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382民初2084号原告：胡某，男，198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被告：李某，女，199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原告胡某诉被告李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某、被告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彩礼27600元；2.判令被告返还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价值10899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20年4月经人介绍相识，双方于2020年农历4月18日举办订婚宴，在订婚典礼中将彩礼钱24000元及三金（即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价值10899元，合计34899元交于被告手中。另，原告还向被告父母各交付1200元的红包，原告母亲给被告1200元的红包，上述费用共计38499元。原、被告在订婚宴之后短暂同居了两个月，后因家庭原因原告搬离共同居住的住处。原、被告因为感情基础不深，了解不够，就结婚事宜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已不可能，原告就彩礼返还事宜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主张上述权利。被告李某辩称，1.我没有收到原告的彩礼钱，我不应当返还原告的彩礼。订婚事宜均由原告负责，我只参与了订婚典礼。原告陈述的彩礼当初协商是24000元，后原告告诉我红包小了就只装了22000元，红包内装的金额是多少我并不清楚，原告拿了红包给我，当时原告说我的包包小了装不下，原告又将彩礼红包收回装在他的包包里了，嗣后原告说要将红包拿去银行存就一直没有给我。2.对于订婚典礼上原告亲朋好友给的红包金额是多少我也不清楚，原告当时是找人收钱并记名字的形式把其亲友红包收走了，我并未收到原告亲友的红包。3.订婚时，原告给付我父母的红包具体金额我不清楚，我父母共计给了原告红包1200元。4.订婚典礼上我确实收到了原告交付的三金即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当时我把三金放在家中，因我怀孕出血，在我的要求下原告才和我去医院做终止妊娠手术，原告也没有全程在医院陪我，我做完手术住院一个星期，我从医院回到家中发现订婚时的三金已经不在了，只有我和原告有家中的钥匙，家中门窗完好无损，也没有被盗窃的痕迹，我怀疑三金是原告拿走的，故我也不应当返还原告诉请的三金。5.我与原告在举行订婚典礼前就已经同居了，我和原告在一起后就怀孕了，怀孕期间原告遂搬出我们共同居住的家庭了，对我没有过问，在此期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告把我及家人的电话拉黑。后来因我怀孕出血，去医院检查存在先兆流产的现象，我通过原告的家族微信群在其亲人的帮助下找到原告后，是原告哄骗我到医院去做的流产手术。原、被告同居数月，原告的行为是一种玩弄女性的行为，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对于原告的诉请不应当得到支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20年2月经媒人介绍认识后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双方约于2020年4月底同居生活在一起。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农历4月18日举行订婚典礼，原告向被告交付彩礼红包24000元以及价值10899元的首饰（包含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原、被告同居生活期间，被告怀孕。嗣后，双方因家庭琐事产生分歧，原告遂于2020年7月搬离双方共同居住的家庭。嗣后，原告于2020年7月30日陪同被告前往仁怀市中医院办理了终止妊娠手术的入院手续，被告于2020年8月7日出院，被告由此共计住院治疗8天。2021年3月26日，原告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主张上述权利。庭审中，1.原、被告双方皆明确表明不愿再继续共同生活。2.被告明确表明，订婚时原告交付的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在其住院治疗回家后已不在家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将其第二项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赔偿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的价值款项共计10899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银行流水对账单、转款记录截屏、证人证言，有被告提交的住院病历、证人证言，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且经庭审举证质证及本院审查，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原、被告虽然已经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典礼并同居生活了三个月，但双方并未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所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何谓彩礼，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各地关于彩礼的习俗也不尽相同。因此，彩礼的认定应该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围绕赠送接受的主体、价值、赠送方式等综合判断。一般来讲，彩礼与一般赠与物不同。婚约期间，男女双方之间钱物往来颇为频繁，但并不是所有的赠与财物都是彩礼，只有那些直接为缔结婚姻而给付的较大宗财物才应当被认定为彩礼。庭审中，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系原、被告的婚礼主持人其经原告告知彩礼钱系24000元且其在婚礼上看到原告将彩礼装在大信封内交付给被告父母；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系原、被告的媒人，其明确听到双方协商的彩礼金额是24000元，且庭审中被告陈述当初双方协商的彩礼是24000元，并结合原告所举的银行流水对账单系在订婚典礼前被告陪同原告去取款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证据锁链，本院予以采信，故本院确认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现金红包为24000元。同时，在订婚典礼上原告交付给被告的首饰分别为戒指一枚、项链加吊坠一条、耳环一对，上述首饰价值10899元。由此，原告于订婚当天向被告支付的红包现金24000元及价值10899元的首饰系为订立婚约的目的而向被告支付的财物，性质为法律规定的彩礼。因被告明确告知订婚时原告交付的首饰已经不存在，由此本案不具备可返还首饰原物的条件，故本院支持由被告按首饰的价值10899元进行现金返还。对于彩礼的返还，综合考虑原、被告经订婚等当地风俗后，同居生活三个月的实际情况以及双方同居期间致被告怀孕后，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产生分歧后原告遂自行搬离双方共同居住的家庭，最终被告进行了终止妊娠手术，该行为亦对被告的精神及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且双方皆不愿再共同生活下去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700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在订婚典礼上其交付被告父母各1200元红包共计2400元应认定为彩礼要求被告一并予以返还的诉请，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达到其向被告父母交付的红包金额，从被告陈述的支付金额及主体看，原告在订婚典礼时支付给被告父母的较少金额的红包系新人对长辈表达的敬意，系一种赠与，故其不属于彩礼，故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在订婚典礼上其母亲交付给被告的红包1200元应认定为彩礼要求被告一并返还的诉请，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母亲交付了红包的事实，即使交付了原告所述的红包金额，则应认定为长辈对作为晚辈新人的一种祝福，系一种赠与，故对被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被告辩称双方协商的订婚彩礼是24000元，因红包小了订婚时原告告知其只装了22000元，订婚典礼交付的红包金额被告不清楚，且在订婚典礼后原告又将彩礼红包收走，其并未得到订婚彩礼红包的意见，因被告对此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故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部分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某彩礼7000元；二、驳回原告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1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胡某负担305元，由被告李某负担7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曦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