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红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承雍，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咪咪，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检秀。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冬成，系高检秀之妹。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玮玮，广东佰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子勤。上诉人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检秀及原审第三人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7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航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承雍，被上诉人高检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冬成、陈玮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航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航通公司与高检秀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3.改判航通公司无需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高检秀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检秀与景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航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1.高检秀与景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首先，2009年8月28日，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新会分公司（以下简称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与景鸿公司通过签订《劳务协作协议》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根据协议的约定，劳务协作岗位为一般辅助性后勤保安人员、卫生清洁人员、厨房人员等，人工费由景鸿公司委托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发放，社会保险费等由景鸿公司缴纳，被派遣的人员与景鸿公司具有劳动关系，而与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其次，2009年11月26日，高检秀与景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明确约定高检秀的工作内容为从事厨工工作，工作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及公司业务所在地等。高检秀认可劳动合同中的签名系其亲笔所签，但却主张不清楚实际用人单位，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航通公司未证明已告知高检秀实际用人单位、高检秀不知道实际的用人单位，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景鸿公司亦认可其与高检秀于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其与航通公司劳务协作期间，安排高检秀至航通公司处工作，并向航通公司收取劳务费，期间由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代发工资，并委托人力资源公司代缴社会保险。结合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劳务协作协议》关于劳动关系等内容的约定，以及景鸿公司在2019年2月17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间与高检秀建立退休返聘关系的事实，应当认定高检秀实际系与景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高检秀与航通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高检秀与航通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①航通公司与高检秀之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高检秀的工资报酬并非由航通公司负责。一审庭审中，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均认可高检秀在航通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等系由景鸿公司发放，其中工资由航通公司代发，工伤保险由景鸿公司委托人力资源公司缴纳。高检秀提供的工作证等证据，仅系航通公司为方便高检秀工作而提供，与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不具有关联性。②航通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未包含高检秀的工作岗位。高检秀系厨工，符合前述《劳务协作协议》约定的工作岗位范畴。航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金属船舶制造航标器材及其他相关装置制造等，业务组成部分未包含高检秀的工作内容。因此，高检秀与航通公司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的实质与外观，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法院判决航通公司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前述理由，航通公司与高检秀不具有劳动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航通公司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缺乏依据。景鸿公司派遣高检秀至航通公司处从事劳务工作期间，虽由航通公司代景鸿公司发放工资，但工资均系景鸿公司根据出勤情况计得高检秀的工资总额后，通知航通公司代为发放的，若高检秀认为在此期间存在工资差额，应当向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景鸿公司主张。综上，航通公司与高检秀不具有劳动关系，航通公司不应向高检秀支付任何工资差额，请求二审法院支持航通公司的上诉请求。高检秀二审答辩称，一、高检秀从未与景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除了高检秀2019年2月17日与景鸿公司签订《离退休人员返聘协议》之外，高检秀从未与景鸿公司工作人员接触，更未与景鸿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签署协议现场是景鸿公司的工作人员，而非林子勤）。高检秀自2008年2月在航通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2月，日日所见，有一男子每天为航通公司员工食堂（自营）送货，高检秀不知该男子姓名，更不知其是景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到本案一审庭审身份核对环节，才知其是景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子勤。2.高检秀与景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属无效合同。签订合同必须是合同双方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强迫他人签订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当时签订劳动合同时，现场并未有景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是航通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或行政事务经理邱海平。3.高检秀只认可自己的签名，合同日期及合同内的文本均为空白，属于空白合同，而且从字迹来看，双方合同日期及合同内文本字迹部分，非景鸿公司林子勤书写，而是航通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或行政事务经理邱海平书写。4.高检秀自2008年2月14日起至2020年2月16日，一直在航通公司处工作，工作地点、职务及工作内容从未变更，实际用人单位是航通公司，且2010年1月至2011年9月建设银行工资流水单显示工资发放方为航通公司。2011年10月至2017年11月，交通银行工资流水单显示，工资发放方为航通公司、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而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是航通公司的关联企业。5.虽然从工资流水单上看，2017年12月至2020年2月，工资发放方为景鸿公司，但是高检秀的实际用人单位是航通公司，用人单位每年为员工的健康福利体检报告也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单位名称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是航通公司的关联企业，两个公司是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故本案属于混同用工或者逆向劳务派遣的情形。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逆向劳务派遣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二、航通公司提及的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是与本案完全无关的第三方。1.高检秀自2008年2月以来，一直在航通公司工作，受航通公司管理，工作地点、工作内容12年来一直未变，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高检秀自2008年2月至2020年2月在航通公司工作，从未与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产生任何联系，也不知道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存在，实际工作地点为江门新会古井镇管咀村，而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住所地为江门××沙××镇梅阁村散壳围。3.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分公司（法人独资），具备法律主体，以法人主体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并且财务独立。高检秀的银行流水单显示这些年工资发放方一直为航通公司，高检秀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0年5月至2014年6月，是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高检秀缴纳工伤保险，高检秀在江门新会从未有参加社会保险的记录，上述事实印证了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4.对于《劳务协作协议》的问题。实际上，人工费从来都不是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发放，而是由航通公司发放，社会保险费也不是由景鸿公司发放，而是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代为缴纳，故对《劳务协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5.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是法人独资企业，其联系电话0750-62××××0与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一致，航通公司提出该分公司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三、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高检秀自2008年2月14日至2020年2月16日期间，一直在航通公司处工作，工作地点、内容、职务均未变更，实际用人单位是航通公司。银行工资流水单显示（查明）的实际工资发放主体、工作证、工作服、体检报告、放假通知等证据，均证明高检秀受航通公司管理，在航通公司处工作的情况。虽然部分证据出现了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但该司系航通公司的关联企业，故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四、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高检秀主张的补发工资差额部分，理应由航通公司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景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景鸿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2009年9月28日其司与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由其司派遣劳务人员完成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一般辅助性后勤人员工作。二、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其司与高检秀建立劳动关系，2009年11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期间，安排高检秀到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工作，后安排其到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工作。在此期间，其司收取航通公司的劳务费，并委托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代发工资给高检秀，且其司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薪制+绩效工资足额发放高检秀的工资，故不存在高检秀所主张的工资差额。关于高检秀工作期间的工伤保险，其司与广州红海人力资源公司有签订《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高检秀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工伤保险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公司代缴。三、2019年2月17日至2020年2月16日，其司与高检秀建立退休返聘关系。航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航通公司、高检秀不存在劳动关系，航通公司无需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2.本案诉讼费由高检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检秀在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在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从事饭堂厨工工作，其中2010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工资由航通公司发放。航通公司主张高检秀在2010年至2017年期间由景鸿公司派遣至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做厨工，因为交接和工作延续问题，航通公司发放了高检秀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高检秀主张其自2008年2月开始在航通公司处工作至2020年2月，2019年2月16日退休，后接受返聘，应聘时有说明是航通公司招聘，办公楼外墙挂牌显示为“航通船业”，工作服印有“航通”字样，高检秀签署的文件都是航通公司和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盖章，但高检秀入职时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尚未成立，至仲裁时高检秀才了解2017年12月至2020年3月的工资由景鸿公司发放的情况，之前从未听说过景鸿公司，只知道景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航通公司饭堂的供应商。2009年8月28日，新会分公司（甲方）与景鸿公司（乙方）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约定劳务协作岗位为一般辅助性后勤保安人员、卫生清洁人员、厨房人员、杂工、学徒工和生产替代性操作等人员，劳务协作期限视甲方工作需要、工作过程考核结果而确定；人工费由甲方根据劳务人员的考勤及工作表现等考核结算，并定期支付给乙方，乙方委托甲方将每月的人工费足额发放给乙方劳务人员；乙方应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与被派劳务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并为被派劳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经甲方事前确认，甲方可依法承担应由用工单位支付的相应费用）；甲方与乙方派给的劳务人员之间不具备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劳务人员的劳动关系归属乙方；甲方负责劳务人员日常考勤和劳动纪律管理；乙方负责劳务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有效期自2009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共3年；等。2017年5月25日，新会分公司与景鸿公司签订《劳务协作关系解除协议》，约定双方劳务协作关系于2017年5月25日解除。高检秀对上述两份证据三性不予认可。2009年11月26日，景鸿公司（甲方）与高检秀（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从2009年11月26日起至2010年11月25日止；乙方的工作内容为从事厨工工作；乙方的工作地点为江门市新会区及公司业务所在地；乙方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为40元/日；甲方依法制定绩效考核及工资分配制度，向乙方支付绩效工资；等。合同用人单位为打印内容。高检秀确认该合同上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主张该合同在其填写时手写的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资标准为空白，且合同由航通公司的员工邱海平提供并由邱海平填写其他内容，此前从未听说过景鸿公司，景鸿公司表示劳动合同由其员工与高检秀签订，不清楚有无告知过高检秀新会公司和景鸿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协作关系。航通公司表示其工作人员有告知过，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高检秀为证明其与航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提交了工牌、公司图片、春节放假通知、体检报告等证据，其中工牌显示的工作单位为航通公司，部门为员工饭堂或办公室，职务为厨工；航通公司提交的公司图片显示，公司名称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航通公司第四届工会委员会分工及联系表”中“邱海平”为生活委员；春节放假通知单位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和航通公司；2011年至2014年及2016年体检报告显示的单位为航通公司，2015年、2017年至2019年的体检报告显示的单位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航通公司确认全部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工牌只做通行证用途，因高检秀在饭堂工作，故航通公司和控股公司都很重视，故由新会分公司安排高检秀进行体检，为减少体检支出，有时以航通公司名义处理。另，航通公司自述其与新会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存在部分重叠。高检秀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显示，2010年5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为高检秀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从860元至1300元不等，2012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由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高检秀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从1300元至1550元不等。景鸿公司提交了其与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受景鸿公司委托依国家规定为景鸿公司代办景鸿公司部分员工的工伤保险缴纳、变更等相关手续，服务期限自2010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高检秀提交了工资发放流水、江门市历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表，历年最低标准和工资差额计算表，拟证明其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航通公司确认实发工资情况和最低工资标准，但主张其仅为代发工资，不清楚高检秀工资的具体计算方式。景鸿公司主张已足额支付了全部工资。经查，航通公司成立于1993年3月2日，登记住所地为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368号4215室，股东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景鸿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9日，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区古井镇××路××商城××105。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4日，登记住所地为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委会岗朗（土名），股东为航通公司和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成立于2008年8月25日，2014年6月13日，登记住所由江门市××区古井镇管咀村第二、三村岗朗，慈溪村四南村黄横围变更为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镇梅阁村散壳围。高检秀因本案纠纷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151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航通公司在该裁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支付高检秀2010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2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3580元；三、驳回高检秀的其他仲裁请求。航通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航通公司、高检秀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首先，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存在劳务协作关系的时间为2009年8月28日至2017年5月25日，高检秀主张在航通公司处工作至2019年2月16日退休，后被返聘，期间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均未发生任何改变，航通公司亦确认向高检秀发放了劳务协作结束后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工资，高检秀并非《劳务协作协议》的当事方，航通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告知高检秀实际用人单位的情况，高检秀主张不清楚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之间的劳务协作关系、工资发放主体变化情况和社保缴纳情况，较为合理，虽然航通公司提交了景鸿公司与高检秀签订的《劳动合同》，但相关法律并未禁止双重劳动关系的存在；其次，高检秀提交了工作证、体检报告、放假通知等证据，证明其受航通公司管理、在航通公司处工作的情况，虽然部分证据出现了其他单位，但均是航通公司的关联企业，结合高检秀陈述其一直认为用人单位为航通公司、仲裁前从不知道景鸿公司以及景鸿公司向高检秀发放了部分讼争期间工资等情况，高检秀主张与航通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意见，可予采纳。对于工资差额问题，航通公司、高检秀对仲裁认定的金额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景鸿公司对工资差额提出不同意见，但高检秀并未主张其支付工资差额，本案亦未认定其承担相应义务，故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判决如下：一、驳回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与高检秀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航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对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向高检秀发放工资的原因作出解释“是因为交接和工作延续问题，也是由其司代发”。此外，根据穗劳人仲案〔2020〕1515号仲裁裁决书查明的事实，高检秀在仲裁庭审中主张其工资标准为入职时28元/天，2013年左右变成40元/天，后面调整为65元/天，离职前为70元/天，具体调整的时间不记得了；入职至2009年12月期间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之后每月20日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上个自然月工资。又查明，二审庭审时，航通公司表示修正其司在仲裁期间的陈述，认可张华在录音中所述其为食堂唯一在职的员工。航通公司在二审庭审中主张：1.根据交通银行新会支行的回函，2010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是代发高检秀的工资，并非由其司直接发放；2.高检秀是景鸿公司返聘的，不是航通公司返聘的；3.高检秀的工作服不是其司的工作服，高检秀提供的工牌仅是出入证，并非工作证；4.一审法院遗漏查明高检秀提交的2019年12月24日高检秀妹妹高东成与高检秀上司张华的录音，录音显示整个食堂只有张华一人是在职员工，对于高检秀是劳务派遣的事实，高检秀及其亲戚是知情的。高检秀则主张其上司叫“江**”，其当时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江**的陈述只是其个人陈述，不予认可。对于高检秀提交的工牌背面写明的是“出入证”，航通公司及高检秀均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本院询问高检秀如下问题：1.审：“高检秀为何与第三人景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高检秀回答称：“我方只在2019年2月17日与景鸿公司签订了离退休人员返聘协议，除此之外从未与景鸿公司工作人员接触过”。2.审：“2009年11月26日的劳动合同是否高检秀与景鸿公司签订？”高检秀回答称：“该份劳动合同签署的时候，是航通公司员工邱海平在场，并没有其他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该合同的三性我方是不认可的，航通公司相当于欺骗的行为。”3.审：“合同明确写清楚合同的主体、签约的人，为什么不看清楚就签名？”高检秀回答称：“我方只认可自己的签名，但合同内容在签署时均为空白，该劳动合同背离了法律的规定，它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的手段签订的。”航通公司对此回应称：“高检秀刚才并未否认该份合同为其所签，第三人在一审时也是确认高检秀是其员工，我方今天当庭提交的2017年的合同也是高检秀本人签署的。”高检秀则回应称：“一审时我方只认可了自己的签名，并非对整份合同进行了认可，且该份合同是航通公司人力资源经理邱海平让高检秀签署的，高检秀在签署时仅签名，认为是航通公司的合同，该合同签订时是空白合同。”4.审：“高检秀，《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名称是打印件，你方当时有无注意到？”高检秀回答称：“没有注意到，因为高检秀文化水平比较低。”航通公司对此回应称：“高检秀的陈述不属实，高检秀本人是成年人，其签订合同时应当知悉用人单位是哪一方，高检秀入职到起诉长达十几年，如果其有异议，应该及早提出才对。”5.审：“高检秀，根据社保缴费记录显示2010年到2012年期间都是红海公司在为你缴纳社保，你方对缴纳社保的情况是否清楚？”高检秀回答称：“不清楚，本案以前从未查询过。”航通公司对此回应称：“对于该问题，我方认为是属实的，从2010年5月到2014年6月的社保都是第三人委托了红海公司进行代缴的，根据一审时高检秀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每一笔工资上面都是清楚地注明了航通公司是代发工资，内部账户都有的。”二审庭审时，本院询问航通公司如下问题：1.审：“航通公司，根据体检报告显示高检秀的体检报告填写单位是航通公司，类别是航通公司的员工，对此怎么解释？”航通公司回答称：“高检秀是在饭堂做事，关系到我司员工身体健康，所以每年都会安排食堂员工进行体检，至于为何标识是我方员工，因为如果写我方的名字，能够享受到优惠价格，至于报告为何给到我方，是因为我方需要了解到在我司饭堂工作的派遣员工身体状况，这是我司提供的一种福利，所以会标注是我司的员工。”高检秀对此回应称：“我方不同意航通公司的解释，现在的体检即使不是单位的员工也是可以享受的，比如说是可以写外派人员或者是说家属之类的。”航通公司再次回应称：“我方坚持认为这是我司提供的福利，并不能认为是存在劳动关系，考虑到高检秀的职位是厨工，每天都要为我司员工做饭，考虑到员工身体健康，所以才会给高检秀进行体检福利，这些在行业里面是很常见的。”二审庭审时，航通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江门市新会区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的甲方（用人单位）为景鸿公司，乙方（劳动者）为高检秀〕，拟证明高检秀于2017年7月1日与景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成立劳动关系；2.江门市新会区劳动合同书〔该劳动合同的甲方（用人单位）为景鸿公司，乙方（劳动者）为潘秀香〕，拟证明高检秀的同事与景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食堂人员系与景鸿公司成立劳动关系；3.银行流水，拟证明高检秀自2017年12月29日至2020年2月10日的工资均由景鸿公司发放；4.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拟证明景鸿公司与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存在委托关系，由该人力资源公司为景鸿公司代办其部分员工的工伤保险代缴纳等业务；5.航通公司工作证，拟证明高检秀于一审时提交的“工作证”实际为出入证，其并不属于航通公司的员工。经当庭核对，航通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均有原件予以核对。高检秀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1经高检秀本人核对，签名非本人签署，故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2.证据2为打印件，并非原件，且合同的乙方与本案无任何的关系，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20年7月1日，是在高检秀离职以后，故高检秀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3.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高检秀的工资金额为该组证据中显示的金额；4.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并非原件，且是景鸿公司与乙方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的，与一审中高检秀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中的单位名称并不完全一致，高检秀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中的单位名称为广州红海人力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且该委托协议的代理期限仅为2010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止，故高检秀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5.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但该证据为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的工作证，而并非航通公司的出入证，且不同时期相关证件的格式不同也符合常理，故高检秀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确认。再查明，本案二审庭审后，高检秀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补充说明》，主要内容如下：1.高检秀确认其上司姓名为张华；2.航通公司在仲裁期间主张张华不是其司职工，但在二审庭审时又主张张华是其司职工，航通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不应采信；3.航通公司二审期间提交了庄进标的工作证，而高检秀提交的是出入证，因为入职时间不同，故不能以此推断高检秀不是航通公司的正式员工，更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4.对于高检秀与景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09年11月26日起至2010年11月25日止），虽然乙方签名处有高检秀的签名，但是确系因高检秀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无法理解《劳动合同》的内容文本，亦无法察觉并理解“甲方（盖章）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所代表的法律意义所致，如法院认为有必要，高检秀可以申请司法鉴定。高检秀随上述《补充说明》提交两份说明材料如下：1.航通公司在本案仲裁时提交的《答辩补充意见》〔包括航通公司仲裁时提交的证据即社保证明、广东省直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单位）〕，拟证明航通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否认江**为其职工；2.航通公司《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登记表》，拟证明航通公司在1993年企业初创阶段，企业员工人数即为221人。二审期间，景鸿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航通公司的上诉及高检秀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高检秀与航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航通公司是否需要支付高检秀工资差额3580元。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高检秀与航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成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并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机构受特定企业委托招聘员工，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将员工派遣到企业工作，其劳动过程由企业管理，其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等由企业提供给派遣机构，再由派遣机构支付给员工，并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等各项事务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本案中，高检秀主张其与航通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工牌、体检报告、放假通知等证据，拟证明其受航通公司管理、在航通公司处工作的情况。航通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高检秀是劳务派遣人员，双方并非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提交了《劳务协作协议》《劳务协作关系解除协议》、高检秀与景鸿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2009年11月26日至2010年11月25日）、《江门市新会区劳动合同书》（2017年7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针对双方的主张及举证，本院认定及处理意见如下：第一，高检秀虽然主张其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无证据证明其与航通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相反，航通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高检秀与景鸿公司于2009年11月26日签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9年11月26日至2010年11月25日）以及于2017年7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予以证明。二审庭审中，高检秀陈述其认可上述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其本人签名，但认为合同内容在签署时是空白的，且当时是航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场，航通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亦不认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名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该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首部用人单位（甲方）的内容是打印文字“江门市新会区景鸿劳务有限公司”，用人单位的名称并非手写内容。高检秀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签署时理应清楚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高检秀主张航通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并无证据证明，缺乏理据。因此，本院采纳该劳动合同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其次，虽然高检秀对于航通公司在二审庭审时提交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名予以否认，对该劳动合同的三性亦不予确认，但在二审庭审时，航通公司向法庭出示了该份劳动合同的原件予以核对，高检秀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该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本院对该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亦予以采纳。第二，航通公司主张高检秀是景鸿公司派遣到其司的员工，对此提交了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与景鸿公司签订的《劳务协作协议》《劳务协作关系解除协议》予以证明。上述两份协议显示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与景鸿公司的劳务协作期间为2009年8月1日至2017年5月25日。其中《劳务协作协议》约定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权利义务之一为“（1）甲方（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负责劳务人员日常考勤和劳动纪律管理······（3）甲方准时付给乙方（景鸿公司）劳务费，并及时足额代发乙方劳务人员的人工费”。按照上述协议可见，高检秀是受航通公司管理，人工费是航通公司代景鸿公司发放。高检秀虽然不认可劳务派遣关系，主张其工作地点从未改变，体检报告、工牌、发放工资的账户均显示是航通公司。但结合高检秀确认签名的劳动合同、工牌、放假通知等证据可见，高检秀一开始就是在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劳务协作期间入职，其是景鸿公司受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委托招聘的员工，景鸿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将其派遣到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工作，高检秀的劳动过程受航通公司新会分公司的管理。航通公司及高检秀提交的证据均能够相互呼应，高检秀主张工牌、体检报告显示是航通公司及工资是航通公司发放的事实与航通公司主张高检秀是派遣到其司的员工并不矛盾，且航通公司对于高检秀提供的工牌、体检报告都作出了合理解释。故，航通公司主张高检秀是劳务派遣员工，提交的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本院对其主张予以采信。对于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劳务派遣协议于2017年5月25日结束后，航通公司仍向高检秀发放2017年6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工资的问题。如上所述，本院已认定高检秀是基于劳务派遣到航通公司处工作的，虽然航通公司与景鸿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7年5月25日结束，但高检秀2017年7月1日与景鸿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继续在航通公司处工作。综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2017年12月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的工资由景鸿公司发放的事实，在航通公司对2017年6月至11月的工资由其司发放已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不能仅以该段时间的工资仍由航通公司发放为由认定高检秀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景鸿公司答辩确认其与高检秀于2009年11月26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根据航通公司提交的《劳动事务委托服务协议》以及高检秀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可知，高检秀的社会保险是由景鸿公司委托广州红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代为缴纳的。综合上述分析，高检秀主张其与航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高检秀要求航通公司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案中，高检秀提交的工资差额计算表显示其主张的工资差额分别为2010年3月16日、2010年8月31日、2011年3月18日、2012年2月17日、2013年3月19日、2014年3月15日、2016年3月16日、2017年3月21日、2018年3月28日的实发工资与江门市最低工资标准之间的差额（上述差额共计3580元）。工资是按照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本人的全部劳动报酬。航通公司及景鸿公司均主张根据高检秀的出勤情况已经足额发放工资，对此提交了劳务人员工资发放单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对于高检秀主张的工资差额，高检秀在仲裁时确认其工资标准变化分别是28元/天、40元/天、65元/天及70元/天。航通公司主张高检秀的工资是根据其出勤情况核计，并提交劳务人员工资发放单，该发放单中高检秀一栏载明的劳务费标准（有40、45、55、70）、工日等。可见，高检秀的工资数额是根据其出勤情况确定的。而高检秀的工资从2010年1月起是以转账的形式发放，其未对当时发放的工资数额提出异议，现亦无证据证明其在当月的出勤情况与当时获得的工资不对应。因此，高检秀主张航通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景鸿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了到庭诉讼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航通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5民初1770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与高检秀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三、广州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无需向高检秀支付工资差额3580元。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高检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康玉衡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王威淞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