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9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亚富，男，汉族，1968年10月15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豪松、黎开龙，广东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青，男，汉族，1963年7月15日出生，住茂名市。上诉人梁亚富因与被上诉人陆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20)粤0904民初3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梁亚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被上诉人陆青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并非真正属于民间借贷关系纠纷，至多只能是梁亚富与陆青之间的合伙纠纷。事实上，陆青并没有实际借过20万元给梁亚富，双方之间并不真正存在借贷关系，陆青既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在2013年10月20日曾将20万元现金出借给梁亚富，也完全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其资金来源、资金的支付方式等，至于陆青在一审庭审中称资金是其姐的，其当渔民的姐夫每日打鱼的收入就有数千元，并且这些钱全部没有存放于银行，随时可以取几十万元的现金，这些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也根本与电白区霞里澳内的渔民现状极其不相符，也完全不符合生活习惯及常理。事实上，梁亚富与陆青在几年前确实是很要好的朋友。在2012或2013年期间，梁亚富与陆青打算合伙经营扫帚厂，因此双方就进行了投资。两三年内陆青先后大概出资13万元左右，后陆青见扫帚厂的效益很差，亏本经营，于是要求退出经营，并要求梁亚富将其所投入的13万元转化为其欠款，待梁亚富扫帚厂赚钱后才还给陆青。此后，由于扫帚厂一直未能盈利，几乎停产，但梁亚富作为陆青的好友，仍然设法陆续对陆青的13万元进行偿还。具体还款情况如下：2015年1月21日转账10000元给陆青，2015年2月7日转账10000元给陆青，2015年3月22日转账10000元给陆青，2015年5月14日转账20000元给陆青，2015年8月17日转账20000元给陆青，2016年8月24日现金转汇20000元给陆青，2017年4月22日现金转汇10000元给陆青，2020年1月22日微信转账10000元给陆青。以上还款共计110000元，梁亚富还以现金方式还款给陆青20000元。事实上，梁亚富已经将陆青所投入扫帚厂的13万元基本上已经悉数还清，梁亚富根本不再欠陆青的款项。2018年期间，陆青可能是因赌博输了钱，并且其以前投资扫帚厂的钱是向其老婆亲戚所借，当时大概借了20万元，而梁亚富所还的钱其已经自己花完了，要求梁亚富帮忙写一张20万元的借据，并且日期写在2013年，如果其老婆问起，就说扫帚厂还欠他20万元，并且说有时打电话时也要帮忙应付之。梁亚富作为陆青的好友，当然信以为真，当然会帮陆青的忙。所以陆青主张权利的借据显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由于本案的借款金额巨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依法查清涉案借贷关系特别是借款金额是否真实发生。原审判决显然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二、原审判决对陆青提供的《录音资料》全盘采信，显然是过于牵强的，该《录音资料》并不能证实涉案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梁亚富对陆青《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的。从《录音资料》所述的通话内容和形式来看，这些录音均是以为套取证据为目的，对对方进行反复的诱导性、误导性的问答，以致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了应付性的，无法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回答。特别是之前要求梁亚富帮忙写一张20万元的借据，并且日期写在2013年，如果其老婆问起，就说扫帚厂还欠他20万元，并且说有时打电话时也要帮忙应付之。梁亚富作为陆青的好友，当然信以为真，并同意帮陆青的忙，所以才出现言不由衷的说法。此外，从录音大体过程和内容来看，该《录音资料》无法确认被录音对方认定涉案的款项为借款，无法确认涉案款项的具体金额和具体的偿还情况，根本无法证实陆青的主张。根据梁亚富与陆青提交的材料可知，如果陆青对涉案借款属实的话，那么陆青就在2013年10月-2014年不足一年时间内已经先后将50多万元给梁亚富，但是陆青根本没有在短时间内筹足50万元的能力，因为陆青称其借款及合伙投资款都是借用其他人的，所以陆青关于本案借款20万元是不属实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支持梁亚富的上诉请求。陆青辩称:一审判决正确。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2014年-2019年1月期间梁亚富支付的6万元是承包款。陆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本息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陆青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借据》主张被告梁亚富向其借款20万元，《借据》载明：“借到陆青人民币20万元(贰拾万元正)借款人：梁亚富。2013年10月20日”，被告梁亚富在借款人处签名点指。2020年9月11日，原告以多次向被告催收无果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办理。庭审中，原告称其于2013年10月20日在被告梁亚富家里将借款20万元通过现金方式交付给被告，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当时写了一份收据，但没有写借据，涉案《借据》是2018年被告补写的。被告梁亚富承认《借据》是由其出具，但出具的原因是为帮原告应付其妻子的追问，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借贷关系，被告也没有在2013年10月20日收取过原告20万元现金。被告提交7万元的银行“汇款收据”，并陈述微信转账1万，现金转汇3万，现金支付2万，主张已还清与原告合伙经营扫帚厂时尚欠原告的欠款13万元。原告确认收到被告银行转账的7万元及微信转账的1万元，共8万元是合伙经营扫帚厂的欠款，与本案20万元的借款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梁亚富是否实际向原告借款20万元。结合经双方质证的证据及庭审笔录，被告梁亚富向原告借款20万元的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有被告梁亚富签名点指的20万元《借据》及原告与被告的对话录音在案佐证，被告梁亚富亦确认《借据》是由其本人出具，在原告陆青向其催收20万元借款的录音中被告梁亚富也未对该20万元借款金额提出异议，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20万元《借据》应承担清偿责任。被告抗辩其出具《借据》是为帮原告应付其妻子的追问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亦无法提交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利息计算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借据》中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如何计算。本案逾期利息应以2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计算，从原告起诉之日即2020年9月11日起计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若同期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超过年利率6%，则按年利率6%计算。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至还清本息之日止的请求，其中合理合法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梁亚富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民事起诉状、梁亚富与陆青于2013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伙办厂协议书》、于2014年11月13日签订的《亚富扫把厂承包经营协议书》、应诉通知书、民事答辩状，拟证明梁亚富与陆青于2013年底与陆冠合伙经营扫把厂，双方之间有合伙账目的往来，陆青根本没有另行向陆青借过涉案的20万元。并且，梁亚富是在2013年12月份与陆青及陆冠开始购进机器及原料，搭建厂房合伙经营扫把厂的，扫把厂在2014年6月份才开始投产经营，况且是由三方共同出资经营的，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像陆青在《民事起诉状》中所称的事实：2013年10月20日因经营扫把厂欠他人货款要求向陆青借款20万元。并且陆青称其当时自己也没有出借的资金。既然扫把厂在2013年12月份才开始合伙经营，那么根本不可能会在当年的10月份出现梁亚富因经营扫把厂而欠他人货款的事实。而陆青没有资金，那根本不可能存在陆青所称的在2013至2014年投资50万元的事实。并且陆青在该次起诉状中还称，梁亚富还欠其借款30万元。进一步印证陆青的起诉根本无事实依据，本案属虚假诉讼。证据二汇款收据、账目记录，拟证明梁亚富分别于2014年12月现金支付7529元、2015年1月21日转账10000元、2015年2月7日转账10000元、2015年3月22日转账10000元、2015年5月14日转账20000元、2015年8月17日转账20000元、2016年8月24日，现金转汇20000元、2017年4月22日现金转汇10000元、2020年1月22日微信转账10000元给陆青。除了以上还款共计137529元以外，梁亚富还以现金方式还款给陆青20000元。梁亚富与陆青之间除了合伙事实外，根本不存在本案的民间借贷事实。陆青质证意见：证据一、合伙纠纷是事实，与本案借款无关。证据二中确认收到2015年5月14日的2万元、2015年2月7日的1万元、2015年1月21日的1万元、2015年8月17日的2万元、2015年3月22日的1万元及微信汇款2020年1月22日的1万元，共8万元，是属于承包款，没有收到上诉人的现金。本院二审期间，陆青提交以下证据：书面材料一份，拟证明2014年至2019年1月期间上诉人梁亚富支付了6万元承包款。梁亚富质证意见：该证据是在2019年1月10日书写的，证实双方只有合伙关系，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如果存在借贷关系，由于借贷关系发生在合伙关系之前，那么陆青肯定会要求优先偿还借款，也会要求重新结算或者确认。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陆青提交的书面材料内容如下：“从2014年至2019年1月共支给陆青承包款6万元正（陆万元正）。特此证明梁亚富2019年1月10日”。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陆青与梁亚富之间是否存在20万元借贷的关系。梁亚富上诉称，陆青并没有实际借过20万元给梁亚富，双方之间并不真正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陆青主张其出借了20万元给梁亚富，提供有通话录音以及梁亚富出具的借条为证，一审判决对其该主张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其次，梁亚富主张本案借款未实际交付，其签署本案借据以及有相应的通话内容，均是为了帮助陆青隐瞒陆青的妻子而为，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证明，而且其该主张亦难以令人信服，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再次，梁亚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签署借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综上，在梁亚富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现有借据效力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判令梁亚富偿还本案的借款本息给陆青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梁亚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上诉人梁亚富已预交），由上诉人梁亚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慧嫦审判员  陈琪奕审判员  陈春何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莫易谋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