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51民初3843号原告：上海明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邓海军，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江，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兴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法定代表人：翟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孝良，上海亚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旭东，上海亚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明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明铎公司”)与被告上海兴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兴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于同年6月17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同年12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祖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孝良到庭参加证据交换和庭审，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邓海军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明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款项949,90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公司经营资金紧张，自2018年6月多次向被告借款共计995,000元，但因原告财务疏忽，原告累计向被告还款1,944,900元，多归还原告949,900元，但被告经原告催要至今未予归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兴正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原告明铎公司实际系由被告兴正公司出资设立，用于挂靠经营。兴正公司原股东三人，分别为翟勇、邓海军、周某，因兴正公司的资质将要到期，出于对税务、内部经营管理、续资质等方面的考虑，决定成立明铎公司，并由兴正公司的股东邓海军、周某出面担任明铎公司股东，但此二人对明铎公司无出资行为，设立明铎公司的资金都由兴正公司垫付。明铎公司办公所需房屋的租金81,100元，也由兴正公司支付。原告打款给被告的1,944,900元均是原告归还被告为其垫付的款项。原、被告围绕诉、辩称意见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将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作综合评述。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如下事实：被告兴正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28日，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7年7月18日该公司股东由翟勇、周某、张琼变更为翟勇、周某、邓海军，2019年1月23日股东由翟勇、周某、邓海军变更为翟勇，2019年5月29日股东由翟勇变更为翟勇、刘卫，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翟勇。原告明铎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7日，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9年6月20日该公司股东由周某、邓海军变更为邓海军、邓海英，邓海军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兴正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股东会决议》1份，载明股东周某将其所持40%股权转让给翟勇，邓海军将其所持公司20%股权转让给翟勇。庭审中，原告确认，三股东真正分家是在2019年5月。自2018年6月21日起至2019年4月10日止，原、被告存在多笔款项往来，具体为：1.2018年6月21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0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2.2018年7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款7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3.2018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0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4.2018年8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0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5.2018年8月13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0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6.2018年9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7.2018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8.2018年11月30日，被告向原告转款2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借款”；9.2018年12月19日，原告向被告转款3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10.2018年12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1.2018年12月26日，原告向被告转款3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未记载；12.2019年1月2日，被告向原告转款9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借款”；13.2019年1月2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4.2019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4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未记载；15.2019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6.2019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7.2019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8.2019年2月2日，原告向被告转款6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还款”；19.2019年2月3日，被告向原告转款11.5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未记载；20.2019年2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款27万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借款”；21.2019年3月6日，原告向被告转款6,000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暂借款”；22.2019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万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暂借款”；23.2019年3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款45万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还款”；24.2019年4月2日，原告向被告转款4,000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暂借款”；25.2019年4月3日，原告向被告转款15,900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暂借款”；26.2019年4月10日，原告向被告转款3万元，银行电子回单交易附言记载“暂借款”。以上款项往来，被告共计向原告转款995,000元，原告向被告转款1,944,900元。对上述款项往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另查明，2019年2月2日，邓海军在微信群“财务审核群(2)”中对易某、任某说：“从明铎公司转30万到兴正公司，付给瀛洲公司的龚裴”，翟勇回复“同意”，任行和易某均回复“收到”。同日，易某在微信群中对翟勇和邓海军说：“翟总，邓总税金和公积金要付款”，邓海军回复：“好，我和翟总商量一下”。2019年2月21日，邓海军在微信群“财务审核群(2)”中对易某、任某说：“从明铎公司转下资金把兴正公司的税交掉，把1月份所有人的工资都发掉吧，盯下明铎公司6万投保保证金，和张家浜三期62万元的开发票回款”。易某回复“好的”，任行回复“收到”。2019年3月21日，易某在微信群“财务审核群(2)”中说“五局的钱收到”，邓海军回复“工资都发了吧”，翟勇说“好，数据中心别忘了发”，邓海军回复“对”。同日，任行在该群里对邓海军、翟勇说“跟测费用请领导审批”。同日，兴正公司向上海置仁城市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支付63,899.80元，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载明：“跟测费(S3，长桥路、南门路、万松路)”。庭审中，原告表示，在原、被告发生资金往来期间易某为原、被告的共同财务，原、被告之间财务人员相同。2020年6月3日，上海捷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捷茂公司)向被告出具说明1份，载明：贵司要求我司提供与明铎公司签署之关于“长桥路”“万松路”等工程施工协议，经我司核实我司确实与明铎公司有合作关系。2018年4月10日，被告费用报销单载明五局投标保证金7万元，报销人邓海军，被告于2018年4月8日将款项转给邓海军，银行业务回单摘要记载“暂借款(上海明铎)”。2018年4月28日，被告费用报销单合计金额15,200元，邓海军在复核处签字。2018年5月28日，被告费用报销单载明，南汇长桥路PE管材料费25万元，邓海军在复核处签字。2018年8月15日，被告费用报销单载明，季岳军材料费长桥路、万松路304,288元，邓海军在复核处签字。2020年4月8日，原告就其与捷茂公司签订的《上海捷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8月11日,上海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沪仲案字第0721号仲裁裁决书，该裁决书确认事实部分载明：2018年9月，明铎公司与上海捷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上海捷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约定施工内容为“中国电信上海浦东局长桥路等3项电信、移动、联通共建管道施工”。前述《上海捷茂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第一条第5款载明：本工程计划2018年4月20日开工，2019年4月19日完工，工程工期365天”。其中“2019年4月19日”被划去，并手写为“2018年9月30日”，改动处有捷茂公司合同专用章和邓海军签字。再查明，在原告设立过程中，被告为原告支付开户费1,000元，税控器费用480元，资质办理费30万元，上述费用在兴正公司的费用报销单及付款申请表上均有邓海军的签字。2018年5月11日，邓海军与案外人汤永辉就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恒南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人为汤永辉、徐逸萍)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份。同日，徐逸萍出具收条，确认收到邓海军支付房租款24,400元(三个月房租一个月押金)；2018年8月10日，被告向徐逸萍支付租金18,300元；2018年11月16日，被告向徐逸萍支付租金18,300元；2019年被告向徐逸萍支付租金18,300元。原告当庭表示，该份租赁合同是邓海军代表被告签订的，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均在里面办公。2019年5月14日，案外人上海晖承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晖承公司)向上海立步建筑工程队(以下简称为立步工程队)支付工程款5万元。2019年6月11日，原告向立步工程队支付20万元。2019年6月12日，原告向立步工程队支付10万元。在证据交换中，原告在提交上述转账凭证时陈述，其与晖承系关联公司，因当时原告尚欠被告为其垫付的工程款35万元未付，故应被告法定代表人翟勇的请求，代被告向立步工程队支付上述35万元。被告对原告的陈述不予认可，否认原告系为被告垫付工程款。在被告提供前述开户费1,000元，税控器费480元，资质办理费30万元，《房屋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凭证等证据时，原告又陈述其用上述支付给立步工程队的35万元，用于抵消其应承担的房屋租金以及原告为其支付的资质办理费、开户费、税控器费等费用。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是一方获得利益，二是另一方受有损失，三是得利和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是没有法律根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原、被告存在借贷关系，但因原告财务疏忽，原告累计向被告还款金额超出借款金额949,900元，故被告获得利益而原告遭受损失。而被告则认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原股东为翟勇、邓海军、周某，因被告兴正公司资质将要到期，考虑到税务、内部经营管理及资质续期等问题，决定成立原告明铎公司，兴正公司存在为原告垫付开办费用、房租以及工程款的行为，双方实际为挂靠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涉案26笔资金往来发生在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就相关钱款的性质，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原告认为，系原告财务人员疏忽，导致原告归还被告的钱款超出了原告向被告的借款金额。但从原告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记载看，原告向被告转账的17笔，总金额1,944,900元中，有8笔注明为“还款”，总金额为1,525,000元，有7笔注明为“借款”或“暂借款”，总金额为365,900元，另有2笔未注明用途，总金额为54,000元。如原告转账给被告的钱款均为借贷关系中的还款的话，则其中有7笔却记载为“借款”或“暂借款”，而非“还款”，有违常理。其次，2018年6月21日至2019年2月3日，被告共向原告转款995,000元，原告共向被告转款1,159,000元，至此原告向被告转款已多于被告向原告的转款总额，但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转款7笔，总金额为785,900元。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原、被告的财务均为易某，其对双方的账务往来应该清楚，在原告向被告转款已多于被告向原告转款的情况下，在其后2个月时间里，又分7次向被告转款785,900，原告称系多归还的借款，亦有违常理。再次，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原、被告存在股东身份混同，即明铎公司的股东邓海军、周某，于2019年1月23日前仍登记为兴正公司的股东，原告当庭表示，原、被告股东真正分家是在2019年5月。且邓海军作为原告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又有权在被告的费用报销单上“复核”处签字，参与被告的经营管理，说明原、被告之间在管理人员上亦存在混同。此外，原、被告的办公场所混同，即双方同时在上海市闵行区恒南路XXX弄XXX号XXX室办公。另，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存在为原告支付开户费1,000元、税控器费480元、资质办理费300,000元以及代付房租等费用的情况，以及邓海军在“财务审核群(2)”中指示财务人员从明铎公司转款给兴正公司用于支付相关费用，说明双方在财务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特别是，2019年5月至6月，案外人晖承公司向立步工程队支付的5万元，以及原告向立步工程队支付的30万元，原告在证据交换中陈述系为被告垫付工程款，在庭审中又陈述系用于抵消被告为其支付的资质办理费、开户费、税控费等，前后表述不一致，有违诉讼诚信原则。综上，在涉案资金往来期间，原、被告在股东、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办公场所、公司财务等均存在一定程度混同的情况，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原、被告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仅以双方资金往来的多少主张不当得利，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明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300元，财产保险费5,000元，合计18,300元，由原告上海明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倪叶平审 判 员  王 彪人民陪审员  高永明书 记 员  田春锋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