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67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富荣，男，住广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恒，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美玲，女，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维，广东敬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希慎物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叶嘉勇，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雯琪，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富荣因与被上诉人刘美玲、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希慎物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希慎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4民初3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富荣代理人李恒、被上诉人刘美玲及其代理人李靖维、原审第三人希慎公司代理人李雯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富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郑富荣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或将该案件发回重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美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20年3月27日一审庭审时，郑富荣就已表明与希慎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并第一时间向法庭披露租赁合同及述明缘由。一审判决认定郑富荣在一审庭审中表示与希慎公司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不存在合作关系，这一认定与事实相悖。郑富荣一审庭审就已向法庭表明郑富荣与希慎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向法庭出示关于郑富荣与希慎公司同为“广州市御厨餐饮有限公司”(简称“御厨公司”)之股东，郑富荣占股98％、希慎公司占股1％的工商登记信息，共担经营风险。并向法庭指出，御厨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即为案涉场地。而对于郑富荣与希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的问题。并非郑富荣故意作出矛盾表述，而在于希慎公司有意误导造成，过错在于希慎公司。郑富荣在得知案涉场地不得转租、将影响稳定经营后，立即与希慎公司协商。希慎公司向郑富荣表示，租赁合同无法履行，就当没签过。郑富荣仅作为一般老百姓，并不具备法律知识和专业术语的把握能力。对于没有履行的合同，表述为“没签过”。且在希慎公司向郑富荣表示“就当没签过”时，郑富荣自然更加确信租赁合同属于“没签过”的合同。郑富荣与希慎公司还对案涉场地转租后的租金及御厨公司的分红等事宜进一步进行沟通。因郑富荣占股为98％，对御厨公司予以控制、利益占比最大，所以由郑富荣承担转租后租赁场地的租金。若为一审判决所述，倘若郑富荣既不认可合作关系又不认可租赁关系，那么郑富荣又怎么可能有其他身份出现在案涉场地？郑富荣又为何要在第一时间披露租赁合同?因此，关于案涉场地是否存在租赁关系的矛盾表述，并非由郑富荣主观造成，而在于希慎公司误导，其过错在于希慎公司。二、刘美玲无证据证明履行所谓“协助”，现有证据更可证明刘美玲欺诈、未履行的事实。一审判决书对刘美玲履行情况的认定，与证据、事实严重不符。暂不论《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简称“案涉合同”)的效力问题，仅就案涉合同本身而言，无任何证据证明刘美玲进行了所谓的“协调”工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15万元装修押金，存在于郑富荣与刘美玲法律关系中，希慎公司未参与。刘美玲转至希慎公司30万元，亦与郑富荣无关。一审判决书中对于“15万元装修押金”的认定错误。装修押金存在于郑富荣与刘美玲的案涉合同中，希慎公司并未参与案涉合同，相关款项是直接支付给刘美玲的。一审法院认定郑富荣可向希慎公司主张30万元的装修押金属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四、郑富荣不存在虚假陈述、刻意隐瞒重要事实的故意。一审判决书对郑富荣存在虚假陈述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如上文所述，郑富荣是被希慎公司误导而作出的非准确的表述，并非故意，郑富荣本身也是被希慎公司误导的“受害者”。郑富荣在得知租赁合同相关情况后，立即向法庭披露了租赁合同，并将相关原委“和盘托出”。并且，租赁合同中也未有任何有关刘美玲的内容，更谈不上隐瞒重要事实。希慎公司不是由郑富荣控制，一审法院完全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9条对相关人员实施拘传，但一审法院未采用此方法，却让郑富荣承担相关责任，实在欠妥。而一审法院在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郑富荣对相关所谓服务是认可的，更是无稽之谈。五、一审判决书刻意回避合同无效、可撤销的事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案由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32条“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案涉合同的物业提供方为刘美玲，为自然人，应属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对此只字未提。（二）刘美玲存在多处欺诈行为，且未能证明实际履行情况，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依然对此只字未提。一审判决书所涉程序不符合规定。一审中存在希慎公司诉讼代理人更换，使对同一待证事实作出不一致表述的情况。一审诉讼中也存在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但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提及。综上所述，郑富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刘美玲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确凿，证据充分，二审法院应予维持。对于郑富荣所述有关披露租赁合同以及说明缘由的问题，其实一审庭审的过程中，一审法官也多次询问郑富荣是否有与希慎公司签订过租赁合同，但郑富荣与希慎公司一直是坚称双方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直到一审法官在法院内部的系统查到存在其他关联案件后，经多次追问郑富荣的情况下，郑富荣才于2020年的9月29日提供了其与希慎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然一审法院也认为其故意逃避陈述重要事实，即郑富荣与希慎公司是存在租赁关系的。刘美玲在郑富荣租赁场地前期事务协调中，以及办理有关工商登记中已经起到了积极的协调作用。在郑富荣进场以后，包括其在春节期间进行装修，合同履行过程中，刘美玲都起了很关键的协调作用，因此郑富荣此前也一直按《服务物业管理协议》向刘美玲支付物业管理费用。郑富荣在刚才的上诉意见中陈述其与希慎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但刘美玲认为其主张没有任何依据，因为事实上存在的租赁关系直接影响了刘美玲在居间协调承租方与出租方双方关系里可以获得相关物业收益的权利。而且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刘美玲在一审也陈述过双方签订的物业管理合同并非一般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其在第二页第三条第三点明确约定，刘美玲是可以委托专业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与服务工作，也与刘美玲协调郑富荣与商户以及出租方的职能是相一致的，也就是刘美玲提供的并不纯粹是物业管理服务，刘美玲也可以委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去管理涉案物业。关于30万元装修押金的问题，刘美玲在一审的时候也提交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双方的聊天记录，郑富荣与刘美玲的一些转账记录证明相关的装修押金支付情况，对该情况郑富荣是知情并同意的，郑富荣在聊天记录里面也有作过相关的确认。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如果郑富荣与出租方中间如不是由刘美玲起到协调作用的话，郑富荣完全是可以直接将装修押金支付给希慎公司的，而无需经过刘美玲之手，再由刘美玲从管理费里面扣除15万元，总合30万元再支付给希慎公司作为装修押金，该事实也能从侧面反映，刘美玲在中间起到了协调作用，刘美玲是有权利收取物业管理费的。至于数额不一致的问题，刘美玲在一审时也解释过，原来装修押金仅是15万元，因为当时刚好是2019年的春节，租赁物业处于北京路的步行街，有花街，不允许街道上面进行装修，刘美玲当时协调郑富荣与希慎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直接从物业管理费里抽取了15万元，该15万元与原来装修押金15万，一共30万元支付了给希慎公司，才致使郑富荣才得以在春节期间进场并提前进行了装修。刘美玲在中间进行了很多协调工作。对于郑富荣提及希慎公司与中石化公司的问题。郑富荣一直强调希慎公司与中石化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已解除了租赁关系，但据刘美玲了解，以及郑富荣在另案的陈述，郑富荣也确认涉案场地一直是由其在经营使用至今。如果希慎公司与中石化公司是解除了合同关系的话，中石化公司作为产权人肯定会向郑富荣主张相关权利的，而不可能无缘无故让其使用涉案场地近3年的时间。显然郑富荣与希慎公司联合提供了一些虚假证据企图蒙骗法院，即如果希慎公司对涉案场地没有出租权的话，郑富荣不可能一直能使用至今，且据郑富荣所述其是没有跟中石化公司建立任何租赁关系的，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刘美玲认为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刘美玲确实履行了协助义务，不管在郑富荣进场或是在进场以后均协调了出租人与承租人的关系，关键是郑富荣在一审的庭审当中也多次回避重要问题，作出虚假相关陈述，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情况下，依法驳回郑富荣的上诉请求。希慎公司二审答辩称本案是郑富荣与刘美玲之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与其司无关。郑富荣于2019年12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美玲向郑富荣返还501800元；2.判令刘美玲向郑富荣支付上述款项利息(其中150000元从2019年1月2日起算；220440元，从2019年1月4日起算；110000元从2019年1月7日起算；21360元，从2019年8月3日起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31日，刘美玲（甲方）与郑富荣（乙方）签订了《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其中约定了：租赁位置为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29号2、3、4层，建筑面积为963平方米；商铺的管理服务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其中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免租；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月租金41730元；2020年1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月租金49113元；首层45平方米大堂每月收月租3000元，每年递增5%；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交付三个月物业管理费及大堂租金按金134190元及第一个月管理费及大堂租金44730元；乙方如需要对商铺进行装修，缴纳装修保证金100000元；甲方对商城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环境卫生、交通等进行维护、修缮、服务与管理，定期安检、维护、维修及保养该商铺内及商城公共区域的设备、设施，保障起正常使用，如因设备、设施维保施工可能造成供水、电、空调等设备中断供应时，甲方应提早一天书面通知乙方；甲方随时与商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和互动，在本物业管理的职责范围内接受客户的投诉、意见和建议，制定和不断完善商城管理制度，及时协助客户排忧解难，与客户一起共同营造和谐良好的商城营业氛围；甲方可委托专业公司承担本物业的专项管理和服务；乙方拖欠一切由甲方收取的费用，每逾期一天，按拖欠金额每日1%累加计算滞纳金，乙方拖欠费用时间达30天，甲方有权终止对乙方的全部服务；等。同日，刘美玲（甲方）还与郑富荣（乙方）签订了另一份《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其中约定了：租赁位置为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229号5、6层，建筑面积为642平方米；商铺的管理服务期限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其中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免租；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月租金9630元；2020年1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月租金13642.5元；本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交付三个月物业管理费28890元及第一个月管理费9630元；乙方如需要对商铺进行装修，缴纳装修保证金50000元；等。其余条款与2、3、4层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一致。2019年1月2日，郑富荣向刘美玲转账150000元，备注为2-6层装修押金。2019年1月4日，郑富荣向刘美玲转账217440元，备注为2-6层物业管理费按金。2019年1月7日，郑富荣向刘美玲转账110000元，备注是商铺半个月的租金管理费。2019年1月2日，刘美玲开具收到郑富荣交来的2-6楼装修押金150000元的1张《收据》。2019年1月4日，刘美玲开具收到郑富荣交来的2-6楼5月份管理费54360元、2-4楼三个月管理费押金125190元、5-6楼三个月管理费押金28890元及大堂三个月押金12000元的4张《收据》。2019年1月7日刘美玲开具收到郑富荣交来的2-6楼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租金管理费110000元。2019年8月2日，郑富荣向叶嘉勇支付2-6层8月份管理费21360元。2019年8月3日，叶嘉勇向刘美玲转账26360元。另外，2019年2月4日、8月3日，刘美玲分别向叶嘉勇转账5000元及6000元。希慎公司认为该款项是叶嘉勇收取的个人红包，与希慎公司无关。2019年12月9日，刘美玲通过微信，向郑富荣发出《催款通知书》，其中记载：根据2018年12月31日《广州市智愚贸易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和刘美玲物业管理合同》，截止2019年12月9日，管理费总计187440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为16308元。落款人为广州市智愚贸易有限公司物业公司负责人刘美玲。刘美玲为了证明希慎公司对刘美玲提供物业管理是知情的，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群名为“富企公司”的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希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嘉勇在该群聊中，在该群中，有一人提出要求刘美玲把15万元的保证金及管理费押金里安排15万，一共30万划给叶嘉勇，叶嘉勇随即提供了账户；在该群聊中，叶嘉勇也提到“承租方的水电费自己直接交，还是交给我们物业公司转交”。2.转款30万元给叶嘉勇的转账截图。希慎公司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确认，确认收到30万元，并认为是装修押金。刘美玲为了证明与郑富荣就涉案合同履行的问题进行协商，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与郑富荣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显示双方就办理证照的事情进行了协商，刘美玲催促郑富荣交纳相关费用，也显示郑富荣知道15万元的装修押金已经转给了叶嘉勇。郑富荣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也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刘美玲谎称是希慎公司或者关联公司的股东，以希慎公司名义向郑富荣进行催款。一审庭审中，刘美玲表示：《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中约定的租金就是物业管理费；刘美玲只是提供协助服务、协调希慎公司与郑富荣的关系、协调郑富荣进场装修，协助办理证照等，且与叶嘉勇准备成立物业管理公司对场地进行物业管理，但出现纠纷后物业公司没有成立，收到郑富荣的项目管理费，每月收的管理费都有分成给叶嘉勇，本来该费用应支付给希慎公司，但叶嘉勇称其是法定代表人，所以管理费直接支付给叶嘉勇。郑富荣与刘美玲均确认，郑富荣交纳物业管理费到2019年的8月份。对于郑富荣与希慎公司的关系，在2020年3月27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郑富荣表示与希慎公司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也不存在合作关系。希慎公司表示没有签订租赁合同。由于希慎公司代理人对于许多事实均表示不清楚，且许多款项由叶嘉勇收取，一审法院要求希慎公司代理人通知叶嘉勇本人到庭，但叶嘉勇未到庭接受询问。之后，一审法院通过其他关联案件的查询，并多次追问下，郑富荣才于2020年9月29日提交了郑富荣与希慎公司签订的2018年12月31日的《场地租赁合同》和2019年1月3日的《经营合作协议》等证据。希慎公司也认可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虽然在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协议》时，刘美玲尚未成立物业管理公司，但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前期工作中刘美玲起到了协调作用，也对部分公共设施进行了维修处理，做了一些物业管理的工作，但因为在该段时间，涉案场地无正式开业，所以该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并不多。从希慎公司转交郑富荣支付的物业管理费及要求刘美玲从物业管理费的押金中提取15万元的事实，也可以认定希慎公司是认可刘美玲的物业管理。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也在微信群中陈述“承租方的水电费自己直接交，还是交给我们物业公司转交”，故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是参与并知晓刘美玲的物业管理。郑富荣支付的装修押金15万元，实际是希慎公司收取，郑富荣也是知情，郑富荣可向希慎公司主张。另外，物管费的押金中有15万元，希慎公司认为也是作为装修押金，郑富荣也可向希慎公司主张相关费用。故郑富荣要求刘美玲返还上述3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其余的物管费押金抵扣了部分物业管理费及另外的已交的物业管理费，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在本案一审的审理过程中，郑富荣及希慎公司庭审陈述与一些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均作出了虚假陈述，存在刻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情况，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也未到庭接受询问。考虑到上述情况，不排除郑富荣曾与希慎公司有共同虚构事实的故意，所以导致本案的部分事实无法查清。一审法院认为郑富荣已支付的物业管理费是对于刘美玲已做的物业服务及其他服务的认可，基于郑富荣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郑富荣要求返还已交的物业管理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理，郑富荣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郑富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023.69元，由原告郑富荣负担。二审期间，郑富荣向本院提交：证据一、《资产租赁合同》，拟证明：针对“北京路229号综合楼2~6层”，希慎公司与中石化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在8.2.10条中约定未经中石化公司同意不得转租。证据二、《退款申请》、《退租赁押金说明》、《收据》，拟证明：因案涉场地无法通过工商、消防批复，希慎公司提出解约，于2018年5月7日出具《收据》，说明收到中石化公司退回的押金，租赁关系解除。证据三、《腾房协议》，拟证明：中石化公司说明，与希慎公司针对案涉场地的租赁关系，已于2018年5月解除，与智愚公司出具《收据》时间相符。并说明，未收到任何转交的租金。与刘美玲所述不符。证据四、咨询笔录，拟证明：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否认刘美玲提供物业服务，承认与郑富荣间存在合作关系，是由其代收租金转让至中石化公司。证据五、律师函，拟证明：刘美玲向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主张30万元为合作押金，而非装修押金。与郑富荣向被刘美玲支付的15万元的数额、性质不符，与郑富荣无关。刘美玲质证称：一、对证据一至三的三性均不确认。上述证据仅是郑富荣与希慎公司双方租赁关系的相关证据，与本案无关。郑富荣在庭审中多次强调与希慎公司不具备出租权利，其应当通过与希慎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来解决商相关的事宜，不应在本案提出，而且证据三《腾房协议》是在2020年12月16日签订的，如果如郑富荣所述其与希慎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即2018年12月31号签订租赁合同时，希慎公司已不具备出租条件的，不可能在事隔两年以后一直由郑富荣无偿使用涉案场地，在两年后才由原业主中石化公司才收回场地，这与一般的交易习惯是不相符的。二、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确认。一审法院也多次传唤希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嘉勇到庭接受询问，但其一直没有到庭，郑富荣仅凭其与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做的所谓咨询笔录，来证明相关的事实，刘美玲认为这个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叶嘉勇认为本案中有错误或者是不当的地方，其应当到法庭接受法官的询问，而并非仅前往郑富荣的律师楼简单的签一个咨询笔录就可以说明相关问题的，所以刘美玲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三、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刘美玲向法庭表明的是刘美玲当时致函叶嘉勇是想追讨回30万元的装修押金，但叶嘉勇一直没有回复。而另外郑富荣又通过物业管理合同的关系向刘美玲追讨30万元，刘美玲在本案中也表明了这30万元是刘美玲所支付的装修押金，已经全额支付给叶嘉勇，叶嘉勇也确认收到了这30万元的押金，此与本案一审认定的事实是一致的。郑富荣所提交的五组证据均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若其认为希慎公司与其存在租赁合同，或者是没有出租权利而把涉案场地出租给郑富荣的情况的，应当另案提起相关诉讼，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希慎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至五三性均不认可，且该五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查，一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属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刘美玲是否应向郑富荣返还440440元及利息，共计501800元。针对前述争议焦点，本院认定如下：从一审查明事实可知，郑富荣实际租赁使用了涉案物业，但其关非直接从业主中石化公司承租而来，而是从希慎公司前身智愚公司处获得。郑富荣与刘美玲于2018年12月31日签署《物业服务协议》后，刘美玲虽尚未成立物业管理公司，但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前期工作中刘美玲确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也对部分公共设施进行了维修处理，做了一些物业管理的工作。郑富荣在前述合同签署后则逐月向刘美玲支付物业管理费到2019年的8月份，如刘美玲为郑富荣提供的仅仅为物业管理服务，在刘美玲没有实际提供服务的情况下，郑富荣在前述期间从未提出过异议并不符合常理。再从希慎公司二审确认收到刘美玲转付的30万元装修押金的事实，亦可以认定希慎公司是认可刘美玲主张的“物业管理”的。另，从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在微信群中的陈述“承租方的水电费自己直接交，还是交给我们物业公司转交”，可见希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嘉勇亦是参与并知晓刘美玲主张的“物业管理”的。为此，郑富荣以刘美玲未向其提供实际的物业管理服务而要求刘美玲向其返还已付物业管理费用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及维持。至于郑富荣支付的装修押金15万元，实际是希慎公司收取，郑富荣也知情此事实，故郑富荣可向希慎公司主张。另，本案希慎公司也确认物管费的押金中有15万元是装修押金性质，郑富荣亦可向希慎公司主张该相关费用。为此，对郑富荣要求刘美玲返还上述3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无误。因郑富荣要求返还物管费未获得法院支持，其要求返还相应的利息，亦应予驳回。综上所述，郑富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施行）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7月1日施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2015年2月4日施行）第九十条、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023.69元，由上诉人郑富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怀勇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闫 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本书记员  吴浩正徐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