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粤01民终88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森木木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罗卫东，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穗欣，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胜春，男，1976年12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上诉人广州森木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韦胜春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4民初15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大常委会字[2019]42号）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森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穗欣，被上诉人韦胜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森木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韦胜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韦胜春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韦胜春入职时间。1.韦胜春提交的9组证据中有7组证据既无森木公司盖章确认，又没有证据原件核对。且证据内容没有清楚显示森木公司的名称，无法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上述证据理应不得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何少容不是森木公司的员工，何少容向韦胜春转账时没有备注是工资，且每月最少转账三四次，每次转账的时间和金额都不一样，不符合工资发放常理，亦与韦胜春在庭审时陈述的“每月工资都是在5号发放”不一致。因此，不应认定何少容的转账款项是工资。3.即使认定何少容向韦胜春的转账属于工资，根据韦胜春的银行流水，何少容最早向韦胜春转账的时间是2012年6月21日。因此韦胜春的入职时间不应该早于2012年6月21日，但一审法院认定韦胜春入职时间为2008年5月4日，缺乏事实依据。4.森木公司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主体，二者的经营地址、经营范围、法人、股东都不相同。一审法院在韦胜春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两家公司存在关联从而认定韦胜春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即等同于韦胜春与森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关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双方在仲裁阶段时即解除劳动关系，因森木公司内部的交接问题，未及时给韦胜春办理社会保险停缴手续，导致多给韦胜春购买了两个月的社保。 韦胜春答辩称，不同意森木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关于证据没有原件的问题，工龄奖金表、2013年的考勤表的原件应当由森木公司提供，出差计划借支申请表有原件，由老板监制的，出差费用、政审调查函是韦胜春2014年9月16日去外省出差产生的，有森木公司盖章，银行流水显示的费用是何少容转账给韦胜春的，厂牌、社保清单均有原件，森木公司和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的通讯记录都有，原件应当由森木公司提供，录音亦显示韦胜春的入职时间和补买社保的内容。2.何少容的身份问题，086尾号出差转账记录显示是何少容转账给韦胜春的。3.森木公司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同一董事长，两个公司实际是同一主体。 2020年9月22日，韦胜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韦胜春与森木公司在2008年5月4日-2020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韦胜春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工龄奖金表（复印件），记载，韦胜春的入职时间为2008年5月4日；2.2013年1月考勤表、2012年度员工请假明细、项目部1月份出差领队补助清单（复印件）；3.2017年8月14日的员工出差计划借支申请表，记载生活费、交通费，金额总计为150元，受款人记载为韦胜春，项目部审批为张中华，总经理审批为谢格；工商银行电子回单记载2017年8月16日何少容向韦胜春账户转账150元。4.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韦胜春的政审调查函，记载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5.厂牌、磁卡，厂牌记载韦胜春职务为电工，单位：安装组，加盖公章（模糊），日期为2008.05；6.广州森木内部通讯录，记载何少容为财务部出纳；7.录音；8.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森木公司在2019年4月至2020年9月期间为韦胜春缴纳社会保险；9.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从2012年6月21日开始每月有何少容的账户向韦胜春转账的记录。 森木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没有原件，没有公司盖章确认，银行回单没有备注是森木公司给韦胜春的差旅费，政审调查函的主体是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是森木公司，该证据恰好反映截止2014年9月韦胜春与森木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银行流水中付款方为何少容，何少容不是森木公司员工。 森木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审理。现认定事实如下： 森木公司成立于2005年8月31日，法定代表人曾为谢格，2020年6月9日变更为罗卫东，股东曾为谢格、俞华晖。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1日，法定代表人曾为谢格，2020年7月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纪小标，其中谢格、俞华晖仍为股东。 韦胜春为森木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是外安装电工。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开始为现金发放，之后由何少容转账至韦胜春的银行账户。考勤方式为打卡考勤。森木公司于2019年4月份开始为韦胜春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9月。 经一审法院告知森木公司提交2008年5月4日至2015年7月27日期间的公司职工名册及工资发放记录、考勤打卡记录，并明确指定举证期限及告知法律后果。森木公司逾期未提交上述证据。 韦胜春于2020年7月7日向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20年9月8日作出穗花劳人仲案[2020]1571-15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申请人韦胜春与被申请人森木公司在2015年7月27日至2020年7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韦胜春于2020年9月16日收到仲裁裁决书，于2020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存在争议的事项及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关于韦胜春的入职时间。韦胜春主张于2008年5月日入职，2020年9月30日离职。入职时有签写入职登记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8月有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6月之前的工资通过现金发放，2012年6月之后的工资及出差补贴通过公司出纳何少容的账户银行转账发放。森木公司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均是谢格，森木公司是工厂，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外承接工程，森木公司会安排其去做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工程。森木公司主张韦胜春于2015年7月27日入职，入职未填写入职登记表，最近几年才签劳动合同，2015年7月27日之前森木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发放工资，2015年7月27日开始通过何少容的账户银行转账发放韦胜春的工资或出差补贴。何少容不是森木公司的员工，森木公司委托何少容向韦胜春转账工资及补贴，不清楚2015年7月27日之前何少容向韦胜春转账的款项为何不是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入职时间，韦胜春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自2012年6月21日开始每月均有何少容的账户向韦胜春转账的记录，森木公司虽然否认何少容是该公司员工，但确认该公司委托何少容向韦胜春发放工资和补贴，虽然主张韦胜春于2015年7月27日入职，但无法就何少容在2015年7月27日之前向韦胜春转账的款项的性质做出合理解释。故此，一审法院认定韦胜春所提供的账户交易明细中，何少容的转账记录是森木公司向韦胜春所支付的工资和补贴。虽然韦胜春提交的2014年9月16日的政审调查函上加盖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印章，但根据森木公司和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该政审调查函无法证明韦胜春在此期间与森木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森木公司主张韦胜春于2015年7月27日入职，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在一审法院告知森木公司提供2008年5月4日至2015年7月27日期间该公司职工名册及工资发放记录，并明确指定举证期限及告知法律后果后，森木公司逾期未提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韦胜春提交的厂牌、磁卡等证据，一审法院认为韦胜春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确认韦胜春入职时间为2008年5月4日。 关于解除劳动关系时间。韦胜春主张工作至2020年9月30日，森木公司解散所有员工才离职，森木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9月。森木公司主张双方于2020年7月7日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8月21日仲裁庭审时，韦胜春陈述仍在森木公司工作，并未离职，森木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森木公司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仲裁时的陈述，故一审法院采信其仲裁时的陈述，故森木公司主张双方于2020年7月17日仲裁时已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森木公司为韦胜春缴纳社保至2020年9月，故一审法院对韦胜春的主张予以支持，确认韦胜春与森木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韦胜春与森木公司在2008年5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确认韦胜春与广州森木木制品有限公司在2008年5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一审受理费10元，由广州森木木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韦胜春提交的厂牌显示，韦胜春2008年5月入职，加盖的是森木公司的行政专用章。森木公司认为该厂牌公章模糊，无法核实是其司的公章，且该公章是行政专用章，不是正规公章，应属无效。 再查，仲裁庭审笔录（开庭时间为2020年8月21日）记载，韦胜春陈述：2008年5月4日入职，工作岗位是外安装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但没有劳动合同文本，现在还在被申请人单位工作。对此，森木公司陈述：确认申请人岗位、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及现在工作情况，不确认申请人入职时间。 二审期间，森木公司对韦胜春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予以确认，并承认自2012年6月起其司委托何少容给韦胜春发放出差补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韦胜春的入职时间及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森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司理应对韦胜春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森木公司在诉讼期间既不能提交职工花名册，也无法提交劳动者的考勤记录和工资支付台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根据韦胜春提交的证据一，厂牌。该厂牌上盖有森木公司的行政专用章，填写时间是2008年5月。虽然森木公司主张厂牌不是公司公章而且模糊，但其未能举证推翻；证据二，何少容自2012年6月转账支付出差补贴的银行流水记录，证实韦胜春的入职时间至少发生在2012年6月。森木公司在二审期间确认其司委托何少容给韦胜春发放出差补贴，亦确认此时起与韦胜春建立劳动关系，并更正了其司与韦胜春于2014年建立劳动关系的原主张；证据三，记载有黎伶名字的2012年工龄奖金表、2013年1月考勤表、广州森木内部通讯录。韦胜春主张黎伶是森木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从2008年起以现金形式给员工发放工资，并要求员工签名。虽然森木公司不确认上述证据的复印件，亦不确认韦胜春于2008年5月入职，但确认韦胜春陈述黎伶是其司财务人员，由其发放工资，工资需要签收等事实，同时也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证据四，《政审调查函》。虽然森木公司以盖章是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非其司为由不确认该证据，但此时森木公司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谢格，且韦胜春主张两公司的分工是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外承接工程由森木公司制作，其因去外地出差才有该函。同时森木公司在仲裁期间主张其与韦胜春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为该函的落款时间2014年9月16日，因此，森木公司认为与广州森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没有关联性，显然与事实不符。综上，结合韦胜春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森木公司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前提下，本院采信韦胜春的主张，认定其入职时间为2008年5月4日。 对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森木公司主张双方劳动关系于韦胜春提起仲裁之日即2020年7月7日解除，但根据仲裁庭审笔录，本案仲裁阶段于2020年8月21日开庭，森木公司在仲裁庭审中确认韦胜春当时还在森木公司工作。可见双方劳动关系在2020年7月7日并未解除。韦胜春主张其仲裁后仍回森木公司上班，本院予以采信。虽然森木公司认为其司于2020年8月底停业，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审中，森木公司亦确认其为韦胜春缴纳社会保险至2020年9月，韦胜春主张其于2020年9月底离开森木公司，故可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9月30日解除，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森木公司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森木木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冬梅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唐亚玲 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