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7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鑫志鸿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北路30号之三魅力东方货运市场仓库自编C10座105号。 法定代表人：刘利民，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凯，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中策轮胎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鞋都南一路9号3栋10层7号。 法定代表人：刘衍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龙，四川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钟臣，男，1982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广州鑫志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志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中策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公司）、原审被告钟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7民初11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鑫志鸿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鑫志鸿公司不必向中策公司支付货款14653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策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中策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因案涉轮胎是由程某经营的龙泉驿朝阳轮胎专卖店提供的，并非中策公司提供的。2.中策公司并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所发生的款项属于鑫志鸿公司，根据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中策公司需要提供发票给鑫志鸿公司，鑫志鸿公司收到发票之后再支付货款，而案涉的货款标的并未提供发票，因此鑫志鸿公司无需支付款项给中策公司。 被上诉人中策公司辩称，中策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1.根据轮胎销售行业习惯，中策公司在鑫志鸿公司有轮胎需要时，将轮胎放置在方便鑫志鸿公司更换轮胎的安装点即程某的门店，由轮胎安装点的人员将中策公司的轮胎安装在鑫志鸿公司的车辆上。中策公司与安装点之间是委托关系，安装点的所有行为代表中策公司。2.关于发票问题，后续未开发票，完全是鑫志鸿公司未付款导致，但中策公司可随时开具发票，且是否开具发票不能作为是否付款的抗辩理由。 原审被告钟臣述称，钟臣只是鑫志鸿公司的员工，其他的情况不清楚。 中策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钟臣和鑫志鸿公司共同向中策公司支付货款本金146,530元；2.判令钟臣和鑫志鸿公司共同向中策公司支付利息，以未付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9月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暂计算至起诉之日止，暂计算为67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策公司的工作人员兰聪与钟臣通过微信沟通轮胎的供货和货款的相关情况。兰聪（微信号为：×××22）与钟臣（微信号：×××19）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载明：“2018年10月16日（发送表格）这是八月的轮胎，等付款了，九月的你整好，这样；这两天也给你报了（钟臣，以下简称钟）；……（发送表格）这个已通过，九月的也这样做，做给我这两天；（发送八月换胎台账，经核算金额为14180元）（钟）；谢谢（兰聪，以下简称兰）；（发送付款详情，其上显示付款审批人钟臣）；谢谢（兰）；2018年10月18日（发送9月换胎台账，经核算金额为41030元）（兰）；……2018年10月26日（发送10月换胎台账，经核算金额为16700元）（兰）；……2018年11月2日下午到账（钟）；谢谢（兰）；……2018年12月3日11月台账给我，我加驾驶员上去（钟）；（发送11月换胎台账，经核算金额为32220元）（兰）；……” 2018年7月23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0407195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17,170元；2018年8月27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06917789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14,180元；同日，开具编号为0691779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3680元；2018年9月27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1288726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41,030元；2018年10月26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14523704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16,700元；2018年11月26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0332702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22,680元；2018年11月28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033271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9540元；2018年12月26日，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编号为05506248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橡胶制品、轮胎，价税合计19,100元。 2018年9月14日，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3680元；2018年10月8日，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17,170元；2018年11月2日，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14,180元；2018年11月2日，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41,030元；2018年12月14日，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48,920元。 2019年6月30日，钟臣在《志鸿换胎台账（6月）》上签字确认，其上载明金额共计22,620元，右下方载明“对账人：钟臣”；2019年7月26日，钟臣在《广州鑫志鸿物流有限公司（7月）换胎台账》上签字确认，其上载明金额共计43,370元，右下方载明“对账人：钟臣”；2019年8月31日，钟臣在《广州鑫志鸿物流有限公司（8月）换胎台账》上签字确认，其上载明金额共计61,440元，右下方载明“对账人：钟臣”；2019年8月28日，钟臣在《志鸿换胎台账》上签字确认，其上载明金额共计19,100元，右下方载明“对账人：钟臣”。 2019年8月31日，钟臣在《客户对账单（JT）》上签字确认，其上载明2018年12月，开票19,100元，欠款19,100元；2019年6月，未开票22,620元，欠款22,620元；2019年7月，未开票43,370元，欠款43,370元；2019年8月，未开票61,440元，欠款61,440元。下方载明“确认有此账单，对账人：钟臣，2019.9.3”。 另查明，钟臣的工作牌显示，公司名称为鑫志鸿公司，部门为运营管理中心。 钟臣账号尾号为9333的账户显示，2018年12月25日收到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7523.4元；钟臣账号尾号为0535的账户显示，2019年7月23日，收到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9501.61元，2019年7月31日，收到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9454.55元，2019年9月30日，收到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9444.59元，2020年5月28日，收到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的工资9194.37元。 一审庭审中，中策公司为证明鑫志鸿公司向其采购轮胎，出具案外人程某向中策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上载明：程某系龙泉朝阳轮胎专卖店，与中策公司长期合作，中策公司将轮胎存放在程某处，鑫志鸿公司的货车在程某处换胎，程某再根据换胎的情况与中策公司进行结算。在此予以确认，鑫志鸿公司长期在程某处安装中策公司的轮胎。钟臣认可《情况说明》；鑫志鸿公司认为从《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出合同主体不是中策公司。 鑫志鸿公司提交《合作协议书》，拟证明其于2018年12月25日，已经将部分物流业务转给了新沂市合意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意达公司），故案涉发生的款项应向合意达公司主张。中策公司对协议书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并称即便存在业务的转移，也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钟臣不清楚上述协议书的情况。 中策公司陈述其委托程某进行轮胎的安装，安装款也已结清，轮胎款均是中策公司与鑫志鸿公司进行结算。钟臣陈述其一直系鑫志鸿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清楚合意达公司的情况，其于2020年7月离职，鑫志鸿公司于2020年8月向其发了最后一笔工资。鑫志鸿公司陈述开票信息系其给中策公司的，收到了2018年12月之前的发票，但其与中策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截止至2018年11月，之后的款项应向合意达公司主张；其从未向中策公司出示过《合作协议书》；钟臣确实是鑫志鸿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工资显示是鑫志鸿公司支付的，但从2018年12月之后均是代合意达公司支付的，无法提供代支付的证据。 上述事实有双方营业执照、聊天记录、增值税专用发票、招商银行收款回单、换胎台账、客户对账单、明细详情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笔录等证据收集在案予以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及货款的支付。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中策公司的员工通过微信与钟臣洽谈轮胎的更换及确认换胎台账，在聊天记录中分别显示了8月、9月、10月、11月的轮胎台账，金额与之后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的付款金额及中策公司向鑫志鸿公司开具发票的金额均一致。结合钟臣的工资记录、工作牌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钟臣应系鑫志鸿公司的员工，代表鑫志鸿公司与中策公司洽谈轮胎的采购和货款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本案中中策公司应与鑫志鸿公司建立了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之后钟臣分别在12月、6月、7月、8月换胎台账上签字确认欠款金额，同时在《客户对账单》上对总欠款进行了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鑫志鸿公司尚欠中策公司轮胎货款146530元（19100＋22620＋43370＋61440），对中策公司要求鑫志鸿公司向其支付未付货款14653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钟臣共同承担支付义务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鑫志鸿辩称其与合意达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从2018年12月之后即将部分业务转给合意达公司，其从2018年12月之后支付给钟臣的工资均系代合意达公司支付的，故2018年12月之后的轮胎货款应当向合意达公司主张。根据鑫志鸿公司的陈述和举证情况看，其并未在将业务转给合意达公司后，将其告知过债权人，也并无证据证明支付工资的行为系代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其将业务转让的行为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中策公司作为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其之后仍然系与鑫志鸿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钟臣仍系代表鑫志鸿公司与其洽谈业务和确认货款，故对鑫志鸿公司的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鑫志鸿公司根据中策公司出示的案外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认为应当由程某来主张货款，但其又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给付货款部分均系与中策公司建立的合同关系，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外人程某仅负责轮胎的更换，款项中策公司也已向其结清，故鑫志鸿公司所欠付的货款均应向中策公司支付，对其上述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因鑫志鸿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造成了中策公司资金占用损失，故一审法院确认鑫志鸿公司应以未付款146,530元为基数，从中策公司诉请之日即2020年9月2日起至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向中策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对于中策公司超出上述限额和要求钟臣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鑫志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策公司支付剩余未付货款146,530元；二、鑫志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策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46,530元为基数，从2020年9月2日起至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中策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66元，减半收取1683元，保全费1270元，共计2953元，由鑫志鸿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中策公司申请证人程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轮胎是程某受中策公司的委托给鑫志鸿公司的车辆安装的，但销售方是中策公司，中策公司是本案适格的主体。鑫志鸿公司质证认为程某的证人证言有瑕疵和故意隐瞒事实。钟臣对证人证言无意见。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双方是否是鑫志鸿公司与中策公司。鑫志鸿公司上诉主张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系程某经营的龙泉朝阳轮胎专卖店，并非中策公司。本院认为，一方面，中策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票、钟臣的陈述以及程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与鑫志鸿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系中策公司。一审判决对此说理充分，本院不再赘述。另一方面，鑫志鸿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与其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龙泉朝阳轮胎专卖店。故对于鑫志鸿公司上诉主张中策公司主体不适格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鑫志鸿公司上诉主张中策公司未足额开具发票，其有权不支付货款。本院认为，鑫志鸿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双方有先开发票后付款的约定，且开具发票与鑫志鸿公司向中策公司支付货款的主合同义务不具有对等性，故鑫志鸿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鑫志鸿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66元，由上诉人广州鑫志鸿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唐欣欣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刘建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