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民终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小鸣。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晖，广东敬海（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强，广东敬海（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宝英航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友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蓉，北京高文（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云，北京高文（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财保）与被上诉人上海宝英航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英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9）沪72民初30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于2021年2月3日以网络连线形式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华海财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志强，被上诉人宝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云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英公司一审诉称：华海财保作为保险人承保包括“苏发达货XXX8”轮运输的1,798吨圆钢在内共8票货物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其中，案涉“苏发达货XXX8”轮运输的1,798吨圆钢的保险金额为人民币7,192,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为宝英公司的货主。2017年4月16日，“苏发达货XXX8”轮在运输途中在上海吴淞口水域与“远顺XX6”轮发生碰撞事故，事故导致“苏发达货XXX8”轮及船上1,798吨圆钢全部沉没。为避免货物全损，宝英公司受货主江苏利淮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淮钢铁）的委托，以货主名义全权处理货物打捞事宜，最终圆钢被打捞出水。宝英公司向利淮钢铁赔偿了货物损失1,037,947.96元。利淮钢铁将保险单下一切权益，包括对货物损失、打捞费等保险索赔权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2018年4月13日，华海财保向宝英公司支付除货物打捞费之外的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1,056,474元。打捞公司上海高强水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强公司）向宝英公司主张打捞费1,600,000元，通过诉讼调解，宝英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向高强公司支付了打捞费415,000元。宝英公司认为打捞费属于华海财保在货物运输保险项下的保险责任范围，故请求判令：华海财保向宝英公司支付货物打捞费保险赔偿金415,000元及利息损失[以41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6月26日起计算至华海财保实际支付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并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华海财保一审辩称：宝英公司主体不适格，宝英公司并非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没有义务向高强公司支付打捞费，其自愿赔付行为并不能取得保险合同项下的索赔权。宝英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华海财保承保货物运输险，根据法律规定，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涉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4月16日，宝英公司在2019年10月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宝英公司未举证证明其赔付的打捞费客观合理，并且已尽到减损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26日，宝英公司与华海财保签署货物运输保险协议，约定宝英公司作为投保人将其承运的货物全部向华海财保投保。协议约定：投保人宝英公司，被保险人分别为宝英公司的货主、安徽宝英航运有限公司的货主、安徽宝通航运发展有限公司的货主、上海宝协物流有限公司的货主等，保险标的为散、杂货，运输方式为水运、多式联运，保险期间为仓至仓，件杂货承保险别为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切险，件杂货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3,000元，保险期限自2016年5月18日至2017年5月17日止。宝英公司保证将其承运的货物全部向华海财保投保。华海财保对宝英公司符合协议约定的货物自动承保，不需逐笔向宝英公司提供保单，如需要出具保单，被保险人名称为“货主”或“货主名称”。协议还约定：保险赔款直接划付货主或宝英公司指定账号，但指定宝英公司账号时，宝英公司必须提供其货主接受赔款的授权或索赔函及赔款收据或赔款保函。华海财保放弃对宝英公司、安徽宝英航运有限公司、安徽宝通航运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协物流有限公司的追偿。保险协议附件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载明，一切险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平安险第5条记载，本保险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的措施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2017年5月4日，华海财保出具编号为110010100010200052017XXXXX11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单及附件运输路线清单，保险单记载被保险人为宝英公司的货主，运输路线清单包含涉案货物，货物为1,798吨圆钢，运载船舶为“苏发达货XXX8”轮，起运港淮钢，目的港上海，保险金额为7,192,000元。2017年4月16日2052时左右，“苏发达货XXX8”轮在长江上海段66灯浮上游航道与“远顺XX6”轮发生碰撞后沉没，船载货物亦随船沉没。2017年4月17日，利淮钢铁与宝英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利淮钢铁委托宝英公司全权处理沉没货物的打捞、运输、装卸、码头存储、理货等相关事宜。2017年4月28日，华海财保向高强公司出具《担保函》，载明：“保证向贵方支付因上述‘事由’纠纷所产生的、由相关方达成的书面协议或者由具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或其上诉法院作出的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中确定的，应由‘苏发达货XXX8’轮上运载‘货物’的所有人承担的赔偿款项。但我们在本担保函下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利息及费用将不超过人民币：500000元”。2017年10月30日，利淮钢铁与宝英公司签订货物运输赔偿确认书，约定宝英公司赔偿利淮钢铁货物灭失、报废损失1,037,947.96元，双方同意赔偿款从宝英公司交给利淮钢铁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中扣除。2018年4月1日，利淮钢铁出具权益转让书给宝英公司，将涉案货物所投保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单下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货物损失、货物打捞费等费用的保险索赔权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确认宝英公司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索赔权利。2018年4月4日，利淮钢铁向华海财保出具付款指示函和权益转让书，要求将受损货物所有费用（不包括货物打捞费用）最终赔付金额共计1,056,474元付至宝英公司银行账户，并同意保险人在上述赔偿金额范围内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4月13日，华海财保向宝英公司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款1,056,474元。2018年9月10日，高强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起诉本案宝英公司，案号为（2018）沪72民初4204号，高强公司诉请要求本案宝英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向高强公司支付货物打捞费500,000元及利息、律师费等。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20日判决对高强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高强公司提起上诉，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高强公司与本案宝英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本案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支付打捞费415,000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民终131号民事调解书。2019年6月25日，本案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支付41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宝英公司在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其是否享有主张保险理赔款的诉权；二、打捞费金额的确定；三、宝英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可以由被保险人背书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本案中，华海财保是涉案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人，根据预约保险合同及保险单记载，宝英公司的货主利淮钢铁是保险单项下的被保险人，宝英公司作为投保人向华海财保进行投保。在运输船舶“苏发达货XXX8”轮发生碰撞事故后，利淮钢铁委托宝英公司全权处理随船沉没货物的打捞、运输、装卸、码头存储、理货等相关事宜。之后，利淮钢铁与宝英公司达成货物运输赔偿协议，由宝英公司向利淮钢铁赔偿货物损失1,037,947.96元，利淮钢铁遂向宝英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将涉案货物所投保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单下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货物损失、货物打捞费等费用的保险索赔权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确认宝英公司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索赔权。利淮钢铁以书面方式表达了将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转让给宝英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该权益转让书，宝英公司受让了涉案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单下的保险索赔权，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保险人提出货物损失及相应打捞费等费用的保险理赔主张。并且，宝英公司已向打捞公司高强公司实际支付了打捞费415,000元，产生了经济损失，有权向华海财保主张货物打捞费的保险理赔请求。二、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货物为1,798吨圆钢，随船沉没后，由高强公司打捞出水。华海财保参与了事故打捞处理的过程，并于2017年4月28日向高强公司出具《担保函》，保证承担不超过500，000元的打捞费支付责任。（2018）沪72民初4204号一案中，高强公司向本案宝英公司提出支付货物打捞费500,000元及利息、律师费等诉讼请求，打捞费主张是该案的审理范围，该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2019）沪民终1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本案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支付打捞费415,000元。（2019）沪民终131号民事调解书为生效裁判文书，宝英公司亦已实际支付了上述金额。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打捞费为415,000元。宝英公司还主张了华海财保迟延支付保险金的利息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核定和支付保险赔偿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华海财保对涉案打捞费已实际发生以及打捞费属于涉案保险项下保险责任范围并无异议，并且在事故发生后华海财保向打捞公司出具《担保函》，保证承担不超过500,000元的打捞费支付责任。华海财保应当依法在货物被打捞出水后及时对打捞费损失进行核定，并及时进行赔付。涉案货物在2017年4月21日已完成打捞，华海财保长期拖延支付打捞费保险赔偿并无充分理由，故华海财保应向宝英公司赔偿因其未及时支付保险赔偿造成的法定孳息损失。宝英公司主张以其向打捞公司支付打捞费之次日2019年6月26日起算利息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利息，于法无悖，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三、关于争议焦点三。海商法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涉案事故发生后，宝英公司及时通知了华海财保，并提出保险事故理赔申请。华海财保经过保险理赔核定，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由于打捞费金额尚未固定，华海财保于2018年4月13日向宝英公司支付了除货物打捞费之外的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1,056,47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意履行义务”包含了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华海财保先行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的行为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同意履行部分保险赔付义务，诉讼时效自其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之日起中断，重新计算时效期间。本案中，华海财保于2018年4月13日向宝英公司支付货物损失保险赔偿金，故诉讼时效自2018年4月13日起中断，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宝英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诉讼时效。综上，依照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华海财保应向宝英公司支付打捞费保险理赔款415,000元及利息损失[以41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6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525元，由华海财保负担。华海财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宝英公司的全部诉请，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宝英公司负担。主要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宝英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与事实不符，缺乏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货主利淮钢铁已将涉案海上保险合同转让给了宝英公司是错误的。我国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系关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转让的规定。但在本案中，即使利淮钢铁的确曾自宝英公司处获得了货损赔偿，其向宝英公司签发权益转让书也只是转让已获赔的货损部分的索赔权，而不是将涉案保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2.宝英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利淮钢铁向华海财保出具的付款指示函、权益转让书，证明利淮钢铁直到2018年4月4日仍是以自己的名义向华海财保主张货损保险赔偿，并就此出具权益转让书，确认华海财保有权代位向责任人追偿货损。说明至少直到2018年4月4日，利淮钢铁仍确认其是涉案货物的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项下具有索赔资格的唯一主体。但一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却遗漏了该组对判定宝英公司主体是否适格的重要证据，以及就该部分证据未做出相应的分析论述，显属不当。3.涉案事故发生后，一直是由宝英公司代表利淮钢铁与华海财保沟通货损理赔事宜。但宝英公司自始至终从未告知华海财保其早在2017年10月30日已与利淮钢铁签署了货损赔偿协议书及早在2018年4月1日已获得了利淮钢铁出具的权益转让的事实，更没有以其自身名义向华海财保主张过任何保险赔偿，却在2018年4月4日代表利淮钢铁提交了利淮钢铁出具的付款指示函、权益转让书等理赔文件，违背常理，让华海财保有充分理由怀疑利淮钢铁出具的权益转让书系事后补签的，仅仅是为了本案中证明其主体资格之用。退一步讲，即使利淮钢铁将涉案保险合同索赔权转让给宝英公司属实，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其并未依法履行对债务人的通知义务。该转让对华海财保不发生法律效力。4.本案中，宝英公司没有义务向案外人高强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施救费。即使其确实接受了货主的委托处理跟货物施救的相关事宜，也应由涉案货物的货主承担。此外，上海海事法院在另案中已判决认定宝英公司没有义务向高强公司支付涉案货物的打捞费。但在该案二审中，宝英公司却与高强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应自行承担自愿支付该费用的法律后果。二、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货物打捞费金额为415,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中所称证明货物打捞费数额的生效法律文书系民事调解书，而该民事调解书仅仅是依据当事人签署的和解协议做出的，并不足以证明打捞费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就此免除宝英公司在本案中提供证据证明其货物打捞费诉请金额是合理、合法的义务。三、一审判决认定华海财保先行支付货损赔偿金的行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同意履行部分保险赔付义务，诉讼时效中断，故宝英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部分履行”的理解是错误的。该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履行”的前提是义务人的债务是确定的。本案中，无论利淮钢铁还是宝英公司均未就货损打捞费向华海财保提出过保险理赔，华海财保也从未就货物打捞费是否赔付作出过任何承诺。因此，涉案货物打捞费是否赔付以及赔付的数额均是不确定的，不符合“部分履行”的情形。2.华海财保支付涉案货损保险赔偿金的对象是利淮钢铁，虽然根据指示宝英公司代利淮钢铁收取了货损赔款，但不改变华海财保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利淮钢铁进行货物赔付。即使华海财保于2018年4月13日支付货损赔偿的行为能够构成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履行”，也是针对被保险人利淮钢铁作出的“部分履行”，宝英公司无权据此主张其向华海财保索赔的时效因此发生了中断。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实务问题解答》第173条关于海商法中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的答复：义务人同意与权利人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能就具体赔偿额达成协议，不能视为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可见，构成海商法意义上诉讼时效中断的“义务人同意履行”必须是请求人与被请求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因此，涉案事故发生在2017年4月16日，而宝英公司直到2019年10月10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二年的法定诉讼时效。宝英公司辩称：一、案涉海上保险合同由利淮钢铁转让给了宝英公司，且合法有效，宝英公司是本案适格主体，有权向华海财保索赔涉案货物打捞费的保险赔偿金。1.根据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只要依法转让，无须通知保险人。利淮钢铁是涉案保单记载的被保险人。事故发生后，利淮钢铁全权委托宝英公司处理货物打捞、运输、装卸、码头存储等全部事宜，并约定由宝英公司代利淮钢铁垫付处理货物产生的相关全部费用。基于此，利淮钢铁向宝英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明确将案涉保险合同下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货物的损失、打捞费等费用的保险索赔权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据此，华海财保将涉案海上保险合同的转让理解为只是转让了已获赔的货损部分，既与客观事实不符，又与保险法关于海上保险合同转让的理论不符。2.华海财保在上诉状中也承认，事故发生后，一直是由宝英公司代表利淮钢铁与其沟通货损赔偿事宜，故对宝英公司作为货物利益方全权处理货物打捞和赔偿是明知的。案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的签署当事人是宝英公司和华海财保，宝英公司是投保人。宝英公司在案涉事故当天即报案，华海财保派员赶赴现场，要求进行货物打捞，并向打捞公司出具了《担保函》。华海财保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和涉案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保险人，对作为被保险人的利淮钢铁向其出具的权益转让书和付款指示函未提出任何异议并据此向宝英公司支付了相应的赔偿金，充分说明其对案涉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转让的事实是认可和接受的。因此，宝英公司有权向其索赔案涉保险赔偿金。二、根据华海财保向打捞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明确承担货物打捞费的赔偿责任，充分说明其认可需对货物打捞费承担最终责任。无论是利淮钢铁还是宝英公司先行向打捞公司支付涉案打捞费，最终承担者都是华海财保。没有任何生效判决认定宝英公司没有义务支付货物打捞费；并且案涉货物打捞费金额合法合理有据。1.案涉货物随船沉没，海事部门要求对沉船及货物尽快完成打捞工作，故打捞是必然之举也当然会产生费用。在打捞公司向宝英公司索赔货物打捞费的另案诉讼中，虽然宝英公司一审胜诉，但胜诉的理由并非宝英公司没有支付义务。打捞公司二审上诉后，宝英公司在充分分析和权衡诉讼风险和利弊后，决定调解并尽最大努力与打捞公司谈判，最终以415,000元达成调解，并非如华海财保所称自愿放弃抗辩。2.因沉船船东是自然人挂靠性质，资金有限。事故发生后，上海宝山海事局亲自协调，最终确定由高强公司以优惠费率收取打捞费。打捞完成后，高强公司出具的货物打捞费报价为1,655,000余元，清晰记载了具体计费依据和标准、设备使用和人工作业系数等。华海财保在打捞公司书面报价的第二天即代表货主向打捞公司出具《担保函》，表示愿意承担货物打捞费赔偿额500,000元，说明其对500,000元的打捞费金额的合理性是认可和接受的。涉案货物保险金额为7,190,000元，获救价值约6,140,000元。无论是打捞公司的报价还是通过另案达成415,000元的调解金额，都远远低于货物价值。宝英公司也做到了减损，而该减损的最大受益人系华海财保。故涉案415,000元的货物打捞费金额合法合理有据。华海财保声称宝英公司未对打捞费做有效抗辩，否认金额的合法合理性，显属违反诚信原则。三、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保险索赔未过诉讼时效清楚正确。1.在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关系同意履行保险赔付义务构成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中关于时效因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本案中，无论是发生涉案事故后，华海财保赴现场参与处理、向打捞公司出具货物打捞费《担保函》，愿意承担不超过500,000元的货物打捞责任；还是之后通过保险公估人出具公估报告定损后，于2018年4月13日向宝英公司支付了涉案货损赔偿金，均说明其同意履行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赔付义务，导致本案诉讼时效在2018年4月13日中断。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有关于义务人作出部分履行，应当认定为同意履行义务的规定。本案中，华海财保不仅向打捞公司出具货物打捞费《担保函》，而且未对利淮钢铁于2018年4月4日向华海财保出具的权益转让书和付款指示函中明确记载华海财保支付的该笔货物保险赔款中“不包括货物打捞费用”提出任何异议，并据此于2018年4月13日支付了该笔赔款。可见，华海财保对其仅对货损予以赔偿，尚有打捞费未予支付是完全知晓并认可的。构成上述司法解释中做出部分履行产生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本案诉讼时效于2018年4月13日发生中断，宝英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在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有效新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宝英公司向华海财保主张涉案415,000元打捞费有无依据；二、宝英公司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在案证据以及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就海上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而言，根据案涉预约保险合同及保险单记载，宝英公司作为投保人向保险人华海财保进行投保，宝英公司的货主利淮钢铁是涉案货物运输保险单项下的被保险人。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后，利淮钢铁与宝英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利淮钢铁委托宝英公司全权处理沉没货物的打捞、存储等相关事宜；并向宝英公司出具权益转让书，将涉案货物所投保的海洋货物运输保险单下的一切权益，包括对货物损失、货物打捞费等费用的保险索赔权一并转让给宝英公司，确认宝英公司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索赔权利。此后，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实际支付了打捞费415,000元。宝英公司据此获得保险合同项下的相关索赔权。此外，利淮钢铁于2018年4月4日向华海财保出具付款指示函和权益转让书，要求将受损货物所有费用（不包括货物打捞费用）1,056,474元付至宝英公司银行账户，并同意保险人在上述赔偿金额范围内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随后，华海财保于4月13日向宝英公司支付上述保险赔款。据此，宝英公司有权向华海财保主张涉案打捞费，华海财保对此亦明知且未提出任何异议。案涉承保险别为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切险。保险协议附件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载明，一切险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平安险第5条记载，本保险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对遭受承保责任内危险的货物采取抢救、防止或减少货损的措施而支付的合理费用，但以不超过该批被救货物的保险金额为限。说明对货物采取抢救而支付的合理费用系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合同义务。据此，案涉打捞费系华海财保的赔偿责任之一。结合2017年4月28日华海财保出具的《担保函》，就案涉打捞费金额，通过另案一审和二审，最终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9）沪民终1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支付打捞费415,000元。因此，无论是涉案打捞费金额还是该金额确定的方式，均系华海财保自行确认且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打捞费存在不合理之处。故宝英公司向华海财保主张涉案415,000元打捞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华海财保于2017年4月28日出具的《担保函》中记载：本担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上述事由纠纷解决之日为止。而华海财保在一审2019年12月5日的质证笔录中，明确《担保函》中涉及的货物所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款项，在本《担保函》下承担的全部责任包括利息及费用不超过500,000元。其中“应当承担的赔偿款项”即针对涉案打捞费。据此，在前述业已明确华海财保就涉案打捞费需承担终局赔偿责任的前提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1日出具（2019）沪民终13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由宝英公司向高强公司支付涉案打捞费。宝英公司在给付之后，于2019年10月1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华海财保主张该笔费用，并无懈怠。本院对华海财保关于宝英公司就涉案打捞费提起一审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海财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25元，由上诉人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董敏审判员  张雯审判员  周燡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罗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