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783民初4736号 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齐鲁软件园**楼创业广场****。组织机构代码：66488496－1。 法定代表人：刘理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洪庆，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祥金，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晓伟，男，198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寿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华，山东联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晓伟合同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鲁0783民初3662号民事判决。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鲁07民终1120号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滕洪庆、李祥金、被告王晓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补偿款3200000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国际知名“杜邦康宽”系列农药产品经销商，被告系原告在寿光市的产品经销商发展的三级经销商，原、被告之间无直接合同及买卖关系。2016年7月29日晚，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被迫与被告在寿光市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显失公平，且系受胁迫而签订，具体事实如下：1.案涉“杜邦康宽”农药均系国际知名品牌正品，此前使用从未出现不良反映；2.并无证据证明胡萝卜出苗率低系使用“杜邦康宽”农药产品引起的，经原告调查，大部分产品使用者使用效果良好；3.2016年7月29日晚至2016年7月30日凌晨四点期间，刘理刚人身受到非法控制，案涉3200000元款项系刘理刚在2016年7月29日晚十点至2016年7月30日凌晨四点期间，分52笔通过手机银行支出，明显不符合一般客观逻辑；4.期间，陪同刘理刚的案外人曾报警。综上，原告认为，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依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范围之列，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请求。 被告王晓伟辩称，一、原告起诉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被告不具备本农药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被告主体资格。在该农药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被告与原告同时处于经销商地位，在法律地位上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处于赔偿种植户的同一地位，不处于利益相反的地位；在该农药损害赔偿案件的具体赔偿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处于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被告赔偿种植户的赔偿款应当最终由原告支付；该农药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受到损害的种植户得到了原告支付的赔偿款，被告并未受益。实际上，被告支付给各种植户的赔偿款远运超出了3200000元，被告也是原告的不合格农药的受害者，答辩人销售的化肥等货款也难以要回。二、原告提供给被告的是一套农药，包括杜邦康宽、吡虫啉、咯菌腈三种，俗称三合一，而非仅仅杜邦康宽一种。三、原告在起诉状中称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平，且系受胁迫而签订，这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而本案不属于上述情况，理由如下：1.本案农药损失事实真实存在。原告曾到受损害种植户的田间进行了实地考察，查明了受损害的情况和程度后才确认的损失，因此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2.赔偿的3200000元仅仅是种植户的胡萝卜种子钱，并不包括种植时的肥料、水、电、人工等，因此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3.签协议过程中，被告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原告支付款项时有民警在场，亦不存在因恐惧而被迫支付情况。原告在支付被告款项后，还当场赔偿了同样因使用农药造成损害的田鹏飞210000元的损失，亦证明了原告并未受到欺诈和胁迫。四、原、被告处理损害赔偿的方式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综上，原告的起诉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以下事实当事人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被告及案外人赵振山均系杜邦康宽、吡虫啉、咯菌腈（又称“三合一”）农药的经销商（其中原告是山东的省级经销商，赵振山是寿光区域的经销商）。原、被告之间系代理合同关系。2016年7月底，被告以赵振山供给的农药造成农户胡萝卜出苗率低为由，要求处理赔偿事宜，经赵振山联系原告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等人于7月29日上午到部分农户田间进行了考察。当日中午至次日凌晨期间，刘理刚、被告（到现场××较晚）及其妻子××、××弟××、××外人××、××、××等在××龙镇××一饭店内处理赔偿事宜，后刘理刚与被告签订赔偿协议，刘理刚于当晚至次日凌晨期间多次向被告转账共计3200000元。期间，曾有一些农户聚集在饭店房间外要求处理赔偿事宜；原告之妻陈金芳曾摔过盘子；案外人赵振山于7月29日晚21时左右离开饭店并报警;当晚10时许，曾有警察到过刘理刚所在的饭店房间内，但其并未向警察求助。对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所签协议书、转账短信、银行明细等证实。 以下事实，当事人存在争议，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受到了被告的胁迫。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主张被告的妻子向其扔盘子，其签订协议时受到了胁迫，并提供了以下证据：1、公安机关对赵振山的询问笔录及伤情照片一份。笔录中赵振山向寿光市化龙派出所报警，称被被告妻弟陈俊杰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并称受到殴打。2、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的手机短信一宗。证明刘理刚自2016年月29日晚10时38分至7月30日凌晨零点53分，连续向被告王晓伟付款52笔，共计2600000元。其后又通过案外人王志峰账户转入600000元。原告主张该付款行为不符合一般逻辑。3、现场照片一宗。证实现场人员聚集达100余人，且被告妻子陈金芳存在摔盘子的事实。 针对原告上述主张及证据，被告辩称：1、因农户在场外聚集，情绪激动，要求其赔偿损失，其妻弟陈俊杰为平息事态向农户下跪，其妻子陈金芳认为没必要下跪，生气才向陈俊杰摔了个盘子，并非针对原告法定代表人。2、赵振山报警之后，出警的民警到达过现场，在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继续向被告付款，也没有向出警民警求救。故不可能存在胁迫情形。3、赵振山的伤情是自己造成的，非被告殴打造成。4、协议签订当天上午，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及工作人员到种植户的田地间调查过，在协商处理意见及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刘理刚及工作人员都带着手机，可以自由出入，不存在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 针对原、被告上述争议，本院认为，所谓因受胁迫而可撤销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因受到对方当事人威胁而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做出的虚假意思表示。故协议签订时当事人的意志是否受到危险威胁，是判断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而就本案来讲，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系在受到危险威胁的情况下签订协议的：1、原告自己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理刚与被告等人在房间里协商，刘理刚手机放在其座位边，神态自然，无被胁迫的迹象。而如果被告人身受到危险威胁，则完全可通过手机报警。2、上述照片为刘理刚司机在房间外拍摄，该司机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如果其认为刘理刚有危险或受到挟持，完全有报警的能力。3、案外人赵振山报警后，公安民警曾到达现场，如果刘理刚人身受到胁持，则应向民警求助。但并未发现其有向民警求助的事实。4、被告提供的29日上午双方到田间调查的照片显示，刘理刚没有被挟持的迹象。5、原告在向被告转款结束、离开现场后并未报警，且至今未向公安机关反映当日受到非法约束及被迫签订协议的情况。6、虽然案外人赵振山有报警的事实，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对其反映的事实予以认定，亦没有对其反映的人员予以处理，故不能以此证据认定原告的人身自由受到了非法限制。综合上述事实，原告主张其受胁迫而与被告签订赔偿协议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二、原、被告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对此争议，本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只要是基于双方意愿达成，则应尊重双方合意，推定该合同是公平的。本案双方协议签订前，原告进行了田间实地考察，双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协商，依据了明确的赔偿标准（按照每套药拌种3亩，每亩赔偿600元计算），故应当认定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内容是公平的。如果原告认为显失公平，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农作物种植现场已灭失，具体损失已无法确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协议结果与实际损失差距过大，故对原告主张的显失公平，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认定是否构成合同法中的显失公平情形，还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法把显失公平作为可撤销合同的情形之一，但其涵义是建立在《民法通则》对显失公平的定义基础之上，《民法通则》对显示公平的定义为：所谓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缺乏经验，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因此，一方是否利用了优势地位或对方缺乏经验，是认定合同是否构成显失公平的要素之一。如果不存在上述要素，则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能仅以内容不等价而否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新的《民法总则》则对显失公平的定义和适用做了进一步的明确，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可见因一方当事人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而造成的显失公平，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是此类可撤销合同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此要素，即使合同内容是不公平的，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安全性。就本案而言，如果因被告对原告胁迫而造成合同显示公平，则属于可撤销的合同，相反，如果无法认定存在胁迫事实，即使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也不能作为撤销协议的理由。受胁迫和显失公平，是因和果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两个可撤销理由。原告分别把受胁迫和显失公平作为其请求撤销合同的两个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是否受胁迫，仍是本案协议是否属于可撤销情形的决定因素。 三、原、被告之间的赔偿协议是否缺乏基础因素，即：种植户的出苗不全问题与原告产品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对此争议，原告提供了该时期的寿光天气预报及部分媒体对种子因天气原因减产的报道，欲以证实种子出苗不全有可能是天气原因造成。被告提供了：1、寿光市化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的证明，证实自2016年7月26日起，该站连续收到多名种植户的投诉电话，反映使用自被告处购买的杜邦三合一农药后，胡萝卜种子发芽率很低。而没有使用该农药的其他种植户的发芽率正常。2、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受理投诉举报单。显示多名种植户向该局投诉自被告所经营的“裴玲供销社”购买农药进行拌种后，种子出苗不全，而没有使用过该农药的种子未发现该现象。经对上述证据的质证分析，本院认为，虽然种子出苗不全与原告农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未经权威部门鉴定，但上述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受理单和化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的证明显示，多名种植户在使用原告的农药后均出现出苗严重不全问题，而未使用的种植户未出现此类问题。而如果是天气原因造成，则使用该农药的种植户与不使用该农药的种植户在同一天气状况下出苗率不会出现较大差别。多名种植户集中反映同一问题，以及原、被告签订协议当晚数十名种植户聚集要求赔偿的事实，足以证实原告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是高概率事实。原告到田间实地考察后签订了赔偿协议的事实，亦应视为对种植户损害原因的认可，故本院对原告所谓其产品质量与种植户出苗率低无因果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因原告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农户损失，原告理应予以赔偿。赔偿数额系双方协商结果，且按照了明确、具体的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系受胁迫而签订协议，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协议，既无证据证实，亦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故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济南中澳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400元，由原告济南中澳溢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来祥 人民陪审员  纪建功 人民陪审员  孙树朋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韩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