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31民终26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董赛姣，女，1963年10月31日生，汉族，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前，云南智诚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晔，云南智诚律师事务所。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云南禹德城乡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德宏州芒市城北小区16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100MA6K883K4X。法定代表人：王耀明，该公司执行董事。一审第三人：石勇，男，1967年3月18日生，汉族，住址上海市宝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东旭，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上诉人董赛姣与被上诉人云南禹德城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德公司），一审第三人石勇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不服芒市人民法院（2020）云3103民初1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于2021年5月14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赛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前，一审第三人石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东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禹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耀明经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赛姣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禹德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禹德公司未向股东履行股东会的通知义务属于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严重程序违法行为，实际剥夺了股东的参会权利，减少了股东的利润分配额并加重了债务负担。（一）涉案股东会会议通知的召集程序严重违法。涉案股东会会议通知未提前十五日通知上诉人，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更为严重的是股东会会议未通知上诉人，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而非程序轻微瑕疵。第三人作为股东会会议的实际通知人，其根本无法向法院提供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的任何直接证据。一审庭审中，第三人仅向法院提供了其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黎铭倡的微信聊天记录，而根本无法提供其向上诉人发送过股东会会议通知的任何证据，另外，第三人亲自承认其根本没有向上诉人履行过通知的义务，其认为黎明倡与董赛姣系夫妻关系，董赛姣应当知道此事，但是，履行股东会会议通知义务的是第三人，而非黎铭倡。事实说明，第三人作为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人，其根本没有按照召集人的安排向上诉人履行通知的义务，其行为表明公司属于故意遗漏部分股东召开股东会，实际剥夺了股东董赛姣的参会权利。且所谓的“股东会会议通知”并没有载明拟审议的事项。故，涉案的2019年5月11日的禹德公司股东会存在召集程序严重瑕疵，该股东会决议应属不成立。（二）涉案股东会决议的表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涉案股东会决议的严重后果是参会的股东均有不符合实际的年薪，而未经上诉人表决的年薪不仅将严重影响公司股东的利润分配比例，却不改变公司债务的承担比例，并将蚕食上诉人的实缴注册资本金。上诉人作为禹德公司的股东，占股6%，认缴出资402万元，无任何年薪，而阳建明占股权为3%，认缴出资仅为201万元，年薪却为150万元，而且，阳建明在公司并不任职，也无任何实际工作。董赛姣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公司履行必要监督职责且参与管理，若其参会获取的年薪应当高于阳建明的150万元年薪，而事实是，公司并未通知其参会，剥夺了其享受年薪的权利。另外，公司亏损时，上诉人不仅要按股比承担债务，甚至在股东诉请公司支付年薪时，上诉人必须将股本金实缴到位而用于公司支付各股东的部分年薪，而公司盈利时，上诉人却无法按照决议内容获取年薪收益，涉案股东会决议致使上诉人的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对等，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三）黎明倡无义务通知上诉人参会。公司法人在履行职务时，自然人格被法人吸收，黎铭倡无义务通知董赛姣参会，董赛姣是否参会与黎铭倡系夫妻无任何关联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均为上诉人的配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而认为上诉人理应知道股东会会议的内容、地点或时间，且认为董赛姣早已知道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董赛姣未参会是公司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通知其参会，而与其是黎铭倡的妻子无任何关系，其作为股东享有的股东权利遭受了严重的侵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来等同认定本案中公司未向上诉人履行通知义务亦属于程序轻微瑕疵，而非属于严重的程序瑕疵属于法律参照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没有收到任何股东会会议的通知，且涉案股东会决议不仅减少了上诉人的利润分配额，而且变相加重了其债务负担，涉案股东会决议实质影响了上诉人的股东权利，一审法院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涉案股东会议不成立，而非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综上所述，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禹德公司未作答辩。一审第三人石勇陈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准确。（一）上诉人董赛姣在上诉状中陈述的临时股东会议存在“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决议”、“故意遗漏部分股东”等情形与实际不符，其对临时股东会议时间、地点、内容均知晓。1.在时任法定代表人黎铭倡向石勇要求通知各股东参加临时会议时，上诉人董赛姣就在现场，其知晓临时会议时间、内容。在各股东从芒市前往陇川召开临时会议时，上诉人董赛姣就在芒市，其明确表示自己不去陇川。上诉人董赛姣缺席，并不会对股东会决议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余参会股东（持股94%）一致通过了《临时股东会决议》。2.该临时股东会议的召集人和支持人系时任法定代表人黎铭倡，上诉人董赛姣与黎铭倡系夫妻关系。该决议表决的内容包含：黎铭倡担任董事长，公司高管的职务调整。各高管的职务已经在岗履行职务。作为时任董事长的配偶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继续出任了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公司的监事不可能不知道公司高管的职务变化。3.上诉人在知晓《临时股东会决议》后，并未立即提出异议，而是得知第三人提起劳动仲裁后，方对本案提起了诉讼。（二）《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并未侵害上诉人董赛姣的股东权益。1.年薪的多少并不是与其持股比例向相对应的，而是根据其在公司的职务、贡献，来综合确定的。2.《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决议董赛姣其无年薪，只是决议其执行老的年薪标准，只是未进行调整。该项决议并未调束触动董赛姣的职务，也未调整其年薪，并未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立法背景是为完善公司股东对瑕疵决议的救济途径，而不是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决议不成立的程序瑕疵要比“决议无效、可撤销”的程序瑕疵要重的多，前者程序瑕疵要非常严重，才能达到“决议不成立”的程度，而且其内容也要违反公司章程。在程序上，未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提前15天通知股东参与会议，确属瑕疵，但是该瑕疵是程序上轻微的瑕疵，并不会对股东决议产生实质的影响。在本案中，参加会议的各股东持股比例占公司股份的94%，且一致通过了决议，符合《公司章程》中“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权通过表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的规定，该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临时股东会议产生的决议被撤销，同样，该瑕疵也不能导致《临时股东会决议》不能成立。在内容上，该公司决议的内容并未侵害董赛姣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董赛姣在公司自始没有明确的职位，只是股东、监事，即便其有职务，该决议未调整其职务，也未调整其年薪，只是依照原有标准继续执行。在决议中，多数股东的职位均表述为“继续担任”。因此，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利机关，依据《公司章程》调整股东之间的职责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赛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禹德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5日，禹德公司经依法登记成立，现禹德公司的股东为黎铭倡、董赛姣、阳建明、毛建新、王耀明、石勇、苏贡生，上述股东持有禹德公司股权分别为25%、6%、3%、24%、21%、10%、11%。2018年5月28日，经禹德公司股东会决议，原告董赛姣在公司所占的股权由16%变更为6%，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现任监事为董赛姣。原告董赛姣至今仍为禹德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监事。禹德公司章程约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2019年5月4日，时任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25%的股东）的黎铭倡（原告董赛姣的丈夫）让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占股10%的股东）石勇通知公司将于2019年5月9日上午九点在芒市勐焕路5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2019年5月6日，石勇通过微信群及电话将会议通知传达到各股东并向黎铭倡作了汇报。2019年5月9日，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时间更改为2019年5月11日、会议地点更改为陇川分公司会议室，公司股东除董赛姣外，其他六位股东（总计持股比例94%）均到会并一致表决通过《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即本案原告所称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内容包含：确定各公司股东的年薪分别为黎铭倡年薪200万元、苏贡生年薪180万元、毛建新年薪150万元，石勇年薪150万元，王耀明年薪150万元，阳建明年薪150万元，董赛姣与公司的出纳、会计（王俊、杨麻都）按以前的老标准执行年薪制。2020年5月12日，石勇因与禹德公司产生劳动争议纠纷，向芒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5月15日，芒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石勇提出的仲裁申请。2020年7月24日，董赛姣以公司决议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禹德公司。原告认为，自己因股东石勇与禹德公司的劳动争议纠纷案始知其他股东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表决了年薪分配方案。原告认为该决议召集程序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提前15日通知其参加临时股东会会议，存在表决权瑕疵（原告未能对决议内容行使表决权）且原告无年薪，会议决议内容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临时股东会决议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认定不成立，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一、确认禹德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不成立；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2020年8月17日芒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向石勇作出芒劳人仲案字[2020]56号《中止审理通知书》，中止仲裁程序。2020年8月31日，石勇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20年9月15日一审法院拟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时，因新冠疫情原因，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未能到庭，故一审法院未进行庭审。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禹德公司2019年5月11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除未提前15日通知各股东参加会议，召集会议的程序存在瑕疵外，该临时股东会的参会股东持股比例为94%，并一致表决通过了会议纪要的内容，均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禹德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持股比例仅为6%，原告是否参会进行表决，并不能决定会议纪要的内容是否通过表决；另，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均为原告的配偶、公司法定代表人黎铭倡，且该会议纪要形成后，原告也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规定，在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主张该诉求。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所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关于确认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赛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董赛姣负担（已付）。在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董赛姣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但对一审提交的证据补充说明：1.第三组证据的2019年5月11日《临时股东会决议》实际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作为股东，在股东会决议对年薪进行分配后，是增加了上诉人的负担，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2.一审第三人石勇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石勇已经履行过通知上诉人的义务，在第一次庭审时，石勇也陈述过没有通知过上诉人，只是以上诉人和黎铭倡的夫妻关系，通知过黎铭倡就以为通知过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一审第三人石勇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在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禹德公司对一审提交的证据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诉讼中，上诉人董赛姣对一审判决认定的“2019年5月6日，石勇通过微信群及电话将会议通知传达到各股东并向黎铭倡作了汇报。2019年5月9日，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时间更改为2019年5月11日、会议地点更改为陇川分公司会议室”法律事实有异议，对其余法律事实无异议。一审第三人石勇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对于上诉人董赛姣提出的事实异议，因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一审判决查明的法律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2019年5月11日《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股东公司股东会决议是否成立而产生的纠纷，因此，本案的案由应属于公司决议的纠纷。关于涉案2019年5月11日《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是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查明事实及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看，本案是基于公司决议不成立之争产生的纠纷，而公司决议不成立与公司决议可撤销在法律适用、认定条件等方面均存在不同。首先，在本案中，虽然禹德公司在提前通知股东董赛姣参加会议的时间、形式、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禹德公司的其他参会股东均按照持股比例（股权比例合计94%），一致表决通过了临时股东会议的内容，不存在出席会议人数、股东所持表决权或表决结果不符合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其次，从《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内容上看，表决事项仅为公司股东及相关工作人员职务、职责及工资年薪的调整，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事项，且不涉及公司章程修改、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重大公司事项的内容，《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的决议内容，不存在违反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形。第三，在本案中，董赛姣虽未接到通知参加临时股东会议，但其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会议召集人黎铭倡系夫妻关系，而且黎铭倡均参与了会议的召集、通知以及参加临时股东会议，并行使了自己的表决权，形成了涉案《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作为参与公司管理的股东、监事董赛姣，其事后应当知晓《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的决议内容，但其并未及时提出异议。综上，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涉案临时股东会议决议形成中存在的瑕疵，并不足以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不存在或未能形成有效决议的实质性标准，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年修正）第五条规定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条件。所以，2019年5月11日《禹德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纪要》符合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决议应当成立。上诉人董赛姣提出涉案股东会议通知的召集程序严重违法，故意剥夺其参会权利，会议决议内容减少了上诉人的利润分配额且加重了其债务负担，涉案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的主张，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董赛姣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董赛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良审判员  高玉荣审判员  孙 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