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7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西贝，男，199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鹏程，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月姣，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汤秋生，男，1956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明，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西贝因与被上诉人汤秋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10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由审判员邓颖适用普通程序进行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西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认双方2020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改判驳回汤秋生要求李西贝支付逾期履行到税务部门完税及到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递件过户手续违约金、解除合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汤秋生与广州市上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居公司）和罗浩升相串通，炒卖涉案房屋，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李西贝和汤秋生于2020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一、2019年5月31日，汤秋生与罗浩升、上居公司签订了关于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款为232万元，过户时间为330天后的2020年4月30日前，李西贝同意罗浩升在约定的时间内选定有购房条件的买受人购买上述物业。即汤秋生与罗浩升、上居公司形成了将涉案房屋给予上居公司、罗浩升在近一年的时间进行炒卖的合意。二、在上居公司、罗浩升寻找到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之后，罗浩升以汤秋生欠其装修费、委托其办理房屋买卖手续为由，三方于2020年1月1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款为295万元，罗浩升当时称涉案房屋已重新装修，而事实上房屋未装修，上居公司、罗浩升炒卖涉案房屋可得非法利益为63万元。三、为完成炒房行为，汤秋生与罗浩升于2020年4月30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的真实成交价为232万元，双方同意以150万元填写网签合同，并同意买受人为李西贝。2020年5月1日，罗浩升和汤秋生又签订了《终止协议》，约定终止双方2019年5月3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互不追究责任。四、2020年5月1日，李德华与罗浩升签订了解除《房屋买卖协议》的协议。因李德华及李西贝得知涉案房屋没有装修，故将房屋的转让价确定为232万元。同日，李西贝与汤秋生签订了关于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为232万元。同日，双方还签订了网签合同，约定以150万元填写交易价格申请报税。为了掩盖炒房的事实，罗浩升以汤秋生代理人的身份在2020年4月30日收取定金5万元后，由汤秋生向李西贝出具了收据。李西贝向汤秋生转账支付77万元差额款后，双方签订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汤秋生当场向李西贝出具了收到定金5万元和房款77万元的收据。当天，依照汤秋生的安排，李西贝又代汤秋生向罗浩升账户支付了房款25万元，抵偿汤秋生应向罗浩升支付的装修款。其后，李西贝要求汤秋生出具其通过罗浩升收取的25万元房款的收据，汤秋生拒绝，由此发生争议。自2017年起，国务院、发改委等多部门已多次发文，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行为。本案中，汤秋生与上居公司、罗浩升相互串通，以签订多份合同、虚构装修费等方式，行炒房之事，既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通过炒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之非法目的，更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涉案合同应被确认为无效。被上诉人汤秋生二审辩称：一、李西贝认为其转账给罗浩升25万元应认定为其支付给汤秋生的购房款是在歪曲事实。汤秋生在与李西贝发生交易时对李西贝与罗浩升之间发生的交易并不知情，反而是李西贝与罗浩升相互串通向汤秋生隐瞒罗浩升炒房的事实。在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罗浩升于2020年1月11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约定“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转让上述物业和原业主购房的合同权属义务，房款差额部分单独转让给甲方，无需知会原业主”，该合同是中介人员黄海波在一审庭前会议中当庭出示的，李西贝对该份合同予以确认。这说明李西贝是知道涉案房屋产权人是汤秋生，并将房款差额部分单独转给罗浩升，不让汤秋生知道该事实，也就是李西贝清楚知道罗浩升不是汤秋生的代理人，是罗浩升将涉案房屋转由李西贝向汤秋生购买，李西贝和罗浩升串通向汤秋生隐瞒罗浩升吃差价的事实。汤秋生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打印的乘车时间记录也证实，李西贝支付25万元给罗浩升时汤秋生是不在场亦不知情的。汤秋生与李西贝就涉案房屋在2020年5月1日16时9分24秒办理网签，李西贝在16时36分向汤秋生支付77万元房款后，汤秋生就离开中介公司，于16时52分50秒乘坐公交车回家。在汤秋生离开后，李西贝才与罗浩升办理相关交易，并于当日17时27分将25万元支付到罗浩升账户。李西贝提交的《房屋转让费收据》是罗浩升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并不是以汤秋生的代理人名义开具的，且收据中注明的是首笔房屋转让费25万元，可见李西贝理应知道该25万元是支付给罗浩升的，是罗浩升将涉案房屋转由李西贝向汤秋生购买的购买权转让费，并不是李西贝支付给汤秋生的购房款。此外，汤秋生在本案起诉前对罗浩升开具的前述收据亦不知情。如果该25万元是购房款，则李西贝在2020年5月1日转账时会要求汤秋生连同77万元房款一并开具收据，而非分开转账并分别由汤秋生出具77万元及罗浩升出具25万元的收据。李西贝称罗浩升是以汤秋生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并收取定金5万元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汤秋生从未向李西贝表示罗浩升是汤秋生的代理人，也没有让罗浩升代为收取定金。汤秋生向李西贝出具5万元定金收据，是因罗浩升曾与汤秋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在罗浩升与汤秋生终止买卖合同时，汤秋生不需要向罗浩升退回5万元定金，且罗浩升同意将该5万元定金转为李西贝支付的定金，故汤秋生才向罗浩升指定的购买人即李西贝开具定金收据，汤秋生对李西贝是否向罗浩升转账了5万元是不知情的。二、根据罗浩升与李西贝之间签订的协议，李西贝对其支付给罗浩升的25万元的性质是很清楚的，即使对25万元产生争议，罗浩升与李西贝之间的纠纷也应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汤秋生与李西贝的合同中并没有该25万元的约定，即便李西贝认为该25万元有争议，也不影响其履行办理过户交易的义务，李西贝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造成合同解除，故责任在李西贝。三、李西贝上诉认为汤秋生不会因合同解除而遭受损失，并认为违约金过高没有依据。李西贝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对汤秋生主张的违约金标准是没有异议的，只对违约责任的承担方有异议，李西贝在二审期间对违约金标准提出的异议不应予以支持。汤秋生出售涉案房屋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换房，用出售涉案房屋的款项来购买其他房屋，但因李西贝拒绝履行义务，造成汤秋生没有足够资金在去年房屋低价时及时购买其他房屋，且因李西贝在合同解除后一直拒绝搬离解除网签合同的手续，造成汤秋生无法另外出售。此外，因双方之间的纠纷还没有生效判决予以确定，故无法确定涉案房屋能否出租，也造成汤秋生的招租损失。同时，广州市出台了二手房需五年期满才能进行交易过户的调控新政策，李西贝的违约行为导致汤秋生要多等待三年才能出售涉案房屋，极大影响了汤秋生另外购置房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西贝的上诉请求。因本案纠纷，汤秋生于2020年9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汤秋生、李西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20年8月23日已解除，李西贝协助汤秋生办理解除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西园地xxx号房屋买卖合同网签手续；2.李西贝向汤秋生支付逾期履行到税务部门完税及到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递件过户手续义务违约金96280元（按每日千分之一从2020年6月1日计至2020年8月23日即房屋买卖合同解除之日）；3.李西贝向汤秋生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232000元（按房屋成交价10%计算）；4.诉讼费由李西贝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西园地xxx号房屋的产权人是汤秋生，汤秋生于2018年2月23日取得产权证。2019年5月31日，汤秋生（甲方）与案外人罗浩升（乙方）、中介方广州市上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编号0000229），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涉案房屋，成交价格为232万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时支付5万元定金；首期款（含定金）在银行出具同贷书后五个工作日内2020年4月30日前到税务部门完税及到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递件过户并取得受理回执当天付清。首期楼款以贷款银行实际贷款额之间的差额为准，甲方同意乙方尽贷方式购买上述房屋；双方知悉现行房屋政策，甲方同意乙方在约定时间内选定有购房条件的买受人购买上述物业。上述合同签订后，汤秋生称罗浩升向其支付了定金5万元。2020年1月11日，罗浩升（甲方）与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乙方）、中介方广州市上居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乙方，成交价格为295万元，首期款150万元在2020年3月28日前到税务部门完税及到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递件过户并取得受理回执当天付清，145万元于交易过户完成并办妥他项权利登记后由贷款银行直接拨入甲方银行账户。（第十六条手写备注）签订合同时甲方收取乙方定金25万元，剩余定金470500元于2020年1月19日前支付给甲方。上述定金由中介方代为保管，直到乙方顺利购买上述房屋。完税后，差额房款自动转给甲方。乙方知悉并同意甲方转让上述物业和原业主购房的合同权属义务，房款差额部分单独转给甲方，无需知会原业主。李西贝认为该合同的十六条是手写的内容，旁边没有当事人的签名确认，是中介人员事后添加上去的，不予认可。2020年4月30日，汤秋生（甲方）与罗浩升（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双方就涉案房屋的真实成交价是232万元，双方同意以150万元填写网签合同；双方同意指定的落名人是“李西贝”；原房价和报低价之间的差价77万元，乙方需在双方签名网签合同前支付给甲方；双方同意上述合同约定交易时间延迟至2020年5月15日前搬离房屋交易相关手续，乙方同意支付5500元作延迟交易的相关费用。签订该协议时，李西贝在场。该协议签订后，罗浩升向汤秋生支付了5500元。同日，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了定金5万元。2020年5月1日，汤秋生（甲方）与罗浩升（乙方）签订《终止协议》，约定双方终止在2019年5月30日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编号0000229），甲方不再向乙方返还定金，甲乙双方互不追究有关房屋买卖事宜的其他法律责任。2020年5月1日，汤秋生（甲方）与李西贝（乙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涉案房屋，成交价为232万元，房屋状况为不带家私电器、不带租约和不带户口。甲方收齐楼款当天交付房屋，乙方承担全部交易税费。（第九条）乙方签订本合同不能按本合同约定买入该房屋，应向甲方支付成交价的10%违约金，甲方应退回乙方所付的所有房款；乙方逾期支付楼款或未能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从逾期之日起应按日向甲方支付本合同约定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逾期十日以上的，甲方有权不向乙方出售该房屋，但需退回乙方所付的所有房款，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成交价10%的违约金。（第十五条付款细则）乙方于签订本合同时支付定金5万元，全部楼价款于双方到税务部门完税及到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递件过户并取得受理回执当天付清；交易过户于2020年5月30日前完成。（第十六条手写备注）交易当天甲方需将户口清出；现有租户在交易当天搬离该物业，吉屋交给乙方使用。同日，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涉案房屋的真实交易价格为232万元，双方同意以150万元填写网签交易合同申请报税，该报价不影响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价格和相关约定。原房价和报低价之间的差价77万元，乙方需在双方签名网签合同前支付给甲方。同日，双方还网签了《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号），约定李西贝以150万元购买涉案房屋。汤秋生与李西贝签订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后，汤秋生出具了收据给李西贝，证明李西贝在2020年5月1日向汤秋生支付了定金5万元及房款77万元，汤秋生对此解释为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的定金5万元转化为李西贝向其支付的定金5万元，至于汤秋生收取罗浩升的5万元定金不再退回给罗浩升。同日，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了25万元。汤秋生按约定提前终止了与租户的租约并于2020年5月9日将其及同住人员的户口迁出该房屋，且通过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于2020年5月13日通知了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也通知了李西贝去不动产交易部门去办理交易过户递件手续，但李西贝没有在约定期限去办理该手续。2020年6月14日，李德华向汤秋生发短信，称“因中介与罗先生吃了50万元差价，正在协议，耽误了你的收款时间”。2020年7月6日，李西贝的母亲发短信给汤秋生，称“被中介诈骗25万元”。2020年6月17日至7月底期间，汤秋生多次以微信方式要求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黄海波催促李西贝办理过户手续。2020年7月31日，汤秋生向李西贝寄出《履约催告函》，通知李西贝于2020年8月6日去办理完税和交易递件过户手续，如李西贝对该时间有异议，李西贝应两天内明确回复去办完税和过户手续的具体日期，如李西贝仍未按以上通知履行，则视为李西贝不再履行双方的买卖合同，汤秋生将解除买卖合同。李西贝于2020年8月2日收到该函件。2020年8月6日，汤秋生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候李西贝办理过户手续，并通知李西贝，但李西贝没有前往办理。同日，汤秋生向李西贝发出微信，询问李西贝何时到交易大厅，李西贝回复称“你委托罗浩升代收的25万元房款，还没有给我出具正式收据；你户口迁出证明材料和解除承租户解约合同也未提交，上述几个问题解决马上过户”。汤秋生即时回复：“我从来没有委托罗浩升代收钱，户口已于5月迁出，租户也已于5月搬走，中介也都已通知你方等”。2020年8月21日，汤秋生向李西贝寄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等。李西贝于2020年8月23日收到该通知书。另查：李德华到庭陈述2020年1月11日罗浩升与其签署的买卖合同已取消，改为由李西贝购买房屋。庭审中，汤秋生申请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庭作证。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海波称：涉案房屋原买方为罗浩升，因汤秋生取得房屋未满二年，故合同约定2020年4月30日前办理过户手续，且罗浩升有权选定有购房资格的买受人购买该房屋。2020年1月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看中涉案房屋，便与罗浩升商定由李德华购买房屋，李德华愿意另行向罗浩升支付房屋转让费50万元。之后，李德华指定由李西贝的名义签订买卖合同。由于罗浩升已向汤秋生支付定金5万元，汤秋生表示该定金不退回给罗浩升，由李西贝支付给罗浩升。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5万元定金后，汤秋生向李西贝出具了收据。另李西贝还向罗浩升支付了一半的房屋转让费25万元。汤秋生、李西贝对上述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汤秋生认为不知道李西贝与罗浩升之间的约定，不知道有房屋转让费一事。若知道罗浩升隐瞒其私自抬高了房屋的售价而从中获利，汤秋生是不会同意的。汤秋生从来没有委托罗浩升收取房款，故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其他款项与汤秋生无关。李西贝认为其没有与罗浩升达成房屋转让费的协议，李西贝一直认为罗浩升是汤秋生的代理人。既然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5万元定金后，汤秋生出具了收据，那么李西贝向罗浩升再支付25万元时，汤秋生也应该出具收据。汤秋生与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亲属关系，证人证言不应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汤秋生与李西贝通过中介公司介绍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罗浩升是否作为汤秋生代理人的问题，2020年4月30日，汤秋生与罗浩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李西贝是在场并知悉该协议的内容，即李西贝是知道涉案房屋在其签订买卖合同前存在汤秋生将房屋预先出售给罗浩升这一事实，李西贝从该协议的内容可以得知罗浩升的身份是买受人并非汤秋生的代理人。由于罗浩升已向汤秋生支付了定金5万元，在罗浩升与汤秋生终止买卖合同改由李西贝购买房屋后，汤秋生不再向罗浩升退回定金，改由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定金，再由汤秋生向李西贝出具定金收据符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争议的25万元是汤秋生指令李西贝转给罗浩升的情况下，不能以汤秋生出具了定金收据就推断罗浩升是汤秋生的代理人。因此，李西贝向罗浩升支付了25万元后，汤秋生没有向李西贝出具收据并无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对李西贝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李西贝是否与罗浩升有约定房屋转让费的问题，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与罗浩升签订的买卖合同的购房价格为295万元，比汤秋生与李西贝签订的买卖合同的购房价格高出63万元，因李德华是将购房合同指定由李西贝签署，故李西贝应当知道购房的对价是以295万元作为基础。结合李德华与罗浩升签署的买卖合同第十六条的约定及证人的陈述，李西贝同意向罗浩升支付50万元的房屋转让费的可能性、合理性是存在的。李西贝称上述合同第十六条是事后添加、汤秋生与中介公司工作人员黄海波存在亲属关系，但均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汤秋生、李西贝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问题，汤秋生已提前与租户终止了租约并在2020年5月9日将其及同住人员的户口迁出涉案房屋，没有违反合同约定。李西贝在2020年5月、8月在收到中介人员及汤秋生的通知后拒绝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递件过户等手续，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汤秋生在李西贝违约的情况下向李西贝发出解除函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于2020年8月23日解除。汤秋生要求李西贝协助办理解除网签合同手续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违约金问题，汤秋生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基于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买受人所需承担的违约责任，现汤秋生要求解除合同并支付该违约金，不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汤秋生主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违约金232000元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后汤秋生应返还李西贝已付的购房款77万元和定金5万元，汤秋生主张违约金可与返还的购房款抵扣，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抵扣后，汤秋生还应返还购房款588000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汤秋生与李西贝在2020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于2020年8月23日解除。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李西贝协助汤秋生办理解除在2020年5月1日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号）的网签手续。三、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汤秋生向李西贝返还抵扣违约金后剩余的购房款588000元。四、驳回汤秋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60元，由汤秋生负担489元，由李西贝负担15471元。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西贝提交了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件，拟证明罗浩升的行为涉嫌炒房。汤秋生对此质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李德华与汤秋生及汤秋生的女儿、配偶确实有进行过商谈，但整个录音过程应该有50多分钟，李西贝只截取了其中10多分钟进行提交，内容是不完整的，而且李德华只是诉说其被中介欺骗的问题，也可以证明其清楚知道罗浩升并不是汤秋生的代理人。汤秋生提交了广州羊城通打印清单和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拟证明李西贝与罗浩升签订协议及李西贝向罗浩升转款时汤秋生均不在场，汤秋生对李西贝和罗浩升之间的交易情况并不知情。李西贝对此质证称：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李西贝与罗浩升签订协议时汤秋生不在场。另，李西贝在二审中陈述，李德华在与罗浩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前已经查看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知道房屋产权人不是罗浩升，且李德华没有进入涉案房屋查看房屋的内部情况，只是听中介介绍称涉案房屋已经签给了罗浩升，因汤秋生欠了罗浩升的装修费，故罗浩升作为汤秋生的代理人来出售房屋。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李西贝与汤秋生于2020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李西贝主张上述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汤秋生与罗浩升以及中介公司相互串通对涉案房屋进行炒卖，以合法形式掩盖通过炒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的非法目的，并违反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李西贝的父亲李德华与罗浩升于2020年1月1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价格为295万元，而汤秋生与罗浩升在2020年4月30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的购房价格为232万元，在签订后一协议时李西贝是在场的，其理应知道是汤秋生将涉案房屋预先出售给罗浩升，罗浩升再出售给李西贝的事实，且两个交易之间存在63万元的差价。同时，李西贝在二审中称李德华是根据中介的介绍及罗浩升的陈述认定罗浩升是汤秋生的代理人，但李德华在签订这么大额的房屋买卖合同前不查看房屋内部情况，也不要求罗浩升提供作为涉案房屋产权人的汤秋生对于出卖涉案房屋及收款的授权委托，明显与一般交易习惯相悖。此外，根据汤秋生与李西贝在2020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购房价格是232万元，与汤秋生出售给罗浩升的价格是一致的，且合同中并没有关于25万元的支付约定，李西贝也未举证证明是汤秋生指示其向罗浩升进行支付，故李西贝主张其向罗浩升支付的25万元属于购房款的一部分，缺乏事实依据。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汤秋生存在与罗浩升以及中介公司相互串通对涉案房屋进行炒卖的行为，反观李西贝，其明知汤秋生与罗浩升之间以及其与罗浩升之间的两个交易存在大额房款差价的情况下仍然向罗浩升支付2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李西贝同意向罗浩升支付房屋转让费的可能性、合理性是存在的，该认定并无不妥。李西贝与汤秋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李西贝主张上述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李西贝和汤秋生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二审的争议焦点缺乏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西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920元，由上诉人李西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邓 颖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莫善友区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