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4民终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娟，女，1971年8月14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筱媛，女，1993年3月1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系上诉人高娟之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文武，男，1992年7月15日生，汉族，住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玉溪七号田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梁王坝社区上牟溪冲村客堂旁。法定代表人：黄钰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普雁民，云南孙文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高娟因与被上诉人周文武、玉溪七号田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号田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20）云0402民初4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二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出借款50000元（本判决所涉货币币种均为人民币，以下不再专门指明）；2.判令二被上诉人自2018年3月3日起至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相应利息，利息计算至还清日止；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在周文武未向七号田庄进行过报备并得到七号田庄认可的情况下，《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和有效存在争议，应由法院依法审查处理，一审的审理程序存在瑕疵，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为七号田庄隐名股东错误。首先，周文武未将上诉人持股情况报备七号田庄，并得到七号田庄认可，因此上诉人不符合隐名股东成立要件。其次，周文武在与七号田庄实际控制人发生纠纷后，所有的纠纷处理方案及过程均未通知过上诉人，也未得到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从来未享受过所谓隐名股东的任何权利。再次，周文武与七号田庄实际控制人的纠纷解决之后，周文武也从来没有按照隐名股东应享有的权利通知上诉人处理两者之间的合同纠纷，因此一审认定其为隐名股东错误。一审认定2018年3月，上诉人与其母亲高赛玲、其朋友董人榕与被上诉人周文武协商，要求入股七号田庄错误。是周文武主动告知上诉人其有股份要卖，上诉人未与周文武没有协商入股，是在周文武母亲游说上诉人母亲高赛玲后，上诉人就于2018年3月3日与高赛玲、董人榕一起分别将50000元现金，共计150000元在周文武家借给周文武。上诉人没有要求入股，其将50000元借给周文武后，周文武迟迟未出具欠条，原因不知，但在2018年4月13日七号田庄注册成立后，周文武于2018年4月21日主动给了上诉人股权证书并与其签订《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查看股权证书和《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后，发现上面没有七号田庄公章，且周文武也未带上诉人到工商局登记更改股东信息，但股权证书和《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能证明上诉人与周文武有50000元借款记录往来，基于对周文武的信任，就没有要求周文武继续出具欠条给上诉人。2.周文武不是七号田庄的法定代表人，无权签发股权证书，七号田庄是在2018年4月13日进行工商登记注册的，法定代表人为黄钰婷，股权证书上清楚记载：发证日期为2018年4月21日，是在七号田庄注册之后。周文武在2018年4月21日以自己为法定代表人名义签发七号田庄股权证书，且不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合理，但此行为足以证明上诉人一直被周文武蒙骗，以为自己真的有七号田庄股份。3.一审认定上诉人等三人也按《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周文武交纳了相应股权转让款错误。上诉人等三人是在《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形成和签订前将150000元借给周文武的，而不是按《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交纳转让款。4.一审认为上诉人受让的股份在七号田庄由周文武代持错误。七号田庄不认可上诉人股东身份，七号田庄认为上诉人与七号田庄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不具有七号田庄的股东资格，上诉人与周文武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代持股是指少数股东通过所谓的“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委托投资协议”，确立代持股关系，上诉人不是股东和隐名股东，周文武也不是“显名股东”，双方签订的是《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而不是“委托投资协议”，代持股三要件均不成立。5.一审认定周文武通过微信向上诉人通报七号田庄的运营情况错误。6.一审认定七号田庄因政府拆迁行为被迫终止，导致经营亏损，周文武等股东已经按30%的比例对项目所剩的资产（即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分配错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周文武与七号田庄之间的纠纷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7.周文武与七号田庄股东之间的纠纷导致与上诉人的合同无法履行，被上诉人的行为是违约行为。三、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不应由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盈利与否，而是应由被上诉人举证是否亏损的问题，因为只有亏损，才有不分配利润的理由。四、周文武与七号田庄实际控制人之间，通过调解所确认的投资金额及最终获赔的款项，系两者之间在调解过程的自认的金额，未经审判确认，本身具有不严谨性，而且，周文武在七号田庄一直参与管理，应该享有管理期间的相应收益，其获益并非只有最终调解获得的243180元，而且就算周文武最终只获得243180元，其所获得比例也高于三分之一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一审仅支持周文武退还三分之一并认定周文武等股东是按30%的比例分配资产，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五、本案本质上是周文武以入股的方式骗取上诉人向其出借资金，现周文武未能将上诉人登记为七号田庄股东，上诉人出借的资金，周文武应予以全额退还。上诉人与周文武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借款，所以周文武不应只退还上诉人15000元。周文武答辩称，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予认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七号田庄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高娟、周文武双方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判令周文武、七号田庄连带偿还融资款50000元；2.判令周文武、七号田庄自2018年3月3日起至2020年9月3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75%向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5937.5元，利息计算至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周文武、七号田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七号田庄成立于2018年4月13日，该公司为自然人黄钰婷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所经营的位于高新区七号田庄是以经营农作物种植、瓜果蔬菜、花海、户外烧烤、拓展训练等为主的大型农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野外吃住玩的休闲场所，周文武在七号田庄筹建期间就参与入股，并与黄钰婷签订了《股权认购协议》。2018年3月。高娟与其母亲高赛玲、其朋友董人榕与周文武协商，要求入股该田庄，三人还分别与周文武签订了《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以50000元1股的价格每人转让了周文武的1股的股份，协议约定：“受让人所持股的资金仅限于高新区七号田庄本协议项目的投资，每半年按持股比例进行盈亏的责任承担。受让人可以享有七号田庄项目享有优先订餐和现金买单8折的优惠。并可以对经营提出建议。协议有效期十年，从2017年7月28日至2027年7月30日，该项目在2018年9月1日前不分红，其工程尾款97万从营业额中扣除方可分红”。高娟等三人也按协议约定向周文武交纳了相应股权转让款，周文武也以七号田庄的名义向高娟及高赛玲、董人榕签发了股权证。向高娟签发的股权证中记明高娟出资金额为5万元，出资时间为2018年3月3日。发证时间为4月21日。协议签订后，周文武通过微信向高娟通报七号田庄的运营情况。2019年8月24日，因玉山城ＹＨＴＣ（2019）4号地块项目建设，红塔区人民政府对七号田庄所涉的土地进行了征收。根据双方达成的补偿协议，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共补偿七号田庄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费2489977.36元，2020年4月7日周文武向法院起诉，要求七号田庄和黄钰婷退还其入股资金并支付相应利息及违约金共计885054元，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查封了七号田庄的补偿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七号田庄确认周文武共投入七号田庄的资金69.48万元，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认购协议书》，由周文武申请解除查封，解除之日由七号田庄支付周文武24.318万元。周文武与七号田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周文武向法院申请撤诉结案。2020年8月31日，周文武与高赛玲、董人榕签订了解除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认购协议书》，由周文武退还二人每人15000元，款项退清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结。高娟不同意按此方案解决，双方协商未果，高娟遂起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高娟、周文武之间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目的是高娟通过受让周文武的股权参与七号田庄的入股。协议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合法有效。但由于高娟在受让周文武股份后，未能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高娟在七号田庄只能算隐名股东，其并不直接与七号田庄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故其向七号田庄主张权利缺乏事实依据，对其称周文武、七号田庄系合伙关系故七号田庄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因合伙的主体限于个人，其主张显然错误引用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从聊天记录来看，这并未影响高娟通过周文武代理其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现七号田庄项目刚开始正式经营时间不长就因政府拆迁行为被迫终止，导致经营亏损，周文武等股东已经按30%的比例对项目所剩的资产（即拆迁补偿款）进行了分配。现高娟以七号田庄未能分配利润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因其未能提供七号田庄存在盈利的情形。其要求解除的理由并不充分。但鉴于双方均认可现七号田庄项目因政府拆迁行为被迫终止，合同已经无法履行，故对高娟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其要求周文武、七号田庄全额退还入股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从周文武从七号田庄退股的协议中可看出，各股东基本是按30%的比例退股。而高娟在其入股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由周文武代持其股份，周文武与七号田庄在诉讼中和解行为并无恶意，诉讼结果与其他股东退股后所得剩余资产的比例相同，故其代理高娟等人的行为有效，与七号田庄诉讼结果的效力也应及于高娟。在周文武也同意按30%比例退还高娟入股资金的情况下，高娟坚持要求退还本金显然无理。对周文武在答辩中要求扣除诉讼费律师费的答辩主张，因律师费等费用并非必要开支。双方在此前并未协商过该费用由高娟承担，故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高娟与被告周文武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由被告周文武退还原告高娟入股资金15000元。二、驳回原告高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98元，减半收取599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高娟向本院提交了八组证据。一、微信群聊记录，以证明是周文武主动告知上诉人其有七号田庄股权要卖，不是上诉人要求购买股权；二、微信群聊记录，以证明周文武2018年3月3日收到上诉人和高赛玲、董人榕150000元借款后，主动创建“七号田庄群聊”群，方便后续沟通还款事宜；三、微信群聊记录，以证明周文武因在扶贫办工作，也知晓此地很快被征收，忽悠上诉人不要退款，继续投资，征地后补偿可观；四、微信群聊记录，以证明周文武在2018年4月交给上诉人股权证书和协议的当天在群里告知七号田庄价格定价，并不是周文武所谓的上诉人参与七号田庄价格定价；五、微信群聊记录，以证明2020年8月在与周文武协商退款时，确实由其他人替周文武出面协商，并且将周文武拉入七号田庄群聊，原因不明；六、微信聊天录屏，以证明2020年8月与周文武协商退款时，周文武确实态度恶劣；董人榕在群内说明因缺钱还债才急需周文武退钱；七、录音资料，以证明2020年8月与周文武协商退款时，周文武确实态度恶劣。周文武叫人卡七号田庄项目，周文武与七号田庄之间的恩怨纠纷与高娟无关，周文武要求高娟支付打官司费用不合理；2018年确实是因为周文武母亲的游说高娟才导致后来借钱；八、情况说明，以证明董人榕2018年3月26日找周文武退款时，周文武无钱退款，称想退也退不了；在民事起诉状中高娟未要求解除协议，在庭审中高娟未同意解除协议；周文武是借钱增加自己的股份。经质证，周文武对以上八组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七号田庄称其不知情，不予发表质证意见。经审查，本院认为，高娟提交的第一至七组证据的内容或与其证明目的不相匹配，或与本案法律关系及其后果缺乏关联，本院不予采信；第八组证据系其单方书写制作，周文武对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高娟提出如下异议：1.一审认定“2018年3月，高娟与其母亲高赛玲、其朋友董人榕与周文武协商，要求入股该田庄”错误，实际上不是其要求入股，是周文武的母亲告诉高娟、高赛玲、董人榕他家有困难，周文武欠了很多债务，让其借钱给周文武，该借款用于入股七号田庄，因此三人各取了50000元现金交到周文武的家里给周文武，周文武说算作七号田庄的入股资金；2.一审法院认定“高娟等三人也按协议约定向周文武交纳了相应股权转让款”错误，实际上高娟等三人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就将150000元现金交给了周文武；3.一审认定“协议签订后，周文武通过微信向高娟通报七号田庄的运营情况”错误，实际上周文武没有向高娟通报过运营情况，七号田庄也证实高娟从未参与过七号田庄的经营管理。周文武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对高娟提出的上述异议均不予认可。七号田庄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经审查，高娟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然提出3点异议，但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院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周文武出资七号田庄并实际取得该公司部分股权，七号田庄于2018年4月13日注册登记为以黄钰婷为法定代表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但周文武未登记于工商登记信息中，也非公示信息中的股东。七号田庄的营业执照载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402ＭＡ6Ｎ3ＲＪＸＸＸ，住所地为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梁王坝大凹山，注册资本为68万元整。《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二、转让项目简介转让项目：高新区七号田庄。1.项目总投资：人民币500万元（伍佰万元整）。……3.项目经营地址：高新区高仓社区居委会七组大凹子山地。……三、转让股份1.本项目总份额为100股，每一股的投资份额为5（伍）万元／每股。现将转让人周文武的股份转让1（壹）股给高娟，金额为5（伍）万元。……3.受让人所持股的资金仅限于高新区七号田庄本协议地址项目的投资，并按照投资比例享有高新区七号田庄固定收益。……4.持股金额的缴付，受让人签署《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一周内以现金，或转账形式缴付认股的投资额，转让人开出受让人缴付的投资款项证明。……”在一审庭审中，高娟请求增加诉讼请求：解除高娟和周文武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周文武与高娟签订的《高新区七号田庄股权转让协议》指向的是“高新区七号田庄”，其指向的“项目经营地址”与七号田庄营业执照载明的住所地一致，结合当事人陈述来看，周文武在协议上约定转让的股份即七号田庄股权。虽然协议约定的“项目总投资”、股权区划份额及每股折价与现有证据所证实的七号田庄实际情况不符，但该协议拘束的合同相对人为周文武与高娟，七号田庄对此并不负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就协议而言，该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有证据也不能得出该协议存在无效事由。就协议构建的法律关系而言，该协议系以股权转让为名，有一定融资性质的合同，该合同的特征与借款合同不相符合，故本案以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正确。相对于七号田庄，周文武因未登记于工商登记信息中，其身份只属于公司隐名股东；高娟依附于周文武与七号田庄产生关联，高娟针对七号田庄的权利请求依托于周文武完成。因此，一审认定周文武代持高娟享有的股权正确。七号田庄由于土地被政府征收，无法在原土地上继续经营，周文武按其向七号田庄出资总额约30%的比例从七号田庄处退回出资，周文武与高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一审根据高娟的请求判令双方解除合同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周文武除了按其向七号田庄出资总额约30%的比例从七号田庄处退回出资外，没有证据证实其从七号田庄处盈利，而高娟也未能举证证明七号田庄存在盈利且其可以依据其出资参与分配，故本案仅就周文武从七号田庄退回出资部分应如何退还高娟出资作审查认定。一审酌定周文武按高娟出资金额的30%比例计算应退还高娟的出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高娟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1元，由上诉人高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东审判员  刘惠审判员  方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杨航颖书记员范艺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