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7民终9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新区管理委员会26层28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157487946562。法定代表人杨**，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黔南州茂亿藤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民族路30号幸福嘉园1栋2单元4层附C-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0556648806T。法定代表人龙河鸣，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被告：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永和镇白水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25214409549T。法定代表人吴正全，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黔南州茂亿藤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亿藤矿业公司）、原审被告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瓮安煤矿）代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3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瓮安县人民法院（2020）黔2725民初373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1490526.73元煤款的责任；3、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代供电煤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1、上诉人仅是瓮安煤矿公司的股东。一审认定2018年12月12日签订的《电煤代供协议》上诉人并未参与，也不知情。一审认定协议中作为甲方的8家煤矿均系上诉人下属煤矿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并非上诉人下属的矿井。2、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履行《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导致被上诉人单方面与瓮安煤矿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协议》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三方协议》约定，履行方式是在2019年12约31日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售等价值的煤炭用以抵扣瓮安煤矿公司应付给被上诉人的代供电煤款，但双方之间需要签订《销售合同》。而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按照《三方协议》实际履行，也未按照约定签订《原煤销售合同》。事实上是截止合同约定的2019年12月31日前被上诉人一直未与上诉人签订煤炭销售合同，并非上诉人不履行代付义务，同时在庭审中也未举证证实未按照《三方协议》履行是上诉人的原因或者是在被上诉人通知履行后而上诉人拒绝履行。因为案涉电煤代供款的差欠主体是瓮安煤矿公司。在被上诉人已经签订《三方协议》且未履行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与瓮安煤瓮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签订分期付款《协议》变更被上诉人为瓮安煤矿公司有代供电煤款的支付方式，已经否认《三方协议》的履行方式，况且被上诉人还按照《协议》接受瓮安煤矿公司委托瓮安县工信局代付的15万元的事实。因此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二、一审判决向被上诉人支付电煤代供款1490526.73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上诉人出示的证据，瓮安煤矿公司不是上诉人的全资子公司，但一审仅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电煤电工合同》认定双方系混同母子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更何况在签订的《三方协议》中已经清楚是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电煤款的事实。上诉人认为虽在2018年3月13日代瓮安煤矿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电煤代供合同》并实际履行是事实，但该份合同是以上诉人的名义签订，事实上也是替瓮安煤矿公司履行委托义务，在《三方协议》已经载明清楚，与被上诉人所称不知情或法院认定混同是严重的与客观事实不符。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2018年3月13日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约定的期限是截至2018年3月31日；双方后续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中出示该份合同时也明确表示该份《电煤代供合同》未实际履行，此后双方并未就电煤代供事宜签订过任何协议，因此双方的电煤代供关系于2018年3月31日就已经终止，结合瓮安县工信局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看，截止2018年3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发生的电煤代供款仅为181144.7元，即便是认定混同，上诉人也应只在181144.7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2、《三方协议》虽然约定上诉人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电煤代供款，但付款方式仅系双方另行签订煤炭销售合同用销售煤炭抵扣电煤代供款。在被上诉人自身原因未与上诉人签订销售合同或者不愿意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履行情况下，该行为应视为其对权利的放弃，且在2020年5月25日被上诉人自愿与瓮安煤矿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协议》，同意货币支付的方式履行应得的电煤款，事实上已经实质的改变了瓮安煤矿公司应付被上诉人电煤款。一审法院应认定《协议》的效力存在，不应当以被上诉人的意志随意解除《协议》而自由选择。一审法院认为《协议》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解除条件，应当判决依法解除《协议》。那么存在合法有效的《三方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不是货币方式支付电煤款，而是签订《原煤销售合同》向被上诉人发原煤抵扣，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以货币的方式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且以货币的方式承担支付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茂亿藤矿业公司二审答辩：一、被上诉人系本案实际债务人的证据确实充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实际的电煤代供合同关系。2018年3月13日双方签订《电煤代供合同》，该合同约定（1）服从瓮安县工信局的调度且以工信局认可的供应数量为准；（2）合同单价70元/吨。2018年8月15日瓮安县工信局出具《证明》，证明答辩人代被答辩人供煤18114.47吨；按照合同价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答辩人（18114.47吨×70元/吨）126801.29元代供款。故，被答辩人系答辩人的债务人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上诉称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被答辩人上诉称2018年3月13日双方签订《电煤代供合同》代瓮安煤矿公司签订不成立、被答辩人上诉称即便欠答辩人代供款只欠181144.7元不成立。二、被答辩人承担全部债务1490526.37元的依据答辩人除与被答辩人2018年3月13日双方签订《电煤代供合同》外，2018年12月12日与瓮安煤矿公司签签订《电煤代供合同》，该协议同样约定（1）服从瓮安县工信局的调度且以工信局认可的供应数量为准；（2）合同单价135元/吨；2020年9月21日瓮安县工信局出具《证明》，证明答辩人代瓮安煤矿供煤1875吨；按照合同价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答辩人（1875吨×135元/吨）253125元代供款，所以被答辩人与瓮安煤矿公司都因电煤代供欠有答辩人款项。2019年8月26日结算时产生《三方协议》，结算金额：1640526.73元（包含了之前未结清部分，后由于2020年1月20日瓮安县工信局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150000元，因此欠款金额变成本案诉讼请求金额1490526.73元）。即便是瓮安煤矿公司的债务，该协议约定由被答辩人代瓮安煤矿支付，这是债务转移。被答辩人承担债务后没有答辩人的豁免，被答辩人应当承担偿还责任且不因偿还方式变更或答辩人寻求其他方式实现债权（已经实现的除外）而免责。综上，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驳回被答辩人上诉。瓮安煤矿公司二审未作答辩。原审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支付原告电煤代供款149.052673万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费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瓮安煤矿于2020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13日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签订《电煤代供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即原告）代甲方（即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电煤供应量必须服从瓮安工信局调度。供应量暂定50000吨，实际供应量以合同截止日期2018年3月31日前当地工信部门认可的数量为准。二、甲乙双方以甲方所在的县级上级政府部门通报的实际电煤完成量为依据，按70元／吨包干支付乙方代发电煤费用，本合同执行期间间，省、州、县补贴各20元／吨，共计60元／吨由乙方自行与相关政府结算，甲方全力配合；剩余10元／吨由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予以结算。同时双方还就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等进行了约定。2018年8月15日，瓮安县工信局出具证明，证实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2018年1月至3月为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供电煤18114.47吨。甲方为了切实供应瓮安县人民政府下达的2018年电煤供应任务，于2018年12月12日，甲方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所属的万鑫、宏鑫、瓮安煤矿等8家煤矿的部分代表又与原告签订《电煤代供协议》。协议约定：一、乙方（即原告）代甲方（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所属8家煤矿）完成电煤供应必须服从瓮安县工信局统筹调度，供应量5000吨，供应时间从2018年12月13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二、甲、乙双方按州、县认可的电煤数据进行结算，结算单价为135元／吨，乙方不承担任何税金。若甲方需乙方提供现代服务发票，税率6%的税金由甲方承担。三、在协议时间内乙方必须为甲方完成协议代供量5000吨，否则甲方可拒绝支付乙方电煤代供补贴款。乙方为甲方完成协议代供量5000吨后，由瓮安县电煤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甲方支付乙方100元／吨补贴款，剩余款项等州、县电煤奖补到位后由瓮安县电煤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支付给乙方，甲方必须配合完善相关支付手续。四、本协议截止时间2018年12月31日，到期自动解除，协议期间双方各自履行自方责任。2020年9月21日，瓮安县电煤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瓮安县工信局代章出具证明一份，证实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根据瓮安县电煤保供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排，2019年1月至2月为瓮安煤矿代供电煤1875吨，补贴单价为110元／吨。基于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已按相关合同约定履行代供电煤义务，且在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5日代被告瓮安煤矿供应电煤，经双方结算被告瓮安煤矿需支付原告1640526.73元的电煤代供款的事实，被告瓮安煤矿作为甲方，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乙方，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作为丙方，三方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三方协议》。协议约定：1、丙方（即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同意代甲方（即被告瓮安煤矿）支付1640526.73元电煤代供款。2、乙方（即原告）同意由丙方以销售煤炭的形式代甲方支付1640526.73元电煤代供款，金额为1640526.73元，实际执行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前，实际执行价格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准，乙、丙双方另行签订销售合同。该协议签订后，丙方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并未履行向乙方茂亿藤矿业公司代为支付此电煤代供款义务。2020年1月20日，由瓮安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代被告瓮安煤矿向原告支付2019年第二至第三季度州电煤奖补资金150000元后，被告瓮安煤矿还实际差欠原告电煤代供款1640526.73元-150000元＝1490526.73元。由于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一直未履行此代付义务，被告瓮安煤矿又单方面于2020年5月25日与原告茂亿藤矿业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协议》。该分期付款《协议》确认经双方核实，确认截止2020年5月25日瓮安煤矿欠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代供款共计1490526.73元，经双方协商同意拟定以下还款计划，截止在2021年1月31日前分批清还所欠原告的电煤代供款，并约定从2020年7月起至同年12月止，共6个月每月向原告还款20万元，2021年1月还清尾款290526.73元。该分期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瓮安煤矿一期都未履行。原告经催促无果后，于2020年9月24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通过网络查控查封、冻结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155万元或者查封、冻结被申请人价值155万元的其他财产，并提供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保险金额为155万元的保单保函予以担保。本院于2020年9月25日以（2020）黔2725财保7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查控冻结了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70×××72账户内的存款余额，并以155万元为限。本院对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银行账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原告于2020年10月20日正式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共同承担支付原告电煤代供款1490526.73元，并要求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保全保费。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时，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以被告瓮安煤矿拒不履行该分期付款协议的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瓮安煤矿于2020年5月25日的分期付款《协议》。因二被告代理人针对原告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认为需要给与其答辩和举证期限，故本案又延期到2020年12月8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另查明：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在2018年4月20日至2020年8月24日期间持有被告瓮安煤矿100%的股权，瓮安煤矿系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2018年4月20日之前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持有被告瓮安煤矿99%的股权，上海源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股权，2018年4月20日又变更为持有100%的股权；2020年8月24日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又将其持有的100%的股权转让0.9999%给自然人朱敏，自己持有被告瓮安煤矿99.0001%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1、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支付所欠原告电煤代供款的责任？2、原告要求解除其于2020年5月25日与被告瓮安煤矿所签订的分期付款《协议》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应当判决予以解除？3、对原告主张保全费、保全保费由被告承担，但未提供相应的票据及发生金额来予以证明其已实际产生，是否应予支持？一、关于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二被告最早产生电煤代供系始于2018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结算方式、违约责任都进行了详细的约定，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应合法有效。因该合同约定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3月31日。为此，双方为了继续代供电煤，原告又与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续签了一份《电煤代供合同》，该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即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以乙方（即原告）发售新井矿原煤1000吨，乙方代甲方子公司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代发5000吨煤炭至都匀发电有限公司。……”，从上述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已经在该合同中确认被告瓮安煤矿系其子公司，这与一审法院所查明的2018年4月20日起至2020年8月24日止，被告瓮安煤矿系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完全相符，二被告之间确系混同的母子公司关系，不存在谁代谁签合同的问题。再加上2019年8月26日被告瓮安煤矿作为甲方与作为原告的乙方和作为丙方的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三方所签订的代付款《三方协议》已明确约定由丙方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甲方瓮安煤矿支付所欠原告1640526.73元的电煤代供款。该协议签订后，瓮安县工信局于2020年1月20日代瓮安煤矿向原告支付了2019年第二至第三季度州级电煤奖补资金15万元，所以根据《三方协议》的约定，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还应代其子公司瓮安煤矿向原告支付所欠的电煤代供款共计1640526.73元-150000元=1490526.73元。在《三方协议》签订后，由于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未履行代付义务，作为其全资子公司的被告瓮安煤矿，又与原告于2020年5月25日签订了一份分期付款《协议》，但该《协议》被告瓮安煤矿又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原告将瓮安煤矿、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作为本案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且双方在发生代供电煤期间瓮安煤矿又系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被告作为混同的母子公司关系，理应对差欠原告电煤代供款承担共同的支付责任。故对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理人提出的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电煤代供款的支付义务的辩解理由，不予支持。二、关于对原告与被告瓮安煤矿于2020年5月25日所单独签订的分期付款《协议》，是否应当判决解除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合同的解除方式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有两种。约定解除是指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形，本案不具有约定解除的情形。另外就是法定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被告瓮安煤矿作为被告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其母公司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已经明确承诺要代其支付所欠原告电煤代供款的情况下，又与原告签订所谓的分期付款《协议》，且该《协议》所约定的被告瓮安煤矿从2020年7月起至2020年12月分6期，每期向原告支付20万元，尾款290526.73元在2021年1月付清。该《协议》签订后被告瓮安煤矿至今连一期都未向原告支付过，由于被告瓮安煤矿拒不履行该协议，其行为完全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因此，原告请求解除该分期付款《协议》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被告瓮安煤矿的代理人以截至原告起诉时止，分期付款《协议》中的最后三期付款时间未届满，尚有690526.73元的电煤代供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辩解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三、关于对原告主张本案保全费、保全保费由二被告承担应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向本院正式提起诉讼之前，确已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获得支持。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和正式提起民事诉讼，是两个不同的诉讼阶段，承办部门和人员均不相同。原告在向本院正式提起诉讼后，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告在一审法院二次庭审过程中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明已向相关部门缴纳了保全费和保全保费的相关票据及金额，且原告对此两项费用的诉请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数额，不能证明该两项费用是否已实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因原告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对原告要求由二被告承保全费和保全保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贵州省黔南州茂亿藤矿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与被告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二、限被告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被告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尚欠原告贵州省黔南州茂亿藤矿业有限公司电煤代供款人民币一百四十九万零五百二十六元七角三分（￥1490526.73元）；三、驳回原告贵州省黔南州茂亿藤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910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贵州省瓮安煤矿有限公司、被告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并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有新证据。经二审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审判决解除茂亿藤矿业公司与瓮安煤矿公司签订的分期付款《协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应否承担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与茂亿藤矿业公司于2018年3月13日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及2018年9月13日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和瓮安煤矿公司、茂亿藤矿业公司、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其中，2018年3月13日的《电煤代供合同》约定，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委托茂亿藤矿业公司代供电煤任务；由茂亿藤矿业公司按瓮安县工信局调度完成供应任务，经双方核对数量无误后，经瓮安县工信局确认，茂亿藤矿业公司出具发票给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源翼矿业集团公司收到税票后七日内将款汇入茂亿藤矿业公司账户。2018年9月13日签订的《电煤代供合同》和2019年8月26日的《三方协议》均约定由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说明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同意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各当事人签订协议后，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和瓮安煤矿公司并未不履行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义务。瓮安煤矿公司在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已经明确承诺代其支付欠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款的情况下，又与茂亿藤矿业公司签订分期付款《协议》约定瓮安煤矿公司分期付款，但该《协议》签订后瓮安煤矿公司至今拒不履行该协议，一审法院依据茂亿藤矿业公司的诉请判决解除其与瓮安煤矿公司签订的分期付款《协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审认定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和瓮安煤矿公司系混同的母子公司关系依据不足，但依据《三方协议》约定认定源翼矿业集团公司应代瓮安煤矿公司向茂亿藤矿业公司支付所欠的电煤代供款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电煤款数额问题，瓮安煤矿公司、茂亿藤矿业公司、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签订的《三方协议》载明：“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供款1640526.73元”。瓮安县工信局于2020年1月20日代瓮安煤矿公司向茂亿藤矿业公司支付2019年第二至第三季度州级电煤奖补资金15万元，根据《三方协议》约定，源翼矿业集团公司还应代瓮安煤矿公司向茂亿藤矿业公司支付所欠的电煤代供款共计1490526.73元（1640526.73元-150000元），一审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故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代供款1490526.73元或仅应在瓮安县工信局出具的《证明》载明电煤代供款181144.7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源翼矿业集团公司代瓮安煤矿公司支付茂亿藤矿业公司电煤代供款后，可依法另行向瓮安煤矿公司追偿。综上，上诉人源翼矿业集团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14元，由上诉人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育义审判员  莫玉魁审判员  吴美岭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