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2民初4885号原告：林淑贤，男，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汕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缑燕燕，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兴，广东大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五顷南经济合作社,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负责人：吴一平，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英，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南屏镇。法定代表人：吴瑞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英，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黄九，男，1957年3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告林淑贤与被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五顷南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五顷南合作社）、珠海经济特区广联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广联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后，根据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申请依法追加黄九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由简易程序转成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淑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缑燕燕，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负责人吴一平、被告广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瑞生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英、第三人黄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林淑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林淑贤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订的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向原告林淑贤退还押金4560元；3.请求判令被告五顷南合作社退还租金517380元；4.请求判令被告五顷南济合作社向原告林淑贤赔偿地上建筑物损失1007772元、搬迁费18000元；5．请求被告广联公司对被告五顷南合作社2-4项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6.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07年11月12日，被告与莫正洪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后，与原告约定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广生村XXX背后自留地2400平方米转租给原告使用，双方约定月租金和押金均为4560元。2008年5月17日经被告同意，莫正洪将其在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了原告，随后，原告向莫正洪支付了三间临建房屋、填地转让款10万元及青苗补偿费等。原告受让后，于2008年6月16日经珠海市工商局保税区分局批准设立珠海市南屏汕潮沙石砖厂。2008年8月17日，原告又与被告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XXX新鸿俊背后自留地2800平方米租赁给原告使用，双方约定月租金和押金均为3200元。2010年3月19日原告与被告再次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XXX背后自留地500平方米租赁给原告使用，每月租金为900元。原告承租上述土地后，为经营沙石砖厂，进行了一些列的基础建设，并搭建了地上建筑物。然而，2010年7月20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珠国土香罚[201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未经批准擅自占地建设为由，决定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要求原告立即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兴建的建筑物。随后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依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的申请，作出（2012）珠香法行非诉审字第184号行政执行裁定书。2014年4月底，原告所有的厂房被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强制拆迁。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及珠海市国土资源局提出赔偿请求，但是均无果。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时隐瞒了上述土地已被国家征收的事实，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案涉案的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应确认为无效，被告存在全部过错，应承担原告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综上所述，因被告的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所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答辩称，一、原告地上建筑物被拆除，且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任何补偿，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并没有过错，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对该3300平方米租赁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该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8、2010）也是合法有效的。《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第24条和《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23条都有规定“统征土地在国家未使用前，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由市土地主管部门与土地承租人签订租赁耕作协议。协议应当明确用地清场时是否给予补偿。未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土地承租人不得改变用途和地貌，不得挖沙、取土、挖塘养鱼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项目建设，不得种植生长期一年以上的经济作物”。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供的证据4显示：广生村（包括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土地1988年被珠海市国土局统征后国土局并没有使用，而是任由原使用人（村集体或个人）继续使用，在国土局需要使用该土地时（1993年、2000年、2016年）进行了第二次征收、并由国土局或土地受让人就地上青苗及附着物对原使用人进行了补偿。近30年的时间，国土局从来没有干涉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使用（包括租赁使用）政府统征地或者认定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违法占用国有土地，而是在其需要实际使用统征地时对原使用人积极进行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赔偿；因此，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使用政府统征地、国土局是同意的，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使用合同。本案，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相关的该3300平方米租赁土地确实是政府统征地，但1988年统征后因国土局没有使用、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一直使用（或由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出租使用）至今，对此、国土局近30年的时间里从未对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进行过干涉或处罚（违法搭建才干涉、处罚）；虽然，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与国土局双方没有按前述条例规定签订租赁耕作协议、但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与国土局形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使用上的默认，可以视为存在一种口头合同；因此，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对该3300平方米的土地是拥有合法的使用权的，原告对这一事实实际上也是明知的。原告提供的证据12《证明》是2008年6月、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既然广生村已经“村改居”、原告应该知道村里的土地是已经被政府统一征收了的。因此，与原告签订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8.8、2010），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不存在隐瞒土地已被政府统一征收的事实，该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8、2010）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地上建筑物被拆除、且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任何补偿，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并没有过错、不需要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二、原告地上建筑物被拆除、且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任何赔偿是由于其自己违法搭建的过错造成的。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与原告签订的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8、2010）均约定：需要办理临时报建手续，但原告从来没有按合同约定、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供资料办理临时报建手续后再进行搭建。原告未经批准擅自违法搭建地上建筑物的行为最终导致其地上建筑物被拆除、而且不能得到政府部门任何补偿，这是其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13（41、43、44页）显示：2010年前，原告一直从事的是砂、石、土、环保砖的零售、其对该租赁土地的利用基本上也只是堆放该等建筑材料，基本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因此、国土局没有就此干涉原告使用该政府统征地或者认定原告违法占用国有土地。但是，从2010年开始，原告改变了其经营范围，开始加工、生产环保砖，并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大肆违法搭建地上建筑物；因此，国土局于2012年7月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要求其“立即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并认定是“新建的建筑物”。2014年4月，原告又使用了近两年后其违法搭建的建筑物被拆除。总之，原告地上建筑物被拆除、且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任何赔偿是由于其擅自违法搭建的过错造成的。三、原告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支付其地上建筑物被拆除损失1007772元、搬迁费损失18000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请法院予以驳回。1、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赔偿其地上建筑物被拆除损失，但原告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如政府部门拆除前拍照、清点、登记造册等确认资料）证明其被拆除的地上建筑物是什么、具体在什么位置被拆除。原告提供的证据17《照片》显示：该系列照片拍摄日期有的是2011年、有的没有时间，没有一张是2014年拆除前拍摄的，也看不出是在哪里拍摄的，因此不能证明是原告地上建筑物被拆除前的情况。2、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赔偿其地上建筑物被拆除损失，原告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被拆除的地上建筑物是建在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相关的该3300平方米租赁土地上的。（1）原告自己违法占用国有土地1304平方米，发生在这1304平方米土地上的地上建筑物被拆除损失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19《证明》显示：原告占地面积总共10.5亩（即7004平方米），证据3、5、7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7、2008、2010）显示：原告租赁土地面积总共为5700平方米，可见原告使用的土地中有1304平方米的土地不属于租赁土地、是其自己违法占用的国有土地。而且，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被拆除的地上建筑物不是建在这1304平方米的土地上的。（2）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不是《租用土地合同书》（2007）的出租方，发生在该《租用土地合同书》（2007）所涉2400平方米租赁土地上的地上建筑物被拆除损失也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无关。原告提供的证据7《租用土地合同书》（2007）、证据8《收据》、证据9《收据》、证据11《收据》等显示：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没有参与该《租用土地合同书》的签订和履行、没有收取原告青苗补偿费和地租等费用，也没有向原告出具收据；前述租赁事宜均是黄九的个人行为、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无关。虽然黄九在那段时间担任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单位的社长（法定代表人），但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并没有在该《租用土地合同书》甲方处进行盖章确认（该《租用土地合同书》“甲方（盖章）”处一直是空白）、并没有对该《租用土地合同书》乙方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原告的事实进行盖章确认，黄九也没有将该青苗补偿费和地租等相关费用移交给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交的证据3表格两份进一步证明了2007年那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是村民与原告签订的，该两份表格上有村民签名确认租金4560元的分配、青苗赔偿款22000元的分配、租赁土地的平方数2400平米等。而且，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被拆除的地上建筑物不是建在这2400平方米的土地上的。四、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退还其已缴纳的租金(517380元)，这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在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终止前正常使用了该租赁用地、并因此获取了相应的收益，应该按合同书的约定支付租金。即使该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无效，但原告已经实际使用该租赁用地、并因此获得了收益，依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原告还是应该向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支付土地使用费或租金。其次，原告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返还其已缴纳的租517380元计算错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4、6、11《收据》经计算，原告总共支付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租金数额为467580元，而不是517380元。根据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供的证据1、2《收据》，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只收取了原告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2008、2010）的租金252600元，2007年那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的租金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没有收取（前面已进行了说明），原告不应该要求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退还。五、原告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退还押金7760元是没有事实依据，请法院予以驳回。押金4560元是2007年那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的押金，是村民收取的，与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无关。六、原告诉讼时效已过，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19《证明》显示：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于2014年4月被拆除、从那时起原告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原告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内并没有向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主张过本案所涉的地上建筑物损失、押金、租金、搬迁费等，其在2016年8月25日第一次、2017年5月第二次向法院提起针对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的诉讼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请法院本着对事实和法律的正确判断，维护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联公司辩称，一、被告广联公司和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独立开展经济活动，应分别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广联公司就本案赔偿款项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1、根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二条和第八条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由原来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经过改革而形成的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在原生产队或联队（自然村）一级设置的经济合作社，在原大队（管理区）一级设置的经济联合社，在原公社（乡镇）一级设置的经济联合总社”、社区经济组织的义务第一项“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并以本组织所有的财产（不含土地）承担民事责任”，可见，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是在原生产队（四队）一级设置的经济合作社，原大队（即广生村民委员会，包括了被告广联公司）一级是设置经济联合社，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和广生村民委员会（包括了被告广联公司）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拥有独立的财产，享有独立开展经济活动的民事权利、并能独立承担民事义务，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应该以其自己所有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2、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0条的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可见，被告（五顷南）在改革以前（即生产队时）也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集体经济组织。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第五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即生产队）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第十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即生产队）”和《广东省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村民小组（即生产队）在村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村民小组长负责组织本组村民对本村民小组（即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可见，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即生产队）的财产也是独立的，各自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和广生村民委员会（包括了被告广联公司）也是这样的。4、被告广联公司于1991年由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民委员会设立，是企业法人，能够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被告广联公司与被告（五顷南）分别拥有各自的财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主体。二、被告广联公司没有参与涉案土地的租赁活动、没有对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收取的押金、租金进行实际管理（仅仅是被告广联公司财务人员受其委托帮其做账）；因此，要求被告广联公司就本案赔偿款项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是毫无理由的。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证明被告广联公司没有参与涉案土地的租赁活动，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的签订、履行和押金、租金的收取等均与被告广联公司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广联公司没有义务承担本案赔偿款项。另外，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广联公司有对涉案土地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的押金、租金进行实际管理。三、原告诉讼时效已过，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证据19《证明》显示：原告在涉案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于2014年4月被拆除、从那时起原告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原告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内并没有向被告广联公司主张过本案所涉的地上建筑物损失、押金、租金、搬迁费等，其在2016年8月25日第一次、2017年5月第二次向法院提起针对被告广联公司的诉讼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请法院本着对事实和法律的正确判断，维护被告广联公司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第三人黄九自2005年5月到2014年3月担任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第四居民（广生四队）队长，即五顷南合作社社长。被告广联公司系于1991年由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成立的，企业类型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自2015年11月无偿使用南屏镇广生新村北街一号之2号房屋作为经营、办公场地。1988年6月7日，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广生村委会）与珠海市国土局签订了三份《征地协议书》约定，分别征收广生村委会164亩、1502亩、1357亩土地，征地范围见征地红线内的社员自留作物地、稻田地、山地等，征地补偿1154400元、5307263元、8481680元。协议约定双方共同遵守，不得反协。合同落款处有双方的盖章确认。五顷南合作社主张1988年签订了上述征地协议书后，村民的土地被国土局统征但没有收到青苗补偿，之后广生村委会又于1993年10月6日与珠海经济特区住宅公司签订了关于约定征收广生村委会185.5亩土地的《征地协议书》（合同约定征地补偿556500元）、于2000年与珠海市国土局签订关于征收广生村三队、四队1233.75亩土地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青苗补偿合同书》（其中三队460亩、四队715亩、耕蕉田58.75亩，合同约定青苗补偿款6339966元），2016年1月13日珠海华发华盛建设有限公司与原广生村村民郭容带、**好在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珠海市香洲征地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及南屏镇人民政府的见证下，签订了《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生产生活配套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南屏西排洪渠改造工程用地青苗搬迁补偿补偿协议书》分别约定了补偿村民2290元、7340元，并提交了《征地协议书》、《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青苗补偿合同书》、《搬迁补偿补偿协议书》证明统征后珠海市国土局仍对已经统征过的土地再次进行不同的征收，签订的征收协议与早期的征地协议书不同。1991年8月10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出《关于对珠海经济经济特区范围内的土地实行统一控制管理的复函》认为，珠海市国土局根据市政府的决定，对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范围内25米等高线以下的94004.09亩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的管理方法，有利于城乡土地统一管理，有利于制止，乱占滥用土地现象，合理使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同时也有利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2007年11月12日，出租方（甲方）为“五顷南合作社（广生四队）自用地”、承租方（乙方）空缺的一份《租用土地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广生村XXX背后用地（面积2400平方米、以下简称XXX用地）以每月租金4560元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签订后乙方需支付人民币4560元整给甲方作为押金，合同期满后才能无息退回，中途退出押金不退；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提供乙方有关资料办理临时报建手续，以及工商营业执照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合同期限自2008年1月1日起至该地块由国家国土等部门征收时止；合同第十三条约定，赔偿青苗费5.5亩、每亩4000元，共赔偿青苗款22000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合同落款处，甲方没有盖章，乙方有莫正洪的签名，见证人黄九的签名，并由黄九备注从2008年8月起每月减少800元实收3700元；又于2008年5月17日在该合同末尾注明“此合同已转让给林淑贤”，有黄九、莫正洪签名确认。原告林淑贤主张该合同系黄九以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名义签订的，但该合同中并无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签章，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亦不承认该合同系其签订的。2008年5月17日，莫正洪将上述合同的押金4560元转给林淑贤，并收到林淑贤的青苗费22000元及上述用地三间临建房屋、填地转让款100000元。原告林淑贤提交数份收据证明其租用XXX用地支付了2008年5月至2014年2月的租金共计261580元；包括2014年3月13日支付2014年1-2月私人地租7400元（收据收款人黄九），2013年12月18日支付13年9-11月租金（私人）11100元（收据收款单位黄九代，并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章），2014年1月27日支付2013年12月地租（私人）3700元（收据收款人黄九、并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章），2013年2月6日支付2013年1月地租3700元（收据经手人黄观华，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章），2013年5月21日支付2013年2-5月地租14800元（经手人黄九、并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章），2013年9月13日支付2013年6-8月地租11100元（收据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章），2012年11月2日支付2012年8-10月地租11100元（收据收款人黄观华），2013年2月6日支付2012年11-12月借用地租7400元（收据收款人黄观华），2012年4月13日支付2012年1-3月地租11100元（收据收款人黄观华），2012年8月7日支付2012年4-7月地租14800元，2011年10月24日支付2011年7月-10月地租（私人）14800元（收据收款人黄九），2012年1月19日支付2011年11-12月地租7400元（收据收款人黄九），2011年3月1日支付2011年1-2月地租7400元，2011年5月4日支付2011年3-4月地租7400元，2011年7月9日支付2011年5-6月地租7400元，2010年2月11日支付2010年1-2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10年5月4日支付2010年3-4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10年6月22日支付2010年5-6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填票人黄九），2010年8月29日支付2010年7-8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10年11月3日支付2010年9-10月租金7400元，2011年1月支付2010年11-12月地租7400元，2009年2月16日支付2009年1月租金3700元（收据收款单位黄九），2009年3月30日支付2009年2-3月地租7400元（收据收款单位黄九），2009年5月15日支付2009年4月地租（私人）3700元（收据收款人黄九），2009年9月22日支付2009年7-8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09年7月21日支付2009年5-6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09年11月17日支付2009年9-10月地租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10年1月11日支付2009年11-12月地租（私人74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08年12月18日支付2008年11月地租37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09年1月20日支付2008年12月地租3700元（收据收款单位黄九），2008年9月5日支付2008年8月地租3700元（收据经手人黄九），2008年10月15日支付2008年9月地租3700元（收据填票人黄九），2008年11月17日支付2008年10月地租3700元（收据填票人黄九），2008年6月4日支付2008年5月份地租4560元（收据填票人黄九），2008年7月4日支付2008年6月份地租4560元（收据填票人黄九），2008年8月10日支付2008年7月地租4560元。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主张飞天利用地系广生村12名村民的自留地，由黄九代该12名村民统一出租给林淑贤，并提交了2007年由12名村民分租金的表格凭据予以佐证。第三人黄九在庭中亦认同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主张。2008年6月5日，南屏镇广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向南屏工商所开具《证明》：兹有南屏镇广生四队河边的土地上房屋，权属四队集体所有，现租给林淑贤经营沙场行业。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认为林淑贤提交该份证明可证其在签订两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时已知道广生村已村改居、村改居的土地系已征收的。2008年6月16日，原告林淑贤在XXX用地设立珠海市南屏汕潮砖场，经营沙、石土、环保砖零售。2008年8月17日，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出租方，甲方）与原告林淑贤（承租方，乙方）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广生村四队XXX背后用地（2800平方米、以下简称XXX用地）以每月租金人民币3200元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签订后乙方需支付人民币3200元给甲方作为押金，合同期满后才能无息退回，中途退出押金不退；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提供乙方有关资料办理临时报建手续，以及工商营业执照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期限自2008年10月1日起至该地块由国家国土等部门征收时止；第十二条约定，在租赁期间，如因国家征收等原因要求搬走，则甲方对乙方不作任何补偿。如国家有补偿，国家对地上附着物和设施的补偿款全由乙方所有。合同落款处有五顷南合作社盖章、林淑贤签字及见证人签名。2008年8月20日，五顷南合作社收到林淑贤支付的新鸿俊用地押金3200元。2008年8月30日，黄九收到青苗补偿地30×8米青苗费1000元。原告林淑贤提交数份收据证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自2008年8月至2014年4月22日共收取了XXX用地租金211200元。其中，2008年9月租金3200元、10月租金3200元、11月租金3200元，2009年1-3月租金9600元、4-6月租金9600元、7-9月租金9600元、10-11月租金6400元、12月租金3200元，2010年1-2月租金6400元、3月租金3200元、4-5月租金6400元、6-8月租金9600元、9-12月租金12800元，2011年8个月租金25600元、4个月租金12800元，2012年全年租金38400元，2013年上半年租金19200元、下半年租金19200元，2014年1-3月租金9600元，部分收据有五顷南合作社盖有公章部分；收据仅有收款人黄九签字；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交数份收据（均盖有五顷南合作社公章）显示收到2008年10月1日到2014年3月31日林淑贤缴纳的XXX用地租金211200元，其中的收据形式与原告林淑贤提交的收据部分有所不同2010年1月，原告林淑贤向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将原字号“珠海市南屏汕潮沙石砖场”变更为“珠海市南屏汕潮沙石砖厂”，经营范围由“沙、石、土、环保砖零售”变更为“沙、石、土、环保砖零售；加工环保砖”。2010年3月19日，被告五顷南经济合作社（出租方，甲方）与原告林淑贤（承租方，乙方）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将位于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广生村四队XX背后用地（面积500平方米、以下简称XX用地）以每月租金人民币900元整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第五条约定，合同签订后乙方需支付人民币900元给甲方作为押金，合同期满后才能无息退回，中途退出押金不退；合同第七条约定，甲方提供乙方有关资料办理临时报建手续，以及工商营业执照等；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合同期限自2010年6月1日起至该地块由国家国土等部门征收时止。合同落款处有五顷南合作社盖章、林淑贤签字及见证人签名。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提交数份盖有公章的收据显示收到2010年6月1日到2014年3月31日林淑贤缴纳的宝城用地租金共41400元。2011年7月6日，黄九代收林淑贤桥底青苗补偿款2000元。2012年6月14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到南屏高速（沿海高速）南屏收费站东侧现场对林淑贤擅自搭建临时建筑作《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并建立了《案件调查表》、《案件处理审批表》，于2012年7月2日作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建议“没收林淑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建设的建筑物”。2012年7月20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珠国土香罚字（2012）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08年1月，林淑贤未经批准，擅自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沿海高速收费站东侧占用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建设，占地约10.5亩；对以上行为，决定给予“立即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的行政处罚。2012年10月16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向林淑贤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要求立即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有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2012年12月14日，本院根据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申请，作出（2012）珠香法行非诉审字第184号行政执行裁定书，裁定准予强制执行（2012）25号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4月，上述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已被拆除。原告林淑贤主张在案涉用地投入建设并搭建了三间钢结构车间（面积分别是48米×33米、42米×33米、32米×33米），提交了多张现场照片（包括场地拆迁前、拆迁后的现场）、珠海市南屏汕潮砂石砖厂自制的拆迁各项费用表（共计1153572元，其中除去打叉项目损失项目1007772元、搬迁费18000元）、袁恩富报价表（与袁恩富签订砖厂建设合同）及石砖厂结构图（简易图）予以佐证，但损失现场已被拆除，无法通过评估认定损失。2014年10月18日，珠海市南屏汕潮沙石砖厂向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国土所发出《报告》表示南屏汕潮沙石砖厂于2007年11月租用场地生产凝土实心砖厂，设备投入300多万，由于政府需用此自用地，本厂已拆迁，并对员工补贴几十万，现恳请政府适当给予补偿。2014年10月22日，林淑贤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因林淑贤不慎遗失2008年8月20日交款的租地押金单收据（NO:0701716,金额3200元）及2010年3月19日交款的租地押金单收据（NO：051866，金额900元），现申请退回押金，并承诺日后找回此两份收据也不再申请退款。同时，若他人拾获此两份收据向五顷南合作社申请退款，一切责任由其承担，与广生四队无关。同日，五顷南合作社退还林淑贤租地押金4100元。2016年6月2日，原告林淑贤就本案所涉用地起诉黄九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本院作出了（2016）粤0402民初23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黄九并非适格的主体，驳回了林淑贤的起诉。原告林淑贤认为在（2016）粤0402民初2355号案的庭审中，黄九陈述案林淑贤租用的土地已于1988年的时候被统征，但一直征而未用，收取的押金及租金系用于合作社的日常事务以及补助合作社成员，林淑贤交租至2014年3月。2016年7月22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出具一份《证明》载明：“2008年1月，林淑贤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擅自在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广生沿海高速南屏收费站东侧搭建临时建筑物做环保砖厂，占地面积为10.5亩，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2012年7月20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依法对林淑贤的非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珠国土罚字[2012]25号），2012年12月14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根据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的申请依法作出了《行政执行裁定书》（[2012]珠香法行非诉审字第184号）。2014年4月，根据珠海市“两违”整治和前山和整治要求，由属地政府组织相关执法部门，拆除了上述临时建筑物，并进行了复绿工作。林淑贤非法占用土地行为已消除。2017年8月31日，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广生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2007年11月12日，黄九代表部分村民与莫正洪签订了《租用土地合同书》，后来又同意莫正洪将该合同书转给了林淑贤、并减了租金，林淑贤缴纳租金至2014年1月止。有关该合同书的租金、青苗补偿费的收取和分配都是由黄九统一经办的，该表格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简单记载。该合同书所涉土地位于南屏科技园广生四队XXX背后的用地，面积为2400平方米，统征前是表格上村民的自留地，统征后国土局没有使用，就一直由他们实际使用，他们通过黄九进行了出租。2017年8月11日开庭后，法庭要求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五个工作日内提交表格上村民签名确认该合同书所涉土地是他们委托黄九代为出租的证明。2017年8月17日上午，郭华根、郭北添、郭华、郭灶胜、黄卓、陈甜、黄元、吴金胜、吴金有、吴志斌（吴森）等表格上的村民到居委会商量此事，由于担心对该事实进行签名确认后会被林淑贤起诉，最终他们都不愿意签名。以上内容属实，特此证明”。对此原告林淑贤不承认前述证明，认为五顷南合作社与村民之间有利害关系，案涉土地早在1988年被国土局统一征收，不是该证明中村民的自留土地。原告林淑贤提交的（2011）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作为本案的同类案例，要求确认案涉租用合同无效，该判决载明珠海市中院认定广生四队高速公路收费站西河边空地原为广生四队的集体用地，后于1988年由国家统一征收，转为国有用地，2005年因道路建设需要对该空地上的青苗及附着物进行了补偿，后村民梁桂添、黄观华、郭永终将该土地出租给姜水官、姜同慧使用，但未告知上述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双方因发生纠纷，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最终终审判决认定梁桂添等人的出租行为构成无权处分，确认租用土地合同无效。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申请本院向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调查、核实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对案涉土地存在事实上的使用权相关证据；2018年4月17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作出《复函》：经核查，来函中涉及土地为国有空闲地，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统征土地在国家未使用时，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农村集体未使用时，由市土地主管部门与土地承租人签订租赁耕地协议。来函所涉及土地我国土部门未签订过相关租赁协议。对此，原告林淑贤认为该复函证实了案涉土地就系国家统征的国有土地，案涉土地不能对外出租；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则认为该复函证明了其拥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因国土局的不作为暂未签订协议，案涉土地一直默许其使用，依据《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其亦有权使用。庭审中，第三人黄九称本案2007年的合同甲方（出租人）是私人村民（郭北添、郭友根、郭华、郭灶胜、陈甜、黄锦田、黄元、吴金胜、吴志彬、吴金友、黄卓、梁金明），因其当时是五顷南合作社的队长遂代表12名村民在合同签字，后租赁给林淑贤租金从4560元变更为3700元，租金一直由第三人黄九收取并分配给12名村民。原告主张2007年合同租金收据里，有5份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的公章、有2份注明了“私人”，其中有一份写明了“集体”，收款人黄观华；对此第三人黄九则表示当时开具收据是忘记是否盖章，特别有一年其不在珠海，由其侄子黄观华代做队长，黄观华做代理社长期间不清楚哪份合同系私人哪份系集体的。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表示2007年合同出租的土地原属上述12名村民自家用地，五顷南合作社亦没有管理该部分土地，故村民认为可以自行出租。原告主张在案涉土地开始只经营沙粒销售，后于2009年年头开始经营环保砖，2008年10月搭建了钢结构房屋（承认该搭建行为没有履行相关报建手续），共使用了10.5亩土地（除合同约定面积外还包括了周边道路）。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使用案涉土地虽然没有国土部门的书面同意，但在近30年国土部门都没有干涉或阻挠，已默认由被告五顷南合作社使用，在国家需用地时会对使用人进行地上青苗补偿（如1993年、2000年、2016年分别对统征过的土地使用人进行青苗补偿），基于2008年、2010年租地合同收取的租金数额为252600元（211200元+41400元），目前该土地种植了树木、花草。另查明，林淑贤于2016年8月9日曾就本案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2016）粤0402民初6588号案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笔录中记录五顷南合作社认可案涉的2008年、2010年的两份合同，认可2007年合同的租金数额261580元，后林淑贤于2016年12月12日撤诉，本院予以准许。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各自举证、陈述，针对各方的争议焦点及原告的诉讼请求，逐一分析如下：一、关于原告林淑贤请求被告广联公司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各方提交的证据、《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八条规定及广联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被告广联公司系由广生村设置成立的，而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则由广生四队（广生村下设小组）设置成立的，两被告系两个不同经济实体，均有独立的财产、承担独立民事责任，原告林淑贤主张两被告财产混同没有提供证据佐证，而本案涉及的合同相对方仅系五顷南合作社，故原告要求广联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二、关于原告林淑贤请求确认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订的三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无效问题。原、被告双方均承认2007年出租的飞天利用地、2008年出租的新鸿俊用地及2010年出租的宝城用地均于1988年被原珠海市国土局统征，对此原告林淑贤主张被告五顷南合作社隐瞒土地被征收的情况出租上述土地的合同应认定无效。众所周知，随着珠海城市发展的需要，香洲区行政区域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土地早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已被市政府统征，相当一部分只是征而未用。对此，1998年版的《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被统一征用（征收）的土地，在市政府开发利用前，仍由被征地单位按征地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和保护，不得丢荒”。原告林淑贤在珠海深耕多年，在承租土地等重大事项前知道或者应当了解知道案涉土地的使用状况。珠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修正了《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和《珠海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修正后的两条例第24条和第23条规定“统征土地在国家未使用前，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由市土地主管部门与土地承租人签订租赁耕作协议……未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土地承租人不得改变用途和地貌，不得挖沙、取土、挖塘养鱼或者进行其他非农业项目建设，不得种植生长期一年以上的经济作物”。从前述土地条例的修正过程和内容来看前述三块土地属于可被出租使用，并非统征后的土地就不能由被征的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珠海市国土局在《复函》中亦承认前述三块土地为国有空闲地可按前述条款被利用，而且实际上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自土地被统征后还继续使用被统征土地，珠海市国土部门亦未对其进行清退，默认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五顷南合作社系有权使用被统征的土地。五顷南合作社根据上述规定以签订一定形式的租赁协议，合理利用被统征土地亦未常不可，五顷南合作社的做法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修正后的《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亦只规定“统征土地在国家未使用前，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五顷南合作社即使在未经市土地主管部门批准继续使用土地，最多亦只是违反地方法规的管理性规定，并非违反国家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更未构成无权使用的情况。虽然原告林淑贤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订的2008年、2010年的出租合同形式并没有按照前述规定的要求由土地主管部门与土地承租人签订，但不规范的合同形式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事实上，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出租行为并未实际影响原告正常使用新鸿俊用地、宝城用地的情况。因此，原告林淑贤以目前的事实和理由不足以认定五顷南合作社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五种情形。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订的2008年、2010年《租用土地合同书》无效，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林淑贤主张本案合同与（2011）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42号民事判决中的合同类似应确认为无效，但本院认为该案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系自然人且签订背景（该案土地2005年因道路建设已再次征收补偿）与本案合同背景不同，不能类比，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2007年的《租用土地合同书》亦系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订的，并举证该合同的租金收据，其中有少数代收租金收据上亦盖有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签章，但结合第三人黄九的陈述及被告五顷南提交的12名村民收取租金的表格、居委会证明等证据，该合同并无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的签章并标注了“自留地”与之后两份由五顷南合作社出租土地的合同形式截然不同，且多数和租金收据上均注明“私人”字样的，因此，本院认为原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该合同系第三人黄九以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名义签订的，2007年《租用土地合同书》的实际出租方并非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因合同的相对方并非本案被告五顷南合作社，故对原告主张2007年《租用土地合同书》无效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作审处。三、关于2007年签订《租用土地合同书》的押金退还问题。如前述，2007年签订的《租用土地合同书》出租方并非被告五顷南合作社，该合同的押金亦并非由五顷南合作社收取的，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四、关于五顷南合作社应否退还林淑贤缴纳的租金517380元的问题。如前述，2008年、2010年的《租用土地合同书》签订后，五顷南合作社已将合同约定的土地交付给林淑贤经营使用，林淑贤实际也使用了出租土地。作为承租人的林淑贤向出租人五顷南合作社支付承租用地的租金符合合同约定，故原告要求退还2008年、2010年的《租用土地合同书》租金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至于2007年《租用土地合同书》的租金是否返还，因被告五顷南合作社并非该合同出租方，且原告提交的该合同租金收据大部分注明了“私人”、“代收”等字样，虽有少数盖有五顷南合作社签章，但若认定该少数租金系由五顷南合作社收取又与第三人黄九所称的代收事实相悖，故本院采信五顷南合作社并无收取过2007年《租用土地合同书》租金的辩称，因此，本院驳回原告主张退还2007年《租用土地合同书》租金的诉讼请求。五、关于地上建筑物损失、搬迁费的问题。2008年、2010年签订的合同约定承租人进行临时建筑应办理临时报建手续，但原告林淑贤没有依法办理临时报建手续、建设了违法临时建筑，后于2012年被珠海市国土部门处罚并于2014年强行拆除，该违章建筑物被拆除并非被告五顷南合作社的出租土地存在问题而造成，系因原告林淑贤没有履行相关报建手续而造成的，故该地上建筑物的损失、搬迁费，应由原告林淑贤自行承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淑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收取人民币25956元，由原告林淑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莫宇兴人民陪审员  郑秀云人民陪审员  黄建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法官助理陈绮琦书记员刘嘉茵周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