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宝良，男，197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志霞，上海申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默生自动化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徐汇区古美路1582号10幢8层801室。主要负责人：TANGKOKWAI。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利群，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雅茹，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宝良因与被上诉人艾默生自动化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5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宝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支付汪宝良2019年度目标奖金124，392元。事实与理由：汪宝良对年度目标奖金发放的限制条件并不知晓，汪宝良已完成整个财年的销售目标，可以享受应得的年度目标奖金。汪宝良离职之前和直接上司沟通过销售目标的完成情况及后续目标奖金的发放，其他销售同事离职之后也拿到目标奖金，所以即使认定2019年11月21日其离职，仍然可以享受年度目标奖金。年度目标奖金属于劳动报酬，不属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可以用规章制度规避支付的福利待遇。汪宝良作为销售经理，其年度目标奖金直接与销售完成情况挂钩，销售目标的完成率达到80％以上而获得，如果没有达到则不能获得。本案争议的年度目标奖和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其他员工的绩效奖金不同，绩效奖金是不确定的，而且其他员工不会提前签署书面的文件去确定绩效奖金的金额，而是财年结束之后依照公司的情况计算金额。劳动手册约定的是绩效奖金的发放条件，不是年度目标奖金，所以不能适用。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不一致时，应以劳动合同的约定为准，汪宝良与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离职不发放年度目标奖金和绩效奖金。综上，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应支付汪宝良年度目标奖。被上诉人艾默生上海分公司不同意上诉人汪宝良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宝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支付2019年度目标奖金124，39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28日，汪宝良接受泰科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的《聘用通知书》，并于2011年8月22日正式入职该公司担任大客户副经理，工作地点苏州。《聘用通知书》第5条约定汪宝良月薪（在扣除税及其他应扣除的款项之前）为13，200元，第6条约定“公司将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政策以及您的工作表现决定是否向您支付奖金或提供其他福利。当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您个人的工作表现都达到奖金发放标准的情况下，公司将向您发放奖金。在100％完成销售目标的前提下，您的目标奖金为您12个月基本工资的40％。您不享有2011财年（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当年的目标奖金。奖金发放日已自愿离职的员工、或因违纪被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则不享有绩效奖金。”2013年9月，泰科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变更名称为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2017年9月25日，汪宝良与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10月1日起。劳动合同第四项劳动报酬部分约定，“（一）乙方（即汪宝良）的工资、补助等薪酬按照双方约定的数额在《聘用通知书》或者《薪酬调整通知书》中订明。（二）乙方薪酬中已包含各项法定或政府规定的补助、补贴、津贴等福利性收入。如乙方薪酬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进行调整，甲方（即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可以采用《劳动合同变更书》、《薪酬调整通知书》、《工资单》等方式确认变更事项。（三）甲方可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以及甲方的运营状况，决定是否向乙方支付绩效奖金和／或其他奖励。”2017年12月5日，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变更名称为艾默生上海分公司，艾默生上海分公司通知汪宝良，“你与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工龄将连续计算，原雇佣条件将保持不变。”2019年3月1日起，汪宝良月基本工资调整为25，915元，年度目标奖金金额调整为124，392元，双方当事人在《薪酬确认函》上均已签字确认。2019年10月21日，汪宝良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11月21日。一审另查明，2014年11月13日，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向包括分公司在内的全体员工群发邮件，对员工手册（意见稿）进行意见征询。2015年1月1日新版员工手册生效，汪宝良于2015年1月30日签收确认已阅读并充分了解、清楚员工手册的相关信息，愿意遵守员工手册的各项规定。《员工手册》绩效考核制度部分规定：“1）公司可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员工当年业务表现决定是否向其颁发绩效奖金。2）绩效奖金的数额与公司的整体业绩表现、部门的业绩表现、个人的业绩表现相关……4）员工自愿离职，或因违纪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于绩效奖金支付日前已离开公司的，不享有绩效奖金。”汪宝良向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支付2019年度目标奖金124，392元及报销费用592元。2020年6月10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由艾默生上海分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汪宝良报销费用592元，对汪宝良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汪宝良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已支付上述裁决的报销费用592元。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另提供2019年12月2日的群发邮件，证明2019年度目标奖金在2020年1月发放。汪宝良对该邮件表示当时其已离职，无法确认真实性。汪宝良表示以往年度目标奖金发放时间有的在当年12月、也有次年1月、3月。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聘用通知书中就目标奖金的发放条件及金额作了明确约定，其中一条是奖金发放日已自愿离职的员工不享有目标奖金。双方在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薪酬在聘用通知书或者薪酬调整通知书中订明。虽然双方签订了自2019年3月1日起生效的薪酬确认函，但该确认函仅是调整了月基本工资金额及年度目标奖金金额，未就目标奖金发放条件重新进行约定，故目标奖金的发放条件仍应当以聘用通知书中的约定为准。艾默生上海分公司的员工手册也明确规定自愿离职并于绩效奖金支付日前已离开公司的员工，不享受绩效奖金，汪宝良签收并清楚该规定。现汪宝良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并于2019年11月21日离职。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显示2019年度的目标奖金在2020年1月发放。汪宝良未举证证明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在其离职前就已发放其他员工2019年度目标奖金，其也确认以往年度目标奖金一般在当年12月或次年1月、3月发放，故确认2019年度目标奖金发放时间在其离职之后。因此，汪宝良在对年度目标奖金发放的限制条件有明确预期的情况下，仍选择因个人原因辞职并在2019年度目标奖金发放日前离职，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因此，汪宝良不符合领取2019年度目标奖金的条件，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仲裁委员会裁决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支付汪宝良报销费用592元，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对此未起诉，视为服从。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已经支付该款项，故相应裁决项已无执行内容，不在判决主文中予以表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驳回汪宝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当事人双方既无异议，亦无补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审理中，汪宝良陈述：其离职前曾与主管协商过2019年度目标奖金，主管没有承诺会向其发放该笔款项，只是说达成80％就会有。此由本院二审审理笔录予以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就年度目标奖金的发放条件，艾默生上海分公司主张“奖金发放日已自愿离职的员工、或因违纪被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则不享有绩效奖金”就此，艾默生上海分公司提交聘用通知书及员工手册予以佐证。即便按汪宝良上诉主张目标奖金不属绩效奖金，也不能否定聘用通知书的约定。汪宝良称聘用通知书及员工手册中关于奖金发放条件的规定与劳动合同的约定不符，应直接予以发放，但汪宝良并不能指出劳动合同中哪一条款与上述规定不符，且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因此，汪宝良上诉主张本案争议标的目标奖金不适用聘用通知书及员工手册关于奖金发放条件的规定，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汪宝良其他销售同事在离职之后是否拿到目标奖金，对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影响。汪宝良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汪宝良上诉认为艾默生上海分公司应支付其2019年度目标奖金，与双方约定内容及艾默生上海分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汪宝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汪宝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建辉审判员  韩东红审判员  徐 焰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金 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