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1）粤执复83、84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朱某，男，汉族，1957年10月16日出生，住汕头市金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铤，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泽婉，广东法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住所地汕头市迎春路六号。 法定代表人：郑海滨，该公司负责人。 朱某、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不服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5执异35、36号执行裁定，分别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汕头中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朱某与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借款、保证、抵押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告知申请执行人朱某及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本案应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总金额以及尚未履行的债务标的金额。双方当事人均不服汕头中院对债务金额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向该院提起执行异议。 异议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请求撤销（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认定本案执行标的为121842126.19元。其主要理由为： 1.汕头中院的执行应基于申请人的主张。债权人朱某前后向汕头中院主张的债权均不超过127377685.54元，而《通知书》中所谓朱某向汕头中院主张的执行标的是160202591.94元，并无实据。2.汕头中院作出的（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适用法律错误，由此计算的结果也不准确。（1）《通知书》中的《案件执行债务标的金额计算明细表》除了逾期利息部分的计算基数是以借款合同本金45700000元外，其他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均不是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的本金为准”，故汕头中院的计算有误。（2）《通知书》中的《案件执行债务标的金额计算明细表》在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上，对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采用的同期的逾期贷款利率7.56％，对2004年1月1日至2009年5月17日采用的则是5年期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汕头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中的“银行同期最高利率”的条款，但由于该条款存在界定模糊、执行不统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11日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并于5月18日实施。该批复中明确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汕头中院作出的《通知书》中对2009年5月18日前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仍采用逾期利率、浮动利率进行计算，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当。应以原借款本金45700000元为基数、按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加上原判决书截至2002年6月20日的利息4053209.18元及诉讼受理费247247.57元，计算出来的执行标的额为123023725.08元。这个计算结果及计算方法与《通知书》中的《案件执行债务标的金额计算明细表》对比，除了计算基数以本金45700000元外，第2项的利率调整为5年期的基准利率5.76％，第3-17项的利率不再浮动50％如果剔除这二项，执行标的应为121842126.19元。 异议人朱某请求：1.确认按（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结欠的债务本息总额为174663462.28元。2.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已收异议人位于护堤路的租金约250万元应当在本案执行款中偿还异议人。3.异议人在执行过程中通过以物抵债取得涉案房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先行垫付的交易税费210万元应当在本案执行款中偿还异议人。4.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强占异议人名下的汕头市迎春路六号楼，造成异议人租金损失约300万元应当在本案执行款中偿还异议人。案在审查过程中，异议人朱某放弃了上述第2项、第3项、第4项异议请求。其主要理由为：根据汕头中院作出的（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尚未履行的债务为人民币36204112.65元。异议人对本案应当执行的标的、已经执行的部分及至今尚未履行的部分的计算均有异议。依据（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至今未履行的债务不是3000万元，而是本息总额57464663.28元。除了上述至今未履行的债务本息总额57464663.28元外，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执行过程中，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结欠的债务还有下列三项欠款和赔偿款都应列入结算执行清偿。（1）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以代收租金方式收取了异议人位于护堤路的租金约250万元，依照原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协议，该款应归还异议人。（2）根据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的要求，经汕头中院协调后，异议人在办理汕头市迎春路六号楼房地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时，被迫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先行垫付交易税费210万元，该款应无条件执行清偿归还异议人。（3）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强占异议人名下的汕头市迎春路六号楼，造成该楼第1-6层和第8层空置三年之久，至今仍拒不归还，造成异议人租金损失约300万元，该款也应当由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赔偿，应列入执行清偿结算。综上所述，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结欠异议人的本案债务应为人民币65064663.28元。 汕头中院查明，原告中国银行汕头分行诉被告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被告汕头经济特区永兴发展公司借款、抵押、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汕头中于2002年11月25日作出（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依判决，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结欠原告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借款本金457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计至2002年6月20日为4053209.18元，其中已扣除部分已还利息。从2002年6月21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逾期还款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判决于2003年5月16日生效，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起算时间为2003年5月27日。由于被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向汕头中院申请强制执行。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将（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广州办事处。 2014年12月2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与朱某、吴伟明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在《羊城晚报》联合发布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义务。2015年1月8日，朱某、吴伟明以其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受让了本案债权为由，向汕头中院申请变更朱某、吴伟明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并请求：1.恢复执行本院作出的（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2.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付还申请执行人本金人民币45700000元及利息81677685.54元（截至2014年9月30日利息为人民币81677685.54元，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日万分之1.75元支付）。3.被执行人汕头经济特区永兴发展公司对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借款本金1801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汕头中院经审查于2015年2月7日作出裁定变更朱某、吴伟明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并恢复执行本案。2016年1月18日，该院作出（2015）汕中法执一恢字第4-6号裁定书，裁定（2015）汕中法执一恢字第4号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6年11月6日，吴伟明与朱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本案中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朱某，汕头中院经审查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裁定变更朱某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并恢复执行本案。朱某申请执行标的为：1.恢复对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强制执行，强制被执行人付还结欠申请执行人的债务16715076.87元及该款的相应罚息。2.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承担本案执行费。 在恢复执行过程中，汕头中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告知申请执行人朱某及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本案中应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金额为153402911.65元，扣除已履行的债务标的金额117198799元，尚余未履行的债务标的金额为36204112.65元。《通知书》送达后，双方均不服本案债务金额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向汕头中院提起执行行为异议。 本案在审查过程中，汕头中院委托广东华乾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案欠息情况进行审计。广东华乾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6月13作出报告书，计算结果为：（2017）粤05执恢19号执行案2002年6月21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共计4568天）应计提利息共计103391051.89元。其中，生效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262980.00元，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00128071.89元。报告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对报告书内容提出了二点异议意见：1.报告书中计算债务利息的基数及采用逾期利率、浮动利率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与相关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报告书的计算结果存在严重错误；2.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应承担的迟延履行利息应为68769868.76元，该公司与朱某债务纠纷的执行标的应为122033305.51元。申请执行人朱某对报告书没有提出意见。 汕头中院认为，综合二异议人提起异议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1.如何计算本案执行标的金额；2.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3.（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一、关于如何计算本案执行标的金额的问题。本案的执行依据是该院作出的（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依该判决，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结欠原告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借款本金45700000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朱某受让本案债权后申请恢复执行本案时并未放弃计算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权利，而是主张依据（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计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本案执行标的金额具体计算方法为：执行款＝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执行法院在恢复执行本案过程中，依职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计算本案执行标的金额并无不当,申请执行人朱某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受让本案债权金额多少亦与本案执行标的金额的计算无关。异议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主张朱某申请执行标的额不应超过其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受让的债权金额127377685.54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二、关于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第二条规定：“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本案中，申请执行人朱某及吴伟明于2014年12月22日受让涉案债权，根据该批复规定，在此之前的利息计算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本案借款本金为45700000元，截至2002年6月20日尚未偿还的利息为4053209.18元，生效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为3262980元，案件受理费247247.57元。（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日期为2003年5月16日，迟延履行期间为2003年5月27日至2014年12月22日。因此，1.计算2003年5月27日至2014年7月31日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基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期贷迟延履行期间，计息基数应为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既包括债务本金,也包括迟延履行之前的债务利息、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故计息基数应为53263436.75元（45700000元＋4053209.18元＋3262980元＋247247.57元）；2.计算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22日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基数，依据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般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该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故计算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22日一般债务利息的基数为53263436.75元，而计算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22日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基数为45947247.57元（45700000元＋247247.57元）。（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按照上述规定确定计算本案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基数，并无不当。 三、关于（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参照广东华乾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6月13作出的报告书，经核查，（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结果存在三处错误，应予纠正。一是计算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年利率应为5.76％，并非年利率7.56％。相应地，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正确数额为4899170.91元，而《通知书》计算结果是4832058.98元，少算67111.93元。二是计算2004年1月1日至2009年5月17日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通知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50％，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有关精神，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之规定予以计算。2004年1月1日至2009年5月17日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应为37888732.68元。三是日利率具体计算方法为：日利率＝年利率/365（闰年按366天计算），《通知书》中年总天数统一按365天计算，导致《通知书》中11个区间段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结果，比区分平年按365天计算、闰年按366天计算的计算结果总共多算78514.93元。例如，2011年7月7日至2012年6月7日应为6925085.26元，多算8938.64元；2012年6月8日至2012年7月5日应为554172.59元，多算1518.28元；2012年7月6日至2014年7月31日应为14442699.23元，多算9349.32元。平年按365天计算、闰年按366天计算日利率，2009年5月18日至2014年12月22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总额为38398625.62元。本案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正确数额应为：4899170.91元＋37888732.68元＋38398625.62元=81186529.21元。截止2014年12月22日，本案债务的本息合计134449965.96元（53263436.75元＋81186529.21元）。《通知书》关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总体计算方法正确，应予维持，但对计算结果偏差部分应予以纠正。 综上，异议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请求撤销（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认定本案执行标的总额为121842126.19元的异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而异议人朱某主张按（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结欠的债务本息总额为174663462.28元的异议请求，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汕头中院遂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19）粤05执异35、36号执行裁定，裁定：一、（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中“截至2014年12月22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总额为100139474.9元”变更为“截至2014年12月22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总额为81186529.21元”、“截至2014年12月22日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额153402911.65元”变更为“截至2014年12月22日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额134449965.96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未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金额36204112.65元”变更为“截至2018年10月31日未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金额17251166.96元”。其它内容维持不变。二、驳回异议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朱某的异议请求。 被执行人广东省汕头土特产进出口公司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19）粤05执异35、36号执行裁定，请求依法认定复议申请人与申请执行人朱某债务纠纷的执行标的金额为人民币122033305.51元。其主要理由为：1.朱某向汕头中院申请执行的依据来自于2014年12月22日与信达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该债权转让合同关于“标的债权明细”清楚地写明“本息合计”是人民币127377685.54元。换而言之，买受人朱某可以据此数额向汕头中院申请执行。朱某向汕头中院提交的多份书证均表明申请执行的金额是127377685.54元。《债权转让合同》也提示受让人可能因计算误差的原因，存在受让的债权少于127377685.54元的风险。2.汕头中院应以《海南纪要》作为计算本案利息的依据，本案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应是复议申请人向银行借款合同的本金45700000元。（1）汕头中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作为适用的法律，错误明显。复议申请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是非国有企业。况且该法律条文调整的是停止计息的时间点，与本案情形不同。（2）《海南纪要》第九条“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利息在本案中就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根据前述规定，就是以原借款合同的本金为准，即45700000元。《海南纪要》是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适用。因此，汕头中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借款本金加利息、逾期利息和案件受理费以及借款本金加案件受理费作为本案计算利息的基数，显属不当。 申请执行人朱某亦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1.撤销（2019）粤05执异35、36号执行裁定第一项的裁定内容；2.裁定（2017）粤05执恢19号《通知书》中“截至2014年12月22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总额为100128071.90元”、“截至2014年12月22日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额153391508.65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未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标的总金额36192709.65元。”其主要理由为：1.执行异议裁定认定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年利率是5.76%是错误的。该利率是该时段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9]2号）》第六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利率由现行的日利率万分之三（折年利率10.8%）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因此，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利率应当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进行计算。2.异议裁定在计算2004年1月1日至2009年5月17日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没有按照规定将利率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50%，导致少计算了迟延履行利息金额。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但该批复系2009年5月18日才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批复只能适用于2009年5月18日之后的利息计算。在该段时间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的规定，2004年1月1日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中“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之规定进行计算。因此，应在该段时间内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再上浮50%来进行计算。3.本案截至2014年12月22日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正确数额为100128071.90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未履行的全部金钱债务的总金额为36192709.65元。 本院对汕头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均提出执行复议，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本案的执行标的金额是否只能是债权转让合同载明的金额范围内；二是被执行人主张的迟延利息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是否只能是借款本金；三是执行法院计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利率标准是否正确。本院对各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理由综合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执行标的金额是否只能在债权转让合同载明的金额范围之内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2002）汕中法经一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债权系于2004年6月25日由中国银行汕头分行将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广州办事处，后者另于2014年12月22日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朱某、吴伟明。在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所附的“标的债权明细”中，载明本金“4570万元”、“表外利息81677685.54元”、“本息合计127377685.54元。”显然，该附件中所述“利息、本息合计”等内容系转让双方自行计算的结果，但基本的事实，即案涉债权是全部转让而非部分转让，该点各方均无争议。至于应当执行的具体金额，涉及到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执行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依职权作出审查判断。因此，在债权转让当时，转让双方自行计算的债权转让金额并不影响执行法院在随后执行过程中作出最终的认定结论。故，复议申请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所提本案执行标的不应超出债权转让金额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被执行人主张的迟延利息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是否只能是借款本金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执行依据生效的时间是2003年5月16日，判决要求被执行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还款付息。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判决，因此，自2003年5月27日起（含当日）进入迟延履行期。申请执行人朱某于2014年12月22日从信达公司处受让债权，根据《海南会议纪要》第九条的精神，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所述债权计算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时段是自2003年5月27日起至2014年12月22日。该点双方当事人亦无争议。在此时段内，关于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先后有在2009年5月1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以及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施行时尚未执行完毕部分的金钱债务，本解释施行前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之前的规定计算；施行后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按照本解释计算。”本案即应按照该条规定，在2014年8月1日之前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应按照《批复》的规定予以计算。《批复》规定，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2×迟延履行期间。因此，本案在2014年8月1日之前的计算基数应当是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具体而言，应当是本案在进入迟延履行期间之前，被执行人应当偿还的金钱债务。依据判决，包括三项具体内容：（1）本金4570万元；（2）（判决书暂计至2002年6月20日）利息和逾期利息4053209.18元；（3）2002年6月21日起至判决限定的还款之日（即2003年5月26日）的利息、逾期利息。至于诉讼费259609.57元，该判决书载明中国银行汕头市支行预交的费用不再退付，由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在付还前述款项时一并付还给债权人。2007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规定“对原告胜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预收的诉讼费用退还原告，再由人民法院直接向被告收取。”因此，自此之后，胜诉方代交的诉讼费应及时由法院退还，不会产生利息的问题。但本案生效判决于2003年作出，预收原告的诉讼费并在其胜诉后不予退还另由被告方在清偿债务时一并偿付给原告方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债权人实际上确有该笔金额的支出，且判决也明确应由债务人负担，因此，在本案中将诉讼费247247.57元计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计算基数有合理性，本院予以确认。在2014年8月1日之后，按照《解释》的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分别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执行法院在本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时已将生效判决确定的利息、逾期利息排除在外，因此，该时段的计算基数亦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至于复议申请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所述，应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第九条的规定，计算基数只能是债权本金的理由，本院认为，该规定的精神并非指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而是指在生效判决作出前债权已转让给非金融机构（包括自然人），该受让人在诉讼阶段向法院寻求争议解决时，案件审理法院应当根据该条规定的精神作出审查处理。本案债权转让发生在生效判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对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进行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规定“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该批复虽然回答的是“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债务利息问题，但明确了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案件也参照适用《海南会议纪要》的规定。因此，在此批复中所述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的相关精神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而言也是同样适用。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的该点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执行法院计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的利率标准是否正确的问题。复议申请人朱某所述，关于迟延履行债务利息计算的《批复》系2009年5月18日才施行，只能适用于该日之后的利息计算。在此之前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的规定计收利息的理由，本院认为，第一，《民诉法意见》已经于2015年2月4日被废止，执行法院在2019年对本案债务利息进行计算时不能将已废止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第二，《批复》于2009年5月18日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批复》是专门用于解决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计算专门问题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效力毋庸置疑。《批复》已对“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有明确规定，即“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因此，复议申请人朱某所述应按同期贷款最高利率增加一倍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复议申请人朱某除了前述所提应适用《民诉法意见》来确定利率标准以及不应适用《批复》之外，其还提出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12月31日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年利率是5.76%是错误的。该利率是该时段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降低存、贷款利率的通知（银发[1999]2号）》第六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农村信用社）逾期贷款利率由现行的日利率万分之三（折年利率10.8%）降为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折年率为7.56%）。因此，该时段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利率应当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进行计算。对此，本院前述已明确，关于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计算，《批复》所确定的方法是计算依据。《批复》已明确，所谓“加倍”是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双倍利率，以此为基础计算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复议申请人已认可该时段的贷款基准利率是5.76%，其另行提出应按7.56%来计算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汕头中院异议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裁定结果应予维持。二复议申请人所提请求及理由均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人广东省汕头土产进出口公司、朱某的复议申请，维持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5执异35、36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林宏坚 审判员  付庆海 审判员  李焱辉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温星麟 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