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2民初15502号原告：孙兆林，男，195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华，辽宁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鲁希诺，男，1968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春，北京斐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奕衡，男，196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原告孙兆林与被告鲁希诺、第三人王奕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兆林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华、梁智，被告鲁希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奕衡参加了本院于2020年8月18日组织的谈话及2020年9月2日组织的证据交换，但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组织的证据交换和开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兆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对第三人王奕衡名下的辽宁省抚顺市X区X路X花园X区X号楼X号房产的查封，判决不得执行该房产；2.诉讼费、公告费260元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7年9月29日，第三人王奕衡与原告孙兆林签订了书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王奕衡将自己名下的案涉房产卖给了孙兆林，价款190万元。2007年10月30日，孙兆林通过其开办的抚顺永茂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茂公司，孙兆林是该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法定代表人）向王奕衡母亲王长然为股东开办的抚顺市北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公司）转账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北新公司当时的记账凭证明确注明是购房款。而永茂公司则于2011年12月27日以孙兆林妻子田若男、儿子孙田的个人收入冲抵了购房款。2007年11月5日，北新公司提现56万元存于王奕衡归还银行贷款的专户中，该笔款项用于归还案涉房产的工商银行按揭贷款553976.82元及利息1252.54元。2008年3月6日王奕衡成功解除了案涉房产的银行贷款抵押，并将案涉房产交给了孙兆林，孙兆林装修使用至今。2007年12月17日，王奕衡为孙兆林出具了书面《收条》，表示收到购房款190万元。2008年8月19日，当事人去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被拒绝受理，理由是案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查封措施持续至今，因此一直无法办理过户变更手续。事后孙兆林得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据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4）宣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0年7月16日以（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轮候查封了王奕衡名下的案涉房产。2013年8月19日，该轮候查封转为正式查封。2018年7月16日续封至今。为此，孙兆林依法提出执行异议申请，2020年3月16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孙兆林的执行异议申请，该裁定于2020年3月20日送达给孙兆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2010年7月16日，本案轮候查封。2013年8月19日轮候查封转为正式查封。而孙兆林与王奕衡于2007年9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孙兆林于2007年10月30日支付了购房全款190万元。2008年5月占有使用该房产。由此可以确定，合同签订、房款支付、对房产的占有，均在查封之前。对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节说明如下：首先，关于如何认定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根据2015年最高法院由江必新、刘贵祥主编、执行局编著的《关于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所述“从实践中看，能够归责于买受人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他人权利障碍的忽略。例如，不动产之上设定有其他人的抵押权登记，而买受人没有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登记时由于存在他人抵押权而无法登记。二是对政策限制的忽略。例如，明知某地限制购房，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购房导致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三是消极不行使登记权利，例如有的交易当事人为了逃税等而故意不办理登记的，不应受到该原则的保护。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买受人本来可以通过诉讼行使无权登记请求权并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来完成物权变动的使命，但却没有行使，能否视为买受人的原因。我们认为，对于普通的民事主体，不可将其都视为法律专家，此种情况，不能视为买受人有过错”。本案中，作为买受人的孙兆林不存在这三个层面的自身原因。作为十多家企业的经营决策人和法定代表人，平时多忙于工作，好不容易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办理变更登记，却因该房产被法院查封而被登记部门拒绝受理，完全不存在消极不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情形。其次，司法解释未对应该办理过户登记的合理期限作出规定。时隔多长时间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可以推定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查阅相关规定原告方注意到：1998年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为30日。2001年8月15日施行的《建设部关于修改的决定》增加至90天。2008年7月1日施行的《房屋登记办法》规定“发生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文书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但取消了办理移转登记的法定期限的规定。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因买卖导致不动产权利转移的，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转移登记”，把原来的“应该”改成了“可以”。上述规定的变迁表明现在不动产权利转移登记不是法律所强制的行为。由此合理期限也就不存在了。换言之“不在合理期限内办理权利转移登记是买受人自身错误”的说法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就本案而言，不能仅仅简单地基于时隔多长时间未办理过户登记来推定买受人孙兆林有过错。最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六条规定：在适用该规定时对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案外人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居住等事实应当严格审查；在判断案外人是否存在过错时不宜过于严苛。作为忙于十多家企业经营决策活动的一个企业家，从占有使用到去办理过户手续仅3个月不足，算不得过错，不宜过于严苛。综上所述，原告孙兆林认为，本案事实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故原告孙兆林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特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告孙兆林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西城法院（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书、（2004）宣执字第1912号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孙兆林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依据，本案对案涉房产的查封情况为2010年7月16日轮候查封，2013年8月19日转正式查封，2015年8月19日、2018年7月16日续封至今。被告鲁希诺、第三人王奕衡均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证据2.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买卖协议》、《鉴定报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案涉房产的产权证办理时间为2004年8月9日，产权所有人为王奕衡，该房产抵押时间为2004年8月11日，抵押权人为工商银行，解除抵押时间为2008年3月6日。2007年9月29日孙兆林与王奕衡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售价为190万元，法院查封案涉房产时间为2008年8月19日，协议签订于法院查封案涉房产前。在本案起诉前为了进一步确定《房屋买卖协议》的签字人，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委托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进行了技术鉴定，结果确定房屋买卖协议上王奕衡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正因为有了该报告，我方才提起了本次诉讼。鉴定报告出具时间为2020年3月31日，是在异议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异议申请之后原告方新取得的证据。被告鲁希诺对房屋所有权证的真实性认可，对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不认可，并称之前在(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鲁希诺提出了对《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条》中的王奕衡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的申请，但孙兆林以《房屋买卖协议》原件丢失为由未提供《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所以未能成功鉴定。《收条》经过鉴定结论为非王奕衡本人签字。此后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孙兆林又提出找到了《房屋买卖协议》原件，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不申请补充鉴定、也不申请鉴定人出庭。鉴定报告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意见这一种类。鉴定意见必须经司法机关委托，原告单方所做的鉴定只能作为书证提交，不属于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所选取的样本未经被告进行质证，不能作为鉴定的样本，结论不可采信。该鉴定报告的结论意见为倾向认为检材中的签字是王奕衡所签，不属于有明确结论。该鉴定报告没有附上鉴定机关及鉴定人的资质，因此对该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鉴定报告中的公证书没有公证处的公章及公证人员的签名。第三人王奕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据3.支票存根、公司证明、进账单、记账凭证、永茂公司的银行流水、《收条》、通用凭证、永茂公司执照、北新公司档案、公安户籍证明、购房借款合同、还贷凭证。支票存根证明孙兆林通过其名下的永茂公司向王奕衡母亲王长然作为股东的北新公司支付了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永茂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该款项为原告支付的本案所涉房款。190万元房款进账单为北新公司收到支票后到银行办理的收款进账手续，日期为2007年10月30日。北新公司的记账凭证明确注明190万元收取房款，永茂公司的银行流水注明上述190万元已经转给了北新公司。王奕衡收到190万元后于2007年12月17日为孙兆林出具了《收条》。通用凭证证明2011年12月27日由孙兆林的爱人田若南及儿子孙田用个人收入冲抵了该190万元购房款。公安户籍证明可以证实王奕衡与王长然是母子关系。购房借款合同证明王奕衡在工商银行有贷款，与案涉房产抵押给工商银行的情况相互印证。还贷凭证证明北新公司收到房款后由王阳提取了56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因此解除了本案房产的抵押。2007年11月5日北新公司从190万元购房款中提取56万元交王奕衡妹妹王阳，用于归还按揭贷款本息。2008年3月6日银行解除该房产的抵押。被告鲁希诺对支票存根的关联性不认可，称支票涉及的双方与本案当事人均不是同一主体，（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中第四页中孙兆林陈述的是现金支付购房款190万元，并且明确指出了支付时间为2007年12月17日；对公司证明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经被告方查询工商登记，2010年孙兆林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之前孙兆林并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进账单、记账凭证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收条》真实性不认可，(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中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结论为非王奕衡本人签字；对通用凭证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永茂公司执照真实性认可；对北新公司档案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公安户籍证明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该户籍证明涉及身份关系的认定，应由相关人员依法取得，孙兆林非该证明中的相关人，取得方式不合法，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购房借款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还贷凭证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涉及案外人北新公司，孙兆林取得证据方式不合法。第三人王奕衡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据4.社区情况说明、物业情况说明、电话费、物业费、水费收据、电讯证明、电子地图、田若南身份证及与孙兆林结婚证、陈浩等证人的证言。针对物业费的收据，原告方又从物业公司调取了相应的物业费收据的另外一联，来佐证交纳物业费的真实性。本组证据意在证实2008年5月，孙兆林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被告鲁希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和本案无关，并称证人未到庭，因此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三人王奕衡对该组证据中除电子地图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据5.公司营业执照五份、孙兆林2008年出差凭据6套、房屋交易中心情况说明。证明孙兆林作为多家私企法定代表人，频繁在外奔波，工作较忙，难得时间去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2008年8月双方去办过户手续，但案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被告鲁希诺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出差凭证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房屋交易中心情况说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6.(2019)京0102执异395号裁定书、(2019)京02执复146号裁定书，证明本案不属于重复异议，是新的独立案件，应当进行全面审理，不受前一异议案件的影响。被告鲁希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本次孙兆林的起诉属于重复诉讼。证据7.(2005)宣执字第38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2005)宣执字第386号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孙兆林针对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5）宣执字第386号执行裁定的轮候查封案涉房产先后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和执行异议之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未依法告知原告应当针对2013年8月19日开始生效后有效期内的本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民事裁定的正式查封行为主张权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立案受理了执行异议申请和执行异议之诉相关案件，并进行了实体审理和裁判，超出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孙兆林在本案中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生效裁判确认的鉴定意见合法有效等基本事实。被告鲁希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称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孙兆林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孙兆林的陈述是真实的，且执行异议是孙兆林提起的，法院程序上的问题和责任与鲁希诺无关。证据8.经营权转让协议、2002年12月15日中歌之窗宾馆费用清单、受托人分别为刘明、王宇、刘明、李浩的授权委托书四份。孙兆林表示该组证据系原告方通过调取法院卷宗取得的，证明因被告鲁希诺的原因，导致鉴定中心鉴定遗漏了王奕衡签名样本，在两份《开庭笔录》样本之外，不能排除还存在包括收条上“王奕衡”签名是王奕衡本人所书写的其他签名，鉴定意见错误。被告鲁希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鉴定中心采用哪些作为鉴定的样本，与被告无关，且该鉴定是法院委托的，二审判决中明确了原告对于申请鉴定人出庭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意见，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因此鉴定结论正确。被告鲁希诺辩称：不同意原告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孙兆林已经于2015年向西城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经西城法院(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驳回其异议，孙兆林向西城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驳回，后其上诉至二中院，被（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孙兆林向高院申请再审，高院以（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三级法院审理后均驳回了孙兆林的执行异议请求。本次孙兆林又以同样的事实理由对同样的房屋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构成重复起诉。（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其异议申请。本案孙兆林有滥用诉权的嫌疑，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孙兆林的起诉。且孙兆林在明知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两次起诉的事实理由与证据自相矛盾，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鲁希诺保留向西城区检察院提起虚假诉讼举报的权利。被告鲁希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案涉房产与孙兆林的关系法院已经查明，孙兆林已经提起过一次案外人异议被法院予以驳回，本次诉讼系重复诉讼，属于滥用诉权。原告孙兆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执复146号裁定书已经做出认定，要求重新审查，孙兆林本次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本案应适用异议复议规定的第二十八条，孙兆林提出的证据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所认定的事实，因此孙兆林认为原判决裁定已经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孙兆林先后两次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原因在于被告分两次提出执行申请。如果说孙兆林提起的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是重复诉讼，那么被告提起的执行申请也应系重复申请，法院不应该受理，但法院依法受理了被告的两次执行申请，可以证明原告的本次诉讼主张不属于重复诉讼。证据2.(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不真实，没有实际付款，所以案涉房产和原告无任何关系。原告孙兆林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3.(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二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所以予以维持。原告孙兆林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4.(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和收条真实性无法确认，并对一审法院的鉴定文书进行了审查认定。原告孙兆林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鉴定文书，证明《收条》不真实，上面的王奕衡签字非其本人所签。原告孙兆林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针对被告鲁希诺提交的证据2-5，原告孙兆林共同的质证意见为：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不能作为被告主张原告不具有排除法院执行的有效证据。原告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真实。被告提交的鉴定文书本身存在瑕疵，第一是样本的数量。作为鉴定申请人本案的被告当时持有6组样本，却只提供2组，样本数量不足。第二鉴定文书首页中明确样本是2004年3月16日的开庭笔录和2004年4月16日的开庭笔录，而作为检材的收条是2007年12月份产生，中间间隔3年零8个月，王奕衡的签字完全可以在此期间产生重大变化，而鉴定文书对该环节没有做任何解释和说明，便得出不是同一人所签，逻辑上存在问题。因此该鉴定文书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第三鉴定文书中没有加盖法院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告方在调取卷宗材料时法院档案室人员明确告知原告方卷宗材料中没有法院出具的鉴定委托书。第四鉴定中心没有开展司法鉴定的有效资质。第三人王奕衡述称：我同意原告孙兆林的诉讼请求。我于2007年将案涉房产卖给了孙兆林，并且签订了协议。孙兆林通过其名下公司以支票的方式将钱转给了北新公司，全款190万元均已支付。北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的母亲王长然。最后该笔款项转给了我的妹妹王阳，王阳用该笔款项支付了银行贷款，解除了案涉房产的抵押。2008年初我将案涉房产交付给了孙兆林。当时我人在北京比较忙，所以该房产一直没有办理过户，直至8、9月份去办理过户的时候发现该房产已经被宣武法院查封。案涉房产的买卖协议与收条均是我本人签署，我愿意对此承担法律责任。第三人王奕衡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审查，本院对原告孙兆林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中的房屋所有权证、证据6、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被告鲁希诺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予以确认。对其余证据，本院不予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以下事实：鲁希诺、樊小辉诉王奕衡其他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权利纠纷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2日作出（2004）一中民终字第799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王奕衡给付鲁希诺、樊小晖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零四元六角九分；三、驳回鲁希诺、樊小晖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王奕衡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鲁希诺、樊小辉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以（2005）宣执字第386号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08年8月19日对王奕衡名下位于辽宁省抚顺市X区X花园X区X号楼X号房产（房产证号：抚房权证字第XXXX号）进行查封，该房产至今处于查封状态。孙兆林此后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本院以（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立案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案外人孙兆林向本院提交了其与王奕衡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显示“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就王奕衡出售X花园X号（X区X号楼）房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王奕衡）以售价一百九十万元将X花园X号（面积为391.63平方米）房屋出售给乙方（孙兆林）。付款方式：在签订协议时以现金方式于2007年11月30日前全部结清。2、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办理。3、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若一方违约，则需支付给对方违约金。违约金为X花园X号总房款20%。4、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孙兆林在异议审查过程中表示其于2007年12月17日将购房款19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予王奕衡，从2008年4月装修入住至今，一直在上述房屋内居住。2008年8月中旬，在与被执行人王奕衡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过程中，法院将上述房屋查封。2015年1月4日，本院就上述执行异议作出（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孙兆林的异议请求。孙兆林不服（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6年4月29日，本院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书第11-12页载明“孙兆林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和一张收条，其自称该协议和收条上‘王奕衡’签字均为王奕衡本人签字。房屋买卖协议记载‘甲方（王奕衡）与乙方（孙兆林）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出售X花园X号（X区X号楼）房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以售价一百九十万元将宏宇X花园X号（面积为391.63平方米）房屋出售给乙方。付款方式：在签订协议时以现金方式于2007年11月30日前全部结清。2、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协助办理。3、违约责任：协议签订后，若一方违约，则需支付给对方违约金。违约金为X花园X号总房款20%。4、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2007年9月29日’。该协议落款处有‘孙兆林’和‘王奕衡’签字。收条记载‘今收到孙兆林给付购房款壹佰玖拾万元整。2007年12月17日’。该收条落款处有‘王奕衡’签字。孙兆林自称该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处‘王奕衡’均为王奕衡本人的签字。根据鲁希诺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使用样本为经过孙兆林和鲁希诺、樊小辉质证的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1份6页和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1份8页。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1日出具了文书鉴定意见书（北天司鉴【2015】文书鉴字第142号），鉴定意见为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与样本中王奕衡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的。鲁希诺为此支付鉴定费用一万二千元。孙兆林认为该鉴定意见有误，但未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也未申请鉴定人出庭”。该判决书第13页载“孙兆林自称其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中‘王奕衡’的签字一致，均为王奕衡本人签字，故本院推定上述鉴定结论效力可以及于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本院认定该签字亦非王奕衡本人所签‘王奕衡’的签字”。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1月2日受理本院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的鉴定事项，并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北天司鉴【2015】文书鉴字第142号鉴定意见书。孙兆林不服（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6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第6页载明“另经询问，孙兆林称收条上的金额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付款的。本院另查明，在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组织的谈话中，法庭要求双方确认鉴定样本；鲁希诺、樊小辉确定以（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案件中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共6页）和（2004）宣民初字第1376号案件中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共8页）为鉴定样本；孙兆林同意将上述材料作为鉴定样本，未提出要求提交或调取其他样本的请求。在一审法院2015年12月14日开庭中，孙兆林出示了《房屋买卖协议》原件；法庭询问其申请鉴定时没有提交该协议的原因；孙兆林称上次鉴定后回去找到了；法庭询问孙兆林是否申请鉴定人出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孙兆林明确表示不申请”。此后孙兆林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再审申请。该裁定书第2页载明“一、二审法院将《文书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并无不当。加之对孙兆林系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亦无法确认，故一、二审法院对孙兆林享有因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取得了能够排除执行的合法权利的主张未予认定，进而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亦无不妥”。另查，2004年6月18日，本院就鲁希诺与王奕衡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04）年宣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王奕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鲁希诺九万元；二、王奕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鲁希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九万元为基数，自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活期储蓄利息的规定确定利率）。上述判决生效后，鲁希诺向本院申请执行。2004年7月14日，本院以(2004)年宣执字第01912号案件立案执行。执行期间，本院执行实施部门对王奕衡名下位于辽宁省抚顺市X区X花园X区X号楼X号房产（房产证号：抚房权证字第XXXX号）进行查封。后经本院续封，该房屋至今处于查封状态。孙兆林此后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本院以（2019）京0102执异395号立案审查。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190万元卖给孙兆林，该协议是由王奕衡的哥哥王宇代为签订…2007年12月17日王宇代王奕衡给孙兆林出具了190万元的房款收据，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2019年10月30日，本院以孙兆林就同一执行标的再次提出异议属于重复申请为由，作出（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孙兆林的异议请求，该裁定尾部载明“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孙兆林不服（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京02执复146号执行裁定，以原裁定适用法律程序错误为由，裁定撤销（2019）京0102执异395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本院以（2020）京0102执异132号立案重新审查。经实质审查后，本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孙兆林的异议申请。该裁定尾部载“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孙兆林不服（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裁定，提起了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应确定为：一、孙兆林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孙兆林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孙兆林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撤回异议或者被裁定驳回异议后，再次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之意在于禁止案外人在特定执行案件中提出案外人异议后又主动撤回异议或被裁定驳回异议，再次在同一执行案件中就同一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并未限制案外人基于同一执行标的在不同的执行案件中提出异议。虽然孙兆林在本院（2005）宣执字第386号案件执行过程中针对法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提出了案外人异议，经本院审查作出（2015）西执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其异议，此后孙兆林不服（2015）西执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经本院审理作出（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驳回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孙兆林不服（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兆林不服（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经（2017）京民申2916号民事裁定审查，裁定驳回孙兆林的再审申请。但孙兆林现针对的是本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提出的案外人异议之诉。（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的执行依据为（2004）宣民初字第1367号民事判决，而（2005）宣执字第386号案件的执行依据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一中民终字第7991号民事判决，两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完全不同。因此孙兆林提出的两次案外人异议并不构成重复异议，孙兆林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也并非重复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本院对孙兆林的异议之诉进行实质审理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孙兆林提交的证据1中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的（2004）宣执字第1912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可知孙兆林系在本院（2004）宣执字第1912号案件对案涉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提出的案外人异议。（2020）京0102执异132号执行异议裁定也明确赋予了孙兆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孙兆林据此向本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之诉，本院应对孙兆林的起诉进行实质审理并作出判决。鲁希诺主张孙兆林系重复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二、孙兆林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2011年7月28日施行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十五条规定，法院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权过程中，针对特定房屋实施强制执行，购买该房屋的案外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停止对该房屋执行，经审查案外人已经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且对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没有过错的，对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案外人同时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的，不予支持，申请执行人要求对该房屋许可执行的，不予支持。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在适用上应作如下理解：（一）案外人（第三人）应当在法院针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标的物。法院在处理时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买卖合同、付款发票、付款收据、物业服务合同、物业费缴费发票等证据予以综合判断。（二）“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是指案外人（第三人）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由于被执行人不予协助、办理登记存在客观障碍、登记机关原因等案外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案外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逃避债务，故意将财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三）在适用该规定时对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案外人是否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居住等事实应当严格审查；在判断案外人是否存在过错时不宜过于严苛；在利益冲突的权衡时，应当在依法的前提下，兼顾购房业主（案外人）的生存利益与银行、企业（申请执行人）之间的经营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４）１５号】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以上规定明确了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以不动产买受人的身份主张排除执行，法院应当重点审查的要件，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一）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要件。孙兆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29日的《房屋买卖协议》的原件并提供了辽宁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鉴定报告（系基于辽宁容智律师事务所委托），第三人王奕衡认可《房屋买卖协议》及鉴定报告真实性。孙兆林在本案中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王奕衡”签字是王奕衡本人所签，并明确表示孙兆林与王奕衡只签署过一份《房屋买卖协议》，孙兆林在之前的案外人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之诉案件中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与本案中提出的《房屋买卖协议》为同一份协议。在（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兆林亦主张《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王奕衡”签字是王奕衡本人所签。但（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民事判决认定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的效力可以及于《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并据此认定《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并非王奕衡本人所签。在（2019）京0102执异395号案件审查过程中，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9月29日王奕衡与孙兆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涉案房屋190万元卖给孙兆林，该协议是由王奕衡的哥哥王宇代为签订”。孙兆林围绕《房屋买卖协议》中“王奕衡”的签字是否为王奕衡本人所签，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所作陈述意见存在矛盾，有违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据此，本院对《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对该协议的效力也不予确认。（二）关于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要件。孙兆林在本案中主张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190万元，支付过程依孙兆林起诉的事实理由中所称为“2007年10月30日，孙兆林通过其开办的永茂公司（孙兆林是该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法定代表人）向王奕衡母亲王长然为股东开办的北新公司转账支付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北新公司当时的记账凭证明确注明是购房款。而永茂公司则于2011年12月27日以孙兆林妻子田若男、儿子孙田的个人收入冲抵了购房款。2007年11月5日，北新公司提现56万元存于王奕衡归还银行贷款的专户中，该笔款项用于归还案涉房产的工商银行按揭贷款553976.82元及利息1252.54元。2007年12月17日，王奕衡为孙兆林出具了书面《收条》，表示收到购房款190万元”。在（2015）西民（商）初字第08735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孙兆林亦主张《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为王奕衡本人所签。但经鲁希诺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的同一性进行鉴定，使用样本为经过孙兆林和鲁希诺、樊小辉质证的2004年3月16日《开庭笔录》1份6页和2004年4月16日《开庭笔录》1份8页，鉴定结论为2007年12月17日收条上“王奕衡”的签字与样本中王奕衡的签名笔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孙兆林虽然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但孙兆林缺乏充分的反证予以推翻。此外，在（2019）京010执异395号案件审查中，孙兆林在异议申请的事实理由中称“2007年12月17日王宇代王奕衡给孙兆林出具了190万元的房款收据”。孙兆林在前后不同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有关《收条》出具人员身份的陈述意见存在矛盾，亦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本院对《收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采信。孙兆林在本案中表示案涉房产的购房款190万元系通过永茂公司向北新公司转账支付，与之前（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执行裁定第4页所载明“孙兆林表示其于2007年12月17日将购房款190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予王奕衡”的审查查明事实不符，与（2016）京02民终10789号民事判决第6页所载明“另经询问，孙兆林称收条上的金额是以现金方式进行付款的”内容亦存在矛盾，再次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本院对孙兆林在本案中有关案涉房产购房款支付所作陈述意见、所交相关证据均不予采信。（三）关于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要件。孙兆林主张《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条》签订日期均在2007年，且孙兆林称2008年8月19日当事人去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被拒绝受理，理由是案涉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并提交了房屋交易中心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出具日期为2013年12月24日。从孙兆林主张办理过户登记日期（2008年8月19日）起至孙兆林在（2015）西执异字第01689号案件针对案涉房产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法院解除查封为止，中间时间间隔较长。孙兆林未提交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内其以诉讼或其他形式向王奕衡提出了办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的请求，因此本院认定孙兆林对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并未完成其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对孙兆林主张对涉案房屋解除查封、不得执行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四十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兆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公告费260元，由原告孙兆林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杨晓龙审 判 员 李 晗审 判 员 苑丹妮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康燕婷书 记 员 孙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