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民申373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阴市兴港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北渚村南绛208号。 法定代表人：奚建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启新，浙江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岳，江苏高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温州吉丰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白象镇樟湾村。 法定代表人：卓贤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祥策，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俊杰，浙江厚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江阴市兴港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温州吉丰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兴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关于双方当事人购销法律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问题。1.吉丰公司关于购销合同后补的说法，不是事实。2.案涉购销合同系伪造，所盖兴港公司公章系伪造，且购销合同中缺乏双方经办人员签字，二审法院认定该合同真实错误。（二）二审法院对于吉丰公司的相互矛盾的说法未予查清。对于吉丰公司与江阴兴港千富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港千富公司）是否存在业务往来，吉丰公司与兴港公司往来金额等，吉丰公司均存在不实陈述。（三）二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吉丰公司起诉的货款范围是1780685.6元，在庭审中明确2015年4月16日的货款将另行主张，而二审判决却将2015年4月16日的交货也计入总额，将货款认定为1980685.6元，超出吉丰公司的诉讼请求。（四）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吉丰公司作为原告应就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等承担举证责任。（五）本案事实为兴港千富公司与乐清市进顺冲件加工厂（以下简称进顺加工厂）有买卖合同关系，兴港公司的买入货品用于出口；进顺加工厂的材料供应商有吉丰公司、乐清市恒业不锈钢有限公司等。业务前期进顺加工厂因不能提供发票，要求直接由供应商的发票给兴港千富公司，而兴港千富公司资金紧张，部分货款请求兴港公司代付，但代付时要求发票与支付对象一致，故形成兴港公司支付吉丰公司的事实，实为假象合同关系。兴港公司也支付乐清市恒业不锈钢有限公司货款，但均为代付。吉丰公司假借这些关系，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综上，兴港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吉丰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正确。（一）案涉双方签订购销合同，成立买卖关系，没有人员签字不违反合同法规定。兴港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购销合同中兴港公司的印章系伪造。本案所涉业务系先供货后签合同，合同并非双方当面签订，而是通过邮寄方式签订，章隆锟是否在大陆不影响合同的签订。兴港公司原审中提交的送货单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业务关系。兴港公司系兴港千富公司的大股东，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公司住所地均同一，兴港公司、兴港千富公司、章隆锟三者间具有利害关系，故兴港千富公司与章隆锟的证言不可信。（二）案涉业务主体并非吉丰公司与兴港千富公司。吉丰公司提供的4份再审新证据中，2-4均在原审中提交并质证，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购销合同只能证明兴港千富公司与吉丰公司发生了20万元业务，但该业务与原审中提交的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金额、交货时间都不一致，不属于同一笔业务，与本案无关联性。（三）吉丰公司二审提交的报关材料中也显示该批货物属于兴港公司。（四）兴港公司系兴港千富公司占比60%的大股东，兴港公司、兴港千富公司、章隆锟属于同一组织，无论哪一方是合同相对人，基于诚信兴港公司均应承担还款责任。 再审审查期间，兴港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1.2015年5月14日吉丰公司与兴港千富公司签订的交易金额为200000.02万元的购销合同；2.2015年5月14日送货凭单；3.2015年7月22日兴港千富公司支付给吉丰公司的20万元汇款凭证；4.吉丰公司开具给兴港千富公司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吉丰公司系与兴港千富公司进行买卖交易，而非兴港公司。对此，吉丰公司质证认为：证据2-4为原审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确系吉丰公司所盖，但该合同系应兴港公司要求，为兴港千富公司代付20万元而要求吉丰公司配合订立相应合同。证据2-4均属于对以上代付款的配合工作。 吉丰公司提供2015年4月23日吉丰公司向兴港公司开具20万元增值税发票，并于5月15日冲红的证据，证明吉丰公司2015年4月16日向进顺加工厂供货20万元后，向本案实际购货人兴港公司开具发票，但后应兴港公司要求于2015年5月15日将以上发票冲红，转开给兴港千富公司。对此兴港千富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发票冲红是因为4月16日开错收货人，应当向兴港千富公司开具。 本院认证意见为：兴港公司提供的证据2-4属于原审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属于再审新证据，由于吉丰公司对真实性并无异议，故作为证据予以采纳。吉丰公司的证据由于兴港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亦作为证据采纳。以上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全案综合予以分析。 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除对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5年5月14日吉丰公司与兴港千富公司签订交易金额为200000.02万元的购销合同。2015年5月15日吉丰公司将原开具给兴港公司金额为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冲红，并与当天向兴港千富公司开具金额为200000.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吉丰公司与兴港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现分析如下： 关于吉丰公司与兴港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签订金额为1780685.60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前的购货合同，该合同内容能够与吉丰公司提供的2015年3月2日至4月10日向进顺加工厂交付不锈钢的提货单据的金额与品名相吻合。2015年4月21日，兴港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吉丰公司转账20万元。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形成证据链，证明吉丰公司与兴港公司存在不锈钢买卖合同，吉丰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事实。兴港公司虽然辩称该份购销合同中印章不真实，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印章的真实性，故对其上述申请再审的理由不予采纳。 关于兴港公司再审中提交的吉丰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与兴港千富公司签订金额为200000.02元的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兴港千富公司为本案实际的合同主体。吉丰公司抗辩称双方共发生不锈钢买卖的金额1980685.60元，其中1780685.60元即为2015年4月24日与兴港公司签订的合同。另有20万元未与兴港公司签订合同，2015年4月16日，吉丰公司应兴港公司要求向进顺厂供货后，于当日向兴港公司开具金额为2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应兴港公司要求，于2015年5月15日将该发票冲红，改为向兴港千富公司开具金额为200000.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2015年5月14日与兴港千富公司签订金额为200000.02元的购销合同。2015年7月22日，兴港千富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吉丰公司支付200000.02元。该陈述与原审证据以及双方再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相吻合，符合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且考虑到兴港公司与兴港千富公司住所地与法定代表人均相同，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兴港公司仅凭2015年5月14日吉丰公司与兴港千富公司的购销合同不足以否定原审对于金额为1780685.60元购销合同中兴港公司为实际买卖合同主体的认定。2015年4月24日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发货时间为2015年4月16日前，故可认定该合同属于事后补签，且吉丰公司称该份合同系通过邮寄方式由兴港公司签收盖章并回传，故章隆锟在合同签订日不在大陆不影响对涉案购销合同真实性的认定。吉丰公司起诉的货款范围是1780685.6元，系针对2015年4月24日购销合同金额，兴港公司在该购销合同项下支付货款20万元，故二审判决并未超出吉丰公司的诉讼请求。 综上，兴港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兴港公司的再审申请。 ?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何忠良 审判员  颜晓杰 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