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6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依欣，女，198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锴鑫，上海金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荣辉，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被告：上海绪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9138号1幢3层F区314室。法定代表人：王依欣，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锴鑫，上海金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依欣因与被上诉人阮荣辉、原审被告上海绪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绪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15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依欣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王依欣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为95万元，并以95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就2018年4月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19年3月1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没有理清。上诉人与案外人何某为夫妻关系，在2018年4月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上诉人与何某一起购买被上诉人持有绪臣公司的股权。由于股权款没有到位，致使2018年4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如期履行。但是双方就股权转让中的转让款金额、履行方式还进行着一系列的沟通。随后，上诉人与何某于2018年8月10日，协议约定绪臣公司的股份均归上诉人所有。至此，绪臣公司便由上诉人掌管。2018年8月10日后的股权谈判虽然还是何某出面，但受让人实际上由何某变更为上诉人了。2018年12月13日绪臣公司支付的款项，须经过上诉人同意才能予以支付。所以，2018年12月12日中的“后续的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便是指2019年3月11日再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且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还约定了2018年4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作废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后续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就是指在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扣除。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阮荣辉辩称，25万元当时是作为违约金支付的，关于上诉人所称的绪臣公司由王依欣掌管，何某的股权转让给王依欣的事实，被上诉人作为绪臣公司股东不知情，也表示怀疑，根据一些其它线索，怀疑王依欣与何某的是假。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绪臣公司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阮荣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依欣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20万元，支付截至2019年12月31日剩余利息罚息17，200元和6，800元；支付以本金12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2．绪臣公司承担担保责任；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11日，阮荣辉与王依欣、案外人何某、绪臣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三方共同拥有绪臣公司100％的股权，现阮荣辉欲转让其持有标的公司的所有股权给王依欣，案外人何某表示予以同意，同时阮荣辉与王依欣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阮荣辉持有标的公司的22％股权，以520万元价格转让予王依欣；双方约定于2019年3月15日前某一天交接网银及密码、财务专用章、税控盘、与财务有关的所有凭证，经王依欣验证无误，阮荣辉交接给彭玉先后，王依欣立即支付阮荣辉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之后三方于2019年3月15日前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手续签字完成，所有手续交给彭玉先后，王依欣再支付阮荣辉第二笔股权转让款160万元，2019年5月1日前支付第三笔股权转让款40万元，如2019年5月1日前未支付，王依欣需支付阮荣辉每月3％的利息和罚息，剩余款项120万元在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同时王依欣每月支付剩余款项1％的利息12，000元，如有逾期，王依欣需支付阮荣辉每天千分之一的滞纳金；绪臣公司同意对王依欣的付款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担保责任；阮荣辉必须于2019年3月15日前配合王依欣到相应政府机构办理股权变更手续，阮荣辉必须于本协议签订当天予以交还标的公司的网银及密码、财务专用章、税控盘、与财务有关的所有凭证；阮荣辉保证其转让的股权完整，未设定任何担保、抵押以及其他第三方权益，保证主体资格合法，有出让股权的能力和行为能力，阮荣辉必须在2019年3月20日前配合王依欣到相应银行机构办理所有一切与阮荣辉有关的银行取消手续；阮荣辉必须于2019年3月15日前，向王依欣交还标的公司的财务账簿，不得有任何的虚假和遗漏，同时阮荣辉承诺在阮荣辉管理记账期间，如果标的公司的财务、税务发生问题，因阮荣辉个人原因错误的，阮荣辉承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标的公司的损失，如因公司及其他人员的原因造成的财务、税务发生问题，阮荣辉不承担责任，本协议签字且财务账簿移交后阮荣辉有义务配合王依欣或标的公司财务的合理要求；三方于2018年4月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作废等。该协议签字页有王依欣、阮荣辉、何某共同签字，丁方处并无绪臣公司盖章。同日，绪臣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如下“一、公司同意股东阮荣辉将其所持公司22％股权转让给王依欣，同意股东何某将其所持公司68.25％股权转让给王依欣。股权转让后，公司持股情况如下：王依欣，出资额：950万元，出资比例95％；何某，出资额：50万元，出资比例：5％。二、公司由于股东发生变动，任职情况不变。三、通过公司新章程。四、于本决议作出后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以上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的，占总股数100％”。次日，阮荣辉与王依欣共同签字形成《交接清单》，载明阮荣辉作为移交人向王依欣移交材料包括“泰隆银行U盾、交行U盾、社保U盾、公积金U盾、报税U盾、金税盘、财务专用章、财务凭证”。2019年4月2日，绪臣公司向上海市青浦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出资情况、章程备案登记，股权由原登记内容“股东王依欣、何某、阮荣辉”变更为“股东王依欣、何某”，并作相应公司章程备案。一审中，阮荣辉提交2019年4月15日至2020年1月3日阮荣辉与王依欣间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9年5月12日阮荣辉说“利息先付掉吧，才1万2。”，王依欣回复“好，明天可以？”；2019年5月28日王依欣说“总付了：400万＋24，000利息”；2019年6月26日阮荣辉说“4、5、6月利息付一下，才3万6”，王依欣回复“4、5月利利息都付给你了”；2019年7月3日阮荣辉说“其中有12，000是违约金，另外利息是从3月12日开始算。也不能一直不付吧。”；2019年10月17日阮荣辉说“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明天付？”，次日王依欣微信转账1万元；2019年12月27日阮荣辉说“王总，年底还有几天就到了，第二笔股权转让及拖了好几个月得利息及时安排一下，不要拖到最后一天”，12月31日阮荣辉再问“付了吗？”，王依欣回复“还没，晚一会”，此后该日18：35分回复“已经弄好了”；2020年1月1日阮荣辉说“王总，10万转账今天收到。但彭总和章总对此非常失望和气愤。请出具一个有诚意的后期付款计划。”；2020年1月3日上午11：00阮荣辉说“我刚与彭总和章总联系了，说你态度不错，但是他们认为你诚意不够，后来我作他们的工作，他们作了退步提出以下要求：1、1月6日前支付20万元，2、1月13日前支付20万，3、1月20日前支付20万元，4、2月10日前支付30万元，5、2月17日前支付30万，如果以上任何一个时间节点没有收到前述款项就起诉，起诉的目的是为了督促你早日结清。我觉得你还是想办法挪点，否则由于绪臣担保了，因为120万的事情导致查封账户和资产的实在没必要，另外，按照协议，现在你要承担每月1％利息以及每日0.1％滞纳金，合计每月4％，早清对你有利”，王依欣回复“我知道，但是真的没办法”，阮荣辉后说“那我们就走个程序，请理解”，王依欣回复“恩，好吧。”。王依欣对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中，王依欣提交阮荣辉于2018年12月12日出具的字据一份，载明“今天公司付我25万，我同意从后期股权退出款抵扣”，予以证明阮荣辉同意就绪臣公司支付的25万抵扣王依欣部分股权转让款。阮荣辉对于该份说明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阮荣辉称该份说明是当时阮荣辉和案外人何某商谈股权转让事宜时出具的，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关。对此，阮荣辉于一审中提交2018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的转让方为阮荣辉，受让方为案外人何某，约定转让标的为绪臣公司的22％股权，转让价格为505万元，何某应于2018年5月5日前一次性支付给阮荣辉，如何某未按时支付阮荣辉款项，则需支付违约金30万元等。王依欣、绪臣公司对该份2018年4月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一审中，绪臣公司提交2017年2月22日至2020年1月1日期间阮荣辉与绪臣公司间所有资金往来记录，予以证明上述期间绪臣公司转账阮荣辉3，622，424.35元，其中2018年12月13日绪臣公司转账阮荣辉25万元应抵扣案涉股权转让款，2019年5月27日转账1.20万元、5月28日转账40万元、2020年1月1日转账10万元均是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余款项性质不明确应由阮荣辉予以解释。阮荣辉称2018年12月13日的25万元非案涉股权转让款，2019年5月27日的1.20万元、2020年1月1日的10万元是案涉款项利息，2019年5月28日转账40万元是案涉股权转让款，其余阮荣辉与绪臣公司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一审中，王依欣提交四张付款凭证，予以证明2019年3月12日转账360万元、5月13日转账合计1.20万元、10月18日转账1万元。阮荣辉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但5月13日的1.20万元、10月18日的1万元均是案涉款项利息，3月12日的360万元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及第二期款项。一审经查明，王依欣与何某于2018年8月10日达成《协议书》，并于该日登记。一审法院认为，阮荣辉与王依欣、绪臣公司、案外人何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当事人理应予以履行。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1．绪臣公司转账阮荣辉的款项是否均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2．王依欣、绪臣公司支付给阮荣辉的款项是归还本金还是偿付利息？3．案涉股权转让款的逾期付款利息、罚息及滞纳金的计算方式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利息上限？对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绪臣公司与阮荣辉间存在增资款、借款、代垫款、股权转让款等多种款项性质的资金往来，除阮荣辉确认与案涉股权转让相关的款项外，绪臣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账至阮荣辉的款项全部属于案涉股权转让款，且阮荣辉也于审理中明确其余款项与案涉股权协议无关，故对于绪臣公司转账至阮荣辉的款项均作为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对于2018年12月13日绪臣公司转账阮荣辉的25万元，是否与案涉股权转让款有关，双方存有争议。经审理查明，该25万元确属2018年12月12日字据载明的款项。王依欣认为2018年4月9日的转让协议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关联性，王依欣与何某是2018年4月9日转让协议的受让方，因此该25万元应在本案款项中予以抵扣。阮荣辉称该25万元是2018年4月9日协议解除的违约金以及案涉转让协议签订的诚意金，但与案涉股权转让款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相对性，2018年4月9日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为阮荣辉与何某，对于王依欣作为该协议受让方的抗辩不予采纳。结合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案涉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情况以及微信聊天记录，现无证据证明该25万元与2019年3月11日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存在关联性，故对于王依欣、绪臣公司主张抵扣25万元的抗辩一审法院也不予采纳。对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应当按照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予以清偿。一审法院结合审理查明及各方当庭陈述，认定如下：绪臣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转账的40万元是第三笔股权转让款本金，绪臣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转账的1.20万元以及2020年1月1日转账的10万元是转让款利息；王依欣于2019年3月12日转账的360万元是第一期及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本金，王依欣于2019年5月13日转账的1.20万元及10月18日转账的1万元是转让款利息。综合前述，阮荣辉要求王依欣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3，一审法院认为，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逾期付款利息是否过高的标准，故对于王依欣、绪臣公司称逾期付款利息、罚息及滞纳金的计算方式违反法律规定利息上限的抗辩不予采纳，但是，金钱债权人的实际损失通常为利息损失。结合案涉协议的约定“如2019年5月1日前未支付，甲方需支付乙方每月3％的利息和罚息。剩余款项120万元整在2019年12月31日前支付完毕，同时甲方每月支付剩余款项1％的利息12，000元。如有逾期，甲方需支付乙方每天千分之一的滞纳金”，该约定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及滞纳金）确属过高，王依欣、绪臣公司主张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6％，一审法院可予采纳。据此，结合王依欣、绪臣公司的付款情况，王依欣已偿付的利息、罚息的总金额足以填补阮荣辉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之前的利息损失，故对于以第四期股权转让款120万元为本金、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则采纳年利率6％的计算标准。另，阮荣辉依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要求绪臣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绪臣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注意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系由绪臣公司全体股东签字形成，可以认定该担保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于阮荣辉要求绪臣公司对王依欣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可予支持。对于绪臣公司所述税费缴纳问题，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一并处理，如绪臣公司确有代缴阮荣辉个人部分税费，也应另案主张。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一、王依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阮荣辉股权转让款120万元，并偿付阮荣辉以12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绪臣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绪臣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王依欣追偿。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816元，减半收取计7，908元，由王依欣、绪臣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绪臣公司向阮荣辉支付的25万元是否应认定为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针对阮荣辉持有的绪臣公司22％股权的转让事宜，先有2018年4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阮荣辉的股权转让给何某，后有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股权转让给王依欣，两份协议中约定的转让价款及支付期限等条款均不同。在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期间，阮荣辉于2018年12月12日出具过收条，确认收到绪臣公司25万元，并同意该款从后期股份退出款中抵扣。上述股权转让的整个过程反映，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于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协商，最后以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确认了转让和受让的主体、转让价格以及分期付款等内容，其中还明确了2018年4月9日《股权转让协议》予以作废。但是，在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转让款的分期支付及利息、罚息计算予以了详细约定的情况下，并没有确认绪臣公司之前支付的25万元可以抵扣某一期转让款，即王依欣在签署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没有提出抵扣的主张。此后，在阮荣辉向王依欣追讨欠款时，曾在微信中详细列明了其已收到的各笔转让款本金和各期利息，王依欣对此也未提出过还有25万元应予以抵扣的主张。因此，本案现有证据不足认定双方当事人在签署2019年3月11日《股权转让协议》时对于上述25万元抵扣股权转让款一节达成了一致意见，故王依欣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依欣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50元，由上诉人王依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汤黎明审判员  顾恩廉审判员  黄 英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 月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