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0民初7991号原告：胡惠民，男，194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告：上海华谊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唐华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盈，女。原告胡惠民与被告上海华谊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8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惠民、被告上海华谊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惠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导致终身残疾后果的一次性赔偿1,120,02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1968年进入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工作。1973年8月，原告在翠兰车间烘房工作中感到眼睛不适，经医院眼科检查后，被诊断为视网膜脱离，前后进行三次手术。1973年底至1978年，原告从事统计工作，在1978年4月，原告因坚持统计数据真实性，得罪领导，领导将原告调至酞菁蓝烘房工作。1978年4月在酞菁蓝烘房工作期间，原告再次视网膜脱离，原告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手术失败，造成原告左眼失明、右眼黄斑穿孔几乎失明、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1978年5月2日的病历中，医生也告诫原告不可从事重体力活。1978年8月4日后原告因眼疾病假至1978年底，1979年回到被告处，此后分别在行政科、企业整治办公室、教育科工作过。1993年底原告下岗。1998年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并入上海染料化工八厂，2001年原告经上海染料化工八厂同意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构成XXX伤残，原告于当年办理提前退休手续。综上，原告于1973年、1978年两次因烘房工作导致眼睛受伤，单位领导曾口头承诺给予工伤待遇，但被告未为原告申报工伤，造成原告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现上海染料化工八厂注销并入被告，当由被告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另，关于赔偿的计算，虽然原告未进行工伤等级鉴定，但鉴于原告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要求参照工伤等级四级主张相应工资补贴、伤残津贴、伤残补贴等共计1,120,020元。被告上海华谊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所称眼疾系自身疾病，与工作无关，同在烘房环境工作的其他人员并无出现视网膜脱离情况。对于原告的工作经历，被告阅看当年档案后，认可1971年9月至1973年7月期间，原告在翠兰车间烘房工作，但此后原告在其他岗位任职，未再从事烘房工作。基于原告情况，被告曾于2016年时就原告眼疾事宜与之进行协商，由负责管理退休人员的华谊企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补助款5000元，故此事已处理完毕。另，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要求驳回原告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1968年进入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工作，1998年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并入上海染料化工八厂，1993年底原告下岗。2001年11月，原告从上海染料化工八厂退休。2017年11月10日，上海染料化工八厂注销，由被告吸收合并。2.2001年7月16日，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书，载明原告工作单位为上海染料化工八厂,具明：根据《上海市因病、非因工负伤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修订本)》，原告鉴定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3.据被告处的档案材料可见，原告工作经历如下：1968年9月至1971年6月，原告在成品仓库任工人；1971年6月至1971年9月，原告在加工车间任工人；1971年9月至1973年7月，原告在翠兰车间(烘房)任工人；1973年8月至1978年8月，原告在三车间任统计员；1979年1月至1984年2月，原告在行政科工作；1984年3月后，原告在教育科工作。原告认可上述工作经历系其本人书写，但表示系在被告胁迫情况下出具，坚持认为1978年5月至1978年8月期间其亦在烘房工作。4.2016年1月29日，原告与上海华谊企发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劳动服务公司)签署协议书，具明：原告反映在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工作时，于工作中视网膜脱落，造成终身眼疾，提出要求华谊劳动服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华谊劳动服务公司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没有任何记载印证原告反映情况，对于其要求经济赔偿没有相关依据。……在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以下协议：华谊劳动服务公司对于原告身患眼疾，对生活造成影响，医疗费用大，造成家庭经济困难，为此，给予原告一次性帮困补助5000元；原告承诺不再以原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工作时关于视网膜脱落，造成终身眼疾的为由要求华谊劳动服务公司赔偿，同时不再以此为由进行相关的信访、上访活动。庭审中，原、被告确认该华谊企发公司系为被告管理退休人员。原告认可该公司为被告支付了5000元，但表示自己当时仅承诺不再信访、上访，不代表原告放弃司法救济。5.庭审中，原、被告确认，就原告眼疾，双方均不曾向有关部门申报工伤。原告确认1973年前系一般近视，伤后不曾就享受工伤待遇与被告达成过书面协议，当时亦没有事故处理批复。另，双方确认原告主张之烘房工作岗位并未申报特殊工种。6.2016年2月16日，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原告出具回复，具明：对于原告反映问题现答复如下，……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的老工伤人员办理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手续时，应当提供能够证明老工伤性质的材料(包括工伤鉴定结论书、事故处理批复、或者单位2005年3月底之前支付工伤待遇的凭证等)。对于原告来信反映1973年的受伤情况，经再次与单位进行了联系，单位再次查阅了有关资料但仍没有找到关于原告因工受伤的相关记录，因此，原告目前不符合老工伤人员纳保条件。此后，原告仍向该局寄信反映情况，故该局于2017年4月13日再次回复原告，具明：对于原告反映的1973年受伤情况及有关证明材料的线索，经再次与单位联系，并于3月28日下午与单位有关负责同志进行当面沟通。单位表示，经多次查阅有关资料仍未找到关于原告因工受伤的相关记录。因此，原告目前不符合老工伤人员纳保条件。7.2017年10月13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海染料化工八厂支付导致终身残疾严重后果的一次性赔偿240,000元。该会于2017年10月19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双方争议不属于该会受理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嗣后，原告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请。8.庭审中，原告就其主张之1973年、1978年在烘房工作一节，提供了曾在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工作的管永祥、张惠兴、包洪钧到庭作证，证人言及：系争期间原告在烘房从事重体力活；不清楚原告眼疾与工作的关系，原告本来眼睛就有问题、身体较弱，工作环境封闭、高温；未听说其他烘房工作人员视网膜脱离，亦未听说单位领导曾承诺原告给予工伤待遇等。被告认可上述证人身份，但称证人发言具有主观性，不认可真实性。9.庭审中，原告提供1978年5月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就诊病史记录一页及2015年7月原上海染料化工一厂厂医吉莉出具情况说明。病史中具明：“视网膜剥离术后，工作避免重体力劳动及视力工作，或与本科联系。”情况说明中具明：“1978年5月份，领导把原告从统计员岗位调到烘房劳动……客观事实不能违背，原告在烘房劳动，再一次视网膜脱离，二次手术失败，造成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被告认可该病历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吉莉身份，亦不认可其出具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就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的不利后果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现原告因不能享受工伤待遇，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该主张前提为原告所称的1973年、1978年两次眼睛受伤为工伤。工伤认定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职权范畴，现双方确认就原告眼疾当时未曾认定为工伤、无相关事故处理批复。此后，原告为此多次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该局均回复原告不符合老工伤人员相应条件。原告又称单位领导曾承诺给予工伤待遇，然就此亦无证据佐证。现根据原告之证据，实无法证明1973年、1978年时原告眼疾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所致，况且原告自行提供的证人亦言及未见被告处烘房工作其他人员存在视网膜脱离、原告本身存在眼部疾病、身体较弱等情形。综上，对于原告所称1973年、1978年两次眼睛疾病系工伤，本院难以采信。基此，原告称因无法享受工伤待遇，要求被告按照工伤等级四级标准给予赔偿之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胡惠民要求被告上海华谊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导致终身残疾后果的一次性赔偿1,120,020元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胡惠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查莹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石峰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