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01民终81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蜀绣西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张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雪培，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聚仁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安蓉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松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22号。 负责人：李卫星，行长。 上诉人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成都市规划局）因与被上诉人四川聚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仁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106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8民初1069号之一民事裁定；2.裁定本案由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资金监管协议》性质认定错误，该协议系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等协商后签订，属民事合同的范畴，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属行政协议违反客观事实及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愿；2.上诉人不是拆迁安置的行政主体，不具有事实拆迁安置相关行政管理职权，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具有优势的邀约缔约地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资金监管协议》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但不影响协议本身民事合同性质。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聚仁公司向专项资金账户补足专项补偿资金300万元及资金利息（自2008年4月24日始至资金被用于补偿安置止，按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并按原协议约定监管；2.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对聚仁公司不能履行的资金补足义务承担赔偿责任；3.由聚仁公司、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承担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16日，聚仁公司与成都市规划局签订《拆迁专项资金使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资金监管协议》）一份，约定：为妥善解决聚仁公司、成都天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海椒市东方新城居住小区的规划验收问题，保障小区业主权益，加强“脱裙”专项资金的管理，根据《成都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和编号为成规建筑[2005]303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设定的行政许可，聚仁公司自愿接受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对位于建设项目建筑（具体位置：成都市海椒市项目西侧）的拆迁资金支付监管，聚仁公司筹集用于拆除位于建设项目东方新城项目西侧规划道路上的320平方米建筑的专项补偿资金300万元（暂定，具体数额以实施需要为准）；聚仁公司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将上述专项资金存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其单独开立的专用资金账户（开户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户名：四川聚仁房地产有限公司，账号：73×××23）；上述资金专户内的存款本息均用于完成拆除位于建设项目规划道路上约320平方米建筑的补偿安置，聚仁公司向成都市规划局交《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计划》和《拆迁工程进度计划》，经成都市规划局审查确认后通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按照经成都市规划局确认的上述计划实施结果，在不违反“中华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的规定下负责资金的监管和支付；成都市规划局有权随时抽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浦发银行及聚仁公司应当积极配合，成都市规划局发现聚仁公司有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应立即书面通知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停止支付剩余资金，并由成都市规划局责令聚仁公司30日内补足；拆除时聚仁公司应委托评估机构对实际需要的拆除资金进行评估，若其存入的补偿安置资金不足以支付实际补偿安置需要，聚仁公司应按实际需要补足余额；聚仁公司未将补偿安置资金存入甲方资金账户或将资金挪作他用的，应承担拆迁安置工作滞后的一切后果，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未按照成都规划局审查确认的《拆迁安置资金施工计划》、《拆迁工程进度计划》和实施结果确认函支付专项资金，应承担引起补偿安置资金挪用的相应法律责任。《资金监管协议》尾部成都市规划局、聚仁公司均有兼章，同时还有“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及“王兵”在甲方处兼章字样。2016年8月9日，成都市规划局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发送《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关于协助提供拆迁专项资金相关信息的函》，称：根据《资金监管协议》约定需抽查案涉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发送情况说明对此回复称：经调查核实，成都市规划局提供的《资金监管协议》上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均非该行刻制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一审审理中，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证明该《资金监管协议》并非自身意思表示，向法庭递交了鉴定申请，申请对《资金监管协议》上第2页甲方（盖章）处所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的公章真伪及法定代表人（盖章）处所盖“王兵”的印章真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对此依法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中心于2017年11月24日出具《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成联[2017]文鉴字第211号），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2008年4月16日、甲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乙方四川聚仁房地产有限公司、丙方成都市规划局的《拆迁专项资金使用监管协议》其第2页左下方甲方（盖章）部位留有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成都分行”印文不是出自以编号5101080022688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公安备案印模为底版刻制的印章而盖印而成；同部位留有的“王兵”印文不是出自以编号5101080023658及编号5101080023659的“王兵”的公安备案印模为底版刻制的印章盖印而成。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此垫付司法鉴定费23800元。一审庭审中，成都市规划局称该《资金监管协议》建立的目的是代政府履行拆迁安置专项资金监管的职责，因聚仁公司开发东方新城项目时需向成都市规划局提出建设申请，故成都市规划局参照《成都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条例》第十条第2款的规定、以双方拟定《资金监管协议》的方式要求聚仁公司提供300万元专项资金。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主体证明、《资金监管协议》、《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关于协助提供拆迁专项资金相关信息的函》、浦发银行成都分行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成联[2017]文鉴字第211号）、《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No.01895944、01895945、01895946）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就《资金监管协议》的主体而言，该协议上虽有成都市规划局、聚仁公司及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印章，但据《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其上加盖的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的印章及负责人王兵的印章均与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不一致，成都市规划局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上的印章在双方其他合同履行过程中予以使用并经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认可，故不能证明案涉《资金监管协议》系浦发银行的意思表示，合同相对方仅应为成都市规划局与聚仁公司；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为此垫付的司法鉴定23800元，应由成都市规划局承担。其次，就《资金监管协议》的性质而言，此系成都市规划局为确保与案涉项目配套的后续拆迁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依据其对该项目批准建设职能的影响，要求聚仁公司缔约并予以履行，具有优势的要约缔约地位；而其指定聚仁公司存入款项的账户并非成都市规划局的账户而是聚仁公司自己的资金账户，目的系为“加强’脱裙’资金的专项管理”、更具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职能需要的公益性质，故一审法院认为该《资金监管协议》更符合行政协议的性质，并非民事诉讼的审理范畴。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的起诉。 本院认为，案涉《资金监管协议》载明，该协议系为解决海椒市东方新城居住小区的规划验收问题，保障小区业主权益，加强“脱裙”专项资金的管理而签订，其依据为《成都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和编号为成规建筑[2005]303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设定的行政许可。成都市规划局在一审庭审中亦表明，聚仁公司开发项目时需向其提出建设申请，与聚仁公司签订《资金监管协议》目的是代政府履行拆迁安置专项资金监管的职责。即，虽然《资金监管协议》系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前提下签订，但成都市规划局因其具有的行政管理职能向聚仁公司提出提供300万元专项资金的要求，签订协议的双方主体地位并不完全平等；协议亦并未为成都市规划局设定义务，协议关于其有权抽查资金情况、责令聚仁公司补足违规使用的资金等内容体现的是行政职能而非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同时成都市规划局签订案涉协议的目的系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资金监管协议》符合行政合同的性质，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审理范畴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王晓川 书记员  梁莹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