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17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甫志，男，1986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邬贵刚，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永杰，男，196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宇，四川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甫志因与被上诉人任永杰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4民初53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甫志委托诉讼代理人邬贵刚、被上诉人任永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甫志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双方的从合同义务，是完成股权转让的必要条件与重要环节，从而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双方股权转让的主合同义务已经实际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已经支付转让款，上诉人已经完全退出成都隆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强公司），由于被上诉人已实际掌握隆强公司相关印章，但不主动履行公司股东信息工商登记的变更，怠于履行义务，而上诉人无法强制其办理，上诉人有权诉请其履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合同附随义务，且要求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是被上诉人享有权利，明显使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任永杰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股权转让协议》虽经生效文书裁判确认，但协议履行有赖于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等事项才能将被上诉人列为公司股东，目前被上诉人尚未登记在股东名册上，即便被上诉人持有隆强公司的印章，并不代表被上诉人就拥有对隆强公司和其他股东权利的处分权。根据法律规定，工商变更登记不是被上诉人义务，而是公司义务，仅有被上诉人协助也无法办理。上诉人赵甫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任永杰协助其变更公司股东登记信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任永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2014年12月12日，赵甫志与任永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由赵甫志作为转让方（甲方）以23.4万元价格向受让方（乙方）任永杰转让隆强公司股权共计30万元实缴出资额。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隆强公司的股权共计30万元出资额，以23.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该股权。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费23.4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份是甲方隆强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份，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转让其股权后，其在隆强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由乙方享有与承担”。协议第三条约定：“公司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隆强公司的股东，按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得亏损”。2014年12月12日，以任永杰为法定代表人的凯迈天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迈公司）与任永杰签订了《代付协议》，协议约定由凯迈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赵甫志支付转让款23.4万元。2014年12月31日，凯迈公司按约向赵甫志账户转款23.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赵甫志、任永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同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其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并与案件事实相关联，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赵甫志所举的本院（2016）川01民终11671号民事判决书，任永杰质证称，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任永杰明确表示已经收到该份终审判决书，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份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规定，一审法院对赵甫志不存在抽逃出资和欺诈的事实予以确认。故任永杰向一审法院提交《记账凭证》和《补充凭证》两项证据，以证明赵甫志存在欺诈和抽逃出资的行为的主张，结合本院（2016）川01民终1167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任永杰所举的交通银行记账回执，赵甫志对其三性均予认可，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以赵甫志为股东的隆强公司是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法定程序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约定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规定，赵甫志与任永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情形，由于本案赵甫志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所在公司的公司章程，也未向一审法院说明公司章程对股权的转让事项是否另有约定。故一审法院认为赵甫志转让股权的行为应当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以后方可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规定，任永杰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人，其行使请求变更登记权利的义务主体是隆强公司，且该项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是任永杰已记载于该公司的股东名册，具备股东身份，能依法享受股东权利。一审庭审中，赵甫志对其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所规定完成股权变更的前置事项并未举证，就其所举的《股权转让协议》、转款凭证、凯迈公司系列文件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一审法院不认为赵甫志已经充分履行完成转让股权所需的附随义务。且请求变更登记的权利是任永杰被记载于隆强公司股东名册，获得股东权利之后对隆强公司所享有的民事权利，该项权利的义务主体是隆强公司，赵甫志对任永杰所享有的该项权利仅有积极协助义务。故就赵甫志以个人名义诉请任永杰协助其变更公司股东登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庭审中，任永杰向一审法院说明，由于股权变更登记的过程较复杂且合同还未履行完毕，故暂未行使请求变更股权登记的权利。为方便任永杰对隆强公司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也避免赵甫志因未变更登记而遭受额外困扰，一审法院敦促任永杰待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条件成熟后，积极行使自己的合同权利和其他权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一百四十八条、一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甫志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赵甫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本院于2017年3月4日作出（2016）川01民终1167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任永杰要求撤销其与赵甫志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上诉。赵甫志在二审中陈述股权转让后召开过股东会但未形成股东会决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协助上诉人变更公司股东登记信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四条规定可知，1.对股东进行变更登记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进行变更登记的主体应是隆强公司而不是赵甫志或任永杰，赵甫志和任永杰在隆强公司进行变更登记时负有协助义务，赵甫志应协助隆强公司形成股东会决定或变更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任永杰应协助隆强公司提交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赵甫志和任永杰的协助主体是隆强公司，若隆强公司不履行法定义务，赵甫志或任永杰不履行配合义务，赵甫志有权要求隆强公司履行变更义务并要求任永杰向隆强公司履行具体的配合义务，任永杰也有权要求隆强公司履行变更义务并要求赵甫志向隆强公司履行具体的配合义务，现赵甫志诉请任永杰协助赵甫志变更公司股东登记信息，任永杰协助主体为赵甫志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协助内容不具体明确。2.股权完全取得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本案中的实质要件即赵甫志将其持有的隆强公司股权经隆强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转让给任永杰，任永杰支付股权转让款，任永杰继受取得成为隆强公司的新股东；形式要件则包括将任永杰新股东身份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到工商机关进行变更登记等。现赵甫志并未举证证明其转让行为书面通知过隆强公司其他股东并经隆强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也未举证证明隆强公司章程对此有不同规定。赵甫志陈述，股权转让后并未形成相应的股东会决议，赵甫志未提供证据证明任永杰新股东身份已经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上，任永杰尚不能依据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赵甫志尚未完成股权转让的附随义务；赵甫志也未举证证明已配合隆强公司形成了如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申请变更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赵甫志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已经具备申请股东进行变更登记的条件。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甫志要求任永杰协助赵甫志变更公司股东登记信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赵甫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兵审判员 贺晓琼审判员 冯帅军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