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107行初56号 原告骆飞，男，1969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骆南华，男，197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南宁市青秀区。 被告南宁市交通运输局，所在地南宁市青秀区嘉宾路2号。 法定代表人蔡友清，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翠华，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梁林强，广西君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嫦、韦国圣，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原告骆飞不服被告南宁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运局）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赔偿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并于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骆飞的委托代理人骆南华，被告市交运局副职负责人李文斌及该局委托代理人林翠华、梁林强，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国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9月29日，被告市交运局作出桂南交强措决〔2017〕C0000151《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扣押原告驾驶的桂Ｋ×××××小型轿车，扣押期限为30日，自2017年9月29日起。被告市政府于2018年1月7日作出南府复议〔2017〕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原告骆飞诉称，2017年9月29日下午，被告市交运局在南宁市××大道附近，通过交警帮助拦截申请人车辆，认为原告通过网络平台预约运送旅客，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违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个人所有的桂Ｋ×××××号牌小汽车予以扣押，并作出桂南交强措决〔2017〕C000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扣押原告所有的车辆30天。2017年10月9日，原告向被告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10月21日，被告市政府决定对复议延期审理至2018年1月7日。在复议期间的10月27日，被告市交运局决定对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延长至2017年11月28日。至2017年11月28日，被告市交运局才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返还原告被扣押的车辆。2018年1月18日，被告市政府将南府复议〔2017〕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交付邮寄，原告在1月19日收到。被告市政府维持了被告市交运局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市交运局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确认其行政强制措施违法;被告市政府作出维持决定也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 （一）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不属于违法行为。第一、旧的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车辆运营证核发的行政许可，并不必然包含对新生事物《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许可。被告市交运局在复议中的答辩、被告市政府在复议决定中，均认为，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车辆运营证等核发“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故认为有权要求原告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原告认为，国务院第412号令实施的时间是2004年7月1日，那时候还没有网约出租车的概念。国务院的该命令，均为针对传统出租车而言，以传统的出租车许可，包含一切有关出租车经营的许可，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根据2016年7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内容有：“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两种业态融合发展”、“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城市人民政府要……统筹发展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车，实行错位发展和差异化经营，为社会公众提供品质化、多样化的运输服务。”由此可以看出：一、出租车分为巡游出租车（即传统出租车）、非巡游出租车（即网约车）；二、巡游车、非巡游车是两种不同的业态；三、巡游车与非巡游车实行差异化经营。行政许可事项是明确的、具体的，不是一揽子许可，两名被告认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业态，在同一个许可事项中是错误。再具体到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对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的明显区别，也都加以了区分，都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传统出租车并不包含网约车。首先，地方法规对传统出租车有明确的定义。按照南宁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南宁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出租汽车，是指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根据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按照行驶里程、时间计价收费的五座以下经营性小轿车。”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出租汽车应当按照规定安装出租汽车标志灯、空车待租标志、计价器和消防、防护装置，标明收费标准，设置服务质量监督标志，保持车辆卫生、整洁。”其次，对新生的网约车，也有具体明确的定义。除了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明确网约车的概念外，按照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暂行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按照南宁市人民政府的规章《南宁市网络预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四）款规定：“外观颜色和车辆标识应当明显区分于巡游出租汽车，应在内部明显位置张贴或放置网约车专用标识，不得安装顶灯、空载灯等巡游车服务设施设备。”由此可见，传统出租汽车与网约车的经营主体、经营方式、经营对象完全不一样。综上所述，两名被告均认为旧的“出租汽车经营许可”的行政许可，包含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第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设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许可事项违反上位法。按照国务院第412号令，保留对出租车审批的部门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而不是交通运输部等7个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设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许可事项的规定，违反了上位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交通部的《暂行办法》作为部门规章，按照法律规定，无权设定行政许可，被申请人也就无权按照此规定，要求申请人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的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由于网约车属于新生事物，目前全国人大没有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国务院、自治区政府虽然对网约车有指导意见，但并无出台实质性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及省级政府规章，这些部门也没有要求对从事网约车的资格实施行政许可。因此，《暂行办法》自行增加设定行政许可，并不合法。被告市交运局认为原告违反《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没有事实依据。同样，被告市交运局在申请复议中提出，原告的车辆为非南宁市户籍车辆，违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南宁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也没有法律依据，《实施细则》与《暂行办法》一样，除了因为无权设定新的行政许可，还因为采取车辆户籍限制，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设定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因此，南宁市人民政府的《实施细则》对车辆户籍的限制，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市场公平与开放的原则。第三、广西、南宁行政许可目录清单中，并没有被告市交运局所作决定书中的许可事项。根据2016年12月2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广西2016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广西交通运输厅可以实施的行政许可目录中，与网约车有类似的的许可有“出租汽车经营许可”、“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车辆运营证核发”。南宁市人民政府在2017年5月23日印发的《南宁市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南宁市交通运输局获得实施的许可项目中，有“出租汽车经营许可”、“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车辆运营证核发”。其明确的行政许可权力清单中，都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许可事项。按照法无规定不可为的原则，原告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不具备违法性。 （二）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市交运局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认为原告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没有取得“道路运输证”为名，对申请人的车辆进行扣押，也无合法依据。事实上，原告网约车不存在违反该条例的可能。《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汽车客运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驾驶员培训活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处罚。”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的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八十二条又明确规定：“出租车客运和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网约车属于出租车，如何管理，应当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当然不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被告市交运局以此条例作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依据，是无法可依。 （三）被告市交运局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被告市交运局对原告车辆的扣押时间长达60天。应当参考南宁市出租车行业普遍每天200元的收入，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2000元。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市交运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南府复议〔2017〕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被告市交运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两名被告共同承担。 原告骆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资格； 2、物流投递详情，3、邮政快递信封，以上证据2-3共同证明原告收到复议决定书日期为2018年1月19日； 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政府复议决定维持市交运局强制措施决定； 5、《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市交运局对原告的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 6、《行政强制措施延期通知书》，证明被告市交运局对原告车辆延长扣押30天； 7、《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被告市交运局共扣押原告车辆60天，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 被告市交运局辩称，一、原告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市交运局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2017年9月29日17时55分，市交运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蒙毅、罗华超、赵令武在南宁市××区客运站巡查时，发现原告骆飞驾驶桂Ｋ×××××搭乘二名乘客，并通过交警拦停车辆。执法人员随即对车上乘客进行询问，证实该车是乘客通过滴滴出行平台约车，乘车地点从南宁高级技师学院到江南客运站，到目的地后通过该滴滴出行平台支付17.8元人民币运费，在执法取证过程中，原告未能出示该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以上证据证实原告涉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活动，市交运局在对其作出处罚决定前，为查清案件事实，作出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市交运局对原告作出行政强制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市交运局认定原告涉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并对其作出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精神，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出租汽车客运属于条例调整的范围，因此，市交运局依据该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二）对于原告认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需要运输证的说法属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车需要获得许可方能从事营运。《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网络出租车是需要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才能从事营运的。其次，根据国办发〔2016〕58号精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是出租汽车经营的一种类型。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属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桂政发〔2016〕75号）附件2序号154，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分设为出租汽车经营许可和车辆运营证核发，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桂政发〔2016〕76号）附件目录序号D15023和D15024。据此，《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已包含在桂政发〔2016〕76号文目录里。 三、市交运局作出的强制措施决定程序合法。2017年9月29日17时55分，市交运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队员在江南客运站巡检时，发现原告驾驶桂Ｋ×××××小汽车在江南客运站搭乘两名乘客后经交警拦停，市交运局执法人员随即向原告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对原告和乘客进行询问。从乘客询问得知，该车是通过滴滴出行平台预约的车辆，市交运局执法人员要求原告出示相关的网约车证件，原告拒不配合调查，阻挠市交运局执法人员并拨打110报警。随后市交运局执法人员和原告到经开派出所向原告阐述违法事实以及依据，依法告知原告可以现场进行陈述、申辩，并对原告制作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原告拒签。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前，执法人员报请单位负责人并获得批准后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行政强制措施扣押清单》，同时告知了原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10月27日，为进一步调查事实，经批准，市交运局决定将扣押期限延长一个月，即至11月28日。11月28日，行政强制期届满，市交运局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依法返还了强制扣押的车辆。该行政强制措施已经依法解除。 综上所述，市交运局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程序合法。原告请求确认市交运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违法，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市交运局作出的行政强制决定。 被告市交运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证据有：1、执法人员证件，证明执法主体合法； 2、现场笔录，3、骆飞询问笔录，4、乘客询问笔录，5、见证人证明，以上证据2-5证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6、《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7、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当事人拒绝签收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文书送达回证； 8、行政强制措施扣押清单，9、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10、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审批表，11、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12、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以上证据8-12，共同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3、邮寄底单及物流详情，证明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交通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物流详情； 14、《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5、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当事人签收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 16、《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7、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当事人签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文书送达回证； 18、退还财物凭证，19、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20、《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文件依据正确。 依据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四条。 被告市政府辩称，骆飞涉嫌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而擅自从事网约出租车经营活动，该事实有对乘客的《询问笔录》、《现场笔录》、执法记录仪的记录等予以证实，市交运局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道理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151号强制措施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第四条第（八）点中“提供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及其车辆，应当符合提供载客运营服务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市交运局对网约车进行管理依法有据，对骆飞提出的“《网约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无权改立行政许可。市交运局扣车行为无事实、法律依据”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市政府维持了南宁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桂南交强措决〔2017〕C0000151）。综上，市政府作出南府复议〔2017〕20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 2、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及受委托人的身份情况； 3、桂南交强措决〔2017〕C0000151《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市交运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 4、《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材料清单，证明市交运局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市交运局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 6、《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政府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 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事项确认书、送达回证、邮寄单，证明被告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送达程序，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9日，原告骆飞驾驶号牌为桂Ｋ×××××的车辆，通过“滴滴打车”软件联系，搭载两名乘客从南宁高级技师学院前往江南客运站，被被告市交运局执法人员查获。现场执法人员对原告骆飞及乘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同日，被告市交运局据此作出桂南交强措决〔2017〕C0000151《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骆飞，认定原告骆飞涉嫌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出租车经营，涉嫌违反《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扣押原告驾驶的桂Ｋ×××××小型轿车，扣押期限为30日，自2017年9月29日起。后被告市交运局制作了扣押清单。2017年10月27日，被告市交运局作出桂南交强措延通[2017]356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将扣押期限延长至2017年11月28日。原告骆飞不服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于2017年10月9日向被告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于同日受理。2017年10月20日，被告市政府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长复议审理期限至2018年1月7日。2018年1月7日，被告市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诉强制措施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由，决定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参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应由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登记并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本案中，原告骆飞驾驶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自有车辆，使用“滴滴打车”软件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其行为参照上述《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属未经许可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据此，被告市交运局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无不当。 被告市政府作为被告市交运局的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确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条件，必须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中存在侵权行为，且致害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或者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必须有法定的损害事实发生，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合法，不存在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骆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骆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实 人民陪审员  莫艳林 人民陪审员  张小伟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冼 娜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