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6民初14286号原告：康忠德，男，197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被告：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660172H。法定代表人：胡伏云，系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甘芷晴，依次系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康忠德与被告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郭越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忠德，被告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甘芷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忠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未足额发放工资金额合计120000元（当庭变更为75100元）；2.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2016年度年终绩效工资未足额发放金额合计380000元（当庭变更为36万元）；3.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2017年度年终绩效工资金额合计198000元；4.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5日期间电话通讯补贴金额合计2000元；5.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于2018年11月5日期间家属过年慰问金金额合计2500元；6.被告支付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期间工作日晚上延长时间拖欠加班工资金额合计236689元；7.被告为原告开具符合客观事实，符合法律法规等依据的离职证明；8.要求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5月28日至2019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9.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在没有和原告沟通、也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就私自违法把原告的月固定工资从2017年3月1日开始由33000元降到21000元，所以被告未足额发放月固定工资金额合计120000元应该补发支付给原告。二、自从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入职被告以来，每个年度都会发年终绩效工资，通常会在春节前发到员工个人账户。年终绩效工资是根据员工在公司的职级高低、当年工作满月数、公司整体税前利润总和核算的。2016年度因原告就PB系统招标的事项被上级考评主管刘海波故意恶意报复，私自扣留原告应发2016年年终绩效工资金额合计360000元，应该补发给原告。三、在2018年1月7日左右被告信息中心负责人伙同人力资源部蓄意陷害原告，违法把原告的工作权限（包括OA账号、公司邮箱、办公电脑上网权限）注销并就此不安排工作给原告，同时通知不再录用原告了。2017年度年终绩效工资是在2018年2月14日（春节前）发放到员工账户，因原告所在部门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都一致有意违法剥夺原告的工作权力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和权力，当然原告的2017年度年终绩效工资也被拖欠，据此被告应该补发拖欠原告的2017年度年终绩效工资金额合计198000元属于合情合理。四、原告2018年1月1日开始的每月电话补贴被无故拖欠未发（信息技术中心部门其他90多名员工都已发），电话补贴每月200元是信息技术中心所有员工都有的福利，因此原告的合法福利待遇应该予以补发。五、原告2018年度的家属慰问金被无故拖欠，每年底家属慰问金是全公司所有员工的福利，自从2014年至2018年每年都会定时定额（税前3000元）发放给全公司员工。因此原告的合法福利待遇应该予以补发。六、原告从2014年8月到2016年10月每周3至4次的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清算技术支持（时间从当天工作日17:30至22:30不等），前一天清算技术支持工作到无论多晚，第二天早上必须按正常时间上班，但被告从未支付过加班费给原告，加班工资属于法定应该支付给原告的劳动报酬，被告应支付加班工资236689元。七、被告一直为难原告，不给原告开具离职证明，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的离职证明应该根据法定事实开具给原告。八、被告自从2018年1月初开始在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协商，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违法剥夺了原告的劳动权利，并自从2018年1月开始拖欠原告基本工资以达到逼迫原告自动离职的目的，在2018年6月停止发放了原告的基本工资，在2018年11月停止了缴纳原告基本社会保险。但自始至终原告没有收到被告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原告直到2019年3月31日才得知被告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因此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劳动关系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故应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至2019年3月31日。被告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应予以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也已超过仲裁期限，应予以驳回。事实上，被告也不存在拖欠工资的行为。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1月2日终止，原告于2019年12月27日以后提出请求的仲裁期限已经届满，穗劳人仲案【2020】703号仲裁裁决书的仲裁结果准确无误，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双方劳动关系实际解除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劳动合同，成立劳动关系，随后于2016年7月20日续签劳动合同。因原告严重违反公司的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被告于2018年11月2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已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送达方式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寄送至原告的通讯地址和发送至原告的微信。原告拒收信件、拒回微信等行为并不影响双方已实际解除劳动关系。2.双方另案仲裁案件中已认定无争议事实为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纠纷，原告最先向广州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案号为穗劳人仲案【2019】8516号），原告在该案仲裁申请书中写明“实际离职时间2018年11月2日”，说明原告知悉被告在2018年11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广州劳动仲裁委已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8516号《仲裁裁决书》也在“双方无争议事实”部分明确记录“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说明原告亦认可于2018年11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3.原告于2019年11月29日提起与劳动报酬相关的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在2019年11月2日前提出，原告相关请求的仲裁期限已经届满。二、被告已足额支付原告在职期间的劳动报酬，被告不存在任何拖欠报酬行为，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1.被告实施绩效管理制度，公司绩效制度经过民主程序确定和公示，合法有效。原告2016年度考核结果为0不合格，自2017年3月1日起，总经理总裁办公会议依据公司制度对其降级调薪处理，该降职降薪处理合法有效。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争议，故无法就降级降薪事宜办理变更劳动合同手续。该降职降薪处理合法、合理、有效，原告未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不影响降级降薪调整。2.被告根据原告的考勤情况核发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情形，原告要求补发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工资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原告请假审批及考勤月报，原告在2017年4月至12月有请假记录，为2017年6月16日下午请事假0.5天、2017年7月14日下午请病假0.5天、请病假7.5天（分别为11月2日0.5天，11月10日至11月16日5天，11月27日至28日2天）。公司根据民主程序确定和修改《考勤休假管理办法》，根据关于病假、事假扣减工资的规定，对月基本工资进行相应的考勤调整。按照每月发放基本工资标准及出勤率核算，扣除个人应付社保部分、住房公积金后，被告已足额支付康忠德2017年3月至12月期间的工资，不存在任何拖欠工资情形。3.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应支付2016年绩效奖金360000元、2017年绩效奖金198000元、2018年电话通讯补贴、2017年和2018年家属过年慰问金以及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加班工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劳动合同和被告的内部规章制度中均没有关于固定发放年终绩效奖金、电话通讯补贴和家属过年慰问金的相关规定。被告实际上已经足额支付绩效奖金，原告2016年需递延一年发放的绩效奖金为23174元、2017年绩效奖金为37047元，合计为60221元。被告于2018年2月14日向原告分两笔支付分别为税前54000元和税前6221元即为2016年度及2017年度绩效奖金。奖金发放情况与原告提供的工商银行工资明细清单吻合，即税后48705.00元和税后4665.75元。三、被告已经为原告开具离职证明，并已向仲裁庭提交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EMS寄件单查询记录，原告虽然否认收到离职证明，但是未能提供任何反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相关请求应当予以驳回。故原告无权要求公司重复开具。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入职被告处，任系统管理员。原、被告双方签订共签订两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其中约定原告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标准为21333元/月。原告在劳动合同中填写的通讯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铁中路3号7座2002、手机号码为137××××0619。被告每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上月的工资。自2017年3月1日起，被告以原告2016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绩效等级为D）为由将原告职级由VP3调整为SA4，基本工资也予以相应的调整。2018年11月2日，被告作出《关于解除信息技术中心员工康忠德劳动合同的通知》，认为经统计原告在2018年3月29日、5月22日、5月23日旷工3天，2018年6月1日至9月30日连续缺勤4个月，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30日连续旷工16天，根据《广州证券员工考勤休假管理办法（2017年修订）》第三十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2019年12月27日，原告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被告支付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120000元；2.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年终奖金合计金额120000元；3.被告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拖欠工资（俗称年终奖金）198000元；4.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的电话通讯补贴合计金额2000元；5.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的家属过节慰问金合计金额2500元；6.被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拖欠工资（绩效奖金）380000元；7.被告支付拖欠工资总额的25%合计174500元；8.被告支付2014年8月至2016年10月拖欠工作日延长时间加班工资236689元；9.被告为原告开具符合客观事实、法律法规等依据的离职证明。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7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在该案仲裁庭审时陈述其在被告处的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11月5日，之后其上班权利被禁止，但被告未告知原因，想逼原告走人。原告主张其直到2019年3月31日才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故其于2019年12月27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被告主张该司已通过微信以及邮寄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对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以及EMS邮寄单（收件地址和手机均为原告在劳动合同上填写的通讯地址和手机号码，该邮件因收件人拒收被退回）。经质证，原告对上述证据有异议，否认微信为其本人的微信，认为邮寄单有明显错误有涂改，也未填写邮政编码，被告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没有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方式通知。另查明：2019年10月24日，原告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0日的工资33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1997元、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未休年休假工资29090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工会福利和生日金1000元、2018年年终奖金100000元。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9]8516号《仲裁裁决书》，查明：原、被告双方对于“劳动关系已解除，解除时间为2018年11月2日”等七个事项无争议；裁决：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1997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2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15693.2元并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对该裁决有异议，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20）粤0106民初6204号、6206号案予以受理。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从穗劳人仲案[2019]8516号《仲裁裁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可知原告对双方于2018年11月2日解除劳动关系是确认的，在该案中原告也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作为其证据，由此可以认定原告清楚知悉被告已在2018年11月2日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在本案仲裁过程中也主张其在被告处工作至2018年11月5日，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此后原告仍向被告提供了劳动，故2018年11月2日应为原、被告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使按原告主张的最后工作日来计算双方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也不应超过2018年11月5日。现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至2019年12月27日申请所涉的劳动仲裁之前向就本案所涉的各项主张向被告主张过权利，原告亦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有不可抗力或其他的正当理由，故原告的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忠德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康忠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 越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郑苗璇梁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