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6民初10459号原告：胡东梅，女，1973年12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友，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力，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浩达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里甲19号。法定代表人：宋晓冬，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丰魁，男，北京浩达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被告：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汇通路32号。法定代表人：汪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军永，男，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彦青，男，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被告：李朝辉，男，1971年4月14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河北中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东梅与被告北京浩达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达公司）、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输集团）、李朝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东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友，被告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丰魁，被告运输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军永、杨彦青，被告李朝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益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东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医疗费10000元、误工费54000元、护理费1000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11日，原告在客运站为自己的母亲李俊英购买了汽车票，原告送自己的母亲乘坐被告安排的车牌号为×××大型客车。原告刚刚把李俊英的行李放在车上被告的司机就要开车，因李俊英的身份证在原告手里，原告便上车把身份证交给李俊英。在原告还没有下车的情况下被告的司机便开动汽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被告的司机强行将原告赶下车，原告在下车的过程中腰部严重扭伤。原告受伤后被送至中日友好医院住院以及门诊治疗。中日友好医院经过诊断治疗后向原告出具：1.外伤、右下肢外伤；2.腰椎外伤；3.腰椎间盘病变以及休息休假等诊断证明。至今原告的腰部仍然疼痛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因赔偿问题双方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协议。另，该车辆系李朝辉从运输集团承包运营。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李朝辉作为雇主，应当承担雇主责任；李朝辉与运输集团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运输集团应与李朝辉承担连带责任；浩达公司作为客运站的实际经营人未尽到合理的管控义务，应承担过错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浩达公司辩称，1.我公司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责任。我公司系客运站的经营主体，原告作为送站人员，双方之间无运输合同关系。事发后，我公司第一时间接待原告投诉，积极协助原告处理，并协调原告与车辆乘务员沟通，已经履行了作为客运站的相应管理责任，原告如受损害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2.原告无法证明其受到损害。原告称2018年4月11日在送站过程中受到损害，但其当日到中日友好医院进行诊断，经检查，原告腰椎退行性变属于其自身原有疾病，诉状中出现的诉求与本案无因果关系。3.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各项损失。故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运输集团辩称，1.李朝辉与我集团签订线路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合同约定了相关的责任与义务，该车辆驾驶员、乘务员属于承包者李朝辉聘用并由其发放工资，与李朝辉存在雇佣关系。2.驾驶员与乘务员的行为为职务行为。3.胡东梅并非旅客，与我公司未达成运输合同，与我集团无任何法律关系。4.安全保证责任来源于因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而应当采取安全保护义务的责任。车辆处于车站内，风险存在的高低与管理人具有直接关系，李朝辉作为直接管理人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尽到此责任请法院酌定。5.胡东梅未购买由我公司授权车站出具的承运合同票据，承运合同关系未成立，其他人上车交送物资是否允许上车，属于车主的管理与自由支配范围，此时的风险是管理人单独造成的而非与运输集团共同的。本案中车辆未出站，是否处于移动状态不明，车辆未行驶在道路班线运行状态中，且本案案由不适宜适用道路交通事故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条。综上，我集团认为本案雇佣关系明确，可能出现的侵权关系主体明确，胡东梅受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法院依法判决。李朝辉辩称，我是车主，该车辆挂靠在浩达公司。事发时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务员是我雇佣的。我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均无法律依据，我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虚假情况：1.车票购票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9时21分38秒，原告不是购票人员和乘车人员，根据车辆规定和乘务合同的约定，该车辆应该在9时25分准时发车，发车之前要求无票人员（原告）下车并无任何过错。原告属于无票人员只能在候车区域等待，却经过了检票口进入乘车区，其经过安检并上车，原告和车站均存在过错。2.我方并未将原告赶下车。如果到点不发车按照规定会有罚款，我方只是到发车时间时口头告知原告无票下车，当时车辆发动机启动了，但是车辆没有行驶，不存在原告陈述的猛打方向盘将原告甩下车的情况，原告也没有摔倒，原告是自行离开。原告下车之后车就开走了，原告自行找到车站相关部门进行投诉。3.原告在事后到车站进行投诉，车辆已经行驶到河北的时候乘务员崔某接到投诉电话后下车另行乘车返回。原告直到崔某回来才去的医院，当天我方垫付了院内会诊费50元，检测费515.44元，药费507.36元，共计1000余元。当时的诊断结果是原告存在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未见明显症状等，没有骨折，肌肉也没有肿胀，只有原告自己本来就有的腰椎间盘突出。原告陈述的下肢麻木的症状属于腰椎间盘突出的临床症状，并非因受伤引起。原告对诊断报告以及之后的口服、外服药物均是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并无治疗外伤的药物，故因其自身疾病造成的损失与三被告均无关。4.原告和我方没有任何接触，原告下车时乘务员在车门口的位置，因大巴车台阶相对较高，故乘务员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在原告下车时扶了原告一下。通过原告陈述及证据，原告自称是“病”，并非是“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浩达公司系客运站的经营者，运输集团系该客运站班线的运营者。2017年5月15日，运输集团（发包方、甲方）与李朝辉（承包方、乙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交由乙方运营车辆牌照号×××，乙方在承包期内运行班线，承包经营期为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2018年4月11日9时许，胡东梅陪同亲属到客运站乘坐×××大型客车。胡东梅将亲属送至车上并下车后，又返回车上交付亲属身份证，并与其亲属交谈。在该车辆工作人员多次催促下，胡东梅下车，下车时未面向车门方向。当日，浩达公司要求该车辆乘务员崔某返回北京，崔某于当日下午返回，并陪同胡东梅到中日友好医院就诊，病历载明：8h前右下肢扭伤，伤时为向内侧的牵拉伤，伤后右下肢疼痛，右下肢力弱，肌力IV-IV+，远端肢体感觉减退，病理征，双巴氏征-。PH：体健；过敏：青霉素；Imp：外伤，n损伤？Rx：①腰椎、右髋X-ray正侧位，②骨科会诊，③运动医学专科门诊。胡东梅当日的X线检查诊断报告载明，单侧膝关节正侧位片（急诊），单侧髋关节正侧位片（急诊），腰椎正侧位片（急诊），腰椎曲度变直，L2/3、L3/4椎间隙略变窄，椎体序列可。腰椎椎体边缘骨质增生，双侧腰大肌未见肿胀。右侧髋关节诸骨骨皮质连续，骨小梁结构完整，髋臼缘及股骨大粗隆骨质增生。髋关节在位，关节面光滑。右侧膝关节对位良好，关节间隙未见变窄。骨质结构完整，未见明确骨折征象。软组织未见明显肿胀。诊断为：腰椎退行性变；右侧髋关节退、膝关节未见明确骨折征象。同日第二页病历载明：应邀会诊，见过病人，病史同前，查体同前。X线见腰椎退行性变，膝关节未见异常。考虑：腰丛神经损伤？建议：1.完善腰椎MRI，腰椎CT检查，2.必要时完善下肢肌电图检查，3.可对症镇痛，甲钴胺，妙那，对症治疗，4.随诊。胡东梅当日的CT检查诊断报告载明，部位及所见：腹、盆CT平扫，肝脏表面光整，大小、形态未见明显异常，肝实质内未见明确异常密度影。胆囊不大，壁不厚。胰腺走行可，周围脂肪层清楚。脾不大，小钙化灶，双肾形态、大小及密度未见明确异常。膀胱充盈良好，轮廓光整。膀胱壁厚薄均匀一致，膀胱内呈均匀的水样密度，未见充盈缺损。子宫呈三角形，位于膀胱与直肠之间，轮廓光滑，宫壁密度均匀。双侧附件区未见异常影。直肠轮廓光滑，腔内有气体存在，周围脂肪间隙存在，盆腔内未见肿大淋巴结及其它异常影。所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异常。CT诊断：脾脏小钙化灶。2018年4月12日，胡东梅到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就诊，其病历载明：昨9：30AM从大客车上跳下，腰痛伴右下肢胀痛，向足背放散，行走加重。查：腰L345S叩痛±，压痛＋…Rx：复查MRI。2018年4月16日，胡东梅到中日友好医院骨科就诊，病历载明：病史同前，仍诉腰痛伴右下肢麻木，发胀至右足背，查体同前。Imp：腰椎外伤。Rx：1.腰MRI检查；2.休息；3.随诊；4.氟比洛芬凝胶贴膏外用。2018年4月24日、4月25日病历均载明要求MRI检查。2018年4月25日，胡东梅在北京藏医院进行腰椎MRI平扫检查，诊断报告单载明，印象：1.腰椎退行性变。2.L2/3、3/4、4/5椎间盘轻度突出。3.L5/S1椎间盘膨出。2018年4月27日，胡东梅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诊断证明书载明：腰椎间盘突出于2018年4月27日在局麻下行神经根封闭治疗。庭审中，胡东梅主张驾驶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强行将其赶下车，其在下车过程中腰部严重扭伤，且浩达公司认可事发经过，胡东梅与李朝辉协商过赔偿问题，提交了其与乘务员崔某、浩达公司工作人员、李朝辉等人的通话录音。2018年4月16日胡东梅与乘务员崔某的录音中显示，崔：是我双手拉了你一下，但是你想我倒出车来要走、就说开起车来、我这车能有多快？在车站里边，你想想、我这车能有多快、它不可能有多快。胡：没多快、但是您开着车让我下车、您开着车让我下车是不对的呀？崔：刚启动往前走着那。胡：那你也不应该开着车让我下车呀，要不我腿怎么能伤成这样呢？崔：要不说咱俩都有责任呀。经质证，浩达公司认可胡东梅与浩达公司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主张录音中的工作人员只是受理旅客投诉，并不是目击者，录音并不能证明事情经过；运输集团主张通话录音的来源不合法，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李朝辉针对胡东梅与崔某的通话录音意见为：1.录音内容中不能体现录音证据的形成时间、地点及形成方式；2.没有被录音人的身份固定；3.录音内容多为胡东梅的陈述，且多次强烈言辞打断崔某的反驳，如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在录音中崔某曾表示车是停着的。李朝辉认为其他录音能够证明：1.胡东梅当时陈述的是腿部受伤，胡东梅的所有治疗及诊治均是腰部，且为腰椎间盘突出；2.事发后胡东梅第一次去浩达公司投诉未提到过受伤；3.胡东梅在多次录音中陈述受伤原因不一致，其中包括撞伤、摔伤；4.胡东梅主动要求调解。胡东梅主张其损失及计算方法为：1.医疗费10000元，提交了处方笺及医疗费单据；2.误工费54000元，误工期为2018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6日，按照每日150元的标准计算，提交了诊断证明；3.护理费10000元，提交了2018年5月29日的诊断证明，载明不能生活自理，需要陪护；4.营养费5000元；5.交通费2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经质证，运输集团对医院治疗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诊断证明中载明的腰椎间盘突出及病变与外伤无关联性，且内容千篇一律，不具有诊断证明书的特点。李朝辉、浩达公司对2018年4月11日处方笺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其中所载药物治疗范围与胡东梅主张的伤情无关；对2018年4月24日中日友好医院门诊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病假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是胡东梅在事发当日至4月24日之间13天内所遭受伤害或自发疾病的就医行为，且事发当天X线检查报告及CT检查报告显示既无骨折也无软组织肿胀或外伤描述，也同之后的诊断证明相矛盾，故与本案无关；对2018年4月11日后的医疗费单据、诊断证明等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主张诊断证明均体现原告身患腰椎间盘突出，不存在任何外伤；对原告提交的中日友好医院同一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和病假单均不认可，认为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就诊遇到同一医生的概率小，对胡东梅与该医生之间的关系有怀疑。经核算，胡东梅自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9月17日自行支付医疗费共计8658.27元。经询问，胡东梅表示不申请对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进行鉴定；运输集团、浩达公司、李朝辉表示不申请对胡东梅所述事实和伤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李朝辉主张胡东梅下车时车辆系静止状态，申请证人崔某出庭作证。崔某到庭陈述：事发当日，胡东梅在客运站给母亲买车票，并把母亲送上车，按规定该车辆应于上午9时25分发车，胡东梅及其母亲来的最晚；崔某填完出站单回来后胡东梅还没下车，当时已经超过发车时间了，就让胡东梅下车。按规定到了发车时间最多等5分钟，故司机将车退出车位，给其他车腾位置，倒车的时候也说了让胡东梅下车。过程中仅是以语言催促，没有用身体行为驱赶，胡东梅是倒退着下的车，崔某怕胡东梅摔倒还扶着胡东梅，当时车的发动机是发动着的，但是车是停着的。胡东梅下车后，车辆就开走了。车辆开走两个小时左右，车站给崔某打电话，说胡东梅崴了脚，办公室站长让崔某赶紧回来。崔某在车辆下高速之后往回返，大概15时左右到车站，当时崔某就说胡东梅崴脚就会拍车窗。后来车站工作人员说去电力医院，胡东梅和她妹妹等人最后去了中日友好医院，崔某在医院租了轮椅推着胡东梅，拍了X光，当时医生要求做核磁，但是太晚了没排上队。经询问，崔某对2018年4月16日其与胡东梅的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当时其本意是车即便是动也不会太快。经质证，胡东梅认为事实应当以录音内容为准；运输集团主张胡东梅作为无票人员上车与有票人员沟通是关怀义务，不能因此产生法律关系，到了发车时间后乘务员及驾驶员要求无票人员下车并无不当，即使缓慢行车也属于正常情况，特殊情况的出现与胡东梅个人有关，胡东梅自己应承担责任；浩达公司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经询问，胡东梅认可自己下车时未正面面对车门。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李朝辉雇佣的驾驶员及乘务员在未关闭车门的情况下启动车辆，并在车辆移动状态下催促胡东梅下车，该行为与胡东梅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胡东梅作为无票人员，在车辆发车时间后还在车中滞留，且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下车时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过错。本院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发经过，确定李朝辉对胡东梅的损害结果承担20%的责任。李朝辉系挂靠运输集团，因此与运输集团形成挂靠关系，运输集团应与李朝辉承担连带责任。胡东梅要求浩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胡东梅2018年4月12日及之后发生的医疗费用与本案是否相关一节，本院认为，根据胡东梅、乘务员崔某的陈述及病历记载，可见事发当日医疗机构已考虑胡东梅的伤情为腰丛神经损伤，并要求进行MRI及CT检查，且在4月12日、4月16日、4月24日的病历中，医嘱均要求其进行MRI检查。胡东梅于4月25日进行MRI检查，与其前期就诊具有连续性，且X光、CT及MRI检查有各自的针对性，李朝辉以MRI检查结果与X光及CT检查结果不同，主张之后的治疗与本案事实无因果关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胡东梅主张的各项损失，经本院核算，其提交的医疗费单据金额为8658.27元；胡东梅主张其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过长，计算标准过高，本院参照《北京市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准则》酌定为误工期90日、营养费45日、护理期45日，故其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分别为10500元、1350元、4500元；胡东梅主张的交通费金额过高且证据不足，本院酌定为500元；胡东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李朝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胡东梅医疗费1731.65元、误工费2100元、营养费270元、护理费900元及交通费100元，以上共计5101.65元；二、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胡东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0元，由胡东梅负担1785元（已交纳），由李朝辉、石家庄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1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倩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邵胜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