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西民初字第12439号原告邢×，男，1924年10月1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邢×1（原告邢×之子），男，1952年1月10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钟波，北京市慧海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季×1，女，1970年2月16日出生。被告季×2，女，1966年3月1日出生。原告邢×与被告季×1、季×2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振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邢×及其委托代理人邢×1、钟波，被告季×1、季×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诉称，原告于1977年7月与二被告之母季×3再婚，和季×3共同把二被告抚养成人，并帮助她们组建家庭。但随着这些年房值不断高升，被告季×1为了寻取私利，不思养育之恩，为了达到霸占原告和季×3的共同住房（承租房），多次把原告打伤，尤其是在2009年4月30日被告在原告房中，用啤酒瓶猛击原告头部，几乎夺走原告的生命。被告季×1受到了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4日后仍旧是恶意在心，为了把原告早日置于死地，其和季×2联合起来，以捏造虚假事实的办法，多年来反复地到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所谓的“诉讼”，在法庭上公开对原告进行咒骂、侮辱，在家庭中对原告持续进行虐待，已给原告身体和精神上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如今二被告之母季×3已经去世，经人民法院审理，此房已由原告承租，原告与二被告没有血缘关系，双方感情属于长期恶化，已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继父继女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季×1、季×2辩称，不同意解除继父继女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我们没有干扰原告，反而是原告在不断骚扰我们，我们一直在赡养他，原告此次起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将我们赶出涉案房屋，将房屋变卖。经审理查明，邢×与季×3（曾用名纪×）于1977年7月再婚，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季×3与其前夫育有两女，即季×2和季×1。邢×与前妻生有一子邢×1，季×3与邢×结婚时，季×2、季×1均未成年，邢×1已成年并开始独立生活。季×3于2012年7月12日因病去世。近年来，邢×与季×2、季×1关系恶化，因家庭纠纷多次经警方处理，并因打架、赡养、继承等问题互相之间发生多次诉讼，如：（2008）宣民初字第5945号判决书处理的邢×与季×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2008）宣民初字第5946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邢×与季×1赡养纠纷案，（2010）宣民初字第822号判决书处理的邢×与季×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2012）西民初字第21513号判决书处理的邢×与季×2、季×1排除妨害纠纷案，（2012）西民初字第21586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邢×与季×2、季×1赡养纠纷案，（2013）西民初字第13918号民事判决书处理的季×2、季×1与邢×继承纠纷案，等等。其中，（2012）西民初字第21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季×2、季×1每月给付邢×赡养费一百元，季×2对此不服提出上诉，其在上诉状中陈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邢×之间并没有形成实际上的收养关系。《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那么被上诉人并不是上诉人的父亲，双方也不存在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为何上诉人要向邢×支付赡养费呢？”就该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一中民终字第416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审理中，被告季×2、季×1申请邢×的邻居杨×出庭作证，杨×在证言中亦陈述“我认为（原、被告之间）他们不存在父母、子女的关系，他们因为房子反目成仇，程度很严重”。另查，季×2、季×1在本案中提交汇款收据，证明二人一直按照生效判决向邢×支付赡养费。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照片、报警记录、收据、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拟制血亲是指彼此间本无该种血亲应当具有的血缘关系，但法律因其符合一定条件，确定其与该血亲具有同等权利义务的亲属。在我国，能够产生合法拟制血亲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依法收养，另一种是父母再婚。其依据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亦即“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因此，有扶养或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属于拟制血亲的关系。目前，我国对于拟制血亲关系的解除，只对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明确规定，对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解除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本案的处理，首先需要考察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解除？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88年作出《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中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已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自然终止，一方起诉要求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准许解除的调解或判决”。但此批复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法释（2013）2号）废止，废止原因是“已被继承法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第四款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款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从该法规定来看，其将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置于相同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养子女、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代位继承；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从其表述看，同样是将养父母子女关系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置于相同的地位对待。因此，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实际上是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与养父母子女关系置于相同的地位来考察和处理。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对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明确规定，那么，对同为两种法定拟制血亲之一的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解除，也应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来判断和处理。本案原告邢×与二被告季×2、季×1之母季×3再婚时，季×2、季×1均未成年，二被告随其母季×3与继父邢×共同生活，邢×与季×2、季×1之间存在扶养事实，形成了有扶养关系的继父、继女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由双方协商解除，也可以由人民法院诉讼解除，其解除条件，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有关条文来认定，亦即该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从本案实际情况看，邢×与季×2、季×1因故结怨，互相之间发生多次冲突和诉讼，矛盾纠纷一直未能化解，双方已失去继父女之间的亲情、信任，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父女感情已无法弥合。同时，维系邢×与季×2、季×1关系的枢纽人物——季×3已经去世，本案原、被告双方的关系，由此亦已难再有调和与缓冲的中间人。此外，季×2、季×1按照生效判决向邢×支付赡养费的行为，不能支持季×2、季×1的主张。至于双方关于房屋的纠纷，与本案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现邢×要求解除与季×2、季×1之间的继父女关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解除原告邢×与被告季×2、季×1的继父、继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被告季×2、季×1负担（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振中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