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2民终34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光，男，195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季辰炜，上海德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耀，男，1956年7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亮，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黄文彪，男，195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原告：吴菊芬，女，1954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原告：黄某，女，198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审原告：姚某某，男，200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理人：黄某(系姚某某之母)，年籍详前。上列四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鸿跃，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四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谢建英，女，196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审被告：黄磊，男，198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黄浦区，现住上海市闵行区。上列二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平，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文光与被上诉人黄文耀及原审原告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原审被告谢建英、黄磊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9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文光上诉请求：1．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9165号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黄文光分得上海市黄浦区花草弄52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六分之一，即1，137，268.93元；2．诉讼费用依法分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黄文光与谢建英按照公房出售政策购买本市青年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以下简称青年路房屋)产权，然而该公房系谢建英分配，购买时没有将黄文光登记为产权人，黄文光名下没有任何房产，应当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2.1995年分配青年路房屋时黄磊年仅九岁，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分割民事纠纷研讨会会议纪要》第二条，未成年人与父母共同受配公房时，未成年人并非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获得住房福利，故原则上不属于他处有房。因此一审法院以黄磊享受过公房拆迁安置为由，排除黄磊的同住人资格是错误的。二、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当依据2010年7月20日的《协议书》约定进行分配。该家庭协议约定由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获得因其户口迁入而多补偿的人头费，其余的补偿由黄文光家庭与黄文耀平分。2011年征收政策实施后，不再有人头费的说法，黄文彪一方的入籍没有增加任何补偿费用，因此黄文彪一方不应当在本次征收中分得征收利益。谈莺及黄文彪、吴菊芬家庭对于奖励费部分的描述不一致，但是原则上对家庭协议曾约定补偿款由黄文光家庭与黄文耀平分的事实都予以认可。另外，根据黄文光提供征收时的电话录音，黄文耀当时对补偿款中的面积补偿部分应当平分没有异议，只是认为应当由其独享其他奖励部分。黄文耀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当事人之间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前后，根本未达成过任何约定。黄文光提供《协议书》内容的无法得出黄文光所主张的由黄文光家庭与黄文耀平分的结论，仅仅是黄文彪等人在迁入户籍前作出的不实际居住的承诺，如房屋遇拆迁要争取最大的利益等，从未提及利益如何分割等相应的事宜。二、黄文光属于他处有房。虽然青年路房屋住房调配单中没有黄文光的名字，但是该房已按照公房出售政策购买了产权，依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他处有房的认定标准，他处房屋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其中就包括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并且黄文光在购买时还使用了自己的工龄。三、黄磊在本市南昌路XXX号房屋(以下简称南昌路房屋)拆迁时是作为安置对象的。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述称：一、黄文光属于他处有房，但是系争房屋来源于祖上遗留，黄文彪对房屋的来源有贡献。二、黄文耀的父亲在世时对系争房屋将来如遇拆迁有过类似的约定，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对系争房屋理应享有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谢建英述称：一、黄文光的上诉请求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存在关于拆迁的家庭分配协议。至于《协议书》是否有效或者是否应当根据协议来进行分配，由法院认定。二、南昌路房屋拆迁是超面积安置的，并不是针对黄磊进行超面积安置，而是针对谢建英进行了超面积安置。在没有小户型的拆迁安置房的情况下，谢建英部分出资获得青年路房屋，与黄磊是没有关系的。黄磊辩述称：一、安置青年路房屋时黄磊只有九岁，没有享受过拆迁利益，当时拆迁利益是归谢建英的，青年路房屋的产权也是属于谢建英的。一审判决实际上是制造了黄磊和谢建英之间的家庭矛盾。二、黄磊属于系争房屋的同住人。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的理解，南昌路房屋拆迁时黄磊是未成年人，将来还是能够享受到拆迁利益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黄磊不具有系争房屋同住人资格是错误的。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分得系争房屋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1，8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系争房屋系1978年黄庆富(2015年去世)获配的公房，承租人是黄庆富。黄庆富与陈阿仙(2009年去世)系夫妻，黄文彪、黄文光、黄文耀系二人之子。黄文彪、黄文耀户口于房屋分配同年迁入，但黄文光户口早在1971年迁往黑龙江。2020年3月11日，黄文耀与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签订该户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4，060，188.69元、装潢补偿29，725元、奖励补贴1，844，676.8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搬迁费1，426元)、搭建补贴及计息368，182.13元、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520，840.46元，合计发放6，823，613.59元(已发放至黄文耀银行账户)。该被征收房屋在册户口八人，即黄文光、谢建英、黄磊、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黄文耀。1987年，黄文彪、吴菊芬、黄某一家三口获配本市桃源路XXX弄XXX号底前厢公房，面积16.6平米。1990年，黄文彪、吴菊芬、黄某调配本市兰村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面积21.2平米。1995年，黄文彪作为购房人以12，126.30元的价格买下该公有住房产权。1998年，以128，000元的价格出售该房屋。1998年，陈阿仙承租的本市太仓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因拆迁调配安置本市昌里东路XXX弄XXX号XXX室公房。1999年，黄文彪户口从前述兰村路房屋迁往该处房屋。2005年，黄文彪作为购房人及享受工龄人(24年，每平米享受扣减优惠367.20元)以21，997元的价格买下该公有住房产权(建筑面积54.18平米)。2007年，以50，000元出售该房屋给王定骞(审理中黄文耀自认现是该房屋登记产权人，实际产权人仍是王定骞，王定骞是妹妹的女婿，因限购故把产权人改为黄文耀)。2009年2月9日，黄文彪、吴菊芬、黄某户口从本市北蔡镇六里村沈家宅XXX弄XXX号XXX室迁入系争房屋。黄某之子姚某某户口2009年11月19日在系争房屋报出生，但从未居住过。黄文光与谢建英系夫妻，黄磊系双方之子。黄文光户口1988年9月9日从本市南昌路XXX号迁入系争房屋。1995年2月，租赁户名为谢家骅(谢建英之父)、家庭成员包含谢建英、黄磊共四人的本市南昌路XXX弄XXX号公房(居住面积25.6平米)因旧区改造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其中谢建英、黄磊超面积8平米安置本市七宝蒲汇新村XXX号(现门牌青年路XXX弄XXX号)303室公房(居住面积24平米)。2000年6月，谢建英作为购房人，黄文光作为享受工龄人(21年，每平米享受扣减优惠321.30元)，以折扣价18，999元买下该公有住房产权(建筑面积54.07平米)。2003年3月2日，谢建英、黄磊户口从本市钦州路XXX号XXX室迁入系争房屋。黄文耀户口1998年12月3日从本市梧桐路XXX号迁入系争房屋。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黄文耀在系争房屋长期居住。2018年1月，黄文耀是系争房屋住户，因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上述事实，由协议书、结算单、户籍证明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多次取得福利分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故不具备同住人资格。谢建英、黄磊已享有公房拆迁安置，黄文光与谢建英夫妻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产权，应视为享受了福利性质房屋，亦不具备同住人资格。姚某某从未在系争房屋居住，其作为未成年人居住问题理应随父母，故不具备同住人资格。黄文耀的户口在系争房屋内，且长期居住在系争房屋内，他处无福利性质房屋，具备同住人资格，故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全部归其所有。即使黄文耀是昌里东路房屋的产权人，但其取得已是公有住房售后的再次交易，不属于福利性质。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上海市花草弄52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6，823，613.59元归黄文耀所有。二、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的诉请不予支持。一审案件受理费57，688元(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已预交21，000元、黄文光已预交36，688元)，由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负担21，000元，黄文光负担36，688元。保全费10，000元(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已预交5，000元、黄文光已预交5，000元)，由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共同负担5，000元，黄文光负担5，000元。本院二审期间，黄文光提供如下几组证据：1．《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证明分配给谢建英的青年路房屋房产登记在谢建英一人名下，黄文光并非产权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黄文光按政策购买产权是错误的。2．《协议书》、黄家长女黄志锋的女儿谈莺的《证人证言》、黄文彪、吴菊芬的《证人证言》，证明曾达成过家庭协议，即由黄文彪家庭分得多出来的人头费，剩余的金额由黄文光家庭以及黄文耀平分。3．黄文光与黄文耀的电话录音，录音中黄文耀陈述要分给黄文光砖头部分的一半，证明黄文耀也是知道当初《协议书》的存在，承认平分补偿款。黄文耀的质证意见认为，1．对于《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虽然产权登记为夫妻一方名下，但是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且购房时以黄文光工龄购买，购买房屋性质为公房，属于按照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屋。2．对于《协议书》，从内容上无法得出黄文光提出的平分补偿款的相关结论，其内容仅仅为黄文彪等人在迁入户籍前作出的不实际居住的承诺，如果遇到房屋拆迁应当争取最大的利益，从未提及利益如何分割等相关事宜。对于谈莺的《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所以不予质证。同时该证人在《证人证言》中也陈述并非是参与人，也不清楚事情的原委。而黄文彪、吴菊芬是本案的当事人，不能作为证人。3．对于黄文光与黄文耀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双方在签订协议前后是没有达成过任何的一致意见。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的质证意见认为，对于《上海市房地产权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该证据不能排除黄文光曾经用工龄购买青年路房屋产权的事实，应认定黄文光享受过福利分房。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该《协议书》恰恰说明当时黄文光、黄文彪和黄文耀对系争房屋将来遇拆迁时进行过协商，黄文彪方也应该享有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谈莺的《证人证言》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而且证人也某某出庭作证。至于黄文彪、吴菊芬的《证人证言》是黄文光的律师到黄文彪、吴菊芬家里做的。两位老人是在眼睛和身体条件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写的，对此是不认可的。对于电话录音，不能证明黄文光和黄文耀对补偿款的分割达成一致意见，黄文彪方也是有权利分割的。谢建英对于黄文光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认可。黄磊对于黄文光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本院认为，对于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需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黄文光于二审审理期间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7月20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黄庆富(户主)、黄文光、谢建英、黄磊、黄文跃。乙方：黄文彪、吴菊芬、黄某、姚某某。……现双方商定：一、乙方不得进入黄浦区花草弄52号实际居住；二、乙方不得享受户籍在黄浦区花草弄52号的一切待遇(除政府动迁或商业动迁外)；三、如遇政府动迁或商业动迁，先按当时的动迁政策以甲乙双方户籍人口测算一个能获得最大利益的最佳动迁方案。乙方承诺，在实际获得的动迁总利益中，必须首先确保甲方获得前述最佳动迁方案中的最大利益。乙方获得实际动迁总利益中的余下利益。……2．南昌路房屋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应安置人数为5人，包括谢建英、黄磊，安置居住面积30平方米，提供二套公房，合计居住面积56.2平方米(其中与乙方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合资安置居住面积22.2平方米，独生子女4平方米，共照顾居住面积26.2平方米。)本院认为，共同居住人需符合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条件，而其中“其他住房”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包括自己少部分出资的产权安置房)、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等。青年路房屋在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产权时，黄文光与谢建英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使用了黄文光的工龄，故一审法院认定黄文光应视为享受了福利性质房屋，并无不当。黄文光于二审审理期间提供的《协议书》内容并不能反映存在由黄文光家庭与黄文耀平分征收利益的约定，根据在案证据亦不足以佐证黄文光之主张。黄文彪、吴菊芬、黄某、谢建英、黄磊均非系争房屋同住人的理由，一审法院已作阐述，本院认同，不再赘述。综上，黄文光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35.42元，由黄文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倩芸审判员  杨 俊审判员  高 胤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闵嘉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