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仁和民初字第252号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住址地：深圳市福田区。法人代表欧志惠，主任。委托代理人杨玉伯，四川广��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跃，四川渡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原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下沙沟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加明，居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王志芳，男，1952年3月出生，住攀枝花市仁和区。委托代理人李映江，男，1983年10月出生，住攀枝花市西区。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以下简称下沙沟小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玉伯、王跃，被告负责人张加明，被告委托代理人王志芳、李映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诉称：2007��，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下沙沟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被强制征用，在被征用的土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国家明令禁止征用的基本农田。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向当地政府提出意见，认为政府不能强迫征用村民赖以生存的基本农田，并认为征用的农田补偿标准过低，损害了其利益，于是通过聘请北京律师为其争取合法权益，但因律师要求农民先交代理费而农民无力支付，于是未达成协议。后经人介绍，下沙沟小组村民找到原告，原告也愿意为农民维权，并以风险代理的方式让村民在拿到补偿后再支付代理费。双方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代理方式为诉讼或非诉讼方式结合，在合同签订后，即使甲方（被告）与相对人和解，无论乙方是否参与谈判，视为乙方完成代理”。合同还约定：“代理费按甲方（被告）每人所得补偿在四万元以上按15%支付。乙方（原告）应为甲方争取被多占的69亩赔偿，其所得赔偿按8%收代理费”。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即派出律师杨玉伯专门为被告方村民维权。为此，原告方律师自行承担了大量的往返机票、车费、住宿费等。杨玉伯律师先后写了五十多篇法律文书，送至相关机关与各级法院，并多次到攀枝花市区、成都、北京等地国家机关反映失地农民的问题并提出诉请，参与政府谈判十七次。经过不懈努力，2013年，失地农民争得了824万元的新补偿。其间，被告只支付了原告律师到北京的差旅费3.5万元，2013年底支付了其回家的3万元，其余代理费拒绝支付。现原告诉讼来院，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理费91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辩称，1.下沙沟居民小组不是本案的适格当事人，下沙沟居民小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人员编制、办公场所和机构设置，不具有法律上能够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不属于依法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2.原告方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未经法定程序授权签署，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原告依据该合同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之相关规定，居民委员会办理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该法第九条规定，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第十一条居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体到本案，原告方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内容涉及下沙沟居民小组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和征地拆迁补偿等重大事项，但至今未就相关事��是否委托律师及代理费用如何约定等事项依法召开居民会议讨论决定，也未见任何相关会议纪要或决定。下沙沟居民小组也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和形式选举过居民代表，没有居民代表名册，也未就委托律师代理事宜召开过居民代表会议讨论，未见任何会议纪要或决议。下沙沟居民小组居民均不清楚该合同及合同约定内容，相关个别人员的个人行为不能够代表下沙沟居民小组，均属于个人行为。且至今未见合同原件，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依据我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3.因未经法定程序讨论委托代理事宜，我方对原告方出示的《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即使居民小组签章真实，也是相关人员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下沙沟居民小组及居民成员。原告及代理律师对于委托代理事宜及签订合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定及是否合法有效有义务予以审查，并负有证明责任。同时，因原告单位负责人未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对杨玉伯律师是否受原告指派履行代理职责持有异议，对原告方在相关文书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杨玉伯律师是否存在《律师法》所禁止的私自接受委托、收取代理费用，接受委托人利益等情形，恳请人民法院予以核实。杨玉伯律师还提供过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委托派遣手续，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核实其是否违法跨所执业。4.原告实施风险代理，属于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情形，违反了律师执业与收费管理的禁止性规定，应属违法，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且应依法追究原告方责任。原告在代理过程中存在强烈的追逐代理费用最大化的驱动，出具错误法律意见，对被告方人员过激行为不阻止、不劝导，导致了群体性事件，长期上访，被告方实属本代理合同的受害人。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X号）第五条之规定，律师事务所代理行政诉讼案件应实行政府指导价。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律师收费管理，国家发改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X号)，进一步明确：对于担任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必须实施政府指导价，不得进行风险代理。四川省规定与上面规定完全相同。5.原告方并无证据证明其代理律师切实、依法履行了代理职责，也未提供任何代理活动工作日志，依据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所进行的代理活动和履职情况。同时，依据《委托代理合同》第七条记载“：如甲方单独与相对人和解，无论乙方是否参与谈判，视为乙方完成代理，向乙方支付代理费”，此约定显失公平，乙方未尽代理职责，甚至误导人民群众，出具错误法律意见，造成群众损害，原告还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不合理。6.依据原告方提交的仁和镇人民政府《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内容显示：相关部门拨付的8249655元是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的专项使用资金，并由仁和镇政府监督使用，此款并非原告方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记载的被多征占的69亩土地赔偿或每人人头补偿款，代理合同记载的赔偿或补偿款，被告至今一分未得，原告要求我方支付代理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7.原告指派代理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出具错误法律意见、不作为和乱作为，未尽到律师依法代理之法定义务，违反了《委托代理合同》第九条记载的“不得歪曲事实，不得在法定程序以外进行活动”的内容，造成被告居民重大人身及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及行政责任。8.被告先后支付杨玉伯律师6.5万元费用，但原告至今未向被告出具正式收费票据及凭证，双方也并未约定被告应支付律师办案差旅费。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3年，为实施攀枝花市城市规划建设，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向四川省人民政府请示，将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下沙沟社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3月17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2004】X号文件批准《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同意将下沙沟农业合作社23.4227公顷土地作为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2004年4月22日，攀枝花市政府发布征用土地公告。土地被征用的居民认为征用的土地补���标准过低，于是聘请律师为其争取合法权益。后经人介绍，下沙沟小组居民找到原告律师杨玉伯，希望原告帮其维权。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10月20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四、代理的完成方式，以诉讼和非诉讼相结合为宜。五、乙方（原告）同意采取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进行服务，代理约定为，甲方（被告）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乙方应为甲方争取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其所得的赔偿按8%收取代理费。如两项都不成功，则乙方不收取代理费，如成功一项则收取一项的代理费。六、费用支付方式为甲方获得赔偿时，由甲、乙双方委托赔偿付款单位将代理费划付到乙方账户。七、乙方系风险代理，非经协商一致，甲方不得另行委托他方代理；如甲方单独与相对人和解，无论乙方是否参与谈判，视为乙方���成代理，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原、被告双方在代理合同书上盖章。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方指派律师杨玉伯为被告方居民进行维权。其间，被告支付了原告律师到北京的差旅费3.5万元，2013年底，原告律师回家，被告向其支付了3万元。2013年4月18日，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内容为：“…1、协调小组同意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2、此笔款只能用于下沙沟居民小组修建生活安置房，同时由仁和镇政府监督使用，此款按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下沙沟居民小组，支付方式为（1）下沙沟居民小组启动生活安置房建设时先支付50%；（2）生活安置房基础完工后支付30%；（3）生活安置房竣工验收后支付20%”。下沙沟小组共有住户260多户，居民751人。另，2011年，攀枝花��仁和区人民政府因被告诉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土地征收附带行政赔偿一案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下沙沟村民小组于2006年10月19日撤销村民小组建制，纳入居民管理，并更名为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沙沟社区居民委员会下沙沟居民小组。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委托代理合同、下沙沟社村民意愿书（复印件）、律师意见书、仁和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对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遗留问题答复意见（复印件）、名单（复印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川行终字第112号行政裁定书1份、（2012）行监字第6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2003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攀枝花市国土局攀国土发（2004）X号文件、证人证言等在卷佐证，足以证明上述案件事实。本院认为，居民小组具备了诉讼主体需要满足的条件，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第三类当事人，即其他组织。被告认为其作为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委托原告作为代理人，为其代理协调处理下沙沟征地补偿事宜，双方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九条：“居民会议必须有全体十八周岁以上的居民、户的代表或者居民小组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过半数通过”，第十条：“居民委员会办理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以上规定主要是对居民小组的内部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居民小组与他人签订法律服务合同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被告认为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未经居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委托代理合同应视为合同无效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原告代理的下沙沟居民征地补偿仅处于与政府协商处理阶段，并非诉讼案件的代理阶段，不属于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被告风险代理收费的范围，被告认为原告签订风险代理合同违返了上述规定，应视为无效的反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对杨玉伯律师是否受原告指派履行代理职责持有异议，对原告方在相关文书上加盖印章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予以证明，该反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庭审中原告出示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复印件，但从原、被告的陈述、答辩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确实达成过委托代理协议，原告也参与了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补偿协调，且庭审结束后，原告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的原件，从而更加证实了原、被告之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事实存在。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真实有效，原、被告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后，指派其工作人员参与征地补偿协调，最终，政府同意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虽然原告依照代理合同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代理服务，但原告及其证人以及被告均证实，下沙沟居民征地补偿事宜政府最终以8249655元打捆解决下沙沟居民小组征地以来的遗留费用，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被告）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按百分之十五（15%）支付代理费。乙方应为甲方争取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其所得的赔偿按8%收取代理费。如两项都不成功，则乙方不收取代理费，如成功一项则收取一项的代理费”。原告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下沙沟居民小组居民每人所得补偿在肆万元以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为下沙沟居民小组争取到了多占的69亩土地的赔偿。原、被告双方也未就下沙沟征地补偿打包解决后代理费的收取签订补充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要求按总补偿款金额的15%提取代理费91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900元，由原告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松涛审 判 员  李 琳人民陪审员  赵淑彦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书 记 员  毛春润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