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4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1，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德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北京厚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亨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刘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太原亨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泰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0105民初7774号民事判决书，王某、被告亨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20）晋01民终114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晋0105民初8472号民事判决，刘某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8472号民事判决。二、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并予以改判。1、就本案基本事实，一审判决已查明，首先是关于还款责任主体，一审判决认定刘某1与王某达成借款合意，二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王某是借款法律关系，相对方即负有偿还借款本息义务。恒泰公司作为借款本金实际使用人，其与刘某1签订借款协议，应视为是确认其向刘某1借款并实际向刘某1偿还本息，刘某1也未明确表示免除王某的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以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二被上诉人应共同向刘某1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对于该认定上诉人不持异议，予以认可。2、关于还款差额789960元，一审判决认定该差额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亨泰公司向刘某1抵顶的三套房屋价值，一部分是审理时王某抗辩提及的55万元款项认定。就房屋价值差额，一审判决认定三份房屋认购协议载明房屋价款180万元，刘某1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收到的购房款低于书面约定的房款是被上诉人原因造成，或者双方另行约定已实际收到房款作为折折价款，因此三套房屋抵顶价款应为180万。被上诉人抗辩的55万元差额，一审判决认定该差额与本案借款无关，对该认定部分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不持异议。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还款折抵本息计算方式为先还利息，后还本金，逐笔核算，对该计算方式上诉人也不持异议。二、一审判决在查明本案借贷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就利率的认定、借款合同效力认定、法律适用问题及计算方式发生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结合刘某1出借款项的时间及法律规定，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标准应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按月息三分计算，2018年3月1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按刘某1主张的月息二分计算。就该认定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9月1日到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借款利率为月息三分，对此上诉人不持异议。但是对于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之间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上诉人不予认可。首先2011年至2015年期间借款利息三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有约定的。上诉人分五次向被上诉人出借320万元，每次王某都向刘某1出具了手写的借条，约定月息三分。2013年王某发起对账，经对账后，王某收回前五张手写的借条，向上诉人出具了一张总的借条，即王某一审出具的2013年5月27日的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利息为三分。在整个借款期间，2011年王某还款信用良好，按照还款的金额核算，也可以推断出其出借的利息为月息三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一审庭审笔录，这个时期二审提交的新证据，王某的代理人为特别授权，其在一审中也明确承认道当时王某签订借款合同时一直都是按三分还的。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2014年书面借款协议，这个也是二审的新证据。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三分，综上所述，按照上诉人与王某的书面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惯例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推定就借款月息三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有明确约定，具体还款过程中也是按照执行的。其次，关于2011年至2015年期间按照月息三分折抵本息的行为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对如何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效力作出了规定，对于本规定施行以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本规定有效的适用本规定。第三条第二项，对2015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作出了规定，至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在本案中，本案虽然借款时间产生于2011年，但是本案起诉时间在2019年9月3日，属于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那么针对本案来说，其应当适用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而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认可债务人按月息三分的还款行为，那么计算还款折抵本息时，就应当按照三分进行折抵。就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之间的利息，一审判决是按照同期贷款银行四倍计算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此在一审判决基本事实查明情况之下，适用法律错误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请求在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某、亨泰公司辩称，1、双方借款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总借款320万，一审判决认定还了860万，双方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已经还清上诉人借款，根据合同法211条规定，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视为不支付利息，被上诉人已经还清款项。根据上诉人新提交的上诉状，其对第一点基本事实二被上诉人都承担还款责任，没有异议。王某认为当时没有签借款协议，这个钱是给公司用的，双方承认这个事实，是王某和刘某1谈的，最后钱也是进王某的账，实际是公司的借款协议，也没有签协议及利息，现说不清，只能按照一审查明的事实。2、还款差额是813万，总数没有异议，我们给了55万，是在还款过程中给的上诉人，上写苗圃投资款，以这个名义要钱，一审法院认为不是还款，实际上这个也是还款，我们也认了，最终还款是813.034万元。3、一审查明本案借贷对借款利率认定，适用法律错误，借款时没有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但一审法院利用还款计算方式，从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5年9月1日到2018年2月28日以三分计算，然后再从2018年3月1日后按2%计算，即使这样算下来已经还清了。对2011年1月22日到2015年8月31日之间的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被上诉人不认可因为没有约定利息，应该是不支付利息的，但是我们一直是有钱多给钱，少就少给，我们一直在付，一直在给，因为是姑姑和侄子。2015年9月1日到2018年2月28日以三分计算，没有约定。2013年5月23日的借款协议和本案没有关系，没有实际履行。而且约定以款实际到账才生效，因此上诉人主张三分利息是没有理由的。上诉人提交的一审庭审笔录中王某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庭审中明确承认当时王某签借款合同的时候一直都是按三分利还的。但当时王某没有签借款合同，本案确实也没有借款合同，所以这句话是和事实是相悖的。根据上诉人提交2013年、2014年的书面借款协议，约定三分利都是之后的约定，而且约定实际打款以后才有效。这两个协议都是没有实际打款，也没有实际履行的。因此上诉人主张三分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刘某1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王某支付原告欠款本金2828920元及该款自2018年3月1日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8月13日为751959元；2.判令被告亨泰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查明，被告王某与原告刘某1是姑侄关系。被告王某系被告亨泰公司的股东。2017年6月8日前被告王某系被告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6月8日，被告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被告王某变更为李某。被告王某现任被告亨泰公司的执行董事。2011年1月起，被告王某为经营被告亨泰公司，陆续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1年1月22日和2011年2月9日通过其母亲刘小玲账户向被告王某分别转账1000000元和500000元。2011年6月23日和2011年12月27日，原告通过其本人账户向被告王某分别转账200000元和500000元。2012年11月27日，原告支付被告亨泰公司1000000元，被告亨泰公司收到款项后向原告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以上，原告共计向二被告出借款项3200000元。2014年6月27日，原告（出借人、甲方）与被告亨泰公司（借款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乙方为解决资金的周转向甲方借款4690310元，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6月27日至2015年6月27日止，月利率3%，年利率36%；借款利息每6月支付一次，若乙方提前支付本金按实际使用天数计息；合同到期后，乙方一次性归还本金；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日将借款交付乙方，计息日以实际进账日为准。协议落款乙方（借款人）处有被告亨泰公司的印章及被告王某的名章。本案借款的还款情况为：1.现金还款4235620元：2011年1月22日30000元，2011年2月24日30000元，2011年3月9日15000元，2011年4月9日15000元，2011年5月11日15000元，2011年5月22日60000元，2011年6月9日15000元，2011年7月8日15000元，2011年7月22日66000元，2011年10月24日153000元，2011年12月10日30000元，2011年12月22日72000日。2011年共计还款516000元；2012年3月8日45000元，2012年3月26日153000元，2012年10月24日147840元。2012年还款共计345840元；2013年1月31日295680元，2013年4月27日300000元，2013年12月24日300000元。2013年共计还款895680元；2014年5月12日100000元，2014年6月13日46000元，2014年12月24日500000元。2014年还款共计646000元；2015年1月28日70000元，2015年2月12日500000元。2015年还款共计570000元；2016年1月22日500000元，2016年9月30日25000元，2016年11月1日100000元，2016年11月10日127100元。2016年共计还款752100元；2017年9月11日150000元（此时被告王某已非被告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0月1日20000元。2017年共计还款170000元；2018年2月9日100000元，2018年4月28日30000元，2018年6月27日130000元，2018年7月18日50000元，2018年9月4日17000元，2018年9月5日13000元。2018年共计还款340000元。上述款项均系从被告王某的账户转出。2.2016年12月28日，被告亨泰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太原市××街北方三角洲的一套房产以500000元的价值抵顶给原告，林丽雄代原告与被告亨泰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一份。2017年8月24日，被告亨泰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太原市××街北方三角洲的两套房产以1300000元的价值抵顶给原告。王继萍代原告与被告亨泰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两份。原告陈述，代理原告与被告亨泰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协议》的当事人系原告的邻居与朋友。3.2018年1月23日，被告王某将其名下位于长治市××楼房屋抵账给原告，折抵金额2094720元。原告称“被告抵顶的北方三角洲的三处房产出卖后，原告实际收到的房款为1560040元，故被告的还款金额应为7890380元，被告以上偿还的款项应当先折抵按照月息3分或月息2分（2018年3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计算的利息，超出的部分再折抵本金，故核算出尚欠本金为2828920元。”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部分还款应当先核减本金，被告已经足额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在（2019）晋0105民初7774号案件的审理中，二被告抗辩支付原告借款本息的数额是8130340元。在本案审理中，二被告抗辩支付原告借款本息的数额是8680240元。二被告陈述数额差异的原因在于被告王某另于2012年10月26日转账支付原告150000元，于2013年1月25日转账支付原告30000元，于2013年1月31日转账支付原告20000元，于2013年3月18日转账支付原告30000元，于2013年4月12日转账支付原告50000元，于2013年5月24日转账支付原告50000元，于2013年8月20日转账支付原告120000元，于2013年10月9日转账支付原告50000元，于2013年10月25日转账原告50000元（共计550000元）。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抗辩该550000元系临汾苗圃的投资款，与本案借款无关。本院在核查被告提交的证据原件时，转账凭证的前页记账联中记载款项为临汾苗圃投资。庭审中，原告与二被告均认可被告亨泰公司是涉诉借款本金的实际使用人。原告主张2018年3月1日起的利息按照月息2%计算。上述事实有原告刘某1提供的户口本、山西省农村信用社（回单）、山西省农村信用社个人存（取）款凭条、收款收据、借款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美隆国际城房屋购买协议》，被告王某与被告亨泰公司提交的借款协议、领款单、记账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银行业务回单、《房屋认购协议》以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二被告是否负有还款责任。二、案涉借款本息是否已经偿还完毕，如未还清，尚欠本息的数额为多少。针对焦点一，第一，被告王某是原告的姑姑，双方存在亲属关系，原告与被告王某之间的信任感非同一般人员，而大额借贷关系的产生往往需出借人对借款人存在信任。第二，原告出借的3200000元本金，前四笔2200000元均打入被告王某的银行账户内，最后一笔1000000元才交予被告亨泰公司，而借款当时被告王某系被告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依据被告王某的指示将款项交付被告亨泰公司具有合理性。第三，二被告向原告还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款项均来源于被告王某，且被告王某在不担任被告亨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仍多次向原告转账并用个人名下的房屋抵顶欠款，且王某的还款数额占还款总额的比例较大。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是与被告王某达成了借款合意，二人之间成立借贷关系，被告王某是借款法律关系的相对方，其负有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被告亨泰公司作为借款本金的实际使用人，其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应视为是确认其向原告借款，并实际向原告偿还本息，原告也未明确表示免除被告王某的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二被告应共同向原告承担还本付息的法律责任。针对焦点二，首先需要明确被告已还款的金额、借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关于二被告的还款金额，原告认可二被告还款7890380元，二被告抗辩已还款8680240元，差额的789960元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系被告亨泰公司向原告抵顶三套房屋的价值，一部分是本次审理时被告王某抗辩提及的550000元款项的性质认定。就三套房屋的抵顶价款，本院认为，三份《房屋认购协议》载明房屋价款为1800000元，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收到的购房款低于书面约定的房款是被告的原因造成的，或者双方另行约定以实际收到的房款作为折价款，因此三套房屋的抵顶价款应认定为1800000元。就550000元款项的性质，结合账簿明细中记载款项为苗圃款，故本院认定该部分550000元与本案借款无关。综上，二被告已偿还原告的本息金额为8130340元。关于借款利息，原告出借本金3200000元，而二被告已累计还款8130340元，结合原告出借款项的时间及法律规定，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标准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标准可按照月息3%计算，2018年3月1日起的利率按照原告主张的月息2%计算。原告提交的原告与被告亨泰公司在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载明的4690310元并非按照上述利率标准计算得出，且原告在本案中实际也未按照《借款协议》的内容进行主张，故本案借款本息的认定应按照法定利率标准计算。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逐笔核算，二被告已将全部借款本息付清原告。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本息的诉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借款本金3200000元，二被上诉人已累计还款8130340元，双方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是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率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还是按照年息3%计算。关于借款利息是否有书面约定问题。刘某1主张有借条但签订2014年6月27日《借款协议》后王某已抽回，王某不认可有借条。刘某1主张按三分利息计算的理由：1、王某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曾在一审庭审中表述王某之前是按三分利还的。2、从还款金额可以倒推出是月息三分。3、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月三分息。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一）人民法院确认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精神，对本《规定》实施以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是由本《规定》有效的，适用本规定。双方借款关系发生跨度2011年-2018年，刘某1和王某属于亲属关系，没有书面借款协议，2014年6月27日刘某1与亨泰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也未实际履行。从还款金额不足以倒推出全部是按月息三分归还。王某的特别授权诉讼代理人曾在一审庭审中表述王某之前是按三分利还的也仅是代理人的陈述，王某本人并未明确认可。本案双方没有书面借款协议及对利率作出明确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双方借款行为发生在2015年9月1日之前，应适用当时的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七条，借款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上诉人刘某1提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对于本规定施行以前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合同无效而适用本规定有效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但刘某1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书面约定了借款利率为月息3%，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结合刘某1出借款项的时间及法律、司法解释规定，2011年1月22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标准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借款利率标准可按照月息3%计算；2018年3月1日起的利率按照刘某1主张的月息2%计算。刘某1提交的其与亨泰公司在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载明的4690310元并非按照3分利率标准计算得出，协议约定从交付之日起计息，但没有交付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与之前借款的关联性。且刘某1在本案中实际也未按照《借款协议》的内容进行主张，故一审法院对本案借款本息的认定按照法定利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逐笔核算，二被上诉人已将全部借款本息付清。刘某1要求二被上诉人偿还本息的诉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事实基本清楚，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448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焦跃峰审判员 米青山审判员 李 哲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赵梓余书记员 李欣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