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5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梅，女，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清波，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茹，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家强，男，197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杨，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吉庆华，男，1965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清波，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茹，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梅因与被上诉人汪家强、原审被告吉庆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民初7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清波、原审被告吉庆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清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汪家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梅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民初716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借贷关系。1.案涉《借款协议书》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晏兰提供的证言，被上诉人汪家强当时想收回委托上诉人余梅投资的投资款而隐瞒了真实意图，余梅签订《借款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帮助汪家强平复家庭矛盾，且签订该协议后，汪家强也并未向余梅支付“借款”，根据《合同法》210条之规定，该《借款协议书》自始无效，不应作为双方借贷的依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在证明借贷关系时除了提供借据凭证还应提供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现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书》并非余梅真实意思表示，2014年的转账凭证系汪家强委托余梅进行投资的投资款，二者均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而上诉人提交的余梅与唐春的微信聊天语音、与李红的通话录音均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是委托投资关系而不是借贷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义务。 汪家强辩称，汪家强与余梅之间的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至今为止未能按照约定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息，应承担向被上诉人还本付息的责任，上诉人诉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是投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吉庆华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均予以认可。 汪家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梅、吉庆华偿还汪家强借款10万元，并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汪家强起诉之日尚欠利息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余梅、吉庆华承担。 对于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汪家强与江佩蓉系夫妻，二人于2010年8月17日登记结婚。余梅与吉庆华系夫妻，二人于2014年3月18日登记结婚。江佩蓉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其于2014年2月19日通过支付宝向余梅的账户转账5万元，同日还向余梅的账户存入48000元，次日又通过支付宝向余梅转账2000元，共计10万元。对于余梅收到共计10万元，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汪家强提交2015年12月20日汪家强（甲方，出借人）与余梅（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余梅向汪家强借款10万元，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借款期限从2015年12月20日起至2016年8月5日止；如借款方不按期偿还借款，出借方有权限期追回借款，并按合同规定月息2%计算加收逾期利息。同日，余梅向汪家强出具《借据》，该借据载明：“今借到汪家强人民币十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2月20日至2016年8月5日。”落款处有余梅签字、捺印。对于上述借款协议、借据，余梅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确已收到对方的10万元，但款项是汪家强用于投资，其也向汪家强支付过部分投资回报。因该《借款协议书》《借据》系余梅本人签字捺印，且未提交证据证明有受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况，结合余梅收到汪家强的配偶江佩蓉支付的1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借款协议书》《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二）余梅提交其与汪家强的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与案外人李红、案外人唐春的电话录音、2014年2月20日转账10万元给案外人郑沈的银行明细，拟证明本案所涉款项实际是投资款并非借款。汪家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不能证明案涉款项是投资款，而余梅在微信中向汪家强转账是支付利息，不是投资回报，对于余梅与案外人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案外人并不清楚汪家强与余梅之间的借贷关系。对于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余梅提出的证据中未显示出汪家强与余梅曾达成投资的合意，而与案外人的通话也与本案无关联。故对于余梅主张汪家强向其转账10万元系用于投资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余梅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三）余梅提交了汪家强出具的两张收条和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其已支付给汪家强共计42000元。其中，2016年11月30日汪家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30000元，2017年6月15日汪家强出具《收条》载明收到5000元。2016年2月19日，吉庆华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汪家强4000元，2017年5月19日余梅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汪家强3000元。对此，汪家强质证称认可余梅已还款39000元，但2017年5月19日微信转账的3000元已包含在5000元金额的《收条》中。对于以上还款，汪家强认为全部为利息，而余梅认为是投资的回报。因双方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有：结婚证、情况说明、《借款协议书》《借据》、支付宝转账凭证、存款凭单、银行流水、收条、微信转账记录截图、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借款协议书》和《借据》，能够确认汪家强与余梅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汪家强的配偶江佩蓉向余梅的银行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记录及情况说明，能够确认其已经履行了支付10万元借款的义务，在款项出借后汪家强与余梅于2015年12月20日签订《借款协议书》对上述借款关系进行再次确认，并约定借款月利率为2%，借款期限从2015年12月20日至2016年8月5日止。现借款期限已经届满，余梅应承担还款责任。对于还款金额，双方对于余梅已还款项是39000元还是42000元有争议，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的3000元微信转账发生在2017年5月19日，而5000元金额的《收条》系2017年6月15日出具，汪家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收条》中的金额包含了微信转账，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3000元为单独的还款，余梅共计还款42000元。对于还款抵扣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还款过程中并未对还款的性质进行确认，但因双方约定有利息，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先抵扣借款利息，后抵扣借款本金。根据借款本金100000元，月息2%的约定，每月利息为2000元，2016年2月9日还4000元抵扣2016年1、2月的利息，2016年11月30日还30000元，先抵扣2016年3-11月的利息，即9个月利息18000元，剩余12000元抵扣本金，剩余本金为88000元。2016年12月起，每月应付利息为1760元，故2017年5月19日的3000元和2017年6月15日的5000元均应抵扣利息，即支付了8000/1760=4.55个月的利息，即利息支付至2017年4月7日。通过以上计算，余梅应偿还给汪家强剩余本金88000元，以及自2017年4月8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 对于吉庆华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该借款无论是借款支付还是签署《借款协议书》，均发生在吉庆华与余梅结婚前，故该笔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吉庆华不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余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汪家强借款本金88000元及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88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8日起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驳回汪家强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1190元，由余梅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余梅提交了以下证据：1.晏兰的证人证言，拟证明汪家强多次来工作场所找余梅要投资款，并让余梅签借条和借款协议2.唐春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认识汪家强的经过以及汪家强通过余梅进行投资。被上诉人汪家强质证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出庭接受各方的质询，但晏兰、唐春的证人证言只是手写证词，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晏兰、唐春与上诉人余梅之间存在投资关系，无法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的性质进行判断，该证人证言不具客观真实性，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原审被告吉庆华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均系案外人自书材料，且上述证据材料内容不能达到否认汪家强同余梅之间建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之证明力，故对上述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汪家强与余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现评判如下： 借条作为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确凿的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一般不能轻易否定借条的证明力。余梅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应当知晓在《借款协议书》和《借条》上签名捺印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其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汪家强已实际向余梅支付10万元款项后，余梅应当按照《借款协议书》的约定向汪家强还本付息。即使案涉款项在转款时转款性质存有争议，但余梅于2015年12月20日同汪家强签订《借款协议书》并向汪家强出具《借条》的行为，可以确认双方已对转款性质为借款达成合意，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故汪家强与余梅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余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1190元，由余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川 审 判 员 任文磊 审 判 员 刘冠男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李文里 书 记 员 陈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