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0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岭背新村22-1号502房。 法定代表人：彭仲亚。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建平，广东万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佳媛，广东万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烈丁，男，汉族，1964年2月1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更新，广东深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彭仲放，男，汉族，1981年9月2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审被告：彭仲亚，男，汉族，1986年4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上诉人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大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烈丁、原审被告彭仲放、彭仲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顺大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罗烈丁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罗烈丁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借款本金问题，原审认定的借款本金存在错误。本案主要焦点是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出具给罗烈丁的《借据》是否是由2013年9月18日的借款转化而来，是否可以作为对2014年5月19日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和彭仲放截至2014年5月19日止还欠罗烈丁借款本金具体数额的问题，但原审法院根本不查明2500万元是否已实际支付、是如何构成的。首先，《借据》下面手写注明“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的字样笔迹与正文的笔迹完全不一样，明显是两种不同的笔所书写，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而且不知是何人添加的，仅凭上面字样也无法认定是对之前借款的结算，因此法院不能仅凭手写添加的上述字样就主观认定彭仲放实际已收到借款本金2500万元，应结合双方在此之前的相关银行流水去判定2014年5月19日的《借据》是否是2013年9月18日的2000万元的借款转化而来。其次，该《借据》是新的一个借款关系，罗烈丁并没有实际给付借款，理由如下：1、根据银行流水，罗烈丁在2014年5月18日期间只向彭仲放转款2470万元，而彭仲放在该期间已向罗烈丁支付10810500元，故截至2014年5月18日，彭仲放拖欠罗烈丁的借款本金为1388万元左右，即便存在月息1.5%的利息，该期间8个月的利息也仅有300万元，剩余还有700多万元的还款，实际欠款与2500万元相差甚大，无法与《借据》借款金额吻合。因此，根据银行流水，截至2014年4月18日，彭仲放不可能仍欠罗烈丁借款本金2500万元，2014年5月19日的《借据》也并非系2013年9月18日的借款转化而来的，而且在2013年9月18日，罗烈丁仅向彭仲放转款2000万元，数额也与2500万元对不上。2、罗烈丁在其起诉状中也承认2014年5月19日才借款给彭仲放，是新的借款关系。3、彭仲放虽在2014年5月19日的《借据》签名确认“款已收到”，但不具有参考意义，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彭仲放先签字确认已收款后再由罗烈丁付款的，因为在2014年5月18日借款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据》中，彭仲放也签名确认“款已收到”，但其实际收到的款项的时间是2014年5月19日。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应以出借人实际付款金额为准，即应以银行流水为准。因此，截至2014年5月19日，彭仲放并未实际收到罗烈丁的2500万元的借款本金，即便2014年5月19日的《借据》是2013年9月18日的2000万元借款转化而来，彭仲放也仅收到了借款本金1388万元左右，罗烈丁还剩1112万元本金尚未支付。另外“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的字样不能当然地认定为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因为还可以理解为2013年9月18日借款剩余未清偿本金部分转到此合同，即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重新向罗烈丁借款2500万元，除已欠罗烈丁的1388万元的本金转到本《借据》外，罗烈丁还应继续向彭仲放支付1112万元。如果2014年5月19日的《借据》可以随意认定为是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那么同理，2014年5月18日的《借据》（借款本金300万元）是不是也可以认定为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最后，原审法院在认定彭仲放还款数额也存在错误，根据彭中放与罗烈丁之间的银行流水，彭仲放在2013年9月18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间支付给罗烈丁的款项合计36385500元，其中在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8月5日支付给罗烈丁的款项合计25575000元，但原审法院少认定了2014年8月6日200万元的还款，另外，罗烈丁在2013年9月18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间向彭仲放转账36700000元，而彭仲放在此期间向罗烈丁转账合计36385500元，根据银行流水，彭仲放已基本付清罗烈丁借款，即便2500万元的借款存在月息1.5%的利息,2013年9月18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间的利息最高也就8462500元，这样彭仲放顶多也仅拖欠8777000元本金[36700000-(36385500-8462500),而非拖欠1522.5万元的本金。对保证人而言，彭仲放转给罗烈丁的款项应全部认定为偿还借款本金，即便彭仲放和罗烈丁私下约定了利息，也不能对抗第三人，偿还利息部分款项都应视为支付本金。 二、关于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原审法院关于存在月息1.5%的利息的认定缺乏证据，与事实不符，涉案借款不存在利息。原审法院仅凭200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8个月每月转账22.5万元就认定存在每月1.5%的利息完全是主观臆断。双方之间的借款持续长达23个月，如果仅凭八个月规律付款就可以认定存在利息，在此之前无规律的付款也可以推断不存在利息。原审法院既然已认定彭仲放拖欠1522万元的借款本金，按照月息1.5%的约定，利息也应是228375元，为何只按每月22.5万元计算？而且罗烈丁在2014年8月6日少统计了一笔200万元的还款，为何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没有相应的变化？另外，既然2015年6月17日支付的22.5万元已被认定为1.5%的月息，那相应截止2015年6月17日止拖欠借款本金是不是只有1500万元，为何是1522万元？而且在2015年6月18日至2015年8月5日，彭仲放向罗烈丁转款4笔合计300万元为何不认定为偿还借款并在本金中予以扣除？如果按照罗烈丁主张的借款本金数额推算，那2015年6月18日前的借款本金应欠1822万元，而相应的利息是2733000元，而不是22.5万元。因此，按照8个月每月转账22.5万元推断出彭仲放与罗烈丁之间的借款存在月息1.5%是不合理。在《借据》中是没有约定利息的，彭仲放支付给罗烈丁的所有款项都是偿还本金。另外，保证人仅对其签名确认的借款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对未签名确认的其它借款是不承担保证责任的。因此，对于彭仲放与罗烈丁在2014年11月20日、2015年1月1日20日及2015年3月17日三笔300万元，合计900万元的款项保证人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而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彭仲放相应的900万元的还款应视为优先偿还先前的借款，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也应相应减轻，即法院已认定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为2800万元，而在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8月5日期间彭仲放支付给罗烈丁的款项合计25575000元，假设最终认定彭仲放仍拖欠罗烈丁借款本金1500万元，那么保证人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也是以242.5万元为限（2800万元-2557.5万元）。 三、关于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有关认定缺乏法律依据。1、两份《借据》首部主体部分中丙方担保人仅有彭仲亚，而没有顺大昌公司的名称，顺大昌公司的公章是盖在《借据》乙方和丙方字样的前面而不是在乙方和丙方签章落款处，而且公章也不是盖在“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字样处，而是相隔一段距离，顺大昌公司盖章的时候也没有“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这段文字，把这段文字的笔迹与证明的笔迹进行比较，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以上均说明了顺大昌公司根本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而且“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非“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不能由此推断顺大昌公司有保证责任，因为连带责任有多种多样，但不一定是保证责任。顺大昌公司在《借据》上盖章没有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无法推定顺大昌公司为保证人。2、作为债权人的罗烈丁对顺大昌公司的保证行为负有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的义务。彭仲放出具借据之时系顺大昌公司的股东之一（占40%股权)，另外两名股东分别为彭某1（占30%股权）、彭某2（占30%股权），罗烈丁对此知情且认识及熟悉顺大昌公司的其他两名股东彭某1、彭某2（分别为彭仲放的亲叔叔、姑丈），罗烈丁在一审多次表述“正是当时彭仲放系顺大昌公司的股东”、“顺大昌公司系彭仲放家族开办的企业，与彭仲放的家长是世交”等，但罗烈丁未要求顺大昌公司或者彭仲放出具股东会决议、未审查担保是否经过其他股东彭某1、彭某2同意，也没有告知彭某1、彭某2案涉借据内容，罗烈丁并非善意，具有明显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应当认定顺大昌公司的保证行为无效，顺大昌公司的盖章仅系见证行为， 罗烈丁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正确无误。1、关于2014年5月19日出具的金额为2500万元的《借据》构成包括以下几次借款：（1）2013年9月18日转账给彭仲放的2000万元；（2）2013年12月23日转账给彭仲放的300万元；（3）2014年2月11日转账给彭仲放的70万元；（4）2014年2月22日转账给彭仲放的20万元；（5）2014年3月6日转账给彭仲放的50万元；（6）其余零星往来共计60万元。2、《借据》中载明“于订立本约之同时，由甲方给付乙方，不另立据”，同时，彭仲放签字确认款已收到”，并且，顺大昌公司、彭仲亚均在该《借据》上签署，顺大昌公司、借款人、另一担保人三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道签署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结合在2014年5月18日之前，罗烈丁转账给彭仲放款项情况，罗烈丁主张该《借据》是对之前的往来情况的结算，是与事实相符的。3、顺大昌公司主张该《借据》是一个新的借款关系，本身就自相矛盾。就如顺大昌公司上诉状第二页第十行中所述，“故截至2014年5月18日，彭仲放拖欠罗烈丁本金1388万元左右”，这足以证明，在2014年5月18日之前，彭仲放欠罗烈丁款项是客观事实。既然欠款，双方对此前的欠款进行结算，并重新出具《借据》符合生活常理。4、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除了《借据》的构成中所列明的2500万元这几笔外，还有罗烈丁通过自己的公司汇入彭仲放的个人其他账户，以及汇入彭仲放指定的其他公司账户的借款，因此，顺大昌公司仅统计其一个账户内只收到36385500元，而没有计算彭仲放其他账户中所收取的款项，从而主张该2500万元的借据是新的借款，不是之前的借款情况的结算，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比如：2014年5月13日，罗烈丁通过其深圳市南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农行龙岗支行41×××10账户，转账300万元给彭仲放建行深圳住房建设支行的62×××06账户内。5、2014年5月18日出具的《借据》载明“款已收到”，是罗烈丁在彭仲放出具《借据》时即已经转账给彭仲放，按照此前双方多次往来交易情况，每次罗烈丁转款后，彭仲放都能如期收到，因此，彭仲放才在出具《借据》载明“款已收到”。6、《借据》中，出借人是罗烈丁，借款人是彭仲放，这一借贷关系，发生在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顺大昌公司仅仅是担保人，罗烈丁与彭仲放之间的具体借款、还款情况，只有罗烈丁、彭仲放清楚，现彭仲放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关于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结合该借款本金数额、利率标准及支付时间，完全符合民间借贷关于利息的交付习惯。 三、关于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2014年5月18日及2014年5月19日的二张借据上，都有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加盖了其单位公章；2、彭仲放、彭仲亚是二兄弟，顺大昌公司是其家族企业，出具该二张借据时，彭仲放持有顺大昌公司40%的股份，如果彭仲放未能提供相应的担保，罗烈丁也不可能将这么大金额的款项放心借给彭仲放，故其以该公司的名义提供担保，符合常理，顺大昌公司认为“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是后添加的，不合常理，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且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连”字、“责”的最后一笔书写习惯看，与彭仲放书写“放”字的最后一笔书写习惯是一样的。 四、顺大昌公司称2014年8月6日转款的200万元没有统计，实际上，我方已统计在2014年8月5日的数额中。 彭仲放、彭仲亚未陈述意见。 罗烈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400万元及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5%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计至起诉之日为84万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罗烈丁后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一、被告彭仲放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支付截止至2016年8月17日利息315万元；二、被告彭仲亚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1522.5为基数自2016年8月18日起按月利率1.5%自2016年8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被告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8日，作为出借人的原告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彭仲放及作为担保人的被告彭仲亚签订《借据》，约定被告彭仲放向原告借款300万元，款项转入被告彭仲放指定账户（收款人彭仲放，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住房城市建设支行，账号43×××29），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4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17日；被告彭仲亚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如被告彭仲放无法偿还，被告彭仲亚需偿还以上款项。被告顺大昌公司在该《借据》上盖章，同时署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5月19日，原告向被告彭仲放指定的上述账户转账300万元。 2014年5月19日，作为出借人的原告与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彭仲放及作为担保人的被告彭仲亚签订《借据》，约定被告彭仲放向原告借款2500万元，款项转入被告彭仲放指定账户（收款人彭仲放，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住房城市建设支行，账号43×××29），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4年5月18日至2014年6月17日；被告彭仲亚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如被告彭仲放无法偿还，被告彭仲亚需偿还以上款项。被告顺大昌公司在该《借据》上盖章，同时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借据》载明“此合同时间2013年9月18日转此合同”。 再查，原告除2014年5月19日向被告彭仲放转账300万元外，还于2013年9月18日向被告彭仲放的上述账户转账2000万元，于2013年12月23日转账300万元，于2014年2月11日转账70万元，于2014年2月22日转账20万元，于2014年3月6日转账50万元，于2014年11月20日转账300万元，于2015年1月20日转账300万元，于2015年3月17日转账300万元，该期间原告向被告彭仲放转账共计3640万元。 原告主张被告彭仲放向其借款共计3700万元，其中2800万元有借据（即本案所提交的2500万元及300万元的借据），另有900万元无借据（原告分三次向被告彭仲放各转账300万元）。原告同时称，被告彭仲放已偿还2014年5月18日的借款300万元、2014年11月20日的借款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借款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的借款300万元，主张被告彭仲放仍欠2014年5月19日借款2500万元的本金1522.5万元未偿还。 原告及被告彭仲亚及顺大昌公司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2014年5月19日以后被告彭仲放向原告转账款：2014年6月17日42万元、2014年6月26日250万元、2014年6月26日150万元、2014年6月27日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37万元、2014年8月5日200万元、2014年8月18日31.75万元、2014年9月17日27万元、2014年9月23日300万元、2014年10月17日23.25万元，2014年11月17日22.5万元、2014年12月17日22.5万元，2014年12月18日200万元、2014年12月19日104.5万元、2015年1月17日22.5万元、2015年2月13日306万元、2015年2月13日22.5万元、2015年3月18日22.5万元、2015年4月16日306万元、2015年4月18日22.5万元（分四笔转账）、2015年5月18日22.5万元、2015年6月17日22.5万元、2015年6月19日30万元、2015年6月19日20万元、2015年7月6日50万元，共计2357.5万元。原告主张上述每笔转款金额为22.5万元共计180万元的款项为被告彭仲放按月利1.5%支付借款1500万元的利息，其余2177.5万元为偿还借款，仍欠原告借款本金1522.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一、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据》是否包含在2014年5月19日2500万元《借据》中；二、本案的借款总金额；三、按月支付的22.5万元是否为利息；四、尚欠借款金额；五、原告与被告彭仲放是否有约定1500万元的借款利息；六、被告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一，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据》是否包含在2014年5月19日2500万元《借据》中。被告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主张该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的借款经原告与被告彭仲放结算，已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与被告彭仲放银行交易往来时间久、金额大，交易频繁，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彭仲放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前述300万元的借款经结算后包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同时到庭的被告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前述300万元的借款经结算后包含在2500万元的借款中；其次，被告彭仲放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对账后又重新出具新的《借据》，收回对账前的《借据》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人的认知能力，对其法律后果也应知的，重新出具借据不收回原借据不符合生活常理；最后，原告提交了2013年12月23日2000万元、2014年2月11日70万元等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其于2014年5月18日前向被告彭仲放转账2000多万元，也印证了关于2500万元《借据》的由来。综上，原告已举证证明300万元及2500万元系相互独立的两笔借款，被告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虽不认可，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确认300万元未包含在2500万元借款中。 关于焦点二，本案的借款总金额。原告主张被告彭仲放向其借款3700万元，但其仅提交2800万元的《借据》，对于2014年1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的300万元，共计900万元的款项，原告没有出具借据。被告彭仲亚、被告顺大昌公司认为该900万元非借款。原审法院认为，对于该900万元原告主张已偿还，根据生活常理，对已偿还的借款作为出借人不持有借据符合生活逻辑，由于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彭仲放之间存在其他的交易往来，且对于原告因何向被告彭仲放转账该900万元，被告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于该900万元，原审法院采信为借款，原告与彭仲放对该借款无利息约定，且已偿还。 关于焦点三，按月支付的22.5万元是否为利息。原告主张该款为借款利息。原告与被告彭仲放、顺大昌公司确认的《银行流水清单》显示，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被告彭仲放每月向原告转账22.5万元，8个月共计180万元，由于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彭仲放因何按月等额有规律地向原告转账，对此被告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而被告彭仲放的该转款金额、转款规律符合民间借贷关于利息支付交易习惯，故，原审法院采信该八笔22.5万元的款项系被告彭仲放支付给原告的利息 关于焦点四，尚欠借款金额。原审法院上述确认被告彭仲放向原告借款3700万元，根据原告的陈述，2014年5月18日的300万元借款及2014年11月20日300万元、2015年1月20日的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300万元，共计1200万元的借款，原告主张已偿还，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对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被告彭仲放按月支付的22.5万元，8个月共计180万元的款项，原审法院上述已确认为利息，该项应在被告彭仲放自2014年5月20日以后向原告转账的2357.5万元金额中予以扣除，余款977.5万元〔2357.5万元-（300万元+900万元+180万元）〕再抵扣借款本金，据此核算被告彭仲放仍欠借款本金1522.5万元（2500万元-977.5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彭仲放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五，原告与被告彭仲放是否有约定1500万元的借款利息。原告称尾数没有计算利息，原告与被告彭仲放仅约定以借款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利息。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与被告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借据》虽未约定利息，上述原审法院查明被告彭仲放自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按月向原告支付利息，也即被告彭仲放自2014年11月17日向原告支付第一笔利息22.5万元时，被告彭仲放应欠原告1500万元以上的借款本金，依据2014年11月17日前原审法院确认的借款2800万元及《银行流水清单》收付款情况核算，截止至2014年11月17日，被告彭仲放向原告借款2800万元，被告彭仲放向原告转账共计1161万元，此时被告彭仲放仍欠原告2014年5月18日、5月19日借款本金1639万元（300万元+2500万元-1161万元），该金额与原告陈述1500万元本金较相近。其次，被告基于何原因自2014年11月起支付原告22.5万元利息，双方是否存在本案之外的其他借款，对此被告未举证明，基于此时被告彭仲放仍欠原告本案的借款，故，原审法院采信该利息为支付本案的借款利息，采信原告的主张双方约定被告彭仲放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即每月22.5万元支付原告借款利息。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彭仲放以152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6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由于被告彭仲放自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6月17日每月支付原告利息22.5万元，原告在庭审时主张被告彭仲放于2015年6月17日支付利息22.5万元，期后未再支付利息，由于被告未举证证明其后支付利息情况，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审法院采信，故被告彭仲放支付原告利息，以双方口头约定的以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每月1.5%×12个月）自2015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彭仲亚的担保责任。被告彭仲亚作为担保人在原告与被告彭仲放于2014年5月19日签订的2500万元的《借据》上签名、捺印，《借据》均约定如借款人无法偿还，担保人需偿还借款，双方未约定担保方式，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原审法院确认被告彭仲亚对被告彭仲放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双方在《借据》未约定保证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由于原告与被告彭仲放就2500万元的借款未约定担保期限，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借款本金1522.5万元仍在保证期限内，故被告彭仲亚对被告彭仲放仍欠原告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彭仲亚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被告彭仲放追偿。关于利息，由于被告彭仲亚作为担保人签名的《借据》未见约定借款利息，至于被告彭仲放后来与原告约定的以借款本金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支付借款利息，由于该利息约定被告彭仲亚不确认，原告亦未举证被告彭仲亚同意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告主张被告彭仲亚对该借款利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焦点六，被告顺大昌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顺大昌公司主张其作为见证人在两份《借据》上盖章。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两份《借据》上未有“见证人”字眼，如被告顺大昌公司为见证人应特别注明，被告顺大昌公司主张的作为见证人在《借据》上盖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借据》右下方显示的为甲方依次下方为乙方再为丙方，而根据两份《借据》抬头的内容，甲方为出借人，乙方为借款人，丙方为担保人，而被告顺大昌公司所盖的章盖住的系乙方及丙方，显然被告顺大昌公司非作为出借人或借款人在该处盖章，应作为丙方盖章，而丙方系担保人。据此，原审法院确认，被告顺大昌公司对被告彭仲放的向原告借款300万、2500万元承担担保责任。原审法院上述确认被告彭仲放现欠原告2500万元中借款本金1522.5万元，与原审法院前述确认被告彭仲亚应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同理，被告顺大昌公司对被告彭仲放所欠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顺大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被告彭仲放追偿。对原告主张被告顺大昌公司对借款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彭仲放经原审法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理应承担相应消极答辩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彭仲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罗烈丁借款本金人民币1522.5万元及支付利息（以15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5年6月18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二、被告彭仲亚、被告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彭仲亚、被告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彭仲放追偿；三、驳回原告罗烈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合计115840元，由被告彭仲放、被告彭仲亚、被告深圳市顺大昌钢材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1、罗烈丁确认于2014年8月6日收到彭仲放的转款200万元，但主张该款项并非还本案借款，而是还其他借款；2、顺大昌公司的股权于2014年6月20日发生变更，变更前的股权为：彭仲放40万元（40%）、彭某230万元（30%）、彭某130万元（30%），变更后的股权为：彭某340万元（40%）、彭某230万元（30%）、彭某130万元（30%）。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判决彭仲放向罗烈丁偿还借款本金1522.5万元及相关利息、彭仲亚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彭仲放、彭仲亚对此均未提出上诉，应视为两人对该判项的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对于顺大昌公司的保证责任问题，涉案两份《借据》上均盖有顺大昌公司的公章，并同时注明“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字样。顺大昌公司虽辩称该公章系彭仲放私自取出后加盖，但该事实属于其对公章的内部管理制度范畴，顺大昌公司亦未提出公章系彭仲放私自加盖的相关证据，故其对公章加盖行为的程序违法性抗辩不能对抗该公章在《借据》上加盖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对顺大昌公司的该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两份《借据》形成时，彭仲放是顺大昌公司的股东，故顺大昌公司盖章行为的性质属于公司为其股东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责任的情形。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也就是说，在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除了公司加盖公章这一通常体现公司意思表示的外观形式之外，尚需要具备“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这一实质性要件，即该公司的保证行为必须通过其股东会的决议行为予以明示。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第三款关于“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可知该条法律规定调整的是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其他公司股东利益的平衡关系。由于公司对外担保属于纯负担义务行为，公司并未因该担保行为获得对价利益，且保证行为很可能基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优势表决权而在其他股东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实现。为防止公司成为优势表决权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方实现或增进个人利益的工具，并防止其他股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股东权益受损，上述法律才做如此规定。在公章之外设定了股东会决议这一必要公示事项，并进一步规定了股东会决议时的当事股东回避原则，既保障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彰显了公司的人格独立原则。 另一方面，从债权人角度而言，其在向债务人提供借款时，处于风险控制的优势地位，能够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借款人资质、偿还能力以及担保是否有效等情况进行合理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来决定是否向债务人提供借款。在上述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任何人均不得以不知晓该法律规定而仅凭公司公章来主张自己对股东会决议的审查义务为善意。本案中，罗烈丁作为债权人，对顺大昌公司为涉案两份《借据》提供保证而加盖公章时的股东即为债务人彭仲放的事实是明确知晓的，在此情况下，其应当同时要求彭仲放提供顺大昌公司同意以公司资产为其个人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的股东会决议。这是其与顺大昌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而罗烈丁并未提交该股东会决议，顺大昌公司亦主张其从未就为彭仲放的涉案债务提供保证召开过股东会并形成同意保证的决议，故仅凭顺大昌公司在涉案两份《借据》上加盖的公章，不能认定为是该公司的法人意思表示。在罗烈丁不能提供顺大昌公司同意保证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顺大昌公司的公章及其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表述对顺大昌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顺大昌公司对彭仲放的涉案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顺大昌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导致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变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一初字第25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原审被告彭仲亚对本判决第一项中的借款本金1522.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被告彭仲亚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彭仲放追偿； 四、驳回被上诉人罗烈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罗烈丁已预交），保全费5000元，合计11584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0840元,由罗烈丁负担55420元，由彭仲放、彭仲亚负担554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叶    艳 审判员 陈  云  峰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方佳娜(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