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7民终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通，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贵勇，安徽华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安徽华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铜陵华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笠帽山东路山水人家1栋1号网点。法定代表人：赵家森，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秀凤，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庞国芳，安徽景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乐兰，男，194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上诉人王思通因与被上诉人铜陵华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章乐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2017）皖0705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思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贵勇，被上诉人华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秀凤、庞国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思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思通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盛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应根据《欠条》确定钢材款金额和逾期付款利率，逾期付款利息应从王思通起诉之日即2017年5月19日起计算，该判决实属错误。上诉人王思通一审提供的2013年6月28日《借条》，实际是王思通与章乐兰双方协商一致，以2011年6月15日的《欠条》为基础对所欠钢材款加上利息计算所得。上诉人认为，应对《借条》与《欠条》的关联性予以认定，并根据《借条》载明的金额和利率计算所欠钢材款数额。然而，一审法院未依法查清该事实，仅依据章乐兰单方抗辩认定《欠条》与《借条》无关联性。虽然章乐兰否认借款事实，但对《欠条》与《借条》之间的关联性没有给予明确的否认。故一审作出这样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为，华盛公司称依章乐兰的要求指示江洲公司售房给崔德志、王曙光。这一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实际情况为章乐兰作为华盛公司承建的枞阳县花园二期14栋ABC商住楼实际施工人期间，章乐兰从王思通处购买钢材且未支付，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与章乐兰、华盛公司三方协商一致并由华盛公司承诺所欠钢材款从工程款中优先支付。基于三方协商一致约定，2015年9月1日上诉人出具《承诺函》给华盛公司，要求将枞阳县老洲镇工业园商业街13号楼601、602房屋抵作阳光花园14A#、B#、C#楼钢材款给王思通，并按王思通指示将房屋由王曙光、崔德志办理购房手续。因此，以房抵债的行为是王思通、华盛公司及章乐兰对2011年8月12日承诺的具体体现。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章乐兰与华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章乐兰购买钢材用于何处，均与王思通和章乐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王思通主张由华盛公司对章乐兰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一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建筑行业挂靠关系的实质具体体现在本案中就是涉案买卖合同承担民事责任主体的问题。根据王思通一审提供的（2016）皖07民终6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案涉工程系章乐兰借用华盛公司资质承揽建设，“借用资质”行为为国家法律所明确禁止。章乐兰借用华盛公司资质，在施工管理过程中，以华盛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民事行为，华盛公司应依法对章乐兰对外民事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中，章乐兰向王思通购买钢材的行为代表华盛公司，是履行职务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等司法解释规定，结合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7民终69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华盛公司应对钢材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诉讼费分担不妥。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承担，然而一审判决诉讼费13640元，王思通承担10443元，章乐兰承担3197元，王思通承担了近五分之四的诉讼费，违反了《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王思通的上诉请求。华盛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王思通与华盛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事实清楚。一审中，王思通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欠条》注明的钢材款用于涉案工程，既无书面合同，也无送货清单，甚至王思通对钢材单价、工地现场接收人，送货时间起止点等基本事实均陈述不清。且一审查明，《借条》上特别声明“如果现金不能兑现，用北斗星城房抵债”系章乐兰所写，证明章乐兰承建北斗星城工程，其所欠的钢材款可能用于北斗星城工程，故用北斗星城房抵债的事实。故一审认定王思通与华盛公司没有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完全符合证据规则。从一审查明事实看，《欠条》及《借条》并非华盛公司出具或盖章认可，《欠条》上亦未注明所欠王思通钢材款系用于涉案工程，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家森在《欠条》上的书写内容，仅表明华盛公司同意在章乐兰挂靠华盛公司承建的工程结算款中代为扣付章乐兰欠款的意思，该责任并非保证责任，亦非债务转移承担责任，故王思通主张华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判决驳回王思通对华盛公司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章乐兰未作答辩。王思通向一审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华盛公司、章乐兰支付货款114万元及利息142万元（截止到2017年5月30日，以256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1日按每月2%利息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华盛公司、章乐兰共同承担。一审审理查明：2011年6月15日，章乐兰向王思通出具《欠条》，确认扣除已付款50000元后，尚欠钢材款1260023元。2011年8月12日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家森在该《欠条》后签字“章乐兰在本公司承建的工程，所来工程款优先支付本欠款”。2013年6月28日，章乐兰曾向王思通出具借条“今借到王思通人民币180万元。该借款在2013年12月30日之前一次性还清，如到期未还清，按月利率2.5%承担利息，利随本清；同时还承担出借人主张债权包括律师费（标准为：发一次催款通知支付2000元，如诉讼按照诉讼标的的10%承担律师代理费）等全部费用”。王思通主张《借条》是在《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基础上，按照月息2%计算到《借条》出具之日，得出180万元的金额。但是，章乐兰不认可该说法，称《借条》与《欠条》无联。2015年9月2日，安徽省江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洲公司）曾与案外人崔德志和王曙光签订《房产销售合同》，将其开发建设的老洲镇沙池村项目工业园13#楼一单元601室、602室住宅出售给崔德志和王曙光，两套房子的购房款均为33万元，合计66万元，江洲公司于当日向崔德志和王曙光出具收据，填写的收款方式为“抵付”。该两套房产系江洲公司依华盛公司的指示售与崔德志、王曙光，实际未向崔德志、王曙光收取购房款，系用江洲公司应向华盛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抵扣。华盛公司称其系依章乐兰的要求指示江洲公司售房给崔德志、王曙光，房款用以抵扣其应向章乐兰支付的工程款，对于章乐兰与王思通以及王思通与崔德志、王曙光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不清楚。另查明：2011年3月15日，江洲公司与华盛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协议书》，将枞阳县阳光花园二期14A#、14B#、14C#商住楼工程发包给华盛公司承建。（2016）皖0722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2016）皖07民终69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章乐兰借用华盛公司资质承揽上述工程。一审法院认为：王思通和章乐兰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是，依据2011年6月15日章乐兰向王思通出具的《欠条》，应当确认双方之间已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王思通向章乐兰供应了钢材，章乐兰向王思通出具《欠条》确认欠付钢材款，因此，王思通对章乐兰享有债权，有权要求章乐兰清偿债务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债务金额应以欠条所载1260023元认定，扣除以房款抵扣货款的66万元，章乐兰实际还应向王思通支付的钢材款为600023元（1260023元-660000元）。《欠条》中未约定钢材款支付期限及逾期付款利率，故逾期付款利息应从王思通起诉之日2017年5月19日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王思通所称《借条》与《欠条》之间的关联性，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不予认定，王思通主张依《借条》确定钢材款金额并计算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王思通与章乐兰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效力不因章乐兰是否有建筑施工资质而有所影响。王思通主张由他人对章乐兰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必须基于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但是，华盛公司并未在欠条上盖章，从华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家森在该欠条后书写的内容来看，也并未作出承担货款支付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王思通与华盛公司没有合同关系，章乐兰与华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章乐兰购买钢材用于何处，均与王思通和章乐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王思通主张由华盛公司对章乐兰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章乐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请求驳回王思通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章乐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思通支付钢材款600023元及利息（以60002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7年5月19日开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王思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280元，减半收取13640元，由王思通负担10443元，章乐兰负担3197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逾期付款利息如何计算；章乐兰是否代表华盛公司购买钢材，华盛公司应否对钢材款600023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分担是否妥当。焦点一、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章乐兰出具的《欠条》上既没有约定还款时间，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利率，因此，一审认定自王思通主张权利之日即2017年5月19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王思通提出2013年6月28日章乐兰出具的《借条》是在2011年6月15日章乐兰出具的《欠条》基础上形成的，逾期付款利息应当按《借条》约定的日期和利率来认定的上诉请求。从内容上看，2013年6月28日章乐兰出具的《借条》与2011年6月15日章乐兰出具的《欠条》内容不一致，没有承继关系。王思通负有证明《借条》和《欠条》是同一笔钱的举证责任，但缺乏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故不能认定两者之间有关联性。上诉人王思通提出的这一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华盛公司应否承担给付责任问题。从一审王思通提供的《法人授权委托书》来看，章乐兰于2012年7月13日受华盛公司委托，担任项目代理人。此前他的行为不代表华盛公司。从王思通一审提供的章乐兰出具的《欠条》来看，王思通与章乐兰对钢材款结算的时间是2011年6月15日。由此可见，出具《欠条》时，章乐兰不具有代表华盛公司的权利。虽然在该《欠条》上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家森表示，钢材款从章乐兰在华盛公司的工程款中优先支付，但是不能证明华盛公司认可该笔钢材款是自己公司所欠。而且，王思通对该笔钢材是用于枞阳县阳光花园二期14A#、B#、C#楼商住楼工程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由于王思通不能举证证明，故对这一事实不予认定。因此，王思通提出章乐兰代表华盛公司购买了钢材，华盛公司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从而承担给付责任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思通提出华盛公司按照赵家森在《欠条》上的承诺，以房抵债，视为华盛公司认可了该笔钢材款的上诉理由。从王思通提供的证据来看，只能证明章乐兰与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赵家森的意思表示是在章乐兰的工程款中支付该笔钢材款。华盛公司以房抵债的行为，不能视为华盛公司对该笔债务的认可。故对这一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三、一审案件受理费的分担问题。由于一审对王思通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所以根据王思通胜诉部分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的比例，并结合具体案情，对一审案件受理费作出的处理，并无不当，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王思通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80元，由王思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  爱  玉审判员 方    彤审判员 陈  锦  松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书记员 廖继贵（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