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9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10号3幢。法定代表人：蔡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式军，江苏金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领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大同生态产业园B栋办公楼1-155，实际经营地在南京市天安数码城3栋1204室。法定代表人：宗涯，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俊，江苏慧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商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领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13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电子商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领贝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法定程序委托审计机构对案涉合作项目是否存在利润进行审计，领贝公司已参与并接受审计机构的问询，审计结论是负利润。一审中，领贝公司对审计结论中管理费用提出异议，但又不同意申请重新审计，一审所认定的结论应由专业机构作出，而非由一审法院判断支出是否合理或合法，领贝公司的意见不应被采纳。领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电子商务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是针对审计报告的适用问题。一审中，领贝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对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数据本身予以认可，只是对部分数据的定性持有异议。该次审计系电子商务公司单方委托，审计机构系根据电子商务公司提交的材料进行审计，就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计，对于资料的关联性无法也无权作出判断。一审对于双方争议的386万余元管理费用，予以一一甄别，并确定了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所应得的净利润，符合法律规定。领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电子商务公司返还合作期间垫付费用1649898.30元；2.判令电子商务公司支付合作利润3153478.5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电子商务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0月9日，电子商务公司（甲方）与江苏领贝支付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7月4日更名为领贝公司，乙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自愿、平等协商一致，本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就江苏电商互联网支付业务战略合作事宜达成协议如下：甲乙双方就互联网支付业务相关事宜开展合作；甲方基于自身的牌照优势，为乙方及乙方推荐客户提供专业的支付产品及相关服务，积极配合乙方公司全国性战略性部署和项目需求，帮助乙方在合作期内实现更好的发展和盈利；乙方基于自身行业资源优势，将积极向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平台引流有效交易量、交易数据、可盈利合作项目等，并积极帮助甲方进行交易平台建设、系统开发、系统维护、通道对接、机构对接、客户对接等事宜；双方合作期限为两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甲方承诺在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实现盈利的前提下，经甲乙双方核算后确认，将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年）净利润的90%支付给乙方，将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年）净利润的10%支付给甲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渠道优势帮助甲方进行互联网支付平台及产品的推广和营销，全力协助甲方建设互联网支付平台，引流互联网支付交易量至甲方，并协助甲方完成支付业务许可证（互联网支付）的续展工作；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向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平台引流的年平均交易量不低于50亿，年平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50万元；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协助甲方完善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互联网支付业务软硬件系统、组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所含业务团队、提供互联网支付业务运营所涉及的各种资源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增值业务、商户清算通道等）、配合甲方完成监管机构检查等，上述事宜中，因乙方责任对应产生的成本投入由乙方承担；双方确定各自合作事项负责人，共同组建合作经营团队—互联网支付事业部（该事业部隶属于甲方），提供合作资料，商定合作事宜，签订合作计划，衔接合作机构，协调合作事项，落实合作事宜，完成合作目标；2017年6月末甲方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证到期之时，如未通过人行续展，则本协议自动终止；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6年10月14日，电子商务公司（甲方）与赵娟（乙方，责任人）签订《部门经营责任书》一份，约定：为提升电子商务公司互联网支付业务经营效益，实现互联网支付业务跨越发展，确保2017年6月底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证顺利续展，甲乙双方达成如下约定：乙方做为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部门负责人，接受甲方（公司）委托，主持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日常经营工作，根据每个自然年度甲方（公司）考核完成的业绩指标，与甲方（公司）开展利润分成的经营模式；乙方对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主持经营工作年限为两年，自本经营责任书经双方签章、签字确认之日起算；乙方承诺：在部门责任经营书执行期内，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业务的年平均交易规模不低于50亿，年平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50万元，全力配合公司完成互联网支付相关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续展工作；在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业务实现利润的前提下，经甲方核算，乙方确认后，按照年度考核完成指标，进行乙方（部门）与甲方（公司）利润分成；本经营责任书由双方签章、签字同意后一周内，甲、乙双方共同对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组建团队人员名单进行确认，乙方正式主持经营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本经营责任书期限届满之日（双方确认不再续约）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完成相关经营业务收尾及财务清算手续后，乙方向甲方（公司）指定人员交接工作，结束对甲方（公司）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经营管理工作；乙方有权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决定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下属二级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但乙方需提前15个工作日向甲方（公司）进行书面报备，以便甲方（公司）履行相应的人事行政管理手续。《部门经营责任书》包含一份名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部门人员名单”的附件，上面记载：互联网支付事业部（负责人）：赵娟，银行合作经理：张洋，风控主管：高阳，清算专员：夏玲。自2016年10月起，双方开始就互联网支付业务开展合作，至2018年10月双方合作终止。2018年9月，电子商务公司就“互联网支付业务专项审计”对外进行招标，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以下简称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中标。2018年9月27日，电子商务公司与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电子商务公司委托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对电子商务公司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互联网支付业务进行财务审计。在审计过程中，双方各自向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提交了相关审计资料。2019年4月8日、4月17日，电子商务公司前后两次召开“江苏CA支付业务审计协调会”，就审计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领贝公司参与了这两次会议，并在第二次会议上对经营期间的管理费用核算问题提出意见。2019年4月22日，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出具众会苏字（2019）第1301号《关于江苏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互联网支付业务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记载：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接受委托，对电子商务公司从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的互联网支付业务进行了审计，根据领贝公司及电子商务公司提供的各项数据，测算净利润如下（测算未考虑渠道冻结40102274.77元及未清分1504638.79元的清分手续费）：系统毛利为8962770.59元，税金为303434.61元，管理费用为5500624.68元，清分手续费为3126178.52元，银行账户管理费为38561.33元，净利为-6028.55元。《审计报告》中记载有“领贝公司支付给贵司（电子商务公司）的款项”一项，内容为：领贝公司支付电子商务公司1748892.20元用于项目运营，电子商务公司按照6%的服务税率开票，确认不含税收入为1649898.30元，明细如下：领贝公司支付管理费用1709612.14元、服务费用39280.06元，合计1748892.20元；电子商务公司收入管理费用1612841.64元、财务费用37056.66元，合计1649898.30元。《审计报告》的附表四为名为“管理费用支出明细”的表格，上面记载：管理费用合计5500624.68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支付3683395.54元，领贝公司支付1612841.64元，领贝公司自行支付204387.50元；电子商务公司支付的3683395.54元管理费用构成如下：职工薪酬2958413.57元，设备投入86666.67元，福利318938.35元，专线15400元，系统检测认证费300元，协会会费120000元，技术服务费1250元，系统检测认证58413.72元，会务差旅费42389.72元，报销费21300元，差旅费8502.21元，办公费13203.19元，招待费1228.50元，客户实名认证费901.10元，订购费767.09元，打印装订费用713.70元，餐费307元，通信费150元，交通费77元，其他165元，小计3649086.82元，税金调整34308.72元，合计3683395.54元；领贝公司支付的管理费用1612841.64元构成如下：职工薪酬974087.33元，设备投入113675.22元，专线237821.20元，系统检测认证费121187.37元，系统检测费94339.62元，技术服务费84905.66元，电路协议11700元，广告费9433.96元，小计1647150.36元，税金调整-34308.72元，合计1612841.64元；领贝公司自行支付的管理费用204387.50元构成如下：设备投入198800元，差旅费5587.50元，合计204387.50元。《审计报告》作出后，领贝公司对《审计报告》中确认的电子商务公司支付管理费用3683395.54元提出异议，认为其中有部分费用不属于案涉合作项目所产生的费用，应当剔除此部分费用，在剔除此部分费用后，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净利润，其可按照90%的比例分配净利润3153478.58元；除对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管理费用有异议外，领贝公司对于《审计报告》中其他审计事项及结果无异议。一审中，因《审计报告》中未记载电子商务公司所支出的管理费用的具体明细，领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数据明细表”一组，主张是电子商务公司向其提交，该表格记载了电子商务公司所列的其支出的管理费用的具体明细。电子商务公司认可该组“数据明细表”系其在审计过程中向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提交，并陈述《审计报告》附表四确认的其支出管理费用金额与其提交数据明细表统计的其支出管理费用金额不一致，是因为《审计报告》剔除了“数据明细表”中“银行业务费用”9256.27元（3658343.09元-9256.27元=3649086.82元），把税金拉进来，除此之外其他费用金额是一致的，未进行核减。“数据明细表”记载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管理费用构成如下：第一类：日常办公费用：办公费12963.19元，报销费2330元，福利费151239.85元，通信费150元，职工薪酬2958413.57元，差旅费2102.91元；第二类：业务相关费用：办公费240元，差旅费3546.30元，客户实名认证费901.10元，其他165元，设备投入1196.58元，银行业务费用9256.27元，招待费811.50元，专线15400元；第三类：因监管产生的费用：餐费307元，订购费767.09元，会务差旅费42339.72元，设备投入86720.09元，系统检测认证58413.72元，协会会费120000元，招待费417元；第四类：因续展产生的费用：报销费18970元，差旅费2182元，打印装订费用713.70元，福利费167698.50元，系统检测认证费300元；第五类：预付卡业务费用：差旅费798元；总计3658343.09元。领贝公司针对“数据明细表”所记载的电子商务公司所支出的各项管理费用，逐一提出异议，具体如下：1.关于第一类费用“日常办公费用”中的职工薪酬2958413.57元。“日常办公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明细表记载：职工薪酬涉及两个部门，一个是“互联网支付事业部”，另一个是“支付事业部线下”；“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记载有张洋、高阳、夏玲、李荣、刘华帅、赵娟、何飞等人，“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记载有张文玲、齐慧、姚洁、汪曼曼、陈丽萍、王春、李敏、胡轩曦、夏君、刘文旭、蒋元凤、马彩萍、孙映雪、魏维嘉、张兴、何列权、邱力久、丁二浪、晋志龙、姜庆峰、马礼等人；其中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互联网支付事业部”职工薪酬总计金额为974087.34元，实际支出方为领贝公司；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支付事业部线下”职工薪酬总计金额为2958413.55元，实际支出方为电子商务公司。领贝公司主张：双方于2016年10月成立互联网支付事业部，该部门员工有7人，分别是领贝公司派驻的赵娟、刘华帅、李荣、何飞以及电子商务公司派驻的张洋、高阳、夏玲，其中何飞是2017年3月加入互联网支付事业部，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以上7人薪酬共计974087.30元，此部分费用由领贝公司垫付；除以上7人外，其余人员均不是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电子商务公司向这些人员支付薪酬总计2958414元，此部分费用不应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管理费用。2.关于第一类费用“日常办公费用”中的福利费151239.85元。领贝公司主张：福利费的期间为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类型包含节假日福利、交通补助、开门红包、体检费、年终奖等，隶属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张洋、高阳、夏玲、刘华帅、李荣等人领取各种福利总计28034元，领贝公司对此部分费用予以认可；除此之外，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其他各种福利计123205.85元与双方合作无关，领贝公司不予认可。3.关于“日常办公费用”中除职工薪酬、福利费以外的其他费用17546.10元。领贝公司主张：这些费用均是电子商务公司的支付事业部的开销，费用的花销者均非双方合作人员，这些费用与原电子商务公司的合作无关。4.关于“数据明细表”中第二类费用“业务相关费用”。领贝公司主张：对其中的客户实名认证费901.10元不予认可，认为此部分费用并非用于原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的业务，是电子商务公司为自身CA证书业务线上续费进行服务产生的费用，不应纳入合作成本；对招待费811.50元中的545.50元不予认可，认为并非用于原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的业务，不应纳入合作成本；对除上述两项以外的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其他业务相关费用予以可。5.关于“数据明细表”中第三类费用“因监管产生的费用”。领贝公司主张：同意设备投入86720.09元纳入案涉合作项目成本；同意餐费307元纳入案涉合作项目成本；订购费767.09元、招待费417元、协会会费120000元与双方合作的业务无关，属于电子商务公司单方固定支出费用，不应纳入合作项目成本；系统检测认证费58413.72元产生的原因是在案涉合作开展前，监管方对电子商务公司例行年审时电子商务公司未能通过审查，导致再次审查所支出的费用，电子商务公司在明细表中亦注明此项费用由其承担，故该项费用不应纳入案涉合作项目成本；会务差旅费仅认可11617.19元与案涉合作项目有关，可纳入成本，剩余30722.53元系电子商务公司自身的固定支出，不应纳入合作成本。6.关于“数据明细表”中第四类费用“因续展产生的费用”。“因续展产生的费用”中的“续牌奖金”明细表记载：金额为167698.50元，事项：9.15发放保牌成功奖励，财务已扣除因续展产生的部门费用，奖励人员：张文玲、何列权、高阳、汪曼曼、陈卫华、张洋、胡轩曦、姜庆峰、马礼、邹文玉（外包人员）、夏玲、齐慧、王春、姚洁、陈丽平、夏君、刘文旭。领贝公司主张：打印装订费用713.70元、差旅费2182元、报销费18970元属于电子商务公司单方经营性支出，不同意纳入案涉合作项目成本；系统检测认证费300元同意纳入合作成本；福利费（续牌奖金）167698.50元，其中隶属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人员张洋、高阳、夏玲、邹文玉领取的奖金共计40000元，剩余奖金127698.50元元均非向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发放，不应作为案涉合作项目成本。7.关于“数据明细表”中第五类费用“预付卡业务费用”。“数据明细表”记载此部分费用为差旅费，出差人员为汪曼曼、张文玲。领贝公司主张：预付卡业务与原电子商务公司开展的互联网支付业务无关，属于电子商务公司单独开展的线下业务，不同意纳入案涉合作项目成本。电子商务公司则主张：电子商务公司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是一个大证，支付事业部是一级部门，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是二级部门，互联网支付事业部和支付事业部线下共同组成了支付事业部，每个月发工资时按照部门工资表发工资；电子商务公司的支付业务范围内的其他业务早就停止不做了，与领贝公司合作期间，电子商务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互联网支付业务，故部门虽然划分成了两个，但是两个部门的人员的工作均是围绕互联网支付业务开展的；电子商务公司与支付业务有关的人员均调入了原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的支付事业部任职；关于支付事业部人员的构成及进出，电子商务公司未书面告知领贝公司，但领贝公司是知情的。电子商务公司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支付事业部组织构架、部门人员构成，证明：支付事业部的人员构成；2.支付牌照续展各岗位绩效考核表，证明：支付事业部及审计报告所列人员都是为支付事业部工作的；3.支付事业部在职人员续签劳动合同审批表或新员工转正申请表、审批表或内部流动审批表、交接单及劳动合同，证明：支付事业部的所有人员都是从事的支付事业部的工作；4.支付事业部离职人员离职申请表及工作交接表，证明：同证据3的证明内容；5.与领贝公司合作CA有关员工OA的相关内容，系支付事业部的人员平常工作的相关痕迹，证明：支付事业部的人员都是为支付事业部工作。领贝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图显示的是电子商务公司支付事业部的组织架构，无法反映支付事业部和电子商务公司因合作而专门设立的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之间的关联；电子商务公司主张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是支付事业部的下设部门，但在该图中无任何显示；由此可见支付事业部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没有隶属关系；根据《部门经营责任书》约定，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负责人是赵娟，但赵娟在该图中未显示，李荣和刘华帅是领贝公司安排到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也被列为了电子商务公司的员工；领贝公司认为该份证据是电子商务公司为支持其观点伪造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首先，牌照续展工作是电子商务公司的自营内容，并不是与领贝公司合作而产生的新的工作，即使双方不存在合作，牌照续展工作仍然存在，电子商务公司为此支付的各项费用也同样需要支付；双方合作内容仅仅是互联网支付业务，并不包括牌照的续展，且牌照的续展包括了互联网支付和预付卡发行，预付卡发行与双方合作没有任何关系；该份证据中的人员大部分在双方合作之前就已是电子商务公司的员工，开展的都是本职工作，都不是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人员，其中有部分人员甚至不是支付事业部的人员，而是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其中邹文玉实际上是领贝公司的员工，在双方的合作中为配合续展工作，才临时安排在电子商务公司处，此人所有的费用都是由领贝公司支出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这些人员都不是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人员，绝大部分人员都是在原电子商务公司合作之前入职的，开展的工作与原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的项目无任何关系。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这些离职人员都不是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人员，有些连支付事业部的人员都不是，是技术部人员。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所载明的工作事项与原电子商务公司的合作无关，有些是电子商务公司基于自身需要开展的工作，有些是因为监管方要求或牌照续展进行的工作，有些是电子商务公司在领贝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第三方开展的合作，还有一些是因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主体限制，以电子商务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的辅助性事务。一审中，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战略合作协议》全部无效，理由是该协议违反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关于支付机构不得将业务外包、不得转让、出借、出租支付业务许可证的规定。领贝公司则主张《战略合作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领贝公司另主张赵娟是领贝公司派驻到案涉合作项目的员工，电子商务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但主张赵娟在与电子商务公司签订《部门经营责任书》时已将劳动关系和社保转至电子商务公司名下，应属于电子商务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认为：领贝公司与电子商务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战略合作协议》违反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约定，应为无效的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双方按照合同约定在2016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开展了互联网支付业务的合作，现双方合作已经终止，但双方对合作期间的利润分配问题产生争议，引发本案纠纷。领贝公司主张在合作期内为合作项目垫付了费用1649898.30元，要求电子商务公司返还此部分费用，电子商务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且明确表示同意返还，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是案涉合作项目有无产生净利润，电子商务公司是否应当向领贝公司支付相应净利润。电子商务公司在案涉合作项目结束后，委托了专业审计机构对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机构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领贝公司对于《审计报告》中确认的列入成本的电子商务公司支付的管理费用提出了异议，认为其中部分费用不属于双方合作项目所产生的费用，不应纳入合作成本。除此之外，领贝公司对《审计报告》的其他审计事项与结果无异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实质为电子商务公司在审计过程中所主张与提交的各项管理费用支出与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有无关联，能否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因《审计报告》未附所确认的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管理费用的具体明细，电子商务公司自认其在审计过程中向审计机构提交了其所支出的管理费用“数据明细表”，审计机构只对于其中一项费用即银行业务费用9256.27元进行了核减，除此之外，对于其所主张的其他费用均进行了确认，故一审法院根据电子商务公司提交的管理费用“数据明细表”记载的内容，结合双方意见，来审核确认电子商务公司所支出的各项费用与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有无关联。关于第一类费用“日常办公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职工薪酬2958413.57元，但这些全部是“支付事业部线下”的职工薪酬，“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职工薪酬全部由领贝公司支出。电子商务公司辩称“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从事的也是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且主张在双方合作开始后，电子商务公司与支付业务相关的人员全部由其安排从事了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相关工作；领贝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因《战略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是就互联网支付业务开展合作，双方共同组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作为双方合作的经营团队，领贝公司为此派驻其员工赵娟担任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部门负责人，赵娟还作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部门负责人与电子商务公司签署了《部门经营责任书》，《部门经营责任书》明确约定由赵娟与电子商务公司共同对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组建团队人员名单进行确认，并约定由赵娟主持经营互联网支付事业部，赵娟作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部门负责人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决定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下属的二级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即双方明确约定了双方为合作而组建的团队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且电子商务公司与领贝公司派遣的人员对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组建团队人员名单进行了确认，互联网支付事业部内部的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等由赵娟根据业务情况决定。电子商务公司主张在双方确认的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之外，其还安排了其公司“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从事了双方合作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并主张“支付事业部线下”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是两个并列的部门，根据其陈述意见，电子商务公司自认“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非“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关于“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是否从事了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即是否参与了双方之间的合作项目，是否系案涉合作项目团队组成人员；领贝公司对此予以否认；电子商务公司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所列的“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与案涉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或者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关联。故电子商务公司向“支付事业部线下”人员所支付的职工薪酬2958413.57元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成本费用。同理，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福利费151239.85元，其中仅有28034元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有关联，剩余福利费123205.85元全部是发放给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之外的人员的，此部分费用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日常办公费用”中除职工薪酬与福利费以外的剩余费用计17546.10元，其中记载为“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费用以及属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支出的费用共计503.40元，一审法院确认此部分费用与案涉合作项目有关，剩余17042.70元与案涉合作项目无关，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关于第二类费用“业务相关费用”。对于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的此项管理费用，领贝公司仅对其中的“客户实名认证费用”与“招待费”提出异议，对于该项费用中的其他费用不持异议。关于客户实名认证费用901.10元，领贝公司主张此部分费用是电子商务公司为CA证书业务线上续费进行服务产生的费用，不属于案涉合作项目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招待费811.50元，领贝公司主张其中有545.50元与案涉合作项目无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关于第三类费用“因监管产生的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订购费767.09元、招待费417元、协会会费120000元，领贝公司主张这部分费用与案涉合作项目无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系统检测认证费58413.72元，根据“数据明细表”记载的事项内容，一审法院无法确认此费用与案涉互联网支付业务具有关联性，此费用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会务差旅费42339.72元，根据“数据明细表”记载的事项内容，其中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有关的人员的费用为10241.19元，其余均系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以外的人员的费用，领贝公司对其中一笔与互联网支付相关的费用1376元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确认电子商务公司主张的会务差旅费中有11617.19元属于案涉合作项目成本费用，剩余30722.53元不属于案涉合作项目成本费用。关于第四类费用“因续展产生的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其因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工作支出打印装订费用713.70元、差旅费2182元、报销费18970元，领贝公司主张这些费用为电子商务公司的单方经营性支出。《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由领贝公司协助电子商务公司完成支付业务许可证（互联网支付）的续展工作，可以看出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续展系电子商务公司自身工作事项，领贝公司仅对电子商务公司的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续展工作负有协助义务。根据“数据明细表”记载的打印装订费用、差旅费、报销费的具体事项内容，无法看出这些费用与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关联，故不能认定这些费用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因续展支出续牌奖金167698.50元，其中向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人员发放的奖金为40000元，剩余127698.50元系向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以外的人员发放，与案涉合作项目无关，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关于第五类费用“预付卡业务费用”。电子商务公司主张支出预付卡业务费用798元，根据“数据明细表”记载的事项内容及人员姓名，无法看出此项费用与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关联，此费用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综上，电子商务公司所列支出的管理费用3649086.82元中有3338160.57元无法确认与案涉合作项目具有关联，不能认定为案涉合作项目的成本费用。根据《审计报告》中除电子商务公司管理费用以外的其他审计事项及结果进行核算，案涉合作项目存在净利润3332132.02元（3338160.57元-6028.55元），领贝公司可分得净利润2998918.82元（3332132.02元×90%），即电子商务公司应向领贝公司支付净利润2998918.8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江苏领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垫付费用1649898.30元；二、江苏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江苏领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净利润2998918.82元；三、驳回江苏领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5227元，由领贝公司负担1455元，电子商务公司负担43772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电子商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23日。《战略合作协议》明确电子商务公司是经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03年成立的江苏省唯一一家第三方CA认证中心，拥有互联网支付（全国）和预付卡（江苏省）支付牌照，负责为江苏省电子政务外网以及电子商务提供电子认证和电子支付服务。双方自愿就江苏电商互联网支付业务战略合作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第4.9条约定双方对参与合作事项己方人员各自承担用工责任。《部门经营责任书》还约定：赵娟负责主持互联网支付事务部的日常经营工作，包括且不限于互联网支付业务相关的业务、经营、渠道、客户等管理，具体包括：……拟定、组织、管理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下属的部门及岗位人员；电子商务公司作为赵娟所代表的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的上级管理机关，负责包括且不限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相关的行政、人事法务、合规、财务等管理，具体包括：……审核、批准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下属的部门及人员岗位设置。一审中，电子商务公司提交的支付事业部组织架构和部门人员构成中支付事业部总监为张文玲，提交的支付牌照续展各岗位绩效考核表的专项小组负责人处为张文玲签字，提交的员工入职信息中张文玲入职时间为2014年5月21日，齐慧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日，汪曼曼入职时间为2013年6月4日，姚洁入职时间为2013年8月1日，王春入职时间为2014年8月11日（自2018年2月26日调入综合管理部总裁办秘书）。以上事实，有《战略合作协议》《部门经营责任书》及一审中电子商务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卷为凭。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电子商务公司主张应根据审计报告确定双方合作期间不存在利润，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电子商务公司曾就双方合作期间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委托专项审计，众华事务所江苏分所出具《审计报告》，双方对《审计报告》中所列支的各项数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领贝公司对《审计报告》中电子商务公司支付的管理费用3683395.54元提出异议，认为其中与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无关的人员薪资、福利及预付款业务费用、CA证书实名认证相关费用、系统检测认证费等费用与双方合作无关，不应列入双方合作成本。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系针对互联网支付业务进行合作，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均无异议的“数据明细表”进行逐项审核，对与互联网支付业务无关的预付卡业务产生的费用等予以扣除，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其次，关于相关人员薪资，《部门经营责任书》明确约定赵娟主持经营互联网支付事业部，有权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决定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下属的二级部门设置、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但电子商务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入职信息显示张文玲、齐慧、汪曼曼、王春、姚洁等人的入职时间早于双方合作期间，电子商务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称的二级部门相关人员系经赵娟决定招聘或设置岗位，相关业绩考核表非由赵娟审核批准，支付事业部组织架构中负责人亦非赵娟，在领贝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部分人员系经双方确认组建的互联网支付事业部团队人员，该部分薪资、福利不应纳入双方合作成本，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扣除，并无不当。再次，电子商务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自身亦有预付卡等其他业务，存在人员成本的开支，其主张所有人员均纳入互联网支付事业部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数据明细表”对电子商务公司支出的管理费用予以逐项核实，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792元，由上诉人电子商务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郝莉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曹薇书记员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