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苏民申184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被上诉人）：南京恒润宏苏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23号23-24层。法定代表人：王润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劲松，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京广康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石杨东路87号。法定代表人：刘丽，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小良，男，196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再审申请人南京恒润宏苏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宏苏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南京广康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康仓储公司）、被申请人陈小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6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恒润宏苏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对核心证据视而不见，造成对案件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广康公司起诉恒润宏苏公司、陈小良的核心证据是一份收货确认单，该证据清楚证明了恒润宏苏公司是从陈小良处取得本案争议货物，并不是从广康公司取得该货物，生效的(2012)宁商终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书亦确认本案讼争货物的原始货权归恒润宏苏公司所有。恒润宏苏公司从陈小良手中取回属于自己的货物，系善意取得，合法占有，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对该收货确认单只字未提，仅凭杨静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来认定事实，显然违法。(二)二审法院对关键事实认定不清。1.杨静在法院诉讼期间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并不矛盾，只是对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作了补充，其在法院的陈述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2.从广康公司经理韩兴生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看，广康公司让杨静提货时，并不知道杨静的真实身份，故杨静在出具缴费凭证提货时是以陈小良的名义提取的，结合杨静在法院的陈述，可以认定杨静是受陈小良的委托，并以陈小良的名义提取货物。(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侵权纠纷，即使认定恒润宏苏公司侵权，承担的也应当是货物返还的责任，只有在不能返还的情况下才赔偿损失，而货物绝大多数仍在恒润宏苏公司的仓库中，不应当直接判决赔偿损失。综上，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2015年12月21日，广康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称恒润宏苏公司与陈小良串谋提取了案外人王兴城的货物，广康公司因疏忽将货物发放，致广康公司向王兴城承担了276.44万元的赔偿责任。恒润宏苏公司在明知陈小良没有提取货物的权利下，仍与陈小良串通安排恒润宏苏公司的员工杨静等人冒领货物并实际占有，损害了广康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恒润宏苏公司、陈小良共同赔偿损失353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杨静系代表恒润宏苏公司提取货物，判令恒润宏苏公司赔偿广康公司损失276.44万元。恒润宏苏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一)关于杨静的提取货物行为是代表陈小良个人还是代表恒润宏苏公司的职务行为，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2014年1月21日，王兴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货物被陈小良和恒润宏苏公司提走，2014年3月3日公安机关在向杨静调查时，杨静陈述称，“2011年6月左右，我们南京恒润宏苏公司的大老板赵总(具体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把我叫道(到)他的办公室问我：陈总(陈小良)有没有凡客羽绒服的仓储单据在你那里。我说有，然后我把单据找出来给了赵总，他让我配合公司的张副总，跟公司的财务卢珊和单证的马青到广康仓库把这批羽绒服取出来送到句容宝华仓库。赵总找过我以后，我打电话给陈小良经理，想把这件事告诉他，但他没有接我电话。”“我根据和这张收据在一起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广康仓储的老板，我在电话里和他说‘我们是恒润宏苏公司的，我们公司有一批羽绒服在你那里，我们要过来提货行不行’，他说可以。”“我们见到了韩老板，我把那份红色收据给了韩老板看，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就将这张收据收回了，让我们在类似的一份收据上签注货已拿走，当时是卢珊签的字，”“我们三个人坐着大货车一起到了句容宝华仓库，将货入库后我们回了公司，后来我有(又)陪公司的张副总在宝华仓库签了仓储协议”。卢珊在2014年3月26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称，“2011年夏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南京恒润宏苏公司的赵继春总经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和十部的经理助理杨静一起把一批服装送到句容的宝华仓库。然后我和杨静联系约好时间去提货。具体到哪里提货和车辆安排都是杨静联系的。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和杨静一起打车到了广康仓库，然后杨静和仓库的人交涉，我们后来请仓库的人帮我们把货装到两车辆大卡车上，箱子上写着凡客的名字，我当时就在在仓库负责清点箱数。然后我和杨静押着这些送到了句容的宝华仓库。”“马青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本来她要去的，但那天她拉肚子所以没有去。”“我和杨静将这些货物送到宝华仓库后就没有再管这件事，这件事也不是我管的。”“陈小良离开公司后我不可能和他联系的”。从杨静和卢珊的上述陈述可以看出，2011年6月，杨静系恒润宏苏公司的员工，受恒润宏苏公司的赵继春总经理的指派，持陈小良的缴费凭证，前往广康公司提取本案争议货物并将货物送至句容的宝华仓库。卢珊受恒润宏苏公司赵继春的指派，协助杨静将货物送到宝华仓库。二人对提货、存货过程的陈述基本一致。杨静、卢珊在公安机关陈述时，距离事发时间相对较短，且广康公司尚未以杨静、卢珊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二人所作的陈述可信度更高。第二，在广康公司以杨静、卢珊等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后[案号(2014)秦民初字第2339号，以下简称2339案]，杨静在该案2014年6月10日下午的庭审答辩时陈述，“2011年6月我在南京恒润宏苏(公司)工作，接到领导的命令到广康公司去提取货物，是一批羽绒服，是凡客品牌的，把货从广康仓库提取到宝华仓库，我的工作任务就完成了”。杨静在此次诉讼中仍明确她提货是受恒润宏苏公司“领导的命令”，而根据陈小良在此次诉讼中所作的证言，其于2011年3、4月份已经离职，2011年6月杨静去广康公司提取货物时，陈小良已不在恒润宏苏公司工作，不再是杨静的“公司的领导”。结合杨静在公安机关陈述的“赵总找过我以后，我打电话给陈小良经理，想把这件事告诉他，但他没有接我电话”，可以表明此时杨静陈述中的给其下“命令”的公司“领导”不应当是陈小良。第三，陈小良在2339案中出庭作证，陈述其委托杨静去提货，并称他与韩兴生电话联系过，但韩兴生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并未陈述杨静提货前及提货期间陈小良电话联系过提货事宜。综上，杨静、卢珊系恒润宏苏公司员工，二人系在正常工作时间前往广康公司提取货物，并由卢珊在广康公司的注明收货方为恒润宏苏公司的“凡客羽绒服库存明细(一)”上进行了签收。在杨静、卢珊在公安机关明确陈述其系受恒润宏苏公司领导的指派前往广康公司提取贷物并存入宝华仓库，且陈小良当时已从恒润宏苏公司离职、恒润宏苏公司又不能提供陈小良委托杨静提取货物的书面手续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认定杨静的行为是代表恒润宏苏公司的职务行为，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二)恒润宏苏公司提取货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权的问题。本院审查认为，无论货物的原始所有权属恒润宏苏公司还是属于陈小良或者王兴城，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仓储关系而言，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有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也就是说，谁持有仓单谁即拥有仓储物的提取权。本案中，广康公司出具的入库单上明确注明“付给王兴城”，且仓单亦由王兴城持有，故本案所涉货物的提取权属于仓单持有人王兴城。恒润宏苏公司既不是仓储合同的当事人，提取货物时也不是仓单持有人，在其并不持有仓单的情况下，委派公司员工杨静等人，持广康公司向陈小良出具的仓储缴费凭证，利用广康公司的疏忽大意，将本应当由王兴城提取的涉案货物提取并实际占有，导致广康公司向王兴城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恒润宏苏公司提取货物并实际占有的行为不当，其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广康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一、二审法院认定恒润宏苏公司构成侵权既有事实依据，亦符合法律规定。恒润宏苏公司主张其系从陈小良手中取得货物，并不构成对广康公司权利的侵害，其该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杨静系受陈小良个人的委托提货，如前文(一)所述，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杨静系受恒润宏苏公司指派提取货物，故恒润宏苏公司的该观点不能成立。(三)关于责任承担方式问题。本院审查认为，由于恒润宏苏公司的侵权行为造成广康公司的损失，恒润宏苏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由于恒润宏苏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了人民法院判令广康公司向王兴城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王兴城损失276.44万元，该判决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因此，恒润宏苏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广康公司的实际损失是276.44万元，并非1538箱货物。而且，广康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亦为赔偿损失353万元，恒润宏苏公司一、二审中并未提出返还财产的抗辩。基于此，一、二审法院依据广康公司的诉讼请求判令恒润宏苏公司赔偿相应损失，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南京恒润宏苏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员  刘悦梅审判员  王 强审判员  杜三军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孟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