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802民初940号原告：项孝堂，男，汉族，1966年9月19日出生，住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委托代理人：陆峰，广东中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倩倩，广东中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清远市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清远市人民三路30号碧水康桥7号楼首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7894891560。法定代表人：王春花。委托代理人：朱梦舒，广东捷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项孝堂诉被告清远市旺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项孝堂及其委托代理人陆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梦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项孝堂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20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助金375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报销费用21925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一直在被告公司任职，且任职时间超过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视为原、被告双方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告未举证证明解除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应认定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工资。原仲裁裁决认定原告与被告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不足是错误的。2007年1月，原告开始在被告公司处任职工作，2010年3月至2016年10月担任被告公司执行董事一职，2016年10月至今在被告公司担任监事一职，以上事实有《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职务任免通知书》及工商部门查询结果作证证实原告一直在被告公司工作，原被告间已经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一直在被告公司工作，被告应当支付工资。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间，原告不仅名义上作为执行董事或监事，而且实际上也为被告公司处理事务。原告提交的《工作呈报表》、《费用报销单》、《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职务任免通知书》等证据已充分证明以上事实。《工作呈报表》、《费用报销单》上有原告、被告公司员工陈星童、财务李绮玲的签名，可以证实其真实性兼合法性。同时，与原告工作地点楼层相同的其他公司员工也可证实原告一直在被告办公室办公。因此，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而驳回原告申请的仲裁请求，是认定事实不清，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遂向法院起诉。被告辩称：2010年至2015年7月间，原告项孝堂曾是被告的股东，任公司董事长。2015年7月，被告的碧水康桥项目竣工后，因公司主要工作已完成，股东间协商精简公司人员架构，解除原告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被告与原告已于2015年7月解除劳动关系，原告要求支付自2015年7月起工资、每月1500元补贴及报销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7月，被告与原告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工资及相关福利补贴结算至2015年7月止。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5年8月工资单证实。原被告于2015年7月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既无上班，亦无参与任何工作，何来工资补贴可言。再者2015年7月，被告的碧水康桥项目竣工验收后，因公司主要工作已完成，公司已无再发放福利补贴，原告请求支付补助金的主张，进一步说明了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完全不了解，证实原告与被告已无劳动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是作为当时的公司股东身份参与的股东股权转让事务，不能用以证明原被告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主张有上班，但无举证上班的工作时间、工作性质。相反，被告提供的工资单及相关会计凭证证明，自2015年8月起，原本属于原告的工作也在其离职后由赵江宜接手。以上事实有被告提供的费用报销单予以证实。原告据以起诉的工资追讨函、报销受件凭证是利用股东身份及与公司的友好关系取得的签收，不具有任何效力。首先，签注已收函的是公司财务，不是公司法人或股东，不能代表公司。其次，该函是原告利用其股东身份、与公司的财务部员工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和友好关系诱导取得签名的，其利用抬头中“（财务部）”这一具有欺骗性的字眼，引导被告财务部的员工误以为事小签下收函，不能证明被告对函件内容的收悉或认可。再者，报销受件凭证仅能证明公司财务收到单据，不能证明公司认可单据的核准报销。关于原告提供的报销受件凭证，其中4张报销单出具时间为2015年6月至7月，原告时隔一年在2016年5月29日交公司，其行为再一次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与被告并没有劳动关系，否则不会有单据延期一年不报销；原告利用2015年7月前的在职报销凭证，引导财务人员签下所有单据。在退一步说，原告提交的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6月28日的4张单据除了当然与公司无关以外，更证明了原告在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原被告并没劳动关系。原告时隔25个月主张追讨欠薪，不符合常理。原告自称有长达25个月没有收到过工资，并在追讨函发出后长达一年多后才申请仲裁介入，显然不符合劳动者追偿工资的常理、常态，明显是解除劳动关系后处心积虑滥用诉讼时效和仲裁程序，恶意仲裁敲诈公司，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再者，原告在2015年7月离职前，长期担任被告公司执行董事，若真如其所言，在此后仍与公司有劳动关系，作为公司高管，怎么可能长达25个月没有主张或者实际支付工资，这显然不可能发生，是与事实相悖的。原告曾为公司股东，偶尔作为股东参与公司事务，与本案无关。2015年8月至2016年10月，原被告无劳动关系，无再上班，不是公司员工，是公司股东。原告提供的股权委托书是股东间的委托，委托的主要事项是办理原告自身的股权转让，是股东内部事务的委托，与劳动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用以证明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且与本案争议无关。原告主张其为被告公司监事，请求工资报酬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监事不是公司员工，股东代表担任公司监事，除非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另有约定，监事是不另计工资的。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由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的。关于监事的报酬事项，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应由股东会议决定。监事和职工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原告以其为被告公司的监事主张工资报酬，其主张没有提供任何股东会议决议予以支持，公司不追认，监事不计算工资。因此，原告是公司监事，不能用以证明其与公司的劳动关系没有解除，且与本案争议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7年1月入职被告处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原告上班不需要考勤。2010年3月10日至2016年10月30日，原告担任被告公司执行董事一职，在此期间被告公司员工工资的发放需要原告和陈星童签名才能发放；2016年10月30日起，原告担任被告公司监事一职。原告提交项目为2016年1月、2月承前物业物管费及水电分摊费的2016年2月1日《工作呈报表》及2016年3月8日《费用报销单》（二份均为复印件）显示由原告进行领导审批、被告的员工陈星童、会计李绮玲均有签署，金额为3750.70元。2016年5月29日，原告向被告的财务部发出追讨工资函，并将报销凭证7份（21925元）一并递交。当天由被告的会计李绮玲签收。原告所提交的报销单据（21925元），其中2015年7月4日“汽车保养、路桥费等”4520元和2015年7月16日“招待费”856元，合计5376元，经被告公司审批和会计审核。另外2015年7月15日“机动车交强险”1275元、2015年7月15日“机动车交强险”6913元、2016年5月28日“地下车位锁200把”2200元、2016年5月28日“办事、机场接待、公司有关人员接送”2555元、2016年6月28日“用车辆票据”2597元和2016年6月28日“招待费”1009元，共计16549元，未经被告公司审批和会计审核。原告提供一份2015年6月工资表，原告与陈星童的工资均为8000元，另2015年6月电话费交通费补贴1500元。审核为原告及陈星童。被告主张于7月份开始已取消该补贴。从被告所提供的2015年6、7月工资表中，审批人为原告及陈星童。而从2015年8月起对工资及其他费用支出，审批人为赵江宜。从被告所提供的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的工资表中，均没有原告及陈星童的工资支付情况，工资表记录多数为支付李绮玲及陈嫒的工资。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是被告单方制作的工资表。原告主张自2015年7月起至2017年7月，被告以资金紧张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工资、补助及报销费用。被告则主张双方已于2015年7月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时没有下发相关解除劳动合同文书，原告在离职时仍为被告股东，之后的事务都是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参与的，因为被告其他几位股东均在外地，所以法人授权原告以股东身份去处理股权转账事宜，但双方并不是劳动关系。2016年3月5日，原告因到银行办理相关业务，由被告向其出具《借款人收入证明》，内容：项孝堂目前在我单位担任执行董事职务，实际工作年限8年，固定月收入（税后）9500元，年收入11.4万元。原告提供一份于2016年6月7日的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笔录，在笔录中原告的职务为执行董事，主要内容为被告主动履行债务的计划。原告提供于2016年10月29日，被告的股东赵江宜委托原告对股权转让进行表决的委托书，但原告没有在受托人处签名。广东南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运营部长陈永成及碧水康桥水电部施工承包单位办公室负责人陈六华证明：原告从2015年以来一直在5号楼515办公。而被告主张其办公地点在碧水康桥7号楼首层，5号楼515单元在2014年之前曾作为被告的办公室之一，不能证明该单位在2015年至今仍是被告的办公室。被告提供陈星童于2018年4月3日出具的《证明》：本人在2009年1月在被告处工作，离职前作公司总经理职务。2015年6月，鉴于公司开发的位于清远市××号《碧水康桥花园》项目已竣工验收备案，且公司又没有再增加新项目，为节省公司经营成本于2015年6月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决定从2015年7月起不再发放项孝堂及本人的工资和所有福利补贴。且同意于201年7月口头解除本人及项孝堂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于2015年7月30日离职。原告对此《证明》不予认可，认为陈星童年与赵江宜是亲戚关系，存在利害关系。原告与被告因劳动争议问题发生纠纷，原告向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劳动报酬200000元；支付补助金37500元；支付报销费用21925元。2018年1月10日，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城劳人仲案字[2017]449号裁决：驳回原告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告不服清远市清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城劳人仲案字[2017]449号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该劳动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据本案的事实重新作出处理。原告与被告从2015年7月后是否尚存在劳动关系问题。本院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1、原告提供的《借款人收入证明》，被告出具证明时间是2016年3月5日。原告于2007年1月入职被告处工作，原告对证明中其实际工作年限8年并无异议。因而可推定，如被告向原告出具证明时（2016年3月5日），原告尚在被告处工作，原告的工作实际年限应为9年。现该证明确认原告的实际工作年限为8年，即为原告从2007年1月至2015年7月的时间。2、从被告提供工资表显示，从2015年8月后，被告就没有向原告支付工资，具体公司的审批也开始由赵江宜接手，被告的员工李绮玲及陈嫒尚每月领取工资。而原告主张被告以资金紧张，拒绝向其支付工资等费用。原告作为被告的股东及高管，在他人能够领取工资而自己没有领取工资的情况，长达25个月之久也不向被告及相关部门主张权利，让人难以信服。而从另一股东陈星童所证明，其及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7月口头解除劳动关系，不再领取工资及补贴，与被告提供的工资表的情况一致。虽然原告认为陈星童与赵江宜有利害关系，但无举证，本院不予采信。3、原告提供的《工作呈报表》及《费用报销单》为复印件，无法核实，且《费用报销单》的审批人为原告，与从2015年8月起审批权由赵江宜接手的事实不符。4、至于原告提供法院执行笔录，但其作为被告股东，也是当时任执行董事，其处理公司事务为职务行为，并不必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提出被告支付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的劳动报酬200000元及补助金375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被告支付报销费用21925元的请求。原告的此项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对原告此请求，本院不予处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项孝堂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项孝堂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少文二〇一八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朱雪云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情况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