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08民初9819号 原告：何伟，男，198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丹，重庆恒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杰灵，重庆恒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吴勇，男，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加恩，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彬，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珣，女，196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第三人：韦建强，男，197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原告何伟与被告吴勇、第三人周珣、韦建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晓丹、谭杰灵，被告吴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彬，第三人周珣、韦建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吴勇向何伟支付收回的款项70万元，并从2015年1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付资金占用损失。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13日，吴勇称其认识陈立省，说陈立省因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借款2400万元。吴勇找到何伟、张庆明等人共同筹集该笔借款。吴勇作为此次借款的名义出借人，不实际出资，其他6人作为实际共同出资人，其中何伟出资70万元。吴勇筹集了2400万元借款后出借给陈立省、戚安静夫妇，借款期限为10天。2013年3月15日，吴勇代表何伟等人将筹集的2400万元支付给陈立省、戚安静夫妇。2013年3月24日，还款期限届满，陈立省以各种原因推脱不能还款，何伟等人发现被骗。2013年4月21日，各出资人决定委托吴勇、韦建强等人全权处理收回此笔借款事宜。此后，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及福建警方的介入，收回了借款本金2400万元，该款由吴勇代表各出资人收取，福建警方于2014年12月将2400万元借款本金全部汇入吴勇的账户。吴勇收到款项后，拒不退还何伟的借款本金70万元，何伟经多次催收未果。诉讼中，何伟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吴勇系受到何伟、张庆明等人的委托与陈立省、戚安静签订《担保借款合同》，同时接受何伟等人的委托收回借款本金、利息。但吴勇收回出借款2400万元后，并未按照《确认书》、《委托决议书》的约定退还何伟借款本金。 吴勇辩称：1.何伟与吴勇之间并非委托与被委托关系，何伟与六位出借人（不包括吴勇）之间是委托关系，同时也是合伙关系；2.吴勇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3.吴勇作为2400万元的借款回收的受托人之一，勤勉尽责，并无过错，并严格按照实际出借人的委托交付收回的款项；4.何伟已明确表示放弃参与收回款项的分配；5.吴勇认为应当追加其他六位实际出借人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才能查明案件事实。若何伟应收回款项而未收回，那也是因其他六位实际出借人侵犯了何伟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驳回何伟的诉讼请求。 周珣述称：周珣不应是本案的第三人，但服从法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韦建强述称：1.韦建强不应是本案的第三人，但服从法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吴勇不应退还该笔款项，因何伟是本次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人，但何伟未在催收过程中履行催收及相关权利义务；3.何伟在催款尾声阶段无法联系，故吴勇不应退还该款项。 何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确认书》，拟证明吴勇作为名义出借人代表何伟等人将2400万元资金出借给陈立省、戚安静，原、被告之间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吴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何伟的证明目的。该《确认书》仅能证明何伟、吴勇均为实际出借人（不包括何伟）的经办人，无法证明何伟和吴勇存在委托关系。周珣、韦建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综合户历史明细查询结果、中国工商银行流水、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存款业务回单、情况说明，拟证明何伟通过其配偶王小凤将70万元借款汇入吴勇的账户中。吴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可其收到何伟的70万元款项，但不认可该款项系借款。周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认为该组证据与周珣无关。韦建强表示对该组证据不清楚。 第三组证据：《委托决议书》，拟证明吴勇系办理借款收回事务的受托人。吴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决议书仅能证明何伟、吴勇、韦建强、周珣为六位实际出借人的受托人，不能证明何伟和吴勇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周珣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该决议书明确说明了何伟、吴勇、周珣、韦建强共同作为这笔款项收回事务的受托人，而非单指何伟个人为受托人，故不认可其证明目的。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韦建强无义务作为受托人进行催收，其系基于各出资人的信任才参加的催收，其他质证意见与周珣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四组证据：情况说明，拟证明2400万元已经由吴勇全部收回。吴勇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周珣、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诉讼过程中，何伟申请证人张庆明出庭作证，拟证明整个委托事项的发生、收回款项的经过以及委托关系成立等事实。何伟对张庆明的证言质证称，该证言合法有效，应当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吴勇对张庆明的证言质证称，证人的陈述与其签署的几份文件不相符，应以书证为准，吴勇对证人的以下陈述不予认可：1.张庆明与吴勇系借款关系；2.提前收回的1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利息。原因是吴勇认为该款项实为陈立省、戚安静向何伟、吴勇支付的佣金各50万元，所以才会在《确认书》中分别计入二人的份额；3.各方没有共同经营的意思表示。原因是吴勇认为其与陈立省、戚安静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系各出资人凑齐2400万元后统一签订；4.《确认书》是出资人发现该款项收不回并受到吴勇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原因是吴勇认为《确认书》与《决议书》是在借款发生后及款项收回时各方自愿签署，吴勇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同时胁迫其他七人，此外，吴勇认可证人陈述的《确认书》系借款给陈立省、戚安静之后签订的事实。5.张庆明委托吴勇一人将资金收回。原因是该陈述与《确认书》、委托书、《决议书》相互矛盾；6.收回款项后分配时，张庆明不清楚扣除的金额和比例。原因是与《决议书》相矛盾。吴勇对于张庆明的其他陈述予以认可。周珣对该证人证言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证人的部分陈述不属实，证人关于各方签订《确认书》的目的的表述不客观，该《确认书》实为各出资人协商一致对2400万元款项的份额进行确认。韦建强的质证意见与周珣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认为，吴勇、周珣、韦建强对何伟举示的第一、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虽周珣、韦建强对何伟举示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吴勇作为经办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对于张庆明的证人证言，因张庆明系涉案2400万元的出资人之一，其陈述能够反映款项流转的部分过程。以上证据能否达到何伟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认定。 吴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确认书》、《委托决议书》，拟证明吴勇与何伟均系借款事项的经办人。何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内容，认为何伟仅是出资人，系无偿协助收回该款项，《确认书》中的50万元，何伟并未收到。周珣、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决议书》，拟证明在2400万元款项收回之后，该款项的分配是由除了何伟之外的其他实际出借人共同决定作出的。该《决议书》中其他实际出借人决定何伟作为直接责任人未尽收款职责，逃避义务，其他出借人一致决定将其70万元出资用作赔付其他实际出借人的损失，且保留追讨何伟责任的权利。何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份文件上何伟并未签字，也达不到吴勇的证明目的。周珣、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三组证据：信访回执单、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立案告知书、受理回执、询问通知书、实际出借人、报案材料及承诺书，拟证明何伟作为借款的经办人及委托的追款人没有参与追收工作，严重渎职。何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吴勇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中之所以有吴勇的签字是因为与陈立省、戚安静签订的借款合同系以吴勇名义签订的，因此只能以吴勇的名义去报案、信访。周珣、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第四组证据：收条、转账凭证、《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非诉讼）》，拟证明吴勇已按《决议书》中集体决策的的内容执行完了追回款项的分配。何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何伟未经手该组证据中的文件。同时做出说明：在收款之时，各出资人曾向律师周珣支付过律师费10万元，与《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非诉讼）》记载不符，同时仅有委托合同不能说明实际完成了240万元律师费的支付。周珣、韦建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诉讼中，吴勇申请证人向国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何伟作为催收人、风险控制人员严重不尽职，推诿责任，并明确表示放弃债权的事实。何伟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1.该证人与吴勇系多年朋友关系，二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2.该证人陈述全程参与了催收及分配过程，但仅仅记得过程中何伟表示放弃权利的事实，其他的都不清楚，其陈述不属实；3.根据吴勇提供的《决议书》，扣除吴勇认为应扣除的相应款项后，该证人应分配的金额不应达到200万元，亦说明了该证人证言不属实。吴勇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基本无异议，但认为证人获得分配的款项系吴勇分数次分零向其分配，实际获得的分配款项不到200万元，因此证人记不清楚也属正常，该证人的其他陈述属实，并充分证明了何伟在催收过程中严重不尽职，并表示放弃债权的事实。周珣、韦建强对该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认为，何伟、周珣、韦建强对吴勇举示的第一、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其三性予以确认。对于吴勇举示的第二、四组证据，周珣、韦建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虽何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吴勇举示的该证据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向国发的证人证言，证人向国发与吴勇系多年的朋友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以上证据能否达到吴勇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认定。 周珣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 律师费发票，拟证明因本案收款事宜，吴勇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了205万元律师费的事实。何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发票开具的时间及代理合同签订的时间相差较大，且没有相应转款凭证，不能证明该费用系本案所涉律师费，在没有收回2400万元之前，2013年4月签订委托合同时所有出资人已预先支付了部分律师费10万元，该款系通过各出资人支付给吴勇，再由吴勇支付给重庆嘉凯律师事务，何伟不清楚该205万元是否包含了该10万元。此外，《决议书》及转款凭证的时间均是2014年左右，但该律师费发票的开具时间为2015年8月，不能证明该发票为本案所涉律师费。吴勇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并表示尚未支付的35万元是征得周珣同意的，该款虽未支付，但其承诺有钱了再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支付。韦建强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本案认为，何伟、吴勇、韦建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以及能否达到周珣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进行综合认定。 韦建强未向本院举示证据。 通过对本案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13年3月，吴勇分别与出资人何伟、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协商一致，约定由出资人出资共计2400万元，以吴勇名义与陈立省、戚安静签订借款合同，出借2500万元给陈立省、戚安静。尔后，何伟向吴勇支付了70万元出资款，吴勇亦履行了向陈立省、戚安静支付全部借款的义务。该2500万元款项中，100万元系陈立省、戚安静预先支付给吴勇的贷款佣金。尔后，陈立省、戚安静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向吴勇还本付息。 2013年4月，吴勇与何伟、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等七位出资人就各自出资款项并以吴勇名义向陈立省、戚安静发放贷款的相关事宜签订《确认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该《确认书》主要约定以下内容：1.出借人张庆明出资1300万元，易家辉出资600万元，向国发出资200万元，韦建强出资100万元，何伟出资120万元，孟义兴出资100万元，吴勇出资50万元，邱斌出资30万元，以上人员为实际出资人，金额合计2500万元，由经办人吴勇、何伟于2013年3月15日与陈立省、戚安静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以民间借贷方式将以上全部出资汇入戚安静账户；2.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等作为实际出借资金的合法拥有者，实际享有《担保借款合同》中出借人的各项权利义务；3.吴勇作为名义借款人，依据《担保借款合同》、借条及收条相关约定所收回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由各资金出借人按照出借款项比例分别享有；3.吴勇、何伟作为此次事项的经办人，无条件协助收回全部借款为止。另查明，虽该《确认书》中载明何伟出资120万元，但何伟向吴勇支付的出资款实为70万元，另外50万元系陈立省、戚安静预先支付给吴勇的贷款佣金计入了何伟的出资额中，吴勇出资50万元系吴勇收到陈立省、戚安静预先支付的贷款佣金。 为了收回以吴勇名义出借给陈立省、戚安静的款项，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孟义兴、韦建强、吴勇、邱斌、何伟作为委托人于2013年4月21日签署《委托决议书》，该《委托决议书》载明以下内容：受托人：韦建强、何伟、吴勇、周珣。委托人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孟义兴、韦建强、吴勇、邱斌、何伟是吴勇借款给陈立省、戚安静2500万元的共同出资人。现委托人一致决议委托受托人韦建强、何伟、吴勇通过合法途径全权收回此笔借款的一切相关事宜。同时委托周珣作为收回此笔借款的代理律师。委托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该笔借款全部收回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2013年4月23日，吴勇（委托人）、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受托人）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非诉讼）》，约定由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指派周珣律师代为吴勇处理其与陈立省、戚安静借款纠纷一案的相关事宜，根据该委托合同的约定，本案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吴勇应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差旅费36000元并按照收回款项金额的10%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尔后，吴勇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差旅费36000元，该款系由本案所涉各出资人（包含何伟）共同出资。 截至2014年12月，出资人何伟、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的出资款2400万元已全部收回，由吴勇领取。2014年12月19日，吴勇与出资人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签订《决议书》，该《决议书》主要载明以下内容：关于处置2013年3月15日由吴勇、何伟经办（实际出资及金额详见《确认书》），借款2400万元给陈立省、戚安静夫妇，现该款项已全部收回，大家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处理决定：1.2014年7月7日收回100万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当事人已按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此次收回余款2300万元；2.同意按照2014年4月23日签署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非诉讼）》支付周珣律师费用240万元整，2014年7月7日已支付周珣10万元；3.同意支付第三方协调费用（事前经出资人同意并由吴勇、韦建强签署了承诺书）240万元；4.同意支付孟义兴（在扣除相关费用后）40万元，孟义兴实际出资100万元，该款项由何伟所借调，由于何伟在处理收款事宜中逃避责任，故余款由孟义兴自己向何伟追讨；5.同意由吴勇办理支付协调、差旅费用40万元，支付吴勇本人20万元；6.何伟作为直接责任人，此次收款过程中未能尽职尽责，后期甚至逃避，拒不承担应有之责，故其所出资70万元用作赔付其他当事人的损失；7.此次收回的实款2300万元在扣除上述费用后，余款由当事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8.吴勇在此次追款事宜中尽职尽责，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事人在经上述分配方案并收到相应款项后，不再与吴勇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放弃对吴勇的全部诉讼权利，不再追索差额、利息、差旅费损失等；9.出资人保留对责任人何伟追讨其他损失的权利。尔后，吴勇对收回款项按照该《决议书》的约定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出资人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进行了分配。何伟因未参与已收回款项的分配，遂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因本案催收事宜，吴勇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205万元。诉讼中，吴勇认为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等人系《决议书》的决定人，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要求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委托合同纠纷，诉讼中，吴勇申请追加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等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因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对吴勇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何伟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吴勇应否支付收回的款项；二、若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则如何确定应支付款项的数额。 一、关于何伟主张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吴勇应否支付收回的款项的问题。吴勇与何伟、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等人签订的《确认书》中明确约定“吴勇作为名义借款人，依据《担保借款合同》、借条及收条相关约定所收回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等，由各资金出借人按照出借款项比例分别享有。”从该约定可以看出，何伟向吴勇支付的70万元款项所有权实为何伟享有，系何伟委托吴勇代为出借给陈立省、戚安静。因陈立省、戚安静未按照《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何伟、张庆明等出资人与吴勇签订了《委托决议书》，该《委托决议书》中明确了吴勇、何伟、张庆明、易家辉、向国发、韦建强、孟义兴、邱斌均为委托人，受托人为韦建强、何伟、吴勇、周珣，受托人有权针对吴勇出借给陈立省、戚安静的2500万元借款行使追收的相关权利。因吴勇代领2400万元追回款项中有70万元系何伟的出资款，何伟亦是追收该70万元款项的委托人，吴勇的追收和代领行为应当认定为办理何伟对其委托的事务的结果。故本院确认何伟、吴勇在本案中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吴勇应当返还代为何伟领取的70万元款项。关于吴勇主张何伟在追收款项过程中已明确表示放弃追回款项的权利的问题，因吴勇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本院对其不予采纳。 焦点二，关于若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则如何确定应支付款项的数额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如前所述，何伟和吴勇的委托关系成立，吴勇应退还何伟已收回的70万元款项，但应扣除吴勇因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和受托人应收取的报酬。本案中，因处理本案所涉收款事宜，吴勇与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非诉讼）》，根据该合同约定，吴勇应按照实际收回全部款项2400万元的10%即240万元的数额向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该费用系吴勇办理委托事项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虽吴勇仅履行了205万元的支付义务，但该履行情况系吴勇与重庆嘉凯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关系，吴勇仍应向其履行剩余35万元的支付义务。故本院确认在计算何伟应承担的该笔费用时，应以240万元为基础，按照何伟的实际出资额70万元在全部收回款项2400万元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摊，即240万元×（70万元÷2400万元）=7万元，该费用应在收回款项中予以扣除。关于《决议书》中涉及的其他费用即第三方协调费用240万元和协调差旅费用40万元，因吴勇未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不予确认。关于《决议书》中涉及的支付给吴勇本人的报酬20万元，因在《委托决议书》中未对受托人的报酬问题进行约定，且吴勇未举证证明何伟应承担的报酬的具体数额，对于该笔费用不予抵扣。综上，本院确认吴勇应退还给何伟收回款项的数额为70万元-7万元=63万元。此外，因双方未在《委托决议书》中约定收回款项后向何伟支付的具体时间，关于何伟主张的资金占用损失，本院仅支持以63万元为基数，从何伟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率6%计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吴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何伟支付收回的款项63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63万元为基数，从2016年4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率6%计付）。 二、驳回何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360元，减半收取5680元（何伟已预交11360元），由吴勇负担5050元，由何伟负担6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代理审判员  周佳俊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唐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