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53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瀚文，男，197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成，苏州府前法律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改宏斌，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良，男，194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兵，江苏仓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雅楠，江苏仓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袁磊，女，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上诉人李瀚文因与被上诉人袁国良及原审第三人袁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8民初8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瀚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袁国良的主体适格问题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代持股协议转化为款，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袁国良和袁磊出资合伙更无从谈起。虽然袁磊出具了情况说明并当庭陈述，但因两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不具有证明力。袁国良及袁磊与上诉人之间从未签订任何终止代持股协议获清算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借条和债权债务协议是两种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将两者混为一谈，错误认定借据表明双方合伙关系的终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查明案件事实，按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一审法院未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而依据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判决上诉人承担借条载明的还款义务违反法律规定，于法相悖。被上诉人袁国良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予以维持。原审原告袁国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李瀚文向袁国良支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45万元；2、请求依法判决李瀚文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１、2012年4月8日，李瀚文（甲方）与袁磊（乙方）签订股权（出资额）代持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同意为乙方代持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出资额100万元，即甲方以自己的名义成为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代表乙方持有100万元的乙方出资额。二、乙方对上述100万元的出资额享有所有权，同意按合伙协议的规定对出资承担义务和风险，享有收益权等各项权利，代持出资所应支付的项目中介费由甲乙双方分摊。三、甲方代持出资额为无偿行为，不收取任何费用，该代持行为不构成任何对乙方出资额的安全的保证和收益的保障。四、协议双方为个人合伙法律关系。五、本协议为代收款收据。六、甲方今后限售股解禁，抛售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收益后十个工作日内履行对乙方的清算义务，清算完成后，协议自动终止。2、2012年4月16日，袁磊（袁国良之女）将工商银行100万元本票转账至收款人龚璐（李瀚文之妻）。3、李瀚文向袁国良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袁国良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借款时间计四年零六个月，年息10%。本人承诺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归还本息，合计人民壹佰肆拾伍万元整，借款人李瀚文，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4、2017年７月27日，李瀚文向袁国良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本人李瀚文原先承诺在2016年12月31日前归还袁国良借款本息合计人民币145万元整，现因本人经济困难，暂时无法归还，经双方协商一致，原本息延期至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说明人李瀚文。5、袁国良提交杭州市滨江区法院（2014）杭滨商初字第88号李瀚文与陈明、魏仙桃公司增资纠纷一案的判决书，该案系李瀚文诉陈明、魏仙桃，要求其二人支付袁国良签订在签订《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同时，与二人签订《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款项126万元及逾期违约金。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于2014年9月23日作出判决，判令“陈明、魏仙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瀚文补偿款人民币126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上述款项自2013年9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的违约损失”。6、袁国良提交杭州市滨江区法院（2017）浙0108民初字第5213号李瀚文与陈明、魏仙桃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该案系李瀚文诉陈明、魏仙桃，要求其二人支付股权回购款268万元，并从2012年6月29日起按年利率1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判决，判令“陈明、魏仙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瀚文股权回购款268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68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6月2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年利率10%计算)”。袁国良陈述，关于合伙投资，我女儿袁磊与其同事也就是李瀚文妻子是好友，李瀚文是资深投资人。2012年4月，李瀚文对我女儿说杭州富铭公司效益很好准备上市，希望我们同他们一起投资，我出于女儿和李瀚文妻子的友好关系，以及我对李瀚文专业水平的信任，就同意合伙投资，我把李瀚文请到家里，明确以合伙投资形式向杭州公司投资268万元，我出资100万元，李瀚文出资168万元，并以李瀚文名义同杭州公司签订相关投资协议，股权登记在李瀚文名下，所有相关手续都是李瀚文与杭州公司办理，我没有具体参与，也没有参与杭州富铭公司的经营管理，我通过女儿以100万元本票方式交付给李瀚文妻子龚璐，再由龚璐转给李瀚文。2016年我因为对杭州富铭公司久久未能上市有些失望并且需要用钱，所以找到李瀚文向其明确提出要退出合伙投资项目，希望李瀚文返还我的投资款，李瀚文考虑后说，你退出后，权益就要放弃，我表示愿意。后来李瀚文根据2012年—2016年的投资情况，综合考虑后同意我退出投资，承诺投资收益和责任由其享有和承担，并同意返还100万元投资款，但是因为李瀚文暂时没有钱，就说退还我的钱就算他自2012年开始向我的借款，并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我，利息按照年利率10%支付4年半计45万元。我同意后，李瀚文向我出具借条，借条上的时间是倒签的，因为利息约定时间是4年半，实际签订日期为2016年10月，在李瀚文出具借据后，合伙关系终止。2016年12月，李瀚文未能履行承诺，我多次催讨，2017年李瀚文又和我协商，希望还款时间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李瀚文就向我出具了情况说明。李瀚文陈述，在2012年时，李瀚文因为投资事宜，找到了袁磊，商量投资杭州公司事情，但是当时没有和袁国良进行协商，而是直接与袁磊进行沟通，在投资事宜发生之前，李瀚文与袁国良是认识的，李瀚文是因为其他投资事情向袁国良提出借款，书写了该借据。双方并非商定以合伙268万元的形式投资，实际投资金额为袁磊出资100万元，李瀚文出资160万元，其余的8万元系从出资到变更期间的利息，在商定协议初期并没有268万元的说法，该8万元利息是案外人陈明与魏仙桃承诺的。2013年时，因为陈明与魏仙桃不能履行增资补充协议，所以本案李瀚文起诉了陈明与魏仙桃，当时李瀚文要求袁磊支付了一定的律师费、诉讼费。2016年时，杭州富铭公司实际已经濒临破产、涉诉众多，据此情况，本案李瀚文又随后起诉了陈明与魏仙桃要求返还股权款并请求赔偿。在此期间，袁磊多次要求李瀚文退还股权款项，但是根据代持协议，本案李瀚文并无承担还款责任。2017年情况说明形成时，袁国良找到李瀚文，认为其女儿袁磊投资失败责任是由李瀚文造成，要求李瀚文按照之前书写的借据承担借款责任，李瀚文考量本身涉案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委托代持关系与本案袁国良没有关系，基于前面借条无效，后面情况说明即使写了，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该情形，李瀚文就书写了2017年的情况说明。袁磊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是袁国良的女儿，因我爸爸袁国良年事已高，多有不便，2012年4月我受爸爸袁国良委托，代其与李瀚文签订了关于投资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协议》，投资款100万元也是我爸爸通过我转给李瀚文的，我爸爸袁国良是该协议的实际履行主体，该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均由我爸爸袁国良享有和承担。李瀚文对此也是认可的。我本人与李瀚文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和其他经济上的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虽然代持协议由袁磊与李瀚文签订，袁磊出资100万元，但基于袁国良与袁磊的父女关系，以及李瀚文此后向袁国良出具了借据和情况说明的事实，表明李瀚文对其二人出资合伙的知晓和概括性承受。李瀚文向袁国良出具的借据表明双方合伙关系的终止，并转化为李瀚文向袁国良的借款，李瀚文向袁国良再次出具的情况说明更是对双方借贷关系的进一步确认。李瀚文抗辩称袁国良因其他投资事情向袁国良提出借款书并写该借据等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袁国良主张李瀚文归还145万元的诉讼请求，与双方约定相符，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李瀚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袁国良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45万元。二审经审理，未查明新的事实。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袁国良主张案涉借据系由其与李瀚文就李瀚文为其代持杭州富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元出资款进行协商，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结合李瀚文与袁磊签订的股权（出资额）代持协议、袁磊的情况书面及陈述、李瀚文向袁国良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并无不当。案涉借据及情况说明系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达成一致，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故无论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该债权债务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上诉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850元，由上诉人李瀚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水天庆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邹 娜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