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民终41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桥娣，女，1980年3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户籍所在地赣州市大余县，现住广东省东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庆山，男，1987年4月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上诉人刘桥娣因与被上诉人倪庆山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21）黔0330民初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桥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被上诉人多次在微信中安排上诉人做工：2017年10月13日，被上诉人称：“等一下你先加连班吧，加连班把那个拉链先装一点，然后回来的时候帮我一起弄一下那个弄一下那个要不了多久，应该两个人配合着弄的话应该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吧"；2018年2月6日，被上诉人称：“搞快点搞快点，下午来帮我做事，我去把车子洗一下检查一下，然后明天回家了”。2018年8月15日，被上诉人称：“发230过来，我请了临时工打边，结给他”。2018年10月2日，上诉人称：“阿姨剪线的钱没给，是你自己给还是微信转我给”，被上诉人称：“多少钱”，上诉人称：“238”，被上诉人转账238元给上诉人。2018年4月1日，上诉人对临时工“一束光缕”称：“419对吗”然后转账419元给一束光缕。2018年5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1万元，上诉人当日又向被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的员工“阿娟”转账5000元，并说：“阿娟，我们现在出来了，还没算，先转5000给你，回去再对一下，你堂姐的明天给"。从上述聊天记录中，能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在安排上诉人做工，且让上诉人兼职财务，帮其结算工资，因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二、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5日，向上诉人支付了一个月的工资5000元，双方在对账时也承认了尚欠工资42000元事实，一审法院选择性忽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018年9月5日，上诉人称：“胖子把我的工资打给我”，被上诉人随后向上诉人转账4500元，上诉人问：“不是五千吗”，上诉人称：“不是给了400给你吗?”。2020年11月12日上诉人：“既然是对账，肯定要列出来，你把收到的货款，也列个清单出来”，被上诉人：“你先列出来，我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上诉人：“你把你收到的货款，然安转给我支配的钱列出来”，被上诉人：“你先算出来”，上诉人：“就像去年一样，去年元月份的时候，你说在年底可以先给我2万，后面你一分都没有给，再然后就是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被上诉人：“乱收这些，把账算出来，该补的补，该给的给......”，上诉人：“我算了一下，大概在11万左右”，被上诉人：“......把你算的表给我看一下”，上诉人：“倪庆山，因为帮你还信用卡，又借钱给你，我也线别人的钱，现在哪有钱请律师，你把11万中的四万二工资给我吧，帮你做了那么久，没功劳也有苦劳吧”，被上诉人：“一下十一万，一下四万二，我都不知道你这数据怎么来的”，上诉人：“你先把我的工资转给我，不管是谁，没有做工不给工资的吧”，被上诉人：“42000的工资又是怎么算出来的”，上诉人：“工资保底5500/6=33000元，扫地做饭1500/6=9000元”，被上诉人：“除了你提到的工资以外还有什么账，发过来我看一下”，上诉人：“除了工资四万二，还信用卡12295元，你买车借给你的3200块钱，还有微信、支付宝转账给你的43705元，加起来一共101200元”，被上诉人：“我之前有没有给过钱给你”。在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被上诉人，打工资给上诉人是什么意思，被上诉人称，“时间太久了不记得了”，但是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上诉人多次提到支付工资，被上诉人只是对金额有异议，表示需要上诉人先把账列出来，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双方确实存在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工资的事实。三、上诉人从江西远到广州打工，和很多异乡人一样，目的都是挣钱养家，因被上诉人是个人，自己也法律意识淡薄，双方未签订书面的雇佣合同，但一审法院仅仅一句双方系恋爱关系，有经济往来属实正常，因此，即使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发过工资，即使双方对账被上诉人承认欠钱这些事实，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只要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即使遭受了经济损失，即使给被上诉人做了那么多工作，都不能谈钱，因为双方是恋爱关系，这样的寥寥几句，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如何让人信。被上诉人倪庆山二审书面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恋人关系，并长时间同居生活，双方共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没有达成劳务合同关系的合意，没有签订相应的劳务合同。上诉人提及的双方2017年至2018年9月的微信聊天记录，进一步证实了双方系同居期间共同开展生产活动，共同经营获得的款项由上诉人收取、控制及支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8年9月后的聊天记录，是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出现嫌隙进行的拌嘴、赌气。此时，一方以同居期间的付出提出要求并进行协商的过程，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或者基于劳务合同存在结算。因双方在解除同居关系时未协商一致，在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未进行明确分配，导致上诉人至今独自占用双方同居期间购买的绝大部分财产，包含开展生产时购置的机械设备。刘桥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倪庆山支付2018年3月至9月期间的劳务报酬人民币42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倪庆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桥娣与倪庆山原系恋人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于2016年6月至2018年9月同居生活期间双方之间互有经济往来。2018年3月2日，倪庆山在虎门××××处经营东莞虎门嘉乐制衣厂，因性格不合，刘桥娣与倪庆山于2018年9月分居，后双方就同居期间的经济往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刘桥娣遂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刘桥娣主张其在2018年3月至9月期间为倪庆山提供劳务，而请求支付报酬，其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桥娣与倪庆山双方是恋爱关系，双方互有经济往来实属正常，即使聊记录中有提及对账、工资等措辞，也不能当然的证明刘桥娣在2018年3月至9月期间为倪庆山提供劳务。另，刘桥娣提供的李齐全、张成香二人出具的书面证言，因证人未经许可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刘桥娣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分居后就同居期间的经济往来进行协商，并不能证明倪庆山雇佣刘桥娣从事劳动，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刘桥娣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桥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25元，由刘桥娣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者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劳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法律关系。刘桥娣主张其在2018年3月至9月期间为倪庆山提供劳务，而要求倪庆山支付劳务报酬，其应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刘桥娣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就刘桥娣向倪庆山提供劳务，倪庆山向刘桥娣支付劳务报酬达成合意，对劳务事项、劳务报酬等事项进行约定，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倪庆山出具的拖欠劳务费的债权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应由刘桥娣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其主张倪庆山应向其支付劳务报酬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0元，由上诉人刘桥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审判员  杨恩高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朱梅书记员胡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