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6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光明饲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茸平路8号2幢11层。法定代表人：徐建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大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3555号春申大厦东侧302室。负责人：程玉逢，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芳，女，该所工作人员。上诉人上海光明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大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吉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17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光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大吉律所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双方之间没有形成有偿的代理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第1.6条、第3.3条的约定，若双方形成有偿的代理合同关系应当另行签订书面合同。2．大吉律所作为专业的法律人士及光明公司的法律顾问，代理案件前未尽到应有的告知义务，对未形成有偿代理合同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若法院认定光明公司应支付代理费，则金额应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再扣减一半。大吉律所辩称，不同意光明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1．《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涉及的费用5万元只是日常提供咨询等法律服务收取的款项，不包括另行代理案件所涉的费用。2．光明公司因其与江苏XX有限公司的诉讼寻找律所提供法律服务。大吉律所当时报价30万元，光明公司对报价予以认可。大吉律所要求签订该案代理合同时，光明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各种理由推诿，故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大吉律所于2020年11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光明公司偿付大吉律所代理费298，362.41元；2．判令光明公司偿付大吉律所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298，362.41元为基数，自诉状副本送达光明公司之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30日，大吉律所、光明公司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约定大吉律所为光明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指派专业律师协助光明公司办理下列事项：……；1.6就诉讼、仲裁、执行案件等事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论证、起草、审阅、修改相关法律问题等法律服务，并可接受光明公司委托，代理前述案件。如代理前述案件，双方另行签订代理合同……。大吉律所为光明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7月31日止。每年服务费50，000元。如需委托大吉律所代理案件的，律师代理费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17］3号）附件一（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的收费标准就低减半计收，每档最高收费不超过下一档收费标准的最低限额，所涉案件收费以专门的合同约定为准。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则按附件二的规定认定并协商确定收费金额。一审法院另查明，江苏XX有限公司起诉光明公司及其XX分公司，要求其支付货款16，536，647.02元及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5日为822，352.41元）、律师费损失122，655元。（以下简称XX案件）2018年8月18日，光明公司向大吉律所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大吉律所代理XX案件。大吉律所指派两位律师作为光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该案一审诉讼。在一审败诉后，大吉律所又代光明公司拟定上诉状，提起上诉。在XX案件的二审过程中，光明公司除委托大吉律所指派的一位律师外，另委托江苏某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出庭。一审审理中，大吉律所明确其依据收费办法分段累计计算代理费。根据该收费办法规定，10万元以下部分收费比例为8％-12％；1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部分收费比例为5％-7％；1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部分收费比例为3％-5％；1，000万元以上至1亿元部分收费比例为1％-3％。前述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的，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收取。大吉律所认为XX案件一审案件起诉标的为17，481，654.43元，收费标准以各阶段下限减半后分段计算为：10万元以4％计为4，000元，90万元以2.5％计为22，500元，900万元以1.5％计为135，000元，7，481，654.43元以0.5％计为37，408.27元，故一审代理费为198，908.27元；二审代理费减半为99，454.14元，以上合计诉请金额298，362.41元。光明公司认为，双方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明确了代理案件需另行签订合同，且约定的计算标准并不明确，不应直接适用该标准，即便法律认可该计费标准，二审代理费本就应该减半，因此，大吉律所所能收取的二审代理费应当再减半，按照四分之一计收。一审庭审中，光明公司提出大吉律所未参与二审庭审。法庭要求其限期提供二审笔录以证上述陈述。光明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供任何资料。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大吉律所、光明公司就XX案件的诉讼是否存在单独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以及代理费计收标准应当如何认定。首先，光明公司向大吉律所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大吉律所代理光明公司参与XX案件的审理程序，双方虽未就该案诉讼事宜另行签订书面合同，但不影响大吉律所、光明公司就该案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其次，光明公司认为大吉律所在二审案件中未完全履行代理义务，但在法庭指定期限内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法律后果。大吉律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诉状、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能够证明大吉律所代理光明公司，参与XX案件一、二审的事实。再次，案涉常年法律服务合同既约定了大吉律所代理案件的计费标准，又约定代理案件收费以专门合同约定为准，一审法院认为，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在单独订立合同的情形下，以独立合同为准，在未订立独立合同情形下，应当以常年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计收费用。最后，光明公司认为根据前述条款，在双方未订立独立合同的情形下，应当视为大吉律所无偿为光明公司代理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观点难以成立，理由在于双方系服务合同关系，合同中反复多次强调合同约定服务费50，000元所对应的大吉律所义务不包括代理诉讼案件，代理诉讼案件需另行收取费用。合同条款也未否定不再另行签订代理合同的行为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就XX案件的代理费应当按照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确认。但大吉律所的代理费计算方式存在两处错误：其一，双方除约定收费办法的收费标准就低减半计收外，还约定了每档最高收费不超过下一档收费标准的最低限额，因此，就1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部分，大吉律所以该档标准下限3％减半后，按照1.5％计收费用，该标准超过了下一档下限1％，应当按照1％计收，故在本案中该档代理费应为90，000元；其二，收费办法中明确规定了二审代理费减半计收。因此，大吉律所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在原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再行减半，即按照原一审代理费用四分之一计收。经核算，大吉律所可主张的二审代理费为38，477.07元。综上，大吉律所可主张的XX案件代理费为192，385.34元。光明公司未及时付款，大吉律所可自诉状副本送达光明公司之日（2020年11月17日）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于2021年1月14日判决：一、光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大吉律所代理费192，385.34元；二、光明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大吉律所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92，385.34元为基数，自诉状副本送达光明公司之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775元，减半收取2，887.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12元，合计诉讼费4，899.50元，由大吉律所负担1，740.50元，由光明公司负担3，159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8月14日，大吉律所向光明公司及其XX分公司出具《风险告知书》，其中载明：“三、您在委托本所律师办理案件时，请注意应与本律师所而非律师个人签订委托合同，律师所应当盖章；交纳律师代理费时，律师所应当向您出具正式发票。……”“请您确认上述事项后再签订委托合同”。光明公司及其XX分公司在该风险告知书上盖章确认。本院二审期间，光明公司确认大吉律所委派律师参与了XX案件的二审庭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双方是否建立了有偿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第二，光明公司以大吉律所未尽到提前告知义务为由主张大吉律所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扣减一半代理费用的主张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光明公司认为，双方实际已建立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但因双方未按照《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的约定另行签订有偿的代理合同，故本案系无偿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第1.6条约定，就诉讼、仲裁、执行案件等事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论证、起草、审阅、修改相关法律文件等法律服务，并可接受甲方（光明公司）委托，代理前述案件。如代理前述案件，双方另行签订代理合同。由此可知，代理诉讼并非大吉律所在该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内容。其次，《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第3.3条约定，如需委托乙方（大吉律所）代理案件的，律师代理费按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17］3号）附件一（以下简称“收费办法”）的收费标准就低减半计收，每档最高收费不超过下一档收费标准的最低限额，所涉案件收费以专门的合同约定为准。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则按附件二的规定认定并协商确定收费金额。据此，光明公司应知晓委托大吉律所代理案件需另行收费，且双方对于收费标准已予明确。“所涉案件收费以专门的合同约定为准”应理解为，在该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双方在专门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可针对特定案件的标的额、工作量等具体情况对收费金额、支付时间等内容予以进一步细化。若未另行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则双方应遵照该标准计算代理费用而非认定为无偿服务。因此，光明公司主张本案双方建立无偿法律服务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光明公司认为，若法院认定其需要支付代理费，则因大吉律所未就签订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事宜尽到告知义务，大吉律所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本案代理费应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扣减一半。对此本院认为，《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书》及《风险告知书》中多次提及代理案件应签订代理合同，光明公司认为大吉律所未尽到告知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光明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大吉律所存在假借订立合同进行恶意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或提供虚假情况等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此，光明公司主张大吉律所存在缔约过失责任、本案代理费应在一审判决金额基础上扣减一半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光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75元，由上诉人上海光明饲料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军欢审 判 员 胡 瑜审 判 员 胡玉凌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刘 洁书 记 员 刘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