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776号原告：张带莲，女，汉族，1960年7月29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原告：李婉红，女，汉族，1984年4月3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原告：李婉如，女，汉族，1985年3月12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原告：李子健，男，汉族，1986年3月20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原告：李子侠，男，汉族，1987年6月27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代理人：李长前，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中信惠州医院，住所地：惠州仲恺高新区仲恺大道346号。法定代表人：郭志荣。委托代理人：田青，广东省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桥东学背街1号。法定代表人：马显力。委托代理人：欧惠忠，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带莲、李婉红、李婉如、李子健、李子侠与被告中信惠州医院有限公司中信惠州医院（以下称中信医院）、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称第三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带莲、李婉红、李婉如、李子健、李子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长前及原告李子健，被告中信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田青、第三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欧惠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起诉称，受害人李树林，男，1957年12月1日生，因头痛不适于2014年9月28日22时45分到被告中信医院处就诊，被告中信医院的医生给予消炎止痛等对症治疗，受害人症状无缓解。于第二天（9月29日）再次就被告中信医院的医生以“头痛查因”收住#经内科。入院诊断为：1、头痛查因：血管性头痛？2、2型糖尿病；3、慢性筛窦炎。入院做了些检查后，受害人及家属被告知受害人为冠心病（心肌梗塞)，并于当天（9月29日）将受害人转入心内科治疗。该院医生同时告知家属需要先做IABP(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待病情稳定好转后再介入（放支架）治疗，受害人及家属出于对医院的信任只能同意该治疗方案。医院于当天下午便为受害人做了IABP治疗。谁知被告中信医院为受害人做了IABP治疗后，因适逢国庆假日，该科主任休假，其他人员没有相应的技术的能力，只能拖延着受害人的治疗，等待该科主任假期结束回来后再做处理。其实，受害人于术后第5天（即10月3日）起胸腹部就逐渐出现出血点，但该院值班医务人员并没有重视，说没什么关系，没有给予及时正确的处理，受害人出血倾向越来越严重。直至10月9日被告中信医院为受害人停止IABP治疗，10月10日医院便没有再监测受害人凝血功能与血小板数量，受害人当晚全身出现出血倾向。10月11日再查血小板时，血小板计数只有4个计数单位，受害人病情恶化明显，这时被告中信医院医务人员才开始紧张，将受害人转至被告第三医院处治疗。但被告第三医院对受害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也认识不足，抢救措施不当，受害人于第二天（10月12日）凌晨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受害人原本只是因头痛到被告中信医院处就诊，后来被诊断为冠心病，但最后却是因为全身失血性休克死亡。原告认为，受害人发病后及时至被告中信医院处治疗，是被告中信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多处失误，导致受害人病情不但没有得到正确的、合理的诊治，反而导致病情恶化，受害人被转至被告第三医院处治疗后，被告第三医院的抢救措施又不得当，最终导致受害人死亡。两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与受害人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两被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众原告作为受害人的近亲属，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下列损失：医疗费35607.19元；护理费：18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误工费：2276.25元；死亡赔偿金：6519747元；丧葬费：2967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合计822749.9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中信医院辩称，一、我院医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患者李树林在我院诊疗期间，我院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操作技术规范》等有关诊疗规范规定及诊疗常规实施医疗行为，各种诊断、检查、治疗、护理等医疗行为规范严谨。我院病历可以证明，我院从未因假期或其他人为因素延误对患者的诊疗，诊疗期间对患者的各项检查、监测是连续的、及时的、符合规范的。原告起诉主张我院延误治疗、对患者不重视，毫无事实依据，该理由不能成立。二、患者死亡后果与我院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告第三医院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是：a失血性休克，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是：b继发性血小板减少，引起b的疾病或情况是：c心肌梗塞。由于患者不是在我院住院期间死亡，我院无法对患者死因进行评判，但是根据被告第三医院的病历可以判定，患者死亡结果是病情发展的自然结果，患者死亡与我院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据被告第三医院病历中的《尸体解剖申请单》证实，患者死亡后被告第三医院的医生曾经为了“了解死因”提出过解剖尸体申请，但是患者家属不同意签署《尸体解剖知情同意书》，所以未进行尸体解剖。尸体解剖是确定死亡原因的重要方法，因患者家属不同意解剖，司法鉴定机构无法按照规则进行鉴定，应当由原告承担因此引发的不利后果。三、本案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我院认为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情况下，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规则分配举证责任，本案原告应当对我院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我院的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等责任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我院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也不能证明患者死亡与我院医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在司法鉴定过程中，我院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提交有关病历资料，派员参加司法鉴定机构组织的见面会。但是由于尸体未解剖、鉴定机构工作安排等诸多因素造成至今司法鉴定工作仍未完成。我院在委托司法鉴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者不配合司法鉴定的行为，所以，本案司法鉴定至今不能完成的责任不应由我院承担。综上所述，我院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患者死亡后果与我院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不能举证证明我院医疗损害责任成立，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我院及我院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被告第三医院辩称，一、我院对患者的整个诊疗过程，未违反卫生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整个诊疗过程均符合诊疗常规。二、患者死亡系其自身疾病的自然转归，与我院的诊疗救治无直接因果关系。三、我方同意被告中信医院的答辩意见。四、患者死亡，我方已经充分的履行了告知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患者家属对死因是否存在异议提出意见，我方询问原告是否需要做尸检工作，原告表示拒绝，我方可以认定为死者家属对本案患者所涉病历当中，对死者的死因做出的结论无异议。如果对死因有异议的情况下，仍拒绝做尸检，按照相关的规则及原则，如果不能查明死因的责任，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后，庭审时各方当事人约定，由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两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做司法鉴定，三方当事人准时按照相关的通知及要求到达鉴定机构，三方当事人对本案鉴定工作均予以支持及配合，不存在任何一方不配合鉴定机构工作的情况。从鉴定机构给委托方的复函中可以显示，医方只提出了要求依法依规来展开鉴定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议。但是该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恶劣。另外，据鉴定机构证实，至今为止，原告并没有缴纳相应的鉴定费用，在鉴定机构第一次退卷时法院已组织双方对鉴定事项进行确定，再由该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不知为何该鉴定机构又进行了退卷。造成无法鉴定的原因并非是医方的责任，本案是患者死亡的情况，如果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对医方的医疗活动是否存在损害的行为，没有可作为评判的依据。因此，我方认为，在原告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两被告确实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我方建议法院通过合法的程序，继续委托相关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本案进行鉴定。否则，原告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8日，患者者李树林因“头痛1天”到被告中信医院处就诊并于次日住院治疗，诊断为：冠心病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塞KillipⅣ级等，予以抗凝、抗血小板凝聚、稳定斑块、改善循环、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等治疗。2014年10月3日，患者李树林胸腹部皮肤出现散在暗红色出血点，10月9日停用IABP后，出现间断少量鼻腔渗血以及口腔粘膜血疱，10月11日查血常规提示血小板明显减少，同日转到被告第三医院继续治疗，经抢救无效于2014年10月12日2时50分宣布死亡。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前两个鉴定机构以未对死者进行尸检，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不予受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积压案件过多，不再受理新的案件；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因被告提出要求临床专家回避申请，鉴定机构认为其不能满足医方的回避要求，故对本案作退案处理。后经原、被告一致同意，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2019年4月8日出具法大[2019]医鉴字第2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被告中信医院的诊疗分析认为根据李树林当时的症状等，尤其在经外院专家会诊后认为不具备进行介入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具有采取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治疗的指征，病程中无法撤机亦说明IABP治疗是必要和有效的，在IABP治疗过程中监测措施合理，未见不当；依据现有病历材料分析认为患者李树林是由于患者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伴心衰），同时出现药物诱导血小板减低症，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死亡，发生药物诱导的血小板减低症主要与其自身因素有关，是难以预见和避免的药物不良反应，因此，其死亡是自身疾病自然转归的结果。鉴定意见为：被告中信医院及第三医院在对患者李树林的诊治过程中未见不当，其诊疗行为与患者李树林的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书》中注解2注明关于医院和医生是否存在资质问题不属于本次鉴定范畴。另查，被告中信医院发证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的诊疗科目包括心血管内科专业。以上事实，有病历、司法鉴定意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证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询问笔录在卷为据，可以认定。裁决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符合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患者有损害、以及诊疗过错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三个要件。本案中，本院经原告的申请，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本案进行医疗损害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系经批准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其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合理，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两被告对患者李树林的诊疗行为与李树林的死亡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中信医院不具备介入手术资质的问题，根据《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2011年版）》，该规范所称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是指经血管穿刺径路进入心腔内或血管内实施诊断或者治疗的技术，主要包括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先天性心脏病介入诊疗技术和心律失常介入诊疗技术，不包括以抢救为目的的临时起搏术、床旁血流动力学监测、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术。虽然被告中信医院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具备上述管理规范规定的资质，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机构对被告中信医院的诊疗评价，其认为当时李树林具有采取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的指征，被告中信医院对李树林进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治疗是必要和有效的，被告中信医院为抢救李树林可以采取该治疗，不属于《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2011年版）》的调整范围。因此，原告以被告中信医院不具备介入手术资质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带莲、李婉红、李婉如、李子健、李子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613.74元（原告已预交2307元），由原告张带莲、李婉红、李婉如、李子健、李子侠负担。原告张带莲、李婉红、李婉如、李子健、李子侠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补缴受理费2306.74元，逾期未缴交，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龙伟永审判员  肖石平审判员  黄 艳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梁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