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06民初33839号原告朱刚，男，汉族，1969年4月9日出生。原告李华英，女，汉族，1972年11月1日出生。上述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梅清，广东吉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泰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江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67区大仟工业厂区1号厂房7层7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73139528A。法定代表人王鹤翔。被告王鹤翔，曾用名王林，男，汉族，1972年12月10日出生。上述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旺，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楚银，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原、被告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龙、丘梅清以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旺、陈楚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刚、李华英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被告泰江公司立即偿还李华英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及利息4153780.07元；朱刚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及利息508831.28元；2、被告王鹤翔对前述款项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撤回2020年10月13日提交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并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泰江公司立即偿还李华英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及利息4153780.07元；朱刚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及利息508831.28元；并从起诉之日起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直至付清。其他与起诉状一致。事实和理由：二原告为夫妻关系，2018年6月27日，被告泰江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由农行深圳分行向被告泰江公司提供伍佰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原告李华英以自有房产为其提供了最高额抵押担保，同年7月6日，朱刚和被告泰江公司为其提供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同年7月9日，农行深圳分行和被告泰江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发放500万元贷款。到2019年7月8日贷款到期后，被告泰江公司未能按约定还本付息；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并强制执行，原告李华英和朱刚承担了担保责任，分别代被告泰江公司向农行深圳分行偿还了贷款及利息分别为417万元和588031.28元，此款项均属二原告共同财产。被告泰江公司依法应当向原告归还前述款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8条明确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二原告和被告王鹤翔共同向被告泰江公司提供担保且已经承担了担保责任，被告王鹤翔作为共同担保人，应当承担二原告实际损失的一半。故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判如所请。被告泰江公司辩称，原告诉答辩人追偿权纠纷一案，答辩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答辩意见，答辩人认为两原告隐瞒事实真相，恶意诉讼损害答辩人公司的利益。1、原告在诉状中陈述为答辩人向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但对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原因及担保获得贷款的用途未有提及。实际上，正是为了解决原告朱刚的资金困境，才有本案抵押担保贷款的事实发生：2014年12月24日，原告朱刚向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林词雄借钱，后通过林词雄介绍，以原告李华英名下房产进行抵押向案外人汪湛借款人民币30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上述借款中仅房产证原件存放汪湛处，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后朱刚无力偿还上述借款，到2016年初，原告朱刚和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林词雄确定，由原告李华英以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以答辩人公司名义向银行贷款550万元，并从银行贷款中代原告朱刚偿还向汪湛的借款300万元。后各方办理了房产抵押及银行贷款手续，原告李华英在抵押贷款相关法律文书上签字确认。2016年6月24日，银行贷款550万元到答辩人账户，2016年6月27日，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林词雄将上述贷款全部转入其实际控制的深圳市新威美进出口有限公司账户，其中300万元用于偿还了朱刚向汪湛的借款，2016年7月15日，答辩人原法定代表人林词雄与原告朱刚、案外人汪湛签订了《贷款还款三方协议》，约定原告朱刚为偿还向汪湛的借款，同意以原告李华英名下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以答辩人名义向银行贷款550万元，答辩人从上述贷款中代原告朱刚偿还300万的借款，由此导致的答辩人所欠银行贷款及利息，由原告朱刚和答辩人协商偿还。对于上述贷款，答辩人、原告均同意办理贷款展期手续，其中2018年6月18日，为办理贷款展期需要，两原告向答辩人出具《承诺书》，确认了自上述银行贷款中分款300万元使用的事实，并愿意配合办理过桥贷款担保手续。因原告朱刚一直未有向答辩人偿还300万元及承担贷款，利息及其他费用，答辩人公司单方无力承担上述贷款本息导致逾期，贷款银行通过向答辩人及原告诉讼主张权益，扣划答辩人账上人民币100余万元用于归还贷款本息，通过执行程序扣划原告剩余款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及诉讼费用等。2、基于各方的约定，答辩人从2016年开始共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50万元，期间答辩人已还本金50万元，2018年度展期贷款金额调整为500万元，数年贷款期间，原告朱刚应承担其中300万元及产生的贷款利息、罚息、复利、展期费用等共计人民币4816518.35元，这本符合各方的约定以及客观的公平原则。原告李华英与朱刚系夫妻关系，提供房产抵押担保，对朱刚借款事实清楚，两原告应对4816518.35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现贷款银行通过执行程序扣划两原告的款项并未超出上述金额。执行程序中扣划两原告的款项仅为答辩人向银行贷款所产生的本息等全部费用中应当由两原告分担的部分。因此，原告要求答辩人偿还所谓代其偿还的银行贷款及利息415378.07元及508831.28元，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两原告隐瞒提供房产抵押担保贷款是为其还债的真相，回避应自行承担使用300万元贷款产生的贷款本金利息费用的事实，也惘顾因原告拒绝偿还所使用的贷款导致答辩人公司无法正常经营而停滞的严重困境，恶意提起本案诉讼。答辩人为此恳请法庭查明上述事实，驳回原告无理诉求，答辩人保留追究原告责任的权利。被告王鹤翔未作答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证据交换的情况，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原告朱刚、李华英为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9月6日登记结婚。被告王鹤翔的曾用名为王林。根据被告泰江公司于2020年8月24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公司于2018年2月7日修改公司章程，并于2018年2月9日将董事长由林词雄变更为王林，变更后王林的出资额为4975463.4元，出资比例为40.7988%；该公司又于2019年4月15日修改公司章程，并于2019年4月19日将董事长、总经理均由王林变更为王鹤翔，变更后王鹤翔的出资额为4975463.4元，出资比例为40.7988%。2014年12月24日原告朱刚向案外人汪湛出具《借条》，内容载明：本人朱刚因急用钱，现本人愿意以夫妻（李华英）共有的翡翠名园3、5-9单元7-501号房做抵押（深房地字号第3000178496号）向汪湛借款叁佰元（3000000.00），借款期为叁个月，利息双方商定。收款账号：62×××76（工行彩田支行），户名：朱刚。该借条落款处有原告朱刚的签名及身份证复印件为证。该份证据为复印件。经查，2016年1月5日案外人林词雄出具《收据》，内容载明“2016年1月5日从汪湛处取出朱刚抵押给汪湛的李华英的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号’，用作贷款来还借款，特此证明”。该份证据为复印件。2016年6月7日，案外人农行深圳分行（授信人、乙方）与被告泰江公司（受信人、甲方）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81920160000000013）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550万元，授信期限为从2016年6月3日起至2017年6月2日止。2016年6月7日，农行深圳分行（抵押权人）与原告李华英（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81100620160000395)一份，约定：抵押人李华英愿为抵押权人与泰江公司（债务人）按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55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17年6月2日止。抵押人同意以房地产设定抵押，上述抵押物详见房地产抵押清单81100620160000395-1，上述抵押物暂作价人民币7869917元整，其最终价值以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为准。同时附《抵押物价值确认函》和《房地产抵押清单》。2016年6月7日，农行深圳分行（债权人）分别与林词雄（保证人1）、原告朱刚（保证人2）签订了合同编号为81100520160000323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泰江公司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66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17年6月2日止。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合同尾部债务人泰江公司于同日声明已收到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全部条款无异议。2016年6月24日农行深圳分行（贷款人）与被告泰江公司（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81010120160000695）一份，约定：贷款人按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方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5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发放日期为2016年6月24日。借款利率按固定利率（基础利率定价）方式确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由贷款人与借款人、担保人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担保的，担保合同编号为81100620160000395、81100520160000323。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显示农行深圳分行2016年6月24日已向借款人泰江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550万元。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2016年6月27日泰江公司向案外人深圳市新威美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账支付550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该电子回执有备注显示林词雄在2020年11月13日手写内容“该公司（泰江公司）转账给新威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这笔资金中有叁佰万元（￥3000000）是用于还朱刚向汪湛的叁佰万元贷款”。2016年7月15日，林词雄代表被告泰江公司与原告朱刚签订了《贷款还款协议》，约定朱刚在2015年12月24日用妻子李华英名下的房产作抵押向汪湛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叁佰万元整），为期三个月，因本人资金出现困难状况，直至2016年7月5日未能偿还借款。经朱刚与泰江公司协商一致同意，以泰江公司之名用李华英名下的房产（从汪湛处取出）作抵押向银行贷款5500000元，泰江公司从银行贷款中代朱刚偿还汪湛借款3000000元，泰江公司所欠银行贷款以及利息由朱刚与泰江公司协商偿还，泰江公司与银行、朱刚的一切债务与汪湛无关。朱刚借款从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7月5日按银行借款利率5%计算，双方商议计为15万元。由朱刚暂欠款，待后还。该协议有备注显示林词雄在2020年11月13日手写内容“此协议与原件一致，是朱刚向汪湛贷款还款的协议”。又查，2018年6月18日原告朱刚、李华英共同向泰江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载明朱刚曾为贵公司向农业银行贷款提供个人保证担保和配偶李华英名下房产的抵押担保。朱刚和李华英自农行贷款中分款人民币300万元整自用。同时承诺愿意并一定配合泰江公司向农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朱刚、李华英及抵押房产均可为泰江公司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或抵押担保；在泰江公司偿还原贷款至新贷款发放期间，朱刚及李华英愿意且尽力配合为泰江公司过桥贷款提供担保。2018年6月27日，案外人农行深圳分行（授信人、乙方）与被告泰江公司（受信人、甲方）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为81920180000000044）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折合人民币500万元，授信期限为从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2018年6月27日，农行深圳分行（抵押权人）与原告李华英（抵押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81100620180000793)，约定：抵押人李华英愿为抵押权人与泰江公司（债务人）按主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50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抵押人同意以房地产设定抵押，上述抵押物详见房地产抵押清单81100620180000793-1，上述抵押物暂作价人民币8099400元整，其最终价值以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所得价款为准。同时附《抵押物价值确认函》和《房地产抵押清单》。2018年7月6日，农行深圳分行（债权人）分别与王林（保证人1）、原告朱刚（保证人2）签订了合同编号为8110052018000072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泰江公司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600万元整。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2018年6月25日起至2019年6月15日止。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合同尾部债务人泰江公司于同日声明已收到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全部条款无异议。2018年7月9日农行深圳分行（贷款人）与被告泰江公司（借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81010120160000695）一份，约定：贷款人按一般流动资金借款方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发放日期为见凭证。借款利率按浮动利率（基础利率定价）方式确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多人联保，抵押-居住用房，担保合同由贷款人与借款人、担保人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担保的，担保合同编号为81100520180000728、81100620180000793。被告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借款凭证》显示农行深圳分行2018年7月9日已向借款人泰江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500万元。被告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2016年6月27日泰江公司向案外人深圳市新威美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账支付550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该电子回执有备注显示林词雄在2020年11月13日手写内容“该公司（泰江公司）转账给新威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这笔资金中有叁佰万元（￥3000000）是用于还朱刚向汪湛的叁佰万元贷款”。另查明，根据罗湖法院一审（2019）粤0303民初22742号、深圳中院二审（2020）粤03民终907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的判项内容，具体如下：1、泰江公司应向农行深圳分行偿还贷款本金4998142.41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174602.21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至2019年10月17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依合同约定计收，但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标准，并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王鹤翔、朱刚对泰江公司的上述判决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泰江公司追偿；3、农行深圳分行可依法处分李华英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房产（房产证号：深房地字第××号），所得款项用于优先清偿前项债务；4、驳回农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88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泰江公司、王鹤翔、朱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888元，由朱刚负担。之后，农行深圳分行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罗湖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粤0303执1513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该院已分别强制扣划泰江公司名下银行账户1341733.27元、朱刚名下银行账户508831.28元、王鹤翔名下银行账户1400元，再加上李华英主动支付执行款4153780.07元，上述款项扣缴执行费53253.3元后转付农行深圳分行。至此，前述生效民事判决执行完毕，该案予以结案。以上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借条》、《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价值确认函》、《房地产抵押清单》、《最高额保证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还款三方协议》、《承诺函》、罗湖法院一审（2019）粤0303民初22742号民事判决书、深圳中院二审（2020）粤03民终9079号民事判决书、罗湖法院（2020）粤0303执1513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银行转账流水、商事登记薄查询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可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为追偿权纠纷。原告朱刚、李华英提交的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物价值确认函》、《房地产抵押清单》、《最高额保证合同》、银行转账流水、罗湖法院一审（2019）粤0303民初22742号民事判决书、深圳中院二审（2020）粤03民终9079号民事判决书、罗湖法院（2020）粤0303执1513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泰江公司作为债务人已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1341733.27元、被告王鹤翔作为保证人已履行了为债务人泰江公司代偿1400元、原告朱刚作为保证人已履行了为债务人泰江公司代偿508831.28元、原告李华英作为抵押人已履行了为债务人泰江公司代偿4153780.07元的事实。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本案中，保证人朱刚、王鹤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于保证方式已经明确约定了连带责任保证，由于没有约定内部比例，则两名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并平均分担保证责任。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定被告泰江公司应当立即向原告李华英支付代偿款4153780.07元及逾期利息（以4153780.0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泰江公司应当立即向原告朱刚支付代偿款508831.28元及逾期利息（以508831.2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被告王鹤翔在《最高额担保合同》中作为与原告朱刚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经核算，两名保证人朱刚、王鹤翔共同承担了保证责任510231.28元（508831.28元+1400元）。则被告王鹤翔应当对被告泰江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朱刚承担二分之一份额即253715.64元（510231.28元÷2-1400元）的连带还款责任。对于原告诉讼请求超出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泰江公司辩称其与原告朱刚、李华英之间存在对涉案银行贷款分款使用的问题。对此，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泰江公司收到农行深圳分行后将部分款项转账至原告处使用。本院认为，本案系追偿权纠纷，被告的该项辩称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涉及到的各方法律主体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不宜一并处理，乐菲公司投诉可另行法律途径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泰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华英代偿款4153780.07元及逾期利息（以4153780.07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深圳市泰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刚代偿款508831.28元及逾期利息（以508831.2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从2020年9月2日起计算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王鹤翔对被告深圳市泰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项债务中的253715.64元部分向原告朱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朱刚、李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若付款义务人未在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101元，由被告泰江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璐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梁嘉芮（兼）书记员 边  秋  红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的追偿权】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第五十七条【物上保证人的追偿权】为债务人抵押担保的第三人，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十九条两个以上保证人对同一债务同时或者分别提供保证时，各保证人与债权人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应当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对抗债权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条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第三十八条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物的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或者担保物因不可抗力的原因灭失而没有代位物的，保证人仍应当按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在主合同履行期届满后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致使担保物的价值减少或者毁损、灭失的，视为债权人放弃部分或者全部物的担保。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者免除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