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07民辖终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388号联华·翡翠水城一期综合楼。法定代表人：朱万禄，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庆军，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原审第三人：刘小白，男，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原审第三人：何明约，男，196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文昌市。上诉人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704民初63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18年1月31日，被上诉人汤庆军因与上诉人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小白、何明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联华公司在答辩期间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实际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出现的纠纷，汤庆军所谓的出借款项，实为张振国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包括价款纠纷，应提交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所谓的“借条”是汤庆军与刘小白勾结伪造。本案不属于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法院应对此案驳回起诉。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汤庆军与汤小兵是同一人。2010年4月26日，联华公司股东温莉珍、朱海梅、黄海与汤小兵、ＸＸ、刘小白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温莉珍、朱海梅、黄海向汤小兵、ＸＸ、刘小白三人转让联华公司股权事宜。在上述协议履行过程中，股东权益多次转让，最终确定为由朱敏、朱海梅、黄海三人向张振国、严树青、周克顺三人出让股权。汤小兵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实际代表张振国持股。2014年11月20日，张振国、严树青、周克顺以朱敏、朱海梅、黄海迟迟不提供代其支付个人所得税的数额等为由，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海南仲裁委员会以（2015）海仲字第85号裁决书，裁决解除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以（2014）海仲字第634-1号裁决书作出先行裁决，裁决朱敏、朱海梅、黄海向张振国返还股权投资款9100万元及利息。同时仲裁裁决确认，张振国通过刘小白及其控股公司先后支付款项9100万元，但刘小白及其控股公司仅收到张振国股权投资款6220万元，剩下2880万元股权投资款是刘小白代张振国支付，张振国也应向刘小白返还其代为支付的股权投资款2880万元及利息。刘小白据此诉至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张振国向刘小白返还其代为支付的股权投资款2880万元及利息。张振国则答辩称9100万元股权投资款是其自有资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认为张振国支付给创誉公司的三笔款项共计2880万元，是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股本金，判决驳回了刘小白的诉讼请求。刘小白不服（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案于2017年12月13日调解结案，该调解书确定：在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刘小白、张振国对账发现，本案诉争的汤庆军于2011年7月21日转账给何明约的400万元，未包含在刘小白代张振国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款9100万元之内。刘小白、张振国同意张振国以汤庆军的名义通过另案诉讼或仲裁向联华公司及何明约追偿此400万元及借款利息,此400万元的权益归刘小白所有；张振国同意，不再向刘小白主张创誉公司名下西海岸海域使用权的相关权益，并为刘小白主张此权利提供协助。2017年5月26日，刘小白以朱敏、朱海梅、黄海、朱万贵、温丽珍、联华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海南仲裁委员会以（2017）海仲字第354-1号裁决书，驳回刘小白对联华公司的仲裁申请。联华公司于2016年1月23日委托北京中瑞诚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南分所进行审计，联华公司送审的材料中包括一份ＸＸ、汤小兵于2010年4月26日出具的委托书，全权委托刘小白操盘联华翡翠水城，时间至楼盘清盘，包括项目运作、财务收支。2011年7月21日，汤小兵通过建设银行向何明约转款400万元，何明约承建了翡翠水城一期项目中的部分工程，并从联华公司领取了一定金额的工程款。原审法院认为，（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包括“该明细附件中载明的转入创誉公司的400万元是指汤庆军于2010年7月23日向创誉公司转入的投资款400万元，双方均认可汤庆军是张振国的外甥，以其名义支付的该400万元实际是张振国的付款”。联华公司认为该判决所指的400万元即本案案涉400万元。但该判决是一审判决，在刘小白以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上诉后，刘小白与张振国达成了调解协议，双方认可汤庆军于2011年7月21日转账给何明约的400万元，未包含在刘小白代张振国支付给联华公司股东的的股权转让款9100万元之内。刘小白、张振国同意张振国以汤庆军的名义通过另案诉讼或仲裁向联华公司及何明约追偿此400万元及借款利息，此400万元的权益归刘小白所有。即张振国在一审程序中认为案涉400万元包括在9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在二审程序中则认可案涉400万元不包括在91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故本院不以未生效的（2017）琼01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7）琼民终400号民事调解书作为判决本案管辖权的依据。2014年6月26日，朱敏、朱海梅、黄海出具的确认书，确认2010年12月31日止朱万贵收到汤小兵（张振国）9100万元，款项明细表载明9100万元的组成部分亦不包括汤庆军于2011年7月21日转账给何明约的400万元。中天瑞诚海分审字（2016）第2-0008号审计报告系联华公司委托出具，该审计报告显示案涉400万元并不在股权投资款之列。联华公司认为刘小白伪造了400万元的借条，虚假约定了由鄂州法院裁决。刘小白担任联华公司总经理时间从审计报告中“委托审计事项”第4项以及“协议解除情况”载明的情况可以大致判决，案涉400万元发生的时间在刘小白担任联华公司总经理期间。因汤庆军有银行转账凭证为证，且刘小白任联华公司总经理，代表联华公司认可案涉400万元借款及约定利息，同意在鄂州法院裁决，并无不妥。在联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可依据此借条判断本案的管辖权。因此，案涉400万元是借款而非股权投资款，当事人对该借款纠纷约定了管辖法院，不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海南联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上诉人联华公司不服原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对联华公司提供的事实证据不做出判定或者作出没有法律依据的判定，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汤庆军支付给第三人何明约的400万元款项，实为张振国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方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包括何明约在内的四人收取汤庆军等人的股权转让款。汤庆军于2011年7月21日通过建设银行转400万元给何明约，符合上述授权委托书的股权收款约定。二、裁定书所认定的汤庆军提供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借款事实。1、所谓“借条”，没有加盖联华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借条出具人有权代表联华公司借款；另外，汤庆军（张振国）与刘小白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琼民终400号《民事调解书》中达成的共识说明两点：其一，如果借条借款400万元是2011年7月21日所出具，出借人和借款人都很确定，则汤庆军根本不需要在其后长达6年时间的2017年12月13日就此款达成什么共识，这只能说明借条是事后伪造的；其二，汤庆军的所谓“借款”其权益归刘小白所有，说明刘小白与该400万元的性质有利害关系，其借据不应采信。2、汤庆军提供的建设银行400万元转账凭据载明400万元是支付给了何明约，并没有支付给联华公司。何明约没有在联华公司处担任任何职务，联华公司也没有授权他收取汤庆军的任何款项。3、汤庆军提供的股权转让方出具的收取股权价款明细书虽不包括本案400万元，但不包括的原因不排除股权转让方的漏记、隐瞒，也不排除收款人何明约与汤庆军之间存在其他商业交易。4、《审计报告》中涉案400万元虽然不在股权价款中，但审计报告是依据联华公司的财务账簿和股东方提供的证据所做出的，如果收款股东有隐瞒，或者认为是其他个人往来，那么审计报告当然不会有此款的记录。三、裁定书在证据认定过程中明显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审法院对联华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未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对刘小白出具的所谓高额利息且本息利益归刘小白所有的“借条”的利害关系不做审核，曲解《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四、本案所谓借款实质是股权转让价款，汤庆军、刘小白与联华公司股东就股权转让价款已达成了仲裁协议，并由仲裁庭裁决完毕，一审法院没有受理权，依法应驳回汤庆军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2018年1月31日，汤庆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联华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1016万元。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有2011年7月21日刘小白向汤庆军出具的《借条》、2011年7月21日汤庆军通过建设银行转款400万元给何明约的转账凭条。从作为一审原告的汤庆军提供的上述证据来看，符合民间借贷案件的形式要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民事案件立案受理的条件。刘小白于2011年7月21日向汤庆军出具的借条载明“联华公司向汤庆军借款人民币400万元整系由汤庆军直接汇给联华公司翡翠水城项目的附属工程承包施工方何明约，该借款专款用于联华公司附属工程建设……如联华公司未按约定归还，则汤庆军可在湖北鄂州法院裁决，联华公司保证无异议”。从汤庆军提供的《联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联华公司任职通知》以及审计报告中“委托审计事项”第4项以及“协议解除情况”载明的情况可以看出，出具该借条时，刘小白的身份应是联华公司的总经理。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联华公司上诉称“本案所谓借条，没有加盖联华公司公章，不能证明借条出具人有权代表联华公司借款；所谓借款，已被汤庆军和刘小白多次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承认为股权转让价款，根据汤庆军、刘小白与联华公司股东达成的仲裁协议，本案股权转让价款纠纷，应已由仲裁庭裁决完毕。一审法院没有受理权，依法律规定应驳回汤庆军的起诉”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是形式审查。这种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汤庆军在起诉阶段所提供的证据和事实足以达到可立案受理的程度，至于其所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只有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才能认定，对管辖权异议进行程序性审查仅应以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能够在形式上确定管辖权为足。联华公司上诉状中提到的事实及理由均涉及案件实体审查，且上诉请求为“驳回汤庆军的起诉”的处理方式也不能适用于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汤庆军、刘小白、联华公司及联华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借款等纠纷多次进行仲裁、诉讼。汤庆军此次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联华公司、刘小白、何明约，作为当事人应承担的诉讼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已作出明确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汤庆军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实其主张以及是否为伪证，需经实体审理后才能得出结论。汤庆军提供的证据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约定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联华公司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款纠纷，且已经仲裁庭裁决完毕，原审法院没有受理权，应驳回汤庆军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在管辖权裁定中一并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了审查应属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刚审判员 夏翠霞审判员 黄剑萍二0—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胡航书记员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