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3号原告吕丽萍。委托代理人李洪刚，上海徐卫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建军。委托代理人方英，上海方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吕丽萍与被告徐建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3月16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洪刚、被告委托代理人方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吕丽萍诉称，1999年9月，原、被告签订了“关于转让股权的协议”一份，被告将其购入的“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新豪时公司”）发行股份中的一万股转让给原告。该协议约定，每股作价人民币1.76元（以下币种同），合计17,600元，并约定该股票对应的股息、红利及上市交易后的相关财产权益均归原告所有，因该股票记载于被告处，相关股息、红利派发至被告处后，被告应于三日内交付原告。2007年3月1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其股份承诺锁定三年。2010年3月1日，该股份解除限售，中国平安公告称新豪时公司将在五年内以在二级市场公开出售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减持。自2011年1月14日至2012年12月17日通过九次减持完毕，所得的减持款以一万股计算为642,155.30元。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过173,545.50元，余款468,609.8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股票减持款468,609.80元，并支付以459,891.10为本金（不包括最后两期减持款）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原告为其诉称提供了下列证据：1、“关于转让股权的协议”一份，旨在证明被告将其名下新豪时公司的份额以每股1.76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原告，并约定一旦抛售，被告应于三日内将该所得资金交与原告；2、案外人谢某某的股份成员证、个人明细交易清单各一份，旨在证明其所持新豪时公司的股份分别于2011年1月14日、7月7日、8月1日、8月30日、9月23日、2012年5月25日、6月25日、9月4日、12月17日共九次进行减持，每次所得的减持款金额；3、招股意向书一份，旨在证明新豪时公司的组成背景，原、被告所持的实际为中国平安的原始股；4、2010年年度报告摘要一份，旨在证明新豪时公司自2010年3月1日起开始减持中国平安的股权，并在三年内减持完毕；5、中国平安关于股东来函的公告一份，旨在证明2012年5月14日最后一期通过大宗交易转让给北京公司，55%股权减持款发放日是6月25日，新豪时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股已减持完毕；6、民事判决书两份、申诉裁定书一份，旨在证明与本案相同代持股份的相关事实，已有生效判决予以确认；7、银行个人存款凭条一份，旨在证明2011年1月31日原告账户存入现金120,000元，该款是被告给付的第一期股票减持款；8、明细对账单、上海荣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各一份，旨在证明2013年2月7日上海荣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账户转账50,000元，而该公司系被告徐建军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款系被告给付的减持款；9、催款函一份，旨在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5月14日向被告催要减持款的事实；10、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旨在证明原告曾于2014年8月份起诉，诉讼时效发生中断；11、被告与案外人谢某某、费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旨在证明有其他人与原告一样向被告购买新豪时公司股份；12、原、被告户籍信息，旨在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13、证人沈某某、沈泉昌及朱才明的证言，旨在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的事实。被告徐建军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曾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是事实，但由于原告未实际交付股权转让款，故该协议实际并未履行；另外新豪时公司所持平安股在2011年9月就减持结束，因此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未提供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对原告证据2-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均无关联性，且证据7系原告个人的账户信息，不能证明与被告之间的关系，而证据8系上海荣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9有异议，认为没有收到；对原告证据10-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2014年原告的起诉就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对原告证据13认为，证人与原告关系亲近，其证言不能反映事实真相，且证人均只是听说，并没有亲见原告将股权转让款给付被告。本院对原告证据1-8、10-1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据9无法认定被告已收到；对证据13证人均听说原告向被告购买股份的事实予以认定。应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了被告徐建军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原告对该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该明细中被告取得减持款的日期与案外人谢某某获得减持款的日期一致、每股获得减持款的金额均一致；另外2011年1月31日，被告从其账户中领取的200,000元中有120,000元交付给了原告。被告对该明细真实性无异议，认为2011年9月23日前的系减持款，之后的款项与减持款无关。本院结合该份证据与原告证据2，被告与案外人谢某某的账户开户网点均为“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从双方账户明细可见，该九次账户变化的交易日期、交易网点、摘要均一致，而每一次双方的金额相差均为四倍。因此本院采纳原告的意见，被告账户清单中显示的该九次均为股份减持款。通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9年9月29日，原、被告签订“关于转让股权的协议”一份，约定被告自愿将其持有的新豪时公司的一万股份额，以每股作价1.76元转让给原告，共计17,600元；并约定该股票自购入后至上市前所对应的股息、红利、配股等权利归原告所有，及上市交易后的相关财产权益均归原告所有，期间的一切手续均由被告方代理；该股票上市时，抛售所得资金由被告在三日之内给付原告。2011年1月31日，被告账户领取现金200,000元，同日原告账户存入现金120,000元。2013年2月7日上海荣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账户转账50,000元，而该公司系被告徐建军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认为上述两笔款项均系被告支付的减持款，加上被告给付的现金，被告共计已向原告给付款项173,545.50元，尚有468,609.80元的减持款应向原告支付。原告曾于2014年8月26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给付减持款，后因补充证据而撤诉。现原告再次诉至来院。另查明，案外人谢某某以自己名义持有新豪时公司的股份为两万股，在该股票上市后，谢某某因此获得的减持款分别为2011年1月14日247,091.01元、7月7日16,778.01元、8月1日23,359.47元、8月30日22,372.45元、9月23日3,783.57元、2012年5月25日569,898.60元、6月25日383,590.18元、9月4日5,428.60元、12月17日12,008.74元，共九次，合计1,284,310.63元。平均每一万股获得的减持款为642,155.32元，其中2011年为156,692.26元、2012为485,463.06元。再查明，新豪时公司原名称“深圳市新豪时投资发展公司”，2010年9月变更名称为“林芝新豪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新豪时公司系中国平安的发起人、股东之一。中国平安在2002年前名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保监会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批复，中国平安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于2007年3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平安设立了员工受益所有权计划，由参与员工认缴员工集合资金并获得单位权益。由被告徐建军等中国平安员工出资购买新豪时公司的股份，实际上是由新豪时公司持有的中国平安法人股。根据中国证监会所作相关规定，法人股的锁定期为三年，故中国平安首次公开发行A股三年后的2010年3月1日后可以上市流通。本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被告之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新豪时公司的股份转让进行了约定，双方均应依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首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向被告交付了股权转让款，该转让协议是否实际履行？被告在2011年1月31日取款200,000元，而同日原告账户存入120,000元，虽然该两笔款项并不必然互相存在关系，但结合被告的一人公司之后向原告又付款50,000元，及三位证人的证言，原告的证据相对而言比被告所述更有证明力。被告虽然主张该50,000元系其他业务，但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有理由相信，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实际履行，新豪时公司每一万股的减持款共计为642,155.32元，现原告自认被告已给付173,545.50元，故被告尚欠原告468,609.80元，应按约定向原告进行支付。其次，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当在取得减持款三日内向原告交付款项。现原告仅主张前七期减持款（即扣除最后两期每一万股的减持款共计8,718.67元）的利息，即2012年6月25日前发放的款项利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自2012年6月28日起偿付该部分款项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再次，对于被告提出诉讼时效的辩称，由于最后一次发放减持款至原告第一次起诉的时间未逾两年，故原告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就诉讼时效的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吕丽萍欠款468,609.80元；二、被告徐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吕丽萍以459,891.10元为本金，自2012年6月2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29元，由被告徐建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代理审判员 张 琳人民陪审员 任新海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书 记 员 顾 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