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11民初27408号原告：廖剑锋，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母丽慧，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滔，广东中大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鲜明，男，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佛冈县，原告廖剑锋诉被告谢鲜明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廖剑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母丽慧、被告谢鲜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剑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48000元；2.判令被告自2020年3月29日起按照每日逾期支付总额的3%计算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至欠款付清时止（暂计至2020年8月14日为10692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4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诉讼保全担保费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是好朋友，本着共同创业的美好愿景，双方于2017年7月10日签订《合伙经营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合伙开办明沣设计有限公司，双方共出资人民币102.4万元，其中原告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70万元，被告以现金1万元和货物方式共出资32.4万元。之后双方对公司名称稍作修改，最终以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沣公司）进行工商登记，明沣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注册成立，双方各持股50%，对公司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原告认缴的70万元投资款于2017年8月全额支付完毕。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因经营理念不同以及其他不和谐原因，双方无法对公司的经营形成统一有效的意见，故双方于2018年12月签订了《退股还款合同》，约定原告退出公司，将所拥有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该笔股权转让款被告需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四十个月内向原告全数归还，2018年12月至2019年8月被告需在每月28号前支付1万元，2019年9月起至付清之日止被告需在每月28号前支付2万元，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即生效。《退股还款合同》签署后，被告并未依约按时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双方于2019年2月25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告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应当每日按照逾期支付总额的3%的标准向原告支付滞纳金，如被告逾期归还超过三个月的，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余下的所有款项，并有权要求被告按照合同总额2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但被告在补充协议签订后未及时足额支付当期应付的股权转让款，基本都要拖延一到两个月。2019年9月，被告为公司购置一台新的3D打印机后，也没有按照约定每月向原告足额支付2万元，每次支付的金额只有几千元，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即便如此，被告至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000元也只能冲抵完2020年2月应支付的数额，被告已逾期多月，期间原告多次催款，被告均未及时支付拖欠的股权转让款。综上，原告转让股权至今已一年有余，但被告却未能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谢鲜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并无原告所称的违约事实，原告以明沣公司委托被告代为签署的过渡性《退股还款合同》来起诉被告是罔顾事实、断章取义的行为，签署正式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后，《退股还款合同》即时废止，被告从未向原告指定的帐号汇款。具体情况如下：第一，原、被告签订《合伙经营合同》承诺公司的发展方向，但原告毁约。《合伙经营合同》约定2017年8月前交齐出资，原告并未将全额70万元出资款汇入原、被告在工商银行开的联名账户，而仅仅汇入30万元，原告解释称以后要用到资金再出。原告在公司主要工作是财务，工作不到半年便离开公司，称每月只来两天公司做账便可，又违反《合伙经营合同》约定的共同经营和劳动。2018年10月，原告将公司的画图手板部门转让给被告独立经营，理由是该部门挣不了多少利润、员工又多，员工万一出了工伤需要其担责，被告不同意，原告便胡搅蛮缠，威胁整个公司暂停营业，故被告接受了画图手板部门转让给被告独立经营的决定。第二，在画图手板部门转让之后不到两个月，原告又有新想法要完全退出公司，要求被告退回出资款，被告以出资不明和《合伙经营合同》第七条约定拒绝原告，原告故伎重演、胡搅蛮缠，威胁公司暂停营业（原告当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暂停营业），故被告于2018年12月16日同意原告完全退出公司的决定。双方商定由公司委托被告与原告先签署过渡性的《退股还款合同》（注：《退股还款合同》是在2018年12月16日签订，并非原告在补充证据中所称的2018年12月27日签订，原告在《退股还款合同》中手写签订日期是不成立的），待账目债务理清后，双方再签署《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原告在起诉书中将收到之款项称为股权转让款是不正确的，是偷换概念的行为，在双方口头协议中或是过渡性的《退股还款合同》里都没表述过是股权转让付款，只有在《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中才是股权转让。第三，原、被告清楚知道《退股还款合同》是被告代表公司签署，合同里盖有公司公章，原告起诉被告个人是不合法理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和股东会决议两份文件签署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原告变更为被告，已实际履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第四，原、被告协商达成口头协议，被告承诺只要公司还在经营，公司就会每个月付原告1万元，付足三年，公司困难会延迟付，公司倒闭就没得付，此口头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愿。被告接过公司后继续保本式经营公司，清还外债。两个月后即2019年2月初，原告以被告延迟数天付款为由不承认之前签署的所有合同、协议，认为公司还是他的无理要求变卖公司资产，闹腾一段时间后，竟要求被告以《退股还款合同》为准增加《补充协议》，原告准备了《补充协议》逼迫被告签署。被告拒绝，原告便无理取闹地做出违法行为故意破坏公司运作，打电话和发微信给公司大客户骚扰，向客户提出不要付货款给被告和不要发货给公司。为了制止事态扩大和公司利益，被告妥协了没有选择报警。被告认为其签署的《补充协议》以及之前已经废止的合同是无效的。第五，原告指被告截至诉讼前只支付原告152000元，此数额不正确，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现金支付、支付宝转账，共付给原告约165000元。综上，原告在疫情肆虐、营商困难的情况下，以一份过渡性的《退股还款合同》和一份违法扰乱生产逼迫得来的《补充协议》将被告告上法庭，纯属是浪费司法资源、自欺欺人的行为。经审理查明：明沣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00元，成立时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廖剑锋（即本案原告），股东为原、被告（原、被告各占50%股份），经营范围为研发、加工、产销：电子产品、塑胶制品等；2018年12月29日，法定代表人由廖剑锋变更为谢鲜明（即本案被告），明沣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由原、被告变更为被告一人，注册资本为100000元，认缴期限为2037年12月31日。原、被告在诉讼中均提交了明沣公司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于2017年10月21日订立，载明明沣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00元，公司股东共2个，分别为本案的原告和被告，股东的出资额为原、被告各以货币形式出资5万元，认缴期限为2027年12月31日；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的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转移到公司名下的手续；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等等。关于本案事实，争议焦点有三：第一，明沣公司的成立以及股权转让过程；第二，原告是否已完成出资义务；第三，被告的还款情况。一、明沣公司的成立以及股权转让过程。关于明沣公司的成立过程，原告陈述如下：原、被告为朋友关系，并在2017年时协商共同创业。2017年7月10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合伙经营合同》，主要内容为：“第一条合伙宗旨：甲、乙双方本着互利互惠、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合伙开办公司。第二条合伙公司名称明沣设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由甲、乙双方协商。第三条合伙日期为2017年7月份开始。第四条出资方式：1.以现金及货物方式出资。2.乙方以金额为人民币70万元的现金方式出资。3.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1万元。甲方以经营东莞市横沥号手模具设计部所有的基础和所有的资源出资，甲方以货物方式出资：3D打印机一台，估价29万元；抄数机一台，估价2万元；电脑4台，估价4*1000=4000元；按以上计算：甲方以现金和货物共出资人民币32.4万元。4.甲、乙双方共出资人民币102.4万元。5.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仍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分割，合伙公司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公司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伙公司的财产，其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第五条出资期限：各合伙人的所有出资，于2017年8月份以前交齐。第六条股份比例：甲、乙双方均占合伙公司的50%的股权。第七条公司资产分配比例：1.当合伙公司的盈利超过甲、乙双方的出资总额时，甲、乙双方才能够以股权比例分配公司的所有资产，否则按出资比例方式分配。2.甲乙双方五年内不能分伙，如有分伙，提出分伙方视为自动放弃合伙公司所有的财产，但公司债务仍要承担。第八条盈余同亏损分配：1.甲、乙双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2.甲、乙双方按股权比例分配盈余和亏损。3.合伙企业的利益分配、亏损、如另有变动的，其具体方案由甲、乙合伙人协商决定。第九条债权、债务承担：1.合伙公司的债权、债务按甲、乙合伙人的股权比例承担。2.合伙公司的债务承担如另有变动的，其具体方案由甲、乙双方合伙人协商决定。3.甲、乙双方合伙人所产生的收益归甲、乙双方合伙人，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甲、乙双方合伙人承担。第十条后续资金出资比例：1.如合伙公司需要甲、乙双方资金注入，则出资比例按照股权比例出资。第十一条工资分配：由甲、乙双方协商决定。第十二条合伙公司负责人：甲、乙双方均为合伙公司负责人。第十三条甲、乙双方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同责任是相互平等享有，当合伙公司遇到问题及矛盾时，甲、乙双方应相互协商解决，当未经双方同意下，任一方的行为所造成对合伙公司的损失，由造成损失的合伙人负责。第十四条合伙公司事务的决定：合伙公司的所有事务必须经甲、乙双方同意。第十五条禁止行为：合伙人在合伙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必须禁止：1.禁止合伙人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公司相竞争的业务。2.未经甲、乙方合伙人同意，禁止任何合伙人私自以合伙公司名义进行业务活动。3.除甲、乙双方合伙人同意外，禁止合伙人与本合伙公司进行交易。4.禁止合伙人从事损害本合伙公司利益的活动。5.如合伙人违反上述各条，其业务获得的利益归本合伙公司所有以及赔偿损失。第十六条违约责任：合伙人违反本合同关于禁止行为规定的，应按合伙公司实际损失赔偿。第十七条声明和保证：1.本协议签署各方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2.合伙人各方均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拥有合法的权利。3.合伙人双方向本公司提交文件，资料均是真实、准确和有效的。第十八条合同的变更：1.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征得另一方同意后，双方才能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2.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第十九条争议的解决：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有协商不成，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十条补充与附件：本公司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合同，本合同的附件与补充合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当补充合同或附件与本合同有冲突时，以最新的补充合同或附件为准。”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表示在筹建公司的过程中，双方对《合伙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包括合作方式、合作期限、公司性质、公司名称等）进行了变更，并成立了以原、被告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即明沣公司，所以双方并非合伙关系，即使《合伙经营合同》被认定为有效，双方在后续签订了股东会决定、《退股还款合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均改变了《合伙经营合同》的约定，即双方不再按照《合伙经营合同》履行；因原、被告对筹建公司的业务不熟悉，所以原、被告委托第三方中介公司（广州金不换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不换公司）办理明沣公司的注册手续，所以明沣公司在工商登记的情况（包括注册资本和原、被告的占股情况等）与实际不一致，原、被告亦不清楚当中原因；明沣公司登记备案的注册资本为100000元，由原、被告各占50%的股权，双方均为货币出资（即各出资5万元），认缴期限为2027年12月31日，但实际上原告出资了以货币形式出资了700000元，被告以货币形式出资了10000元加上以设备形式出资合计324000元。对于明沣公司的成立过程，被告基本认可，但被告认为按照《合伙经营合同》的约定，原告在五年内不得退出明沣公司，若退出明沣公司则视为自动放弃公司所有财产，而且原告未足额出资。关于股权转让过程，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的《退股还款合同》，载明：“一、‘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在本合同称为‘该公司’。其中一台是从东莞市鸿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采购的3D打印机，合同编号201707135合同日期2017年7月25日，设备型号HT600S，另外3台是从东莞市中瑞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的3D打印机设备，该3台打印机的设备型号是SL500，设备编号20161446388，出厂日期2016年5月，另一台的设备型号SLA660，设备编号2017131120165，出厂日期2017年8月，另一台的设备型号是SLA550，设备编号20171995059，出厂日期2017年4月，以上共四台3D打印机，以上共四台3D打印机在本合同中称为‘该抵押物’。二、由于甲乙双方在经营该公司时出现经营思想不同，所以乙方要退出该公司。甲方要归还乙方投资该公司的投资款项共柒拾万元（小写700000元）。三、甲方用该抵押物抵押给乙方，甲方不能将该抵押物进行任何的抵押，甲方只能自己使用该抵押物，如果甲方不能按时足额付清欠乙方的款项，乙方有权将该抵押物出售，出售所得的款项用作归还甲方欠乙方的款项甲方无权干涉及要配合出售该抵押物。四、该抵押物要在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一年内付清该抵押物的供机款。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的四十个月之内付清甲方欠乙方的款项柒拾万元整，甲方按每月分40期付清欠乙方的款项，即2018年12月28日付款壹万元给乙方，2019年1月28日付款壹万元给乙方，以此类推，到2019年9月28日甲方付款给乙方的款项增加到贰万元（小写20000元），即2019年9月28日甲方付款乙方贰万元，2019年10月28日甲方付款乙方贰万元，以此类推，以后的每个月甲方付给乙方的款项也为贰万元，到2022年3月28日甲方要付清乙方所有的欠款。甲方归还乙方的所有款项要转入到乙方指定的银行账号。六、如果甲方没有加3D打印机，只有4台3D打印机在运营的情况下，甲方可以每月每期付款给乙方的款项为壹万元，则甲方的付款期可以推后，但甲方每月每期要足额付款给乙方，甲方不能以任何借口和理由不付款。七、在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三年内，如果甲方未按时付款乙方，乙方可以将该抵押物出售，甲方之前的付款加上该抵押物的出售款项都不能足额付清甲方欠乙方的款项时，甲方要继续按照此合同付清欠乙方的所有款项。八、在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的三年后，如果甲方未按时付款乙方，乙方将该抵押物出售，甲方之前的付款加上该抵押物的出售款项都不能足额付清甲方欠乙方的款项时，甲方不需要继续承担付款责任，但甲方不能再继续经营此3D打印行业。九、如果甲方的经营规模达到十台打印机的规模，甲方承诺酌情多给乙方伍万元。十、在该公司更换法人代表为甲方之后，甲乙双方之前在该公司的私自债务由各自负责。十一、在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该公司的债权账务与乙方无关。十二、此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此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十三、甲乙双方如有异议，可到当地的地方法院诉讼……”。上述协议落款处有原、被告的签字和按捺指模，并盖有明沣公司公章，但未有落款时间。原告主张上述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27日（即与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同一天签订），拟证实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由原告按照700000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明沣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被告。2.落款时间均为2018年12月27日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该两份材料为工商局的备案资料），其中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会议股东：廖剑锋、谢鲜明。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2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免去廖剑锋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2、同意公司股东由廖剑锋、谢鲜明变更为谢鲜明。3、同意廖剑锋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0%股权共5万元的出资额，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谢鲜明，并批准廖剑锋与谢鲜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6、同意免去廖剑锋执行董事、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同意委派谢鲜明为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并同意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7、同意免去谢鲜明监事的职务；同意聘用谢杰担任监事，任期三年。8、同意变更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9、同意公司重新制订新章程，旧章程自新章程生效之日起作废。10、同意公司委托广州金不换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作为拟定相关文件、材料，并向东莞市工商局申办公司变更相关手续的具体经办人”，《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载明：“转让方：廖剑锋（甲方）、受让方：谢鲜明（乙方），本合同由甲方与乙方就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事宜，于2018年12月27日东莞市横沥镇田头村第二工业区民营西路12号三楼订立。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1、甲方同意将持有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50%的股份共5万元出资额（认缴额），以1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2、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订立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所转让的股份。……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原告主张上述材料可证实双方的交易行为系股权转让行为，并非被告所述的退股行为，而且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该股权转让手续系明沣公司委托金不换公司进行处理，所谓的1元转让款亦系金不换公司拟定的，其原因是为了工商变更登记的便利，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拟证实工商局于2018年12月29日核准明沣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申请以及原告退出明沣公司的事实。4.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9年2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载明：“甲方与乙方于2018年12月签订了一份《退股还款合同》约定乙方退股，甲方归还投资款柒拾万元。但在履行过程中由于甲方在2019年1月没有按约定履行，现双方经协商同意补充如下协议：一、甲方必须依据《退股还款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足额归还乙方的投资款，如果甲方逾期归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如果甲方逾期归还乙方的投资款，应当向乙方支付滞纳金，每日滞纳金按逾期交纳总额的3%计算。三、如果甲方逾期归还超过三个月的，乙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甲方偿还余下的所有款项，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本合同总额的20%计算）。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名并按指模后立即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五、本协议没有约定的内容，按《退股还款合同》约定为准，如果本协议与《退股还款合同》的约定存在矛盾或不同时，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该协议下方有原、被告签名和按捺指模，并盖有明沣公司公章。对于签订该份协议的原因，原告陈述为被告未依约在2018年12月28日前支付第一笔款项10000元，在原告多次催促下，被告才于2018年12月31日支付了10000元，后续被告一直拖欠转让款，故在原告要求之下，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未依约付款需承担滞纳金和违约金。5.微信交易记录，拟证实被告履行《退股还款合同》的约定分期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今被告共向原告支付了152000元。6.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原告起诉后，原、被告协商还款事宜，即被告自始知悉涉案款项为股权转让款，但被告在庭审中编造谎言、拒不承认。7.金不换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联系人微信，拟证实金不换公司为明沣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公司知悉原、被告为便于工商登记签订1元股权转让合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故双方的交易应以《退股还款合同》《补充协议》为准。经质证，被告表示第1组证据即《退股还款合同》签订于2018年12月16日，而且该合同系原告以明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威胁，被告无奈之下受到明沣公司委托与原告先签署过渡性合同，待账目债务理清时再正式签署合同，《退股还款合同》盖有明沣公司公章，仅为被告代表明沣公司签订；第2组证据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签订于2018年12月27日，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于同日向原告给付了一元硬币，履行了付款义务；第3组证据无异议，证实了双方已按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履行；对第4组证据有异议，被告表示《补充协议》系在原告骚扰明沣公司的客户且威胁被告的情况下签订的，《补充协议》上的指模是其按捺，但名字并非其签署，并于第一次庭审中口头提出笔迹鉴定申请，本院向被告释明应于三日内提交书面申请，逾期视为被告撤回鉴定申请，后被告未于本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告知被告视为其撤回鉴定申请，被告表示清楚；对第5组证据有异议，被告分别使用支付宝和微信向原告支付共计165000元，而且该款项不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因双方为朋友关系，被告考虑到原告确实有出资，故口头承诺若明沣公司不倒闭的话由被告向原告每月支付10000元的利润，支付期限为三年；第6组证据证实了被告履行原、被告之间的口头承诺，即被告向原告支付明沣公司的经营利润；第7组证据证明了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签订在《退股还款合同》之后，且金不换公司系原告联系的，应知晓《退股还款合同》是假的，《补充协议》签订在明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是原告闹事后才签订的。被告为证实其上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1.《合伙经营合同》《退股还款合同》、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明沣公司企业信息档案，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致，被告指出原告违反《合伙经营合同》的第一条、第七条；《退股还款合同》证明是退股还款并非股权转让、该合同盖有明沣公司公章证明了被告系代表明沣公司签订以及合同中有提到明沣公司欠债（供机款）；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明沣公司企业信息档案证明双方已实际履行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2.《公告》《还款合同》，拟证实原告违反《合伙经营合同》，将明沣公司属下的一个名为画图手板部门强行转让给被告个人经营。3.委托书，载明：“明沣公司股东廖剑锋退股，明沣公司委托谢鲜明（）代签代办退股合同事项。授托方：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受托人：谢鲜明。2018年12月16日”，该委托书有原、被告签名，并盖有明沣公司公章，拟证实被告代表明沣公司与原告签订退股合同。4.手机截图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拟证实《退股还款合同》系签订于2018年12月16日。5.证人证言，拟证实原告为逼迫被告签订《补充协议》骚扰客户、扰乱明沣公司生产经营。经质证，原告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但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第2组证据提到的画图手板部门是经过原、被告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将明沣公司的画图手板部门转给被告个人经营，因原告在明沣公司的经营过程中向明沣公司出借了5万元，所以在2018年10月时，原告以明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被告签订了《还款合同》，载明被告尚欠明沣公司100000元，需分期还清，而明沣公司收到被告的还款时应先归还明沣公司欠付原告的借款5万元等，该组证据所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原告违反《合伙经营合同》；对第3、4组证据不予确认，原、被告签订的《退股还款合同》实质上是股权转让合同，“退股”是用词不规范，但双方在合同中对股权转让款具体的支付方式、期限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均有明确约定，原告已经全部股权转让登记至被告名下，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的1元转让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合常理；对第5组证据不予确认，首先，被告提交的证人证言上的客户是明沣公司的客户，但原告仅是将双方发生的纠纷告知客户，想被告尽快履行付款义务，没有骚扰客户，更没有威胁被告；其次，证人证言的内容没有表示原告有骚扰客户的行为；最后，证人均未出庭接受庭询，其书面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二、原告是否已完成出资义务。根据双方的约定，原告的货币出资700000元，被告的货币出资为10000元，双方对原告支付了300000元出资以及被告支付了10000元出资均无异议。对于剩余的出资款，原告提交了投资投入与使用情况表以及银行流水拟证实其已完成出资，原告主张总流水支出为757217元（其中出资款合计为707217元，还有50000元系原告向明沣公司出借的款项），该757217元的流水发生在原告名下的两个账户：建设银行账户卡号为62×××09（以下简称建行卡号尾数9109）与工商银行账户卡号为62×××48（以下简称工行卡号尾数4548）。建行卡号尾数9109直接用于明沣公司支出合计178200元，分别用于支付场地租金、设备款、货款、装修款等，被告对该账户支付的178200元无异议。另外该账户向工行卡号尾数4548转入了579017元（包含原告向明沣公司的借款50000元），原告主张用于明沣公司的日常经营，被告不予确认。工行卡号尾数4548开设时已附有账号20×××78（以下简称工行账号尾数3878），后原、被告在工行卡号尾数4548账户内开设了一张联名卡，账号为20×××09（以下简称工行账号尾数4009），即原告个人名下的工行账号尾数3878与原、被告联名的工行账号尾数4009为同一账户（工行卡号尾数4548的账户）。对于建行卡号尾数9109向工行卡号尾数4548转入的579017元，原告主张有300017元（即双方无争议的300000元出资）系于2017年7月13日至2017年7月18日期间分笔从建行卡号尾数9109转到工行账号尾数3878，再于2017年7月18日从工行账号尾数3878转了300000元至工行账号尾数4009，从而完成出资；剩余279017元则从建行卡号尾数9109直接转入工行账号尾数3878用于明沣公司的日常经营；由于工行账号尾数4009为联名卡，支出时需要原、被告双方书面签字才可使用，所以原告陆续将工行账号尾数4009的款项转入工行账号尾数3878用于明沣公司的日常经营。根据银行流水显示，工行账号尾数3878与工行账号尾数4009即工行卡号尾数4548账户内的款项于2018年12月时均已使用完毕。对此，被告表示除了原告于2017年7月18日从工行账号尾数3878向工行账号尾数4009转入的300000元以外，其余的款项均不认可。庭审中，原、被告表示在明沣公司日常经营中，原告负责财务工作、被告负责对外业务。原告主张其负责财务工作期间，每个月均有记录明沣公司的账目，并有双方的签名确认，在其退出公司后，原告将账目交给了被告保管；被告则表示原告未将全部账目交给被告，其手上仅有部分账目。为查清原告的出资情况，本院要求被告提交明沣公司的账目。经质证，原告表示：首先，该被告提交的账目为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但账目并不完整，欠缺了2017年8月的入账记录、2018年3月的出入账记录，其中2017年8月的出账记录的资金结余处显示“710000-47693-198129=464178-310000（工行）=154178（元）”，该处以“710000元”作为基数证明了是原告出资700000元加上被告出资的10000元，虽然该月账目没有被告签名，但在2017年9月的出入账记录中载明“上月剩余154178元+310000元”证明了被告认可2017年8月的结算余额以及原告已出资700000元的事实；其次，账目的支出与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基本能对应，该账目也记录了明沣公司欠付原告五万多元和被告九万多元，故可印证原告提交投资投入与使用情况表、银行流水以及原告陈述的事实；最后，账目记录了明沣公司向被告转让画图手板部门的情况，画图手板部门应收账款有十四万多元，后续均由被告收取，故明沣公司实际上不欠被告的款项，同时明沣公司还有二三十万元的应收账款，故该账目不能证实明沣公司存在亏损或存在对外债务的情况。对于明沣公司的资金流转情况，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双方口头约定我将300000元转到联名账号，450000元转入我的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账号，因为走对公账号需要开具发票，所以明沣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均走私账”，被告则在该次庭审中称“明沣公司有部分的款项是转到原告的账户中，原告不转到联名账号是其个人原因，我是要求原告转到联名账号或对公账号”；原告在2021年3月26日的庭询中称“明沣公司主要使用工行卡号尾数4548进行经营性支出，对公账号比较少用，在2018年1月16日以后，工行账号尾数4009已经没有流水了，大部分的支出在建行卡号尾数9109和工行账号尾数3878中”，被告则在该次庭询中称“对公账号自2018年初开始收取明沣公司开具发票的钱，公司支出不是用原告的账号，而是用被告的私人账号”。被告为证实其上述主张提交了明沣公司的账户（账号20×××80）在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以及被告个人账户（20×××13）在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银行流水。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被告不能以明沣公司的账户没有钱对抗被告的还款义务，也无法体现明沣公司系主要使用对公账户以及被告的私人账户进行支出。三、被告的还款情况。诉讼中，经双方核对，确认被告于2018年12月31日至2020年8月8日期间通过微信及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了162001元。被告对2019年5月7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原告的一笔3000元有异议，原告表示该3000元转让未成功领取，被告未在本院指定举证期内提交证据证实其支付了该笔款项，故本院不予认可。对于还款情况，被告补充说明如下：原告在2019年2月4日表明其不要被告的还款，而且在2019年2月19日拒收了原告10000元的微信转账，被告提交了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对此，原告解释如下：双方签订《退股还款合同》后，被告应于2018年12月28日支付第一笔款项，但被告于2018年12月31日才支付该笔款项，后续也未按《退股还款合同》约定的时间还款，经原告多次催款，被告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故原告要求被告变卖机器一次性还款，但被告表示其还想继续经营业务，不想变卖机器，故双方进行了多番协商与沟通，期间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向原告转账了10000元，但原告不同意被告按照原来的约定分期还款，所以才没有收取那10000元；双方经过协商，于2019年2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了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被告才开始陆续付款，但被告未按《退股还款合同》和《补充协议》按时足额还款，故形成本案诉讼；《退股还款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22年3月28日还清欠款，但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被告逾期还款超过三个月，原告有权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偿还余下的所有款项，故原告现要求被告一次性偿还剩余欠款。庭审中，被告主张滞纳金及违约金约定过高，要求本院进行调整；原告则主张被告未依约付款造成其实际损失为资金占用的损失和投资回报损失等。以上事实，有《合伙经营合同》、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退股还款合同》、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记录、营业执照、企业信息档案、《公告》《还款合同》、委托书、手机截图、证人证言、投资投入与使用情况表、银行流水、账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为股权转让纠纷，故双方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是否已完成700000元的出资义务；二、《退股还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以及效力问题；三、被告的还款以及违约责任承担问题。一、原告是否已经完成了700000元的出资义务。第一，被告对于原告转入工行账号尾数4009的300000元以及建行卡号尾数9109支付的178200元的出资无异议，被告在答辩意见中亦表示原告在汇入300000元出资款后说以后要用到资金再出，同时被告第一次庭审中承认明沣公司的部分款项是通过原告的私人账户流转，即被告清楚知悉原告剩余的出资款的给付方式。第二，工行账号尾数4009的款项在2017年11月16日至2018年1月16日期间陆续转入工行账号尾数3878中，工行账号尾数4009为联名账号，转款需要原、被告共同确认，故被告理应知悉工行账号尾数4009的款项转入工行账号尾数3878，而在原、被告共同经营明沣公司期间，被告一直未提出异议，故其在本案中不认可原告使用工行账号尾数3878支付明沣公司的款项，于理不合。第三，对于建行卡号尾数9109转至工行账号尾数3878的款项以及工行账号尾数3878用于明沣公司经营的款项，原告提交了投资投入与使用情况表以及银行流水，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账目相互印证。第四，被告表示明沣公司的资金流转系使用对公账户以及被告的私人账户，其一该说法与其在第一次庭审中表示明沣公司的部分款项是通过原告的私人账户流转不符，其二从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来看，明沣公司的对公账户在2018年5月11日至2019年7月15日期间的余额均未超过30000元，发生的交易金额较少，而被告账户从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银行流水则未明确显示为明沣公司的收入与支出。第五，被告抗辩称原告未足额出资，其多次口头要求原告付清出资款，但从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证据中均未提及此事，退一步来说假设原告未足额出资，那么原告提出退股时，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实际出资进行退款，但被告却连续签订《退股还款合同》《补充协议》两份文件确认原告已足额出资700000元的事实，被告的抗辩意见未有足够理据支撑亦不符合逻辑。第六，双方签订《退股还款合同》《补充协议》后，被告亦实际履行上述两份合同，至于被告辩称其向原告支付的162001元为明沣公司的利润，对此本院认为，无论是双方签订的《退股还款合同》还是工商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均约定原告退出明沣公司后，明沣公司的债权债务与原告无关，按照常理原告已退出明沣公司，明沣公司无须再向原告支付利润，同时被告在本案中提到明沣公司经营困难、四处欠债，但被告又向原告支付合计162001元的利润，其主张明显与事实相悖。第七，根据被告提交的账目显示，原、被告每个月均对明沣公司的收入与支出进行对账，结合2017年8月以及2017年9月的账目可知，被告对原告出资700000元予以认可。综上七点，本院认为原告表示其完成了700000元出资的主张与双方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被告的抗辩意见未有充分、确切的证据证实且存在前后矛盾、不符合逻辑的情形，据此本院认定原告已完成700000元的出资义务。二、《退股还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以及效力问题。被告主张其受明沣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退股还款合同》，并提交了明沣公司出具委托书。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退股还款合同》载明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合同内容也是约定的为甲乙两方的权利和义务，被告抗辩称其作为明沣公司的代表签订合同，但甲方处未注明为明沣公司，而且被告既主张甲方为明沣公司，但合同条款中，除甲乙双方两个主体以外，还载明“东莞市明沣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主体，根据合同第二条约定，原告退出明沣公司，被告要归还原告投资在明沣公司的投资款共700000元，而非明沣公司向原告退款；其次，《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被告应向原告归还投资款，并约定了支付方式、期限以及违约责任，而在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中，明沣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100000元，并未减资；最后，被告认可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均载明原告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双方之间为股权转让关系，同时按照被告的主张，其已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双方亦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综上，本院认为《退股还款合同》虽名为“退股”，但根据合同的内容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原、被告签订的实质为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原、被告。被告抗辩称《退股还款合同》《补充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退股还款合同》系过渡性协议，后来已被工商局备案的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所替代，《补充协议》系在原告骚扰明沣公司客户和威胁之下，被告才被迫签订。对此本院认为，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27日，而《退股还款合同》仅显示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虽然双方对《退股还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有争议，但《退股还款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首先，原、被告在2018年12月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款金额差距较大的协议，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约定的1元转让款明显与原告的实际出资、市场合理价格不符；其次，被告称《退股还款合同》系过渡性文件，待账目理清后才签订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但被告就双方的对账情况、明沣公司的账目结算情况等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再次，从《退股还款合同》、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内容上看，《退股还款合同》约定了原、被告的股权转让后双方对明沣公司的债务承担问题、付款的时间节点、违约责任等履行细节，载明的原告出资额700000元与事实相符，而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的内容较为格式化，载明的原、被告出资额和占股比例等与事实不符，其中股东会决议载明由金不换公司拟定相关文件，并由金不换公司向工商局申办相关手续，结合原、被告成立明沣公司时也是由金不换公司办理注册手续可推断，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协议》亦是为方便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而由金不换公司所拟定的文件，并非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假设原告以1元价格转让了股权，双方后续无需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的还款事宜，至于被告辩称其系在原告骚扰明沣公司客户和威胁之下被迫签订，其提交的证人证言未体现原告存在骚扰客户的行为，而且被告若受到骚扰和威胁，其可报警或采取其他合法途径保护自身权益，但无论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或其他证据材料均未能证实被告所述，故本院对被告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退股还款合同》和《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履行。原、被告已变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即原告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至被告名下，故被告应依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700000元。三、被告的还款以及违约责任承担问题。结合双方的核算情况以及本院查明事实，被告已向原告还款合计162001元，但被告并未按时足额向原告还款，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逾期超过三个月的，原告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被告偿还剩余所有款项，故被告逾期还款，已构成违约。现原告已起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37999元，但原告该项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滞纳金及违约金。因被告逾期还款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退股还款合同》约定被告应于2018年12月28日起每月支付10000元给原告，自2019年9月28日起每月支付20000元给原告，直至2022年3月28日还清；《补充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分别约定被告按逾期交纳总额的3%每日向原告支付滞纳金，若被告逾期三个月，则需按照合同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即700000元×20%=140000元）。被告认为上述约定的滞纳金和违约金过高，要求本院进行调整。对此，本院认为，因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的纠纷，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原告主张其损失为资金占用和投资回报损失等，但未提交证据证实损失的具体数额，因双方约定的滞纳金及违约金均系产生于被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本院依照上述规定，综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原告的实际损失等，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将逾期付款滞纳金和违约金合并调整为以53799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3月29日起支付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原告该两项诉讼请求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在诉请中提到的诉讼保全担保费。原告未在本案中明确该项诉请所主张的金额，且双方并未约定若被告违约需承担诉讼保全的担保费用，故原告该项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谢鲜明向原告廖剑锋支付股权转让款537999元；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谢鲜明向原告廖剑锋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及违约金（以53799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20年3月29日起支付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廖剑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1749.2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由原告廖剑锋负担受理费2162.2元，由被告谢鲜明负担受理费9587元以及财产保全费4020元（原告廖剑锋预交的受理费11749.2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不作退回，被告谢鲜明负担的受理费9587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应于履行判决期限内向原告廖剑锋直接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静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梁玉霞冯伟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