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44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亚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荔联东联街37号717房。法定代表人：俞汉勇。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军发，男，197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上诉人广州亚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军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2民初14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许雪芳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亚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俞汉勇到庭参加诉讼，何军发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庭后说明未到庭原因系犯危险驾驶罪在江苏省无锡市第二看守所服刑），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军发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何军发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案涉50000元转账是项目合作投资款，而非借款。（一）双方均确认项目合作的事实，何军发提供了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既然双方均有支付投资款项的义务，则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也是合理的，亚强公司主张该笔款项是合作投资款在事实和逻辑上均并无不当。（二）《项目合作协议书》对于项目初期的资金垫付情况、资金接受账号已经作了明确约定，何军发在一审时称该部分资金是由亚强公司承担与双方协议不符，有虚假陈述之嫌。（三）虽然何军发在转账过程中备注是借款，但是该操作是何军发单方实施，不能据此简单地认定该笔款项为借款。（四）如果借款属实，则何军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从未向亚强公司主张还款，其行为不符合常理。二、何军发的陈述有诸多虚假之处，一审法院未加以甄别。（一）何军发在起诉状中称案涉借款是亚强公司因经营需要所借并约定使用期限为一个月，该陈述并非事实，双方从未有任何形式约定该内容。（二）双方约定项目前期的投资由何军发垫付，案涉的50000元实际就是何军发垫付的合作投资款，而非借款。（三）何军发在一审中确认《费用清单》是其书写，该《费用清单》载明本次合作项目共花费约205300元，这与而何军发所称的合作预算为100000元、每人出资50000元的说法明显不符。三、虽然《费用清单》中双方没有明确各自的支出情况，但对支出总额做了确认，按照《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可以判断各自应当承担的金额，即各自承担100000元左右。而何军发恰好共转账100000元，故可判断涉案50000元是合作投资款。四、亚强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以后的部分出资情况，证明该公司对合作项目的投资情况。综上，种种证据显示双方的投资金额远非何军发所称的各投资50000元，何军发转账给亚强公司的50000元就是合作投资款，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何军发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案涉款项为借款并非投资款。（一）《项目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双方投资各占50％，启动资金由何军发暂时垫付。根据项目规模，该项目前期投资预计是100000元；项目启动后，有证据证明的支出费用是9万多元；项目失败后，发包方认赔金额也是9万多元。项目签约后，履约保证金50000元系何军发支付，即何军发已履行一半投资义务，所以另一半投资义务理应由亚强公司承担。因此案涉50000元是何军发给亚强公司垫付的出资款完全符合逻辑。（二）该款项转账时明确备注用途为借款完全符合客观事实，也得到双方的认可。这笔转账发生在2019年6月，一年多来亚强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汉勇以及公司财务人员从未就备注内容提出任何异议，足以说明亚强公司已确认备注内容并认可款项性质为借款。（三）我国法院有案例判决垫付出资款可以认定为借款。二、何军发曾于2019年7月提出对项目盈亏情况进行清算，并要求亚强公司返还借款，但遭到亚强公司蛮横拒绝，后因处理与亚强公司负责人俞汉勇私人债务问题以及受疫情影响拖延至今，而且协议并未约定归还时间，何军发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随时主张权利。三、关于《费用清单》所列项目花费约205300元，该《费用清单》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亚强公司一审未向法庭提交该证据原件进行核验。（二）所列项目花费金额与事实不符。该清单所列花费金额205300元中亚强公司在新疆的支出和双方的误工费均是虚列开支，亚强公司未对此提供证据，该款项也没有得到发包方认可，因此何军发也不认可该数目。发包方认赔的支出是9万多元，该数额是获得双方认可的，当时亚强公司还向发包方写了收条。何军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亚强公司归还何军发欠款50000元；2.自2019年7月9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向何军发支付逾期利息；3.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亚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军发（乙方）与亚强公司（甲方）于2019年6月3日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双方合作经营农夫山泉丹江口分厂产品装卸项目，合作期限为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双方共同经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亏损或者民事责任均按甲方60%、乙方40%的比例分配；甲乙双方投资各占50%，项目前期启动资金由乙方暂时垫付，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款项均通过甲方银行账号走。2019年6月4日，何军发向广州知行物流有限公司转账50000元，摘要内容为“装卸项目履约保证金”，何军发称因亚强公司没有给其公司账号，让他直接把保证金转给发包方。2019年6月8日，何军发向亚强公司转账50000元，摘要内容为“借款”，何军发称双方因合作预算需要约100000元，保证金50000元，其他启动资金50000元，因为自己已经转账了50000元给发包方作为保证金，故应由亚强公司承担剩余50000元，但因亚强公司没有钱，于是向自己借了涉案的50000元。双方与发包方的合作项目从2019年5月开始磋商，6月签订协议，但6月底时因故未能继续实施。亚强公司称发包方就项目终止的赔偿款项已支付给何军发，而自己的损失比何军发大，但何军发并未将赔偿款支付给亚强公司。双方均确认就合作事项还未进行清算。亚强公司提交一份费用清单以证明涉案款项用于双方业务经营，且何军发尚欠自己款项。何军发确认清单系由自己书写，但当中部分内容不真实，且清单主要用于向发包方索要赔偿款之用。以上事实有《项目合作协议书》、转账凭证、费用清单以及何军发、亚强公司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何军发已向亚强公司实际转账了50000元，转账备注为“借款”，亚强公司辩称该款项为双方项目合作的投资款，但是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合作项目具体约定的各自投资金额，以及自己对合作项目的投资情况，其提交的费用清单只能说明就合作项目所支出的费用，但无法证明双方各自的支出情况；相反，何军发提交了双方之间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及自己已向发包方支付履约保证金作为自己投资款项的转账凭证。相较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就何军发所称的亚强公司向自己借款50000元用于合作项目之说法更具有可采性。至于亚强公司所称的何军发还欠自己款项的问题，系双方就项目合作所产生的其他合同纠纷，且双方都确认就该合作项目还未进行清算，该纠纷与本案为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进行一并处理，亚强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何军发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起诉前向亚强公司追讨过款项，一审诉讼材料于2020年10月29日送达亚强公司，应视为何军发于当日表达了要求还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酌定至开庭日为合理的催告期，即款项已于2020年11月12日全部到期，何军发有权要求亚强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借款本金50000元。关于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何军发与亚强公司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与逾期利率，也未约定逾期还款违约责任，何军发所主张的利息其性质应为逾期还款违约责任。如上所述，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故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20年11月13日。又何军发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全国银行业间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取代，故一审法院据此作相应调整为按何军发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85%计付利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亚强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何军发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3日起按年利率3.85%计至款项付清日止）；二、驳回何军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亚强公司负担，限亚强公司在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法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证据在卷佐证，当事人亦没有异议，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亚强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书面协议中未约定双方的投资金额，但双方口头约定投资金额为20万，并在书面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出资比例即各出资50%，故何军发应当承担100000元的投资额支付义务。对本院询问亚强公司是否按照约定投入投资款，亚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称其已经转账50000元到公司的公账上，即何军发转账的50000元。随后又称该50000元是何军发的投资款，而亚强公司的投资款是通过法定代表人的微信、支付宝和现金的方式支付的，即支付双方合作项目中的费用包括车费、住宿费、劳务费及工人工资的形式投入，金额大约为150000元，法定代表人另陈述其支付宝及微信账户被停止使用，所有的流水记录是空白的。对本院询问亚强公司关于《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项目前期启动资金由何军发暂时垫付”的具体意思，亚强公司回答当时其资金还没到位，为了赶工期，其资金也存在困难，所以启动资金由何军发先行垫付，垫付的资金为50000元；并表示清楚何军发转账50000元的情况。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司法解释未对本案民事纠纷适用法律作出除外规定，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军发向亚强公司转账的50000元是项目合作款项还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是关于缺乏借款合同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何军发在本案中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该凭证中也备注了“借款”字样，其对双方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亚强公司现主张转账系何军发支付的项目合作款项，其抗辩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主张，即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何军发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基本原理，亚强公司对于其主张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院分析本案证据认为，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确实证明了双方存在项目合作关系，但该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双方出资金额，仅约定双方投资各占50%，项目前期启动资金由何军发暂时垫付，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款项均通过亚强公司银行账号走。结合该约定及亚强公司的陈述，第一，项目合作中双方投资金额各50%，即何军发与亚强公司的出资金额应当相同，并通过亚强公司银行账号支付，亚强公司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各出资100000元，但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投入100000元；亚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称其通过自己的微信、支付宝以及现金方式共支付了150000元，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也没有得到何军发的认可，其款项亦没有按照约定支付至亚强公司的账户上。因此亚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关于双方各出资100000元的主张。第二，相反地，何军发主张各自出资50000元，其自己出资的50000元以保证金形式交付给合作方，虽然未支付到亚强公司账户上，但亚强公司对该笔出资是予以确认的；而何军发另外支付的50000元，是支付至亚强公司账上，其主张为亚强公司垫付，与《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前期启动资金由何军发垫付的内容相符，也与亚强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的因其公司资金没到位以及资金存在困难，故启动资金由何军发垫付的内容一致；可以印证案涉转账50000元是何军发为亚强公司垫付投入到合作项目的款项，而非何军发本人投入合作项目的款项。第三，关于亚强公司主张双方在项目合作中支付款项的结算问题，是其与何军发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调处，亚强公司可另案主张其权利。综上，亚强公司关于案涉转账是何军发的项目合作款的主张依据不足，何军发关于该款项为借款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亚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广州亚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