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5947号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9层10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FBJXXG。法定代表人：田效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孟霆，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缨，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2GW05G。法定代表人：李云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哲，北京刘明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恒时代）与被告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宋如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恒时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缨，被告大宋如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嘉恒时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全面、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和明细；2.被告与原告就电影《大红包》的发行收入及其他收益进行费用结算，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宣传发行费用总额和明细；3.被告赔偿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200000元、公证费6250元；4.被告支付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当事人，原告主要从事电影摄制、演出经纪、电影发行以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业务。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为田效源先生，其他主要人员包括姜语馨女士（也称“姜语心”）、姜馨悦女士（也称“姜新月”）、文付迪先生。被告主要从事电影摄制、文化艺术交流、企业形象策划、影视策划等业务。被告是一个家族企业，核心人物是李克龙先生，系一位导演兼编剧。李克龙的兄弟李豹也在被告担任职务。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李云书先生是李克龙、李豹兄弟的父亲。与此同时，李克龙先生还是克龙影业（上海）有限公司的唯一投资人和监事，其父李云书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二、本案所涉电影《大红包》是一部市井轻喜剧，该片围绕着现实生活中随礼、送红包为背景，讲述了男主角因工作调动等多方原因，翻看多年留存下来的随礼账本，谋划如何巧妙快速收回份子钱，在好友的帮助下，自导自演一场疯狂婚礼大戏的故事。李克龙先生是编剧兼导演，在电影的融资及拍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影片主要演员包括包贝尔、克拉拉、张一鸣、贾冰、王小利等。电影《大红包》于2019年6月10日开机，2019年8月3日杀青，2019年12月27日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本来预计于2020年年初上映，但是，因为疫情等原因，直到2021年1月22日才正式上映。《大红包》是一部拍摄成本小、拍摄周期短、导演/演员都处于上升期的电影作品。由于被告资金能力有限，故此，需要通过社会各个渠道融资，因而与各类投资人形成合作关系，原告就是众多投资人的一位。而在原告的背后，还有诸多“次级”投资人。这些“次级”投资人只与原告订立合同，不直接与被告发生合同关系，但是，被告对“次级”投资人的存在不仅知情，而且在原告与“次级”投资人协商及签署合同的过程中积极参与。三、《投资协议》的签约及主要约定。2019年5月17日，原告与被告就投资摄制电影《大红包》协商一致并签订《电影（大红包）联合投资协议》。根据《投资协议》，被告全权负责影片的融资、拍摄、宣传发行及商务安排，原告承诺为拍摄影片提供资金支持。关于影片的制作费用：《投资协议》第三条“投资条款”约定：“1.电影的总制作预算为大写人民币五千万元整（不含宣发），前述投资总额用于包括但不限于本片剧本创作、前期筹备、所有演员酬金、保险、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剧组运作费用、前期部分宣传及制作资源、题材申报及审片等一切费用，但本片宣传及发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不包含在制作预算总额中”为进一步明确制作费用的用途，《投资协议》第三条还约定：“摄制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该电影的策划、开发、运作费用及人员劳务成本；编剧酬金、导演酬金、制片人酬金、演员酬金及摄影、灯光、服装、化妆等参与该电影实际拍摄和后期制作所有演职人员酬金、保险、律师费用、税金；实际拍摄和后期制作过程中所需的服装、场地、道具、车辆、剧组房租、餐饮、住宿、保险及其他全部与该电影拍摄制作有关的费用；...”也就是说，《投资协议》所谓“制作费用”限于影片的前期拍摄成本，而不包括后期的宣传发行费用。关于原告的投资额及所占比例：《投资协议》第三条“投资条款”第二款“投资比例”约定：“乙方（注：原告）投资该电影的投资比例为20%，即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关于原告分享利益的原则：《投资协议》第三条“投资条款”第四款约定：“（2）该电影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第九条“发行收益分配”约定：“该电影自上映日计五（5）年内，甲方须按乙方投资比例支付发行收益。”同时，第九条还特别约定：“5.根据本合同约定或者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变更投资比例的，发行收益分配比例根据各方约定比例予以变更，若有新投资人进入的，则以各方签订的新协议为准。”简而言之，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是双方商定的利益分配原则。对于结算安排：《投资协议》第九条“发行收益分配”第三款“收益结算”约定：“甲方应自该电影上映结束之日起第三个月自然月结算。第二次开始，六个月自然月结.......”这里的“第二次”是指影片在上映后以其他形式进行的发行。同时，第十四条“违约责任”第三款进一步约定，因甲方不能按照第九条（3）按时支付应结算的收益款的，则甲方构成违约，甲方每日应按应付收益款的千分之五（0.5%）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四、原告已经充分履行了《投资协议》项下的投资义务。2019年5月17日《投资协议》签订后，为履行自己的投资义务，原告积极工作、积极筹措，从2019年6月14日开始，一直到2019年8月14日，累计向被告提供了1983万元，远远超过了预计的1000万元，为《大红包》的顺利拍摄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对于原告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被告没有任何异议并反复表示感谢。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是，就在《大红包》于2019年8月3日杀青之后，被告还于2019年8月6日收取了1050000元，又于2019年8月14日收取了2200000元，表现出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态度。综上，原告已经充分履行（其实是超额履行）了《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义务。不仅如此，原告为《大红包》联系了领衔主演包贝尔、克拉拉和主要演员张一鸣，并协助被告联系了许君聪（主演）、王小利（友情出演）以及执行导演、剧照师、众多跟组演员、舞蹈演员和舞蹈编导，联系拍摄场地包括办公室、食堂和大楼外景，并且联系了旗袍和豪华车的赞助商。总之，为了完成《大红包》的拍摄，原告竭尽全力，在提供资金之外还提供了大量资源。五、被告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尽管被告完成了电影《大红包》的拍摄和组织上映工作，但是，在处理与原告的投资关系方面却是一再严重违约，具体表现在：1.被告未向原告披露《大红包》的制作费用总额及明细。原被告双方为了完成电影《大红包》的拍摄，订立了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协议》。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双方所签协议具有合伙性质。双方虽然没有为此建立合伙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参照《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八条，以及《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作为投资人的原告理应享有了解与自己投资利益密切相关的财务信息的权利，否则，就无法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实际分享自己应得的利益，如此，自身的合法权益势必受到损害。同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被告本应及时向原告披露《大红包》的制作费用总额和明细。特别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合伙关系中，互信是合作的基础，拒绝向其他投资人披露财务信息会直接危及投资人的利益，动摇投资人的信任。随着电影《大红包》杀青，前期拍摄工作告一段落，与电影拍摄相关的支出陆续完成，因此，对影片制作费用进行总结的条件已经成就。就本案而言，确认电影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至关重要，因为根据《投资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双方将按照原告投资额在电影实际制作费用中的比例分享利益。在原告投资额比较容易确定的情形下，被告对电影实际制作费用进行总结和披露就显得非常关键了。但是，对于《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被告总是闪烁其词。2019年7月29日，在电影即将杀青之前，李克龙表示实际制作成本只有3500万，而总盘子（包括前期制作费用以及后期宣发费用）预计6500万。2020年6-11月间，为明确影片的实际制作费用以及原告的利益分配比例，双方准备订立一个补充协议。在此过程中，李克龙又表示，影片制作费用“拟为”3700万。也就是说，被告一直没有向原告正式提供准确的实际制作费用。鉴于被告的态度，原告聘请北京市金阙律师事务所（“金阙所”）先后于2020年12月22日和2021年1月15日两次致函被告，一再要求被告确认原告的实际投资，并且披露影片的制作成本。对此，被告虽然回函确认原告的投资总额为1983万，但是却以相关信息属于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原告披露影片的实际制作费用。原告认为被告对影片制作费用闪烁其词在先，故意回避在后，特别是在原告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之后，非但不纠正错误，反而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推诿。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已经无意履行自己对投资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了。2.被告试图修改双方已经达成的利益分配原则《民法典》第七条要求缔约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也就意味着，合同一旦依法订立，即对双方产生约束力，非经对方同意，另一方不得擅自修改，更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作出仅对自己有利的修改。如前所述，《投资协议》对于双方的利益分配原则已经约定的清清楚楚，就是根据原告的投资比例分享各种收益，而投资比例是原告之实际投资在影片实际制作费用中的比例。但是，为了稀释原告的投资比例，被告转而要求原告按照原告之实际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分享各种收益。被告所谓“总投资”其实是制作费用与宣发费用之和。到2020年6月双方协商修改《投资协议》时，李克龙表示“总投资”为6882万，其中包括3700万的制作费用，以及3182万的宣发费用。但是，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原告认为，在需要投资时，面对原告源源不断的投资，被告是来者不拒，但是，到了应当分配利益的时候，被告却是一方面不确认影片实际拍摄费用，另一方面执意压低原告的投资比例。两方面的行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尽量降低原告本应获得的收益。被告的这种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3.被告未根据《投资协议》署名《投资协议》第七条“署名条款”约定：1.甲方承诺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享有该片署名权“联合出品人”及“联合出品方”，包括猫眼署名登记信息，具体先后次序及执行方案由甲方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制定和执行签署。以及2.甲方承诺影片上映后将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署名为联合出品方上传至猫眼平台。以及5.甲方承诺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享有该电影放映片头厂标权，时长不低于同等级别出品方。《投资协议》之所以对署名有如此多的约定，是因为在电影行业，对于投资人而言，署名既能彰显其在本影片中的作用，又能为其未来发展创造商业机会。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事实上，为笼络原告，被告还曾在签署《投资协议》之前向原告的姜语心女士颁发过一份聘任其担任“制片人”的聘书。而且，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和上映前，双方一直在就一些署名细节进行磋商。被告落款日期2019年4月8日的聘书，但是实际的署名情况却是：在片头部分，影片五家“出品公司”及六家“联合出品公司”中并不包含原告以及原告指定的公司；影片五名“出品人”及六名“联合出品人”中也不包括原告的人士或者原告指定的人士。原告的四位人士只是影片四位“监制”中的一位、三位“制片人”中的一位、六位“执行制片人”中的一位、以及十六位“总策划”中的一位。而在片尾部分，原告与原告指定的“次级”投资人只是列名“参与制作公司”而已。这不仅与双方在拍摄过程和上映前的协商大相径庭，还明显违背了《投资协议》关于将原告及原告指明的两家公司列名为“联合出品人”及“联合出品方”的明文约定。对于电影投资人而言，这样的违约，严重降低了原告在整部电影中的地位，无法起到扩大原告知名度的作用。被告无意对影片的收入进行结算，《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投资协议》第九条第三款的约定，双方应在电影上映后的三个月内对电影发行收入及其他收益进行结算。按《大红包》于2021年1月22日上映，根据“猫眼”的电影票房统计，到2021年2月8日第一轮放映即将结束时，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两个亿，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收益。截止本诉状起草之日，影片首轮院线票房收入已经基本能够确定了。鉴于被告此前既不披露制作成本，又试图擅自改变分配原则，其有意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意图显而易见。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已经在其发出的律师函中要求被告及时做好结算准备，但是并未得到被告的回应。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不会对影片的发行收入及其他收益进行诚实的结算。五、总结。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告在利用原告提供的资金和各种资源协助完成影片拍摄之后，试图以不向原告提供制作费用总额和明细、降低原告的投资比例等各种手段损害原告的利益。同时，在损害原告经济利益之外，被告还公然违反合同约定，未按照约定给原告及“次级”投资人署名，降低原告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削弱了原告应当享有的知名度。因此，在被告一系列违约行为的作用下，原告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名誉，其经济利益也面临巨大的风险。综上所述，面对被告一而再、再而三的违约，原告认为被告已经毫无诚信可言，为此，才无奈决定提起本案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答辩称：1.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没有任何一个条款约定，被告有义务随时向原告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和明细，也没有约定披露日期。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第九条，在结算开始后，被告应先行向原告出具结算单，原告确认后开据发票，再行结算的约定。被告认为，相关数据应在结算时体现，原告无权在未开始结算时要求查看相关数据。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合同约定为准，原告不得随意主张合同未约定的权利。2.被告现在无法就电影和发行收入及其他收益向原告结算，理由是没有到结算的时间。根据投资合同第九条第三款约定，甲方应自电影上映结束之日起三个月自然月结算。第九条第六款约定，甲方应将票房收益及其他收益，包括电视发行收益，网络发行收益等分配至乙方账户。第八条第一款约定，本片在全球范围的宣传、营销及发行由甲方负责。可见，涉案影片的发行包括四项：院线发行、网络发行、电视发行和海外发行，每个发行都存在上映日期和上映结束日期。大宋公司认为应当于全部发行上映结束之日后三个自然月结算，嘉恒公司要求现在结算没有合同依据。仅就院线发行而言，上映结束的时间是2021年2月15日，而原告起诉的时间是2021年2月9日，上映尚未结束就开起起诉要求被告开始结算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时，依据投资合同第九条第三项还有约定，结算时间还应符合：电影上映结束每次取得收益起15个工作日内。目前院线虽然上映结束，但大宋公司还在等待发行公司将票房收入支付给大宋公司，大宋公司才能向各投资人付款。大宋公司没有取得收益如何向投资人付款？嘉恒公司不了解情况，不理解合同内容，随意起诉要求大宋公司结算是十分错误的行为。目前，网络上映还没结束，电视发行和海外发行正在洽谈中，根本谈不上什么上映结束并结算，嘉恒公司操之过急了。3.暂时无法向嘉恒公司提供所谓的宣传发行费用总额和明细，原因是宣发还在进行中，各种费用还在发生中，尚未结束，无法提供。发行公司尚没有与大宋公司结算，大宋公司无法在宣发没有结束前给出宣发费用总额和明细。嘉恒公司不了解电影发行，随意起诉要求大宋公司提供尚在形成的数据，要求大宋公司提供尚未获得的数据是错误的，无法实现的。4.嘉恒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和公证费在其提供的证据中并未出示，没有证据佐证。即便存在，其律师费也超过了一般正常的律师费标准，不是一项正常的费用。同时，根据合同的约定，只有嘉恒公司证明大宋公司存在违约的情况下，才能由大宋公司承担其合理的律师费用，但目前嘉恒公司无法证明大宋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故上述损失即使存在也应当由嘉恒公司自行承担。5.对事实和理由的第一、第二部分，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嘉恒公司的陈述没有任何意义。本案诉争的是双方的投资协议中投资比例、利益分配以及结算等问题，不明白嘉恒公司介绍大宋公司的工商信息、案外人克龙影业公司的工商信息以及从百度上下载的大红包介绍有何意义。6.对事实和理由的第三部分的陈述存在争议。2019年4月30日，双方公司就签署了《联合开发项目证明》，约定了电影大红包的总投资为6500万，双方按6：4的比例进行投资。2019年5月17日，双方又签订了《电影联合投资协议》，约定该电影的总制作费预算是5000万（不含宣发），约定嘉恒公司的投资比例为20%，出资1000万元。被告认为：总投资6500万元和总制作费5000万元（不含宣发）是一个含义，因为当时估算的宣发费用大概在1500万元左右，不同的说法而已。在合同的第一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共同享有电影的收益和承担风险。原告在律师函中认为双方应当履行的是后一份合同，所以被告认为双方合同约定嘉恒公司的投资比例应确定为20%，其应按此比例取得收益并承担风险。根据合同第九条第五款，只有在合同有明确约定或者双方协商的情况下，才能变更投资比例。投资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电影总制作预算为5000万元（不含宣发）。本片的宣传及发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不包含在制作预算总额中。第四款约定，如电影摄制成本超出总制作预算，超支部分由甲方或者第三方承担。这说明在计算制作成本时恒定为5000万元，超支由甲方承担，因此，被告要求提供制作成本明细是没有必要的。投资合同第九条第一款约定，电影上映日计五年内，甲方须按乙方投资比例支付发行净收益。经查询相关会计类词语概念得知：净收益也叫净利润，是指在利润总额中按规定交纳了所得税以后公司的利润留存，一般也称为税后利润或净收入。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投资净收益。本案中，按约定嘉恒公司只能按20%的比例取得发行净收益。关于结算的时间已经陈述了，应当在发行结束后3个自然月，第二次起在取得收益6个自然月。而涉案影片所涉及的电视发行和海外发行尚在进行中，不存在上映结束的问题。原告起诉时，院线上映结束未满3个自然月。最重要的是发行公司要向被告支付收益后，被告才能向各投资人支付收益，而目前影片的院线票房收入还未全部到发行公司，无法向各投资人结算。7.不认可原告已充分履行了投资义务。投资协议规定了原告投资的金额和付款的日期，但原告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日期向被告履行投资义务，已构成违约。原告是在逾期后完成的投资，因此不能说是充分履行了投资义务。原告在逾期后，不但完成了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又多支付了983万元，对此，被告认为不能当然的认为被告就应当扩大投资比例。投资协议明确约定，投资比例变更的需合同有约定或者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变更才能变更。被告在给原告的律师函中明确表示，该多出的款项到底如何认定，要求原告找被告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但原告未与原告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因此，被告认为多出的983万元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在性质上应视为一种借款关系，而并非出资入股关系。至于原告陈述的其还提供的大量资源一节，与本案无关联，也不符合事实。原告所做的相关工作都是应尽之责，因为被告都支付了相关费用，原告有什么理由不去做？有大量的演员等待出演的机会，被告把一部分机会给了原告公司的演员，如何成了原告的功劳？原告的理由让人无法理解。8.不认可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并非共担风险的合伙关系，双方之间也非合伙企业，更不是股东关系。在投资协议中约定，如果制作费用超过5000万，多出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这如何是风险共担呢？除非不可抗力，如果影片不能正常上映，被告要退还全部投资和利息，请问这是风险共担吗？实际上，被告需要承担的责任重大，主要包括：影片立项审批、影片内容政治艺术审查、影片技术标准审查、制作安全（所有在拍摄过程中产生的演职人员安全事故均由被告承担）、超支等重大风险。李克龙与原告人员谈论的事项，是原告与第三方融资的相关合同事项，与本案无关。被告从未试图要求降低原告的投资比例。原告用试图这个词来称被告违约，闻所未闻，试图不是没有做成的意思吗？没有做也是违约吗？被告提供的证据都是双方商谈的记录，最终没有改变投资协议，这种商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任何意义。投资协议第一条就明确约定，双方以约定的投资比例享有权利承担风险，明确说明，比例“按约定的比例”计算，而不是按“实际的比例”计算。投资协议还约定，改变约定的投资比例一定要双方协商一致。被告实际出资超过了合同约定的出资，约定的比例并不因此而变更，合同外的出资是借款。关于署名的问题，虽然原告没有在诉讼请求中主张，但未署名的原因是原告自身造成的，与被告无关。因为原告不履行提供授权书的行为，严重影响到影片的发行，在此情况下，被告有权取销其署名权。原告称被告无意对收入进行结算的观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为准，不是原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综上，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17日,大宋如歌（甲方）与嘉恒时代（乙方）签订《电影＜大红包＞联合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约定：“鉴于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友好协商，甲方是具备丰富经验的影视制作公司，经依法授权在全球范围内全权负责电影《大红包》（下称“该电影”）之融资、拍摄、宣传发行及商务等事宜，乙方有意投资该电影，双方就投资有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以兹共同遵守：一、合作事项1、甲乙双方共同合作投资电影《大红包》，该电影联合出品方及联合制作方为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下称“甲方”）；甲方作为该电影的全权受托负责该电影的承制、宣传等相关事宜；乙方有意作为该电影投资方，乙方与甲方本合约约定比例共同享有电影的收益和承担风险。2、该电影的剧本均由甲方提供，甲方保证该剧本著作权无争议。3、该电影的宣传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应对宣传工作予以必要的配合与协助。4、该电影的发行方由甲方或甲方的合作方负责，乙方根据需要应向发行方出具盖上公章并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并对发行方的发行工作予以必要的配合与协助。二、该电影的基本情况（一）电影基本情况1、片名：大红包（备案号：）；2、片长：100分钟；3、总导演：李克龙；4、主演：包贝尔、克拉拉、许君聪、王小利、廖蔚蔚。（二）技术要求1、高清数字电影；2、电影为彩色宽银幕1：2.35；3、声音制式为5.1。三、投资条款1、电影的总制作预算为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不含宣发），前述投资总额用于包括但不限于本片剧本创作、前期筹备、所有演职员酬金、保险、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剧组运作费用、前期部分宣传及制作资源、题材申报及审片等一切费用，但本片宣传及发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都不包含在制作预算总额中。该电影的制作费用于下列支出：摄制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该电影的策划、开发、运作费用及人员劳务成本；编剧酬金、导演酬金、制片人酬金、演员酬金及摄影、灯光、服装、化妆等参与该电影实际拍摄和后期制作所有演职人员酬金、保险、律师费用、税金；实际拍摄和后期制作过程中所需的服装、场地、道具、车辆、剧组房租、餐饮、住宿、保险及其他全部与该电影拍摄制作有关的费用；2、投资比例：乙方投资该电影的投资比例为20%，即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3、经甲方同意乙方享有本合同项下的投资份额有转让给第三方的权利，乙方保证合作的第三方资金来源合法，如乙方因转让第三方投资份额产生任何纠纷由乙方自行处理并负全责，不得影响甲方的声誉；4、甲方负责该电影的制作事宜，该电影的制作费预算由甲方负责管理及调配，甲乙双方同意：（1）如该电影的摄制成本（详见第三条第1款）超出总制作预算（以下简称“超支”），则超支部分的制作成本由甲方或与第三方承担。（2）该电影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四、投资款的支付和管理1、支付方式：（1）在本协议签订后2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投资款的20%，人民币大写贰值万元整；（2）本片开机前7日，乙方向甲方支付投资款的30%，人民币大写叁佰万元整；（3）开机后15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支付投资款的50%，大写人民币伍佰万元整；2、乙方应将投资款支付至甲方为该项目所设立的专用账户：开户名：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开户行：中信银行北京北苑支行，账号：×××。3、甲方须在收到乙方每笔投资款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开具相应的收据。五、摄制条款1、甲方负责组建剧组摄制该电影。2、该电影总制片人负责制，总制片人按照甲方认可的拍摄计划、制作预算全权处理前期筹备、拍摄管理和监督、后期制作等事宜。3、甲方负责该电影剧组管理及摄制计划、财务预算、拍摄周期控制等事宜。4、该电影的导演、主演（即男女一、二、三号演员）、总制片人、制片人、执行制片人、音乐作品词曲作者等主创人员的人选须由甲方确定，甲方同意乙方参演人员两名（非主演，导演根据影片需要给两人确定角色），监制（挂名权）一名，制片人（挂名权）一名，由甲方负责与其签署聘用合同，酬金根据剧组预算商定。5、该电影立项、摄制、报批送审及发行等相关行政报批手续将遵守《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管理条例》及该电影主管机构对该电影拍摄的有关规定，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计入该电影摄制成本，甲方与授权方另有约定的除外。6、该电影在送审过程中，为了取得主管机构的批准，甲方应当尽力沟通；该电影主管机构批准的该电影版本应为唯一正式播映版本。7、甲方应严格遵守电影行政部门要求的一切有关电影制作相关的技术指标，完成该电影制作，电影品质应至少达到在院线公映之标准……七、署名条款1、甲方承诺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享有该片署名权“联合出品人”及“联合出品方”，包括猫眼署名登记信息，具体先后次序及执行方案由甲方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制定和执行签署。2、甲方承诺影片上映后将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署名为联合出品方上传至猫眼平台。3、乙方需职务署名人员名单，由甲乙双方确认后执行。4、该电影片头及片尾字幕、海报及相关衍生产品中的署名格式、具体位置和字体大小，由甲方决定。5、甲方承诺乙方及乙方指定的两家公司享有该电影放映片头厂标权，时长不低于同等级别出品方。6、因本片发行等目的，需要乙方提供相关授权文件的，乙方须在收到有关授权文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签署该等授权文件，乙方应及时配合甲方签署该等授权文件。如因乙方或乙方的两个合作方公司，拖延或故意不盖章签字，导致影片发行延误或终止，则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赔偿，且甲方有撤销乙方及乙方两个合作方的联合出品署名权限。八、宣传发行1、双方同意，本片在全球范围的宣传、营销及发行由甲方负责，甲方也可以与第三方另行签订协议，相关的院线发行费用可以由第三方垫付，且该方就上述院线发行费用享有优先回款权。关于发行公司的发行分成，由甲方根据市场行情与第三方商定。甲方也可自筹宣发费用。2、发行权：指通过发行、复制、展示、播放或其它任何方式向发行地区的公众提供该片作为换取收入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式：影院、录像制品（包括但不限于录像带、DVD、VCD、蓝光碟、镭射、光学等一切载体形式的影碟）、电视（包括但不限于付费有线电视、普通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免费电视）、VOD随选视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点播、点播联合）、影院外载体（包括但不限于飞机、轮船、油田、医院、学校、军队等）、在线（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的网络广播、视频流）、其它新媒体（包括但不限于：无线、手机等）、现在及将来一切新形式、新媒体、新载体的发行权利，包括向第三方授权使用前述任何发行权的权利。九、发行收益分配。该电影自上映日计五（5）年内，甲方须按乙方投资比例支付发行净收益。1、影院发行收入。本协议所涉及的总票房收入等有关名词解释及计算方式如下：（1）总票房收入=授权代理发行地区各院线公司、影院等发行放映单位（统称“影院”）形成的原始票房总额（以书面统计报表为准，下称“原始票房总额”）。（2）净票房收入=原始票房总额一（减去）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减去）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去）院线收益分成。其中：国家电影专项基金=原始票房总额*（乘以）5%，营业税金及附加=原始票房总额*（乘以）3.3%。2、其他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该片票房收益、电视版权收益、网络新媒体版权收益及其他所有收益。3、收益结算：甲方应自该电影上映结束之日起第三个月自然月结算，第二次开始，六个月自然月结算（若该日期超过该片上映结束之日起每次取得各项收益后15个工作日的，以该电影各项上映结束之日起每次取得收益后15个工作日内为准），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供该电影相应收入的结算单，乙方于收到结算单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甲方于乙方确认结算单并收到乙方开具的收益金额发票后15工作日内将乙方应得的收益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就乙方收到所有的款项，乙方对等于或少于乙方投资金额的款项应向甲方提供收据，对超出乙方投资金额的部分应向甲方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4、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收益金额发票后，再向乙方支付乙方应得收益。5、根据本合同约定或者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变更投资比例的，发行收益分配比例根据各方约定比例予以变更，若有新投资人进入的，则以各方签订的新协议为准。6、甲方应将该票房收益及其他发行收益，包括但不限于该片电视版权发行收益、网络新媒体版权发行收益等，分配至乙方指定的如下银行账户：乙方指定账户：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设银行东四十条支行户名：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账号：×××……十四、违约责任……5、如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而导致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遭受任何损失，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向守约方进行赔偿……”。诉讼中，双方共同确认影片《大红包》国内院线上映时间为2021年1月22日，上映结束时间为2021年2月15日。上述事实，有原告嘉恒时代与被告大宋如歌提交的投资协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投资协议约定“九、发行收益分配。该电影自上映日计五（5）年内，甲方须按乙方投资比例支付发行净收益。”据此，虽然投资协议并未书面约定被告有向原告全面、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明细及宣传发行费用总额、明细的义务，但鉴于双方在实际履行投资协议过程中产生诸多争议，缺乏互信，涉诉电影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明细及宣传发行费用总额、明细与原告今后获取投资收益密切相关，依据诚信原则，被告应向原告全面、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明细及截至本判决作出之日的宣传发行费用总额、明细。投资协议约定“3、收益结算：甲方应自该电影上映结束之日起第三个月自然月结算，第二次开始，六个月自然月结算（若该日期超过该片上映结束之日起每次取得各项收益后15个工作日的，以该电影各项上映结束之日起每次取得收益后15个工作日内为准），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供该电影相应收入的结算单，乙方于收到结算单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确认。甲方于乙方确认结算单并收到乙方开具的收益金额发票后15工作日内将乙方应得的收益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就乙方收到所有的款项，乙方对等于或少于乙方投资金额的款项应向甲方提供收据，对超出乙方投资金额的部分应向甲方提供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4、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收益金额发票后，再向乙方支付乙方应得收益。”涉诉电影国内院线上映时间为2021年1月22日，上映结束时间为2021年2月15日。目前并未达到投资协议约定的结算时间及条件，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进行结算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投资协议并未书面约定被告有向原告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明细及宣传发行费用总额、明细的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全面、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的实际制作费用总额及明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被告大宋如歌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如实披露电影《大红包》截至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的宣传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三、驳回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九十七元，由原告北京嘉恒时代影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王琬萱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