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50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水旺，男，197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军，北京市隆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场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1号一层南侧、九层、十层、十一层。负责人：陈岚，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若钦，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巧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素娟，女，198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朝生，男，198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上诉人陈水旺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杨素娟、陈朝生信用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6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水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驳回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要求陈水旺对上述诉讼请求在80万元范围內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承担。上诉理由：一、本案已过保证期间，一审法院以主合同中未约定履行期届满日为由，认定本案未过保证期间，明显错误。《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以下简称合约）明确约定“到期还款日”即为“履行期届满日”。合约约定：“若乙方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还清当期最低还款额，甲方有权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一定比例计收滞纳金。”第四款约定：“若乙方选择开通自动转账还款功能，则乙方授权甲方在到期还款日时从乙方指定账户中扣款偿还信用卡该期对账单应还全部债务。”第五款约定：“乙方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全部债务，否则甲方可采取催收、依法追索并停止乙方使用臻信卡等措施，同时有权直接扣划乙方及其配偶在本行的其他账户的存款，或向保证人追索，并保留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追索的权利。”从上述约定可看出，涉诉信用卡的每期债务均有一个对应的“到期还款日”，该“到期还款日”即是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日，也就是说超过了“到期还款日”，债权人即可以加收滞纳金，并有权对借款人采取催收、依法追偿等措施。杨素娟名下信用卡的记账日为每月“3日”，到期还款日为每月的“28日”。据查，杭州银行臻信卡的记账日均为每月“3日”，到期还款日亦均为每月的“28日”。也就是说，每月28日即为杨素娟臻信卡的“到期还款日”。2015年4月28日为杨素娟最后一笔借款的“到期还款日”，至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一审起诉之日早已超过二年，已逾保证担保期限。合约第七条第一款约定：“臻信卡最长有效期为三年，逾期自动失效。”经查询杨素娟杭州银行的网上银行，获悉其名下卡号“×××”臻信卡的有效期为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很显然，2015年4月3日的账单即是杨素娟的最后借款的账单，其到期还款日为2015年4月28日。虽然《臻信卡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第三条约定：“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期间为2012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2日。”但因涉诉的臻信卡已于2015年4月后失效，其在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2日之间不可能产生新的债权。因此，并不能依据该“债权确定期间”来确定“保证担保期限”。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于2017年6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时间已晚于2017年4月28日，超过了保证担保期限，陈水旺不应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二、一审法院未追加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案被告，系程序有误。在一审开庭审理之前，陈水旺即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上述两公司为被告。2013年11月，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案所涉信用卡申请人在《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项下债务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按份共同保证担保，并分别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编号为2013-SC-01和2013-ZD-02的《保证合同》。本案涉及的共同保证类型为混合形式，既有连带责任保证，又有按份责任保证，而在陈水旺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三方之间的保证份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上，各方并没有进行书面约定。因此，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保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理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而一审法院以口头裁定的形式驳回陈水旺的追加被告的申请明显依据不足。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的逻辑为，在主合同没有约定履行期届满日的情况下，陈水旺的保证担保期限也就没有了期限。这一逻辑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精神是明显相悖的。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对保证担保的期限进行规定，就是为了排斥保证担保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而本案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却是将本来明确的担保期限认定为不明确，明显错误理解了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错误理解了主合同的相关条款。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辩称：本案并未超过担保期间。《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第七条规定臻信卡卡片最长有效期为三年，逾期自动失效，但乙方使用臻信卡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因臻信卡卡片的逾期失效而消灭。根据该合约约定以及实际情况，至三年届满时，臻信卡信用额度有效期届满，但借款人仍可按所欠款项对债务进行偿还。根据银行业对信用卡还款期的行业惯例，信用卡额度到期后6个月内，借款人可以继续仅偿还最低还款额而使用其他欠款，该欠款并不会被认定为逾期，而仅仅被计算利息。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为了更好的保证客户的利益，敦促客户还款，在信用卡有效期届满6个月后直至起诉前，会暂停计算利息及滞纳金，并对债务人的欠款本金、利息、滞纳金、手续费进行统计。这也是最高额担保合同债权确定期间约定为3年7个月的原因，因为该期间足以覆盖借款人的债务计算期间。同时只有到信用卡有效期届满之日后满6个月才能确定债权总金额，仅仅信用卡有效期届满之日是无法确定最高额担保债权的数额的，即债权金额尚未确定。因此如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日认定为3年有效期届满，而不是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显然对杭州银行北京分行是不合理的，因此，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与主债务人的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应被认为和《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债权确定期间一致。根据主债务人杨素娟的信用卡交易流水记录，其臻信卡开卡时间为2012年3月2日，信用卡额度有效期届满期为2015年3月2日，主合同债务履行届满日为2015年10月2日，至该时间节点主债务人欠款本金759146元，利息76467.82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主债务人后续分批次还款共计50000元。因此，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起诉时仅要求陈水旺支付欠款本金709146元。现陈水旺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约定，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保证，最高额债权为800000元，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根据该约定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于2017年8月起诉时陈水旺担保期间尚未届满。杨素娟辩称：杨素娟已于2015年12月30日与陈朝生办理离婚手续。涉案信用卡系由陈朝生持杨素娟身份证和相关材料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领取，杨素娟对此并不知情。陈朝生称其要办理店里消防事宜，要求杨素娟在空白A4纸上签字，杨素娟遂在空白纸张上签字。杨素娟长期在福建生活，并未使用涉案信用卡中的款项。自2018年1月至今杨素娟已替陈朝生偿还涉案债务近10万元。陈朝生未到庭应诉，亦未发表答辩意见。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杨素娟、陈朝生偿还截止至2017年5月3日的累计欠款787513.82元（包括本金709146元，利息76467.82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并支付自2017年5月4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2.要求陈水旺对上述诉讼请求在8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要求杨素娟、陈朝生、陈水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素娟曾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杭州银行臻信卡并签署《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杨素娟、陈朝生（杨素娟的配偶）声明其充分了解并清楚知道该信用卡产品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领用合约的各项规则。领用合约约定：乙方（杨素娟）及其配偶同意承担臻信卡账户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透支款、透支利息、滞纳金、年费、超限额费、手续费等；实现甲方（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债权的费用由乙方承担；透支利息按透支额的日万分之五计算；滞纳金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计算。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在对杨素娟、陈朝生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向杨素娟发放了卡号为×××的臻信卡一张。其后，陈水旺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保证合同》，陈水旺表示愿意为杨素娟申请信用卡提供不可撤销的最高额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的债权确定时间为2012年3月2日至2015年10月2日，最高债权额为80万元；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透支利息、透支款、滞纳金等及其他主合同与臻信卡账户项下债务以及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杨素娟开始使用臻信卡后，截止至2017年5月3日，累计欠款787513.82元（包括本金709146元，利息76467.82元，滞纳金1800元，手续费100元）。上述事实，有杭州银行臻信卡申领资料、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欠款明细、结婚证复印件、《保证合同》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享有答辩并针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陈朝生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信用卡是发卡银行给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持卡人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一种银行卡。杨素娟向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了信用卡，并通过信用卡使用了银行款项即进行透支，其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关系。该借款合同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信用卡领用合约已明确约定银行收取客户贷款利息、滞纳金、手续费等的条款，杨素娟、陈朝生在申请办理信用卡时也表示同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的条款、细则。现杨素娟、陈朝生未在还款期限内偿还所使用的银行款项，该行为已符合银行收取借款利息、滞纳金、手续费的约定，故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依照臻信卡领用合约的约定，要求杨素娟、陈朝生偿还欠款本金、利息、滞纳金、手续费的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素娟辩称臻信卡是其前夫使用不应由其还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水旺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已约定，陈水旺为杨素娟申请信用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透支利息、透支款、滞纳金、律师费等及其他主合同与臻信卡账户项下债务，故陈水旺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杨素娟、陈朝生的欠款本金、利息、滞纳金、手续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故一审法院对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陈水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杨素娟、陈朝生追偿。对于陈水旺辩称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起诉已经超过保证担保期限的主张，保证合同约定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但主合同中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届满日。故陈水旺的主张没有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杨素娟、陈朝生偿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截止至二○一七年五月三日的欠款共计七十八万七千五百一十三元八角二分，并支付自二○一七年五月四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二、陈水旺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在二○一二年三月二日至二○一五年十月二日期间发生的债务在八十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水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杨素娟、陈朝生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与陈水旺签署的《保证合同》第二条约定，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按照主合同约定及每期账单确定。第五条“保证担保期限”约定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杨素娟名下的臻信卡发卡日期为2012年3月2日，有效期至2015年3月。陈水旺主张主合同债务最后一期履行期限截止至2015年3月28日。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于2017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超出陈水旺保证期间，陈水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主张《保证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为臻信卡三年有效期另加六个账单日，另加的六个账单日中杭州银行每期均会向主债务人发送账单，主债务人仍然可以按照每期账单确定的最低还款额还款，如该六个账单日主债务人均按照最低还款额还款，则主债务人不承担逾期违约责任，在银行征信系统中也不会产生失信记录，如该六个账单日内主债务人仍然未按照最低还款额还款，则主债务人要承担逾期违约责任，在银行征信系统中也会产生相应的失信记录，故债权确定期间的届满日才是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日，保证期间应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后计算两年；此外，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与催收公司签订协议，只要主债务人任一期账单出现到期未还款情况，催收公司均会向主债务人和保证人通过电话方式进行催收，故本案并未超过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称，当时该行的确计划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协商办理增信业务，也曾经通知过一些持卡人在担保通知函上签字，但是最后由于签字的持卡人没有达到要求的比例，相关费用也没有谈妥，增信计划最终没有完成。应本院要求，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二审中明确，截至涉案臻信卡有效期届满日，即2015年3月2日，主债务人欠款本金为789146元，欠款利息为10745.42元，滞纳金为0元，费用为100元，共计799991.42元。此后主债务人再有还款，均直接冲抵本金。截止至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即2015年10月2日，主债务人欠款本金为759146元，欠款利息为76467.82元，滞纳金为1800元，费用为100元，共计837513.82元。此后至2017年5月3日，欠款利息、滞纳金、费用均中止计算。2017年5月4日之后，继续按照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的约定主张欠款利息等。截至本判决前的最后一期账单日，即2018年5月3日，主债务人欠款本金为639145.99元，欠款利息为76467.82元，滞纳金为1800元，费用为100元，共计717513.81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涉案《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保证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起始日至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可见，涉案《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间是有约定的，确定保证期间的关键在于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如何界定。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是指主债务人履行主合同债务的最后期限已经届满，超过此期限就会产生逾期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关违约责任。根据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的主张，《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为臻信卡三年有效期另加六个账单日，另加的六个账单日中杭州银行每期均会向主债务人发送账单，主债务人仍然可以按照每期账单确定的最低还款额还款，如该六个账单日主债务人均按照最低还款额还款，则主债务人不承担逾期违约责任，在银行征信系统中也不会产生失信记录，如该六个账单日内主债务人仍然未按照最低还款额还款，则主债务人要承担逾期违约责任，在银行征信系统中也会产生相应的失信记录。由此可知，《保证合同》中关于债权确定期间的约定，一方面用于核算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余额，另一方面也体现主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故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关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才是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即2015年10月2日之后两年。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系于2017年8月3日前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并未超过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此外，杭州银行北京分行工作人员称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与催收公司签订协议，只要主债务人任一期账单出现到期未还款情况，催收公司均会向主债务人和保证人通过电话方式进行催收，此系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综上，陈水旺上诉主张杭州银行北京分行起诉超过陈水旺的保证期间，请求免除其保证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水旺提出的涉案债务还有另外两位保证人提供按份共同保证担保，一审法院应当追加其为共同被告的上诉主张，一方面，根据目前证据，陈水旺无法证明还有另外两位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另一方面，鉴于陈水旺在《保证合同》项下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即使同时还存在其他保证人，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也可以选择在本案中仅向陈水旺主张保证责任，故陈水旺上述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陈水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因二审审理期间发现主债务人有新的还款事实，导致欠款数额发生变化，本院对一审判决进行相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69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杨素娟、陈朝生偿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欠款共计717513.81元（其中截止至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本金为639145.99元，截至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的利息为76467.82元，滞纳金为1800元，费用为100元），并支付自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杭州银行臻信卡个人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二、变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69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陈水旺对在二○一二年三月二日至二○一五年十月二日期间发生的，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杨素娟、陈朝生欠款共计717513.8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水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杨素娟、陈朝生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1675元，由陈水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军审 判 员 葛红审 判 员 曹欣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翼书 记 员 朱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