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01民初1872号原告：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法定代表人：高木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贤，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刚，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法定代表人：佘新建，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丽霞，湖南华夏方圆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立坡，湖南华夏方圆律师事务律师。被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表人：梁稳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泽，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宇，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建设公司）诉被告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清洁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一重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国控建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尚贤、陈维刚，被告三一清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丽霞、冯立坡，被告三一重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泽、李欣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控建设公司请求依法判令三一清洁公司、三一重工：一、向国控建设公司返还保证金300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滞纳金30万元（滞纳金暂从2016年10月10日计算至2016年10月31日，此后照约定的日千分之五继续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共同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1.国控建设公司因与三一清洁公司项目合作，签订了2016年3月31日的《合作协议》和2016年4月11日《补充协议》，约定国控建设公司向三一清洁公司缴纳保证金3000万元。同时约定，约定若该项目在6个月内因各种原因还未能实施或在此期间双方已经签订EPC合同，三一清洁公司保证在6个月到期日将国控建设公司提交的保证金全额退还；2.三一清洁公司系三一重工的全资子公司。2016年4月29日，三一清洁公司与三一重工共同向国控建设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若合作项目已实施或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该项目延期实施、未能实施，在国控建设公司缴纳保证金6个月到期之日，无条件退还给国控建设公司。不能按期全额退还的，承担保证金金额10%的违约责任，同时承担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三一重工对此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同日，国控建设公司向三一清洁公司提交3000万元的保证金。因国控建设公司缴纳保证金6个月届满，项目未能实施。国控建设公司要求退还保证及未果，诉至本院。被告三一清洁公司答辩称：应当驳回国控建设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中原告所提交的协议及承诺书均系赵爱民为实施个人诈骗所伪造，并不是三一清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因涉及赵爱民刑事诈骗案件，应当先刑后民，驳回起诉，移送公安侦查；2.原告属于赵爱民实施诈骗的受害方，其与赵爱民签订协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没有核实上述协议的公章是否真实，项目本身也不存在，公司经营范围中也没有此经营范围。被告三一重工答辩称：本案应当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本案审理。最终应裁判驳回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名为合同纠纷，实际为赵爱民伙同杨志跃通过非法设立三一清洁公司虚构项目、开具空头支票、私刻或盗用三一重工公章出具承诺函，骗取国控公司3000万元保证金的刑事案件。该案件目前处于长沙县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2.原告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协议和承诺书只是犯罪的手段。因此，本案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本案所涉事实与刑事案件密切相关，特别是公章是否真实，如果公章真实，是以什么手段取得的，三一重工对承诺函是否知情都将影响本案的认定，本案也应中止审理；3.在案件实体方面：（1）承诺书出具时，三一重工根本不了解三一清洁公司已经设立的事实，根本没有为三一清洁公司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三一重工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保证合同关系；（2）原告主张三一重工承担保证责任的承诺书，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是真实的也是盗用的；（3）原告在缔约过程中有过错；（4）即使合同成立，合同也是犯罪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5）即使承诺书有效，三一重工提供的也是一般保证，而不是连带责任保证。原告国控建设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关于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一份；证明，2016年3月31日，原告与被告三一清洁公司签订《关于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三一清洁公司将其位于印尼的EPC项目总承包合同签署给原告，原告提交3000万元保证金。协议中同时还对管辖进行了约定。证据2，《关于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合作补充协议》一份；证明，2014年4月11日，原告与三一清洁公司签订该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合作协议》中的保证金条款内容修改为：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原告向三一清洁公司提交3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汇票作为保证金。为规避原告风险，三一清洁公司在收到保证金的同时，向原告做出如下保证：①出具确保原告资金安全承诺书；②出具有效银行票据到乙方做质押；③如果该项目6个月内因各种原因还未能实施或在此期间双方已经签订EPC合同，三一清洁公司保证在6个月到期日将原告提交的保证金全额退还；④若不能及时退还保证金，则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及支付滞纳金。证据3，《承诺书》一份；证明，2016年4月29日，三一清洁公司与三一重工共同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1）当原告就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向我公司缴纳3000万元保证金的同时，三一清洁公司向原告出具同等金额的6个月后到期的银行转账支票交原告质押。（2）合作项目已实施或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该项目延期实施、未能实施，在原告缴纳保证金6个月到期之日，无条件退还给原告。（3）若不能按期全额退还原告缴纳的保证金，则承担保证金金额10%的违约责任，同时承担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4）若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按本承诺履约时，可由母公司代为支付。该承诺书上三一清洁公司及三一重工均加盖了公章。证据4，银行汇票一张；证据5，保证金收据一张；证据6，郑州到长沙的往返火车票六张、三一重工总部内现场照片三张；以上证据证明，2016年4月28日，原告按照约定向郑州银行申请开具收款人为三一清洁公司的银行汇票一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用于支付保证金。并由总经理戴宝森等相关工作人员于当日携带该银行汇票赶赴长沙。2016年4月29日，原告相关工作人员在三一重工指派的三一清洁公司总经理杨志跃的陪同下进入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三一重工总部。在三一重工总部交付该银行汇票，三一清洁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保证金3000万元。证据7，三一清洁公司工商档案一套；证明，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三一清洁公司工商档案信息载明：三一重工是三一清洁公司的唯一发起人和独资股东，是三一清洁公司的母公司。2015年12月24日，三一重工作出股东决定：三一清洁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赵爱民担任；设经理一名，由杨志跃兼任。被告三一重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三一清洁公司的公章并非备案公章，而是法定代表人赵爱民为犯罪目的而私刻的，这一点赵爱民在刑事调查中已明确承认，工商档案中也已表明，协议书中加盖的章与工商档案的章不一致。该协议签订的本身目的是赵爱民、杨志跃实施诈骗犯罪的手段，而且有证据证明印尼的坑口电站事实上不存在，是赵爱民为了诈骗而虚构的，不能证明原告与三一清洁公司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对证据2，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承诺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承诺书上三一清洁公司的公章并非真实公章，具体意见同证据1。加盖的三一重工的公章究竟是私刻的还是盗用的，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真实性无法确认。承诺书本身也是赵爱民、杨志跃二人诈骗国控建设公司的手段。从关联性的角度看，该证据也不能证明三一重工对三一清洁公司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至多可以理解为一般保证；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国控建设公司受赵爱民、杨志跃二人的诈骗；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只能说是诈骗犯罪过程中形成的，不能证明三一清洁公司实际收到该笔资金。公安机关已查明，汇票开具后被赵爱民、杨志跃占为己有。公章应该是三一清洁公司的公章。收据上的公章与合同上的公章不一致；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人员前往长沙，并不能证明前往长沙的目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结合二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表明三一清洁公司是在三一重工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赵爱民、杨志跃利用私刻或盗用三一重工的公章，为了实现诈骗目的而设立的。工商档案中的公章也与协议、补充协议、承诺书上的公章不一致。被告三一清洁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同三一重工的质证意见。被告三一重工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三一清洁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证明，在三一清洁公司设立后的2016年5月，三一重工还在与泛太平洋公司通过协议形式筹备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说明三一重工完全不知晓三一清洁公司已于2015年12月设立。三一清洁公司系赵爱民、杨志跃为开展诈骗活动而设立。相关协议约定的印尼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并不在清洁能源公司的登记经营范围内。证据2，2016年5月5日，三一重工与泛太平洋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直到该协议签订的2016年5月5日，三一重工还在与泛太平洋公司通过协议形式筹备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说明三一重工完全不知晓三一清洁公司已于2015年12月设立。证据3，2016年5月6日，三一重工与泛太平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直到该协议签订的2016年5月6日，三一重工还在与泛太平洋公司通过协议形式筹备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说明三一重工完全不知晓三一清洁公司已经设立。证据4，2016年1月8日，杨志跃的《回款请示报告》；证明，三一重工并不知晓三一清洁公司已于2015年12月30日设立，且杨志跃对此故意隐瞒并虚构事实，以开展其诈骗犯罪。杨志跃系上海三一重机员工，而并非三一重工员工。证据5，三一重工于2016年3月至5月的上市公司公告披露情况；证明，三一重工对《承诺书》并不知情，《承诺书》并非三一重工真实意思表示。国控建设公司并未核实三一重工上市公告情况，未发现三一重工实际并未出具该《承诺书》，未尽审慎注意义务。证据6，三一重工印章管理制度；证明，对于三一重工各类印章的保管、使用等，均规定了具体操作流程，并由专人负责。证据7，用章登记簿；证明，《承诺书》上所谓的三一重工公章是否是真实公章尚无法确定，刑事程序对此将予以查明，即使是真实公章，相关文件应是由杨志跃、赵爱民通过盗用等违法方式加盖。证据8，《劳动合同书》；证明，杨志跃系上海三一重机公司营销售后人员，并非三一重工员工，国控建设公司对此并未予以核实，具有过错。证据9，三一清洁公司公章印鉴；证明，《印尼合作协议》、《印尼合作补充协议》、《承诺书》上所加盖的三一清洁公司印章，均为中英文印章，并非公司真实公章。发现犯罪线索后，三一重工接管三一清洁公司刻的正式印章，与涉案承诺书合同上三一清洁公司的所谓印章不同。证据10，印尼律师就所谓4台13.5万千万火电机组项目的调查报告及说明；证明，《印尼合作协议》、《印尼合作补充协议》、《承诺书》所约定的所谓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实际上并不存在，系赵爱民、杨志跃所虚构，国控建设公司并未核实或考察，具有过错。证据11，出口商品收购合同，证明，赵爱民、杨志跃第一时间将诈骗所得保证金转出，据为己有。证据12，泛太平洋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证明，保证金转入了由赵爱民控制的公司，从而被其据为己有。证据13，长沙公安决定对赵爱民、杨志跃立案侦查的“长县公（经）立字[2016]3718号”《立案决定书》；证明，赵爱民、杨志跃涉嫌诈骗刑事犯罪。证据14，长沙县公安局2016年12月14日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证明，公安部门已初步查明赵爱民、杨志跃犯罪事实。原告对被告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公司法和企业信息公示的规定，三一清洁公司系于2015.12.30由三一重工作为全资股东发起的设立的企业法人，赵爱民为时任法定代表人，杨志跃为设立时起至今担任总经理职务，公司信息应以公示信息为准，说明三一重工完全知道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情形；对证据2，该证据是三一重工与泛太平洋公司内部所签订的，从未出示给原告，因此与原告及本案之间无关联性，其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公司登记信息；对证据3，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4，系杨志跃与三一重工之问内部请示文件，通过该证据可以证明筹建三一清洁公司的时问，显然早于证据2签订时间，且该证据能证明杨志跃与三一重工之间是内部管理及筹备公司的授权委托关系；对证据5，原告不具有法定的核实三一重工对外发布公告内容的义务，承诺书签署时间在前，其三一重工是否在承诺书出具以后发布担保信息是三一重工的披露义务，而不是原告的义务；对证据6和证据7，证据均系三一重工单方形成的内部文件，不能证明印章的全部使用情形，在本案中，管辖权与庭审阶段，三一重工均不否认承诺书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仅通过证据6、7不能证明印章是盗用；对证据8，显然与被告提供的证据4所证明内容不一致，且在本次交易中，国控公司的交易对方是三一清洁公司，资金保证方是三一重工而非杨志跃个人；对证据9，该证据所列的印章被告在举证时已经说明是在其接管三一清洁公司后新刻制的，该印章与工商档案印章也不一致，在三份协议上除加盖有三一清洁公司印章外，还有三一清洁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爱民的签字，所以，该证据不能否认协议书上三一清洁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对证据10，证据内容和所涉项目有关，但和本案没有直接联系。按照协议约定和承诺，无论项目是否开工，约定到期后，均应退还保证金；对证据11，该证据系三一清洁公司与泛太平洋公司自行交易，与国控公司无任何关联；对证据12，通过该公司登记信息并不能证明泛太平洋公司系赵爱民个人控制的公司，赵爱民只是该公司股东之一，不能证明三一重工所称的保证金被其据为己有；对证据13，长沙县公安机关只是对赵爱民、杨志跃涉嫌合同诈骗进行立案侦查，并未表明赵爱民、杨志跃是诈骗三一清洁公司还是诈骗三一重工，该证据跟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对证据14，该证据恰能说明三一重工授权杨志跃筹备三一清洁公司的时间，从2015年9月已经开始，而且查明三一重工对该保证金的退还提供了担保。被告三一清洁公司认同被告三一重工的证据及意见。被告三一清洁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证据如下：证据1，三一清洁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证明，在三一清洁公司设立后，三一重工还在与泛太平洋公司通过协议形式筹备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说明三一重工完全不知晓三一清洁公司已于2015年12月设立。三一清洁公司系赵爱民、杨志跃为开展诈骗活动而设立。相关协议约定的印尼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并不在清洁能源公司的登记经营范围内。证据2，三一清洁公司公章印鉴；证明，《印尼合作协议》、《印尼合作补充协议》、《承诺书》上所加盖的三一清洁公司印章，均为中英文印章，并非公司真实公章。证据3，印尼律师就所谓4台13.5万千万火电机组项目的调查报告及说明；证明，《印尼合作协议》、《印尼合作补充协议》、《承诺书》所约定的所谓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实际上并不存在，系赵爱民、杨志跃所虚构，国控建设公司并未核实或考察，具有过错。证据4，出口商品收购合同；证明，赵爱民、杨志跃第一时间将诈骗所得保证金转出，据为己有。证据5，泛太平洋公司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证明，保证金转入了由赵爱民控制的公司，从而被其据为己有。证据6，长沙公安决定对赵爱民、杨志跃立案侦查的“长县公（经）立字[2016]3718号”《立案决定书》；证明，赵爱民、杨志跃涉嫌诈骗刑事犯罪。证据7，长沙公安2016年12月14日致贵院的函；证明，公安部门已初步查明赵爱民、杨志跃犯罪事实。原告对被告三一清洁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同对三一重工提交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三一重工认同三一清洁的证据及意见。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举证质证及庭审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三一清洁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30日，登记机关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资料显示：（1）该公司由三一重工作为唯一股东发起设立，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亿元，出资时间：2020年12月30日。2015年12月25日三一重工授权杨志跃办理设立三一清洁公司，该委托书加盖三一重工印章。（2）2015年12月24日，三一清洁公司股东决定赵爱民担任执行董事，杨志跃担任总经理，同日，三一清洁公司出具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任命赵爱民担任三一清洁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两份文件均加盖三一重工印章。（3）2016年5月4日，三一清洁公司股东决定显示，经公司独资股东三一重工决定，变更公司经营范围。该文件加盖三一清洁公司印章，股东签字处加盖三一重工印章；同日的三一清洁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文件加盖有三一清洁公司印章，股东签字处亦加盖三一重工印章。2016年3月31日，三一清洁公司作为甲方、国控建设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关于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以以下条件将该项目的EPC总承包合同签署给乙方，乙方愿意接受该条件成为该项目的EPC总承包单位：1）乙方同意尽其所能的充分利用甲方国内购买的4台13.5万全套发电机组，并进行拆装，甲方负责翻新、升级、改造，然后由乙方连同其他应购买的所有附属设备，运输到印尼进行基础建设施工、安装、调试和运行。2）乙方提交30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协议第七条约定“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交1000万元银行汇票作为保证金；EPC合同正式签订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再付2000万元银行汇票作为履约保证金。同时甲方出具同等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半年期）作为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反担保措施”。2016年4月11日，三一清洁公司与国控建设公司签订《关于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将原协议第七条保证金内容修改为本合同签署生效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提交3000万元银行汇票作为保证金。为规避乙方风险，甲方在收到保证金的同时，向乙方做出如下保证：①出具确保乙方资金安全承诺书；②出具有效银行票据到乙方做质押；③如果该项目6个月内因各种原因还未能实施或在此期间双方已经签订EPC合同，三一清洁公司保证在6个月到期日将乙方提交的保证金全额退还；④若不能及时退还保证金，则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及支付滞纳金”。2016年4月28日，国控建设公司向郑州银行申请开具收款人为三一清洁公司的银行汇票一张，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用于支付保证金。2016年4月29日，三一清洁公司向国控建设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1）当国控建设公司就印度尼西亚4台13.5万千瓦火电机组EPC建设项目向三一清洁公司缴纳3000万元保证金的同时，三一清洁公司向国控建设公司出具同等金额的6个月后到期的银行转账支票交国控建设公司质押。（2）合作项目已实施或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该项目延期实施、未能实施，在国控建设公司缴纳保证金6个月到期之日，无条件退还给国控建设公司。（3）若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按期全额退还原告缴纳的保证金，则承担保证金金额10%的违约责任，同时承担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4）若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按本承诺履约时，可由母公司代为支付。该承诺书加盖有三一清洁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赵爱民签字，母公司代表处有杨志跃签字，并加盖有三一重工的公章。2016年4月29日，三一清洁公司向国控建设公司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保证金3000万元。2016年10月24日，三一清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赵爱民变更为佘新建。2016年10月27日，长沙县公安局决定对赵爱民、杨志跃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国控建设公司缴纳保证金6个月届满，项目未能实施。三一清洁公司、三一重工未向国控建设公司返还3000万元保证金。三一重工和三一清洁公司认为，二公司均不应当承担责任。三一重工表示，对三一清洁公司的设立及涉案协议和补充协议及承诺函表示均不知情。本案实为赵爱民伙同杨志跃通过非法设立三一清洁公司虚构项目、开具空头支票、私刻或盗用三一重工公章出具承诺函，骗取国控建设公司3000万元保证金的刑事案件。国控建设公司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其权利应当由退赃形式保障。赵爱民伙、杨志跃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目前处于长沙县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原告主张权利所依据全部证据只是犯罪的手段。因此，本案应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应当等待刑事判决，依据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再做裁判。三一清洁公司的意见同三一重工。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资料、协议及补充协议、承诺函和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的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等待刑事裁判结论；二、涉案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承诺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二被告主张先刑后民。首先，刑民交叉的案件中，先刑后民是一种处理方法，而并非是必然适用的处理原则。个案的处理办法尚需在具体案件中依据个案案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案，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三一清洁公司成立是不争的事实。三一重工在工商登记资料上多份文件加盖多处印章，时间跨度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三一重工称均不知情，证据明显不足，该辩解不符常理和逻辑。并且，从三一重工提交的证据看，三一重工为经营需要，存在设立三一公司的意向，具体的办事人员是杨志跃。实际情况也是杨志跃具体办理了三一清洁公司的注册事宜。依据证据优势及工商登记资料的公示公信，本院认定三一清洁公司是由三一重工发起设立，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三一重工作为三一清洁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具体经办人员在办理设立公司事务时存在与公司决议不一致的问题，是其内部经营管理问题，不应以此抗辩外部对他人的民事责任。本院将在此事实的基础上对二被告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其次，另案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恰恰需要以本案民事裁判结果为依据，以便认定谁是刑事被害人，以裁判刑事退赃问题。综上，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关于涉案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承诺书的法律效力问题。本案中，《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上均加盖三一清洁公司的印章并由时任法定代表人赵爱民签字。三一清洁公司的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合法，上述协议及承诺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对三一清洁公司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三一清洁公司与国控建设公司协议并承诺：合作项目已实施或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该项目延期实施、未能实施，在国控建设公司缴纳保证金6个月到期之日，无条件退还给国控建设公司；若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按期全额退还保证金，则承担保证金金额10%的违约责任，同时承担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本案，国控建设公司已经实际向三一清洁公司缴纳保证金3000万，现依据协议，三一清洁公司退还国控建设公司3000万保证金的条件已经具备。国控建设公司要求判令三一清洁公司退还3000万保证金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权利义务明确，本院予以支持。因三一清洁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按照其承诺，应向国控建设公司承担保证金金额10%的违约责任并负担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故国控建设公司要求三一清洁公司承担300万违约金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三一重工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在本院认定三一清洁公司由三一重工依法设立的法律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涉案承诺书上加盖三一重工印章的事实和承诺书上所载明的在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按承诺履约时，应由母公司即三一重工代为支付的合同约定，三一重工应对本院认定的三一清洁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时，我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三一清洁公司是由三一重工发起设立，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三一重工是三一清洁公司的唯一股东。三一重工作为股东认缴三一清洁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但并未实际缴纳。具体到本案，在三一清洁公司负有到期债务，并且三一清洁公司财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三一重工作为三一清洁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三一清洁公司所欠的到期债务，即如果三一清洁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则三一重工应当提前缴纳与三一清洁公司债务相当的注册资本，以清偿三一清洁公司对国控建设公司所负债务。据此，三一重工也应对本院认定的三一清洁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综上，三一清洁公司、三一重工认为涉协议无效、不应承担责任等抗辩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30000000元，并支付滞纳金（以30000000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五的比例，自2016年10月30日起履行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000元；三、被告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于上述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河南国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13300元，由被告三一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童 铸审判员 刘俊斌审判员 顾立江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苑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