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再1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省保安器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泺源大街229号。法定代表人：尹进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毅，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元慧，北京市京师（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烟台市鑫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海港家饰F区3排5号（北门）。法定代表人：司月，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辰光，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徐晓明，男，198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肇东市。再审申请人山东省保安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安器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烟台市鑫正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正照明公司）、徐晓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鲁06民终2675号民事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2020)鲁民申8162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保安器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毅、杜元慧，被申请人鑫正照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辰光，被申请人徐晓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安器材公司的再审请求：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驳回鑫正照明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鑫正照明公司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和瑕疵，不能作为判决保安器材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支付货款的定案依据。第一、《购货清单》系鑫正照明公司单方制作，没有保安器材公司确认签收的印章，单据中签字人张佃新身份无法确认且不是保安器材公司员工，不能证明鑫正照明公司为保安器材公司供货；第二、《购货清单明细表》中的货物既无产品型号、也无生产厂家，也没有采购来源，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鑫正照明公司向保安器材公司提供了与涉案工程相对应的货物；第三、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照片中的灯具不能与《购货清单》、《购货清单明细表》中的货物数量、货号相对应，无法证明其向保安器材公司提供了清单中的货物；第四、购货明细表中只有“徐小明”签字，并无保安器材公司印章，也没有挂靠人刘恒强的签字，不能认为该清单属于保安器材公司购货的结算依据。保安器材公司认为，鑫正照明公司没有提供灯具买卖合同，无法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与鑫正照明公司存在买卖合意。其仅能提供的证据来源真实性存疑，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形式标准，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更不能通过证明力如此薄弱的证据来认定买卖关系存在。但原审法院均采信上述证据且未在判决书阐明理由。另外，原审法院结合保安器材公司与刘恒强存在挂靠关系便认定保安器材公司为买卖合同相对方，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假如凭借上述证据就能判决买卖合同关系成立，那任何人均可通过自行制作购货清单、到工程现场拍照的方式向保安器材公司索要货款，届时不仅将使保安器材公司再次蒙受不白之冤，还会增加诉讼成本，有损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2、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有误，且未全面、审慎的审查保安器材公司的上诉意见，无视保安器材公司提交的证据，程序严重错误。本案中，鑫正照明公司主张保安器材公司应付货款56676元，应由其对灯具买卖合同关系存在及供货数量及价值承担举证责任。由于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购货清单》《购货清单明细表》及照片打印件均存在重大疑点，对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最基本的举证责任都未履行，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但一审法院竟因保安器材公司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便采信瑕疵证据，二审法院亦沿用了一审错误的审判思路。保安器材公司认为，对于买卖合同的成立、生效，由主张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保安器材公司提供相反证据，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加重了保安器材公司的举证责任，属于滥用自由裁量权。3、二审法院并未对本案重要证据“徐小明”签字的《购货清单明细表》以及“徐小明”身份问题做出相应的法律评价，对于保安器材公司提交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未做评判。保安器材公司在二审中重点对“徐小明”的身份问题进行了上诉，保安器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既然无法确认“徐小明”与“徐晓明”的关系，更不应认定由“徐小明”签字的供货清单明细表中的货物价值为56676元，亦不能据此判决由徐小明签字的《购货清单明细表》可以对保安器材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二审法院曲解保安器材公司的上诉意见，将本院认为部分表述为“现保安器材公司提出异议，主张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无权代表保安器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提交其与刘恒强签订《内部承包协议》《证明》予以证明，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仅系保安器材公司与刘恒强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鑫正照明公司，上诉理由不当。”二审过程中，保安器材公司于庭审中明确请求法院查明“徐小明”身份，并对签有徐小明名字的《购货清单明细表》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并阐明理由，但二审法院仅使用短短100余字就对本案进行判断，也没有对保安器材公司作为上述重点的“徐小明”身份进行审查，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保安器材公司认为，《购货清单明细表》为“徐小明”所签，与保安器材公司没有关联，原审法院未查清徐小明的身份，但又以签有“徐小明”名字的《购货清单明细表》作为认定保安器材公司欠付货款的计算依据，审案逻辑明显混乱。原审法院在判决中未对徐小明是否有权签署《购货清单明细表》以及签署该表对保安器材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进行法律评价，尤其二审法院更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是否存在证明力只字未提，二审法院未对案件事实予以阐明并公开理由，程序严重错误。另外，保安器材公司二审提交了《内部承包协议》、《证明》，主张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目的是认为即便退一步认为鑫正照明公司向案涉工程提供了灯具，收货、用货人也应该是刘恒强或者烟台弘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祥房地产)。二审法院无视保安器材公司提供的《证明》和《内部承包协议书》，未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作出阐述，一方面陈述保安器材公司提交了《证明》和《内部承包协议书》，一方面又陈述保安器材公司未提交新证据，审理案件明显错误。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系适用法律错误。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故不应适用上述规定判决保安器材公司履行并不存在的买卖合同。2、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系适用法律错误。虽然该条规定了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但该条款仅规定了共同诉讼人的范围，并未明确共同诉讼人就应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诉讼人是诉讼程序中的概念，连带责任是民事实体责任中的概念，两者含义不尽相同，挂靠方和被挂靠方一般在诉讼中是共同诉讼人(共同被告)，但不一定承担连带责任。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应根据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结算依据是否完备进行判断，原审法院仅依据“共同诉讼人”的概念就认定保安器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鑫正照明公司辩称，一、保安器材公司主张刘恒强与其是挂靠关系，刘恒强签订合同是个人行为，鑫正照明公司不予认同。鑫正照明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刘恒强在与弘祥房地产签订合同时得到了保安器材公司的授权，因此保安器材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二、弘祥房地产的富丽阳光一期工程9至14号楼及地下车库中所用的灯具确为鑫正照明公司所供，保安器材公司否认的话应提交相关证据。三、鑫正照明公司有证据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与弘祥房地产签订相关合同，由保安器材公司负责富丽阳光一期工程9至14号楼及地下车库中灯具的供给。鑫正照明公司通过徐晓明、刘恒强等人与保安器材公司构成买卖关系，鑫正照明公司向保安器材公司供给灯具，保安器材公司再将这批灯具用于弘祥房地产的富丽阳光一期工程项目中。鑫正照明公司能够证明目前富丽阳光一期工程所使用的灯具确为鑫正照明公司所供。由此可见，保安器材公司与弘祥房地产之间的合同已经完成，因此鑫正照明公司与保安器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已经成立。四、二审判决合理合法，公平公正，本案的灯具货款及延期利息和诉讼费，保安器材公司已经支付给鑫正照明公司。庭审中，鑫正照明公司补充答辩：一、纵观保安器材公司的申请书，其从未否认过徐晓明与保安器材公司有关联关系，并且根据鑫正照明公司一、二审期间提交的销货清单、购货明细表以及现场照片，并作出了补正说明即徐小明正是徐晓明本人的签字，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义务。因此保安器材公司负有证明鑫正照明公司所提交的签字并非徐晓明本人签字的举证义务。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鑫正照明公司供货前后都是基于刘恒强系保安器材公司的代理人才在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相信保安器材公司的履约能力予以提前供货，保安器材公司负有承担合同义务即支付货款的责任。徐晓明辩称，当时我跟着老板刘恒强在富丽阳光工地上干活，他承揽9号至14号楼的消防工程，赖总和黄总、刘恒强谈的灯具，过几天黄总就把灯具送来了，送来后，我接收了灯具，赖总说让我把灯具送到富丽阳光，当时黄总也在场，送完我给黄总签的字，先送的安全出口指示灯，没过两天又送了应急指示灯，我签的字。鑫正照明公司提交的两张购货明细表是我签的字，我签的是“徐小明”。销货清单上张佃新是我的工友，他为什么在销货清单上签字我不清楚。我只是给刘恒强打工的，货款不应当由我来承担。鑫正照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保安器材公司、徐晓明连带支付鑫正照明公司货款56676元、利息6185.07元（暂计至2018年7月30日）以及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鑫正照明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2016年购货清单9张、2017年购货清单2张，共计11张。证明鑫正照明公司向保安器材公司、徐晓明供货价值56676元并进行了对账。2、2016年8月16日签有徐小明名字的购货清单明细表2张，证明徐晓明签字认可。3、富丽阳光工地现场安装的消防灯具照片打印件10张，证明鑫正照明公司为保安器材公司安装的9号至14号楼的消防应急灯具。庭审中，鑫正照明公司称2016年3月通过开发商弘祥房地产的赖总介绍认识保安器材公司的老板刘恒强、材料员徐晓明，刘恒强让鑫正照明公司给他供货安装灯具，并承诺供货完毕之后一个月之内全部结清货款，但至今未结清，鑫正照明公司多次联系刘恒强、徐晓明未果。保安器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称保安器材公司从未与鑫正照明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并非保安器材公司的老板，保安器材公司更从未授权刘恒强对外以其名义签订过任何协议；刘恒强系徐晓明的舅舅，鑫正照明公司在庭审中已经陈述过，鑫正照明公司对刘恒强挂靠保安器材有限公司的事实是明知的；保安器材公司至今未收到任何所谓工程款也没有获取任何利润。保安器材公司提交了2015年8月25日其与弘祥房地产签订的《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证明保安器材公司承包了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该承包合同末页“乙方”处盖有保安器材公司的公章，乙方“代表”处有“刘恒强”的签字。鑫正照明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刘恒强作为保安器材公司的代表，于2015年8月25日与弘祥房地产签订《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之事实确定，根据该事实，能够认定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系由保安器材公司承包。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鑫正照明公司为该工程供货安装了价值56676元的消防灯具的基本事实，保安器材公司虽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交相反证据，法院依法采信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即使如保安器材公司所述，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4条的规定，原告亦可向保安器材公司主张权利。综合本案审理情况，购货明细签字的系“徐小明”，鑫正照明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徐小明”与徐晓明的关系，故鑫正照明公司对徐晓明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鑫正照明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因没有书面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以欠款56676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庭审中，徐晓明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鉴于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院依法决定缺席判决本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9日作出（2018）鲁0602民初7633号民事判决：一、限保安器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鑫正照明公司货款56676元及利息损失（以欠款56676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鑫正照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保安器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安器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鑫正照明公司、徐晓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从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购货清单系鑫正照明公司单方自制，与保安器材公司无任何关联，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供货照片从时间、来源、及真实性无法确定，鑫正照明公司无法证明与保安器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在无法确定本案被上诉人徐晓明主体的情形下，主观认定案外人刘恒强系徐晓明的舅舅缺乏根据。一审依据保安器材公司提交的《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的最后一页保安器材公司“代表”处有案外人“刘恒强”的签字，进而认定鑫正照明公司为该工程供货安装了56676元的消防灯具的基本事实缺乏事实依据，鑫正照明公司从未说过案外人“刘恒强”是“徐晓明”的舅舅，即使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也无法证实其向保安器材公司供货。2、一审违反了证据规则。鑫正照明公司应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自己的诉讼请求。3、本案中没有刘恒强以保安器材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或保安器材公司对刘恒强的委托授权，更没有保安器材公司的盖章确认或追认，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并未产生以保安器材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的实际效果，且在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鑫正照明公司起诉的“徐晓明”的主体无法确定的事实的情况下，鑫正照明公司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买卖合同关系与刘恒强之间有任何关联，一审依据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判决保安器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属于逻辑混乱，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保安器材公司于庭审补充上诉称，鑫正照明公司没有证据证实是否将相应灯具供应至涉案工程；弘祥公司并未通过保安器材公司结算工程款，涉案工程款均直接与刘恒强结算，弘祥公司没有向保安器材公司支付任何款项，假如有真实的供货事实存在，本案中实际受益人为弘祥公司，保安器材公司既未要求供货，也未收到任何工程款，本案也不应由保安器材公司承担责任。保安器材公司还于庭审提交《内部承包协议书》、保安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保安公司与刘恒强系挂靠关系，涉案工程实际由刘恒强承包，因挂靠关系弘祥公司单独与刘恒强结算，保安公司没有收取弘祥公司任何工程款，也未在涉案工程中未获益，对鑫正照明公司是否供货、向谁供货，并不知情。一审中已经认定刘恒强与保安公司存在挂靠关系，该份内部承包协议是对一审认定事实的补强。鑫正照明公司答辩称，1、我方提供证据证明刘恒强在签订合同时加盖了保安器材公司的公章，并得到保安器材公司授权，代表保安器材公司签订合同，因此保安器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2、我方有证据证明弘祥房地产的富丽阳光一期工程——9号至14号楼及地下车库中所用的灯具，确为鑫正照明公司所供的灯具，我方请求法院要求保安器材公司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富丽阳光一期工程的灯具非鑫正照明公司提供。3、我方通过徐晓明、刘恒强等人与保安器材公司构成买卖关系，并向保安器材公司提供灯具用于富丽阳光一期工程项目。保安器材公司与弘祥房地产的合同已完成，与我方的买卖关系也成立。保安器材公司有义务向我方支付全额灯具货款及延期利息，并承担全额诉讼费用。对于保安器材公司提交的证据，鑫正照明公司不同意质证，认为保安器材公司与弘祥房地产签订合同就是保安器材公司的印章，保安器材公司意在推卸责任。一审被告徐晓明未出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依据载有刘恒强签字并盖有保安器材公司公章的《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可以认定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由保安器材公司承包；依据鑫正照明公司于一审提交的9张2016年购货清单、2张2017年购货清单及10张富丽阳光工地现场安装的消防灯具照片打印件可以认定保安器材公司系买卖灯具的合同相对方。现保安器材公司提出异议，主张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系挂靠关系，无权代表保安器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并提交其与刘恒强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与《证明》予以证明；对此本院认为，保安器材公司提交的证据仅系保安器材公司与刘恒强之间关于法律关系的内部约定，不能约束鑫正照明公司，保安器材公司据此提出上诉，理由不当，证据不足，保安器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保安器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鲁06民终26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2元，由上诉人保安器材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期间，保安器材公司提交其任意择取的建筑内部拍摄的应急照明灯具照片，显示与鑫正照明公司提交的灯具照片中的应急照明灯具形态一致，以证明鑫正照明公司提交的照片证据不能证实其已向保安器材公司提供消防灯具的主张，也从侧面证实原审法院依据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单一证据来认定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若以本判决为例，任何人均可以通过拍摄类似照片制作购货清单，就可以向保安器材公司主张付款责任，有失公允。鑫正照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称该证据仅能证明保安器材公司随机拍摄的两张照片，与待证事实没有任何的关联。鑫正照明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黄其健与徐晓明短信催款记录打印件，以证明涉案的签名徐小明和徐晓明是同一人。保安器材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其称第一，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短信手机号的权属人无法证明是本案中的徐晓明，对发送短信的主体和接收短信的主体有异议；第二，鑫正照明公司自己备注的短信收件人为徐晓明而非徐小明，结合该证据亦能证实购货清单明细表中的徐小明与短信记录中的徐晓明非同一人；第三，在本证据第一页的右下角鑫正照明公司陈述“能付多少钱，不是你给我转款，什么又得老板来汇款”说明鑫正照明公司自己明确知道付款人为徐晓明，亦能佐证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非保安器材公司，不然其所有短信应对保安器材公司付款有所陈述，所以该份证据仅能证实鑫正照明公司向徐晓明要款的事实，与保安器材公司无关联性，保安器材公司与徐晓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徐晓明质证称，17353526023这个是我以前用过的号码，对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与我的短信打印件没有异议。鑫正照明公司提交徐晓明的支付宝账户截屏打印件一份，证明鑫正照明公司与徐晓明已失去联系多年，庭审时经法院公告送达，亦无法查明徐晓明的确切联系方式，而保安器材公司自述与徐晓明没有任何的关系，却在再审申请书中注明徐晓明的联系方式为131××××0076。经我方核查在支付宝账户中输入该电话号码，显示机主为徐晓明本人，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与徐晓明是一直保持联系的，徐晓明至少曾系其雇员。保安器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称徐晓明非鑫正照明公司在购货清单上的徐小明，所以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徐晓明称131××××0076这个电话确实是我的，但我是否用这个电话申请支付宝账号我不记得了。鑫正照明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黄其健的女儿黄媛媛与徐晓明通话录音，证明鑫正照明公司是经保安器材公司代表人刘恒强的指派，与徐晓明进行材料交接。保安器材公司对于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称根本无法证明鑫正照明公司与保安器材公司建立买卖关系的事实。第一、该份录音证据的取得方式及内容不合法，该份录音系案外人偷录取得，在录音之前并没有取得录音人的同意，有违公序良俗的原则。该份录音由案外人发问并录制，录音的主体不是债权债务关系的双方，不能客观反映鑫正照明公司与被录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被录音人无法到庭，保安器材公司根本不能确认其身份，也不能够确认被录音人系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的徐小明。即使查明被录音人的真实身份，由于本案中的徐晓明系本案的被告并非证人，所以该份录音仅是徐晓明自己的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份内容的真实性。第二、该份录音并没有反映被录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真实性。鑫正照明公司一方的诱导性发言占据整份录音的三分之二，鑫正照明公司多次以“咱们做这事的真实目的是一样的，让你写这个声明就是为了把您从这件事上撇干净，我们好直接和保安公司要钱”来引导对方作证，因该份证据系录音人多次诱导产生，存在利诱的内容，且被录音人可能是本案的被告，其若与鑫正照明公司互相串通，可能损害保安器材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的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该录音与鑫正照明公司的待证事实无关，不具备关联性。鑫正照明公司多次在通话中自认应该追究刘恒强的付款责任，所以鑫正照明公司是明知刘恒强为买卖合同的主体并非保安器材公司，被录音人并未认可其曾在鑫正照明公司提交的销货清单、购货清单明细表上签字，鑫正照明公司提供的证据仍无法证明保安器材公司和刘恒强达成购买货物的合议，也无法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与鑫正照明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同时，被录音人并没有对涉案货物的内容、数量、型号及金额作出确认，也没有对何时收货，货物用于何处作出明确的陈述。所以鑫正照明公司通过该份证据仍然无法证明其向保安器材公司实际供货的客观事实，也无法证明供货的数量及金额。第四、该录音完全系被录音人的个人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应作为证据采纳。被录音人在未被诱导的情况下主动说明其在福海路御花园工地给刘恒强打工，工作地点并非鑫正照明公司陈述的富丽阳光工程，也不知道刘恒强和保安器材的关系，由于被录音人可能是本案被申请人徐晓明，鑫正照明公司在无法证明徐晓明与刘恒强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仅凭借被录音人的一面之词为案外人刘恒强和被录音人创设新的法律关系，即使查明被录音人与刘恒强的关系，由于被录音人已经陈述其系在福海路御花园工地给刘恒强打工，而福海路御花园与富丽阳光花园位置虽然相邻，位置通过百度地图就可以查明，这两个工程非同一个工程，被录音人即使接收到货物，也无法证明货物用于保安器材公司所做的富丽阳光工程，保安器材公司不应对他人使用的货物承担付款责任。通过被录音人的陈述，黄其健曾与被录音人多次吃饭喝酒，说明黄其健对徐晓明、刘恒强的身份早已明知。鑫正照明公司也多次在通话中自认应该追究刘恒强的付款责任。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鑫正照明公司的该份录音无法证明其与保安器材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及无法通过合同的相对性要求保安器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徐晓明质证称，2021年1月27日，黄其健给我打电话，但因为黄其健打电话我听不懂，所以黄其健女儿跟我通的电话。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鑫正照明公司是否向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供货安装了价值56676元的消防灯具；二是保安器材公司是否应承担支付灯具款的责任。关于焦点一。原审中，鑫正照明公司提交购货明细表2张，主张其向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供应灯具，货款为56676元。再审庭审中，徐晓明到庭，明确认可其接收了鑫正照明公司的灯具，购货明细表中的“徐小明”是其所签。保安器材公司虽主张鑫正照明公司与徐晓明之间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对保安器材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鑫正照明公司为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供货安装了价值56676元的消防灯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二。本案中，案外人刘恒强作为保安器材公司的代表，与弘祥房地产签订《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保安器材公司承包烟台市福山区富丽阳光9#-14#楼及地下车库消防安装工程的事实清楚。保安器材公司主张案外人刘恒强与保安器材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即使鑫正照明公司供货属实，与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刘恒强，不应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保安器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并提交《证明》与《内部承包协议书》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证明》系保安器材公司出具，保安器材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自己出具的材料应认定为保安器材公司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该《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关于《内部承包协议书》。首先，协议书约定，对公司承揽的工程项目实施实行“内部承包”管理办法；其次，协议书中没有关于“挂靠”的字样，保安器材公司收取的是工程管理费及税金，与庭审中保安器材公司陈述仅收取挂靠管理费不一致；最后，协议书约定，刘恒强管理纳入保安器材公司管理体系；安装工程调试前，由保安器材公司与刘恒强的有关人员一起进行内部验收。由此可见，保安器材公司亦参与该工程的管理、建设。因此，该《内部承包协议书》不能证明保安器材公司与案外人刘恒强系挂靠关系。原审判决依据《富丽阳光9#-14#楼消防系统工程承包合同》，认定鑫正照明公司与保安器材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并判令保安器材公司支付灯具款56676元并无不当。保安器材公司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保安器材公司的再审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20）鲁06民终267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吉昌审判员  张婷婷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