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宁01民终1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 经营者：潘伟，男，198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宁夏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 负责人：姚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宁夏合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以下简称手机经销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银川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0）宁0104民初12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二审程序于2021年5月19日由审判员独任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手机经销部的经营人潘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联通银川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手机经销部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宁0104民初1262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判决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关系系口头承诺，被上诉人依据《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拒绝支付补贴款错误。自2018年1月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上诉人当年按被上诉人员工李冬梅口头通知，一年完成30万元的营业额，获得了100400.7元的补贴奖励，双方当时并未签订任何协议。在2019年初，被上诉人员工李冬梅再次口头通知上诉人，当年完成30万元的营业额，奖励补贴上诉人10万元。上诉人按此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共超额完成营业额346352元，但被上诉人却未按约向上诉人足额支付10万元的补贴奖励。被上诉人为逃避责任，向上诉人出示一份伪造上诉人签名的《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该协议中除约定完成30万元出账收入任务，奖励10万渠道补贴外，又约定所有渠道补贴费用总额占新增收入比例不得超过90％，超出后不予发放。该约定内容与此前被上诉人口头通知上诉人的补贴规定完成不相符，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该《补贴协议》内容自相矛盾，既然约定完成30万元出账收入任务，奖励10万渠道补贴，又约定收入任务完成率小于90％，不予发放补贴，收入完成率在90％-100％之间线性发放。如超过30万元，则每超出5万元，再多支付1万元补贴，最后提到超过90％的，超出后不予发放。这些规定让上诉人无法理解。此后，经上诉人询问其他经销商得知，所获补贴的口头通知都是完成30万元业务额，奖励10万元，但与实际履行完毕后的补贴内容完全不相符。上诉人对此《补贴协议》无法认同，且该协议并非是上诉人所签字，该协议中的内容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二、2018年初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业务合作没有签订任何协议，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完成当年业务额后，支付了10万元。2019年初，上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的长期合作而信任其业务员的口头承诺，而且仍按其业务员的口头约定完成任务，双方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支付10万元贴补。三、在一审时，被上诉人已经承认向上诉人支付了291676.22元渠道佣金和渠道补贴，上诉人对此金额不予认可，只承认收到270000元。被上诉人也承认按约定已经支付上诉人有效新增出账收入89.4％，尚欠0.6％(即1957元)未支付。但如果没有合作关系，被上诉人为要向上诉人支付渠道佣金和渠道补贴呢？说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该关系的合作基础系口头承诺的约定而非《补贴协议》的约定，上诉人本来就不是依据《补贴协议》来主张渠道补贴的。同时，根据微信聊天证据也证明了上诉人与上诉人员工李冬梅针对2019年度完成30万元业务量以及10万元提成进行多次沟通。被上诉人为了不给予提成，用冒名顶替的《补贴协议》来欺骗上诉人，完全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联通银川分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首先，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与本次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互相矛盾，逻辑混乱。上诉人一审提起诉讼时，要求人民法院判令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第2条第（2）款之规定支付渠道补贴10万元整”，并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了“合同”的协议期、“协议到期后”申请付款的相关事实，表明上诉人在提起一审诉讼时，是明知存在补贴协议以及协议相关条款内容的。而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也出示了该补贴协议作为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证据。据此，上诉人提出一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即为该补贴协议。本案上诉状中，上诉人又矢口否认该补贴协议条款，以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口头约定作为主张10万元补贴款的事实依据，明显逻辑不通，前后矛盾。其次，即便是上诉人认为存在口头约定的合作关系，一审判决作出前其也未能出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所谓口头约定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手机经销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合同第二款第2条规定的渠道补贴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手机经销部主张联通银川分公司欠付其渠道补贴100000元，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手机经销部经营者潘伟与微信名称为李冬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潘伟与李冬梅就联通银川分公司的业务等进行沟通。2、宁夏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2018年11月16日手机经销部给联通银川分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0400.7元的发票。3、中国农业银行业务流水凭证，显示潘伟2019年1月1日起2019年12月31日银行流水信息，其中多笔转账对方为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潘伟称联通银川分公司给潘伟支付了346352元。4、2019年2月3日的《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该协议约定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为一个协议期，手机经销部承诺完成有效新增出账收入200000元，有效新增出账收入=新增出账收入×【1-（收入欠费率-0.8%）】，收入欠费率=出账收入欠费合计÷出账收入合计×100%，协议期内手机经销部有效新增出账收入完成率小于100%，不支付任何渠道补贴，有效新增出账收入完成200000元，一次性给付渠道补贴50000元，有效新增出账收入完成300000元，则一次性给付渠道补贴100000元，所有渠道费用总额占新增收入比例不得超过90%，超出后不予发放渠道费用。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甲方”处加盖联通银川分公司印章并由其工作人员签名，“乙方”处有“潘伟”签名及捺印。庭审中，潘伟称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中“潘伟”签名及捺印不是潘伟本人所签捺。手机经销部提交上述证据证明2018年度联通银川分公司给手机经销部支付了2018年的奖励，《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不是潘伟签订，2019年度潘伟完成了300000元的任务，联通银川分公司给潘伟支付了346352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对上述《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无异议，称手机经销部对《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中潘伟签名不予认可，故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对手机经销部没有约束力，手机经销部依据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主张100000元渠道补贴不能成立。对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李冬梅是联通银川分公司的客户经理，同时对手机经销部完成了300000元的出账收入予以认可。对宁夏增值税专用发票无异议，但该发票是2018年度的发票，本案诉争的是2019年度的补贴，该发票与本案无关。对银行流水真实性无异议，但流水上载明的账户信息不能直接证明与联通银川分公司有关。庭审中，法庭询问《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是否由手机经销部与联通银川分公司签订，手机经销部称不是手机经销部签订的，2018年度手机经销部做过联通银川分公司的业务，2019年联通银川分公司的业务员李冬梅告知手机经销部有效新增收入超过300000元补贴1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称不清楚《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签订的具体情况。 联通银川分公司为了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年10月18日联通银川分公司与手机经销部签订的《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约定手机经销部代理联通银川分公司的相关通信业务，有效期3年。2、《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与手机经销部提交的《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一致）。联通银川分公司提交上述证据证明2017年10月18日，联通银川分公司与手机经销部签订协议，约定联通银川分公司授权手机经销部代理联通银川分公司的业务，2019年2月3日双方签订《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约定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考核协议期，并对新增出账收入的计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所有渠道费用总额占新增有效收入比例不得超过90%，超出后不予发放渠道费用。手机经销部称上述《中国联通业务代理协议》、《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手机经销部均没有见过，也不是经营者潘伟签订的，手机经销部只知道新增有效收入超过300000元补贴1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没有告知手机经销部渠道费用超过90%不予发放补贴。3、联通银川分公司制作的2019年《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代理点效能计算》表，显示2019年度手机经销部完成有效新增收入326276.56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已付渠道费用和补贴总额291697.22元。证明手机经销部2019年度完成的有效新增出账收入为326276.56元，自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联通银川分公司已支付的渠道佣金和渠道补贴共计291679.22元，按照补贴协议约定，联通银川分公司已付渠道费用达到有效新增出账收入总额的89.4%，联通银川分公司也仅需在有效新增出账收入总额0.6%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手机经销部对该《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代理点效能计算》表不予认可，称联通银川分公司发放的渠道佣金是正常佣金不是奖励，手机经销部收到的金额是270000元，不是291679.22元。4、《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代理点渠道佣金和补贴支付明细表》及支持凭证、发票。证明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联通银川分公司已付手机经销部渠道佣金和补贴共计291679.22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已近乎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手机经销部主张的一次性补贴没有依据。手机经销部对发票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不予认可，称手机经销部收到的佣金为237801元。 庭审中，就双方合作模式，手机经销部称手机经销部代理联通银川分公司办理联通卡片，联通银川分公司按照销售卡的金额给手机经销部支付佣金，双方系合同制，合同由联通银川分公司代签，代签的合同手机经销部均不予认可。联通银川分公司称联通银川分公司授权手机经销部办理联通通讯号码的销售、开户、入网等，双方约定一个协议期为一年，联通银川分公司根据手机经销部完成的业绩情况支付渠道佣金和渠道补贴。就渠道费用包含的项目，手机经销部称渠道费用包含正常的佣金、部分场地补贴，联通银川分公司称渠道费用包含佣金、奖励、话费分成、渠道补贴及未在渠道管理系统中录入的房租、实物补贴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手机经销部与联通银川分公司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联通银川分公司将其部分通信业务交由手机经销部代理，故手机经销部与联通银川分公司之间合同关系成立。现手机经销部主张其2019年度完成的有效新增出账收入高于3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应给其支付渠道补贴1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辩称根据《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约定，所有渠道费用总额占新增收入比例不得超过90%，超出后不予发放渠道费用，现联通银川分公司已付渠道费用近90%，故不应再给手机经销部支付补贴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关于支付渠道补贴在《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中进行了约定，但手机经销部称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不是其签订，对《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不予认可，故手机经销部不能直接依据该《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主张渠道补贴。手机经销部也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联通银川分公司之间约定了只要手机经销部完成的有效新增出账收入高于3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则无条件支付渠道补贴100000元，故对于手机经销部要求联通银川分公司按照《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约定支付渠道补贴100000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手机经销部提交证据一、银行流水一份，证明2017年2018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合作关系系口头达成，当时已经明确收入达到30万元被上诉人一次发放补贴10万元，当年底上诉人达标被上诉人一次性发放补贴10万元。证据二、证人潘某、郭某1、郭某2证言，证明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在发展用户业务中明确提出，发展用户完成任务给予发放佣金及补贴，完成30万元任务公司发放渠道补贴为10万元。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2019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达成业务合作关系，被上诉人口头明确新增有效收入达到30万元则一次性基于补贴10万元，在合作关系成立时并未告知所有费用不得超过新增有效收入的90%。 被上诉人联通银川分公司质证称，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形成于2017年-2018年度，与本案诉争的2019年度协议的履行无关，其次该份证据也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联通通讯业务代理形成的资金往来的事实，不能实现上诉人陈述的存在双方就2019年度10万元渠道补贴资金达成一致的证明目的。证据二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潘某陈述其2019年与被上诉人未进行业务合作，系自身原因导致的与90%的占收比无关，郭某1陈述其与被上诉人无任何业务合作关系，郭某2今日在法庭陈述的证人证言与其诉讼被上诉人的另案陈述完全不符，而且其2019年度的业务出账收入也没有达到双方的约定，因此该三份证人证言与本案即无关联性，也无可比性，与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诉争的事实毫无关联，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 经审查，上诉人手机经销部二审提交的证据一与本案争议的诉请无关联，二审不予采信，证据二证人证言，因证人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二审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手机经销部主张由被上诉人联通银川分公司支付其2019年渠道补贴100000元的诉请能否成立。本案中，上诉人称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口头承诺当年完成30万元的营业额，奖励补贴上诉人1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联通银川分公司不予认可，被上诉人称其对业务代理和渠道费用的发放有明确规定并按书面协议执行。本案一审审理中，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关于支付渠道补贴在《关于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银川市分公司的收入补贴协议》中进行了约定，但上诉人手机经销部一审中对该协议不认可是其签订，同时不认可该协议，但上诉人手机经销部也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被上诉人联通银川分公司之间对2019年期间的合作有过只要手机经销部完成的有效新增出账收入高于300000元联通银川分公司则无条件支付渠道补贴100000元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手机经销部主张由联通银川分公司支付渠道补贴100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就其上诉虽提交证据，但其所提交的证据银行流水与本案争议的2019年渠道补贴无关联，证人证言真实性存疑，且渠道补贴的支付以口头承诺的形式进行约定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管理规则，故上诉人手机经销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手机经销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银川市西夏区鑫顺联手机通讯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勇军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陈 丽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