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亚玲，女，1985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新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昊城，男，198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良，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段亚玲因与被上诉人吕昊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3民初125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段亚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被上诉人吕昊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贤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段亚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吕昊城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吕昊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明确段亚玲与吕昊城对涉案物业所享有的份额，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在恋爱期间，为购买涉案房屋向广东国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佑公司）全额支付了首付款共计515902元，并共同与国佑公司签署了认购书、购房合同。双方后于2017年7月3日就涉案物业签署《转让协议书》，再次明确涉案物业归双方共同共有。现吕昊城起诉要求段亚玲返还全部首付款，应对双方就涉案物业所享有的份额进行查明，以明确相应份额对应的购房款金额。虽然本案一审法院认为属于段亚玲份额部分的房款由吕昊城代付，但一审法院并未就双方对涉案物业所享有的份额进行审理。结合购买涉案物业时，首付款均由吕昊城一人支付，且段亚玲当时并无其他工作收入的情形，在吕昊城向段亚玲转让其所享有的份额前，段亚玲就涉案房产所有的份额不应超过50%。二、段亚玲就涉案物业享有的份额是基于吕昊城的赠与，且段亚玲已完成涉案物业的不动产权登记，一审法院判决段亚玲需就所享有的份额向吕昊城返还款项，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吕昊城答辩称：一、吕昊城是要求返还吕昊城出资的款项，涉案物业是基于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购置，且是由吕昊城一人出资的，由于双方建立婚姻关系的目的并未达成才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二、吕昊城每年都有艺术演出，所有的收入都是交付给段亚玲管理。吕昊城对于经营方面是没有意识的，因此吕昊城的母亲要求吕昊城将所有钱财均交由段亚玲管理。2014年双方形成恋爱关系后，段亚玲就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吕昊城所有收入均交由段亚玲使用。由于吕昊城患有长期的精神疾病，但未达到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度，因此对于收入的管理并无意识。在段亚玲与吕昊城建立恋爱关系后，虽然未进行婚姻登记，但双方一直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因此不可能签订转让协议，也不符合常理。段亚玲也承认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要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段亚玲一人名下才觉得安心。三、关于段亚玲主张的转让款20万元，段亚玲举证的两张收条数额合计也只有15万元，两张收条均载明是转账给段亚玲，而实际上段亚玲根本没有对应收条的转账记录。结合吕昊城的精神疾病，吕昊城认为该转让协议并不真实。2019年9月27日，吕昊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3栋1515房屋归吕昊城所有，段亚玲配合吕昊城办理过户；2.段亚玲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吕昊城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段亚玲返还吕昊城支付的购房款55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吕昊城与段亚玲自认双方在2014年2月至2018年6月期间系情侣同居关系，二人曾在2015年举办婚礼，但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2017年1月6日，国佑公司作为甲方（卖方）与段亚玲、吕昊城共同作为乙方（买方）签订《【尚东·数字大厦】认购书》，约定乙方向甲方认购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路25号尚东·数字大厦（自编）3栋15层15房（以下简称涉案物业），总建筑面积约53.166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约为37.80平方米，认购价为1015902元，签订本认购书时交付定金20000元；乙方同意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房款，其中于2017年1月12日前交付房款的50%即515902元（含定金）作为首期房款，并同时交付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5582.44元，签订本认购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向招商银行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申请贷款金额为500000元，申请贷款年限10年。国佑公司于2017年1月5日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段亚玲支付的购房定金20000元。2017年1月12日，国佑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段亚玲、吕昊城支付的涉案物业房款495902元，段亚玲、吕昊城并于同日缴交了装修改造款38000元。2017年7月3日，吕昊城（甲方）与段亚玲（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确认涉案物业归甲、乙共同共有，现就涉案物业归边处理问题，协议如下：1.甲方因资金周转困难，经慎重考虑，愿意将自己的产权份额以20万元销卖给乙方；2.乙方同意该款项分三次向甲方支付，分别为甲方已收到乙方支付5万元，2017年7月3日办理更名之日，乙方转给甲方9万元，剩下款项6万元乙方保证在2017年7月31日之前向甲方支付；3.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上述公寓归乙方个人所有，与甲方无关，剩余银行贷款亦由乙方偿还，跟甲方无关，甲方须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4.本协议经双方慎重考虑，不存在任何胁迫之情形，签订本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日，吕昊城、段亚玲向国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要求将涉案物业权属人在原业主的基础上减少吕昊城一人，即由段亚玲独立购买涉案物业。后吕昊城分别于2017年7月3日及7月30日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段亚玲转款90000元及60000元。国佑公司与段亚玲即重新签订涉案物业的《【尚东·数字大厦】认购书》，其约定内容与前一份认购书的约定基本一致。2017年9月1日，国佑公司（甲方、卖方）与段亚玲（乙方、买方）就涉案物业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段亚玲向国佑公司购买涉案物业，建筑面积53.1661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37.8平方米，购房总金额1015902元，首期款自本预售合同网上签订之日起支付全部房价款的50.78%，金额515902元，剩余房款金额500000元须于2017年9月1日前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并按照按揭方式付款；等。同日，段亚玲缴纳物业维修金5582.44元。2019年6月2日，国佑公司向段亚玲出具涉案物业《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载明价税合计1015902元。2019年6月13日，段亚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由段亚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贷款500000元用于购买涉案物业，贷款期限为120个月。2019年8月12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向段亚玲合法涉案物业的《不动产权证书》，载明权利人为段亚玲，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一审庭审中，吕昊城陈述称段亚玲在与其恋爱同居期间并无工作，二人靠吕昊城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吕昊城多次向段亚玲转账汇款，后吕昊城为购置涉案物业向其母亲殷红借款55万元，殷红于2019年1月9日将55万元汇至吕昊城银行账户，而段亚玲凭借其保管及持有的相应银行卡将该55万元及原剩余款项2万元合共57万元转至自己的账户，并直接支付给开发商作为涉讼物业的首期楼款。对此，吕昊城提交了两份《借款协议》、银行转账凭证、银行账户明细、微信转账记录等证据。段亚玲确认涉案物业首期购房款系由吕昊城先汇至其账户，再由其直接支付给开发商，但吕昊城所主张向其汇出的其他款项系用于共同生活开支或是其受吕昊城委托转汇给指定人员，且段亚玲也曾多次向吕昊城及殷红转账汇款。另外，吕昊城称其曾患精神疾病，其在2017年7月3日签订的《转账协议书》系其在未明晰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内容亦不符合双方当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状态，且段亚玲并无工作，无力支付协议约定的20万元款项，吕昊城也从未收到过相应转账汇款。而段亚玲对此不予确认，主张其向吕昊城支付的20万元系其在认识吕昊城前的存款，段亚玲提交了《东方证券广州平月路证券营业部对账单》及《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吕昊城要求返还的55万元房款，是吕昊城与段亚玲共同购买涉案物业时由吕昊城转付给段亚玲，段亚玲再向开发商支付的首期楼款。现双方已就房屋归属段亚玲已经达成一致协议，房屋已登记在段亚玲名下，吕昊城要求返还其支付的55万元房款，属于双方就购买房屋的合同纠纷。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确认的事实，吕昊城与段亚玲在恋爱关系期间共同购置涉案物业，首期购房款来源于吕昊城向母亲殷红的借款。后吕昊城与段亚玲于2017年7月3日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吕昊城将自己的产权份额以2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段亚玲，吕昊城同时在协议及另行出具的《收条》中确认已收到段亚玲支付的20万元。庭审中，吕昊城称该份协议系其在未明晰协议内容的情况下签订，也从未收到过《收条》中载明的款项，但吕昊城并未依法被认定存在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障碍，现其对协议书及《收条》中“吕昊城”签名及其他书写内容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其与段亚玲共同向国佑公司申请变更涉案物业权属人为段亚玲一人的行为也符合协议约定，故吕昊城及段亚玲签订的《转让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自觉遵照履行。《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吕昊城确认收到段亚玲支付的转让款20万元，段亚玲即与国佑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取得涉案物业所有权。但涉案物业系吕昊城及段亚玲在恋爱关系期间基于建立婚姻关系的愿望共同购置的房屋，相应首期购房款系由吕昊城一人出资，而段亚玲在两人恋爱关系期间内并无固定的工资收入，其确认平时的生活费支出基本由吕昊城负担，段亚玲所主张的向吕昊城及指定收款人支付的款项金额亦远少于吕昊城向其转账或汇款的金额。现两人已结束恋爱关系，涉案物业也已登记至段亚玲名下，段亚玲通过购买吕昊城的份额而获得房屋全部份额，但段亚玲对于原属于自己份额部分的房款，亦是由吕昊城代付，段亚玲应当返还该部分房款给吕昊城，则段亚玲还应返还吕昊城款项为315902元（515902元-200000元），对于吕昊城主张超出该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段亚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吕昊城返还款项315902元；二、驳回吕昊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吕昊城负担3261元，段亚玲负担6039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双方对一审查明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段亚玲应否向吕昊城返还部分购房款。从本案的事实看，双方系于恋爱期间共同购置涉案房产，首期房款515902元由吕昊城支付，之后双方分手，由段亚玲与开发商签订《认购书》《商品房预售合同》，剩余房款500000元由段亚玲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现涉案房产已登记于段亚玲名下，段亚玲对涉案房产享有所有权。鉴于双方已结束恋爱关系，在无充分证据证实吕昊城放弃该首期款的情况下，段亚玲理应向吕昊城返还该款。因吕昊城通过《转让协议书》收取了段亚玲的转让款200000元，故一审法院判处段亚玲应返还吕昊城的款项为315902元（515902元-200000元），并无不当。段亚玲上诉主张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的份额系吕昊城对其的赠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段亚玲并未提供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证据证实赠与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段亚玲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段亚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上诉人段亚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春成审判员  柳玮玮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旭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