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俞裕旗，男，198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婷，广东安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均，广东安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运恒，男，195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闽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庆，广东仁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俞裕旗因与被上诉人余运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7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许雪芳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俞裕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婷、潘建均，被上诉人余运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郭明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俞裕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俞裕旗的全部诉讼请求；2.余运恒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歪曲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存在徇私枉法情形，导致错误判决。一、一审法院所谓认定的事实根本不是真实的，其只是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叙述的内容予以阐述，不应作为本案已经查清的事实。本案为普通的民间借贷，是余运恒因无法支付所承接工程的人工费用及材料款故向俞裕旗借钱周转。一审法院理应围绕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双方是否存在转账的事实、转账的理由及资金最终的用途等予以查证，待查明事实后才能理性判断借款是否真实存在。二、一审法院错误地把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俞裕旗的举证责任，导致错误判决。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出借人应就借款事实予以说明，并就借款当中的资金来源、资金去向及借款人是否收取资金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即证实双方的借款是否合法有效；借款人则应就是否收取资金及收取资金的原因提供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却把全部的举证责任归于俞裕旗，片面地否认借贷关系的存在，却未对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外的其他原因予以查证。三、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就认定本案借贷事实有违民间借贷的交易模式及习惯是错误的，过大地扩大了自由裁量权，导致错误判决。在当今社会，存在有很大一部分出借人碍于面子或者其他原因，都只是与借款人达成口头的借款约定，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也有一种是双方约定先转账后补签借款合同，但往往在转账后，借款人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推托，导致无法形成书面的借款合同，这就是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是现今存在的交易模式及习惯。而本案的事实是双方本来口头约定签订借据，但在俞裕旗向余运恒出具支票，余运恒领取了所借款项后并未按照承诺主动向其出具借据，而是在俞裕旗经过7年的催收，在第三人调解的情况下，才让余运恒出具案涉《收款证明》。一审法院不应该在没有调查了解之前就单纯地以自身认为的交易习惯来认定本案借贷关系有悖于寻常。四、一审法院对《收款证明》进行断章取义，对俞裕旗单方出具的证明内容予以认定，明显偏袒余运恒。在本案中，俞裕旗已经讲述自己在向余运恒转账后多次要求其出具借据，但余运恒一直推脱，最后只是向俞裕旗出具《收款证明》。俞裕旗无奈之下，只能保存仅有的能够证明借款事实的证明，但一审法院却以《收款证明》中由余运恒歪曲的事实来推定借贷不合常理，并且认定其陈述，实属偏袒。余运恒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收款证明》《支票》不足以构成民间借款凭证，不能证明双方的借款合意，俞裕旗证据不足。（一）《收款证明》属于收据，证明的是款项的实际给付，而不是借贷合意。《收款证明》中注明收到的是“俞裕旗先生转来工程款”而非借款；《支票》中也无任何关于借贷合意内容的记载；且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显然不会存在扣除税款的说法。可见本案不是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二）余运恒己举证转账性质是支付工程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规定，俞裕旗未达到借贷举证法定标准，应进一步对借贷主张进行证据补强。俞裕旗提交的《收款证明》本身就构成本案不属于借贷关系的证据，恰恰反证了余运恒支票款项的性质是“工程款”。俞裕旗提交的《收款证明》及余运恒提交的《施工合同》及录音等系列证据均证明案涉款项为工程款，形成了更为合理的证据链；相反，俞裕旗主张的借款关系无证据佐证。（三）双方在长达10年时间内从未有过关于借款的交流、洽商、催款、还款等的短信、微信、电话、书面等等记录痕迹，违背日常借款常理和生活经验法则。二、《收款证明》出具的背景和本意，是各方串通后通过虚增工程量套现，属于非法协议，法院不应支持基于非法协议产生的诉求。本案支票款项是工程发包人广州新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发公司）和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公司）向俞裕旗借调来，用于支付俞裕旗工程款的借调款项，余运恒作为工程施工方仅负责收取工程进度款。在水电公司副总梁德洪的主持下，各方商定在余运恒未结算工程款里面虚增工程量、加大结算金额后，并在新发公司实际支付虚增的工程款后再返还给俞裕旗。对于该隐藏的事实，余运恒在一审中已详细说明，也提供了相关录音佐证。实际上，在出具《收款证明》后的几个月，水电公司副总梁德洪就因违纪接受调查了，各方约定的虚增工程量和虚报结算价款操作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和实施。从以上陈述可见，《收款证明》出具的真实背景和目的根本不是俞裕旗主张的借款。在俞裕旗提起一审诉讼前，余运恒还特别签发《律师函》就其中可能涉及的严重违法性进行风险提示，俞裕旗基于串通所达成的非法协议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三、《收款证明》附有生效的前提条件，在性质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目前尚未具备生效条件。在2017年8月10日出具《收款证明》时，俞裕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或批注不同意见，相反是接受并拿走保管了原件，在起诉前也未对《收款证明》中注明的内容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一审庭审中，俞裕旗一方面否认《收款证明》后半段的约定的特别付款前提条件的效力；另一方面却又依据《收款证明》后半段的约定来主张还款权利自相矛盾。关于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俞裕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生效。相反，余运恒提供了系列证据证明在2017年8月10日出具《收款证明》后，新发公司未支付任何工程款项。可见，虚增工程量并未实际执行，同时新发公司也未支付任何款项给余运恒，《收款证明》至今尚未具备生效条件，俞裕旗上诉主张不成立，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俞裕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运恒向俞裕旗偿还借款2317500元及利息（以2317500元为本金，自立案之日起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由余运恒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3日，福建省来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宝公司）开具农业银行支票一张（票号：61641028），金额为2317500元。支票记载的收款人为广州市增城恒凤百货店，支票存根记载附加信息为“付俞裕旗从化疗养院二期工程款”。2017年8月10日，余运恒制作并签署《收款证明》一份交由俞裕旗收执。《收款证明》记载内容：“本人于2010年8月2日以施工工程进度款的方式收到俞裕旗先生转来工程款人民币2500000元，俞裕旗先生从此款中扣除我方税款人民币182500元，本人实收工程款人民币2317500元。现本人同意待新发公司确认我方盛世名门工程款结算后，待我方收到新发公司所欠我方工程款时，转回人民币2317500元给俞裕旗先生。”2020年7月7日，俞裕旗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余运恒发送《律师函》，称余运恒因从化疗养院二期项目施工需要向俞裕旗借款2317500元，借款已长达10年之久，要求余运恒在7日内清还借款。余运恒在收到上述《律师函》后，亦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俞裕旗回复《律师函》，否认存在借贷关系。另查明，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穗仲案字第10327号裁决，新发公司应向广州三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凤公司）支付拖欠新都盛世名门小区项目的工程款5719028.94元及利息、律师费等。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因新发公司名下财产不具备直接处置条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8）粤0118执5717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根据一审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粤0118民初3163号民事判决，新发公司应向三凤公司支付拖欠新都盛世名门住宅小区拆除工程、基坑支护工程、零星工程的工程款8272452.45元及利息。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因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13日作出（2019）粤0118执281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又查，根据余运恒提交的证据，上述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穗仲案字第10327号裁决、（2018）粤0118民初3163号民事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中，三凤公司提起仲裁或诉讼依据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承包合同》中三凤公司的签约代表均为“余运恒”。三凤公司亦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三凤公司从水电公司下属的新发公司承包了新都盛世名门楼盘项目系列施工工程项目，系列工程以三凤公司名义承接，但实际施工承包投资人是余运恒；在2017年8月10日后，新发公司及水电公司未向三凤公司支付任何工程款，至今也未能办理第6组团的工程款结算。一审庭审中，俞裕旗称其以个人名义与来宝公司合作广州市从化疗养院二期工程项目，其是案涉款项的真正债权人（提供来宝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俞裕旗称在出借款项时，碍于梁德洪的面子而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余运恒称其是广州市增城恒凤百货店的经营者，确认收到案涉款项2317500元，款项用于新都盛世名门工程拖欠的材料款等；余运恒称在案涉款项发生前并不认识俞裕旗，《收款证明》是由余运恒打印好并签名的，但并没有向俞裕旗借款。余运恒申请追加新发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俞裕旗认为案涉款项是双方之间的借款，不必追加新发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俞裕旗的财产保全申请及提供的担保保函，于2020年9月7日作出（2020）粤0118民初7568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余运恒所有的价值2733674元财产。实际查封余运恒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进东路8号乐盈门2幢202房房产。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理由如下：一、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俞裕旗主张与余运恒存在借贷关系，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除了证明已向余运恒交付出借款项外，还应证明已就案涉款项与余运恒达成借贷的合意。本案中，俞裕旗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就案涉款项达成了借贷的一致意思表示。二、案涉款项金额较大，但自2010年12月3日开具支票至2017年8月10日《收款证明》期间，借贷双方未签署借款合同，亦未签署欠条、收据、借据等任何的债权凭证，更未对借款期限、利息予以约定，期间亦未归还款项，明显有违民间借贷的交易模式及习惯。三、从《收款证明》记载的内容来看，既未表达出借贷的意思表示，又明确实收款项是在扣除税款之后的金额，并对“转回”款项作出条件限制，亦明显有悖于借贷常理。况且，余运恒亦对案涉款项的产生作出较为合理的陈述，且对转款条件未成就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据此，俞裕旗主张的借贷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俞裕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670元（简易程序）、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俞裕旗负担。二审期间，俞裕旗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拟证明案涉款项是来源于来宝公司支付给俞裕旗的“水利部广东省水利厅从化疗养院二期项目建筑安装等工程”工程款的事实，俞裕旗的出借资金来源合法的事实；2.《工程挂靠协议》，拟证明俞裕旗挂靠来宝公司对“水利部广东省水利厅从化疗养院二期工程”进行施工，俞裕旗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内容与证据1一致；4.来宝公司出具的工程款支付证明，证明了案涉款项是来宝公司支付给俞裕旗的工程款项，来宝公司与广州市增城恒凤百货店没有任何经济往来；5.来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明、名称变更登记通知书等，拟证明了来宝公司已更名为福建来宝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余运恒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于俞裕旗提交的证据，余运恒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因为余运恒对俞裕旗与来宝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并不知情，无法确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即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也与本案借贷关系不存在关联性，余运恒对收到这笔款项并无异议，只是主张该款并非借贷；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余运恒主张的虚增工程量的事实具有相应的基础。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合法性及关联性。这份证明仅仅是加盖了来宝公司的公章，而没有具体经办人员的签名，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确认，与本案的法律关系及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俞裕旗提交的证据认为，俞裕旗所提交的证据拟证明案涉款项是俞裕旗已交付给余运恒，且款项来源合法，余运恒对该部分事实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未对款项交付和款项来源问题予以否定；俞裕旗提交的该部分证据并非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出现的新证据，其中证据4在一审中已经提交，故其证据并不符合新证据的情形，故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当事人亦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俞裕旗坚持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本案纠纷。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俞裕旗与余运恒之间就案涉2317500元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余运恒是否应向俞裕旗偿还该款项及利息？首先，俞裕旗主张案涉款项系其出借给余运恒的借款，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俞裕旗对于其所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俞裕旗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并无不当。俞裕旗提交了《收款证明》，该字据名称中并没有借条或借款的意思，字据的内容中，余运恒确认其以施工工程进度款的方式收到俞裕旗转来工程款250万元，扣除税款182500元，实收工程款2317500元，显然余运恒确认其收到的2317500元是工程款而非借款；同时余运恒还写明了从工程款250万元中扣除税款182500元的内容，扣除税款也是与借款没有任何关系的。基于俞裕旗提交的证据中记载的内容与其所主张的借款诉求并不一致，其理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案涉2317500元是其向余运恒交付的借款而非工程款等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俞裕旗提交了支票存根，该支票存根中记载附加信息为“付俞裕旗从化疗养院二期工程款”，该信息内容与余运恒没有任何关系，也无法佐证俞裕旗将该支票交付给余运恒即是向其提供借款。俞裕旗向余运恒发出《律师函》主张偿还借款后，余运恒随后也回函否认借贷关系，据此余运恒并未明确承认或者默认双方存在借款事实，俞裕旗发出的《律师函》也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其次，俞裕旗确实向余运恒交付了案涉款项，其在支票存根、《收款证明》《律师函》不足以证明其借款主张的情况下，可以就其与余运恒的借款关系形成、款项交付后的催收等事实予以举证，以补强前述证据的可信性。如，其主张与余运恒同是新发公司的工程承包人、施工方，在水电公司梁洪德的介绍下提供借款，其可以提供相关的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其主张多次向余运恒主张还款，虽然没有书面证据，但也可以提供电话录音、短信记录作为证据，至少也可以提供双方通话记录证明其曾多次向余运恒沟通。然而俞裕旗并没有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其关于借款的主张。再次，在俞裕旗提交的关于借款的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应结合案情判断俞裕旗的主张是否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俞裕旗主张自2010年出借款项，金额高达230多万元，其无息出借款项多年却不要求余运恒予以确认，或者如其所述，借款人拒绝确认，在此情形下其未采取其他救济措施，与其作为一名从事工程承包的商事主体身份不甚相符。对余运恒单方出具的《收款证明》的内容，俞裕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工程款”和“借款”两个概念不存在难以理解的情形，其若不同意余运恒的意见，则可以不接受该《收款证明》，但是其已经实际接受且没有通过请求司法撤销等方法进行救济，应视为其认可《收款证明》内容。综上，俞裕旗以《收款证明》主张已经向余运恒支付2317500元，但又对该证明中关于款项系工程款的内容予以否定，同时结合其对出借过程、催收过程的陈述均没有直接证据或者旁证予以佐证，因此其主张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本院结合双方证据和陈述，无法确认案涉款项为借款。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民间借贷案件中，确实应审查资金来源、款项交付等基本事实，在本案中，对案涉2317500元的来源和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给余运恒，双方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没有否认余运恒收到该款的事实，俞裕旗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以上事实从而影响案件处理结果，并无依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又及，余运恒在《收款证明》中确认其负有转回款项给俞裕旗的义务，该款项是工程款，或者是垫付款，抑或是其他性质的款项，在何等情形下应予返还，不属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调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俞裕旗可另行救济途径。综上所述，俞裕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340元，由上诉人俞裕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