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95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787492554W，住所地：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莲花路50号4-1。法定代表人：邓成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龙炘，贵州维律（黄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司大鼎，男，1954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现住贵州省凯里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007143294061，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红洲路兴宇2号商住楼。法定代表人：肖雪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邓绪荣，男，196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凯里市，该公司副经理。上诉人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司大鼎、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宇房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10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重庆中川公司上诉请求：⒈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⒉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2011年6月2日仅交纳100万元保证金，未达到《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生效条件，而认定未生效系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错误。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已生效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虽然没有按照《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在2011年6月2日前未完全向被告交纳400万元保证金，但在2011年6月2日根据被告的项目部负责人司大鼎的要求交纳至指定账户中，且被告收取第一笔100万保证金时，在保证金收条中双方书面确认对于保证金时间进行顺延，而后上诉人于2011年6月23日~2011年8月9日间共支付300万元保证金。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双方对于保证金交纳时间的顺延，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变更，因此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了交纳保证金，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被告项目部经理司大鼎收取保证金系其职务行为，视为被告兴宇房开公司作出的行为，相应后果应由被告承担。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驳回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错误认定。在（2019）黔26民再96号民事调解书中，被上诉人兴宇房开公司自认其偿还王新光本金及利息共390万元中包含了何逍的62万元，且自认这62万为偿还何逍的保证金，被告在诉讼时效内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上诉人起诉时仍然在诉讼时效内。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2019年12月6日被上诉人承诺履行偿还王新光借款义务时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另外，被上诉人兴宇房开公司在2017年5月4日工程款结算会议记录中认可何逍交纳的140万保证金未退还的事实，即认可债务事实，但是没有明确还款期限。而何逍是代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兴宇房开公司交纳保证金。对于该笔债务的自认，且债务人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而在上诉人起诉时，视为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开始起算。三、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部分证据虽系复印件，但不能完全否认其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被上诉人兴宇房开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具体意见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未达到生效条件，既符合双方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首先，因在2011年6月2日前被答辩人仅缴纳100万元保证金，而且还是缴纳到司大鼎的个人账户，一审法院依照答辩人与被答辩人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第八条和第十条第四项约定，认定《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未达到生效条件完全正确。被答辩人辩称“在2011年6月2日的保证金收条中双方书面确认对于保证金时间进行顺延”没有事实依据。因为答辩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保证金收条并没有对保证金时间进行顺延的约定，况且被答辩人不能提供保证金收条原件仅提交复印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不存在合同变更的情形。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该事实清楚，依据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答辩人给何逍担保归还其欠王新光借款发生在2014年9月5日，答辩人与王新光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答辩人已于2015年1月4日至1月30日将为何逍担保的款项偿还给了王新光，在王新光起诉答辩人时，为明确王新光与答辩人之间的一切债权债务已经清结，故在2019年12月6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26民再96号民事调解书中注明包括为何逍担保的62万元，但并不能证明答辩人为何逍所担保的62万元是民事调解书作出后才支付的事实，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被答辩人辩称“被上诉人兴宇房开公司在2017年5月2日工程款结算会议记录中认可何逍交纳的140万保证金未退还的事实，即认可债务事实，但没有明确还款期限”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在该工程款结算会议记录中答辩人认为“关于何逍交给司大鼎的140万元保证金答辩人并未收到该款项，若被答辩人认为其对该款项是否有权利主张，答辩人已明确告知被答辩人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不是对该债务的认可，更谈不上明确还款期限问题。被答辩人仅以此来否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时间从2017年5月3日开始计算没有事实依据，且未能举证来予以证明，因此，被答辩人诉讼时效中断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被答辩人辩称“在一审中提交的部份证据虽系复印件，但不能完全否认其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若何逍所缴纳给司大鼎的400万元保证金是代被答辩人缴纳，被答辩人不可能没有400万元保证金收条的原件，但被答辩人在一审中仅能提交复印件，且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进行确认。若何逍所缴纳给司大鼎的400万元保证金是代被答辩人缴纳，后何逍又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与答辩人签订协议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而被答辩人不及时对保证金进行维权不符合常理。四、司大鼎及答辩人替司大鼎共计已退还何逍保证金402万元，根本不存在欠何逍保证金的事实，被答辩人诉请退还保证金14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382636元缺乏事实依据，且从答辩人最后一次向被答辩人退还保证金之日截止今日，被答辩人的诉请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请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具体退还给何逍保证金的情况如下：1、2013年6月27日司大鼎安排员工唐彬从其工行卡号为62×××90账户向魏爱红（何逍的财务）工行账户24×××29转款退还何逍保证金13万元；2、2013年6月27日司大鼎从其工商银行卡尾号为7571账户向魏爱红（何逍的财务）工行卡号为62×××66账户转款退还何逍保证金7万元；3、2013年7月23日司大鼎安排员工唐彬从其工行卡号为62×××90账户向魏爱红（何逍的财务）工行卡号为62×××66账户转款退还何逍保证金100万元；4、2013年8月2日司大鼎安排员工唐彬从其工行卡号为62×××90账户向魏爱红（何逍的财务）工行卡号为62×××66账户转款退还何逍保证金100万元；5、2013年10月18日司大鼎从其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11向魏爱红（何逍的财务）中国农业银行账号62×××＊6转款退还何逍保证金20万元；6、2013年8月23日和2013年9月13日按照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在司大鼎所支付的案涉项目第一笔100万元工程款中，有30万元系支付何逍实际施工人（王树友、邓国远、何霖、李臣明）的工程款，剩余70万元系退还何逍保证金；7、2014年7月29日答辩人已替司大鼎退还何逍保证金10万元；8、2014年9月4日答辩人已替司大鼎退还何逍保证金20万元；9、2014年9月5日答辩人替司大鼎退还何逍保证金62万元（答辩人给何逍向王新光借款进行担保且答辩人已经支付）。以上合计已退还何逍保证金共计402万元，根本不存在欠何逍保证金的事实，故何逍于2019年5月23日给被答辩人出具的说明“仅认可答辩人已退还其保证金190万元，尚欠被答辩人210万元未退还”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现被答辩人在2011年5月28日签订的《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自始就没有生效和履行的情况下，仅依据该“说明”，将2014年5月20日之前案涉凯里市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由贵州建工七公司施工的事实，与在2014年5月20日之后才变更为被答辩人的这一前后矛盾的事实以及时间节点串连起来，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形下，采取虚假陈述的方式，诉请退还保证金14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382636元缺乏事实依据，其诉请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被上诉人司大鼎在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重庆中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令二被告（司大鼎、兴宇房开公司）共同向原告重庆中川公司退还工程保证金14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382636元（以14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9%计算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即2020年7月1日）；⒉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延期开工违约金185601元（以14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9%计算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6月1日止），以上共计1968237元；⒊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4月11日，被告兴宇房产公司与凯里市房地产管理局签订《项目建设开发合同》，约定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即本案所涉工程）由兴宇房产公司建设。2011年5月28日，兴宇房产公司（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部）与何逍签订《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账号：62×××46）（发包人）兴宇房产公司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部，乙方（承包人）：重庆中川建设公司，甲方开发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乙方决定参与竞争施工，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意向协议：一、工程概况；二、工程范围；三、预计考工时间2011年9月30日前，合同工期不超20个人；四、工程质量要求；五、合同价款；……八、乙方为表达积极参加工程施工投标的诚意，承诺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6月2日内交纳保证金肆佰万元（400万元）至甲方银行账户；乙方所交的保证金，在投标阶段转为投标保证金，甲方在第一次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退还乙方（不计息）；……十、其他，2、若工程延期开工，则从2011年10月1日起，至项目开工之日止，甲方就乙方所交400万元保证金按月20万元计算损失。……4、本协议双方各一份，自双方签章且乙方支付保证金400万元生效；本协议签订后至6月2日内不支付保证金给甲方，本协议自动废止。”甲方盖有“兴宇房产公司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部”印章、有代表人：司大鼎的签名，乙方未加盖印章，有代表人：何逍的签名，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28日。何逍于2011年6月2日交纳项目保证金100万元，2011年6月23日交纳100万元，2011年7月2日交纳30万元，2011年8月19日交纳170万元，共计400万元。上述保证金均支付到司大鼎的62×××42账户，项目部及司大鼎出具《预收保证金收条》。2012年11月5日，何逍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被告兴宇房产公司签订《协议书》及《工程施工补充协议》，约定兴宇房产公司将上述工程发包给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合同工期为2012年11月5日至2013年10月30日。协议签订后，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组建项目部，并将工程施工管理人员报送凯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进行审查备案，并开工建设。黔东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对该项目的施工企业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进行公布。2014年1月6日，兴宇房产公司与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解除双方就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而签订的《协议书》及《工程施工补充协议》。2014年5月12日，被告兴宇房产公司与原告重庆中川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重庆中川公司承建兴宇房产公司发包的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2014年5月20日，兴宇房产公司与重庆中川公司又重新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两份合同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是2014年5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的4.3.1载明“承包人向发包人交纳履约保证金壹佰肆拾万元整（140.00万元）……”，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合同中的4.3.1载明“由于该项目的特殊原因，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且2014年5月20日签订的合同对设计单位进行了变更。合同签订后，原告重庆中川公司对涉案项目进行施工。因被告兴宇房产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原告重庆中川公司于2017年6月诉至凯里市法院，要求1、判决被告支付差欠原告的工程款6780155.84元（仅指E、F户型，截止于2015年5月15日之前完成工程量所对应的工程结算价款）；2、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管理费88702.36元（仅指E、F户型，按2015年5月15日后被告以原告名义自行施工所完成工程量对应的工程结算价款的1%计算）并承担相关税费；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建筑设备（塔吊）使用租赁费288000元（从2015年6月起计算至2016年11月止，共计18个月）；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凯里市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黔2601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4987511.62元（仅指“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EF户型，截止于2015年5月15日前完成的工程量所对应的工程结算款）。二、被告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管理费26377.42元（仅指“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EF户型，被告以原告名义自行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对应的结算款1%的管理费）及由被告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自行承担由其施工完成的案涉工程EF户型对应工程量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三、驳回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兴宇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8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26民终95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17）黔2601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二、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1268850.32元（仅指“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EF户型，截止于2015年5月15日前完成的工程量所对应的工程结算欠款”）；三、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管理费62036.16元（仅指“凯里市原冶炼厂生活服务区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EF户型，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名义自行施工完成的工程量对应的结算款1%的管理费）；四、驳回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另查明，2017年5月4日，原、被告召开关于“凯里市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工程”结算问题会议。会议记录被告方的陈述“关于140万元的保证金，我公司未收邓业庄一分钱，实际上是何逍支付司大鼎收取的，司大鼎收钱后向何逍出具的盖有我司项目部的收据，因此，如果要我司支付，请贵司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如果法院认定由我司向邓业庄偿还，我司愿意来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原告重庆中川公司与被告兴宇房开公司于2011年5月28日双方签订的《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中第八条的约定，乙方为表达积极参加工程施工投标的诚意，承诺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6月2日内交纳保证金肆佰万元（400万元）至甲方银行账户；乙方所交的保证金，在投标阶段转为投标保证金，甲方在第一次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退还乙方（不计息）；第十条第2项约定，若工程延期开工，则从2011年10月1日起，至项目开工之日止，甲方就乙方所交400万元保证金按月20万元计算损失。第十条第4项约定、本协议双方各一份，自双方签章且乙方支付保证金400万元生效；本协议签订后至6月2日内不支付保证金给甲方，本协议自动废止。《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是失效”。结合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前提条件是原告必须在2011年6月2日前，缴纳400万元保证金到被告兴宇房开公司的账户。但在6月2日前原告仅缴纳100万元，而且还是缴纳到司大鼎的个人账户，该协议生效条件并未成就。因此，该协议第十条第2项议约定的，若工程延期开工，则从2011年10月1日起，至项目开工之日止，甲方就乙方所交400万元保证金按月20万元计算损失条款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其次，该协议没有加盖有原告的印章，只有何逍的签名，虽然原告提供2019年5月23日何逍的《说明》其交纳的400万是代表重庆中川公司交纳的保证金，但该份说明只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使用的合法要件。原告主张属举证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告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再次，何逍若是代表原告交纳涉案工程项目履约保证金，却又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涉案施工《协议书》及《工程施工补充协议》，并以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建设施工，有悖常理。原告在知道涉案工程不是由自己施工而由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在2012年11月5日进行施工后，应当及时对该保证金进行维权。2017年5月4日，原告与被告召开涉案工程结算问题会议时，被告已明确告知原告解决140万元的保证金，原告应通过供法律程序解决，但原告依然没有及时维权。2017年6月30日原告向被告起诉要求支付所欠工程款时，原告仍然没有对保证金140万进行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原告于2020年7月21日才向法院起诉，原告的诉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有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工程保证金14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382636元和主张原告支付延期开工违约金185601元的诉请理由不当，证据不足，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予支持。被告司大鼎经法院合法传唤，第二次开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既可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质证权利。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257元，由原告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本案是双方当事人为退还保证金而发生的纠纷，经查，2011年时，何逍最初准备挂靠重庆中川公司的资质去承接兴宇房开公司开发的凯里市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该项目最初是司大鼎挂靠兴宇房开公司的资质来开发的楼盘，故2011年5月28日，司大鼎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部”的名义与何逍签订一份《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当时何逍准备以重庆中川公司的名义承接该工程项目，并在该“意向书”第八条中约定在6月2日内交纳400万元保证金。但从合同最后签字的情况看，实际签订该《经济适用房施工承包意向协议》的乙方是“何逍”而不是“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重庆中川公司没有在该合同上加盖任何印章，因此，合同的乙方实际是“何逍”。而后来在2012年11月5~6日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时，何逍也是挂靠“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与司大鼎设立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兴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冶炼厂经济适用房项目部”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并不是挂靠重庆中川公司的资质来签订施工合同。何逍挂靠贵州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来承建该项目后开始施工，至2014年1月6日与兴宇房开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退场。2014年5月12日另是邓业庄挂靠重庆中川公司的资质来继续承接该项目的“CD、EF”栋户型的施工。邓业庄在2014年5月12日以重庆中川公司名义与兴宇房开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虽然在该合同专用条款第4.3.1条中约定“承包人向发包人交纳履约保证金140万元”，但因邓业庄无钱交纳保证金，为此，双方在2014年5月20日重新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3.1条中对原约定应交140万元保证金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另行约定“由于该项目的特殊原因，无需交纳履约保证金”。因此，邓业庄并未以重庆中川公司的名义向兴宇房开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而何逍在2011年时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地为尚未发生的2014年5月邓业庄挂靠重庆中川公司的资质来承接该项目的行为来预交履约保证金。因此，何逍在本案诉讼前的2019年5月23日出具的《说明》中称该400万元保证金是代表重庆中川公司交纳的该建设项目“CD、EF”栋户型的保证金的这一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再则，从双方提交的有关该保证金的交纳和退还情况看，这400万元保证金实际上是案外人何逍交纳给司大鼎，其中所有的交款和退款手续都是在何逍（含其财务员魏爱红）与司大鼎之间进行交易（兴宇公司也自称替司大鼎退还了一部分保证金），重庆中川公司根本没有参与交纳保证金或接收退回保证金的事务。综上分析，本案涉及的400万元保证金的所有权人是何逍而不是重庆中川公司。无论是否已退还，均应由其所有权人何逍来主张权利。况且，兴宇房开公司在本案中提出抗辩称“2013年8月23日和2013年9月13日按照市政府领导的批示，在司大鼎所支付的案涉项目第一笔100万元工程款中，有30万元系支付何逍实际施工人（王树友、邓国远、何霖、李臣明）的工程款，剩余70万元系退还何逍保证金”以及“2014年9月5日已替何逍偿还王新光62万元借款应充抵应退的保证金”，这一事实是否存在，也需何逍本人来核实才能清楚。在本案中，重庆中川公司以其在2014年5月12日与兴宇房开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3.1条中约定“承包人向发包人交纳履约保证金140万元”为由来主张权利，但上述已查明该合同约定应交纳140万元保证金的内容已被双方在2014年5月20日重新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4.3.1条另行约定的“由于该项目的特殊原因，无需交纳履约保证金”的内容所取代，而且邓业庄或重庆中川公司均未交纳这140万元保证金。何逍、重庆中川公司（或邓业庄）与兴宇房开公司之间也没有关于何逍原交的400万元转为本合同保证金的约定。因此，重庆中川公司基于2014年5月12日或2014年12月30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而向兴宇房开公司主张退还保证金没有事实依据。其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从上述分析已得出重庆中川公司根本未交纳这400万元或140万元保证金，故在本案中无需要再审查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上诉人重庆中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14元，由上诉人重庆中川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