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115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倪红军，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银龙，北京市中伦文德（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烨蓉，北京市中伦文德（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强，男，198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祥，南京市江宁区周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倪红军因与被上诉人李国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7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倪红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国强承担。事实和理由：1.案涉《装载机租赁协议》是倪红军与李国强签订，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合法有效，倪红军已经按该租赁协议向李国强交付了装载机,运送装载机的司机出具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装载机已经送到李国强所在的江宁湖熟工地，自租赁合同签订后至一审庭审前，李国强始终未向倪红军表示没有收到装载机，故李国强否认收到装载机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2.2018年11月23日李国强向倪红军微信转款10000元租金，由此可以证实双方租赁关系真实存在。李国强在答辩状中称“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付过任何款项”，当倪红军在第一次庭审后提供了李国强的微信转账记录后，李国强则改口称该10000元是其代阎启富支付的欠款，但李国强并未能对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片面采信李国强的一面之词，导致事实认定错误；3.倪红军与李国强签订租赁协议后如约交付了装载机，倪红军应当享有收取租金的权利。一审中倪红军提供了《装载机租赁协议》、《装载机转让协议》、银行交易明细清、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微信转账截图等证据，已经尽到了充分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仍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倪红军的诉请，适用法律不当。李国强辩称，倪红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国强与倪红军并不认识，李国强曾想要租台铲车到窑厂经营，案外人阎启富答应租给其，并约定租金为每月10000元。后阎启富拟制了一份合同让李国强签字，但合同签订后阎启富并没有将铲车交付，并将合同还给了李国强，李国强当场撕毁了合同，但后来才知道其撕掉的合同是复印件。李国强与倪红军之间并没有签订租赁协议，李国强也没有向倪红军支付过租金。2018年11月23日李国强向倪红军转账10000元，是根据阎启富的要求代阎启富向倪红军支付的欠款，并非租金。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倪红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李国强支付其装载机租金（自2019年1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装载机之日止，按每月10000元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16日，倪红军与李国强签订《装载机租赁协议》一份，约定：李国强租赁倪红军雷沃50加长臂装载机一台，每月租金10000元，机械进场预付一个月租金，以后每月16号准时支付租金。双方在合同中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左下方注明“已收2个月租金20000元”。2018年11月23日，倪红军与李国强加为微信好友，李国强当日转账给倪红军10000元。审理中，倪红军主张李国强每月支付租金通过中间人阎启富支付，其催要租金也是通过阎启富催要；李国强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转账给倪红军10000元是因为其欠阎启富10000元债务，其偿还债务时，阎启富要求其支付给倪红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虽然倪红军与李国强签订了《装载机租赁协议》，但倪红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装载机交付给李国强，应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李国强于2018年11月23日转账10000元给倪红军的事实，李国强的陈述并不违背生活常理；但在双方加为微信好友且已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倪红军主张此后李国强仍然通过中间人阎启富支付租金，其也向阎启富催要租金，该主张明显与常理相悖。因而李国强微信转账10000元的事实不能推出倪红军已交付装载机的结论。综上，倪红军要求李国强支付其装载机租金，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倪红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倪红军提供了由证人范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内容为：本人范某，长期从事拖车大件业务，于2018年8月16日，驾驶车头皖Ｅ×××**拖挂皖Ｅ×××**大型拖车按要求将在马鞍山市一电厂江边处，将倪红军租赁给李国强的雷沃50装载机，拖送至南京市江宁区李国强的沙场，交给李国强本人。2021年2月23日证人范某出庭作证陈述：“2018年8、9月份，阎启富喊我去马鞍山二电厂拖装载机，从马鞍山拖到湖熟，当时阎启富给我手机发了一个定位，并给了我一个姓李的老板电话，装卸机拖到湖熟沙场后，我打电话给姓李的老板，当时来了三、四个人把装载机卸下来了”。倪红军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案涉的装载机已经由驾驶员从马鞍山运至湖熟沙场交付给了李国强。李国强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李国强认为，该书面证明是倪红军事先书写好之后让范某签名，无法查明倪红军与范某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且范某只是单纯的货运驾驶员，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送货，也未能准确陈述卸下装载机的人员具体姓名，不能证明李国强收到了装载机。综上，该证人所作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20年6月30日，倪红军向李国强发短信称：“李国强先生，根据与你2018年8月16日签订的装载机租赁协议，你的租金支付到2019年10月16日，由我们共同的朋友闫（阎）启富代为支付，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为证，截止到2020年6月16日你已欠缴租金8个月合计人民币8万元，收信后请尽快支付租金及回复是否续约，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寻求法律援助，下周本人将会通过法院随律师前往你处报案”。二审中，李国强认可收到该短信，但未回复。上述事实，有装载机租赁协议、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转账电子凭证、短信记录、证明、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证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租赁协议是否实际履行，倪红军要求李国强支付租金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倪红军上诉称，其于2018年8月16日与李国强签订了《装载机租赁协议》，约定每月租金为10000元，该租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为证实自己的该项主张，倪红军在一审中提供了《装载机租赁协议》、微信转款记录等证据，二审中倪红军申请证人范某出庭作证。李国强认可该租赁协议是其所签，但辩称该租赁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其未收到装载机，对此李国强并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倪红军称，案涉租赁协议签订后，李国强支付现金20000元，2018年11月23日通过微信转账10000元，从第四个月开始，李国强的租金由阎启富代为转交，倪红军的该陈述与其提供的《装载机租赁协议》中的备注内容、李国强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倪红军与阎启富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李国强对此予以否认并辩称，其向倪红军微信转账10000元是因阎启富的要求代阎启富向倪红军偿还的欠款，但李国强未能对自己的该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据。且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倪红军与李国强此前并不认识，而倪红军与阎启富则系多年朋友，双方之间经常存在资金往来，故李国强所称该10000元是因阎启富的要求向倪红军支付的欠款，有违常理。综上所述，倪红军在一、二审中所提供的证据所形成的证据链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高度盖然性，李国强虽均予否认，但并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据此，对于倪红军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李国强未能如期向倪红军支付租金，构成违约，李国强应当向倪红军支付自2019年11月起的租金。综上所述，倪红军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因出现新的证据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2020）苏0115民初7923号民事判决；二、李国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倪红军支付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装载车租金（租费按10000元/月的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00元，减半收取950元，由李国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李国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朱莺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魏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