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7）冀11刑再52号原公诉机关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检察院。原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禹建华，男，1955年9月30日出生，河北省景县人，汉族，大学文化，原系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2012年4月11日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免予刑事处罚。2013年12月26日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刑事拘留，2014年1月12日转逮捕，2015年6月25日被取保候审。现住衡水市桃城区。辩护人徐昕，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辩护人肖之娥，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衡桃检公诉刑诉〔2014〕466号起诉书指控原审上诉人禹建华犯滥用职权罪一案，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2日作出（2014）衡桃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以其犯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宣判后，桃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禹建华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1日作出（2015）衡刑终字第30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禹建华不服，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驳回其申诉；其后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冀刑申57号再审决定书，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衡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勇、张晓冰出庭履行职务，原审上诉人禹建华及其辩护人徐昕、肖之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禹建华在任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期间，于2003-2012年办理福利企业退税申请审核工作过程中，滥用职权违规审核通过其妻子刘保华开办的衡水华通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福利企业退税资格，进而实现福利企业退税232.550825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禹建华在职期间，未认真审核衡水华通公司、衡水东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仍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之便对上述两企业的福利企业申请进行了合格审批，使华通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办理不应得退税款32.44574万元，使东某公司于2008年至2011年间办理不应得退税款16.703647万元，两企业退税数额共计49.149387万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一审查明，禹建华自2002年10月开始担任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在负责福利企业退税申请审核过程中，其未审核华通公司、东某公司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致使两企业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了福利企业减免税审批。华通公司于2009年至2011年间办理不应得退税款32.44574万元；东某公司于2008年至2011年间办理不应得退税款16.703647万元，两企业退税数额共计49.149387万元。一审认为，禹建华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禹建华于2003-2012年办理福利企业退税申请审核工作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税款损失200.105085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指控禹建华滥用职权，致使华通公司、东某公司退税49.149387万元的事实，经查，被告人禹建华未认真审核两企业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从而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其滥用职权证据不足，故以玩忽职守罪论处。禹建华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禹建华无罪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与法不合，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禹建华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一审判决后，桃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一审判决未认定禹建华滥用职权违规审核通过华通公司福利企业而实现违法退税200.105085万元的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2、认定禹建华未认真审核华通公司、东某公司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即对两企业通过福利企业合格审核，实现违法退税49.149387万元，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禹建华主要上诉理由：是否给残疾职工发放了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不属于其对福利企业的月审核内容，其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本院二审查明，原判决认定禹建华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玩忽职守造成国家经济损失49.149387万元的事实清楚，所采用的证据均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核实，除因《衡水市民政局关于做好福利企业审核意见的通知》明传电报及审核意见样式与二审中禹建华提交的其于2008年——2011年对衡水福利橡胶厂、对衡水鑫铜基粉末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利企业审核意见存在矛盾，不予认定外，其他证据均予确认。二审审理期间，检察机关提交的2007年9月20日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关于转发衡水市民政局衡民[2007]67号文件落实好国家对福利企业优惠政策的通知》、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对东某公司福利企业的审核档案均由司法机关依法调取，具备客观、真实、合法性，且能够佐证本案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检察机关提交的2015年6月10日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证明、2015年6月1日衡水市民政局证明及桃城区民政局2011年12月17日对衡水福利橡胶厂出具的福利企业审核意见与禹建华提交的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对衡水福利橡胶厂、对衡水鑫铜基粉末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利企业审核意见相矛盾，不能证实禹建华2008年—2011年间接到衡水市民政局明传电报并使用所附审核意见样式，故不予认定。禹建华提交的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对衡水福利橡胶厂、对衡水鑫铜基粉末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利企业审核意见，虽显示2008年—2011年其并未使用2007年衡水市民政局下发的审核意见样式，但不足以证实残疾员工工资是否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属于其审核范围，故不予认定。关于抗诉机关所提原判未认定禹建华滥用职权造成华通公司退税200.105085万元的犯罪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的意见，经查，禹建华虽既是华通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又担任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社会福利生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福利企业，但抗诉机关就华通公司该200.105085万元退税，并未提供禹建华滥用职权违规审核通过该公司福利企业退税的相关证据，该抗诉意见缺乏事实证据支持，不予采纳。关于禹建华所提企业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当地最低标准的工资不属于对福利企业的月审核内容，其出具的审核意见与福利企业最终实现退税不具有因果关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意见，经查，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规定，申请福利企业资格认定的企业应当具备“在提出资格认定申请前一个月，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职工实际支付了不低于所在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条件；河北省民政厅关于转发《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明确要求，在省民政厅对福利企业作出认定意见后,县、区民政局具有“监督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用工行为和福利待遇，每月出具书面审核意见。”的职责；衡水市桃城区民政局《关于转发衡水市民政局衡民[2007]67号文件落实好国家对福利企业优惠的通知》显示，要求桃城区属福利企业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中包括“福利企业残疾人职工工资不得低于桃城区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桃城区民政局对东某公司的福利企业审核档案显示，对福利企业的月审核材料包括残疾员工工资表；禹建华为华通公司、东某公司出具的审核意见为“仍符合福利企业条件”。依据以上文件及证据足以证实，禹建华作为对福利企业进行月审核的直接责任人，具有监督福利企业残疾职工的福利待遇，审核福利企业残疾员工工资是否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职责。另，由税务部门办理福利企业退税应当审核的材料显示，民政部门出具的符合福利企业条件的审核意见系税务部门受理退税的前提，禹建华为华通公司、东某公司出具的审核意见与最终实现退税49.149387万元具有因果关系。该上诉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抗诉机关所提原判认定禹建华违规出具审核意见致华通公司、东某公司退税49.149387万元，应以滥用职权罪定性的意见，经查，本案在卷证据无充分证据证实禹建华具有明知违规而滥用职权出具审核意见的行为，认定滥用职权证据不足，该意见不予采纳。本院二审认为，禹建华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抗诉机关及禹建华之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与法不合，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禹建华提出申诉，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没有引用其提供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其在二审中提供的新证据有：1、河北省民政厅转发（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冀民（2007）63号，附件3－县级民政部门书面审核意见样式；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7）92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3、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税发（2007）67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征管办法》。上述三份新证据充分证明：一是福利企业每月申请退税前，当地县区级民政部门并不审核福利企业是否给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对于福利企业是否为残疾员工发放了符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根据国税（2007）67号文件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是由审批减免税的税务部分审核。二是对新办福利企业资格进行认定民政部门一般只审核认定一次，但福利企业每月办理即征即退增值税前申请民政部门审核出具审核意见，民政部门每月要进行一次审核。县区级民政局部门在新办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工作中的初审审核范围与福利企业经资格认定颁发福利企业资格证书后，每月申请退税前先由当地民政部门审核出具审核意见的审核范围及内容是有明显区别的两项不同的工作程序。一、二审法院将两项不同的工作程序混为一起，依此认定禹建华没有依法审核两福利企业是否为残疾员工发放符合标准的最低工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按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审核认定行为规范，2007年禹建华对涉案的两家福利企业资格审核认定。严格按照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规定的六项条件进行的审核初审。涉案两公司2007年10月31日已通过民政厅的福利企业资格认定，颁发了福利企业资格证书，省民政厅出具了书面认定意见。涉案两福利企业通过资格认定后，于2008年1月—2011年9月每月在向桃城区国税局申请办理退税前要先取得桃城区民政局出具的审核意见。禹建华对涉案的两公司自2008年1月至2011年9月的退税是严格按照国税发（2007）67号文件第1条第3款规定的应当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7）92号文件第5条第（一）、（二）、（五）项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核的，并按河北省冀民（2007）63号文件附件3规定的统一审核意见样式出具的审核意见。冀民（2007）63号文件规定的审核意见样式和国税发（2007）67号文件规定的每月审核内容与财税（2007）92号文件第5条第（一）、（二）、（五）项条件可以相互印证，禹建华每月不用审核财税（2007）92号文件第5条中的第4项规定，即申报福利退税企业是否给残疾员工放发了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为此，禹建华不存在玩忽职守的行为。（二）、一、二审判决认定禹建华未认真履行职责，玩忽职守造成国家损失49.149387万元，该结果不存在。原审认定给国家造成损失49.149387万元仅依据衡水市国税局2014年10月13日违规对桃城区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衡水华通工业有限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函》没有合法依据。真正的事实是：华通公司2008年1月—2011年12月残疾人员工工资没有违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21号令（最低工资规定），否则桃城区国税局也不会批准退税。本院再审认为，该案原审认定禹建华职责的依据及认定华通公司和东某公司退税的事实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税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7]67号）文件及民政部《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民发[2007]103号）文件，对福利企业资格审核认定的内容和审核部门与相关企业被认定为福利企业后，在福利企业申请退税享受福利待遇时的审核内容和审核部门规定不一致，故在认定为福利企业资格时和认定为福利企业后申请退税时审核内容和审核部门如何确定，有待进一步争取有关部门意见后进行确认。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文件中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认定，但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向衡水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享受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有关工资问题的批复》（冀国税函[2014]273号）及衡水市国税局向桃城区检察院出具的《关于衡水华通工业有限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文件规定不一致。原审没有对华通公司和东某公司残疾职工出勤情况进行调查，没有查清两个公司对残疾职工发放工资为何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因，即认定两公司对残疾职工发放工资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依据不足。第三、原审依据衡水市桃城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华通公司和东某公司的退税表，认定华通公司和东某公司退税49.149387万元，但实际退税多少，对退税表中载明的49.149387万元是否已全部退税，没有证据证明。综上，原裁判认定禹建华犯玩忽职守罪，认定事实的依据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第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九条、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衡刑终字第30号刑事裁定及桃城区人民法院（2014）衡桃刑初字第485号刑事判决；二、发回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重审。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陈永杰审判员  王国恩审判员  李春蕾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