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琼96民终6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39号8楼。 法定代表人：云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世衍，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晶，海南川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超，男，197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忠，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恩玺，山东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宣超，山东文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日照鑫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 法定代表人：王建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恩玺，山东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宣超，山东文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继英，女，197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上诉人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禄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超、王建忠及原审第三人日照鑫港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港公司）、王继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文昌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5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没有新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禄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公告费由被上诉人王超、王建忠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及认定事实有误。（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王超为鑫港公司员工是错误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王超为鑫港公司员工。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王超是鑫港公司员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般来讲，证明两者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应提供劳动合同、劳务合同、社保缴纳记录、工资发放记录等证据材料，但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其次，王超在庭审中还承认其未曾在鑫港公司领取过任何工资。第三，被上诉人主张王超的待遇按上诉人回购其培育虾苗数量每万尾提成3元计算。上诉人对该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获取回报的计算方式是真实的，也不能理解为王超是鑫港公司员工。公司雇佣员工不可能没有底薪而仅有销售提成，这种获取回报的方式更加符合合伙关系中的利益分配。第四，王超在一审中陈述他是在2018年2月7日与上诉人签订合同后，经上诉人推荐才入职鑫港公司，但王建忠在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9年4月22日庭审的（2019）鲁11民终2643号案件中说王超在鑫港公司工作了三年，即2016年就已入职鑫港公司。故其二人的陈述存在矛盾，属于虚假陈述，在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均不能采信。综上四点，一审认定王超是鑫港公司员工明显错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与王超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实际履行是错误的。首先，虽然该合同填写的合作地点与实际履行地不一致，但合同履行过程中有所变更实属正常。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律师函》《快递送达情况表》等向王超主张解除合同及催款的证据材料。如果王超不是合同相对方，而仅仅是王建忠或者鑫港公司雇佣的员工，上诉人难道会向一个没有经济实力的公司员工主张权利，而不向拥有固定资产的公司及公司老板主张权利吗？况且大部分签字的送货单还是王建忠本人签字的。其次，虽然与上诉人签署合同的只有王超一人，但王超又找了王建忠等人与其合作该项目，王超和王建忠之间属于合伙关系，其二人共同履行合同义务，所履行的合同正是王超与上诉人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王建忠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者，但其并未与上诉人再另签合同。如果说是鑫港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合同关系，而王超仅是鑫港公司的员工，那么鑫港公司和上诉人之间的重大合作会不签署任何书面合同吗？第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实际发生的虾苗幼体供应、丰年虫供应，以及被上诉人主张的虾苗回购价格等，均与《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约定的条件相同，比如，各方认可上诉人回收虾苗的价格是70元每万尾，上诉人以10元每万尾的价格向乙方供应虾苗幼体，丰年虫由上诉人提供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涉案合同记载的合作场地因履行过程中有所变更，实属正常，综合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查明事实，法院应当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作出符合常理事实认定，认定《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为本案当事人所实际履行的合同。二、一审已查明王建忠拖欠上诉人相关款项，却驳回上诉人对王建忠的诉讼请求，实属错误。一审判决查明：“被告王建忠通过第三人王继英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于2018年3月22日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于2018年4月6日支付给原告150000元，共计支付虾苗幼体款350000元，截止2018年4月10日，尚拖欠原告虾苗幼体货款共计69000元，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另，2018年3月23日，被告王建忠收到原告提供的价款为180000元的丰年虫，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该货款。”根据该查明事实，法院即使不认定王超是合同相对方，也不认可王建忠与王超属于合伙关系，但无论如何，在查明王建忠与上诉人实际发生了虾苗幼体及丰年虫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且查明王建忠拖欠上诉人款项的情况下，至少应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请王建忠支付欠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综上，一审查明及认定事实有误，且作出与查明事实相互矛盾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超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王建忠辩称，一审判决虽然存在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但是其认定上诉人禄泰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一、一审认定王超是鑫港公司员工正确。二、禄泰公司与王超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与禄泰公司存在合作关系的是鑫港公司。三、一审认定的王建忠的相关事宜均是王建忠作为鑫港公司法定代表人从事的职务行为，一审判决未明确这一问题，存在错误。四、禄泰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5《送货单》系其单方自制材料，不能证明王建忠签字真实，也不能证明王建忠收到价款18万元的丰年虫。王建忠提交的证据5是禄泰公司员工潘雄出具的，能够证明鑫港公司实际使用的丰年虫价款为5400元，一审认定错误。 原审第三人鑫港公司述称，与王建忠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王继英未提交陈述意见。 禄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禄泰公司与王超于2018年2月7日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已经于2018年4月26日解除；2.判令王超、王建忠向原告支付虾苗幼体货款109000元；3.判令王超、王建忠向原告支付丰年虫货款180000元；4.判令王超、王建忠向原告赔偿自2018年4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虾苗幼体货款时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截止2018年6月7日违约金为126440元，每日按逾期未付虾苗幼体款金额2%的标准计算）；5.判令王超、王建忠向原告支付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服务费16000元；6.判令王超、王建忠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王超（乙方）签订《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该合同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有偿向乙方提供进口的南美白对虾亲体所产育的幼体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提供培育虾苗幼体的场地、技术、所需资金等（含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要求提供饲养车间用于饲养虾母，需要的水电设施、锅炉、及其他需求均由乙方负责等情形），将幼体孵化培育成优质虾苗，乙方以甲方实际收购其所培育合格虾苗而获取回报的方式进行合作。”第一条第2款约定：“合作项目场地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大陈家村。”第一条第3款约定：“合作场地的名称：桂花园育苗厂。”第一条第4款约定：“合作期限为一年，即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如乙方需要续签合同，则乙方应在本合同届满前3个月内向甲方提出续约申请，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另行签订书面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尽最大努力根据乙方的需要提供充足、优质的进口幼体，但在每一批次供应乙方应当提前七日将供应幼体具体数量的计划书面告知甲方，以便甲方做好供应的准备，同时乙方应当将该批次的幼体货款一并支付给甲方，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供应。”第三条第1款约定：“甲方根据每批次放养计划向乙方提供充足、优质的进口幼体，由乙方负责培育合格的虾苗。”第三条第3款约定：“甲方每次收购的虾苗数量必须由甲方工作人员负责清点计算，乙方配合甲方点数，双方共同确认。同时，不合格的虾苗在经过双方确认后排弃。”第三条第4款约定：“定额回报单价：甲方以实际收购乙方所培育合格虾苗数量，按照70元/万尾苗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货款，作为乙方的合作报酬。”第三条第5款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幼体单价：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幼体数量，以10元/万尾幼体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货款。”第三条第6款约定：“放养虾苗幼体运输到合作场地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第五条约定：“虾苗培育所需要的人工饵料、丰年虫、营养剂及必用药物等由甲方负责提供，以便监督，所产生的购买费用由乙方承担。”第七条第6款约定：“甲方绝不向乙方提供本公司以外的幼体，乙方不得以其他厂家的虾苗冒充甲方的品牌出售，否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自主解除合同，没收保证金，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全部经济损失。”第九条第1款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均视为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本合同如履行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守约方为追究违约责任所发生的律师费（按照当地的律师行业的收费标准）、差旅费、交通费等。”第九条第7款约定：“乙方应当依照约定向甲方支付相应的保证金及虾苗幼体价款，若甲方无法依约按时取得相应款项时，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当按照应付款项的2%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逾期超过7天，甲方有权自主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第九条第8款约定：“甲方应当依照约定向乙方支付虾苗价款，若乙方无法依约按时取得相应款项时，每逾期一天，甲方应当按照应付款项的2%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若逾期超过7天，乙方有权自主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第十条第1款约定：“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与合同有关的通知、确认书和其他书面往来文件，均应是书面文件，应通过挂号、邮寄、传真、电子数据或直接送达合同所指定的对方地址……”第十条第3款约定：“乙方的联系方式：135XXXXXXXX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大陈家村，负责联系人：王超，联系电话：135XXXXXXXX。”第十一条第1款约定：“甲、乙双方因执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争议应由双方协商解决，若无法协商，任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2018年3月，被告王建忠提供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的水产养殖场地给原告饲养虾母，被告王建忠也在该场地培育虾苗，被告王超在被告王建忠培育虾苗的车间工作，主要负责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虾苗的对外销售，王超的待遇为按照出售的虾苗数量每万尾虾苗提成3元。原告授权被告王建忠在养殖场地门口立了个招牌，正面为“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188XXXXXXXX、133XXXXXXXX”，侧面为“日照鑫港水产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4月10日，被告王建忠陆续收到原告提供的虾苗幼体，总计41900万尾，总货值共计419000元。交接虾苗幼体时，双方填写“海南禄泰出苗单”，均记载：“经销商名称：日照义泰，养殖户名称：王建忠”，提货人栏有王建忠或安飞签名。被告王建忠对“海南禄泰出苗单”记载的内容无异议，认可安飞的签名是其授权所签。被告王建忠通过第三人王继英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于2018年3月22日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于2018年4月6日支付给原告150000元，共计支付虾苗幼体款350000元，截止2018年4月10日，尚拖欠原告虾苗幼体货款共计69000元，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另，2018年3月23日，被告王建忠收到原告提供的价款为180000元的丰年虫，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该货款。在合作过程中，原告怀疑被告王建忠、王超私自将合作的种苗对外销售，且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以二代苗冒充原告品牌种苗的情形。双方因货款支付、被告培育的虾苗质量和销售等问题发生纠纷，经协商未能解决，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撤离合作场地。 原告于2018年6月7日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因本案诉讼产生的律师服务费16000元。法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本案后，被告王建忠于2018年7月5日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裁定驳回其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王建忠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另查明，鑫港公司是被告王建忠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王建忠系法定代表人，公司工商登记住所地为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被告王建忠、第三人鑫港公司主张用于合作的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水产养殖场地，系第三人鑫港公司租赁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的土地建设的，但以该场地已拆迁无法提交证据为由，未提交证据证明。鑫港公司于2018年7月5日以本案原告为被告向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鑫港公司与本案原告存在事实合作关系，本案原告擅自撤离合作场地终止合作，请求本案原告支付虾苗款、场地租金、水电费、伙食费等407250元和赔偿损失600000元。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受理，经审理认为鑫港公司不是适格主体，于2019年9月2日作出（2018）鲁1102民初55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其起诉。鑫港公司不服上诉，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鑫港公司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鲁11民终2643号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鲁1102民初5571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该案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中。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王建忠与被告王超是否合伙经营共同履行原告与被告王超于2018年2月7日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否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系原告与被告王超签订的，该合同第一条第2款约定：“合作项目场地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大陈家村。”第一条第3款约定：“合作场地的名称：桂花园育苗厂”，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是在被告王建忠提供的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的水产养殖场地饲养虾母，养殖场地门口立招牌为“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与上述合同约定不同，而且原告提交的“海南禄泰出苗单”均记载“养殖户名称：王建忠”、提货人为王建忠或安飞，养殖户名称栏没有王超，也没有被告王超签字提货的记录。被告王建忠与被告王超均否认其双方存在合伙关系。故原告主张被告王建忠与被告王超合伙经营共同履行《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王超签订的《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实际履行。合同第一条第4款约定：“合作期限为一年，即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月1日止，如乙方需要续签合同，则乙方应在本合同届满前3个月内向甲方提出续约申请，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另行签订书面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已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即合同已消灭。原告主张被告王建忠、王超合伙履行《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负有证明该事实主张成立的举证责任，原告举证不能，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若原告与被告王建忠或第三人鑫港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可另行主张处理。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71.60元、公告费1170元，由原告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一审认定的事实“2018年3月，被告王建忠提供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的水产养殖场地给原告饲养虾母，被告王建忠也在该场地培育虾苗，被告王超在被告王建忠培育虾苗的车间工作，主要负责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虾苗的对外销售，王超的待遇为按照出售的虾苗数量每万尾虾苗提成3元。原告授权被告王建忠在养殖场地门口立了个招牌，正面为“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188XXXXXXXX、133XXXXXXXX”，侧面为“日照鑫港水产有限公司”。自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4月10日，被告王建忠陆续收到原告提供的虾苗幼体，总计41900万尾，总货值共计419000元。交接虾苗幼体时，双方填写“海南禄泰出苗单”，均记载：“经销商名称：日照义泰，养殖户名称：王建忠”，提货人栏有王建忠或安飞签名。被告王建忠对“海南禄泰出苗单”记载的内容无异议，认可安飞的签名是其授权所签。被告王建忠通过第三人王继英在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于2018年3月22日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于2018年4月6日支付给原告150000元，共计支付虾苗幼体款350000元，截止2018年4月10日，尚拖欠原告虾苗幼体货款共计69000元，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另，2018年3月23日，被告王建忠收到原告提供的价款为180000元的丰年虫，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该货款”，在部分表述上略有不当，本院纠正如下：2018年3月起，原告安排工作人员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刘东楼村的水产养殖场地饲养虾母，该场地系王建忠及其设立的一人公司鑫港公司进行水产养殖的场所，场地门口树立招牌，正面为“海南禄泰公司义泰种苗山东基地188XXXXXXXX、133XXXXXXXX”，侧面为“日照鑫港水产有限公司”。原告提供了16张《海南禄泰出苗单》，自2018年3月25日至2018年4月10日，原告供应41900万尾虾苗幼体，共计419000元，16张《海南禄泰出苗单》上均载明：“经销商名称：日照义泰，养殖户名称：王建忠”，提货人栏有王建忠或安飞签名，王建忠认可安飞的签名是其授权所签。王继英分别于2018年3月22日转账支付给原告200000元，于2018年4月6日转账支付给原告150000元，原告收到虾苗幼体款350000元。王建忠、鑫港公司对上述事实无异议，主张王建忠系鑫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继英系鑫港公司的员工，其收货、付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期间，王超在王建忠培育虾苗的车间工作，主要负责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虾苗的对外销售，王超的待遇为按照出售的虾苗数量每万尾虾苗提成3元。 2018年3月23日，王建忠签署《送（销）货单》，该单据载明：“丰年虫，200桶，单价900，金额180000，未付款”。王建忠否认该单据签名的真实性，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而且虽然其主张仅使用6桶丰年虫、未购用200桶，但是在本院二审询问时，王建忠、鑫港公司认可还有未使用的丰年虫由其安排放置在当地，数量没有核实，可能有一百多。因此，本院对《送（销）货单》载明的王建忠收到200桶180000元丰年虫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丰年虫使用及欠付款项的问题，涉及另一法律关系的处理，本案暂不作认定。 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禄泰公司主张被上诉人王超、王建忠共同履行了案涉《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双方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发生纠纷，故禄泰公司请求确认该合同解除，并要求王超、王建忠承担相应责任。首先，该合同载明的相对人是王超，王超提出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经查，禄泰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明合同实际履行过程的证据，无论是从履行时间、场地选址，还是货物签收、款项支付等方面看，均未体现与王超存在直接关联，故禄泰公司关于王超已实际履行《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禄泰公司主张王建忠与王超是合伙关系，王建忠加入履行了《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本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王建忠、王超亦不认可，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即使禄泰公司主张的履行事实与上述《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的内容相仿，但是在主体、场地、时间等事项不一致，没有证据证明各方协商一致变更了原合同，王超、王建忠亦不认可该合同的情况下，无法确认各方行为所构成的事实合同关系就是原《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所涉合同关系。综上，禄泰公司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超、王建忠实际共同履行了案涉《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在《虾苗放养合作合同书》这一法律关系项下要求王超、王建忠承担货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禄泰公司供应虾苗幼体、丰年虫所涉款项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与该货款纠纷事实直接关联的另一案件亦在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禄泰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上诉人禄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71.60元，由上诉人海南禄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玉琳 审 判 员 杨 洁 审 判 员 林 珍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谢婷婷 书 记 员 蔡汝明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