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2民初1705号 原告：李定强，男，汉族，1954年3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凌，四川绸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四川绸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草廷，男，汉族，1964年3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江，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定强与被告刘草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定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凌、李波，被告刘草廷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定强提出的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双方的合伙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合伙企业拆迁的补偿款1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6月初，原、被告共同出资，以被告名义在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的2.74亩流转土地开办养殖场，截止2008年1月9日，原告陆续向被告支付入伙费10万元。2008年3月2日，原、被告共同投资的黄土镇旺达养殖场已基本建成，双方正式签订《合同书》即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在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九组修建养殖场，修（扩）建费用双方各付50%，建成后双方平等拥有一切权利义务，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处理饲养场设施，双方共同经营管理饲养场。如饲养场经国家集体征用，双方共同协商处理解决，赔偿金各获50%。协议签订后，原告又陆续投入8万余元，建成了3000多平方米的养鸭场，双方共同经营至2009年末后歇业。2009年，原告将养殖场设施交被告看管。2016年，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独自与政府达成拆迁协议，获得赔偿款3391354元。被告自称在管理期间投入了100多万元对养殖场进行排危改建（拆除部分砖木结构、搭建钢架）原告仅能分得100万元的合伙收益。为此，原告也予以认可，但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7万多元后就以各种理由推脱敷衍。被告擅自侵吞合伙收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权益。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原告在庭审中补充陈述，原告从当地拆迁部门获知，被告曾将合伙修建的部分房屋，转让给案外人成都市精标科技有限公司，并收取了转让款86万元。由于原、被告双方未结算，原告并不清楚该笔款项，原告在本案中仅主张分配合伙企业的拆迁补偿款。 被告刘草廷辩称：1.原告与被告曾合伙经营肉鸭养殖场属实。双方共同经营至2009年底，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严重，原告因无力再次投入资金，提出退伙，并要求被告将其已投入的资金逐步退还。被告在没有进行财务结算的情况下，向他人高息借款3万元给付了原告，后又陆续退还原告10余万元，至2016年9月26日被告再次给付原告2万元，双方结清了合伙养殖肉鸭的财务，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条一份，并注明账务已结清。2.被告所建“旺达养殖场”与原告无任何关系。被告与原告于2009年底解除合伙关系后，因经营亏损外出务工，直至2011年初在朋友的帮助下，向外借款150余万元，新建“龙泉驿区黄土镇旺达养殖场”，并搭建了钢结构养殖厂房约3000平方米，经营至2015年8月，后养殖场被国家征收。3.原告的直系亲属（妹妹）均能证明，双方于2009年底解除了合伙关系。原告现主张分配拆迁补偿款，无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06年7月1日，刘草廷（承包方，乙方）与黄土镇大同村村民委员会（发包方，甲方）签订《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甲方通过转包方式将黄土镇大同村三组土地2.74亩流转给乙方，期限从200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止。 2007年9月，刘草廷经当地政府审核同意，设立商品猪养殖场。 2008年3月12日，李定强（乙方）与刘草廷（甲方）签订《合同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载明：经双方共同协商，共同投资修建饲养场一座，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X镇X村X组，占地面积约三千平方米。协议第四条约定：修建（扩建）一切费用，甲乙双方各付50%；第五条约定：饲养场建成后，甲乙双方平等拥有一切相关权利义务及职责，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处理饲养场设施；第六条约定：饲养场由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饲养，利润各获50%；第七条约定：饲养场经营后，如买卖、国家集体征用等，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赔偿金各获50%。 庭审中，李定强提供了被告刘草廷在2007年—2008年期间出具的收条或者收据共14份（其中一份收据为刘草廷妻子李春萍出具），载明刘草廷收到李定强交付的现金共计106500元。 2016年9月26日，李定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刘草廷鸭场欠款贰万元，账务往来清楚”。嗣后，双方再次就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协商未果，故酿成诉讼。 另查明：1.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于2011年1月向刘草廷核发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字号为龙泉驿区黄土镇旺达养殖场、经营者刘草廷，经营场所为龙泉驿区黄土镇大同村3组，经营范围为肉鸭养殖。 2.2015年8月3日，黄土镇政府（甲方）与旺达养殖场（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就旺达养殖场（业主刘草廷）的拆迁补偿达成协议，根据实测面积，由甲方支付拆迁补偿款3391354.6元。该款已实际支付至刘草廷的银行账号6223450010051942007。 3.刘草廷在提交的拆迁补偿资料中，于2015年8月3日出具一份《承诺书》，显示：“刘草廷有位于龙泉驿区X镇X组自建厂房一座，可以拆除。本人在领取拆迁补偿款后，若发生与其他企业、个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均与拆迁无关，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上述事实，有旺达养殖场营业执照副本，刘草廷与当地村委会签订的《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李定强与刘草廷签订的合伙协议，李定强提供的收条和收据，《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偿款转账凭证，证人证言，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李定强与刘草廷（甲方）签订《合同书》，对经营事项、出资比例、盈余分配等均有明确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刘草廷出具的收据及收条，能够印证李定强履行了相应的合伙出资义务。李定强主张分配合伙财产，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合伙关系是否已终止的问题。首先，证人李小华、李小容、李秀碧，与李定强以及刘草廷之妻李春萍，为同胞兄妹或姐妹，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同时，证人的书面证词中均反映了“2016年9月26日，全家人就合伙关系进行协商，并由刘草廷退还李定强2万元，结清账务”。拆迁补偿款的支付时间是2015年8月，与证词反映的协商退伙时间，两者相差一年有余，证人证言反映的李定强放弃合伙权益的内容，对原、被告双方的利益构成重大影响，且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刘草廷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其次，李定强于2016年9月26日出具给刘草廷的收条，载明的是：“收到刘草廷鸭场款2万元，账务往来清楚”。该收条仅能证明李定强收到刘草廷2万元，并不能证明双方的合伙关系清理终结。综上，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合伙关系终止时应当对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债权债务进行清理。本案中，刘草廷并未举证证明双方间的合伙关系已终止。被告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合伙财产范围的认定以及如何分配的问题。刘草廷认为，案涉的拆迁补偿款是针对刘草廷开办的位于大同村三组的字号“龙泉驿区黄土镇旺达养殖场”个体工商户的拆迁补偿，并非双方协议中约定的位于大同村九组的养殖场的拆迁补偿。该拆迁补偿款，不属于合伙财产，与李定强无关。对此，本院认为，刘草廷在其提交的拆迁补偿承诺中，明确载明的是位于大同村X组养殖场一座可供拆迁。另外，刘草廷也未举证证明在大同村X组和大同村X组分别存在两座不同养殖场的事实。因此，登记位于大同村X组的“旺达养殖场”，实则为双方合伙经营的养殖场。该养殖场的拆迁补偿款，属于双方的合伙财产。本案中，在刘草廷未举证证明对案涉养殖场有单方投入的情况下，李定强认可刘草廷独自管理期间单方投入的一百余万元在合伙财产中扣除，系李定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不持异议。根据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基于公平原则，李定强主张分配100万元，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李定强与刘草廷合伙经营的养殖场因被征收，致使双方继续维持合伙关系的目的已无法实现。李定强主张解除合伙关系，并就能够确定的合伙财产进行分配，于法有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李定强与被告刘草廷之间的合伙关系； 二、被告刘草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定强合伙财产补偿款100万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刘草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小明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勇 书记员王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