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5民初13521号原告：于姗姗，女，1991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中原发地产经济有限公司职员，住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北京德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89号2126室。法定代表人：倪海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恩，男，198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上海花迷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浦工业区奉浦大道111号6楼1364室。法定代表人：罗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予，女，1988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上海花迷化妆品有限公司职员，住上海市奉浦工业区。原告于姗姗（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才公司）、被告上海花迷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迷公司，与易才公司合称二被告）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易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恩，以及花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花迷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9864.98元（工资构成：花迷公司发放+代理商发放，2017年12月-2018年11月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计算方式为8974.65元*1.5个月-已发工资3597元）；2、请求判令花迷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23107.14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21.75天*28天*200%）、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903.06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21.75天*8天*300%）；3、请求判令易才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25日休息日加班费32184.95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21.75天*39天*200%）、法定节假日加班费9903.06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21.75天*8天*300%）；4、请求判令花迷公司支付原告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年终奖3849.93元（2017年9月入职，年终奖发了1283.31元，以上年度年终奖为依据计算，1283.31元/4个月*12个月）；5、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6923.95元（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8974.65元*1.5个月*2）。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9月1日入职花迷公司，担任销售培训主管岗位，当日该公司要求原告与上海吉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程公司）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2018年4月1日该公司要求原告与易才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公司约定原告到北京朝阳区慈云寺北里210号远洋国际二期E座2201室北京北通四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唐山市路南区胜利路在水一方底商S4-4室担任销售培训主管岗位，从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从未支付加班费，公司强制要求原告变更工作地点与工作岗位，原告不同意，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违法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月工资为8974.65元。原告于2019年03月29日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申请，该委于2019年09月20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653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对此裁决不服。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易才公司辩称，我司认可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6531号）裁决书中的认定事实与结果。1、关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我司不同意支付。原告于2018年4月1日入职我司，双方签有至2020年9月30日止的书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当日我司将其派遣至花迷公司，我司对原告不实际进行管理，其工资有花迷公司根据员工各月的情况等进行核算后将款项付至我司，我司再转至原告账户，在职期间，我司已按照花迷公司转过来的款项及时足额支付至原告账户，不存在拖欠。另，朝阳仲裁委员会也己查明了2019年1月15日原告并未参与工作，因此我司无需支付15日当天工资，而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4日工资数额我司不低于按照法律规定计算应支付数额。（计算依据：12月份工资4000元-424.6元社保，1月份工资4000元÷21.75天*12天-424.6元社保）。2、关于加班费，我司不同意支付。我司认可朝阳仲裁对于原告的加班的事实与认定。在我司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书》第7条已经约定了加班制度。原告己知悉了，加班时需要审批的。另，依据最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问题的解释（一）》第42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3、关于年终奖，不同意支付，我司认可朝阳仲裁经查的事实与认定。我司从未与其约定过年终奖。4、关于解除我司不同意支付，我司认可朝阳仲裁经查的事实和作出的认定。原告在仲裁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认可了销售培训主管工作的取消，也认可我司向其户口所在地邮寄了“调岗通知”且我司在仲裁庭审中也提交了EMS快递单，显示了2019年1月9日分别向原告劳动合同中的现住址和户口第邮寄了“调岗通知”两个快递分别在2019年1月10日和2019年1月12日签收成功，因此原告可以按照调岗通知进行回函意见或前往报道，己属于旷工行为和不服从管理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书》中第13条和18条的规定。因此我司于2019年1月17日向其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亦属于合法解除。综上所述，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花迷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第1项诉讼请求，花迷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将原告退回派遣公司，花迷公司已经按照工作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关于第2、3项诉讼请求，花迷公司在销售岗位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员工加班应提出书面申请，故对原告的加班主张不予认可；关于第4项诉讼请求，双方对于年终奖没有约定，年终奖系根据公司效益以及员工工作绩效决定，公司有自主权；关于第5项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从调岗决定并且旷工，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况。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9年，原告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原告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9864.98元；2、花迷公司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息日加班费19806.12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12378.83元；3、二被告支付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25日休息日加班费25582.91元、法定节假日加班费27233.42元；4、花迷公司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年终奖3849.93元；5、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6923.95元。2019年9月9日，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6531号《裁决书》，裁定：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其中“经查”部分载明：“于姗姗2017年9月1日与上海吉程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同日被派遣至上海花迷公司工作，2018年4月1日其与上海易才公司重新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继续在上海花迷公司工作，岗位是销售培训主管2019年1月17日，上海花迷公司及上海易才公司主张因于姗姗累计旷工两天（含两天）以上，违反劳动合同第七章第十八条第二款的约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上海易才公司主张接到上海花迷公司关于全国范围内包括北京的销售培训主管岗位取消的通知后，于2019年1月9日向于姗姗的北京住址和户口地发送了调岗通知，要求其2019年1月14日回上海花迷公司总部工作，其没有去，之后连续旷工3天，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提交两份EMS快递单及劳动合同证明邮寄调岗通知情况及解除依据，其中EMS快递单显示2019年1月9日公司分别向劳动合同中填写的现住址和户口地邮寄了调岗通知，经查询，两份快递分别在2019年1月10日和1月12日被签收，劳动合同显示劳动关系维系期间累计旷工2天（含）2天以上，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上海易才公司将其派遣至上海花迷公司工作，上述两家公司有权根据需要对其岗位和职责进行合理调整，未约定具体办公地点。于姗姗认可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及合同中的约定，亦认可上海易才公司向其户口地邮寄了调岗通知，上海花迷公司所有的销售培训主管工作取消，但不认可上海易才公司向其合同中填写的北京住址邮寄过通知，称其向上海花迷公司变更过住址，其2019年1月14日才收到家人转寄的邮件，其不同意调岗，2018年12月24日公司领导通知其岗位要取消，但告知其可以延期继续原来的工作，提交与‘花迷于赢’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公司告知可以继续在原岗位工作，其称聊天人为上海花迷公司华北区域经理于赢，提交与‘花迷一湘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其向上海花迷公司变更过现住址。上海花迷公司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称聊天人的身份无法确认是公司员工，也反映不出其提出过住址变更，且上海易才公司向其户籍地和其留存的联系地址发送文件合理合法。于姗姗未就其向上海易才公司提出变更联系地址举证，其提交的员工调岗通知书显示‘…因公司经营需要，现将你调回上海总部工作，调岗后岗位及薪资待遇不便，调岗从2019年1月14日执行…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并加盖有与上海易才公司名称一致的印章痕迹，日期为2019年1月9日。关于工作地点、工资标准及出勤情况，于姗姗主张其工作地点为北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210号楼远洋国际中心二期E座2201，其称该地址是上海花迷公司派其在北京代理商处的工作地点，公司在北京只有一个代理商，其月工资为底薪4000元+绩效奖金(0-2000元，不固定发放，根据每月不同的任务目标发放，完成80%以上发放，80%以下不发放)+餐补50元/天（固定发放）+市内交通费50元/天+出差补助100元/天及交通费用（实报实销）、出货提成(按照1%的比例提成)，后三项费用均由代理商发放，其正常工作至2019年1月15日，2018年11月30日前工资已结清，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工资仅发放了部分，金额共计为3597元，2017年10月开始公司在北京不发放餐补，2018年3月取消了所有餐补，提交工作名片证明其工作地点，提交差旅费报销附表证明餐补固定发放，其中名片和附表中未显示上海花迷公司相关确认信息。上海花迷公司对其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亦不认可名片和差旅费报销附表的真实性，称公司在北京市朝阳区确实有代理商，其提供的名片地址只是代理商的地址，不是公司的办公地址，其为北京各个代理商提供服务，工作地点不固定，双方没有约定具体工作地点，差旅费报销附表只是其单方制作，双方也没有餐补固定发放的约定，公司每月支付其底薪4000元+绩效奖金(0-2000元，不固定发放，根据每月不同的任务目标和工作表现综合评定发放)+餐补、市内交通费（均实报实销），另外三项费用由代理商发放，其正常工作至2019年1月14日，每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个人分别承担320元和104.6元，扣除两项费用后公司支付了其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工资3575.4元、1836.27元，工资已足额结清至2019年1月17日。上海易才公司主张公司仅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其转发4000元，其余部分以上海花迷公司主张为准，且实报实销费用也不属于其工资构成，公司不对其实际管理，不清楚其工作地点和出勤情况。上海花迷公司及上海易才公司对于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均无异议。于姗姗认可上海花迷公司主张的实发工资情况、缴纳社保数额以及绩效奖金根据每月不同的任务目标和工作表现综合评定发放，其称2018年12月其完成月度任务有绩效奖金，2019年1月没有绩效奖金，其未就此举证，亦未就其2019年1月14日后实际出勤及其具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进行举证。关于加班情况，于姗姗主张其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休息日加班24天，法定节假日加班10天，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休息日加班30天，法定节假日加班19天，称在其提交的差旅费报销附表中有体现，该附表中未显示上海花迷公司相关确认信息。上海花迷公司及上海易才公司均不认可差旅费报销附表的真实性，亦不认可其所述的加班情况，称所有加班均需要提交申请，其从未提交过申请，公司也从未安排过加班，且其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上海花迷公司提交准予企业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制度决定书予以证明。于姗姗认可该决定书的真实性，亦认可其岗位实行不定时工时制，但其称即使不定时工时制，按照劳动法规定，也应安排合理时间调休关于年终奖，于姗姗主张公司口头与其约定有十三薪，十三薪就是年终奖，公司2018年4月发放了2017年年终奖1283.31元，其按照2017年的标准请求的2018年年终奖，没有证据证明年终奖约定。上海花迷公司及上海易才公司对其主张不予认可，称未与其约定过年终奖，其也没有年终奖。”原、被告各方对于上述事实均表示认可。原告与易才公司签订《派遣员工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现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嘉园二里12号楼四单元501；合同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试用期6个月，易才公司派遣原告至花迷公司工作，原告在花迷公司的派遣期限为2018年4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原告的工资4000元，经二被告协商，原告工资也可以由有关单位直接支付给原告，花迷公司可以根据原告的工作岗位、工作表现和经营状况对原告工资进行调整。原告的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由花迷公司决定。原告了解并同意花迷公司或易才公司有权根据需要对原告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进行合理调整，易才公司有权将原告派遣到其他用工单位工作，并约定相应的派遣期限或试用期，变更后的派遣期限或试用期另行通知。经易才公司与花迷公司协商，易才公司可以将原告撤回，原告应当服从。易才公司撤回花迷公司，或花迷公司将原告退回易才公司，易才公司除可按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约定与原告解除、终止合同外，亦可在合同期内重新将原告派出或安排原告在易才公司待岗。原告在花迷公司的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原告在与易才公司维系劳动关系期间累计旷工2天（含2天）以上，或因旷工受到书面警告又犯同样错误的，易才公司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就原告工资水平，原告提交交通银行交易明细打印件数张，其中显示有“北京北通四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沈伟伟”“吴和强”曾向原告打款，时间、金额、频次均不等。原告称，所示款项为代理商发放“工资”；二被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易才公司称这些不是我公司给原告发的工资，我公司是通过招商银行给原告发工资的，花迷公司称沈伟伟、吴和强都不认识，北京北通四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经销商，但是不知道为何给原告打钱，上海吉程公司是易才公司之前的派遣公司，与本案劳动争议无关。我司用工期间没有给原告发放过劳动报酬，都是通知易才发放的。就此，花迷公司提交原告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工资表，其中显示原告各月基本工资均为4000元，各月有绩效奖金不等，平均各月应发金额为5164.44元。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称一部分工资由花迷公司发到易才公司，再由易才公司向原告发放；另一部分工资由代理商按照工作量向原告发放。就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情况，原告提交差旅报销行程表若干，其中显示原告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仍有“工作简述”内容的情况。原告称该证据系从花迷公司OA系统打印出来的，现在进不去了。易才公司称，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花迷公司称，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单位的签字，即使是真实的，也与考勤无关。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工作地点是”全国”“北京”等宽泛地点，属于对工作地点约定不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已经在实际履行地点工作的，视为双方确定具体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不得以工作地点约定为”全国”“北京”为由，随意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工作地点的，人民法院仍应对工作地点的变更进行合理性审查。具体审查时，除考虑对劳动者的生活影响外，还应考虑用人单位是否采取了合理的弥补措施等。本案中，原告与易才公司虽在劳动合同中为约定工作地点，但从原告签订合同时提供的即为北京市地址以及劳动合同签订后双方实际履行地也位于北京市来看，应认定双方均明确知晓劳动合同履行地点为北京市。而二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通知原告工作地点变更至上海市，涉及劳动者生活环境、条件的变革，属于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现二被告未举证证明系为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变化或劳动者的自身状况，也未举证证明对于调整带来的劳动者工作成本增加给予相应的补偿，故本院难以认定二被告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具有合理性。在此情况下，原告未按花迷公司通知的时间到新的工作岗位工作，不应认定为旷工行为，易才公司据此提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应认定为违法解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现花迷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已按劳动合同的约定向原告计发了各月工资，至于原告主张的其工资中还有一部分“应由代理商直接支付”，现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难以采信。故原告主张花迷公司支付其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1月15日工资欠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从劳动合同内容看，原告也认可其适用不定时工时制，原告提交的证据虽显示其存在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情况，但该证据未显示原告每天每项工作时长，在此情况下，原告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又主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年终奖，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花迷公司存在相应约定，故本院对于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上述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上述规定的计算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标准应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予以确定，该条规定中的“应得工资”应包含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所得税。在计算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时，工资应当包括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故本案中，易才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64.44元*1个月*2=10328.88元。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送达等程序性事项超过审限而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简单案件，可以由法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于姗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一万零三百二十八元八角八分。二、驳回原告于姗姗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负担（原告于姗姗已交纳，被告上海智联易才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于姗姗）。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阳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张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