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81民初2679号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江苏泽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文林北街119号、121号。法定代表人：叶书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嘉纯，江苏丰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与被告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畅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被告歌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嘉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歌畅公司1.立即停止播放、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新歌声》、《中国好歌曲》的所有涉案歌曲（具体详见歌曲清单）；2.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40000元；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中国新歌声》、《中国好歌曲》是由他公司全力打造的原创音乐节目。节目由众多演艺界巨星、资深艺人担任导师，对文字脚本、分镜头剧本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经过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后期剪辑等完成。一经播出，热度不减，在观众中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现歌畅公司未经他公司许可，也未向他公司支付使用费，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了他公司的上述涉案作品供公众点播，他公司通过时间戳对歌畅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歌畅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他公司作品的复制权、放映权，给他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综上，他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歌畅公司辩称：1、灿星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案涉作品《中国好歌曲》系综艺节目录制作品，该综艺节目系其与电视台合作作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三条规定，该综艺节目的著作权应归电视台与灿星公司共同所有。虽然出版物上记载“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但在作品类型尚不明确情况下，不能仅依据该记载即认定灿星公司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享有放映权的著作权人。况且，结合《著作权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可反向证明灿星公司起码非案涉作品的唯一权利人。另外，灿星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亦不足以证明灿星公司为案涉作品的唯一权利人，因为我国实行著作权自愿登记原则，登记机关对登记申请人是否享有著作权不作实质性审查，完全依据登记申请人自行填报而登记，故《作品登记证书》也不足以证明灿星公司为案涉作品的唯一权利人。所以，灿星公司未充分举证证明其系案涉作品唯一权利人，亦未证明共有人明确放弃权利，无权单独提起诉讼主张权利。2、案涉作品未达到类电作品创作高度，本质上仍属于录音录像制品。作为类电作品的MTV需要具有独创性:画面的选择、编排和创意与词曲的意境相互配合，借助光影营造歌曲的情调、氛围，运用色彩表现音乐的情感，运用运动造型形成对视觉的强烈冲击等，要充分体现作品制作者独创性辛勤劳动的智力成果。而灿星公司提供的权利光盘均是一整期节目录制的编辑，并非每首歌曲单独创作的MTV，对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3点指出“综艺节目影像，系机械方式录制完成，在场景选择、机位设置、镜头切换上只进行了简单调整，或者在录制后对画面、声音进行了简单剪辑，认定为录像制品。”结合灿星公司在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6民初254号案件审理中，自认其提供的音乐光盘合辑作品系对《中国好歌曲》(1-3季)、《中国新歌声》第1季综艺节目的录制，就灿星公司权利光盘画面显示，灿星公司录制编辑的作品离类电作品MTV独创性相距甚远，为此该音乐合辑外包装注明“本节目制作者(或者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未敢具体明确作品类型。以上诸多事实证实该作品本质上仍属于录音录像制品，依据《著作权法》规定，录音录像制品不享有放映权。3、灿星公司就综艺节目影像中单个作品主张侵权赔偿于法无据。即使《中国新歌声》、《中国好歌曲》属于电影或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但基于《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节“著作权归属”的规则，这种将不同的音乐作品经不同的表演者重新演绎、导师点评并通过编排、整理及编辑形成一个完整作品的创作方式符合《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汇编作品的构成要件。因此，当案件需要按照权利归属的规则来判断作品权利人时，类电影作品同时也可以成为汇编作品。按照类型划分与按照权利归属划分并不冲突且均有必要。在本案中以《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归属规则来判断上述作品性质不仅更符合本案审理的法律逻辑，也是正确区分权利归属的法律依据。因此，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灿星公司仅享有上述整体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的时候，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灿星公司只能以整体汇编的作品被侵权主张权利，而不能以其中收编的每一首歌曲的权利人来主张权利，否则即构成法律所禁止的对“原作品”著作权的侵犯。虽然“原作品”由音乐作品变成了音乐电视作品，但灿星公司应当举证证明原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同意其就该音乐作品行使摄制权、复制权和改编权，若不能提交上述证据，灿星公司就无法证明其在本案主张的作品有合法权属来源，其用原作品单独改编、使用、主张权利就违反了《著作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侵犯了原作品的著作权，灿星公司以此起诉不具有合法性。另依据《北京高院关于审理涉及综艺节目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点:“可单独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人就他人使用综艺节目影像作品中单个作品的行为主张财产性权利的，不予支持”。4、他公司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他公司已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称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一揽子解决版权费事宜，音集协作为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作品的著作权及著作权有关权利实施集体管理，并非普通的相对人，该著作权许可协议有别于其他合同，不能以合同相对人是他公司与音集协签订为由否定一揽子解决版权费的约定。他公司点播系统有海量音像作品，不可能逐一甄别著作权人并找到著作权人缴纳版权费，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加之灿星公司起诉前也从未与他公司联系关于案涉作品的许可使用事宜，让他公司在诉前就注意到点播系统有案涉作品、案涉作品的权利人为灿星公司并能联系上灿星公司，且灿星公司未加入音集协、与音集协之间不存在关于著作权许可方面有关协议等事实，这对他公司的要求未免过于苛刻。所以，他公司无侵权故意，主观上无过错，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权利情况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7）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作品创作完成日期为2013年12月27日。国家版权局于2017年1月6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7-I-00321748）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作品创作完成日期为2014年12月20日。国家版权局于2016年12月28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6-I-00347350）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好歌曲》第三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作品创作完成日期为2016年4月7日。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3季中国好歌曲》专辑三张，专辑封面上印制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样。《中国好歌曲》第一、二、三季收录了涉案《妞儿说》等198部作品。国家版权局于2018年8月27日登记的《作品登记证书》（登记号：国作登字-2018-I-00578836）载明：作品名称为《中国新歌声》第一季，作品类别为电影和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制片者和著作权人均为灿星公司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作品创作完成日期为2016年10月7日。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歌声》专辑一张，专辑封面上印制有“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样。《中国新歌声》收录了涉案《安静》等43部作品。2018年9月6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与灿星公司签订了《授权书》，载明灿星公司被授权独占性使用及许可他人使用《中国新歌声》第一季节目曲目KTV的权利以及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灿星公司有权单独以自己名义提起民事诉讼等权利。二、被诉侵权行为2020年9月18日，灿星公司取证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到歌畅公司经营场所的205包厢内点播了涉案作品中的241首歌曲，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权利卫士APP的录像功能对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进行录像，后将上述录像文件向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申请可信时间戳电子证据固化保全。歌畅公司在审理中确认，上述点播的241部作品与《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和《中国新歌声》的相应作品画面内容一致（详见附件）。三、其他情况歌畅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成立日期为2018年5月31日，经营范围为：KTV；食品销售。灿星公司为取证在歌畅公司花费了96元的费用。灿星公司在审理中主张维权费用每件案件分别为10000元，包括律师费5000元以及在歌畅公司的消费、差旅费、饮食费5000元，除时间戳截图内容载明的消费记录（96元）有付款凭证外，其他的票据范围涉及江苏省统一开具，案件数量可能有上千件，无法个案提供，但实际费用已经发生。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有争议的事实：歌畅公司有未与音集协签订过著作权许可协议。歌畅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著作权许可协议复印件、微信转账凭证截屏打印件以及著作权使用费电子发票打印件，陈述许可协议来源于音集协的扫描件，著作权许可协议约定许可使用期间为2020年4月23日至2021年4月22日，每年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为10080元。灿星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他公司并非音集协会员，歌畅公司向其缴费的行为与他公司无关。本院认定证据和事实如下：通过歌畅公司提供的电子发票上的二维码查验可以确定该票据的真实性，因著作权许可协议和微信转账凭证上载明的交费对象、金额与发票上的一致，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歌畅公司关于与音集协签订过著作权许可协议主张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涉案歌曲是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由一系列有伴音的画面组成,能够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音乐电视,系由特定音乐、歌词、画面等组成的较为有机统一的视听整体,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音乐电视作品。歌畅公司主张涉案作品属于录音录像制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灿星公司提供的《作品登记证书》、音像出版物及《授权书》均能证实涉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灿星公司以及灿星公司系共有权利人并取得相关授权。因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灿星公司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等著作权利，有权就侵犯其著作权的行为提起本案诉讼。歌畅公司以著作权登记不作实质审查为由，否认《作品登记证书》的证明效力，因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涉案节目的单个演唱片段中有相应的音乐作品及演唱者，其演唱画面亦有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及后期编辑的创造性成分。因此，就单个演唱片段而言，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灿星公司有权就此主张权利。歌畅公司关于灿星公司侵犯了原作品著作权、本案起诉不具有合法性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采纳。综合前述分析，歌畅公司关于灿星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属于侵权行为，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歌畅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在其经营的KTV场所提供涉案《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中国新歌声》作品的部分内容供消费者进行点播放映并收取费用，属于商业性经营行为，因此，歌畅公司的涉案行为侵害了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尽管歌畅公司与音集协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协议》，但并不代表可以免除其侵害他人著作权所应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故歌畅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歌畅公司曲库中存在被控侵权作品并不等同于复制了该作品，在未有证据显示歌畅公司的点歌系统系其自制的情况下，灿星公司关于歌畅公司侵害涉案作品复制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灿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损失，也未提供歌畅公司的侵权获利情况，灿星公司亦请求法定赔偿，故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数量、知名度、歌畅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经营场所的消费水平、经营规模及灿星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同时考虑歌畅公司已与集体管理组织签约这一事实，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1305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和《中国新歌声》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从曲库中删除《妞儿说》等241部作品（详见附件）；二、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305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元（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35元，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负担265元（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中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负担的部分，由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直接向他公司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江阴歌畅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曹鸣红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余 筱附件：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第二款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