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6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杰，男，199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棒，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弢，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蒂尔，女，199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原审被告：李春波，男，199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上诉人杨杰与被上诉人蒋蒂尔、原审被告李春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0）湘0104民初1490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杨杰于2021年1月25日签收，因不服该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杰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蒋蒂尔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请求二审法院判令蒋蒂尔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蒋蒂尔在退股之前持有湖南旅行象户外运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行象公司)的实际股权是12%而非14%，一审法院对该关键事实未予查清。根据蒋蒂尔当庭补交的2017年12月11日《股份分配协议书》，蒋蒂尔当时作为隐名股东持有旅行象公司的股权为12%，该事实不仅在另案(2019)湘010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书》中得以认定，在本案一审判决书的第四页也得以认定。但与此同时，一审判决却对2019年1月7日《股东退股协议书》中表明的蒋蒂尔持有旅行象公司14%的股权这一事实也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在本案证据所反映的关键事实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在本院认为部分直接作出“2019年1月7日《股东退股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的结论，进而判令杨杰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蒋蒂尔当庭承认“一股二卖”，蒋蒂尔违约在先导致2019年1月7日的《股东退股协议书》已经无法履行也无法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因此杨杰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一审判决查明：“2017年12月15日，蒋蒂尔与李春波签订了《退股协议书》，蒋蒂尔将股权转让给李春波，同日李春波向蒋蒂尔出具了同等金额的《借条》”。在另案(2019)湘010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书》中，蒋蒂尔承认其已于2018年10月25日与李春波签订了《股东退股协议书》，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李春波。该事实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也得以认定。在本案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蒋蒂尔也多次当庭承认上述“一股二卖”的事实。因此，蒋蒂尔曾经与李春波单独签订过以上两份有关股权转让的协议。本案中三方于2019年1月7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不能，蒋蒂尔无法向杨杰转让股权也无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实际上是蒋蒂尔违约在先，杨杰作为后履行一方，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3、蒋蒂尔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一审法院将其用于咖啡店经营的款项认定为蒋蒂尔的出资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蒋蒂尔在一审开庭时当庭补交了一组微信截图，其中的第二张是蒋蒂尔与案外人方文的转账记录，经计算总金额为42350元而非49532元；其中的第三张是蒋蒂尔与李春波的聊天记录，蒋蒂尔认为她支出了49532元，而在一审开庭过程中蒋蒂尔自认这些费用是用于咖啡馆经营。因此，以上蒋蒂尔补交的证据所反映的支出既不是对旅行象公司的出资，也没有用于旅行象公司的经营，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原告蒋蒂尔支付公司开支49832元，并向被告李春波支付了50000元”，一审法院依据蒋蒂尔提供的明显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的陈述材料，就认为蒋蒂尔履行了对旅行象公司的出资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遗漏了本案的必要当事人旅行象公司，属于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可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标的物是旅行象公司的股权，由于各股东之间存在反复多次的股权转让，关键是蒋蒂尔所持股权的数额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故旅行象公司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没有追加旅行象公司参加一审程序，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2、杨杰曾在一审程序中提起反诉，但一审法院既未接收材料也未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违反法定程序限制了杨杰的诉讼权利。3、杨杰的代理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份类案检索报告，一审法院既未释明予以回应也没有在判决书中进行说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在一审开庭过程中，杨杰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两份类案检索报告，一份是(2019)最高法民终949号案例，拟说明“杨杰因蒋蒂尔违约导致无法取得股权，在蒋蒂尔没有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应当判决杨杰支付违金”；另一份是(2019)最高法民终677号案例，拟说明“蒋蒂尔在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转让股权，不能因此免除其法定的补足出资义务。由于杨杰受让的股权存在出资瑕疵，杨杰有权要求在股权转让款中扣减蒋蒂尔应缴却未缴的出资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类案检索的实施意见(试行)》之规定，杨杰代理人提交案例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裁判生效的案件，符合类案检索的范围，一审法院没有通过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或在裁判文书中以说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三、一审法院在举证证明层面没有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自认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蒋蒂尔“一股二卖”的事实不仅有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更有蒋蒂尔本人的当庭自认。蒋蒂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1、对于持股比例的问题，蒋蒂尔在一审已经解释清楚并交相关证据。2017.12.19，四人签完入股协议的第二天蒋蒂尔就发现协议股份比例不对提出疑问，李春波说是他们写错了，补充协议那里把丁方写成了丙方，比例也写错了，但后面一直没人提出重写协议。杨杰和李春波也都承认是笔误。所以这个完全不能作为抗辩的理由。应以蒋蒂尔、杨杰、李春波签署的股东退股协议书上三方认定的退股比例为准。2、在与杨杰、李春波三人正式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之前蒋蒂尔与李春波单独签订了两份，签订后蒋蒂尔才意识到那是无效的合同，因为杨杰是旅行象公司的股东，且在蒋蒂尔入股公司时候的股份分配协议书上也是签字了的，所以是要和他一起签署退股协议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约好三人最后于2019年1月7日签订了合法有效的股东退股协议书。一审也提交了证据证明杨杰当日知晓并来到咖啡馆签订了退股协议书。3、蒋蒂尔转了房东42350元，有转账记录，剩下的7182元是蒋蒂尔在开店后陆续购买的零碎物资都是在公司日常管理公示了的。咖啡店本身就是属于旅行象公司的，当初他们的想法是门店引流做旅游项目才开的。杨杰作为公司股东也是自始至终一直在参与公司和咖啡馆的经营活动，对公司的一切情况都是完全知情的整个事情从一开始蒋蒂尔入股杨杰签署了股份分配协议书，到蒋蒂尔退股杨杰签署了股东退股协议书。杨杰全程都是参与其中的，所以杨杰辩称蒋蒂尔未履行出资义务和其不知情的情况完全是没有任何理由依据。4、杨杰是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一直是旅行象公司的股东。不但没有对蒋蒂尔履行股东退股协议书上的约定，还一再想推脱责任，浪费司法资源，属于极不负责的态度行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杨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春波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蒋蒂尔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李春波、杨杰向蒋蒂尔支付转让款60000元；二、李春波、杨杰向蒋蒂尔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共计160000元；三、李春波、杨杰承担还款连带清偿责任；四、李春波、杨杰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旅行象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登记设立，李春波持股54%、杨杰持股20%、王呈文持股13%、全晓睛持股13%。2017年8月，王呈文、全晓晴与李春波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两人所持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李春波。此后李春波一直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2017年12月11日，李春波就受让的部分股权与蒋蒂尔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载明蒋蒂尔出资50000元，占注册资本12%的股份，旅行象公司在协议上签章。蒋蒂尔支付公司开支49832元，并向李春波支付50000元。2017年12月15日，蒋蒂尔与李春波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蒋蒂尔因个人原因自愿退出旅行象公司股东会，并自愿将其持有该公司的股权12%自愿转让给李春波，李春波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100000元，李春波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同日，李春波向蒋蒂尔出具《借条》，称：“借款人李春波向蒋蒂尔借到10万元，借期12个月，月利率2%，于到期日时本息一并还清。”后李春波未向蒋蒂尔支付100000元。2017年12月19日，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共同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刘望出资200000元，持有旅行象公司13%的股份，李春波作为公司运作总负责人，全权处理公司所有事务，合同还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月27日刘望转账150000元至李春波的银行账户（该账户绑定蒋蒂尔的手机号码），并支付了公司的一些日常开支。旅行象公司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后刘望一直未登记为旅行象公司的股东。2018年7月4日，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签订《股东退股协议》，约定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书》自动失效，刘望将所持13%的股份以150000元的对价转让给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李春波、蒋蒂尔、杨杰自行分配该13%的股权；因刘望未在工商局登记为公司显名股东，无须协助变更登记手续；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后刘望以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未支付转让款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湘0104民初6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李春波、蒋蒂尔、杨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刘望股权转让款102353元、违约金20000元，合计122353元。蒋蒂尔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7日作出（2020）湘01民终41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25日，蒋蒂尔与李春波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双方于2017年12月19日共同签署《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蒋蒂尔向旅行象公司出资100000元，占该公司的14%的股份。根据《股权分配协议书》第五章约定及双方共同协商，经其他股东确认一致后，由蒋蒂尔将其持有该公司的14%的股权转让给李春波，原共同签署的《股权分配协议书》自动失效，李春波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份，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60000元，因蒋蒂尔未在工商局登记为该公司的显名股东，故无需对该公司及李春波协作与配合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李春波于2018年12月30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后李春波未向蒋蒂尔支付转让款。2019年1月7日，蒋蒂尔与李春波、杨杰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三方于2017年12月19日共同签署《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蒋蒂尔向旅行象公司出资100000元，占该公司的14%的股份。根据《股权分配协议书》第五章约定及四方共同协商，确认一致后，由蒋蒂尔将其持有该公司的14%的股权转让给李春波、杨杰两方，原共同签署的《股权分配协议书》自动失效，李春波、杨杰两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份，三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60000元，因蒋蒂尔未在工商局登记为该公司的显名股东，故无需对该公司及李春波、杨杰两方协作与配合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李春波、杨杰两方于2019年2月3日前付清全部转让款。受让方任何一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金为100000元，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约定义务，违约方需承担连带责任。后李春波、杨杰未向蒋蒂尔支付转让款，经蒋蒂尔催付未果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蒋蒂尔与李春波于2017年12月11日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后，蒋蒂尔支付公司开支49832元，并向李春波支付50000元。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约定刘望出资200000元，持有旅行象公司13%的股份。后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于2018年7月4日签订《股东退股协议》，约定2017年12月19日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书》自动失效，刘望将所持13%的股份以150000元的对价转让给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李春波、杨杰、蒋蒂尔自行分配该13%的股权。杨杰称蒋蒂尔于2019年1月7日与李春波、杨杰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时，未告知其之前已与李春波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但蒋蒂尔与李春波、杨杰于2019年1月7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未被撤销，该《股东退股协议书》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春波、杨杰未按约向蒋蒂尔支付股权转让款60000元，属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于蒋蒂尔主张李春波、杨杰支付转让款6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蒋蒂尔与李春波、杨杰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约定，受让方任何一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金为100000元。蒋蒂尔据此主张李春波、杨杰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但上述违约金约定过高，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李春波、杨杰向蒋蒂尔支付违约金10000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春波、杨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蒋蒂尔转让款60000元；二、李春波、杨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蒋蒂尔违约金10000元；三、驳回蒋蒂尔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64元，减半收取1782元，由蒋蒂尔负担1000元，杨杰、李春波负担782元。本院二审期间，杨杰、李春波未提交新的证据，蒋蒂尔提交了旅行象公司微信群聊天记录及其与李春波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杨杰对公司情况知情，且2017年12月15日《退股协议书》中约定转让股权为12%系笔误，杨杰对该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审查，该聊天记录内容并未体现2017年12月15日《退股协议书》中约定的转让股权12%系笔误，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二、杨杰、李春波是否应向蒋蒂尔支付转让款及违约金。关于焦点一，杨杰主张一审判决遗漏案件当事人旅行象公司，程序违法。经审查，本案系基于蒋蒂尔、李春波、杨杰于2019年1月7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发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旅行象公司并非该协议的合同相对人。同时，该协议书虽系转让蒋蒂尔持有的旅行象公司股权，但蒋蒂尔并非旅行象公司工商登记股东，该协议书的履行并不涉及变更旅行象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旅行象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未将其列为案件当事人并无不当。杨杰另主张一审法院未受理其反诉。经审查，杨杰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审庭审笔录及其他材料中亦未体现杨杰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故杨杰此项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杨杰关于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杨杰主张蒋蒂尔实际持有旅行象公司的股权应为12%，而非14%。经审查，2018年7月4日，案外人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签订《股东退股协议》，约定刘望将所持有的旅行象公司13%股份以150000元对价转让给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并由李春波、杨杰、蒋蒂尔自行分配该13%股权。同时，刘望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之间就该协议的争议已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并判决李春波、杨杰、蒋蒂尔根据该协议向刘望支付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本案中，蒋蒂尔与李春波2017年12月11日签订的《股权分配协议书》及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虽约定蒋蒂尔持有旅行象公司股权为12%，但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均未提交证据证明三人于2018年7月4日受让的刘望13%股权，三人之间系如何分配。鉴于此，李春波、杨杰、蒋蒂尔于2019年1月7日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书》中约定蒋蒂尔持有的旅行象公司股权为14%，超过此前两份协议约定的12%，应认定为三人对蒋蒂尔所持旅行象公司股权份额的重新约定，杨杰此项主张不能成立。杨杰另主张蒋蒂尔持有的旅行象公司股权已转让给李春波，蒋蒂尔存在“一股两卖”行为。经审查，蒋蒂尔与李春波虽于2017年12月15日、2018年10月25日两次签订协议，约定蒋蒂尔将其持有的旅行象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春波，但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春波向蒋蒂尔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故无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已实际履行。李春波、蒋蒂尔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退股协议书》后，刘望仍与李春波、杨杰、蒋蒂尔先后于2017年12月19日签订《股权分配协议书》、2018年7月4日签订《股东退股协议》，亦能印证李春波、蒋蒂尔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蒋蒂尔仍为旅行象公司股东。同时，李春波、蒋蒂尔均系2019年1月7日《股东退股协议书》的签订方，应认定该协议系李春波、蒋蒂尔对此前双方先后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所约定的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变更，李春波、蒋蒂尔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双方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2018年10月25日签订的《股东退股协议书》。杨杰关于蒋蒂尔“一股两卖”的主张不能成立。杨杰另主张蒋蒂尔的10万元出资并未实际出资到位。经审查，蒋蒂尔是否实际出资到位并不影响2019年1月7日《股东退股协议书》效力，杨杰如认为蒋蒂尔未履行出资义务，可另行向蒋蒂尔主张权利。综上，杨杰关于不应履行2019年1月7日《股东退股协议书》的主张均不能成立，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李春波、杨杰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故一审判决李春波、杨杰向蒋蒂尔支付转让款及违约金，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杰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550元，由杨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天剑审判员  龙付送审判员  陈 瑶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曾锦书记员廖幸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