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汉族，1966年6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欣宇，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路绿，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2，男，汉族，1969年8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路绿，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汉族，1975年5月出生，村民，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路绿，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四川邛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20）川3401民初1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欣宇，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刘某3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路绿、刘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李某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5月被继承人刘从德的245号股权证遗失，2016年10月12日刘从德在凉山日报登报声明245号股权证不慎被盗，登报挂失。”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与上诉人提交刘从德245号股权证相矛盾。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与刘某1、刘某2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并未履行，协议签订后，刘从德的股份分红一直由刘从德享有。上诉人申请调取了刘从德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刘从德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仍有收入，存款的金额远远超过被上诉人支付的赡养费用，刘从德的收入是分红收入。2020年2月24日，刘从德出具给刘某3的《收条》（李某代写，刘从德捺印）载明的是“此款是刘从德放在刘某3处”，而并非是被上诉人支付给刘从德的医疗费，刘从德的分红款有刘某3领取时的签字，因此该笔款项是分红款，而非医疗费。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载明的是样本中刘从德的签字、捺印与《股权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字、捺印是同一人所写及同人同指所印，但《股权赠与协议》及样本均是由被上诉人一方提供，并不能据此直接认定《股权赠与协议》是刘从德所书写，是刘从德的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赠与合同自赠与物交付后生效，即使刘从德签订了《股权赠与协议》，但刘从德的股权分红款均由刘从德本人享受，对拆迁后的股权分红并未交付，赠与协议未生效。刘从德生前代书的《遗嘱》载明“特别是今年2月22日在四一Ｏ医院，也就是攀钢医院住院（四楼38床），我的儿女三人都到了我住院的地方，也算是看望我吧，其实是到医院骂我，说不管我，都说我不对……”，从遗嘱的内容来看，刘从德因为对被上诉人失望后，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置。即使存在《股权赠与协议》，刘从德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为撤销赠与。刘从德作为张家屯村××组村民，在政府拆迁后，分得时代广场及批发市场的门市、住房，因此刘从德的财产应当是属于不动产。时代广场18平方米的门市至今未办理产权登记，批发市场的门市、住房还未建成，所以名为股权，实质是不动产的物权。一审法院认为刘某2、刘某1已取得了赠与财产与物权法规定相悖。3.一审判决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刘从德生前一直与上诉人李某一起生活，被上诉人虽然支付了每月300元的生活费，但一直没有陪伴年老的刘从德，甚至在刘从德住院期间，到医院对刘从德进行指责，这也是刘从德立遗嘱将自己财产交由上诉人继承的根本原因。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引导了不良社会风气，与中华传统美德不符。 刘某1、刘某2、刘某3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的赠与已实际履行完毕，赠与合同已经生效。刘从德的财产不属于遗产，不应由上诉人继承。请求二审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刘从德所有的位于西昌市平方米的门市由原告继承，由原告领取门市租金；2、依法判决刘从德所有的《西昌市西郊乡张家屯村第三经济合作社股权证》载明的股权归原告继承，由原告领取分红款；3、依法判决刘从德所有的西昌市在建房屋、门市由原告继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与被继承人刘从德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没有婚生子女。被继承人刘从德与前妻共生育两子刘某1、刘某2，一女刘某3。被继承人刘从德系西昌市西郊乡张家屯村第三村民小组的村民，2003年1月1日张家屯村××组按农村土地生不添死不减的政策确定以1980年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在册的423户村民为依据确定享股人员范围，并颁发了股权证。刘从德享有一股股权，股权证编号为245号，其股权权益包括时代广场一期，时代广场二期商用房，胜利路综合楼，村民活动中心的集资收益。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与被告刘某1、刘某2签订《股权赠与协议》，约定：“一、刘从德自愿将本人在西昌市的一股股权及该股权所包含的所有权益赠与刘某1、刘某2二人，每人各得一半即50%的股份；二、协议签订后，该股权现有权利1、烧烤城（时代广场）门市18平方米／人；2、批发市场（时代广场二期）住房50平方米／人、门市15平方米／人，由刘某2、刘某1二人平均享有；今后该股权如还有其他权利，也由二人享有；三、三方凭本赠与协议到张家屯村××组办理分户手续。”协议签订后，双方到村组进行了股权变更，之后的股权收益均是被告刘某1、刘某2领取。2016年5月被继承人刘从德的245号股权证遗失，2016年10月12日刘从德在凉山日报登报声明245号股权证不慎被盗，登报挂失。2019年12月6日张家屯村××组颁发了新的股权证，刘从德的一股股权已经按《股权赠与协议》登记在被告刘某2与被告刘某1之子刘斌的名下。三被告均支付了刘从德的赡养费及医疗费，刘从德收到赡养费后都出具了收条。刘从德与原告李某共同生活居住在西昌市，2020年2月24日，刘从德在刘学琼、王泽明的见证下，由汤子文代书，立下遗嘱：“本人刘从德，已年迈体弱、多病，长期住院吃药，都是我妻子李某负责。特别是今年2月22日在四一〇医院，也就是攀钢医院住院（四楼38床），我的儿女三人都到了我住院的地方，也算是看望我吧，其实是到医院骂我，说不管我，都说我不对，无奈，特立下此遗嘱，望儿女们都按我的遗嘱办事，不要争吵。一、时代广场的门市18个平方属我妻子李某所有；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房产和门市也属我妻子李某所有；三、还有我名下的所有分红、收入都是李某的。在场人：刘学琼、王泽明。立遗嘱人：刘从德，2020年2月24日。执笔：汤子文。”刘从德在代书遗嘱上签字捺印。 另：审理中，原告李某申请对《股权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字、捺印是否系刘从德本人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了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股权赠与协议》上刘从德的签字和捺印系刘从德本人签字、捺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一是被继承人刘从德死亡后是否留有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继承人刘从德生前取得西昌市的股权一份。2016年6月23日被继承人刘从德与被告刘某1、刘某2签订《股权赠与协议》，该份协议约定被继承人刘从德将自己名下的西昌市一股股权赠与给两个儿子即被告刘某1、刘某2各50%，并且在协议签订后，被继承人刘从德与被告刘某1、刘某2到西昌市进行了股权变更，之后该份股权的股权收益均是由被告刘某1、刘某2领取。2019年2月6日西昌市根据被继承人刘从德与被告刘某1、刘某2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颁发了新的股权证，被继承人刘从德的股权已经登记在被告刘某2与被告刘某1之子刘斌的名下，《股权赠与协议》是被继承人刘从德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照该协议，被告刘某2、刘某1已经取得了赠与财产即案涉股权，被继承人刘从德已经没有股权，死亡时已不享有该股权的所有权益，因此被继承人刘从德在2003年1月1日取得的西昌市的一股股权已不属于被继承人刘从德的遗产。 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2020年2月24日被继承人刘从德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案涉遗嘱系代书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规定，形式要件合法。但被继承人刘从德在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已不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因此该份《遗嘱》无效。 综上所述，被继承人刘从德在2016年通过赠与的方式将自己享有的西昌市的一股股权赠与给了被告刘某2、刘某1，并且该股权也办理了变更的相关手续。现被继承人刘从德依据该份股权所享有的时代广场一期，时代广场二期商用房，胜利路综合楼、村民活动中心的集资收益均属于被告刘某2、刘某1。被继承人刘从德在立遗嘱时已没有案涉的个人财产，因此遗嘱的内容是无效的。原告李某要求按照《遗嘱》继承被继承人刘从德财产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00元，减半收取计4400.0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李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成都市司法局出具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受理通知书》1份、《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延长处理期限告知书》1份、《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延长作出是否受理决定期限告知书》1份；拟证明上诉人对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提出异议，并已向成都市司法局进行了投诉，成都市司法局已受理，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上诉人投诉是滥用权利的行为，一审中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时，鉴定机构是进行了说明的，鉴定样本是双方认可的样本，无法从投诉中看到投诉的是什么事情、是否与本案有关，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2.经本院同意，二审庭审后，上诉人向本院补充提交了《成都市司法局关于李某投诉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成司投复【2021】26号）1份，拟证明鉴定报告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对回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回复中的内容无法达到李某的证明目的。回复内容中明确了成都市司法局无权变更、撤销案涉司法鉴定意见。李某投诉的问题在一审时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一审法院要求鉴定机构对其投诉的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案涉司法鉴定意见的性质属于本案中的一个证据，该证据并不是本案中单一孤证，其与本案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综合上述举证、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提交的2组证据，本院作如下认证：上诉人提交的2组证据均来源于成都市司法局，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有关鉴定问题：一审中，因上诉人李某对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提交的《股权赠与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名、捺印非刘从德本人所为，李某于2020年5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2020年6月1日，李某、刘某1、刘某2分别在《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上签名；李某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20年2月24日《收条》一张、1999年9月10日《借条》一张、《授权委托书》一张共计三份材料作为检材样本；刘某2、刘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1年起刘从德出具的收条45页、2013年1月19日刘从德与庄伦贤签订的《承诺协议》一份作为检材样本。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对鉴定内容及送检样本进行了确认。双方共同确认鉴定内容为：“对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与刘某1、刘某2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2份）中甲方刘从德的签名、捺印是否系刘从德本人签字、捺印进行鉴定。”；李某同意送检样本为：“刘某2、刘某1提交的2016年至2019年刘从德出具给刘某3的收条2页（10笔）、2018年至2019年刘从德出具给刘某2的收条1页（5笔）、《承诺协议书》一份；李某提交的2020年2月24日收条一张、《授权委托书》一份、借条一张”；刘某2、刘某1同意对上述材料送检，但认为李某提供的借条没有看见过，且时间久远可能影响鉴定结果，2020年2月24日的收条已经写明系代写，不应作为鉴定的参照物，授权委托书上没有时间，请求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予以考虑。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经摇号确定了鉴定机构为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后，分别对《股权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名及捺印进行了鉴定，2020年8月17是，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川旭鉴【2020】文鉴字第15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2016年6月23日两份《股权赠与协议》中甲方“刘从德”字迹与样本中“刘从德”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川旭鉴【2020】痕鉴字第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2016年6月23日两份《股权赠与协议》中甲方“刘从德”字迹处指印与样本即“2016.5.31日”《收条》中“刘从德”处指印为同人同指所留。一审法院在对上述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质证后，李某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鉴定机关在鉴定过程中，只采用了刘某1、刘某2提供的检材样本，未采用自己提交的检材样本，并以此为由申请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完整鉴定。2020年9月1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川旭文痕鉴中心函（2020）第99号《关于要求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完整鉴定的申请答复函》，认为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司法鉴定工作建立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司法发【2018】106号规定，因原告方提供的收条、授权委托书、借条三份材料原告方未经法院或当事人一致认可，不能作为本案鉴定样本使用，退回了上诉人要求重新作出完整鉴定的申请。一审判决后，上诉人李某于2020年12月15日以“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未对法院委托的样本进行全面比对、鉴定意见书仅使用了被告提供的检材”等为由，向成都市司法局进行投诉，成都市司法局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成司投复【2021】26号《成都市司法局关于李某投诉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对李某在投诉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认为:“如对鉴定材料有异议，应当向委托人提出；如认为‘没有按照委托要求完成鉴定’，应向相关人民法院反映；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应当依法通过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通过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等法定途径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司法鉴定行业协会无权变更、撤销司法鉴定意见；如认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通过民事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 2.对于刘从德从2016年7月以后是否还在继续领取股权分红款的问题：上诉人李某主张刘从德一直在领取并享受股权分红款，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系刘从德的《股权证》及银行交易明细。经审查，李某提交的《股权证》（245号）系西昌市西郊乡张家屯村第三经济合作社于2003年1月1日颁发，《股权证》中发放股息记录中载明刘从德从2003年起至2015年期间按年领取股息1500元至12000元不等，2016年之后未有记录。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在一审中提交了刘从德于2016年10月12日在凉山日报刊登的《声明》一份，内容为“西昌市村民刘从德的245号《股权证》于2016年5月不慎被盗，登报挂失。”，西郊乡张家屯村××组在《股权证》复印件上批注有“该股权证于2016年五月遗失，后由持股人刘从德在凉山日报社登报作废，现凭现补办股权证领取股金。以此为凭，西郊乡张家屯村××组，二0一六年十月十二日”的内容。2019年12月6日，张家屯村××组颁发了新的《股权证》，刘从德在245号《股权证》中享有的股权已按照《股权赠与协议》约定，分别登记在了刘某2与刘某1之子刘斌名下。李某提交的刘从德在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表中，载明2016年11月11日存入8000元、2017年1月9日存入7000元、4月10日存入5000元、6月15日分别存入2800元、200元、10月25日分别存入4800元、200元、2018年1月25日在存入11000元、9月6日分别存入1900元、100元、2019年11月12日存入9000元，李某称上述存款均系刘从德的股权分红款。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年至2018年6月期间领取股金的分配表及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期间银行明细清单，证明自2016年7月以后，刘从德的股份已按协议约定由刘某1、刘某2分别领取。另查明，一审法院在一审审理中就办理股权变更备案手续一事向西昌市西郊乡张家屯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进行了调查，该组长称，办理股权变更，是需要本人到村组当面把相关资料拿来了才能办理，刘从德将他的股权转给他两个儿子一人一半，村组也是按照协议分了的。之后，刘从德从未到村组要求撤销赠与。 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焦点为：1.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之间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2.刘从德于2020年2月24日作出的代书遗嘱中所载明的财产是否系刘从德的遗产，该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与被继承人刘从德系父子关系，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与刘某1、刘某2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刘从德将属于自己名下的编号为245号《股权证》项下的股权赠与给刘某1、刘某2，由刘某1、刘某2各享有一半的权益。该协议签订后，刘从德与刘某1、刘某2共同在张家屯村××组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19年12月，张家屯村××组颁发新的《股权证》时，按照《股权赠与协议》约定，将刘从德名下的股权分别登记在了刘某2与刘某1儿子刘斌的名下，刘某1、刘某2从2016年7月开始按照协议分别领取了张家屯三组分配的股息（分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的规定，刘从德与刘某1、刘某2之间签订的赠与合同已实际履行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被继承人刘从德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之间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刘从德生前也未明确表示撤销赠与，故上诉人李某主张《股权赠与协议》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刘从德立遗嘱的行为应视为撤销赠与的理由没有证据支持，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李某主张《股权赠与协议》中并非是刘从德本人签名、捺印，该协议不真实。因刘从德本人已去世，而对是否刘从德本人签名、捺印的认定需专门机构作出鉴定。一审中，经李某申请，对《股权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名、捺印已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确认了《股权赠与协议》中刘从德的签名、捺印与样本检材一致。上诉人李某认为鉴定机构未采用自己提交的检材作样本，而是采用被上诉人提交的检材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不客观真实，并以此为由要求司法鉴定部门重新作出完整鉴定并向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了投诉。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作出说明后，认为其理由不成立并退回了申请；成都市司法局在接受其投诉后作出的复函中明确表明了其无权对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享有变更、撤销的权利，故对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能够作为本案定案证据的审查权在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在收到李某提交的鉴定申请后，按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分别送检的材料进行了质证，并按照双方当事人认可并同意送检的材料移送鉴定机构；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也是由双方当事人通过摇号选择，因此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无论送检材料是上诉人或被上诉人提交，均经过质证并征得了上诉人李某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认可和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的规定，鉴定机构采用经过质证的鉴定材料为依据，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符合法律规定，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之一。 上诉人李某认为刘从德的《股权证》并未遗失、2017年以后刘从德仍然在享受股权分红，因此赠与协议尚未实际履行。经审查，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提交的2016年10月12日凉山日报社刊登的挂失声明及张家屯村××组在《股权证》复印件上的批注均证明现李某提交的《股权证》在2016年10月12日已经过刘从德本人登报挂失并在张家屯村××组备案；李某提交的刘从德个人的银行交易明细中虽记载了2016年1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有存入款项，但该证据并未反映出存入的款项系张家屯村××组发放的分红款。被上诉人提交的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张家屯村××组领取股金分配表能够证明属于刘从德名下的股金是由被上诉人在领取，结合2017年1月，刘从德与刘某2、刘某1共同到张家屯村××组对股权变更一事进行备案、2019年12月张家屯村××组在重新颁发《股权证》时已将刘从德名下的股权按照赠与协议的约定分别登记在刘某2与刘某1之子刘斌名下的事实，对刘从德与被上诉人刘某1、刘某2之间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李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证明刘从德与刘某2、刘某1之间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不真实且尚未生效的证明目的，对上诉人李某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本案中，上诉人李某提交了刘从德于2020年2月24日所立的代书遗嘱，并请求按遗嘱继承刘从德的遗产。经审查，李某提交的遗嘱虽然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但该遗嘱中所载明的财产，与刘从德在《股权赠与协议》中所载明的财产一致，即遗嘱中所载明的财产在2016年6月23日刘从德即以赠与的形式进行了处分。因刘从德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签订的《股权赠与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即刘从德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已合法转移给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1，2020年2月24日刘从德立代书遗嘱时，对《股权赠与协议》中所载明的财产已不再享有所有权，该财产已不属于刘从德的个人财产，故刘从德在遗嘱中处分不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其所立遗嘱无效。上诉人李某基于遗嘱请求继承刘从德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亚莉 审判员  李爱军 审判员  朱 江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