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0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和鑫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州龙保软性电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励业路15号。法定代表人：陈占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百竹，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玉峰，男，汉族，1983年7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志俊，男，汉族，1980年8月17日出生，住浙江省平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丽雅，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华，男，汉族，1959年11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达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社区南环路黄埔润和工业园A栋厂房1-4层、D栋2-3层。法定代表人：李晓华，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超群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珠峰大道南1号（2号厂房）办公区二楼202。法定代表人：潘志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丽雅，广东嘉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东和鑫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鑫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达公司）、珠海市超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群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5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和鑫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百竹，被上诉人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波，被上诉人潘志俊、超群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丽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和鑫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改判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赔偿和鑫达公司经济损失1423435.29元；3.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承担和鑫达公司主张权利合理开支的6万元律师费；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和鑫达公司认为，本案要点是：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是否在任职期间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和鑫达公司利益，以及损失的具体金额是多少。（一）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和鑫达公司利益非常明显。2016年6月至9月期间，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分别为和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董监高及股东，而法定代表人、董监高及股东应当守法经营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属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在此期间，和鑫达公司虚开35份金额为403748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谓“虚开”就是根本没有真实交易的开票行为，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违法”行为。由于该违法事实发生于2016年6月至9月期间，至今已经经过多轮股东变更，现在的股东也仅能从刚收购公司时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书才知晓该违法事实。至于当时从事该违法行为时，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的真实目的究竟是进行利益输送，套取现金，又或者是其他目的不得而知。若是进行利益输送，已经付款的情况下明显损害公司利益的是4037480元而非1423435.29元，无论是哪种方式损害国家利益的只是税收的减少，因此税务部门仅认定该违法应当追缴1423435.29元，而现在和鑫达公司为避免停产风险也被迫按照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先行缴纳了该款项，和鑫达公司也仅主张的是1423435.29元。董监高违法经营被一审法院理解为仅是疏忽，而董监高遵守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法定责任与义务，工商信息及公司章程已经予以证明，其职责并非来源于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还错误理解为需要支付报酬和聘用合同证明，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若一审法院认定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仅是疏于管理或是其他人责任，那么一审庭审期间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不会连和鑫达公司当时的实际经营管理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若认定为其他人从事该违法行为公司不知情，公司不会不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二）和鑫达公司主张的1423435.29元的损害赔偿明确具体，属于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导致。对于该违法事实造成的公司损失一审法院也不予认定，且仅认定滞纳金484115.1元属于和鑫达公司额外支付的费用，且仅支持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承担50％，是没有任何理由及法律依据的。税务部门是在2019年10月23日才下达的处理决定书，滞纳金也是违法行为发生时至税务部门发现查处期间的，并非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所谓公司延期缴纳扩大的损失，公司在收到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前根本不知道公司存在该违法行为，只有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知悉。（三）本案和鑫达公司为了向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主张公司利益遭受的损失而开支的律师费属于合理开支，且有委托代理合同、付款凭证、发票予以证实，理应得到支持。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共同辩称，（一）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未实际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经营，无损害和鑫达公司利益的故意，不应对损失承担责任。1.上达公司作为和鑫达公司的股东，未滥用股东权利，无管理和鑫达公司财务的权利和义务，对和鑫达公司的损失无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和鑫达公司章程的约定，认定上达公司作为和鑫达公司的股东仅行使公司决策权，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不妥。股东并非公司业务的具体执行者，无管理监督公司财务的义务，不应对公司财务的损失承担责任。2.宋玉峰、李晓华虽然分别作为和鑫达公司的挂名执行董事、监事，但因一直在上达公司任职，未实际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经营，无需承担责任。根据宋玉峰、李晓华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之宋玉峰、李晓华在2015年2月-2017年3日的社保缴费明细可知，宋玉峰、李晓华在和鑫达公司受处罚期间一直在上达公司工作，在上达公司处缴纳社保，仅在和鑫达公司挂名执行董事、监事，未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经营，对虚开增值税发票之事不知情，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另外，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责任均系侵权责任，需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鑫达公司对此应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本案不存在适用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公司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或归因于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不能推定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过错。和鑫达公司强调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却未举证证明。（二）和鑫达公司主张的1423435.29元，其中追缴税款合计939320.19元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属于行政征收，加收滞纳金合计484115.1元的行政行为属于其他行政行为，两者都并非行政处罚，因而不属于和鑫达公司所称的损失范畴。1.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内容和法律依据，可见该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2.经查询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官网中第二稽查局的权力与责任清单，可见该税务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3.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官网上和鑫达公司的行政处罚信息，可知该税务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4．从滞纳金的补偿性质分析，可知加收滞纳金的行政行为并非行政处罚。（三）税务机关对和鑫达公司追缴税款及加收滞纳金的行为，并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其仅为于2019年向税务机关补缴了公司2016年应缴而未缴的税款合计939320.19元，及支付因末按期缴纳税款（即占用税款资金）而被加收的滞纳金合计484115.1元。该行为本身是支付应缴而迟缴的税款及补偿占用税款的费用，并非遭受行政处罚，该行为纯属和鑫达公司行为（包括财务及其他人），与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无关。（四）因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和鑫达公司无权向宋玉峰、李晓华、上达公司主张律师费用。潘志俊辩称，（一）本案中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税务抵扣的主体是和鑫达公司本身，故被税局查处以后所要求补交的税款属于应缴未缴的费用，并不是潘志俊所造成的损失，潘志俊事实上不存在任何主观或者客观过错。在2015年至2016年间，潘志俊虽然作为和鑫达公司名义上的经理，但潘志俊没有参与和鑫达公司的实际经营，如前所述，以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获利的主体是和鑫达公司，潘志俊对于涉案发生的虚开增值税抵扣税款的事宜毫不知情，故在主观上不存在以虚开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以帮助和鑫达公司获利的故意。虽然一审判决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以及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认为董监高应当承担严格勤勉标准，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潘志俊履行经理职务需要必然的条件以及参与实际管理的可能性，即事实上能够实际参与公司管理以及决策。而在本案中，潘志俊虽然被聘为和鑫达公司的经理，但是和鑫达公司有完善的公司制度，有专门的财务负责人，和鑫达公司和潘志俊之间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鑫达公司也没有向潘志俊支付过工资，和鑫达公司也没有为潘志俊提供任何办公条件以及给予参与管理的机会，也没有证据证明和鑫达公司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事宜的决策与潘志俊有关，故客观上潘志俊并没有实际参与。进一步，从法理层面分析，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管多么严格的勤勉该义务都不应该只有义务，而没有相对应的权利。在本案中，所谓不能免除管理失职的前提应是相对于履行经理职务以及能行使经理权利而言的，但潘志俊并没有机会实际履行经理职务，没有享受经理的管理权利，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结合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可知，高级管理人员只有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才应当负有赔偿义务。就本案而言，潘志俊不存在任何主观和客观过错，是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如前所述，虽然潘志俊始终认为潘志俊不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潘志俊选择放弃上诉，愿意服从一审判决，不仅是为了避免累诉，从感情上，潘志俊在2015年前始终担任过和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虽然事情与潘志俊无关，但是潘志俊只希望本案能够尽快解决。（二）和鑫达公司主张律师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该获得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超群公司辩称，（一）和鑫达公司在上诉状中并没有陈述针对超群公司的上诉理由，由此可知，和鑫达公司提出上诉要求超群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正如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超群公司作为股东，根据章程规定，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和鑫达公司章程中对于超群公司如何管理财务工作没有特殊约定，故超群公司对于和鑫达公司的财务工作管理不存在监管义务。和鑫达公司在上诉状中称“现在的股东也仅能从刚收购公司是税务部门的处理决定书才知晓违法事实”的说法实际上同样说明新股东在受让时并没有履行必要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同时，根据和鑫达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指出的事实，和鑫达公司明知道上达公司才是和鑫达公司的控股股东，超群公司只是小股东，且根本没有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相关决策，超群公司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超群公司对于涉案发生的虚开增值税抵扣税款的事宜也并不知情，且在整个一审过程中，和鑫达公司均没有举证证明超群公司滥用股东权利，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超群公司与涉税问题有事实和法律关系，故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基于超群公司不存在任何损害超群公司权益的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且和鑫达公司关于律师费等的主张没有约定或者法律依据，故对于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和保全费也不应该承担责任。和鑫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共同向和鑫达公司赔偿损失1423435.29元；2.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共同向和鑫达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60000元；3.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和鑫达公司作出穗税二稽处〔2019〕15043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显示该局于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10月22日期间对和鑫达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税费缴纳情况进行检查。该局查明违法事实如下：和鑫达公司于2016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收到开票方名称为“珠海圆安顺实业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发票代码均为4400153130，发票号码分别为44791342至44791349，货物名称为“五金配件”；收到开票方名称为“珠海永达恒金属有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7份，发票代码均为4400153130，发票号码分别为44958989至44958997、44958999、13886612至1388619、44738347至44738355，货物名称为“补强钢片”等；发票金额共计3450837.6元，税额共计586642.4元，价税合计4037480元；经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上述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鑫达公司凭据上述发票分别于2016年7月、2016年8月及2016年9月税款所属期申报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135854.72元、305372,34元及145415,34元，至该局检查之日止未作进项转出处理，造成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上述发票金额和鑫达公司已结转2016年主营业务成本，并在2016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中作税前扣除3450837.6元，至今未作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上述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2.和鑫达公司的进项发票及相关记账凭证、账册；3.和鑫达公司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4.和鑫达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5.和鑫达公司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6.和鑫达公司银行账户和相关人员储蓄账户的资金交易情况。该局处理决定如下：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的规定，上述违法事实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其注明的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和鑫达公司应补缴增值税586642.4元（其中2016年7月135854.72元，2016年8月305372.34元，2016年9月145415.34元）；2.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及第四条的规定，和鑫达公司应补缴城市维护建设税41064.96元；3.依照《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和鑫达公司应补缴教育费附加17599.27元;4.依照《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意见》和《广东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及第十条的规定，和鑫达公司应补缴地方教育费附加11732.85元；5.依照《中举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一十一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第十六条的规定，和鑫达公司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列支成本的合法凭证，不得在税前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八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调增和鑫达公司2016年应税所得税额3450837.6元，同时调减2016年应税所得额70397.08元;和鑫达公司原申报2016年所得额-1470333.71元，本次检查调整后所得额为1910106.81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实际应纳税所得额为1129122.82元，按25%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企业所得税为282280.71元，和鑫达公司已申报缴纳企得税0元，应补缴2016年企业所得税282280.71元；6.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税款之日止，对和鑫达公司应补缴增值税586642.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41064.96元、企业所得税282280.71元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加收滞纳金；以上应补缴税费共计939320.19元，并加收滞纳金，限和鑫达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诉讼中，和鑫达公司主张，公司现股东受让股权后即发生前述税务部门处理事宜，其对《税务处理决定书》提及的相关证据均不知情，亦不持有。2019年11月6日，和鑫达公司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缴纳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项下税款并支付滞纳金共计1423435.29元。其中，滞纳金明细如下：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城市维护建设税滞纳金5601.29元、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增值税滞纳金80018.43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城市维护建设税滞纳金174672.98元、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增值税滞纳金80487.39元、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期间城市维护建设税滞纳金12227.11元、2016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城市维护建设税滞纳金5634.12元、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企业所得税滞纳金125473.78元。诉讼中，和鑫达公司主张，其收到该决定书后立即缴纳相应款项，上述滞纳金系指违法行为发生后至税务部门追缴期间的滞纳金，并非指其延迟缴款产生的滞纳金。诉讼中，宋玉峰、李晓华及上达公司主张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向和鑫达公司作出穗税二稽处追缴税款的行为性质为行政征收，加收滞纳金的行为性质为其他行政行为，均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如下：《税务处理决定书》依据的法律规定均为税款征收范畴而非法律责任范畴；该局权力与责任清单显示，“税款追征追缴”属于该局的“行政征收”权责事项，“加收滞纳金”属于该局的“其他”权责事项；该局并未将《税务处理决定书》作为行政处罚信息登记在和鑫达公司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滞纳金的性质系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占用国家税款而应缴纳的一种补偿，为资金占用费的对价属性。宋玉峰、李晓华及上达公司并认为，和鑫达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系公司行为，和鑫达公司被追缴税款及加收滞纳金并未造成损失，且公司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或归因于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不能推定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过错。上达公司还认为，新股东在受让公司股权时已支付相应对价，并应对公司进行充分尽职调查，故新股东应自行承担责任或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向股权转让方主张违约责任。诉讼中，一审法院向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发出《律师调查令》，指定和鑫达公司代理人前往该局收集调查《税务处理决定书》提及的认定违法事实的6项证据。该局向一审法院书面回复称仅能提供《税务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1·05”专案犯罪团伙为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并称其在相关涉税案件检查中并未向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调查取证，《律师调查令》提及的证据为和鑫达公司向其提供，相关情况由和鑫达公司掌握。另查明，和鑫达公司工商登记书式档案资料显示：和鑫达公司原名为广州龙保软性电路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变更为现名。2005年4月11日，和鑫达公司经核准登记成立。2014年12月18日，广州市南沙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出具《关于外资企业广州龙保软性电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并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复》，批准香港宏能公司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同意香港宏能公司将其持有的和鑫达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公司类型由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2015年3月20日，和鑫达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变更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潘志俊变更为宋玉峰，股东由香港宏能公司变更为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其中上达公司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594万元，超群公司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726万元；潘志俊原任公司董事长、于该日变更为任公司经理；李晓华于该日被任命为公司监事。和鑫达公司2015年公司章程记载：股东的义务为：1.应当足额缴纳本章程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2.公司被核准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3.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4.不按本章程规定向公司缴纳出资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5.遵守公司章程。执行董事行使下列职权：1.执行股东会的决议；2.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5.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6.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7.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8.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经理行使下列职权：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主张实施股东会决议；2.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5.拟订公司的具体规章；6.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监事行使下列职权：1.检查公司财务；2.对执行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3.当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执行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2016年3月17日，和鑫达公司财务负责人指定为冯炳辉。2017年2月22日，和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宋玉峰变更为戎文浩；股东由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变更为戎文浩及蔡惠珊，其中戎文浩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990万元，蔡惠珊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均为330万元；戎文浩于该日被任命为执行董事；曾小亮于该日被任命为经理；谢远霞于该日被任命为监事。2017年2月24日，和鑫达公司企业类型由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7年3月29日，和鑫达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019年11月12日，和鑫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戎文浩变更为陈占波；股东由戎文浩、蔡惠珊变更为喻海泉及陈占波；陈占波于该日被任命为公司经理；田慧琼于该日被任命为公司监事。2020年2月28日，和鑫达公司股东由陈占波、喻海泉变更为陈占波、喻海泉、吴世国、田慧琼。2020年4月16日，和鑫达公司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再查明，诉讼中，宋玉峰主张，其一直担任上达公司的运营副总经理并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虽然担任和鑫达公司的执行董事，但未实际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经营亦未获得报酬。就该主张，宋玉峰提交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拟予证明。李晓华亦主张其一直担任上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并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间，虽然其担任和鑫达公司的监事，但未实际参与和鑫达公司的经营亦未获得报酬。就该主张，李晓华提交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拟予证明。潘志俊主张其仅为和鑫达公司名义上的经理，未负责具体职务，亦未与和鑫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和鑫达公司则认为回应称潘志俊作为经理的职责来源于法律规定及章程约定而非劳动合同的约定。上达公司主张，上达公司从未参与和鑫达公司的股东会，亦未通过股东会决议指派人员实际管理公司；和鑫达公司当时经上达公司的推荐聘请了龚信礼负责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工作；和鑫达公司还聘请了税务中介人员冯炳辉负责公司财务工作。又查明，2020年3月23日，和鑫达公司与北京市盈科（惠州）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该所提起本案诉讼，双方约定律师费为60000元。2020年4月1日，和鑫达公司向该所转账支付60000元，该所开具相应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上事实，有和鑫达公司、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超群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以及和鑫达公司、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相关陈述附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记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发生期间，上达公司、超群公司为和鑫达公司的股东，宋玉峰为和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潘志俊为和鑫达公司的经理，李晓华为和鑫达公司的监事。现和鑫达公司认为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滥用公司股东权利，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在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正当行使权利，导致公司利益受损，遂要求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上达公司及超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故本案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现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上达公司、超群公司担任和鑫达公司股东期间是否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和鑫达公司的利益；二、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任职期间是否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和鑫达公司的利益。关于焦点一。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股东行使的系公司决策权，其并非公司业务的具体执行者。和鑫达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的义务均为出资义务，对股东管理公司财务工作无具体特别的约定。现和鑫达公司诉请主张要求上达公司、超群公司赔偿损失，其应举证证明主观上存在恶意或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但其未提交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和鑫达公司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标准属于典型的严格勤勉标准，包括决策勤勉及监督勤勉。其中监督勤勉系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主动对其他董事、经理层以及员工等人的行为实施监督。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作为和鑫达公司的执行董事及高管人员，对和鑫达公司负有法定的忠实义务及勤勉义务，在履职期间保证公司合法经营、依法纳税系其应尽勤勉义务的基本要素及核心内容。和鑫达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执行董事的义务包含“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经理的义务包含“主持公司的生产经管理工作”、“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及具体规章”、“提请聘任或者解聘财务负责人”，监事的义务包含“检查公司财务”等，亦均可体现。从《税务处理决定书》可见，和鑫达公司于2016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该些发票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等违法违章事实。宋玉峰等三人时任和鑫达公司最高管理层，应对公司具体经营工作承担更严格的管理责任以防范风险，但显然，其无论在对公司财务人员选任还是财务制度管理等方面未尽最大的严谨、认真和勤勉义务，与和鑫达公司的受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宋玉峰等三人以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等抗辩意见，并不能成为免除其管理失职、选任不当责任的合理事由。据此，和鑫达公司主张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和鑫达公司损失的认定问题。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记载的内容，和鑫达公司除补缴欠缴税费外还需缴纳滞纳金，意思明确，并无歧义。宋玉峰、李晓华及上达公司抗辩和鑫达公司未受到行政处罚及未造成损失，明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中，补缴税款系和鑫达公司经营期间应缴未缴费用，不应纳入和鑫达公司损失范畴，但税务部门另行处以的滞纳金484115.1元则属于和鑫达公司额外支出的费用，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应当就和鑫达公司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范围。一审法院认为，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疏于勤勉、谨慎及注意义务而承担责任范围，我国公司法未有明确规定。和鑫达公司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任职期间的具体报酬情况及聘用合同的约定，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具体情况酌定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对和鑫达公司上述损失承担50%的责任，即242057.5元。和鑫达公司诉请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一审法院依法不以支持。另，和鑫达公司还诉请主张律师费损失，因该费用非必要支出，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和鑫达公司赔偿242057.5元；二、驳回和鑫达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案案件受理费9075元，由和鑫达公司负担7623元，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负担14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和鑫达公司负担4200元，宋玉峰、潘志俊及李晓华负担800元。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潘志俊在一审提交社保记录，显示在2006-2016年为其购买社保的公司是珠海市宏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应向和鑫达公司赔偿损失的金额；（二）上达公司和超群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虚开增值税发票、使用上述发票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等是和鑫达公司的行为，上述增值税发票是和鑫达公司开具，当时和鑫达公司并不能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上述已被抵扣的税款本应属于和鑫达公司应在2016年缴纳，故税务门要求和鑫达公司补缴的税款原来就是和鑫达公司经营期间应缴未缴的费用，并不属于和鑫达公司的损失。其次，税务部门要求和鑫达公司另行缴纳的滞纳金484115.1元是和鑫达公司因迟延补缴而产生，该部分属于和鑫达需要额外支出的费用，即和鑫达公司的损失。再次，关于承担责任的范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鑫达公司于2016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该些发票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税款等违法违章事实。如一审法院所述，宋玉峰等三人时任和鑫达公司最高管理层，未尽到应尽的严谨、认真和勤勉义务，确与和鑫达公司因虚开增值税发票造成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但和鑫达公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在任职时对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否存在直接授意或者知晓，以及三人对造成和鑫达公司损失存在的过错程度，故一审法院判定宋玉峰、潘志俊、李晓华三人就滞纳金的损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最后，和鑫达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并无相应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该费用也非必要支出，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如一审法院所述，和鑫达公司的公司章程中约定上达公司、超群公司的义务均为出资义务，对股东管理公司财务工作无具体特别的约定。现和鑫达公司诉请主张要求上达公司、超群公司赔偿损失，和鑫达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上达公司和超群公司主观上存在恶意或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和鑫达公司主张上达公司和超群公司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和鑫达公司利益行为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和鑫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32.45元，由上诉人广东和鑫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玲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崔利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黄怡斐林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