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渝0112民初12487号       原告：何俊辰，男，汉族，1981年12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大渡口区。   被告：重庆金锐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兴盛大道120号天江鼎城博园3幢2-16/17-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22409749C。   法定代表人：邹开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昭辉，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敏，北京市炜衡（重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何俊辰与被告重庆金锐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俊辰，被告金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昭辉、李佳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俊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共计184 166.4元（7673.6元/月×2个月×12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原告自2018年10月起正式到被告处上班，月工资标准为底薪4000元＋业务奖励。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到2019年10月，被告仍未与原告签署书面劳动合同。为此原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超时未裁决证明书，故原告起诉。   被告金锐公司辩称：1．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正式到被告处上班，双方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申请人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请求支付双倍工资的时间应为入职后一个月起，即2018年7月15日起，至入职后一年内，即到2019年6月14日止，共11个月。同时，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会议纪要（四）》的规定，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应当从二倍工资差额的总额确定之日起计算。就本案而言，总额确定之日就是2019年6月14日，仲裁时效期计算一年，即到2020年6月13日仲裁时效过期。原告于2020年10月26日提出的仲裁申请，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因此，在诉讼阶段，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被告与原告及时地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于2018年6月入职，同批次入职的员工都与公司在规定时间内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不存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而且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时，由被告的行政兼档案管理员朱某负责指导，亲自见证了原告在劳动合同上签字，而且还有两名同批次签订合同的员工在场，都能够证实。被告通过银行卡、现金方式及时足额地支付了原告的工资，并购买了社保。从生活常理来说，没有公司会为没签劳动合同的员工购买社保，而且一般在购买社保之前要求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因此，这从侧面进一步印证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3．被告留存的劳动合同被原告偷走，系恶意报复公司提起诉讼。原告在查验车辆时出现重大失误被公司批评，并且还私自收取公司的客户服务费，甚至在任职期间私自成立公司并利用职务之便抢占公司客户，被被告发现后依法报案，后双方调解处理。原告对自己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原告在职时经常出入公司办公室，利用接触到存放合同和公司重要文件保险柜钥匙的机会，拿走了存放在保险柜内的《劳动合同》，现以未签《劳动合同》的理由恶意提成诉讼。4．原告计算依据错误。根据原告提供的工资转账记录计算，原告2018至2019年度的平均工资为6429元，而不是原告所称的7673.6元。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即使主张双倍工资最多也只能主张11个月。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本案诉讼请求举示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举示的主要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为：1．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证明本案经过了仲裁前置程序，起诉合法。被告认为，认可真实性，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于2020年10月26日申请仲裁，受理时间为2020年11月6日，故原告诉讼超过仲裁时效；该证明书日期及备注，可以看出仲裁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了本案事实，仲裁查明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但原告不愿意撤回仲裁申请，仲裁庭只好开具证明供原告诉讼，原告浪费了司法资源。2．平安银行的交易详情、账单详情的截图（只有通过手机银行可以看到，但手机银行是我的私人信息），证明原告正式入职后，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的事实及详情。平均工资是按照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工资平均计算的。被告质证认为，就交易详情，原告没有提供在仲裁庭审中提供的个人交易明细，根据个人交易明细可以看出原告最早在2018年7月15日领取了工资，被告公司是当月领取当月工资，原告是在2018年6月15日入职，在2018年7月15日发放6月15日至7月15日的工资。就交易详情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没有举示原件，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举示的主要证据及原告质证意见：1．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申请表、社行单位业务口令申请表（复印件，原件在车管所），证明原告需向车管所申请口令并经学习培训后才能从事机动车上户工作，原告于2018年5月2日申请，学习培训完后于2018年5月31日申请口令，6月开始从事上户工作，正式上班。该证据原件已交给车管所，另外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原告已明确承认口令申请表上面签名是何俊辰三个字是本人所签。原告质证认为，申请表没有我的签名，是被告制作的；该组证据是冠豪公司的材料。2．《保密承诺书》，证明2018年6月15日原告入职时签署了《保密承诺书》，证明原告入职时间。原告质证认为，是我的签字。3．被告法定代表人邹开裔银行账户明细，被告都是通过法定代表人银行转账工资，被告在2018年7月15日就向原告银行账户发放了上月工资（6月15日-7月15日期间的工资），并备注为薪酬，进一步证明其在2018年6月15日就已经入职。同时，证明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按月给其支付了工资。原告质证认为，如果是对我的转账，我也都可以查到，我的截图也都有。4．会计账单及工资表，证明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正式入职，并于7月15日领取第一个月工资，证明原告正式入职时间是2018年6月15日。同时，我们会计账目中也记载了被告在2018年8月也给原告发了工资，被告其他月份都是转账支付工资，仅2018.8月是发放的现金。原告质证认为，该组证据都没有我的签字，抬头都是冠豪服务站。5．《学习培训表》及培训现场照片，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22日、2018年9月等时间多次参加被告组织的学习培训，证明其在当时就已经在被告处工作。同时，原告已经在仲裁过程中明确承认是本人在参与培训。原告质证认为，培训表上都不是我签字，照片上确实有我，因为车管所需要进行定期的培训。6．仲裁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20年10月26日，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质证认为，无异议，是我写的。7．《劳动合同书》4份，证明与原告同期入职的陈晓方、王寄、朱敏进、朱某都与被告在同一天签订了规范的劳动合同，进一步印证原被告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具备高度的盖然性，说明原告有偷走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原告质证认为，这是被告的员工，原告不清楚其他员工的情况，但被告直到我离职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8．《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单位）参保人员明细》，证明被告为包括原告在内的公司所有员工都购买了社保。原告质证认可真实性。   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加盖有仲裁委员会印章应予确认，证据2仅为截图不能确认真实性。被告举示的证据1没有原告的签字，但加盖有重庆冠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应予确认真实性；证据2有原告的签名应予认定；证据3、4能够相互印证应予确认，证据5照片上有原告，真实性应予认定；证据6、7、8经质证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法定代表人为邹开裔，主要经营：汽车经纪服务；代办汽车年审、上户、过户、转籍、变更和机动车驾驶证年审、换证手续即相关信息咨询等。被告陈述，由于重庆冠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具有经营车驾管社会服务站的经营许可，被告具有代办汽车年审、上户、过户等事项的资质，双方于2018年6月8日签订《合作协议》，被告借用重庆冠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进行运营，被告的经营场所也是使用“冠豪服务站”名称，但实际是被告在运营，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被告员工。被告于2018年6月正式开业，因此2018年5月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申请表、社行单位业务口令申请表“上盖的是重庆冠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申请表中的陈晓芳、王寄、朱梅进、朱某都是被告员工，与被告签订有劳动合同。   原告2018年6月15日签署《保密承诺书》，2018年7月15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邹开裔第一次向原告转账4000元，备注为薪酬；同日邹开裔向陈晓芳、王寄、朱梅进、朱某均有转账，备注为薪酬；之后每月中旬均由邹开裔向原告及陈晓芳、王寄、朱梅进、朱某转账支付薪酬或备用金，其中向原告转账有时备注为提成。被告为此制作了员工工资表。被告法定代表人邹开裔分别于2018年7月18日、7月24日、8月22日、9月7日、10月15日、11月14日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行了培训并拍摄了培训照片。   2020年11月6日，原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金锐公司支付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84 166.4元。仲裁庭审中，被告申请了证人朱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证人系人事档案管理，原告和证人是一起入职的，2018年6月入职，劳动合同都是一起签订的，当时同批次员工还有陈晓芳、王寄、朱梅进等，劳动合同都是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钥匙也放在查验岗位置，员工包括原告都可以进入办公室拿到钥匙。劳动合同签订的都是3年，试用期3个月。该委于2021年3月8日作出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原告诉来本院。   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在仲裁庭审中也申请了证人出庭的，但因为证人是被告员工，请求不予采信。同意证人证言的内容以仲裁庭审笔录为准，不用证人在本案中再出庭作证。而且我没有胡搅蛮缠，是我的正当权益。若被告庭后举示了盖章了的仲裁笔录，我则不再需要质证，予以认可真实性。且我不认可仲裁员认为我超过时效，还给我开证明，否则应当直接裁决驳回。被告称给原告在内的其他员工都买了保险，根据参保时间，也可以佐证原告的入职时间。2018年11月购买社保。因为原被告双方约定了在3个月试用期内不买社保，在试用期后才购买的社保。所有人也都是这样的。原告陈述被告不拖欠工作期间的工资。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的入职时间。依据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确认原告2018年6月15日入职。原因在于：1.2018年6月15日原告与被告即签署了《保密承诺书》，约定了工作中的保密事项。2．被告法定代表人邹开裔于2018年7月15日第一次向原告转账，备注为薪酬，因工资次月支付，可以印证原告2018年6月入职。3．被告法定代表人邹开裔在2018年7月18日、7月24日已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员工进行了工作培训。4．证人朱某出庭证实与原告一起入职，入职时间是2018年6月。关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被告称原告盗走劳动合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本案双倍工资支付期限为2018年7月15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止，根据仲裁时效为1年的规定，原告应最迟于2020年6月14日申请仲裁，主张权利，而本案被告于2020年11月6日方申请仲裁，主张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14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已过时效期间，应予驳回；2019年6月14日之后视为双方已订立无故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主张之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劳《中华人民共和国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俊辰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何俊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晓星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婧姣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