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84民初162号原告：刘丛刚，男，1979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林，四川应天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成（曾用名：胡月成），男，1965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四川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丛刚与被告胡成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丛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林、被告胡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37384.17元（其中：残疾赔偿金1133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医疗费：14143.66元（二医院）、1349.2元（中医院），误工费17296.7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7354.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20元，护理费2400元，营养费348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1800元，续医费9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7年5月5日，原告刘丛刚经何某介绍，到胡成的位于江源镇电信营业厅（无营业执照）进行电工作业。5月8日上午9时许，在工作过程中，原告不慎从高处摔下，当时即送往崇州市中医院检查治疗，当日下午转到崇州二医院进行住院治疗。2017年6月1日出院，住院24天，在二医院花费住院费30498.89元，个人自付金额13460.16元，在中医院花费2452.32元，个人自付金额1349.2元。原告受伤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17年10月27日鉴定为九级伤残，二次手术费用9000元。原告受雇于被告从事电工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对于上述费用，被告理应对原告的受伤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因与被告协商不能达成一致，遂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审理。被告辩称，原告经何某介绍到被告处进行电工作业。原告并非受雇于被告，而是原告承包了被告电信营业厅的电工工作，双方是承揽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原告受伤的责任及风险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与被告无任何关系。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人何某出具证明，拟证明原告受雇于被告，为被告提供劳务，被告应对原告受到的损害承担责任；2、崇州市中医院和崇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入院记录、病历、出院病情证明及医疗费票据等，拟证明原告受伤住院治疗及原告所支付的医疗费情况；4、四川省华西法医司法鉴定书、鉴定发票，拟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及鉴定费用；5、户口本、羊马镇猫渡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和四川亿能达公司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一直在外打工工资收入情况和三名被抚养人与原告的关系。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人的何某出具的证明也可以映证原、被告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何某介绍原告到被告处承揽工作时，原告还在水校有一个工程同时进行。证人何某和原告在被告处承揽的木工和电工工作时，就清楚的告知过二人,被告不负责任安全，只承诺他们承揽木工和电工工作向其支付多少报酬。被告承诺原告完成工作后向其支付报酬1800元，且原告的电工工作不是原告一人完成，原告还雇佣了另一个电工共同完成工作。原、被告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四川亿能达公司出具的证明，认为该证明反面证明了被告是有固定工作的员工，映证了原告与被告在本案中的关系为承揽关系；对其他的证据质证后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为支持其辩解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视频光盘，拟证明原告基于承揽关系，在原告完成劳动成果后，被告按照双方的约定，按时全额向原告支付了定作费1800元。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原告确实领取了1800元，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且支付时间是在原告受伤后半年，并非被告所述的按时支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5日，原告刘丛刚经何某介绍，到被告胡成的位于江源镇电信营业厅从事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等电工工作，双方约定按照工作进程确定工期，在原告完成其电工工作后，被告给付原告报酬1800元。2017年5月8日，原告刘丛刚在进行铺面外广告灯箱布线工作过程中不慎从脚手架摔下受伤，随即被送至崇州市中医院治疗，住院总费用为2154.32元，当天原告自动出院。当日，原告前往崇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24天，住院总费用为30498.89元，其中原告实际指出14143.66元。2017年10月27日，原告委托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其伤残等级及内固定取出费用进行鉴定。2017年10月30日，该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1、原告右股骨颈粉碎性骨折后遗右髋关节功能障碍属九级伤残；2、原告右侧股骨颈骨折内固定物取出的费用预计9000元人民币。原告进行该司法鉴定共花费鉴定费1800元。2017年11月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报酬1800元。另查明，1、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号码于2018年3月，电话询问了与原告一同在被告处从事案涉电工作业的刘某。刘某称其为原告的徒弟，在原告承包了该工程后由其与原告共同完成该工作，该工作被告向原告支付多少报酬自己并不清楚，但原告是按照每天100多元向其支付报酬的。2、原告系独生子女，其父亲为刘少成，1950年6月28日出生，其母亲高永珍，1953年4月2日出生。原告刘丛刚育有一子刘俊杰，2003年8月20日出生。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对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本院认为，首先，被告因店面装修需要，经木工的介绍，由原告到店面现场完成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等电工工作。经双方协商，在原告完成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工作后，被告向原告支付1800元，双方未就完成时间进行明确的约定，仅就工程完成后的报酬进行了明确约定，且被告并未要求原告具体每天的工作时间，亦未对原告的工作进行监管，只是原告需要根据木工的工作进度完成电工工作。因此，原告的工作是以完成工作成果，即完成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等电工工作为目的的；其次，从证人何某、刘某的证言来看，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电工工作的时侯还在水利学校有另一工程同时进行，且原告在承接案涉工作后雇佣刘某共同完成该项工作，说明原告在完成该项工作中具有独立性，如何完成工作，由原告自己决定，不受被告的监控，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不具有隶属性。再次，从原、被告双方就案涉工作支付报酬的情况看，被告并未按星期、按月向原告支付报酬，而是双方约定案涉工作完成后由被告一次性向原告支付1800元。最后，被告开设电信营业厅，从事电信电话费充值、手机电话销售等工作，而原告作为电工从事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等工作。因此，被告的电信营业厅并不需要长期从事电工作业的员工，仅是因为该营业部装修而暂时需要电工从事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等电工工作。综上，双方的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而不具备雇佣关系的要件。且原告具有电工从业的资格证，有资格从事案涉工作，而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规定，原告在完成工作中造成的自身损害，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系因为被告电信营业厅广告牌布线的过程中从脚手架上摔下致伤。虽原告指出原告的工作范围仅限于被告营业厅内的强电布线和插座安装，而不包括被告营业厅外广告牌处的布线工作，原告从事营业厅外广告牌处的布线工作系为被告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行为，但原告为证明该项主张仅有原告的徒弟刘某的电话录音及原告自己的陈述，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算是共计237384.17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丛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3元，由原告刘丛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亚军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罗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