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1行初171号 原告安永启，男，1951年4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原告安国祥，男，196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 原告安国明，男，197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 原告袁继珍，女，1966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亚，贵州省习水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袁强，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碧春，林业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3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 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郭丰，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徐敏，市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第三人习水县大坡镇典礼坝村跃进组（以下简称：跃进组），住所地：习水县大坡镇典礼坝村。 负责人何跃林，组长。 委托代理人穆仕良，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赵欢，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第三人习水县三岔河镇三岔村岩上组（以下简称：岩上组），住所地：习水县三岔河镇三岔村。 负责人袁真贵，组长。 第三人习水县三岔河镇三岔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岔村村委会），住所地：习水县三岔河镇三岔村。 负责人张学琼，主任。 原告安永启等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2月24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8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安永启、安国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亚，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袁强、李碧春，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郭丰、徐敏，第三人跃进组委托代理人穆仕良、赵欢，岩上组组长袁真贵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三岔村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如下：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山林“何家沟”，包含“三元号”、“赵家岩子”，位于，争议山林左面为大坡镇山林、右面为三岔河镇山林。争议地的四界（站在争议地退耕地处面向山定位）为：上抵原高丰生产队无争议集体山，下抵何家沟河，左抵原高丰生产队无争议集体山与小埂心，右抵安国明山林（以水井沟河、岩脚蜂桶为界）。争议山林中包含部分退耕地（位于争议山林下侧，与何家沟河相连），四界为：上抵争议山林、下抵河边，左抵河边，右抵河边。在争议山林右侧与安国明山林之间，相隔有“水井沟”河沟及岩脚等明显界畔。申请人提供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颁发的习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及习水县档案馆存根，记载的权利人为原高丰生产队（即跃进组），登记了“何家沟”一幅，四界为：上抵梁子（大小），下抵河边、左抵木加文界、右抵安绍成。经现场勘查，该《林权证》的上界、下界与争议山林一致。左界记载为“木加文”，位于“骡子沟”集体山林原为木加文山林，木加文死后收归集体，该《林权证》左界与争议山林左界一致。右界记载为“安绍成”（系被申请人安永启、安国明、安国祥与袁继珍丈夫安永胜之父），无明显界畔，结合争议山林上方与左方均与申请人山林接界，该两片山林与争议山林连成一片，且争议山林与被申请人山林之间存在岩脚、河沟等天然界畔，申请人《林权证》上记载的上界与大、小埂心连界，符合争议现场等情况，该《林权证》记载的右界包含了争议山林。申请人还提供了原高丰生产队与袁祥松、吴广正等签订的《砍伐合同》，用以证明曾对争议山林进行管理。其上记载了80年代原高丰生产队在“何家沟”山林中砍伐木材、由袁祥松、吴广正负责砍伐的事实，在该合同书上，安绍成作为“中人”签字见证。被申请人主张争议山林为其父安绍成“土改”山，安绍成死亡后，由其弟兄4人分家分块继承管理，并提供了记载时间为2001年8月16日的“三岔河镇岩上村民组安绍成‘何家沟’自留山、管护山登记表”，该登记表上记载的“新房子”山林上界“蜜蜂湾梁埂”、左界“赵家岩子”、右界“杨家湾岩子角角小埂”，穆伦银签字确认了该三方界址，下界为“小河沟”。同时，提供了安永启、安国明、袁继珍、安国祥《林权证》，该四份《林权证》记载的所有权人均为“三岔村”，记载的“赵家岩子”山林均包含在争议山林内。被申请人安永启还提供了其本人习府林证字2004第17160号《林权证》，其上登记的“三元号”山林四界为：东本人山林、南本人山林、西河边、北本人山林，包含争议的退耕地在内。另查明，保存于大坡镇林业站的高丰生产队《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载明了穆伦银“河家沟”四界为：上抵埂、下抵河边、左抵木加文、右系空白，权利人穆仁良认可该山林属集体所有。 并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申请人提供1981年习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及档案馆存根，应当作为处理本案依据使用，且根据申请人提供的砍伐合同，能证明其在争议山林内进行管理的事实。二、四被申请人未提供在2008年以前的有关权属凭证。其持有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9－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4－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1038－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5－１／1号《林权证》上登记的“赵家岩子”，均缺乏权属来源，明显有误，依法应予撤销。三、被申请人提供的“三岔河镇岩上村民组安绍成何家沟自留山管护山登记表”虽有穆伦银签名，但争议山林在1981年就划定为高丰生产队集体山林，穆伦银无权代表集体处分该山林，且登记表不是有权单位颁发的权属凭证，故不能作为处理依据。被申请人称在大坡镇林业站保存的管护证发放清册记载的“何家沟”管护人为穆伦银，右界未填写的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穆伦银已去世，其子穆仕良明确表示争议山林属申请人集体所有，放弃了权利。且申请人已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获得了《林权证》，故对被申请人提出的该理由不予采信。四、被申请人安永启提供的习府林证字2004第17160号《林权证》载明的“三元号”山林四界包含了争议退耕地，根据其退耕地的现状及性质，可确认该林地在退耕前属耕地，故被申请人安永启对该部分林地的主张，予以支持。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一、撤销被申请人安永启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9－１／1号《林权证》、被申请人安国明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4－１／1号《林权证》、被申请人袁继珍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1038－１／1号《林权证》、被申请人安国祥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5－１／1号《林权证》上“赵家岩子”山林登记。二、申请人与四被申请人争议的“何家沟”山林，其林地所有权、使用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均归申请人所有，四界为：上抵原高丰生产队无争议集体山，下抵安永启退耕地、左抵原高丰生产队无争议集体山与小梁埂，右抵安国明山林（以水井沟河、岩脚蜂桶为界）。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退耕地，所有，由被申请人安永启管理使用，四界为：上抵争议山林（处理为申请人跃进组集体山林），下抵河边，左抵河边，右抵河边。 原告安永启等诉称，原告之爷爷叫安兴龙，原告之父亲叫安绍成，就习水县三岔河乡三岔村岩上组大地名为“何家沟”的一幅山林，从原告爷爷之父亲辈开始就对该山林进行管理使用，解放后该幅山林一直由原告家管理使用，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由于原告一家住在山沟里面，交通、信息封闭，工作人员在填发林权证时没有通知原告参与，没有为原告填发林权证。2004年原告父亲死亡，其父亲死亡后原告对该幅山林进行了分配。2008年林改时原告才获得林权证。原告安永启的山林小地名为“赵家沟岩子”，四界为“东抵本人退耕地土地，南抵本人退耕地土地，西抵密蜂湾正沟，南抵楠木树对面小沟直上连安国民山林。原告安国祥的山林“赵家沟岩子”，四界为“东抵杨家湾小沟直上与安国民连界，南抵水竹林小沟直上与袁继珍山林连界，西抵大梁埂连袁明宪山林，北抵大梁埂与邓天金山林连界”。安国明山林“赵家岩子”，四界为“东抵本人退耕还林土壁，南抵安永启山林，西抵安永启自留山界，北抵袁继珍自留山界”。袁继珍“赵家沟”山林，四界为“东抵水井沟正沟，南抵安国民自留山界，西抵安国强山林界，北抵安国祥自留山”。原告对该山林进行管理时从未与人发生争议。2011年大坡乡典礼坝村穆仕良等16人认为原告耕管的山林是他的为由与原告发生争议，经习水县人民政府及遵义市人民政府处理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遵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4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习水县人民政府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后大坡乡典礼坝村跃进组提出确权申请，习水县人民政府以原告的山林包含跃进组山林，原告没有依据取得该山林为由作出了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了原告的林权证。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决定。原告认为，两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完全错误，其理由如下：一、本案虽然是原告与第三人大坡乡典礼坝村跃进组的山林争议但实则是三岔河乡与大坡乡之间的界址及林地界畔争议，县人民政府应当就争议的山林界畔作明确的定论。二、习水县人民政府称原告山林包含第三人跃进组山林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原告山林与习府山权字第755号山林接壤。原告一直对争议山林进行耕管，但被告在证据采纳上完全带有倾向性，只认对方证据不认原告证据。综上，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及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我方启动诉讼程序的起因。 2、1971安少成的申请表，证明原告之父在该争议山林内砍林木的情况； 3、1975年三岔公社的证明，证明原告在争议林内砍树的情况； 4、木材订购合同及木材审批表，证明原告在争议山林内砍树木的情况； 5、1993年申请表，证明原告在争议地砍林木的事实； 6、2004年砍伐许可证，证明原告为修建房屋在该争议林内砍伐树木的事实； 7、1992年三岔河乡兴合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 8、2011年袁祥松、袁丙松的证实，证明在原告山林内砍伐林木的事实， 9、大坡乡黄河坝村的证明，证明山林没有与典礼坝村连界。 10、安少成的山林登记表及申请表，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 11、分官，证明山林是安天寿分给原告祖父安兴龙的事实； 12、2004年退耕还林证和2008年林权证，证明退耕还林期间，争议山林均属原告管理使用，及原告取得四块地的争议情况。 13、林业发放清册，证明争议地使用权属原告。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答辩人作出处理决定的权属依据主要是第三人跃进组的习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该证既有档案馆存根，又属当事人手中持有的原件，具备证据的三性，依法应当是作出处理本案的主要依据。原告虽然持有2008年林权证，但根据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精神，及1981年林业“三定”以来，已确定权属的林地权属不变的原则，原告持有的林权证无权属来源，并已在答辩人处理时被一并撤销。原告对第三人林权证质疑，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辩称争议山林属其自留山，但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根据自留山系集体将少量林地划归个人作生活用柴林的特点，争议山林有上百亩面积，明显不符合自留山特点。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依当事人申请，根据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41号行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对本案启动重作程序。在处理过程中，告知了权利人，听取了陈述和申辩。由于本巡查涉及撤销林权颁证和争议林地可能性归属系同一纠纷引起，为提高行政效率，方便群众，答辩人在作出处理决定时，撤销林权登记和行政裁决一并进行。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习水县林业局关于三岔河镇三岔河村安永启等于大坡镇典礼坝村跃进组“何家沟”山林争议的处理建议及撤销安永启、安国明、安国祥、袁继珍林权登记的建议。证明本案由县林业局调查后报送； 2、跃进组提交的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委托书；3、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二）（三），习水县人民政府追加第三人通知书，习水县人民政府撤销林权登记告知书；4、送达地址确认书、邮寄回执、送达回证。证明受理、调查、处理、送达程序合法； 5、安永启等提交的答辩意见书、不服习水县人民政府撤销林权登记告知书的陈述申辩意见。证明当事人的答辩理由； 6、习府处（2014）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4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本案纠纷曾由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被法院撤销，按照法院判决，根据当事人申请，重新启动处理程序，程序合法； 7、争议山林现场草图，证明争议现场情况； 8、习府山权字第755号习水县林权证及存根。证明争议山林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划作第三人跃进组集体山林的事实； 9、高丰生产队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证明争议山林填入穆伦银名下责任山，但根据穆伦银之子穆仕良陈述，其认可争议山林属集体； 10、跃进组提交的砍伐合同书、申请。证明跃进组对争议山林进行管理的事实； 11、黄河坝村富强组林权登记申请表（内表）。证明富强组山林与争议山林接界的事实； 12、安永启、安国祥、安国明、袁继珍2008年林权证。证明包含争议山林，但被撤销； 13、安永启2004年退耕还林林权证。证明包含了争议山林中退耕还林部分； 14、典礼坝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高丰生产队的演变； 15、安国明、袁继珍、安永启、穆仕良、安国祥、张绍伦、穆伦银的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16、三岔村岩上组袁相培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山林原属穆伦银的事实； 17、黄河坝村富强组组长穆树祥的调查笔录。证明富强组“骡子沟”山林与争议山林接界。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何家沟”山林，第三人提供了1981年心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及档案馆存根，应作为权属依据，且根据第三人提供的砍伐合同，能证明其对争议山林管理的事实。而原告未提供（2008）年以前的权属凭证，其持有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9－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4－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1038－１/1号、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600985－１/1号林权证上登记的“赵家岩子”缺乏权属来源。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后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维持决定。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其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请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确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遵府行复受字[2017]292号），证明按程序已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程序合法； 4、《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遵府行复提字[2017]292号），证明市政府要求习水县人民政府按时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 5、《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送达程序合法； 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在期限内做出了答复，程序合法； 7、《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发文稿纸》，证明复议决定在规定期限内做出，程序合法； 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9、《委托送达函》，证明市政府已委托习水县政府法制办向原告送达决定书； 10、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向习水县政府法制办邮寄《委托送达函》《决定书》《送达回证》。 第三人跃进组述称，一、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维持。二、原告诉请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应驳回。 第三人跃进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习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及存根，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山林享有合法权属，该组证据明确了四界，与习水县人民政府林业部门所绘画的图纸一致，亦能证明涉案争议山林是包含在第三人所属山林内； 2、1982年10月2日签订山林管护合同，证明第三人跃进组（原高峰生产队）与穆伦银签订了山林管护合同，证明争议山林自林业三定后就由第三人一直在耕管护理； 3、1984年高峰生产队砍伐木材的申请，证明第三人向公社申请砍伐自己林区内何家沟、密封湾申请砍伐木材的事实，也证明了争议山林一直以来就属第三人典礼坝耕管的事实。 4、1983年山林砍伐合同，证明第三人与三岔河公社签订山林砍伐合同的事实，从合同内容看，可以证明第三人对争议林地享有合法权属； 5、1982年签订的山林砍伐合同，证明第三人与顺江公社、红星大队签订木材砍伐合同的事实。 第三人岩上组述称，其对争议林地不太清楚，只是在30年前，原告曾在何家沟对面砍树来修房子，所以该林地是属于原告的。 第三人岩上组未提交证据。 第三人三岔村委会未到庭、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1号证据县政府认为原告的山林包含了跃进组的山林是错误的，被告方没有依据证明原告的山林包含跃进组山林；2号证据中确权申请书载明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对7号证据现场图三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方的山林包含了跃进组山林的事实；8号证据林权证上面登记了两幅山林，与原告有联系的是何家沟山林，登记为10亩，但大坡林业站调取的档案为13亩，且界址不符，同时，该山林证所载的山林也没有包含原告的山林；对9号证据登记的何家沟面积为13亩，与755号林权证载明的面积不一致，界址有出入，穆伦银的右面没有具体位置，故该证据与755号林权证登记的内容相互矛盾；对10号证据中合同上安少成的签名是否是本人签名，没有证据佐证；11号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未注明具体时间；对15号证据中张绍伦的调查笔录不予认可，其是本案利害关系人，穆伦银的证词也不能证明原告方的山林包含了第三人的山林，也没有说明山林与山林之间的情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跃进组、岩上组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异议，但认为送达程序不合法，并没有送达给原告，原告起诉没有超过期限。被告习水县政府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跃进组对1－9组证据没有异议，但是对送达情况补充一下，原告称当时是何平签收转交的。第三人岩上组认为不清楚不发表意见。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对1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书是否有效由法院认定；对2号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内容上的三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在70年代，林权属于集体所有，不属于个人，在四固定时期，林地全部收归集体，没有到户；对４号证据木材订购合同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砍伐的树木就是本案争议所涉及的山林，也不能证明砍伐的木材是原告家的；对6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采伐的地点不是争议地；对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规则，也不符行政证据要求；对8号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并未到庭作证，也没有提供证人身份信息，也没有联系方式，不应采信；对9号证据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上的三性均有异议，黄河坝村村委并非有权的林业行政机关，其无权认定林地权属；对10号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申请表是手工制作，没有单位签章，岩上村民组没有权利对林地进行登记，且申请书上没有申请人签字；对11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分官协议是民国时期的文约，不是行政确权的依据，也无法核实该协议上内容的真实性；对12号证据中2004年的退耕还林证三性认可，对2008年林权证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有异议，故我们才将其撤销。对13号证据的三性认可，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林权登记体现争议山林属于跃进组。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质证意见同习水县政府。第三人跃进组质证意见同习水县人民政府，但补充认为原告在04年前提交的申请没有合法来源，不予认可，2008年的林权证已经被县政府撤销，不予认可。第三人岩上组无意见。 对第三人跃进组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1号证据上登记的何家沟山林与被告出示的林权登记表清册不一致，该山林证上登记的系10亩，清册上登记的系13亩，无法证明何家沟山林包含原告山林；对2号证据甲方没有签字，该管护合同书不能证明第三人在何家沟的山林包含原告山林；对3－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前。被告习水县政府对1－2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3－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由法庭审查。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岩上组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3－7号、12－14号、16－17号证据，原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系习水县林业局调查后作出的处理建议，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2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应第三人跃进组申请启动确权的材料，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8是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权利依据，确认该证具有证据效力；证据9记载的是1981年发放集体山林管理证的情况，该证据与8号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0中申请是原高峰生产队申请砍伐集体山林河家沟的木材的申请书，合同书是高峰生产队将河家沟山林承包给他人砍伐时签订的合同，与证据8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1是富强组申请骡子沟林权登记的档案资料，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5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时调查当事人、证人的调查笔录，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二、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跃进组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各方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证据2系原告之父安绍成申请在其自留山砍伐5根树木，在集体山林内砍伐15根树木用于修建房屋的申请，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是1975年习水县山岔公社革命委员会同意原告安永启在其自留山砍伐树木的证明，因1975年后林地重新进行了林业“三定”，故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4载明的采伐地点为“小沟头”，无法核实“小沟头”即为争议林地“何家沟”，故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系原告袁继珍申请在“河家沟”砍伐树木的申请，该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河家沟”砍伐树木的事实，但仅凭此证据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管理使用，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作为参考证据；6号证据无法核实砍伐地点是否为争议林地，本院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7－10号证据均不能证明争议林地属于原告所有，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11号证据系民国五年的分关协议，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之规定，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12号证据系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13号证据是1982年发放林权证的清册，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四、对跃进组提供的证据，1号、4－６号证据同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8号、10号证据效力认定同前；2号证据能与1号证据形成证据锁链，本院确认其具有证据效力。 经审理查明，2011年，原告与第三人跃进组因“何家沟”（小地名）林地发生争议，跃进组村民穆仁良等16人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起确权申请，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习府处[2014]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4]37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遵市法行初字第241号《行政判决书》，以争议地系集体林地，穆仕良等16人以个人名义主张，二被告未查明穆仕良等人主体资格即作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及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为由，判决撤销了二被告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后跃进组以集体名义重新提起确权申请，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原有证据的基础上又调查收集了部分证据，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如前所述，原告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二、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将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起诉超过起诉限期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的问题，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来看，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该处理决定所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是1981年颁发给原高丰生产队即现第三人跃进组的习府山权字第755号《林权证》及习水县档案馆留存的该《林权证》的存根以及第三人跃进组提供的砍伐合同，该《林权证》及存根登记的“何家沟”四至界址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查的争议林地的四至界址相一致，且争议林地与被申请人山林之间存在岩脚、河沟等天然界畔。而原告虽然持有民国五年的分官协议，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之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而原告持有的其它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原告无确凿有力的证据证明争议林地“何家沟”系其在管理使用，其持有的2008年《林权证》缺乏权属来源，故习水县人民政府根据原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并在调查核实及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关于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因本案作出的习府处[2014]20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作出习府处（2017）3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时，已针对其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依法进行了纠正，故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作出遵府行复（2017）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委托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送达该决定书，但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是否将该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的送达程序存在瑕疵，鉴于原告已知晓其复议结果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瑕疵并未给原告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故对原告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永启、安国祥、安国明、袁继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徐应江 人民陪审员  牟光贵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