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2民终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卫联，男，197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来妹，广东山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新华，男，196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张敏，广东徇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赵顺元，男，1953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上诉人吴卫联因与上诉人周新华和原审第三人赵顺元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2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卫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来妹与上诉人周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杰、张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卫联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周新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周新华将代为收取的租赁利润返还的对象错误。本案属于委托合同纠纷，吴卫联与赵顺元是合伙关系，共同委托周新华代收坐落于肇庆市×××××××侧科威公司南侧30多卡商铺的租金，每月支付5000元费用作为报酬。对于周新华代为收取的租金，吴卫联与赵顺元按照合伙各占50％的比例进行分配。本案中，属赵顺元的50％租金收益周新华已经支付给赵顺元，赵顺元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其已经收取了属于自己的50％利润，其与周新华之间的数目己结清，并表示放弃因收租事宜，以单独或与吴卫联共同的方式向周新华追讨款项的权利，至于周新华与吴卫联之间因委托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其双方自行了结，与本人无关。”赵顺元已收取了属于自己的50％租金收益，剩余的50％利润应为吴卫联个人所有。就此部分利润向可自行向周新华追偿，故一审法院认定吴卫联追讨款项归还两位合伙人所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超过吴卫联的诉讼请求判决，违反处分原则。在一审庭审中，赵顺元明确表示因已经收取属于自己的50％利润，放弃与吴卫联共同的方式向周新华追讨款项的权利，不同意作为共同原告向周新华主张代收的租金，但是一审判决却判令周新华向赵顺元和吴卫联支付代收的租金，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显然超出诉讼请求，违反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不告不理”原则。三、一审法院对追讨利润金额认定错误，只认可周新华与赵顺元确认的部分利润单据，不支持少计或漏计的利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周新华自行手写的每月收租统计表中，有部分租户己将租金交付给周新华，但周新华并没有将该部分己收取的租金填写入统计表中，作为与赵顺元结算的依据，而是在该部分租户一栏填写“免租期”，变相将己收取的该部分租金自行占有。具体如下：第一，2018年5月-2019年3月，周新华手写的收租登记表填写第3-7卡（鱼乐坊）、第27-30卡（粤唯鲜）租金交纳金额为“免租期”，但该两户租客实际均有交租，每户各10000元／月，该部分事实吴卫联在一审中提交了赵顺元出具给第3-7卡（鱼乐坊）租户的租金及水电费收据证实，以及周新华本人手写的2019年度利润统计表中显示“＋2万”的字眼亦可以证明在原统计表核算的利润中再加上上述两户租客已支付的租金各1万，共两万的事实。第二，2016年10月-2018年1月，周新华手写的收租登记表填写第27-30卡（粤唯鲜）租金交纳金额为“免租期”，但该户租客实际有交租，租金10000元／月。第三，依照合同，周新华每月应交租金为27600元，但统计表显示其每月仅交纳17000元，每月应补交10600元。综上，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共24个月，虽由周新华手写的利润合计为416993元，但是按照加上其己收取但没有写上统计表的租金计算应收利润应为961393元，吴卫联占50％股权，即480696.5元应归吴卫联所有，平均每月利润为20029元（480696．5元／24个月）。由于2016年1月起委托周新华收租，截止至2020年1月，共49个月，但是部分收支清算单保存在周新华手上，按照上述24个月的统计数计算得出吴卫联平均每月可分配利润20029元，49个月分配总额为981422元（20029元*49个月），即周新华应当归还利润（租金）981422元。周新华针对吴卫联的上诉意见辩称，《委托书》《代理招租》可以印证以下事实：1.从2015年6月5日开始，第三人赵顺元委托周新华打理赵顺元在科威商业城的一切事务；2.2015年6月17日，第三人赵顺元将其合伙份额中的部分场地交周新华承租，也允许周新华对外招租；吴卫联认可真实的《合伙协议》可以印证以下事实：1.吴卫联与第三人赵顺元的合伙经营是按各50％的份额各自经营的（与一审判决认定的合伙体即共同经营不符）；2.2016年7月吴卫联、周新华在《合伙协议》复印件上签署同意后，将《合伙协议》交付周新华；3.《合伙协议》上除有吴卫联、周新华、赵顺元签名、写下“同意”外，还有一段手写：“现吴卫联同意50％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2016年7月1日后周新华股权50％”字样内容。一审庭审中的相关事实：1.吴卫联庭审自认：（1）《合伙协议》一式两份，除交给周新华的一份外，吴卫联自己也留有一份；吴卫联称自己留下的一份被其撕毁了；其自己保留的一份没有手写的上述的一段文字；（2）在《合伙协议》上签名同意时，当时是约定以八万元转让吴卫联份额的50％，即25％的合伙份额；但周新华一直未向他支付八万元；（3）其因身体原因，从2016年7月起就未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未就合伙事务有过支出，也未收到合伙事项的收益；期间，吴卫联称有就合伙事务询问过赵顺元，但吴卫联无法举证。2.周新华庭审自认：（1）周新华当场向吴卫联支付了八万元的现金，吴卫联即将双方签名的和写有上述文字的《合伙协议》交付给周新华；（2）周新华认为受让的是吴卫联的100％份额，对价为8万元，和代吴卫联偿还其欠赵顺元的11万元和因早期建棚差欠的近十万元款项；（3）自份额转让后，都是周新华在打理合伙事务，与赵顺元共同商议合伙事务，对账结算合伙开支租收益；吴卫联未再参与；（4）周新华有收到赵顺元支付委托报酬；从早期的三千每月到后来的5000元每月。3.第三人赵顺元承认：（1）《合伙协议》上签名、同意是在一审起诉后补签的；（2）2016年7月后，合伙事项的分红是按周新华、赵顺元各50％的比例计算、分配的；（3）吴卫联所欠赵顺元的11万元，是从周新华分得的收益中偿还给赵顺元的；（4）之后合伙事务上的采购发电机组、铺水泥路和偿还搭棚九万多工程款，都是赵顺元与周新华共同从合伙收益中支出、偿还的；（5）押金约定40万元，也是由周新华与赵顺元用应收租金抵扣清退的，不足部分由周新华、赵顺元共同出现金补足；（6）赵顺元确认与周新华就合伙事务的支出与收益已结算清楚，其已从周新华处收到了其份额应有的收益。（7）赵顺元已同意调整周新华的租金至17000元每月。基于以上情况，第一，2016年7月吴卫联已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了周新华，吴卫联不再持有合伙份额。《合伙协议》是吴卫联的合伙份额的权利凭证。《合伙协议》是由吴卫联与赵顺元签订的，协议内容确定了吴卫联拥有50％合伙份额。《合伙协议》之后又是吴卫联转让合伙份额给周新华的权利交付凭证。本案中唯一有三方签名表示同意的书面合约就是《合伙协议》。《合伙协议》首先明确了吴卫联与赵顺元之间各50％的合伙份额和各自经营的约定。之后吴卫联又在表明其合伙份额的合伙协议上签名表示同意。本案的《合伙协议》没有其它证据可以否定它的现状、否定它书面表述的所有内容。民事讲优势证据，就吴卫联与周新华是否存在转让合伙份额合同关系的认定上，只能以唯一可以直接证实的《合伙协议》上所表述的内容去作认定。因此吴卫联已将其合伙份额转让给了周新华，吴卫联与周新华就合伙份额转让早已达成协议。吴卫联与周新华签订的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成立且已生效，且吴卫联已将合伙份额交付周新华。合伙份额转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就转让达成合意之日起便已成立且生效。至于书面合同的条款是否完善（法律规定了合同书条款缺失的处理规则，也规定了可以由双方补充约定，或行为方式补充约定），任一方是否实际履行合同义务都不对合同的成立生效产生影响。本案中，自吴卫联作出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并将其权利的凭证交付周新华时起，就是吴卫联将合伙份额交付给了周新华，其已经履行了份额转让协议的交付义务。周新华已实际取得了吴卫联的合伙份额，与赵顺元共同经营、管理着合伙事项，共同结算、承担经营开支、分配收益。吴卫联自认当时是以八万元转让其份额的50％。周新华确认当时约定转让吴卫联的全部份额，约定的对价是当场支付的八万元现金，和代吴卫联偿还欠赵顺元的11万元和偿还搭棚佬的九万元。因此双方间转让份额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仅按吴卫联的自认，起码吴卫联有将其合伙份额的25％以八万元转让了，周新华至少是拥有25％的合伙份额。结合吴卫联在其50％份额权利凭证上作出“同意”表示和《合伙协议》转让份额的内容，转让份额应当是吴卫联将其拥有的50％份额的全部转让合了周新华。第二，转让款具体是多少，是否已实际支付，不是本案应当处理的问题。本案吴卫联认为是委托了周新华打理其合伙事务，故而起诉要回合伙的经营收益。周新华则认为吴卫联的合伙份额已转让给了他，吴卫联不是合伙人，无权主张合伙收益，也无需承担经营支出。如吴卫联的份额已转让，则吴卫联无权主张合伙经营收益，其起诉将不能获得支持。只有在双方的转让成立且生效后，才会产生转让款的确定问题和转让价款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就转让合同履行问题，吴卫联只能另行起诉，主张履行份额转让合同或解除份额转让合同，而不应当在本诉中作处理。第三，自2016年7月起合伙期间的利润已结清，吴卫联推测的合伙利润没有事实依据。周新华与赵顺元均确认，双方已就上述期间的合伙利润结算清楚，赵顺元确认收到其50％份额的合伙利润。吴卫联一方推测合伙利润高达198万元，这与赵顺元提供的结算凭证不符，也没有赵顺元收到198万元一半利润的确认，更不符合结算情况下每月有亏有盈的实际状况。吴卫联的推测没有事实依据。周新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吴卫联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吴卫联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一）遗漏以下重要事实未作认定。1.对于吴卫联与赵顺元所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内容未作认定。周新华所提交的《合伙协议》，吴卫联当庭承认是其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伙协议》第八条约定：“由于本场地赵顺元与吴卫联各自都对客户签有租赁合同，因此，甲乙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各自负责收取每月租金。”该协议客观反映了在合伙份额转让前即2016年7月前，吴卫联与赵顺元是按50％份额各自出租经营的。这一重要事实，对之后认定2015年赵顺元委托周新华代理经营的范围至关重要，也对是否成就一审判决认为的“合伙体”委托至为关键。2.对于周新华与吴卫联在法庭上就转让合伙份额的陈述未作认定。周新华已在2016年7月份将合伙份额的50％转让给了吴卫联，并提供了《合伙协议》书面证据和从2016年7月至今周新华都未再参与经营的客观事实佐证。吴卫联一审时反驳称《合伙协议》确实是吴卫联交给周新华的。当时吴卫联想转让合伙份额给周新华，为了证实其拥有50％的合伙份额，吴卫联在《合伙协议》处签下“同意吴卫联”字样，周新华也在协议上签名；吴卫联称《合伙协议》当时是一式两份，一份交给了周新华，另一份则自己保管，但自己的一份已被自己销毁。吴卫联还称，当时的《合伙协议》没有“现吴卫联同意同意50％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2016年7月1日后周新华股权50％”字样。关于转让份额的问题，周新华称是转让50％的合伙份额。吴卫联两次开庭时的陈述不一致。第一次陈述是想转让5％，约定转让金额为8万元；第二次陈述称是想转让合伙份额的50％的25％，商量的转让金额为8万元。3.未就吴卫联所收取的押金及周新华与赵顺元共同偿还押金的事实作认定。吴卫联与赵顺元在2016年7月前是分开经营、各自出租的。也就是说，吴卫联所经营的部分商铺的押金是由吴卫联自行收取的。一审庭审时，在问吴卫联其收取了多少客户押金时，吴卫联本身是承认收取了客户押金的，只是称其不记得具体金额。周新华与赵顺元共同确认，他们共同偿还了客户40万元的押金，其中部分是通过租金减免的方式抵扣，不足部分由周新华与赵顺元出现金补上偿还。这四十万中就包含吴卫联在早期经营其份额时所收取的客户押金。（二）认定《合伙协议》上写明是5％转让错误。《合伙协议》上手写的“同意5％让周新华”字样，也可以理解为“同意50／O让周新华”，书写的不规范使得％号是不完整的。该手写文字显然是存在笔误的，但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为5％，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庭审上吴卫联就转让份额称是50％的25％的陈述，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5％了。结合该句文字的内容：“现吴卫联同意？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2016年7月1日后周新华股权50％。”（如是5％份额转让，同合伙不变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只有50％的份额转让才可能同合同不变，才可能周新华对转让前的事务无关的界定），及吴卫联将其50％份额的《合伙协议》签名后交付周新华的行为看，以及此后合伙的全部事务均由周新华打理客观事实，此处的笔误实际表达的只能是50％，而非5％。（三）认定“《合伙协议》复印件周新华在下面写有：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错误。一审庭审中，周新华称，其是在“现吴卫联同意50％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字后，为了分清责任才写下“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2016年7月1日后周新华股权50％”文字。一审判决认定“现吴卫联同意50％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也为周新华写，没有事实依据的。（四）认定2015年6月5日赵顺元代表与吴卫联的“合伙体”将其与吴卫联份额的房地产委托给周新华经营是错误的。如上所述，2015年6月5日赵顺元委托周新华代理经营时，其与吴卫联是分开经营的，仅仅委托了其份额的部分给周新华。吴卫联的部分一直由吴卫联自行打理、经营。直到2016年7月，吴卫联将份额转让周新华签下转让份额的协议后，周新华才接手了吴卫联份额的物业进行打理经营。因此，一审判决违背吴卫联与赵顺元分开经营的事实，认定代表“合伙体”委托是错误的认定。周新华仅接受了赵顺元的委托，代为管理赵顺元的份额部分。（五）认定押金全部由周新华代收错误。如上所述，在周新华受让吴卫联份额前，吴卫联的份额是自行打理经营的，押金也是由吴卫联收取的，吴卫联对此是承认的，只是不愿意表露所收押金的具体金额。一审判决认定押金由周新华代收与事实不符。二、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对合伙份额转让合同书效力的认定，违背了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合伙协议》基础上达成的合伙份额的转让合同成立且已生效，不存在未能生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虽然确认《合伙协议》复印件上有转让股权给周新华的字样。但以协议书上就转让价款、转让细节约定不明，没有转让代价支付的依据，及赵顺元有向周新华支付工资为由，认为合伙份额转让未成立、生效。1.《合伙协议》有合伙合同相对人吴卫联与赵顺元的签名，明确双方间的合伙关系，无论该《合伙协议》是否是复印件，吴卫联已当庭承认《合伙协议》的真实性。之后，吴卫联转让合伙份额，吴卫联、赵顺元、周新华又在该协议上签名作同意转让的意思表示。吴卫联虽认为该协议书下面两行手写文字是不存在的，但是他提出这样的主张，就负有举证的义务。而在一审的法庭调查时，吴卫联称当时这份合同一式两份，由他手持的这份撕了，意味着吴卫联没有证据去否定周新华在庭上出示的《合伙协议》，即本案的《合伙协议》没有其它证据可以否定它的现状、否定它书面表述的所有内容，因此《合伙协议》上关于合伙份额转让的所有的内容是成立且生效的协议。2.合伙份额转让协议是诺成合同，只要当事人确定转让之意，就如吴卫联、周新华在写有“将吴卫联50％份额让于周新华，同合同不变，2016年7月1日前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2016年7月1日后周新华股权50％”字样的《合伙协议》复印件上签名表示同意后，吴卫联将50％份额已转让给周新华的合同成立且生效。事实上，在吴卫联转让合伙份额给周新华后的2016年7月1日后，吴卫联已将其份额的物业交付周新华，由周新华经营、管理至物业被端州区人民法院收回为止；与此同时，周新华仍受赵顺元的委托代其经营管理其的份额，并作为合伙人与赵顺元共同协商合伙事项，承担合伙支出，按各50％分享合伙收益；而吴卫联则至此没有参与和理会过合伙事务。从签订转让份额的合同书，到当事人用多年的行为履行转让协议，均可以印证，吴卫联已将合伙份额转让给周新华，周新华自受让合伙份额后，即与第三人共同承担了合伙的权利义务，承担了合伙投资，承担了合伙的盈亏。至于一审判决认为的合伙份额转让合同书中未明确转让价格、转让合伙股权的具体细节，因此合伙份额转让未成立生效。即便这些条款在合同书中未有反映，但这并不产生否定合同成立、生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条款的缺失，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允许当事人通过实际的履行行为形成合同内容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也可以由当事人作文字的补充约定，当事人不能就此达成补充的，还可以依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约定不明作出处理。但条款的缺失不影响产生合同的成立生效。因此，一审判决认为条款在合同书中缺失而合同不生效是对法律错误的理解，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一审判决还认为没有付款的证据，便不成立合伙份额转让生效。付款仅是合同义务之一，履行与否都不能否定诺成合同成立生效的事实。即便没有履行，也只产生由相关的权利人另案就付款义务主张权利提起诉讼的后果，不产生因未履行而否定合同的成立生效。更何况八万元转让款吴卫联是收到的，转让对价上诉人已支付了。一审判决还认为，周新华从赵顺元处拿了报酬，所以其与吴卫联的合伙份额转让便不能成立。如上所述，周新华是对赵顺无份额部分受托管理而领取的报酬。周新华从未受到过吴卫联的委托管理其份额，从吴卫联转让份额给周新华后，周新华才开始接手原属吴卫联份额的经营、管理。以赵顺元支付的报酬来否定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份额转让是否成立生效是没有关联的错误认定。三、本案的性质问题。吴卫联认为周新华侵占了他应得的合伙收益。因为这个款项的金额太大，吴卫联应该按照侵占罪去处理。吴卫联认为这份合伙协议后面的内容是加上去的，也意味着周新华企图通过这份合伙协议去骗取吴卫联的合伙份额，这是诈骗行为，会引起虚假诉讼。吴卫联针对周新华的上诉意见辩称，一、事实方面。第一，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第三人赵顺元对与吴卫联之间是合伙关系，各占50％权益，并共同委托周新华代为收租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亦确认其与周新华之间只有委托关系，并没有合伙关系，如果周新华认为其享有涉案铺租50％的收益，其理应与赵顺元之间是合伙关系，但该说法明显与第三人赵顺元的陈述相矛盾，况且，吴卫联在一审当中提交的与赵顺元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合伙款转账记录亦相印证了吴卫联与赵顺元之间的合伙关系。另外，赵顺元在一审当中亦确认是通过电话与吴卫联商量，一致同意共同委托周新华收租，具体委托事项由赵顺元代办，且双方是一致同意支付周新华每月5000元的工资作为报酬的，该事实在周新华每月自行手写的结算明细表中同样可以证实。第二，从周新华每月自行手写的结算明细表中可以显示涉案30余卡的商铺及空地的全部租金均是由周新华代为收取的，但是其一直认为吴卫联已经将自己享有的50％股份在2016年7月6日转让给他，但是事实上，在2016年7月6日前，因周新华代为收取的租金一直没有按时交回给吴卫联，故吴卫联提出转让股份的事宜，在双方就转让份额、转让金额等事项进行洽谈时，周新华表示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包括其在一审答辩当中提到“开始时，因其对经营情况不清楚就没有接”，所以最终双方没有最终达成股份转让合意，更加没有签订正式的转让合同。而周新华提交的《合伙协议》中最下面手写的文字“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2016年7．1之后周新华股权50％”中前后所写的股权份额5％、50％都不一致，且通过原件判断，“2016年7.1之后周新华股权50％”的文字与前面手写的文字不是同一字迹，吴卫联在签订“同意吴卫联”时下面是空白没有内容的，故最下面两行手写的文字均是周新华后期自行手写上去的，周新华在上诉状中亦承认“注2016年7月1日前…2016年7．1之后周新华股权50％”该内容是其自己手写上去的。需要强调的是，因双方最终没有达成转让的合意，所以赵顺元在该《合伙协议》上也是没有签名的，而赵顺元所签的“同意赵顺元”是在吴卫联起诉后，周新华找到赵顺元要求其在上面补签的，该事实赵顺元在一审当中也予以确认。关于转让金额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的合意，周新华所陈述的已经向吴卫联支付了现金8万元完全是虚假陈述，周新华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吴卫联支付过任何转让款。至于其讲到的支付的二十多万元及配发电机组9万元均是吴卫联与赵顺元合伙期间对外的支出，该部分支出是赵顺元与吴卫联商议一致同意用经营收入的利润先扣减，扣减后剩余的利润双方再按照各50％分配。该事实周新华在一审举证时，赵顺元亦是认可的，故该两笔款项与股转让款无任何关系。关于押金，根据吴卫联一审提交其中一户叫“鱼乐坊”租客的租金收据（经手人由周新华签名确认）得知，租客在合同到期前，最后一个月或者两月是不用再支付租金的，而最后一个月至两月的租金则用押金抵扣，所以根本不存在周新华偿还客户押金40万元的情况，且周新华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反，赵顺元与吴卫联共同支付的水电押金35000元，在合同到期后，由周新华代赵顺元与吴卫联办理退回手续且没有退回给两人，赵顺元在一审答辩当中也提及周新华还拖欠其17500元（35000元*50％）的水电押金未归还，希望其返还给赵顺元，由此证实周新华上述偿还客户押金40万元不符合事实。第三，吴卫联刚开始是上门向周新华进行租金催收的，但每次上门催收周新华不是以没钱就是以亏本的借口来推脱，包括赵顺元在一审答辩也证实赵顺元也是在多次催款的情况下，周新华才与其结算的，后期吴卫联因为身体原因暂时没有过问案涉有关纠纷不代表周新华就可以恶意将代为收取的租金占为己有，亦不代表其占用代为收取的租金合法化。二、吴卫联与周新华最终没有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周新华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缺乏合同必要、核心条款，不具可履行性，交易没有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等内容是合同的必要且核心条款。本案中，周新华提交的转让协议既没有明确转让股权的数量，也没有约定相应的价款，双方对转让数量、价款还没有达成合意，更加没有履行的期限，最终也没有签订正式的转让合同，协议根本不存在履行的可能性。吴卫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新华将代吴卫联收取位于肇庆市×××××××侧科威公司的30多卡商铺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期间的租金981422元退还给吴卫联；2.周新华向吴卫联支付代收取上述租金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即年利率6%的标准，自吴卫联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3.周新华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8日第三人赵顺元与案外人程**签订一份《租赁协议》，约定赵顺元承租程**原租赁的位于肇庆市×××××××侧科威公司南侧新盖厂房（约3000平方米）及空地共约140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不确定，租金及付款方法为租金2.8万元，押金10万元，租金每年递增。2015年2月1日第三人赵顺元与吴卫联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科威（肇庆）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场地厂房14000平方，时间5年，从2015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0日止，共同经营、利润分成各自50%。如一方要转卖合作权，一定要对方同意签名同意。2015年1月19日吴卫联向第三人账户转账6.5万元，备注为合伙款。2015年6月5日第三人赵顺元签署一份《委托书》给周新华，内容为：本人赵顺元现委托周新华为我的代理人，全权代理我负责科威商业城的一切事务，包括收租及日常管理，期限由2015年6月5日至2018年5月31日。另外当月17日，第三人赵顺元还与周新华签订了一份《代理招租》协议，约定第三人委托周新华全权处理第三人位于肇庆市科威电子厂南侧偏西土地（面积3900平方米和门面大棚一个）租赁，期限2015年6月10日至2019年7月10日，每月租金27600元。第三人与周新华签订上述合同后，第三人将其租赁所得的肇庆市×××××××侧科威公司南侧新盖厂房（约3000平方米）及空地共约14000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交由周新华代理出租经营。周新华受第三人委托后，将租赁物对外进行招租经营，期间周新华将租赁厂房土地向社会不特定人进行招租，代收取押金租金，减除向案外人程**缴交每月租金外还支付了每月水费电费、杂费开支后与第三人赵顺元进行对账结算，其中每月还扣减了应支付给周新华的工资。周新华结算后将每月对数表交给了第三人，并支付了部分利润给第三人赵顺元。2020年7月10日吴卫联从第三人赵顺元处复印第三人与周新华的2016年10月、2017年4、5、10、11、12月、2018年1月、2018年5至2019年9月共24个月的对账结算表，其中24个月对账利润共416993元。吴卫联计算认为应再计算周新华租赁部分租金，所以实际利润为961393元（24个月），现周新华委托代管理共49个月，应付利润1962844.04元。吴卫联认为其与第三人是合伙委托周新华经营的，周新华只支付了第三人赵顺元的利润，而对于其一半的利润周新华分文未予支付，因此，现诉至法院要求周新华支付应分配给其一半利润981422元。周新华对此庭上出示了一份吴卫联与第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复印件，吴卫联在复印件上写上同意并签名，周新华在该复印件下面写有“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同合同不变，注2016年7月1日前的所有事务与周新华无关”后面签名，第三人确认在上面签名是在吴卫联起诉后周新华找其在该证据上签名的。周新华认为吴卫联因当时合作经营不下去，以将其股份的50%转让给了周新华由周新华进行经营，期间其已代吴卫联支付了原改建时部分欠款，以及后来周新华支付了8万元转让费给吴卫联（周新华没提供依据），因此，在2016年7月1日之后吴卫联退出经营，由周新华接手其50%的股权与第三人进行合作经营的，因此，吴卫联起诉是无理的请求驳回。对于吴卫联、周新华的关系以及第三人赵顺元与周新华的结算细节，该院合法传唤第三人赵顺元到庭陈述事实，但第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其代理人对于其与吴卫联合伙，并委托给周新华经营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其每月与周新华进行结算之事实也予确认，但是对于每个月结算金额认为记不清楚，且双方已无争议，周新华也记不清结算与支付给第三人多少利润，只是认为每个月都进行结算，结算清当月利润后支付了款项给第三人。对于吴卫联所持结算单据，第三人确认是吴卫联在其本人处复印的，周新华也确认结算的部分单据。该院向第三人释明其应该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但第三人认为其与周新华的数已结清，不同意作原告起诉周新华进行结算。并声明：其本人与周新华之间因委托收租事宜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已终结，双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本人赵顺元放弃因收租事宜，以单独或与周新华共同的方式向周新华追讨款项的权利；周新华与吴卫联之间因委托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由其自行了结与本人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赵顺元从案外人程**处签订《租赁协议》取得位于肇庆市×××××××侧科威公司南侧新盖厂房（约3000平方米）及空地共约14000平方米的转租租赁权，后与吴卫联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合作经营该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租赁。2015年6月5日第三人赵顺元签署《委托书》委托周新华代理该租赁物出租与收租事宜，吴卫联确认第三人的委托行为是代表吴卫联与第三人的合伙体进行委托，因此《委托书》效力及于吴卫联。在该委托经营中，吴卫联一直未有参与日常经营活动，由合伙执行人赵顺元与周新华之间进行系列对账与结算，赵顺元结算应代表合伙体与周新华之间的结算。由于第三人赵顺元声称其与周新华之间的委托按月已结算完毕，第三人赵顺元认为其只收到属于本人的50%利润，而对于另外的部分利润由于周新华未有提供依据认为其已经付清给第三人赵顺元，对此，该院向其释明赵顺元应该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但赵顺元仍认为其与周新华的数已结清，不同意作共同原告起诉被告，吴卫联作为合伙人可以以自己之名义向周新华主张结清其欠合伙体的租赁利润。在委托经营过程中，周新华与第三人代表合伙体每月结算利润，并由周新华支付了利润给第三人，现吴卫联从第三人处取得的结算单据，可确认对账利润共为416993元，周新华认可该对账事实，第三人对该结算也无提出异议，并认为其收取属于其本人的一半，因此，周新华仍欠208496.5元利润未付给吴卫联与第三人的合伙体，故吴卫联要求周新华支付该部分利润给其合伙体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吴卫联要求按月平均值去推算要求周新华支付属于其本人的部份利润981422元的请求，由于市场经营是有风险的，每个月盈亏不一，作为合伙执行人赵顺元对其与周新华每月结算的结果，只提供了的该部分结算证据，且对证据没提出异议，而对于非参与经营吴卫联提出的第三人与周新华结算中少计或漏计的利润，吴卫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说明，其合伙执行人赵顺元也不认可吴卫联该部分主张，故吴卫联请求其它利润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吴卫联向周新华要求其支付所欠利润而未付是违约行为，周新华应在吴卫联主张权利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给吴卫联。至于周新华认为2016年7月1日后吴卫联将股权50%转让给周新华的抗辩，虽然周新华提供的《合伙协议》复印件上有标注转让股权给周新华的字样，但是转让合伙股权的具体细节与转让价格都没有明确，周新华也没有依据说明其向吴卫联支付了相应代价款；另外周新华与第三人结算中，明确需支付周新华的工资，因此，周新华该抗辩合伙之理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周新华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十日内向吴卫联和第三人赵顺元支付租赁利润208496.5元及利息（从2020年7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日止）；二、驳回吴卫联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614.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18614.22元，由吴卫联承担10892元，周新华承担7722.2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周新华在一审中述称虽然周新华承租时合同签订的租金是27600元，经周新华与赵顺元协商后降至17000元。赵顺元在一审中述称周新华承租的土地2019年1月份之前是按照27600元计算租金，2019年因为经营状况降至17000元。2.案涉24个月对账结算表中，卡位为“新红周”的客户月租金除2017年4月、5月为18000元之外，其余均是17000元。再查明，2018年4-12月、2019年3月、4月、6月、7月、8月、11月、12月，周新华均出具了一份《收款收据》，载明客户名称均为鱼乐坊，每月租金10000元，收款人为周新华。本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份额转让关系；2.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3.如何确定案涉租金利润的金额以及如何退还。关于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是否存在合伙份额转让关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本案中，周新华依据其提供的载有“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的《合伙协议》主张吴卫联已将其50%合伙份额转让给周新华，本院对此评析如下：第一，周新华提供的《合伙协议》打印字体部分均是关于吴卫联与赵顺元双方合作的内容，“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属于后来手动添加的部分。第二，根据赵顺元与吴卫联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方要转卖合作权，一定要对方同意签名同意。赵顺元确认其签署“同意”是吴卫联提起本案诉讼后周新华找其签署，周新华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手写上述“现吴卫联同意5%让周新华”时，赵顺元已同意吴卫联转让合伙份额。第三，上述手写合伙份额转让的内容没有转让价款的约定，虽然周新华主张其代吴卫联支付了改建欠款，并已通过现金方式支付8万元，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吴卫联亦予以否认，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就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无法通过其它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予以确定。合伙份额转让价格条款属于合伙份额转让合同的必要条款，吴卫联与周新华关于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也无法通过其它方式予以确定，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并未成立合伙份额转让关系。关于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赵顺元于2015年1月8日从案外人程**处承租科威公司地块南侧新盖厂房及空地。吴卫联与赵顺元于2015年2月1日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科威（肇庆）半导体有限公司场地与厂房，合作期间为2015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0日。赵顺元与周新华于2015年6月1日签署《代理招租》，约定赵顺元委托周新华全权处理肇庆市科威电子厂南侧土地租赁相关事宜。虽然签署《代理招租》的双方当事人是赵顺元与周新华，但是根据对上一争议焦点的分析，吴卫联与周新华之间并未达成转让合伙份额的一致意见，吴卫联仍享有案涉租赁场所的50%经营权。此外，赵顺元亦确认案涉出租的场地是由其与吴卫联共同经营，其仅收取周新华一半租金，吴卫联对此也予以确认，主张赵顺元是代表整个合伙体将案涉场地的租赁事宜委托给周新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代理招租》的效力及于吴卫联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如何确定案涉租金利润的金额及其如何退还的问题。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周新华与赵顺元均确认的24个月对账利润合计416993元。虽然在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对账结算表中，案涉第3-7卡商铺鱼乐坊是免租期，但是根据周新华出具的《收款收据》，其在2018年5-12月、2019年3月均已收取客户为鱼乐坊的租金10000元，故该期间鱼乐坊合计为90000元的租金周新华未列入到对账结算表中。虽然吴卫联主张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第27-30卡商铺粤唯鲜也非免租期，但是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对于周新华所交租金。赵顺元在一审中述称周新华承租的土地2019年1月份之前是按照27600元计算租金，2019年因为经营状况降至17000元，周新华在一审中也自认虽然周新华承租时合同签订的租金是27600元，经周新华与赵顺元协商后降至17000元。本院采信赵顺元的陈述，2019年1月之前周新华所交租金为每月27600元。由于案涉24个月对账结算表中卡位为“新红周”的客户月租金除2017年4月、5月为18000元之外，其余均是17000元，而在2016年10月、2017年4、5、10、11、12月、2018年1月、2018年5至2019年9月共24个月中，仅有2019年1月之后的9个月租金才是17000元，因此周新华实际应缴纳的租金应当还加上157000元（10600元×15-2000元）。至于吴卫联提出周新华共已收取49个月的租金，从而主张根据24个月的对月平均利润主张49个月的租金利润，由于其既未提供2019年9月之后案涉场地的租赁合同，也未提供其它有关周新华收取租金的收据或对账单，故本院对吴卫联的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本案可确认租金利润共为663993元（416993元＋90000元＋157000元）。由于该租金利润属于吴卫联与赵顺元所经营的合伙体（吴卫联与赵顺元各占50%份额）共有，而赵顺元确认其已收取属于自己的租金利润，因此周新华作为受托人须向吴卫联支付另外50%租金利润331996.5元及有关延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周新华应向吴卫联和赵顺元支付50%租金利润208496.5元及利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它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综上所述，吴卫联的上诉请求部分理据充分，对于理据充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周新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2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20）粤1202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新华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卫联支付租金利润331996.5元及其利息（从2020年7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一年期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吴卫联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614.2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614.22元（吴卫联已预交），由吴卫联承担12317.38元，周新华承担6296.84元，由周新华在履行本判决时向吴卫联迳付。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956.71元（吴卫联已预交11529.26元、周新华已预交4427.45元），由吴卫联承担9687.08元，周新华承担6269.63元，由周新华在履行本判决时向吴卫联迳付1842.18元，本院不另作收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 文审 判 员  苏振业审 判 员  陈卓杰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夏佳明书 记 员  吴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