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3民初4350号原告：郭增耀，男，199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武安市，住河北省武安市，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云霞（原告郭增耀之妻），199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武清区，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被告：李金博，男，1986年9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被告：逄锦冰，男，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海淀区，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原告郭增耀与被告李金博、逄锦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增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薛云霞，被告李金博、逄锦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增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9万元；2.判令两被告以10%/半年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9000元（自2020年4月25日起算，至实际支付9万元为止，暂计至2020年10月25日）；3.判令两被告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理财经理。2020年4月，原被告达成合意，由原告出资10万，被告一李金博收款，被告二逄锦冰代原告购买产品《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2020年4月24日，原告向被告一李金博转账89995元，2020年4月30日，原告通过支付宝向被告一李金博转账1万元。被告一、被告二表示收到款项并购买了相应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退还给被告，但两被告多次拒绝偿还本金，经多次催告，被告一李金博才向原告支付1万元后拒绝支付原告其余款项。两被告拒绝给原告出示涉案理财产品的相应信息，并拒绝向原告说明资金去向。按照合同，该投资不允许代持，并查工商登记资料，被告也未登记成为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代持的目的无法实现，也未实现。在实际操作中，被告李金博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所有的理财份额卖给原告，属于典型的自己代理，被告逄锦冰同时为被告李金博、原告郭增耀代持，其同时与被告李金博和原告郭增耀建立了代理关系，但是逄锦冰又同意被告李金博将其份额转让给郭增耀，属于典型的双方代理，也是无效的。本案中，原被告是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对委托事项的约定是明确的，但被告未履行相关事项，属严重违约。因此，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以维护自身权益。诉讼过程中，原告郭增耀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8万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14400元；3.判令两被告负担全部诉讼费用。被告李金博辩称：首先，原告的起诉与事实不符，我与被告二及原告以前属于一个公司的员工，我们三人是讲师，不是理财经理，从事的是培训工作，我们没有业绩考核。第二，在原告出资时，逄锦冰并不知道份额转让的事，是原告找我想要出资这个项目，我是因为出于对原告的信任做了一个口头协议，将我自己持有的20万元中的10万元转让给原告，被告逄锦冰并不知情，也不存在原告委托逄锦冰代为购买理财的情况。第三，理财产品我也没有收到到期的收益及本金的返还，我和逄锦冰都没有收到过返还的本金及收益。第四，对于诉状中提到的，我给原告转的1万元，不是原告向我催要的，是向公司催要的，这也不是我出具的款项，是公司给我的，让我转给原告的，是我代公司转的，是公司返还的本金，公司没有能力全额返还，这是原告向公司多次催要后的结果。第五，关于原告主张的二被告拒绝向其披露理财信息的情况与实际不符，原告与两被告在公司是同一职位，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信息程度是一样的。第六，关于原告提到的代持，这个产品并不是代持，我与原告是同事，出于信任，我们口头上约定将我手中的转让给原告，后来我也找公司出具了份额证明，将我们各自的份额进行了确认。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逄锦冰辩称：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我进行如下答辩。一、关于“两被告系理财经理”。我并非理财经理，与原告的关系并非是销售人员和投资者的关系，我和原告都是公司职员，我和原告是同事关系。二、关于“原被告达成合意”。我自始至终从未与原告有任何约定，也没有就原告所谓的“委托合同”达成合意，所谓的“委托合同”并不存在，原告并没有提供任何经我同意的委托合同，没有委托合同，不存在委托合同纠纷。原告在2020年4月份分两次转给李金博共计99995元的事情我并不知情。三、关于“被告二逄锦冰代原告购买产品”。该描述与事实不符，我从未表示同意“代”原告购买产品，亦没有做出任何购买产品的行为，原告并没有提供我“代”其购买产品的证据，同时，该产品并不存在“购买”一说，这个产品由我本人于2017年4月投资，之后每次都是到期继续投资，并未出金，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2020年4月“购买”的说法。另外，李金博收原告的款，我本人并未收到原告的任何款项却由我“代”原告购买，本身就不合逻辑，原告没有提供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四、关于“被告一、被告二表示收到款项并购买了相应理财产品”。该描述与事实不符，原告向李金博转账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不存在我向原告表示收到款项，原告并没有提供我表示收到其款项的证据，“并购买了相应理财产品”也不符合事实。五、关于“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退还给被告”。原告所述并不真实，该产品到期后，因公司出现兑付问题，本金并未“退还”给我，原告没有提供支持其说法的证据。六、关于“李金博向原告支付1万元”。原告所述并不真实，原告称仅收到1万元，并诉讼请求李金博与我返还其9万元及资金占用费。实际上原告已收到两笔共计2万元（而非原告声称的1万元），原告对已收到两笔共计2万元知悉并认可。第一笔是原告曾多次向公司领导催办为其办理出金，公司领导赵总于2020年11月27日以个人资金为原告“垫付本金”1万元，原告于当日收款并表示感谢，并询问“那剩下的九万本金……”；第二笔是原告收到赵总个人垫付1万元后仍多次催办，赵总于2020年12月1日承诺“我今天就给你安排1万”，原告表示知晓，该笔钱款最终于2020年12月4日由公司出账并经由李金博转账至原告，该笔款项虽然由李金博转给原告，但原告已然知晓该笔1万元并非来自李金博，而是来自公司，因为2020年12月1日原告即因为赵总的承诺而对该笔资金有预期，从2020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4日收到款项前，原告基于该种预期多次催促赵总。原告于2020年12月4日收到经由李金博转账的款项后随即向赵总表示感谢，并认可已经出金2万元。在收到两笔共计2万元的出金后，原告仍对多位同事微信骚扰，甚至说出“都去死”的言语恐吓。2020年所有同事都处在崩溃边缘，原告对无辜同事苦苦相逼，实有不妥，亦有违法嫌疑。因此，原告关于李金博向原告“支付”1万元的陈述并不完整，亦不准确，与事实并不相符，原告向贵院隐瞒了实情。七、关于“两被告拒绝给原告出示涉案理财产品的相应信息，并拒绝向原告说明资金去向”。原告与我均系公司职员，并不存在对于理财产品我比原告更知情的情况，对于理财产品本身，我知道的信息，原告都知道或应当知道；原告不知道的信息，我本人亦无从查询，对于公司产品，我和原告拥有同等的知晓程度，我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关于产品的信息不对称。另外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我并未为原告“代持”，没有披露义务。八、该投资不允许代持，并查工商登记资料，被告也未登记成为公司的有限合伙人。首先，我本人并未为原告代持。其次，关于登记，我本人是否登记为“公司的有限合伙人”（实际应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是我与合伙企业之间的事情，与原告毫无关系，对于登记与否，我本人确不知情，我本人的投资基于对公司的信任，如有问题，我保留起诉公司的权力，这一点亦与原告无关。九、关于“原被告是委托合同关系”。该描述不属实，我与原告不存在委托合同，亦无任何委托事项，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十、本案的真实情况。起诉状所涉及之产品为我本人于2017年4月份投资，投资金额为100万元，我本人持有该产品的合同文本，我投资该产品自始至终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我投资之时，尚不认识原告。李金博与我自2014年至今为同事关系，基于相互信任及对公司的共同信任，李金博转予我20万元，我亦将该产品之20%份额权益让与李金博，当时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此行为系李金博与我基于自愿的个人行为，我们都不是客户，因此不存在所谓的代持，李金博与我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均有权利处分个人财产。对我本人而言，该产品80%之份额为我个人所有，另外20%为李金博所有，李金博所拥有20%的份额如何处分系李金博个人的财产权利，与我无关，我亦无权干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郭增耀同被告李金博、逄锦冰原系同事关系。2020年4月25日，被告逄锦冰签订编号为PJ-RX-5-B100-1803的《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北京中投融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逄锦冰承诺认缴出资100万元，业绩比较基准为10%。《协议书》中约定合伙企业投资期限为6个月，有限合伙人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亏损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可以向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的第三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管理人为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协议书》中对业绩比较基准的定义为：本有限合伙企业每年投资各类项目产生收益期望值，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本有限合伙企业投资产生的实际投资收益，实际投资收益将以本合伙企业投资各类项目产生的效益为基准，扣除相关税费、管理费等费用后确定。逄锦冰称其于2017年4月25日初始入伙，到期续投至今，编号为PJ-RX-5-B100-1803的《协议书》为最新一期合同，该合同2020年10月24日到期后未兑付认缴出资额。2017年4月19日，李金博向逄锦冰转账20万元购买逄锦冰持有的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中20%的份额。2020年4月24日，郭增耀向李金博转账89995元；2020年4月30日，郭增耀向李金博转账1万元。2020年9月11日，郭增耀向逄锦冰发信息称自己的理财10月25日到期后不再续期，在逄锦冰名下，业务员是常江。2021年11月27日，郭增耀向案外人“赵总”发信息催要款项，后“赵总”转账给其1万元，郭增耀表示还剩下9万元本金。2021年12月4日，郭增耀再次向“赵总”催要款项，后李金博通过其账户向郭增耀转账1万元，郭增耀向“赵总”发信息称收到1万了，已经出2万了，询问后续出金情况。李金博、逄锦冰提交由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情况说明一份，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其上载明：“基金产品名称《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该基金产品份额100万元，签署时间为2020年4月25日，持有人逄锦冰，该产品持有明细如下：逄锦冰持有份额8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80%；李金博持有份额1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10%；郭增耀持有份额10万元，占该产品总份额10%。”李金博、逄锦冰提交由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在金证明一份，时间为2021年3月16日，其上载明：“合同持有人逄锦冰，身份证号：×××，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整。产品名称《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该产品为有限合伙，并未约定固定收益或固定返本付息，合同有限合伙人需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合同第十九条）。该合同于2017年4月25号初始入伙，到期续投至今，最近一期合同编号为PJ-RX-5-B100-1803，最近一期合同期限为2020年4月25号至2020年10月24号。因疫情原因，该合同2020年10月24号到期后未兑付。截至目前，除2020年12月1日兑付人民币1万元外，其余99万元入伙认缴出资金额未兑付。”郭增耀主张自己与李金博、逄锦冰系委托代理关系，约定由逄锦冰出面同品今公司签订理财合同，由被告李金博将原告资金转往公司账户完成投资，但是被告李金博在原告郭增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所有的理财份额卖给原告郭增耀，属于“自己代理”，是无效的，而逄锦冰同时与李金博和郭增耀建立代理关系，属于“双方代理”，也是无效的；理财产品到期后本金退还给被告，两被告却拒绝偿还原告本金，且拒绝向原告说明资金去向。为证明其上述主张，郭增耀提交：一、2020年10月其与李金博的聊天记录，显示郭增耀向李金博要其向公司转账的记录，李金博表示记录当然到了公司，现在手机里没有；二、2020年10月29日其与逄锦冰、李金博的对话录音，录音部分内容如下：“逄锦冰：我说句不该说的，你自己投的。我的钱也是我自己投的……如果现在法律明确的告诉我，说我作为代持人也好啊怎样也好啊，我必须马上把钱给你。金额就十万，你说我十万钱能不能拿出来，我砸锅卖铁肯定拿出来，我就马上给你。对不起郭老师，你没到那个紧急度，如果这个事我可以权衡的话，我一定先给客户，我绝对不会先给你，我会先给咱们那些客户，不是咱们员工。客户条件也没有，李金博也没有，张老师也没有。咱们客户解决好之后，再给员工，好啦，如果咱们客户都解决完了，我还能够解决咱们同事，对不起，你也排在李金博和常江他们后面。……”；三、《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郭增耀和常江的聊天记录、快递通知短信截图，《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签订日期为2020年4月25日，甲方为逄锦冰，乙方为郭增耀，约定就乙方实际出资份额，甲方就乙方指定的股票基金的名义受托人，甲方为乙方的利益在股票基金中代乙方持有实际出资份额，甲、乙双方为各自出资份额的实际所有人。该份协议上无逄锦冰签字，甲方签字后仅盖有逄锦冰的人名章，郭增耀称这份协议是逄锦冰盖章后由案外人常江邮寄给自己的。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一，李金博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认可聊天记录真实性，当时郭增耀的意思是想证明其出资的钱是在李金博手里还是在公司手里，自己告知其在公司里面，现已经通过让公司出具份额证明，证明郭增耀在公司占10万元份额了；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二，逄锦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对话录音文字稿，2020年10月29日的录音为原告私自录音，我本人并不知情。2020年3月开始，我即开始负责公司市场二部投资者的客诉沟通工作，主要是向投资者通报公司情况以及听取投资者意见和建议，因此我和原告见面沟通是基于我负责客诉的工作职责，而绝非所谓的我为原告“代持”或所谓的“委托合同”。2020年10月29日的见面中，我主要和原告沟通并告知如下几点内容：1.在公司流动性困难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有优先级，在资金缓解的情况下优先处理投资者的出金诉求，之后才是员工的出金诉求（员工本人就是投资者的情形），而员工诉求中，在职员工应比离职员工优先处理，这是维持公司运转以及为投资者负责的无奈之举，原告的出金诉求排在第三位阶，这是公司整体安排，绝非针对原告，我有义务告知原告；2.公司现在的确困难，我有义务告知，比如赵总转给原告的钱就是赵总信用卡套现然后转给原告的，所以我相信公司短期是没有办法办理出金的，这是客观事实，为不至让原告对出金抱有不合理预期从而影响其财务安排，我有义务告知原告公司的困境；3.仍以朋友，或起码是同事一场的身份对其安慰，在原告倾诉自己困难的同时告知原告大家都不容易，我本人因为颈椎压迫神经于2020年11月5日在朝阳医院住院并接受颈椎前路手术更换人工椎间盘至今仍存在吞咽不适，李金博也经历离婚及家人去世等等；4.原告从公司离职，这是他的权利，但我本人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如果所有同事都这样做，只会让公司压力更大，这也是对投资者的极大失责，虽然原告离开了公司，但我和李金博等同事仍在努力，我有一个常识：如果大家都努力和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坏的情况也有好转的可能，如果大家都离开公司放弃努力，好事也会变坏。我也告诉原告，我和公司很多同事都会努力，也算是对他的安慰，虽然暂时没有结果，但这并不是我本人的错；5.原告告诉我“关键大概是啥时候能回来，哪怕就是说半年回过来，半年之后能给也行。没关系（录音文字稿第7页）”。基于此，我认为原告短期并不缺钱，只是担心公司最终出问题，因此我需要让他坚定对公司的信心，同时缓解他的焦虑，所以我告诉原告我本人有信心和决心，为表示我个人的信心和决心，我以朋友的口吻在即将结束谈话时告诉原告“我个人不欠你钱，你投公司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万一公司真倒闭了，你放心，我就写个借条给你”，我以此表示我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给原告信心，缓解其焦虑，我的话并非代表我本人负有任何法律义务给原告写借条，我本人也明确说了“我个人不欠你钱”。我所说的“写个借条给你”需要放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理解。对于郭增耀提交的上述证据三，逄锦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原告提交快递单号查询内容及原告与常江聊天记录，皆未涉及本人，亦与本人无关。本人从未收到原告足以让本人为其“代持”的任何款项。原告声称其提供所谓“代持协议”为常江从青岛寄出。本人咨询常江，常江确因工作关系与包括原告在内的诸多北京同事有邮件往来，对于是否与原告有邮件往来，常江并不否认，但常江本人对于是否确定寄出该份“代持协议”并无印象。于2020年4月份之时，我与原告面对面办公，交流方便，原告声称由我代持，理应直接找我签字即可，不找我签字，却声称由外地同事将“代持协议”邮寄至原告，有悖常理，且所谓“代持协议”并无本人签名，本人不认可其有效性。于原告声称收到该份并无本人亲笔签名的“代持协议”之后，原告并未告知本人，亦未找本人补签字，原告于2021年3月15日开庭之时提交原告与本人的聊天记录足可证明本人对该份所谓“代持协议”确不知情。原告提交聊天记录中说到“怎么会是两年”，原告发现所谓“代持协议”时间有误，在其声称本人为其“代持”的情况下，发现合同要素如此重大错误，原告竟不告知本人，亦未催促本人更改，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原告补充证据声称“足以证明代持协议由逄锦冰盖章”，对此原告并未提供证据，其提供的微信与聊天记录与“代持协议由逄锦冰盖章”无任何逻辑关系。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至今一则未提供委托合同，再则未说明“纠纷”何在，诉状内容多有不实而皆系“推测”，本人开庭提交证据后，原告即当庭更改诉讼请求，其诸多做法实为不妥。今日所谓“代持协议”亦是这般，原告一直试图证明所谓“代持协议”确由常江寄出，这与本人无关。钱款由李金博收取，“代持协议”由常江寄出，这就是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起诉本人的理由，荒谬至极。如此做法消耗彼此精力事小，浪费司法资源事大。上述事实，有收付款业务回单、支付宝转账回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通话录音光盘、《品今锐享-股票投资5号北京中投融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情况说明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在探讨是否构成自己代理、双方代理、被委托方是否尽到义务等问题之前，首先应当确定原被告双方是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郭增耀提交其与李金博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与李金博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且郭增耀主张其委托李金博购买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万元理财产品，但郭增耀向法庭提交证据仅能够证明其向李金博转账99995元，后经法庭向其询问能否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委托李金博的具体事项，郭增耀未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另，李金博否认其与郭增耀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主张双方口头协议将李金博持有的理财产品20万元份额中的10万元转让给郭增耀，为证明双方的关系，李金博提交了作为管理人的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在金证明。在此情况下，郭增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李金博之间存在郭增耀委托李金博购买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0万元理财产品的委托合同关系。至于郭增耀转账给李金博的99995元是何法律关系，郭增耀可另行主张，本案不予处理。郭增耀与逄锦冰之间无直接交易记录，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郭增耀提交其与逄锦冰的通话录音、《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证明，其中《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仅盖有逄锦冰的人名章，在逄锦冰否认《资管计划财产份额代持协议》真实性的情况下，郭增耀未能就其与逄锦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提交进一步的证据，本院无法认定其与逄锦冰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在郭增耀及二被告之间为同事关系、郭增耀向公司“赵总”索要款项且二被告提交品今（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称合同编号PJ-RX-5-B100-1803投资金额到期后未兑付的情况下，郭增耀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金博、逄锦冰已经收到公司退还的本金。综上，郭增耀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表述不足以证明其与李金博、逄锦冰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成立。故，对于郭增耀要求李金博、逄锦冰返还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增耀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元，由原告郭增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幸 江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  张铁砾书 记 员  穆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