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台商终字第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菊芳。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林。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菊芳，该公司总经理。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志坤。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江志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晓玲，经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阮彩琴。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显根，阮涛涛。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友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2014）台椒商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小林及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志坤、江志东，被上诉人东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阮彩琴及被上诉人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显根，阮涛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4月14日，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周菊芳作为乙方，被告陈小林作为丙方，案外人毛某、梁某作为中人，签订《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其持有的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台公司）共计银台公司61.11%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款（包括甲方投入注册资本金7333200元、债权及利息90074800元）合计为97408000元。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0000元（其中阮彩琴900000元、叶晓玲2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903000元，甲、丙方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并经协议各方、收款人核实无误后再行确认，如有差错，在支付余款中予以扣减。二、合同约定了股权转让款项的交付期限及甲、乙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首期股权转让款50000000元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在协议签订后八个月内，乙方付清余款本金及利息，余款本金为47408000元，按月息1分计算，自本协议签订次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丙方及被告信友公司自愿为协议项下乙方各项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约定了保证范围、保证期限。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2013年7月28日，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周菊芳作为乙方，被告陈小林作为丙方，被告信友公司作为担保人，案外人毛某、梁某、叶建敏作为中人，签订了《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一、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无关。二、除前述约定外，银台公司其他债务、亏损均由乙方和丙方负责承担，与甲方无任何关系。乙、丙方不得就银台公司的任何事务向甲方主张权利和追究责任，原股东对外另有经济纠纷的，乙方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原股东追偿。三、乙方为表示诚意，同意多付5000000元首期股权转让款，即首期股权转让款增加至55000000元（含定金）。四、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罚没款按原股东比例从余款中扣除，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甲方提现金3000000元交中人叶建敏处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以6个月为准）。五、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相关数据，分别将55000000元（含定金）股权转让款于补充协议签订后两天内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余款42408000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各方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被告周菊芳于2013年7月28日付足首付款5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10399782.82元，于2013年12月14日支付5533833.46元，共支付给原告款项85933616.28元。股权转让前，原告王国林占银台公司股份21.39%，原告叶晓玲占银台公司股份22.22%，原告东南公司占银台公司股份17.5%。三原告确认对转让股权所得的价款，原告王国林占35%，原告叶晓玲占36.36%，原告东南公司占28.64%；三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律师代理费330000元。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以原告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将各自在银台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周菊芳持有，周菊芳尚欠股权转让款15018885.78元，被告陈小林、信友公司对被告周菊芳承担的各项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周菊芳立即支付给三原告股权转让款本金15018885.78元，利息375472.14元（暂从2013年12月15日算至2014年1月14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二、被告周菊芳立即支付给三原告违约金200000元；三、被告陈小林、信友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567000元由三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三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截止2014年1月14日的利息为212767元，第四项诉讼请求中的律师代理费为330000元，并要求对股权转让款15018885.78元按三原告所占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其中原告王国林得款5256978.68元，原告叶晓玲得款5460966.16元，原告东南公司得款4300940.94元。被告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在原审中共同答辩称：一、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约定：“甲方（指原告）将持有的银台公司股权（共计银台公司61.11%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指被告周菊芳），股权转让款（包括甲方投入注册资金733.32万元、债权及利息9007.48万元）合计人民币9740.8万元。”第二款约定：“前述股权转让款中，包含账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90.3万元，甲、丙方（指被告陈小林）须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并经协议各方、收款人核实无误后再行确认；如有差错，在支付余款中予以扣减。”该条约定证明以下事实：第一，确实存在财务记载有误的情况；第二，财务记载有误的确切金额为1100000元（而不是任何别的数据），相应的利息金额为903000元；第三，原告必须在签订股权协议之日起10日内提供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否则，该款项应当在股权转让款余款中扣减。据此约定，因原告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提供相应的合法有效的支付凭证，且直到现在也未能提供，被告在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时，有权按照该款约定扣减2003000元。如果原告坚持认为被告应当支付该款项，原告应当就该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二、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无关。”现银台公司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账引发的”补税事项，向税务机关补缴各项税金和滞纳金合计12961882.69元，因补税产生的必要的审计费用480000元，两项合计13441882.69元，三原告原占公司股份比例61.11%，故三原告应按比例承担各项税金、滞纳金和审计费用等计8214334.51元。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该相关款项被告有权“从余款中扣除并减掉相应的利息”。三、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甲方提现金叁佰万元交中人叶建敏处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以6个月为准）”现银台公司以及被告陈小林有关案件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仍在进一步调查，至今尚未结案，故被告已按照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将3000000元交中人叶建敏保管，叶建敏已向被告出具了《收条》，故被告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应作相应的扣减。四、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余款4240.8万元及利息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自签订本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根据该项约定，余款（在扣除前述款项后）的利息只能按月息1分自签订补充协议之日起计算。现经被告计算，余款在扣除前述款项后这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均已付清。综上，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周菊芳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利息、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三点：一、被告周菊芳拖欠原告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多少？三原告自认被告周菊芳已于2013年7月28日支付首付款55000000元，并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了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了10399782.82元，2013年12月14日支付了5533833.46元。双方的主要争议是余款42408000元有无支付到位。（一）被告周菊芳主张余款中应扣除财务记载有误的2003000元，向税务部门补交的税金、滞纳金中应由三原告承担的8214334.51元、被告周菊芳代三原告交付给叶建敏的3000000元。其中2003000元争议款项经过原审法院（2014）台椒商初字第895号案件及本院（2014）浙台商终字第619号案件两审判决，确定该2003000元不应从余款中剔除；交给叶建敏的3000000元款项，在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六、证据九认证时已进行分析，该笔3000000元款项不应从余款中剔除；对银台公司补缴的税款及相应支出是否应由三原告承担问题，1.根据三被告提供的证据十，该梳理报告系银台公司委托天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12年12月2日作出，内容涉及银台公司2006年4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的内账、外账梳理。另外，证人毛某在作证时陈述委托审计被告陈小林是知情的，并且被告陈小林要求审计费由原告承担。被告陈小林作为银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本公司如此大跨度的查账不可能不知情，况且其认为审计费先由银台公司支出，再由原告承担的内容与证人毛某的说法相印证。因此，上述梳理报告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制作，被告陈小林均为知情。2.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3年4月14日签订，签订时间在上述梳理报告作出之后。被告陈小林作为担保人参加股权转让事宜，股权转让的价款、内账、外账的影响与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另外，结合证人梁某、毛某的证言，也能证明股权转让价款是在双方对银台公司现状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确定的。3.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指三原告和被告陈小林）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指被告周菊芳）无关。”根据证人梁某、毛某证言，两证人均认为此处的罚款是指因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而产生的罚款，并不包括前期补税，因为三原告转让股权是“打包卖”的，其他均与三原告无关。梁某及毛某的身份系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的中间人，两人全程参与了合同的签订过程，对合同签订的情况应为知悉。尤其是毛某，其作为中间人并没有收取费用，身份更为客观，其证言可信度较高。综合上述分析，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各方已对银台公司账务进行了全面梳理，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是在充分了解银台公司状况的基础上确定的，补充协议中提到的罚款，因三被告未提交处罚单据，故要求将补交税款从中扣除的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原告对余款的利息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次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五条规定，余款利息自签订补充协议之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补充协议是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对于余款利息的计算，应按补充协议的新约定为准。被告周菊芳在支付首付款55000000元后，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15000000元，于2013年12月13日支付10399782.82元，于2013年12月14日支付5533833.46元，因上述付款未明确先支付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述付款应优先抵充利息，再用于抵充本金。根据上述原则，确定截止2013年12月15日，被告周菊芳尚欠股权转让款13339646.48元。二、原告要求被告周菊芳支付自2013年12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20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一）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八个月内，乙方向甲方付清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根据该约定，余款应在2013年12月14日前付清。另，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各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约定外，其余全部事项按原《股权转让协议》执行”，而补充协议中并未对余款的付款期限进行重新约定，故被告周菊芳仍应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2013年12月14日之前付清余款。（二）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约定：“如乙方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的，应以股权转让款余款本金及利息全额为基数按月息2.5分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直至实际支付；逾期超过七日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违约金20万元”，该条款的性质为违约金条款，违约金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除了对违约行为的约束，主要是对守约方损失的补偿。本案被告周菊芳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给三原告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对违约金标准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为宜，另外对200000元违约金也不宜重复计收。三、原告要求被告周菊芳赔偿律师代理费330000元是否应予支持？股权转让协议第八条第三款约定：“以上丙方（指被告陈小林）和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均包括乙方（指被告周菊芳）在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定金、股权转让款、逾期利息等各种付款义务、其他义务）、违约金、赔偿金、及甲方（指三原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该条款虽为约定担保人担保范围而定，但其中的内容已明确“乙方”需要承担的义务，故被告周菊芳应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但330000元律师代理费是针对全案支出的，因确定的欠款金额及违约金标准少于原告起诉金额，故确定被告周菊芳应支付的欠款及违约金对应的律师代理费288612元应由被告周菊芳承担，其余部分律师代理费由三原告承担。三原告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三原告已将其所有的银台公司股权转让给被告周菊芳，并协助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周菊芳应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现被告周菊芳经三原告催讨，未及时支付股权转让款余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陈小林、信友公司自愿为被告周菊芳针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向三原告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并约定了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限，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周菊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13339646.4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被告周菊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给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88496元；三、被告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周菊芳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向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7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1370元，由原告王国林、叶晓玲、台州市东南物资有限公司负担14636元，由被告周菊芳负担106734元，被告陈小林、台州市信友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对被告周菊芳负担的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关于上诉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款4240.8万元是否应当扣减上述所谓的“财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200.3万元（其中阮彩琴90万元、叶晓玲20万元、相应利息90.3万元）。由于“财务记载有误待核实的甲方投入资金”11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90.3万元的事实并不存在，上诉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款4240.8万元应当扣减该笔款项合计200.3万元。虽然两审判决已确定该200.3万元不应从余款中剔除，但上诉人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该判决是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并依法纠正。为此，上诉人已经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二、关于上诉人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余款4240.8万元是否应当扣减应由被上诉人按其原持有银台公司61.11%股份比例所应承担的补税、滞纳金、审计费用合计821.433451万元。《补充协议》第一条已经非常明确地约定，“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由原股东（即甲方和丙方，指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陈小林，下同）按股权比例承担，与乙方（指上诉人周菊芳）无关。”根据该条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银台公司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应当由原股东按照原股权比例承担，与上诉人无关。中间人梁某和毛某的证言违背双方在《补充协议》第一条中的书面约定，故他们的证言不能采信；一审法院所做的推理同样违背该条约定，故其推理不能成立。具体分析如下：1、《补充协议》是书证，梁某和毛某在法庭上所做的陈述是证人证言，故仅从不同证据类型的证明力强弱角度看，《补充协议》的证明力高于梁某和毛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2、从“文义解释”规则的角度分析，《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补税和滞纳金，《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内帐所引发的税务机关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应由原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其原持有银台公司股权比例承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补税、滞纳金和罚金。3、毛某的证词可以证实《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补税和滞纳金。一审判决认为毛某的身份更为客观、可信度较高，那为什么不采信毛某所说的“有猫腻内帐中引起的税收。”4、梁某的身份不具有中立性，其证言缺乏客观性，依法应不予采信。梁某解释为单位行贿的贿赂金额（仅为26.5万元），行贿的钱不会计入内帐，也没有计入内账，不符合《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情形，梁某将该条中的“罚款”解释成对单位行贿贿赂金额，完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应不予采信。行贿属于犯罪行为，对于行贿的钱，不存在所谓的罚款，补税、滞纳金。在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陈小林另案诉讼中，梁某的女儿金晶被聘请担任被上诉人一方的诉讼代理人。梁某的身份从一开始就缺乏中立性，故梁某的证言依法不能采信。5、从签订《补充协议》的背景情况看，《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必然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补税和滞纳金。签订《补充协议》的背景情况是：阮彩琴和叶晓玲指使金友根向石嘴山市国税局稽查局科员贺惠琴行贿的事实被检察机关发现，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被上诉人只能同意按照其原持有股份比例，承担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在被上诉人同意承担前期罚款（补税、滞纳金、罚金），且因银台公司爆发单位行贿刑事案件已导致首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延后的情况下，上诉人才同意在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时增加500万元（余款相应减少500万元）。如果按照梁某的说法，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仅涉及行贿金额，而行贿金额仅为26.5万元，对于一笔标的额达1亿元的合同，双方仅为了这笔款项签订《补充协议》明显有违常理，说明梁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6、从《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内容看，《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必然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的补税和滞纳金。第四条约定，“本《补充协议》第一条的罚没款按原股东比例从余款中扣除。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甲方提现金叁佰万元交中间人叶建敏处保管，多还少补。”这是为了保证在银台公司发生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时，银台公司股东能够按照原持有的股份比例承担税收责任。如果按照梁某的说法，仅涉及行贿金额，那么双方就没有必要约定高达叁佰万元的保证金交中间人叶建敏保管。7、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上诉人陈小林对《梳理报告》的内容并不了解。阮彩琴和叶晓玲因怀疑上诉人陈小林侵占公司财产，向公安机关举报，由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账册，由于上诉人陈小林是所谓侵占公司财产案件的被举报对象，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安机关不可能将《梳理报告》交给上诉人陈小林。从《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也能证明，至少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银台公司账簿、凭证及其他资料仍在被上诉人的掌控之下。被上诉人一方面以刑事诉讼的手段向公安机关举报上诉人陈小林侵占公司财产1500余万元，另以民事诉讼的手段，要求上诉人陈小林（和银台公司总经理王田明）赔偿所谓经济损失1500余万元，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可能让上诉人对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情况和《梳理报告》的具体内容享有知情权。所以，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以及不严谨的“推理”认定上诉人陈小林对《梳理报告》知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退一万步说，即便上诉人陈小林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就对《梳理报告》知情，其与银台公司所面临的现实的补税、滞纳金、罚金等风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这正是双方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要求银台公司股东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比例承担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罚款（含补税、滞纳金、罚金）的目的所在。三、上诉人将300万元直接交给中人叶建敏，该款应在上诉人应付股权转让款4240.8万元中予以扣减。理由是：1、上诉人周菊芳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0000元符合合同目的。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直到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确实尚未结案，按照前述约定，被上诉人应当提现金叁佰万元交中间人叶建敏，但被上诉人并未遵守该项约定。如果被上诉人在收到款项后拒绝按照约定将该款交给中间人叶建敏，则上诉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所以上诉人直接将叁佰万元现金直接交给中间人叶建敏的做法完全符合合同目的，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2、上诉人周菊芳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0000元并不违背被上诉人的意志。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0000元的行为予以默认。被上诉人不仅自己没有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3000000元，也没有对上诉人周菊芳向中间人叶建敏交付该笔款项提出反对意见。4、中间人叶建敏对上诉人周菊芳向其交付3000000元予以接受，说明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将该款直接交付给中间人叶建敏。四、一审判决信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信友公司股东有两人，周菊芳和张桂友各占50%股份，信友公司为周菊芳承担了股权转让中合同义务的担保，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如果信友公司要为股东周菊芳提供担保，必须形成股东会决议方才有效，而在本案中信友公司并未形成股东会决议，因此这是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行为，因此，一审判决信友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该项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也存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从而导致判决错误。请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答辩称：一、200.3万元不应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已经提起撤销权之诉，被终审驳回，该判决书写得很清楚，无须在本案中作为争议焦点解决。二、上诉人提出所谓的补税、滞纳金、审计费是否要承担问题。上诉人从七个方面作了说明。关于证人证言效力问题，在原审法院（2014）台椒商初字第8895号和二审法院（2014）浙台商终字619号关于撤销权纠纷案件中，均已作为案件证据使用，而且本案所涉的证人证言是上诉人在撤销权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已经被生效判决书确定的证据，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一审判决所讲到的关于梳理报告陈小林是否知晓问题，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运转是清楚的，因此一审法院对梳理报告的认定是客观可信的。关于补充协议中所谓的罚款如何理解问题。如果税务、检察、法院都有处罚决定，那应当罚款，至于上诉人所讲到的补税等是企业正常经营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第二点理由站不住脚。三、300万元由上诉人交给中间人是否妥当问题。这不是上诉人所说符合合同目的不违背上诉人意志，这是不恰当的。这种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实施，如果由其他人实施均不是被上诉人意思表示。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中间人交付300万元予以默认，缺乏依据，被上诉人何时进行了默认。上诉人这种行为根本不符合合同约定，所以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也是客观可信的。两位证人在一审讲到这种交付方法不符合合同要求，到底这钱有无交付，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有提出异议。四、信友公司补充的上诉理由说公司担保没有经过股东会讨论，司法解释已经作出了明确解释，如果信友公司为周菊芳提供担保造成其他股东损失这是内部的事情，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就已经变更了。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下列证据：1、刑事判决书、电汇凭证、罚金收据，电汇凭证、罚金证据是一审庭审后形成的，属于新证据，拟证明银台公司按照刑事判决书交纳罚金25万元的事实。2、单位行贿案件中行贿人金友根讯问笔录，拟证明阮彩琴和叶晓玲指使时任公司总经理金友根向石嘴山市国税局稽查局贺惠琴行贿20万元的事实，说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就补税、滞纳金和罚金的承担等方面的问题作出退让既合法也合乎情理。3、阮彩琴和叶晓玲向公安机关举报陈小林侵占公司财产案件中所做的询问笔录和报案材料，对陈小林询问笔录，拟证明因王田明与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严重失职给银台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被上诉人怀疑上诉人陈小林与总经理王田明勾结分割公司利益，股东之间由此产生了非常激烈的矛盾和对立，阮彩琴和叶晓玲遂于2013年1月18日向公安机关举报上诉人陈小林侵占公司资产，从而说明双方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4、公安机关对陈小林、财务人员陈茜所作的询问笔录及陈茜出具的关于移交银台公司会计凭证的经过说明，委托书，移交清单，拟证明银台公司财务资料被阮彩琴和叶晓玲指定的股东代表杨云鹏拿走后，无法追回的事实。5、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和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调取证据清单三页，审计业务约定书，拟证明银川市兴庆区检察院向石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祝进松和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调取银台财务资料的事实，说明阮彩琴和叶晓玲报案后，将财务资料交给了公安机关，并由阮彩琴、叶晓玲指派的股东代表委托天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查账，后因检察机关发现了单位行贿案，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司财务资料，从而说明在双方转让协议之前上诉人无法查账的事实。6、（2014）浙台东证字第005277号公证书，拟证明2012年11月28日，公司财务人员陈茜给陈小林发短信，告知“未完成短信开通”的原因是“我去老阮处盖章，他向两位女股东汇报，汇报说因为叶总也未办理，等你们都一起过平罗来同时开通，因此到今天也未完成您交代的此项任务。”说明银台公司财务和公章均由被上诉人一方掌控（阮永富是阮彩琴的亲戚）。7、中间人叶建敏出具的关于银台公司股权转让有关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就是为解决因内帐引发的税务机关、检察院、法院对银台公司的补税、滞纳金和罚金如何承担的问题，并非针对行贿的钱的补税、滞纳金和罚金。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认为其提供的是新证据，在法律角度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证据形成时间在一审判决之前，不是一审判决之后产生的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本案的新证据使用。上诉人在一、二审都是先拿出复印件，这是有意拖延时间。证据1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与本案无关，超过了双方协议约定的期限。证据2从内容角度来讲，首先要说明银台公司税务稽查这个事实陈小林是清楚的，金友根笔录已经讲到这问题了，在此情况下不管谁叫他送，这证据内容与本案无关，恰引证了对梳理笔录陈小林是清楚的。证据3－5与本案无关，股东与股东之间有矛盾肯定要把股权转让的，移交有关财务凭证代表公司行为不是代表个人行为，证据5审计业务约定书是银台公司的业务，不是某个人发生的业务，均与本案无关。证据6的内容与本案无关。以上六份证据内容均不能证明本案的争议事项。证据7是叶建敏的说明，证人证言应当当庭作证，所以这份证据从形式程序上看都不具有证据上的法律意义和法定程序，该30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是2013年7月份交付的，而收条是2013年12月份出具。被上诉人对叶建敏的签字在一审中已经提出异议了，所以300万元是否交付的证据是不存在的。证据7与本案无关。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非新证据，如果有原件，其内容与本案争议无关，不应当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系其证明银台公司交纳刑事罚金25万元，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按股权比例负担的罚款是指因内账所引发的涉及税收方面的罚款，而上述25万元罚款系因单位行贿而被人民法院处以刑罚，不属补充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范围，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联。第二组、第三组证据涉及银台公司涉嫌单位犯罪的相关事实，但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税款系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所约定的罚款，争议的税款负担应当根据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约定作出认定。第四组至第六组证据涉及账册、印章保管等情况，但由于上诉人陈小林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负有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职责，上诉人陈小林辩称对梳理报告不知情，与常情不符。员工电邮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梳理报告不知情的事实，且梳理报告形成在股权转让协议之前，上诉人有条件和时间充分了解公司资产状况。故上述三组证据均不足推翻原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第七组证据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证言所陈述的事实是否符合补充协议的约定，本院将作综合阐述。被上诉人王国林、叶晓玲、东南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确认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确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上诉人周菊芳亦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2003000元是否应当扣除问题。在本案诉讼期间，上诉人认为其受欺诈而签订协议，就该款项相关的协议条款提起撤销之诉。该案经二审终审，认定该款项有支付依据，故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因此，2003000元款项的真实性已经生效判决确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不应在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关于上诉人主张银台公司交纳的税款是否应按股权比例由被上诉人承担821.433451万元，并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减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14日签订《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后，又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宁夏银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期间发生了银台公司涉嫌单位行贿一事而被刑事立案侦查。从补充协议第一条内容看，双方之所以签订补充协议，其因在于担心公司可能因内账引发纳税问题而被税务、检、法机关处于相应处罚，故对处罚款项的负担作出约定。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四条约定了由被上诉人方及上诉人陈小林按股权比例承担税收处罚款项的相关条件，即：1、是税务、检、法机关对银台公司的涉税处罚款项，包括因处罚需交纳的补税款、滞纳金、罚金；2、处罚的税款、罚金等针对的是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银台公司内账所引发的；3、涉税处罚款项以实际处罚单据为依据；4、根据补充协议第四条“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未结案……”的约定，说明相关涉税处罚是以相关部门正式立案并作出处理，作为承担罚款的依据，这与该条约定“以实际处罚单据为准”的内容相吻合。但至今为止上诉人未提交该款项系相关税务、检、法机关正式立案后作出处罚决定所交纳的相关书面依据。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12961882.69元系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税款处罚款项，应当按补充协议约定由被上诉人按股权比例承担，依据不足。除上述罚款外，协议并未约定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他费用包括审计费等，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税金及滞纳金、审计费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上诉人交付给中间人叶建敏的300万元是否应当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的问题。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罚款按原股东比例扣除，如超过2013年12月13日，相关部门尚未结案，被上诉人方提供300万元交给中人叶建敏保管，多还少补。（期限为6个月为准）。该条款的约定是为了便于支付罚款，而且由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向中间人许建敏交付300万元，是否系被上诉人指示或得到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对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认为该款项不能认定系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同意或指示的情况下代为支付，上诉人可以向许建敏主张该款项的相关权利，但不能在股权转让款直接进行扣减。四、关于信友公司的担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上诉人周菊芳系信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也不能一概认定该担保无效。对于封闭性公司，由于股东人数少，股东通常兼任公司董事或高管，管理层与股东并未实质性地分离，股东对公司重大事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类事项即使未经股东会决议，但通常也不违背股东的意志。况且封闭性公司不涉及众多股民利益保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等公共利益问题。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信友公司的担保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信友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734元，由上诉人周菊芳、陈小林、信友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钱为民审判员  胡精华审判员  梅矫健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  项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