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3民初27516号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邹顺钦，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冉，上海君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廷，上海君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臣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严，男，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杰，上海紫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贺光贤。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秋，广东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诉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贺光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浩冉、蔡廷，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严、陈永杰，第三人贺光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763,442.63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运输成本（车费、搬运费、袋子等）10,08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佣金74,070.39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33,060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被告人员的房租水电生活费15,750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896,403.0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为帮助当地种植冬笋的农民打开销售渠道，赤水市政府将此作为重点扶贫项目并通过上海驻赤水扶贫干部联系到被告作为冬笋收购方，收购当地冬笋。2019年10月23日，原被告双方通过赤水市政府牵头召开会议落实被告向原告收购冬笋的相关事宜，确定了由被告从原告处收购冬笋。被告除按原告向当地农民收购冬笋的单价和数量向原告支付冬笋货款以及日常开支（包括运输成本、工人工资等）外，每斤额外支付原告0.3元的佣金。自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2月12日，原告每天向被告交付冬笋并经被告确认，但被告只支付了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1月2日的货款和佣金。而自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的货款、运输成本、佣金以及自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2月12日的冬笋分拣工人工资、被告人员的房租水电生活费至今未付。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辩称，经政府扶贫办推荐，原、被告建立联系，被告负责提供渠道，第三人负责销售，被告提供了第三人和叮咚买菜两个销售渠道给原告。原被告之间不是买卖合同关系，是合伙合作关系。原告的诉请都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上述费用被告不认可。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合同，发货也无运输票据，商品单价和数量应当向笋农在收购时开具发票，原告也未提供发票，佣金也无计算依据和计算标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第三人贺光贤述称，原、被告之间确实签订过冬笋采购合同，第三人是接受被告委托销售冬笋，所以第三人不是买方也非卖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和原、被告不是合伙关系，现有证据也看不出第三人与原、被告是合伙关系。至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委托销售关系，应另案处理。贺某某是第三人的弟弟，是被告派到原告处负责核对数量和监督冬笋质量的。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对账单、银行入账电子凭证，证明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1月2日，原告向被告交付冬笋并与被告的员工赵严通过微信进行对账，被告委派的对接人员贺某某对于货款、数量、单价以及相关支出费用（工人工资、搬运费等）都已确认，被告按照对帐金额支付原告货款及佣金，双方存在买卖关系。2、微信聊天记录、冬笋收购情况表，证明2019年10月29日，贺某某至原告处负责对接冬笋收购事宜。自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原告每天向被告交付冬笋并经贺某某签收确认。3、赤水冬笋分拣工人工资表，证明贺某某签字确认截止2019年12月12日共产生冬笋分拣工人工资33,060元。收据两张，证明原告为被告垫付员工房租及水电生活费15,750元。4、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贵阳银行电子入账凭证，证明被告已支付的货款金额。5、公证书，内容是赤水冬笋面对面对接群，群里有原告总经理汪某、被告总经理赵严、卢某某。冬笋报价群里有被告的赵严、贺某某、贺光贤、邓某某，原告的汪某、范某某。叮咚送货群，群里有被告的赵严、贺光贤、邓某某。原告的汪某、范某某与贺某某、赵严本人的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在收购价的基础上，2019.10.28的赤水冬笋面对面对接群中赵严语音陈述增加每斤3毛的佣金，其他开销成本也由被告承担。公证书第五页中2019.12.20汪某表示在采购价格的基础上每斤加0.3元的佣金以及正常开支的结算。6、2019年11月24日，案外人赤水某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冬笋采购合同》。证明该合同中约定了日常开支由被告支付，并支付每斤0.3元的佣金。赤水某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某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夫妻，实际是原告在履行合同。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账单的真实性不认可，是由原告单方制作的，没有被告盖章确认。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是没有说明原被告之间有买卖关系，也没有约定3毛的佣金、车费和人工工资等事项。对银行入账电子凭证的真实性认可，被告确实向原告转账，但不是货款，是双方合作，被告投入的资金，是邓某某先转账给被告公司，被告再将款项转给原告。2、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证明贺某某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对冬笋收购情况表一组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未将贺某某列为被告，贺某某也不是我公司员工。3、对赤水冬笋分拣工人工资表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由原告自行制作，被告没有盖章确认。4、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好证明了原、被告为一方以及贺光贤、贺某某和邓某某为一方的合作关系；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恰好证明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在公证书第4页2019年12月15日的文字中汪某表示大家共同出资来做…这段话说明了原被告是合伙合作关系。6、真实性不认可，被告和赤水某食品有限公司确实签过合同，合同落款虽然是被告的章，但原告提供的这份合同第一页被篡改了，被告盖章后就交给了赤水某食品有限公司，被告没有拿到过合同，上面也没有骑缝章。该合同内容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工人工资应由被告承担，贺某某在当地的开销由第三人自己负担。对证据6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无异议，予以认可。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被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邓某某转账2,544,285元给被告，被告将2,541,198.05元转给原告，原被告之间是合作关系。2、汪某与赵严、贺光贤于2020年5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被告、贺光贤之间是合作关系。3、案外人卢某某与汪某的冬笋采购明细，证明原告收购冬笋后加价后给被告。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1、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与原告提供的入账凭证是吻合的，其中2019年10月30日、10月31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11月8日、11月11日这8笔金额与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2019年10月25日至2019年11月2日的对账金额也是完全吻合的。并且每笔转账付款用途都载明是“货款”，恰恰证明被告从原告处进货并支付货款等费用的事实，从而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关系。2、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为合作关系。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即使如被告所述原告从他人处收购的冬笋价格加价后卖给被告，更能说明原被告之间是存在买卖关系的。第三人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1、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三方是合伙关系。2、真实性无法确认，属于电子证据，无法核实真实性。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认可。第三人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清单，证明第三人转给被告冬笋销售款项1,884,604元。2、清单，证明第三人代被告转给汪某冬笋销售款121万元。3、清单（叮咚、禾文、赵总、贺某某），证明第三人的部分销售情况，该部分是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结算事项，与原告无关。其中叮咚销售数量为50,482斤。4、明细，证明第三人为被告销售冬笋金额3,961,235.8元。5、微信和支付宝转账（与证据2对应），证明邓某某代第三人转给汪某及原告121万元，该笔钱款是受被告委托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原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原告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是第三人代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确认总计收到121万元。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的是被告与第三人的合伙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叮咚直接以原告名义对外销售的，销售款也是原告收取的，至于销售金额被告不清楚。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针对上述证据中存在争议的部分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2019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的对账单，汪某曾在微信中发给过赵严，被告的付款情况也可以与之吻合，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2中，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贺某某签字确认的冬笋采购明细表，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非贺某某签字，故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3工人工资表及房租、水电费收据，工人工资表有贺某某签字确认，予以采信。房租、水电费收据，事前双方未就此进行协商，事后也未经被告或贺某某签字确认，真实性存疑，故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2019年10月25日至12月12日，原告在当地收购冬笋后供货给被告，货物运至上海后由第三人贺光贤负责销售。原、被告均确认，被告共计向原告转账1,914,762.1元，其中2019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的冬笋金额558,662.1元已结清，另外1,356,100元系11月3日至12月12日的部分款项。上述钱款系由第三人通过邓某某账户先转账给被告，再由被告转账至原告账户，转账用途备注为“货款”。此外，第三人通过邓某某账户向原告及汪某转账121万元。2、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贺某某签字确认的冬笋收购情况表统计结果如下：冬笋（A）数量共计294,756.7斤，其中2019年12月2日的收购情况表上汇总的数量为10,832.6斤，但根据明细计算实际应为10,764.9斤，扣除该部分量差后，实际收购数量为294,689斤。货款金额3,973,720.83元，其他费用10,080元（车费4,580元、搬运费2,530元、袋子2,540元、皮卡加油360元、夜宵70元）。3、贺某某在“赤水冬笋分拣工人工资表”上签字，工资金额为33,060元。审理中，原告表示，原告通过上海的扶贫项目联系到叮咚的销售途径，开始是被告对接叮咚，之后原告派人到上海专门负责叮咚的加工和配送，通过叮咚销售的都是小笋，货是原告从发给被告的货中拿的。该部分货款应当在总货款中予以扣除，原告共计拿货的重量为47,787.7斤，按照原告销售给被告的均价13.48元/斤计算，根据货款总金额除以总数量计算得出（3,973,720.83元÷294,689斤）。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拿货的重量为50,482斤，因为原告卖给叮咚之前需对货物进行挑拣以符合叮咚的品质要求。原告同意按照第三人统计的重量50,482斤和13.48元/斤的价格来计算应扣除的货款金额，共计680,497.36元。被告表示，叮咚的销售途径一开始就是交给原告自己的，原告开始不熟悉，被告派人给予帮助，之后由原告彻底接手。后来，原告和第三人将被告踢开，自行销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被告、第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亦予以否认。合伙的前提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但三方对出资金额比例、风险承担、收益分配均没有约定，被告、第三人也没有出资。被告辩称仅负责提供销售渠道，但无法解释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的行为。因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没有依据，不予采信。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原告在当地采购冬笋，之后将账单发给被告的赵严，再由被告支付相应的货款。该模式是典型的买卖交易模式。关于贺某某的身份。根据赵严与汪某之间的微信记录显示，贺某某系由被告派到赤水。贺某某在与汪某的微信中也明确表示自己是被告的赵总派过去的。因此，本院认定贺某某系被告在赤水当地的代表，其签字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关于货款金额。根据查明的事实，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的供货金额为3,973,720.83元，被告通过自己的账户支付货款1,356,100元。第三人通过邓某某账户向原告及汪某转账121万元，原告认可该款系第三人代被告支付，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共计支付货款2,566,100元。至于原告从被告处拿货通过叮咚销售的金额，被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现原告同意按照第三人统计的重量50,482斤和13.48元/斤的价格来计算，本院予以准许。因此，被告还应支付货款727,123.47元（3,973,720.83元-2,566,100元-680,497.36元）。关于原告主张的“佣金”。2019年10月28日，赵严在微信中说：“你们先从农夫这边收，然后给我这边讲那个价格的话，你们到时候哪怕加个五毛或者一块，都可以好吧。……你比如说哪天能够搞个五吨或者十吨的对吧，大家都要降价，比如说那个给你们，我送你们就是多加个两毛三毛。这样的话就本身都比较可观，好吧。”汪某在2019年12月20日对赵严说：“我们就是发了多少货的采购价，你们在采购价格的基础上加0.3元/斤，再加上正常开支给我结算，再减去已支付我的就可以了。”可以确定，赵严代表被告承诺原告在收购价的基础上按照数量增加部分价款。双方虽未明确该部分价款的标准，但根据赵严在微信中陈述的内容，现原告主张每斤0.3元的标准是合理的。2019年11月3日至2019年12月12日期间，原告出售给被告冬笋294,689斤，扣除其自行通过叮咚销售的50,482斤，还有244,207斤。按照0.3元/斤的标准计算，被告应支付原告73,262.1元。该部分价款实质上是原告出售冬笋价格的一部分，应当计入冬笋货款总额中。关于其它费用10,080元。该部分费用在冬笋采购明细表中列明，并由贺某某签字确认。而且，在双方前期对账单中也存在运输费、车费、袋子的费用。因此，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关于分拣工人工资33,060元。2019年10月31日，贺某某在微信中向汪某表示“汪总，由于现在每天分拣时间短，而且要把控好质量，能不能再请几个小时工帮忙分拣，附近的人都可以，主要是晚上八点到十一二点结束，包括装卸货物。”可见，是贺某某要求原告雇佣工人，且贺某某在工资表上签字确认，故该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关于原告主张的房租水电生活费。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事前双方未就此进行了约定，收据上的费用也未经贺某某签字确认。故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800,385.57元（727,123.47元+73,262.1元）、其它费用10,080元、工人工资33,060元，共计843,525.57元。双方虽未明确约定付款时间，但根据前期付款的时间间隔，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款项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逾期付款利息以843,525.5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货款800,385.57元；二、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垫付的其它费用10,080元；三、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垫付的工人工资33,060元；四、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843,525.57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0日起至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五、驳回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61.5元，由原告赤水市扬程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443.5元、被告膳待（上海）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承担6,1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卿书记员  喻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