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4民初477号原告：高立宁，男，1979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昀，北京市京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靖翔，男，1972年7月1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银滩旅游度假区。被告：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路西、秦皇岛路南（富贵园）009幢03单元202号。代表人：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韩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智，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乳山山译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银滩旅游度假区香港平远国际城**楼。代表人：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韩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智，山东凌云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田，男，1937年3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原告高立宁与被告王靖翔、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城公司）、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乳山山译分公司（以下简称山译分公司）、王**田、张文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高立宁申请撤回对张文馨的起诉，本院已经裁定准许。本院对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高立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昀，王靖翔，丽城公司及山译分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海到庭参加了诉讼，王**田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立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靖翔偿还高立宁借款本金7405831元以及截至2020年1月23日的利息4765727元；2.判令王靖翔偿还高立宁自2020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7405831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3.判令丽城公司、山译分公司、王**田对上述诉讼请求1、2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王靖翔、丽城公司、山译分公司以及王**田承担案件受理费100196元及保全费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31日，高立宁与丽城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由高立宁出借给丽城公司30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王靖翔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当日，丽城公司又给高立宁出具了一份《关于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说明》，该说明表示如日后司法认定实际借款人为王靖翔，则丽城公司自愿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4年4月1日及4月2日，高立宁分两次向王靖翔账户以转账方式出借了1000万元。2014年7月5日，为理顺债权债务关系，高立宁与王靖翔、山译分公司又签订《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实际借款人为王靖翔本人，高立宁实借本金为1000万元，王靖翔为实际债务人，借期自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8月31日；分段计息，2014年4到6月月息为2%，7到8月月息为2.5%；山译分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2014年9月4日，山译分公司给高立宁出具一张《欠据》，承诺一个月内偿还高立宁3**万元，余款尽快还清。该行为已构成债务加入。2016年4月3日，高立宁与山译分公司及案外人魏某再次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协议及补充协议确认山译分公司以部分房产抵债400万元，余款尽快结清。2019年6月21日，高立宁与山译分公司又签署了一份协议书，确认山译分公司以车辆抵债80万元。上述协议履行期间，王靖翔或丽城公司先后还款37笔，仍有大部分借款本息未还，且以各种理由拖延。高立宁认为，王靖翔作为实际借款人在借款后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本息。丽城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出具的借款说明书中明确表示如日后司法认定实际借款人为王靖翔，则其愿意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该条款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意思表示，故在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查明王靖翔的借款事实后，丽城公司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另山译分公司既作为丽城公司的分公司，又以债务加入的方式对王靖翔的债务进行清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之规定，亦应对还款承担连带责任。王**田作为丽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山译分公司负责人，其将个人人名章交给王靖翔使用且其知晓借款事实，故即使盖章事宜其未参与，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综上，高立宁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王靖翔辩称，借款时主要目的是用于丽城公司日常经营使用，所以这笔债务还是应该由丽城公司承担，王靖翔不同意承担本案给付责任。丽城公司、山译分公司共同辩称，一、高立宁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借款人为丽城公司，具体由山译分公司使用，也是由山译分公司偿还的。二、因高立宁不具有放贷资格，其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对象提供借款，本案借款协议应属无效合同，合同中约定的高额利息不应得到支持。三、高立宁所述还款金额不属实。2016年4月3日丽城公司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抵顶了1000万元的房产，高立宁自述按400万元的价格抵债，明显偏低，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四、如果认定丽城公司及山译分公司为保证人，因担保时没有丽城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涉案担保属于越权担保。高立宁没有审查丽城公司相关会议决议，主观上不属于善意，担保无效。五、鉴于丽城公司目前已经进入破产程序，高立宁针对丽城公司只能提起债权确认之诉，不能提起给付之诉。六、丽城公司抵债给高立宁的房产，因为该抵债合同没有履行完毕，丽城公司于2020年6月18日进入破产程序，该房屋处于事实上和法律上不能履行的状态，如果继续履行抵债协议就有悖于破产法公平清偿债权的原则，因此24套抵债房屋应该依然属于丽城公司的破产财产，应该由丽城公司依法予以收回。七、高立宁计算的利息有错误，其只能针对丽城公司计算到2020年6月18日的利息，况且在2020年8月20日以后也不能按照约定的年利率24%来计算利息。王**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高立宁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借款合同》《关于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说明》、银行转账凭证、《借款协议书》《欠据》《协议书》、录音等证据。王靖翔提交付款记录等证据。丽城公司提交（2020）鲁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收据、起诉书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31日，丽城公司（借款人）、高立宁（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丽城公司因业务周转需要向高立宁申请贷款，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24%（月利率2%），贷款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该合同还约定，丽城公司关联方王**田、王靖翔为该笔贷款通过连带责任担保。上述合同尾部加盖丽城公司印章以及王**田、王靖翔人名章。同日，丽城公司出具《关于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说明》，其中载明“为方便操作，我司向贷款人申请将该笔款项转入我司关联方自然人王靖翔的个人账户（具体信息略），我司为该借款的本息偿还承担《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我司的义务，如出现司法认定该笔借款为贷款人向自然人王靖翔借出，我司为该借款的本息偿还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2014年4月1日、4月2日，高立宁分别向王靖翔账户转账支付500万元，合计1000万元。2014年7月5日，在上述《借款合同》基础上，高立宁、王靖翔、山译分公司又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借款本金1000万元，期限自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8月31日；王靖翔确认其作为实际上的债务人承担偿还本次借款本息的责任；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利率24%（月利率2%），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期间利率为30%（月利率2.5%）。该协议尾部由王靖翔签字，并加盖山译分公司印章，同时协议中约定王**田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尾部加盖王**田人名章。2016年4月3日，山译分公司（甲方）、高立宁（乙方）以及案外人魏某（丙方）共同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在开发的平远国际城项目中拿出价值1000万元的房屋给乙方，但由于乙方欠丙方债务，至此乙方与丙方债务全部结清，丙方有权用各种方式处理所抵顶房屋，甲方无条件配合，如丙方处理过程中有超出抵顶价格溢出部分，由丙方承担相关税费；甲方自今日起至2016年7月末前一次性付给乙方500万元，至此甲乙双方全部债务（包括甲方抵顶丙方的价值1000万元的房屋）即止，如甲方无法履行承诺，则甲方按实际违约时间支付给乙方实际应付金额的年百分之四十五作为违约金；自签订此协议之日起，原协议均按照此协议约定执行。诉讼期间丽城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上述以房抵债协议签订后，其向案外人魏某共计交付24套房产。高立宁认可以房抵债的事实，但主张抵顶的债务金额并非1000万元，而是按照四折的标准抵债，其认可抵顶400万元债务。丽城公司及王靖翔则否认“以房价四折抵债”的说法，称当时就是抵顶债务1000万元。诉讼期间，高立宁自认其迄今已收到还款9418400元（含高立宁认可的以房抵债款400万元，并包括了诉讼期间王靖翔及丽城公司主张的若干笔还款），其中2016年4月4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还款20000元（2016年6月8日），2016年8月1日之后共计还款2033400元。王**田系丽城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山译分公司负责人。诉讼期间高立宁提交的《借款合同》以及《借款协议书》中虽然将王**田列为保证人并约定王**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合同落款处王**田均未签字，仅有“王**田印”字样的人名章。经询，高立宁承认未见过王**田，亦未直接向本人核实过提供担保是否系王**田真实意思表示。2020年6月18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破申3号民事裁定，受理国家税务总局乳山市税务局对丽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另查，诉讼期间丽城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日受理乳山滨海新区财政审计局诉山译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丽城公司称，乳山滨海新区财政审计局认为山译分公司将价值1000万元的房产以400万元的价格抵债给高立宁及魏某属于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以此为由要求撤销上述以房抵债行为。诉讼期间，经询，高立宁以及丽城公司、山译分公司表示同意在本案中适用内地作为准据法，王靖翔未明确表明观点。本院认为，本案被告王靖翔、王**田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程序进行审理。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准据法适用。本案系合同纠纷，且不涉及强制适用法律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各方当事人事先曾经就法律适用事宜达成共同意见，故本院依法确定。鉴于本案债务发生于内地，且迄今为止所有合同履行行为均发生于内地，故本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在本案中适用内地法律进行审理。需要说明的是，涉案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但对于本案中涉及的债务加入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进行审查。本案中存在借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两层法律关系。就借款合同法律关系项下，高立宁为债权人毋庸置疑，但谁是主债务人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同观点。就此本院认为，梳理涉案债权债务的基本事实，本案中最初于2014年3月3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人系丽城公司，且载明资金用途为公司资金周转，当日丽城公司另行出具说明要求高立宁将款项支付至指定的王靖翔个人账户。据此，虽然高立宁于2014年4月1日、2日汇款时将1000万元汇入王靖翔个人账户，但届时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于高立宁与丽城公司之间。2014年7月5日，高立宁与王靖翔签署《借款协议书》，其中约定王靖翔确认其作为实际上的债务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山译分公司也作为保证人在《借款协议书》上签字。上述协议中未约定丽城公司退出借款合同关系或全部债务转让由王靖翔继受承担，故不属于债务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之规定，可以认定自2014年7月5日起王靖翔加入到高立宁与丽城公司之间既有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成为并存的主债务人。关于涉案借款合同效力问题。诉讼期间丽城公司称高立宁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对象提供借款，故本案借款协议应属于无效合同。但是，诉讼期间丽城公司始终未能举证证明高立宁属于职业放贷人，甚至未能提交有效线索。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丽城公司关于高立宁系职业放贷人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法认定本案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关于本案中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问题。首先，山译分公司系丽城公司下设分支机构，其作为分公司依法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山译分公司的全部财产均属于丽城公司责任财产，终局性民事责任由丽城公司承担，也就是说山译分公司与丽城公司在事实及法律上属于同一责任。因此在本院已经认定丽城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情况下，高立宁再要求山译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其次，涉案《借款合同》及《借款协议书》中虽然约定王**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落款处仅加盖“王**田印”字样的人名章，王**田本人并未签字，且高立宁自认从未向本人进行核实。本院认为，王**田虽然是丽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未必了解公司全部经营事务，且根据内地印章管理制度人名章可以任意刻制，因此在高立宁未能举证证明该枚印章可以代表王**田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仅凭人名章不足以证明王**田同意对本案债务提供担保，本院对高立宁要求王**田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高立宁享有的债权数额。高立宁实际借出款项为1000万元，当时约定的月利率为2%-2.5%。期间丽城公司及王靖翔归还了部分款项。2016年4月3日，山译分公司、高立宁以及案外人魏某共同签订《协议书》，约定以部分房屋折抵债务。诉讼中高立宁主张折抵债务数额应当按照房屋价值的四折即400万元核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高立宁还提交了其与王靖翔的对话录音，其中有高立宁自述房屋折价400万元等内容。丽城公司及王靖翔均否认高立宁的上述主张，认为抵债数额应当按照房屋价值1000万元核算。对此本院认为，《协议书》中并未载明房屋折抵债务的具体数额，但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以房抵债后）山译分公司于2016年7月末一次性给付高立宁5**万元整，至此双方全部债务即止”。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已经确认执行以房抵债约定后剩余债务本金余额为500万元，该数额可以作为核定高立宁债权数额的基础数据。高立宁自认在2016年4月3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其已经收回2万元，该部分款项应当抵扣债权本金，故剩余本金债权数额为498万元。2016年4月3日协议中还约定如山译分公司逾期归还上述500万元，则按照应付金额的年45%计算违约金。上述约定实质上属于逾期付款责任，因其计算标准超出了法定限额，故本院予以核减，按照届时有效的强制给付上限（24%/年）予以核算。因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受理对丽城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之规定，本案债务自2020年6月18日后不再核算逾期付款违约责任。诉讼中高立宁自认从2016年8月1日迄今收到丽城公司及王靖翔还款2033400元（已包含王靖翔及丽城公司主张的偿还数额），上述数额应当按照先息后本原则从债务总额中抵扣。此外，鉴于丽城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依法不得向高立宁单独清偿，故本院仅对丽城公司的债务数额进行确认。关于高立宁主张的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申请费。案件受理费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处理事项，并非适格诉讼请求。至于高立宁在诉讼期间申请财产保全而支付的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属于其为追索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当事人之间就相关费用的负担未达成共同约定，高立宁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该部分费用缺乏合同依据，故本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现有证据，2016年4月3日以房抵债《协议书》签订后，山译分公司已将24套房屋交付案外人魏某，以房抵债协议事实上已经处于履行状态，故此本院依据协议后半段约定的金额核定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现丽城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日受理乳山滨海新区财政审计局诉山译分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该案目前尚处于未决状态。考虑到为避免本案过分拖延，本院决定依据目前的证据对本案进行处理，但如果今后出现另案生效裁判撤销了2016年4月3日以房抵债《协议书》之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本案债务偿还数额，相关当事人可就受影响的部分另行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高立宁对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含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乳山山译分公司）享有破产债权：本金498万元及逾期利息2607141.37元；二、王靖翔对本判决第一项确认的高立宁对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高立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196元，由高立宁负担40000元（已交纳），由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含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乳山山译分公司）、王靖翔共同负担6019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高立宁、王靖翔、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日照丽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乳山山译分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王**田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智瑜人民陪审员  李桂霞人民陪审员  胡 郁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邱治朝书 记 员  张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