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81民初9032号 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科同村滕家浜3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9Ｅ。 法定代表人：朱建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锴，安徽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国平，男，197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骅，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与杨国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锴、被告法定代表人杨国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900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成立于2015年6月26日，股东为朱建良与被告杨国平，其中杨国平占股6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2017年6月27日，被告杨国平退出原告，由朱建良收购杨国平股份，公司变为一人有限公司。被告杨国平担任原告法定代表人期间全权负责原告业务，同时被告杨国平还担任海宁名扬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扬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职。截止朱建良收购被告杨国平持有股份时止，原告向被告杨国平账户汇入3440793.82元；被告杨国平通过其他方式挪用原告现金5407263.1元；被告以原告名义向外借出不明款项1968850.31元。三项合计10816907.23元，上述款项与公司业务无关，系被告私自挪用。2017年6月，朱建良与被告杨国平进行账目交接时，被告杨国平无法及时向原告归还挪用款项，故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尚欠原告借款900万元。因被告杨国平的挪用行为导致原告经营困难、商誉尽失，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杨国平归还借款，但被告杨国平置之不理，原告因此起诉至法院。 被告杨国平辩称，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合意，原告也未向被告交付借款，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企（1993）102号、沪经企（1996）228号批复2份、上海市轻工业局沪轻企﹝1993﹞006号批复1份、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沪轻企﹝1996﹞029号文件1份，系在经济发展的历史沿革中形成，形式合法，经核实内容真实，被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对该组证据所证明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2．原告提交的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1份。该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决议形成程序不符合公司章程或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3．原告提交的承诺书1份、谅解备忘录2份、关于赴杭州市打假情况汇总1组、谅解协议书2份。其中承诺书及谅解协议书，系原告方与案外人之间形成，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其余证据，系原告方在维权过程中形成，形成过程有当地负责市场管理的工商部门监证，且形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4．原告提交的公证费发票1份，金额为1000元，因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且金额尚属合理，本院予以认定。5．被告提交的糖纸收藏品目录1组，该组证据，虽然形式真实，但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糖纸的形成时间仅为网站方单方标注或说明，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认定。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对证据本身予以认定，但证据的证明力应结合其他事实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3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企（1993）102号批复，同意由上海冠生园食品联合总公司（上海冠生园食品总厂）、上海天山回民食品厂、上海华山食品厂等三家企业组成集团核心，名称定为冠生园（集团）总公司。1996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沪经企（1996）228号批复，同意原冠生园（集团）总公司改制成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1月12日，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一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上海冠生园益民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以股权投资形式注入原告公司。原告成立于1997年6月17日，注册资本808714000元，经营范围包括食品生产、食品流通等。 1986年12月30日，上海冠生园食品厂经核准注册取得第273338号“大白兔牌”（图形+文字）注册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8类糖、糖果、南糖、蜂蜜、面包、饼干、糕点、茶食、属于本类的其它商品，并核准续展在商品国际分类第30类，有效期经三次续展至2026年12月29日。1990年11月30日，上海冠生园食品总厂经核准注册取得第535072号“大白兔”（图形+文字）注册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咖啡、茶、可可、糖、米、淀粉、西米、咖啡代用品、面粉及谷类制品、面包、糕点及糖果、蜂蜜、糖浆、鲜酵母、发酵粉、芥末、沙司（凉拌菜用的沙司除外）、调味用香料，有效期经两次续展至2020年11月29日。1976年4月6日，上海华山糖果厂经注册取得沪工商标字第0800号“百花”（图形+文字）注册商标，商品名称为第38类糖果。1981年11月17日，上海华山糖果厂经核准注册取得第100285号百花牌（图形+文字）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8类糖果，并核准续展在商品国际分类第30类糖果，有效期经三次续展至2023年2月28日。1984年10月30日，上海华山糖果厂经核准注册取得第214653号“百花”（图形+文字+两侧网格）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8类花生牛轧，并核准续展在商品国际分类第30类，有效期经三次续展至2024年10月29日。前述商标，原告均于2012年5月27日经受让取得。 1993年7月20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沪工商标（93）第219号文件载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商标字（1993）第37号文件证明大白兔（WHITERABBIT）属驰名商标应予保护。1996年1月11日，奉贤区奉贤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奉工商处（96）6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上海华山食品厂生产的花生牛轧糖为知名商品，其包装、装潢为上海华山食品厂所特有。2014年1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原告颁发《上海市著名商标证书》，经评审，原告注册并使用在糖果商品上的第273338号大白兔牌（图形+文字）商标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大白兔牌糖果面世后获得上海市出口名牌、中国名牌产品等荣誉；百花牌花生牛轧糖面世后获得上海名牌、上海市出口名牌、全国烘焙食品糖制品行业优质名牌产品金奖等荣誉。2007年-2010年上半年，“大白兔”品牌糖果在上海同业市场上市场占有率均在15%以上，并稳居第一。原告控股的上海冠生园食品供销有限公司在2014年-2016年间分别与上海、南京、郑州、武汉、保定、台州、杭州、义乌等全国多家食品公司和大型超市签订供货协议，供应包含花生牛轧糖在内的大白兔牌糖果；且在2013年-2015年期间，原告全资设立的上海工微所科技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大白兔广告有限公司）为大白兔品牌投入大量广告宣传。 2015年12月23日，原告授权杭州来扬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扬公司）在上海市区域开展话梅糖、牛轧糖产品维权活动，该公司为取证，向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2015年12月24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证处公证人员和某公司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上××××号，门口标有“美惠全连锁超市NO.588”字样的商店购买了散装花生牛轧糖一袋，取得小票一张，并对商店门面、所购商品等拍摄了照片，公证人员还对购买商品进行了封存，并出具了（2015）浙杭西证民字第34860号公证书。原告因此共支出公证费1000元。 被告杨国平系个体工商户，于1997年1月14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糖果制品制造、加工（凭有效的食品许可证经营）等，经营者为张志相。 本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争议焦点有： 一、原告的花生牛轧糖包装、装潢是否属于原告享有的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被告生产的涉案花生牛轧糖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人民法院认定知名商品，应当考虑该商品的销售时间、销售区域、销售额和销售对象，进行宣传的持续时间、程度、地域范围，作为知名商品受保护的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方研制的花生牛轧糖历史悠久。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百花”、“大白兔”商标亦已问世并由权利人在进行使用，其中“大白兔”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该商标还获得了上海市重点培育出口品牌、上海市出口名牌等荣誉，该商标使用后的大白兔糖果还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等荣誉，同时在2007年至2010年上半年间，“大白兔”品牌糖果在上海同业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在15%以上，并稳居第一。原告方经营的“百花”牌花生牛轧糖面世后获得上海名牌、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全国烘焙食品糖制品行业优质名牌产品金奖等众多荣誉。1996年后，原告在“百花”牌花生牛轧糖上标注了“大白兔”商标，增强了花生牛轧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原告还通过其控股的上海冠生园食品供销有限公司在2014年-2016年间分别与上海、南京、郑州、武汉、保定、台州、杭州、义乌等全国多家食品公司和大型超市签订供货协议，在全国范围内供应包含花生牛轧糖在内的糖果；且在2013年-2015年期间，原告全资设立的上海工微所科技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为大白兔广告有限公司）为其品牌投入大量广告宣传。另，原告方的花生牛轧糖自1991年起就以知名商品多次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近年，原告还发现市场上有与其“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近似的包装、装潢的糖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装潢进行司法保护，已获得支持。综合以上事实，原告方的花生牛轧糖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在全国范围内已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在糖果行业内，可以认定为知名商品。而从该商品的包装、装潢即糖纸上看，原告请求保护的是由第214653号百花（图形+文字+两侧网格）注册商标作为主体，在中间空白区域添附第273338号大白兔商标的图形和中文标识、两颗相叠排成“入”字状的带壳花生和两粒花生仁组成的花生图形及“花生牛轧糖”、“nougat”、“PEANUTS”等字样，且原告主张作为整体要求被保护。原告的花生牛轧糖装潢构成要素的排列组合、位置排列、颜色搭配以及文字设计等均体现出一定的特色，结合成品花生牛轧糖的方块状包装，具有独特性，形成了显著的整体形象，且与商品的功能性无关，经过长时间使用和宣传，已足以使相关公众将上述包装、装潢的整体形象与原告的花生牛轧糖联系起来，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的特质。 被告生产的花生牛轧糖的糖纸，主体颜色为黑色，与原告的花生牛轧糖糖纸相比对，两者均采取了间隔图案设计，中间均采用了两颗相叠排成“入”字状的带壳花生和两粒花生仁的图案，并均标有“PEANUTS”的英文，存在的差异是被诉侵权产品的糖纸主体颜色为黑色，两侧的间隔图案系圆点设计，中间标注的为“花生牛轧”字样和“海蜂”商标。但上述包装、装潢，与原告的糖纸在颜色搭配、位置排列、图案设计元素等显著特征部分近似，且成品糖果均以砖形形状在市场流通，若施以一般注意，足以使相关公众将其与原告的知名商品相混淆，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故被告生产的涉案侵权产品使用被诉包装、装潢行为，具有明显的攀附原告“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这一知名商品的知名度，继而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的意图，已经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被告生产的涉案侵权产品使用被诉包装、装潢行为构成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可以请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故原告请求被告立即停止生产与原告“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商品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与原告“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商品，被告在生产涉案花生牛轧糖后投放入市场即是销售行为，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在《嘉兴日报》上连续30天刊登声明的诉讼请求，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的生产经营行为对原告声誉造成损失，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就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案中，原告主张按照法定赔偿计算方法，在综合考虑涉案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赔偿数额。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项涉案事实可以作为本案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1.原告的“大白兔”“百花”商标及“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的特有包装、装潢享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尤其是“大白兔”商标系驰名商标；2.原告为维权支出了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公证费等合理费用；3.被告系处于侵权产品流通环节开端的生产者，侵权产品的流通区域较为集中；4.被告系个体工商户，考虑其经营规模，酌情认定赔偿数额为60000元（含原告维权的合理支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国平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与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的“大白兔”“百花”牌花生牛轧糖特有包装、装潢相近似的商品； 二、被告杨国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0000元（含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 三、驳回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460元，由原告海宁飞腾家具有限公司负担520元，被告杨国平负担19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范云程审判员裘竹君人民陪审员严勇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江              澍 附页 1．如当事人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的，需按照本院送达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用缴纳通知书》规定的收款单位、银行、帐号、金额及期限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2．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规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上述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