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27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钟梓华，男，1990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刚桥，广东众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加初，男，198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钟梓华因与被上诉人黄加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0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淼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被上诉人黄加初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钟梓华立即支付所欠黄加初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00元，逾期利息20250元（暂计至2020年5月31日，以后利息按年利率3%计算至还清本金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钟梓华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钟梓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加初偿还借款本金1500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15年6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计付）。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53元，由钟梓华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已经由黄加初全额预交，黄加初同意由钟梓华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迳付给黄加初。判后，钟梓华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加初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黄加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加初在一审中的陈述与证据矛盾，且存在不合理之处。1.《借款收据》载明“甲方因资金需要，现向乙方借入一笔款项以满足发展需要”，而黄加初在庭审中却陈述“上述《借款收据》所涉150000元系多次以现金给被告的，前面每次2-3万，最后一次是7万元”，《借款收据》载明的一笔款项跟黄加初陈述的分多笔现金给付矛盾；2.黄加初陈述其母亲向其姨妈转账7万元，是因为之前其母亲向其姨妈借款7万元现金后再出借给钟梓华。该陈述不符合常理：一方面黄加初的母亲跟其姨妈均有银行账户，既然还钱可以用转账支付，为何借钱就变成了现金出借？且《借款收据》没有约定任何利息，既然如此，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向他人借债之后再进行出借，违背逻辑和常理。3.黄加初提供的其母亲的银行账户显示2015年4月17日，其母亲向黄加初转账10万元，可见黄加初跟其母亲均有银行账户，均有转账支付的习惯，为何黄加初陈述其母亲向其给付4万元现金以用于黄加初向钟梓华借款使用，该出借行为又变成了现金支付？4.黄加初一审中称其出借款项是其母亲取现金给的，另外还陈述因自己和母亲没有钱，故其母亲向其姨妈借款7万元。那么黄加初应该提供其本人和母亲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以证实上述借款时段内，其二人银行账户是否有足额的资金可以出借。二、钟梓华在一审中的抗辩更符合常理，且钟梓华提供了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是错误的。钟梓华在一审中抗辩涉案款项为赌债，且证人钟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也证实了钟梓华、黄加初存在赌球的行为，其中黄加初接单，钟梓华下单赌球。这证明了为何双方未约定利息，为何黄加初拿不出任何直接相关的给付证明等。三、黄加初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黄加初在2015年11月6日的起诉行为可以中断诉讼时效，但是法院2015年11月30日裁定撤诉后，诉讼时效应该从2015年11月30日开始计算，没有证据证明黄加初及其母亲此后还向钟梓华进行过催收。一审法院将未接来电统统自行解释为黄加初母亲的催收电话没有依据。黄加初发表答辩意见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1.《借款收据》是钟梓华亲笔签字、按捺手印。《借款收据》所涉150000元确为黄加初及黄加初母亲分多次以现金形式借出给钟梓华。因前面借出的金额数额不大，且双方是自幼认识，出于对钟梓华信任及事业发展的扶持，均未要求其签借款收据。最后一次，钟梓华向黄加初申请借款7万元，此7万元是黄加初母亲向黄加初姨妈借入，转借于钟梓华。因此借款金额较大，黄加初姨妈提醒黄加初母亲让钟梓华签写借条，故黄加初母亲要求钟梓华核对好之前多次所借的现金共计150000元无误后，在《借款收据》签名、按捺手印，事实上多次借款与《借款收据》所记载的一笔款项有所出入，但并未影响钟梓华确向黄加初借入150000元的事实。2.黄加初母亲因年纪较大，受教育程度不高且未正式就职，其本人实际并不懂自己操作转账。黄加初母亲同黄加初姨妈转账归还借款记录及黄加初母亲向黄加初转账记录，均是黄加初母亲前往银行取号，排队，让银行工作人员操作过账，而并不是黄加初母亲用手机银行等现代支付工具支付，故黄加初母亲并没有转账支付的习惯。事实上，黄加初母亲习惯从银行提现使用现金。钟梓华当时要借7万元，因其告知是急要，且己是傍晚时分，但黄加初母亲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故向黄加初姨妈借。黄加初母亲因为担心钟梓华如此次7万元款项到位不了，会影响钟梓华事业失败，导致前面所借的所有款项难以归还，所以依然给钟梓华借出该款。且钟梓华答应此次7万借款及之前所借，合计15万元也将于2015年6月归还，考虑到时间不长，且黄加初与钟梓华自幼认识，出于对钟梓华的信任与扶持，故未在《借款收据》中约定利息。3.钟梓华申请的证人，其证言均可证实存在钟梓华欠黄加初钱。钟梓华是成年人，且未受人身限制，经其亲手签名和捺印的《借款收据》是真实且具法律效力的，与黄加初是否有提供其及其母亲银行账户资金情况没有关系。二、钟梓华一审的抗辩理由与本案没有关系，且钟梓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反，钟梓华申请的证人，其证言正好证实了钟梓华确欠黄加初钱的事实，而黄加初提交的经钟梓华亲笔签字、按捺手印《借款收据》是黄加初已经收到15万元现金的最好证明。另外，黄加初提供了由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证书编号为GX6BQRpQe8BDFaXGcFKW的《电子数据保管函》所涉黄加初姐姐黄彩凤与钟梓华的电话录音。在录音时间00:41-00:48，钟梓华己经承认是黄加初借出15万给钟梓华。三、1.提起本案诉讼时间是2020年8月17日，故审查黄加初提起本案是否超过诉讼的关键点为黄加初在2017年8月17日后是否存在中断。事实上，确存在法定中断情形。黄加初母亲在钟梓华逾期未归还借款之后，多次致电钟梓华，追讨欠款，但钟梓华多次故意不接。而黄加初于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羁押，在黄加初羁押期间，黄加初母亲亦多次致电钟梓华，钟梓华故意不接，或者挂线，黄加初母亲拨打钟梓华电话完全是出于催收欠款原因，故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2.在黄加初被羁押期间，黄加初口头委托姐姐代理，帮其向钟梓华了解和催收借款情况。黄加初姐姐用其本人手机号码138××××3861于2018年6月28日11时41分接入移动公证电信语音取证系统拨打钟梓华15918742722号码并进行电话录音。该录音文件数据信息已交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固化保存，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已出具证书编号为GX6BQRpQe8BDFaXGcFKW的《电子数据保管函》。该录音文件00:57-01:24可知，钟梓华承诺会于2017年村的股份分红后会归还。按原萝岗区村民分红惯例，股份分红是次年年初，即钟梓华承诺会于2018年年初归还欠款。同时，在此录音期间，钟梓华亦解释说当年股份很少以及工作的钱未收回，已经尽力去收，这表明钟梓华在跟黄加初姐姐通话时候，即2018年6月28日，钟梓华承诺会归还该15万元借款，但因为款项未到位，所以才没有归还，此处再次形成法定中断情形。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加初提交：1.黄加初姐姐黄彩凤与钟梓华的通话录音；2.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出具的《电子数据保管函》；3.黄加初姐姐黄彩凤与钟梓华的通话录音内容转化文字稿。本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上诉状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涉案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黄加初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证据，对本案借贷关系的成立作出了认定，理据充分、论证详实，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钟梓华主张涉案款项为赌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申请出庭的证人亦未证实涉案款项即为赌债，因此本院对于钟梓华关于本案款项为赌债的主张不予采纳，黄加初与钟梓华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借款期限为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6月12日，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本应为2015年6月13日，但因黄加初于2015年11月6日就本案借款提起了诉讼，该次诉讼行为导致本案诉讼时效的中断。又因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1月6日起计算三年。在此期间，鉴于黄加初主张其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被刑事羁押期间，其母亲于2017年年底或者2018年年初有致电钟梓华追讨欠款，并在二审中提交了其姐姐黄彩凤于2018年6月28日向钟梓华追讨欠款的证据，故本案诉讼时效最晚于2018年6月28日再次中断，黄加初于2020年8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钟梓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6元，由上诉人钟梓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张 淼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曾晓敏王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