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鲁01民终4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子涵，女，198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红（系高子涵姐姐），住山东省肥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朋朋，山东元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明雷，男，1967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宝良，山东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传信，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曹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天山丰耘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定陶县。 法定代表人：申传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永军，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庆，男，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定陶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恳利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 法定代表人：王思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商圣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 法定代表人：库洪斌，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诉人高子涵因与被上诉人范明雷、山东恳利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利来公司）、山东商圣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圣牡丹公司）、山东天山丰耘生态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公司）、申传信、申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910号之一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进行了独任审理。 高子涵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并指令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高子涵具有债权人资格，原告主体适格。首先，高子涵并非经办人身份，系债权人，亦是700万元款项的实际出借人。高子涵提供汇款凭证、委托付款协议书证明其曾经将钱款交付给被上诉人。涉案款项的两位转款人已经向一审法院进行当面说明，该700万元当时的出借背景以及转款系替高子涵所转。被上诉人实际使用了该借款，足以证明高子涵系债权人。高子涵在出借资金的基础上亦是被上诉人知晓的债权人。2016年4月19日，高子涵支付给被上诉人1000万，2016年4月23日，被上诉人还给高子涵1000万元。高子涵在本案借款之前已经与被上诉人认识，已经存在过一笔1000万元的款项往来，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并不认识高子涵根本系狡辩，想赖掉本案的700万元借款。对于整个借款过程及细节，高子涵在庭审中描述清晰，合同的签订时间以及地点和相关人员也一一加以说明，已经穷尽了作为债权人的所有举证责任。合同签订之后所有合同当场交付给了高子涵，被上诉人仅仅通过崔亿昌介绍借款，崔亿昌不具备出借700万元的能力和意愿。若崔亿昌能够将本案700万元出借给被上诉人，双方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就不会让崔亿昌介绍高子涵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于崔亿昌不是出借人是知晓的。被上诉人企图将中间人崔亿昌认定为债权人，是因为被上诉人已经因为借款融资问题官司缠身，道德底线无限降低。崔亿昌是这笔业务的介绍人且在被上诉人所在地生活，高子涵让崔亿昌出面帮忙索要，并不能以此认定其是债权人。其次，对于2016年2月15日和4月19日的两笔借款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官在裁定书中仅就向崔亿昌进行转款28.5万元进行认定，且这个认定也是错误的。2016年2月15日，崔晓晨向被上诉人出借1500万，对于出借款项之前天山公司向崔亿昌转账的1万元和3.5万元根本不属于借款，且对于这个款项属于本金还是利息的性质未加认定。不能根据28.5万元就肆意推定本案的原告可能是崔亿昌，一审法院作出此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再次，一审法官因为转款涉及的人员有交叉，就判定本案不是民间借贷，而是过桥资金，就算是过桥资金，仅仅是被上诉人借款用途系偿还银行贷款，并不能否认借款的本质，通过借款用途倒推否定借款本身不成立的逻辑错误。最后，因当时出借款项数额较大，谁愿意出借，谁有能力出借等需要商定，就将合同出借人一方根据后期实际出借情况进行填写，要求空白亦是便于实际出资人主张权益。被上诉人将签署完毕的空白合同交给高子涵，视为被上诉人对于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既然是无限授权，高子涵将空白内容加以填写，是符合法律规定以及商事活动基本规律的。一审法官因空白合同是高子涵填写，判定不存在借贷合意，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官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采用自由心证进行裁判，仅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进行无客观依据的自由心证，其无权依照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自由判断证据。高子涵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客观证据，一审法官应依据现有的客观证据进行定分止争，而非完全忽略证据进行主观判断，违背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基本法律精神。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于处于诉讼纠纷的案件，法官应当在审理案件时注意到案情的复杂性，对于出现在审判中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的深度分析，抓住案件争议焦点，析情说理将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理由予以平等、完整和公正的论证剖析,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裁判效果。一审法官对于该起民间借贷案件采用驳回起诉的方式进行处理，未进行实体审理，对于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借款的返还等实质性问题没有给出判定，采用裁定驳回起诉的结案方式，剥夺了高子涵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诉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官未按照法律分配举证责任。有借款合同和转账记录的前提下，高子涵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一审法官对于认定“高子涵与众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负有举证责任”，高子涵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已经举证完成的前提下，还让高子涵进行举证，显然是法官故意加重高子涵的举证责任，且没有释明继续举证的内容。若被上诉人主张没有借贷合意，举证责任应该是在被上诉人方，一审法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无故增加高子涵的举证责任，整个裁定书逻辑论证极其牵强。其次，对于“被告对原告债权人资格提出事实依据的抗辩”法律适用错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一，本案高子涵提交的债权凭证已经明确载明是高子涵；第二，一审法官支持被上诉人以主体不适格进行抗辩，仅凭被上诉人的主观表述，未令其提交证明债权人另有他人的相关证据来反证高子涵不是真正的债权人，明显有违证据规则。另，一审法官不以高子涵提交的民间借贷的客观证据定案，而以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口头抗辩,有违证据规则，也明显超出了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适用法律不当。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高子涵作为出借人，起诉被上诉人要求清偿债务，完全符合上述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以高子涵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错误裁定导致后期维权困难，本案70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不是高子涵的话，将没有适格的原告。首先，一审开庭审理中，若认为被上诉人抗辩成立，应当追加崔亿昌为第三人，查明案件事实。退一步讲，即便被上诉人认为债权人是崔亿昌，否认高子涵是享有合同相对性的债权人身份，高子涵作为本案的实际出资人，参与整个出借过程，持有借款合同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官以债权人身份为由驳回起诉，由崔亿昌进行诉讼会徒增诉累。高子涵在实际出借款项后没有得到被上诉人任何还款，面对如此不公平的裁定，在诉讼时间上，将案件的一审时间一拖再拖，从2020年5月份立案到11月份出结果，把这个时间拖到了审限的最后时刻。再就是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新的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使后期崔亿昌进行诉讼，该700万元的出借款项在利息的计算上损失巨大。综上，高子涵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上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严格适用法律，依法支持高子涵的请求。 范明雷辩称，1.范明雷从未向高子涵借此款项，高子涵也从未向范明雷主张过借款，故高子涵非适格原告。2.受天山公司的委派，范明雷曾向崔亿昌借过过桥资金，用于周转银行还款，银行放款后立即返还。第一次在2016年2月14日，天山公司向崔亿昌转账1万元的利息，次日向崔亿昌转账3.5万元利息。当日,崔亿昌通过崔晓晨转账给天山公司1500万元过桥资金。银行放款当日，天山公司立刻向崔晓晨转账1500万元。因为是第一次合作，作为高利职业放贷人崔亿昌按照高利职业放贷行业惯例，事先收取利息后出借资金。第二次在2016年4月19日，崔亿昌通过高子涵与崔晓晨分别向天山公司转账1000万元过桥资金。次日，天山公司委托法定代表人申传信向崔亿昌转账16万元利息。2016年4月21日，天山公司向崔亿昌转账8万元利息。2016年4月22日，天山公司向崔晓晨转账41万元。垦利来公司向崔晓晨转账959万元。2016年4月23日，垦利来公司向高子涵转账1000万元。因为有了前一次的良好信誉，这一次是先放款后收取的利息。第三次在2016年7月12日，崔亿昌通过崔晓晨与王书青分别向天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申传信转账400万元、300万元过桥资金。因为银行抽贷，造成天山公司无法偿还。因为是过桥资金，期限不能太长，于是崔亿昌、崔秋明、高红就去天山公司不断催款。天山公司法定代表人申传信也不能如约偿还该笔过桥资金。于是申传信决定用资产抵偿。经过崔亿昌、崔秋明、高红的考察，最终相中了有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从定陶怡力铝业有限公司抵偿给垦利来公司（天山公司法人申传信实际控制）的这部分资产。于是，2016年9月1日由崔秋明起草并与垦利来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自此，崔亿昌借取的第三笔过桥资金偿还完毕。所以，这三次过桥资金都是由天山公司借取，也由天山公司支付了高利，并用于归还天山公司银行贷款。前两次过桥因银行放款顺利，天山公司于当日及时进行了归还，只是第三次因为银行抽贷无力偿还，但也用以物抵债的方式偿还完毕，签订了转让协议，并且将裁判文书原件交付给了崔秋明。综上，高子涵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天山公司辩称，一、天山公司三次借取过桥资金是事实，出借人是崔亿昌及崔秋明。第一、二次借款后，基本上两三天就归还。第三次借款后，由崔秋明和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1日签订了转让协议。二、高子涵不是本案的实际出借人，其对本案借款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和有关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其本人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是出借人。高子涵在上诉状中称曾经通过其账户向天山公司转账，不能证明其与天山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为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高子涵和被上诉人并不是很熟。但在前两次借款时，从哪个账户借取多少款，也是从相应的账户偿还相同的数额。我方将全部的款项还给了崔亿昌，所以借款人为崔亿昌。 申庆辩称，申庆系借款时天山公司的会计。公司安排申庆跟着公司总经理范明雷去办理偿还齐鲁银行贷款的过桥资金事宜。当时，他们让申庆签字，申庆没仔细看，没多想就签字了。公司共向崔亿昌借了3笔过桥资金，前两次公司都已经偿还。因银行抽贷，公司没有及时偿还，通过一审开庭得知公司已用资产抵偿第三笔过桥资金。 垦利来公司未作答辩。 商圣牡丹公司未作答辩。 申传信未作答辩。 高子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高子涵借款本金7000000元；2.判令被告向高子涵支付利息8159666.67元(暂计算至2020年4月26日)及自2020年4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3.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诉讼过程中，范明雷、申传信、申庆、天山丰耘公司均辩称涉案借款实际出借人为崔亿昌。经查，2016年2月14日天山丰耘银行转账给案外人崔亿昌1万元，次日，天山丰耘银行转账给案外人崔亿昌3.5万元，当日崔晓晨转账给天山丰耘1500万元，天山丰耘于当日又转回崔晓晨1500万元；2016年4月19日，高子涵与崔晓晨分别银行转账给天山丰耘1000万元，次日，天山丰耘法定代表人申传信银行转账给案外人崔亿昌16万元，2016年4月19日天山丰耘银行转账给案外人崔亿昌8万元。2016年4月22日，天山丰耘银行转账给崔晓晨41万元，恳利来农业公司银行转账给崔晓晨959万元,2016年4月23日，恳利来农业公司银行转账给高子涵1000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天山丰耘公司及申传信方共计向案外人崔亿昌支付款项28.5万元。本案所涉借款，2016年7月12日，崔晓晨、王书青分别银行转账给申传信400万元、300万元。综上，上述三笔借款数额特别巨大、时间极短、利息高，转款所涉人员相互有交叉，可见，本案所涉及款项并非普通民间借贷，应属于“过桥资金”。由于范明雷、申传信、申庆个人签名后将空白合同交付给高子涵等人，其余借款内容均系高子涵填写，因此高子涵对与众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负有举证义务。本案中，高子涵不能证实其与范明雷等人之间存在实际的“借”与“贷”的合意。 其次，双方不具备“借”与“贷”的事实。从合同内容上看，出借人虽然显示为高子涵，转款人却为崔晓晨、王书青二人并非系其自有资金，而过桥资金周转期通常不超6个月，本案借期却长达2年。高子涵可能系涉案款项的经办人但并非为实际的债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条规定“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高子涵不是实际出借人，不具有债权人主体资格，范明雷、申传信、申庆、天山丰耘公司提出的高子涵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成立，应裁定驳回高子涵的起诉。裁定：驳回高子涵的起诉。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子涵提交上海浦发银行流水一份，拟证明涉案700万元借款中的300万元系王书青进行的转款，后在2017年11月1日高子涵将该300万元予以偿还。高子涵系涉案款项的出借主体。经质证，范明雷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转款所涉人员相互有交叉，故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证明目的。天山公司认为高子涵的单次流水交易不能证明就是归还的所谓的向王书青借取的300万元，该款项不是借款，而是双方合作的款项。 本院依法对崔亿昌和崔晓晨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崔亿昌称，涉案700万元的出借人是高子涵，其未出借上述款项。崔晓晨称，其向被上诉人转账的400万元系受高子涵的委托进行的转款。经质证，高子涵认为，崔亿昌的调查笔录中，崔亿昌明确表示其并非该案件的债权人，高子涵是涉案款项的出借人，如果二审维持一审裁定，那么真正的债权人高子涵会面临合法债权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的局面。崔晓晨作为涉案400万元的转出方，亦明确表示系受高子涵的委托进行的转款，故高子涵系实际债权人。范明雷认为，崔亿昌旁听整个二审庭审，其证言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崔晓晨系崔亿昌之子，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且其参与本案虚假证据的伪造，其证言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因为在一审中其提交的委托付款协议书，从肉眼明显可以看出是在开庭前、看到答辩意见后临时伪造的。另外，范明雷不认识高子涵、崔晓晨，高子涵也不会出借款项，前两笔款项都是找崔亿昌与高红借的，第三笔也是找崔亿昌与高红借的。天山公司认为该调查笔录的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另外，崔亿昌及崔晓晨与本案有密切关系，崔亿昌是实际出借人、决策人，三次借款都是通过崔晓晨的账户。一审庭审中高子涵称没有偿还过利息，但高红知道第三次借款利息打入其母亲账户中，这说明高子涵对是否偿还利息的问题根本不知晓，从而也能推断出实际出借人不是高子涵。 二审另查明，王书青于一审庭审中称，其系受高子涵的委托向被上诉人转账3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高子涵是否系适格原告。首先，虽然被上诉人签字时，涉案的合同系空白合同，但现在涉案的合同中已经明确了出借人为高子涵，且高子涵持有借款合同原件。其次，被上诉人已经收到涉案的700万元。该700万元的转款人王书青及崔晓晨已经出庭证实其系受高子涵的委托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涉案款项。再次，被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的出借人系案外人崔亿昌。经本院调查，崔亿昌称涉案的款项不是其本人出借，系高子涵出借。最后，被上诉人认可无论其向崔亿昌还款还是向高子涵还款，在还款数额上并无差异。综合以上分析，高子涵有权依据其持有借款合同原件提起诉讼，系适格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2910号之一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员 闵 雯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薛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