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189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龙洲，男，198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通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鸦泡支行信贷客户经理，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群，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峰，男，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薛韬，女，197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库，男，195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与刘宝库系父女关系），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衣景云，女，195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与衣景云系母女关系），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原审被告：薛飚，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公务段道口车间工人，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审原告刘宝库、衣景云诉原审被告李庆峰、薛韬、李庆峰、薛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民事判决。李庆峰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黑01民终812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南岗区人民法院重审中追加孙龙洲为本案第三人，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黑0103民初3229号民事判决，孙龙洲、李庆峰及薛韬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龙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群、马洪伟，上诉人李庆峰、薛韬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被上诉人刘宝库及刘宝库和衣景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原审被告薛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龙洲上诉请求：1.驳回刘宝库、衣景云对李庆峰、薛韬、薛飚的诉讼请求，改判李庆峰、薛韬对孙龙洲承担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薛飚对孙龙洲承担担保保证义务。2.上诉费由刘宝库、衣景云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李庆峰、薛韬与刘宝库、衣景云相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内容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人为刘宝库不符合客观事实。刘宝库只是名义债权人，事实上孙龙洲本人才是该笔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对此，孙龙洲的银行卡转账记录、李庆峰的银行卡流水及其陈述也予以证实。刘宝库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孙龙洲给李庆峰汇款前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孙龙洲。相反,孙龙洲银行卡的交易流水恰恰能证实该笔款项不是代刘宝库向李庆绛进行汇款，而是用自己的存款汇给李庆峰的。2.一审判决证据严重不足。一审判决将刘宝库提供的证据1至7全部予以确认明显错误。其理由为:仅以3个主要证据为例。证据1《借款合同》，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宝库、衣景云是真实的出借人,即刘宝库履行了向李庆峰给付出借款项的义务，且与借款合同还本付息指定的还款账户事实不符。证据2工商银行存折二本，该证据显示的日期为借贷关系发生之前，而且存折借款发生前的余额分别是1.20元和340.02元，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存在严重问题，一审法院竞然予以确认，更为严重的是证明刘宝库具有出借能力的唯一证据的证据3，即通河县浓河镇洪太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不了其资金来源及出借能力。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证明土地承包权的证据是土地承包合同（乡镇经管站备案)，并非任何一纸证明所能确定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的规定，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合同成立。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法律并未要求其必须具备书面形式。银行流水等付款凭证，体现的是款项的交付事实，而只要款项交付，则作为实践性合同的民间借贷即符合了合同生效的全部要件，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生效。而交付有不同情形，对于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受到借款时，借贷合同生效;对于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交付的，自资金达到借款人账户时，借贷合同生效。本案中，孙龙洲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案涉款项汇到李庆峰的账户,因此该款项到达李庆峰账户的时间才意味着借贷合同生效，而本案刘宝库、衣景云提供的《借款合同》并不证明作为实践合同的借贷合同生效，形式证据效力与实质证据效力无法相提并论。可见，一审判决违背《民法典》规定。第二，一审判决违背了司法解释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然而一审法院对本案中刘宝库的出借能力并未进行认真审查，相反却毫无根据地采信，实属适用法律错误。2013年1月14日第二笔借款50万元是第一笔借款100万元和第一笔5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是李庆峰自2012年3月28日起至2013年1月14日产生的利息50万元，2013年3月28日到2014年2月份李庆峰共给付110万元利息，其中50万元又借给了李庆峰。刘宝库、衣景云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同意原审判决。李庆峰、薛韬辩称：对孙龙洲的上诉没有异议，案涉借款确非刘宝库、衣景云出借。关于李庆峰与孙龙洲双方应经另案解决。薛飚辩述：同意原审判决。李庆峰、薛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宝库、衣景云对李庆峰、薛韬的诉讼请求；2.由刘宝库、衣景云承担上诉费。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身份关系：李庆峰与薛韬系夫妻关系，刘宝库与冯云阁亦系父女关系。冯云阁与一审第三人孙龙洲原系同居关系。薛飙与刘宝库系翁婿关系，且系冯云阁之妹冯盼盼的丈夫。薛飙与薛韬系兄妹关系。孙龙洲系通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本案存在两个关键的争议焦点：一、关于案涉借款本金50万元到底是谁出借的，即刘宝库是否实际向李庆峰给付了50万元借款；二、刘宝库是否具备向李庆峰出借包含本案涉诉本金金额50万元在内的四笔借款本金合计230万元巨额款项的能力。自2011年3月29日至2013年3月26共贷款165万元，而此期间恰为案涉四笔借款发生的时间期间，这充分说明了孙龙洲具备给付李庆峰的大笔借款来源的能力。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应以借款的实际给付人为合同相对人，而不能直接将书面《借款合同》约定的出借人认定为合同相对人。因此一审判决依据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李庆峰、薛韬向刘宝库、衣景云给付借款本息属适用法律错误。薛飚虽为中间人，但其与冯盼盼系夫妻关系，与刘宝库系翁婿关系，其陈述不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刘宝库、衣景云提供的证据亦不能得出刘宝库系实际出借人的唯一性结论。出借四笔总计230万元的巨额款项，刘宝库必须举示充足的证据证明其有能力出借230万元款项。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李庆峰、薛韬共同偿还刘宝库、衣景云借款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刘宝库、衣景云未举证证明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仅以薛韬根据李庆峰指示还款推出薛韬对该债务进行追认，于法无据。刘宝库、衣景云辩称：薛韬是知道李庆峰用刘宝库和衣景云这4笔借款的，李庆峰、薛韬夫妻借钱用于经营哈市南方歧伯堂药行三期直销、山东枣庄泰达医药。同意原审判决。薛飚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孙龙洲辩称：孙龙洲对李庆峰、薛韬提出的上诉理由中对薛韬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部分有异议，通过原审调查所认定的事实可证明李庆峰所涉及包括本案在内的四笔借款是用于自己与薛韬名下的泰达药材公司的经营，同时薛韬作为李庆峰的妻子多次向孙龙洲及薛飚偿还利息的行为也可证明薛韬对这些借款是知情且愿意还款的，因此这些借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庆峰和薛韬应当对这四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本案中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李庆峰、薛韬仍对孙龙洲负有还款义务，李庆峰、薛韬向孙龙洲还款后可再向刘宝库、衣景云、冯云阁、薛飚主张权利。刘宝库、衣景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李庆峰、薛韬立即偿还借款50万元，利息4万元（自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按月利率2%），嗣后利息继续计算至全部还清欠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二、薛飚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宝库、衣景云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女，其中两女分别为冯盼盼、冯云阁，冯盼盼与薛飚系夫妻关系，薛飚、薛韬系兄妹关系，李庆峰、薛韬系夫妻关系，孙龙洲曾与冯云阁系同居关系，育有一子。刘宝库系通河县浓河镇洪太村村民，其有180亩水田耕地。2013年1月13日，刘宝库作为贷款人、李庆峰作为借款人、薛飚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庆峰向刘宝库借款50万元，约期为2013年1月13日至2014年1月13日，月利率为千分之25，逾期利率加收50%罚息，按月结息，每月支付利息12500元，还本付息账号62×××18，户名孙龙洲；担保人薛飚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如贷款到期后未还，薛飚自愿将房屋抵债给刘宝库，不足部分刘宝库有权继续向李庆峰、薛飚追索。2013年1月14日，刘宝库通过孙龙洲工商银行账户向李庆峰转款50万元。2014年1月13日，衣景云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续签《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延至2015年1月13日，还本付息户名衣景云，账号08×××07，其他内容与2013年1月13日合同内容一致。2015年1月13日，衣景云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再次续签《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延长至2016年1月13日，还本付息户名衣景云，账号62×××18，其他内容不变。2016年4月10日，衣景云、刘宝库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再次续签《借款合同》，将借款期限延长至2018年1月13日，还本付息户名衣景云，账号62×××18，其他内容不变。2014年2月13日前，李庆峰、薛韬将利息还至孙龙洲名下，之后因孙龙洲与女儿冯云阁感情破裂，李庆峰及配偶薛韬将利息还至薛飚名下，薛飚将利息给付刘宝库至及刘宝库女儿冯云阁。李庆峰、薛韬给付利息至2018年7月，自2018年8月起未再支付利息。庭审中，薛飚作为担保人，称以上借款系刘宝库、衣景云出借给李庆峰，2018年7月，刘宝库、衣景云向担保人薛飚主张过还款。另，依刘宝库、衣景云申请并提供担保，法院依法诉前查封了薛韬名下车辆，支付保全费3020元。一审法院认为：刘宝库、衣景云向法院出示的四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刘宝库、衣景云为债权人，李庆峰为债务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孙龙洲未出示直接证据证明其为实际出借人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3年1月13日借款合同签订后次日，刘宝库、衣景云通过孙龙洲账户向李庆峰转款50万元，李庆峰按约定偿还利息至2018年7月，可以证明刘宝库、衣景云履行了出借义务。后李庆峰，担保人薛飚与刘宝库、衣景云续签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履行至2018年1月13日，李庆峰、薛韬给付利息至2018年7月，上述利息标准为月利率2%或2.5%，对于本金均未偿还，故法院对刘宝库、衣景云主张李庆峰给付借款本金50万元及自2018年8月日至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薛韬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2016年刘宝库、衣景云向李庆峰主张还款时，薛韬对借款事实予以认可，并多次将偿还的利息转至担保人薛飚账户，由薛飚将利息还至刘宝库、衣景云，故可以证明以上借款是李庆峰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薛韬应对该债务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庭审中，薛飚自认2018年7月，刘宝库、衣景云向其主张还款，此时担保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刘宝库、衣景云于2019年1月向法院起诉，未超过担保诉讼期间，薛飚作为担保人应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关于李庆峰、薛韬及孙龙洲主张孙龙洲系实际出借人，借款系孙龙洲实际所有，刘宝库、衣景云仅为名义上的出借人，法院认为，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签订《借款合同》是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最主要证据，四份借款合同孙龙洲均未作为债权人一方签订合同，从第二份借款合同起，收款账户名明确变更为衣景云，进一步明确出借人主体系刘宝库、衣景云，李庆峰对此并无异议，且继续与刘宝库、衣景云续签借款合同；在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后，李庆峰继续与刘宝库、衣景云续签借款合同，且李庆峰、薛韬不再继续向借款合同约定的孙龙洲账户还款，而由李庆峰、薛韬向担保人薛飚还款，再由薛飚向刘宝库、衣景云还款，可以证实李庆峰、薛韬认可债权人为刘宝库、衣景云而非孙龙洲。孙龙洲称刘宝库与李庆峰间共计23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人均系孙龙洲，对其出借资金的来源原一、二审及本次发回重审庭审中陈述互相矛盾，证据不能形成合法有效的证据链，不能推出孙龙洲是实际出借人的唯一性结论，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等直接证据。薛飚作为本案担保人，明确向法庭陈述本案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间，与孙龙洲无关，综上，法院对李庆峰、薛韬的抗辩主张及孙龙洲的主张不予采纳。判决：一、李庆峰、薛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宝库、衣景云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二、薛飚对本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9200元、保全费3020元，由李庆峰、薛飚负担。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3页、土地承包合同书1页、通河县乌鸦泡镇乌鸦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页（均是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据来源：归户表、土地承包合同来源于通河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领导小组。证明问题：刘宝库只有承包的耕地旱田14.4亩、水田7亩，责任田旱田14亩，总计34.4亩，2012-2014年每亩平均收入为1200元，一年的总计收入约为41280元，去掉种地的成本每年的实收入也就是1多万元，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刘宝库、冯云阁原审提交的180亩水田的证明是伪造的，其所主张的100万元借款是180亩水田每年30--40万元的收益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二、工商银行存取款凭条4页、信用社存取款凭条5页、信用社银行流水7页（均是原件，庭后提交复印件）。证明问题：孙龙洲有利息收入110万元，此笔款来源于孙龙洲卡中，孙龙洲具备出借此笔款项的能力。李庆峰、薛韬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二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刘宝库、衣景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均加盖了红章，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不了孙龙洲要证明的问题，没有村领导签字摁手印，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薛飚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问题中的一亩出多少钱不清楚，但是亩数对不上，孙龙洲证明问题上说的亩数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孙龙洲举示的证据一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刘宝库、衣景云没有其他土地,对乌鸦泡镇乌鸦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因刘宝库、衣景云并不在此居住,故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二，只能证明孙龙洲银行卡中曾有大额现金流，不能证明就是其收入，本院不予采信。刘宝库、衣景云、李庆峰、薛韬、薛飚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龙洲虽然在一审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在法庭询问其是否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时，其明确回答不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其提出改判李庆峰、薛韬向其承担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薛飚向其承担担保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审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5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是刘宝库、衣景云还是孙龙洲。从各方举证的情况看，与李庆峰建立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刘宝库、衣景云，双方最初于2013年1月13日签订《借款合同》，此后又相继于2014年1月13日、2015年1月13日及2016年4月10日，由刘宝库、衣景云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对该笔借款进行清算后续签了《借款合同》，到2016年4月10日，仍由衣景云、刘宝库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再次对该笔借款清算后最后一次续签《借款合同》，债权人或者是衣景云、刘宝库夫妻二人，或者是衣景云，在四份借款合同中，出借人始终没有孙龙洲。从借款交付及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顺序来看，是先于2012年2月25日签约，于2012年2月26日通过孙龙洲账户转账，此后签订合同也以刘宝库、衣景云为相对人，说明李庆峰自始至终都认为刘宝库、衣景云是出借人。孙龙洲认为其才是出借人，但除了借款交付是通过其账户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并没有与李庆峰建立借款合同关系的证据，李庆峰上诉主张出借人是孙龙洲，但其始终与刘宝库、衣景云签订合同，尤其在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之后依然与刘宝库、衣景云签订合同，还款也转为薛飚的账户，说明其始终认可刘宝库与衣景云是出借人。审理中，作为案涉借款担保人的薛飚亦明确表示案涉款项的出借人是刘宝库、衣景云。虽然案涉款项系自孙龙洲银行账户转入李庆峰银行账户，但因案涉借款发生时，孙龙洲与刘宝库之女冯云阁正处于同居期间，该笔款项的权属尚不能完全确定，亦不能由此即得出孙龙洲为实际出借人的结论。原审判决基于李庆峰与刘宝库、衣景云连续签订《借款合同》及其向薛飚转款的事实，确认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刘宝库、衣景云，其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孙龙洲、李庆峰关于实际出借人是孙龙洲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孙龙洲与刘宝库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关于李庆峰、薛韬上诉认为本案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因李庆峰与薛韬系夫妻关系，且均是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案涉款项系经营生意所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对案涉款项认定为李庆峰、薛韬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庆峰、薛韬的此节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李庆峰、薛韬的上诉请求及孙龙洲的其他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400元，由李庆峰、薛韬负担9200元，由孙龙洲负担9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芳芳审判员  杨大为审判员  唐新元（）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胡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