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京0112民初28968号原告：崔某某，男，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蔺某某（原告崔某某之母），19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XX公司退休员工。被告：北京市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北侧。法定代表人：刘秀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晓磊，男，199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精神病医院医务科主任。本院在审理原告崔某某（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市通州区精神病医院（以下简称被告）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院审判员王新东独任审判，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蔺某某，被告北京市通州区精神病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晓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崔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2020年9月23日对原告所做诊断错误；2、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3、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20年4月25日，原告与母亲就患者的现状怨谁争吵，母亲遂关闭电磁炉，停止做饭，锁闭厨房打算离家出走。因原告闯入厨房，母亲认为患者要放燃气，遂拨打110报警。经警察调解，母亲不再离家出走，原告等候母亲做饭。期间119到场，证实无燃气泄漏。2020年4月26日，母亲出现意识障碍。在母亲入住潞河医院抢救室后，居委会主任和警察将患者带至安定医院。居委会主任谎称患者昨日放了燃气，今日母亲吞药昏迷且已征得母亲同意，以家属身份为患者办理了非自愿住院手续。住院期间，患者无伤人毁物情形，亦未被约束，治疗亦配合。但因否认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被认为无自知力。出院后原告了解到，在潞河医院的建档内填有“确诊医院：安定医院；确诊病种：双相情感障碍”的不实信息，且因无诊断证明，违反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21年版）》中第2．1．3条的规定，属违规建档。为此原告多次向北京及通州卫健委反应要求撤档，后应通州卫健委安排原告于2020年9月23日到被告处会诊。同日被告出具证明，内载“经三名精神科专家会诊……目前诊断为强迫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原告认为：本次会诊原告虽未支付费用，但不影响医疗服务合同的成立。该次会诊结论不符合CCMD-3和ICD-10的定义。首先，被告没有司法精神病鉴定资质，不能做回顾性诊断，只能依据原告的病史病程做目前诊断。CCMD-3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分“双相障碍，目前为轻躁狂、无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轻抑郁、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混合性发作、快速循环发作”；ICD-10则分“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轻躁狂、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轻度或中度抑郁、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混合状态、缓解状态”。该次会诊没有得出原告目前为何种状态的结论。其二，CCMD-3和ICD-10均要求排除器质性病变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被告在本次会诊中未询问原告有无吸毒史，亦未做任何体格检查。第三，双相情感障碍与人格障碍最本质的特征是，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是一阵一阵的，这种情绪与平常性格不同，而且患者在发病时自己往往意识不到。但是原告自幼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言善辩。嗓门大，性子急，闲不住。对于原告来说，心情愉快、联想快、语速快语量多语调高语音大、认为自己很聪明等等，是常年存在的现象。除了原告在初次诊断为强迫症时有两年抑郁，剩余的26年都是这样，这属于性格问题，不是狂躁或轻躁狂发作。被告忽视了原告的病前性格，将原告长期存在的性格理解为阵发性的躁狂是明显不当的。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于2020年9月23日对原告所做的诊断错误。原告同意司法鉴定并愿意预缴鉴定费用，但因原告已在2020年5月封存了安定医院的住院病历，且本次鉴定结果与安定医院收治的合法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案涉会诊医师据被告自述来自回龙观医院，故请法院遴选鉴定人时依法回避可能影响鉴定公正的鉴定人。此外，被告提供的会诊记录共两份。第一份为病历式记录，共两页，内有精神检查记录。第二份记录为问答式记录，共三页，未载明精神检查情况。经原告了解，精神检查记录应当载明对患者的意识状态和接触情况，有无知觉障碍、注意障碍、思维障碍、记忆障碍和情感反应、行为活动等情况进行判断。这种判断由接诊医师根据患者就诊时的实际表现作出，而不是引用患者或家属等意见或描述得出。第一份会诊记录的精神检查只记载了患者和家属陈述，根本没有患者在现场表现的任何描述。第二份会诊记录中有关精神检查情况也只在讨论分析中写了“说话滔滔不绝”，完全无法反映出患者就会诊时的完整精神状态。原告在接受会诊时，围绕成长经历、既往性格、情绪变化规律、异常和就诊经过、用药反应、住院前后状态、住院时的医师观点以及现状等做了详尽的阐述，但被告记录极为有限，且充满歧义。综上，原告对会诊记录的质疑不仅限于没有会诊医师签字。原告认为，被告现阶段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次会诊过程符合诊疗常规，或充分履行了医疗服务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本次会诊得出的复核诊断意见自然不具有任何效力。现有证据无法反映出被告在会诊期间参考了原告的随访记录，随访记录中的“精神状态”由于不是精神科执业医师做出的判断，也不能视为原告在随访日的实际精神状态。基于以上意见和以前提交的文字材料所述，原告坚持诉状所列诉讼请求。被告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针对第一项诉请，我方不认同我方诊断错误，我方系受通州卫建委的委托，请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精神专科的三名医师对原告进行联合会诊。我院所请外院专家和我医院是医联体关系。经过会诊，专家提出了会诊的诊断意见，鉴于外院医生资质并无问题，且我方系接受卫建委的委托，故不论是从医生资质还是从流程上来讲，我方的诊疗行为都是合法合规的。整个会诊流程是在原告家属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的，会诊医师对原告进行精神检查，最终做出强迫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结果。原告对双相情感障碍不认可，认为我方诊断错误，但是鉴于会诊结果以及患者当时精神检查的情况，原告在本案中提出双相情感障碍应当进行分型诊断，双相情感障碍系大的诊断条目，比如六类重性精神疾病里的精神分裂症，其下可以分为偏执型、单纯型以及青春型等，双相情感障碍也是类似这个情况。如果细分的话，只能作为目前患者治疗以及后续指导的依据，专家在做诊断结论时没有进行细分类型，也是符合诊疗规定的，是否细分类型，并不影响诊断结果。结合原告补充起诉意见书，对于有两份会诊记录，是因为一份会诊记录是由我院工作人员以书记的形式，将精神检查内容记录在案并存档，另一份记录是由当时的会诊医师其中一人执笔，对患者精神检查的记录和描述，因精神检查主要针对患者本身，有别于其他医疗科目的诊疗固定模板，故检查时，是在交谈过程中对患者进行既往病史及目前精神症状的判断。再结合原告母亲提供的原告病史，鉴于精神检查，结合病人家属提供的病史情况，会诊医师做出了诊断，我方认为从邀请医师资质、受卫建委的委托，对患者进行联合诊断，整个诊疗常规及最后出具的结果没有任何疑义。针对第二项诉请，我方不同意支付精神损害，因原告与我院没有直接就诊和诊疗关系，我院是受卫建委委托，邀请外院专家，对原告进行联合会诊，以专家会诊形式给患者出具一个诊断意见，而且没有收取原告任何费用。邀请专家的出诊费用均是我院自行承担。故我方不同意支付精神损害。针对第三项诉请，诉讼费及鉴定费我方也不同意承担。原告如果不认可我方会诊诊断，可以申请司法鉴定或者自己去鉴定，我院没有司法鉴定的权力和途径。此外，原告在起诉状中描述的事实理由是患者反复多次要求撤档，对于精神科疾病，有六类重性精神疾病是要求必须报卡、社区精防医生随访治疗，防止肇事肇祸，对患者提供免费服药以及定期随访的精神科监管。原告2012年首次报卡，报卡医院并非我院，当时提供的确诊诊断也并非我院提供，故原告要求我院进行鉴定，诉求不合理。我院现在只是通过联合会诊给原告提供了一个初步会诊意见。答辩完毕。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原告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的建档情况原告于2012年9月24日建立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建档当年类型为“新发现”。档案载明其监护人为母亲蔺某某，资料提供人蔺某某，原告初次发病时间为2008年11月24日，初诊日期及确诊日期均为2008年11月30日，确诊医院为北京安定医院，病人诊断疾病为双相情感障碍，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残疾等级为三级中度。2012年9月24日，原告本人签署《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表示同意参加社区网络管理，包括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随访和康复指导，同意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收集相关信息，授权医院将住院期间诊疗情况、治疗方案及在社区/乡镇康复措施建议等事项，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出院信息单》的书面形式，转至居住地的精防机构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关于建档原因及经过，原告自述：原告于十六七岁时确诊为强迫症，外观上别人会认为其有精神病。由于无法工作，未来生活堪忧，故原告到残联申请残疾证。残联一开始要求原告去被告处定残，原告拿着六院开具的强迫症诊断证明到被告定残，被告说强迫症不符合定残标准，拒绝定残。原告就又去找到残联，残联说为了帮助原告解决困难，就找个其他能定残的疾病，残联问了原告母亲蔺某某关于原告的既往病史，说不然就定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蔺某某说没有意见，只要能定残就行。所以当时就定了原告为躁郁症和强迫症。定残后原告的信息被推送到潞河医院，潞河医院表示如果原告建档，可以领取免费药品，包括安定类精神药品。原告表示既然能领取免费药品，那就建档，因为原告当时主要服用安定类药品。潞河医院让原告去开一个诊断证明以存档。原告先后找到潞河医院、六院、朝阳三院，但潞河医院拒绝开具诊断证明，六院开具的是强迫症诊断，朝阳三院认为原告像双相情感障碍但是不敢确认，没有诊断，给原告开了一个建议上级医院诊断，原告遂从医院离开。建档时残联给原告写双相情感障碍就是为了定残，没有医学诊断证明。二、关于2020年4月25日原告家中报警事件的情况2020年4月25日，“110”接警服务台接到电话报警，电话记录表载明：“报警内容：蔺女士报在xx街x号院x园1-3xx，我家孩子（28岁，男）有精神病，为了和我作对要开煤气，要放火，现在没有过激行为。没有起火情况。请按三级先期处置并视情提高处置等级。已告调度……情况反馈：2020年4月25日22时6分17秒通州分局杨磊：民警到现场，经核实，为在册精神病人，无伤人情况，无开煤气情况，跟母亲因琐事吵架，现情绪稳定，家属称不需送医院就诊。经值班领导杜庆安审核上报。”2020年4月26日，上述报警情况上报录入原告的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事件经过载明：“今日xx社区居委会主任告知精防医生，崔某某昨天夜间将其母打伤，并打开天然气，准备放火，110、119已经处理，120将其母亲送往潞河医院治疗，崔某某在医院陪护。现在患者情绪激动，易激惹，诉其母亲和自己只能活一人。居委会与派出所一起将患者送往安定医院治疗。”三、关于被告对原告进行联合会诊及原告申请撤档的情况2020年9月23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联合会诊。同日，被告出具《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诊断复核意见信息单》，载明：“专家诊断复核意见：1．强迫性障碍2．双相情感障碍”，并有三位医师签名。同日，被告出具《证明》，载明：“经三名精神科专家会诊，北京市精神卫生信息系统在册患者崔某某，身份证号：（此处省略）符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诊断，目前诊断为：强迫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庭审中，关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诊疗历史，被告表示通州区没有单独的区精保所，由被告的一个精防科室兼任，此前被告仅参与过原告的社区防治工作，因社区精防医生与区精保所系指导和被指导关系，精防医生到被告处取药，原告再找精防医生领药。但原告的报卡及诊断均不是在被告处进行，被告也没有参与过对原告的其他诊治。庭审中，对于此次联合会诊的起因及经过，被告称，其于2020年9月上旬接到通州区卫健委通知，要求对原告进行会诊，原因是原告多次向卫健委反映要求撤档。如果要撤档，必须要由三甲精神病医院出具患者目前疾病状态说明，患者将该材料提交给社区精防医生，社区精防医生提交到区精保所，区精保所提交至市精保所，市精保所决定是否撤档，故通州区卫建委委托被告先进行会诊，通过会诊初步判定原告属于哪一类精神疾病，作为辅助判断患者会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诊断，并视情况决定是否建议原告去做鉴定，走撤档流程。因通州区仅有被告一家精神病医院，且被告无诊断的资质和能力，故被告建议做联合会诊，联合会诊邀请了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专家3位，同时还有被告医院的一位医师作为书记在场记录，被告与回龙观医院系医联体关系。会诊结束后，被告将其2020年9月23日作出的《证明》反馈给通州区卫建委。由于联合诊断的结论载明原告属于六类重性精神疾病，即便区卫建委将联合诊断结果提交给了市精保所，也无法撤档。故如果原告坚持撤档，原告可以自己找到三甲精神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由三甲精神医院出具其不属于六类重性精神疾病的说明或诊断，只有原告提交了相应的司法鉴定或三甲医院诊断说明，区精保所才能根据患者情况书写说明，报告给市精保所，撤档申请的批准也是由市精保所决定。对被告的上述陈述，原告表示，其确实多次向卫建委要求撤档，因2020年4月25日报警事件发生后，社区居委会将其强制送到医院，如果不撤档，则以后谁都可以将其送去强制医疗。后卫建委让原告去被告处先做联合诊断，如果不是六类重性精神疾病，则报撤档，如果是六类重性精神疾病，则原告是否认可该联合会诊结论再另议。因此原告才去被告处做了联合诊断，该联合诊断系卫建委安排，被告未收取原告任何费用。本院认为：公民提起民事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崔某某在办理残疾证时诊断的疾病为双相情感障碍，现崔某某不认可其存在双相情感障碍的疾病，提出撤档要求，被告对崔某某进行联合会诊并出具复核意见的行为，是在崔某某提出撤档的情况下，撤档管理部门通州区卫健委根据撤档的相关规定和流程，要求被告对崔某某出具的诊断复核意见书，以作为通州区卫健委处理崔某某撤档要求的参考，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本案中被告出具的复核意见书，是在崔某某提出要求撤档的情况下，通州区卫健委在履行审查撤档的行政职责过程中，要求被告进行联合会诊并出具结论，作为审查和处理崔某某撤档要求是否成立的参考，也即被告出具的涉案复核意见书仅是通州区卫健委审查和处理崔某某撤档请求是否成立的一份过程性文件，本身并不具有可诉性，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提出鉴定申请，请求对“崔某某于2020年9月23日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医学依据是否充分”进行鉴定。如前文所述，本案并非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原告的起诉并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崔某某提起的本案诉讼不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崔某某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新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李亚欣书 记 员 杨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