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8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胡仲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意，山东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山东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旭东，男，200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现会（系周旭东之父），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自路，泰和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呙恒炎，男，1992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课教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旭东及原审被告呙恒炎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112民初9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好课教育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0112民初9519号民事判决中第一项判项，改判驳回周旭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一审保全费等费用由周旭东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好课教育公司仅对一审判决中关于退还周旭东款项的部分存在异议，对原审法院关于《好课（山冻）教育内部培养协议》（以下简称《内部培养协议》）系“有效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履约”的认定没有异议；对呙恒炎作出的《内部培养协议》约定范围内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认定没有异议。二、原审法院判令好课教育公司退还周旭东款项13万元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内部培养协议》约定的服务期限已于一审诉讼前届满，好课教育公司与周旭东作为合同当事双方已依约履行完毕《内部培养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即《内部培养协议》业已因履行完毕而终止。《内部培养协议》中约定的“考生情况：专业课成绩206分；文化课成绩需470分以上”系周旭东的承诺，亦是周旭东作为甲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此考分的最终体现应为夏季高考出分之时，在分数出来之前及之后，好课教育公司都对周旭东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在得知《内部培养协议》约定的目标院校山东艺术学院取消校考后，双方协商变更了目标院校为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周旭东同意且自行刷脸报名，并委托好课教育公司缴纳报名费。但后又因其自身原因主动放弃。根据《内部培养协议》约定周旭东主动放弃，责任由周旭东自行承担。原审法院对于该《内部培养协议》的认定为有效合同并履行完毕，且周旭东对该《内部培养协议》不享有解除权，故周旭东要求好课教育公司退还其已支付的款项无任何权利基础。原审法院根据合同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认为《内部培养协议》权利义务不对等，从而判令好课教育公司退还周旭东款项13万元，但该原则并非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因此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且该原则亦不是法定可以变更合同的情形，故原审法院依此判令好课教育公司退还13万元并不适当。原审法院依据此原则作出的判决，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合同效力的稳定性，使合法的民事行为成为了不可预见，不稳定的行为。三、原审法院认定退款款项的金额缺乏依据。周旭东于2020年1月16日、17日共向好课教育公司支付款项14万元，一审判决判令好课教育公司返还13万元，系因原审法院认定好课教育公司为周旭东提供了一定劳动，并认定该劳动的价值为1万元，但原审法院并未说明该1万元的计算依据及基础。好课教育公司认为，好课教育公司为周旭东提供的服务是综合多年考务经验所得，好课教育公司为周旭东提供半年以上的24小时电话微信随时沟通，当考生未考过其承诺的文化分时，又协商变更目标院校，报上名后，周旭东又主动放弃，在这些过程中，原审法院对好课教育公司履行合同的劳动价值的认定并不妥当。综上，周旭东没有要求好课教育公司退还款项的权利基础，原审法院判令好课教育公司退还款项13万元的判项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为维护好课教育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好课教育公司的上诉请求。周旭东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周旭东足额支付款项后，好课教育公司没有履行提供服务、咨询的义务。周旭东2020年1月16日向好课教育公司支付13万元，2020年1月17日向好课教育公司支付1万元，共计14万元，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好课教育公司履行提供服务、咨询义务的前提是，周旭东文化课考试成绩达到470分以上。如果周旭东文化课成绩低于470分，好课教育公司是不会开始提供服务、咨询的。实际上，周旭东的专业课成绩低于470分，好课教育公司也从未提供过任何服务、咨询。一审判决只是认定协议期限届满，从未认定合同履行完毕，好课教育公司收款后没有履行义务。在周旭东明确要求退款、明确告知不同意其他院校的情况下，好课教育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单方全程操作软件，使周旭东被迫报考其他院校且身份信息填报错误，严重违约并侵犯了周旭东的自由选择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好课教育公司没有履行过提供服务、咨询的义务，应当返还已付的服务费、咨询费。因没有出现好课教育公司履行提供服务、咨询义务的前提，好课教育公司也就没有履行过提供服务、咨询的义务。周旭东支付的14万元的服务费、咨询费，没有对等价值，好课教育公司应当返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好课教育公司与周旭东签订的所谓《内部培养协议》是周旭东的父亲周现会轻信好课教育公司职员呙恒炎的虚假承诺，说保证能让周旭东上山东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自周现会向好课教育公司付款14万至招生季结束，好课教育公司所称的内部培养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方案，更没有实质性的培训，在一审庭审笔录第15页，好课教育公司也承认周旭东文化课分数没达到470分没有继续做工作的必要，后好课教育公司所谓调剂其他艺术学校，已不属于合同范围，双方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服务项目只有山东艺术学院，并没有约定其他备选的艺术院校，《内部培训协议》第五条第二项也仅规定“如确有必要进行调整时如调剂备选院校专业，好课教育公司必须提前通知周旭东并获得周旭东同意”是约定的调整“专业”，而不是调整其他艺术院校，后好课教育公司职员哄骗周旭东报考四川艺术学院是为了达到不退费的权宜之计，而非合同约定内容。2.《内部培养协议》第一条“服务内容及要求”，是协议对好课教育公司的合同服务内容和服务的要求，也是签订《内部培养协议》的最终合同目的，即通过好课教育公司的培养，好课教育公司保证：一、周旭东能上山东艺术学院，二、通过培训让周旭东达到录取分数及专业课206分文化课470分；而好课教育公司强词夺理，把自己的服务和培养义务“考生情况：专业课成绩206分：文化课成绩须470分以上”说成周旭东的合同义务，这既不是合同签订的初衷，也不是合同文字表达的意思，协议中写到“项目服务，细则如下：目标院校：山东艺术学院，专业四个，考生情况：专业课成绩206分：文化课成绩须470分以上”，很明显这是对好课教育公司服务所要达到两个目标要求，并非周旭东的合同义务。3.协议第六规定了周旭东的合同权利义务，共有两项，都是要求周旭东必须如实报告个人信息的约定，协议第五条规定好课教育公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协议第七条规定退费要求：“退费条件为周旭东完全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的前提下，好课教育公司未完成对周旭东的培养计划，周旭东可向好课教育公司申请办理退费”。周旭东完全履行了合同第六条的义务，而好课教育公司没有履行协议第五条第二项：好课教育公司必须按第一条之规定完成周旭东升学规划，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本案中好课教育公司合同义务没有履行，合同目的没有达到，按照协议第七条第一项约定，好课教育公司应当全额退费。4.好课教育公司工作人员呙恒炎签订合同前后与周旭东一方的微信聊天和电话中的承诺应是职务行为，其交谈内容完全是为了涉案协议的签订、履行以及合同价格，包括有熟人、能通过校考，上不了山东艺术学院就退费的承诺，这都是与职务有关的行为，而非呙恒炎个人私事，周旭东一方有理由相信好课教育公司工作人员呙恒炎的言行和承诺是好课教育公司的承诺，试想如果没有呙恒炎这些夸大宣传、退费承诺，周旭东父亲周现会不可能拿出14万元高额服务费与好课教育公司签订所谓的《内部培养协议》，呙恒炎的言行违法只能说明好课教育公司管理不善，甚至为了拉客户鼓励或放任工作人员这样的言行，一审法院因协议中没有相关内容就认定呙恒炎的言行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为签订协议双方开始接触、商谈、来公司补签协议、协议履行、后续的善后都是工作人员呙恒炎在办理，认定其言行不是职务行为于理于法都不通。由此呙恒炎事后承诺退款应当是好课教育公司的承诺，退回全部费用理所当然。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公平、合理，现双方合同目的没有达到，无论从公平合理角度，还是合同的约定以及好课公司工作人员的承诺，好课教育公司都应把服务、咨询费14万退回，事情没办成费用退回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也是好课教育公司是否诚信的标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周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周旭东与好课教育公司签订的好课（山东）教育内部培养协议，2.判令呙恒炎、好课教育公司返还费用人民币14万元；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呙恒炎、好课教育公司承担。后当庭放弃第1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呙恒炎系好课教育公司客户经理，与周旭东系同村村民，与周旭东父亲周现会相熟。周旭东欲报考山东艺术学院2020年2月2日的校考，周现会看到呙恒炎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助考艺术类院校的广告后，与呙恒炎联系，并按呙恒炎的要求分别于2020年1月16日、17日通过银行转账及微信支付的方式，向呙恒炎支付14万元。好课教育公司认可呙恒炎已将收取的14万元交至其公司。2020年4月8日因新冠疫情影响，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类校考取消，呙恒炎通过微信与周旭东沟通，让其报考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周旭东因该学院无美术专业且在外省，多次表示不想报考，4月9日，呙恒炎在周现会处取得报名费400元后，为周旭东报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周旭东于次日向呙恒炎明确表示其不同意报考该院校。2020年4月13日，周旭东按呙炎恒给其微信发送的地址来到好课教育公司，补签了《内部培养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周旭东，乙方好课教育公司，乙方在规定时间内为甲方提供艺考升学规划项目服务，目标院校山东艺术学院，考生情况专业课成绩206分，文化课成绩须470分以上；服务时间自甲方缴费之日起至2020年学生完成升学任务；经甲乙双方协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如下费用：服务费9万元，咨询费5万元，共计14万元；乙方权利：有权收取上述费用，必须按协议约定完成甲方升学规划，如确有必要进行调整时如调剂备选院校专业，乙方必须提前通知甲方并获得同意；乙方须为甲方提供其报名项目对应的各项服务，提供及时答疑服务，甲方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与乙方联系，乙方将为其解答相关问题；甲方权利：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资料；退费条件：甲方完全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的前提下，乙方未完成对甲方的培养计划，甲方可以向乙方申请办理退费，提交申请后，乙方按协议约定90个工作日内退回甲方全额缴纳服务费。协议另约定了保密等其他条款。合同尾部，周旭东在甲方处签名，好课教育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并有呙恒炎签名，合同落款时间签为“2020年1月18日”。2020年8月上旬，周旭东文化课出成绩为343分，未能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此后周旭东多次向好课教育公司申请退费未果，形成本案诉讼。另查明，关于《内部培养协议》中约定的“考生情况专业课成绩206分，文化课成绩须470分以上”，好课教育公司解释为：文化课成绩470分以上是根据周旭东已考取的专业课成绩206分，参考艺术类院校录取分数线计算得出，如周旭东文化课成绩考到470分以上，即形成录取优势，后因周旭东文化课成绩未达到协议约定的分数，因此无法报考山东艺术学院。关于《内部培养协议》中约定的服务费9万元，好课教育公司当庭陈述系周旭东考完专业文化课后，其公司根据成绩提供各个院校招考信息、往年的各个专业成绩、专业化指导所收取的费用；关于《内部培养协议》中约定的咨询费5万元，好课教育公司当庭陈述系电话、微信随时的联系、督促、规划学习考试课目与考试形式的咨询所收取的费用。好课教育公司提交呙恒炎与周旭东、周现会的微信聊天拟证明其公司帮助周旭东报考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事实。对好课教育公司的上述陈述，周旭东不予认可，认为因其成绩过低无法报考山东艺术学院，因此未得到好课教育公司的任何服务；该公司也没有督促规划学习考试课目，至于该公司所称的报考信息，在山东招生院网站上都有统一公布，因此并未为其提供任何咨询。一审法院认为，周旭东与好课教育公司签订的《内部培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诚信履约。周旭东在庭审中陈述并提供微信聊天及电话录音证实，呙恒炎收取其款项时承诺其在山东艺术学院有熟人关系，保证校考通过，后其又承诺全额退费，对此好课教育公司辩称，其公司对呙恒炎的授权只限于上述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周旭东所述的非法活动不属于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协议中并未约定也不能体现好课教育公司欲采取托关系、走后门的方式帮助周旭东录取，因此呙恒炎的上述违规行为超过其职权，不宜认定为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对好课教育公司的该辩称予以采信。《内部培养协议》约定的服务时间为：缴费之日至2020年学生完成升学任务止，因此在本案诉讼时，该协议期限已经届满。根据合同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好课教育公司收取周旭东服务费9万元、咨询费5万元后，应当向周旭东履行提供服务、咨询的义务。关于服务费9万元，协议约定目标院校为山东艺术学院，要求周旭东的文化课必须达到470分以上，好课教育公司为其艺考升学规划提供服务及咨询，庭审中该公司亦陈述周旭东的文化课成绩过低无法报考山东艺术学院，因此未做相应的工作，据此，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前提是周旭东的文化课成绩达到470分以上，因周旭东的文化课成绩未达到约定的分数线，因此好课教育公司未提供相应的服务，故其收取的9万元服务费应当退还周旭东。关于咨询费，目前证据仅可以证实呙恒炎为周旭东报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事实，且此次报名因未征得周旭东本人同意，随后取消，好课公司庭审中陈述咨询范围还包括“督促规划学习考试课目”、“考试形式的咨询”，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提供了上述咨询服务，周旭东亦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无法认定好课教育公司如约为周旭东提供了有效咨询，鉴于好课教育公司曾为周旭东提供过报考的备选院校等咨询服务，虽未被采纳，但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因此一审法院酌定好课教育公司应当退还周旭东咨询费4万元。呙恒炎系好课教育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收取费用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好课教育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对周旭东要求呙恒炎承担退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周旭东款项13万元；二、驳回周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减半收取计1550元，由周旭东负担111元，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39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220元由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内部培养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好课教育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为周旭东提供艺考升学规划服务，周旭东的合同义务为足额交纳各项费用，协议约定的目标院校为山东艺术学院。现周旭东以其按协议约定足额交纳各项费用，好课教育公司未按约定提供艺考升学规划服务为由要求好课教育公司返还相关费用，人民法院应结合双方履行合同情况予以审查认定，合同期限届满并不等同合同双方已按约定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故周旭东依据《内部培养协议》要求好课教育公司返还相关费用具有合同依据。因周旭东文化成绩未达到470分以上，故针对目标院校山东艺术学院，好课教育公司自认没有提供相关服务。一审根据呙恒炎为周旭东在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报名的实际情况，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意见，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判决好课教育公司返还13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好课教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上诉人好课（山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何菊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