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11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玉林，男，195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江津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赖流其、蒲菲，贵州如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林，男，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陈晓艳，贵州施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胜学，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织金县珠藏镇林业站职工，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明俊，男，197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郭玉林与被上诉人杨林、谢胜学、高明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5）黔织民初字第2846号民事判决书，杨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作出（2017）黔05民终180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黔0524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郭玉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玉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一审原告杨林对郭玉林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诉讼时效已过。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于2012年补签《劳务协议》从而推定上诉人同意履行义务。但事实上，该《劳务协议》为2010年签订。在本案起诉时，诉讼时效已过。在另案，即（2012）黔织民初字第376号案卷宗第六页，被上诉人亦自认补签协议时间是2011年，而非2012年。即使按此计算，本案的诉讼时效亦已过。一审法院仅听取被上诉人庭审过程中的一面之词，实为错误。《劳务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并约定如下：一、由乙方组织工人上山按照甲方规定尺寸进行砍伐。二、乙方必须听从甲方的安排及管理。三、甲方拉运木材的车辆到达后，乙方应及时听从甲方安排，及时把木材装上车。四、每立方米木材按160元（大写壹佰陆拾元每立方米）计算（含装车完毕）。显而易见，该协议仅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劳务的单价进行约定，未有任何上诉人的履行承诺。因上诉人将应支付的劳务费用已经支付完毕，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就履行进行承诺。因此，该协议根本没有承诺的必要和内容。2014年4月21日织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织人劳社监不受字【2014】01号诉求不予受理投诉决定书明确认定杨启文已经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予受理。且并非被上诉人杨林。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该案责任依法只能由谢胜学、高明俊承担。从原告诉讼的被告主体、请求事项及内容看，杨林诉请的是郭玉林、谢胜学、高明俊，并非单纯的劳务协议为由，而是杨林的劳务成果物化为木料后，只交付郭玉林129.1289立方米木料（生效判决已认定郭玉林只运走129.1289立方米），其余149.28立方米木料是谢胜学以珠藏木材经营站的名义向林业部门申报，谢胜学签字领取木材运输证[见林业局调取的木材（林产品）运输申报表，省内木材（林产品）运输证共21页]，在没有支付劳务对价（砍伐费）的情况下运走了木料。依法应支付劳务费给杨林而未付，显属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本案应为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木材砍伐和运输必须要经过行政许可，没有木材运输证无法运走木料。本案砍伐、运输许可系行政许可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九条：“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这是法律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违反的当然无效、自始无效。且一审原告杨林诉请认为“郭玉林系以谢胜学、高明俊的名义进行采伐（签订协议），因此郭玉林实际上是为谢胜学、高明俊提供劳务……”，本案虽然郭玉林以自己的名义与杨林签订了《劳务协议》，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相对于采伐行为郭玉林只是采伐许可证权利人的受托行为。郭玉林与杨林的《劳务协议》以及杨林的砍伐行为应视为采伐许可证权利人和谢胜学（林业站长）的受托行为，采伐必须以采伐许可证权利人的名义采伐，申报运输证必须以行政许可的权利人名义来申报，本案实际上已是谢胜学、高明俊在提供采伐许可证，在掌控申报木材运输证，因此，谢胜学、高明俊应为授权人，郭玉林的行为系受托行为。谢胜学、高明俊依法应承担授权人的支付劳务费的责任。《中共珠藏镇纪委文件》珠纪字（2011）01号文认定：郭玉林、谢胜学双方发生争议，郭玉林未再继续砍伐和外运……，只运走了120余立方木料。该《文件》对谢胜学做出的处分决定明确载明：“谢胜学以个人名义将该中标林以38万元重新卖给重庆市先锋镇的郭玉林，并签订了火烧林清理采伐协议。……随后，郭玉林便组织工人上山采伐火烧林木，并运走了120余立方米木材。因谢胜学未按政策规定缴纳育林资金等费用领取采伐证，未按协议要求给郭玉林提供采伐许可证，导致郭玉林无证采伐。双方发生争议，郭玉林未再继续砍伐和外运。谢胜学在未付费领取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采取弄虚作假手段，将熊家场乡糯冲村王常鹤办理的采伐证违规给郭玉林办理运输证，……到林业局办理运输手续运走了120余立方米木材。”谢胜学、高明俊作为采伐许可证许可的权利人、林木所有权一方当事人、申报办理木材运输证的掌控人、享受金钱利益的实际受益人，依法应当对砍伐林木的劳务对价负责。而且高明俊一家就居住在打括村打括组的该火烧木（长旺箐）林场的座落地，高明俊一家是该林场的承包权利人，高明俊是中标的采伐人，且林木采伐许可证明确载明：“采伐期限2010年8月2日至2010年10月2日，更新期限：截至2011年3月31日……”，在赶走郭玉林后，谢胜学、高明俊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去管理，不去出卖砍下的木料，不可能不去将砍下的木料搬运到谢胜学自己经营的珠藏木材经营部，否则，有违常理。作为采伐权利人、林木所有人，权益的享有者，谢胜学、高明俊理应对该部分木材对应的债权债务负责。杨林砍伐的劳务成果已物化为木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1——245条，杨林已经合法的成为本案木料的物上占有人，在占有没有交付相对人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占。而谢胜学、高明俊未支付杨林的劳务对价运走木料，显然侵犯了杨林依法享有的物上占有权，依法应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谢胜学、高明俊与郭玉林的火烧木买卖，不能与采伐火烧林木混为一谈，采伐火烧木归采伐权（依行政许可法），买卖火烧木归买卖（依合同法买卖合同：卖方交付运输证、并交付木材给买方），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再有，依照行政许可法和森林法（特别法），郭玉林及杨林的行为均只能依附谢胜学、高明俊的名义进行；还有，谢胜学、高明俊实际侵犯了木料占有人杨林的合法权益，未支付对价运走了149.28立方米木材。显然，一审认为只有杨林与郭玉林有合同关系，而否认杨林与谢胜学、高明俊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错误。2、杨林在占有未交付木料的情况下，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法应由杨林本人自行承担，无权再请求郭玉林给付劳务费。杨林砍伐的劳务成果已物化为木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1——245条，杨林已经合法的成为本案木料的物上占有人、管理人，对木料享有实际占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在未交付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依法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存，也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报案。在占有未交付的情况下，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法只能由占有人杨林自行承担。显然一审认为：“原告杨林与被告郭玉林之间系合同的相对人。判决郭玉林承担除交付运走129.1289立方米之外的劳务对价39900元的义务”错误。同理，杨林依法理应承担另外交付400立方米-129.1289立方米=270.8711立方米木料或折价赔偿给郭玉林的义务。三、一审关于违约责任及计算方式错误。结合前述事实与理由，郭玉林不应再承担支付劳务费的责任。双方未约定违约金，杨林也未交付除129.1289立方米之外的木料给郭玉林，郭玉林不存在违约。且杨林除本案一审起诉时提出违约金请求外，之前从未请求，郭玉林也未作任何承诺。一审的认为和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杨林辩称，本案中杨林从未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从完成树木砍伐后，一直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正是基于杨林从未怠于行使追索劳务费，双方才于2012年补签劳务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无可置疑，是上诉人对杨林向其主张劳务费的再次确认，是上诉人为了谢胜学、高明俊主张权利，才与杨林补签协议，杨林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不应承担未交付的后果。被上诉人谢胜学辩称，我方对一审判决无异议，上诉人一直在拖延时间，不但没有给杨林工钱，还给杨林借钱，上诉人应支付杨林的劳务费。被上诉人高明俊未作答辩。原审原告杨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劳务费183,200元，并赔偿以此为基数，按月息2%的标准支付从2010年9月21日起至偿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24日，织金县黑土乡打括村长汪箐（朝旺箐）林场发生火灾，同年7月15日，织金县黑土乡林业站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在该乡召开拍卖会，被告谢胜学以127,000元中标竞买得该林场的火烧木。同日，织金县黑土乡中心林场与被告高明俊（被告谢胜学之内弟）签订《火烧木清理采伐协议》。同年7月18日，被告谢胜学以黑土乡打括村打括组朝旺箐林场之名与被告郭玉林签订《火烧木清理采伐协议》，将火烧木以总价380,000元转卖给被告郭玉林。转让后，被告郭玉林以每立方米160元价款交付给原告杨林砍伐和装车。原告杨林组织工人将火烧木砍伐截节并将大部分运至林场山顶公路边。同年9月16日原告在被告郭玉林处领取工资24,100元，并出具领条。被告郭玉林运走了129.1289立方米木材后，因三被告发生纠纷，原告于同年9月20日停止了砍伐工作。2012年，被告郭玉林诉被告谢胜学、高明俊买卖合同纠纷案时，被告郭玉林与原告杨林就2010年砍伐长汪箐（朝旺箐）林场火烧木补签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8日的《劳务协议》。2014年4月21日，原告之父杨启文向织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投诉被告郭玉林拖欠砍伐长汪箐（朝旺箐）林场工资，该局以织人劳社监不受字[2014]01号《劳动保障监察不予受理投诉决定书》通知杨启文。2015年5月16日，原告向织金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扣留被告谢胜学向被告郭玉林支付的款项用于支付其劳务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郭玉林订立的承揽合同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杨林已按被告郭玉林的要求完成了砍伐火烧木的成果，造成被告郭玉林未能将全部已砍伐的木材运走，系三被告之间发生纠纷所致，因此原告要求给付劳务费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1.原告劳务费金额的认定：被告郭玉林辩称与原告就劳务费已于2010年9月16日结清，但在2012年3月28日被告郭玉林诉被告谢胜学、高明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被告郭玉林要求被告谢胜学、高明俊赔偿其损失构成中包含了所欠原告杨林的劳务费64,000元，因此被告郭玉林主张与原告劳务费已结清的辩解不予采纳。原告亦以该金额提起诉讼，且原告在向相关部门反映被告郭玉林欠其劳务费而提供的依据显示也为该金额。现原告以鉴定意见主张劳务费金额，因鉴定意见已不予采纳，故本案中的劳务费应以64,000元确认，由于被告郭玉林已给付原告24,100元，尚未给付的劳务费应为39,900元。2.被告郭玉林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是否成立：原告于2010年9月20日完成砍伐工作后，其与被告郭玉林又于2012年补签了《劳务协议》，从双方补签合同的行为，可推定被告郭玉林同意履行义务，且事后就所欠的劳务费原告及其相关人员于2014年、2015年向相关部门反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被告郭玉林对此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3.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被告谢胜学、高明俊竞买得林场的火烧木，又将火烧木卖给被告郭玉林，三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尔后被告郭玉林将砍伐火烧木的工作交付给原告完成，原告与被告郭玉林之间形成承揽关系，被告郭玉林系该法律关系合同的相对人，原告杨林已按被告郭玉林的要求完成了工作，因此被告郭玉林应当承担给付劳务费的义务。对未运火烧木的部分，被告郭玉林在承担原告劳务费后,可向与此有关联的人员另行主张权利；原告认为被告郭玉林系以被告谢胜学、高明俊的名义进行砍伐，因此被告谢胜学、高明俊应承担给付劳务费的连带责任，由于原告的这一主张无事实依据，被告谢胜学、高明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民事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谢胜学、高明俊承担连带责任的不予支持。4.违约责任及计算方式：被告郭玉林应在原告完成砍伐的工作后给付原告的劳务费，原告在与被告郭玉林订立合同时，双方对违约金及其计算方式未作约定，造成原告未领取所欠劳务费的责任系被告郭玉林不履行义务所致,违约责任在于被告郭玉林，因此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0年9月21日起至偿付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郭玉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杨林劳务费39,900元，并赔偿以39,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0年9月21日起至偿付之日止的违约损失。二、驳回原告杨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玉林申请本院调取了织金县人民法院（2012）黔织民初字第376号卷宗中的下列材料：1、《劳务协议》，证明该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0年8月8日，合同的内容包括砍伐木材装运上车。2、织金县人民法院（2012）黔织民初字第376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证明杨林自认双方补签劳务协议的时间是2011年11月，杨林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3、运输申报表、运输证21页，证明上诉人签字领取运输证，领走129.1289立方木材，谢胜学以珠场镇木材经营部的名义向林业部门申请木材，运输表证明谢胜学签字领取的木材运输证共运走了149.28立方米。4、2011年7月28日《中共珠藏镇纪委文件》，证明郭玉林与谢胜学发生纠纷，郭玉林未再继续砍伐和外运，谢胜学只给郭玉林向林业局申报办理运输手续运走了120立方米木材。5、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采伐许可证的被许可人是高明俊（高长兴）一家，期限为2010年8月2日至2010年10月2日，更新期限截止2011年3月31日。经质证，被上诉人杨林认为上述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谢胜学认为，上述证明不是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足以推翻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对支付报酬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定作人应当在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时支付；工作成果部分交付的，定作人应当相应支付。本案中，上诉人郭玉林与被上诉人杨林补签的《劳务协议》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承揽合同的构成要件，双方之间的关系依法应定性为承揽合同关系。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依法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一审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承揽合同关系，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关劳务报酬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郭玉林认为被上诉人杨林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经查，被上诉人于2010年9月20日完成砍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后，上诉人就应立即支付劳务报酬，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0年9月21日开始起算。但一、二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表示，上诉人在2012年3月起诉谢胜学、高明俊买卖合同纠纷案时，与被上诉人补签了落款时间为2010年8月8日的《劳务协议》。该事实系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无需再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补签《劳务协议》的行为，可认定为其同意向被上诉人履行义务，属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情形，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应重新计算。之后，被上诉人及其相关人员针对上诉人欠劳务费的问题又于2014年、2015年向相关部门反映，再次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为此，本案被上诉人的起诉因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对此作出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郭玉林认为本案责任依法只能由谢胜学、高明俊承担的上诉主张，根据一、二审查明的相关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郭玉林与谢胜学、高明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与被上诉人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上诉人，并非谢胜学、高明俊，被上诉人按上诉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后，上诉人依法就应当承担给付劳务报酬的义务。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郭玉林认为被上诉人在占有未交付木料的情况下，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本人自行承担，无权再请求上诉人给付劳务费的上诉主张，经查，从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看，被上诉人的工作任务只是负责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对火烧木进行砍伐以及在上诉人运木材的车辆到达后进行装车，同时，被上诉人必须听从上诉人的安排及管理，被上诉人对其砍伐后的木材并无所有权，砍伐后的木材应归上诉人所有，双方也未约定砍伐后的木材由谁保管。被上诉人已按上诉人的要求完成了砍伐火烧木的相关工作任务，上诉人依法应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上诉人能否将所有的火烧木运走，其法律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郭玉林认为一审关于违约责任及计算方式错误的上诉主张，如上所述，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完成了砍伐火烧木的相关工作任务后，上诉人依法就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至于上诉人能否将所有的火烧木运走，其法律后果不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未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鉴于双方未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但上诉人延期支付劳务报酬给被上诉人造成相应资金占用损失客观存在，故一审酌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的违约损失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郭玉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4元，由上诉人郭玉林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世军审判员  殷 勇审判员  唐 琳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书记员  谢贤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