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锡民终字第08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宝得换热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刚，江苏维世德（无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国富。委托代理人承洪良，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宝得换热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国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4）澄民初字第0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起，邓国富在宝得公司工作。宝得公司（甲方）与邓国富（乙方）签订劳动合同1份，主要内容是：合同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乙方根据甲方要求，经过协商，从事办公室工作。甲方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每周一至周五工作，上午8：00-11：30，下午12：00－16：30，每周六、日为休息日。甲方承诺每月10日为发薪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的工资报酬按照甲方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确定，根据乙方的工作岗位确定为每月工资1140元。2013年6月22日，宝得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召集人与主持人为董事长高某，出席人员有：董事高某、胡某，列席人员有：监事王某、总经理奚某。决议内容为：根据公司总经理奚某的提名，经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形成决议如下：鉴于邓国富工作严重失职，且涉嫌破坏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自即日起，解除对邓国富副总经理（副经理）职务的聘任，生产事务由缪某总裁监管。同时建议向有关机关举报，并依法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同日，宝得公司制作公告，内容为：鉴于公司原副总经理（副经理）邓国富不履行工作职责且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董事会已于2013年6月22日解除了对邓国富上述职务的聘任，自即日起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宝得公司将上述决议与公告张贴于公司的公告栏中。邓国富于2013年6月22日看到了上述公告。邓国富在被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担任宝得公司的副总经理，分管公司的生产和采购。2013年9月25日，邓国富向江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宝得公司：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5892.16元（江阴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914.42元×3倍×8个月×2倍）；2、支付拖欠2013年1至6月工资200000元。以上共计435892.16元。江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逾期未作出仲裁裁决，邓国富向该委提出终止审理的申请。该委员会于2013年10月21日作出澄劳人仲定字（2013）第463号决定书终结仲裁活动。邓国富遂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另查明，宝得公司的股东原来是缪某和江阴市新宝辉不锈钢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辉公司）。奚某系新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奚某甲是奚某的儿子。2013年9月23日，缪某与奚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缪某将股权全部转让给新宝辉公司，并签订了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一）第五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的处理”中约定：本协议签订前，宝得公司中所有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名单详见附件3：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名单），由缪某负责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以宝得公司的名义解除劳动关系，宝得公司负责配合，且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因解除劳动关系而应支付的费用由缪某和新宝辉公司各承担50%，超出法律规定的费用由缪某承担（按规定应支付的工资及业务提成除外）。若缪某在一个月内未能办妥上述事宜，上述人员的工资、资金、因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等费用均由缪某承担。邓国富的姓名列入了未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名单中。2013年10月17日，缪某以宝得公司名义作为乙方与邓国富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载明：乙方股东自2013年6月发生严重分歧，导致乙方宝得公司至今生产混乱，宝得公司自6月份一直拖欠甲方工资，已严重影响甲方生活，且乙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将甲方除名。另，宝得公司股东缪某、新宝辉公司所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由缪某负责以宝得公司名义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现经缪某与甲方友好协商，特签订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正式解除劳动合同；二、乙方拖欠甲方的相关工资，由甲方另行与乙方结算；三、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十日内支付经济补偿金227520元（2005年12月入职至今，由于年薪比较高，则按上年度平均工资4740元的三倍计算每月的经济补偿金工资，主张8个月，按双倍计算）；四、乙方支付完毕上述款项后，除乙方拖欠甲方的工资外，甲乙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事情清洁，再无任何争议；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缪某一份，经甲方及乙方或缪某代乙方签字后生效。再查明，宝得公司以自然月作为月工资计算周期，每月月工资下月发放，以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作为年度工资计算周期。2011年5月至2013年6月期间，宝得公司以现存的形式支付给邓国富银行卡数额分别为：2011年5月11日10000元、2011年6月10日10000元、2011年7月11日10000元、2011年8月11日10000元、2011年9月9日6561.64元、2011年10月11日10000元、2011年11月10日10000元、2011年12月9日10000元、2012年1月9日10000元、2012年2月14日10000元、2012年3月9日5334.4元、2012年4月10日10000元、2012年5月11日10000元、2012年6月12日10000元、2012年7月12日10000元、2012年8月14日10000元、2012年9月11日6667元、2012年10月12日10000元、2012年11月9日10000元、2012年12月14日10000元、2013年1月10日10000元、2013年2月6日10000元、2013年3月13日13000元、2013年4月11日2687.47元；宝得公司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邓国富银行卡数额分别为：2012年1月20日分19笔每笔存入2万，共计38万元，2013年4月11日7345.53元、2013年5月24日10030元、2013年6月9日10000元；宝得公司以奖金形式支付给邓国富银行卡数额为2013年2月7日90000元。2013年2月6日，从奚某甲卡号为62×××13的银行卡转入杨某银行卡542872元。2013年2月7日，宝得公司的现金会计杨某到中国农业银行江阴南闸支行以存单的形式为邓国富分别存入11万、15万，同日，杨某还为自己、宝得公司主办会计邓某、技术经理周某等人分别办理了存单。2013年1月至5月，邓国富均满勤，2013年6月邓国富的出勤天数为21天。2013年1月至6月，宝得公司支付邓国富工资5万元。2012年1月17日至2013年6月18日期间，宝得公司每月为邓国富申报纳税的收入金额为七八千元，年终奖金的申报收入为四五万元。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邓国富的日工资和月工资的折算办法为：月工资／25天=日工资。宝得公司未提供对邓国富薪酬考核的依据，经原审法院限期举证后，仍未提供。上述事实，有邓国富提供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澄劳人仲定字（2013）第463号决定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协议书，宝得公司提供的录像资料、证人证言、劳动合同书、银行明细对账单、社会保险证明、存单的原始业务单、取款凭条、转账凭证、纳税清单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情况如下：一、宝得公司为证明邓国富暴力干扰他公司正常经营，严重失职，提供了称是2013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22日期间录制、内容为在公司股东缪某和另一股东新宝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奚某发生矛盾的背景下，以缪某、邓国富为代表的一帮员工在他公司厂区及办公室阻挠他公司正常经营，纠集大量人员封堵大门、殴打他公司总经理奚某的5段视频。经原审法院当庭播放，电脑上显示视频录制时间均为2014年六七月份，录像画面显示内容包括：邓国富驾车想进入宝得公司门口，被一群保安和其他工作人员拦截。公司门口另有一批人帮助邓国富进入了公司，之后两派人员发生争执；邓国富在内的一批人员与另一批人员在办公室发生争执。邓国富对视频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是：法庭上播放的系拷贝件，且视频的录制时间显示为2014年，而宝得公司主张的纠纷发生时间是2013年。他认为视频中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2013年7、8月份。当时因奚某认为他是属于缪某阵营当中的主要人员，违法作出了解除与他的劳动合同的决定后，他准备就该事宜以及后续的经济补偿金事宜与公司进行协商，在进入公司大门时被奚某单方雇请的保安人员拒绝进入，理由是他已不是宝得公司的职工。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去公司，没有纠集大量人员阻挠公司的正常经营，而是宝得公司阻挠他正常上班，他也没有打过奚某。二、宝得公司为证明邓国富要求通知供应商停止供货，阻扰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证明2013年6月中旬，他公司通知员工正常上班，申请他公司员工万某出庭作证。万某作证称：邓国富原来是他公司的副总，分管生产部。她是生产部的订单处理员，工作职责是每天根据销售订单做生产领料单，根据当天生产领料单做采购申请，采购申请由她与邓国富的签字后传真到供应商处。采购申请是邓国富的分管范围，具体的采购由采购部跟踪。2013年6月3日开始到7月底，她不间断看到公司两个股东奚某、缪某在公司门口打架。2013年6月3日，她看到邓国富在现场，但没有打架。开始打架后的两、三天，公司车间的员工都放假在家，公司处于休息的状态。2013年6月5日左右，原本供应商江阴海星传热密封制品公司、靖江花色螺帽厂、靖ＸＸ隆机械有限公司、江阴德顺机械公司、江阴骏谊机械公司是要向他公司供货的，邓国富让她通知供应商停止供货，称公司乱成这样，等通知再送货。当天宝得公司已经停产了，她打电话通知完供应商后也回家了，过了大概半个月宝得公司通知她上班。2013年7月底宝得公司恢复生产后才恢复供货的，在此之前公司尝试生产，但受到缪某的阻扰。宝得公司为证明邓国富擅自通知员工放假，停止生产，同时证明邓国富参与股东纠纷中，导致公司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影响生产经营，申请他公司员工薛某出庭作证。薛某作证称：邓国富是生产部的副总，同时分管质量部，他是质量部的质检员。2013年6月5日，他接到质量部领导郭某的通知说下午开始放假，先放到2013年6月8日，什么时候上班等她电话通知。到了2013年6月8日星期一，他就到公司上班，看到车间里没人，质量部也没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些人，他看到邓国富与生产部下面白中晚3个班的班组长、生产部3个部门的主管、制片部的主管到邓国富办公室开会，开会后出来，车间的员工问什么情况，切焊部主管顾某说，何时上班等通知。他是每天都去公司看看，去了就走的，也没有实际的工作，有的时候看到有两三个人也过去看看，一直持续到2013年7月中旬。后来公司董事长奚某通知他们上班，公司就慢慢恢复生产了。宝得公司停产的原因是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2013年6月5日上午他看到邓国富不让股东奚某进公司，当天好像听邓国富在厂门口对3个班组长讲这种情况不能生产了。邓国富质证称万某、薛某是宝得公司的员工，与宝得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不符合证人的条件。他是分管生产的副总，采购申请需要他的签字，具体采购是由采购部执行的，2013年6月5日左右，他没有让万某通知供应商停止供货。他没有在厂门口对三个班组长说不要生产了，也没有在2013年6月8日组织3个班的班组长、主管等人开会。万某也清楚表述他并没有参与到股东纠纷之间。三、宝得公司为证明他公司有权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及奖金的发放条件，提供了一本《员工手册》，主张根据《员工手册》第4.3条规定，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盈利情况和员工表现，发给员工一定的奖励。同时根据《员工手册》第10条纪律管理部分的列表中第17条列明“消极怠工或无故停工”、第20条列明“主管管理不善导致严重失误或过错”、第26条列明“在公司内打架”三种情形，他公司有权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邓国富称未看到过该《员工手册》，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四、宝得公司为证明2013年6月份时由于他公司停止发货，给劳特斯空调（江苏）有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劳特斯空调（江苏）有限公司要求他公司赔偿113187元，提供了劳特斯空调（江苏）有限公司索赔函复印件，邓国富对该索赔函复印件不予认可。五、邓国富对于2012年9月11日实际发放的工资是6667元，而不是10000元的解释为：该部分工资是因为公司会计核算错误所致，少发部分在2013年3月13日予以补足，所以在2013年3月13日发放的工资是13000元。六、邓国富为证明2013年2月7日，杨某为其办理的2份存单系其工资，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杨某作证时称：2009年3月到2013年3月，她一直在宝得公司担任出纳会计。2013年3月，由于自己身体原因辞职离开了宝得公司。2013年2月，她到中国农业银行江阴南闸支行办理了两张邓国富的存单，金额共计26万元，这是宝得公司让她去办理的，支付的是邓国富从2012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的工资，她与邓国富之间无个人的业务往来。该26万元是从奚某的儿子奚某甲的银行卡转到她银行卡上的，奚某甲的这张个人银行卡是专门供宝得公司使用的，她去办理邓国富的存单的同时还办理了公司其他员工的存单，包括她自己、徐某的5000元存单，周某的20万存单。她听主办会计邓某说2011年、2012年邓国富的年收入固定为50万元，但工资具体怎么构成她不知道，她只负责发放工资。邓国富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宝得公司认为杨某为邓国富办理的存单是工资的主张没有相应依据，这样的工资发放形式违反了正常的财务制度，杨某作为会计并不知道具体的工资构成，但却说2011年和2012年邓国富是固定年薪50万元，证言明显倾向邓国富。宝得公司主张奚某甲与杨某之间的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奚某甲不是宝得公司的员工，2013年2月6日奚某甲还在国外上学，这个转账凭证只是反映奚某甲与杨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宝得公司认为杨某为邓国富办理的存单不能证明是他公司发放的工资，只能证明邓国富委托杨某为其办理存款，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七、邓国富为证明奚某甲卡号为62×××13的农行卡一直保存在邓某处，由宝得公司支配、使用，奚某甲与邓某没有个人经济往来；2013年2月7日存入10人名下的款项是宝得公司应支付给各人的2012年尚余工资，其中26万元存单是支付给邓国富的工资，申请证人邓某出庭作证。邓某作证称：2006年7月2日到2013年6月份，她一直在宝得公司担任主办会计。2011年邓国富的收入是年薪五十万，2012年也是五十万左右，在这两年他与郭建明的工资在全公司最高。至于2013年工资，当初在年底发放最后一笔工资时，宝得公司与农行是合作伙伴，老板关照她要满足银行的要求，2013年2月过年要发放奖金时，银行来拉存款，公司账上钱不多，所以财务就从开户名是奚某甲的银行卡上取款发放工资，以存单形式发放。但是银行卡一直是她保管的，卡上的钱都是公司的，与奚某甲个人没有关系。从该卡上办理存单的大概有10个人，当时最多的邓国富，是26万元，所以她记得比较清楚。宝得公司除了郭建明和邓国富之外，都是按照实际收入申报纳税的，郭建明和邓国富两人并不是所有收入都申报纳税的，公司对于他们的月工资收入是申报纳税的，但是个人所得税的支付都是由公司承担的。他们两人年底收入是部分申报纳税的。公司年终发放的最后一笔工资的个人所得税都是由公司承担的。如果说邓国富正常工作到2013年年底的话，邓国富在2013年度的工资不会低于50万，邓国富2013年1月至6月的销售业绩比2012年同期的销售业绩还要好。邓国富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宝得公司有异议，主张从证人证言陈述的内容来看，没有证据证明26万元是公司发放的工资，邓国富2011年、2012年的年收入并不是固定五十万元，年终奖都是老板说了算的。证人证言中关于税金问题，前后陈述矛盾，一开始说邓国富年终奖不需要申报纳税，后来又陈述是部分申报纳税。邓某本人存单也未纳税，与她陈述除邓国富、郭建明之外的人个人所得税要缴纳又矛盾。八、邓国富对于2012年度的实得收入为近47万元，并未满50万元的解释为：2012年9月11日，工资发放是6667元，与10000元差额是因为扣除了他妻子挂靠在宝得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另外与50万元存在的差额，是因为当年度公司发生了相对严重的质量生产事故，所以在事后，公司负责人与他进行过沟通，对作为生产负责人的他的薪酬做出一定的扣除。这种考核是对他的非常态考核。宝得公司有异议，认为邓国富的工资从没有固定年薪五十万。对邓国富所称2012年的生产事故以及邓国富妻子代扣保险的问题不清楚。九、对于2013年10月17日邓国富与缪某签订的协议书，邓国富主张该协议书真实、合法，正因为宝得公司未按照该协议履行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及相关义务，所以才引起本案诉讼。在诉讼之前，他对相关金额进行测算，发现要高于该协议书上的金额，所以他就稍高的赔偿金进行主张。宝得公司认为该协议未生效，因为从形式上说没有盖章，在内容上未按照法律要求操作，尚要结付的工资金额未确定，补偿金也无法确认。并且认为其公司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所以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宝得公司单方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合同是否违法；如果违法，赔偿金的金额如何确定。二、宝得公司是否拖欠邓国富2013年1月至6月的工资；如果拖欠，数额如何计算。一、宝得公司单方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如果违法，赔偿金的金额如何确定。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本案中，宝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员工手册》经过民主程序或者邓国富已知晓该手册内容的证据，故该《员工手册》对邓国富无约束力。宝得公司提供的视频资料中显示的录制时间与其主张的纠纷发生时间时矛盾，且视频的内容是宝得公司内部两派人员之间的内讧的场面，并没有显示宝得公司主张的邓国富干扰公司经营和严重失职的内容，故视频资料不能作为宝得公司解除与邓国富劳动关系的事实依据。证人万某及薛某均是宝得公司的员工，与宝得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且两位证人均提到公司停产的原因是股东之间有矛盾、邓国富在公司混乱的情况下才通知供应商停止供货和安排员工放假的，故证人证言同样不能证明邓国富阻扰宝得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的事实。邓国富对宝得公司提供的索赔函复印件不予认可，故该索赔函复印件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宝得公司单方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的行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本案中，2013年10月17日邓国富与缪某签订的协议书，因缪某是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的授权签订的，故尽管协议书上无宝得公司的公章，也不影响协议的效力。而且邓国富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一）附件3的名单中，所以缪某有权代表宝得公司处理邓国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事宜。故协议中第三条关于经济补偿金额227520元的约定合法有效。宝得公司关于协议书无效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故宝得公司应当支付邓国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27520元。二、关于宝得公司是否拖欠邓国富2013年1月至6月的工资；如果拖欠，数额如何计算的问题。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关于邓国富2011年之后的工资标准是否是年薪50万元的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邓国富的每月工资为1140元，而双方陈述均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该工资标准，故劳动合同的工资约定不能作为确认邓国富实际工资标准的依据。其次，对于2013年2月7日杨某为邓国富办理的金额合计为26万元的两张存单，根据证人杨某、邓某的关于该两份存单是宝得公司发给邓国富的工资的证言、杨某在2013年2月7日同时为其他公司员工办理存单业务的事实、奚某的儿子奚某甲的银行卡于2013年2月6日转账给杨某的银行凭证，可以认定该26万元存单系宝得公司支付给邓国富的工资。宝得公司认为奚某甲与杨某之间的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于宝得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此，2012年1月至12月期间宝得公司共支付给邓国富工资合计近47万元。根据宝得公司在2011年5月至2012年1月期间通过银行支付给邓国富的工资金额，可以计算出邓国富在2011年度的实得收入近50万元。再次，证人证言均提到邓国富的工资收入为年薪50万元，邓国富也对2012年收入扣款进行了解释。第四，邓国富个人所得税纳税收入额与其实际收入不相符。最后，宝得公司未提供对邓国富薪酬考核的依据，经法院限期举证后，仍未提供，宝得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对邓国富年薪50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邓国富2013年1月至2013年5月的工资计算为208333元（500000元÷12个月×5个月），2013年6月邓国富的工资为35000元（500000元÷12个月÷25天×21天），故宝得公司应当支付邓国富2013年1至6月的工资为243333元。扣除宝得公司已付工资50000元，故宝得公司尚需支付邓国富193333元。宝得公司关于就借款、社会保险费用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主张，因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不予理涉。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二）、（三）项、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二）、（三）、（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宝得公司支付邓国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27520元、工资193333元，合计420853元。宝得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邓国富。原审判决后，宝得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邓国富所有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邓国富系公司原股东缪某的近亲属，自2005年公司组建之初即由缪某安排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3年上半年公司发生股东之间的纷争，但邓国富却不守职责本分，插手股东纷争，破坏公司正常经营管理秩序。邓国富作为公司核心管理成员，是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的参与者，不可能对《员工手册》不知情。因此其公司根据规章制度及劳动合同约定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是合法的，不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2、缪某以公司名义于2013年10月17日所签的涉及经济补偿金的协议，公司事先对此并不知情，亦未授权缪某擅自单方给自己的同伙以利益输送，该协议损害公司合法权利，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3、双方劳动合同约定邓国富的月工资为1140元，双方从未签订年薪为50万元的合同。对于邓国富此类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属于公司重大事项，不可能不以书面的方式作出决定。而原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即确定年薪标准，依据不足。后上诉人又变更上诉请求为：驳回邓国富关于拖欠工资的诉讼请求；改判按4914.12元／月（江阴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邓国富经济补偿金39312.96元（4914.12＊8）。理由如下：1、2013年10月17日的协议中明确自2013年6月以来拖欠工资，明确了拖欠工资的结算点，结算点前的工资已经付清，故应驳回邓国富关于拖欠工资的诉请。而且根据原审中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可以认定邓国富的月基本工资标准为7000元，与纳税情况也是一致的。2、虽然公司对于2013年10月17日协议中约定的经济补偿金的数额有异议，但双方确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邓国富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1、宝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违法的。2013年6月22日，宝得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是邓国富不履行工作职责、干扰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但上述理由不符合事实，属于违法解除，故应当支付赔偿金。2、关于赔偿金的金额。缪某是公司的股东，又有授权，故其与邓国富于2013年10月17日签定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审法院按协议约定的金额判付经济赔偿金亦无不当。3、关于邓国富的年薪。虽然双方当时合同约定1140元／月，所谓的工资发放明细、纳税额度都是宝得公司单方制作确定的，但是实际发放的数额是年薪50万元，且原审中证人证言也予以证明。故宝得公司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二审中，本院调查情况如下：一、对于原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异议，且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宝得公司提供江阴南闸派出所出具的说明，证明其公司完全有理由开除邓国富，但为了息事宁人才与邓国富协商解除。邓国富质证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经查，江阴南闸派出所出具的“关于缪某乙被殴打的情况说明”，载明了宝得公司的概况、公司负责人相关情况、工商变更资料、公司主要矛盾和事态发展情况，但并不能证明邓国富存在宝得公司所述严重失职、破坏生产秩序等行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三、邓国富提供2015年2月12日本院作出的（2014）锡商终字第089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089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20页明确“缪某与员工（包括邓国富）以书面形式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无不当，也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且44名员工依据上述协议申请了仲裁或起诉，均未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性……宝得公司上诉中提出缪某与员工恶意串通、损害宝得公司利益，经济补偿金有误等理由。宝得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缪某与员工恶意串通的情形”。宝得公司对判决书无异议，陈述正就该案提起再审，但未提供相关依据。四、经本院要求，宝得公司提供2008年3月3日的股东会决议以及该决议通过的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未对董事会解聘公司副经理的职权作出限制。邓国富对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均表示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为：1、宝得公司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是否违法；2、2013年10月17日宝得公司与邓国富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3、邓国富工资标准的确定。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是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在无公司章程或者其他约定对董事会该职权予以限制的条件下，董事会有权无理由解聘副经理，公司据此解除与该公司副经理的劳动合同关系不违法。首先，公司经理、副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于董事会的聘任决议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公司事务的处理，享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与普通劳动者受公司雇佣、服从于公司管理有所区别。本质上，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委任关系，因此，公司有权无理由解除公司高管的劳动关系。其次，邓国富是由公司聘任的宝得公司副经理，分管生产工作。根据其任免程序，邓国富为宝得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而非普通劳动者。因此，邓国富与宝得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同时受劳动法及公司法的调整。再次，公司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解聘公司副经理及其报酬事项是公司董事会的职权之一，该职权的行使属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及经营管理安排的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10号（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权解聘总经理职务）的裁判要点及裁判理由，公司法尊重公司自治，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原则上由公司自治机制调整，司法不应干涉公司自治；且，宝得公司的章程也未对董事会解聘公司副经理的职权作出限制，故宝得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行使任意解聘权，宝得公司据此解除与邓国富的劳动关系并不违法。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公司有权无理由解除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关系，并可以与高级管理人员在事先或者事后达成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协议。2013年10月17日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宝得公司应当支付邓国富经济补偿金227520元。首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本案中，缪某根据2013年9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进行处理，代表宝得公司与邓国富签订了2013年10月17日协议书，就劳动关系的解除、经济补偿金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并明确除拖欠工资外，双方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事情清洁，再无任何争议。该协议书体现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其次，对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因宝得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相反证据中予以推翻，故本院对0893号民事判决书关于2013年10月17日协议书效力的认定予以确认，也即明确了不存在缪某与邓国富恶意串通而损害宝得公司利益的情况，进一步确认了2013年10月17日协议书的合法效力。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邓国富2011年之后的工资标准为年薪50万元，宝得公司应当支付拖欠邓国富的2013年1月至6月工资193333元。首先，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直接作出认定。一方面，宝得公司提出两个工资标准，一是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邓国富的每月工资为1140元，二是宝得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明细以及邓国富个人所得税纳税收入额确定的每月工资为7000元，但是双方均陈述未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履行1140元／月的工资标准，而7000元／月的标准又与其实际收入不相符。对于邓国富的工资标准问题，宝得公司未进一步举证。另一方面，正如原审法院所述，根据宝得公司在2011年5月至2012年1月期间通过银行支付给邓国富的工资金额，可以计算出邓国富在2011年度的实得收入近50万元；根据奚某甲银行卡转账杨某记录、杨某为邓国富办理存单、证人关于存单是宝得公司发给邓国富工资的证言、杨某同时为其他公司员工办理存单业务的事实，可以认定存单系宝得公司支付给邓国富的工资，故可认定2012年宝得公司共支付给邓国富工资合计近47万元；证人证言均提到邓国富的工资收入为年薪50万元，结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2011年后宝得公司每年实际支付邓国富的报酬确实接近50万元，显然超过宝得公司所主张的两个工资标准，故在宝得公司未就邓国富的工资标准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邓国富年薪50万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宝得公司上诉认为根据2013年10月17日协议书的内容，可以出推断2013年6月前的工资已经结清，不存在拖欠。但从协议书上下文分析，双方明确签订协议书的背景是公司股东自2013年6月发生严重分歧而导致拖欠邓国富工资，并没有明确涉及此前的工资问题，所以无法从协议书的内容上推断出2013年6月前是否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故在宝得公司未就此问题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据此，虽然原审法院在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原因以及合法性问题上的认定有误，但二审所判结果与一审判决主文相同，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江苏宝得换热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时永才审判员  谭 云审判员  顾 妍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