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1民终1263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晔晞，男，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椒良，男，1949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系上诉人的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6层。法定代表人：杨林。上诉人李晔晞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信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6民初3597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叶建伟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李晔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理由：一、我方于2015年8月25日与贸易信托公司在天河区签订113万元借款合同并公证。该借款到账后，立即按货款总额8％汇还业务回扣90400元至贸易信托公司指定的账户。我方实际借款本金1039600元。后我方一直逐月还本付息，直至2017年3月25日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未能按约还款。2017年4月27日，出借人向天河公证处申请公证债权强制执行。但该执行公证书未按《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告知当事人并核实债权数值，以致公证执行的债权存在权利义务严重失实。2019年10月25日，我方接番禺法院执行财产分配方案获悉，该执行公证书存在公证程序违法，公证事实严重错误，遂于2019年10月31日依法向番禺区法院提出执行分配方案异议申请。2019年12月9日番禺区法院执行局将债权人对我方执行异议的反馈意见送达我方。为此，我方依法于2019年12月20日向番禺区法院立案庭递交执行异议诉状，又同时向番禺法院递交不予执行公证债权申请。后番禺法院认为，对贸易信托公司“不予执行公证申请”己包含在五位被告的执行异议之诉状中，无需在番禺法院单独再起诉，而撤销公证申请应直接向广州公证处提出。我方便于2020年3月29日向广州公证处提出撤销公证申请，要求我方向公证协会提出复议申请。而公证机构置国家明令禁止的贸易信托公司未经许可不得在异地设立分支信托机构的金融法规而不顾，在广州无照经营信托，却辩称“经营行为不受地域限制”，而公证协会辩称“无照经营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不属于我会公证争议投诉处理范围”。而对于当事人投诉的公证主体债权的权利义务存在严重错误，公证处、公证协会自知公证失实而采取避而不答，只是告知当事人可以根据《公证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二、一审审理时，贸易信托公司拒不到庭应诉。一审以旧的法释（2014）6号歧义而不采用新的（2018）18号法释判案，致驳回我方的起诉，明显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所公证事项有争议的，可以依照公证法第40条规定就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一审未引用第一款，仅引用第二款“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规定。该法条立法用意很明确，系为减少诉累，节约诉讼资源，要求公证执行的案件有争议时首先由当事人在公证处、公证协会解决，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可是，本案已经过得知分配方案，提出执行分配异议申请，反馈对异议意见，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不予执行公证债权申请，依法院意见向公证处申请撤销公证，按公证处意见向公证协会提出复议，按公证法及公证机构意见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现我方要求纠正变更错误的执行公证债权，是在法定时效内，业经其他法律先置救济程序后再提起诉讼，己不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即使按原2014年1月的法释规定，也不存在“不予受理”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为防范公证债权执行争议诉讼歧义，作出法释（2018）18号《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第24条：“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该法释还规定以前法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一审不按新的法释而以旧法释歧义裁判，显然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曲解《民诉法》第233条：“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原告应按照执行程序提起执行回转”。而以此错误认定“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依据，本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该法律条文系指执行回转之诉的前提，须是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故我们在申请执行回转之前，依《公证法》第40条以及法释（2018）18号第24条之规定提起撤销、变更以纠正错误的法律文书的借贷纠纷之诉，完全符合法律程序规定。不应有任何非议。相反，没有撤销、变更错误的法律文书而直接提起执行回转之诉，恰恰是违反《民诉法》的规定。故一审引导我们以执行回转之诉而不应以公证主体争议的借贷债权债务纠纷起诉，并以此驳回起诉理由根本不成立。3.一审法院以“案由”说事，认为本案己执行应以执行回转案由起诉，而当事人以公证执行债权争议的借款债务纠纷案由起诉，应予驳回，这也不符法律规定。按照《民诉法》规定，当事人在起诉时并不要求确定案由，而是由法院在立案时针对起诉状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由法院立案法官根据《案由规定》确定，也可由主审法官在审理中根据诉争法律关系，在结案时对案由变更。另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的规定，若法院认为本案既存在公证执行的借贷债权债务争议纠纷又存在执行后的债权回转，依法也可以两个并列案由立案，而不能以存在回转法律关系的案由为由违法驳回起诉。三、有关本案实体部分的诉请，贸易信托公司虚假公证执行债权多得资金为1288794.02元，我方在一审诉状中已依据事实证明，贸易信托公司既未答辩，又拒不到庭应诉，应承担举证不能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也未提出任何异议，故请求二审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贸易信托公司没有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李晔晞的陈述，其向贸易信托公司所借款项已经番禺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即双方借贷关系已结清，现李晔晞主张其所还金额超出应还金额，实际是对番禺法院执行裁定、（2017）粤广广州第079827号《执行证书》持有异议。一审法院对此分析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具体到本案，原、贸易信托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经公证载明李晔晞同意接受强制执行力承诺的债权文书，后因李晔晞逾期未归还借款，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2017）粤广广州第079827号《执行证书》，该公证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李晔晞诉称该公证债权文书中所列借款剩余本金、逾期利息计算错误，且执行公证文书表述不清等，即对该债权文书内容持有异议，且公证债权文书并未经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李晔晞亦提交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的《关于维持（2015）粤广广州第157623号、（2017）粤广广州第079827号公证书的决定》，以李晔晞对已确定的债务有疑义的理由不成立为由维持原公证。据此，根据上述规定，李晔晞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一审法院应不予受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案中，贸易信托公司持（2017）粤广广州第079827号《执行证书》向番禺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院作出了（2018）粤0113执2702号执行裁定。李晔晞若对该执行行为有异议，应提出书面异议，而根据番禺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0113民初9078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李晔晞明确其提出的是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这有别于对执行行为所提出的异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9条的规定，在执行中或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撤销或变更的，原执行机构应当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按照新的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执行回转的裁定，责令原申请执行人返还已取得的财产及其孳息。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现本案所涉债务已由番禺区人民法院执行完毕，在执行完毕后，如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变更的，李晔晞应按照执行程序提起执行回转。综上所述，李晔晞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晔晞的起诉。本院认为，一、李晔晞就其与贸易信托公司的借款合同关系向一审法院起诉，因该借款合同是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不符合民事诉讼受理条件，裁定驳回起诉。李晔晞不服提出上诉。故本案二审需要解决的争议是李晔晞起诉的法律关系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该争议为程序性的问题。至于李晔晞上诉提及的公证《执行证书》中对所欠本息金额、利率计算不正确（为实体审理内容），以及公证处驳回其撤销申请是否正确等问题（不属法院审查范围），均不属本案审理内容。李晔晞、欧娜与贸易信托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双方同意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对于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债权文书（以下简称公证债权文书），依我国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即该种公证债权文书，一经公证处作出即发生既判力的法律效果，无需再经法院民事诉讼审理。该种既判力包括执行力，债权人可据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对于李晔晞上诉提及的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以及两个司法解释中部分条款内容的理解及其各自适用的范围。首先，李晔晞上诉提及的两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若干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是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前者调整的是审理与公证活动有关的民事案件，后者调整的是人民法院办理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案件，两个司法解释各自调整的范围并不相同，不存在李晔晞上诉所称的新法取代旧法的关系。李晔晞对法律适用理解有误，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我国公证法调整的是公证机构公证的所有事项，公证法第四十条所述的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是指对公证机构公证事项内容有异议的通常情况，为一般规定。但是，依公证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强制执行力效果的法律文书，债权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于我国公证法上述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三条中，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第一款规定对通常的公证事项可依公证法第四十条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但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第二款则规定当事人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即第二款中的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只有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情形，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条件。本案并不存在该除外情形，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范围。而《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规定》对公证债权文书进入执行阶段后争议的处理，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适用的起诉主体是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结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可起诉的主体其并不包括债务人。因此，对于第二十四条的适用范围，应当结合司法解释前后文的条款来作出相应理解与适用，李晔晞理解有误，其据此得出本人可以依第二十四条起诉，结论错误，本院不予采纳。三、综上所述，李晔晞、欧娜与贸易信托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双方同意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贸易信托公司已就该公证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在执行过程中并无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李晔晞起诉要求调整公证债权文书中认定的本息金额并要求贸易信托公司赔偿相应损失，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应予驳回起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叶建伟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蔡奕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