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9民初372号原告：罗顶飞，男，198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安徽智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晋立丛（罗顶飞之妻），女，1986年11月28日出生，清华大学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孙林奎，男，198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山西省临猗县村民，住山西省临猗县。被告：潘玉良，男，199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山东省邹城市唐村镇西牛庄村农民,住山东省邹城市。被告：杨华彬，男，1964年12月1日出生，汉族，香港瑞邦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门头沟区。被告：宁士俊，男，1973年4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房山区村民，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罗顶飞与被告孙林奎、潘玉良、杨华彬、宁士俊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高兵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罗顶飞与被告孙林奎、潘玉良、杨华彬、宁士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顶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孙林奎于2017年9月4日签订的《小客车车牌指标租赁协议书》（以下简称租赁协议）无效。2、诸求判令被告孙林奎、被告潘玉良返还原告租金60000元。3、判令被告杨华彬支付原告误工费用13000元；4、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9月4日，原告罗顶飞与被告孙林奎签订租赁协议，双方签字画押无异议、协议约定：孙林奎为原告提供真实、可靠的北京车牌指标，租期2017年9月4日至2037年9月3日，租金60000元（签订协议前双方微信约定），原告于2017年8月19日先支付孙林奎定金1000元。2017年9月4日，原告到北京名尊奥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黑色奥迪车，VIN码/车架号为：LFV3A24G2H3040743/LFV3A24G2H3040743，发动机号为：101159，被告孙林奎与被告潘玉良双人陪同原告到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京朝分所上车牌，车牌号为×××。上牌成功后原告支付给了潘玉良款项59000元，因北京市政策要求，车必须是在车牌指标所有者名下，原告在协议书中要求孙林奎无条件在1个月内到车管所进行车辆抵押给原告，但原告此权利一直没有实现。涉案车牌指标原为被告杨华彬所有，其通过被告宁士俊以不正常手段从车管所调出作废东辆车牌。被告孙林奎与被告潘玉良为中介，通过朋友介绍与原告认识，并进行以上的交易。2017年9月4日上午，被告潘玉良持被告杨华彬的身份证及其小客车指标确认书到奥迪4S店配合原告上牌，全过程中只有被告潘玉良持有此证件。2019年11月2日下午2点，原告车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东北停车场停靠，在公园游玩后原告发现车牌被盗，现场无摄像头，随后报警无果，经与四位被告沟通后得知，被告杨华彬委托不正当组织对原告车辆进行了GPS定位，随后原告被此不正当组织跟踪，撬走车辆车牌。此后被告杨华彬威胁原告返还原车牌指标，并支付2年租用费。原告爱人2019年11月13日在丰台区兆丰园三区肯德基餐厅与被告杨华彬会面沟通，无果，并遭到殴打。因被告杨华彬经常骚扰原告，原告在2019年12月9日把车辆过户出去，车牌指标归还被告杨华彬之后，被告杨华彬还继续骚扰原告，要求原告支付2年租金，并告知原告是宁士俊抢夺杨华彬的车牌指标。为此，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孙林奎辩称，第一，罗顶飞要求确认我与其之间签订的租赁协议无效的诉求，我无异议；第二，我只收了罗顶飞5000元中介费，因此我只同意退还罗顶飞5000元；第三，我之所以与罗顶飞签订租赁协议，是因为签订协议当天，车主本来要过来签租赁协议，后来没有过来，所以我代签了。被告潘玉良辩称，第一，我与孙林奎不是合伙，我们只是同行；第二，罗顶飞支付的60000元租金，孙林奎留了5000元，我留了1000元，剩余54000元我转给了宁士俊，所以我同意退给罗顶飞1000元。被告杨华彬辩称，原告陈述租赁车牌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并不知情。被告宁士俊辩称，涉案车牌是我与杨华彬通过签订协议合法取得，认可潘玉良支付给我54000元，但本案与我没有关系，原告在本案中并没有要求我承担责任。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9月4日，原告罗顶飞与被告孙林奎签订租赁协议，双方约定，孙林奎向罗顶飞出租北京车辆指标，租赁期限为2017年9月4日至2037年9月3日。孙林奎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配合罗顶飞办理车辆抵押手续。上述租赁协议未曾写明租金金额。二人于签订上述协议前曾通过微信沟通租赁车牌事宜，孙林奎表示租金共计60000元，需先支付定金1000元。2017年8月19日，罗顶飞先行向孙林奎支付定金1000元，2017年9月4日，罗顶飞自行购买奥迪牌小客车一辆，并办理完车辆上牌手续，车牌号为×××，当日，罗顶飞向潘玉良支付租金59000元。2019年11月2日，杨华彬将上述车牌从罗顶飞购买的奥迪牌小客车上取走。经核实，杨华彬、宁士俊未曾就上述车牌与罗顶飞达成过口头或书面租赁协议。针对孙林奎、潘玉良、宁士俊答辩意见，经询问，罗顶飞表示坚持其诉讼请求，不对诉讼请求进行变更。案件审理中，本院曾经向潘玉良公告送达案件起诉材料，罗顶飞预交公告费260元。罗顶飞认为孙林奎、潘玉良二人系合伙关系，二人从没有告知租赁协议系代签，二人应共同承担退还60000元租金的责任，为证明上述事项，罗顶飞提交其与孙林奎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其与潘玉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经本院查看上述两份微信聊天记录，其中罗顶飞与孙林奎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生于2017年8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内容主要为双方协商租赁车牌的情况以及罗顶飞购买的车辆上牌后，双方协商办理车辆抵押手续的情况。罗顶飞与潘玉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主要发生在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内容主要为罗顶飞办理完车辆上牌手续后，双方协商办理车辆抵押手续的情况。孙林奎、潘玉良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潘玉良提交转款记录，证明孙林奎收取5000元，宁士俊收取54000元的事实，对上述证据，罗顶飞表示，不能确定证据的真实性，也不能确定上述转款情况是否和其支付的租金存在关联性。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北京市为了实现小客车数量的合理、有序增长，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状况，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23日出台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规定北京市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需要取得本市小客车指标的，应当通过摇号方式无偿取得。而原告与孙林奎签订的租赁协议，合同目的是为了租赁北京市小客车配置指标进行使用，扰乱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公共秩序。因此，双方签署的租赁协议无效。关于孙林奎陈述的代车主签协议的意见，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罗顶飞认为孙林奎与潘玉良二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的意见，其仅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与付款记录尚不能充分证明二人之间为合伙关系，故本院对其意见不予采纳。从本院查明的事实来看，签订租赁协议之前，就租金6万元，罗顶飞与孙林奎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后二人签订了租赁协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罗顶飞与孙林奎之间的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孙林奎应承担返还60000元租金的责任。孙林奎承担返还责任后，可另行主张其权利。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杨华彬与罗顶飞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罗顶飞可在明确法律关系后另行解决，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罗顶飞与被告孙林奎于2017年9月4日签订的《小客车车牌指标租赁协议书》无效；二、被告孙林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罗顶飞60000元；三、驳回原告罗顶飞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八百一十三元，由原告罗顶飞负担三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孙林奎负担七百七十八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二百六十元，由被告潘玉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 兵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