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72民初1848号原告：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MAERSKLINEA/S）。住所地：丹麦·哥本哈根1098埃斯普兰那登50号。法定代表人：斯坦斯霍尔姆（STAUSHOLM），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尚涛，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曹放，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186号福星城市花园4栋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78153876H。法定代表人：曹志伟，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秦筱，湖北森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燕萍，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湖北耀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湖北省随州市烈山大道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3006676660624。法定代表人：徐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蔡丽娟，女，汉族，1983年3月24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告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公司）因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订舱代理合同纠纷，于2017年9月18日向本院起诉被告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本院依法通知湖北耀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星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3月12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马士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尚涛、被告上港集团委托代理人秦筱、赵燕萍，第三人耀星公司委托代理人蔡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调解不成功，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士基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上港集团承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以下简称滞箱费）共计人民币（以下若无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2848400元；2、判令被告上港集团承担货物出口操作服务费、起运港文件费和起运港码头操作服务费等共计40410元；3、判令被告上港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被告上港集团根据双方签订的《订舱代理协议》向原告马士基公司申请订舱，委托原告马士基公司将37个40英尺高柜从武汉港运往巴基斯坦卡拉奇卡西姆港，预定船期为2016年11月30日。原告马士基公司接受订舱，并分批次放箱，由托运人/用箱人提箱装货。随后，被告上港集团要求停止装船、暂停发货并变更船期，直到2017年4月10日，涉案货物才依据被告上港集团的指令，最终装船驶离武汉。滞港期间，涉案37个集装箱一直被占用，累计产生滞箱费共计2848400元；另外产生货物出口操作服务费、起运港文件费和起运港码头操作服务费共计40410元。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被告上港集团作为订舱代理，有义务从相关第三方处收取已经产生的滞箱费及其他起运港费用，之后转付给原告马士基公司。被告上港集团没有收取此费用，则最终应当由被告上港集团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承担支付责任。被告上港集团辩称：一、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滞箱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上港集团作为代理人，不应承担任何费用，行为后果应当由委托人来承担。即使产生滞箱费，也不应由被告上港集团承担。二、涉案提单已经明示了发货人为第三人耀星公司，原告马士基公司可以根据运输合同关系，直接向耀星公司主张滞箱费，被告上港集团已向法院申请追加耀星公司为被告。三、被告上港集团已尽代理职责，完成相关订舱、报关等代理义务，没有任何过错和过失，不应承担相关损失赔偿责任。四、涉案订舱代理协议约定的由被告上港集团承担支付责任条款，系加重被告上港集团责任，与法律规定相悖的无效格式条款。根据订舱代理协议关于佣金的约定，被告上港集团未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收取任何佣金，要求承担滞箱费属于权利义务不对等，违反法律规定。五、原告马士基公司对造成本案所涉滞箱费的事实有直接责任，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依法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1、本案贸易条款为FOB条款，同时，涉案收货人的代理人直接与原告马士基公司达成货物运输合同，故原告马士基公司有义务将收货人的相关变动情形及时通知被告上港集团及发货人。2、被告上港集团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马士基公司在2016年11月中旬，即货物提箱装货之前就知晓收货人无法按时收货情形，但未尽告知义务，更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比如要求停止装箱，或掏箱，应自行承担责任。六、原告马士基公司起诉滞箱费计算标准和方式有误。被告上港集团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马士基公司已明示该批集装箱的免费期为14天，诉请的滞箱费标准远远超出法律规定。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不应得到法律支持。七、原告马士基公司系国外公司，其委托授权等系列法律文件是否得到相关认证，请法庭审查。八、原告马士基公司、被告上港集团订舱代理协议中约定了仲裁条款，依法不应属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第三人耀星公司述称：一、涉案货物的交货方式为FOB，涉案货物由[AUTOWORLD(KOLAODEVELOPING)CO，LTD，买方，以下简称韩老集团]的代理（GLOVIACO.LTD,以下简称GLOVIA公司）办理订舱出货，并负责派船接运货物，GLOVIA公司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确认涉案货物后，将订舱协议约号提供给被告上港集团；合同签订后，被告上港集团将耀星公司的备货信息传递给原告马士基公司放柜。在此期间，因韩老集团所在的巴基斯坦进口关税政策临时调整，需要申报许可证，导致涉案货物无法按原定期限发货，故GLOVIA公司于2016年11月中旬就直接通知原告马士基公司暂停发货，耀星公司也将韩老集团要求暂停发货的指令通过被告上港集团传递给原告马士基公司。可见，原告马士基公司在货物装箱前就知道韩老集团要求暂停发货的指令，在此情形下仍放箱装货是导致本案滞箱费产生的直接原因。原告马士基公司称系根据被告上港集团指令装船、暂停发货并变更船期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滞箱费是买方韩老集团所在国进口关税政策临时调整导致，属意外不可抗力事件。但是，原告马士基公司不按收货人代理的指令停止放箱装货，是过错方，且未尽到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因此产生的全部滞箱费应自行承担。并且，原告马士基公司在明知涉案货物将长期不能发货的情况下，未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滞箱时间延长，导致滞箱费不断增大，于2017年3月底突然发送天价滞箱费的账单，这是故意谋求滞箱费收入，应该自行承担。三、第三人耀星公司严格履行发货义务及FOB条款关于运输义务的要求，只是运输事项的传递者，提单上载明的运费到付，该FOB条款也证明耀星公司只是供货商，不负责运输事宜。因此，涉案滞箱费与耀星公司无关。四、原告马士基公司诉请的滞箱费标准由单方制定，起算时间和计算金额均有误，远高于同类市场标准，且不符合实际损失，是自行规定想当然的天价标准。GLOVIA公司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签订运输合同考虑批量货物装箱周期，申请免费用箱期，原告马士基公司也确认了14天免费期（自2016年11月28日至2016年12月11日），但是诉请中的免费期限仅计算了7天，与约定不符。原告马士基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证据1，2016年订舱代理协议及翻译件，2017年订舱代理协议及翻译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订舱代理合同关系。依据该协议中订舱代理的义务条款，被告上港集团应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支付出口滞箱费、出口操作服务费、起运港文件费和起运港码头操作服务费等费用。被告上港集团认为：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订舱代理协议属格式条款，约定由被告上港集团承担滞箱费是无效的单方格式条款。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耀星公司没有参与签订该订舱协议，不清楚。证据2，订舱确认单，订舱修改单，证明被告上港集团向原告马士基公司申请订舱后修改此票货物订舱，将出发船期由2016年11月30日变更为2017年4月10日。被告上港集团认为：对此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涉案货物贸易方式是FOB，耀星公司是代表国外公司传递信息，买方负责订舱。证据3，涉案记名提单，证明涉案集装箱货物已实际出运。被告上港集团认为：对此证据的“三性”无异议。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该提单真实，耀星公司只是涉案货物的供货商，收货人是韩老公司。证据4，武汉港码头出具的集装箱在港期间证明，证明涉案集装箱滞留在起运港多日，直到2017年4月10日才重箱装船出运。被告上港集团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批集装箱滞港责任应当由原告马士基公司自己承担。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时间是正确的，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滞箱费产生的原因不是耀星公司造成，而是买方造成。证据5，原告马士基公司网站上公布的滞箱费收费标准及计算表格，证明涉案滞箱费的费率标准，共计产生滞箱费2848400元。被告上港集团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这是原告马士基公司单方公示条款，双方未达成任何支付的合意。且该标准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耀星公司不清楚此内容。证据6，原告马士基公司向被告上港集团出具的商业发票，涉案货物运输费用明细截屏，证明涉案货物产生出口操作服务费、起运港文件费和起运港码头操作服务费等共计40410元。被告上港集团认为：“三性”无异议。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耀星公司不清楚此内容。本院认证意见：被告上港集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耀星公司对没有直接参与的证据没有发表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上港集团对涉案主要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在判决说理部分进行分析评判。被告上港集团为支持其反驳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订舱代理协议，证明原告马士基公司、被告上港集团之间订舱代理关系，该协议中第4款系加重被告上港集团责任的单方格式条款，为无效条款。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该份证据的“三性”确认，但证明目的不认可，这并不是多次使用的格式合同，滞箱费条款是双方协商后加上去的，在协议原件里区别很明确（滞箱费条款是浅色的，其他条款是加深加粗）。除了佣金条款是给予对方权利以外，该协议另一个好处是被告上港集团有权在武汉地区集中向原告马士基公司订舱，因此很多货主和货运代理人都会找到被告上港集团，从而获得商业上利益。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不清楚协议内容。证据2，出口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耀星公司的订舱委托书、报关单、发票、装箱单、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被告上港集团系其货运代理人，按照耀星公司要求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该份证据的“三性”不认可。这是托运人耀星公司与被告上港集团之间单据往来，或者与海关方面单据往来，原告马士基公司无法核实。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耀星公司只是供货商，根据买方提供的信息，将要求传递给被告上港集团。证据3，涉案提单，证明耀星公司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系运输合同关系，原告马士基公司应该直接向耀星公司主张涉案诉请。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对该份证据的“三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马士基公司可以选择通过运输合同关系进行救济，也可以选择订舱代理协议向被告上港集团主张权利。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耀星公司只是供货商，不是真正的托运人，真正的托运人是国外收货人（买方）。证据4，2017年5月4日声明，送达《声明》邮件，证明被告上港集团只是订舱代理，与集装箱超期费用无关。原告马士基公司事实上已经放货，该行为证明已免除被告上港集团向第三方收取滞箱费责任。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声明内容为单方陈述，并非真实情况，被告上港集团代表托运人向原告马士基公司订舱，在目的港扣货建议无法实现，未考虑到目的港国家对行使留置权的法律规定和风险。从邮件内容上看，原告马士基公司员工多次催促被告上港集团出运货物，不出运则安排退还空箱，并主张滞箱费。证据5，2016年12月13日、12月20日，2017年4月5日等时间的邮件及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12日的聊天记录（邮件主要内容是收货人的代理GLOVIA公司早在2016年11月17日就通知原告马士基公司涉案货物不能放箱装运，对涉案货物已装箱事实表示不理解）。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12日的聊天记录，证明原告马士基公司非常清楚滞箱费应该向收货人或发货人收取，及收货人不能按期收货的事由，但未采取措施，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与境外机构的邮件往来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从邮件内容上看，均为境外机构自述，不能作为推卸责任的依据，聊天记录无法识别来源。证据6，2012年5月28日（2011）青海法海商初字第85号判决书，证明原告马士基公司诉请的集装箱计算标准过高，且违法。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上述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涉案订舱代理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被告上港集团应按照出口滞箱费费率标准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支付费用，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第三人耀星公司认为：对证据4至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三人耀星公司为支持述称的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耀星公司与韩老集团签订的买卖合同，证明双方约定FOB交货方式，耀星公司负责在2016年11月30日前交货，韩老集团负责货物运输。证据2，韩老集团发给其代理GLOVIA公司并抄送给耀星公司的邮件，证明此票货物的运输由韩老集团的代理GLOVIA公司负责，由GLOVIA公司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直接沟通确认运输事宜。证据3，GLOVIA公司发给原告马士基公司的邮件，证明该公司再次要求原告马士基公司停止放箱装货，明确告知2017年1月底前无出货计划，重申该票货物为FOB到付，并要求原告马士基公司自行承担因不听指令继续放箱（装货）所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证据4，韩老集团最终申请的进口许可证，证明韩老集团的代理GLOVIA公司要求原告马士基公司变更发货时间是因为客观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证据5，码头实际堆存费证明，证明原告马士基公司曾口头告知被告上港集团费用明细构成含12万多元码头堆存费，而码头实际堆存费为62000多元，是滞箱费的一部分。原告马士基公司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三性”无法确认；证据2是电子邮件，补办公证书的公证程序和内容不符合公证规范，可能是人为伪造的公证书，故“三性”不确认（书面质证意见）；证据3同证据2质证意见；证据4是境外形成的文件，“三性”不确认，证据5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费用是码头向耀星公司收取的费用，而本案是原告马士基公司向被告上港集团主张订舱方面的费用，而耀星公司举证的是保管堆存费用，与本案无关。被告上港集团的质证意见：对耀星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认证意见：被告上港集团提供的订舱代理协议和提单与原告马士基公司提供的协议和提单等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被告上港集团与耀星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及订舱文件中，作为当事方的耀星公司没有异议，尽管原告马士基公司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故本院予以认定。原告马士基公司提供的提单上注明了运费到付、FOB交付方式和贸易合同号，这与被告上港集团及耀星公司提供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一致的。被告上港集团提供的证据6是法律文书，可作为本案裁判的参考。除非是孤立证据对案件结果有重大影响外，证据是否办理公证、认证及公证的形式是管理性规范，而非证据效力性规范，证据形式有无证明力还取决于有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信赖程度，而不能绝对化。本案中，被告上港集团提供的电子邮件从本公司网站上下载，并非在境外形成，且与耀星公司已经办理公证的邮件内容一致或者与其他证据印证。原告马士基公司认可的部分邮件也可以印证此事实，认为耀星公司伪造公证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被告上港集团和耀星公司提供的相关邮件予以认定。本院查明：2016年1月、2017年1月，原告马士基公司与被告上港集团签订《订舱代理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上港集团为原告马士基公司的代理订舱，协议有效期是分别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此后可续签此协议。其中约定被告上港集团的责任包括，有义务从相关第三方处收取约定的和/或可适用的运费及其他与订舱有关的费用，之后将该费用转付原告马士基公司。未能收取此运费或其他费用的，最终将由被告上港集团负责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支付；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费、出口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文件费等。该协议对被告上港集团的佣金标准约定，从武汉、宜昌、荆州（沙市）、九江、南昌出口的货物，及对于运往西非和拉丁美洲、东非、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CIF/CNF(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成本和运费)。2016年，每20’/40’/40’hc/45’分别为10/20/20/20美元；2017年，每20’/40’/40’hc/45’分别为5/10/10/10美元。对于装运到上述国家以外地区交易的成本、保险费和运费没有佣金。本案订舱业务中，被告上港集团没有向原告马士基公司收取佣金。2016年3月1日，被告上港集团与耀星公司签订《出口货物运输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被告上港集团代理其出口货物报关和订舱。2016年11月10日，耀星公司向被告上港集团出具《订舱委托书》，要求预订2016年11月30日的驳船，还提供了报关单、商业发票（2017年4月8日）和包装单（2017年4月8日）等出口货物单据。2016年11月17日，被告上港集团根据耀星公司的委托，向原告马士基公司订舱，订舱单注明的托运人为耀星公司，交接方式CY/CY，出发港武汉阳逻，到达港巴基斯坦卡西姆港，预计出发日期2016年11月30日，预计到达日期2016年12月9日。此后，被告上港集团向原告马士基公司发出订舱修改单，将预计出发日期改为2017年4月10日，预计到达日期改为同年4月18日。2017年4月5日，原告马士基公司向涉案货物收货人韩老集团的代理GLOVIA公司发送邮件，并通知被告上港集团，涉案货物（提单号95858886）大约39个集装箱中34个已经装箱，另外5个今天开始装箱，预计离开武汉的时间为4月7日或4月10日。有两个委托事项需要确认：1、你们通知过收货人有关堆存费和滞箱费吗，谁支付，若双方都拒付此费用，原告马士基公司将扣留提单；2、如果堆存费和滞箱费问题不解决，原告马士基公司将不能给予优惠折扣。2017年4月11日，被告上港集团对涉案货物向武汉海关申请报关。4月13日，原告马士基公司的代理代其签发了涉案提单。该提单注明装船日期为2017年4月10日，托运人耀星公司，船名“江海星号”（JIANGHAIXINHAO），装港FOB武汉，合同号YXDW2016-004，卸港巴基斯坦卡拉奇，货物为37个集装箱的汽车总成及配件，运费到付。2016年6月5日，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涉案37个集装箱中31个于2016年11月28日装箱，3个2017年2月24日装箱，3个2017年4月7日装箱，都在2017年4月10日装船。另查明：2016年10月17日、18日、11月10日，原告马士基公司与被告上港集团负责涉案集装箱业务的员工在交流过程中认可原告马士基公司是与GLOVIA公司谈的价格，耀星公司与韩老集团之间的贸易方式为FOB价格条款。原告马士基公司还向被告上港集团提供了涉案贸易合同的约号、提单号和要求订舱个数，同意14天集装箱免费期。2016年10月25日，第三人耀星公司（卖方）与韩老集团（买方）通过形式发票（PROFORMAINVOICE）方式签订买卖合同,编号：YXDW2016-004。该合同约定韩老集团从耀星公司购买汽车配件，交货方式为FOB，最终目的地巴基斯坦卡拉奇，发货前电汇支付100%，发货时间为确认该合同后一个月，总费用946086美元（含港口固定费19610美元）。10月26日，韩老集团通过其代理GLOVIA公司与耀星公司确认涉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为巴基斯坦卡拉奇，要求组织船公司订舱。2016年12月13日，GLOVIA公司通知原告马士基公司。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直到现在仍未收到收货人的指示要求发货，不明白从2016年11月17就不能发货，为何托运人在2016年11月发货。同年12月20日，GLOVIA公司通知原告马士基公司，并抄送耀星公司，自11月中旬已明确告知原告马士基公司，不允许放箱，但不理解为什么放箱（装货）了，甚至允许在港口装箱，请与发货人讨论所有费用，本公司不接受收货人承担费用，直到2017年1月此货没有出运计划。2016年12月26日，GLOVIA公司通知原告马士基公司，并抄送耀星公司。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这批货物将不会有任何额外费用，除非正常FOB到付货。如果收货人已同意发货，并指令停止发运已装箱货物，收货人肯定会承担额外费用。我公司通知你司停止发货装箱，但原告马士基公司仍放柜给发货人装柜，故本公司和收货人不能接受任何额外费用。2017年4月19日，武汉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减免堆存费的证明。该证明的主要内容是，被告上港集团代理耀星公司汽车配件货物，于2016年11月28日提箱完成31*40GP装箱及2017年2月24日提箱完成3*40GP装箱，于2017年4月10日正式开船，货柜在阳逻港一期分别堆存4个月和1个月，共产生码头堆存费62960元。考虑到因收货人国家政策临时变更特殊情况及我司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的特殊关系，减免此次码头堆存费。2017年5月3日，被告上港集团在收到原告马士基公司关于支付滞箱费的要求时，通过邮件方式发送声明。该声明的主要内容是，涉案货物预计5月6日到达卡拉奇，再次重申涉案货物为FOB到付货物，到付的合同约号和联系出货都是贵司负责，我司只做订舱代理，协助耀星公司配载此票货物上船，所以在武汉码头产生的滞箱费与我司无关，恳请贵司在货物到达目的港时扣押此批货物解决滞箱费问题。若贵司不扣货，导致滞箱费收不回来的责任我司完全不承担。同时查明：原告马士基公司称，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出口集装箱滞箱费征收标准从2014年4月1日更新为，40’高箱7天内免费，8-15天200元/天/箱，16-20天500元/天/箱，21天以上750元/天/箱。2016年11月29日公布从2017年1月1日起，出口滞箱费从提取空箱日（包括当日）开始计算，至重箱装船日结束（包括当日）。原告马士基公司据此认为被告上港集团应承担滞箱费2848400元。此外，原告马士基公司认为被告上港集团应支付出口操作服务费3700元，起运港文件费450元，起运港码头操作服务费36260元，共计40140元，还开具了相关商业发票。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订舱代理合同纠纷。原告马士基公司注册在国外，故本案为涉外案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外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庭审中，各当事人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国法，故本案裁判的准据法为中国法。第一，原告马士基公司作为跨国大型航运企业的公共承运人，依规直接接受任何一方订舱是日常经营业务范围和应尽社会义务。被告上港集团虽然与原告马士基公司签订过《订舱代理协议》，该协议的目的是帮助原告马士基公司对外揽货订舱，并非凡是被告上港集团任何时候向其订舱，全部都要受到此特定协议中责任条款的约束。本案中，被告上港集团只是受第三人耀星公司的委托，向原告马士基公司订舱，履行的是与耀星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义务，而并非履行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订舱代理协议》中代理人的义务。因此，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滞箱费责任并不适用该协议中的责任条款。第二，即使如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被告上港集团在本案中是其订舱代理人，帮助原告马士基公司对外揽货，对内订舱，从而扩大其经营义务范围，谋取商业利益。但是，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的责任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除非代理人对诉称损失有违约责任。被告上港集团在本案中并无违反订舱代理人订舱义务的行为，代理订舱过程中的行为后果应该由原告马士基公司自行承担后，原告马士基公司再依法向相关责任方追偿。第三，被告上港集团即使履行的是《订舱代理协议》，也应该根据合同目的和案件事实解释判断条款，而非根据某个孤立条款仅从字面解释判断。被告上港集团只是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订舱代理人，收取滞箱费并不是订舱代理人的合同义务。未协助收取滞箱费的违约责任并不等同于直接承担滞箱费责任。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责任条款超出订舱代理人的责任范围，不符合本案事实，故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责任条款的本意应该解释为，被告上港集团协助其收取滞箱费，而非直接向其承担滞箱费责任。第四，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订舱代理协议》是单方起草的格式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公平确定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措施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被告上港集团未从原告马士基公司收取佣金，反而被诉请承担造成的滞箱费。因此，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责任条款明显加重了被告上港集团责任，免除了自己责任，是借助自身优势地位的形成的不公平条款。涉案合同为纯英文内容，条款中字体颜色变浅不构成向对方提示，原告马士基公司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义务，诉称的责任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第五，原告马士基公司已经提前知道应该暂停放箱装货但未停止，此后也早就从被告上港集团和其他相关方获悉涉案货物推迟出运，未采取补救减损措施，从而放任诉称的滞箱费持续产生。涉案提单上明确注明FOB，运费到付及贸易合同约号，原告马士基公司与相关方对此也有电子邮件往来，知道涉案滞箱费的责任人，还明确告知过被告上港集团和目的港代理人未收到滞箱费就扣留提单，但没有积极采取有效减损或者救济措施，故依法应自行承担诉称的损失。第六，被告上港集团即使应该承担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滞箱费，也应该在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方可预见的合理范围内。原告马士基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合理损失金额，而单方计算的滞箱费金额明显过高，超出被告上港集团作为零佣金代理人可以预见的合理范围，违反法律规定。原告马士基公司称公示了滞箱费的收费标准和计算方式，但这不是合同约定，内容未经充分协商形成合意，故滞箱费的费率对被告上港集团也没有约束力。综上，从法律和事实角度分析，本院对原告马士基公司关于滞箱费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上港集团未对原告马士基公司诉称的货物出口服务费、文件费和码头操作费等费用共40410元提出抗辩意见和反驳证据，意味着默认此笔费用，故本院对原告马士基公司的此项诉请予以支持。被告上港集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或者主管异议，且已经应诉、举证和答辩，故本院对其管辖问题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港集团长江物流湖北有限公司向原告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MAERSKLINEA/S）支付服务费、文件费和操作费等费用共计404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MAERSKLINEA/S）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9910元，由原告马士基公司负担29492元，被告上港集团负担418元。被告上港集团应该负担的诉讼费连同本判决主文第一项一并支付给原告马士基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马士基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上港集团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建新审判员  伊 鲁审判员  邓 毅二Ο二Ο一八年五月一日书记员  陈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