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3民初11880号原告：郑国书，男，1956年2月18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原告：黄明崧，男，1960年10月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标，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玉麒，广东宽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莲湖东路52号。法定代表人：朱怀照。被告：朱怀照，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婵媛，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兆凤，女，1971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第三人：阳庆莉，女，197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告郑国书、黄明崧诉被告朱怀照、刘兆凤、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联公司）、第三人阳庆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钟丽丽，与人民陪审员彭永捷、殷伟强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国书、黄明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标、林玉麒，被告合联公司、朱怀照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忠、曾婵媛，第三人阳庆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刘兆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郑国书、黄明崧与被告朱怀照系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业达公司）的实际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35%、35%、30%的股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朱怀照担任。富业达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股东为被告朱怀照、第三人阳庆莉，分别持有65%、35%的股权，其中，被告朱怀照代原告黄明崧持有35%的股权，第三人阳庆莉代原告郑国书持有35%的股权。2012年，经原告郑国书、黄明崧与被告朱怀照三位富业达公司实际股东商议决定：一是由富业达公司代三位股东出资收购被告合联公司100%的股权；二是被告合联公司的股权分配与富业达公司相同（即原告郑国书、黄明崧分别持有35%的股权，被告朱怀照持有30%的股权），同时三方约定，被告合联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股东分别为被告朱怀照持有65%的股权和第三人阳庆莉持有35%的股权，当中，被告朱怀照代原告黄明崧持有35%的股权，第三人阳庆莉代原告郑国书持有35%的股权；三是被告朱怀照负责办理具体的收购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2016年，两原告得知被告朱怀照并未按照商议决定将被告合联公司的股权登记在其与第三人阳庆莉名下，而是登记在其与被告刘兆凤名下，两人各持有50%的股权，被告刘兆凤系被告朱怀照的妻子。经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朱怀照、刘兆凤均拒绝更正，故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确认两原告为被告合联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该公司35%的股权；二、判令被告朱怀照将其持有的被告合联公司20%的股权，返还给两原告；三、判令被告刘兆凤将其持有的被告合联公司50%的股权，返还给两原告；四、判令三被告配合办理相应的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即将两原告分别系持有被告合联公司35%股权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五、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两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股东会决议》、《富业达公司章程》、《声明》、《退股协议》、深圳市公安局询问笔录、公司登记信息及入股资金证明（富业达公司）等。被告朱怀照、合联公司辩称，一、两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或合法受让、继受取得被告合联公司的股权，故无法证明其为被告合联公司的股东；二、被告朱怀照与案外人林宅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从林宅升处受让被告合联公司股权，股权转让款100万元是由被告朱怀照支付的，并非富业达公司出资，被告朱怀照才是被告合联公司的股东；三、未经被告合联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的，两原告无权要求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四、若支持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办理被告合联公司的股东变更手续，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中国合资人应为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而非自然人，且当事人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应当经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为支持其抗辩，被告朱怀照、合联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工商登记信息》、《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林宅升）、《股东签字真实性确认书》（林宅升）、《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张志军）、《股东签字真实性确认书》（张志军）、《退股协议书》等。被告刘兆凤未答辩，未举证。第三人阳庆莉陈述称，对两原告主张的事实均予以确认，对两原告的诉讼请求表示支持。经审理查明，被告合联公司系于2010年10月21日核准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成立时登记股东为案外人林宅升、张志军，分别持有50%的股权；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自有厂房租赁”。2012年4月25日，案外人林宅升、张志军分别与被告朱怀照、刘兆凤签订《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将各自拥有的合联公司股份分别转让给被告朱怀照、刘兆凤，据此，被告朱怀照、刘兆凤成为被告合联公司的现登记股东。根据2018年3月18日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显示，富业达公司的登记股东为被告朱怀照、第三人阳庆莉，分别持有65%、35%的股权。两原告主张，富业达公司的实际股东为原告郑国书、黄明崧与被告朱怀照，分别持有35%、35%、30%的股权。原告郑国书实际享有的35%的股权由第三人阳庆莉代为持有，原告黄明崧实际享有的35%的股权由被告朱怀照代为持有。两原告提供了《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一份，被告朱怀照及第三人阳庆莉均确认该章程的真实性，章程载明：富业达公司总注册资本500万元，原告郑国书以资金出资200万元，占40%的股份；原告黄明崧以资产出资200万元，占40%的股份；被告朱怀照以资产出资100万元，占20%的股份。为证明原告郑国书的前述出资情况，原告提供了《华南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转账记录》若干份及《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据》一份，前述转账记录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形成的证据，但未办理公证转递手续；前述收据载明：“兹收到郑国书董事股本金贰佰万元人民币（折港币壹佰捌拾柒万陆仟壹佰柒拾贰元整），以此为据！”，落款处有被告朱怀照的签名及富业达公司盖章，被告朱怀照认为前述转账记录及收据系原告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对该两份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2014年7月7日，被告朱怀照作为甲方与原告郑国书、黄明崧分别作为乙方、丙方签署《退股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1998年1月25日甲乙丙三方合股注资成立了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贵公司-即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约定乙丙各占35%的股份。因甲方原因现乙丙两方决定退出并将其本人所拥有新贵公司35%的股权转让予甲方，甲方同意乙丙两方退股，协议如下：1.甲乙丙三方现确认至本协议签订之日前新贵公司（含富业达与合联）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已减除负债部分）；……3.甲方确认乙丙两方退股转让应获得3750万元，甲方应将该退股转让款于2014年7月底前退还给乙丙两方（协议2014年7月15号前汇给乙丙两方各1500万元人民币，余数七月底前付清）；……7.不是归究于乙丙两方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乙丙仍占有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35%的股份”。另查，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登记股东为被告朱怀照、刘兆凤，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朱怀照。庭审时，（1）两原告及被告朱怀照、合联公司一致认为，《退股协议书》转让的是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告合联公司、富业达公司，共三家公司的股权。(2)两原告及被告朱怀照一致确认，被告朱怀照向两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均未达3750万元。(3)对《退股协议书》是否已经“自动终止”及如果已经“自动终止”的法律后果，双方存在分歧：两原告认为，按协议第“7”条约定，乙、丙两方各自未分别足额收到被告朱怀照支付的3750万元，则协议自动终止，现两原告均未足额收到股权转让款，故协议约定的“自动终止”条件已成就，两原告各自自动恢复在三公司的股权份额。被告朱怀照认为，按协议第“7”条约定，两原告收到被告朱怀照支付的款项共计不足3750万元，协议才自动终止，现被告朱怀照向两原告共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经超过3750万元，故协议约定的“自动终止”条件未成就，即使协议“自动终止”，自动恢复的是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包括被告合联公司或富业达公司的股权。2016年，被告朱怀照出具《声明》一份，该声明载明：“本人朱怀照（身份证号：），为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现就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三个公司的股权问题、公司间关系作出如下声明：1.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所有土地、厂房均由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取得，并取得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股东合意：各实际股东在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按照其在原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2.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均由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7日由本人作为名义股东持有100%的股份，其中70%的股份郑国书、黄明崧为实际出资人（郑国书台胞证：00740370、黄明崧台湾身份证号：K120045158各占35%的股份）；4.本人承诺在与郑国书、黄明崧股权关系未理清前，本人将不会擅自转让本人在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股份，也不会同意其他股东转让他们在前述三间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庭审时，两原告陈述，之所以《声明》中两原告及被告朱怀照在富业达公司的持股比例与该公司章程载明比例不同，是因为两原告对被告朱怀照在富业达公司前期经营过程中的工作表示满意，各自让度5%的股权给被告朱怀照。根据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询问笔录显示，公安部门在向被告刘兆凤就富业达公司的事宜向其询问时，被告刘兆凤陈述：“我不知道有给我的私人账户转钱（富业达公司向其私人账户转款），因为公司的事情都是我老公朱怀照在处理，我的银行卡也是给公司在用，我自己没有使用”；“（富业达公司）法人是朱怀照，股东是谁我不知道”；“当时收购合联公司的时候我不知道，只是让我过去签了字，具体情况我不知道，现在知道我也是合联公司的股东之一”。根据深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询问笔录显示，被告朱怀照陈述：“公司（富业达公司）1998年成立的，当时我自已注册经营，大概经营到2001或2002年的时候，因为公司资金不足，我以前跟从的台湾老板黄明崧介绍另一台湾人郑国书认识，我们三方人员商定，郑国书以投资方式入公司股份，郑国书当时投入200万元人民币入公司股份，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就变为郑国书35%，黄明崧35%，我占30%，之前都是由我代持，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郑国书的股份改为他的老婆阳庆莉代持，黄明崧的股份还是由我代持”、“2012年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大浪的厂房租期到了，公司在东莞塘厦找到了一块地皮带厂房，我们三个股东商议后，决定买下塘厦的这块地皮厂房，公司以528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名下的地皮厂房”、“购买（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地皮及厂房）资金都是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钱，因为之前公司经营时，……资金都是转到我和我老婆私人账户的，所以在支付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原股东张志军和林宅升款项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从我和我老婆私人账户转账给他们的，但是这5280万元人民币都是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钱”。庭审时，被告朱怀照变更答辩时的陈述意见，确认其与被告刘兆凤在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前代两原告持有被告合联公司的股份，但主张代两原告持有股份的原因，系被告朱怀照感谢两原告曾给予的帮助，给两原告的干股，两原告并没有出资，并主张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后，两原告已经退出被告合联公司，不再享有该公司股份。以上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原告郑国书、黄明崧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为涉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关于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股权争议所涉公司即被告合联公司的注册地在广东省，故应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被告刘兆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当庭答辩及举证、质证的权利。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两原告是否为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二、两原告要求三被告协助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是否合法有据。一、两原告是否为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1.被告刘兆凤、朱怀照从案外人林宅升、张志军处受让被告合联公司股份后，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前，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问题鉴于被告刘兆凤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确认，其对收购被告合联公司股权并不知情，相关事宜均由被告朱怀照处理，而被告朱怀照在庭审时亦确认，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前，其与两原告是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上述事实另有原告提供的《深圳市富业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章程》、《声明》、《退股协议书》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被告刘兆凤、朱怀照从案外人林宅升、张志军处受让被告合联公司股份后，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前，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系两原告及被告朱怀照，分别持有35%、35%、30%的股权。2.案涉《退股协议书》签订后，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问题案涉《退股协议书》第7条约定，“不是归究于乙丙两方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乙丙仍占有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各35%的股份”，关于该条约定的“自动终止”条件以及“自动终止”后恢复的股标对象，分析如下：第一、“自动终止”条件。首先，从案涉《退股协议书》条款字面表述来看，该协议第7条约定，“不是归究于乙丙两方的原因，超过2014年8月15日仍未收到转让款3750万元时本协议自动终止”，协议第3条约定，“乙丙两方退股转让应获得3750万元”；协议第4条约定，“退股款应支付至乙丙账户”，上述约定清晰可见，乙方、丙方系作为两方，应各自收到3750万元，并且款项应分别付至乙丙账户，而并非共同作为一方。其次，结合协议第1条：“新贵公司（含富业达与合联）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按乙丙各占35%、35%的比例折算价值，折算结果也与3750万元大致对应；再次，从被告履行情况来看，被告朱怀照亦确认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超过3750万元，故，被告朱怀照关于“自动终止”条件是“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不足3750万”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自动终止”后恢复的股标对象。首先，庭审时，两原告与被告朱怀照均确认，该协议针对的是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富业达公司、合联公司共三家公司的股权；其次，如前所述该协议第一条明确，“新贵公司（含富业达与合联）股东所有权益议价为1.07亿”，即协议已经明确，就有关股权转让对价事宜“新贵公司”表述本身，即已包含了富业达公司以及合联公司，故被告朱怀照关于“未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是仅恢复东莞市新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涉《退股协议》因被告朱怀照未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自动解除，两原告仍系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各自享有35%的股权。二、两原告要求三被告协助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是否合法有据如前所述，两原告系被告合联公司的实际股东，各自享有35%的股权，现两原告要求三被告协助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原告的上述请求合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原告的上述请求不存在需“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情况。本案中，被告合联公司的登记股东系被告朱怀照、刘兆凤，实际股东为两原告及被告朱怀照，即本案中并不存在非争议当事人股东；第二、原告的上述请求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情况。若两原告成为被告合联公司的登记股东，则被告合联公司的企业性质将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首先，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合资人能否是国内自然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并未明确禁止自然人投资参与外商投资企业，另外，根据《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称“股权并购”）；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以下称“资产并购）”、第五十四条“被股权并购境内公司的中国自然人股东，经批准，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之规定，可见，国内自然人可以成为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其次，关于被告合联公司的企业性质将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是否需要相关部门审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十五条：“举办合营企业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对本法第三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事项，适用备案管理。国家规定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由国务院发布或者批准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2号）：“……将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本案中，被告合联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自有厂房租赁”，经东莞市商务局函复该经营范围“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也不涉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范围”，故被告合联公司变更性质为外商投资企业应适用备案管理。综上，两原告要求三被告协助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变更、向相关机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郑国书、黄明崧为被告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被告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35%的股权（对应的股权份额现登记在被告朱怀照、刘兆凤名下）；二、被告朱怀照、刘兆凤协助配合原告郑国书、黄明崧将原告郑国书、黄明崧分别持有被告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35%的股权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等手续。本案诉讼费45400元（包括受理费40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朱怀照、刘兆凤、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郑国书、黄明崧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朱怀照、刘兆凤、东莞市合联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钟丽丽人民陪审员  彭永捷人民陪审员  殷伟强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莫石基袁佩欣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