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陕民申8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世荣，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田罕罕，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焦治平，陕西乔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小平，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治云，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苏云荣（又名苏荣），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李江，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杜芳在，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刘卫江，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郭飞平（又名郭正平），男，汉族。被申请人（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杜玉虎，男，汉族。再审申请人李世荣与被申请人田罕罕、张小平、郭治云、苏云荣、李江、杜芳在、刘卫江、郭飞平、杜玉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李世荣不服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8民终1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李世荣申请再审称：一、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8民终1702号民事判决，依法提审或者指令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确认申请人出资人民币122万元与被告合伙经营米泉市顺益煤矿，并判令被申请人田罕罕、张小平、郭治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6年4月25日李江以500万元的价格向齐斌购买了米泉市大洪沟多源煤矿（米泉市顺益煤矿的前身）。合同签订后，李江吸收李世荣等人为合伙人共同经营该煤矿，李世荣出资122万元，并在煤矿担任会计。由于生产力较低，该煤矿至今都没有正式生产，一直处于整改中，所以米泉市大洪沟多源煤矿的营业执照被注销后再未重新进行过工商登记。该煤矿名为“米泉市顺益煤矿”，实为个人合伙。2007年11月3日，苏荣、李江、杜芳在、刘卫江、郭正平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了同为合伙人的田福堂、田罕罕、杜秀华。田福堂、杜秀华已经死亡。李世荣、张小平、郭治荣的份额没有转让，继续存在。2015年12月21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关闭米泉市顺益煤矿，并给予经济补偿2900万元，但是田罕罕却借口李世荣已经将合伙份额转让给了他遂拒绝给李世荣支付相应的补偿费。2017年5月19日，李世荣将本案被申请人诉至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获知该煤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因转让合同纠纷案件正在审理中，未有裁判定论，不具备审理条件，李世荣遂撤诉。2018年4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9）新民二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煤矿转让合同无效。至此，李世荣具备了起诉条件，为此，李世荣又向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起诉。陕西省神木市人民法院（2019）陕0881民初816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李世荣的诉讼请求。李世荣向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8民终17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第一个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李世荣与被申请人苏荣、李江属于什么关系，苏荣、李江是否有权利处分李世荣的合伙份额。第二个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李世荣与被申请人田罕罕、张小平、郭治荣之间是否系合伙关系。（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1、第一个焦点问题涉及的事实，2006年4月25日，李江向齐斌购买了米泉市大洪沟煤矿后吸收的第一批合伙人为苏荣、田福堂、郭正平、杜芳在，即形成了所谓的“五大股东”。在所调的“五大股东” 确定后，另行吸收的第二批合伙人在投资明细中分别列在上述“五大股东”名下。申请人李世荣将 122 万元投资款直接交付给煤矿，并由煤矿的合伙人兼出纳田福堂以煤矿的名义出具了收据。2、神木市、榆林市两级人民法院以及申请人李世荣对第一个焦点问题的认定，神木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李世荣的股份挂靠在原股东苏荣、李江名下，所以苏荣、李江转让股份的效力及于李世荣。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李世荣对于煤矿的投资委托由李江与苏荣行使权利，李世荣只是与李江、苏荣之间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申请人李世荣认为神木市一审判决认定错误的理由是，本案属于个人合伙协议纠纷。个人合伙纠纷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所以不存在公司法的股东、股权等概念。一审判决将合伙人认定为股东，将合伙份额认定为股份，进而根据处理公司纠纷的方式处理本案是错误的。另外，法律并没有规定个人与个人之间还能存在挂靠关系，合伙人与合伙人之间还能存在挂靠关系，一审判决自行创造出挂靠关系并进而以此为由认定苏荣、李江对自己合伙份额的处分效力及于李世荣是错误的。申请人李世荣认为榆林市二审判决认定错误的理由是，委托代理关系也是一种合同关系。本案中，虽然在投资明细表中将李世荣的份额登记在苏荣、李江名下，但是并不能以此就能认定李世荣与苏荣、李江之问存在形成委托代理关系的合意。另外，苏荣在庭审中陈述自己与李世荣是合伙关系，榆林市二审判决也认为苏荣、李江与李世荣之间存在合伙投资关系。合伙合同与委托合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同，合伙关系与委托关系是两种藏然不同的法律关系。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同一事实在认定为合伙关系的同时又认定为委托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李世荣将投资款直接支付给了煤矿，并且由煤矿的会计田福堂代表煤矿出具了投资收据，所以及时为了管理的便利在投资明细表中将李世荣登记在苏荣、李江名下也否定了不了李世荣实际交付投资款的行为所形成的与所有被申请人之间的合伙关系。退一步讲，即使将李世荣与苏荣、李江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合伙关系，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处分合伙财产需要全部合伙人同意，苏荣、李江将与李世荣的合伙份额转让时并没有经过李世荣的同意，处分行为无效，李世荣的合伙份额依然存在。在此还有一个事实，苏荣实际投资的金额只有二、三十万，而李世荣在苏荣名下的投资金额却是116 万，无论如何苏荣也没有单独处分合伙份额的权利。而这个事实其他合伙人明知，因为他们都在投资明细表上签了字。（二）神木市、榆林市两级人民法院以及申请人李世荣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的认定。第二个焦点问题是申请人李世荣与被申请人田罕罕、张小平、郭治荣之间是否系合伙关系。神木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李世荣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田罕罕等人之间有合伙关系存在。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经审查， 2007年11月3日签订顺益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原股东已将全部股权转让与田福堂、杜秀华、田罕罕，该合同的出卖方包含李江、社芳在、刘卫江、郭治荣、郭正平五人，未包含上诉人李世荣，被上诉人张小平、郭治云并非该协议的受让人，该协议签订后煤矿由田罕罕等人经营，上诉人李世荣再未参与，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田罕罕、张小平、郭治荣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神木市一审判决与榆林市二审判决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的认定是建立在两份判决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的认定基础上的。神木市一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李世荣与苏荣、李江之间系挂靠关系，所以苏荣、李江对其股份的处分效力及于申请人李世荣。至于田罕罕等人受让了苏荣、李江等人的份额后，李世荣并不能证明其与田罕罕、张小平、郭治荣之间另行成立了合伙关系，所以李世荣与田罕罕等人不是合伙关系。榆林市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李世荣与苏荣、李江是委托关系，也是合伙关系，所以苏荣、李江对自己份额的处分效力及于申请人李世荣。李世荣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也没有与受让方田罕罕之间另外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所以申请人李世荣与田罕罕等人不是合伙关系。申请人李世荣认为神木市一审判决，榆林市二审判决对第二个焦点问题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陈如对一个焦点问题所分析到的，李世荣与所有被申请人之间均系合伙关系。神木市一审判决认定李世荣与苏荣、李江之间系挂靠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榆林市二审判决认定李世荣与苏荣、李江之间系委托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缺乏证据支持，仅仅根据投资明细表中将李世荣的投资登记在苏荣、李江名下就认定他们之间系委托关系，就认定李世荣委托苏荣、李江行使自己的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次、陈如上文所述，李世荣的投资款之际支付给煤矿并由煤矿的原始合伙人兼出纳田福堂代表煤矿出具了收据，则完全可以证明李世荣与所谓的煤矿的“五大股东”都是平等的合伙关系。第三、2007年11月3日签订的顺益煤矿股权转让协议里本来打印出了申请人李世荣的名字，充分说明出让方与受让方都认可李世荣的合伙人身份，但是李世荣并没有在协议里签字，充分说明李世荣不同意转让其合伙份额。第四、在2010年7月19日形成的煤矿股东签名确认的入股款明细中载明李世荣股金为122万元。这个入股款明细充分说明所有被申请人均认可李世荣的合伙人身份。第五、张小平、郭治荣同样是煤矿的合伙人，在2007年11月3日签署的顺益煤矿股权转让协议里同样没有签字，所以在田罕罕等人受让了李江、苏荣等人的合伙份额后张小品、郭治荣仍然还是合伙人。申请人李世荣将张小平、郭治荣与田罕罕列为被告并无不妥。2006年4月25日，李江向齐斌购买煤矿后吸收合伙人，李世荣通过投资122万元成为了合伙人。2007年11月3日李江、苏荣等人将自己的合伙份额转让给田罕罕等人时李世荣并没有在转让协议上签字，并没有将自己的合伙份额转让，则李世荣的投资还留存在该煤矿中，田罕罕等人受让了李江、苏荣等人的合伙份额后自然与李世荣形成了合伙关系。综上可见，于2006年4月25日李江以500万元的价格从齐斌处购买了煤矿。购买煤矿后，李世荣等人投入了大量资金对煤矿进行了改造。2007年11月3日李江、苏荣等人又以500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份额转让给了田罕罕，但是李世荣却没有收到一分钱转让款。2015年12月21日乌鲁木齐米东区人民政府关闭该煤矿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就达到2900万元。田罕罕拒不给李世荣支付分文。李江、苏荣与田罕罕等人通过转让份额的行为侵害了李世荣的权益，侵吞了李世荣的投资款。神木市一审判决、榆林市二审判决歪曲通过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错误的认定李江、苏荣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效力及于李世荣侵害了李世荣的权利。为此，申请人李世荣向贵院申请再审。田罕罕提交意见称：答辩人就经营新疆米泉市顺益煤矿（原为新疆米泉市大洪沟多源煤矿）与被答辩人根本不存在合伙的合意，更不具有合伙经营的事实，当然不存在合伙的法律关系。就本案原审人民法院对客观事实认定准确，审理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因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所规的情形，请求人民法院对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依法予以裁定驳回。第一 在事实上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及其他被申请人都没有合伙经营顺益煤矿的事实。1、2006年4月25日被申请人李江，苏云荣、郭飞平、杜芳在，田富堂五人以李江为代表向齐斌购买了多源煤款（也即顺益煤矿），于当月28日上述五人签订了《合股投资协议》，协议约定由上述五人合伙持有该煤矿100％的份额，且该煤矿向外转让时，如有三人以上同意即可转让（详见答辩人一审第一组证据）。该协议证明经营煤矿的合伙人中并没有被答辩人。让被答辩人担任会计是因为被答辩人系合伙人李江的舅舅，李江所占合伙份额比例较大（23.3％），李江因事务较多遂委托被答辩人作为合伙事务的会计以便由被答辩人代替自己监督合伙事务的财务状况及看管煤矿的日常生产与经营。因此被答辩人在合伙事务中的身份仅为合伙组织所雇证的工作人员，而并非是以煤矿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了经营管理煤矿。2、距上述五名合伙人受让煤矿不足六个月的时间，也即2006年11月10日，经上述五合伙人共同商议并一致同意，该五人作为协议出让方将煤矿再次出让给了杨银祥、杭武二人。而此时被答辩人正在担任合伙事务会计对此完全知情，再次证明被答辩人并不是煤矿合伙人更没有参与经营管理合伙事务。3、2007年1月杨银样、杭武以转让协议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为由将五合伙人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一审五合伙人胜诉。随即因合伙事务资金不足，五合伙人决定拟出让该煤矿，经被答辩人介绍撮合后，答辩人欲受让该煤矿。于是答辩人基于五合伙人就顺益煤矿签订的《合股投资协议》的约定，于2007年11月3日以四合伙人（田富堂系田罕罕的哥哥，此间已殁）为出让方以500万的对价受让了上述五合伙人总计100％的合伙份额，取得了该煤矿的生产经营权。因为根据《合股投资协议》的约定，上述五合伙人持有煤矿100％的合伙份额，且有三人同意该煤矿就可以出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约定，答辩人才受让了煤矿。4、需要说明和指出的是，被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2010年7月19日的入股明细，是在五合伙人将持有煤矿100％的合伙份额转让给被答持人之后，五合伙人在内部结算时所签订的，此时答持人王罕罕的身份并非是作为受让煤矿后的合伙人身份签字的，而是代表其哥哥田富堂（此时田富堂已经去世）与其他四个合伙人在结算煤矿转让之前的账务代表田富堂所签的字，此明细并不能证明煤矿转让给被答辩人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合伙关系。以上事实也是经本案一审，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确定的事实，而被答辩人却辩称出让的煤矿有其份额，因为其并没有在出让协议作为出让方签字进而得出被答辩人受让煤矿后有其合伙份额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假如煤矿自始就有被答辩人的合伙份额，在五人持有煤矿100％的合伙份额继而签订了《合股投资协议》时被答辩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该煤矿由五合伙人先出让给杨银祥等人，继而又出让给答辩人，直至本案的提起期间历经11年之久，而被答辩人作为煤矿会计（账目现在还由被答辩人持有但被答辩人拒绝出示）对煤矿的流转及状况完全知悉，而当自己权利被侵害时未及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却在11年之后提起显然有悖于常理。二、在法律关系上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及其他被申请人亦不存在合伙关系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民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查明，煤矿原有的四合伙人李江、苏云荣、杜芳在、郭飞平（田富堂除外）自始均不认可被答辩人为煤矿的合伙人（详见一二审审笔录），与答辩人更不存在合伙的客观事实，也不存在被答辩人中逢入伙的情形。被答辩人从始至终也未就自己的权利主张提出过任何法律所规定的证系能够证明其与包括答辩人在内的全部被申请人存在合伙关系。综上，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及其他被申请人就经营顺益煤矿从始至终不存在合伙的事实及合伙的法律关系，其主张依法不能成立，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对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予以驳回。苏云荣、杜芳在、郭飞平、李江提交意见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就新疆煤矿根本不存在合伙的合意、也没有签订合伙协议、被答辩人也并没有以合伙人身份参与过煤矿的经营与管理。上述答辩人及田富堂（已去世）在2006年4月25日以答辩人李江为代表与齐斌签订了米泉大洪沟多源煤矿（顺益煤款）的转让协议，受让了该煤矿，4月28日答辩人签订了合股投资协议，约定该煤矿只有答辩人及田富堂五人为煤矿的合伙人，投资总额为 1000万元，其中李江合伙份额为23.3％、苏云荣为23.3％、郭飞平为16.67％、郭飞平为16.67％、杜芳在为20％，并且约定只要有三名合伙人同意就可以对外转让该煤矿。合股投资协议签订后，因答辩人李江所占合伙份额比例较大，又加之有其他生意要忙，故委托其舅舅也就是被答辩人代表李江监督煤矿的财务，随时向答辩人汇报煤矿的经营情况，其目的是给被答辩人找个工作挣点钱、同时也是鉴于是自己的亲戚能够放心、踏实，所有其他答辩人就同意被答辩人担任煤矿的会计。期间答辩人提出想投资，加之当时资金短缺，但是鉴于煤矿的合伙人已经确定，且均不同意再有新的合伙人参与进来，所以被答辩人的投资只能挂靠在李江与苏云荣名下，但其他合伙人只认可各合伙人是否按照自己的合伙份额履行了其出资义务，至于资金的来源其他合伙人则无需考究。基于上述事实，所以在煤矿向杨银祥、田罕罕等人出让时，出让方只有答辩人及田富堂五名合伙人签订了出让协议，而此时被答辩人一直担任煤矿的会计对上述出让全部过程完全知悉，但是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直至本案起诉之前，除李江、苏云荣外，其他合伙人名下也挂靠了其他的人，但是对于挂靠投资的人，合伙人均不认可是煤矿的合伙人，五个合伙人的出资都是以五个人自己的名义向煤矿出纳田富堂缴纳的由田富堂出具收据。被答辩人之所有持有以自己名义缴纳的投资款收据而非以李江、苏云荣缴纳，其原因是被答辩人当时担任煤矿的会计，为了免去被答辩人将投资款转账给李江、苏云荣，再由李江、苏云荣转给煤矿纳这一繁琐程序，为了方便才由被答辩人直接缴纳给了出纳田富堂，但是是在李江、苏云荣的出资范围内缴纳的，如果被答辩人也是合伙人，也履行了出资义务，则与合股投资协议中的投资总额及五个合伙人持有的合伙份额无法匹配，所以被答辩人辩称其是煤矿合伙人显然是歪曲了客观事实，不能以该收据为由主张其合伙人身份。被答辩人所称的入股明细，是被答辩人将煤矿出让给田罕罕后，五个合伙人在核算各自出资额时为确定五合伙人实际出资时所作出的说明，之所以有被答辩人的签字是因为被答辩人系煤矿会计，也是此次账务核算过程的参与人才签了字，并不是基于合伙人身份签的字。因为此时田富堂已经去世，所以田罕罕是代表其哥哥田富堂参与了五个合伙人的账务核算并代表田富堂签的字。答辩人从始至终不同意也不认为被答辩人是煤矿合伙人，更没有和被答辩人有过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其是煤矿的合伙人，就连被答辩人自己也没有从事过认为自己是煤矿合伙人的任何行为直至本案起诉前。所以根据上述客观事实，答辩人恳请人民法院就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予以裁定驳回。张小平、郭治云、刘卫江、杜玉虎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就申请人李世荣与被申请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李世荣以田富堂经手收取出具收据等为凭据提起诉讼，主张与被申请人之间实际系合伙法律关系。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2010年7月19日入股明细载明李江名下其中有李世荣所入股金6万元、苏荣名下其中有李世荣所入股金116万元，该入股明细下方载明股东及参与人有申请人李世荣，说明申请人对于煤矿的投资委托由李江与苏荣行使权利，申请人只是与李江、苏荣之间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并且2007年11月3日形成的顺益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书，李江等原股东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田罕罕等人，本案中无论是从现有证据，还是煤矿实际经营情况，均无法体现申请人具有法律规定合伙关系的特征。申请人主张其为顺益煤矿的合伙人依据不足，二审法院以其主张为顺益煤矿的合伙人依据不足而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李世荣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世荣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小平审 判 员   李勇杰审 判 员   赵  敏 二○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乐璋书 记 员   蔡星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