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5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诺诗睡眠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123号名高城3A层01-10室。法定代表人：杜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健君，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雪莹，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红梁，男，1983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成虎，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惠榆，广东华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诺诗睡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曹红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94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诺诗公司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诺诗公司一审全部事实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曹红梁承担。事实和理由：1.在曹红梁确认《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中的手写文字内容以及个人签名是其本人所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以“曹红梁只是确认诺诗公司应收货款金额，并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诺诗公司所主张的欠款”为由驳回诺诗公司的一审诉请，该判决不合法且有失公平。曹红梁在2018年2月签下《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时双方合作的店面已全部停运关店，从一审诺诗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8和曹红梁提交的证据6可见双方一直有结算公司账目的意愿，此次结算时为了理清各投资人应承担的费用。在一审庭审中曹红梁承认“截止2018年1月份，深圳金斯当项目，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曹红梁2018.2.28”是其本人所写，在同一页有加粗字体提示：“截止至2018年1月……曹红梁需偿还诺诗代垫款项为……1194611.06元”。基于上述事实，曹红梁确实拖欠诺诗公司货款，其应当承担付款义务，无需曹红梁另行表示愿意支付款项，另曹红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核对并在《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签名就代表认可其中记载的内容，不存在部分认可一说，而曹红梁也没有证据推翻款项表中记载的数据；2.法院不应以项目是否进行了最后清算作为判定本案债权是否成立的标准。曹红梁先前已确认本案债权的金额，诺诗公司有权进行追索，法院应予以支持。如曹红梁认为结算后续仍有费用支出，应当在本债权数额中予以扣减地，其应当进行举证，否则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本案申请鉴定程序是因曹红梁为了否认本案债权，声称加粗字体：“截止至2018你啊你1月……1194611.06元”是后期加上去的，在其签名时该段文字不存在，诺诗公司为了自证及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申请了本次鉴定程序，现鉴定结果证实曹红梁虚假陈述，其行为妨碍司法公正，鉴定费应由曹红梁承担。被上诉人曹红梁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诺诗公司的诉讼请求。诺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曹红梁向诺诗公司支付欠款1194611.06元，并从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直至付清欠款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曹红梁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诺诗公司增加诉讼请求：曹红梁向诺诗公司支付鉴定费用1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诺诗公司主张曹红梁支付欠款的主要依据。诺诗公司提交的名称为《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表格载明，好百年、福永店：投资款合计1591000元；东莞长安店、福永店、好百年、顺电店：应收款合计2204886.21元；好百年广告补贴550000元、好百年LED66000元、顺电店装修费38400元、福永店广告费20000元；应收货款扣除以上费用：1530486.21元。曹红梁于2018年2月28日对上述表格数据签署如下意见：“截止2018年1月份，深圳金斯当项目，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该意见下方有如下打印文字内容：“截止2018年1月，根据深圳兼职会计数据统计罗湖店+顺电店亏损额为2537324.92元，福永店亏损额为376869.28元，按各投资人应承担比例，诺诗应承担1776127.44元（罗湖店+顺电店），诺诗应承担福永店亏损40%则为150747.71元，即扣除诺诗投资款及代垫款项后，曹红梁需偿还诺诗代垫款为（1591000+1530486.21）-（1776127.44+150747.71）＝1194611.06元，请投资方签字确认。”诺诗公司表示前述《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中的“1194611.06元”为曹红梁应支付的欠款金额。对该金额的计算逻辑，诺诗公司进一步明确为：诺诗公司按照投资比例承担对应亏损：福永店150747.71元，罗湖项目（好百年+顺电店）1776127.44元，合计承担亏损1926875.15元；诺诗公司在这两个店面投入资金：福永店191000元、罗湖项目（好百年+顺电店）1400000元，合计1591000元。诺诗公司需追加亏损金额1926875.15元-1591000元=335875.15元，即最终需偿还货款为1530486.21元（诺诗公司应收货款）-335875.15元（诺诗公司承担亏损金额）=1194611.06元。曹红梁承认前述表格下方的文字“截止2018年1月份，深圳金斯当项目，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是其所签署，但不认可其签署意见下方的打印文字内容，表示其只是对表格数据内容进行确认，并未对诺诗公司主张的欠款金额予以认可，原因是双方共同投资的项目尚未进行清算，无法得出最终确定的亏损金额。二、双方共同经营相关店铺的情况。2016年6月28日，案外人曾金新与案外人卢敏枝、本案曹红梁签订《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金斯当床垫商行出资转让协议》，其中载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金斯当床垫商行（福永店）由曾金新与袁某共同经营，曾金新出资32万元，袁某出资15万元；曾金新将其所拥有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金斯当床垫商行（福永店）32万元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占68%）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卢敏枝和本案曹红梁；转让后，卢敏枝占出资总额40%，曹红梁占出资总额30%，袁某占出资总额30%。2019年3月12日，卢敏枝出具《声明》，声称上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金斯当床垫商行出资转让协议》中“卢敏枝”的权利和义务均由广州诺诗睡眠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诺诗公司亦出具《声明》，确认《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金斯当床垫商行出资转让协议》中“卢敏枝”的权利和义务由其享有和承担。2015年6月1日，作为甲方的曹红梁、案外人叶仁飞与作为乙方的杜杰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同意共同投资200万元，以吕贞贞的名义注册成立的深圳市罗湖区金斯当家居经营部为项目投资运作主体，甲方出资12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60%，乙方出资8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40%。2017年3月25日，三方签署《转让协议书》，叶仁飞将其在深圳市罗湖区金斯当家居经营部的投资额，作价60万转让给杜杰。2019年3月2日，诺诗公司与杜杰共同作出《声明》，确认前述《投资合作协议》和《转让协议书》中“乙方杜杰”的权利和义务均由诺诗公司享有和承担。关于项目亏损情况，诺诗公司提交了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作为计算依据，包括福永店2017年1月的资产负债表、2017年5月利润表；好百年顺电店2017年1月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2017年3月至8月的利润表。双方确认顺电店于2017年12月28日停业关闭。诺诗公司表示，因曹红梁未提交账目票据，故顺电店经营利润只计算至2017年8月。曹红梁提交的转账记录显示，2017年9月之后，顺电店的银行账户上仍有资金往来，转账记录备注资金的性质为顺电结算费用、货款垫付、金斯当仓库租金、货款、备用金、三月货款、昆明客户运费等。此外，诺诗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曹红梁在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双方合作经营的门店停业关门后，曹红梁仍在跟踪处理床垫的售后问题。另外，曹红梁向法院提供《深圳好百年产品清单》以及《深圳好百年店2017年8月31日退货明表》，以证明双方共同经营的好百年店还有库存货物和退货。三、其他查明的事实。深圳市罗湖区金斯当家居经营部于2019年8月21日办理注销登记，注销原因为投资人决定解散。由于曹红梁对《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最下方的三行文字“截止2018年1月……请投资方签字确认”的形成方式有异议，诺诗公司自行委托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对前述文字是否为添加打印形成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不是添加打印形成”。诺诗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17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诺诗公司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不利的后果。诺诗公司主张曹红梁支付欠款1194611.06元，并提交了大量的证据，但诺诗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首先，《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是证明诺诗公司主张的直接和主要证据，表格中载明诺诗公司“应收货款扣除以上费用”合计1530486.21元。曹红梁在表格下方签署“截止2018年1月份，深圳金斯当项目，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由此可知，曹红梁确认扣除费用后，诺诗公司的应收货款为1530486.21元。但从曹红梁签署的意见来看，曹红梁只是确认诺诗公司应收货款金额，并未明确作出愿意向诺诗公司支付该货款的意思表示。其次，审理过程中，诺诗公司进一步指明，要求曹红梁支付欠款1194611.06元的依据是《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最下方的三行文字“截止2018年1月……请投资方签字确认”。据段该文字内容，结合诺诗公司出具的书面意见，诺诗公司主张曹红梁应付欠款的计算方式为“诺诗公司应收货款1530486.21元-诺诗公司应负担的项目亏损335875.15元=1194611.06元”。诺诗公司认为曹红梁签署了“截止2018年1月份，深圳金斯当项目，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的意见，视为其确认欠付诺诗公司款项的金额为1194611.06元。对此，曹红梁予以否认。从曹红梁签署意见在《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文件中所处的位置来看，“截止2018年1月……请投资方签字确认”在曹红梁签署意见的下方，且其意见为“以上汇总款项已核对确认”并非“确认欠付诺诗公司款项”，因此，从文义上理解，不能认定曹红梁已确认其欠付诺诗公司款项1194611.06元。最后，在案证据显示，双方共同经营福永店、好百年店和顺电店，其中，顺电店在2017年12月28日停业关门。双方对店铺经营状况的清算时间不应当早于2017年12月28日。然而，诺诗公司计算项目亏损的依据是2017年8月份之前的数据，未考虑2017年8月之后顺电店的经营情况。曹红梁提交的证据反映，2017年8月后，顺电店尚在经营，账户上还有资金往来，且因仓储、物流、售后等问题仍有费用支出。以此而言，诺诗公司计算的亏损金额并不准确。由于作为计算基数的“亏损金额”尚不能确定，即使按照诺诗公司提出的计算方式，以“应收货款-亏损金额”来计算欠款，也不能确定诺诗公司所主张的欠款金额为1194611.06元。综上所述，一方面，曹红梁只是确认诺诗公司应收货款金额，并未明确表示愿意承担诺诗公司所主张的欠款；另一方面，双方共同经营项目未得到最终清算，亏损金额还未确定，以“应收货款-亏损金额”作为计算方式，尚不能得出诺诗公司所主张的欠款金额。诺诗公司诉请曹红梁支付欠款1194611.06元及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曹红梁对《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中的文字“截止2018年1月……请投资方签字确认”形成方式提出异议，不是诺诗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前述文字形成方式进行鉴定的理由，诺诗公司所支出的鉴定费17000元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诺诗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52元，由诺诗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诺诗公司提交了程某的录音，拟证明合作店的财务原始资料都由曹红梁持有，诺诗公司制作应收账款表格的记录数据真实可靠。曹红梁质证称，该证据的提交违反证据规则，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2020年11月，在该时间诺诗公司应该向法庭及时提交，而不应该二审开庭才提交。第一，对录音对象是否为程某存疑，即使是听了录音，因为接触的比较少，曹红梁也很难判断是否是程某本人，程某既然是证人就应该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证，而不仅以一个电话录音来达到证明目的。即使是程某本人的也不能证明诺诗公司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从通话内容里无法判断出原始资料都由曹红梁持有，曹红梁作为项目的经营者会经手资料，但最终有多少资料由曹红梁保管或者曾经持有，都无法通过对话内容得出准确的判断。第二，并不能通过对话内容得出制作的应收账款表格记录数据真实可靠的结论，该证据反而能证明财务管理相当混乱，会导致记录数据出现不完整不真实的情况。录音纸质版中龚律师对程某进行询问，程某说帐一般拿到家做完会还回去，但没有签收手续，财务交接手续不完整、不健全。程某说一般是将做好的帐还回店里，经思考因时间太长没有作出准确的答复，但程某强调做账的电脑还给广州公司，这证明了财务的数据只能在诺诗公司的手上，而并非在兼职会计处。所以曹红梁认为通过对话内容无法证明诺诗公司主张的证明目的。综上所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根据其文字表述，程某本人并未同意将该录音作为证据呈现，龚律师也并未对正在录音的情况予以说明，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纳。第三，曹红梁在一审时已提交证据说明诺诗公司在合作期间一直有更换财务，所以仅凭程某一人不能说明其对整个合作过程的财务情况都是清晰的，所以程某的认知也并非完全客观完整。曹红梁在二审提交了袁某、周某、张某、郭某的书面陈述，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袁某书面陈述称，福永店转让完成后至2017年5月关店，门店货物及库存产品均存入梅园仓库，每月库存盘点和销售数据均由诺诗公司委托的会计进行统计汇总财务报表。过程中并未提供财务报表给袁某，直至今日，也未通知清算。证人袁某出庭作证称，在袁某转让了部分股份后，福永店的合作方是诺诗公司、曹红梁、袁某，三方合作时间1年多，袁某对合作期间的经营状况不清楚，资金状况也不清楚。直至今日，袁某没有收到福永店的任何财务报表。正常的流程，应有专门做账的且有义务提供财务报表给合作方，但袁某也没有要求提供。三方合作后，袁某不参与福永店经营管理，只是出资人。三方合作后，应该是由诺诗公司、曹红梁共同经营。袁某不清楚福永店在2016年至2017年5月三方合作期间的盈利情况。2017年5月份福永店关店的事今天才知道，对关店后的货物处理不清楚。2017年1月份，曹红梁给袁某的20000元是私人借款。证词中提到的每月由诺诗公司进行汇总财务报表，是因合同约定由诺诗公司负责财务审计的。周某书面陈述称，其在2015年5月至2017年8月期间，担任深圳金斯当家居经营部（好百年店）店长。床架和床垫的销售，是客户在门店确定产品并预付定金后，按消费者的通知送货及安装，因消费者装修进度影响，有些订单从销售后送货安装周期长达1-2年。好百年店在2017年8月底关店后，虽不再销售产品，但仍然有未送货产品存于梅园仓库。根据销售订单统计约50多单。关店后，仍然有已销售订单的库存、配送、安装、售后等费用产生。其在2017年8月-2019年期间多次接到消费者的配送安装通知及售后维修要求，均及时通知曹红梁。相关费用由曹红梁对应配送安装人员和售后人员结算。周某提交的说明证词附件为《20178月后销售未送货库存清单》，记载了订货日期、送货时间、金额、定金、余款等。证人周某二审到庭作证称，其是2015年的5月份至2017年8月在好百年店担任店长职务，期间主要是负责门店销售、后期的送货服务、售后服务等工作。2017年8月关店后，确实有很多客户，前期已经付了定金，没有送货的货物大部分会存放在梅园仓库，然后等待客户通知，再安排送货。因为当时在销售过程中给客户预留的门店电话已经没有了，很多客户就会联系当时店里的销售人员，周某就会转达曹红梁。每年帮客户上门免费除螨，这也是当时公司提供给客户的服务，虽然店关了，但是给客户的承诺应履行，周某就告知曹红梁，由曹红梁安排服务。好百年商场有一项规定，就是撤场了，但是所有客户的后期服务、送货都需要维护好。周某记得商场会有一定的押金，压着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该押金要到1年之后打电话回访消费者，如果服务都满意了，商场才会把押金退给曹红梁。附表是2017年8月份制作的，当时还有客户货款余款124210元没有收取。关于货款余款，如果产品送过去，客户有争议的情况下，余款就不好收，存在压一部分余款的可能。表格中的奈特、琼斯两个品牌，公司说是诺诗的产品。周某离职的时候包括销售合同、销售订单的原始单据都是交给曹红梁。证词中提到“在2017年8月到19年期间……费用也是由曹红梁对接和售后进行支付”，是指经营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曹红梁支付的，后期送货等费用也是曹红梁付款的，周某没有参与。张某书面陈述称，好百年店从2017年8月关店后，门店已销售货物均存放于梅园仓库，后续至2019年10月，陆续根据客户的要求送货上门安装、售后维修，期间费用均由其与曹红梁结算。证人张某到庭作证称，其负责送货、安装、配送，送货的店包括顺电店、好百年店，证词提到的“在后续至2019年10月……期间费用由本人进行结算”，具体金额不知道，要看相应路程的远近，还有货物多少。送完货的款项都与曹红梁结清，但因时间长不记得具体数额。郭某书面陈述称，其在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担任深圳金斯当项目顺电店店长。顺电店在2017年12月28日关店，店内展示产品经盘点后由张某送回诺诗公司仓库，门店销售的产品承诺给客户上门售后和维修服务。在2018年期间其本人也协助曹红梁和张某处理过客户的配送安装销售维修等事项，相关上门运输和维修费用由曹红梁支付。证人郭某二审到庭作证称，证词里面说2018年期间协助曹红梁和张某处理过客户的服务，是指像客户的售后服务，就是客户打电话过来，因为已经关店了，就会通知曹红梁，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协助一起上门服务，因为当时我们直接跟客户对接的，比如说产品有质量问题，上门检查一下产品是什么问题。有亲自去客户处处理，也有转达客户的需求给曹红梁。产生的费用不清楚怎么结算。其本人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费用，也没有收取过曹红梁支付售后费用。书面证词附件二表格中的产品是退回诺诗公司的产品，都是样品。对于庭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诺诗公司质证称，对于证人证言中部分事实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是关联性除了确认部分内容真实性以外的其它事项均不确认。关于袁某的证言，诺诗公司只确认袁某在2016年6月份与诺诗、曹红梁一起合作经营福永店的事实，但其证言并不能证实袁某现在仍然是股东。因为结合本案一审的证据，及刚才袁某庭审的陈述可见，袁某虽然出资作为股东，但自变更公司登记之后，其对公司的情况一直没有任何了解，毫不关心。第一，袁某的证言体现与事实是不相符，不能得出曹红梁的证明目的。虽然目前为止三方都没有签署终止合作关系的文件，但客观行为上可见，袁某在收取了曹红梁2万元，虽然袁某说是借款，但是结合曹红梁在一审的陈述，诺诗公司不认为这是个人借款，而是基于袁某提出要转让其股份的时候，曹红梁已经跟他结算完毕，支付2万元之后就让袁某退出。第二，袁某的证言里面存在着只是他个人感受的陈述，而不是客观事实。第三，袁某一直强调应当由诺诗公司向其提供财务数据，但是从本案一审的证据可见，诺诗公司认为跟曹红梁结算的确认表所来源的资料都是曹红梁提供的。双方的转让协议中并没有任何约定，诺诗公司是作为财务审计的单一主体，而且在袁某看来，曹红梁、诺诗公司都是股东，甚至是共同经营管理这个店的，但袁某从未向我们任何一方要求过主张权利或者要求查账或者要求分配，作为股东其行为与常理不符的。更加奇怪的是曹红梁一方面向我们提供数据，跟我们落实财务对接，但从未主动向袁某发出过任何数据，这证明了曹红梁跟诺诗公司包括袁某在内都确认了，其实当年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袁某收取了20000元钱，就已经退出了公司，退出了这个店。诺诗公司认为袁某的证言是没有证明力的，对袁某证言的关联性不确认。对于周某和郭某这两个店长的证言的质证意见，诺诗公司对两人证言中，除了证明其在任职期间，是店长身份以外，其他的内容均不予认可。对它的真实性、合法性跟关联性都不确认。理由是经过刚才的询问，可见证言内容和后面的附表内容，出现不符的情况，特别是周某。第一，周某、郭某仅知道对接人跟老板就是曹红梁一人，而且也是曹红梁发放工资给他们的，证人与曹红梁本身有利害关系。第二，作为店长，周某清楚销售流程，送货单上的附件内容的手写部分都是曹红梁自己签署的，其实周某他们都没有参与，所以基于周某没有客观事实参与的情况，证人所说的陈述也是一些传来证据不能做实。第三，从周某和郭某的证言可见，曹红梁在门店关店以后，还收取了已经销售的订单客户剩余的货款高达12万多，但是从来没有告知过诺诗公司，也没有把这些钱还给公司或者门店。即便假设真的产生了那些所谓的配送服务费用，这些款项也足以抵扣那些所谓的费用，结论是曹红梁不仅不需要自己去垫钱，反而还要把多出的费用退还给诺诗公司。此外曹红梁也陈述，他还有商场的押金可以退，但是诺斯公司也没有收到这些钱。总体而言，从证言的内容可见，曹红梁手持着店面的所有单据、凭证，然后在双方在落实跟曹红梁签订本案关键证据确认单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把这些材料提供过给诺诗公司，诺诗公司跟曹红梁结算，肯定是以当时已经知道材料进行结算，但后面产生的材料即便真的存在，也不会推翻原来的结算，顶多就是对结算以后产生的数据进行一个补充，举证责任应该由曹红梁承担。第四，诺诗公司认为这两个证人证言的内容，都不能达到曹红梁的证明目的。相反体现了曹红梁利用这些所谓的售后服务费用，是不断的想推翻原先其签名确认的确认表的数据，诺诗公司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关于张某的证人证言，诺诗公司对他是送货人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除此以外对证言内容的其他部分，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确认。因为按照张某的陈述，其仅是对接曹红梁，曹红梁告诉张某是什么店的货，他就送到哪里，这个也是等同于曹红梁告知他才登记的，服务的对象所产生的费用并不一定就是好百年店和金斯当店、顺电店的费用。除了上述这三家店以外，东莞长安店是曹红梁个人经营的，东莞长安店也有部分货物是拿到了深圳店这边销售的，所以无法区分在曹红梁掌握了几家店经营的情况下，如何分配安排这些送货、安装、售后。第五，这四个证人的证言都不是二审新证据。曹红梁质证称，第一，关于袁某的身份问题，袁某已经通过合作协议证明其股东身份，袁某当庭陈述其仍然是股东身份，即使他在经营期间对经营状况没有作了解，也并不能否认其出资人身份。诺诗公司主张袁某已通过2万元转让了股权，诺诗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诺诗公司也是股东之一，且是大股东，如果发生股权转让，应当是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且合作协议已经注明袁某了出资是15万元，2万元就能够转让15万元的股权也是违背常理的。第二，诺诗公司主张12万元货款余款与售后费用可以进行抵销的问题，曹红梁不同意此主张。因为证人也陈述了该12万元的余款是未必能收回来的，而且是否可以抵消应当通过清算来去决定，并不能说应该是可以抵消就能够进行结算。第三，曹红梁并非想推翻此前已经签名确认过的表格中的数据，对表格的数据一直表明态度是确认的，曹红梁不确认的是签名下方的数据，诺诗公司在表格中曹红梁签名下方加上去的一个公式计算，表格中的亏损额，不能在清算过程中使用。该数据应当是应当是在清算双方在经营过程结束后对尚存的债务来进行一个清算的。关于福永店股东是袁某、诺诗公司、曹红梁三位，而应收账款表上记载的结算双方只是曹红梁、诺诗公司的问题。诺诗公司陈述，曹红梁告知之前因袁某缺钱，曹红梁就给了袁某20000元。2016年6月份股权转让后，7月份开始诺诗公司就没有再接触过袁某，一直由曹红梁与诺诗公司沟通，所以曹红梁跟诺诗公司说袁某已经转让股份了，然后也收了20000元钱，诺诗公司就有认为袁某占的股份比例不多，而且本身门店还亏损，诺诗公司就认为袁某的股份等同于曹红梁承受。曹红梁陈述，周某书面陈述附件的清单，是在好百年店关店之后，盘点完库存剩余的货没有送的明细，其也参与了盘点，而且诺诗公司的财务也参与了盘点，诺诗公司财务将每个客户的电话都打过，如果需要可以要求诺诗公司财务出庭作证。张某并不是负责所有的售后服务，很多时候是曹红梁自己做的。售后服务包括重新安装、皮质破损维修、承诺客户的除螨杀菌。售后服务根据客户的需求，产生的费用是不确定。费用是不确定的，产品的单价高，维修费也高。本院认为，首先，诺诗公司与曹红梁或袁某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又与合作的门店或曹红梁单方开办的门店之间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虽确认了截至2018年1月的诺诗公司出资、应收货款、门店亏损额等情况，但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门店关门后陆续有运费、保养费用等产生，该费用应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由合作方承担，故《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并非合作各方的最终结算，诺诗公司以《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记载的款项主张权利缺乏依据；其次，福永店出资由诺诗公司占40%、曹红梁占30%，袁某占30%，而诺诗公司提交的《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记载了该店亏损额，未经袁某确认，即未经所有合作方确认，虽仅是经营者曹红梁向合作一方确认盈亏情况，但也可能损害合作另一方袁某的权利。诺诗公司可请求合作各方进行结算，在结算的基础上，结合《广州诺诗垫付各店面应收款项》记载的事实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诺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2元，由广州诺诗睡眠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李志明审判员  瞿 栋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谢佶利陈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