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1民终29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福清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福人路。法定代表人：何光，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治，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州市第一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达道路190号。法定代表人：王琳，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坚，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楠，福建科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201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法定代理人：杨某2（系杨某1之父），住福建省福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8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薛兰英，女，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初妹，男，195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花，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靖基，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福清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妇幼保健院）、福州市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市一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以下合称杨某1等四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20）闽0181民初1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妇幼保健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本案鉴定涉及患者死亡后果，其死亡原因、诊疗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大小，应通过法医病理学进行鉴定。而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不具备法医病理鉴定资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鉴定人鉴定资质的要求，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妇幼保健院在术前已尽到充分告知义务，不存在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选择权的过错，其对患者实施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常规，患者损害后果与妇幼保健院的诊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且根据解剖位置，妇幼保健院为患者实施剖腹产手术过程中不可能损伤右侧髂内静脉、髂外动脉。患者何海玲不能排除是因进行辅助生殖技术导致的右侧髂内静脉、髂外动脉损伤，且患者剖宫产术后子宫出血，妇幼保健院的医务人员予按摩子宫，完全符合诊疗规范常规，不存在过错。故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认为“妇幼保健院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考虑为30-35%”，缺乏事实依据。杨某1等四人针对妇幼保健院的上诉辩称，一、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及其鉴定人员的资质符合要求。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委托的医疗损害鉴定属于法医临床鉴定的范围。何海玲是由于右髂内静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原因没有异议。本案中并无申请死亡原因鉴定或其他病理的鉴定，仅是医疗损害鉴定，属于法医临床鉴定范围，故鉴定机构资质不存在问题。二、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认为不能排除何海玲的相关损伤系妇幼保健院在剖宫产术过程中操作不当所致，并无不当。何海玲剖宫产术后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腹胀疼痛，Ｂ超提示腹腔积液，该临床表现说明妇幼保健院在患者剖宫产术中可能损伤腹腔血管而导致腹腔慢性出血；此后何海玲转入市一医院进行ＤＳＡ检查结果证实其右侧髂外动脉假性动脉瘤形成，假性动脉瘤的血管损伤的并发症；后何海玲失血性休克急行剖腹探查，发现腹腔大量血水、血凝块，并发现右髂内静脉有一破口。故，鉴定机构分析认为妇幼保健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及存在30-35%的过错参与度，并无不当。市一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三项；2.改判驳回杨某1等四人关于撤销其与市一医院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诉讼请求；3.改判市一医院不承担一审判决第三项确定的赔偿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某1等四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何海玲刚刚死亡，其亲属应处于危困状态，并对相关事宜处理缺乏判断力，……其中所涉金额明显与其亲属可获得的赔偿款相差甚远，可以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该认定事实依据不足。何海玲刚刚死亡与其亲属是否处于危困状态之间无必然因果关系。《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进行，其中所涉金额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且根据《人民调解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规定，只有案外人才可以主张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撤销杨某1等四人与市一医院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缺乏依据。二、市一医院对于何海玲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认为市一医院有过错，鉴定依据不足，不应予以采信。1.鉴定意见质疑市一医院第一次手术（即介入手术）为何没有发现右髂内静脉破裂，是由于盆腔动脉造影无法显示右髂内静脉的情况，并非漏诊。右髂内静脉破裂是剖腹探查术（第二次手术）中所见。《鉴定意见》认为市一医院第一次手术未能及时发现右髂内静脉破裂的损伤故存在过错，这是无鉴定依据的错误判断。2.《鉴定意见》认为市一医院存在肝素使用的过错，鉴定依据不足。何海玲临床检查结果可排除存在腹腔慢性出血的可能。何海玲Ｄ-二聚体高于正常十余倍，考虑何海玲为易栓人群，体内可能有血栓形成，其有低分子肝素用药指征，市一医院延续当地医院低分子肝素用药剂量，予以预防血栓治疗，符合诊疗指南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本案造成何海玲死亡有其自身因素参与的情形，且根据鉴定意见其自身原因至少占了六成的比例，一审法院已支持了死亡赔偿金的请求，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可知一审法院支持7万元的数额显属过高，应予核减。杨某1等四人针对市一医院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撤销市一医院与杨某1等四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正确的。杨某1等四人与市一医院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患者何海玲刚死亡，家属需运回何海玲尸体办理丧葬事宜，又尚有一刚出生的婴儿需人照顾，杨某1等四人处于危困状态，并对相关事宜处理缺乏判断能力，且协议约定由市一医院支付65000元以了结纠纷，该金额明显与杨某1等四人可获得的赔偿数额相差甚远，该协议显失公平，应予撤销。二、福建澄源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认定市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参与度为30-35%，客观公正，可以作为判决依据。三、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均存在过错，并造成患者何海玲的死亡后果，必然给杨某1等四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认定7万元精神抚慰金是恰当的。杨某1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市一医院与杨某1等四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判决妇幼保健院赔偿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478237.46元，市一医院赔偿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413237.46元（已扣除支付的65000元）；3.判决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杨某1等四人上述的损失赔偿款项互负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承担。一审诉讼中，因新的丧葬费标准发布，杨某1等四人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决妇幼保健院赔偿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480061.76元，市一医院赔偿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415061.76元（已扣除支付的6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初妹、薛兰英之女何海玲与杨某2于2011年3月登记结婚，婚后于2019年7月生育女孩杨某1。2019年7月8日何海玲因妊娠40周入住妇幼保健院待产，于2019年7月13日经剖宫产术分娩出一女婴（杨某1）。2019年7月18日何海玲反映腹部胀痛难忍，急查腹部正位片及腹部彩超，超声提示腹盆腔积液。因何海玲出现反复腹胀，且腹胀原因不明，于2019年7月20日晚予救护车送转至上级医院即市一医院。2019年7月21日凌晨何海玲入住市一医院治疗，该医院初步诊断为盆腹腔积液待查、轻度贫血、低白蛋白血症、剖宫产术后等，于2019年7月26日对何海玲行右髂外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和子宫动脉栓塞术，于2019年7月27日00:55至02:50行剖腹探查术和腹盆腔血肿清除术，术中诊断心肺骤停、失血性休克、腹膜后血肿、大量血性腹水等，手术中清除右阔韧带血肿，见髂内静脉上段有1破口约0.3-0.4ｃｍ,有活动性出血。何海玲于2019年7月27日02:55死亡。2019年7月27日，经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患方自愿放弃医疗损害鉴定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利；二、医方基于在患者病情发展变化过程中与家属存在沟通不足，愿意于协议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患方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款65000元；三、双方承诺以此了结纠纷，不就此事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向对方提供任何主张。杨某2及何海玲姐夫徐春、市一医院及福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该协议上签章。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何海玲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若有过错，该诊疗行为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的认定问题。对上述事项，杨某1等四人诉讼前自行委托福建晟蓝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不认可并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根据案件情况准许该申请后依法委托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妇幼保健院存在不排除为剖宫产术过程中操作不当的过错，其过错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考虑为30%-35%；市一医院存在第一次手术未能及时发现右侧髂内静脉破裂的损伤和肝素使用的过错，其过错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考虑为30%-35%。关于鉴定资质问题，根据司法部于2020年5月施行的《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十四条“法医临床鉴定是指鉴定人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人体损伤、残疾、生理功能、病理生理状况及其他相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法医临床鉴定包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人体残疾等级鉴定，赔偿相关鉴定……医疗损害鉴定，骨龄鉴定及与损伤相关的其他法医临床鉴定等”规定，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上述事项属于医疗损害鉴定，为上述规定中法医临床鉴定的范围所涵盖，而澄源鉴定所及从事鉴定的人员均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质，故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提出异议，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质证意见，妇幼保健院对何海玲行剖宫产手术后，何海玲持续腹部胀痛，澄源鉴定所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认为不能排除何海玲的相关损伤系妇幼保健院在剖宫产术过程中操作不当所致，并无不当，对妇幼保健院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市一医院认为，根据何海玲多次的血常规结果，其血红蛋白并无进行性下降，且住院期间血压、心率平稳，可排除腹腔内慢性出血的可能。但从市一医院病程记录看，何海玲入住时，负责医治的产科重症监护室邀请各科会诊，协助治疗，当时普通外科医师提出完善查血常规，市一医院仅有7月21日、22日（2次）、23日、26日血常规记录，其中血红蛋白分别为102、88、85、90、78，除23日小幅回升外，整体呈下降趋势，且未见24日、25日记录，不足以支持血红蛋白无进行性下降的质证意见；而7月26日黄勉主任医师查房后示“考虑是否与盆壁血肿相关，是否存在进行性出血可能”，当日又经全院会诊讨论后认为“存在慢性进行性出血、假性动脉瘤可能，有指征进行介入止血治疗”，与上述可排除慢性出血可能的质证意见也不一致。此外，关于Ｄ-二聚体，不能排除出血性疾病也会导致Ｄ-二聚体浓度显著提高的可能，且市一医院在死亡病例讨论记录中总结何海玲系因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市一医院的相关质证意见不足以反驳鉴定意见，应不予采信。同时，杨某1等四人自行委托的晟蓝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虽然鉴定依据材料不够完整，但从鉴定书15页资料摘要看，基本的病历资料已有，且该资料经质证来源于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该鉴定意见同样认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实施的诊疗行为有过错，该过错行为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佐证了澄源鉴定所在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提交何海玲诊疗过程中的完整鉴定材料的情况下作出的鉴定意见。综上，可认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何海玲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均有过错，该诊疗行为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原因力大小（即过错参与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委托医疗损害鉴定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要求提交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因澄源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系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完整、充分的诊疗资料，鉴定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内容，且不存在该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中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过错参与度按照澄源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即考虑为30%至35%予以确定。对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再次提出的鉴定申请，依据不足，不予准许。二、关于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的认定问题。1.关于医疗费，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费系指为消除被侵权人损害后果支出的医疗费，杨某1等四人主张的医疗费包含五项，其中6864.43元系新生婴儿杨某1在妇幼保健院的住院费用，与本案不具关联性，不能计入本案损失；2638元系2019年7月13日、7月18日何海玲两次向福清市医院购买血浆的相关费用，每次1319元，根据妇幼保健院病程记录，7月13日系因何海玲产后出血予输血治疗，7月18日因何海玲反映腹部胀痛后，经查血红蛋白77ｇ／Ｌ，有输血指征，故当天准备血浆，次日输血，7月18日费用1319元应计入本案损失；16446.93元系何海玲在妇幼保健院住院支出的费用，其中2019年7月8日至7月18日期间发生的医疗费12476.99元系何海玲剖宫产分娩费用，之后发生的医疗费3969.94元应计入本案损失；426元系何海玲腹胀原因不明后转院至市一医院的救护车费用，属于治疗损害后果支出的相关费用，应计入本案损失；39683.94元系何海玲在市一医院住院期间的属于自费部分的诊疗费用，系治疗损害后果支出的医疗费，应计入本案损失。综上，医疗费计为45398.88元。2.关于护理费，何海玲因妊娠待产入住妇幼保健院，在剖宫产手术后于2019年7月18日腹部胀痛，因腹胀原因不明及妇幼保健院条件限制，后转入市一医院住院治疗至2019年7月27日，故护理期限宜按10天计算；护理人员收入状况可参照2019年度我省居民服务业66815元／年，即每天183.05元予以确定。故护理费为1830.5元。3.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何海玲先因妊娠待产住院，剖宫产手术后反映腹部胀痛，故计入本案损失的住院天数亦按10天计算为宜，杨某1等四人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标准每天50元较为合理，予以采信。故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0元。4.关于交通费，杨某1等四人未提交交通费票据，但何海玲在妇幼保健院剖宫产后转入市一医院产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其陪护人员因何海玲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结合就医地点、陪护人员住所地、住院天数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700元。5.关于丧葬费，2019年度我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4374元，故丧葬费为42187元。6.关于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妇幼保健院抗辩除丧葬费外，杨某1等四人又主张本项损失，属于重复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对本项损失，杨某1等四人虽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但依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何海玲死亡后，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必然支出交通费及存在误工损失，结合何海玲近亲属人数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对杨某1等四人本项损失酌定5000元。7.关于死亡赔偿金，杨某1等四人请求死亡赔偿金按照每年19568元，并计算20年，符合相关规定，故死亡赔偿金为391360元。根据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何海玲死亡时，其母亲薛兰英未满60周岁，且杨某1等四人未举证证明薛兰英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杨某1等四人请求被告赔偿薛兰英生活费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何海玲死亡时，其父亲何初妹已67周岁又3个月，其女儿杨某1出生才10多天，杨某1等四人请求被告赔偿该二人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何初妹的扶养人另有其女儿何玲玲，杨某1的扶养人另有其父亲杨某2，故何初妹生活费为103791.38（16281×12.75÷2）元，杨某1生活费为146529（16281×18÷2）元。上述合计641680.38元。8.关于鉴定费，本案中，对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过错参与度虽采信一审法院委托澄源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但两份鉴定书均认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何海玲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应负担其中1次鉴定费，原、被告可各自承担己方已支付的鉴定费，杨某1等四人请求被告赔偿晟蓝鉴定所鉴定费19000元，被告请求杨某1等四人分担澄源鉴定所鉴定费17000元，均不予支持。综上各项，杨某1等四人合理的物质性损失共计737296.76元。9.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杨某1等四人近亲属何海玲死亡后果，必然给杨某1等四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故杨某1等四人请求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赔偿该费用，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赔偿数额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害后果、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一审法院确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三、关于妇幼保健院主张为何海玲垫付医疗费2686.93元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妇幼保健院对此仅提交一份2020年4月2日付款凭证，该付款凭证系其单位内部付款审批流程单，杨某1等四人又不予认可，妇幼保健院该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杨某1等四人近亲属何海玲死亡后果，杨某1等四人依法有权请求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认定，对何海玲的死亡后果，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分别为30%至35%，结合案件相关事实，一审法院确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杨某1等四人的物质性损失各承担33%的赔偿责任，并平均分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故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各应承担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计278307.93元［包含物质性损失243307.93（737296.76×0.3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0元］。何海玲亲属与市一医院订立调解协议时，何海玲刚刚死亡，其亲属应处于危困状态，并对相关事宜处理缺乏判断能力，且协议约定由市一医院支付65000元以了结纠纷，其中所涉金额明显与其亲属可获得的上述赔偿款相差甚远，可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故杨某1等四人请求撤销该调解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予以支持。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该协议约定对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不具有约束力，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应按上述认定赔偿杨某1等四人各项损失，即妇幼保健院赔偿杨某1等四人损失278307.93元，市一医院除已付65000元之外尚应赔偿杨某1等四人损失213307.93元。对杨某1等四人超出该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澄源鉴定所鉴定书中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分析载明“任何一个原因不发生，可能不会导致死亡后果”，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分别实施的诊疗行为造成何海玲死亡的同一损害后果，但依据上述分析其各个行为都不足以造成该损害后果，故杨某1等四人请求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互负连带赔偿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撤销杨某2等人与福州市第一医院于2019年7月27日订立的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二、福清市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赔偿各项损失278307.93元；三、福州市第一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赔偿各项损失213307.93元（已扣除65000元）；四、驳回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15元，由杨某1、杨某2、薛兰英、何初妹共同负担5703.1元（已交纳），被告福清市妇幼保健院负担3969.5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被告福州市第一医院负担3042.4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何海玲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大小进行鉴定，该鉴定事项为医疗损害鉴定，属于法医临床鉴定的范围。而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及鉴定人员均具有法医临床鉴定资质，故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提出的异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及其鉴定人员均具备相应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人员依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对送检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鉴定意见，且鉴定人员亦出庭接受质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作出了合理解释说明。故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一审法院根据福建澄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妇幼保健院、附一医院对杨某1等四人的损害各承担33%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予以撤销的问题。何海玲刚刚死亡，在市一医院对何海玲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等事项尚未通过鉴定得以明确的情况下，何海玲的家属对相关赔偿事宜缺乏判断能力，在此情况下，其与市一医院订立了调解协议，约定由市一医院支付65000元以了结纠纷，该约定金额明显与杨某1等四人可获赔的法定标准相差甚远，可认定该协议显失公平，故杨某1等四人请求撤销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一审法院结合何海玲的死亡后果，以及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定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各赔偿杨某1等四人3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已臻合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妇幼保健院、市一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福清市妇幼保健院、福州市第一医院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1.9元，由福清市妇幼保健院负担3969.5元，由福州市第一医院负担3042.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一萍审 判 员 马 青审 判 员 陈碧珍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卢里灿书 记 员 赵力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