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沪7101行初967号原告朱洪英，女，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告何雨婷，女，199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委托代理人朱洪英(原告何雨婷之母)，196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洪海明。委托代理人徐众。委托代理人张兆雄。第三人何伟，男，196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原告朱洪英、何雨婷诉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房管局)、第三人何伟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静安房管局、第三人何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朱洪英暨原告何雨婷的委托代理人、被告静安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徐众、张兆雄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伟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洪英、何雨婷共同诉称，其与第三人何伟是原本市静安区安庆路XXX弄XXX号XXX乙室房屋(以下简称安庆路房屋)的按份共有人，其中原告何雨婷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原告朱洪英及第三人何伟各享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安庆路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后，在原告何雨婷不知情，也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办理了征收补偿的所有事项。2015年7月17日，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与被告静安房管局签订了安庆路房屋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直至领取全部补偿款后，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才将征收补偿的相关事宜告知原告何雨婷。另，两原告对《征收补偿协议》中安庆路房屋认定的建筑面积有异议，认为补偿的建筑面积应当是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建筑面积乘以系数1.98。参与原告户协商的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没有上岗资质，也与《征收补偿协议》上载明的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不一致，协商补偿安置时，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误导、胁迫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选择全货币补偿方式，损害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两原告认为，原告何雨婷从未授权他人协商征收事宜，《征收补偿协议》从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何雨婷的知情权、居住权、财产权。现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与被告静安房管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编号：J-13-274)无效。被告静安房管局辩称，征收基地在第二轮征询前以书面和公告等形式向全体被征收人公布了相关征收法律法规、政策和补偿安置方案。原告何雨婷系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之女，协商过程中，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提供了原告何雨婷的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征收补偿中，被征收人可选择全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经征收双方充分协商，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签订了全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主体适格，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征收基地的安置补偿政策，要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何伟述称，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并没有获得原告何雨婷的委托授权，与征收部门仅协商了一次，是在领取全部补偿款后才将协议内容告知原告何雨婷。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洪英与第三人何伟系夫妻，原告何雨婷系两人之女。安庆路房屋的权利人登记为原告朱洪英、何雨婷、第三人何伟，其中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各享有四分之一产权，原告何雨婷享有二分之一产权。2015年5月8日，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发布沪闸府房征[2015]001号房屋征收决定，安庆路房屋在征收范围内。此时，安庆路房屋在册户籍三人，即原告朱洪英及案外人朱某某、方某某。2015年7月8日，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共同向征收事务所提交全权委托书及原告何雨婷的身份证，委托书载明，安庆路房屋全体共有权利人共同委托受托人朱洪英、何伟作为该户征收代理人，代表该户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办理与房屋征收有关的所有事项，委托书委托人一栏有何雨婷的签字。2015年7月17日，被告静安房管局(甲方)与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其中协议首部乙方被征收人为两原告及第三人何伟。该协议约定：安庆路房屋类型新工房(无电梯、成套)，房屋性质私房，房屋用途居住，认定建筑面积32.88平方米；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及套型面积补贴的总和，计XXXXXXX.32元；乙方不符合居住困难户条件；装潢补偿29592元；乙方选择货币补偿；其他各类补贴、奖励费用合计XXXXXXX.92元；协议第十八条另约定了签约率递增奖、搬迁奖励、提前搬迁加奖、户口迁移奖励、临时安置费等。协议第十九条约定，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90%，协议生效。2015年7月24日，原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公告，称截止2015年7月19日，安康苑征收地块已签约6243证，签约率达94.61%，符合本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90%以上的生效条件，故安康苑征收地块签约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正式生效。2015年8月14日，第三人何伟办理了安庆路房屋的退房手续，并于当月29日将房屋交付征收事务所。原告朱洪英领取了征收补偿款。审理中，两原告称，全权委托书中原告何雨婷签名非本人所签，是原告朱洪英的笔迹，但记不清具体是何人所签；原告何雨婷未委托他人办理征收事宜，对选择全货币补偿方式的《征收补偿协议》完全不知情。以上事实，由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户口簿、房屋征收决定、全权委托书、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公告、退房单、空房接管单、自行搬场承诺书、结算单、发放凭证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为证。本院认为，依照《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签订。被征收人以房地产权证所载明的所有人为准，公有房屋承租人以租用公房凭证、公有非居住房屋租赁合同所载明的承租人为准。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征收补偿协议》中乙方即被征收人一方的签约主体是否适格，认定的建筑面积是否准确。关于乙方签约主体，若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在协商过程中递交的全权委托书受托人一栏是原告何雨婷本人所签，全权委托书当属合法有效。若非原告何雨婷本人所签，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应当知晓由谁代签，递交他人代签的全权委托书有违基本诚信。对被告及具体参与协商的征收事务所而言，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在参与签约时，提供了原告何雨婷的身份证复印件，加之原告朱洪英与第三人何伟系原告何雨婷的父母，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原告朱洪英与第三人何伟获得了原告何雨婷的委托授权。此外，原告朱洪英在庭审中亦陈述，征收期间，原告何雨婷学业繁忙且时常身在国外交流，由其负责原告何雨婷在国内除工作及学习外的所有事务，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情况。安庆路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明确记载了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两原告要求乘以1.98系数计算应认定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事实和补偿政策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安庆路房屋所在征收地块的补偿安置政策，选择货币补偿有相应的奖励，对比全货币安置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并无优劣之分。从《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看，协议约定的补偿及奖励补贴等符合法律法规和基地的安置政策，已是该户补偿利益的最大化，未有证据证明被告静安房管局存在胁迫签约、恶意损害两原告权益的情形。《征收补偿协议》在原告朱洪英、第三人何伟与被告签订后即成立，在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综上，原告朱洪英、何雨婷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洪英、何雨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洪英、何雨婷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何雨婷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原告朱洪英、被告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第三人何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剑晖审 判 员  孙 迪人民陪审员  徐永珠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朱德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