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内04民终18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国彬，男，196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贺林、刘莉，内蒙古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树祥，男，1959年12月2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彦超，女，1983年11月1日出生，满族，农民，系尹树祥之女，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希格德力根，内蒙古罕乌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学文，男，198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梅，女，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系尹学文之妻，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振华，男，197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翠辉，女，1979年2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系许振华之妻，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上诉人宋国彬因与被上诉人尹树祥、尹学文、许振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内0421民初4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国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有承包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庭审中，上诉人举证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上诉人的《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土地使用权证》两份书证，加之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充分证明上诉人与绍根镇爱根庙村委会之间存在着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而被上诉人辩称是以上诉人的名义承包土地的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违反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效力。故判决书认定“原告与被告尹树祥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表述错误。鉴于被上诉人系通辽市开鲁县人，且非本村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尹树祥只能发生转包、租赁关系，非经法定特别程序，不能行使转让，互换的土地流转方式。尹树祥无论是在客观事实还是现有法律规定上，都不可能具有承包主体资格而成为土地承包人。其次，上诉人转包给被上诉人涉案土地的事实虽然存在，但双方协议转包土地的具体年限是多少并没有事实证明。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的承包合同在被上诉人手中，就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转包口头协议与上诉人的承包合同是相同的，这是极不符合证据判断要求的。更何况上诉人已决定不再将土地转包给尹树祥，已经自己交纳了后期的土地承包费。再次，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转包合同是要式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转包合同，双方如对转包期限有争议，举证责任应当在被上诉人一方，但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按原合同全部内容转包给了被上诉人这一案件事实。根据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及法理，双方约定不明，视为对期限没有约定，那么在一个承包期结束后，当事人有权做出终止合同的意思表示，通过解除合同的方式，终止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农业部下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有权转包土地的农户主体是承包方，而非转包方。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在法律适用中应当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范畴，而非一审判决书中认为的不属于强制性规定的管理性规范。一审法院并没有注意到，以上行政规章所表述的内容，其上位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经营权。因此，被上诉人尹树祥再行转包行为，即是违约行为，也违法的无效行为。同理，被上诉人尹学文与许振华的行为也是无效的法律行为，一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诉人在一个承包期结束后，即提出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口头约定，且即使不解除合同，上诉人也有权不再继续与被上诉人尹树祥订立土地转包合同。一审法院判决不准解除合同，在上诉人一方不再继续与被上诉人有继续转让土地的意思表示前提下，非但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而且有强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定书面合同、强迫承包人进行土地流转之嫌，所作判决严重违反《土地承包法》的规定。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严格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承包地”，明确指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享有的法定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剥夺。要坚决制止和纠正各种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流转土地的做法。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土地的，流转关系无效，侵害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责任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混淆了上诉人是承包人，被上诉人是转包人的法律概念，上诉人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为这个特殊主体，具有法定的承包权和经营权，而被上诉人作为转包人，非本村经济组织成员，不具有承包权，仅因转包行为才具有经营权，这是法律界定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主体地位上的不同。一审法院错误的赋予了被上诉人尹树祥只有通过特别程序才可以成为承包人的法律地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尹树祥答辩称，宋国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尹树祥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是依法成立的，口头约定的内容与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内容是一致的，承包期限为30年，涉案土地不是上诉人家庭承包的土地，而是通过招标拍卖得来的有偿承包土地，转包关系是合法的。被上诉人尹学文答辩称，我们承包尹树祥土地的合同是有效的，我方不同意解除合同。被上诉人许振华答辩称，我们承包尹学文土地的合同是有效的，我方不同意解除合同。宋国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口头约定的土地承包合同；2、判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第三被告分别签订的两份合同无效；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判决查明，原告宋国彬与被告尹树祥系连襟关系。2000年春季，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决定将部分集体所有喇嘛查布甸子东梁的土地规划为小生物圈以有偿使用的方式发包给村民管理使用。经过招标，原告承包了60亩土地，并于2000年12月23日与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合同约定，土地面积、范围，东西平均长370米，南北平均长110米，面积60亩；承包期限30年，即自200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0日止；原告给付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承包费10 600元，限2000年12月底前交付4 000元，2010年12月底前交付3 300元，2020年12月底前交付3 300元；在承包期内，原告对承包地有经营收益权、依法继承权，经嘎查委员会同意可以转包、转让、抵押，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包权；原告必须按嘎查委员会的规划进行治理，达到治理要求，方可种植作物；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将上述土地转包给被告尹树祥，并将与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交给被告尹树祥，告知被告尹树祥“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被告尹树祥承包涉案土地后，按照“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约定和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的规划进行治理土地并交付第一期和第二期承包费合计7 300元，并耕种经营涉案土地。到2013年4月20日，被告尹树祥将上述土地转包给被告尹学文，并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承包期限10年，即自2013年至2022年止；每亩每年承包费200元，总承包费120 000元，分两次交付；如因政策变化不能耕种到年限，尹树祥退还未耕种年限的承包费并按15‰计算利息。被告尹学文承包涉案土地后于2019年3月1日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被告许振华，并签订“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承包期限4年；每亩每年承包费200元，总承包费49 000元；如因政策变化不能耕种到年限，尹树祥退还未耕种年限的承包费并按15‰计算利息。2020年，原告以三被告的转包行为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收回涉案土地自己耕种。2020年6月29日，被告尹树祥以原告宋国彬侵犯其承包经营权为由起诉原告宋国彬。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内0421民初29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宋国彬停止侵害。原告不服该判决已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尹树祥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原告从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爱根苏木嘎查承包的60亩土地转包给被告尹树祥的事实存在。原告与被告尹树祥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原告将其与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交给被告尹树祥，被告尹树祥一直依照“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约定按嘎查委员会的规划对承包地进行治理，并通过原告向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交付土地承包费等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清楚。由此可见，原告与被告尹树祥之间的口头转包合同的内容与“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内容是一致的。原告与被告尹树祥之间的转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出现合同法规定的解除合同情形。被告尹树祥与被告尹学文签订的“合同书”和被告尹学文与被告许振华签订的“合同书”，签订上述两份合同也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告所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系管理性规范，故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综上所述，原告提举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故其解除合同和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国彬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期间，上诉人宋国彬为证实其主张成立，提交收据一枚，证明第三期承包费3300元是由上诉人交纳，上诉人从事实上已经提出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上诉人又提交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涉案土地是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的承包。被上诉人尹树祥质证称，对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前两次的款项也是通过上诉人交纳的，证明不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已经解除。对土地承包证有异议，该承包证不是涉案土地的承包证，涉案土地是2000年村委会通过公开招标拍卖的方式承包出去的，承包证上的承包开始时间为1997年。1997年时，上诉人还没有承包涉案土地。证明不了涉案的土地是家庭承包的。被上诉人尹学文、许振华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举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与被上诉人解除合同，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上诉人提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期限和承包方式与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中承包期限、承包方式均不一致，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直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宋国彬要求解除合同和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应否得到支持。宋国彬上诉称其将土地转包给尹树祥，双方没有约定转包土地的具体年限。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有权在一个承包期结束后要求解除合同。经查，宋国彬于2000年12月23日与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承包期限为30年。后宋国彬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尹树祥，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宋国彬将其与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交给尹树祥，尹树祥一直依照“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约定对承包地进行治理，并通过宋国彬向爱根苏木嘎查委员会交付土地承包费等履行合同义务。通过以上事实能够认定宋国彬与尹树祥之间的口头转包合同内容与“承包小生物圈合同书”的内容一致，合同约定承包期限为30年。在承包期内宋国彬主张解除合同，在没有出现合同法规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未支持宋国彬要求解除合同的处理原则是正确的。尹树祥与尹学文签订的“合同书”和尹学文与许振华签订的“合同书”，亦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宋国彬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丽丽  审 判 员 韩尚达  审 判 员 张伟波 二○二一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