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5民初19956号原告：李新，男，195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北京市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绍英，女，1944年1月7日出生，汉族，太原煤气化公司退休职工，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卉（系常绍英女儿），女，1970年5月5日出生，汉族，太原煤气化公司职员，住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原告李新与被告常绍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被告常绍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卉、杨智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房屋归李新所有；2、判令被告常绍英协助将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房屋登记至原告李新名下；3、要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母亲高自谦及父亲李景和于20世纪40年代以长子李某名义购买北京市西城区学院胡同23号、24号（后改名为49号）住房2处，共12间，此房屋系原告父母亲财产，归原告父母所有，一直由父母亲居住、使用、管理。20世纪60年代间，母亲高自谦将此两处私房上交给政府，收房单位是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房管所。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西城区房管所根据国家关于清退私房的政策，将学院胡同49号房屋5间退还给母亲高自谦。1993年，母亲高自谦与北京市金融街拆迁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依据协议，给母亲高自谦补助2套住房，地点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和26号楼8单元101号。此二处住宅均为公租房，每月支付租金。我也居住于201号房内，并负责支付租金和赡养母亲。1994年5月，原告出资购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小区26楼8单元201房。但购房协议是以原告母亲名义签署。母亲生前，对原告出资购买201号房屋及201号房屋归原告所有并享有产权的事实不持异议，原告的其他各兄弟姐妹包括原告大哥李某大嫂常绍英也不持异议，母亲去世后原告一直居住在201号房内，已有20多年。购201号房当时，母亲年事已高，忽略了办理201号房的产权证，母亲1998年去世后，原告多次申请办理母亲高自谦名下201号房的产权证未果。2020年7月30日，原告大嫂（大哥李某之妻）常绍英诉原告大姐李培华案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常绍英向法庭提供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才知悉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房已登记在常绍英名下。依据201号房屋拆迁后购买、居住、管理的实际情况，201号房屋系原告出资购买，原告是实际房屋产权人，该情况原告的其他各兄弟姐妹均知悉认可，故该房屋应最终登记在原告名下。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也已载明“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现原告认为201号房系原告所有而与常绍英协商不能，故依法向法院起诉。常绍英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争201号房屋归常绍英所有，已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该房屋取得的来源原为常绍英及配偶李某所有的学院胡同49号院拆迁所得，李某去世后，其份额经公证处公证由常绍英继承所有，故最终权利人确定在常绍英名下，与原告无关。原告所述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平房产权人为常绍英和李某，登记在李某的名下，与高自谦及其他人没有权属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本案审理查明的情况1993年11月15日，拆迁人（甲方）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该公司于1998年12月31日变更名称为北京金融街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11月2日名称变更为北京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名称变更为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高自谦（李某）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住址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5间；安置房屋位于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101号、201号。协议书乙方处由委托代理人李培珍签字。签订协议书前，李某于1993年8月22日出具委托书，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在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有住房5间，面积68.5平方米，因本人在太原工作，回京办理有关手续实在不便，特委托本人胞妹李培珍全权代我处理。”1993年11月17日，上述101号、201号房屋交用。1994年4月28日，李某出具委托书，载明：“李某在学院胡同49号有私房5间，关于产权等事项现均委托其母高自谦全权处理”。1994年5月3日，售房单位北京市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与高自谦签订《居民购房协议书》，购买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住房。2010年4月28日，李培华（乙方，购房人）与北京西环置业有限公司（售房单位）就买卖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26号楼8单元101室房屋签订《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房价款29474元。该房屋已于2010年7月16日登记在李培华名下。根据常绍英提供的北京市志诚公证处的公证书显示，李某的父亲李景和于1993年2月2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母亲高自谦于1998年9月1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李某于2013年9月20日死亡，李某的儿子李宏、女儿李卉表示放弃对李某遗产的继承权。二、关联案件情况（一）关联案件之一（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原告常绍英与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置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该案中，常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西环置业公司协助常绍英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房屋的不动产证书登记至常绍英名下；2.诉讼费用由西环置业公司承担。该案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与本案查明事实情况一致。该案中，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主体系西环置业公司与李某，李培珍系李某的委托代理人，结合李某给高自谦出具的委托手续，李某应是被安置人。现李某已去世，常绍英作为其继承人要求西环置业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因双方并未约定办证期限，故常绍英可随时主张，不宜认定其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其该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本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里小区26号楼8单元201号房屋权属登记至常绍英名下。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上述201号房屋已登记至常绍英名下。（二）关联案件之二（2020）京02民申580号再审申请人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因被申请人常绍英与被申请人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置业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京0115民初18553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申请再审。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以下简称五再审申请人）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审判决符合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情形。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系五再审申请人父母所有，并非李某财产，且根据《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五再审申请人的母亲高自谦是被安置人，而非李某。在此情况下，因拆迁安置补助协议而产生的本案诉讼，五再审申请人作为高自谦的子女均需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本案在常绍英作为原告起诉的情况下，因牵涉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的产权、拆迁安置补助的实际被安置人、安置补助协议性质等重大问题，非高自谦子女参加诉讼不足以正确认定基本事实，故五再审申请人均为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所涉是拆迁安置补助协议而非补偿合同。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的真正产权人是高自谦夫妇，北京市大兴区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真正被安置人是高自谦而非李某，涉案房屋的真正购买人是一直居住在涉案房屋内且已缴纳全部购房款的李新，涉案房屋非李某遗产。（三）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本案一审判决。本案一审判决仅凭常绍英提供的房产所有证，认定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属于李某所有，并认定李某应是被安置人。现五再审申请人有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对平房产权及被安置人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审理本案。常绍英提交意见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五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1984年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号4992号房产所有证是向李某下发的，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属于李某所有。上述某号院在上世纪90年代因拆迁，安置李某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两套房屋。1984年办产权证时高自谦没有提任何异议，上世纪90年代初拆迁时李某委托办理拆迁事宜，高自谦也没提任何异议。某号院自办产权证至今已有36年，从未有人对该房屋的所有权性质主张权利和份额，所以李某基于对上述某号院享有的物权所取得的回迁安置房两套应当归李某所有，与他人无关，房屋补助和补偿均归李某所有。五再审申请人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对本案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再补充一点，五再审申请人认为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应当对某号院产权问题进行解决，通过分家析产或继承解决，对本案申请再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我方认为很简单，本案有产权证证明西城区某号5间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被政府拆迁，所得利益应当归李某所有，与他人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五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亦不属于新的证据。综上，五再审申请人对本案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西环置业公司提交意见称，我方认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对某号院房屋进行安置补偿，我方尊重法院判决，配合过户，一审判决也已经履行完毕。我方同意一审判决。二中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本案一审系合同纠纷。本案一审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主体系西环置业公司与李某。现李某已去世。本案一审法院虽然判决支持了李某的权利义务承继人常绍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但同时亦在判决中明确“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本院再审审查中，五再审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常绍英均称业已提起相应诉讼解决相关争议。基于以上情况，五再审申请人并非本案被遗漏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现其以本案必要共同诉讼人身份对本案提出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二中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京02民申58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培华、李培珍、李培琪、李立、李新的再审申请。（三）关联案件之三（2019）京0115民初23808号原告常绍英与被告北京金融街西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环公司）、李培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常绍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于2010年4月28日签订的关于买卖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26号楼8单元101室房屋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李某（晖）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67年3月24日登记结婚，李某于2013年9月20日因病去世，李某与原告原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瓦房五间，该房屋在1993年被西环公司拆迁，拆迁所得两套楼房，分别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26号楼1层8单元101室和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清源西里26号楼2层8单元201室，但由于历史原因，西环公司一直以来未为原告和李某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为此，2019年5月原告起诉西环公司要求其为原告办理上述两套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为查明产权情况，法院向原告出具了调查令，经查，原告发现就上述楼房中的101室房屋，二被告之间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现该101室房屋登记在李培华名下，原告认为，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和李某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另李某去世后，其合法继承人除原告外均表示放弃继承，故原告为上述房屋唯一继承人，现就此事协商未果，依法提起诉讼。西环公司辩称，一、涉案合同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任何情形。就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有明确的规定，原告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任何情形，涉案合同应被认定为合法有效。二、李某通过默示方式追认高自谦的处分行为。李某授权高自谦全权处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等事项，写有授权委托书，高自谦依据该授权委托书，由其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李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自1993年拆迁即知晓安置房屋一事，但其至去世，未向高自谦表达对安置房屋处分不合理及高自谦代理行为有损其利益的意思表示，如原告认为高自谦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李某已通过默示行为追认合同效力，如原告认为高自谦作为代理人、无权处分涉案房屋，造成其损害的，应根据民法总则第164条第一款的规定，向高自谦的继承人主张赔偿，与西环置业公司无关。三、西环置业公司已尽到审慎义务，无需承担责任。在高自谦去世后，涉案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实际居住人李培华，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第五款和公租房租赁合同的约定，且涉案房屋承租人的其他继承人李培珍、李培琪、李新、李志及李立均同意涉案房屋由原承租人高自谦改为承租人李培华，主张李某当时不居住在涉案房屋内，而在外地，如因更名引发一切法律纠纷，由签名人负责，与我方无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李培华辩称，101号房屋不是李某的遗产，如果原告认为101号房屋是遗产，应先行通过遗产继承的诉讼确认李某遗产范围。当时101号房屋最早是由学院胡同49号的房屋拆迁而来，该房屋是李某的父母高自谦、李景和在1948年购买，当时由于老两口在东北工作，买房时用的李某的名字，当时李某16岁，还在上中学，当时是买的12间，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征用了一部分，还剩余5间，但继续保留在李某名下，李某在上世纪50年代去了山西太原，从来没有在该房屋居住或管理过，所以该房屋是李景和、高自谦老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所有子女的共识，并不是李某和原告的财产，所以在1993年拆迁时，因房屋产权毕竟写的是李某的名字，所以当时李某就委托他三妹李培珍按照高自谦的指示全权处理拆迁这个事儿，在签这个拆迁协议的时候写的是高自谦的名字。被拆迁人处写的是李培珍的名字。李某对拆迁的情况完全知悉，且认可高自谦的安排。拆迁后取得的拆迁房屋即本案101号房，高自谦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一直住到1998年去世，李培华从1994年开始从承德工作退休后，一直也是在101号房屋居住，由于李培华有北京的户口，且长期和高自谦一起居住，所以在高自谦去世后，承租人进行了变更，由高自谦变更成了李培华，且李培华一直负担101室的租金、物业费、取暖费。2010年时，李培华向西环公司提出申请要求购买101号房屋，因其符合当时北京市的公房购买政策，就购买了101号房屋，且在2010年7月16日取得101号房屋的房产证。基于这样的过程，李培华购买涉案房屋是完全合法有效的，不同意原告的诉求。该案中，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常绍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西环公司与李培华签订涉案房屋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时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故，常绍英要求确认西环公司与李培华签订的《公有住宅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对涉案房屋有关继承或所有权确认存在的争议，不属于本案合同效力争议解决范畴，双方应另行主张相关权利。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238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常绍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房屋虽登记在李某名下，但根据相关证据可以判定该房屋系李某父母高自谦、李景和夫妇原始取得。高自谦、李景和将该房屋办理房屋登记至李某名下，系赠与还是借名，或是形成共有，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均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尚无法确定该房屋的权利人是否仅为李某及是否有高自谦、李景和的财产份额等。而本案诉争房屋系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房屋拆迁取得，且生效判决中均明确“如涉及被安置人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相关权利人可另行协商解决”，本案在高自谦、李景和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未参与诉讼且未经法定程序确定西城区学院胡同49号房屋是否有高自谦、李景和的财产份额的情况下，李新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的相关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李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时亚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京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