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4民终6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德友，男，1954年9月11日生，苗族，安顺化工厂退休工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灵，贵州天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恒李，贵州天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远，男，1957年1月20日生，汉族，都匀发电厂退休工人，住贵州省都匀市富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辉，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杨德友与被上诉人李志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德友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书，并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杨德友在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回股权转让款后，按被上诉人李志远与上诉人约定的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李志远相应款项，即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回多少股权转让款，则按约定比例付给被上诉人李志远相应款项。二、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不诉不理原则，过分干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4日就所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达成《协议》，该协议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合法真实有效。（一）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并未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或者部分条款无效，一审法院在无充分证据证实双方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者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认定《协议》中部分条款无效，但违反不诉不理原则，过分的干预当事人之间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诉人于签订《协议》当日，即2015年6月24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协议约定的454800元，被上诉人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均未提出关于协议效力的问题，只因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取得股权转让款未及时支付而引发的诉讼。因此，诉讼及一审判决中再提及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中部分条款的效力问题，系将双方多年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再翻旧账，加大了社会民事主体之间协议及承诺的不稳定性。（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未诚信告知被上诉人的事实错误，且协议无效应当由被上诉人举证。《协议》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应当有证据证实《协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而不应该由上诉人举证证实协议有效。一审判决不能仅凭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作出的（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未诚信告知被上诉人；也不能因为上诉人无书面证据证实双方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中扣除840万元中介费的缘由就认定该《协议》系在被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而签订。上诉人起诉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款3248.4万元，其中的2844万元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占有的股份，双方经过清算后才在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多出的404.4万元系上诉人在荆坪煤矿中的其他款项，与被上诉人无关，这些事实在签订协议是被上诉人是知晓的，当时也是经过对账结算清楚的，被上诉人也签字予以确认，若被上诉人当时有异议，肯定会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或者说明扣款缘由，否则不可能在协议上签字，不存在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未诚信告知情况。现要求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这些款项的由来，无异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上诉人，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上诉人明显不公平。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经被上诉人同意与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因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判决书明确的义务，上诉人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无法按期支付款项，上诉人为使债权利益的最大化，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在执行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并非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根据双方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第五条约定：“第三方未付款，由双方与受让方（第三方）协商后确定。如果第三方不同意单项支付，则依然由甲方代表乙方行使追款权。”由此看出，在《协议》中，上诉人并没有支付股权转让金的义务，只有协助追款义务。（二）从双方在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比例来看，上诉人占37%为2830.7万元，而被上诉人只占3%仅为213万元，上诉人所涉及的金额是被上诉人的10多倍，若执行和解协议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那么上诉人损失应当更为严重，上诉人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被上诉人3%的转让款而让自己损失更大。（三）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不意味着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处分权利，损害被上诉人合法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执行和解只是在执行程序中暂时中止执行程序，并非导致整个执行程序的终结，若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人可以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2018年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行程序终结后，因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协议内容，上诉人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申请对【（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现该案件仍在执行中，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继续对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所述煤矿进行查封、冻结，那么执行和解协议本身就失去意义，何来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毕节市中介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出具《情况说明》，证实上诉人只收到执行款1340562.58元，其余款项均未收到，该款项系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转给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划扣给上诉人，并非由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支付给上诉人。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未收到全部执行款项、且剩余执行款项能否全部收回系未知数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是明显的不合理，判决明显不公。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2425385.25元及利息，认定事实错误，无法律依据。（一）根据2013年5月7日各方签订的《煤矿资产整体转受让协议》，荆坪煤矿总的转让价款为13800万元，截止2014年8月28日支付5850万元，尚欠7950万元。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上述该事实的基础上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对双方债权债务进行对账清算，根据《协议》内容，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为213.3万元。（二）一审法院仅凭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的3248.4万元，就倒推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尚欠剩余煤矿转让款为3248.4÷0.4=8121万元，且要求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所占的3%，即8121×0.03=243.6万元，系强行通过司法程序将双方近十年前所已经确认的剩余煤矿转让款7950万元改变为8121万元，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2015年6月24日签订的《协议》第五条约定：“第三方未付款，由双方与受让方（第三方）协商后确定。如果第三方不同意单项支付，则依然由甲方代表乙方行使追款权。”既然如此，上诉人一是仅仅代替被上诉人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偿，二是仅仅在213.3万元范围内追偿，只有上诉人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偿到款项后上诉人才能付给被上诉人，而不是让上诉人直接付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通过毕节市中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是3248.4万元、利息及其他费用，但时至今日，仅只执行到1340562.58元；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下属煤矿存在执行和解协议，但和解协议确定的支付款须由被执行人付至毕节中院，毕节中院再转给上诉人，上诉人至今没有从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直接得到过款项。上诉人仅有代被上诉人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偿的义务，而没有直接付款给被上诉人的义务，所以一审判决让上诉人直接付款给被上诉人是错误的，应该发回重审或改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自由裁量尺度过大，判决明显不公，严重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上诉人杨德友在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回股权转让款后，按被上诉人李志远与上诉人约定的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李志远相应款项，即向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追回多少股权转让款，则按约定比例付给被上诉人李志远相应款项，因为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可能一次性偿付上诉人款项，而是有钱了再付，有一点付一点，所以上诉人只能在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付款数额前提下按比例付给被上诉人李志远。被上诉人李志远未答辩。原审原告李志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付原告股权价金302.52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2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4倍计）；2、被告退还原告超额投资款361657.67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29日、2011年4月13日，原、被告分别签订《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由被告将其对织金县荆坪煤矿的股份转让给原告，转让后原告持煤矿股份的3%，原告应向被告支付转让款，涉及的款项，准确数据以煤矿的审计财务报表为准。上述签订后截至2012年9月21日，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220万元。经煤矿全体合伙人委托，贵州华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以提供的凭证为依据的前提下对煤矿作出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对煤矿转让进账款5850万元进行了记载。经对原告的投入情况进行统计，原告应退投入381657.67元，截至2014年8月31日，三位合伙人（包含原、被告）对煤矿到位转让款30127675.91元进行分配，其中，原告应分得919889.56元。因原告以被告的名义持有煤矿3%股份涉及的投资款、分配煤矿转让款的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后，原、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协议》，明确：一、原告以隐名合伙人的身份占有总股份的3%含在被告的40%以内，即原告占3%、被告占37%；二、煤矿经营期间，原告3%的经营表决权由被告代表行使；三、煤矿转让后，因转让审计与实际投股时产生误差，为解决问题，被告承认有454800元的投资记录误差，由被告在分配前期到位转让款5850万元时（扣除共同欠款后余30127675.91元），原告应实得919889.56元，但原告才获得660000元，被告同意再补分配差额（含双方所有的认识差异）454800元整给原告；四、鉴于受让煤矿的第三方尚未支付后期转让款7950万元，扣除中介费840万元后，下余7110万余，按40%计应为2844万元，原告占213.3万元，被告占2630.7万元；五、第三方未付余款，由原、被告双方与第三方协商后确定，如第三方不同意单项支付，则依然由被告代表原告行使追偿权；六、本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不再讨论经营及受让方支付前期转让款期间的款项支付认识误差问题。同时查明，被告分别于2013年10月12日、2014年1月4日、2015年6月24日分别向原告支付煤矿转让款735000元、煤矿转让款150000元、现金454800元。另查明，被告因煤矿转让后期的转让款7950万元，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对受让方主张其持40%的权益，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作出（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在事实部分认定：被告与受让方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关于荆坪煤矿转让尾款支付方式的协议》，按该协议：受让方应付被告转让尾款3248.4万元；同时由于煤矿部分设备被告个人出资购买，经协商受让方于2016年5月5日另行支付被告200万元；从2014年4月1日计至2017年1月31日利息为2518.2万元。最后该判决书判决：由受让方（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向被告杨德友支付设备款200万元、转让款3248.4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248万元转让款为基数自2015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转让款付清日止。案件受理费杨德友负担141530元。（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因款项未支付，被告杨德友申请强制执行，经执行后兑现执行款共计1340562.58元，尚有部分款项未执行到位。2018年7月21日，因被告与受让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经被告申请，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1日作出（2018）黔05执44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案件的执行。现原告提出如前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被告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协议》是对签订前应分配的款项进行约定，亦对煤矿转让后未到位的余款分配进行约定。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作出的（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可知，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时，未按诚信原则告知原告：受让方应付被告转让尾3248.4万元及至2017年1月31日利息2518.2万元的事实，故《协议》中第四条关于受让方未支付的转让款7950万元的约定是在原告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订，至今被告亦未提供实际支付中介费840万元的事实。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1日作出（2018）黔05执44号之五执行裁定书是因被告与受让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裁定终结案件的执行，但被告未提供经原、被告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诉请被告偿付股权价金302.52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2月1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是否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协议》是发生在（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之前，从两者的内容可知：被告未诚信把转让款尾款中被告40%的支付实情告知原告；在执行中，被告亦未让原告、受让方协商便与受让方和解申请终结执行，故被告的上述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虽未主张《协议》中的部分内容无效，但原告依据（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对被告40%股份的转让款的判决结果提出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按（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转让款及利息、诉讼费，由原告、被告所持股份的比例分配，则：原告占转让款243.6万元及相应利息，对于被告在该案件中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本案原告应负担10614.75元，应从转让款中予以扣减，最后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转让款2425385.25元及利息，原告诉请金额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转让款应扣减中介费、按实际执行款项分配，但因被告未提供实际支付中介费的依据及执行和解的内容，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其辩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焦点二：原告诉请被告退还超额投资款361657.67元是否予以支持。因《协议》签订时，原、被告双方对于审计、投资、已到位的转让款均应当知晓，其二人已明确由被告支付原告454800元后不再讨论之前经营及受让方支付前期转让款期间的款项认识误差问题，故现原告提出主张，有悖于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本院对原告的该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德友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志远支付转让款2425385.25元及利息（利息以转让款2425385.25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同期LPR的四倍计至转让款付清11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志远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与贵州省神华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纠纷仅申请执行到1340562.58元，尚有绝大部分款项未得到执行；上诉人缴纳了341530元的诉讼费，从已经执行得到的款项中扣除后所实际执行款项是999032.58元；上诉人在申请执行后与神华公司下属煤矿达成过和解协议，因神华公司未履行和解协议，上诉人申请恢复执行及继续查封冻结；上诉人所得神华公司款项均从毕节中院转入，没有单独从神华公司获得过款项；毕节中院仍在对神华公司执行中。2、毕节中院执行裁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毕业中院在2019年5月31日上诉人与神华公司达成和解后，神华公司未按执行和解协议全面履行，神华公司仅于2019年转账1340562.58元款至毕节中院，毕节中院将此款分两次转给上诉人；毕节中院在上诉人的请求下，分几次对神华公司及所属煤矿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毕节中院时至2021年1月仍在对神华公司执行中。3、路边煤矿执行和解协议。证明2018年7月18日上诉人与神华公司下属路边煤矿第达成和解，但神华公司及下属煤矿为履行义务。4、恢复执行申请书。证明神华公司及下属路边煤矿为履行和解协议的义务，上诉人于2018年9月25日向毕节中院申请恢复执行，毕节中院继续要求神华公司履行义务。5、继续查封冻结及查封冻结申请书。证明2018年9月26日上诉人向毕节中院申请恢复执行，毕节中院在收到上诉人恢复执行申请后，继续要求神华公司履行义务，但神华公司及所属煤矿不予配合履行义务，为此上诉人向毕节中院分别于2019年3月1日和2019年4月15日分别向毕节中院申请继续查封冻结神华公司财产，也证明毕节中院仍在对神华公司执行中。6、路边煤矿执行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证明2019年5月31日上诉人与神华公司下属路边煤矿第二次达成和解，该协议部分进行履行。7、2020年12月24日的恢复执行申请书。证明为维护上诉人的权益，2020年12月23日上诉人再次申请毕节中院对神华公司进行强制执行。8、2018.9.29化育煤矿执行和解协议。证明2018年9月29日上诉人与神华公司下属化育煤矿达成和解，该协议未履行。9、2019.4.2化育煤矿执行和解协议，2019年6月11日补充协议。证明2019年4月2日上诉人与神华公司下属化育煤矿第二次达成和解，该协议再次未履行。10、（2018）黔05执44号之十一号执行裁定书。证明2021年3月24日毕节中院向上诉人送达（2018）黔05执44号之十一号执行行裁定书的事实；截至2021年3月9日毕节市中院仍在对神华公司执行的事实。11、漆洪、薛虎支付委托承诺书（两份）2013年5月7日、5月13日。证明荆坪煤矿转让成功后将产生900万元信息劳务费用的事实。12、漆洪收条。证明上诉人已向漆洪支付60万元的事实。13、银行流水。证明上诉人于2013年7月16日向漆洪支付60万元的事实。14、2015年2月11日关于荆坪煤矿转让尾款支付方式的协议2份。证明上诉人实际在荆坪煤矿中多投入资金114万元的事实；上诉人与案外人沈有江约定，剩余7950万元直接扣除114万元给杨德友后，剩余7836万元的部分按杨德友40%、沈有江60%的比例分配的事实。15、贵州省毕业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书。证明毕节中院仍在对神华公司执行中。以上证据经被上诉人质证认为：第1、2、3、4、5、6、8、9、14组证据形成时间都是在一审开庭以前，而一审庭审的时候对方并未提交，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第7组证据是上诉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不能够证明其所称的证明目的，不能采信。第10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上诉人对神华公司的债务不仅仅是多项，神华公司是多项债权来冲抵该项债务。故被上诉人申请价款并未得到实现。第11组证据该委托书时间产生于2013年，一审开庭之前，不属于新证据。委托承诺书是上诉人与沈有江，上诉人杨德友不能确认为本人签字，也没有手印。该承诺书是上诉人对外的承诺，该项承诺于双方争诉的转让款项无关。第二份5月13日委托书仍然产生于一审开庭之前，不是新证据，同时该两份委托书涉及价款是九百万元，按比例，沈有江承担了三百万元，以及九百万元减去沈有江的三百万元，以及六百万元。与上诉人所争的转让八百余万元不相符合。第12组证据产生于2013年7月15日，不是新证据。漆洪为收款人，收到转让信息付费六十万元，与委托承诺书所称的四百万元以及上诉人所称的未转让支付信息支付八百万元不相匹配不相符合，故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第13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刚刚所举的向漆洪约定四百万元以及上诉人在庭审中所称的转让费高达八百万元的事实。第14组证据该两份证据都是在一审审理之前，不是新证据。该两份证明内容在一审审理时上诉人已经叙述过上诉人杨德友和案外人沈有江对神华转让尾款的分析。第15组证据对毕业中院告知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告知书仅仅告知上诉人对神华公司拥有的路边煤矿、猫场煤矿、化育煤矿、永兴煤矿、安洛煤矿、渝发煤矿、穿底场煤矿七个煤矿，继续查封冻结，并没有列明前此执行的数额或未执行的余额，因此不能就此判定被上诉人在该项煤矿转让事件中应获得的收益或上诉人应根据执行的各个阶段款项到位情况，按比例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情况。也就是不能证明上诉人曾经得到多少，应该得到多少。经本院审查，以上1、2、3、4、5、6、8、9、14组证据形成时间都是在一审开庭以前，而一审庭审的时候对方并未提交，不是新证据；7组证据是上诉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10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达到上诉人证明目的；11、12、13组证据结合双方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协议》第四条内容情况，予以采信；15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得到多少执行款。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如果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支付金额是多少。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08年11月29日签订《织金县荆坪煤矿股份转让协议》，明确被上诉人李志远以上诉人杨德友的名义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案涉煤矿3%的股份，被上诉人李志远取得隐名股东的资格。被李志远作为隐名股东对外行使权利依附于上诉人杨德友，后该煤矿和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煤矿资产整体转受让协议》约定将该煤矿及全部资产转让给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因煤矿尾款未支付，杨德友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申请执行，后在没有得到被上诉人李志远协商情况下，上诉人杨德友与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视为上诉人代替被上诉执行且达成执行和解，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5年6月24日签订《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协议》第四条规定：“鉴于受让“织金县上坪寨乡荆坪煤矿”的第三方尚未支付后期转让款7950元，扣除中介费840万元后，下余7110万元。甲方显性应占股份40%，折合款项2844万元。在2844万元中，甲方实际持股37%占2630.7万元，乙方实际持股3%占213.3万元。”该条款已经实际明确了被上诉人李志远实际持股比例及金额。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并未主张《协议》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协议》部分无效，依照（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内容为依据计算上诉人应当返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金额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协议》第四条规定，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为213.3万元，但被上诉人应当支付被上诉人代为起诉的（2017）黔05民初16号民事判决中应当负担案件受理费10614.75元，即上诉人最终应当支付被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为2122385.25元。对于利息计算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起算时间是2015年2月11日，但双方《协议》签订于2015年6月24日，应当以协议签订时开始计算利息。综上所述，杨德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李志远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撤销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杨德友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李志远支付转让款2425385.25元及利息（利息以转让款2425385.25元为基数、从2015年2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同期LPR的四倍计至转让款付清11日止）］二、变更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2民初524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杨德友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转让款李志远转让款2122385.25元及利息（利息以转让款2122385.25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之后利息按同期LPR的四倍计至转让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054元，减半收取17027元，由上诉人杨德友负担11918元，被上诉人李志远负担51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405元，由上诉人杨德友负担21283元；被上诉人李志远负担91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虹审 判 员  谢 伟审 判 员  董伟才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周 婷书 记 员  杨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