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任丘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82民初303号 原告：孔花芝，女，195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原告：孔银花，女，1962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原告：孔建华，女，1963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原告：孔建廷，男，1967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原告：孔建厂，男，195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以上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素花，女，195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原告：孔素花，女，195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任丘市。 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香芝，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石家庄分所律师。 被告：任丘友谊医院。住所地：任丘市建设路总部桥头西侧。 法定代表人：乔伯华，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红，河北宪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美杰，河北宪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孔花芝、孔银花、孔建华、孔建廷、孔建厂、孔素花与被告任丘友谊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六原告曾于2013年7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3）任民初字第2319号民事判决书，六原告对该判决不服，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0月25日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冀09民终472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3）任民初字第2319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香芝及原告孔银花、孔建华、孔建厂、孔素花、被告任丘友谊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温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其内一科医生赵忠良违法执业、误诊或主观故意造成原告之父孔祥振因药物性肝损坏死亡的各项损失131311.17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案件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200611.59元。其中：友谊医院检查、药费3000元；北京地坛医院住院费8276.08元、门诊费1373.0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孔祥振600元（按每天100元，计算6天）、陪护人员1200元（按2人6天，每天100元计算）；交通费10440元；死亡赔偿金81020元（按每年16204元计算5年）；丧葬费23119.5元（按年46239元除以2）；误工费13900元（住院期间二人护理，孔建厂900元、孔建廷900元。租房费7200元。孔素花、孔银花、孔建华、孔花芝各6天误工785.04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孔建厂1050元、孔建廷1050元、孔素花、孔银花、孔建华、孔花芝各246.47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 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六原告之父孔祥振因感冒愈后食欲不振，原告姐弟带孔祥振到史村丁佩山诊所就医，丁佩山医生给检查后说，感冒已好，不需要用药，回家慢慢调养。原告要求给输点营养液，医生说身体正差，输液怕输坏了。三四天后，原告孔银花将孔祥振接走，后到马村诊所输营养液，至11月20日，孔祥振感觉不适。11月21日，原告等人带孔祥振到被告医院就诊，接诊的是该医院医生赵忠良，在该医院进行了血常规、胸透、Ｂ超、心电图等项检查后，查看结果只有胸透水68ｍｍ，没有其他症状。原告孔素花告诉接诊医生赵忠良，病人有陈旧性结核，看片子时仔细点，以免误诊。赵忠良没有给孔祥振拍胸水，也没有治疗胸水的药，开的全部是治疗××的药，并告诉原告要半个月一次复查。2012年12月5日，孔祥振到被告医院复查，结果一切正常，胸水由68降到2.6。赵忠良说按照他的方子用药，吃上半年，就会好，不用住院。要是着急就开点液。就这样孔祥振回家后按照赵忠良开出治疗××的药液输的液。2012年12月21日，孔祥振又到被告医院复查，赵忠良说孔祥振的肝脏出了问题。赵忠良不仅不抓紧给病人想方设法治疗肝脏，或者让其转院，反而吓唬原告说，孔祥振是××，说都知道治疗结核的药伤肝。结果原告等人就相信了赵忠良，仍然按照赵忠良开出的药回家输液。2013年1月4日，原告等人又带孔祥振到被告医院复查，原告等人与赵忠良交涉，院方领导答应让孔祥振马上住院，原告孔素花去办住院手续，原告孔建厂等人陪护孔祥振，赵忠良见状趁原告等人不备，上前抢走原告孔建华手中的包，拿出化验单在化验单上签上：片示：两××，右侧胸膜炎（2012.11.5）；1、两××；2、两肺感染（2012.12.5）；请与原件对比（2012.12.21）；两××，右肺胸膜炎（2013.1.4）；并将第一次拿药248元的发票拿走。因办理住院手续时，办手续的人员说，检查单据上出现了结核，不能住院。院领导说你们到华油二医院确诊，没有结核，回来我们免费给你孔祥振治肝。之后，原告等人带孔祥振到华北石油二医院，医生看过检验报告后让尽快去北京治疗。之后原告等人带孔祥振到北京首都胸科医院，接诊医生说不属于他们学科的病人，要赶快转北京地坛医院，这样原告等人又带孔祥振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时间已是2013年1月6日。孔祥振在北京地坛医院住院5天至1月11日，在该医院检查发现，肝细胞30，这意味着80%的肝细胞已坏死。后医生又发现肺部网变状，有大泡。1月10日，突然发高烧，1月12日凌晨一点孔祥振去世。自2012年11月21日至2013年1月12日共计52天，本来孔祥振就是感冒后食欲不好，输液造成了胸透水，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症状，赵忠良的治疗丝毫没有治疗孔祥振的病症，没有减轻病人的病痛。北京地坛医院诊断为：药物性肝损害，亚急性肝衰竭，陈旧性结核。赵忠良把一个没有新结核的人诊断为××病人，并用治疗××的药物把孔祥振活活治死。被告医院不具有治疗××××的资质和医疗范围，赵忠良为孔祥振治疗××属于违法执业。由此造成孔祥振被药物肝损害、亚急性肝衰竭死亡，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任丘友谊医院辩称，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六原告之父孔祥振的死因不明，不能证明有损害结果发生，孔祥振的死亡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就原告的诉状中称，孔祥振去世前在多处医院治疗用药，没有证据证实孔祥振的死亡是哪个医疗机构用药造成的。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告有为六原告之父孔祥振治疗行为，其大多数间接证据是事后人为形成的，其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互相矛盾；从法律上讲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有过错，被告的职责就是接诊各种各样前来就医的病人，孔祥振来医院进行的常规检查没有一项超范围行医。六原告之父孔祥振的死亡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一点原告无法证明，其哪一种症状与被告有关，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仅证明申请单上的笔迹与背面赵忠良的签名名字一致，但不能说明被告存在诊疗行为和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问题的解释，原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侵权的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1月中旬，六原告之父孔祥振（身份证号：1329031932××××××××）感觉身体不适，到任丘市石门桥镇史村丁佩山诊所就医，乡医丁佩山为其检查：脉象平和、不发烧、不咳不喘，只是体弱。该诊所未为其治疗，建议回家休养。后原告孔银花将孔祥振接走，2012年11月16日至20日，在任丘市石门桥镇马村诊所输液治疗感冒。同年11月21日，孔祥振到被告任丘友谊医院就诊，进行了血常规、放射线、彩色Ｂ超等项检查；2012年12月5日、12月21日、2013年1月4日，孔祥振又先后三次到被告医院进行了血常规、放射线、彩色Ｂ超、心电图等检查，但未在该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1月5日，孔祥振到北京地坛医院急诊就诊，临床诊断为：1、肝功异常待查；2、药物性肝损害。次日（即2013年1月6日）0时42分，孔祥振入住北京地坛医院，该医院2时20分向孔祥振的家属（本案原告孔建厂）下达了病危（重）通知书，诊断：1、亚急性肝衰竭；2、陈旧性××；3、胸水。孔祥振在北京地坛医院住院4天，于2013年1月1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亚急性肝衰竭、药物性肝损害、低蛋白血症、腹水、酒精性肝病、低钾血症、肺部感染、肺间质纤维化、肺气肿、肺大泡、胸腔积液（右侧）。出院后注意事项为：建议至当地医院继续就诊。孔祥振在北京地坛医院支付住院费8276.08元、门诊费1373.09元，合计9649.17元。孔祥振出院后于2013年1月11日死亡。 在（2013）任民初字第231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协商确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被告任丘友谊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患者孔祥振的死亡后果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其参与度是多少进行司法鉴定。2013年9月29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给本院发函，要求补充材料及核实有关事项。我院补充材料及核实后，将材料递交鉴定中心，该鉴定中心又于2014年5月6日，发函中止鉴定，因为原、被告双方对鉴材有争议，要求本院对某些材料予以确认，后又于2014年11月21日发《退案说明函》，“本案对于被告医院是否给患者开具抗结核药物治疗的事实仍不明确，据现有鉴定材料，缺乏充分的医学资料评价医疗行为，属于鉴定材料不完整情况，无法开展鉴定工作，故作退案处理。”2015年6月18日，该鉴定中心又发函，要求补充材料及核实事项；本院补充后，该鉴定中心又于2015年10月27日发《案件不予受理说明函》。本院技术室2015年11月13日作出了“终结对外委托工作的通知书”。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两张空白“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一张背面书写“赵忠良”及手机号“137××××7863”，另一张书写“醋酸泼尼松片，早2片、中1片、晚2片”的内容，是否为赵忠良所写，进行司法鉴定。经双方协商确定，本院委托天津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11月30日该中心作出《津明正【2017】文书鉴字第1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背面书写的内容中“赵忠良”签名字迹与提供的“赵忠良”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原告孔素花支付鉴定费3500元。 本院认为，六原告之父孔祥振生前曾经于2012年11月21日到被告任丘友谊医院进行了血常规、放射线、彩色B超等项检查，之后又先后三次到被告医院进行了血常规、放射线、彩色B超、心电图等检查，但未在该医院住院治疗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检查报告单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认定。2013年1月5日，孔祥振到北京地坛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1月10日出院，2013年1月11日死亡。以上事实有北京地坛医院的住院病历、诊断证明及死亡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予以认定。六原告之父孔祥振在被告任丘友谊医院就诊之前，曾经在其他诊所就诊过的事实，有原告的陈述及（2013）任民初字第2319号案件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本院亦予以认定。 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该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故六原告主张被告任丘友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六原告诉称，被告医院不具有治疗××××的资质和医疗范围，赵忠良为孔祥振治疗××属于违法执业，由此造成孔祥振被药物肝损害、亚急性肝衰竭死亡，被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对此不认可，辩称孔祥振去世前在多处医院治疗用药，没有证据证实孔祥振的死亡是哪个医疗机构用药造成的，孔祥振来被告医院进行的是常规检查，没有一项超范围行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在本案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应对“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背面的两张字条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为赵忠良所写，应进行笔迹鉴定，如确实是赵忠良所写，对服用的药物与孔祥振药物性肝损伤、亚急性肝衰竭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参与度进行鉴定。”但原告仅申请对两张空白“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背面书写“赵忠良、137××××7863、醋酸泼尼松片，早2片、中1片、晚2片”的内容，是否为赵忠良所写，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面书写的内容中“赵忠良”签名字迹与提供的“赵忠良”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但在空白“任丘友谊医院Ｂ超申请单”背面书写不符合一般处方书写常规，且没有患者姓名，不能确认出具对象，也不能确定孔祥振服用了什么药物或什么药物与孔祥振药物性肝损伤、亚急性肝衰竭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参与度，且孔祥振在多处医疗机构诊治，故本院不能认定被告任丘友谊医院对患者孔祥振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因此，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相应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孔花芝、孔银花、孔建华、孔建廷、孔建厂、孔素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9元，鉴定费3500元，由原告孔花芝、孔银花、孔建华、孔建廷、孔建厂、孔素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伯平 人民陪审员  边雪莲 人民陪审员  王文红 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