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3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童贤成，男，汉族，1976年12月13日出生，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林，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桂兰，女，汉族，1979年6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肥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建林，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双，男，汉族，1983年6月3日出生，住安徽省肥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肖泽甫，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潇潇，湖南华夏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黄征，男，汉族，1978年12月4日出生，住上海市普陀区。原审被告：王晓玲，女，汉族，1978年10月6日出生，住安徽省肥东县。上诉人童贤成、王桂兰因与被上诉人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公司），原审被告黄征、王晓玲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5)长县民初字第04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童贤成、王桂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核；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发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因受骗于2011年2月24日在北京签订购买旋控钻机的合同，实际为黄征与其他二人合伙购买，挂在上诉人名下，且旋控钻机是直接交付给黄征的；涉案的旋控钻机的首付款和还款均是黄征和其合伙人所支付的，还款凭证上的签名和账户开户均不是上诉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上诉人的还款；故上诉人所签的合同不能认定为有效或者已生效。2、一审法院认定《工程机械、车辆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担保服务协议》）真实存在是错误的。该协议除开头末尾有上诉人签字外其他重要约定条款均无签字，也无骑缝章或骑缝签名，系伪造的合同。中发公司并没有在《个人贷款合同》中签字，亦未提供担保资质，其无权为上诉人提供担保。3、一审法院认定中发公司垫付款共计4144360元没有事实依据。中发公司提供的垫付凭证是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提供的借记通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星沙支行不能代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借记通知也不是借记凭证，应当调查中发公司是否向上诉人的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的账户上汇过款的凭证。4、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黄征为合伙人不符合客观事实。上诉人没有支付过首付款、按揭贷款，也没有参与经营，只是被挂户；上诉人多次自费寻找涉案钻机还给中发公司，中发公司多次瞒着上诉人将钻机还给黄征。5、一审法院对涉案钻机的价值认定为2109440元，估价太低。一审判决并未列明具体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在未见到涉案钻机的情况下做出估价理由不充分，请求二审法院查找涉案钻机的下落依法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根据录音，严总明确约定抵偿所有贷款，应当判令中发公司遵守约定。中发公司辩称：1、童贤成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以及与中发公司签订的《担保服务协议》均系童贤成本人签字，王桂兰作为童贤成的共有人在《担保服务协议》上也签字认可，该两份合同均系童贤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中发公司依据与童贤成签订的担保服务协议履行担保人义务，在童贤成无法偿还贷款时承担垫付责任，共垫付4144360元有充分的事实依据。3、童贤成、王桂兰称其对合同及发货事宜均不知情，但其在一审时主张已交还给中发公司涉案配件及主机设备，充分说明童贤成、王桂兰不仅知情还对涉案设备具有控制权。黄征系童贤成、王桂兰的近亲，且黄征在担保服务协议中作为反担保人签字，童贤成、王桂兰对此有清楚的认知，却完全否认其与黄征的合作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征、王晓玲未向本院进行陈述。中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童贤成、王桂兰向中发公司清偿垫付款3054360元及违约金122174.4元（垫付款3054360元×4%）；2、黄征、王晓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童贤成、王桂兰、黄征、王晓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1年2月24日，童贤成、黄征与三一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SY3185783），童贤成、黄征共同向三一公司购买型号为SR280R的旋挖钻机一辆，价值5150000元。2、2011年4月10日，王桂兰作为童贤成的配偶，王晓玲作为黄征的配偶分别向中发公司出具了《共有人意见书》，王桂兰表示其愿意与借款人共同承担《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借款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王晓玲表示其愿意与反担保人共同承担《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反担保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关于童贤成、王桂兰是否为本案适格的责任主体问题。中发公司认为，童贤成、王桂兰提供的2011年4月18日《合作协议》复印件、2012年4月15日《股份转让合同》、《转让股份承诺书》系童贤成方私自转让已设立抵押的财产，未经中发公司方和抵押权人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同意，此三份材料对中发公司和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不发生法律效力，且黄征与案外人阚宏金为童贤成归还垫付贷款的行为亦不影响本案追偿权法律关系的效力，童贤成、王桂兰仍为本案适格主体；童贤成、王桂兰认为上述三份材料及黄征与案外人阚宏金为童贤成归还垫付款的行为均可以说明黄征为实际所有者，童贤成不是所有人，故童贤成、王桂兰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产品买卖合同》、《个人贷款合同》均由童贤成、黄征签字确认，且在《个人贷款合同》中童贤成已将案涉旋挖钻机抵押给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黄征与案外人签订的上述三份协议对中发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不影响本案追偿权法律关系的成立，黄征与案外人阚宏金为童贤成归还垫付款的行为亦不能改变本案追偿权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故童贤成、王桂兰应为本案适格的被告。2、关于2011年5月25日，童贤成作为借款人与作为贷款人的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合同编号：35151116000625）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问题。《个人贷款合同》约定童贤成向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贷款4120000元用于购买旋挖钻机，贷款期限36个月，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4年6月1日止；贷款年利率7.68%，借款人按等额还本付息还款，共分36期偿还,还款户名：童贤成，账号：62×××56，开户行：光大银行，并将案涉旋挖钻机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中发公司认为案涉《个人贷款合同》系童贤成本人所签，该《个人贷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认为，该《个人贷款合同》系童贤成受黄征欺骗所签，且该贷款合同的附件2011年6月1日签订的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贷款借据》中“童贤成”的签字不是童贤成本人所签，故《个人贷款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个人贷款合同》自借贷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童贤成自认该《个人贷款合同》上是其本人所签，且在后续的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童贤成提供的其本人向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还款的银行回单也可以证明该《个人贷款合同》系童贤成个人意思的真实表示，在案涉贷款已实际发放，《个人贷款合同》已实际履行的情况下，童贤成是否在《贷款借据》上签名并不影响《个人贷款合同》的效力，故该院对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三人主张的《个人贷款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该院确认该《个人贷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3、关于2011年5月25日，中发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童贤成、王桂兰，作为丙方的黄征、王晓玲签订的《工程机械、车辆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协议编号4200657，以下简称《担保服务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问题。双方在《担保服务协议》中约定:甲方拟通过银行按揭贷款方式购买工程机械产品，特向乙方申请为其向银行按揭贷款提供担保服务，丙方同意作为反担保人，为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担保服务协议第八条约定：丙方担保的范围包括乙方对甲方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乙方履行了甲方银行逾期垫付、回购责任开始之日起2年。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借款合同生效后，甲方承诺严格按借款合同约定向银行偿还借款。因甲方未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期还款，导致乙方代为偿还欠款、承担担保责任后，甲方即承认发生了与银行所签借款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此时，甲方同意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提前清偿所有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至乙方，并授权乙方代为向银行支付。如甲方不履行上述义务，则乙方可随时向甲方、丙方追偿。特别说明：甲方授权乙方代为向银行支付是指甲方先行向乙方支付提前清偿所有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相关费用后，再通过乙方向银行支付，以终止借款合同。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甲方不按约定履行借款合同义务，乙方有权凭本协议向甲方、丙方进行如下两种方式的追偿，且诉讼管辖法院设为乙方住所地法院：（1）银行向乙方转让债权，乙方取得债权后，可随时向甲方或丙方追偿其全部债务；（2）基于乙方是甲方银行贷款的连带担保人，乙方为甲方的银行逾期实施垫付后，即乙方履行了担保责任，乙方可随时向甲方、丙方追偿其全部债务。垫付的确认：（1）垫付凭证（包括但不限于电汇凭证、转账凭证、现金存款凭证等）。（2）银行垫付证明（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书面垫付证明、垫付明细回执、资金汇划函等）。全部债务是指：主债务、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抵押权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协议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甲方出现连续两个月或累计三个月逾期还贷的,甲方同意以其银行借款金额为基数按4℅支付违约金。第八款约定：甲方因借款合同中按揭设备出现质量问题或与厂家、销售商发生纠纷的，不影响甲、丙方依本合同所应承担的全部义务。第九款约定：因甲方逾期导致乙方向银行垫付以后，即乙方履行了连带担保责任后，乙方即可凭甲方已出具的《授权书》对按揭设备进行合法占有、处分。获得合法占有和处分授权后，乙方可进行任何形式的合法追偿（包括但不限于拖机或直接扣押该按揭设备，并对按揭设备进行评估、变卖）。第十七条约定: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本协议所述“协议”包含附件《按揭费用明细表》，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在附件《按揭贷款费用明细表》中约定童贤成按揭购买的设备为SR280R型旋挖钻机1辆，合同总额为5150000元，按揭金额为4120000元，贷款方式为8成3年，按揭费用合计157307.5元。中发公司认为该《担保服务协议》系童贤成、王桂兰、黄征、王晓玲本人签名和捺印，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认为中发公司提供的该份《担保服务协议》系中发公司伪造，双方确实签订过另外一份《按揭担保服务协议》并加盖了童贤成方骑缝手印，但未签订过中发公司提供的《担保服务协议》，在另一份《按揭担保服务协议》中仅约定中发公司只为童贤成方垫付三个月的银行贷款。一审法院认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该院释明后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仍不申请对《担保服务协议》上的签名和捺印进行鉴定，且既未提供中发公司伪造案涉《担保服务协议》的相关证据，亦未提供其所描述的另外一份《按揭担保服务协议》，故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该院对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主张《担保服务协议》系伪造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依法确认中发公司提供的《担保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真实、合法、有效。4、关于中发公司超过三个月的垫付行为是否应当经童贤成方许可及具体垫付金额的问题。中发公司认为，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并未提供所谓的另一份《按揭担保服务协议》，双方并未就三个月的垫付行为达成过协议。按揭贷款发放后，因童贤成未及时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中发公司依《担保服务协议》约定履行担保责任不应以童贤成的允许为前提。中发公司依约代童贤成向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62×××56账户进行垫付，自2011年8月30日起至2014年6月26日止，中发公司28次垫付按揭贷款，合计4144360元，并提供了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其具体垫付情况为：2011年8月30日垫付130340元、2011年10月28日垫付259620元、2011年11月30日垫付128740元、2011年12月29日垫付78900元、2012年2月29日垫付260280元、2012年3月29日垫付129360元、2012年4月27日垫付129620元、2012年5月31日垫付48940元、2012年6月28日垫付129710元、2012年7月30日垫付129610元、2012年8月30日垫付129620元、2012年9月27日垫付129530元、2012年10月30日垫付129540元、2012年11月28日垫付129580元、2012年12月27日垫付129490元、2013年1月30日垫付129580元、2013年3月4日垫付129380元、2013年4月26日垫付131800元、2013年5月30日垫付128810元、2013年9月27日垫付391310元、2013年10月30日垫付128130元、2013年11月28日垫付128930元、2013年12月30日垫付128930元、2014年1月23日垫付128900元、2014年3月28日垫付259170元、2014年4月28日垫付128420元、2014年5月29日垫付128930元、2014年6月26日垫付129190元。期间，童贤成向中发公司归还欠款共计1090000元，截至2014年6月24日，童贤成尚欠中发公司垫付款3054360元。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认为，中发公司垫付前应得到童贤成方的允许，中发公司未经允许进行垫付，童贤成方不承担还款责任，且双方在《按揭担保服务协议》中约定中发公司仅承担垫付三个月逾期款的责任，对超过三个月进行垫付的行为，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提供了2011年8月10日起至2013年8月5日止共计还款10笔合计881000元的银行还款凭证，具体还款情况为：2011年8月10日还款141000元、2011年12月21日还款50000元、2012年5月3日还款20000元、2012年5月12日还款30000元、2012年5月31日还款100000元、2012年9月17日还款150000元、2012年9月25日还款100000元、2012年11月9日还款100000元、2012年12月24日还款70000元、2013年8月5日还款1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因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未向该院提供所谓的另一份《按揭担保服务协议》，该院依法采信中发公司提交的《担保服务协议》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担保服务协议》并未约定中发公司履行担保责任须经童贤成方允许，故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主张中发公司未经允许超过三个月后的垫付行为，童贤成方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中发公司在童贤成发生逾期还款时，应当履行《担保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垫付义务，中发公司为此进行垫付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该院对中发公司28次垫付按揭贷款，合计414436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该院认定中发公司自认的童贤成已归还欠款1090000元的事实，童贤成尚欠中发公司垫付款3054360元。5、关于案涉旋挖钻机是否已被中发公司拖回并抵债的问题。中发公司主张案涉旋挖钻机其公司并未采取拖机措施，亦不存在抵债的问题；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认为，已于2014年4月8日向中发公司交还案涉旋挖钻机的配件机锁杆一根、随动架一个，并于2015年3月25日将主机交还给中发公司用于抵偿垫付款，不应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并提供了中发公司工作人员马海东、杨青松签字的《收据》、童贤成授权案外人谭建新拖机的《授权委托书》、童贤成方与三一公司工作人员严超的电话通话录音、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0004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及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一审法院认为，马海东在2014年12月23日向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起诉时作为中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故马海东应为中发公司工作人员，其签字的《收据》能证实案涉旋挖钻机的配件机锁杆一根、随动架一个已交还给中发公司。《授权委托书》、电话通话录音虽无法证实案涉旋挖钻机整机交还给中发公司的具体时间，但可以确认案涉旋挖钻机整机已交还给中发公司的事实。中发公司拖机后有义务向童贤成方出具收条或相关拖机手续，以此证明具体的拖机时间和车辆状况，故中发公司对拖机的具体时间负有举证义务，因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具体的拖机时间，该院即以童贤成方主张的2015年3月25日作为拖走旋挖钻机的时间。《担保服务协议》第八条约定了中发公司的回购责任，第十三条第九款约定了中发公司采取拖机措施后应对案涉旋挖钻机进行评估，故本案中案涉旋挖钻机被中发公司拖回后，应视为中发公司履行了其回购责任，中发公司应将案涉旋挖钻机评估抵扣垫付款，故该院对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提出的应将拖回的案涉旋挖钻机抵扣垫付款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该院根据公平原则，考虑到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式及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现状，参照企业会计制度及税法对于工程机械车辆的折旧年限、年折旧率、净残值率等方面的相关规定，经综合考量，该院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后将案涉旋挖钻机的残值酌定为2109440元，对残值进行抵扣垫付款后，童贤成还应向中发公司支付垫付款944920元，中发公司要求童贤成支付垫付款的请求，该院在94492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发公司与童贤成、王桂兰、黄征、王晓玲签订的《担保服务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童贤成未能按《个人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贷款本息，中发公司基于《担保服务协议》代童贤成向光大银行西直门支行垫付逾期款并履行回购责任后，即履行了《担保服务协议》约定的保证责任，中发公司据此获得了追偿权利，故中发公司要求童贤成给付垫付款的请求该院在944920元的范围内予以支持。（二）童贤成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中发公司在诉请中已将违约金的计算基数由《担保服务协议》约定的银行借款金额降低为按实际逾期金额计算，故中发公司要求童贤成承担违约金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违约金应为37796.8元（944920元×4%），对童贤成、王桂兰、王晓玲主张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的抗辩理由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三）王桂兰在与童贤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署《担保服务协议》及《共有人意见书》应视为其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确认，故中发公司要求王桂兰对童贤成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四）黄征、王晓玲作为反担保人共同签署《担保服务协议》，但却未能按《担保服务协议》的约定承担反担保人的义务，中发公司要求黄征、王晓玲对童贤成的债务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黄征、王晓玲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童贤成、王桂兰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童贤成、王桂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给付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自2011年8月30日起至2014年6月26日止垫付款944920元；（二）童贤成、王桂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给付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违约金37796.8元；（三）黄征与王晓玲对童贤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征与王晓玲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童贤成、王桂兰追偿。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12元，由湖南中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2247元，童贤成、王桂兰、黄征、王晓玲负担996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2011年2月24日，童贤成、黄征与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与三一公司签订。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1、关于涉案的《产品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童贤成、王桂兰上诉称涉案设备的实际购买人系黄征等人，其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不能认定为有效或已生效。童贤成以买受人的名义在该合同上签名，该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童贤成系名义上的购买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对童贤成而言也并不因此而无效或者不生效。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涉案的《担保服务协议》的真实性问题。二审时，本院询问童贤成、王桂兰的代理人中发公司于一审提交的《担保服务协议》上童贤成、王桂兰、黄征、王晓玲的签名及手印是否是本人所留时，其代理人回答“算是吧”。也就是说二审时童贤成、王桂兰并未否认其在中发公司提供的《担保服务协议》上签名的真实性，另，中发公司提供的《担保服务协议》的原件上加盖了中发公司的骑缝章，且骑缝章是完整的，童贤成、王桂兰所称的中发公司伪造该协议或者该协议存在拆除更换的情况没有事实依据。童贤成、王桂兰等在《担保服务协议》上签名，系其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3、关于中发公司垫付款的事实及金额的认定问题。首先，童贤成、王桂兰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存在中发公司只垫付三个月的约定，中发公司依据《担保服务协议》的约定履行担保义务，在童贤成未偿还贷款的情况下代为还款符合合同约定；其次，中发公司就其代童贤成垫付按揭款的事实提交了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为证据，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上均加盖了中国光大银行长沙星沙支行自助回单专用章，童贤成等对该证据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反驳之证据，一审法院依据中发公司提交的该证据认定中发公司共计垫付4144360元并无不当。4、童贤成、王桂兰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其与黄征为合伙人不符合客观事实。2011年2月24日，童贤成、黄征作为买受人与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童贤成、黄征共同向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购买型号为SR280R的旋挖钻机一辆符合客观事实，童贤成、王桂兰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5、关于涉案旋挖钻机的估价问题。第一、关于一审法院对涉案旋挖钻机的残值的认定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一审时，双方当事人均未对涉案旋挖钻机申请评估或鉴定，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在考虑了国内经济形势及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现状并参照相关规定对涉案设备的残值进行酌情认定，于法无悖且属于其自由裁量之范围，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对童贤成、王桂兰提出的由第三方对涉案设备进行评估的要求，本院不予准许。第二、关于童贤成、王桂兰提出的中发公司应遵守约定以涉案设备抵偿所有欠款的主张。童贤成、王桂兰为支持该主张于一审时提交了与严总的电话录音，鉴于该电话录音中所谓的“严总”身份不明，中发公司否认严总系其公司员工，且严总在该电话录音中并未明确表示只要童贤成配合拖回涉案设备则中发公司免除童贤成、王桂兰的责任，反而多次提到拖回设备让中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材料给童贤成、王桂兰，现童贤成、王桂兰未能提供中发公司出具的同意免除童贤成、王桂兰在本案中责任的证据，仅依据该电话录音不能达到童贤成、王桂兰主张的证明目的，童贤成、王桂兰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童贤成、王桂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3249.2元，由上诉人童贤成、王桂兰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彦审判员 唐亚飞审判员 张芳芳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雪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