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523民初3502号 原告：汪维明，女，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原告：宋**（系原告汪维明丈夫），男，1962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安徽汪维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寿光市稻田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37059640102。 法定代表人：AndrewGuthrie（安德烈格思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芳，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恭，北京高文（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维明、宋**与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俊,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芳、徐文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维明、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与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先红一号”辣椒种子的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返还剩余货款263052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2013年下半年原告通过与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麒协商，在和县地区销售被告“先红一号”辣椒种子。于2013年12月19日向被告汇款72000元，以每袋36元价格购买2000袋，准备在2014年销售。后按公司要求又于2014年5月14日和6月24日，分别向被告汇款252500元、108000元，购买10000袋种子，准备在2015年和2016年销售。2014年7月份，第一批购买的2000袋种子，经菜农播种后，发现种子质量有问题，发芽率不够，于是停止了销售。经过协商，当时刘麒经理同意补偿并退回不达标的种子。于是退回1575袋，卖出去的425袋，被告按2袋补1袋补偿，实收213袋货款。2015年6月份前后，开始销售2014年购买的两批种子时，发现生产日期是2013年9月，这些种子很快就要过了保质期。就和刘麒经理协商，将快过期种子换新种子，否则不销售，剩余货款全部退回。2016年被告公司的业务经理换成了陈亚彪。陈经理要原告去找刘麒经理处理。但此时刘经理已经不管这个区域了。原告后来又多次找大区经理金文，都是推三阻四，没有答复。截止原告起诉时，两原告共向被告汇款432500元，订购“先红一号”辣椒种子12000袋，已经提货4693袋，下余7307袋的种子款，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 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辩称：1.被告与原告汪维明、宋**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在和县的唯一经销商是陶修成，原告的“先红一号”辣椒种子是从陶修成处购得；3.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分别于2013年12月19日、2014年5月14日、2014年6月24日向被告汇款共计432500元是事实，但现金交款单注明“购种款”是原告单方行为，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也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提供的三份记账记录，显示的记账客户名称为陶修成经营的“和县城南修成农资经营部”，可以证明原告只是代案外人陶修成支付购种款，原告是从陶修成处购买种子，并从陶修成处提货。 另外，被告提交的与陶修成的三份订单的日期分别是2013年12月21日、2014年5月21日、2014年6月26日，也分别对应原告的三次汇款时间。被告提交的发货单显示该三批货物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至26日，2014年5月21日、2014年6月26日全部发送给陶修成了。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只是同陶修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原告并无买卖合同关系。 再次，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现金交款单反映的最近日期是2014年6月24日，距原告第一次起诉之日的2017年10月9日，已3年3个月之久，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对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和通话录音，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不予认可，所以这两份证据既不能达到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在诉讼时效内。综述，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汇款凭证，被告提交的订单、发货单、物流单、十四张发票及三份记账记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双方当事人均不提异议，但针对对方证据的关联性，双方都提出异议。另外，对本院依职权调查陶修成的笔录以及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和通话录音，被告对真实性和关联性提出异议。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及证人证言，是想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份，在武汉市找过被告大区经理协调退换“先红一号”辣椒种子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理由是原告未提供大区经理陈亚彪的身份信息；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的是2016年4月发生的事情，距今已有两年之久。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对方是被告大区的销售经理，其身份信息、通话事实，被告完全可以自行核查并向本院举证，但被告未能提出相反证据。证人何某证言的待证事实，虽然距作证时有两年，对具体的细节可能会记忆不清，但是对事情发生的大致时间、地点、人物，依常理是能够说明的。对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和证人证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原告于2016年4月，在武汉市同被告销售经理陈亚彪见面，协调“先红一号”辣椒种子退货、换货事宜。2.对本院依职权调查陶修成的调查笔录，原告质证认为，陶修成的证言客观真实，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先红一号”辣椒种子的发芽率存在问题和就种子质量问题，双方进行了协商处理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陶修成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陈述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应不予采纳，同时对陶修成称自己是被告在和县唯一代理商的陈述予以认可，强调原告向被告的汇款，是代陶修成向被告支付货款。本院认为，陶修成是本案相关事实的重要证人，既与原告同乡同行（农资销售），也是被告的代理商，与双方都具有利害关系。由于原、被告双方都未向本院申请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依职权对其进行调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将购种款汇给被告后，先后在被告代理商陶修成处提货6480袋。原告第一批提取的2000袋种子，销售培育后，因发芽率存在问题，经与被告协商，被告同意退回1575袋，并且对原告卖出的425袋，2袋补偿1袋，按213袋计算。 根据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本院的调查取证，本案查明的事实如下：原告汪维明、宋**于2013年12月19日、2014年5月14日、2014年6月24日以每袋36元价格购买“先红一号”辣椒种子2000袋、7000袋、3000袋，分别向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汇购种款72000元、252500元、108000元，被告均于当日收到汇款，并将三笔汇款均记账在和县城南修成农资经营部客户账中，加注收种款-汪维明、收种款-宋**和收种款-宋**。被告分别于2013年12月20日、2014年5月21日、2014年6月26日与和县代理商陶修成签订销售订单，陶修成分别以每袋30元、每袋32元、每袋32元购买被告“先红一号”辣椒种子13000袋、15000袋和10000袋，被告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26日、2014年5月21日、2014年6月26日将货物全部发送至陶修成处，种子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9月。原告于2014年年初、2014年5月、2015年元月6日，分别于陶修成处提货2000袋、1120袋和3360袋。期间，因种子发芽率存在问题，经双方协商，原告将第一批所提种子退回被告1575袋，实际销售425袋，按213袋计算，总计提货4693袋。因被告区域销售经理人事变动，陈亚彪替换原经理刘麒，双方就种子质量问题未能再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根据原告汪维明、宋**的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作出裁定，对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30万元，予以冻结。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有三点：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停止提货，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理由是否成立；三、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出诉讼时效。第一点，原告将种子款打入被告账户，并且在被告代理商处提货，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支付了被告货款，被告通过代理商交付了标的物“先红一号”辣椒种子，双方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买卖行为。被告以与案外人陶修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将原告的购种款记账在陶修成名下，没有直接发货给原告而是发货给陶修成为理由，否认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认为原告与陶修成之间才是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不足。被告对原告的购种款如何记账，是被告的内部管理，记账在陶修成名下就能证明原告同陶修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然证据不充分。被告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是从陶修成处购买种子，与陶修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被告辩称原告汇款是代陶修成支付货款，但被告在直接收受原告货款时，标注原告姓名和款项用途，并且以高出卖给陶修成的单价收取货款，这些与被告自身陈述相矛盾，其辩称不足以采信。第二点，原告停止提货，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是因为被告出售的“先红一号”辣椒种子发芽率存在问题和保质期即将届满，在与被告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提出的。原告根据第一批种子的质量问题及协商的结果，又两次提取了部分货物。后因被告销售经理的人事变动，在与被告新任经理陈亚彪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拒绝提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在提取部分货物后，因被告出售的种子发芽率存在问题，而找到被告方销售经理协商处理。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且对方又不同意按照第一次交易习惯收回种子的情况下，拒绝继续提货，并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以分期分批将合格产品发送给陶修成，就已经履行了全部义务，显然与事实不符。本案争议正是被告出售质量存在问题的种子，而又未能按照双方第一次的交易习惯与原告协商解决，才致原告提起诉讼，被告应当按双方第一批种子的处理办法，收回不合格种子。所以被告的辩称，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原告提起诉讼，被告认为已超出诉讼时效，其理由是原告汇款的最后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至原告第一次起诉之日2017年10月9日，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自己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其理由是货款的最后日期虽然是2014年6月24日，但这不是合同的最后履行期限，原告在2015年5月依然在提货，合同依然在履行，更何况原告在2016年4月还找被告销售经理陈亚彪协商退换种子事宜。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自其知道被告出售“先红一号”辣椒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之日起计算，原告虽未能举证证明此计算起点的具体时间，但通过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证明了原告曾在2016年4月去武汉市找过被告销售经理协商种子退、换的事实，此事实符合法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原告诉讼事实符合本条法律规定的第一项情形，原告的诉讼时效中断。原告2016年4月在武汉向被告销售经理主张退换种子的事实，距被告所主张的2014年6月24日起算点，并未超出当时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距原告的起诉之日，也未超出现行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所以，原告提起诉讼未超出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其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综上所述，原告汪维明、宋**因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销售的“先红一号”辣椒种子存在质量问题，请求与被告解除合同，并判令被告返还剩余货款，符合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汪维明、宋**与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先红一号”辣椒种子的买卖合同。 二、被告寿光先正达种子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汪维明、宋**货款263052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45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7265元，由原告承担1265元，被告承担6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太文 代理审判员  蒋 玲 人民陪审员  李国安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