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5民终1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1998年6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威宁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男，2020年5月2日生，汉族，住威宁县。法定代理人刘某，女，1998年6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威宁县。（系原告朱某之母）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司朝伦，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小科，男，197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威宁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小陶，女，1975年2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威宁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邹超，贵州谋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某、朱某因与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黔0526民初7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0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某、朱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黔0526民初754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两被上诉人立即向两上诉人支付各项款项共计人民币112.15056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朱育帅死亡所获得的赔偿款应当定性为“工伤赔偿款”，而非“人身损害赔偿款”。朱育帅死亡所得的赔偿款系因工死亡而赔偿的款项，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赔偿项目为：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供养亲属抚恤金是给予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亲属的专属费用，计算方式及支付方式为：死亡职工月工资的30%按月支付至18周岁。朱某应得供养亲属抚恤金即为48.6万元（朱育帅月工资7500元Ｘ30%Ｘ12个月Ｘ18年）。然一审不以此规定进行处理，而以其他法律规定进行处理，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与查明的且一审认定的“朱育帅因工死亡”的案件事实不符。二、两被上诉人不应当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分配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及《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本案中，两被上诉人现年四十余周岁，处于中年时期，身强力壮，是家庭中的得力劳动力及主要劳动力，且具有生活来源。两被上诉人的目前情况完全不符合上列法律规定的被抚养人或供养亲属的认定条件，故两被上诉人并非是朱育帅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或供养亲属，因而两被上诉人不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分配权利。然一审却予以支持，没有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刘某享有赔偿款的分配比例应当为20%。本案中刘某虽不是朱育帅法律层面上的妻子，但其与朱育帅按照农村风俗结婚、同居生活，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关系，成为了亲戚朋友公认的“夫妻”，朱育帅的去世必然给刘某的精神带来一定的打击，对今后的生活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且本该由两人承担的对儿子朱某的照顾、教育等法定监护义务，朱育帅去世后，却全部由刘某一人承担，必然也会加重刘某的监护责任，刘某势必要投入更多的经济和精力抚养朱某。故此朱育帅去世后应当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给予刘某比例较高的分配权，应为20%，即（赔偿总额170万元-丧葬费15.4824万元-供养亲属抚恤金48.6万元）Ｘ20%，金额为21.18352万元。然一审仅仅支持10%，明显显失公平，完全不能体现公平公正的民事原则。四、朱某应当分配扣除顺位在前余下款项的1／2份额，两被上诉人不应与朱某均分余下款项。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扣除顺位在前的款项后，余下款项的分配应综合考虑各近亲属对受害人的经济依赖程度和与受害人生活紧密程度及其生活状况等因素确定分配比例。本案中朱某对朱育帅的经济依赖程度和生活紧密程度均比两被上诉人深，故朱某应当多分余下款项的份额。即为（赔偿总额170万元-丧葬费15.4824万元-供养亲属抚恤金48.6万元-21.18352万元）Ｘ50%＝42.36704万元。五、朱育帅生前的债务，不应当用其死亡后赔偿的款项进行清偿。依据相关法律：受害人死亡后赔付的款项不属于受害人的遗产，受害人生前的债务只能在遗产范围进行清偿的规定。一审却用朱育帅死亡后用人单位赔偿的款项清偿朱育帅生前的债务（欠朱育良1万元、朱育帅奶奶1.2864万元、朱育帅爷爷1万元等），明显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综上，上诉人认为：刘某应得款项为21.18352万元；朱某应得的款项为90.96704万元，盼二审法院改判支持！一、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威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526民初754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的内容，朱某应分配款项的金额由502015.5元改判为532196元；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威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526民初754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刘某参与分配涉案赔偿款的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法院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刘某为涉案赔偿款项的权利人，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事实上，被上诉人刘某与死者朱育帅于2019年同居，但并未进行婚姻登记，两者之间不是合法的婚姻关系。2．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也规定只有近亲属有权参与分配相应的赔偿款项。死者因提供劳务受害致死，法律明确规定仅仅是死者其近亲属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即只有死者近亲属有权利主张及参与分配得到的赔偿金。因此，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刘某认定为涉案赔偿款项的权利人，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再有，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地字第26号《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的内容：“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根据上述条文可知，只有死者近亲属才能参与分配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原审法院认定死者亲属处理死者生前所欠的债务和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金额为187688元，认定事实错误；死者亲属处理死者生前所欠的债务和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金额为203288元。1．原审法院认定“新购买三轮车运送受害人安埋超出合理使用范围”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中国人魂归故里、入土为安的传统，受害人朱育帅在他乡遭遇不测，其父母即上诉人除心痛之余，必欲将其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但是普通车辆必不会运送，而上诉人家中又无运送车辆，无奈，只好新购入一辆三轮车。因此，上诉人购买三轮车的行为符合情理，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购买三轮车所花费的12600元应作为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性支出。2．原审法院认为由被上诉人刘某保管的3000元不是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从而将此三千元从处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中扣除，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办理丧葬事宜清单”及被上诉人刘某在一审中的陈述可知，此三千元系为了酬谢被上诉人刘某的兄长刘远、刘超、及刘德品三人在办理赔偿及丧葬事宜中付出的支出，虽然刘某的兄长刘远、刘超、及刘德品把三千元直接交由刘某，那是他们兄妹之间的赠与行为，不影响此3000元作为丧葬费的性质；因此，此3000元应为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不应从办理赔偿及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中扣除。原审法院不指明此3000元的性质，而直接从涉案赔偿款项中扣除，不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死者亲属处理死者生前所欠的债务和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金额为203288元。三、被上诉人朱某最终应当得到的赔偿款分配金额为532196元。鉴于死者朱育帅生前与陈钟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再结合陈钟对本案死者家属的赔偿款的金额可以认定，本案案涉赔偿款扣除应当单独由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及被上诉人朱某单独所有的部分，剩余部分应当由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及被上诉人朱某三人平均分配，具体计算方式及金额如下：1．应当由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单独所有的生活费为：142680元乘以2等于285360元，应当由被上诉人朱某单独所有的生活费为：192618元。三者的生活费合计477978元。2．应当由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及被上诉人朱某三人平均分配的总金额为总赔偿款1700000元减去三者的生活费合计477978元再减去死者亲属处理死者生前所欠的债务和办理死者丧葬事宜的合理支出金额为203288元，即为1700000元减去681266元等于1018734元，前述三者每人应当分得的金额为1018734元除以3等于339578元。因此，被上诉人朱某最终应当得到分配的金额为：339578元加上192618元，即为532196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其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原审原告刘某、朱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立即付给原告各项款121.97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朱小科、陈小陶系受害人朱育帅之父母。原告刘某与受害人朱育帅于2019年12月按农村习俗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同居后于2020年5月2日生育一子朱某。同年8月8日受害人在广西中铁二十二局承建的南宁至崇左铁路标段做电焊工时因公死亡。原告刘某委托被告朱小科与用人单位协商并签订赔偿协议，用人单位一次性赔偿各项费用170万元。该赔偿款打入被告朱小科账户。受害人由被告朱小科主持安葬。被告朱小科列支安葬受害人支出项目中“刘德品、刘超、刘远”项下各1000元，此三人未领取并由原告刘某保管。受害人的扶养人有其父母即本案被告朱小科、陈小陶及原告朱某。二被告的扶养义务人有受害人朱育帅、朱育良、朱育维三人，需扶养年限20年。原告朱某的扶养义务人有受害人朱育帅与原告刘某二人，需扶养年限18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受害人死亡获得的赔偿款不属于死者遗产，而是对死者生前供养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一种经济补偿，该赔偿款享受对象应当是受害人的生前供养人。因此，死亡赔偿款不能按照法定继承的相关规进行定继承与分割，只能由受害人的生前供养人享有。本案原告朱某系受害人之子、被告朱小科、陈小陶系受害人之父母，原告朱某及二被告均系受害人的生前供养对象，均对受害人受害死亡所获得的赔偿款享有权利。一、关于受害人后事安葬费问题。受害人由被告朱小科负责安埋，其主张协商处理受害人赔偿事宜、安葬受害人支出及偿还受害人生前债务合理支出费用中，新购买三轮车运送受害人安埋超出合理使用范围，故该三轮车款不应计算入安葬费，另外原告刘某保管的3000元，亦应当于该支出中扣除。其它列支项目大部分因系原告刘某记载及认可，故本院予以采信，即与用人单位协商处理受害人赔偿事宜、安葬受害人支出及偿还受害人生前债务合理支出应为187688（203288元-12600元-3000元）元。二、关于受害人生前供养人即原告朱某及二被告的生活费问题。原告朱某的生活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2019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1402元／年计算即21402元／年×18年÷2人＝192618元；被告朱小科生活费按照相同标准计算即21402元／年×20年÷3人＝142680元；被告陈小陶生活费按照相同标准计算即21402元／年×20年÷3人＝142680元。三人生活费合计金额为477987元。三、减除协商处理受害人死亡赔偿事宜、安葬费用、偿还受害人生前债务及受害人生前供养人生活费后余款的分配问题。受害人虽与原告刘某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结合原告刘某与受害人已同居生活并且已生育孩子的事实及赔偿单位要求被告朱小科必须经原告刘某授权才能签订赔偿协议并获得赔偿款的事实，本院依法酌情确定原告刘某应分得赔偿余款的10%即103132.5［（1700000元-187688元-477987元-3000元）×10%］元。剩余90%赔偿款宜由原告朱某与二被告平均分配即各享有309397.5［（1031325元-103132.5元）÷3人］元。原告刘某已保存3000元归其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朱小科、陈小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朱某应分配款502015.5元（192618元＋309397.5元）；二、被告朱小科、陈小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刘某应分配款103132.5元；三、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78元，由被告朱小科、陈小陶负担10377元、被告刘某负担5401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无异，对原审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受害人朱育帅死亡赔偿款的性质如何认定；二、上诉人刘某是否有权参与分配，该死亡赔偿款应如何分配。关于焦点一，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生活资源减少、丧失的补偿，而不是对死者自身的补偿。因而，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不是死者遗产的继承。由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的赔偿。因此，赔偿权利人首先是指与死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近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所以不应当适用我国继承法中规定的同一顺序继承人均等分配的原则。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死者近亲属与死者的生活紧密度，经济依赖度，决定了死者近亲属所受财产损害的大小，决定着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刘某与受害人朱育帅于2019年12月按农村习俗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同居后于2020年5月2日生育一子朱某。同年8月8日受害人在广西中铁二十二局承建的南宁至崇左铁路标段做电焊工时因公死亡，本案中因上诉人刘某与受害人同居生活时受害人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未登记结婚，但已按照农村习俗办理酒席，并在同居期间生育一子，受害人的死亡必然给年纪轻轻初为人母、初为人妻的刘某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受害人的死亡，也将预示着从今往后，年龄刚刚20岁出头的刘某，要承担起独自抚养朱某长大成人的重担，基于受害人死亡给上诉人刘某造成生理、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上诉人刘某有权参与分配本案的死亡赔偿款。但因上诉人刘某并未与受害人登记结婚，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故原审酌情判定其分配10%恰当。本案中，针对案涉争议死亡赔偿款，受害人的父母朱小科、陈小陶，与受害人同居的刘某以及受害人之子朱某均有权参与分配。故原审针对受害人死亡给各方造成的损害，扣除丧葬费、债权债务后进行分配并无不当，上诉人刘某、朱某、朱小科、陈小陶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某、朱某、朱小科、陈小陶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20.5元，由上诉人刘某、朱某14893.50元，由上诉人朱小科、陈小陶承担103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莉审判员 曹建军审判员 吴 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