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694号原告：崔伟。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晨，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晶晶，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瑛，上海大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伟与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分别于2018年3月13日、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晨、金晶晶，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的房屋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并向原告交付。事实与理由：1999年1月10日被告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法取得闵房地拆许字(99)第2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由被告作为拆迁人负责实施拆迁工作，拆迁范围为上海市闵行区XX镇XX村XX宅。原告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位于XX镇虹XXXX路XXX号，位于被告的拆迁范围内，原告系被拆迁人。因原、被告无法就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达某一致意见，故被告向上海市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闵行区房地局)申请裁决，2004年7月16日闵行房地局出具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书载明了安置方案，其中包括安置房屋系位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嗣后，被告非但一直未履行裁决书，且于2011年12月26日将系争房屋过户登记至被告自己名下。2017年12月1日，原告和上海市闵行区XX镇动迁办公室(以下简称XX镇动迁办)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同意通过产权房屋调换的方式进行安置，并明确约定将系争房屋安置给原告。被告也有义务配合原告办理系争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然截止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拒绝将系争房屋向原告过户登记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原告提出上述诉请。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案被告的主体不适格，本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该合同的相对方并不涉及被告，而是闵行区XX镇动迁办，合同相对人是XX镇动迁办。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安置协议，也没有委托第三人以被告的名义签订安置协议，故被告不能作为适格的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诉状及证据材料，是案外人将某某名下的房屋签约给原告，是其和原告恶意串通。即使存在真实的安置协议，也是无效的，原告没有任何请求权的依据，要求被告履行过户的义务。另被告提供了案外人闵行区XX镇拆迁办公室的印章，本案中原告所提供的安置协议中的公章与案外人一贯使用的公章不符，故原告和案外人存在恶意串通应承担相应的后果。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11月4日由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作为甲方、A事务所作为乙方签订闵土征协(94)字第130号《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等四单位联建“海联新村”征地，经市政府沪府土征994)第216号文批准，征用XXXXX村XXX队土地106.757亩，撤销该队建制。根据市政府沪府发(87)第58号文、沪府(94)第60令精神，对本项目征地，由乙方负责征地费包干，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某协议如下：一、征地费包干内容：在甲方征地范围内涉及土地、青苗、农田设施、村办企业、宅基内财产等，经甲、乙双方及市、乡有关部门实地核查数量，按市有关补偿标准及协商一致的补偿方法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各项补偿费；三、征地费总金额：本项目征地费总金额为20,648,502.62元，其中2%管理费190,264.70元、0.6%劳力管理费63,996.60元，2%不可预见费150,909.75元、0.6%劳力不可预见费63,996.60元，总金额扣除菜地建设费、垦复基金、粮油补差后，实际支付给乙方18,680,755.12元，付清上述补偿费后不再承担其他经济责任；四、征地费支付及交地：1、甲方在签约前已预付给乙方5,000,000元，已付XX镇政府8,223,650元，应再付5,457,105.12元。甲方应本协议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3,457,105.12元，其余2,000,000元94年12月10日前付清；2、甲方已经使用空地，宅基地另行协商；五、其他问题：征地范围内宅基地农居民，由甲方负责动迁、安置公房。协议末尾甲方处加盖了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的公章，乙方处加盖了A事务所的公章，B事务部作为鉴证单位加盖印章进行鉴证。1994年11月25日由A事务所作为甲方、由上海市闵行区XX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XX镇政府)作为乙方签订《上海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甲方与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的海联新村建设项目根据沪府发(1987)第58号《上海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费包干使用办法》通知之规定于1994年11月4日签订上土征协(94)第130号征地费包干协议书共7条款。为了加快建设单位用地速度，确保集体、个人在被征地范围内财物得到既合法又合情合理地补偿。据此，现将征地费包干使用需改建等补偿有关项目涉及到的费用委托乙方实施。管理费按照市、区、乡三级管理部门分配；系数甲、乙方有共同享受的权利，同时必须按分成比例承担各方义务。征地、青苗、民房、集体房等补偿费合计4,987,937.47元，甲方根据建设单位付款日期及时付给乙方；乙方应得的包干系数和管理费待征地动迁等工作完毕后再付。另查明，2004年7月16日上海市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所出具的闵房地【2004】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中载明：申请人：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崔某某户；被申请人崔某某户住XX镇虹XXXX路XXX号，常住人口为8人。户口户主：崔某某；户口户主：唐某、子：崔伟；户口户主：崔杰、钦某某；女儿：崔某。崔伟妻子雷某某及儿子本处无户口。最终裁决结果载明：一、申请人按《上海市个体工商户营业用房拆迁安置补偿办法》第四条规定将居住房屋和营业用房分开安置被申请人，安置房屋地址：本市XX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XX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为83.40平方米；营业用房安置在本市XX路XXX弄XXX号，建筑面积为65.20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为247.61平方米；…….四、被申请人在接到本裁决书后二十天内搬离原址。嗣后该份行政裁决书的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均未针对该行政裁决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由原告作为乙方，案外人XX镇动迁办作为乙方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在XX镇XXXXX路XXX号，居住房屋建筑面积81.40平方米；五、甲方共计应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款503,512.50元；六、乙方选择产权房屋调换方式补偿，甲方提供现房安置乙方，房屋坐落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建筑面积99.01平方米，总价415,842元。再查明，坐落于本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另再查明，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针对以上事实，原告崔伟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XX镇动迁办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份，证明原告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位于XX镇虹XXXX路XXX号，出于被告的拆迁范围内，属于被拆迁人。原告选择的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产权房屋调换形式，原告安置的房屋位于本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为99.01平方米，故原告作为被拆迁人有权取得系争房屋。2、涉案房屋的房地产登记簿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3、被告的企业工商信息一份，证明被告将企业名称由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变更为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4、2004年7月16日房屋拆迁裁决书一份、2004年9月15日行政裁定书一份、2004年11月12日行政裁定书一份，一中院生效裁定之后，已经产生了法律效力，系争房屋物权已经发生变动，现不应该属于本案的被告。5、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与A事务所签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一份、A事务所与XX镇政府签订的上海市国家征用土地费委托包干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在进行项目动迁时候明确了安置房屋的义务是被告，之前的行政裁决书裁决的结果也是房屋应该是原告的，明确了安置房物权的变更。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原告崔伟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不认可，这是原告提供和案外人签订的合同，被告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故被告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而且协议上的XX镇动迁办的公章和案外人一贯使用的公章不一致。该安置补偿协议适用新政应该有征收的依据，本案的安置协议完全没有基本的法律依据，该协议中擅自处分了被告的财产，故对真实性不认可，故对该份安置协议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和案外人签某的协议擅自将某某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故该协议无效。原告提供了无效的协议，不能构成原告应当享有任何请求权的基础。原告提供的协议，明知甲方是案外人，乙方是原告，这样的协议不应该将某某列为被告进行诉讼，没有法律关系，构成恶意诉讼；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有任何履行房产变更登记的义务，恰好证明了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属于被告的财产，被告与原告没有达某协议，是原告和案外人达某的协议，构成了侵权行为；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名称的确进行过变更；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于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裁决并未确定被申请人无条件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该裁决确定的是被申请人按期履行裁决的搬迁义务时，申请人方以涉案房屋安置被申请人，且该裁决的被申请人亦不是本案的原告；对于该行政裁决书和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裁决的被申请人不是本案的原告，本案案由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民事诉讼案件，并非行政诉讼案件，该行政裁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在本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行政裁决书作出任何解释、认定和履行都是超出民事诉讼的范围，是违法超越管辖权限的；对证据5的征用土地包干协议书认为，经查看原件后原告向被告递送的复印件和原件不一致，原件第三页签某页的甲方是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和A事务所，增加的第四页中1994年11月25日甲方为A事务所，乙方是虹桥乡人民政府的一页，被告仅认可复印件首页至第三页的甲方是上海海联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乙方是A事务所的形式上的真实性，对于原告的证明对象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整个协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归原告所有，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对象；该合同是征用土地协议不是拆迁安置协议，征用土地在前，拆迁安置在后，征用土地跟拆迁补偿没有关联性，本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约定动迁安置是被告负责，不存在其他第三方来承担动迁安置的职权和义务，也不存在第三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权利；对于证据委托包干协议书认为，对证据真实不认可，原、被告均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被告不知道有委托包干协议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即使有征地的委托，并不涉及动迁安置的委托。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针对其上述辩称，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面积说明一份，该份说明加盖了XX镇政府的公章以及XX镇动迁办的公章，但是与本案原告提供的安置补偿协议的公章不一致；2、拆迁补偿费汇总表一份，该份汇总表中的XX镇拆迁办的公章和证据1中的XX镇拆迁办的公章一致，但是与原告提供补偿安置协议中的公章不一致；3、房屋拆迁许可证一份，证明拆迁人为被告，拆迁实施单位是进行自行拆迁，即拆迁实施单位是被告，没有任何第三方拆迁单位，即没有任何第三方有资格签订拆迁补偿协议；4、延长二期基地房屋拆迁期限的批复一份，拆迁期限延长至2005年9月30日，此后的时间节点被告没有任何的资格签订任何一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更何况是其他第三方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原告崔伟对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是否是XX镇动迁办的公章，法院可以去进行核实；对证据3、4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本案的行政裁决和行政诉讼均已生效，涉案房屋的物权已经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拆迁期限是否过期没有法律上的时间影响。本院结合原告崔伟、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证据的举证及质证意见，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继而认定原告崔伟、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1、被告作为申请人向闵行区房地局所提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的效力认定；2、原告与案外人XX镇动迁办所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的协议效力认定。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作为申请人就其与崔某某户之间就房屋拆迁安置纠纷，向闵行区房地局提出了房屋拆迁的裁决申请，闵行区房地局在履行相应法律程序之后，于2004年7月16日作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书。该份裁决书中在被告以及崔某某户之间设立了民事法律关系，即由被告向崔某某户提供相应的安置房屋，并且向崔某某户支付相应的安置房价款及停产损失补偿等一系列的经济补偿，同时也给崔某某户规定了搬离宅基地的义务。首先，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职权或当事人的请求，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定民事经济争议进行的处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为。而所裁处的纠纷是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其次，行政裁决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强制性。行政裁决是一种行政主体实施的公务行为，它由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依法代表国家实现国家所规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再次，行政裁决是一种能够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行为，即行政裁决的核心内容是在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设定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因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后，便会在当事人之间确立起一种新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状态。即便是错误的，但非因法定程序或法律许可的方式，任何人，包括双方当事人，行政机关以及人民法院等都不能够任意改变，这是由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决定的。而在当事人接受裁决结果的情况下，意味着当事人同意行政主体的纠纷解决方案，纠纷在此得到了解决，行政裁决就不会进入诉讼阶段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当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则意味着在当事人原有纠纷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争议，即不服行政主体行政裁决的争议，即当事人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纠纷。纵观本案的历史背景，可以得知，作为该份行政裁决的当事人均未对该份行政裁决提出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而对行政裁决本身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确认。故足以说明该份行政裁决书在崔某某户与被告之间所确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合法有效。即被告理应按照行政裁决书所裁决的结果，其应履行向崔某某户提供裁决书所载的安置房屋的法律强制义务。而结合原告提供的被告与A事务所之间的征地包干协议约定的内容，也可以得知被告本身也是负有提供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故本院认为该份生效的行政裁决书对于被告与崔某某户之间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依然合法有效，行政裁决书的当事人主体理应按照行政裁决书的要求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该份行政裁决书对于双方当事人具有强制执行力。虽然崔某某户事实上于2017年11月才实际完成涉案宅基地房屋的搬离交接手续，但是在行政裁决作出直至崔某某户的实际搬离，作为崔某某户该民事权利主体而言，其也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维权过程，即使崔某某户直至2017年11月才完成宅基地房屋的搬迁义务，但是逾期搬迁的行为并未对被告方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故被告仍负有向崔某某户提供裁决书所载的安置房的强制义务。其次，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由于崔某某已死亡，原告作为崔某某的继承人，同时也是裁决书所确定的安置对象之一，故原告作为安置对象之一，同时作为崔某某的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了崔某某的动迁安置利益。崔某某的继承人以及各安置对象之间达某相应的一致意见，确定原告作为该份补偿安置协议签约主体，符合各继承人以及安置对象的共同利益。而XX镇动迁办作为闵行区XX镇政府的内设机构，同时结合被告与A事务所的包干协议书以及A事务所与XX镇政府之间的委托包干协议书，虽然被告是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实施单位，但是基于上述包干协议及委托包干协议书，足以说明XX镇政府接受A事务所的转委托之后具体实施了相应的征地行为。而崔某某户作为该征用土地的范围内的宅基地户之一，在原告经历了多年维权之后，由XX镇政府内设机构的XX镇动迁办与原告落实行政裁决书所载的具体拆迁安置房，并以拆迁安置协议的形式具体确定行政裁决书所载的民事权利义务并无不当，XX镇动迁办的行为是代表XX镇政府实施的委托包干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受托行为，该受托行为最终的法律后果应由征地包干协议中的委托方即本案的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何况基于上述行政裁决书的效力认定以及包干协议书的合同约定，被告本身就负有向崔某某户提供拆迁安置房的法律强制义务以及提供安置房的合同义务，故在原告与XX镇动迁办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进而明确确定了具体拆迁安置房的协议前提下，被告作为目前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理应基于上述强制义务及合同义务，履行向原告实际交付房屋，并完成涉案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法律强制义务。被告于本案中所提出的原告与案外人XX镇动迁办所签订协议存在虚假诉讼，恶意侵占被告财产的辩称，显然有违上述强制义务，且该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本院对被告所提出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崔伟办理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所产生的税费按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二、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交付给原告崔伟。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025元，由被告上海海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锋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许婵娟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第一百六十九条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转委托代理人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