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澄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碚区月兴村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20320103XY。法定代表人：张雁林，该公司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中黔志远建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彭家湾花果园项目M区第１栋第１单元39层9-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33746701XC。法定代表人：孟仁斌，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莫书勇，贵州泽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贵州开元嘉德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城关镇庆熙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3598378904Q。法定代表人：章云峰，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重庆澄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中黔志远建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黔公司）、原审被告贵州开元嘉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3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澄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案涉工程系开元公司自行引进分包单位即被上诉人进场施工，上诉人并非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人。2016年9月28日，上诉人与开元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复工事宜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该纪要载明由开元公司自行引进劳务公司及分包单位进行复工，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被上诉人系开元公司自行引进的分包单位之一，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施工合同或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关系。在案涉工程施工期间，被上诉人从未与上诉人进行任何联系，在庭审中也未举证施工合同关系中应当具备的与上诉人之间的往来证据。二、费良洪未经上诉人授权在施工合同上签字，不构成表见代理，施工合同未产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所举的《房屋建筑工程（加固）施工合同》尾部仅有费良洪的签字并加盖了一枚无法清晰识别的印章，费良洪并非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案涉工程项目负责人，其签字并不能当然代表上诉人。合同尾部加盖的印章不清晰导致无法识别具体名称，从该印章上仅能看清“集团”和“资料”二词，明显与上诉人的公章名称不符。施工合同约定“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在费良洪未出示授权委托书且印章并非上诉人公章的情况下，施工合同未产生法律效力。三、案涉工程并未经上诉人验收，孙存勇在签到表上签名仅代表其参与了会议。被上诉人出示的《工程质量验收会会议结论》中没有上诉人签章或上诉人的员工签名，建设单位一栏也载明为开元公司。孙存勇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名只能代表孙存勇本人参加该会议，不能代表上诉人对工程进行了验收。一审判决仅凭孙存勇在会议签到表上的签名就认定上诉人确认验收合格，属于无事实依据的推定。原告中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澄江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40万元，并从2018年5月1日至全部工程款付清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年利率4.75%）的4倍计算利息；2、判令澄江公司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0300元；3、判令开元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偿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开元公司是依法成立，从事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的公司。澄江公司是依法成立，从事建筑工程总承包的企业。2013年6月，开元公司在位于贵定县县委片区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并将该片区房屋建设发包给澄江公司施工，包含但不限于涉案工程4号楼裙楼建设，澄江公司按照与开元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修建商品房。由于澄江公司修建该片区4号楼裙楼需加固处理，2018年3月澄江公司的员工费良洪以澄江公司的名义与中黔公司签订《房屋建筑工程（加固）施工合同》并在发包人处加盖了澄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定县委片区改造项目资料章，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开元嘉德城市广场A区工程-A地块4#楼裙楼加固工程；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安全、包质量、包工期；工期为总日历天数30天；合同总金额为￥400000（大写：肆拾万元）；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每拖延1天，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承包人支付应付工程款的4倍利息等等”。合同签订后，中黔公司于2018年3月18日左右对合同约定的房屋进行加固处理，同年4月中旬完工。2018年6月21日，经中黔公司、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开元公司作出工程质量验收会议，验收结论为合格，并有中黔公司、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开元公司参加会议人签名并加盖印章及澄江公司员工孙存勇参加会议签名。因中黔公司未收到4号楼裙楼加固工程款，遂于2020年4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庭审中，澄江公司主张:2016年9月28日，开元公司与澄江公司作出会议纪要，复工后由开元公司自行提供复工材料，引进新的劳务公司对3号、4号楼进行复工。公司未授权费良洪签订合同，合同中加盖印章也不清晰，澄江公司早于2018年4月28日更名，没有集团二字，从外观上看出加盖的印章不是一枚公章的外观形式，该加固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澄江公司承接开元公司发包的位于贵定县县委片区商品房开发建设项目的施工，涉案的4号楼裙楼属于澄江公司承建工程。因4号楼裙楼存在质量问题，需进行加固处理，费良洪与中黔公司签订《房屋建筑工程（加固）施工合同》并加盖澄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定县委片区改造项目资料章。费良洪虽未经澄江公司授权，但费良洪系澄江公司员工并一直在澄江公司承接该工程项目中履行澄江公司职务，该4号楼裙楼需加固处理，费良洪与中黔公司签订加固合同，中黔公司有理由相信费良洪可代表澄江公司签订合同，故费良洪签订加固合同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该合同对澄江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中黔公司实施加固义务后，经发包人开元公司、监理单位、设计公司及澄江公司员工孙存勇参加会议明确验收合格，澄江公司未履行给工程款义务，构成违约，现中黔公司要求澄江公司给付工程款40万元，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中黔公司要求澄江公司从2018年5月1日至全部工程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双方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中黔公司提供验收合格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按照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支持从2018年6月22起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至2019年8月19日，从2019年8月19日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澄江公司主张与开元公司之前约定复工后由开元公司自行履行复工义务，不应由澄江公司承担责任，但该约定仅对澄江公司与开元公司产生效力，不能对抗费良洪代表澄江公司与中黔公司签订的加固合同，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中黔公司要求澄江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30300元，但未提供代理费交费票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黔公司要求开元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责任，因中黔公司与费良洪代表的澄江公司签订的《房屋建筑工程（加固）施工合同》为有效合同，中黔公司不适用实际施工人的条款，而开元公司又非该合同相对的当事人，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开元公司未出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举证、质证、抗辩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重庆澄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贵州中黔志远建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款四十万元（￥：4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尚欠工程款4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6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标准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贵州中黔志远建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财产保全费3020元，共计6670元，由被告重庆澄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归纳上诉人澄江公司的上诉主张，主要为：上诉人对于案涉工程款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从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费良洪和孙存勇均为上诉人的员工，对此事实上诉人无异议，并且二人还作为上诉人的代表参与了2016年9月28日的会议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虽然《会议纪要》中记载，开元公司自行提供复工材料、引进新的劳务公司及分包单位入场，对案涉工程进行复工。但实际情况是费良洪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房屋建筑工程（加固）施工合同》，将案涉工程承包给被上诉人施工。工程完工后，也是上诉人的员工孙存良参与的验收，通过以上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费良洪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一审认定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澄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重庆澄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浩审 判 员  王 军审 判 员  王 锦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 奕书 记 员  易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