由评析如下： 一、2013年12月10日，新东信公司与霖炎公司签订了《样车摆放协议》，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其中约定霖炎公司有样车销售权，且有义务尽快销售。充分证明霖炎公司有对涉案车辆对外销售的权利。 二、在霖炎公司样车摆放期间，2014年12月24日，本案中的购车人陈大邦与霖炎公司签订了委托购车协议，当日陈大邦已向霖炎公司实际支付了全额销售款36.5万元，涉案车辆当场交付。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履行了协议中的主要权利义务，买方付款，卖方交车及车钥匙。作为受托方霖炎公司收到购车款后，当日通过工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新东信公司转了该车1万元的订金；成都新东信公司收到订金后，将该车的《进口机动车辆检验单》、《货物进口证明书》扫描传给广元霖炎公司电脑桌面，严某安排其工作人员周某用该关单及证明书等与陈大邦一起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广元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乘座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并于2014年12月25日到广元车辆临时号牌办理点，办了《临时行驶车号牌》川Ｈ×××××，此时受托方已将该车及钥匙交付给购买人陈大邦。充分说明被害人陈大邦作为购买方履行了合同义务，其购买涉案车辆行为合法，被害人陈大邦对涉案车辆享有合法的控制权。还说明霖炎公司已将买车信息告知了新东信公司，新东信公司也知晓该信息。 三、车辆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属于特殊动产物权，物权法第24条对特殊动产物权专门作出了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动产物权的变动自交付时起生效，机动车本身属于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要件，但未经过登记的，其取得的物权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被害人陈大邦在霖炎公司购买车辆，陈大邦履行了支付价款义务，霖炎公司履行了交付车辆义务，该车所有权依法从交付之时已发生转移，所有权当属陈大邦，霖炎公司和新东信公司已经丧失了对该车合法占有的权利。 关于辩护人提出涉案车辆所有权为成都新东信公司，陈大邦对涉案车辆占有不合法，未取得所有权，该案属于民事纠纷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庭不予采纳。事实上，陈大邦和霖炎公司双方均按照《委托购买协议》进行了交易和履行。即使因《样车摆放协议》超期等原因霖炎公司对涉案车辆无处分权，新东信公司收取了霖炎公司支付的订金并提供关单扫描件的行为，也应视为其对霖炎公司销售处分涉案车辆权利的追认。更退一步，按照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陈大邦作为善意第三人，支付了对价，车辆已经交付，其也善意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关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5）金牛民初字第6244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并非新东信公司、霖炎公司与陈大邦之间的物权确认纠纷，而是新东信公司基于《样车摆放协议》与霖炎公司的合同债权纠纷，该案中未对2014年12月24日的销售事实进行过审查评判，所作出判决结论也属于归还涉案车辆或实现债权两项选择性判决，因此，该证据仅能证明新东信公司具有原始所有权，而无法证实2014年12月24日之后该车所有权变化问题。虽说陈大邦于2017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也是请求被告履行交付关单、合格证、机动车销售发票等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这两起民事案件从不同方面都指向了本案的涉案车辆，但都不影响本案中陈大邦当时对涉案车辆的实际控制权。 针对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文祥实施盗窃行为时明知该车辆已经销售，且已交付给他人。 裁判权是一项判断权。对于被告人的主观心态，应当结合其本人供述和客观行为来判断。分析全案证据，一是被告人王文祥知道新东信公司收到了该车订金均无争议；二是催收尾款的过程。霖炎公司的经理严某证实购车人陈大邦支付车款的当天，给新东信公司支付了订金，并电话告诉被告人王文祥，订金打到他们账上，剩余尾款在5天后转给他。三是被告人的供述，供认一周内两次要求严某马上支付车款，严某一拖再拖，故意拖延支付尾款；四是按照样车摆放协议要求及交易方式，该车出现了未在展台的情况；五是严某追要该车相关手续后，被告人王文祥将关单及相关证明书传给严某，用于购买了保险及上了临时号牌。综上，被告人王文祥从支付订金一事从严某口中知道车辆已经被陈大邦订购；在车辆不在展台时，被告人要求严某付款而不是要求车辆回归展台；其到达广元后在霖炎公司得知涉案车辆已卖，此时，正好陈大邦开着涉案车辆找霖炎公司交涉手续，被告人怀疑陈大邦开的车是涉案车辆即跟踪，最后用备用钥匙试车得到证实。 被告人作为一名从事车辆销售的专业人士，从其知道该车已经被人订购，到知道车不在展台，再到有人开着疑似车辆来要相关手续，最后再到其用备用钥匙开车的那一刻，从不清楚到清楚，一步一步的更加清晰、明确的信息将真相展示在他面前，足以证实被告人王文祥在实施盗窃行为时主观上明知道涉案车辆已经被他人购买且已经交付他人。 针对第三个焦点，本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被告人王文祥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本案中，被告人明知是他人财物而秘密窃取，侵犯了他人的财产，给他人财产造成了实际损失，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非法占有包括排除他人合法占有，由自己占有或第三人占有，本案被告人是排除陈大邦的占有，由新东信公司占有。 其次，被告人实施盗窃的客观行为。被告人跟踪他人，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秘密方式开走车辆，达到了排除他人合法占有的目的，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 最后，被告人不具有刑事违法阻却事由，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自救行为。被告人为尽快挽回公司的损失以及避免与被害人陈大邦发生冲突，采用了秘密方式将其开出停车场，其行为不是自救行为。被告人王文祥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或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事后，根据成都市金牛区法院的判决，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告人王文祥的行为虽在情理上具有一定的目的正当性，但不具备紧迫性，且明知被害人不是自己主张权利的对象，若这种私力救济手段被滥用，将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损害法律尊严，并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故在法律上应给予否定评价，被告人王文祥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被告人王文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方式，窃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本案没有盗窃客体的意见，本院认为，盗窃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已认定车辆所有权归陈大邦，陈大邦的财产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的犯罪客体即陈大邦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如果被告人受公司指派在霖炎公司盗回涉案车辆，则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从另一角度讲，本案中表面上看似被告人王文祥的盗窃行为没有使新东信公司的财产增值，但新东信公司的损失是霖炎公司造成的，新东信公司的财产损失应当霖炎公司负责填补，即使被告人王文祥从霖炎公司秘密取回该车，也不会给霖炎公司造成损失，然而被告人在被害人陈大邦处秘密窃取该车，被害人陈大邦的财产必然遭受损失，因此相对被害人而言，新东信公司的财产得到了增值，进而说明被告人王文祥想通过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来达到弥补自己公司损失的目的，具备盗窃罪中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特征。因此辩护人该意见也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单位安排与其负责人共同犯罪，并系从犯的问题，本院认为不能认定为从犯。其理由在于本案中未指控黄讯与被告人共同犯罪，没有共同犯罪，就没有主从犯划分；要划分从犯，就应当明确划分主犯。从现有证据表明：按证人杨某、黄某、罗某、陈某3证言以及被告人王文祥的供述，证明被告人王文祥是受新东信公司的安排，2015年1月6日到广元核实该车未停放在展车位的情况，此时系一种履职行为。但是被告人王文祥在霖炎公司碰见驾驶该车前来找严某索要该车辆手续未果的被害人陈大邦后，尾随其至广元市利州区南河烟草公司停车场，在被害人陈大邦停车离去后，用该车留存的备用钥匙确认了此车系其需要查找的车辆，开车离开停车场途中，向黄讯报告，已找到该车。按黄讯的证言，证明当时的指意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将车开回成都公司。这里的安全意思，一是开车回成都的路上安全；二是也应包括取得该车的方式方法要安全，要合法取车，而不应非法取车。另一方面，由于黄某的陈述和被告人王文祥的供述与辩解，不能明确被告人王文祥向黄某汇报将车找到以及征得黄讯的同意，将车开回成都的具体时间接点，即不能查清被告人王文祥盗窃行为受黄某汇的指使。故认定被告人王文祥与黄某构成共同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故本案不能认定为属于单位组织、实施的盗窃，而是被告人王文祥个人盗窃，只是盗窃的最终目的是为公司非法占有，而盗窃后交谁占有并不影响行为人盗窃性质的改变。 在量刑上，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鉴于本案被告人王文祥出于为公司挽回损失心态，其犯罪行为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常见的盗窃犯罪，如果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判决刑罚，显失公平，但被告人王文祥没有法定减轻的情节，为了给予其公正合理处罚，本院考虑到：第一，本案的起因是严某非法将车辆的销售款占为己有，新东信公司系与霖炎公司合同纠纷的损失者，被告人是为挽回公司财产损失而实施本案，属于事出有因，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第二，被告人王文祥的犯罪行为虽然不具有自救行为要求的急迫性，但是为了避免发生纠纷，最终目的是恢复受损的合法权益，在情理上具有目的正当性，属于处理方式不合法、不恰当；第三，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对相关法律的认识疏浅也是内因之一；第四，现在涉案车辆已被追回，且交给了本案受害人陈大邦，被害人的损失已经由公安机关挽回。综上理由，尽管被告人王文祥没有法定减轻情节，但考虑到其案件具有特殊情况，应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量刑。鉴于被告人王文祥系初犯，犯罪情节较轻，无再犯罪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在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可对其宣告缓刑。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文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二、将扣押在案的凯迪拉克SRX汽车一辆（发动机号LFW6E659380）发还被害人陈大邦（已发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本判决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 审 判 长  黄泽元 审 判 员  李金明 人民陪审员  唐 华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信 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犯罪分子虽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第三款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