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2民终65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魏瑞忠，男，汉族，1982年5月14日出生，住福建省龙海市。上诉人（一审原告）：郑琼芳，女，汉族，1986年3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龙海市。上述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志飞、王福金，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镇海**号。法定代理人：姜某，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少芳、刘燕棉，该院职员。上诉人魏瑞忠、郑琼芳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厦门第一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魏瑞忠、郑琼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一、《鉴定意见书》未作详细分析，却得出患者魏某死亡结果无法避免的结论，一审法院将《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鉴定意见书》认定厦门第一医院在魏某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反应中未及时停止化疗，对症支持等治疗中未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等过错。依常理可知，化疗及化疗出现骨髓抑制后的应对诊疗系整个治疗过程的重中之重。然《鉴定意见书》并未对厦门第一医院改正诊疗过错前后的后果进行分析，而是直接得出魏某死亡结果无法避免的结论，且对魏瑞忠、郑琼芳特别指出的培门冬酶注射液的用法规范亦只字未提，如此得出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难以令人信服。二、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的诊疗过程中，除《鉴定意见书》指出的过错外，还存在护理违规，导致魏某加重感染等过错。厦门第一医院原审提交的证据P24页2016年2月12日的“病程记录”中，魏某转入重症病房后，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护理要求为“无菌操作，避免感染”。然厦门第一医院未遵守诊疗规范，护士在对魏某进行输液时未佩戴口罩，让本就受化疗药毒副作用折磨的魏某感染加重，最终造成了其死亡，厦门第一医院存在严重过错。三、即使《鉴定意见书》的出具符合法律规定，认定厦门第一医院是否承担责任还应考虑过错程度等诸多因素，不能简单地“以鉴代审”。《鉴定意见书》记载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涉案诊疗过程的看法，其说明了关于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的诊疗过程中的过错、厦门第一医院的过错是否与魏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等。参与度鉴定意见固然重要，它体现着医学上就因果关系程度的判断，然侵权责任的斟酌和分配不仅考虑原因力大小，还受到过错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鉴定意见书》亦载明仅供参考，故认定侵权责任必须综合考量，不能简单地“以鉴代审”。原审法院未进行类案全面检索，在魏瑞忠、郑琼芳提供类似案件作为参考且其认定厦门第一医院存在违规医疗行为后，仍简单以《鉴定意见书》作为定案依据，系错误的。四、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诊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对魏某的死亡结果承担完全责任。魏瑞忠、郑琼芳诉请的赔偿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得到支持。如上所述，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诊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对魏某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魏瑞忠、郑琼芳提出的具体赔偿项目及依据如下：1.医疗费126603.34元。原审法院认定魏瑞忠、郑琼芳向福建金域医学检验所缴的检验费4820元，无法认定与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之间的关联性，故不予确认是错误的。魏瑞忠、郑琼芳向福建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缴交的检验费系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采取化疗、使用甲氨蝶呤等化疗药之前，要求魏瑞忠、郑琼芳向福建金域检验中心申请基因检测，以确定魏某是否适合使用甲氨蝶呤等化疗药物，该费用系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行为所要求，理应得到支持。2.护理费69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本案中，魏某住院期间，魏瑞忠、郑琼芳夫妻两人每天在厦门第一医院处进行护理。依据上述规定，护理费参照魏瑞忠、郑琼芳误工费的标准计算，因魏瑞忠、郑琼芳经营企业，故酌情减少为每天150元。魏某需护理时间为23天，计算后得出上述护理费金额。3.死亡赔偿金377700元。原审判决认定死亡赔偿金数额为351160元系错误的，魏瑞忠、郑琼芳在庭审中确认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为2016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85元/年*20年，即377700元，厦门第一医院对此无异议。4.精神抚慰金200,000元。魏某系魏瑞忠、郑琼芳仅有的一子，其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时，魏瑞忠、郑琼芳就十分着急，并下定决心，不论需要支付多少医疗费、不论要到哪里治疗，一定要治好他。然厦门第一医院的严重过错，让魏瑞忠、郑琼芳痛失爱子，该打击是终生存在的，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厦门第一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给魏瑞忠、郑琼芳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应当向魏瑞忠、郑琼芳支付上述精神抚慰金。5.丧葬费34608元。原审判决认定丧葬费为30366元系错误的，魏瑞忠、郑琼芳在原审庭审中确认丧葬费的计算方式为2016年厦门市社会平均工资5768元/月*6月，即34608元，厦门第一医院对此无异议。五、再退一步说，即使《鉴定意见书》的出具符合法律规定，可以作为定案依据，《鉴定意见书》认定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系造成魏某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除上述诊疗过错外，厦门第一医院还存在护理违规等过错，原审法院认定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死亡承担的赔偿责任仅为5%系错误的。厦门第一医院作为厦门市顶尖的医疗机构，面对的是广大生命健康安全正遭受病魔侵害的病人，而诊疗护理行为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全。《鉴定意见书》虽认定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系造成魏某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然厦门第一医院化疗出现骨髓抑制后未及时停止化疗，对症支持等治疗中未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及患儿送重症监护室之后，厦门第一医院仍出现违规护理行为，加重患儿感染。诊疗过程中的丝毫过错都可能导致患者失去生命，更何况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的诊疗过程中出现如此多的诊疗过错。故即使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只是导致魏某死亡的轻微因素，仍应认定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以引起厦门第一医院的重视，避免再出现对患者不负责任的诊疗行为。厦门第一医院厦门第一医院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公平合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理由：一、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5753号《鉴定意见书》明确写明：患儿自身疾病严重，化疗后骨髓抑制并发症重，临床治疗措施难以奏效，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系患儿化疗后多器官衰竭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综合认定厦门第一医院责任比例为5%是适当的。1.该鉴定意见是国家十大司法鉴定机构之一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医患双方意见，并进行医学分析后所出具，其公正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在鉴定意见出具后，魏瑞忠、郑琼芳在一审阶段并未提出鉴定人出庭申请及重新鉴定申请，也未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反驳该鉴定意见，且鉴定内容涉及专业的医疗知识，因此，该鉴定意见理应成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2.患儿死亡原因为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出现骨髓抑制，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鉴定意见书》第4页明确写明：“本例患者系年龄小，化疗治疗后的骨髓抑制、继发感染系化疗的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医方难以完全避免和预防，即便医方早期停止化疗、尽早抗真菌治疗，死亡后果亦难以避免，应认为患者自身疾病严重”。因此，患儿死亡原因是因自身疾病发展不可逆导致的，与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不具有关联性。二、厦门第一医院的诊断以及所采取的化疗方案等诊疗行为得到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5753号《鉴定意见书》的认可。魏瑞忠、郑琼芳对上诉状中所主张的护理人员未佩戴口罩以及使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应举证证明，然而魏瑞忠、郑琼芳至今为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首先，《鉴定意见书》肯定了厦门第一医院对患儿魏某诊断明确，对其化疗疗程的制定、化疗药物的选择及使用剂量符合诊疗常规。每次治疗实施前均向患方告知所行化疗方案，且化疗同时定期复查各项血指标、升白等治疗合理。其次，《鉴定意见书》肯定了厦门第一医院在患儿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感染等并发症后，采取停化疗、联合抗炎（泰能+万古）、对症支持等治疗合理。第三，魏瑞忠、郑琼芳所诉的护理人员未佩戴口罩纯属子虚乌有，至今为止没有对此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且厦门第一医院所采取的化疗方案已得到《鉴定意见书》的认可，而魏瑞忠、郑琼芳主张化疗中使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并未提供相应病历证据予以证明。三、根据权威诊疗规范“在化疗中出现骨髓抑制，不可轻易中止化疗”的观点，且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5753号《鉴定意见书》在提到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过失时所用的词语是“可考虑”而非“应当”，也就意味着即便当时未暂停化疗也不违反诊疗规范，仅是从更谨慎的角度可考虑暂停化疗。因此，鉴定意见综合认定厦门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是轻微过错已是充分考虑患方的利益。首先，根据《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疗建议》（第四次修订）的诊疗规范：“在每一化疗疗程中，一旦疗程未完成时出现白细胞水平低下，尤其是诱导过程中出现骨髓抑制时，不能轻易中止，…”。患儿出现中性粒细胞低，但无明显感染，给予升白细胞治疗后，给予三联鞘注化疗，并无医疗过错。因此，结合《鉴定意见书》的表述和诊疗指南规定，厦门第一医院在2月4日未暂停化疗，并无医疗过错。且在患儿2月7日出现发热，CRP升高，此时停止化疗。其次，关于《鉴定意见书》认为厦门第一医院未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的问题。结合病例记载，魏瑞忠、郑琼芳之子自2016年2月7日起骨髓抑制明显，化验CRP明显升高，2月9日出现发热，给予万古霉素联合泰能抗感染治疗等，因患儿无反复高热，初期无明确真菌感染依据，2月11日肺部CT检查提示双肺弥漫性实变后，厦门第一医院立即给予大扶康预防真菌感染、2月19日停用大扶康，换用米卡芬净抗真菌感染，从诊疗过程来看，厦门第一医院所采取的抗真菌治疗措施是积极的。四、一审法院对医疗费用的判决已是以维护魏瑞忠、郑琼芳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且对其他赔偿项目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首先，鉴于《鉴定意见书》认为厦门第一医院过错是在2月4日未暂停化疗和2月9日未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但对于之前的诊疗措施都是予以认可的。厦门第一医院在一审中主张应扣除2月4日之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而一审法院采纳魏瑞忠、郑琼芳主张的所有医疗费用包括外购费用，已是充分照顾了魏瑞忠、郑琼芳一方的利益。关于化验费用4820元，发生在1月22日患儿入院之时，是患儿因自身所患白血病需要做基因检测，而向福州金域医学检验所缴费，理应不由厦门第一医院承担。其次，关于护理费用，魏瑞忠、郑琼芳在一审期间并未举证证明护理人员的工作及收入情况，况且按照法律规定除非有鉴定机构的明确意见，否则护理人员只能按照一人计算，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司法惯例70元/天，一人护理的标准判决并无不当。第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http:?/??/?baike.baidu.com?/?view?/?438776.htm?)》第10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该考虑到侵权人的过错责任程度，本案经鉴定厦门第一医院属于轻微责任，且鉴定意见认为患儿死亡为自身疾病所致，因此，一审法院对精神抚慰金的判决并无不妥。魏瑞忠、郑琼芳一审请求判令厦门第一医院向魏瑞忠、郑琼芳赔偿损失715829.34元（其中医疗费126603.34元，含诊疗费102792.34元、外购药费18991元、检验费4820元；护理费2700元；死亡赔偿金35116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元；丧葬费30366元；办理丧葬实际支出5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魏瑞忠、郑琼芳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8月1日生育一子魏某。魏某曾就诊于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查血常规示：WBC3.83×102／L，N13.5%，L71.8%，HGB64g/L，PLT37×109／L。其余各项检查结果为：2016年1月16日的白细胞形态：异常淋巴细胞7％，未见幼稚细胞，腹部彩超：肝胆胰脾未见明显异常。2016年1月19日下肢平片（口头报告）：双膝关节骨质疏松、骨质破坏，左侧腓骨小头、双后踝病理性骨折，结合临床病史，考虑血液病性骨改变可能性大，骨转移瘤及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骨改变待排，建议进一步检查。魏某于2016年1月19日至厦门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主诉为行走障碍4月余，发现血常规异常4天。入院后于2016年1月20日行骨穿＋活检，2016年1月20日血液细胞报告示：血象、骨髓象提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L2）。2016年1月22日腰穿取脑脊液化验示：脑脊液中有核细胞＞5×106／L，提示脑膜白血病。予增加腰穿鞘注治疗（疗程8次），继续地米诱导。2016年1月25日患者外周血幼稚细胞低于1×109／L考虑地塞米松敏感，予家属告知同意后行VDLD化疗方案（地米、柔红霉素针、培门冬、长春地辛）。分别于2016年1月22日予阿糖胞苷0.035g，甲氨蝶呤12.5mg（鞘注）；2016年1月25日培门冬酶1.2ml（肌注）、长春地辛2.4mg，柔红霉素24mg（静滴）、培门冬酶1.3ml（肌注）；2016年1月26日阿糖胞苷0.035g．甲氨蝶呤12.5mg（鞘注）；2016年1月28日阿糖胞苷0．035g、甲氨蝶呤12.5mg（鞘注）；2016年2月1日阿糖胞苷0.035g，甲氨蝶呤12.5mg（鞘注），长春地辛2.4mg（静滴）；2016年2月4日阿糖胞苷0.035g，甲氨蝶呤12.5mg（鞘注）。2016年1月25日骨髓活检结果：非霍奇金B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因魏某淋巴瘤累及骨髓，第一疗程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续按B-NHL／白血病混合方案治疗。修正诊断：非霍奇金B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脑膜白血病。2016年2月8日予升白、接触隔离，泰能＋万古抗炎，输血浆200ml。2016年2月9日魏某发热，38.5℃，双侧颈部及腹股沟可及数个绿豆大小淋巴结，诉腹痛、排稀便，予对症支持治疗，魏某症状无改善。2016年2月11日肺CT示双肺弥漫性肺实变，实变范围广泛，面罩吸氧下经皮血氧饱和度85％之间，血气分析示I型呼衰，转PICU治疗，转科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支持。经治疗后魏某热退，血氧饱和度较前改善，胸片复查较前好转，2016年2月25日再次出现高热，血氧饱和度波动大，胸片复查示肺部感染加重进展，心率进行性下降至停搏。经抢救无效后，2016年2月27日魏某死亡。死亡原因：非霍奇金B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脑膜白血病；重症××并呼吸衰竭；重症呼吸窘迫综合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魏瑞忠、郑琼芳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厦门第一医院在魏某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如有过错则过错与魏某的死亡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法鉴中心［2016］鉴字第5753号）。载明：（一）死亡原因分析：魏某以“发现血常规异常”入院，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膜白血病、脑膜白血病”。经厦门第一医院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二）医院医疗行为评估：1、本例厦门第一医院依据魏某临床表现及血液学分析、基因分析、骨髓活检等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脑膜白血病成立，厦门第一医院予化疗指征明确，化疗方案符合规范，化疗前予魏某告知同意符合规范，化疗同时予定期复查血常规升白等治疗合理。但厦门第一医院2016年2月1日化疗治疗后，2016年2月2日血常规显示白细胞明显下降，同时，中性粒细胞数量＜500，厦门第一医院可考虑暂停化疗，待对症治疗后再行化疗。2、魏某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感染等并发症后，厦门第一医院予停化疗、联合抗炎（泰能＋万古）对症支持等治疗合理。但在魏某年龄小、中性粒细胞数量持续＜500、联合抗菌药物应用、合并感染情况下，厦门第一医院可考虑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三）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分析：1、本例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化疗出现骨髓抑制反应中未及时停化疗，对症支持等治疗中未早期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应认为厦门第一医院诊疗存在不足，2、本例魏某系年龄小，化疗治疗后的骨髓抑制、继发感染系化疗的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厦门第一医院难以完全避免和预防，即便厦门第一医院早期停止化疗尽早抗真菌等治疗，死亡后果亦难以避免，应认为魏某自身疾病严重。综上所述，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的诊疗过程存在不足，但魏某化疗后骨髓抑制并发症重，临床治疗措施难以奏效。综合医患双方因素，以认定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因素系魏某化疗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魏某自身疾病因素系其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较为适宜合理。鉴定意见：1、厦门第一医院在对魏某的诊疗过程存在不足，2、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因素系魏某化疗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审理中依法委托鉴定，该鉴定的主体资质合法、鉴定程序正当、鉴定结论的依据充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公正性，鉴定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根据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做鉴定结论：“1.厦门第一医院对刘志君的诊疗行为存在不足；2.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过错因素系魏某化疗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一审酌定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死亡承担5%的民事赔偿责任。关于魏瑞忠、郑琼芳主张的各项损失费用，一审作如下分析认定：1.医疗费。其中诊疗费用102792.34元有诊疗费发票在案为证，予以确认。外购药费18991元，因有发票及厦门第一医院开具临时医嘱单予以佐证，予以确认。另化验费用4820元，因该费用系针对魏某所患白血病所做基因检测向福州金域医学检验所缴费用，无法认定与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之间关联性，故不予确认。因此，医疗费用计为121783.34元。2.护理费。魏某住院天数为39天（即2016年1月19日至2016年2月27日），然而其自2016年2月11日起即转至PICU治疗，故其需护理天数计为23日，护理费计为：70元/日×1人×23天=1610元，魏瑞忠、郑琼芳诉讼请求中超出部分，不予确认。3.死亡赔偿金。厦门第一医院对于魏瑞忠、郑琼芳诉请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及金额无异议，予以确认。死亡赔偿金计为351160元。4.精神抚慰金。因厦门第一医院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致魏瑞忠、郑琼芳损害，已经给魏瑞忠、郑琼芳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上痛苦，结合考虑厦门第一医院的过错责任程度，对于魏瑞忠、郑琼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酌定在4000元范围内予以支持，魏瑞忠、郑琼芳超出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5.丧葬费。厦门第一医院对于魏瑞忠、郑琼芳诉请的丧葬费的计算方式及金额无异议，予以确认。丧葬费计为30366元。6.办理丧葬实际支出费用。本案中，因魏瑞忠、郑琼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办理丧葬事宜当中实际支出的相关费用，故对魏瑞忠、郑琼芳的该项请求，不予确认。综上，魏瑞忠、郑琼芳所主张的各项损失中，经审理可予确认的为：医疗费用121783.34元、护理费1610元、死亡赔偿金351160元、丧葬费30366元，以上合计504919.34元，厦门第一医院在5%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计为25245.97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元。魏瑞忠、郑琼芳诉求中超出部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厦门第一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魏瑞忠、郑琼芳各项损失29245.97元。二、驳回魏瑞忠、郑琼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就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双方争议的问题，涉及到医疗医学专业领域知识。因此，在本案的一审中，经魏瑞忠、郑琼芳申请，一审法院在征求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委托专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厦门第一医院在魏某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则过错与魏某的死亡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魏瑞忠、郑琼芳虽对西南政法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存在异议，但并没有申请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亦未申请重新鉴定。在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鉴定意见存在错误的情况下，《鉴定意见书》依法可成为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根据《鉴定意见书》意见，厦门第一医院虽然存在未及时停止化疗、未尽早应用抗真菌药物治疗的不足，但即使医方早期停止化疗、尽早抗真菌治疗，魏某的死亡后果亦难以避免，故魏某的死亡后果主要系其自身疾病所致。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厦门第一医院对魏某的死亡承担5%的民事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魏瑞忠、郑琼芳上诉主张厦门第一医院的护士在对魏某进行输液时未佩戴口罩，导致本就受化疗药毒副作用折磨的魏某感染加重而死亡，因未举证证明，故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赔偿的具体项目：魏瑞忠、郑琼芳上诉称本案死亡赔偿金应为377700元（按2016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85元/年*20年计算），丧葬费应为34608元（按2016年厦门市社会平均工资5768元/月*6月计算），对此厦门第一医院在二审庭审中表示对上述金额及计算方式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照准。关于医疗费。除一审法院确认的121783.34元外，魏瑞忠、郑琼芳还上诉主张检验费4820元，但该费用系在入住厦门第一医院之前在福州金域医学检验缴纳的，无法证明与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存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护理费。魏瑞忠、郑琼芳主张应按照其二人实际的误工费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工作及收入情况，一审按照厦门本市司法实践惯例，以每日70元计算误工费，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首先应考量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而本案中由于厦门第一医院的诊疗行为系魏某化疗后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后果的轻微因素。因此，一审法院对精神抚慰金酌定为4000元，并无明显不当。综上，本案医疗费用121783.34元、护理费1610元、死亡赔偿金377700元、丧葬费34608元，合计535701.34元，厦门第一医院在5%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共应赔偿魏瑞忠、郑琼芳30785.07元。此外，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3民初580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魏瑞忠、郑琼芳30785.07元；三、驳回魏瑞忠、郑琼芳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929元，由魏瑞忠、郑琼芳负担3760元，由厦门第一医院负担1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58元，由魏瑞忠、郑琼芳负担7520元，由厦门第一医院负担3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纪赐进审 判 员 庄伟平审 判 员 许向毅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李仁莹书 记 员 林少怀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