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37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四川康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观寺乡火花村。 法定代表人：王学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江虹，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宛楠，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珠嘉镇黑虎村**。 法定代表人：冯志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良，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锋，男，汉族，1992年12月7日出生，住江西省高安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德盛路**附**锦天国际****。 负责人：朱华，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松，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开阔，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学康，男，汉族，1971年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四川铁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英，女，汉族，1970年11月4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何翔，男，汉族，1973年3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何才，男，汉族，1985年9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仁寿县。 上诉人四川康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康达公司）、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民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王学康、何英、何翔、徐何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1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四川康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江虹，上诉人仁寿民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良、刘锋,被上诉人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松，被上诉人王学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波，被上诉人徐何才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何英、何翔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康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17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案件诉讼费由王学康、何英、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共同负担；3.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王学康、何英、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四川康达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担保）》未经公司股东表决，股东李相文、汤泽明的签名也系伪造，该决议无效，且四川康达公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该合同并非四川康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何翔代表四川康达公司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时，并非四川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无四川康达公司的授权，属于无权代理，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中关于四川康达公司担保的部分应属无效；三、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在四川康达公司的担保材料审查上具有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合同部分无效的法律风险和后果。 仁寿民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17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中仁寿民庆公司对王学康、何英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判决，改判仁寿民庆公司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浙江民泰成都分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的公章并不是仁寿民庆公司的合法印章，该合同不是仁寿民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二、20l3年9月13日仁寿民庆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担保）》不是仁寿民庆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公司的股东有王学康、龙香君、杨义、谢鑫泉、雷云光五位股东，该决议只有王学康、龙香君、杨义三位股东的签名，且龙香君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亲自书写，系他人伪造，同时，仁寿民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应当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方能有效，故仁寿民庆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系适用法律错误；三、王学康的借款行为不是代表仁寿民庆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职务行为，王学康的借款与仁寿民庆公司无任何关系，系王学康的个人行为，不应由仁寿民庆公司承担。 浙江民泰成都分行针对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的上诉庭审中辩称：一审诉讼中四川康达公司经法院释明，未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表明其放弃了该权利；王学康一直是仁寿民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判决仁寿民庆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学康庭审中辩称：借款是事实，但银行在审查合同过程中有过错。 徐何才庭审中陈述意见，其是王学康借款的担保人，尊重法院的判决。 何英、何翔未作答辩。 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学康、何英偿还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借款本金2999999.99元及利息（截止2014年7月11日欠付利息为139776元，之后的利息、复利、罚息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王学康、何英承担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实现债权的费用64949元；3.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王学康、何英、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共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0日，王学康、何英、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60113001412号），约定：王学康、何英共同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借款3000000元，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期限为实际提款日起至2014年7月9日止，月利率为7.68‰，按季结息，每季末月的20日付息；如借款人未按约还本付息，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加收50%作为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代理费、保全费、差旅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于2013年10月30日向王学康转款3000000元履行了出借义务。王学康、何英付息至2013年12月20日。 另查明：自2011年8月16日起至2013年6月25日期间，四川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翔，自2013年6月26日起四川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学康。2009年4月21日起至2014年2月19日期间，仁寿民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学康。 2014年8月21日，浙江民泰成都分行与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委托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与王学康、何英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理费为64949元。2015年3月6日，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出具《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系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王学康、何英、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是否应对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首先，关于王学康、何英是否应当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和复利的问题。庭审中，王学康认可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借款3000000元的事实，但认为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程序存在问题。因王学康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在借款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且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按约履行了出借义务，王学康、何英未按约还本付息，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对浙江民泰成都分行主张王学康、何英偿还借款本金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的主张，予以支持。 其次，关于四川康达公司是否应对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本案《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10月30日，合同落款处四川康达公司加盖公章。虽然庭审中王学康称四川康达公司的公章系其伪造后加盖，但四川康达公司当庭表示不对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申请鉴定。庭审后，四川康达公司申请对《股东(大)会决议（担保）》上股东李相文、汤泽明的签名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股东(大)会决议（担保）》上股东签名不真实，亦不能否定四川康达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公章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及责任。因此，四川康达公司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签订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四川康达公司应对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学康、何英追偿。 再次，关于仁寿民庆公司是否应对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庭审中，王学康当庭陈述其加盖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的仁寿民庆公司的公章系其伪造，且仁寿民庆公司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但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签订期间，王学康系仁寿民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仁寿民庆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王学康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无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加盖的仁寿民庆公司的公章与备案公章是否一致，仁寿民庆公司均应承担其法定代表人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及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仁寿民庆公司要求鉴定公章的申请未予同意。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基于对王学康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信任，与其签订《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合情、合理，也有充分理由相信此担保行为是仁寿民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仁寿民庆公司应对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学康、何英追偿。 最后，关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的问题。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既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又提供了增值税发票，证明律师代理费64949元已实际发生，浙江民泰成都分行要求王学康、何英支付律师代理费64949元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予以支持。 何英、何翔、徐何才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浙江民泰成都分行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王学康、何英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偿还借款本金2999999.99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利息以2999999.99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4年7月9日按月利率7.68‰标准计算；罚息以2999999.99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0日起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7.68‰上浮50%计算；复利以逾期应付未付利息金额为基数，按罚息标准计付）；二、王学康、何英向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64949元；三、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对王学康、何英的上述第一项、第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学康、何英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2585.86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7585.86元，由王学康、何英、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何翔、徐何才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提交1份利息清单作为二审新的证据，拟证明截止2017年10月16日应支付的利息为1433110.93元。 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王学康、徐何才质证后认为，依据本案借款合同据实计算。 本院审查认为，浙江民泰成都分行所举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借款的欠息情况，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采信。 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王学康、何英、何翔、徐何才二审诉讼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旭日鉴定中心对申请事项进行文痕鉴定。因申请方四川康达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致其所申请的鉴定无法进行，四川旭日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出具《关于川高法技委（2018）3号终止“四川康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印章印文、笔迹鉴定的函》，终止了四川康达公司的鉴定事项。对仁寿民庆公司申请的鉴定，四川旭日鉴定中心于2018年5月1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担保）》、合同编号为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60113001412号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申请日期为2013年8月29日的《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借款申请书》上仁寿民庆公司印章印文与仁寿民庆公司提供印章盖印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也不是仁寿民庆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单位专用印章盖印形成；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13日的《股东（大）会决议（担保）》上股东龙香君签名字迹不是其本人所签。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四川旭日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了质证。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对鉴定意见没有异议。浙江民泰成都分行认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王学康是仁寿民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为本案借款出具仁寿民庆公司的相关手续，是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行为，法律后果及责任应当由仁寿民庆公司承担，故该鉴定意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达到仁寿民庆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审查认为，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是经仁寿民庆公司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旭日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该鉴定意见不能达到仁寿民庆公司主张的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四川康达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其一、四川康达公司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虽然一审庭审中王学康称四川康达公司的公章系其伪造后加盖，但四川康达公司当庭表示不对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进行鉴定。二审诉讼中，四川康达公司虽向本院提交了鉴定申请，但因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鉴定费，致其所申请的鉴定无法进行，鉴定事项被终止。基于王学康在一审诉讼中的自认，可以确认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数不止一枚，即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其二、虽然《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保证人处签名的是四川康达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何翔，但本案合同签订于2013年10月30日，王学康已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上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也是时任法定代表人王学康所盖，因此，无论是作为主债务人的王学康，还是四川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本案合同的签订明知且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基于王学康的职务身份，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在四川康达公司的印章不具有唯一性的情况下，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并无审查签订合同所用印章是否为真实的义务，故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在贷款过程中并无明显过错，四川康达公司不得以此为由主张使用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的合同对公司没有约束力。四川康达公司关于浙江民泰成都分行因其过错应当承担合同部分无效的法律风险和后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程序是否合法、股东会决议上股东的签名是否真实，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至于四川康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何翔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代表四川康达公司签字，是否系无权代理，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均不影响四川康达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 关于仁寿民庆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其一、本案二审诉讼中，仁寿民庆公司提交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旭日鉴定中心对申请事项进行了文痕鉴定。尽管鉴定意见表明，《股东（大）会决议（担保）》《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借款申请书》上仁寿民庆公司印章印文与仁寿民庆公司提供印章盖印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也不是仁寿民庆公司在公安局备案的单位专用印章盖印形成，但因本案合同签订时王学康一直是仁寿民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王学康有权代表仁寿民庆公司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其在本案合同上签字，系其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因此，无论《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上加盖的仁寿民庆公司的印章与仁寿民庆公司提供鉴定的印章以及公安局备案印章是否一致，仁寿民庆公司均应承担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及责任。仁寿民庆公司关于王学康的借款与仁寿民庆公司无任何关系，系王学康的个人行为，不应由仁寿民庆公司承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二、本案中，王学康系仁寿民庆公司的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并没有禁止公司为其法定代表人担保，该规定在于限制公司主体的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属于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程序方面的规范，即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亦不应将其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否则将危害交易安全，有违诚信及公平。因此，尽管本案的鉴定意见表明，《股东（大）会决议（担保）》上股东龙香君签名字迹不是其本人所签，但由于股东会决议是公司的内部管理决策，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其并不影响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应当通过公司内部追责程序解决。故仁寿民庆公司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担保）》未经股东表决，股东签名系伪造，本案合同并非是仁寿民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四川康达公司、仁寿民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因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5171.72元，鉴定费13700元，由四川康达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585.86元,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负担46285.8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小红 审判员  林 涛 审判员  张 良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唐 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