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32579号原告：苗虎，男，197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家兵，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泰洪，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身份证号：×××被告：杨淑锋，女，197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河南省伊川县。身份证号：×××被告：袁世超，男，1978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身份证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美玲，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苗虎与被告郑泰洪、杨淑锋、袁世超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苗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家兵，被告郑泰洪、杨淑锋，被告袁世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美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苗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24万元整，并从2019年6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全额返还本金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6月初，原告经郑某介绍认识其哥郑泰洪，郑泰洪说可以介绍工程给原告做。6月中旬，被告郑泰洪让原告找一家劳务公司，将位于洛阳市×××建设项目的施工介绍给原告，但要先签一份关于支付好处费的协议书，并要求先支付好处费30万元。原告以资金紧张为由，只能先先付24万，得到了被告的同意。2019年6月16日和17日在原告的授意下由郑某将24万元支付给了郑泰洪。2019年6月17日，原告在郑泰洪的安排下，原告与杨淑锋和袁世超签订了三被告早就准备好的《工程合作利润奖励兑现承诺书》，承诺如承接该工程则会将工程的总造价的11.2%折算成股份奖励、也就是好处费给杨淑锋、袁世超，郑泰洪的好处费另定。签订好处费支付协议后，原告经调查发现，该项目早已烂尾，且因参与该项目已经有多人被骗，经挂靠的公司提醒工程转包也系违法行为。2019年6月19日，原告即要求郑泰洪退还已经收取的24万元好处费，并告知其原告将不再参与该项目。此后，原告多次找到郑泰洪要求退款，郑泰洪则以送礼、款项已经转给杨淑锋、袁世超等各种理由搪塞不予退款，故诉至法院。郑泰洪辩称，我从来没有收到原告一分钱，我堂弟郑某给我打的钱与原告所述的日期不符，与本案无关。原告起诉不当得利，但原告亲自签了协议，他也说了如果他不做责任他来承担。一开始约定30万元是定金，后来打了24万元，这是分包劳务工程的定金。原告当时说他如果不做的话定金他就不要了，我不认识原告本人，是通过我堂弟郑某介绍的，原告自己资金链断裂。原告找我堂弟，我堂弟再找到我，合同也是原告自己签字的，没有烂尾工程一说，工程就没有开工。杨淑锋辩称，我也从来没有收到原告一分钱，原告也没有转账记录说我收到了他的钱，我也不认识原告。我只是介绍人，我这边有个工程需要找个劳务队，原告找到郑泰洪，郑泰洪说他那边正好有个工程，郑泰洪就把工程的清算清单等文件都发给了原告，当时约定是30万元，但原告说他钱不够，就先打了24万元，郑泰洪打给我18万元，这个钱中的15万元我打给了袁世超，3万元打给了证人杨某。我只是合同的居间人。后来工程就等着开工了，因为原告反悔，导致事情就搁置了，工程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袁世超辩称，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结合原告起诉状，如果原告把24万元与兑现承诺书签订的内容列为同一内容约定的好处费，签订主体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原告的债权转让协议不符合法定条件，原告也不是合同签订主体，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第二，不当得利返还条件之一是获利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起诉的损失与我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之前我们与原告素不相识，原告所述24万元与我们没有发生往来，我们对于24万元与其他相关人如何发生的资金往来不知情。原告应向其有约定或者达成意向的直接相对主体主张，因此我们不能成为本案原告诉请的不当得利直接关系人，其所为的损失与我们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满足不当得利返还的条件。第三，我们是基于与杨某之间提供居间服务形成的关系，我们提供居间服务的洽谈对象是杨某，与他之间对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及项目基本情况介绍包括项目图纸材料提供等方面提供居间服务，因此我们所获利益不存在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这一因素，不满足不当得利返还的条件。第四，原告提供的工程合作利润奖励兑现承诺书，不包含原告起诉的不当得利内容，原告将我们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依据，我们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起诉状中可以得知其所述30万元并非与我们直接洽谈，我们对上述相关人如何达成意向不知情，原告现将我们列为其追讨24万元的连带被告没有依据，我们不是适格被告，因此原告起诉我们不当得利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我们不应对其诉请的24万元承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9年6月，郑泰洪收到郑某转账的24万元。郑泰洪收到该款项后给付袁世超杨淑锋18万元，杨淑锋给付袁世超15万元，给付杨某3万元。2019年7月9日，苗虎转账郑某24万元。2019年7月22日，郑某出具证明“本人郑某授苗虎委托因洛阳×××项目，通过支付宝方式向郑泰洪工商银行卡上转入24万元（该款项苗虎已通过农业银行卡将款支付给我），再由郑泰洪转给杨淑锋。”现苗虎认为其支付给郑泰洪的24万元为介绍工程的好处费，其性质为不当得利，应于返还，郑泰洪与袁世超、杨淑锋对该好处费进行了分割，三人应承担连带偿还义务。郑泰洪认可郑某出具的该证明，但表示这是劳务分包工程的定金，只有3天时间，苗虎当时承诺如果不做该工程，定金也不再要求归还了，苗虎没有承包该工程是因为其资金链断裂，其并没有收到苗虎给付的款项，其收到郑某给付的款项的日期与苗虎给付郑某款项的日期不一致。其跑工程也有合理开支，故收到24万元后给了杨淑锋18万元。对此，苗虎认为2019年6月，郑某给苗虎垫付了24万元，后苗虎于2019年7月将该款项偿还郑某。袁世超认为其与杨淑锋收取的款项与苗虎无关，是其与杨淑锋、杨某之间协商的结果，涉案项目原要与他人签订合同，杨某表示其有施工队想做此工程，支付30万元的定金，希望给其3天时间，最终是否做此工程均不要定金了，其在2019年6月16日就收到杨淑锋给付的15万元，6月17日才见到苗虎和郑泰洪。杨淑锋亦同意袁世超的说法。杨某出庭表示亦认可上述说法，表示是杨淑锋拿30万元换3天的时间。苗虎去过现场考察后签订了合同，后苗虎不愿干此工程，该工程至今仍未开工。另查，袁世超表示其是河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身就是做工程的，其做中间人介绍施工队获得中介好处费。涉案工程是西安建工中标的。2019年6月17日，工程施工方（甲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工程合作方（乙方）签订工程合作利润奖励兑现承诺书，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以前期跟踪考察该工程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等折成股份的形式参与洛阳市×××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施工对接的具体工作，具体的工作量以实际施工量和合同为准。经双方协商，就工程合作、股份奖励、奖励方式和奖励时间等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工程项目是由甲乙双方会议确定，并全部授权乙方操作前其所有相关工作，合同一旦成功签订，无论最终是否通过合作方式进行，都视为乙方促成合同签订成功，此承诺书同样有效。二、乙方在工程前期业务联系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甲方承接该工程做了巨大贡献。按照乙方在整体运作中的贡献和作用，甲方郑重承诺：按所签订工程总造价11.2%折算成实缴股份奖励给乙方，并回购乙方全部股份。股权奖励受益人为袁世超、杨淑锋。2020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表示：2019年6月16日，在未与发包方见面、未了解项目实际情况、未与项目发包方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苗虎听信袁世超、杨淑锋、郑泰洪的所谓介绍和保证，向所谓的“洛阳市×××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所谓介绍人郑泰洪（介绍人）支付了名为项目承包利润奖励款24万元，作为获得该项目的施工承包权后的利润奖励。郑某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将该款项中的19万元支付给了郑泰洪，郑某通过网络转账形式将该款项中的5万元支付给了郑泰洪，共计24万元。郑泰洪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将该款项中的18万元支付给了指定收款人杨淑锋。2019年6月17日，苗虎使用我公司（××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印章与袁世超签署了《工程合作利润奖励兑现承诺书》，答应将工程总造价的11.2%折算成股份奖励给袁世超（实际为袁世超、杨淑锋二人），苗虎当天拿到了项目有关的介绍和图纸，后经测算和考察苗虎发现该工程与袁世超、杨淑锋、郑泰洪三人的介绍完全不同，在2019年6月18日即通知杨淑锋、郑泰洪不同意承包该工程，并在随后多次索要已经支付的24万元。该24万元的实际付款人系苗虎个人，该款项并非我公司实际支付，我公司对项目也无最终利益，因此追索这24万元的权利、受益权和义务均由苗虎个人行使和承担。苗虎表示签订上述承诺书后详细了解了该工程，发现该项目不存在，很多人拿该项目骗取施工人的保证金，该项目至今没有开工，其是否承揽该工程与项目是否开工不存在必然关系。本院认为，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苗虎基于承包工程的意愿委托郑某给付郑泰洪24万元，郑泰洪收取该款项给付了杨淑锋18万元，杨淑锋给付了袁世超15万元。现苗虎主张其给付的款项是介绍工程的好处费，并向本院提供了郑某的证明及转账凭证，郑泰洪、杨淑锋、袁世超主张该款项是工程定金，已经约定定金不予退还，且该工程是因为苗虎自身的原因而放弃的，与其三人无关，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本院无法采信。另，郑泰洪、杨淑锋、袁世超虽主张其收到的款项并非苗虎直接给付，但通过本案调查事实，可以看出上述三人收到的款项均来自苗虎，且系为了承包洛阳市×××建设工程而支付，在苗虎未承包该工程，双方对收取的款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郑泰洪、袁世超收取款项已无合法依据，故苗虎起诉要求郑泰洪、袁世超退还款项之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具体退还数额应以其最终实际占有的金额为准。因杨淑锋最终并未实际收取款项，故苗虎要求杨淑锋退还款项之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苗虎主张利息之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郑泰洪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苗虎6万元；二、袁世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苗虎15万元；三、驳回苗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0元（苗虎已预交），由苗虎负担613元，已交纳；由郑泰洪负担12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袁世超负担306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利丹人民陪审员  王燕秋人民陪审员  郝竞崑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汤思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