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2民终113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芬，女，196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红，上海旭路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晴，上海旭路伟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卢国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红，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春政，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市秦华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负责人：曹方，主任。上诉人郭芬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市秦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秦华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14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郭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郭芬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郭芬因对(2008)沪一中执字第937号案件(以下简称“937号案”)执行分配方案有异议，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后对相关一审判决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即(201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1号案件(以下简称“11号案”)。郭芬因感觉11号案可能会败诉，故针对937号案及11号案的处理与华润公司建立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华润公司代为寻找律师进行风险代理。华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上海宁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谷公司”)诉华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以下简称“借贷案件”)中亦陈述委托事项为介绍律师，其已推荐了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并草签了法律服务合同。实际上华润公司未为郭芬介绍律师，郭芬在二审中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证明郭芬是在湖南秦希燕联合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秦希燕律所”)的律师陪同下递交的11号案再审材料。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对11号案进行提审即(2014)民提字第86号案(以下简称“86号案”)，上述过程均与华润公司及秦华律所无关。2．华润公司虽在二审中提供了部分邮件和材料证明其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但均无法反映华润公司与秦华律所之间存在转委托关系，郭芬自始不知道秦华律所的存在；其中有两份材料虽系郭芬签名，但均是为了让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人大敦促上海高院对11号案进行正确处理，事实上材料还没有寄出该案就判决了。故华润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完成了委托事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秦华律所出具的说明中确认的转委托时间、转款时间均与事实不符。该所还在说明中自述，因郭芬另行委托律师，违反合同约定，其暂停了后续工作，此亦与华润公司所作已完成委托事项的陈述相矛盾。另华润公司与秦华律所之间本身存在业务往来，而多笔转账发生在86号案判决之后。故双方间的款项往来无法证明系华润公司代郭芬支付律师费用。4．对于华润公司在二审中所述的委托背景不予认可，郭芬亦提供了宁谷公司与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拍”)签署的合同，证明东方国拍替郭芬支付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85万元系东方国拍对拍卖房产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双方协商一致东方国拍的投资比例为15％。5．一审法院审理期限严重超期，且在保全金额远低于申请保全金额的情况下，对于郭芬补充提供的财产线索不予理会，程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华润公司辩称，1．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郭芬是基于对华润公司的信赖，委托华润公司帮忙处理937号案及11号案。《授权委托书》中的受托人、收款主体、合同义务实际履行者均是华润公司。委托事项是由华润公司利用自身经验及人脉，对937号案及11号案进行法律分析、提供法律意见和帮助，并非简单的寻找律师。郭芬在上亿元经济纠纷终审败诉、即将进入执行阶段之时，紧急求助于华润公司。郭芬在委托华润公司之前已经发生多起诉讼，均是自行委托律师，在11号案判决后立即支付了700万元，在自愿付款两年后才寄送了解约通知函，在自愿付款三年之后才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这些都充分表明系争委托事项绝不可能是单纯的寻找律师。2．双方建立委托关系的背景是因郭芬在拍卖过程中向华润公司控股的东方国拍借款支付拍卖款，后郭芬表示只有拿回937号案的执行款才能还款，华润公司无奈之下接受委托，并非为赚取利益接受委托。在本案受理前，华润公司出于审慎的考虑和这种委托关系的特殊性，没有向郭芬透露有关秦华律所的具体情况；因为涉案钱款并非民间借贷，故在借贷案件中也未透露秦华律所的相关信息；因此其在借贷案件中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华润公司在二审中也提供了秦华律所的说明、双方之间的邮件往来、向各部门寄送的申诉材料等来证明实际履约情况，结合对11号案提起申诉被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并提审之结果以及937号案被长期暂缓执行之事实，足以证明华润公司接受郭芬委托后，积极履行了委托事项，并协同秦华律所，为郭芬案件的推进作出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实际成效。郭芬提供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诉讼材料收取清单》并不能证明系秦希燕律所帮其提起申诉，在该申诉案件的裁定书中，亦未列明秦希燕律所的律师为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综上，不同意郭芬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秦华律所未作答辩。郭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润公司返还郭芬7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5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沪高民二(商)终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一、上海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润公司”)支付郭芬155，837，5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其中15，000，000元自2008年3月25日起算，121，000，000元自2008年3月29日起算，均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上述款项福润公司在调解书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完毕。二、若福润公司不按时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郭芬有权对福润公司名下所有的抵押物［编号为沪房地闵字(2001)第043771号、他项权证号为闵XXXXXXXXXXXX、闵XXXXXXXXXXXX］依法行使抵押权利。三、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71，8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64，949.58元由福润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5，912.12元，减半收取72，956.06元，由郭芬和福润公司各半负担。嗣后，因福润公司未按期履行调解书，郭芬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09)沪二中执字第378号，由于福润公司主要财产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处置，故本院将该执行案件移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3日依法拍卖福润公司所有的凯阳国际商务大厦，拍卖得款324，650，000元。郭芬是受买人之一，因郭芬系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及涉案房地产的抵押权人，在其应付拍卖款中抵消了抵押债权本金136，000，000元和利息19，837，500元。2012年3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沪一中执字第937号关于福润公司系列执行拍卖款分配方案。上述执行分配方案公布后，郭芬认为该方案未将其违约金等债权100，856，088元纳入优先受偿范围，故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2)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驳回郭芬的全部诉讼请求。郭芬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8日作出(201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明，在上述判决作出前夕，郭芬向华润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郭芬；受托人：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人因与姜德宝(2008)沪一中执字第937号执行案件及(201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1号纠纷案，委托＿为代理人，授权权限如下：特别授权代理……”。此外，郭芬还于2013年4月23日签署了由华润公司法定代表人卢国华提供的《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合同》，该合同载明“委托人：郭芬(下称“甲方”)受托人：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下称“乙方”)……甲方因与姜德宝之间发生执行分配方案异议纠纷(2008)沪一中执字第937号执行案件以及(201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1号案，商请乙方为甲方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律师、＿律师为甲方提供代理诉讼／仲裁／调解的法律服务，作为甲方在本案＿阶段的代理人；乙方的代理权限详见甲方另行签署的委托书。……根据上海市有关律师服务收费的规定，双方确定按以下第1种收费方式计收：1．计件收费：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额律师费，律师费人民币总额为胜诉标的50％，分两期支付，第一期胜诉10日内支付30％，第二期为执行款收回当日支付20％余额。……双方约定的其他付费方式：第一期支付500万元，第二期支付2000万元。……律师费按以下约定支付：于协议签订前，甲方担保人已经代为支付第一期费用500万元(该款分别由上海华成租赁出租有限公司和华润公司代收)。于2014年2月10日支付第二期费用2000万元，如甲方不能如期支付该2000万元则另行按日千分之一计费至最高院纠纷判决日止。第二期费用包括(按日千分之一)计算支付额一并判决十日内付清……”。该合同乙方落款处并未加盖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的印章，亦无其所工作人员签名确认。2013年5月3日、同年5月9日，案外人宁谷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股东为郭芬)向华润公司转账300万元和400万元，合计700万元。嗣后，郭芬因不服11号案的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申字第15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再审过程中，郭芬委托秦希燕律所的万方、唐志两位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2014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4)民提字第86号民事判决，维持(201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15年3月4日，郭芬向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寄送《通知函》，以该所未能指派任何律师为郭芬出庭，收取巨额法律服务费后，也未能提供任何法律服务，郭芬已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帮助为由，要求解除2013年4月签署的法律服务合同，并退还包含系争款项在内的1200万元。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对此未予回复。2016年9月23日，宁谷公司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润公司归还系争的700万元。2017年2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沪0107民初20439号民事判决，驳回宁谷公司的诉讼请求。宁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5月2日，本院作出(2017)沪02民终39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二审审理中，郭芬作为证人到庭，陈述其系宁谷公司的控股股东，系其要求该公司借700万元给华润公司，还不出由其承担责任，该700万元的性质系借款，并非委托华润公司处理法律事务的费用，应由华润公司向宁谷公司返还；华润公司则表示，该案系争的700万元是郭芬委托华润公司处理937号案以及11号案，同时又委托华润公司去找律师所支付的费用，华润公司接受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委托了秦华律所至最高人民法院协调案件，并分析案情、处理关系。一审法院再查明，2013年5月3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华润公司五次向秦华律所转账，分别如下：2013年5月3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5月20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11月21日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8日支付50万元，2015年5月8日支付5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郭芬及华润公司双方庭审认可其相互之间存在着委托合同关系。但对于具体的委托事项，双方表述不一。郭芬主张其系委托华润公司代为寻找律师风险代理937号案以及11号案的申诉，但华润公司接受委托后未履行合同义务，故应当将预收的律师聘用费700万元返还；华润公司则辩称郭芬的委托事项是委托华润公司利用自身的行业经验及认识的专业人士为其937号案及11号案的申诉提供分析研判、解案思路和方法、并协助向有关部门提交专业法律文书，而非委托华润公司找寻律师。首先，关于双方之间的委托事项。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中，根据郭芬向华润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中已载明郭芬系授权华润公司代理其与姜德宝之间937号案及11号案，代理权限包括：代为申请强制性执行；代为承认、变更、放弃民事权利；代为达成执行和解；代为受领执行款物；代为转委托等，属于一种概括性的授权，故并非仅仅委托华润公司代为寻找律师参与诉讼。至于涉案的《法律服务合同》，其上虽约定系案外人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接受郭芬的委托处理上述执行分配方案异议纠纷，但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实际并未在该《法律服务合同》上盖章确认，亦从未指派律师参与过郭芬的案件处理，而华润公司庭审也确认该《法律服务合同》系其借用来与郭芬建立委托关系，故涉案《法律服务合同》并不影响本案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内容的认定。其次，关于委托事项的履行。华润公司主张其接受郭芬委托后，转委托了秦华律所对涉案案情进行法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相关的法律文书，以郭芬的名义向各级人民法院和部门进行寄送，通过华润公司的有效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郭芬的申诉并叫停了11号案的执行，故华润公司已完成了委托的事项。该事实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3)民申字第1543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华润公司与秦华律所之间往来的转账交易记录加以印证。郭芬对此虽不予认可，并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申诉案件实际系其另委托秦希燕律所的律师参与诉讼，故与华润公司无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86号案民事判决书记载，郭芬虽系委托秦希燕律所的万方、唐志两位律师参与该案审理，但其并未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2013)民申字第1543号申诉审查案件亦系委托上述两位律师所代理，而且郭芬也未就其如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以及申诉审查过程中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向法院进行举证，故其主张系自行或委托其他律师代为处理系争案件的申诉事宜，依据并不充分。况且，在整个申诉案件的受理及审查过程中，郭芬不仅从未就华润公司不履行委托事项的问题向其提出异议，与其进行交涉，询问相应缘由，亦未向华润公司表达过解除委托关系的意思表示，故由此也可以推断，郭芬对华润公司原履行委托事项的行为应当是知晓且认可的。因此，现其再主张要求华润公司归还700万元的委托费用，理由并不充足，难予支持。再次，关于诉讼时效。华润公司主张郭芬自2015年3月4日向上海通孚律师事务所发送通知函时即已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此后郭芬从未向华润公司提出返还系争款项的主张，故其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查明的事实，2016年9月23日案外人宁谷公司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另案提出诉讼，主张要求华润公司归还700万元，而该700万元与本案诉争的款项实际为同一笔钱款。虽然两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不一，当事人主张返还的事实与理由也存在差异，但鉴于郭芬系宁谷公司的唯一股东，其与宁谷公司之间关于主张要求华润公司返还钱款的理由存在差异系诉讼策略的选择，故不影响其始终在针对同一笔钱款提出权利诉求的事实。因此，华润公司认为郭芬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不予采纳。至于秦华律所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据此判决：驳回郭芬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依据本案证据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中另查明：秦华律所曾出具《关于郭芬案诉讼过程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华润公司于2013年5月3日向我所支付100万元，于2013年5月10日向我所支付200万元，合同生效(由于我所与华润公司未结算，当时未开据正式票据)。我所接受郭芬的转委托后，开始履行转委托相关义务。就郭芬在上海高院的执行案件，我所代郭芬多次向全国人大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意见，提交情况反映和证据材料。在我所的努力下，最高人民法院向上海高院多次发出暂缓执行的文书。我所自接受转委托以来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此后由于郭芬又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办理该案件，违反了转委托合同约定，我所暂停了后续工作，致使转委托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在其后我所多次向华润公司主张付款，华润公司前后支付合计约700万元，但双方未结算。2018年3月7日”本案二审中，郭芬表示，根据涉讼后的实际情况，自愿补偿华润公司175万元，现仅诉请要求华润公司返还525万元并放弃利息损失的主张。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且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基于讼争双方当事人的举证结果及相关庭审自认陈述，一审经综合审查判断后认定，双方之间系有偿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事项为概括性授权，以及郭芬提起本案诉请未超诉讼时效，所作分析逻辑清晰、说理详实有据，本院均予确认，理由不再赘述。然讼争双方对于上述委托合同合意的具体事项、完成要求、报酬标准乃至违约条款等，所作陈述互不认可且各自的陈述亦存前后不一，根据《授权委托书》等在案证据也无从有效证明或直接判别，由此，讼争双方对于华润公司是否全面适当履行了约定的合同义务存在较大分歧、各执己见，是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难以认定华润公司已经全面适当地履行了合同义务。理由如下：其一，华润公司在一审中陈述，其转委托秦华律所对涉案案情进行法律分析，在此基础上草拟了相关的法律文书，并以郭芬名义向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进行寄送，最终通过华润公司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郭芬的申诉并叫停了11号案的执行，故其已完成委托事项。然华润公司自己提供的秦华律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却载明，因郭芬又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办理该案件，违反了转委托合同约定，该所暂停了后续工作，致使转委托没有取得预期结果。即秦华律所的自认与华润公司的陈述，显存矛盾。其二，华润公司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始终未能有效举证证明其所收资金的支出详情、具体用途以及与郭芬所托事宜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秦华律所虽自认收到700万元，然其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接受转委托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律师费用，却未向委托方开具过对应的发票。再者，比对郭芬资金转账情况与华润公司向秦华律所的转账情况，华润公司转账给秦华律所的金额仅为450万元，其中的150万元还是在秦华律所自述暂停工作且86号案已经判决之后支付，且华润公司与秦华律所均自认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合作，上述钱款支付的时间和金额均缺乏合理性及对应性。据此，仅凭华润公司与秦华律所的自述，难以认定华润公司已将系争700万元作为郭芬的专项委托费用全部给付秦华律所。其三，受托人在处理委托事项的过程中应当向委托人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告义务。郭芬在诉讼中不认可华润公司自述的转委托情况及相应履约内容，华润公司自述出于审慎保密而未向郭芬披露过秦华律所的信息，且华润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自己作为受托方在履行委托事项后已及时、适当地履行过报告义务并获委托方的知悉和确认。综上所述，因华润公司未全面适当地完成委托事项，其坚持收取系争资金700万元而无需退返分文，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华润公司无需返还全部委托费用，有失妥当。如上所述，华润公司未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华润公司确实履行了部分委托事项，郭芬则应依据华润公司的实际履约情况支付相应的报酬并偿还受托方处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必要费用。鉴于华润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明确证明其为处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款项，退返资金的具体金额只能结合华润公司所述的其因郭芬案件与秦华律所进行邮件往来沟通案情、修改材料，并向相关部门寄送申诉材料等具体工作(量)以及其为完成委托事项支出资金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量；现郭芬在二审中表示，其不再要求全额退款，愿意补偿华润公司175万元且放弃利息损失之主张，经核，符合合同等价有偿原则及举证责任之法律规则，本院予以准许。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14957号民事判决；二、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郭芬人民币525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660元，由郭芬负担人民币19，110元，由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8，55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8，550元，由上海华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红卫审 判 员 赵 静审 判 员 管勤莺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储继波书 记 员 项 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