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2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泳棋，女，2002年1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宁长生，男，1948年1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灿云，女，1946年6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新发，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68号。负责人：施培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恋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小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麒峰，男，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建山镇。法定代表人：童兰花，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利，江西雪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中，男，1988年9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安化县。上诉人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麒峰、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陈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何麒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何麒峰、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陈中共同赔偿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损失共计1311365.66元（其中丧葬费53289.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8812.5元、死亡赔偿金841320元、财产损失2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55908.66元）；2.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向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赔偿；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审理过程中，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增加诉讼请求：诉前财产保全担保保险费2000元由何麒峰、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及陈中承担，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财产损失变更为2350元，诉讼请求第二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偿。审理期间，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要求变更涉案损失的计算标准，要求按照《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一般地区城镇居民的各项标准计算其损失，其中丧葬费变更为638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255920元，死亡赔偿金变更为962360元。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财产损失共计111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072585.47元。三、驳回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8681元，由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负担4345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14336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520元，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负担354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1166元。判后，上诉人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以下简称朱泳棋等三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除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外相关赔偿费用的判决。按原审诉讼请求，判决赔偿朱泳棋等三人相关费用，即：财产损失23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93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优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8625元、误工费23697.66元、住宿费23586元；二、改判诉前财产保全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三、原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以上赔偿由四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驰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森驰公司与赣Ｃ×××××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为挂靠关系。首先，森驰公司与陈中之间不能认定为融资租赁关系。森驰公司向原审法庭提交证据2《汽车租赁合同》《借条》《借款协议》《还款协议》等，都是签订于2019年8月8日；陈中支付购车全款256800元；陈中向森驰公司借款256800元用于购买赣Ｃ×××××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规定，支付融资租赁物价款应当为出租方。本案中，支付租赁物（赣Ｃ×××××肇事车辆）价款的是承租方陈中，不是出租方森驰公司。同时，原审判决认定的《汽车租赁合同》第九条第三款森驰公司不承担责任等约定内容，在森驰公司提交的《汽车租赁合同》证据中无法找到第九条第三款。因此，森驰公司与陈中不能认定为融资租赁关系。其次，森驰公司不是赣Ｃ×××××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无权出租赣Ｃ×××××。依据《借条》“今借到森驰公司人民币合计：（大写）贰拾伍万陆仟捌佰元（用途：购车款）（小写）256800元。此借款利息1分%计算，保证每月还10700元，限2021年8月20日还清。”该借条尾部“车号：赣Ｃ×××××”和《借款协议》“第三条违约责任1、如乙方（陈中）不归还借款或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时，甲方（森驰公司）有权采取下列措施：（1）要求即时付清部分或全部款项；（2）有权扣押乙方所购汽车并评估作价处理；（3）有权提前处分抵押物”以及《还款协议》第四条“乙方若故意每月没有按合同归还甲方借款和费用超过45天，公司将派人扣车……扣车费另由乙方承担。”等约定，能认定森驰公司不是赣Ｃ×××××车辆实际所有人。如果赣Ｃ×××××车辆实际为森驰公司所有，则森驰公司扣押赣Ｃ×××××车辆并评估作价处理，就是出租人将自己所有的出租物作价处理用来抵销承租人对出租人的债务，这不合乎常理。依据《汽车租赁合同》第十条“租赁汽车以甲方名义在车管部分登记，由甲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由乙方承担一切费用”、陈中支付购买赣Ｃ×××××车全部价款256800元的事实，完全能证实陈中为赣Ｃ×××××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因此，森驰公司只能是赣Ｃ×××××肇事车辆名义所有人。其出租该车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出租。换言之，森驰公司与陈中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不排除恶意串通的可能，以达到森驰公司抗辩不承担车辆致人损害的责任。第三，原审将陈中与“陈中”非法人组织错认为同一民事主体。根据《汽车租赁合同》“第十七条担保：担保人陈中自愿为乙方全面履行本合同各项条款提供担保”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债务人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债务的保证人。因此，保证人“陈中”与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借条》《借款协议》《还款协议》的乙方（承租人、今借人）“陈中”不是同一民事主体。即担保人“陈中”为自然人，《汽车租赁合同》《借条》《借款协议》《还款协议》的乙方（承租人、今借人）“陈中”为非法人组织。第四，森驰公司实际已收取“陈中”非法人组织的挂靠费用。依据《汽车租赁合同》第三条租赁金第3项“前款租金（256800元）是由购车款、购车款利息、购车资金占用费、租赁费、核费用（包括业务费、对租、买车者的调查、考察差旅费、因购车而支付的其他费用）等实际费用组成。”和第4项“乙方除支付租金外，车辆上户费（含检测、办证等费用）和用于承租车辆上路行车营运所需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的约定，森驰公司已经以购车资金占用费、租赁费、核费用等名义，实际收取了赣Ｃ×××××肇事车辆所与人的挂靠费。二、认可何麒峰与陈中为雇佣关系系事实错误。何麒峰作为车辆使用人应承担致人损害赔偿责任。涉案事故认定书认定何麒峰为赣Ｃ×××××肇事车辆司机，赣Ｃ×××××肇事车辆为重型平板自卸货车的事实。何麒峰、陈中都没有向法庭提交“何麒峰与陈中”存在雇佣关系的任何证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何麒峰是陈中雇佣的司机，交通事故发生时，何麒峰正在执行其雇主分配的工作，属职务行为的事实，系事实认定错误。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何麒峰为赣Ｃ×××××肇事车辆司机，即车辆实际使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何麒峰为车辆使用人应承担致人损害赔偿责任。三、原审认定财产损失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中，朱泳棋等三人已向法庭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动车销售统一票据》《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等书证，证实交通事故中被害人宁某骑行的二轮电动车的购买时间、价格、品牌、整车编码、制造日期、产地等事实，其中电动车品牌、整车编码、车身颜色等信息与涉案事故认定书确认的车架号、《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书》经勘验确认的电动车颜色、品牌、车架号等信息相互印证，达到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原审判决书认定“因该发票的抬头为自用，且三原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该票据中的电动自行车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损坏的电动车”，属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定“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该电动自行车的残值，根据该票无法确认三原告主张的电动自行车的实际损失价值”不合常理，于法无据。对于购买时价值2350元的二轮电动自行车，与一部后八轮自卸载重货车发生致骑行人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且《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认定二轮电动车损坏，此时二轮电动自行车的残值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即使有残值，也应归被上诉人所有，不能在计算财产损失赔偿时归受害人所有，以此来扣除被上诉人赔偿财产损失价值。四、原审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抚养义务人数以及被扶养人朱泳棋的抚养时间不合常理，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不能抚平宁某死亡给亲属带来的精神创伤。（一）原审判决被扶养人朱泳棋的抚养义务人按2人计算、被扶养时间2个月赔偿抚养费，不合常理。首先，朱泳棋为宁某、朱贯城婚生女儿。朱泳棋从6岁起一直由母亲宁某抚养。朱贯城从朱泳棋6岁（即2008年）时被判刑入狱，至2015年6月刑满释放，宁某与朱贯城于2016年1月4日离婚，经协商朱泳棋归宁某抚养，可以说，朱泳棋的生活所需及一切费用均由宁某承担，朱贯城没有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且离婚不久，朱贯城与她人结婚成家，宁某仍然与朱泳棋相依为命共同生活没有另行组成家庭。原审判决，朱泳棋抚养义务人按2人计算，不合常理。朱泳棋不可能向生父朱贯城主张其所应承担的抚养费。因此，应按1人来计算抚养义务人作为赔偿抚养费，符合被扶养人朱泳棋抚养的实际情况。其次，宁某死亡时，朱泳棋离年满18周岁还有2个月时间，但朱泳棋刚满18周岁（即2020年1月7日）时仍在技工学校接受教育，需要至2022年7月毕业。朱泳棋就读技工学校毕业之前，没有经济收入来源。因此，原审判决朱泳棋被扶养时间为2个月，没有把在技工学校毕业之前作为被扶养时间来计算赔偿，不合常理。（二）计算宁长生、尹灿云抚养义务人应为4人。被扶养人宁长生、尹灿云共育有宁卫祥、宁某、宁建祥等5个子女成长成人。因宁建祥三级伤残，自身劳动收入勉强能够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子女的生活支出，没有抚养父亲宁长生、母亲尹灿云的能力，因此，宁长生、尹灿云抚养费实际上由宁卫祥、宁某等4兄妹承担。因此，宁长生、尹灿云抚养义务人按5人计算，加重了宁建祥的经济负担，不合常理，应按4人计算抚养义务人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五、原审判决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不合常理，适用法律错误。何麒峰驾驶赣Ｃ×××××车辆致宁某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宁卫祥等7位亲属分别从广西南宁市、江西省永新县、贵州省大方县等地从各自居住地或工作地前往事发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处理宁某后事。宁卫祥因受父母宁长生、尹灿云委托，经广州市黄埔区交警大队通知，需商讨处理提出鉴定异议、领取相关文书等事宜，多次从广西南宁往返广州市黄埔区。原审判决酌情按2人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按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月计算2人10天误工费为1400元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六、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住宿费，不合常理，适用法律错误。为处理宁某后事，宁卫祥等7位亲属，从各自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前往事发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宁卫祥作为上诉人处理宁某后事的受托人，应广州市黄埔区交警大队通知要求，多次从广西南宁市往返广州市黄埔区，商讨对事故认定提出异议处理、领取相关文书等，确需在旅店住宿产生费用。原审判决以受害人宁某在广州市有住所，朱泳棋等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宁某无住所的事实，正常情况下处理交通事故人员不需要另行居住，不应有住宿费发生为由，依法不予支持。原审这一判决，不合常理，更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宁卫祥等7位亲属处理宁某后事产生住宿费23586元，没有超过《广东省2020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住所费（元/天）广州450元的标准。七、改判财产全费152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为保证判决人身损害赔偿费用得到执行，上诉人向原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限额200000元，保全费1520元。原审判决被上诉人赔偿款额已明显超过诉前财产保全价值限额200000元，说明上诉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没有过错。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诉前财产保全费354元，系适用法律错误。判后，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何麒峰、森驰公司、陈中赔偿朱泳棋等三人1072585.47元（不服金额1072585.47元）；二、本案原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何麒峰事故发生时无有效货运从业资格证，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免除赔偿责任，故超出交强险限额赔偿部分应当由何麒峰、森驰公司、陈中公司承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六款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管理部分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何麒峰向原审法院提交其货运从业资格证复印件，经上诉人在其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官网查询，未核实到其证件信息。上诉人致电保山市交通运输局电话（官网显示电话为0875212××××3）进行核实，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告知未发放何麒峰货运从业资格证。综上，何麒峰向原审法院提交虚假货运从业资格证，在事故发生时，其并未持有有效货运从业资格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等规定，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方可从业，是道路运输管理办法为规范道路货运行为秩序、维护道路运输安全所作的制度规定。何麒峰及森驰公司属于专业从事货物运输的单位及人员，应当对交通部门关于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规定及要求清楚明了。根据上诉人已提交有加盖公章的投保单原件证明上诉人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双方有效。因此根据商业险合同约定，何麒峰驾驶营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故商业险应当免除赔偿责任。但原审法院未对上诉免责情形进行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何麒峰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免除赔偿责任，故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应当由何麒峰、森驰公司、陈中公司承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麒峰事故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应根据商业三者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约定，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商业险免除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需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因被保险车辆赣Ｃ×××××号发生事故时存在改装情形，根据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上诉人免除赔偿责任，故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应当由何麒峰、森驰公司、陈中公司承担，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何麒峰驾驶与已登记机动车的构造不相符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未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且发生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被保险车辆赣Ｃ×××××号存在改装，根据商业合同约定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免除赔偿责任。针对朱泳棋等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森驰公司辩称，同意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辩称，对于朱泳棋等三人的上诉理由第一点、第二点由法院依法认定。对于第三点财产损失的认定，原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认为原审法院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对于交通费和误工费，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是正确的，原审原告并没有提交任何相应证据，对于住宿费也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所以应当予以维持。保全费的由法院依法裁定。被上诉人陈中辩称，没有具体答辩意见。针对保险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森驰公司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首先，保险公司没有就免责事由向森驰公司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不应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故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2018年11月12日，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车有限公司在保险公司为赣Ｃ×××××货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司是与该公司签订的，声明处也是该公司盖章)，2019年7月29日，森驰公司按照陈中的要求从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运有限公司购买赣Ｃ×××××货车后将该车租给陈中。2019年8月5日，保险公司出具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批单，赣Ｃ×××××货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投保人从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运有限公司变更为森驰公司，没有保费变化，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森驰公司根本不知有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厉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本案中保险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森驰公司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事实，显然该免责条款不应成为合同的内容，保险公司不能免除责任。其次，即使何麒峰发生事故时没有有效的货运从业资格证，森驰公司具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故保险公司还是要在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条约定“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运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并非等同于驾驶人员应具备的“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该条款中并未明确指明该“证书”是指道路货运从业资格证，条款约定的“其他必备证书”属于概括性兜底条款，内容不明确，不能推定投保人已经明确“驾驶人不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会导致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且森驰公司在原审时提供了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证，故该条款对森驰公司不产生效力。即使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运有限公司在投保人声明处盖章也无法体现保险公司所作出的解释说明内容包含驾驶人未取得货运从业资格证这一具体免贵事由，故保险公司不能以驾驶人无有效货运从业资格证这一理由进行免赔。然后，何麒峰在发生事故时并不知情，不属于逃逸，不符合《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形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根据道路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何麒峰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造成一人死亡，但却没有被认定为逃逸，显然何麒峰并不属于在知道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的情形，而该免责条款未明确规定驾驶人是否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根据常理以及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驾驶人对事故明知而未采取措施离开现场才属于免责事由，而本案中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何麒峰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离开现场，故本次事故不符合免赔的情形。最后，C5E551货车加装车厢并未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增加，此次事故的发生与车厢没有因果关系，加装车厢没有对此次事故提供原因力、作用力和影响力，加装车厢不属于免责情形。赣Ｃ×××××货车类型属于重型平板自卸货车，使用性质为货运，在车后面四周加上栅栏没有改变车辆的性质，且该行为不仅没有增加车辆风险，相反还降低了车辆风险，因为赣Ｃ×××××货车是营运车辆，运输过程中如果四周车辆没有护栏围着，货物在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散落和遗失，车辆行驶极其不安全，安装了护栏可以保证货物的安全跟车辆的安全，故赣Ｃ×××××货车的构造虽然与登记不符，但该加装的车厢并未导致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亦不是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大货车视线盲区导致没有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赣Ｃ×××××货车加装车厢不应构成保险公司免责的条件。被上诉人朱泳棋等三人辩称，同意原审认定应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陈中辩称，没有具体意见。被上诉人何麒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针对何麒峰是否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本院去函云南省保山市交通运输局调查，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21年5月11日回函答复称“你单位转至保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核实何麒峰(身份证号：)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协查函保山市交通局已收悉。按照中共保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山市交通运输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保编办[2019]40号)文件精神，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属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将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除行政执法职能外的其他行政职权划归保山市交通运输局。但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等各种原因，从业资格证核发工作仍由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代为履行。经保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从业人员管理中心核查，无何麒峰从业资格档案信息记录，我局未核发过何麒峰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另查明，陈中主张其与何麒峰是雇佣关系，并提供了微信名为其伯的微信记录及手写的工资支付统计单，其中微信记录2019年9月12日中其伯称“台车要修灯光，一边转弯灯不着，另一边行车灯不着”后附车辆照片，微信中存在相应收据及微信支付收付款的情况。森驰公司表示确认陈中和何麒峰之间是雇佣关系，保险公司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朱泳棋等三人表示收付款人的身份无法证实为陈中和何麒峰，转账记录付款次数、日期频繁，不具备支付月工资的属性，陈中与何麒峰不具备雇佣关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对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受害人与案外人共同生育被扶养人朱泳棋，双方关于扶养人的约定，不能免除案外人对朱泳棋的扶养义务，朱泳棋等三人原审中确认案外人仍健在，故原审法院认定扶养义务人按照2人计算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对于扶养年限，原审法院计算至朱泳棋年满十八周岁即2个月确定扶养年限，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宁长生和尹灿云的扶养义务人人数的问题。朱泳棋等三人提交证据证实上述两人共生育包括受害人、宁建祥在内的五名子女，其中宁建祥虽然构成肢体三级伤残，但未有证据证实其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具有扶养父母的能力，故不能免除宁建祥扶养父母的义务，原审法院认定宁建祥属于扶养义务人并确认扶养义务人人数为五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误工费和住宿费的问题，原审法院根据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需求及审查相应证据，酌情认定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14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受害人在广州市有住所，原审法院认定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不需要另行居住，故对于住宿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事故导致受害人死亡，受害人无过错，原审法院结合事故导致的后果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适当，本院予以维持。朱泳棋等三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符合规定，应予以支持。关于财产损失的问题，原审中朱泳棋等三人提交了广州市黄埔区悦铃自行车店出具的自行车销售票据及产品合格证，显示该车辆销售日期为2019年9月22日，价格为2350元，其中合格证的整车编码与事故认定书中受害人驾驶的二轮电动车车架号一致，故原审法院关于朱泳棋等三人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票据中的电动自行车是本次事故中损害的电动车的电动车的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事故发生在同年11月20日，从涉案道路交通事故痕迹鉴定书中的照片可见涉案电动自行车损毁严重，结合车辆使用及损毁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车辆损失费用为2000元。关于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问题。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6点约定，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上述免责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负有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中，何麒峰驾驶营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经核实，事故发生时何麒峰未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因此，符合上述免责条款约定。保险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投保单，其上有投保人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中运汽运有限公司在投保人处盖章，确认保险公司已送达了保险条款并对免责条款作了明确说明，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该条款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主张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森驰公司主张其购买涉案车辆后，保险公司未向其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保险公司不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保险公司在二审中主张调取交警卷以确定何麒峰存在明知事故发生未采取措施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的情形，因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已免除赔偿责任，故其调查取证的申请已无必要，本院对此申请不予采纳。关于何麒峰的责任问题。陈中与森驰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原审法院认定陈中是涉案车辆实际使用人，并判令其承担相应责任正确。原审中何麒峰到庭陈述称其受雇于陈中，二审中陈中提交了微信记录及手写的工资统计单，微信内容中显示何麒峰汇报车辆状况及收取相应款项，可以证实何麒峰受他人雇请驾驶涉案车辆的事实。原审法院采纳陈中的陈述，认定何麒峰是在履行雇主陈中职务过程中发生涉案事故，应由陈中承担雇主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森驰公司的责任问题。原审法院已查明森驰公司为涉案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该车辆以森驰公司名义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森驰公司属于被挂靠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朱泳棋等三人主张应由森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财产保全费，朱泳棋等三人申请对200000元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已支持200000元损失的诉讼请求，故相应的财产保全费用应由侵权责任人一方负担，原审法院认定应由朱泳棋等三人负担部分财产保全费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各方对于原审法院核定的其他赔偿项目和金额、垫付款情况均没有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维持。朱泳棋等三人在本案中的各项损失包括：1.丧葬费63800元；2.死亡赔偿金962360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113025.47元；4.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2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4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7.财产损失2000元。其中第1-6项共计1242585.47元，可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予以赔付（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出部分1132585.47元，扣除陈中已垫付的60000元，剩余1072585.47元，由陈中承担赔偿责任，森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财产损失2000元未超出交强险财产责任限额，故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于财产损失数额、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认定、森驰公司的责任及诉讼保全费分配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人保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朱泳棋等三人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19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48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各项损失共计112000元；三、陈中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各项损失共计1072585.47元；四、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三项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驳回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8681元，由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负担4333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1357元，陈中、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2991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52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144元，陈中、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连带负担1376元。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4752元，由朱泳棋、宁长生、尹灿云负担4731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负担21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上诉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4453.27元，由陈中、江西森驰汽运有限公司连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汇文审判员  潘志刚审判员  张 宾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卢燕清李霞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