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122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么菲菲，女，1987年3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石秀芬，女，1956年8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冠县。上列两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春，上海市铭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卫昌路293号2幢10074室。投资人：徐军，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毅，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华，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么菲菲、石秀芬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玮卉事务所”）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9）沪0120民初22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么菲菲、石秀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玮卉事务所的本诉请求，支持么菲菲、石秀芬的反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玮卉事务所在《代理委托协议》项下的服务义务仅为税务筹划，此认定与协议约定不符。根据《代理委托协议》第一、三、四条的约定，可以看出玮卉事务所的服务内容包括：1．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股权转让实现；2．保证么菲菲、石秀芬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的缴纳；3．保证么菲菲、石秀芬完成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4．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服务，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内容为“挖掘相关税务筹划空间”，不包括代办各类注销手续。另外，《代理委托协议》第三条第3项特别约定，“乙方向甲方收取的代理委托服务费系乙方向甲方提供本协议项下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服务的对价”，将玮卉事务所收取服务费的前提条件予以明确限定。既然双方协议已经确定了服务内容范围，就应以每项服务范围的完成与否计算对应的服务费用。二、一审中玮卉事务所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完成了服务内容，一审判决么菲菲、石秀芬支付全部服务费缺乏依据。玮卉事务所主张其提供了税务筹划服务，但其除了提供《招商服务项目合同》并宣称系委托上海XX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代其提供服务外，未再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提供的服务，而《招商服务项目合同》未被原审法院采纳，故从证据来看，玮卉事务所未提供任何服务。一审判决认定玮卉事务所制作的《换股协议流程》与事实一致，即认定其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但所谓的流程通过外部材料即可推断得出，且该《换股协议流程》系玮卉事务所单方制作，么菲菲、石秀芬不予认可，不能据此认定玮卉事务所已经提供了服务。即便按照一审判决对《代理委托协议》的解释，玮卉事务所并不负担代办各类注销手续的义务，仅负责确保么菲菲、石秀芬的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括工商注销），但玮卉事务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如何履行该确保义务，一审判决认定其履行了合同义务缺乏依据。三、么菲菲、石秀芬对支付服务费人民币（币种下同）1，120，000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此款项支付与《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无法对应，不能据此推定玮卉事务所提供了服务或者么菲菲、石秀芬认可其服务。玮卉事务所辩称：不同意么菲菲、石秀芬的上诉请求。玮卉事务所为么菲菲、石秀芬的房产转让制作了换股流程，换股流程图在签订《代理委托协议》时已经制作好了，么菲菲、石秀芬对此表示认可，双方才签订了《代理委托协议》，之后的实际履行情况亦与玮卉事务所制作的换股流程一致，并已完成所有手续，么菲菲、石秀芬理应按约支付服务费。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玮卉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么菲菲、石秀芬支付玮卉事务所委托服务费5，600，000元。么菲菲、石秀芬反诉请求：一、判令玮卉事务所向么菲菲、石秀芬返还服务费1，120，000元；二、判令玮卉事务所向么菲菲、石秀芬支付利息损失（以1，12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自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为48，720元；以1，1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11日，玮卉事务所与么菲菲、石秀芬签订《代理委托协议》，约定乙方（即玮卉事务所）根据甲方（即么菲菲、石秀芬）的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为出让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其股权实现转让，另乙方根据甲方委托要求，通过专业服务规范出让方持股权转让税务行为，提升甲方整体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全面提升甲方投资收益和价值，同时营造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良好有序的沟通协调关系，创造甲方和谐的税务环境。出让方为“上海L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M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N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P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Q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R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标的公司为“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H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第三条乙方责任约定：“1．乙方应保证代理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本行业道德标准，全力完成甲方委托事项，充分维护甲方利益。2．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信息以及商业机密负有向第三方保密的责任。3．乙方应协助甲方成立以甲方为股东的出让方；出让方与第三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第四条第2点约定：“代理委托服务总费用为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5％。”第2.1条：“出让方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公司，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后，乙方负责协助甲方按照乙方委托责任要求实现个人所得税缴纳，甲方应在纳税行为完成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0.25％支付给乙方代理委托服务费。”第2.2条：“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对甲方成立的出让方合法合规完成注销流程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股权转让总金额的1.25％支付乙方剩余代理委托服务费。”2019年1月18日，么菲菲向玮卉事务所付款1，120，000元。后玮卉事务所认为合同义务已经完成，要求么菲菲、石秀芬付款未果，致涉讼。另查明，上海L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M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N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P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Q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R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4月12日完成工商注销。上述合伙企业于2019年2月19日前结清所有税务事项。一审法院认为，玮卉事务所与么菲菲、石秀芬达成的《代理委托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恪守。对于《代理委托协议》涉及的换股情况，玮卉事务所制作了《换股协议流程》，么菲菲、石秀芬对此表示与事实基本一致，予以认可。经当庭查实，么菲菲、石秀芬完成涉案股权转让后，缴纳个人所得税税负为3.5％，涉案出让方已完成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相关合同内容均已完成。据《代理委托协议》第四条第2.2款约定，玮卉事务所主张剩余服务费（转让总金额的1.25％）的条件已经成就。对么菲菲、石秀芬的观点阐释如下：么菲菲、石秀芬对于本案基础事实的基本观点是玮卉事务所未履行任何合同项下的义务，主要包含两点意见，第一，认为两人事前并不知晓税负本来就是3.5％，其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税务筹划达到3.5％的目标，但事成之后发现税负本来即为3.5％，因此，本身即不需要玮卉事务所进行税务筹划。第二，相关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均在园区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玮卉事务所亦未参与。而对于付款1，120，000元的行为，么菲菲、石秀芬认为是基于上述的错误认知。因此，玮卉事务所未履行合同义务，1，120，000元已付款应予返还。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的第一点意见，在两人提供的聊天记录中，显示其于2018年9月27日即已知晓税负为3.5％，即涉案协议的签订时间晚于么菲菲、石秀芬知晓实际税负的时间（么菲菲、石秀芬自述，双方磋商时间为2018年10月底，正式签署时间为2018年12月11日），该事实导致么菲菲、石秀芬的第一点意见逻辑不能自洽，暴露出三个严重的漏洞：首先，么菲菲、石秀芬在知晓税负的时间上做了虚假陈述；其次，其论证玮卉事务所未履行义务的因果关系不攻自破；再次，其签订涉案协议的经济合理性无法解释，即两人在已经知道税负为3.5％的情况下，为何仍要与玮卉事务所签订合同总价为6，720，000元的《代理委托协议》。（对于2018年9月27日已知晓税负为3.5％的事实，么菲菲、石秀芬的两位诉讼代理人又作出矛盾的解释：代理人郭雪称，签订《代理委托协议》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比3.5％更低的税负，而代理人张聪聪则称，3.5％的税负只是在磋商阶段，尚须领导确认。）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第二点意见，依《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玮卉事务所并不负担代办各类注销手续的义务。涉案协议对此项义务约定为：“乙方（即玮卉事务所）应协助甲方（即么菲菲、石秀芬）成立以甲方为股东的出让方；出让方与第三方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且在纳税义务发生后，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上述条款文意清楚且无歧义，除协助么菲菲、石秀芬成立以她俩为股东的出让方，玮卉事务所并不负担代办各类注销手续的义务，仅须“确保”出让方股东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缴纳以及合法合规完成出让方的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由于么菲菲、石秀芬上述两点意见不能成立，故其自述付款1，120，000元系认知错误的主张失去逻辑合理性，反而其付款行为可证明对玮卉事务所履行合同义务情况的知晓。即便按照误认的观点，么菲菲、石秀芬在发现误认后亦从未向玮卉事务所主张返还，相反，待玮卉事务所提起本案诉讼后方以反诉方式提出。另么菲菲、石秀芬解释《代理委托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包含“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服务”，而玮卉事务所即便履行了部分义务，也仅是极小一部分。首先，双方《代理委托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第2点已对合同主要内容做了明确约定，主旨即在“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其次，具体合同义务应作明确约定，上述内容除了第四条第3点外未有具体的义务约定；最后，税务筹划过程并不排斥存在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内容之可能。综上，对于么菲菲、石秀芬的意见均不予认可，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服务费，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继续付款的合同责任。玮卉事务所自愿将服务费下调至不低于4，480，000元，系自行处分自己的权利，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么菲菲、石秀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海玮卉商务信息咨询事务所服务费4，480，000元；二、驳回么菲菲、石秀芬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00元，反诉费7，659元，均由么菲菲、石秀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本市XX路XX-XX号（部分门牌号）、XX路XX-XX号（部分门牌号）、XX路XX、XX号及XX路XX号的22套商铺（以下称目标房产）原为么菲菲名下财产。2018年10月9日至2018年11月8日期间，么菲菲、石秀芬作为出资方，先后设立了上海L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M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N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P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Q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R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6家企业，均注册于上海市奉贤区XX镇XX路XX弄XX幢的不同室号，即XX经济园区内。上述6家企业又作为出资股东，于2018年11月2日至2018年11月11日期间，先后设立了上海A有限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上海C有限公司、上海D有限公司、上海E有限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上海G有限公司、上海H有限公司、上海I有限公司、上海J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以下称目标公司），亦注册于XX经济园区内。通过设立上述一系列公司，么菲菲将其名下的目标房产即22套商铺作为投资注入上海A有限公司等10家目标公司名下。2018年12月7日，以上海L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M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N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P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Q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R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家企业为出让方（以下简称出让方），以上海闵上房地产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出让方指定方一、上海S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出让方指定方二，以天津K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K公司）、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股份公司）为购买方，双方签订了《换股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上海A有限公司等10家目标公司（双方称SPV）全部股权，与天津K公司持有的2.89亿股XX股份公司股权进行互换，双方确认互换股权估值为4.48亿元，因本次并购所产生的全部税费由各方分别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部门的现行规定承担。其后，么菲菲、石秀芬与玮卉事务所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了《代理委托协议》，委托内容如一审判决查明。合同签订后，出让方与购买方履行了换股协议。2019年1月12日，么菲菲、石秀芬按照3.5％税率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本院认为，么菲菲、石秀芬与玮卉事务所于2018年12月11日签订的《代理委托协议》，其内容约定为：乙方玮卉事务所根据甲方么菲菲、石秀芬的委托要求，为么菲菲、石秀芬所有的出让方即上海L生物科技合伙企业等6家企业，转让所持有的10家标的公司（SPV）全部股权，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股权实现转让，通过专业服务规范出让方持股权转让的税务行为，提升其整体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全面提升甲方投资收益和价值，同时营造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良好有序的沟通协调关系，创造甲方和谐的税务环境。根据上述约定，结合么菲菲、石秀芬此前短期内在上海市XX经济园区内先后设立6家出让方企业及10家目标公司（SPV），将目标房产即22套商铺作为投资注入目标公司（SPV），然后由出让方与天津K公司、XX股份公司进行股权互换，在换股完成后又对出让方6家企业予以工商注销的一系列操作来看，可以认定《代理委托协议》中的“提升整体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挖掘相关税收筹划空间，全面提升甲方投资收益和价值”等内容，实质上是玮卉事务所通过设计《换股协议流程》，为么菲菲、石秀芬就完成目标房产转让中如何进行合理避税提供服务。该协议未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效力不应否定，现其约定的事项已经履行完毕，玮卉事务所主张剩余服务费的条件已成就，么菲菲、石秀芬理应按约支付服务费。么菲菲、石秀芬提出，《代理委托协议》约定玮卉事务所的服务内容包括：1．提供咨询协调服务、促进股权转让实现；2．保证么菲菲、石秀芬完成不超过3.5％个人所得税的缴纳；3．保证么菲菲、石秀芬完成税务注销清算（包含工商注销）；4．财务顾问、审计、法律合规、评估等服务，并不仅为“挖掘相关税务筹划空间”而不包括代办各类注销手续，因玮卉事务所未提供全部服务故不应收取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正如前述所认定的，双方《代理委托协议》的实质是玮卉事务所为么菲菲、石秀芬就完成目标房产转让中如何进行合理避税提供服务，亦即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内容为“挖掘相关税务筹划空间”，至于代办各类注销手续，并非合同主要内容，当然，在委托方予以授权的情况下，玮卉事务所亦自应为之代办。实际履行过程中，么菲菲、石秀芬未授权委托玮卉事务所而自行办理了相应的注销手续，则其不能因此归责于玮卉事务所不履行合同义务，亦不能因此拒付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现玮卉事务所考虑实际情况，自愿下调剩余服务费金额至4，480，000元，当属合情合理，一审法院据此判令么菲菲、石秀芬支付剩余服务费，所作处理并无不当。至于么菲菲、石秀芬要求返还其已经支付的服务费1，120，000元，更无理由，其一审中关于付款行为的解释不能成立，对此一审判决已阐述意见，本院予以赞同，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上诉人么菲菲、石秀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000元，由上诉人么菲菲、石秀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侯卫清审 判 员 寻增荣审 判 员 潘春霞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吴 晔书 记 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