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43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怡翠，女，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方林，男，197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系唐怡翠配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徽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金色港湾商铺3号楼6室。法定代表人：李大中。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玲，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唐怡翠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徽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徽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3民初10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怡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唐怡翠一审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昆山徽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昆山徽商公司实际上由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大中一个人控制，泗县项目的投资情况都是由李大中决定，桂方林未接洽、考察该项目。李大中终止项目合作是公司出现了重大财务问题，昆山徽商公司实际股东到位资金仅有10%，即435.5万元。故为投资泗县项目，公司向10名股东凑借1970万元，剩余资金李大中承诺由其负责筹款，但最后并未筹款到位，导致项目资金短缺，不得不停止运营。昆山徽商公司陈述停运系泗县鑫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公司）隐瞒了债务，这是李大中的借口。在昆山徽商公司诉鑫宏公司一案中，起诉状未以此为由。2.昆山徽商公司提供了其他股东访谈笔录，但这些股东均未出庭作证。3.2018年11月29日的股东会议纪要中明显可以看出，当天参会的除了10名参与筹借资金的股东外，还有其他股东，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的主体也是昆山徽商公司，不是10名股东的行为。4.一审法院仅凭股东会议纪要的参会人员与汇款名单一致就反推泗县项目的投资行为属于10名股东行为过于主观，该会议仅是小范围的股东内部意见征询记录。昆山徽商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唐怡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昆山徽商公司立即向唐怡翠偿还借款本金1350万元及利息（以135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昆山徽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唐怡翠在2019年共计向昆山徽商公司转账汇付了1350万元，分别为2019年1月24日5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未记载款项用途，银行客户回单“摘要或附言”栏记载为“往来款”）、4月17日1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摘要”栏记载为“借款”）、4月18日2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未记载款项用途，银行客户回单“摘要或附言”栏记载为“借款”）、7月24日50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摘要”栏记载为“转账”）7月25日50万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摘要”栏记载为“往来款”）。唐怡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方林自述上述1350万元为其指示其配偶唐怡翠代为转账给昆山徽商公司的出借款。昆山徽商公司称该公司是在昆山的徽商的一个投资平台，桂方林系公司的股东之一，他首先接洽了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的泗洲华府项目，带了公司其他几名股东前去考察后决定投资这个项目。开股东会的时候明确约定按股东实到投资额享受利润分配，没有投资的股东不享受分红，也不承担亏损。因合作方前期隐瞒了或有债务，故后与对方解除《联合开发协议》，目前与对方正在诉讼中。因此上述款项不是借款，是桂方林通过昆山徽商公司交付的投资款。昆山徽商公司提供了对应的五份财务记账凭证，凭证中记录为“收唐怡翠往来款（代收泗县项目集资款）”。与桂方林一样进行投资的还有李大中、董善乐、戚全龙、姜因耀、陈虎、王允斌、徐科、朱锦、赵士宏等九人。昆山徽商公司提供了2019年1月至6月期间李大中等十人（包括唐怡翠）陆续向昆山徽商公司转账支付款项的银行客户回单，上述回单上“摘要或附言”栏记载为“借款”、“往来款”、“投资款”不等，也有相应的财务记账凭证，均记录为“代收安徽泗县项目开发集资款”等内容。昆山徽商公司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公司财务丁成彬及李大中等11名股东所做的访谈笔录。笔录记载的主要意思是：昆山徽商公司是一个投资平台，有具体的投资项目由股东自己选择是否参与投资，针对具体项目会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在收到投资股东的项目投资款后要再汇到成立的项目公司帐上去。泗洲华府项目最初由桂方林考察，后有10名股东确定投资。没有签投资协议，但是在开股东会的时候说过，按股东实到投资额享受利润分配，没有投资的股东不享受分红，不承担亏损风险。开会的时候，财务跟投资股东说汇款的时候最好备注借款或往来款，这样投资回报拿回来后可以直接返还股东，免交所得税，但仍有部分股东直接注明“投资款”。一审另查明，2018年11月29日，昆山徽商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桂方林等股东到会并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昆山徽商公司提供了当天的股东会议纪要，纪要中记载的会议议题包括“1：桂方林介绍泗县项目背景及谈判情况。2：袁增文就谈判情况做补充说明。3：股东提问及讨论。4：董事会提出需要决议内容并表决通过方案。4（此处应为笔误，实际应为‘5’）：董事长做总结发言。”对于第4项中提及的决议内容和表决方案明昆山徽商公司未进一步举证。桂方林认可当天召开了股东会议，但对会议纪要的真实性不认可。2019年1月24日，泗县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昆山徽商公司作为乙方、江苏翔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了一份《联合开发协议》，约定联合开发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的泗洲华府项目的具体事宜。协议中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成立安徽昆徽置业有限公司（即“项目公司”），共同管理开发项目用地的项目建设，甲方在项目公司中占股比例为35%，由徐鹏飞作为登记股东代持，乙方占股比例为65%，由李大中（昆山徽商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作为登记股东代持。安徽昆徽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成立，登记的股东为李大中和徐鹏飞。2019年11月28日，昆山徽商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纪要上记录的出席人员情况为“缺戚全龙，其余全体出席”。该次会议上讨论的事项包括：“1、简单介绍泗县投资情况。2、桂方林介绍运行情况……6、会议决定：原则同意撤资，协商为主。7、全体股东愿意接受对方条件撤场。”王允斌、朱锦、赵士宏、董善乐、陈虎、姜因耀、桂方林、李大中、徐科等九人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另有“戚全龙（代）”字样。上述事实有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银行客户回单、昆山徽商公司的章程、《联合开发协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材料、股东会议纪要及签到表、股东会议决议、访谈笔录、记账凭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所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款项是否是唐怡翠出借给昆山徽商公司的款项，即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当同时审查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及是否实际交付款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昆山徽商公司否认与唐怡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称桂方林等股东通过公司这一平台投资泗洲华府项目，公司收到的款项均按照约定支付至专门成立的项目公司账户中；遵照股东会的决议，股东有权选择是否投资，但只有参与投资的股东才能享受利润。昆山徽商公司提供的2019年11月28日股东会纪要中反映了从泗洲华府项目撤资的事实，该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包括桂方林在内的九名股东，结合出席人员的记载为“缺戚全龙，其余全体出席”，这里的“全体人员”名单恰好与昆山徽商公司提供的参与投资的十名股东的名单一致，与2019年1月至6月汇款人员名单也一致。如唐怡翠的主张成立，本案所涉款项系出借给昆山徽商公司，再由公司对外投资的，则难以解释为何昆山徽商公司对于几千万的对外投资进行撤资这样重大的决议仅由十个股东就做出了决定，且还在会议纪要上注明“全体出席”等字样。从程序上讲既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结合《联合开发协议》、访谈笔录等证据可以印证昆山徽商公司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唐怡翠依据其向昆山徽商公司的转账记录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但未提供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关于转账凭证摘要栏注明的“借款”等字样，昆山徽商公司解释是财务上为了避税的需要而要求参与投资的股东注明为“借款”或者“往来款”，这一点在对11名股东所做的访谈笔录中也有提及，因此昆山徽商公司的解释有一定的可信度。银行转账记录的摘要内容一般是按照汇款人的意愿进行填写，唐怡翠仅凭该摘要内容不能证明其与昆山徽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其主张与昆山徽商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唐怡翠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800元，减半收取51400元，由唐怡翠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唐怡翠分五次向昆山徽商公司转账1350万元，转账摘要为“往来款”、“借款”、“转账”。昆山徽商公司抗辩认为上述款项系投资款，并提交了记账凭证、《股东会纪要》、《股东会决议》以及其他股东的《访谈笔录》等拯救。对于转账为何备注为“借款”，昆山徽商公司亦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在其他股东的转账中亦有备注“借款”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唐怡翠仍应就双方具有借贷合意进行举证，但其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与昆山徽商公司具有借贷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怡翠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800元，由上诉人唐怡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蔚珏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志国书 记 员 王晓敏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