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赣民终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杜俊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工，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卢洲北路587号。 负责人：王某，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喆，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瑆，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公司）因与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质押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西升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慧、张工，上诉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喆、黄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西升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立即向其支付70645142.60元及利息（自票据到期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以70645142.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70645142.6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酌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按照损失金额的50%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妥善保管质物是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对案涉商票按期提示付款，是妥善保管质物的必然要求，也是《最高额质押合同》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权利质权适用前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三十二条、第四百四十六条也作了同样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三款约定，质权人应妥善保管、保养和维护好质物。基于前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案涉质押商票的义务，案涉质押商票的权利及流通功能不能因质权人的原因丧失或减少，出质人基于商票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丧失或减少。案涉质押物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属于权利质权，相较于纸质票据而言，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纸质票据的毁损、灭失。因此，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质押过程中，保障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流通功能和票据权利不减少、不丧失，是电子商业汇票质押中质权人最主要的妥善保管义务。本案中，《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十二条第一款约定，发生下列任一情形，出质人授权质权人有权直接处分质物（包括但不限于以质物折价或直接拍卖、变卖质物）并以所得款项偿还担保债务，……（四）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依法、依质物性质或依约定应提前实现质物项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债权到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主债务到期日先于票据到期日，且主债务已经履行完毕的，质权人应按约定解除质押。主债务到期日先于票据到期日，且主债务到期未履行的，质权人可行使票据权利，但不得继续背书。票据到期日先于主债务到期日的，质权人可在票据到期后行使票据权利，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票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继续作为债权的担保。据此，无论从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来看，还是从法律和规章的授权性规定来看，质权人对于质押商票的提示付款分为两种情况，即：当票据到期日早于主债务到期日的，质权人无需解押退票，直接提示付款行使质权；当票据到期日晚于主债务到期日的，质权人可根据债务清偿情况，选择解押退票或者提示付款行使质权。本案中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提示付款义务，属于未履行妥善保管质物义务的典型表现，违反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审判决忽略最高额质押合同的明确约定和商票逾期提示付款将产生的法律后果，忽略“按期提示付款是履行妥善保管质物义务的必然要求”，认为法律规定中“可以”的描述属于权利而非义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二）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主债务清偿后未返还质物，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民法典、担保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也作了同样规定。双方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四）项约定，全部债务清偿后，质权人应将质押权利凭证退还给出质人。本案中，质押担保的债权已经受偿，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解除质押返还质押商票，并且客观上已经无法返还，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违约行为不容辩驳。本案为合同纠纷，考察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违约只看结果，无需论述其过错，也无关其主观目的。原审判决认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是主观上不想将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退还给江西升华公司，只是因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票据交易系统退还，忽略了不能通过系统退还的原因行为即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按期提示付款。由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按期提示付款是造成不能返还票据、丧失票据权利等结果的根本原因，若论及过错，该过错也只能归属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原审判决认为，依照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只是明确了债务清偿后质权人应将质物返还出质人，但并未明确多长时间返还质物。其对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主债务于2018年10月26日前清偿完毕，至本案一审起诉时，历时近一年时间，本案诉讼从立案至原审判决，历时1年有余，合计2年以上的时间，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均未履行返还质物的义务。即使判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当在合理时间返还质物，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也早已违约。加之返还质物为质权人的单方义务，结合本案质物事实上已经不能返还的客观事实，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当在何时返还质物，无关本案的责任认定和实体裁判。（三）对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提示付款、解押退票，其没有任何通知或提示义务，不存在过错，更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1、从法条规定看，提示付款、解押退票的义务主体均为质权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出质人有通知或提示义务，质权人对质物的返还，无需出质人通知或要求。2、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操作规则和功能设置看，商票质押后，出质人即丧失了行使票据权利的任何可能。质权人作为持票人，提示付款、解押退票只能由质权人操作，并且只能由质权人单方发起。正如票据交易所工作人员的证言所述，“质权人将解押的报文通过其开户银行发送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收到该报文后转发给出质人开户银行，出质人签收即完成解押退票”。解押退票从系统中应当也只能由质权人发起，无需出质人协助和配合。3、其没有违背诚信的任何动机和行为。票据质押后，从票据系统中，其看不到票据状态，对票据是否提示付款，提示付款后是否被拒付等信息均不知情。其认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自然会正常提示付款，主债务清偿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能够完整返还质物，这属于非常合理的判断和认知。其在得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能返还质物时，要求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承担赔偿责任，亦属于正常逻辑，其没有任何违背诚信原则的心理动机和行为表现。原审法院在没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支撑的情况下，将“消极事实”即其没有从事某种行为装入“诚实信用”的口袋，认定其违背诚信，苛加了出质人的通知提醒及要求返还票据的义务，据此减轻质权人责任，寻求利益平衡的做法，显失公允。（四）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明知商票属性和交易规则，明知逾期提示付款、不解押退票的法律后果，却仍然存在票据业务违规行为，应依法承担其诉请的全部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错误。由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当全额赔偿损失，本案利息的计算应以损失金额70645142.60元为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七十条，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二）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三部分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因此，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根据前述规定，本案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票据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而利息标准应以2019年8月20日为界，即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含当日）应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为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含当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应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准。 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辩称，一、提示付款与妥善保管质物无关，其已妥善保管、保养和维护好质物。提示付款是法定的票据行为，即持票人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江西升华公司不应对提示付款做扩大解释。其系案涉票据的质权人，其提示付款是处置质押票据的行为。按期提示付款与妥善保管质物无关。二、其未违反合同约定且积极配合江西升华公司处置质押票据。其为协助江西升华公司行使权利，根据指示于2018年11月16日对案涉汇票进行了逾期提示付款并遭拒付，票据状态因此变更为：“逾期提示付款已拒付（可拒付追索，只可追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故其只能向出票人、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发起拒付追索，而无法向前手江西升华公司发起拒付追索。综上所述，其没有任何违约行为，未违反合同约定。 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裁定驳回江西升华公司的起诉或改判驳回江西升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江西升华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江西升华公司的损失不明、救济途径未穷尽，一审法院认定江西升华公司的损失金额为70645142.6元，认定事实错误，无法律依据。江西升华公司系案涉票据利益的真实权利人，可以要求案涉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利益，同时可选择案涉票据所依据的真实交易关系要求相对方履行付款义务及相关责任。一审法院在目前损失数额不明、救济途径未穷尽时，直接将案涉票据的票面金额认定为损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或法定过错，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从其行为来看，其无违约行为和过错。本案中的几个关键时间分别为：债务清偿日2018年10月26日，质押担保到期日2018年11月2日，案涉票据的票据到期日2018年10月15日或10月17日或11月5日，其接江西升华公司指令提示付款日2018年11月16日。从其责任来看，主要为是否有解除质押行为或提示付款行为。本案中，有20张票据（票面金额合计8050000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5日，有9张票据（票面金额合计22595142.6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7日。在这29张票据到期时，江西升华公司的债务未清偿，最高额抵押担保期限也未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其“可以”选择兑现，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提前清偿。这里是“可以”并非“应当”，说明法律规定提前兑现质物是赋予质押权人的权利而非义务，其有权不提前兑现，不能由此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或过错行为，对这29张票据对应的票面金额30645142.6元，其依法不需要承担责任。虽然其于2019年8月20日向江西升华公司出具了一份《债务结清证明》，证明江西升华公司的主债务已经于2018年10月26日清偿，但是因为《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额度有效期为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1月2日，所以在2018年10月26日，其无法确定在2018年11月2日之前，江西升华公司是否还会贷款，不可能为案涉票据办理解押。2018年11月2日，《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额度有效期届满，自2018年11月3日起，其确定了江西升华公司已经发生的借款全部清偿，不需要其提示付款，只需要解除质押，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其应当立即解除质押或需要在什么时间解除质押，此时距离最后一批4张票据（票面金额合计40000000元，到期日为2018年11月5日）的到期日仅有3天，且2018年11月3日和2018年11月4日为周末，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即只有2018年11月5日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其未在质押担保期限届满后的一个工作日内解除质押，并未超出合理期限，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自2018年11月6日起，因江西升华公司的主债务已经全部清偿，其不需要实现质权，即不需要作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其当然没有义务去提示付款。且自2018年11月6日起，案涉33张票据已经无法通过电子汇票交易系统解除质押。2018年11月16日，其接受江西升华公司指令后，第一时间协助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提示付款，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或过错，一审法院不考虑其返还票据不能的原因就直接认定存在违约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具有处置票据的法定权利和合同权利，但一直恪守其内部工作流程和行业惯例，在真实的商业逻辑下，未与江西升华公司协商一致时，一直妥善保管至江西升华公司明确指令处置票据，无任何过错和违约行为。（二）从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来看，其亦无违约行为和过错。1.《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四款约定：“出质人或债务人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全部债务后，质权人保管的质押物或质押权利凭证退还给出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上述约定和法律规定均明确了质权人有返还质物或质押权利凭证的义务，但是均未规定在主债务清偿后应立即解除质押。另外，在2018年11月16日，其接受江西升华公司授权后，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提示付款，成为了汇票的权利人，正是接受江西升华公司的指令后，案涉票据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汇票交易系统归还。且不论其是否存在过错，现在江西升华公司仍然可以通过确权之诉或者返还票据之诉来主张返还质物，其也一直表示会配合。一审法院以票据无法通过电子汇票交易系统返还至江西升华公司，未考虑案涉票据目前的权利主体以及为何案涉票据权利转至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也未考虑江西升华公司是否还有其他途径主张返还票据，就直接认定其存在违约行为，是错误的。2、妥善保管质物义务针对的是动产质押，不是权利质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关于质权人妥善保管质物义务的规定属于动产质押章节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是关于质权人行使权利的特别规定，属于权利质押内容，该两个条款属于一般条款和特别条款的关系，如果质权人未在汇票到期内提前兑现就是没有尽到妥善保管义务，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直接删除。因此，对于商业汇票这种特殊的动产质押，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而非第二百一十五条。 江西升华公司辩称,一、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妥善保管质物，未返还票据，违约行为不容辩驳。1、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质权人，在占有质物期间妥善保管质物，在主债务清偿后返还质物，既是其在《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的合同义务，亦是其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妥善保管义务当然及于权利质押。2、对于电子商业汇票，解押并非唯一返还方式。即使未解押，依然可在按期提示付款的情况下通过票据追索方式实现票据返还。3、案涉汇票目前均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持有，并已无法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违约事实已经成就。4、造成违约事实的责任和过错，全在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江西升华公司无责。二、原审法院将票面金额作为其损失金额予以认定，符合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1、其基于质押合同提起诉讼，质物现已确定不能返还，江西升华公司的损失已经产生。至于如果返还票据，其是否能基于票据追索获得利益，不能作为损失认定的假设前提。2、本案质押标的为商票，系有价证券，票面已经记载准确金额，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也接受其作为质押标的，双方就票据价值达成了合意。3、基于票据的文义性、无因性和流通性，票据直接取代货币进行流通，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或提起诉讼时，也直接按票面金额支付。况且其还举证证明案涉票据的取得具有合法基础交易关系。4、案涉票据的前手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具有足够清偿能力，但由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违约行为导致票据失权，丧失了对前手的追索权。综上，请求驳回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上诉请求。 江西升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以票面金额立即向江西升华公司支付款项70645142.60元；2.判令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向江西升华公司支付以70645142.6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自票据到期日的次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截至2019年8月31日，该利息金额为2616115.40元）；3.判令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0月31日，江西升华公司（出质人）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质权人）签订一份《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为确保质权人与债务人江西升华公司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所有债务的偿还，出质人自愿以其自有的商业承兑汇票向质权人提供质押担保，质押额度有效期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2018年11月2日止，质押最高本金限额为5000万元；质权人应妥善保管、保养和维护好质物，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质物的安全、完整，如质物需要维修，质权人可以自行或要求出质人进行维修，由出质人承担相应费用，出质人或债务人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其全部债务后，质权人保管的质押物或质押权利凭证退还给出质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依法、依质物性质或依约定应提前实现质物项下权利的，出质人授权质权人有权直接处分质物（包括但不限于以质物折价或直接拍卖、变卖质物），并以所得款项偿还担保债务；本合同自主合同及本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清偿之日终止，本合同终止后，质权人应将其保存的质物及有关权利证书交还出质人。2017年11月2日，江西升华公司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签订一份《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综合授信额度为1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自2017年11月2日起至2018年11月2日止。 2018年4月26日至8月2日，江西升华公司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签订十份《银行承兑协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向江西升华公司出具10张银行承兑汇票，合计金额7459万元。该10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分别为2018年10月26日、10月2日、10月4日、10月7日、10月8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14日、10月15日。为此，江西升华公司提供68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作为质押担保，其中含有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号分别为： （1）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6426、 （2）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44912、 （3）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1053、 （4）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1140、 （5）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3333、 （6）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7716、 （7）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7749、 （8）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7781、 （9）210437650001220171018118757966、 （10）210437650001220171106125214258、 （11）210437650001220171106125215271、 （12）210437650001220171106125215298、 （13）210437650001220171106125215302、 （14）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3850、 （15）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5291、 （16）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5533、 （17）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6472、 （18）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7416、 （19）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21036、 （20）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07585、 （21）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4730、 （22）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6067、 （23）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6243、 （24）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7150、 （25）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7596、 （26）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8030、 （27）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8562、 （28）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9602、 （29）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9733、 （30）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19872、 （31）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20017、 （32）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20164、 （33）210512400009520171016118120437。 第（1）-第（9）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均为2018年10月17日，第（10）-第（1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均为2018年11月5日，第（14）-第（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均为2018年10月5日。上述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合计为70645142.60元。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系通过电子票据交易系统质押给九江银行宜春分行。 2019年8月20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向江西升华公司出具一份债务结清证明，确认江西升华公司在2018年10月26日前清偿了十份《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 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没有在票据到期日之前申请解除质押，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手续》关于质押解除日期须小于票据到期日之规定，导致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能从电子票据交易系统中解除质押并将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 2018年11月16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向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提示付款，出票人拒绝付款。 因票据（1）至（13）共13张票据到期后承兑人拒绝付款，2019年，江西升华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出票人、承兑人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及背书人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共同支付汇票金额62595142.6元及利息等（案号为：（2019）粤0310民初18号和（2019）粤0310民初165号）。因票据（14）至（33）共20张票据到期后承兑人拒绝付款，2019年，江西升华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共同支付汇票金额62595142.6元及利息等（案号为：（2019）粤0310民初19号）。在上述三个案件中，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均认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营业部取得案涉票据合法，其为持票人，依法享有相关票据权利。江西升华公司既不属于票据最后持票人，不享有票据追索权；亦不属于履行票据清偿义务的再追索权人，不享有票据的再追索权。江西升华公司无权作为追索权人或者再追索权人向出票人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前手背书人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行使追索权或者再追索权。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无需承担连带向江西升华公司支付清偿票据金额及利息的责任，判决驳回江西升华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江西升华公司就该三个案件均提起了上诉，但均因未在法定期限内预交上诉费而被上级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020年4月，江西升华公司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发出《债权申报提示函》，建议其就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要求追加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查明案情，追加上海票据交易所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以确定其承担本案的相应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江西升华公司是否有权起诉九江银行宜春分行。2.《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否有效。3.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履行《最高额质押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4.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如需承担责任，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江西升华公司在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融资借款中以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为质物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提供质押，并在电子汇票交易系统中背书注明，双方既形成了质押合同关系，也形成了票据关系。江西升华公司既是质押合同关系中的出质人，也是票据关系中的背书人。对于双方的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江西升华公司是否有权起诉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问题。本案中，江西升华公司对其请求权基础表述得很明确，即其已经偿还了10份银行承兑协议下的敞口，主债务已经消灭，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按照《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将为该主债务提供的最高额质押担保的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但因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逾期提示付款导致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无法返还，故要求其承担违反《最高额质押合同》的赔偿责任。所以，江西升华公司主张权利的基础为《最高额质押合同》，并非票据法上的持票人、票据权利人等。在主债务消灭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本应将为此提供质押担保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江西升华公司据此享有持票人的相关票据权利，但因为逾期提示付款（暂且不论谁的责任）导致现在该电子商业汇票无法返还，江西升华公司无法享有持票人的相关票据权利，故其当然有权依据《最高额质押合同》起诉九江银行宜春分行。 二、关于《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主张江西升华公司以虚假的交易骗取银行承兑汇票，涉嫌犯罪，故银行承兑协议无效，相应的从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也无效，但其就此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最高额质押合同》合法有效。 三、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履行《最高额质押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全部债务清偿后，质权人应将质押权利凭证退还给出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权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动产质权的规定。本案中，江西升华公司在2018年10月26日已经还清了十份《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全部债务，故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理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将质物即包含案涉的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现因逾期提示付款的原因，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无法通过电子票据系统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违反了《最高额质押合同》的约定，依法理应承担违约责任。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主张系由于上海票据交易所的原因造成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无法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并要求追加上海票据交易所作为第三人以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即使其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其亦应依法另行向上海票据交易所主张权利。对其要求追加上海票据交易所作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的问题。依照合同的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只是明确了债务清偿后质权人应将质物返还给出质人，但并未明确应在债务清偿后多长时间返还质物。而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是主观上不想将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退还给江西升华公司，只是因为客观上无法通过电子票据交易系统退还。特别是有部分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在2018年10月26日即债务全部清偿日之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债权到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对此亦有类似规定，但该规定表述为质权人“可以”、“可”，而并非“应当”，故此时应为质权人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江西升华公司作为质押合同中的出质人，对于票据何时到期及到期后应及时主张票据权利应非常清楚，其也应当及时通知提醒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票据到期时间及到期后及时主张票据权利，并在偿还借款后及时要求返还票据。但江西升华公司却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在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后及时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要求提示付款或者解除质押，而是将票据追索权丧失及承兑的风险安全转嫁给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其自身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故一审法院酌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按照江西升华公司损失金额的50%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江西升华公司因无法取得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而遭受的损失金额，一审法院以上述票据的票面金额认定，即70645142.60元。至于江西升华公司主张的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利息损失，可自其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向江西升华公司支付35322571.30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自2019年9月19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主张实践中江西升华公司无需以票面金额取得上述票据，但并未充分提供证据证实。相反，江西升华公司提供了其从上述票据的前手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取得该票据的销售合同、送货单及发票等，以佐证其系用同等金额的货款作为对价取得该票据的。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因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人、背书转让人舒城县万福客运有限公司、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与本案的质押合同纠纷无直接关联性，故对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要求追加其为第三人的要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限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江西升华公司支付35322571.30元，并自2019年9月19日起以所欠金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江西升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106元，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负担195804元，由江西升华公司负担212302元。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江西升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2019）粤03民终306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没有解除质押的情况下票据可以提示付款，经正常提示付款的票据，持票人可以通过向出质人行使追索权的方式将票据退还，质押票据的返还并非只有解除质押一种方式。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质证如下：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对方的证明目的都是客观事实，无需证明。该组证据也可以证明其观点，即案涉票据无法退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但是，可以向承兑人、出票人及保证人行使拒付追索权。案涉票据无法退还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11月16日其接受了江西升华公司的指示，进行了逾期提示付款，后被拒付，承兑人拒付造成了不能够返还。且因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关于解质押的规定，到期票据不能够解质押，逾期提示付款后只能追究承兑人、出票人及其保证人的责任，无法退还给江西升华公司。江西升华公司逾期提示付款，造成了不能行使非拒付追索权。本院认证如下：双方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能够证明质押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除采取解除质押的方式退还给出质人外，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对票据操作了提示付款被拒付，还可采取由质权人向出质人发起拒付追索的方式退还。 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胡婷与吴燕、葛丹与邓颜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江西升华公司要求释放质押票据的协商过程，银行工作人员协助江西升华公司财务做变相退还票据、逾期提示付款等处置行为的过程，江西升华公司在票据到期前后从未对提示付款问题与其进行协商。第二组：案涉33张票据最新票据状态，证明：银行电票系统安全可靠，至今保证票据存续且在正常的票据状态下。第三组：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证明：在2018年6月至12月期间，江西升华公司应当知晓案涉票据不能兑付的客观事实，说明票据到期时不是进行提示付款而是由江西升华公司协商解决的真实原因是案涉票据不能兑付。第四组：贴现协议及江西升华公司银行流水，证明：主合同《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部分《银行承兑协议》中涉嫌经济犯罪的线索。 江西升华公司质证如下：关于第一组证据，仅为手机截图，没有取证过程的证明，加之微信聊天记录具有删减功能，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关于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涉及的内容，并不等于双方没有沟通，或者江西升华公司没有提出过要求。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提交的聊天记录来看，也没有江西升华公司指示不解押、指示不提示付款的任何记录。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将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的沟通内容视为江西升华公司对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指令，并将其作为影响双方重大权利义务的内容予以评判引用，属于断章取义。案涉票据基于质押在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保管和控制期间，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解押返还、未提示付款，并且客观上已经无法解押返还，也不能通过“追索清偿”方式返还，导致案涉票据的追索权丧失，是本案的客观事实，也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所确认。关于第二组证据，对真实性无异议。该状态系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对出票人两年的追索期内向出票人点击追索形成，但并不改变没有解押退票、没有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事实。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质权人、持票人，其解押退票、按期提示付款均无客观障碍，只是其认为提示付款是其权利而非其义务，没有履行，而非替换质物、与出质人协商等问题引致不提示付款。关于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江西升华公司与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诉讼，系为了维护自身权利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与本案质押合同纠纷无关。案涉票据链条涉及多个前手，出票人不是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背书人中有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江西升华公司并不知晓案涉票据不能兑付。相反，江西升华公司认为质押票据具有绝对价值。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质物是否具有财产价值应该是核心关注事项，但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接受了质押票据后却称出质人有意向其提供不能兑付的票据，是推卸责任的表现。关于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系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后自身对银行承兑汇票的处分行为，与本案无关。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西升华公司，由于地域、产品定位不同，互有交易往来，江西升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承兑贷款，提供了银行所要求提供的资料，并且提供了高额票据作为质押担保，还提供了其他担保，银行据此放款，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没有哪一方是在受到欺骗情况下做出的错误意思表示。根据刑法，无论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还是贷款诈骗罪，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以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为条件，江西升华公司对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所有贷款本息已全部结清，不存在犯罪一说。 本院认证如下：关于第一组证据，因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出示了其工作人员胡婷和葛丹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该组证据与其工作人员胡婷和葛丹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一致，虽然该组证据不是从腾讯公司调取的原始聊天记录，但是，江西升华公司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组证据，胡婷与吴燕及葛丹与邓颜珊聊天记录中涉及对票据进行提示付款的记录均最早出现在2018年11月16日。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11月16日，江西升华公司通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但是，胡婷与吴燕聊天记录中涉及“以票换车”的不是案涉票据，葛丹与邓颜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涉及双方测试质押解除的不是案涉票据，而是2018年9月6日到期的其他票据，出票人与案涉票据出票人也不相同。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票据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原因。予以部分采信。关于第二组证据，江西升华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9年10月9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就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票人发起了追索，当前的票据状态是“拒付追索待清偿”。予以采信。关于第三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案涉票据链条上的当事人，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有能力兑付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江西升华公司知晓案涉票据不能兑付，也不能证明案涉票据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的真实原因，不予采信。关于第四组证据，该组证据涉及的不是案涉票据而是主合同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 另外，对于一审法院向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调取相关证据的函件及其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收到的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邮寄的材料，一审未组织质证，本院二审中组织双方质证。双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江西升华公司称，该证据能够反映案涉33张汇票属于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的59张汇票的一部分，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用包含本案33张汇票在内的189359668.60元的票据向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偿付了货款，而后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将案涉33张汇票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背书给了江西升华公司，案涉33张汇票都具有合法的基础交易关系，票据流转清晰、明确。因双方对该组证据均无异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涉及的是江西升华公司的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一审已经确认案涉票据基础法律关系真实，故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新的事实，也与本案待证事实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另查明，2018年11月16日，江西升华公司通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2019年10月9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就案涉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向出票人发起了追索，当前的票据状态是“拒付追索待清偿”。 一审判决第24页第2行载明“第（14）-第（33）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到期日均为2018年10月5日”，关于相关汇票的到期日表述错误，应更正为“2018年10月15日”。第25页第二行载明“江西升华公司向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唐山市民沃天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徽融智天骏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共同支付汇票金额62595142.6元及利息等（案号为：（2019）粤0310民初19号）。”其中，“62595142.6元”应更正为“805万元”。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履行质押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应否向江西升华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损失的数额如何认定。对此，本院分析评述如下： 一、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履行质押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 （一）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 该问题涉及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负有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义务。在质权人因质押而占有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期间，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的，质权人是否负有提示付款的义务，双方未作出明确约定，现行法律也未作出明确规定。票据法虽规定票据权利的行使主体为持票人，但因持票人对于票据法规定的权利可以选择是否行使而非必须行使，故相关规定是赋予持票人权利而非义务。虽然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只能由票据文义记载的持票人对外提示付款，但这是就对外行使票据权利的主体和实际操作主体而言，并不影响出质人和质权人内部在基础法律关系即质押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不能由此得出质权人负有提示付款义务的结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部分规定：“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债务期限与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等情况，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产生票据纠纷。”由此可见，国家金融主管部门虽要求出质人和质权人在以票据质押时对于双方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约定，但对于谁负有提示付款义务亦未作出明确规定。另外，本案中双方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市场交易中对于该类问题如何处理已形成了交易习惯。对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是否负有在提示付款期限内提示付款的义务，本院认为应结合提示付款的性质、提示付款是否为质权人的保管义务、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义务的扩张以及双方对案涉票据提示付款的注意义务来分析认定。 1.关于提示付款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票据到期日起十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提示付款是向承兑人请求付款的行为，目的在于兑现票据价款。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示付款即行使付款请求权，是处分质押票据和行使票据权利的行为。 2.关于提示付款是否为质权人的保管义务。 质权人在占有质押财产期间对质押财产负有妥善管理义务，所谓妥善保管即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加以保管，如不得任意毁损或不作为使质押财产受有损害，而应维护、保养好质押财产。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是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以数据电文形式制作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其载体为数据电文。质权人在占有用于质押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期间，应采取妥善保管措施确保票据的载体即数据电文的物理状态完好无损。提示付款是处分质押财产的行为而非保管质押财产的行为。如同将鲜活易腐的动产作为质物时，质权人将质物置于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中保鲜是保管行为，而质权人将鲜活易腐的动产出售则是处分行为，保管行为与处分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提示付款属于对质押票据的处分行为而非保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九十三条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擅自使用、出租、处分质物，因此给出质人造成损失的，由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质权人不得擅自处分质押财产。且本案双方均为平等的商主体，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应将质权人的保管义务作扩张性解释，即提示付款不应解释为质权人妥善保管质押财产义务的范畴。江西升华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第三款关于质权人妥善保管质物的约定以及物权法、担保法等关于质权人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规定主张提示付款属于质权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保管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3.关于质权人依据案涉票据的性质是否负有主动处分案涉票据的义务。 双方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十二条关于“质权的实现”约定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前，依法、依质物性质或依约定应提前实现质物项下权利的”情形下，出质人授权质权人有权直接处分质物，这是关于质权人权利的约定而非义务的约定。况且，双方合同未明确约定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可以提前实现案涉票据项下权利。依法、依质物性质提前处分质物实现质物项下权利的情形限于紧急情况，诸如对于鲜活易腐的质物，如不及时处分，将造成质物价值毁损灭失或减少。而案涉质物为票据，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为第一次序的请求权，追索权为第二次序的请求权，只有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实现或出现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如果付款请求权得以实现，追索权也随之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因此，逾期提示付款并不能免除承兑人或付款人的责任。只有逾期提示付款被拒付即逾期提示付款和承兑人拒绝付款同时发生，才有必要行使追索权，才有讨论追索权减损的余地。且逾期提示付款后仍可向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行使追索权，票据价款并非必然不能兑现。因此，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先于主债务到期时，不符合应提前实现质物项下权利的紧急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汇票的兑现日期先于主债权到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提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质权人“可以”兑现而非质权人“应当”或“必须”兑现，故该规定亦是赋予质权人提前兑现票据价款的权利而非义务。综上，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占有案涉票据期间并无主动处分案涉票据的义务，即其没有主动提示付款的义务。 4.关于提示付款是否为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质权人应承担的合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衍生了先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先合同义务，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了合同附随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了后合同义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从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先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或后合同义务类型来看，基本上为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本案中江西升华公司主张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负有在提示付款期内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即主给付义务，并非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范围。因主给付义务并非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义务，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法律也没有规定时，不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苛以质权人提示付款的主给付义务。 当然，由于案涉票据文义记载的持票人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中只能由票据记载的持票人操作提示付款，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负有协助江西升华公司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提示付款的义务。但是，该种协助义务与主给付义务不同。主给付义务应由合同义务主体主动给付而无需对方通知或指示，协助义务即协助对方履行的义务，具有被动性，需要对方通知或指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出质人通知而承担的协助义务为合同附随义务，在合同终止后根据出质人的通知而承担的协助义务为后合同义务。案涉票据中29张票据在主债务清偿完毕和质押期间届满前到期，江西升华公司可通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协助其操作提示付款。若江西升华公司履行了通知提示付款的义务，则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负有协助操作提示付款的合同附随义务。案涉票据中4张票据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到期，在合同终止后，若江西升华公司履行了通知提示付款的义务，则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作为票据文义记载的持票人负有协助操作提示付款的后合同义务。 5.关于双方在质权人占有案涉票据期间对于按期提示付款的注意义务。 本案中双方对于案涉票据形成了质押合同关系。出质人对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质权人对案涉票据享有票据权利质权。票据权利是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票据权利质权是一种担保物权，而非票据权利本身。在票据被质押后，出质人将票据即权利凭证转移给质权人占有，但并未转移其票据权利。被质押的票据最终可能会因出质人以其他财产清偿了主债务而退还，也可能因届期未清偿主债务而由质权人行使质权，但无论被质押票据是否用于清偿了主债务，票据权利的完整性均对出质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而质权人只是因质押而占有质物票据，其并非一定会就质物行使质权。较之质权人，出质人作为实际票据权利人理应密切关注被质押票据的到期日及票据状态，对于票据按期提示付款理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 江西升华公司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应当知晓案涉票据在提示付款期内不提示付款的不利法律后果，在签订合同时理应就质押期间提示付款的问题与对方充分协商并作出明确约定，以免产生纠纷。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江西升华公司也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及时通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协助其操作提示付款。案涉33张票据中20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805万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5日，9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22595142.6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7日，4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4000万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1月5日。江西升华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上述票据到期日届满后的十日内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发出过提示付款的通知。根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直至2018年11月16日江西升华公司才通知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操作提示付款，此时，2018年10月15日和2018年10月17日到期的票据早已超过提示付款期限，2018年11月5日到期的票据也已经超过了提示付款期限一天。综上，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案涉票据不负主动提示付款的合同义务，其未在提示付款期限内主动操作提示付款，而是在2018年11月16日根据江西升华公司的指示对案涉票据操作提示付款，并不构成违约。 （二）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未退还案涉票据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 双方在2017年10月31日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第八条约定：“出质人或债务人按主合同约定清偿其全部债务后，质权人保管的质押物或质押权利凭证退还给出质人。”案涉票据质押担保的主债务在2018年10月26日已经清偿完毕，且质押额度有效期已于2018年11月2日届满。虽然双方未在质押合同中约定主债务清偿后或质押期间届满后多长时间内退还质物，但是，在质押期间届满且主债务清偿完毕后，主债权消灭，质权也随之消灭，质权人继续占有质物已经没有法律依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依法应于2018年11月2日质押期间届满后的合理期间内将案涉票据退还给出质人江西升华公司。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至今未将案涉票据退还给江西升华公司，其行为构成违约。 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辩称因客观上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无法操作造成案涉票据无法退还，而非其主观上不同意退还造成的。对此，本院认为，案涉票据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不同于纸质票据，纸质票据可以在票据到期后通过直接交付的方式予以退还，而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9月22日施行）第五条规定，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承兑、背书、保证、提示付款和追索等业务必须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布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相关制度的通知》（银发[2009]328号）附件2《电子商业汇票业务处理手续》关于质押业务处理的规定，票据质押背书后，自出质日至到期日前一天，质权人可向出质人发起质押解除业务申请，票据到期后，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无法通过解除质押退还。案涉33张票据中20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805万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5日，9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22595142.6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0月17日，4张票据（票面金额共计4000万元）的到期日为2018年11月5日。以上29张票据到期日均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之前，也在质押有效期届满之前，在出质人没有新的质押财产替换到期的质押票据之前，为保障自身债权需要，质权人有权不解除质押。对于2018年11月5日到期的4张票据，在票据到期之前的2018年11月2日质押期间届满，2018年11月3日和2018年11月4日为星期六、星期日，2018年11月5日为票据到期日不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最早能在2018年11月2日办理解除质押。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如在质押期间届满当日及时清算，可以于当日办理质押解除手续。当然，2018年11月5日到期的4张票据办理质押解除手续的时间确实有限。但是，即使上述票据都因客观上的原因无法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作解除质押的操作，由于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即构成违约，主观上是否存在违约的意图不影响违约行为的认定，客观上是否存在难以履行的障碍，可能构成违约责任免责事由，也不影响违约行为的认定。 二、关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金额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否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应审查其违约行为是否造成了江西升华公司的实际损失。首先，未退还质押票据并非必然会造成江西升华公司实际损失，与江西升华公司主张的实际损失无因果关系。虽然根据电票规则，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票据到期后无法在系统中操作解押退票，且因票据逾期提示付款也不能通过行使拒付追索权的方式变相退票，但无证据证明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押退票。江西升华公司主张案涉票据在客观上已经不能返还，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与江西升华公司之间内部的质押合同关系为基础法律关系，不同于票据法律关系。虽然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应尊重票据的文义性，原则上根据票据的文义认定持票人，对外由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基于此，江西升华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法院就案涉票据提起追索权诉讼时，因票据记载的持票人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该院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否认江西升华公司的持票人身份并驳回其诉讼请求。而在处理双方因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的纠纷时，应按照双方内部的真实权利状态处理。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虽为目前案涉票据记载的持票人，但其是基于质押而取得案涉票据，其质权随着主债权被清偿完毕而消灭，在质押期间届满后其本应将案涉票据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将江西升华公司变更为持票人，其主观上也有此意愿，只是由于电票规则限制导致其不能履行该项义务，进而导致票据记载的持票人（名义权利人）与真实的持票人（实际权利人）不一致。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能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退票，并不代表不能由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管理方采取技术手段解决退票问题。江西升华公司可以诉请法院判决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继续履行返还票据的义务，在法院作出支持其诉请的生效裁判后由上海票据交易所协助执行，并由上海票据交易所采取技术手段解押退票。即使案涉票据无法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退还，因票据为权利凭证，权利凭证客观上不能返还并不意味着权利凭证承载的财产权利也不能返还。双方应秉持诚信友善的态度协商解决问题。在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不能操作退票的情况下，可由江西升华公司委托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对外代其行使票据权利，并在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协助其对外行使票据权利后将兑现的票据价款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无论名义上的持票人是九江银行宜春分行还是江西升华公司，票据的权利状态不会改变，通过行使票据权利能够兑现的票据价款不会改变。案涉票据未予退还只是造成江西升华公司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票据权利，并非必然会造成江西升华公司主张的案涉实际损失。其次，票据权利救济手段未穷尽，案涉票据权利不完整造成的损失尚不能确定。案涉票据虽然因逾期提示付款而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其他前手的追索权，但是，对出票人仍依法享有追索权。如果出票人没有足够的清偿能力，案涉票据将面临不能兑付的风险，不能兑付的金额将成为实际损失。如果出票人有足够的清偿能力，即使丧失对其他前手的追索权，也不影响票据价款的兑现，也就不存在实际损失。在未向出票人提起诉讼行使追索权时，案涉票据不能兑现的金额尚不能确定，因逾期提示付款造成的损失金额也无法确定。再次，票据权利减损造成的损失不应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承担。虽然逾期提示付款是造成票据追索权不完整的原因，但按期主动提示付款并非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义务，即使出票人没有足够的清偿能力，通过向出票人行使追索权不能完全兑现票面价款，也不应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承担不能兑现的损失。最后，商业承兑汇票不能兑付的市场风险不应由质权人承担。当前，出票人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时无需审查其资信，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能否兑付具有不确定性。关于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不能兑付的风险由谁承担，应遵循公平原则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道德风险。就票据质押而言，出质人是票据的实际权利人，其在与前手进行交易时，票据权利即为其交易的对价，票据权利能否兑现与其能否取得交易价款息息相关，尤其是商业承兑汇票能否兑付具有较大的风险，而出质人作为交易相对方有权决定选择是否以商业承兑汇票作为结算工具，因此，出质人对于商业承兑汇票能否兑现应负更高的注意义务。票据质权人虽接收了商业承兑汇票作为质物，但质权人只是因质押而占有和保管质物，其最终是否会就被质押的票据实现质权具有不确定性，即使票据权利不能实现，作为债权人其还可以要求出质人以其他财产清偿债务。因此，质权人对于商业承兑汇票能否兑现的注意义务低于出质人的注意义务。商业承兑汇票不能兑付的风险应由出质人而非质权人承担，否则，权利义务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且若由质权人承担票据不能兑付的风险，在票据质押未按期提示付款造成对出票人、承兑人、保证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丧失时直接判令质权人按照票面金额赔偿损失，将使出质人在接收商业承兑汇票时不尽审慎审查义务，在出票人无力兑付票面价款时直接找有兑付能力的质权人赔偿损失，将票据不能兑付的风险转嫁给资信好的质权人，助长出票人不负责任地出票行为，甚至会诱发票据诈骗犯罪。综上，江西升华公司主张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违约行为造成了其实际损失，并主张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向其赔偿70645142.6元及利息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对于江西升华公司是否存在其主张的案涉实际损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违约行为与江西升华公司主张的实际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认定错误，导致其处理结果错误，应予纠正。 本案中虽未支持江西升华公司的诉讼请求，但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已无继续占有案涉票据的法律依据，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应继续履行退还义务，根据电票规则，案涉票据当前不能由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在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操作解押退还，造成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状态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记载的权利状态不符。在主债务清偿完毕且质押期间届满后，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退还实为单纯交付行为而非票据行为，不违反票据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不得背书转让的规定。在当前电票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江西升华公司作为案涉票据的实际权利人可以诉请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继续履行返还案涉票据的义务并确认其为案涉票据的持票人，人民法院对其该项诉请应予支持。在取得生效裁判后，上海票据交易所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有义务将票据信息恢复至真实权利状态，即将江西升华公司变更为持票人，江西升华公司有权以持票人的身份行使票据权利。此外，由于通过诉讼确认和通过生效裁判的执行来变更持票人的时间较长，若为了及时实现票据权利，江西升华公司也可以选择与九江银行宜春分行协商，由其委托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以持票人的身份对外行使票据权利并将获取的票据利益返还给江西升华公司，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依法负有协助配合义务。 综上所述，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江西升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09民初23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081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3021元（其中江西升华公司交纳235812元，九江银行宜春分行交纳227209元），共计871127元，由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海鹏 审 判 员 廖志坚 审 判 员 吴玉萍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王 兵 书 记 员 蔡佳育 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