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102民初5638号 原告（反诉被告）：郑太顺，男，196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福建豪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吴盈，女，1975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铭铭，福建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杉城镇丰元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400784537577R。 法定代表人：魏佰兴，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起，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魏佰兴，男，197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起，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郑太顺与被告吴盈、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堂公司”）、魏佰兴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4日受理后，被告吴盈、汉堂公司分别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2月9日、4月20日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太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玉生，被告吴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铭铭，被告汉堂公司、魏佰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宏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太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吴盈向郑太顺支付股权转让款3548900元及利息（自2017年2月16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股权转让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吴盈赔偿郑太顺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3.判令汉堂公司、魏佰兴对上述两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由吴盈、魏佰兴、汉堂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5年8月5日，郑太顺与汉堂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汉堂公司为实现“做市”增加股份150万股，作价3750000元由郑太顺认购，占总股份的2.793%。同日，双方又签订了《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如果汉堂公司在2016年8月1日之前未能实现“新三板”挂牌并实现“做市”交易，汉堂公司、魏佰兴以3450000元受让（回购）郑太顺所持有的150万股股权，同时按照3450000元支付年化18%的利息。2015年8月7日，郑太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3750000元投资款汇到汉堂公司账户。同日，汉堂公司出具《收据》给郑太顺，确认收到投资款3750000元。由于汉堂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在2016年8月1日之前成功“做市”，郑太顺依据《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要求汉堂公司、魏佰兴将其持有的150万股股份回购。2016年12月31日，根据汉堂公司、魏佰兴的要求，郑太顺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吴盈，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受让价格为投资款3450000元及利息621000元，即总价款4071000元。2.吴盈须于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920000元，收购郑太顺持有的40万股股份，郑太顺在收到款项后应当积极配合吴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3.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向郑太顺支付3151000元（其中股份本金2530000元、利息621000元），收购郑太顺持有的110万股股份。4.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另行向郑太顺支付2016年8月7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的利息397900元。5.郑太顺承诺，在收到第一笔92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将根据要求，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或出席相应会议，以确保公司新三板挂牌目标顺利实现。6.如吴盈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另行计算利息，汉堂公司、魏佰兴对吴盈的违约行为承担清偿责任。至今，吴盈只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920000元，其余款项均未支付。而郑太顺在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即按照吴盈、魏佰兴、汉堂公司的要求，出具相应资料和手续，履行相应义务，但吴盈、魏佰兴、汉堂公司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吴盈辩称，1.郑太顺未按股权转让协议3.1.2条款的约定，提供其已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吴盈在支付920000元之后，迟迟无法取得股东资格；2.郑太顺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一点已经另行反诉；3.吴盈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即郑太顺履行义务之后，吴盈方可支付相关款项。 汉堂公司辩称，1.郑太顺不具备起诉的条件，依法应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具体到本案，郑太顺未履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并征求意见，如果本案进行下去其结果必然是违法的，会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如果其他股东对郑太顺名下剩余的110万股行使优先购买权，那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就变成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其他股东，郑太顺要求吴盈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就没有事实基础。因此，在郑太顺履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程序和义务之前，不具有提起诉讼的条件。2.由于郑太顺未履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约定的股权对外转让的前置程序和义务，故《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郑太顺名下剩余110万股股权转让给吴盈的约定是无效的。3.《股权投资回购协议》中的甲方仅为汉堂公司，魏佰兴只是签约代表，不是合同相对方。郑太顺在诉状中主张魏佰兴应承担协议中约定义务是错误的。4.汉堂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为吴盈提供担保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首先，签订协议时，汉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经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其次，吴盈在受让郑太顺40万股股权后成为公司股东，若汉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因此汉堂公司在没有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为吴盈的违约行为提供担保是无效的。5.《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丙方仅为汉堂公司，魏佰兴只是代表，不是合同相对方。因此郑太顺要求魏佰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6.吴盈对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享有不安抗辩权，若汉堂公司或魏佰兴作为担保人成立，同样享有不安抗辩权。因此，即便法院判定汉堂公司或魏佰兴作为担保人成立，汉堂公司和魏佰兴则享有吴盈所享有的不安抗辩权。7.郑太顺应赔偿汉堂公司的经济损失。 吴盈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郑太顺支付吴盈违约损失101200元(920000元×2%×5.5个月=101200元，自2017年2月16日起计算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止)。2.判令郑太顺提交办理剩余11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签字手续后，吴盈方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判令郑太顺承担吴盈因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4.反诉案件受理费由郑太顺承担。 事实与理由：吴盈和郑太顺于2016年12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吴盈受让郑太顺在汉堂公司的股权150万股。转让款分两次支付，首笔款920000元于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款折合40万股股份，郑太顺在收到款项后应当积极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该《协议书》中，郑太顺明确作出了承诺与保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书面通知了汉堂公司其他股东，并取得了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书面文件。郑太顺还作了特殊承诺：在收到第一笔920000元股权转让款后，将根据汉堂公司的要求，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或出席相应会议，以确保公司新三板挂牌目标顺利实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吴盈依约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920000元，但是郑太顺并没有履行约定义务，提供上述材料，导致40万股股权无法在2017年2月15日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郑太顺的上述违约行为，造成吴盈依约支付了相关款项之后，无法成为汉堂公司的股东，吴盈的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实现。本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吴盈履行了合同义务，而郑太顺拒不履行自身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此，吴盈要求郑太顺依照《协议书》的约定，按月利率2%向吴盈支付违约损失。同时，基于吴盈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之后，郑太顺拒不履行义务，吴盈有充分理由对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行使不安抗辩权，即要求郑太顺提供相关第二笔转让股权所需的相关材料，吴盈方可支付第二笔转让款项，以保证吴盈支付第二笔转让款之后，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得以顺利办理。 郑太顺辩称，1.根据郑太顺提供的证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可知，郑太顺始终都很配合吴盈的要求，进行相关的工商登记等，即从原来的150万股过户到吴盈名下40万股，不存在反诉状中不配合行为。2.根据吴盈提供的证据可知：（1）郑太顺配合吴盈办理相关手续的流程是吴盈将相关文件寄给郑太顺，然后由郑太顺签署后寄回给吴盈。（2）吴盈每次寄给郑太顺要求签名的资料中所显示的郑太顺股权均为110万股。郑太顺已经签署过相应文件，加之吴盈没有按约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如果再签署，对方可能会以签署时间来抗辩剩余的110万股股权的归属。另，如果要求签署的资料上是显示郑太顺将剩余的110万股过户给吴盈，郑太顺一定会马上签署。（3）吴盈从未向郑太顺提出过要求郑太顺协助办理其名下剩余110万股股权登记转让手续的相关资料。3.吴盈以《股权转让协议》第[三-1-②]的约定来认定郑太顺没有履行书面通知汉堂公司的其他股东，并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书面文件的义务是不能成立的，理由：（1）该条款约定的是“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约定，书面通知汉堂生物其他股东，并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书面文件”，《公司法》并没有规定郑太顺在转让股权时必须履行上述义务。而本案郑太顺并不认识吴盈，根据之前签订的《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的约定，如果汉堂公司在2016年8月1日之前未能实现“新三板”挂牌并实现“做市”交易，汉堂公司和魏佰兴必须无条件以3450000元的总价款受让（回购）郑太顺所持有的公司150万股股权，同时按照3450000元支付年化18%的利息，吴盈只是汉堂公司和魏佰兴指定的持股人而已。也就是说，对郑太顺而言，本案受让（回购）郑太顺150万股股权的是魏佰兴或汉堂公司，他们则不属于“股东以外”的人，故不适用该条款。（2）根据《增资扩股协议》《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的约定可知，郑太顺根本就不知道汉堂公司到底有多少个股东和具体的股东名单，故无法履行书面通知并取得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当初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吴盈承诺该项义务由其代为履行，所以《股权转让协议》的第[三-2-③]才会约定，丙方必须提供汉堂公司同意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和其他股东放弃对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均须提供原件给甲方）。（3）根据郑太顺提供的补充证据可知，2017年7月20日，吴盈受让郑太顺名下40万股股权。办理该股权转让时，也是汉堂公司和魏佰兴负责办理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等手续，郑太顺连汉堂公司都没去。这一点，可以从汉堂公司提供的证据1-14可以得到印证。综上，吴盈提出的反诉理由不成立，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汉堂公司对吴盈的反诉请求未作答辩。 汉堂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郑太顺协助办理其名下剩余110万股股权登记转让手续。2.判令郑太顺向汉堂公司支付违约金（从2017年8月1日起算至提起反诉之日暂计金额为91400元，实际计算至郑太顺配合办理完其名下剩余110万股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日止）。3.判令郑太顺向汉堂公司赔偿因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25000元。4.判令郑太顺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与理由：2016年12月31日，郑太顺（甲方）与吴盈（乙方）、汉堂公司（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述协议签署后，吴盈便按约定于2017年1月4日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920000元。然而，郑太顺未在2016年12月31日前按《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通知其他股东并获得讼争150万股股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的书面文件”。第一期涉及的40万股股权的手续、法律文件均是由汉堂公司通知其他股东签署的，郑太顺未尽到协议书约定的义务；第二期涉及110万股股权，郑太顺至今仍未按约定提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文件”以及书面通知了其他股东的证据。而且，郑太顺也未按协议第二条的约定积极配合吴盈办理相对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或其他必要手续，也未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约定的义务,根据汉堂公司及吴盈的要求，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件或出席相应会议。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6月13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16.12.31）,转让方郑太顺，受让方吴盈的工商登记手续和股东间股权转让、股权定增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的函”，要求郑太顺配合签字并寄回公司。2017年6月13日，郑太顺针对汉堂公司的函件复函，并在复函中以“事实上本人已经将全部的150万股股权转让给吴盈女士”并附加“要求汉堂公司出具承诺函”的条件表示拒绝签署汉堂公司所邮寄的法律文件，构成违约，造成郑太顺转让给吴盈的40万股权工商变更手续无法办理，进而影响汉堂公司上新三板的进程。2017年7月3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履行职责签署相关文件的通知函”，再次发函要求郑太顺根据合同约定签署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2017年7月31日，吴盈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通知函”，告知郑太顺至今未按约定提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文件”已经构成违约，并要求签署汉堂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2017年8月3日，郑太顺复函吴盈，确认2017年7月31日的函收悉，并再次表示拒绝签署2017年6月13日汉堂公司邮寄的法律文件。2017年8月31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董事变更的股东会决议的函”，要求签字，但郑太顺至今未签署。郑太顺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违约。鉴于汉堂公司与郑春堂在2015年8月10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5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在2016年8月10日签署《补充协议》，并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日。其次，汉堂公司与杨忠健分别在2015年8月9日、2016年8月26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并在《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12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0日。第三，汉堂公司与章敏分别在2015年8月10日、2016年8月10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并在《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7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并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日。而郑太顺自2017年6月13日起拒不配合签署并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的违约行为客观上造成汉堂公司无法在预期的2017年8月1日上新三板，致使汉堂公司向郑春堂、杨忠健、章敏支付的财务成本增加，该损失应由郑太顺承担，直至郑太顺协助办理剩余110万股股权转让登记手续为止。具体如下：郑春堂增加的利息从2017年8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为21000元；杨忠健增加的利息从2017年8月10日起算，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为41700元；章敏增加的利息从2017年8月1日起算，暂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为28700元，共计91400元。 郑太顺对汉堂公司反诉的答辩意见与对吴盈反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吴盈对汉堂公司提起的反诉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郑太顺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A1.《增资扩股协议》,证明：汉堂公司为实现“做市”增加股份150万股，作价3750000元由郑太顺认购。 A2.《股权投资回购协议》，证明：如果汉堂公司在2016年8月1日之前未能实现“新三板”挂牌并实现“做市”交易，汉堂公司和魏佰兴应以3450000元的总价款受让（回购）郑太顺所持有的公司150万股股权，同时按照3450000元支付年化18%的利息。 A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二张、《收据》五张,证明：2015年8月7日，郑太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3750000元投资款汇到汉堂公司账户；当天，汉堂公司出具《收据》给郑太顺，确认收到投资款3750000元。 A4.《股权转让协议》,证明：1.2016年12月31日，根据汉堂公司和魏佰兴的要求，郑太顺将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吴盈，受让价格为投资款3450000元及利息621000元，即总价款4071000元。2.吴盈须于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920000元，收购郑太顺持有的40万股股份。3.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向郑太顺支付3151000元（其中股份本金2530000元，利息621000元），收购郑太顺持有的110万股股份。4.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另行向郑太顺支付2016年8月7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的利息397900元。5.如吴盈未按约定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另行计算利息，汉堂公司和魏佰兴对吴盈的违约行为承担清偿责任。 A5.《委托协议》,律师代理费发票，证明郑太顺为实现本案讼争的债权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A6.《微信截图》《律师函》《复函》,证明郑太顺曾委托律师发函，要求依照约定支付股权回购款。 A7.《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证明郑太顺有配合吴盈办理相关工商登记等。 吴盈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B1.《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吴盈与郑太顺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太顺应提供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相关材料； B2.付款凭证，证明吴盈依《股权转让协议书》支付了转让款920000元； B3.函，证明吴盈向郑太顺发函催促履行相关义务； B4.律师代理费发票，证明吴盈为实现本案诉争的债权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汉堂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C1.股东会决议、章程修订的函；C2.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面单，C3.邮件跟踪记录，共同证明：2017年6月13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16.12.31）,转让方郑太顺，受让方吴盈的工商登记手续和股东间股权转让、股权定增的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的函”，要求郑太顺签字并寄回公司。 C4.复函，证明：2017年6月13日，郑太顺针对汉堂公司的函件复函，并在复函中以“事实上本人已经将全部的150万股股权转让给吴盈女士”并附加“要求汉堂公司出具承诺函”的条件表示拒绝签署汉堂公司所邮寄的法律文件，构成违约，造成郑太顺转让给吴盈的40万股权工商变更手续无法办理，进而影响汉堂公司上市进程。 C5.关于履行职责签署相关文件的通知函，C6.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面单，共同证明：2017年7月3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履行职责签署相关文件的通知函”，再次发函要求郑太顺根据合同约定签署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 C7.关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通知函,C8.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面单，共同证明：2017年7月31日，吴盈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通知函”，告知郑太顺至今未按约定提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文件”已经构成违约，并要求签署汉堂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 C9.回函，证明：2017年8月3日，郑太顺复函吴盈，确认2017年7月31日的函收悉，并再次表示拒绝签署2017年6月13日汉堂公司邮寄的法律文件。 C10.邮政特快专递邮寄面单，C11.关于董事变更的函，C12.股东大会决议，共同证明：2017年8月31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董事变更的股东会决议的函”，要求签字。 C13.EMS面单、邮件跟踪记录，C14.汉堂公司于2017年7月8日向股东章敏、叶耀龙、吴磊、杨雯、游淑仁、杨绍锋、李圣强、陈家庆、杨忠健邮寄的需要签字的附件资料，共同证明：2017年7月8日，汉堂公司向股东章敏、叶耀龙、郑春堂、吴磊、杨雯、游淑仁、杨绍锋、李圣强、陈家庆、杨忠健、李闽山邮寄“关于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及股东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签字函”，证实讼争第一期的40万股股权的手续、法律文件均是由汉堂公司通知其他股东签署的，郑太顺未尽到约定义务。 C15.《股权投资回购协议》，C16.《补充协议》，共同证明：汉堂公司与郑春堂在2015年8月10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5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在2016年8月10日签署《补充协议》，并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日。 C17.《股权投资回购协议》，C18.《补充协议》，共同证明：汉堂公司与杨忠健分别在2015年8月9日、2016年8月26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并在《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12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0日。 C19.《股权投资回购协议》，C20.《补充协议》，共同证明：汉堂公司与章敏分别在2015年8月10日、2016年8月10日签署《股权投资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并在《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若汉堂公司未在约定时间上新三板则应按750000元投资总额支付年化18%的利息，并在《补充协议》中确认因客观原因新三板挂牌的承诺时间延续至2017年8月1日。 C21.委托代理合同,C22.发票，共同证明：汉堂公司因反诉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0元。 本院依法组织各方进行质证，并将质证情况记录在案。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对郑太顺提供的证据A1-A4、A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A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郑太顺为实现诉争的债权所支出的一、二审律师代理费；证据A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吴盈提供的证据B1-B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吴盈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转让款920000元；证据B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吴盈已经就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向郑太顺发函；证据B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吴盈为实现诉争的债权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对汉堂公司提供的证据C1-C3、C5-C8、C10-C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汉堂公司向郑太顺发函要求签署相关文件的事实；证据C4、C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郑太顺未签署相关文件的事实；证据C13-C2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证据C21-C2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汉堂公司为实现诉争的债权所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8月5日，郑太顺与汉堂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汉堂公司为实现“做市”增加股份150万股，作价3750000元由郑太顺认购，占公司总股份的2.793%。 同日，郑太顺与汉堂公司又签订了《股权投资回购协议》，约定：如果汉堂公司在2016年8月1日之前未能实现“新三版”挂牌并实现“做市”交易，汉堂公司、魏佰兴以3450000元的总价款受让（回购）郑太顺所持有的公司150万股股权，同时按照3450000元支付年化18%的利息。 2015年8月7日，郑太顺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将投资款3750000元汇至汉堂公司的账户。当天，汉堂公司出具《收据》给郑太顺，确认收到投资款3750000元。 2016年12月31日，郑太顺（甲方）与吴盈（乙方）、汉堂公司（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魏佰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1.双方一致确认：郑太顺将其持有的汉堂公司的全部股份（合计150万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2.731%）转让给吴盈，吴盈同意受让上述股份。2.吴盈受让价格为投资款3450000元及利息621000元，即总价款4071000元。3.吴盈须于本协议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向郑太顺支付920000元，收购郑太顺持有的40万股股份，郑太顺在收到款项后应当积极配合吴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4.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向郑太顺支付3151000元（其中收购股份本金2530000元，利息621000元）。郑太顺在收到款项后应当积极配合吴盈办理剩余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5.吴盈须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另行向郑太顺支付2016年8月7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的利息397900元。6.如吴盈未按约定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另行计算利息，汉堂公司、魏佰兴对吴盈的违约行为承担清偿责任。 2017年1月4日，吴盈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分两次向郑太顺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合计920000元。2017年6月13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章程修订的函》，内容为：因公司在2017年1月，进行股东间的股权转让，2017年7月开始将进行定增股份，为此需要公司股东在收到股东会决议及章程后，三日内签好字寄回公司，以便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2017年6月13日，郑太顺针对汉堂公司的函件复函，在复函中表示“事实上本人已经将全部的150万股股权转让给吴盈女士”，并提出只有在汉堂公司出具相关承诺函后，才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配合公司签署相关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目标所需要的相关文件。 2017年6月30日，汉堂公司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履行职责，签署相关文件的通知函》，要求郑太顺根据合同约定签署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 2017年7月31日，吴盈向郑太顺邮寄《关于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通知函》，告知郑太顺至今未按约定提供“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文件”已经构成违约，并要求郑太顺签署汉堂公司于2017年6月13日邮寄的法律文件。 2017年8月3日，郑太顺复函吴盈，确认2017年7月31日的函收悉。 另查明，吴盈与魏佰兴系夫妻关系。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协议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2.汉堂公司及魏佰兴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围绕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结合相关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协议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违约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郑太顺与吴盈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全面履行义务。根据协议约定，郑太顺在收到股权转让款920000元后，应当积极配合吴盈办理相对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但是，郑太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经依照约定履行了该项义务，故吴盈主张郑太顺在股权变更登记方面存在违约行为，本院予以采信。而对于吴盈等人主张的郑太顺未履行通知其他股东的义务构成违约，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以及汉堂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不管是《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均没有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需要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取得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文件。具体到本案，汉堂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无需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因此，郑太顺没有履行书面通知其他股东的行为并不构成违约。 其次，吴盈未按约定于2017年2月15日之前向郑太顺支付股权转让款3151000元及利息397900元的行为构成违约。根据协议约定，只有当吴盈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之后，郑太顺才有义务积极配合吴盈办理剩余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或者其他必要的手续。故，郑太顺未办理110万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不属于《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行使的情形，本院对吴盈提出的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而拒绝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不予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请求对方依法继续履行合同，故吴盈应当向郑太顺继续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郑太顺也应当积极配合吴盈办理相应的股权登记变更手续。 综上，本院认为，根据协议约定，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对方损失，赔偿数额以实际损失为限（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因实现债权而花费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由于吴盈存在违约行为，故郑太顺主张吴盈应当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以未付的股权转让款3151000元（4071000元－920000元）为基数计付，另外397900元不计利息；郑太顺主张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包含一、二审律师代理费，本院酌定一审律师代理费为15000元。同样，由于郑太顺亦存在违约行为，故吴盈反诉请求郑太顺支付违约损失及律师代理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违约金应以9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2月16日起支付至股权实际变更之日止，即支付至2017年7月31日止；吴盈主张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15000元。 二、关于汉堂公司及魏佰兴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担保条款对汉堂公司不发生担保效力，担保责任应由魏佰兴承担。理由如下： 首先，虽然汉堂公司作为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的担保方处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魏佰兴签字，但是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汉堂公司《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第（六）项“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等规定，汉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经查，吴盈与魏佰兴系夫妻关系，汉堂公司为吴盈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即汉堂公司为吴盈提供担保应当通过股东会的决议。作为汉堂公司的股东，郑太顺有能力查询《公司章程》，且应当知悉《公司章程》对公司提供担保的限定，而其在接受“汉堂公司”为吴盈的债务提供担保时并没有要求“汉堂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故该担保行为对汉堂公司不发生担保的法律后果。 其次，汉堂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并不代表其法定代表人魏佰兴也不承担，本案纠纷的发生实际是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所致。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和《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第（六）项规定，汉堂公司对外担保的权力机构应该是股东会，法定代表人未经股东会的决议擅自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属于越权行为。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可知，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关键要看相对人是否善意。本案中，作为汉堂公司的股东，郑太顺应当知悉公司章程对公司提供担保的限定，仅仅以法定代表人签字和汉堂公司公章就信赖“汉堂公司”的担保行为，属于未尽慎重注意义务，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故该代表行为对公司无效。《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实际上也是无权代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故在法律后果上按照《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处理，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因此，本案的担保责任应由越权行为人魏佰兴承担。另外，根据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六条违约责任中“如吴盈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本金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另行计算利息，汉堂公司、魏佰兴对吴盈的违约行为承担清偿责任”的约定，魏佰兴亦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由于双方未约定担保责任的方式，故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魏佰兴应当对吴盈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吴盈以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由拒绝支付余下股权转让款，违反了双方的约定。而且，签订转让协议后，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属于合同履行问题。就股权转让的外部效果而言，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为行政管理行为，该变更登记只是宣示性登记，旨在使公司有关登记事项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是否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不影响吴盈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郑太顺诉请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及律师代理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根据约定，只有当吴盈支付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之后，郑太顺才有义务积极配合办理110万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吴盈诉请判令郑太顺提交办理剩余11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签字手续后，吴盈方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不予支持。郑太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尽到协助办理40万股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请求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对方，应为股权的受让方吴盈，并非汉堂公司，故汉堂公司诉请协助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另外，汉堂公司主张的因郑太顺拒绝签署相关文件而导致公司无法实现新三板挂牌的目标，从而造成公司损失的事实，因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郑太顺未签署相关文件与汉堂公司未实现新三板挂牌目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汉堂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汉堂公司遭受的损失，故汉堂公司反诉请求郑太顺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吴盈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太顺支付股权转让款3151000元，并支付利息（以3151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自2017年2月16日起支付至股权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另加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2月15日期间的利息397900元）； 二、吴盈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太顺赔偿其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 三、魏佰兴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郑太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盈支付违约损失（以92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2月16日起支付至2017年7月31日止）； 五、郑太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盈赔偿其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000元； 六、驳回郑太顺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驳回吴盈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八、驳回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37702元，由郑太顺负担2702元，由魏佰兴、吴盈负担35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魏佰兴、吴盈共同负担；吴盈预交的反诉案件受理费7940元，由郑太顺负担940元、由吴盈负担7000元；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的反诉案件受理费7874元，由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义挺 人民陪审员  陈 虎 人民陪审员  傅超真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 书 记 员  黄淑婷 附：一、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一百三十八条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