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94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西湖路335号1楼、2楼、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00760703040C。负责人：吴建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权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炳根，男，196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法定代理人：黎某，男，199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系黎炳根的儿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政，广东正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联湘，男，199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武冈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创铄，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黎炳根、原审被告邓联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8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459483.26元给原告黎炳根；二、驳回原告黎炳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4542元，由原告黎炳根负担60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负担3942元。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为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支付431998.3元给黎炳根；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黎炳根、邓联湘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非医保费用扣除，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已提供投保人邓联湘线上投保的人脸识别图、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可以证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已将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并将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依据保险条款约定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应按照一般惯例认定全部医疗费用的15%为非医保费用并予以扣除。二、原审法院未同意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违法。因黎炳根申请护理依赖鉴定，原审法院已同意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并同意与黎炳根的护理依赖鉴定、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非医保费用鉴定一并鉴定。后黎炳根撤回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就同时不批准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重新鉴定和非医保费用鉴定申请，客观上造成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就非医保费用的金额无法确认，该责任不在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三、黎炳根在鉴定前没有通知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不符合共同委托鉴定的规定。黎炳根称已通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参与鉴定，但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在没有获得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授权前无权代表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处理鉴定事宜，且黎炳根的精神伤残也没有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参与委托鉴定。请求二审法院同意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并按照重新鉴定的意见认定黎炳根的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明确表示对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异议。被上诉人黎炳根答辩认为：一、不同意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主张扣除非医保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认为鉴定违法，其实不存在。本案有两份鉴定报告，均是黎炳根与保险公司共同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肢体伤残鉴定的鉴定报告中记载了保险公司在场人员的名字。第二份鉴定报告虽然没有记载在场人员，但是委托时间与第一份鉴定报告的委托时间是同一时间，受理日期均为2020年1月22日。由于肢体鉴定可以当天进行鉴定，精神鉴定需要预约精神方面的法医，故在3月25日才进行鉴定。精神鉴定时没有记载在场人员，是由于保险公司人员当天没有去共同参与鉴定造成的，但其没到场参与鉴定并不影响鉴定结果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仅是共同选定鉴定机构，并没有规定一定需要双方在场，其不在场是放弃自身权利的表现。在一审中，审判人员已咨询过鉴定机构关于精神鉴定的问题，由于鉴定机构的回应是共同委托，所以才不认可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所提出的单方鉴定，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以此为由提出上诉没有任何依据。原审被告邓联湘陈述意见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一、其主张不承担非医保费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与邓联湘之间并未就扣除非医保费用的相应条款达成一致，本案的保单是在网上销售的，之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向邓联湘邮寄保单，保单上面没有任何需要扣除非医保费用的条款。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免除责任的相应条款，后面附有签名确认单，但确认单上面是空白的，没有任何人确认签名。二、保险公司在合同当中约定免除自己义务的相应条款，不但要双方达成一致，还需要重点解释和说明，而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没有履行解释和说明义务，该条款即使存在，也不生效。三、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主张存在15%非医保费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没有指出具体哪些是非医保用药以及是否存在使用了非医保用药的情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初步证明，其要求扣除15%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四、正是鉴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不能够提出任何的初步证据以及正当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要求对非医保费用进行鉴定的申请没有事实依据和必要，故没有支持其申请，是合理的。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对于非医保费用，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表示：1、要求直接按医疗费的15%计算非医保费用，依据是内部的数据统计，并希望二审法院给三个工作日让其做非医保费用的统计表；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其曾表态对非医保费用的数额庭后统计提交给法院，但此后忘记提交；2、其主张在商业三者险内免赔非医保费用的具体条款是《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其已将该保险条款送达给投保人并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次保险通过手机APP投保，投保人必须在缴费之前阅读保险条款和免责事项说明书，不用再邮寄，只有人脸识别截图，没有签名，不清楚为何投保单上没有投保人的签名。邓联湘否认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陈述的投保过程，认为其没有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表示本次保险是平安保险公司的电销人员打电话问要不要买保险，邓联湘询问了相关的价格了以后就决定买保险，所有的操作都是平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自己操作的，邓联湘通过微信把相应款项转给该工作人员，之后平安保险公司就邮寄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给邓联湘，但没有邮寄保险条款，也没有邮寄投保单让邓联湘签名；不确认人脸截图是操作投保系统时的截图。对于鉴定，各方当事人意见如下：黎炳根表示：在鉴定时联系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称是平安保险公司的，但没有告诉黎炳根是哪一家支公司，也没有告知该公司并非承保公司及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是承保公司；其与该工作人员电话沟通说要鉴定，平安保险公司指定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邓联湘也没有告知黎炳根具体的承保支公司；其在起诉前查询承保主体，才知道承保公司是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其要求垫付医疗费也是联系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表示：在收到法院的起诉材料之前，其没有收到任何鉴定通知；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也没有向其告知关于黎炳根的鉴定事宜；按照一般操作惯例，事故发生后外地的承保公司不方便现场勘查时会安排附近的支公司工作人员去勘查，但不可能在事故发生时对鉴定问题作出说明或承诺；黎炳根称在起诉前才知道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是承保公司不是事实，黎炳根曾要求该公司垫付医疗费。邓联湘表示：发生事故后，其拨打了平安保险公司设定的全国统一车险报案电话95××1，平安保险公司回复说会安排附近的人员处理出险事宜，之后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并说由他们的人安排鉴定，让黎炳根与其联系；之后黎炳根也通知其要鉴定，其不想过去，就没有在场；其只告诉黎炳根承保公司是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告诉具体支公司。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其他赔偿项目和金额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非医保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主张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免赔非医保费用，但其在诉讼中提交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的签名均为空白，不足以证明其已就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邓联湘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且就其主张按医疗费的15%计算非医保费用未提交任何依据，故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应否采纳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否重新鉴定，首先，在发生本次事故后，邓联湘关于向平安保险公司报案并得到回复会安排附近的人员处理出险事宜的陈述，与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称安排附近的支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的意见相符，本次事故发生在广州市南沙区，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人员到现场勘查符合操作惯例。其次，作为交通事故受害人，在邓联湘只告诉黎炳根其车辆的承保公司是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告诉具体支公司，且到场勘查的平安保险公司人员也未告知黎炳根该公司并非承保公司及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是承保公司的情况下，黎炳根与平安保险公司的该工作人员沟通鉴定事宜符合常理。第三，虽然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与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支公司，但均非独立法人，都属于平安保险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无论哪个支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外处理交通事故相关事宜，均代表平安保险公司，这从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到事故现场勘查、在鉴定现场出现及黎炳根要求垫付医疗费而由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实际支付医疗费等行为中可以体现。即使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未得到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的授权，也构成表见代理，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承担。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在得知黎炳根要鉴定后是否告知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属于公司的内部沟通问题，不能因此否定黎炳根在鉴定前已告知平安保险公司的事实。第四，邓联湘承认在鉴定前黎炳根已经通知其要鉴定，关于躯体伤残等级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写明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两次鉴定时均在场，虽然在进行精神伤残等级鉴定时没有平安保险番禺支公司工作人员在场，但两项鉴定的受理日期为同一日，黎炳根称躯体伤残可以当天鉴定、精神伤残需要预约法医的解释合理。因此，可以认定两次鉴定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并非黎炳根单方鉴定，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且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并无证据或者足以反驳的理由，故原审法院采纳暨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黎炳根构成一处七级、一处八级伤残，不准许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据此判决黎炳根获得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正确，应予维持。平安保险邵阳支公司二审再次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原审判决认定的除上诉意见之外的其他赔偿项目和金额，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26.89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阳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余军梅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罗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