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16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兴武，男，196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佩民，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芊蔚，上海市公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太仓市城厢镇东古路19-38室。法定代表人：卓洪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松，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兴武因与被上诉人太仓市迅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达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太仓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5民初3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沈兴武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迅达公司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是被上诉人聘用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上诉人从2010年6月至今一直在被上诉人处从事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工作。上诉人一次性向被上诉人付清了购买出租车的钱款，才能受聘于被上诉人从事出租车驾驶员的工作。2、2015年3月3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25000元，是购买出租汽车的钱款，该款项是被上诉人定价的。被上诉人收到该款项后，向上诉人出具收据注明为“车身价”。被上诉人收到125000元后，没有将车辆登记在上诉人的名下，是对上诉人的侵权。原审法院以《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其中约定总租金125000元，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纳上述款项是在2015年3月31日，由此判定车辆所有权是被上诉人的，该认定没有依据。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是格式合同，涉及车辆所有权的条款是印制好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用欺诈和胁迫的手段与上诉人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无效。4、涉案车辆的净价为80000元，被上诉人卖给上诉人为125000元，被上诉人还收取每月的租赁经营费，显失公平。有关车辆的保险费、养护费用都是上诉人支付的，上诉人理所当然认为涉案车辆所有权归上诉人，而不知道车辆的所有权归被上诉人。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迅达公司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如果上诉人认为《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签订显失公平，那么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撤销诉讼的除斥期间是一年。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直履行合同至今，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审判决认可了出租汽车的租赁经营模式是合法的。沈兴武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苏Ｅ×××××出租车属沈兴武所有；二、迅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1日，沈兴武与迅达公司订立《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合同约定迅达公司将苏Ｅ×××××号车辆出租给沈兴武，沈兴武从事出租车主驾驶员工作。后该合同涉及的苏Ｅ×××××号出租车到期报废，沈兴武（乙方）与迅达公司（甲方）于2015年3月23日再次签订《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前后两份合同系同一版本，新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间为七年，实际以两年为一期，到期后续租签订合同。租赁期限截止2017年3月22日已经满两年，目前双方未续签合同，但是双方仍按合同约定在履行。2015年3月23日再次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就车辆租赁经营事宜约定如下：第一条，甲方出租给乙方的车辆为大众汽车，牌照号苏Ｅ×××××，发动机号X，车架号X。第二条，车辆的经营区域：太仓市地区。第三条，车辆租赁期限为贰年，自2015年3月23日至2017年3月22日止。租赁期满（指车辆未到报废期）前三十日内……可办理车辆续签，延长租赁期限，但甲、乙双方必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凡办理续签的车辆免收租金，单收租赁经营费……第四条，车辆租金125000元，该金额为7年租赁期限的总租金，但各年度租金有所不同，其中第一年2.5万元，第二年2.5万元，第三年2万元，第四年2万元，第五年1.5万元，第六年1.5万元，第七年0.5万元。车辆总租金乙方须在甲方移交车辆前一次性交纳。租赁经营费每月1600元，该金额须于当月20日前交纳。第五条，甲方承担的费用为租赁车辆涉及国家规定的税和费，乙方承担的费用为车辆投保费、车辆修理费、车辆检测费、交通事故赔偿费、经营开支等经营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第六条，合同变更……第七条，合同解除。有下列情形出现，甲方提出解除合同，但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并有权扣留出租车辆，同时，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可单独解除合同，同时甲方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任何一方非以上述约定的条件而提出解除合同，即使对方同意解除，提出方也须向对方支付10000元违约金……第八条，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的权利义务：有权对乙方的经营行为、遵纪守法、职业道德方面进行监督、检查；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交通事故（但协助处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的权利义务：遵纪守法、服从行业主管部门及甲方的监督检查；正确使用和保管好租赁车辆，按时做好车辆检测，保持车况良好，确保运营安全。服从并完成政府有关抢险救灾等指令性任务。第九条，合同终止包括租赁期满及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的解除，合同终止后，乙方须在三天内将车辆、营运证件、行驶证、上岗证、从业资格证、胸卡、计价器、牌照、胸牌等与经营有关的证件交还甲方……第十条，本合同签订的同时，甲、乙双方还将签署《安全、综合治理责任书》、《出租车辆运务管理合同》，作为合同附件。第十一条，纠纷解除方式……第十二条，合同生效……第十三条，特别提示。甲方提请乙方，充分对合同各项条款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并应乙方的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乙双方对合同的含义认识一致。原审另查明，2015年3月13日，迅达公司与案外人太仓文洋申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整车车辆销售合同》，合同约定迅达公司向汽车销售公司购买包括涉案车辆（车架号X）在内的一批20辆出租车，整车单价为87900元，总价为1758000元。2015年2月6日、3月6日、3月16日，迅达公司分别向汽车销售公司支付购车款200000元、800000元、758000元，合计1758000元。2015年3月13日，汽车销售公司向迅达公司开具了购车发票。2015年3月23日，涉案车辆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车辆登记于迅达公司名下，车牌号码为苏Ｅ×××××。2015年3月30日，迅达公司以其名义申办了苏Ｅ×××××车辆道路运输证。2015年3月31日，沈兴武向迅达公司交纳125000元，迅达公司向沈兴武出具的收据上载明收款事由为“车身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效力问题；沈兴武向迅达公司交纳的125000元的性质问题。对此，原审法院综合认定如下：一、沈兴武、迅达公司之间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合法有效。理由如下：首先，沈兴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沈兴武认为因为迅达公司在制作该格式合同的过程中，将“挂靠关系”篡改为“租赁关系”，将“车价款”篡改为“车辆总租金”，存在欺诈、胁迫沈兴武的行为，沈兴武迫于压力才不得不签订该合同，所以该合同应该是无效合同。迅达公司抗辩称，合同没有违反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相关情况，沈兴武认为的欺诈、胁迫属于合同可撤销的情况，而且也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沈兴武虽主张合同无效，但是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租赁经营是目前出租车市场中一种普遍的经营模式。根据现行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政府允许出租汽车经营者与驾驶员采取租赁等经营模式签订经营合同。同时，沈兴武、迅达公司之间曾于2010年6月1日签订过一份《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双方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合同与前者之间条款几乎一致，在法律关系上两者具有延续性，两份《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中均明确界定了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由此可见，沈兴武对于双方之间的这种租赁经营关系是明知且认可的，而且已经持续履行了较长时间。因此，该车辆租赁经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第三条约定的租赁方式、第四条约定的车辆移交、第九条约定的车辆收回等均表明迅达公司享有车辆所有权。二、迅达公司向沈兴武交纳的125000元应认定为“总租金”，而非“购车款”。首先，涉案车辆由迅达公司以其名义购买并登记于其名下。本案中，迅达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苏Ｅ×××××出租车由其购买，且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于其名下。根据法律规定，登记是汽车这种特殊动产重要的权属外观凭证，沈兴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涉案车辆登记于迅达公司名下并由其所有的事实。其次，关于125000元的性质应结合双方之间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进行理解。沈兴武是在迅达公司已经完成了车辆购买、登记手续之后，向迅达公司交付了125000元。虽然沈兴武主张该款项系用于向迅达公司购买涉案车辆，但是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迅达公司之间存在买卖车辆的合意。同时，双方之间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该合同条款中已经约定有125000元的“总租金”，而沈兴武在此后2015年3月31日才向迅达公司交纳125000元，且该款项数额与合同中对于“总租金”的约定数额一致。虽然迅达公司向沈兴武出具了事由为“车身价”的收据，但是对于该款项的性质应结合签订在先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约定进行理解，认定为沈兴武为在合同期限内租赁使用迅达公司车辆而应支付的对价，而非沈兴武所称的所谓的“购车款”。综上，沈兴武主张对苏Ｅ×××××车辆确认所有权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沈兴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2元，由沈兴武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沈兴武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1997年9月案外人罗某的小客车经营许可申请表，证明1997年车辆经政府部门审批后由个人经营；2、2000年案外人杜克峰与迅达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承包经营合同》；3、1999年案外人顾彩萍与迅达公司签订的《车辆挂靠承包经营合同》；4、1997年案外人顾彩萍与迅达公司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证据2-4证明挂靠承包经营模式下，车辆归承包方即所有。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为1997年至2000年期间案外人所签订的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及申请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依法不予确认。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董崇德、闵敏、孙幸元、陈雪飞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查，上述4人在原审时旁听了法庭审理，因此不符合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对其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证明，2015年3月13日，被上诉人迅达公司与汽车销售公司签订《整车车辆销售合同》购买了包括涉案车辆在内的一批出租车，被上诉人支付了购车款。2015年3月23日，涉案车辆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于被上诉人名下，2015年3月30日被上诉人申办了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上诉人沈兴武认为，涉案车辆是其向被上诉人购买，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125000元的购车款，且该款项已实际超过涉案车辆的单价。但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中约定的内容来看，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25000元为涉案车辆的总租金，而非购车款，且该份《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并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车辆的合意。因此，上诉人称其从被上诉人处购买了涉案车辆并支付了购车款，该主张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2015年3月23日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胁迫上诉人的情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该为挂靠关系，涉案车辆所有权应归属于上诉人。对此本院认为，该份合同与上诉人在2010年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另一份《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的内容基本一致，上诉人对两份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经营关系应是知晓的，且双方一直在履行合同，上诉人也并未就合同的效力提出过异议。现上诉人提出其2015年3月23日所签订的《车辆租赁经营合同书》无效，该主张缺乏依据。至于上诉人提出的所谓挂靠关系，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涉案车辆为上诉人所有。因此，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2元，由上诉人沈兴武负担。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芝颖审判员  张 蕾审判员  周剑鸣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崔季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