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211民初2986号 原告：程芳，女，汉族，1986年11月16日生，住址瓦房店市。 原告：金某，女，汉族，2014年3月10日生，住址瓦房店市。 原告：金元臣，男，汉族，1957年11月28日生，住址瓦房店市。 原告：郭秀梅，女，汉族，1956年1月14日生，住址瓦房店市。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民，系辽宁书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荣昆，男，汉族，1986年12月28日生，住址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祥，系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妤婕，系辽宁正良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告程芳、金某、金元臣、郭秀梅与被告王荣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赵一铭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芳、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彦民、被告王荣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祥、张妤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共同诉称，2020年9月2日，死者金某2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大黑石海滨浴场和其他几个共同乘坐被告王荣昆的游船出海，在游船行驶的过程中由于游船故障等原因导致翻船，致使金某2落水后溺水死亡，后经大连市海警局甘井子区工作站进行事故调查后，出具了死亡证明。为此该事故给死者家属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死亡赔偿金837,600元；2、丧葬费47,771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523,360元；4、精神抚慰金100,000元；5、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410元；6、交通费2,000元。以上共计1,513,141元。 被告王荣昆辩称，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理由如下：一、金某2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运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民法典规定自甘风险，是以立法的方式确定“文体活动”的特殊性，划清文化体育活动领域与工伤事故领域、交通事故领域和经济性行为领域的界限，明确排除普通侵权责任的认定方式在“文体活动”中的适用。出海钓鱼是一项具有风险的文体活动，金某2是成年人，平时活动在浴场内，对海钓的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其主动要求参与活动，后因海钓活动的固有风险实现，产生了损害结果，这一损害结果应当由参与人金某2自行承担。事发以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确定案涉当事人与金某2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排除存在过失或者故意犯罪的可能性。二、损害结果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涉案船只没有故障，是海浪灌入船舱造成船只倾覆，船上三人在落水后都能正常游泳，金某2水性较好，金某2妻子程芳在其笔录中已经证明，此时金某2并没有溺水，金某2溺水是发生在游向岸边的过程中，其损害是自然因素和自身因素造成，与被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船只手续是否符合行政机关的要求，与死亡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金要求参加活动，就认知并接受了船只的现有状况。三、被告是好意施惠，且不存在过错。被告的船只不是用来经营的，是用于娱乐的。被告没有邀请金某2乘船，是金某2主动要求参加活动，被告碍于情面，好意允许其参加。被告没有收取金某2费用，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和承诺，被告对金某2没有义务，也没有过错。如果因为船只是被告的，或者因为被告好意允许他人上船，就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被告出了意外又该找谁追偿呢，这对被告是不公正的，是在惩罚善意，会让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备，失去人情味。综上所述，在一个具有风险的文体活动中，要求没有过错的好意施惠者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理，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0年9月2日，死者金某2与案外人张忠伟、被告王荣昆共同乘坐被告购买的游船出海，行驶过程中发生翻船，三人落入海中，被告与张忠伟游回岸，金某2溺水而亡。事故发生后，大连海警局甘井子工作站对事故有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在对案外人郭超的询问笔录中，郭超称：其系悦海浴场的员工，当日金某2、张忠伟、王荣昆出海为了钓鱼，三人钓鱼的位置位于悦海浴场北侧，距离岸边300多米，由“大昆”（王荣昆）开的船，当天海上有点风浪，船头位置有一条长5-6厘米的裂纹，但是当天就已经补好了。在对案外人张忠伟的询问笔录中，张忠伟称：其系悦海浴场的员工，问：“今天出海钓鱼是谁组织的？”答：“是王荣昆喊的我，当时我们都在海边，‘大海’（金某2）听见我们准备去钓鱼就想着一起去，王荣昆同意了。”问：“船的基本情况”，答：“是一条白色玻璃钢材质的快艇，长4米左右，宽1.5米左右，还有一台水星15马力的机器。”对于出海经过，张忠伟称：“……然后我们就在海里下了鱼钩，下完我们就准备往回走，王荣昆刚把船头调过来，海浪就从船尾涌了上来，船的后舱被海水灌满了，我看见王荣昆用工具往外舀水，我当时在船的中间位置，我还跟‘大海’说‘船尾进水了，你在船头压下船。’我正准备帮王荣昆往外舀水的时候过来一个浪，我跟‘大海’顺着劲就掉到海里。……”“我们到了地方以后就开始钓鱼，但是感觉浪有点大，我们就准备往回走，但是王荣昆提议把鱼钩下到海里，第二天过来取，‘大海’当时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在海里下了鱼钩，下完鱼钩我们就准备往回走，但是王荣昆刚把船头调过来，船尾就进水了，进水的速度太快，王荣昆来不及舀水船就沉下去了。”问：“金某2为什么也跟着你们出海钓鱼？”答：“他听见‘大昆’喊我出去‘下鱼钩’、钓鱼，就跟‘大昆’说也想跟着去。”对王荣昆的询问笔录中，王荣昆称：“我的船是白色玻璃钢材质的快艇，长4.5米，款1.6米，发动机是15匹水星牌的。”“我的船没有手续，我听别人说6米以下的船不给办手续，我就没去办。”“是2020年6月，我在网上从一个叫海浪花船艇的公司花了8,000元购买的，是一条新船。” 庭审中，针对相关人员在询问中描述的事故发生的过程，原、被告表示无异议。被告称其购买游艇为了上海钓鱼娱乐，并未用于经营。该船购买后未办理登记备案等相关手续，被告称其考过游艇驾驶证，但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 另查，原告程芳系死者金某2妻子，原告金某系二人婚生女，2014年3月10日生；原告金元臣系金某2父亲，1957年11月28日生；原告郭秀梅系金某2母亲，1956年1月14日生。金元臣、郭秀梅无其他子女。瓦房店市西杨乡渤海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记载：金元臣、郭秀梅二人系我村村民，夫妻二人无经济来源，金某2于2020年9月死亡，系二人长子，二位老人的生活费由生前金某2补贴。特此证明。 上述事实，有大连海警局甘井子工作站询问笔录、鉴定书、居民死亡医院证明（推断）书、户口本、证明、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金某2死亡事故中，被告应承担责任比例问题及赔偿数额问题。 关于责任比例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死者金某2与被告王荣昆、案外人张忠伟乘游艇出海钓鱼，属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而根据对相关人员的询问，均可证实金某2系自愿参与该活动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民法典实施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故本案适用民法典中上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损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院认为，被告对金某2的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中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游艇，是指仅限于游艇所有人自身用于游览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具备机械推进动力装置的船舶。”第四条规定：“游艇应当经船舶检验机构按照交通运输部批准或者认可的游艇检验规定和规范进行检验，并取得相应的船舶检验证书后方可使用。”第七条规定：“未取得游艇操作人员适任证书的人不得驾驶游艇。”本案中，被告购买的船只具有发动机，符合上述规定中“游艇”的概念；被告未能提供该船舶检验证书，亦未提供游艇操作人员适用证书即下海行驶，其行为于规不符，存在过错，应承担责任。至于责任比例问题，金某2系主动要求搭乘被告船只，其作为成年人，对海上活动的风险应有充分认知，其应核实被告的驾驶资格及船只情况，金某2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而搭乘其船，属自甘冒险行为，系对自身安全的放任，应通过过失相抵制度对被告的赔偿责任进行减轻，金某2应自负次要责任。被告许可他人搭乘其船只，就负有承担保障他人在乘船过程中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被告作为此次出海活动的组织者、船只的所有者、驾驶者，未能尽到安全行驶义务，致使翻船，引发金某2落水后溺水死亡的结果，应负担主要责任。根据双方过错程度，本院酌定对于金某2死亡造成的损害结果，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问题，本院认定赔偿项目及标准如下： 第一，原告主张丧葬费47,771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原告计算标准符合法律的规定（7,962元×6个月），本院予以认可。 第二，死亡赔偿金。按照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辽高法[2020]7号《关于印发的通知》的相关要求，应根据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计算相应赔偿金额，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相关规定，金某2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应为41,880元×20年＝837,600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属于死亡赔偿金范畴。至金某2死亡时，原告金某已满6周岁，属金某2生前应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还需被扶养12年，因金某还有其他扶养人，即其母亲程芳，故该部分被扶养人生活费减半计算；至金某2死亡时，原告金元臣已年满62周岁，应属金某2生前实际承担扶养义务的对象，还需被扶养18年；至金某2死亡时，原告郭秀梅已年满64周岁，应属金某2生前实际承担扶养义务的对象，还需被扶养16年。被告辩称原告金元臣、郭秀梅并非“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无需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但原告提交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且结合二原告实际年龄，原告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又因“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系消极事实，被告若反对该主张，则被告具有证明二原告其他收入来源的举证责任，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被告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对于三位被扶养人，前16年每年的赔偿总额均超出上一年度大连市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168元），故每年的被扶养费赔偿总额为26,168元；第17、18年需要扶养金元臣，每年被扶养费为26,168元，故三位被扶养人被扶养费总计为26,168元/年×18年＝471,024元。 第三精神损害抚慰金。死者因事故死亡，必然给诸原告造成精神上的伤害，综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六项因素，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40,000元。 第四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该项费用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41,880元/365天×3人×3天亦属合理，计算该项费用为1,033元。 第五交通费。结合死者户籍地及死亡地点，本院酌定800元。 上述各费用合计1,398,228元，由被告王荣昆按本院认定60%的比例赔偿原告838,936.8元。 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王荣昆赔偿原告程芳、金某、金元臣、郭秀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人身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838,936.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程芳、金某、金元臣、郭秀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33元（已减半，原告已预付），由四原告负担1,708元，由被告负担2,125元，被告负担部分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 审判员  赵一铭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石 艺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六条民法典施行前，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损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四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十五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十六条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第十七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