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65235号原告：曹晓，女，1977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铮，上海三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丽莎，上海三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秦涌雍鹏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高华英。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君，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安君,上海市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晓与被告上海秦涌雍鹏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受理后，于2017年1月5日作出(2016)沪0115民初58928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原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程序违法为由，于2017年7月27日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25日、2018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铮、俞丽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君、薛安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晓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出资额320万元；2、判令被告赔偿以3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25日起算至实际返还日止，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损失。事实与理由：2015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约定原告出资320万元投资于被告设立的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被告信托四川信托有限公司，通过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操作，按约定的投资策略范围限制进行投资；信托计划期限为12个月，并设定了止损条件；还约定了该信托计划投资经理，及清算和返还出资的时限等事项。2015年4月27日，原告依约出资320万元。信托计划的运行情况，被告未告知原告。信托计划的订立过程中，被告并未向原告具体陈述信托计划的全部细节，并未向原告提示投资的相关风险。信托计划募集过程中，被告没有向原告披露实施情况。信托计划终止后，被告没有将信托计划的实施结果告知原告，也没有对信托计划进行清算和分配。由于被告在缔约中存有欺诈的行为，并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造成原告无法按约定享有协议的相关权利。审理中，原告认为，发现被告存在多处欺诈行为：1、被告在出资方面存在欺诈，自原告开始审理，原告多次反复向被告要求其出示按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2,000万元除去原告出资320万份、被告应出资1,680万份额的相关证明，但被告始终拒绝提供。由此，足以让原告确信，被告并未按协议约定出资1,680万份额，被告此行为构成合同欺诈。2、被告在信托计划的管理方面存在欺诈。在诉讼中，被告提供分别由沈洪良、邹之新签字的两份《情况说明》作为证据。从该两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沈洪良、邹之新在信托计划的运行过程中仅提供咨询服务(是否真实地提供过咨询服务，原告仍表示质疑)，被告并未如协议约定聘请沈洪良、邹之新作为专业的投资顾问对信托计划进行统一管理。被告此行为构成合同欺诈。3、被告在返还全部出资额的陈述上存在欺诈。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被告在信托计划清算后返还原告全部出资额。在协议签订时，被告以该条文诱骗原告出资，但在原、被告双方发生争议后，却以所谓的风险提示条款否定该条款的明确文字记录。被告此行为构成欺诈。原告之所以同意与被告共同设立信托计划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基于被告出资1,680万元远远超过原告出资320万元，被告所承担的风险也远远大于原告，由此原告认为被告对待被告自己的1,680万元投资会非常谨慎，为此原告320万元愿意跟投被告的1,680万元；第二基于被告承诺聘请专业投资顾问管理信托计划，原告认为原告的投资是有专业能力专家的专业保障的；第三基于被告承诺返还原告全部出资额。原告的基于上述三项投资的考虑才同意与被告共同设立信托计划并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但在庭审中，原告才发现，被告对于根本性地影响到原告作出与被告共同出资决定的所有陈述，都是被告的欺骗行为，为此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为：撤销2015年4月23日原、被告签订的《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并在该项诉讼请求的基础上，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并赔偿损失。被告上海秦涌雍鹏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属于合作合同关系，而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中，原告并没有将资金委托给被告用于投资，而且在合同中更没有约定原告给被告一定比例的收益。被告的收益和原告的收益的取得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信托合同获得收益，而该收益不是来源于原告的投资和收益，而是被告自己投入的资金通过信托获得的收益，原告的收益同被告一样，也源于此。显然，原告和被告在信托计划这一项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属于共同合作出资的关系，相对于《信托合同》而言，被告和原告一样都是委托人的角色，受托人是四川信托公司，原被告之间不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其利益与风险根据各自投入的比例由各自承担，因此是属于典型的合作合同关系并不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构成要件。因此，原告在本次合作投资的损失，当然应当由自己来承担，正如被告的损失，不可能找原告承担一样的道理。而实际上，被告在本项目中损失远远大于原告。二、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不存在所谓的保底条款约定，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协议第七条是指：在信托计划结束并清算后进行分配的约定，即有收益分配收益，没有收益本金剩余多少全部退还。而在合同第八条专门有“风险提示”和《信托合同》中也明确，本信托计划部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不对本计划的收益提供任何保底或保本的承诺。对此，原告是明知的，本案不符合司法实践中对于保底条款认定的构成要件。三、被告不存在缔约欺诈，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是原告基于知情、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原告系具备金融投资方面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其相信这个项目会给其带来比较客观的收益，才会和被告共同出资，被告不存在任何的引诱投资行为。在双方签订的合伙出资协议中以及信托合同中，对本次投资风险及风险的承担均作了特别提示，原告对此均清楚。四、原、被告是基于信托方式，将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理财，原告的行为应当符合《信托法》及信托的有关规则。原告对于本次投资，清楚地知道是通过信托的方式进行的，而且被告并非信托公司，只是信托关系的，委托人一方的角色。信托的前提是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而实施的行为。原告基于这一项目的极度看好，和被告签订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并将资金交由信托公司管理，所得收益由原、被告出资比例取得，发生损失时亦应由原、被告安分各自承担。原告出资320万元，被告出资1,680万元，截止到信托终止，根据清算报告，原告所投入的320万元还剩余70余万元，所损失的部分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作为共同的出资方并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故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其全部出资没有法律依据。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一、原告的该项请求，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因双方在2015年4月23日即签订并已履行，原告在时隔近三年之后提出撤销，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律规定时效，同时，原告所谓的撤销理由并不存在而且在合同中都已明确，这些是原告在签署合同支出就清楚和明知的，不存在所谓的“庭审之后才知晓”。二、原告以所谓“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没有相应证据，不符合撤销合同的法律规定。原告所列三点理由无证据证明，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约定：被告拟设立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原告同意与被告共同出资设立该信托计划；信托目的为集合全体委托人的货币资金，投资于沪、深交易所A股股票，证券投资类开放式公募基金，国债及国债逆回购，新股网上申购及可转债申购，银行存款以及货币市场现金管理类金融产品等；信托相关主体中的委托人与受益人为被告，受托人为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保管人为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商为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信托计划期限为12个月，从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即2015年4月30日，到期终止日为本计划成立日起满12个月的对应日)；信托计划成立时，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单位总份数为8,000万份，每份金额为1元，优先份额与一般份额的比例为3：1，一般份额为2,000万份，由原告与被告双方出资认购；信托计划的预警线为0.95元和0.93元，平仓线为0.91元。第二条约定，原告同意出资认购该信托计划中一般信托单位320万元，并以被告的名义登记于信托合同中；第三条约定，原告应于2015年4月27日将信托计划出资款划入如下账户：德清恒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东方支行的XXXXXXXXXXXXXXX账号；第四条“信托单位的确认”约定，被告于收到原告出资款时，确认原告在该信托计划中占有的信托单位份额，并按原告所占份额在信托计划清算后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第五条“信托计划的管理”约定，信托计划由被告聘请专业的投资顾问统一管理，原告不参与信托计划的具体投资事宜。投资顾问的相关情况详见附件2《投资顾问协议》；第六条“收益分配时间”约定，被告于信托计划收益满足提取条件时，提取信托收益，并于信托收益提取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原告分配所持信托单位可分得的收益。剩余信托收益于信托计划到期清算后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分配；第七条“信托出资额返还”约定，被告应于信托计划到期清算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返还认购信托单位的全部出资额；第八条“风险提示”约定，本协议签订时，原告确认被告已经按照附件3《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向原告揭示本信托计划存在的风险和风险承担事宜。双方均明确投资信托计划一般份额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并同意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任何一方不得因本信托计划的投资损失要求另一方进行赔偿；第九条“违约责任”第2款约定，被告应按时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和返还出资本金，不得将原告应得收益和本金挪作他用，否则没逾期一日被告须向原告支付应付金额千分之三的滞纳金；第4款约定，因投资顾问的操作导致的投资损失，不视为被告违约，原告不得就投资损失要求被告进行赔偿。上述合同附件2“投资经理简介”中载明：沈洪良、邹之新。附件3被告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的“前言”中注明：“(信托合同)……受托人并不保证信托财产的运用无风险，也不保证受益人的最低收益。”“一般收益权”是指“在受托人以扣除信托费用后的信托财产为限分配信托利益时，除在满足信托文件规定的条件下向一般受益人分配期间信托利益(提取一般信托利益后的信托单位净值应大于信托合同约定)外，只能在全部有限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足额分配后，方有权取得信托利益的受益权类型。”第十二条“风险揭示与风险承担”中约定信托财产在投资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以下风险：1、市场风险：投资品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周期、投资心理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信托财产的净值缩水的风险。……6、本金损失风险：在发生所揭示的风险及其它尚不能预知的风险而导致信托财产重大损失的，优先受益人可能发生本金损失的风险；一般受益人按照信托文件约定享有较高信托利益的同时，享受着较高的本金损失风险，即在信托计划触及平仓线等约定情形下，受托人将采取措施处置信托财产，可能导致一般受益人发生本金重大损失风险。第二十四条“信托合同的效力”第2款约定：“委托人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即表明其愿意承担信托计划的各项风险，同意受本合同约束。”2015年4月24日，原告向德清恒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东方支行的XXXXXXXXXXXXXXX账户汇入320万元。同日，被告出具《特别说明》：1、德清恒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账户仅作为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资款的打款账户，德清恒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与原告监理任何信托计划出资的法律关系；2、原告出资购买信托计划信托单位份额并由被告代持的法律关系监理于原告和被告之间，与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出资发生的任何纠纷，均按照原告与被告之间《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中的约定解决。2015年4月27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款确认函》，确认收到原告320万元。2015年4月28日，被告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汇款2,000万元。2016年3月21日，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向委托人出具《睿裕2号证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清算报告》，载明：2016年1月29日，本信托计划终止，其根据信托文件的规定对本信托计划进行了清算，现将清算情况报告如下：信托计划名称为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规模为8,000万元，其中优先信托资金为6,000万元，一般信托资金为2,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2015年4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信托资金运用情况：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交付信托资金于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令并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投资于沪、深交易所A股股票，证券投资类开放式公募基金，国债及国债逆回购，大宗交易，新股网上申购及可转债申购，银行存款，信托业保障基金以及货币市场现金管理类金融产品等。第三条“信托项目收益及分配情况”载明：(一)信托收入，本信托计划的信托收入为-3,626,695.42元；(二)信托费用，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费用为1,001,138.02元；(三)、信托收益，本信托计划实现优先受益人收益为3,598,027.39元，一般受益人收益为-8,280,000元；(四)信托本金及收益分配，根据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仅以扣除了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信托财产的现金余额为限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在信托期间内，受托人已按合同约定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并与信托计划终止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本次分配的信托利益划入受益人预留的银行账户内；(五)未分配资产，截止2016年3月21日，本信托计划尚有现金资产54,139.17元待二次分配。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出具的《信托项目清算分配表》针对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项目载明：信托资金为8,000万元；信托项目收入-3,626,695.42元；受益人收益-4,681,972.61元，其中优先受益人受益3,598,027.39元，次级受益人收益-8,280,000元；受益人资金合计75,318,027.39元，其中优先受益人收益及本金63,598,027.39元，次级受益人收益及本金为1,172万元；未分配资产54,139.17元，其中托管户余额47,578.90元，证券户余额6,560.27元。另查明：沈洪良和邹之新分别出具《情况说明》，称他们各自于2015年4月起，作为被告兼职顾问为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信托计划提供包括股票行情走势、大盘分析、市场情况、行业概念分析等相关咨询服务，并收取被告咨询费每月5,000元。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及附件《投资经理简介》和《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原告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被告出具的《特别说明》、《收款确认函》、被告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睿裕2号证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清算报告》、《信托项目清算分配表》、沈洪良和邹之新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认为，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内容看，原告和被告共同出资认购以被告为委托人和受益人的相关信托计划中的一般信托单位，以被告的名义登记于信托合同中，信托计划由被告聘请专业的投资顾问统一管理，原告不参与信托计划的具体投资事宜，原告按所占投资份额在信托计划清算后由被告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由此可见，原告和被告在信托计划的项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相对于《信托合同》而言，被告和原告均是委托人的角色，受托人是四川信托公司，双方为合作关系。且双方在上述协议第八条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时，原告确认被告已经按照附件3《四川信托-睿裕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向原告揭示系争信托计划存在的风险和风险承担事宜；双方均明确投资信托计划一般份额所产生的投资风险，并同意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任何一方不得因本信托计划的投资损失要求另一方进行赔偿。上述约定具有明显的风险揭示性质。原告与被告在系争协议中又同时约定：被告应于信托计划到期清算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返还认购信托单位的全部出资额；被告应按时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和返还出资本金。该约定系双方对信托出资本金的返还及收益分配所作的程序性约定。综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信托计划合伙出资协议》，系双方在合作关系中，对于共同投资信托计划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并对投资信托计划所存在的风险均已在合同中予以揭示，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并自愿同意承担相应风险的情况下签订了上述协议，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严格履行。现原告审理中认为：被告至始至终拒绝提供其实际出资1680万份额的相关证明，故足以让原告相信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的义务；被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由沈洪良、邹之新在信托计划的运行过程中提供咨询服务，构成了欺诈。对此，本院认为，这些均系合同中关于被告方的义务，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系争合同。且合同签订至今已逾3年，其认为在审理中才知晓被告存在欺诈，也无事实依据，原告在本案审理中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系争协议，已经超过一年法定的除斥期间，故原告现以被告欺诈为由要求撤销系争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因此基于协议撤销之后，还要求返还出资款，并赔偿损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晓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800元，由原告曹晓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胡铁红审 判 员  杨立转人民陪审员  王 平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陈燕华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