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3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贺涛，男，197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华，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杰，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英，女，1966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凤仪，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贺涛因与被上诉人李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红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红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10万元借款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认定贺涛对案涉10万元债务已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进而否定贺涛关于该笔债务诉讼时效已届满的抗辩意见是错误的。首先，根据双方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的聊天记录显示，贺涛从未向李红英表示同意归还该笔债务，也没有对该笔债务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的承诺或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贺涛作出同意履行该笔债务的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其次，由于贺涛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而李红英否认该抗辩意见则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贺涛在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所作的还款承诺，应由李红英承担该还款承诺中包含了案涉10万元债务的举证责任，而非由贺涛举证证明该承诺不包含10万元的债务。再次，贺涛的该10万元借款是基于双方共同生活，贺涛写下借条的目的是表明双方共同生活中需要的费用由贺涛承担，同时该费用也已在双方共同生活中由贺涛逐渐给付了李红英，因此李红英在三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主张该费用，所以贺涛在聊天中提到的款项是不可能包括该笔10万元债务的。最后，案涉10万元债务的诉讼时效已届满，李红英未能举证证明贺涛对该笔10万元债务作出同意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对李红英该笔借款本息的诉请应予驳回。二、一审法院认定该笔10万元债务的逾期利率过高。根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逾期利率最高为LPR（3.85％）的四倍，即逾期利率法律保护的上限应为年利率15.8％，而一审法院却判处贺涛按年利率20％向李红英支付逾期利息，显然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依法应予调整。三、一审法院对案涉6万元借条所涉本金的认定有误。该借条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30日，转账时间为次日，转账的金额为4.3万元，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与转账金额明显不一致，应以转账金额为准。李红英虽提交了其于2015年10月31日的4笔5000元银行取现流水，但不能由此证明该款就是李红英支付给贺涛的借款，而且两者相加的金额6.3万元也与借条载明的借款金额6万元不符。贺涛一审期间提交的《借条3》虽与本案无关，但也表明双方存在大量与事实不符的借条。法庭不应仅凭借条载明的金额认定双方的借贷金额，而应结合银行转账记录予以综合判断。一审法院以贺涛在未收到足额借款的情况下未向李红英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为由，认定案涉借款本金的数额为6万元，对贺涛不公。本案是签订借条在先，给付借款在后，借条上虽载明的借款金额是6万元，但实际上李红英仅给付了贺涛借款4.3万元，贺涛对此是否提出异议与本案的真相如何并无关联，6万元借款是否实际支付完毕的举证责任应由李红英承担。四、一审法院对诉讼费用承担的判决有误。李红英立案时诉请的标的额为60.58万（31万本金+29.58万利息）元，缴纳的案件受理费为9860元，保全费为3550元。一审开庭时，李红英主动撤回对其中15万借款本息的诉请，因此即便李红英一审胜诉，其也应对撤回诉请部分所对应的诉讼费用予以承担。李红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贺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庭审中，贺涛已明确其欠李红英10万元债务。贺涛在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微信聊天中确认，其将以售房款归还所欠李红英的债务，且还债部分只多不少，收款后最快3月份会归还等等，该意思表示明确；2020年1月23日贺涛还向李红英偿还了1万元，因此无论是贺涛在微信中作出的还款承诺，还是实际归还1万元的行为，都已构成“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形，在此情况下，贺涛又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作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贺涛认为其在微信聊天中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并不包含该笔10万元债务的举证责任在于李红英，此说法是错误的。贺涛已多次向李红英表明将以售房款清偿债务，贺涛于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21日间所做还款的承诺也都与拿到房款就清偿债务是相关联的，可见该还款承诺所涉债务就包括了案涉10万元债务。若贺涛否认则应举证，现贺涛未能对此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贺涛辩称案涉10万元借款已用于双方共同生活与事实不符。如果该借款是用于共同生活，贺涛又为何要以借款名义签下借条并约定利息。李红英向贺涛主张还款时，贺涛亦一直表明同意归还，可见该10万元并非是用于共同生活，而是借款。二、关于逾期利率的认定问题。本案起诉时间是2019年6月，而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本案立案之后才出台实施的，因此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案涉借款的逾期利率，具有法律依据，不存在过高的情形。况且李红英于2019年3月就通过微信向贺涛主张逾期利率为月息2%，贺涛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年利率20%已是调低了。三、贺涛已向一审法院确认其欠李红英的债务共计16万元，实际是确认贺涛所欠债务本金。对于贺涛自认的事实，应作为法院断案的依据。贺涛推翻自认事实，又未能举证说明，其主张不能成立。四、一审法院判定由贺涛承担诉讼费用正确。李红英确于一审开庭时当庭撤回其中15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请，该15万元对应的诉讼费理应扣减，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李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贺涛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6万元；2.贺涛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3月2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6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从2015年10月30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3.贺涛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5日，贺涛向李红英出具《借条》，载明“本人贺涛现向李红英借款10万元，于2015年10月1日之前全部还清。借款利息10%计。若逾期不还，以本人物业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116号春江花园好运阁402房（以下简称好运阁402房）做抵押。”同日，李红英向贺涛转账10万元。一审庭审中，李红英表示贺涛曾于2020年1月23日向其还款1万元，该笔还款对应的系李红英2015年3月25日出借的10万元的利息，李红英向贺涛出具了收条。贺涛回应称不记得是否归还过该1万元款项。另对于借条中载明的“借款利息10%计”如何理解，李红英称原意为“月利率按10%计”；贺涛则表示该约定既非月利率，也非年利率，而是“固定利息10%”，即借款10万元，到期还11万元。2015年10月30日，贺涛向李红英出具《借条》，载明：“贺涛今向李红英借款6万元整，暂定于2016年2月30日（应为2月29日）之前还款。月息以3%计。贺涛在出售好运阁402房物业后，将优先偿还李红英欠款。”2015年10月31日，李红英向贺涛转账4.3万元。同日，李红英通过ATM机共取款2万元。李红英称取款后将其中1.7万元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贺涛。2015年10月30日，贺涛向李红英出具《委托书》，载明“本人贺涛委托李红英出租好运阁402房，期限为五十年，租金归李红英。在本人贺涛和李红英商议好价格情况下，委托李红英出售好运阁402房，并按实际成交价的3%支付李红英佣金。所得房款优先偿还李红英的借款。”李红英与贺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一、2018年12月18日，李红英说道“好，带好这些文件，多复印两套。”贺涛回复“带到哪里去？已经复印了八套了，黄大状刚才转了一个我的微博过来，看看哪天方便，我把最近的几套材料给李医生吧，明天会直接把一份材料给到纪监委。”二、2019年1月22日，贺涛说道“你介入我的官司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收回你所谓的借款，无论官司的输赢，反正你的这个利益是大于一切的……”三、2019年1月29日，李红英说道“等了那么多天，你连签个欠款确认书的回复都没有，叫人如何相信你呢？”贺涛回复“签了有什么好处？都没按手印吗？黄平洋也是签字、签字再签字，整个过程你都知道。”四、2019年2月2日，李红英询问“贺涛，你的房款拿了吗？若拿了请别忘了还钱给我，切记切记！”贺涛回复“只多不少，我会直接找邹、刁要”。五、2019年2月9日，贺涛说道“李医生，新年好！年后我会去找邹禧锋、刁艺标要房款，如果不给，只有狠狠的干！如果快，3月还。”六、2019年5月21日，李红英询问“你确定你不想还钱给我了？”贺涛回复“……黄平洋若退钱，先还你；如果这几个能谈成，先还你……”。以上事实，有李红英提交的借条、委托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关于李红英提出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2015年10月30日，贺涛向李红英出具金额为6万元的借条，双方约定还款日期为2016年2月30日（应为2月29日）之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上述借条约定的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为2016年2月29日至2019年2月28日，而李红英于2019年2月2日通过微信向贺涛追讨欠款，该笔借款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根据双方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的聊天记录显示，贺涛多次向李红英承诺还款，由于贺涛并未举证证明其还款承诺不包括2015年3月25日出具的金额为10万元借条所涉债务。因此，虽然该笔债务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但贺涛已作出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故对贺涛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借款金额及利率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一、李红英主张于2015年3月25日向贺涛出借10万元的事实，有借条及转账凭证为证，贺涛对借款金额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对于借条中约定的“借款利息10%计”双方存在分歧，李红英认为是指月息10%，贺涛则认为应为固定利息10%。结合双方的其他借条情况，如解释为月息10%即年利率120%，明显与交易习惯不符，结果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一审法院采信贺涛的主张，认定“固定利息10%”，即该笔借款的固定利息为1万元。至于李红英自认贺涛已于2020年1月23日向其归还该部分利息，贺涛虽未认可，但该事实有利于贺涛，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由于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没有约定，一审法院酌定贺涛按合同约定的借期内固定利率换算成年利率20%向李红英支付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对李红英于2015年10月30日向贺涛出借6万元款项的事实，李红英提供的借条及其转账、取款记录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贺涛虽抗辩称其只收到4.3万元，但根据民间借贷的一般习惯，贺涛在未收到足额借款的情况下，未就此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综合双方陈述及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第二笔借款本金为6万元。李红英自愿将该笔借款的年利率调整为24%，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综上，李红英依约向贺涛出借款项，贺涛未予归还，已构成违约，李红英要求贺涛清偿借款本息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贺涛应向李红英偿还借款本金16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贺涛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红英偿还本金16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0%计算。以6万元本金，自2015年10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60元，保全费3550元，合计13410元，均由贺涛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2019年2月9日贺涛与李红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贺涛说道：“李医生，新年好！年后我会去找邹禧锋、刁艺标要房款，如果不给，只有狠狠的干！如果快，3月还。这些年，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关心与支持。”（二）2019年6月18日，李红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贺涛偿还借款本金31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30日的利息为29.58万元，合计共60.58万元。李红英向一审法院缴纳诉讼费9860元。2020年2月27日一审法院开庭时，李红英当庭撤回对其中15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请，主张贺涛偿还剩余16万元的借款本息。贺涛对李红英当庭撤回部分诉请的主张没有异议。（三）2019年6月18日，李红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的申请，要求冻结贺涛的银行存款人民币60.52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李红英为此提供担保并缴纳诉讼保全费355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准予诉讼保全的裁定，对贺涛的银行存款人民币60.52万元进行冻结或查封、扣押其等值财产。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处理。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案涉10万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该10万元借款的逾期利率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三、案涉6万元借条所涉本金的认定是否有误；四、一审关于诉讼费用的计算是否错误。一、关于案涉10万元借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十六条规定：“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本案中，贺涛于2019年2月9日发送给李红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年后我会去找邹禧锋、刁艺标要房款，如果快，3月还。这些年，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的关心与支持。”该聊天记录表明，贺涛不仅对李红英追讨欠款的要求给予回应，而且承诺一拿到售房款就会还钱，贺涛向李红英作出了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笔债务的诉讼时效虽已届满，但因贺涛已作出了同意履行的意思表示，对贺涛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不予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二，贺涛主张其已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故其在2019年2月2日至2019年5月21日的微信聊天中所作的还款承诺包含案涉10万元债务的举证责任，应由李红英承担。本院认为，李红英诉请贺涛偿还案涉10万元债务，提供了贺涛出具的《借条》《委托书》以及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借条》载明，贺涛向李红英借款10万元，以好运阁402房做抵押；《委托书》载明，贺涛委托李红英出售好运阁402房，所得房款优先偿还李红英的借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贺涛在李红英向其追问是否拿到售房款、记得要还钱时，还向李红英承诺会在年后追要售房款予以偿还。贺涛对本案10万元的举债就是以前述房屋进行抵押，其承诺以售房款还债当然就包含了案涉的10万元债务。李红英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贺涛所承诺以售房款清偿债务的意思表示就包含了案涉10万元借款。李红英就其诉请已尽到举证之责。相反，贺涛抗辩反驳，则应就反驳意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第三，贺涛提出案涉10万元借款是基于双方共同生活，由贺涛写下借条承担共同生活费用，该费用已在两人的共同生活当中由贺涛逐渐支付给李红英。李红英对此予以否认，而且案涉10万元借款并非一笔小数目，若为两人共同生活的费用，则李红英根本无需一次性向贺涛支付该笔款项，贺涛也不必以房屋作抵押出具《借条》，更不必约定借款利息及偿还期限。此外，贺涛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将借款用于两人共同生活。贺涛的辩解明显与日常经验法则不符，与常理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案涉10万元借款的逾期利率是否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问题。首先，根据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一审立案的时间是2019年6月18日，彼时前述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实施，故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审理。其次，根据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贺涛于2015年3月25日出具《借条》载明，贺涛于2015年10月1日前还清全部借款10万元的利息按10%计，没有约定逾期利率。一审法院采信贺涛关于固定利息的主张，认定案涉借款10万元的借期利率是固定利息10%，经过换算后酌定该笔借款的年利率是20%，并以此作为计算逾期利率的标准，从而支持李红英关于要求对方支付逾期利息的主张，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核定的年利率是20%，没有超出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24%的上限。贺涛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案涉6万元借条所涉本金的认定是否有误问题。贺涛主张案涉6万元的《借条》是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载明借款金额为6万元，但贺涛于次日仅收到李红英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借款4.3万元，没有收到其余借款，故该《借条》项下的借款金额应为4.3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李红英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以及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显示，2015年10月31日，李红英除通过银行柜员机向贺涛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转账4.3万元外，还在柜员机上提取了现金2万元，而且转账交易和提取现金的时间均为同一日，因此李红英主张剩余借款1.7万元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具有高度可能性。另外，李红英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在向贺涛的账户转账4.3万元后，余额仅有2000多元，不足以支付剩余的借款，因此，李红英通过提取另一个银行账户的现金以补足支付剩余数额的借款，符合常理。而贺涛在收到借款后至本案起诉近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未就其没有收到足额借款向李红英提出异议，与情理不符。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的借贷数额应为6万元，并无不当。贺涛的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一审诉讼费用的计算是否有误的问题。由于李红英在一审期间已撤回对其中15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请，故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应按16万元借款本息对应的数额收取，即为6406元。此外，李红英于2019年6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的同时提起了诉讼保全的申请，请求对贺涛的财产60.52万元进行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日作出准予对贺涛前述金额的财产进行保全的裁定，此时李红英并未撤回对其中15万元借款本息的诉请，故李红英缴纳的诉讼保全费3550元，其中15万元借款本息对应的保全费1555元应由李红英负担。综上所述，贺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惟对李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判决没有在裁判主文中体现，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21509号民事判决主文；二、驳回被上诉人李红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06元，均由上诉人贺涛负担；保全费3550元，由上诉人贺涛负担1995元，被上诉人李红英负担15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锦霞审判员  邹迎晖审判员  吴晓炜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魏雨璇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