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5民初2500号 原告：刘以德，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华，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彦姝，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渠江镇蔡家巷**。 法定代表人：雷树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志远，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四川豪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渠江镇和平街** 法定代表人：陈书全。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丽，女，汉族，1981年7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渠县，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颜，男，汉族，1984年9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系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成都鸿源星置地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温江区柳城镇文武路**灵犀花园。 法定代表人：余永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婷，女，汉族，1990年9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系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冯再勇，男，汉族，1965年8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四川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刘以德与被告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和恒生公司）、四川豪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鹏公司）、成都鸿源星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星公司）、第三人冯再勇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被告三和恒生公司申请追加冯再勇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处理结果同冯再勇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以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少华、谭彦姝，被告三和恒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志远，被告豪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丽、朱颜，被告鸿源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婷，第三人冯再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星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以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和恒生公司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款467335元及工程款利息86884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自2014年1月10日至起诉之日，实际利息计算至劳务工程款偿还完毕为止），合计554219元；2.判令豪鹏公司、鸿源星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3月，三和恒生公司承建了鸿源星公司“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并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豪鹏公司。2012年4月25日，冯某以被告豪鹏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分包合同》，将“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砖砌体工程所有工作以单包的形式承包给原告施工，该合同对劳务分包的价额、付款方式及时间作出了约定。在《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分包合同》履行期间，因原告的劳务工程款未按约予以支付，使“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无法正常施工。为“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顺利施工，2012年7月以后，被告三和恒生公司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将进度款按合同约定划款给原告，豪鹏公司派出的人员只负责现场的部分协助工作。2012年11月18日，三和恒生公司与原告签订《承诺协议》，三和恒生公司再次以书面形式承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分包合同》中被告豪鹏公司的付款义务，即“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的劳务工程款由被告三和恒生公司直接向原告支付。2013年6月25日，由原告提供劳务的主体工程竣工并验收合格。2013年11月7日，三和恒生公司项目部参审人员与原告进行了工程量核对，确认工程量。2013年12月5日，三和恒生公司负责人向原告出具了《关于温江鸿源星睿城项目民工工资问题解决的承诺》，承诺在2014年1月10日之前支付原告劳务工程款。但至2014年1月底，三和恒生公司仅支付部分款项，至今仍有467335元未支付，豪鹏公司也拒绝支付。庭审中，原告改称豪鹏公司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与原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分包合同》的是三和恒生公司。 被告三和恒生公司辩称，1.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原告与三和恒生公司无劳务分包关系，原告提出的关系是与其他被告及第三人发生的；3.三和恒生公司已于2013年12月前向劳务公司及冯再勇共同支付了4100余万元工程款，按合同价格计算已经超付。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三和恒生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豪鹏公司辩称，其关于诉讼时效的意见与三和恒生公司意见一致，1.原告与其不存在事实上的债务关系，原告和实际施工人和冯再勇的劳务关系是个人行为，不存在表见代理的可能，原告提交的分包合同没有豪鹏公司的签字、盖章，其劳务费用与豪鹏公司无关；2.三和恒生公司与豪鹏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无效且未实际履行，其未参与工程施工；3.冯再勇并非豪鹏公司员工，与豪鹏公司也不存在挂靠关系，三和公司的转款凭证是冯再勇的个人行为；4.豪鹏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书全在案涉项目中从事出纳工作，并非代表豪鹏公司参与项目劳务工程；5、原告和三和恒生公司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应由三和公司承担所有债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豪鹏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鸿源星公司辩称，1.关于诉讼时效的意见与三和恒生公司意见一致，2.鸿源星公司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让其承担责任；3.鸿源星公司已经向三和恒生公司足额支付工程款，因此不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鸿源星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冯再勇述称，1.原告诉请与其无关，其不是劳务分包的实际分包人和劳务施工人，而是三和恒生公司授权在现场进行管理的负责人，原告签订合同的对方不是豪鹏公司，而是三和恒生公司；2.三和恒生公司称向冯再勇支付施工费4100万元与事实不符；3.冯再勇2014年春节前向原告的付款是受到温江区公安分局压力下借款支付的，不代表冯再勇有付款义务；4.冯再勇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5.本案纠纷与冯再勇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6.冯某是代表三和恒生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分包合同。综上，第三人冯再勇支持原告要求三和恒生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2月21日，鸿源星公司与三和恒生公司签订《鸿源星·睿城建筑工程施工协议》，约定鸿源星公司将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南熏大道三段的鸿源星·睿城工程发包给三和恒生公司承建，工程造价暂定一亿一千五百万元。合同第十条约定，工程款的3%为保修金，第一年保修期期满后退还保修金50%，第二年保修期期满后退还保修金40%，余额在第五年保修期满后，无质量问题全部退还。 2011年3月3日，豪鹏公司出具四川豪鹏司授权（2011）字第012号《法人授权证明书（存根）》，授权冯再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全权负责鸿源星·睿城项目施工期间与劳务相关的质量、进度、安全、周转材料的组织及安排、民工工资发放，授权处理与此相关的一切事宜。 同日，三和恒生公司（甲方）与豪鹏公司（乙方）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案涉工程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乙方。合同约定，工程实行劳务包干，包干单价按327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计，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增加1元/平方米安全奖励。合同尾部甲方签章处盖有三和恒生公司鸿源星·睿城项目部章，李学成作为甲方代表签名。乙方签章处盖有豪鹏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陈书全印，冯再勇在乙方代表处签字。 2012年4月25日，原告刘以德作为乙方，与甲方（合同首部打印文字显示甲方为豪鹏公司，合同尾部甲方委托代表人签名处冯某、冯再良签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单项分包合同》（以下简称“砖砌体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鸿源星·睿城项目的2、3、4、5、6号楼砖砌体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包干价为145元/立方，商铺和地下室包干价为150元/立方。承包范围以外发生的零星用工单价：普工100元/工日，技工180元/工日。 工程施工期间，三和恒生公司多次通过李学成的银行账户向冯再勇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劳务工程款，最后一次向冯再勇的银行账户支付的时间是2012年8月14日。2012年8月30日起，三和恒生公司开始直接向各劳务班组付款。现有证据中，刘以德最早收到工程款为2012年8月30日，收到李学成的账户向其转账支付30万元。 2012年12月21日，4号楼经手人刘兴敏出具三和《鸿源星睿城》项目部外借工方单，载明4号楼水井房抹灰等委派刘以德修补完工，价格1760元，由项目部代付。 2012年12月22日，三和恒生公司项目部出具工程量预结账结算单，载明4号楼水井、电井补砌砖、补抹灰1760元，陈维国、李伟、刘兴敏作为制单人员签字。 2013年8月13日，鸿源星·睿城项目1#—6#楼、、地下室工程验收合格 2013年10月18日、24日，成都市温江区清理拖欠工程款及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温江区清欠办”）向豪鹏公司发出限期整改指令书，载明该项目涉嫌拖欠农民工工资271.25万元。指令书均由李镇签收。 2013年11月7日，三和恒生公司项目部对刘以德班组制作了《砖砌体班组工程量核对》（以下简称《项目部核对单》）。并载明：“劳务班组上报的工程量计时工未进行核定，由劳务公司处理解决。”陈维国、李伟作为项目部参审人员，刘以德作为劳务班组参审人员，在《项目部核对单》上签名确认。 冯某根据核对后的工程量编制《三和恒生建筑公司鸿源星·睿城项目部核对后工程量》（以下简称《核对后工程量单》）。《核对后工程量单》“3-26层”砖砌体工程量按14437立方米计算，与《项目部核对单》相比减少了200立方米，其他一致。冯某在《核对后工程量单》中计算出刘以德班组总工程款为2670575元，并载明未付款530575元，零星用工、设计变更增减的计时工85000元未计算，设计变更增减的方量未计算。《核对后工程量单》上没有签名或盖章。 2013年11月18日，案外人李镇在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温江区经侦大队”）接受询问时称：1.我叫李镇，现在是三和恒生公司的工程部工作人员；2.2011年3月，我公司和豪鹏公司代表冯再勇签订了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豪鹏公司负责该工程的劳务承包；3.合同按每平方米327元计算，约定工程总价约3690万元，后期我方主动把单价提高到337元每平方米，总共支付工程款4132.46万元；4.2013年5月份开始，由于冯再勇手下9个班组没有按时领到工资，在工地上闹事罢工，我方才不得已直接垫付各班组工程款共计480余万元，才保证了工期没有延误；5.乙方还差工人350余万元没有支付，这部分钱是2012年至2013年5月的工程款；6.每个班组提供的工程量单上有工程总价、已支付金额、未支付金额，乙方的管理人员冯某在工程量单上签字确认了的，这都是事实；7.冯再勇承认欠钱，但他不承认欠这么多，说需要重新结算，冯再勇没有结算，委托我方项目上和各班组结算，目前还有两个班组没有结算完。 2013年11月25日，案外人邱千荣在温江区经侦大队接受询问时称：1.我承包的工程部分2012年6月十几号进场，2013年9月完工；2.我是和豪鹏公司的冯某和冯再良签订的分包合同，但合同上没有盖章，是冯某和冯再良签的字；3.从开工到完工，所有的工程款都是项目上直接支付给我的，没有经过劳务公司；4.到2012年10月份我的班组都没有拿到钱，项目的主要领导召集各班组开会，表态不会拖欠工资，所有的工程款由项目上直接支付给我们。 2013年11月25日，案外人李根林在温江区经侦大队接受询问时称：1.我是鸿源星睿城工程1-6栋钢筋班组长；2.2011年4月14日，冯再勇以豪鹏公司的名义和我签订一份承包合同，但单位盖章是三和恒生公司的章，当时的情况是冯再勇跟我签订了合同后，一直没有盖公司的章，我不放心，一直催着他将我的合同拿回他公司盖章，他就将合同拿去盖了一个三和恒生公司的公章，我心想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三和恒生公司的工程，所以我没有在意，觉得只要有本工程的公司盖章便可以；3.冯再勇是鸿源星·睿城工程的劳务负责人，他实际上是挂靠在豪鹏公司名下，我听说豪鹏公司是三和恒生公司设立的劳务公司；4.我是2011年4月份进场，在2012年3月之前，我班组的工资款是冯再勇经手支付给我，2012年3月至2012年7月，是劳务公司项目人员冯某经手发放我班组的工资，2012年7月之后，由三和恒生公司项目经理李学辉、李学成经手发放我班组的工资。 2013年12月1日，左上角为冯再勇的《鸿源星、睿城劳务结算结账单》显示，总金额为36818821.61元，扣留750000元保证金，陈维国、李伟制表，李镇审核。 2013年12月5日，康小华（三和恒生公司庭审中称其为公司副总）代表三和恒生公司在温江区清欠办与多个班组协商工程款事宜时，出具《关于温江鸿源星睿城项目民工工资问题解决的承诺》（以下简称《解决承诺》），载明：“在元月10日前冯再勇与各班组进行结算并通知各班组确认，经确认和调查后三和恒生公司承诺在2014年元月10日前给予解决完民工工资，若各班组不配合协助处理，三和恒生公司将不给予支付费用。” 2013年12月24日，冯再勇在温江区经侦大队接受讯问时称：1.我在豪鹏公司没有职务，承包鸿源星·睿城工程项目是挂靠在豪鹏公司，用该公司的资质；2.施工单位足额支付我工程款了，2012年8月之前劳务由我负责，施工单位先把工程款付给我，我再支付给各班组，这部分钱大概1600多万。在2012年8月之后，我就没有实际负责鸿源星·睿城工地的劳务了，由施工单位直接接管，施工单位直接将工程款支付给各班组长，原因可能是施工方认为直接支付给我不稳当；3.这1600多万大部分支付给班组长了，有小部分用来支付利息，没有发放给各班组，这部分大概两、三百万元；4.在我离开之前，冯某是我手下的管理人员，所以有些合同是冯某签的。 庭审中，刘以德称其在《核对后工程量单》确认已付款金额后，收款情况为收到冯再勇付款15万，欠付工程款本金金额为467335元。 2014年1月5日，鸿源星公司与三和恒生公司确认总结算金额为16043万元。至本案法庭调查终结之日，鸿源星公司已付款160023550元，剩余40余万元为部分保修金。 2017年11月6日，温江区经侦大队向我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4年至2017年期间，邵永远、邱千荣、李根林、王宇、罗志成、刘以德等因与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冯再勇的工程劳务费纠纷一事，多次向我大队请求解决，我大队多次组织各方进行协调，最近一次组织协调的时间是2017年1月9日，参加人员有：邱千荣、李根林、王宇、罗志成、刘以德、冯再勇及其代理人、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李学辉、康小华，经调解未达成协议”。 庭审中，证人冯某陈述称：1.冯再勇雇佣我，我是冯再勇的员工，刚去的时候是冯再勇给我发工资，后来工资拖欠之后是项目上的会计直接给我付工资，会计是豪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书全。2.工程有过停工，停工是断断续续的，具体记不清，冯再勇离开后项目发了工资我才继续上的班；3.我在和刘以德的合同上签字我不清楚我是代表谁，开始是口头协议，后来项目上要求必须签合同所以签了。4.报量请款的流程是班组依据各班组签订的合同协议分别给我报。我给三和恒生公司的陈维国只报量，不是按各班组的施工部分单独报，而是整体综合了一起报。5.砖砌体班组工程量是我算的，单价是按照协议合同上的，我算了之后给陈维国审核。6.《三和恒生建筑公司鸿源星·睿城项目部核对后工程量》是我做的，给班组起个明细的作用，所以没有签字。 以上证据和事实，经过庭审调查核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其中存在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豪鹏公司对《法人授权证明书（存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存根应当由豪鹏公司持有。本院认为，存根由开具人持有符合通常情况，但并非必然。豪鹏公司在三和恒生公司举证后的庭审中未出示自称持有的证明书存根予以对质，其质证意见不具有说服力。三和恒生公司持有的授权证明书由豪鹏公司或冯再勇提供，证明书的形式瑕疵并非三和恒生公司行为所致，不能仅凭证明书为存根便否定其真实性。故本院对四川豪鹏司授权（2011）字第012号《法人授权证明书（存根）》予以采信。 二、冯再勇对温江区经侦大队对其的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不予认可，称公安机关在接受温江区清欠办移送犯罪嫌疑线索但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将冯再勇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违反法律规定，且讯问笔录是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形成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讯问笔录的来源系三和恒生公司在经侦大队复印取得，形式为书证，来源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作为本案证据的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可。刑事诉讼程序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案只对笔录内容能否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进行判断。本院认为冯再勇作为被控告的人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双方地位不对等、冯再勇感受到压力并无不当，但冯再勇应当如实回答。因此对冯再勇所持因受到公安机关压力而陈述不实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冯再勇讯问笔录，本院予以采信。 三、豪鹏公司和冯再勇对于三和恒生公司与豪鹏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冯再勇作为豪鹏公司代表签名的事实存在争议。豪鹏公司称其签订合同仅为帮助三和恒生公司备案，盖章时没有冯再勇的签名，但未提交按其陈述理应持有的没有冯再勇签名的合同。即使豪鹏公司盖章时没有冯再勇签名，空出代表签名处也足以证明豪鹏公司允许他人以该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冯再勇称是根据三和恒生公司的指示在豪鹏公司代表处签名，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对三和恒生公司指示其签名的目的作出合理解释。综上，本院对豪鹏公司和冯再勇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系冯再勇以豪鹏公司的名义与三和恒生公司签订。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和关键问题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冯再勇在案涉工程中的身份、三和恒生公司与原告的关系、各当事人是否对原告负有付款责任、欠付工程款及利息金额的确定。对以上问题，本院评议如下： 一、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温江区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包括原告在内的六个班组负责人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向该大队请求解决工程劳务费纠纷，三和恒生公司辩称《情况说明》中“2014年至2017年期间”“多次”的表述不能证明原告提出请求的具体时间和次数，不能证明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情况说明》虽然没有载明原告每次向公安机关提出保护权利请求的具体时间，但说明案涉工程班组负责人多次找公安机关请求解决，与原告称每年都找了公安机关的陈述能够部分印证。《情况说明》证明“最近一次组织协调的时间是2017年1月9日”。综合本案情况看，原告所主张诉讼时效未中断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三和恒生公司并未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本院对三和恒生公司的时效抗辩不予采纳。 二、关于冯再勇在案涉工程中的身份 原告刘以德与第三人冯再勇主张冯再勇为三和恒生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管理人员，三和恒生公司主张冯再勇挂靠豪鹏公司，为案涉工程劳务的实际承包人。 本院认为，关于冯再勇身份，本案中有以下证据和事实：1.豪鹏公司出具《法人授权证明书》授权冯再勇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2.冯再勇以豪鹏公司的名义与三和恒生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3.三和恒生公司未向豪鹏公司支付过工程款；4.《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实行劳务包干，包干单价按327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计；5.证人冯某称班组向其报工程量是依据各班组签订的协议，其向三和恒生公司报工程量是整体综合了一起报；6.冯再勇在接受温江区经侦大队讯问时称在其离开之前，冯某是其手下的管理人员；7.证人冯某称自己受冯再勇聘请参与管理案涉工程，在冯再勇离开案涉工程前由冯再勇向自己发工资；8.2012年8月14日前，三和恒生公司将劳务工程款付给冯再勇，由冯再勇向各班组发放；9.冯再勇在接受温江区经侦大队讯问时称其挂靠豪鹏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劳务；10.案涉工程钢筋班组负责人李根林在接受温江区经侦大队询问时陈述称冯再勇挂靠豪鹏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劳务。以上第1、2、3项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证明冯再勇借用豪鹏公司的资质与三和恒生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豪鹏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工程劳务；第4、5项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证明在冯再勇离开案涉工程前，三和恒生公司与班组之间存在劳务总包人的层级；第6、7、8项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证明冯再勇在案涉工程中实际履行了劳务总包人的工作；第9、10项证据和事实相互印证，证明冯再勇挂靠豪鹏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劳务。 综上，冯再勇并非三和恒生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管理人员，而是借用豪鹏公司的资质，承包了案涉劳务工程，并分包给多个劳务班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三和恒生公司与冯再勇签订的《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刘以德于2012年4月25日签订《砖砌体分包合同》时，虽然合同是冯某、冯再良以豪鹏公司的名义签订，但冯某、冯再良代表的是劳务总包人冯再勇，该合同真实的相对人是冯再勇。因刘以德系没有劳务作业资质的个人，该合同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三、三和恒生公司与原告的关系 冯再勇接受温江区经侦大队讯问时称2012年8月之后，其没有实际负责工地劳务，而是由三和恒生公司直接接管。三和恒生公司称因冯再勇有挪用项目工程款的行为，三和恒生公司才代冯再勇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民工班组。 本院认为，冯再勇履行劳务总包人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是通过聘请冯某等管理人员管理各班组工作、收取三和恒生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向各班组发放工程款等。三和恒生公司停止向冯再勇支付工程款，冯再勇离开案涉工地，不再向冯某等管理人员支付工资，事实上失去了对工程的管理和控制，也停止了向各班组发放工程款，为终止履行劳务总包人的工作，故三和恒生公司和冯再勇均已停止履行《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冯再勇不再向刘以德支付工程款，不能接收刘以德班组的工作成果，刘以德也已无法继续履行与冯再勇签订的《砖砌体分包合同》。至此，三和恒生公司、刘以德与冯再勇的合同事实上都已终止履行。因《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砖砌体分包合同》均系无效合同，各方未明确行使解除合同的行为不影响合同关系的消灭。为使工程继续进行，三和恒生公司让班组继续施工并表示会支付工资，其行为性质是向各班组直接发出的要约，而各班组继续施工的行为是对三和恒生公司要约的承诺，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事实合同关系已经成立。 以下事实也印证了三和恒生公司与各班组的合同关系：2012年8月30日开始，三和恒生公司直接向各班组支付工程款。三和恒生公司付款的依据不再是《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因为依据该合同无法明确各班组应收的款项，而只能是依据新的合同关系，参照各班组与冯再勇签订合同的内容。 综上，本院认为，2012年8月中下旬，三和恒生公司与刘以德建立了新的合同关系，合同内容参照刘以德与冯再勇签订的《砖砌体分包合同》，合同的效力仍属无效。 四、三和恒生公司是否承担付款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对刘以德班组在2012年8月中下旬之后产生的劳务工程款，三和恒生公司应予支付。 刘以德班组在2012年8月上中旬以前产生的劳务工程款，应由当时的合同相对人冯再勇支付。关于三和恒生公司与冯再勇的欠付工程款的关系，本案中有以下证据：1.案外人李镇在接受温江区经侦大队询问时称：2013年5月份开始，由于冯再勇手下9个班组没有按时领到工资，在工地上闹事罢工，我方才不得已直接垫付各班组工程款共计480余万元，才保证了工期没有延误；2.证人冯某在庭审中陈述：工程有过停工，停工是断断续续的，具体记不清，冯再勇离开后项目发了工资我才继续上的班。以上言词证据中，李镇称垫付480余万元的具体金额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审查和确认。以上证据中其他信息能相互印证，证明案涉工程曾因拖欠班组劳务工程款出现停工现象，三和恒生公司承诺会支付工资以保证工程继续施工，并且实际支付部分款项。 2013年12月5日，康小华代表三和恒生公司出具的《解决承诺》，承诺三和恒生公司在确认冯再勇与各班组的结算结果后解决完民工工资，若各班组不配合协助处理，三和恒生公司将不给予支付费用。证明三和恒生公司认可承担付款责任，且未对欠款产生的时段进行区分。 综上，本院对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冯再勇拖欠劳务工程款时，三和恒生公司向刘以德承诺支付欠款的事实予以确认。三和恒生公司的承诺行为的性质属于债务加入，即在不免除冯再勇付款责任的情况下，三和恒生公司加入到债务承担当中，对冯再勇对刘以德的债务与冯再勇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因此，三和恒生公司对刘以德在2012年8月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施工内容的欠付工程款都应承担付款责任，本院对两个时段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不再分别调查计算。关于当事人争议的三和恒生公司向冯再勇及各班组付款总金额、冯再勇是否存在挪用工程款行为等事实，本院认为，以上事实与本案结果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无论三和恒生公司支付的劳务工程款总金额是否超付，都不能对抗刘以德向三和恒生公司主张支付欠付工程款的权利。 五、本案其他当事人是否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豪鹏公司，原告在庭审中主张豪鹏公司并非劳务实际分包人，与本案查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认可。原告认为与其签订《砖砌体分包合同》的相对人都是三和恒生公司，虽与本院认定有异，但能证明实际合同相对人并非豪鹏公司。原告主张豪鹏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鸿源星公司，鸿源星公司与三和恒生公司签订的《鸿源星·睿城建筑工程施工协议》合法有效，而与刘以德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鸿源星公司向三和恒生公司的已付款金额符合《鸿源星·睿城建筑工程施工协议》的约定，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原告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主张权力，故对原告主张鸿源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冯再勇，如前所述，冯再勇应当对其离开前欠付刘以德的工程款与三和恒生公司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但刘以德有权选择其中一方或双方共同向其履行，原告不向冯再勇主张，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认可，故冯再勇在本案中不向刘以德承担付款责任。 六、欠付工程款及利息金额的确定 工程完工后，由冯某制作了工程量核对单，送交三和恒生公司项目部审核，后其对工程量进行了部分减少，并载明“零星用工、设计变更增减的计时工85000元未计算，设计变更增减的方案未计算”。 本院认为，《核对后工程量单》由无授权进行结算的冯某制作，其本身不具有结算文件的效力。原告与三和恒生公司应当参照《砖砌体分包合同》的约定计算工程款，在三和恒生公司合理期间内未与原告结算的情况下，原告可以依据经三和恒生公司核对的工程量及双方约定的单价主张工程款。经本院核对，《核对后工程量单》中商铺及地下室砖砌体、3-26层砖砌体项目单价在《砖砌体分包合同》中有约定且符合约定，其余项目在《砖砌体分包合同》中没有约定。本院认为，书面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的，应以双方行为所体现的意思表示来确定。三和恒生公司在《项目部核对单》中确认了没有书面约定的项目，冯某陈述具体项目按合同约定计算，本院推定《核对后工程量单》中的施工内容和单价符合双方约定。《核对后工程量单》中的“3-26层砖砌体”项目工程量以14437立方米计算，而《项目部核对单》中该项工程量为14637立方米，此项目金额减少29000元；对《核对后工程量单》中的其余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共计欠付金额530575元。《核对后工程量单》中报送了85000元计时工费用，三和恒生公司未进行核对，表示应由劳务公司处理解决。本院认为，豪鹏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劳务工程，核对工程量时冯再勇已经不是劳务发包人，三和恒生公司对此知情。三和恒生公司作为当时的劳务发包人，有与原告进行结算的义务，其对计时工费用应予核对而未核对，本院对《核对后工程量单》报送的计时工费用金额予以认可。对2012年12月22日产生的补抹灰费用1760元，因有三和恒生公司审核，本院予以认可。综上，刘以德班组承担的全部劳务工作的工程款为617335元。庭审中刘以德陈述，核对工程量后冯再勇向其支付了150000元，故欠付其工程款金额为467335元。对于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应当自三和恒生公司的付款金额确定之日起算，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刘以德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以德支付工程款467335元及利息（以本金467335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工程款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工程款，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刘以德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671元，由被告四川三和恒生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书记员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