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8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PARKJEONGHA，男，1981年3月3日出生，系韩国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凌柏温，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江飞，女，197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上诉人PARKJEONGHA因与被上诉人陈江飞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274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PARKJEONGHA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项判决；2.改判PARKJEONGHA无须向陈江飞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改判PARKJEONGHA无须向陈江飞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4.判决由陈江飞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上诉理由：陈江飞只知道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公司老板是韩国人，但对于老板是SHINYONGWON还是PARKJEONGHA，陈江飞实际上存在认知错误。（一）在仲裁及一审阶段，陈江飞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一份录音作为证据，并称其中“男声1即为公司法人、老板。但此人实际上是SHINYONGWON，并非PARKJEONGHA。陈江飞制作前述谈话录音时，PARKJEONGHA并不在中国。（二）陈江飞主张招聘和开除其的是优恩衣公司的厂长赖寿春，但赖寿春实际上是SHINYONGWON的员工。（三）陈江飞主张给其转账发工资的人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转账的也是SHINYONGWON。事实上，PARKJEONGHA自2019年4月初返回韩国后，因故至今未能再前往中国，在陈江飞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PARKJEONGHA并不在中国。优恩衣公司与SHINYONGWON系合作关系。在工商登记上，SHINYONGWON虽然任公司监事，但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与优恩衣公司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与陈江飞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人是案外人SHINYONGWON而非优恩衣公司或PARKJEONGHA。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恳请二审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PARKJEONGHA的上诉请求。陈江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PARKJEONGHA的上诉请求。PARKJEONGHA一审的诉讼请求：1.PARKJEONGHA无需向陈江飞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9856.32元；2.PARKJEONGHA无需向陈江飞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3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江飞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广州优恩衣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恩衣公司）系2017年5月26日设立的外国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PARKJEONGHA，公司经营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环滘村三横路5号四楼。诉讼中，优恩衣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注销企业登记。陈江飞与吴才报为配偶关系，陈江飞主张其与丈夫吴才报于2019年4月9日入职优恩衣公司，工作岗位为车位，优恩衣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陈江飞每月工资均为6500元/月，由优恩衣公司每月中下旬向吴才报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陈江飞及配偶吴才报上个月的工资。陈江飞在2020年1月16日至2020年2月10日春节假期间以及2020年2月11日至2020年3月10日因疫情影响未上班，2020年3月17日至2020年3月24日请假回家照顾生病的老人，后于2020年4月3日微信告知优恩衣公司将回去上班，但优恩衣公司厂长赖寿春于2020年4月6日再次以疫情影响生意为由告知两人不用回来，故认为优恩衣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为此，陈江飞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支付宝、银行流水、微信截图，显示陈江飞每月工资6500元，通过SHINYONGWON（优恩衣公司监事）账户以及赖寿春（厂长）支付宝、微信转账方式支付；2.UNE工作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陈江飞平时通过工作群沟通工作。另外，陈江飞及其他工友在该微信群有出示防疫通行证，陈江飞防疫通行证登记工作地址为优恩衣公司注册地址，工作单位为优恩衣公司；3.与厂长赖寿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6日，吴才报说“厂长，我们两夫妻已经把家里病人安排好了，已经到了广州，准备明天去厂里开始上班，不好意思，超了假期，但确实没办法”。厂长回复“3月30日不是跟你说了吗，受疫情影响生意不怎么样，不要那么多人了”。吴才报回复“哦，我们没理解清楚，厂里是不是辞退我们了？”厂长回复“可以这样理解”。经质证，优恩衣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另查，优恩衣公司在仲裁阶段由厂长赖寿春、翻译田耘玮作为代理人出庭，庭审中，赖寿春、田耘玮确认陈江飞2019年4月9日入职优恩衣公司，工作岗位为车位，每月工资固定为6500元，每月下旬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上月工资，陈江飞、吴才报两人工资同时发放在吴才报个人账户，2019年4月份工资是9100元，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均是13000元/月，2020年1月发放了2019年12月整月工资及2020年1月半个月的工资20012元，2020年2月份没有发放工资，2020年3月11日至16日上班发放了2482元。陈江飞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16日，2020年3月17日至3月24日请假回家照顾老人。庭审中，优恩衣公司、PARKJEONGHA否认上述仲裁阶段确认的事实，主张优恩衣公司与SHINYONGWON、赖寿春是合作关系，由于PARKJEONGHA已回韩国，公司公章等资料掌握在合作伙伴手里，其不知赖寿春等人仲裁阶段出庭行为，故对赖寿春所确认的事实不予认可。但是，优恩衣公司、PARKJEONGHA均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有关证据予以证明。另外，本案诉称中所述事实与理由内容，落款处有PARKJEONGHA签名及优恩衣公司加盖公章，优恩衣公司、PARKJEONGHA在庭审中又否认诉状所述事实属实，但未作出合理解释。陈江飞对此不予认可。再查，2020年4月14日，陈江飞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优恩衣公司支付其2019年4月9日至2020年3月30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75833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000元。2020年6月1日，该仲裁委作出穗劳人仲案〔2020〕30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优恩衣公司支付陈江飞2019年5月9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9856.32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000元。以上事实，有裁决书、庭审笔录、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劳动关系。优恩衣公司、PARKJEONGHA在仲裁阶段及本案起诉状中均确认陈江飞于2019年4月9日入职优恩衣公司，工作岗位为车位，月均工资6500元，最后工作至2020年3月16日等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但在庭审中却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交有关证据予以证明，陈江飞对此也不予认可。故该情形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可撤销自认事实的情形。结合陈江飞向一审法院提交工作群聊天记录、银行流水记录以及陈江飞与其他工友防疫通行证登记信息内容等证据，可以证明陈江飞与优恩衣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离职时间。从2020年4月6日吴才报与厂长赖寿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吴才报说“厂长，我们两夫妻已经把家里病人安排好了，已经到了广州，准备明天去厂里开始上班，不好意思，超了假期，但确实没办法”。厂长回复“3月30日不是跟你说了吗，受疫情影响生意不怎么样，不要那么多人了”。吴才报回复“哦，我们没理解清楚，厂里是不是辞退我们了？”厂长回复“可以这样理解”。从以上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看出，优恩衣公司厂长以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为由于2020年3月30日向陈江飞夫妻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并在2020年4月6日再次向陈江飞夫妻明确，故一审法院认定优恩衣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单方解除与陈江飞的劳动关系。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陈江飞于2019年4月9日入职优恩衣公司工作，优恩衣公司未与陈江飞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优恩衣公司应向陈江飞支付2019年5月9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经算，金额为69856.32元（6500元/月÷21.75天×17天+6500元/月×9个月+6500元/月÷21.75天×21天）。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根据上述认定，优恩衣公司以疫情影响生意不好解除与陈江飞劳动关系，但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证实因疫情影响导致劳动关系无法继续履行的证据，依法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优恩衣公司违法解除与陈江飞之间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规定，优恩衣公司应向陈江飞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陈江飞于2019年4月9日入职至2020年3月30日离职，工作年限未满一年，结合陈江飞工资标准为6500元/月核算，优恩衣公司应向陈江飞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3000元（6500元/月×1个月×2倍）。优恩衣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PARKJEONGHA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独资股东，由于优恩衣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申请注销，并已经核准注销，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公司解散应当在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规定，现既无证据证实优恩衣公司已将本案债权债务纳入清算范围情况下注销登记，亦无证据证实PARKJEONGHA已经依法履行公司清算义务，因此，PARKJEONGHA应作为该公司承继者继续参加本案诉讼，并对优恩衣公司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于2020年11月19日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PARKJEONGHA一次性向陈江飞支付2019年5月9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9856.32元；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PARKJEONGHA一次性向陈江飞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经赔偿金13000元；三、驳回PARKJEONGHA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PARKJEONGHA负担。（已缴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PARKJEONGHA应否向向陈江飞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PARKJEONGHA认为陈江飞与优恩衣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主张优恩衣公司与SHINYONGWON是合作关系，陈江飞实际是与SHINYONGWON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故PARKJEONGHA无需向陈江飞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SHINYONGWON是优恩衣公司的监事，PARKJEONGHA没有提供证据证明SHINYONGWON与优恩衣公司之间为合作关系。其次，优恩衣公司在仲裁庭审以及一审起诉状中均确认陈江飞入职优恩衣公司的时间、工作岗位、月工资标准、最后工作日等双方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PARKJEONGHA现又对此予以否认，既无提供证据推翻，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再者，优恩衣公司是企业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赖寿春作为优恩衣公司的厂长，其对陈江飞的招聘、录用、开除等职务行为应是代表优恩衣公司作出，相应的权利义务亦应由优恩衣公司承担。PARKJEONGHA以其本人在2019年4月后至今不在中国为由主张陈江飞与优恩衣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总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确认陈江飞与优恩衣公司在2019年4月9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基于优恩衣公司未依法与陈江飞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及优恩衣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结合陈江飞的月工资标准、工作年限，经依法核算后判令优恩衣公司向陈江飞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由于优恩衣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经核准注销，而优恩衣公司是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PARKJEONGHA为该公司独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在无证据证实优恩衣公司已将本案债权债务纳入清算范围下注销登记或已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令PARKJEONGHA对优恩衣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总之，本院审理期间，PARKJEONGHA虽对陈江飞与优恩衣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提出了异议，但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PARKJEONGHA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PARKJEONGHA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婷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方 蕾书记员 杨 昕书记员 李颖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