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闽0205民初1026号原告：薛致勇，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怡，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厦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景东路18号4楼A06单元。法定代表人：张培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敏，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慧君，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薛致勇以与被告厦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东村支行期货交易纠纷诉至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提出管辖权异议，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薛致勇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东村支行的起诉，并裁定移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本案不属于期货纠纷案件为由，报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5日作出（2020）闽民辖26号民事裁定，裁定由本院审理。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薛致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怡、被告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慧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薛致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薛致勇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交易系统中的开户及交易无效；2.判令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赔偿薛致勇交易资金782997.93元。事实和理由：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设立后，未经合法批准，私自定作非法电子盘软件，通过招纳会员单位的方式发展投资者到其平台上炒“自贸油”、“自贸银”等合约。2015年12月，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授权068会员，通过欺诈和虚假宣传，诱骗薛致勇到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开户（交易账号×××24）。其后，自2015年12月2日至2016年2月1日，薛致勇向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入金11笔计827010元，出金3笔计44012.07元，共亏损782997.93元。2018年12月，薛致勇经询相关主管部门方知，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所组织的交易本质上属于以标准化合约方式进行集中交易，其交易模式破坏了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强行法，故薛致勇的开户及全部交易均无法律效力，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应赔偿薛致勇损失。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辩称，一、薛致勇诉求依据的法律关系与诉求主体不相符，薛致勇诉求对象应为具体的交易对手。首先，薛致勇诉求的法律关系是交易合同关系，但交易行为具有相对性。案涉交易是由薛致勇与交易对手直接完成的，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未参与交易过程，也无法进行干涉，所以交易由薛致勇自主选择完成。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只提供平台信息服务，仅限于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因此，薛致勇诉求的法律关系与诉求主体不相符，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并非适格被告。其次，基于服务合同，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只取得固定少量的平台服务手续费，手续费不受交易亏损、盈利所影响。薛致勇投资金出入的差额，是其自行交易亏损，而非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获取，该亏损及利息不应由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返还。再次，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与交易对手、会员单位厦门大元鑫华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东村支行四者均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应对各自的行为负责。二、薛致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开户，独立操作交易，具备风险把控能力，应该承担相应的投资结果。首先，薛致勇在网上注册时已点击确认《风险告知书》与《入市协议书》，理应知悉开设交易账户的法律效果。且整个开户过程时在会员单位厦门大元鑫华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指导下完成的，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并未参与，也不可能存在欺诈或虚假宣传行为，薛致勇捏造事实。其次，薛致勇独自操作每笔交易及随意控制资金的出入，该过程中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不存在介入或引导交易的行为。案件交易系薛致勇独立完成，与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无关。相应亏损，薛致勇应自行承担。三、薛致勇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存在违法行为。《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第二条规定：“对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其他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监管，并切实做好统计监测、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工作”。而厦门市人民政府、厦门市金融监管局、厦门市证监局等监管部门从未认定被告的交易模式违法。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是现货交易模式，而非期货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在现货交易过程中，提供了现货交割和保证金交易两种模式由薛致勇自由选择。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完整的交割体系，供应商也有相应资质，随时都可以为薛致勇提供现货交割服务。另外，厦门属于经济特区，本身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性。2016年属于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发展的阶段，两岸商品交易中心顺应时代所需创新发展模式，并无任何机构、部门认定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的模式违法。现时隔四年，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平台关停已久的情况下，薛致勇才来主张2016年的交易行为无效，存在恶意，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综上，请求驳回薛致勇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于2014年6月23日经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经营范围为：市场管理；矿产品、建材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轻纺产品、农林产品以及其他现货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初级农产品；批发预包装食品；相关商品交易的网络服务和资金结算服务，商品交割市场的管理服务以及业务发展相配套的股权投资、电子商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接受合法委托从事外币兑换业务（不含金融业务）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2015年9月6日，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的开业申请。为支持交易，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乙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甲方）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商通业务合作协议》，开通了“银商通”签约业务。双方约定：乙方应明确告知投资者甲乙双方的银商通业务关系，并明确提示客户如需开办银商通业务，应分别与甲乙双方签署服务协议。甲方提供“银商通”服务严格遵循《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3.5结算银行功能”的要求，仅负责协助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完成资金划拨和清算。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内部设立的虚拟资金账户中的资金归投资者所有，除用于投资者的出入金交易和结算交易手续费、盈亏款项、违约金、贷款交收、相关运输费用的收付外，乙方不得擅自挪用。若乙方擅自挪用或违反有关规定划转客户资金造成客户损失的，乙方应当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10月22日，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甲方）与厦门大元鑫华商品经营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综合会员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甲方的综合会员，代理或协助甲方从事以下业务：代理甲方进行市场开发、协助交易商办理入市交易手续、代理甲方为交易商提供交易培训、代理甲方向交易商推介交易商品、为交易商提供信息服务、协助对交易商的交易行为进行风险控制等。2015年12月，薛致勇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开立交易账户，账户为×××24。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间，薛致勇通过该账户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平台上进行“自贸油”、“自贸银”、“自贸铝”、“自贸铜”等产品的挂牌配对交易多笔，并产生亏损。薛致勇陈述，自2015年12月2日至2016年2月1日，其向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入金11笔计827010元，出金3笔计44012.07元，共亏损782997.93元（入金与出金的差额）。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庭审对薛致勇主张的前述入金、出金金额以及二者之间的差额无异议。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在审理中提供《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厦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现货供应商合作协议书》、合作仓储文件、提货资料。上述证据显示，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具有现货交易的资质。另查明：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并无期货交易资格。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招揽了100余家会员单位，通过会员单位发展客户。两岸商品交易中心采用电子交易平台方式，组织投资者进行公开集中交易，并对投资者进行统一管理（开户审核、制定规则、交易管理、风险管理、资金收集和结算、报价等），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为交易提供设施、便利和管理。涉案交易为高杠杆、高风险的抵保证金交易，实施强制平仓制度，允许以平仓方式了结交易，无须实物交收。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模式，保证金比例为5%不等。2015年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平台上架自贸银、自贸油、自贸铜、自贸铝等交易品种，交易时间由两岸商品中心统一设置，自贸油价格报价机制为“根据交易中心指定挂牌贸易商报出每日价格基准价，每日内价格波动在开盘后结合国际市场主力合约在交易中心开盘后的实际价格波动率为自贸油当日价格波动率，‘基准价×波动率’报出自贸油实时价格”，通过交易系统向客户报出买卖价格，并以改时点价格与客户成交，交易软件向客户实时报出每个交易品种的买卖价格，显示每个交易品种的价格K线，客户见价成交。两岸商品交易中心为交易提供软硬件设施便利，其交易具有标准化合约交易和集中交易特征。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薛致勇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开设交易账户，根据两岸商品交易中心设立的规则进行挂牌配对交易。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是交易平台的提供方，薛致勇因其在挂牌交易平台上发生交易行为产生损失而起诉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并无不当。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提出其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从两岸商品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及交易情况来看,薛致勇在交易平台交易时,除交易数、交易方向即买或卖可选择外,包括交易的报价单位、最小变动单位、质量等其他交易参数均由交易系统事先设定,属于标准化合同。同时交易设置了强制平仓机制,交易时可采取T+0及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不必有真实的实物交割,实际亦无实物交割。案涉交易不符合现货交易的要件特征,违反了《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关于“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市场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关于“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等规定。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及其会员单位开展了性质特征与案涉交易相同的规模庞大的交易,影响了经济金融及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本院认定薛致勇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平台的开户及交易行为无效。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薛致勇、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均应当知道案涉交易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都在案涉交易平台违规参与了案涉交易,各方对案涉交易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双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薛致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开设交易账户,亲自操作案涉交易,控制交易中的资金进出,对交易中可能发生的资金损失风险应当有充分的认知,对自身的交易损失存在较大过错。本院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形,酌情认定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对薛致勇的财产损失承担30%的责任,其余70%的部分由薛致勇自行承担。薛致勇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系统损失782997.93元,两岸商品交易中心应赔偿薛致勇的损失金额为234899.38元。案涉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之前，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薛致勇在被告厦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交易系统中的开户（账户为×××24）及所进行的全部交易无效；二、被告厦门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薛致勇损失234899.38元；三、驳回原告薛致勇的其余诉讼请求。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30元减半收取5815元，由原告薛致勇负担4070.5元，被告两岸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负担174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陈基周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蔡凯玲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执行申请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