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9410号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9777号3号楼2207室。法定代表人：史淑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博雅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17号楼8层802-1。法定代表人:宋海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锋，北京市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润公司）与北京博雅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五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孙璟钰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捷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蕾，被告博雅五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科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捷润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博雅五洲公司向捷润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861596.5元；2.判令博雅五洲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主要事实及理由：2016年10月26日，捷润公司与博雅五洲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在济宁市就社保即时制发卡系统采购项目合作，捷润公司协助博雅五洲公司即时制发卡系统在济宁的销售，博雅五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捷润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合作期限自2016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合作期间，捷润公司按约协助博雅五洲公司开展了相关销售工作，但博雅五洲公司仅向捷润公司支付了部分技术服务费，尚余861596.5元未支付，故捷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博雅五洲公司辩称：不同意捷润公司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捷润公司应在济宁地区代理博雅五洲公司产品，但捷润公司未能就其代理产品促使博雅五洲公司销售成功进行举证，包括具体销售相对方、产品及是否签订销售合同等事宜；2、捷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完成了《合作协议》项下协助博雅五洲公司销售货款回笼的义务；3、捷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完成了《合作协议》项下确保产品市场保有量、反馈客户意见及信息的义务；4、博雅五洲公司前职员董维民曾负责与捷润公司沟通案涉合作事宜，后经博雅五洲公司其他人员督导后发现案涉业务几乎都不是捷润公司代理完成，而是由博雅五洲公司自行办理。综上，捷润公司未履行《合作协议》项下义务，故不同意向捷润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此前博雅五洲公司向捷润公司既已支付的款项不再追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6日，博雅五洲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捷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在济宁市推广的产品为甲方代理的证卡打印机和自由的所有即时制发卡系统；甲乙双方在山东省济宁市就山东济宁市社保即时制发卡系统采购项目中通力合作；乙方在济宁市运用自身的信息资源和服务优势，全力协助甲方即时制发卡系统在济宁的销售，并协助甲方款项及时回笼；经双方约定：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技术服务费为甲方与终端用户签订的即时制发卡系统销售合同中制发卡设备总金额的15%（甲方应向乙方出具其与各终端用户签订即时制发卡系统销售合同的扫描件以用于乙方备案存档），各合同金额以甲方分别与各终端用户签订的合同内容为依据，乙方开具相应金额的技术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色带及转印膜每套1350元，甲方与终端用户签订的前述色带及转印膜每套的合同销售价超出1350元部分应归乙方所有，该部分也为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技术服务费，乙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技术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在收到各终端用户支付的每期款项后，须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费计算方式计算该期技术服务费，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需在付款前开具相应金额的技术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甲方违反本协议，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要求履行合同、退还合作销售产品、赔偿损失、终止协议等；本协议有效期3年，自2016年10月26日至2019年10月25日止。另查，捷润公司在本案中申请了财产保全，并交纳保全费4820元。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捷润公司提交交通银行转账凭证6张及发票10张，拟证明博雅五洲公司曾就案涉合作项目向其付款，其亦向博雅五洲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实。转账凭证及发票显示：2018年7月27日、2017年8月1日、2018年2月14日、2018年8月30日、2018年12月24日、2019年8月21日，博雅五洲公司分别向捷润公司转账支付5万元、33300元、66600元、64540元、208750元、25000元。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8月1日期间，捷润公司陆续向博雅五洲公司开具发票10张，金额合计为790050元。博雅五洲公司对上述转账凭证及发票的真实性认可，认可其向捷润公司付款，但不认可捷润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捷润公司提交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0月25日其员工杨书华与博雅五洲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海峰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博雅五洲公司认可尚欠捷润公司款项30余万元，捷润公司已就此款向博雅五洲公司开具发票，双方拟对账结算前述款项。2019年10月23日的通话录音中杨表示“我上次去北京你当时答应的是回来的时候先把我去年的账给我结算掉来……”，宋回应“行吧，这样，我明天回，我周末看一下账上有多少，只能是分批的解决了，一下子付很难的”；杨称“既然大家不想合作，那就把之前的账该给的、我开过发票的，还有今年到我上次去之前的咱们了了就完了，对吧？”，宋回应“对”。2019年10月25日的通话录音中，杨称“您该把那三十来万该给我结的结了，行吧？”，宋回应“行吧行吧，你和小段核一下，算算”。博雅五洲公司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捷润公司没有具体跑业务、未履行合同义务，且博雅五洲公司对录音中杨书华所主张的30万元金额来源、计算方式不清楚。捷润公司提交其职员与宋海峰、博雅五洲公司职员董维民、段志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博雅五洲公司欠款事实。其中与宋海峰、段志桐聊天记录内容涉及催款结算、业务推进事宜及纠纷解决磋商；与董维民聊天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至2019年7月30日之间，内容多为向董维民表示催款。博雅五洲公司认可上述三份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其主张结合聊天记录可知，宋海峰曾就捷润公司推进无进展表示不满，足以证明捷润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董维民于2019年7月离职。捷润公司提交其员工与滕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拟证明博雅五洲公司欠款事实及金额。该聊天记录内容多为沟通付款、结算明细事宜。聊天内容显示：滕建分别于2018年1月19日、2018年1月25日、2018年9月5日、2018年12月7日、2019年1月10日向捷润公司职员发送名为“济宁业务明细”及“服务费支付明细”的表格，表格中载明项目名称、产品类别、数量、单价及合计等信息。其中：2018年1月19日表格如下：2018年1月25日表格如下：捷润公司认可1月25日表格中所载明的66645元款项博雅五洲公司已向其支付，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25日之间聊天双方除上述两份表格外，无其他对话。捷润公司否认两份表格所载项目、款项存在覆盖关系，主张相同项目公司涉及产品型号可能相同，但数额不一致；2018年9月5日滕建发送的“服务费支付明细”如下：2018年12月7日滕建发送的“服务费支付明细”载明如下：捷润公司认可博雅五洲公司已向其支付该表格小计中载明的款项208750元；2019年1月10日滕建发送的“服务费支付明细”表格如下：博雅五洲公司对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其在第一次庭前谈话中主张2018年发送的表格所载款项均已向捷润公司结算完毕，但在开庭时认可2019年1月10日表格所载款项未向捷润公司支付，并主张2018年1月19日表格中红色字体标注的两笔款项彼时未回款，后回款系因博雅五洲公司自行追回。且主张2018年1月19日表格与2018年1月25日表格为重复制表，2018年9月5日表格内容涵盖2018年12月7日表格所载内容。捷润公司主张除上述表格中载明的博雅五洲公司未付款项外，另存在博雅五洲公司尚欠捷润公司的服务费，但因负责与博雅五洲公司对接业务的员工手机刷机，数据丢失，无法举证，故其当前诉求金额大于其主张上述5张表格中未付金额之和。捷润公司提交自行制作的明细表及项目联系人电话列表，拟证明其自本案中主张金额的构成及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履行了向博雅五洲公司提供缔约便利的义务。博雅五洲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为捷润公司自行制作。博雅五洲公司针对捷润公司提出的诉求金额构成，提交业务明细表、案涉业务客户向其回款的银行汇款单及相对应业务的采购合同若干，拟证明案涉《合作协议》项下业务均为博雅五洲公司独力完成，捷润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捷润公司表示：虽《合作协议》约定其在协助博雅五洲公司签订合同后，博雅五洲公司应将合同扫描件发送至捷润公司备案，但博雅五洲公司仅向其发送过最初的一份合同扫描件后便再未向其提供相应合同副本，捷润公司并非案涉业务合同相对方，无法提供相应合同，举证责任不应由其承担。博雅五洲公司提交董维民劳动合同、工资表、银行流水，拟证明董维民在2019年7月8日离职。捷润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主张劳动合同上董维民签字与案涉《合作协议》上的签字不一致，工资表系博雅五洲公司自行制作，银行流水显示2019年10月至12月期间，博雅五洲公司仍在向董维民支付工资，故不认可董维民已于2019年7月离职。博雅五洲公司表示2019年10-12月公司系补发工资。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博雅五洲公司是否应向捷润公司支付服务费及应付金额。《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适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博雅五洲公司虽抗辩称捷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故其不应向捷润公司支付任何费用。但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对博雅五洲公司应付款项的结算方式均为博雅五洲公司职员滕建向捷润公司发送“济宁业务明细”及“服务费支付明细”表格，博雅五洲公司根据其自行提供的表格所载金额向捷润公司付款。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就上述结算方式达成合意并已实际履行。博雅五洲公司向捷润公司发送结算表格的行为应视为博雅五洲公司认可捷润公司履行合同的情况并向其作出付款的意思表示。此外，根据捷润公司杨书华与博雅五洲公司宋海峰的通话录音内容可知，宋海峰认可尚欠捷润公司30余万元款项未付。博雅五洲公司现以捷润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拒付款项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捷润公司有权要求博雅五洲公司向其支付技术服务费。关于应付金额一节。第一，结合捷润公司与滕建微信聊天记录中5张表格所载内容，2018年1月19日与1月25日表格内容的区别仅为1月19日表格多出“济宁工行”一行项目，其余内容均一致，且聊天双方在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1月25日期间并无其余对话，故法庭对博雅五洲公司主张上述两张表格存在覆盖关系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庭审中博雅五洲公司认可“济宁工行”项目对应款项已汇款，《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满足，博雅五洲公司应向捷润公司支付该项目对应的服务费，捷润公司认可博雅五洲公司已支付2018年1月25日表格中载明的全部款项66645元，本院不持异议。故上述两张表格载明的款项中，博雅五洲公司应向就捷润公司支付的服务费金额为114540元。第二，综合滕建2018年9月5日及2018年12月7日发送的两张表格内容可见，两份表格载明的项目名称、售价均一致，12月7日表格中“济宁农信”项目的备注内容与9月5日表格中该项目的备注内容均为“正在签订合同，由区县支行支付费用，10-12月陆续汇款”，其他项目9月5日的备注均有“预计12月回款”或“预计10月回款”字样，对应项目的12月7日表格中备注则载明“正在走行内指标申请流程”。综上可知，12月7日表格所载款项金额与9月5日表格所载金额不应为并列关系而是基于对9月5日表格载明项目流程的再次确认后结算得出，故双方上述两张表格涉及的博雅五洲公司应向捷润公司付款金额应以2018年12月7日表格载明金额为准。庭审中，捷润公司认可博雅五洲公司已向其支付2018年12月7日表格载明的金额208750元，本院不持异议，故在捷润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上述两张表格结算期内双方存在其他未结算项目的情况下，博雅五洲公司不应另向捷润公司支付服务费。第三，滕建2019年1月10日发送的表格载明的项目与前述表格中载明项目未体现关联性，博雅五洲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已支付该表格所载款项，捷润公司有权要求博雅五洲公司支付该表格载明的款项197910元。根据前述认定及计算，博雅五洲公司应付服务费金额为312450元。该金额与2019年10月宋海峰通话录音中提及的30余万元金额亦可对应互证。捷润公司作为《合作协议》约定的相对方，即便其并非案涉证卡机销售业务合同签订方，但对其促成的销售合同及回款情况等其在《合作协议》项下所负义务的履行状况亦应明知并提供相应证据，现捷润公司主张超过312450元部分的服务费，无相应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博雅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312450元；二、被告北京博雅五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保全费2082元；三、驳回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16元，由原告济南捷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7913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博雅五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50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璟钰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