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22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平，男，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管继余，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志兴，男，1954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佳怡，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建平因与被上诉人乔志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4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建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乔志兴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孙建平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取案外人周某1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对外负有债务，案外人周某1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用于清偿公司债务，乔志兴作为股权出让方也负有处理债务的义务，孙建平的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二、乔志兴应当明知股权转让等事实，但自2012年5月起至本案诉讼，其未向孙建平主张过权利，故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三、乔志兴并未实际出资，仅是代持股份，且《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乔志兴的分配比例，且未约定乔志兴可以直接行使分配权。因此，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乔志兴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孙建平收取案外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没有向乔志兴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双方之间就股权转让款的收取、使用并无约定，乔志兴因此受有损失，孙建平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二、乔志兴直到2019年案外人周某1起诉要求解除涉案协议时才知道股权转让的对价和付款情况，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三、在《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分割比例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持股比例确认乔志兴应获得的转让款份额。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审判决。乔志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建平向乔志兴支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2．判令孙建平向乔志兴支付利息损失，以11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A公司设立于2003年9月16日，注册资本580万元。2012年5月9日，周某1（受让方、乙方）与孙建平、吴某、乔志兴（出让方、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孙建平、吴某、乔志兴系A公司实际出资人及公司股东，A公司注册资本580万元，孙建平出资435万元、占比75％，吴某出资116万元、占比20％，乔志兴出资29万元、占比5％，现孙建平、吴某、乔志兴将所持有的A公司100％股权以现金形式转让给周某1；……二、转让价款及支付：2.1各方同意由周某1整体受让A公司100％的股权，整体受让价格为4，300万元，不含今后申办土地的补交出让金，该价格所对应的有效资产为A公司所有的土地及房屋建筑和供水、供电设施、道路围墙绿化行车6台；2.2.1第一笔付款为本协议正式签署生效三日内，由周某1向孙建平、吴某、乔志兴支付1，000万元定金，并且周某1拿出相应资产抵押给孙建平、吴某、乔志兴，将商业用房沪房地浦字2011第XXXXXX号、工业用房沪房地闵字2001第XXXXXX号产权证做抵押，孙建平、吴某、乔志兴出具相关的产权证抵押证收条给周某1，抵押的产权证由协议各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保管；2.2.2本协议正式签署生效后，双方应立即配合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法人变更、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手续，做好相关变更文件的签署工作，在变更文件签署之后，立即向工商管理局进行申报变更，从签约生效日起18个月内（2013年11月9日）之前，周某1应将第二款项2，000万元支付给由双方监管的银行账户；2.2.3工商批准后并经周某1验证无误，确认公司全部股权及证照、文件、印签、财务凭证、债权债务处理依据、金汇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土地出让协议、厂房租赁合同、银行账户、专用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经审查无误，从签约生效起24个月内（即2014年5月9日）之前，把最后第三笔股权转让款1，300万元加上监管账户的2，000万元全部转入转让方指定账号，并由第三方保管抵押的商业房证与企业产权和相关材料应退回周某1。……合同对其他事宜亦作出了详细约定，但对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三名出让股东之间就股权转让款如何交接并未作出具体约定。该协议签订后，孙建平、吴某及乔志兴将A公司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周某1及周某1的父亲周某2名下。双方于2012年5月28日签订了备案协议用于工商备案。后因周某1认为其受让A公司土地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于2018年3月13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2018）沪0115民初20048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解除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孙建平、吴某、乔志兴返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赔偿周某1资金占用损失及违约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30日，孙建平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其作为A公司法人，按照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2年3月21日收到周某1的第一笔定金100万元，于2012年5月10日收到周某1第二笔转让款450万元，于2012年5月30日收到周某1第三笔转让款150万元，于2012年5月30日收到周某1第四笔转让款300万元，以上四笔合计1，000万元其均已收到。2013年3月8日、同年11月8日、2014年1月3日，案外人代孙建平各出具《收款收据》一份，分别载明，孙建平于2013年3月8日、同年11月8日、2014年1月4日收到周某1第二笔转让款300万元、第三笔转让款500万元（300万元及200万元）、第二笔转让款300万元。2017年5月19日，孙建平向周某1发送《催款函》一份，载明：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周某1支付了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尚欠2，100万元；孙建平、吴某、乔志兴多次催讨，2016年4月20日，三人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要求周某1支付股权转让款及滞纳金，周某1未予理睬；现要求周某1于收到本函后十日内积极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该案审理中，双方均确认周某1已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此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认定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认为孙建平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故驳回了孙建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孙建平不服提起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现该案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另查明，甲方（孙建平）与乙方（吴某）签订一份《协议书》，载明2003年9月16日，A公司成立，甲乙双方均为登记股东，现对相关情况明确如下：一、乙方所登记的股权均由甲方实际出资，乙方仅是代替甲方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名义股东，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无处分权等相关权益。公司100％股份实际均归甲方所有。……该协议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一审还查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采纳的2017年12月21日周某1向孙建平、乔志兴、吴某发送的《关于立即提供A公司土地出让协议等手续的律师函》中明确载明了周某1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该律师函通过邮寄方式向乔志兴进行了寄送。一审又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3日立案受理了乔志兴与周某1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案中，乔志兴要求周某1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乔志兴的股东身份及乔志兴应获转让款的比例。乔志兴系《股权转让协议》上载明的股东，也是A公司股权转让前的登记股东。孙建平辩称乔志兴名下的股权系代孙建平持有的意见，其未提供代持协议。孙建平提供的其与吴某的《协议书》，并非A公司设立时所签，而是在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产生纠纷后所签。且孙建平与吴某之间确认孙建平持有100％的股权，并未经过乔志兴确认，该协议内容仅能约束孙建平与吴某。现孙建平无其他证据证明乔志兴名下的股权系代持，法院对孙建平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孙建平陈述乔志兴未履行出资义务，对此，即使孙建平所述属实，其亦可要求瑕疵出资的股东依法履行股东义务，但在未经法定程序对乔志兴股东资格除名的情况下，乔志兴在股权转让前仍具备股东资格。现乔志兴已将其名下的股权交付给受让人周某1，履行了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其理应获得股权转让的对价。孙建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乔志兴的分配比例。对此，在未约定比例的情况下，也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持股比例确认乔志兴所获得的份额。对于孙建平认为其在收取股权转让款后用于清偿A公司的债务。鉴于股权转让款理应属于乔志兴，孙建平未经乔志兴同意将股权转让款另作他用与乔志兴无涉，不能免除孙建平向乔志兴归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此外，孙建平还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1.2条约定了“标的股权、债务及流动资产均由甲方负责在标的交付时剥离”，故周某1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含资产转让）非三个股东可直接分配，应在公司债务清偿后有盈余再召开股东会形成分配方案，否则将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第1.2条的约定系新老股东之间就债权债务的交割作出的约定，并未涉及出让方内部的权利义务负担。而三名股东之间也并未约定股权转让款需在清偿公司债务后经过股东会决议统一分配。因此，孙建平的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亦不予采纳。股权转让前的A公司债权债务，三名股东之间可以另行结算。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其一，本案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但从本案乔志兴与孙建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故本案不是股权转让纠纷。乔志兴在诉状上及庭审中曾表述孙建平系代表乔志兴收取股权转让款。孙建平陈述，乔志兴是没有出资的名义股东，乔志兴始终都清楚股权转让款就是给孙建平的，不存在代收款的事实。鉴于现有证据未反映原、孙建平之间存在代收款的约定，孙建平实际收取了本应属于乔志兴的股权转让款而不予返还，且未举证占有款项系经双方约定，也无法律依据，故孙建平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经法院释明后，双方均对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没有异议。故诉讼时效应从乔志兴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孙建平侵害之日起计算。其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首先，虽然孙建平称《股权转让协议》对付款节点有明确约定，乔志兴理应知晓。但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周某1在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就支付过部分款项，而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将提前付款情况记载在内，无证据证明乔志兴对此知晓。此外，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周某1亦是分期付款，并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形。故周某1并未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节点支付，且合同并未约定周某1将款项付至指定账户。因此，以《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的付款节点来推定乔志兴应当知晓付款情况没有依据。现也无证据证明孙建平在收取款项后将收款的时间和具体金额告知过乔志兴。其次，孙建平陈述双方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签订过一份备案协议，乔志兴在签署时备案协议时理应知晓周某1的付款情况。对此，该备案协议所载内容与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不一致，且备案协议上也未记载周某1的付款情况。故仅凭该备案协议亦无法证明乔志兴对周某1的付款情况已经知晓。再次，关于孙建平在庭后出具情况说明称，2016年4月，其已将周某1付款情况和催讨情况告知了乔志兴及吴某，并经二人同意配合后，委托律师向周某1发送《律师函》。吴某签字确认了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乔志兴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认为，2016年4月的《律师函》采用了律师“受孙建平委托”、“侵害了孙建平的合法权益”、“本律师代表孙建平”等表述，并未反映受到乔志兴委托。即使吴某确认并能到庭证实孙建平的该陈述，也仅是吴某的证言，鉴于吴某亦是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的缔约方，与孙建平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仅是孤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对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无法采信。综上，从现有证据来看，孙建平未能证明乔志兴早已得知其收取周某1股权转让款的具体时间和金额。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案件的证据中，反映了周某1委托律师于2017年12月21日向三名出让股东邮寄过一份《关于立即提供A公司土地出让协议等手续的律师函》，该函中明确提及其已付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因此，即使从该时间点起算，乔志兴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据此，依法判决：孙建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乔志兴返还股权转让款11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7，3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2，350元，由孙建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孙建平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购买土地凭证、工程报价书、部分借款合同和借款协议（均为复印件），旨在证明2012年5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A公司对外负有大量债务，按照《股权转让协议》1.2条约定，A公司债务应由原股东负责；证据二，上海B有限公司贷记凭证、案外人周某1向孙建平开具的支票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现金借款单、收款收据（均为复印件），旨在证明孙建平收到周某1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直接向A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和货款；证据三，部分借款合同、借条、收据，还款清单及银行转账流水等附件（均为复印件），证明孙建平收到案外人周某1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积极偿还A公司的债务，已收到的转让款尚不足以完全清偿公司债务。被上诉人乔志兴质证后认为，对于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交的三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因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材料原件，故本院难以认定该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其次，即使三组证据真实，证据一的土地凭证只能说明A公司设立时购买土地的款项，报价书仅是建筑单位的工程报价并不能直接反映A公司的负债情况；证据二仅能反映孙建平收到案外人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的款项流转情况，无法证明孙建平将款项直接用于偿还A公司的债务；证据三中的银行转账流水无法与该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借条等及证据一的借款协议完全对应，不能证明A公司的真实负债情况。因此，上诉人提交的三组证据均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难以采纳。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建平认为其不应向乔志兴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孙建平、吴某、乔志兴按约转让A公司100％股权，股权受让方周某1向孙建平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2，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作为股权交付的支付对价，在各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为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方共同所有。孙建平主张乔志兴未实际出资，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股权转让前A公司股东工商登记情况及《股权转让协议》所载的股东信息，以及在无证据证明乔志兴已经法定程序被除名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乔志兴仍具有A公司的股东身份，即使乔志兴确有未出资情形，孙建平可依法要求乔志兴履行股东出资义务，而不能成为本案中其拒绝向乔志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现乔志兴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在A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应获得股权转让款。对于乔志兴的股权转让款分配比例，在无各方约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持股比例确认乔志兴应获得的份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孙建平主张其收到的股权转让款后未支付给乔志兴，系因款项用于偿还A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对此，本院认为，孙建平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A公司实际负债情况以及孙建平收到股权转让款后相应地为A公司偿还债务。如孙建平所述情况属实，孙建平可就A公司的债务清偿问题与吴某、乔志兴另行结算。此外，孙建平也未举证证明其占有属于乔志兴的股权转让款有其他合法依据。综合前述，孙建平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孙建平的上诉主张并无依据，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一审判决对此阐述详尽合理，本院不再重复。综上所述，孙建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孙建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福才审 判 员 叶 兰审 判 员 严佳维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鲁彦岐书 记 员 鲁彦岐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