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5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女，1936年2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欣，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富鸿，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男，196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裕聪，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蕾，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何某2，女，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原审被告：何某3，女，196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陈某因与被上诉人何某、原审被告何某2、何某3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27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某承担陈某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门诊及住院医疗费、住院护工费4080.36元的三分之一，即1360.12元；2.判令何某支付陈某入住养老院费用的三分之一，即21666.7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何某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2016）粤0105民初962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赡养费，包含的医疗费用为日常医疗费用，并不包含住院医疗费用，而陈某在一审中也已明确，只要求何某支付住院医疗的大额支出，因此，本案所起诉的住院医疗、护理费用并不包含在赡养费之中，是可再次起诉的范围。其次，陈某提起本案之诉并非是要求增加赡养费，而是就已经发生的超过陈某支付能力的大额一次性支出，要求何某承担相应的支付责任，与前述要求增加赡养费的案件并无实质关联。最后，在（2019）粤0105民初17645号案中，陈某也曾因为住院而要求增加诉讼请求，但法庭以庭审时住院金额仍无法确定为由，要求其另案诉讼。因此，陈某只能在结算并支付了全部住院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后再提起诉讼。2.何某并非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赡养费用。何某在（2020）粤01民终11266号案审理过程中，火速办理离婚手续，其目的是为了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石某街某号XXX房（以下简称XXX房）的售房款以及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某街某号XX房（以下简称XX房）转移至妻子李某名下，同时利用自己已经退休的情形，试图以自己名下没有存款以及资产，收入也不高的说辞来达到逃避赡养义务的目的。事实上，何某没有在所谓的出租屋中实际居住，也没有与李某分居，何某所述的离婚情况并不属实。况且，何某前后陈述矛盾，在（2020）粤01民终11266号案中称自己租房居住，以证明自己开销巨大，但在本案中却称与女儿同住，由女儿承担大部分的房屋租金；在（2019）粤0105民初17645号案中，何某称XXX房的售房款已经用于给女儿买房，但在本案中却称该售房款在离婚时给了李某。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何某存在欺骗法庭、转移财产的恶意。3.一审对养老协议的性质及养老费用的支付情况认定错误。广州市某爱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是一家正规的具有养老院机构资质的公司，而“旅居”也仅仅只是合同的噱头，其实际提供的服务就是养老服务，合同的根本性质为养老协议。陈某将X号房出售给曾某一事是在2017年6月，而且在（2019）粤0105民初17645号案中已经归结了责任，并因此减除了何某的部分赡养义务。为何在事发两年半以后，陈某还要因为该事而承担责任。依法出售房屋是陈某的自由，房屋的价值是评估机构所评定的而非陈某自行确定。而且，本案中也没有任何曾某有赠与或无偿为陈某支付养老费用的证据，陈某及何某3也已承认该费用是何某3向曾某借的，一审认定该款项的性质为赠与，明显错误。另外，一审又为何对何某假借离婚的名义将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无偿支付给李某的事情只字不提。按照一审对于陈某出售房屋的逻辑认定，何某应当有充足的资产可以作为赡养费支付的经济基础。何某辩称：不同意陈某的上诉请求，一审查明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合理，应予维持。何某2、何某3共同辩称：何某于2020年2月退休，退休前每月有7000元的收入。陈某与何某4在外租房居住，何某将他们赶出家门，他们只能去养老院。陈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某、何某2、何某3各向陈某支付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门诊及住院医疗费、护理费共计6994.84元的三分之一；2.何某、何某2、何某3各向陈某支付入住养老院费用65000元的三分之一；3.何某、何某2、何某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何某4和陈某为夫妻关系，生育了何某、何某2、何某3三名子女。何某4、陈某分别以赡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作出（2016）粤0105民初9622号和9623号民事判决，判令何某2每月向何某4、陈某各支付赡养费667元，何某3每月向何某4、陈某各支付赡养费667元；何某因提供自身所有的XXX房给何某4和陈某使用，何某每月向何某4、陈某各支付赡养费300元等。上述民事判决已生效。陈某2、陈某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2016）粤0105民初8786号民事判决，判令何某、李某及何蕴贤在90日内搬出广州市海珠区某巷X号房（以下简称X号房）等。上述民事判决生效后，何某、李某等人已于2017年5月搬出X号房。何某、李某以物权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2017）粤0105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判令何某4和陈某搬出XXX房等。何某4、陈某以赡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17日作出（2019）粤0105民初17645号民事判决，判令何某每月支付赡养费2034元给何某4和陈某等。何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作出（2020）粤01民终11266号民事判决，变更何某每月支付赡养费1334元给何某4和陈某等。庭审中，陈某确认何某2、何某3垫付住院费用和养老费用超过三分之二，明确在本案中只要求何某承担本案款项的三分之一。陈某确认何某2、何某3每月向何某4和陈某支付赡养费1334元，何某于2020年7月1日前每月向何某4和陈某支付赡养费600元，2020年7月1日之后每月向何某4和陈某支付赡养费1334元。陈某表示每月养老金收入为4506元，何某表示每月养老金收入为3360元，何某2表示每月养老金收入为3400元，何某3表示每月养老金收入为3100元。陈某与某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签订的《分时度假旅居养老床位使用协议》，载明某公司将旅居床位的使用权对外招商，陈某自愿取得床位使用权；某公司提供广州江高某爱心老年公寓、广东韶关花果山温泉度假区、海南五指山度假基地等旅居养老床位，陈某以一个旅居养老床位一次性缴纳130000元即享受入住60个月，按天计算；某公司向陈某提供“实名制旅居养老床位服务卡”，陈某可在办理相关手续后自行使用、转让或继承；本卡为计次消费卡，单人入住一天划取服务卡一次，可多人同时使用等。何某3的儿子曾某于2019年12月6日刷卡支付124512元给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子女赡养扶助父母，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为人子女的法定义务。何某、何某2、何某3作为陈某的子女，应在能力范围内履行赡养义务。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子女所应负担的赡养费应为包括父母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在内的综合费用，子女所应负担赡养费的数额应根据父母的实际需要、子女的赡养能力、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具体情况综合考量确定。（2020）粤01民终11266号民事判决，已判决何某每月支付赡养费1334元给何某4和陈某等，虽然陈某已是84周岁高龄的老人，但作为子女的何某亦是60周岁的老人，现陈某的养老金收入明显高于何某的养老金收入，陈某在上述民事判决作出后不到两个月，又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何某负担医疗护理费用和养老院费用依据不足。况且陈某所提供的《分时度假旅居养老床位使用协议》，显示该养老床位具有度假旅居性质，并非基本的养老服务，该协议相应费用实际由曾某支付，而陈某之前将其所占有的X号房的二分之一产权以56000元的低价转让给曾某，陈某与曾某存在外祖孙关系和交易关系，现陈某于本案中要求何某负担该费用亦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1月18日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陈某负担。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陈某于2020年7月20日住院，7月26日出院，个人支付住院医疗费用2470.36元。本院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何某作为陈某的儿子，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赡养义务。生效判决（2020）粤01民终11266号民事判决，已判令何某及何某2、何某3每月各向陈某支付赡养费667元，而陈某每月还有养老金收入4506元，即陈某每月收入合计6507元，符合当地的经济水平，能满足陈某的基本生活、医疗等方面的需求。虽然陈某在2020年7月有住院治疗，但医疗费用仅2000多元，数额并不高，何某及何某2、何某3所负担的赡养费能将其涵盖在内。因此，陈某上诉要求何某需另外负担医疗费用和养老院费用，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陈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彭国强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