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7民终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卫某，男，1958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系卫某妻子），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登峰，内蒙古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3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志福，内蒙古永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卫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20）内0702民初3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卫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平均分割王某老人遗留的财产9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卫某一审提交王某干部履历表、卫某的招收工人登记、体检表等档案材料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足以证实卫某与王某老人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卫某尽到赡养义务。本案收养关系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的法治建设还不是很健全。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1993年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规定，收养法（指1991年收养法）实施前已建立事实收养关系，当事人可以申办事实收养公证。凡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可以为当事人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当事人达成收养协议或因收养事实而共同生活时成立。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规定，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2000年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对原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事实收养，公证机构仍按《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司发通[1993]125号）规定办理事实收养公证。以上法律文件对事实收养关系都持肯定意见。二、卫某持有丧葬费票据，实际支付了丧葬费，一审判决未作评价，存在漏判。三、李某已公证承诺放弃继承权及抚恤金，考虑到李某年纪大，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源养老，卫某只起诉要求分得一半抚恤金，已做到仁至义尽。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护卫某的诉讼请求。李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卫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1982年，李某与王某结婚，婚后一直两人居住，卫某从未出现，卫某称对王某尽到赡养义务不是事实。2016年，李某与王某卖掉海拉尔**小区的房产，一同到养老院生活，直到王某去世。二人作为企业离休干部，工资待遇较高，足以满足自身生活所需，不需要也没有他人赡养。一审法院曾询问卫某“李某是否知道其与王某之间的收养关系”，卫某回答“李某可能不知道”。李某不知道卫某是王某的养子，说明根本不存在赡养事实。二、卫某一审起诉请求平均分割王某老人遗留的财产90万元，并未要求给付丧葬费，丧葬费也不属于遗产，一审判决不存在漏判。三、李某没有公证放弃继承权及抚恤金。抚恤金不属于遗产，卫某要求分割抚恤金超出一审起诉请求。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于2019年7月20日被废止，所以应当依据收养法的规定即以是否办理收养登记来判定是否成立收养关系。卫某没有证据证明与王某办理了收养登记，不能认定收养关系成立。五、王某与李某系初婚，王某单身时不会收养子女。过去曾存在为了让子女上学或者接班而把子女户口迁到别人户口的不正常现象，转移户籍后并不成立真实的家庭成员关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卫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卫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平均分割王某老人遗留的财产9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82年10月18日结婚。2019年12月17日，王某因病去世。卫某提交的王某干部履历表记载卫某是王某的孩子。招收工人登记、体检表档案中记载卫某的母亲为王某。证人证实卫某与王某一直以母子相称，卫某婚前与王某同住，尽到赡养义务。一审法院调取的卫某档案中谈话记录记载，王某认可卫某系王某继父的孙子，王某将卫某“要来抚养”。上述证据均没有记载收养时间以及是否办理收养登记等相关手续。另查明，卫某于1981年9月6日结婚，早于王某与李某结婚时间，婚后未与王某及李某共同生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王某干部档案、卫某招工登记档案及卫某申请调取的档案记载王某与卫某为母子关系，王某所在公司出具卫某系王某儿子的《证明》，以及谈话记录记载卫某系被王某“要来抚养”，但均没有载明收养关系成立时间以及卫某与王某已依法办理收养登记等相关手续的内容。卫某提交的其他书面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为辅助证据，不足以证实卫某与王某之间存在法定收养关系。卫某以其与王某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为由，要求分割王某遗留财产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卫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卫某提交以下证据：1.王某干部档案，证明王某曾结过婚，丈夫是宋某，有一个孩子叫卫某；2.王某与李某于2019年9月5日所作公证书，证明李某放弃分割抚恤金；3.王某住院病历5份，证明卫某尽到赡养义务；4.呼伦贝尔市开元机动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申请核定离休干部王某同志抚恤金和丧葬费的请示》，证明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该请示上加盖印章，审核同意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919072元。经质证，李某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王某曾结过婚，档案时间有涂改痕迹，王某的签名不一致，收养关系应根据登记手续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从声明书字面意思理解抚恤金应归李某所有，声明书强调双方没有孩子包括没有养子女；证据3所载王某与卫某、杨某为亲属关系是患者或参与办理人员的自述，不能反映真实的亲属关系，病历也不能证明尽到赡养义务；对证据4不认可，认为抚恤金和丧葬费数额还不明确，没有经过审核。本院认为，证据1系王某个人档案材料，证据3加盖医院复印专用章，证据4系原件，李某对证据2真实性虽有异议，但认可曾有过公证，且未提供反驳证据证实公证书内容虚假，故对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李某提交《闪光的足迹--呼盟离休干部名录》上卷，证明第71页记载王某自1958年10月至1971年12月在牙克石联合厂工作，卫某一审提交的王某干部履历表记载王某1973年2月在牙克石联合厂工作，说明干部履历表系伪造。卫某质证称，该书记载内容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干部履历表有些记载内容也与该书内容一致。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20年12月2日，呼伦贝尔市开元机动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向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关于申请核定离休干部王某同志抚恤金和丧葬费的请示》，申请核定王某抚恤金和丧葬费数额。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该请示尾部“王某同志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894460+24612=919072元”的内容上加盖该局离退休待遇审批专用章。又查明，卫某与杨某于2013年9月9日离婚，于2020年12月7日复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卫某与王某之间是否成立收养关系；第二，抚恤金和丧葬费应当如何分配。针对焦点一，即是否成立收养关系问题。卫某陈述其与王某系养母子关系。李某称其与王某未收养过子女。本院认为，卫某一、二审提交的王某个人档案、卫某个人档案、杨某招工登记表、王某自2014年至2019年期间6份病历、王某入住老年公寓协议书、陈某和刘某出庭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王某档案记载卫某是其孩子，卫某档案记载王某是其母亲，杨某招工登记表记载杨某以王某女儿身份被王某所在单位招用，6份病历均有杨某以王某儿媳名义或者卫某以王某儿子名义的亲属签名，王某入住老年公寓登记家属是儿媳杨某，两名证人佐证卫某与王某以母子相称。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卫某与王某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李某抗辩称自其与王某结婚之后卫某从未出现，该主张与6份病历以及王某入住老年公寓协议书所记载事实并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李某抗辩称不知道卫某是王某的养子，因李某是否知晓卫某与王某是养母子关系，并不影响二人之间收养关系成立的事实，故本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李某抗辩称只有办理收养登记才能成立收养关系，因王某个人档案、卫某个人档案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卫某幼年时便被王某收养，档案显示至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二人便以母子身份共同居住生活，当时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收养子女须办理登记手续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12月29日发布实施，于1998年修订后明文规定“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应当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1984年8月3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相关档案及证人证言可以证实王某收养卫某的事实存在，双方成立事实收养关系，故本院对该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李某抗辩称过去曾存在为让子女上学或者接班而把子女户口迁到别人户口的不正常现象，因李某未提交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此种情况，故本院不支持该抗辩理由。针对焦点二，即抚恤金和丧葬费应当如何分配问题。卫某主张**均分配抚恤金和丧葬费。李某认为卫某没有赡养王某，不应分得抚恤金和丧葬费。经查，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王某一次性抚恤金894460元、丧葬费24612元，共计919072元。丧葬补助金是职工死亡后安葬和处理后事的补助费用。卫某一审提交18张票据证明支出丧葬费26394元，李某认为不能证实是卫某所花费，且不是正规发票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李某未提交反驳证据来否认王某丧葬事宜系卫某操办，故对卫某支付丧葬费的事实予以确认。卫某提交的票据中有5张加盖殡仪馆公章合计9150元，应予认定；1张票据显示制作遗像和电子投影花费300元，系丧葬事宜所需，可予认定；4张票据显示雇佣守灵抬棺人、主持费以及购买寿衣、元宝等丧葬用品合计花费9200元，符合丧葬习俗所需，可予认定；其余票据系购买食品、烟等日常用品以及餐费花销，不能直接证实该支出与丧葬事宜相关，且属生者之间人情往来花费，不宜计入丧葬费之中。因此，卫某实际支出丧葬费共计18650元，应当先从丧葬补助金中进行扣减，再对剩余丧葬补助金5962元（24612元-18650元）进行分配。遗属抚恤金是职工死亡后给予其家属的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本院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抚恤金的分配范围以及分配方法，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相关规定处理。李某现年91岁高龄，且无子女，需要供养和照料，应当予以照顾，适当多分。卫某结婚后不再与王某同住，王某与李某入住养老院的费用由老人自己支付，卫某陈述其履行赡养义务的主要方式是去养老院看望老人，以及在老人住院时进行照料护理，可见卫某虽然履行了一些赡养义务，但在老人的经济供养、精神抚慰方面付出得并不多，卫某所尽赡养义务有限，应当适当少分。综上，本院酌定李某分得抚恤金894460元、剩余丧葬补助金5962元的60%即540253.2元，卫某分得40%即360168.8元。加上卫某实际支出的丧葬费18650元，卫某应分得378818.8元。卫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法院（2020）内0702民初3371号民事判决；二、李某分得王某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540253.2元，卫某分得378818.8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25600元，由李某负担10240元，卫某负担15360元；保全费5000元，由卫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然审判员 傅玺发审判员 蒋忠顺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姜 欢书记员 姜 楠附：本案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