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粤7101行初1366号原告：朱春秋，男，196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13-15楼。法定代表人：陈小澎，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祥俊、吴磊，该局工作人员。原告朱春秋诉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春秋诉称，一、原告于2017年6月17日依法向中国证监会刘士余主席、投资者保护局负责人邮寄快递（查询号：1087085362508）《举报信》和相关材料证据一批；2017年9月25日广东证监局邮寄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给原告称：“有关（上述举报）事项的举报材料收悉。经核查，现回复如下：对于您反映的有关事项，我局已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经查，未发现该营业部在提供客户服务方面存在违反证券监管规定的情形和操纵股价的行为。”同年9月28日，原告收到被告的上述回复书，于2017年10月6日向被告邮寄（挂号信：ＸＡ05859097244）《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被告公开在受理本案和办理本案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要求被告公开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的全部复制件或复印件。二、2017年10月26日被告邮寄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7］9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的事实如下：（一）被告只承认在2017年7月26日，收到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的《诉求转办函（41232）》（保护局函［2017］1207号），来函转来你于2017年6月向证监会寄送的举报材料。但是，被告并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告公开上述信息有关的所有书面文字材料等实质上的内容，这是在玩文字游戏。2018年1月31日被告向原告邮寄上述文书没有首页，没有中国证监会和投资者保护局的公章，背面资料没有页码。（二）被告以没有向原告出具书面的受理举报案件的通知书为由，拒绝向原告公开办理本案和调查过程中形成所有文书材料，严重违法。（三）被告向原告公开部分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林和西营业部在2011年4月7日8:50到2013年3月13日13:43向原告手机发送的短信。被告没有按照原告的要求公开上述手机有关所有的短信内容，严重违法。原告在上述《举报信》里举报（简称）光大证券营业部从2006年到2013年向原告手机发送推荐股票有关的短信（发信人号码是：106××××9888），后来从2013年到2015年（至今）用95525的号码向原告发送（与操纵股价有关等违法违规）手机短信内容。［原告在上述申请书上要求被告公开办理（调查）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书材料］。（四）被告以“我局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你举报信所提的2013年7月22日的营业部客户经理赵开华及其他人员拨打你手机的录音。”为由拒绝公开政府信息，严重违法。三、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8号》、《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派出机构负责对辖区内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职能部门交办的案件或者事项进行调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稽查字［1999］32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理交办证券期货违法违规事项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应当按照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或正式书面通知要求，办理交办事项。还有第三、四、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工作意见》第（三）、（七）、（九）、（十八）条；还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案件调查实施办法》第八、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到四十六、四十八到五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在2017年7月26日已收到上述转办函和相关证据材料及《举报信》里面的内容应该要依据中国证监会的上述规定，依据法定程序调查案件。因此原告依据上述规定要求被告依法公开与原告举报有关的所有上述信息材料，凡是被告已调查和查阅了被举报人的有关证据和相关材料一律全部都要依法公开；综上，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按照原告提出的请求事项公开政府信息，采取“答非所问”，故意遗漏和选择性对部分内容进行切割之后公开，严重违法违规。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7］9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并要求被告按照原告在2017年10月6日提出的所有请求事项立即公开。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辩称，一、我局《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合法有据。（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函》程序合法。2017年10月9日，我局收到原告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原告申请公开我局“在受理本案和办理（调查）本案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的全部复制件或者复印件”。2017年10月26日，我局依法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7]9号《政府信息申请事项答复函》（以下简称《答复函》）并通过邮政快递的形式回复原告。（二）《答复函》内容合法。原告申请公开的是监管部门办理举报事项过程中的信息。2017年7月26日，我局收到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转来关于原告举报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林和西路营业部（后搬迁并更名为马场营业部）涉嫌推荐个股、操纵股价等问题的书面举报件。经认真核查，我局未发现该营业部存在原告反映的相关问题。2017年9月25日，我局以书面复函形式告知原告相关调查意见和结论（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2017年10月9日，原告提交《申请书》。申请公开我局“受理本案和办理（调查）本案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的全部复制件和复印件。”1.关于我局“在受理本案和办理（调查）本案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1）我局在受理举报事项过程中没有形成文书。涉案举报事项通过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转给我局，我局经研究后予以受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举报受理无须书面通知举报人。虽然如此，我局还是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020-37853900告知原告有关举报事项受理等情况。在此过程中，并未形成任何“受理文书”。（2）我局在办理（调查）举报事项过程中没有形成文书，在举报事项办理过程中，我局调取了与被举报事项相关的材料。由于对原告反映的事项查无实据，也就不存在如采取相关措施的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任何“办理（调查）文书”。（3）本着对群众负责、做好群众工作的原则，虽然原告申请公开信息不存在，我局还是通过《答复函》告知原告有关本次举报事项的来源、受理等情况，即《答复函》第一、二项：“2017年7月26日，我局收到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的《诉求转办函（41232）》（保护局函[2017]1207），来函转来你于2017年6月向证监会寄送的举报材料；对举报反映的事项，我局已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电话告知你是否受理等情况，该告知并未形成书面文件”。原告在起诉状中有关我局“玩文字游戏”、故意遗漏等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2.关于我局“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的全部复制件或复印件”。在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举报事项答复函中，我局告知原告我局采取的调查行为，包括查阅原告举报信中所称短信、电话等内容。（1）我局调取并保存有手机短信信息，已向原告公开。调查过程中，我局向光大证券马场路营业部调取了该营业部保存的。向原告发送的短信，该信息已应原告申请公开，即《答复函》第三项及附件内容。（2）原告所称的相关电话录音信息不存在。我局经查阅光大证券马场营业部客服录音电话，并与相关人员核实，没有发现原告举报所称的2013年7月22日该营业部工作人员拨打其电话的录音记录。因此，我局没有保存相关时间段内的证券营业部客服录音电话资料，该信息不存在，并告知原告，即《答复函》第四项内容。二、我局已公开所有可公开的举报事项办理信息。我局向原告送达涉案《答复函》后，又多次收到原告就举报事项调查材料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先后申请公开《诉求转办函》、所有举报事项调查材料等信息。针对其申请，我局逐一答复，已将本次调查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除涉及商业秘密的个别信息外，全部向原告公开。原告是在第三次申请中提出公开全部调查材料的申请的，而不是在本案《申请书》中提出的。1.2018年1月11日，我局收到原告《申请书（二）》，原告申请公开中国证监会的《诉求转办函》等材料。虽然《诉求转办函》属于行政机关内部流转文件，且我局不是制作机关，但为了打消原告的疑虑，我局经慎重研究，坚持“以公开为原则”，通过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8]1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向原告进行了公开。2.2018年2月7日，我局收到原告《申请书（三）》，原告申请公开举报事项全部调查资料等信息，因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第三方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我局于2月9日告知原告在收到权利人告知意见后答复；对其他内容，我局于2月27日进行了答复（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8]2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收到第三方权利人征询意见答复后，我局又于3月23日对剩余内容进行了答复（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8]3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至此，我局在办理涉案举报事项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全部政府信息，除了个别材料涉及商业秘密且当事人不同意公开外，已全部向原告公开。三、关于《行政起诉状》中其他事项的回应。1.原告在本案《申请书》中并没有申请公开《诉求转办函》。2018年1月31日，我局在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8]1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中公开《诉求转办函》，是针对原告2018年1月11日的《申请书（二）》，因此，不存在该项信息公开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有关“上述文书没有首页，没有中国证监会和投资者保护局的公章，背面资料没有页码”等事项与本案无关，且上述内容属于原告的臆测，与我局公开的资料事实情况不符。2.原告认为我局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稽查执法工作的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案件调查实施办法》等规定进行调查，并据此形成调查材料，原告对此显然存在误解。上述相关规定属于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立案、调查工作的规范，而不是对举报核查事项的规范，如撰写调查方案、调查终结报告等。同时，相关法规规定了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的调查方法，如查询银行、证券账户资料等，但监管部门并不一定会在所有稽查案件或核查事项中采取所有的调查方法，并形成资料保存。3.原告要求“凡是被告已调查和查阅了被举报人的有关证据和相关材料一律全部都要依法公开”，与其本案《申请书》中提出的申请内容不同。原告本案起诉所针对的信息公开申请只是指受理和办理文书、短信与录音电话资料。有关“全部调查资料信息”是原告在《申请书（三）》中提出来的，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综上所述，我局对原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函复，公开了依法可以公开的事项，《答复函》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经审查，2017年6月17日，原告朱春秋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为收件人邮寄举报信，举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林和西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光大证券营业部”）向客户推荐股票，涉嫌操纵股价等事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收到原告举报后转被告处理。2017年9月25日，被告作出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复函，回复原告称：“对于您反映的有关事项，我局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经查，未发现该营业部在提供客户服务方面存在违反证券监管的规定的情形和操纵股价的行为。您与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民事争议，建议您采取协商、调解或司法途径解决。”2017年10月6日，原告向被告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被告公开：一、在受理和办理调查前述举报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二、广东证监复字[2017]44号答复中所述“查阅了光大证券营业部的手机短信服务信息、客服录音电话等相关资料”的全部复制件或者复印件。被告于同年10月9日收到该申请。2017年10月26日，被告作出广东证监信息公开[2017]9号《信息公开申请事项答复函》，回复原告称：“一、2017年7月26日，我局收到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的《诉求转办函（41232）》（保护局函[2017]1207号），来函转来你于2017年6月向证监会寄送的举报材料。二、对举报反映的各事项，我局已于2017年8月15日通过电话告知你是否受理等情况，该告知并未形成书面文件。三、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林和西营业部向你手机发送的短信，见附件。四、我局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你举报信所提的2013年7月22日营业部客户经理赵开华及其他人员拨打你手机的录音记录。”该复函附件为：光大证券短彩信平台个股信息发送记录。原告不服该答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本案中，虽然原告属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但由于证券市场股民人数众多、范围不特定，证券监管部门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是通过对证券市场秩序的维护，为投资者提供公平的市场交易环境，而非具体到特定的股民个人，故原告作为股民与被告对光大证券营业部经调查作出的复函不具备利害关系，原告基于该举报以及相应复函的内容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被告作出涉案信息公开答复，原告与该答复没有利害关系，缺乏对该信息公开答复提起诉讼的诉讼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原告在本案中请求被告公开其在受理和办理举报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文书及获取的相应手机短信服务信息、语音客服录音等资料，该申请实质是以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被告办理原告举报案件的案卷材料，被告对该申请亦作出答复，依上述规定，原告本次起诉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朱春秋的起诉。原告预付的本案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书生效后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徐 星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邓鸿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