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602民初13439号原告：焦霞原告：王月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1，系武威市平和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第二村民小组。负责人：文某，男，195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二组69号，住甘肃省武威市。被告：甘肃延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东岳南路31号（二层南侧）。法定代表人：王某2，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系甘肃濂继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一组。法定代表人：钟某2，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平第三人：王兴平原告焦某、王某1与被告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称新鲜二组）、甘肃延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延坤公司），第三人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新鲜村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7日立案后，依职权追加王某2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钟某1、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1，被告新鲜二组负责人文某、被告延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任某，第三人新鲜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第三人王某2到庭参加诉讼。后因原案件主办人工作调动及原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本院依法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21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1、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某1，被告新鲜二组负责人文某，被告延坤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任某，第三人新鲜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某2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焦某、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新鲜二组、延坤公司按土地征收补偿分配方案确定的方案向焦某、王某1分配每人40㎡住宅、10㎡商铺，价值804000元；2.判令新鲜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2005年焦某、王某1居住的宅基地被新鲜二组、延坤公司征收并开发。在征收开发修建房屋同时，新鲜二组、延坤公司及新鲜村委会确定了宅基地征收安置分配方案，即“全体村民每人40㎡住宅、10平方米商铺”。2013年至2018年期间，新鲜二组、延坤公司及新鲜村委会向新鲜二组村民进行住宅、商铺分配安置，但在分配安置时却遗漏了焦某、王某1的安置。焦某、王某1与新鲜二组、延坤公司及新鲜村委会协商无果，故诉诸法院。新鲜二组辩称，2005年，焦某与王某1系夫妻关系。2011年5月，新鲜二组分配住宅及商铺时，是按照户主分配的。当时对一部分人进行了分配，另一部分人因无房可分，最后交由延坤公司进行安置。分配协议由户主王某2签字办理的。延坤公司辩称，延坤公司已为焦某、王某1进行了安置，且焦某、王某1的诉讼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新鲜村委会述称，村委会不参与小组的分配方案，新鲜村委会不应当承担责任。王某2未作称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下列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证实：焦某、王某1提交的户口本、离婚证、自愿离婚协议书、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焦某、王某1提交的终止调解通知书，其他当事人提出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之间无关联性，对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焦某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东岳南路田园时代城东区6号楼2单元西2层2022室系焦某购买，对其真实性合同相对方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焦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新鲜二组、延坤公司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焦某、王某1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自述材料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其证明、说明内容不能单独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延坤公司提交的补偿协议，拟证明延坤公司已为王某2家庭进行安置的事实，焦某、王某1提出异议后申请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鉴定未发现是标称时间“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形成的迹象，延坤公司虽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该鉴定结论程序违法或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该补偿协议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延坤公司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四份，拟证明已为焦某、王某1进行安置的事实，对其真实性合同相对方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王某2提交的领条一份、借条二份、三方协议一份，焦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焦某、王某2原系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2系新鲜二组农业家庭户户主，其家庭成员包括妻子焦某、长女王娜（现用名王某1）。2004年12月29日，新鲜二组全体户主与王某2达成开发“新世纪花苑”项目会议纪要。2008年，延坤公司开发新鲜二组土地项目正式实施，焦某、王某1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有权获得拆迁安置利益，即每人40㎡住宅、10㎡商铺。包括王某2在内的新鲜二组户主分别与“王某2-甘肃延坤房地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安置过程中，新鲜二组与延坤公司共同参与安置，后修建的安置房无法满足安置需要，部分未安置人员由延坤公司以商品房进行安置。2015年3月20日，王某2与焦某自愿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位于荣华公司家属楼××楼面积187.02平方米的的房屋以及位××路商铺（约175.14平方米）归女方所有、存款50万元和小车一辆归女方所有，其余财产归男方所有。男方经营的公司及其财产均与女方无任何关联，男方给付女方50万元，女方无权再主张任何财产权利”。2016年10月8日（延坤公司的签署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延坤公司与杨文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面积为88.04㎡位于××路房出卖给杨文杰，价款308140元，该房产原系延坤公司处置给王某1，延坤公司按照王某1要求将合同签署给杨文杰。同日，延坤公司与王某1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面积为84.87㎡的的位××路房出卖给王某1，价款297045元。2017年4月18日，延坤公司与焦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面积为175.14㎡的的位××路商铺（即离婚协议中约定的铺面）出卖给焦某，价款1015812元。2019年2月2日，王某2（甲方）、焦某（乙方）、焦宏三方达成协议，约定“4：三方签字并由甲方付乙方10万元现金后，甲乙三方借款账务还清……”同日王某2支付焦某10万元。2019年2月26日，延坤公司与焦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面积为112.61㎡的的位××路出卖给焦某，价款506745元。以上延坤公司与买受人签订的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均未付款。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延坤公司是否为焦某、王某1进行了拆迁安置。1.2015年3月20日，焦某与王某2离婚协议中约定“男方给付女方50万元”；2019年2月2日，焦某与王某2达成协议约定双方“借款账务还清”；2019年2月26日，延坤公司将价款为506745元的房产出卖给焦某。庭审中，焦某称“这套房产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我出借给王某250万元……离婚后王某2以该房产抵顶我的债权50万元”“王某2答应离婚后给我50万元，加上之前我出借给王某2的50万元，王某2共计欠我100万元”“6号楼的铺面，是我拿50万元买的”。从以上事件发生的时间看，2月2日双方约定借款账务还清，2月26日延坤公司与焦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焦某称述的“以房产抵顶债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焦某自述的内容，前后存在矛盾且无合理解释。焦某主张的“王某2共计欠我100万元”，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2019年2月26日，延坤公司与焦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面积为112.61㎡的的位××路出卖给焦某，价款506745元，该房产焦某未支付房价款。焦某主张该房产与拆迁安置无关，但其未对延坤公司出卖给其该房产未支付价款作出合理性解释，焦某的主张不能成立。2.焦某主张东岳南路田园时代城西区2号楼沿街面三层商铺系离婚时王某2分割给焦某所有。从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可以看出，房屋系延坤公司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处置给买受人。王某2虽为延坤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延坤公司的财产与王某2的个人财产是互相独立的。即使延坤公司的财产与王某2的财产有混同的情况，但王某2以个人名义处分公司财产，将损害延坤公司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焦某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该房产系王某2个人财产或王某2对该财产享有处分的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3.王某1主张东岳南路田园时代城东区5幢2单元10层1001号房产、东岳南路田园时代城东区5幢1单元10层1002号房产系陪嫁。从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看，上述房产出卖人均为延坤公司，且王某1并未支付房价款。王某1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实该房产系王某2个人财产或王某2对该财产享有处分的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延坤公司无偿处置给焦某、王某1的房产足以满足拆迁安置需要，焦某、王某1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焦某、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40元，由焦某、王某1负担。鉴定费23000元，由甘肃延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赵国栋人民陪审员 王德鹏人民陪审员 蔡学泽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亚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