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庆民一民终字第2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男，195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周立、刘萧璇，黑龙江鹤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耿义，男，1950年6月8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钱宝库，林甸县城镇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欧阳建胜，黑龙江李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万昌与被上诉人耿义草原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刘万昌不服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2014）林兴民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8年4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耿义、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及案外人李国彬签订了《转卖草甸子合同书》，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将其承包的位于13号草原甸子68垧转包给原告（反诉被告）耿义53垧，转包给案外人李国彬15垧，每垧130元，每年4月15日前付清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的转包款，如过期不交转包费，草原不归乙方所有，即合同解除。2008年至2012年，原、被告双方均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内容，自2013年至今，原、被告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原告起诉称其向被告交纳2013年、2014年转包费，被告拒收，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收取原告交纳的2013年、2014年草原转包费17680元，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014年国家草原补助费8610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所诉不属实，并提出反诉，要求自2013年开始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理由是被告违约，未按照合同约定如期交纳转包费，要求原告即被反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耿义、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及案外人李国彬于2008年4月15日自愿签订了《转卖草甸子合同书》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原、被告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如期向被告支付承包费被告拒收，被告反诉中亦无证据证明其曾向原告主张索要转包费原告拒付，因此，从维持合同的稳定性，确保交易安全，原、被告应继续履行合同。原告主张的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继续履行2008年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收取原告交纳的2013年、2014年草原转包费17680元的诉讼请求，应按照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即原告从被告处转包土地53垧（每垧130元）支付给被告转包费，至于原告提出其从案外人李国彬处又转包另外15垧土地的情况，是其与李国彬之间形成新的转包合同，但本案争议的是原、被告之间的转包合同，因此，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中的15垧土地的转包费原告应另案处理，本案应不予调整；另外，《黑龙江省牧区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规定草原禁牧补贴发放对象是草原承包经营者或者以县级草原监理部门备案的流转合同为依据，且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国家草原补助费应归草原实际经营者，亦未得到被告的认可，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2014年草原补助费816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不予支持；被告在反诉中提出的要求解除与原告签订的草原转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不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反诉被告）耿义和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继续履行签订的《转卖草甸子合同书》，原告（反诉被告）耿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向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支付2013年和2014年转包费13780元（6890元×2年）。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耿义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耿义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刘万昌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诉人刘万昌上诉称一、原审以“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索要承包费而被上诉人拒付为由判决继续履行合同”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违反法律规定，也违反双方合同之约定，我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根据双方于2008年4月15日签订的《转卖草甸子合同书》之约定：“转卖期为19年，每年阳历4月15日前交清甲方（上诉人）卖款。如过期不交款，草原不归乙方（被上诉人）所有”，可见双方在合同条款中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并且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不像一审判决中所说其没有违约才更为合理，因为在2013年4月15日之前被上诉人就没有交纳合同约定的2013年度承包费，而且该行为一直持续至次年度（2014年4月15日）其仍没有交付，即便是在上诉人2014年3月28日起诉至2014年4月18日撤诉期间被上诉人在明知起诉的情况下仍没有交付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合同所约定解除权已经成就，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已有了合同的解除权，这是合同法赋予上诉人一方的权利。所以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过期不交款，草原不归乙方（被上诉人）所有”，该约定合法有效，符合约定解除权的规定。上诉人在该各情况出现后享有解除权，可以通过行使合同的解除权而消灭合同关系。其次，原审法院以索要承包费证据不足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是错误的，因为本案上诉人不是依据合同法第94条法定解除的规定行使的解除权，是不需要证明当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法定要件的，所以在举证责任上不需要上诉人提供向被上诉人索要的证据，只需要成就在约定时间内被上诉人没有交付承包费的事实存在即可，而本案很显然，被上诉人拖延两个承包期均没有交付承包费，其在庭审中没有提供上诉人不收取承包费的证据。二、原审判决合同继续履行显然是错误的，原因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一案（2014林兴民初字第89号），本案应当审理该合同是否在2014年3月28日上诉人起诉至被上诉人接到起诉状副本时已经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按照本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据此，当事人一方根据约定而享有约定解除权，在解除条件成就时，可以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行使解除权。“通知”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的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根据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1.9条规定，“通知”包括声明、要求、请求或者其他任何意图的传达。因此2014年3月28日林甸县东兴法庭送达起诉状副本的行为完全可以视为上诉人行使解除权的通知，自该通知送达对方时合同就已经解除，被上诉人自2013年4月15日就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满足合同解除条件，上诉人于2014年3月28日以“起诉”方式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并无不妥，并已经满足合同通知解除的法律效力。法院抛开上诉人在2014年3月28日的诉讼进行审理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是错误的。所以上诉人起诉已经完成通知解除的所有要件，被上诉人签收起诉状副本的行为则表明解除权人已借助司法送达的途径向相对方履行了通知义务。第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应当审理原审原告基于得知合同解除的事实后是否在法定的异议期提起的诉讼，其次应当审理合同解除的时间是否能予以认定，而不应直接判决合同继续履行驳回原审被告的反诉请求。第四、原审原告违约事实清楚，所以违背事实，且缺乏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望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确认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被上诉人耿义答辩称，一、本案不具有约定解除的情形。合同中“如到期不交款，草原不归乙方所有”的内容，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要求，不具有约定解除的法律效力。二、被答辩人2014年3月的起诉行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更不是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的内容。首先，被答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合同后，又撤回起诉，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而且，被答辩人2014年起诉是否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不是人民法院本案中应当审查的范围。三、答辩人关于“首先应当审查原审原告基于得知合同解除的事实后是否在法定的异议期内提起诉讼，其次应当审理合同解除的时间是否能予以认定，而不应直接判决合同继续履行”的主张不能成立。首先，被答辩人2014年起诉后又撤诉的行为，并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果。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确指出：以诉请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否定解除通知、解除效力进行救济，并不违反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以其发出的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对方即已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如对方对解除有异议，须首先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后，方可请求法院判令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答辩人没有违约行为。孙井富、杨立臣的证言，能够互相佐证，证明被答辩人拒收承包款的事实。而且，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时的诉讼请求二“判令被告收取原告交纳的2013年、2014年草原承包费”，本身即是答辩人履约的证明。五、被答辩人的上诉主张、一审诉讼请求以及2014年诉请互相矛盾。被答辩人上诉主张2014年以“起诉”的方式通知答辩人解除合同，一审诉请“自2013年开始解除合同”，2014年3月诉请“法院解除合同”，互相矛盾。六、一审法院判决继续履行合同，有利于维护合同稳定，确保交易安全。综上，答辩人恳请二审法院驳回答辩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期间上诉人又出示如下证据：一、林甸县东兴乡法律服务所于2015年1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东兴乡法律服务所于2011年1月28日所做的来访记录各一份；欲证明本案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不交纳承包费，上诉人意欲与被上诉人解除承包合同一事，到东兴乡司法所请求帮助，东兴乡司法所告知上诉人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二、该两份证据从侧面说明，在上诉人请求司法所协助之前被上诉人确没有履行草原转包协议所约定的交纳草原承包费的义务。二、2014年3月28日刘万昌起诉被上诉人解除草原承包合同的起诉状一份以及林甸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31日发出的在2014年5月15日9点30分就本案（2014）林兴民初字第89号开庭审理的传票一份，用这两份证据证实上诉人已经通过起诉方式就被上诉人违约发出了这种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结合原审判决第3页，上诉人耿义的自述即2014年4月份到法院取传票的事实，欲证明被上诉人收到了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所以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又履行了通知义务，所以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被上诉人质证称，关于证据一，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只能证明上诉人去东兴法律服务所咨询，证明不了上诉人找东兴法律服务所让被上诉人交纳草原承包费。这份证据恰恰证明本案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权，如果约定解除，就不会到法院诉讼。无论是来访记录还是情况说明，都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履行合同约定。关于证据二，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这两份证据均不是新证据，都是在一审诉讼之前的，上诉人没有正当理由在二审中提供，法院不应采信。双方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解除权，而且通过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也不是在行使合同解除权；刘万昌的这次起诉在法院确定开庭之前就已经撤回了起诉，致使法院没有做出判决。本案认为，上诉人所举证据一是上诉人曾经到乡司法所询问过双方争议如何处理，是司法所对来访者陈述的一种记录，被上诉人不认可，不具有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二，被上诉人质证称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无合理解释，且此证据是上诉人向法院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而未经过法院判决是否解除，被上诉人收到法院传票是一种正常的诉讼程序，并不代表上诉人依法行使了解除权，故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举示（2014）林兴民初字第89号民事裁定，欲证明在2014年4月18日，即法院确定的开庭之前，刘万昌撤诉，人民法院准许其撤诉。上诉人质证称，这份证据反而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证明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仍没有交纳承包费，表明被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不想再继续履行这份合同了，自被上诉人接到诉状时，表明履行条件已成就，已发生了解除的效力。本院认为，结合上诉人所举证据，此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李国彬之间签订的《转卖草原合同书》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作为草原使用方负有支付承包费的义务，上诉人作为草原的转包人负有交付保证被上诉人合法使用草原的义务。从被上诉人起诉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积极履行交纳草原承包费的义务，而上诉人不予收取，未交纳草原承包费的责任不在被上诉人，故上诉人反诉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应不予支持。上诉人称其在此之前已能这诉讼方式解除了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由于上诉人在此之前诉讼解除合同的请求，并没有法院最终判决结果，被上诉人收到传票行为是法院的正常诉讼程序，不应认为上诉人行使解除合同的通知行为，且此次诉讼中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反诉行为与其称在此之前已解除了承包合同的事实相矛盾。故双方合同继续履行。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万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海陆审 判 员  袁丽斯代理审判员  傅 佳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书 记 员  李军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