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文忠，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少云，住广州市花都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蜀、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东，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钟健，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文忠、黄少云因与被上诉人王伟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炭民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26日，王伟东【甲方（出借方）身份证号码：××】与曾文忠【乙方（借款方）身份证号码：××】签订《借据》1份，约定：“现乙方因生意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人民币壹佰玖拾伍万元整（1950000元整），乙方须在2014年6月30日前向甲方归还欠款壹佰万元（1000000元），余款玖拾伍万元（950000元）须在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若乙方不能按时归还，从还款日起按月息1角计算逾期还款的违约金至还清之日，且乙方需将所有的房屋或商铺抵押给甲方并办理公证手续。因乙方不按时还款，甲方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执行费、诉讼保全费等）均由乙方承担。双方若出现纠纷，交由甲方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甲方：王伟东，乙方：曾文忠，二0一四年1月26日。”王伟东与曾文忠分别在该借据上的甲方、乙方处签名确认。同日，曾文忠向王伟东出具《收据》1张，载明：“兹收到王伟东借款人民币共壹佰玖拾伍万元整（1950000元），特此证明。收款人：曾文忠，二O一四年1月26日。”王伟东陈述其与曾文忠之间系多年好友，双方既有合作亦有借贷，本案借据及收据的时间并不是借贷真正发生的时间，而是双方对之前存在的几个借贷事实的总结确认。黄少云表示对借据、收据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对其均不予认可。曾文忠确认借据、收据均系其本人所签，但其表示王伟东并未实际交付借款195万元，其之所以签署借据、收据，系因其曾于2010年11月至2012年期间向王伟东借款442.9万元（该借款均由王伟东妻子高某的银行账户直接转账至曾文忠的银行账户，具体转账支付情况为：2010年11月15日转账支付97万元；2011年1月22日转账支付50万元；2011年4月14日转账支付94万元；2011年4月26日转账支付194万元；2011年8月10日转账支付79000元），但曾文忠已向王伟东还款689万元（1、曾文忠向王伟东妻子高某的银行账户转账489万元：2011年2月15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2月24日转账支付8万元；2011年3月15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3月24日转账支付200万元；2011年5月14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5月26日转账支付9万元；2011年6月14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6月26日转账支付9万元；2011年7月15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8月25日转账支付9万元；2011年9月15日转账支付6万元；2011年9月26日转账支付9万元；2011年10月14日转账支付185万元；2011年10月17日转账支付15万元；2011年11月25日转账支付9万元；2、2012年6月8日，曾文忠委托案外人龙某甲向王伟东妻子高某转账支付200万元），因双方在借款时对利息约定过高，本案借据、收据中的金额即是该借款中约定的高息部分，但该高息约定已超出法律规定，于法不应得到支持。另，曾文忠还表示，因其与王伟东之间存在多次借贷关系，在每次其归还王伟东的借款后，关于借贷的书面凭证均会销毁，故而其与王伟东之间的借贷关系，其无法提供书面的证据材料。但为了证明其与王伟东之间的上述资金往来情况，曾文忠提供了其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36×××85）、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62×××14）交易清单各1份、2011年11月14日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1份、案外人龙某甲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1份为据。经质证，王伟东表示该证据只能证实王伟东与曾文忠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但不能作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全面反映。庭审后，王伟东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1、2011年4月26日借款金额为300万元、2012年5月26日借款金额为100万元、2013年3月26日借款金额为150万元的借据3张（均为复印件）；2、户名为案外人邓显成，客户账号为33×××83的中国建设银行账目明细清单1份、案外人邓显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其于2014年12月16日出具的《证明》1份。经质证，黄少云以其不清楚王伟东与曾文忠之间的借款往来为由，表示无质证意见发表。而曾文忠表示其对上述3张借据及案外人邓显成的身份证复印件无异议，其确认该3张借据原件由其收回，对于其他证据，其表示庭后向法庭补充书面代理词，但庭后未提交。对于上述3张借据的形成，曾文忠表示：2011年4月26日的借据系其向王伟东借款300万元所出具，该次借款是分二笔交付的，即在2011年4月14日交付94万元，2011年4月26日交付194万元，总计288万元（预扣12万元利息）；关于2012年5月26日的借据，因曾文忠在2012年6月8日通过案外人龙某甲归还了200万元，尚欠100万元（88万元本金加12万元利息）未还，便于2012年5月26日重签了该张100万元的借据（实际该借据为2012年6月8日书写），并收回了2011年4月26日的借据；2013年3月26日的借据系曾文忠将2012年5月26日借据中的100万及随后产生的利息合计为150万元后出具，另将2012年5月26日的借据收回。曾文忠还表示，本案的195万元的借据、收据是在其收回了2013年3月26日的借据后，重新将该张借据金额与随后的利息核对计算出具的，其实本案195万元的借据、收据及2013年5月26日的借据均是从上述2012年5月26日的100万元的借据中派生出来的；本案中的借据及王伟东补充提交的3张借据的形成，王伟东只交付了288万元的借款本金。对于曾文忠的上述陈述，王伟东认为与事实矛盾，按照曾文忠陈述在2012年6月8日通过龙某甲还款200万元，而上次庭审中王伟东已说明目前暂无证据证实案外人龙某甲归还的该笔款项系归还借款，即使该说法成立，曾文忠陈述2012年5月26日的借据是在还了200万元之后形成的借据，从时间上来说，是100万元的借据形成在先，而龙某甲的转账在后，曾文忠陈述的倒签是不真实的，2012年5月26日即是借据形成的时间；事实上，300万、100万、150万的三张借据不存在延伸的情况，各自均为独立的借据，全部银行转账金额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双方的借贷关系，且双方也不仅仅是形成了4份借据，还有其他的借据，只是未保留。另曾文忠陈述本案195万元的借据、收据既有本金又有利息，具体各有多少，其应举证予以证实。王伟东还认为，2011年4月26日的300万元的借据已全部还清，随后的100万元及150万元的借据是对之前的若干小额借款的金额的确认，因曾文忠随后归还过部分借款，本案195万元的借据、收据是对100万、150万元的借据及随后发生的小额借款的汇总确认。此外，王伟东认为其与曾文忠之间的借款均无利息约定；而曾文忠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了3%或4%或5%的月息；另关于其陈述的向王伟东还款的689万元，其表示除去2012年6月8日的200万元系归还2011年4月26日的300万元的借款外，剩余489万元还款均是归还2011年4月26日前的借款。另查明，曾文忠与黄少云于1993年1月19日登记结婚，现婚姻关系仍存续。此外，王伟东于2014年8月19日与广东裕信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1份，并于2014年10月9日向该所支付律师费2万元。现王伟东以其向曾文忠催收还款未果为由，诉至法院，明确要求曾文忠、黄少云共同偿还借款19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从还款日起按月息1角计付，总数不超过借款本金）。曾文忠、黄少云均表示不同意支付违约金。诉讼中，王伟东申请对曾文忠、黄少云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并提供了担保，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4）穗花法炭民初字第83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曾文忠、黄少云价值9万元的财产，实际查封了登记在曾文忠、黄少云名下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珠路17号E座801房。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王伟东主张截止至2014年1月16日，曾文忠共欠其款项195万元，对此其提供了由双方签名确认的《借据》、《收据》为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根据王伟东与曾文忠签订的《借据》中约定，曾文忠须在2014年6月30日前归还100万元，剩余款项95万元在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述借款期限均已届满，故王伟东要求曾文忠偿还借款195万元，合法合理，予以支持。曾文忠抗辩本案借款并不存在，系其与王伟东对双方之间的前期借贷关系中的约定高息部分的确认，而该高息约定已违反法律规定，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曾文忠在首次庭审中表示本案借据、收据的形成均是对其与王伟东之间前期借款的高额利息的约定，但其并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往来中存在高额利息的约定；其次，在后期庭审质证时，曾文忠又确认本案的借据、收据中包含了其于2011年4月26日欠王伟东的88万元借款本金，其余的金额是对该借款利息的确认；再者，曾文忠亦表示其向王伟东所还款项689万元中，其中200万元系归还2011年4月26日的300万元借款，而其余489万元系归还2011年4月26日前的借款。综上所述，曾文忠并无证据证实其与王伟东借款间存在高息的约定，且前后庭审陈述存在明显矛盾之处，另在其确认涉案195万元借款中包含88万元借款本金未还后，其亦无证据证实剩余金额系法律不予保护的高息部分；此外，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与王伟东之间存在多次的借款往来，并签署过借据材料，其应当知晓其签署借据、收据的法律效力；故原审法院对曾文忠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违约金。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双方虽有约定如若曾文忠不能按时还款，应按月息1角计付违约金。但曾文忠未归还王伟东借款，实际上给王伟东带来的实为客观上的法定孳息损失，故该损失应以逾期利息的方式计付。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现曾文忠未按约定归还王伟东借款195万元，理应支付该款项的逾期利息，王伟东主张按照约定的月息1角计付，但该约定已超出法律规定，故予以调整，利率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另，双方在借据中约定2014年6月30日前归还100万元，剩余款项于2014年12月31日前还清，故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亦应予以调整。综上，曾文忠应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给王伟东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以95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给原告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关于王伟东主张因实现本案债权产生的律师费，因曾文忠与王伟东约定为实现上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均由曾文忠承担，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成立有效。以发票为据现已产生律师费2万元，且该笔费用未超出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故对王伟东该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其主张的后期律师费，应该费用尚未发生，不予支持。曾文忠向王伟东借款的行为发生在曾文忠与黄少云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曾文忠欠原告的借款，应视为曾文忠与黄少云的夫妻共同债务，故黄少云理应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黄少云抗辩其对借款不知情，未有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曾文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借款195万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以95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给王伟东；二、曾文忠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王伟东支付其为实现本案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2万元；三、黄少云对曾文忠上述所负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400元，诉讼保全费920元，由曾文忠、黄少云负担。判后，曾文忠、黄少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双方之间存在出借195万元借款的事实是错误的。王伟东并未实际向我方出借本案争议的195万元的借款，王伟东出示的《借据》、《收条》中记载的欠款195万元，是王伟东要曾文忠支付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息4倍所形成的借据。双方之间的借款为巨额借款，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经验，双方的借款往来均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王伟东提交的证据显示，在2010年11月至2012年期间，王伟东共向我方出借了442.9万元，而我方已通银行向王伟东还款689万元，该金额已远远超借款本金及合法借款利息。本案中，王伟东虽持有《借据》、《收条》，但没有提交其实际支付195万元借款的证据。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出借195万元借款的事实，曾文忠虽然书写了195万元的借据，但是该金额是小部分本金及大部分利息组成，实际王伟东出借的款早已经还清。另外，黄少云没有参与和王伟东的借贷事实，对曾文忠与王伟东之间的借款即使是真实的，也是曾文忠个人债务，黄少云不应该承担责任，判决其承担法律责任，于法无据。故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炭民初字第838号民事判决；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王伟东承担。王伟东答辩称：我方认为曾文忠、黄少云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曾文忠、黄少云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曾文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之前已经与我方存在多次借款往来，对于涉案借据、收条的法律效力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而事实上正是由于曾文忠与我方之间存在多次借款往来，为了明确截止到借据之前双方的债权债务才产生涉案的借据和收条，已明确了曾文忠欠我方195万借款没有归还的事实。2、双方资金往来记录仅仅只能证实双方有资金往来的事实，记录并不能全面完整反映双方借贷关系。从证据分类的角度，银行账户资金往来仅是间接证据，相比之下借据、收据是直接证据。所以曾文忠、黄少云企图通过双方账户往来还原借贷关系是错误的。3、由于涉案金额巨大，所发生时间也有一定持续性，所以黄少云抗辩说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又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债务是曾文忠、黄少云共同债务认定准确。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曾文忠在原审庭审期间表示，在涉案借据形成之后没有向王伟东还过款。曾文忠在二审期间表示，195万元到底包括了多少本金和利息算不清楚。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为王伟东与曾文忠是否存在195万元的借款事实。从原审期间双方陈述可以看出，双方均认可195万元的借款是对双方之前的借款关系的汇总确认，并不存在王伟东向曾文忠直接支付195万元的事实。曾文忠、黄少云虽上诉称，195万元由小部分本金和大部分超额利息组成，但其表示无法算清具体包含的本金和利息数额，故曾文忠、黄少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曾文忠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该知道签署《借据》、《收据》的法律后果。由于曾文忠在原审庭审期间表示，在涉案借据形成之后没有向王伟东还过款，故原审法院判决曾文忠向王伟东归还195万元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曾文忠、黄少云上诉主张不存在195万借款事实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二为黄少云是否就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曾文忠向王伟东借款的事实发生在曾文忠与黄少云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曾文忠就本案的欠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曾文忠、黄少云上诉主张黄少云没有参与曾文忠与王伟东的借贷事实，要求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黄少云是否直接参与借贷事实，并非免除其还款责任的充分条件，且未有证据显示其对借款不知情，故本院对曾文忠、黄少云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曾文忠、黄少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丁 丽代理审判员  佘朝阳代理审判员  茹艳飞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杨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