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民终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1，女，195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樊喜，系姚某1丈夫，男，1950年7月20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利民，湖北东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2，男，195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系姚某2妻子，女，1957年2月3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3，系姚某2女儿，女，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姚某2、代某、姚某3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忠，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4，女，194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系姚某2女婿，男，198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姚某1因与上诉人姚某2、代某、姚某3、被上诉人姚某4、赵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的（2017）鄂0606民初4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樊喜、张利民，上诉人姚某2、代某、姚某3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忠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姚某4、赵某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总结。姚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姚某1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中三分之二的份额即911173元。因房屋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已被姚某2、代某、姚某3领取，故姚某2、代某、姚某3应给付姚某1征收补偿款911173元（一审法院只判了683380元，少判了227793元）。一、二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继承之诉不妥，本案应为侵权之诉。一审法院遗漏了姚某1提供的重要证据，即2012年2月29日姚某4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父母于2005年及2012年相继因病去世，关于名下的住宅产权本人自愿不参与继承，并同意过户给老二（妹）姚某1和老三（弟）姚某2名下至永远。该份证明在庭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对真实性无异议。根据继承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姚某4在父母去世后明确表明放弃继承的基础上，姚某1与姚某2协商一致对房屋产权、处置和使用分配权进行约定。不是姚某4书面放弃、姚某1和姚某2达成分配协议，姚某1也不会投资建房，更不会有后来的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既然姚某4已放弃了继承，姚某1和姚某2达成了建房及分房协议，从而就已经确定了涉案被征收房屋的产权。本案不是继承纠纷，因为遗产早已进行了处分、分配。二、姚某4已放弃继承，在本案中就应不应具有合法诉讼主体。姚某2、代某、姚某3上诉请求：改判姚某1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姚某2、代某、姚某3各人在所领取补偿金额的范围内给付。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姚某1继承50%遗产，姚某2、姚某4各继承25%遗产无法律依据。1.本案诉争位于菜越社区的3三层楼房属于姚万山、徐秀英的遗产，那么没有遗嘱继承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在各继承人之间分配遗产。在未出现法定的多分、少分遗产的情形时，各遗产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份额应当均等。2.一审认定本案诉争房屋是姚某1出资所建无事实依据。1992年初始建造房屋时，姚某2与父母共同出资22000元左右建造的一栋二层小楼，其中的费用一部分是父亲姚万山的拆迁相关费用，还有一部分是姚某2夫妇的工资收入。虽然2012年10月28日给出具了姚某1出资73000元的证明，但该证明与姚某1当庭举证的建房出资数额相差一倍，足以证明姚某2是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出具的。《产权分配协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所涉房屋为姚某1出资所建的依据。理由是协议没有姚某1一方签字，协议内容与姚某1所举证据相矛盾，故《产权分配协议》、《证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所涉房屋为姚某1所建的依据。3.即便房屋是姚某1出资所建，仅在姚某1与姚万山、徐秀英之间形成债的关系，姚某1并不当然的享有物权。二、一审判决姚某2、代某、姚某3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共同给付姚某1683380元错误。姚某2、代某、姚某3应当各自领取补偿款的数额内承担各自的责任，加上本案是继承纠纷，代某、姚某3并不是姚万山、徐秀英二位老人的法定继承人，领取房屋补偿款虽然无法律依据，但属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所解决的范围。针对姚某1的上诉请求，姚某2、代某、姚某3辩称，一、原审以继承纠纷审理本案并无不妥。首先，姚某1诉讼请求第一项是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征收补偿款三分之二的份额，并诉求分割征收补偿款。据此说明姚某1本人对其是否是三分之二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人并不确定。侵权之诉的权利人首先要有合法、具体的权利，才谈的上是否被侵权。其次，姚某4于2012年2月29日出具证明不能证明其本人放弃了遗产继承。一审法院也是基于姚某4这种摇摆不定的行为，才按法定继承原则处理遗产。最后，姚某4没有将继承遗产部分过户给姚某1，姚某1不当然享有姚某4继承的遗产份额，姚某4在本案中仍然具有主体资格。二、姚某1与姚某2达成的建房及分房协议，上诉状中已进行陈述，该协议未成立不能确定遗产的归属。钍对姚某2、代某、姚某3的上诉请求，姚某1辩称，一、本案不是继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责任纠纷，不应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来进行分配财产。1.根据《继承法》规定，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所留下的其生前的财产。在首次建房时，父亲姚万山和姚某1于1992年9月18日达成家事协议，证明房屋建设总投资由父母及姚某1两家各负一半，房屋建好后产权也各有一半。所以本案诉争房屋只有一半属于父母财产，在父母去世后，当时的房屋也只有一层，所以这一层的房屋中只有二分之一属于遗产（即58.18平方米÷2＝29.09平方米）。2.姚某4在父母去世后因自身家庭原因曾两次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姚某1和姚某2达成了《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对诉争的房屋产权已经进行了十分清晰的处理，没有任何争议。二、关于建房的事实及出资问题，姚某2所提的理由与事实严重不符。1.从父母申请宅基地、办理相关建房手续是姚某1的丈夫王樊喜在操心，父亲姚万山给王樊喜出具委托建房证明，住建局、土地局、房管局、规划局等部门批准文件都在姚某1手中。2.从签订的家事协议以及购买原材料过程和清单等一系列证据来看，可以印证姚某1出资。3.姚某4已书面放弃继承，姚某2没有建房的资本和能力，在姚某2多年多次的游说下，姚某1为了姚家的面子才同意单独出资对房屋再次进行大规模的修建。三、假设本案是继承纠纷，姚某2、代某、姚某3的上诉理由仍然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从对被征收房屋的贡献来看，姚某1应当分绝大部分，要地皮、跑手续、出钱、出力等都是王樊喜在积极行动，姚某4、姚某2没有贡献何来分配？2.姚某1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大包大揽了老人生前事和身后事，对于姚某2一家，也是慷慨解囊，做了太多的事。四、姚某2一家有虐待、遗弃等一系列伤害母亲的行为。姚某2经济贫困，每天只给老人吃两餐冷饭。五、一审法院判令姚某2、代某、姚某3支付征收补偿款是正确的。本案属于典型的侵权纠纷，因为冒领征收补偿款属于共同侵权，应当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六、应当树立对诚实守信予以保护，对编造虚假事实，欺骗政府套取国家巨额钱款行为给予严厉惩戒。姚某4辩称，不再要求参加继承，也不再帮姚某2要财产了。赵某未提交答辩意见。姚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确认姚某1享有姚某2、代某、姚某3所签的位于樊城区菜××社区××组房屋的征收征收补偿款三分之二的份额；依法分割樊城区菜越社区姚某2、代某、姚某3所签的位于樊城区菜××社区××组房屋的征收征收补偿款；依法判令姚某2、代某、姚某3共同返还姚某1应得部分的征收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10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姚某2、代某、姚某3承担。事实和理由：姚某1之父姚万山与姚某1之母徐秀英共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姚某4、姚某1、姚某2。因姚某1父母住房困难，1992年秋由姚某1出资为父母在襄阳樊城区菜越社区三组冯营巷建造私房一座，土地局于1994年10月12日颁发襄樊国用（94）字第330801071国有土地使用证，襄阳房产管理局2003年颁发襄樊市房权证樊城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原告出资进行了扩建。姚万山2005年元月去世，徐秀英2012年2月去世，姚某1一家对父母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2012年8月，姚某1独资对上述房屋重新进行了较大扩建。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纠纷，姚某1与姚某2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了《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根据该协议，姚某1享有上述房屋第一层、第三层的所有权，第二层的所有权归姚某2所有。2017年3月，姚某2隐瞒事实，向菜越社区拆迁指挥部出具虚假承诺，私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全部征收征收补偿款1360000元被姚某2、代某、姚某3瓜分。2017年6月姚某1知上述情况，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姚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992年盖的房子每人继承1/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万山与徐秀英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生前共育有三子女，长幼依次为：姚某4、姚某1、姚某2。代某为姚某2之妻，姚某3为姚某2、代某之女，赵某为姚某3之夫。2005年腊月初三姚万山去世，2012年2月初六徐秀英去世。姚万山房权证樊城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姚万山在樊城区菜越居委会有私有房产，1幢1层，建筑面积58.18㎡，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襄樊国用（94）字第330801071号，土地使用面积65.7㎡。2017年3月4日，姚某2、代某、姚某3分别就上述房屋与襄阳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一份《襄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姚某2货币补偿总额为697361元，代某货币补偿总额为199307元，姚某3货币补偿总额为470092元，合计1366760元。2017年6月20日，姚某2、代某、姚某3三人领取了上述补偿款。2012年10月28日，姚某2给姚某1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二姐姚某1新建、增改、装修菜越的私有房产共出资总计柒万叁仟元。”2013年2月28日，姚某1、姚某2签订了一份《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主要内容：“襄阳二桥头菜越社区冯营巷有姚万山名下实为姚某1独资自建私房房产一套，共计三层，砖混结构，此房于1992年秋建设，并于2002年和2012年8月前后二次扩建成三层，为理清今后此房的产权关系，姐姐姚某1同弟弟姚某2经充分协商，特达成如下分房协议：1、姐姐姚某1自愿将此自建房产的第二层送给弟弟姚某2使用，此房第二层的产权，所有权和分配处置权均为姚某2永久所有。2、此房除第二层以外的所有产权、所有权、处置和使用分配权都归姐姐姚某1所有（即第一层、第三层）”。2013年7月，姚某4给姚某2签名证明两份，证明诉争房屋为姚某2独资建设，产权归姚某2所有。2013年10月12日，姚某4给姚某1签名证明：姚万山、徐秀英丧葬费先由姚某1出，后与姚某4平分承担，姚某2收礼钱，办丧事未出钱。菜越私房建造情况。姚某1为徐秀英办理了低保，水电费由姚某1支付。姚某2经常找姚某1借钱等。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如下评析：一、关于本案诉争房屋是谁建造问题。姚某1认为诉争房屋是自己独资建造，姚某2、代某认为1992年房屋是自己与父母出资建造，之后改、扩建是出资自己建造。姚某4给姚某1、姚某2双方均签署了证明。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10月28日姚某2给姚某1出具的《证明》，2013年2月28日姚某2与姚某1签订的《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均认可诉争房屋为姚某1建造。结合姚某1提供的建房合同书、建筑材料票据、建房手续、及姚万山、徐秀英1992年时已年满70岁，及姚某1、姚某2双方经济条件，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新建、改、扩建为姚某1。二、关于诉争房屋产权。因为诉争房屋为不动产，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虽然姚某1能够证明诉争房屋为自己建设，但因该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均登记在姚万山名下，故一审法院仍认定诉争房屋为姚万山、徐秀英所有。三、关于姚某2、代某认为姚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问题。姚某2、代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姚某1未履行赡养姚万山、徐秀英。相反，姚某1提供大量证据证明自己为徐秀英申办了低保、交纳水电费、为姚万山、徐秀英购买墓地、办理丧事。故一审法院对姚某2、代某认为姚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的观点不予支持。四、关于遗产范围及分配问题。如前所阐述，位于襄阳樊城区菜越社区姚万山名下的房产（本案诉争房屋）为姚万山、徐秀英财产，姚万山、徐秀英去世后，该房屋属于姚万山、徐秀英遗产，2017年3月该房屋因棚户区改造被征收，该房屋征收的各项补偿款1366760元即成了姚万山、徐秀英遗产。姚某2、代某、姚某3并非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无权因该房屋被征收而取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姚某2、代某、姚某3私自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及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行为侵害了其他继承人利益。姚某1、姚某22013年2月28日签订的《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虽然能证明该房屋为姚某1建造，但不能以此而确认房屋的产权，且该协议侵害了其他继承人利益，一审法院不应也不会按此协议分割姚万山、徐秀英遗产。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房屋产权在姚万山名下、房屋为姚某1建造事实，酌定姚某1继承1366760元的二分之一，即683380元，姚某4继承1366760元中的四分之一，即341690元，姚某2继承1366760元的四分之一，即341690元。因该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姚某2、代某、姚某3领取，故姚某1继承的683380元，姚某4继承的341690元，由姚某2、代某、姚某3负责给付。赵某既未签订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也未领取房屋征收补偿款，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赵某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襄阳樊城区菜越社区姚万山、徐秀英房屋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姚某1继承50%份额，即683380元，姚某4、姚某2每人继承25%份额，即341690元；二、因房屋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已被姚某2、代某、姚某3领取，故姚某2、代某、姚某3给付姚某1继承款683380元，给付姚某4继承款341690元；三、驳回原告姚某1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支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案件受理费17040元，姚某1负担8520元，姚某4负担4260元，姚某2负担426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2月29日，姚某4出具证明，主要内容：父母于2005年及2012年相继因病去世，关于名下的住宅产权本人愿不参与继承，并同意过户给老二（妹）姚某1和老三（弟）姚某2名下，至永远。2016年4月13日，姚某4再次出具证明：“本人姚某4自愿放弃姚万山房屋遗产，并转赠弟弟姚某2所有。特此声明。”因姚某4未参加二审诉讼，2018年4月10日，本院向姚某4询问时姚某4明确表示放弃要求继承遗产的请求，对其于2012年2月29日、2016年4月13日出具自愿放弃继承房屋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再查明，2017年3月4日，姚某2、代某、姚某1分别与襄阳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襄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约定支付房屋征收及其他各项货币补偿金额分别为697361元、199307元、470092元，合计1366760元。具体明细如下：一、姚某2合同项下补偿金额697361元。1.住宅房（100平方米）补偿520920元；2.分时限段签约奖励78138元；3.搬家补助费1000元；4.装饰装修补偿24363元；5.搬迁时限奖励7000元；6.前15个工作日签约奖励10000元；7.装饰装修奖励50000元；8.物业服务费奖励5040元；9.其他补偿（二相电表、水表、有线电视）900元。二、代某合同项下补偿金额199307元。1.住宅房（30.66平方米）补偿159714元；2.分时限段签约奖励23957元；3.搬家补助费306元；4.装饰装修奖15330元。三、姚某3合同项下补偿金额470092元。1.住宅房（64.22平方米）补偿321517；2.分时限段签约奖励48227元；3.搬家补助费642元；4.装饰装修补偿43056元；5.附属物补偿900元；6.搬迁时限奖励7000元；7.前15个工作日签约奖励10000元；8.装饰装修奖励32110元；9.物业服务费奖励5040元；10.其他补偿1600元。本院认为，二审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本案属于继承之诉还是侵权之诉。二、姚某4是否应当分得遗产？三、本案诉争遗产应当如何分配。四、姚某2、代某、姚某3应向姚某1给付多少征收补偿款？对此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本案属于继承之诉还是侵权之诉。虽然在父母去世后，姚某1和姚某2签订《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但因另一位法定继承人姚某4未参加该协议签订，现因对分配协议有异议而要求参加诉讼，故本案在确定遗产继承人范围前提下才能进行遗产分配，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继承纠纷正确。姚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姚某4是否应当分得遗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姚某4在父母去世后两次书面承诺做出放弃继承本案诉争房产相应份额的意思表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对姚某4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遗产处理前或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翻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本案中，姚某4要求参与继承，以帮弟弟姚某2要一份财产为由对上述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予确认，在出具书面放弃继承承诺不存在胁迫等情况下，姚某4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故本院对姚某4要求继承上述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姚某4在二审期间亦向本院承诺放弃继承遗产，故本案中姚某4不应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项。一审法院因姚某4诉讼中要求继承，将其作为继承人并参与遗产分配，但未审查其翻悔理由是否成立，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姚某1的此项上诉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三、本案诉争遗产应当如何分配。本案诉争房屋产权原属于姚万山、徐秀英所有，姚万山、徐秀英去世后房屋属于二人遗产，由法定继承人继承。因姚某4已放弃继承，本案诉争房屋的继承人为姚某1和姚某2。2013年2月28日，姚某1和姚某2签订《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前，姚某1和姚某2在房屋筹建、改造、出资、分配等方面已经产生较大分歧，双方在父母去世后就争议问题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虽然姚某1没有在协议上签名，但姚某1持有该协议且认可协议内容，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协议。依照该协议约定，姚某1和姚某2在继承开始后，对房屋出资、扩建和产权分配进行了约定，双方已就遗产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该约定对姚某1和姚某2均具有约束力，应当按此协议内容执行。姚某1、姚某2不能举证本案存在丧失继承权的法定情形下，依照协议约定姚某1应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第一、三层的产权，姚某2享有第二层的产权。本案诉争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没有将三层房屋各层逐一析出，故无法确定各层征收补偿款的数额，对姚某1主张确定其享有房屋征收补偿款三分之二的份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房屋征收补偿款具体分配问题。现诉争房屋已经被拆迁，姚某2、代某、姚某1系诉争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签约代表，其三人合同项下征收补偿利益应归于继承人姚某1和姚某2。征收补偿各项费用中，搬家补助费、搬迁时限奖励、附属物补偿、其他补偿等共计19348元，属于确因拆迁而搬迁的实际支出费用和损失，应当由房屋实际搬迁人姚某2所有，其他补偿费用1366760元－19348元＝1347412元由姚某1、姚某2按照《菜越社区私房产权分配协议》约定进行分配，即姚某1应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1347412元的三分之二份额即898274.67元，姚某2应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1347412元三分之一份额即449137.33元。综上，姚某1应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898274.67元，姚某2应分得房屋征收补偿款468485.33元。四、姚某2、代某、姚某3应向姚某1返还多少征收补偿款？姚某2、代某、姚某3作为签约代表，三人已实际收到全部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超出姚某2应得房屋征收补偿款468485.33元的部分应当返还给姚某1。因姚某3不属于本案继承人，其所得补偿款470092元应当返还给姚某1。姚某2在本案应享有房屋征收补偿款468485.33元，属于姚某2、代某夫妻共同财产。姚某2、代某所得补偿款896668元，扣除应得补偿款468485.33元后，应当共同返还姚某1428182.67元。姚某3上诉认为一审判决三人共同承担全部还款责任不当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姚某1、姚某2、代某、姚某3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4495号民事判决；二、被继承人姚万山、徐秀项遗产原位于襄阳市樊城区菜越社区房屋，由姚某1、姚某2继承，姚某1享有66.67%份额，姚某2享有33.33%份额；三、上述判决第二项的房屋征收补偿款1366760元，姚某1应分得898274.67元，姚某2应分得468485.33元；四、姚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姚某1征收补偿款470092元，姚某2、代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共同返还姚某1征收补偿款428182.67元；五、驳回姚某1的其它诉讼请求；六、驳回姚某4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40元，由姚某1负担3440元、姚某2、代某、姚某3负担13600元；姚某1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716元，由姚某1负担716元，姚某2、代某、姚某3负担4000元；姚某2、代某、姚某3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7040元，由姚某1负担8520元，姚某2、代某、姚某3负担85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玉学审判员  徐正道审判员  王佼莉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袁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