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4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安军，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亚萍，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1，女，195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2，男，1957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3，女，196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4，男，196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5，男，196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某6，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建华，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薄珺，上海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李某1，女，1925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安军，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亚萍，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任某1，女，195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原审原告：任2，男，198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诉人朱某1因与被上诉人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以下简称章某1方)、原审原告李某1、任某1、任2分家析产、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04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继承人王某1名下的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XXX弄XXX号房屋全部产权份额(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由朱某1继承。事实和理由：重审判决在已经查明王某1肌力为0，不可能自行捺印的情况下，却提出“手印也并非王某1自行按下”，完全无视“在他人帮助下捺印”是在王某1授权同意下进行的，这是王某1非常正常的救济行为。2014年12月2日和2014年12月3日的两份视频分别为独立有效的录音遗嘱，且内容与两份代书遗嘱一致。但是重审判决对两份录音遗嘱没有予以认定，只将其看作是两份代书遗嘱的辅助内容，这是剥夺了立遗嘱人立录音遗嘱的权利。重审判决完全割裂了2014年12月2日和2014年12月3日的遗嘱。根据朱某1提供的2个视频(即所主张的录音遗嘱)，可以清楚的看到上述遗嘱制作过程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是能够清楚表示出王某1将系争房屋归朱某1所有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重审判决将其切割看待，割裂其印证关系，明知王某1将系争房屋给朱某1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在判决中对于遗嘱内容不作任何判定，试图通过割裂方法否定王某1的意思表示。重审判决认定2014年12月3日的律师见证遗嘱没有签字，亦未写明年月日，仅见证书上盖有两人私章及律所公章，这是错误的。律师事务所制作的律师见证遗嘱经制作装订成一整份文件，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文件上加盖了骑缝章，应视同一个整体文件来看待，而不应割裂看待。律师还在场手写制作了律师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中明确标明了日期，且笔录也有王某1捺印确认。通过朱某1提供的2014年12月3日录音遗嘱，可以清楚看到谢晋律师和谢有明律师为王某1办理见证手续，谢有明律师虽然在视频中没有露脸，但是之前已经到庭作证，且在视频中与谢晋有交接动作。谢晋在向王某1宣读遗嘱时，告知王某1为他办理见证的是谢晋律师和谢有明律师，王某1回答确认。综上，两份代书遗嘱及两份录音遗嘱内容一致，互相印证。录音遗嘱的形式也完全符合法律要求，没有任何瑕疵。王某1的遗愿真实而强烈的，包含两层含义，将系争房屋留给其唯一血亲朱某1，薛某某及其子女不能获得任何房产份额，理应得到支持。此外，拆迁组认定朱某1是安置对象，拆迁补偿协议是由动迁组和朱某1本人签订，动迁协议中明确载明朱某1是唯一安置对象。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均是朱某1和拆迁组进行了拆迁的相关手续和签字，章某1方从未出现，也没有和拆迁组联系过，所有拆迁手续均由朱某1完成，包括签署征询意见、委托评估、参与表决、签署相关文件、递交相关的资料、在拆迁组多次协调和努力下将案外人王卿龙及其母亲腾出系争房屋、办理房屋交接手续、结清所有费用，按期完成拆迁组的拆迁要求。签约奖、促签奖等与章某1方无任何关系，只有拆迁经办人享有拆迁补偿相关的奖励利益，朱某1和拆迁组达成拆迁协议及其内容与所主张的拆迁利益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朱某1的上诉请求。章某1方共同辩称，本案中，朱某1在一审、二审和发回重审中的请求基础无非就是两份遗嘱，一份是代书遗嘱，一份是律师见证遗嘱，一审法院围绕遗嘱本身所载明的内容、呈现的细节、形成过程，以及对其效力产生决定因素的见证人、代书人等，均作了审查，才最终确认了代书遗嘱和律师见证遗嘱均属无效遗嘱，其实对于两份遗嘱的效力已经阐述非常清楚，不存在着对于遗嘱未进行审查情形。朱某1所谓的录音遗嘱并不存在，朱某1提交了两份遗嘱，一份是代书遗嘱，一份是律师见证遗嘱，所谓的录音、录像是针对这两份遗嘱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辅助文件，所以不存在录音遗嘱的问题。律师见证遗嘱，两位律师是必然的要求，先做谈话，然后核对事实，包括遗产范围、身份进行落实和确认，形成一个谈话内容，根据谈话内容形成一个书面的遗嘱，然后和被继承人宣读确认，被继承人他签字盖章，这都需要有录音录像的。而且正是因为朱某1提交的代书遗嘱和律师见证遗嘱的相关视频，才确认了两份遗嘱是无效的。首先，没见两位律师到场，而且未见谈话内容，先形成的遗嘱内容，签字捺印也不是王某1本人，是他人协助王某1按的手印，所以遗嘱内容和谈话内容可能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证明律师见证遗嘱的内容，其次，程序要件上没有录音录像和两位律师签字，两位律师没有在录像当中出现，不符合程序。至于代书遗嘱，代书人未签名，而且代书人不是朱某1的妻子就是父亲朱某2，是继承人的利害关系人所写，所以导致代书遗嘱根本无效。综上，请求驳回朱某1的上诉请求。李某1辩称，同意朱某1的上诉意见。李某1能确定朱某2的真实意愿是将系争房屋的继承份额给朱某1。对于王某1的遗愿，李某1亦能确信，王某1的遗嘱遗愿是将系争房屋留给朱某1。对于王某1的最后遗愿，不管是基于法理还是情理，都应当予以尊重和维护。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朱某1的上诉请求。任某1、任2未作答辩。朱某1、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继承人王某1名下的系争房屋全部产权份额由朱某1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王某1(于2014年12月6日死亡)与尤某某(于1993年10月23日报死亡)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女王某2(于1994年7月8日报死亡)。尤某某的父母均早于尤某某过世，王某1的父母均早于王某1过世。王某2与朱某2系夫妻关系，生育一子即朱某1。朱某2与任某1于2001年8月21日登记结婚。任某1系再婚，1995年6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其与前夫收养儿子任2(原名郑任)离婚后随任某1共同生活。任某1与朱某2结婚时，任2尚未成年，之后，一直与其夫妇共同生活。朱某2于2018年4月7日死亡。1996年1月，王某1与薛某某(于2015年11月12日死亡)登记结婚。薛某某系再婚，与前夫章方根共生育六子女即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被继承人王某1于1990年继承取得系争房屋产权。2010年1月18日，王某1在上海市闸北公证处立下遗嘱，表明系争房屋中依法属于王某1的产权(包括王某1继承的尤某某的产权份额)由薛某某继承所有。2010年6月21日，上海市闸北公证处对上述遗嘱作出(2010)沪闸证字第68号遗嘱公证书。2012年3月1日，王某1在上海市闸北公证处作出声明：撤销(2010)沪闸证字第68号遗嘱公证书。2012年3月6日，原上海市闸北公证处对上述撤销遗嘱声明书作出(2012)沪闸证字第414号公证书。2014年12月2日，被继承人王某1留有代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如下：“外孙朱某1是我唯一直系血亲，所以我决定，把以我姓名所拥有的永兴路XXX弄XXX号私房产权份额留给我唯一的外孙朱某1”、“但由于薛和我生活多年，故薛在世时仍可居住，我女婿和外孙应该对她给予照顾直到过世，但薛对房屋只能居住，无支配权利”、“之前，因各种原因办理的遗嘱和公证均无效，应以本遗嘱为准，并同意办理公证”、“本人在书写上述遗嘱时，神智清楚，是我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落款立遗嘱人处有手印一枚，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2日”。落款处见证人签名为“林某某”、“陈某某”，未见代书人签名。朱某1在诉讼中提供了上述遗嘱制作时的视频资料。视频显示，被继承人王某1躺卧在病床上，见证人林某某向其宣读了该份遗嘱的内容，王某1均以“对的”来予以回答。在遗嘱宣读完毕后，被继承人王某1由他人手扶在该份遗嘱上捺印。2014年12月3日，被继承人王某1留有代书遗嘱一份，内容如下：“本人王某1，因为年纪已大(1927年生)，觉得有必要立下遗嘱。一、我一生只有一个女儿，已经过世。现我和我女婿朱某2外孙朱某1还健在。外孙朱某1是我唯一直系血亲，所以我决定把以我姓名所拥有的永兴路XXX弄XXX号私房产权份额留给我唯一外孙朱某1。二、我所有的身后事由我女婿和外孙朱某1负责处理。三、闸北区永兴路XXX弄XXX号房屋，原产权人是我父亲王阿可所有、父亲过世后办理继承，由我和配偶尤彩章，女儿王某2，女婿朱某2和外孙朱某1一起居住和拥有。以我姓名王某1作为房产代表。该房屋原为两层简易房，在1971年为了女儿和女婿结婚用房而建造，并在1975年我女儿结婚时，将二楼作为婚房居住，同时拥有二本户口簿。在1989年由于房屋陈旧，通过宝山街道建管科同意后，由我和女儿、女婿负责重新大修，并加盖三层阁楼，改善居住条件。四、薛某某是我再婚配偶，现在有时生活居住一起，我同薛再婚时，该房屋早已存在，属婚前房，故该房和薛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薛和我生活多年，故薛在世时仍可居住，我女婿和外孙应该对她给予照顾直到过世，但薛对房屋只能居住，无支配权利。五、之前，因各种原因办理的遗嘱和公证均无效，应以本遗嘱为准，并同意办理公证。六、本人在书写上述遗嘱时，神智清楚，是我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述。”落款立遗嘱人处有印章一枚及捺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日”。该份遗嘱为律师见证遗嘱，由律师向王某1口头宣读了遗嘱的内容。朱某1在诉讼中提供了上述见证遗嘱制作时的视频资料，视频显示，被继承人王某1躺卧在病床上，颈椎部由器械固定。律师逐条向王某1宣读了代书遗嘱的内容，王某1均以“对的”来予以回应。在宣读完毕后，律师将代书遗嘱放置在王某1处让其进行阅读，王某1说：“我看不出”，律师遂将此份遗嘱在视频镜头前展示。在镜头中，遗嘱上落款“立遗嘱人”处可见一枚红色印章。随后，由于王某1表示手部活动受限，遂由律师扶着王某1的右手大拇指在遗嘱上捺印并由律师代为填写日期。一审法院另查明，被继承人王某1有高血压、脑梗病史多年。2014年12月2日因突觉四肢无力，当即摔倒，至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治疗，次日再行复诊，经检查四肢肌力为“0”。2014年12月6日因病在上海盛德护理院中死亡。2017年12月31日，朱某2立自书遗嘱内容如下：“永兴路XXX弄XXX号房屋原有归属319弄55号归朱某1……”，落款签名“朱某2”，落款日期“2017年12月31日”。诉讼中，朱某1提供了上述自书遗嘱制作的视频资料，视频显示当时朱某2躺在医院病床上，当被问及：“永兴路XXX弄XXX号房屋是都给朱某1？你的那一份是不是都给朱某1？”，朱某2回答：“是的，都是给他一个人的，是他一个人的，我给他写好的，帮他字都签掉的，给他一个人”。在视频中，朱某2自行书写遗嘱，并在落款处签名写日期。一审法院再查明，2016年11月，朱某1、朱某2曾起诉薛某某要求对系争房屋进行继承，案号为(2017)沪0106民初4972号，因薛某某已于2015年11月12日死亡，朱某1、朱某2撤诉。后朱某1、朱某2又于2018年1月15日起诉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要求判决由朱某1继承系争房屋全部产权份额，案号为(2018)沪0106民初3650号。审理中，朱某2于2018年4月7日报死亡，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25日依法追加朱某2的法定继承人任某1、任2、李某1参加诉讼。朱某2在上述两案的诉状中均明确表示其应继承份额均归朱某1所有。一审法院又查明，2018年7月，案外人王卿龙等起诉朱某1(2018)沪0106民初26675号物权确认纠纷一案，认为系争房屋产权应为王某1与其父的共有财产，2018年12月21日，一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案外人的诉讼请求。案外人依法上诉。2019年3月29日，本院作出(2019)沪02民终2032号民事裁定书，案件以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法院还查明，2020年4月18日，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朱某1签订了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协议，并根据协议向其发放动迁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132，160.67元(含货币安置款7，992，160.67元、递增奖140，000元)。审理中，一审法院至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核实上述情况，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涉诉系争房屋系王某1一人名下的私房，该户并无其他需要安置的对象，现已与朱某1签订了动迁协议，动迁款8，132，160.67元也已全额发放给了朱某1。一审法院审理中，各方一致确认上述钱款中二十四分之十九为王某1的遗产、六分之一为朱某2的遗产、二十四分之一为朱某1的份额。一审法院认为，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针对本案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其一、关于系争房屋动迁补偿款的权属情况。经查，王某1于1990年取得系争房屋产权。此时应为王某1与尤某某夫妻存续期间，根据婚姻法关于夫妻存续期间因继承所得财产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系争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应各享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尤某某于1993年死亡，其在系争房屋上的产权份额应由其丈夫王某1、女儿王某2均等继承，即王某1、王某2各继承系争房屋四分之一产权份额；王某2应继承的产权份额应属与朱某2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各享有一半的份额，即王某2与朱某2各享有系争房屋八分之一的产权份额；王某2于1994年死亡，其在系争房屋上的产权份额应由其丈夫即朱某2、儿子即朱某1、父亲王某1均等继承，三人各继承系争房屋二十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至此，王某1因与妻子析产及因妻子、女儿死亡继承后，共计取得系争房屋的二十四分之十九的产权份额；朱某2因与妻子析产及因妻子死亡继承后，共计取得系争房屋的六分之一的产权份额；朱某1因母亲死亡继承后，共计取得系争房屋的二十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后王某1与薛某某于1996年登记结婚，王某1享有的该系争房屋二十四分之十九产权份额应为其个人婚前财产，属王某1个人所有；朱某2与任某1于2001年登记结婚，朱某2享有的该系争房屋六分之一产权份额应为其个人婚前财产，属朱某2个人所有。因系争房屋于重审中已动迁，动迁款亦已发放，为避免讼累，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各方在系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已转化为动迁补偿款中的相应份额。其二、关于王某1在系争房屋的二十四分之十九产权份额所对应的动迁补偿款的继承问题。王某1生前曾立多份遗嘱对系争房屋进行处分，其先立公证遗嘱，后又以同等的公证方式予以撤销，应认定撤销行为有效。之后，于2014年12月2日又立代书遗嘱，次日再立律师见证遗嘱一份。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代书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代书人代替遗嘱人书写遗嘱；二、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三、代书人、见证人和遗嘱人必须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四、见证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在本案中，王某1于2014年12月3日所留代书遗嘱落款处未见立遗嘱人王某1本人签名，落款日期系由他人代写，遗嘱落款处的手印亦系在他人帮助下捺印；作为本遗嘱代书人、见证人的两名律师既未在遗嘱页上签字，亦未写明年、月、日，仅在见证书上盖有两人私章及律所公章。此外，朱某1提供的录像也未能显示被继承人口述遗嘱内容且未见两名代书人均在现场参与了代书遗嘱的过程。故该份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关于王某12014年12月2日遗嘱，根据朱某1所述，遗嘱主文由其父亲朱某2代书，由见证人林某某和陈某某在场见证。但在该份遗嘱的落款处仅有见证人林某某和陈某某的签名，未见代书人朱某2的签名，且立遗嘱人落款处无被继承人王某1签名，仅有手印。而手印也并非王某1自行按下，而是由他人手扶捺印。因此，王某12014年12月2日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综上所述，法院认定朱某1提供的王某12014年12月2日、3日遗嘱均无效，系争房屋动迁款中属王某1遗产的部分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王某1于2014年12月6日死亡，其女儿王某2先于其死亡，应由其晚辈直系血亲朱某1代位继承，故其享有的系争房屋二十四分之十九的份额应由其配偶薛某某、外孙朱某1各半继承，即各继承系争房屋四十八分之十九的份额。薛某某作为王某1的法定继承人于2015年11月12日死亡，并在生前没有表示放弃继承，故其应继承王某1的遗产转由其子女即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各继承二百八十八分之十九的份额。其三，朱某2在系争房屋的六分之一份额，应如何继承问题。朱某1提供证人朱锡宝当庭证词、证人朱金妹当庭证词、2017年12月31日对朱某2的视频录像及朱某2自书遗嘱，另结合朱某2在法院两次诉讼时的起诉材料，均表明朱某2有明确意愿将系争房屋中其应继承的份额给其子朱某1继承。任某1、任2认为朱某22017年12月31日在医院时重病昏迷，未能提供事实证据予以证明；至于其另认为视频中反映朱某2无法正常表达意愿，遗嘱书写内容模糊不清的意见，一审法院从视频认定朱某2因插管吸氧平卧，书写有难度，会出现书写字迹潦草情况，但其对房屋归属朱某1所有的填加及修正行为是清楚、明确的，与其口述表达也是一致的。故任某1、任2的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朱某2的自书遗嘱有效，其应继承的产权份额应归朱某1所有。综上所述，朱某1因法定继承王某1的遗产应获得系争房屋动迁款四十八分之十九的份额，因遗嘱继承朱某2的遗产应获得系争房屋动迁款六分之一的份额，因继承王某2的遗产应获得系争房屋动迁款二十四分之一的份额，共计四十八分之二十九的份额。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各继承系争房屋动迁款二百八十八分之十九的份额。因系争房屋动迁款8，132，160.67元已全额发放给朱某1，故朱某1有支付给其他各继承人应继承份额款项的义务。由于朱某2的遗嘱有效，其在涉诉遗产中的份额由朱某1一人继承所有，故任某1、任2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XXX弄XXX号房屋动迁补偿款8，132，160.67元为被继承人王某1及被继承人尤某某的遗产，析产继承后，上述款项由朱某1继承所有，朱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一次性支付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应继承份额的折价款各536，496.71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725元，由朱某1负担41，521元，章某1、章某2、章某3、章某4、章某5、章某6各负担4，534元。本院二审期间，朱某1提供视频，称是由朱某1拍摄的，日期是2014年12月3日，是由律师见证之前与王某1沟通的情况，表明了王某1决定将系争房屋的产权份额归朱某1所有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证明律师见证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章某1方质证称，上述视频不属于新证据，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朱某1均不提供，现不同意质证。本院认为，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2014年12月2日、3日的两份代书遗嘱是否有效的问题。法律对于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有明确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于朱某1提供的两份代书遗嘱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作出了详尽的阐述，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鉴于涉案的两份代书遗嘱形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均属无效，关于王某1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朱某1认为其拍摄的两段视频属于录音录像遗嘱，但朱某1拍摄的两段视频只是反映了代书遗嘱的环境和过程，并非属于正式的录音录像遗嘱，朱某1坚持认为其提供的两段视频系录音录像遗嘱，无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系争房屋为私房，为王某1与尤某某夫妻共同所有，因王某1与尤某某夫妻先后死亡，系争房屋的产权由所有继承人按份继承，故朱某1与章某1方因继承获得系争房屋产权。现系争房屋在诉讼中被征收，由此产生的征收补偿款应当归产权人所有，故章某1方有权对征收补偿款予以分割。况且一审法院审理中，各方一致确认征收补偿款中的二十四分之十九为王某1的遗产，只是对于章某1方是否有继承的权利而产生争议。现一审法院在确定法定继承的基础上分割王某1的遗产，即对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予以分割，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朱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204元，由上诉人朱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翁 俊审 判 员  李 彦审 判 员  王江峰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杨青青书 记 员  孙 洁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