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11民终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秀，女，198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静，女，198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引娣，女，199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兴，男，1993年9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系受害人刘金元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和新，男，196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春明，男，1962年1月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剑，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红安县人，住红安县，上诉人刘文秀、刘文静、刘引娣、刘振兴因与被上诉人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法院（2017）鄂1122民初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0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对“聚餐过程中，受害人刘金元喝了约二两白酒”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认定受害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17.03mg/100ml，已足以认定受害人饮用的白酒量并不是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二两。2、原审认为刘和新的行为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有误。刘和新提交的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而其并未申请证人曾某1、曾某2出庭作证，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一审仅凭上述两份证人证言认定刘和新已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显然是错误的。3、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有误。虽然被上诉人与受害人聚餐饮酒的行为并未直接导致受害人死亡，但被上诉人在与受害人聚餐后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与受害人发生交通事故致死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刘和新、刘春明、金剑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状。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刘和新、刘春明、金剑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9688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刘和新、刘春明、金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8日下午5时30分许，刘和新邀约刘春明、金剑在红安县八里湾镇前进街“开心食店”聚餐。席间，受害人刘金元来到餐馆找刘和新有事，刘和新即邀请其一起聚餐。聚餐过程中，受害人刘金元喝了约二两白酒。当日下午6时30分许，因受害人刘金元有事，驾驶摩托车中途离开。当晚7时30分许，刘和新给受害人刘金元打电话询问其何处，受害人刘金元回答已回到家中休息。当晚23时03分许，受害人刘金元驾驶未登记的二轮摩托车沿318线由南向北行至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章程村地段时，其所驾车辆与道路右侧行道树撞击后倒地滑行，造成其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的交通事故。2017年1月9日，经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受害人刘金元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17.03㎎/100mL。2017年1月20日，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交通巡逻民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新公交认字[2017]第A200108号），认定受害人刘金元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未登记的车辆醉酒后且未戴安全头盔，行至事发地段，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该违法行为是此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另查明，刘文秀、刘文静、刘引娣、刘振兴均系受害人刘金元之子女。一审法院认为，依照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受害人刘金元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未登记的车辆未戴安全头盔行驶，与行道树撞击后所造成的。受害人刘金元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明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却违反上述法律规定饮酒后无证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故受害人刘金元因交通事故造成自身死亡的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关于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的行为与受害人刘金元的死亡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刘和新邀请受害人刘金元参与聚餐并饮酒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常态，其行为并无不当。其次，受害方所举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刘和新、刘春明、金剑在聚餐过程中对受害人刘金元有劝酒，甚至是恶意劝酒的行为。再次，聚餐饮酒参与人间虽具有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但该义务应限定在合理的限度和合理的期限内。本案中，刘和新在聚餐结束后于当晚7时30分许通过电话询问得知受害人刘金元已回到家中休息，其行为已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且自此开始聚餐饮酒参与人的安全保障注意义务即告结束。最后，受害人刘金元在聚餐过程中仅饮用二两白酒，聚餐结束后经过四个多小时左右到事故发生时，其体内酒精含量仍高达217．03㎎／100mL，与一般客观规律明显不符。综上所述，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的行为与受害人刘金元的死亡结果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的行为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对刘文秀、刘文静、刘引娣、刘振兴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刘文秀、刘文静、刘引娣、刘振兴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除“受害人刘金元喝了约二两白酒”、“当晚7时30分许，刘和新给受害人刘金元打电话询问其何处，受害人刘金元回答已回到家中休息”以外，其他事实属实。另查明：刘和新等人在与刘金元聚餐散席后，刘和新分别于当日19：37、20：37、20：53和刘金元的手机通过三次电话。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审对“聚餐过程中，受害人刘金元喝了约二两白酒”的事实认定是否有误。双方对刘金元与刘和新、刘春明、金剑共同聚餐饮酒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双方对受害人刘金元在聚餐过程中饮酒量有异议。刘和新、刘春明、金剑称刘金元在聚餐过程中只喝了二两白酒。而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上诉称其提交的《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认定受害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17.03mg/100ml，已足以认定受害人饮用的白酒量并不是被上诉人所陈述的二两。对此，因刘和新、刘春明、金剑所称刘金元在聚餐过程中只喝了二两白酒，只有被上诉人本人的陈述且并无其他证据证实，故原审认定刘金元只喝二两白酒的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刘和新的行为是否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原审中，刘和新提交对曾某1、曾某2的调查笔录以及通话记录拟证实刘金元在聚餐后于当晚8时左右已回到家中。上诉人称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而一审仅凭上述两份证人证言认定刘和新已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显然是错误的。对此，因证人曾某1、曾某2并未出庭作证，故其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认定案件的事实，而刘和新的通话记录也仅仅能证实其在与刘金元聚餐散席后，刘和新分别于当日19：37、20：37、20：53和刘金元的手机通过三次电话，也不能证实通话的实质内容。故刘和新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审采信有误，应予纠正。上述证据虽然不能证实刘金元在聚餐后于当晚8时左右回到家中，但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刘和新未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理由如下：1、虽然根据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认定受害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217.03mg/100ml，但受害人系当晚23：03左右发生事故，而受害人刘和新与被上诉人聚餐结束为当晚18：30左右，即事发距聚餐事隔5小时左右，故不能证实聚餐当时受害人严重醉酒的事实。2、刘和新在原审中陈述“刘金元接到两个电话，跟我们说他有事要先走，我把他送到餐馆门口骑上摩托车准备走，我还问他有没有事，他说没有事”，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对该事实无异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受害人刘金元在离开聚餐的原因系接到电话有事先走，其虽然饮酒但意识尚清醒并不属于严重醉酒，刘和新还将受害人刘金元送至门口并提醒其注意安全，反而是受害人声称没事骑摩托车离开。3、刘和新在受害人刘金元离席后分别于当日19：37、20：37、20：53和刘金元通过三次电话，虽然刘和新不能证实其通话内容，但通过常理分析判断，其询问刘金元是否安全到家的可能性较大，故刘和新也尽到了一定的提醒和安全注意义务。综上，刘和新已经尽到必要的提醒义务以及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三、刘和新的行为与刘金元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上诉人称刘和新的行为与刘金元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刘和新已尽到必要提醒以及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且在整个聚餐过程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刘和新等人存在劝酒行为，也不能证实当时聚餐时刘金元已严重醉酒。另外刘金元事发时距聚餐离席已隔5个小时左右，出事地点位于武汉市新州地段离刘金元家尚有几十公里，即不是在刘金元回家途中。综上，上诉人的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元，由刘文秀、刘引娣、刘文静、刘振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焱奇审判员  涂建锋审判员  林 俊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吴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