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7民初19246号原告：上海荞迈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蒋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瑶，上海申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辰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余德秀。被告：余德秀，女，198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第三人：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沪路XXX号XXX幢XXX楼。法定代表人：万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经青，男。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茜子，女。原告上海荞迈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荞迈公司)诉被告辰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恩公司)、被告余德秀、第三人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联支付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荞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肖瑶，第三人通联支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茜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辰恩公司、被告余德秀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荞迈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辰恩公司返还原告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联通支付业务交易利润36278.17元；2.请求被告余德秀对被告辰恩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辰恩公司返还原告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的联通支付业务推荐分润3000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余德秀系被告辰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100%持股股东。原告荞迈公司和被告辰恩公司分别与第三人通联支付公司签订《通联支付业务合作协议书》,原告荞迈公司与第三人通联支付公司签订《通联支付业务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确认参与A档位,提货量大于等于1000台,附件一中约定,A档位的普通商户结算价格为0.49%+1元/笔,优选商户结算价格为0.54%+1元/笔,后第二季度的普通商户和优选商户的结算价格分别变动为0.49%+0元/笔和0.535%+0元/笔。被告辰恩公司向第三人通联支付公司提货量大,达到了B档位,提货量大于等于1万台,B档位的普通商户结算价格和优选商户结算相对原告更低。实际操作中,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都按照被告辰恩公司档位的价格结算,第三人与原告按照原告的档位结算利润,与被告辰恩公司按照被告辰恩公司的档位结算利润,而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的档位利润差由被告余德秀直接打给原告的负责人何某。2020年3月之后，原告和被告辰恩公司的结算价都发生了变动,但利润差不变。2019年3-5月、8-11月的利润差额，被告余德秀以微信转账的形式打给何某；2019年6月、7月的利润差额，被告余德秀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打给何某。但从2019年12月开始,被告余德秀以亏损为由,不再继续支付利润差额。据计算,2019年12月-2020年4月的利润差额除去7%的税,被告辰恩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联通支付业务交易利润36278.17元,原告多次联系被告余德秀，被告余德秀均无回应。故原告依法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辰恩公司、被告余德秀未作答辩。第三人述称，被告辰恩公司是第三人代理商，原告是被告辰恩公司推荐至第三人。第三人和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辰恩公司均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根据原告提供证据，第三人根据合作协议向原告结算了所有代理费，第三人将2019年3月至2020年4月的推荐分润全都支付给了被告辰恩公司。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无任何纠纷。原告诉两被告的涉案款项是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之间的内部约定，与第三人无关，第三人也不清楚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之间的约定，第三人与本案无关，由法院依法判决。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1日，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签订《通联支付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为甲方营销符合甲方支付业务相关条件的商户成为甲方特约商户，甲方支付业务为银行卡收单。乙方通过本方营销人员在大陆境内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推荐目标商户与甲方签约。甲方委托乙方,在甲方授权范围内为甲方提供商户及终端设备维护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受理终端布放与受理标识张贴、特约商户培训、特约商户回访、受理终端维护、受理终端巡检、耗材配送等非核心业务。本协议自双方有权代表人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有效期壹年。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若甲乙双方均未书面向对方提出协议终止协议的要求,协议将自动展期一年,上述展期不受次数限制。双方同意以月结作为结算周期。之后，原告(乙方)与第三人(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已知晓附件一通联i付2019年第一季度MPOS市场政策”,并同意受附件一政策的约束。乙方确认参与A档位,认购提货量1000台,根据乙方选择的档位及商户交易类别(普通商户或者优选商户),按照附件一第二条第(一)项产生对应的结算价格。分润比例=100%。代理商分润的计算方式：代理商分润=结算基数×分润比例。本协议有效期至附件一活动结束时间,即2019年8月31日。附件一名称为通联i付MPOS2019年第一季度市场政策，载明：活动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活动政策：终端单价100元/台，活动档位A档，单次提货大于等于1000台，首付30元/台，账期3，累计提货大于等于5000台，普通商户结算价格为0.49%+1元/笔，优选商户结算价格为0.54%+1元/笔；活动档位B档，单次提货大于等于1万台，首付30元/台，账期3，累计提货大于等于2万台，普通商户结算价格为0.485%+1元/笔，优选商户结算价格为0.54%+1元/笔。通联IPAY2019年第二季度市场政策，载明：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活动政策：活动档位A档，单次提货大于等于1000台，累计提货大于等于5000台，普通商户结算价格为0.49%+0元/笔，优选商户结算价格为0.535%+0元/笔；活动档位B档，单次提货大于等于5000台，累计提货大于等于2万台，普通商户结算价格为0.485%+0元/笔，优选商户结算价格为0.535%+0元/笔。2019年7月22日，被告余德秀向案外人何某支付2473元；9月1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4351.47元；9月12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2750.37元；9月29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6397.32元；11月1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7639.3元；12月23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9117.53元；2020年1月15日，被告余德秀向何某支付9766.23元；被告余德秀与何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9年3月7日，何某称：“你决定做那个了吗？我这边有个服务商想一起做点”，被告余德秀回：“通联啊，我相信你，他准备怎么做”……3月15日，被告余德秀说：“这个项目我赚钱100万分你10万，绝对真实的”……7月22日，何某说：“3月210元；4月817元；5月1446元”，被告余德秀回复：“2473对吧一共”，何某说：“恩，扣0.6%的税”，被告余德秀回：“0.7，邮件里面都有的”，被告余德秀通过微信给何某转账2473元。8月30日，何某说：“7月分润是4679元，扣7%税327.53元，实际分润4351.47元”。9月1日，被告余德秀将通过银行转账给何某4351.47元的支付凭证截图发给了何某。2019年9月12日，被告余德秀说：“6月分润是2957.39元，扣7%税207.02元，实际分润2750.37元”；同日，被告余德秀将通过银行转账给何某2750.37元的支付凭证截图发给了何某。9月28日，何某说：“8月分润是6878.84元，扣7%税481.52元，实际分润6397.32元”；9月29日，被告余德秀通过微信给何某转账6397.32元。2019年11月1日，何某说：“9月分润是：8214.27元，扣7%税，实际分润7639.27元”，被告余德秀当日通过微信给何某转账7639.30元。12月16日，何某说：“余总，10月分润是：9803.8元，扣7%税，实际分润9117.53元”；12月23日，被告余德秀通过微信向何某转账9117.53元。2020年1月10日，何某说：“余总，11月分润是：10501.33元，扣7%税，实际分润9766.23元”；1月15日，被告余德秀通过微信向何某转账9766.23元。后，何某说：“余总，12月分润是：11822.33元，扣7%税，实际分润10994.7元”，“1月分润是：11235.7.33元。扣7%税，实际分润10449.2元”，3月17日，被告余德秀回复：“我把通联转给你算了我不做了，过两天去清一下公司还有多少机器，去年亏了就亏了，不想跟通联玩了”，何某说：“啊！我还准备去做点其他的呢，手上还有600多台机器。于总，两个月的分润麻烦转一下哦”。2020年3月20日，何某说：“余总，前面两个月的转一下哦，这两天要转给下面代理商。”之后几天，何某通过微信，手机方式，均未能联系上被告余德秀。原告提供第三人通联IPAY系统中的机构推荐分润数据表显示：推荐人为被告辰恩公司，代理商为原告，2019年3月290.42元；4月879.81元，5月1694.08元，6月2773.79元，7月3149.55元，8月6487.95元，9月7822.55元，10月9503.9元，11月10020.94元，12月11444.62元；2020年1月10827.07元，2月9746.55元，3月6187.11元，4月803.63元。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对数据表显示的金额予以确认。审理中，第三人向法院出具《确认函》一份，载明，被告辰恩公司在第三人通联IPAY业务上获取的推荐分润费用分别为：2019年3月290.42元；4月879.81元，5月1694.08元，6月2773.79元，7月3149.55元，8月6487.95元，9月7822.55元，10月9503.9元，11月10020.94元。原告表示，被告余德秀系第三人的代理商，原告系被告余德秀向第三人推荐的下一级代理商。原告与被告对机构推荐分润的分配方式做了口头约定，机构推荐分润扣除7%的税费后，被告余德秀全部支付给原告；原告由于计算问题做出了让步，自愿在第三人确认的推荐分润的金额上扣除了23%，只主张3万元的推荐分润；推荐分润的性质为代理费；案外人何某系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通联支付业务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银行交易明细、机构推荐分润数据表及原告和第三人的当庭陈述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被告方未到庭应诉并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确实存在利润分成的代理结算关系。根据在案证据，原被告双方确实对2019年3月至11月第三人系统下的机构推荐分润进行了结算，被告余德秀也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在原告与被告辰恩公司9个月的推荐分润结算中，均在推荐分润金额扣除7%的税费后进行支付，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交易习惯。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被告虽未确认应付原告的结算金额，但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以及经第三人确认的推荐分润数据可以确认被告存在应付未付原告代理费的事实，现原告主张按照第三人确认的推荐分润数据在扣除7%的税费后进行结算，且自愿将推荐分润的金额降低至扣除23%的比例，只主张其中的3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辰恩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余德秀为唯一股东，且被告辰恩公司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均系通过被告辰恩公司的唯一股东即被告余德秀的个人账户支付，故对原告主张被告余德秀对被告辰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辰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荞迈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代理费30000元；二、被告余德秀对被告辰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06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266元，由被告辰恩实业(上海)有限公司、被告余德秀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傅 蓉人民陪审员  戴仁炯人民陪审员  浦 艳书 记 员  张晓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