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5民初1367号原告：曹海涛，男，198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建慧，北京国宏（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世浩，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魏涛，男，1983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良久，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昱其，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曹海涛与被告魏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海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建慧、时世浩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魏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良久、刘昱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海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于2017年8月23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租金157793.4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09年7月2日，被告与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大渠经合社)签订了《土地承租合同》，约定大渠经合社将位于该村村西鱼池东侧土地13.3亩以及西侧一个鱼池按现状出租给被告，租赁期限为2009年7月I日起至2029年7月1日止;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本合同允许变更或解除。20I0年5月22日，原告、刘畅共同作为承租人与被告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被告将其承租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村西鱼池东侧土地13.3亩以及西侧一个鱼池中的一部分西侧的鱼池承租权转让给原告和刘畅，转让期限自2010年6月I日至2029年7月1日，转让金额255000元，后优惠1000元。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己按约一次性付清二十年租金。后刘畅出具书面文件说明退出该合同，因该合同所发生的一切经营、权益及法律问题均由原告承担。因上述土地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项目范围，原告于2017年8月23日前按规定搬迁，并将原告承租范围内的所有房屋、装修设备及附属物、建筑物、简易建筑物、构筑物、地上地下附着物、农业设施等交付给该项目拆除主体，并按规定终止了与被告的《土地转让合同》。由于原、被告之间的《土地转让合同》提前终止，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多收取的租金I57793.40元(计租期限为:2017年8月23日一一2029年7月1日)。特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魏涛辩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涉案合同是《土地转让合同》，收取的是转让费，而不是租金;转让费255000元是一次性打包费用，转让的不仅包括土地使用权，还包括被告与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经签仃的合同中被告享有的同等权利，其中包括被告享有地上物拆迁补偿请求权及拆迁利益的所有权。二、本案的“转让费”是一次打包费，与期限无关，与转让地上物拆迁补偿请求权及拆迁利益所有权有关，“转让费’不等同于“租金”。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转让合同”而非“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与形式一致，原告的起诉试图混淆法庭、获取非法利益。1、从合同表述来看，合同明确约定的是“转让费”，未约定为“租金”，合同中更没有约定一年的“转让费”或者“租金”是多少，说明“转让费”并非“租金”，与期限无关，转让费主要与获得利益有关。正常以期限为内容的合同，必然会约定每一年费用是多少，但涉案合同并没有约定。另外，正常以期限为内容租赁合同，必然会涉及期限内遇到拆迁的，剩余期限内“租金”应该退还问题，涉案合同并没有这样的内容。以上内容，均充分证明涉案合同中“转让费”是一次性打包费用，与期限无关，与获得利益有关，“转让费”不是“租金”。进一步说，2018年4月11日，原告起诉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村西鱼池面积8.2亩土地的地上物所有权归原告所有，“所有权”本身就表明了“转让合同”性质，而不是“租赁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转让”合同，是以拆迁利益请求权及拆迁利益所有权为转让内容。3、收条中写明的也是“转让费”，也能进一步证明收取的转让费是一次性打包费用，收取的不是租金，“转让费”不能等同于“租金”，原告更没有收取租金。4、因农村土地均属于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具有财产使用权性质，权利人无法对土地享有所有权。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不仅限于对土地的租赁使用权，也包括了对土地拆迁征收的期待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等同于土地租赁使用，而应根据合同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认定。四、从订立合同目的来看，双方约定转让费“255000"元，核心是以被告放弃拆迁利益为代价的，原告享有相应拆迁利益为支付对价。五、从公平责任角度来说，原告已经于2015年、2016年期间因征地、占地被拆迁了一部分，相应的拆除腾退费用已经领取【（2018）京0115民初8343号判决书第4页】;2017年的拆迁是对于剩下部分土地进行次拆迁补偿利益。签订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共计811112元，原告已经获得了两次拆迁利益。原告在获得巨额拆迁利益情况下，提起本次起诉，违背了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试图获得非法利益，也违背了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之前原告提起请求确认涉案合同地上物归其所有的诉讼，一审、二审均被法院确认地上物拆迁利益归其所有，而本次又起诉解除合同这两次诉讼对于涉案合同的效力主张是相互矛盾的，在已经有了有效判决的情况下，提起本次诉讼更是荒谬，目的为了获得非法利益。现在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其获取的拆迁利益应退还给被告，被告亦保留相应的诉讼权利。六、从证明责任的角度，原告应举证证明“转让费”就是“租金”。也应该说明为什么涉案合同及收条内容写成“转让费”，而没有写成“租金”，合同中没有约定每一年“转让费”或者“租金”是多少?七、本案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即使以2017年8月23日起算，本案的起诉亦已超过三年;要说明的是，涉案土地在2015年、2016年就拆迁过一次，原告也从未以合同利益受损，向被告主张过退还租金等。八、本次起诉确认解除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第564条第2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过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权利人主张解除合同必须在解除期限内，依据法律规定是一年，以原告主张的2017年8月23日为起算点，早已超过1年;本次起诉要求确认合同解除，更不符合解除合同要“通知对方”的形式要件，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7月2日，魏涛与大渠村经合社签订了《土地承租合同》，约定大渠经合社将位于该村村西鱼池东侧土地13.3亩以及西侧一个鱼池按现状出租给魏涛，供魏涛从事养殖业经营，承租期限为2009年7月I日起至2029年7月1日止，承租期间共计20年整。承租金额为每年每亩800元，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每亩900元，最后十年每年每亩1000元，西侧渔池租金每年500元。3、交款日期及方式:前五年的租金一年一交，乙方于每年的7月1日一次交清，每年金额11140元;第六年起，租金每五年交一次，交款日期分别是2014年7月1日交五年租金62350元;2019年7月1日交五年租金69000元;2024年7月1日交最后五年租金69000元……如遇国家占地，土地补偿费归机房，地上物补偿费归乙方。2010年5月22日，魏涛（转让方、甲方）与曹海涛、刘畅（受让方、乙方）签署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约定魏涛将自己承租的位于该村村西鱼池东侧土地13.3亩以及西侧一个鱼池中的一部分西侧的鱼池的承租权转让给曹海涛、刘畅，供曹海涛、刘畅从事养殖业经营。1.转让年限:2010年6月1日起至2029年7月1日止。2.转让金额:255000元，测量面积为8.2亩。3.缴款方式为签订合同之日起3日内乙方付给甲方200000元，剩余租金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水、电、围墙等事情办理完毕后于2010年9月之前一次付清。第三条因该合同是建立在魏涛与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的土地承租合同基础上，甲方保证乙方对其租用的土地享有与魏涛同等权利。第四条如遇国家占地，乙方享有地上物补偿费，停产停业损失等补偿费。2011年3月9日，魏涛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了曹海涛、刘畅交付的大渠村鱼池转让费254000元。2011年6月6日，刘畅出具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退出声明》，确认退出上述《土地转让合同》，承诺放弃该合同的全部权益，《土地转让合同》发生的而一切经营、权益及法律问题由曹海涛承担。2018年4月11日，曹海涛以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魏涛，其诉求为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村西鱼池面积2056.93平方米土地上的地上物有关的拆除腾退补偿款811112元归曹海涛所有，该案在审理过程中调取了相应《安定镇农村集体经营性检核用地入市试点项目拆除腾退补偿协议》，改协议载明的的被拆除腾退人曹海涛，场地经营面积为2065.93平方米，拆除腾退补偿款为811112元，并载明曹海涛应在2017年8月23日前完成搬迁，并将拆除腾退的房屋、装修设备及附属物、建筑物等交给腾退人……,该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判决确认“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大渠村村西鱼池面积2056.93平方米土地上的地上物有关的拆除腾退补偿款811112元归曹海涛所有”。该案判决后，魏涛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003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庭审中，曹海涛称案涉土地在2017年8月23日拆除腾退完毕，曹海涛在2017年8月23日之前搬迁完毕，其将涉案土地交付拆除腾退相关单位。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曹海涛、刘畅共同作为承租人与魏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合同目的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刘畅的《土地转让合同退出声明》，其案涉合同权利义务均转移至曹海涛，故本案曹海涛有权作为单独原告起诉魏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土地拆除腾退之后，曹海涛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魏涛是否应当向曹海涛返还剩余年限转让费，案涉土地于2017年8月23日拆除腾退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自拆除腾退之日，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土地转让合同》应予以解除，合同解除日期为本案诉状向魏涛送达之日即2021年1月27日，但就目前魏涛是否应当向土地年限土地转让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合同解除后，合同双方应互负返还义务，曹海涛不能将涉案土地返还魏涛，其现要求魏涛返还剩余年限转让费157793.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曹海涛与魏涛于二〇〇九年七月二日签署的《土地转让合同》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解除；二、驳回曹海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563元，由曹海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成桂钦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