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6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汝铮，男，195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希臣，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厚霖，山东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永波，男，1976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旭迪，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娥，女，1983年6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旭迪，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汝铮与上诉人马永波、曹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5民初2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汝铮上诉请求：一、依法改判马永波另行对7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二、依法改判马永波自2018年3月20日起，以本金31287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三、依法改判曹娥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马永波、曹娥承担。事实与理由：1、马永波2014年10月24日向刘汝铮转账70万元早已在形成的还款协议中扣除，一审法院不应当将该笔款项从刘汝铮诉请中扣除。2018年10月2日，双方对账已经确认，马永波尚欠刘汝铮款项438万元；2、利息起始时间应当以还款协议约定的时间为准。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息应当从2018年3月20日起算。一方面借款产生在还款协议之前，另一方面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因而应当以约定为准；3、曹娥应当对全部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马永波和曹娥所借款项均发生在双方离婚之前，且用于家庭生活和经营需要，因而曹娥应当就全部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马永波答辩称，1、刘汝铮对马永波不享有债权。根据一审时马永波提交的12笔银行流水明细可以证明，马永波通过银行转账打款给刘汝铮共计465.8万元，通过孙国俊支付给刘汝铮80万元，且经法庭查实有马永波为刘汝铮垫付的116.1226万元商铺款和马永波于2014年10月24日存给刘汝铮的70万元，共计731.9226万元，已经远超刘汝铮主张的数额，刘汝铮对马永波不享有债权。另外，经马永波回忆，2017年2月21日，马永波曾委托朋友杨晓群向刘汝铮的账号4816××××5146打款23.22万元，故，刘汝铮要求马永波给付欠款本就是无稽之谈；2、在双方对账中从未涉及到建行的70万元，刘汝铮提到所谓马永波所出具的欠条，本就是刘汝铮单方对账的结果，并没有建立在双方全部往来款项的基础上，也从未考虑过马永波向刘汝铮转账的情况，该笔建行70万元的存现更是在两次对账中均未涉及；3、《还款协议书》的内容不应予以认定。刘汝铮提交所谓的《还款协议书》本就基于有缺陷的借条、欠条而形成，其效力本就存疑。《还款协议书》的内容也并非马永波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予以认定；4、刘汝铮主张的利息依法不应支持。因刘汝铮对马永波不享有债权，故自然也不存在利息一说。假使计算利息，也应根据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计算；5、案涉债权债务系马永波个人债务，与曹娥无关。自2008年开始，马永波一人在招远工作、生活，曹娥和其孩子在烟台工作、生活，常年分居，感情淡漠，经济相互独立，马永波也从不补贴家用，双方婚姻名存实亡。2018年8月20日双方正式离婚。就本案，曹娥未在案涉书面欠款证据材料上有过签字，也从未追认过案涉债务，马永波也从未把案涉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试想，案涉数百万的巨额资金，是如何运用到夫妻日常生活当中的？刘汝铮根本无法给出相应的证据材料，故案涉债务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曹娥不应对案涉债务承担责任。上诉人马永波、曹娥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汝铮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汝铮承担。事实与理由：1、根据上诉人马永波一审时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共打款给刘汝铮465.8万元，再加上庭审时刘汝铮承认马永波为其垫付的商铺款116.1226万元和原审法庭查实的马永波于2014年10月24日支付给刘汝铮70万元，马永波共支付给刘汝铮651.9226万元，已经远超刘汝铮主张的欠款数额，刘汝铮对马永波不享有债权；2、刘汝铮提交的《还款协议书》以及相应的借条、欠条，仅仅是依据刘汝铮给马永波打款的记录形成的，是单方对账结果，上述证据未基于双方全部往来款项形成，缺乏客观性、全面性、真实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3、刘汝铮与马永波于2019年9月18日在中间人的主持下再一次对账，形成的仍是单方对账结果，刘汝铮称“这次对账已将双方互相欠款往来予以抵消后形成”，可见刘汝铮也欠马永波的钱。试问，若此次对账结果是抵消双方欠款形成的，那为何未体现任何刘汝铮拖欠马永波的账目记录?已经抵消的刘汝铮欠马永波的款项又有哪些?是否包含马永波主张的已支付给刘汝铮的款项?而且法庭在向中间人调查时，中间人仅口头陈述“结果就是双方对账后形成的”，但明确拒绝向法庭作出书面说明。可见双方两次对账结果并非是双方共同对账的最终结果，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4、原审法院在审查涉案借条、欠条等关键证据时仅依据双方的一笔51000元的小额往来账目就认定“从另一方面证实双方两次对账金额相差不多是因为计算方式不同，而不是单方对账的结果”的事实，并将上述借条、欠条等证据认定为有效证据，明显认定事实不清；5、关于利息的认定问题。刘汝铮提交的《还款协议书》以及2018年8月23日的《承诺书》中对利息的约定不明确，意思表达不清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刘汝铮主张支付利息依法不成立；6、一审时刘汝铮提交了2019年9月18日对账过程的录音，根据法律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未组织质证，故该录音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该录音内容可明确反映马永波在对账时要求对双方的总账，在刘汝铮拒绝后便要求中间人要回单方对账结果并销毁的事实，该录音恰恰可以证实两次形成的对账结果仅是单方对账结果；7、参与2019年9月18日对账的中间人向法庭的陈述属于证人证言，其拒绝向法庭作出书面说明，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该中间人拒绝作出书面说明也未出庭作证，故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8、在马永波已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支付给刘汝铮的数额已超过刘汝铮主张的欠款数额后，此时刘汝铮应继续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审法院未要求刘汝铮进一步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也未进一步调查案件事实，属适用法律错误；9、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涉案债权债务关系均是马永波的个人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的规定，曹娥未签字确认也未事后追认，而且所涉钱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与曹娥无关，属于马永波的个人债务。曹娥对涉案债务毫不知情，不应承担偿还责任。曹娥一审提交证据证明，其已与马永波离婚且其自2006年1月起至今一直在山东建源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没有经营和管理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的可能性；两人由于长期分居、感情冷淡，经济各自独立，互不干涉，曹娥与孩子单独生活在烟台市区，马永波根本没有管过孩子和家庭，案涉借款曹娥均不知情且没有用于家庭或夫妻共同生活：马永波是在离婚后才与刘汝铮签署《还款协议书》，曹娥也未签字确认；而且从刘汝铮与曹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可以看出借款事由是工程施工、经营酒业等，根本不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近500多万元的巨额借款也远超正常的家庭日常生活开销，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刘汝铮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多张欠条、还款协议等多份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正确。对于其主张的多笔还款，均系其与刘汝铮形成欠条还款协议之前，与本案没有关系。因而，应当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对于利息还款协议有明确约定，应当以还款协议为准，对于曹娥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从欠条及还款协议上看，均明确载明系夫妻存续期间共同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形成的欠债，因而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刘汝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马永波、曹娥共同向刘汝铮偿还借款本金438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438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刘汝铮支付）；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马永波、曹娥承担。上诉人刘汝铮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马永波为上诉人刘汝铮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刘汝铮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打洋河账户，￥1400000，马永波，2018.1.13”，后上诉人刘汝铮自行在该借条上标记“3个月还款到期奖励30万。马永波已给了60万元”。马永波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洋河给经销商每年有交易完成的任务量，完成了可以奖励价值30万元的酒，当时马永波以为打上140万元当年的任务量就完成了，实际上还不够，款打过去后也不到可以奖励30万元酒的任务标准，最后临近年关厂家放假也不能打款了，当年的这30万元奖励实际并没有得到，马永波已于2018年以后偿还给了上诉人刘汝铮60万元。2、2018年8月23日上诉人马永波为上诉人刘汝铮出具2张借条、1张欠条，内容分别为①“借条，今借到刘汝铮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2300000，马永波，2018.8.23”，上诉人刘汝铮自行在该借条上标注“此款是马永波从刘汝铮处借给其工程施工队的款项，工程施工队于即日已还清一笔八十万元一笔一百二十万元（80万、120万共计200万元）施工队给付利息30万元，共计230万元（贰佰叁拾万元）被马永波挪用，所以今打此借条，作为证据”；上诉人刘汝铮称该借条有对应的转账记录，系补写。②“欠条，今欠刘汝铮洋河奖励款叁拾万元整，￥300000，马永波，2018.8.23”，上诉人刘汝铮称该欠条与证据1当中上诉人刘汝铮自行的标注的30万元奖励相对应。③“借条，今借到刘汝铮现金、有价物品共计玖拾捌万元，￥980000，马永波，2018.8.23”。上诉人刘汝铮称该借条系上诉人马永波借上诉人刘汝铮现金和拿走有价物品共计98万元。马永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双方互有金钱来往，该三份借条、欠条形成于同一天，系上诉人刘汝铮与马永波对账后马永波出具，但对账只对了上诉人刘汝铮给马永波的款项和物品，马永波打完条后没有对账其给上诉人刘汝铮的。如果双方全部对账，马永波已经不欠上诉人刘汝铮钱。3、2018年10月2日，上诉人刘汝铮（甲方）与马永波（乙方）签署一份“还款协议书”，内容为“乙方因工程施工、经营酒业、购买物品等原因先后多次向甲方借款，经双方统计，乙方共向甲方借到人民币468万元（大写肆佰陆拾捌万元整），另有一笔欠款30万元（大写叁拾万元），合计498万元（大写肆佰玖拾捌万元整）。应甲方要求，乙方于2018年1月13日及2018年8月23日为甲方补写借条三张（合计468万元）、欠条一张（30万元），合计偿还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整），乙方尚欠甲方人民币438万元（大写肆佰叁拾捌万整）。甲乙双方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均无异议。基于以上事实，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偿还借款事宜，签订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在此再次确认，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尚欠甲方借款438万元（大写肆佰叁拾捌万元整）未偿还。二、乙方向甲方承诺：于2018年10月20日前向甲方付清上述借款。三、如果乙方不能在上述日期还清借款，自愿自2018年3月20日起，按月息2.5分的利率向甲方支付借款利息。四、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任何一方有权向招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名按印后生效。甲方：刘汝铮（手签），乙方：马永波（手签，按印），日期2018.10.2”。上诉人刘汝铮称这份还款协议是刘汝铮、马永波双方在2018年10月2日对账所形成，其主要依据之前马永波为上诉人刘汝铮所打的3张借条和1张欠条，这4张条合计即协议书中确定的498万元。马永波对于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当时上诉人刘汝铮的身份特殊，是招远市人大常委并兼职河西集团的书记，之前几百万的转账都没有书写过一张欠条。还款协议文本是上诉人刘汝铮打好了，除了两个签名和最下部的日期是马永波签的之外，连身份证号都是上诉人刘汝铮写上去的。4、上诉人刘汝铮名下中国光大银行个人回单7张，其中收款人为“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3张，证明上诉人刘汝铮于2018年1月13日11:41:59至11:45:47，上诉人刘汝铮向马永波指定的苏酒集团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账号内分三次转账50万、40万、50万，对应证据1；收款人为“马永波”的4张，分别为2016年10月19日71万元、2017年9月1日63万元、2017年11月21日89万元、2017年12月6日102万元，上诉人刘汝铮称该4笔转账系上诉人刘汝铮于2016年、2017年上诉人马永波因工程施工所借款项，部分已经偿还，2018年8月23日进行结算后本金尚欠200万元、利息30万元，本息合计230万元，对应证据2中的借条①。马永波称以上所有转账记录都是上诉人刘汝铮在偿还马永波之前转给上诉人刘汝铮的钱，不存在“借”。认可确因施工从上诉人刘汝铮那里“拿”款两笔用于自己的施工队开销，一笔90万元，一笔120元，上诉人刘汝铮通过银行转账时直接按照月息5%扣除了利息，分别转账81万元（事实上，上诉人刘汝铮并无81万元转账）、102万元，不知道为什么打条的时候上诉人刘汝铮让马永波写本金200万元、利息30万元；上诉人刘汝铮称上述4笔均为马永波因工程向上诉人刘汝铮的借款，其中71万元、63万元已经还清；剩余的89万元、102万元是马永波以别的施工队名义向上诉人刘汝铮的借款，上诉人刘汝铮认可转账时直接按照承诺的借期扣除了利息，按照本金200万元计算。期满后马永波称工程队已经将本金和利息还给了马永波但被其挪用了，结算时马永波就给上诉人刘汝铮出具了证据借条①，上诉人刘汝铮自行做了备注。上诉人马永波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上诉人马永波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原件一宗，显示自2015年2月9日开始至2018年5月28日止，上诉人马永波向上诉人刘汝铮共转账12笔，转账金额共计465.8万元，证明上诉人刘汝铮已经对马永波不享有债权。上诉人刘汝铮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除第12笔2018年5月25日60万元的打款形成于马永波为上诉人刘汝铮打条之后，其他11笔打款记录均形成于马永波为上诉人刘汝铮打条及还款协议之前，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能证明马永波主张，其中2017年1月22日的28万实际是上诉人刘汝铮为马永波完成订货会销售额而直接从信用卡支付28万元充当马永波货款，后马永波将该28万元又打回来，但没有打到信用卡上；马永波称不是还的订货会信用卡打款，具体打的什么钱自己也记不清了；2017年6月17日的两笔共计51000元，马永波称是其购买上诉人刘汝铮的空气净化器作为促销酒奖励支付给上诉人刘汝铮的货款，上诉人刘汝铮称自己并没有将空气净化器另行计算。2、房款证明及编号为0086092的收据原件各一份，证明上诉人刘汝铮与上诉人刘汝铮妻子杨希娥购买的金海名园C1-1-5商铺的房款1161226元，实际是由马永波用自己的工程款垫付而支付给烟台金海置业有限公司的，上诉人刘汝铮应当向马永波偿还该购房款1161226元。上诉人刘汝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且认可该以房抵款事实存在，且双方一直未就该笔款项进行过结算，同意从诉称金额中予以抵扣。上诉人曹娥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1、离婚证原件一份。证明马永波、曹娥于2018年8月20日办理离婚登记。马永波于2018年8月23日给上诉人刘汝铮打借条、欠条时，已经与上诉人曹娥离婚，而且无论上诉人马永波在婚前或婚后所打的借条、欠条、还款协议上，均无上诉人曹娥的签字，对马永波与上诉人刘汝铮之间的债权债务均不知情，相关款项也没有用于家庭或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上诉人刘汝铮对于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借条、欠条、还款协议均系后补，债务形成于马永波、曹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协议上也载明是用于工程施工、经营就业，实质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共同的生产经营和共同生活，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营业执照一份、山东建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出具的工作证明一份、曹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查询截图四张。证明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注册日期为2016年10月27日，曹娥于2006年1月起正式与山东建源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任会计岗位并工作至今，工作地点在烟台市芝罘区，公司一直为曹娥连续缴纳社保14年5个月。曹娥只是马永波办理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工商登记注册时名义上的负责人，未参与实际经营和管理。故上诉人马永波因支付洋河商家酒款而借上诉人刘汝铮的140万元与曹娥无关，属于马永波个人债务。上诉人刘汝铮对于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了对于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所涉借款系双方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山东建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以及社保交纳截图，即使曹娥系公司员工也不影响其开展业余的、兼职的经营活动。4、离婚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法院查封的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和位于烟台市芝罘区房产均属于曹娥个人所有。上诉人刘汝铮对于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离婚协议虽对双方的个人财产作出约定，但不足以对抗上诉人刘汝铮主张共同债务的事实，其系恶意逃避债务。本案上诉人刘汝铮起诉后，上诉人刘汝铮与上诉人马永波于2019年9月8日在中间人主持下又对了一次账，双方逐笔核对后，每一笔共同签字确认，共6笔（均为马永波欠上诉人刘汝铮的），分别为洋河酒奖励30万元、借款利息34万元，现金62万元，黄金、手表、烟等物资折款168.2万元，信用卡借款28万元，借款利息30万元，共352.2万元（未计入因洋河酒业转账形成债务，计入后为432.2万元）。后上诉人刘汝铮将双方签字的信笺纸收起来后，马永波认为上诉人刘汝铮会以这些对账记录重复主张权利，要求中间人要回来予以销毁。上诉人刘汝铮称该次对账系已经将双方相互的欠款往来予以抵消后形成的，结果与起诉时提交的书证总额差不多，只是计算方式不同，并将对账时的全程录音和销毁前的书证照片提交法庭；而马永波称该次对账仍然是单方的，只对了上诉人刘汝铮交给马永波的，没有对马永波交给上诉人刘汝铮的。一审法院调查中间人对账过程，中间人陈述结果就是双方对账后形成的，但已经毁坏，拒绝向法庭作出书面说明。上诉人刘汝铮在提交双方2019年9月18日对账相关证据的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书证原件，一份是上诉人马永波2018年8月23日书写的承诺书，内容为“郑重承诺所借刘汝铮所有款项包括洋河借款到2018年10月20号以前全部换（应为“还”）清，若不及时还款，按月息2.5计算。特此承诺。马永波，2018.8.23”，其中原有的“从10月20号开始计息”涂掉。上诉人刘汝铮以此证明打印的“还款协议书”并不是上诉人刘汝铮打好了让马永波签名，而是之前马永波自己承诺过还款；马永波称承诺书是跟三张条同一天打的，是上诉人刘汝铮要求马永波打的，上诉人刘汝铮说什么马永波就写什么，写错了上诉人刘汝铮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根本心不在焉，这张承诺书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另一份是2017年5月5日上诉人刘汝铮、马永波的对账明细（撕毁后复原件），内容为上诉人刘汝铮书写“2017年5月5日，办公室，刘汝铮，马永波。1、今支取现金35万元，叁拾伍万元整；2、去年支取现金33万元整，叁拾叁万元整；3、送**黄金1.4公斤，42万元。在本人存现金220万元，220万元-35万元-33万元-42万元=110万（存于刘汝铮处）共计壹佰壹拾万元”，上诉人马永波在上面签字。上诉人刘汝铮以此证明之前虽与马永波没有借条、欠条，但对账多次，至2017年5月5日马永波还在上诉人刘汝铮处存有110万元；马永波对自己签字无异议，但称当时自己打给上诉人刘汝铮的钱已经远远不止220万，而且这些钱也不是存在上诉人刘汝铮处的，是上诉人刘汝铮平时用钱马永波打的；并称这张条自己签了字之后再没看见过，不知道是谁撕的。诉讼中上诉人马永波称曾向上诉人刘汝铮建设银行卡内现金存入60万或70万，在建设银行营业大厅柜台存的，自己无法调取证据。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上诉人刘汝铮名下建设银行所有账户2014年10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上诉人马永波曾于2014年10月24日13:55在建设银行招远支行营业室向上诉人刘汝铮尾号为6578的卡内转账存入70万元。另，上诉人马永波称曾经通过案外人“孙国俊”账户向上诉人刘汝铮转账80万元。上诉人刘汝铮称与上诉人马永波有关的他人转账确有一笔80万元，但系上诉人刘汝铮委托马永波将自己名下的一辆切诺基车出卖后打入的车款；马永波称车款78.1万元系买车人分三次打入上诉人刘汝铮账户的，与上诉人刘汝铮、马永波均无关系，而马永波主张的80万元系上诉人刘汝铮借给他人100万元让马永波先行垫付且该款马永波已经还给了孙国俊，但是对上述主张未提交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刘汝铮与上诉人马永波之间互有款项往来，除了双方各自的转账记录之外，还有口头约定的借款利息、销售奖励、现金、物品等，上诉人刘汝铮称马永波出具的书面借条、欠条是双方对账之后形成的，马永波称只是单方面对账，自己一方的建行柜台存款、通过他人账户转账的80万元现金和抵款的商铺，上诉人刘汝铮均未进行对账，经一审法院查询建行营业室，70万元转账存入属实，在两次对账中均未涉及，应予扣除；马永波通过他人转账的80万元现金，上诉人刘汝铮认可为卖车款，马永波称系卖车款之外的其他转账但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对于马永波就该笔款项的陈述不予认定；商铺款上诉人刘汝铮认可两次对账均未涉及并同意抵扣，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上诉人马永波支付的商铺款1161226元应予扣除。马永波向上诉人刘汝铮的转账记录中的28万元，上诉人刘汝铮称系马永波偿还的上诉人刘汝铮信用卡付款，马永波不予认可，但在双方第二次对账中有“信用卡借款28万元”的共同确认；51000元马永波认可系购买上诉人刘汝铮空气净化器的货款，但上诉人刘汝铮并未对该笔货物有所体现，可从另一方面证实双方两次对账金额相差不多是因为计算方式不同，而不是单方对账的结果，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汝铮提交的借条、欠条、还款保证书均是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但两次对账均未涉及的商铺款、建行营业室转账存入款应予扣除。上诉人马永波出具给上诉人刘汝铮的欠条、借条中涉及的数额，140万元垫付酒款已经偿还60万元尚欠80万元；30万元的洋河酒奖励是基于140万元酒款产生的预期收益，不是双方直接的债权债务，马永波称没有兑现，但两次对账均予认可为应付给上诉人刘汝铮的款项，故对该笔债务予以支持；上诉人刘汝铮认可借给施工队的本金200万元在交付时直接扣除了利息，该行为与法规相悖，应按照实际交付金额确定，为本金191万元；双方对利息无书面约定，马永波在借条中认可利息30万元，未超过以191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的计算金额，依法予以认定，借款本息应为221万元；马永波从上诉人刘汝铮处拿走的现金、物品、黄金等，双方第一次对账价值为98万元，第二次对账为现金62万元、物品162.8万元，但第二次对账计算方式与第一次不同且相关确认手续已经销毁，以现有马永波签字确认的欠条为准，认定为98万元。马永波向上诉人刘汝铮出具的“还款协议书”系对偿还债务的承诺，但约定的逾期付款月息2.5%的利率超过法定上限，应自马永波承诺的还款期满后按月利率2%计算。上诉人马永波支付的商铺款1161226元、建设银行营业室转账存入70万元扣除后，马永波尚欠上诉人刘汝铮本金2428774元，自2018年10月29日至起诉之日2019年6月21日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为378889元。上诉人曹娥称与上诉人马永波没有借贷合意、未用于家庭生活，但马永波向上诉人刘汝铮所借140万元用于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经营，对于该笔债务上诉人曹娥作为该经营机构的负责人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离婚时马永波、曹娥对财产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马永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刘汝铮借款及其他欠款本金2428774元，自2018年10月29日至2019年6月21日利息378889元，并以2428774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2日始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曹娥对其中的80万元本金、124800元利息以及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2日始应当计付的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驳回刘汝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816元，申请费4500元，由刘汝铮负担10555元，由马永波负担33761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马永波提交马永波朋友转账给刘汝铮23.22万元的转账记录。证明：马永波还曾经于2017年2月21日转账给刘汝铮23.22万元，从该转账记录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刘汝铮的银行账号，该账号在一审马永波提交的证据中也可以清晰的反映出相同的账号。而且可以让打款人向法庭陈述，做笔录。刘汝铮质证称，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法律形式，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即使是真实的，打款人系案外人，由于其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2月21日，也无法证实马永波的举证主张。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刘汝铮与上诉人马永波于2018年10月2日签订还款协议书，上诉人刘汝铮一并提供马永波向其出具的借条、欠条。马永波对还款协议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系刘汝铮单方对账，未基于双方往来的全部款项，但上诉人马永波在还款协议书中签字且其提供的转账明细不能证明刘汝铮对其不享有债权，故对还款协议书中确认的欠款金额本院予以认定。关于2014年10月24日马永波向刘汝铮转账的70万元，本院认为，该转账虽形成于还款协议书签订之前，但还款协议书确定的金额与该70万元不存在关联性，故一审法院从确认金额中扣除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曹娥是否应就140万元用于招远市鸿璐酒业商行经营的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院认为，上诉人曹娥系该经营机构工商登记负责人，且该借款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上诉人曹娥主张该款项未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生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马永波二审提交的23.22万元的转账记录发生在双方对账之前，不能证明上诉人马永波的主张。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汝铮、马永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61元，由上诉人刘汝铮负担10800元，由上诉人马永波负担292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日文审判员  赵秀红审判员  张秀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马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