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72民初36号 原告：方小流，男，198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临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原名海南威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东港区。 法定代表人：饶大程，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花，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原名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华贸大厦******内综合室4。 法定代表人：胡之照，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生，北京众明（澄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羽，北京众明（澄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方小流与被告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鸿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一审判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后，方小流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1611号民事裁定，“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琼民再5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6）琼民终183号民事判决和海口海事法院（2015）琼海法商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海口海事法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于3月12日通知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于4月11日、5月22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方小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岳，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育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小流诉称：2014年3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建造一艘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的钢质灯光罩网捕捞船，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建造工期为1年，不迟于2015年3月21日完成建造。同日，原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对涉案船舶交付使用后的作业及收益分成进行了约定，使原告在船舶交付使用后的收益得到了保障。原告的合同义务仅为向被告支付造船款，其他有关船舶更新改造事宜均由被告和第三人负责。案涉渔船更新改造指标属于海南省“双控”功率内指标，不属于农业部批准的有功率补贴的指标。该指标应由被告和第三人取得，这是合同义务，如果未取得指标以及由此导致无法造船属于违约，但不影响合同效力。上述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对公平的。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造船价款，但被告至今尚未动工造船，被告已严重违约且涉嫌合同欺诈，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因此，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造船合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0万元。 被告凯鸿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的合作方式是原告不做任何投入，不担任何风险，原告应支付的造船首付款550万元由被告的关联企业临高华威深海网箱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华威合作社）提供，原告向银行贷款800万元的担保人是被告及第三人。2014年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以下简称海洋渔业厅）领导涉嫌犯罪牵扯到被告，导致无法再取得审批手续。之后，被告与原告等人商量，双方同意不再造船。合同终止后，第三人和被告代原告提前归还贷款本金800万元并支付贷款利息701330.98元；被告与第三人共同处理华威合作社借款550万元。如果按形式上的合同约定来认定，那么原告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任何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此外，原告应当对自己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举证，但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本案属于原告的9份证据，都是原一审时法院帮忙调取的。正常的合同当事人的手上不可能没有合同及其他证据。综上，恳请法院认定清楚本案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中航公司述称：对被告主张的本案事实没有异议。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方式实际上是原告不做任何投入，不承担任何风险，银行要求原告支付的造船首付款550万元由被告的关联企业华威合作社提供，原告向银行贷款800万元的担保人是被告和第三人。如果合作失败，原告无需承担风险。终止合同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造成的，各方当事人已经达成终止履行合同且损失全部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的一致意见，原告又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6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或者申请法院调取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第一组（份）证据，即原告的证据3（“琼海渔函[2013]122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更新改造渔船有关事项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原告提供该复函用于证明第三人已获得渔船更新改造指标。 本院对该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予以确认。该复函是对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临海渔[2013]2号报告的回复。复函中有关“依据相关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该公司通过报废'双控'指标内渔船取得'双控'功率指标更新改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新建钢质渔船总功率不得超过报废渔船总功率，我厅将根据该公司提交申请材料的具体情况逐艘予以审核审批”的表述，意思很明确，结合《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和本院2018年4月3日的询问笔录，可以确认渔船更新建造指标是以《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为准，复函只是告知要取得指标必须先取得合法功率指标并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和报送审核审批。因此，第三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捕捞船更新改造指标。 第二组证据，包括：原告的证据1（《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证据2（《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证据9（开庭笔录）、证据15（图纸）、证据16（《海南省海洋渔船更新改造基本船型设计方案》），原告用于证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 本院对这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对其能否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将在判决说理部分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第三组证据，包括原告的证据7（调查笔录）、证据8（询问笔录）、证据9（开庭笔录）、证据10（关于我省油补发放的相关情况说明）、证据11（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渔业油价补助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本院对证据7、8、9的“三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三份笔录并不能证明渔船交付作业后原告每年可获得作业收益60万元。具体理由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柴油补贴和南沙作业专项补贴等均归第三人所有，与原告无关。因此，证据10和证据11与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12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印发的通知》，提出计划更新建造南沙生产骨干船队渔船总数为500艘，其中海南省200艘。2013年1月8日，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向海洋渔业厅提交《关于海南思远远洋捕捞有限公司建造200艘捕捞船和3艘补给船的报告》。该报告称第三人拟投资建造200艘钢质捕捞船，采取“公司+渔民”的合作方式，所建造钢质渔船的功率指标来源于第三人购置老、小、差合法木质渔船拆解报废后的功率，钢质捕捞船建成后全部租赁给渔民进行生产。2013年3月8日，海洋渔业厅就该报告作出的复函，明确提到“同意该公司通过报废'双控'指标内渔船取得'双控'功率指标更新改造200艘钢质捕捞渔船。新建钢质渔船总功率不得超过报废渔船总功率，我厅将根据该公司提交申请材料的具体情况逐艘予以审核审批。”此后，第三人并未购得用于拆解报废的'双控'指标内的木质渔船，也不再向海洋渔业厅提交申请更新改造渔船指标的材料，因此最终并未获得渔船更新建造指标。 2014年3月22日，第三人（甲方）、原告（乙方）、被告（丙方）签订《捕捞船购船及作业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的开头写明“为响应海南省'开发三沙，渔业先行'的战略部署，合理利用甲方已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船更新改造指标”而达成本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由乙方（原告）委托丙方（被告）建造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的钢质灯光罩网捕捞渔船1艘，具体造价以乙方与丙方签订的造船合同订立的最终价格为准。如资金筹集采取银行贷款方式，则甲方和丙方同意配合乙方完成银行贷款所需的各项材料及手续；乙方应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将造船总价款的40%资金支付给丙方，银行贷款资金到位后委托银行支付至丙方指定账户，作为船舶建造专项资金。船舶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权属于甲方，但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均为乙方。如造船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甲方同意将船舶用于贷款抵押。甲方须完成包括但不限于船舶登记、船舶抵押、海洋渔业捕捞许可证等相关手续，丙方有义务配合办理。如今后国家政策允许，甲方同意将船舶所有权过户至乙方。在船舶所有权归于甲方期间内，凡本协议项下船舶所享受的补贴（包括但不限于柴油补贴、南沙作业专项补贴）均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干涉甲方使用。此外，合作协议对乙方以银行贷款资金购船的收益分成和贷款本息偿还方式作出约定：甲方收购乙方渔获并销售，扣除成本后将剩余所得按甲方占40%，乙方占60%的比例进行分配；乙方以其所得分成用于支付当期应向银行偿还贷款本息，支付完毕后剩余部分由乙方自由支配；若乙方所得分成不能完全支付当期应向银行偿还的贷款本息，则由甲方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直至清偿完毕；在捕捞船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银行贷款本息由甲方负责以其他自有资金进行支付。甲方同意将其享受的补贴作为银行贷款的还款来源。本协议有效期十年，自2014年3月22日起，至2024年3月21日。 合作协议签订当天，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钢质捕捞船建造合同》（以下简称造船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甲方）委托被告（乙方）订造钢质捕捞船1艘。规格、船型依照海洋渔业厅和原告提供的捕捞船设计图纸。船舶造价以海南省海洋渔船更新改造基本船型设计方案（船舶总长54米，主机功率810千瓦，船型为钢质灯光罩网捕捞船，每艘船基本造价1350万元）作为结算依据，合同总造价1350万元。乙方负责监督管理捕捞船建造、安装、检测办牌等事宜。乙方必须按图纸设计来订造船舶，图纸设计变更需经甲方认可。自材料进船厂开工之日起有效工作日1年之内完成建造，不迟于2015年3月21日。 2014年5月6日,原告（借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洋浦分行(贷款人，以下简称洋浦工行)、第三人（抵押人）、被告（保证人）共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洋浦工行向原告发放个人渔业远洋捕捞船贷款800万元;贷款期限为5年;贷款一次性划入原告指定的被告账户;自贷款发放日起第1至第12个月每月付息,发放日起满12个月后每月按等额本息还款。该行于同年5月7日将800万元造船款发放到原告指定的被告账户。第三人按合作协议约定从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将每月应支付给洋浦工行的4万多元利息款如数转入原告还款账户（该账户由第三人实际掌管），由该行按时扣划。2015年6月、7月，因原告还款账户没钱供银行按时扣划到期贷款本息，被告便将其保证金账户中的部分保证金转入银行的贷款暂收户，由银行扣还当期贷款本息。2015年8月21日，第三人将2亿元转入银行的贷款暂收户，偿还当月本息并提前一次性偿还全部贷款本金余额755万余元及相应利息。至此，以原告名义向洋浦工行所借800万元造船款，已由被告和第三人提前清偿完毕，并支付利息共计701330.98元。 另查明：合作协议和造船合同签订后，其原件和复印件均未交给原告。海洋渔业厅委托上海航盛船舶设计有限公司统一设计并免费提供参考的《海南省海洋渔船更新改造基本船型设计方案（图册一）》所附效果图、总布置图和机舱布置图并非用于船舶建造的设计图纸，也与案涉渔船的总长不符。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供合同约定船舶的设计图纸。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支付给被告的首付造船款（造船总价款的40%），原告并未实际支付。该首付造船款550万元，实际上是在原告并不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关联企业华威合作社通过原告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的银行卡由第三人实际掌管）转入被告账户。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出具一张写明收到原告交来船舶建造款550万元的收款收据，但该收据并未交给原告。本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琼72民初118号民事判决（已生效），认定该案原告华威合作社与被告方小流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意义的借贷合同关系，被告方小流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人，并不负有偿还该款的义务，因此直接判决该案第三人凯鸿公司（即本案被告）将550万元造船款偿还给华威合作社。本案第三人、被告与华威合作社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但都分别登记为独立法人。银行贷款进入被告账户后，随后转到第三人当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未按约定专款专用。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违约造成其可得利益损失60万元，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完成船舶建造是否构成违约。本案审理的造船合同并非一份孤立的合同，它与合作协议、《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密切相关、相互补充。只有将造船合同与合作协议、《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完整理解本案造船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合作协议有关“合理利用甲方已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船更新改造指标”、渔船“具体造价以乙方与丙方签订的造船合同订立的最终价格为准”等约定，可认定当事人先签订合作协议，后签订造船合同；造船合同和《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实际是基于合作协议的约定、为履行合作协议而订立的。从三份合同约定的形式内容看，本案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义务还包括：原告应当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支付给被告造船总价款40%的首付款；剩余800万元造船款由原告向洋浦工行借贷，被告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第三人以涉案渔船抵押担保；银行800万元贷款，在船舶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由第三人负责分期偿还本息，渔船作业期间的贷款本息则由原告以其所得渔船作业收益分成支付，若原告所得分成不能完全支付贷款本息，则由第三人负责清偿。 综合三份合同的相关约定及法庭查明的合同签订、履行的相关事实，即可从中发现本案存在诸多有违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的情况：（一）合作协议和造船合同签订后，其原件和复印件均未交给原告（原告起诉的所有证据包括合同及付款凭证等，都是其申请法院向洋浦工行调取）；（二）第三人实际上并未获得钢质捕捞渔船的更新改造指标，而合作协议却写明签约是为了“合理利用甲方已获批的200艘钢质捕捞船更新改造指标”；（三）在原告尚未提供设计图纸的情况下，合同约定被告建造船舶的1年工期却从签约当天起算，同时约定被告必须按图纸设计订造船舶；（四）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应当在造船合同签订后不迟于5日内支付给被告造船总价款的40%，当事人对此约定从未协商变更，可是该款却在原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第三人的关联企业经过第三人实际掌管的原告银行卡转付给被告，而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并未交给原告；（五）在渔船无挂靠经营必要的情况下，合作协议约定“船舶所有权属于甲方，但实际购买者及使用者均为乙方”，令人费解；（六）原告为履行造船合同而向银行借贷的800万元，却由合同对方当事人（即被告）作为保证人提供担保，造船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并不真实；（七）银行贷款进入被告账户后随即被转到第三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账户，并未按约定专款专用；（八）第三人只是船舶抵押人并非连带责任保证人，而洋浦工行却直接扣划其汇入银行贷款暂收户的750多万元，用于提前偿还本案全部贷款余额和利息。上述种种违背常理、不符合交易习惯的情况，足以证明：（一）本案整件事都是第三人在主导、操控，银行贷款实际上由第三人支配使用并负责偿还；原告和被告只是协助第三人完善银行贷款所需条件（如第三人已获得船舶建造指标、用于抵押的渔船真实存在、借款人已支付购买船舶首付款、抵押船舶已开工建造等）。（二）合作协议和造船合同约定原告应在造船合同签订后5日内支付造船总价款40%资金、提供设计图纸，被告和第三人签订合同时就非常清楚原告根本没有能力履行上述义务，也无意让原告履行上述义务，该约定实际上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此对应，造船合同约定被告不迟于2015年3月21日完成船舶建造，也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条款，不具有约束力；当事人不按该条款履行，并不构成违约。 退一步说，假如上述合同条款约定的原告和被告的权利义务都是真实的，那么原告未按约定支付首付造船款并提供船舶建造的设计图纸，已构成违约在先，其无权请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在诉讼中多次表示合同约定是形式的、原告“不做任何投入，不担任何风险”，并非被告同意免除原告的合同义务，而是被告解释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与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因此，不能据此认为原告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或者无须履行。 综上，无论从合同相关条款约定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来分析，还是严格按合同约定的形式内容来认定，被告未在2015年3月21日之前完成船舶建造并不构成违约。 二、关于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能否成立。在认定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不必继续阐述被告的行为是否造成原告可得利益损失的问题。但是，为了增强判决的说服力，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被告违约，那么原告主张60万元可得利益损失，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首先，众所周知，海洋捕捞业是经营风险较高的行业，经营状况取决于经营者的经验、技术和海洋自然条件等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本院根据原告申请或者依职权就渔船经营收益情况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被调查者基本上都证实渔船经营风险大、盈亏不稳定，就盈利而言，少的几十万元，多的一两百万元。根据上述调查笔录，显然不足以证明原告利用建好的渔船作业一年总收益（扣除成本后的纯利润）为100万元，其按合作协议约定比例分成可获得60万元可得利益。其次，就算原告一年有60万元的收益分成，该收益也不能归其实际享有。根据《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和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向银行所借800万元，从第2年起每年应偿还本息超过200万元；在渔业作业期间，贷款本息由原告以其分得的渔船作业收益分成支付，不足部分由第三人清偿；在船舶建造或未捕捞作业期间，贷款本息则由第三人负责偿还。由此可见，在2019年5月贷款本息清偿完毕之前，除非原告一年作业收益分成超过应还贷款本息，否则渔船作业的收益分成对原告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被告迟延建造船舶对原告是有利的--原告无需进行捕捞作业，也无需用作业收益分成偿还贷款本息，银行贷款本息全由第三人负责偿还，不会导致偿还贷款的期限延长。贷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使用案涉渔船作业，才真正享有收益分成的权利。 三、关于造船合同是否已经实际解除的问题。如上所述，造船合同与合作协议、《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合作协议、《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必然导致造船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贷款人已于2015年8月向第三人提前收回全部贷款余额，并结清利息，该合同已经解除；合作协议因《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解除及本院于2016年6月判决被告将550万元造船款退还给华威合作社，实际上已经终止履行。本案原告在造船合同中的所有付款义务已经全部解除，解除后其应当承担的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已由第三人全部清偿。可见，本案造船合同早已实际解除，而且当事人没有争议。因此，没有必要由法院判决解除或者确认解除本案造船合同。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方小流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800元，由原告方小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简万成 审判员  白文英 审判员  张医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蒋珊珊 书记员谢慧婧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效条件）：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