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苏05民终39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德权，男，197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姑苏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凯英工业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高新区狮山路12号金狮大厦22楼。 法定代表人：赵继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恒，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玉凤，女，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德权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凯英工业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英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5民初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德权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凯英公司补发拖欠王德权工资48001元。事实和理由：1.《辞退告知书》和《离职证明》证明王德权与凯英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26日在凯英公司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且兼职工会主席，财务管理和现场督导工作。2.书证01-007证明说明了王德权在与凯英公司面试的时候，确定的月工资收入8000元，并且负责的是凯英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不包括凯英公司的其他工作职责和其他公司的任何工作。3.情况说明和《王德权工资明细表》，清楚的说明王德权的月工资收入并未足额支付，17个月的工资收入总额87999元，拖欠48001元。(8000*17-87999)。4.王德权的银行工资流水与《王德权工资明细表》相一致，进一步证明凯英公司拖欠了王德权工资的事实。5.凯英公司在《劳动争议仲裁答辩书》里说明王德权的收入确实是8000元，但分为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缴纳社保基数收入，二是其他非纳入社保基数的各项补贴或津贴，三是其他非公司账户支付的个人劳务收入。凯英公司的解释不仅违背了事实，也违背了劳动法相关规定。而凯英公司也承认了王德权的一部分收入是其他非公司账户支付给王德权的收入是劳务收入，并不包含在凯英公司支付王德权的工资收入里面。王德权兼职凯英公司相关联的两家工厂的人事、财务和现场督导工作，公司给其的劳务报酬。6.凯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继英及其妻子韩某,4的证人证言，也明确指出王德权的收入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个人劳务收入，是其他非公司账户支付。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王德权的上诉请求。 凯英公司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德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凯英公司补发拖欠工资48001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1日，王德权入职凯英公司，担任人事经理。在职期间，王德权还负责凯英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继英名下另外两家关联公司（即：苏州凯姆勒绝缘材料有限公司及南通凯英薄膜技术有限公司）的部分人事工作，并参与了部分财务工作。 2017年10月起，王德权负责制作《凯英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计算表》，根据其制作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工资计算表：2017年10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9600元，实发9600元；2017年11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11369元，实发11369元；2017年12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11871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后实发11340元；2018年1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31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908元；2018年2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31.21元（注明其他代扣2531.21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908.12元；2018年3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31.21元（注明其他代扣2531.21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908.12元；2018年4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55.15元（注明其他代扣2555.15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910.52元；2018年5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55.15元（注明其他代扣2555.15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910.52元；2018年6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元（注明其他代扣2566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75.62元；2018年7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元（注明其他代扣2566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72元；2018年8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元（注明其他代扣2566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72元；2018年9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15元（注明其他代扣2566.15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71.62元；2018年10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15元（注明其他代扣566.15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86.98元；2018年11月，王德权应发工资合计为8566.15元（注明其他代扣566.15元），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工会费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7886.98元。 凯英公司在发放上述工资时，还另行制作《凯英公司管理及业务人员工资发放表》交予财务人员，明确实发工资分为“邮储发放”和“韩姨发放”两部分，诉讼中，凯英公司亦提供了王德权制作的2018年1月、3月至11月《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收入发放表》。对此，王德权称：原来是财务做的，具体哪些是王德权做的，时间长了也记不清了。2018年3月的表格，因表格下方手写部分的笔迹确为王德权所写，故认可由其制作。 根据王德权提供的银行流水，王德权每月工资由两笔构成，一笔为公司账户发放，一笔为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分别如下：2017年8月，公司账户发放3468.79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931.21元，合计6400元；2017年9月，公司账户发放3468.79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931.21元，合计6400元；2017年10月，公司账户发放3468.79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6131.21元，合计9600元；2017年11月，公司账户发放2540.79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8828.21元，合计11369元；2017年12月，公司账户发放3468.79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7871.21元，合计11340元；2018年1月，公司账户发放5376.91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31元，合计7907.91元；2018年2月，公司账户发放5376.91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31元，合计7907.91元；2018年3月，公司账户发放5376.91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31.21元，合计7908.12元；2018年4月，公司账户发放5355.3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55.15元，合计7910.51元；2018年5月，公司账户发放5355.3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55.15元，合计7910.51元；2018年6月，公司账户发放5305.4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66元，合计7871.46元；2018年7月，公司账户发放5305.4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66元，合计7871.46元；2018年8月，公司账户发放5305.4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66元，合计7871.46元；2018年9月，公司账户发放5305.46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2566.15元，合计7871.61元；2018年10月，公司账户发放7320.83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566.15元，合计7886.98元；2018年11月，公司账户发放7320.83元，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566.15元，合计7886.98元。 一审诉讼中，凯英公司申请韩某,4出庭作证，证人韩某,4陈述：其与凯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继英是夫妻关系，负责公司员工的收入发放工作，每月按王德权提供的公司法人审核签字的公司管理及业务人员工资发放表，使用公司账户和本人个人账户（尾号4887的账户）支付公司员工工资收入。对此，王德权表示：证人称所有工资表格是我交给她的不属实，有部分是其他人交给她的，有部分是我交给会计的。另外，韩某,4向我发放的收入是两个子公司的劳务收入。 2018年12月21日，凯英公司出具《辞退告知书》，内容载明：王德权：根据你在凯英公司承担人事经理工作岗位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表现，公司认为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结果不能满足公司的岗位需求，期间多次谈话批评教育未见改进，已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有效推进。经公司研究决定，停止对你的人事经理岗位的继续录用，现正式提前一个月通知你，请在2018年12月23日开始正式办理相关工作交接，并于2019年1月25日前办理完离职手续，公司将按相关政策法规给予经济补偿，本通知自签发之日起即生效。 2019年12月9日，王德权作为申请人向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凯英公司补发王德权的拖欠工资48001元。2020年2月12日，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苏虎劳仲案字[2020]第12号仲裁裁决，裁决：对于王德权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王德权对此不服，故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另查明，诉讼中，王德权为证明凯英公司结欠王德权工资差额48001元，提供了一下证据：（1）2019年3月7日凯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赵继英、常务副总刘晓恒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我是凯英公司法人兼总经理赵继英，2017年7月间，我在公司注册的人才招聘网上发现了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经验的王德权，对王德权的投档资料进行初步审查和电话沟通后，进行了面试。王德权通过面试后，在双方约定王德权月度收入为8000元后，谈定三年期的聘用合同，其中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工资为约定月工资的80%即6400元。（2）2019年10月10日凯英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苏州市高新区公积金中心：原凯英公司员工王德权自2017年8月至2018年12月份在公司担任人事部经理一职，其工资如王德权工资明细表。特此说明。（3）《王德权工资明细表》，载明：2017年8月-12月，应发工资合计4000元/月，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费用后实发3468.79元；2018年1月-3月，应发工资合计6000元/月，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费用后实发5376.91元；2018年4月，应发工资合计6000元/月，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费用后实发5355.36元；2018年5月-9月，应发工资合计6000元/月，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及工会经费后实发5305.46元；2018年10月、11月，应发工资合计8000元/月，扣除个人承担的社保、公积金、个人所得税及工会经费后实发7320.83元；2018年12月，应发工资合计8000元/月，实发8000元。（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我的实发工资与《王德权工资明细表》一致。 对于上述证据，凯英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三性认可。证据（2）（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这不是提交给王德权的，是我们提交给苏州市高新区公积金中心的，当时高新区公积金中心向我们询问王德权的公积金缴纳情况，我们就把这一部分收入提交给公积金中心了，但这不是王德权收入的全部，他实际收入比这个多。证据（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银行流水上面还有一笔收入是凯英公司法人妻子韩某,4给他支付的。 上述事实，由证明、凯英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计算表、凯英公司管理及业务人员工资发放表、离职证明、辞退告知书、交易明细、仲裁申请书、仲裁答辩书、仲裁裁决书、证人证言、结婚证、营业执照、银行回单、情况说明、王德权工资明细表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根据王德权提供的凯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赵继英、常务副总刘晓恒2019年3月7日共同出具《证明》，结合双方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王德权入职时双方约定王德权月度收入为8000元，试用期工资为6400元。根据凯英公司提供的王德权自行制作的2017年10月至2018年11月《凯英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计算表》，上述期间，王德权应发收入合计126940.17元，结合2017年8月、9月两月收入，王德权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2018年12月，王德权认可足额发放8000元，故不再统计）期间月平均应发收入为8733.76元/月，明显超出了双方约定收入。即便根据王德权自行提供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易明细，计算王德权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期间（2018年12月，王德权认可足额发放8000元，故不再统计）的实发收入，因王德权每月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公司账户发放，一部分为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上述两笔收入经核算，实发合计131913.91元，故月平均收入为8244.62元/月，亦超出了双方约定收入。因此，无论是从应发收入还是从实发收入来看，凯英公司给王德权发放的收入均已超过双方入职时约定收入，故对王德权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王德权诉称的尾号4887的账户发放的属于另外两家关联公司劳务收入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从其自行制作的《凯英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计算表》来看，王德权明显将该部分收入计入凯英公司发放的合计收入中，只是将其列为“其他代扣”项予以单独发放，故对其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且王德权作为公司人事经理，负责每月工资表的制作，在凯英公司工作长达一年五个月之久，如凯英公司确实欠付王德权工资平均每月达约定工资的三分之一，而王德权却从未提出异议，显然缺乏合理性。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德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王德权负担。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争议焦点在于，韩某,4通过其尾号4887的银行账户向王德权支付款项的性质。凯英公司主张，该款项系韩某,4代凯英公司向王德权支付的工资。而王德权则主张，该款项系凯英公司关联企业向王德权支付的劳务报酬。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王德权认可部分《凯英公司管理及业务人员工资发放表》是其制作，而在工资发放表中明确王德权在凯英公司的工资部分通过“韩姨发放”，即由韩某,4代为支付。其次，王德权自行制作的《凯英公司管理人员工资计算表》中明确载明了其工资构成及金额，该计算表中的实发金额与凯英公司银行账户支付金额和韩某,4银行账户支付金额相加的总和相一致，且该计算表中注明的“其他代扣”项目金额亦与韩某,4银行账户支付的金额相一致。再次，王德权作为凯英公司的人事经理，负责公司的工资表制作，其在公司工作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若凯英公司每月欠付工资金额超过约定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其未提出任何异议，明显不合常理。综上分析，凯英公司的主张更具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并认定通过韩某,4银行账户支付的款项系凯英公司向王德权支付的工资。根据王德权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经核算，凯英公司及韩某,4银行账户实际向王德权支付工资总和，已超过凯英公司与王德权约定的工资标准。王德权主张工资差额，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德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王德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林李金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扈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