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明。委托代理人王志荣，上海高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市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国忠。委托代理人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嘉戍，北���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艾托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卞秋芳。委托代理人陈友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卞秋芳。委托代理人陈友祥。上诉人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市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食品公司”)、被上诉人上海艾托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托公司”)、被上诉人卞秋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4)虹民二(商)初字第1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飞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明及委托代理人王志荣，被上诉人上海食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秦嘉奎、赵嘉戌，被上诉人艾托公司及被上诉人卞秋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友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艾托公司长期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聚乙烯，期间，双方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编号为(2013-10-2001)的《协议书》一份，约定艾托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以每吨美元1,250元的价格进口聚乙烯4,000吨；代理费按照进口发票金额的1%计算；支付方式为BYL/CAT90DAYSFORMB/LDATEORD/ODATE，艾托公司在上海食品公司对外开证前两天预付合同金额的20%，80%的余款艾托公司最迟须在L/C到期前五个工作日全额付清；合同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此后，艾托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就上述《协议书》的具体履行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8月13日及8月17日签订《协议书》，委托上海食品公司分别以每吨美元1,595元、1,600元、1,630元代理进口聚乙烯192吨、99吨及247.50吨。在上海食品公司完成上述三份《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后，上海食品公司于2014年10月18日与艾托公���就上述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对账，对账结果为：2014年开具的信用证中，上海食品公司将于2014年11月19日至同年12月8日分别对外到期支付，艾托公司尚未支付余款人民币4,966,066.60元给上海食品公司。为此，艾托公司向上海食品公司出具了《对账确认》，同时卞秋芳为艾托公司对该笔债务的偿还向上海食品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14年10月25日，卞秋芳以飞翎公司的名义向上海食品公司出具《担保函》，该函加盖了卞秋芳持有的印文为“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的印章并由卞秋芳签名后交上海食品公司。该函中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为：艾托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塑料粒子，于2014年1月1日双方签订编号为(2013-10-2001)的《协议书》；2014年开具的信用证中，上海食品公司将在2014年11月19日至2014年12月08日分别对外到期支付，余款为人民币4,966,066.60元；��翎公司愿意就艾托公司对上述《协议书》项下义务及全部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上海食品公司认为，卞秋芳长期代表艾托公司及飞翎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化工产品。2014年1月1日，卞秋芳分别代表艾托公司、飞翎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签订《协议书》，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聚乙烯。其中与艾托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3-10-2001)《协议书》约定艾托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以每吨美元1,250元的价格进口聚乙烯4,000吨，总计价款为美元500万元。该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4年7月至8月期间在该合同项下分别签订了三份具体的《协议书》，约定艾托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分别以每吨美元1,595元、1,600元、1,630元代理进口聚乙烯192吨、99吨及247.50吨。为此，上海食品公司与外商分别签订了进口货物的合同，并以信用证方式与外商进行结算。事后，上海食品公司与艾托公司进���了对账，艾托公司确认拖欠上海食品公司货款及代理费等共计人民币4,966,066.60元，并承诺尽快结清。对账时，卞秋芳为艾托公司该笔债务的偿付向上海食品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此后，上海食品公司要求艾托公司提供其他担保，为此卞秋芳称飞翎公司可提供保证担保，并于2014年10月25日向上海食品公司出具《担保函》。卞秋芳作为艾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飞翎公司的承包人，长期代表艾托公司、飞翎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聚乙烯，并持有飞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卞秋芳有权代表飞翎公司、艾托公司，其提供保证担保系一种合同行为，卞秋芳持有飞翎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完全有权出具担保函，故其代表飞翎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合法有效，飞翎公司应当依照《担保函》中为其自己设定的义务承担责任。由于艾托公司拖欠上海食品公司钱款，给上海食品公司造成损失，应当赔偿上海食品公司相应的损失。因此，上海食品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诉请要求判令：1、艾托公司支付拖欠上海食品公司的货款、代理费及相关成本费用共计人民币4,966,066.60元；2、艾托公司赔偿上海食品公司以上述第一项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11月1日起至艾托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以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3、艾托公司赔偿上海食品公司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万元；4、飞翎公司及卞秋芳对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艾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海食品公司起诉后，艾托公司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故上海食品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艾托公司支付拖欠上海食品公司的货款、代理费及相关成本费用共计人民币4,964,176.60元；2、艾托公司赔偿上海食品公司以上述第一项金额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3、飞翎公司及被告卞秋芳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被告艾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另查明：卞秋芳与飞翎公司存在承包合同关系，基于此，飞翎公司将印文为“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的印章交卞秋芳使用，飞翎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长期存在委托进口化工产品的合同，在该些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卞秋芳均代表飞翎公司一方，并使用上述合同专用章。此外，艾托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开展的上述业务也由卞秋芳具体负责。原审法院认为，上海食品公司与飞翎公司的主要争议是《担保函》的效力问题，对此作如下评定：首先，从查明的事实可见，在上海食品公司、卞秋芳及飞翎公司三者的关系中，卞秋芳以承包合同为基础长期代表飞翎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发生委托进口的委托合同关系���在履行上述委托合同过程中，除飞翎公司自己的陈述之外，并无证据材料证明飞翎公司对卞秋芳的权限作出限制，反而将合同专用章交给卞秋芳使用，该行为可认定其已授予卞秋芳代表飞翎公司从事一切与合同法律行为有关的权限，故作为合同法律行为一种的保证合同，应属于持合同专用章即可以签订的合同；其次，在上海食品公司与飞翎公司长期合同关系中，存在飞翎公司其他员工未参与双方合同关系的消极行为及卞秋芳全部参与的积极行为的外观特征，足以让上海食品公司形成卞秋芳完全有权代表飞翎公司的思维认识。综上，卞秋芳代表飞翎公司向上海食品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行为系有效的法律行为，该行为使飞翎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之间形成了保证合同关系。艾托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全额向上海食品公司支付货款、代理费及其他成本，拖欠的金额为人��币4,964,176.60元，现上海食品公司要求其支付该款的诉请应予支持。艾托公司的拖欠行为给上海食品公司造成损失，上海食品公司要求其自本案第一次开庭之日(2015年2月5日)开始起算，承担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该请求应予支持。此外，卞秋芳为艾托公司对上海食品公司的前述债务提供保证，也形成了其与上海食品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故卞秋芳与飞翎公司均应按照保证合同承担责任。虽然上述两个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的形式，但依法应确定为连带责任的保证。在未约定担保范围的情况下，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故飞翎公司和卞秋芳应对艾托公司的上述欠款债务及由此给上海食品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艾托公司支付上海食品公司货款、代理费及相关成本费用共计人民币4,964,176.6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艾托公司赔偿上海食品公司以人民币4,964,176.60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三、飞翎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艾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卞秋芳对上述第一、二项确定的艾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513.4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艾托公司、飞翎公司、卞秋芳共同负担。原审法院判决后，飞翎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卞秋芳自1999年开始承包飞翎公司塑料销售部门，其为该业务部门的经理。飞翎公司在承包后将公司的印章、合同专用章(2)交给卞秋芳，当时双方口头约定印章仅用于销售用途的目的。因此，卞秋芳在使用印章时仅在合同销售业务方面能够代表飞翎公司。在长达十余年的业务往来过程中，上海食品公司明知卞秋芳系飞翎公司化工部负责人，重大财务数据对账等事宜应由飞翎公司负责。卞邱芳作为业务部负责人未向公司报告并经批准，其擅自使用业务部的印章对外作出的保证行为无效，卞邱芳无权代表飞翎公司的意思表示，飞翎公司对系争债务不应承���连带债务。飞翎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飞翎公司对于系争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上海食品公司辩称：在双方长达十余年的业务往来中，均由卞秋芳代表飞翎公司，上海食品公司在本案原审审理中才知晓卞秋芳与飞翎公司间存在承包关系，其不能以此对抗上海食品公司的诉请主张。经各方友好协商飞翎公司出具《担保函》，并不存在任何胁迫或趁人之危的情况。卞秋芳作为业务的主要负责人及经办人，其有权利代表飞翎公司，飞翎公司对于印章的使用范围并未作出过限制性的规定并予明示，上海食品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卞秋芳出示的担保函合法有效。上海食品公司请求维持原审判决，驳回飞翎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卞秋芳辩称：当时盖章时候已明确告知上海食品公司，卞秋芳仅能代表承包的销售部门，上海食品公司对此已经��知，同意上诉人飞翎公司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艾托公司同意上诉人飞翎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卞秋芳以飞翎公司名义出具《担保函》效力的认定，飞翎公司是否应对系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上海食品公司诉请要求飞翎公司对艾托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证据为加盖有“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并由卞秋芳签名的《担保函》，该函系飞翎公司出具给上海食品公司，载明艾托公司委托上海食品公司代理进口塑料粒子，于2014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2013-10-2001)的《协议书》，飞翎公司愿意对上述《协议书》项下艾托公司所欠上海食品公司的全部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对此，飞翎公司认为卞秋芳系承包飞翎公司的部门经理，飞翎公司在承包关系���立后将公司的印章、合同专用章(2)交付给卞秋芳，卞秋芳仅在合同销售业务方面能够代表飞翎公司对外使用印章。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卞秋芳是以飞翎公司的名义向上海食品公司出具《担保函》并加盖该公司的合同专用章，鉴于之前亦由卞秋芳代表飞翎公司与上海食品公司长期发生业务关系，卞秋芳合法持有并使用飞翎公司的印章，飞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对印章的使用及授权的范围作出明确的限定，并为上海食品公司所明知，故上海食品公司有理由相信卞秋芳有权代表飞翎公司出具《担保函》。该《担保函》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有关效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构成合法有效的第三人保证，飞翎公司辩称其与卞秋芳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否认该《担保函》的效力，本院对此不予采纳，飞翎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飞翎公司��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528.53元，由上诉人上海飞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显微审判员  赵 炜审判员  肖光亮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胡雪怡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