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702民初361号 原告邓益陆，男，1971年8月21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个体工商户，原住广东省惠东县黄埠群英居委会西社村，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郜云，云南滇西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盼乐，男，1990年9月9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个体工商户，原住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韦庄镇东白龙村****，现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锡媛，云南云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益陆与被告刘盼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益陆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刘盼乐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益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合同按约定支付拖欠的2号院费用87923元；2、要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束河古镇益陆来客栈2号院交给被告管理，并约定益陆来客栈2号院子，整年盈利为160000元，如期超过目标盈利，多余金额甲、乙各一半，托管额度高低标准130000元。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即将益陆来客栈2号院交由被告经营。在经营管理期间，被告仅支付给原告42077元费用，拒绝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尚下欠的费用87923元。2017年8月底，被告刘盼乐弃客栈及院落于不顾，拒不遵守合同约定，原告只好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被告确于2016年8月30日与原告签订了《客栈托管合同》，在该合同的“托管目标”中也约定有“益路来客栈2号院子，整年盈利为160000元，如期超过目标盈利，多余金额甲方、乙方各一半”的内容，但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的陈述并不能全面反映原告与被告签订《客栈托管合同》的起因、经过，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特意选取了对原告有利的部分，刻意隐瞒了对其不利的部分，事实是2015年初，被告在原告经营的“益路来客栈”附近的客栈当管家，在旅游旺季，被告工作的客栈接待能力不足时，被告就主动将客源介绍到原告处，就这样，原、被告也逐渐熟络起来。2016年6月底，基于被告积累了一些经营客栈的经验，也有了一些积蓄，正打算在束河古镇承包一家客栈与家人一起共同经营时，便得知原告有意将自己经营的“益路来客栈”承包出去，但是被告考虑到原告经营的“益路来客栈”有两个院子，自己的资金不足以承包两个院子，随后经向原告了解后，原告称可以只承包一个院子，于是被告与原告经充分协商后，于2016年8月30日就原告承包被告经营的“益路来客栈”1号院的有关事宜签订了《客栈承包经营合同》。2016年8月3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益路来客栈”1号院的《客栈承包经营合同》后，原告提出由于其长期在外地，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经营管理2号院，想委托被告管理2号院，并且提出经营客栈的各项开支均由被告与原告各承担一半，这样双方都可以节省开支，最大限度的盈利，同时也告诉被告其经营客栈期间每年收益高达四五十万，只要被告愿意代为管理2号院，整年盈利超过16万元的部分，可以分给被告一半。被告经考虑后，认为原告的建议确实有可取之处，如果确如原告所称的那样，每年收益能达到四五十万，那么还有盈利的空间，于是紧接着与原告签订了由原告委托被告管理“益路来客栈”2号院的《客栈托管合同》，并在“托管目标”中约定了“益路来客栈2号院子，整年盈利为160000元，如期超过目标盈利，多余金额甲方、乙方各一半”的内容，如果按原告诉称的那样，盈利未达到托管目标时，应由被告承担不足部分，被告从自己的资金状况考虑，被告不会与原告签订托管合同。关于原告诉称“合同签订当天，原告即将益路来客栈2号院交由被告经营”的部分，被告没有异议。关于原告诉称的“在经营管理期间，被告仅支付给原告42077元费用，拒绝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尚下欠的费用87923元”的部分，被告认为按合同约定被告无需再向原告再支付任何费用，因为被告与原告尽管在《客栈托管合同》中约定了托管目标为整年盈利160000元，也约定了托管额度最低标准为130000元，同时还约定了如期超过目标盈利，多余金额被告与原告各一半，但是并未约定在达不到托管目标时，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不足部分。被告在接受原告的委托管理“益路来客栈2号院”期间，已按《客栈托管合同》的约定，将经营收入扣除被告应承担的支出后的收益情况如实告知了原告，并将收益及时支付给了原告，原告均予以收款确认，并且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为61877元，其中46077元通过转账支付，15800元为现金支付。按《客栈托管合同》的约定，在原告委托被告经营管理“益路来客栈”2号院期间打扫卫生人员的工资由被告与原告各承担一半，管家的工资每月2500元由原告承担，但被告为了最大限度节省开支，为被告也为自己创造盈利空间，因而在原告聘用的管家小杨辞职以后，由被告的胞兄刘盼安承接管家一职，未收取分文报酬，随后被告的母亲也前来丽江协助被告经营客栈，也未收取报酬。被告在承包经营“益路来客栈”1号院，受托管理“益路来客栈”2号院前，原告在《客栈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保证其经营权的合法性，但是在被告经营管理客栈期间，由于原告并未办理经营客栈所需的相关证照，因而工商、税务、卫生、消防等多个部门均多次责令被告停业整顿，要求办理经营所需的证照后才能营业，基于此被告不得不三天两头关门歇业办理证照。同时，被告在承包经营“益路来客栈”1号院，受托管理“益路来客栈”2号院期间，原告时常安排朋友、亲戚等入住客栈，并要求被告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在旅游旺季短则住三五天，长则入住一个月，被告不仅要分担成本，还要时常听从原告的安排提供订票、接送机等服务，为此被告也曾提出不想再经营“益路来客栈”，但是原告恳求被告至少帮其经营到第一合同年期限届满，被告顾及原告毕竟常年在外地，马上找人接手客栈确实也困难，因而尽职尽责地经营到了2017年8月底。正因为如此，2017年8月底原告与被告经口头协商后解除了《客栈承包经营合同》、《客栈托管合同》，被告也将“益路来客栈”1号院、2号院交还给了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不否认依法订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且作为合同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但是原告为了实现自己不正当的目的通过诉讼试图要求被告履行合同中并未约定的义务，很显然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的不当之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被告提交的证据6《限期办理通知书》、《受理通知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530702MA6KEC6E85的《营业执照》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30日，原、被告双方经协商签订了《客栈承包经营合同》及《客栈托管合同》，其中《客栈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承包原告位于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古镇“益陆来客栈”，合同就其他承包事宜作了约定。《客栈托管合同》约定，被告代原告托管位于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古镇益陆来客栈2号院，托管目标为益陆来客栈2号院子整年盈利为160000元（大写拾陆万元整），如期超过目标盈利，多余金额甲方、乙方各一半，托管押金，因本人资金紧张，押金30000元，由2017年8月1日前一次付清，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大写拾叁万元整）。该合同并就托管期间员工薪资、费用的支出进行了约定。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原告将客栈交付给被告，原、被告确认被告于2017年8月27日办理2号院交接手续后离开，原告于2017年8月27日接管2号院。2018年1月6日，原告因与被告就《客栈承包经营合同》产生纠纷诉至本院，在本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至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月12日，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192077元，扣除已付给原告一号院客栈的承包费150000元后，其余42077元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二号院客栈的费用，应当在二号院托管费用中进行结算扣减。现原、被告当庭确认被告除二审判决书认定的二号院费用外被告还以现金形式支付了二号院费用15800元，托管合同系被告书写，合同约定的押金30000元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但被告未支付，双方除书面合同约定外无口头约定，原告收取被告支付的费用时未出具收条等凭证。现原告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已约定客栈整体盈利超过160000元的，多余金额双方各一半，但无论如何被告应支付给原告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对于二号院在被告托管期间的盈利收入自己并不清楚，自己没有参与二号院经营，被告也没有随时向自己汇报二号院财务状况，被告向自己支付的部分费用为托管费。被告则陈述，其系受原告委托，代为管理二号院，托管的内容包括网站维护、安排原告介绍的朋友入住、负责客栈安全、正常的打扫卫生等工作，扣除二号客栈支出的费用后，被告已将所有客栈盈利支付给原告，被告还随时向原告汇报二号院财务状况，被告的托管报酬是在客栈盈利超过160000元时盈利部分分给被告一半，如果没有超过160000元盈利，被告就没有托管报酬，对于合同约定的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具体自己已记不清楚，二号院在自己管理期间整体盈利61877元，以上费用均已支付给原告。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二号院的费用87923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客栈托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7民终44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的“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192077元，扣除已付给原告一号院客栈的承包费150000元后，其余42077元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二号院客栈费用，应当在二号院托管费用中进行结算扣减”及合同的目的，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二号院客栈名为《客栈托管合同》，实际为承包经营合同，由被告承包经营二号院客栈，并向原告每年最低支付承包费130000元（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原、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在原告按约定将房屋交付给被告使用后，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托管费，被告当庭确认其经营期间盈利未达160000元，故按合同约定其应向原告支付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现原、被告确认双方在2017年8月27日办理了二号院客栈交接手续，被告于当日离开，原告接管客栈，故本院认定双方于2016年8月30日签订的《客栈托管合同》已于2017年8月27日协议解除，在被告无证据证实其已付清托管额度最低标准130000元的情况下，扣除生效判决确认的被告已支付的42077元及原告当庭确认已收到的15800元后，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托管额度最低标准费用72123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刘盼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拖欠原告邓益陆二号院客栈的托管额度最低标准费用人民币7212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占用费。 案件受理费1998元，由原告邓益陆承担360元，由被告刘盼乐承担163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玉良 审 判 员  杨艳柳 人民陪审员  和茂青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和春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