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9）浙温民终字第6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长春。委托代理人：钱纯仪。委托代理人：王沥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港航管理局。法定代表人：朱铁山。委托代理人：童平宇。委托代理人：于文凤。上诉人林长春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08）温鹿民初字第4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4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长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钱纯仪、王沥平，被上诉人温州市港航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童平宇、于文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原告于1984年10月应征入伍；1989年8月29日，经军人安置办介绍，原告到温州航管处分配工作。之后，温州航管处将原告分配到其主管的下属企业（即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工作，并由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向其发放工资、奖金等劳动报酬。1990年4月，根据国务院国发89（83）号文件精神，经温州市劳动局批准，原告在瑞安港务所营业部进行工资调整。后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变更名称为瑞安市港务公司，原告又多次在瑞安市港务公司办理工资调整手续。另查明，原告自1992年1月开始参加社会保险，根据瑞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档案记录，缴纳原告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是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其前身分别是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和瑞安市港务公司）。再查明：1980年5月16日，温州航管处经省航管局批准同意建立“温州联运服务站”负责联运业务，该服务站的性质属全民办集体企业，归温州航管处领导。1982年间，温州地区行政公署发文设立五个港务所（站），并要求上述港务所与各县原有的航管所合署办公，均隶属于温州航管处领导。1982年7月，温州地区联运服务站改名为温州航区港航劳动服务站。1984年10月，根据《温州航区联运工作改革意见》的精神，各县航管所将联运和航管分开，实行“两套人马、一套领导班子”，但联运企业的性质不变，并以“港务所”的牌子对外经营联运业务。同年11月，省航管局以通知形式再次确认划分开的联运企业属全民所有制性质，由航管机关领导，并明确已在航管处、所（站）内工作的全民办集体人员和实际从事联运、中转等人员一律划归联运服务企业建制。1988年1月21日，根据温州航管处《关于登记挂牌为“港务所营业部”经营的通知》，瑞安港务所变更名称为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并于次年10月更换了营业执照。1993年4月12日，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变更名称为瑞安市港务公司。2006年12月8日，瑞安市港务公司经改制为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原告林长春以瑞安市港务公司职工的身份参与了改制，并通过改制成为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判认为，根据有关国家政策及法规、规章的规定，温州航管处与瑞安港务所营业部之间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管理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同一民事主体。原告持军人安置办的介绍信到温州航管处，由于该介绍信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劳动关系内容，也就是说不具备设立劳动合同所需的必备条款，因此介绍信不能等同于劳动合同。原告认为“温州航管处既然同意接收和安置原告，就视为其与原告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原告的这一主张与我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形式和内容要件的规定不符，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我国劳动法所指的劳动关系不是泛指一切劳动者在社会劳动时形成的所有的劳动关系，而仅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其内容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就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纪律与奖惩、社会保险等多方面的关系。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用人单位有无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二是劳动者付出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或者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本案原告自1989年经军人安置办介绍到温州航管处，并直接由温州航管处分配到其主管的下属单位即瑞安港务所营业部。此后，不论是1990年企业工资调整，还是1992年1月以后的社会保险费用缴纳，原告都是在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办理了相关手续；直到1993年瑞安港务所变更为瑞安市港务公司，原告仍继续在瑞安市港务公司工作。也就是说，原告自1989年起始终在一个用人单位工作，并接受该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管理；期间所有的工资、福利待遇，甚至社会保险费也都是由同一个单位（即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及瑞安市港务公司）发放（缴纳），因此与原告建立事实劳动合同关系的用人单位应为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后来变更为瑞安市港务公司）。综上，原告要求确认其系被告市港航局合法员工的诉讼主张，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长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林长春负担。宣判后，林长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经复原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出具安置介绍信安置到温州航运管理处，已经成为它的合法员工，温州航运管理处不能也无权再向其他单位安置上诉人，其分配的只是具体工作岗位而已。原审判决对介绍信只作简单认定，未对证明内容作出认定，没有查清上诉人和港务公司是如何建立劳动关系。法律上是以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是同一民事主体，港务所营业部是在1992年成立港务公司时才具有法人资格，此前一直属于温州航运管理处，其与温州航运管理处就是同一民事主体，港务所营业部不可能在当时属于另一民事主体。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劳动合同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原判认为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用人单位有无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付出劳动是否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或者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约束两方面考虑毫无道理。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在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还应考虑以下事实：用人单位有否向劳动者发放“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以及劳动者有否填写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的“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指派在港务所指导工作，任职文件也证明了是被上诉人任命职务的，其付出的劳动显然是被上诉人的业务组成部分。三、原审程序不当。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查清军转办介绍信的实际含义即草率作出判决，显然程序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温州市港航管理局辩称：一、温州联运企业从1980年至今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演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二、上诉人是瑞安市港务公司的在册职工，其工资发放、调整、社保缴纳、改制确认等都有证据予以确认。原审据此依据劳动合同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三、军转办介绍信不等同于劳动合同，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形成劳动关系，温州市航管处为地市级省直属事业单位，各县军人安置办无权要求或命令其接收并在本部门安置退伍军人，现有法规规定对退伍义务兵，按“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由原征集地的县人民政府接收安置，受理分配单位有权在所属系统内安置，不受安置单位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的限制。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予以驳回。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原判已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为证。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林长春与被上诉人温州市港航管理局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自1989年持瑞安县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介绍信，被温州市航管处安置到其主管的下属单位即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工作，与当时的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建立劳动关系。之后，随着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名称的变更，上诉人成为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分别是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和瑞安市港务公司）员工。该事实由上诉人的工资调整审批表、社会保险费缴纳手续等相关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定两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从劳动报酬支付、社会保险费缴纳及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约束等方面判断，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是对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双方劳动关系难以确认时参考依据的规定，现在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分别是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和瑞安市港务公司）并没有否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上诉人与瑞安市港务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分别是瑞安港务所营业部和瑞安市港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的确认不属于该通知规定的情形。至于上诉人主张温州航管处一旦接受了瑞安军转办的介绍信就不得再向其他单位安置，上诉人就当然地成为温州航管处员工，该主张缺乏法律、政策依据且与事实不符，现有法律、政策并未禁止接受分配单位向其系统所属下属单位安置退伍转业人员，事实上上诉人已经接受原温州航管处的分配在其原下属单位工作近二十年。上诉人主张自己是受被上诉人指派在港务所从事指导工作，缺乏事实依据，所谓的指导工作按通常理解应是上级单位派人对下属单位某一段时间、某一具体工作的临时性指示教导工作，而上诉人却是长期在下属港务公司领取工资的在职员工，显然与指导工作不符，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到底是具体指导什么工作、如何指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自己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现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林长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戴 真代理审判员  李晓光代理审判员  胡爱玲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胡天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