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民终12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盛红卫，男，1957年8月2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鸿权，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盛晓晨，男，1990年1月28日生，汉族，住澳大利亚。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煦，上海市申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裕兵，男，1959年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文，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泠，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盛红卫、盛晓晨因与被上诉人黄裕兵退伙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12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盛红卫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鸿权，上诉人盛红卫、盛晓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煦，被上诉人黄裕兵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文、夏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红卫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止本案审理，或改判驳回黄裕兵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黄裕兵在一审民事诉状中认可其退出合伙转让股份，盛红卫、盛晓晨应返还其907,428.7澳元，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黄裕兵再次承认黄某将XX集团股份转让给盛晓晨的对价就是对账单约定的907,428.7澳元。因此对账单理所当然是《公司股份销售协议》的从合同。之后黄裕兵的代理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直至最后一次开庭盛红卫、盛晓晨的代理人提出中止审理本案，黄裕兵的代理人才提出对账单不是从合同。其否认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为对账单和协议不是从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但未说明理由。XX集团是由黄某经营的。对账单是黄裕兵起草的，盛红卫、盛晓晨法律意识较弱。二、一审中主审法官提出要求盛红卫提起撤销之诉，但鉴于对账单只是从合同，黄裕兵的欺诈行为主要存在于《公司股份销售协议》，因此盛晓晨按照协议的管辖条款向澳大利亚法院提起了撤销协议和赔偿损失的诉讼。一审认为两份文件只是有关联，认定盛红卫、盛晓晨未提起相应诉讼是错误的。黄裕兵辩称，对账单和股份销售协议不是主、从合同关系，本案管辖异议的一审和二审裁定均认定对账单是单独的法律关系。黄裕兵本案起诉依据的是对账单，是一种合伙合同关系。黄裕兵的钱都是直接汇给盛红卫。一审法院已经告知如果系争对账单有可撤销情形必须提起诉讼，但盛红卫并未提起诉讼。股权转让也不存在欺诈，盛红卫是XX集团的董事及总经理，盛晓晨也是董事，知晓公司经营情况。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盛晓晨同意盛红卫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盛晓晨亦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盛晓晨支付黄裕兵56,150.53澳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割裂了《公司股份销售协议》和对账单的关系，黄裕兵在一审诉状中明确表示两者是同一件事，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格就是907,428.7澳元加1澳元，当时为了规避税收才签署了两份文件。二、对账单错误百出，黄裕兵2010年3笔投资款没有支付凭证，不应认定；2011年2笔投资款合计250万元（以下币种除特别标注外均为人民币）的收条上盛红卫的姓名章不是真实的，250万也没有支付凭证；2012年2笔投资款合计应是5,006,500元；130万元折合20万澳元用于支付黄某四年工资，但在对账时黄某已经领取工资，盛晓晨不应当再承担其中的16.6万澳元；对账单显示黄某投资10,735.2澳元也无付款凭证，不应认定。据此黄裕兵实际出资755,362.53澳元，减去其应当承担的亏损和黄某已经领取的工资16.6万澳元，盛晓晨只应支付黄裕兵56,150.53澳元。黄裕兵辩称，同上述答辩意见。另外一审法院对对账单中每一笔款项均详细询问过，一审中盛红卫和盛晓晨也未提出异议，2012年多算的50万元黄裕兵提供了借条，金额是匹配的。黄某实际收到的工资就是3.4万澳元，20万澳元的约定只是为了满足澳洲移民政策，并没有真实支付。黄裕兵将投资款项打给盛红卫，盛红卫收到后到底投入哪里没有向黄裕兵说明过。对账单上的数字来源于盛红卫和盛晓晨，双方对账后共同签字确认，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盛红卫对盛晓晨的上诉没有意见。黄裕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盛红卫、盛晓晨返还黄裕兵投资款907,428.70澳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裕兵之子黄某与盛晓晨曾共同设立XX集团（英文名称RLtd，澳大利亚公司编号145403201），注册日期为2010年7月26日，双方各持A股一份。黄某对XX集团的出资实际由黄裕兵出资。盛红卫系XX集团董事。2015年2月5日，黄某与盛晓晨签订《公司股份销售协议》（DeedForTheSaleOfSharesOfACompany），将其名下在XX集团的1份A股以1澳元出售给盛晓晨。2015年2月13日，XX集团公司信息变更，股东为盛晓晨，持有A股两份。黄裕兵与盛红卫、盛晓晨曾达成《关于合股的XX集团（R-AustraliaGroupPtyLtd）对账单》，确认盛红卫、盛晓晨需返还黄裕兵907,428.70澳元，盛红卫于2014年11月6日签字，黄裕兵于2014年12月6日签字，盛晓晨于2015年2月4日签字。同时，黄裕兵于2015年2月4日在该《对账单》尾部写明“同意盛红卫及盛晓晨所欠90.74287万澳元于2015年春节后归还”。盛红卫、盛晓晨在2016年7月7日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称黄某名下股权转让给盛晓晨的真实对价是907,428.70澳元，黄裕兵对此数额则予以确认，但认为这是盛红卫、盛晓晨应返还的没有用于投资的钱款，其作为实际出资人有权要求盛红卫、盛晓晨返还。审理期间，鉴于盛红卫、盛晓晨辩称签订系争《关于合股的XX集团（RLtd）对账单》时黄裕兵隐瞒重要事实，存在欺诈，一审法院曾向盛红卫、盛晓晨释明可依据《合同法》之规定诉请撤销合同，但盛红卫、盛晓晨均未提起相应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关于合股的XX集团（RLtd）对账单》对于法律适用未选择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所涉《公司股份销售协议》的签约主体是黄裕兵之子黄某与盛晓晨，而《关于合股的XX集团（RLtd）对账单》的签约主体是黄裕兵与盛红卫、盛晓晨，尽管两份文件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但不是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而是两份彼此独立的合同性文件。盛红卫、盛晓晨明知黄某仅系XX集团的名义出资人，实际出资人是黄裕兵，在此背景下，就黄某退出XX集团相关事务作出安排，而与黄裕兵进行对账并签订协议，并无不妥。盛红卫、盛晓晨以澳大利亚法院已受理涉及《公司股份销售协议》的诉讼为由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审理期间，虽然盛红卫、盛晓晨辩称签订系争《关于合股的XX集团（RLtd）对账单》时黄裕兵隐瞒重要事实，存在欺诈，一审法院亦曾向盛红卫、盛晓晨释明可依据《合同法》之规定诉请撤销合同，但盛红卫、盛晓晨均未提起相应诉讼。同时，从我国《合同法》关于可撤销合同事由及除斥期间的规定来看，盛红卫、盛晓晨的相关抗辩意见亦不成立。鉴于《关于合股的XX集团（RLtd）对账单》上所载明的应返还款项为907,428.70澳元，已由盛红卫、盛晓晨予以确认，故黄裕兵诉请具有事实依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盛红卫、盛晓晨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黄裕兵投资款907,428.70澳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996.20元，由盛红卫、盛晓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盛晓晨提供涉案公司的付款总结、董事声明、会计师邮件及公证认证材料，欲证明黄某已经拿到的工资远超过3.4万澳元。黄裕兵质证表示认可董事声明真实性，其他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对黄某实际领取工资3.4万澳元并无争议，二审反悔没有依据，该组证据没有直接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盛晓晨的证明目的，当初各方只是为了办理移民约定黄某四年工资20万澳元，但实际仅发放3.4万澳元。盛红卫认可该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该组证据并非付款凭证，不能证明黄某实际收到的工资金额，故本院不予采信。盛红卫、黄裕兵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系争对账单并未约定选择准据法，而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盛红卫经常居住地在我国境内，故一审法院适用我国法律正确。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的对账单与《公司股份销售协议》是否从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等待澳大利亚法院判决结果；二、黄裕兵主张返还的投资款金额是否有依据。一、关于对账单与《公司股份销售协议》的关系，两份文件均系2015年2月签署，黄某对XX集团的出资实际由黄裕兵出资，且对账单的标题为《关于合股的XX集团对账单》，表明两份文件确有关联。一审庭审中黄裕兵的代理人也表示黄某与盛晓晨之间的股权转让真实的对价就是907,428.7澳元。盛红卫、盛晓晨据此认为该两份文件是主、从合同关系，对账单的效力取决于协议的效力，因盛晓晨在澳大利亚法院提起撤销《公司股份销售协议》之诉，本案应中止审理。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两份文件存在关联，但对账单的表述并未提及股权转让事宜，而是计算了黄裕兵和黄某的投入，扣除双方承认的亏损和黄某工资，计算出盛红卫、盛晓晨需返还的金额。该对账单并未对公司账面资产、利润、负债等作出清理。且黄裕兵支付的投资款均系转给盛红卫或其指定账户，并未直接打入XX集团账户。故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合伙投资XX集团。现双方通过签订对账单的形式对合伙期间的投入和亏损进行结算，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虽然一审庭审中黄裕兵的代理人表示涉案股权转让真实的对价就是907,428.7澳元，但黄裕兵作为黄某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同意以对账单计算出的金额为价款计算股权转让款，只能表明双方协商以此为条件同时终止股权合作和合伙关系，不能据此认定对账单就是《公司股份销售协议》的从合同。目前也无证据表明《公司股份销售协议》或对账单存在无效情形。故本院认为黄裕兵以对账单为依据主张盛红卫、盛晓晨返还投资款应予支持。本案不需中止审理。二、关于对账单上的金额，虽然黄裕兵未能提供一一对应的付款凭证，但该对账单从盛红卫签字到盛晓晨签字历经4个月时间，双方均有充分的时间核对账目，故本院认为盛红卫、盛晓晨的签字表明其已经审核确认该对账单上的金额，则应按对账单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关于盛红卫、盛晓晨所称已经支付黄某20万澳元的工资，其对此并未举证付款事实，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盛红卫、盛晓晨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76.20元，由上诉人盛红卫负担80元，上诉人盛晓晨负担40,996.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克强审判员  刘丽园审判员  孙 歆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张 庆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