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0134号原告：宋凯，女，197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北京市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红梅，北京市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77号等6幢87号楼101单元（德胜园区）。法定代表人：陈黎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德华，北京桂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凯与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宋凯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倩、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所欠劳动报酬715492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27107元；3、依法判令被告按照《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约定支付第一期股权激励奖金30万元；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的诉讼费、公告费。事实与理由：2015年9月1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双方签订3年期劳动合同，原告的岗位为执行总经理。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又于2018年9月1日续签了三年期劳动合同，原告的岗位为艺术培训公司总经理兼集团公司战略顾问。由于被告长期无法按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劳动报酬，原告于2019年6月30日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19年10月16日提起劳动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理由如下：1、法定代表人陈黎明代表公司所签协议公司理应遵守并履行，被告拖欠工资总额应为715492元。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的工资金额为每月2万元，同日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陈黎明补充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原告的实际工资应为每月5万元。2018年4月13日，原告与陈黎明签订《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第3条约定原告工资自2018年7月份调整为每月68700元，包括子公司版权业务管理每月15000元，子公司艺术经纪业务管理每月20000元，书店运营管理每月8700元，培训公司每月25000元。由于2015年9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到期，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9月1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原告的工资金额为每月11000元。但是，在实际发放工资时仍然按照上述金额和方式发放。原告认为，通过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可知，《劳动合同书》仅为双方表面约定而非实际履行的合同，在处理该问题时应按照原、被告的实际意思表示进行判断。陈黎明作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原告有理由认为陈黎明实际拥有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涉及原告工作职位、工作职责、工资标准等有关文件的权利，陈黎明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应对被告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述《合作协议》、《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与《劳动合同书》构成原、被告之间完整的劳动合同，劳动报酬应当依照《合作协议》、《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的约定执行。2、原告离职系因被告长期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所致，其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是基于法定原因，被告应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原告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部分，2019年5月24日，原告与陈黎明的微信可以明确看到，宋凯主动询问是否再工作一个月，陈黎明回复“这边（被告）不发工资就挺不好意思了”，明确显示原告系因被告拖欠工资而离职。由于原告离职前每月劳动报酬为68700元，超过了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经济补偿的标准应按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即31776.75元计算。3、被告应按时支付原告作为被告高级管理人员时所获得的股权激励奖金。2015年，浙江**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收购方”）收购被告35%的股权，收购方同意对被告的管理团队、骨干员工提供激励奖金。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7月6日签订了《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载明奖金总金额为人民币420万元及奖金的兑现条件和兑现时间，第一期激励奖金的兑现条件已满足，被告应发放给原告第一期股权激励奖金共计人民币63万元。2016年7月11日，被告向原告发放激励奖金30万元，尚余人民33万元未支付。2018年4月13日，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约定，第一期剩余未付的激励奖金金额调整为人民币30万元并于2018年5月31日前付清。但时至今日，该股权激励奖金余款一直未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辩称，原告于2015年9月入职我公司，2019年6月21日因个人原因主动向公司提出离职，2019年6月30日原告正式办理了离职，双方已签订离职未付工资还款协议，该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已经确认的被告应支付的全部薪资的总额，被告也按协议约定支付了部分的款项，原告只能按照还款协议确定的金额要求工资。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原告无权再主张包括奖金在内的其他款项，且股权激励奖金也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审理范围，不同意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约定：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原告担任执行总经理；劳动报酬为每月20000（其中基本工资7000元，剩余为任务工资与其他）。2018年9月1日，双方再次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至2023年8月31日终止；原告担任艺术培训公司总经理兼集团公司战略顾问；劳动报酬为每月11000元；具体绩效工资考核及发放办法依被告制订的《绩效考核制度》规定执行；发薪日为每月15日。2015年9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法定代表人陈黎明作为甲方签订《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乙方权利义务，甲方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乙方协助进行公司治理，业绩推进，综合战略布局，乙方同意根据甲方需要，担任公司战略副总经理岗位；甲方需依照本协议约定按期支付乙方工作报酬；协议期内，甲方可根据乙方工作表现进行岗位调整，月薪酬标准不低于本协议约定……乙方根据每一年承诺甲方公司实现业务业绩推进落实，并根据实现业绩按副总级别比例享受股权激励政策。二、协议期限，本协议自2015年9月起至2018年9月止；三、工作报酬，甲方应支付乙方工作报酬为每月50000元人民币；四、支付时间及方式，甲方于每月15日，将上一个月工作报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提供账户；五、其他约定，1、乙方在甲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所签订的薪资、股权、奖励及福利待遇均等同于公司副总经理待遇。2、乙方仅享受本协议约定的工作报酬，不再享受与甲方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报酬。3、乙方在甲方公司任职期间，按照公司统一规定及制度，享受副总经理级别的股权、奖金、福利待遇等；4、乙方需在每月收到甲方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所发放之薪资后，于三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本协议以外的工作报酬转回至甲方提供账户；……八、甲、乙双方所提供的账户信息1、甲方账户：陈黎明，开户行：招商银行，账号：×××，2、乙方账户：宋凯，开户行：招商银行，账号：×××”。原告主张在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期间，被告将原告工资转账支付至其交通银行账户内，原告再将相应款项转账至陈黎明个人账户，陈黎明收款后再通过招商银行转账支付原告工资或将其工资补足。2018年5月至6月被告通过交通银行发放的工资为35339.3元，陈黎明每月应补足的工资余额17546元未予支付。2018年7月起原告工资调整为税后68700元及岗位补助2000元和公积金补助，每月应发71585元，2018年7月被告通过交通银行发放工资35339.3元，陈黎明应补足工资余额部分未予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期间，被告仅支付了部分工资，陈黎明应补足工资余额部分未予支付。被告及陈黎明共欠付原告工资总额为715492元，其中陈黎明应补足部分工资合计445492元，被告欠付工资27万元。诉讼中陈黎明提交书面说明称“因原告入职时要求工资过高，被告其他股东均不同意，本人相信原告称其具备本行业优势，个人与其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告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我以个人身份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向其支付一定报酬（超出工资部分为我个人支付原告的劳务费）。后来因本人没能力支付了，就没有再履行该《合作协议》”。2018年10月19日，陈黎明作为还款人分别向原告出具四份欠款说明，内容为2018年5月至10月期间的差额工资转为个人借款，由陈黎明承诺尽快履行还款义务。2016年7月6日，原告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奖金类型为股权激励奖金；奖金总金额为420万元；乙方享受期权激励奖金的分配方案如下：1、激励奖金分配前提：上级集团按约完成精典博维公司收购，按期支付当期收购款到账，共三期；2、激励奖金发放时间：每年4月年度审计报告通过后，上级集团收购款到账；3、激励奖金分配比例约定：2016年6月兑现15%，兑现条件为上级集团按期完成第一次股权收购……”。该协议约定的甲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但被告并未在甲方盖章处盖章，仅有陈黎明签字。2016年7月11日，陈黎明通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原告30万元。2018年4月13日，原告作为申请人，陈黎明作为确认人签订《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该协议约定：“1.补发2017年股权激励奖金，金额30万元，现金兑现日期：2018年5月31日前，冲抵3亿估值1%股份；2.发放股权激励金50万元，现金兑现日期：2018年7月31日前，冲抵4亿估值1%股份；3.薪资根据所负责业务进行调整，调整日期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不变：（1）负责子公司—版权业务管理，薪资15000元/月；（2）负责子公司—艺术经纪业务管理，薪资20000元/月；（3）负责书店运营管理，补贴8700元/月；4.以上薪资不包含培训公司薪酬，且均为税后基本工资，非绩效工资；5.未来涉及新增业务项目，将视项目情况，另行补充增加管理工资；6.有关股权激励政策及股权核算标准，按照公司合伙人共同制定发布的统一核算标准执行；7.公司整体运营状况正常情况下，完成盈利/不亏损业务板块年薪增长率保底值为5%”。上述协议均为原告与陈黎明签订，并未加盖被告公司印章。陈黎明在书面说明中表示“《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及《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是我个人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属本人个人行为，被告不知情。《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中的公司不是被告，而是霍尔果斯华强艺典文化传媒公司（下称华强公司），本人系华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原告是华强公司的股东。该协议中的子公司指的也是华强公司。华强公司与被告是业务合作关系，没有直接股权关系。艺术经纪业务、教育培训、版权等也是华强公司的业务。因自2018年开始，原告在华强公司负责的业务没有盈利，一直在亏损，故本人没有向原告发放薪资调整协议约定的薪资。本人于2016年已向原告发放过30万元的股权激励奖金。2018年4月13日，原告与本人签订《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该协定虽约定了补发股权激励奖金，但第7条也明确约定了股权激励奖金的发放条件。因自2018年以来，原告负责的艺术经纪板块及教育培训板块一直在亏损，没有达到发放股权激励奖金的条件，故没有发放该股权激励奖金，本人也不应当向原告发放”。原告称《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中约定的上级集团为浙江**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5年拟收购被告公司，协议书约定的股权激励奖金实际性质应为公司高管完成工作目标的项目奖金。2015年7月9日，浙江**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表示将按照年度净利润的30%向被告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发放该股权收购项目的项目奖金，原告应得奖金总额为420万元，第一期奖金金额应为63万元，约定支付时间为2016年6月，此后原告与陈黎明多次讨论，其均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拖延，后于2016年7月11日支付30万元。2019年6月21日，原告提交《员工离职审批表》，离职原因为“公司发展及现状无法满足个人要求，提出离职，离职日期至2019年6月30日止”。原告主张其填写该表时并未填写离职原因，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就其主张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2019年6月21日，原、被告签订《离职未支付工资还款协议》，主要内容为：乙方（即原告）于2019年6月31日离职，经甲（即被告）乙方协商，就乙方在职期间未按时获得的薪资及甲方承诺还款计划做如下说明：一、乙方未按时获得薪资明细如下表:在职月份欠发工资金额2018年08月26,370.7元2018年09月26,510元2018年10月12,000元2018年11月12,000元2018年12月25,315.5元2019年01月24,820.68元2019年02月35,385.15元2019年03月35,385.15元2019年04月35,385.15元2019年05月35,385.15元2019年06月35,385.15元合计未发放薪资：303,942.63元二、针对以上未支付薪资，我公司承诺还款计划如下：承诺还款日期还款金额2019年7月20日前33,942.63元2019年8月20日前30,000元2019年9月20日前30,000元2019年10月20日前30,000元2019年11月20日前30,000元2019年12月20日前30,000元2020年01月20日前30,000元2020年02月20日前30,000元2020年03月20日前30,000元2020年04月20日前30,000元合计303,942.63元2019年7月19日，被告转账支付原告33942.63元，剩余款项至今支付。被告主张此后陈黎明通过微信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已向原告支付7000元，并要求该款从被告欠款中予以扣除，原告认可已收到该款，但不同意从被告欠款中扣除。2019年6月30日，被告为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内容为“宋凯女士自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于我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一职，现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并已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工作期间工作良好，无不良表现。”原告在签收人处签字。2019年10月16日，原告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2020年1月19日，该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966号裁决书，裁决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5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裁决作出后，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本院起诉。诉讼中，被告经本院公告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为此支付公告费260元。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劳动合同书、合作协议、员工离职审批表、离职未支付工资还款计划、银行明细单、离职证明、京西劳人仲字[2019]第5966号裁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证实。本院认为，原、被告虽在2019年6月21日签订了《离职未支付工资还款协议》，确认了被告欠付工资的具体数额及还款方式，但当日双方又另行签订了《员工离职审批表》，原告在该表填写的离职原因为“公司发展及现状无法满足个人要求，提出离职”，此后原告签收的《离职证明》上亦写明“个人原因”申请离职。由此可见，原告在办理离职手续时被告虽存在欠付工资的情况，但原告在离职表上填写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应系其利弊考量后的结果，属于权利自由处分行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其签署的离职审批表中离职原因为空白项一节，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劳动者明确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的，应以劳动者辞职时的理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原告以个人原因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现其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原、被告签订的《离职未支付工资还款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应按该协议约定给付原告相应的款项，现该协议期限已届满，被告并未足额还款，就欠付金额其应予给付。被告主张陈黎明个人支付的7000元应予扣除一节，原告对此不予认可，陈黎明转账时亦未标注款项性质，故被告主张扣除该款的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的股权激励奖金并未提交任何持股证明，其实质应为完成被告公司项目的项目奖金。原告签订的《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协议书》及《股权激励奖金发放及薪资调整协定》均系与陈黎明所签，均未加盖被告公章，陈黎明对上述协议亦表示认可，且2016年7月11日陈黎明系通过个人账户支付原告30万元，由此可见自该协议签订至协议部分履行均为原告与陈黎明所为，故上述协议仅在原告与陈黎明之间有效，原告以此为据要求被告支付奖金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公告传唤已到庭参加诉讼，相应的公告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宋凯27万元；二、驳回原告宋凯其他之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宋凯负担5元（已交纳），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费260元，由被告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邓旋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许赫书记员赵冉冉书记员赵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