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13民初7771号原告：上海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赵红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友生，上海星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阴兴澄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法定代表人：金菊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晨亮，江苏振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隆公司)与被告江阴兴澄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红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友生及被告兴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郁晨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82,374.72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04,551.18元。审理中，原告明确诉请2的计算方式为以1,582,374.72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事实和理由：原、被告自2005年开始发生买卖业务，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出售钢锭、锻件、钢板和圆钢等材料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质量保证书。截止2016年6月23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分期还款协议书》，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111,540.41元，并承诺从2016年7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欠款不少于5万元，如有新供货业务，需带款提货，不再欠款。2016年12月1日和2017年4月28日被告分别支付原告欠款20万元。2017年6月1日和6月7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619,056.78元；原告于同年7月5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7月10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19,056.78元；被告于7月5日和7月7日支付货款合计619,056.78元。9月26日被告归还欠款10万元。2018年1月5日和1月9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426,168元；原告于同年3月23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3月23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26,153元；被告于3月23日支付货款40万元。6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165,676元；原告于7月3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6月29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5,676元；被告于6月2日、7月3日和7月4日支付货款19万元。7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55,776元；原告于7月20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7月19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5,776元；被告于7月20日支付货款30,000元。7月18日和7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42,070元；原告于8月11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8月10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7,160元；被告于8月16日支付货款62,799.55元。8月1日和8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53,356元；原告于9月13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9月12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2,070元；被告于9月14日支付货款50,000元。11月7日和11月28日，原、被告签订了三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合计为307,749元；原告于12月11日和12月20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12月10日和12月19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07,736元；被告于12月12日和12月25日支付货款34万元，原告退还给被告16,150元。2019年3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管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299,022.86元；原告于同年4月26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4月25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99,022.86元；被告于3月14日和4月26日支付货款合计55万元，原告退还给被告25万元。剩余货款，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一直拖延未付。2019年8月20日，在《企业往来询证函》中被告确认欠原告货款1,582,374.72元。11月26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钢板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13,668元；当日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3,668元，原告于12月2日按约送货到位，并于12月13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3,668元。原告催讨剩余货款无着故诉至本院。被告兴澄公司辩称，被告无法确认是否结欠原告货款。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孙登峰，2020年6月3日，被告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随后被告的员工也大面积离职，且入职了孙登峰经营的同类型的钢管企业江苏冠邦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邦公司)，包括被告的财务以及业务人员。原、被告之间合作也是在孙登峰期间进行，被告目前只剩余后勤人员及新入职的人员，且被告的账册、合同以及生产经营资料均在孙登峰的控制下，被告多次要求交接也均不顺利。并且，孙登峰离职之前已经设立了同类型的企业冠邦公司，且冠邦公司设立在被告经营的同一地点、进行同类业务，被告所有离职的员工也是进入了冠邦公司，故被告不清楚原告与冠邦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一部分的交叉与混同、原告与冠邦公司是否存在相关的业务往来、原告的诉请中是否存在冠邦公司的相关款项。故被告无法对原、被告往来的具体金额进行确认。此外，被告认为即使产生逾期利息损失，计算时间也应当自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已采信的证据以及原、被告上述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具有长期钢材买卖业务往来。2016年6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分期还款协议书》，确认截止当日被告欠原告货款2,111,540.41元，并约定被告自2016年7月开始每月向原告还款5万元，在42个月内还清，如有新供货业务需带款提货，不再欠款。该分期还款协议书原告方经办人为赵红生，被告方经办人为谢峰。审理中，原告陈述该数据为笔误，实际应当为2,115,430.41元。随后，被告陆续向原告付款，双方也另行发生了多次买卖业务，由原告向被告供货并开票，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货款。期间，2017年11月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询证函，表示截止当年10月31日被告尚欠原告1,615,430.41元，被告回复表示有1,000元金额不符，应为1,614,430.41元；2018年12月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询证函，表示截止当年11月30日，被告尚欠原告1,599,465.86元，被告回复表示确认；2019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询证函，表示截止当年8月20日，被告尚欠原告1,582,374.72元，被告回复表示确认。2019年11月1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询证函，表示截止2015年12月31日欠款2,327,527.51元、截止2019年10月31日欠款1,582,374.72元。该询证函之后，双方仅发生一笔买卖业务，货款金额为13,668元，被告已付清该笔货款，原告已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发票。另查明：一、被告于2001年1月10日设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1月2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戚建民变更为孙登峰，2020年6月3日又变更为金菊英；谢峰始终为该公司投资人之一。二、冠邦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成立，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3月25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薛建珠变更为孙登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并经对账确认了欠款金额及付款期限，则双方均应当按约履行。原告主张分期还款协议书的实际欠款金额为2,115,430.41元而非2,111,540.41元，证据中的金额有无，经审查之后双方确认的各份企业往来询证函、应付账款询证函及之后的开票、付款情况，本院确认原告所述属实。分期还款协议签订后，被告并未按约还款，其行为属于违约。双方的交易持续进行，经多份企业往来询证函及应付账款询证函结算，被告确认尚欠原告货款1,582,374.72元，且按照分期还款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在42个月内付清欠款即在2019年12月底前付清欠款，现其未按约履行，故原告除可以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582,374.72元外还可以主张自2020年1月1日起的逾期利息。原告变更诉请系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无法无悖，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请本院均予支持。被告辩称因其公司人员变更、原法定代表人孙登峰经营的冠邦公司经营着同类业务故对原、被告真实交易内容及原告的诉请金额难以确认，但被告未举证证明被告人员变更对双方业务的影响、未推翻被告确认或者出具的函件，也未证明被告确认的欠款中包括了冠邦公司对原告的欠款，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不予采信。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阴兴澄钢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货款1,582,374.72元；二、被告江阴兴澄钢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大隆合金钢有限公司以1,582,374.72元为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9,894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谭映红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陈 蓉书 记 员 陈 蓉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