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9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兴邺园林古迹保护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桥中中路159号（西郊协力商贸中心）六层616房。法定代表人：黎丽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荣琛，广东明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耀海，男，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捷韵，男，198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丹，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明英，女，198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坚丰，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国栋，男，1988年6月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丹，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兴邺园林古迹保护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因与被上诉人谭明英、邓国栋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8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兴邺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兴邺公司无须向谭明英支付劳动报酬72000元及财产保全费820元；2.谭明英、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关于谭明英的离职时间的确定，一审中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的陈述以及谭明英自身提交的证据均能相互印证。谭明英提交的社保缴费记录显示兴邺公司在2015年7月最后一次为其缴纳社保费用，作为兴邺公司前股东及主要人员的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亦确认谭明英于2015年7月后便离开了公司，谭明英提交的证据及梁耀海等人的陈述均证明谭明英在其主张的欠薪期间已离开了公司。但一审却认为证明谭明英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应由兴邺公司承担，明显加重了兴邺公司的举证责任且不合乎常理。二、本案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虽不涉及确认劳动关系等事项，但对于劳动关系是否确实存在的事实审查必然影响案件判决结果，主张在诉请时间段存在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应由谭明英承担。谭明英主张的欠薪期间长达12个月，但谭明英在一审中无法提供在该时间段内任何的工作成果或记录，又无公司的社保缴纳记录，关于查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事实本来就是谭明英应负的举证责任且其举证不能，就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再者，从劳动者角度出发去看待该问题，劳动者愿意在被拖欠十多个月工资的情况下仍为公司工作而从不提出任何异议，显然不合乎常理。一审却忽视此点，简单的以兴邺公司曾为谭明英购买过社保就认定双方在谭明英诉请的欠薪期间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兴邺公司欠薪具备了事实与法律基础，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三、本案关键证据《欠薪证明》系不合法且无效的证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有效的认定完全错误。一审庭审中，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已表示该欠薪证明是在被胁迫情形下签署的，并非出自自身真实的意愿。且一审法院忽视了梁耀海等三人在签署该证明时是否具备代表兴邺公司对谭明英出具《欠薪证明》的能力和身份。根据该《欠薪证明》显示的内容，首先从拖欠工资的主体上看，“广州农科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是兴邺公司的前身，但兴邺公司在2016年7月8日已变更为现时的名称，故由农科园林公司拖欠谭明英至2016年12月工资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其次，证明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月，但兴邺公司在2016年7月8日更名时，梁耀海等三人已退出公司管理，不再是兴邺公司主要人员，梁耀海等三人根本无权更无能力代表兴邺公司作出证明，以上已经充分说明该证明是后期杜撰而成，虚构了劳动关系及欠薪的事实，故一审采信该证明是错误的，签署该证明的行为属于梁耀海等三人的个人行为，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兴邺公司在庭审中另补充上诉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退出兴邺公司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8日，自该日起其三人不再具备代表兴邺公司的权利，故其签署的《欠薪证明》不应被法庭所采信并据此定案。2.一审法院并未查明兴邺公司为谭明英最后购买社保的时间为2015年7月，2015年8月起兴邺公司与谭明英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更不存在欠薪。3.假设如谭明英主张的兴邺公司拖欠其2016年3月起一年的工资，谭明英为何从未向兴邺公司提出过异议，相关提出异议的证据能证明欠薪期间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但谭明英在一审中根本无提交相关的异议证据；再者，在欠薪期间，谭明英亦可采取多种法律措施维护自身权益，但其却一直拖到出具欠薪证明之日，明显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一审查明事实不清，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恳请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兴邺公司的上诉请求。梁耀海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谭明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谭明英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谭明英与兴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谭明英并未完成基础的举证责任。兴邺公司与梁耀海出于诚信原则承认谭明英于2014年至2015年7月期间曾在兴邺公司担任预算员的事实，但2015年7月以后，由于项目结束，谭明英即离开兴邺公司，自此未在公司任职，其社保关系也终止于2015年7月。谭明英主张其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仍在公司任职的凭证只有梁耀海在受胁迫情形下代兴邺公司签署的《欠薪证明》，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但该份证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且为无权代理，之后兴邺公司也未对该份欠薪证明予以确认，因此，该证明不能生效，无法证明梁耀海与谭明英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谭明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兴邺公司之所以无法提供谭明英离职证明，系因为所有资料均已被盗，梁耀海已提交报警回执予以证明。在资料失窃的第二天即2017年7月1日，谭明英即纠集大批人员胁迫梁耀海等股东签署《欠薪证明》，不管资料失窃事件与谭明英是否有关，其至少是在利用资料失窃后造成的证据不足的漏洞。因此，关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欠薪证明是否真实有效方面，谭明英陈述的可信度是存疑的，其与赵善明等人称自己在公司工作一年时间，但均无法提供任何基础证据证明，也明显不符合常理。三、退一万步，即便谭明英与兴邺公司在诉争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梁耀海仅为兴邺公司前股东，并非用工主体，不是适格被告，且在《欠薪证明》出具前的2016年7月2日，梁耀海即彻底退出兴邺公司的股东及经营管理，在诉争期间与兴邺公司无任何关联，更不可能代兴邺公司向员工承担付薪责任，该欠薪证明仅是梁耀海等前股东受胁迫情形下代兴邺公司出具的材料，系无权代理，不能作为梁耀海等前股东承责的依据，故梁耀海不应就谭明英的劳动报酬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梁耀海等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及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依法予以纠正。张捷韵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谭明英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谭明英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具体上诉理由与梁耀海的上诉理由一致。谭明英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谭明英作为一般的劳动者，已尽其所能提供证据证明与兴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兴邺公司无法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二、涉案《欠薪证明》是兴邺公司的股东梁耀海、邓国栋和张捷韵在自愿的情况下向谭明英出具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三、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并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谭明英只是兴邺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并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和决策，故谭明英并不能及时得知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已经在2016年7月8日退出兴邺公司。兴邺公司在发生了变更后，并没有要求与谭明英解除劳动关系，导致谭明英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工作，故兴邺公司应当向谭明英支付相应的工资。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在明知自己已无权代表兴邺公司对外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仍向不知情的谭明英出具《欠薪证明》，其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兴邺公司依法应当承担向谭明英支付工资的责任。同时，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的签名行为，应视为对欠薪事实和偿还行为进行了确认，其应当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的诉请。兴邺公司针对梁耀海、张捷韵的上诉辩称：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向谭明英出具欠薪证明时，已不再是兴邺公司的人员，故其不可能也没有任何权利代表兴邺公司向第三人出具任何的证明，而且在本案中，兴邺公司认为谭明英所述的欠薪时间与兴邺公司不再存在劳动关系，谭明英也没有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此点与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的意见一致。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一并发表意见称：同意兴邺公司的上诉意见。且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坚持认为，谭明英虽能证明曾经与兴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在该欠薪证明所体现的欠薪时间段，除了三位前股东受欺骗所签署的欠薪证明外，谭明英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包括相关的劳动合同、考勤记录、请假条、微信聊天记录、通讯记录，明显有悖常理。在相关联的唐家忠案件中，唐家忠承认自己曾经与谭明英、赵善明等多人一起到梁耀海家中要求三位股东签署欠薪证明，该情形与三位股东所主张的系被欺骗、胁迫签署能互相印证，谭明英明显没有完成欠薪证明期间中基本的证明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不利后果。谭明英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连带向谭明英支付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72000元及利息（以72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共计9298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6月20日，共计2853元；以上本金加利息总计84151元）；2.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兴邺公司曾用名为广州农科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该司2019年11月7日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该司于2016年7月8日更名，同日进行股东变更、组织机构变更等。变更前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为兴邺公司股东，梁耀海为该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期间，兴邺公司作为谭明英的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的缴纳单位。谭明英与兴邺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庭审中，谭明英为证实与兴邺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1.欠薪证明；2.社会保险缴纳情况；3.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兴邺公司质证认为：对欠薪证明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签署该欠薪证明时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已经不是公司股东，不能代表公司向谭明英签署证明，只能属于是个人行为，并非公司行为，如果谭明英确实在公司工作，欠薪证明应该加盖公章。对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证明截止到2015年7月谭明英在兴邺公司的前身广州农科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之后没有在兴邺公司工作，而且公司在2016年7月股权变更后，没有再见过谭明英本人。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2016年7月2日已经变更股权，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也已经退出公司，也非兴邺公司的管理人员。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质证认为：对证据1-3真实性予以确认。首先，从欠薪证明整份内容都是三位前股东代表兴邺公司确认谭明英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兴邺公司上班，且被公司拖欠工资的事情，没有表明股东应该承担相关的付薪责任。其次，欠薪证明是在谭明英及其丈夫周某集结了大批人非法纠缠和控制三位前股东签署的，2017年7月1日谭明英等人集结人员到梁耀海家中，并称三位前股东曾投资兴邺公司，拖欠其款项，并要求三位股东代兴邺公司签署其已经拟定好的欠薪证明，为了逼迫三位股东就范，谭明英等人欺骗三位股东称股东的签字只是代表公司行为，目的是证明公司欠款与股东无关，他们将来只会追究公司责任，保证签完之后就不会再找三位股东的麻烦，三股东虽然知道欠薪证明与事实不符，但为了尽快摆脱麻烦同时也确信自己是代表兴邺公司签字，因自己早已不是兴邺公司的股东及管理人员，这种证明肯定是无权代理的，只要兴邺公司不确认的话是不可能生效的，出于权宜之计才同意谭明英等人的要求，签署了该欠薪证明，之后很长时间谭明英等人确实没有再来纠缠三位股东。从常理看，股东为公司承担支付薪水责任的情形并不多，此外三位股东因已退出公司绝对不可能在退出之后，即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继续承担员工的工资支付责任，这明显是违反正常的生活经验的。证据2，真实性确认，可以看出在2015年7月份双方劳动关系已经结束，除了社保记录外谭明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5年7月后仍在为公司提供劳动，包括拿了相同形式证明的赵某明、唐某忠以及谭明英丈夫周某等人均在起诉的时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关基础事实的存在，可见证明材料均是三位股东在受欺骗和胁迫及未与兴邺公司核实情形下签署。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2016年7月2日三位股东已经完全退出兴邺公司的股权及经营管理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性，此后三位股东在一年后2017年7月1日代表兴邺公司签订欠薪证明完全是无权代理，股东为兴邺公司代付2016年7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工资更是违反生活经验。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为证实其系胁迫签订欠薪证明提供了以下证据：1.赵某明的《欠薪证明》，2.唐某忠的《欠薪证明》，3.周某对账单，4.陈某强对账单，5.周某判决书，6.陈某强判决书。谭明英质证认为：对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均与本案无关。证据1-2看出兴邺公司、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确实存在拖欠员工工资，因资金困难而与员工协商确认了欠薪的情况，并非如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所编造的欺骗胁迫之类的情形。证据3-6是周某、陈某强代付货款而产生的纠纷，但因没有找到原始证据因而被驳回请求，并非不存在垫付货款的事实。对于工资发放方式，谭明英陈述其负责工程预算工作，工资标准为6000元/月，通过梁耀海私人账户转账给谭明英的，而且说明注明了支付几月的工资。在兴邺公司没有成立之前谭明英就与梁耀海存在劳动关系，梁耀海后来成立了兴邺公司后谭明英仍然与梁耀海一同工作，由于兴邺公司做不下去了，2017年解除劳动关系，并签署欠薪证明。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认为谭明英说2016年公司做不下去仍坚持做了一年，最后导致公司欠其一年工资很明显不符合事实与常情，谭明英期间拿到欠薪证明后长时间未与三位股东联系，并非谭明英所称的三位股东承诺待拿到工程款后向其付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根据上述规定，谭明英以《欠薪证明》为证据提起诉讼并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因而本案应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审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并无不当。关于谭明英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问题。谭明英于2017年7月1日要求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在案涉《欠薪证明》签名确认，邓国栋、梁耀海、张捷韵亦确认签名的真实性。根据《欠薪证明》的签订时间，对其时效应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时效规定，故谭明英之主张仍在诉讼时效之内。关于谭明英与兴邺公司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兴邺公司主张自2015年7月起与谭明英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兴邺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兴邺公司却为谭明英购买并缴纳社保，上述种种更有可能反映谭明英与兴邺公司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从属关系。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兴邺公司主张与谭明英解除了劳动关系，但作为用人单位的兴邺公司未能提供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工资台帐、工资支付证明等证明其人员情况，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采信劳动者主张谭明英与兴邺公司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欠薪证明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就目前证据而言，无证据表明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在签订欠薪证明之时受到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故应认定为有效。本案中，兴邺公司拖欠谭明英的工资有《欠薪协议》证实，事实清楚。兴邺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拖欠谭明英的劳动报酬是引起本案纠纷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在欠薪人处签名，视为对欠薪和偿还进行了确认，其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谭明英主张劳动报酬的利息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谭明英主张财产保全费820元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1月26日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兴邺公司向谭明英支付劳动报酬72000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兴邺公司向谭明英支付财产保全费820元。三、梁耀海、邓国栋、张捷韵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谭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兴邺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各方诉辩意见，兴邺公司、梁耀海、张捷韵是否应向谭明英支付劳动报酬和财产保全费用，是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关于兴邺公司应否支付案涉款项的问题。谭明英是以《欠薪证明》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故本案应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在此情况下，兴邺公司应否支付《欠薪证明》上的款项，关键在于该《欠薪证明》是否属于兴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有效法律行为。首先，《欠薪证明》上虽有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的签字确认，但没有加盖兴邺公司的印章；其次，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在向谭明英出具《欠薪证明》时，已经不再是兴邺公司的股东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谭明英亦没有证据证明，自发生股权和工商变更至出具证明期间，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有代表兴邺公司履行过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再结合兴邺公司在股权和工商登记变更之前，已经停止为谭明英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向谭明英出具《欠薪证明》是代表兴邺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兴邺公司对此进行了追认，即未能证明该《欠薪证明》是兴邺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应对兴邺公司产生法律效力。因此，谭明英以《欠薪证明》直接起诉要求兴邺公司支付案涉款项，依据不足。兴邺公司上诉认为无需支付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应否支付案涉款项的问题。首先，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确认《欠薪证明》上签名的真实性，其虽主张受胁迫及欺骗所签，但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其次，《欠薪证明》明确记载了欠薪期间、月工资标准和欠薪总额，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选择在“欠薪人”而非“证明人”一栏签名确认，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理应知晓该行为的法律后果。最后，《欠薪证明》上虽将欠款表述为谭明英在广州农科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兴邺公司原名称）工作期间的工资欠款，但根据谭明英主张，该欠款是其在珠海保利香槟国际项目工作的劳动报酬，为此提交有梁耀海向其支付过部分工资的银行流水记录佐证，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并未否认案涉项目与其有关，其虽主张案涉项目在欠款发生之前已经结束，但没有任何举证。故根据本案证据和各方陈述，本院认定该欠款为谭明英在案涉项目工作的未付劳动报酬，且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作为欠薪人对欠薪事实和数额进行了签名确认。因此，谭明英要求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支付案涉款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认为无需支付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8213号民事判决。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向谭明英支付劳动报酬72000元、财产保全费820元。三、驳回谭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0元，由梁耀海、张捷韵、邓国栋负担。二审受理费10元，由梁耀海、张捷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婷审判员 乔 营审判员 刘 敏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方 蕾书记员 杨 昕书记员 李颖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