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3民终19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尹宜东，男，汉族，1970年8月13日出生，住河南省宜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遵义，河南明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绍勋，男，汉族，1973年8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宜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河南品缔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帅武，河南品缔晖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尹宜东因与上诉人聂绍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0327民初33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尹宜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聂绍勋偿还上诉人借款2120195元（不服一审金额为1777195元）；2.聂绍勋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1月11日向聂绍勋转款80万元中的50万元，是代洛阳智临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临公司）偿还的智临公司借聂绍勋的1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的智临公司的财务明细，能够充分证明智临公司借聂绍勋的150万元借款还未还清，如果聂绍勋也认可此50万元是上诉人代智临公司偿还的借聂绍勋的150万元中的50万元，那么聂绍勋作为智临公司的法人和实际控制人，应当向上诉人出具该还款凭证，果真如此，上诉人认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在2018年3月21日、5月3日、5月29日、6月1日、6月4日、6月14日、6月21日、8月3日向聂绍勋转账的13笔1277995元均系支付2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不排除上诉人作为铭山公司的股东，用自己个人的账户代公司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聂绍勋在2018年1月29日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受托支付给铭山公司的200万元，是基于其和铭山公司的购销合同，该200万元是聂绍勋支付给铭山公司的货款，而非铭山公司的欠款，更非上诉人的欠款。因此，即使聂绍勋和铭山公司之间存在200万元的纠纷，根据借款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聂绍勋也只能追究铭山公司的责任，不能将上诉人出借给聂绍勋的借款推定为铭山公司的还款。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聂绍勋辩称，一、一审法院认为聂绍勋实际出借给智临公司150万元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进而错误认定尹宜东于2018年1月11日转给聂绍勋的80万元中仍有10万元欠款没有归还，应当予以纠正。1、聂绍勋与智临公司签订有160万元的借款协议，智临公司除聂绍勋之外的其他股东对该笔16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聂绍勋除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借款协议证明该主张外，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50万元转款凭证（分别是2017年1月19日10万元、2017年1月20日90万元、2017年1月22日50万元），剩余10万元借款也已经于2017年3月17日交付给智临公司，有充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2018年1月11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款80万元，其中60万元确系代智临公司偿还欠款，聂绍勋已经将另外20万元于2018年3月17日归还给尹宜东。2、尹宜东直接负责智临公司的生产经营，智临公司的财务人员按尹宜东的指示，根据尹宜东的要求接受和支付款项、开具发票、制作财务账册等，因此，尹宜东称聂绍勋是智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事实不符。3、尹宜东在一审时提交的智临公司财务明细，是智临公司的财务人员根据尹宜东的要求所制作的。事实上，智临公司的60万元欠款，尹宜东已经在2018年1月11日予以归还。必要时，聂绍勋可以配合出具相应的还款凭证。二、聂绍勋于2018年1月29日受托支付给铭山公司的200万元，事实上是聂绍勋出借给尹宜东的个人借款，仅采用了银行受托支付的方式完成交付，尹宜东上诉主张基于双方的购销合同与事实不符。聂绍勋与铭山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银行受托支付的要求，货物买卖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铭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学宾也认可铭山公司与聂绍勋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铭山公司并未向聂绍勋供应任何货物。结合聂绍勋一审中提交的铭山公司银行交易明细、葛学宾银行交易明细和聂绍勋与葛学宾的通话录音，足以表明尹宜东是铭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前述200万元是根据尹宜东的要求所转，尹宜东才是该笔2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自然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尹宜东于2018年3月21日转款18000元是转入到聂绍勋信用社的贷款账户（尾号3405）中，银行当天扣的利息，进一步表明该笔200万元应当由尹宜东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尹宜东提起的虚假诉讼，应当驳回尹宜东的全部诉讼请求。聂绍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为：驳回尹宜东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全部由尹宜东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聂绍勋返还尹宜东借款343000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纠正。1、2017年1月12日，聂绍勋向洛阳百食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食园公司）转款190万元，1月17日百食园公司通过洛阳荣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立公司）归还180万元，剩余10万元由尹宜东负责归还，此后，尹宜东分别于2017年8月7日、8月18日向聂绍勋转款5万元，归还了百食园公司剩余的10万元欠款，至于百食园公司与尹宜东之间是否有借款或者转款凭证，聂绍勋对此无法掌握，百食园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出具证明材料予以证明，应当得到法庭认定。2、2017年9月20日的3000元，确系双方在打牌过程中，尹宜东向聂绍勋借现金3000元，当时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3000元予以偿还，因为属于即时交易，且借款在当时已经结清，聂绍勋不可能要求尹宜东出具借款凭证，也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要求聂绍勋另行提交其他证据进行证明转款用途不当，且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均为大额款项交易，仅仅借款3000元，完全不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3、2017年9月26日、9月30日、10月20日尹宜东分别向聂绍勋转款的3万元、7万元、4万元，确实不是尹宜东出借给聂绍勋借款，否则尹宜东不可能没有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凭证。4、根据聂绍勋提交的其与智临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转款凭证，结合智临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向聂绍勋转款100万元的交易流水，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聂绍勋向智临公司出借160万元借款的事实。2018年1月11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款80万元，其中包含了尹宜东代智临公司归还的剩余60万元。转款当天，农村信用社就将包含该笔80万元在内的共计911000元进行扣划。2018年3月17日，聂绍勋将80万元中的20万元借款予以归还。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聂绍勋仅向智临公司出借了150万元，从而认定该笔80万元中有30万元为借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尹宜东主张的出借款项多达220万元，并非亲朋好友之间周转资金所需的小额款项，但尹宜东却不能提供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的借条或欠条等债权凭证，且转款是较长时间段内的多次转款，并非一笔。不仅没有债权凭证，并且在此后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尹宜东从未向聂绍勋主张过权利，与常理不符，因此，仅依据没有载明转款用途的转款凭证不能认定所转款项是借款。其次，尹宜东向一审法院提交的相关证据聂绍勋已经对大多数转款凭证作出了合理说明，且聂绍勋向尹宜东实际控制的铭山公司的转款数额更多。虽然说铭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葛学宾没有到庭作证，但根据聂绍勋所提供的通话录音能证明，铭山公司系尹宜东实际经营控制的，葛学宾的银行卡也由尹宜东持有使用，聂绍勋向铭山公司所转的200万元，实际上是应尹宜东的要求，采取了银行受托支付的方式转给铭山公司，款项的实际使用人系尹宜东，尹宜东此后的转款行为均系归还欠款。但仍有80万元欠款没有清偿，但一审法院却判令聂绍勋归还尹宜东借款，显然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三、本案是尹宜东捏造的一起虚假诉讼，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并追究尹宜东虚假诉讼的相应责任。综上，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驳回尹宜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尹宜东辩称，一审认定的聂绍勋借尹宜东343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部分认定完全正确。聂绍勋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及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和事实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主要答辩理由见答辩人的上诉状，不再重复。尹宜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2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0日，原告尹宜东和葛学宾（案外人）投资成立铭山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葛学宾，尹宜东为监事，尹宜东股份占90％，葛学宾股份占10％。2016年10月24日，尹宜东和聂绍勋成立智临公司。2017年1月11日，作为甲方的聂绍勋与作为乙方的智临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记载：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贷款由乙方使用一事，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自愿将个人贷款16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整）出借给乙方。借款期限壹年，按银行实际扣息计算，由乙方入账，并支付给甲方。该协议最后有甲方聂绍勋的签字按捺手印和乙方智临公司盖章，尹宜东也在协议最后签字按捺手印。后聂绍勋依约于2017年1月19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2日分三笔向智临公司转款10万元、90万元、50万元，共计150万元，2018年1月10日，智临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聂绍勋转账20笔，每笔5万元，共计100万元。2018年1月11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80万元。2018年3月17日，聂绍勋向尹宜东账户转款20万元。2017年6月20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5万元，2020年11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8316号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为聂绍勋应收另案利息5万元。2017年7月30日，聂绍勋的中信银行信用卡，卡号62×××66，交易金额20000元，尹宜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尹宜东通过网上银行入账19871元，同日尹宜东通过手机银行向聂绍勋转账19871元。2017年9月4日，聂绍勋中信银行信用卡交易金额10000元，尹宜东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尹宜东通过POS机交易9934元，同日尹宜东通过手机银行向聂绍勋转账9934元。2017年1月12日，聂绍勋向百食园公司转账1900000元，同日百食园有限公司向荣立公司转账1800000元，2017年1月17日，荣立公司向聂绍勋转账1800000元。2020年12月29日，百食园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证明，2017年1月11日，我公司通过受托支付收到聂绍勋支付的1900000元，后我公司委托荣立公司将1800000元偿还给聂绍勋，剩余100000元是由尹宜东使用，并由尹宜东负责偿还给聂绍勋，特此证明。尹宜东对此证明不予认可。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18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两笔，每笔5万元，共计10万元。聂绍勋辩称是尹宜东偿还的借款，但没有出示证据证明偿还的借款凭证。2017年9月20日、2017年9月26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20日，尹宜东通过手机银行分别向聂绍勋转账3千元、3万元、7万元、4万元。聂绍勋称有的是其在尹宜东的POS机上刷卡取的现金，有的是尹宜东偿还聂绍勋的借款，不是尹宜东出借给聂绍勋的借款，但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证明。2018年1月29日，聂绍勋收到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放贷款200万元，后聂绍勋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受托支付系统内支付方式向铭山公司（收款账号66×××71）转账200万元。2018年2月21日，聂绍勋向银行还息13340元，2018年3月21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18000元，同日聂绍勋又向银行还息16240元。2018年2月2日，葛学宾向尹宜东转账四笔，每笔20万元，共计80万元。之后，在2018年5月3日、5月29日、6月1日、6月4日、6月14日、6月21日尹宜东分别向聂绍勋转款1万元、5万元、10万元、5万元、50万元、20万元，计91万元，后在2018年8月3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款六笔，一笔10万元、其他五笔均为49999元，共计349995元。2021年1月11日，原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220万从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原、被告双方资金交易往来频繁，原告尹宜东虽然未能提供借款合同或者借条等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但尹宜东已经提供了从金融机构调取的交易明细来证明自己已经支付款项的主张，视为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同时被告聂绍勋对部分资金往来进行抗辩，在被告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原告对于其起诉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存在，需要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尹宜东向法院所诉的2017年6月20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款的5万元，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8316号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是尹宜东付给聂绍勋另一民间借款纠纷的利息，不是借款，故原告的该5万元诉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认可。2018年1月11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80万元，聂绍勋抗辩，80万元其中60万元是尹宜东作为智临公司股东偿还聂绍勋的借款，另外20万元是聂绍勋向尹宜东所借借款，但该笔借款，聂绍勋已于2018年3月17日归还尹宜东，为支持上述款项的抗辩主张，聂绍勋提供了与智临公司的借款协议、新安融兴村镇银行的交易凭证，聂绍勋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予以佐证，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智临公司及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是基于2017年1月11日的借款协议的还款行为，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时间与借款协议中的借款期限相吻合，同时原告在起诉状中也自认聂绍勋于2018年3月归还尹宜东20万借款，证据链完整，故尹宜东请求聂绍勋归还2018年1月11日的80万元与法院查明的事实相悖，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综合算账，聂绍勋实际出借150万元，智临公司与尹宜东实际转款180万元，聂绍勋又转入尹宜东账户20万元，法院认定尹宜东实际出借给聂绍勋10万元。2017年7月30日、2017年9月4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19871元和9934元，聂绍勋抗辩称是聂绍勋在绑定了尹宜东银行卡的POS机上刷卡20000元、10000元，扣除手续费后尹宜东应当支付给聂绍勋的款项，按照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借款几乎没有零头几元、几十元，结合聂绍勋中信银行信用卡交易记录和尹宜东银行卡交易记录显示进账数额与出账数额及日期，认定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法院不认定该两笔交易为借款。2017年8月7日、8月18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两笔，每笔5万元，聂绍勋抗辩称是其出借给百食园公司的190万元，后百食园公司委托荣立公司偿还聂绍勋180万元，剩余10万元是尹宜东使用，这两笔款项是尹宜东偿还聂绍勋的借款。结合2017年1月12日、1月17日聂绍勋账户的交易明细和百食园公司账户的交易明细以及百食园公司出具的证明，法院认为，百食园公司仅出具了一份证明，没有转账凭证、收据等其他证据来证明尹宜东借用了该笔款项，故被告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认定尹宜东所诉该两笔共计10万元转款为借款。2017年9月20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3000元，被告辩称是尹宜东因打牌借过聂绍勋现金3000元，后尹宜东转账聂绍勋3000元作为还款，但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认可，应认定为借款。2017年9月26日、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20日尹宜东向聂绍勋转账3万元、7万元、4万元，被告辩称有的是聂绍勋在尹宜东的POS机刷卡取的现金，有的是尹宜东偿还聂绍勋的借款，但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抗辩理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认定为借款。2018年1月29日，聂绍勋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受托支付系统内支付方式向铭山公司转账的200万元，聂绍勋辩称尹宜东在2018年3月21日、5月3日、5月29日、6月1日、6月4日、6月14日、6月21日、8月3日向聂绍勋的转账13笔均系支付2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尹宜东未能提供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相关证据，结合日常交易习惯，不排除尹宜东作为股东用自己个人的账户代公司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因此，尹宜东该笔诉求证据不充足，法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尹宜东所诉的利息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起反诉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尹宜东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审理。综上，法院认为，原告尹宜东要求被告聂绍勋归还343000元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其他款项依据转款凭证，被告都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原告未能继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于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限被告聂绍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尹宜东借款343000元；二、驳回原告尹宜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2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7200元，原告尹宜东承担11742元，被告聂绍勋负担5458元。二审中，尹宜东提交2021年3月20日铭山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1、2018年1月29日聂绍勋通过河南农村信用社受托支付给铭山公司的200万元是支付给铭山公司的货款；2、铭山公司从未委托或授权尹宜东个人向聂绍勋支付过任何款项。聂绍勋提交2017年3月17日新安融兴村镇银行转款凭证一份，2021年2月23日聂绍勋与葛学宾对话视频一份。二审中，葛学宾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本院组织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二审中，聂绍勋认可尹宜东代智临公司偿还其借款，并同意出具还款凭证。尹宜东主张系50万元，聂绍勋称系60万元。案外人葛学宾称铭山公司与聂绍勋之间无实际的钢材买卖，后受聂绍勋委托转给他人。本院认为，尹宜东上诉称如聂绍勋认可尹宜东代智临公司偿还其借款50万元应出具还款凭证，二审中聂绍勋已对此认可并同意出具凭证，双方对此已无争议，本院亦予以认可，虽尹宜东后又称应作为个人借款，但该主张与上诉主张不一致，违反“禁反言”的原则，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尹宜东称聂绍勋在2018年1月29日通过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受托支付给铭山公司的200万元是基于其和铭山公司的购销合同，该200万元是聂绍勋支付给铭山公司的货款，尹宜东所转的13笔款项为借款，二审中葛学宾到庭作证称铭山公司与聂绍勋之间无实际的钢材买卖，尹宜东该主张与葛学宾的陈述不一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尹宜东所转的13笔款项性质不明，不能认定为借款，该认定并无不当。尹宜东上诉主张均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聂绍勋上诉称其向百食园公司转款190万元中的10万元应由尹宜东负责归还，尹宜东称其于2017年8月7日、8月18日向聂绍勋转款5万元，系归还了该10万元欠款，该主张没有转账凭证、收据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一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聂绍勋上诉称2017年9月20日的3000元系现金出借，尹宜东当时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3000元予以偿还，对此尹宜东不予认可，因聂绍勋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现金借款，故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亦无不当。聂绍勋上诉称2017年9月26日、9月30日、10月20日尹宜东转款的3万元、7万元、4万元，不是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其他经济往来产生，一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认定正确。聂绍勋上诉称其向智临公司出借了160万元而非150万元，该主张与其提交的转账凭证不符，对其该主张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聂绍勋上诉称其向铭山公司所转的200万元实际使用人系尹宜东，尹宜东此后的转款行为均系归还欠款，该主张尹宜东不予认可，且与葛学宾证言不一致，因其系向铭山公司转款，一审法院对尹宜东相应转款的相关诉求亦未予支持，其可就前述款项与尹宜东、铭山公司另行解决。聂绍勋上诉称本案是尹宜东捏造的一起虚假诉讼，其主张无证据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聂绍勋上诉称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分配举证责任不当，该主张无事实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聂绍勋上诉主张均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尹宜东、聂绍勋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240元，由尹宜东负担20795元，聂绍勋负担64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董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陈兴治书记员金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