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9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某，山西晋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中心（原山西省国防工业环境保护监测站）。法定代表人：陈某，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中心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2021）晋0107民初59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闫某，被上诉人山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某、于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0)晋 0107民初 597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王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未超过一年仲裁时效。（一）上诉人离职后一直和张峥联系并主张自己的权利，索要工资差额。2010年6月，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上班，每月工资为500元，远低于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补足工资差额。2017年5月，因被告办公场所拆迁，上诉人即离职。2017年10月份张峥电话告知上诉人单位要为其补发工资差额一事。此后，上诉人一直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张峥索要工资差额，主张自己的权利，张峥也一再承诺单位会为上诉人补足工资差额，但是因为单位财务资金不足，让上诉人再等等。因上诉人手机故障，2018年4月份之前的通话记录未能有效保存，但现有通话记录依旧能够证明在2018年4月5日至今上诉人一直在向张峥打电话主张工资差额;（二）张峥与上诉人之间进行工资差额交涉，张峥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向张峥主张权利等同于向被上诉人主张。张峥为被上诉人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上诉人在职期间，由张峥负责工资审核（详见2014年6月至2017年5月工资发放明细表）；上诉人离职后，由张峥负责工资差额核算（详见山西省国防工业环境保护监测站会议纪要〔2020〕1次）。可见，上诉人向张峥主张工资差额未超过其工作职责范围，符合常理.张峥于2017年10月份告知上诉人补发工资差额一事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张峥是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就补足工资差额事项进行沟通。张峥构成了表见代理，上诉人向张峥主张权利等同于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其他经济纠纷，且上诉人与张峥之间亦无其他私人关系，其在离职后与张峥之间的通话内容只能是索要工资差额。因此，上诉人在离职之后，是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符合《劳动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产生了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本案并未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二、一审判决以通话记录“没有通话内容，没有录音”不予认定该证据，实际上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在我国，劳动者是最基层的国家建设者。《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皆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种保护实为一种倾斜性的“单向保护”，意在保护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亦应遵循此种立法宗旨和价值，以保护劳动者、保护弱势群体。本案中，上诉人是最普通的基层劳动者，学历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性格淳朴，甚至在离职时连最低工资标准及用人单位应予发放工资差额一事都不知道，对劳动仲裁时效更是一无所知。直到2017年10月，张峥电话告知上诉人单位要补发工资差额才开始向张峥主张权利。上诉人一审提交了通话记录，以证明从2018年4月起就直不断地给张峥打电话主张权利，但一审判决以该通话记录“没有通话内容，没有录音”为由，“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其实是加重了上诉人的举证责任。首先，以上诉人的学识，其不懂得也没有能力通过录音的方式来固定证据。其次，上诉人也是出于对张峥及被上诉人的信任，相信被上诉人能够妥善的解决工资差额问题，才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记录通话内容，，最终迫于无奈，只能走诉讼程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综合全案证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据上诉人与张峥的电话通话，只能是主张工资差额。一审判决在已经认定上诉人“未能按照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为原告发放工资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又对通话记录不予认定，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既是认定事实错误，又在本质上背离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山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中心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本案中，上诉人提出的相关事实部分内容不真实，其所称的张铮在我们单位上班，担任办公室主任，在一审中，上诉人自述，之所以来单位上班就是张铮引进的，王某是张铮战友丈夫的嫂子，通过一审证据证明双方往来密切，离职前后，王某和张铮都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其向张铮打电话通话记录不能证实通话内容是向张铮或者单位索要工资。另外，张铮不是发放工资的财务人员，不是公司负责人，上诉人向用人单位主张相关费用应向有权为其解决工资的人提出主张。同时上诉人离职时间是 2017年 5月份，提出主张的期限至迟应当在2018年 5月，但在此期间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相关主张，已经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太原市最低工资标准向原告补发自 2010年6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工资差额 6547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0年6月到被告处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从事门卫及清洁工工作，被告每月给原告发放工资500元直至2017年5月原告离职。2020年8月20日原告到被告处找现任站长陈某索要工资差额。2020年8月21日被告就“常焕莲、王某”申要工资补差一事召开专题会，会上陈某站长结合原站长翟晓明离任时移交手续中涉及原门卫“常焕莲、王某”二同志的情况进行了解与核实，并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中载明，单位未与王某签订任何合同或用工协议，之后也没有补签过，也没有在劳动局备案手续。关于补发工资差额一事，翟晓明陈述，只是让张铮核算，但不承认这个就是欠款，只是摸底数据，做到心中有数，以应对对方打官司需要。翟晓明表示王某就工资补差一事与他本人从未沟通过。2020年11月9日原告向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按照太原市最低工资标准补发工资差额，该仲裁委于当日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会议纪要、工资条、不予受理通知书、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是：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到被告处工作提供劳动，被告给原告发放工资，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未能按照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为原告发放工资是客观存在的。2017年5月原告自动离职，双方劳动关系随即终止。根据相关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的，若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即原告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应从2017年5月起至2018年5月止。原告提供的通话记录，以证明从2018年4月起就一直不断地给被告处的张铮主任打电话主张权利，但该通话记录没有通话内容，没有录音，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该证据不予认定；2020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索要工资差额与被告8月21日的会议纪要，虽然可以相互印证原告在向被告主张权利，但此时也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两年之久，且会议纪要也没有明确记载，同意给原告补发工资差额，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元，由原告王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某提交了2021年1月5日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办公室人员张峥主张过工资差额，其仲裁时效并未超过。被上诉人对该证据不认可。本院因该证据不能明确索要工资时间且张峥未出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2017年5月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离职，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随即终止。上诉人应于2018年5月前申请仲裁，维护其合法权益。但上诉人申请仲裁时间为2020年11月9日，已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为证明其申请未超过仲裁时效，向本院提交了名为张峥的电话拨打明细及录音，但该拨打明细不能证明通话内容，张峥的电话录音亦未能明确索要工资的时间，且张峥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通话录音无法核实，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请求未过仲裁时效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故，上诉人王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王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翠萍审 判 员 张 燕审 判 员 武 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 官 助 理 刘玉龙书 记 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