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3069号原告：张一阳，男，1990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跃，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极阁路1号院1号楼首层C区。法定代表人：朱朝川，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保家，北京合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朝川，男，198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通州区。原告张一阳与被告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聚宴公司）、被告朱朝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法官王海超独任于2021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一阳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跃、陈柳，被告花聚宴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吕保家，被告朱朝川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一阳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张一阳、花聚宴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法院送达起诉状之日解除；2、判令花聚宴公司返还投资款110万元，并支付利息（第一段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第二段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朱朝川对花聚宴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花聚宴公司、朱朝川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9年5月26日，张一阳与花聚宴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共同经营花聚宴私房菜长安太和店。协议约定：张一阳货币出资110万，占餐厅26%股权份额，花聚宴公司货币出资190万，占餐厅74%股权份额，双方按持股比例分红。协议约定张一阳将投资款打入花聚宴公司的账户一周后办理工商登记。同时还约定张一阳有权随时了解餐厅收益情况，对花聚宴公司及餐厅的生产经营提出监督、建议。协议签订后，张一阳依约向花聚宴公司指定账户转款110万元，花聚宴己收到该笔款项。后，张一阳多次要求变更股东登记及了解餐厅实际经营及收益情况，花聚宴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协议约定义务，以致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另因朱朝川为花聚宴公司唯一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张一阳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花聚宴公司辩称，不同意张一阳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花聚宴公司、张一阳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张一阳的出资作为实收资本已进入花聚宴公司的账户，且协议约定了合作期间不能撤资。因此，张一阳要求解除协议的理由不符合合同法94条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同时因原告已取得股东资格，且双方均认可股东变更登记，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要件，张一阳可以要求花聚宴公司为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另依据公司法第35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出资；综上，不同意张一阳的诉讼请求。朱朝川辩称，不同意张一阳要求其为花聚宴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其他答辩意见与花聚宴公司一致。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朱朝川对张一阳提交的协议、客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双方持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张一阳提交的张一阳与朱朝川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张一阳多次与朱朝川、花聚宴公司联系，了解餐厅收益和经营情况，朱朝川、花聚宴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告知义务。花聚宴公司、朱朝川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因该证据与张一阳在本案中主张的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张一阳提交的张一阳与朱朝川的配偶刘海斌的微信聊天记录，欲证明朱朝川、刘海斌系夫妻关系，刘海斌实际负责餐厅的经营管理；张一阳按照刘海斌指示支付协议款项，张一阳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要求变更工商登记，但花聚宴公司、朱朝川以各种理由未履行变更义务。花聚宴公司、朱朝川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该证据与张一阳在本案中主张的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张一阳提交花聚宴公司北清路分店企业信息，欲证明花聚宴公司有能力成立分店，花聚宴公司是盈利的。花聚宴公司、朱朝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无异议。本院认为，因该证据与张一阳在本案中的主张有关，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花聚宴公司提交了涉案餐厅的成本费用明细、装修预算单、装修合同、发票、购物小票、食材汇总单、微信转账记录、支出凭单、销售单、向江云霞转账记录、银行电子回单、订货单、大众点评支付单、流水统计及费用报销单，欲证明朱朝川在花聚宴公司经营期间的成本投入及花聚宴公司的实际经营时间。张一阳对花聚宴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花聚宴公司提交的涉案餐厅成本费用明细、食材汇总单、流水统计、支出凭单及费用报销单，均系花聚宴公司单方出具，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装修预算单、装修合同，该证据仅有合同，无对应的发票或者转账记录予以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花聚宴公司提交的发票10张，仅有发票，无与该发票对应的订货单、收货单、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购物小票，购物小票所载商品信息与餐厅经营无关，且无法看出是为涉案餐厅购买，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北京飞宏伟达酒店用品有限公司订货单、中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本院认为，该订货单无北京飞宏伟达酒店有限公司公章，同时订货单载明金额是22432元，然花聚宴提交的转账记录系陕西飞宏伟达酒店用品有限公司向花聚宴公司的转账记录，且用途一栏显示的是汇入行名错，我行无此户，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向江云霞的转账记录，该转账记录显示的是朱朝川与江云霞之间的转款记录，非花聚宴公司，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微信转账记录，首先该证据无法看出收款人，其次亦无法看出转款用途是代表花聚宴公司，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大众点评支付单及对应支出凭单，与该证据对应的支出凭单系花聚宴公司自行制作，故本院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朱朝川提交太和工作群微信聊天截图，欲证明涉案餐厅成立时建立了微信群，且已在群中说了张一阳是公司股东。张一阳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因张一阳在微信聊天群中的头像信息，与张一阳提交的其与刘海斌微信聊天记录的头像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5月26日，甲方花聚宴公司与乙方张一阳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花聚宴私房菜》长安太和店（以下简称餐厅）事宜达成如下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3年，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出资额及方式，甲方以货币出资，共计投入190万元，占餐厅74%股权份额，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共计投入110万元，占餐厅26%股权份额。合作期间各股东的出资为共有财产，不得随意请求分割及退资；甲乙双方的出资款项，于2019年5月30日以前交齐，由合作负责人甲方统一保管，乙方有监督和核查权。指定收款账号：×××，户名花聚宴公司，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分红时间，第一次分红时间为自店面正式营业一年后第十三个自然月的月末核算前十二个月的分红，由甲方提供财务数据与账目，双方进行核算分配；股东登记，甲乙双方均要求工商登记为股东或合伙人。乙方完成打款一周后甲乙方配合共同去相关部门注册；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乙方有权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随时了解餐厅收益情况，但不得对外泄露，并保守其知道的餐厅所有商业秘密。乙方有权对甲方及餐厅的生产经营情况提出监督、建议，甲方应予适当听取。张一阳分别在2019年5月31日、6月6日向花聚宴公司名下尾号为8014的账号转账35万元、75万元，共计110万元。庭审中，张一阳、花聚宴公司确认双方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的目的是张一阳从朱朝川处购买花聚宴公司的股权，花聚宴公司的股东由朱朝川一人变更为朱朝川、张一阳两人，朱朝川持股76%、张一阳持股24%，张一阳与花聚宴公司共同经营涉案餐厅。庭审中，花聚宴公司称于2020年12月28日收到本案的起诉状副本。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涉案餐厅由花聚宴公司、朱朝川及其妻子刘海斌共同经营，花聚宴公司、朱朝川称《合伙经营协议》签订后未进行过分红。庭审中，朱朝川认可其作为花聚宴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时未对公司实缴出资。花聚宴公司、朱朝川均认可《合伙经营协议》签订后，花聚宴公司未召开过股东会，朱朝川亦未签署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经询，花聚宴公司确认朱朝川未向其支付190万元的出资款，同时确认费用由朱朝川支付。经询，朱朝川明确表示其作为花聚宴公司的唯一股东，没有证据证明花聚宴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也未按照法律规定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另查，花聚宴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朱朝川，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方式货币。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花聚宴公司与张一阳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就合作共同经营涉案餐厅形成的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合伙经营协议》的约定履行己方义务。结合庭审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诉争焦点为：涉案《合伙经营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及解除后的责任承担。一、《合伙经营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张一阳明确其主张解除涉案《合伙经营协议》的理由为：1、花聚宴公司、朱朝川未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将190万元出资款打入花聚宴公司账户；2、花聚宴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张一阳登记为花聚宴公司股东；3、花聚宴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告知张一阳涉案餐厅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致使张一阳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张一阳公司的上述解除理由，本案应当分析花聚宴公司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违约行为。本院认为，根据《合伙经营协议》的约定，张一阳、花聚宴公司应各自在2019年5月30日前将110万元、190万元出资款分别打入花聚宴公司账户；在张一阳打款一周后，花聚宴公司应当去办理工商登记，将张一阳登记为公司股东，且张一阳有权随时了解涉案餐厅收益情况，有权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分红。根据《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及庭审中各方当事人陈述可知，张一阳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的目的为从朱朝川处购买花聚宴公司的股权，成为花聚宴公司的股东并办理工商登记，与花聚宴公司共同经营涉案餐厅。现张一阳已在2019年6月6日将出资款110万元打入花聚宴公司指定账号。然而，截至庭审，花聚宴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仍为朱朝川一人，且花聚宴公司自认其公司账户未收到过出资款19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自2019年5月26日张一阳与花聚宴公司签订《合伙经营协议》起至本案庭审之日止，已将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内，花聚宴公司既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在收到张一阳出资款一周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也未及时召开新增股东的相关股东会或签署相关变更公司登记的所需材料或文件，亦未及时履行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花聚宴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张一阳自出资之日起至今将近两年的时间，仍未能登记为花聚宴公司的股东，且不了解涉案餐厅经营状况，张一阳已无法实现其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花聚宴公司的违约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法定解除的条件，故张一阳有权解除与花聚宴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关于解除时间，张一阳起诉前未向花聚宴公司主张过解除，其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花聚宴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收到本案的起诉状副本，故本院确认张一阳、花聚宴公司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12月28日解除。二、《合伙经营协议》解除后的责任承担《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花聚宴公司的违约行为，本院确认《合伙经营协议》已于2020年12月28日解除，张一阳有权要求花聚宴公司返还出资款11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故对于张一阳要求花聚宴公司返还出资款11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因本院确认《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12月28日解除，故本院将利息损失调整为从确认《合伙经营协议》解除的次日起算即2020年12月2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对超出部分的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三、朱朝川对花聚宴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朱朝川作为花聚宴公司的唯一股东，因当庭明确表示不能举证证明花聚宴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因此其应当对花聚宴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张一阳要求朱朝川对花聚宴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张一阳与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6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于2020年12月28日解除；二、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一阳返还出资款11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1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朱朝川对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张一阳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55元由北京花聚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朱朝川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海超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 文书 记 员 宋海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