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1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鹤萍，女，197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凌，男，1976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静，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利锋，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别样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康业路901弄98号4层Z区422室。法定代表人：郭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晶，男，该公司关联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炳栋，上海融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鹤萍、黄晓凌与原审第三人上海别样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别样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35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0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鹤萍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黄鹤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未能准确完整解决别样红公司在被全资收购过程中股权转让的完整、真实和公允对价问题。一审判决0.3％股权转让款23，249.96元是按照黄晓凌提供的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全资收购股权转让协议中显示的价格为基数进行计算，但黄晓凌从此次股权转让中实际获取的价值远超该价值，包括不限于现金、股票及其他可能的价值实现形式。根据一审判决可以确认黄鹤萍拥有的股权已被黄晓凌不当处置。2．一审法院将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利即股权和期权混为一谈。2014年的两份《股权授予说明》和2018年《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所界定的权益是两份性质完全不同的权益，前者是股权，后者是期权。无论股权如何稀释，均无法稀释成期权。前后协议中无任何书面意思表明后者和前者之间有任何关联。0.48％的股权是在2014年两份《股权授予说明》合计0.8％的股权之外另行被授予的，不被包含在0.8％的股权之内。故原审判决第一项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请应当得到支持。对于黄鹤萍的上诉，黄晓凌辩称：不同意黄鹤萍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黄鹤萍的全部上诉请求。理由：1．黄晓凌无需支付23，249.96元，具体理由详见黄晓凌上诉理由。2．黄鹤萍主张的0.48％股权实际上是由0.8％股权稀释而来，不存在额外的0.8％股权。黄晓凌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黄晓凌无需向黄鹤萍支付股权转让款23，249.96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期权终止协议》终止条件已经满足的情况下认定黄鹤萍持有别样红公司的股权并据此判令黄晓凌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是错误的。1．黄鹤萍在别样红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均已被取消并终止。2．《期权终止协议》中所称期权是指黄鹤萍所持有的别样红公司股权。虽然表述的是期权，实际上是包括了股权。2016年10月19日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已明确说明本人作为公司员工期权持股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已被授予公司0.48％股权。故终止协议中拟终止的期权就是目前黄晓凌为黄鹤萍代持的0.3％股权。在终止协议已经终止的情况下，黄鹤萍无权要求黄晓凌支付对应股权转让款。即便支付，也应当按照黄晓凌出让给A公司的价格为基数计算其股权转让价格。对于黄晓凌的上诉，黄鹤萍辩称：不同意黄晓凌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同上诉意见。对于黄晓凌、黄鹤萍的分别上诉，别样红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符合实际情况，同意黄晓凌对本案事实的主张，即黄鹤萍主张的0.48％股权实际上是由0.8％股权稀释而来，不存在额外的0.8％股权。黄鹤萍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黄鹤萍的别样红公司股东资格（基于黄鹤萍持有别样红公司0.8％的股权），并由黄晓凌和别样红公司配合黄鹤萍办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2．判令黄晓凌向黄鹤萍支付股权转让款1，656，000元。（按照2016年10月19日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时别样红公司的股权总价值480，000，000元的标准，黄鹤萍仍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0.3％股权对应的股权价款是1，440，000元，加上黄鹤萍转让其持有的别样红公司0.18％股权还未支付的价款216，000元，共计1，656，000元。）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18日，别样红公司盖章确认股权授予说明一份，内容为：“为表彰您的突出贡献，并希望您与公司长期共同发展，到2014年7月18日止，授予黄鹤萍上海别样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0.5％的股份，由黄晓凌代持。关于授予和收回的详细规则，以随后签署的文件要求为准，此文档只说明授予的数量。授予的股份数量，请勿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公司有权收回。”代持人签字处有黄晓凌签字。2014年7月30日，别样红公司又盖章确认股权授予说明一份，内容为：“为表彰您的突出贡献，并希望您与公司长期共同发展，2014年7月30日授予黄鹤萍上海别样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0.3％股份，加上2014年7月18日授予0.5％的股份，到2014年7月30日，合计授予0.8％股份，全部由黄晓凌代持。关于授予和收回的详细规则，以随后签署的文件要求为准，此文档只说明授予的数量。授予的股份数量，请勿透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公司有权收回。”代持人处有黄晓凌签字。2015年12月1日，黄鹤萍与别样红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确立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合同期限为2015年12月1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止。2016年10月19日，黄鹤萍签署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一份，内容为：“A公司、黄晓凌：就黄晓凌（“代持人”）、张某、陈某、杭州D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A中心（有限合伙）、北京B中心（有限合伙）、北京E有限公司向A公司转让别样红公司合计67.167％股权项目（以下称本次交易）中的股权代持问题，本人黄鹤萍知悉、同意、确认并授权如下：1．本人作为公司员工期权持股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已经被授予公司0.48％的股权，并由代持人代持。其中，0.36％的股权为别样红公司已授予且已行权的员工期权对应的股权，0.12％的股权为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员工期权对应的股权。2．本次交易中，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代持人代为转让本人持有的别样红公司0.18％的股权，转让价格为864，000元。代持人有权利签署和办理与上述事项相关的一切文件和手续。3．本次转让的目标股权为已行权的员工期权对应的股权。本人有权指示代持人将目标股权转让予A公司。4．股权转让价款由代持人代为收取并依法交纳所有相关税费。本人确认如因税费缴纳发生相关争议与公司无关。本次交易交割日后五（5）个工作日内，A公司将股权转让价款的四分之一（1／4）支付给代持人事先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并自交割日起的第一、第二、第三周年分别将股权转让价款的四分之一（1／4）支付给代持人事先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本人在此确认，自A公司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代持人书面指定的账户，则视为A公司支付义务已经完成。5．本人同意本次交易，并放弃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6．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实际持有别样红公司已授予且已行权0.18％的股权，并由代持人代持。另外仍有0.12％的股权为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员工期权对应的股权。本人将根据董事会批准的员工期权计划的规定行权和享有相应的权利。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代持人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参加股东会会议，行使表决权。上述确认和授权真实、合法、有效，均系独立且不可撤销。若因上述确认和授权不实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任何损失的，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确认及授权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2017年1月19日，黄晓凌向黄鹤萍转账支付115，200元、57，600元。2017年5月19日，黄鹤萍与别样红公司共同签署承诺函一份，内容为“鉴于：1．别样红公司计划通过一项《2017年股权期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向特定符合条件的员工授予一项通过获取员工期权企业（员工期权企业）的一定比例的财产份额从而间接持有本公司一定数量的员工期权股权的权利。2．黄鹤萍为公司员工（被授权人），被授予人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要求。别样红公司和被授权人在此无条件并不可撤销地同意、确认和承诺：1．别样红公司同意向被授予人授予18，500份激励期权（目标期权），认购价格为5元／份激励期权，授予日期自2017年5月20日起计算。2．员工期权企业设立后，别样红公司和被授予人应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要求签署别样红公司批准的《期权认购协议》《期权授予通知》等文件以反映别样红公司向被授予人授权目标期权。3．双方同意，被授予人有权按照股权激励计划和其签署的《期权认购协议》《期权授予通知》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兑现和行权该等目标期权。本承诺函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2018年2月11日，黄晓凌向黄鹤萍转账支付86，400元，客户摘要为“2018年售股费用”。2018年4月17日，黄鹤萍、黄晓凌、别样红公司、A公司签署期权终止协议一份，内容为：鉴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别样红公司已向黄鹤萍授予员工期权（别样红期权），就上述期权授予事项，别样红公司及黄鹤萍已签署或出具如本协议附件一所示的期权授予文件（期权文件）。鉴于各方同意A公司的关联公司ILTD．（I公司）向黄鹤萍重新授予一定数量的限制性股份（I公司限制性股份），从而替代并终止别样红公司已向黄鹤萍授予的别样红期权。有鉴于此，各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终止，期权和释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黄鹤萍名下的别样红期权无论是否已兑现或者行使，该等别样红期权项下的所有权利均无条件且零对价地被取消并终止，别样红公司和黄鹤萍签署的任何期权文件均应无条件终止。黄鹤萍无条件在此放弃其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有关别样红期权的全部权利、利益和诉求。2．黄鹤萍的承诺……3、协议生效。各方确认并同意，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协议生效以下述事件中较早发生者为准：（1）I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已经向黄鹤萍授予12，163股I公司限制性股份并签署了《限制性股份授权协议》；（2）黄鹤萍不再在别样红公司、A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中的任意主体任职工作的；或（3）黄鹤萍书面放弃取得I公司限制性股份。为免疑义，因上述第（2）条情况本协议生效的，黄鹤萍无权取得任何I公司限制性股份，且其名下的别样红期权既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被取消并终止。如果黄鹤萍在取得I公司限制性股份后离职的，则该等I公司限制性股份应当按照黄鹤萍与I公司签署的《限制性股份授予协议》进行处理。……5．完整合同。本协议构成各方就本协议项下的事项的完整协议，并取代各方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就本协议项下安排所达成的口头或书面的承诺、协议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别样红公司与黄鹤萍签署的任何期权文件。附件一已签署期权文件件列表中载明：别样红公司与黄晓凌于2014年1月18日签署的股权授予说明，别样红公司与黄晓凌于2014年7月30日签署的股权授予说明，黄鹤萍于2016年10月19日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别样红公司与黄鹤萍于2017年5月19日签署的承诺函。2018年6月11日，A公司作为甲方，黄晓凌、张某、天津别样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别样红）作为乙方、别样红公司作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合计32.8331％的丙方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544，562元）（目标股权）以及目标股权附带的各项权利、权益以及相应义务，甲方同意受让上述目标股权。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累计持有丙方100％的股权。其中转让方黄晓凌转股比例21.9707％，转让对价1，702，726元，张某转股比例4.2624％，转让对价330，336元，天津别样红转股比例6.6％，转让对价511，500元。2018年6月19日，A公司向黄晓凌转账支付1，702，726元，向张某支付330，336元。2018年8月3日，黄晓凌向黄鹤萍发送邮件，内容为：“亲爱的同事，您好，您将被授予MeituanDianping的RSU，生效日期为2018年8月1日。本次将通过股权管理系统‘核聚’进行在线签署。该系统可提供在线查阅已授予的股票期权数据、在线接受新的授予、在线行权、查看下单记录、查看行权记录等服务，方便大家查询和管理。目前正在安排协议和数据的录入，待录入好后，将统一发送邮件至您的邮箱中。相关说明如下：1．预计在8月中下旬可登陆系统中完成线上签署，签署时间不影响RSU的生效时间，生效时间仍为2018／8／1；2．待协议和数据录入好后，系统服务商‘Support@mycoreinfo．com’将邮件分别告知系统的相关操作流程、初始登陆账号和初始密码。以上请悉知，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邮件至hr．qiquan@meituan．com咨询．．．．．．”2019年1月3日，黄晓凌向黄鹤萍转账支付216，000元。2019年6月24日，黄鹤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建辉向黄晓凌、别样红公司、A公司发送律师函，内容为：“就你方与黄鹤萍股权年代持、股权转让及股权激励相关事宜，本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黄鹤萍女士的委托，现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特指派本所何建辉律师根据依法查明的事实及法律法规向你方发出如下律师函：本律师事务所保证：在发出本律师函之前，已经获得黄鹤萍的有效授权；且黄鹤萍已向本律师事务所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本律师事务所声明：本律师函对相关事实的描述及各项数据均依赖于委托人黄鹤萍，但黄鹤萍有权于今后任意时候对本律师函所作事实陈述和处理意见作出修正或更改。本律师函于今后任意情形下均不构成黄鹤萍对相关履行事实的自认。鉴于：一、2014年7月18日，黄晓凌及别样红公司向黄鹤萍签发了一份《股权授予说明》……依据该《股权授予说明》，黄鹤萍拥有别样红公司0.5％的股份。二、2014年7月30日，黄晓凌及别样红公司向黄鹤萍签发了一份《股权授予说明》……依据该《股权授予说明》，黄鹤萍合计拥有别样红公司0.8％的股份。三、2016年10月19日，黄鹤萍签署了《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文件一份。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1．确认黄鹤萍拥有别样红公司0.48％的股权（因别样红公司融资，黄鹤萍股权比例被稀释）……四、2017年5月19日，黄鹤萍与别样红公司共同签署了《承诺函》……依据以上四份文件，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结合目前别样红公司的实际情况，可明知如下事实：一是，黄鹤萍为别样红公司的隐名股东，拥有别样红公司0.48％的股权，除去2016年已经转让的0.18％股权，目前还拥有0.3％的股权；二是，别样红公司还应授予黄鹤萍18，500份激励期权（或折算为等价值股权）……”。一审另查明，别样红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0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2016年12月27日，投资人（股权）由陈某、杭州D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某、北京A中心（有限合伙）、黄晓凌、北京B中心（有限合伙）、北京E有限公司变更为张某、黄晓凌、北京C有限公司。2018年6月6日，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出资比例由张某出资330，336元比例4.2624％、A公司出资5，205，438元比例67.1669％、黄晓凌出资1，702，726元比例21.9707％、天津别样红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511，500元比例6.6％，变更为A公司出资7，750，000元比例100％。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7月18日、2014年7月30日的股权授予说明和2016年10月19日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于法不悖，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根据上述两份股权授予说明书记载的内容，黄鹤萍被授予了别样红公司合计0.8％的股份，在该两份股权授予说明书之后，黄鹤萍与别样红公司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中又记载黄鹤萍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已经被授予别样红公司0.48％的股权”，黄鹤萍认为该0.48％是在0.8％的股权之外另外被授予的股权，黄晓凌解释称2014年7月之前别样红公司注册资本是4，650，000元，0.8％的股权对应的金额是37，200元，2016年10月19日别样红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7，750，000元，黄鹤萍的股权被稀释了，所以37，200元对应的股权比例为0.48％，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中明确记载黄鹤萍的股权份额是已经被授予的股权份额，而不是重新另外授予黄鹤萍股权份额，结合黄晓凌关于股权比例稀释问题的解释符合逻辑，以及黄鹤萍向黄晓凌发送的律师函中亦印证了黄晓凌有关股权比例稀释的解释，故在黄鹤萍签署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时，黄鹤萍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股权份额为0.48％，黄鹤萍认为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中涉及的0.48％别样红公司股权是重新授予的股权没有相应的依据，故黄鹤萍基于其持有别样红公司0.8％股权份额而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诉请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的约定，黄鹤萍授权黄晓凌代为转让黄鹤萍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0.18％的股权，转让价格为8，640，000元，双方确认黄晓凌已支付了648，000元，尚有216，000元未支付，黄晓凌认为其未支付的理由是黄鹤萍提起本案诉讼的第一项诉请和请求支付该款项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为，黄鹤萍第一项诉请的股权基础与该诉请的股权基础并不重叠，黄晓凌应当依照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的约定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黄晓凌不予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黄鹤萍要求黄晓凌支付股权转让款216，000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关于黄鹤萍要求黄晓凌支付其原持有的剩余的别样红公司0.3％股权对应的股权转让款1，440，000元，黄晓凌认为黄鹤萍的该部分股权已经因签订期权终止协议而被终止，进而转化为I公司公司的限制性股份，若即使要黄晓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0.3％股权对应的实际转让的金额也是23，249元，而非黄鹤萍所主张的金额。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期权终止协议的终止的权益是否黄鹤萍所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0.3％的股权。第一，期权终止协议的“鉴于”部分写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别样红公司已向黄鹤萍授予员工期权”以及“别样红公司及黄鹤萍已签署或出具如本协议附件一所示的期权授予文件”，此处以及该协议中均将该协议欲处理的权益表述为“期权”，而非“股权”，期权与股权的区别显而易见，黄晓凌作为具有完全商事行为能力的主体，理应对两个概念的区别明确知悉，现黄晓凌辩称此处的“期权”即为“股权”，既不符合常理常识，亦无相应的事实或法律依据。若黄晓凌认为协议中所称的期权亦为股权，则应在协议中明确说明或作出特别提示，但黄晓凌现有证据未能证明黄晓凌作出过相应的特别说明，故对黄晓凌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第二，黄晓凌称协议中记载该协议附有附件一，附件一中列明了双方曾经签署的股权授予说明和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因此附件中所列权益均被转化为I公司公司的限制性股份，一审法院认为，作为涉及黄鹤萍、黄晓凌重要权利的附件应当有相关权利人签字确认，或者黄晓凌能够证明其已经向黄鹤萍出示过附件一，但现附件一并无黄鹤萍的签字，且黄鹤萍否认其在签署协议时见过附件一，在此情况下，黄晓凌亦无证据证明其向黄鹤萍出示了该份附件，故对于黄晓凌称其向黄鹤萍出示过附件一的意见，不予采纳。第三，黄晓凌认可I公司公司的限制性股份的本质是需要员工工作一定年限后才能获得并归属，以及黄鹤萍所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0.48％的股权已经满足了归属的条件，那么，如果期权终止协议中包含黄鹤萍已被授予且满足了归属条件的别样红公司的股份，以此股权终止而替换为尚需条件成就才能获得的股份，黄鹤萍认为该置换有损其利益，符合常理。综上所述，黄鹤萍认为期权终止协议并不包含其已经被授予的别样红公司的股权的主张可以成立，予以采纳。其次，由黄晓凌代持的黄鹤萍所有的别样红公司0.3％股权现已转让给A公司，黄鹤萍有权要求黄晓凌向黄鹤萍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关于黄晓凌应当支付给黄鹤萍的0.3％股权的价款，应当以黄晓凌转让别样红公司股权实际所得价款作为计算依据，根据2018年6月11日A公司与黄晓凌、张某、天津别样红、别样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黄晓凌转让股权比例21.9707％，转让对价为1，702，726元，以及2018年6月19日A公司向黄晓凌转账支付1，702，726元，0.3％的股权对应对的价款为23，249.96元，故黄晓凌应当向黄鹤萍返还股权转让款23，249.96元。黄鹤萍认为应当按照其0.18％股权转让时的价格进行换算，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黄鹤萍认为黄晓凌转让股权的价格与股权实际价值不符，一审法院认为，黄晓凌的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其转让股权所获得的对价，至于股权价值与黄晓凌实际取得的股权对价是否相符，并非本案审理范围，黄鹤萍可以另行主张相关的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黄晓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鹤萍支付股权转让款216，000元；二、黄晓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鹤萍支付股权转让款23，249.96元；三、驳回黄鹤萍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852元，由黄晓凌负担1，423.36元，由黄鹤萍负担8，428.64元。二审中，黄鹤萍提交如下证据：1．电子邮件《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申请》；2．《劳动合同到期终止通知》；3．《关于不同意终止劳动合同并要求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告知函》，该组证据拟证明别样红公司终止与黄鹤萍的劳动关系，导致黄鹤萍无法完整获取别样红公司的股票权益。4.2016年12月23日《股权转让协议》；5.2016年12月23日股东会决议；6.2016年12月12日《产权交易合同》；7.2016年12月23日别样红公司章程，上述证据均来源于工商备案资料，拟证明2016年12月时别样红公司的整体价值是4.8亿元。8.2018年5月8日《股权转让协议》，该证据来源于工商备案登记，是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价格是不合理的，黄晓凌在一审中未提供完整版本的股权转让合同，现工商调取的合同与黄晓凌一审时提供的节选版本不一致，黄晓凌应该提供完整版本。黄晓凌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4至证据8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中证据8是工商备案的合同，与股权转让双方自行签订的合同只是版本不同，部分条款内容有差异，但是在转让价格、出资额、股权转让比例都是一样的。别样红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至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据8是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只是条款略有区别，股权转让价格与实际转让价格是一致的。本院认为，黄鹤萍提供的证据4至证据8形式真实，内容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其余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黄晓凌提供如下证据：1．限制性股票单位授予协议书，拟证明黄鹤萍已被授予美团点评的限制性股份，黄鹤萍持有的别样红公司的期权因被授予替代性期权而无条件终止；2．电子邮件，别样红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召集黄鹤萍、黄晓凌和在职员工就期权终止协议进行讨论，会后，黄鹤萍等员工均分别签署了《期权终止协议》，黄鹤萍对期权终止事宜是完全知悉并同意的。黄鹤萍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协议签署与否与期权终止协议所涉权益没有关系，证据2的会议参加了，但是不能证明黄晓凌的待证事实。别样红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认可。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别样红公司未提供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黄鹤萍在别样红公司曾持有的股权比例；二、黄晓凌应当支付黄鹤萍的股权转让价格。关于争议焦点一，黄鹤萍上诉认为，别样红公司0.48％的股权是在2014年两份股权授予说明合计0.8％的股权之外另行授予，并非由0.8％的股权稀释而来。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别样红公司于2014年7月向黄鹤萍发出的两份股权授予说明，黄鹤萍被授予别样红公司合计0.8％的股权。根据2016年10月19日黄鹤萍签署的股权代持确认及授权函载明“……本人黄鹤萍知悉、同意、确认并授权如下：1、本人作为公司员工期权持股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已经被授予公司0.48％的股权，并由代持人代持。”故一审法院结合2016年别样红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的事实，据此认定黄鹤萍由黄晓凌代持的别样红公司股份为0.48％，本院予以认同。对于黄鹤萍主张该0.48％是在0.8％之外另行授予的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黄鹤萍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黄鹤萍的股权是否被替代性终止的问题，黄晓凌上诉认为，黄鹤萍在别样红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均已被替代授予A公司的关联公司INTERNETPLUSHOLDINGSLTD．（I公司）期权而终止。本院认为，虽然黄鹤萍、黄晓凌、别样红公司与案外人A公司曾于2018年4月17日签署过期权终止协议，但该协议中涉及的内容为：别样红公司已向黄鹤萍授予员工期权，由向黄鹤萍重新授予一定数量的限制性股份（I公司限制性股份），从而替代并终止别样红公司已向黄鹤萍授予的别样红期权。故该份协议所涉被替代终止的是别样红公司授予黄鹤萍的期权，并非之前明确已授予黄鹤萍0.8％并由黄晓凌代持的公司股权。对黄晓凌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黄晓凌应当支付黄鹤萍的股权转让价格问题。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于黄鹤萍在别样红公司的股权由黄晓凌代持；代持股权已分两次转让以及第一次转让价款、黄晓凌未付款等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黄鹤萍0.3％的股权在第二次转让中所对应的价格。黄鹤萍主张，因其无法在一审中调取黄晓凌与A公司第二次转让股权的实际对价，应当根据第一次转让0.18％股权所确定的别样红公司价值折算0.3％的股权。对此本院认为，黄鹤萍主张以第一次股权转让价格折算的前提是别样红公司在股权转让中存在虚构股权交易价格进行工商备案登记的情况。关于第二次股权转让，黄晓凌与别样红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的节选，而黄鹤萍在二审中调取了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作为证据，该两份合同仅为版本不同，在股权转让价格、转让股权的比例上一致。且根据黄鹤萍在二审中提供的第一次股权转让时的工商备案资料，2016年第一次股权转让也不存在阴阳合同的情况。故目前没有证据证实别样红公司的股权转让存在实际交易价格与工商备案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故黄鹤萍该上诉主张，本院亦难以支持。综上所述，黄鹤萍、黄晓凌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32元，由上诉人黄鹤萍负担17，550.75元，上诉人黄晓凌负担381.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军欢审 判 员 胡玉凌审 判 员 胡 瑜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洁书 记 员 刘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