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7民终10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良，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侠，女，197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述两个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殿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梅，女，197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昭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烈勤，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忠光，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翠侠、李良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良、张翠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海梅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三次退货的事实。第一次是2018年10月23日，退货价值187500元。双方在涉案对账单中以打勾或画圈的方式确认退货的品名及数额等，且2018年10月25日的聊天记录中，黄海梅所述收到货物就是双方在涉案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的货物，此次退货由黄海梅找车拉货，但没有拉完，故2018年10月26日李良通过安东物流将没有拉完的货物托运给黄海梅。第二次是通过安东物流托运价值62000元的货物，李良提供了安东物流托运单，一审法官曾联系托运司机黄某，但未能联系。二审中，黄某及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愿意出庭作证。第三次是在2019年10月8日，退货价值191000元，双方当事人2019年10月8日至10日的聊天记录可证实。其中，2019年10月9日的聊天记录中，李良向黄海梅发送退货清单，该清单上载明了发货时间、货车车号、规格及司机任继涛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退货的品名、件数等均已注明。黄海梅接收到该清单后回复：“好”。2019年10月10日的聊天记录中，黄海梅发送信息“李总你好，麻烦你安排下运费，司机在等着运费呢”该记录充分证明黄海梅已经接到清单中的货物。司机任继涛2019年10月10日的微信记录说“卸完了”“老板运费转下”“老板谢谢你运费转”，该记录充分证明黄海梅已经收到退货，二审中任继涛愿意出庭作证。二审法庭调查时，李良、张翠侠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关于三次退货当中后两次退货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两次托运货物的事实，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退货，但双方在2018年10月22日之后并无买卖交易往来，希望法庭依法核实该两次托运货物的性质是否为退货或者其他。（二）对帐单显示2018年10月22日李良尚欠黄海梅600900元，但是自2018年10月22日之后，李良共计向黄海梅转帐9万元，双方买卖交易中有时买方需先支付一定的预付款，而且双方交易笔数较多，有时也进行阶段性对帐，涉案对帐单并非最终的对帐单，因为双方并没有进行最终的对帐，李良一直积极请求黄海梅进行最终的对帐，但黄海梅均未应允。黄海梅辩称，（一）李良声称涉案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所标明是退货的明细，李良于2018年10月22日确认拖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是将总货款减去退货的金额而得出的。但李良自称退货的行为是发生在双方对账之后，其不可能预先知道日后会退货。按照李良的上述说法及计算方式，在双方对账当日，其认为拖欠黄海梅的货款也不是600900元，其也不应当在涉案对账单上确认拖欠600900元的事实。并且，在李良签订涉案对账单之前，其自认已经向黄海梅支付了492000元的货款。既然如此，李良不可能只将未来将要退货的金额扣减，而不将其已经支付的货款予以扣减。（二）李良提供其自制的退货明细单，并辩解在2018年10月23日退回货值187500元的红木家具，根据安徽太和县与江门市新会区之间的距离，一般物流托运的运载时间需要5日或以上，如果双方之间达成了退货的意思表示，其应当在2018年10月22日的对账单上备注退货的情况，而不是确认收到全部的家具以及确认欠款的事实。（三）李良声称不知道黄海梅的真实名字，所以其在托运单上才写错黄海梅的信息。事实上，李良在2018年10月26日之前已经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海梅支付货款，其不可能不知道黄海梅的真实名字。李良提供的托运单标注的收货人与黄海梅不一致，且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托运的具体物品、种类、数量等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是退货。正常情况下，如果李良向黄海梅退货，且退货的金额如此巨大，双方也会在通信时清楚表达或协商退货的事宜，但事实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本没有上述相关的信息。（四）李良自制的退货明细单所列的家具与涉案对账单中列明的家具不一致。二审法庭调查中，黄海梅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对于李良辩称的退货行为，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黄海梅已经对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进行了解释，并且李良自身提供的聊天记录（2018年10月25日上午12时29分）也反映是由于货物的返修问题而产生，并非李良所辩解的退货，并且李良辩解退货的明细，与双方确认的对帐单所显示货物的明细都不一致，由此也进一步反映李良辩解退货不成立。（二）在一审时，李良从来没有陈述或者辩解双方之间存在支付预付款的行为，并且黄海梅所提供的涉案对帐单最主要是证明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期间，李良向黄海梅购买红木家具的具体明细，由于双方之间货款的支付是通过转帐方式履行，因此，通过2017年11月25日之后李良支付货款的行为就可以证明李良是否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结合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李良在2020年还存在继续向黄海梅支付货款的行为，也进一步表明李良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黄海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支付货款437100元及利息30105.3元(利息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2.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支付诉讼担保保全费1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李良、张翠侠负担。一审法院查明：李良于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期间向黄海梅购买红木家具数批，2018年10月22日，黄海梅将已向李良、张翠侠发货的红木家具列出清单制作成对账单，双方进行对账。李良确认已收到黄海梅合计货值817100元的家具，并确认尚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李良分别于2017年12月13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19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2月5日、2019年3月3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7日（两次）、2019年9月8日和2020年2月1日分19次以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方向黄海梅支付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20000元、10000元、50000元、23000元、70000元、19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4000元、2000元、1000元、2000元、1000元，合计582000元。黄海梅多次向李良、张翠侠催收货款无果，遂于2020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黄海梅申请诉讼保全的需要，黄海梅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交纳了1000元保险费。另查明，李良、张翠侠是夫妻关系。李良于2016年7月26日成立太和县众太木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良。太和县金鳞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9日，股东为李良、张翠侠，张翠侠为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黄海梅与李良、张翠侠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买卖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一、对于黄海梅提交的对账单，李良、张翠侠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由此一审法院确认李良、张翠侠共向黄海梅购买家具的总货值为817100元的事实。二、对于李良、张翠侠抗辩主张退货的认定。李良、张翠侠主张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的货物，是黄海梅与李良对账时双方约定的退货，黄海梅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审查意见如下：首先，双方在对账时如果存在退货的约定时，理应在对账单中作书面说明，且应明确种类、型号、数量等，以用于冲抵货款数额，但对账单中完全没有这些内容；其次，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家具的货值合计234000元，与总货值817100元相减后为583100元，如果黄海梅与李良在对账时已约定了这部分退货，李良、张翠侠不可能确认仍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基于如上理由，李良、张翠侠该辩解意见无法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李良、张翠侠所辩称的另两次退货，从双方提交的微信通信记录均没有任何内容表达过“退货”的意思表示，只反映了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托运家具的事实。正常情况下，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退货，且退货的金额较为巨大的情况下，黄海梅不可能不向李良、张翠侠询问退货的原因，如果退货是事实的情况下，双方也应在通信时清楚表达与协商退货的事宜，并应明确种类、型号、数量、货款总额，李良、张翠侠何时发货通过什么途径发货，黄海梅是否收货等。同时李良、张翠侠所列清单的家具与对账单中列明的家具又不相一致，故此李良、张翠侠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明退货事实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李良、张翠侠提交的托运单，没有记载托运的货物是什么，没有具体的数量，也不能证明李良、张翠侠所主张的退货事实。综上，李良、张翠侠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向黄海梅退货、退货货值为4405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三、对于李良、张翠侠已支付及尚欠货款数额的认定。李良、张翠侠举证证明共同黄海梅支付了582000元，黄海梅认为2018年2月7日、2018年2月13日和2018年6月1日三笔共200000元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是李良因为与案外人陈文军之间另外的合作关系，李良通过黄海梅支付给陈文军的款项，但该三笔合计200000元的款项在转账给黄海梅时并没有注明款项的性质、用途，无法证明黄海梅是代陈文军收款，黄海梅又没有举证证明陈文军委托其收款或通过黄海梅账户进行款项往来，故此一审法院确认该200000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确认是李良支付给黄海梅的货款。对于2019年9月8日的2000元，虽然黄海梅主张这是李良、张翠侠送给黄海梅父亲的生日红包，但黄海梅就此主张没有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李良、张翠侠已支付了货款582000元，尚欠黄海梅货款235100元（817100元-582000元）。四、关于黄海梅诉请的利息问题。因双方对于李良、张翠侠付款的期限没有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李良于2018年10月22日确认已收到黄海梅全部货物的当天就应向黄海梅清偿货款，李良、张翠侠没有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应从2018年10月23日起至其清偿日止向黄海梅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黄海梅请求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对于黄海梅诉请的保险费1000元。李良、张翠侠一直拖欠黄海梅货款而导致本次诉讼，该费用是黄海梅为本次诉讼而实际支出的费用，黄海梅要求李良、张翠侠赔偿该费用损失有理。六、对于张翠侠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货款责任的问题。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得知，张翠侠对于李良拖欠黄海梅货款很清楚，又表达了与李良共同偿还货款的意思表示，而且张翠侠显然与李良是共同经营红木家具生意的，因此黄海梅请求张翠侠共同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李良、张翠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海梅支付货款235100元及利息（以2351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3日起至清偿日止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李良、张翠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海梅支付保险费1000元。三、驳回黄海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61.54元，保全费2861.03元，共7022.57元（黄海梅均已预交），由黄海梅负担3245.39元，李良、张翠侠负担3777.18元。黄海梅已预交的7022.57元诉讼费，由一审法院退回黄海梅3777.18元，李良、张翠侠应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诉讼费3777.1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李良、张翠侠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良、张翠侠主张无需向黄海梅支付货款，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涉案对账单中打钩或画圈部分为退货。经查，李良、张翠侠提供的2018年10月25日的聊天记录仅反映其曾运输家具给黄海梅，并无明确为退货，亦无对应的家具名称、型号、数量等内容，因双方确认交易过程中存在家具返修的情况，故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李良、张翠侠运输家具给黄海梅是否为涉案对账单中打钩或画圈的退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良、张翠侠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的第二次通过安东物流托运62000元的货物。经查，李良、张翠侠主张的托运单中收货人并非黄海梅，亦未载明货物内容，而黄海梅亦不予确认，故不足以证明李良向黄海梅退回价值62000元家具，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的第三次退货。同上所述，聊天记录仅反映李良、张翠侠曾运输家具给黄海梅，并无明确为涉案对账单中货物退货，且双方确认交易过程中存在家具返修的情况，故在李良、张翠侠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李良、张翠侠运输家具给黄海梅确为涉案对账单中货物退货。综上，李良、张翠侠主张其针对涉案对账单存在三次退货，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李良、张翠侠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良、张翠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23.08元（已由李良、张翠侠预交），由李良、张翠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春梅审 判 员 李炎途审 判 员 梁智坚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苏琴书 记 员 李慕华李艳斌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粤07民终100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良，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翠侠，女，197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太和县。上述两个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殿顺，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梅，女，197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昭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烈勤，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忠光，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翠侠、李良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20）粤0705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良、张翠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海梅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三次退货的事实。第一次是2018年10月23日，退货价值187500元。双方在涉案对账单中以打勾或画圈的方式确认退货的品名及数额等，且2018年10月25日的聊天记录中，黄海梅所述收到货物就是双方在涉案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的货物，此次退货由黄海梅找车拉货，但没有拉完，故2018年10月26日李良通过安东物流将没有拉完的货物托运给黄海梅。第二次是通过安东物流托运价值62000元的货物，李良提供了安东物流托运单，一审法官曾联系托运司机黄某，但未能联系。二审中，黄某及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愿意出庭作证。第三次是在2019年10月8日，退货价值191000元，双方当事人2019年10月8日至10日的聊天记录可证实。其中，2019年10月9日的聊天记录中，李良向黄海梅发送退货清单，该清单上载明了发货时间、货车车号、规格及司机任继涛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退货的品名、件数等均已注明。黄海梅接收到该清单后回复：“好”。2019年10月10日的聊天记录中，黄海梅发送信息“李总你好，麻烦你安排下运费，司机在等着运费呢”该记录充分证明黄海梅已经接到清单中的货物。司机任继涛2019年10月10日的微信记录说“卸完了”“老板运费转下”“老板谢谢你运费转”，该记录充分证明黄海梅已经收到退货，二审中任继涛愿意出庭作证。二审法庭调查时，李良、张翠侠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关于三次退货当中后两次退货的问题，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两次托运货物的事实，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退货，但双方在2018年10月22日之后并无买卖交易往来，希望法庭依法核实该两次托运货物的性质是否为退货或者其他。（二）对帐单显示2018年10月22日李良尚欠黄海梅600900元，但是自2018年10月22日之后，李良共计向黄海梅转帐9万元，双方买卖交易中有时买方需先支付一定的预付款，而且双方交易笔数较多，有时也进行阶段性对帐，涉案对帐单并非最终的对帐单，因为双方并没有进行最终的对帐，李良一直积极请求黄海梅进行最终的对帐，但黄海梅均未应允。黄海梅辩称，（一）李良声称涉案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所标明是退货的明细，李良于2018年10月22日确认拖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是将总货款减去退货的金额而得出的。但李良自称退货的行为是发生在双方对账之后，其不可能预先知道日后会退货。按照李良的上述说法及计算方式，在双方对账当日，其认为拖欠黄海梅的货款也不是600900元，其也不应当在涉案对账单上确认拖欠600900元的事实。并且，在李良签订涉案对账单之前，其自认已经向黄海梅支付了492000元的货款。既然如此，李良不可能只将未来将要退货的金额扣减，而不将其已经支付的货款予以扣减。（二）李良提供其自制的退货明细单，并辩解在2018年10月23日退回货值187500元的红木家具，根据安徽太和县与江门市新会区之间的距离，一般物流托运的运载时间需要5日或以上，如果双方之间达成了退货的意思表示，其应当在2018年10月22日的对账单上备注退货的情况，而不是确认收到全部的家具以及确认欠款的事实。（三）李良声称不知道黄海梅的真实名字，所以其在托运单上才写错黄海梅的信息。事实上，李良在2018年10月26日之前已经多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海梅支付货款，其不可能不知道黄海梅的真实名字。李良提供的托运单标注的收货人与黄海梅不一致，且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托运的具体物品、种类、数量等的情况下，无法证明是退货。正常情况下，如果李良向黄海梅退货，且退货的金额如此巨大，双方也会在通信时清楚表达或协商退货的事宜，但事实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本没有上述相关的信息。（四）李良自制的退货明细单所列的家具与涉案对账单中列明的家具不一致。二审法庭调查中，黄海梅补充如下答辩意见：（一）对于李良辩称的退货行为，其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黄海梅已经对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进行了解释，并且李良自身提供的聊天记录（2018年10月25日上午12时29分）也反映是由于货物的返修问题而产生，并非李良所辩解的退货，并且李良辩解退货的明细，与双方确认的对帐单所显示货物的明细都不一致，由此也进一步反映李良辩解退货不成立。（二）在一审时，李良从来没有陈述或者辩解双方之间存在支付预付款的行为，并且黄海梅所提供的涉案对帐单最主要是证明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期间，李良向黄海梅购买红木家具的具体明细，由于双方之间货款的支付是通过转帐方式履行，因此，通过2017年11月25日之后李良支付货款的行为就可以证明李良是否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结合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李良在2020年还存在继续向黄海梅支付货款的行为，也进一步表明李良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黄海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支付货款437100元及利息30105.3元(利息自2018年10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2.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支付诉讼担保保全费1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李良、张翠侠负担。一审法院查明：李良于2017年11月25日至2018年1月期间向黄海梅购买红木家具数批，2018年10月22日，黄海梅将已向李良、张翠侠发货的红木家具列出清单制作成对账单，双方进行对账。李良确认已收到黄海梅合计货值817100元的家具，并确认尚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李良分别于2017年12月13日、2018年2月7日、2018年2月13日、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4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2日、2018年7月19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2月5日、2019年3月3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8月2日、2019年8月17日（两次）、2019年9月8日和2020年2月1日分19次以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的方向黄海梅支付100000元、100000元、50000元、20000元、10000元、50000元、23000元、70000元、19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4000元、2000元、1000元、2000元、1000元，合计582000元。黄海梅多次向李良、张翠侠催收货款无果，遂于2020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因黄海梅申请诉讼保全的需要，黄海梅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交纳了1000元保险费。另查明，李良、张翠侠是夫妻关系。李良于2016年7月26日成立太和县众太木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良。太和县金鳞木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9日，股东为李良、张翠侠，张翠侠为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黄海梅与李良、张翠侠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买卖行为，应受法律保护。一、对于黄海梅提交的对账单，李良、张翠侠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由此一审法院确认李良、张翠侠共向黄海梅购买家具的总货值为817100元的事实。二、对于李良、张翠侠抗辩主张退货的认定。李良、张翠侠主张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的货物，是黄海梅与李良对账时双方约定的退货，黄海梅对此予以否认。一审法院审查意见如下：首先，双方在对账时如果存在退货的约定时，理应在对账单中作书面说明，且应明确种类、型号、数量等，以用于冲抵货款数额，但对账单中完全没有这些内容；其次，对账单中打勾或画圈部分家具的货值合计234000元，与总货值817100元相减后为583100元，如果黄海梅与李良在对账时已约定了这部分退货，李良、张翠侠不可能确认仍欠黄海梅货款600900元。基于如上理由，李良、张翠侠该辩解意见无法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李良、张翠侠所辩称的另两次退货，从双方提交的微信通信记录均没有任何内容表达过“退货”的意思表示，只反映了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托运家具的事实。正常情况下，李良、张翠侠向黄海梅退货，且退货的金额较为巨大的情况下，黄海梅不可能不向李良、张翠侠询问退货的原因，如果退货是事实的情况下，双方也应在通信时清楚表达与协商退货的事宜，并应明确种类、型号、数量、货款总额，李良、张翠侠何时发货通过什么途径发货，黄海梅是否收货等。同时李良、张翠侠所列清单的家具与对账单中列明的家具又不相一致，故此李良、张翠侠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亦无法证明退货事实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李良、张翠侠提交的托运单，没有记载托运的货物是什么，没有具体的数量，也不能证明李良、张翠侠所主张的退货事实。综上，李良、张翠侠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向黄海梅退货、退货货值为4405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辩解不予采纳。三、对于李良、张翠侠已支付及尚欠货款数额的认定。李良、张翠侠举证证明共同黄海梅支付了582000元，黄海梅认为2018年2月7日、2018年2月13日和2018年6月1日三笔共200000元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是李良因为与案外人陈文军之间另外的合作关系，李良通过黄海梅支付给陈文军的款项，但该三笔合计200000元的款项在转账给黄海梅时并没有注明款项的性质、用途，无法证明黄海梅是代陈文军收款，黄海梅又没有举证证明陈文军委托其收款或通过黄海梅账户进行款项往来，故此一审法院确认该200000元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确认是李良支付给黄海梅的货款。对于2019年9月8日的2000元，虽然黄海梅主张这是李良、张翠侠送给黄海梅父亲的生日红包，但黄海梅就此主张没有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李良、张翠侠已支付了货款582000元，尚欠黄海梅货款235100元（817100元-582000元）。四、关于黄海梅诉请的利息问题。因双方对于李良、张翠侠付款的期限没有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的规定，李良于2018年10月22日确认已收到黄海梅全部货物的当天就应向黄海梅清偿货款，李良、张翠侠没有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应从2018年10月23日起至其清偿日止向黄海梅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黄海梅请求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对于黄海梅诉请的保险费1000元。李良、张翠侠一直拖欠黄海梅货款而导致本次诉讼，该费用是黄海梅为本次诉讼而实际支出的费用，黄海梅要求李良、张翠侠赔偿该费用损失有理。六、对于张翠侠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货款责任的问题。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得知，张翠侠对于李良拖欠黄海梅货款很清楚，又表达了与李良共同偿还货款的意思表示，而且张翠侠显然与李良是共同经营红木家具生意的，因此黄海梅请求张翠侠共同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判决：一、李良、张翠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海梅支付货款235100元及利息（以2351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3日起至清偿日止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李良、张翠侠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海梅支付保险费1000元。三、驳回黄海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61.54元，保全费2861.03元，共7022.57元（黄海梅均已预交），由黄海梅负担3245.39元，李良、张翠侠负担3777.18元。黄海梅已预交的7022.57元诉讼费，由一审法院退回黄海梅3777.18元，李良、张翠侠应向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补缴一审案件诉讼费3777.18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针对李良、张翠侠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良、张翠侠主张无需向黄海梅支付货款，应否予以支持？首先，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涉案对账单中打钩或画圈部分为退货。经查，李良、张翠侠提供的2018年10月25日的聊天记录仅反映其曾运输家具给黄海梅，并无明确为退货，亦无对应的家具名称、型号、数量等内容，因双方确认交易过程中存在家具返修的情况，故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李良、张翠侠运输家具给黄海梅是否为涉案对账单中打钩或画圈的退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李良、张翠侠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的第二次通过安东物流托运62000元的货物。经查，李良、张翠侠主张的托运单中收货人并非黄海梅，亦未载明货物内容，而黄海梅亦不予确认，故不足以证明李良向黄海梅退回价值62000元家具，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最后，关于李良、张翠侠主张的第三次退货。同上所述，聊天记录仅反映李良、张翠侠曾运输家具给黄海梅，并无明确为涉案对账单中货物退货，且双方确认交易过程中存在家具返修的情况，故在李良、张翠侠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现有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李良、张翠侠运输家具给黄海梅确为涉案对账单中货物退货。综上，李良、张翠侠主张其针对涉案对账单存在三次退货，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李良、张翠侠应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良、张翠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23.08元（已由李良、张翠侠预交），由李良、张翠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吴春梅审判员李炎途审判员梁智坚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李苏琴书记员李慕华李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