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210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春骅，女，1978年4月11日出生，蒙古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佩荣，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辉，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峨桥路三华山安置小区。 法定代表人：王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玉洁，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琰嵬，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阮建祺，男，1979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家武，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汇景大道863号自编B座102。 法定代表人：刘琰嵬，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刘春骅因与被申请人芜湖市兴众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众公司）、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广州市施达升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达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春骅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31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签订主体的甲方为“刘琰嵬科技团队”，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以下称《股权投资协议》）中的甲方四人是各自独立的主体，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刘琰嵬科技团队”。其次，从《股权投资协议》第一条对“科技团队”的解释看，《股权投资协议》中列明的甲方四人也仅仅是释义中的“核心成员”，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该四人就是“刘琰嵬科技团队”。再次，“刘琰嵬科技团队”不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并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最后，“刘琰嵬科技团队”仅是一个统称，在涉及具体的民事权利行使、义务的承担时，《股权投资协议》均表述“其他股东”或“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或“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具体是指索立牢（芜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索立牢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行政部门登记并依法对外公示的除被申请人兴众公司外的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股权投资协议》第10.4款是对《股权投资协议》第4.4款设定的违约责任，这两款中的“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和“其他股东”的语义解释是一致的。根据索立牢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可以证明索立牢公司的股东共6位，兴众公司、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及施达升公司。二、《股权投资协议》是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兴众公司共同签订的，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各自在《股权投资协议》中明确的股权比例以及在市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比例是包括芜湖兴众公司在内的签约主体的共同的约定。三、芜湖兴众公司在二审中明确其诉请是解除合同，要求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及施达升公司返还出资款，原审判决判令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及施达升公司承担回购责任，超出了芜湖兴众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无论被申请人芜湖兴众公司是选择要求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回购股权还是要求目标公司退回出资，都不以解除《股权投资协议》为前提。《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也未赋予被申请人兴众公司单方解除权，被申请人兴众公司也未举证证明《股权投资协议》具有法定解除的情形。因此，被申请人兴众公司无权解除《股权投资协议》。兴众公司要求解除《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其实质是要求解散索立牢公司。在本案中，索立牢公司各股东并未形成解散公司的决议，也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相关公司解散的程序，因此兴众公司并不具备分配索立牢公司解散后的剩余财产的权利。四、原判决认定的“芜湖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并不影响其要求退出投资的权利”，是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芜湖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的，应当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按步骤执行：先向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提出收购的书面请求。兴众公司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对于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而言，应视为兴众公司并未主张选择退出的权利。即使被申请人兴众公司以诉讼方式要求解除合同并归还股权投资款，但是如前所述兴众公司的该请求也只是要求目标公司归还，并不是要求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回购。五、原判决认定“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应当共同承担回购义务”是认定事实错误。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第四条，索立牢公司的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并非原判决认定的“共同承担回购义务”。根据法律的规定，共同责任分为按份责任和连带责任。适用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法律的规定或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在本案中，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合同约定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无需承担连带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刘琰嵬、阮建祺、胡家武、刘春骅需要承担责任，其也应当按照《股权投资协议》的约定“按照持股比例承担”。 兴众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不论从《股权投资协议》甲、乙、丙三方签订主体还是从《股权投资协议》的内容和签订目的来看，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都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二、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有权要求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回购股权或退还出资款，一审法院根据兴众公司的诉请判决，符合《股权投资协议》约定，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兴众公司虽未发出有效的书面收购通知，但并不影响兴众公司要求形式股权退出的权利；四、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索立牢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比比皆是，应当承担《股权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股权责任。五、本案另一当事人胡家武已经以刘春骅的再审申请理由申请过再审，已被驳回。同理，刘春骅的再审申请亦不应当得到支持。 胡家武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案涉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并经原审法院确认，各方均应遵守和履行；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应是基于案涉协议，故本案的处理应基于案涉协议来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胡家武的责任承担也应基于协议的具体约定；三、在兴众公司的股权退出问题上，案涉协议对退出方式和责任主体均予以明确约定，不能将“刘琰嵬科技团队”等同于“其他股东”，以此抹杀胡家武的个人主体地位；四、兴众公司自身在签订和履行案涉协议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对本案纠纷的形成具有直接关联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胡家武从未收到兴众公司要求回购股权的书面通知，根据协议，兴众公司无权直接要求其他股东支付回购款；六、本案纠纷产生的关键是刘琰嵬，胡家武原则上同意按照所持比例回购兴众公司股权，但绝不同意超额承担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焦点为：原审判决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共同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并共同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和违约金是否正确。 案涉《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根据《股权投资协议》，兴众公司在持股期间，如发生特定情形或者其他违约情形，有权选择退出，并要求其他股东以其投资成本加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实际年对应的贷款利率）之和计算的价格收购全部股权，原则上其他股东按照所持股比例收购，股东协商确定收购比例的除外；兴众公司选择退出，有权提出撤资请求，其他股东或者目标公司在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一个月内与兴众公司达成协议，并付清全部收购款或者撤资款；兴众公司选择退出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未按照本协议及时给付回购款，每迟付一天，兴众公司有权要求按照迟付金额不超过日万分之三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补充协议》约定：索立牢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18个月内将施达升公司迁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境内，否则即使索立牢公司符合《股权投资协议》4.3条，不予实施创业股权奖励，且兴众公司有权按照4.4条选择股权退岀。在案涉协议履行过程中，案涉协议所指称的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未能按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将施达升公司迁址至芜湖市三山区境内，存在违约情形。根据《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兴众公司有权选择退出，刘琰嵬科技团队、施达升公司应按照持股比例收购兴众公司的股权，承担违约责任。 案涉《股权投资协议》签订主体为三方，即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乙方施达升公司，丙方兴众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对“科技团队”的解释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先进或国内一流水平科技成果，落户芜湖创业的人才团队。包括刘琰嵬等核心成员。”说明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是以刘琰嵬科技团队名义并非是以各自独立主体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索立牢公司的股东除丙方兴众公司外，还有甲方刘琰嵬科技团队、乙方施达升公司，故《股权投资协议》中表述的“其他股东”应为甲方和乙方；否则《股权投资协议》可以直接将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列为协议主体，而不是将其四人共同称为刘琰嵬科技团队。同时，《股权投资协议》关于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办理出资和工商登记手续、投资资金的退还、创业奖励的设置和奖励均是针对刘琰嵬科技团队，未将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分开对待。虽然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各自的股权比例在《股权投资协议》中作出约定，但这是刘琰嵬、刘春骅、胡家武、阮建祺作为刘琰嵬科技团队成员内部的约定，不能作为认定其四人对该科技团队外主体承担责任方式的依据，故原审判决其四人共同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并承担相应违约金，并无不当。由于兴众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原审法院判决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向兴众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有事实依据。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回购兴众公司所持索立牢公司股权后，仅是股东发生了变化，公司注册资金并未发生减少，亦不存在损害索立牢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股权投资协议》约定，兴众公司退出股权，其他股东接通知后1个月内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本案兴众公司虽未有效发出书面收购通知，但不影响其要求退出股权投资的权利。鉴于兴众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经发出通知的时间，原审法院根据《股权投资协议》约定，认定从兴众公司起诉之日2019年2月19日起一个月内，即其他股东刘琰嵬、胡家武、阮建祺、刘春骅、施达升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起与兴众公司达成收购协议，逾期按照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是妥当的。 另，经审查，兴众公司起诉请求刘琰嵬、阮建祺、刘春骅、胡家武、施达升公司归还股权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原审法院据此予以处理，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请。 综上，刘春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春骅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淑芳 审判员  李敬阳 审判员  吴凯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王云 书记员叶和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