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5民终8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东阿县铜城办事处黄屯村十字路口北100米路西。法定代表人：付丛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兰，山东众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贝同林，男，195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东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贝少山，男，1971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东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住址同上，系贝同林之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贝少山，基本情况同上。上诉人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土地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唯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解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转让协议；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庭认定事实错误，脱离庭审过程，判决书全凭主观臆定，具体分析如下：一、“本院认为”的第一项，即判决书第12页第12行“即这种情况下存在两个合同：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依然有效，贝同林与曲集村委会作为合同的双方按合同的约定承担各自的权利义务；受让方与贝同林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庭审过程中原被告都提交了东阿县人民法院制作的(2017)鲁1524民初1588号调解书，证明2017年8月16日经东阿县人民法院调解贝同林与曲集村解除了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对于这一关键事实，在如此清晰明了的情况下，更在原被告双方都无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一审法庭竟然认为该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依然有效，实在荒唐至极。在这样错误的前提下推断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贝同林的答辩状第七页第15行“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被告所取得的土地原经营权自行转让给原告”，说明贝同林自认其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庭审过程中，贝同林也不止一次承认该转让协议中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一审法庭完全置该事实于不顾，坚持认为该《土地转让协议书》仅包含地上附属物不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此论断彻底颠倒本案基本事实。二、“本院认为”的第二项，即判决书第13页第二段，只从《土地转让协议书》的条文内容来看确实存在歧义，但是一审法庭只取有利于贝同林的词句认定案件事实，太过偏颇。该《土地转让协议书》有六处可以认定该协议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一处可以认定该协议只包括地上附属物，而一审法庭就只看到了这唯一有利于贝同林的一处，完全置上诉人的利益于不顾，彻底丧失中立地位。三、“本院认为”的第三项，就纯属为了立定好了的判决完全脱离庭审事实靠想象编造理由。针对第1条，被上诉人贝同林在同上诉人签订协议书时出示了其与曲集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及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三条表明贝同林的租赁期间自2027年截至，该协议第六条第5项表明贝同林有对外转租权，转租时不需要曲集村同意，只需通知即可，加之被上诉人贝少山时任东阿县林业局副局长，鉴于公职人员的正派性和权威性，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对该承包基地具有完全的处分权。针对第2条，上诉人在不能实现合同利益时当然要求贝同林消除权利障碍，只是贝同林拒不履行，绝非一审法庭揣测的未作任何主张。针对第3条，上诉人确实和被上诉人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但并未实际接管该土地，自然无法以已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来对抗曲集村委会。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贝同林、贝少山辩称：一、现农村正推行“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案涉土地所有权归曲集村委会，承包权原来归村民，后通过承包协议转让给我，2017年9月底承包协议解除后仍归原村民，但经营管理权（除草、打药、清理变卖地上附属物的权利）归我。原、被告签的转让协议中，合同原意是被告把经营权自动转让给原告，经营权即经营管理权（指除草、打药、清理变卖地上附属物、挖芍药苗等权力）转让给了原告，原告也派人进了管理（从曲集基地挖了约十亩芍药苗），但因我不再拥有该宗土地承包权（原承包协议解除），所以在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中，也有协助原告与曲集相关村民逐户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等内容，这符合逻辑。重新签订承包协议，必然要交承包费。因此村委会让原告先预交10万元承包费，以表诚意，是合理诉求。2018年元月份，被告把2017年及以前所欠承包费全部结清后［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作证，并在原告对（2020）鲁民初938号案上诉至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当庭质证中，村民会委托的律师对该证据表示认可，曲集村村支部书记曲绪勇电话138××××9481,可电话核实，并且村两委成员可随时出庭作证；曲集村委托律师雄迈事务所朱士训，电话17753369856,也可向他核实了解有关情况］，组织原告公司总经理柴志荣与曲集村委会协商重新签订合同事宜，村委会明确提出承包费应由原告承担，并让原告预交10万元的承包费，这时原告应明确知道地上附属物转让费不包括承包费，但2月份仍向被告打款。因此原告律师提出的地上附属物转让费，包括承包费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二、在正常的买卖合同交易中，原告签署协议前，就应该向曲集村委会了解情况，并到基地实地考察清楚，认可后才能签字。如果原告对地上附属物的价值有异议，可以不签字，双方也无法达成协议，即使签字后，经过向村委会核实，了解到地上附属物不包括以后承包费后，也可以终止打款，但原告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内，一直履行协议向被告打款，并且接管基地，从曲集基地挖了约十亩芍药苗，移栽到艾山基地。因此原告律师称，花了一两百万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此后三年内未接管该基地，也未尝试接管该基地，也未采取什么措施向被告索要该基地，也未向曲集村委会了解地上附属物购买款是否包括以后的承包费等情况，也未向法院提出诉讼和异议。这些，显然有悖常理。原告购买该基地的合理性解析：可以算几笔账。第1笔账是种植收益：种植的三年生牡丹苗，从2012年到2017年生长5年后，每亩每年可结牡丹籽400斤到500斤（附百度搜索截图），当时每斤牡丹籽的收购价格是10块钱（附原告法人付丛峰在央视七台截图并附链接），按450斤计算，每亩地每年收益可达4500元，除去1500块钱的地租加人工费，还剩3000元利润，5年每亩可有15000元的利润，再加上柳树的增值（原来平均胸径十公分，价值30元，5年后能达到15公分，每棵价值100元）。每亩牡丹根皮（即中药丹皮）按2017年的价格，每亩也价值4000元以上所以说，单凭种植收益，按照2017年的市场行情，用不了5年，原告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并有增值收益。第2笔账：原料深加工收益：原告是国内牡丹产业的龙头企业，种植、加工、销售、旅游全产业链经营（详见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ＣＴＶ-7《东正实业宣传片》链接），按每亩地产牡丹籽400斤计算，牡丹籽的出油率是20%（附唯真国色公众号截图），即五斤牡丹籽可以出一斤牡丹籽油，亩产400斤可出80斤牡丹籽油，2017年时的价格，每斤牡丹籽油800多元，因原告公司产品已下架，参照现在的淘宝网牡丹籽油的价格（附截图），每斤约为500元，80斤牡丹籽油，价值4万多，这还不包括牡丹花蕊茶的收入。原告收购基地地上附属物后，每亩牡丹籽深加工产品价值4万多，由此可见，每亩地15000元的评估价，并不算高。第3笔账：2017年被告出售的牡丹基地，牡丹、芍药、柳树长势喜人（附图片），景色很吸引人。原告公司收购后，原本想作为旅游基地打造。树上小木屋树下牡丹花。很有吸引力。也能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第4笔账：在一审提交的答辩状中，被告列举了投资明细，其中光买牡丹、柳树苗就价值四十多万，生长五年后，增值了很多倍。如柳树从每棵3元增值到每棵30元，增长了10倍。由此推断，原、被告转让协议中，地上附属物评估价值现金两百万也确是物有所值。四、原告为什么反悔的原因分析：前几年，因牡丹产业发展过于迅猛，种植面积在全国范围急剧扩大，而牡丹籽油价格虚高，超出大众消费能力，最终造成牡丹籽价格一路下跌，去年、今年收购价格降到1.5-2元一斤，仅够采摘成本，但还无人问津，所以牡丹产业遭遇寒冬，相关企业濒临破产。原告公司在艾山的3000多亩的牡丹基地也因拖欠地租款而全部毁苗，退还农户改种小麦（附艾山基地现状图片）。但依据合同法的契约精神，原告既然已经与被告签订了转让协议，并履行完了大部分转款义务，就不能因牡丹产业的行情波动等不可抗力的原因，在超过三年诉讼时效后，再编织谎言，罗列无法律依据的理由，企图撕毁协议，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五、关于王静身份的认定。原告提供的转款记录中有王静的一个账号，给贝同林转款，被告提供的证据中有王静的另一个账号向贺爱荣的转款截图。为证明两个账号的户主为同一个王静，申请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可到两个银行调出两个账户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因个人无权调取，特申请法院调查）。如果两个账户为同一个王静，则证明王静是原告公司财务，她既代表公司向贝同林转账支付地上附属物购买款，又代表公司向贺爱荣支付工资款和在曲集基地挖芍药苗用工款，进而证明原告公司已经事实接管了该基地并进行了管理。此为本案件关键证据之一，至此，案情真相大白。原告唯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间的土地转让协议。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转让费现金200万元及占用利息36万元，合计236万元(利息计算方法：200万元×6%x3年=36万元，利息计算期间自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2年12月30日，曲集村委会作为甲方，贝少山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合同期限为15年，自2012年9月25日至2027年9月25日。合同第六条第5项规定“甲方同意乙方在承租期限内将出租合同约定享有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转租给第三人，转租时乙方应告知甲方。”2017年5月5日，曲集村委会同贝少山、贝同林签订《补充协议》，“甲方：东阿县村民委员会，乙方：贝同林，丙方：贝少山。甲方与丙方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因丙方将承包经营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甲乙丙三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丙方将其与甲方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2.截止到2017年9月25日，丙方拖欠甲方承包费用共计712657.2元由乙方承担。后续承包费用由乙方承担......”。2017年6月间，曲集村委会因贝同林未能履行合同义务，将其诉至一审法院，2017年8月16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一审法院制作了（2017）鲁1524民初1588号民事调解书，“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东阿县村民委员会与被告贝同林于2012年12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在2017年9月底之前予以解除。二、被告贝同林自行清除土地上的农作物、树木等。三、被告贝同林所欠原告承包费419032.2元于2017年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四、被告贝同林在承包地上种植的竹柳优先偿还所欠原告的承包费。五、其他互不追究……”。2017年10月26日，贝同林作为甲方，唯真公司作为乙方又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甲方在东阿县承包的两百亩油用牡丹、柳树种植基地转让给乙方。并达成以下协议：一、转让土地四至。东至生产路为界，西至铜鱼路为界，南至井杨路为界，北至界沟为界。二、转让土地面积。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土地面积为贰佰亩。三、转让金额。本次转让金额按每亩壹万伍仟元计算，共计叁佰万元整，作为地上附属物补偿费。其中含：甲方价值一百万的原始股份（另签股份转让协议），以及两百万现金。现金部分乙方分期付给甲方。具体付款方式为：本年度十月底，乙方支付甲方叁拾万现金，十一月底，乙方支付甲方伍拾万现金，十二月底，乙方支付甲方伍拾万现金。下年度五月底，乙方支付甲方柒拾万现金。四、1.乙方支付给甲方第一笔伍拾万元款项后，甲方将下欠的土地承包费支付给曲集村委会，并协助乙方与本次转让所涉及的全体曲集村农户重新逐户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原承包合同作废。2.甲方所取得的土地原经营权自行转让给乙方，乙方自主经营，甲方不得干预……”该合同签订后，唯真公司并未同曲集村委会或曲集村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2020年4月8日，曲集村委会以唯真公司、贝同林、贝少山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清除地上物，将占有的土地交付原告；责令三被告支付土地占用费及违约金，一审法院（2020）鲁1524民初9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唯真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清除地上物，将占用的土地交付原告东阿县村民委员会。二、被告唯真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东阿县村民委员会自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1日的土地占用费353712.8元。三、被告唯真公司承担自2020年1月起至土地交付之日止参照原土地流转合同第四条第一项土地实际占用期间土地占用费。四、被告贝同林对上述一、二、三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东阿县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2020年11月6日，唯真公司以贝少山、贝同林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因双方各持己见，致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唯真公司与被告贝少山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起诉要求解除与贝少山之间的合同及要求贝少山返还转让费的主张无事实、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贝少山与东阿县曲集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及贝少山、贝同林、曲集村委会签订的《补充协议》，贝同林承受了贝少山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7年10月26日，唯真公司与贝同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合同价款是否包含支付贝同林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一、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六条第5项“甲方同意乙方在承租期限内将出租合同约定享有的部分或全部权利转租给第三人，转租时乙方应告知甲方。”及《补充协议》规定，贝同林享有在租赁期间内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主转让给第三方的权利，贝同林转让时只需通知村委会即可，不需要村委会同意更不需要受让方与原承包户或村委会重新签订合同。即这种情况下存在两个合同：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依然有效，贝同林与曲集村委会作为合同的双方按合同的约定承担各自的权利义务；受让方与贝同林签订转让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受让方和村委会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贝同林与唯真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规定：“乙方(唯真公司)付给甲方第一笔五十万款项后，甲方(贝同林)将下欠的土地承包费支付给曲集村委会，并协助乙方与本次转让所涉及的全体曲集村农户重新逐户签订承包合同，甲方原承包合同作废。”该条规定具有以下三层递进的意思：唯真公司给付贝同林第一笔五十万元款项；贝同林将所欠的土地承包费给付曲集村委会，协助唯真公司与农户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作废。此处的作废应理解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中规定的贝同林与曲集村委会的权利义务终止。综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第六条第5项和《土地转让协议书》第四条第1项进行分析，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唯真公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相关承包户处取得，并非自贝同林处转让取得，贝同林不负担将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唯真公司的义务，只具有协助唯真公司与本次转让所涉及的全体曲集村农户重新逐户签订承包合同的义务。二、虽然《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对标的物的约定存在歧义，但第三条规定“本次转让金额按每亩一万五千元计算，共计叁佰万元整，作为地上附属物补偿费。”该条明确规定了合同价款仅包含地上附属物，并不包含原告所主张的贝同林剩余承包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三、根据生活常识分析，唯真公司关于《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包含贝同林剩余承包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明显不符合情理。1.唯真公司如欲自贝同林处受让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首先应当向曲集村委会核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是否依然有效，贝同林是否具有转让的资格，本案唯真公司未提供向曲集村委会进行核实的证据；2.当唯真公司与村委会未能签订合同，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实现时，其应当向贝同林主张权利，要求贝同林消除权利障碍，而实际情况是合同签订后唯真公司一直向贝同林支付合同价款，未见其向贝同林提出消除权利实现障碍的任何主张；3.当村委会要求其承担承包费时，也未见其以自贝同林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予以对抗，且该状态一直持续到2020年4月8日曲集村委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唯真公司、贝同林、贝少山承担土地占用费。综上，唯真公司关于其与贝同林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包含受让贝同林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不能成立，300万元的合同价款仅系土地附属物价值的约定，不能认定唯真公司因陷于欺诈从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680元，减半收取12840元，由原告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二审，唯真公司提交贝同林在一审中的答辩状，证明贝同林在一审答辩中承认他转让给上诉人的曲集村牡丹基地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答辩状中已经说明，经营管理权就是除草打药、变卖地上附属物的权利。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柳树与牡丹基地2017年实景拍摄与牡丹花照片，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的基地地上附属物长势良好，证明上诉人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的合理性。证据二、芍药照片和牡丹籽照片，证明：上诉人移栽的芍药花很漂亮，长势茁壮；牡丹籽产量很高，进而证明上诉人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的合理性。证据三、央视7台截图并附链接，证明：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付丛峰在央视7台上承诺，面向全国以每公斤20元的价格保价回收牡丹籽，进而证明上诉人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的合理性。证据四、百度搜索截图，证明：5年生油用牡丹每亩干籽产量在400斤以上，进而证明上诉人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的合理性。证据五、淘宝产品截图和唯真国色公众号截图，证明：5斤牡丹籽可以榨一斤牡丹籽油，每斤牡丹籽油可卖500多元，进而证明上诉人购买基地地上附属物的合理性。证据六、上诉人公司艾山牡丹园的现状照片，证明：牡丹产业遭遇寒冬，上诉人公司艾山基地3000多亩牡丹苗全部毁掉还耕，变成麦田。证据七、曲集村委会诉上诉人公司交承包费案中院终审判决书，证明：原告终审败诉的事实。上诉人质证意见：该七份证据与本案均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唯真公司以被上诉人隐瞒重大事实真相，以胁迫、欺诈手段与其订立《土地转让协议书》为由，要求解除上述协议。本院认为，唯真公司的上述理由依法属于合同可撤销的理由，不属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故一审对该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生效的（2020）鲁1524民初938号民事判决及（2020）鲁15民终4315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2017）鲁1524民1588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贝同林并未依约在2017年9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欠付的承包费，也未将案涉土地交还村委会，而是又与唯真公司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此后唯真公司根据上述协议占用了案涉土地，并判决唯真公司支付相应的土地占用费。现在唯一公司又主张其未实际占用案涉土地，但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事实的证据，本院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故一审对唯真公司该项主张未予采信，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唯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山东唯真国色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召勇审 判 员 石 鑫审 判 员 孔繁奎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蕾书 记 员 姚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