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1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俊先，男，196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英，女，1961年4月17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润平（特别授权），贵州省纳雍县王家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绍杰，男，1970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玉林，男，196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敏，男，1969年1月24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 上诉人宋俊先、王瑞英因与被上诉人胡绍杰、刘玉林、杨敏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初26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宋俊先、王瑞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连带向二上诉人支付因上诉人女儿宋某死亡赔偿金213940.96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0010.5元，共计353953.46元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及理由：1、本案事实是二上诉人女儿宋某在被上诉人刘玉林、杨敏发包给被上诉人胡绍杰的建筑工地上提供劳务死亡，事故发生后，经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主持调解，宋某之夫高国文与三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有效。但二上诉人并非该调解协议主体，该协议对上诉人并无法律约束力，现宋某死亡，二上诉人作为死者父母理应享有部分死亡赔偿金；2、上诉人宋俊先虽参与调解，但二上诉人并未明示放弃自己的权利；3、高国文与三被上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未对上诉人形成表见代理。因为上诉人女儿已到高国文家生活，彼此不是共同家庭成员，且对于权利的处分，必须有明确的授权，但在调解过程中，上诉人并未授权给任何人对上诉人的权利进行处分；4、宋某死亡后，权利人应获得的赔偿金额应为798220.12元（未包含精神抚慰金），而调解协议仅赔偿43.8万元，故上诉人应获得赔偿部分不包含在调解协议中。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杨敏二审答辩称：1、二上诉人之女宋某虽在我发包给胡绍杰的工地上死亡，但死因不明，不能划定胡绍杰是否有过错；2、高国文与宋某育有三个子女并共同生活多年，二人确系夫妻关系，宋俊先与高国文参与了调解，协议中的赔偿金是指所有赔偿金额，如何划分是二上诉人与高国文之间的问题，与答辩人无关。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宋俊先未提出任何异议，说明其同意该协议，高国文作为二上诉人女婿，完全有资格代表二上诉人及其子女签订调解协议；3、我与胡绍杰签订的是承揽合同，死者宋某是为胡绍杰提供劳务，我没有责任作出赔偿；4、一审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胡绍杰、刘玉林未作答辩。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1日，二原告的长女宋某在被告杨敏、刘玉林发包给被告胡绍杰施工的建筑施工场地死亡，死者宋某生前与高国文育有子女三人。2017年7月2日、7月3日事故经政府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多次组织双方及亲属参与协调，政府综治办形成会议记录，双方及亲属参与协调的人员在协调会签到册上签字。2017年7月3日的会议记录上载明：“会议名称为关于宋琴（宋某）死亡一事协调，会议地点为综治办调解室，协调达成的意见为被告刘玉林付6万元，被告杨敏付6万元，二被告的款项于7月4日付清；被告胡绍杰付31.8万元，于7月4日付7.8万元，剩余的三个月之内分批付清。截止7月4日，注明：刘玉林、杨敏已付清，胡绍杰已付7.8万，剩余24万分三次付，8月10日付8万、9月10日付8万、10月10日付8万。”2017年7月2日的协调会签到册上签字人有高国文、胡绍杰、史祥（派出所）、李发勇（综治办）、杨敏、刘玉林等，2017年7月3日的协调会签到册上签字人有高学林、高正义、高保志、宋国友（死者宋某兄长）、宋俊先（死者宋某父亲）、杨敏、高国文（死者宋某丈夫）、高华、彭永、刘玉林、刘劲松（司法所）等。2017年7月3日，死者宋某的丈夫高国文分别与被告刘玉林、杨敏、胡绍杰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司法确认，纳雍县人民法院下发裁定书确认该调解协议有效，被告刘玉林、杨敏已按照调解协议履行完毕，被告胡绍杰已按照调解协议部分履行。事故赔偿事宜协调过程中，死者宋某兄长宋国友、父亲宋俊先、丈夫高国文亲自参与协调，案外人高国文系二原告女婿。另查明：原告宋俊先、王瑞英在本院依法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王瑞英陈述称不知道事情怎么处理的，只知道其丈夫是去处理其女儿的事情。宋俊先陈述称政府让他们先把尸体拉去火化再谈调解的问题，因为没有谈好，其没有同意。后来，政府及派出所组织进行调解，其在场没有提意见，觉得女儿已经嫁出去了，按农村风俗赔偿多少都是高家的。后来其觉得作为死者的父母，也应该得到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是保障司法秩序与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关于死者宋某的赔偿事宜，纠纷经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组织双方及其亲属参与协调，政府综治办形成会议记录，双方及亲属参与协调的人员均在协调会签到册上签字。宋俊先及其长子宋国友、女婿高国文全程参与处理死者宋某的赔偿事宜，纳雍县人民法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王瑞英亦认可知晓其丈夫宋俊先处理其女儿宋某死亡赔偿一事，且案外人高国文与三被上诉人的赔偿协议是在政府有关部门及达成协议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参与调解下达成。杨敏、刘玉林、胡绍杰在客观上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作为死者丈夫、而上诉人女婿的高国文具有处理死者宋某赔偿事宜的代理权，且而上诉人对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履行过程中并未表示异议，后由其家庭成员之一的死者宋某的丈夫高国文与三被上诉人签订了调解协议，其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协议的效力也应及于二上诉人，涉案的调解协议应为合法有效，且杨敏、刘玉林也按协议履行完毕赔偿义务，胡绍杰也已部分履行，二上诉人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调解协议的约定。二原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纳雍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俊先、王瑞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3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3365元，由原告宋俊先、王瑞英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7年7月1日，二上诉人之女宋某在被上诉人杨敏、刘玉林发包给胡绍杰施工的建筑工地死亡，2017年7月2日、7月3日，经政府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组织，死者亲属和相关责任人参与下，各方就宋某死亡赔偿款问题达成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经纳雍县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现上诉人认为其作为死者父母，应享有相应赔偿，遂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上诉人认为其并非调解协议主体，调解协议内容对其无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作为宋某父母理应享有部分死亡赔偿金的上诉理由。首先，上诉人宋俊先参与了宋某死亡赔偿金问题的调解，说明其对调解协议一事知情，且从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对该协议内容未提出反对意见；其次，从调解笔录来看，各方是就因宋某死亡所产生的全部赔偿金问题进行协商，并非仅就宋某丈夫及子女应得的赔偿金额进行协商，即各方最后达成的协议也应是宋某死亡的全部赔偿金额；第三，该调解协议已经纳雍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5民特127号民事裁定书确认有效，且被上诉人杨敏、刘玉林已按协议内容履行完毕，被上诉人胡绍杰也已部分履行。因此，宋某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已经调解协议予以明确，事故责任人已经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即便二上诉人应享有部分死亡赔偿金，也应属死亡赔偿金分割问题，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另行承担赔偿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认为赔偿金额应为70余万元，调解协议中的赔偿金额并不包含上诉人应得的赔偿金的上诉理由。经查，调解过程中，各方仅就宋某死亡一事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多少赔偿金额进行协商，并未明确调解协议赔偿金额是由哪些项目组成，且从调解笔录来看，高国文曾要求提高赔偿金额，因有孩子和四大父母需要供养，结合以上情况可知调解协议明确的赔偿金额中包含了上诉人应得的赔偿金额。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调解协议系各方自愿达成并已经司法确认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30.00元，由上诉人宋俊先、王瑞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世军 审 判 员 殷 勇 审 判 员 唐 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代 珊 书 记 员 谭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