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3民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危小林，男，198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思，上海恒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晨豪实业有限公某，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诉讼代表人：郝朝辉，上海晨豪实业有限公某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珂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强，男，1960年6月29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上诉人危小林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晨豪实业有限公某(以下简称晨豪公某)、吴强破产债权确认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14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危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思，被上诉人晨豪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珂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吴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危小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危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的事实查明，上诉人将出借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吴强。吴强以被上诉人晨豪公某名义向上诉人出具借款协议，双方的借款事实成立，并且吴强代表晨豪公某履行了向上诉人归还部分本金及利息的义务。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忽略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基础法律事实，既否认了上诉人和晨豪公某之间的借款关系，又否定了上诉人和吴强之间的借款关系，但上诉人出借钱款的事实是存在的，一审法院不能因为本案系破产债权确认就认可破产管理人的审核意见。晨豪公某的借款协议盖章行为系对借款的确认，吴强的笔录中明确其帮助晨豪公某融资用于购买煤炭，系对借款事实进行了印证,一审法院的判决否认了双方都承认的借款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予以改判。被上诉人晨豪公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意见，理由为：第一，一审中提供的汇款凭证为2015年1月23日的汇款，对象为吴强，且备注为“还款”，但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是2018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与上诉人实际履行资金出借义务的时间不一致。上诉人主张2015年汇款给吴强是履行2018年协议的出借义务，时间跨度大、借款金额和利息等事实均无法对应，故不予认可；第二，对上诉人在二审中补充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其中2017年的借款协议主体是案外人公某，与本案当事人不符，聊天记录中的陈述及流水凭证难以证明涉案款项系用于公某经营，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危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对晨豪公某及吴强享有破产债权本金660万元；2.确认其对晨豪公某及吴强享有破产债权利息(以660万元为本金，自2018年2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晨豪公某及吴强偿付律师费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危小林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显示，户名为危小林的银行账户向户名为吴强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1月23日分别汇款950万元、50万元，附言：还款。根据危小林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户名为危小林的银行账户于2015年4月29日收入吴强银行账户汇款300万元，于同年8月24日收入吴强银行账户汇款13.20万元，于同年9月29日收入吴强银行账户汇款13.20万元。2018年2月14日，危小林作为甲方、出资方，晨豪公某作为乙方、借款方，签订《资金出借协议》，确认因乙方经营困难，经股东决议向甲方借用资金，甲方自愿向晨豪公某出借款项，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向甲方借到本金陆佰陆拾万元整，借款期限12个月，约定年利息为36%，到期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为保证本协议履行，甲、乙双方同意如发生诉讼，乙方应承担甲方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交通费、评估费、保全费和诉讼费，落款处由被告晨豪公某盖章并由被告吴强签名。另查明，2018年8月1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沪0118破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上海兴罗特种密封件有限公某对上海晨豪实业有限公某的破产清算申请。2018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沪0118破15-1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上海晨豪实业有限公某管理人。危小林向晨豪公某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897万元。晨豪公某破产管理人于2019年7月8日向危小林出具晨豪公某破产清算案债权审查结果通知，告知危小林审查确认金额为0元。一审法院前往江西省抚州市看守所向吴强进行调查，其向一审法院陈述，吴强系晨豪公某财务经理，该案系争借款本金由其本人收取，资金出借协议由其经过对账结算后签名盖章。借款均系用于公某经营，并已将钱款汇入公某账户，之前已归还部分本金、利息系由公某向危小林归还。危小林对吴强的陈述无异议，晨豪公某认为吴强曾表示对所有债权记不清了，且并未配合破产管理人确认债权的真实性，故对吴强的陈述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借贷事实的发生应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关于借款本金，本案中，危小林提供了与晨豪公某、吴强签订的《资金出借协议》以此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提供了电子银行回单证明资金交付事实，以证明危小林实际出借晨豪公某借款本金1,000万元。但首先，根据危小林提供的证据，无法将危小林提供的资金交付金额与其提供的《资金出借协议》确认的借款本金相对应。其次，危小林主张其交付《资金出借协议》所涉借款本金的交付凭证记载的交付时间、金额、交易对象均与《资金出借协议》的约定不相符，且交付凭证附言显示“还款”与其主张的资金交付用途为借款不相符。再次，危小林主张《资金交付协议》系对之前危小林交付借款本息的确认，但从该协议记载上并未体现出与危小林主张的资金交付给晨豪公某事实的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危小林主张的《资金交付协议》约定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危小林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由危小林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一审法院对危小林主张的借贷事实不予采纳。危小林请求确认对吴强享有债权及利息，但其陈述本案系争借款系被告晨豪公某向其所借，未就对吴强享有债权及利息的理由进行相关说明。故对于危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强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自愿放弃答辩、质证等诉讼权利之行为，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危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危小林提供以下证据：1.2017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晨豪公某、吴强在2015年1月向危小林借款1,000万元之后，于2015年3月25日归还500万元，4月29日归还300万元，共计800万元，包括借款本金670万元，利息130万元。晨豪公某、吴强于2017年2月14日重新出具借款协议，将借款本金记为330万元，约定2016年1月23日至2017年1月23日之间的利息为1,584,000元，该份出借协议无原件，原件已被收回；2.微信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因晨豪公某存在经济危机，吴强通过中间人乐晓刚向危小林借款的事实；3.晨豪公某流水一组，证明2014年、2015年期间，吴强与晨豪公某之间存在多笔转账记录，双方资金账户混同的事实；4.案外人周魁宏判决书一份，证明该案中法院认定晨豪公某与吴强的账户混同的事实。晨豪公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诉人无法提供原件，公章无法核对，落款日期是2017年2月14日，不能证明双方在2015年存在借款关系，且甲方是案外公某，并非本人当事人；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虽然备注对方是吴强，但无法核实。即使对方的确是吴强，也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聊天中提到过桥资金、商业银行贷款、公某经营等，也是吴强与乐晓刚存在其他事项，无法证明本案中上诉人向吴强转账的资金用于公某经营；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是他案中应法院要求提供的，不能与本案中上诉人的出借款项一一对应，也无法证明出借款用于公某经营；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判决书第6页第1段的陈述中，法院从未明确认定吴强与晨豪资金混同，在民间借贷纠纷中，需要对钱款往来进行查明才能证实借贷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非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无原件供核对，证据2的真实性难以核实，证据3及证据4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两被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晨豪公某代理人询问危小林代理人出借资金的具体情况时，其代理人答复：“出借1,000万元后，归还过340万元，还款凭证应当由被告提供，原告现无法提供”，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危小林出具资金来源说明中，认为在2015年1月23日，出具借款协议，约定四分的月息。2015年3月25日，晨豪公某委托吴强向危小林转账归还了500万元，2015年4月29日，晨豪公某委托吴强向危小林转账归还了300万元，2016年1月19日和3月23日，晨豪公某委托吴强向危小林转账归还了两笔132,000元之后，晨豪公某再未进行还款，2017年2月14日，晨豪公某收回了原借条变更了新借条为确认借款本金330万元，利息1,584,000元，共计4,884,000元，晨豪公某按照三份月息进行续借。故在2018年1日的出借协议中记载本金为660万元。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危小林对晨豪公某是否存在债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双方是否具有真实的借贷法律关系。债权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基于借款关系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应当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系争款项主要依据为2018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及2015年1月23日的两笔共计1,000万元的转账，上诉人危小林认为《资金出借协议》协议中的本金660万元，系1,000万元款项累计结余后的金额，应对该款项的金额构成进行合理说明。首先，危小林在一、二审的审理过程中出现多处不一致的矛盾陈述，难以对借款期间款项来源、金额构成及计算方式等作出合理解释。主要表现在：1.在一审审理中，危小林认为“归还过340万元”，且在2020年5月9日的情况说明中，未提及2015年3月25日的还款500万元。但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又认为2015年3月25日、4月29日，晨豪公某委托吴强向危小林转账归还了共计800万元，其中本金是670万元，剩余130万元是利息；2.在2020年5月9日的情况说明中认为，约定的“月息三分”，但二审审理过程中出具的资金来源说明中，认为借款之初约定了“月息四分”，同时认为2015年5月之前归还的共计800万元款项中包括130万的利息，但该利息明显不符合其主张的“月息四分”的计算方式；3.在2020年5月9日的情况说明中，自认晨豪公某自2015年5月29日开始每月收到本金和利息132,000元，但仅能提供部分凭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危小林又提供部分个人银行流水明细，显示2015年8月24日、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26日、2015年11月27日、2016年1月19日、2016年3月23日分别由吴强支付给危小林13.2万元，其认为13.2万元系330万元本金按月息四分计算的利息；4.危小林在二审过程中出具的2017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中，乙方晨豪公某及吴强共同确认本金330万元，利息(2016年1月23日至2017年1月23日)为1,584,000元，合计4,884,000元。借款一年期间内按照每月利息195,360元付息。即便上述《资金出借协议》为真实，按照惯例将借款本金及利息均计入下一期并重新出具《出借协议》，在金额上无论是以按每月195,360元计算，还是月息3分，均难以与2018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中的660万元相互对应。况且该份证据为复印件，其甲方抬头为案外人公某，该份证明真实性难以确认。结合款项支付附言记载的“还款”与危小林主张的资金交付用途不符等事实，上诉人提供证据及其陈述，难以证明2018年2月14日的《资金出借协议》与2015年1月23日的转账之间具有关联性，以及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款项支付事实之高度盖然性的证明目的。上诉人应对证据瑕疵及前后矛盾的陈述自行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基于同样的理由，驳回了上诉人要求确认破产债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危小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锐审 判 员 刘琳审 判 员 姚磊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想书 记 员 李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