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藏06民终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安徽鸿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宁国市青龙东路宁国花园晓风苑15幢1005-1006号。   法定代表人：姜义岺，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承群，北京盈科（马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勇，男，197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蓬鑫，西藏博炜（林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汇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20）藏060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汇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承群、被上诉人周勇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蓬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萃公司上诉请求：1.撒销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20)藏060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838,947.87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两个工程形成的结算文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存在工程价款金额前后不一致情形，理应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与《会议记录》系独立于转包行为的结算文件，体现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系非法转包，从而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转包行为无效。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工程的结算达成的一系列结算文件的效力应独立于转包行为。因为工程结算协议是为履行施工合同而签订，体现了工程结算的结果，系双方对工程款数额达成的一致，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工程价款的结算应当以双方在诉前签订的结算文件为准。《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与《会议记录》关于工程价款的结算前后相符，不存在一审法院所称载明的到款工程款数额不一致情形。一审法院一方面对双方在诉前就案涉工程价款结算签订的《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工程款转款委托确认书》《会议记录》及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交易金额20,000元复印件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确认了案涉两个工程截止2018年12月18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结余的工程款数额为2,570,009.50元，并且在说理部分也认可《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会议记录》中关于工程款数额的条款，另一方面又以《会议记录》《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载明的到账工程款数额不一致，从而否定了《会议记录》作为结算依据的效力，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前后明显存在矛盾之处。《会议记录》虽只载明了进入总公司基本户的工程款数额，但也不存在与《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载明的到账工程款数额不一致的情形。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期间及庭后代理人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就《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会议记录》中所有工程款到账金额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会议记录》之所以只载明了进入总公司基本户的工程款数额及余额，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工程建设方拨付至西藏分公司账户的工程款已结算完毕，双方已不存在争议。且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也认可截止2017年12月14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西藏分公司及案外人顾某之间已无任何劳资纠纷、经济纠纷或者任何其他争议。其次，代理人在一审庭后提交的书面代理词中对总公司与西藏分公司两个账户到账工程款的金额也进行了详细说明，根据《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截止2018年12月3日，次曲河项目工程款及建设方退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共计到账13,847,893.2元(该金额为2017年12月13日前西藏分公司账户总到款6220,000元，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12月3日总公司基本户到款7,627,893.2元之和)；新城防洪项目工程款共计到账10,266,568.74元(该金额为2017年12月13日前西藏分公司账户总到款7,254,822.74元，2017年12月13日至2018年12月3日总公司基本户到款3,011,746元之和)。《会议记录》中所载明的次曲河项目到总公司基本户的7,627,893.2元工程款及新城防洪项目到总公司基本户的3,011,746元工程款，与《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是一致的。只是因为西藏分公司账户的工程款已结清，为避免重复算账，双方在《会议记录》中只对进入总公司基本户的工程款进行了一次完整的结算，但工程款总额前后并不矛盾，完全一致。最后，关于《会议记录》中载明的次曲河项目工程款结余2,560,764.3元以及新城防洪项目工程款结余9,245.2元的由来，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期间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截止2018年12月3日，次曲河项目结余工程款为4,581,889.3元，新城防洪项目结余工程款为-44,075.85元(该项目上诉人已超付工程款)，又根据《工程款转款委托确认书》，被上诉人同意从次曲河项目结余工程款中转出45万元来弥补新城防洪项目，从而使新城防洪项目的工程款结余变成了9,245.15元(-440754.85+450000-9245.15)。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18日期间，上诉人又为次曲河项目支付了三笔材料款，分别是2018年12月4日支付宏兴××厂石料款1,000,000元、2018年12月5日支付那曲××公司混泥土款371,125元、2018年12月5日支付西藏那曲××责任公司片石款200,000元，以上付款金额共计1,571,125元。(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笔材料款不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自认，且提交了书面证据，上诉人也在庭审答辩中进行了说明，但一审判决却没有涉及，从而造成判决结果出现了严重错误。)因此，在2018年12月1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会议记录》中载明的次曲河项目工程款的总结余就变成了2,560,764.3元(4581889.3-450000-1000000-371125-200000=2560764.3)综上，《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与《会议记录》中关于工程款数额的内容，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统计了总公司与分公司所有到账的工程款数额，后者只统计了总公司基本户到账的工程款数额，但两者不仅不存在前后不一致情形，且能够完全解释清楚。一审判决仅以两者载明的到账工程款数额不一致，从而否定了《会议记录》作为计算依据的效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正。即便只以《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作为工程款的计算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工程款金额也与事实不符。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行为系转包行为，虽然双方未能签订书面协议，但已经形成事实上的转包法律关系。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会议记录》中，关于工程款数额的条款有效，但上述两份文件中的工程款数额包括到账数额、被上诉人领款数额、付款数额以及结余数额等，而一审判决只认定到账数额和被上诉人领款数额，属于片面认定相关事实。《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作为工程结算文件，其效力应独立于转包行为，系当事人对工程款的结算达成的书面协议，根据相关规定，应当适用该协议结算工程款，这一裁判规则已经被最高法院的诸多生效判决所采纳，但一审法院只是采纳了《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的一些几个数额来重新计算工程款余额，并未按照双方已经结算完毕的结果作出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最后，根据《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截止2018年12月3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结余的工程款金额分别是次曲河项目4,581,889.3元、新城防洪项目-440,754.85元，合计4,141,134.45元。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18日期间，上诉人支付材料供应商款1,571,125元。至此，工程款总结余合计为2,570,009.45元。2018年12月20日和12月21日，上诉人分别向次曲河项目材料供应商宏兴××厂付款2,300,000元(2018年12月20日付130万，2018年12月21日付100万)，至此，工程款总结余合计为270,009.45元(2570009.45-2300000)。2019年5月22日，上诉人收到新城防洪项目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为1,618,938.42元。至此，案涉工程款总余合计为1,888,947.87元(270009.45+1618938.42)。2019年5月24日和2019年7月1日，上诉人支付那曲××公司材料款1050000(其中2019年5月24日付550000、2019年7月1日付500000)。至此，工程款总结余合计为838,947.87元。二是一审法院在计算工程价款具体金额时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在计算被上诉人结余的工程款金额时，不仅计算方式错误，金额也不完全正确。在计算方式上，一审法院仅以工程审计价或者建设方已经拨付至上诉人处的工程款减去被上诉人收到的工程款和上诉人代为支付的材料供应商款，剩余金额即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结余的工程款。这种计算方式完全没有考虑工程承揽过程中产生的税费及其他支出。在具体金额上，如前所述，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18日期间，上诉人又为次曲河项目支付了三笔材料款1,571,125元，上述付款行为不仅上诉人在庭审中予以说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也能体现，但一审判决却没有提及，导致判决结果出现严重错误。既然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系非法转包，那么如果按照一审判决的计算方式，被上诉人所承揽的工程就不用缴纳任何税费，如此一来，被上诉人不仅没有因违法行为而受到惩罚，反而有所获利，这样的判决结果等同于变相鼓励个人以非法转包的方式去承揽工程，有悖法律的价值取向。三是一审法院未将上诉人应收取且经被上诉人认可的管理费和工程承揽所产生的税费纳入工程款的计算范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无权收取管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案涉工程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非法转包，系无效行为，但管理费作为双方履行合同所发生的必需开支，属于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上诉人从工程中标、施工、开具工程发票、收取工程款、支付材料款及民工工资到最后的竣工验收结算，均参与了工程的管理。转包行为虽无效，但案涉工程均已验收合格，双方对工程款结算达成的书面结算协议中包含对管理费的处理，属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且双方约定的管理费的费率只有1.5%，并没有超出双方当事人的预期及正常的市场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强行干涉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认定上诉人无权收取管理费的行为不仅无事实依据，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其次，工程承揽所产生的税费应从工程款中列支，但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故意回避。税费的缴纳不因合同或行为的无效而免除。案涉工程实行独立核算，工程所产生的税费应全部从工程款中列支，对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在结算文件中予以明确，并扣除了相应的税费。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到案涉工程税款应按9%计算增值税，事实上，案涉工程当时的增值税税率为11%。另外，案涉工程除了增值税之外，还会产生增值税附加以及个税、企业所得税等。上述税费，双方均在《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予以确认。虽然庭审中，被上诉人对此持有异议，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因此，案涉工程产生的税费应当以《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确认的金额为准。最后，次曲河项目的审计价为13,302,978.2元，建设方已经拨付的工程款金额为12,757,893.2元，且上诉人已开具了相应的工程发票，后续尚有工程款545,085元未拨付且未开具工程发票，但一审法院已将此工程款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认为，如果一审法院判决正确无误，这部分工程款所产生的税费也应由从工程款中列支，但一审判决对此却加以回避。四是一审法院将建设方尚未拨付的545,085元工程款计入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次曲河项目的审计价为13,302,978.2元，建设方已经拨付的工程款金额为12,757,893.2元，且上诉人已开具了相应的工程发票，后续尚有工程款545,085元未拨付且未开具工程发票，但一审法院已将此工程款判决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付。”一审法院引用此条款判决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工程款没有问题，但本条“参照合同约定”中的“合同约定”，具体到本案，应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一致的结算文件，而不是上诉人与建设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上诉人更无权依据建设方为案涉工程作出的审计结果来主张工程款。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有权按照涉案工程的审计价格要求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综上所述，本案一审法院简单地以2018年12月3日《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载明的到账金额减去载明的领款金额再减去上诉人自2018年12月18日之后支付的供应商材料款，来确认被上诉人结余的工程款，不仅不符合事实，也违背了工程款结算的常理，甚至将应由工程本身支出且经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税费也排除在外，判决结果明显错误。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工程结算形成的《会议记录》《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前后一致，一脉相承，理应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周勇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纠纷仅仅存在计算的方式不一致，但是对判决结果不产生影响，因此恳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中上诉人所主张的会议记录以及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为在以上两份证据当中实际上并没有列明详细的金额，而且存在矛盾之处。其次，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账记录，这个金额跟两份协议仍然存在矛盾，而且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仅仅提供2018年以后的记录，并没有提供12月3日以前的，足以说明上诉人主张的金额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名的关于没有拨付的540000工程款应支付的金额，一审法院将该笔款项在本案判决当中得以体现的是正确的，虽然有50多万没有拨付，但是拨付的权利一方是上诉人，上诉人随时可以到业主方将该笔款项进行拨付，如果在本案当中没有拨付，等待业主方把这笔款进行拨付完了以后在进行支付的话，这个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该笔款应在本判决当中得以体现，且在本案当中被上诉人周勇所主张的工程款跟整个项目有关，应当由上诉人一方将本案当中的所有工程款跟周勇之间进行结算。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2日，原鸿石公司与那曲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水利工程合同书》，约定由原鸿石公司承建那曲地区那曲县新城区防洪工程（二标段），合同总金额12,078,318.21元，计划工期365天。2016年9月8日，原鸿石公司与西藏那曲地区水利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了《那曲地区那曲县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三标段施工合同》，约定由原鸿石公司承建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三标段，签约合同价10,901,700元，计划工期为365天。合同签订后，原鸿石公司将承建的上述两个工程转包给周勇进行施工。那曲地区那曲县新城区防洪工程（二标段）由周勇于2017年10月30日全部建设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经评审后审定金额为11,885,507.16元。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三标段由周勇于2017年11月30日全部建设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该工程经评审后审定金额为13,302,978.20元。2016年12月15日，周勇以原鸿石公司的名义交纳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三标段民工工资保证金1,090,000元。2018年3月12日，周勇向原鸿石公司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转为工程款委托书》和《农民工工资转款委托书》，周勇委托并同意原鸿石公司将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三标段于2018年2月9日由西藏那曲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退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人民币1,090,000元转为工程款用于支付该项目相关款项，其中954,000元转入赵某的开户行：招商银行合肥卫岗支行账号×××中，剩余款项支付至周勇账户。原鸿石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向周勇的账户内转款135,900元，原鸿石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分4次共计向赵某的账户内转款954,000元。施工过程中，原鸿石公司在2016年9月25日与那曲××公司签订了《预拌混凝土购销合同》。原鸿石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2019年7月1日向那曲××公司支付款项合计1,050,000元。原鸿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勇于2017年5月1日与宏兴××厂签订了《地材买卖合同》。原鸿石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2018年12月21日向宏兴××厂支付款项合计230,000元。2020年1月13日，原鸿石公司因那曲地区宏泰××公司起诉原鸿石公司要求支付原鸿石公司承建的周勇负责的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第三标段支付水泥砖款支付西藏蜀藏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0,000元。2017年12月14日，周勇在载有付款人为顾厚勇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上进行说明“已全结清（所有工程款），至今日为止，周勇和西藏分公司及顾某之间，无任何劳资纠纷，无任何经济纠纷或任何其他争议。”。   2018年12月3日，周勇与原鸿石公司签订了《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2份，一份约定：本人周勇，身份证号码：×××是那曲地区那曲县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三标段的实际施工人，截至2018年12月3日，该项目共计到账工程款13,847,893.2元，本人已从公司领取本项目工程款共计人民币8,610,000元。本人确认并同意公司从本项目工程款中扣除本项目管理费191,368.4元，转账手续费400元，四次开票扣税及刺梦钢材票作废补交税151,295.84元、第五次开票补交税312,939.63元。扣除以上费用，公司剩余工程款共4,581,889.3元，现剩余款项以公司实际转账时间为准。本人已经和原鸿石公司就该项目已到工程款13,847,893.2元结算完毕，且本项目的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也已支付并结清，如该项目出现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等欠款全部由本人承担，如果公司承担上述欠款可无条件向本人追偿，造成公司其他损失的，可追究本人经济和法律责任。截至2018年12月3日本项目已完税金额11,526,667.9元，本人向公司提供成本发票10,546,490.39元，尚欠公司成本票共计980,177.51元，本人承诺2018年12月25日前向公司提供本项目所欠成本票共计980,177.51元，如未提供，本人承诺向公司交纳票额的25%现金给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注：截止2018年12月3日对以上到账工程款项已结算完毕，后期工程款到账后再另行结算。另一份约定：本人周勇，身份证号码：×××是那曲地区那曲县新城区防洪工程二标段的实际施工人，截至2018年12月3日，该项目共计到账工程款10,266,568.74元，本人已从公司领取本项目工程款共计10,528,822.74元。本人确认并同意公司从本项目工程款中扣除本项目管理费181,175元，转账手续费600元。扣除以上费用，公司无剩余工程款，税款剩余款3274.15抵消后，本人还欠公司440,754.85元。本人已经和原鸿石公司就该项目已到工程款10,266,568.74元结算完毕，且本项目的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也已支付并结清，如该项目出现民工工资、材料款、机械费等欠款全部由本人承担，如果公司承担上述欠款可无条件向本人追偿，造成公司其他损失的，可追究本人经济和法律责任。截至2018年12月3日本项目已完税金额9,249,161.76元，本人向公司提供成本发票7,723,563.68元，尚欠公司成本票共计1,525,598.08元，待本项目拨付最后一笔工程款时，从工程款中归还欠公司的人民币440,754.85元。本人承诺2018年12月25日前向公司提供本项目所欠成本票共计1,525,598.08元，如未提供，本人承诺向公司交纳票额的25%现金给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注：截止2018年12月3日对以上到账工程款项已结算完毕，后期工程款到账后再另行结算。2018年12月18日，周勇与原鸿石公司的工作人员梁某、左某、姜某就案涉的两个工程形成了《会谈记录》，确认两个工程在原鸿石公司剩余款项2,570,009.5元，欠鸿石成本票1,277,675.9元由周勇尽快提供给原鸿石公司。2019年5月22日，原鸿石公司收××县防洪工程（二标段）工程拨款1,618,938.42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原鸿石公司将承建的涉案两个工程转包给原告周勇进行施工。由于原告周勇没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属于非法转包，原、被告之间的转包行为无效。由于原告周勇施工的案涉两个工程已竣工并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周勇有权请求被告原鸿石公司支付工程款。由于被告原鸿石公司将涉案的两个工程整体转包给原告周勇，原告周勇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按照涉案工程的审计价格要求被告原鸿石公司支付工程款。虽然被告周勇与被告原鸿石公司未签订书面转包协议，但被告原鸿石公司与周勇签订的两份《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及《会议纪录》应视为转包协议内容的具体体现。由于周勇与被告原鸿石公司的转包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两份《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及《会议纪录》中除关于工程款数额的条款有效外，其余条款均无效。因此，被告原鸿石公司无权向原告周勇收取管理费，以及要求周勇提供成本发票且在周勇未提供成本发票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那曲地区那曲县新城防洪工程二标段的工程款双方确认的审计价且已全额拨付的数额为11,885,507.16元，扣除原告周勇于2018年12月3日实际领取的工程款10,528,822.74元；那曲地区次曲河段水系连通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第三标段工程款审计价13,302,978.2元，扣除原告周勇于2018年12月3日实际领取的工程款8,610,000元其中应减去原告周勇在该工程中已交并通过被告原鸿石公司账户退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90,000元。案涉两个工程合计结余7,139,662.62元工程款再扣除原被告双方都认可的被告原鸿石公司向次曲河材料供应商支付的3,350,000元，最终，被告原鸿石公司应向原告周勇支付3,789,662.62元工程款。虽然原告周勇出示证据并自认已从被告原鸿石公司收取工程款20,524,490元，但与案涉两个工程的《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原告周勇已收工程款及后期双方认可的被告原鸿石公司向次曲河材料供应商支付的款项之和相矛盾，因此，对于周勇的意见该院未予采纳。原告周勇与被告原鸿石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形成的《会议纪录》只表明案涉每个工程进入总公司的基本户工程款数额及余额和原、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关于案涉两个工程签订的《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载明的到账工程款数额不一致，故该会议纪录不能作为本案的工程款的计算基础。原鸿石公司关于将该会议纪录作为原、被告之间工程款计算依据的意见该院未予采纳。被告原鸿石公司提出的因处理涉案工程纠纷而产生的律师费先从应付的工程款中扣除的意见，因原鸿石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支付的费用，与案涉工程款无关，对于原鸿石公司的意见未予采纳。原告周勇要求被告原鸿石公司退还原告向被告转款122995.39+131927+108000=362,922.39元用于缴纳税费，而案涉项目的税费已全部抵扣完毕的请求，由于周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数额及案涉项目的税费已全部抵扣完毕，对于周勇的此项请求，该院未予支持。原告周勇要求被告原鸿石公司退还因周勇在施工过程中开具给原鸿石公司的成本发票，其中专票可抵税合计1,197,268元的请求，因周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周勇的此项请求，未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周勇要求被告原鸿石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4,775,079.19元，该院依法支持3,789,662.6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徽鸿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周勇支付剩余工程款3,789,662.62元。二、驳回原告周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汇萃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中国建设银行专用回单三份，证明上诉人汇萃公司在2018年12月4日至2018年12月18日期间为案涉次曲河工程项目一共代付三笔材料款，金额合计为1,571,125元。周勇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并表示该三笔款项已包含在前期所列的中期结算表，属重复计算。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会议记录》《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载明的数额相印证，故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汇萃公司（原鸿石公司）代被上诉人周勇在2018年12月4日至12月5日期间分别向宏兴××厂、西藏那曲××责任公司、那曲××公司代付材料款1,571,125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汇萃公司虽主张其目前需向被上诉人周勇支付工程款数额应以建设方实际拨付至其账户为准，但该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该工程款已达到支付条件，且经庭审确认双方对案涉两个项目的总工程款计算应当按照评审审定金额为准并无异议，而案涉两个项目的评审审定金额即总工程款为13,302,978.2元+11,885,507.16元=25,188,485.3元。现被上诉人周勇就案涉两个项目从上诉人汇萃公司实际领取的工程款总额为10,528,822.74元+8,610,000元=19,138,822.74元，扣除退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090,000元，被上诉人周勇实际领取的工程款总额为18,048,822.74元。另，上诉人汇萃公司因案涉工程向材料商代被上诉人周勇支付的款项共计为3,350,000元+1,571,125元=4,921,125元。最终，上诉人汇萃公司需向被上诉人周勇支付工程余款应为2,218,537.6元，即25,188,485.3元-18,048,822.74元-4,921,125元=2,218,537.6元。   关于案涉工程税费承担问题。上诉人汇萃公司与被上诉人周勇形成的工程转包合同虽无效，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与《会议记录》，且交纳税费开具税票属法定的从给付义务，被上诉人周勇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是案涉工程款的实际收款方，其应当承担交纳税金开具税票的义务。现上诉人汇萃公司提交的《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载明的案涉工程所产生的税金为3,274.15元+151,295.84元+312,939.63元=467,509.62元。该税金应从工程款中扣除，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周勇剩余工程款应为1,751,027.98元。对于剩余的税金上诉人汇萃公司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对于被上诉人周勇未提供成本发票而约定的违约条款，因双方之间形成的转包合同关系无效，从而双方约定的违约条款也应属无效，故因被上诉人周勇未开具成本发票而产生的违约金不应从工程款中扣除，但开户税票属法定义务，被上诉人周勇仍应承担开具税票的义务。   关于上诉人汇萃公司主张工程管理费问题，双方签订的《工程中期结算确认书》中约定了工程管理费，但该管理费属违法所得，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故本院对上诉人汇萃公司主张工程款中应当扣除管理费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汇萃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人民法院（2020）藏0602民初236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被上诉人周勇支付剩余工程款1,751,027.98元   三、驳回上诉人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四、驳回原审原告周勇的其他一审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45,000.63元，上诉人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0,559.25元，被上诉人周勇负担24,441.38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7,117.30元，（预交45,000.63元）由上诉人安徽汇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0,559.25元，由被上诉人周勇负担16,558.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次仁永西   审 判 员 顿珠旺姆   审 判 员 索朗白玛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索朗旦巴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