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黔27民申40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杨添筑，女，1991年5月28日生，侗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秉锲，贵州秉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徐忠荣，女，1978年10月31日生，苗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发兴，男，1981年9月19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刘小勇，男，1967年4月20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刘小英，女，1969年6月13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刘晓青，女，1972年10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住。 被申请人（原审第三人）：刘文龙，男，1974年12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福泉市人，现住。 再审申请人杨添筑因与被申请人徐忠荣、王发兴、刘小勇、刘小英、刘晓青、刘文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福泉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2民初2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 再审申请人杨添筑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福泉市人民法院（2020）黔2702民初2396号民事判决，并对本案进行再审；2、改判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第一，原审法院判决申请人败诉的理由主要为主观推断，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在未查清案件基本客观事实的情况下，直接盲目下判有违裁判规则。从原审判决文书中可知，原审法院仅依据“人情伦理”、“社会常情”、“日常逻辑分析”等因素直接判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诉求，该做法不合理也不合法。人民法院判决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而非通过法官个人主观臆断或单单听从某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盲目下判。事实推定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事实推定是从一个已知事实推断出另一个未知事实。而本案中法官推定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因为申请人的母亲刘晓青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了，所以申请人对案涉房屋的买卖事实是知情的，因此判决申请人败诉，但是这两者之间明显不具备因果关系，因此此处不应该适用推定原则。且退一万步说，即使申请人对胡昌琴及二被申请人之间于2018年10月16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事实是知情的，其于2020年10月26日向法院诉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也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诉求仍应当得到支持。更何况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晓青之间虽是母女关系，但申请人远在福建对其所有的房屋被无权处分给被申请人的事实并不知情。总而言之，申请人对胡昌琴将其所有的房屋出卖给被申请人的事实是否知情，并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其知情与否也不应成为本案的裁判依据。第二，原审法院在庭审中总结的争议焦点错误，案件审理未审查到案件核心。原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为申请人的诉请是否应当得到支持。可以说所有案件的争议焦点，其本质上均是在论述原告诉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故原审法院总结的争议焦点过于笼统，属于概括性总结。申请人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个：一是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谁，是胡昌琴还是申请人；二是胡昌琴及其他被申请人是否有权处分案涉房屋。（一）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诉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应该为申请人。理由如下：1、申请人于2016年3月7日签署了《福泉市城市建设项目房屋分户登记表》（以下简称：分户登记表），该表格在所有权栏载明的所有权人已经明确签署为申请人的名字。之后又于2016年4月18日与福泉市人民政府金山街道办事处签订了《福泉市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除此之外，其余征收补偿文件的签名处均为申请人的名字。例如选房单、过渡费领取表格等。在安置房尚未在国家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正式的权属证明前，分户登记表和征收安置协议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权威的权属证明材料。上述文件虽不是申请人本人签字捺印，但胡昌琴代为办理的依据最终是源于申请人于2016年4月12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就是说胡昌琴仅仅只是代替申请人办理征收安置的相关事宜，其代理也是依据申请人做出的授权。而申请人授权其代为办理征收安置事宜的行为，显然并不会导致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受委托人胡昌琴，故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仍然应当依据与征收部门签订的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来认定。2、被申请人主张案涉被征收的老房子系胡昌琴修建，因此本案诉争房屋也应由胡昌琴所有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三名被申人在原审庭审中多次表述案涉被征收老房屋系其母亲胡昌琴修建，且当时是因为申请人有户头所以用申请人的户头顶，也就是通俗所说的“顶户头”，加上申请人长期居住在福建，所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应由母亲胡昌琴享有。此主张明显忽略了最基本的法律原理，就是不动产的所有权以登记为要件，虽然该案涉房屋并未办理正式的权属证明，但胡昌琴与申请人相比较来说，至少征收安置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上的签名均为申请人名字，应当认定申请人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3、原被征收房屋是谁所有与征收安置房屋归谁所有之间，并不具备因果关系。通俗来说，原被征收房屋的所有者并不理所当然就是征收安置房的所有者。虽然原被征收房屋系胡昌琴所有，但其后案涉的征收安置房屋应当视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合理补偿，不然也不会用申请人的名义来签订征收安置协议。且案涉安置房屋若满足办理不动产登记时，也只能由申请人本人到相关部门办理，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应为申请人。综上三点所述，申请人就是案涉征收安置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二）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申请人认为胡昌琴及其他第三人为无权处分申请人所有的房屋，故被申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于无效。1、申请人作为案涉征收安置房的所有权人，除了申请人本人或取得申请人授权的人外，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处分案涉征收安置房。依据2016年4月12日申请人出具给胡昌琴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的委托事项仅为5项，5项授权事项仅限于代为处理有关房屋征收的事宜，故胡昌琴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明显超出了申请人的委托范围，应属于无权处分，之后申请人也未对该房屋买卖协议进行追认，故胡昌琴与被申请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属于无效。2、其他被申请人与诉争房屋并无关联，其既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从未得到过申请人的授权，故被申请人在《房屋买卖协议》中的签字均不发生法律效力。3、被申请人王兴发与被申请人徐忠荣，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人，其在购买房产这类价值如此巨大的商品时，应当尽到查看权属证明及进行相应考察的合理注意义务，故无论该两名被申请人在与胡昌琴及其他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是否有查看核实权属证明，其在本次事件中均存在重大过错，其取得房屋的行为也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综上三点所述，胡昌琴与其他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行为系对申请人财产的无权处分，该合同应属无效。 被申请人徐忠荣、王发兴、刘小勇、刘小英、刘晓青、刘文龙未答辩。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主张涉案房屋系其所有，胡昌琴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系无权处分，该协议应当无效。首先，虽然申请人对其主张提供了证据，该部分证据中登记的名字确系申请人，但是被申请人已对房屋的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即系胡昌琴原有老房屋被拆迁安置而取得，仅是用申请人的户头顶，反而申请人对其如何取得涉案房屋未能进行举证证实及说明。其次，从2016年6月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到2019年交付涉案房屋，申请人未提出异议。再次，2018年10月胡昌琴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申请人的母亲即刘晓青也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而申请人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审主要从日常逻辑来分析，申请人的行为有悖常理，径而认定申请人的诉请理由不成立，判决予以驳回。虽然原审主要适用推理进行裁判，但是原审的推理逻辑严谨，符合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在申请人无证据反驳的情形下，原审的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杨添筑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再审申请人杨添筑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白桂刚 审判员  陈福江 审判员  朱代昀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