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2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石春，男，1979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彩虹，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万利，男，1966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勇，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石春因与被上诉人刘万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3民初8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石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彩虹、被上诉人刘万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蔡石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发回重审；2.改判驳回刘万利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万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欠条》性质的理解有失偏颇，导致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错误。1.蔡石春与刘万利曾经存在代售关系，同时也是朋友关系，不排除双方成立其他关系，不能以此推定案涉款项就是货款。2.《欠条》仅确认欠款的数额，未提及是何款项，也未提到货物的情况，更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3.蔡石春在庭审中要求刘万利说明货物的来源及销售的整个过程，但刘万利表示不清楚。如果是真实存在的买卖交易，为何会不清楚？4.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欠条》所记载的“欠7条柜刺猬紫檀”属于本案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与案涉款项94.8万元无关，由此可以排除双方成立买卖关系的可能性。（二）刘万利主张案涉款项为货款，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应提供送货单、过磅单、运输单据等能够证实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但直至一审诉讼终结时止，刘万利仍未能提供，依法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三）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由上可知，《欠条》的性质不能定性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不明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由始至终没有要求刘万利举证，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2.对于刘万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蔡石春提出要查看手机原始载体，刘万利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由于手机微信有语音部分，没有文字转换，缺乏完整性。一审法院未责令刘万利提交该证据的原始载体，没有尽到公平公正的调查义务。（四）本案双方未约定利息，故利息应当从刘万利起诉之日起计算。此外，一审判决的利息过高，蔡石春认为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息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刘万利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驳回蔡石春的上诉请求。刘万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蔡石春向刘万利支付货款628000元，赔偿利息损失[自2017年9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罚息（基准利率5%/年＋上浮2.5%＝7.5%/年）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8%/年）计算]；2.蔡石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万利从事木材进口生意。蔡石春开设江门市新会区众鑫木业有限公司，经营木方加工、销售。刘万利与蔡石春存在木材业务合作关系，但未签订书面合同。2017年9月12日，蔡石春向刘万利出具《欠条》，载明：蔡石春今欠刘万利人民币948000元，承诺10天内付清。同时欠7条柜刺猬紫檀，承诺一个月提出来，价值按市场实际发生的价值还清（备注：7柜船务海运费、清关代理费、滞柜费等与蔡石春无关）。庭审中，讼争双方确认《欠条》所载“欠7条柜刺猬紫檀”属于本案以外的其他法律关系。就《欠条》所载的欠款948000元，刘万利主张为蔡石春向其购买木材的货款，蔡石春抗辩其中包括其代刘万利售卖木材的居间操作费用、木材货款及口头借款50万元。讼争双方就其各自主张的购销、代售、借贷关系，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欠条》出具后，蔡石春向刘万利支付了30万元欠款，并代刘万利支付运费2万元。刘万利主张蔡石春至今尚欠款项628000元（948000元－30万元－2万元），并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佐证，但该打印件无原件供核对。蔡石春抗辩除了还款30万元及代付运费2万元外，所欠款项应扣减双方口头约定的操作费20万元及修箱费11万元，最后所欠木材代售款为318000元（948000元－30万元－2万元－20万元－11万元）。关于口头约定的操作费和修箱费，蔡石春未提交相应证据，其认为可以从刘万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和陈述中侧面印证。以上事实有《欠条》原件、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及庭审笔录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讼争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存在木材业务合作关系，蔡石春通过《欠条》书面确认欠款，可视为对讼争双方木材业务合作关系的结算。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蔡石春抗辩双方存在居间及借贷关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欠款数额。讼争双方均确认蔡石春已还款30万元，并代付运费2万元。蔡石春抗辩双方口头约定了居间操作费20万元及修箱费11万元，理应提交证据予以反驳。蔡石春主张刘万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可以侧面印证其抗辩事实，但又对刘万利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否认，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蔡石春未就居间操作费与修箱费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确认蔡石春欠款数额为628000元（948000元－30万元－2万元）。蔡石春通过《欠条》承诺于2017年9月22日前还清欠款，但至今仍欠628000元，其行为构成违约，故刘万利主张蔡石春归还欠款628000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刘万利主张的利息损失。蔡石春逾期还款将造成刘万利资金占用的损失，故应向刘万利赔偿违约造成的利息损失。刘万利主张按同期人民银行公布的逾期贷款罚息（上浮50%＝7.5%÷5%）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结合本案案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蔡石春应支付的逾期还款利息为：以628000元为本金，自逾期之日（2017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还清止；所计利息以628000元为限。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蔡石春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万利支付欠款628000元；二、蔡石春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万利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计付标准：以628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的标准计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至款项还清止；所计利息以628000元为限）；三、驳回刘万利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蔡石春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刘万利负担25元，蔡石春负担2535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一）一审期间，刘万利就其主张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刘万利目前在非洲，因为疫情无法回国，所以没有原始载体。蔡石春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中2019年12月11日8时02分及9时57分的对话属于语音，其内容应予核实；如该组证据经核实是客观真实的，可证明截止至2020年4月4日双方均同意蔡石春按照31.8万元偿还；该组证据中，蔡石春于2019年11月10日8时30分表示“总数欠你31.8万，结清给你，刘哥你看一下咋样”，刘万利于10点21分回复“好的，你写个计划，按照计划来执行，再相信你一次”，可以看出蔡石春欠刘万利的款项总额就是31.8万元。对此，刘万利表示：微信聊天记录与《欠条》可相互印证；关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语音，因聊天记录文字部分已经充分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蔡石春所欠款项有明确金额，刘万利已经多次催讨，但蔡石春再三搪塞推迟，连续延迟3次，所以语音部分对本案没有实质性影响；对于蔡石春提出欠款为31.8万元，是刘万利愿意作出让步折减其欠款，但有前提条件，即蔡石春必须最迟在2020年4月4日之前偿还才予以折减，否则，刘万利还是要蔡石春按照62.8万元加上利息来偿还。（二）二审庭审中，蔡石春称2017年刘万利将3个货柜、价值44.8万元的木材交其代售，后双方在2017年9月达成了借款50万元的合意，其遂出具了金额为94.8万元的《欠条》。刘万利认为蔡石春的陈述并非事实，实际情况是蔡石春销售了刘万利的货物，但未付款，因此向其出具了《欠条》；至于蔡石春提到的借款50万元，根本不存在，双方没有达成借款合意及借款协议。关于付款情况，蔡石春表示其已支付30万元款项及2万元运费，并代刘万利支付了11万元的修箱费，此外，因代刘万利销售木材，刘万利同意向其支付20万元的中介费。刘万利则表示双方对中介费并未进行过约定，其亦不清楚修箱费是何费用；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中介费。对于为何上诉主张无须向刘万利支付其余款项，蔡石春表示44.8万元是案涉款项，50万元是借款，因为出具欠条后，刘万利并未向其支付50万元，因此其不需要向刘万利返还该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刘万利诉请蔡石春偿还欠款628000元的依据是否充分。就该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万利作为主张权利并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一方，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蔡石春出具的《欠条》加以证明。虽然刘万利未能提供送货单、收货单等交货凭证，但根据双方陈述及《欠条》记载，蔡石春与刘万利存在木材业务关系，蔡石春出具《欠条》可视为对双方业务的结算和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确定，故刘万利依据该证据诉请蔡石春支付欠款符合法律规定。蔡石春主张其是为刘万利代销木材，并称《欠条》所载款项包括木材货款44.8万元及口头借款50万元，均缺乏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欠款数额，因双方确认蔡石春已还款30万元，并为刘万利代付运费2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蔡石春尚欠刘万利628000元并无不当。蔡石春主张刘万利同意向其支付居间操作费20万元，但无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有此约定。此外，蔡石春称其已为刘万利支付修箱费11万元，亦无相关付款凭证证实。故此，蔡石春请求在欠款中扣除上述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蔡石春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欠条》，承诺在10天内付清欠款，但未依约履行义务，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刘万利与蔡石春未就逾期付款违约金作出约定，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十八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的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当。蔡石春上诉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从刘万利起诉之日起计算并对一审法院确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提出异议，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蔡石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80元，均由上诉人蔡石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曹 玲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乐谢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