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9行初141号 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一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双庆，社长。 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二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东明，社长。 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三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升枢，社长。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纪淼，广西曾纪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丽瑞，广西曾纪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谭剑锋，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菘令，男，化州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苏祥忠，男，化州市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许志晖，市长。 委托代理人钟朝锋，男，茂名市法制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陈华杰，男，茂名市法制局干部。 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宝丹，镇长。 委托代理人赖斌，男，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俊达，广东富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 法定代表人彭建春，社长。 委托代理人李剑钊，化州市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四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陈延就，社长。 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一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冲一社”）、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冲二社”）、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三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冲三社”）不服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化州市政府”）、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茂名市政府”）山林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于10月19日向两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4日、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冲二社的法定代表人陈东明社长、东冲三社的法定代表人陈升枢社长、三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曾纪淼、陈丽瑞，被告化州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菘令、苏祥忠，被告茂名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华杰，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播扬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赖斌副镇长及李俊达，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以下简称“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的委托代理人李剑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诉称：本案所争议的扶音地2753亩林地自古以来即为原告所有。上世纪50年代土改时期就分给原告所在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定为原告集体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此争议林地也是固定给原告集体所有。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遂申请被告化州市政府确权。化州市政府却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在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化府[2017]38号决定书，把争议的扶音地确权给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原告不服，申请复议，茂名市政府作出茂府行复[2017]57号决定书，维持被告化州市政府的决定。这些决定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化州市政府的化府[2017]38号决定和茂名市政府的茂府行复[2017]57号决定，责令被告化州市政府重新确认扶音地林木林地的权属。 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明原告符合法律规定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2014年10月27日马站村委会的证明3份，陈双庆、陈东明、陈升枢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住址。 证据3.2017年9月25日三原告的证明、村民大会会议纪录各一份；证明三名原告起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证据4.（2014）茂化法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书，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证明原告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证据5.化府[2017]38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音地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书》，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以及本案已经过行政复议程序。 证据6.1040558094324号快递签收单据；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16日知道被诉行政行为，三名原告在法定期限内起诉。 证据7.《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核查系统》和《证明》；证明被告把争议岭所有权确认给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主体不适格。 证据8.化府[2017]38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音地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书》、1/10000地图的示意图、x号《化州县山权林权证》；证明①《处理决定书》第四页第三段第3-4行“北至天鹅头岭岗分水与广西茶山村岭分界及与播扬林场岗分水为界”；②《化州县山权林权证》表格内倒数第三行表“百眼镜、大塘尾、茶子园（百块田）大塘尾”南界至“东埇尾火线”；③《处理决定书》附件《争议岭确权示意图》；④原告提供的1/10000地图示意图。四份证据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证明争议地扶荫地的北面的林地为化州市播扬林场的林地，播扬林场的南面为东冲村的林地，从而证明争议的扶荫地为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片（即原告及第三人东冲四社）集体所有。 证据9.2010年12月13日王万忠、王琼珍、王万要等人的《证明材料》、伍华德的《旁证材料》，2010年12月15日林德明、陈瑞金等人的《证明材料》，2010年12月16日梁家有等人的《旁证材料》，2010年12月20日陈彦光、陈庆光、陈炳宇等人的《证明材料》，2010年11月8日东埇村全体村民《关于播扬镇人民政府侵占我东埇村山林土地数百亩投诉书》；证明原告管理使用争议的扶荫地的凭证和事实状况，争议的山岭扶荫地解放前后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收益。 证据10.照片14张；证明争议的扶荫地山岭在解放前后一直由原告管理、使用的事实状况。 补充证据1.扶音地山现场照片34张，证明原告马站村第一、二、三经济合作社一直经营管理争议地扶荫山。 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程序合法。争议岭历史上是荒山荒岭，政府在各个时期都没有确权发证。从解放初期到2010年，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一直以播扬镇政府名义进行管理收益，建设有军事哨所、农校、植树造林、承包给他人经营，1993年争议岭被划入生态公益林管理后一直领取和支配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等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2010年被本府批复成立“县级自然保护区”，这样更有利于利用和保护森林资源。三名原告从解放初期至2010年间对争议岭没有经营管理收益的事实，也未持有争议岭有效的权属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作出将扶音地山的林木林地权属确归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所有的决定完全正确。二、三名原告的诉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1.三名原告称“本案所争议的扶音地2753亩林地自古以来即为原告所有，上世纪50年代即土改时期就分给原告所在村民所有，合作化时期定为原告集体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此争议林地也是固定给原告集体所有”不是事实，原告对上述事实没有提供证据予证明，既未提供土改时期1953年的土地证，也未提供1962年“四固定”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更没提供有效的使用事实证据。所以三原告主张争议岭权属，但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所以本府不能支持。2.三名原告称“化州市人民政府却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在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化府[2017]38号决定书”。本案的事实是：政府在各个时期对争议岭都没有确权发证，从解放初期到2010年，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一直以播扬镇政府的名义对争议岭进行管理使用和收益，有本府查明认定的各种使用事实为证。本府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的规定，把争议岭权属确给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所有，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请求法院驳回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本府的处理决定。 被告化州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2015年10月23日现场勘察笔录，参加扶音地现场勘察会议签到表及争议岭示意图；证明争议岭的面积、四至及附着物由争议各方确定。 证据2.2017年4月11日化州市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的《委托书》、《电脑测绘结果》；证明确认争议岭的实际面积。 证据3.1985年3月2日甲方化州县林业局与乙方播扬区公所签订的《联营杉树合同书》，（85）化政内字第100号《公证书》，2016年12月20日化州市播扬镇人民政府的《证明》；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有管理使用事实。 证据4.1988年7月30日甲方播扬镇人民政府与乙方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签订的《合同书》，（88）化政内字第746号《公证书》；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有管理使用事实。 证据5.№0001199《林业两金一费收据》，№3150907《收据》，№0206858《广东省收款专用收据》，№0003536《收据》，报表；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有管理使用事实。 证据6.№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号《广东省生态公益林采伐许可证》；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有管理收益事实。 证据7.广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电子凭证（回单），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票据，结算业务委托书5张；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的管理使用收益事实。 证据8.《播扬镇政府生态补偿资金发放情况表》，现金支出凭单3张；证明争议岭由播扬总社管理收益使用的事实。 证据9.工资发放表8张、批量代收付明细清单9张；证明播扬总社对争议岭有专职人员管护生态公益林的事实。 证据10.化府函[2010]12号化州市政府关于成立化州市福音地（原名扶荫地）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复；证明扶音地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及管理，由林业局和播扬镇政府负责。 证据11.扶音地林地林权确权申请书、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参加调处申请书，化府林调受字[2015]6号受理通知及化州市政府送达回证4份，化调答[2015]第6号被申请人答辩通知书及化州市政府送达回证，化调调[2016]66号关于变更主体的通知及化州市政府送达回证，化调答[2016]第73号第三人答辩通知书及化州市政府送达回证；证明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 证据12.2016年3月18日山林纠纷案情调查笔录，2016年10月26日被询问人曾培保、杨汝福、王斌、王信年、龙发东的询问笔录，2017年1月19日被询问人陈福全的询问笔录，2017年3月24日被询问人林德明、陈启柱、陈玉敏、陈太新、陈延就、陈建业的询问笔录，2016年11月24日山林纠纷调解会议记录；证明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证据13.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及化州市政府送达回证6份；证明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程序合法。 证据14.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得到茂名市政府维持。 证据15.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证明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被告茂名市政府辩称：一、茂府行复[2017]57号和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与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争议的山岭称为扶音地，四至清楚，面积约2793亩。“土改”、“四固定”、林业“三定”和“林改”时期，政府均没有对争议岭确权或发证。解放初期，争议岭属荒山荒岭，播扬乡政府（播扬镇政府前称）根据国防需要在争议岭建有军事哨所。1963年至1969年，播扬乡政府出资在争议岭建设农校，于1963年出资并组织全乡民兵和师生在争议岭植树造林。1985年，播扬区公所（播扬镇政府前称）与化州县林业局在争议岭联营种植速生杉树，并签订有《联营杉树合同书》，且经化州县公证处公证。1988年，播扬镇政府争议岭发包给吴创永等人经营至2007年7月。双方签订的《合同书》经化州县公证处公证。1993年进行林业资源二类调查时，争议岭被划入生态公益林管理。从当年起至现在，争议岭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一直由播扬镇政府领取使用。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播扬镇政府分批将扶音地的杉木、松木出卖给吕广昌、梁元桂等人砍伐。2010年，经化州市政府批复，争议岭成为“县级自然保护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10年，争议岭由播扬镇政府管理、使用和收益，护林员的工资由播扬镇政府支付。原告对争议岭没有经营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在出现争议前，对播扬镇政府的管理、使用和收益行为也没有异议。2010年国家实行林权改革时期，原告申请办理争议岭的林权证时遭播扬镇政府拒绝而发生山林权属争议。2014年5月前后，原告向化州市政府提出确权申请。化州市政府于同年5月4日作出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认申请的决定书》。原告不服上述决定，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认申请的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化州市人民法院起诉。2015年2月，化州市人民法院作出茂化法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撤销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认申请的决定书》。2015年8月，化州市政府调处办受理了原告的确权申请。2017年5月，化州市政府作出化府[2017]38号决定，确认争议岭的山林权属归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所有。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联营杉树合同书》及（85）化证内字第100号《公证书》、《合同书》及（88）化证内字第746号《公证书》、《公益林采伐许可证》、化府函[2010]12号批复、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认申请的决定书》、《工资名册》、《播扬镇政府生态补偿资金发放情况表》、《收款收据》、茂府行复[2014]37号复议决定、化府[2017]38号决定以及曾培保、杨汝福等证据材料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自解放初至今，未取得争议岭的权属凭证，对争议岭也没有经营管理收益的行为。其诉称争议地在上世纪50年代分给原告，合作化和1962年“四固定”时期又固定给原告。原告的上述观点均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茂府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从解放初到2010年，争议岭先后由播扬乡政府、播扬区公所、播扬镇政府管理、使用和收益。播扬镇政府提供争议岭的合同书及有关《公证书》、《公益林采伐许可证》、《播扬镇政府生态补偿资金发放情况表》、《收款收据》等证据材料。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款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这些证据材料属于播扬镇政府和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管理使用争议岭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依法可以作为播扬镇政府和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取得争议岭权属的来源证据。因此，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因此，本府适用上述规定作出的茂府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三、茂府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不服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受理后，在规定的时间通知化州市政府答复和举证，并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接着，本府经过现场调查并结合书面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茂府复议决定，最后送达给原告、化州市政府和第三人。以上所有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茂府行复[2017]57号复议决定和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驳回三名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茂名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回执7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2.申请人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一、二、三经济合作社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3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3.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回执；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4.茂府行复[2017]57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回执各三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证据5.茂府行复[2017]57号决定延期通知书及回执4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播扬镇政府述称：一、被诉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直以来本府代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对涉案林地进行管理，直至2012年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收回岭地，在此期间从未有任何集体或个人主张权利。1.关于扶音地的历史。解放初期，根据国防战略的需要，把扶音山岭划为国防军事用地，1963年至1969年，根据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需要，由当时的播扬乡人民政府（现为播扬镇政府）出资在扶音地林地上创建一所农校，后更名为“五七”农场实践基地，并由播扬乡人民政府委派吕文昌、王彬、陈文政等干部任学校、农场的负责人。期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植树造林，播扬乡人民政府出资组织全乡人民及农校师生在扶音地林地大面积进行种树。2.关于扶音地的经营、管理、收益事实。1985年3月2日为发展林业生产，由当时播扬区公所（现为播扬镇政府）决定与当时化州县林业局在播扬区扶音地联营种植速生杉树，签订《联营杉树合同书》，并对合同进行公证。1988年7月30日为了开发扶音地资源，发挥经济效益，播扬镇政府决定将扶音地未种杉的山地面积约1000亩左右（山权属播扬镇政府所有）承包给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并与烟丰村的代表林康礼、莫泽儒、吴创永、吴创高、吴创亮、吴创进、莫泽秀、陈升良、陈龙飞签订《合同书》，并对合同书进行公证。1999年9月12日播扬镇政府将扶音地的杉树转让给吕广昌砍伐，转让价款为170000元。2000年因砍伐林木需要，吕广昌办理《广东省生态公益林采伐许可证》。2000年3月31日吕广昌向化州市林业局缴纳“林业两金一费”26826元；2000年3月31日播扬镇政府向化州市林业局还扶音地工程林款47600元；2000年3月31日吕广昌向化州市林业局支付连营造林分红款11600元。此外，出于对扶音地的保护，还专门成立扶林队伍，护林员伍华雄工资由播扬镇人民政府发放。二、确认争议岭的山林权属归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是正确的，原告主张扶音地的权属，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告对扶音地没有书证，也没有经营、管理、收益等书面合同，其提供的证据全部为证人证言，且不符合法定形式，说明扶音地山权属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也不能证明原告与扶音地山林权属有利害关系。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作出公正裁决。 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的诉讼意见与第三人播扬镇政府的诉讼意见一致。 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政府、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1.1985年3月2日甲方化州县林业局与乙方播扬区公所签订的《联营杉树合同书》；证明1985年3月2日第三人与当时化州县林业局在扶音地联营种植速生杉树，证明扶音地权属归第三人。 证据2.（85）化证内字第100号公证书；证明1985年3月2日第三人与原化州县林业局签订《联营杉树合同书》，经公证处审查，内容合法，甲乙双方的印鉴和双方代表人的身份签字均属实。 证据3.1988年7月30日甲方播扬镇人民政府与乙方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签订的《合同书》；证明1988年7月30日第三人将扶音地承包给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代表林康礼等9人，并签订《合同书》，证明扶音地权属归第三人所有。 证据4.（88）化证内字第746号公证书；证明化州县播扬镇与烟丰村的代表人林康礼等9人签订的《合同书》内容合法、双方签名真实有效。 证据5.№0003536收据；证明第三人将扶音的杉树转让给吕广昌砍伐，总价170000元，收到吕广昌订金5000元，证明扶音地由第三人收益。 证据6.№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00802XX号《广东省生态公益林采伐许可证》；证明第三人转让扶音地的杉树给吕广昌砍伐，吕广昌等人依法办理砍伐证。 证据7.№0001199《林业两金一费收据》、№3150907《收据》、№0206858《广东省收款专用收据》；证明吕广昌砍伐扶音杉树按照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证据8.2004年1月14日现金支出凭单；证明第三人对扶音地专门成立护林队伍，护林队伍华雄工资由第三人发放，证明第三人对扶音地进行管理的事实。 补充证据1.化州市公证处盖章确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的1988年7月30日播扬镇人民政府与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和（88）化证内字第746号《公证书》；证明该合同合法存在，现在保存在化州市公证处。 补充证据2.化州市档案馆保存的“播扬镇镇政府各部门税收、中心小学关于年终总结、合同、协议书各种情况分析资料、报告及调查表”1988年全宗208号案卷29号的封面及1988年7月30日播扬镇人民政府与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签订的《合同书》；证明1988年7月30日，第三人将扶荫山承包给化州市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 补充证据3.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证明砍伐人吕广昌、吕勇的个人信息。 第三人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四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冲四社”）未提交书面证据材料，不主张争议岭的权属。 经庭审质证，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对被告化州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问题是我方到化州市档案局查过，没有证据3的全部材料，说从档案局复印是不真实的，公证书没有公证员盖章，也没有盖与原件一致章，因此说明不真实。合法性问题是林业局和镇政府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党中央的有关规定，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于党政机关不准经商的文件，签订合同是1985年，违反上述文件规定。对证据4的公证书在档案局无法查询到。盖的与原件一致章是自己盖章的，等于自己自证。对证据5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7、8的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补偿金是承包山林、林场的，收入不合法，镇政府不能收取金额，是不合法的证据。对证据9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发放工资不能证明与本案山林权属有关，大队护林员是管全大队的，公社级的也是辖区范围内的山林都要看，与权属是无关的。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作出本案行政决定前是没有该文件的，与作出行政行为无关。对证据12的合法性不认可，案情调查笔录中没有第三人的签名，调解会笔录中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也没有参与协商调解就作出决定，程序违法。询问笔录虽然有关联，但笔录在作出决定前没有质证，不清楚询问的情况，询问笔录内容与我方提供的证人的内容矛盾，只采纳对方的证人是不公正的。对证据13中的送达回证予以认可，对处理决定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予以认可，但不全面，职权方面还有《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四、二十五条的规定比较具体，化州市政府适用笼统的法律不当。对《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十条第（十）项予以认可，但不全面，还应根据《森林法》第三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八条第（二）（三）项、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程序方面的法律很多，被告适用法律不准确、不全面。 被告茂名市政府、第三人播扬镇政府和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对被告化州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关联性、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送达回证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的关联性认可，通知合法，但十日内没有化州市政府的答复、证据，认为化州市政府合法是不予认可的。对证据4的送达回证、复议是认可的，但没有答辩，是不合法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没有举证证明，延期需要负责人批准，没有批准就是不合法的，说明其受理复议决定后超期，程序不合法。 被告化州市政府、第三人播扬镇政府和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对被告茂名市政府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化州市政府对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6无异议。对证据7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8中的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1/10000地图的示意图无异议；对№00017XX号《化州县山权林权证》的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材料的书写与签名人不是同一人，笔迹不同，同一材料多人签名，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投诉书是写给检察院的，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0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补充证据1照片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我方的调查笔录调查了很多人，以前建有军事哨所，无法确认山中的房子是谁的。 被告茂名市政府对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化州市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补充意见：对证据7的证明内容不认可，本案从2014年开始经过确权，当时审查是具备主体资格的，虽然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没有及时更换、延续，不应该否定其主体的存在，2014年是有该主体的，2017年1月才不及时处理年检，现在也不需要年检了，不能非法剥夺其主体资格。对补充证据1有异议，我方当时也进行过现场勘查，做过很多笔录，照片中的房屋有军事哨所和农校，原告称是属于原告的，但无证据证明是其所有，我方认为是当时军事哨所留下的，原告称梯田是其开垦的，但我方认为梯田也可以是农校的人开垦的，现在只有很少果树，原告称是其种的，但可以认为是当时农校的人种的，因此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是由其一直经营使用的事实。 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对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马站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该村的人数是不具有效力的，应当由播扬派出所出具。村民大会会议纪录：按照笔迹看，大多是同一人签名的，身份也没有得到确认。对证据4、5、7、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9的三性均有异议，特别是证人证言，作为证人需要出庭接受法院、当事人的质证，其提交的证人证言是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0的三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对补充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争议地的房屋是当时所建的哨所，不是原告所说的是属于其所有，龙眼树是六十年代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镇政府创建了一所农校，树木是农校的师生所种，还有梯田也是当时成立学校时全校的师生耕作的，并不是原告所说由其村民一直使用。 第三人播扬镇政府对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共同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4、5、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据7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同意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的质证意见。对证据9的三性有异议，属于自证材料，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同意第三人联合总社的质证意见。 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对第三人播扬镇政府、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共同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方面是违反党中央1984年的关于党政机关不能经商的文件。真实性方面是我方到盖章的化州县档案馆查询，并没有该材料，盖章上的卷号也无法找到，因此是假的。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是与对化州市政府的同一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该合同书和公证书都没有签名，第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无原件核对，我方怀疑是伪造的，合同书的人名和公证书的人名不相符，公证程序不合法。对补充证据2的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合同书中的人名也不相符，说明签合同的不知道是谁。对补充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 被告化州市政府和被告茂名市政府对第三人播扬镇政府、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共同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予以参考采用。 经庭审质证，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可以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与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争议的山岭称为扶音地山，四至为：东至合水口对上两边岭企直上分界，南至牛头岗岭岗分水为界，西至分水径与广西石窝肚林场岭岗分水为界，北至天鹅头岭岗分水与广西茶山村岭分界及与播扬林场岭岗分水为界，经化州市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委托化州市林业局进行电脑勾绘测绘，上述四至范围面积为2793亩。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岭的四至范围和面积无异议，对权属有争议。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六十年代“三包四固定”时期以及1982年林业“三定”和“林改”时期，政府均没有对争议岭进行确权或发证。解放初期，争议岭属荒山荒岭，播扬乡政府（播扬镇政府前称）根据国防需要在争议岭建有军事哨所。1963年至1969年，播扬乡政府出资在争议岭建设农校，于1963年出资并组织全乡民兵和师生在争议岭植树造林。1985年3月2日，播扬区公所（播扬镇政府前称）与化州县林业局签订了《联营杉树合同书》，在争议岭联营种植速生杉树，造林面积一千亩，上述合同书经化州县公证处公证，出具了（85）化证内字第100号《公证书》。上述《联营杉树合同书》及《公证书》的原件在化州市档案馆均有存档。1988年7月30日，播扬镇政府与播扬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签订了《合同书》，将扶音地未种杉树的山地面积约一千亩左右发包给烟丰村吴创荣等十人开发种植杉树。上述《合同书》亦经化州县公证处公证，出具了编号为（88）化证内字第746号的《公证书》。上述《合同书》和《公证书》的打印版原件在化州市公证处有存档，手写体版的《合同书》原件在化州市档案馆有存档。打印版的《合同书》与手写体版的《合同书》内容相同。1993年林业资源二类调查时期，争议岭扶音地山被划入生态公益林管理，争议岭的生态公益林补偿金一直由播扬镇政府领取使用。1999年9月12日，播扬镇政府将扶音地的杉树转让给吕广昌等人砍伐，杉木转让款为17万元。1999年12月至2000年5月，吕广昌等人办理了《广东省生态公益林采伐许可证》。2000年3月31日，吕广昌向化州市林业局缴纳了砍伐扶音地杉木的“林业两金一费”26826元，并支付连营造林分红款11600元。同日，播扬镇政府向化州市林业局还扶音地工程林款47600元。扶音地护林员伍华雄的工资也一直由播扬镇政府发放。2010年3月26日，化州市政府作出化府函[2010]12号《关于成立化州市福音地（原名扶荫地）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复》，同意成立化州市福音地县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及管理由化州市林业局和播扬镇政府负责。自然保护区面积1880公顷，本案争议岭属于该自然保护区范围内。2010年，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向播扬镇政府申请办理争议岭的林权证时，播扬镇政府以争议岭属其所有为由不予办理，双方因争议岭的权属问题产生纠纷。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向化州市政府申请确权，化州市政府于2014年5月4日作出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权申请的决定书》。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不服，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7月28日，茂名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上述不予受理林地确权申请的决定。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仍不服，向化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2月4日，化州市人民法院作出茂化法行初字第74号行政判决，撤销了化州市政府于2014年5月4日作出的化府不字[2014]6号《不予受理林地确认申请的决定书》。该判决生效后，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向被告化州市政府提交了《扶音地林地权确权申请书》，申请政府依法将扶音地山林土地所有权确权给其所有。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在上述申请书中将东冲四社列为申请人，但是东冲四社的法定代表人未在确权申请书的落款处签名和盖公章。2015年8月，化州市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向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发出了《受理通知书》，向播扬镇政府发出了《被申请人答辩通知书》。化州市政府受理上述确权申请之后，化州市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以其与上述确权案件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参加上述确权活动。化州市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向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发出《第三人答辩通知书》，并于次日向东冲一社、二社、三社、四社发出了《关于变更主体的通知》，通知其将争议主体“化州市播扬镇人民政府”更改为“化州市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但其拒绝变更，化州市政府遂将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列为第三人。2017年5月3日，化州市政府作出化府[2017]38号《关于扶音地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决定扶音地山的林木林地权属确归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所有，面积、四至以“经查明”部分为准。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不服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向茂名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冲四社未申请行政复议，茂名市政府遂将其列为第三人。2017年9月11日，茂名市政府作出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化州市政府作出的化府[2017]38号处理决定和被告茂名市政府作出的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被告化州市政府重新确认扶音地林木林地权属。 另查明，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委会东冲村分为四个经济合作社，其中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主张争议岭的权属，东冲四社不主张争议岭的权属。 本院认为，《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没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处理依据的，下列材料可以作为调处林权争议的权属来源证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权登记的土地清册；（二）1961年至1963年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四项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的时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归集体组织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凭证、决议、决定、登记清册和其他文件材料；（三）国有单位设立时，经依法批准或者上级部门指定设计单位制定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任务书、规划书及其设计文本；（四）国家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主持签订的生效的调解协议书；（五）各级人民政府作出的生效的处理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裁定书、判决书和调解书；（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征用、使用、划拨、出让林地的有关说明书、补偿协议书、补偿清单和交付有关价款的凭证；（七）林木林地权属登记换发证以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台帐；（八）1986年至1992年土地详查时期，土地权利人之间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及附图；（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书或者赠与凭证；（十）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据。”由于原告和第三人均未持有争议岭的《林权证》《不动产权证书》，也没有上述法规第十条第一款第（一）至（九）项规定的权属来源证据材料，故被告化州市政府在调处本案林权争议时，可以根据当事人管理使用林木林地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及其他证据来确定争议岭的权属。 本案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播扬乡政府在争议岭建设军事哨所；上世纪六十年代，播扬乡政府在争议岭建设农校；1985年，播扬区公所将争议岭中的一千亩发包给化州市林业局联营种植杉树；1988年，播扬镇政府又将争议岭中剩余的未种杉树的部分山岭发包给该镇文龙村委会烟丰村种植杉树；1999年至2000年，播扬镇政府将争议岭上的杉树转让给吕广昌等人砍伐；争议岭护林员的工资一直由播扬镇政府发放，争议岭的生态林补偿金也由播扬镇政府领取。由此可见，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一直以播扬镇政府的名义管理使用争议岭，具有长期管理使用收益的事实。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陈述、1985年3月2日的合同书及公证书、1988年7月30日的合同书及公证书、广东省生态公益林采伐许可证、收费收据、工资发放表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述证据均有原件予以核对，本院予以采纳。虽然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提供了部分村民的证人证言、已崩塌房屋的旧墙体、梯田痕迹、树木的照片主张争议岭的权属，但由于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未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故该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要求，应不予采信。且第三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争议岭上亦建有军事哨所和农校，原告的社长在庭审时亦承认农校建有部分房屋的事实，故无法确认争议岭上已崩塌的房屋旧墙体、梯田是由谁所建、树木是由谁所种。此外，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亦未提供其管理使用争议岭的有关凭证和事实状况证明及其他证据。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化州市政府根据各方对争议岭的管理使用事实及证据，将争议岭确权给第三人播扬镇经济联合总社所有，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且符合上述法规的规定。被告化州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3日作出的化府[2017]38号《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扶音地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茂名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11日作出的茂府行复[2017]5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理决定，亦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东冲一社、二社、三社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化州市播扬镇马站村东冲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合作社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叶 滢 审判员 张国平 审判员 封桢莉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邹君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