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2民初1507号原告：刘景山，男，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辽宁明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楚宝军，辽宁明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金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57号2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550759775C。法定代表人：王俭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北京市康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景山诉被告沈阳金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景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楚宝军，被告金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俭峰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景山诉称，2020年4月5日下午，原告受雇于被告金锐公司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秀岛路“中海国际社区”四期联排别墅内提供装饰工程的拆除劳务。被告金锐公司虽然作为专业的装饰装修公司，但是疏于对安全的管理，施工现场随意堆放拆除的建筑垃圾，楼梯也没有安全扶手，没有安全防护网，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原告从地上三层坠落至地下二层（共五层），导致原告受伤。随后，原告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救治，诊断为“骨盆骨折、右股骨骨折、左侧坐骨神经损伤、左侧髋臼骨折、左侧髂骨骨折”等。原告因此住院治疗72天。此事故的发生给原告造成了严重伤害，并产生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原告认为，被告金锐公司作为雇主，应该为原告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责任。目前，原告的伤情尚未治疗终结，还在治疗过程中。庭前，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原告的伤情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但因原告的伤情尚未稳定，未达到鉴定时机，故鉴定机构退回鉴定。本案中，原告不再申请该项鉴定，待时机成熟时再行提出相应申请。关于原、被告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双方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系通过口头约定方式达成的雇佣协议。当时（2020年3月末），被告金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俭峰找到原告说有工程要做，正值原告当时也没有别的劳务工作，所以就来案涉工地为被告金锐公司提供劳务了。关于双方对劳务费的约定，因当时原告及原告的妻子张海芹系共同到案涉现场提供劳务的，经双方商定，全部工程完毕被告金锐公司需支付原告及原告的妻子张海芹每人劳务费5,000元，共计10,000元，工程施工时间约10天。同时，经双方协商，被告金锐公司已向原告及原告的妻子张海芹先行支付了该劳务费10,000元。并且，除了上该10,000元之外，双方没有其他费用的约定。本案事件发生时是处于施工期的第8天。双方建立劳务合同关系后，除了原告和原告的妻子张海芹之外，在现场施工的还有其他施工人员，因为现场的工程量比较大，两个人无法完成。原告及原告妻子张海芹是被告金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俭峰找来的，其他劳务人员是怎么到现场提供劳务的，原告并不清楚。关于被告金锐公司所述案涉施工现场施工的除了原告及原告妻子之外，还有原告的女婿等相关人员不属实。原告和原告妻子确在现场施工，但没有被告金锐公司所说的原告其他亲属在现场。其他施工人员，原告均不认识。被告金锐公司所述原告当天饮酒也不属实，是因为施工现场没有做任何安全防护，存在建筑垃圾，原告在取梯子的时候被垃圾绊倒，所以摔到地下二层建筑垃圾上。被告金锐公司所述事故发生时工程处于收尾阶段也不属实，需要施工的是五层别墅，大部分拆除工作已经做完，但还有部分没有施工，属于正在施工的过程，并不是收尾阶段。原告是力工，从事该工种有十五、六年时间了。原告无固定工作单位，大部分时间从事个体劳务。在发生本案事故时，原告正在做砸墙的准备工作，地点是在案涉别墅的地上三层楼梯口附近。原告在施工现场提供劳务时所使用的工具有大锤、锹及其他拆除工具，都是被告金锐公司提供的。原告不认可被告金锐公司所述双方间存在承揽关系的说法。原告是由被告金锐公司雇佣到案涉现场做拆除施工工作的，原告作为自然人，也没有承包的相应资质和资格，事实上双方是雇佣关系，不是承包关系，更不是承揽关系。根据被告金锐公司所述，与原告达成口头雇佣协议的是被告金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王俭峰个人，对此，原告认为被告金锐公司的说法不是事实，因为王俭峰作为个人，其不具备工程施工的资质和资格，任何一家法人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均是其相关工作人员，故王俭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事故发生后，原告找雇主即被告金锐公司筹集医疗费时，王俭峰也承认案涉工程系其所在公司的项目，需要等待公司的另一股东从外地回来后一并想办法筹集资金。在与原告协商沟通案涉工程时，确系由王俭峰个人与原告沟通的。当时双方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并且在电话中王俭峰也向原告表明案涉工程项目属于其所在公司。关于原告提供的事发图片、在事发地房屋从事劳务时的视频，可以证明原告为被告金锐公司提供劳务，按照其要求在房屋内砸墙，但被告金锐公司未能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原告因此受到伤害，原告在本案中无过错，被告金锐公司应负有全部过错。该视频拍摄于本案事件发生前，因为原告发现案涉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就拍摄了视频，目的是为了提示被告金锐公司注意。除了本案所涉的拆除劳务之外，原告与被告金锐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工程劳务方面的协议。关于原告提供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病案一份（含影像学报告、检验报告等）、120出诊账单详情（微信支付1,025.4元）、住院费用汇总清单、医疗费票据3、为复印病历材料而支付的复印费发票、辅助器材发票、药房销售凭证（蛋白粉517元）、诊断书、微信工资截图（系原告与其他雇佣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户口本，可以证明本案事故对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失，导致原告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复印费等，被告金锐公司应当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证据用于证明原告因本案事件受伤进行治疗以及花费的情况。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其中含有姓名为“裴启迪”“刘毓”的医疗花费，裴启迪是原告的女婿，刘毓是原告的儿子。该项花费是在原告手术期间，二人为陪护原告，同时应医院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所支付的费用。该医疗费中除了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用60元外，还有该二人发生的检查费、检验费、诊疗费、卫材费等，这是因当时系疫情比较严重，做上述检查也是应医院要求而为。根据原告提交的辅助器材费发票，其中显示购买人名称为“王俭峰”，但该发票上所显示的费用是原告支付的，但考虑到该费用将来由被告金锐公司一方予以承担，所以在开具发票时就告知药店填写了“王俭峰”的姓名。因当时办理购买辅助器材事宜时，是由原告之子刘毓具体办理的，刘毓对被告金锐公司的名称不了解，而只知道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俭峰，所以就写了“王俭峰”的姓名。同时，根据原告与其他雇佣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的日收入为300元，并以此标准主张误工费33,000元（300元/天×110天，自2020年4月5日至2020年7月23日）。原告住院期间，一级护理（按二人护理计算）24天，二级护理（按一人护理计算）48天，当时由刘毓（原告之子）、裴启迪（原告之女婿）进行护理，该费用按上一年度辽宁省城镇居民服务业年均收入标准计算。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共住院72天，每天按100元计算，共计7,2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原告按照每天50元的标准计算，共计算110天（2020年4月5日至2020年7月23日）。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原告主张按500元计算，相关票据未予以保留。关于原告主张的复印费，按照原告提供的复印费发票，主张为614元。另外，关于原告原主张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因原告尚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故等伤残鉴定结束后，原告将再另行诉讼主张。关于王俭峰于2020年3月31日向原告支付的10,000元，是原告及妻子的劳务费。2020年4月5日即事故发生后王俭峰为原告筹集医疗费再向原告支付2万元，此属于被告金锐公司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并不是其所述的工程承包费。关于被告金锐公司提供的装修拆除意外免责协议，原告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从该份协议内容来看，其中约定“本协议作为其他合同或协议的补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原告要求被告金锐公司提供该补充协议的原协议，以进一步核实案情。该免责协议的“乙方责任和义务”第二条约定，乙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和经验，这能够证明王俭峰不是以其个人名义在甲方徐宏伟处承包的拆除工程，而是以其公司即被告金锐公司的名义，而且其应该按免责协议的约定负有安全施工的管理和保障的责任，也恰恰说明本案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被告金锐公司疏忽安全管理导致的。关于被告金锐公司提供的录音，录音的整个过程均为王俭峰在事故发生后，为了推托责任将实际的雇佣关系说成承包关系，而原告的妻子因家庭困难为筹集医疗费，没有直接否定王俭峰的说法，该录音也可以证明王俭峰在事故发生后也一直承诺为原告筹集资金。关于证人证言，证人宋成其系被告金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俭峰的老乡，双方认识十多年，且其在庭审调查中对于调查事项的陈述前后矛盾，故原告对于其证明力有异议。综上，被告金锐公司作为原告的雇主对本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特向人民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金锐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253,360.79元、误工费33,000元（300元/天×110天）、护理费12,353.28（128.68元/天×24天×2人+128.68元/天×48天×1人）、住院伙食补助费7,200元（100元/天×72天）、营养费5,500元（50/天×110天）、交通费500元、辅助器具费905元、复印费614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金锐公司承担。被告金锐公司辩称，原、被告双方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俭峰以其个人名义通过朋友宋成其介绍，将涉案房屋的拆除工程以30,000元的价格承包给原告刘景山，实际施工工人由原告刘景山自己雇佣，施工现场每天实际施工人员在7人左右，都是由原告刘景山自己雇佣并实际管理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俭峰只是将30,000元承包费用支付给原告刘景山，由原告刘景山再向施工工人支付工资，被告并不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支付费用，甚至原告刘景山个人是否参加施工，被告也不关心。而且施工工具也是由原告刘景山及工人自己携带，并不由被告金锐公司提供。当时，在原告刘景山与王俭峰达成承揽关系后，双方互加微信，王俭峰于2020年3月31日支付原告10,000元，2020年4月5日又将剩余的20,000元支付给原告刘景山，完成了全部的案涉工程款的支付。实际施工现场平均有7人左右，都是原告刘景山找来的，其中还有原告的女婿及其他人员，最多的时候有11个人在现场。原告刘景山受伤时，被告金锐公司、王俭峰一方均并不在现场，但事故发生时，原告刘景山给王俭峰打电话称，中午时喝了点酒，到三楼取工具，不慎摔到楼下。2020年4月11日，王俭峰与原告妻子通过电话（录音），也沟通确认是承包关系，原告的妻子也没有予以反驳。事故发生后，被告金锐公司或者王俭峰均未为原告刘景山垫付过款项。原告刘景山所述的“合伙人”并非系被告金锐公司的合伙人，而是案涉工程承包项目的合伙人。该工程是王俭峰以其个人名义承包，但实际上是王俭峰与他人共同承包的。王俭峰本人也并没有以被告金锐公司名义承包该工程。关于原告刘景山提供的事发现场的图片、原告刘景山在事发地房屋干活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此拍摄现场确为案涉拆除现场，但现场的建筑垃圾却是原告刘景山及其雇佣的工人拆除下来的垃圾，双方达成口头承包协议时，案涉房屋是精装房，通过视频可以看出，原告刘景山雇佣的工人正通过小车将垃圾往外清运，因此即使是因为堆放垃圾导致原告刘景山受伤的，也是其自身原因。而且双方是承包关系，并非雇佣关系。通过视频还可见，原告刘景山拍摄的并不是自己的施工现场，视频中并没有原告刘景山本人及其妻子，而是其他劳务人员在施工，这恰恰证明了原告刘景山本人可能处在管理地位，而且当时拍摄视频的目的也是为了证明原告刘景山及其他工人在进行施工，因为此视频只能拍摄于事故发生之前。关于原告刘景山提供的病历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王俭峰与原告刘景山之间为承包承揽关系，被告金锐公司无过错，不应对其损失承担责任，其应由自己承担。医疗费票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王俭峰与原告刘景山之间为承包承揽关系，我公司无过错，不应对其损失承担责任，其应由自己承担。对刘毓、裴启迪的CT检查费用有异议，按照正常思维医院只会进行核酸检测，不会进行CT类的检查，而且刘毓的CT检查与裴启迪的并不一致，裴启迪没有该项检查。复印费发票中的专用章为盛京绿洲百货商店，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金额多达600多元，不符合常理。关于销售凭证，并非正规发票，而且是院外购买，需要住院期间的医嘱。对其微信恰恰可以证明其每日工资300元左右，而本项工程王俭峰共支付原告刘景山30,000元，是整体承包费，恰恰证明双方系承包而不是雇佣关系。如果是雇佣关系，应该是按日结账。最后，从2020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5日总计2,000多元，而不是总数，王俭峰支付其30,000元承包费。关于医疗器具费用，如果按原告刘景山的说法，其应该写被告金锐公司的名称，而不是王俭峰个人的姓名。我公司提供的装修拆除意外免责协议，可以证明案涉工程为被告金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俭峰（协议中为“王峰”）从其他人手中于2020年3月26日承包而来的，是王俭峰个人的工程，而并非被告金锐公司的工程项目。同时，王俭峰也是以其个人的名义将案涉拆除工程交由原告刘景山施工，并且在支付工程款时也是由王俭峰个人支付给原告刘景山的。此外，我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证明2020年4月11日原告刘景山的妻子与王俭峰沟通，要求王俭峰垫付医疗费，通过录音可以知悉，案涉工程是王俭峰承包给原告刘景山的，双方是承包关系，并非是雇佣关系。因此原告与王俭峰个人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本案与被告金锐公司无关。被告金锐公司及王俭峰个人对原告刘景山的受伤并没有过错。综上所述，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三条之规定，被告及王俭峰对原告刘景山的受伤不应承担责任，也就不应该对其损失予以赔偿。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26日，王俭峰（系被告金锐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方/服务方）与案外人徐宏伟（甲方/业主方）签订《装修拆除意外免责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将恒大天鹅湾别墅B1#1门装修拆除工程承包给乙方，由乙方对该房屋相关装修进行拆除劳务施工。2020年3月27日，王俭峰通过其朋友介绍认识原告刘景山，经双方协商，王俭峰将上述装修拆除劳务交由原告刘景山施工，双方并就劳务费等事项进行了口头约定。3月31日，王俭峰通过微信方式向原告刘景山转款10,000元。2020年4月5日下午，原告刘景山在案涉工地施工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致“左肩胛骨骨折、左侧髂骨、耻骨多发骨折，累及左侧髋臼，左侧股骨大转子骨折、右侧股骨近端骨折”等。原告刘景山受伤后被送往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救治，并于当日入住该院，住院治疗72天，于2020年6月16日出院。期间，发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原告刘景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后，同时就其伤情伤残等级情况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予以鉴定，该鉴定所于2021年3月25日向本院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其中载明：“……其（刘景山）现治疗尚未终结，非评残适宜时机，故伤残等级不能确定。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七项之规定，经研究决定不予受理。……”现原告刘景山起诉来院，以被告金锐公司与其存在雇佣关系为由，要求被告金锐公司对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给予赔偿。本案审理中，被告金锐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俭峰均表示，案涉装修工程拆除施工口头协议系王俭峰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刘景山达成，该工程项目并非被告金锐公司享有，故原告刘景山所述相关事实与其主张的各项损失与被告金锐公司无关。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装修拆除意外免责协议、医疗费票据、病历材料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刘景山主张被告金锐公司与其存在雇佣关系，故原告刘景山应就此事实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庭审中，原告刘景山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其上述主张加以证实，并且，被告金锐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案外人王俭峰均称，就案涉工程施工协议相关事宜，存在于原告刘景山与王俭峰个人之间，与被告金锐公司无关。本院认为，首先，从被告金锐公司提供的《装修拆除意外免责协议》来看，该协议首部“乙方/服务方”记载为“王俭峰”，并在其后填写了王俭峰的居民身份号码“372924197408153631”。该形式体现了案涉协议的一方主体为王俭峰个人。其次，通过被告金锐公司提供的微信转款截图来看，双方就案涉工程施工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后，向原告刘景山转款的也是王俭峰个人，并非被告金锐公司。最后，从法理角度看，王俭峰虽系被告金锐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并非其所有与该公司业务领域具有重合的部分均应视为职务行为，从而认定应由被告金锐公司承担责任。这既不符合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也不符合合同相对性的有关规定。综上所述，本案中，在原告刘景山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主张被告金锐公司与原告刘景山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无法确认。因此，基于上述评析，对于原告刘景山关于被告金锐公司作为其雇主，应对其因本案事件受伤所遭受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刘景山可在选择合适的责任主体，并在明晰相关合同关系后，另行向对方主张权利。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景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7元，减半收取833.5元，由原告刘景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利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陈荟茹书记员王湘婷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