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11民终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有明，男，1985年10月7日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天，北京市中银（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永锋，男，1978年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铜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强，江苏金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汪有明与被上诉人任永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饶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1121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号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汪有明的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汪有明与被上诉人任永锋之间没有买卖合意，也没有签订任何买卖合同。汪有明仅是任永锋和王玲之间的介绍人。任永峰通过汪有明了解到大批发商王玲处的货物批发价较低，但任永峰不认识王玲，于是通过汪有明向王玲订购货物，任永峰将订购货物的预付款和运费共计480,600元支付到汪有明的账户，汪有明将该笔款项当日全部转给王玲。王玲在收到款项后，没有及时发货给任永峰。于是，任永峰找到汪有明，汪有明带任永峰去无锡找王玲了解情况，后因为王玲无法向任永峰交付所定货物，于是王玲向任永峰出具一张四十几万的欠条。由于当时王玲向任用出具欠条时还有其他客户向王玲要货，场面较为混乱，王玲没有与任永峰仔细对账的情况未将已退还给任永峰的123,000元的订货款从欠条中扣除。综上所述，汪有明仅仅是任永峰向王玲订货的中间人，虽然订货款通过汪有明的账户转给了王玲，但是该笔交易的实际双方是任永峰和王玲，汪有明不应当承担向任永峰返还货款及运费的义务；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认为由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所以依据的相关法律也是错误。被上诉人任永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任永峰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货款355,100元及运费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系个体户，被告系酒水饮料批发商，原、被告于2016年11月在一朋友微信群认识，此后，原告经常从被告处批发牛奶饮料，双方系生意伙伴关系。2016年年底，原告考虑到2017年春节即将来临，牛奶饮料在春节期间市场需求量较大，需要提前囤货。2016年12月14日、15日，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聊天，在聊天中原、被告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伊利纯牛奶和安慕希牛奶，并由原告预先向被告支付货款。在两天内，原告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陆陆续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478,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合计480,600元。然而到了2016年12月底的时候，被告仍未将原告购买的伊利纯牛奶及安慕希牛奶交付给原告，后王玲将123,000元货款退还给了被告。2016年12月31日，被告告知原告需要购买的伊利纯牛奶和安慕希牛奶一时订不到货，并于当天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退还123,000元货款，剩余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一直未退还，也未将货物交付给原告。鉴于此，原告到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剩余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和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该笔债务是否转移给了第三人王玲？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将货款打给被告后，被告也及时将货款转给了王玲，后来王玲出事了，货物发不出来了，后来被告也退还了123,000元货款给原告，后面被告也跟原告协商好了，剩余的357,600元货款及运费应该由王玲返还。2017年1月6日，被告还与原告一起到了无锡的润泽茶楼去找王玲，并由王玲出具了一个40多万元的欠条给原告，原告也收下了王玲出具的欠条，这个足以说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的357,600元货款及运费，该笔债务已经转移给了王玲，不应该由被告来返还。庭审中，被告提供了证人徐某、法旻、吴某、芦胜利四人的证人证言以及王玲本人手写的一份证明、被告委托代理人对王玲、芦胜利所做的调查笔录为证。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原告是向被告购买伊利纯牛奶和安慕希牛奶，也依约向被告支付了478,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后被告无法向原告供货，也向原告退还了123,000元货款，还有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没有返还给原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向第三人转购买货物落空是正常的商业风险，该风险应由被告自行承担，不能将该风险转嫁到原告身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货款，被告应该依约向原告交付货物，如没有交付货物，则被告应将剩余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返还给原告。针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王玲的书面证明，原告质证认为，被告与徐某、法旻、吴某、芦胜利四位证人均系生意伙伴关系或好朋友关系，与被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证人所作的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被告是收到货款的主体，收到货款后理应向原告交付货物，原告和王玲根本就不认识，同时王玲也没有到庭出庭作证。因此，对于王玲向原告出具了什么无法查实，四证人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对于王玲出具的书面证明以及被告代理人对王玲所做的调查笔录，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根据法律规定，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庭询问，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对于双方均存在交易风险，被告向第三人王玲转购货物落空也是正常的商业风险，该风险不能转移到原告身上。同时，法律上对于债务承担和债务转移的规定比较明确，均需要债权人与第三人同意，同时还需要债权人与第三人签订书面的合同，况且原告并未同意被告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原告也没有收到第三人王玲的任何条子，因此，被告的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债务转移给了王玲。为了了解核实有关情况，2017年7月24日下午三时左右，承办法官通过证人徐某的手机与证人王玲取得联系，并在电话中询问了其相关问题，王玲答复内容大概如下：我与汪有明系生意伙伴关系，我与任永锋并不认识。2017年1月6日，在无锡的润泽茶楼，当时汪有明带了一个人过来，好像是叫任永锋，我当时在没有对账的情况下，向任永锋出具了一张四十几万的欠条，具体金额我也不记得了。因为当时来茶楼要账的人很多，场面比较混乱，具体是什么情况，我都有点记不住了。根据原、被告陈述和举证质证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被告虽然提供了王玲的书面证明，但王玲的书面证明其向原告出具了四十几万的欠条与原告诉请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运费标的额有较大出入，且通过承办法官与王玲的通话，王玲不能准确描述当时存在债务转移的具体明确事实。另外，证人徐某、法旻、吴某虽到庭作证，芦胜利提供了证人证言，但四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同时也不能准确描述当时是否存在债务转移的情形；其次，从常理来说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与向并不相识的王玲主张权利相比较，明显前者更有利于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再次，原、被告与王玲如果需要达成合意，即原告同意被告将债务转移给王玲，那么至少应该对三方的账目进行审核结算，明确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债权为多少、被告到底有多少债务需偿还给原告、被告对王玲又享有多少债权，并且经三方确认后在结算单或者欠条中签字认可，然而从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无法获知上述信息，可以看出原、被告以及王玲并未对三方之间的账目进行审核结算；第四，原告在庭审中否认同意被告将债务转移给王玲，也否认收到过王玲出具的欠条，被告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与王玲之间达成了债务转移的合意。综合以上四点，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同意被告将欠其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转移给王玲返还的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诉请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应由被告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订货，并向被告交付了货款，被告应向原告交付货物，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应该严格按照约定诚信履行合同。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478,100元货款以及2,500元运费，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货物，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被告应依法向原告返还478,100元货款以及2,500元运费，因被告已向原告返还了123,000元货款，被告还应向原告返还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辩称被告需对原告返还的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已经转移给第三人王玲并由王玲负责返还，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汪有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任永锋返还355,100元货款及2,500元运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64元，财产保全费2,370元，合计9,034元，由被告汪有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的成立并非必须有书面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的成立是可以根据双方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来认定。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24日在郑坊法庭中明确承认是由被上诉人将钱打给上诉人定牛奶，并非没有说是作为上诉人任永峰与王玲的中间人，只是说在收到被上诉人任永峰的货款后，将货款转给向王玲并向其订货，这种类型的买卖合同可以看作是由第三人履行的买卖合同，但是不能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交易的方式并非第一次，本案之前的交易也是通过由被上诉人微信转账给上诉人然后上诉人发货给被上诉人的方式进行。因此，上诉人主张的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应承担返还货款及运费的义务。综上所述，上诉人汪有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664元，由上诉人汪有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玮审判员 夏旭莉审判员 姜一珉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程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