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5132号原告：齐杰，男，199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定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光，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振东五和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路18号1幢2层2002室。法定代表人：李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翠娜，女，北京市中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齐杰与被告振东五和堂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东五和堂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齐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宇光、被告振东五和堂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涛、翟翠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齐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振东五和堂公司给付我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17日工资差额32000元；2．判令振东五和堂公司给付我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3月1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37500元；3．判令振东五和堂公司给付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7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于2017年7月31日入职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振东公司），2019年4月1日起非因本人原因安排到振东五和堂公司工作，由振东五和堂公司为我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在工作期间，对方无故克扣我工资，双方至今未签订劳动合同。2020年3月17日振东五和堂公司违法解除与我的劳动关系。综上，我不服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振东五和堂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齐杰之间不存劳动关系，我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齐杰自2017年7月31日入职我公司的集团公司山西振东公司，并与该公司于同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同日至2022年7月30日。合同签订后双方一直履行该劳动合同。后因公司发展需要，山西振东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对齐杰的职位调整为品牌设计经理，并由齐杰负责下属公司的品牌设计工作。2019年4月1日开始，齐杰职位调整后，基于业务开展齐杰于2019年5月13日向山西振东公司申请配备设计电脑，并签署了员工请示阅办卡，并由山西振东公司进行审批。综上，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也一直履行。即使在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部分总公司委托其他分公司或子公司进行部分管理的工作，但也并不能否认齐杰与该公司的劳动关系及事实。因此齐杰认为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二、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之间签有书面劳动合同，且双方劳动合同在约定期限之内，不存在山西振东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也不存在需要支付双倍工资的情形。三、山西振东公司约定的齐杰2019年4月1日之前的年薪为8万元，2019年4月1日调薪后年薪为10万元，且该公司已经足额发放了工资，并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形。四、山西振东公司并未解除与齐杰之间的劳动关系，系齐杰于2020年2月13日就一直旷工没来公司上班，之后用人单位通过下属单位对齐杰进行了风险提示，但并未解除劳动合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齐杰已经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其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7月31日，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自同日起至2022年7月30日止。齐杰担任品牌设计师，工作地点为北京。2020年3月6日，山西振东公司的下属公司振东五和堂公司向齐杰发送法律风险告知书，内容如下：齐杰先生：您于2019年4月1日调入振东五和堂公司设计部工作，担任设计经理。我公司发现您自2020年2月13日（法定的工作日）起未到指定岗位上班，既未说明去向，也未对工作进行安排，并未办理请假等合法手续。按照《劳动合同》及经您签字签收的本公司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等有关规定，您的行为已经构成无故旷工，且至今已连续旷工三日以上，属于严重违纪。由于您在我公司电话通知后没有按时到岗上班，您的行为给我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损害。我司特向您发出此《法律风险告知书》以示警告：请您务必于收到该告知书后3日内返回工作岗位办理手续、说明去向、接受违纪处理。逾期不到的，我司将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按严重违纪予以辞退。辞退后，我公司将按约支付您在实际工作时间内的劳动报酬，但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和代通知金。特此函告。2020年，齐杰就本案争议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裁决：驳回齐杰的全部仲裁请求。齐杰不服上述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振东五和堂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齐杰在该案中就其主张提交了人员调出/调入通知单（照片打印件），显示分为人员调出通知单和人员调入通知单两部分，两部分所载表格内容相同，表格中载明齐杰调出单位“北京营销公司”，调入单位为振东五和堂公司，原职为设计经理，新职为品牌设计经理，原工资为10万元/年，新工资为15万元/年，原单位止薪日期为2019．03．31，新单位起薪日期为2019．04．01，入司时间为2017．06．20，工龄为1年9月，骑缝处及领导批准处均载有“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字样印章，领导审批处载有“同意调转”字样手写签字。振东五和堂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2020年12月24日本案庭审中，经询问，齐杰称其直接领导为振东五和堂公司的总经理李聪，其未向山西振东公司提出过劳动仲裁，其在振东五和堂公司的入职时间为2019年4月1日，离职时间为2020年3月17日；2019年4月11日工资标准从10万元变更为15万元。振东五和堂公司称李聪为山西振东公司员工，齐杰于2017年7月31日与山西振东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其公司无劳动关系，不清楚何时离职；齐杰在入职时工资是年薪8万元，从2019年4月1日调整为年薪10万元，齐杰工资是按照年薪规定的，按时按月发，总数不低于年薪。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齐杰提交以下证据：（1）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清单、交通银行回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由对方向其支付工资的事实及工资变动的差距；回单显示振东五和堂公司自2019年5月9日至2020年3月10日每月向齐杰转账支付工资，除最后一笔显示业务名称为支付转账，摘要处为工资外，之前每笔业务名称为代发工资，摘要处为代发工资。（2）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证明对方自2019年4月开始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在2019年4月起建立劳动关系。该证据显示2017年11月至2018年12月齐杰的养老保险单位为北京振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1月至3月为北京振东光明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为振东五和堂公司。（3）法律风险告知书，证明对方违法解除与其劳动关系。（4）微信截图、工资条，证明对方向其发放工资，对工资有扣发行为。截图显示为2020年3月3日至5日齐杰与微信用户“振东李飞”的聊天记录，齐杰询问能否发给其工资条，对方向其发送工资条截图。经质证，振东五和堂公司对前三份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第四份证据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真实性不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份证据只能证明其公司代山西振东公司发放工资，但是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应以劳动合同确定。其有证据证明是山西振东公司委托其公司代发工资。关于第二份证据，其公司受山西振东公司委托于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为齐杰缴纳社保，山西振东公司亦曾委托另外两个公司在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为齐杰缴纳社保，不能据此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代交社保是履行劳动合同的灵活变动方式。第三份证据系山西振东公司委托其公司通知齐杰上班及不上班的后果，未表示解除劳动合同，且其中提到的《劳动合同》系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的劳动合同，故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其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于第四份证据，工资条截图是Excel表的部分截图，没有体现做账时的公司抬头。本院认为，振东五和堂公司认可前三份证据真实性，本院不持异议，第四份证据中的工资条实领金额与第一份证据中的工资金额相一致，真实性可以认定，至于上述证据能否支持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事实统一论述。2．振东五和堂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明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及齐杰的工资标准，其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人员职位调整审批单，证明2019年3月31日山西振东公司对齐杰的职位、工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工资为年薪10万元，职位调整后，齐杰工资由作为山西振东公司下属公司的其公司代为发放。该证据显示齐杰原职为品牌设计师，新职为品牌设计经理，原工资为8万/年，新工资为10万元/年，工资发放为由分公司委托代发，社保为由部门公司缴纳，调出原岗位日期为2019年3月31日，调入新岗位日期为2019年4月1日，入司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工龄为1年8月，领导审批栏中有山西振东公司人力资源部盖章及“同意调出/侯婷婷”“同意李聪30/3”的手写字迹。（3）山西振东公司工资明细单及银行回单，证明齐杰的工资发放情况，其公司代山西振东公司向齐杰支付了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期间11个月的工资，共计95810元，不存在未足额发放工资的情况。工资明细单中的备注栏均载有委托代发。（4）请示阅办卡，证明齐杰在2019年4月1日职位调整后，于2019年5月13日向山西振东公司申请配备设计电脑，经该公司审批同意后进行配备，说明齐杰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其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证据显示抬头载有“振东集团”“振东五和堂上海分公司请示阅办卡”字样，请示内容显示齐杰申请配备设计电脑一台，请示人处有齐杰签字，日期为2019年5月13日，批注意见处载有山西振东公司人力资源部及山西振东公司营销分公司印章及部门经理侯婷婷、分管领导李聪、上级领导刘晶的手写签字。（5）劳动仲裁开庭笔录，证明齐杰在仲裁庭审中明确表示其与山西振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说明齐杰一直履行的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其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笔录第4页显示齐杰在发表辩论意见时称“我当时要求变更劳动合同，但是被申请人一直拖，被申请人说一直履行原合同职责。但是工资标准及支付方式均发生变化。”经质证，齐杰对劳动合同书、请示阅办卡中本人签字、劳动仲裁开庭笔录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真实性不认可，不认可上述证据证明目的，认为劳动合同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合同履行实际主体多次变更，山西振东公司与振东五和堂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其不知道有人员职位调整审批单；其未见过工资明细单；关于银行回单，好多企业通过银行转账工资都写的是代发，不能以此证明是对方代山西振东公司发放工资；请示阅办卡的抬头显示有振东五和堂上海公司，说明其与振东五和堂公司有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书没有履行正式解除手续，但是实际履行中已经是实际解除了。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至于能否支持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事实统一论述。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齐杰与振东五和堂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上，有劳动合同的按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合同的按事实劳动关系三要素来确认。本案中，齐杰于2017年7月31日与山西振东公司签订合同期限为同日起至2022年7月30日的劳动合同。齐杰主张上述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山西振东公司于2019年4月1日对齐杰的职位和工资进行调整，将其调至振东五和堂公司负责品牌设计工作，并委托振东五和堂公司代为发放工资并代缴社会保险。振东五和堂公司提交的请示阅办卡也说明齐杰在此后与工作有关的审批仍由山西振东公司进行审批及管理。振东五和堂公司向齐杰发送的法律风险告知书亦系按照齐杰与山西振东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相关约定所发出的风险提示，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齐杰亦认可其调至振东五和堂公司后要求该公司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时，振东五和堂公司告知其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综上，本院采信振东五和堂公司所持与齐杰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齐杰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建立在其与振东五和堂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基础上，故本院对齐杰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齐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齐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光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