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41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少将，男，198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于洪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顺恒鑫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3-2号（1613）。法定代表人：虞海峰，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强，系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少将因与被上诉人沈阳顺恒鑫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0）辽0114民初14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关宇宁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陈睿、审判员张小娇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少将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不合法规、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方式为现场对账，经双方确认数量、数额后进行付款，结款依据为对账单，并非被上诉人所述按照微信发送的销货清单直接进行对账、付款。原审法院认定2019年1-6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款依据是被上诉人微信发的销货清单，并因付款金额与被上诉人在微信中发送的1-6月份销货清单金额接近，便推定所有月份的应付款金额均与被上诉人发送的销货清单一致。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也不合法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2019年1至6月份的对账单，该组对账单系基于双方现场核对后的对账单，并且上诉人也是按照核定对账单价格后进行结款。从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可以看出，各月货物的数量和价格均有改动，这与被上诉人微信发的销货清单并不一致。由此可见上诉人支付货款的依据并非被上诉人的销货清单。虽然已付款金额与销货清单相近，但相近并非一致，这并不能证明销货清单就是结款依据。一审法院因金额相近并按所谓“交易习惯”推定所有月份应付款金额均与被上诉人发送的销货清单一致，这不符合合同法关于货物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案案涉每一笔金额背后都是货物的交易，上诉人是否真正收到相应货物，需要双方共同确认。如果存在分歧，被上诉人要举证证实，并非什么交易习惯。交易习惯不是审理案件的“万能公式”。各月之间也不存在推理联系。二、上诉人在微信中的回复，仅是对欠付货款行为的回复，并非对销售清单货款数额做出认可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虽然在微信中回复“正在催款”“好的、周一之前汇到、钱不会不给你的”等信息，但仅仅是对于欠付货款的行为进行回复，而非对被上诉人所发所有销货清单及诉请欠款金额的回复。因双方的交易方式一直是现场核定、对账单付款，销货清单并不是上诉人的结款依据，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发销货清单的微信消息自始至终不作回应。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回复并提出异议就是默认，认定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数额，理由过于牵强，不尊重事实，以偏概全，证据不足。按一审法院判定方式，上诉人也可以单方面给长期合作的客户随意发送销售单，只要对方不回应，就是默认。法院就应按所谓交易习惯支持其真实、有效，合法存在的，并以此主张销售单上面的金额。至于销售单上面相对应的货物是否真正交给客户无需签字确认验收；客户是否真正收到货物，也无需举证。这于理于法都不符合。三、被上诉人提交的销货清单均未经上诉人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欠付货款数额的依据，其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确实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我国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若主张上诉人欠付133，488元货款，其应举证证明其已将133，488元金额的货物交付给上诉人。但其在一审中仅提供了其单方自作的销货清单以及自己向上诉人发送销货清单的微信聊天截图，销货清单上只有被上诉人一方的公章，并没有上诉人任何形式的确认；庭审第二次，又让自己库管补充毫无依据的证词，指控上诉人是自取货物。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没有向法庭提交能证明上诉人确实收到货的签收单、回执等证据予以佐证其已经完成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上，微信中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已明确表示自2019年6月开始便不再继续与上诉人正常合作，6月开始所供货物已经明显少于之前月份。2019年8月又再次通知上诉人9月1日起，上诉人需从其他人处拿货。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合作并没有合同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合作本身存在极大地不确定性，合作与否主动性完全在被上诉人。本案案涉货款正是发生在2019年6月以后。因此2019年7到11月间的拿货量与此前2019年1-6月期间拿货量明显减少已属正常现象。通过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货物供应断货、缺货时有发生，上诉人2019年7月到11月间只是从被上诉人处少量拿货、串货，欠付货款的数额仅为19389元。原审法院仅以2019年1到6月间被上诉人的发货数额与上诉人付款数额相近，便认定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从而推定2019年7月到11月双方交易数额以被上诉人发送的销货清单为准。而对被上诉人是否将133，488元货物真正交付给上诉人却并未要求进一步举证核实，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卖方应履行交付合同标的物的义务，买方应履行支付对价的义务。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面发送未经上诉人确认的销货清单的行为，又以上诉人没有回复并提出异议，便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货物交付义务。判定过于随意。按一审判决规则，被上诉人作为供货方，完全不履行发货义务，直接向上诉人发送销货清单，就可以以此来主张货款。反之，上诉人亦可将所有销货清单通过微信向被上诉人发送，达到退货的法律后果，并以此主张抵消债务。于理于法都不符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也不足。四、一审判决中提及的“欠条”证据，上诉人并未见过也未进行质证，属于程序违法对于被上诉人主张欠付货款的事实，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出具过任何形式的“欠条”，庭审中也未曾见到“欠条”证据，并对此进行质证，但一审判决中称已结合该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未组织上诉人进行质证，属于程序违法。沈阳顺恒鑫商贸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双方对帐方式为现场对账单签字的模式与事实不符。双方一直以微信发送销货清单的方式进行对账确认。一审中我方已经提交微信记录、转账银行流水记录、同行业相关人员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双方一直以微信方式确认每次供货种类、数量级货款数额，且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双方事实交易模式就是以微信发送销货清单的方式进行供货信息核对。买卖双方在无书面合同约定具体供货信息核对方式的情况下形成了以微信发送销货清单来确认供货信息的实际交易模式。上诉人辩称的现场对账交易方式流程属于毫无证据支持的主观臆想，所谓的现场对账方式严重与实际流程不符。虞海峰作为供货方，在一审已经提交的微信记录中，从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向上诉人朱少将发送供货清单101张，朱少将对供销清单所记载供货数量及货款金额从未提出异议。其中2019年2月24日、4月21日、5月5日，虞海峰在发送完相应销货清单后分别特别发送信息“请抓紧对账付款”“抓紧汇款”“你那货款得抓紧”等信息，朱少将于5月5日回复“下周给你……”。通过此聊天记录可以清晰表明双方对以微信发送销货清单的方式来确认货物信息及货款的方式并没有异议，微信所发销货清单一直得到了上诉人朱少将的认可。长达一年的聊天记录中虞海峰在发送销货清单后要求朱少将进行对账，朱少将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朱少将在接收到虞海峰发送的2019年6月——12月的销货清单共计50张之后，上诉人朱少将分别于2019年10月5日、10月10日、10月17日、10月31日、11月23日，微信明确回复虞海峰“好的，我催一下店里”，“催着呢，凑齐了马上汇给你”，“好的。周一之前汇到”“等我回去的…钱不会不给你的”“你已经很帮我了…我不会不给你钱的，跑不了…”等确认信息。明确表示了对供货清单的认可及拖欠货款事实的承认。一年多的聊天记录中从未对销货清单记载内容及欠款事实提出任何异议。被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的汇款银行流水记录中亦可证明，朱少将之前所汇货款一直与微信发送的销货清单货款记录一致。二、上诉人辩称其在微信中回复“好的”“周一之前汇款”等内容并非是对销货清单及欠款金额的确认。此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严重违背正常交流逻辑。在我方提交的微信记录中，虞海峰长期一致将销货清单及欠款数额发送给朱少将，朱少将多次在收到相应信息对话后回复“好的”“凑齐后就汇款给您”“不会不给你钱”等进行确认回复，依照通常言辞意思理解，朱少将此类回复就是对销货清单记录的情况及货款数额的明确认可。上诉人所称其回复仅仅是对欠付货款的部分承认而不是对清单中记载货物状况级欠款数额的确认，明显不符合正常沟通的言辞逻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另补充：原审法院认定的交易习惯是指双方以销货清单的方式对账，而不是原当事人一审中所称的双方签字模式，至于上诉人所称交易习惯不存在与本案无关，我方提出的货款所欠数额均有6-11月销货清单来证明，且此销货清单的真实性已经在一审法院进行过与手机原件的核对。沈阳顺恒鑫商贸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33,488元及利息（从2019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9年1月起，原告顺恒鑫公司开始向被告持续供应肉制品，未签订书面合同，交易方式为，原告按照被告的需求向被告供应货物，并通过微信将每一次供货的购货清单拍照发送给被告朱少将以确认每次供货的种类、数量及数额。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双方均以这种方式供货并结算货款。2019年7月开始，原告仍按照上述方式，将每次供货的种类、数量及数额制作供货清单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2019年7月至11月供货清单显示的供货数额共计133,488元，但被告未向原告结算货款。原告多次通过微信催款，被告朱少将均表示“正在催款”、“周一之前汇到”、“明天下午去送货、收款”、“钱不会不给你的”、“能不能容我几天”等等，并未对原告发送的供货清单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顺恒鑫公司与被告朱少将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019年7月至11月，原告已向被告供应货物的货款数额133,488元，被告未向原告给付该部分货款系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诉请被告给付货款133,488元，并从2019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朱少将提出的自认7-11月欠付原告货款金额为19,389元，没收到其他货物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1月至6月的供货清单、付款记录，可见原告在2019年1至6月均通过微信发送购货清单的方式与被告确认供货情况，且货款给付记录显示的货款数额于购货清点显示的供货数额基本一致，没有出现较大差额，原告主张双方一直按照次交易习惯履行合同的意见可以采纳。2019年7月至11月，原告仍按照此方式将每次供货情况形成购货清单发送被告，被告从未提出任何异议，被告自认的2019年7至11月供货数额为19,389元，与原告所发送的供货清单显示的供货数额133,488元差距悬殊，被告称未收到其他货物，但在原告发送购货清单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在原告催款时多次承诺付款，原告现证据相对于被告更为充实，被告对其辩解意见未提出更为充分地相反证据，对于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少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阳顺恒鑫商贸有限公司给付货款133,488元，并从2019年11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1,533.5元，保全费1,212.19元，由被告朱少将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其中，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2018年11月29日，上诉人方与另外一家经销商微信记录，证明上诉人与这家经销商采取合理合法有效的对账方式，如果上诉人也是通过微信与被上诉人对账，也应当采取与上诉人提供证据当中所体现的合法的对账方式。合理合法体现在品种、数量、价格以及日期、取货单据的签字确认、结款金额和确认回复等等这些真实的情况。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是采取微信对账的方式以及微信所发的销售清单为结款依据，上诉人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与被上诉人进行这种模式的对账。微信聊天记录中一定会有每笔单据关于货物的品种、数量、价格以及日期、取货单据的签字确认、结款金额和确认回复等等这些真实的情况。但实际微信中并没有任何类似的痕迹。所以以微信对账、销售清单为结款依据是不真实的，更没有一审法庭认为的不回复就是默认一说。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意义，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与第三方形成的一种交易习惯，而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交证据并经过法官查明，我方与对方的交易习惯是通过微信发送销货清单，且此清单中亦明确记录产品名称、单位、数量、单价、合计金额及日期，我方与对方不以签字作为确认，而以对方收到微信后回复收到作为销货种类和金额的确认。对方所提的与第三方的交易模式与我方的交易模式没有任何关联性，对方所称的交易相对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交易模式，与我方所提供的产品和交易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它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对彼此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已付款金额不存在异议的情况下，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在2019年7月至11月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供货的数量是多少。根据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来看，2019年1月至6月期间，被上诉人曾通过以微信方式向上诉人发送购货清单确认供货数量，上诉人如存在异议，则双方可进行对账确认，而在2019年7月至11月期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购货清单后，上诉人并未对供货量提出过异议且在被上诉人向其催款时，上诉人均承诺还款。上诉人虽主张仅拖欠被上诉人19,389元，但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综合整个案情及各方当事人举证的情况，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因缺乏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少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67元，由朱少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关宇宁审判员  李 妍审判员  林 红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任麒超书记员钟雨含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