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209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市斯奥格汽车光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静海县静海镇王家楼村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566129997N。法定代表人：范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波，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车掌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进二路美兰商务中心8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80759XF。法定代表人：王春玉。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权，广东冠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远远，广东冠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松，男，汉族，1989年8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上诉人天津市斯奥格汽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奥格公司）与上诉人深圳市车掌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掌柜公司）、郭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4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斯奥格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车掌柜公司、郭松返还斯奥格公司预付款50万元；2、案件二审受理费由车掌柜公司、郭松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主要事实未查清：斯奥格公司交付车掌柜公司、郭松50万元预付款而不是45万元。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于2014年11月30日签署代理合同，约定由斯奥格公司代理经销车掌柜公司生产的“汽车智能掌控系统”产品，合作期限为2014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31日，斯奥格公司先向车掌柜公司支付预付款50万元。合同签署后，斯奥格公司依约向车掌柜公司支付50万元预付款，第一笔5万元为现金支付，剩余45万元为银行转账，原审法院只认定银行转账的45万元，而对于现金交付的5万元没有认定，属于事实没有查清。原审法院认定斯奥格公司未交付5万元给车掌柜公司。斯奥格公司对上述认定持否定态度，首先，范伟和李某不是夫妻关系，范伟和姜某系夫妻关系，李某是公司的员工。当初合同是姜某代表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商谈的，其作为证人已经出庭作证，在商谈的当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因姜某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金，因此，在深圳某银行柜台取现金49900元，再加上身上的100元，凑足了5万元给车掌柜公司，由于双方彼此当时很是信任，就没有开具收据，同样，后来的45万元，车掌柜公司也未开具收据。姜某取款和向车掌柜公司交款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合同约定50万元预付款，后来银行转账45万元，在加上5万元的现金，正好契合50万元预付款，该取款、交款、转款与合同的内容50万元预付款完全相符，足以认定斯奥格公司已经向车掌柜公司交付50万元预付款的事实。并且，在本案原审庭审的当天，斯奥格公司和车掌柜公司有两个紧密相关的案件先后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首先审理的是车掌柜公司诉斯奥格公司确认该“合同”无效的第一个案件，庭审中车掌柜公司的代理人当庭已经承认收到斯奥格公司的50万元预付款，斯奥格公司的代理人也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当庭陈述该事实并向主审法官申请核实该事实，但是，从判决的事实查明来看，本案原审并未核实该事实，并且在判决书中也未提及该事实，因此，造成原审法院未能查清斯奥格公司已经交付车掌柜公司全部预付款50万元的事实。针对斯奥格公司的上诉请求，车掌柜公司辩称，2014年11月30日车掌柜公司、斯奥格公司双方就代理销售汽车用品事宜签订了期限一年（至2015年12月1日）的协议后，仅于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9日，分别收到了案外人李某支付的10万元、案外人姜某支付的35万元，合计45万元，并通过物流向斯奥格公司发送了120718元的货物，且斯奥格公司均已签收。针对斯奥格公司的上诉请求，郭松辩称，郭松不应对车掌柜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2014年10月30日，车掌柜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赵冠斌出资35万元，占股权比例的35%，孙同波出资30万元，占股权比例的30%，郭松出资35万元，占股权比例的35%，至2014年11月30日，涉案协议的签订之日，2014年12月1日、2014年12月9日的收款之日，此股权结构没有变更。2015年8月20日车掌柜公司的股权由郭松一人占100%，至2017年9月11日变更为梁渠军出资51万元，占股权比例的51%、王春玉出资49万元，占股权比例的49%，至庭审日，此股权结构没有变更。本案协议的签订、履行以及判决的作出之日，车掌柜公司均不是由郭松一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故郭松不应对车掌柜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判项第二项；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保全费）由斯奥格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郭松作为车掌柜公司的唯一股东错误，基本事实如下：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车掌柜公司登记成立于2014年7月29日，原有股东两人,分别为郭松、赵冠斌，2014年10月30日，车掌柜公司股东变更为三人，分别为郭松、赵冠斌、孙同波，2015年8月20曰，车掌柜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郭松。2、2014年11月30日，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合作期限为2014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1日，2014年12月1日，斯奥格公司委托案外人李某向车掌柜公司支付10万元，2014年12月9日，斯奥格公司委托案外人姜某向车掌柜公司支付35万元。因此可知，在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签订合同和支付款项的时间皆发生在2014年11月、12月，在该债务发生期间，车掌柜公司为非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在本案中，原审法院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二、原审法院证据采纳存在错误。1、车掌柜公司通过公司出库单的形式将货物出库交付，在出库单中的发货需求原因和需求单位名称中皆有注明天津省代等字样，而斯奥格公司则与车掌柜公司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2、车掌柜公司在将货物交付给物流托运后，有寄件人留存的快递底单。根据常理可知，寄件人留存的快递底单不会有收件人的签字。收件人签字只会在快递公司的底单上签字签收。针对郭松的上诉请求，斯奥格公司辩称，斯奥格公司在原审起诉的时候以及代理销售合同存续期间，郭松都是车掌柜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郭松不能举证证明公司的财产和其个人财产相互独立的情况下，郭松与车掌柜公司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即使其在2017年9月11日将公司又变更成股东为二人的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能免除其承担连带责任，因为股东变更是在损害斯奥格公司的债权利益后，不能因为股权变更就免除郭松承担连带责任，郭松理应与车掌柜公司一起对斯奥格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针对郭松的上诉请求，车掌柜公司未发表具体答辩意见。车掌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判项，对本案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保全费）由斯奥格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依法撤销判决判项第一项，在原审过程中，车掌柜公司主张曾通过物流的方式交付价值120718元的货物。原审法院认为“车掌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系单方面制作的，并未经车掌柜公司确认，且快递单亦没有签收记录予以佐证”，原审法院在证据采信的过程中存在问题，理由如下：1、车掌柜公司通过公司出库单的形式将货物出库交付，在出库单中的发货需求原因和需求单位名称中皆有注明天津省代等字样，而斯奥格公司则与车掌柜公司签订了《代理销售合同》。2、车掌柜公司在将货物交付给物流托运后，有寄件人留存的快递底单。根据生活常理可知，寄件人留存的快递底单不会有收件人的签字。收件人签字只会在快递公司的底单上签字签收。3、车掌柜公司与斯奥格公司签订的是代理销售合同，在实际的履行过程中，斯奥格公司支付给车掌柜公司的费用，为斯奥格公司代理车掌柜公司的代理费用。在原审过程中法院将其认定为货款，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针对车掌柜公司的上诉请求，斯奥格公司辩称，原审认定车掌柜公司未向斯奥格公司提供货物，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其上诉请求。车掌柜公司提供的出库单据有多种类型并且与快递公司的快递证明不相符合，因此车掌柜公司并未向斯奥格公司提供其所述的产品，并且天津是直辖市而不是天津省，车掌柜公司在其提供的证据上部分写的是天津省代，因此其提供的这些货物是真是假以及向谁发货无从考证，更不能证明是向斯奥格公司发送货物。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是预付款即货款，而车掌柜公司说是代理费用，是缺乏基本诚信的行为。针对车掌柜公司的上诉请求，郭松未发表具体答辩意见。斯奥格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斯奥格公司、车掌柜公司之间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2判令车掌柜公司返还斯奥格公司预付款50万元；3、判令郭松对车掌柜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由车掌柜公司、郭松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30日，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合同》一份。双方约定，斯奥格公司为车掌柜公司的代理商，合同有效期为2014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1日止，协议到期前一个月斯奥格公司须向车掌柜公司明示是否续约；根据市级代理条件，斯奥格公司需支付总金额50万元，其中，签订合同当日，斯奥格公司应支付预付货款15万元，合约生效起7日内，斯奥格公司应支付剩余预付货款35万元；斯奥格公司在车掌柜公司授权的区域范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双方交易方式为款到发货，斯奥格公司以转账、汇票作为货款支付方式，斯奥格公司以书面形式给车掌柜公司报进货计划，车掌柜公司核实每项产品是否充足后，由车掌柜公司下定单，斯奥格公司将订单金额全额汇入车掌柜公司指定账户，经车掌柜公司核实货款到账后，按订单品项、数量及时发货。协议签订后，斯奥格公司委托案外人李某于2014年12月1日向车掌柜公司支付10万元，斯奥格公司委托案外人姜某于2014年12月9日向车掌柜公司支付35万元。车掌柜公司于2016年8月9日诉至法院，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字第18463号，在该案中，车掌柜公司诉请判令确认双方于2014年12月30日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无效。法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判令驳回车掌柜公司的诉讼请求。车掌柜公司因不服该民事判决而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7）粤03民终5426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车掌柜公司登记成立于2014年7月29日，其原有股东两人，分别为郭松（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0%）、赵冠斌（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0%）。2014年10月30日，车掌柜公司股东变更为三人，分别为郭松（出资额35万元，出资比例35%）、赵冠斌（出资额35万元，出资比例35%）、孙同波（出资额30万元，出资比例30%）。2015年8月20日，车掌柜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为被告郭松，法定代表人为郭松。原审法院认为，斯奥格公司与车掌柜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关于斯奥格公司诉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4年11月30日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由于该合同的履行期限为2014年11月30日至2015年12月1日，现双方均已确认自2015年12月2日以后该合同并未续签，亦未继续实际履行，案涉合同已终止，无需解除。斯奥格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斯奥格公司诉求判令车掌柜公司返还预付款50万元。斯奥格公司主张，签订合同时由案外人姜某向车掌柜公司支付现金5万元，此后，委托案外人姜某、李某共向车掌柜公司转账支付45万元，但车掌柜公司并未向其供应货物，故上述款项应予以返还。斯奥格公司申请证人李某、姜某出庭作证，并提供转账记录以证明其主张。车掌柜公司仅确认其收到转账款45万元，并主张，其已向斯奥格公司供应价值120,718元的货物。车掌柜公司提供出货单、快递单及手机短信记录以证明其主张。斯奥格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其确认曾收到两件样品。斯奥格公司提供的取款记录显示，2014年11月30日，案外人范伟的个人账户曾取款49,900元，范伟虽系本案另一证人李某的配偶，但斯奥格公司提供的取款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斯奥格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曾于2014年11月30日向车掌柜公司交付现金5万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协议签订后，斯奥格公司向车掌柜公司支付预付货款45万元。车掌柜公司收到预付款后，应依据订单向斯奥格公司发货，现斯奥格公司主张其未曾下单，而车掌柜公司主张，其曾通过物流的方式交付价值120,718元的货物，但其提供的出库单系单方面制作的，并未经车掌柜公司确认，且快递单亦没有签收记录予以佐证，车掌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协议签订后，车掌柜公司并未实际向斯奥格公司供应货物。故斯奥格公司诉求车掌柜公司返还预付款45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斯奥格公司诉求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斯奥格公司诉求郭松对车掌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松主张，其并未实际收到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并要求新的答辩及举证期，法院于2016年7月7日向车掌柜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寄送诉讼材料，其中，向车掌柜公司送达诉讼材料的邮件由“刘菁君（前台）”签收，向郭松送达诉讼材料的邮件由“郭松（本人）”签收。郭松曾于2016年7月19日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由于其已超过法院给予的7天答辩期提起上述申请，原审法院口头通知其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足以证明郭松在2016年7月19日前已知悉本案诉讼情况，故其关于至庭审时一直未收到诉讼材料并要求答辩及举证期的主张，不予采信。郭松作为车掌柜公司的唯一股东，其在经营车掌柜公司的过程中应保证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现其无法举证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独立，故应对车掌柜公司对斯奥格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车掌柜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斯奥格公司预付款45万元；二、郭松对车掌柜公司对斯奥格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斯奥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元、保全费3,020元，共计7,420元，由车掌柜公司、郭松承担，斯奥格公司多缴的4,400元予以退还。本院二审期间，斯奥格公司提交了一份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旨在说明郭松在历次的股东变更之后之前都是车掌柜公司的执行董事或总经理，在2017年9月11日股东变更之后郭松仍是该公司的总经理。车掌柜公司、郭松一致认为该份企业基础信用报告不应作为证据直接使用，仅能用于审判的参考，该报告也说明在案涉代理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判决的作出之日，车掌柜公司确实并非郭松一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郭松提交了两份商事登记簿查询单、一份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旨在说明车掌柜公司的股权结构的变更情况及2017年9月11日后郭松不再是车掌柜公司股东。斯奥格公司对上述三份查询单表示认可，但认为查询单不能证明郭松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另查明，2017年9月11日车掌柜公司的股权结构由郭松占股100%变更为梁渠军占股51%，王春玉占股49%。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斯奥格公司是否向车掌柜公司以现金方式交付了5万元预付款；二、郭松是否应对车掌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车掌柜公司是否有向斯奥格公司供应货物。对此，本院评判如下：关于焦点问题一，斯奥格公司主张已经交付5万元现金，但是仅提供了案外人的取款记录，并未举证证明斯奥格公司将该5万元现金交付与车掌柜公司的事实，该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由斯奥格公司承担，故原审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二，虽然2015年8月20日之前车掌柜公司股东并非仅有郭松一人，但是2015年8月20日至2017年9月11日期间，车掌柜公司在该期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郭松为唯一股东，车掌柜公司的唯一股东郭松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原审法院认定郭松应当对车掌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问题三，车掌柜公司主张其已向斯奥格公司供应价值120718元的货物，但是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出库单系单方面制作的，并未经斯奥格公司确认，且快递单亦没有签收记录予以佐证，车掌柜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法院认定车掌柜公司并未实际向斯奥格公司供应货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斯奥格公司、车掌柜公司、郭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天津市斯奥格汽车光电有限公司负担；805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车掌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郭松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范 志 勇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严冬（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