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再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峰，男，汉族，1964年10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秋兰，女，汉族，1956年8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勋源，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嘉祺，广东中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振良，男，汉族，1954年12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子明，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曼，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敏恒，男，汉族，1963年4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启东，男，汉族，1957年3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揭西县。 再审申请人郭峰因与被申请人杨秋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粤03民申360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郭峰、陈敏恒、陈振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子明及杨秋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勋源到庭参加诉讼，何启东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峰的再审请求：1、改判驳回杨秋兰对郭峰的诉讼请求；2、再审案件受理费由陈敏恒、陈振良负担。其事实与理由为：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在本案一审时，郭峰提出其已经在2008年1月出资50万元的事实，并提供了收款收据和认股协议予以证明,公司增资的商业登记时间为2008年11月。二审判决作出后，郭峰历经艰难找到在收款收据上签名的黄某锋和田某波，该两人已经向郭峰出具证言，证明郭峰出资50万元现金的事实。 杨秋兰答辩称，一、郭峰提供了2008年1月7日的认股协议，用以证明其根据认股协议投资50万元，但是该笔投资款与2008年11月的增资不是同一笔款项，两笔款项无论从时间、金额还是占股比例均不一致。郭峰在一审庭审中，也自认增资30万元是由中介代办的，其并没有出资30万元，只是支付了认股协议中的50万元。因此，郭峰所述50万元投资款与本案涉及的30万元出资不是同一笔款项。二、涉案增资验资是委托中介代办的，其他当事人在一、二审中也已承认该事实。三、一审判决后，郭峰与杨秋兰达成和解协议，郭峰按照该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并撤回上诉。恳请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做出处理。 陈振良答辩称，一、郭峰申请再审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1、郭峰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定再审期限。二审判决生效时间为2017年4月18日，郭峰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3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再审期限。2、郭峰申请再审时提交的黄某锋、田某波、陈敏恒三人的说明，该证据在原审庭审时并未客观存在，而是郭峰在原审判决生效后自己刻意形成的，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新证据。3、郭峰提交的所谓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原审判决对于郭峰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的理由有三：一是50万元投资款并无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二是50万元付款时间与占股比例均与工商登记不符；三是郭峰自认投资款系转至陈敏恒个人账户，并未付至深圳恒信华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公司）账户。即便上述说明真实，也仅能推翻其第一和第三个理由，不可能推翻第二个理由，因此并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4、郭峰未能在原审举证，且其从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亦从未表示过其有举证的客观困难并申请延长举证期限，郭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郭峰2008年1月的50万元投资款与2008年11月的30万元增资无关，两者是两次相互独立的投资行为，即使郭峰主张的集资时已经投资50万元属实，郭峰也不得以此为由，免除其在公司增资时出资30万元的义务。恒信公司2008年1月因收购项目，需筹资2500万元，遂向郭峰、李胜华、吴少翀等十多人集资，并吸收集资人作为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认购协议，郭峰在该次集资中出资50万元并成为公司新股东，占股0.6%，但未约定将其出资的50万元用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而是由陈敏恒代为持有郭峰的股权。恒信公司2008年11月增资时，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明确约定郭峰出资30万元，相应增加股权3%，并无将郭峰集资所交的50万元抵作增资出资以及将郭峰隐名持有的0.6%股权显名化的意思表示。实际上，郭峰为了此次增资又向公司账户转入30万元进行验资。根据恒信公司2011年12月28日董事会决议，恒信公司2012年1月6日股东会决议，以及2012年1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见证书》，陈敏恒将其持有的恒信公司1%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郭峰，对郭峰之前因集资投资的50万元而由陈敏恒代持的0.6%股权进行了显名化处理，此时郭峰占股4%。 陈敏恒答辩称，郭峰2008年1月出资50万元属实，其在之后增资30万元系委托中介办理，30万元出资是否到位陈敏恒并不清楚。 何启东未作答辩。 杨秋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峰在抽逃资金30万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陈敏恒在抽逃资金583万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陈振良在抽逃资金283万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何启东在抽逃资金100万元本金和利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2006年9月27日，陈敏恒向工商部门申请设立恒信公司，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比例100%。陈敏恒于2006年10月10日将投资款300万元转账汇入恒信公司在华夏银行竹子林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内，完成验资后该笔出资款即于2006年10月16日全部转账支付给了案外人深圳市恒益礼品商行。2007年8月2日，陈敏恒与陈振良、案外人黄某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占恒信公司34%股权转让给陈振良，33%股权转让给黄某锋。其后，黄某锋于2008年3月18日将其所持的33%股权再分别转让给陈敏恒和陈振良，股权变更后，陈振良占恒信公司51%股份，陈敏恒占恒信公司49%股份。2008年11月11日，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郭峰签订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新增何启东、郭峰为恒信公司股东，将恒信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新增部分由陈敏恒认缴283万元、陈振良认缴287万元、何启东认缴100万元、郭峰认缴30万元。增资后，陈敏恒占恒信公司43%股份，陈振良占恒信公司44%股份，何启东占恒信公司10%股份，郭峰占恒信公司3%股份。2008年11月12日，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分别将其应认缴新增投资款共计700万元分别转账汇入恒信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湖支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但上述700万元投资款转入恒信公司银行基本户后即于2008年11月13日分5笔全部转出。2012年1月9日，陈敏恒将其占恒信公司的1%股权转让给郭峰、7%股权转让给陈振良、5%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于立。股权转让后，恒信公司股权结构为：陈振良51%、陈敏恒30%、何启东10%、郭峰4%、案外人于立5%。郭峰确认2008年11月12日的公司增资各股东并未实际出资，是委托中介代办验资的，次日的5笔转账是偿还中介代垫的验资款。 郭峰提交认股协议与收据，主张其于2008年1月8日转账支付投资款50万元至陈敏恒个人帐户，约定占股0.6%，但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不予确认。陈振良提交了单方汇总清单和收款收据，主张其个人在恒信公司经营过程中代为垫付了大量款项，包括代恒信公司偿还案外人黄丽琼、陈桂珍、陈桂梅、李建祥的信用卡欠款1701082.05元及代恒信公司垫付各项费用3293022.15元。恒信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证明确认陈振良代垫了上述款项共计4994104.2元，并承诺款项应由恒信公司偿还陈振良，至今尚未偿还。 杨秋兰与恒信公司因合作投资产生纠纷，遂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提出仲裁申请，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裁决由恒信公司返还杨秋兰投资款2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8年9月29日起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恒信公司将应承担的部分仲裁费36504元迳付杨秋兰。因恒信公司未履行生效裁决确定的义务，杨秋兰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经查证后作出（2014）深中法执字第73号查证结果通知书，告知未发现恒信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恒信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损害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在2006年10月和2008年11月恒信公司设立与增资的两次出资过程中，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作为公司时任股东虽曾分别将认缴的出资款转账汇入公司账户，表面上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在两次完成验资后均随即将刚转入公司账户的出资款全额转出，之后也未有再补充出资，显然有悖常理及公司经营惯例，已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同时郭峰确认2008年11月的增资系委托中介垫付，并非真实出资，而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作为恒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参与经营者，亦不能举证说明两次全额转出出资款的具体用途，故该院依法认定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的行为已构成虚假出资，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恒信公司对杨秋兰应承担的债务已经[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确认，后经杨秋兰申请强制执行，恒信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依法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关于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分别应承担的具体责任范围问题。郭峰辩称已实际支付投资款50万元，但并无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付款时间及占股比例也均与工商登记不符，且其自认投资款系转至陈敏恒个人账户，并未付至恒信公司账户，故一审法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郭峰应在认缴出资额3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与陈敏恒之间如就投资款支付存在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陈敏恒辩称其实际持股仅为12%，其余18%为代他人持股，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此该院不予采信，陈敏恒作为显名股东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其与案外人就代持股份存在纠纷，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此外，2008年11月增资后虽发生股权转让，但相关的交易只发生在陈敏恒与受让股东之间，对恒信公司的独立法人财产状况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不应仅凭股权变更后的股东出资比例减轻陈敏恒的出资义务，陈敏恒依法应在两次认缴出资额合计583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陈振良主张其在恒信公司经营过程中代为垫付了银行还款和各项费用共4994104.2元，首先，还款汇总清单所记载的均是案外自然人的信用卡欠款，并无证据证明系恒信公司债务；其次，各项垫付费用的收款收据缺乏银行资金往来记录予以佐证；再次，恒信公司出具的证明与确认书明确记载前述两项代垫款应由公司偿还陈振良，可见即便垫付款项属实，也只是陈振良对恒信公司的借款，并非应转化为恒信公司独立财产的股东出资，不能抵减陈振良的出资义务，故陈振良应在认缴出资额287万元本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同理，何启东应在认缴出资额1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上述利息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分别自出资款转出之日起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郭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30万元和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应付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陈敏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583万元和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其中300万元自2006年10月16日起算、283万元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分别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应付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陈振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287万元和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应付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何启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本金100万元和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8年11月1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在[2013]深仲裁字第841号裁决中应付杨秋兰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35.45元、保全费5000元由郭峰、陈敏恒、陈振良、何启东共同负担。上述费用杨秋兰已预交，法院不予退回，郭峰、陈振良、陈敏恒、何启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所负担之数迳付杨秋兰。 陈振良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驳回杨秋兰对陈振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杨秋兰自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二审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了调查取证，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二审认定如下：一、陈振良上诉主张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未抽回出资，并提供了个人活期明细、银行进账单、银行询证函回函等证据予以证明。杨秋兰对陈振良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提出陈振良和其他股东的出资均由中介公司垫付并负责办理增资手续，并提供了郭峰和陈振良的银行存折、费用报销单、凭证汇总表、转账凭证、支票存根领用支票审批单、记账凭证等证据及郭峰、何启东的答辩状。陈振良除对凭证汇总表、记账凭证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主张该证据不能反映陈振良抽逃资金及虚假出资的情况。二、二审调取了陈振良、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四股东的银行存折开户资料、存款凭条、银行进账单、个人活期明细信息以及恒信公司的转账凭证，显示：1、四人的开户时间均为2008年11月12日，代办人为案外人“段某峰”。当日四人的款项来源及支出情况(1)陈振良的转账存入方是案外人“廖某文”，金额为3722540元，该款当日转给恒信公司287万元、郭峰8万元、陈敏恒772540元；(2)郭峰的转账存入方是案外人“刘某”和陈振良，金额分别为22万元、8万元,合计30万元，该款当日转给恒信公司30万元；(3)陈敏恒的转账存入方是案外人“林某生”、“孙某丽”和陈振良，金额分别为305万元、7460元、772540元，合计3830001元，该款当日转给恒信公司283万元、何启东100万元；(4)何启东的转账存入方是陈敏恒，金额为100万元，该款当日转给恒信公司。2、陈振良、郭峰、陈敏恒、何启东的出资款共700万元于2008年11月13日汇入了恒信公司的账户，该款当日由恒信公司分别转给案外人深圳市江源达贸易有限公司3065250元、深圳市睿欣达商行1934750元、深圳市明视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敏恒占80%股份）100万元、深圳市明视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东昌分公司70万元，余下30万元由案外人“李某彬”提取现金。综上，从形式上看，上述四股东的增资款确实是从各自的账户汇入了恒信公司的账户，但作为恒信公司前后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的陈敏恒、陈振良均未承担其资金来源和资金转移正当性、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且另两位股东郭峰、何启东均陈述其没有实际出资，因此，本院二审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定陈振良、郭峰、陈敏恒、何启东抽逃出资成立，四股东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郭峰在法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了上诉状，但在该期间内又撤回上诉。 本院二审认为，郭峰、陈敏恒、何启东对一审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陈振良是否履行了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杨秋兰主张陈振良抽逃出资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其已完成举证责任。陈振良上诉认为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应承担举证责任。但陈振良既无法说明案外人“廖某文”汇入其账户3722540元资金来源的依据，也未举证证明其转入恒信公司的287万元验资款后第二天即被转给案外人是否系恒信公司的经营行为、恒信公司是否与案外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该汇款行为是否经法定程序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振良未履行出资义务正确。陈振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本院二审不予支持。杨秋兰诉请认定陈振良、郭峰、陈敏恒、何启东抽逃注册资金，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二审予以采纳。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二审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760元，由陈振良负担。 郭峰以其有新证据为由向本院申请再审。其在申请再审时提交的证据为黄某锋、田某波分别于2017年11月6日、2017年11月11日出具的《再证明》各一份、黄某锋、田某波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黄某锋书写证言时的照片。田某波出具的《再证明》载明2008年1月8日、号码为100172的收款收据是其亲笔所写。黄某锋出具的《再证明》载明2008年1月7日的《认股协议》是其本人亲笔所写，恒信公司于2008年1月8日开收款收据给郭峰留存，黄某锋是现金50万元的经手人，出纳田某波也有签名，郭峰投资50万元现金属实。经质证，陈振良认为证人未出庭，对该两份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认为证言证明的内容与增资3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不能证明该50万元投资款能够抵作恒信公司增资时郭峰应认缴的30万元。陈敏恒称黄某锋是恒信公司当时的股东，田某波是出纳，确认郭峰当时向陈敏恒交付现金50万元，陈敏恒将现金交给恒信公司的财务，所以财务才出具了收款收据。杨秋兰表示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认定证据。 本院再审查明，一审判决后，郭峰与杨秋兰于2016年9月16日签订《调解书》，约定基于本案一审判决，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确认杨秋兰基于涉案仲裁裁决的债权金额为2074039.45（未计算200万元的银行利息）；郭峰占恒信公司4%股权，按照4%的比例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在郭峰追回被恒信公司拖欠的工资差额后，再向杨秋兰偿还利息；郭峰在15天内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该调解书经双方签字生效后，郭峰撤回上诉。该《调解书》签订后，郭峰向杨秋兰支付82961.58元，并向本院撤回上诉。 郭峰在一审提交了《认股协议》和收款收据。《认股协议》的甲方为恒信公司，乙方为郭峰，落款时间2008年1月7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决定收购案外人股权，扩大公司业务，需筹集资金2500万元，经双方商议决定由乙方出资50万元，成为恒信公司新股东，占股0.6%。陈敏恒、黄某锋在甲方处签名并加盖恒信公司公章。收款收据出具时间为2008年1月8日，写明收到郭峰投资款50万元，并在“现金”前的方格打钩。收款收据“出纳”、“经手人”处分别有“田某波”、“黄某锋”签名。一审开庭时,郭峰的代理人称其提交以上证据证明郭峰出资现金50万元，后又改称该50万元转账到陈敏恒的个人账户。郭峰在再审中确认该50万元投资款为现金交付。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郭峰是否已经履行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2日增资时出资30万元的义务。郭峰主张在2008年11月12日恒信公司增资时，虽然其认缴的30万元实际未出资，但其在2008年1月8日已经出资50万元，已经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本院认为，一、郭峰主张其已向恒信公司实际支付投资款50万元，但该付款时间、金额及占股比例与工商登记不符；二、郭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恒信公司及各股东就其之前的投资款50万元抵作其在恒信公司增资时出资的30万元达成合意；三、郭峰确认2008年11月12日恒信公司增资时，各股东委托中介代办验资，但均未实际出资，证明郭峰在恒信公司增资时，不仅未提出以其已经支付的50万元投资款相抵，还委托中介代办其出资30万元的验资手续。综上，对郭峰主张的其已经履行恒信公司在2008年11月12日增资时出资30万元的义务，本院再审不予采纳。如郭峰就其主张的50万元投资款相关事宜与恒信公司或其他股东存在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以郭峰自认的2008年11月12日认缴的30万元出资实际未到位，判令其在该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恒信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6）粤03民终18480号民事判决。 再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再审申请人郭峰负担（本院多预收的再审案件受理费26735.45元，由郭峰向本院申请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绿叶 审判员  李 力 审判员  刘 真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舒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