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6民终32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伟明，男，汉族，1987年3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奕，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建明，男，汉族，1987年11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兴，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转弟，女，汉族，1960年12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兴，广东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伟明因与被上诉人左建明、梁转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830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法庭调查。上诉人左伟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伟文，被上诉人左建明、梁转弟与左建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兴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左伟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并发回重审；2.判令左建明、梁转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左伟明无权代理左胜洪、左锦明签订《赔偿协议》，一审确认左伟明是作为左胜洪、左锦明的代理人签订《赔偿协议》，明显未查清事实，且认定的依据不足。1.2016年10月3日，左伟明仍在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游玩，2016年10月4日接到电话后从张家界自驾车回佛山。因此，左伟明于2016年10月5日凌晨与左建明、梁转弟签订《赔偿协议》前，根本未能与左胜洪、左锦明有过任何接触或交流，左伟明不可能获得左胜洪、左锦明的授权委托签订赔偿协议并支付赔偿款。2.一审法院以“左胜洪于2016年10月9日在询问笔录中表示愿意与梁转弟和解”、“左锦明于2016年10月9日在询问笔录中表示希望达成和解协议，且已通过律师委托家属与对方和解”而确认左伟明于2016年10月5日凌晨已取得左胜洪、左锦明的授权委托而作为其代理人签署《赔偿协议》明显错误。仅凭左锦明2016年10月9日的笔录，不能证明2016年10月5日左伟明已获得左胜洪、左锦明的授权。3.即使左锦明确有告知律师委托家属与对方和解，亦是在委托之日后家属才有权代理左锦民进行和解，不能因此认定在委托之日前左锦明就有代理权。4.一审法院查明《赔偿协议》的内容是左建明要求写的，包括“第6条：双方家属代表已就赔偿协议条款经过相关利害关系人知悉并认可，有委托签字效力”。这种情况下，与该《赔偿协议》利害关系最密切的是左胜洪、左锦明。签订该协议时，左胜洪、左锦明已被拘留在南海区看守所，左胜洪、左锦明根本没有殴打梁转弟，明显不知悉《赔偿协议》的内容。若知悉，因殴打事实不存在，左胜洪、左锦明肯定不会同意签订《赔偿协议》，左建明、梁转弟对此亦十分清楚。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前提下，《赔偿协议》第6条的表述明显不应作为认定表见代理或者有权代理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两被告有理由相信原告左伟明有代理权”明显是认定错误。二、因左伟明无权代理左胜洪、左锦明签订《赔偿协议》，此后左胜洪、左锦明亦未追认，该《赔偿协议》自始无效，左伟明无需再支付任何款项给左建明、梁转弟，且该两人应返还左伟明已支付的35000元及利息。左伟明在二审期间补充上诉意见：左胜洪与左锦明确实从来没有委托过左伟明与左建明或梁转弟和解或追认。左建明、梁转弟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左伟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左伟明的上诉请求。左伟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左伟明与左建明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确认左伟明不需要再支付任何款项予左建明、梁转弟；2.判令左建明、梁转弟带向左伟明返还35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10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左建明、梁转弟承担本案诉讼费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9月29日，左锦明、左胜洪因涉嫌故意伤害梁转弟被公安机关拘留。2016年10月2日、4日，左胜洪的妻子李开心、左锦明的妻子李爱芳分别出具谅解书、协议书，均称其对左胜洪和左锦明一起误伤梁转弟一事表示歉意并表示愿意赔偿。2016年10月9日，左胜洪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表示愿意与梁转弟和解。同日，左锦明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表示，希望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且已通过律师委托家属与对方和解。另查明，2016年10月5日，左伟明作为左胜洪、左锦明家属代表人，与梁转弟家属代表人左建明签订《赔偿协议》，内容如下：“2016年9月27日在佛山市南海区西樵百东吉赞左家发生左胜洪及左锦明二人故意伤害梁转弟致其腰椎骨折一事，经双方家属代表达成以下赔偿协议：1.左胜洪及左锦明家属代表确认左胜洪及左锦明在事后回家谈及此事时，已有悔意，认为一时冲动致梁转弟受伤欠妥。因此，经家属商量，愿意赔偿。2.左胜洪及左锦明家属共同梁转弟家属65000元。3.梁转弟及其家属不再追究左胜洪及左锦明刑事责任。4.左胜洪及左锦明家属代表人左伟明于2016年10月5日下午五时前转账35000元到梁转弟名下银行卡，剩余的30000元于左胜洪及左锦明配合办理调解手续不再拘留后支付，若左胜洪及左锦明不配合办理调解手续而导致继续拘留，左伟明仍需支付叁万元。5.左胜洪及左锦明家属代表支付的赔偿款不包括日后梁转弟的脊骨因此事导致后遗症及并发症（如瘫痪、神经问题），对于后遗症及并发症可追究赔偿责任。6.双方家属代表已就赔偿协议条款经过相关利害关系人知悉并认可，有委托签字效力。”同日，左伟明转账支付梁转弟35000元。2016年10月28日，左胜洪、左锦明通过取保候审被释放。左伟明现主张其没有得到左胜洪、左锦明共同授权签订《赔偿协议》且未被追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赔偿协议》无效等。一审法院认为：左伟明以左胜洪、左锦明家属代表人的名义签订《赔偿协议》，并非以其个人名义签订，左伟明主张其是代表左胜洪、左锦明与左建明签订《赔偿协议》，而左胜洪曾向公安机关表示愿意与梁转弟和解，左锦明亦明确向公安机关表示其已通过律师委托家属与对方和解，故一审法院确认左伟明是作为左胜洪、左锦明的代理人签订《赔偿协议》。左伟明主张其没有得到左锦明、左胜洪共同授权签订《赔偿协议》，但《赔偿协议》第6条明确约定“双方家属代表已就赔偿协议条款经过相关利害关系人知悉并认可，有委托签字效力”，即左伟明是在明确告知左建明、梁转弟其已取得相关利害关系人左胜洪、左锦明的委托授权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的，因此，左建明、梁转弟是有理由相信左伟明有代理权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左伟明的代理行为有效。左伟明作为左胜洪、左锦明的代理人与梁转弟的代理人左建明签订《赔偿协议》，因此，《赔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左胜洪、左锦明与梁转弟。左伟明不是《赔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故左伟明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左伟明的起诉。对于左伟明已预交的案件受理费712.5元，在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左伟明申请，一审法院退还予左伟明。本院二审期间，左伟明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左胜洪授权委托书1份，以证明律师会见左胜洪最早在2016年10月5日之后，左伟明签订涉案《赔偿协议》时不可能得到左胜洪的授权，其后也不可能得到左胜洪的授权；2.左锦明会见笔录1份，以证明律师会见左锦明最早在2016年10月5日之后，左伟明签订涉案《赔偿协议》时不可能得到左锦明的授权，其后也不可能得到左锦明的授权；3.左伟明与左建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份，以证明左建明、梁转弟在2016年10月5日签订《赔偿协议》时及其后均明确知道左伟明没有得到左胜洪、左锦明的授权；4.佛山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16）粤06民特248号民事裁定书、（2016）粤06民终7910号民事判决书、许圣哲、劳慧婷律师信息资料各1份，以证明左伟明于2016年10月11日及其后开始委托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劳慧婷律师、许圣哲律师会见左胜洪、左锦明；5.左胜洪、左锦明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左伟明签订《赔偿协议》没有经过左胜洪、左锦明的授权。经质证，左建明、梁转弟认为，对证据1、2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不清楚该授权委托书及会见记录制作的时间，有可能是事后伪造；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而且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证据4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左建明、梁转弟无法核实左伟明是否于2016年10月11日委托广东大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与左锦明会见；对证据5不予确认，两位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采纳，左胜洪、左锦明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更为客观真实，故本案应以左胜洪、左锦明2016年10月9日所作询问笔录为准。经审查，证据1、2、4左伟明提供了原件核对，在没有其他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情况下，本院确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左建明、梁转弟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真实性；本案诉讼起因为左胜洪、左锦明与梁转弟之间的纠纷，且左胜洪、左锦明为左伟明的父兄，其与左伟明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左胜洪、左锦明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左伟明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向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调取律师会见左胜洪、左锦明的全部记录明细。对于左伟明的上述申请，本院结合本案案情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答复。左建明、梁转弟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除对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左伟明及左建明在二审法院调查中均确认签订《赔偿协议》时有双方的大伯、二伯及堂兄等在场为双方协调赔偿事宜。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左伟明主张涉案《赔偿协议》无效是否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具体到本案，首先，涉案《赔偿协议》虽由左伟明签订，但左伟明签名处明确载明为“左胜洪及左锦明家属代表人”。而且，该协议第6条亦载明“双方家属代表已就赔偿协议条款经过相关利害关系人知悉并认可，有委托签字效力。”上述协议内容可初步反映左伟明是以左胜洪、左锦明代理人的身份签订《赔偿协议》，且左建明、梁转弟有理由相信左伟明得到了左胜洪、左锦明授权。其次，左伟明与左胜洪、左锦明属身份关系密切的父子及兄弟关系，而左伟明与梁转弟及左建明亦为身份关系密切的亲属关系。在签订涉案《赔偿协议》时，左胜洪、左锦明处于被拘留的状态，因此，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左伟明代理其父兄协商赔偿事项等相关事宜完全符合人情常理。加之在签订涉案《赔偿协议》前，左胜洪的妻子（即左伟明的母亲）及左锦明的妻子（即左伟明的嫂子）分别向梁转弟出具了《谅解书》及《协议书》，均表示愿意向梁转弟赔偿。此外，根据左伟明及左建明在二审法院调查中的陈述，签订《赔偿协议》时，双方共同的亲属长辈亦在场协调。基于上述事实，左建明及梁转弟完全有理由相信左伟明已得到左胜洪、左锦明授权而签订《赔偿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分析，即使确如左伟明所述，其签署《赔偿协议》的行为未获左胜洪、左锦明授权，但其签订涉案《赔偿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规定的表见代理行为，该签署行为应视为左胜洪、左锦明作出。至于左伟明主张从其与左建明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左建明明确知道其未得授权的事实。经审查，左伟明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直接得出左建明在签订《赔偿协议》时知道左伟明未得到左胜洪、左锦明授权的事实，故左伟明据此所提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签订涉案《赔偿协议》的主体身份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而作出的认定，故左伟明要求调取左胜洪、左锦明与律师会见的全部记录明细并无必要，本院对左伟明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赔偿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左胜洪、左锦明及梁转弟，左伟明无权就《赔偿协议》提起诉讼，并驳回左伟明的起诉，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左伟明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在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书面申请，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儒峰审 判 员 何希红审 判 员 李 炜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燕芝书 记 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