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5民初28478号原告：张某，女，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区。原告：王某，男，199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王某之母），女，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告：刘某，女，198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川，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原告王某与被告刘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某（兼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王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刘某退还张某订婚彩礼10万元。事实和理由：张某和王某系母子关系。王某于2016年与刘某自由恋爱后确定恋爱关系，经相处后双方存在结婚意愿。双方家庭于2019年4月20日在北京举办订婚宴，在婚宴期间张某向刘某交付一张包商银行的银行卡，内存有礼金10万元。刘某于2019年4月21日取款2万元，因取款限额，张某于次日向刘某转账共计8万元。2019年9月，刘某向王某提出分手，经多次挽回无果，双方再无和好的可能性。后张某向刘某主张返还彩礼事宜，但刘某均不予理睬。张某、王某认为10万元属于彩礼性质，因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故刘某应予全额退还。刘某辩称，我方不同意退还彩礼，理由为：1.张某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张某虽是汇款人，但不是缔结婚约的当事人。婚前一方父母为子女恋爱结婚进行出资，视为对己方子女的出资。本案案由是婚约财产纠纷，因彩礼等问题引起的纠纷，应当由婚约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故张某不是适格原告。2.张某给付的10万元不是彩礼，而是为办理婚礼等事项对己方子女王某的出资，只是形式上将款项交由刘某使用，办婚礼的支出本身就应当由男方负担，本案中也约定由男方负担，而且10万元已经全部实际支出花费了，不具备退还条件。刘某与王某同居生活一年，分手的责任在于王某，也给刘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综上，请求驳回张某、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张某系王某之母。王某与刘某于2014年通过网络相识，于2016年确定恋爱关系。2017年3月，王某从包头移居北京，二人后于2018年10月在京同居，于2019年4月订立婚约，拟于2020年2月登记结婚、于同年5月举办婚礼。2019年9月，二人结束恋爱关系。2019年4月20日，张某、王某与刘某的父母在北京正式见面，商议结婚事宜。宴席间，张某将其名下的一张存款金额10万元的银行卡交予刘某。同日，该银行卡取款共计2万元。同年4月22日，该银行卡内8万元转账至刘某。刘某在庭审中认可收取了10万元。针对10万元的性质、缘由和用途，张某、王某称属于彩礼，且在2018年10月王某、刘某一同回包头看望张某时，张某就表示要给刘某10万元彩礼，即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刘某称不是彩礼，而是张某给付王某的、用于筹备婚礼所需的资金，刘某仅是经办人。针对10万元的使用情况，刘某陈述如下：1.2019年5月28日，支出婚宴场地定金18969元，无法退还；2.2019年8月4日，支出包括主持、摄影等婚庆定金26000元，无法退还；3.2019年4月27日至5月4日期间，刘某与王某共赴日本旅行拍摄婚纱照，产生住宿费用11549.3元、签证费830元、旅拍婚纱照费用4627元、游玩门票8939.2元，加之往返机票每人6000元、餐饮交通、购物等，共计50000余元，并对此提交如下证据：1.刘某与名为“RickLi”的用户在2019年5月15日至28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沟通2020年5月期间预订场地及餐饮事宜，并于2019年5月28日支付北京桔子时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场地定金18969元；2.刘某与名为“岚茉-刘某”的用户在2019年8月3日前后、2020年6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为商议婚庆服务及报价，刘某于2019年8月支付定金23800元。3.日本酒店的线上订单截图，显示2019年4月27日入住4月28日退房，两间客房四人入住，共计1062.86元；2019年4月30日入住5月4日退房，四人整套公寓共计9465.03元。刘某称除王某外另有两名好友同游。4.在电商平台订购日本旅拍的订单记录及聊天记录，付款金额共计4627元。对此，张某、刘某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称日本旅游费用系王某与刘某的个人行为，与10万元无关；就预订婚宴场地与婚庆事宜，未与张某协商，且双方约定的是男女双方各自负责举办己方的婚宴，故支出费用也非用于举办男方的婚宴，不应由男方负担。王某认可陪同刘某参与预订场地及婚庆事宜。经询，王某认可赴日本旅游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旅行婚纱照，二人在日本旅游期间的往返机票、住宿餐饮、游玩等费用均系刘某从收取的10万元中支出的，但具体金额不清楚，旅拍服务费是王某事前支付的。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日本旅行费用由二人各自负担，王某花销的部分可从10万元中扣除。关于王某、刘某分手的原因，王某称因其自身的经济危机；刘某称于2019年9月发现王某借了30余万元的网贷，且未能提出合理解释和解决办法，故刘某提出分手。关于双方家庭办理婚宴的计划以及费用负担的约定，张某、王某称双方约定按习俗，各家自负己方举办婚礼的费用；刘某称在王某老家包头仅仅是计划双方家人一起聚餐，并无举办婚礼的安排。对此，双方均未提交证据。关于王某、刘某恋爱期间大额花销负担的惯例，王某称房租由其负担三分之二、约会吃饭由其负担；刘某称一般为平均分担。庭审中，刘某另提交了二人同居期间其支出的共同生活开支、二人分手后刘某因精神压力过大而焦虑抑郁的诊断证明等。本院认为，彩礼一般是指依据当地习俗，一方及其家庭给付另一方及其家庭的与缔结婚姻密切相关的大额财产。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彩礼的返还范围一般应考查彩礼的使用情况，即是否为筹办婚事支付了必要的费用、是否用于共同生活的必要开支等，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返还。本案中，刘某与王某经自由恋爱订立婚约，刘某从王某之母张某处收取10万元，现双方对该笔款项性质是否属于彩礼产生分歧。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可知，款项给付发生在双方家庭见面商议订婚、结婚事宜的宴席之间，张某将一张存有10万元的银行卡交与刘某，从款项给付时间、场合、金额及方式，结合双方的经济能力和往来习惯来看，该笔款项与刘某、王某缔结婚姻具有密切关联，符合彩礼的一般特征。刘某虽否认彩礼性质，但认可款项系为筹备婚礼之用，现不同意返还系因款项均实际全部支出。因此，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刘某所述该10万元的使用情况，即与王某在日本旅拍的花销、为2020年5月在京举办婚礼支出的婚庆以及场地定金等是否属于为筹备婚礼事宜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是否实际支出以及已支出的款项双方应如何分担。针对在日本旅游的开支，虽然旅行中安排了拍摄婚纱照的内容，但结合旅游时长、活动规划以及同行人员等因素可知，旅拍仅为旅行中的一项活动，旅游本身与筹办婚事的关联性较弱，也不属于必要的共同生活开支，故刘某主张扣减旅游支出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鉴于王某同意其个人的旅游费用由其自行负担，考虑张某与王某系母子关系，为一次性解决纠纷，本院对王某个人的旅游费用予以处理，从刘某应返还的款项中予以扣减。具体金额，因双方均未予充分说明举证，本院依据现有证据，结合生活经验酌情予以确定。针对场地与婚庆的定金，刘某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款项系用于筹办婚礼事宜，且费用已实际发生，本院认定该部分费用属于为筹备婚礼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张某、王某以双方达成了各自承担己方婚宴开销的约定为由，主张该部分费用应由刘某自行负担，但对此并未举证加以证明，且无证据显示双方具有筹办两场婚礼的规划和安排，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纳。针对其他支出，刘某未举证证明支出实际发生，亦未证明与诉争的10万元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现王某与刘某已自愿解除婚约，张某给付刘某10万元的基础和目的已丧失，张某要求刘某返还相关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就具体金额，本院在上述已查明的款项使用情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解除婚约的原因、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经济能力等因素，兼顾公平原则，酌情判令刘某返还张某4万元。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判决如下：一、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张某40000元；二、驳回张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张某负担750元（已交纳），由刘某负担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珑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