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8705号原告：刘涵，女，196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升，黑龙江智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岳长凌，北京鸣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喆，男，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王京，女，1989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燕，北京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北京轩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涵与被告刘喆、王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杨晓龙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涵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升、岳长凌，被告刘喆，被告王京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燕、刘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共同返还原告借款456346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年利率18%计算；3、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刘涵系刘喆的母亲、王京的婆婆，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4年刘喆要求刘涵为其出资购买一辆奥迪轿车，刘涵经过一番考虑后出于无奈便同意了刘喆的请求。2014年4月26日，刘涵与刘喆一起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1号的奥迪轿车4S店购买了一辆奥迪牌小轿车，车牌号为×××。当时刘涵用自己名下建设银行的卡通过POS机将456346元直接付给了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事后刘喆为刘涵出具了一份《借条》。近两年刘涵一直向二被告索要拖欠的购车借款，二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推脱。二被告于2009年2月26日依法登记结婚，故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于原、被告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刘喆辩称：2014年4月26日买的奥迪轿车，是刘喆打的《借条》，现在刘喆要求王京偿还这笔借款。2020年1月28日晚7点，刘喆的奥迪轿车和所有的银行卡都被王京卷走，钱和车现都在王京那里，刘喆没有偿还借款的义务。买车距今已经7年多了，正常应该是2020年4月26日前年检和上保险，但是去年根本就没有年检，至今为止王京既没有给车辆年检也没有上保险。王京拿走了刘喆三张银行卡，还盗刷了刘喆兴业银行信用卡9000元。刘喆的银行卡在2020年1月28日已经挂失了。奥迪轿车被王京开走之前，一直是刘喆和王京共同使用。2020年王京曾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喆要求离婚，后王京撤诉了。此后刘喆又在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王京要求离婚，该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刘喆的诉讼请求，刘喆并未提出上诉。现在刘喆和王京仍然处于婚姻存续状态。被告王京辩称：不同意刘涵的全部诉讼请求。王京从未向刘涵借款，也未向刘涵出具过任何《借条》。即使奥迪轿车的钱是刘涵所付，也是刘涵对二被告的赠予，并非借款。当时刘涵将款项直接转给了4S店，并未直接转给刘喆。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喆从未向刘涵出具过《借条》。刘涵提交的《借条》，王京认为是倒签的，王京并不知情。如果是借钱买车，王京应当会跟着去买车，但是王京没有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存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王京认可刘涵所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称该证据无法证明刘涵所支付的456346元款项用于购买了车牌号为×××的奥迪轿车（以下简称案涉奥迪轿车）。刘喆则认可2014年4月26日刘涵向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的456346元款项用于购买了案涉奥迪轿车。刘涵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记载摘要为消费，交易备注处载有“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字样。购车发票显示购买车辆为奥迪牌轿车，销货单位为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税票、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均记载了车辆品牌为奥迪牌。经本院询问，王京对于转账发生期间原、被告是否购买过其他车辆表示不清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综合在案证据及各方陈述意见，本院认为刘涵于2014年4月26日向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所支付的456346元用于购买案涉奥迪轿车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该事实存在。2、王京不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表示对该《借条》的出具不知情，当时只是说买车，并没有说借款的事情；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喆从未向刘涵出具过《借条》，刘涵提交的《借条》是倒签的；如果是借钱买车王京应当跟着去买车，但是王京没有去。刘喆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并称该《借条》全部内容是买车当天自己所写。针对该《借条》的笔迹形成时间，王京向本院提出了鉴定申请。本院受理王京的鉴定申请后，经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机指定，于2021年3月30日确定该事项的受托机构为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2021年4月9日，北京长城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长城司鉴【2021】文鉴字第6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载明“经审查，因贵院委托的时间鉴定项目超出我所鉴定业务范围的原因，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一）、（七）项的规定，我所决定不予受理此案”。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借条》出具的背景和过程，刘涵的回复意见为“二被告刚结婚时，我在2009年出钱给二被告买过一辆13万元的本田锋范车，是送给夫妻二人的。后来王京嫌车辆档次低就把这辆车送给她大姑了。之后二被告又管我要钱想买新车，但我不会直接再送给他们一辆，因为我的钱都是养老钱。于是二被告商量后就向我借款买车，买车时二被告知道购车款是借款。提出借款买车的时间是在买车前两三个月，是二被告一起当面跟我提出的。《借条》出具当天，我与二被告在一起，二被告提出当天要去买车，我就提出让他们先把《借条》写好，要不我就不去。后来刘喆写完之后，我要求王京签字，她以上厕所为由没有签字，我就和刘喆去买车了，她也借故没有去”。由于刘涵出示了《借条》原件，且刘喆认可《借条》中的全部内容系其本人于2014年4月26日所写，王京虽然不认可该事实，但王京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推翻，因此本院采信《借条》的真实性。3、刘涵提交三张照片，称照片一拍摄于2020年2月11日，证明王京开走案涉奥迪轿车后刘涵曾于2020年2月11日晚六七点在102国道燕郊派出所管辖范围内将案涉奥迪轿车截下，找王京要求还款，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并报警；照片二拍摄于2010年至2011年期间，是刘涵送给二被告的本田锋范车的照片；照片三拍摄于2014年4月27日至28日间，是案涉奥迪轿车和本田锋范车的合照，证明购买案涉奥迪轿车后将原有的本田锋范车送给王京大姑了，照片中的两个人分别是刘喆和王京大姑的儿子，本田锋范车现在由王京大姑的儿子在使用，案涉奥迪轿车当时刚提车，还未上牌照，拍摄地点记不起来了。刘喆认可三张照片的真实性，并称照片一拍摄时自己也在场，自己与刘涵一起截的车；照片二是自己所拍摄的；照片三是在王京大姑家由王京所拍摄的。王京亦认可三张照片的真实性，但对照片一的关联性提出了异议，称案涉奥迪轿车原来停放在大厂英国宫孔雀城小区，2020年1月28日王京将该车开走，2020年2月11日王京开车去办事，刘涵和刘喆想抢走车辆所以截车，与王京同车的人员为此报了警。此事发生后，案涉奥迪轿车停在王京家里，但是王京没有实际用车，刘喆有车辆钥匙，可以随时将车辆开走。由于王京不认可照片一的关联性，且该照片客观呈现的内容也不足以证实刘涵向王京催告还款的事实，故本院对照片一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结合原、被告双方对照片二、三所发表的意见，本院采信照片二、三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结合上述认证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刘涵为刘喆的母亲、王京的婆婆。二被告于2009年2月26日登记结婚，至今仍处于婚姻关系存续状态。王京诉刘喆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25日立案，后王京于2020年9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20年9月27日作出（2020）京0102民初248786号民事裁定，准予王京撤诉。此后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受理刘喆诉王京离婚纠纷一案，经审理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刘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刘喆并未提出上诉。2014年4月26日，刘喆向刘涵出具《借条》，载明“今向老妈刘涵借456346元，用于购置奥迪轿车一辆，待有钱时还本付息，现约定年利率为18%，按实际天数付利息”。同日，刘涵通过名下卡号尾号为5835的建设银行账户向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456346元用于购置奥迪轿车。同日，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所购车辆开具了发票，载明购货人为刘喆。后该车于2014年4月29日办理注册登记，登记所有人为刘喆，车牌号为×××。目前该车辆由王京实际控制。刘涵曾在2009年出钱给二被告买过一辆13万元的本田锋范车，该车系刘涵赠与给二被告的，现该车由案外人占有使用。刘涵称刘喆于2019年通过微信向其还款10000元，刘喆对此表示认可，但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该10000元的支付证据。刘涵称王京于2020年1月通过微信向其还款5000元。王京认可该笔5000元款项支付的事实，但表示该笔款项的性质是晚辈孝敬长辈的钱，并非对诉争借款的偿还。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该5000元的支付证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确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应适用刘涵提起诉讼时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已查明事实，结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应确定为：1、刘涵与刘喆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2、如刘涵与刘喆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该借款是否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评判如下：1、刘涵与刘喆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借贷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且出借人实际支付了借款。王京虽然不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刘喆称《借条》中的全部内容均为其本人所写，王京并未否认《借条》笔迹为刘喆本人书写，而是主张该《借条》系倒签，并申请对《借条》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该鉴定事项经法院随机指定鉴定机构后，被指定的鉴定机构向本院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对该鉴定事项不予受理。因此有关《借条》系倒签的主张，仅有王京的口头陈述意见，并无相应证据佐证，对此王京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认定《借条》系刘喆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借条》载明刘喆于2014年4月26日向刘涵借款456346元用于购置奥迪轿车一辆，当天刘涵向车辆销售方北京百得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支付了购车款456346元，此后所购车辆登记在了刘喆名下。因此双方围绕借款用于购车达成了合意，且刘涵已经代为支付了购车款456346元，此后所购车辆登记在了刘喆名下，因此刘涵与刘喆之间的借款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借款金额为456346元，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18%计算，并按实际借款天数支付利息，《借条》并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王京主张刘涵支付的购车款456346元系刘涵对二被告的赠与，并非借款，并表示在三河市人民法院已审结的王京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笔录中记载刘喆称其月收入为2000元，而王京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工作，有工作的时候每月也只是挣两三千元，因此在2014年时二被告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不可能借巨款买奥迪车。二被告的收入水平无法支付一辆奥迪车的正常保险、保养等养车费用，刘涵在购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在帮助二被告支付车辆保险、保养费用。应当指出，王京有关案涉奥迪轿车购车款系对二被告赠与的主张与刘涵庭审中所提及的“刘涵曾在2009年出钱给二被告买过一辆13万元的本田锋范车，是送给夫妻二人的。后来王京嫌车辆档次低就把这辆车送给她大姑了”这一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但王京的赠与主张与刘喆向刘涵出具《借条》所载内容存在矛盾，尚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故本院难以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本院对王京有关刘涵支付的购车款456346元系对二被告赠与的主张不予采纳。由于《借条》并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刘涵也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在本案起诉前向刘喆发出了催告还款通知，因此本院以向刘喆送达起诉书的日期作为刘涵发出催告还款通知的日期，经核定为2020年6月5日。《借条》约定了利息按照年利率为18%计算，按实际天数付利息。因此对刘涵要求刘喆偿还借款本金456346元并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刘喆以王京将案涉奥迪轿车和自己的银行卡卷走为由，主张不予偿还借款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涵认可刘喆于2019年通过微信向其还款10000元的事实，虽然双方均未举示相关证据，但依据民事诉讼的自认规则，本院将该款项计入对案涉借款的清偿。由于《借条》并未约定还款顺序，因此该还款数额依法仅能抵充实际发生的部分借款利息。2、如刘涵与刘喆成立民间借贷关系，该借款是否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刘涵向刘喆出借456346元时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出借人刘涵与借款人刘喆之间系母子关系，《借条》约定借款用途为购车，且车辆实际购置后登记在刘喆名下。刘喆在答辩意见中表示案涉奥迪轿车被王京于2020年1月28日开走，在该车被开走之前，一直是刘喆和王京共同使用。王京于2020年2月11日实际使用了案涉奥迪轿车，且现该车由王京实际控制。刘喆虽然于2021年5月8日向本院表示二被告已处于分居状态，但二被告先后向不同法院提出离婚诉求后，尚未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自2014年4月26日至2021年5月8日庭审结束日止均为二被告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案涉借款发生于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实际用于了购置案涉奥迪轿车，且案涉奥迪轿车也实际用于了二被告的夫妻共同生活，因此该笔456346元借款应认定为二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自2014年4月26日出具《借条》至今，王京并未通过任何方式追认该笔借款的利息。在案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刘涵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向王京明确告知了《借条》存在利息约定这一事实。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刘涵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向王京发出了催告归还借款利息的通知。且刘喆作为王京的配偶，在《借条》出具前后也并未告知王京《借条》存在利息约定这一事实。因此，本院以成功向王京送达起诉书的日期作为刘涵向王京发出催告还款通知的时间，经核定为2020年7月11日。据此，本院对于刘涵向王京提出的要求归还借款本金456346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借条》约定了利息按照年利率为18%计算，按实际天数付利息。据此，对于刘涵向王京提出的自2014年4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在自2020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8%计算的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对于自2014年4月26日至2020年7月11日期间案涉借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刘喆依约应予支付。但身为王京的婆婆，刘涵就此部分利息损失，并未通过有效的举证证实其曾积极向王京主张过权利，有放任利息损失发生的故意，对于该部分利息损失的发生刘涵存在过错，且王京并不同意支付该部分利息损失，因此本院对刘涵要求王京支付该部分借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刘涵称王京于2020年1月通过微信向其还款5000元。王京虽认可该笔5000元款项支付的事实，但表示款项性质是晚辈孝敬长辈的钱，不是对诉争借款的偿还。由于对该笔款项性质是否为还款双方存在争议，因此该笔款项无法计入对案涉借款的清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喆、王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返还原告刘涵借款本金456346元。二、被告刘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向原告刘涵支付自2014年4月26日至2020年7月11日止的利息（以45634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已支付的10000元予以核减）。三、被告刘喆、王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共同向原告刘涵支付自2020年7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45634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8%计算）。四、驳回原告刘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45元，由被告刘喆、王京共同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员 杨晓龙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康燕婷书 记 员 肖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