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6民初16750号原告：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被告：上海惠黎食品有限公司被告：江惠忠被告：陶琴原告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上海惠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2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本案事实不易查明，但法律适用明确，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独任进行审理，于2021年2月23日、2021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鲲及被告惠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军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及被告陶琴委托诉讼代理人即被告江惠忠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被告江惠忠、陶琴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一次诉讼，被告惠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确认原告对三被告享有律师费债权14万元，被告江惠忠、陶琴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事实与理由：原告原名为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2018年5月23日经上海市司法局沪司审(0285-7)字(2018)7037号《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更为现名。2018年2月11日,三被告与原告签订一份编号为(2018)沪融律民字第062号的《聘请律师合同》(以下简称062号合同),约定原告接受三被告委托，指派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三被告与郭立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聘请律师合同》第五条约定：参照《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如下：1、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三万元人民币的首笔律师费。2、二审开庭前三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万元人民币的第二笔律师费。如甲方不支付,则乙方承办律师有权不出庭代理,已收取的二万元首笔律师费也不予退还。3、待二审审理终结后：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则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但乙方已收取的4万元律师费无须退还);如二审改判(包括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则甲方按二审处理结果与一审判决之间的差额金额的10%(百分之十)另向乙方支付第三笔律师费。2018年7月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3730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民初15146号民事判决”。因此,按照《聘请律师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6万元。但时至今日，三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2万元,尚有14万元未支付。2020年5月2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被告惠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6月1日，法院作出(2020)沪0116破2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破产管理人。原告就前述债权进行了申报。2020年9月27日,管理人向原告发出一封《不予确认债权通知书》。原告遂提起诉讼。被告惠黎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不同意确认原告债权。本案律师代理合同所涉争议还未处理完毕，在062号律师代理合同之后，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两份律师代理合同，分别为(2018)沪融律民字第463号聘请律师合同(以下简称463号合同)及(2018)沪融律民字第464号聘请律师合同(以下简称464号合同)，也是处理案涉争议，按照惯例，后两份合同应视为对本案合同的替代或更新，本案律师费不应再支付。管理人联系被告江惠忠，其认为所支付原告费用均为本案律师费，包括2019年1月24日现金2万元，已开发票；2019年4月3日转账1万元，2020年7月28日转账1万元，均为江凯开代付；2018年10月20日转账3万元，由冯金玉代付。062号合同划去“如甲方不支付，则本合同不生效”，无双方签字确认，视为未划去，因被告未支付3万元，该合同不生效，原告与被告形成事实律师代理合同关系。463号合同将首笔律师费1万元改为2万元，无双方签字确认，应认定为1万元。被告江惠忠、陶琴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原告说开庭一次就支付1万元，提成是官司打赢才给，官司最终没有打赢，不应支付，被告不欠原告律师费。三份代理合同被告签字均为真实，但具体内容没有看过。签订合同时相关条款没有划去。管理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债权补充申报说明是被告江惠忠所写，由江惠忠、陶琴签字。转账凭证是江惠忠提供给管理人。2019年1月24日被告支付原告现金2万元，已开发票。针对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的答辩意见，原告认为：未收到江惠忠所付现金2万元。062号和463号合同中修改均系双方真实意思，062号原告只代理了二审，系熟人介绍，并考虑被告江惠忠经济状况不好，划去了不付费则不生效约定，在被告未付律师费的情况下，原告代理二审诉讼，并胜诉(中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起诉)，062号合同系风险代理，律师费合计16万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按标的额30%收取，2019年3月25日、2020年5月18日，被告江惠忠的儿子江凯开向原告支付合计2万元，分别对应2019年4月3日抬头为被告惠黎公司金额1万元的发票及2020年7月28日抬头为被告陶琴金额1万元的发票。463号合同因被告惠黎公司表示还需要提起反诉，双方协商增加1万元，遂将首笔律师费更改为2万元，463号和464号合同均是2018年9月26日被告与原告签订，464号首笔律师费是1万元，当日被告让冯金玉代付律师费3万元，分别对应两张发票(开票日期均为2019年1月24日，购买方为被告惠黎公司，金额分别为2万元、1万元)。原告与被告之间共计该三份代理合同关系，463号和464号合同律师费一共3万元，已经结清，双方争议只有本案062号合同，应付16万元，被告已付2万元，尚欠14万元。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062号律师合同、民事判决书、发票、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不予确认债权通知书、463号和464号律师代理合同及发票，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对062号、463号律师合同划去或者更改部分提出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划去或更改部分，因被告予以否认，原告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其余内容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其他证据，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惠黎公司提交的函、债权申报材料、转账凭证，原告及江惠忠、陶琴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惠黎公司提交的被告江惠忠所作情况说明，原告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江惠忠、陶琴无异议，本院经审核认为，对被告江惠忠所述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其中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无证据证明的部分，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告原名为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2018年5月23日，经上海市司法局沪司审(0285-7)字(2018)7037号《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更为现名。2018年2月11日,三被告与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签订编号为(2018)沪融律民字第062号的《聘请律师合同》(简称062号合同),约定上海融力律师事务所接受三被告委托，指派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代理三被告与案外人郭立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合同第五条约定：参照《上海市律师业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费如下：1、本合同签订后三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三万元人民币的首笔律师费。2、二审开庭前三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一万元人民币的第二笔律师费。如甲方不支付,则乙方承办律师有权不出庭代理,已收取的二万元首笔律师费也不予退还。3、待二审审理终结后：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则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律师费(但乙方已收取的4万元律师费无须退还);如二审改判(包括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则甲方按二审处理结果与一审判决之间的差额金额的10%(百分之十)另向乙方支付第三笔律师费。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用笔划去“如甲方不支付，则本合同不生效”条款。2018年7月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1民终3730号民事判决,载明一审判决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归还郭立勇借款120万元，该院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6民初1514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郭立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019年3月25日、2020年5月18日，江凯开代被告支付合计20,000元。2019年4月3日，原告开具10,000元发票，抬头为被告惠黎公司。2020年7月28日，原告开具10,000元发票，抬头为被告陶琴。2018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惠黎公司签订(2018)沪融律民字第463号聘请律师合同(简称463号合同)，约定该被告聘请原告律师代理其与郭立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审诉讼案件，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首笔律师费，此处打印的“10,000元”用笔划去并手改为20,000元，待原告代理工作结束后，被告再按本诉部分郭立勇起诉金额与法院最终判决金额(或调解金额)之差额与甲方反诉部分被法院支持金额(或调解金额)之和的百分之十五向乙方支付第二笔律师费。同日，原告与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签订(2018)沪融律民字第464号聘请律师合同(简称464号合同)，约定三被告聘请原告律师代理其与郭立勇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诉讼案件，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首笔律师费10,000元，待原告代理工作结束后，被告再按郭立勇起诉金额与法院最终判决金额(或调解金额)之差额的百分之十五向乙方支付第二笔律师费。2018年9月26日，冯金玉转账支付原告30,000元，附言江惠忠律师诉讼费3万元。2019年1月24日，原告向被告惠黎公司开具20,000元和10,000元发票各一份，20,000元发票备注463号，10,000元发票备注464号。2020年5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被告惠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0年6月1日,本院作出(2020)沪0116破2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被告惠黎公司管理人。原告就本案14万元债权进行申报。2020年9月27日,管理人向原告发出《不予确认债权通知书》。本院认为，一、原告与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签订的062号合同，虽然合同第五条第一项用笔划去“如甲方不支付，则本合同不生效”条款，旁边无原、被告签字确认，但是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代理被告该二审诉讼案件并胜诉，履行了提供法律服务的合同义务，应视为该合同已生效并履行。二、463号、464号合同虽然与062号合同有一定关联，但被告惠黎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062号合同被后两份合同更新或替代达成合意。062号合同明确约定原告代理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与郭立勇民间借贷二审案件，二审也作出判决，故原告该合同项下代理服务义务已履行完毕。三、463号合同中首笔律师费打印为10,000元，用笔划去并手改为20,000元，原告称当时被告提出需要提起反诉，双方协商增加10,000元，遂进行修改。本院注意到，合同第七条第二款明确风险代理金额为“本诉部分郭立勇起诉金额与法院最终判决金额(或调解金额)之差额与甲方反诉部分被法院支持金额(或调解金额)之和的百分之十五向乙方支付第二笔律师费”，说明合同在拟定时双方已协商过反诉内容并约定在合同中，现原告提供的合同对手动修改并加重了被告的付款义务，在三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原告无证据证明双方对费用增加达成合意，本院认定首笔律师费为修改前的10,000元。故463号、464号合同应认定被告已付原告10,000元。原告确认与被告之间仅062号、463号、464号三份合同关系，剩余10,000元应抵充062号合同欠款。四、062号合同约定首笔律师费30,000元、第二笔律师费1万元，第三笔律师费为二审改判(包括判决、调解、案件和解及撤销诉讼),则甲方按二审处理结果与一审判决之间的差额金额的10%，现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郭立勇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该约定未超过法律规定上限，三被告应付原告第三笔律师费120,000元。该合同费用合计160,000元。扣除2019年3月25日及5月18日江凯开代被告支付的2万元及前述10,000元后，三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律师费130,000元。五、062号合同系被告惠黎公司、江惠忠、陶琴与原告签订，三被告对原告具有共同付款义务。2020年5月26日，本院裁定受理被告惠黎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原告对被告惠黎公司所享有债权应在破产程序中统一受偿。原告主张对债权金额进行确认，并要求被告江惠忠、陶琴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上海惠黎食品有限公司、江惠忠、陶琴享有律师费债权130,000元，被告江惠忠、陶琴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向原告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履行该付款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被告上海惠黎食品有限公司、江惠忠、陶琴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唐旭田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褚马懿书 记 员 宋春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