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1民终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丞瑞家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东路65号301室。法定代表人：许敏，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东辉，江苏舜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12号。法定代表人：朱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筱禹，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良翰，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南京丞瑞家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丞瑞家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联传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191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丞瑞家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东辉，被上诉人物联传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筱禹、郭良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丞瑞家宝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一审认定“2019年2月26日，物联传感公司（乙方）与丞瑞家宝公司（甲方）签订购销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1.编号为IOT-20190226001购销合同（以下简称6001合同）为影像打印件，该份证据被上诉人甚至没有提供复印件，仅有影像打印件，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合同约定内容有明确的“系列名称”“数量”“单价”等，均与被上诉人主张的供货内容不一致。被上诉人主张合同丢失，极有可能是双方没有实际履行而销毁。2.“附件一：《产品清单》”（以下简称《产品清单》）为影像打印件。该份证据被上诉人也是甚至没有提供复印件，仅有影像打印件，根本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更无法确定其印章与合同印章是否一致，合同主文未反映合同有附件，且合同约定的“系列名称”“数量”“单价”等，均与该附件不能对应。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31日签订的编号为IOT-20191230055《购销合同》（以下简称0055合同），并非一审认定的“阶段性购销合同”，更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对账。经核实该合同是被上诉人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上诉人盖的章，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该合同显示的内容除了与本案有关的外，其余均是小额零散交易。由于被上诉人有个网购零售平台，被上诉人要求对网购零售平台的交易补签一份合同，因为当时是12月31日，临近放假，上诉人工作人员没有对内容进行核对，在盖章时注明了“补盖章资料，不能做其它用途”的内容，该其他用途肯定是包含诉讼。该《购销合同》与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关系之间并无实际关联，仅其一部分与完全无法确定真实性的《产品清单》存在重合，显然不能用于认定被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关系。二、一审认定“物联传感公司已履行购销合同的送货义务”缺乏证据证明，系认定事实错误。1.出库单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此外，出库单的产品名称和发货数量存在多单拼凑，与其他证据未能形成一一对应。出库单中的“收货人”“收货地址”均与上诉人无关。2.《产品清单》系影像打印件，被上诉人连复印件都没有提供。3.中通快运单仅为“发货人存根联”，是由被上诉人自行打印或手填，未与承运人或上诉人建立任何关系；快递单显示的“件数”与出库单无法对应；收货人“润全军”及收货地址“绿地御徽项目部”均与上诉人毫无关系。4.“丞瑞家宝公司指示物联传感公司发货地点一事”没有依据。物联传感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认可已经支付了部分进度款，但却否认交易的真实性，其是自相矛盾。二、一审中被上诉人除了提交6001合同的影像打印件外，还提交了0055合同，该份合同是原件，该合同与6001合同中所有货物编码都能一一对应。《产品清单》货物与0055合同也能够一一对应。三、出库单和快递单号对应，一审法庭已全部核对过，且上诉人在一审中对此也没有任何质疑。四、很多货物是直接发往项目所在地，发货地址是上诉人指示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物联传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丞瑞家宝公司支付物联传感公司货款共计45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5296.85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6日，要求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26日，物联传感公司（乙方）与丞瑞家宝公司（甲方）签订6001合同，约定物联传感公司向丞瑞家宝公司供应物联智能家居系统软件V2.3、智能家居硬件设备等，总货款1455000元。合同约定付款及供货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预付合同总货款的20%，收到款后乙方开始进行备货，发货前再支付合同总货款的40%，剩余货款于2019年7月前全部支付完成，供货方式为公路货运。购销合同的附件一系《产品清单》，就涉案产品的存货编码、名称、系列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作出约定。一审中，物联传感公司提供销售出库单三份及中通快运运单两份，证实其已履行送货义务。其中，2019年5月23日的销售出库单载明，发货地址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交叉口，绿地御徽项目部，发运方式为寄付，客户联系人为：润全军，发货内容为5061智能网关722个、5061智能窗帘开合帘开关（金）1870个。2019年5月24日的销售出库单载明，发货地址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交叉口，绿地御徽项目部，发运方式为寄付，客户联系人为：润全军，发货内容为5061智能网关206个。2019年5月24日的中通快运单显示，收货人为润全军，收货地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交叉口绿地御徽项目部，件数26件，货物品名为电子。2019年5月27日的销售出库单载明，发货地址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交叉口，绿地御徽项目部，发运方式为寄付，客户联系人为：润全军，发货内容为5061智能网关一位3516个、5061智能网关二位6220个、5061智能网关三位450个、5061智能情景开关929个。2019年5月27日的中通快运单显示，收货人为润全军，收货地址为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交叉口绿地御徽项目部，件数177件。一审中，物联传感公司称其已丢失上述购销合同原件，但双方于2019年12月31日签订阶段性0055合同一份,其中包含了6001合同中约定的涉案货物。物联传感公司提供南京银行收款凭证复印件，证实其于2019年5月23日收到丞瑞家宝公司货款30万元，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丞瑞家宝公司货款70万元。另，物联传感公司提出，其持有涉案产品的知识产权，丞瑞家宝公司拥有销售渠道，故双方之间订立购销合同，物联传感公司按照丞瑞家宝公司的指示发送货物。丞瑞家宝公司对此不持异议。丞瑞家宝公司提供工商银行查询资料，证明双方的股东之间存在人员及人员关系混同。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应为：1.物联传感公司与丞瑞家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2.物联传感公司是否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主张涉案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有无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物联传感公司虽提供的系购销合同复印件，但结合2019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阶段性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载明的货品中亦包含了合同编号为6001合同中的涉案货物，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就涉案货物的买卖达成合意，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丞瑞家宝公司提出双方之间系虚假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存在关联股东相互串通，损害法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但未能就此举证证明，对该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物联传感公司提供了销售出库单及中通快运单，销售出库单虽系物联传感公司自行制作，但销售出库单中的产品名称及发货数量，与《产品清单》中的内容一致。中通快运单中的发货地址及收货人信息与出库单中的相关信息亦一致。结合庭审中双方就丞瑞家宝公司指示物联传感公司发货地点一事不持异议，物联传感公司提供的销售出库单、《产品清单》及中通快运单可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物联传感公司已履行了购销合同的送货义务。物联传感公司提供的收款凭证证实物联传感公司已收到丞瑞家宝公司支付的货款100万元，故物联传感公司有权主张剩余货款455000元。关于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丞瑞家宝公司未能按约给付货款，构成违约，双方并未就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作出约定，故结合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及丞瑞家宝公司给付货款的具体时间，物联传感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丞瑞家宝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物联传感公司货款45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91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2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5月22日止；以45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52元，财产保全费2921元，共计7173元，由丞瑞家宝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物联传感公司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丞瑞家宝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南京市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缴费清单，以证明上诉人人员构成情况，本案中的收件人润全军并非上诉人员工。证据二、中通快运查询结果，以证明单号201654847106的中通快运实际发货是从泰州发至东莞，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发货情况毫不相关；单号201654729727的中通快运发货地址是雨花台区，该地址不是被上诉人的发货地址，发往地址是“合肥五里庙”，与快递单上的地址相差8公里，该货运信息与快递单信息也不相符；另外单号201654847106的中通快运单上标明“已开票”，说明已经结算过了，证明这是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被上诉人不应该重复主张货款。证据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朱峰与蔡会鹏的聊天记录，以证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自2018年7月12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在与蔡会鹏的聊天过程中从未主张过本案债权，即使在2020年6月30日朱峰趁蔡会鹏2020年6月10日、7月20日两次自杀期间言语故意刺激时提及的债权也并非本案债权。物联传感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二中单号201654847106物流信息的收件地为深圳，是因为该批货物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办运输，费用由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安排运输时，快递员给被上诉人开具了中通快运201654847106运单，单面上标注“已开票2205元”，且快递员向上诉人开具运输费发票，并由被上诉人寄给上诉人的财务朱莉，被上诉人邮寄发票时留有照片和物流信息等证据，此后快递员将中通快运换成铁中快运，但未向被上诉人提供物流单号，被上诉人留有蔡会鹏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该批货物已送达上诉人；单号201654729727的单面信息中的收件地为“合肥市包河区南二环和宿松路交叉路口绿地项目部”，物流信息中的收件地为“合肥五里庙”，与单面收件地相差6公里（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8公里），单面上的发货地“雨花区”为被上诉人仓库所在地，被上诉人发货基本都在雨花区；收件地不符，是因为中通快递是大件物流，网点不像普通快递一样密集，因此在大件物流中，物流收件地和单面收件地相距6公里属于正常范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没什么关联性；本案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购销合同纠纷，而该证据为与本案无关的案外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聊天内容也与本案购销合同纠纷无关，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庭审后，丞瑞家宝公司补充提交41张付款回单，以证明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付款已远超本案争议数额。物联传感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1.（2021）苏01民终928号案件〔即本院正在审理的另一件丞瑞家宝公司上诉物联传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一审案号为（2020）苏0191民初2601号〕及本案购销合同，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已承认收到上诉人货款共计122万元，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还欠付被上诉人货款共计1666056元；两份案涉购销合同签订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和2019年2月26日，另根据一审判决确认，付款截止日期均为2019年7月，上诉人补充提交的支付凭证发生在该期间的付款总计为1215600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多个购销合同，在两份案涉购销合同履行期间，同时还有其他合同正在履行（附部分相关购销合同），因此该期间发生的付款凭证，不一定都是案涉合同的支付凭证。即便该期间发生的支付凭证都是案涉合同的支付凭证，其数额合计1215600元也与被上诉人一审时已承认收到的货款122万元基本吻合，而上诉人还欠付的1666056元，依然没有支付凭证，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已付清货款。物联传感公司庭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IOT-20180509215、IOT-20181127、IOT-20190507001及IOT-20190531018《购销合同》，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多份购销合同。证据二、《企业询证函》，拟证明截至2019年5月31日，丞瑞家宝公司确认欠付物联传感公司账款1653833.9元。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丞瑞家宝公司2019年科目余额表，拟共同证明截至2019年底，丞瑞家宝公司欠付物联传感公司账款1960232.65元。证据四、丞瑞家宝公司向物流传感公司付款统计表、物联传感公司向丞瑞家宝公司开具发票统计表，拟证明丞瑞家宝公司的付款金额与物联传感公司开具发票金额差额为2189927.65元，与物联传感公司一审诉请的总金额2149396.5元基本一致。丞瑞家宝公司质证意见：对IOT-20180509215号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由法庭核对，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IOT-20181127号合同的形式真实性认可；IOT-20190507001号合同经过生效判决予以驳回；IOT-20190531018合同是照片打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且与其他合同存在重复。对证据二中询证函上加盖的丞瑞家宝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询证函缺乏索引号、编号、经办人，形式不完整，对真实性不认可；询证函显示截至到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691455.4元加2019年1-5月主营业务收入1859399.41元，减去已付款项1200500元，所得金额与截至2018年5月的应收账款1653833.9元不一致，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三中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科目余额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科目编号2202对应“本月末金额”为1960232.65元，与证据二金额不一致。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丞瑞家宝公司因客观原因未能提供完整付款凭证，结合付款及开票情况可知双方交易模式是先付款后开票，发票不能作为发货凭证，只能作为丞瑞家宝公司的付款凭证；扣除重复部分的合同金额与已付款相差50余万元，物联传感公司可能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且开具的发票长期未入账也未作废处理，不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院认证意见：物联传感公司对丞瑞家宝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物联传感公司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在裁判说理部分予以综合分析认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2019年2月26日物联传感公司（乙方）与丞瑞家宝公司（甲方）签订的6001合同载明：甲方向乙方购买的产品如下：物联智能家居系统软件V2.3，数量43；智能家居硬件设备，数量分别为200、305、423。《产品清单》载明：“户型A：编码9004130021、智能网关（5061智能网关）、数量200，编码9004130022（5061智能开关一位）、智能开关、数量604，编码9004130023、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二位）、数量1200，编码9004130026、智能开关（5061智能窗帘开合帘开关）、数量400。户型B：编码9004130021、智能网关（5061智能网关）、数量305，编码9004130022、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一位）、数量1220，编码9004130023、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二位）、数量1830，编码9004130025、智能开关（5061智能情景开关）、数量305,编码9004130026、智能开关（5061智能窗帘开合帘开关）、数量610。户型C：编码9004130021、智能网关（5061智能网关）、数量423，编码9004130022、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一位）、数量1692，编码9004130023、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二位）、数量3190，编码9004130024、智能开关（5061智能开关三位）、数量450,编码9004130025、智能开关（5061智能情景开关）、数量624，编码9004130026、智能开关（5061智能窗帘开合帘开关）、数量860。”关于0055合同的签订，二审中上诉人陈述：该合同是被上诉人要求对网购平台的零售进行合计补签的合同，被上诉人将本案所涉交易掺杂到零售交易中，零售交易是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该合同上的内容除了本案2019年5月26日6001合同内容外，其他都是零售交易的汇总。被上诉人陈述：该合同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汇总清单，6001合同像一个订单，像这样大批量的采购行为，都会分阶段做一个汇总，该合同是汇总用的。二审期间，本院根据销售出库单上载明的客户联系人“润全军”的电话号码，电话联系了“润全军”，询问其是否在2019年5月期间收取过“绿地御徽项目部”智能网关、开关等货物，其称“绿地御徽项目”是其公司（南京盛杨通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建的，当时其是代表公司收取的开关，货物已经收到了，其印象中开关是公司向一个姓蔡的人买的。之后，本院又根据润全军和南京盛杨通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电话联系了南京盛杨通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盛姓负责人，其称“绿地御徽项目”是其公司承建的，有关智能网关、开关等货物是其向丞瑞家宝公司购买的，没有签订过合同，货款付给了丞瑞家宝公司。2019年5月27日蔡会鹏与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短息记录显示：蔡会鹏说“谢谢兄弟辛苦了”，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回复“应该的，蔡总”，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发出一张图片，并说“84箱两路开关”，蔡会鹏回复“辛苦辛苦感谢兄弟是金色的吧？”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又发出一张图片，并说“一路开关48箱”“是金色”，蔡会鹏回复“OK”，接着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又发出一张图片，蔡会鹏回复“场景开关还有窗帘控制器”“都是金色吗？”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又发出一张图片，并说“三路6箱”，接着又发出一张图片，蔡会鹏说“感谢兄弟”，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回复“场景13箱”，接着又发出一张图片，并说“窗帘26箱”“一共177箱”，蔡会鹏回复“好的，发出后给我单号”，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回复“零头箱马上在拍照给您”，接着又发出一张图片，蔡会鹏回复“好的谢谢兄弟我安排对方接货”，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又发出一张图片，并说“装箱清单在窗帘的零头箱外面贴着”，蔡会鹏回复“好的好的谢谢兄弟”，接着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发出“蔡总，快递已经在取件了，放心吧”，接着又发出一张图片，蔡会鹏回复“OK那我也准备出发了”。5月30日，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向蔡会鹏发出一张图片，蔡会鹏回复“928网关是提前发的”，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回复“是的”“南京发的”，蔡会鹏回复“孙总货已核实全齐”“麻烦帮忙查一下金色一路二路三路窗帘控制器有无库存万一现场要增加或残次要有备件”“还有金色场景开关”，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回复“窗帘还有9个，其他还挺多的”“我马上发具体库存给您”，蔡会鹏回复“好的谢谢”，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发出一张图片后说“库存”，蔡会鹏回复“了解窗帘控制器少150个”。丞瑞家宝公司提交的41张付款回单显示：2010年4月29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南京中交项目产品安装货款”27303元；2018年1月8日至12月28日期间，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货款”2027100元；2018年10月12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材料款”2200元；2018年12月19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维修费”400元；2019年1月29日至4月2日期间，丞瑞家宝公司分4笔共计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货款”13万元；2019年4月2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200元，付款摘要为“更换黑金刚锁体”；2019年4月19日、5月14日，丞瑞家宝公司分别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货款”2万元、5万元；2019年5月23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御徽项目货款”30万元；2019年5月24日，丞瑞家宝公司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货款”70万元；2019年6月26日、7月29日，丞瑞家宝公司分别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货款”1万元、8000元；2019年7月12日至10月30日期间，丞瑞家宝公司分5笔共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订货款”46000元。2019年8月13日物联传感公司向丞瑞家宝公司发送的《企业询证函》显示：截至2019年5月31日应收账款为1653833.90元。丞瑞家宝公司在询证函下方“被询证单位填列”位置处加盖了印章。物联传感公司提交的丞瑞家宝公司2019年1月科目余额表显示：科目编号为2202的物联传感公司对应“本月末金额”为1960232.65元。本院另查明，一审法院审理的（2020）苏0191民初2601号案件，也系物联传感公司诉丞瑞家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该案中物联传感公司诉请丞瑞家宝公司支付货款加运费共计147439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8年11月27日，物联传感公司（乙方）与丞瑞家宝公司（甲方）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编号为IOT-20181127），约定物联传感公司向丞瑞家宝公司供应：智能网关1531个，单价180元；网关软件1531个，单价70元；三键照明开关3062个，单价98.5元；单键照明开关3062个，单价88.5元；SR智能插座1531个，单价147元；场景开关1531个，单价189.5元；窗帘电机直流电机1000个，单价220元，总货款为1690525.5元。另，合同约定付款及供货方式为：甲方已付清1000台窗帘电机直流电机（5044）所需人民币220000元，付款方式为乙方分批交货，货到后45天甲方按所到货物的40%支付给乙方，所有货款180天内付清。供货方式为公路货运。运费承担约定，甲方负责产品运输及风险，乙方可代办运输，但运输费用、相应的保险金及风险由甲方自行承担。审理中，物联传感公司提供销售出库单、送货单及中通快运运单，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送货义务。其中场景开关1000个，于2018年12月12日装箱，于同年12月13日邮寄发货；窗帘电机直流电机700个，于2018年12月26日装箱，于同日邮寄发货；SR智能插座941个、三键照明开关400个、单键照明开关400个，于2018年12月26日装箱，于同日邮寄发货，智能网关1531个、SR智能插座590个，于2018年12月27日装箱，运单备注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承运人手写日期系12月27日；窗帘电机直流电机300个，于2019年1月17日装箱，于同日邮寄寄出；三键照明开关1118个、单键照明开关1074个，于2019年1月23日由丞瑞家宝公司员工廖飞翔签收；三键照明开关720个、单键照明开关720个，于2019年1月24日由丞瑞家宝公司员工陈平签收，三键照明开关524个、单键照明开关618个，于2019年1月25日由丞瑞家宝公司员工陈平签收。审理中，物联传感公司提供南京银行收款凭证复印件，自认丞瑞家宝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支付货款220000元”。一审法院于2020年8月28日判决丞瑞家宝公司给付物联传感公司货款121105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宣判后，丞瑞家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现正在本院审理期间，案号为（2021）苏01民终928号。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产品清单》、电话记录、微信短信聊天记录、《企业询证函》、一审法院（2020）苏0191民初2601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一、丞瑞家宝公司与物联传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二、物联传感公司要求丞瑞家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5.5万元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关于丞瑞家宝公司与物联传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买卖关系问题。本案中，物联传感公司虽未能提供2019年2月26日签订的6001合同和《产品清单》的原件，丞瑞家宝公司对该合同即清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物联传感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与《产品清单》中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相互吻合；《产品清单》与三份销售出库单上记载的数量完全一致。2019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0055合同包含了2019年2月26日签订的6001合同和《产品清单》载明的货物，同时结合物联传感公司工作人员与蔡会鹏的短信内容以及销售出库单上载明的客户联系人及相关人员明确表示收到了货物且系从丞瑞家宝公司购买，丞瑞家宝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物联传感公司支付的100万元货款不为履行6001合同所为，故应当认定丞瑞家宝公司与物联传感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丞瑞家宝公司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否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物联传感公司已经交付货物的事实。关于物联传感公司要求丞瑞家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5.5万元依据是否充分问题。双方2019年2月26日签订的6001合同载明，合同价款为145.5万元，物联传感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丞瑞家宝公司已支付货款100万元，故物联传感公司要求丞瑞家宝公司支付剩余货款45.5万元依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6001合同约定“总货款1455000元；合同签订之日预付合同总货款的20%；发货前再支付合同总货款的40%，剩余货款于2019年7月前全部支付完成”，物联传感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27日发出货物。丞瑞家宝公司庭后提交的付款回单，除2019年5月23日支付30万元“御辉项目货款”、5月24日支付70万元、6月26日支付1万元及7月29日支付8000元为“货款”外，其余分5笔支付的46000元均为“订货款”，与本案款项性质不符。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购销合同关系，丞瑞家宝公司无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系其支付的案涉6001合同项下的货款。故丞瑞家宝公司关于其支付款项已经超过案涉货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物联传感公司提交的《企业询证函》显示，丞瑞家宝公司确认截至2019年5月31日欠付货款金额1653833.9元，该询证函丞瑞家宝公司虽无经办人签字，但盖有丞瑞家宝公司印章，本院对该企业询证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丞瑞家宝公司在本案及本院审理的（2021）苏01民终928号案件中共计欠付物联传感公司货款1666056元，该货款的支付时间在2019年5月31日尚未全部届至，故从数额看与《企业询证函》并不冲突。另，丞瑞家宝公司2019年1月余额表载明丞瑞家宝公司应付物联传感公司账款数额为1960232.65元，故物联传感公司依据上述证据要求丞瑞家宝公司支付案涉合同剩余货款45.5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丞瑞家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04元，由上诉人丞瑞家宝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阿珍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李文达书记员陈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