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民再928号抗诉机关：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建平县太平庄乡大张家窝铺村第十二村民组。住所地：建平县太平庄乡大张家窝铺村。诉讼代表人：赵国生，男，1964年3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诉讼代表人：东云丰，男，1959年4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诉讼代表人：林学，男，195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乃民，建平县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侯井风，男，1964年3月21日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申诉人建平县太平庄乡大张家窝铺村第十二村民组（以下简称十二村民组）与被申诉人侯井风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建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建白民初字第03851号民事判决，侯井风不服该判决，向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朝民三终字第20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十二村民组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辽检民（行）监[2016]2100000020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辽民抗108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伟、张崇利出庭。申诉人十二村民组诉讼代表人赵国生、东云丰、林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乃民，被申诉人侯井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朝民三终字第208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法院认定郝家村第四村民组（现为第十二村民组）在发包本案争议地时已经召开过村民会议并经村民一致同意由侯井风承包400亩荒山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法院卷宗内虽有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但该记录是由村主任及会计出具，会议记录上也无参加村民的签字，村委会存档的会议记录上无村委会印章。第十二村民组一直否认村民会议对承包荒山形成决议的事实，怀疑记录上显示17名组民同意侯井风承包，但现在其中14名组民证实未参加过会议，也从未同意过侯井风承包争议地，且与其他村民共同推选诉讼代表人起诉侯井风。综上，法院认定召开过村民会议并经村民一致同意侯井风承包400亩荒山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认为郝家村第四村民组与侯井风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合同书上甲方签字为“侯井风”，乙方签字也为“侯井风”，且侯井风为当时的村民组组长，侯井风认可合同双方均为一人，该合同未对承包费一项进行约定，缺少主要条款，且将林地做为荒山承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合同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又根据前述，侯井风承包荒山未经过村民会议决议，侯井风自己一人代表合同双方签订荒山承包合同书，损害了村民组集体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承包方案应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该承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认定合同有效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十二村民组称，同意抗诉意见。并称该合同签订未经民终议定程序，村主任王某在合同上的签名和加盖村委会公章不能代替民主议定程序，合同的权利义务不平等，缺少主要条款，王某的证言和会议记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申诉人侯井风答辩称，（一）2003年5月12日的《辽宁省建平县郝家村民委员会承包荒山会议记录》一致同意侯井风承包荒山400亩,此记录村委会存档一份,我自己保留一份,当时我要求盖上了公章，经一直在村委会工作的王玉红查档验证,并在上面签字认定我保存的与村委会保存的一致,原郝家村委会于2005年4月撤销合并到张家窝铺村的情况下能从合并后的现村委会档案材料找到这份荒山承包会议记录,可见真实合法性。至于村委会存档的荒山会议记录没盖公章不能因此否定真实合法性。现在有些人见钱眼红否认参加会议想平分我治理荒山的成果,得到荒山补贴每亩6元钱。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村民会议必须由参会人一一签字才能有效，以往村民会议做出决议的会议记录无需参会人员签字,是各村习惯做法,申诉人否认该事实,却拿不出相反证据进行佐证,其陈述不应采信。有王玉红召来参加会议的证明,有申诉人诉讼代表人东云丰在一审庭审中承认自己也来参加会议,但他没有承包到，有原村委会主任王某2013年7月向建平县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其证明当时召开本村4组(现张家窝铺村12组)承包荒山会议的全过程,并证明了我到村作合同和以后询问我荒山治理情况,以及将治理情况上报乡林业站的事实,该证明材料有张窝铺村委会盖章说明,情况属实,有太平庄乡林业站盖章证明情况属实,有太平庄乡人民政府盖章证明属实。合同签定前,村委会一直参与该合同的基础性工作,如召集村民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承包荒山的文件精神,主持商定承包方案,做会议记录,书写合同文本等,这些工作都是在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主持下有序进行的。这些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把四村民组列为合同甲方,是当初村干部书写合同文本时,不明白合同写法而发生了笔误,村委会做为合同甲方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这种笔误是合同书面形式上的瑕疵,把这一笔误纠正后,该合同没有《合同法》第52条所列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不影响合同效力。事实证明,当初村委会确实参与了此荒山发包的组织领导及合同签定等工作,合同书上有村委会盖章和村主任签字,合同签定后村主任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询问和上报。（二）关于承包方案应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的问题。2003年5月12日日上午村干部通知全组各户,以户为代表到村委会开会,公开招标承包荒山,共有17户村民参加会议,当时全组总户数是23户,参会的17户,一致同意侯井风承包荒山400亩,当天上午约11点散会,村主任王某、会计王凤在此开会东屋会议室当场做记录并盖了村公章,应认定是原始记录，此合同是执行落实村民会议决议的行为,村主任王某、会计王凤在会议记录后面签字是履行他们村干部的职责,会议记录盖了村公章,其书写用纸是印有“辽宁省建平县郝家村委会”字头的稿纸,此字头下即写“荒山承包会议记录”，这更证明此会议记录是村委会出具的，真实合法。（四）关于合同未对承包一项进行约定问题。发包时村委会根据乡对落实关于“为调动农民绿化荒山的积极性”的指示精神,“无偿承包,限期治理”政策的行为,这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第13条第4款的相关规定：“对造林难度大益林荒山荒地,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但必须限期绿化。”此句中“无偿转让”、“限期绿化”之词,即是我无偿承包的政策依据。“荒山”和“林地”在习惯用语中常常是同一所指。我当时承包的400亩荒山上并未生长着成片的树木,我可以申请法院现场验证。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我5年内绿化完毕,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我治理荒山10年受苦受累投入财力劳动价值约有10万元之多,有详细清单为证。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我签定承包合同取得承包经营权,对荒山进行治理、绿化的情况是真实合法的，申诉人以合同没约定承包费、我没交纳过承包费为由,申请再审无理。（五）申诉人起诉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限。我在一审答辩中已提出了抗辩,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村民对此事自2003年开始就找村委会及乡政府解决,但始终没有结果，可见原告从2003年就已经知道我承包荒山,却在2013年9月4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期间,实事上,从我承包时起到2012年末,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综上所述,抗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证据真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十二村民组向一审法院诉称：2003年6月10日，建平县郝家村四组（当时组长为侯井风）与侯井风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约定将本组的400多亩荒山（实为林地）承包给侯井风。该协议的签订村民根本不知情，村民组也从未召开过协商此事的任何会议，也未征求村民组村民的意见。协议中将村民组集体所有的400多亩林地却以荒山的名义承包给侯井风，侯井风即为发包方，又是承包方，等于是自己与自己签订承包合同，私相授受。协议中未约定承包款事项，事实上侯井风从款支付过承包款。村民对此事自2003年开始就找村委会及乡政府解决，始终没有结果。侯井风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判令侯井风与建平县郝家村四组（现为建平县太平庄乡大张家窝铺村十二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无效，侯井风将400亩林地交还给村民组。侯井风一审答辩称：十二村民组所述与事实不符。2003年5月12日，郝家村委会（现已合并到召开承包荒山的会议上我承包的上述荒山。当时在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参加，都同意我承包荒山（有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为证），6月1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当时的村委会主任王某也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村委会公章，太平庄乡政府也盖章核准同意。签订合同时我是做为村民组长及村民代表，有权代表村组在合同上签字。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我具备承包主体资格，合同约定承包荒山，没有承包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履行至今年已近十年，我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的荒山也已变成了林地。2013年春，国家开始对荒山绿化每亩发放6元的补贴，部分村民见钱眼红，开始找乡政府要求废止承包合同，故村民组现在要求废止合同，也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应驳回村民组的诉讼请求。否则应赔偿我的投入损失10万元。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6月7日，侯井风与甲方为“郝家村四村民组（侯井风）签订荒山承包合同书一份，内容为甲方将本组后山（房后）的200余亩、煤沟梁马桥山200余亩，合计400余亩荒山承包给侯井风，承包期为自2003年6月至2053年6月共50年；双方约定侯井风享有自主开发权、所有权和继承权、转包权；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村委会存档一份；合同签字为“甲方：郝家村四村民组：侯井风（时任郝家村委会主任王某也在合同上签字），乙方：侯井风”，二侯井风为同一人即侯井风。合同中未约定承包费事宜。村民组提交的村委会存档的合同中无村委会印章，侯井风提交的合同书后加盖了村委会的印章。太平庄乡郝家村已于2005年合并到，原郝家村第四村民组现在为大张家窝铺村第十二村民组。合同签订后，侯井风开始对所承包荒山进行经营管理至今。经建平县林业站确认，侯井风所承包的400亩“荒山”，实际上是林地。自2013年起，第十二村民组村民到建平县太平庄乡政府上访，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农村土地承包方案应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成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承包程序应合法。2003年6月10日，十二村民组、侯井风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合同书上签字甲方为“侯井风”，乙方为“侯井风”，侯井风认可合同双方均为侯井风一人，合同未对承包费一项进行约定，且将林地做为荒山承包，承包方享有自主开发权、所有权、继承权及转包权等，即合同缺少主要条款，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到，合同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侯井风提供的《建平县“四荒”使用权出让实施办法》第二条（五）明确了有权承包组织为村委会或村级集体组织，合同中的甲方“郝家村四组”无权发包。村民组提供的推举诉讼代表人人数达到了法律规定标准。合同书虽大村委会有存档，侯井风提供的合同上有村委会印章，但不能证明合同发包方为村委会，合同甲方是村民组。侯井风未能提供合同签订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会议原始记录，村民组否认村民会议承包荒山形成决议的事实，侯井风提供的承包荒山会议记录无参加会议人员的签字，是事后由二位证实人出具，其抗辩理由该院不予认可，应认定为侯井风承包荒山未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由自己一人代表合同双方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损害了村民组集体的利益，应认定该合同自始无效，同时侯井风称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十二村民组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侯井风在举证期限内未提出反诉，故对侯井风要求原告赔偿10万元的经济损失答辩意见，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判决：侯井风与建平县太平庄乡大张家窝铺村第十二村民组（原建平县郝家村第四村民组）于2003年6月10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侯井风负担。侯井风向二审法院上诉的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一、一审判决关于“侯井风承包荒山未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的认定是违背事实的。事实是：2003年5月12日上午，村干部逐户通知全组以户为代表到村开会，公开招标承包荒山，共有17户村民参加会议，当时全组总户数是23户（我认同村民组关于当时全组总户数为23户的说法），参会的17户一致同意我承包荒山400亩。当天上午约11点散会后，村主任王某、村会计王凤在开此会的会议室当场做此会的会议记录，并盖了村委会公章。应认定是原始记录；此合同是执行、落实村民会议决议的行为。但一审判决认定“侯井风未能提供合同签订经过村民会议决议的会议原始记录”，这显然不合事实。二、一审判决关于侯井风提供的承包荒山会议记录“是事后由二位证实人出具”的认定不合事实。事实是：此会议记录的出具人是郝家村委会。理由是：所谓的“二位证实人”即村主任王某，村会计王凤，在会议记录后边签字是在履行他们的村干部职务，所代表的是村委会，并不仅仅是代表个人。况且此会议记录当时即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其书写用纸是印有“辽宁省建平县郝家村民委员会”字头的稿纸，此字头下即写“荒山承包会议记录”，这更证明此会议记录是村委会出具。三、一审判决以“村民组否认村民会议对承包荒山形成决议的事实，侯井风承包荒山会议记录无参加会议人员签字”为由，对我的抗辩理由不予认可，我认为不公平，理由是：第一，村民组否认该事实，是由于此案对他们有利害关系，因为如果我败诉，他们就企图把我已治理的荒山收回平分，这样起码能得到国家对治理荒山每年每亩地6元钱的补贴。第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村民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会人一一签字才能有效。第三，以往的村民会议做出决议的会议记录无需参会人员签字是各村的习惯做法。第四、村民组只是否认该事实，但却拿不出相反的证据对其主张进行佐证，所以其否认陈述不应采信。以上事实的证据如下：1、原村主任王某证实其主持荒山承包会议，签订合同及询问乙方履行合同情况的经过，此证实材料有乡政府、林业站、村委会认定情况属实的盖章；2、郝家村委会出具的由当时村主任王某、村会计王凤签字，由村委会盖章的《辽宁省建平县郝家村民委员会（以上文字为稿纸原印字头）承包荒山会议记录》，此会议记录复写一式二份，我保存一份，村委会存档一份，经村干部王玉红验证，我保存的与村委会存档的一致；3、村干部王玉红出具的关于村委会召集四组村民开承包荒山会议及侯井凤到村做合同的证明；4、原村主任王某出具的写原始会议记录过程的证明；5、乡政府及乡民政办出具的关于当时王某、王玉红是村干部的证明。四、一审判决以“合同未对承包费一项进行约定，且将林地做为荒山承包”这一事实做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之一是错误的。理由是：第一，村民承包开发荒山不收承包费的做法并不违背法律法规。为了充分调动农民尽快治理绿化荒山的积极性，对治理难度大的荒山，在招标、竟价、有偿承包无人参与的情况下，采取“无偿承包，限期治理”的做法当时并不少见，这是农村干部和林业工作人员都熟知的事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文件中第13条第4款后一部分规定：“对造林难度大的益林荒山荒地，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但必须限期绿化”。此句中“无偿转让”、“限期绿化”之词即是我无偿承包的政策依据。第二，“荒山”和“林地”在习惯用语中常常是同一所指。事实是：我当时承包的400亩荒山，上面并未生长着成片的树木。如果不相信，我申请法院现场验证。而原判却把“将林地做为荒山承包”认定为该《荒山承包合同》无效的依据之一，这显然是错误的。五、一审判决认定：“合同书虽在村委会存档，侯井风提供的合同上有村委会印章，但不能证明合同发包方为村委会，合同甲方是村民组”。对此，我有以下不同意见：第一，从该合同的书面上看，确实不能直接地、充分地证明合同发包方是村委会，但在合同签订前，村委会一直参与了签订该合同的基础性工作，如召集村民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承包荒山的文件精神，主持商定承包方案，做会议记录，书写合同文本等，这些工作都是在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主持下有序进行的。原村委会主任王某等出具的证明可证实这一事实。而且，从合同的书面上看，有村委会的盖章和村主任的签字。综合这些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把四村民组列为合同甲方，是当初村干部书写合同文本时，不明白合同写法而发生的笔误，这种笔误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而村委会做为合同甲方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这种笔误是合同的书面形式上的瑕疵，把这一笔误纠正后，该合同没有《合同法》第52条所列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因此，这一笔误不会影响合同效力。第二，该合同书误把四村民组列为甲方，这既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又违背了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发包方是村级组织”这一强制性舰定。因此，将此笔误所涉内容判为无效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四村民组为合同文本的甲方这部分内容被判无效后，合同的甲方是谁呢？我认为，取而代之的当然是村委会，理由是：1、以村委会为合同甲方，是当初真实意思的表示；2、事实证明，当初村委会确实参与了此荒山发包的组织领导及合同签订等工作；3、该合同书上有村委会盖章和村主任签字；4、合同签订后，村主任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了询问和上报（原村主任出具的证词可证）；5、让村委会做为发包方，是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是村委会应尽的责任。以上这些理由完全可以证明：从事实上看，当初发包方就是村委会。《合同法》第56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据此，把该合同在书面上发生笔误的以四村民组为甲方的文字取消后，还其本来面目，即以村委会为甲方，丝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因为客观实事上村委会在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一直在履行甲方的责任，做甲方既名正言顺，又合理合法。由此可见：原判将合同部分无效判为整个合同全部自始无效，是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六、十二村民组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137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我的一审答辩状，已对原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提出抗辩，但一审判决书写道“侯井风称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答辩意见，依法不能成立”，“原告村民对此事自2003年开始就找村委会及乡政府解决，但始终没有结果”，此讼词证明：原告从2003年就已知道我承包荒山，即所谓我侵权的情况；起诉状最后面写明的起诉时间是：“2013年9月4日”，此文字证明：十二村民组到2013年9月才向法院起诉。综上证明：十二村民组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8年了，实事上，从我承包时起到2012年末，从未有人对此事提出过异议。自2013年春，国家对荒山绿化实行每年每亩6元补贴后，十二村民组见钱眼红，捏造事实，煽动本组村民找乡政府，又向法院起诉，企图收回我承包的荒山各户平分，十年来我为治理荒山共投资近10万元（有详细清单为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十二村民组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在一审中侯井风申请证人王某（当时的村主任）出庭作证，但王某书面答复因病不能出庭作证，其提供了书面证言。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侯井风于2003年6月7日承包了郝家村四村民组荒山，租期50年。合同中未约定承包费事宜。此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第13条第四款的相应规定。在签订承包合同时，虽然当时的郝家村四组没有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会议的记录，但确有当时召开村民会议的村委会记录，有当时的村主任及会计签字，而且对当时的承包情况有张家窝铺村委会及太平庄乡政府予以证实。对此情况，在一审中侯井风申请证人王某（当时的村主任）出庭作证，但王某书面答复因病不能出庭作证。故王某的证言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应予采信。其证实当时召开了村民会议，将400亩荒山承包给侯井风。故本案郝家村四组与侯井风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十二村民组只是在2013年才找政府上访，并且村民组成员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合同的相对稳定，鼓励交易，保障经济发展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规定判决：一、撤销建平县人民法院（2013）建白民初字第03851号民事判决；二、侯井风与第十二村民组（原建平县郝家村第四村民组）于2003年6月10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书》有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计200元，由第十二村民组负担。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第十二村民组的申诉理由及侯井风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郝家村第四村民组是否召开过村民会议并同意由侯井风承包400亩荒山；2、侯井风与原郝家村第四村民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书》的效力。关于是否召开过村民会议并同意由侯井风承包400亩荒山的问题。认定召开村民会议的证据有侯井风提供的《承包荒山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在村委会备有一份存档，原郝家村委会于2005年4月撤并后保存于现张家窝铺村委会。该会议记录有当时的村主任王某及会计王凤签字。王某在原一审、二审期间出具证明，证实当时村委会就荒山承包召开四组村民会议的具体内容及经过情况，村委会成员王玉红也证实召开了四组村民会议。张家窝铺村委会对该会议记录与村委会存档记录一致予以证实，太平庄乡政府亦证实该会议记录情况属实。另外，申诉人法定代表人之一东云丰曾在本案纠纷第一次庭审中对是否参加会议及是否也想承包的陈述：“当时我也去了，但是会没开成，没达成协议。当时我是想要一块，但是当时没人签合同”。综合上述证据情况，可以认定当时村委会就四组承包荒山事宜召开了村民会议，最后由侯井风与第四村民组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关于侯井风与第四村民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经过村民会议决定后第四村民组与侯井风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书》，因当时侯井风是郝家村第四村民组组长，其在合同甲方“郝家村四村民组”后签名的行为，不应视为侯井风自己一人代表合同双方签订荒山承包合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第13条第四款规定：“对造林难度大益林荒山荒地,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将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但必须限期绿化。”本案承包合同未对承包费一项进行约定，但第（4）项约定：“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治理栽植，从2003年6月至2008年6月全部栽植绿化完毕，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上述约定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太平庄乡林业站在本案一审中出具的确认争议地段为林地的《情况说明》，并不能否定2003年6月签订承包合同书时作为荒山发包的事实。并且，侯井风自承包后对所承包荒山进行投入栽植绿化，经营管理，至申诉人提出异议时已近十年。原判考虑保证合同相对稳定，鼓励交易，保障经济发展秩序，对该承包合同予以保护，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侯井风与第四村民组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符合法律及政策规定，原判认定为有效合同，并无不当。申诉人的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朝民三终字第20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晶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宁久宏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孙秀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