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8）上民一初字第1524号原告：姜育英。原告：祝水雄。原告：祝慧娟。原告：祝慧良。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俞菊明。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候舍峰。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鹤鸣。委托代理人：马卫良。被告：祝水良。委托代理人：王凤兰。委托代理人：席传喜。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为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祝水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08年10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董继红独任审判，于2008年11月17日、2009年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09年4月1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09年5月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俞菊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卫良，被告祝水良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凤兰、席传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过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诉称，原告姜育英与其他三原告以及被告祝水良均为母亲与子女关系。姜育英与丈夫祝长富共同拥有原位于上城区叶家弄76号私房（含30平米店铺，共计230平米）。1988年12月29日，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与祝长富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对该私房进行拆迁安置，协议约定安置面积97.14平米，其中营业用房30平米。1989年1月30日，双方又签订有关拆迁安置的《协议书》，进一步明确在原地安置30平米的营业房。后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1990年将拆迁重建后位于原地（现杭州市建国中路256号也即原上城区叶家弄11幢底层）的店铺30平米租赁给原告姜育英经营，但始终没有按照拆迁协议约定，将房屋产权交付给原告方，而是一直收取租金。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于1993年全部资产投入设立杭州广宇房产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更名为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原告以及被告祝水良等五人作为共同权利人，一起委托律师向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张该30平米营业房的产权而未果。2008年9月，原告经向房产登记机构查询得知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未经原告同意及合法手续情况下，将营业房出售给被告祝水良个人所有。综上，被告至今未落实拆迁协议，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擅自将房屋出售给被告祝水良；且两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祝水良存在欺诈行为。现请求：1、判令两被告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无效，判令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拆迁协议约定将建国中路256号30平方米营业房安置给原告所有并办理相关安置手续；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1、对原叶家弄76号的征用符合与被拆迁人的协议也符合国家规定，因该房屋属于公房，收取租金是合法的，且房屋拆迁后一共分配给被拆迁人四套房屋，该四处房屋都是公房，原告们一直在交纳房租，对其中的二处住宅也进行了房改，这么多年原告一直对此无异议，原告起诉也超过诉讼时效；2、营业房产权给被告祝水良也是原告的要求，原告称未经其同意与事实不符。综上，原告的起诉应当驳回。被告祝水良辩称，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本案讼争房屋的确是父母的私房，但原告把除姜育英外的三原告拿到了公房的事实进行了隐瞒，故意突出了被告拿到了营业房的事实，原告是在回避事实。事实上，原告和被告祝水良共分得三套公房和一营业房。因被告祝水良生活困难，经过原、被告协商并签订协议书，让被告祝水良居住在营业房。原告陈述2005年委托律师主张30平方米的营业用房不是事实，是两被告商量房屋买卖的价格，由祝慧娟丈夫委托律师商谈，且原告说的委托合同和函上也没有提及产权问题，只提及拆迁事宜。本案讼争房屋已由私房变成公房，原告陈述不符合事实。2、两被告签订的房屋购销合同有效，被告祝水良是房屋的承租人，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房屋的所有权人，营业用房回迁后，原告们同意将房屋给被告祝水良，且原告也分得了房屋。1993年4月开始，讼争房屋的租金一直由被告祝水良交纳。建国中路256号的房屋原承租人姜育英多次同意将房屋给被告祝水良，被告祝水良也交付了3万元的转让费。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为证明自己的诉称事实，提交了下列证据：1、原告身份证；2、户籍证明；3、户籍证明；以上1、2、3证据证明原告主体，以及家庭关系，户主祝长富于1997年7月8日去世，有夫妻共同财产，存在法定继承；4、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商材料；5、企业开业登记审查汇总表；6、关于同意建立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公司批复；以上4、5、6证据证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的关系，作为拆迁人的债权债务由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继；7、被告祝水良身份证，证明被告祝水良主体；8、《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证明四原告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拆迁合同关系及相关安置约定，该协议明确被拆迁的房屋产权是私有产权；9、《拆迁安置协议》，证明双方对营业房的拆迁安置事宜做进一步明确，协议书上所指的营业房和本案所指的营业房一一对应；10、房租收据两张，证明1990年、2004年由姜育英交付房租，房屋一直由姜育英使用；11、《商品房购销合同》，证明1994年12月30日两被告违法签订合同的事实，四原告对此不知情，真实性有疑问；12、报告，证明两被告的欺诈行为，上面的签名也是伪造的；13、委托代理合同，证明两被告存在欺诈行为；14、商品房销售专用发票，证明两被告履行违法的房屋买卖，2006年交付房款；15、房屋所有权存根，证明被告祝水良依据违法房产买卖合同取得营业房产权；16、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祝水良的欺诈行为；17、律师函，证明律师向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送达律师函件要求收回房屋，对营业房进行安置，保留产权，后确定拆迁安置成本价为8000元，原告主张过权利；18、个体工商户登记情况，证明建国中路256号营业房至今为原告姜育英经营，未放弃产权经营权、产权和承租权，被告祝水良存在欺诈行为；19、原告祝慧良的户口簿，证明祝慧良无曾用名和小名；20、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以证明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5日《报告》中的签名“姜月英、祝慧娟、祝水雄、祝小弟”不真实；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辩称事实，提交了下列证据：21、1989年1月30日协议书，证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征购与安置进行约定，原告分得的房屋不止一套；22、杭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表，证明房管部门对房屋拆迁补偿费用的审批同意；23、杭州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发放补偿费用凭证，证明被拆迁人领取了征用补偿费，也证明原告放弃产权；24、1995年7月10日《房屋转让协议书》，证明原告同意将房屋转让给被告祝水良，其承担房租并支付三万元的转让费；25、1997年10月8日《协议书》，证明同上，原告姜育英一直用的姜月英的名字；26、2002年5月5日《报告》，证明原告要求将房屋户主改为被告祝水良，大家签字同意的；被告祝水良为证明自己的辩称事实，提交了下列证据：27、协议书，证明原告同意将营业房转让给被告祝水良所有；28、收据，证明原告姜育英收到被告祝水良支付的30000元补偿费；29、2007年3月10日证明，证明原告同意将营业房给被告祝水良所有；30、收款收据3张和现金交款回单1张，证明从1993年4月之前营业房由原告姜育英承租的事实，4月以后由被告祝水良承租并交纳租金；31、杭州市单位自管房屋租用证，证明营业用房由被告祝水良承租的事实；32、证明，证明营业用房由被告祝水良承租的事实；33、租用证，证明原告除姜育英外已各自分得一套公房；34、租用公房通知单，证明同上以及祝长福的房屋是以公房形式回迁，原告也同意拿公房。35、户籍证明，证明原告祝慧良小名叫祝小弟；36、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说明，证明2002年5月5日的《报告》是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当着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面签的；37、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和契证，证明房屋取得及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房屋转移给被告祝水良的日期。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证据1-7中的证据5和证据6看不出有承继关系，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8无异议；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0无异议；证据11是真实的，合同是2005年签的；证据12无异议；证据13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4-15无异议；证据16-17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8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的房屋产权无关；证据19不具有证明力；证据20有异议，希望能重新鉴定；证据27-37无异议。被告祝水良对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证据4-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事实是私房已转化为公房；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房屋的安置性质没有约定，原告都拿了公房，证明房屋安置性质是公房；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也是当事人自己签的字，祝小弟就是祝慧良的小名，其名字是姜育英代签的；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并非是要回营业房，只是办理拆迁安置价格问题；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16真实性无异议，但和本案无关；证据17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具有证明力；证据20有异议，请求重新鉴定；证据21-26无异议。原告对证据20无异议；证据2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原告没有放弃房屋产权的意思和说明，仅是要求了使用权；证据22-23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放弃产权；证据24等被告提交原件再质证；证据2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祝慧良没有签字、姜育英签字是伪造的，其他原告是被被告祝水良骗去签字的，当时只是约定转让营业权，没有转让产权，如果涉及该房屋产权协议也是无效的；证据26真实性有异议，签字是伪造的，五个当事人没有签字；证据2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只是转让经营权未涉及产权，部分共有人不能处分产权，祝慧良也没有签字；证据28、29真实性有异议，不是姜育英签字和盖章，是伪造的；证据30无法查证真实性，是两被告之间的外来收据，和本案也无关。其中没有2006年1月4日的证据原件，该证据只能说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重收取了房租；证据3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2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3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证据35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缺乏关联；证据36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证据3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综合原、被告举证、质证的情况，本院作如下认证：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12、证据14、15、1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祝水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16真实性、证据1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1至证据12、证据14、15、18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3、16，可以证明原告以及被告祝水良曾经就涉案房屋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交涉和磋商，但无法证明二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对于证据17，可以证明律师函本身的内容但无法证明送达给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对于证据19，应当结合证据35综合认定。对于证据20，本院予以认定，被告祝水良申请重新鉴定没有充分的理由，本院不予准许。原告对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21、22、23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据21、22、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对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证据24、25、26有异议，因为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24的原件，对于证据24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5本院将结合证据27综合认定；因为证据20已经证明证据26中签名不是原告书写，对于证据26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认可证据27中祝水雄、祝慧娟的签名系祝水雄、祝慧娟书写，但否认姜育英签名的真实性，经本院释明以后原告未就此提出笔迹鉴定，对于证据27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8、29系打印件，双方就证据上姜育英的签名发生争议且双方并未对此申请笔迹鉴定，考虑这两份证据没有其他在场人签名，且与本案无密切的关联性，本案中不予认定。证据30、31，是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祝水良出具的收条及租用证，因为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原告提出异议但并无证据推翻证据30、31，对于证据30、31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2视为当事人的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33，因被告祝水良未提供原件，且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密切关联，本案中不作认定。证据34、37，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因为证据证明涉案拆迁合同的安置情况和涉案房屋的目前权属情况，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35，因涉及的证据中签名非真实签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本院对本案事实如下认定：原告姜育英系原告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被告祝水良的母亲。1988年12月29日、1989年1月30日，原告姜育英丈夫祝长富（现已经死亡）分两次与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将原上城区叶家弄76号私房于1989年2月5日前腾空交由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拆除，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按杭政（88）160文件对该房进行征购，总计20830.12元；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同意祝长富在1990年12月前回迁到华藏寺巷小区原居住面积97.14平方米，其中在原地41幢附近安置30平方米左右营业房，其余67平方米左右安置在华藏寺巷小区41幢分为三套。协议还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上述协议签订的当日即1989年1月30日，祝长富即领取征购款20830.12元，房屋拆迁补偿表对房屋的结构、屋面、楼地板、内墙门窗、设备等单价明细予以了明确的记载。原上城区叶家弄76号房屋被拆迁后，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于1990年将现建国中路256号建筑面积为35.71平方米的营业用房（即原叶家弄11幢1号）租赁给原告姜育英使用。1990年8月26日、1991年10月4日，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通知祝长富回迁租用公房。1993年5月20日，姜育英向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缴纳了建国中路256号建筑面积为35.71平方米的营业用房1993年第二季度的租金720元。1993年2月13日，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杭州市计划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同意建立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和集团公司的批复》，据此批复，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由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联合杭州清波饭店等8家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组成。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公司由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以全部资产投入组成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实体。1993年3月2日，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公司被核准开业登记。2004年10月18日，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公司变更为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7月，祝长富死亡。1997年10月8日，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与被告祝水良订立协议书，协议约定：兹有上城区叶家弄11幢1号饮食店由母亲姜育英经营，现因年老体弱无力经营，经子女协商，由姜育英经营房屋店面产权移交给儿子祝水良经营……。祝水雄、祝慧娟在协议上签名。姜育英否认在协议上签名，但在本院当庭释明后，未就此申请笔迹鉴定。2002年4月28日，祝水良与原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了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02年5月起到2004年4月止，同时原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祝水良发放了自管房租赁证。2002年5月9日，祝水良缴纳了72240元租金，收据载为1993年3月至2002年4月的租金。2002年5月14日，祝水良缴纳了8400元租金，收据载为2002年5月至2002年12月的租金。2004年3月2日，姜育英向原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缴纳了租金21600元。2005年12月31日，祝水良缴纳租金21600元。2006年1月14日，祝水良缴纳租金21600元。2005年，被告祝水良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商品房购售合同，合同的当事人为：甲方祝水良，乙方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合同载明的合同订立时间为：1994年12月30日。合同约定：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将位于上城区叶家弄11幢1号的经营商品房出售给祝水良，基本价格为8000元／平方米，房屋价款为285680元。约定价款给付的期限是1995年1月10日前。2005年1月4日被告祝水良支付了房屋的价款285680元。2006年7月27日杭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被告祝水良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2006年8月1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向被告祝水良颁发了土地使用证。后原、被告因该房屋的买卖发生争执，引起本案的诉争。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提供的2002年5月5日的报告上四原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结论是：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5日《报告》中“姜月英、祝慧娟、祝水雄”分别不是姜月英、祝慧娟、祝水雄本人书写，“祝小弟”的签名字迹倾向不是姜育英书写。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或者其承继单位是否按照协议履行了安置的义务；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三、两被告之间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的效力。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合同的义务来源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从1989年1月30日祝长富与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来看，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对于原有上城区叶家弄76号私房的拆迁采取是征购的方式，可见订立合同时候，祝长富放弃了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在协议签订的当日，祝长富按照约定领取被拆迁房屋的对价即征购款20830.12元，也是对于当时房屋拆迁采取征购方式非产权置换方式的认可。并从房屋安置过程中，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根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安置的另外三套住房的性质来看，安置的也是公房的使用权，而非私房的所有权。因此，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约定“在原地41幢附近安置30平方米左右营业房，其余67平方米左右安置在华藏寺巷小区分为三套”，应当是安置房屋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从原告代理人提供的代理词和被告方的陈述来看，原、被告认可的事实是，1990年以后，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已经将诉争的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256号建筑面积为35.71平方米的营业用房出租给姜育英经营，姜育英还因此支付了租金。可见，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已经在1990年安置了营业用房给拆迁前的经营者姜育英经营，姜育英认可，并履行交付租金的义务，应当认定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已经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了拆迁安置的义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因为合同当事人的履行而终止。对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包含请求把杭州市上城区建国中路256号营业房安置给原告及办理相关安置手续和请求宣告二被告订立合同无效两个内容。涉及要求房屋安置的请求，因为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已经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了拆迁安置的义务，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对于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同时就本案来说，二被告订立的合同的时间是2005年，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被告祝水良和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就诉争的房屋进行协商、调解。因此，二被告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律依据。对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原告中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与被告祝水良订立协议书，同意将“房屋产权转移给被告祝水良经营”，应当视为原告姜育英将房屋的使用权或者租赁权转给被告祝水良，至于其中一个原告祝慧良没有签字，因为营业房的使用权的被安置人应当是拆迁前的经营人即姜育英，而祝慧良不是营业房的经营人，其没有签字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后祝水良与原杭州广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订立了租赁合同并取得了租赁证。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据此将房屋出售给被告祝水良，并无不当。虽然合同记载的签订时间和实际签订的时间不一致，但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权利和义务的继受者，有权利处分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遗留下来的事务，直至诉讼阶段，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合同的效力一直是认可的，合同记载的签订时间和实际签订时间不一致并未达到影响合同效力的程度。同时，自1997年以后，原告方不是房屋的租赁者和使用者，本质上对诉争的房屋没有实体的权利。因此，被告祝水良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商品房购售合同不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要求宣告合同无效没有依据。综上，本院认为，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告祝水良与被告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订立商品房购售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原告申请宣告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债务因履行而消灭。原杭州市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已经按照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履行了拆迁补偿、安置的义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因为合同当事人的履行而终止，原告要求房屋安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0元，由原告姜育英、祝水雄、祝慧娟、祝慧良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408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法院；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审 判 长  董继红代理审判员  周 智人民陪审员  韩思源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书 记 员  韩文涛附件：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