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20民终2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杰，男，200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有菊，女，195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军，安岳县岳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义强，男，196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作品，四川博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明光，男，1959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强，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映明，男，197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兵，男，197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永绪，女，1980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安岳县。 上诉人杨杰、蒋有菊因与被上诉人蒋义强、唐明光、袁映明、杨光兵、何永绪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20）川2021民初2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有菊及其与杨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军、被上诉人蒋义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作品、被上诉人唐明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自强、被上诉人袁映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光兵、何永绪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杰、蒋有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起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蒋义强和唐明光之间系承揽合同法律关系错误，认定蒋义强、杨光兵、何永绪与死者杨青发之间是合伙法律关系错误且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依据。杨青发仅是受雇于蒋义强，为其从唐明光处承包的房屋修建工程提供劳务。2．导致杨青发坠落死亡事故发生主要是房主唐明光提供的施工设备“葫芦吊”突然发生下滑故障所致，并非杨青发解除安全绳的行为所致。判决认定杨青发自身承担全部责任40%明显有失客观公平。 被上诉人蒋义强辩称，1．一审认定的关系正确，蒋义强多得的费用是机器的磨损费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蒋义强是雇主。2．杨青发自身存在重大的过错。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唐明光辩称，1．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本案适用承揽合同，一审认定的法律关系正确。蒋义强与唐明光签订了承揽合同，并对安全事故进行了约定，唐明光不应承担责任。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3．房屋怎么修建是蒋义强和他团队的事情，唐明光只接收成果。整个工程都是蒋义强和他的合伙人修建。唐明光与杨青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唐明光尽到了告知义务，并且多次告知。杨青发作为成年人应尽到自身的安全义务，一审判决的承担责任的比例是正确的。4．关于葫芦吊，唐明光在一审申请了鉴定，上诉人对葫芦吊有无质量问题没有举证证明。5．本案的修建不需要资质。 被上诉人袁映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袁映明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袁映明无偿提供葫芦吊，也多次强调注意安全，且提供的葫芦吊是全新的不存在安全隐患。2．葫芦吊上有两个手动装置，可能是死者误触动了刹车装置导致掉下，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杨青发没有栓安全绳。 被上诉人杨光兵、何永绪未作答辩。 上诉人杨杰、蒋有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调解或判令被告蒋义强、唐明光共同赔偿二原告因杨青发死亡的死亡赔偿金293400元、丧葬费3463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6504元、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0元、交通费5198元、误工费4680元，上述各项共计494416元，扣除被告蒋义强、唐明光分别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实际应赔偿金额共计39441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唐明光将位于安岳县镇××村××组的住房进行加层修建，并于2020年4月6日与蒋义强签订修建房屋合同协议，协议主要记载“甲方：唐明光，乙方：蒋义强。协议内容：1．修建房屋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2．撤墙、打撤墙檐杂工25个（每个工210元）；3．砌砖、内外墙粉涂、打地坪每平方米190元；4．粘地板砖每平方米20元。该协议上还备注：今收到唐明光支付定金800元”。协议签订后，蒋义强叫来杨青发、杨光兵、何永绪三人一起来进行该房屋加层的修建，关于劳务费约定其中蒋义强提供搅拌机、吊机，抽取工程款的6%作为使用费，剩余工程款按照每人的工天平摊，施工时由蒋义强负责记录工天及施工现场的工作安排；唐明光前期支付给蒋义强5000元，杨青发、杨光兵、何永绪每人预支1000元。2020年5月9日中午12时许，死者杨青发停止葫芦吊设备操作准备收工并将安全带解除后，因固定跳板的施工设备葫芦吊突然下滑，将跳板上的杨青发直接从施工房屋的第四层摔落到地面当场死亡。 涉案设备葫芦吊系唐明光委托妻子邓素菊向袁映明所借，因唐明光在袁映明经营的镇子盛美家瓷砖处购买瓷砖，袁映明无偿出借该涉案设备葫芦吊给唐明光使用，双方签订了手搬葫芦（跳板）借用合同，合同主要约定：2．借用人在使用手搬葫芦时和跳板时，安全责任自负，出借方不承担任何安全责任（包括葫芦滑落，钢丝绳断裂、跳板断裂、三角架断裂等意外情况）；3．用完葫芦后请将葫芦圈好后和跳板送回；4.安全提示：（1）在使用前应检查手搬葫芦和跳板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有安全隐患立即停止使用，并到甲方处进行调换；（2）在2米以上（含2米）高空作业必须系好安全带（绳），带好安全帽（此装备由乙方负责）每张跳板上只限一人施工作业。连人带料重量不超过100公斤。 庭审中被告蒋义强申请对涉案施工设备葫芦吊进行质量鉴定，该院先后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重大技术装备几何量计量站对其进行质量鉴定，因成都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该项鉴定技术能力退回委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四川重大技术装备几何量计量站无法确定待鉴定“手扳葫芦”产品的执行标准，当事人蒋义强、唐明光、袁映明无法提供该产品生产日期、标号、合格证书导致上述两家鉴定机构无法完成该设备鉴定事项，决定不予受理我院的本次鉴定工作。被告蒋义强、唐明光因杨青发死亡分别向二原告支付人民币5万元，后由于原、被告因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协议，死者杨青发的家属现要求被告蒋义强、唐明光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杨杰出生于2002年5月12日，系杨青发之子，系杨青发与前妻姚海英所生，现就读于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原告蒋有菊出生于1955年10月3日，系杨青发的母亲，现居住在安岳县镇××村××组，蒋有菊共生育子女二人，分别为死者杨青发，女儿杨青英。 针对二原告的损失，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所确定的项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标准及项目，并参照相应的统计数据，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确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杨青发生前居住在安岳县镇××村，故按农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因杨青发案发时年满43周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杨青发生于1977年7月17日，死亡赔偿金14670元／年×20年＝293400元；2．丧葬费34633.5元（69267元／年÷2）；3．精神损害赔偿金酌定为3万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原告杨杰因已年满18周岁抚养费不再计算；原告蒋有菊因年满六十五周岁，故扶养费为105420元＝14056×15÷2。上诉1-4项共计463453.5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超出上述标准的部分，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论的焦点：蒋义强与杨光兵、何永绪及死者杨青发属于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 首先，蒋义强与唐明光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唐明光将住房进行加层修建，并于2020年4月6日与蒋义强签订修建房屋合同协议，蒋义强找来杨光兵、何永绪及杨青发共同完成该房屋的修建工程，每人以按出工天数计算报酬，蒋义强虽然多得搅拌机、吊机使用费的6%，但是其属于提供机器设备磨损的部分费用，并不属于劳务提成，故该四人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合伙人关系内部承担按份责任，该四人同样以提供劳动的方式入伙共同完成该房屋的修建，其承担的责任应平均分配，针对本案的实际情况，死者杨青发曾从事建筑工作多年，在高空作业时，不注意自身安全，在未到达安全地点即将安全带擅自解除，忽视安全隐患，其自身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过错责任，该院认定其自身应承担全部责任的40%；蒋义强、杨光兵、何永绪三人作为共同合伙人，均进行了对该房屋的加层修建，因每人分工的不同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死者杨青发的工作危险性较大，四人属于利益共同体，应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在进行合伙事务期间对于杨青发的死亡，蒋义强、杨光兵、何永绪应按份承担赔偿责任，该院酌定其每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每人向原告赔偿46345.35元=（463453.50元×10%），蒋义强已向原告垫支了5万元，故其不再向原告赔偿。唐明光作为房主将房屋修建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关资质的蒋义强负责，在选任上存在过错，并且杨青发系在修建其房屋中使用唐明光所借的“手搬葫芦”发生意外死亡，虽现在无法确定“手搬葫芦”下滑的原因，但唐明光应承担选任责任，该院酌定其承担30%的责任，即向原告赔偿139036.05元=（463453.5元×30%），品迭唐明光前期已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现唐明光应还需向原告支付89036.05元。 关于被告袁映明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院认为，造成本案杨青发死亡主要原因系死者擅自解除安全带，导致其坠地身亡，导致葫芦吊下坠的原因不明，究竟系死者操作失误还是葫芦吊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现无法确认，虽然申请了对葫芦吊进行质量鉴定，但因执行标准无法确认，致使鉴定工作无法完成，但不能就此推定葫芦吊存在质量问题；另外，该葫芦吊系袁映明无偿提供给唐明光使用，双方签订有借用合同，合同也约定出现安全事故出借方不承担责任，合同中载明葫芦吊的使用过程中必须佩戴安全带，故被告袁映明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其亲属杨青发死亡所产生损失的诉讼请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杨光兵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杨杰、蒋有菊支付因其亲属杨青发死亡的各项赔偿款46345.35元；二、限被告何永绪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杨杰、蒋有菊支付因其亲属杨青发死亡的各项赔偿款46345.35元；三、限被告唐明光自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杨杰、蒋有菊支付因其亲属杨青发死亡的各项赔偿款89036.05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1．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蒋义强与唐明光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杨青发与蒋义强、杨光兵、何永绪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杨青发受雇于蒋义强的雇佣关系？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施工，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唐光明是对其房屋进行局部修建（加层修建），承包给蒋义强，由蒋义强交付工作成果，唐光强支付相应报酬。故原判认定蒋义强与唐明光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蒋义强陈述，他只是承个头，只收取一点管理费用于搅拌机、租金等费用，做到多少钱，都是平摊的；杨光兵陈述，蒋义强叫他们去做的，出了吊机和搅拌机的费用及中午几个工人的生活费外，几个人平均进行分配。故可认定蒋义强与杨青发、杨光兵、何永绪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伙关系。 2．导致杨青发坠落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葫芦吊”发生故障所致，还是杨青发擅自解除安全绳的行为所致？原审判决杨青发承担40%的责任是否得当？因发生事故时目击证人只有杨光兵一人，且事后也无法对“葫芦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进行鉴定，故导致杨青发坠落的原因从客观上已无法查清。但杨青发在高空作业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致使其在解除安全绳后发生的坠落中失去安全保障，最终造成死亡结果，杨青发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故原判判决杨青发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杰、蒋有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40元，由上诉人杨杰、蒋有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樊 彬 审 判 员  梅 波 审 判 员  杨 虹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陈 艳 书 记 员  卓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