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8民终5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运城市人民北路239号晋陕豫金融中心1层102、8层、9层901。负责人:岳君鸿，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志峰，男，198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稷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辉、张婷，山西瀛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人寿保险运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焦志峰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5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运城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被上诉人焦志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朝辉、张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人寿保险运城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原审判决未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被保险人焦东利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事实，进而判决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错误。在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民警进行现场勘查时，被上诉人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事实，向办案单位谎称是其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在随后的事故调查中，办案单位发现驾驶人并不是焦志峰而是被保险人焦东利，并且焦东利系酒后驾驶机动车，这个事实有被上诉人焦志峰的笔录及发生事故时在场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因焦东利于事故发生当日已经死亡，进而导致无法对焦东利进行血液酒精检测鉴定。另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的调查人员也对被上诉人及其家属作了调查询问，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被保险人当时驾车喝了酒。以上事实足以证明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被保险人焦东利酒后驾驶并无不当，虽然没有进行血液酒精检测鉴定，但没有进行检测鉴定的原因系被上诉人所造成，故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焦志峰辩称：一、一审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不予采信完全正确。首先，事故认定书在本案中属于一种民事证据，就证据自身而言，应具备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而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焦东利属酒后驾驶机动车是基于证人证言予以认定，结合事故案卷材料，交警部门所依据的是答辩人焦志峰的证人证言，但答辩人却从未看到焦东利喝酒的事实，只是听他人说判断焦东利喝了酒，答辩人的证言本身就是传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所以交警队仅依据具有猜测性的证人证言认定事实，必然导致所认定的事实不具有真实性。其次，事故发生后，为了查明焦东利的死亡原因，相关部门对焦东利的尸体也进行了尸检，而从整个尸检报告中也未体现出焦东利血液或肠胃含有酒精成分的鉴定结论，所以可以得知焦东利并非系酒后驾驶机动车。故一审是基于交警部门在无任何证据证实基础上，对交警队作出的错误事实不予以采信，完全正确。二、答辩人不应对焦东利未进行酒精检测鉴定的后果承担责任。答辩人作为焦东利的亲属，事故发生后，虽没有如实向交警部门交待案件事实，但就是否应对焦东利进行酒精检测检验，并非答辩人可控制的范围，是否应进行酒精检测属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行使职权范围，答辩人对交警部门是否行使职权的行为，无义务承担责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焦东利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人身保险金10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9月23日，原告的母亲张素良与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为原告的父亲焦东利投保金泰人生（B款）终身寿险（分红型）险种。保险期间从2010年9月24日零时起至终身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基本保险金额为30000元，约定的身故受益人为原告母亲张素良。2014年9月26日经被保险人焦东利向被告申请，将受益人由张素良变更为原告。2014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原告作为投保人为其父亲焦东利在被告处投保安行宝两全保险，保险期间从2014年9月27日零时起至2044年9月26日二十四时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元，约定的身故受益人为原告。该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明确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或交通工具意外全残保险金为“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或“交通工具意外全残保险金”=10×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即保险金为1000000元。2017年3月17日19时许，原告父亲焦东利驾驶晋Ｍ×××××马自达牌小型轿车，在管化线3KM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原告父亲焦东利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两份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共计1030000元，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焦志峰系张素良与焦东利儿子。2010年9月23日，张素良与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为其丈夫焦东利投保金泰人生（B款）终身寿险（分红型）险种，保险期间从2010年9月24日零时起至终身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基本保险金额为30000元，保险受益人为张素良。2014年9月26日被保险人焦东利向被告申请将受益人变更为原告。2014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为其父亲焦东利投保安行宝两全保险，保险期间从2014年9月27日零时起至2044年9月26日二十四时止或本合同列明的终止性保险事故发生时止，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元，约定身故保险受益人为原告，该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明确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或交通工具意外全残保险金为“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或“交通工具意外全残保险金”=10×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即保险金为1000000元。同时查明：2017年3月17日19时许，原告父亲焦东利驾驶晋Ｍ×××××马自达牌小型轿车，在管化线3KM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原告父亲焦东利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愿在被告处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后，双方建立了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发生保险事故后，原告作为受益人有权要求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保险赔偿金。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保险人焦东利是否酒后驾驶。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驾驶员是否属酒后驾驶必须以检测或者鉴定为依据，方可确认驾驶人员是否存在酒后驾驶或者醉酒驾驶的行为，但本次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被保险人焦东利系酒后驾驶车辆的依据仅为证人证言，且该证人也只是听说焦东利饮酒；除此外无任何证据佐证，所以不能确定焦东利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焦东利酒后驾驶车辆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酒后驾驶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但被告未提供经检测或鉴定能够证明焦东利酒后驾驶的证据。综上，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人身保险金10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焦志峰支付保险金103000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认定死者焦东利是否构成本案保险合同中约定的“酒后驾驶”的问题。既然是合同纠纷，那么双方当事人自然均应当遵守合同的约定，我们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案件的处理亦应当严格遵从双方合同约定的条款进行。下面我们针对上诉人所提交保险合同释义条款中对于“酒后驾驶”的解释说明进行分析，以确定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该释义对合同中所指“酒后驾驶”是如此解释的：“指经检测或鉴定，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员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认定为饮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根据该释义，对是否构成“酒后驾驶”的情形，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经检测或鉴定，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一定标准。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在本案中，根据交警部门对事故相关知情人员的调查笔录及其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应该可以认定驾驶人焦东利系饮酒后驾驶，但该酒后驾驶的客观事实认定并不当然自动形成本案保险合同中对酒后驾驶的法律事实认定。我们注意到，虽然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表述，显示驾驶人焦东利为酒后驾驶，但是依据上述保险条款对酒后驾驶的认定标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焦东利饮酒量达到相关规定中认定为“饮酒驾车”的标准。至于因为什么原因造成没有对焦东利的酒精含量进行检测或鉴定，现有证据已无法查明，亦无法归责于任何人，我们只能尊重现有的法律事实，即不能认定死者焦东利存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的“酒后驾驶”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太平洋人寿保险运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070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林审判员  王文霞审判员  胡东革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