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云04民申1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国兴，男，1964年2月2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云南云之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雄，云南云之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继玲，女，1976年7月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一审第三人：任燕坤，男，1986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再审申请人黄国兴因与被申请人王继玲及一审第三人任燕坤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云04民终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黄国兴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本案判决后，黄国兴在家中清理相关材料时找到了其与王继玲及任燕坤于2019年3月15日签署的《债务转让协议》（此前误以为已经遗失），该份证据充分证明了本案实际情况是：在2019年前，任燕坤欠黄国兴借款未还，而王继玲向任燕坤借款，三方达成债务转让，将任燕坤欠黄国兴的借款中的40万元转由王继玲直接向黄国兴进行清偿，王继玲在协议中承诺于2019年4月1日清偿。后因王继玲到期未能履行还款义务，才与黄国兴于2019年4月10日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由此可见，本案黄国兴与王继玲之间是因债务转让后，才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抵债房产之所以过户到黄国兴名下，也是在王继玲不能履行《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而由黄国兴与王继玲达成的“代物清偿”，而非二审认为的“基于对王继玲向任燕坤的借款提供担保”。从《债务转让协议》的约定亦可认定，王继玲与任燕坤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黄国兴没有直接关系，更不存在将该房产转至黄国兴名下进行担保的问题。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在案证据所共同证明的基础事实是：黄国兴对任燕坤享有到期债权，后黄国兴与任燕坤、王继玲达成债务转让协议，该债权债务在三方达成债务转让后，就变为黄国兴对王继玲的债权，一审所认定的“王继玲未能还款”是指各方达成债务转让后，王继玲自愿承担的对黄国兴的还款责任，而非针对其取得任燕坤财物后的还款责任（实际王继玲并不负有该项还款义务）。生效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仅凭王继玲的单方陈述，就错误将基于债务转让后所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与任燕坤和王继玲之间的款项支付进行关联，并最终以该协议并非王继玲未能还款后签订为由，将各方之间达成的债务转让约定予以否认是错误的。三、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本案案涉房屋所抵债务乃是黄国兴对任燕坤已经产生并由任燕坤转让给王继玲承担的40万元债务，而非是将该房屋用于任燕坤出借给王继玲的借款的担保，因此，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此外，即便本案“抵债行为”认定为“借款的担保”，根据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则也只应裁定“驳回起诉”。如根据修正后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之规定，因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也不应在本案中适用。2、二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存在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案涉房屋的过户行为是对“任燕坤出借给王继玲的借款的担保”，即担保是真实意思表示，而非以物抵债，但就本案来说，该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就本案证据而言，黄国兴所主张的乃是其通过与王继玲及任燕坤签署的《债务转让协议》而对王继玲所享有的债权，并通过该债权继而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所实际已经取得的物权；任燕坤与王继玲之间究竟是何关系，黄国兴并不清楚，也与黄国兴无关，黄国兴也并非二审所认定的是受任燕坤的安排代为持有房产，即二审将该案中客观存在的黄国兴通过债务转让而对王继玲所享有的债权，与任燕坤及王继玲之间的款项支付关系错误混淆。正是因为二审将这两个关系错误的进行了混淆，继而错误的认为该房屋过户的行为是为“任燕坤与王继玲之间的借贷提供担保”，并据此认为黄国兴与王继玲之间以物抵债行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也最终导致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3、二审以《以物抵债协议》签订时，任燕坤与王继玲之间的借款尚未发生，该协议并非王继玲未能还款后签订，进而作出改判没有法律依据。债务转让是指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其成立要件为“须经债权人同意”，我国法律对债务转让并没有要求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已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说，本案中任燕坤与王继玲二人之间，在三方签署《债务转让协议》时，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本不是本案债务转让能否成立的基础，而二审却将此作为否定债务转让事实及基于该债务转让所达成的代物清偿协议的依据，不但是对案件事实认定的混淆，更是对债务转让及代物清偿相关法律规定的错误适用。4、即便本案如二审所认为的《以物抵债协议》是“基于对王继玲向任燕坤的借款提供担保”，也不能否定《以物抵债补充协议》的效力。按照二审所认定的案涉房屋是借款的担保，那么，根据王继玲陈述借款期限为一个月，则从其2019年4月至5月的收款时间起算，一个月的借期至多到2019年6月底即已届满，而《以物抵债补充协议》是在2020年3月22日签署，即该份协议是在借款期已经届满的情况下签署的，而且双方在该协议中又再次对房屋价款进行了新的确认，黄国兴也按照新的约定支付了房屋的补偿价款，可见该《以物抵债补充协议》是在借款期满后，并且双方另行商定了新的房屋折价价款的基础上签署的一份名为补充、实为新的代物清偿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2014年第3辑“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达成代物清偿协议，并完成给付行为，如已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或股权转让登记，该代物清偿协议当然属于有效行为”之司法理论，该《以物抵债补充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应当得到支持。5、本案中黄国兴在二审中所述给予王继玲一个月的时间，乃是按照《以物抵债补充协议》第五条之约定给予王继玲的一个月房屋使用时间，与任燕坤、王继玲所谓借款期限一个月的表述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且这两个时间中任燕坤与王继玲所谓借款期限一个月，是该二人之间的约定，其发生于2019年5月，而黄国兴所述一个月是同意王继玲在2020年3月22日后再对案涉房屋使用一个月，这两个时间概念发生时间不同，指代意思不同，不应混为一谈，更不可据此认为黄国兴是参与任燕坤与王继玲直接资金往来的第三方，并认为房屋过户、抵债均是对任燕坤与王继玲之间债务的担保。综上，黄国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王继玲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黄国兴以《债务转让协议》为新证据提交申请再审，动机不纯。在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时，法庭已经对此予以查明，当时法官问黄国兴：“为什么3月份都还没有发生借款事实，就存在债务转让，也就是说为什么借款发生在4月份，3月份就存在债务转让协议”，当时黄国兴根本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王继玲也按客观事实陈述在2019年4月份急需用钱认识任燕坤，继而认识黄国兴，然后发生借款事实，不可能在当年3月份就同黄国兴、任燕坤签署债务转让协议。黄国兴再次以此来做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增加诉累。同时也反映出黄国兴和任燕坤恶意串通损害王继玲权益的事实，其行为就是在进行恶意诉讼，其提交的证据依法不能成为新证据。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国兴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本案中，黄国兴与王继玲、任燕坤于2019年4月10日签订《以物抵债协议》，黄国兴与王继玲于同月20日签订《购房合同》、22日网签《玉溪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在黄国兴名下，后黄国兴与王继玲于2020年3月22日签订《以物抵债补充协议》。在黄国兴、王继玲、任燕坤三方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时，任燕坤与王继玲之间的借款实际尚未发生，任燕坤与王继玲的债权债务尚未形成，对于涉案房屋，根据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可以反映，当事人先后签订《以物抵债协议》《购房合同》《玉溪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以物抵债补充协议》，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行为，是基于对王继玲向任燕坤的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上述法律规定，不能产生房屋买卖的效力，故涉案《以物抵债协议》《购房合同》《玉溪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以物抵债补充协议》均应认定为无效。黄国兴基于上述合同，以其享有涉案房屋产权为由要求王继玲交还房屋等诉讼主张均不能成立，二审由此驳回黄国兴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黄国兴提交的《债务转让协议》形成于2019年3月15日，其在一、二审均未提交，现称该证据是“本案判决后在家中清理相关材料时找到”。结合2020年9月3日二审询问笔录中各方当事人针对审判员问“各方当事人为何未提交债务转让协议”所作回答分析，黄国兴未能在原审中提交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该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黄国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本案再审新证据。本案黄国兴诉请对其涉案房屋的物权予以保护，为查明其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物权，需审查确定其与王继玲之间的法律关系及与王继玲、任燕坤三方协议的效力，二审法院为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黄国兴提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综上，黄国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黄国兴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洪家敬审判员  张艳波审判员  张新羽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史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