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02民初648号原告：沈阳万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755521939Q。法定代表人：陈忠杰，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艳萍，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唐秀成，男，195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英，女，1958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原告沈阳万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维物业公司”）诉被告唐秀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维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丹，被告唐秀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秀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万维物业公司诉称，被告唐秀成原是浦发银行沈阳分行的员工，在2012年、2013年前后原告接管该银行物业服务工作后，该银行希望原告一并接管其厨房事务。基于此，被告唐秀成一并受原告雇佣，并被安排在浦发银行沈阳分行项目部，从事厨师工作。被告唐秀成系原告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安排给通辽市弘洁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洁公司”）管理，并通过该公司代发工资。因被告唐秀成与沈阳黎明毛纺织厂存在劳动关系，故即便在原告处工作或者在浦发银行沈阳分行处工作，也不可能再行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只能是劳务或者雇佣合同关系。事实上，原、被告双方也从来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2017年7月26日，原告通知被告唐秀成由浦发银行沈阳分行项目部安排到光大银行项目部工作，因为光大银行没有厨师岗位，所以原告临时安排其为值班员，但被告唐秀成不服从该项工作安排，并自行离职，从第二天之后就没有再到单位上班。关于被告唐秀成提及的到光大银行工作后工资标准后降低的情况是不属实的。事实上，被告唐秀成的工资标准与其于原告在浦发银行沈阳分行项目部工作时的标准一致，仍为2,800元/月。由于原告财务人员的工作失误，在通过弘洁公司为被告唐秀成发放工资时，多给其支付了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25日期间的劳务费共计33,061.5元。原告发现后多次要求被告唐秀成返还该部分劳务费未果。关于被告唐秀成从原告处离职后，原告为何在一年多时间内仍为其发放工资的问题。原告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给被告唐秀成发工资，当时，因我公司与通辽市瑞祥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和公司”）在财务对接时出现失误，没有将被告唐秀成已离职的信息告知瑞祥和公司，导致瑞祥和公司仍旧按之前的标准向包括被告唐秀成在内的员工继续发放工资。2018年2月份，瑞祥和公司注销，原告的劳务派遣业务转给了弘洁公司，但是仍然因为公司之间财务对接时出现失误，导致很长时间内，原告才发现给被告唐秀成和案外人王宝生多发放了劳务费，遂导致本案诉讼。关于原告提供的（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书和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弘洁公司曾就本案事宜向法院起诉被告唐秀成，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但因被告唐秀成不认可与弘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原告存在劳务关系，故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弘洁公司的起诉。关于原告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光大银行业务受理凭证、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回执、中国光大银行出具的被告唐秀成名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77）交易明细，可以证明自2017年9月15日到2018年8月15日，在被告唐秀成未向原告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原告共向其支付劳务费33,600元，被告唐秀成已经将该12笔款项从银行账户中取出。关于原告提供的调动通知单、返款情况说明，可以证明2017年7月26日原告通知被告唐秀成由浦发银行沈阳分行项目转到光大银行项目工作，但被告唐秀成不同意该工作安排，之后一直未到单位上班。与被告唐秀成情况相同的案外人王宝生已经将多领取的20,073元分批返还给原告。关于被告唐秀成提出在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25日期间其未在工作岗位上工作，而是在家待业，并且原告曾向其承诺“待业期间工资照发”的情况不属实。因为被告唐秀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是劳务关系，其不提供劳务就不应获得报酬。在2019年10月28日弘洁公司起诉被告唐秀成的庭审时，被告唐秀成不认可与弘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是与原告存在劳务关系，所以法院驳回了弘洁公司的起诉。当时庭上已经明确告知被告唐秀成，如果其认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应通过劳动仲裁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被告唐秀成至今没有向原告提出过仲裁或者提起诉讼。关于被告唐秀成提供的两份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份是因为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到，所以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第二份是通弘洁公司起诉被告唐秀成，但因被告唐秀成只认可与原告存在劳务关系，故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对于被告唐秀成提供的律师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律师函有两处错误，一是把光大银行和浦发银行写颠倒了，二是要求被告唐秀成返还的款项数额是按照王宝生的数额书写，与被告唐秀成多领取款项的不符，后经核实又向被告唐秀成发送过律师函，因双方调解未成，故诉至法院。如果被告唐秀成认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其应向原告主张权利，但至今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答辩意见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律师函以及关于要求被告唐秀成返还解除劳动关系后工资款的通知中提到的“劳动关系”问题。律师函是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草拟的，与负责人事的部门沟通中出现错误，误将“劳务关系”写成了“劳动关系”。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故在被告唐秀成取得财产上的利益，原告受到损失，且被告唐秀成取得的利益与原告所受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且被告唐秀成取得利益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依据的情况下，原告有权向被告唐秀成主张返还案涉款项。纵观本案，根据原告的举证可知，被告唐秀成在未项原告提供劳务的情况下，领取了2017年9月15日至2018年8月15日工资33,600元，从而获得财产上的利益，原告因此受到损失，并且在被告唐秀成取得利益与原告所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键在于被告唐秀成取得的利益是否存在合法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加以证明”，被告唐秀成负有证明案涉款项不是其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为此，原告认为本案的举证责任在于被告唐秀成，如果被告唐秀成能够证明其有合法依据，自然不用返还，否则理应返还。这即是常识，又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举证规则。显然本案被告唐秀成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8月1日之后向原告提供了劳务，也即“取得利益有无法律上或约定的依据”。针对被告唐秀成主张其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在没接到解除劳务合同通知的情况下，其有权享有工资的答辩意见。原告认为，被告唐秀成已经认可其与原告之间系劳务关系，在其未提供劳务的情况下，原告自然无需向其提供劳务报酬。且被告唐秀成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表示其终止劳务关系，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务关系自2017年8月1日已经终止，被告唐秀成的该项答辩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关于被告唐秀成提出其曾向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但原告为了避免双方解除劳务关系之后的赔偿责任，要求被告唐秀成不要申请仲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且被告唐秀成没有证据证明。1.被告唐秀成已经在之前的诉讼和本次庭审时陈述其与原告之间系劳务关系。2.被告唐秀成所谓解除劳务关系后其权益受到侵犯，应当属于劳动关系纠纷，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其应当另行提起诉讼。3.瑞祥和公司于2019年提起诉讼，如果被告唐秀成认为其权益受到侵犯，当时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损的事实，在1年内应当提起劳动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显然距今已经超过了1年的诉讼时效，故其主张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综上，本案系原告在办理员工考勤制度、工资发放以及与派遣公司对接等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导致在被告唐秀成在未向原告提供劳务的情况下，为其多发放了劳务费33,061.5元。原告现不主张被告唐秀成是否存在恶意，所以，本案中，原告也放弃要求不当得利孳息的主张，但被告唐秀成在没有合法依据的前提下取得案涉不当利益，依法应当返还给原告。综上，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唐秀成立即向原告返还多支付的劳务费33,061.5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唐秀成承担。被告唐秀成辩称，我于2002年开始在浦发银行沈阳分行做厨师，一直工作到2017年7月。我的工资由原告万维物业公司发放。我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2017年6月末，原告万维物业公司通知我回家，不让我工作了，我随即离开工作单位。2017年8月份，原告万维物业公司通知我到光大银行工作，但我未同意，也没有到该单位工作。关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所述，自2017年8月2日至2018年8月25日期间的劳务报酬共计33,061.5元的情况属实，我确实已经收到该款项。该期间内，我一直在家等待原告万维物业公司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2017年6月末，原告万维物业公司通知我离职，但因我未同意，并向原告万维物业公司声明准备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原告万维物业公司遂向我表示“先回家等信，在未安排工作之前工资照发”。因此，原告自2017年8月2日继续为我发放工资至2018年8月25日。另外，我于2018年8月13日从原工作单位即沈阳黎明毛纺织厂办理退休，故我方认为，原告万维物业公司并非系其工作人员失误导致多给我发放了工资，而是该部分工资本就应属于我所得。关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提供的（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书和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关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光大银行业务受理凭证、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分行回执、中国光大银行出具的被告唐秀成名下的银行账户（账号为62×××77）交易明细，我方无异议。关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提供的调动通知单、返款情况说明的证据，我方从未收到过调动通知单，返款情况说明中的王宝生与我的情况不一样。关于本案，我方尚未向仲裁部门或者是人民法院提起过仲裁或诉讼。关于我方提供的（2019）辽0102民初15040号民事裁定书、（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书、律师函、关于要求被告返还解除劳动关系后工资款的通知，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非劳务关系。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22日，案外人弘洁公司作为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唐秀成，要求判令被告唐秀成立即向其返还多支付的劳动报酬33,061.5元。本院经依法传唤原告弘洁公司开庭，但该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辽0102民初1504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按原告通辽市弘洁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动撤回起诉”。2019年9月5日，弘洁公司再次作为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向本院起诉被告唐秀成，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多支付的劳务报酬33,061.5元”。经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原告通辽市弘洁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起诉”。现原告万维物业公司以上述事实为基础并以不当得利为由再次起诉来院，要求被告唐秀成返还其不当得利款项33,061.5元。本案庭审期间，原告万维物业公司主张其与被告唐秀成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而被告唐秀成主张双方系劳动关系，案涉款项系其应得的工资款，并非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所述的不当得利款项。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2019）辽0102民初15040号民事裁定书、（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该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二）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涉劳动争议案件，应当首先经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原、被告存在较大分歧。原告万维物业公司主张该款项系被告唐秀成所获取的不当得利，而被告唐秀成主张该款项系因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由原告万维物业公司向其发放的工资。基于此，在双方就案涉款项性质所依据的事实即双方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抑或劳务合同关系尚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不宜对案涉款项的返还与否作出判定，否则将会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造成实质性影响。所以，原、被告如对案涉款项存在争议，应先行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加以解决，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再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本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辽0102民初19716号民事裁定，该裁定仅系依据该案原告即弘洁公司与被告唐秀成的陈述意见等认为弘洁公司就该案提起民事诉讼并不适格，故裁定驳回其起诉。其中并未对本案原告万维物业公司与被告唐秀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进行认定。关于原告万维物业公司提出，如果被告唐秀成认为自身权益受侵害，应在1年内申请劳动仲裁，但其并未提出，故已超过仲裁时效等意见，此系仲裁机构的审查范围，并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查范围，故本案中不予评价和认定。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沈阳万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13元，退回原告沈阳万维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民事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湘婷本裁定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第十九条第二款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二）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第五十条当事人对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案件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