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林壮群，该所主任。委托代理人：黄坤河，该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洁婷，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吴炜，广东成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全律所）因与被上诉人袁洁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1月15日，袁洁婷（委托人、甲方）与法全律所（受托人、乙方）签订《刑事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因袁某甲涉嫌走私毒品一案，与乙方达成协议；乙方指派刘某律师在该案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资助、辩护；经办律师为办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差旅费、食宿费及为了解案情调查取证而由政府有关部门收取的所有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如甲方无故终止委托，律师费不予退还；如乙方无故终止委托，应退还律师费给甲方；委托期限：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生效判决作出时止；特别约定：1、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预付律师费400000元整；2、如果袁某甲判处有期徒刑刑罚，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400000元；3、如果袁某甲判处其它刑罚，乙方向甲方退返第1项预收费用等。在上述合同签订之后，袁洁婷向法全律所支付了律师费400000元，法全律所于2008年1月15日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2008年11月1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强、肖展中、袁民辉、杨燕芳犯走私毒品罪一案作出（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袁某甲的辩护人为王某，广东鑫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袁某甲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请求判决被告人袁某甲无罪；判决被告人袁某甲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袁洁婷认为依据上述刑事判决书可证明法全律所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代理义务。法全律所则认为之所以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袁某甲的辩护人是其他律师，是因为袁某甲当庭终止对法全律所的委托，而且在袁某甲的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被误导当庭翻供，重新委托辩护人之后进行无罪辩护，间接导致袁某甲被判处无期徒刑。为核实法全律所的陈述是否属实，原审法院向广州市中级人民调查、复制了（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案件于2008年4月28日开庭的庭审笔录，其中内容包括：“审：受被告人袁某甲及其家属的委托，由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刘某律师、候甲爱律师担任被告人袁某甲的辩护人，被告人袁某甲是否同意？袁某甲：同意。……袁某甲辩：你今天的供述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律师会见时的陈述不一致。袁某甲：我现在要求更换律师。审：被告人袁某甲，你要求更换律师的理由是什么？袁某甲：我还要继续请律师。”法全律所提交了2007年11月14日、2008年1月14日、2008年1月28日、2008年3月21日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袁某甲的会见笔录，拟证明袁某甲本人清楚其刑事判决的风险，确认了有参与犯罪的事实，并要求法全律所向公诉机关作出有罪供认，以及认定其本人有自首等从轻处罚的情节。法全律所提交了2008年2月15日向广州市检察院发出《请求审查认定涉嫌走私毒品罪嫌疑人袁民辉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的复印件、广州市检察院于2008年3月11日作出穗检公一诉[2007]598号起诉书，以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法全律所出具的（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出庭通知书，拟证明法全律所已依法为袁某甲进行辩护，维护袁某甲的合法权利。原审另查明：2012年8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穗中法刑执字第4126号刑事裁定书，其中内容包括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12日作出（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2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洁婷犯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数罪并罚，判处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0年1月7日作出（2009）粤高法刑四终字第35号刑事判决，对其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刑期执行至2023年9月6日；执行机关广东省女子监狱于2012年7月6日提出减刑建议，报送该院；裁定对罪犯袁洁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执行至2022年3月6日止）。袁洁婷认为依据上述刑事裁定书可证明袁洁婷与法全律所签订《刑事委托合同》之后就被刑事拘留并受到刑事处罚。法全律所则认为袁洁婷是否受到刑事处罚并不影响其可以向法全律所主张权利。因袁洁婷向广州市司法局投诉法全律所，广州市司法局于2010年10月25日向袁洁婷作出穗司行立[2010]76号立案告知书，告知袁洁婷予以立案调查，请袁洁婷尽快提交身份证明资料、授权委托书、通讯地址、判决书等。袁洁婷认为其一直在向法全律所追讨返还律师费，法全律所则认为即使该份立案告知书构成了诉讼时效中断，截止至袁洁婷本案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袁洁婷主张《刑事委托合同》无效，并要求法全律所返还律师费400000元及利息，遂成本诉，袁洁婷于2014年11月11日诉至原审法院。以上事实，有袁洁婷提交的《刑事委托合同》、收款收据、（2008）穗中法刑一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书、（2012）穗中法刑执字第4126号刑事裁定书、穗司行立[2010]76号立案告知书，以及法全律所提交的会见笔录、《请求审查认定涉嫌走私毒品罪嫌疑人袁某甲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穗检公一诉[2007]598号起诉书、出庭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袁洁婷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袁洁婷与法全律所订立的《刑事委托合同》无效；2.法全律所返还收取律师费用400000元，及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法全律所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袁洁婷委托法全律所作为袁某甲的辩护人，双方的诉讼代理关系成立。现双方基于所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是否应返还律师费产生本案纠纷。原审法院综合袁洁婷、法全律所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进行以下评析。关于《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问题。袁洁婷与法全律所在《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特别约定：1、在合同签订时，甲方向乙方预付律师费400000元整；2、如果袁某甲判处有期徒刑刑罚，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400000元；3、如果袁某甲判处其它刑罚，乙方向甲方退返第1项预收费用”的约定内容，属于风险代理。首先，刑事案件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代理，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也明确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全律所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用的相关规定。但是，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袁洁婷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法全律所与袁洁婷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为此，袁洁婷与法全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条款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关于法全律所已收取的律师费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袁洁婷与法全律所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中关于风险代理的条款无效，除符合政府指导价标准的刑事辩护法律服务费用外，依据无效的风险代理收费方式计收的法律服务费用应当予以返还。袁洁婷与法全律所双方签订《刑事委托合同》，法全律所接受袁洁婷委托指派律师为袁某甲涉嫌走私毒品一案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提供辩护和相关法律服务的条款意思表示明确。在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法全律所所指派的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多次会见袁某甲，向广州市检察院发出请求认定袁某甲具有从轻情节和属于从犯地位的意见书，在收到出庭通知书后作为袁某甲的辩护人参与庭审。在袁某甲当庭要求更换律师的情况下，法全律所才终止诉讼代理服务。因此，受委派律师付出了时间、精力和劳务，可认定法全律所所指派的律师基本完成了为袁某甲提供刑事辩护服务的合同义务，有权按照政府指导价收取法律服务费用。参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刑事案件律师收费的政府指导价，依照等价有偿、公平合理原则，本案的律师代理费酌情定为80000元，较为合理。法全律所应将多收取的320000元返还给袁洁婷。另外，法全律所长期占用袁洁婷的款项，造成袁洁婷的利息损失。袁洁婷要求法全律所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于债权请求权，不适用于形成权。而袁洁婷起诉要求确认《刑事委托合同》无效的请求，属于形成权之诉，无效合同制度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对违法行为的效力否定问题，不能仅因时间经过就认为其丧失了违法性，因此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至于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的问题，在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确认合同无效的判决或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相关权利人并不能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故诉讼时效应从确认合同无效的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综上，袁洁婷在本案中起诉要求确认《刑事委托合同》无效，进而要求法全律所返还相关款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法全律所关于袁洁婷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袁洁婷与法全律所于2008年1月15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无效。二、在判决生效之日10日内，法全律所向袁洁婷返还律师费320000元，并支付该款利息（从2014年11月11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驳回袁洁婷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袁洁婷负担1800元，由法全律所负担5500元。上诉人法全律所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刑事委托合同》的效力认定有根本性错误。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禁止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进行风险代理，但是由于该份文件并不属于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而且该份文件由于程序的不合法，是否存在违宪尚是一个问题，然而，原审法院为了认定合同无效，通过将刑事案件的风险代理引导向违反公共利益，从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合同无效法定情形的规定，并最终认定合同无效。这种为了达到判决目的而不负责任地寻找各种牵强理由的做法，不仅有违司法公正独立的精神，而且将会削弱司法公信力。(一)原审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刑事诉讼中进行风险代理，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有了足够的经济动机，因此可能会采取作伪证、帮助犯罪分子规避刑事制裁、开脱罪责等来谋取胜诉判决，还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损害公共利益。”1.该理由中所提到的经济动机不属于法律干涉的范畴，原审法院根据所谓的经济动机而推导出的可能不利后果，认为构成违反公共利益是不妥的。2.刑事案件风险代理不当的地方，不在于其违反了公共利益，而在于其违反了行业规范。法全律所及其当事律师由于违反行业规范，已经事实上受到了行业处分，包括广州市律师协会的训诫，以及当事律师被广州市司法局责令于2013年暂停执业一年，其损失已经充分冲抵了获得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公平。3.结合本案的具体事实和特定情境来综合判断，袁洁婷的行为反而是一种现实的直接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袁洁婷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人，在充分了解合同条款、预估各种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出重金并多次央求法全律所接受委托，法全律所基于内心正义感怜其处境危难，并通过专业分析，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可能达到袁洁婷要求的减刑目的，最终答应了袁洁婷的请求，与其签订委托合同。之后，法全律所基于合同约定及职业操守，认真负责地履行各项委托事项，而袁洁婷却视合同为儿戏，视各种情况之变化任意便宜行事，彻底违背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达成的条款。原审判决结果，不但损害了守约方的合法权益，还导致违约方因自己的过错而获益，这种明显权利义务不对等的不公平，是对于守约诚信这种公共利益最大的伤害。(二)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部门，应当知道《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律师收取服务费用的相关规定。但是，其在从事刑事委托代理诉讼过程中，仍然与原告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收费内容的条款。在此情形下，如果认定被告与原告所签订的刑事案件风险委托代理合同有效，将不利于规范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行为，不利于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可能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高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1.法全律所在当时与袁洁婷签订《刑事委托合同》之前，也是基于遵守行业规范的考虑，多次拒绝袁洁婷的委托请求，但是由于当时情况危急，加上袁洁婷的诚恳要求，法全律所在选择救人一命与违反行业规范可能遭受处罚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法全律所这样选择，是因为认为通过法律正义的追求维护公民生命权的利益，高于遵守所谓的行业规范所达到的利益，违反这种行业规范，只不过是对于行业规范权威的挑战，但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至少直接现实的利益是没有损害到的。正因为法全律所承担了受到处罚的风险，故而收取高于标准的费用也是公平合理的。原审法院认为确认委托合同有效，就会引起部分律师事务所利用当事人急于求胜诉结果的心理而违规收费，导致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发生，是杞人忧天。2.最高人民法院叶阳法官在其写的《效力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辨识》一文，认为合同的无效不能通过法官臆想的所谓有违公共利益就迳直认定，而是应该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原审法院却不顾这种法理，随意臆想、主观推断各种公共利益，这种判案的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司法人员越权立法的行为。综上，法全律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407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确认袁洁婷与法全律所于2008年1月15日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有效，驳回袁洁婷的其他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袁洁婷承担。被上诉人袁洁婷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刑事委托合同》中有关风险代理收费的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相应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中已明确禁止律师对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据此，法全律所在与袁洁婷签订的《刑事委托合同》中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条款，显然违背了上述法律所确定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的强制性规定。且国家对于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所作出的规定，并不仅止于对律师行业内部操作行为的规范，而是直接关系到不特定交易相对方的利益。更需指明的是，如果允许市场主体任意违反国家物价部门和管理部门制定的指导价格、收费标准，特别是上述禁止性的收费规定，必然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冲击，并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至于法全律所及承办律师是否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处罚，与涉案合同效力的认定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法全律所上诉认为双方订立的风险代理收费条款仅仅违反行业规范，不应认定为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法全律所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 芳代理审判员 马 莉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泳筠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