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112民初757号原告万发珍，女，汉族，1958年11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代理人白其毓，贵阳市乌当区水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王有福，男，布依族，1970年11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代理人吴开友，贵阳市乌当区高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万发珍诉被告王有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发珍及其委托代理人白其毓，被告王有福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开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发珍诉称，2017年2月24日，被告王有福雇佣原告之子王近为其做工，工作主要从事负责看香蜡纸烛。同月25日王近不舒服就未吃东西，被告还讲，不吃等会喊主人家煮面条给你吃，但王近还是吃不下，被告还讲，这么大个人，吃那一点面都吃不下。直到2月26日被告又用摩托车带着王近到羊昌小山谢土，王近仍然给被告讲肚子痛得厉害，被告仍未在意王近的病情，直到凌晨2点左右，被告看见王近实在不行才将王近送到医院，可在到医院后，已为时已晚，王近经抢救无效死亡。因王近受被告雇佣为其看香烛，且一直加班到深夜，在被告明知王近病得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让其上班深夜，不及时送医救治，导致王近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对王近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因此诉至本院要求判令：一、原告之子王近死亡赔偿金161800元、丧葬费29199元，共计19099元，该款被告应赔偿原告114599.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王有福辩称，原告之子王近系因自己身体原因生病后在医院治疗无效导致死亡，原告也未提交死者的尸检报告和医院病历，不排除王近是因其他原因死亡，王近的死亡并非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造成，王近与被告之间并无雇佣关系，其死亡一事也与被告无因果关系，被告在王近死亡的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王近与被告之间是根据自己的业余爱好，相互邀约从事民间白喜事中的道场法事，属于民间传统文化中为了养老送终尽孝过程中办理白喜事不可缺少的民风习俗，开展这项工作必须要团队合作，当有遇丧事需要做道场时，只要死者家属请到团队中的任何一人，受请人均会联系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询问是否参加，只要限于单数就可，王近在参加白云区牛场乡大林村赵文英家道场时是五人合作，王近明确表示可以参加，工作中被告也未发现王近有任何问题，只是吃晚饭时发现王近吃得较少，被告询问王近，王近称是有点感冒，没有什么事情。在赵家吃完晚饭后，被告又与姜兆荣一道去新堡宋家做道场，顺便送王近回家，经过大岗村卫生院时，在卫生院给王近打了针吃了药，赶到新堡后，被告想送王近回家，王近说没有事情了，坚持一起到宋家做道场，在做道场过程中被告发现王近身体不适，又将其送往新堡卫生院看病，新堡卫生院检查发现王近有呕吐症状，建议送大医院进一步检查，被告就通知王近的弟弟王兵，王兵赶到新堡卫生院和王近一起上救护车后被告才回到宋家，被告已经穷尽了关心和帮助的义务；王近死亡后，其家属找到被告，要求被告在一张收据上签字，将王近在赵文英家做道场收到的350元红包写成收据签字，该行为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实情是赵文英家怕麻烦，要求被告将每人应得的350元红包转交给其他做道场的四个人，在做道场的过程中，从未以工资方式收取过劳务费，原告已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于法无据；原告应自行承担诉讼费用，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告王有福是从事丧事丧礼活动的道士先生，2017年2月24日，被告邀约王近等一共五人参与贵阳市白云区牛场乡大林村赵林英家的道场法事，次日晚上，在工作过程中被告发现王近身体有不适，王近当晚没有吃饭，只是吃了一碗面，赵家的道场法事做完以后，被告又约王近及姜兆林共三人一起去乌当区新堡乡宋家做另一场道场法事，在途经乌当区新场镇大岗村时，被告陪同王近一起去卫生院看病，经过卫生院医生检查，给王近打了一针，并开了一些药，此后被告与王近一同赶到新堡乡宋家做法事，王近在工作中再次出现身体不适现象，被告又与他人一同将王近送往新堡卫生院治疗，新堡卫生院检查后建议转到大医院检查，王近在急救车将其转移至贵医附院治疗过程中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2017年3月6日，被告在王近家属事先写好的一张收条上作为付款人签字，收条内容为“收条2017年3月6日今收到王有福叫王近（死者）2017年2月24号25号在大林赵文英家做道场的工钱，26号晚上一点至次日两点过为加班费伍拾元（50元），总共350元，此据当作村领导莫顶鑫付建忠蒲文军收款人：王兵”。另查明，原告万发珍系死者王近之母，原告因与被告就王近的死亡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诉来本院要求判令如前所请。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交的收条、死亡医学证明书、贵阳市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马头村村民委员会与贵阳市公安局乌当分局新堡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通话录音及申请的证人王兵的当庭证言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近与被告王有福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本院认为在王近死亡以后，王近的家属找到被告了解清楚王近死前的工作情况后才出具的收条，该收条内容可以证实王近是受王有福雇佣，而被告在收条上作为付款人签字是其对雇佣王近一事的确认。对于被告辩称其受胁迫才签字的辩解意见，本院认为在王近死亡后，死者家属对于王近死亡一事找到王有福，王有福应清楚意识死者家属是准备向其讨要说法，按常理可知在此情况下无论对方拿出任何材料要被告签字，被告也会认真进行核对，被告应当知道在收条上签字的后果，且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签字时受到了胁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本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近接受了被告王有福的雇佣为其提供劳务，被告陈述进行丧事丧礼活动时必须是单数，在大林村赵林英家时是五人参与道场法事，在赵家的道场法事完毕之后，被告才与王近及姜兆林三人去新堡宋家，根据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在赵家时就发现王近身体不适，而去宋家做道场法事时，被告在可以邀约他人前往的情形下仍然选择让王近同去，加之去新堡的半路上王近又去卫生院进行治疗后，被告也未阻止王近继续到新堡做道场法事而让王近进行休息或及时治疗，无形中加大了王近身体恶化的可能，应对王近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王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应有一个全面的评估，其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与被告一同参加新堡的道场法事，致使身体状况恶化并最终导致死亡，王近自身应对其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本院综合考虑被告与死者的过错程度，认定被告王有福对于王近的死亡承担15%的责任，王近对于自身死亡承担85%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的规定，对于王近死亡的损失认定如下：死亡赔偿金，死者王近系新堡乡马头村村民，相关损失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按照2016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8090.28元/年×20年=161805.6元；丧葬费，按照2016年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计算为66279元/年÷12月/年×6月=33139.5元，两项合计为194545.1元，死者王近应自行承担85%即165363.3元，被告王有福应承担15%即29187.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王有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万发珍人民币29187.8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96元，由原告万发珍负担966元，被告王有福负担330元（该费原告万发珍已全额预交，被告王有福负担部分在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万发珍）。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于判决书确认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执行。审判员  罗欣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