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1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益平，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子建，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芷雅，广东南冠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智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东兴路476号宿舍楼之一。法定代表人：章强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月鹏，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星，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东百吉安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16号3209A房。法定代表人：曹步廷。上诉人刘益平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智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地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百吉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吉安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36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益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益平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智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益平恶意转让股权、延长出资期限的行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恶意”应当理解为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且股东缴付出资的期限已届满，为逃避履行出资义务，规避公司履行偿债义务，而延长出资期限。其次，“延长”一般系指将某一时间节点延长至较后的一个时间节点。本案中，百吉安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成立，章程约定出资为认缴制，出资期限为公司成立后20年。2016年5月30日罗利辉、易礼丽、常霞将百吉安公司股权转让给吴金松、刘益平并约定出资期限为2036年5月31日，延长出资期限时涉案债务并未发生。后2017年9月19日吴金松、刘益平将百吉安公司股权转让给谭兵姣、曹步延，出资期限变更为2036年12月31日。转让时刘益平股东出资期限未届满，虽以0元转让但转让行为完全符合股权自由转让制度，属于正常的转让行为，同时转让后延长仅仅7个月的时间并未体现为充分的“延长”。故一审认定刘益平恶意转让股权、延长出资期限并无事实依据。二、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2条、《公司法》第26、81条认定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2条“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法》第26条、81条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清偿责任的应予以支持。上述规定仅仅明确了只有在公司破产或者解散时，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受认缴的出资期限限制。换言之，在非破产或者清算条件下，要求股东在未届期的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三、一审认定股东放弃期限利益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责任，有违认缴制度的设立初衷。公司法经过多次改革到现在完全认缴制是为了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扩大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更重要的是赋予了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现股东出资认缴制系现行公司法明文规定，故股东分期出资期限应予以保护。本案中，债权人智地公司交易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审查百吉安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信状况再决定是否交易。故百吉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属于经营风险的范畴，不属于司法保护的范围，不应牺牲股东的期限利益而损害公司全部债权人的利益。被上诉人智地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刘益平转让股权及百吉安公司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是正确的。2017年9月8日，智地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百吉安公司，同月16日本院指定一审法院执行，3天后即同月19日刘益平以0元转让股权(占百吉安公司30％股权)给案外人谭兵娇，另一股东吴金松以0元转让股权(占百吉安公司70％股权)给案外人曹步廷。而且，股权转让后，执行法官前往百吉安公司住所地执行，但未发现百吉安公司下落。可见，刘益平明知百吉安公司的财产不足以归还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既不履行出资义务，也不申请公司破产，而是在智地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立即转让股权，且股权转让后百吉安公司便停止了经营。因此，刘益平为逃避债务而转让股权的目的非常明显，难言善意。百吉安公司明知尚未归还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却修改公司章程延长股东出资期限，明显不利于智地公司合法债权的实现，同样是恶意的。二、一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一审法院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第22条、《公司法》第26条、第81条判决。只是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说理时引用了前述第22条。目的是要论证《公司法》第三条规定的“全部财产”包括未届出资期限的认缴出资。因此，一审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之情形。三、一审判决未违背认缴资本制的设立初衷。《公司法》既要维护股东、公司的合法权利，也要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股东享受认缴期限利益的同时，不能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认缴资本制尊重对出资期限的约定，是其对内效力。股东认缴出资承诺原本就是公司财产的一部分，是公司债务的担保，是其对外效力。在内部约定与外部债权产生冲突时，优先保护债权人利益，不仅未违背认缴资本制的设立初衷，反而是充实了认缴资本制，避免了可能大规模发生的逃废债务的不诚信行为。四、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刘益平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刘益平系百吉安公司的发起人之一，基于百吉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且百吉安公司的发起人、原股东、现股东均未实缴出资，根据《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刘益平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刘益平明知百吉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未缴纳出资即恶意转让股权，根据《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刘益平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刘益平明知百吉安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发布)第6条规定，刘益平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百吉安公司尚未向智地公司清偿案涉债务，百吉安公司的现股东即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11月8日发布)第6条规定，刘益平应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对案涉债务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百吉安公司未作陈述。刘益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9）粤0106执异447号执行裁定书（关于追加刘益平为（2019）粤0106执14341号案被执行人，对（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百吉安公司的债务在390万以内承担连带清偿的裁定）；2.本案诉讼费由智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31日，智地公司与案外人广州市番禺区番客隆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主）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智地公司向业主承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东兴路番客隆宿舍楼，租赁期8年，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2016年7月1日，智地公司与百吉安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上述物业租赁给百吉安公司使用，租赁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止，装修免租期为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的租金为80000元/月，百吉安公司迟延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任何款项，应向智地公司按日支付应付未付款项的2%作为违约金，百吉安公司延迟支付达30天的，或者违反合同其他义务，经智地公司催告后拒不改正的，智地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双方另于2016年7月1日、7月6日、7月12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及《补充协议三》，约定在租赁期间，若百吉安公司需在物业内加建、改造物业场地的，应先将设计方案等资料提交给智地公司审查，智地公司书面同意后才能施工；因物业加建、改造需要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申报审批手续的，全部由百吉安公司自行办理，产生的相关费用和法律责任全部由百吉安公司承担；物业的起租日期自2016年7月1日起算。百吉安公司向智地公司支付了首月租金80000元以及履约保证金240000元和能源保证金50000元。2016年11月17日，智地公司向百吉安公司寄发《律师函》，要求百吉安公司支付拖欠的2016年11月租金并立即停止在物业空地位置加建建筑物的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合法报建手续。2016年12月19日，智地公司再次向百吉安公司寄发《律师函》，通知其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6年12月20日解除，并要求百吉安公司将物业按原状交还给智地公司，并支付欠付租金、违约金。2017年4月14日，智地公司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7年8月15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仲裁裁决：百吉安公司向智地公司支付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的租金80000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20日期间的租金53333.33元；百吉安公司向智地公司支付违约金190000元；该案仲裁费19588元由百吉安公司承担18433元。2017年9月8日，智地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月16日本院以（2017）粤01执4198号裁定指定一审法院执行。2017年9月19日刘益平将其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30%）以0元转让给谭兵姣，案外人吴金松将其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70%）以0元转让给曹步廷；曹步廷和谭兵姣的出资额分别为700万元、300万元。2018年9月25日，由于执行过程中未发现百吉安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106执14341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该案本次执行。智地公司以刘益平未完成缴纳出资义务、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债务为由申请追加其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粤0106执异447号执行裁定：追加刘益平为被执行人，对（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百吉安公司的债务在39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益平不服该执行裁定而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百吉安公司系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1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发起股东为刘萍（出资数额410万元）、刘益平（出资数额390万元）、范光强（出资数额200万元）；2014年10月28日，股东变更为刘萍、刘益平；2015年1月5日，股东变更为常霞、罗利辉、易礼丽；2016年6月12日，股东变更为刘益平、吴金松；2017年9月25日，股东变更为曹步廷、谭兵姣。百吉安公司成立和增加、变更股东时，公司章程均约定出资为认缴制，出资期限由公司成立后20年内变更为2036年5月31日前（2016年5月30日变更），其后再次变更为2036年12月31日（2017年9月21日变更）。刘益平在转让百吉安公司股权前未征询智地公司意见。现无证据证明百吉安公司的初始股东和变更后股东已实际出资。一审庭审后，刘益平未提供百吉安公司的可供执行财产资料。以上事实，有刘益平提交的执行裁定书、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智地公司提交的仲裁裁决书、执行案件立案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百吉安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以及到庭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刘益平、智地公司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刘益平转让股权，是否属于正常转让行为；2.刘益平未到出资期限，是否应该提前出资。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及股东与债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均应合理确定，平等保护，不能为了股东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债权人利益。股东虽然有转让股份的权利，但是其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公司及股东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的约束。在公司股东内部利益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应当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百吉安公司应向智地公司支付租金80000元、53333.33元、违约金190000元并承担该案仲裁费18433元。刘益平作为百吉安公司的股东，在未实际出资且百吉安公司财产无力清偿债权人债务的情况下，既未提前缴纳原本认缴的出资，以承担股东应有的义务；又未征询智地公司意见，获得债权人豁免其义务，就在执行过程中将股份以0元转让给了他人，明显有逃避股东承诺认缴资本和承担经营风险等义务、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的嫌疑。因此，刘益平的转让股权行为并非善意，不属于正常转让行为。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里的“全部财产”，明显包括未届出资期限的认缴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要求未到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出资，是有法律依据的。本案中，百吉安公司是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刘益平亦不能提供百吉安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的证明。百吉安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破产审查实质要件，智地公司可以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随即要求刘益平尚未到认缴期限的出资加速到期。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不是简单的未到出资期限是否应该提前出资问题；而是具体的经过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是否可以不申请破产等程序，而直接在执行阶段要求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如下：公司法将实缴资本制改为认缴资本制的立法目的，只是降低股东投资门槛，有利创业；而绝不是降低对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更不是允许股东滥用认缴制而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且股东的认缴承诺，既有对内效力：公司和股东都应受该认缴承诺的约束，尊重对认缴数额和缴纳期限的约定；也有对外效力：该认缴承诺构成对公司债务的担保，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要求未实缴出资的认缴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活动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要求市场主体讲究信用，恪守诺言，应当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在保护股东享受自由出资期限权利与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股东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外部的债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里的“全部财产”，明显包括未届出资期限的认缴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债权人主张未缴出资股东，以及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或者发起人在未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些规定中的“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或“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并未明确排除未届出资期的出资，且未设定以解散清算、破产程序作为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的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股东是否已届出资期对审判和执行认定“注册资金不实”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在审判阶段，如果公司尚未经清算、破产或执行程序，就认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是出资不实而加速到期，势必消解认缴资本制鼓励创新创业的作用，明显不符合公司法修改的目的。但是，在执行阶段，很多程序与强制清算程序、破产程序具有极大相似性，对于虽未届出资期限的未缴出资股东，参照相关清算、破产的规定精神，要求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出资，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在已认缴但未实际缴纳的出资范围内承担公司债务，完全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公司法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此，在执行阶段，可以认定未届出资期限而未足额出资的为“注册资金不实”。在执行过程中，应尽可能维持公司的生命力，避免不必要的解散清算或破产，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本案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百吉安公司因为34万余元的债务而终结，显然是不必要的。如果那样，于刘益平而言，只能暂时顺延加速到期的时间，但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则依法应该予以支付，其结局反而可能得不偿失；于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而言，既不符合程序经济原则，也与执行程序重效率的价值相违背，而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要求尚未届出资期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百吉安公司作为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已穷尽执行措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百吉安公司并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客观上具备破产原因，但百吉安公司并未申请破产，且百吉安公司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延长股东出资期限，刘益平在执行过程中以0元转让百吉安公司股权，主观上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在此情形下，刘益平作为股东不应再享有认缴注册资本下的期限利益，其出资已符合加速到期情形，其对转股前发生的百吉安公司债务，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智地公司申请，裁定追加刘益平为（2017）粤0106执14341号的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刘益平对百吉安公司在（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的债务依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2019）粤0106执异447号裁定刘益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对此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益平对百吉安公司在（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的债务，以390万元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驳回刘益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益平负担。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提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相关的案件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益平是否应追加为（2017）粤0106执14341号案的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百吉安公司未履行（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的义务，智地公司申请立案执行后，一审法院已经采取措施，均未发现百吉安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百吉安公司尚有财产可清偿案涉债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百吉安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经查，智地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就其与百吉安公司租赁合同纠纷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亦已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仲裁裁决，而刘益平在2017年9月19日将其股权转让给谭兵姣，刘益平作为百吉安公司的股东，其明知百吉安公司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及其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出让其股权，损害了百吉安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益平对百吉安公司在（2017）穗仲案字第2415号裁决书确定的债务依法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对一审法院（2019）粤0106执异447号裁定予以纠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益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益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佩莹审判员  李 静审判员  李光华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郭 俏古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