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11民初1544号原告：董婵娟，女，1983年2月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唯夫，系原告配偶，住上海市卢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莹，辽宁承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工业大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210000422436437L，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轻工苑1号。法定代表人：芮小苗，系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合欢，辽宁先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系该校南安普顿国际学院院长，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告董婵娟与被告大连工业大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婵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唯夫、李莹，被告大连工业大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合欢、陈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9月1日，原告经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下属的国际教育学院即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后更名为大连工业大学南安普顿国际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的面试通过，与该学院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英语教师。”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入职起一年一签，月工资11,500元。相关于岗位要求、工资待遇等问题也在合同中作出了具体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该学院的要求在被告大连工业大学校内的该学院任教，授课的学生都是被告大连工业大学的全日制的在职学生。工资由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代其发放。原告在任职期间，曾多次获得该学院授予的“优秀教师”称号。2020年7月31日，该学院告知尚在哺乳期的原告双方之间的合同结束。此后，原告找到该学院沟通劳动合同相关事宜，该学院称原、被告之间属于劳务合同，不承担劳动合同相关法律责任。原告认为，原告与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期间内，原告在被告大连工业大学的内设机构即该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该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均适用于原告，原告受该学院的劳动管理，被告向原告银行账户内按月支付工资。根据《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原告与该学院建立劳动关系。又因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作为该学院的所属部门，对该学院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承担法律责任。故此，原告董婵娟与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大劳人仲裁字[2020]第633号仲裁裁决，故诉讼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自2013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20年8月工资11,50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不是被告单位的职工，而是接受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请在中英高校教育合作项目中进行英文授课的教学人员，原告与被告之间无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故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系因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与原告之间的合作办学项目，对项目教学人员进行管理，项目外聘教师系由英方面试、指派，原告系与英方高校之间签署聘用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1年2月22日，经教育部批准，被告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面向中国学生进行招生，合作举办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和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本科教育。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合作教学项目在被告下属二级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举办，由被告方提供教学场地和设施，项目全部专业课程采取英语教学，授课教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大连工业大学将本校教师指派至项目，另一部分教师由英方选定并指派，合作办学项目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指定英语教学模块负责人，负责选定英方指派的教师并对教师进行直接领导。2013年7月，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接受南安普顿大学的委托与原告签订了《聘用合同》，聘用期1年，聘用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原告接受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指定的英语模块负责人的直属领导，由英语教学模块负责人进行日常管理。上述聘用协议到期后，双方每年对聘用协议续签一次，协议续签至2017年7月31日。上述聘用协议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聘用协议，但原告继续按照原有聘用协议在合作办学项目中提供教学，期间的工资已经全额支付。2020年7月，英方告知被告，不再提供聘用协议，对原告董婵娟决定不再续签，被告将英方决定通知了原告。第二，原告的工资是由英方提供并委托被告代为支付。因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无法在国外直接用英镑向聘用人员支付工资，也无法在国内银行开立账户，故无法对项目教师支付费用。因此，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从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成费用中，将由其承担的聘用人员工资以“教工支出”项目列支预留给被告，并委托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代为向英方指派的教师支付工资费用。原告的工资流水中虽然显示由被告转账支付，但被告是接受英方委托进行支付，教师费用的实际承担人为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第三，原告与被告大连工业大学的正式教职工在招聘、考核、日常管理及工资薪酬上具有本质差别，被告与原告不属于隶属关系，双方之间不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告大连工业大学招聘教师均以“大连工业大学”名义进行招聘并签署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的制式人事劳动合同。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作为被告的下属二级学院，属于被告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权代表被告对外签署合同。聘用协议的聘用方并非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也无大连工业大学印章，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原告董婵娟的招聘与被告大连工业大学教职工招聘流程完全不同。被告大连工业大学作为事业单位，招聘教师需按照国家关于事业单位人员招聘的相关规定执行，以“大连工业大学”名义发布招聘公告，应聘者需要经过笔试、面试、课题试讲、招聘结果公告等程序方可被选聘为教师，相关招聘及录用流程都是面向全社会公开进行，被选聘的教师应当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并需要与大连工业大学签署由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的《辽宁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聘用期限均为十年以上或终身，教职工的人事档案均需要在“大连工业大学”进行存档管理。原告董婵娟仅仅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指派的英语模块负责人进行面试，并由该负责人向董婵娟提供英文聘用协议，且单份聘用协议最长聘用期均不超过一年，原告董婵娟也从未在被告大连工业大学建立人事档案关系。第四，原告与被告之间无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被告大连工业大学教职工均需按照国家颁布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年度考核，教职工需接受学校在德、能、勤、绩等方面的考核，考核结果予以公开并接受监督。同时，正式教师需要参加学校的考勤管理，除承担日常教学任务外，另需要承担科研任务。教师在课后，也要接受学校的管理。但原告董婵娟作为英方指派人员，不参加被告学校统一组织的年度考核，也不参与被告学校的考勤管理，其在完成讲课及教研任务外，不承担其他科研任务。所以，原告与被告之间无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原告不是被告职工。第五，被告大连工业大学教职工的工资均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岗位补贴、年终奖、出勤绩效、工作量补款、教学科研绩效等构成，且学校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纳税、社保的代扣代缴。原告董婵娟的实际工资收入远远高于工业大学正式教师，以同在国际学院提供教学的教师为例，具有副教授职称的教师工资收入仅仅为每月3,000元左右，但董婵娟的工资为每月11,500元（聘用协议约定10,500，后上涨至11,500元），远远高于被告正式教师的工资水平，且原告董婵娟工资中无考勤、绩效、补贴等构成。同时，原告的社保关系也不在被告处，被告从未对原告董婵娟进行社保及工资纳税的代扣代缴，原告董婵娟的纳税均由其自行完成。综上，原告董婵娟也从未与被告签署任何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故双方在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8月的工资。根据《聘用合同》，原告系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聘请提供教学聘用，其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之间具有聘用合同关系，其工资由该英国高校承担，其向被告主张支付工资的请求，不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自2020年7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决定不再对原告的聘用协议进行续签，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也已经受托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原告，原告与英方南安普顿大学的聘用关系已经于2020年7月终止。聘用协议终止后，原告也没有再为合作项目提供任何教学活动，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20年8月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告董婵娟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特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本院认定以下事实：1、被告系辽宁省教育厅主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其业务范围包括化学、材料、机械等有关部门规定的学科学历教育，科学研究，继续教育。2、2011年2月22日，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公布2010年申请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部分批准名单的通知》（教外综函[2011]7号）批准大连工业大学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该批准书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2017年2月27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作出《关于部分高校申请延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期限的批复》，同意延长前述合作办学项目的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3、被告（甲方，简称DPU）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ofSouthampton.UK，乙方，简称UOS)于2010年9月8日、2016年11月14日分别签订《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中文）》、《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中文）》及英文文本，协议约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引进乙方课程和核心课程教师，学生在甲方完成四年的学习，成绩考核合格可获得甲方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及乙方学位证书；甲方负责提供办学资源、招生和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及组织公共基础课及部分专业课教学等，乙方负责提供专业课程内容介绍和大纲、为中方教师提供培训、提供专业课教师和教学资源等；甲方制定财务预算与规划、其财务账目与其他账目分开独立核算，收取的费用用于项目运行；关于中方教师的聘任，协议约定根据双方共同制定的程序与原则进行聘任，甲方教师的聘任以中国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既符合项目教学的资格与能力要求，也符合甲方教师聘用要求；关于英方教师的聘任，应符合UOS的聘任要求并由UOS聘任，但根据DPU与UOS协定的规定与标准可借调DPU，英方教师不但应符合项目教学资格和能力要求，同时应满足中国教育机构聘请外国专家的条件要求。协议约定乙方指派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管理。前述合作协议亦约定，双方同意成立联合管理委员会监督保障项目的实施运行，联合管理委员会由DPU和UOS的代表组成，负责制定年度招生目标、教学计划等。双方于2016年11月1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11.4条约定国际教育学院院长负责项目运行，对联合管理委员会负责。该协议附件三中约定，DPU和UOS分别承担本协议明确职责范围内的相关费用，分别负责各自所聘员工薪酬及个人和职业发展等其他费用。4、2013年9月，原告经前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模块负责人MichaelFarrelly面试录用，到案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工作地点在原告校区。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聘用方）与原告（受聘方）曾先后订立四份英文合同《EMPLOYMENTCONTRACT》，合同期限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7月31日。根据该合同的中文译本，聘用方聘请受聘方担任英语教师职位，受聘方将接受英语模块负责人的直接管理，接受其对学科课程的指导。英语模块负责人由南安普顿大学任命、授权代表聘用方对受聘方进行日常管理。任何涉及受聘方的聘用、薪水、福利、纪律处分及其他财务问题将服从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管理。合同第18条关于申诉中约定，受聘方应先向英语模块负责人提出申诉，英语模块负责人再向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汇报，寻求解决方案。双方签订的四份合同对于工资待遇的约定为每月10,5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亦约定了福利、休假权利、病假及薪资等事项。2017年7月31日前述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继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5、根据原告提供的2015年12月3日至2020年12月3日期间的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被告以其对公账户按月向原告支付工资，相应的交易附言大多记载为“代发工资”。自2019年11月起，相应的交易附言为“教师讲课费”或“劳务费”。2020年8月6日被告向原告支付9,660元后，再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查询情况，被告于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为原告办理了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6、案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模块负责人MichaelFarrelly及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曾分别为原告出具两份用英文书写的证明，原、被告各自提供了由具有翻译资质的机构出具的中文翻译件，但其内容存在差异。原告提供的英语模块负责人出具证明的翻译件中载明“董婵娟女士是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联合校区教职员工……从2013年开始任教于大连工业大学南安普顿大学中国校区……”，陈宇出具证明的翻译件记载“董婵娟自2013年至今任职于大连工业大学南安普顿大学联合校区……”；被告提供的英语模块负责人出具证明的翻译件记载“董婵娟女士担任大连工业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联合校区的英语教师……2013年，受聘为南安普顿大学在大连工业大学中国校区的英语教师……”，陈宇出具的证明翻译件记载为“董婵娟从2013年至今一直在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的合作办学项目中工作……”。MichaelFarrelly另于2020年10月12日出具一份书面证明，根据中文翻译件，其内容为被告与南安普顿大学开展艺术类本科教育合作办学项目，为此聘请了英语教师，其中一名为原告，自2013年9月起每年签订一次固定期限聘用协议，当时我对她进行了面试并推荐录用她。在这个合作项目中工作的包括原告在内的一些英语教师，与被告正式员工用着不同的学术和合同身份。7、2020年9月10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之前的劳务合同7月31号到期，英方不再提供以前的劳务合同了，因此，八月份不再发工资，如果你还想在项目工作，我们可以跟人事处申请，签劳动合同，相关的待遇情况我也跟你说过”，原告回复“根据我们咨询了解，之前的合同在哺乳期还是有效的，而且我之前也两次提出和学校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都没有得到学院的回应”。被告工作人员回复“之前的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是英方提供的，现在英方不再提供了”，“学院不是法人单位。你之前签的合同是英方授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跟你签订的”。8、原告与被告因确认劳动关系、追索工资待遇产生纠纷，于2020年9月28日向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20年11月18日，该委作出大劳人仲裁字[2020]第633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所有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教育部关于公布2010年申请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部分批准名单的通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关于部分高校申请延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期限的批复》、《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中文）》、《EMPLOYMENTCONTRACT》、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并具有法人资格。但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实施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设立的实施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不具有法人资格。被告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设立的案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仅取得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批准书，并未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取得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也未按《条例》第二十条之规定进行登记并取得相应的法人资格，但亦符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依法具备开展高等学历教育合作办学资格。因案涉中外合作项目不具有法人资格，被告国际教育学院作为被告的分支机构，也未依法进行登记并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故被告国际教育学院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应以被告作为用工主体，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原告与被告国际教育学院已订立四份英文合同《EMPLOYMENTCONTRACT》，合同期限自2013年10月10日至2017年7月31日，原告亦主张前述合同属于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与原告订立的劳动合同，故首先应考察案涉四份英文合同的效力。对此，法律、行政法规对于书面劳动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并无强制性规定，故以英文形式签订的劳动合同并无违法不当之处。从案涉英文合同的内容看，合同双方为作为劳动者的原告和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国际教育学院，双方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合同约定了原告的工作内容、工作岗位、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等内容，亦约定了合同期限，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关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规定。且案涉英文合同明确约定英语模块负责人“授权代表聘用方对受聘方进行日常管理”，“任何涉及受聘方的聘用、薪水、福利、纪律处分及其他财务问题将服从大连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管理”，前述约定应当属于原告与被告国际教育学院之间对于建立用工关系真实、自愿、一致的意思表示，故案涉英文合同《EMPLOYMENTCONTRACT》合法有效，双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存在劳动关系。因原、被告均认可原告自2013年9月起到被告国际教育学院从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学工作，故应认定原、被告自2013年9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原告于2017年7月31日合同期满后继续为被告工作，被告未表示异议，仍继续向原告支付工资待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应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对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的时间，被告辩称2020年7月被告告知原告不再续签，原告亦诉称2020年7月31日被告告知其双方合同结束，故本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至2020年7月31日解除。综上，原、被告之间自2013年9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原告系英方聘用、指派至案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从事教学工作，被告仅仅是出于合作办学项目才对项目教学人员进行管理。对此，现有事实证据仅显示原告系经案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英语模块负责人面试，后被聘用，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原告系英方聘用或者属于英方教学人员。英语模块负责人出具的证明仅记载其“推荐录用”原告，根据案涉英文合同，被告才是实际用工主体。中英双方签订的《大连工业大学与南安普顿大学合作举办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教育和项目合作协议（中文）》中关于教师聘任的约定区分中方教师聘任和英方教师聘任两种情形，故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教师，或者属于英方教师，或者属于中方教师，并无任何其他可能性。从本案事实看，原告并非合作协议约定的外国专家，故对于原告的聘任亦不适用协议关于英方教师聘任的约定，原告必然属于协议约定的中方教师，对被告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亦提供了财务账册、发票等用以证明其向原告支付的款项系代英方支付的工资，对此，该组证据并不能体现英方委托被告向原告代发工资的事实，而且其辩称与书面劳动合同的内容存在明显矛盾，对其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亦辩称原告与被告教职员工在录用、考核、工资待遇方面均有很大差别，故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对此，被告全日制高等学校，与其教职员工依法成立人事关系，与本案原、被告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并无冲突之处，不能以被告作为事业单位，与其教职员工之间均为人事关系否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20年8月工资待遇的诉请，因双方劳动关系于2020年7月31日已解除，原告亦没有证据证明其于2020年8月为原告提供了任何劳动，其主张2020年8月工资待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十一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董婵娟与被告大连工业大学自2013年9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董婵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子林人民陪审员  王 丽人民陪审员  邹秀玉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关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