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1民终3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丽，女，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灵山县，现居住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秀水攀桂北街三巷4号201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明浥，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怡婧，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伟良，男，199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之一。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仪，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丽因与被上诉人卢伟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粤0111民初18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王泳涌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明浥、黄怡婧，被上诉人卢伟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丽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一、卢伟良向刘丽归还借款本金855000元及利息（以本金855000元为基数，利息自2020年7月16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至还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卢伟良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刘丽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175元，财产保全费4795元，由刘丽负担。判后，刘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刘丽的诉讼请求；二、卢伟良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存在错误。一审判决查明认定“被告确认收到原告转账40000元，但表示该笔款项不是借款，是原告在知晓款项用于给曾某作车押，可获利三分息而自愿投资盈利的款项，当时款项都是通过被告再转给曾某”。这根本不是事实，只是卢伟良单方陈述和抗辩。首先，刘丽仅知晓出借款项的用途，并不等于投资。卢伟良以其与朋友经营押车业务但资金不足为由向刘丽借款。在刘丽与卢伟良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卢伟良问“我呢边有台急车要押，资金不够，还差6万…”“刘总，你那边能不能拿出资金，有台车3分息，帮帮手…”均是卢伟良向刘丽提出借款，与一审查明认定是刘丽自愿投资的事实相互矛盾。其次，刘丽未曾与曾某见过面，更不可能委托卢伟良向其投资车押业务。直至2020年6月30日，卢伟良称其被诈骗，刘丽才知道一直与卢伟良合作车押业务的是曾某。再者，款项出借后，刘丽对实际流向并不知情。根据卢伟良的陈述及其银行流水可知，刘丽将款项出借给卢伟良后，卢伟良并不是将款项足额转账给曾某，部分借款用于偿还个人信用卡或其他用途。二、一审法院有意回避卢伟良向刘丽支付利息以及其在本案中赚取高额利差的重大事实。卢伟良与曾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押车业务月息高达12%，而且，卢伟良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第5项的证明对象），自认其是受到曾某许诺月付8%高额利息的利诱下向包括刘丽在内的亲戚朋友借款。以上证据充分证明以下三点：1.卢伟良资金不足，以较低的利息向刘丽借款后继而借给曾某用于抵押车业务，并从曾某处收取高额利息；2.刘丽并非以投资营利为目的，也不知道曾某许诺月付8%高额利息，更不存在委托卢伟良向案外人进行投资，刘丽只是以月息3%出借给卢伟良用于车押业务，为其提供资金周转；3.卢伟良作为赚取利差的中间方，兼具前手借贷关系借款人及后手借贷关系出借人两种身份，相互之间因资金来源方面存在的事实关联性并不影响前后两个借贷关系的独立性。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刘丽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之间达成借款合意并且已交付出借款项，双方应依法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卢伟良亦承认自2019年2月16日至2020年6月28日期间刘丽向其转账955000元属实，卢伟良向刘丽偿还10万元本金亦属实。若本案款项是投资，期间就不存在卢伟良返还借款本息的行为，既然需要返还就应当认定刘丽与卢伟良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一审判决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卢伟良并不是抗辩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其只是抗辩不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刘丽委托其向曾某进行投资。卢伟良以上抗辩并没有提供有力证据，相反，卢伟良提供的证据不仅证明其因资金不足要求刘丽帮忙，还证明了其存在赚取高额利差的事实。所以，卢伟良的抗辩明显不成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诉争款项应依法认定为借款。四、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损害刘丽合法权益。依法应予以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适用一审简单民事快审程序。根据快审程序的规定，本案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审结，特殊情况经批准可延长15日。但本案直到2020年10月12日尚未审结，反而多次要求刘丽提交调解期限申请书，而事实上，刘丽与卢伟良均无调解的意愿。2020年10月15日，刘丽收到卢伟良提交的补充证据，刘丽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卢伟良提交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刘丽对该证据不予认可。2020年11月13日，刘丽收到一审判决书，其中一审法院采纳了卢伟良逾期举证的证据，并且以刘丽向卢伟良转账中备注“押车费用”认定本案诉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卢伟良辩称，一、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驳回刘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合理、合法。1.刘丽、卢伟良及案外人卢某等十多人均投资犯罪嫌疑人曾某的“抵押车”，并从中赚取快钱。从刘丽与卢伟良于2018年10月28日13：24分、12月28日14：15分、2019年11月27日17：39分等聊天内容均证实双方之间是共同投资抵押车，以赚取快钱，卢伟良将“有抵押车”“可以赚快钱，你赚不赚？”这些消息告知刘丽，让其自行决定是否拿钱出来投资抵押车，如果刘丽同意投资抵押车就会将钱转给卢伟良，再由卢伟良转给曾某。因此，刘丽所转账到卢伟良名下的款项，其用途是委托卢伟良向曾某投资“抵押车”，从中赚取高额利息，刘丽与卢伟良之间不存在任何民间借贷关系。2.一审法官在一审庭审中询问卢伟良在2018年8月是否有收到刘丽的借款40000元，其当即回答称确实有收到（其中支付宝10000元、微信转账30000元），但上述款项并不是借款，而是刘丽投资抵押车的款项，并将微信转账记录30000元（刘丽在转账时注明是“押车费用”）当庭出示给法官，法官要求庭后将此微信转账30000元的记录打印出来交给法院。一审庭后第三天（2020年8月20日），卢伟良通过EMS快递将此证据寄给法官，该邮件已于8月21日签收。因此并不存在刘丽所说的已过举证期限的情形。由此可知，刘丽在2018年8月第一次转账给卢伟良时就已知道并参与了投资抵押车，其将投资抵押车以赚取快钱的行为变成是民间借贷行为，与事实不符。3.刘丽在一审庭审中一直坚称不知道转账给卢伟良的款项是何用途，但在上诉状中又承认知晓出借款项的用途，刘丽陈述的内容自相矛盾，不应采信。4.刘丽、卢伟良、卢某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三方共同向曾某投资抵押车，以赚取快钱。2020年7月1日，当卢伟良得知曾某所谓的投资抵押车高额返还利息是一个骗局时，及时告知了刘丽及卢某。从微信聊天内容中可知：三人都知道投资的钱可能拿不回来，刘丽、卢伟良也时刻关注曾某诈骗案的进展，刘丽迫切想知道曾某将大家的投资款用到哪里了，希望曾某退给回其投资款，并催促卢伟良去报案。在得知曾某被抓后，刘丽希望其把所有的钱吐出来，在知道鹤龙派出所已正式立案后，希望能查到资金的去向。由此证明刘丽明知所有转账给卢伟良的款项均是向曾某投资“抵押车”，不存在卢伟良向刘丽借款的情形。刘丽在得知从曾某处可能无法退回投资的资金后，其虚构事实意图通过银行转账记录达到令法院误以为刘丽与卢伟良存在民间借贷的情形，判决卢伟良返还借款的目的。5.投资抵押车原来是刑事诈骗案件，刘丽、卢伟良、卢某及其他受害者均已向鹤龙派出所报案，并提交转账记录等证据，鹤龙派出所已将这些受害人全部归纳在诈骗案当中。卢伟良也已将所有证据提交给公安部门，并说明被骗的投资款中包含刘丽、卢某的投资款，希望公安部门能追查到投资资金的去向并将“赃款”退还给全部受害人。二、虽然曾某在微信中曾表示有12个点、8个点，但事实上并没有，从曾某向卢伟良的转账记录、以及卢伟良向刘丽、卢某等人的转账记录可以看出，卢伟良并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差，不存在两手借贷关系的情形。因此，刘丽的相关主张是不成立的。刘丽所述的其并非以投资营利为目的更加不可信，其从投资抵押车中赚取了至少250000元的高额投资回报。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10月12日及13日，刘丽和卢伟良分别向一审法院提交给予一个月调解期限的申请，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故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案涉转款的性质是否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所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故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刘丽的举证是否充分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结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作充分论述，且本院予以认同，在此不做赘述；本院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丽未提交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而是仅以转账记录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但卢伟良主张其接受案涉款项为代刘丽投资。从证据性质而言，刘丽对此的举证属于本证，而卢伟良提交的证据为反证，二者的证明标准并不相同，反证的证明标准要低于本证。即刘丽提交的本证（包括对方提出反证后继续补强的证据）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反证则仅需动摇裁判者的内心确信并使得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因此，在仅有转账凭证的情况下，收款方对转账系基于其他民事关系的证明标准无须达到高度盖然性，仅需达到让其主张的事实无法排除即可，此时转款方应当再作进一步举证，并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以恢复裁判者已被动摇的内心确信。本案卢伟良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已经能够初步证明其要主张的事实；换言之，在案证据不足以排除卢伟良主张的委托投资的事实，即卢伟良向刘丽提供资金需求方信息并以获得利差的方式获取报酬；在此情况下，刘丽应就其主张的借贷事实负有再进一步举证的义务，但刘丽并未能完成继续举证的义务，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要求卢伟良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程序问题。因本案双方均提交了给予一个月时间调解的申请，故本案不存在超审限审结案件的问题；至于卢伟良庭后举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逾期提交的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因此，一审法院对此并不存在程序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刘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350元，由上诉人刘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