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1民初10368号原告：沈莹秋，女，198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香河县城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锴，北京共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贸远大征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5号13层1518。法定代表人：王春，执行董事、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龙，该公司人事干部。原告沈莹秋与被告北京中贸远大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莹秋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靳锴，被告远大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沈莹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2020年8月3日至同年10月30日的工资差额25200元（按实发工资的20%补差额）；2、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20年2月10日与中威瑞森金融外包（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为18000元/月，原告的直接领导为赵洪生。同年7月30日经与直属领导赵洪生沟通后，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原告入职台一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一公司），又因台一公司不能在北京为原告缴纳社保，因此原告于2020年8月3日与台一国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当日又入职被告处工作。事实上，虽然原告换了三家公司，但实际办公地址一直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楼银泰中心C座4203，原告的直属领导一直都是赵洪生。前述三家公司存在混同用工。原告入职中威公司一直处于试用期当中，每月只发80%的工资，试用期结束，则更换了用工单位，更换后仍要求再有试用期，致使原告不能转正，已达到少发工资的目的。2020年10月28日，原告的直属领导赵洪生对原告进行辱骂，不让原告来上班，将原告踢出工作群，次日原告即办理了离职手续。被告的行为存在违法解除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被告远大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20年8月3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岗位为海外渠道合作经理，双方签订2020年8月3日至2023年9月30日止劳动合同，工资为18000元/月，试用期5个月，自2020年8月3日至2021年1月2日，每月发放工资的80%。2020年8月原告存在事假2个小时，扣除社保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和个税，按照试用期80%的标准已全额支付工资。2020年9月原告请事假16个小时，10月请事假19个小时，该二个月也是这样计算，均已全额支付工资。原告所述的中威公司与被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试用期不能累计计算。对于原告离职问题，2020年10月28日，是原告自己通过0A系统提交的离职申请，次日办理的离职手续，该手续上明确体现是原告个人原因离职，被告无需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沈莹秋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裁决书。2、与直属领导赵洪生、HR刘燕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沈莹秋自2020年2月10日入职至离职，赵洪生一直是沈莹秋的直属领导，沈莹秋的入职、离职等手续均是刘燕办理的，沈莹秋的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从未发生变化。远大公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刘燕不是公司员工，刘燕只是代理公司与沈莹秋办离职手续。远大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劳动合同书》，2、新员工录用通知，该两份证据证明沈莹秋2020年8月3日入职公司，试用期5个月，工资发放80%即14400元/月。3、沈莹秋2020年8月、9月、10月工资条及支付凭证，证明公司已足额支付。4、离职申请表。5、离职人员商业秘密保密协议。6、日常工作移交清册，三份证据证明2020年10月28日，沈莹秋主动提出离职，理由是个人职业发展需要。次日双方办理了手续，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的情形。沈莹秋对上述证据1-2，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沈莹秋入职时间2020年2月10日，已经过了试用期，再入职远大公司不应再按试用期发放工资。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收到数额属实，但这只是80%的，还差20%未发。对证据4-6，真实性认可，是沈莹秋签的字。10月28日的签字，是在10月29日倒签的，是公司直接制作好的表格，离职理由也是公司打印好的，是公司要求离职的，是违法解除。另查，沈莹秋于2020年11月9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远大公司1、支付2020年8月3日至同年10月30日的工资差额25200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2021年1月24日东城仲裁委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21]第240号仲裁裁决，驳回沈莹秋全部申请请求。沈莹秋不服裁决，起诉至法院。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法院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沈莹秋与刘燕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沈莹秋入职前一直与刘燕微信沟通，2020年1月19日，刘燕称赵洪生希望沈莹秋2020年2月3日提前入职，但又表示2020年2月10日亦可以。同年2月6日刘燕告知沈莹秋由于疫情影响，无法到公司办理入职手续，双方协商办理简易入职手续的相关事项：1、入职时间为2020年2月10日至2023年3月31日，试用期6个月，从2020年2月10日开始；2、等条件允许可以去公司后，给您补签入职纸质资料……。自沈莹秋入职至2020年10月28日离职期间，刘燕与沈莹秋一直有微信联系，对沈莹秋的考勤、试用期考核等进行管理。2020年7月30日，刘燕告知沈莹秋“从中威公司提出离职申请，重新入职台一公司，7月31日是中威最后工作日，8月3日入职台一公司，已和总部沟通好了，职位是海外渠道合作经理，系赵总讲的”。沈莹秋问“是否应从8月1日计算”，刘燕又告知，“对工资不会有影响”。2020年7月30日刘燕催促沈莹秋“你还没提流程，你要自己跟啊”，沈莹秋答：“我再编辑离职理由”，刘燕告知：“职业发展，多简单的事儿”。后刘燕告知沈莹秋“你写什么理由啊，为什么要离职再入职，就是不能有关系，你还写进去”。2020年9月21日刘燕告知沈莹秋“中贸公司的全称为北京中贸远大征信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9日，刘燕告知沈莹秋“最后工作日是10月29日，未报销的559.4元用10月30日工资作为补偿”。10月30日、11月2日、11月4日，刘燕一直催促沈莹秋办理离职手续，并领取离职证明。根据沈莹秋与赵洪生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2020年2月5日，赵洪生即联系沈莹秋何时到京。自沈莹秋2020年2月10日入职至2020年10月28日离职期间，赵洪生一直对沈莹秋进行工作安排和劳动管理。2020年8月3日，沈莹秋入职远大公司，双方签订2020年8月3日至2023年9月30日止劳动合同，沈莹秋的岗位为海外渠道合作经理，工资18000元/月，试用期5个月即2020年8月3日至2021年1月2日。每月发放工资的80%。2020年10月29日，沈莹秋与远大公司刘燕办理了离职手续，离职理由：个人职业发展需要。2020年8月、9月、10月工资，远大公司已支付沈莹秋全额工资的80%。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沈莹秋入职远大公司是否还有试用期，沈莹秋主张工资差额是否有法律依据。2、沈莹秋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能否支持。针对第一焦点，沈莹秋入职远大公司是否还有试用期，沈莹秋主张工资差额是否有法律依据。根据沈莹秋与刘燕、赵洪生的微信记录，能够证明沈莹秋入职与中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刘燕代表公司一手操作的，期间刘燕一直对沈莹秋的考勤、试用期考核等进行管理。沈莹秋的工作内容受赵洪生的指导、安排和管理。沈莹秋与中威公司解除劳动关系重新入职台一公司、职位为海外渠道合作经理亦系刘燕代表总部安排操作的，离职理由的编写“职业发展”亦系受刘燕的指导。2020年8月3日沈莹秋与远大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考勤等仍受刘燕的管理，工作内容仍受赵洪生的指导、安排和管理，远大公司的全称亦系刘燕告知沈莹秋的。办理离职手续时，亦系由刘燕办理。虽然远大公司称刘燕不是其单位员工，赵洪生不认识，但远大公司的辩称违背事实。沈莹秋的入职离职再入职，非沈莹秋个人行为，应系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安排所致。综上，说明沈莹秋入职中威公司后，又换签台一公司，后又换签到远大公司，非沈莹秋个人行为，均系受公司的安排所致。且多次换签后，沈莹秋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职位均未发生任何变化。由于沈莹秋入职中威公司时，已有试用期6个月，沈莹秋受公司安排换签到远大公司后又有试用期6个月，公司的作法是在规避法律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故沈莹秋主张2020年8月、9月、10月的工资差额，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针对第二焦点，沈莹秋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能否支持。虽然沈莹秋称其离职系赵洪生对其进行辱骂，要求其离职，将其移出工作群，但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而沈莹秋提交的离职申请显示，其离职理由为个人职业发展需要。虽然沈莹秋称是公司制作的，但其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字时并未提出异议。故沈莹秋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中贸远大征信有限公司支付沈莹秋2020年8月3日至2020年10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0800元；二、驳回沈莹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北京中贸远大征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秀文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媛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