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初426号原告：清华大学，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法定代表人：邱勇，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婷，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静传，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光大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C座08A。法定代表人：王超云，执行董事。第三人：富士电子工业株式会社(FUJIELECTRONICINDUSTRIALCO.,LTD)，住所地日本国埼玉县鹤岛市富士见6-2-22（6-2-22FUJIMITSURUGASHIMA,SAITAMA,350-2201，JAPAN）。原告清华大学与被告北京光大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时代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淀法院）受理。海淀法院审理期间，追加富士电子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富士工业)为本案第三人，并以本案属于涉外商事案件为由，作出（2019）京0108民初55323号民事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清华大学提出诉讼请求：1.光大时代公司向富士工业支付设备尾款人民币128290元；2.光大时代公司在向富士工业支付完毕合同尾款后，向清华大学开具正式的进口结算发票，提供结算的明细结算清单及单据（包括银行费、报关费、卫检费、动植物检验检疫费、商检费、仓储费、运杂费及海关税费等的正本或副本、原件或复印件）。事实与理由：自2013年起，清华大学授权清华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与光大时代公司签订进口委托代理协议，委托光大时代公司进口仪器设备，双方形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2015年5月7日，清华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与光大时代公司签订《2015年度进口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编号：清设第2015012号，以下简称《代理协议》）。《代理协议》中约定，光大时代公司接受清华大学的委托，负责代理进口相关设备仪器；清华大学以书面形式授权光大时代公司与外商公司谈判及签订合同条件，并依据光大时代公司开具的付款通知，在外贸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期前，将货款及杂费支付光大时代公司；光大时代公司负责外签约、向外商公司支付货款、办理进口手续并负责将货物送至清华大学指定交货地点等合同义务。其后，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及清华大学的授权，光大时代公司与富士工业签订仪器设备买卖合同（合同编号：BBT-15-BJQH115，以下简称《买卖合同》）。《买卖合同》约定富士工业向光大时代公司出售放电等离子烧结炉（品牌：Fuji-SPS，型号：SPS-725），价格为美元189566元，清华大学为最终用户；货物装船时间为富士工业收到信用证后的150天内，并约定运输单据出具后光大时代公司向富士工业支付信用证金额的90%，清华大学收到货物后，光大时代公司于90天内向富士工业支付信用证金额的10%。上述代理协议签订后，清华大学充分适当地履行了己方义务，按照光大时代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预付款通知书》向其支付了设备预付款人民币1282900元。清华大学收到货物，并于2018年1月19日向光大时代公司出具了《仪器设备验收报告》。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光大时代公司应于清华大学收到货物后90天内向富士工业支付设备尾款。因光大时代公司与富士工业签订的《买卖合同》已披露清华大学为最终用户，近日富士工业联系清华大学，要求支付设备剩余尾款。光大时代公司未将清华大学支付的设备款项尾款按约定支付给富士工业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双方《代理协议》的约定，构成严重违约，亦严重损害了清华大学的良好声誉。清华大学曾多次与光大时代公司联系，要求其按约定对外支付设备款项的尾款，光大时代公司均置之不理。清华大学认为，《代理协议》是清华大学与光大时代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代理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己方义务。光大时代公司未能按《代理协议》的约定完成清华大学委托的任务，未按约定代为付款，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光大时代公司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综上，清华大学依法提起本案诉讼。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清华大学提供的信息，本案第三人富士工业系在日本国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故本案属于涉外案件，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本院注意到，本案中清华大学提出两项诉讼请求，其一为要求判令光大时代公司向富士工业支付设备采购尾款，其二为要求光大时代公司支付完毕上述尾款后向清华大学开具结算资料。也就是说，按照清华大学关于诉讼请求的表述，其自行设定了两项诉讼请求之间的顺序关系，以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作为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前置环节。考察清华大学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其特殊性在于清华大学并非为自己主张权益，而是要求法院判令光大时代公司向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经审核清华大学提交的证据，本案中存在两份主要合同，即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具体经办）与光大时代公司之间签署的《代理协议》以及光大时代公司与富士工业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两份合同之间或有牵连，但依法属于两份独立的合同。本院认为，根据基本的合同法律原理，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仅在合同相对方之间产生约束力。就清华大学与光大时代公司之间的《代理协议》而言，其中虽然约定光大时代公司负责“对外议付、涉外索赔、理赔”“执行外贸合同……申请开立信用证、买汇、付汇等商务活动”，但并不直接产生货款给付义务，事实上涉案设备的价款以及支付方式等事项均由光大时代公司与富士工业之间的《买卖合同》进行约定。本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法理，只有合同相对方才有权主张合同项下权利。虽然《买卖合同》中约定清华大学是最终用户，但其并非合同卖方，不享有收取合同价款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合同权利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应当自行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保护，其权利范围除欠付的合同价款外还有可能涉及损失赔偿等违约责任。另一方面，权利人也有权放弃其权利，他人亦不得干涉。权利自主以及自负其责正是民事法律规范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应有之义，清华大学完全没必要也没有权利越俎代庖，代真正的权利人主张权利。现清华大学起诉要求光大时代公司向富士工业支付设备尾款，属于为他人主张权利之行为，明显不具有诉的利益。至于清华大学在起诉状中提到的光大时代公司对外违约行为损害了清华大学声誉一节，清华大学依法可以根据《代理协议》相关约定追究光大时代公司的民事责任，但相关事项与本案诉讼请求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述法律规定属于对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现清华大学就要求光大时代公司向他人履行付款义务一节不具有诉的利益，也就是说清华大学不属于与该项诉讼请求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主体，故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至于清华大学在本案中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鉴于清华大学自行设定了两项诉讼请求之间的顺序关系，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成立作为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前置环节，故本院一并认定清华大学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亦不符合案件受理条件。至于清华大学与光大时代公司之间基于《代理协议》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清华大学可通过合法途径另行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裁定驳回起诉，故本院决定依法裁定驳回清华大学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清华大学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清华大学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审 判 员 李冬梅审 判 员 郝文婷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