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6民初1988号原告：申雅敬，女，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街道退休，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田春圃，男，194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中诚亿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退休。第三人：北京中诚亿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丰科路6号院2号楼1101室。法定代表人：蒋敏。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少荃，男，公司总经理。原告申雅敬与被告田春圃、第三人北京中诚亿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申雅敬、被告田春圃、第三人中诚亿公司通过网络在线方式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申雅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田春圃向原告返还投资款15万元；2.判令被告田春圃向原告赔偿自2003年3月28日至今的股权收益款28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田春圃承担。事实和理由：2003年3月18日，被告田春圃任中诚亿公司法人期间，向原告申雅敬收取了集资款15万元整，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并书写：今收到申雅敬交来集资款（根据双方2003年3月18日合同）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150000.00元）。2003年3月28日，原告与被告就资金合作事宜又签订了以被告注册的公司为甲方，以原告为乙方的《协议书》并约定：1.乙方选取下列方式之“A”获取收益：该资金（15万元）成为田春圃捌拾万元整股中之一部分，即拾伍万元，享受该壹拾伍万元部分的股权收益（同时承担股东应承担的风险）；2.乙方有权要求随时收回该笔资金。协议签订至今，原告却未收到任何股权的收益。原告因此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收益时，被告却只承认签订过15万元的股权转让的协议，对股权分红问题只字不提，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被告田春圃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案由为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不认可。协议书可以看出本案是借款，并非股权转让。一、原告请求返还投资款15万元及协议书之事的诉讼请求已经解决。2009年，应押房业务需要，原告从被告处拿了50万元。后被告和原告说50万元不用归还，和2003年的协议相抵销。原告也已经同意，并将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归还给被告，说明事情已经解决。原告于2012年从公司辞职时，也并没有提出投资款的事情。2013年1月29日，原告向被告借款30万元并愿意支付1%利息，原告未于该时要求归还15万元及股权收益。故原告诉求已在2009年解决。二、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之事。协议书载明为“资金合作”，“向乙方借款”，“借款期限：长期，但乙方有权要求随时收回该笔资金”，收条载明“集资款”，原告诉状也载明“返还投资款15万元”“向原告申雅敬收取了集资款15万元整”，故借款的本意是资金合作，押房挣钱，原告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不能成立。三、公司从来没有按股权分配的规定，也没有一次按股权分配的做法。1.在公司成立十二年期间（2001-2012），被告实际上持有百分之百的股权，即有完全控制权和管理权。根本没有仅凭股权就获取收益的想法，并且认为简单的以股权获取收益有剥削思想的嫌疑。2.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评估和服务，资金对此没有作用，注册资金仅是成立公司的必要条件。3.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管理，承揽业务，做好业务，分配应当以此为主，尤其是承揽业务是重中之重。公司的分配没有给股权留下利润空间。当然这一点是错误的，也是被告在2012年卖掉公司80%股权的原因。公司的分配包括中介费、提成、劳务费、房租、税费。故，公司没有按股权分配的规定，也没有利润供股东分配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股权收益280万元没有依据。被告个人挣的钱，是和员工一样，承揽业务提成。被告个人承揽的业务，最多时可达公司年总收入的90%，少时每年也有约300万。原告所提供的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两个文件，是因为付给中介费而发生的，全部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三百六十六万（3661089.92元），我个人独自承担。可谓炒豆大家吃，砸锅一人赔，当然是被告的错误，不能推卸。故，公司的分配没有按股分配的规定，也没有钱给股东分红。被告个人挣得钱主要是个人业务提成，不是分红挣的钱。公司成立初期，被告个人业务收入占公司90%以上，后来，随着公司业务人员越来越多，被告的收入才有所下降。2009年以后，公司就有些亏损，在2012年时，被告要求公司改业。后公司没有人支持被告，所以被告与现在公司的负责人苗少荃签订协议。被告儿子与苗少荃协商了改革方案，当时向公司人员都说明了，同意改革的留任，不同意的辞职，当时不仅原告一个人辞职，还有常伟也辞职。四、原告借款15万元的收益包括：1.每次押房业务的收益，原告都多分；2.独用一间办公用房，其他员工均在公共办公区；3.单独配备公车一辆；4.原告进入公司后，业务从原来的单一的押房逐渐扩大到房地产评估、拆迁评估、房地产代办服务；5.对于原告的个人要求，公司都给与了特殊的照顾和满足。以上原告在公司的特殊待遇，可以视为原告享受的15万元的收益。2002年原告入职公司，原告做了多笔押房业务，被告、原告、公司都出钱做业务，原告也出一些，她15万元已分过钱。拿钱、做业务、分钱，都无协议，都是良心账，协议书、收条的原件已经还给被告的事实说明事情已经解决。五、原告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大约在2010年，原告接受被告意见，双方已解决了此事，原告并将其保存的“协议书”和“收条”的原件给了被告。自那时至本次诉讼前，从未就此事提出任何要求。根据民法典已经超过3年诉讼时效。综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中诚亿公司述称：一、原告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所诉事项，从未向该公司正式提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除2020年9月外向该公司提起过所诉事项；仅在2020年9月通过短信向中诚亿公司总经理苗少荃初次提及所诉事项，苗少荃已经口头告知，该事项中诚亿公司从不知情，应属于本案被告田春圃个人债务。二、本案被告田春圃应当对原告所诉事项负全责。被告田春圃与中诚亿公司实际控制人苗少荃于2012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六条明确约定：“转让人个人对外借款，以及转让人以公司名义对外借款，转让人凭借条与债权人自行协商解决”。第七条“2012年7月28日以前的债务（欠款），转让人负责”。因此田春圃个人应当对原告所诉事项负全责。且从股权转让至今，田春圃与原告从未向公司提出所诉事项，因此中诚亿公司对原告所诉事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原告的证据真实性中诚亿公司不予认可。原告证据中所列公章真实性中诚亿公司不予认可。中诚亿公司原办公室工作人员耿楠于2012年转岗，离岗前办理工作交接时，就公司所用公章专门制作移交清单（一），公章接收人为田春圃。其中的1号章为2001年7月至2008年6月期间使用。经过核对，原告证据所用公章与移交清单（一）的公章不符（“诚”字明显不同）。且原告未提供原件，仅为复印件，因此对原告所列证据真实性中诚亿公司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与质证，对各方真实性无异议的如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交的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决定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田春圃为田若谷的事所发的短信、脱钩方案的批复、工资收入证明；田春圃提交的收条（原件）、协议书2份（原件）；中诚亿公司提交的申雅敬与该公司工作人员的短信记录。对各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申雅敬提交收条（复印件）、协议书（复印件），田春圃对其真实性均认可，中诚亿公司对收条、协议书所加盖的公章不予认可。田春圃提交收条（原件）、协议书（原件），申雅敬对其真实性认可但对其上注明“作废”不知情，中诚亿公司表示不知情。对该两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形成于田春圃时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系其与申雅敬之间形成，现申雅敬与田春圃对彼此文件真实性认可，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2.申雅敬提交短信截屏、2020年4月22日短信、2020年4月21日短信，田春圃对其真实性认可，中诚亿公司表示不知情。鉴于该短信系田春圃与申雅敬之间的短信往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综合认定。3.申雅敬提交手写字据、2008年原告业务明细，田春圃对其真实性认可，中诚亿公司表示不知情。鉴于该文件系田春圃时任法定代表人期间形成，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综合认定。4.中诚亿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移交清单，田春圃认可，申雅敬表示不知情。鉴于该两文件系田春圃与中诚亿公司之间形成的文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综合认定。5.田春圃提交借据、交通银行转账凭证、明细单，申雅敬对其真实性认可，中诚亿公司表示不认可。鉴于该证据形成于田春圃与申雅敬之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力综合认定。根据以上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中诚亿公司系2001年7月24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田春圃系法定代表人、持股80%股东。申雅敬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2012年8月15日中诚亿公司向申雅敬出具《用人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终止劳动关系。2003年3月，中诚亿公司（甲方）与申雅敬（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经协商，双方就资金合作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因缺乏资金，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二、乙方的借款以冲抵对外投资款（冲抵原甲方与震地亚公司合作而支付给震地亚公司贰拾伍万元其中的壹拾伍万元）的形式进入甲方账户。三、乙方选取下列方式之‘A’获取收益：A.该资金成为田春圃捌拾万元整股金其中之一部分，即壹拾伍万元，享受该壹拾伍万元部分的股权收益（同时承担股东应承担的风险）。四、借款期限：长期，但乙方有权要求随时收回该笔资金。五、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签字盖章后生效。六、本协议于2003年3月28日在东城区东棉花胡同28号签定。”落款处，甲方加盖中诚亿公司公章、田春圃签字，申雅敬在乙方处签字。2003年3月18日，田春圃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申雅敬交来集资款（根据双方2003年3月18日合同）人民币零佰壹拾伍万元整（￥150000元）此据。”落款处，收款单位处加盖中诚亿公司公章、收款人处由田春圃签字。审理中，双方认可协议书虽载明“2003年3月28日签订”但收条载明的“根据3月18日合同”确指该协议；田春圃认可其个人账户收到申雅敬15万元。2010年3月26日、2010年4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中诚亿公司出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该公司少计2007年度、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并作出处罚。2020年4月21日，申雅敬向田春圃发短信：“……你当年给我的10%公司股份，没想给钱，只是想鼓励我多干活儿？”田春圃回复申雅敬：“鼓励干活没错……”申雅敬说：“之前跟你提股份的时候，老说没想好，没算账呢。……尽快算好了，解决了”。2020年4月22日，田春圃回复申雅敬：“3.关于我在公司的剩下的股权，你若要，依然可以送给你，但需苗同意。4.我记得，咱俩签的涉及股权的协议是15万，且归你支配并可随时撤走。”此外，2020年9月17日，申雅敬与中诚亿公司苗少荃短信沟通面谈时间。另查一，2003年5月20日田春圃向申雅敬出具借条载明借款10万元。2013年1月29日，申雅敬向田春圃出具借据借款30万元。审理中，申雅敬书写《补充说明》一份载明：根据《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非注册房地产评估师不得作为评估机构股东，其所付集资款15万元及借款10万元合计25万元是购买的田春圃在中诚亿公司80万中的25万。经法庭询问，申雅敬表示协议书名为借款实为股权代持关系，退款及股权收益均要求田春圃支付；田春圃表示其当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认为公司偿还与其偿还都是一样的，但其强调的是该15万元款项及收益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了。此外，关于协议书及收条原件为何在田春圃处，申雅敬在《补充说明》中写明：2011年田春圃儿子（田西岳）回国。那时申雅敬在公司任副总经理，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近十年。所以田春圃担心申雅敬是他儿子的绊脚石，就以让他儿子认可其股东身份存在为名，给他儿子看二人的集资协议原件。过了几天申雅敬问田春圃要（2011年12月初），他说撕了，满脸不屑。次年（2012年8月份）田西岳通知申雅敬下岗，随即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另查二，2012年7月23日，田春圃（转让人）与苗少荃（受让人）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中诚亿公司80%股权转让给苗少荃。本院认为：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本案中，申雅敬与中诚亿公司、田春圃签订的协议书、收条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的法律关系及责任主体、责任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从书面协议及收条载明内容看，申雅敬资金合作的相对方为中诚亿公司，但是，从田春圃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的特定身份、其认可以个人账户实际收款、其认为个人偿还与公司偿还并无区别、公司业务方式为工作人员集资开展业务、其主张已经与对方抵销从而使得债务消灭等事实及意见看，协议书约定的资金合作方式实际是申雅敬将资金交给田春圃用于公司业务需要，申雅敬作为实际出资人，田春圃向其承诺支付出资收益的协议。故，案涉合同关系符合股权代持协议的特征，申雅敬为实际出资人，田春圃为名义出资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实际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就出资的返还及收益应否支付发生的纠纷。证据显示，2020年4月，田春圃短信表示双方约定的15万元股权归对方支配并可随时撤走，可见申雅敬至此仍是15万元实际出资人。虽然申雅敬的协议书及收条原件在田春圃处，但审理中，经法院明确释明，田春圃未就双方明确达成抵销的一致意见举证，而申雅敬明确表示该两文件系被田春圃以其他名义取回。在有短信证据的前提下，田春圃不能就所主张的抵销充分举证，本院对田春圃关于诉争问题已经解决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股权收益。根据前述法律规定，确认投资权益归属的前提是该权益确实存在，现申雅敬的税务处罚决定等证据不足以证明投资权益的实际存在及其确切金额，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根据现有证据，2020年4月申雅敬与田春圃短信沟通时，双方谈及资金收回等事宜，田春圃表示同意申雅敬撤回资金，但其他问题协商未果，申雅敬起诉，故申雅敬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申雅敬要求田春圃返还款项15万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要求赔偿收益28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田春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申雅敬返还款项150000元；二、驳回原告申雅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200元，由被告田春圃负担77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原告申雅敬负担14427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佳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刘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