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45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法定代表人：李惠方，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戎兴旺，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诗琪，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惠方，男，1968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戎兴旺，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诗琪，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月红，女，197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戎兴旺，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诗琪，上海创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嘉奎，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嘉戍，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215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申达公司一审全部诉请。事实与理由：一、名迪公司与申达公司之间的合作非进出口合同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所涉货物已经全部实际交付。三、李惠方与章月红并不构成债的加入。1．签署《协议书》及《还款协议》并非李惠方与章月红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及《还款协议》是名迪公司事先准备好的，条款中包含了“债的加入”的陷阱。李惠方与章月红签署该协议只是为了从申达公司处拿回货物，并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2．《协议书》并未生效。该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以李惠方、章月红与申达公司在2019年7月底前达成书面还款协议为生效条件。2019年7月8日的《还款协议》中，李惠方并未签字，故《协议书》并未生效。3．《协议书》及《还款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申达公司收到的人民币10万元(以下币种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并不是名迪公司履行《还款协议》，而是为了尽快拿回在申达公司处的货物而支付货物赎回款，所以不能以此认定李惠方与章月红履行了协议并认可协议内容。综上，请求判如所请。被上诉人申达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提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一、涉案《代理出口协议书》(以下简称《出口协议》)系申达公司与名迪公司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等合同依法成立并实际履行。涉案业务系基于前述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具体开展。名迪公司否认前述合同关系并称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业务中有关外商指定、预付款支付、对账催讨等具体履约行为均有双方签署的出口代理协议书、预付款条款以及事后形成的协议书作为依据，充分证实双方系出口代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名迪公司有义务向申达公司返还预付款并承担利息符合客观事实。二、涉案库存货物系双方代理出口业务项下预付款的担保，就该等货物的用途，双方在预付款条款中有明确的约定。名迪公司辩称货物系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没有合同依据，也有违双方在预付款条款中的约定。三、《协议书》及《还款协议》合法有效且实际履行，李惠方、章月红夫妇均应受前述文件的约束，就名迪公司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李惠方、章月红辩称受欺诈不是事实，其所辩称的合同未生效、未实际履行与其涉案支付行为明显矛盾。李惠方、章月红所谓的签署相关文件和支付款项原因没有事实依据。李惠方对于章月红签署《还款协议》并未提出过异议，在收到申达公司的催款通知后，也未提出异议。反而在2019年9月20日将10万元款项支付给申达公司，能够印证李惠方对《还款协议》的认可或构成追认。涉案债务也构成李惠方与章月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三条，李惠方、章月红亦应对名迪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名迪公司的全部股权属于李惠方、章月红二人共同共有，即名迪公司的全部股权实质来源于同一财产权，并为一个所有权共同享有和支配，股权主体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实质的单一性。在此情况下，名迪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主体构成和规范适用上具有高度相似性，系实质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李惠方、章月红夫妇不能证明名迪公司财产独立于二人夫妻共有财产的情况下，应认定李惠方、章月红夫妇对名迪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申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共同返还申达公司预付款1，833，179.40元；二、判令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共同支付申达公司截至2019年9月20日的资金占用费802，269.45元；三、判令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共同支付申达公司资金占用费(以1，833，17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合同签订、履行2016年1月1日，申达公司与名迪公司签订了《出口协议》(编号：S161003WY11)，约定：名迪公司委托申达公司向名迪公司指定的外商代理出口羊绒服装(总价款为2，000万美元)，以申达公司的名义按照名迪公司的合同条款要求，与名迪公司指定的外商签订售货合同；申达公司根据名迪公司提供的资料，提供出运单据，办理出运手续，名迪公司根据退税要求，提供完整退税凭证给申达公司，由申达公司办理退税手续；收汇责任在名迪公司，客户由名迪公司指定、联络，收不到汇，一切责任在名迪公司；申达公司不垫付资金的按固定代理费，即贸易1美元收0.06(元)人民币结算；申达公司不垫付资金的按固定代理费(此处系笔误，应删除“不”)，即贸易1美元收0.2(元)人民币结算代理费；申达公司收到外商第一笔外汇20％货款作为预付款，申达公司需垫付总货款的45％给名迪公司用于购买原料，成衣完成后存厂待运，收到外商第二笔外汇即总货款的45％后，申达公司才可托船安排出运；申达公司支付预付款给名迪公司之后的90天内，供方货物必须出运，否则将支付所有预付款利息。拿预付款后的90天到120天利息按月0.7％计算，超过120天按月1％计算，等等。另，双方还签订相应的《预付款条款》，约定：外销合同编号为S161003WY11，申达公司收到客户20％前T／T后，先支付不超过65％预付款(约300万元)，收到客户45％货款后订舱出货，全额收汇后，凭名迪公司提供真实有效的增值税发票、送货单，由申达公司扣除预付款向名迪公司结清货款。本合同名迪公司有等额(约460万货物)自愿担保。2016年1月7日，申达公司收到户名为AQUASAGATRADINGDUBAI，UUNITEDARABRIRATES的账户交付的外汇432，000美元。根据申达公司结汇、做账情况，申达公司计入本案合同项下为817，073.20元。次日，申达公司向名迪公司转账280万元。同月13日，申达公司收到户名为WANGZHF0TRADINGLICSHOP的账户交付的外汇239，962.65美元，结汇计入本案合同项下为249，747.40元。次日，申达公司向名迪公司转账20万元。另，申达公司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7日、签署主体为申达公司与外商KAISAB0SSRTRADINGLLC的《售货合同》(复印件)，载明货物名称为男士毛衫，共计32780件，总价款679，995美元……落款处除加盖双方印章外，外商印章上有“李福明”字样签名。此外，2017年6月6日，申达公司工作人员向章月红指定人员发送三份电子邮件，附件为《商品购销合同》数份，其上载明的供方分别为宁波艾托瑞服饰有限公司(下称艾托瑞公司)、宁波雷欧迪服饰有限公司(下称雷欧迪公司)、宁波利雷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利雷公司)，需方为申达公司。电子邮件附件中所存合同仅有申达公司一方盖章。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在应诉时亦提交了上述仅申达公司盖章的合同复印件。但在一审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组织双方证据交换时，李惠方、章月红提交用以核对的原件供方处均加盖了艾托瑞公司、雷欧迪公司、利雷公司的公章，且其自认于昨日补充加盖。二、关于合同履行后的交涉情况2019年7月8日，申达公司(甲方)与李惠方、章月红(乙方)签署了《协议书》。“鉴于”部分载明：1、李惠方、章月红系艾托瑞公司、雷欧迪公司、利雷公司、名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上述四家公司与申达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具体经办人。2、同时，上述四家公司与申达公司代理出口业务项下的国外客户，也系李惠方、章月红实际控制，并通过上述四家公司指定；3、现经对账确认，上述四家公司就与申达公司代理出口业务共欠人民币13，233，622.42元……(涉及到本案)名迪S161003WY11，采购合同金额4，856，030元，申达公司实际预付款3，000，000元，货物状态未出运，预付款归还金额1，066，820.60元，欠款金额为1，933，179.40元。4、申达公司对此债务，多次通过李惠方、章月红向上述四家公司催讨……下面部分载明：现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上述四家公司对申达公司的欠款归还事宜，约定如下：一、李惠方、章月红自愿同意为上述四家公司，向申达公司归还上述总计13，233，622.42元的欠款。还款协议双方另行于2019年7月底前协商一致。双方根据协商一致后的结果，执行本协议，若双方未协商一致，本协议签字无效。落款处有申达公司印章及李惠方、章月红签字。同日，申达公司(甲方)与章月红(乙方)签署了《还款协议》，载明：就13，233，622.42元的还款方案具体约定如下，章月红按照协议书所列债务顺序，于2019年9月15日前还款10万元，于2019年11月30日前还款40万元，2020年1月25日前还款50万元，剩余款项于2020年起每年12月31日前至少款100万元(不包含2020年1月25日前还款的50万元)，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章月红任何一期未及时、足额还款的，则全部欠款立即到期应付，不再分期履行。本还款协议作为2019年7月8日签署的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同具法律效力。落款处有申达公司盖章、章月红签字。2019年9月4日、9月10日，申达公司与李惠方、章月红又进行过两次协商，但未签署文件。2019年9月18日，申达公司向李惠方、章月红发送《通知函》，载明：根据贵方与我司于2019年7月8日签署的《协议书》及《还款协议》，就业务欠款13，233，622.42元“…现鉴于贵方至本函发出之时，仍未履行上述协议中约定的2019年9月15日前还款10万元之义务，我司特此通知贵方，要求贵方即刻履行全部13，233，622.42元欠款的还款责任及其他相关责任。该函于9月20日发出，次日送达。三、有关主体信息1．艾托瑞公司、雷欧迪公司、利雷公司有关股东情况(1)艾托瑞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成立，于2018年11月8日注销，股东为李海洪。经查，李海洪自2009年3月起至今在名迪公司处缴纳社保，申达公司至名迪公司工作场所拍摄照片显示，李海洪为办公室宣教岗位；(2)雷欧迪公司于2015年1月6日成立，于2019年4月17日注销，股东为彭才文。经查，彭才文于2013年1月起至2016年3月在名迪公司处缴纳社保；(3)利雷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成立，2018年12月12日之前的股东为颜敏辉、监事为崔巧红。经查，2016年1月时崔巧红、颜敏辉仍在名迪公司处缴纳社保。2．外商有关情况(1)销售合同上载明的外商客户为KAISAB0SSR，名迪公司在2011年7月6日前的企业名称为“浙江凯萨博斯服饰有限公司”，名迪公司名下持有“凯萨博斯”“KAISAB0SSR”注册商标；(2)销售合同上书写的“李福明”，经查，李福明自2009年起至今在名迪公司处缴纳社保；(3)2016年1月7日给申达公司支付外汇的账户开立在浙江省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开户登记表上记载的单位联系人为章微，联系电话为XXXXXXXX。经查，章微一自2015年3月至今在名迪公司处缴纳社保，且为章月红表妹。通过114查询，XXXXXXXX登记的机主亦为名迪公司。四、其他针对所涉货物，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称已于2015年交付给申达公司价值为400余万元的货物，对此申达公司称其未收到货物。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提交了相关录音材料，后申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称，经核实，现申达公司处存有本案所涉合同项下333箱货物，即开衫58箱、套衫274箱、服装1箱，该些货物均是名迪公司依约交付的担保物。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称就所涉货物将另行向申达公司主张。2019年9月20日，名迪公司向申达公司付款10万元。2019年11月2日，申达公司起诉来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1、申达公司与名迪公司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2、名迪公司是否对申达公司负有债务及该项债务的范围；3、李惠方、章月红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将逐一分析以上争议焦点并结合查明事实做出相应的认定。关于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申达公司认为双方系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并以《出口协议》作为其主要依据；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对此予以否认，认为该协议书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法律关系应当以其提交的《购销协议》即买卖合同关系为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积极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纵观双方提交的各份合同，申达公司的代理出口合同较之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提交的购销协议具备更高的可信度与现实性，具体表现为：一、从合同签订的时间和主体看，申达公司提交的《出口协议》形成于2016年，由双方共同盖章确认，而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提交的若干购销合同统一形成于2017年，原件仅有一方盖章，相对方印章均是本案审理中补充加盖；二、从合同的内容上看，《出口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合同地位及交易模式(即申达公司受名迪公司委托，以申达公司名义与名迪公司指定外商签订售货合同)，加之所涉外商人员与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就进出口代理法律关系已形成完整逻辑闭环，而《购销合同》相对方均非本案当事人，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据此称其与申达公司就本案所涉争议标的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依据；三、结合其他证据看，2019年的《协议书》再次提及并确认了双方的关系为进出口代理关系，在此长达三年的合同履行期间内，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从未就合同性质向申达公司提出过异议，而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主张《出口协议》《协议书》等均系应申达公司要求提交的手续性文件，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构成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二，如前所述，申达公司与名迪公司两名股东于2019年7月签订的协议书，性质系双方当事人就历往进出口代理业务的履行过程进行的结算，该结算依赖于各商事主体对未结债权债务进行核对、计算、确认的系列行为。该协议的“鉴于”部分已将无异议内容详细列明，且该结果与申达公司提交的外汇收取记账情况及付款情况互相印证。故，一审法院认定，名迪公司截至2019年7月8日欠付申达公司的预付款金额应为1，933，179.40元。关于资金占用利息一节，鉴于所涉《协议书》结算时未提及任何有关利息起算时间、标准等事宜。虽双方对交付货物属性存有争议，但该些货物亦存在贬值可能。由此，在《协议书》中并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名迪公司的相应还款义务应自对账之日起确立。因《进口协议》对逾期返还预付款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名迪公司对此应有预见。另因名迪公司已于2019年9月20日付款10万元，故一审法院认定，名迪公司应自2019年7月9日起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支付相应利息，其中2019年7月9日至9月20日间的计算基数为1，933，179.40元，2019年9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计算基数为1，833，179.40元。至于双方争议的货物，李惠方、章月红所述可知，其在签订《协议书》时知晓有相应货物在申达公司处，其仍然签订该协议并设定相应的还款义务，故不论货物属性如何界定，并不影响本案名迪公司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关于焦点三，申达公司认为李惠方、章月红已构成债的加入，应当与名迪公司共同向申达公司履行付款义务，而李惠方、章月红则抗辩称《协议书》系申达公司诱导下所签，且双方未就还款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应当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债的加入指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是否构成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缔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双方对系争《协议书》《还款协议》于同日、同场所形成的事实并无争议，而该两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对于《协议书》《还款协议》理应具有充分的认识，鉴于章月红已经签署了《还款协议》，而李惠方作为其配偶，在签约时亦在现场，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章月红的行为予以否认。需要强调的是，该两人自《还款协议》签署至一审法院受理该案期间，又与申达公司进行过数轮谈判和协商，在此期间，该两人亦未以任何明示的方式向申达公司做出否认还款的意思表示，更多的是在还款金额上进行磋商，故李惠方虽未签名，但该两人的还款义务不能因其简单的否认而加以排除。事实上，名迪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付款10万元，该金额亦与《还款协议》的首期付款金额相一致，此节事实应当评价为《还款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部分履行。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惠方、章月红对上述争议焦点二确定的名迪公司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部分支持申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一、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预付款人民币1，833，179.40元；二、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资金占用利息，以人民币1，933，17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9日计算至2019年9月20日，以人民币1，833，179.40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照月利率1％的标准计付；三、驳回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245.3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为33，245.34元，由上海申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9，374.26元，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李惠方、章月红共同负担23，871.08元。本院审理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名迪公司与申达公司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李惠方、章月红是否对涉案债务构成债的加入。关于名迪公司与申达公司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申达公司提供了《出口协议》《预付款条款》《售货合同》等证据，用于证实其与名迪公司间系出口代理关系，就此，一审法院已从合同签订主体、时间、内容角度对《出口协议》予以分析，结合与《协议书》的关联，以及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从未对合同性质提出过异议等客观事实，综合认定双方间构成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合法合理。且一审法院查明的与申达公司签订协议的外商与名迪公司间的关联关系，亦能够与《出口协议》相印证，证实申达公司系受名迪公司委托与名迪公司指定外商签订协议，进行货物出口销售。对于名迪公司所述，其与申达公司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其尚有货物在申达公司处，故申达公司应向其支付货款，申达公司则称，名迪公司所称货物系出口代理关系项下名迪公司对申达公司预付款所设的货物担保，与出口货物间无关联性，对此，本院认为，《预付款条款》明确载明，本合同名迪公司有等额(约460万货物)自愿担保。可见，申达公司所述事实具有合同依据，相反，名迪公司在移交货物后长期未向申达公司主张货款，反而在后续与申达公司签订《协议书》《还款协议》，多次磋商向申达公司还款事宜，与名迪公司所述其与申达公司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且其对申达公司享有债权，明显相悖。故本院对申达公司陈述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成立出口代理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李惠方、章月红是否对涉案债务构成债的加入，李惠方、章月红上诉主张其系代表名迪公司在《协议书》及《还款协议》上签字，并非其个人意思表示的呈现，且在签署前述协议时，受到了申达公司的误导和欺骗，李惠方亦未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协议书》首部签署主体乙方为李惠方、章月红，“鉴于”部分明确载明乙方系包括名迪公司在内的四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四家公司与申达公司间的代理出口业务进行对账，且明确载明乙方自愿同意为四家公司向申达公司归还欠款。同日形成的《还款协议》再次对还款时点予以明确。由此，《协议书》《还款协议》关于债务加入的内容清晰明确，李惠方、章月红系理性商事主体，应当对其在相关文件上签署的法律效力有相当的认知。李惠方、章月红辩称其系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其所述系受欺骗签署，亦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另外，李惠方虽未在《还款协议》上签署，但其未对章月红的签署行为提出异议或者否认，后续又与申达公司就还款事项协商，并且，名迪公司在《还款协议》签署后实际归还了10万元，得以印证李惠方对《还款协议》的知晓和认可。故李惠方、章月红应对涉案名迪公司对申达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名迪公司、李惠方、章月红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871.08元，由上诉人浙江名迪羊绒服饰有限公司、李惠方、章月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庄龙平审 判 员 王 曦审 判 员 杨怡鸣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沈 洁书 记 员 卞耀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