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6民终5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公安局旁）。 负责人：文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丰隆，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杰，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继英，女，197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少彬，男，194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张氏，女，195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静平，女，200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长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静慧，女，201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次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延庆，男，201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巨野县，系受害人盛增印的儿子。 被上诉人盛静平、盛静慧、盛延庆三人的法定代理人：谢继英，系三被上诉人母亲。 被上诉人谢继英、盛少彬、盛张氏、盛静平、盛静慧、盛延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秀，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孝峰，男，199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现关押于海南省三江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男，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系符孝峰的姐夫。 原审被告：卢大亮，男，1977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 原审被告：刘乐华，男，199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 原审被告：琼海嘉积福星自驾车租赁行，营业地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爱华东路紫瑞小区别墅香万**餐厅后（周丽梅铺）。 经营者：王庭福，男，197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东园巷**。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金福，海南法立信（琼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琼海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继英、盛少彬、盛张氏、盛静平、盛静慧、盛延庆、符孝峰，原审被告卢大亮、刘乐华、琼海嘉积福星自驾车租赁行（以下简称福星租赁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7）琼9002民初2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保琼海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丰隆，被上诉人谢继英、盛少彬、盛张氏、盛静平、盛静慧、盛延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永秀，被上诉人符孝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原审被告卢大亮、刘乐华，原审被告福星租赁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金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保琼海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无赔付责任；2.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太保琼海支公司承担商业险赔付责任错误。符孝峰驾驶×××号小轿车在潭加线处不慎碰撞到正在步行的乔国荣、盛增印、陈**果、姜红福等人后，直接驾驶车辆逃离事故现场并将车辆藏匿起来。太保琼海支公司与原被保险人符绩毓在签订保险合同中已在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之一中明确约定“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釆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太保琼海支公司已在相关保险单、投保单及投保说明中已对此项免责事由予以说明，被保险人符绩毓也已在上面签名。被保险人符绩毓否认其在保险单、投保单及投保说明中签名不具说服力，作为一种要式合同，保险合同若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保险合同则不生效。太保琼海支公司已在相关的保险单、投保单等凭证上对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提示义务，本案中符孝峰逃离现场本身便已符合该免责条款，故太保琼海支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商业险赔付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合理。谢继英等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依据。3、一审法院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错误。符孝峰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审判决3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当。综上，一审判决严重侵害了太保琼海支公司的合法权益，太保琼海支公司请求查明相关事实及证据，并依法改判。 谢继英、盛少彬、盛张氏、盛静平、盛静慧、盛延庆（以下简称谢继英等六人）辩称：1、太保琼海支公司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太保琼海支公司应在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太保琼海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该案所涉车辆投保时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实际情况是车辆投保人只是把保费缴了，保险公司再把保险单邮寄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何来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太保琼海支公司仅提供了保单条款，车辆投保人只有签名的份，根本没有协商和给予明确说明的机会。投保人是符绩毓，其明确否定了该签名是其本人所签。2009年起实行的《保险法》加重了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该免责格式条款没有法律效力。基于生命权和身体健康权至高无上的，本案的商业险应予赔偿。3、原审按照法律规定判定承担扶养费完全是正确的。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上述规定是就交通肇事构成犯罪提起民事赔偿的特别条款，交通肇事罪确定赔偿责任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旨在保护交通肇事案件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谢继英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太保琼海支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应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承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符孝峰辩称，符孝峰驾车时没有酒驾等行为，肇事逃逸属于其个人行为，其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太保琼海支公司应承担第三者责任商业险。 卢大亮述称，符孝峰借车时没有喝酒，有驾驶证，太保琼海支公司应赔付。 刘乐华述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福星租赁行述称，福星租赁行只是建议卢大亮将车借给符孝峰，当时也查验了符孝峰的驾驶证，不存在任何过错。 谢继英等六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符孝峰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盛增印死亡的经济损失人民币904488元，即死亡赔偿金569060元（28453元/年×20年）、丧葬费29203元（58406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35465元｛［8210元/年×（18-13）］÷2＋［8210元/年×（18-6）］÷2＋［8210元/年×（18-2）］÷2｝、父母赡养费49260元（8210元/年×24年÷4）、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5000元、误工费6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卢大亮、刘乐华以及福星租赁行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过错责任；2.判令太保琼海支公司在车辆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优先在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7日21时许，符孝峰驾驶×××号小轿车载着被告刘乐华，沿潭加线自潭门镇往嘉积镇方向行驶，经潭加线2km＋730米处时，由于符孝峰驾驶车辆过程在视线不良情况下，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未能在确保安全、畅通的情况下通行，又因夜间行驶未降低行驶车速，致使在未发现前方同向步行的盛增印、乔国荣、陈**果、姜红福的情况下，被×××号小轿车从后往前碰撞上，结果造成乔国荣当场死亡、盛增印经抢救无效死亡、陈**果、姜红福不同程度受伤以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发生碰撞后，符孝峰未报警而是驾驶×××号小轿车逃离事发现场并将车藏匿起来。2016年12月14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琼海公交认字［2016］第00116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符孝峰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盛增印、乔国荣、陈**果、姜红福无责任。盛增印在事故发生后曾进行抢救并生产抢救费用，符孝峰已支付医疗费28200元，仍拖欠医院医疗费20000多元。谢继英等六人在本案中未主张被告赔偿医疗费。此外，涉案车辆×××号小轿车在太保琼海支公司投保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商业保险300000元，但是投保人即原车主符绩毓否认保险单上的签名“符绩毓”系其本人所签。在事故发生后，受害人盛增印的兄弟盛常印、盛帅印等4人前来海南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并产生相关交通费和住宿费。谢继英等六人认为符孝峰应承担赔偿责任，卢大亮、刘乐华以及福星租赁行均存在过错，同样应承担相应责任。谢继英等六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此外，本次交通事故共造成2人死亡和2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其中符孝峰已经与乔国荣的家属处理好赔偿事项，与受伤者姜红福处理好赔偿事宜。另外，事故中受伤的陈**果同时提起诉讼，即（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经审理符孝峰应赔偿数额为882273.72元。符孝峰2014年12月16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刘乐华2016年1月29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C1。×××号小轿车所有人系卢大亮，该车于2013年11月4日注册登记，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11月，属于非运营车辆。福星租赁行属于个体经营，经营者为王庭福，注册日期为2015年3月3日，经营范围为自驾车出租、二手车买卖咨询等。2016年12月6日，符孝峰打电话给福星租赁行租车，因福星租赁行当时没有车辆出租，在现场的卢大亮同意福星租赁行将其名下×××号小轿车交由符孝峰使用。福星租赁行同时将符孝峰的驾驶证复印留存。再查明，谢继英等六人以及受害人盛增印均系农业户口，受害人盛增印的父亲盛少彬出生于1946年10月21日，母亲盛张氏出生于1951年7月1日，其父母共生育子女4人，长子盛常印，次子盛福印，三子盛增印（即本案受害人，1978年3月10日出生），四子盛帅印。受害人盛增印的妻子谢继英出生于1979年5月8日，其夫妻共生育子女3人，长女盛静平于2003年3月7日出生，次女盛静慧于2010年7月8日出生，儿子盛延庆于2014年10月22日出生。受害人盛增印的父母以及其子女住址均为山东省××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1.本案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2.谢继英等六人所主张的各项赔偿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太保琼海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保险范围内进行理赔。 关于本案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本案中，谢继英等六人主张符孝峰赔偿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盛增印死亡的经济损失，卢大亮、刘乐华以及福星租赁行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过错责任。符孝峰系本次交通事故中的实际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经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故谢继英等六人要求符孝峰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正当充分，依法予以支持。谢继英等六人要求刘乐华承担过错责任，但是谢继英等六人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系由刘乐华所租，刘乐华又否认涉案车辆系由其本人所租，况且出租人卢大亮、福星租赁行均陈述租车人系符孝峰，因此在仅有符孝峰个人陈述的情况下，无法认定租车人为刘乐华，故谢继英等六人要求刘乐华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主张缺少事实根据，依法不予以支持。符孝峰打电话给福星租赁行要求租车，因福星租赁行当时无车出租，卢大亮自愿将其名下×××号小轿车交由福星租赁行出租，已构成共同出租行为。在出租人即卢大亮、福星租赁行与使用人即符孝峰分离的情况下，从运行支配来看，出租人对机动车运行不再具有直接的、绝对的支配力，涉案车辆完全置于符孝峰控制之下，从运行利益来看，虽然出租人会收取租金，但涉案车辆的使用情况与出租人的收益之间没有关联性，从机动车运行中获取利益的主体是符孝峰。因此，在出租人和使用人分离的情况下，机动车使用人即符孝峰理应是承责主体。在出租时，符孝峰持有机动车驾驶证且证驾相符，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在租赁车辆时符孝峰存在不适驾驶车辆的情形，而出租的车辆证件齐全、合法，也不存在因涉案车辆存在瑕疵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可见，卢大亮、福星租赁行在本案并没有过错。至于谢继英等六人主张卢大亮、福星租赁行涉及非法营运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非法营运损害的是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车辆营运秩序的管理，属于行政管理与处罚范畴，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故谢继英等六人要求卢大亮、福星租赁行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过错责任的主张其理由欠当，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应由符孝峰来承担。 关于谢继英等六人所主张的各项赔偿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盛增印因本案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经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符孝峰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故谢继英等六人请求被告按照海南省2016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各项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谢继英等六人主张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69060元、丧葬费2920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5465元、父母赡养费4926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5000元、误工费6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904488元。虽然因抢救受害人盛增印产生一定的医疗费用，但是谢继英等六人未在本案中主张被告赔偿医疗费，故对医疗费用不在本案中处理；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本案受害人盛增印系农业户口，谢继英等六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受害人盛增印已在城镇生活一年以上，并有相对稳定收入，故谢继英等六人主张按照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户口标准计算，即死亡赔偿金应为236860元（11843元／年×20年），因此被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辩解意见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谢继英等六人主张丧葬费29203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谢继英等六人共主张6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谢继英等六人主张父亲赡养10年，主张母亲赡养14年（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921元／年×14年÷4人÷14年＝2230．25元），父母赡养费合计49260元，主张长女需要抚养5年，次女需要抚养12年，儿子需要抚养16年（每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921元／年×16年÷2人÷16年＝4460元），子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135465元，显然连续12年的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8921元，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29352元（8921元／年×12年＋母亲两年费用4460元＋儿子四年费用1784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4位亲属过来处理善后事宜系客观需要，而且属于合理范围，期间必然会产生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谢继英等六人主张交通费10000元未超出相关发票10544元范围，对此予以准许，即交通费应为10000元，原告主张住宿费5000元，但其仅提供2850元的发票，故住宿费应为2850元，谢继英等六人主张盛常印和盛帅印的误工费6500元，盛常印的误工费应为1596元（76元／天×21天），盛帅印的误工费应为2211．3元（105．3元／天×21天），误工费共计应为3807．3元，超出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不予以支持；谢继英等六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虽然受害人盛增印的死亡确实会给谢继英等六人精神上和生活上带来极大伤害，但考虑到本次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以及被告实际经济能力，精神损害抚慰金可酌情支持30000元。综上所述，谢继英等六人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236860元、丧葬费2920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9352元、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2850元、误工费3807.3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442072.3元。 关于太保琼海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保险范围内理赔的问题。本案中，太保琼海支公司认为本案符孝峰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又酒后驾车，已违反保险条款约定，因此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涉案车辆已经在太保琼海支公司购买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可见，即使符孝峰存在交通事故逃逸行为，保险公司仍应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故谢继英等六人要求太保琼海支公司在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内进行赔偿的主张有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未对符孝峰是否酒后驾车的事实进行认定，故对太保琼海支公司此辩解意见不予以采纳。太保琼海支公司还辩称卢大亮将车借给福星租赁行出租给他人，已经由非营运车辆改为营运车辆，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已违反保险条款约定，其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非法营运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本案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同时，卢大亮将车辆出借，该车辆在物理属性、状态上并没有任何改变，不属于“因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故对此辩解意见，依法不予以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术语及其他相关专门语句的含义、适用等事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这种解释不属于合同条款或者合同内容，而是合同中免责条款生效的法定条件，即只有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才产生效力。否则，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即便是免责条款本身有了明确、清晰和完整的表述，也不能视为是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仅仅通过加黑印刷或者口头提醒等方式提示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而不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并非明确说明。本案中，虽然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了保险人的责任免除，但是太保琼海支公司应对格式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现太保琼海支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既无法证明其已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尽了提示义务和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符绩毓又否认投保单上的签名系本人所签，因此应认定太保琼海支公司未按照法律规定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当事人所争议的免责保险条款不生效，对当事人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故谢继英等六人要求太保琼海支公司承担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其理由正当充分，依法予以支持。太保琼海支公司的辩解意见理由欠当，依法不予以支持。因符孝峰已经分别与乔国荣的家属、姜红福处理好赔偿事宜，因此处理保险理赔时仅考虑本案谢继英等六人和（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原告的保险理赔即可。本案符孝峰应赔偿款总额为442072．3元，（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被告符孝峰应赔偿款总额为882273．72元，但因本案谢继英等六人未主张赔偿医疗费，故在强制保险医疗费赔偿项目中的10000元应赔偿给（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原告陈**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原告与（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原告均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强制保险范围内承担，其请求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均予以支持。本案原告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原告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因此在分别优先赔偿后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项目余额为60000元。在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项目中，本案谢继英等六人应获得剩余赔偿款为412072．3元（死亡赔偿金236860元＋丧葬费2920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9352元＋交通费10000元＋住宿费2850元＋误工费3807．3元），（2017）琼9002民初2190号案原告应获得剩余赔偿款为607728元（误工费15200元＋住院护理费22344元＋五年护理费138700元＋伤残赔偿金189488元＋交通费1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1996元＋五年康复费175000元），因此太保琼海支公司在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内应向谢继英等六人支付赔偿款54600元（60000元×41％＋30000元），应在第三者商业责任保险范围内向本案原告支付赔偿款123000元（300000元×41％），太保琼海支公司应支付理赔款共计177600元给原告。对保险公司赔偿后的剩余部分赔偿款264472．3元（442072．3元-177600元），由符孝峰负责赔偿。 综上所述，对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辩意见，均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合同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太保琼海支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77600元给谢继英等六人；二、限符孝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赔偿款264472．3元给谢继英等六人；三、驳回谢继英等六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22元，由谢继英等六人负担2264元，由符孝峰负担235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盛增印死亡，损害后果严重，给盛增印的家属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关于太保琼海支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太保琼海支公司上诉主张其在投保时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不应承担赔付责任。太保琼海支公司提交了投保人符绩毓办理保险时的保险凭证，但符绩毓明确确认该保险凭证上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太保琼海支公司未能证明该签名的真实性，故该保险凭证不能证明太保琼海支公司对投保人符绩毓尽到了提示或明确说明义务，太保琼海支公司该项主张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有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太保琼海支公司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合理的问题。盛少彬、盛张氏系农民，起诉时均已年满60周岁，太保琼海支公司无证据证实其有其他经济收入，一审认定盛少彬、盛张氏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并无不当，太保琼海支公司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盛少彬、盛张氏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 关于一审法院判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正确的问题。太保琼海支公司认为判赔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的，保险人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承担的赔偿责任包含精神抚慰金。故谢继英等六人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太保琼海支公司该项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太保琼海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8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艳萍 审 判 员 林 敏 审 判 员 阮慧婷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法官助理 闫海宁 书 记 员 陈素园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