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88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沄莎皮具贸易（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道彭上西街50号401室。法定代表人：李海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平，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卫华，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成芳，男，汉族，住xxx。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灿，广东为峰（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沄莎皮具贸易（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沄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成芳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45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沄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平、邓卫华，被上诉人黄成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沄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成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成芳承担。事实和理由：1.黄成芳一审提供的证据第8页“结算单”、李海军2019年1月6日在白云区分局鹤龙派出所就周某余猝死案制作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李海军与周某勇的微信聊天记录等都显示李海军提及周某勇承包其厂车位的事实，且根据李海军向周某勇的转账记录及周某勇向周某余的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9月23日至2019年1月6日周某余的月均工资约为4741元，周某勇的月均工资约为8325元，若周某勇与沄莎公司不存在承包关系，仅作为沄莎公司的员工领取工资，同为车位岗位的周某勇的月平均工资是姐姐周某余的约两倍与常理不符，由此可以反证，周某勇与沄莎公司就车位存在承包关系。2.从2018年9月30日周某余向周某勇询问九月份工资由谁给付及2018年12月1日周某余让周某勇向李海军要回1000元押金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周某余明晰周某勇与沄莎公司就车位存在承包关系，自己受雇于周某勇并由其计发工资。3.从周某余的微信收款记录可知，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1月11日周某余的工资均由周某勇计发，黄成芳在一审中一再辩称是周某勇代转工资，但客观上自2018年9月30日至2019年1月11日周某余的工资都是由周某勇单独计发，李海军对此毫不知情也并不参与，仅与周某勇结算承包款。4.手写工资统计材料即结算单关键的作用在于确认沄莎公司与周某勇之间的承包事实，白云区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书》依据该结算单内容推断周某勇实际上与沄莎公司存在承包关系，周某勇结算后转账给周某余。周某勇承包的是沄莎公司的车位工作，是一个工序的承包，不需要自己投入场地和设备，不应由此认定不符承包经营的模式。周某余与周某勇虽为姐弟，但作为沄莎公司的员工领受工资应由其本人直接与沄莎公司进行结算核对，且2018年9月份之前周某余的工资均系同李海军独立核算。另，周某余在沄莎公司处上班，从事车位工作，以及黄成芳、陈某女、李海军、李某元在笔录中所述周某余在沄莎公司处工作身体不适，送医治疗等，只是各自对所见所闻的一种直观表达，除了李海军本人，其他人并不知晓内部的承包关系及周某余受雇于周某勇的具体情况。黄成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黄成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周某余与沄莎公司于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案诉讼费由沄莎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沄莎公司于2018年5月1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为李海军，经营范围为箱、包批发及零售，经营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道彭上西街50号401室。黄成芳为周某余的配偶，周某余于2019年1月5日在沄莎公司的注册场所工作时身体不适晕倒，被送往医院救治无效，于当天晚上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黄成芳称其妻子周某余2018年7月2日入职沄莎公司工作，工作岗位是车位，具体为制作皮具部件。沄莎公司则主张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是李海军个人雇请周某余从事车工工作，与沄莎公司无关。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李海军将车线业务发包给周某勇，周某余实际由其弟弟周某勇雇佣，与李海军、沄莎公司无关。为证明其主张，黄成芳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周某余与周某勇聊天记录，显示周某余向周某勇说：我进厂第一个月的时候老板压了我1000块钱，你今晚去算工资的时候叫老板结清那1000块钱给我。2、张老板与李海军聊天记录，显示张老板称：老总今晚你是要搞通宵了，没办法了，刚刚老板又打电话过来吹；李海军：你发个信息给高车；张老板：你是他老板你说好点，我也跟他说一下；李海军：你说效果要好点。之后，张老板发微信催周某勇加班赶进度。3、微信转款账单，显示李海军于2018年8月30日转帐周某余2000元、2018年9月3日转帐周某余2564元，2018年9月9日转帐周某余114元，周某勇于2018年9月30日转帐周某余4665元，于2018年11月3日转帐周某余2700元，于2018年12月1日转帐周某余1000元，于2018年12月2日转帐周某余5000元，于2018年12月3日转帐周某余1000元。4、手写的工资统计材料，显示“承包所有货款如下……”、“周某勇承包计件全部工资为15496元”，周某勇在统计材料上签字。证人证言，周某勇、刘某证明周某余2018年7月3日至2019年1月5日在沄莎公司工作。黄成芳称周某勇、刘某系夫妻关系。经质证，沄莎公司对证据1不予确认，证明自2018年9月1日起周某余受雇于周某勇；对证据2不予确认，张老板与李海军聊天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证明自2018年9月1日周某余受雇于周某勇，由周某勇支付工资；对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明李海军将工作承包给周某勇，与周某勇结算，再由周某勇支付周某余工资；沄莎公司未向法院提供有关证据。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调取白云区分局鹤龙派出所制作有关材料。其中，黄成芳于2019年1月6日14时31分制作询问笔录称，其妻子周某余在白云区××××号“沄莎皮具厂”上班的，2019年1月5日晚上在加班时身体不舒服，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沄莎皮具厂”老板叫李海军。陈某女于2019年1月6日20时19分制作询问笔录称，其是广州市白云区彭上西街50号楼房东，其将4楼出租给李海军做皮具厂使用，该厂昨晚有一名工人工作时身体不适，送医治疗无效死亡。李海军于2019年1月6日制作询问笔录称，其是鹤龙街彭上西街50号4楼“沄莎皮具厂”的老板，周某余在其厂里做车位的，其在2019年1月5日晚上在工作时不适，被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工厂经营三年多了，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周某余是2018年7、8月份来我厂上班，因为我把厂里的车位承包给周某勇，周某余的工资由她弟弟周某勇发的。李某元于2019年1月6日18时23分制作询问笔录称，其是在白云区××××楼“沄莎皮具厂”上班，其工友周某余在工作时身体不适，送医救治无效死亡，周某余好像是2018年7月左右到厂里工作。另查，2019年3月25日，黄成芳向白云区仲裁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周某余于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与沄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2月2日，白云区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人仲案[2019]1346号《仲裁裁决书》，确认周某余与沄莎公司于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黄成芳的其他诉讼请求。黄成芳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诉至本案。沄莎公司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周某余与沄莎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穗云劳人仲案[2019]1346号《仲裁裁决书》已认定双方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沄莎公司在收到该裁决书后未提起诉讼，应视其认可仲裁裁决结果。结合双方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周某余与沄莎公司在上述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予以确认。关于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沄莎公司主张将车线工作发包给周某勇，由周某勇雇请周某余工作，但沄莎公司未能提交充足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交手写工资统计材料更多地说明双方按计件方式支付工资，且案涉场地、生产设备均由沄莎公司提供，周某勇仅提供劳动，不符合周某勇承包业务自主经营的模式特征。因周某勇与周某余为姐弟关系，故由周某勇与沄莎公司一起结算工资再给付周某余存在可能性。结合周某余在沄莎公司经营地点上班，从事与沄莎公司经营业务关联的皮具部件制作工作，以及黄成芳、陈某女、李海军、李某元在派出所制作笔录均称“周某余在李海军经营的工厂工作时身体不适，送医治疗”等证据，可以证明周某余实际为沄莎公司提供劳动，故对黄成芳主张确认周某余与沄莎公司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作出判决：确认周某余与沄莎公司在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沄莎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劳动关系，沄莎公司确认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与周某余存在劳动关系，对于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5日，沄莎公司否认上述期间与周某余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沄莎公司对2018年7月2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与周某余存在劳动关系并无异议。对于此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虽然沄莎公司主张从2018年9月1日起其单位的车位工作整体发包给周某勇完成，由周某勇雇佣周某余劳动，其与周某余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周某余所完成的工作仍是沄莎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生产场地及生产工具均是由沄莎公司提供，且2018年9月1日前后周某余工资数额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再结合沄莎公司老板与客户的聊天记录以及事发后多人在派出所所作的笔录，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此情况下，沄莎公司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当提供反证。而本案沄莎公司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本院认可黄成芳的主张，认定沄莎公司与周某余在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1月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沄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沄莎皮具贸易（广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艳审判员 陈瑞晖审判员 刘庆国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泽如邱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