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433民初729号 原告：刘桂朝，男，1972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馆陶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杰，河北宏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省仁怀市久大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盐津街道办事处杨堡坝社区姜家寨两-10-6安置地块。 法定代表人：柯禄贤，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辽，贵州名城（仁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康华，男，198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 第三人：柯晓波，男，1976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盐津街道办事处杨堡坝社区姜家寨两-10-6安置地块。 第三人：王永恩，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馆陶县。 原告刘桂朝与被告贵州省仁怀市久大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业公司），第三人康华、柯晓波、王永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桂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杰、被告酒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辽，第三人王永恩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康华、第三人柯晓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桂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给付货款189015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18901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经王永恩推荐原告种植高粱1030亩。高粱收获后被告酒业公司前来原告处收购。2019年8月24日至9月3日经被告公司技术员康华验收合格、监督过磅在原告处拉走高粱241吨，结合当时市场价格，双方议定回收价格为1.9元/斤（3800元/吨），被告应付原告货款915800元，被告三次付款726785元，尚欠189015元。后经多次催要，被告一再推拖，为此引起诉讼。 酒业公司辩称，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原、被告之间不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是与第三人王永恩签订的种植高粱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由被告向王永恩提供高粱种，待高粱成熟后被告前来收购，而与原告是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之所以到原告刘桂朝处拉高粱是因为王永恩与原告刘桂朝之间也签订了种植高粱协议，被告是在第三人王永恩的安排下到原告处拉的高粱，并且按照王永恩与原告约定的1.6元/斤向原告支付的高粱款，需要说明的是被告与第三人王永恩协议约定回收价格是1.75元/斤，也就是说被告先按1.6元/斤代王永恩先行支付给原告，然后将剩余的0.15元/斤与王永恩结算，后续因为扣除种子款的问题被告没有继续代王永恩向原告支付货款；2、王永恩严重违约，应向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按照被告与王永恩签订的种植高粱合作协议，被告有偿向王永恩提供高粱种子，价格为0.5元/斤，12元每亩用量，种子款在王永恩销售的高粱款中予以扣除，如果王永恩没有将收购好的高粱交予被告，需按每亩300元赔偿被告每亩地的高粱种子钱及相关费用。根据合同约定王永恩需将3000亩的高粱交予被告，但实际上被告收到的高粱仅涉及到原告的1030亩，其余的1970亩王永恩未按照合同约定将收购好的高粱交予被告，系严重违约，根据双方约定被告需要扣除种子款外，王永恩应按每亩300元赔偿被告。 第三人王永恩辩称，我与被告口头约定，被告提供种子，我来帮他们找地方种植高粱，我找原告种了1000多亩，后来由被告负责技术跟踪服务，当时被告定的1.75元/斤，我跟原告口头约定的是1.6元/斤，我从中提取0.15元/斤的中介费。收购高粱时，前两车被告把钱都打到原告账户上了，后来听原告说被告欠原告的钱。高粱原定1.6元/斤，后因为行情涨价到1.9元/斤，我是按1.9元/斤收的原告的高粱。 第三人康华、柯晓波未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酒业公司的工人康华出具的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将原告的高粱拉走及拖欠货款的事实； 证据2.建设银行转款明细一份，证明被告给付货款及拖欠货款的具体数额，该数额与康华的证明相互印证； 证据3.原告与柯晓波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向该公司催要货款的事实； 证据4.酒业公司与王永恩签订的《种植高粱合作协议》一份，证明原告种植高粱，被告购买及欠款的事实。 证据5.王永恩证明一份，证明被告与王永恩订立《种植高粱合作协议》，高粱由王永恩收割自晒处理干净后1.75元/斤回收，由王永恩负责包装经被告检验合格装入被告指定车辆后，结算货款。原告通过王永恩的推荐种植高粱1030亩，高粱种由王永恩提供，被告进行技术指导。被告于2019年8月24日从原告处拉走高粱241吨按每斤1.9元结算，共计915800元，被告已付726785元，尚欠189015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首先康华是该公司聘用的技术人员，其按照与王永恩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在原告处进行技术指导，但无进行结算的权利，而且该证明也没有加盖被告的印章，另外证明内容上写的是“证明人”。证人应当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康华未出庭接受质证，无法确定其所写内容是否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与原告有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微信上均是原告向被告方催要货款信息，被告方在信息中并没有确认被告方欠原告货款。对证据4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被告与王永恩具有买卖合同关系，而与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属于单方陈述，其中第三人王永恩陈述的高粱每斤1.9元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中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因原被告之间未签订高粱买卖合同，本院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3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系被告和第三人王永恩签订的协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系王永恩的一方陈述，本院与其他证据相结合综合予以考虑。 第三人王永恩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抗辩意见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种植高粱合作协议》，证明被告与王永恩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高粱回收价是1.75元/斤，被告有偿向王永恩提供高粱种价格0.5元/斤，12元/亩用量，协议明确约定种植的面积是3000亩，如果王永恩没有将收购好的高粱交予被告，需赔付被告每亩地300元的种子款及相关费用。 证据2.王永恩与原告签订的《种植高粱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王永恩与原告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其中明确约定高粱收购的价格为1.6元/斤。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以此对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事实上是被告从原告处按每斤1.9元购买了高粱241吨，该合作协议也能证实是王永恩全权代理被告与原告订立的合同。经审查，本院对证据1予以确认。证据2系原告与第三人王永恩签订，且合同内容双方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人王永恩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无异议。 第三人王永恩、康华、柯晓波未提交证据。 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及上述有效证据，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9年3月26日，被告酒业公司与第三人王永恩签订《种植高粱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回收方）：酒业公司乙方（种植方）：王永恩二、种植高粱相关事项：1.甲方不定期向乙方提供技术人员，给予种植指导。三、高粱回收价：1.乙方将收割的成熟高粱不得用机器烘烤，须用日照晒干，处理干净1.75元/斤。2.乙方须用好袋包装，装入大车费用甲方支付，待甲方检验合格后乙方负责装入乙方种植附近甲方指定车辆。甲方可给予结算货款。四、其它：3.种植高粱合作期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止。甲方加盖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柯晓波签字，乙方王永恩签字。 原告刘桂朝与第三人王永恩签订《种植高粱合作协议》，内容为：甲方（回收方）：王永恩；乙方（种植方）：馆陶县。一、种植高粱合作模式2.乙方种植地名刘圈村种植面积1300亩。四、高粱回收价：1.乙方收割的成熟高粱不得用机器烘烤，须用日照晒干处理干净1.6元／斤。四、其他：2.种植高粱合作期2019年4月至2019年收获结束。甲方王永恩签字，乙方刘桂朝签字。 上述高粱种植协议签订后，原告共种植高粱1030亩，高粱成熟后，被告酒业公司在第三人王永恩的介绍下到原告处收购高粱，由被告酒业公司代替王永恩向原告支付高粱款。在收购期间，高粱涨价，第三人王永恩与原告协商高粱收购价定为1.9元／斤。被告酒业公司共计从原告处拉走高粱241吨，2019年8月24日被告方工作人员柯尊猛通过个人账号62×××10向原告转高粱款108408元，2019年8月29日被告方工作人员刘小槐通过个人账号62×××29向原告转高粱款118377元，2019年9月3日被告方工作人员柯尊猛通过个人账号62×××79向原告转高粱款50万元，下剩货款被告未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知，被告与第三人王永恩及第三人王永恩与原告分别签订的《种植高粱合作协议》，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在收购高粱过程中受第三人王永恩委托，代替王永恩向原告支付了高粱款，原告据此认为被告与原告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明显不能成立。原告质证时称王永恩全权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合同，被告不认可，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有授权委托关系，且原告也未提交王永恩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的相应合同，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的剩余货款应由第三人王永恩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王永恩未履行支付义务,存在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 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高粱每斤价格问题，原告与第三人王永恩签订的合同确定高粱收购价格为1.6元/斤，在高粱收购过程中，高粱价格上涨，二人协商将高粱价格变更为1.9元/斤。庭审中，王永恩对价格变更的事实予以认可，故王永恩应按合同变更后的价格结算高粱款。经计算，王永恩应向原告支付的高粱款为：1.9元/斤×241吨-108408元-118377元-500000元=189015元。 关于逾期付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另,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自此之后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适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刘桂朝要求自2019年9月3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第三人王永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刘桂朝货款189015元，并以所欠货款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9月3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080元，减半收取计2040元，由第三人王永恩负担。保全费1465元，由第三人王永恩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彦 人民陪审员  郝振文 人民陪审员  毕海英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曹庆慧 书 记 员  孙慧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 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