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民终238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虹港路231号2单元5层1号。法定代表人：包斯吐，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西安街*号。法定代表人：赵清林，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伊伟，辽宁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客运中心）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2016）辽0204民初4552号民事判决，众恒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9日作出（2017）辽02民终189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6）辽0204民初3817号民事判决。众恒公司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众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包斯吐，被上诉人客运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伊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38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客运中心的原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在采信事实认定，分析鉴定结果等各个方面偏袒客运中心。在鉴定结果里明确被上诉人公章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以法人没有签字为由否定公章的合法性，未签字是因为惯例通知等，两个公司之间的文书是不需要法人必须签字的。本案证据中公章的使用是唯一代表被上诉人意愿和真实意图，被上诉人对自己公章使用的后果负完全法律责任，不能说是瑕疵证据来掩盖自己故意行为。本案中的焦点证据2014年10月20日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与2013年7月11日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2014年8月7日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三份证据极其相关，说明了事实，从时间上也是符合候车亭改造的顺序，被上诉人出具证据也是根据每次改造后发生的真实意图表达。另外，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赵清林身份特殊，与上诉人是候车亭经营合伙人。赵清林出具的三份手写便条在（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2016）辽02民终3556号判决中均被否认系赵清林所写，在（2017）辽0204民初3817号判决中明确认可是赵清林本人所写，这本身就是沙区法院再次出现错判误判，让被上诉人钻空子。（2017）辽0204民初381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沙区法院已经从大连市道路客运管理处调查取证得到候车亭改造补贴真实发生的事实，而不予采信。双方知道有政府补贴，且是被上诉人负责办理财政补贴，由此才出具了说明，其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公章加盖的时间顺序与我方无关，我方无法控制。鉴定结论认定公章是真实的，就应该采信。补贴财政款的发放、候车厅的承建都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应结合这些事实进行认定。客运中心辩称，不同意众恒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根据本院（2017）辽02民终1896号民事裁定书的要求，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对2014年11月20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进行了司法鉴定。虽然印章是真实的，但却是在加盖印章的A4纸上打上了上诉人想要的内容，印章的加盖时间也与落款时间相差半年以上。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也与一、二审法院做出的相应判决不符，也不符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对于该份证据为何不予采信说理清楚、论述透彻，上诉人没有证据表明双方有债务抵销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互相抵销的债务，上诉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要求的支付义务。客运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客运中心与众恒公司之间于2012年3月18日、5月18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8日，客运中心（甲方）与众恒公司（乙方）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现由甲方在东方路等51处候车亭的承建工作拟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候车亭安装应向甲方申报设计效果图和安装点位表，经甲方确认后方可安装。乙方具有广告经营权，乙方可以在承建的候车亭进行广告业务发布，同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乙方经营期限为15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使用管理费的标准和缴纳，乙方须向甲方缴纳使用管理费，使用管理费按照每处候车亭每年1500元人民币的标准计算，以经过核实的数目为准。缴纳使用管理费的时间为每年两次，即每年的7月1日前和12月31日前，乙方需在规定时间内向甲方缴纳使用管理费，不得拖延。违约责任，若乙方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使用管理费，甲方有权按日收取拖欠金额为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3个月仍未缴纳者，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广告业务经营权。由此给相关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另双方还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双方在合同中加盖公章，双方法定代表人赵清林、包斯吐签字确认。2012年5月18日，客运中心（甲方）与众恒公司（乙方）签订了《合同书》，合同约定现由甲方在东方路等97处候车亭的承建工作拟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经营期限为15年，自201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合同违约责任及其他权利义务与上述合同一致。合同签订后，众恒公司按合同约定对约定位置的候车亭进行了建设，并在建成的候车亭进行了广告发布。众恒公司于2013年8月22日向客运中心支付管理费69000元，于2014年1月2日支付管理费107000元，于2014年7月1日支付管理费100000元，于2014年7月2日支付管理费11000元，众恒公司支付管理费总计为287000元。2013年7月11日，客运中心与众恒公司签署了一份《关于候车亭改造的情况说明》，其内容为”根据大连市道路客运管理处2013年6月26日统一候车亭样式改造工作会议要求，你公司必须在8月15日前（全国体育运动大会召开之前）完成第一批32个候车亭样式的统一改造工作。会议明确每个候车亭财政补贴8000元，由于改造工作时间紧迫，我中心按照32个候车亭，每个8000元，先期分三次支付给你公司工程款25万元人民币，待财政补贴款到账后按实际补贴一并结算，其余超出部分款项由你公司承担，我中心概不负责”。客运中心、众恒公司在该情况说明书中加盖了公章。2014年8月7日，客运中心给众恒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候车亭改造费用的说明》，其内容为”根据大连市道路客运管理处2013年6月26日统一候车亭样式改造工作会议要求，你公司必须在8月15日前（全国体育运动大会召开之前）完成第一批32个候车亭样式的统一改造工作。由于改造迁移工作时间紧迫，我中心按照32个候车亭，每个8000元，先期分二次预付给你公司改造迁移款25万元人民币，待财政补贴款到账后按实际补贴款额支付给你公司，其超出部分改造迁移费用由你公司承担，我中心概不负责”。客运中心在该情况说明书中加盖了公章。2015年2月，众恒公司申报的城建占道费审核通过。2015年4月，客运中心向财政局交纳了案涉城建占道费93451.68元。众恒公司于2015年1月25日给客运中心开具了金额为108000元转账支票一张，于2015年4月8日给客运中心开具了金额为93451.68元转账支票一张，上述两张转账支票没有承兑。客运中心于2015年12月22日以众恒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按时、足额向客运中心支付2013年、2014年使用管理费和其他相关费用向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众恒公司缴纳管理费157000元和城建占道费93451.6元及违约金23074.8元。众恒公司抗辩欠管理费数额为108000元，不存在违约行为。众恒公司提供了客运中心于2014年10月20日给其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一份，及客运中心法定代表人赵清林书写的便条，并以此主张其欠客运中心管理费108000元。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中认为，”对客运中心所述众恒公司承建了148个候车亭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基于此，按照合同约定管理费每处候车亭每年按1500元计算，自2013年至2014年共计产生管理费为444000元，众恒公司共支付管理费为287000元，尚欠2013年管理费46000元、2014年管理费111000元，共计157000元未付”，并判决：”一、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管理费157000元及违约金23074.8元；二、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城建占道费93451.6元。”众恒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其提出的主要上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上诉人欠交被上诉人管理费数额有误，上诉人实际承建的候车亭是143处而非原判认定的148处，据此上诉人欠付的管理费数额应为108000元，被上诉人法人代表赵清林出具的便条及情况说明可佐证，上诉人确认尚欠被上诉人垫付的占道费93451.6元，但对于上述所欠费用，根据案涉2014年10月20日的情况说明内容，核算后，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管理费，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改造迁移补偿款。至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案涉两张支票，是应被上诉人法人代表赵清林的要求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改造迁移款的担保，即如果迁移款打入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存支票取管理费，如迁移款打入被上诉人处则支票作废，否则被上诉人没有理由不存支票获得款项；关于是否取得迁移补偿款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本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辽02民终3556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中认为”关于对所欠管理费数额的认定，关键在于对上诉人承建的候车亭数量的认定，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获得了148处候车亭的承建权和广告发布权，且上诉人在另案诉讼中已以其享有148处候车亭的广告发布权为据提起诉请，现其辩称仅实际建了143处候车亭并据此计算欠付管理费的数额的观点因并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前述自认，故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的148处候车亭向被上诉人交纳管理费并无不当，根据合同约定的交费标准及交费期限，扣除双方确认的已付管理费数额，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2013年、2014年的管理费数额并应按约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对欠付被上诉人诉请的占道费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所欠管理费、占道费是否须等财政补贴款发放并再行核算的问题，主要涉及对上诉人举证的案涉2014年10月20日情况说明的证明事项的确认。首先，此说明与双方盖章确认的案涉2013年7月13日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双方确认的说明中虽涉及对候车亭将获财政补贴，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工程款25万元的事项，但并未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交付管理费、占道费一节相关联，另，上诉人所举证的情况说明中涉及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候车亭迁移改造款并将案涉管理费及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垫付的占道费一并结算，而该情况说明出具时占道费并未被审核确定数额亦并未发生被上诉人代垫事实即此时尚未发生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代垫占道费的事实，况且此后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交付两张支票用以支付案涉款项，可见双方并未按上诉人举证的情况说明履行，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支票用于担保无据证明。综合上述情况，上诉人仅以该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其上诉所称拟证明事项的成立，原审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双方所提财政补贴款项分配事宜可另案解决。至于上诉人举证的便条，因并无书写日期亦无签字人，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在原审法院释明下，上诉人并未申请笔记（笔迹，此处应为笔误）鉴定，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对此便条未予认定并无不当”，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众恒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再审主要理由为：”1、众恒公司举证的由被申请人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该证据清晰的表明众恒公司欠付被申请人客运中心候车亭管理费108000元，原审未予支持，却依据2013年7月11日双方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及客运中心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认为由于众恒公司未能提供财政补贴款已到账的证据，而否认由客运中心承认的108000元管理费未付的证据，故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2、原审对本案的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众恒公司尚欠被申请人108000元管理费及93451.60元城建占道费，且积极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原审判决错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9日作出（2017）辽民申595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中，众恒公司主张其尚欠被申请人客运中心108000元管理费及93451.60元城建占道费，但其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成立。原审依据合同约定及众恒公司在另案诉讼中以其享有148处候车亭广告发布权的自认，认定众恒公司应按合同约定的148处候车亭交纳管理费，并根据合同约定的交费标准及交费期限，扣除双方确认的已付管理费数额，认定众恒公司欠付客运中心2013年、2014年的管理费数额并应按约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2017年8月2日，客运中心申请对众恒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进行鉴定，鉴定事项：1、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加盖的印章与客运中心印章是否一致；2、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印章加盖的具体时间（最低精确到月份）；3、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打印制作形成的时间（最低精确到月份），以及该时间与落款日期是否一致。2017年10月16日，受理鉴定的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2017】辽德司函字第036号函，要求明示：1、申请鉴定人对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打印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怀疑为近一年内形成；2、是否同意对上述文件原件进行微小破坏性实验。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对此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客运中心表示同意；众恒公司表示因该证据还是其他案件重要证据，为不影响该证据的证明力，不同意进行微小破坏性实验。2017年11月28日，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了【2017】辽德司文检字第0101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对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加盖的”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印章印文与提供样本上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印章印文为同一印章印文；2、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印章印文的加盖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时间段内加盖；3、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落款处打印的”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2014年10月20日”和加盖公章的先后顺序为先加盖公章印文后打印文字；4、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文字打印制作形成时间，因不同意做微小破坏性实验，故时间未予检验鉴定。沙河口诉讼服务网于2016年8月25日发布了（2016）辽024执1599号案件执行信息，被执行人为众恒公司，立案日期为2016年9月24日，执行文书（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申请执行标的金额278928.40元。众恒公司至今未按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民事判决，履行付款义务。客运中心、众恒公司庭审中均认可候车亭改造的财政补贴款至今未发放。原审法院认为，客运中心与众恒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案涉两份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所涉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故均为有效，双方应按约履行。根据合同内容：众恒公司须向客运中心缴纳使用管理费，缴纳使用管理费的时间为每年两次，即每年的7月1日前和12月31日前，众恒公司需在规定时间内向客运中心缴纳使用管理费，不得拖延；违约责任中约定，若众恒公司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使用管理费，客运中心有权按日收取拖欠金额为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3个月仍未缴纳者，客运中心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广告业务经营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客运中心与众恒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即众恒公司是否逾期3个月仍未缴纳管理费。众恒公司提交的客运中心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中提出”我中心按照45个候车亭每个8000元，付给你公司改造迁移补贴款360000元，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现你公司欠缴2014年我中心候车亭管理费108000元，（2014年管理费共计：219000元，已付111000元）、城建占道费93451.60元。待2014年年底前，从我中心付给候车亭改造迁移款中扣除，其余候车亭改造迁移款一并结清付给你公司，并开正规发票。”因此，认定众恒公司是否逾期缴纳使用管理费事实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抵消承诺是否成立。综合分析如下：一、客运中心对众恒公司提供的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7】辽德司文检字第0101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2014年10月20日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所加盖的公章虽然为客运中心的，是真实的，但该《说明》中没有客运中心相关人员签字；2、该《说明》是先盖公章，后打印文字，印章加盖的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间，盖章时间距《说明》中的时间”2014年10月20日”至少为六个月以上。《说明》中是关于双方合同履行中相关债务抵消的重要内容，先盖公章半年后再打印相关内容，与公司法人出具文书的常规做法不相符；3、该《说明》与双方盖章确认的案涉《2013年7月11日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双方确认的说明中虽涉及对候车亭将获财政补贴，客运中心给付众恒公司工程款25万元的事项，但并未与众恒公司向客运中心交付管理费、占道费一节相关联；4、该《说明》中涉及客运中心给付众恒公司候车亭迁移改造款并将案涉管理费及众恒公司欠付客运中心垫付的占道费一并结算，而该《说明》出具时城建占道费并未被审核确定数额亦并未发生客运中心代垫事实即此时尚未发生众恒公司欠客运中心代垫城建占道费的事实；5、此后众恒公司又向客运中心交付两张支票用以支付案涉款项，众恒公司交付支票的付款行为也与该《说明》中债务抵消的事实相矛盾；6、该《说明》中众恒公司2014年欠缴的管理费108000元，与已经生效的判决所确认的15.7万元不相符。上述情况众恒公司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故该”说明”存在瑕疵，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众恒公司辩称客运中心承诺债务抵消的事实不成立，主张债务互相抵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客运中心于2015年12月22日以众恒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按时、足额向客运中心支付2013年、2014年使用管理费和其他相关费用起诉众恒公司缴纳管理费157000元和城建占道费93451.6元及违约金23074.8元。现案涉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民事判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终3556号民事判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申595号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基于上述判决，众恒公司尚欠客运中心2013年管理费46000元、2014年管理费111000元，共计157000元未付。众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客运中心支付管理费157000元、违约金23074.8元、城建占道费93451.6元。三、依据双方合同约定，众恒公司缴纳使用管理费的时间为每年两次，即每年的7月1日前和12月31日前，但众恒公司至今未向客运中心支付上述款项。众恒公司至今未按生效判决内容向客运中心支付2013年和2014年的管理费、违约金和占道费，付款期限已超过合同约定的3个月，众恒公司已构成违约。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若众恒公司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使用管理费，客运中心有权按日收取拖欠金额为万分之三的违约金。逾期3个月仍未缴纳者，客运中心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广告业务经营权。据此双方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现客运中心依据合同约定要求解除上述两份合同的请求合理，予以支持。众恒公司辩称关于其在履行合同中没有违约，客运中心承诺双方互负债务互相抵消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原告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与被告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合同书》；二、解除原告大连道路客运服务中心与被告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合同书》。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司法鉴定费18850元（原告均已预交），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合同约定，若众恒公司未能按期缴纳使用管理费，客运中心有权收取违约金；逾期3个月仍未缴纳者，客运中心有权解除合同，无条件收回广告业务经营权。客运中心诉请主张解除其与众恒公司于2012年3月18日、2012年5月18日签订的两份《合同书》，理由为众恒公司逾期缴纳管理费，且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客运中心有权依约解除合同。众恒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理由为客运中心承诺以候车亭改造迁移补贴款抵销欠缴费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成就。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两份《合同书》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即众恒公司是否逾期3个月未缴纳管理费。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本案中，众恒公司主张客运中心承诺以候车亭改造迁移款抵扣管理费等费用，并提交了客运中心于2014年10月20日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该说明表述”我中心按照45个候车亭每个8000元付给你公司改造迁移补贴款360000元，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现你公司欠缴2014年我中心候车亭管理费108000元（2014年管理费共计219000元，已付111000元）、城建占道费93451.60元。待2014年年底前，从我中心付给候车亭改造迁移款中扣除，其余候车亭改造迁移款一并结清付给你公司，并开具正规发票。”因此，认定众恒公司是否逾期缴纳使用管理费事实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抵销承诺是否成立。本案诉讼过程中，客运中心对众恒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根据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7】辽德司文检字第0101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但是印章加盖的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4年4月间，且系先盖公章后打印落款文字，正文打印制作时间因众恒公司不同意做微小破坏性试验而未予鉴定。印章的主要功能在于对文件中已形成文字内容的确认，文件形成行为与印章加盖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印章真实的情况下一般可以推定文件内容亦具备真实性。然而，现有鉴定结论表明，印章加盖时间与落款时间存在六个月以上的时间间隔，且加盖顺序系先加盖公章后打印文字，与文件制作的常规做法不符。由于该证据形式存在上述瑕疵，直接影响到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能以印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文件的真实性。在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份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众恒公司主张2013年7月11日客运中心与众恒公司签署的《关于候车亭改造的情况说明》以及2014年8月7日客运中心向众恒公司出具的《关于候车亭改造费用的说明》与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可以佐证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的真实性。2013年7月11日《关于候车亭改造的情况说明》仅涉及”支付工程款25万元，待财政补贴款到账后按实际补贴一并结算”；2014年8月7日《关于候车亭改造费用的说明》中亦仅表述”预付改造迁移款25万元，待财政补贴款到账后按实际补贴款额支付”，均未做出以财政补贴款抵销管理费的明确意思表示。同时，结合一审法院认定的该《说明》出具时城建占道费并未被审核确定数额亦并未发生客运中心代垫事实以及众恒公司于该说明出具后仍向客运中心交付两张支票用以支付管理费等款项的事实，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的内容亦存在多处疑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众恒公司主张客运中心承诺以财政补贴款抵销管理费等费用，应当对该节事实存在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前所述，众恒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严重瑕疵，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在客运中心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重大异议并具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采信该份证据，并无不当。众恒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客运中心作出债务抵销承诺，众恒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外，客运中心在众恒公司逾期缴纳管理费后，先行提起（2015）沙民初字第5524号民事诉讼，要求众恒公司给付2013年至2014年拖欠的管理费、违约金及城建占道费，表明其选择与众恒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生效判决支持了客运中心的诉讼请求，众恒公司欠付管理费等费用金额应以生效判决为准，本案不予审理。客运中心关于众恒公司欠付2015年之前管理费的损失已获得救济，众恒公司应当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此，客运中心主张解除合同，应当自2015年起重新计算众恒公司逾期缴纳管理费的时间。《合同书》约定，众恒公司需要按照每处候车亭每年1500元的标准向客运中心缴纳使用管理费，缴纳的时间为每年的7月1日前和12月31日前。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众恒公司承建了148个候车亭的事实，众恒公司应当于2015年7月1日前及2015年12月31日前分别支付2015年管理费111000元，于2016年7月1日前支付2016年管理费111000元，合计333000元。即便按照众恒公司提交的2014年10月20日《关于候车亭改造情况说明》计算，以改造迁移补贴款360000元扣除众恒公司欠付的2013年-2014年管理费157000元（经生效判决确认）、2015年管理费222000元，2016年管理费111000元，即使不包括城建占道费93451.60元，截至客运中心提起解除合同诉讼之日2016年9月23日众恒公司尚欠管理费130000元。然而，众恒公司自2014年7月2日支付管理费11000元以及于2015年1月25日开具金额为108000元的管理费转账支票（未承兑）后，至今未再履行支付管理费的义务。即使众恒公司主张的债务抵销事实存在，众恒公司欠付的管理费早已超出抵销金额，逾期付款时间亦早已超过合同约定的3个月期限，构成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因此，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众恒公司主张解除案涉两份《合同书》，符合合同约定。综上所述，众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大连众恒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逄春盛审判员  季震宇审判员  王立媛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白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