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1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松山路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4010096558390。 负责人：张珍龙，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周旭，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汪应红，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吕华，男，1972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军，贵州圣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江湖，贵州圣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以下至判决主文之前简称七星关区农牧局）与被上诉人常吕华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黔0502民初5009号民事判决，常吕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黔05民终1437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将该案发回重新审理。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重审后，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黔0502民初4557号民事判决，七星关区农牧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七星关区农牧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主要事实及理由：首先，一审认定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一审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于法无据，应当纠正。本案事实真相是我局与被上诉人之间只是成立了劳务合同关系，而并不成立劳动关系。出于安全及和谐稳定之需，我局于2006年7月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门卫看护”劳务合同，约定将本局的职工宿舍及部分办公用房的门卫承包给被上诉人看管，我局以每月700元左右的标准支付被上诉人的门卫看管及打扫卫生劳务费用，被上诉人应当负责看管好门卫及打扫卫生和管理好交通停车等事宜，双方约定了具体的权利和义务，被上诉人干好一个月，我局则支付其一个月的劳务报酬款，被上诉人是全天看护、守护院落，如不能看好管好或卫生不到位，我局有权对其罚款或扣发其劳务报酬费用，被上诉人不须遵守我局的工资制度、考勤制度及奖惩制度，我局的这些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被上诉人。但由于当时书写承包合同的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将每月700元劳务费写成了工资标准700元，但即使如此，我局从2006年7月至2010年期间还是如实履行双方订立的劳务合同的，从2011年起，也是要求受益的下属各部门以支付“卫生费”名义支付被上诉人劳务报酬，从2014年6月起，我局曾多次与被上诉人提及协商解除承包合同，被上诉人总是不愿解除，具体原因是被上诉人根据双方劳务合同的约定，他有权收取我局场坝院落的停车费用以支付抵偿其每月700的劳务报酬，故我局也同意并默许被上诉人自行收取停车费用以抵偿劳务报酬的做法，这种情况一直延伸到2016年6月，所以，我局与被上诉人从始至终均不成立劳动关系，只是成立劳务合同关系，一审以该劳务合同书及原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个人意见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纯属是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导致错判，应当撤销。其次，一审判决我局补发被上诉人从2011年1月1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的劳动工资26800元和在此期间的差额工资67770元，不仅没有案件事实基础，而且于法无据，应当撤销。如前所述，根据双方劳务合同约定，我局每月按规定支付其约700元的劳务报酬款，从2011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我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受益的下级部门凑足资金支付了被上诉人的该劳务报酬款，从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期间，双方已经口头协议要求被上诉人以收取停车费的方式自行解决其每月700元的劳务报酬款，被上诉人当时是完全同意的，如果他不同意，他本人理应早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了，现被上诉人矢口否认此事，不能作定案依据，即被上诉人不能既要求支付每月700元的劳务费，又要职务侵占我局应收取的停车管理费，由于被上诉人收费不开收据，与有关客户及我局家属驾驶员等发生纠纷，我局查清此事后以其违法违规为由，早已于2016年6月30日行文与其解除劳务合同关系。故其不能既当劳动者又当劳务者，其劳务报酬不能双重领取，更不能既与此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又与彼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即一个人不能用时具有双重劳动关系，我局不存在还要补发其2011年至2017年的工资或差额工资，一审判决不能自圆其说，在本案中一审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自相矛盾，应当依法撤销。再次，由于我局与被上诉人之间确实不成立劳动关系，故工资花名册上没有其名字，我局历来都是以支付“卫生费”的名义支付被上诉人的劳务报酬的，多年来，被上诉人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现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这个客观事实，返口倒向，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早已超过申请仲裁期限和诉讼时效规定起诉本案，应当依法驳回，一审不应支持其非理非法至诉求，一审确实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导致错判，应当撤销。第二，本案的焦点应是“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劳动关系，被告应否补发原告2011年至2017年期间的劳务报酬款”，本案的处理与原告之妻周贤飞无关，一审认定在2006年6月周贤飞代表常吕华订立目标责任书和同年7月常吕华代表周贤飞签订聘请合同纯属胡乱推理和猜测，与案件事实真相不符，因为本案不涉及得有第三人周贤飞，周贤飞诉我局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也不涉及有第三人常吕华，一审将毫不相关的事件作为本案焦点，系总结焦点错误，导致错判，应当撤销。第三，一审应当在查明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依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依法判决被上诉人非理非法的诉求才合理合法，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为双方确实不成立劳动合同关系，只是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况且其劳务报酬款已经基本付清，不存在还要补发其劳动工资及差额工资的问题。一审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导致错判，应当依法纠正。 常吕华二审答辩称，请求依法查清事实，公平公正处理。 常吕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2010年至2017年9月8日的工资29073.33元；2.被告支付原告从2006年7月16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因实发工资低于七星关区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82404元；3.被告按毕节市社保部门公布的标准为原告办理并缴纳2006年7月至2017年9月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7月毕节市农业局（现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聘用原告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其工作职责为门卫看护及清洁，被告自认之前该门卫看护及清洁聘请的人员系两人。2006年7月16日以原告常吕华为代表与被告单位签订《关于聘用门卫的协议》，该协议中明确约定每月700元，实际系原告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每人350元/月。2006年6月，原告妻子周贤飞与被告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因毕节市农牧局与毕节市畜牧局合并为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2011年被告就停止发放原告的工资，至今只支付了1200元的工资给原告。2014年6月，被告单位予以收取车辆出入卫生费来抵偿原告及周贤飞的工资，但未能与原告和周贤飞达成协议。原告及其妻子周贤飞从2006年7月16日至今仍依约在被告处工作，被告未就原告及其妻子周贤飞从事的门卫工作另行聘请门卫。在该期间内被告未给原告及周贤飞缴纳社会保险。2016年6月，被告向原告常吕华下发七星关区农牧局文件[七星农牧函告（2016）1号]通知书，告知常吕华因双方签订的《关于聘用门卫的协议》至2016年7月16日合同到期，通知常吕华2016年7月4日到局办公室商谈该协议的相关事宜。因原告和周贤飞与被告之间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未协商一致，故向毕节市七星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原告和常吕华对仲裁裁决不服，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6年7月16日——2006年9月30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400元/月，2006年10月1日——2007年10月31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550元/月，2007年11月1日——2010年9月30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650元/月，2010年10月1日——2011年8月31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30元/月，2011年9月1日——2012年12月31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930元/月，2013年1月1日——2014年6月30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030元/月，2014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250元/月，2015年10月1日——2017年6月30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00元/月，2017年7月1日——2017年9月8日期间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认可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原告常吕华，周贤飞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在庭审过程中，责令被告用人单位提供和原告方相同岗位其他门卫的工资发放情况、2006年7月被告单位办公室会议纪要、2006年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工资册，但被告方仅在指定期间内提交2006年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工资册，2006年被告单位正式职工工资册显示该单位初参加工作的职工月工资为700元左右。常吕华作为一个门卫，被告发放常吕华的工资一个月700元，明显不符常理，且被告庭审中自认常吕华看管的两个大门原来聘请人员是两人。结合（2016）年黔0502民初5009号案件庭审中杨琳与许志刚的证人证言，能证实杨琳、许志刚出具的“关于聘用门卫的情况说明”内容具有高度可能性，即被告聘用原告常吕华、周贤飞为门卫是经过被告单位办公室会议决定的，700元/月是两个人的工资；基于原告常吕华与周贤飞是夫妻关系，在签订聘用合同与目标责任书时仅叫原告夫妇之一与原毕节市农业局签订，造成了《关于聘用门卫的协议》系常吕华签订，《目标责任书》系周贤飞签订的情况。被告认可门卫看护及清洁的工作常吕华和周贤飞都在做，工资有时候是周贤飞领取，有时候是常吕华领取，有时候请人代领。周贤飞和常吕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予以认定，常吕华和周贤飞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故常吕华和周贤飞主张此期间权益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的工资领取到什么时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以被告名义发放工资的时间是2010年底，从2011年至今，原告称被告仅支付了1200元工资，被告认为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的下属工作部门发放给原告的卫生费就是工资，但从该卫生费的内容来看，该卫生费不是按月发放，也不是以被告单位的名义发放，且每月的数额不一致，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此期间向原告发放了工资，2014年6月被告要求以收取车辆出入卫生费来抵偿工资，但因没有与原告协商一致，被告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是否收取车辆出入卫生费及收取了多少车辆出入卫生费，故从2011年至今，被告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发放了相应的工资。被告于2016年6月向原告常吕华下发七星关区农牧局文件〔七星农牧函告（2016）1号〕通知书，证明常吕华、被告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是2016年7月16日，但原告和妻子周贤飞从2006年7月16日至今仍依约在被告处工作，被告未就原告及其妻子周贤飞从事的门卫工作另行聘请门卫。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发给原告的工资为：28000元（350元/月×80个月）（2011年1月至2017年9月），该费用应扣除被告支付的1200元，现被告应补发给原告常吕华的工资为26800元（28000元-12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劳动者工作不满12个月的，按照实际工作的月数计算平均工资。”的规定，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83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3840元〔（830元/月-350元/月）×8个月〕；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93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9280元〔（930元/月-350元/月）×16个月〕；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03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12240元〔（1030元/月-350元/月）×18个月〕；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25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13500元〔（1250元/月-350元/月）×15个月〕；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0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26250元〔（1600元/月-350元/月）×21个月〕；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的毕节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在此期间被告应补原告差额工资为：2660元〔（1680元/月-350元/月）×2个月〕；故被告在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应补给原告差额工资共计为67770元（3840元+9280元+12240元+13500元+26250元+2660元）。关于被告是否应该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按照前述法律规定，社会保险费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原告请求判决不为被告补缴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的主张，本案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常吕华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的劳动工资26800元；二、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常吕华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因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应补的差额工资67770元；三、驳回原告常吕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负担。 二审中，七星关区农牧局提供证据：1、农牧局大门门卫工资发放登记4页，门卫工资发放清册2页，领款单19张。拟证明：经我局核实当事人签领工资的收据及经办人员杨琳的记录：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我局支付给常吕华的工资标准为750元/月；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我局支付给常吕华的工资标准为850元/月。2、农牧局门卫工资发放清单2页，领款单34张，杨琳记录本摘要1张。拟证明：经我局认真核实，当时经办人杨琳记录本上记载：“当日胡局和叶权在场，给周贤飞说明工资问题按每月1200元发，7月1日起，卫生范围为4个坝子及除楼梯门外的露天部分”，且我局果蔬站站长周启江、植保站站长陈勇、土肥站站长胡庆文、农经站站长马仕刚、能源站站长周礼兴均确认发放给常吕华的卫生费是打扫局院坝的公共区域卫生费，而非临时为以上单位打扫办公室卫生的临时劳务费，以上人员可以随时出庭作证。各站支付给常吕华、周贤飞的临时劳务费上均有明确的经费用途记载，如：“清除野广告小工费”、“打扫办公室及会议室费”等，各站逐月连续按200元/月支付的卫生费并非临时劳务费。且当事人在各站领取卫生费的收据表明：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我局下属的农技站、果蔬站、植保站、土肥站、农经站、能源站均以200元/月的标准向常吕华发放公共区域卫生打扫费；2013年1月起，土肥站办公地点搬迁，由我局下属副科级单位茶叶局发放卫生费；2013年7月起，农经站办公地点搬迁，由局办公室发放卫生费。因财务报账凭证较多，我局工作人员翻阅凭证时未找到土肥站2012年上半年及能源站2013年下半年发放凭证。该笔经费发放标准固定、时间持续，系时任常务副局长胡家显安排发放给门卫，共计42000元，可认定为工资无疑。3、农牧局门卫工资发放清单1页，领款单13张，证据证明目的：2010年我局下属单位农技站、果蔬站、植保站、土肥站、能源站、蚕桑办、农经站以50元/月的标准向常吕华发放公共厕所卫生打扫费用。2011年1月-6月，农技站、果蔬站、植保站、土肥站、能源站、农经站以50元/月的标准向常吕华发放公共厕所卫生打扫费用。该笔费用共计5300元，标准固定、时间持续，以上各站站长均确认为公共厕所卫生打扫费，并非为各站打扫办公室卫生的临时劳务费，可认定为工资。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供的三组证据虽是复印件，但认可其真实性。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但750元、850元是常吕华和周贤飞两人的工资，每人为375元每月和425元每月。第二组证据每月1200元虽是卫生费，但不管以哪种方式发放，也认可是工资，但是是两个人的工资，每个人600元。根据上诉人一方提供的领款单，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应领42000元，上诉人只发39600元，尚有2400元未发。第三组证据是卫生费，不能算是工资。 本院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第一组、第二组证据，被上诉人认可，故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显示，从2010年1月至2月，发放的门卫工资是250元，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发放的工资是300元，该内容与第一组证据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支付的门卫工资是850元/月相矛盾，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至2007年4月，门卫工资为700元/月,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每人350元/月;2007年5月至2008年8月,门卫工资为750元,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每人375元/月;2008年9月至2011年6月,门卫工资为850元,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每人425元/月。2011年7月至2014年5月，门卫工资为1200元/月,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每人600元/月。2011年7月至2014年5月，七星关区农牧局应支付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工资42000元，只发了39600元，尚有2400元工资未发放，即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各欠1200元。2014年6月至2017年9月8日，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仍提供劳动，但工资未发放。其余查明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被上诉人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三、一审计算的差欠工资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一，综合全案证据分析，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之规定，被上诉人有权利主张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报酬,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关于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规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工资为：1、最低工资差额部分24943.50元。2006年7月16日至2006年9月30日，为123.50元[(400元/月-350元/月)ⅹ2.47月];2006年10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为1400元[(550元/月-350元/月)ⅹ7月];2007年5月1日至2007年10月31日,为1050元[(550元/月-375元/月)ⅹ6月];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为2750元[(650元/月-375元/月)ⅹ10月];2008年9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为2925元[(650元/月-425元/月)ⅹ13月];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为3645元[(830元/月-425元/月)ⅹ9月];2011年7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为460元[(830元/月-600元/月)ⅹ2月];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为5280元[(930元/月-600元/月)ⅹ16月];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为7310元[(1030元/月-600元/月)ⅹ17月]。2、2011年7月至2014年5月期间欠付工资1200元。3、2014年6月至2017年9月8日欠付工资57357元。2014年6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常吕华及其妻子周贤飞仍提供劳动，但工资未发放，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约定支付的600元/月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故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常吕华工资:2014年6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为1030元(1030元/月ⅹ1月);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为18750元(1250元/月ⅹ15月);2015年10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为33600元(1600元/月ⅹ21月);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8日,为3977元(1680元/月ⅹ2月+1680元/月÷21.75天ⅹ8天)。综上，七星关区农牧局应支付常吕华工资83500.5元。 综上，上诉人七星关区农牧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7）黔0502民初4557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常吕华工资83500.5元（含历年低于最低工资的差额部分及差欠部分）； 三、驳回被上诉人常吕华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上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的其他上诉请求。 义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共计20元，由上诉人毕节市七星关区农牧局负担。 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于自动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其财产所在地的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莺 审判员  田川 审判员  朱莉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向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