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13民初1443号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罗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18703883D。法定代表人：北村文秀，任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梓斌，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健安，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杨强刚，男，1980年6月16日出生，侗族，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俏颜，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浩恒，广东仲衡（南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东森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南约直街2号3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5740202548。法定代表人：黄建华，任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超，广东维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竺，广东维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东公司）与被告杨强刚、第三人广东森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下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7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旭东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梓斌、李健安，被告杨强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俏颜，第三人森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智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旭东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无需向被告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8450元。事实与理由：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穗劳人仲案［2020］8667、8706–8795、8798–8887、8902–8991、8995–9078、9081–9169、9170–9251号仲裁裁决书部分裁决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仲裁裁决要求原告向被告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是错误的。被告在2020年8月4日前已经在第三人处工作，与该公司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人与原告公司行业相同，被告转职该公司有侵权原告商业秘密之嫌，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对原告有失公平。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被告杨强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人在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时没有离职，原告应向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第三人森下公司述称，原告的员工在2020年9月之前没有与本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系与原告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案件事实双方有争议的事项为第三项、第四项，其他事项双方无争议。一、入职时间、工作岗位：杨强刚于2002年9月27日入职，任高级技术员。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杨强刚与旭东公司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杨强刚与旭东公司于2014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法定的或本合同所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为止；基本工资1700元/月，固定加班费360元/月，职称补助750元/月，资历补助370元/月，能力补助500元/月，住房公积金补助300元/月。旭东公司确认在2020年5月前与杨强刚存在劳动关系。三、工资支付情况：旭东公司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杨强刚上月工资，发放工资有电子工资条，无需签名。四、解除劳动合同情况：旭东公司于2020年8月4日作出《董事会决议》，载明鉴于公司目前面临业务急剧萎缩、资金流动性严重不足极其困难的局面，已无法维持正常经营，为减少损失且尽量保护各方利益，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于8月5日进入结业状态，并解除所有在职人员的劳动关系。同日，旭东公司作出《公司停业及解除劳动关系通告》，该通告载明由于公司面临业务急剧萎缩、资金流动性严重不足的严重困境，已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经报请大龙街道办事处批准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2020年8月4日决议，2020年8月5日公司正式停止业务运作，并与所有在职职员解除劳动关系。杨强刚主张其与旭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5日因旭东公司发出《公司停业及解除劳动关系通告》时解除，故旭东公司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其对仲裁裁决认定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无异议，并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旭东公司职员工龄公示表。该表记载了包括杨强刚在内的多名员工的入职日期、工龄等信息，其中显示杨强刚工龄17年10个月，该表落款日期为2020年8月4日，加盖了旭东公司公章。2.广州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2011年3月至2020年6月由旭东公司为杨强刚缴纳社会保险费。旭东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不清楚如何制作形成，当时公司公章不在法定代表人处，但对工龄公示表上公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但杨强刚的社保缴费至2020年6月，无法确认其此后是否离职或入职其他公司，2020年6月后，因公司公账已被查封，不可能再给员工缴纳社保。森下公司表示证据均与其无关，不清楚具体情况。旭东公司主张其名下的潮田工厂于2020年5月6日通过以物抵债的形式转由广州市柯洱斯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柯洱斯公司）接管，潮田工厂的业务、客户及员工、工龄等均一并转移，杨强刚工作地点为潮田工厂，旭东公司实际仅经营至2020年4月左右，具体时间无法确定，2020年8月5日只是对外宣布停业，故杨强刚与旭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20年5月解除，因杨强刚在2020年8月5日前已经与柯洱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旭东公司无需向杨强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为此，旭东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以物抵债协议书》、《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资产评估报告打印件。《以物抵债协议书》甲方为旭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乙方为旭东公司，丙方为广州市誉德环境科学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志伟），载明乙方因欠付丙方工程款，乙方是甲方全资子公司，现甲乙双方自愿以其名下的机器设备进行以物抵债等。2.番禺区群众来访登记表打印件。3.旭东公司潮田厂区原百富线及工机线人员安排公告（落款日期为2020年6月1日）照片打印件。其中载明原百富生产线员工，愿意接受转移方案的，请于本公告发布即日可联系柯洱斯公司人事部长陈艳配合办理相关转移手续，并于2020年6月2日开始由柯洱斯公司安排开展工作，不愿意接受转移方案的员工，公司视柯洱斯公司生产需求，有部分员工将继续保留执行原有劳动合同，并以工作派遣方式安排至柯洱斯公司百富生产线，继续从事与原岗位一致的工作；对于既不接受转移方案，又拒绝公司合理工作指派安排至柯洱斯公司工作的原百富生产线员工及原工机生产线员工，由公司统一安排至公司罗家总厂区等待进一步具体分派工作等。4.柯洱斯公司企业信用报告打印件。载明2020年4月16日，该公司住所地变更登记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11号（厂房）。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戴志伟，与《以物抵债协议书》中丙方的法定代表人一致，以及该公司变更后的住所地为原××区。另，旭东公司申请追加柯洱斯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杨强刚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3的三性不予认可，旭东公司一直有委托第三方向杨强刚支付工资，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证据2中的信访人员也并非杨强刚，杨强刚未见过相应证据，不清楚以物抵债情况；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森下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至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均没有原件，且证据1中并没有森下公司，与森下公司无关。森下公司表示因森下公司尚欠旭东公司代加工费，且旭东公司的账户被冻结，故在2020年5月至8月，旭东公司委托森下公司向旭东公司的部分劳动者支付工资，款项直接通过森下公司账户支付给劳动者，其中包括杨强刚，但2020年5月的代付款材料未能找到，确认在2020年8月5日之前，杨强刚与森下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杨强刚于2020年9月1日才开始与森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为此，森下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代付款确认书、森下公司代旭东公司支付2020年6月至8月工资名单、中信银行客户回单及明细。显示森下公司代旭东公司向杨强刚分别支付2020年6月、7月、8月工资7473.6元、6949.7元、7249.7元。2.劳动合同。载明甲方森下公司，乙方杨强刚，合同期限从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旭东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表示代付款确认书未经法定代表人审批，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对此不知情也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杨强刚属于旭东公司原潮田工厂的员工，潮田工厂于2020年5月以物抵债给案外人后并未由旭东公司实际经营，但杨强刚一直未停止工作并由其他公司支付工资，故杨强刚在2020年9月前已与其他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杨强刚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为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法向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发函，调取了旭东公司因经营问题于2020年8月5日之前处理、安置员工问题时所报送及形成的相关材料，包括《关于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劳资纠纷基本情况》、花名册及实习协议书，其中显示花名册分别于2020年5月、6月提供，载明了员工姓名、入职日期、工龄、职务、离职日期、去向等情况。杨强刚对《关于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劳资纠纷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主张手写部分表明其中的数据不一定与事实相符，杨强刚在2020年8月5日前一直未入职其他公司，对实习协议不清楚。旭东公司对《关于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劳资纠纷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表示材料显示事件发生在2020年6月，佐证了6月员工发生转移的客观事实；花名册应是杨胜提供，并非北村文秀。森下公司对《关于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劳资纠纷基本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表示情况记载内容系依据旭东公司单方陈述；5月的花名册无法核实，6月的花名册由旭东公司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实习协议与本案无关。另，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受理柯洱斯公司与农燕、朱奕等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21）粤0113民初9296号、9297号，在该两案中，柯洱斯公司提交了《以物抵债协议书》（甲方旭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乙方旭东公司，丙方柯洱斯公司，丁方金田科瑞（香港）有限公司）、旭东公司转移至柯洱斯公司人员名单，工龄承接协议书、劳动合同。本院通知柯洱斯公司到庭接受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柯洱斯公司到庭陈述，旭东公司因经营问题确实存在以物抵债的情况，但本案中旭东公司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复印件并未实际履行，最终实际履行的协议系其在（2021）粤0113民初9296号、9297号案中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柯洱斯公司在2020年6月1日及7月1日分批与原旭东公司潮田工厂的422名劳动者签订了工龄承接协议书或劳动合同，承接了422名劳动者的工龄。同时，柯洱斯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明确表示杨强刚并未入职过柯洱斯公司。杨强刚对《情况说明》没有异议，对柯洱斯公司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不予确认，认为即使协议真实履行，涉及人员也不包括案涉劳动者；表示柯洱斯公司接收的是旭东公司潮田工厂的EMS，潮田工厂还有MOU没有被接收，杨强刚是MOU的员工，一直为旭东公司工作至2020年8月5日。旭东公司表示经核实，柯洱斯公司提交的人员名单中不涉及秦超，但对名单的完整性存疑；柯洱斯公司在（2021）粤0113民初9296号、9297号案中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与旭东公司在本案提交的《以物抵债协议书》复印件在同一天制作，签署人都是俞肖坚、戴志伟，说明俞肖坚的决策未经董事会讨论，将公司资产抵债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且协议的履行以哪份协议为准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公司也不清楚；柯洱斯公司自认在2020年5月已实际占有使用潮田厂房，说明员工在2020年5月已经离职旭东公司，旭东公司原有员工绝大部分还在原岗位为其他公司工作，结合工龄承接协议书，可以推断旭东公司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被柯洱斯公司、森下公司、海智信公司接收；《情况说明》为柯洱斯公司单方制作，不予确认。森下公司表示柯洱斯公司提交的材料均与其无关。本案起诉时，旭东公司提交《广东森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代旭东公司支付2020年8月工资名单》，拟证明杨强刚已于2020年8月5日与广东森下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庭审中，旭东公司表示经核实，实际是潮田工厂通过以物抵债的形式由柯洱斯公司接管，故杨强刚实际是在2020年8月5日前已经与柯洱斯公司之间建立劳动关系。本院认为，杨强刚与旭东公司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无异议，且提供劳动合同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关于劳动关系期间问题，旭东公司负举证责任。首先，旭东公司并未提交证据1至3的原件核对，且其中证据3公告显示，旭东公司潮田工厂员工存在分流情况，旭东公司在对员工的劳动关系实际转移及承接情况未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主张杨强刚已入职柯洱斯公司，显然理据不足。而且，旭东公司在起诉时主张杨强刚已入职森下公司，在本案庭审时又主张杨强刚已入职柯洱斯公司，其陈述前后矛盾。其次，旭东公司主张其在2020年4月左右已实际停止经营，但并未举证证实，亦未能明确停止经营的具体时间等情况，且旭东公司在2020年5月、6月仍有为杨强刚缴纳社会保险费；再者，杨强刚提交的旭东公司职员工龄公示表显示其在旭东公司的工龄为17年10个月，结合双方确认的杨强刚的入职时间，恰好能与杨强刚主张的离职时间相印证，旭东公司表示不清楚工龄公示表的形成情况，但该工龄公示表上加盖有旭东公司公章，旭东公司对公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未能举证反驳杨强刚的主张。最后，森下公司提交的代付款确认书及名单、劳动合同均显示杨强刚与森下公司自2020年9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旭东公司起诉时关于杨强刚在2020年8月5日前入职森下公司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同时，若杨强刚在2020年5月后实际已与柯洱斯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时隔四个月左右又与森下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有违常理，柯洱斯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综上，旭东公司关于杨强刚在2020年8月5日之前已经入职柯洱斯公司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经结合现有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采信杨强刚的主张，依法认定杨强刚与旭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5日因旭东公司发出《公司停业及解除劳动关系通告》而解除，旭东公司依法应向杨强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因是否追加柯洱斯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旭东公司的追加申请不予准许。经济补偿数额。旭东公司表示对杨强刚的工资情况不清楚，也无法提供工资台账等材料。杨强刚主张其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335元，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认为举证责任在旭东公司。本院认为，关于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及支付情况，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现旭东公司表示不清楚杨强刚的工资标准，并无法提供相应材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杨强刚的工资标准及杨强刚的工资发放情况，本院采信杨强刚关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主张。根据上文已经查明的事实，杨强刚于2002年9月27日至2020年8月4日在旭东公司工作，劳动仲裁裁决旭东公司应向杨强刚支付经济补偿108450元，该数额未超过旭东公司依法应向杨强刚支付的数额，杨强刚对此亦无异议，故本院确认旭东公司应向杨强刚支付经济补偿108450元。旭东公司主张无需向杨强刚支付上述经济补偿，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六、申请仲裁日期：2020年8月12日。七、仲裁请求：1.确认杨强刚与旭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5日解除；2.旭东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8450元。八、仲裁结果：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2日依法作出穗番劳人仲案〔2020〕8667、8706-8795、8798-8887、8902-8991、8995-9078、9081-9169、9170-9251号《仲裁裁决书》非终局裁决：1.杨强刚与旭东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5日解除；2.旭东公司向杨强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8450元。旭东公司对该仲裁裁决书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杨强刚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裁判理由与结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强刚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8月5日解除；二、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被告杨强刚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08450元；三、驳回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番禺旭东阪田电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向丹丹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彭梓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