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24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新塘朝阳小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69E。法定代表人：胡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毅，广东九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清，女，汉族，1972年5月16日出生，户籍住址广西浦北县××××××××××××××××，公民身份号码452××××××××××××587。委托诉讼代理人：丘志伟，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国清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3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祥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粤1303民初3939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超出其申请劳动仲裁的请求范围，程序违法。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时的仲裁请求：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8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申请人工资23745元（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3、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43532.5元（2019年4月13日至2020年2月13日）；被上诉人一审所提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9年3月13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27702.5元（按平均工资3957.5元计算，计算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3532.5元（按平均工资3957.5元，计算11个月，自2019年4月13日起计算至2020年2月13日）。被上诉人一审所提诉讼请求（1、确认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原、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的工资），超出了其劳动伸裁请求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规定，被上诉人起诉时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其劳动仲裁时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独立性，并非具有不可分性，对该部分增加的诉讼请求应由被上诉人另行申请劳动仲裁，而不应直接在本案中直接增加诉讼请求。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涉嫌滥用职权：（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1、被上诉人一审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一审提供证据无法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并无任何直接证据且间接证据也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系滥用自由裁量权。2、被上诉人原审庭审时未提供其与夏少武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据原件、也并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依法不应采纳上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十五条“…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第六十八条..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规定，被上诉人一审证据质证时，并未提供其与夏少武的微信聊天记录原件，也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庭审时要求原审法院核实真实性，但原审法院并未核实，而是直接采纳未经核实的复印件证据及未出庭作证的书面证人证言，严重违法法定程序。3、被上诉人一审所提供的间接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考勤打卡视频、工资发放情况及被上诉人与夏少武的微信聊天记录，与上诉人并无直接关联，唯一有间接关联的地方是：（1）刘海波从2015年10月至2020年5月期间在上诉人处缴纳社保；（2）夏少武从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在上诉人处缴纳社保；（3）刘海波曾通过银行账户和微信向被上诉人转账；（4）夏少武在被上诉人受伤后与被上诉人有过微信联系。以上间接证据无法证明：（1）刘海波、夏少武在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为上诉人员工；（2）刘海波在2019年7月10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代上诉人发放了被上诉人工资；（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1、原审判决未采纳上诉人在2019年3月份后已经停产结业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为证明其自2019年3月已停产结业的事实，提供了厂房出租方出具的《证明》、原生产场地的照片、天眼查显示的行政处罚记录等证据。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证实上诉人在2019年3月份后已不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新塘朝阳小组生产经营。被上诉人仲裁时主张其工作地点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新塘，但该主张与其仲裁时申请出庭证人的证言不一致，其又在一审庭审时变更主张自称2019年3月入职时工作地点是秋长街道新塘朝阳小组，2019年4月后搬至惠东白花。姑且不论被上诉人一审所主张的工作地点与仲裁主张不一致的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对于上诉人在2019年4月份后已不在秋长新塘朝阳小组继续生产这一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不予采信，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于2019年4月份搬至惠东县白花镇，不符合客观事实。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在2019年4月份后搬至惠东白花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事实上，上诉人提供的营业执照至今都未显示上诉人有更改过经营场地进行生产，上诉人也从未在惠东县白花镇进行过加工生产。即使被上诉人认为其系由上诉人股东胡某1安排至惠东县白花镇工作，工资由刘海波发放，也不能推定上诉人搬至惠东县白花镇生产经营。3、原审判决仅凭刘海波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胡某1曾为夫妻就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与胡某1、刘海波、夏少武个人混为一谈，仅凭刘海波曾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胡某1的妻子及夏少武曾担任过上诉人的生产厂长，就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上诉人系独立法人，其与胡某1、刘海波、夏少武并非同一主体。（2）上诉人并非胡某1的一人公司，此外，胡某1除担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外，同时还担任以下三家公司（深圳市戈尔德家具有限公司、深圳市永麟家具有限公司、惠州市戈尔德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3）刘海波、夏少武虽以上诉人名义代缴社保，但刘海波并非上诉人员工而是惠州市祥秦生活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夏少武在2019年4月5日从上诉人处申请离职后，也只是在上诉人处代缴社保，也非上诉人员工。上诉人一审提供刘海波设立的惠州市祥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和夏少武的离职申请均能充分证实以上事实。（4）上诉人停产结业后，不再进行加工生产，被上诉人诉称其从事的打磨工作并非上诉人业务范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之规定，被上诉人不受上诉人管理，又未为上诉人工作，其从事的打磨工作也非上诉人业务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错误的。（5）被上诉人是否由刘海波、夏少武雇佣及发放工资不能作为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构成劳动关系的依据。被上诉人受伤的地点位于惠东县××××××，刘海波又已在该地设立了惠州市祥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原审判决系在根本未查清被上诉人的实际用工主体的情况下，草率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及工资差额无任何法律依据。1、被上诉人未替上诉人提供劳动，主张工资差额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正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并未替上诉人提供过劳动，双方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原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2019年3月13日入职上诉人处并持续工作。被上诉人仅能提供其在2019年7月10日至2020年4月10日期间收到刘海波转账的流水记录。即使原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提供该证据，依据被上诉人分别在2019年7月10日收到刘海波转账3604元、2019年7月13日收到刘海波转账1301元、2019年8月2日收到刘海波微信转账3276元、2019年10月11日收到刘海波转账4749元、2019年11月11日收到刘海波转账5046元、2019年12月10日收到刘海波转账4923元、2020年1月12日收到刘海波转账5433元、2020年4月10日收到刘海波转账1550元的转账凭证，而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也无法推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3日入职上诉人处并持续工作这一结论。3、退一万步讲，即使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工资及双倍工资差额，也于法无据退一万步讲，即使推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仅能推定被上诉人自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期间曾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主张其与上诉人于2019年3月13日建立劳动关系，未签订劳动合同，但被上诉人在明知工作地点发生变化，用工主体也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未要求用工主体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该过错显然属于被上诉人，且上诉人主张2019年5月18日前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也己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于2019年11月25日受伤，其受伤后一直未工作，且被上诉人在2020年5月份就提出了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申请，停工留薪期又未经认定，被上诉人在未工作的情况下，主张2020年1月至2020年7月期间的工资及2019年4月13日起至2020年2月13日期间的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望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国清答辩称：一、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被答辩人片面割裂持续、不可分的劳动关系是错误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是具有持续性、不可分性的，不应片面割裂开来进行独立、区分，答辩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若要求对此另行申请劳动仲裁，不但徒增劳动者的诉累，也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答辩人一审诉讼中已履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证据充分、互相印证，足以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劳动关系。被答辩人公司管理不当，未依据法律规定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被答辩人并未举证证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答辩人，被答辩人行为显然已经构成违法。而在此情形下答辩人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已尽其所能收集各种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在一审诉讼中已履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各个间接证据互相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案件事实，被答辩人的上诉主张是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过分苛求。一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后依法采信答辨人提交的证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判决支持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体现，应予以维持。三、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的事实、提交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严重违反诚实守信原则。（一）被答辩人主张其已停产停业，进而主张其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被答辩人在一审诉讼中第一次提交的证据《证明》和《情况说明》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停业停产并不必然否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二）被答辩人有意混淆客观事实，刻意将被答辩人、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胡某1”、“刘海波”、“夏少武”的身份进行区分、误导。在答辩人工作期间，“刘海波”系代表被答辩人负责工资的发放；在答辩人受伤期间，“夏少武”系代表被答辩人将答辩人送医治疗，并跟进答辩人治疗事宜，还联系“刘海波”一起代表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治疗费用。“刘海波”、“夏少武”是被答辩人的员工，在本案中代表着被答辩人，答辩人已提交该两人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均显示在被答辩人公司参保。但被答辩人不仅极力否认“刘海波”、“夏少武”是被答辩人员工的身份，针对“刘海波”、“夏少武”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还辩称其是帮两人代缴社保，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是在一审诉讼补充提交的证据中提交一份被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胡某1”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均是“胡某1”的单方陈述，本不具备任何证明效力，即使认为该《情况说明》具有证明效力，但作为情况说明人的“胡某1”也并未出庭接受法官、答辩人的询问。同时，该《情况说明》加盖的印章竟是被答辩人的财务专用章，严重违反了该印章的使用用途。另外，被答辩人还补充提交《离职申请》，该证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若夏少武于2019年4月5日已离职，为何还会在答辩人受伤时送答辩人就医，并在答辩人治疗期间代为转付被答辩人支付的治疗费用？这明显不符合常理，被答辩人的该份证据真实性存疑；而《离婚证》、《企业信用信息》则与本案无关，但《离婚证》恰好证明“刘海波”与“胡某1”于2020年11月6日之前，也就是答辩人在被答辩人处工作、受伤时是夫妻关系，与答辩人的主张及提交的证人证言相符合，被答辩人负责工资发放的是老板娘“刘海波”。以上所述，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事实、提交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严重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应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四、被答辩人未依法及时与答辩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向答辩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被答辩人仅支付过两笔工资，针对其余应付工资，被答辩人未举证证明已向答辩人发放，应向答辩人支付该期间拖欠的工资。综上所述，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在一审诉讼中已履行了必要的举证义务，各个间接证据互相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案件事实。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其所提交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不能推翻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恳请二审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黄国清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2019年3月13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27702.5元（按平均工资3957.5元计算，计算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3532.5元（按平均工资3957.5元，计算11个月，自2019年4月13日起计算至2020年2月13日）。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且与查明事实明显不符，故原审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不予采信。根据上述证据，结合原告的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入职被告处上班，上班期间需脸部识别进行打卡，工资通过被告员工刘海波（2015年10月-2020年5月期间的社保由被告购买）的私人账户发放［其中2019年7月10日支付3604元、2019年7月13日支付1301元、2019年8月2日支付3276元（备注为工资）、2019年9月11日支付4193元、2019年10月11日支付4749元、2019年11月11日支付5046元、2019年12月10日支付4923元、2020年1月12日支付5433元、2020年4月10日支付1550元］。被告未为原告购买社保。2019年11月25日，原告受伤，并由被告的厂长夏少武（2010年2月-2020年5月期间的社保由被告购买）送至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至2020年1月2日出院。原告住院期间，原告向夏少武沟通伙食费、医疗费的事，夏少武在收到刘海波的款项后支付给原告。原告向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惠州市惠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惠阳劳人仲案字[2020]455号仲裁裁决书（终局），裁决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提起本案诉讼。为证明其于2019年3月停产，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提供了秋长街道新塘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及天眼查打印件。《证明》载明被告2018年9月因环保问题被环保局勒令停产，被告为此于2019年3月正式结业停产。天眼查打印件显示处罚决定日期为2017年12月20日，决定文书为惠阳环罚字［2017］205号。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另查明，刘海波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胡某1是夫妻关系，双方于2020年11月6日办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从原告提供的考勤记录，工资发放情况及原告与夏少武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结合刘海波、夏少武是被告员工及刘海波与胡某1在事发时系夫妻关系的身份情况，足以认定原告是被告的员工。虽然被告提供了《证明》及天眼查的打印件用于证明其于2019年3月停产，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但该《证明》的内容与天眼查显示的处罚时间明显不符，且停产停业并不必然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故原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有关其与被告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采信。由于被告未举证证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原告，被告的行为显已构成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有关要求被告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主张予以支持。同时因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原审法院结合当地的经济和工资水平，对原告有关平均工资为3957.5元的主张予以采信，经核算，被告应支付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为43532.5元（3957.5元×11个月）。至于2020年1月1日-2020年7月30日的工资问题。由于被告未举证证明已向原告发放该期间的工资，故原审法院对原告的此诉请亦予以支持。经核算，该期间的工资为27702.5元（3957.5元×7个月），扣减被告2020年1月12日支付的5433元和2020年4月10日支付的1550元，被告仍需支付20719.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黄国清与被告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黄国清支付2019年4月14日-2020年3月14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3532.5元。三、被告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黄国清支付2020年1月1日-2020年7月30日的工资差额20719.5元。四、驳回原告黄国清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二审案件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请求范围；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9年3月13至2020年7月30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三、上诉人是否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及工资差额。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黄国清于仲裁阶段的诉讼请求，与诉讼阶段增加的诉讼请求具有不可分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之规定，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一审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合并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与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并为此提交微信转账记录、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中微信转账记录符合工资支付的周期和幅度，原审据此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有事实依据与证据支持。上诉人虽于原审中提交《证明》认为公司于2019年3月已经停产，但与天眼查显示的处罚时间并不一致，并且停产停业并不必然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上诉人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3月13日至2020年7月30日存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劳动关系，但未签订劳动合同，故其依法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因上诉人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工资发放情况，故原审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工资水平，对于被上诉人有关平均工资为3957.5元的主张予以采信，并认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为43532.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仲裁时效问题，因上诉人于一审时未提出时效抗辩，应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故二审中提出时效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主张无需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的工资问题，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已向被上诉人支付该部分工资，故其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认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差额20719.5元，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州市祥泰家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为劳动争议案件，免收二审案件受理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震强审判员  严丽芳审判员  丁晓鹏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赵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