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7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先柱，男，汉族，1966年1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爱堂，广东宁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幸民，男，汉族，1978年4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秀英，广东俊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农俏俊，广东朗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先柱因与被上诉人周幸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5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先柱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爱堂、被上诉人周幸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秀英、农俏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先柱上诉请求:l.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3.改判支持王先柱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周幸民返还王先柱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14万元（其中10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0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周幸民返还之日止；另外10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周幸民返还之日止；4.周幸民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珠海市运转沙石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转沙石公司）就是周幸民成立的专门公司，依据不足。根据运转沙石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显示：1.该公司的申报时间是2018年7月2日，在王先柱与周幸民双方签订《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之前。2.该公司的登记股东是关小红，而非周幸民。周幸民为此提交了一份《代持股协议书》，拟证明关小红是代其持有该公司的股权，周幸民是隐名股东。但是根据企业档案资料显示，周幸民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书》中关小红的签名，与企业档案中的关小红的签名有着很大的差异，显然并非一人所签。（二）由于没有和港恒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恒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因此王先柱与周幸民之间的合作并未正式开始，周幸民无权动用200万元。1.《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第一、第二条约定，周幸民成立专门公司与港恒公司签订土石方买卖合同，向港恒公司供应符合港方标准的土石方；第三条约定，王先柱与周幸民合作期限，与成立的专门公司和港恒公司的合作期限相一致。由此可知，王先柱、周幸民的合作是以专门公司与港恒公司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专门公司与港恒公司没有签订合同的话，王先柱、周幸民之间的合作是不能开展的。即只有专门公司与港恒公司签订合同后，王先柱、周幸民之间的合作才正式启动，周幸民才可以购买相关机械设备及码头建设。因此王先柱、周幸民之间合作的启动条件尚未成就，在此情况下，周幸民无权用王先柱的200万元购买相关机械设备及码头建设。2.从以上合同履行顺序的分析，就可以看出这200万元实际是王先柱支付给周幸民的预付款，在周幸民成立专门公司与港恒公司签订合同后方可使用。虽然周幸民提供了大量的票据拟证明其是因为王先柱、周幸民之间的合作而开支的，但其在开支之前并未告知过王先柱且周幸民提供的这些票据无法证明其是为王先柱和周幸民的合作而支出；另，王先柱、周幸民之间合作的启动条件尚未成就，因此周幸民辩称其开支是用于王先柱、周幸民的合作这一理由不能成立。（三）周幸民在没有与港恒公司签订合同，也没有取得王先柱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开支进行相关建设而产生的经营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四）一审判决未对合同解除的后果进行处理，造成当事人诉累。王先柱的诉讼请求有两个，一是解除合同，二是恢复原状返还200万元合同款及利息，一审判决既然判令解除合同，就应该对解除合同的后果作出处理，否则无疑造成了当事人的诉累。周幸民辩称，（一）周幸民已按案涉《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设立专门公司，王先柱知悉专门公司成立进展且从未提出异议；（二）周幸民按约定利用王先柱支付的200万元来履行合同义务，王先柱并未提出异议；（三）周幸民所承担的经营风险有明确约定，不包括案涉的履约定金，周幸民自行管理专门公司日常事项及财务管理工作符合合同约定；（四）一审判决根据查明事实结合客观实际，判令解除合同并驳回王先柱第二项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先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先柱和周幸民于2018年7月8日签订的《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2.周幸民返还王先柱200万元及利息（其中10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10日计至周幸民返还之日止；另外100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23日计至周幸民返还之日止）；3.周幸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7月8日，王先柱（乙方）与周幸民（甲方）签订《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双方拟以甲方经营的位于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黄杨工业区134号B区的码头的有利条件，以甲方就土石方买卖成立专门公司为平台，与港恒公司签订土石方买卖合同，供应合符港方标准的土石方；合作经营项目和范围为甲乙双方以甲方就土石方买卖成立专门公司的名义向港恒公司提供土石方；合作期限与甲方公司与港恒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期限相对应及一致；乙方在协议签订后三天内向甲方指定账户划入200万元作为港恒公司的履约定金，用于甲方为履行合同而购买相关机械设备及码头建设等开支;在甲方公司与港恒公司合同结束后，履约定金扣除甲方为履行合同购买的机械、码头建设支出及与履行合同有关的必要的相关费用后，余款退还乙方或折抵货款；合作经营的利润分配方式为甲方承担其公司的所有经营风险，与乙方无关；双方以甲方公司与港恒公司的合同价格作为结算依据，在扣除约定费用后的利润甲乙各占50%；甲方负责合作经营项目的日常事宜及相关财务管理；甲乙合作经营是以履行甲方与港恒公司的合同为基础，为保障双方的利益，原则上甲乙任何一方均不能退出合作；如确有必要必须退出经营的，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其他合作人并经双方一致同意后，合作人方可以退出合作经营，并依照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和处理退出事宜，一个月内完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并结清所有的款项。上述合同签订后，王先柱分别于2018年7月10日、7月23日向周幸民指定的林运祥的账户各支付了100万元，合计200万元。王先柱称周幸民没有成立专门的公司与港恒公司签订土石方买卖合同，周幸民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也没有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思和行动，因此主张退还200万元。周幸民称，合同所约定成立的专门公司已经设立，公司为运转沙石公司，周幸民收取200万元后，款项用于运转沙石公司码头建设、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的采购、船队及车队组建、人员配备等。根据运转沙石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系成立于2018年7月30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远洪，住所地位于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黄杨工业区134号A栋202室，公司股东关小红。周幸民提交了其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书》，证明周幸民系运转沙石公司100%股权的真实权利人，关小红为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益，不承担股东义务。周幸民称在运转沙石公司设立中，周幸民以及周幸民的合作伙伴林运祥均通过微信向王先柱告知公司设立的过程。周幸民所提交的王先柱与林运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9日，王先柱：“珠海斗门公司尚未批出开户等，我支付合同执行定金，还按原计划到您的账户吧？请发收款资料给我。”周幸民所提交的王先柱与周幸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7月8日，王先柱：“阿民，请问公司注册出来了吗？公司的名称是什么？”，周幸民：“我现在发过来给你”，随后周幸民向王先柱发送网上办理公司注册的截图，周幸民：“应该快的话，下周四之前应该可以出到来的。因为我们是上周五交上去的，因为它要四个工作日嘛”，王先柱：“ok”。周幸民还提交了运转沙石公司的开业照片予以佐证。周幸民称，运转沙石公司是专门为了涉案合作协议约定向港恒公司供应土石方而设立的，但由于王先柱未能促使港恒公司拿下香港东涌项目、香港机场第三跑道项目，港恒公司没有土石方采购的需求，因此运转沙石公司更无从与港恒公司开展业务合作。2018年11月18日，王先柱向周幸民发送《会谈说明》，记载，2019年11月6日，周幸民应王先柱邀约在运转沙石公司办公室洽谈解除砂石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王先柱认为：1.王先柱与周幸民签订协议后已按周幸民要求支付履约定金200万元；2.王先柱已付款项依据甲乙双方协议为王先柱购买周幸民生产的符合香港质量要求的石粉采购款，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周幸民无法交货，且周幸民于2018年又引进了新的合作方；3.王先柱认为如果周幸民愿意一次性解决问题并于2019年11月底前退回王先柱160万元，甲乙双方可以友好终结所签订的采购合作协议。2020年1月8日，王先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周幸民表示同意解除《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周幸民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关于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填海工程项目的新闻页面截图，关于中交、中交疏浚联合体中标香港机场填海项目的新闻页面截图，香港东涌填海工程项目的新闻页面截图，香港填海造岛的行动推动香港惠记集团股价上涨的新闻页面截图，证明案涉《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是在香港砂石供应需求急剧扩大的市场环境下协商签订的。2.王先柱与林运祥的微信聊天录屏光盘（及文字版材料），其中2018年7月10日，王先柱：“山河哥今天在香港，东涌开会，下午他会找中交。明天他回珠海后，我与他约薛律师，搞完港恒与东涌的订单”；2018年7月12日，林运祥向王先柱发送两份授权委托书，内容分别是“惠记三星联营”委托周幸民设立的专门公司运转沙石公司代加工泥沙石混合料、“中交振华中交疏俊联营”委托运转沙石公司代加工泥沙石混合料；2018年7月27日，林运祥向王先柱发送《斗门码头筛分山泥生产线策划方案》，王先柱向林运祥发送《东涌项目2018年7月-8月新的填沙交货时间表》；证明王先柱和李山河负责推动港恒公司拿下香港东涌填海项目的订单，并最终实现案涉合同的目的，案涉合同与香港东涌项目、香港机场第三跑道项目有关；王先柱明确知悉专门公司已递交设立材料但未取得《营业执照》且尚未开通银行账户这一进展情况；周幸民通过林运祥与王先柱进行对接并及时沟通码头建设进展，王先柱也向周幸民反馈东涌项目情况。3.周幸民与林运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证明周幸民与林运祥合作，约定由林运祥与王先柱对接及沟通、代为收取款项或为履行《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对外签订协议等事项。4.王先柱与周幸民在“井岸码头群”的聊天录屏光盘（及文字材料），其中2018年7月14日至7月21日期间，王先柱与周幸民就斗门码头开工日期以及开工当日所送字画尺寸进行沟通；2018年8月12日至8月16日期间，王先柱及其员工与周幸民多次就浮趸、船队及码头清淤等事项进行沟通，证明周幸民按照约定建设码头，王先柱清楚知道码头建设进度，周幸民按照约定负责斗门码头前期建设、船队组建及机械设备采购等工作，并及时告知王先柱。5.范素萍作出的证人证言、梁坚伟作出的证人证言，证明周幸民为码头建设、机械设备采购开展工作并实际支出各项费用，安排范素萍、梁坚伟负责款项的划转支出、记账等工作。6.斗门码头建设支出记账本、泰盛码头建设支出记账本，证明周幸民按照约定履行机械设备采购、码头建设工作，截至2019年5月6日共投入2880679.79元用于建设和维持斗门码头的运转，截至2019年3月5日共投入1957974元用于建设和维持泰盛码头的运转。7.《水上作业平台租赁合同》，证明周幸民安排周志林租赁水上作业平台安装在斗门码头处使用，周幸民需缴纳9.36万元作为租约定金，月租4.68万元。8.林运祥出具的《确认书》、解除《租赁合同》的函，证明林运祥代表周幸民与张子新就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黄杨工业区134号B区签订《租赁合同》，2018年6月至2020年2月期间共支付租金246万元，自2020年3月6日起终止《租赁合同》。9.斗门码头租赁合同、泰盛码头租赁合同，斗门码头、浮鼓租金明细、收据，斗门码头建设及日常开支明细表、凭证，泰盛码头及浮鼓租金明细、码头租金收据，泰盛浮鼓移交确认书，运转沙石公司付款委托书（泰盛浮鼓），泰盛码头建设及日常开支明细、凭证，运转沙石公司工资表及支出证明单，范素萍、周素云、梁坚伟的银行流水，码头现场图片，证明斗门码头、泰盛码头的建设及运营支出。一审法院认为，王先柱、周幸民签署的《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现王先柱诉请解除《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周幸民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对王先柱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项下王先柱共计支付了200万元，现王先柱诉请要求周幸民返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对此评析认为：首先，《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周幸民就土石方买卖成立专门公司为平台，王先柱以周幸民未履行该义务为由主张退款，而周幸民主张该设立的专门公司为运转沙石公司。根据运转沙石公司的商事登记资料，该公司住所地与《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约定经营码头的地址基本一致，虽然公司登记股东并非周幸民，但协议并未约定该专门公司的股东为周幸民，且周幸民也提交了其签署的《代持股协议书》证明周幸民与该公司的关联性，从周幸民所提交的王先柱与林运祥、王先柱与周幸民的聊天记录、照片显示，周幸民已将公司设立的情况告知了王先柱，王先柱对运转沙石公司清楚知悉。王先柱主张周幸民未设立专门公司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周幸民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可见，周幸民按照约定租赁了经营场地、购买了相应的机械设备并对码头建设进行了投入，根据王先柱、周幸民的聊天记录可见王先柱参与了码头的部分经营管理。根据协议约定，为保障双方的利益，原则上王先柱、周幸民任何一方均不能退出合作，如确有必要必须退出经营的，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其他合作人并经双方一致同意后，合作人方可以退出合作经营，并依照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和处理退出事宜，一个月内完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并结清所有的款项。现合作项目存在投入经营的情况下，王先柱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作项目进行清理清算、结清款项，在此情况下王先柱要求周幸民全额返还投入款项2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违反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王先柱和周幸民于2018年7月8日签订的《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二、驳回王先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920元，由王先柱负担。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查明以下事实：2018年12月24日，王先柱与林运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王先柱在微信中称“已约罗总、山河哥、祥哥、阿民、王先柱等人12月26日（星期三）上午十点钟左右在沟门井岸运转办公室协商有关运转公司相关事宜，敬请各位大佬抽空参加。”在2020年8月7日的一审庭审中，审判长问周幸民“关于原告要求解除案涉的经营协议，被告有无意见”，周幸民答“我方同意”。二审期间，周幸民提交以下证据：1.关小红的书面证人证言以及证人证言公证书，拟证实关小红在运转沙石公司的股份是替周幸民代持。证人证言记载：“本人关小红（身份证号码：），是陈远洪的老婆。我老公陈远洪平时跟着民哥（周幸民）做事。大概2018年7、8月份的时候，我老公说需要让我和他一起帮民哥成立一家公司，我当股东，我老公当法定代表人。当时我们和周幸民签了一些文件（包括《代持股协议书》、公司章程、申请注册公司等文件），说好我们两公婆帮忙出个名义，实际股份都是民哥的，如果有什么也是民哥自己负责。之后，我就将本人的身份证件资料交给我老公，配合开公司的手续。”经质证，王先柱意见如下：由于关小红本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有关规定，因此认为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证人证言关小红的签名与周幸民提交的《代持股协议书》中关小红的签名明显不同。王先柱认可存在港恒公司，该公司委托王先柱在大陆采购砂石。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周幸民主张的运转沙石公司是否即为双方《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中约定的专门公司；（二）案涉《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解除后的处理。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第一，根据王先柱与周幸民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王先柱有一直询问周幸民专门公司的设立情况，且周幸民已表示因为公司还未设立将相应的200万元款项转至林运祥处，周幸民于2018年7月8日回复应该周四之前可以出到来，该说法与其提交的运转沙石公司的工商登记日期2018年7月30日基本吻合。第二，2018年7月22日，王先柱、李山河等人均在珠海斗门参加了开工仪式，照片上显示名称即为运转沙石公司，王先柱也表示其当时也认为该公司就是双方约定设立的公司，但是后来发现该公司并非周幸民设立，故认为双方约定的公司并没有设立。第三，周幸民提交了《代持股协议书》以及关小红的证人证言并对证人证言进行了公证，关小红在证人证言中确认了其确为代周幸民持有运转沙石公司的股份，其陈述的内容与《代持股协议书》约定相符，虽然王先柱对此提出了异议，但现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关小红的陈述有虚假。第四，虽然王先柱另表示运转沙石公司是在2018年7月2日即申请设立，早于双方签订《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的时间，但双方均确认对于合作早已在进行协商，周幸民仅早于协议签订几天申请设立公司符合双方的协商过程和常理。综上，综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运转沙石公司的设立情况来看，本院确认周幸民已根据双方《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中约定设立了专门公司，即运转沙石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土石方买卖合作经营协议》明确约定：根据协议约定，为保障双方的利益，原则上王先柱、周幸民任何一方均不能退出合作，如确有必要必须退出经营的，需提前一个月告知其他合作人并经双方一致同意后，合作人方可以退出合作经营，并依照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和处理退出事宜，一个月内完成双方的权利义务划分并结清所有的款项。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运转沙石公司确为双方为履行案涉协议所成立的专门公司，且确有存在相应支出，即合作经营协议实际履行，王先柱以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合作经营协议要求周幸民全额返还投入款项2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双方应根据协议约定及履行实际就款项结清事宜另行解决。综上所述，王先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20元，由上诉人王先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