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8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原广东恒通程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负责人：肖寒梅。委托代理人：张林，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桂敏，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原审被告）：官海玲，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旺兴，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番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法定代表人：黄国柱。委托代理人：梅雪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柳洁，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诉人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诚公律所”）、官海玲、李旺兴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业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经审理查明：金某商行系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福田分局（以下简称福田工商分局）于2002年4月17日核准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登记负责人为陈某甲，并刻制了公章和财务专用章。2003年3月9日，金旺达商行向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区分局缴销公章和财务章。2003年3月20日，福田工商分局核准金某商行的歇业申请。2002年7月9日，“陈某甲”以金某商行名义向某公司致函（函件有“陈某甲”签名），求购“大金”空调70台、“长虹”彩电60台，并要求10日内交货。次日，李旺兴以国某公司名义复函（复函有“李旺兴”签名，但无国某公司公章），承诺供货，并报价209.14万元元，要求预付款100万元至指定账户，款到后3日供货，货到后10日内付清余款。2002年7月24日，金某商行付款100万元给国某公司。2002年8月1日，恒通程某所接受金某商行负责人“陈某甲”的委托，指派律师官海玲代为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国某公司未依约供货给金某商行，要求国某公司返还预付货款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给“陈某甲”。2002年8月13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裁定，查封国某公司名下价值100万元的财产。同年8月14日，该院以（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裁定查封了国业公司名下使用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沙村茔头村的一块土地（土地证号：01-393**，发证日期：2002年6月25日，土地批准用途：办公楼）。2002年9月15日，该院作出（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判令国某公司向“陈某甲”支付预付款本金100万元，诉讼费20530元由国某公司负担。2002年12月10日，恒通程某所再次接受“陈某甲”的委托，指派律师官海玲代为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申请执行标的额1020530元。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2003）深福法执字第1814号立案受理执行。2003年5月29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深福法执字第1814号《委托执行函》，委托原审法院代为执行（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2003年6月20日，原审法院以（2003）番法执字第4546号案件立案受理执行。2004年6月8日，原审法院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函告执行情况，其中包括“原审法院于2003年9月17日依法委托广州市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市桥街东沙村茔头村土地一幅（土地证号：01-393**，用地面积：5320平方米）进行评估，评估市价为1117200元……原审法院经征询国土部门意见了解到，评估机构对上述标的所评定价格偏离市场价格较多，以评估价格进行拍卖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建议对上述标的重新评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及原审法院受理执行（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期间，他人冒用“陈某甲”名义与陈某乙（代表国某公司）分别于2003年3月26日签订《还款协议》（内容大意：协商分期还款，并约定相关利息，违约则恢复执行），2003年7月20日签订《协议书》[内容大意：用涉案土地以物抵债，国某公司协助将土地过户至“陈某甲”名下，其中还以签名形式对手写添加的协议内容进行了确认，该签名为“陈某甲（官海玲代）”]，2004年2月4日签订《协议书》（内容大意：将涉案土地按评估价1117200元以物抵债，业贸易公司协助将土地过户至“陈某甲”指定的案外人广州市阜亿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上述协议中均未加盖国某公司公章。2009年12月16日，陈锋波在接受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询问时，表示自己并未提起（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诉讼案，也未申请（2003）深福法执字第1814号案件的执行，两案相关文书（包括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执行书、授权委托书、金某商行与国某公司的来往函件）中“陈某甲”的签名非其本人签名，金某商行系陈某甲原来所在公司（即国某公司）利用其身份证注册设立的，自己也未经营金某商行。2010年4月8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受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委托，对上述文书中的五处“陈某甲”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010年4月14日，该所出具粤南[2010]文某第1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检材中“陈某甲”签名与陈某甲签名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2011年2月24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福法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以该院收到的起诉材料并非陈某甲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裁定（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案件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1年11月9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受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委托，对上述文书中的《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2002年8月1日）、《财产保全申请书》（2002年8月5日）中“金某商行”公章进行鉴定。同年11月18日，该所出具粤南[2011]文某第6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三份检材中“金某商行”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金某商行备案的公章）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2年6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福法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查明“陈某甲自2000年起受雇于案外人黄国柱、李旺兴夫妇经营的企业，负责深圳地区电器销售工作。黄国柱、李旺兴夫妻于2001年发生离婚及股权诉讼后，下属企业由李旺兴实际控制，陈某甲继续留任，直至2009年离职”，“2002年7、8月间，在广州某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案外人李某甲接受某李姓妇女的请托，为其介绍在深圳执业的律师代理案件，此时恰逢案外人官海玲在番禺逗留，官海玲系李某甲的大学同学，在深圳从事律师工作，符合该李姓妇女的请托条件，李某甲遂出面介绍双方认识。之后，该李姓妇女以‘陈某甲’的名义委托官海玲提起原审诉讼，并向官海玲邮寄了原审诉讼所需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和财产保全申请书等诉讼材料，相关材料上面有‘陈某甲’的签名，并且加盖了‘金某商行’的公章。在此期间，李某甲、官海玲从未与陈某甲本人见面”，认定该案是他人冒用陈某甲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实际并没有真实的原告向法院起诉，裁定“一、撤销原审法院（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驳回起诉。”2012年8月1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03）深福法执字第1814号执行裁定，裁定：“原审法院（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之后，涉案土地使用权才得以解封。诉讼中，恒通程某所、官海玲对国某公司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李旺兴对无原件核对的证据复印件均不予确认，对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国某公司主张其因错误查封自2002年8月14日起至2012年8月17日止所遭受的损失，仅要求按被封土地担保物权受到限制（无法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所遭受的损失计算，即以申请执行标的额102053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损失。恒通程某所、官海玲则认为国某公司的损失是不存在的，国某公司在查封期间仍可以实际使用并收取涉案土地上厂房租金，并提供《场地使用合同》四份、《物业租赁合同》二份、（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12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国某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陈某乙未经公司同意擅自出租仓库给三家公司，该三家公司已支付全部租金给陈某乙，法院仅支持陈某乙返还部分租金给国某公司，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国某公司损失的存在；涉案土地被查封后，无法申请规划报建，只能兴建临时仓库。国某公司还主张其损失包括2010年4月19日向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15000元，并提供鉴定费发票复印件两张予以证实。经质证，恒通程某所、官海玲认为鉴定费与本案无关联性；李旺兴以无原件核对为由，不予确认。另查明：1999年7月30日，国某公司经核准注册成立。2001年2月14日，国某公司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以下简称番禺工商分局）核准，将股东黄国柱、陈某丙变更为黄国柱、李旺兴、李某乙；将法定代表人黄国柱变更为李旺兴。2001年8月17日，国某公司经番禺工商分局核准，将股东黄国柱、李旺兴、李某乙变更为陈某乙、李某乙；将法定代表人李旺兴变更为陈某乙。2007年11月2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6号行政判决，认为2001年2月14日番禺工商分局核准国某公司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时，他人未经黄国柱、陈某丙本人授权的代签行为无效，判决：“一、撤销原审法院（2005）穗中法行终字第89号行政判决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4）番法行再字第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01年2月14日核准的关于广州市番禺国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当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作出（2006）穗中法审监行再字第8号行政判决，认为2001年8月17日番禺工商分局核准国某公司变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失去了事实依据，判决：“一、撤销原审法院（2005）穗中法行终字第87号行政判决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04）番法行再字第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于2001年8月17日核准的关于广州市番禺国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10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126号民事判决，确认陈某乙在担任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在国某公司名下办公用地（土地证号：01-39302、01-022**）上建成仓库，并以个人名义出租给广州山富电子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市联伟电器有限公司和李侃，“陈某乙筹建仓库并出租的行为是其作为国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因该职务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由国某公司承担，所产生的利益应归于国某公司。因此陈某乙所收取的仓库租金理应返还给国某公司”（该判决仅确认陈某乙收取了广州山富电子开发有限公司的租金547038.17元，认为其余租金国某公司可另行主张），遂判决：“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0）番法民二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0）番法民二初字第3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某乙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番禺国某贸易有限公司返还租金547038.17元元及利息（利息按……计算……）。”2012年11月19日，广州市规划局向某公司作出《关于申请调整用地性质的复函》，意见为：“一、根据2011年7月市政府批出的《广州市番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穗府函[2011]145号），申请地块规划为公共绿地和道路用地。在控规编制和审批过程中，我局严格按照《城乡规划法》、《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的要求，多次征询了番禺区相关镇街和职能部门的意见，并进行了批前公示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提交市规委会审议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实施。二、关于你司提出调整该用地为建设用地的申请，我局非常重视。我局将对控规调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仔细研究，待对该调整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作慎重评估后，再行答复你单位。专此函复。”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6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福法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该案起诉，至此国某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名下的涉案土地遭受了错误查封，其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国某公司于2013年4月8日向原审法院提交诉讼材料，未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深福法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起诉，可以证实李旺兴故意冒用“陈某甲”的名义，委托恒通程某所代为提起“虚假诉讼”，其在主观上存有过错，李旺兴因此给国某公司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不论李旺兴是否系金某商行的实际控制人，其均无权冒用“陈某甲”名义提起诉讼，具有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不能免除或减轻其在虚假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所承担赔偿责任。恒通程某所律师官海玲在办理委托手续时，对李旺兴以“陈某甲”名义寄送的（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纠纷案件的起诉及申请财产保全的诉讼材料，未核实委托人“陈某甲”的签名及“金某商行”加盖的公章（经鉴定，签名非陈某甲本人签名，公章印文也与备案的公章印文不符）；官海玲在阅读证据材料时已知李旺兴为金某商行的实际控制人，而代表国某公司与金某商行进行交易的“恰好”又是李旺兴，此次交易有自我交易或关联交易之嫌疑，官海玲对此未进行合理怀疑并核实委托手续，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违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官海玲在主观上存有过失，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国某公司因本案虚假诉讼所遭受的损失，系李旺兴和官海玲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李旺兴与官海玲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官海玲系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过错给国某公司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恒通程某所承担赔偿责任。国某公司要求官海玲在本案中与恒通程某所、李旺兴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恒通程某所赔偿后，认为官海玲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向其追偿。国某公司于2002年6月25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批准用途为“办公楼”，同年8月14日该土地因李旺兴虚假诉讼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查封，直至2012年8月17日该院作出（2003）深福法执字第1814号执行裁定，该土地使用权才得以解封。错误查封期间，国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而且土地用途还被规划变更为公共绿地和道路用地，故国某公司的损失是实际存在的。现国某公司仅要求按被封土地担保物权受到限制（无法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所遭受的损失来计算其损失，即以申请执行标的额1020530元[（2003）番法执字第4546号公函的内容可以证实涉案土地的市场价值远超过执行标的额]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损失，国某公司按上述方法计算的损失,为侵权行为发生时已经预见或者可以预见到的可得利益损失，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国某公司主张的鉴定费损失15000元，因未提供发票原件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李旺兴与恒通程某所应连带赔偿自2002年8月14日起至2012年8月17日止以102053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赔偿款给国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六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旺兴、广东恒通程某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自2002年8月14日起至2012年8月17日止以102053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赔偿款给广州市番禺国某贸易有限公司。二、驳回广州市番禺国某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38元，由李旺兴、广东恒通程某所负担。判后，诚公某所、官海玲、李旺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对责任认定错误。1、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认定本案为李旺兴虚假诉讼而导致的损害责任是不能成立的。在本案中，金某商行虽以陈某甲名义注册成立，但其实际控制人及所有权人实为李旺兴女士，该点有相关笔录予以确认。基于金某商行是个体工商户，陈某甲只是该商行的挂名经营人，因此李旺兴作为实际控制人以金某商行的名义委托律师进行诉讼的行为是在真实的行使权力，并不存在虚假性。2、原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把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担保人追加进来调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无顾国某公司涉案的土地在被申请查封时已经有担保人提供了担保的事实，而仅判决原广东恒通程某师事务所及李旺兴承担赔偿责任既不利于查清事实也对责任的大小分担未能准确的区分，从而导致了判决的不公。3、原审法院认定官海玲主观上有过失判决其所属律师事务所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官海玲在阅读证据材料时已经知道李旺兴为金某商行的实际控制人而代表国某公司与金某商行进行交易的“恰好”又是李旺兴，此次交易有关联交易或自我交易之嫌疑是一种推定和主观臆断。原审法院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官海玲当年接受代理时就清楚知道当年的委托人与李旺兴实际为同一个人。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官海玲在阅读材料时就已经知道委托人就是代表国某进行交易纯粹是主观臆断并捏造的事实，因此而判定官海玲未尽合理怀疑及审慎义务违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这无论是对官海玲或原广东恒通程某师事务所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原广东恒通程某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时委派官海玲与李旺兴办理相关委托手续时，官海玲当年拿到了委托人李姓女子(即李旺兴)寄来的案件材料审查后，看到了金某商行真实的订货单和国某公司的回函及银行汇款单，并且事实上也有真实的担保人去法院签了担保书并提供了100万人民币的担保，故在官海玲并不知道李旺兴实际上也是国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怀疑这是一单自我交易或关联交易，所以原审法院认定这是官海玲及李旺兴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认定是严重歪曲事实冤枉官海玲的。同时按照法律的规定，代理人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承担，李旺兴女士在原审诉讼中都已经一再的确认整个案件的起因都是她委托的，她是真实的实际委托人，因此即使真有损害需要赔偿的话依法也应当是由实际委托人李旺兴来承担，原审法院却判定官海玲与李旺兴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是属于低级错误。二、原审法院以涉案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损失是实在存在的为由，判令李旺兴、原恒通程某所赔偿，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国某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存在着直接的可预见的损失，按照法律规定损害赔偿案件除有损害行为发生外还必须要有损失真实存在且是直接的可预见，才可以要求赔偿。本案中，国某公司不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土地有损失而且该土地还因时间的延长而增值了。在土地被查封期间，国某公司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有交易、转让该土地的意向，因查封限制而导致金钱损失或因行使抵押担保权而被金融机构拒绝导致无法取得贷款的利息损失，因此原审法院以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来作为损失计算依据是依法无据的。况且土地被查封后，该土地上建筑物的租金实际亦归国某公司所有，金额被确认的至少有547038.17元，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虽也提到了，但在做出判决时却故意回避了该事实，明显是在故意偏袒国某公司。同时，该土地虽然目前被规划为绿化用地了，但依照法律规定政府征收任何土地都会对使用权所有人给出充分、合理的补偿，所以，国某公司在没有确定政府的补偿金额的情况下贸然提出所谓的损失是不应得到支持的。综上，诚公某所、官海玲、李旺兴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国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国某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国某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本案审理期间，广东省司法厅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粤司许决字[2014]356号批复，该批复同意诚公某所与恒通程某所合并，合并后名称为诚公某所。注销恒通程某所，原恒通程某所的所有权益、资质、业务和债务由合并后的诚公某所享有和承担。再查明，李旺兴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申请保全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如果权利行使不当，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本案中，国某公司名下的涉案土地因（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案而被申请查封。后经审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深福法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该案系他人冒用陈某甲名义提起的虚假诉讼，并依法裁定撤销（2002）深福法经初字第2009号民事判决。现诚公某所、官海玲主张李旺兴作为上述2009号案中金某商行的实际控制人有权委托律师进行诉讼，并不存在虚假性。该主张与已生效的（2011）深福法民一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李旺兴故意冒用陈某甲的名义，委托诚公某所代为提起“虚假诉讼”，其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侵害了国某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李旺兴诉中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官海玲作为律师，应当遵守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执业行为规范，在接受当事人委托时，应当与委托人就各委托事项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后，由律所与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但官海玲在接受“陈某甲”委托时，官海玲从未见过或直接联系过委托人“陈某甲”本人，诉讼中所有材料包括授权委托书等均是寄送，官海玲也未进一步核实委托人的身份及签名。故原审法院认定官海玲违反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关规定，没有履行审慎义务，对于虚假诉讼的发生亦存在过失，故其所在的原恒通程某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因本案审理过程中，原恒通程某所与诚公某所合并，合并后名称为诚公某所，合并后的诚公某所承接原恒通程某所的权利、义务。故诚公某所应对国某公司因本次虚假诉讼而导致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至于诚公某所、官海玲主张一审没有将诉讼保全担保人追加调查存在错误，由于本案原告国某公司并没有主张担保人承担责任，且本案案件事实的查明也与担保人无关，该担保人并非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故诚公某所、官海玲该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保全行为是否给国某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国某公司因该虚假诉讼案件被查封其名下的土地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国某公司作为所有权人无法完整行使对土地的使用、处分、收益各项权利，客观上必然存在损失，故原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旺兴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按其撤回上诉处理（本院另行制作裁定书）。综上所述，诚公某所、官海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如前所述，原恒通程某所与诚公某所合并，合并后名称为诚公某所，本院依法对此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一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李旺兴、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自2002年8月14日起至2012年8月17日止以102053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赔偿款给广州市番禺国业贸易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738元，由李旺兴、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8元，由广东诚公律师事务、官海玲负担71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嘉璘代理审判员  王 珺代理审判员  乔 营二〇一五年××月××日书 记 员  沈豪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