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皖1802民初1716号原告：安徽天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B22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MA2MRK299Y。法定代表人：潘冬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骏华，安徽明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万泷能源中心，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南路49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JWGYB0E。法定代表人：陈剑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网庆，男，该公司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星，男，该公司经理。原告安徽天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万泷能源中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骏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网庆、孙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原、被告于2020年4月29日签订的《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合同》，并由被告负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系2015年12月25日注册成立的生产锂电子电池的工业企业。初期租用政府的厂房经营，即注册地科技园B22栋。因自身快速发展及响应政府号召扩大生产经营，原告投资建设天时产业园并新购大量生产设备。被告系2020年3月31日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注册地为上海市崇明区。2020年4月29日，原、被告在宣州区天时产业园签订《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合同》，该合同对服务内容和范围及服务成果做了相应的界定。合同签订后，被告为原告提供服务，原告的基本电费也降低了。原告已支付了第一个月的服务费4.76万元。截至2021年1月，原告经他人提示，被告提供的降本增效服务并非被告提供了专业技能或大量人力物力投入而产生的效益，仅仅是选择了供电部门提供业务的不同计费方式而已，即“将按容量计收基本电费改为按实际最大需量计收基本电费”。嗣后，原、被告就2020年4月29日签订的《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合同》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原告认为，被告在签订案涉合同过程中，恶意利用其不知晓供电部门的供电业务及供电政策，利用其信息不对称、缺乏判断力而签订案涉合同，对其产生显示公平的后果。被告辩称，第一，案涉合同系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第二，合同签订后，其按合同核查原告提供服务工作开展所需的材料文件、电力相关资料，办理降本增效相关服务，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真实有效的为原告降低了用电支出。第三，其系服务企业，不是电力培训机构，双方签订的是服务合同而非培训合同；国家相关法律及电力政策，在国家电网官网和电力公司各服务网点营业厅均有告知，原告与电网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中也有详细说明，原告未曾办理，是因为任何电力套餐均有利有弊，存在相应风险，其办理时进行了精准分析和准确判断并承担了风险，合同明确要求确保原告无任何风险，这一切其都严格履行并成功提供服务。第四，如原告执意解除合同，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欠缴服务费及违约金。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原告系经营锂电子电池（组）研发、生产、销售企业。2020年4月29日，原告（甲方，下同）与被告（乙方，下同）在天时产业园签订《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合同》，载明甲、乙双方在充分协商并且对该服务的提供和风险有充分的理解和评估基础上，达成如下条款以资信守无误。合同约定，1、乙方在不变更甲方供用电物理系统的情况下为甲方降低涉电成本；合同范围涵盖所有甲方用电及合同生效后乙方得到甲方的委托和授权的涉电服务；2、以甲方在合同生效前提供给乙方的供用电合同、购售电合同、电费账单、发票等可证明计算得出的电价为基准线，即峰电量单价0.9444元/度、平电量单价0.6342元/度、谷电量单价0.3942元/度、基本电费32.7万元/月计费容量10900KVA（如甲方增容，基本电费按原价格同比递增）,上述指标中,任意一项或多项指标对比原有金额有下降,即视为有效协议;合作期为3年（自2020年4月29日至2023年4月28日）,付款方式为月付,双方根据电费发票,审核确认计算实际节省电费金额,按照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计收节能服务费，即第一年按节省电费金额的50%、第二年45%、第三年40%；3、如乙方提供服务违反法律规定或因乙方故意、重大过失给甲方造成损害，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合同签订后,被告根据原告的实际情况,经过一系列的调研、测算,结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议原告变更基础用电计算方式并于2020年5月7日为其办理了相关的手续,根据原告所举对账单显示，被告变更基础用电计算方式后为原告节约7月至12月的电费金额分别为，7月5.36万元、8月142360元、9月14.36万元、10月15.9万元、11月165320元、12月168920元，合计83.28万元，被告因此获得服务费合计41.64万元。该认定的事实有主体身份材料、企业降本增效服务合同、用电业务受理单（改类）、对账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案涉合同是否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情形为本案诉争焦点。其一，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判断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构成要件考察，即主观上是否存在订立显失公平合同的故意，是否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合同；客观上是否存在当事人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失衡或利益不平衡。就本案而言，从主观方面，原告多年经营锂电池研发、生产和销售，是较为成熟的商事主体，具备商业理性和谈判实力，有能力了解相关供用电业务及政策。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供用电合同需载明计量方式和电价、电费结算方式，原告签订的供用电合同中对基础电费计收方式应有明确，其应对此予以知晓。即便如原告所称其所经营的锂电子系弱电，而案涉合同所涉电为高压电（强电），二者系属不同领域，但因其生产锂电池，厂区内部亦设有配电室，而配电室的施工和日常管理需专业人员完成，在此过程，原告完全有能力掌控相关信息。故，原告主张在签订合同时信息不对称、缺乏判断力，无事实依据；其提举的证据亦不能证明被告利用“优势地位”强行与其签订案涉合同；就客观方面，本案不存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失衡。根据对账单显示，因被告的变更电费计价方式，原告自2020年7月至12月节约电费83.28万元，所应支付被告的服务费41.64万元，该服务费未超过节约的电费，被告已履行合同义务，达到合同目的，不存在双方利益失衡情形。故而，原告主张案涉合同显失公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二，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情形。根据法律规定，重大误解，系指表意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对合同的内容发生了重大误解，进而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影响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在订立合同时不存在欺诈、欺瞒情形,合同内容（尤其是考量服务费依据的基准线）经双方确认，原告未对合同内容产生误解，且根据被告提供的服务，其亦享受到相应的利益，故本案亦不构成重大误解。其三，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服务仅仅是变更基础电费计算方式，而非提供专业技能或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服务的外观体现看似仅为基础电费计算方式的变更并办理相关手续，但这种变更方式选择的背后存在着对接、调研、测算、预判、日常实时监测、风险评估等行为，案涉合同亦非一次性效果合同，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而是长达三年的服务合同，也就是说，在合同期内，被告需根据原告的用电负荷等实际生产情况及时做出判断，采取合理化的降本增效方式实现合同目的。在社会分工专业化、精细化、纵深化、高度信息化的情境下，原告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来判断是否履行合同义务，有失偏颇。本案中，被告需根据原告所提供的材料结合其监测的数据及对原告所属行业及其本身发展进行判断和评估，进而选择风险较小的方式，这种搜集、分析、整合、处理信息的过程亦是其履行合同行为的反映，现原告每月的基础电费已有所下降,被告已实际履行其合同义务，满足合同约定的有效情形,故案涉合同属有效协议。综上所述，原告在与被告订立合同时,并不存在对合同产生重大误解、亦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故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徽天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安徽天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琼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章诚仪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