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民终27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武，男，汉族，1962年2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斯铭，男，汉族，1993年5月18日出生，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华，男，汉族，1967年5月30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娟，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建武、上诉人刘斯铭因与被上诉人张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7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建武、上诉人刘斯铭、被上诉人张建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建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建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斯铭承担本息的返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案涉款项的支付及协议签约，能够看出系刘建武与张建华合伙对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堂公司）的投资。2017年，经朋友介绍，刘建武与张建华及其他投资人拟共同投资汉堂公司，并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刘斯铭为投资股份的名义持有人。2017年3月30日，刘斯铭与汉堂公司、魏佰兴签订《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并将该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于同日全部汇入汉堂公司账户，共计86万元。2017年4月5日，刘建武与张建华及其他投资人就投资汉堂公司事宜，拟定了各自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作为各自的投股证明。要作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刘斯铭本人并不具有证券交易经验，为了涉案标的公司能够顺利上市，标的公司要求更换持股人，鉴于该投资的发起人是刘建武，因此就将该股份转给了刘建武持有，这也是为何刘斯铭名下并未有涉案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就该情况，刘建武在办理之时就告知了各投资人，各投资人也表示理解且认可。从上述时间节点能够看出，张建华与刘建武等人系先达成一致投资意向，并向涉案标的公司投入全部资金、且签订《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后，才就各自的情况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明确其股权份额，亦作为投资方的投股证明。也就是说，张建华与刘建武等人是先筹钱，再一起合伙购买涉案标的公司股份，并非如张建华与一审法院认为的系刘斯铭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张建华。2.从刘建武提交的证据能够看出，张建华等人系合伙投资。（1）刘建武在向魏佰兴主张权利之前，在微信群里与众投资人进行了协商沟通，众投资人一致同意通过法律手段要回本息，并愿意支付仲裁费用。其中张建华多次陈述，如：“同意抓紧时间起诉；这是魏佰兴个人的事情，他在欺骗我们上市等内容。”均证明张建华对投资汉堂公司是明知且认可，同时也知道股份的名义持有人是刘建武，返还本息的主体是魏佰兴。（2）刘建武在一审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其也是合伙投资标的公司的投资人之一，其证言能够印证刘建武的陈述。然而，一审庭审期间，在张建华明确认可微信记录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拒绝采纳该组证据，不认定其证明效力，无法律依据。二、刘建武已积极主张权利，魏佰兴拒绝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由于汉堂公司未能成功挂牌新三板，魏佰兴也未能按约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为了维护投资人的共同权益，刘建武提起仲裁，要求魏佰兴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现案件已经全部胜诉，正待进一步申请强制执行。 刘斯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张建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建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斯铭承担本息的返还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刘斯铭与张建华之间达成案涉股权份额转让的合意并无事实依据。张建华在起诉状中称本案的案由系股权转让纠纷，其主张的是刘斯铭应承担股权回购的义务，但在庭审中却又特别明确，其提起诉讼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众所周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两个重要要件，其一、款项支付的事实；其二，双方的借贷合意。而股权转让纠纷中，也需要达成股权份额转让的合意。在本案中，张建华为了投资汉堂公司支付了涉案款项，这并无争议。当事人合意的产生应在签订涉案协议时，但张建华在一审中既认为涉案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又主张股权转让，其法律关系混乱、前后矛盾，正说明了张建华在涉案款项的实际用途上说谎，其陈述不应被法庭认可。2.从案涉款项的支付及协议签约，能够看出系刘建武与张建华合伙对汉堂公司的投资。2017年，经朋友介绍，刘建武与张建华及其他投资人拟共同投资汉堂公司，并达成一致意见，约定刘斯铭为投资股份的名义持有人。2017年3月25日，刘斯铭向汉堂公司支付了股权投资款定金10万元，2017年3月27—3月29日，各投资人均向刘斯铭汇入了汉堂公司投资款，其中张建华于2017年3月27日、29日共汇入288000元。2017年3月30日，刘斯铭与汉堂公司、魏佰兴签订《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并将该协议书中约定的剩余款项于同日全部汇入汉堂公司账户，共计86万元。2017年4月5日，刘建武与张建华及其他投资人就投资汉堂公司事宜，拟定了各自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作为各自的投股证明。要作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刘斯铭本人并不具有证券交易经验，为了涉案标的公司能够顺利上市，标的公司要求更换持股人，鉴于该投资的发起人是其父刘建武，因此就将该股份转给了刘建武持有，这也是为何刘斯铭名下并未有涉案标的公司股权的原因。就该情况，刘建武在办理之时就告知了各投资人，各投资人也表示理解且认可。从上述资金流向能够看出，张建华与刘建武等人系先达成一致投资意向，并向涉案标的公司投入全部资金、且签订《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后，才就各自的情况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明确其股权份额，亦作为投资方的投股证明。也就是说，张建华与刘建武等人是先筹钱，再一起合伙购买涉案标的公司股份，并非如张建华与一审法院认为的系刘斯铭将案涉股权转让给刘建华。3.从涉案的两份协议（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收条也能看出，张建华与刘建武是合伙投资。（1）《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第一条：“刘斯铭名下有汉堂生物股权30万股，以股权协议书为据。”该条款中所谓的“股权协议书”贯穿整个协议，指的是《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理由有：其一，从上述的投资资金的支付时间能够知晓，是先有各合伙人共同投资，刘斯铭作为代表签订《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没有《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也就必然不会有《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第二，张建华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在其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时，刘建武已经向其出示了《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并交给张建华相应的复印件，也证明了张建华对其所投资的公司情况时明知且认可的。第三，《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第5.3条明确约定：“若涉案标的公司未能挂牌新三板，支付回购款及8%的补偿主体是魏佰兴。”张建华在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时对该条款是明知且认可。（2）《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第二条：“2017年6月份新三板上市后，具体操作有股权持有人甲决定，各股东可以提出卖出建议，再汇总出售。”该协议书文尾标注：“此据为投股证明，一式两份，投资有风险，请谨慎投资。”《收条》明确：“收到汉堂股权投资款.....”。上述证据明确了张建华实际是涉案股份的投资人，刘斯铭与其之间并非股权转让，刘斯铭仅是涉案股权最初的名义持有人。如果涉案双方并非合伙投资的关系，张建华又如何拥有卖出的建议权。如果按照一审法院所述，上诉双方是股权转让，但为何协议中又约定了上市后，具体操作由名义持有人行使，这明显不合常理。4.从商业利益角度来看，刘斯铭也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明确约定：“若涉案标的公司未能挂牌新三板，魏佰兴按原认购金额回购，并按年化收益8%支付补偿。”《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第三条：“若不能如期上市，按股权协议要求，2017年12月退还本金及8%利息。”从上述条款能够看出，众投资人之间是合伙投资关系，各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如果名义持股人有借贷或者从中牟利的企图，不可能两份协议均约定8%的年化收益，这对持股人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也明显违反了社会常理。综上所述，涉案标的公司未上市，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的主体是魏佰兴，而非刘斯铭，现在由于涉案标的公司未能上市，无法达到投资人的投资目的，投资未能及时收回，系属正常的商业风险，不应将责任归咎于刘斯铭。5.从刘斯铭提交的证据能够看出，张建华等人系合伙投资。（1）刘建武在向魏佰兴主张权利之前，在微信群里与众投资人进行了协商沟通，众投资人一致同意通过法律手段要回本息，并愿意支付仲裁费用。其中张建华多次陈述，如：“同意抓紧时间起诉；这是魏佰兴个人的事情，他在欺骗我们上市等内容。”均证明张建华对投资汉堂公司是明知且认可，同时也知道股份的名义持有人是刘建武，返还本息的主体是魏佰兴，而非刘斯铭。（2）刘斯铭在一审时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其也是合伙投资标的公司的投资人之一，其证言能够印证刘斯铭的陈述。然而，一审庭审期间，在张建华明确认可微信记录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拒绝采纳该组证据，不认定其证明效力，无法律依据。二、刘建武已积极主张权利，魏佰兴拒绝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责任不在刘斯铭。由于汉堂公司未能成功挂牌新三板，魏佰兴也未能按约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为了维护投资人的共同权益，刘建武提起仲裁，要求魏佰兴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现案件已经全部胜诉，正待进一步申请强制执行。 针对刘建武、刘斯铭的上诉，张建华辩称，刘建武、刘斯铭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刘建武、刘斯铭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具体如下：一、刘斯铭与张建华之间表面上达成了案涉股权份额转让的合意，并不是投资关系，其实质上更符合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一审时，代理人立案时，本想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但因为没有借条，只有一个股权协议书，故代理人与张建华协商后，按照表面上签订的股权协议书按股权转让纠纷立案，一审判决经审理后判决为合同纠纷很合理。2017年3月，刘建武因购买股权资金不够，向张建华借款，张建华开始并不愿意出借，但刘建武多次与其电话沟通，因张建华与刘建武系朋友关系，其出于对刘建武的信任，故借其资金。刘建武筹钱购买后，向张建华承诺，如果所谓的公司股权不上市，其退还张建华本金及8%的利息，张建华基于信任将288000元出借给刘建武、刘斯铭进行投资。刘建武承诺2017年12月退还本金及8%利息，应根据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没有共同投资的合意，也没有股权代持的合意，不管是共同投资还是股权代持均需要书面约定。双方签订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仅仅是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投股证明，投股证明应该是公司给股东的证明，应加盖公司公章，用以确定公司股东身份，本案中，张建华自始至终没有成为公司股东。且刘建武、刘斯铭也不是案涉公司股东。二、刘建武、刘斯铭与张建华之间不是合伙投资的关系。刘建武向案外人也是其合同相对人魏佰兴主张权利与张建华无关。张建华自2017年12月起多次向刘建武主张让刘斯铭退还股权本金及支付利息，但刘建武均以案外人魏佰兴没有支付股权回扣款为由拒绝退还张建华的本金，但案外人魏佰兴有没有向刘建武、刘斯铭支付股权回购款与本案没有关联，张建华是将28.8万元转账至刘斯铭账户，表面上是购买刘斯铭名下的股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张建华理应向刘斯铭主张退还股权本金及利息。刘建武建立这个微信群以及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只能证明张建华一直在向刘建武主张权利。一审证人系刘建武公司的员工，且刘建武二审承认证人系其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事实明显不符，不能证明刘建武、刘斯铭与张建华系合伙投资的关系，双方没有合伙投资的合意。三、根据合同相对性，刘建武有无主张权利以及魏佰兴是否向刘建武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补偿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张建华向刘建武、刘斯铭主张权利是根据双方签订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以及民法典第456条、第509条、第577条的规定。刘斯铭在一审中提供了银行流水，黄豹于2017年3月29日转给刘斯铭的两笔款分别备注股权购买款、部分股权款，而刘斯铭转给汉堂公司的是股权投资款，说明这两笔款项完全不一样，可以证明黄豹及张建华的转款不能认定为借贷的话，也只能认定是股权转让的购买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款。 张建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建武、刘斯铭退还张建华股权本金28.8万元，利息72960元(利息以28.8万元作为基数，按年利率8%自2017年4月1日起算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之后利息顺延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判令刘建武、刘斯铭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张建华与刘斯铭的父亲刘建武口头商定由张建华以3.2元/股的价格购买刘斯铭持有的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股权中的9万股股权。同年3月27日及3月29日，张建华依约通过银行向刘斯铭账户转账支付股权款28.8万元（20万元+8.8万元）。2017年4月5日，刘建武向张建华提交一份由刘斯铭作为投资方与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魏佰兴签订的“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复印件，并以刘斯铭名义（股东甲）与张建华（持股人）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刘斯铭（股东甲）名下有汉堂生物股权30万股，以股权协议书为据；2、2017年6月份新三板上市后，具体操作有股权持有人甲决定，各股东可以提出卖出建议，再汇总出售；3、若不能如期上市，按股权协议要求，2017年12月退还本金及8%利息；4、具体内容以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为准。协议还就持股人张建华持股9万股，原始股价格3.2元/股，总金额为28.8万元作出确定。该股权协议书股东甲处有刘建武代刘斯铭的签名，持股人处有张建华的签名。2020年7月，张建华以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一直未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上市，且刘建武、刘斯铭一直未能退还股权款及利息等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另查，由刘建武向张建华提交的“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认购协议书”复印件载明：甲方为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乙方（投资方）为刘斯铭，丙方为魏佰兴；甲方本次增资扩股，乙方认购股份为30万元内部股权，增资扩股股份的价格为3.2元/股；乙方认可甲方于2017年6月1日前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进行申报，成功挂牌后，本次认购的股份，可遵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交易规则实现交易转让，甲方可协助乙方办理证券公司开户手续；丙方承诺若2017年12月31日前甲方未挂牌新三板，丙方有责任依据乙方原认购金额进行回购转让。同时，由丙方按乙方实际投资额以年化收益8%的比例标准额外向乙方进行补偿。 一审法院再查，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刘建武为该公司于2017年7月31日前出资的股东，认购股份数为30万股，持股比例为0.5145%。至今，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刘斯铭也一直未能成为该公司股东。 本案庭审过程中，各方对于2017年4月5日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的双方主体为刘斯铭与张建华，刘建武系刘斯铭签约代理人的事实均不持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张建华提交的2017年4月5日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银行转账明细单、各方的当庭陈述能够反映刘斯铭与张建华之间达成了案涉股权份额转让的合意，且张建华已经为此实际支付了对价28.8万元。本案诉讼中，刘斯铭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获得用于转让的福建省汉堂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也未能按照协议要求于2017年12月31日前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其行为显与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不符。张建华起诉要求刘斯铭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本金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本案诉讼中，张建华未就其主张的律师费损失具有合同依据或确系因违约必然发生的合理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相关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庭审中，各方已经明确2017年4月5日的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的双方主体为张建华和刘斯铭，刘建武仅系刘斯铭的签约和履约代理人。张建华关于刘建武也应对案涉股权协议书项下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双方在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了股权本金的退回条件、时间、利率标准，张建华也系直接向其合同相对方即刘斯铭支付相应的价款，在刘斯铭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仅系股份代持关系，协议书也未就此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形下，无法作出双方之间合同的付款主体系案外第三人的解释。刘建武、刘斯铭的相关辩解主张，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刘斯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张建华28.8万元及该款自2017年4月1日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张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714元，减半收取3357元，财产保全费2325元，合计5682元由刘斯铭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建武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裁决书、授权委托书、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强制执行申请书、律师费发票，证明，刘建武在积极向魏佰兴主张权利，裁决书已经生效，刘建武依据裁决书的内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目前还没有执行到任何财产。刘斯铭对刘建武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张建华对刘建武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裁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刘建武向案外人主张权利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本院对刘建武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查明，2017年3月27日，张建华向刘斯铭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2017年3月29日，张建华向刘斯铭账户转账支付8.8万元。2017年4月5日，刘斯铭（股东甲）与张建华（持股人）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一份，约定：1.刘斯铭（股东甲）名下有汉堂生物股权30万股，以股权协议书为据；2.2017年6月份新三板上市后，具体操作有股权持有人甲决定，各股东可以提出卖出建议，再汇总出售；3.若不能如期上市，按股权协议要求，2017年12月退还本金及8%利息；4.具体内容以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为准；5.股东甲名下有多个自然人，请妥善保管好各自协议书。协议还约定持股人张建华持股9万股，原始股价格3.2元/股，总金额为28.8万元。此据为投股证明，一式两份。该股权协议书股东甲处由刘建武代刘斯铭签名，持股人处由张建华签名。2017年4月8日，刘建武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汉堂股权投资款贰拾捌万捌仟元（288000.00元）。” 2020年7月1日，张建华以刘建武、刘斯铭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民事起诉状载明的事实和理由为：“2017年4月，原被告签订《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同意将其持有汉堂生物公司股权9万股，以人民币28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受让上述股权；同时还约定若不能如期于2017年6月份上市，按股权协议要求，2017年12月退还本金及8%利息。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被告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存在欺诈原告的行为，被告并未持有汉堂生物股权，且被告向原告做虚假承诺，承诺该公司2017年6月新三板上市，时至今日，该公司仍未上市。根据协议第三条约定，被告应立即退还原告288000元本金及8%利息。”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基于2017年4月5日的协议书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等。张建华发表辩论意见认为，案涉协议书实质是自然人的民间借贷关系，要求刘建武、刘斯铭退还本金及利息，如不能认定民间借贷，应按协议书第3条约定退还本金及利息。刘建武、刘斯铭发表辩论意见认为，张建华庭审中一直主张本案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无论从款项288000元已转入汉堂公司，还是协议书明确其支付的款项时投资款，协议书是张建华的投资证明，均反映双方并无借贷合意；张建华主张的法律关系前后矛盾，不能据此要求返还本息。 张建华于二审庭审中确认，本案的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关系，借款人是刘斯铭，要求刘斯铭承担还款责任，刘建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建华还确认，其没有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其将《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当作借款凭证签字，一审选择股权转让纠纷是为了便于立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是按照民间借贷纠纷主张的。 本院认为，张建华确认其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刘建武、刘斯铭主张权利，并不认可其与刘斯铭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刘建武、刘斯铭则认为本案属于合伙投资，并非股权转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建华与刘斯铭之间达成了股权份额转让的合意与当事人的主张不符，本院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在认定双方达成股权份额转让合意的基础上提出的裁判理由及作出的裁判结果均存在不当，应予纠正。 各方基于2017年4月5日的协议书形成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一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之一，该焦点问题已经由人民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辩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障。张建华二审中坚持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刘斯铭承担偿还借款本息责任，刘建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则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建华关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主张以及依据该主张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张建华提出能够证明刘斯铭借款的证据有转款凭证、收条、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本院综合审查前述证据，评析如下：转款记录中未备注款项用途，不能证明款项为借款；收条载明款项为“股权投资款”，而非借款；《汉堂生物股权协议书》反映了持股人张建华的持股情况，288000元为9万股的总金额，但协议书全文没有任何借款的文字表述；微信聊天记录多处提到“退款”、“退钱”、“本金退给我”，但没有借款或还款的相关内容。因此，张建华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斯铭与张建华之间存在借款的意思表示，张建华关于其与刘斯铭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张建华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要求刘斯铭偿还借款本息及刘建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0104民初77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建华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714元，减半收取3357元，财产保全费2325元，合计5682元，由张建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714元，由张建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丽 审判员 王 苗 审判员 温占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顾斯斯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