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31民终26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叶丽芳，女，197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现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洋，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事，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于兴荣，男，196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现住瑞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南欣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儒，云南欣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叶丽芳与被上诉人于兴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瑞丽市人民法院（2020）云3102民初1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于2021年5月1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对本案进行审理，上诉人叶丽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洋，被上诉人于兴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丽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是通谋虚伪行为，约定的内容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合作协议书》应属无效合同。（一）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后，被上诉人于兴荣立即使用该份协议对上诉人叶丽芳建造的位于瑞丽市房屋进行评估，虚夸价值5282190.00元。被上诉人于兴荣连续五年以案涉房屋为抵押，向银行贷款用于个人经营。根据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在于兴荣和叶丽芳恋爱期间，于兴荣连续五年通过叶丽芳以案涉房屋抵押贷款，用于个人经营，自始至终没有从叶丽芳经营的花店获得一分钱的收益分配，于兴荣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直至2019年5月7日，叶丽芳因于兴荣乱搞男女关系，不再为其贷款提供帮助，于兴荣才单方解除《合作协议书》，要求退还所谓的“建房款”，足以证实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实为于兴荣用于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方使其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而非合作经营分配利益。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合作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为贷款编造后让其签字”与真实事实不符，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遗漏关键事实：即被上诉人于兴荣利用私人关系安排德宏兴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虚假评估，用于骗取贷款。评估公司于2015年2月4日作出《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其中第八条明确载明：“四、估价目的：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最终对案涉房屋的估值高达5282190元，每平方米约7703元，远超瑞丽市当时房价2倍多（2015年瑞丽市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2019年4月9日，昆明正序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估值为2274616.00元，前后四年两次评估价值相差300余万元，而四年后对房屋的评估价值不增反降，与2015年至2019年全国房价普遍上涨的真实情况明显不符。由此可知，若没有评估公司在2015年对案涉房屋虚夸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于兴荣根本无法顺利地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一审判决虽然认定了上诉人提交的两份《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并没有依据该证据作出事实认定，直接导致在认定“《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这一问题上遗漏关键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显失公平，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十条的约定，可知，无论是叶丽芳退出还是于兴荣退出，于兴荣的利益不受丝毫影响，且只要于兴荣要求叶丽芳退出，叶丽芳就必须退出且不能主张任何利益。这种约定虽然表面反映的是叶丽芳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但实质证明叶丽芳在签订协议时完全不清楚合同内容，间接佐证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建房款金额为1265639.0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建房款系被上诉人为骗取贷款而虚构。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可知，于兴荣挂靠于瑞丽市桦翔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施工，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于兴荣为办理房屋登记手续而与桦翔公司签订，先签订金额为833750元的合同，后因于兴荣认为价格过高，又重新签订金额为55万元的合同。也就是说，案涉房屋的结算价格是房屋实际施工人与挂靠单位单方任意编造而成，既可以是833750元也可以是55万元，标准只在于于兴荣的个人决定。桦翔公司认为实际金额应以55万元的合同为准，这与人民法院从瑞丽市住建局档案里调取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致，也得到一审判决的认可。在瑞丽市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记载的55万元建房款，就应当是建设案涉房屋的全部支出，而非于兴荣在《合作协议书》编造的1265639元，因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建房款系被上诉人为骗取贷款而虚构，不是事实。（二）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一审判决在对金额为833750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予以否定的同时，却又认定上诉人应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被上诉人建房款1265639元，前后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1265639元建房款。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证据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被上诉人自制、手写的，没有任何公章等合法形式的清单、收据和订货单。该类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基本形式，根本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二类，被上诉人伪造上诉人签名的单据、《承诺书》，该类证据不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属于违法证据。第三类，被上诉人提供的不能证明与叶丽芳住宅楼建设有关的收款收据、送货单、合同等。该类证据中均是没有任何与案涉房屋相关的信息，或仅是在上面人为的手写添加“叶丽芳”三个字用于与本案强行关联，明显是被上诉人为了拼凑1265639元出资而提供的，不能作为被上诉人为建房支付款项的依据。第四类，与案涉房屋的建设有关，但是与被上诉人无关的单据、送货单等。该类证据上记载了客户名“叶丽芳”以及供货单位，没有任何与被上诉人有关的信息，只能证明某某供应商向上诉人叶丽芳提供了建筑材料，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实际付款人。第五类，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凭证。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各类与本案无关的单据可知，被上诉人同时承建了多处工程项目。因此，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些单方面的取款或付款凭证，以及没有注明款项用途的转账凭证均无法确认与本案是否有关，以及具体是哪一笔款项支出，且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类凭证金额与其主张的1265639元建房款相差巨大。本案中，案涉工程没有做过正式的工程结算，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关于建设案涉房屋的全部资料包括：被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与施工人员、材料供应方等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支付所有款项的付款凭证及对方开具的发票单据等证据，但上述证据被上诉人均无法提供。而一审判决仅因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这些证据是原件，便不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作出任何认定的情况下，全部予以采信，并草率依据《合作协议书》中被上诉人虚构的建房金额判决上诉人支付1265639元建房款于理不合，于法无据。综上，请求依法公正判决。被上诉人于兴荣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对双方之前约定合作建房相关事项的一个书面总结。根据约定，叶丽芳负责提供无任何权利瑕疵的合作用地，于兴荣负责该地块重建的改变、立项、报建、规划、设计、工程招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并负责提供项目开发的全部建设资金。房屋建设好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获得利润。由于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叶丽芳的名下，因此，整个建设项目以叶丽芳的名义申请建设，于兴荣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叶丽芳负责予以协助，这些约定，与一审时双方提交的诸多证据均能一一印证。而叶丽芳虽然一再陈述合同是自己签订的，与合同相应的建设款项也是由自己承担支付的，却又拿不出任何付款的依据，显然不符合常理。叶丽芳一再辩称《合作协议书》是于兴荣串通勾结叶丽芳签订的，签订目的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协议约定内容不属于双方的客观真实意思，不存在通过建房分配收益的基础。叶丽芳的这种说法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从《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没有任何进行银行抵押贷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并不存在通谋虚伪故意编造虚假合同用于贷款的意思表示。叶丽芳的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任何支撑依据。同时，在房屋建好之后，叶丽芳同意以该房屋作为抵押帮助于兴荣从银行贷款，则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同居恋爱关系，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从常理来讲，将双方签订的合同用作贷款资料提交给贷款银行进行审核，是为了说明贷款的目的及用途，而本案中，叶丽芳一再辩称是于兴荣欺骗叶丽芳签订之后用于银行贷款，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银行要求借款人、抵押人提供《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贷款的目的是用于工程建设吗？叶丽芳一方面认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不属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合同，另一方面又认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显失公平，显然法理不通。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范畴，与无效合同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充分说明叶丽芳逻辑思维混乱，其上诉理由无凭无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对于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一份合同金额为55万元，是用于办理施工许可证使用而提交住建管理部门备案的，其工程承包范围仅为“土建主体工程（含桩基础）”而另一份施工合同的承包金额为833，750元，其工程承包范围包括“土建主体工程、外墙装饰（品牌弹性漆）、屋面和卫生间防水、水电安装工时费、波形瓦粘贴工时费、挖基础土方外运及回填，甲方负责门窗安装及工时费”等，因此，两份施工合同金额不一致，是符合客观实际及常理的，不存在弄虚作假的说法。同时，叶丽芳认为55万元就是全部的建房款，而非《合作协议书》约定的1，265，639元，这更是不符合事实。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685.67平方米，如果造价为55万元，则建筑成本单价仅为每平方米802.11元，不说与国家定额标准每平方米1460元的单价相差甚远，即使与砖混结构的农村自建房屋单价1100元至1200元左右相比，也差别较大。实际上，于兴荣作为投资者，本身就懂建筑，借用桦翔公司建筑资质自投自建，就是为了进可能的减少投资，833，750元的造价金额，已经非常便宜了。叶丽芳虽然称所有工程款均是自己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但却不能向法庭提供任何付款凭据及取款凭据，这显然不合常理。尤其是设计费及建筑工程款，设计公司出具的收款凭据，注明是于兴荣付的款，桦翔公司给法院的回函也说明于兴荣是实际施工人，公司只是向于兴荣收取11，000元的管理费，叶丽芳从未向桦翔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而且于兴荣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诸多付款凭据，这些支付款项依据，均与客观事实相符，也与双方签订的合同能够相互印证，更与《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内容相符，即由于兴荣投资，以叶丽芳的名义建房相一致，能够充分证实于兴荣履行了投资义务。至于于兴荣的投资金额1，265，639元，是在投资完成后，双方经过结算后予以确认的，包括建筑成本及装修费用在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对此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之后，叶丽芳却又以协议书是于兴荣诱骗其签订用于办理贷款、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予以否认，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常理相悖。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于兴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二、被告叶丽芳支付原告于兴荣建房款1265639元；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春英系叶丽芳母亲，已于2014年9月1日因病去世。2010年10月28日，叶丽芳就位于瑞丽市的地块取得瑞国用（2010）第2902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叶丽芳系瑞丽市叶子花艺苑经营者，其于2011年11月24日与方云非就离婚纠纷达成调解，一审法院作出（2011）瑞民一初字第18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自愿离婚；婚生子方宏由叶丽芳抚养，叶丽芳自行承担抚养费；夫妻共同债务30000元，双方各承担15000元。2013年6月，叶丽芳委托云南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承担叶丽芳住宅楼工程地质勘察任务，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一）》，勘察费预算8000元。叶丽芳委托瑞丽市建筑设计所承担叶丽芳住宅楼工程设计，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一）》，估算设计费8000元。2013年5月10日，于兴荣支付设计费8000元，瑞丽市建筑设计所出具的《收据》载明叶丽芳住宅楼设计费8000元。2013年9月20日，叶丽芳与桦翔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叶丽芳将其住宅楼发包给桦翔公司，承包范围为土建主体工程（含桩基础），开工日期2013年9月20日，竣工日期2014年9月25日，合同价款55万元等内容。叶丽芳住宅楼于2013年8月8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4年11月27日取得（瑞）建规验字［2014］087号《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核实意见书》。2015年1月15日，叶丽芳取得住宅楼《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为瑞房权证瑞丽市字第××号，建筑面积685.67平方米。2015年3月4日，叶丽芳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丽支行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助业借款合同》、《个人助业借款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叶丽芳住宅楼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循环借款200万元，借款额度有效期间自2015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4日。该200万元直接转入于兴荣指定的账户，借款本金及利息已由于兴荣还清。2019年4月28日，叶丽芳与瑞丽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个人循环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叶丽芳住宅楼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循环借款200万元，借款额度的期限自2019年4月28日至2022年4月23日。该200万元借款由于兴荣使用，其已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2013年8月12日，桦翔公司（甲方）与于兴荣（乙方）签订《项目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甲方承建并组建叶丽芳住宅楼工程项目部，于兴荣担任该项目部负责人。第一条、工程名称：叶丽芳住宅楼，工程地点：瑞丽市，工程内容：所有与该工程有关的建筑和安装项目工程施工等与之相关的工作。合同总价款55万元（以实际结算款为准），总建筑面积667平方米，结构类型及层数框架五层，开、竣工时间2013年9月25日－2014年9月25日。承包性质为本承包是指双方在叶丽芳住宅楼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承包经营管理，项目部为甲方企业内部非法人的工作机构；承包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该项目工程建设所产生的全部经济及民事法律责任；项目实行全奖全赔的承包方法，除本条约定甲方收取的承包费外，工程盈利甲方不能再提取任何费用、不能在项目报销任何费用，盈亏均由乙方处理；项目部自行负责购销、租赁、劳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责任，由项目部承担该合同的履行责任等内容。2014年1月24日，于兴荣分别与范贵华、杨从春签订《包工合同书》，约定将瑞丽市叶丽芳现建五层住宅楼的木工工程以包工的形式分包给范贵华施工，单价为82元／平方米，共计54694元；钢筋工程以包工的形式分包给杨从春进行施工，单价为70元／平方米，共计46690元。云南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的《送货单》显示云南湘新混凝土有限公司向桦翔公司承建的叶丽芳住宅楼供应混凝土。2014年12月6日，于兴荣向桦翔公司支付叶丽芳住宅楼管理费11000元，桦翔公司向其开具了《收据》。2014年12月13日，叶丽芳（甲方）与于兴荣（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合同内容包括：甲方出土地乙方出资金共同使用的用地。该宗土地位于民路23－41号地块，总用地面积204.87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204.87平方米，现有地上建筑面积685.67平方米。(建筑成本及装修126.5639万元整)。合作方式：1.合作目的是将该地块的旧房重建并进行共同使用经营，获得利润。乙方为本协议改造项目唯一的合作开发人。2.以甲方的名义申请旧改，乙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甲方予以协助，直至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项目所有权及权益归属约定：1.在合作期间，项目属双方共有，如有争议，按最后项目的运作结果根据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处理；2.当甲方退出的程序（即一方通知甲方退出）启动后，项目使用权及利益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得对此节点后项目的利益或收益主张任何权利。3.如果乙方退出，甲方按当年建房价格退给乙方，该地块以甲方的名义进行报建、经营及房产登记于甲方名下。乙方权利义务约定：负责该地块旧改重建的转变、项目的立项、报建、规划、设计、工程招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在甲方的协助下，及时办理各项手续；负责缴纳本项目的项目改造开发的全部建设资金；依合同约定享有项目的全部权益。特别约定：双方已就实际成本及可能产生的盈亏风险作了认真的核算并愿意承担该风险，故双方一致确认，无论发生任何的变化，最后合作条件及价格均不作调整。本合同签署后，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情势变迁、成本核算不准等）要求变更上述合作方式亦不得据此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如办理有关手续的过程中需签署其他合同或文件；双方应协助签署并办理等内容。叶丽芳在合同甲方处进行了签名、按印，于兴荣在合同乙方处进行了签名、按印。另查明，叶丽芳与于兴荣曾系男女朋友关系。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向桦翔公司发调查取证函，桦翔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回函，载明其从未与叶丽芳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叶丽芳住宅楼系于兴荣挂靠其进行施工的，工程包工包料，实际施工人为于兴荣，其与于兴荣签订过《项目工程承包合同》，收取过管理费1.1万元。涉及的2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系于兴荣为办理房屋登记手续而与其签订，先签订金额为833，750元的合同，因于兴荣认为价格过高，又重新签订了金额为550，000元的合同，并约定833，750元的合同作废，其已要求退还，但未退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桦翔公司印章系于兴荣将已有叶丽芳签名及按印的合同带来桦翔公司加盖的，公司从未见过叶丽芳本人，且从未收取过叶丽芳支付的任何款项，应以金额为550，000元的合同为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证据交换的情况，在征求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原、被告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效力如何，应否解除；被告应否支付原告建房款，金额如何确定。评析如下：被告与桦翔公司签订的金额为55万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原告与桦翔公司签订的《项目工程承包合同》、桦翔公司收取1.1万元管理费的《收据》、原告提交的瑞丽市建筑设计所出具的收取设计费8，000元的《收据》及桦翔公司在回函中的陈述能够证实《合作协议》约定的原告出资金，被告出土地共同将案涉地块的旧房重建的事实。从现有的证据材料和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住宅楼系原告以桦翔公司名义建盖，建盖过程中相关手续均以被告名义进行，房屋所有权亦登记于被告名义，系按《合作协议》约定内容履行。被告抗辩其以现金形式支付桦翔公司工程款55万元，桦翔公司不认可，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不予支持。被告抗辩系其出资建盖房屋及装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合作协议书》系原告为贷款编造后让其签字，被告主张无效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合作协议书》应系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原、被告曾系男女朋友，二人现已分手，被告亦不认可《合同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主张解除《合作协议书》，予以支持。原告已实际出资建盖并装修案涉房屋，故《合作协议书》解除，被告亦应按《合同协议书》约定将建房款支付给原告。对于建房款金额，双方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建筑成本及装修费为1，265，639元，被告虽不认可，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故被告应按《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原告建房款1，265，63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据此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于兴荣与被告叶丽芳于2014年12月13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二、被告叶丽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于兴荣建房款1，265，639元。案件受理费16，191元，由被告叶丽芳负担。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叶丽芳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于兴荣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但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叶丽芳一审提交的第16、17、21组证据是对土地和房屋分开评估的，房屋存在折旧减值的情况，而土地存在升值的情况，上诉人仅凭房屋的评估差值，来认定评估价值差异是没有理由的。评估公司的资质是没有问题的，从银行贷款来看，银行是认可评估报告的。对于双方争议的叶丽芳一审提交的第16、17、21组证据，本院认为，于兴荣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认可，因此，本院仅采信其真实性，但是否能够佐证叶丽芳提出的证明观点及诉讼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叶丽芳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3年8月12日，……桦翔公司向其开具了《收据》。”“叶丽芳住宅楼系于兴荣挂靠其进行施工的，……，应以金额为550，000元的合同为准。”法律事实有异议。对《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引用没有异议，但不代表上诉人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并认为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德宏兴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4日作出的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昆明正序房地产土地资质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9日作出的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的事实。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无异议。被上诉人于兴荣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遗漏认定了两次银行贷款的目的，从贷款合同上来看，贷款目的是经营工艺品。对于上诉人叶丽芳提出的上述事实异议，因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叶丽芳提出的上述遗漏认定事实，本院认为，从一审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看，于兴荣对叶丽芳基于上述遗漏认定事实提交的第16、17、21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有异议，因此，叶丽芳提出的上述遗漏认定事实及证据是否能够佐证叶丽芳提出的证明观点及诉讼主张，本院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对于被上诉人于兴荣提出的上述遗漏事实异议，因被上诉人在二审法庭调查时，当庭认可贷款实际用途是用于被上诉人的工程上，因此，本院对此异议不予采纳。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若有效，应否解除？二、上诉人叶丽芳应否向被上诉人于兴荣支付建房款1，265，639元？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发的民事纠纷，故本案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规范。本案案由应属于合同纠纷。一、关于涉案《合作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若有效，应否解除的问题。在本案中，上诉人叶丽芳提出涉案《合作协议书》是通谋虚伪行为，内容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德宏兴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4日作出的房地产抵押评估报告是虚假评估，涉案《合作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为骗取贷款而虚构的，应当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涉案《合作协议书》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均不持有异议，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有效证据来看，双方当事人确实存在合作建房以及于兴荣为建房投入资金的事实。而叶丽芳提交的前后两家机构作出的2015年2月4日《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土地估价报告》，2019年4月9日《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仅只能证实不同机构对涉案房地产不同时段估价的差异，而且叶丽芳、于兴荣先后从银行贷款金额也仅为200万元，于兴荣在使用贷款后也已经还清贷款，所以，上诉人叶丽芳并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涉案《合作协议书》与其主张的骗取贷款而通谋虚伪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涉案《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部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而上诉人则认为合同无效，不存在解除，可见双方当事人已无继续合作履行上述协议的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被上诉人诉请解除涉案《合作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涉案《合作协议书》的效力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上诉人叶丽芳应否向被上诉人于兴荣支付建房款1，265，639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确实存在合作建房以及于兴荣为建房投入资金的事实，并且双方还在《合作协议书》中明确了涉案房产的建筑成本及装修费为1，265，639元，而上诉人叶丽芳也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其在合作建房过程中其也投入过相应的资金，且涉案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叶丽芳名下，并由上诉人叶丽芳实际管理、使用、收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及《合作协议书》第七条、第八条的约定，涉案《合作协议书》已经解除，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叶丽芳向于兴荣支付建房款1，265，639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提出涉案房产建房款为1，265，639元是用于抵押贷款而虚增的，远远超出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金额，且被上诉人认可金额为833，750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兴荣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1，265，639元建房款，应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涉案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金额均为合同签订的价款，并不是实际的工程结算金额，并且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承包范围也不相同。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间在前，而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时间在后，并且涉案《合作协议书》第十二条第一项约定：本合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履行本合同而于管理部门备案或签署的文件与本合同有冲突时，如果该文件（或合同、协议）未就其效力问题作出效力优于本合同的说明，无论时间顺序的先后，均以本合同约定为准。其次，上诉人叶丽芳虽然对涉案《合作协议书》中的建房款1，265，639元提出异议，但其在诉讼过程中并未提出涉案房产价值评估的司法鉴定。另外，从上诉人叶丽芳提交的2019年4月9日《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内容可以看出，其涉案房产评估价值远比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确认的建房款1，265，639元要高。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叶丽芳提出的上述主张及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叶丽芳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部分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6，191元，由上诉人叶丽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瑞丽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审判长  张学良审判员  高玉荣审判员  孙 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