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冀知民终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法定代表人：田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三河市嗨度歌厅，经营场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迎宾南路西侧维多利亚D座。经营者：田雷，男，197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静，女，汉族，1989年3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系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推荐代理人。上诉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三河市嗨度歌厅（以下简称嗨度歌厅）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10知民初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岩、嗨度歌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延静参加了本院组织的调查和询问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灿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10知民初35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灿星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还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嗨度歌厅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赔数额不足以体现灿星公司作品知名度，且未考虑嗨度歌厅的侵权故意及程度。首先，本案中灿星公司的作品在制作过程中经过策划、脚本、彩排、导演的指导、演员的演出、摄像、后期的剪辑等多个环节，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由于制作精良且适合观众需求，灿星公司的作品在媒体上播出后，知名度和传唱度都很高，在业界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其次，起诉前，灿星公司已向嗨度歌厅寄送《律师函》，函告嗨度歌厅的此种行为已构成侵权，并要求嗨度歌厅与灿星公司联系沟通案涉歌曲相关事宜，因未收到嗨度歌厅任何电话、信件，灿星公司才诉至法院。且嗨度歌厅作为专门的ＫＴＶ机构经营者，应该清楚的知道使用他人著作权应取得权利人的同意并应支付合理的费用。但嗨度歌厅在使用作品前未和灿星公司或权利机构联系，在权利人提出后，仍以各种理由推脱掩盖侵权的事实，其存在明显的侵权故意。嗨度歌厅侵权数量较大，侵犯了灿星公司作品中的大量章节、片段，且从取证现场录制光盘可以看出，嗨度歌厅侵权的密集程度很高，取证人员某的绝大部分作品，嗨度歌厅的点唱机中都有提供，事实上，权利人尚有大量的著作权作品在嗨度歌厅的点唱设备中，只不过是为了诉讼方便没有全部取证。灿星公司认为，无论是从灿星公司作品的优质程度、投资费用，还是嗨度歌厅的侵权故意、侵害程度等情节上考虑，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时未予充分考虑，导致判赔数额明显偏低。2、音集协所提供的材料不能作为裁判参考依据，且音集协以排挤非会员的方式参加诉讼具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灿星公司并非音集协会员，音集协与其会员签订的分配方案对灿星公司无拘束力，更不能作为法院的裁判依据。从裁判文书网能够查到，音集协不仅作为原告代表权利方起诉非会员ｋｔｖ场所，要求非会员ＫＴＶ场所支付高额的版权使用费。同时代表侵权会员ｋｔｖ场所作为被告与音乐制作方对薄公堂。该行为系音集协通过不正当手段打击其他未向其缴纳费用的非会员制作者与使用者，从而利用诉讼手段变相逼迫ｋｔｖ场所、音乐制作方与之合作，达到其整合市场的目的。音集协的该种行为，让其他ＫＴＶ场所误认为加入音集协就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使用任何权利方享有著作权的作品。3、一审判赔数额未能同河北省其他同类案件的判赔数额统一，不能达到惩罚侵权的效果，和中央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精神相悖。首先，根据河北省高院对类似案件的二审判例可以看出，对类似案件的判赔数额基本都在四、五万元左右，本案一审判赔数额同全省的正常数额相比，明显偏低，没有做到判赔尺度规范化、统一化。其次，一审判赔数额没有充分考虑到灿星公司的维权费用。灿星公司因该案维权，支出有公证费、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用等合理费用，还有为维权所做的前期调查、市场监督等不易统计但必然产生的其他费用，一审判决未能充分考虑灿星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并将该费用涵盖在赔偿款中，致使作为权利人的灿星公司维权成本加大，嗨度歌厅的侵权成本减少，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该地区的侵权行为。再者，目前国家各个层面都在大力提倡和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审判赔数额更是和中央加大惩戒侵犯知识产权的要求背道而驰。最后，灿星公司启动对ＫＴＶ场所的维权行为，是欲通过诉讼方式，遏制侵权乱象，引导和鼓励ＫＴＶ场所交纳版权费用，建立权利方和使用方共赢的长效健康的发展方式。一审判赔的数额低于灿星公司拟收取的版权费，不利于音像制作行业和ＫＴＶ行业的长远发展。综上所述，灿星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判赔数额明显偏低，不足以体现作品的价值，不足以体现嗨度歌厅侵权的程度，不足以补偿灿星公司权利被侵害的损失和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也同中央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精神相悖。嗨度歌厅答辩称：1、数额方面，嗨度歌厅已经按照卡啦ok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集体管理组织交纳了相应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已经尽到了作为一个普通卡啦ok经营者应当尽到的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无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嗨度歌厅不应当另行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赔偿额度有失公允。根据全面补偿原则，灿星公司的损失可以适用填平原则。涉案歌曲己经将版权费缴纳给集体管理组织，权利人的损失即是集体管理组织按照分配规则及点播率将KTV交来的版权费分配到涉案歌曲的部分，权利人可向集体管理组织申领相应费用。根据国家版权局公告的收费标准上限为12元，每天每包房除以音集协管理的18万首歌曲，可计算平均每首歌的权利使用费为0.00006元每天每包房，可见，一审判定的赔偿数额与正常的权利使用费相差悬殊，判赔数额过高。3、嗨度歌厅作为卡啦ok经营者，其经营歌库中歌曲数量巨大，权利分散，背后权属错综复杂，且歌库是由第三方V0D点播设备生产商提供，嗨度歌厅不能就歌曲进行选择、添加、更新或者删除，普通的KTV经营者难以明白歌库中每一首歌的情况。嗨度歌厅选择向集体管理组织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及国家版权局确定的收费标准，支付相应的版权许可费，具有明确付费使用的意思表示，已经尽到高度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过错。灿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嗨度歌厅立即停止侵权，并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共计182首歌曲（详见附件）；2、嗨度歌厅赔偿灿星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维权合理费用共计50000元；3、嗨度歌厅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九州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2018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第一、二、三季》光盘封面上载明制作者与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上述出版物内载有《ＩｆＹｏｕＢｅｌｉｅｖｅ》《卷珠帘》等歌曲。2019年9月5日，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申请河北省石家庄市燕赵公证处进行了如下公证取证：在公证处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现场监督下，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来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嗨度ＫＴＶ（世纪钱柜ＫＴＶ），以普通消费者身份选定了“537”包间，并支付人民币500元。北京市盈科（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使用该包间内的点歌设备查找、点击、播放了包括涉案182首歌曲在内的193首歌曲。上述播放内容由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使用经公证员检查内存清洁的数码摄像机进行了录制。上述行为结束后，在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将本次保全所录制的视频文件刻录成三套光盘。另查明，灿星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梦想强音公司与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声公司）于2016年5月6日签署《音乐类节目卡拉ＯＫ视频授权合同》，梦想强音公司授权宝声公司制作《中国之星》《中国好歌曲》《中国好声音》《蒙面唱将猜猜猜》等音乐类节目歌曲的“专业卡拉ＯＫ版本视频”，并独家专有授权宝声公司使用，梦想强音公司不得自行或授予第三人为任何之使用。另查明，嗨度歌厅于2019年9月30日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署了《著作权许可协议》，并依照国家版权局公告《卡拉ＯＫ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支付了版权费。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授权嗨度歌厅在其约定的经营场所内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间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灿星公司主体是否适格；二、嗨度歌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三、嗨度歌厅如构成侵权应承担何种侵权责任。一、关于灿星公司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在内容上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听歌时的表现、导师与歌手见面的形式、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的演奏等内容，导演将歌手的表演、画面、音乐等元素剪辑、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表达，从而体现出作品的个性化特征，这些因素在整体上体现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使得《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具有独创性，《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应作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灿星公司提供的合法出品光盘专辑以及专辑封底均明确载明“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本节目制作者（或录音录像制作者）/著作权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信息。以上证据证明涉案182首歌曲画面所依托的《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著作权人为灿星公司。灿星公司将卡拉OK业务领域独家许可使用权授权给宝声公司，授权范围双方具有明确约定。宝声公司可以进行维权，但灿星公司作为该作品的著作权方和许可方可自行行使著作权维权，故灿星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嗨度歌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中的单首歌曲画面属于作品的片段。嗨度歌厅未经灿星公司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在其经营场所内通过点唱系统放映涉案182首歌曲，被诉歌曲与灿星公司主张权利的作品中的相应歌曲演唱者、画面等内容一致。虽然，单首歌曲画面并非单独制作，亦不能表达作品的完整的创作意图，但对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片段等作为卡拉0K的点唱使用，也构成灿星公司对涉案作品的放映权的侵犯。三、关于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本案中，灿星公司请求嗨度歌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題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以及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之规定。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知名度、数量及嗨度歌厅的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并考虑嗨度歌厅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行为，主观过错程度较低的侵权情节等因素，对赔偿数额在法定范围内予以酌定。酌定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91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第（十）项、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三河市嗨度歌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其经营场所内立即停止使用并删除涉案182首（详见附表）音乐作品；二、三河市嗨度歌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9100元；三、驳回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859元，三河市嗨度歌厅负担191元。二审中，灿星公司向本院提交《律师函》，以证明嗨度歌厅属于恶意侵权，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嗨度歌厅认为该证据形成于一审诉讼前，一审中灿星公司并未提交，不能再作为二审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准确确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金额，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采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情节等因素。具体到本案，上诉人灿星公司享有的著作权作品类型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均属于音乐类电视综艺节目，其传播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一审法院综合考虑被上诉人嗨度歌厅的侵权情节、经营规模、经营状况等因素，酌情确定的9100元赔偿数额（含合理维权费用）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认可。综上，灿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宣建新审判员  梁贤勇审判员  邢会丽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常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