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45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鑫，男，1990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燕，山东文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超，男，198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城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昭利，山东众成清泰（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润华，山东众成清泰（西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鑫因与被上诉人孙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4民初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鑫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孙超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孙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孙超实际向胡崇玮出借本金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孙超提交的借条系伪造，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50万元与转账金额38万元不一致，法院不能当然认定借条是真实的，更不能认定借条中载明的借款金额已实际给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合同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货币借用合意，并以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为生效条件。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仅达成借款合意，而未实际给付借款标的物的，可以认定合同成立而未生效，借款人不承担偿还借款的责任。因胡崇玮已去世，法官更应严格审查借条的真实性以及借款是否已实际给付，排除所有合理怀疑。胡崇玮于2019年11月4日去世，所谓的《借条》出具时间是2016年2月5日，借期为6个月，还款日为2016年8月5日，若借款事实真实存在，孙超应当于2016年8月5日到2019年8月5日三年期间进行起诉，而不是在胡崇玮去世后再起诉，这样导致借条内容的真实性无法对证，可任由孙超编造。孙超给胡崇玮的38万元转账与借条金额不一致，无法排除胡崇玮与孙超之间有其他业务往来。此外，孙超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其给胡崇玮转账的38万元共分两笔，一笔30万元、一笔8万元，若是给付借款，孙超应一次性转账即可，没必要分两笔给付，除非该两笔转账并非针对借条中的借款而是其他业务往来，这都是孙超在胡崇玮在世时可以解释清楚的情况下不起诉，而在其刚去世后选择起诉胡鑫的原因，就是利用看起来充分的、完美的证据（实则疑点重重），来制造虚假诉讼，牟取非法利益；其次，孙超提供的证人邱某1系孙超的亲属，所谓的被调查人邱某2也是孙超的亲属，其陈述实际上起到了证人证言的作用，如此关键的证人，却不出庭作证，逃避胡鑫的询问，其陈述依法不应被采信。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只听信孙超、证人和被调查人的片面之词就认定胡崇玮借孙超本金50万元不够严谨，明显偏向孙超，有失公平公正，若这样的证人证言都可被采信的话，会容易给社会以错误引导，导致虚假诉讼、冤假错案泛滥，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最后，孙超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借条》经过两次笔迹鉴定，第一次鉴定结论为“胡鑫”并非胡鑫书写，第二次补充鉴定鉴定结论为“胡鑫”系胡鑫书写，两次鉴定报告存在矛盾，法官却采信第二次的鉴定结论，有失公允。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未必准确，在第二次补充鉴定前，孙超通过邱某2去银行非法获取胡鑫的签字笔迹，证明胡鑫有条件、有可参照的样本，可以精心模仿胡鑫的笔迹，故鉴定意见书补充鉴定的结论未必准确，至少不能直接证明借条内容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定孙超实际向胡崇玮出借本金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假设借条是真实的，一审法院认定胡鑫应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假设孙超提交的《借条》是真实的，胡鑫的签字也是真实的，借条仅载明“今借孙超人民币五十万元整（￥500000.00），借期6个月”，并未载明已收到该笔借款，而孙超仅提供向胡崇玮转账38万元的银行流水，该借条也仅证明孙超与胡崇玮达成了借款50万元的合意，孙超并无证据证明实际交付给胡崇玮该50万元，即该借条并未实际履行，胡崇玮和胡鑫并未收到借条约定的50万元借款。根据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应以实际履行为准。若根据孙超主张其向胡崇玮转账的38万元系履行了该借条的付款义务，那也仅仅交付了38万元借款，剩余12万元并未交付。孙超为了强行解释该笔50万元借款实际交付给胡崇玮，找了替胡崇玮偿还证人邱某112万元欠款的理由，胡鑫认为借条中未约定利息本就不合常理，该12万元极有可能是“砍头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将实际出借的金额38万元认定为本金，至于孙超给证人邱某1转账的11万元与本案无关；（三）一审法院认定孙超代替胡崇玮向邱某1还款12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证人邱某1在庭审中陈述其通过孙超借给胡崇玮10万元，年利息2万元，但是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胡崇玮存在借贷关系，既未提供借款凭证也未提供银行转账流水，该事实纯属捏造。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若邱某1作为债权人，一审法官仅凭其口头陈述，在无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便认定胡崇玮向其借款10万元的事实，实在过于草率，于法无据、于理不符，且邱某1与孙超是亲戚关系，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不能排除双方恶意串通、邱某1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故其所有陈述不应被采信。孙超称其代替胡崇玮向邱某1还款12万元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孙超仅提供了三笔不同时间陆续向邱某1的转账记录共计11万元，该三笔转账系邱某1与孙超之间的业务往来或者债权债务关系，根本无法证明代替胡崇玮还款的事实，如果转账事由都可以任意解释、编造的话，孙超也可以作出更多的解释。一审法官在该事实认定上偏听偏信，过于主观臆断，有失公平公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此外，试想如果一审法院认定邱某1的证人证言是真实的，则会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债权人不需要提供借条和转账记录，只需要提供第三人给借款人的转账流水就可以证明借款事实存在，这会导致无数冤假错案的涌现；（四）孙超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孙超通过邱某2于2019年7月多次向胡崇玮主张还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无视诉讼时效制度，从借条上看，孙超的起诉已于2019年8月5日就过了诉讼时效，但一审法院并未严格审查，如果这样都可以，会导致诉讼时效制度形同虚设。首先，邱某2并非出借人本人，无权代替孙超向胡崇玮进行催款，邱某2的通话记录无法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其次，孙超提供的通话记录截屏为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亦不具备鉴定的条件，且该截图的真实性应由孙超证明，而非由胡鑫申请鉴定，一审法官以胡鑫不申请鉴定为由对该通话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合理，且一审法官在开庭时已向孙超释明让其七日内提交营业厅打印的通话记录，否则视为不能提交，没有证据，在第二次开庭时法庭并未出示孙超去营业厅打印的通话记录，故该通话记录应视为未提交，真实性不应被认可。假设通话记录是真实的，该通话截屏亦与本案无关，手机号码137××××1958的使用主体并非孙超本人，而是被调查人邱某2，该通话记录截屏仅能证明邱某2与胡崇玮（手机号码为186××××9460）通过电话而已，无法证明通话内容是什么，也就无法证明孙超在诉讼时效内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催款的事实，且该截图显示邱某2与胡崇玮共通话三次，邱某2作为被叫为两次，作为主叫为一次，通常催款方是主叫方，而邱某2仅给胡崇玮去过这一次电话，时间仅为14秒，并非孙超所说的多次通过电话向胡崇玮催款。若根据邱某2的陈述，其与胡崇玮系朋友关系，朋友之间通话是很正常的事，通话的内容和理由有千万种，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无法从通话记录中推定通话内容就是邱某2代孙超向胡崇玮催款，孙超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曾授权邱某2向胡崇玮催款，故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孙超在一审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此外，邱某2系孙超的姑父，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胡鑫并不认识邱某2，邱某2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系虚假陈述，极有可能早已与孙超恶意串通，但一审法官仅凭邱某2一人的陈述便认定其打电话就是代孙超向胡崇玮催款，而无视胡鑫的抗辩和质疑，实在太过于偏向孙超，在审理案件时未做到客观审理。一审法官任意使用自由裁量权，案件审理有失公平公正，认定孙超的主张未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违反法律程序，影响裁判的正确性。孙超以邱某2工作原因不能出庭作证为由申请法院对其进行调查，法院予以准许，且未告知胡鑫，胡鑫无法对其进行询问，属于程序违法。首先，邱某2在青岛市城阳区青岛农商银行上班，不存在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事由；其次，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孙超申请法院对邱某2进行调查，邱某2实际系证人身份，无正当理由应出庭作证，接受胡鑫的询问，否则其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官在对邱某2进行调查时，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双方当事人在场，但是一审法官庭外对邱某2进行调查，并未通知胡鑫到场，调查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违反公平公正原则，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过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不存在，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次，根据2020年8月30日新修订的该规定，一审法院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无充分合理理由，亦无法律依据。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自2019年8月20日起，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在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又未约定逾期利息的情况下，利率应当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被上诉人孙超辩称，一、胡鑫主张原审法院认定孙超实际向胡崇玮出借本金50万元系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首先，经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补充鉴定，结论为《借条》中“胡鑫”签名字迹系胡鑫书写，胡鑫称《借条》系伪造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尽管孙超仅提供了38万元的转账记录，但其对差额12万元作了合理解释，且与其提交的《借条》及银行交易流水、证人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审判决对孙超代替胡崇玮向邱某1还款12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认定孙超实际向胡崇玮出借本金50万元，证据确实充分；二、胡鑫主张原审法院庭外对邱某2的调查违反法定程序，影响裁判的正确性，于法无据。原审法院对邱某2所作的调查笔录，依法属于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且已经庭审质证，原审将该调查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三、胡鑫主张手机通话记录截屏显示，邱某2与胡崇玮共通话三次，邱某2作为被叫两次，作为主叫一次，与事实不符。孙超提交的手机营业厅ＡＰＰ通话记录截屏3份证实，2019年7月邱某2与胡崇玮通话远不止三次，邱某2作为主叫也远不止一次；四、胡鑫主张原审判决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过高，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法无据。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1月，不适用2020年8月20日修正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审判决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所述，因原审中孙超陈述、提交的借条及银行交易流水、手机营业厅ＡＰＰ通话记录截屏与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原审判决对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孙超代替胡崇玮向邱某1还款12万元，孙超多次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主张权利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鑫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孙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孙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鑫偿付孙超借款本金50万元及自立案之日起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胡鑫负担。 一审法院查明并认定事实：2016年2月5日，孙超通过银行账户向胡崇玮转账支付38万元。2016年2月6日、3月24日、4月8日，孙超通过银行账户分别向邱某1转账支付7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1万元。胡崇玮系胡鑫之父，于2019年11月4日去世，其手机号码为186××××9460。 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孙超提交“胡崇玮”、“胡鑫”于2016年2月5日共同签字确认的《借条》1份，载明“今借孙超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00）借期6个月还款”，证明胡崇玮、胡鑫共同向孙超借款50万元，借期6个月。胡鑫不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经一审法院释明，胡鑫仅对“胡鑫”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对上述借条中“胡鑫”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所采集的样本为：标称时间为“2020年7月14日”胡鑫本人书写的实验样本3张、标称时间为“2017年2月10日”署有“胡鑫”签名字迹的《询问笔录》1份，标称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署有“胡鑫”签名字迹的《询问笔录》1份。2020年7月23日，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上述借条中“胡鑫”签名字迹不是胡鑫书写，胡鑫支出鉴定费用6500元。胡鑫对该份鉴定结论无异议，孙超以鉴定时样本数量严重不足，胡鑫现场书写的样本与《借条》形成时间相差四年零五个月之久，期间胡鑫签名字迹的书写水平、笔画的形态等概貌特征和细节特征出现差异是很正常的等为由，申请对《借条》中“胡鑫”签名字迹的真伪进行补充鉴定。后经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补充采集存档于青岛市城阳区房地产管理处标称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申请人处署有“胡鑫”签名字迹的《登记申请表》、标称时间为“2015”抵押人处署有“胡鑫”签名字迹的《房地产抵押清单》、标称时间为“2016年6月23日”抵押人处署有“胡鑫”签名字迹的《房地产抵押清单》的样本各1张，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鉴定意见，借条中“胡鑫”签名字迹是胡鑫书写，孙超支出鉴定费用2300元。孙超对该份补充鉴定结论无异议，胡鑫对该份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认为与原鉴定意见相矛盾。因补充鉴定中采集的比对样本数量更多，与《借条》形成时间更为接近，更能全面反映胡鑫的书写水平、笔画形态、单字的写法、搭配比例等概貌特征和细节特征等，故一审法院采纳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的补充鉴定意见，对《借条》中胡鑫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胡崇玮、胡鑫于2016年2月5日共同向孙超出具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孙超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00）借期6个月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 2.第一次庭审时，孙超代理人提交手机营业厅ＡＰＰ通话记录截屏3份，欲证明孙超（手机号码137××××1958）曾多次通过电话向胡崇玮（手机号码186××××9460）催要借款，孙超起诉未过诉讼时效。后孙超代理人主张137××××1958的手机号码为孙超姑父邱某2所有，第一次庭审时代理人误以为该号码系孙超所有，孙超系通过邱某2认识胡崇玮，胡崇玮借款到期后孙超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主张还款，因邱某2工作原因不能保证开庭时出庭作证，申请一审法院对其进行调查。邱某2在一审法院对其调查时陈述，其系孙超的姑父，和胡崇玮是朋友关系，孙超通过其认识胡崇玮。2016年1、2月份，孙超电话告知其胡崇玮向孙超借50万元，因胡崇玮急着要，孙超又脱不开身，让其拿着胡崇玮给邱某1出具的10万元的条找胡崇玮换一张50万元的借条，并嘱咐其让胡崇玮的儿子胡鑫也在借条中签字。后其从孙超处拿到胡崇玮给邱某1出具的10万元的条并交给了胡崇玮，胡崇玮当其面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并约定了还款时间，胡鑫当场也在借条中签字。其按照孙超的要求让胡崇玮写下收款账号，并于当天将账号及50万元的借条给了孙超。半年后孙超说胡崇玮没有还钱，因为是其介绍孙超认识的胡崇玮，故孙超让其帮朝胡崇玮要钱，其多次通过137××××1958的手机号码给胡崇玮186××××9460的手机号码打电话，催胡崇玮还钱，胡崇玮称别人欠他的钱等要回来就还，但一直未还。 3.孙超申请证人邱某1出庭作证，邱某1作证称，孙超系其亲嫂子的侄子。2015年春节期间，孙超问其有没有钱，说朋友想用一下，当时讲借款本金10万元1年利息2万元，其手头有5万元现金，又找其同学于瑞伟借了5万元，给了孙超，过了几天孙超给其胡崇玮出具的借据。过了一年左右，其向孙超问胡崇玮还款情况，孙超说他先将钱还了，2016年2月份孙超给了其1万元现金，其将胡崇玮出具的借条交给了孙超，第二天孙超又通过银行转账向其转了7万元，2016年3月份孙超向其银行转账2万元，2016年4月份又向其转账2万元，连本带息正好12万元。胡鑫对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均不认可，主张邱某1、邱某2均系孙超的亲属，证言不应被采信；对手机营业厅ＡＰＰ通话记录截屏的真实性不认可，并主张不能证明通话内容。经一审法院释明，胡鑫不对手机营业厅ＡＰＰ通话记录截屏申请鉴定，故一审对该通话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邱某2于2019年7月多次与胡崇玮进行手机通话的事实予以认定。因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与孙超陈述的借款经过相一致，且孙超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能够证实其于胡崇玮、胡鑫出具50万元借条的次日起陆续向邱某1支付11万元，邱某2于2019年7月多次与胡崇玮进行过手机通话，结合涉案借条中载明的金额、借款时间、还款时间等因素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对邱某1的证言、邱某2的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孙超代替胡崇玮向邱某1还款12万元，孙超多次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主张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基于借款人未履行还款义务而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孙超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向胡崇玮转账支付38万元，代胡崇玮偿还所欠邱某112万元的债务，胡崇玮、胡鑫并共同向孙超出具了借款50万元的借条，胡鑫抗辩借条不是本人所签，与孙超没有借款的合意，与事实不符且未提交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胡鑫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孙超实际向胡崇玮出借本金5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胡鑫抗辩孙超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因孙超通过邱某2于2019年7月多次向胡崇玮主张还款，故一审法院对胡鑫的该项抗辩，亦不予采纳。胡鑫与胡崇玮共同向孙超出具借条，认可向孙超借款50万元，借款6个月，但未按期还款，现胡崇玮去世，孙超要求胡鑫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孙超要求胡鑫支付自立案之日即2020年1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支持。因经补充鉴定，借据中的“胡鑫”签名字迹是胡鑫书写，故孙超支出的鉴定费用2300元，应由胡鑫承担，胡鑫支出的鉴定费用6500元，由其自行承担。据此，判决：胡鑫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孙超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以剩余欠款本金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1月3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保全费3270元，共计12070元，由胡鑫负担。孙超支出的鉴定费2300元，由胡鑫负担，胡鑫支出的鉴定费6500元，由其自行承担。 二审中，就案外人邱某2与胡崇玮之间的通话情况，孙超提交的通话明细显示：邱某2主叫，2019年7月4日20时21分19秒主叫1分40秒，7月5日10时24分58秒主叫59秒，7月6日21时02分6秒主叫41秒，7月13日16时34分34秒主叫15秒，7月16日17时33分35秒主叫32秒，7月24日11时31分34秒主叫21秒，7月30日9时43分53秒主叫14秒；邱某2被叫，2019年7月5日15时56分51秒被叫46秒，7月13日11时38分17秒被叫18秒，18时43分51秒被叫3分10秒，7月16日9时38分09秒被叫1分09秒，7月23日19时19分42秒被叫2分22秒，17时46分30秒被叫22秒，7月27日18时49分56秒被叫38秒。胡鑫质证称：通话记录系打印件，孙超未出示原始载体，胡鑫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假设该通话记录真实，其对孙超陈述的时间、主被叫、通话时长信息无异议，但也仅代表邱某2与胡崇玮的通话记录，并无具体通话内容。邱某2与胡崇玮是朋友关系，通话很正常，在无法证明通话内容的前提下，也就无法证明孙超在诉讼时效内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催款的事实，且孙超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授权邱某2向胡崇玮催款，故邱某2与胡崇玮的通话与本案无关，不能发生中断时效的法律效力。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一、涉案《借条》借款人落款处“胡鑫”签名是否系上诉人胡鑫本人所签；二、被上诉人孙超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胡崇玮与邱某1之间是否存在曾欠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2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孙超转账给邱某1的11万元及其主张另给付邱某1的1万元现金，是否系其替胡崇玮偿还邱某112万元的借款本息；四、胡鑫应否按年利率6%向孙超支付利息。 关于焦点一，就涉案《借条》借款人落款处的“胡鑫”签名，胡鑫一审中否认系其所签而申请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最初鉴定结论为该签名不是胡鑫所签，在孙超提出鉴定样本数量不足而申请进行补充鉴定的情况下，青岛青大司法鉴定所补充采集了鉴定样本，最后结论为签名系胡鑫所签。鉴于补充鉴定中所采集的比对样本数量更多，在时间上与《借条》形成时间更为接近，更能反映胡鑫的书写水平，笔画形态等特征，故一审采信补充鉴定结论，认定《借条》借款人落款处“胡鑫”签名系胡鑫本人所签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首先，孙超的姑父邱某2与胡鑫之父胡崇玮系朋友关系，孙超系通过邱某2结识胡崇玮，故其通过邱某2向胡崇玮催款合乎情理；其次，孙超提交的邱某2与胡崇玮的通话记录显示（胡鑫无证据证明该记录系孙超伪造），在涉案借款于2016年8月5日到期后的三年诉讼时效期内，邱某2多次主叫胡崇玮；最后，涉案借款并非小额款项，且借款期限仅为6个月，孙超不可能不积极向胡崇玮主张还款，且其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对其证据意识、法律意识不能苛求。因此，一审认定孙超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亦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孙超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邱某1到庭作证称，其系通过孙超将10万元现金出借给了胡崇玮，年息2万元，后孙超分几次将借款本息12万元还给了邱某1。首先，10万元并非巨额款项，以现金形式出借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邱某1并非专业法律人士，对其证据意识、法律意识亦不能苛求；最后，胡崇玮、胡鑫共同向孙超出具的借条载明借款50万元，而孙超向胡崇玮转账金额仅为38万元（胡鑫无证据证明此款系孙超与胡崇玮因存在其他业务关系等而发生），如无胡崇玮欠邱某112万元的债务，则其二人为免权益受损，之后必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诸如要求收回当初50万元的借条而另行出具38万元的借条，或让孙超出具仅实际出借38万元的证明等），但胡鑫无这方面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金额为50万元正确。 关于焦点四，涉案借款发生于2016年，《借条》未约定利息，孙超起诉时间为2020年1月，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9月1日施行）尚未被修订（一审判决在引用法律依据时，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写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系笔误），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孙超诉请判令胡鑫自立案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一审予以支持于法有据。 综上，胡鑫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胡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 涛 审判员 汪青松 审判员 张馨月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邱若璇 书记员 吴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