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5民终1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立，男，195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晓霞，女，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居琳，女，196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上诉人张立、郑晓霞因与被上诉人王居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2016）黔0521民初2728号民事判决。张立、郑晓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黔05民终109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7月12月26作出（2017）黔0521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张立、郑晓霞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立、郑晓霞起诉请求：判决被告返还位于大方县奢香路螺丝塘复烤厂宿舍一层102户67.51平方米的房屋给原告。事实和理由：涉案房屋系原大方县复烤厂（同为大方县烟草公司）宿舍，1999年，大方县复烤厂根据张立在单位的工龄，为单位所作的贡献，折价补差，将该房屋出卖给张立，张立向大方县复烤厂支付了9678.56元。当时，张立与郑晓霞已结婚多年，该房屋为张立和郑晓霞的夫妻共同财产。1999年2月，王居琳在郑晓霞没有签名同意的情况下与张立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签订协议后，王居琳没有向张立支付房屋转让价款，且自1999年起占用居住该房屋至今。被告在租赁原告家房屋时，原告郑晓霞发现被告将租赁写成转让，就问被告是不是要买原告家的房屋，被告说不买，写成转让只是为了控制房屋长期租用。被告丈夫当时给原告家5000.00元，并说按每年500.00元租金支付给原告家，到时多退少补。2002年原告家也没有出卖房屋给被告。现在二原告要求被告归还该房屋，被告认为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拒绝退还，因此而发生纠纷，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被告王居琳辩称：王居琳与张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王居琳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张立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履行合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王居琳与张立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且王居琳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房屋价款，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张立却一直未协助王居琳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张立应当协助王居琳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王居琳向张立购买诉争房屋后，张立已将诉争房屋的产权原件交付给王居琳，但张立一直未履行协助王居琳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法定义务，严重损害了王居琳的合法权益。二、本案诉争房屋所有权证上仅为张立一人，即使该房屋系张立与郑晓霞的夫妻共同财产，张立对该房屋也属有权处分。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二原告夫妻关系一直良好，基于对夫妻特定关系的理解，王居琳认为张立具有代理权限，且双方诉争房屋的所有权证上产权人仅为张立一人，王居琳有理由相信张立对该房屋有处分权，并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其次，王居琳从1999年购买该房后，一直居住管理至今，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郑晓霞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向王居琳主张过权利，其行为已经默认了买卖房屋的存在，其自称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张立处分涉案房屋属有权处分，合法有效，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如实履行自己的义务。三、二原告诉称王居琳与张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在郑晓霞没有签名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以及王居琳没有向张立支付房屋转让价款均不属实。1999年2月26日、2002年12月20日，王居琳与张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时，郑晓霞均在场，其对房屋买卖的情况是知晓的。协议签订后，王居琳即于1999年2月26日向张立支付了房屋转让装修费5000元。2002年12月30日，王居琳又向张立支付了房屋转让款9678.56元。至此，王居琳已经完全履行了购买房屋支付价款的义务，郑晓霞自1999年起就未在诉争房屋内居住，从未向王居琳主张过权利。原、被告从未签订过《房屋租赁协议》，原告提交虚假证据，应依法予以罚款或拘留。综上，王居琳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向张立交付房屋转让装修费和房屋转让款的义务，而二原告却一直未履行协助被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义务，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张立于1997年12月30日购买了位于大方镇奢香路螺丝塘大方烟叶复烤厂三栋一层102号房改房一套，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审批表上的建筑面积为63.51平方米，1998年4月2日，张立交纳了该套房屋的购房款9678.56元。1999年2月26日，张立与王居琳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张立将上述房屋转让给王居琳，转让价格为复烤厂出售给张立的房价9678.56元，王居琳另行补偿张立房屋装修费用5000.00元。由于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审批表上明确涉案房屋在付清房款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故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用复写纸复写，分为两份，一份落款时间为1999年2月26日，一份落款时间为涉案房屋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时间即2002年12月30日。王居琳于1999年2月26日支付给张立约定的房屋转让装修费5000.00元，于2002年12月30日支付给张立约定的房屋转让款9678.56元，张立均出具了收据。2000年6月9日，涉案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张立，该证由王居琳持有。2000年7月3日，涉案房屋准许进入同级房地产交易市场。 原审认为：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以及张立出具的两张收据的内容充分证明张立与王居琳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张立、郑晓霞称王居琳提供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系伪造，根据张立、郑晓霞在诉状中“王居琳在郑晓霞没有签名同意的情况下与张立就该房屋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的陈述及原告郑晓霞在庭审中多次强调当时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是为了方便王居琳长期控制涉案房屋租用的陈述，可以认定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张立、郑晓霞为证明张立与王居琳就涉案房屋成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提交了《房屋租借协议》和情况说明，但《房屋租借协议》经鉴定为“系将不同印刷纸张上部分拼接粘贴形成”，情况说明也明显有剪接拼凑的痕迹，该两份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应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张立、郑晓霞提出张立与王居琳就涉案房屋成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与《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涉案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张立、郑晓霞诉称涉案房屋协议的签订未经郑晓霞同意的意见，鉴于郑晓霞在庭审中多次表示签订协议时其在场，其也知道双方签订的是《房屋转让协议》，加之涉案房屋从1999年开始就由王居琳家实际管理、使用至今，郑晓霞均未提出异议，张立与郑晓霞于2006年离婚时，调解书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郑晓霞也未提出异议，说明郑晓霞对张立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居琳的事实是知情并且认可的，郑晓霞主张其不知情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王居琳提供的两张收据充分证明王居琳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房屋转让款，对张立、郑晓霞主张王居琳没有向张立支付房屋价款的意见不予采纳。本案中，张立与王居琳签订协议后，王居琳依照协议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张立将涉案房屋实际交付给王居琳管理、使用至今，并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相关手续交付与王居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张立、郑晓霞请求王居琳返还涉案房屋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张立、郑晓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鉴定费1200.00元，共计1300.00元，由原告张立、郑晓霞负担。 宣判后，张立、郑晓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郑晓霞与张立的婚姻状态不清。重审判决认定1999年2月26日，张立与王居琳“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张立将上述房屋转让给王居琳”，但却回避郑晓霞与张立当时还是夫妻关系的事实。实际上，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在房屋转让协议签订时是夫妻关系，涉案房屋是二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重审判决故意回避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为下一步认定张立有权处置夫妻共同财产确定了立足点。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应当包含郑晓霞的“真实意思表示”不清。重审判决认为：“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与《房屋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重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实只是张立与王居琳的意思表示，而不包含郑晓霞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中郑晓霞作为财产共有人，应认定是否系夫妻双方与房屋买受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是夫妻中的单方面与房屋买受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法院以夫妻中的其中一方与房屋买受人的所谓真实意思为由，便判定这种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便是对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权益的漠视和损害。尤其上诉人作为一个女人，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保护的，重审判决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是对上诉人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视而不见，是公然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三、王居琳是否有理由相信张立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自己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了“表见代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是“表见代理”在婚姻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但在本案中，张立的“表见代理”是无效的。首先，张立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没有与郑晓霞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其次，王居琳没有理由相信张立与其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对此，王居琳辩称“本案二原告夫妻关系一直良好，基于对夫妻特定关系的理解，被告王居琳认为张立具有代理权限”。郑晓霞与张立都已经闹到离婚的地步了，夫妻关系肯定不是“一直良好”，既然夫妻关系并非“一直良好”，王居琳便没有理由相信张立的表示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换句话说，就是王居琳与张立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更非“合法有效”。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大宗财产，对于上诉人这种普通百姓来说，就是一生最大的财富，事关生存大计，如果任由夫妻中的任何一方以“表见代理”的方式进行处置，对于对另一方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另一方陷入生存困境。四、《房屋租借协议》被认定“拼接粘贴形成”是否必然导致该协议和“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不清。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证明张立与王居琳就涉案房屋成立的是租赁合同关系提交了《房屋租借协议》和情况说明，《房屋租借协议》经鉴定为系将不同印刷纸张上部分拼接粘贴形成，情况说明也明显有剪接拼凑的痕迹，该两份证据均不具有真实性。对于《房屋租借协议》，上诉人仍然坚持最初的意见，即该协议之所以出现粘贴情况，是因为年长月久，保管不善，导致该协议的纸张在几十年的老房子内因潮湿而烂成几张，上诉人为了保存该协议而进行了粘贴。最为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只是认为《房屋租借协议》复写件系将不同印刷纸张上的部分拼接粘贴形成，并未认定该协议上“王居琳”的签名为假。王居琳本人虽然认为该协议系拼接而成，属于伪造证据，但也没有否认该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也就是说王居琳在该协议上的签名是真实的，故而结合王居琳在该协议上的签名及落款日期等，是可以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的。既然王居琳在该协议上的签名不假，那么王居琳和张立还有另外一份各自为“甲方”和“乙方”的其他协议吗，至少在目前没有。那么，重审判决怎么就能认定该协议不具有真实性呢？与此同时，既然《房屋租借协议》所谓“拼接粘贴形成”的结论都要经过司法鉴定而得出，情况说明“剪接拼凑的痕迹”的结论肯定也必须经过司法鉴定才能得出。五、《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是否真真实有效不清。重审判决认为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以及张立出具的两张收据的内容充分证明了张立与王居琳就涉案房屋成立的是房屋买卖关系，但王居琳提供的《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以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首先，协议签订的时间存在矛盾。重审判决认定，1999年2月26日上述协议就已签订，却因房改出售公有住房审批表上明确涉案房屋在付清房款五年方可依法进入市场，故《协议》用复写纸复写为四份，两份落款为1999年2月26日，两份落款为涉案房屋可以进入市场交易的时间即2002年12月30日。其实，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既然协议都是1999年2月26日签订，落款时间均为1999年2月26日并不影响交易。但由于《协议》不真实，才出现这种四份协议落款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其次，涉案房屋进入市场的时间存在矛盾。如前所述，涉案房屋明确要在付清房款五年方可依法进入市场，张立是1998年4月2日交纳涉案房屋购房款9678.56元的，也就是该房屋必须在2003年4月2日后方可进入市场，然而却在2000年7月3日该房就获准进入同级房地产交易市场，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三，该房《房屋所有权证》获取的过程存在矛盾。原审认定1999年2月26日张立与王居琳就已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为何在2000年6月9日涉案房屋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不直接办理给王居琳，还要将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张立，《房屋所有权证》却又由王居琳持有。尽管可以解释为因为该房将近一个月后的2000年7月3日才获准进入市场，为何不等到2000年7月3日后再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而提前到2000年6月6日办理？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如果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前述办理、交易过程中又是“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撇开郑晓霞不谈，张立有什么理由不协助王居琳办理涉案房屋的登记过户手续？这一切只能说明，王居琳提供的《房屋转让协议》和《房屋转让补充协议》并非真实有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郑晓霞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居琳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无异。 本院认为：1.关于郑晓霞与张立的婚姻关系问题。重审判决并未否认张立与王居琳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时，张立与郑晓霞系夫妻关系的事实。且重审判决系根据郑晓霞知晓张立与王居琳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及《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且未提出异议、涉案房屋于1999年交付王居琳管理使用后十多年郑晓霞也从未提出异议、郑晓霞提供经鉴定为拼接粘贴形成的《房屋租借协议》及明显具有剪接拼凑痕迹的“情况说明”主张与王居琳之间系租借关系、张立与郑晓霞于2006年离婚时已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等事实，认定郑晓霞对张立出售涉案房屋给王居琳的事实知情并认可，据此判决驳回张立、郑晓霞的诉讼请求。张立、郑晓霞主张原审以故意回避双方夫妻关系的方式认定张立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并据此作出判决系故意歪曲事实，不予采纳。 2.关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王居琳是否有理由相信张立转让涉案房屋系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问题。张立与王居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固然仅是张立与王居琳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如前所述，原审之所以认为王居琳有权受让涉案房屋而判决驳回张立、郑晓霞的诉讼请求，系因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时，郑晓霞均在场且未提出异议，王居琳支付对价后，管理使用涉案房屋十多年，郑晓霞也未提出异议，且提供虚假证据用以主张与王居琳之间系租赁关系，张立与郑晓霞于2006年离婚时也明确双方无共同财产等事实，认定郑晓霞对张立出卖涉案房屋给王居琳的事实知情并认可，而并非将张立一方的真实意思认定为夫妻双方真实意思并据此作出判决。同理，基于上述事实，王居琳自然有理由相信张立转让涉案房屋系张立与郑晓霞双方的真实意思。因此，郑晓霞主张原审以张立一方真实意思认定为夫妻双方真实意思作出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王居琳无理由相信张立转让涉案房屋系张立与郑晓霞双方真实意思的理由不成立。妇女及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固然应予保护，但同时，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妇女及弱势群也均应诚实守信、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不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3.原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针对上诉人郑晓霞原审提交的《房屋租借协议》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对《房屋租借协议》鉴定意见为：“系将不同印刷纸张上部分拼接粘贴形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该鉴定结论系有资质的鉴定部门作出，郑晓霞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张立、郑晓霞主张《房屋租借协议》系因潮湿而烂成几张，因而进行粘贴，但如确因潮湿烂成几张而进行粘贴，仍应属同一纸张，而鉴定意见已明确《房屋租借协议》系将不同印刷纸张上部分拼接粘贴，与张立、郑晓霞主张的事实明显不符，原审认定《房屋租借协议》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情况说明》系郑晓霞自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认定并非一定需要通过鉴定的方式进行，而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进行判断。原审认定《情况说明》客观上明显系剪接拼凑，认定其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原审认定《房屋租借协议》和《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4.原审2016年11月11日庭审中，郑晓霞不认可《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上张立的签字系张立本人所签，原审据此询问其是否申请鉴定，郑晓霞却明确告知“不申请”。2017年9月25日，郑晓霞提出《房屋转让协议》系伪造要求鉴定，但又于2017年10月11日自愿撤回鉴定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张立、郑晓霞应对其主张的《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不具有真实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拒绝申请鉴定，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张立、郑晓霞关于《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补充协议》是否真实有效事实不清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立、郑晓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孝春 审 判 员 王 云 审 判 员 罗 珣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胡伟科 书 记 员 高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