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晋民申3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朔州市平鲁区。法定代表人：马吉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颖，女，住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该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法定代表人：巩国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兴旺，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奥集团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信国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6民终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华美奥集团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物资审领单”并非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购买材料设备的单据，而是再审申请人内部各部门从再审申请人材料库领取材料设备的单据，不能作为认定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购买材料设备的证据。2.被申请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不能证明交易实际发生，也不能证明货物已实际交付，但是一审法院却结合不符合事实的“物资审领单”认定了被申请人的供货金额。3.再审申请人从未收到被申请人邮寄的《催款函》，并且催款函发出时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因此，即使再审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存在欠款，涉案债权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再审申请人享有法定的诉讼时效抗辩权。4.原判决将应当由被申请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再审申请人，在再审申请人依法提出抗辩后，以再审申请人“拒绝配合”为由作出对再审申请人极为不利的判决。5.被申请人证人李延成与殷国梁出庭作证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且李延成、殷国梁与被申请人有重大利害关系，李延成、殷国梁旁听了庭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采信证人证言。但原判决对此未予以审查认定，对证人证言全部予以采信，导致事实认定不清。综上所述，原判决对“物资审领单”的性质认定错误，对再审申请人是否收到《催款函》的事实认定错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原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明显缺乏证据证明，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1.原判决根据大量“案外材料”认定案件事实，该“案外材料”并非证据，更未经过庭审质证程序。因此，原判决根据“案外材料”认定案件事实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2.一审法院强制“要求对账”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在再审申请人依法提出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以再审申请人“拒不配合”为由作出对再审申请人极为不利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原判决将大量的“案外材料”作为认定欠款金额的证据，而该证据被申请人明确表示不作为证据提交，再审申请人未能对该“案外材料”进行质证，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依据司法解释规定，被申请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认定其已向再审申请人交付材料设备的充分证据，再审申请人不认可其单方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被申请人在原一审、二审庭审时都未能进一步举示“入库单”（或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等证据来证明其向再审申请人交付了货物。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2.再审申请人在二审开庭前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追加被告申请书》并提交了相关证据，在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合作期间，再审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实际经营管理者为被申请人的控股股东--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并掌管了再审申请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等，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且被申请人作为被控股公司熟知上述事实。但是，二审法院并未对追加被告的事实进行审查，仅凭《寺儿沟煤矿生产运营管理合同》是内部管理合同，对外无约束力，与被申请人的合同外观等理由就确定山西汇永金源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违反了相关规定。3.证人李延成、殷国梁的出庭作证程序严重违反规定，依法不应当采纳证人的证人证言。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四、六项的规定，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云信国贸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原判决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物资申领单”载有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且有时任申请人方生产矿长、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比如综采队、机运队负责人），还有被申请人方销售人员殷国梁、王娟等人在“仓库发料处保管员”签字确认，证实双方发生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2.在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清单足以证实自2007年1月至2014年，被申请人共计向上诉人售卖的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共计93486763.30元。至于申请人所谓“物资申领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等无法相互印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金额大量雷同等，一、二审早已查明，双方业务往来繁多，被申请人的仓库及销售人员常驻申请人企业生产地，随时根据需要给申请人供货，双方各自在“物资申领单”签字，积累到一定金额或者根据申请人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与“物资申领单”时间、金额、数量等不完全吻合。3.2014年申请人出于审计需要向被申请人邮寄加盖申请人公章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年度审计确认函》，明确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结算日，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13537641.30元。4.2015年申请人出于财务审计需要，向被申请人邮寄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年度审计确认函》，明确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日，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人民币12956941.30元，项目“材料款”，足以证实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人民币12956941.30元的基本事实，而且与在案其他证据互相吻合，证据确实充分。5.在案还有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日邮寄致申请人的催款函（经过公证）、公证书及2016年12月7日邮寄给申请人的催款函，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日，上诉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12956941.30元的基本事实，而申请人并无任何2014年12月31日之后支付被申请人货款的相应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12956941.30元的基本事实。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本案不存在所谓超过诉讼时效问题。首先，自双方发生业务以来至2013年上半年，申请人基本能正常付款，但自2013年下半年始申请人就未能正常付款，被申请人自此开始就通过各种手段不断进行催收，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其次，申请人出于年度财务审计需要，委托香港马施云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向被申请人邮寄送达《年度审计确认函》（盖有申请人公章），其中明确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12956941.30元，除不断上门催收、电话催收外，被申请人又于2016年3月31日（予以公证）及2016年12月7日向申请人催收邮寄了催款函，明显未超过原二年的诉讼时效，直至被申请人于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民法总则实施后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再者，依照相关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书面约定付款履行期限，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日公证邮寄催收及2016年12月7日向申请人邮寄催收（催款函给予15天自行履行期间），诉讼时效至少应从被申请人于2016年4月1日向申请人邮寄催收后15天（自行履行期间）开始计算，至被申请人2019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根本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三）证人李延成及殷国梁作为本案证人出庭作证并不违反法定程序，其客观真实的证言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证人李延成作为被申请人公司会计，对双方财务往来及相应的财务凭证十分清楚，其出庭作证有助于查明双方财务往来的基本事实，殷国梁作为被申请人销售人员，其对销售矿用设备给申请人的流程及代表公司催要相应货款等基本事实非常清楚，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而且，被申请人庭前已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二证人出庭作证。开庭后，两名证人已走出法庭，经法庭通知才到庭作证，并经法庭宣告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以及法律后果后，并在相应笔录等上签字，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说。（四）一、二审判决不存在所谓判决认定事实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情形。申请人所谓一、二审判决以“案外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抗辩理由不是事实。一审法院为更加明确案件基本事实，于2019年10月底传唤双方到法庭对2007年-2014年华美奥集团购买云信国际贸易公司矿用设备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举证、对账、调解时申请人拒不到庭，其现又以所谓一、二审判决以“案外材料”作为定案依据或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再审理由，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五）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认定本案申请人尚欠被申请人货款12956941.30元的基本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不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华美奥集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本案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被申请人云信国贸公司提交的物资申领单载有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上面既有时任华美奥集团公司生产矿长、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也有云信国贸公司销售人员签字确认，可以证实双方发生买卖关系的基本事实。同时，云信国贸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和华美奥集团公司提交的支付材料款凭证也印证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关系。本案中，因双方在2007年-2014年期间存在多次材料交付和货款支付，双方对于欠款金额各执一词，原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组织双方进行对账并无不妥。云信国贸公司根据其提交的物资申领单、增值税专用发票、收款情况等证据整理出《2007年-2014年度华美奥集团购买云信国际贸易公司矿用设备等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统计表已开增值税对账统计表》及《2007年-2014年度华美奥集团已付云信国际贸易公司矿用设备等货款对账统计表》，计算出欠款12956941.30元。华美奥集团公司虽未参与对账，但根据云信国贸公司提交的2015年华美奥集团公司出于财务审计需要向云信国贸公司邮寄加盖其公章的《年度审计确认函》，明确载明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日，华美奥集团公司尚欠云信国贸公司货款人民币12956941.30元材料款，与云信国贸公司的对账结果可以相印证。华美奥集团公司否认该事实，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因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也没约定履行期限，故云信国贸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华美奥集团公司履行义务，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云信国贸公司的催收并未过诉讼时效。因此，华美奥集团公司主张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事由不成立。第二，经审查，云信国贸公司起诉时向原审人民法院提交了在案的2014年“年度审计确认函”、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催款函、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被申请人售卖给上诉人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等货物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清单、物资申领单等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且华美奥集团公司对上述在案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云信国贸公司也将相关证据带至法庭举证，华美奥集团公司因自身没有发表质证意见。一审后，华美奥集团公司以此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允许其再次发表质证意见，但华美奥集团公司依然没有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故华美奥集团公司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再审事由不成立。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二）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三）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四）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五）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六）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经审查，本案中关于买卖合同的认定、不同意追加被告、证人出庭作证都不存在上述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再审申请人华美奥集团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晓轩审判员 张 林审判员 王怀师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建芳书记员 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