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青2801民初1065号   原告：祖磊，男，1979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洪湖市人，个体，户籍所在地洪湖市，现住青海省格尔木市，身份证号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鲜红，青海长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天明，男，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原阳县人，个体，户籍所在地原阳县，现住青海省格尔木市，身份证号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成，青海岿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祖磊与被告董天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祖磊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鲜红，被告董天明及其代理人张文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祖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温泉水库渔业合作合同《转让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承包转让费120000及一年利息5700元（年利率4.75%计一年），共计1257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2月29日,被告将由其承包的格尔木之温泉水库渔业合作合同转让给原告，双方签订《转让协议》，由于合同必须经合作的另一方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同意，并变更备案后合同才能生效，为此被告要求原告先付转让费120000元，被告负责办理合同变更备注案手续，并让原告放心去“养渔”。被告于2020年3月实地考查时被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制止。原告要求被告办理，但被告却说办不了，不得已原告多次到市农牧局、青海省农牧局厅，青海省水利厅等级相关部门咨询、申请办理，得到的答复是：渔业养殖属于专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经营，该《转让协议》无效。于是原告同被告交涉要求退还转让费120000元，但是被告表示不退，因为合同已经转让。原告为此支付了转让费120000元及近四万元差旅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494元。   被告董天明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时被告需将养殖证给原告，原告庭审中也认可收到该养殖证，合同签订之后温泉管理所并没有干涉原告去捕捞或者养殖温泉水库中被告养殖的鱼种。合同签订后截止到今天为止原告在温泉水库中捕捞被告养殖的鱼种没有受到任何单位的干涉，因此协议合法有效。关于转让费的事情，被告与温泉管理所签订的合同到期时间是2023年，也就是说原告向被告支付的12万元转让费转让年限共计是三年，平均下来每年四万元，无论该合同是无效或者需要解除被告如果向原告退还转让费的话需要扣减原告自2019年12月31日至今的使用费，对于利息部分不承担，对于损失四千多元与被告无关不承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8月11日，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向案外人梁兆海颁发格渔政（2008）养证[001]第001号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显示发包方为格尔木市温泉水库管理所，水域、滩涂使用者（承包方）为梁兆海，承包经营期限为十五年，用途为高白鲑养殖。使用水域总面积为842。该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没有进行过变更登记。   2014年12月29日，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与案外人梁兆海（原乙方）、被告董天明（现乙方）签订《渔业合作合同乙方代表人变更协议》，内容为“2014年12月29日，根据原乙方代表梁兆海的要求，因身体不适应继续担任温泉水库渔业合作合同乙方代表的工作，经双方协商决定，同意将原乙方代表人梁兆海变更为新乙方代表人董天明，此协议即日生效。”同日，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甲方）与被告董天明（乙方）签订《渔业合作合同》，内容显示双方合同项目为“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整个库区的渔业养殖、捕捞和经营销售权”，合作期限“自2008年2月至2023年元月底”。同时约定“甲方的责任：1.提供渔业养殖水面（即温泉水库整个库区水域）；2.在水库提供房屋三间，供渔业养殖管理人员居住；3.协助乙方处理水上纠纷、盗捕等安全有关事宜；4.负责办理渔业养殖证；5.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单方面转让渔业合作合同；6.甲方保证养殖水面不小于5平方公里；7.甲方不干涉乙方的养殖捕捞、经营销售权……”。   2019年12月29日原告祖磊作为乙方与被告董天明作为甲方签订《转让协议》，载明“甲方就温泉水库渔业承包权转让给乙方，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提供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渔业合作合同给乙方；二、甲方提供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养殖证给乙方；三、从达成协议之日起，甲方2019年12月29日前在温泉水库所有债权与乙方无关，从2019年12月29日后所有债权与甲方无关；四、乙方一次性付甲方手续转让与剩余年期承包费用12万元整；五、如原承包人干预乙方经营，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六、养殖证如需要过户到乙方名下，如需要原养殖证本人到场，由甲方负责人到场。”同日，祖磊向董天明支付12万元，董天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祖磊就温泉水库养殖承包权于余下的养殖费计壹拾贰万元正（￥120000元）”。   2020年8月25日青海省格尔木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向原告祖磊下发格农牧（渔）罚[2020]2号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一条“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罚：1.处以人民币肆仟肆佰玖肆元（￥4494.00元）的罚款；2.没收渔获物及违禁渔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被告与案外人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签订的《渔业合作合同》是有效合同，从其内容上看实际是租赁合同，被告之后又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其实质是一个转租行为。原告认为双方合同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而无效，经查，该条规定只是规定了养殖业的行政许可即养殖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也未禁止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进行流转。原、被告双方的《转让协议》本身只是对于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进行流转的协议，且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流转协议约定的期限在养殖证许可的承包经营期限内，因而合同本身不会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而无效。本案庭审中原、被告对于该《转让协议》案外人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是否同意存在争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六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只是赋予了出租人解除与承租人租赁合同的权利，并未否定转租合同本身的效力，因此原、被告之间的《转让协议》是否经过案外人青海省格尔木温泉水库管理所同意都不会影响效力。至于原告提及的被告不为其办理养殖证的问题，属于合同履行的问题，并不是合同效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水域、滩涂，以家庭承包方式用于养殖生产，在承包期内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流转水域滩涂养殖权的，不需要重新办理发证登记。”第十五条“养殖权人姓名或民称、住所等事项发生变化的，当事人应当持原养殖证及相关证明材料，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根据双方《转让协议》的约定，被告需要提供养殖证给原告，对“提供”二字的理解，不应简单的理解为被告将养殖证拿给原告，从利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应理解为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养殖证的变更登记，从而使原告能够实现合同的目的。现在被告并未实际协助原告办理养殖使用证，只是被告的违约行为，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综上，本案《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只是在实际履行中被告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原告无法享受合同带来的利益，但合同本身并不是无效合同。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其基于合同无效而要求返还转让款12万元及并要求支付利息5700元的诉讼请求，自然失去了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受行政处罚遭受的损失4494元的诉讼请求，首先原告要求赔偿的理由是基于合同无效，其次格尔木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作出的《渔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是原告没有取得捕捞许可证，并非是原告没有养殖使用证，因此也无法确认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不协助其办理养殖使用证存在关联，故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三条、第七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祖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7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祖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谭 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王海燕   书记员 万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