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01民初6055号原告：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负责人：郑锡光，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奎，男，197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被告：王某，男，197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原告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被告王某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良奎，被告王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无需支付被告2020年2月至10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11,999.25元；2、要求无需支付被告2018年提成5,000元；3、要求无需支付被告代通知金3,000元；4、要求无需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618.5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从事跨境旅游业务，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原告自2020年1月底开始无法正常营业。2020年1月底至5月上旬，被告系在家待岗，期间基本没有工作任务，原告已支付了被告相应的工资。自5月中旬开始，原告未安排被告工作任务，双方协商被告停薪留工且明确被告自2020年5月起可以自谋职业，故不存在应支付工资差额的事实基础。因其无法正常营业、不能按原约定为被告提供岗位，故于2020年10月12日口头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另根据其处规章制度，被告无权主张2018年提成5,000元。被告王某辩称，原告自2020年1月24日后开始放假，之后因新冠疫情，其部分时间在家办公，部分时间至公司上班，一直持续至2020年10月，期间原告一直给其安排工作任务。2020年10月20日，原告未说明理由电话即通知其解约，并通知其次日至公司领取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关于2018年提成5,000元，其下属销售员有一笔业务款客户不肯支付，原告遂扣发了该销售员提成，同时扣押其应享有的提成5,000元，而该笔提成与上述业务无关。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4年7月3日入职原告处，双方签订过三份劳动合同，末份合同期限为自2019年7月3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被告从事副经理工作，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税费前)，每月发薪日为次月10日。因受疫情影响，自2020年2月起，被告居家办公。2020年10月20日，原告通知被告次日至公司领取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10月21日，被告收到原告出具的退工证明(载明合同解除日期为2020年10月21日)及退还的劳动手册。另查明，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期间原告实发被告工资金额分别为16,776.30元、12,515.15元、12,700.84元、38,842.81元、3,000元、2,682.50元；2020年5月至2020年7月期间原告实发被告工资金额分别为2,662.50元、2,662.50元、682.50元。原告扣发被告2020年1月工资546元，现同意支付。原告曾与部分员工签订过停薪留职协议，但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审理中，原告称：双方合同约定被告月基本工资3,000元，如果全勤，每月固定岗位补贴1,900元、工龄工资250元，餐费补贴每天15元，故被告每月工资总额约5,500元，原告就此提供工资明细。被告对工资明细不予认可，称其月固定工资即为5,500元，另有提成，不存在补贴等。另原告称：被告作为销售经理，对其下属销售员未收回的业务款应承担责任，双方约定如款项收回即发放被告2018年提5,000元，其就此提供《应收账款管理的规定》及补充规定。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从未收到过前述规定。王某(申请人)于2020年9月27日向上海市黄浦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申请人)支付：1、2020年1月至9月工资45,000元；2、2018年提成5,000元；3、2019年10月至12月提成10,000元；4、2020年1月提成5,000元；5、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56,000元；6、代通知金8,500元；7、2020年10月1日至10月12日工资3,000元。该委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年1月1日至10月12日工资及生活费差额12,545.25元、2018年提成5,000元、2019年12月提成4,695.84元、2020年1月提成4,274.45元、代通金3,000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43,618.58元；对申请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遂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裁决书、劳动合同，被告提供的银行明细、微信记录及本院的庭审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2020年2月至10月12日期间工资差额，原告主张2020年1月底至5月上旬被告在家待岗，此后开始停薪留工，原告就此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根据被告提交的微信记录，显示其2020年7月仍在从事相关工作，故原告所称的被告在家待岗及停薪留工的事实不成立。况且，即使根据原告所作陈述，亦可表明被告在2020年5月前进行相关工作，如此后原告确因疫情原因不再安排被告工作，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仍应按原标准工资支付员工工资，此后可支付生活费，故原告仍应按被告原工资标准发放被告2020年6月工资，此后可发放生活费。关于被告的工资情况，根据原、被告陈述，结合原告提交的工资明细，再计入原告现同意支付的2020年1月工资差额546元，仲终裁决原告需支付被告2020年1月至10月12日期间工资及生活费差额合计12,545.2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提成，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知晓《应收账款管理的规定》及补充规定，且规定本身亦未规定销售经理因其下属业务员款项未收回需扣发提成，故原告扣发被告2018年提成，缺乏事实依据，本院确认其需支付被告2018年提成5,000元。关于代通知金及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原告所述，其与被告解除合同的原因系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营业、不能按原约定为被告提供岗位，即使该原因属“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上述规定，其需在与被告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解约。而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原告未与被告进行任何协商即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本身属违法解约。退言之，即使原告的解约符合上述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其亦需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及代通知金。根据被告离职前12个月收入情况，被告可获得的代通知金及经济补偿金金额应高于仲裁裁决金额，但基于被告未就裁决提起诉讼，则视作其认可仲裁裁决，故本院对仲裁裁决的金额予以确认，原告仍可按仲裁裁决的金额支付被告代通知金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仲裁裁决原告需支付被告2019年12月提成4,695.84元、2020年1月提成4,274.45元，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20年1月1日至10月12日工资及生活费差额合计12,545.25元；二、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18年提成5,000元；三、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19年12月提成4,695.84元；四、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2020年1月提成4,274.45元；五、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代通知金3,000元；六、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618.58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由某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施慧萍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黄慧芳书 记 员 费 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