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津法民初���第09684号原告：吴永芳，女，汉族，1951年2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原告：邓元林，男，汉族，1953年8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上列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张南明，重庆市江津区几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被告：刘泽燕，女，汉族，1981年6月21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代理人：刘泽念（被告刘泽燕妹妹），汉族，1985年11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璧山县，一般代理。原告邓元林、吴永芳诉被告刘泽燕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黎林醽独任审判，于2014年12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元林及其与原告吴永芳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南明、被告刘泽燕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泽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元林，吴永芳诉称，二原告的小儿子邓勇生前在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永川供电车间油溪接触网运行工区工作，被告刘泽燕系儿媳。邓勇不幸于2014年4月29日因病死亡，后经协商由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00元，丧葬费25512.00元，由中国铁路工会重庆供电段委员会支付因工死亡一次性补助金10000.00元。由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共有物，要求法院对其进行平均分割，二原告占三分之二，被告占三分之一。成都铁路局补助的丧葬费25，512.00元由原告获得。因为邓勇的丧葬我们支付了60056元，被告只支付了4400元。我们为邓勇的丧葬是尽心尽力的。吴永芳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期治疗，希望法院从实际出发，支持我们的请求。被告刘泽燕辩称，原告所称的邓勇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费补助属实。但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是邓勇的遗产，不能按照遗产的性质平均分割，应以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原则，按照死者与近���属关系的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等实际情况，合理进行分配。我与邓勇在2006年结婚，由于邓勇原来就因工受伤，皮肤百分之六十都被烧伤，在共同生活中我一直对其尽心照顾。和邓勇在一起生活中，为了生育子女，我怀孕了三次，都因各方面原因流产了，但我们的感情都一直很好。同时婚后我和邓勇都是与二原告分开居住，邓勇的工资收入每月都比我高很多，是我们家庭的顶梁柱，所以从与邓勇的紧密程度和经济依赖来说，我都比二原告更为紧密。要求对邓勇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分割，二原告共同分割百分之四十，我分割百分之六十。对于丧葬费补助，邓勇的丧葬费用其中有35050元是礼金在里面的，实际只开支了23471元，要求扣除丧葬支出后，剩余的由原、被告平均分割。经审理查明，原告邓元林、吴永芳系夫妻关系，其中邓元林���死者邓勇的父亲，吴永芳是死者邓勇的母亲。被告刘泽燕是死者邓勇的妻子。死者邓勇生前系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职工，2014年4月29日因工死亡。后邓勇生前工作的单位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决定对邓勇的家属补偿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00元，丧葬费25512.00元，中国铁路工会重庆供电段委员会支付因工死亡一次性补助金10000.00元。因二原告与被告无法达成分割协议，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暂时没有支付给邓勇的家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费。死者邓勇的丧葬费用，扣除用于开支费用中有双方亲属朋友慰问的礼金35050元后，邓勇的丧葬费实际还支出23741元，其中二原告支出19341.00元，被告支出4400.00元。另查明，被告刘泽燕与邓勇未生育子女。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与死者邓勇关系证明、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金额明细表，中国铁路工会重庆供电段委员会支付的因工死亡一次性补助金额表，原告的病历本复印件，被告提交的身份证明、怀孕流产的病历证明复印件，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采信。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1、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的性质问题，2、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在死者近亲属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本院就此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的性质问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指在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按照规定的标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对其直系亲属支付的一次性赔偿。职工的死亡使其亲属丧失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导致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应当予以赔偿。由此可见，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在死者死亡之前并不存在的，而是在死者死亡之后才产生的，所以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是死者的遗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另外还单独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了死亡赔偿金属于财产损害赔偿，不同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属于死亡赔偿金的范畴，因此，其不应包括精神损害，属于物质财产损害性质的补偿。丧葬费性质亦是如此。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在死者近亲属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既然明确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不属于遗产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就不能依照遗产和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分割。现阶段对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在死者近亲属间如何分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权利人为死者的近亲属，其内容是对“受害人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丧失”或“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减少”的赔偿，应该根据家庭组成人员、死者生前对其抚养、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在近亲属间合理分配。首先，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和原理，夫妻对双方的共同财产享有共同的处理权，对共同的债务负共同清偿的义务。对死者收入享有获取和支配权利的家庭成员，就是其配偶。同时，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因包含部分“扶养利益”，因此本应由“扶养”，因其死亡而未能享受“扶养”利益的配偶，应享有较多利益的份额。另一方面，从法律角度讲，子女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但在我国实际现实生活中，按照传统，多数父母和已成年子女仍然有较多的往来和经济利益的相互帮助，父母含辛茹苦的抚养自己的孩子成家立业，亦是希望以后年老的时候不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有个依靠。从这一现实出发，对作为“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补偿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父母亦享有部分请求权。具体结合到本案，死者邓勇和被告刘泽燕婚后一直生活在一起，虽无子女但是夫妻感情应该是比较好的，邓勇生前的工资收入占了整个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被告刘泽燕作为配偶，分割比例上应大于其他权利分配人。二原告作为退休职工，每月有固定的退休工资，原告邓元林每月有4000元退休工资，吴永芳每月有3200元退休工资，同时还有其他子女，因此二原告与死者配偶刘泽燕相比，对死者邓勇的扶养依赖、共同生活紧密程度都相对较低，因此分配比例上有所差别。故根据死者邓勇生前的家庭组成人员、共同生活紧密程度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本院确认邓勇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分配比例为被告刘泽燕45%，原告邓元林、吴永芳共同为55%。关于丧葬费25512.00元分配的问题。丧葬费主要是用于对死者进行安葬所产生的费用的支出，所以丧葬费本应不存在如何分配问题，只是在本案中因原、被告之间无法达成协议，死者单位没有下发丧葬费，由原、被告预先垫支了邓勇的丧葬费用，故才需对丧葬费进行合理分配。死者邓勇的丧葬费用除出用于其中的礼金外，二原告垫支了19341元，被告垫支了4400元，丧葬费用还结余了1771元。根据当事双方有接受自己亲朋好友的礼金用于死者邓勇的丧葬和以后处理人情世故方面出发，二原告分割20315.05元，被告分割5196.95元。综上，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吴永芳、邓元林分得由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补助邓勇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00元的55%即296505.00元，丧葬费补助25，512.00元中的20315.05元；分得中国铁路工会重庆供电段委员会补助邓勇的因工死亡一次性补助金10000.00元的55%即5500.00元。二、被告刘泽燕分得由成都铁路局重庆供电段补助邓勇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39100.00元的45%即242595.00元，丧葬费补助25，512.00元中的5196.95元；分得中国铁路工会重庆供电段委员会补助邓勇的因工死亡一次性补助金10000.00元的45%即4500.00元。案件受理费9290.00元，减半收取4645.00元，由原告吴永芳、邓元林负担2554.75元，被告刘泽燕负担2090.25元。此款原告邓元林已向本院预交，被告刘泽燕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代理审判员  黎林醽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书 记 员  李本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