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402民初923号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广东省××××××××××××××××，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晨光晓，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楚晗旗，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李新昶，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锦秀，广东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庄鸿嵘，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反诉原告）：庄梓儒，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反诉原告）：庄梓涵，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反诉原告）：庄美淇，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公民身份号码：××××××××××××××。上述四被告（反诉原告）共同法定监护人：徐梦莹。上述四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锦秀，广东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经济特区唐家镇淇澳工贸公司，住所地：珠海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30P。法定代表人：姚华耀，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依霖，广东仁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卫原，系公司员工。第三人：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珠海市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86W。负责人：钟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与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及被告珠海经济特区唐家镇淇澳工贸公司（以下简称“淇澳公司”）、第三人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唐家湾镇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晨光晓、楚晗旗，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锦秀，被告淇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依霖与第三人唐家湾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反诉被告）李新昶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伟之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五被告立即连带支付原告补偿款638929.7元；2.请求判令五被告立即连带赔偿原告赔偿款暂计1000000元（最终以原告实际损失或鉴定确认的金额为准）；3.请求判令被告淇澳公司对本案诉讼请求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鉴定费等全部由六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诉深圳市加美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美森公司”）、徐梦莹等合同纠纷一案，因诉讼期间加美森公司注销，其股东为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原告已于2020年4月22日依法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申请变更被告加美森公司为被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加美森公司与被告淇澳公司于2008年1月1日签订《土地租赁合约》，约定由加美森公司租赁位于珠海市唐家湾淇澳岛牛仔湾正角海滩用于餐饮经营，且案涉土地可由第三方经营。原告与加美森公司、被告徐梦莹于2017年11月30日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实际经营案涉土地。后第三人唐家湾镇政府就案涉土地补偿加美森公司、被告徐梦莹、被告淇澳公司130多万元，加美森公司、被告徐梦莹、被告淇澳公司即单方终止《合作经营协议书》并提前收回案涉土地，导致原告未得到任何补偿并产生巨额损失。诉讼期间，加美森公司未依法清算即注销，依相关规定，其股东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并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依《合同法》等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判如所请。被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辩称：2008年1月1日,加美森公司、聂国泽与淇澳公司签订关于涉案土地的《土地租赁合约》,约定租期为20年。该合同一直履行至2019年。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环境整治,整治范围包括涉案土地。2019年6月24日,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了《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签订协议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约》并约定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租用场地所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房屋构建物等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补偿。2019年10月,淇澳公司代为将政府相关部门补偿款项711682元发放给承租人加美森公司。因加美森公司经营不善名存实亡，于2019年中已开始着手准备清算（2020年3月已注销），加美森公司债权债务实际上由被告徐梦莹（原加美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承接负责。故应发放给承租人加美森公司涉案补偿款项711682元就直接发放到被告徐梦莹个人帐户。五被告承接了已注销加美森公司债权债务，虽然收取了土地相关补偿款项711682元，但还要从中另补偿给涉案土地其他承租人王**明、苏团仔，故五被告最终拿到补偿款没有711682元。2017年11月30日，原告、李新昶、林银松与加美森公司、被告徐梦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原告每月固定红利9000于当月的10号之前支付，但原告拖欠被告徐梦莹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每月固定红利共63000元及水电费，按照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每月固定红利于当月的10号之前支付，逾期支付的，甲方有权收回经营场地，保证金不予退回。因此，被告徐梦莹有权于2018年12月11日收回经营场地，也已通知原告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收回经营场地，但原告拒不搬迁交回经营场地，故要支付参照每月固定红利9000元标准，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场地占用使用费63000元与水电费。另一方面，原告因2018年12月不交当月固定红利，按《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被告徐梦莹已于2018年12月11日解除合同收回经营场地，故原告无权再分配2019年6月24日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签订的《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所约定加美森公司（现由五被告承接债权债务）应得补偿款之中的一部分。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淇澳公司辩称，被告淇澳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关于涉案土地的相关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淇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1月1日，被告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关于涉案土地的《土地租赁合约》，约定租期为20年。该合同一直履行至2019年。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环境整治，整治范围包括涉案土地。2019年6月24日，被告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了《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签订协议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约》，并约定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租用场地所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房屋构建物等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补偿。被告淇澳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关于涉案土地的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要求被告淇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加美森公司违法转租，且加美森公司已获得解除合同相应的补偿款，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淇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淇澳公司与承租人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的《土地租赁合约》第三款第四条约定“……，转租他人必须取得甲方同意方可转让，如违反此款，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加美森公司作为承租人之一，未通知被告淇澳公司、也未取得被告淇澳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将土地转租给原告，已违反上述合同规定，如因此而造成被告淇澳公司损失，加美森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解除合同的补偿款支付情况。2019年7月至2019年10月间，相关政府部门将淇澳淇沙湾清理整治项目补偿款交给被告淇澳公司，被告淇澳公司代为将全额款项发放给承租人加美森公司、聂国泽，其中，加美森公司可获得补偿款751682元。被告淇澳公司根据加美森公司提供的、由其法定代表人徐梦莹代表加美森公司与王**明签订的《协议书》，将加美森公司补偿款中的40000元支付至王**明个人银行账户，剩余补偿款711682元应加美森公司的要求，被告淇澳公司将款项支付至其法定代表人、股东、其余股东的监护人徐梦莹个人银行账户。被告淇澳公司已经履行完毕《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被告淇澳公司对加美森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被告淇澳公司也已经代相关政府部门发放了足额补偿款给加美森公司，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淇澳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毫无事实依据。综上，被告淇澳公司无需承担原告所诉的连带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第三人唐家湾镇政府述称，珠海高新区征地和城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新区征收办”）与淇澳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签订《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委托协议书》，并支付了补偿款。根据高新区管委会工作部署及《专题研究淇澳社区系列工作推进会议纪要》（珠高专题会纪【2018】174号）相关会议精神，需要对淇澳岛淇沙湾片区面积约为29.94亩的范围纳入淇澳岛环境整治项目进行环境清理整治。根据《珠海市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办法》等相关规定，高新区征收办与案涉场地的使用人淇澳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签订《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委托协议书》，约定高新区征收办对淇澳公司使用的淇澳岛淇沙湾片周边范围内涉及9户权属人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双方确认本次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范围为29.94亩，补偿款2614480元；淇澳公司应在收到补偿款之日起五日内全数发放给9户受偿业主；淇澳公司承诺本次土地清理范围内青苗及附着物的所有权不存在争议，否则一切后果由淇澳公司承担；合同附件《淇沙湾片区清理整治项目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显示，权属人聂国泽、加美森公司补偿款合计1503365元。各方对案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款总额无争议。根据淇澳公司核实的情况，权属人聂国泽、加美森公司应得补偿款共计1503365元，其中加美森公司应分得补偿款751682元（包括王**明的罾棚补偿款4万元）。高新区征收办已经向淇澳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高新区征收办对土地使用人淇澳公司核实确认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权属人进行补偿，并委托淇澳公司代付。由于案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可能涉及淇澳公司、承租人、合作经营人等多方权益，有关各方也在相关合同中对补偿款的分配做了约定，各方应当依法对案涉补偿款进行分配。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以下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两反诉被告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场地使用费63000元、水费14317元、电费6300元，合计83617元，并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以8361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0年4月30日利息损失暂计为5020元）；2.请求判令反诉诉讼费用由两反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1月1日,加美森公司、聂国泽与淇澳公司签订关于案涉土地的《土地租赁合约》,约定租期为20年，该合同一直履行至2019年。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环境整治,整治范围包括涉案土地。2019年6月24日,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了约定签订协议之日起解除双方签订《土地租赁合约》的《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因加美森公司经营不善名存实亡，于2019年中已开始着手准备清算（2020年3月已注销），加美森公司债权债务实际上由被告徐梦莹（原加美森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接负责处理。2017年11月30日，原告、李新昶、林银松与加美森公司、被告徐梦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每月固定红利9000原告于当月的10号之前支付，但原告拖欠五被告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每月固定红利共63000元及水电费，按照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第四条第3款约定：每月固定红利于当月的10号之前支付，逾期支付的，甲方（即五被告）有权收回经营场地，保证金不予退回。因此，五被告有权于2018年12月11日收回经营场地，也已通知原告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收回经营场地，但原告拒不搬迁交回经营场地，故要支付参照每月固定红利9000元标准，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场地占用使用费63000元与五被告代为垫付的水费14317元、电费6300元，合计83617元。五被告请求贵院在查明本诉事实、判决驳回原告本诉起诉的同时，判决支持五被告的请求。反诉被告彭伟之辩称：本案被告徐梦莹从未正式提出收回案涉场地（珠海市唐家湾淇澳岛牛仔湾正角海滩），更未正式提出解除合同。被告徐梦莹于2019年6月6日通过微信向原告彭伟之称：“房租已经欠6个月，10月份，1至5月份，你已经违反合同条约，我有权利收回场地”，其仅提出其“有权利收回场地”，但其从未实际行使该权利，即从未正式向原告彭伟之称要立即或限期收回场地，更未正式向原告彭伟之提出解除合同。被告徐梦莹关于其有权于2018年12月11日收回经营场地，也已通知原告彭伟之解除《合作经营协议书》收回经营场地，但原告彭伟之拒不搬迁交回经营场地的表述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为，双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原告彭伟之经营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强台风袭击，原告彭伟之投入巨额费用修缮，只有投入，根本没有营利。期间，被告徐梦莹知道原告彭伟之损失惨重，并同意缓收固定分红。但在政府与相关商户商谈补偿的过程中，被告徐梦莹一边以原告彭伟之拖欠固定分红为由要求原告彭伟之减少补偿款分配，一边无视原告彭伟之作为实际经营方的权益，独自与相关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商谈补偿并达成补偿方案。但其自始至终均未提出要原告彭伟之交还涉案场地的要求，更未提出解除合同，被告徐梦莹提出其有权利收回场地但未实际行使，目的为攫取原告彭伟之应得部分的补偿款。唐家湾镇政府、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珠海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早已于2018年10月份向被告徐梦莹在内的商户发出《通知》，并限期含被告徐梦莹在内的商户于2018年11月下中旬自行清理和搬迁，即截至2018年11月份，本案《合作经营协议书》已无法继续履行，且已处于终止履行状态，被告徐梦莹无权再收取固定红利。相关政府及部门等早已于2018年10月份向被告徐梦莹在内的商户发出《通知》，限期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镇淇澳牛仔湾上的相关商户于2018年11月中旬自行清理和搬迁。上述相关《通知》发出后，原告彭伟之已无法正常经营，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一条第2项“如政府回收场地，则本合同终止”的规定，上述协议依约终止，被告徐梦莹无权再依《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收取固定红利。然被告徐梦莹不仅违反《合同法》第92条规定，未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义务，将被告徐梦莹收到的《通知》送达原告彭伟之，反而多收取原告彭伟之两个月共计人民币1.8万元的固定红利。被告徐梦莹所提供的证据并未证明其代原告彭伟之垫付了水电费。被告徐梦莹所提供的证据仅显示了珠海市供水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向庄文昌开具了票面金额分别为4968.76元、2803.82元、3666.67元、2905.06元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既无相关对应的支付凭证，也未表明该费用产生于原告彭伟之经营的乐景餐厅，并不能证明被告徐梦莹代原告彭伟之垫付了水费。同理，被告徐梦莹所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被告徐梦莹代原告彭伟之垫付了电费。无论原告彭伟之与被告徐梦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因何种原因终止，均不影响上述协议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退一万步而言，原告彭伟之与被告徐梦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五条第3款“如合同期内遇政府征收场地，双方无条件服从，如政府有补偿的，工贸公司分总补偿款20%，甲方的原始合同合伙人，暂估价分20万，余下则按股权分配”等规定属结算和清理条款。根据上述约定，比照《合同法》第98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就案涉场地相关补偿款，被告徐梦莹仍应支付给原告彭伟之。综上所述，被告徐梦莹提出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全部反诉请求。反诉被告李新昶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反诉第三人淇澳公司述称，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及聂国泽于2008年1月1日签订土地租赁合约，该合约一直履行至2019年，2019年6月24日，淇澳公司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了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其后，淇澳公司将高新区征收办下拨的应支付给加美森公司的补偿款751682元，按照加美森公司的要求，向王永明支付4万元，向加美森公司支付711682元，加美森公司的款项由其法定代表人徐梦莹代收，淇澳公司已经履行完相关合同责任，合同权利义务已经全部终止。土地租赁合约第三条第四款约定，转租他人必须经过甲方同意方可转租，加美森公司作为承租人之一未取得淇澳公司的同意，也未通知淇澳公司，即与彭伟之等人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以收取每月固定收益为名，将土地转租给原告彭伟之，违反上述合同约定。本反诉案件是加美森公司、徐梦莹与原告之间的合同纠纷，淇澳公司并非该合同一方，根据合同相对性，该协议与淇澳公司无关，淇澳公司无需承担该合同的任何权利义务。反诉第三人唐家湾镇政府的陈述意见与反诉第三人淇澳公司的陈述意见一致。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对其本诉提交了如下证据：1.《土地租赁合约》；2.《合作经营协议书》；3.收据；4.《股东股份转让合同》；5.《牛仔湾正解海滩乐景餐厅实际经营者要求商谈征收补偿的函》及其EMS寄件封面、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查询结果；6.《告知函》及其EMS寄件封面、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查询结果；7.彭伟之与徐梦莹电话通话录音2019.8.26；8.彭伟之与李新昶微信聊天记录；9.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0.手机银行行内汇款回单。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对其反诉提交了如下证据：1.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珠海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出的《通知》及其《送达回证》；2.彭伟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本通/绿卡通交易明细（客户）》；3.《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原告（反诉被告）李新昶没有提交证据。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对其本诉及反诉共同提交了如下证据：1.徐梦莹通知彭伟之收回场地微信截图；2.深圳市加美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销信息打印；3.徐梦莹代彭伟之垫付水费《发票》；4.徐梦莹代彭伟之垫付电费《收据》；5.收款收据、证明、微信转账记录、税费缴费记录；6.档案查询清单。被告淇澳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土地租赁合约；2.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3.协议书；4.银行转账业务单；5.淇澳淇沙湾清理整治项目补偿款审批表；6.银行批量代付入账清单；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第三人唐家湾镇政府提交了如下证据：《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委托协议书》。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日，淇澳公司（甲方）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合约》，约定：甲方将牛仔湾正角海滩租予乙方做增棚使用，海滩面积按增棚位置为准，租予增棚陆地两边约6亩经营饮食作业生产，合同签订20年，从2008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止；乙方租用甲方的此场地作临时使用，整体的建（搭）造物的费用由乙方负责投入，合同期满后，所有固定物归甲、乙双方所有，合同期满后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租赁权；乙方按照甲、乙双方划定的面积使用，不得多占土地，如有多占面积应和甲方协商，应交回相应的费用给甲方才可使用，场地只可作餐饮服务业，不得作其他用途，转租他人必须取得甲方同意方可转让，如违反此款，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负责；国家需要征用或回收场地时，双方无条件服从，合同自然终止，各方损失各自承担，如国家有补偿的，属甲方原有物业所得补偿全部归甲方，属乙方的增设物业所得补偿甲方占20%，乙方占80%，除此之外，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收回场地，如要收回，应赔偿乙方实际投资的损失；等等。2017年11月30日，徐梦莹、加美森公司（甲方）与彭伟之、李新昶、林银松（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提供位于珠海市唐家湾淇澳岛牛仔湾正角海滩作为甲、乙双方共同经营该场地所有项目（除烧烤场地外，如需要对烧烤场所后期进行加建建设要经甲方同意），乙方负责出资对原建筑物进行重新装修；合作经营期限自2017年12月至2028年5月31日止，租赁期满后，如甲方能跟淇澳公司续签合同，则甲、乙双方继续合作，如政府收回场地，则本合同终止；根据出资情况，各合作人占有合作组织财产份额为甲方占该场地股权15%，乙方占该场地股权85%；甲方不实际出资，以出租场地入股，甲方采取每月领取固定红利9000元，甲方负责该场地租金；乙方需要支付1万元作为场地使用保证金，保证金于签订协议之日起5天内支付到甲方账户，如乙方在合作期未满的情况下提出终止的，则保证金不予退回；每月固定红利于当月的10号之前支付，逾期支付的，甲方有权收回经营场地，保证金不予退回；甲、乙双方共同合作经营，遵守每年总盈利共享，甲方占盈利15%，乙方占盈利85%；收益的分配原则上在获得实际收益后每年内进行分配，有盈利情况下，20%分投资商，余下80%按股权分配，分期5年，特殊情况另行商定；如合同期内遇政府征收场地，双方无条件服从，如政府有补偿的，淇澳公司分总补偿款20%，甲方的原始合同合伙人暂估分20万元，余下按股权分配；在协议期限内，甲方不得单方提出终止协议，否则须赔偿乙方的全部投入款；乙方出资该场地装修建设，如以后从事经营开发活动或土地性质变更需再次出资，则甲方不出资，由乙方负责出资；每月进行一次股东例行会议，主要针对该场地经营情况进行公示及总结并对该场地下阶段的运营进行计划部署，会议于每月10号前举行；甲方在经营过程中行使建议权，对餐厅重大事件的共同策划拥有投票权，拥有经营情况的知情权；合同期满或中途经营终止的，所有的固定物归甲方所有，乙方投入的所有可移动设备归乙方所有；等等。2018年10月，唐家湾镇政府联合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珠海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清理牛仔湾范围内的地上附着物、建（构）筑物、堆放物，要求各单位于2018年11月15日前自行清理和搬迁。2019年6月24日，淇澳公司（甲方）与加美森公司、聂国泽（乙方）签订《提前终止合同协议书》，约定：乙方租用位于牛仔湾正角海滩及陆地，海面面积按增棚位置为准，增棚陆地两边面积约6亩，现因政府相关部门需对该范围进行环境整治，甲方需收回乙方租用的上述租赁物，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已达成解除合同的基本共识；乙方向甲方提出，并经甲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双方已签署的《土地租赁合约》，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原合同不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相应免除另一方《土地租赁合约》项下的各项义务；乙方必须按现状交回所租用甲方位于牛仔湾正角海滩及陆地的资产；终止协议签订时，乙方必须按原双方合同所规定，一次性交清所欠租金；本次终止协议为乙方在合同期间提出终止，乙方交清费用后，双方再不负任何责任；双方于2008年6月1日签署的《土地租赁合约》终止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因政府相关部门于2019年2月已征收、征用乙方租用的范围，使得乙方无法经营使用，因此甲方不再收取乙方自2019年3月开始的租金；因政府相关部门已征收、征用乙方租用的范围，使得乙方无法经营使用，因此甲方同意退还乙方所交纳的押金3000元；乙方租用场地所涉及的地上附着物和房屋构建物等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补偿。2019年6月28日，彭伟之向唐家湾镇政府、淇澳公司邮寄《牛仔湾正角海滩乐景餐厅实际经营者要求商谈征收补偿的函》，称其与加美森公司合作经营以来，对餐厅投入巨大，现政府提出征收场地，不允许继续经营饮食，实际经营者彭伟之会配合政府相关工作，希望政府给予补偿，弥补损失。2019年8月27日，淇澳公司、徐梦莹、加美森公司、聂国泽签订《淇沙湾片区清理整治项目青苗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确认补偿款共计1503365元。2019年10月10日，高新区征收办与淇澳公司签订《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委托协议书》，约定高新区征收办对淇澳公司位于淇澳岛淇沙湾片区周边范围内涉及9户权属人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2019年10月17日，徐梦莹（甲方）与王**明（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经营管理的牛仔湾正角海滩，面积约6亩，现因政府开展淇澳淇沙湾清理整治项目，淇澳公司要收回上述土地，所涉及的补偿款由高新区征收办负责拨款；其中甲方所得上述淇沙湾清理整治项目补偿款为751682元，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将自有一部分的补偿款40000元由淇澳公司划拨到乙方个人账户，作为乙方的增棚补偿款，甲方实际得到上述补偿款711682元，乙方实际得到上述补偿款40000元。淇澳公司将位于牛仔湾正角海滩的荒废土地出租给加美森公司、聂国泽后，因王**明在其中的部分土地上建设了增棚，加美森公司、徐梦莹遂将包括王**明建设的增棚在内的全部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转租给了彭伟之、李新昶、林银松。因环境清理整治需要，唐家湾镇政府对全部租赁土地进行了清场并给予了补偿，高新区征收办向淇澳公司支付了1503365元补偿款。淇澳公司、加美森公司与聂国泽协商确定，淇澳公司分得补偿款的20%，加美森公司分得补偿款的50%，聂国泽分得补偿款的30%。2019年10月17日，淇澳公司按照徐梦莹和王**明的约定向徐梦莹支付了711682元，向王**明支付了40000元。徐梦莹、加美森公司与彭伟之、李新昶、林银松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后，彭伟之等三人向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支付了场地使用保证金1万元并支付每月固定红利至2018年11月，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没有收取约定的分享收益。2019年6月6日，徐梦莹通过微信通知彭伟之，称彭伟之已拖欠6个月的租金，违反合同约定，徐梦莹有权收回场地。2019年8月15日，案涉场地被强制清场。另查明，加美森公司的股东为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2019年12月6日，加美森公司进入清算并成立清算组，2020年3月18日，加美森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2020年8月17日，林银松出具书面说明，称林银松、李新昶与彭伟之已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林银松、李新昶已将合作经营协议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彭伟之，林银松放弃在本案中的全部实体权利。原告彭伟之在庭审中称，案涉场地产生的电费彭伟之是向案外人陈加漾交纳的，已交纳至2019年8月3日，水费是直接向供水公司交纳的，已交纳至2019年7月份；乐景餐厅于2018年11月开始没有正常经营，因受台风影响，餐厅还处于修复阶段；在案涉场地被强制清场前，彭伟之已知悉案涉场地需要清场的事实，但彭伟之没有与徐梦莹办理交接手续，也没有将场地交还；相关政府部门在强制清场当天才采取相关措施，在此之前，徐梦莹、淇澳公司及相关政府部门均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彭伟之清场；彭伟之对于聂国泽的补偿情况是清楚的，聂国泽即为《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始合同合伙人。被告徐梦莹在庭审中称，聂国泽即为《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始合同合伙人，所以聂国泽有权分配补偿款。徐梦莹提交了四份水费发票和支付记录以及陈加漾出具的电费收据和支付记录。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徐梦莹、加美森公司与彭伟之、李新昶、林银松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彭伟之称在强制清场前各方均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彭伟之等三人清场，彭伟之等三人也没有向徐梦莹、加美森公司返还案涉租赁场地，可见彭伟之等三人在强制清场前一直占有使用案涉租赁场地，彭伟之等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支付政府收回案涉场地前的每月固定红利。案涉租赁场地于2019年8月15日被强制清场，徐梦莹、加美森公司要求彭伟之等三人支付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期间的固定红利合计63000元，有合同及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彭伟之等三人在2019年8月15日前一直占有使用案涉场地，该期间的水电费应由彭伟之等三人负担。彭伟之确认案涉场地的电费支付给陈加漾、水费支付给供水公司，彭伟之却未能提供其已支付水电费的相关证据，彭伟之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徐梦莹提供的收据、微信支付记录可以互相佐证，本院对于徐梦莹代为交纳了案涉场地的电费6300元的说辞予以采信，彭伟之等三人应向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支付上述电费。徐梦莹提供的水费发票、水费支付记录可以互相佐证，发票中注明的餐厅名称虽存在错误，但发票中注明了餐厅地址，彭伟之也并未主张徐梦莹、加美森公司在牛仔湾正角海滩经营有其他餐厅，故本院对于徐梦莹代为交纳了案涉场地的水费14344.31元的说辞予以采信，彭伟之等三人应承担徐梦莹、加美森公司主张的水费14317元。徐梦莹于2019年6月发送给彭伟之的微信通知为催交租金的通知，并无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徐梦莹主张《合作经营协议书》已经解除没有事实依据。唐家湾镇政府于2018年10月发出通知，要求彭伟之等人于2018年11月15日前清场，此时徐梦莹、加美森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与彭伟之等三人协商合同终止的相关事宜，彭伟之等三人未按时支付固定红利具有合理事由，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无权以彭伟之等三人未按时支付固定红利为由单方解除合同。《合作经营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了约定的终止合同的情形，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结算以终止合同，徐梦莹、加美森公司应尽到协助彭伟之等三人减少损失和分享补偿款的义务，徐梦莹、加美森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徐梦莹、加美森公司要求彭伟之等三人支付利息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合作经营期限内案涉场地被政府清场，政府也发放了补偿款，徐梦莹、加美森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与彭伟之等三人分享补偿款。徐梦莹与彭伟之确认《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的原始合同合伙人为聂国泽，王**明并非原始合同合伙人，故案涉场地的补偿款应由淇澳公司、聂国泽、徐梦莹和加美森公司、彭伟之等三人四方分享，至于王**明等人的补偿款应由徐梦莹和加美森公司负责。《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约定补偿款按照股权分配，故彭伟之等三人要求分享751682元补偿款的85%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合作经营协议书》中对于政府收回案涉场地的情形进行了约定，彭伟之等三人已可依据该约定获得补偿以弥补损失，彭伟之等三人另行主张赔偿装修等损失没有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淇澳公司与彭伟之等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彭伟之等三人要求淇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加美森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应对加美森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林银松明确表示其已将《合作经营协议书》中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彭伟之，并放弃在本案中的全部实体权利，徐梦莹等五人亦确认不向林银松主张权利，故林银松无权享有本案中的相关权利，也不必承担本案中的相关义务。彭伟之、林银松没有提供其与李新昶之间股份转让合同的原件，李新昶也没有表示放弃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徐梦莹等五人亦向李新昶主张权利，故李新昶与彭伟之共同享有本案中的相关权利，共同承担本案中的相关义务。至于彭伟之与李新昶之间的纠纷，双方可另寻途径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支付补偿款人民币638929.7元；二、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支付红利人民币63000元、水费人民币14317元、电费人民币6300元，合计人民币83617元；三、上述第一、二项折抵后，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支付人民币555312.7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20532元，由原告彭伟之、李新昶负担人民币13017元，被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负担人民币7515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1008元，由反诉原告徐梦莹、庄鸿嵘、庄梓儒、庄梓涵、庄美淇负担人民币57元，反诉被告彭伟之、李新昶负担人民币95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普人民陪审员  胡朝阳人民陪审员  舒兰凤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卢燕婷李洁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