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5民终7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凤堂，女，196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呼和，男，1969年10月13日出生，蒙古族，系扣河子镇政府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原审被告）：包苏敏，男，1992年12月17日出生，蒙古族，无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暴宝力，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忠君，男，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邹凤堂、呼和、包苏敏因与被上诉人刘忠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人民法院（2020）内0524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邹凤堂、呼和、包苏敏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并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包苏敏被追加为被告是错误的。因为（2019）内0524民初1757号民事裁定已生效，生效裁决的内容是驳回原告对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及经营者包苏敏的起诉，所以一审追加包苏敏的行为是重复起诉行为，直接违反了（2015）5号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247条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呼和为适格被告错误，因为上诉人呼和在本案中根本没有出卖过涉案农药，也不是经营者，而上诉人邹凤堂也不是实际经营者只是在苏敏农资经销处的帮工，邹凤堂不是适格被告。2.本案中涉案谷子地的减产与涉案除草剂是无证据证明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库伦旗农牧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对原告的谷子地减产损失的价格评估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只能说明及证明邹凤堂在帮助他人经营农药时被农牧局行政处罚过。它不能证明原告的谷子地的减产是与本案被告有因果关系，行政处罚只是对经营者行为的处罚，并不是对被告有财产侵害行为而进行处罚的，再有原告谷子地减产的评估报告书是错误的，是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的、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评估报告书。这是因为原告在报告中称在涉案谷子地上喷洒涉案除草剂后草没死，苗有些发黄。但是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时却发现刘忠君谷子地只有一成左右谷苗，因为涉案除草及是由出苗后才能喷洒的农药，所以从现场勘查人员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原告的谷子地减产是因为没有喷洒农药之前谷子地只有一成左右是谷苗，因为涉案谷子地是五等地已是接近荒地程度它减产是必然的。所以看出涉案谷子地的减产是由于原告的谷子地在未喷洒涉案农药之前就只有一成谷苗导致的，而且现场勘查人员根本未发现涉案谷子地有被农药打死的谷苗发黄的苗，也没有鉴定出谷子地是否含有涉案除草剂成分，所以涉案谷子地的评估报告书是造假而成的。刘忠君辩称，一审法院追加包苏敏为被告无误。法人代表是包苏敏，卖我们假药的是呼和。原审法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刘忠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买假农药产生的经济损失21亩吨谷子（每亩800斤×2元×21亩）336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6月25日原告刘忠君从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购买“田间霸道”谷子田苗后专用除草剂11袋，每袋18.00元，2019年6月29日购买10袋，每袋18.00元。原告在自己耕种的23.73亩谷子地喷洒了“田间霸道”谷子田苗后专用除草剂后出现谷苗变黄、草未死现象后，刘忠君找被告呼和协商赔偿一事，因赔偿数额分歧未达成协议。原告与李凤武、李文华等人向库伦旗农牧局举报后，李凤武提交农药一袋，刘忠君在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交的一袋亦未李凤武所购买。库伦旗农牧局作出库农牧（农药）罚【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邹凤堂停止经营，没收非法所得5400.00元，罚款15000.00元的处罚。2019年10月17日内蒙古众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内众合估字【2019】第139号价格评估书，原告刘忠君使用“田间霸道”谷田苗后专用除草剂后的谷子地减产损失为每亩1360.00元，评估服务费为2000.00元。另查明，2014年3月26日包苏敏成立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于2019年7月17日注销，负责人为包苏敏，邹凤堂为实际经营者。2019年7月15日，包苏敏母亲邹凤堂成立库伦旗扣河子镇盛丰农资店，2020年7月6日注销。原审法院认为，因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本案中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向原告销售农药，已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假药，无合格证，且经内蒙古库伦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向北京市平谷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调查核实，在监管对象中未发现有“北京田间霸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因此该农药无产地。原告使用农药发现谷苗枯黄后即找被告呼和要求赔偿，被告呼和到原告处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后，呼和未到现场查看，也未对因果关系进行查证，在本院委托鉴定后进行现场勘验时亦未到现场，原告使用农药后造成谷苗枯黄、草未死，被告对使用农药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被告申请鉴定，但因缺少产品的中文通用名称、有效含量的要求、相关的标准，无法对除草剂质量含量是否达到国家标准进行鉴定，也无法对涉案谷子地减产是否与涉案除草剂有因果关系及涉案除草剂对谷子地减产的影响占多少比例进行鉴定，因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故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抗辩称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除草剂，损害后果与除草剂没有因果关系，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虽明知一袋农药喷洒一亩地，但其使用21袋农药喷洒了23.73亩地，本院认为，原告损害后果系假农药造成，不能因此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因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已经注销，原告损害后果应由登记的经营者包苏敏承担，因邹凤堂系实际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之规定应与包苏敏作为共同诉讼人，苏敏农资经销处是用家庭财产经营，邹凤堂在对外宣传中亦借用呼和名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56条规定，原告要求呼和亦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被告呼和辩称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刘忠君在其种植地块使用被告销售的“田间霸道”谷子田苗后专用除草剂后谷苗发黄、草未死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对损失进行价格评估后，证明原告刘忠君使用“田间霸道”谷子田苗后专用除草剂后的谷子地减产损失为每亩1360.00元，计32272.80元，评估服务费为2000.00元，三被告应予赔偿。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三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忠君经济损失32272.80元及鉴定费2000.00元，共计34272.80元。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三被告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诉人提交录音光盘一张、发票复印件一枚、收据复印件一枚，拟证明与本案有关的乔秀静购买了涉案农药，其谷子地未受到任何影响，从而证明三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不成立。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缺乏客观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采信。二审对其他证据的采信与认定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库伦旗扣河子镇苏敏农资经销处现已注销，三上诉人或为该经销处的名义经营者，或为实际经营者，或参与该经销处的经营，均应对该经销处的经营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一审不存在追加当事人错误的问题。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土地减产，是因为其原本出苗率不高所致，但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而上诉人出售的除草剂不合格确有相关证据在卷证实，应认定被上诉人农作物减产与上诉人出售的除草剂不合格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之处。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上诉人邹凤堂、呼和、包苏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永胜审判员 郭秀琴审判员 巴雅尔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艳玲书记员 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