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青01民终5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富民，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4年3月20日出生，住西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爱军，青海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晖，青海合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斌，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70年4月6日出生，住西宁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忠，公民身份号码：×××，男，汉族，1968年8月3日出生，住西宁市。上诉人李富民因与被上诉人陈斌、陈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5民初3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于2021年4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富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凌爱军、杨晖，被上诉人陈斌、陈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民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驳回陈斌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陈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李富民与陈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未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案涉房屋的债权转让不成立。首先，关于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李富民与陈忠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物品清单、明细单、收条上均有陈忠签字，能够证实李富民与陈忠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其次，李富民与陈斌并未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陈斌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并非李富民的配偶王春秀书写，陈斌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再者，陈斌提交的《房屋转让协议》中既无明确的转让金额亦无各方主体的签字，不能证明李富民与陈忠之间达成了房屋买卖或抵偿债务的合意。房屋转让协议与领取产权证证明之间缺失证据，一审法院未对李富民与陈斌、陈忠达成房屋买卖的合意充分论证、说明，判决结果于法无据。最后，关于案涉房屋的债权转让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李富民与陈忠存在欠付货款的法律关系，而非房屋买卖关系，该债权转让未通知李富民，对李富民不发生效力。无论是（2018）青0105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书》还是（2019）青0105民初3513号《民事判决书》中均未体现陈斌或陈忠债权转让协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以“第三人陈忠在当时即已出具书面转让协议，将案涉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陈斌，且当庭予以认可”的论断不成立，即便陈忠当庭表示将其与李富民之间的债权转让给陈斌，其转让的债权并非房屋买卖的债权，而系欠付货款的债权。二、陈斌在无法提供领取产权证书面说明原件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对复印件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李富民存在以房抵债的合意错误，鉴定意见不能排除陈斌将李富民签名在文书上套印或复印的可能。一审法院在陈斌仅提供领取产权证书面说明复印件且未考量陈斌申请鉴定内容能否排除其他可能的情况下启动鉴定程序，对本案的待证事实无意义。具体理由有三：第一，陈斌提供的领取产权证证明仅为复印件，须先查明该复印件的真实性；第二，复印件上的签字虽鉴定为李富民的笔迹，但不能排除被套印或复印的可能，即该结果不具有唯一性或高度盖然性；第三，在李富民并未认可其出具过领取产权证证明说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分析鉴定事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如果鉴定事项与待证事实系一一对应关系，则启动鉴定的价值较大，如果鉴定意见仅能为待证事实提供一种可能性论证且无法排除其他可能的，则必须结合案件已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考虑启动鉴定的意义后再行决定是否准许。因此，在无法确定该复印件是否真实的情况下，鉴定意见不能排除陈斌将李富民签名在文书上套印或复印的可能，亦不能证明“李富民具有出卖房屋或以物抵债”的待证事实。其次，一审法院以鉴代审的方式确定李富民与陈斌存在以房抵债的合意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明复印件是否真实或存有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况下，仅以鉴定意见确定为陈斌的笔迹来认定以房抵债的合意成立，割裂了证据的整体性、完整性。最后，若以一审法院认定证据的方式确定待证事实，即会存在恶意行为人将他人未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的签字套印、复印在对其具有约束力或承担责任的文本之中，势必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降低违法成本。三、李富民与陈斌以物抵债的合意并不成立，案涉房屋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陈斌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亦不能取得所有权灭失后的延伸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及确认应以不动产登记为准，案涉房屋登记在李富民名下，故房屋所有权应归李富民所有。再者，以物抵债合意是案涉房屋转让的基础，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发生变更，一审法院认定“以房抵债合法有效”及不动产拆迁权益归陈斌所有不能成立。四、陈斌存在虚假陈述、伪造证据、虚假诉讼之情形，应追究陈斌的刑事责任。首先，陈斌明确表示其将领取产权证的证明原件交付给了原青拖厂双源公司，但一审法院前往双源公司核查时并无该证据原件。其次，李富民与陈斌之间并无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房屋转让协议、领取产权证的证明均非陈斌确认或出具，陈斌通过伪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损害李富民的合法权益。综上，李富民并不存在以物抵债的真实意思，陈斌提供的领取产权证复印件说明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待证事实的唯一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且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以鉴代审的方式认定双方存在以物抵债的合意，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及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陈斌的全部诉讼请求。陈斌辩称，2000年左右，陈斌同陈忠在西宁市城北区马坊合伙经营配件，跟李富民有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截止2002年，李富民共欠陈斌、陈忠款项合计90004元。当时陈斌准备在原青拖厂家属院内购买一套住房准备结婚，经双方商定，李富民自愿将原青拖厂分配的一套三居室住房，以货款顶房款的形式出卖给陈斌和陈忠，商定价格为4万元，9万元在当时可以买这样的房子两套。2002年房屋分配下来后，陈斌经李富民夫妇同意直接搬进房屋居住至2018年12月3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形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双方对账凭证明确记载以上货物由陈斌供货，李富民和陈忠于2004年11月12日共同书写的房屋转让协议也在对账单中，对账凭证中李富民的签字共有9处，对账凭证双方当事人共同收藏了十几年，李富民对买卖房屋是明知的。因此，该对账凭证证明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成立。2002年8月份，陈斌搬进涉案房屋时，李富民夫妇和陈斌、陈忠均知道此事，陈斌具备本案的主体资格。李富民2015年违规违法补办的房屋土地证和房产证没有法律效力，涉案房屋是2002年原青拖厂分配给职工，当时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是企业到不动产机关办理，个人无权办理，原青拖厂双源公司到2005年才办下来发放。李富民出具的2015年10月23日违规违法补办的房屋所有权证经过西宁市不动产登记机关重新调查登记后，对其持有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已经做了失效处理。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的房屋权利人与房产证上记载的房屋权利人不一致的，以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的为准。涉案房屋实际登记的权利人为陈斌，虽然是异议登记，但具备法律效力。2004年11月12日，在陈忠的要求下，李富民授权其妻同陈忠共同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以货款顶房款，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应由李富民签字，但当时李富民不在西宁，无法签字。虽然此份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签字，根据《民法典》第469条和第490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手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此可见房屋买卖合同，即使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也不会导致合同无效，如买卖房屋双方实际履行了主要义务，买受人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已经合法使用和占有了房屋，只是该房屋合同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应认为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本案中，陈斌于2002年交付李富民全部购房款，李富民也于2002年向陈斌交付了涉案房屋，本着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买卖原则，双方的房屋买卖事实已成立合法有效。2005年双源公司才将此套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办下来发放，李富民授权陈斌去取，在双源公司的要求下，李富民向双源公司出具卖房证明（授权书），后双源公司将涉案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交付给陈斌，李富民对此是知情的，否则陈斌不可能从2005年至今持有涉案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原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交原件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印件。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第五项和司法解释，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李富民卖房其妻子是明知的，陈斌2002年至2018年居住涉案房屋的各项缴费凭证证明陈斌合法占有已达17年。成立以房抵债需要满足4个条件：1.双方有既存的债权债务关系；2.当事人之间达成以房抵债的合意；3.以他种给付代替原有给付就是以房抵债；4.债权人实际领收到他人给付以房抵债。综上所述，陈斌作为原青拖厂36栋431室的实际合法使用占有人，又是该房屋的房主，从2002年到2015年市场房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斌应为涉案房屋拆迁改造后的所有权益的合法权利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忠：同意陈斌的答辩意见。补充意见如下：首先，一审法院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才做的鉴定意见，在鉴定之前的几次庭审过程中，李富民除不承认签字是其本人所写，从未提出套印的问题。李富民鉴定意见出来之前和之后陈述的完全不一致，纯属主观臆断。本案中双方房屋买卖合意成立，且房产证、土地证、收据原件及该房屋交付陈斌近20年，李富民所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陈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李富民与陈斌之间房屋买卖合法有效；2、判决位于西宁市××区住宅一套产权归陈斌所有；3、由于此套房屋已拆迁，请求判决此套房屋拆迁后变更分配的新建产权房的所有权利、义务归陈斌所有；4、本案诉讼费用和本案其他相关费用均由李富民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2000年，李富民以房改成本价分得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当时改制后名称为青海双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西宁市××路房屋**（即案涉房屋），当时该房屋产权证书尚未办理完成。2、2000年至2003年间，李富民及妻子王春秀与第三人陈忠合伙经营机械配件生意，至2003年双方清算账目时，确认李富民欠付第三人陈忠款项90004元。经营期间，陈斌陈述所需货物均由其供给。3、2002年，陈斌搬入案涉房屋居住。2005年3月，第三人陈忠将案涉房屋以及与涉及与李富民经济往来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陈斌。4、2005年9月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证办理完成，陈斌按照公司要求的内容，由李富民出具书面文件一份，载明：“青海双源工贸有限公司：此房已卖给陈斌（36栋431室），同意陈斌去你处领取土地证和房产证。户主：李富民（签字）2005年9月22日”。陈斌持该文件领取了案涉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同时向公司财务交纳了办证费用587.5元。5、2015年，陈斌与李富民在就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交涉无果后，李富民将陈斌持有的产权证书挂失，于2015年10月23日和11月5日分别补办了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致双方矛盾激化。6、2018年底，案涉房屋因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予以拆除，李富民作为产权登记人履行了交房、签署因调换房屋产生差价的计算表等义务。但因本案诉讼，双方至今均未与相关部门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截止2003年李富民欠付第三人陈忠款项90004元，以及案涉房屋自2002年起至2018年年底拆迁时一直由陈斌实际居住的事实均予认可，加之李富民在2005年9月22日为陈斌出具的领取产权证书面证明中明确了其卖房的真实意思表示，已满足了“以房抵债”合同的成立条件，即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以房抵债”的合意、房屋已经实际交付；其次，关于李富民提出的陈斌诉讼主体问题，因陈斌在2000年前后一直参与了李富民和第三人陈忠之间的生意经营，第三人陈忠在当时即已出具书面转让协议，将案涉房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了陈斌，且当庭予以认可，故陈斌主张权利的主体适格；第三、涉案房屋虽系李富民的夫妻共同财产，但陈斌入住该房屋近二十年，领取产权证书也有十余年，作为共同生活的李富民配偶，应当明知事件经过更符合常理，故李富民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案涉房屋在诉讼期间因政府棚户区改造项目予以拆除，不影响原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对拆迁后不动产享有权益，故李富民认为本案丧失确权基础，陈斌诉求不成立的答辩意见有悖于法。综上，为消灭债权债务关系，李富民自愿以自有房地产转让价款抵偿债务，是已届债务清偿期的代物清偿，双方实际形成了“以房抵债”的合同，陈斌也实际占有房屋，李富民亦交付相应产权证照，不存在物权法第186条规定禁止的情形及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的情形，应属于合法有效合同。李富民应当按照约定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李富民将已交付陈斌持有的房屋产权证照再行挂失补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鉴于原案涉房屋已被拆迁，陈斌要求确认原案涉房屋因拆迁而获得的权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遂判决：一、陈斌与李富民就原位于西宁市××区房屋达成的“以房抵债”的合同合法有效；二、原位于西宁市××区的不动产拆迁权益由陈斌享有；本案诉讼费100元，鉴定费3400元，由李富民承担。本院二审期间，陈斌提交其与李富民于2018年10月27日的通话录音，拟证明其要求李富民办理房产过户；李富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通过通话录音能够明确，办理房产证的费用是李富民交给陈斌的，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属实，能够证实陈斌向李富民要求办理房产过户及办理房产证的费用系李富民交给陈斌的事实，故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除一审法院对第4部分的事实，有误，应认定为：“4.2005年9月22日，因需要领取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及土地证，陈斌向青海双源工贸有限公司提交一份内容为：“青海双源工贸有限公司：此房已卖给陈斌（36栋431室），同意陈斌去你处领取土地证和房产证”的书面证明，落款处李富民签字确认，李富民向陈斌支付了600元办证费用。后陈斌持此书面证明向该公司财务交纳了办证费用587.5元，领取了案涉房屋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富民与陈斌是否存在房屋买卖关系。首先，从双方的关系分析，陈忠、陈斌提交的对账单显示，李富民与陈忠、陈斌自2001至2003年间，存在生意往来，对于双方对账产生的李富民欠付陈忠、陈斌90004元货款，李富民虽仅认可其与陈忠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但因该对账单中明确记载“以上货物由陈斌供货”，能够认定李富民与陈忠、陈斌均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对该欠款李富民亦认可至今未付，其虽称涉案房屋系向陈斌出租，用于折抵租金，但未提交双方确实存在租赁关系的相关证据，结合陈斌实际居住涉案房屋十余年之久，李富民始终未与陈斌商谈过其所称“租金”的折抵及计算方式，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其次，从陈斌提交的证据分析，陈斌持有于2005年9月22日向青海双源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一份内容为：“青海双源工贸有限公司：此房已卖给陈斌（36栋431室），同意陈斌去你处领取土地证和房产证”及落款处由李富民签字的书面文件复印件，对于不能持有原件的原因，已作出合理解释；而李富民在鉴定前坚称不是其书写，但经鉴定确定系李富民书写后，又声称系陈斌套印，经本院释明，李富明申请鉴定，其在限定期限内没有提交鉴定申请，视为其放弃该权利；且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结合陈斌实际持有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原件至今的事实，同时陈斌提交的通话录音显示在陈斌领取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前，李富民在西宁本地能够亲自前往领取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的前提下，给付陈斌办证费用600元，足以佐证存在李富民授权由陈斌领取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的事实，陈斌提交的授权领取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的证明材料与通话录音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陈斌提交的其与李富民的通话录音显示，是陈斌主动向李富民打电话要求过户房产，且时间在涉案房屋拆迁之际，双方对于买房还是租房虽各持一词，但也体现出在陈斌居住涉案房屋持有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长达十几年的期间内，李富民对此明知，而从未主张过其所陈述的“租金”或上述产权证书的归还，反而对于涉案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办理了挂失手续并重新办理的情况没有明确向陈斌告知。综合以上分析，能够确定陈斌出示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其真实性及证明力明显大于李富民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关于李富民在2005年9月22日的领取产权证书面证明中明确了其卖房的真实意思表示，已满足以房抵债条件的认定合理有据，应予维持。李富民关于鉴定意见不能排除陈斌将李富民签名在文书上套印或复印的可能及双方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合法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富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富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娟审判员 纳 敏审判员 李宏宁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金生福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第二百零五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