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2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法定代表人：单耀晓，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亮，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育飞，女，1974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林斌，上海市东方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亮，上海市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经营者：朱介青，男，1975年4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镇山林村(6)石羊头96号。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江苏绿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隆公司)、董育飞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支塘镇任阳远隆苗圃(以下简称远隆苗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0民初4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隆公司、董育飞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远隆苗圃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远隆苗圃承担。事实和理由：1．聚隆公司与案外人青岛永基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永基公司)于2015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仅约定聚隆公司有权指定裕龙·檀顶山住宅小区4-4-803室房屋的买受人，并未获得该房屋的担保物权或所有权，一审法院将系争抵债房屋认定为“工抵房”属事实认定错误。2．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8)鲁0283民初8678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判定，聚隆公司与青岛永基公司就抵顶协议有关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而朱介青作为《协议书》中聚隆公司指定的房屋受让人，是系争抵债房屋债权的受让人，有权自行转让该债权，且青岛永基公司知晓并配合朱介青与案外人刘璐璐办理了系争抵债房屋的登记过户手续。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抵房协议书》未对青岛永基公司产生约束力，系争抵债房屋的给付未替代原有苗木款债务的给付，不能产生以物抵债的效果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3．朱介青自愿以房抵债，明知其存在收不到房款的风险仍出售抵债房屋，且其应在案涉房屋出售给刘璐璐前就房款收取事项与青岛永基公司进行协商而未协商，因此朱介青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4．一审判决结果遗漏诉请，存在明显瑕疵。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远隆苗圃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远隆苗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聚隆公司、董育飞支付远隆苗圃苗木款2，342，905元及以2，342，90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4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远隆苗圃为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16年7月25日，经营者为朱介青。远隆苗圃为主张货款，提供2013年3月15日-2017年9月9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编号为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NoXXXXXXX-XXXXXXX等等。送货单客户抬头均为聚隆公司，备注有山东寿光金典工地、上海临港皇冠假日酒店、山东寿光中南世纪星城、海尔云世界等等项目名称，送货单并记载送货苗木的品类、数量、单价、运费，总价等内容。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均为朱介青签名，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部分无人签字，部分签有黄余好、小李、沈利荣、李俊等签字。送货单形式分存根联、客户联、回执联三联，大部分送货单三联均在远隆苗圃处。远隆苗圃经营者朱介青在一审审理中陈述，朱介青10年前开始和董育飞做业务，自始至终都是和董育飞联系的，刚开始是在嘉定做假日酒店，其问董育飞什么抬头，董育飞说是聚隆公司。后来2013年董育飞去山东做了，双方的业务中也有一些不是以聚隆公司名义做的，但是货是送到山东的，董育飞在吴江给过朱介青一套房子抵货款。其余送货单都是董育飞跟朱介青说的写聚隆公司抬头，订货送货是双方用QQ沟通，董育飞跟朱介青讲好要的树种、规格，再定价格，双方通过QQ、微信进行沟通，货物是朱介青自己的，用配载车送过去，有些有人签字的，送货单一式三联，第二联给董育飞。对账的时候通过QQ发给董育飞的财务徐明凤，对好账确认之后朱介青再发给董育飞。后面远隆苗圃和聚隆公司签过合同的，是送货过去需要付多少钱就签多少钱的合同，不是先签合同再送货的。但是因为朱介青保管不善，朱介青和董育飞沟通的QQ记录现在都没有了。本案中提供的送货单是远隆苗圃方自己留的备份送货单，为了本案的诉讼，朱介青去找了董育飞之前手下的项目工作人员补签的。远隆苗圃主张的欠款金额组成，是依据远隆苗圃自己制作的账本，记录截至2016年年底累计欠付苗木款2，939，500元，2017年4月17日-2017年9月9日新发生苗木款530，985元，扣除2017年已经收到的货款227，580元，以及聚隆公司2018年2月12日支付了900，000元，余款为2，342，905元。远隆苗圃审理中确认，其提供的送货单中，部分备注为“山东寿光中南世纪星城”项目的，虽送货单记载的单位是聚隆公司，但是确实不是聚隆公司的项目，董育飞因其他公司的项目的货款债务用另一套位于苏州吴江的工抵房抵债给朱介青，朱介青将该房出售后，得到了房款约130万元。2016年3月31日，聚隆公司(甲方)和朱介青(乙方)签订《抵房协议书》，内容为：1、乙方为甲方青岛项目部(负责人董育飞)供应苗木，董育飞对乙方负有付款义务；2、乙方同意甲方以商品房裕龙檀顶山住宅小区4-4-803房屋1套，抵徐宏伟应付乙方苗木款，房价总款1，678，131元，全额抵顶苗木款；3、董育飞配合乙方完成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所涉及到费用等一律由乙方自行负责。并附甲方与开发商工程款抵房协议。该合同签章处，聚隆公司加盖公章，董育飞并作为聚隆公司代表人签名。《抵房协议书》签订后，聚隆公司向朱介青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8日的《授让证明》，内容为对系争工抵房现由聚隆公司指定的个人名义购买，指定人员姓名及身份证号码空白。2017年7月23日，朱介青作为甲方聚隆公司的代理人，经中信家园房产经纪服务部居间介绍，与乙方刘璐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甲方同意将其名下系争抵债房屋，建面134.33平米(最终以网签合同面积为准)，转让给乙方刘璐璐，转让价格为1，800，000元。乙方于签订协议当日支付定金100，000元，余款1，700，000元于网签签订完毕当日给付甲方；签订本协议之后，甲方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网签等相关手续，办理网签之前甲方与开发商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承担网签及网签后的相关手续费和税费。一审审理中，刘璐璐于2020年12月18日向一审法院作出陈述，2017年7月，其经中信家园房产中介居间介绍，购买了系争抵债房屋。房屋价格180万，不含中介费和税费。2017年7月23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当天支付100，000元定金给中介方，2017年11月其接到青岛永基公司通知去办网签，2017年11月3日与朱介青、聚隆公司一个称是会计的男性以及中介方一起至青岛永基公司办理网签，当日到青岛永基公司后要求将1，678，131元房款直接在青岛永基公司刷POS机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剩余房款就直接转账给了当时的中介方高显伟，由中介方和朱介青结算。青岛永基公司向其开具金额为1，678，131元的收据。房子是在2018年才交房然后去过户的，交房的时候说房子的面积和网签的合同的面积有误差，其又另外补了房差，交房的时候青岛永基公司向其交付了金额为1，686，875.82元的发票，应该是房款加差额部分的全部。刘璐璐并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光大银行对账单、2017年11月3日青岛永基公司POS机的签购单、青岛永基公司开具的收据、发票，显示刘璐璐在2017年11月3日通过POS机向青岛永基公司支付房款1，678，131元，青岛永基公司当日向其开具收据，内容显示入账日期2017年11月3日，交款单位刘璐璐，收款方式刷卡，金额1，678，131元，收款事由4-4-803房款。2018年9月4日，青岛永基公司向刘璐璐开具编号为XXXXXXXX的青岛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金额为1，686，875.82元。一审审理中，远隆苗圃经营者朱介青陈述，刘璐璐系其委托的中介方寻找的客户，刘璐璐购买系争抵债房产价格为1，800，000元，其中1，678，131元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余款121，869元支付给中介方后，中介方支付给了朱介青。经查询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档案材料显示，2017年11月9日，刘璐璐与青岛永基公司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青岛永基公司以1，678，131元向刘璐璐出售裕龙．檀顶山(拜泉路片区项目)4号楼4单元803室房屋，合同第六条约定，签订本合同时，该房屋建设工程建设到正负零以上，刘璐璐应当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如期足额将房价款解入青岛永基公司的预售款监管账户，预售款按政府规定监管使用。2018年10月19日，青岛永基公司与刘璐璐办理《房屋交接书》，记载房屋实测面积为135.03平方米，房价款为1，686，875.82元。后刘璐璐于2018年11月26日办理了系争抵债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2017年7月17日，远隆苗圃向聚隆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苗木款发票。2017年7月20日，远隆苗圃和聚隆公司另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约定聚隆公司向远隆苗圃购买一批苗木，清单见附件，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合同金额为1，510，317.90元。该合同实际未附苗木清单。一审审理中，远隆苗圃和聚隆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未交付苗木。2018年2月12日，聚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远隆苗圃支付该合同项下900，000元，转账凭证备注为“苗木”。关于2017年7月20日《苗木购销合同》的签订，朱介青陈述：因《抵房协议书》履行时，房屋由朱介青委托中介出售，找到买家刘璐璐，其与董育飞说卖房的事情，董育飞说要把房款支付给青岛永基公司，青岛永基公司再给聚隆公司，然后一周后给朱介青。原因远隆苗圃也不清楚，朱介青问过董育飞，董育飞说是要走账，让远隆苗圃开发票，且表示因为聚隆公司要扣董育飞的10个点的管理费，故只能跟远隆苗圃签订1，510，317.90元的合同，为了拿到房款远隆苗圃就签了合同，不存在双方要买卖苗木的事实。但是签订该合同不代表远隆苗圃认可就该笔抵债款远隆苗圃同意只按1，510，317.90元结算，远隆苗圃之后一直跟董育飞发短信要全额的房款。聚隆公司、董育飞陈述：聚隆公司提供的系争抵债房产系青岛永基公司抵债给聚隆公司的，聚隆公司和青岛南村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青岛南村公司)及青岛永基公司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也作为了与朱介青签订的《抵房协议书》的附件。按照《协议书》聚隆公司对抵债房屋无需支付房款，仅对面积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且青岛永基公司同意聚隆公司指定买受人。按照聚隆公司和朱介青的《抵房协议书》，朱介青受让系争抵债房产，无论是自用、还是对房屋转让，包括价款、房款收取方式等均为朱介青自由处分，聚隆公司无权参与，系争抵债房屋产权变更后，《抵房协议书》即全部履行完毕。不清楚为什么刘璐璐会把房款打给了青岛永基公司，是朱介青的原因导致刘璐璐将房款打到了青岛永基公司，应由远隆苗圃向青岛永基公司追讨该房款。远隆苗圃主张聚隆公司收到青岛永基公司1，678，131元款项，再支付给远隆苗圃的请求，无合同依据，不符合公司财务规范。因此聚隆公司仅同意按苗木采购方式向远隆苗圃转付货款，但前提是须存在青岛永基公司向聚隆公司转账的事实，该转账款项到账后即作为工程项目款，履行《苗木购销合同》向远隆苗圃采购。若青岛永基公司将款项支付给聚隆公司，聚隆公司需要向青岛永基公司开具发票，有5％的税点，董育飞也需向聚隆公司支付管理费5％，工程税费、管理费共计10％应由远隆苗圃承担。远隆苗圃同意后于2017年7月17日开具金额为1，510，317.90元发票，2017年7月20日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购销合同。聚隆公司已于2018年2月12日支付给远隆苗圃900，000元，是因为当时年底远隆苗圃资金困难，聚隆公司认为和朱介青是长期合作关系，董育飞也去了解了房款确实交到了青岛永基公司处，董育飞据此向聚隆公司申请预付给远隆苗圃900，000元的款项，支付的时候备注为“苗木款”。但之后聚隆公司未收到青岛永基公司的房款，也未向青岛永基公司开具发票。董育飞事后找青岛南村公司确认此事，并要求将款项转给聚隆公司，青岛南村公司的工作人员将董育飞联系方式拉黑。董育飞也告知朱介青，先去诉讼，2018年聚隆公司起诉青岛南村公司时，诉请金额也包含了系争房屋的房款，但是诉讼中青岛南村公司否认收取了系争抵债房屋的房款，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聚隆公司和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的三方协议已经履行。900，000元是预付款的苗木款的性质，远隆苗圃未向聚隆公司供应该合同项下的苗木，聚隆公司保留追偿该已付款900，000元的权利以及撤销2017年7月20日《苗木购销合同》的权利。朱介青曾通过短信、QQ多次向董育飞催讨苗木款，催款内容包括系争抵债房屋作价款1，678，131元与1，510，317.90元合同款的差额167，813.10元，要求差价支付给朱介青，董育飞在一审审理中确认收到催款信息，但是未回复。2019年9月10日，朱介青委托江苏绿象律师事务所向聚隆公司发送律师函，催讨2016-2017年的苗木款2，342，905元，未果。远隆苗圃与聚隆公司于2016年另签订3份《苗木购销合同》，其约定的交货时间均为2016年11月22日起，合同总金额为622，175元。聚隆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至8月15日期间以转账的形式向远隆苗圃付款580，000元。审理中，远隆苗圃确认与聚隆公司签订的该三份书面买卖合同均已经结算完毕。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7月15日，青岛南村公司(甲方)与聚隆公司(乙方)及青岛永基公司(丙方)达成《协议书》，因聚隆公司为青岛南村公司“裕龙．青岛假日”项目施工单位，青岛南村公司对聚隆公司有付款义务，三方同意以青岛永基公司的系争抵债房屋一套，房价1，678，131元抵顶工程款。三方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即视为甲方已向乙方支付了工程款1，678，131元，乙方不再以任何方式向甲方索要上述工程款。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对房屋进行出售或者最终交付乙方；若工程割算产值进度款达不到抵顶的商品房总价款时，差额部分乙方以现金方式补足差价给丙方；为保证各方权益，乙方施工后的产值达不到抵顶的房屋总价款的，乙方应补齐房款差价，甲方才予以办理网签。该房屋乙方指定买受人，丙方与乙方指定的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办理购房手续。丙方负责给乙方指定的买受人开具全额购房款收据，同时乙方为甲方开具相等金额的工程款发票，买受人根据丙方指定时间办理购房网签手续；该房屋暂测面积与房产最终测绘面积发生差异时，甲乙双方按成交单价做“多退少补”处理；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仍未售出的抵顶房屋，乙方应当作为买受人与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乙方可以指定第三人与甲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但应当向甲方提交加盖乙方公章的指示函。聚隆公司因与青岛南村公司关于工程款的争议，于2018年向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立案号为(2018)鲁0283民初8678号，该案审理中查明，青岛南村公司为支付聚隆公司工程款，由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签订协议，青岛永基公司以其开发的系争抵债房屋作价1，678，131元抵顶青岛南村公司欠聚隆公司工程款；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以青岛裕龙润邦住宅小区3套房屋作价1，494，735元抵顶青岛南村公司欠聚隆公司的工程款。该案审理中，聚隆公司对上述四套以房抵债的工程款部分提出，抵债协议已经履行，但青岛永基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将房屋出卖后未将相应价款支付给聚隆公司，聚隆公司未收到房款。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抵顶协议已经履行，从形式上看，聚隆公司与青岛南村公司涉及抵顶协议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故确认上述协议涉及1，678，131元及1，494，735元房款为聚隆公司已经收到青岛南村公司的工程款。聚隆公司是否收到房款涉及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如聚隆公司认为案外人侵犯其权利，可以另案主张，并作出判决。该案判决后，青岛南村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鲁02民终959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后，聚隆公司尚未向青岛永基公司、青岛裕龙润邦置业有限公司主张抵顶房款的返还。聚隆公司表示，除本案所涉青岛永基公司系争抵债房产外，其余因工抵房房款事宜在协商过程中。一审法院审理中，朱介青到庭说明，因与聚隆公司、董育飞结算的过程中以远隆苗圃为主体开具发票等原因，朱介青同意本案中与聚隆公司、董育飞的结算事项均由远隆苗圃来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远隆苗圃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欠付的苗木款金额；三、《抵房协议书》及其履行情况是否产生消灭本案系争债务的效果；四、本案货款的支付主体。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一、关于远隆苗圃起诉的主体资格，本案远隆苗圃主张的结算期间自2013年起，远隆苗圃作为个体工商户，成立时间为2016年7月25日，聚隆公司所辩称的应分阶段区分结算主体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认同。但考虑个体工商户的商事特性应为公民(自然人)范畴，其经营的风险由经营者承担，个体工商户与经营者利益一致，且本案中确实存在后续开票、付款均付至远隆苗圃账户的情形。朱介青作为远隆苗圃的经营者，在本案中表示同意本案全部结算事宜以远隆苗圃的名义来主张，一审法院对远隆苗圃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二、关于欠付的苗木款金额。本案中各方在2016年11月以前的苗木业务均无书面合同，远隆苗圃陈述的其主张的苗木款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依据远隆苗圃单方记录的金额。虽其曾向董育飞和聚隆公司通过短信和律师函方式催讨，但金额均未得到聚隆公司、董育飞确认。远隆苗圃在本案中提供的送货单中虽有记载送货金额，但聚隆公司、董育飞对送货单均不认可，送货单存在明显的编号连号、部分送货单三联均在远隆苗圃处、部分缺少签收、签字签收的人员身份无法核实的情况，远隆苗圃也自认其与董育飞沟通订货的原始记录无法提供，送货单系其为本案诉讼事后找人补签，并非业务发生时的原始记录。即使签收人与聚隆公司、董育飞有关，签收人作为项目中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对结算价格、运费等作出决策，送货单无法客观真实的反映远隆苗圃与董育飞发生业务关系期间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对远隆苗圃提供的送货单不予认可。但朱介青与聚隆公司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中约定的内容，明确了董育飞对朱介青有付款义务，聚隆公司以系争抵债房屋冲抵徐宏伟应付给朱介青的的苗木款，房价总款1，678，131元，全额抵顶苗木款。董育飞在本案中也认可徐宏伟是下属人员，确认《抵房协议书》中记载的苗木款的债务人是董育飞。故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上述《抵房协议书》可以确认，截至2016年3月31日，董育飞欠付朱介青苗木款1，678，131元。另，聚隆公司提供了2016年11月22日与远隆苗圃签订的3份《苗木购销合同》，远隆苗圃确认上述3份《苗木购销合同》均已经结算完毕。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金额为1，510，317.90元《苗木购销合同》，因合同双方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未实际供应苗木，而系为履行抵房款的支付而订立，不应另行作为计算远隆苗圃送货金额的依据。远隆苗圃虽主张1，678，131元并非为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全部欠付货款，2016年-2017年期间还有其余货款未结算，但远隆苗圃的举证不足以证明除上述金额外其余货款的组成，远隆苗圃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关于《抵房协议书》及其履行情况是否产生消灭本案系争债务的效果。本案各方当事人2016年3月31日签订的《抵房协议书》约定了以系争抵债房屋替代董育飞应支付给朱介青的货款的给付，朱介青实际受领抵债房屋后，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中，协议约定董育飞配合朱介青完成该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所涉及到费用等一律由朱介青自行负责，聚隆公司、董育飞据此辩称因系争抵债房屋已经过户登记至朱介青指定的案外人名下，故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抵房协议书》确定的债务已经消灭，至于房款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系因朱介青的原因所致，应由朱介青承担相应的后果或由朱介青向青岛永基公司追偿。一审法院认为，以物抵债本身并非严格的法律术语，在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未对其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合同的解释，揭示蕴含在以物抵债协议中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房协议书》并未对系争房产在过户交易过程中的付款、交付等事宜作出约定，但无论实际如何履行，若要达到《抵房协议书》履行完毕抵销系争债务效果，均需要实际有以系争抵债房屋的给付代替原有货款给付的行为，即朱介青无需支付对价，即可获得系争抵债房屋的产权。但系争抵债房产并非聚隆公司所有，履行《抵房协议书》需所有权人青岛永基公司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而青岛永基公司并非《抵房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故《抵房协议书》未对青岛永基公司产生约束力。从聚隆公司、青岛南村公司、青岛永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来看，该协议书约定聚隆公司可以指定买受人，但未明确指定买受人受让系争抵债房屋时的房款支付的具体操作方式，且系争抵债房屋作为商品房，其出售还需遵守对商品房销售资金监管等规则。即使该《协议书》作为了聚隆公司与朱介青的《抵房协议书》的附件，也无法得出若朱介青将系争房产出售给他人，在售房款直接由朱介青自行收取的情况下，即可以实现房屋过户登记的结论。从本案履行情况来看，聚隆公司向朱介青提供了买受人空白的指定买受人函，朱介青在2017年7月23日与刘璐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但远隆苗圃在2017年7月17日向聚隆公司开具金额为1，510，317.90元的发票，聚隆公司在2017年7月20日即与远隆苗圃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苗木购销合同》，按照聚隆公司对该合同签订情况、金额组成的陈述，可以推定聚隆公司和董育飞在朱介青与刘璐璐协商转让系争抵债房屋并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中，已经知晓且同意系争抵债房屋的售房款将由青岛永基公司收取的事实，聚隆公司并同意由其向远隆苗圃支付房款。故《抵房协议书》系因约定内容不明确，且因实现合同目的需案外人青岛永基公司配合导致无法履行，不能仅苛责于朱介青。本案中，朱介青虽指定刘璐璐获得了系争抵债房产，但同时以其指定的购房人刘璐璐支付房款给青岛永基公司的方式支付了系争房产的对价，且青岛永基公司收取房款并非因朱介青支付错误所致，而系聚隆公司未能履行使朱介青同时获取房屋及房款的义务，故系争抵债房屋的给付并未替代原有苗木款债务的给付，不能产生以物抵债全额消灭1，678，131元苗木款债务的效果。四、关于本案货款的支付主体。一审法院认为，《抵房协议书》以及本案审理中董育飞的陈述均认可董育飞系1，678，131元苗木款的债务人，而聚隆公司与董育飞有挂靠关系，且董育飞与远隆苗圃之间的部分苗木业务系因聚隆公司的项目所需，聚隆公司在《抵房协议书》中同意由其承担以房抵债的责任，同时在《抵房协议书》约定的债务履行方式无法完成时，聚隆公司又与远隆苗圃于2017年7月20日重新签订金额为1，510，317.90元的《苗木购销合同》，且聚隆公司已经向远隆苗圃支付了9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苗木购销合同》应视为《抵房协议书》无法履行后，聚隆公司与远隆苗圃就聚隆公司承担债务的金额及方式另行达成的合意，聚隆公司以1，510，317.90元为限额加入系争债务，对系争货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聚隆公司与远隆苗圃签订《苗木购销合同》，约定扣除抵房款金额10％的费用后将余款支付给远隆苗圃，此种履行形式已经不符合以物抵债的典型特征，朱介青因出售系争抵债房产所得的房屋溢价款121，869元系基于各方“以房抵债”的合意所收取，在《抵房协议书》无法履行、且相应的追讨售房款的风险由聚隆公司承担的情形下，该房屋溢价款121，869元应返还给聚隆公司，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21，869元应作为远隆苗圃的已收款从应付苗木款中扣除。此外，聚隆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向远隆苗圃支付的900，000元也应作为已付款扣除。以1，510，317.90元为责任限额，扣除房屋溢价款以及已经支付的900，000元后，聚隆公司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金额为488，448.90元。而董育飞作为主债务人，远隆苗圃始终未放弃要求其承担聚隆公司扣除的10％的费用部分的货款，故应对1，678，131元苗木款扣除上述已付900，000元及房屋溢价款121，869元后的剩余货款656，262元承担还款责任。此外，关于远隆苗圃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董育飞作为债务人未及时结算2016年3月31日之前即产生的苗木款，远隆苗圃主张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聚隆公司与远隆苗圃2017年7月20日的《苗木购销合同》记载的交货时间为2017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且远隆苗圃与聚隆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无苗木交付，故该合同的签订应视为对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确认。聚隆公司应在合理期间内向远隆苗圃支付相应款项，聚隆公司在远隆苗圃起诉前支付了部分款项，远隆苗圃主张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聚隆公司关于远隆苗圃主张自2013年开始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3月31日各方签订的《抵房协议书》对本案系争的苗木款重新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结算方法，此后远隆苗圃及其经营者朱介青并未怠于行使对系争货款追讨的权利，且货款支付因各阶段约定的履行方式不同均在进展中，对聚隆公司该项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聚隆公司在本案中已经承担的相应责任，可通过向青岛永基公司追偿及与董育飞结算另行主张。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一、董育飞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远隆苗圃支付苗木款656，262元，并支付以656，26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4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聚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董育飞的付款义务在欠款本金488，448.90元以及以488，448.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2020年4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之和的限额内，对远隆苗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25，543元，由远隆苗圃负担18，300元，聚隆公司、董育飞共同负担7，243元。本院二审期间，本案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远隆苗圃与董育飞、聚隆公司共同确认：截止2016年3月31日，董育飞结欠朱介青苗木款1，678，131元。同时，远隆苗圃表示：虽然一审判决主文支持的货款金额与一审诉请金额不一致，对于未支持的部分虽未在判决主文中予以驳回，远隆苗圃也无异议，认可一审判决的结果。本院认为，远隆苗圃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朱介青，远隆苗圃的利益与朱介青一致，且朱介青已表示本案全部结算事宜以远隆苗圃的名义来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远隆苗圃为本案适格当事人并无不妥，本院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抵房协议书》的履行是否构成对所抵债务的免除；二、聚隆公司是否构成债的加入。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抵房协议书》的履行不能构成对所抵债务的免除，各方当事人仍应就所抵债务履行各自义务。理由在于：其一，《抵房协议书》虽约定聚隆公司将涉案抵债房屋全额抵顶苗木款，但聚隆公司并非抵债房屋的所有权人，该房屋系青岛永基公司抵给聚隆公司，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抵房协议书》能否顺利履行有赖于聚隆公司与青岛永基公司之间抵债协议的履行。事实上，《抵房协议书》签订后，聚隆公司向朱介青出具了《授让证明》，授权朱介青将抵债房屋出售，朱介青经中介介绍后以聚隆公司的名义与刘璐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由刘璐璐购买了抵债房屋，刘璐璐随后将购房款1，678，131元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而青岛永基公司并非涉案《抵房协议书》的当事人，朱介青无权基于《抵房协议书》要求青岛永基公司返还购房款。相反，聚隆公司与青岛永基公司之间存在抵债协议，如青岛永基公司收取涉案抵债房屋的购房款后拒不返还，聚隆公司仍可基于与青岛永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对于朱介青而言，抵债房屋已经出售，但购房款并未支付给朱介青，《抵房协议书》的目的并未实现，那么基于《抵房协议书》而免除所抵债务的目的也无法实现。其二，聚隆公司在授权朱介青出售抵债房屋时，聚隆公司与远隆苗圃另行签订了一份《苗木购销合同》，双方均明确该《苗木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而只是针对《抵房协议书》的履行所做的安排，即由青岛永基公司将购房款支付给聚隆公司后再由聚隆公司支付给远隆苗圃。从中可以看出，聚隆公司对《抵房协议书》能否实际履行是不确定的，且同意在收到青岛永基公司的购房款后再支付给远隆苗圃。也就是说，聚隆公司是认可远隆苗圃只有收到抵债房屋的购房款后《抵房协议书》的目的才能实现。其三，聚隆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向远隆苗圃支付了90万元，而刘璐璐于2017年11月即将购房款1，678，131元支付给了青岛永基公司，如聚隆公司认为《抵房协议书》的履行已经免除了所抵债务，则完全无需再向远隆苗圃付款。聚隆公司的付款行为进一步印证了《抵房协议书》无法正常履行，远隆苗圃仍可基于所抵债务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无论是从《抵房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苗木购销合同》的签订来看，均可看出聚隆公司对加入董育飞所负债务的意思表示，聚隆公司愿意与董育飞向远隆苗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此也进行了详细论述，本院予以认同。关于责任承担范围，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截止2016年3月31日董育飞结欠苗木款1，678，131元，本院予以确认。扣除聚隆公司已支付的90万元及房屋溢价款121，869元，董育飞还应支付的货款为656，262元。而结合《抵房协议书》与《苗木购销合同》的内容，聚隆公司愿意承担责任的范围以《苗木购销合同》约定金额1，510，317.9元为限，远隆苗圃也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扣除聚隆公司已支付的90万元及房屋溢价款121，869元，聚隆公司还应对货款488，448.9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至于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自一审起诉之日起算，并无不当。此外，一审判决虽未在判决主文中对未支持的诉请予以驳回，但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已对尚欠货款进行了详细认定，实际上已经对未支持诉请进行了处理，远隆苗圃也无异议，聚隆公司、董育飞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诉请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聚隆公司、董育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543.00元，由上诉人上海聚隆绿化发展有限公司、董育飞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云审判员 朱志磊审判员 李 蔚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莫莉菲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