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4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宝芳，女，1973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寓禹，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女，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郑宝芳因与被上诉人张红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宝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宝芳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张红是上海加汇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汇公司)享有30％股权的股东，根据章程规定负有向公司出资的义务，郑宝芳垫付30万元性质是向张红出借资金，以便张红履行对加汇公司的出资义务；2．一审法院将《合作经营合同》第3.2条认定为并非张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前后矛盾内容混乱、有违相关强制规定、丧失公平背离诚信、虚拟合作恒定收益、独享盈利不担风险”，进而认定该条款无效，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合同第3.2条是对张红应当分期返还垫资款的约定，不存在重大误解，也不违反公平、公正与诚信。张红辩称：不同意郑宝芳的上诉请求。1．张红取得加汇公司30％股权的投入形式是技术入股，具体是指展览项目的设计运营，郑宝芳负责投入资金100万元，其中70万元用于支付租金，系争30万元是加汇公司的启动资金。2．张红是为郑宝芳代持股份。3．《合作经营合同》第3.2条约定不公平，郑宝芳不能独享盈利，不担风险，享受合作的恒定收益，该条款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据此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宝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张红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10万元；二、张红赔偿逾期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年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9月30日为725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张红承担。庭审中，郑宝芳变更诉请中“投资收益”为“返还垫资款”，其余诉请不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2日，加汇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陈清伟，张红为监事，注册资本500万，同年3月7日登记机关核定。同年2月20日，加汇公司与案外人上海万润国际酒店用品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公司，系郑宝芳控股)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加汇公司租用万润公司的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XXX号场地为会展活动场地使用，期限为2017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19日，年租金35万元，共计70万元，该合同第五条付款方式明确：租金按二年为一期缴付；先付款后用，即于合同签订时缴付两年租金款项为租金70万。庭审中，双方确认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当月70万元已经支付完结。同年6月18日，郑宝芳与张红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共同设立加汇公司，合同首部约定：“双方为整合优势资源，配合“万润”升级发展的需求，经协商一致以郑宝芳资金投入、张红负责经营管理的形式设立并共同管理经营加汇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达成协议如下：……。”其中，第二条合作形式，2．1条款：公司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股权比例为郑宝芳持70％(司某某代持)，张红持30％；2.2条款：郑宝芳先行垫资壹佰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并以其中叁拾万元为限对本合作项目进行垫资，张红经营项目公司自负盈亏；2.3条款：郑宝芳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叁拾万元整，同时利用其现有公司品牌效应和行业社会资源支持项目公司的筹备和运营。并约定第三条收益分配，3.1条款：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第一年净利润均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第二、三、四年净利润的40％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剩余净利润由张红支配。3.2条款：张红在合作经营期间第二、三、四年，每年向郑宝芳返还10万元垫资金，分别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的8月1日前交付郑宝芳。3.3条款无内容。3.4条款：双方合作第五年开始，本合同的收益分配模式变更为：项目公司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该净利润40％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剩余60％由双方均分，双方亦可根据盈利情况变更分配方式。第五条张红权利和义务，5.4条款：张红如需郑宝芳派出“万润”企划骨干团队参与经营活动，或者需要郑宝芳提供“万润”免费活动场地和办公场所的，在不影响郑宝芳正常经营情况下，郑宝芳应协助配合。2017年7月1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是郑宝芳与张红双方同意，加汇公司租赁万润公司所管理的万润酒店用品市场C区约为500平米外围场地用于举办展览、展会，租期2年，租金合计70万元。二是第一条所涉70万元金额不作为经营成本计入《合作经营合同》第三条所涉净利润的计算，即双方仍以30万元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础。三是双方同意聘用陈清伟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用为每年9，600元。四是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五是本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内容与主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并有郑宝芳与张红双方的签名。同年8月1日，郑宝芳以垫资投资款的形式，向司某某(代持加汇公司股份)和张红开据付款凭单，金额分别为70万、30万，其中有文字说明：郑宝芳壹佰万元作为“加汇”公司的资金垫资投资款，给到司某某70万、给张红30万；郑宝芳、张红、案外人司某某均有签名。同年9月11日，加汇公司股东会决定减资至100万，股东司某某认缴70万，股东张红认缴30万；同日，修定加汇公司章程，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真新街道金沙江路XXX号XXX幢XXX室；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司某某、张红分别出资70万、30万，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分别为货币、2036年11月27日。2017年的9月后，张红以加汇公司名义举办意大利饺子、中实恒盾BS、菜品研发中心等等系列活动：2018年的5月、8月、10月分别组织培训中餐活动；2019年的7月17日，举办智慧餐饮工业化等活动，其中，还以加汇公司公众微信号传播活动，因疫情停摆至今，目前加汇公司为负债。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证明公司为亏损状态：利润表2017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本月和当年底净利润分别为-27，469.61元、-249，330.62元，2018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本月和本年底净利润分别为-43，587.99元、-514，200.68元，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和本年底净利润分别为-26，889.38元、-26，889.38元；资产负债表利润表2017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资产合计中期末余额和年初余额分别为730，849.56元、0元，2018年12月1日至同月31日资产合计中期末余额和年初余额分别为186，728.95元、730，819.66元，2019年1月1日至3月31日分别为159，839.57元、186，728.95元。另查明，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总支出为405，710.58元，剩余资金余额为4，289.42元。2020年1月8日，郑宝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张红告支付2018年度投资收益10万元和投资收益利息损失。庭审中，郑宝芳修改诉请为：根据《合作经营合同》第3.2条对收益分配约定，张红2019年8月1日前向郑宝芳支付2018年度返还垫资款10万及利息损失，郑宝芳诉称经多次催告张红返还垫资款10万，张红以技术入股、代持股份等理由，均未支付付款义务，遂涉诉。经查，加汇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5日、同年12月4日、2019年4月18日、同年5月28日向张红借款3万元、6万元、2万元、1万元，共计1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再查，张红从2017年8月至2019年5月在加汇公司领取工资2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合作经营合同》签订，郑宝芳根据合同收益分配的约定，主张依约返还2019年8月1日前垫资款(投资收益)10万元；张红抗辩双方书面确认张红以技术入股，强调加汇公司筹建时，张红技术性持股30％是项目设计和运营人，郑宝芳明确是资金出资人，郑宝芳股权70％(隐名代持)，其中对合同的3.2条系重大误解时签订；郑宝芳以从场地租金方式直接提取，即加汇公司垫资款在2017年回收70万元，另30万元是启动营运资金，且违背合同的性质、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张红对第3.2条抗辩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就本案来说，合同第3.2条显然不是张红真实意思表示，但不构成重大误解。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郑宝芳对第3.2条收益分配的约定是否有效。结合本案合同、《补充协议》和庭审查明事实，从文义、整体、目的、交易习惯和公平诚信五个方面予以释明：文义上，合同首部以郑宝芳资金投入、张红负责经营管理的形式设立公司；3.2条的前提纲目“收益分配”，加汇公司目前系未收益(盈利)状态，不存在3.2条有效的先决条件；《补充协议》中所涉70万金额不作为经营成本计入《合作经营合同》第三条所涉净利润的计算，即双方仍以30万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础，本协议内容与主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文义上，3.2条约定存在文不对题、条不符纲目和《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冲突异化，违反文义上常识规定，故3.2条款内容难以有效；整体上，一是合同开始到最后第十条，均表明合作经营公司，其中3.2条后无3.3条的存在，直接3.4条约定合作第五年开始的相关事宜，通篇是双方对公司合作行为的约定；二是2.3条：郑宝芳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叁拾万元整。显示垫资系郑宝芳对加汇公司的出资行为，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公司与个人之间和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是不同法律关系；三是3.1条约定双方合作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即除去经营成本、日常开支、工资、奖金、员工福利、需缴纳的税费等的收入为净利润，第一年净利润均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第二、三、四年净利润的40％留作公司发展资金(优先缴垫付资本金)等内容，多次提及公司收益优先缴垫付资本金。合同整体、全文上表明，垫资系郑宝芳对公司企业法人行为，故与张红个人间无直接关联性。四是案情整体显示：2017年1月12日公司设立，同年6月18日签订该合同，同年7月11日公司减资，同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而与案外人万润公司(郑宝芳控股)的《场地租赁合同》系同年2月20日签定，时间置前于3.2条签订3个月29天，且该70万元于同年2月支付完毕，3.2条约定在合同中的存在始终极不协调，不具备有效条件。本案垫资系郑宝芳对公司企业法人出资，公司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3.2条约定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目的上，合作经营是商事主体，为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资源组合等方式，欲在市场获取最大利益，而3.2条内容不提双方合作经营公司，直接约定个人之间返还垫资金，类同于个人之间借款，根本上与双方合作经营商事主体，追求市场经济的营利目的严重冲突，在合同中十分突兀，与合同目的相悖，3.2条内容调换主体概念、错位资金出向、混淆权利义务，反向合同目的，故3.2条从根本上与合同目的背离，应为无效；交易习惯上，本案合作经营目标是有限公司，各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权利和义务，有限公司接近于合伙企业，更强调人合性弱化资合性，如《补充协议》中，租赁场地、计算净利润等约定内容也进一步佐证，交易同样倾向“合作经营”而非个人之间的“返还垫资”，公司法强调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依法享有独立财产权。故3.2条有违商事交易习惯，不能认定为有效条款；公平诚信上，一是合同约定郑宝芳垫资100万元为注册资金，《补充协议》又约定70万元不作为经营成本计算，仍以30万元部分作为计算净利润的基础，郑宝芳现以3.2条主张垫资款，违背公平诚信；二是3.2条如确认，张红只会是启动运营30万的最终付款人，也是公司自负盈亏的唯一一方，此条款免除郑宝芳责任、加重对方负担、排除诚实信用，该条款显失公允；三是张红系普通经营者，郑宝芳在专业人员帮助修改起草，经过反复权衡后作出本合同，签订合同后，郑宝芳为合同所提“整合优势资源”鲜有有形或无形的投入与付出，对加汇公司少有正向关注，庭审中均以不清楚不知道回应；反观张红以公司名义组织多场数次商业活动，因市场不确定性和疫情等因素，目前加汇公司处于亏损状态。综上，在加汇公司未收益(盈利)情况下，郑宝芳主张依3.2条款约定返还垫资，系前后矛盾内容混乱、有违相关强制规定、丧失公平背离诚信、虚拟合作恒定收益、独享盈利不担风险。故一审法院认定3.2条内容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两个民事个人之间出于共同的商业目的，自愿签订《合作经营合同》，整合优势资源，2.3条款约定：郑宝芳以货币形式垫资，垫资额为30万元整，同时利用其现有公司品牌效应和行业社会资源支持项目公司的筹备和运营。双方个人共同组建的有限公司，郑宝芳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货币形式垫资的义务。2.3条款表明郑宝芳以30万向加汇公司垫资；郑宝芳向案外人司某某(郑宝芳代持人)和张红开据付款凭单，文字说明：郑宝芳100万元作为“加汇”公司的资金垫资投资款，给到司某某70万、给张红30万。一审法院认为，“给”不同于“借”，本案郑宝芳是通过给两个个人的方式，最终达成为加汇公司启动运营而支付垫资款。上述注明，文义上，明显符合本案合同、《补充协议》意思表示和庭审查明，佐证本案整体事实及签订合同性质目的。故郑宝芳主张依3.2条要求张红返还垫资款，该条内容依法属于无效，且在本案中，此垫资款已经不复存在。其次，关于张红对郑宝芳从加汇公司变相取走租金70万主张，突出合同5.4条款：张红如需郑宝芳派出“万润”企划骨干团队参与经营活动，或者需要郑宝芳提供“万润”免费活动场地和办公场所的，在不影响郑宝芳正常经营情况下，郑宝芳应协助配合。虽有合同约定，但张红对郑宝芳从加汇公司变相取走租金70万说法，未有相应充分证据，本案不予处理；最后，张红要求12万元用于公司经营一并处理，一审法院认为，系个人与加汇公司的二个法律关系，故本案亦不作评判。一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郑宝芳所有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15元，由郑宝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的争议焦点为郑宝芳支付给加汇公司的30万元的性质是其应付的投资款还是为张红垫资的注册资本金。根据郑宝芳与张红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2.2条的约定，郑宝芳先行垫资10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并以其中30万元为限对本合作项目进行垫资，明确了该30万元是垫资款；3.2条约定张红在合作经营期间第二、三、四年每年向郑宝芳返还10万元垫资金，分别于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的8月1日前交付，上述合同内容很直观地反映郑宝芳支付的30万元性质为垫付款，张红应从2019年开始每年向郑宝芳返还10万元垫资款，证明系争30万元是郑宝芳借给张红的注册资本金，且张红负有返还义务。张红对所持加汇公司30％股权既表示是以技术入股，又表示是代郑宝芳持股，前后陈述矛盾。如果是以技术入股，一则章程中载明的入股方式均为货币出资，不能证明是技术形式入股；二则如张红所称的技术入股就是负责加汇公司展览项目的设计运营，那么这些工作已转化为其技术出资，其只能从加汇公司取得分红，但其又从加汇公司处获取工资，张红的一份付出获取两种收益，显然与常理不符。《合作经营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收益分配是在先除去经营成本、开支、税收等费用后的利润中扣除40％发展资金后剩余部分由张红支配，以及约定了成本的计算方式，以上并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处，也不违反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原则；对于《合作经营合同》3.2条约定的被垫资股东即张红向垫资人郑宝芳分期返还垫资款也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协议条款表述清楚，不存在引起重大误解的情况。因此，《合作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现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已届至，郑宝芳要求张红支付2018年应付垫资款符合合同约定，依法应予支持。张红在约定的时间点未予支付，应赔偿郑宝芳相应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郑宝芳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1007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张红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郑宝芳垫资款10万元；三、被上诉人张红应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郑宝芳利息损失(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8月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5元，由张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15元，由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龙平审 判 员 杨怡鸣审 判 员 王 曦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贾佳秀书 记 员 姜晓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