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2民终4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利云，���，195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亮，广东向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为聪，广东向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工农路*号。法定代表人：杨战坤，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鸿浑，广东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余利云因与被上诉人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曲江医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5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利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亮、梁为聪，被上诉人曲江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鸿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利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余利云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曲江医院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付超平住院期间，曲江医院诊疗、护理存在着明显的过错。1.付超平是因为自杀行为伤害到自己被民警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的，民警在离开医院时明确告知曲江医院付超平的伤是自杀造成，并要求曲江医院注意。曲江医院对付超平的死亡结果是有充分预见的，没有尽到谨慎诊疗看护的义务。首先，曲江医院的入院诊断显示付超平的“精神状态尚可”，医嘱载明“留一陪人”；如果诊断付超平“精神状态尚可”是曲江医院认为付超平不存在生命健康风险隐患，也不需要特别看护，那医嘱则无需“留一陪人”。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诊断付超平“精神状态尚可”是曲江医院认为付超平存在生命健康风险隐患，精神状态不属于正常范畴，需要特别看护，所以医嘱才注明“留一陪人”作为预防措施。而一审法院认为“……不能苛求作为医疗机构的被告，会预见患者的跳楼自杀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所以此事实认定明显有误。其次，虽然医嘱载明是二级护理，但医嘱同时载明了“留一陪人”。曲江医院对付超平的护理并没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因为在尚未联系到付超平家属时，曲江医院应当在护理时留一陪人，但曲江医院并未做到，并未尽到谨慎诊疗看护的义务，这才导致付超平接下来的死亡结果发生。而一审法院却只是根据《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中二级护理的规定，认为曲江医院只需尽到“一到两小时巡视”的责任即可，进而认定曲江医院不存在着过错，此认定同样明显有误。2、曲江医院没有履行医院工作制度和岗位职责规范。首先，根据《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职责》行政管理制度篇的第十二条及护理工作制度第十七条，探视、陪伴制度规定要求，对“有自杀倾向者”采取的是“陪伴适用原则”。而曲江医院在未联系到付超平家属时，并未按规定正确合理地实施“陪伴适用原则”，并且曲江医院也未对付超平的健康状况有足够的重视，因为曲江医院并未根据《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行政管理制度篇的第三条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收治……有自杀迹象的病员时”必须及时向院领导或有关部门请示报告。综上，曲江医院存在这些明显过错的因素，这才导致付超平的意外死亡发生。所以，一审法院明显未查明曲江医院存在以上的过错事实。其次，根据《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护理工作制度第三十条护理应急管理预案的规定“发现患者有自杀念头时，应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通知主管医生，做好必要的防范��施，包括没收锐利物品，锁好门窗，防止意外；通知患者家属，要求24小时陪护，家属如需要离开患者时应通知在班医护人员。详细交接班，同时多关心患者，准确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给予心理疏导”，曲江医院明显没有遵照工作制度要求及履行岗位职责。同样，根据曲江医院护理工作制度的要求，即便是二级护理同样要求根据医嘱，正确实施治疗用药，但曲江医院却是明显忽视了医嘱“留一陪人”的要求，导致接下来的护理工作明显存在着疏忽的过错。所以，一审法院并没有根据曲江医院的职责和义务，来对曲江医院的过错进行准确的认定。二、医院并未充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首先，曲江医院对付超平的精神状态异常的情况是充分知晓的，曲江医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其工作经验和常识同样要求曲江医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存在着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曲江医院应对付超平尽到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如加强巡视、派人看护、采取防护措施等。但本案坠楼发生时，除付超平外，病房内并没有其他人员在场，病房也无相应的防护措施。所以，一审法院未查明曲江医院在安全保障义务上存在着过错。其次，在付超平的死亡未查明事实时，一审法院认定付超平是通过窗台跳楼身亡，并根据窗台的高度93厘米，以此排除曲江医院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错误的。付超平究竟是从何处坠楼而亡，暂且不说，即便是从一审法院认为是从窗台坠楼的查明来说，该窗台是开放性的，并没有任何禁止攀爬坠落的警示和防止坠楼的防护，曲江医院在收治了付超平之后，已经充分了解了付超平的精神状态异常的前提下，仍将其安置在这样的环境里进行护理，又没有尽到必要的心理疏导干预等预防措施，这明显就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二审庭询期间，余利云补充上诉意见：1.有关曲江医院提供的跌倒评估单中，精神状态这一栏：评估提醒漠视15分，相当于小于八岁小孩的控制能力。2.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离开时，明确告知医院医生和护士付超平有自杀情况，需要重点注意。3.公安对护士徐嘉敏做了询问笔录提到：对付超平打针时，有两次未打完就自己拔针，故意把药水滴很快，也说明付超平精神状况很差。付超平自杀前，护士看到付超平在走廊东张西望，但是其没有采取措施就走开了，没有合理的预防和阻止措施。曲江医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理。一、曲江医院的诊疗、护理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接收患者付超平后，曲江医院根据患者付超平的伤情采取了清创缝合、术后预防感染等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在护理过程中，���据付超平的伤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确定护理等级为二级护理，符合《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第十条的规定。二、曲江医院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安全保障义务适用主体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安全保障的内容局限于公共场所本身的问题之上，例如地板滑湿，天花板坠楼等公共场所设施方面的问题，而非扩大到与管理人、组织者有关的一切事项之上。本案中，付超平跳楼身亡的窗台高度93厘米，符合建筑安全标准。患者付超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除非故意爬窗跳楼，否则以窗台的高度绝不会导致付超平意外失足坠楼。因此曲江医院没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三、曲江医院无法预见患者付超平跳楼自杀，也不具备看管、限制患者活动的权利和能力。��先，在付超平入院时，没有任何人告知曲江医院其存在自杀倾向。再者，根据《病历》，付超平是酒后刺伤自己，是在意识不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其入院后已意识清醒，精神状态稳定，送其入院的公安民警也是在确定其精神状态恢复并稳定后才离开，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付超平有自杀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苛刻要求曲江医院应当预见付超平会跳楼并提前采取措施。同时，曲江医院作为一般性的综合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的人员大多为弱质女护士，且一个护士要负责多个患者；也没有特殊的器械和设施，不具备像精神病院等特殊医院对患者进行看管、限制患者自由活动的职责和能力，当然法律上也没有授权曲江医院可以限制患者的人身自由。在患者故意自杀的情况下，特别是患者是成年男性的情况下，曲江医院不具备防范的能力。四、患者付超平自杀死亡与曲江医院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患者付超平死亡是其跳楼自杀导致，死亡后果是付超平本人积极追求的行为后果。其自杀念头的产生，并非因曲江医院的诊疗行为所引起。因此，付超平的死亡与曲江医院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五、曲江医院具备法定的免责事由。鉴于患者付超平死亡是其故意跳楼自杀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曲江医院免责。六、余利云错误理解医嘱中的“留一陪人”，并错误适用《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的“陪伴适用原则”。事实上，“留一人陪”不是医院的法定义务，而是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嘱咐患者要另外叫一个人陪护或聘请一个人陪护，其本身也并非是医院的法定义务。而《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的“陪护适用原则”是属于第一章第十二项“探视陪护制度”中的部分内容，综合“探视陪护制度”的内容来看，也正好反映出安排陪护人员是由患者或患者家属自行确定，医院对此没有义务。余利云在这里断章取义，错误认为安排陪护人员是医院的法定义务。七、本案中，余利云是以曲江医院的诊疗、护理存在过错主张赔偿，因此本案的案由应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恳请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曲江医院不具备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余利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曲江医院在二审庭询期间补充答辩意见：1.医嘱里的“留一陪人”意思是让患者家属或护工来陪护，医院没有专门护工，陪护工作应由家属或另行聘请的社会护工承担。余利云错误理解“留一陪人”的含义。2.从医嘱来看，患者是酒后在神志不清情况下自伤，公安机关将其送至医院时，在确认患者完全清醒且情绪平稳后才离开，离开时并没有告知曲江医院该患者有自杀倾向。3.护士一直有劝患者配合治疗，余利云称曲江医院漠视患者的态度，没有任何依据。事实上，医院根据患者病情给予了恰当护理工作，但是护理工作并非专门派人守着患者。余利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曲江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办理丧事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199944.6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9日2时许，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城东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曲江××××东华围液化气路口发现有人受伤。城东派出所干警到达现场后，呼叫110指派120救护车。曲江医院于9日2时29分接警后即派救护车到现场将付超平接至医院救治并安排至骨一科住院治疗。曲江医院对付超平的伤口进行���创缝合，之后开始输液治疗，6时45分行静脉采血，7时5分输液结束，7时45分查房发现付超平不在病房，8时30分付超平被人发现在曲江医院新大楼三楼楼顶坠楼死亡。付超平的住院病历记载，患者主诉：入院前9小时，自己酒后用剪刀刺伤颈部、腹部等处；入院诊断：颈部、腹部、左侧腕部软组织锐器刺伤；体格检查：痛苦面容与表情，意识清醒，语调与语态正常，精神状态尚可；诊疗经过：在局麻下行颈部、腹部及左侧腕部伤口清创缝合，术后预防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医嘱：按骨一科常规护理，二级护理，留一陪人。2017年10月12日，余利云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曲江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及办理丧事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199944.6元。庭审过程中，余利云对付超平系跳楼自杀身亡无异议，亦明确表示对曲江医院的诊疗行为���否存在医疗过错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付超平入住曲江医院，双方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付超平在住院期间跳楼自杀身亡，余利云以曲江医院诊疗、护理存在疏漏，未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曲江医院赔偿，根据余利云的诉请，本案案由应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曲江医院在付超平住院期间诊疗、护理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关于曲江医院在付超平住院期间诊疗、护理是否存在过错。付超平入院后，曲江医院针对付超平的伤情采取了清创缝合、术后预防感染等诊疗行为，按规定履行了诊疗义务。医院的分级护理是指患者在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病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确定并实施不同级别的护理，为患者提供基础护理服务和护理专业技术服务，而不是对患者进行看管，限制患者的自由活动。曲江医院根据付超平的病情和生活自理能力，确定护理等级为二级护理，符合《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第十条：“具备以下情况之一的患者，可以确定为二级护理：（一）病情稳定，仍需卧床的患者；（二）生活部分自理的患者。”的规定。余利云主张曲江医院在诊疗、护理存在过错，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该院对余利云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曲江医院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付超平入院到跳楼��杀身亡期间，医护人员先后多次到付超平所住病房进行巡视，符合二级护理每两小时巡视患者的规定。付超平跳楼身亡的窗台高度93厘米，付超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常理而言，除非故意爬窗跳楼，否则该窗台的高度并不会导致付超平意外失足坠落窗外。综上所述，余利云并无证据证明曲江医院的诊疗、护理行为存在过错，曲江医院亦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付超平的死亡系其跳楼自杀所致，与曲江医院的诊疗、护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苛求作为医疗机构的曲江医院，会预见到患者的跳楼自杀并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规定，余利云诉请曲江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余利云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99元，由余利云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余利云提交了两份证据：1、2010年《全国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2、《临床护理实践指南（2011版）》，拟证明曲江医院没有尽到看护义务，对患者死亡应承担相应责任。曲江医院质证意见：1、该两份文件使用前提是医院明知患者有自杀倾向，但是现有证明无法证明医院已知患者有自杀倾向。2、曲江医院只是一般综合医院，不是精神病医院。3、陪护，应该是家属陪护或另请护工看护，现实中，医院护理人员多为弱小女同志，其本身没有能力对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进行预防。而且本案患者是成年精壮的男生，所以不能要求医院承担如此重的义务。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死者付超平是付定庚与��利云之子，付定庚于2015年9月去世。付超平除余利云以外，无其他法定继承人。付定庚与余利云生有付岳平、付国平和付超平三子。本院认为，余利云主张，其子付超平在曲江医院治疗时，曲江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未尽到看护义务，存在过错，要求曲江医院赔偿其各项损失。但余利云在一审期间也表示其并非以曲江医院存在医疗事故为由，要求曲江医院赔偿损失，而是认为曲江医院未尽到看护责任，造成余利云损失。故一审法院将本案定为侵权责任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余利云的上诉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曲江医院在对付超平进行诊疗活动时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赔偿余利云的损失。付超平在2017年9月9日因其用剪刀捅伤自己，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公安机关将付超平送至曲江医院。从付超平的《住院病历》可见，曲江医院在付超平入院的时候，已经知道付超平有自杀的倾向。从一审法院向当时送付超平到曲江医院的公安干警所作的《问话笔录》来看，当时公安干警也已经告知曲江医院的医务人员要注意观察看护好付超平。曲江医院已经收治了有自杀倾向的付超平后，在付超平的家人到医院前，曲江医院有一定的特殊注意义务，以防止付超平再次自杀。但曲江医院的医务人员未完全尽到相应的看护义务，致使付超平再次自杀死亡，故曲江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付超平作为成年人，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应对其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曲江医院未尽到看护义务，应对付超平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曲江医院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于余利云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付超平虽为农业户口，从一审期间余利云提交的证据来看，付超平来广东后在韶关市××区××村委打工，可见付超平已并非以农业生产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付超平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即：37684.3元/年×20年=753686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以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故付超平的丧葬费为：82866元/年÷12个月×6个月=41433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余利云为1953年10月12日出生，有三个扶养人，故余利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8613.3元/年×16年÷3人=152604元。4.办理丧事的交通费及误工费。由于余利云已经超过60周岁，而且余利云也是以其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为由，要求曲江医���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故本院认定余利云不存在误工损失。至于办理丧事的交通费，余利云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余利云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如前所述，曲江医院未尽到看护义务，导致了付超平的死亡，故曲江医院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付超平的死亡，确实会给余利云带来了一定精神上的损害，故本院酌情认定余利云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元。综上，余利云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损失为：753686元+41433元+152604元=947723元。曲江医院承担10%责任，即947723元×10%=94772.3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即曲江医院应当赔偿余利云957**.3元。综上所述，余利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5民初1322号民事判决。二、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余利云赔偿款95772.3元。三、驳回余利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299元，由余利云负担2194元，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负担2105元。余利云已向一审法院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4299元，由一审法院退回2105元，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应向一审法院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1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99元，由余利云负担2194元，韶关市曲江区人民医院负���210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神玉嫦审判员  李 罡审判员  黄颖红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李 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