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17民初5443号 原告：安运忠，男，汉族，1963年11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欢，四川秉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建，四川秉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富全，男，汉族，1974年10月12日出生，住成都市郫都区。 被告：成都利民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郫县唐昌镇鸣凤村5组。 法定代表人钟正基，职务总经理。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予生，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运忠与被告周富全、成都利民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民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洪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运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欢，被告周富全、利民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予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运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400平米厂房拆迁款共计人民币16万元；2、判决被告支付利民公司厂房拆迁获赔额20%的拆迁费人民币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厂房系在利民公司原注册经营地址修建的厂房。事实与理由：2005年12月利民公司设立时，原告出资10万元占股20%，被告周富全出资40万元占股80%，均以现金实缴出资，公司成立后一直由被告经营管理，原告未参与经营，公司运营期间原告没有收到任何分红，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权益均无果。2011年5月20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第二条约定该租赁地上原告所使用的400平米土地上原告所修建的厂房拆迁后改款性由原告所有；第三条约定被告承诺将厂房拆迁款中所获拆迁赔偿的20%给原告，为此原告同意将所持股权转让给被告周富全的配偶钟艳并退出公司。2016年3月22日，利民公司原址拆迁变更了新地址，利民公司厂房拆迁补偿款已获得支付，因该拆迁补偿费引发的多起诉讼已审结，2020年8月31日，被告周富全及其配偶将所持利民公司股份股权全部予以转让并退出该公司。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周富全辩称，原告所占利民公司20%股权已于2011年6月15日转让，原告不是协议书的权利人，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告在利民公司租用的场地办理门窗厂，截止2011年底，欠付利民公司加工费、电费及借款42万多元，在结算时原告提出欠款抵偿股权转让款，其在郫都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1）川0117民初5442号案件中承认已将股权转让款抵扣了42万多元欠款；原告诉讼请求已过了诉讼时效，本案法院不应当进行实体审理，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在利民公司租用的场地里没有修建厂房，协议并未约定其由被告管理，也未约定被告代其收取拆迁款，因此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如果认为有财产，应当向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 被告利民公司辩称，原告以合同之诉要求履行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系原告与被告周富全之间就原告投资的10万元的相关权利约定，该约定与利民公司无关，且原告未提出要求利民公司履行义务的事实和理由，故原告对其的起诉不符合条件，请求予以驳回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提交的身份信息、协议书、工商档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再111号判决书、出资协议、明细表、转让协议、股东会决定、（2021）川0117民初5442号案件庭审笔录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5月23日，甲方罗玉文与乙方利民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约定乙方租用甲方土地及地面建筑物，房屋位置及面积为犀浦镇××河村四社（权0031303号）、面积1151.32平方米；土地位置及面积为犀浦镇××河村四社（郫国用2003字第0457号）、面积6867.01平方米；周富全在该协议乙方处签字。 2005年11月15日，周富全、安运忠签署《利民公司（筹）出资协议》，约定：周富全、安运忠共同出资50万元抽检利民公司，周富全出资40万元，占总出资的80%，出资方式为货币，安运忠出资10万元，占总出资的20%，出资方式为货币；本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出资，向本公司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半数股东同意。同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利民公司企业名称，利民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决定选举周富全为利民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总经理，安运忠为公司监事，任期三年。后周富全、安运忠实缴各自出资额，利民公司于2005年12月20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郫县社。 2011年5月20日，甲方周富全与乙方安运忠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2005年12月创办利民公司时，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就借款事宜，甲乙双方商定以下条款：一、……二、甲方于从租用场地之日起，就给予乙方约400平方米的地基使用权，并由乙方出资在该地基上修建厂房，此厂房在拆迁时，其赔偿款归乙方所有；三、甲方在所租土地上修建厂房，在拆迁时，其赔偿款归甲方享有，但甲方承诺，将厂房赔偿款中的20%给予乙方，并在获得赔偿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2011年6月15日，甲方钟艳与乙方安运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20%的股权计人民币10万元的出资以等额货币方式转让给甲方，转让费与本协议签订三日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同日，利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通过了工艺股东安运忠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0万元股权（其中认缴出资10万元，实缴出资10万元）以等额货币方式转让给新股东钟艳，公司其他股东同意放弃本次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另查明，2019年6月27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再111号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查明罗玉文、姚红与利民公司于2006年1月20日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利民公司租用罗玉文、姚红的房屋及土地，房屋位置及面积为犀浦镇××河村四社（权0031303号）、面积1151.32平方米，土地位置及面积为犀浦镇××河村四社（郫国用2003字第0457号）、面积6867.01平方米，租赁期2006年1月1日起到2010年12月31日止，后双方将合同期限顺延至2015年12月31日；利民公司就其租用的罗玉文的位于犀浦镇××河村四社的房屋及土地拆迁获得包括其租赁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设备损失、成品半成品等搬迁费、机器设备设施拆卸损失费等所有补偿项目有的补偿款共计4956500元；该判决书判决确认成都市郫都区土地储备中心与利民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补偿协议书》中关于对利民公司租赁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其他附着物及宗地场地的征收及补偿等内容无效。 庭审中，原告述称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按预估厂房赔偿款为250万元确定。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利民公司2014年12月31日与成都市郫都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补偿协议书》，后获得该赔偿协议书载明的赔偿款，但案外人罗玉文就该赔偿协议书的效力确认提出诉讼，并于2019年6月27日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民再111号判决书确认该补偿协议书部分无效，故利民公司依法应获得的拆迁款尚待确认，故安运忠主张周富全、利民公司应支付其厂房拆迁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被告周富全辩称安运忠诉的讼请求超过诉讼诉讼时效的意见，本院不采纳。关于利民公司诉讼主体的问题。如前所述，案涉厂房的拆迁补偿款系由利民公司获得，故安运忠将利民公司列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于被告利民公司辩称对其的起诉不符合条件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安运忠要求被告支付400平米厂房拆迁款共计人民币16万元的问题。安运忠该项主张的依据系其与周富全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周富全从租用场地之日起给予安运忠约400平方米的地基使用权，并由安运忠出资在该地基上修建厂房，此厂房在拆迁时赔偿款归安运忠所有。本案中，安运忠并未举证证明其在周富全租用的利民公司原注册经营地地场地内修建了厂房，也未举证证明存在本应由其享有的拆迁款被周富全或利民公司享受，故安运忠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安运忠要求被告支付利民公司厂房拆迁获赔额20%的拆迁费人民币50万元的问题。一方面，安运忠与周富全2011年5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周富全在所租土地上修建厂房，在拆迁时，其赔偿款归周富全享有，但承诺将厂房赔偿款中的20%给予安运忠，并在获得赔偿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该协议系安运忠与周富全签订，并无利民公司签章，无法确认周富全签订该协议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利民公司作出的约定，协议书中约定的厂房系利民公司所有，故该协议该部分约定属于效力待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利民公司在2014年签订的《收回国有土地上建（构）筑物补偿协议书》被生效判决确认部分无效，利民公司依法应获得的厂房拆迁款尚待确认，安运忠也未举证证明利民公司已经获得案涉厂房拆迁款具体数额；故安运忠该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安运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原告安运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洪智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胡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