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4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卫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山西汇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弋某，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某，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西泰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弋某。原审被告：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某，北京君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审被告山西泰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105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改判为由被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上诉人货款1434900元，并从2020年2月4日起至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应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是错误的。首先，《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属于框架协议，对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原审判决均予以认可，既然属于框架协议，其性质应为预约合同。本案中，就《战略合作协议书》中全国范围内的独家销售代理内容而言，《战略合作协议书》和《股东承诺书》均是在2020年2月4日签订的。签订《股东承诺书》时，原审被告山西泰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山西泰缘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唯一股东，针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合作事宜，山西泰缘公司承诺同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同意将其持有的被上诉人1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并在《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十日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承诺书末尾由弋某签字，弋某是被上诉人和山西泰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其签署的股东承诺书应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作的目的是通过股权合作的方式取得被上诉人全国产品的全国市场范围内的销售权，但山西泰缘公司至今未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将股权多次转让给他人，对此一审判决已认定2020年2月20日，被上诉人的股东由山西泰缘公司变更为山西泰缘公司和姚华治，2020年3月18日，山西泰缘公司将股份转让后，退出了被上诉人。由此可见，上诉人意图在合作期间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战略合作协议的目的实际已无法实现，战略合作协议中全国独家销售代理无法实现真正落地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因此原审判决书认定2020年6月9日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解除是正确的。其次，《战略合作协议书》性质为预约合同。就《战略合作协议书》中具体产品销售的内容而言，应以双方将来签订的正式销售合同为准，战略合作协议不能作为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具体是1、《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属于预约，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判断双方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本案当事人双方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具体到本案就是双方明确将来要签订《销售合同》，《战略合作协议书》第四条明确，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购货申请后1日内后，应与上诉人签订《销售合同》，对每次订货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交付地点等内容进行确认。而双方并未实际签订《销售合同》。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交易习惯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节选内容，不能反映本案全貌，不能认定为双方已形成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已履行的数量仅为210千克，在总数量310吨中仅占比0.068%，并不具有确定性，该数量不足以认定双方已形成交易习惯，实际履行中应以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为准。双方未签订销售合同，但又履行了210千克，这210千克共三笔，其中两笔发往上诉人公司办公地址，另一笔发往重庆，这三笔业务是通过员工微信方式沟通的，这只能说明上述210千克的货物履行是双方通过微信方式签订的销售合同，并非交易习惯，且通过微信方式签订的具体销售合同是独立存在的正式合同，并非是在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因为战略合作协议书虽然有数量和单价的内容，但并没有具体履行方式、履行地点的内容，且不具备正式合同的要素，不能成为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3、《战略合作协议书》确定的合作期限为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限届满后，如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有效期自动顺延相应期限。该协议书确定的合作期限是属于全国代理销售的期限，并非是具体每一笔销售合同的供货期限。供货期限应以《销售合同》确定的期限为准。本案中双方实际未签订销售合同，那么就应以微信沟通的方式确定具体每笔货物的供货期限，实践中双方只发生了三笔货物的供货履行，其他剩余货物并未履行，说明剩余货物还未进入履行阶段。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双方再未签订《销售合同》，未就剩余货物的履行方式、履行地点明确，一审法院判令被上诉人将剩余价值1434900元的货物交付上诉人是错误的，显然是以战略合作协议作为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战略合作协议解除后，被上诉人应返还的货款，扣除其已履行三笔业务的货款，剩余部分1434900元应退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辩称：第一、上诉人将《战略合作协议书》界定为预约合同是错误的。首先，框架协议本身并不是预约合同的标志；合同预约与本约的根木区别在于预约中义务不是具体明确的给付，而是订约的行为。战略协议书对授权产品的名称、规格、价格、销售量；授权区域；双方权利义务；订货及供货；交付及验收；付款方式；退化换货；违约责任均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将其解释为预约合同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已经对产品名称、量和价格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其次，合同既包括书面合同，也包括口头合同，口头的销售合同也是销售合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也承认在没有签订书面销售合同的情况下也已经履行了210千克。第二、一审法院认定认定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形成交易习惯是正确的，交易习惯的认定为在交易行为的领域或者行业通常采用并且为交易对方知道的做法或者是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交易习惯是否形成显然不能以数量来作为决定因素，已经进行的三笔交易均是上诉人的员工通过微信群将产品的数量、规格、地点告诉答辩人的员工、答辩人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发送货物。第三、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违约是正确的。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及时向答辩人提出供货请求，消极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庭审中，上诉人明确承认，除了上诉人交付的产品外，其并未向答辩人提出其他供货请求，这是致使答辩人无法向其供货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违约的基础上判决解除合同，并且依据合同法的规定采取补救措施，由答辩人向上诉人交付1434900元货物，也是对违约方的一种制裁。上诉人与答辩人签约之时，正是消毒产品畅销的最好机会，上诉人取得了答辩人消毒产品的独家垄断销售权，却迟迟不发出提货请求，致使上诉人遭受了重大损失。恳请二审法院综合全案的事实和法律，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山西泰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表示认可一审判决。原审被告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被告上海泰缘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一、上海泰缘不属于合同纠纷所涉合同主体，上海泰缘不是适格的被告。根据上诉人菲斯特爱德提所供的证据显示，本案上诉人要求被告上海泰缘承担责任的依据为上诉人菲斯特爱德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书》，而上海泰缘既不是《战略合作协议书》所涉合同主体，也不是战略合作协议任意一方的股东，上海泰缘与本案争议的内容无利害关系。因此，上海泰缘不是适格的被告，上诉人菲斯特爱德起诉要求被告上海泰缘承担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责任，明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山西泰缘不应对化大阳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认为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均为弋某，公司人格和股东人格混同，所以被告山西泰缘应对化大阳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及事实情况，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为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不存在上诉人所述的混同问题，具体说明如下：根据《九民纪要》的规定，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由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情形。《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应该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只有在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且该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公司人员、住所、财务、业务的等因素。（1）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人员不混同虽然被告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均为弋某，但并不足以证明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的人员高度混同，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原为母子公司关系，实践中在母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也在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非常常见，但不能就此认为两公司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因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存在人员混同。（2）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财务不混同根据被告上海泰缘了解的情况得知，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均制作了独立的财务账簿，独立纳税，具有独立的财务人员，不存在共用一套账簿而使得两公司财产无法区分的情形，不存在一方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情形，也不存在对两公司利益不加区分，使双方利益不清的情形。因此，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财务方面具有独立性，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山西泰缘和化大阳光存在财务混同。（3）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业务不混同根据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最新营业执照显示，山西泰缘的经营范围为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环境保护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环境保护设备维修；批发、零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消毒用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渔业机械，农、林、牧产品，净水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机械设备经营租赁。化大阳光的经营范围为生物、环保、农业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消毒产品生产：消毒剂、消毒设备生产、销售；环保产品、消毒产品、消毒设备、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水质处理剂、水产养殖器械、农产品销售。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主营业务虽然存在部分相同，但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主营业务为消毒剂的销售，属于第二类消毒用品，许可证书证书编号为晋卫消证字（2016）第0003号，而被告山西泰缘并不具有相应的资质，同时也说明被告山西泰缘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主营业务存在差异，不存在业务混同的情形。（4）被告山西泰缘非被上诉人化大阳光的控股股东根据本所律师查询相关公司信息，2020年2月20日，化大阳光的股东由山西泰缘变更为姚华治和山西泰缘，姚华治持股比例为6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2020年3月18日，化大阳光的股东由姚华治和山西泰缘变更为姚华治和宋春华，姚华治为公司控股股东；2020年9月9日，化大阳光的股东由姚华治和宋春华变更为弋某、蒋威和李绍帅，李绍帅为公司控股股东。而本案所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签署于2020年2月，根据上诉人的自认，《战略合作协议书》签署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交付了部分货物，而2020年3月至今，山西泰缘逐步退出化大阳光，化大阳光的实际控制人也发生了变更。因此，山西泰缘不可能实现对化大阳光的支配和控制，也不涉及两公司人格混同。（5）被告山西泰缘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菲斯特爱德认为被告山西泰缘向上诉人出具《股东承诺书》并知悉双方合作事宜，但《股东承诺书》中第六条明确约定，该承诺书自承诺人山西泰缘盖章之日起生效，但山西泰缘并未盖章，因此，不能据此要求被告山西泰缘对化大阳光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综上，被上诉人化大阳光和被告山西泰缘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且上诉人无相应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化大阳光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故上诉人要求被告山西泰缘对化大阳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上海泰缘不应对山西泰缘的债务承担未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责任《公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九民纪要》规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诸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公司法解释（二）中》，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本案中，在没有经由法院查账或者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山西泰缘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且2019年12月26日，山西泰缘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将上海泰缘的出资时间延长至2022年12月31日，上述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早于《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时间因此，此案中上海泰缘也不属于《九民纪要》中规定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情形。所以综合分析，被告上海泰缘不应对山西泰缘的债务承担未出资范围内的补充责任。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2.判令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向原告返还货款1434900元，并从2020年2月4日付款之日起至返还全部货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0年5月10日的利息损失为15074.42元)；3.判决被告山西泰缘公司对被告化大阳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判决被告上海泰缘公司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山西泰缘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判令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向原告开具并交付金额18600元且发票要素符合原告要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6.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原名称为山西众安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9月9日变更为现名称。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和被告山西泰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弋某。被告上海泰缘公司是山西泰缘公司的股东。2020年2月4日，原告菲斯特公司（乙方）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甲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代理产品在中国境内渠道的独家销售代理商；代理销售产品为1kg的空气消毒剂，数量为10t，供货价为310元/kg。协议有效期限为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限届满后，如双方均未提异议，有效期自动顺延相应期限。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首批货款为合同量（10t）全额货款的50%，剩余货款在乙方提发货前支付。同时约定，乙方只能在授权区域内销售甲方授权产品；在双方合作期间甲方不能委托或把产品销售给乙方以外的客户，同时不能使用本原料（单过硫酸氢钾）再生产其他品类规格销售给乙方以外的第三方。订货供货方式为：甲方收到乙方购货申请后1日内，应与乙方签订《销售合同》，对每次订货的产品名称、规格、数量、交付地点等内容进行确认。甲方应在本协议及销售合同约定的款项支付完毕后2日内安排发货。合同还约定了违约条款及保密条款等内容。协议书签订当日，原告菲斯特公司向被告化大阳光公司转账支付货款1500000元。2020年2月6日至2月17日期间，原告菲斯特公司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的业务员建立微信群，分次对购货的产品名称、数量、收货人和地址等进行确认后，由被告化大阳光公司依照原告的指示先后供货共计210kg。4月17日，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向原告出具了金额为465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20年5月12日，原告以被告化大阳光公司未向其提供相应产品，且违反约定委托第三方销售等事由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书》。本案审理中，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向原告发出通知函，以原告未全额支付货款3100000元构成严重违约为由，解除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书》。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化大阳光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发生股东变更事项，由山西泰缘公司变更为姚华治、山西泰缘公司；3月18日再次发生股东变更，由姚华治、山西泰缘公司变更为姚华治、宋春华。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系原告菲斯特公司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2.被告化大阳光公司是否应当返还原告菲斯特公司货款1434900元并支付利息；3.被告山西泰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海泰缘公司是否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原告菲斯特公司要求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诉求应否得到支持。关于焦点一，根据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合同到期后有效期自动顺延，现双方均要求解除合同，故对于原告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案涉协议书于本院向化大阳光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0年6月9日起解除。关于焦点二，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为框架协议，约定化大阳光公司授权菲斯特公司销售空气消毒剂，但并未对具体的货物规格、数量、交付地点、收货人等进行约定。原告菲斯特公司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均认可，双方并未实际签订《销售合同》，双方之间形成的交易习惯为：原告菲斯特公司的员工通过微信群将产品的数量、规格、地点告诉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的员工，被告化大阳光公司根据原告菲斯特公司的要求发货。原告菲斯特公司在庭审中自认除化大阳光公司已交付的产品外，其并未向化大阳光公司提出其他供货请求。故菲斯特公司消极履约的行为，致使化大阳光公司无法履行《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供货义务，原告菲斯特公司构成违约。除不履行供货义务外，原告菲斯特公司还主张化大阳光公司存在其他违约行为。首先，原告菲斯特公司主张被告化大阳光公司违反《战略合作协议书》中独家授权经营的约定，授权淘宝店铺名称为“上海振湖医疗器械专柜”的案外人销售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项下的产品，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海振湖医疗器械专柜”销售的产品系化大阳光公司授权销售，故对菲斯特公司主张的该项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原告菲斯特公司主张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本意是其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被告山西泰缘公司进行股权合作，但合同签订后，被告山西泰缘公司并没有依照合同约定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菲斯特公司提交的股东承诺书上仅有弋某的签字和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的公章，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山西泰缘公司就转让被告化大阳光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合意，且该合意构成《战略合作协议书》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影响《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履行，故对原告菲斯特公司主张的该项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原告菲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化大阳光公司违反合同义务，相反，其不及时向被告化大阳光公司提出供货请求，消极履行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现化大阳光公司作为合同守约方，其提出的不同意返还剩余货款，已经为生产产品投入费用，产品已经生产好可以随时履行，菲斯特公司在疫情期间不依约付清余款已经让其错过盈利机会，表示愿意支付剩余货物的答辩意见，出于保护合同守约方合法权利的考虑，本院予以采纳。菲斯特公司要求化大阳光公司支付利息损失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化大阳光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依约将剩余价值1434900元的货物交付原告菲斯特公司。如化大阳光公司不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交货义务，应当返还菲斯特公司剩余货款1434900元。关于焦点三，2020年2月20日，化大阳光公司的股东由山西泰缘公司变更为山西泰缘公司和姚华治，不再是一人有限公司。2020年3月18日，山西泰缘公司将股份转让后，退出了化大阳光公司。原告以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致和经营范围中有相同之处而主张二被告存在人格混同，缺乏法律依据。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二被告存在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山西泰缘公司对被告化大阳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进而主张被告上海泰缘公司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山西泰缘公司的连带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开具发票系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菲斯特公司向化大阳光公司支付了货款，化大阳光公司在交付了货物的同时应当依法为菲斯特公司开具发票。故菲斯特公司要求化大阳光公司开具金额为186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交付价值1434900元且符合双方于2020年2月4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货物，逾期不交付的应当返还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剩余货款1434900元；被告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为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186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驳回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一审举证的基础上，二审提供证据：新证据：证据1、“第五代新型环保消毒清洁剂项目”入区有关材料，证明上诉人与山西众安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第五代新型环保消毒剂项目进行合作，该项目的合作是双方2020.2.4股权合作的具体实施，属于战略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项目以被上诉人名义报备，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已进入与综改区签约阶段。证据2、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被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证明上诉人授权黄晓强与被上诉人就“第五代新型环保消毒清洁剂项目”进行合作。黄晓强就“第五代新型环保消毒清洁剂项目”与山西众安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事宜是代表上诉人，项目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为上诉人，与山西众安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弋某、销售经理蒋威、武强就项目的合作沟通的聊天记录也是代表上诉人，被上诉人实际控制人为弋某，经过几次股权变更，但法定代表人一直为弋某。证据3、黄晓强与弋某、蒋威、武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实际是进行股权合作，被上诉人违约在先，与上诉人签订协议授权上诉人为全国独家代理商后，从被上诉人销售主管蒋威、武强2.15发布的告知函看出，仍有其他的代理商在代理该产品。被上诉人违反授权上诉人为唯一代理商的协议约定。聊天内容涉及合作的具体事项，包括股权转让协议的文本，具体合作内容等，被上诉人未按约定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证据4、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武强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上诉人供货后又拿走部分货物，其在合作期向他方自行销售货物，违反协议约定。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这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均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任何出处和公章以及签字，第一组证据中材料均不符合证据要件。对证据2，黄晓强的情况说明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是没有证明效力的。对证据3-4仅仅提交了电子打印文本没有提交原始载体，对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也无法确认。原审被告山西泰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质证意见：不发表意见。原审被告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我方不是当事人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关联性。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经过举证质证，依法认定案件事实，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当向上诉人返还货款以及承担返还货款的利息损失。”从本案一、二审查明的客观事实看，根据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合同到期后有效期自动顺延，现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要求解除合同，故对于上诉人解除《战略合作协议书》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从而认定案涉协议书于一审法院向化大阳光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之日即2020年6月9日起解除并无不当。其次，关于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性质的认定，该《战略合作协议书》从签订的内容看应属于框架协议，对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及原审判决均予以认可。而且该《战略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就《战略合作协议书》中具体产品销售的内容而言，应以双方将来签订的正式销售合同为准”，故该《战略合作协议书》性质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因此作为预约合同的战略合作协议不能作为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形成交易习惯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员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属于节选内容，不能反映本案全部客观事实，更不符合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的性质。本案中双方实际未签订销售合同，实践中双方只发生了三笔货物的供货履行，说明剩余货物未签订销售合同，也未实际进入履行阶段。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战略合作协议书》已于2020年6月9日解除，双方再未签订《销售合同》，未就剩余货物的履行方式、履行地点明确，又判令被上诉人将剩余价值1434900元的货物交付上诉人，显然是以性质为预约合同的战略合作协议作为了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其处理结果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本院二审认为案涉战略合作协议解除后，被上诉人应返还的货款，扣除其已履行三笔业务的货款，剩余部分1434900元应退还给上诉人。因为案涉《战略合作协议书》性质为预约合同，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故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有误，导致判决不妥，应予纠正。对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合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被告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为原告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18600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二、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2749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三、被上诉人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剩余货款本金1434900元；四、驳回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不得有转移、隐匿财产等逃避执行行为，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依法可以立即对违反本条款规定内容的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7663元，由上诉人太原市菲斯特爱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663元，由被上诉人山西化大阳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牛   晓   斌审   判   员 关   文   静审   判   员 李      静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  官 助  理 马晓淑书记员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