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川01民终1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亚军，男，汉族，1965年4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亮，四川思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光君，男，汉族，1958年4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启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亚军与被上诉人潘光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6民初3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亚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超审限判决，在公开开庭审理后违反法律对举证期限的规定为被上诉人开展调查取证，并对该调取之证据而再次开庭审理，但并未记载于判决中。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在事实认定中抛弃现有证据，全面适用自由心证，通篇以双方的口头解释为依据，而置现有的基础证据不顾，对上诉人提交的《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的还款凭证以及银行流水等客观基础证据不顾而作出错误的判决。潘光君辩称，1.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上诉人根本未向被上诉人出借过款项，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交付义务。2.被上诉人公司2014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8日共有83笔收支记录，最多为3692681.83元，来源均非上诉人及其空间信息公司，被上诉人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无需借款。3.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公司投标需要款所以向其筹借资金不真实，双方各自所有的公司同为行业投标人，把钱借给竞争对手也违背同业竞争常理，何况投标保证金为区区几万或一二十万元，没有借200万元的可能性。4.上诉人所称的交付现金200万元而无第三人在场也不真实，办公室随时备有几百万现金而不投资理财滋生收益显然也不符合资本逐利的商业逻辑。崔亚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潘光君向崔亚军归还借款80万元；2.潘光君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崔亚军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潘光君承担本案受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空间信息公司于1997年10月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崔亚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大股东。永鸿公司于2003年5月2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潘光君系该公司董事长。永鸿公司与空间信息公司均有经营测绘的业务。2017年初，崔亚军以潘光君尚欠借款未还为由起诉，并提供书面资料一页及潘光君于2014年12月1日向崔亚军转款120万元的凭证一份等资料，拟证明其诉讼主张。该页书面资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借条》，由潘光君手书在页面最顶端，载明：“今借到崔亚军人民币2000000元整，用于公司周转资金，于2014年12月1日归还”，潘光君作为借款人身份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0日。第二部分系收款备注，由崔亚军手书在该页面的中间位置，载明：“今收到潘光君还现金1200000元整”，由崔亚军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第三部分系欠款备注，由潘光君手书在页面底部，载明“另欠800000元余款在2015年元月31日前还清”，由潘光君签名并捺手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潘光君于2014年12月1日通过银行向崔亚军转款120万元。另查明：1.崔亚军提供其银行账户收支明细显示，在2013年2月6日至2014年11月20日期间，该账户共有52笔收支记录，其中在2014年2月份提取现金15笔共计56000元；2014年11月21日至2015年12月18日期间，该账户共有80笔收支记录，未发现有提取现金记录。2.潘光君提供的永鸿公司银行基本账户收支明细显示,在2014年11月1日至2014年11月28日期间，该账户共有83笔收支记录，账户余额最少为135449.76元（2014年11月1日），最多为3692681.83元（2014年11月28日），多数时间余额在百万元以上。2014年11月20日，该账户余额为1344210.19元。2014年11月20日至11月28日期间，该账户支出款项共16笔，合计支出472688.36元，最大单笔支出为60000元。同期，该账户收入款项共4笔，合计收入2771260元，均非源自崔亚军或空间信息公司。另，崔亚军对潘光君反映的永鸿公司、空间信息公司在2014年共同参与四川省开江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竞标情况未明确否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80万元性质是否为借款并实际出借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在潘光君否认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又作出一定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崔亚军提供的证据和作出的解释有如下违背常理之处：1.崔亚军对潘光君提出的有关《借条》形成原因及过程的抗辩意见没有正面回应，与常理不符。崔亚军没有回应永鸿公司、空间信息公司是否同时参与四川省开江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项目的竞标，并是否产生矛盾的问题，而是片面强调《借条》、收款备注、欠款备注及120万元转款凭证的存在。2.崔亚军提供的《借条》、收款备注、还款备注书写在同一页纸上，与常理不符。崔亚军作为经营公司多年的法定代表人，应具备不低于常人的资金风险控制意识。而其主张向潘光君出借大额现金时未签借款合同，且无他人在场证实，仅由潘光君出具《借条》即将现金带离崔亚军办公室。其提供《借条》、收款备注、还款备注合写在同页纸上的书面材料，页面形式布局紧凑合理，内容环环相扣，给予普通人对该页材料系事先预知、谋划好该三项内容后连续书写的直观感受。相反，潘光君对该页资料形成原因及过程的解释更符合普通人的一般理解和认知。3.收款备注由崔亚军持有与常理不符。依崔亚军的诉讼主张分析，若借条中载明的200万元确系借款且已实际出借，则收款备注具有收条的性质。现实生活中，载有该项内容的材料由还款人潘光君持有并作为还款凭据，或者依据还款后实际尚欠的借款金额重新书立借条，将原借条共同销毁或者返还给借款人更符合交易常理，而不是备注在《借条》下方由出借人崔亚军持有。4.借条一式两份与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崔亚军认为该《借条》即借款合同，一式两份，潘光君亦持有一份。通常情况下，借条虽然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借贷关系，但借条并不必然等同于借款合同，二者在性质、内容、法律意义方面均有差异。借款合同一般一式不低于两份，由出借人和借款人分别持有一份。而按一般交易习惯，借条更主要的法律意义在于作为债权凭证使用，一般只由借款人向出借人书具一份并由出借人持有，以便用于索还借款的凭据，在借款人归还借款时则予以退回或销毁。若无特殊情况或特别说明，借款人一般不会同时持有借条，否则，将会造成交易混乱，无法厘清债务人是否已实际清偿债务。同时，该《借条》上并未载明一式两份。故崔亚军的该项意见与常理不符。5.崔亚军与其代理人（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律师）在案件相关情节方面表述矛盾，且与常理不符。本案系大额民间借贷纠纷，且无银行转款凭证佐证，若借款关系真实，在崔亚军索款未果起诉的情况下，其代理人尤其是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律师一般会对案涉借款的前因后果，尤其是为何没有通过银行转账这一更加安全保障的方式支付借款与其当事人作充分沟通并自然形成一致意见。而崔亚军与其特别授权的诉讼代理律师在案件相关情节方面表述存在如下矛盾：（1）崔亚军的代理人当庭陈述，空间信息公司规模较大，崔亚军是该公司的大股东，长期在其办公室保险柜内存有数百万元现金。而崔亚军本人在审理期间陈述，空间信息公司只有崔亚军及其妻两名股东，该公司实质是崔亚军个人的，公司财务管理此前不太规范，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没有完全分开。上述陈述内容存在如下矛盾：A.既然公司规模大，其财务管理应该相对规范。这与该公司实质是崔亚军个人的，公司财务管理此前不太规范，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没有完全分开这一表述相矛盾；B.公司是独立法人，其自有财产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资产有本质不同，崔亚军作为经营公司多年的法定代表人，对这一法律常识应有合理认知。即使如崔亚军所述，其个人钱款有存放在公司的可能性，但业务方面经常需要用崔亚军的个人大量现金支付，这与我国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司资金往来习惯不符。（2）庭审中，崔亚军的代理人对为何不通过银行转付借款而是出借现金的理由解释为：潘光君急需借款，双方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需要开具发票，且潘光君为了避税要求付现金。而崔亚军本人在法庭询问时表述意见为：永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潘光君之妻，崔亚军向潘光君出借钱款只认潘光君本人，所以没有转账。（3）崔亚军的代理人当庭表述《借条》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而崔亚军对此表述其向潘光君出具了复印件，且在复印件上收款备注部分捺了红手印。对这一关键情节，该两种表述矛盾，且无论《借条》一式两份，还是崔亚军持有自己书写的收款备注原件，均与常理不符。6.崔亚军将其个人大额现金存放于公司办公室保险柜内与常理不符。崔亚军提供的其个人银行账户收支信息显示，其在2014年11月20日前后各长达1年以上的期间内，只有在2014年2月份提取现金15笔共计56000元，在时间上距其主张的出借日间隔较长，在数额上距其表述的常备数百万元现金悬殊明显。其虽表述欠公司750万元的备用金，有现金用于出借，但未提供欠备用金的相关证据，且其是否欠备用金，与本案无必然联系。结合上述第5点关于崔亚军与其代理人在案件相关情节方面表述矛盾的情况，崔亚军主张其将个人大额现金存放于公司办公室保险柜内的意见，缺乏合理基础和证据支撑。7.崔亚军对为何不通过银行转付借款而是出借现金的解释与常理不符。崔亚军本人向法庭陈述意见为：永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潘光君之妻，崔亚军向潘光君出借钱款只认潘光君本人，所以没有转账。其实，崔亚军出借钱款只认潘光君本人，并不妨碍其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崔亚军支付借款。崔亚军若在办公室备有个人大额现金，应是常备他用，而不是为了借给潘光君使用，若真借给了潘光君，则崔亚军要另行提取现金备用（崔亚军个人银行账户少有提现记录），这给崔亚军自身带来了麻烦。崔亚军作为经营公司多年的法定代表人，其对银行转款比支付现金更加安全便捷应有不低于普通人的合理认知，其既然能向潘光君出借现金，为何不通过银行转款这一更有利于己方的方式向潘光君支付借款呢？故崔亚军关于为何向潘光君支付现金的解释不符合常理。8.崔亚军主张潘光君向其大额借款用于永鸿公司经营与常理不符。永鸿公司基本账户显示，2014年11月份，该账户资金收入充盈，且无大项开支，其法定代表人潘光君无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的必要。综上，现有证据尚不能结合资金来源、款项交付、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等情况形成足够的内心确信，进而综合判断查证案涉80万元确系潘光君欠还的借款。故对崔亚君主张归还借款80万元及利息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等规定，判决：驳回崔亚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减半收取5900元，由崔亚军负担。二审中，崔亚军向本院提交证据：财务会计凭证和转账目录，拟证明在该段时间内，崔亚军的公司向崔亚军转款700余万元作为崔亚军的备用金，崔亚军有充分的现金和流动资金。潘光君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便是崔亚军的公司与其有资金往来关系，但并不能表明有出借款项的交付行为。本院认为，崔亚军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支取现金的事实，故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除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2017年6月15日，一审法院询问了案外人邓海先。邓海先陈述：我和他们二人都很熟，他们二人都是产业协会副会长，2015年5至6、7月份我们到梓潼召开质量检验分会，准备返成时在七曲山大酒店，我跟余国珊会长出来路上，崔和潘一路，他们向余会长说了调解下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当时就在酒店给他们协调，我和其他人都在旁边，听到他们双方一方要求还钱，一方就说要还钱就要举报两次投标的事，余会长说剩下的80万元钱就不还了，另外一方不要返钱了，一方就不要去举报了，崔亚军欠潘光君的尾款未给，欠钱的情况、原因余会长可能知道，你们可以找余会长再了解下。他们二者都是副会长，两人关系不是太好，二人业务也有冲突，二人和我也没有利害关系，按常理拆借大额资金的可能性不大。我不清楚也没听说他们之间有借贷关系……2017年8月15日，一审法院询问了案外人余国珊，余国珊陈述：2015年4月18日在绵阳召开的业务会议结束后，我跟邓秘书长从会场出来，潘光君拦住我说，他在贵州投标与崔亚军撞一块了，崔亚军的公司投标第一，潘光君的公司投标第二，潘光君认为崔亚军的投标有问题，需要与崔亚军进行沟通，正好在走廊上遇到崔亚军，当时潘光君就请我从测绘协会的角度上协调沟通，我只听到崔亚军说有问题可以告我，潘光君说我要告，崔亚军称不怕告，没有问题，之后我就没有再介入了，其它情况我不清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出借人依据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当借款人抗辩借贷行为未实际发生并作出合理说明时，出借人应当对借贷是否真实发生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中，潘光君陈述《借条》的由来：崔亚军与潘光君各自所有的公司参与四川省开江县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项目竞标，2014年11月21日评标公示潘光君的公司获评标第一名，崔亚军的公司获评标第二名。为此，崔亚军于2014年12月1日，手持一“异议书”找到潘光君，以对评标结果有异议，将依照“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54条之规定提出书面异议为由，要求潘光君立即给其私人好处费200万元，否则马上呈交异议书，考虑到异议将会导致暂停招标投标活动，给自己带来损失，潘光君按崔亚军的要求书写了涉案借条，借款落款时间按崔亚军要求提前到2014年11月20日，并于书写借条的当天（2014年12月1日）转款给崔亚军120万元。结合一审法院询问案外人余国珊以及邓海先所陈述事实，能够确认潘光君所陈述事实虽不能直接否定崔亚军向其出借200万元的主张，但应当认定其已对自己的抗辩作出合理说明，该说明足以使审判人员对债权记载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产生怀疑。在此种情况下，崔亚军除了提交作为债权凭证的借条外，还应当对借贷合意、款项交付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崔亚军主张案涉借款200万元系交付现金，潘光君予以否认。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借款的用途，崔亚军代理人在一审中陈述系潘光君借于公司经营，用于招投标的保证金，在二审中崔亚军本人陈述不清楚借钱的用途。关于为何现金交付，崔亚军在一审中陈述“我不想向潘光君的公司转账，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潘光君的老婆，我出借钱款只认潘光君，不认他老婆，所以就没有转账。”在二审中崔亚军陈述“我和潘光君见面说有200万元现金需求并且只借10天。我刚好保险柜有钱，潘光君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拿钱。”从上可知，对于款项的用途以及为何现金交付的问题，崔亚军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存在不一致，崔亚军与潘光君之间作为行业竞争者，双方关系也非特别要好，作为大额的现金出借，崔亚军未与潘光君签订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也未通过转账最能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来出借款项而交付现金，崔亚军的行为有违生活常理。第二，关于款项的来源，崔亚军在二审中虽举证证明其公司向其转账的记录，但崔亚军主张是向潘光君交付的现金，崔亚军并未举证证明其支取大额现金的证据，对办公室存放200万元现金由何而来，崔亚军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无相应证据佐证。故崔亚军提供的证据未能形成优势证据，对款项的交付未能形成高度盖然性，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程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依法询问了案外人余国珊以及邓海先，并再次开庭对询问笔录进行了质证，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综上，崔亚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崔亚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小丽审判员  魏云霞审判员  马 雯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杜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