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08民初8824号原告：孙某1，女，德国籍，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律师。被告：张某，女，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孙某2（兼张某监护人），男，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晓岳，北京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某1与被告张某、孙某2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杨，被告孙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晓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某、孙某2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号楼×单元×层×1、×2号房屋过户到我名下；2、判令孙某2立即搬出上述房屋；3、诉讼费由张某、孙某2负担。事实与理由：张某与孙某3系夫妻，我与孙某2系二人的子女。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是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孙某3系原该房屋的承租人。1992年，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对涉案房屋进行成本价售房，因我在国外无法回国办理有关购房手续，便将购房款交给父亲孙某3，借用其名义代我购房，先登记在孙某3名下，日后再将房屋过户给我，本质上为借孙某3名代我买房。购房时孙某3、张某、孙某2及其前妻潘某都了解此事并认可。2010年5月28日，孙某3去世，2012年9月10日、16日及10月25日，孙某2及其前妻分别亲手写了书面材料确认了我通过孙某3借名买房的事实。直至起诉之日，涉案房屋仍登记在孙某3名下。我认为，事实和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我确系涉案房屋物权的真实权利人，但孙某2一直不配合我进行更名。孙某2在母亲2016年生病后武力阻止我回家，甚至用欺骗、威胁的方式企图让我放弃对房屋的权利。孙某2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我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张某、孙某2辩称，不同意孙某1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北京市国信公证处(2010)京国信内民字第02982号公证书足以证明涉案房产属于孙某3与张某的共有财产，而不属于孙某1的个人财产。孙某1仅以孙某2等相关人员出具的说明为由证明房产归其所有，不能推翻公证书所认定的涉案房产归孙某3与张某共有的公证事实和法律确信力；且本案属于亲情纠纷，孙某2与孙某1之间之前存在千丝万缕的亲情关系，该等说明在他们亲属之间在何种情形下出具和形成，不免让人揣摩，从实际情况看，孙某1早己是外国人，常年不在国内，是孙某3、张某、孙某2一直居住和使用房屋，孙某1长时间未在房内居住和生活，孙某1也一直未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在孙某3过世、张某年事己高神志不清时，孙某1以几张说明为由就要将登记在孙某3名下的属于孙某3和张某的共有房屋据为己有，不但不符合民法典关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孝道”、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的传统美德，其做法令人寒心。孙某1常年在国外，没有对已过世的被继承人孙某3尽赡养义务，也没有对健在的张某尽赡养义务，故在分割被继承人名下房产时，张某依法要求多分份额，孙某1不分被继承人孙某3名下房产份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孙某3与张某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孙某2、孙某1子女两人。孙某1于2009年加入德国国籍。孙某3于2010年5月28日死亡。1993年9月3日，孙某3与海淀区房地产管理局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两份，约定孙某3以优惠价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单元×1号和×2号房屋两套，其中×1号房屋优惠后总价款为6430元，×2号房屋优惠后总价款为11459.62元，两套房屋均已支付部分定金，余款于签订契约当日付清。1993年8月28日，孙某3向售房单位交纳购房款、手续费等。1993年9月14日，孙某3取得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1单元4层×1、×2号两套房屋的房产所有证。2001年11月21日，孙某3向北京市海淀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提交《购房前夫妇工龄之和超过65年改办成本价变更产权申请》，并提交了孙某3夫妇二人工龄情况证明，后于2002年2月1日补交改按成本价房款。2010年6月23日，张某、孙某2、孙某1共同向北京市国信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公证处经审查查明：被继承人孙某3遗有与其妻张某共有下列房产：（一）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单元×层×**房产**；（二）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单元×层×**房产**；上述夫妻财产的一半为死者孙某3的遗产，应由张某、孙某2、孙某1共同继承，现张某、孙某2、孙某1均表示要求继承被继承人孙某3的上述遗产，因此，兹证明被继承人孙某3的遗产由张某、孙某2、孙某1共同继承。孙某1对上述公证书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公证内容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是为了防止孙某2擅自出售房屋迫不得已同意的。孙某1主张其与孙某3、张某夫妇达成了口头的借名购房合同关系，孙某1称1992年孙某3询问其是否买房，需要三四万元，孙某1就托人带回国内5000元美元，后在国内换成人民币后交给孙某3，由孙某3办理相关购房手续，孙某3曾表示将购房收据交给孙某1，但孙某1未拿，两套房屋产权证原件也由孙某3代为保管。为证明其主张，孙某1提交以下证据：1、2012年9月10日孙某2书写的材料，内容为：“我听我爸爸说过家里买房子的钱是我妹孙某1从国外给我爸爸的。”2、2012年10月16日孙某2书写的材料，内容为：“买房子钱是孙某1于1992年托人从国外带钱让我父亲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单元×1和×2两个单元的现住房，由于孙某1当时在国外，不能回北京，委托我父亲将上述房屋登记在我父亲名下，但孙某1当时没有明确说明上述房产是赠送给我父母的，特此证明。”3、2012年10月25日孙某2前妻潘某书写的材料及录像光盘，内容为：“1992年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居民楼×单元×1和×2两个房屋的购房款都是孙某1当时委托我公公孙某3购买时托人带回来的5000美金。由于当时孙某1在国外不能回北京，委托我公公暂时将上述房产登记在我公公名下，等孙某1回国时再办理过户手续。”4、落款处有张某签字的证明一份，证明全文为打印字体，主要内容为：“×1号和×2号两套住房都是我女儿孙某1全款委托我和爱人孙某3为孙某1购买并为她办理购房所需一切手续，等孙某1以后回国再办理上述房屋过户手续。由于1992年购房期间我和爱人孙某3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我们决定问问女儿孙某1想不想买，孙某1要买，但当时她在国外工作学习不在北京，我们与孙某1通电话时约定，由孙某1托人带回所需购房款及各种所需费用共5000美金，换取了约43000元人民币，用孙某3的名义为孙某1购买了两套房屋。由于孙某3突然去世，致使房屋没有过户，我认可上述房产归孙某1所有，不是我和孙某3的财产。”孙某2对上述证据1和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材料并非其本人真实意思，是在孙某1胁迫下所写，出具材料期间其借住在孙某1德国家中，因签证及资金问题，孙某1要求其写上述材料否则将其赶出，于是按照孙某1写好的字条抄写了上述材料，并当庭提交了字条，该字条内容与孙某1提交的证据2内容一致。孙某1认可字条系其本人所写，目的是告知孙某2如何书写，但材料内容是孙某2的真实意思。孙某2对孙某1提交的证据3和证据4均不予认可，认为证明并非张某本人所写，无法证明房屋归属。经询问，孙某1称证明系张某在外打印并签好字后交给孙某1的。本院认为，合同是确立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经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孙某1主张其与孙某3、张某存在借名买房口头协议，双方之间合同是否成立，需结合房屋性质、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房屋款项的支付、房屋的使用情况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等情况综合判定。首先，从房屋的来源来看，涉案两套房屋原系孙某3承租的公房，后依据房改政策使用了孙某3、张某的工龄优惠，由孙某3购买，孙某1并不享有房改优惠购房资格。其次，从房屋购买过程来看，签署买卖合同、交纳购房款等购房手续均是孙某3办理。且从房屋购买之日起，房屋由孙某3、张某居住使用，房屋所有权证由孙某3、张某持有。孙某1主张两套房屋购房款均系其所出，虽提交了张某、孙某2、潘某出具的材料，但该证据材料属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出资的证明，且孙某1所述出资款数额与房屋买卖契约约定的房屋总价款明显不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就双方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合意，孙某1仅提交落款处有“张某”签名字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全文为打印字样，孙某1称该证明系张某打印好交付给孙某1，明显与张某的年龄与生活习惯不符，本院对其证据不予采信。综合以上情况，孙某1主张其与孙某3、张某之间成立借名购买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00元，由孙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孙某1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张某、孙某2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夏文慧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丁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