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22213号原告（反诉被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赵和庆，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郊民巷73号内1号。法定代表人：陈凯，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文姬，女，1994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员工，住山东省邹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楠，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6号院1号楼15层1501。法定代表人：胡露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男，198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务，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楠，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承博大公司）起诉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以下简称阳光基金会）、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可，被告（反诉原告）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英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战略合作协议》在2017年3月28日已经解除；2、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原告损失2256879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及相关约定。2013年11月22日，原告康承博大公司作为丙方(签约名系北京健康阳光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中的公司，成立后正式名称系康承博大公司)与被告公明公司(乙方)及被告阳光基金会(甲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原告权利及被告义务约定如下：第2.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一致确认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全部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丙方。第3.1.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向丙方（原告康承博大公司)出具“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登记中心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管理、登记中心服务的推广等事项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第3.2.3条约定，公明公司负责免费对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服务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年检制度。第3.2.5条约定，公明公司应通过数据库系统，据属地原则，将北京地区预约用户分配给康承博大公司，由康承博大公司进行服务。第3.3.1约定，康承博大公司享有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登记中心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及其推广等事项按照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颁布的标准和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和运营的权利。康承博大公司在从事上述业务时有权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免费使用中华遗嘱库字样。第3.3.2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所获得的授权在北京地区是排他的，包括被告阳光基金、公明公司本身也不得在北京地区从事3.3.1条约定的业务。二、被告的违约情形。中华遗嘱库项目的主办方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阳光基金会。原告至今未取得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及阳光基金会的正式授权书，无法对外证明取得中华遗嘱库项目运营权，原告甚至不知晓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否正式同意授权原告，阳光基金会及公明公司不提供授权书，违反了《战略合作协议》第3.1.1条约定。有证据显示，阳光基金会及公明公司仍然在北京地区从事中华遗嘱库项目的运营，自行运营北京登记中心，侵害了原告的排他经营权，违反第2.1条、第3.3.1条及第3.3.2条约定。公明公司未向原告康承博大公司提供分配用户的义务亦为进行培训，致使原告没有客户服务，不能正常运营，公明公司违反了第3.2.3条及第3.2.5条约定。上述违约行为，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停止违约行为，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在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项目独家排他运营权利。三、《战略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2017年3月9日，原告向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再次发出了《告知函》，要求其履行《战略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于2017年3月17日回函拒绝履行。2017年3月24日，原告向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发出解除《战略合作协议》通知。2017年3月28日，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分别收到解除通知，《战略合作协议》解除。四、被告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应当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康承博大公司于2013年12月18日成立。成立后，原告依约定投入大量的项目资金，购买办公用品，承租了办公房屋，用于登记中心建设。在原告陆续投资后，因被告违约，不履行合同义务，又自行在北京地区运营中华遗嘱库项目，致使原告产生了巨大损失，为及时止损，原告中止了租赁及登记中心建设。根据《战略合作协议》3.1.6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不得在北京地区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管理运营“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否则康承博大公司有权要求阳光基金会和乙方公明公司赔偿损失(包括康承博大公司为本合作投入的前期资金、合作费用和其他损失)，原告投入的前期资金、合作费用和其他损失共计2290179元，包括租赁房屋、合作费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被告公明公司股东是陈凯，公明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胡露霞，该人系陈凯妻子，公明公司系陈凯控制的公司，被告阳光基金会理事长亦系是陈凯。据此，公明公司与阳光基金会存在关联关系，他们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陈凯。陈凯利用公明公司与阳光基金会与原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基金会名义为公明公司和自己输送利益，违反了基金会的决策程序，损害了基金会的利益。陈凯利用公明公司及阳光基金会收取原告投资及捐赠资金，不但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严重违约至今，从合作过程来看，原告投入了200多万元真金白银，公明公司和阳光基金会无任何投入，且不履行合同义务，侵害原告的权益，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被告（反诉原告）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共同辩称：一、不同意《战略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原告要求确认解除的依据是原告于2017年3月24日发出了《告知函》，但二被告认为，该份告知函是在双方合同的履行产生争议，二被告已经起诉原告(该案2016年11月已被海淀法院受理)严重违约的情形下发出的，且在二被告在3月17日的回函中也未明确表示不履行协议义务，而是再次要求原告纠正自己的违约行为后双方再行协商。因此，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不同意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二、康承博大公司违约在先，二被告在本协议的履行中不存在违约。1、原告向法院陈述的“未向康承博大公司提供独家授权书”、“不给康承博大公司分配客户”、“未给康承博大公司培训员工”的内容纯属无稽之谈，二被告有证据证明，己按照约定履行了上述义务，相反是康承博大公司未按照《战略合作协议》履行出资以及开设登记中心、进行宣传等主要合同义务，存在严重违约行为。2、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康承博大应履行的义务包括：（1）《战略合作协议》第三条3.3.7款“按照以下约定进行投资建设：3.3.7.1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3.3.7.2在2015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6-8个（总数)标准登记中心(如需延后时间，双方协商）；3.3.7.3规定，2014年投入于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2015年投入于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如需调整，双方协商）。”(2）《战略合作协议》第四条第4.2款“如公明公司决定按康承博大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公明公司在内）与本协议同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的，则不执行本协议第4.1条的规定。”《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乙方将在本协议签订后60日内向甲方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该写字楼的租金、物业费由乙方或其所控制的公司承担。该办公场所甲方可以自用，也可无偿提供给其关联主体使用。该项合作便利在合同期内持续提供。”《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款“乙方将向甲方另行支付合作费用每年人民币伍拾万元，第一年的费用在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以后年份的费用在相应年度起始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甲方可指示乙方直接将该费用支付给第三方或捐赠给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但直至今日，上述义务康承博大公司都未履行。三、关于项目的运营和独家授权一事，二被告并未违约。中华遗嘱库项目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阳光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该项目由阳光基金独立运营。2013年该项目启动后即成为社会热点，大量老人进行预约服务。2013年下半年，邱向东和牛强(康承博大公司的主要股东，此时康承博大未成立）接洽阳光基金会希望参与该项目建设，并与阳光基金会的陈凯理事长以及该项目的另一支持方公明公司达成《投资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此后，二被告积极履行协议，2014年初，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就开始停止接待，只保留少量老人用于培训康承博大公司工作人员，并协助康承博大公司筹备开设南三环登记中心，2014年5月到7月北京登记中心开始下拨数据，南三环中心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试运营。但试运营刚刚开始，康承博大公司主要股东邱向东、牛强等人就放弃了康承博大公司的经营，另起炉灶，创办北京颐养天和咨询服务公司(2014年5月成立)，同时南三环中心也突然关闭。北京登记中心原计划在完成人员培训，南三环中心试营业结束后即关闭，但迫于邱向东、牛强突然关闭南三环中心，北京登记中心不得不承接南三环中心前期预约的大量老人。因此，被告登记中心的开设是基于对邱向东，康承博大公司违约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并非违约，同时，二被告从未拒绝提供授权文件，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二被告曾拒绝出具。四、原告损失赔偿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康承博大公司在合作期间向阳光基金会捐款1171180.2元，被告已经依据协议约定，在2014年初用于租赁场地，培训康承博大人员以及初期的项目运营费用，原告将此笔费用作为损失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所述的其他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只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无法证明实际损失数额。其次，原告无法证明无法运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运营和租赁合同违约的因果关系，因此对此损失被告认为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事实上被告已经协助原告开设了登记中心，有证据证明该登记中心已经开展服务，被告也从未接到原告在服务中出现问题的反馈。而此后原告不按照协议运营，主要原因是原告的主要股东邱向东、牛忠民违反竞业限制的约定，另起炉灶开设登记中心开展服务，擅自将双方合作的登记中心关闭。因此原告是先行违约的一方无权向被告主张损失。因此二被告不同意原告的损失赔偿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反诉原告）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提起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向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2、判令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3年11月22日，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与邱向东、牛忠民及夏冰、袁立雨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根据约定，各方共同设立北京健康阳光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工商核定名称：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登记中心的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管理、登记中心服务的推广等事项。同时，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与康承博大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康承博大公司应履行的义务包括：1、《战略合作协议》第三条3.3.7款“按照以下约定进行投资建设：3.3.7.1约定：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3.3.7.2约定：在2015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6-8个(总数)标准登记中心(如需延后时间，双方协商)；3.3.7.3约定：2014年投入于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2015年投入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如需调整，双方协商）。”2、《战略合作协议》第四条第4.2款“如公明公司决定按康承博大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公明公司在内）与本协议同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的，则不执行本协议第4.1条的规定。”《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约定：“乙方将在本协议签订后60日内向甲方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该写字楼的租金、物业费由乙方或其所控制的公司承担。该办公场所甲方可以自用，也可无偿提供给其关联主体使用。该项合作便利在合同期内持续提供。”《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款：“乙方将向甲方另行支付合作费用每年人民币伍拾万元，第一年的费用在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以后年份的费用在相应年度起始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甲方可指示乙方直接将该费用支付给第三方或捐赠给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但是自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照协议约定租用了办公场所、对康承博大公司人员进行了培训、关闭了登记中心，全力保障康承博大公司能够在北京地区开展中华遗嘱库的独立运营，但康承博大公司不仅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义务，而且在获知反诉原告的技术和管理经营模式后，擅自关闭已经开设的登记中心，且从事与遗嘱库项目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据此，反诉原告认为康承博大违反了《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反诉原告违约金50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确认反诉被告行为己构成违约，以维护反诉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针对反诉答辩称：不同意二被告（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康承博大公司没有先期违约，被告未向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被告一直在自己经营第一登记中心，且第一登记中心资源均掌握在被告方，被告给康承博大公司人员培训过一两次，也分配了客户，但客户非常少，一天10个左右，但后期没有在向康承博大公司提供客户了。1、康承博大公司按照战略合作协议已经开始建设4个登记中心了，因为二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建立统一的建设标准，导致康承博大公司仅有一个登记中心实际运营；2、根据战略合作协议3.3.2条，二被告未赋予康承博大公司排他的授权，二被告共同经营的第一登记中心一直在运营；3、根据3.1.1条，二被告应向康承博大公司下发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但二被告未向原告下发。二、原告遵守了合同约定，建立了4个登记中心，并支付了租赁费用和足额合作费用。因被告违约行为，原告是为了及时止损被迫解除合同，要求赔偿损失。三、二被告的诉讼请求无证据和合同依据。原告（反诉被告）康承博大公司针对本诉、反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证据2，康承博大公司章程;证据3，（2016）京方正内民政字第148739号公证书;证据4，照片、网页;证据5，公明公司章程企业信用;证据6，投资合作协议捐赠协议书及支付凭证;证据7，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凭证、房屋租赁解除合同;证据8，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凭证;证据9，《任命书》情况说明;证据10，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凭证;证据11，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凭证;证据12，（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6501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3，（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6502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4，公明公司回函;证据15，阳光基金会回函;证据16，（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9266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7，（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9267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明经原告催告，被告仍拒绝履行合同，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证据18，公明公司在海淀法院另案的证据目录。被告（反诉原告）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针对本诉、反诉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证据2，《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号：20131026）;证据3，《装修合同》;证据4，《系统操作人员登记表》;证据5，遗嘱库系统信息;证据6，中华遗嘱库系统提取的服务照片以及法律文件;证据7，起诉状。经审理查明：一、《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2013年11月22日，原告康承博大公司作为丙方(签约时名为北京健康阳光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健康阳光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为设立中的公司，公司成立后的名称为康承博大公司即原告)与被告公明公司(乙方)及被告阳光基金会(甲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公明公司、阳光基金会一致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全部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康承博大公司。第2.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一致确认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康承博大公司。第2.2条约定：“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以下事项，按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全国统一标准和规定，由康承博大公司独家管理和运营：（1）各登记中心建设；（2）遗嘱登记服务；（3）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即在登记中心场所提供推荐介绍的服务和产品；（4）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推广。第2.3条约定：合作期限为八年。第3.1.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登记中心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管理、登记中心服务的推广等事项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第3.1.6条约定，阳光基金会不得在北京地区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管理运营“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否则，康承博大公司有权要求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赔偿损失（包括康承博大公司为本合作投入的前期资金、合作费用和其他损失）。第3.2.2约定：公明公司负责免费为康承博大公司提供登记中心的统一标准、专有技术、软件、V1、对接数据库和指导等服务。第3.2.3条约定：公明公司负责免费对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服务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年检制度。第3.2.5条约定：公明公司应通过数据库系统，据属地原则，将北京地区预约用户分配给康承博大公司，由康承博大公司进行服务。第3.3.1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享有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登记中心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及其推广等事项按照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颁布的标准和管理规定进行管理和运营的权利。康承博大公司在从事上述业务时有权按照统一标准和要求免费使用中华遗嘱库字样。第3.3.2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所获得的授权在北京地区是排他的，包括阳光基金会及公明公司本身也不得在北京地区从事3.3.1条约定的业务。第3.3.3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享有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事务的完全自主管理权和运营权，阳光基金会以及公明公司不得干涉。但服务和产品进入登记中心的，应当事先经公明公司同意。第3.3.7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按照以下约定进行投资建设：3.3.7.1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3.3.7.2在2015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6-8个(总数)标准登记中心(如需延后时间，双方协商)；3.3.7.32014年投入于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2015年投入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如需调整，双方协商）。”第4.2条约定了合作费用：如公明公司决定按康承博大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公明公司在内）与本协议同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的，则不执行本协议第4.1条的规定。后合同三方均认可合作费用按照第4.2条，即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第5.1条约定：各方应遵守本协议的约定，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损失。二、《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2013年11月22日，公明公司（甲方）、与康承博大公司的其他股东邱向东（乙方）、夏冰（丙方）、牛忠民（丁方）、袁立雨（戊方）就投资管理运营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项目事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其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约定，邱向东在签订协议后60日内向公明公司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该写字楼的租金、物业费由邱向东或其所控制的公司承担。该办公场所，公明公司可以自用，也可无偿提供给其关联主体使用。该项合作便利在合同期内持续提供。第六条第2款约定：邱向东将向公明公司另行支付合作费用每年人民币伍拾万元，第一年的费用在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以后年份的费用在相应年度起始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公明公司可指示邱向东直接将该费用支付给第三方或捐赠给阳光基金会。三、《战略合作协议》履行情况。（一）合作费用的支付情况及方式2013年12月，康承博大公司为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缴纳合作费用的义务，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的要求，由邱向东、袁立雨向阳光基金会支付合作费用，阳光基金会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面额为1154810元的捐赠票据。2014年1月15日，康承博大公司与阳光基金会签订《捐赠协议书》，约定康承博大公司向阳光基金会捐赠1171180.20元，并指定康承博大公司的股东邱向东、袁立雨代表公司办理捐款。庭审中，二被告认可收到康承博大公司方面所支付1171180.20元。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其中50万为《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款所约定的第一年合作费用伍拾万元；其中654800元为《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所约定的为向公明公司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所支付的第一年租金；剩余款项16380.20元为第一年物业费。而二被告主张：该笔款项为前述场地第一年的房租、押金、装修费用以及购置费。（二）其他合同履行情况阳光基金会未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战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阳光基金会向案外人承租了第六条第1款所指向的场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街道办事处16号9层1座907、908），租金为每季度163702元，全年租金为654808元。康承博大公司认可二被告向康承博大公司下拨过数量不多的数据。二被告未有效证明向康承博大公司提供了二被告关于各登记中心建设及遗嘱登记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和规定。公明公司未有效证明对康承博大公司的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阳光基金会从《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时至庭审结束前一直经营着第一登记中心。（三）康承博大公司各处房屋租赁情况2013年11月25日，康承博大公司向北京国鑫典当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座1709部分区域的场地。该场地为康承博大公司当时的公司经营场所。康承博大公司主张拟将该场地打造为登记中心。2013年12月27日，康承博大公司为建设登记中心，委托员工孙鹤向鲍钢租赁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师大北路21号院2号楼底商的场地。2014年3月22日，康承博大公司与鲍钢签订《房屋租赁解除合同》与鲍钢解除租赁合同，并关闭了该登记中心。对于关闭原因，二被告认为康承博大公司建立的该登记中心不符合标准，康承博大公司则认为，“因为二被告提出该登记中心不符合标准，虽然当时不服气，但为了进一步合作，便自行关闭了该中心。”2014年1月14日，康承博大公司为建设登记中心，委托员工孙鹤向张铁圈租赁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顺三条21号1号楼701的场所。后该登记中心实际运营。2014年7月7日，康承博大公司与张铁圈签订《关于提前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协议》，其上载明：康承博大公司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等自身原因，于2014年7月4日提出“退租申请”。后康承博大公司关闭了该登记中心。对于关闭原因，康承博大公司主张因为二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不提供数据支持和软件资源，其已经无法再经营了。二被告认为真实原因为康承博大公司的股东邱向东将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转移至自己掌握的登记中心进行服务。2014年2月25日，康承博大公司向北京德宏宾馆管理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的场地。该场地为康承博大公司分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康承博大公司主张拟将该场地打造为登记中心。四、三方来往函件情况2017年3月7日，康承博大公司分别向二被告发《告知函》要求二被告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的义务。二被告于2017年3月10日收到。2017年3月17日，二被告分别向康承博大公司发《回函》。2017年3月22日，康承博大公司分别向二被告发送《解除通知》,以“你单位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我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项目，给我司造成巨额损失，经我公司催告你公司后，你公司仍拒绝履行”为由，通知二被告证书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二被告于2017年3月28日收到《解除通知》。上述事实有原告（反诉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证据2，康承博大公司章程;证据3，（2016）京方正内民政字第148739号公证书;证据4，照片、网页;证据6，投资合作协议捐赠协议书及支付凭证;证据7，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解除合同;证据8，房屋租赁合同;证据9，《任命书》情况说明;证据10，房屋租赁合同;证据11，房屋租赁合同;证据12，（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6501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3，（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6502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4，公明公司回函;证据15，阳光基金会回函;证据16，（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9266号公证书及签收单;证据17，（2017）京长安内经政字第9267号公证书及签收单;二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1，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证据2，《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号：20131026）;证据4，《系统操作人员登记表》；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各方应依据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二、康承博大公司是否存在违约；三、《战略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四、各方须向相对方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一、二被告是否存在违约《战略合作协议》“鉴于”部分约定，公明公司、阳光基金会一致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全部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康承博大公司。第2.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公明公司一致确认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全部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康承博大公司。第2.2条约定：“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以下事项，按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全国统一标准和规定，由康承博大公司独家管理和运营：（1）各登记中心建设；（2）遗嘱登记服务；（3）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即在登记中心场所提供推荐介绍的服务和产品；（4）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推广。第3.1.1条约定：阳光基金会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登记中心建设、遗嘱登记服务、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的管理、登记中心服务的推广等事项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第3.1.6条约定，阳光基金会不得在北京地区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管理运营“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否则，康承博大公司有权要求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赔偿损失（包括康承博大公司为本合作投入的前期资金、合作费用和其他损失）。第3.2.2约定：公明公司负责免费为康承博大公司提供登记中心的统一标准、专有技术、软件、V1、对接数据库和指导等服务。第3.2.3条约定：公明公司负责免费对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服务工作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年检制度。第3.3.2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所获得的授权在北京地区是排他的，包括阳光基金会及公明公司本身也不得在北京地区从事3.3.1条约定的业务。可见，阳光基金会负有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并实际赋予其独家运营管理权的义务。现阳光基金会未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战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且阳光基金会从《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时至庭审结束前一直经营着第一登记中心。此外，公明公司未有效证明向康承博大公司提供了二被告关于各登记中心建设及遗嘱登记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和规定。公明公司未有效证明对康承博大公司的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故二被告在合同履行中均存在违约。二、康承博大公司是否存在违约（一）康承博大公司是否在《战略合作协议》中未履行足额交纳合作费用的义务。《战略合作协议》第4.2条约定了合作费用：如公明公司决定按康承博大公司全体股东（包括公明公司在内）与本协议同日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的，则不执行本协议第4.1条的规定。现合同三方均认可合作费用按照第4.2条，即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执行。而《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第2款约定，邱向东在签订协议后60日内向公明公司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该写字楼的租金、物业费由邱向东或其所控制的公司承担。该办公场所，公明公司可以自用，也可无偿提供给其关联主体使用。该项合作便利在合同期内持续提供。第六条第2款约定：邱向东将向公明公司另行支付合作费用每年人民币伍拾万元，第一年的费用在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支付。以后年份的费用在相应年度起始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公明公司可指示邱向东直接将该费用支付给第三方或捐赠给阳光基金会。《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2013年12月，康承博大公司为履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缴纳合作费用的义务，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中第六条第1款、第2款的要求，由邱向东、袁立雨向阳光基金会支付合作费用。二被告认可阳光基金会收到了康承博大公司方面支付的款项1171180.20元2014年1月15日，康承博大公司与阳光基金会另行签订《捐赠协议书》，约定康承博大公司向阳光基金会捐赠1171180.20元，并指定康承博大公司的股东邱向东、袁立雨代表公司办理捐款。但结合《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情况、康承博大公司方面向阳光基金会支付款项的时间、方式以及双方庭审意见，应认定康承博大公司通过股东向阳光基金会支付1171180.20元的行为，是在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中交纳合作费用的义务，而并非向阳光基金会进行捐款。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其中50万为《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2款所约定的第一年合作费用50万元；其中654800元为《投资合作协议》第六条第1款所约定的为向公明公司提供面积不少于250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所支付第一年的租金；剩余款项16380.20元为第一年的物业费。而二被告主张：该笔款项为前述场地第一年的房租、押金、装修费用以及购置费。《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原告有为该处房产支付押金、装修费用以及购置费的义务，同时，该处房产的租金为654808元，于原告所主张所支付租金为654800元仅有细微差距。故原告的意见应得到本院采纳，本院认定原告全面履行了支付第一年合作费用的合同义务。（二）康承博大公司是否其他违约行为。《战略合作协议》第3.3.7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按照以下约定进行投资建设：3.3.7.1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3.3.7.2在2015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6-8个(总数)标准登记中心(如需延后时间，双方协商)；3.3.7.32014年投入于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2015年投入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如需调整，双方协商）。虽然康承博大公司并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亦未达到在2014年投入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的要求。但康承博大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前已经租赁两处场地，实际用于登记中心建设，已经开始着手履行合同义务。而二被告并未向康承博大公司提供了二被告关于各登记中心建设及遗嘱登记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和规定，公明公司亦未对康承博大公司的登记中心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这使得康承博大公司并不具备条件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而阳光基金会未向康承博大公司出具《战略合作协议》所约定的独家运营管理权授权书。且阳光基金会从《战略合作协议》签订时至庭审结束前一直经营着第一登记中心。这使得康承博大公司合同权利受到极大侵犯。须注意到，《战略合作协议》在“鉴于”部分即开宗明义约定：公明公司、阳光基金会一致将“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地区的全部登记中心的运营管理权独家授予康承博大公司。可见，阳光基金会的相关违约行为已经让康承博大公司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在二被告均存在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康承博大公司未在2014年6月30日前建设完成4个标准登记中心，亦未在2014年投入中华遗嘱库北京地区的宣传费用不少于300万元的行为，因视为减少其自身损失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违约。三、《战略合作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四）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2017年3月22日，康承博大公司分别向二被告发送《解除通知》,以“你单位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致使我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项目，给我司造成巨额损失，经我公司催告你公司后，你公司仍拒绝履行”为由，通知二被告证书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二被告于2017年3月28日收到《解除通知》。如前所述，二被告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存在严重违约，致使康承博大公司无法正常运营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项目，即导致了康承博大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康承博大公司解除《战略合作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战略合作协议》应认定为已经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四、各方须向相对方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战略合作协议》第3.1.6条约定，阳光基金会不得在北京地区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管理运营“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服务和产品，否则，康承博大公司有权要求阳光基金会和公明公司赔偿损失（包括康承博大公司为本合作投入的前期资金、合作费用和其他损失）。第5.1条约定：各方应遵守本协议的约定，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损失。现二被告存在违约，应赔偿康承博大公司的损失。现康承博大公司主张其损失包括向阳光基金会支付的合作费50万元；为阳光基金会租赁场地所付出的一年租金、物业费损失674810元；租赁北京市海淀区师大北路21号院2号楼底商的租金损失139700元；租赁北京市丰台区顺三条21号1号楼701的租金和中介费损失132600元；租赁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座1709部分区域的租金损失713399.40元；租赁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的租金损失10万元。康承博大公司为履行《战略合作协议》所支付的合作费用，即向阳光基金会支付的第一年合作费、租金、物业费，共计1171180.20元，其中50万元为合作费，671180.20元为租金、物业费。现康承博大公司的合同权利未能得以实现，前述支出应视为实际损失，在此项中，本院支持康承博大公司应获得二被告的赔偿共计1171180.20元。至于原告租赁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座1709部分区域以及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所发生的费用，原告并无有效证明其租赁两个场地是以建立登记中心为目的，且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C座1709部分区域为原告当时的实际经营地，而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为原告分公司的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故相关费用不应认定为基于二被告违约行为所产生的损失。至于原告租赁北京市海淀区师大北路21号院2号楼底商的所发生的费用，原告自认与出租方解除租赁合同并关闭了该登记中心的原因为“二被告提出该登记中心不符合标准，虽然当时不服气，但为了进一步合作，便自行关闭了该中心。”本院认为，《战略合作协议》第3.3.3条约定：康承博大公司享有北京地区“中华遗嘱库”登记中心事务的完全自主管理权和运营权，阳光基金会以及公明公司不得干涉。在原告有“完全自主管理权和运营权”以及二被告并未提供明确标准的情况下，原告在解除租赁合同前，有权利要求二被告提供明确标准，在二被告未明确证明该登记中心不符合标准的情况，原告有权利坚持经营该登记中心。而原告“为了进一步合作，自行关闭了该中心”，应视为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费用并非必然产生的损失，故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此项损失，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租赁租赁北京市丰台区顺三条21号1号楼701所发生的费用，对于与出租方解除租赁合同并关闭了该登记中心的原因，2014年7月7日，康承博大公司与张铁圈签订《关于提前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协议》，其上载明：康承博大公司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等自身原因，于2014年7月4日提出“退租申请”。故康承博大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关闭了该登记中心的原因应认定为公司资金链断裂等自身原因，与二被告无关。即便如原告所言，原因为二被告存在违约行为，不提供数据支持和软件资源。原告亦应主动与二被告积极沟通、解决问题，而不宜采取直接关闭登记中心的方式。故对于原告所主张的此项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另，二被告提起反诉要求原告向阳二被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因《战略合作协议》并未约定违约金，故对于该项反诉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于2017年3月28日解除；二、被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损失1171180.20元；三、驳回原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5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阳光康承博大（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957（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12898元。反诉费440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北京公明财富传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 彤人民陪审员  孙明德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黄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