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91民初239号原告:黄远波,男,199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周亚，广东蒿芃燊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倩倩，广东蒿芃燊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洪天麟,职务执行董事。被告: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吴川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洪天麟，职务经理。被告:洪天麟,男,198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以上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野，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陈达宇，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彭泽华,男,198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荣福、彭世明，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远波诉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下称邮过来公司）、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下称吴川分公司）、洪天麟、彭泽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四被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邮过来合伙人投资协议》；2、四被告退还投资款项80万元；3、四被告支付违约利息38738.89元。自2016年10月31日起暂计至2017年11月2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3违约金计算方法变更为，自2016年10月31日起，以8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息千分之三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直至被告全部返还投资款时为止；将诉请2、3承担主体变更为由被告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承担退还投资款及支付违约利息责任，被告洪天麟和被告彭泽华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10日，原告与吴川分公司、彭泽华、洪天麟签订《邮过来合伙人投资协议》。协议约定：1.原告向吴川分公司投资80万元。2.原告享有邮过来公司的股份，且办理工商登记；3.原告享有每年按比例纯利润分红；4.原告对吴川分公司有监督权、建议权；5.吴川分公司保证向原告如实披露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资料；6.吴川分公司保证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7.吴川分公司定期向原告报告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协议签订后，原告已经完全履行己方义务，向吴川分公司如实出资80万元，然而至今吴川分公司、邮过来公司都没有履行约定义务。原告从出资之日起至今，没有享受过吴川分公司每年的纯利分红，吴川分公司也没有向原告披露过重要的财务信息、公司的经营状况等，原告应当享有的邮过来公司的股权，邮过来公司也没有如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7年2月26日，原告与彭泽华签订《股东协议》，协议第一条第一款明确约定：“邮过来财务公开透明后，彭泽华继续管理邮过来”，该项约定清楚证明了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财务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原告无法得知公司的经营状况如何，更没有享受到分红。另外，该协议约定若邮过来公司由洪天麟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退股并取回投入的资金。2017年8月23日，邮过来公司的法人代表由彭泽华变更为洪天麟，《股东协议》约定退股的事项已经发生，但是到现在为止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均没有将投资款80万元退回给原告。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吴川分公司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至今没有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上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邮过来合伙人投资协议》，并有权要求邮过来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彭泽华在任职邮过来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原告签订《邮过来合伙人投资协议》、《收据代保管协议》、《股东协议》，拒绝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洪天麟作为吴川分公司的负责人以私人账户收取原告的投资款项，存在与公司财产混同的嫌疑，且至今拒绝返还投资款项。因此，彭泽华、洪天麟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四被告的行为均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故向法院提起诉讼。关于四被告责任承担及依据，原告第一次开庭明确依据合同关系主张，邮过来公司和吴川分公司因为未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彭泽华与原告签订股东协议又不履行构成违约，洪天麟以私人账户收取原告款项，无证据证明用于公司经营，现公司股东为洪天麟及其妻子，至今没有实缴出资，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次开庭原告再次明确，邮过来公司和吴川分公司是因为延迟履行债务或无法履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洪天麟作为以私账收取款项的主体，应承担连带责任，彭泽华应当协助原告等人办理退股事宜，但是原告没有成功退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经释明后，原告再次明确，邮过来公司和吴川分公司基于合同关系，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承担退还投资款及承担违约责任，洪天麟和彭泽华基于其是邮过来公司的股东及前后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原告提供如下证据证明：1、《邮过来合伙人投资协议》；2、原告转账银行流水；3、《收据代保管协议》；4、《股东协议》；5、邮过来公司及吴川分公司企业信用信息网页打印件；6、《场地租赁合同》；7、梁亚炳公民身份证；8、吴川市覃巴天诚购物广场企业信用信息网页打印件；9、梁亚炳及郑周华通话录音；10、邮过来公司章程；11、股东会决议；12、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等。被告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洪天麟辩称：第一，原告找到吴川分公司并签订合伙协议，目的是成为吴川分公司的合伙人，与吴川分公司、其他合伙人构成联合经营的法律关系，原告理应与吴川分公司利润共享、亏损共担。合伙投资协议中，一方面并没有把该投资款作为借款，另一方面更是约定了原告作为乙方不得任意抽回投资款，并且任何一方不经双方一致通过不得处分吴川分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财产、资产、权益和债务。因此，原告在吴川分公司出现亏损无法分红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请撤资，无疑是让吴川分公司雪上加霜，不仅违反了公司治理原则，也是严重的违约行为。如果由该撤资行为给吴川分公司甚至邮过来公司造成的损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邮过来总、分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首先，吴川分公司收到原告作为合伙人的投资款后，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投入总、分公司的日常经营，这个由原告提供的代保管协议可以证明。其次，吴川分公司不具备独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原告在签订协议之日就已经知道它是一家分公司，被告不存在隐瞒，虽然吴川分公司是一家分公司，但是不影响它的独立经营、财务的独立核算，以及接受联营合伙人的投资，履行案涉协议的相关事项。一旦发生相关纠纷，邮过来公司可以为其承担法律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即被告邮过来总、分公司、洪天麟的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但在本案中，上述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换言之，不存在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原告要求解除合伙投资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关于股权变更登记问题，这并不是邮过来总、分公司一方就能完成的事宜，需要双方共同配合。由于原告的投资款并不是一次性到位，基本是到2016年底才陆续到位，在此期间，被告已通过电话、快递的方式通知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原告没有配合进行办理。第四，关于分红问题，在原告成为吴川分公司合伙人之后，吴川分公司的负责人洪天麟以及财务人员和原告、被告彭泽华有一个微信群，每天由洪天麟或财务人员向投资人公开每天的财务信息及数据，因此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原告都是清楚的。关于财务、经营状况信息公开问题，吴川分公司自2016年5月在吴川成立以来，由于是初创公司，规模较小，经营治理也不是很完善，因此到现在是没有盈利的，所以没有红利可分。另外，原告在邮过来公司任职，对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是非常清楚的。第五，关于股东协议中约定的退股事项已经发生的问题，股东协议是被告彭泽华与原告等人私自签订的，不代表邮过来总、分公司，对邮过来总、分公司以及其他股东没有约束力，因此，股东协议中对邮过来公司股权的处置的无效的，股东协议中约定的退股条件已发生一事，对邮过来总、分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第六，关于被告洪天麟责任问题，因原告的投资款是投入吴川分公司进行运营，即使应当承担责任也应由吴川分公司承担，不涉及洪天麟的个人责任。第七，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利息，因各方在邮过来合伙投资协议中并未约定违约责任，故原告的该项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邮过来总、分公司以及洪天麟本人不存在违约行为，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请。被告彭泽华辩称：原告主张彭泽华是侵权人而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第一，彭泽华不享有本合同的权益，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具有本案被告的主体资格，本案的投资协议是公司与原告所签订，彭泽华只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履行职责，代表公司在案涉投资协议上签字，因此，依法应由公司承担案涉投资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第二，原告支付的所有款项已经按照投资协议约定，支付到洪天麟的个人账户，而分公司也收到了该投资款，并且分公司已经向原告出具相应的投资收据。第三，综上所述两点，原告的投资款已被公司所收取，而且在本案中，彭泽华也属于投资受害人，在彭泽华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也投入了相关股金，但是因为公司的经营持续亏损，至今彭泽华也没有取得分红收益。第四，本案为合同纠纷，不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合同的目的是各原告与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共同投资经营超市，事实上各原告亦确认合同签订后有开展多家超市进行经营活动，至此，本案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至于是否获得分红需要结合经营利润而定，原告以未分红作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错误的，要求解除合同更是没有合同法律依据。第五，邮过来公司是依法设立的，相关的出资期限符合法律规定，彭泽华不存在任何抽逃出资、低价转让股权的行为，彭泽华的出资期限未到，不应对邮过来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彭泽华将自己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系自主处分自己合法财产权利，原告未能举出任何充分证据证明彭泽华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的行为。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对彭泽华的全部诉请。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0日，原告黄远波作为乙方，被告吴川分公司作为甲方，双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吴川分公司是邮过来公司的分公司，本协议为投资合作合同，黄远波以资金投入吴川分公司共同创业实现共赢。第三条约定：依据经营规模和经营预期，吴川分公司拟投入资金总额200万元，现将投资金额分为10股，每股20万元，对外招募合伙人，共同分享吴川分公司的分红。第四条约定：黄远波同意以注册成立的吴川分公司为投资主体，出资额为80万元整，占出资总额的40%，并于签订合同之日3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户名：洪天麟，账号：62×××82，开户行：平安银行广州珠江新城支行），黄远波在此期间享受比例分红及相应权益、承担相应义务。若黄远波一次性投资40万元，可享有邮过来公司1%股份，若黄远波一次性投资80万元，可享有邮过来公司2%股份，若黄远波一次性投资120万元，可享有邮过来公司3%股份，若黄远波一次性投资160万元，可享有邮过来公司4%股份，若黄远波一次性投资200万元，可享有邮过来公司5%股份。协议第五条约定：为了让投资者快速回笼资金和获取红利，在正常经营的第一年，吴川分公司试执行每月纯利润分红的方式。在每月盈利的情况下，将纯利润分成两部分，其中纯利润的50%作为每月收益分配，纯利润剩余的50%作为吴川分公司下个月周转资金。在经营期间，由于吴川分公司提供一切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服务，吴川分公司每月可无条件享有纯利润10%的分红，剩余40%利润按投资者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第六条约定：投资者享有每年按比例纯利润分红的权益，经吴川分公司授权可享有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权及监督权，经吴川分公司同意后可享有对公司内部的执行权和日常工作处理权，对邮过来公司有监督、建议权。第七条约定：吴川分公司保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成立登记的，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若黄远波投资额达到40万元或以上，依规定享有邮过来公司股份的，吴川分公司承诺于黄远波交齐全部款项15个工作日内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吴川分公司保证向黄远波如实披露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资料。若黄远波成为邮过来公司股东后，将按股份比例和章程规定分享邮过来公司的利润与分担亏损。黄远波不参与邮过来公司经营管理，股东会表决权以公司章程规定为准。若邮过来公司发生增资扩股事宜，黄远波的持股比例随公司增资而稀释。黄远波保证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及时支付款项，逾期未支付款项，吴川分公司有权向黄远波主张赔偿。第八条约定：吴川分公司须在规定时间内积极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各种文件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黄远波给予积极配合。吴川分公司须定期向黄远波报告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自协议签订之日起，黄远波不得任意抽回出资额。任何一方不经双方和所有投资者一致通过，不得处分分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财产、资产、权益和债务。第九条约定：如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条款，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违约方须向守约方赔偿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若黄远波未按合同约定如期、足额支付款项，吴川分公司有权以未付款项为基础，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收取违约金，直至黄远波履约完毕。协议末尾，吴川分公司在甲方处盖公章，洪天麟、彭泽华在甲方处签字确认，黄远波在乙方处签名确认。在庭审过程中，各方均确认彭泽华是作为邮过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洪天麟是作为吴川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签名。原告方陈述合同的主体是原告、邮过来公司与吴川分公司；四被告陈述合同的主体是原告与吴川分公司。协议书签订后，原告通过其银行账户向洪天麟个人账户62×××82汇款六次，分别是：2016年5月18日汇款49995元、2016年9月23日汇款200000元、2016年6月21日汇款350005、2016年7月11日汇款93000元、2016年7月12日汇款7000元、2016年10月8日汇款100000元，总计80万元，六笔款项用途均注明“邮过来同德城门店投资款项”。此投资款邮过来公司向原告开具相应的收据，彭泽华向原告出具《收据代保管协议》，约定“今彭泽华与黄远波商议，代保管黄远波投入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股金收据，分别是……以上收据待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务整理完毕后归还投资人。”洪天麟陈述，邮过来公司其名下共开设三家实体商店，其中吴川分公司即是同德店，于2016年7月15日开业；另开设覃巴店，属个体工商户形式，洪天麟为经营者，于2016年11月18日开业；廉江店，属个体工商户形式，洪天麟为经营者，于2017年1月1日开业。除了三家门店外，邮过来公司本身没有其他业务，三家门店是统一财务、统一记账，所有门店是由邮过来公司统一负责配送。洪天麟另陈述，在各合伙人资金到位之前，吴川分公司对于租赁门店、招聘人员等日常开支都是由邮过来公司代为支付，资金到位后就由邮过来公司统一采购，人员的招聘也是由邮过来公司统一招聘。截至开庭时，同德店还在经营中，在整个经营过程，邮过来公司及吴川分公司一直未向原告分红过。2017年2月26日，原告作为乙方，彭泽华作为甲方，双方签订《股东协议》一份，约定：经彭泽华与如下股东商议，邮过来公司自2017年2月25日清理账务完毕后，若邮过来公司重整，法定代表继续由彭泽华担任，协议人员一致同意并达成如下条款：1、邮过来财务公开透明后，彭泽华继续管理邮过来；2、各股东按照出资比率将股份转入到吴川同德店和廉江百信店，两店的股份按照实际出资额进行分配；3、两家店的利润部分每次均按照各股东的出资比率分红。若邮过来公司由洪天麟执掌法人代表，彭泽华与以上股东同时退股取回各自投入的股金。双方在合同末尾各自签名处签名确认。另查，邮过来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登记成立，吴川分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设立。根据邮过来公司2015年12月7日签订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彭泽华和洪天麟两人，其中彭泽华占60%股份，认缴600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时间为2046年12月31日；洪天麟占40%股份，认缴400万元，货币出资，出资时间为2046年12月31日。彭泽华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期间，共分16次向公司投资502783.45元，其提供了16张加盖邮过来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作为佐证，分别是：2015年12月31日200000元；2016年1月1日13800元；2016年1月5日2500元；2016年1月19日15300元；2016年2月26日80000元；2016年3月24日15000元；2016年3月30日20000元；2016年4月9日6200元；2016年4月16日2231元；2016年4月25日37191.75元；2016年5月6日1900元；2016年5月20日10000元；2016年5月25日36300元；2016年6月3日5000元；2016年6月6日15360.7元；2017年2月23日42000元。同时彭泽华提供了其银行流水转账作为佐证，不过不能与收据一一对应，银行流水显示2015年11月10日向洪天麟账户转账12万元，2015年12月31日向洪观平转账20万元，2016年2月17日向洪观平转账6000元，2016年4月25日向邮过来公司账户转账37191.5元。对于该款项支出的真实性，除了2017年2月23日42000元收据上没有出纳洪观平签名洪天麟不予确认外，其余的洪天麟均确认其真实性。原告质证认为对转账金额所对应的收据予以认可，其余收据不予认可。2017年7月24日，彭泽华与洪天麟就邮过来公司股权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2015年双方共同投资设立邮过来公司，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彭泽华已投资73.2万元，并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彭泽华同意将公司的60%的股权以63.2万元转让给洪天麟（彭泽华确认，截至合同订立之日，邮过来公司章程中规定彭泽华所认缴的出资额为600万元，出资额缴纳期限为2046年12月31日前，彭泽华实缴出资额为0元），洪天麟同意在2018年8月1日前向彭泽华付清上述股权转让款。合同还约定，双方确认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广州邮过来欠款清单》之债务，不存在其他债务，如彭泽华故意虚构债务，洪天麟有权要求彭泽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彭泽华转让其股权后，其在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洪天麟享有与承担，同时，双方同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彭泽华变更为洪天麟。洪天麟承认公司章程、保证按章程规定履行义务和责任，其中洪天麟同意承担公司章程规定彭泽华所认缴出资额600万元的出资责任，即彭泽华未实缴出资的600万元由洪天麟负责按照认缴期限出资到位。邮过来公司2017年8月20日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彭泽华转让股权后，洪天麟出资9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96%，李苑薇出资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4%。洪天麟和李苑薇同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由洪天麟将原出资400万元的40万元转让给李苑薇，转让金为0万元。邮过来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将股东由洪天麟和彭泽华变更为洪天麟和李苑薇，同时法定代表人由彭泽华变更为洪天麟。洪天麟抗辩称其收取到的各投资人的投资款及其自身的投资款均已向公司支付，并提供了从2016年6月13日至2017年10月19日期间55笔汇款记录打印件，其中向邮过来公司公账汇款23次，向公司出纳洪观平账户汇款32次，共计汇款3349789.92元。原告质证认为有几十笔转款记录是汇给洪观平的私人账户，且没有注明用途，注明为投资款的只有149.5万元，原告方的投资款进入洪天麟的个人账户，洪天麟却分十来次将款项汇入公账，金额也不足。另查明，原告起诉前，未通知各被告解除合同，彭泽华于2017年11月29日收到起诉材料，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洪天麟于2017年12月1日收到起诉材料。另原告向本院提出对被告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冻结被告洪天麟名下价值80万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该财产保全已执行完毕，保全费4520元。本院认为：《投资合作协议书》由黄远波和吴川分公司共同签订，合同双方约定由黄远波向吴川分公司投资80万元，经营同德实体商店，该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是本案合同主体问题；二是投资款的性质；三是投资款是否具备返还条件，如果具备，由谁返还。一、关于本案合同主体问题《投资合作协议书》注明合同的甲方为吴川分公司，乙方为黄远波，合同的落款甲方加盖的是吴川分公司的公章，洪天麟和彭泽华分别在甲方处签名，黄远波在乙方处签名，故合同的主体包括吴川分公司与黄远波这一点是无争议。至于邮过来公司是否是合同主体。首先，从合同签订主体来看，邮过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代表处签名，由于其不是分公司的负责人，在没有其他授权的情况下，其签名应该视为代表邮过来公司的行为，四被告均认为合同的主体是吴川分公司与黄远波，不包括邮过来公司，但是邮过来公司同时又确认彭泽华是代表邮过来公司签订合同，洪天麟是代表吴川分公司签订合同，既然彭泽华是代表邮过来公司签订合同，那合同的主体就不能仅是吴川分公司，应该包括邮过来公司。其次，从合同条款来看，合同第四条出资方式和第七条保证条款中，均约定黄远波在投资到一定金额时，可以享受邮过来公司的股权，由于吴川分公司是没有股权的，其不可能处分分公司之外的财产，因此，根据该条款的内容来看，邮过来公司是合同的签订主体。更何况，从合同实际来看，整个《投资合作协议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就是邮过来公司为经营吴川分公司招揽投资的事宜，邮过来公司应该认定为合同主体。二、关于投资款性质及合同关系问题因为双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未对该笔投资款的性质进行明确约定，故对该笔投资款性质的认定，须结合合同条款及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来进行认定。首先，该投资款不是股权款。《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由黄远波直接向洪天麟账户汇入投资款，虽然黄远波共向洪天麟汇款80万元，但是是分成六次汇入，不符合合同约定奖励邮过来公司股份的条件，双方也没有就股权进行相应的变动。无论是在邮过来公司的工商登记，还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均未载明黄远波的股东身份。本案中，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与邮过来公司的两个原始股东的任何股东之间存在受让邮过来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也无证据证明邮过来公司股东之间已就公司增资扩股达成协议。所以，原告主张的股东资格既非原始取得，也非继受取得，并非适格的出资主体。虽然存在《投资合作协议书》和《股东协议》中将投资款当成股份的描述，但是不能认定该款项为股权投资款或者股权转让款。其次，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洪天麟均认为与黄远波是合伙联营关系，黄远波作为投资人应对公司的亏损分担，利益共享。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不管是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还是合同型联营，均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联营，黄远波作为自然人，不能成为联营的主体。再次，黄远波与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也不构成合伙关系。第一，合伙仅是自然人之间按照协议共同经营共同劳动，本案的合同各方显然不是合伙关系。第二，本案合同各方不是共同经营，黄远波仅仅投资吴川分公司即同德店，但是同德店的经营是由邮过来公司统一经营，同时，邮过来公司还另行经营覃巴店、廉江店，同德店是由邮过来公司统一管理、统一进货、统一招聘人员，不管是从人员管理、货物管理，还是从财务管理，黄远波无法就同德店的经营活动单独参与及决定经营，《协议书》也明确了约定了投资人“不参与广州公司经营管理”，“经授权可享有对公司（指吴川分公司）内部的管理权及监督权。”这与合伙人的共同经营管理相去甚远。第三，本案合同的投资人并不承担风险，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中投资者权益、各方责任和义务等约定内容来看，投资者只是享有利润分红的权益，并不涉及经营风险责任承担。各方当事人就投资系争款项并未约定何种性质，故本案系各方当事人之间其它合同纠纷。三、关于投资款返还问题系争款项支付时邮过来公司已设立完毕，没有股东与黄远波达成转让公司股权的协议，且至本案提起诉讼的近两年的时间里，邮过来公司及其股东并未着手为黄远波或催促黄远波办理通过股权转让或增资入股的手续使其成为公司股东。黄远波所付之款项，未转化成任何权利。黄远波投资分享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利润的目的，从2016年6月10日起至今近两年，一直未能没有实现。黄远波未能在合理期间内实现其投资入股的合同目的，现黄远波起诉要求确认合同解除，应予以支持。由于合同未约定解除情形，双方在起诉前也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一致合意，因此合同的解除时间，以原告的起诉状送达到达最后一个被告时间起算，即2017年12月1日起算。由于合同解除，黄远波有权要求返还投资款，双方合意未能实现的责任应当由合同另一方，即处于主导地位的吴川分公司和邮过来公司承担。现黄远波要求解除投资协议、并要求邮过来公司、吴川分公司还系争款项并支付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理应支持。关于洪天麟责任承担问题。首先，洪天麟作为吴川分公司负责人，同时也作为邮过来公司后期的法定代表人，在邮过来公司存在公账的情况下，仍然以私账接受各投资人投入公司的款项，存在与公司账户财产不清的情况，从彭泽华汇款记录可以看到，在2016年4月25日前公司公账即已经投入使用，但是2016年6月10日以后，在接收本合同黄远波及案外人郑秋、李日荣等人投资款时，洪天麟均是以个人账户接收各投资人汇款，并且在接收汇款后，洪天麟并没有及时完整地将投资款项汇入公司公账，而是从私人账户以多次零碎款项形式向财务洪观平直接汇款，不仅账目用途不清，而且账目也无法一一对应，造成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混同，故洪天麟应就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在彭泽华向洪天麟转让邮过来公司股权后，邮过来公司股东变更为洪天麟及其妻子，虽有两个股东，但是由于两个股东的特殊关系，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不明显，邮过来公司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洪天麟也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关于彭泽华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各投资人的款项不是汇入彭泽华的账户中，彭泽华的账户没有作为收取公司投资款用途。其次，彭泽华本人也是将其投资款汇入洪天麟、洪观平、公司公账中，原告未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彭泽华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再次，彭泽华作为邮过来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其出资期限为2046年，由于未到出资期限，原告认为彭泽华出资不实理由不成立。第四，彭泽华将公司股份转给公司另一个股东洪天麟，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权利自主处分，不属于抽逃出资情形。第五，对于认缴的未出资部分，在彭泽华与洪天麟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确认彭泽华出资73.2万元以63.2万元的价格转让公司的60%的股份给洪天麟，彭泽华所认缴未出资的部分由洪天麟按照认缴期限出资到位，即根据协议，未缴部分也不属于彭泽华承担范围。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彭泽华存在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彭泽华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故对于原告要求彭泽华承担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计算问题。原告主张按照《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第2项“若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如期、足额支付款项，甲方有权以未付款项为基础，按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收取违约金，直至乙方履约完毕”计算利息损失，本院认为，该条款只是对投资人逾期出资的约定，不能当然适用于退款情形。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实为资金占用损失，应该从合同解除后开始起算，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远波退还投资款80万元；二、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远波支付利息损失（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付至全部清偿之日）；三、被告洪天麟对上述确认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黄远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396元，由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洪天麟负担9329元，由原告黄远波承担12067元；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广州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州市邮过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川市分公司、洪天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文铂审 判 员 崔 剑审 判 员 李嘉亮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 黄俊城书 记 员 吴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