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沪01民终34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左克成，男，1950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居懿，上海慧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克俊，男，195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萍，女，195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上列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正杰，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吉尔，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左克成因与被上诉人左克俊、程萍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2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左克成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全部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时，是明确列明第三人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事务所）。上诉人之所以列明第三人，是因为所提交的一份最重要的证据《情况说明》，系由第三人加盖相应章戳，并由当时的第三人工作人员姚某、张某2以及蒋某签字确认。因此，通过原审法院传召第三人出庭有利于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但是，原审法院未准许左克成追加第三人，也未通知第三人参加庭审。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如何作出判决是基于对事实的认定以及证据的审查，但是前提程序合法。就本案而言，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由第三人及其工作人员形成的《情况说明》是最重要的证据，在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证明《情况说明》的形成过程以及被上诉人极力否认的情况下，由第三人出庭或者第三人的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将有利于还原当时的事实真相。至于第三人的陈述或者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的证言是否被采纳，当然应由法院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以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相应的判断。如果原审法院能够追加第三人或者核准证人出庭作证的话，即使上诉人败诉，上诉人也完全可以接受。被上诉人左克俊、程萍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本案不存在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故不需要追加第三人。被上诉人不知道左克成所述《情况说明》中的三点协议，没有与对方协商并达成该三点协议。动迁办已经认定上诉人不是成年同住人及不是安置对象，故不可能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那么动迁组必定会让双方当事人当场写协议书。上诉人不是动迁安置人员，故左克俊、程萍所得的安置房屋与上诉人无关。左克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确认其享有程萍和左克俊共同所有的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居住权；2．本案诉讼费由左克俊、程萍承担。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左克成向一审法院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左克俊、程萍交付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供其居住。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0日，左克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左克俊拿二套安置房、左某5拿一套动迁安置房、左某1拿一套安置房。有第五套安置房，由左克成拿。但不动用老房的动迁款，左克成本人争取到的大于老房动迁的款项由左克成享用，用于安置的房款。另XX路XX号的营业房的补偿和营业执照的政府补偿款，由左克俊个人享受，不做共同所有。另动迁后对左克成进行补偿10万元。该《承诺书》上由左克俊签字，并有见证人“范某1”、“左某5”字样。2015年9月30日，因静安区XX街坊旧城区改建项目，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系争房屋（指XX路XX号由左克俊承租的公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被征收时，系争房屋内有左某5、左克俊、程萍、左某2、林某、左某3、左某4、左某1、张某1、范某2十人户籍。2016年3月5日，承租人左克俊作为乙方与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甲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XX事务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乙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产权调换房屋计4套。依据《购房产权人确认书》记载：XX弄XX号XX室产权人程萍；XX弄XX号XX室产权人左某2、林某；XX-XX地块XX幢XX单元XX室产权人张某1、左某1；XX-XX地块XX幢XX单元XX室产权人左某5，并由双方签字确认。2016年，左克成向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信访。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于同年3月15日出具《书面答复》，表示左克成的户口不在XX路房屋内，不属于共同居住人，亦不属于补偿安置对象。2019年6月8日，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利人核准登记为张某1、左某1，共同共有。2019年10月21日，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利人核准登记为左某2、林某，共同共有。2020年4月11日，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利人核准登记为程萍。2020年6月24日，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利人核准登记为左某5。一审另查明，2017年，左克成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左克俊支付补偿款10万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左克成提交了左克俊出具的上述《承诺书》，并提交了其书写的事实经过一份，载明：左克俊于2016年3月3日下午打电话给左克成述，一、左克俊一家拿2套动迁房，其中一套给左克成住30年；二、左克成拿动迁补偿款10万元；三、一张红木方桌还给左克成。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去公证，并且你明天到动迁组去。如果你在动迁组领导面前答应我这三件事的保证，同意我的承诺，那我后天就到动迁组签署动迁协议。左克成并未在该案中提交《情况说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7）沪0113民初22403号民事判决，认为左克俊作为XX路房屋的承租人，出于顺利动迁的目的，在动迁时与左克成达成协议，愿意在动迁后补偿左克成10万元。该意思表示，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补偿协议的的效力予以认定。同时认为承诺书是在XX路房屋动迁的背景下出具，结合房屋的性质、来源等因素，认为左克俊承诺动迁后对左克成补偿并不等同于单纯的赠与，该承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故判决左克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左克成补偿款10万元。左克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沪02民终60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左某5起诉左克俊、程萍、左某2、林某、左某3、左某4、左某1、张某1、范某2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请求依法分割上海市静安区XX路XX号XX层后客、XX层前客、XX层前客（部分营业）、产权属私XX层前客走道阁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左某5要求取得四分之一，包括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以下简称XX室房屋）。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2019）沪0106民初38761号民事判决，判令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归左某5所有；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由左某1享有其中50％产权份额，其余50％产权份额为被继承人张某1的遗产。该案判决现已生效。一审还查明，2016年2月15日，XX事务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XX路XX号承租人左克俊在这次动迁中由于家庭矛盾，在动迁组的协调下，左克俊、左克成达成以下三点，一是红木方桌（台）给左克成，二是从动迁款中拿出十万元给左克成，三是同意拿一套动迁房给左克成居住至百年后。该《情况说明》落款处加盖上海市XX事务所有限公司公章，并有见证人“姚某”、“张某2”等字样。现左克成主张曾与左克俊达成的“三项协议”之内容，要求左克俊依约履行其义务，交付安置房屋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是否经协商达成“三项协议”之内容。就此，左克俊予以否认，认为其仅就10万元补偿款出具过《承诺书》，从未与左克成协商过《情况说明》中所载之内容，也未与左克成共同赴动迁部门，对于《情况说明》不予认可。法院认为，首先，在左克俊否认曾作出《情况说明》所载内容之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左克成现仅以其个人陈述及《情况说明》予以证明。就《情况说明》形式而言，系动迁部门经办人员对事实之陈述，其属证人证言，但于本次庭审中，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就《情况说明》内容而言，系陈述左克成、左克俊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在左克俊否认曾协商的情况下，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仅以动迁部门经办人员的单方陈述，实难以采信。其次，依据左克俊曾出具的《承诺书》而言，属于左克俊与左克成间就动迁达成之协议，可以反映出双方间存签署书面协议之态，另案中并依据双方的书面协议，由左克俊支付相应的补偿款。而对此后续的协商内容，却未签署书面协议，亦不符合常理。再次，左克成在另案中对该项内容的陈述为“其中一套给左克成住30年”，《情况说明》中该项内容的表述为“同意拿一套动迁房给左克成居住至百年后”，两项表述存在差异，实难以反映出左克俊于彼时是否作出具体的意思表示。最后，即使左克俊曾向左克成表达过《情况说明》中所载之内容，依据左克成在另案中的陈述，左克俊作出上述要约后，要求左克成次日共同至动迁组进行承诺。左克俊次日也并未前往动迁组，以其行为明确撤销了要约，双方间并未能达成协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左克成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双方间曾就房屋交付居住事宜达成合意，左克成的诉讼请求并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左克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左克成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审理过程中，左克成申请在《情况说明》中“见证人”处签字的张某2出庭作证，张某2称，《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她领导姜东海书写的。当时左克成与左克俊等家庭有矛盾，家庭成员协商以后就形成了该情况说明。左克成还申请该次动迁事务的经办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陈述，其曾对左克俊说拿到房屋，让左克成住到死。其领导也找左克俊、左克成谈过。领导认为李某没有将阁楼（动迁）谈下来，所以就让张某2、姚某做下去，后问经办人做的结果，（结果为）“妹妹拿一套，左克俊拿两套，新疆人拿一套；经办人还说让左克成在左克俊拿到的2套房屋中一套居住，并居住到死。”左克成认为，上述证人证言证明了该情况说明产生是基于见证人和被上诉人、上诉人沟通结果产生的。左克俊、程萍则认为，上诉人提供证人证词超出了举证期限。对于第一个证人证词，该证人陈述不符合事实。左克俊说从来没有和左克成一起在动迁组同时出现，对方也表示同意，可以见一审庭审记录。第二个证人所述内容都是听说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认为，就《情况说明》内容而言，系陈述左克成、左克俊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左克俊否认曾协商的情况下，仅以动迁部门经办人员的单方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情况说明》确如一审法院所指出的那样难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左克成据以主张左克俊、程萍交付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供其居住之请求的主要依据为《情况说明》，左克俊则否认与左克成协商过《情况说明》中所载之内容，也未与左克成共同赴动迁部门，对于《情况说明》不予认可。对于是否经协商达成过“三项协议”之内容，双方各执一词。二审审理过程中，虽然《情况说明》中相关“见证人”和经办人均已出庭作证，但相应的证言内容却难以采信：左克成提交《情况说明》欲证明其与左克俊达成过“三项协议”之内容的合意，但该《情况说明》却没有合意双方的书面签字，“见证人”却在书面合意（《情况说明》）上签字，“见证人”现在的陈述又难以核实；动迁“经办人”所述内容为听说，也难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于《情况说明》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判决对此也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本院均予以认同，故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左克成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双方间曾就房屋交付居住事宜达成合意，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据此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亦难以支持其上诉请求。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左克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凌 捷审 判 员  蒋辉霞审 判 员  翟从海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周 益书 记 员  周 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