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04民初6051号原告：ANDERSHSI（HSI,ANDERSFREDERICKDAVI，中文名奚世源），男，1986年8月7日出生，住希腊。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峰，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幸瑶，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骆琦，女，198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珊，广东壹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紫倩，广东壹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ANDERSHSI诉被告骆琦探望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李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ANDERSHIS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俊峰、邵幸瑶，被告骆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珊、贾紫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ANDERSHSI诉称，现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于每周日上午10点前在广州越秀区团结路49号将女儿DALINGLUXIO（骆奚达璘）与DEIRELUXIO（骆奚达婀）交由原告接走，原告于当日晚7点钟前送回至被告住处；如原告不在中国境内，则原告于每周日下午北京时间3点钟与DALINGLUXIO（骆奚达璘）与DEIRELUXIO（骆奚达婀）以电话、网络视频、FaceTime视频软件、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通话或视频60分钟，所需费用由原告承担。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年××月××日，原被告办理结婚登记，于××××年××月××日共同生育女儿骆某1，于××××年××月××日生育小女儿骆某2。2019年中，被告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原告解除婚姻关系。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案号为（2019)粤0104民初33308号民事调解书，约定原被告自愿离婚，两名女儿由被告携带抚养，原告无须支付女儿的抚养费，原告可每月探望两个女儿四次，未明确约定具体的探望方式、时间与地点。离婚后，被告曾多次向原告索要女儿的抚养费。鉴于双方在离婚诉讼中就抚养费己达成一致方案，且女儿的抚养条件在此期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原告没有同意被告的不合理要求。自此，被告有意阻挠原告正常探望女儿。在2019年8月7日原告生日当天，双方原本商量好由被告带女儿出来与原告见面。谁知被告不仅迟到了15分钟，还当着女儿的面就抚养费问题与原告发生激烈争吵并随即带走女儿。2019年9月18日，原告试图联系被告要求与女儿见面，被告拒绝接听、回复原告的微信、电话、短信等一切联系，致使原告无法探望女儿。自2019年9月起至今，原告曾多次尝试与被告沟通协商，但被告均以原告未承担抚养费为由，拒绝原告探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协商希望明确具体的探望方式、时间与地点，均遭被告拒绝。被告行为己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利，也对女儿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综上所述，恳请贵院切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盼！被告骆琦辩称：一、被告从来不曾拒绝原告探望两婚生女，不曾阻碍其行使探望权。解除婚姻关系后，被告一直允许原告于每周日下午17:00过来家里探望孩子，故原告称被告阻挠原告对孩子的探望完全是歪曲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被告明白，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乏父母的陪伴，探望权系原告作为父亲应有的权利，被告从未予以剥夺。基于这种认识，2019年7月31日，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每月可前往被告家中探望孩子四次。2019年8月5日，原、被告调解离婚后，被告再次明确原告可每月探望女儿四次。且在探望权的履行过程中，被告均表示原告可前往被告住所探望孩子，满足其探望的要求。除此之外，被告的父母亦积极协助原告行使其探望权。在不影响婚生女正常生活作息的情况下，被告的父母不时通过微信视频、语音等形式与原告保持联系，在原告想要探望时，积极配合以便原告能够了解到婚生女的近况。相反，原告从未积极行使探望权，在离婚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原告仅过来家里探望过孩子一次。即便退一步讲2020年时受疫情影响，原告无法亲自前来家中探望婚生女，但在通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原告也从未通过言语表露出对婚生女的关心。甚至在中国疫情最凶危的时候，原告完全消失数月，丝毫没有过问过孩子的安危。作为父亲，每逢节假日、孩子的生日、新年，孩子都不曾收到一句原告的祝福与关心。这充分表明原告并没有真正将孩子放在心上，其对待亲人的冷漠让被告及孩子都倍感失望。反而是当被告一家听闻希腊发生地震时，被告还担忧身处希腊的原告安危，通过微信向其表达关心。二、配合虚拟探视不应当成为被告配合原告行使探视权的强制义务。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对探望方式有明确约定，即至被告家里探望孩子，现在原告所主张的视频通话方式并非双方此前的约定，原告请求法院进行变更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认为无论是视频、语音聊天还是见面等方式进行探望，均需以孩子的主观意愿为主要参考，规定多久的视频通话，每次通话时长，不合理。且孩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己经渐渐的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喜好，不能总强迫其做事情，且两个孩子一个现年6岁，一个现年3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各个事物都很好奇，没有办法长时间静坐下来和父母沟通。以视频、语音的沟通方式必须要求孩子长时间在镜头前和父亲沟通，即使被告多次教育和劝导，但仍不能保证每次原告需要视频、语音通话的时候，孩子能够愿意视频通话或愿意长时间在镜头前和父亲沟通。如果每次强迫孩子视频通话等，容易引起孩子的厌烦情绪，不利于其成长。其次，虚拟探视还对探视的硬件设备和网络技术配套提出了要求，违背了被告一直坚持的无电子教育理念，并不完全适合原告及孩子现在的生活状况。被告从小坚持让孩子少接触电子产品，以最原始的书籍、艺术、大自然教育孩子，孩子们养成了非常良好的不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为给孩子创造一个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带着孩子们经常住在大山处，此处网络信号并不是很好，无法满足因原告一时兴起产生的虚拟探视欲望。且为了减少孩子对电子产品需求，被告更是以身作则，自己坚持尽量不在孩子面前使用电子产品，不可能随时满足原告的网络探视要求。再次，频繁要求视频是对被告极大的沉重负担。被告是一个独立抚养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一人承担2个孩子日常生活、教育的一切责任，己经疲于奔命，还需要同时承担一切抚养费带来的负担，工作压力非常大，每天工作、为孩子们一天3餐准备膳食、种菜耕田、各种家务、辅导功课、陪伴孩子们、启蒙艺术，待孩子们休息后还要再次工作到凌晨3、4点，但凡有空余时间都迫切需要休息，而实在无力再帮助原告休闲地视频。原告既无日常照顾孩子们的疲惫，也不承担任何对孩子的经济抚养，实在不应该逼迫一个独立赚钱、每天兢兢业业照顾孩子的单亲母亲，再去承担更多的事务。为了配合原告一时兴起的视频探望想法就强制要求被告无条件配合这是非常冷漠且不人道的。被告认为，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交流与维系需尽量身体力行、真实接触，在虚拟世界之外探寻回归真实的情感和触感。且目前，孩子己对视频探视产生厌恶情绪，仅希望原告能切实做好父亲的角色，亲自来家里探望孩子，避免孩子加深对视频探视的不满和抗拒。被告仅同意，在孩子有时间并且愿意的情况下，配合原告与孩子进行视频、语音通话，而不是就具体探视方式作出强制性规定。具体探视方式（时间、地点、时长等）双方应根据孩子的生活及身体状况等因素另行协商确定，而不是一纸判决确认可采取网络探视的进行方式行使探视权利。三、被告认为原告性格存在缺陷，亦容易影响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给孩子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原告处理事情容易情绪激动、行为反复无常、脾气暴躁。只要双方在某一事情上没办法达成一致，没有听从原告的想法，其便消极对抗、处理事情。被告作为受过教育的人，完全无法理解原告的行为。且原告不只对原告如此，对子女亦是如此。婚姻存续期间，原告会因为孩子一时的顽皮哭闹就扔下孩子一个人不管不顾。双方离婚后，原告的脾气性情并未有丝丝改变，原告总是依着自己的喜好、心情办事。如哪一次没有严格按照原告的无理要求协助其行使探望权，原告便出言“要挟”被告及家人，扬言要抢走孩子，让法院抓走被告一家。被告不仅疲于生活养家奔波，还要承受原告冲动、暴躁的情绪干扰，以上这种种给被告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困扰。被告努力的控制情绪，不想因为大人的事影响到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但孩子总还是有感情的，会察觉到母亲的不开心，而加深对原告的抵触心理。因此，被告认为孩子长时间与原告接触只会给孩子性格带来不利影响，被告无法放心让孩子单独与原告相处。四、原告在广州没有固定住所，原告应当采用现实探望的方式较为适宜。离婚前，原、被告一直居住在被告的父母家；离婚后，原告在广州一直没有固定住所，故原告没有固定的住所可以照顾孩子。目前，两个孩子的年龄尚小，该阶段孩子的身体、智力等方面受环境影较大，无生活自理能力，如果原告将孩子接走，可能会因环境经常变化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且存在原告不将孩子送回被告住处且被告无法寻回的重大风险，故原告应当采用双方约定的探望方式最为适宜。另外，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均没有承担过两个孩子的抚养费，而只是一味单方自称想行使探望权利，不考虑女儿的健康成长和抚养的经济需要，偏离了探望权的立法宗旨。因此，被告认为，结合被告飘忽不定的性情以及原告在广州没有固定住所，被告完全无法放心将孩子直接交给原告携带。出于监护人对孩子的保护责任，被告认为原告在行使探望权期间，需提供其出入境信息、在广州的固定住所信息，以及一个能够担保随时在国内能够联系到原告的担保人。综上，被告认为两婚生女经法院调解确认抚养权归被告，故被告有与其共同生活的权利和保护其健康成长的义务。从离婚至今，被告从不曾阻碍原告行使探望权。但被告认为对孩子的探望因需照顾孩子自身的主观意愿，原告指定每周末视频不少于一小时、周末探望不少于一天，时间长度的要求不合理，且就原告个人的性格以及对待被告、被告家人的态度和孩子的教育方式，被告认为在孩子尚未养成正确的三观和可以明辨是非前，不能将孩子频繁、长时间的交由原告，且其探望时必须有被告在旁陪伴，故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年××月××日生育大女儿DALINGLUXIO（骆奚达璘），××××年××月××日生育小女儿DEIRELUXIO（骆奚达婀）。原、被告于2019年8月5日在本院调解离婚【案号：（2019）粤0104民初33308号】，本院于同日出具《民事调解书》，所涉调解协议内容包括：“一、原告骆琦与被告ANDERSHSI（HSI，ANDERSFREDERICKDAVID、中文名奚世源）自愿离婚。二、离婚后，原被告的婚生女儿DALINGLUXIO（中文名骆奚达璘）、女儿DEIRELUXIO（中文名骆奚达婀）由原告骆琦携带抚养，两名女儿的抚养费由原告骆琦负担，直至两名女儿年满十八周岁时止。三、离婚后，被告ANDERSHSI（HSI，ANDERSFREDERICKDAVID、中文名奚世源）可每月探望女儿DALINGLUXIO（中文名骆奚达璘）、女儿DEIRELUXIO（中文名骆奚达婀）四次，具体的时间、地点由原被告自行协商确定。”离婚后，被告携带两名子女生活至今。原告提出离婚后曾多次要求探望女儿，但被被告向原告索要抚养费未果后拒绝，现原告长期在希腊工作生活，且因疫情原因无法到广州探望女儿，故要求确定探望女儿的方式及时间。原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一、（2019）粤0104民初33308号《民事调解书》。二、离婚证明书。三、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四、律师函。五、签收凭证。六、原告微信号页面。七、被告微信号页面。八、（美国）新墨西哥州出生证明。九、出生证明翻译公证文本。十、美国新墨西哥洲出生证明。十一、出生证明翻译公证文本。十二、离婚协议书。十三、调解笔录。十四、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表示，证据一、二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双方约定每周日下午五点可至被告家中进行探望，但原告从未履行亲自探望孩子的法定义务；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阻碍原告行使探望权，被告虽与原告就孩子的抚养费进行过沟通，但从未以不给抚养费即拒绝原告探望。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阻碍原告行使探望权，也无法证明原告有积极行使自身探望权，反而能够证明被告及被告家人一直在积极协助原告探望孩子。证据四、五真实性确认，对内容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从未阻碍原告探望孩子，且对原告提出的视频或语音探望事宜，被告及父母均积极配合。证据六、七三性确认。证据八至十三的三性无异议。证据十四的合法性真实性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原、被告已签订《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具体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另在疫情期间，在被告及被告父母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被告亦多次配合原告以视频形式探望孩子。被告表示与原告已就探视问题在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予以确定，疫情期间被告及其家人也没有拒绝原告进行视频探视，现同意将原约定的四次探视其中一次变为视频探视（视频时间可以定在周日下午2点至5点期间，每次视频时间以小孩自愿为主），其余三次探视以之前约定为准，由原告到被告家中探视。被告为此提交证据如下：1、落款日期为2019年7月31日的《离婚协议书》一份，其中反映双方约定原告可每月探望四次，由原告到被告家中进行探望，若需改变探望时间及探望地点，应与被告协商一致处理。2、被告微信主页截图。3、微信聊天记录。4、被告微信主页截图。5、微信聊天记录。6、老师微信主页截图。7、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8月7日）。证据2至7拟证实离婚后被告积极配合原告行使探视权，但原告仅亲自探视过一次。8、证人陈某（被告家中保姆）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9、证人谭某（被告朋友）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实原告性格暴躁、自私，不适合抚养孩子，从未主动积极照顾孩子，故原告应在被告家中探望孩子为宜。10、被告微信主页截图。11、贾鹏程律师微信主页截图。12、微信聊天记录（2020年6月-7月）。13、邮件往来及复函。证据10至13拟证实被告收到原告的《律师函》后，积极与原告的律师进行沟通，希望双方协商未果。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离婚协议书发生在法院达成调解之前，系由被告提供，双方并未据此办理离婚手续，该离婚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证据2、3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实恰恰是被告对双方达成的抚养费方案反悔，要求原告支付女儿的抚养费未果，便故意阻扰原告对女儿进行探望。原告在多次与被告沟通无果后，曾表示再遭拒绝就寻求法律帮助，被告才让原告进行了唯一一次的现场探望。证据4、5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非原被告之间，而是原告与被告母亲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视频也是被告母亲发送给原告，且该聊天记录有删减，系拼凑而成，无法证明被告曾多次主张原告来家中探视的证明内容。证据6至9的三性不确认。证据10至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确认，被告明知原告无法返回中国完全没有任何沟通、协调的诚意，相反有意刁难原告，枉顾原告因疫情被困希腊的现状，中国使领馆办法探亲签证都困难，原告短时间内回到广州十分困难，但被告坚持要求原告必须在其家中进行探望，故意不让原告通过电话、微信等合理方式探望女儿实属变相故意阻扰原告正常行使探望权。庭审中，被告未能提交原告现已具备到广州探视女儿的条件的相关证据。原、被告确认疫情期间原告曾数次不定期地通过视频方式与两名子女进行沟通交流。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从社会公德、家庭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不抚养子女的一方对子女定期探视，可弥补子女在单亲家庭成长的不足，也可以增强不抚养一方与子女的亲子关系，是协助子女健康成长的良好方式。本案中，原、被告虽然在《民事调解书》中约定原告可每月探视女儿四次，但未对具体的探视时间、方式达成一致意见。而被告主张与原告已通过《离婚协议书》对上述问题予以确定，但鉴于该协议签订时间与现今已相隔一定时间，原告的现状较当时已有所变化，原告据此要求作出调整，合理合法律，故对被告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从原、被告离婚后对女儿探视时间的多次交流及结果，可见双方确对探视问题无法协商一致。因此，原告现要求确定探视两名子女的方式及时间，于法有据。被告另提出原告不适合单独探视女儿而要求限定原告于被告家中探视，考虑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就此进行强制性规定，且纵观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仅有两名证人提供的证言涉及原告的个人行为，但在无其他证据可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上述证言的证明效力较弱。加之现原告仅要求每周日探视一天（连续九小时），时间较短，故在无充分证据证实原告诉求的探视方式将对女儿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原告要求带离被告住处的探视方式及时间，本院予以支持。现全球处于新冠××疫情期间，原告身在国外无法到广州被告住处接送女儿进行探视是客观存在的困难，其提出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探视的目的，同时考虑两名女儿现尚年幼，原告要求长达连续一小时的通话或视频时间确实过长，本院酌情调整为30分钟。望日后双方为两名女儿的健康成长多作考虑，一方面原告在行使探视权时应遵守本案所确定的时间、方式，从而减少被告的顾虑；另一方面被告也应给予相应的配合，双方共同努力才能使子女体会到父母的关怀与爱护，使其健康成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ANDERSHIS可于每周日上午北京时间10时至当日19时探视女儿骆某1与骆某2一次，并由原告ANDERSHIS负责在被告骆琦住处接送。二、如原告ANDERSHSI不在中国境内，则原告ANDERSHIS可于每周日下午北京时间15时与骆某1与骆某2以电话、网络视频、FaceTime视频软件、微信语音通话的方式通话或视频30分钟，所需费用由原告ANDERSHSI承担。被告骆琦应予协助。本案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骆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已收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上诉请求的项目及相关交费规定，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琳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骆家妍庭审记录员刘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