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2民终3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183号307室。法定代表人：段起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玲，山东驰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鸣，山东乾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润强丰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扒山居委会。法定代表人：郭林，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林，男，1963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同强，男，196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国，山东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山东首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鑫润利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润强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润强丰公司）、郭林、薛同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玲、李鸣，被上诉人薛同强及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国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认定转账是否是上诉人偿还之前借款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充分。(一)2011年5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为无效合同。1、《借款协议》系双方的虚假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润强丰公司已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承认，2011年5月16日，被上诉人薛同强系上诉人的隐名股东，是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薛同强与案外人武德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武德敏以价款受让上诉人(原名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所述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1000万实为武德敏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以虚假的借款意思表示签订《借款协议》，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后续基于该行为出具的《借款借据》、《催款函》均为无效。2、上诉人为武德敏承担个人债务，依法构成债务加入，该行为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且损害上诉人及其股东、债权人利益，该借款应为无效行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协议》，承担武德敏的债务时，薛同强为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持有上诉人50%的股份，其已经与武德敏签订协议，即将该实际控制权转让给武德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3条规定，债务加入准用担保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被上诉人一审过程中未能举证证明该《借款协议》经过上诉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不应对上诉人产生约束力。对被上诉人来说，对上诉人债务加入的行为，未进行形式审查，不构成善意相对人，故该《借款协议》对上诉人无效。除此以外，武德敏及薛同强恶意串通，利用借用上诉人公章的便利，共同操纵上诉人承担个人债务的行为，损害上诉人及上诉人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应为无效行为。3、被上诉人未依据《借款协议》履行出借资金的义务，上诉人不应承担相应还款责任，上诉人2016年5月17日的转款行为亦不应视为还款。退一步来说，即使《借款协议》效力不存在瑕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举证证明其切实履行了出借资金的义务，也未陈述其履行出借义务的事实，上诉人相应的无需履行还款义务，上诉人的转账行为不应视为还款。综上，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的抗辩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针对该问题的认定存在明显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计为25824540.71元，二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的举证均围绕其中的1000万元进行，未就余款15824540.71元举证，但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答辩称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款项为1000万元借款本息。根据《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计算方式计算，截至上诉人转账之日，1000万元本金的利息应为7417808元，与15824540.71元存在明显差距。按照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逾期多年未还款，突然于2016年5月17日一次性还本付息，且未要求上诉人出具收条等相关材料，该行为明显不符常理，一审法院应当对该行为存在合理怀疑。但被上诉人并未就此差距作出合理解除或出具有效证据，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据《借款协议》、《借款借据》、《催款函》、《股权转让协议》仅与上诉人主张的1000万元存在微弱的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但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依据的事实明显缺乏证据支持，依法应当改判。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上诉人于2016年5月17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润强丰公司出借资金10000000元及15824540.71元，转账时已备注“借款”，上诉人已充分举证证明该事实。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行为，是代偿银行贷款的行为，并非仅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实。鑫润利达公司为润强丰公司在青岛农商银行贷款提供的抵押担保，抵押担保金额2500万元，贷款实际使用人是润强丰公司，鑫润利达公司出借的25824540.71元是用于代替润强丰公司偿还银行贷款。该事实有如下证据可以佐证：1.2014年4月16日王璟与青岛环星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三款："鑫润利达公司名下现存债务为2500万元，是为青岛润强丰公司在青岛农商银行贷款做的抵押担保，此外再无其他债务"。2.2015年10月24日鑫润利达公司股东会会议，第3项决议："要求武德敏和薛同强法院查封和贷款抵押2500万元及其他连带该公司的业务等问题，必须尽快把双方账目确认，不能影响本单位手续办理进度"。该股东会决议薛同强参与会议，并对决议事项签字认可。3.2015年11月23日鑫润利达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办理预售证存在的问题，担保贷款2500万元赶紧开具同意办理预售证明手续，韩英起诉薛同强把鸿润嘉园项目土地诉讼保全了，赶紧解决撤销保全"。该股东会议薛同强同样参与会议，并对决议事项签字认可。4.2016年5月17日的两笔合计25824540.71元汇款和转款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将款项直接汇入被上诉人账户后，立即转入被上诉人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账户中用于偿还了被上诉人2500万的银行贷款。汇款金额25824540.71元，是青岛农商银行根据贷款合同计算被上诉人应当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金额。上述证据紧密相连，足以证实上诉人曾经为被上诉人企业经营贷款，并提供本公司名下的青岛市黄岛区奋进路东五台山路南鸿润嘉园B区土地，作为被上诉人企业贷款的抵押担保。上诉人为了推动鸿润嘉园项目开发建设，在2015年11月23日要求薛同强（系被上诉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解决土地撤押和土地解封（韩英诉薛同强借款案，也查封鸿润嘉园项目的土地）事项，在薛同强没有解决上述债务问题的情况下，在2016年5月9日，代薛同强和武德敏偿还了拖欠韩英的借款2655万元，又以借款的方式在2016年5月17日将应当由润强丰公司承担的贷款本息共计25824540.71元在银行的监管控制下，实际付款至润强丰公司贷款户中全部用于清偿被上诉人的贷款。最终，实现抵押土地的撤押和解封。所以，上诉人该笔款项的用途明确、路径清晰，证据连贯，足以证实上诉人出借款项代替被上诉人偿还了银行贷款的事实，而并非用于上诉人偿还被上诉人的欠款。五、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出借款项给上诉人。1.借款协议、借据、催款函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对这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法院在没有审查真伪性的情况，对这三份证据实际上予以了采信，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上诉人公司名称是在2013年3月19日从大连信托公司，变更为鑫润利达公司。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也可以证实2013年7月15日至2014年4月16日期间，一直由薛同强实际控制保管。而借款协议、借据形成的时间是2011年6月1日，上面竟然加盖了上诉人公司鑫润利达的公章，这明显是一份变造的证据。催款函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3月23日，这期间鑫润利达公司的公章由薛同强保管，薛同强又是这份催款函的出具人和利害关系人，其加盖鑫润利达公司印鉴的行为完全是恶意和无效的。2.1000万元款项是否实际出借，被上诉人一审答辩状自认事实是："2011年6月1日鑫润利达公司和武德敏向润强丰公司借款1000万元"，鑫润利达公司主张的借款两千五百多万元，实际是偿还润强丰公司的该笔借款本息。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笔录中明确："1000万元的来源是鑫润利达公司原股东李昌义与2010年1月8日将其在鑫润利达公司股份转让给薛同强，金额3200万元。2011.5.16薛同强将李昌义转让的股份转让给武德敏，转让金额10408.52万元，因武德敏尚有部分欠款为支付薛同强，从欠款中拿出1000万元作为被告一向农商银行借款。"在第二次证据交换笔录中，被上诉人在举证时，又证实借款协议中所借的款项是武德敏应偿还薛同强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基于被上诉人在答辩状中和在一审庭审中自认的事实，可以确定2011年6月1日加盖有大连信托公章的借据上，记载的："青岛鸿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大连信托公司实收到壹仟万元"，该借据上记载的实收壹仟万元，该笔款项实际并未发生真实的给付。所以，该借据不能作为已经实际支付借款的证据使用。既然款项没有实际给付出借，作为共同借款人的上诉人就没有偿还借款的义务。六、借款关系相对主体，2011年6月1日的《借款协议》，大连信托与青岛鸿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出借人是润强丰公司，从协议文本表述，可以确定这是企业之间的借款关系，但未实际出借款项。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薛同强与武德敏之间在2011年5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武德敏个人应当支付给薛同强股权转让款10408.52万元。该股权转让款如果没有给付，也系两个自然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与2011年6月1日的《借款协议》中三家公司之间的债务问题是不能混淆的。七、催款函的效力，2014年3月23日催款函，仅能证明润强丰公司曾经向上诉人主张过债权，即便催款函上有上诉人的印鉴和原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不能证实上诉人认可了该笔债权，且愿意按照该催款函的指示的十天时间内和金额来支付款项。这份文书只能证明这份催款函向上诉人提交过这样一个事实，但不能证明催款函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综上，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借款关系成立。但一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其真实性、借款是否实际发生、借款主体与本案主体之间的明显差异等显然的事实不进行任何的分析认定，就认定被上诉人出借给上诉人的借款协议的效力，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明显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青岛润强丰实业有限公司、郭林、薛同强辩称：首先，2011年6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涉及到的1000万元，在一审时已经作出说明，实为武德敏应偿还薛同强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签订《借款协议》时，上诉人作为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对该事实是明知的，上诉人从签订《借款协议》到出具借款借据，直至在被上诉人的催款函上盖章，并由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璟签字确认欠款的事实，并按照催款函注明的银行账号汇入归还的借款，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借款、还款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内心真意，双方对此相互知晓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上诉人认为《借款协议》未经过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就认为合同无效的观点错误。因《公司法》第16条属于管理性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与公司对外行为无必然联系，对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再次，被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上诉人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仅提供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并自己备注"借款"提起诉讼，未按该条规定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关于第一项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涉及到2500万与上诉人偿还涉案款项不是同一事实，与其还款无关，其偿还2582万余元是归还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欠款。关于第二项借款协议、借据、催款函三份证据真实有效，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系恶意串通无任何证据支持。关于催款函效力，04年3月23日催款函由上诉人盖章和原法人签字予以认可，最终涉案2500余万元也是按照催款函注明的银行帐号归还借款，综上一审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润强丰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5824540.71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郭林、薛同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润强丰公司、郭林、薛同强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17日，鑫润利达公司分两笔向润强丰公司在青岛支行的9020××××8888账户汇款1000万元和15824540.71元。银行交易回单的“用途及备注”为“借款”。鑫润利达公司主张，该款是润强丰公司为偿还银行贷款向其所借的款项。润强丰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款是鑫润利达公司偿还其此前欠润强丰公司的债务，并非润强丰公司向鑫润利达公司借款，单据注明的用途系鑫润利达公司自己填写。为证明其主张，润强丰公司提交2011年6月1日借款协议及借款借据、2014年3月23日催款函、2010年1月8日协议书和收到条、2011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材料等证据，证明如下事实：1、2011年6月1日，润强丰公司（甲方，贷款人）、青岛鸿润建设集团公司（乙方，借款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借款人，简称大连信托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和丙方借款1000万元，利息每月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息；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6月22日止，实际起始时间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到期后，乙方和丙方不能按时归还甲方的借款本金，则自逾期之日起，按欠款总额1000万元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日计算利息，直至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同日，青岛鸿润建设集团公司、大连信托公司作为借款人向润强丰公司出具了实收到借款1000万元的借款借据。2.2014年3月23日，薛同强向青岛鸿润建设集团公司武德敏、大连信托公司（鑫润利达公司）发出催款函，主要内容为“你于2011年6月1日向我（润强丰公司、薛同强）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已于2012年6月22日到期，根据你我双方借款合同至2012年6月22日，到期将本息打入我公司指定账户，但截至2014年3月1日止本息一直未还清。按照借款协议，到期后如不能按时归还我公司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按日计算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为止，截至2014年3月1日，你应向我还款20495475元。至今你公司尚未将上述款项归还给我公司，现请你公司在10日内将欠我的上述款项汇入我如下账号，我将保留对你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开户行青岛农商银行保税区支行，账号9020××××8888。”该催款函上盖有鑫润利达公司公章及当时负责人王璟签名。3.2010年1月8日，李昌义（甲方）与薛同强（乙方）及大连信托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协议书》，载明：1、甲方于2009年12月10日和青岛华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丙方“蓝天海岸”项目抵押借款协议，实际为购买青岛华裕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丙方“蓝天海岸”项目的50%股权。2、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甲方同意将上述项目按照有关协议书原值转让给乙方，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本协议签订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2010年1月8日，李昌义出具收条一张，载明：薛同强购买李昌义在大连信托公司50%股权及在青岛开发区“蓝天海岸”项目中的50%股权，合计3200万元整。薛同强收购李昌义在大连信托公司的50%股权，但未办理股权变更手续。2011年5月16日，薛同强（甲方）与武德敏（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载明：“甲方同意以10408万元，将其持有的占大连信托公司注册资本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在本协议条件下受让该股权；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向甲方支付转让款3200万元，余款于2011年6月6日前付清，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正式收据”。2011年6月10日，薛同强指示李昌义将50%股权直接从其名下变更至武德敏名下，武德敏成为大连信托公司股东。润强丰公司主张，2011年6月1日借款协议中的1000万元实为武德敏应偿还薛同强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鑫润利达公司对润强丰公司的证据及主张不予认可，认为润强丰公司未提交实际转账记录，无法证明其实际出借了该1000万元款项，武德敏应支付薛同强的股权转让款不应由鑫润利达公司承担，且借款协议的主体与股权转让的主体不能对应，润强丰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薛同强利用其在鑫润利达公司的股东身份为其关联公司润强丰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为此，鑫润利达公司提交4份资料交接单、乔丽萍的社保参保证明、2014年4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润强丰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股东会会议纪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826号民事判决书及润强丰公司的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主张2013年7月15日至2014年4月16日之间，鑫润利达公司将其公章等交给润强丰公司的乔丽萍，由薛同强控制使用，故《催款函》上加盖的鑫润利达公司公章不是鑫润利达公司加盖，而是薛同强私自加盖，对鑫润利达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并且，根据2014年4月16日案外人王璟（转让方，甲方）、青岛环星达实业有限公司（受让方，乙方）、鑫润利达公司（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鑫润利达公司的债务明确，没有润强丰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债务，薛同强在协议后书写了“如出现责任有薛同强担保”的内容，该协议甲丙方承诺第3条内容为：“鑫润利达公司名下现存债务为2500万元，是为润强丰公司在青岛农商银行贷款做的抵押担保，此外再无其他债务”；薛同强以个人账户向润强丰公司转账用于缴纳各项费用，系润强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润强丰公司的财务存在高度混同。润强丰公司和薛同强认为，鑫润利达公司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其要证明的事项，其主张鑫润利达公司公章是薛同强加盖只是推测，薛同强在2014年4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上的备注，担保责任不明确。另查明，“大连信托公司”原股东为李昌义、韩升、王璟，2011年6月变更为王璟、武德敏、韩升，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变更为“鑫润利达公司”，股东为王璟、韩升、武德敏、薛同强。润强丰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王涛（持股10%），薛同强（持股90%）。2010年5月，股东变更为薛同强和薛景泽。2015年12月6日，郭林以1000万元的价格受让薛同强、薛景泽持有的润强丰公司100%股权。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针对鑫润利达公司关于银行转账款项是借款的主张，润强丰公司提供转账时间之前的借款协议、借款借据及催款函等证据，证明案涉争议款项是鑫润利达公司偿还其欠润强丰公司的债务，润强丰公司提供的借款协议和借据，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于该借款协议是否实际履行，润强丰公司提供催款函及股权转让协议加以证明，虽然鑫润利达公司主张催款函上加盖的公章，系薛同强私自加盖不具有法律效力，并提供证据以证实薛同强借用公章，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鑫润利达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因此，鑫润利达公司在催款函上加盖印章的行为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故鑫润利达公司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鑫润利达公司未能继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成立，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92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6日薛同强与武德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薛同强已经将股权过户至武德敏名下。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武德敏应向薛同强支付的10408.52万元转让款已经全额实际给付，同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所涉2011年6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涉及到的1000万元借款，并非武德敏应偿还薛同强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生效的（2021）鲁民终45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承诺书》上加盖的鑫润利达公司公章有效，系鑫润利达公司是对薛同强出资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主张其向被上诉人润强丰公司转账支付的25824540.71元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润强丰公司于2011年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基于该借款截止到本案所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润强丰公司转账支付的25824540.71元，与基于上述1000万元借款截至该日所产生的本息数额相当。同时，上诉人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武德敏应向薛同强支付的10408.52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全额实际给付，同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所涉2011年6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借款协议》涉及到的1000万元借款，并非武德敏应偿还薛同强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被上诉人抗辩本案所涉转账并非借款，而是还款，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基于查明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0923元，由青岛鑫润利达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冷 杰审判员 张晓华审判员 张仁珑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姜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