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322民初3145号 原告：曹宪均，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皓，北京市竟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治琦，北京市竟天公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土桥村托普科学城。 法定代表人：宋如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婧，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章强，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宪均与被告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普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宪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皓、甘治琦，被告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婧、杨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宪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托普公司偿还原告曹宪均的借款本金16550000元人民币，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自实际借款之日暂计至2017年10月24日止，为13036343元，应计至被告清偿全部债务之日为止），以上本息合计29586343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9日，被告因被法院强制执行，急需债务重整，为解决资金需求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托普电子借款25000000元人民币为限，借款期限自2013年10月30日至2013年12月1日止，借款利息为一个月之内免息，超过一个月后，从被告收到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至被告清偿全部债务为止，利率按照央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为保障被告按期清偿上述债务，在签订《借款合同》当日，双方再次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被告将拥有的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60%股权质押予原告，将股权及其派生的权益，作为其对原告形成欠款的还款保证。后因被告所持有的股权被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故双方未能就股权质押办理相关登记手续。上述《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均系原告与被告公司的李正彬所签。前述借款被告系用于支付（2005）广法执字第68、128、132、186号《民事裁决书》的债务，因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裁定只应支付1655万元。故，2013年10月29日、11月30日，原告委托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公司）分两次代其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转账900万元、755万元，代被告完成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涉及的借款纠纷案件执行阶段项下的义务履行。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至今未按约偿还借款。2015年11月1日，原告向被告催收，被告向原告发出《回执》表示收悉《催款通知书》。截止本案起诉之日2017年10月24日止，被告仍未向原告履行任何还款义务，累计欠本息合计已达29586343元。（其中，利息部分按实际借款之日暂计至2017年10月24日止，实际应计至被告清偿全部债务之日，900万元自2013年10月29日起算，755万元自2013年11月29日起算，利率均按照合同约定以央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被告托普公司辩称，原被告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款项并非原告支付，也不是被告收取，案外第三人彭元福在广安中院陈述所做的笔录和省高院生效的裁定书都能反映出案涉的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故原被告之间没有借款关系。二、被告法定代表人在第一次庭审中明确否认了借款和否认了委托任何人办理借款，被告公司的营业执照在2007年2月15日已经被吊销工商执照，且已经停止经营，法定代表人也外逃，因此不可能存在借款。三、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司法鉴定，原告所提供的合同和回执上面的印章是伪造的，均不是被告公司印章。四、本案债权债务的产生是债权人的单方行为，不构成合同关系，最多构成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债权人的单方行为，导致被告承担的债务金额大幅增加。五、无论案涉的债务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由于发生至今已经长达5年左右，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曹宪均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协议里面明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2500万元的借款、借款用途、支付方式，原告委托彭元福签订合同，原被告之间借款关系成立； 2.股权质押合同。拟证明被告公司将其持有的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60%股权质押给原告，后因所质押的股权被法院冻结，故没有办理登记； 3.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广法执字第68、128等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广安中院裁定，要求被告托普公司履行执行案件项下付款义务，也就是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借款协议目的系偿还执行案件项下的债务； 4.代付款委托书。拟证明原告委托金茂公司向被告公司支付借款，借款用于清偿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证据3裁定中的债务； 5.转款凭证两张2013年10月30日和11月29日（900万元、755万元）。拟证明原告已委托成都金茂公司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支付1655万元借款； 6.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托普公司向广安中院说明，其债务已向第三方通过借款的方式筹集，直接由金茂公司转账到法院，被告确认已经收到该款项，用于被告解决案涉四个案件的债务问题； 7.回执。拟证明2015年1月1日被告托普公司没有按照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向被告发出催款通知，同时被告公司认可是代他向广安中院支付债务； 8.拍卖公告。拟证明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背景，是被告为了停止法院对其资产的拍卖，进而被告向原告借款以清偿债务； 9.（2014）广法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2016）川执复12号执行裁定书、（2016）川16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2017）川执恢17号执行裁定书。拟证明人民法院生效裁定文书查明：原告已按被告指令将被告应付成都银行等四申请人的债权本金和利息共1655万元直接付至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已实际履行借款协议约定的款项出借义务，款项是通过成都金茂公司转给广安中院，法院已经收到了1655万元，向债权人支付，债权人已经确认。 经庭审质证，被告托普公司对原告曹宪均提交的证据1三性有异议，通过被告向法院申请的鉴定，借款合同上的印章并非被告公司印章，该合同并非与被告公司签订，授权委托书的受托人和委托人没有办法核实真实性；对证据2三性有异议，合同上加盖的印章不是被告公司印章；对证据3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内容是冻结彭文勇的资金，彭文勇并非本案原告，从裁定内容不能看出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委托书没有抬头，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23日，但是在行文表述中却写明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合同；支付的1655万元金额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金额不一致，庭审中，原告陈述双方借款合同中的金额在借款合同时因并不能确定需要支付多少，但是在该证据中明确了支付金额为1655万元，与原告当庭陈述矛盾；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只能看出金茂公司向广安中院进行了两笔转账，但不能证明是代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借款；对证据6三性有异议，说明人处加盖的公章并不是被告公司印章；对证据7三性有异议，公章并非我公司的印章，回执没有抬头，该公司的落款名称与其加盖的印章名称不一致，被告在2007年已经吊销营业执照，之后并没有正常经营，法定代表人也在服刑期间，故被告没有人员可以接收原告所谓的催款通知，也不可能出具回执；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拍卖公告的内容与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裁定的相关内容是关于高尔夫公司股权拍卖事宜，与本案无关，且在（2017）的裁定书中，其中引用的广安中院查明的表述看，此表述与原告陈述矛盾，也可以说明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其与被告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曹宪均提交的证据3系广安中院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裁定书内容系冻结案外人彭文勇银行资金，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案外人金茂公司向广安中院转款1655万元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系中介机构对托普公司在高尔夫公司股权的拍卖公告，其内容与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系四川省高院、广安中院的裁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裁定书中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2、4、6、7经被告当庭质证后对三性均有异议，对以上证据本院经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 诉讼中，被告托普公司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鼎诚司鉴（2018）文鉴字第0076号、0077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曹宪均对该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申请方提供的鉴定样本不合法，只能证明被告托普公司在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公章，鉴定结论并没有对公章真实性作出鉴定，达不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被告托普公司对两份鉴定书均无异议。本院认为，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两份鉴定意见书真实合法，但该两份鉴定书是否能达到申请人的目的，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 被告托普公司除向本院提交有其申请鉴定的两份鉴定书外，未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 诉讼中，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员在办理被执行人托普公司（本案被告）案件时的调查、询问笔录，具体如下： 1.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7日调查宋如华（被告托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调查笔录； 2.2013年10月31日对李正斌的询问笔录； 3.2014年6月24日、2015年10月27日对李正彬的调查笔录； 4.2014年6月24日对彭元福的调查笔录。 本院经组织原、被告双方对以上证据进行了庭外质证，原告曹宪均对宋如华的两份调查笔录三性均无异议；对李正斌、李正彬的询问、调查笔录三性均无异议；对彭元福的调查笔录三性无异议。被告托普公司对宋如华的两份调查笔录三性均无异议；对李正斌的询问笔录和李正彬的调查笔录均有异议，“李正斌”与“李正彬”中的“斌”和“彬”不一致，李正彬是否有托普公司的授权，鉴定报告中说明公章与原告主张的证据中的公章不一致；对彭元福的调查笔录无异议。本院认为，关于宋如华的两份调查笔录，该笔录反映的内容不能证明本案待证的事实，对其证明力本院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对2013年10月31日对“李正斌”的询问笔录，因2015年10月27日“李正彬”的调查笔录中已经否认了2013年10月31日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故对该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2014年6月24日、2015年10月27日对李正彬的调查笔录中，李正彬陈述系与案外人金茂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对彭元福的笔录，彭元福陈述李正彬和金茂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彭元福系金茂公司总经理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因被告托普公司欠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顺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的借款，上述债权人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托普公司偿还借款。 判决生效后，成都银行、长城公司、信达公司、东方公司向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广安中院依法欲将被告托普公司在高尔夫俱乐部的股权进行评估拍卖。2013年10月30日、11月29日，案外人金茂公司先后替被告向广安中院的标的款账户转款900万元、755万元，共计1655万元，用于清偿被告所欠成都银行、长城公司、信达公司、东方公司的全部债务。因债务已清偿完毕，广安中院停止了对高尔夫公司股权的拍卖。 另查明，在广安中院（2016）川16执异4号生效《执行裁定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载明有“在拍卖前，托普公司与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达成借款协议，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借款1655万元给托普公司偿债，托普公司将持有的高尔夫股权质押给借款人……2013年10月30日，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标的款账户打款9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再次替托普公司向本院支付755万元”。 还查明，2014年6月24日，广安中院执行员就被告借款一事向彭元福（诉争借款合同中代原告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进行询问，在该调查笔录中载明有如下内容：广安中院工作人员向其提问“今天通知你来向你了解你与成都托普电子信息有限公司的借款相关事宜，望你如实陈述。”彭元福陈述“当时公告拍卖托普电子公司持有的60%股权，公告后我们和宋如华比较熟悉，我们主动和老宋公司协商，当时老宋公司是李正彬出面，先把老宋公司股权保留下来，我们暂时借出钱给他们公司处理债务，将来等老宋出来后再说还钱的事情。”执行员问“当时李正彬是如何和你们谈的”。彭元福陈述“我们和他签订了一个借款协议，协议是和成都金茂诚信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我爱人曹宪群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借款协议是我签字的，签字也是通过了我爱人的。” 诉讼中，2017年12月29日，被告托普公司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要求1.对原告曹宪均提交的《借款合同》、《回执》上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对《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情况说明》、《回执》等全部证据上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了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申请人被告托普公司提交了该公司2000年至2003年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四年的公司年检报告书上加盖了“成都托普公司”的公章印件作为鉴定样本。2018年4月12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鼎诚司鉴（2018）文鉴字第0076号、0077号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0076号鉴定意见为：1、载明签订日期：“2013年10月29日”的《借款合同》落款处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载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日”的《回执》落款处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0077号鉴定意见为：载明签订日期：“2013年10月29日”的《借款合同》、载明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29日”的《股权质押合同》、载明日期：“2013年10月29日”的《情况说明》、载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11月1日”的《回执》落款处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文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与被告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一、原告提交《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及《回执》等相关证据，拟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股权质押合同》该两份合同的骑缝章存在瑕疵。其次，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内容也表明：原告提交的《借款合同》、《回执》落款处加盖的“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二、原告提交的《代付款委托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在该委托书中已明确了付款金额为1655万元，而《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在代付款委托书之后即2013年10月29日，该合同中约定借款2500万元。原告当庭陈述“签订《借款合同》时约定借款2500万元，是不清楚被告托普公司实际需借款多少还债，后从广安中院知道需1655万元能偿还被告托普公司的债务，所以案外人金茂公司转款为1655万元”。本院认为，《借款合同》与《代付款委托书》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合常理，同时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也与原告曹宪均庭审中所陈述不一致，自相矛盾。 三、原告曹宪均庭审中陈述，其委托彭元福与被告托普公司经办人李正彬签订的《借款合同》，诉争借款系委托案外人金茂公司转款至广安中院，提交了广安中院包括（2016）川16执异4号在内的《执行裁定书》加以证明。但该份（2016）川16执异4号生效《执行裁定书》查明事实中记载的与被告托普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主体系金茂公司，并非原告。其次，在本院依法调取的彭元福于2014年6月24日在广安中院所做的调查笔录，彭元福亦陈述与被告公司达成《借款合同》的主体系金茂公司。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在原告举示的证据及陈述存在诸多矛盾的情况下，对于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是否真实、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不能仅凭原告举示的书证简单加以认定，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庭审查明情况，结合现有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借款合同》、《代付款委托书》、广安中院《执行裁定书》等证据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宪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9732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94732元，由原告曹宪均负担；鉴定费37000元，分别由原告曹宪均负担18500元，被告成都托普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负担18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罗倩茹 审判员  陈益勤 审判员  董震西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雷峻寒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