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2525民初309号 原告李生科，男，1979年3月3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汉族，公务员，住民和县。 原告巷智加，男，1986年11月27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藏族，公务员，住贵南县。 原告乔玉福，男，1990年12月1曰生，公民身份号码 ×××,汉族，公务员，住共和县。 原告程国海，男，1983年7月24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汉族，公务员，住贵德县。 委托代理人李生科，男，1979年3月3日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青海省民和县人，公务员，住贵南县。 委托代理人乔玉福，男，1990年12月1日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青海省乐都县人，公务员，住贵南县。 被告南拉加，男，1965年6月22日生，公民身份号码 ×××,藏族，青海省贵南县人，贵南县教育局电教室主任，现住贵南县。 委托代理人毛远龙，青海普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贵南县教育局，住所地：贵南县城关文化路。法定代表人：尹继庆，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克耀，青海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军，男，1977年4月4日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青海省贵南县人，住贵南县。 原告李生科、程国海、巷智加、乔玉福与被告南拉加、贵南县教育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5年7月24日做出（2014）贵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南拉加不服提出上诉，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南民一终字第117号民事裁定书，撤销青海省贵南县人民法院（2014）贵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本院重审。因案情需要，本案于2016年1月19日中止审理，后于2018年5月4日裁定恢复审理，并于2018年5月22日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巷智加、程国海的委托代理人即原告李生科、乔玉福与被告南拉加及其委托代理人毛远龙、被告贵南县教育局的委托代理人马克耀、李军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方诉称，2013年12月，被告南拉加以其能争取到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基金会）电视机、电脑项目为由，向其收取了购机款98000元。承诺到2014年4月可拿到电视机、电脑。2014年4月份，所购电视机未到手，原告方多次要求被告履行合同无果。无奈，原告方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机款，被告推拖不还。现要求：1.解除买卖合同，被告返还购机款78000元；2.被告支付购机款利息及违约金合计1832.4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南拉加书面答辩称，1.其受贵南县教育局的委托代为完成“青海民族地区中小学配备数字电视项目实施方案”的具体工作，其与原告方未签订买卖合同。2.其购机行为完全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尽管没有明确的授权文件，但自始至终教育局以口头和默认的形式授权其以贵南县教育局的名义实施该项目，且教育局的领导一直知悉该项目的实施情况。3.其与原告之间属于委托与受托的关系。配备数字电视项目针对教育系统实施，故教育系统之外人员无权享受。其与原告之间是委托关系，基于委托行为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自己承担，且其与原告根本不认识，双方之间也没有任何购机的口头协议。4.原告汇款的卡号确实是其本人的，因基金会要求，两任教育局局长指示不收现金，购机款一律打到其卡上后，由其集中汇给基金会的代表人。其卡号不是公开的，但因购机的人多了，很多人知道其卡号。5.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不适格，因其基于职务原因而担任项目的落实工作，因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贵南县教育局承担。 被告贵南县教育局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但委托代理人马克耀发表代理意见如下：1、本案性质是刑事案件。应以刑事程序解决本案，不能以民事案件处理。因为被告南拉加登记给原告方的电视机款由其全额打到东主才旦的帐号内。现东主才旦下落不明，无法查找到所谓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机构。2014年8月被告南拉加向西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经侦支队正在网上追逃，故应先刑后民；2、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南拉加。理由是南拉加以能争取到基金会的电视机、电脑为由，向原告方收取了购机款9.8万元，但原告方至今未拿到电视机，南拉加违反了合同义务。事实上,贵南县教育局并未授权南拉加去参与该买卖行为，况且教育局局长已经明示，登记电视机、电脑的行为与贵南县教育局无关，是南拉加的个人行为。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方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中国农业银行存款业务回单5份，证实原告方通过乔玉福、任建设、巷智加的农行卡向南拉加农行帐号转款94000元，其中26000元现金直接打到南拉加农行帐号(×××)。 2、清单1份，证实4原告各自所购电视机、电脑的数量及购机款。其中李生科购买电视机12台，笔记本电脑1台；巷智加购买电视机1台，笔记本电脑2台；程国海购买对以上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被告南拉加当庭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其与原告方不认识，教育局副局长沈月珍让其给乔玉福购买电视机，经李军介绍给李生科等人购买电视机，当时出于帮忙，其将购机款直接打到东主才旦的农行帐号上了，自己从中未收取任何好处费。现所购电视机未到位，而东主才旦又下落不明，该风险应由原告方自行承担。 为了辩驳原告方诉求，被告南拉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书证领条1份，证实2014年6月11日程国海领到电脑9台（其中程国海1台、乔玉福6台、巷智加2台）。 2、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卡卡转账回单1份，证实2013年12月11日从南拉加账户（×××)转入东主才旦帐号(62284819460********)194000元。 3、2013年12月预订清单1份，证实李生科订购创维电视12台，笔记本电脑1台，合计26000元；程国海订购电视4台，电脑1台，合计10000元；乔玉福订购电视22台，电脑6台，合计56000元；项知加（即巷智加）订购电视1台，电脑2台，合计6000元，合计人民币98000元。该批订购25人，合计194000元。 4、照片1张，拟证明贵南县副县长牟生桂参加亚洲基金会负责人东主才让组织的捐助仪式，南拉加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与亚洲基金会的接触不存在重大过错。 5、西宁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及贵南县公安局询问通知书各一份，证明亚洲基金会捐助电脑、电视一案已于2014年8月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案件已进入刑事程序。 6、关于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负责人去向不明的报案，报案人系南拉加及贵南县教育局，报案材料上有教育局公章，证明接受亚洲基金会所谓的捐助系教育局的法人行为，不是南拉加个人行为。 7、2013年4月25日贵南牧场中学出具的证明及2013年4月25日贵南县教育局副局长沈月珍出具的证明，证明接受亚洲基金会所谓捐助是教育局的单位行为，不是南拉加的个人行为。 8、2013年10月11日贵南县教育局的保险单，证明南拉加到兰州联系亚洲基金会的出差费用由当时教育局局长麻迎合批准报销，进一步证明南拉加系职务行为。 9、亚洲基金会驻青办事处文件及文件处理卡，证明教育局收到文件后，局长麻迎合批示由南拉加负责安排。 10、贵南县教育局副局长沈月珍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程国海在得知亚洲基金会项目可以买到半价电视后，托沈月珍向南拉加进行购买。 11、教育局前局长尖措及沈月珍与其他职工的证明材料7份，证明南拉加的行为属职务行为。 12、亚洲基金会宣传书中的宣传照片，证明亚基会的捐助仪式及受赠仪式参加人员中除了东主才让外，还包括政府及教育局的领导，证明南拉加不存在过错。 13、贵南县教育局南教（2012）54号《关于请求解决中小学、幼儿园笔记本电脑的报告》，证明贵南县教育局向亚洲基金会驻京办事处请求解决217台电脑的事实，证明南拉加购买电视属职务行为。 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原告方与被告贵南县教育局对其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被告贵南县教育局提出电教中心的印章不能代表县教育局，不能证明县教育局有授权行为。 被告贵南县教育局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任命书1份，证实2012年11月28日麻迎和被任命为贵南县教育局局长。 2、工作日记1份及证明材料一份，证明2014年4月8日麻迎和局长开会强调工作纪律，安排近期工作，申明南拉加购机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教育局无关。 3、（2014）贵民初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由麻迎合、沈月珍等人证实代买电视属南拉加的个人行为。 4、2013年4月9日，贵南县教育局电教室与亚洲基金会签订的3份合同，证明电教室对外签订合同属效力待定，单位不予认可。 5、现金账单一份，证明钱款都是打到南拉加个人账户，非单位账户，故属个人行为。 6、沈月珍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南拉加有发放电视的权利。 7、西宁市城中区荣峰商行与基金会驻青办事处的提货清单一份，上面盖的是教育局电教室的公章。 对以上证据，原告方没有提出任何质证意见。被告南拉加提出，对订购电视机一事，麻迎和局长知情，属于教育局的行为，非其个人行为。对于2号证据，被告南拉加提出该日志及材料系伪造，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印证，对于3号证据，被告南拉加提出不予认可，对4号证据，被告南拉加提出因未携带教育局公章，故盖了电教室的公章。对5号证据，被告南拉加提出不能证明其属个人行为。对6号证据，被告南拉加提出只是在履行公务。对7号证据，因电教室的章子真实存在，故南拉加属职务行为。 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麻迎和的调查笔录1份，证实其于2012年12月任贵南县教育局局长，期间没有与所谓的亚洲基金会签过关于购买电视机、电脑的合同，也没有授权该局职工南拉加办理与之相关的事宜。在2014年3月份的一次例会后，专门就南拉加替别人购买电视机一事提醒其处理好与本职工作的关系，不得影响工作，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其自理。其通过南拉加于2013年7、8月份以2000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已到位，没有收取运费。 2、沈月珍的调查笔录1份，证实南拉加帮别人购买电视机或者电脑不是教育局的行为，属于南拉加的助人行为，其去西宁拉运电视机等事项是在办公事期间顺便所为，每台电视机和电脑收取50元的运费。2013年程国海打电话要我联系给其买台电视机，我便给南拉加打电话说明情况，南拉加答应了，至于后面的事我一概不知，不认识乔玉福、巷智加。 3、尼玛才让的调查笔录1份，证实南拉加的买卖行为延续了好长时间，其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因该局局长已申明其购机行为不得影响本职工作。该局职工也向其订购电视机或者电脑，把购机款直接打到南拉加的帐号上或者给其现金，南拉加制作购机清单，详列购机名称、数量、联系方式等事项，便于分批分次发放电视机或者电脑，但真正登记在先的部分人至今未拿到电视机或者电脑，而登记在后的却拿到手了，给谁发，发给谁的决定权在南拉加。 4、高健仓的调查笔录1份，证实,2011年尖措任局长期间，该局职工从东主才旦处订购79台电视机，并以教育局名义签订了合同，合同是南拉加拿来的,合同中只有电视机数量和购机款额，对于合同期限等均没有约定，购机款由其直接打到东主才旦的帐号上了。之后因其工作忙，便将该事项交南拉加办，在发放电视机时南拉加每台收了50元运费，发放权在南拉加手中。 5.许少海（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调查笔录1份，证实，南拉加买卖电视机或者电脑的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2014年3、4月份的一天，局长麻迎和专门就南拉加替别人购机一事申明，其不得在正常工作期间办理此事，因此事与教育局无关。该局职工在南拉加处登记购机时间在先的至今未拿到手，而登记在后的却拿到了，发放时谁先领取由南拉加做主。 对以上证据材料，原告方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南拉加提出其受教育局局长的授权进行买卖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贵南县教育局和原告方承担的意见。被告贵南县教育局提出南拉加买卖电视机和电脑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教育局没有关系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份，原告李生科等四人经人介绍特委托被告南拉加，从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购买电视39台及笔记本电脑10台，总价款为98000元。同年12月11日，被告南拉加将以上货款全部打入了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代表人东主才旦的账户。截止起诉时，价值20000元的笔记本电脑10台四原告已收到，而39台电脑未予交付。 本院认为，四原告为购买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电器经人介绍将购买电器款汇入被告南拉加的个人账户，被告南拉加将此款汇入联合国亚洲基金会驻青海办事处代表人东主才旦的账户，以上行为符合委托合同的成立要件，在庭审中原告代理人也认可其与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故本案案由应由买卖合同变更为委托合同更符合本案的法律事实。被告南拉加未收取报酬，属无偿委托合同。对于无偿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有赔偿损失的责任。本案被告南拉加履行了委托合同的法定义务，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是原、被告都不能预见，更不是被告故意为之，故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并没有过错，更没有重大过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生科、程国海、乔玉福、巷智加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750元，由原告李生科、程国海、乔玉福、巷智加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正元 审判员  宋廷宝 审判员  卓玛本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岗昂卓玛 书记员  张生强 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委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