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5民终11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峰，男，汉族，1974年12月3日出生，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东钫，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婷，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红兵，男，汉族，1966年7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宇，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新苑南路2幢103室。法定代表人：邵建平，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静怡，女，汉族，1997年7月19日出生，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袁辉明，男，汉族，1971年3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上诉人何峰因与被上诉人邵红兵、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投资公司）、袁静怡、袁辉明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2020）湘0503民初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邵红兵明知袁辉明等人用公司资产抵偿个人债务系抽逃出资，作为抽逃出资行为的共同参与人，通过袁辉明抽逃出资的行为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权受让人，应对仁德投资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邵红兵自认袁辉明是用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抵偿其个人债务，其由此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应认定邵红兵自2015年12月6日成为了仁德投资公司股东；3、2018年邵红兵以0元的价格转让股权给他人系恶意串通，其股权转让协议无效；4、邵红兵将仁德投资公司资产作为其个人投资款450万元用于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仁德学校（以下简称仁德学校）的出资明显系抽逃出资的行为；5、邵红兵任仁德投资公司独资股东期间，用仁德投资公司的固定资产抵偿房租，抵偿房租的费用偏高，有明显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公司资产转出的抽逃出资行为；6、何峰提供了相关证据能够证明邵红兵有抽逃出资的行为，邵红兵应当承担其未抽逃出资的举证义务；7、邵红兵明知袁辉明、袁晖钚等人未实际缴纳注册资金500万元的情况下，受让其股权，应对袁辉明、袁晖钚500万元注册资金不实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邵红兵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处理适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仁德投资公司、袁静怡、袁辉明未答辩。何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邵红兵对袁辉明、袁静怡、仁德投资公司因民间借贷所产生的债务负有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邵红兵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8日，袁辉明与案外人袁晖钚成立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即仁德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袁辉明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年6月4日，通过验资将实缴出资总额增加至1000万元，确认袁辉明占80％，即800万元，袁晖钚占20％，即200万元。因仁德投资公司与案外人娄底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经协商拟定共同筹建仁德学校。为此，2015年11月23日，仁德投资公司暂以未成立的仁德学校（筹）的名义委托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公司筹办学校的拟投入资金进行验资，会计师事务所评定仁德投资公司拟向仁德学校（筹）认缴开办资金为500万元，系非货币资产（教学器材、设备等资产）。邵红兵主张袁辉明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向其借款本金308万元及利息，因袁辉明在仁德投资公司经营期间还向何峰及案外人罗某、覃某、邓某等人分别借款未予归还，上述债权人在得知袁辉明准备筹办仁德学校时，双方通过商议，部分债权人同意袁辉明以仁德投资公司拟向仁德学校投资中其所占的资产份额用于抵偿债权人的债务。鉴此，2015年12月6日，袁辉明以其女袁静怡之名、袁晖钚以其妻汤懿之名、王元甫、王昶（王元甫之子）、邵红兵、罗某、覃某、邓某共8人作为合作参与者的身份共同签订《股份合作框架协议》，该协议约定，合作项目即仁德投资公司整体股份改制；资产认定：王元甫（科源公司用于学校房地产）向仁德学校所投资产价值为35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所有资产为1500万元（即评定后的资产在数额扩大3倍）；总资产及合作股本：仁德投资公司股份改制后，总资产扩大至5000万元，属上述合作方共有资产。其中王元甫以用于学校的房地产向银行所贷2000万元转为公司债务，贷款偿还以后，需办理王元甫在学校所投3500万元资产的过户或者股份转让手续，过户费用由改制后新公司承担。该贷款从总资产中剥离以后，确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上述合作方各自持股比例为：王元甫17％、袁静怡20％、王昶20％、邵红兵15％、罗某10％、汤懿10％、覃某6％、邓某2％；本框架协议签字后，开始原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登记，并签署相关文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同日（2015年12月6日），上述8名合作参与者就组建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有限公司（即仁德学校）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并达成协议，认定王元甫（科源公司用于学校房地产）向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所投资产为3500万元（王元甫利用用于学校房地产向银行所贷2000万元转为公司债务），故王元甫的实际投资为1500万元，认定仁德投资公司所有资产为1500万元（即评定金额扩大3倍），确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金为3000万元，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罗某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汤懿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覃某出资金额为180万元，占6％、邓某出资金额为60万元，占2％，推举王昶担任仁德学校的法人代表，委托袁晖钚办理相关手续。2015年12月18日，仁德学校依法注册成立，出资人为上述8人，开办单位系仁德投资公司。因袁辉明作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且其在仁德学校的出资人中无显名股份，袁辉明经与邵红兵协商，拟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身份转让给邵红兵，遂于2016年1月20日、1月25日分别向邵红兵出具《关于湖南仁德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建账务的情况说明》及《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附明细表），其中情况说明载明：按照《公司法》，仁德投资公司必须建立财务账册，但是，至2015年12月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财务账册，2016年1月新股东邵红兵受让袁辉明80％的股份时，未见到财务账册，邵红兵当时只好以经盘点的实有资产与负债入账，盘点入账资产与负债包括：现金6525.83元、固定资产原值426168元、其他应付款389773元；其中资产、负债移交表载明：2013年5月至2015年12月，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财务账册，邵红兵要求建立财务账册，以2016年1月1日为新的期初数，其中货币资金6525.83元；固定资产折旧82370.29元，全部为办公设备；其他应付款为袁辉明、袁晖钚前期向邵红兵借款389773元用于公司日常开支，未清偿，未分配利润为-300876元。2016年1月28日，上述8名合作方又签订一份《股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合作项目为仁德投资公司与科源公司在仁德学校所投资产实行整体股份改制，改制后的新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原资产作价1500万元（即评定的金额扩大3倍），科源公司在仁德学校房地产作价3500万元（含2000万元银行借款），一切资产均归新公司其他的合伙人所有，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罗某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汤懿出资金额为300万元，占10％、覃某出资金额为180万元，占6％、邓某出资金额为60万元，占2％。2016年2月3日，仁德投资公司在工商部门将公司股东变更为邵红兵、袁晖钚，法定代表人由袁辉明变更为邵红兵，工商登记的资料中有：2016年1月袁辉明将其持有800万元股权转让给邵红兵的协议，同年1月28日公司股东邵红兵、袁晖钚、袁辉明开会通过了该转让协议。袁辉明主张仁德投资公司在整体作价出资至仁德学校之后公司就不存在有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因当时仁德学校需要一家公司作为举办者，经与合伙人科源公司商定由仁德投资公司挂名举办，但仁德投资公司非实际的出资人、合伙人，经推选邵红兵为仁德投资公司的法人，故当时其与邵红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股东时所需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上虽约定股权转让金额为800万元，因邵红兵在公司无资产受让，邵红兵无需向其支付该股权转让款。2017年7月1日，袁晖钚将自己持有的仁德投资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邵红兵，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日，股东邵红兵、袁晖钚通过股东大会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同年7月21日，工商部门对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及性质进行了变更：股东为邵红兵，性质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公司。邵红兵在担任仁德投资公司法人期间，将公司留存的固定资产用于抵偿公司办公的房租。2017年11月9日，邵红兵将其持有的仁德投资公司全部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建平，并于同月15日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邵建平、李记凡，公司类型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争议焦点：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期间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公司股东只能转让自己拥有的对公司的股份，不能转让公司的资产，否则就是股东对公司权利的侵犯。本案中，仁德投资公司的原股东袁辉明与案外人袁晖钚通过验资，实缴注册资金1000万元，因仁德投资公司在经营期间拟与案外人科源公司共同筹建仁德学校，双方约定，由仁德投资公司投入教学器材及相关资产，科源公司投入房产，仁德投资公司遂在仁德学校筹备期间对自己拟投入的资产进行验资，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评定仁德投资公司拟投入的资产为非货币资产500万元。后仁德投资公司将其投资在仁德学校的资产额度在评定报告的基础上扩大3倍，即显现仁德投资公司投资的资产总额至1500万元，加上科源公司投入的房产资产认定为3500万元（其中2000万元系仁德学校对科源公司的债务），仁德学校的总资产为3000万元（仁德投资公司与科源公司各占1500万元）。由于袁辉明及仁德投资公司对外存在多笔债务未偿还（其中包含邵红兵、何峰等人），经部分债权人同意，袁辉明遂将仁德投资公司用于投资在仁德学校资产中其所占资产的份额用于抵偿邵红兵及部分债权人的债务（未包含何峰），为此，袁辉明以其女袁静怡之名、袁晖钚以其妻汤懿之名及王元甫、王昶（王元甫之子）、邵红兵、罗某、覃某、邓某（共8人）于2015年12月6日、2016年1月28日作为仁德学校合作开办者的身份共同签订《股份合作框架协议》、《股份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项目为仁德投资公司整体股份改制，资产认定为5000万元，总资产及合作股本系上述合作方共有（其中袁静怡持股比例为20％、邵红兵持股比例为15％、汤懿持股比例为10％），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当日，上述8名合作参与者就组建仁德学校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认定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总股本为3000万元，属上述合作方共有资产，其中王元甫出资金额为510万元，占17％、袁静怡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王昶出资金额为600万元，占20％、邵红兵出资金额为450万元，占15％、汤懿出资金额300万元，所占比例10％、…；仁德学校于2015年12月18日注册成立，开办单位系仁德投资公司，股东为上述合作方8人。以上事实可以说明，根据《股份合作框架协议》、《第一次股东大会》、《股份合作协议》等协议的约定，袁辉明、袁晖钚将仁德投资公司投资在仁德学校的资产进行了抵债处理，遂约定合作方各自债权债务与股份改制后仁德投资公司无关，因此，邵红兵等债权人及其他合作方的合作项目虽然名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份改制，但实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袁辉明、袁晖钚通过将公司全部资产转化为个人资产，再将其个人资产份额通过抵债后再投资于仁德学校，相对邵红兵及其他合作方而言，其在受让抵债资产后并未投资入股于仁德投资公司，而实际投资于仁德学校，并成为仁德学校的出资人，故邵红兵在此阶段并未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另从仁德学校资产的份额中还可以看出，袁辉明在仁德学校已无显名股份，其以袁静怡之名的持股比例仅为20％，其在公司资产的转变过程中，利用办学之名将公司资产（出资）转出，邵红兵等债权人通过抵债方式受让袁辉明在仁德投资公司用于投资在仁德学校的资产中其所占资产的份额而成为仁德学校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中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故袁辉明将公司资产用于抵债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邵红兵的受让资产行为并不构成抽逃出资。再者，邵红兵成为仁德学校的股东后，袁辉明与邵红兵通过协商，袁辉明拟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邵红兵，并向邵红兵出具《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该移交表阐明仁德投资公司的现有资产仅为固定资产即办公设备（折旧82370.29元）及部分债务。袁辉明主张仁德投资公司在整体作价出资至仁德学校之后公司就不存在有动产、不动产、股权及债权，仁德投资公司非仁德学校实际的出资人、合伙人，仅为挂名举办者，经推选邵红兵为仁德投资公司的法人，当时其与邵红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股东时所需的格式合同，该协议上约定的股权转让金额为800万元，因邵红兵在公司无资产受让，邵红兵无需向其支付该股权转让款。根据上述分析认定袁辉明存在将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进行抽逃出资的行为，结合袁辉明出具的《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袁辉明的该主张存在合理性，可认定邵红兵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后无需向袁辉明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再者，股权转让不会造成公司资产的增加或减少，故对何峰提出邵红兵因未向袁辉明支付股权转让金额800万元，系邵红兵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且将仁德投资公司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建平，系抽逃注册资金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何峰主张仁德投资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投入仁德学校500万元，邵红兵及仁德投资公司均无法证明该500万元实际去向的情况下，应将该500万元的灭失认定为邵红兵抽逃出资。根据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8）湘05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仁德投资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建账时已将该投资款500万元抵消了对外个人的债务，故何峰的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峰还主张邵红兵为逃避债务，虚构40余万元固定资产转让的行为实际上是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一审法院已生效的（2018）湘0503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中的认定，该资产已用于抵偿房租，由于何峰的该项主张与已生效法律文书认定的事实有悖，故何峰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峰还主张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期间，不能将公司的前期财务账册交由鉴定机构鉴定，导致无法核实仁德投资公司是否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是否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是否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及是否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邵红兵对此应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仁德投资公司股东袁辉明、袁晖钚在邵红兵拟成为公司股东时（2016年1月20日）向邵红兵出具《关于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账务的情况说明》及《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上述说明中仁德投资公司自认从成立以来（至2015年12月）未建立账册，邵红兵要求建立账册，以2016年1月1日为新的期初数。由此可以得知，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时，仁德投资公司无财务账册向邵红兵提供。一审法院根据何峰的申请对仁德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财务账目进行鉴定，因仁德投资公司无法提供邵红兵在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前的财务账目，导致相关鉴定无法进行，该举证责任的不能，不能归责于邵红兵，且在上述分析中已确认袁辉明、袁晖钚在公司成立时实缴注册资金，邵红兵成为空壳资产的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后无需向袁辉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同时邵红兵无人格混同情形，故对何峰提出邵红兵系举证不能而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袁辉明、袁晖钚于2015年12月6日将仁德投资公司整体出资仁德学校后抵偿债务，仁德投资公司已成为空壳公司，在此阶段，邵红兵非属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期间，故仁德投资公司及其股东的上述抵债行为与邵红兵无关，与本案无关；邵红兵于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1日成为仁德投资公司80％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期间，何峰无证据证明邵红兵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邵红兵于2017年7月1日至2017年11月9日在担任仁德投资公司的一人公司股东期间，邵红兵个人与仁德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故何峰以邵红兵存在抽逃出资而应对袁辉明、袁静怡及仁德投资公司因民间借贷对其产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何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何峰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1、能否认定邵红兵于2015年12月6日成为了仁德投资公司股东，邵红兵是否存在抽逃仁德投资公司注册资金的行为；2、邵红兵是否明知袁辉明、袁晖钚未实缴注册资金还受让其股份。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仁德投资公司与科源公司协商成立仁德学校，协议由仁德投资公司用现有资产出资500万元（非货币出资），该500万元资产经湖南楚才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已经于2015年11月23日出资到位，因仁德投资公司股东袁辉明拖欠邵红兵等人债务，协商用仁德投资公司投入仁德学校（筹建中）的资产所对应的资产份额（包括无形资产）抵偿邵红兵等人的债务，邵红兵为此获得仁德学校投资份额的15%。据此，邵红兵在2015年11月23日之前并不是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其受让仁德学校15%的股份，价值约450万元的资产份额，不能认定其抽逃仁德投资公司资金的行为。2015年12月6日，邵红兵与王元甫等人签订《股份合作框架协议》，其目的是设立仁德学校或者“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有限公司”，当日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也并非是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大会，而是仁德学校（筹建中）或者“娄底仁德实验学校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尽管邵红兵受让了仁德投资公司投入仁德学校的部分资产，但并未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故何峰提出“邵红兵于2015年12月6日就成为仁德投资公司股东，其受让仁德学校15%份额应认定其抽逃仁德投资公司450万元注册资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2016年1月28日，基于仁德学校是以仁德投资公司名义举办，袁辉明不是仁德学校记名投资人，经仁德投资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袁辉明将其在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邵红兵，邵红兵与袁辉明协议零元转让股权，邵红兵因零元受让袁辉明的股权（为办理工商登记两人签订了800万元的股权转让合同）成为了仁德投资公司的股东。2017年7月1日，邵红兵再次零元受让了袁晖钚的股权成为仁德投资公司独资股东。至同年11月9日，邵红兵将其享有的仁德投资公司100%的股权以零元价格转让给邵建平。此间，袁辉明向邵红兵出具的《关于仁德投资公司未建立账务的情况说明》、《仁德投资公司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移交说明》，截至2015年12月31日，仁德投资公司货币资金共计6525.83元，固定资产（办公设备）折旧后的净值为82370.29元，负债389773元，并无应收账款。据此，邵红兵以股东身份入股仁德投资公司期间，仁德投资公司的资产（折旧后的净值）总额不足9万元，即使不计折旧，其资产总额也没有超过43万余元。邵红兵在此期间，除了2017年11月2日与案外人邱建中签订一份《抵债协议》，以仁德投资公司办公设备作价19.6万余元抵偿邱建中的房租外，并无其他重大的经营行为。邵红兵代表仁德投资公司与案外人邱建中签订《抵债协议》是用仁德投资公司办公设备抵偿租金，收取办公设备的人是邱建中，即使存在邱建中的租金虚高甚至没有租金的情形，仁德投资公司的债权人也只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要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邵红兵并未因签订《抵债协议》获取仁德投资公司资产，故何峰提出“邵红兵虚构40余万元债务系抽逃资金”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娄底鑫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6月4日出具的娄鑫和验字（2013）第（166）号验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4日，仁德投资公司累计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1000万元。截至2015年12月23日，仁德投资公司将其资产投入仁德学校后，其剩余的资产折旧后不足9万元。期间，仁德投资公司股东袁辉明等人的确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但也不能排除因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仁德公司资产减少，现有证据不足以否定娄底鑫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确认彭辉明、彭晖钚已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的事实，故何峰提出“仁德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有500万元未注资到位，邵红兵明知袁辉明、袁晖钚注册资金不实还受让其股权，应当对注册资金不实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080元，由上诉人何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文彬审判员  朱一泓审判员  刘新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黄腾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