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65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骏，广东曜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绮玲，广东曜灵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女，197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资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东，广东元道泽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某，男，196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翠萍，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郑某因与被上诉人邓某赠与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8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某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郑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抚养承诺书》中确认的抚养费7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1.刘某与邓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未以任何形式约定财产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的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因此郑某接受邓某赠与的款项均属于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邓某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抚养承诺书》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论是否受胁迫，无论《抚养承诺书》中的70万元是否为郑某的抚养费，都不改变70万元是属于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3.郑某与邓某交往后工作收入低，其生活开支都是由邓某承担。郑某购房、购买保险、开设服装店等都是邓某付款的，其资产不少于70万元，远远大于其自身的工作收入。《转账金额汇总表》中第1-4项共11万元是邓某转给郑某开服装店，第5-10项共80万元是邓某转给郑某开公司的，并非《抚养承诺书》中的抚养费。而且根据郑某一审庭审的自述，其2013-2017年无工作无收入来源，是没有投资能力的。4.邓某支付给郑某的款项均是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属于赠与行为，邓某无权单独处分，该赠与行为未经刘某的同意，事后也未得到刘某的追认，故郑某应将款项全部返还给刘某。二、本案是赠与合同纠纷，并非抚养费纠纷，一审法院认为赠与金额不应包含《抚养承诺书》中确认的抚养费70万元而直接扣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邓某未经刘某的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郑某，侵犯了刘某的权益，而郑某主张接受邓某的款项为抚养费，由于赠与行为与抚养费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抚养费不应在本案中处理。2.邓某与郑某并非本案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将邓某擅自赠与给郑某的款项认定为支付郑某的抚养费，直接扣减，超越本案的审理范围和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且变相将承担郑某抚养费的责任强加在刘某身上，明显不合理。3.一审判决径直将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扣除为郑某的抚养费，违反了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刘某的主张是基于共同财产所有权即物权，而郑某主张的抚养费及其他费用均是债权，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郑某应当先将属于刘某的财产返还给刘某，如果其认为对邓某享有债权的，应另行向邓某主张。三、邓某向郑某赠与的金额共计1292656.2元，郑某应返还给刘某。一审判决中扣除的10万元、9万元、8800元、5万元均属于郑某对邓某现金出借款项的还款，邓某对郑某的借款均是现金出借，刘某主张的涉案赠与金额不包括邓某向郑某出借的款项。郑某与邓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处理。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其价值导向完全错误，无视合法配偶在婚姻中的付出与正当权益，变相倡导了不正当的婚外情风气，损害了合法夫妻的共同财产权益。上诉人郑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郑某无需向刘某返还343856.2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郑某为郑某和邓某的非婚生小孩，邓某对其应承担抚养义务。从邓某签署《抚养承诺书》及庭审时未提出亲子鉴定这一情况可知，其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小孩与婚生小孩享有同等权利，邓某作为郑某的生父应承担抚养义务，郑某一直跟随郑某生活，邓某应支付抚养费。二、刘某提交的《转账金额汇总表》上列明的转账金额，除租金外，郑某均主张有明确的用途，多数用途与郑某提交的《郑某学习生活支出情况表》上列明支出项目的时间、金额及用途基本一一对应，邓某也确认郑某收取的租金是作为郑某的生活费。三、本案的343856.2元，除了1000元是邓某对郑某居住宿舍房门损坏赔偿外，全部认定为邓某向非婚生小孩郑某承担抚养义务而支出的抚养费更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事实上，郑某的抚养费远远不止一审判决要求返还的金额，《郑某学习生活支出情况表》与《郑某部分医疗费用支出表》上所列金额共计411020元仅是郑某能收集到票据或凭证的部分费用，还有相当大的费用因郑某暂时无法提供证据而没有列明。郑某与邓某虽然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郑某出生之前，双方未发生过金钱往来关系，即使是在郑某怀孕不能工作期间，邓某也未向其赠与过财物。在郑某出生后，邓某才开始支付费用抚养小孩。根据郑某提供的有关郑某费用支出的单据，目前有据可查的费用已达411020元，远远超过一审判决认定的赠与的343856.2元。因此，将该部分金额全部认定为抚养费更符合日常经验法则。四、一审法院以郑某收取邓某赠与款项后是否用于郑某的抚养费难以查明为由，认定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属查明事实不清。郑某收取邓某款项后，是否全部用于郑某的抚养费已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且现有证据证明郑某支出的金额远远超过收取的款项。如要另案主张，浪费司法资源。被上诉人邓某答辩称：对一审判决有异议，同意刘某的上诉意见。1.抚养费问题，《抚养承诺书》是邓某在被迫之下签订的，对于所支付的70万元实际上是给郑某用于投资宾馆，并不是郑某的抚养费，在此期间，邓某经常以现金方式支付郑某的抚养费，所以这70万元并不属于支付郑某以后的抚养费。虽然此前有支付过抚养费，但不确定郑某是否为邓某的亲生女儿，对于邓某与郑某的亲子关系和抚养纠纷应另案主张。2.郑某所有的奶粉都是邓某购买的。2020年7月15日，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邓某向郑某赠与1292656.20元的行为无效；2.郑某向刘某返还受赠的1292656.20元及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郑某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刘某与邓某于1988年1月3日登记结婚。自1999年开始，邓某与郑某建立并保持情人关系直至2020年4月30日止，在此期间双方未共同生活。2001年左右，郑某得知邓某已婚后仍与邓某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刘某陈述其一直受蒙蔽，直至2020年4月30日郑某与邓某发生矛盾，郑某及亲属前往其家中，两方发生冲突，其才知道邓某与郑某已多年保持不正当关系，后刘某报警。同日，邓某作为甲方与郑某作为乙方签订了《抚养承诺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14日生育女儿郑某（被抚养人），现就郑某的抚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郑某归乙方抚养，负责其日常生活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监护。二、甲方于2016年、2017年二年间共支付给乙方抚养费70万元，现双方同意将70万元作为郑某一辈子的抚养、学习及其它一切费用……。”庭审中，刘某陈述郑某与邓某在签订《抚养承诺书》时，其在场但并未参与协商。邓某确认《抚养承诺书》的真实性，但主张其系被迫签名，承诺书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无法确定郑某是其生物学上的女儿。郑某则主张签订《抚养承诺书》时，刘某在场且参与了承诺书的协商。广州市天河沙河商贸公司（甲方）与邓某（乙方）先后于2014年9月25日、2019年9月29日、2019年10月30日签订《房屋管理协议》，约定广州市沙河兆联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甲方，将位于广州市广园东路广园综合楼副楼1栋二层半内的自有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并由甲方进行管理……。其后，邓某将上述房屋出租，指定由郑某收取租户广州市三上贸易有限公司（罗月琴账户）支付的租金、押金、水电费共计223988元。2018年4月17日、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30日，邓某与许树晓签订《房屋场地使用合同》，约定在2018年4月18日至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2019年1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期间将广园东路1951号综合楼附楼的一栋两层半房屋租赁给许树晓使用。许树晓通过许树晓、黄文洪的账户向邓某指定的郑某账户转账支付了租金、保证金、水电费等共计160280.40元。郑某曾在邓某经营的广州市天河雾都健身有限公司工作，月收入1800元左右。2017年3月31日，郑某成立了广州市宸宇商务宾馆有限公司。庭审中，郑某自述其在2014年至2016年7月份期间无工作无收入来源；2016年7月后开设了服装店，但收入较低，主要靠代邓某收取的租金作为女儿郑某的生活费；2016年10月后，其接手经营了广州市宸宇商务宾馆有限公司，但经营期间收益不好，自2019年7月至今均处于亏损状态。邓某对郑某的陈述予以确认，并主张郑某没有收入来源，郑某的所有款项均由其赠与。庭审中，邓某确认郑某的学费是由郑某支付，但其也现金支付了郑某的生活费。刘某及邓某主张在邓某与郑某交往期间，邓某以微信、银行转账或授权案外人向郑某交纳租金等方式向郑某转账资金共1292656.20元，上述款项均为赠与，应予返还。对此，刘某提交了转账金额汇总表、第三人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房屋管理协议、房屋租赁合同、证明以及案外人罗月琴、许树晓、黄文洪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为凭（详见《转账金额汇总表》）。郑某对刘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确认收到了邓某支付的1292656.20元，但反驳称第1笔转账支付的30000元用于女儿郑某上户口的人情费；第2、3笔转账的20000元、40000元用于为郑某购买保险；第4笔20000元系郑某幼儿园学费；第5-9笔共计700000元属于《抚养承诺书》中约定的70万元；第10笔转账100000元，其已于2017年3月17日向邓某返还；第11、12笔转账支付3000元、2000元用于郑某的培训费；第13笔转账的1000元系邓某支付踢坏门的赔偿；第14-78笔由案外人罗月琴、聂飞、许树晓、黄文洪向其转账支付的款项以及其向聂飞、邓某转账的款项均为其代邓某收取、结算的租金，且上述款项均用于郑某的日常开支，属于邓某支付的郑某抚养费。刘某及邓某则主张上述1292656.20元均为邓某赠与郑某的款项，其中第5-9笔合共700000元确属《抚养承诺书》中约定的70万元，但该70万元不属于抚养费，而是赠与；邓某在2017年3月14日向郑某转账支付的100000元与第10笔郑某向邓某转账支付的100000元性质不同，邓某向郑某转账的100000元属于赠与，郑某向邓某转账的100000元是郑某向邓某返还的购房、装修借款，现刘某主张的赠与款项中并不包含邓某出借给郑某的购房及房屋装修款。郑某提交了借条三张和其银行交易历史明细，拟证实邓某向其借款共计148800元，其中8800元和50000元是以现金方式出借给邓某，90000元是按照邓某的指示向案外人冯晓华转账，三次借款均由邓某书写借条予以确认。刘某和邓某对此不予确认。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以及各方提供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邓某向郑某支付的款项以及郑某代邓某收取的款项是否构成赠与，赠与金额如何认定；二、该赠与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赠与无效，郑某应返还的数额。关于争议焦点一；郑某获得邓某支付的款项以及代邓某收取的款项并未支付相应的对价，同时基于邓某与郑某之间存在不正当的亲密关系，在郑某未举证证实其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取得邓某支付或邓某委托他人支付款项的情况下，邓某主张其支付属于赠与行为，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及逻辑，予以采信。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各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刘某及邓某主张的赠与金额不应包含《抚养承诺书》中确认的抚养费700000元，且应扣减郑某于2017年3月17日向邓某返还的100000元，郑某按照指示向案外人冯晓华转账支付90000元以及郑某于2017年1月20日、2017年5月31日分别支付给邓某的8800元、50000元。经核算，邓某赠与郑某的金额共计343856.20元（1292656.20元－700000元－100000元－90000元－8800元－50000元）。具体认定理由如下：一、刘某提交的《抚养承诺书》足以证实，邓某确认在2016年、2017年期间向郑某转账的700000元系支付郑某的抚养费。邓某陈述《抚养承诺书》是受胁迫签订，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庭审中，刘某及邓某已确认《转账金额汇总表》上第5–9笔即《抚养承诺书》中约定的700000元，故刘某及邓某主张上述700000元系邓某对郑某的赠与，理据不足，不予采信。二、刘某及邓某主张郑某与邓某之间存在借款关系，郑某于2017年3月17日向邓某转账的100000元属于还款，未提供证据证实，对出借金额、付款时间、方式等亦不能做出明确陈述，不予采信。邓某于2017年3月14日向郑某转账100000元后，郑某即于2017年3月17日返还100000元，故该款应在邓某赠与款项中扣除。三、郑某于2017年12月19日向案外人冯晓华转账支付的90000元与郑某提交的由邓某签名确认的“借据”记载时间、金额均相吻合，郑某主张系按邓某的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并由邓某签名确认，予以采信。该款应认定为郑某已向邓某支付，可在赠与款项中扣除。四、郑某提交的“借据”证实在2017年1月20日、5月31日以现金方式向邓某分别出借8800元和50000元，刘某及邓某确认已收到，其主张系还款未举证证实，不予采信。上述两笔款项共计58800元亦可在邓某赠与的款项中扣减。五、对郑某主张邓某支付的其他款项均属于郑某抚养费的抗辩，因郑某收取邓某赠与款项后是否均用于郑某的抚养难以查明，且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而赠与行为与抚养费问题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故抚养费问题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郑某可另行主张。六、郑某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及订单信息等不足以证实上述物品系郑某为邓某购买，即便属实且物品仍由邓某占有使用，郑某可另案主张，郑某要求在赠与款项中抵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七、郑某抗辩邓某于2020年4月26日向广州市宸宇商务宾馆有限公司支付的1000元系踢坏门的赔偿款，无证据支撑，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有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均对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任一方无法对共有财产划分个人份额，在没有重大理由时也无权于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对共有财产享有一半的处分权，对于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应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本案中，邓某在未与刘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将夫妻巨额共有财产赠与给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郑某，事后亦未取得刘某的追认，既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亦有违公序良俗，其赠与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所赠与的财产343856.20元应当全部返还。因赠与的财产属于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现邓某同意刘某的诉请，视为同意由郑某向刘某返还，予以支持。刘某诉请的利息属于损失，但该损失是因邓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造成，刘某要求郑某返还利息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邓某赠与郑某343856.20元的行为无效；二、郑某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刘某343856.20元；三、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34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刘某负担案件受理费12062元、诉讼财产保全费3670元；郑某负担案件受理费4372元、诉讼财产保全费1330元。本院查明：二审期间，刘某提交如下证据：1.视频，拟证明郑某于2020年4月30日凌晨突然带6人来其家中闹事，胁迫邓某签订《抚养承诺书》，后刘某报警。2.物业租赁合同，拟证明郑某签订租赁合同所需的资金都是邓某给予的，属于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与邓某向郑某的转账记录相符。郑某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邓某拿了郑某存放在宾馆的所有证照原件资料，郑某多次要求邓某返还，邓某不同意并要挟郑某与其保持关系，郑某无奈才上门索要，双方就此发生冲突，刘某遂报警，众人到派出所，在民警的要求下达成调解，最后签订了《抚养承诺书》，协商《抚养承诺书》时邓某、刘某均在场，还有其他案外人，刘某主张其对《抚养承诺书》不知情不符合事实。证据2没有原件，是刘某偷取合同原件后拍照，恰好证明了证据1的质证意见，宾馆投资款是郑某抵押自己房子得来的。郑某提交如下证据：1.抵押合同；2.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拟证明其办理房产抵押贷款80万元；3.账户交易明细查询清单，拟证明郑某将借款80万元通过魏利春转给余清海。刘某质证称：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我方也认可郑某抵押借款80万元，但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邓某与郑某交往期间，邓某以微信、银行转账或委托案外人向郑某交纳租金等方式向郑某转账支付款项共1292656.20元，对该节事实郑某并无异议，但提出了此乃邓某支付抚养费等抗辩理由，对此本院分析认为：一、郑某为郑某和邓某的非婚生小孩，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孩子与婚生孩子拥有平等权利，因此邓某应承担郑某的抚养义务。二、2020年4月30日郑某与邓某一家发生冲突，经报警处理后，邓某作为甲方与郑某作为乙方签订了《抚养承诺书》，载明：“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14日生育女儿郑某（被抚养人），现就郑某的抚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二、甲方于2016年、2017年二年间共支付给乙方抚养费70万元，现双方同意将70万元作为郑某一辈子的抚养、学习及其它一切费用……。”该协议书是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后自愿签署，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是合法有效的。可见，邓某所支付给郑某的1292656.20元中，70万元是郑某的抚养费。三、邓某所支付给郑某的1292656.20元中，除了上述70万元属于郑某的抚养费外，另有以下四笔款项郑某无需返还：1.郑某于2017年3月17日向邓某返还的100000元；2.郑某按照邓某的指示向冯晓华转账支付的90000元；3.郑某于2017年1月20日支付给邓某的8800元；4.郑某于2017年5月31日支付给邓某的50000元。对此，一审判决已作详尽分析，合理有据，本院予以认可。总计，邓某共赠与郑某343856.20元。四、邓某作为有妇之夫，在与刘某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郑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生育女儿郑某），擅自将巨额财产赠与给郑某，既违反法律规定，亦违背伦理道德，违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该赠与法律关系是无效的，郑某应将受赠财产343856.20元全部返还给刘某。刘某上诉提出，邓某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抚养承诺书》的，且无论是否受胁迫，无论《抚养承诺书》中的70万元是否为郑某的抚养费，都不改变70万元属于刘某与邓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对此本院认为：1.邓某认为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签订《抚养承诺书》，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2.《抚养承诺书》中所约定的70万元，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确属邓某与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根据前述分析，该70万元为邓某理应承担的抚养费用。如刘某认为邓某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非婚生女的抚养费用已侵犯其作为配偶的合法权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郑某上诉提出，本案一审判决的343856.2元，除了1000元是邓某对郑某居住宿舍房门损坏的赔偿外，其余均应认定为邓某向郑某支出的抚养费，事实上郑某的抚养费不止343856.2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抚养承诺书》的约定“甲方于2016年、2017年二年间共支付给乙方抚养费70万元，现双方同意将70万元作为郑某一辈子的抚养、学习及其它一切费用”，可见双方已约定70万元抚养费涵盖了郑某“一辈子”的学习、抚养及其他费用，现郑某上诉认为郑某还需支出其他抚养费用，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刘某、郑某的其他上诉意见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采纳。双方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缺乏足够的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某、郑某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32868元，由刘某负担16434元，郑某负担1643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审判员  彭国强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蔡晓静张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