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16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习云，男，1960年7月11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现住湖南省安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舒福兴，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5201810043039。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潇，贵州澜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德军，男，1979年12月2日生，汉族，农民，高中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宣军，男，1969年12月25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原审被告：唐雄，男，1983年2月5日生，汉族，居民，中专文化，住广西省平乐县，现住贵州省盘州市。上诉人余习云因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原审被告唐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5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余习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0）黔0526民初5439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唐雄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在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与上诉人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是上诉人以安乡县绿盛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名义与其签订的，协议上并没有唐雄的签字捺印。且该合作社与唐雄没有关系，并不是其与上诉人所共同合伙经营的。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协议与唐雄无关。其次，唐雄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在2020年4月2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里，上诉人并不知情，亦未在上签字捺印，该协议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为该协议取代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所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与事实不相符合。再者，关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在一审中所出具的《欠条》，系案外人陶富贵等人事先拟好，再拿去胁迫上诉人照抄的。被上诉人在与唐雄签订协议后，便找来陶富贵等人为唐雄耕地。后因唐雄不想继续履行协议，亦不愿支付该耕地款，被上诉人遂找到上诉人，谎称土地紧缺，另有他人亦想要该土地，若上诉人先垫付耕地款38400元，该土地便由上诉人种。上诉人为了不错过种植季节，遂先行垫付了24000元，余下14400元未支付，陶富贵等人便拟写了该《欠条》，让上诉人照抄。当时唐雄亦不在场，陶富贵等人要求上诉人在自己的名字和唐雄的名字上按手印，因陶富贵等人人员众多，且恐吓上诉人不签字按手印就不让他走，上诉人无奈之下只能照做，遂产生了该欠条。因一开始土地是为唐雄所耕，后唐雄不想使用该土地，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便将其转给上诉人使用，上诉人为了不错过种植季节，才会支付了该费用。所以才会出现：土地是为唐雄耕，耕地款却是上诉人余习云支付的情况，其二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关系。最后，威宁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5331号民事调解书协议由上诉人余习云支付余下的14400元耕地款，其上诉人是在作出妥协的情况下答应承担付款义务的。一审法院不应该将（2020）黔0526民初5331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作为本案的裁判根据，认定上诉人与唐雄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被上诉人在曹德军、曹宣军在未与上诉人解除协议的情况下，以同一事件与被上诉人唐雄签订协议，已经构成违约，应该支付相应违约金。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曹德军二审中答辩称：上诉人所说的事实里有没有依据，余习云与唐雄、张**喊陶富贵耕地，应该支付陶富贵的钱，并且已经经威宁县人民法院调解，并不是受到胁迫所写的欠条，是因为余习云他们是外地人就让我帮他找人耕地，余习云说他和陶富贵不熟，就通过我转钱给陶富贵，就转了24000元给我，我就当场转给陶富贵，剩余他们有支付的就写了欠条，我只负责帮他们协调地，然后每亩给我们200元的提成，他们三个人之间就是合作关系，因为他们没有钱付给草投公司，但是因为他们又将地犁过，草投公司不答应，所以他们又将一部分地转租给其他人。起诉的这份协议没履行，后4月26日签订第二份协议以后，24000元钱是预支给陶富贵加油犁地的钱，65000元钱是付给草投公司租地的租地款，是催了很多次他们才给的，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曹宣军二审中未作答辩。原审被告唐雄二审中未作答辩。上诉人余习云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二、判令二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耕地款24000元和租地款65000元，共89000元；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67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原告余习云与被告曹德军、曹宣军签订《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约定由原告提供生产成本，保底定价收购被告生产的红菜苔，二被告提供土地、劳力生产红菜苔。后余习云通过微信向被告曹德军微信转账24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次向曹德军转账65000元。后被告曹德军以威宁县桑梓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同被告唐雄于2020年4月26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曹德军一方负责帮助唐雄在威宁县草海镇郑家营村与草投公司签订1000亩地给唐雄种菜用。此后被告曹德军一方按照约定找到陶富贵等人为余习云耕地，余习云于2020年5月20日就下欠耕地款一事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兹有陶富贵等人在草海镇为唐雄耕地共计640亩，每亩作业费60元，共计38400元，已支付24000元，下欠14400元，定于2020年5月26日之前付清，若违约本人（唐雄）余习云愿支付月利率为24%的利息，否则承担法律责任。欠款人：唐雄（×××5931）余习云（4307211960××××××××）”。该欠条由余习云书写，欠条中唐雄签名捺印也由余习云代为签署捺印。后因余习云及唐雄未按约定支付欠款，陶富贵等人诉至本院，经本院组织调解达成（2020）黔0526民初5331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由原告余习云于2021年1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陶富贵等人劳务费14400元。后各方因案涉两份《协议书》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本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需予以解决的争议焦点是在原告余习云与被告唐雄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余习云主张解除与被告曹德军、曹宣军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并由二被告退还已收取款项并支付违约金理由是否成立。本案中，原告余习云及被告唐雄均不予认可二人系合伙关系，但根据原告向案外人陶富贵等人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为唐雄耕地”、“本人（唐雄）余习云愿支付……利息”等内容，且该欠条按双方所说唐雄本人并未签名捺印，而是由余习云签写，但在该欠条中，即便由余习云代为签署，但余习云对其为何知晓唐雄身份号码等个人信息，以及欠条内容“为唐雄耕地”而致的劳务费用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余习云承担支付义务等内容均不能做出合理说明。故本院认定在原告余习云与被告唐雄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双方既然是合伙关系，由唐雄出面同被告曹德军签订的第二份《协议书》就自然取代了余习云与被告签订的第一份《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双方均应按协商一致更改后的协议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原告余习云已支付的款项同样应视为对第二份协议的履行。故其请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因该份协议已由双方自愿协商进行更改并签订了第二份协议，该协议在实质上已由双方合意解除。故原告余习云主张由二被告退还已收取款项及承担违约金的主张理由同样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余习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7元由原告余习云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2020年4月，原告余习云与被告曹德军、曹宣军签订《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是否已经变更，上诉人请求解除该协议，退还支付的耕地款24000元和租地款65000元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经查，2020年4月初，上诉人余习云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签订《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协议中约定从合作种植期限暂定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元月1日止。协议签订后双方均未实际履行过该协议。后于2020年4月26日被上诉人曹德军以威宁县桑梓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同原审被告唐雄签订《协议书》，约定由曹德军一方负责帮助唐雄在威宁县草海镇郑家营村与草投公司签订1000亩地给唐雄种菜用。此后被告曹德军一方按照约定找到陶富贵等人为余习云耕地，余习云于2020年5月20日就下欠耕地款一事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兹有陶富贵等人在草海镇为唐雄耕地共计640亩，每亩作业费60元，共计38400元，已支付24000元，下欠14400元，定于2020年5月26日之前付清，若违约本人（唐雄）余习云愿支付月利率为24%的利息，否则承担法律责任。欠款人：唐雄（×××5931）余习云（4307211960××××××××）”。后因余习云及唐雄未按约定支付欠款，陶富贵等人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组织调解达成（2020）黔0526民初5331号民事调解书，约定由原告余习云于2021年1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陶富贵等人劳务费14400元。从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双方2020年4月初，上诉人余习云与被上诉人曹德军、曹宣军签订《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而在在合作期限开始前，由被上诉人曹德军以威宁县桑梓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同原审被告唐雄签订另行签订《协议书》，上诉人支付24000元和65000元是为履行第二份协议而支付。故可以认定双方所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已经作出实质变更。因该协议已经变更，上诉人请求解除此协议并要求被上诉人退还支付的耕地款24000元和租地款65000元及支付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双方所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协议双方均未履行，也无相应的约定由上诉人支付款项。故上诉人主张支付的耕地款24000元和租地款65000元是为了履行双方所签订的《合作社＋农户合作种植协议》、欠条是被胁迫签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也不符合常理，不应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返还耕地款24000元和租地款65000元应依据2020年4月26日签订的《协议书》来主张权利。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4元，由上诉人余习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审判员 吴 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