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刚，男，汉族，1971年3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蓬溪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梁建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盛，该公司合同部经理。上诉人李志刚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1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志刚承担个人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南安公司承担公司部分的社会保险费，或依法发回重审；2.南安公司在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事上过错大于李志刚，滞纳金由南安公司承担；3.本案的全部费用由南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志刚对一审判决所列要素事实没有异议部分存在异议。1.南安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在所签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中明确给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费用等事项，所以即使有约定也是无效约定；2.《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中的约定：“要求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劳动保险是乙方的权利”，南安公司除了与李志刚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外与其他出租车司机签订的合同中亦有约定。该约定是格式条款，南安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合法形式掩盖不为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的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约定无效；南安公司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为存在劳动关系的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或即使购买也需要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迫使乙方无法购买，南安公司又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劳动关系合同，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购买社会保险，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如果发生争议应当作出对格式条款接受者有利的解释，即应当由南安公司该买社会保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失实。2017年7月3日，法院判决确认李志刚与南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向社保机构缴纳社会保险，南安公司要求李志刚向其返还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无任何法律依据，缴纳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是南安公司本来就应该履行的义务，南安公司不应要求予以返还；对于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的，李志刚认为企业与职工个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并未改变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也未改变承包者的职工身份，因此，企业应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企业在承包合同中约定李志刚上缴社会劳动保险费等的做法不符合相关法律和职工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不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劳动保险政策的规定。应当由南安公司购买社会保险。三、一审判决认定滞纳金各付一半责任不合理。南安公司在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上过错大于李志刚，南安公司主动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责任大于李志刚个人督促南安公司缴纳的责任。1.相对于南安公司来说，李志刚属于弱势一方，南安公司作为与李志刚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购买社保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应积极主动给公司员工缴纳社会保险；2.法院判决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南安公司在终审判决生效后应及时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不需要李志刚再主动要求公司缴纳；3.2018年8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南安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1145285.84元及滞纳金，其中南安公司为李志刚补缴社保费及滞纳金共支出35124.40元。南安公司在收到《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未在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直到2020年7月30日才补缴，在南安公司收到决定书后，理应由南安公司及时依法足额补缴，南安公司存在故意拖延缴纳社保费用的嫌疑；4.一审判决认定李志刚怠于行使请求南安公司购买社保的权利，且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过程中，没有依约向南安公司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以便南安公司及时向社保征收机构代缴费事实失实。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经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其他出租车司机，曾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要求南安公司依法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南安公司先以合同中约定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为由拒绝购买，后又以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与出租车司机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购买，其他出租车司机遂通过罢工和抗议等方式维权，后上诉至人民法院，经法院判决确定为劳动关系。四、南安公司存在针对李志刚和防止案件影响扩大的嫌疑。1.南安公司没有在判决生效和收到税务局限期改正决定书后按时补缴社保费用后起诉李志刚，而是拖延几年后才补缴和起诉；2.从南安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补缴的社保费用及滞纳金共计一百多万元，涉及的人员较多，但南安公司只起诉了李志刚和李志刚，是否存在先选择性起诉两人，在减轻起诉压力的同时，逐个击破；3.南安公司不一并起诉补缴的其他人，是为了减轻起诉压力，引发出租车行业和社会舆论及引发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和抗议的情况再次出现，影响南安公司的公司形象、声誉、口碑以及公司的经营和收入。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本案是因“社会保险”而引发的“劳动争议”，不是“合同纠纷”。南安公司的主张为：要求李志刚返还其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涉及的是“劳动争议”范畴的“社会保险”，应当按照劳动法律、法规处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笫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费引发纠纷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社会保险的劳动争议”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问题的答复》规定，本案属劳动争议的范畴，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南安公司的主张与当事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订立的依据、补充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相互矛盾，适用合同条款错误；南安公司的主张不但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与《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订立的依据、补充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相互矛盾，适用条款错误，一审判决李志刚返还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依据不足。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南安公司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南安公司的主张适用《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条款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南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南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志刚返还南安公司为其缴纳的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合计35124.40元；2.判令李志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1年11月25日，李志刚及李某明（乙方）共同与南安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具有客运经营资格的出租汽车一辆提供给乙方作客运经营；从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3日止，乙方向甲方定额上缴任务每月6200元/车；乙方上缴定额基数以外政策规定必要新增加的收费项目（例如：乙方的工资、社会劳动保险费等，甲方在实收乙方每月定额任务上缴费后，另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按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是甲方的义务；要求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劳动保险是乙方的权利。二、双方曾就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诉至法院，贵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粤07民终13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2018年8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作出蓬税费限改字[2018]5号《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南安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1145285.84元及滞纳金，其中，南安公司为李志刚补缴社保费及滞纳金共支出35124.40元（补缴费用23684.70元、滞纳金11439.70元）。双方争议的要素：李志刚应否返还南安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南安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并认定双方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既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又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对属于劳动关系方面的，应当按劳动法律法规处理，属于承包经营方面的，应当按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约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鉴于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合同对双方在车辆承包经营方面的责、权、利进行了约定，属于建立了营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双方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上述经营合同约定，南安公司每月收取的定额任务上缴费并不包含其社会保险费用，若增加该项目，南安公司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即约定了由李志刚承担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在南安公司为李志刚缴纳了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后，按照合同约定，李志刚应返还23684.70元给南安公司。第二，关于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共同义务。同时，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也约定，南安公司有义务按国家规定为李志刚办理社会保险，李志刚亦有权利要求南安公司为其办理社保手续。因此，在迟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事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与李志刚建立社保关系，在收到蓬江区税务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也没有及时履行补缴义务；而李志刚亦怠于行使请求南安公司购买社保的权利，且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过程中，没有依约向南安公司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以便于南安公司及时向社保征收机构代为缴费，由此，对引起本案纠纷，双方各自均存在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双方当事人应对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各负一半责任，即李志刚应承担滞纳金5719.85元（11439.70×50%），鉴于该费用已实际由南安公司垫付，李志刚应返还给南安公司。对南安公司主张超出此数额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李志刚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返还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滞纳金5719.85元；二、驳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12元，减半收取339.06元，由原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55.21元，由被告李志刚负担283.8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李志刚与南安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产生纠纷，该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李志刚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李志刚是否应返还南安公司已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23684.70元；2.南安公司与李志刚对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如何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双方签订了《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因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之间的关系既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又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下的内部承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合同约定:上缴南安公司定额基数以外政策规定必要新增加的收费项目，例如：李志刚的工资、社会劳动保险费等，南安公司在实收李志刚每月定额任务上缴费后，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李志刚每月向南安公司上缴的定额任务不含南安公司购买的社会劳动保险费。根据合同约定，南安公司收取李志刚的定额任务上缴费并不包含其社会保险费用，若增加该项目，南安公司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即约定了由李志刚承担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在南安公司为李志刚缴纳了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后，按照合同约定，李志刚应返还23684.70元给南安公司。李志刚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南安公司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志刚上诉认为《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对于社会劳动保险费缴纳的约定为格式条款，南安公司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发生纠纷时应作出对格式条款接受者有利的解释，即应由南安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本案中，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该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的约定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效力。李志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合同内容及清楚签订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因此，李志刚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第九条双方的权利义务亦约定南安公司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李志刚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义务，李志刚亦有权利要求南安公司为其办理社保手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未依法代扣代缴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代缴，并自欠缴之日起向用人单位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用人单位不得要求职工承担滞纳金。”参照上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章，本案中，南安公司在与李志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与李志刚建立社保关系，在收到蓬江区税务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也没有及时履行补缴义务。因此，南安公司应承担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不能要求李志刚承担滞纳金。该滞纳金已实际由南安公司支付，一审判决李志刚承担一半责任，即应承担滞纳金5719.85元，并判决李志刚返还滞纳金5719.85元给南安公司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李志刚认为其不应承担欠缴社保费的滞纳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志刚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19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李志刚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返还社会保险费人民币23684.70元；三、驳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志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8.12元（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339.06元，由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228.63元，李志刚负担110.43元。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多预交的110.4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李志刚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110.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12元（李志刚已预交），由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220.86元，李志刚负担457.26元。李志刚多预交的220.8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220.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冒庭媛审 判 员 梁慧敏审 判 员 陈雪娟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淑珍书 记 员 陈健欢王志恒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20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志刚，男，汉族，1971年3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蓬溪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法定代表人：梁建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盛，该公司合同部经理。上诉人李志刚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19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志刚承担个人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南安公司承担公司部分的社会保险费，或依法发回重审；2.南安公司在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事上过错大于李志刚，滞纳金由南安公司承担；3.本案的全部费用由南安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李志刚对一审判决所列要素事实没有异议部分存在异议。1.南安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在所签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中明确给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费用等事项，所以即使有约定也是无效约定；2.《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中的约定：“要求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劳动保险是乙方的权利”，南安公司除了与李志刚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外与其他出租车司机签订的合同中亦有约定。该约定是格式条款，南安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合法形式掩盖不为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的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约定无效；南安公司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为存在劳动关系的李志刚购买社会保险的责任或即使购买也需要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迫使乙方无法购买，南安公司又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劳动关系合同，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购买社会保险，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如果发生争议应当作出对格式条款接受者有利的解释，即应当由南安公司该买社会保险。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失实。2017年7月3日，法院判决确认李志刚与南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向社保机构缴纳社会保险，南安公司要求李志刚向其返还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无任何法律依据，缴纳社保是公司的法定义务，是南安公司本来就应该履行的义务，南安公司不应要求予以返还；对于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的，李志刚认为企业与职工个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并未改变企业和职工的劳动关系，也未改变承包者的职工身份，因此，企业应按照国家现行政策保障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企业在承包合同中约定李志刚上缴社会劳动保险费等的做法不符合相关法律和职工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不存在内部承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合同，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劳动保险政策的规定。应当由南安公司购买社会保险。三、一审判决认定滞纳金各付一半责任不合理。南安公司在延迟缴纳社会保险费上过错大于李志刚，南安公司主动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责任大于李志刚个人督促南安公司缴纳的责任。1.相对于南安公司来说，李志刚属于弱势一方，南安公司作为与李志刚存在劳动关系的公司，购买社保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应积极主动给公司员工缴纳社会保险；2.法院判决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南安公司在终审判决生效后应及时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不需要李志刚再主动要求公司缴纳；3.2018年8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南安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1145285.84元及滞纳金，其中南安公司为李志刚补缴社保费及滞纳金共支出35124.40元。南安公司在收到《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未在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直到2020年7月30日才补缴，在南安公司收到决定书后，理应由南安公司及时依法足额补缴，南安公司存在故意拖延缴纳社保费用的嫌疑；4.一审判决认定李志刚怠于行使请求南安公司购买社保的权利，且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过程中，没有依约向南安公司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以便南安公司及时向社保征收机构代缴费事实失实。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经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其他出租车司机，曾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要求南安公司依法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南安公司先以合同中约定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为由拒绝购买，后又以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与出租车司机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购买，其他出租车司机遂通过罢工和抗议等方式维权，后上诉至人民法院，经法院判决确定为劳动关系。四、南安公司存在针对李志刚和防止案件影响扩大的嫌疑。1.南安公司没有在判决生效和收到税务局限期改正决定书后按时补缴社保费用后起诉李志刚，而是拖延几年后才补缴和起诉；2.从南安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补缴的社保费用及滞纳金共计一百多万元，涉及的人员较多，但南安公司只起诉了李志刚和李志刚，是否存在先选择性起诉两人，在减轻起诉压力的同时，逐个击破；3.南安公司不一并起诉补缴的其他人，是为了减轻起诉压力，引发出租车行业和社会舆论及引发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和抗议的情况再次出现，影响南安公司的公司形象、声誉、口碑以及公司的经营和收入。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本案是因“社会保险”而引发的“劳动争议”，不是“合同纠纷”。南安公司的主张为：要求李志刚返还其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涉及的是“劳动争议”范畴的“社会保险”，应当按照劳动法律、法规处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笫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为职工补缴养老保险费引发纠纷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社会保险的劳动争议”问题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问题的答复》规定，本案属劳动争议的范畴，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二、南安公司的主张与当事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订立的依据、补充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相互矛盾，适用合同条款错误；南安公司的主张不但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与《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订立的依据、补充条款以及相关条款相互矛盾，适用条款错误，一审判决李志刚返还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依据不足。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南安公司的主张并不成立。综上所述，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南安公司的主张适用《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条款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发回重审。被上诉人南安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以维持。南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志刚返还南安公司为其缴纳的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合计35124.40元；2.判令李志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一、2011年11月25日，李志刚及李某明（乙方）共同与南安公司（甲方）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将具有客运经营资格的出租汽车一辆提供给乙方作客运经营；从2011年10月25日至2014年4月23日止，乙方向甲方定额上缴任务每月6200元/车；乙方上缴定额基数以外政策规定必要新增加的收费项目（例如：乙方的工资、社会劳动保险费等，甲方在实收乙方每月定额任务上缴费后，另按实际发生额向乙方收取）；按国家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是甲方的义务；要求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劳动保险是乙方的权利。二、双方曾就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诉至法院，贵院于2017年7月3日作出（2017）粤07民终134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2018年8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作出蓬税费限改字[2018]5号《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责令南安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前补缴社会保险费1145285.84元及滞纳金，其中，南安公司为李志刚补缴社保费及滞纳金共支出35124.40元（补缴费用23684.70元、滞纳金11439.70元）。双方争议的要素：李志刚应否返还南安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及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南安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本案中，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并认定双方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既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又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对属于劳动关系方面的，应当按劳动法律法规处理，属于承包经营方面的，应当按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约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鉴于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合同对双方在车辆承包经营方面的责、权、利进行了约定，属于建立了营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双方应按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上述经营合同约定，南安公司每月收取的定额任务上缴费并不包含其社会保险费用，若增加该项目，南安公司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即约定了由李志刚承担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在南安公司为李志刚缴纳了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后，按照合同约定，李志刚应返还23684.70元给南安公司。第二，关于滞纳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规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共同义务。同时，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也约定，南安公司有义务按国家规定为李志刚办理社会保险，李志刚亦有权利要求南安公司为其办理社保手续。因此，在迟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事上，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与李志刚建立社保关系，在收到蓬江区税务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也没有及时履行补缴义务；而李志刚亦怠于行使请求南安公司购买社保的权利，且在履行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过程中，没有依约向南安公司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以便于南安公司及时向社保征收机构代为缴费，由此，对引起本案纠纷，双方各自均存在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双方当事人应对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各负一半责任，即李志刚应承担滞纳金5719.85元（11439.70×50%），鉴于该费用已实际由南安公司垫付，李志刚应返还给南安公司。对南安公司主张超出此数额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李志刚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返还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滞纳金5719.85元；二、驳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8.12元，减半收取339.06元，由原告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55.21元，由被告李志刚负担283.85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因李志刚与南安公司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产生纠纷，该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故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对李志刚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结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李志刚是否应返还南安公司已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23684.70元；2.南安公司与李志刚对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如何承担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已经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双方签订了《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因此，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之间的关系既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又符合企业内部承包关系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关系下的内部承包关系。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该合同约定:上缴南安公司定额基数以外政策规定必要新增加的收费项目，例如：李志刚的工资、社会劳动保险费等，南安公司在实收李志刚每月定额任务上缴费后，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李志刚每月向南安公司上缴的定额任务不含南安公司购买的社会劳动保险费。根据合同约定，南安公司收取李志刚的定额任务上缴费并不包含其社会保险费用，若增加该项目，南安公司另按实际发生额向李志刚收取，即约定了由李志刚承担社会保险费用。因此，在南安公司为李志刚缴纳了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3684.70元后，按照合同约定，李志刚应返还23684.70元给南安公司。李志刚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南安公司为其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志刚上诉认为《出租汽车经营合同》对于社会劳动保险费缴纳的约定为格式条款，南安公司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发生纠纷时应作出对格式条款接受者有利的解释，即应由南安公司购买社会保险。本案中，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的，该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的约定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效力。李志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合同内容及清楚签订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因此，李志刚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如前所述，南安公司与李志刚于2011年10月25日至2016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责任经营合同》第九条双方的权利义务亦约定南安公司有按国家有关规定为李志刚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义务，李志刚亦有权利要求南安公司为其办理社保手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未依法代扣代缴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代缴，并自欠缴之日起向用人单位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用人单位不得要求职工承担滞纳金。”参照上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规章，本案中，南安公司在与李志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与李志刚建立社保关系，在收到蓬江区税务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后，也没有及时履行补缴义务。因此，南安公司应承担迟延缴纳社保费产生的滞纳金，不能要求李志刚承担滞纳金。该滞纳金已实际由南安公司支付，一审判决李志刚承担一半责任，即应承担滞纳金5719.85元，并判决李志刚返还滞纳金5719.85元给南安公司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李志刚认为其不应承担欠缴社保费的滞纳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志刚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3民初119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李志刚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返还社会保险费人民币23684.70元；三、驳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李志刚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8.12元（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339.06元，由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228.63元，李志刚负担110.43元。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多预交的110.43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李志刚应向一审法院补缴案件受理费110.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78.12元（李志刚已预交），由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负担220.86元，李志刚负担457.26元。李志刚多预交的220.8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江门市南安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220.8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冒庭媛审 判 员 梁慧敏审 判 员 陈雪娟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梁淑珍书 记 员 陈健欢王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