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4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昆良，男，1973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小芸，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洪松，男，197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函，四川泰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欣，四川泰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一路博隆大厦**。 法定代表人：叶向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禄林，四川达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美娟，四川达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红，男，198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恒大鑫丰（彭山）置业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牧马镇莲花村恒大金碧天下会议中心div> 法定代表人：杨珩，董事长。 上诉人李昆良、骆洪松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园林公司）、王永红、恒大鑫丰（彭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20）川1403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昆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改判李昆良和坤梁公司归还的129万元计入本案本金200万元中，李昆良还应归还骆洪松借款71万元；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坤梁公司作为案外人，对自身财产有处置权，坤梁公司向骆洪松共计转账120万元，真实意思表示是偿还对应的骆洪松于2018年1月31日向坤梁公司账户转账的120万元。坤梁公司收到骆洪松120万元款项时，公司会计账目计为借款，故在退还骆洪松120万元时注明为还款。一审庭审后，坤梁公司作为转款人，向一审法院书面说明了转款120万元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未予评述。同时2018年4月25日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数仅为100万元，与坤梁公司向骆洪松转账120万元数额不能对应，且一审法院在未认定2018年4月25日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坤梁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等种种情形下，将坤梁公司向骆洪松转款120万元认定为归还该协议中的借款10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骆洪松辩称，一审已查明除案涉借款外，李昆良还向骆洪松借款了100万元，借款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至2018年7月24日，罚息为每日1%。坤梁公司为该10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应承担还款义务，而对于案涉200万元借款坤梁公司是不具有还款义务的。且《借款协议》约定的最晚还款时间早于案涉《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0条的规定，存在数笔债务时，未在还款时指定所还款项为哪一笔时，应当认定为偿还先到期的债务。对于案涉借款坤梁公司没有还款义务，且在转款凭证上明确载明了“还款”而不是投资款。李昆良还款9万元时间均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返还时间之前。 深圳园林公司辩称，李昆良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深圳园林公司无关。 王永红辩称，129万不是偿还案涉200万借款。如果129万是归还案涉借款，其作为担保人应当知晓，但其并不知晓。 骆洪松上诉请求：一、依法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利息计算时间，改判利息计算时间自2018年2月1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二、改判原审判决第三项为深圳园林公司与李昆良对案涉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150万的投资分红款未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支持骆洪松的请求。因此，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利息应当自借款次日起开始计算，即从2018年2月1日开始计算。二、一审对李昆良的权限予以了查明，明确李昆良负责筹集项目建设资金，但在认定深圳园林公司对李昆良的代理权时却作出了限制解释，认为李昆良没有筹集资金权限，并认定李昆良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查明事实与其认定存在矛盾。三、《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是李昆良向骆洪松提供的，根据该委托书载明的内容，骆洪松有理由相信李昆良有筹集资金的代理权，李昆良筹集资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深圳园林公司应当与李昆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关于成立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项目部的通知》系深圳园林公司内部资料，其真实性无法查实，并且李昆良从未向骆洪松出示过该资料，该通知对于第三人即骆洪松不具有约束力。项目部章虽载明仅限于工程资料及往来文件使用，但骆洪松与李昆良约定加盖项目章是为了证明项目的真实性及李昆良项目经理身份的真实性。骆洪松投入资金是基于李昆良系该项目全权负责人，项目章上载明的内容不应当限制李昆良代理权限的解释。 李昆良辩称，骆洪松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深圳园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李昆良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深圳园林公司对李昆良的授权有严格限定，并未授权其签订案涉《项目合作协议》，也未对该协议进行追认。案涉项目的项目部印章有明确的印章使用范围。骆洪松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项目部印章载明的内容有基本的认识，且骆洪松的款项是汇入李昆良及其控股公司即坤梁公司，故李昆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项目合作协议》上未列明深圳园林公司在该协议中的地位，深圳园林公司不应承担清偿责任。 王永红辩称，129万不是偿还案涉200万借款。如果129万是归还案涉借款，其作为担保人应当知晓，但其并不知晓。 恒大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骆洪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李昆良、深圳园林公司立即归还骆洪松投资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2018年8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至投资款金额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付）；2．请求判令李昆良、深圳园林公司立即向骆洪松支付工程投资分红款150万元及资金利息（资金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5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付至欠款金额付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王永红对上述1、2项请求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李昆良、深圳园林公司、王永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1日，深圳园林公司与第三人恒大公司签订《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深圳园林公司承建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在此期间深圳园林公司委托李昆良为“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项目的全权负责人，代表深圳园林公司签署案涉工程中的相关文件和筹集项目建设资金。2018年1月31日，骆洪松（乙方）与李昆良（甲方）、王永红（担保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由于资金紧张，乙方向甲方注入现金贰佰万元整用于该项目建设。2．甲方承诺于2018年8月31日之前归还乙方现金贰佰万元整的本金。3．甲方承诺于2019年1月31日之前付给乙方分红现金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4．乙方享有随时查看甲方财务的权利，并且乙方有权与甲方参与审核该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5．乙方注入的现金贰佰万元整只用于该项目，不得挪作他用。6．如果甲方于2018年8月31日前未归还本金，甲方按月息两分支付给乙方作为补偿。7．甲方承诺乙方就该项目（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无论盈亏，必须支付本金及分红共计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8．本协议由王永红承担担保责任，并加盖该项目部公章……”合同尾部载明转账账户2个：四川坤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李昆良。骆洪松和李昆良、王永红在协议落款处分别签字捺印，合同首部加盖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项目部印章，印章内容：“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项目部，仅限于工程资料及往来文件使用，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0日”。协议签订当日，骆洪松通过转账形式分2次向坤梁公司转账共计120万元，通过转账形式向李昆良转账80万元，以上共计200万元。 另查明，坤梁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4日，李昆良原系股东之一。坤梁公司通过网上银行先后于2018年11月30日（1笔，金额10万元）、2019年2月2日（5笔，每笔金额20万元）、2020年1月21日（1笔，金额10万元）向骆洪松转账共计120万元，交易摘要均注明“还款”。李昆良通过银行转账于2018年5月31日向骆洪松转账3万元、同年7月18日转账1.8万元、同年7月19日转账1.2万元、同年8月1日转账3万元，共计9万元。 再查明，李昆良系深圳园林公司授权委托的在案涉项目的项目经理，授权范围是：有权以我公司名义负责本合同履约及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管理等工作。深圳园林公司于2018年1月9日向第三人恒大公司出具《关于成立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项目部的通知》，载明：“为保证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有序进行，公司成立了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项目部，并使用该项目部印章，印章仅用于隐蔽及增加工程签证、工程技术联系单、工程进度资料的报送，不能用于合同签订、材料采购、银行贷款等业务，工程竣工结算后该项目章自动失效。” 庭审中，骆洪松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骆洪松与李昆良、坤梁公司作为担保人于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李昆良向骆洪松借款100万元，借款使用期限为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7月24日止，到期未还视为违约，如违约自2018年7月25日起罚息，罚息按每天1%计算。骆洪松、李昆良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坤梁公司在担保方处加盖公章。协议签订后，骆洪松于2018年4月26日、4月27日向李昆良转账100万元。关于该协议及骆洪松向李昆良支付100万元的真实情况，在法庭多次询问下，李昆良在庭审中未作出承认或否认的意思表示，且在一审法院给予的核实期内也未回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对该借款协议及骆洪松实际向李昆良出借100万元款项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民间借贷纠纷。合伙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等，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自愿联合，故合伙关系应当具备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四大要素。本案中，根据案涉协议中“甲方承诺乙方就该项目（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无论盈亏，必须支付本金及分红共计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的约定，骆洪松属于不承担经营风险，仅负责收回本金和固定利益的情况，其投入的资金并非股权而是债权，同时庭审中骆洪松自述其实际也并未参与该项目经营管理，故该协议并不符合合伙关系成立要件，双方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关系，本案应属于民间借贷纠纷。二、深圳园林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一，从李昆良的权限来看，深圳园林公司的项目经理委托书、通知中均对李昆良作为项目经理的权限作出明确和限制，且协议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内容也明确载明“仅限于工程资料及往来文件使用”，李昆良作为项目经理当然知晓上述资料及其权限，骆洪松自述在签订协议时李昆良向骆洪松出示过相关委托书等资料，鉴于李昆良并非深圳园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而仅是有权限限制的项目经理，骆洪松作为大额资金的出借方和经济往来的理性经济人，对李昆良基于协议所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是否对深圳园林公司具有约束力应当有基本的认识和理性判断，骆洪松在本案中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深圳园林公司授权李昆良签署协议或事后对协议进行过追认；其二，从协议条款约定的内容来看中，合同当事人仅设置了三方，对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法律意义和深圳园林公司是否系协议当事人及基于协议是否承担有关权利义务也未进行明确约定。综上所述，李昆良对外借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合作协议载明的借款人仅是李昆良，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深圳园林公司无承担偿还骆洪松款项的责任，骆洪松要求深圳园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三、李昆良尚欠借款金额及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李昆良辩称已还款129万元，并提供其向骆洪松转账支付9万元和坤梁公司向骆洪松转账支付120万元的转账记录，骆洪松承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认为系李昆良和坤梁公司履行另案借款关系的款项，并非合作协议约定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双方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间为2018年4月25日至2018年7月24日，共3个月，骆洪松庭审中陈述双方口头约定借期内利息是3分（每月需支付的利息即为3万元），逾期未归还，则自2018年7月25日起按每天1%计算罚息。从李昆良支付9万元和案外人坤梁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转账支付10万元、2019年2月2日转账支付100万元（分5笔，每笔20万元）、2020年1月21日转账支付10万元的时间点、每次转账支付的金额、短期性的特点和民间借贷有偿付息的交易习惯等综合分析，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周期、本金、利息、罚息的约定基本吻合。其二，案涉项目合作协议系骆洪松、李昆良和王永红三方共同签署，对于李昆良是否归还款项，对作为担保人的王永红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庭审中王永红陈述对李昆良是否归还借款表示不清楚，但对于双方另有该100万元债务是知情的。综上，骆洪松对李昆良辩称已还款129万元，作出了合理解释，达到盖然性标准，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李昆良向骆洪松支付的9万元、案外人坤梁公司向骆洪松支付的120万元，与案涉合作协议中的款项无关，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案以其他法律关系予以结算或主张。综上，对于骆洪松诉求李昆良归还借款200万元，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骆洪松主张的红利，因本案实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约定的红利实为利息，且利息标准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具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额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鉴于合作协议中已约定了逾期利率，故骆洪松请求红利及相应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和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的规定，鉴于双方约定2%的逾期利息超过骆洪松起诉时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酌定调整为以未付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2020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年息15.4％确定逾期利率标准自2018年9月1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因双方在协议中未约定王永红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王永红应当对李昆良的未付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昆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骆洪松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8年9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照2020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即15.4％支付逾期利息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王永红对上述款项向骆洪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骆洪松对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四、驳回骆洪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7,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400元，由骆洪松负担9,600元，李昆良、王永红负担12,800元。（李昆良、王永红应负担部分骆洪松已预交，李昆良、王永红在履行上述款项时一并向骆洪松支付） 二审中，深圳园林公司提交李昆良于2021年1月27日作出的《情况说明》1份，拟证明：深圳园林公司对《项目合作协议》不知情，也没有授权李昆良签订协议。签订协议并收取骆洪松借款是李昆良个人行为，与深圳园林公司无关。骆洪松质证意见为，对于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不能就此说明免除深圳园林公司的责任。李昆良质证意见为，情况说明是真实的。王永红质证意见为，对于该说明没有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情况说明形成过程真实、来源合法，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且该说明与本案事实存在关联，故对其关联性也予以认定。但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本案借款行为与深圳园林公司无关，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中，李昆良、骆洪松、王永红、恒大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李昆良与骆洪松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并收取骆洪松借款的行为对深圳园林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深圳园林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承担偿还责任；二、李昆良是否已对案涉200万元借款归还了129万元；三、骆洪松基于履行《项目合作协议》交付的200万元借款利息起算时间的认定。 焦点一。关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李昆良与骆洪松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并收取骆洪松借款的行为对深圳园林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本院认为，首先，《项目合作协议》第9条约定了“甲方向乙方提供深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其中载明的委托书为深圳园林公司出具的“项目经理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了“我公司现委托李昆良同志为我公司承建的成都恒大金碧天下项目剩余园建工程的项目经理。该受托人有权以我公司名义负责本合同履约及施工质量、安全、进度管理等工作”，同时骆洪松自述在签订协议时李昆良向其出示过相关委托书等资料。骆洪松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理性经济人，应当知晓授权委托书中深圳园林公司并未授权李昆良代表公司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其次，从协议内容来看，合同当事人仅设置了三方，并未明确深圳园林公司在合同中的身份，也未对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法律意义作出约定，且项目部印章上也明确载明了“仅限于工程资料及往来文件使用”。最后，骆洪松基于案涉协议的转款也是直接转到了李昆良以及坤梁公司的账户。综上所述，李昆良与骆洪松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时不构成有代理权的表象，骆洪松作为相对人没有理由相信李昆良有代理权，其行为外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此时李昆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深圳园林公司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骆洪松提出的李昆良对外借款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关于李昆良是否已对案涉200万元借款归还了129万元的问题。首先，李昆良主张一审法院未认定2018年4月2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关于该《借款协议》以及骆洪松向李昆良支付100万元的情况，一审法院多次询问了李昆良，其在一审庭审中均未作出承认或者否认的意思表示，在一审法院给予的核实期内也未作出回复，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认定该借款协议及骆洪松实际向李昆良出借100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不当，李昆良的该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李昆良在2018年5月31日、2018年7月18日、2018年7月19日、2018年8月1日分别向骆洪松转款3万元、1.8万元、1.2万元、3万元，该几笔款项金额较小，且转账时间均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归还本金、支付利息及分红之前，此时偿还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款项不符合常理；同时该几笔转款金额总数为9万元，与另外100万借款中约定的借款期限3个月以及骆洪松陈述的口头约定3分月息相吻合，故该9万元应与案涉200万元借款无关。再次，坤梁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2019年2月2日、2020年2月1日向骆洪松共转款120万元，李昆良主张该120万元系坤梁公司将《项目合作协议》中骆洪松转给该公司的120万元退还给骆洪松。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坤梁公司不是合作协议中的当事人，虽然骆洪松出借案涉200万元款项时将其中120万元转入了坤梁公司账户，但其只是李昆良指定的收款账户，坤梁公司没有偿还案涉200万元借款的义务。第二，坤梁公司是另外10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其负有偿还该借款的义务，且坤梁公司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了该120万元为“还款”。第三，另外100万元借款早于案涉200万元借款到期。第四，李昆良提交坤梁公司书面说明是在一审庭审结束后，该说明没有经过质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坤梁公司不是案涉200万元借款的当事人，其出具的说明也不能视为当事人陈述。综上，骆洪松抗辩上述129万元与案涉200万元借款无关所举示的证据与作出的合理解释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一审据此认定上述129万元与案涉合作协议中的200万元款项无关并无不当，李昆良的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骆洪松请求李昆良归还借款200万元应予支持。 焦点三。关于案涉200万元借款的利息起算时间问题。本院认为，《项目合作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了如果李昆良在2018年8月31日前未归还本金，则李昆良按月息两分支付给骆洪松作为补偿，该利息为双方约定的逾期利息，应当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8年8月31日后开始起算；且骆洪松在一审起诉时也是主张利息从2018年8月31日起开始计算。故骆洪松关于案涉借款利息应当自借款次日起开始计算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李昆良、骆洪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00元，由李昆良负担10900元，骆洪松负担22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光祥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覃 棱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