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翁牛特旗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7）内0426行初11号原告于才，男，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代理人胡占霞(原告于才之妻)，女，汉族，农民，现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李春阳，内蒙古大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乌丹镇清泉路南段路西。负责人杨立功，系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震，翁牛特旗公安局广德公派出所所长。委托代理人周凯华，翁牛特旗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第三人赵某1，女，2004年5月6日出生，汉族，学生，经常居住内蒙古自治区。法定代理人赵某2（系第三人赵某1之父），男，汉族，农民，经常居住地内蒙古自治区。委托代理人石玉龙，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才因不服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作出的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6月22日、2017年7月7日、2018年4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于才的委托代理人胡占霞、李春阳，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周凯华、李震，第三人赵某1的委托代理人石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2016年7月9日18时左右，在××旗，赵某1与自家人在自家后院砌后墙时，于才无故进行阻拦赵某1家砌墙并把已经砌好的墙用脚踹个豁口，赵某1为此辱骂于才，于才用拳头打在赵某1头部将其打倒在地，致使赵某1左膝盖挫伤,因赵某1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应当对于才加重处罚。给予于才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原告诉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从未向原告或家属送达，被告的执行行为已构成违法。原告或家属是在2017年1月11日，赵某1诉于才侵犯健康权纠纷案开庭庭审过程中才得知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患有严重精神病残疾，已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并且原告不具备阅读能力，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虽然有原告签字，但没有其监护人或家属的签字，不能证明被告的送达合法。其次在客观上，原告签字是在被告哄骗的情况下形成的，原告的签字是掺杂在被告提供的其他文件中一并签署的，原告签署时被告没有明确告知原告或家属所签文书的内容，更没有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原告及家属家中。因此，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尚未合法送达，系违法行政行为，应当被依法撤销。二、本案事实尚未查清，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证据适用错误。本案中原告没有实施侵犯行为，本案发生时原告的配偶与儿子均不在家，原告患有精神残疾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在案发时原告踹倒院墙，然后第三人赵某1上前辱骂原告，此时位于案发地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赵某1的隔代长辈亲属，再加上以往两家人已经结怨，事件才向赵某1家属以多欺少、以强凌弱的方向发展，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证据全部来源于赵某1家属作出的证人证言，却没有向在场的其他非单方利害关系人进行调查询问，最终被告仅依据与第三人赵某1一方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属于证据采信错误。三、办案民警在调查与执法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被告据此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2016年8月3日，被告单位民警李显儒在没有向原告送达《处罚决定书》的情况下，威胁原告的儿子于海军说，”你必须交纳1500元罚款，如果不交罚款，就要拘留于才。”此时于才正卧床不起，于海军被迫支付给民警李显儒现金1000元，次日又给李显儒500元。民警李显儒在收到上述两笔款后均没有给原告开具收据。民警李显儒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本案在调查与执法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四、原告患有严重精神残疾，不宜对其处罚。案发起因系第三人赵某1辱骂于才，致使刺激到原告于才的精神状态，才引起后续的纠纷，本案侵权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尚需查明，在查明侵权行为的同时，被告还应当进一步考虑原告的精神残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三条的关系，被告在执法过程中缺乏合理性。综上，原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原告至今未收到被告合法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作出的该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做出的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且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残疾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在本案的庭审中，被告撤回了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该份证据的举证，本证据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依法向原告颁发的残疾证真实、合法有效，证明原告患有精神残疾二级，其监护人已被认定为胡占霞，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载明精神残疾二级体现为适应行为重度障碍，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基本不与人交往，只与照顾者简单交往，能理解照顾者简单指令，有一定学习能力；监护下能从事简单劳动；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偶尔被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广泛的支持，大部分生活仍需他人照顾。以上内容用于体现原告的身体状态。该份证据下方办案民警李显儒的签字能够证明被告在办案过程中对于于才患有精神残疾二级的身体状态是明知的。第二组证据，广德公派出所2016年7月27日对于才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2016年7月27日被告单位民警对原告询问时，已经对原告患有精神残疾二级且没有阅读能力的情况有所知情，但被告在整个行政处罚程序中，疏忽了原告残疾状态，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第三组证据，2017年1月11日民事庭审笔录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二份（其中一份来源于民事诉讼，一份从刘建辉处调取）。证明原告是在与第三人民事案庭审中首次看到赵某1所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前从未收到过被告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赵某1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与原告从广德公派出所刘建辉民警处复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本案被诉的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相比对后发现，内容不一致，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第四组证据，赤峰市安定医院住院病历（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19日）一份。证明原告于才2017年7月14日在赤峰市安定医院住院，诊断为癫痫精神病，病人家属陈述于才病史34年。被告辩称，一、原告殴打第三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6年7月9日18时许，在××旗，第三人赵某1在帮助爷爷赵某3砌墙时，原告无理阻拦，并将已砌好的墙用脚踹个豁口，第三人因此辱骂原告，原告遂殴打第三人头部将其打倒，致使第三人左膝盖部受伤，另查明，第三人年龄未满十四周岁。根据原告的违法事实及情节，2016年8月3日，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因原告患腔隙性脑梗塞等疾病，需要进一步检查，行政拘留尚未执行，罚款已交纳。上述事实有案件来源说明、证人证言、现场照片、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案中我局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都进行了全面调查。证人证言之间，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真实性不因证人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而被否定。综合全案证据，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行为，原告所述没有殴打第三人的辩解，只有其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与客观事实不符，其诉讼理由不能成立。二、我局对原告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持有的残疾人证不是原告终身都是犯病状态的证明，也不能证明案发时原告是处于不能辩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原告的询问笔录对案件事实和相关情节的陈述及辩解，答切入题，思路明确，完全是正常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原告实施殴打第三人时，不是处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发生的。案发后，我局要求原告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原告及家属拒绝配合，法律又没有赋予公安机关强制进行鉴定的权利，原告残疾人证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取得该证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因此，我局只能根据现有证据材料综合评判，对原告作出了处罚决定。我局民警收缴原告的罚款，是受原告儿子于海军的委托代缴的，代缴罚款是出于原告的自愿和对我局处罚决定的认可履行，原告起诉状所述我局民警以”拘留”原告威胁于海军缴纳”罚款”既不客观，又无依据，处罚决定书本身就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原告不履行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本不需要民警威胁履行。但能从起诉书中发现原告当时是知道我局对其作出的是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结合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处签名、捺印，充分证明我局已将本处罚决定书向原告宣告并送达给原告，原告所述至今没有收到我局处罚决定书的诉讼理由没有依据。三、原告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应予驳回起诉。2016年8月3日，我局作出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并于当日将处罚决定书宣告后送达原告，原告签字并捺印，原告已经履行了处罚决定书中缴纳罚款的义务，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不早于2017年4月25日，早已超过法律规定6个月的起诉期限。原告是在第三人诉原告侵犯健康权纠纷案后才提起的，原告此时提起已过起诉期限的行政诉讼，是滥用诉权，目的是拖延其民事侵权案件的审判，属于没有正当理由，应予依法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我局给予原告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第一组证据，于才的询问笔录、赵某1的询问笔录、证人乔某、赵某3、庞某、张某、赵某4的询问笔录、赵某1伤情照片、于才的病情证明书。证明原告踹了赵某3垒的墙，原告殴打第三人赵某1头部，将第三人打倒，致第三人左腿膝盖受伤。原告对其违法事实的陈述和辩解答语切题，思路清晰，不具有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表现。第二组证据。案件来源说明、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传唤证、传唤审批表、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行政处罚审批表、法医学活体损伤鉴定委托书、呈请伤情鉴定审批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内蒙古自治区罚没收据一般缴款书（借方凭证）、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户籍证明、行政拘留准假审批表。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罚程序合法。第三组证据，2016年7月9日广德公派出所出警光盘。证明原告踹了赵某3家的墙，原告殴打第三人致其左膝盖受伤，案发时原告精神状况正常。第三人述称，一、被告的答辩及法庭两次民事开庭审理中核实的情况，足以说明原告于才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委托两位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且被告已在2016年8月3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也向被告缴纳了罚款，履行了决定，原告没有法定的理由，未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已丧失了诉权，故本案不应进入实体审理，应依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裁定驳回起诉。二、被告处罚程序合法，依据事实充分。第三人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翁牛特旗人民院3月25日作出的（2017）内0426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因损害赔偿纠纷经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判令原告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系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认知了其接受被告的处罚并已履行了处罚但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丧失了本案的诉权。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依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申请，委托赤峰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于才案发时行为能力鉴定，赤峰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3月19日作出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赤峰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所司作出不予鉴定的理由，被鉴定人不配合。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于才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该证据能够体现被告对原告持有残疾证且患有精神残疾二级、不具有阅读能力的身体状态是知情的，被告在调查案件过程中及送达过程中，没有切实的考虑原告精神残疾二级的情况，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合法。对赵某1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在立案时已经向法庭申请调取该份询问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被告应当承当举证责任，询问笔录是在赵某1受伤的次日作出的，赵某1受伤后是在神经内科接受治疗，而从她的陈述中能够反映出其陈述思路清晰、记忆完整，没有丝毫间断，这与常理不相符。且赵某1在被询问时其奶奶乔某作为监护人就在旁边陪同，而赵某1的陈述与被告对乔某所作笔录中乔某的陈述内容完全一致，乔某作为本案的报案人具有特殊身份，因此原告怀疑12岁的赵某1的陈述是在其监护人乔某的引导下完成的，其陈述缺乏客观、真实性，不能以此定案。在被告为赵某1做笔录的第2页第5行，能证明被告为第三人赵某1做该份笔录时是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若被告在本次诉讼中不向法庭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乔某、赵某3、庞某、张某、赵某4的询问笔录证明效力有异议，上述被询问人与原告之间素来存在矛盾，并且他们都是第三人赵某1的长辈亲属，其证人身份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所作的证言证明效力低。对三张照片的证明内容有异议。照片的形成时间是在案发之后拍摄的，不能反映案发经过，照片中赵某1所受伤害与于才之间不具有直接关系，赵某1的伤不能排除是在其砌墙时造成的。对于才的病情证明书不持异议，且能够证明于才确实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且被告对此明知。第三人质证认为,于才的询问笔录能够反映出于才作为违法行为人故意推脱责任的情形，并证明于才此前曾多次踹墙，本案的发生于才具有先行的过错行为，该笔录能够反映出于才认知能力正常，语言表达能力正常，并在笔录中亲自书写了对笔录的认知状况，说明其是具有行为能力人。被告处理程序合法。对于第三人和其他证人证言的笔录无异议，能够反映出当时案情的细节，及原告的违法行为存在，对于其他书面证据均予以认可，证明公安机关处罚程序合法。关于于才的病情证明书因系普通的医院对普通病情的诊疗，不能当然作为原告具有精神病的直接证据，公安机关告知原告要求进行精神病能力鉴定，原告依据该说明书和残疾证自认无需进行鉴定，不能对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属于原告对其行为能力的理解错误。对伤情照片无异议。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案件来源说明无异议。对受案登记表与受案回执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受案登记表中载明的文书字号为翁公（广）受案字〔2016〕9号，而受案回执中填写的受案登记表文号为翁公（广）受案字〔2016〕14号，两份文书中载明的文号并不一致，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对传唤证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未将传唤时间、地点通知原告家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传唤证中未写明原告被传唤离开的时间，因此被告传唤程序违法，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对传唤审批表合法性有异议，传唤审批表载明的发案时间是2016年7月10日，该日原告无违法行为，被告以此传唤属于违法传唤。对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患有精神残疾二级且没有阅读能力系明知，但被告作出的该处罚决定书中没有原告监护人及家属签字，也没有原告手写的”以上内容公安已向我宣读”的字样，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向原告送达，属于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最下端的一行字系被告单方书写，该行字样上没有原告儿子于海军的签字和捺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告未向原告告知相应权利义务或者对此不服的救济途径，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最下端李显儒的签字与传唤审批表、行政处罚审批表中不是同一个人的签字，请被告应对其予以说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是被告向第三人送达的，与原告无关。对于行政处罚审批表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的违法事实及证据所载内容部分，被告未将原告的残疾证纳入证据，且未写明原告系精神残疾二级的特殊身体状态，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这就使原告丧失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原告的相应权利，也没有将第三人拒绝伤情鉴定的事实记录在内，这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在被告所举的本组证据中，能够证明被告要求第三人进行法医学活体损伤鉴定，第三人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到达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因此应视为拒绝鉴定，被告应将而未将该情况记入行政处罚审批表，属于程序违法。对法医学活体损伤鉴定委托书无异议，能够证明第三人在收到被告作出的该委托书后已经拒绝鉴定的事实。对呈请伤情鉴定审批表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内容不合法，该证据系被告单方作出没有原告签字，载明的被鉴定人是原告于才，但在该文书第二页承办人意见中载明的内容却是”呈请对赵某1的伤情损伤程度进行鉴定”因此该证据不合法。对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未在该文书中向原告告知相关权利义务和不服处罚后的权利救济途径，属于程序违法，该文书中下半部问答部分所写的”不陈述、不申辩此处为于才捺印”属于违法行为，该字迹并非原告于才书写，文字来源不明，从”此处为于才捺印”的字样上看该文字是被告办案民警书写的，陈述与申辩是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法定权利，事实上原告仍享有该权利。原告系精神残疾二级且没有阅读能力，被告对此明知，被告若不能提交向原告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步录音录像，则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送达的程序合法。对内蒙古自治区罚没收据一般缴款书（借方凭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罚没单所载明的付款人处为空白，没有缴款人签字，无法证明是谁缴纳的。对原告于才的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户籍证明、赵某1的户籍证明没有异议。对行政拘留准假审批表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被告未在其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被告在本庭提交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应视为无该份证据且该证据上并无被告单位公章，不具有法定效力，不应附在卷宗当中且该文书中没有原告签字，该文书与原告无关。第三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综合证明公安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处罚时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明确，并在对于才拘留当天告知了其儿子于海军，由于海军提供了其父亲的病情诊断书，公安机关暂定对原告未实施拘留，但进行了罚款，罚款已由原告的儿子于海军缴纳，虽然案卷中可能存在瑕疵，但不足以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原告对本案提起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期间，事实清楚。对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被告提交该份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应视为未向法庭提交且被告向法庭陈述的理由不充分，被告从2016年8月3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至2017年5月15日被告接到本案的举证通知书之间足有9个多月，被告单位的系统不可能在9个月中一直遭受病毒攻击，因此其陈述理由并不充分，该证据不能被法院认可。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虽然在举证期限以外，但确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在开庭时提出，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出警状况，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供的于才的精神残疾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是精神病人应当去有资质的精神病医院做司法精神病鉴定，而不是以一个残疾证证明原告是精神残疾人。残疾人证记载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原告不是残疾人，本证监护人的电话号码也不是其监护人胡占霞的电话号码。原告的残疾人证上并不能证明原告在殴打第三人时是处于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下进行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问题。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不是司法机关确认原告是否具有行为能力的法定依据。该证据的颁发及审批程序过于简单和随意，是一种残联对有关人员的福利性待遇，据我们到残联了解，该证的颁发没有任何精神诊断证明，仅凭原告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即进行了颁发，该证据不应成为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依据，这也是被告未进行举证的合理理由。对原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精神残疾证不能证明原告在案发时处于发病状态，结合原告于才的笔录中对案发的经过及陈述完全是正常人的表现，看原告是否是精神病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及其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是否符合常理，我们认为原告的证件所记录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如果原告认为其持有的残疾证能够证明其案发时是精神病人，那么我们申请法院对原告的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第三人质证认为，于才的询问笔录是真实、客观有效的，于才在最后落款处手写达40多个字，对其所陈述的内容进行了确认，对公安机关调查的合法性也进行了确认，充分反映了其具备正常人的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该庭审笔录和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两份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处罚决定书所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对于原告的质疑，处罚决定书一式三份已经写明，被处罚人一份，由被处罚人签名捺印，证明对被处罚人进行了送达，被侵害人一份，这个不要求被处罚人签名，有赵某1的送达回执。公安机关已对违法嫌疑人进行了处罚，民警注明处，要将原告送达拘留所执行拘留，但由于原告患有诊断书所列的病情，故没有对原告执行拘留。对处罚决定书不一致的地方，且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复印件，从内容到适用法律等与原件没有不一致，能证明2016年8月3日我局确实已将处罚决定送达原告，结合庭审情况，证明原告的起诉期限已经超过法定期限，其起诉应予驳回。原告说被处罚人于才是在空白页签名捺印，对此我们不予认可，因为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是制式的，被处罚人签字捺印地方是固定的，拿出空白的一张纸不可能在相应位置签字捺印，同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第一行记载了违法行为人于才，而且恰恰在此处有于才的签字。第三人质证认为，民事庭审笔录恰恰证明原告当时参加诉讼时是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委托了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系原告的妻子和儿子，对公安机关的拘留没有执行，罚款缴纳完毕这一事实予以认可，并辩称缴纳罚款不进行拘留，因为原告得脑梗，为了给原告治病，并且对不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理由是以不懂为由提出抗辩，因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逃避承担赔偿义务，滥用诉权。起诉期限应自原告接到处罚之日起即计算时间，不是以庭审时所谓的看到处罚决定的时间为准，况且原告接到民事诉状后，经过庭审直到民事判决下发后才提起本案的诉讼，并没有在当时开庭时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所谓没有超过起诉时间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对于两份处罚决定书，虽然决定书手写的文字有差别，但决定书主文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可以理解为，手写的内容系办案民警注明送达时的时间和状况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是案发后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诊断书不能作为鉴定使用。第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是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之后的证据，如果原告患有诊断的疾病，更应当配合进行精神病鉴定，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精神病状态。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判决书，不能证明原告于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行为能力与是否有权委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该判决已经上诉，没有生效，该案的审理结果待本案审理结果作出后才能查明。被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具有完全诉讼行为能力，并且证明原告在起诉时早已知道其被公安机关给予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同时该份判决认定原告对第三人有侵权行为并判决予以赔偿，也间接证明了原告殴打第三人的本案事实，诉讼行为能力与精神状态是有必然的关系，完全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应当有法定代理人，而原告起诉时能够委托他人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证明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其提供的精神残疾证证明是精神病人的内容是虚假的，其证件没有证明力。对赤峰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精神病鉴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质证认为，第一，被告无权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后，向法院申请对原告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因行政诉讼法赋予被告举证权限仅有十五日，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所提交的证据均不应被法庭采信，故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申请对原告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于法无据。第二，判断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被告调查的案卷材料为依据，而不应在庭审中申请法院对其行政合法性进行补证性调查，所补证的内容亦无法回归当时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第三，被告作为公安机关，在调查案卷中应当遵守公正性原则，本案原告系精神病人，依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可能享有减轻、从轻以及免除的相关情节，而被告在调查当中应当按照办案程序，进行调查，而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向贵院的申请鉴定恰恰证明其在调查当中，没有保证原告的合法利益，违反了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第四，赤峰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精神病鉴定通知书，不予受理的情形系被鉴定人不配合，此种表述恰恰能够证明，原告所患的精神病极其严重。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未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配合安定医院做精神病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做鉴定的原因是原告本身就不是精神病人，怕做精神病鉴定漏出真相，这也充分证明，原告的精神残疾证获取违反办证程序，且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残疾证是无效的，没有证明力。第二，我们做的精神病鉴定，不是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而是证明原告的残疾证所证明的原告是残疾人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办理残疾证的程序，包括申请、受理、残疾评定、旗残联的初审、市残联的审核、发证，原告没有进行残疾评定，其残疾证不具有其要证明的效力。第三，对原告的处罚是适当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殴打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处十到十五日拘留，并处五百元至一千元罚款。第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本身没有异议，该证据的出具前提是基于上次开庭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公安机关对原告尽到了说明义务，原告在处罚之前，没有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其自己放弃了鉴定的权利，并且缴纳了罚款，该证据不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而是为了查明本案的案情，确保案件审理的客观性，查明原告的真实精神状态，所申请法院委托的鉴定，原告拒不配合的行为，说明了在公安机关处罚过程中，原告也知道了其精神状态没有提进行精神病鉴定的要求，并接受了处罚，被告的处罚程序合法。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提供的三组证据、原告提供的四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告于才系翁牛特旗广德公镇四分地村头分地西组的村民，2016年7月9日18时左右，因赵某1在该组其爷爷家后院帮助砌后墙时，原告于才进行阻拦，赵某1与其发生争执后,赵某1的奶奶电话报警，翁牛特旗公安局广德公派出所派员出警，通过证人证言、现场照片、原告及第三人的陈述等证据，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核实，于才无故进行阻拦赵某1家砌墙并把已经砌好的墙用脚踹个豁口，赵某1为此辱骂于才，于才用拳头打在赵某1头部将其打倒在地，致使赵某1左膝盖挫伤,因赵某1年龄未满十四周岁应当对于才加重处罚。给予于才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7年8月3日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罚款伍佰元已缴纳，行政拘留尚未执行。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不知道缴纳的钱是涉案行政罚款，缴款单上无原告或者家人的签字，在原告于才与第三人赵某1的民事诉讼中，才知悉该处罚决定书的，被告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未依法向原告送达，原告未收到过该决定书，被告作出涉案行政处罚程序违法；原告未殴打第三人，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于才属于精神残疾二级，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未给予核实和未予作为处罚时考量的因素，剥夺了原告于才可能免除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故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7年8月3日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且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明，原告于才持有赤峰市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人证，残疾类别精神，残疾等级贰级，监护人胡占霞。2017年7月14日-7月19日赤峰市安定医院住院病历诊断于才患有癫痫性精神病。本院认为，原告于才在起诉时和诉讼中均主张自己系精神残疾，并提供了残疾人证，该证颁发时间2013年12月27日，残疾类别精神残疾，残疾等级二级，监护人胡占霞，在本案诉讼中，考虑到原告于才在本案开庭前，参加过的民事诉讼均以完全诉讼能力人参加的诉讼，故本案审理中，本院在征求监护人胡占霞的意见后，将其作为委托代理人列席本案。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6年8月3日对原告于才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于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了起诉期限。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提供的涉案被处罚决定书上有原告于才的签字，虽然存在原告于才提供二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与被告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涉案处罚决定书上手写内容、时间记载不一致，但原告于才的代理人均认可处罚决定书上的签字系于才所签。被告提供原告于才缴纳罚款500元的一般交款书上，虽然无付款人签章，但原告于才的儿子在原告提供的民事庭审笔录已经认可缴纳了罚款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项除本款第一项规定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的规定，应当视为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已经向原告于才送达了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但鉴于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在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已经收到于才提供的残疾人证，该证上注明于才精神残疾，且列有监护人，被告在对原告调查时原告明确表示无阅读能力，自己吃着癔症的药等情况，被告在向其送达法律文书时应当考虑其无接受法律文书、知悉法律文书内容及处罚后果的能力。公安机关在行政案件进行审核、审批时，依法应当审查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违法行为人行为时及平时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鉴于原告于才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不能推定原告于才在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原告于才在涉案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至原告于才与第三人赵某1的民事诉讼庭审期间，不属于原告于才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的，被耽误的时间依法不应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原告于才超过起诉期限提起本案诉讼具有正当理由。故被告提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人民法院审理治安行政处罚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同时对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作为本辖区内社会治安的管理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有权进行查处。原告于才虽然在被诉行政行为时就已经向被告提供了其精神残疾二级的证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第七十四条第三款：”对精神病的鉴定，由有精神病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被告应当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对原告于才是否属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进行鉴定而未进行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本案庭审过程中，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申请对原告于才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进行鉴定，虽因原告于才拒绝配合而导致鉴定机构不予受理，但原告于才提供了其2017年7月14日-19日赤峰市安定医院住院病历，该病历诊断结果：于才患有癫痫性精神病，结合原告于才在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前向被告提供的记载精神二级的残疾证，不能排除原告于才案发时存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可能性。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向原告告知享有对案发时精神状态进行鉴定的权利，系程序违法。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亦未充分考量原告于才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能力因素，系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于才主张撤销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三）、（六）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翁牛特旗公安局于2016年8月3日作出翁公（广）行罚决字〔2016〕4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起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于凤欣审判员孙士林陪审员高吉忠二Ｏ一八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张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