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6民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韦秀丽，女，壮族，1958年5月30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韦凤鸣，女，壮族，1971年11月13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璎，广西万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尚杰，广西万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防城国正酒店。住所地：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防港大道36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603MA5M9CW011。 经营者：何光亮，该酒店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光，广西济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韦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仙人湾港务集团住宅小区2-D-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2330636589R。 法定代表人：韦凤鸣。 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防城国正酒店（以下简称国正酒店）因与原审第三人防城港市韦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氏餐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9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牟璎、刘尚杰，上诉人国正酒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勇光，原审第三人韦氏餐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韦凤鸣到庭参加质证并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韦秀丽、韦凤鸣在一审本诉中的诉讼请求，驳回国正酒店的全部反诉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正酒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韦秀丽、韦凤鸣继续履行合同且在韦秀丽、韦凤鸣未实际经营的情况下要求韦秀丽、韦凤鸣全额支付承包金（租金）及分摊费用并支付违约金明显违背我国合同法平等、公平、自愿等原则。一、韦秀丽、韦凤鸣依据不可抗力请求解除合同于法有据。××疫情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疫情相关民事纠纷的指导意见》所确定的不可抗力，且一审判决亦认为疫情导致韦秀丽、韦凤鸣的“酒店经营受到影响在所难免”。众所周知，餐饮业属于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尤其韦秀丽、韦凤鸣经营的是大型宴会餐饮，更是遭受致命打击，在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然认为“韦秀丽、韦凤鸣尚有三年的酒店承包经营权进行经营活动获利，短暂的特殊事件并不妨碍合同目的的实现”，显然罔顾现实。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月26日发出《关于全市禁止举办群体性餐饮聚餐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自2020年1月26日起全市禁止举办群体性餐饮聚餐经营活动。直至2020年4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全面加快推进复工的实施意见》仍然强调，“推动服务业复工复市，在做好体温检测、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前提下，服务业经营者自主决定复工复市时间，恢复正常经营。文化旅游、餐饮及空间密闭且人员集中的场所审慎开放，要通过预约、分流限流等控制人员密度，人员间隔至少保持1米”，韦秀丽、韦凤鸣的经营模式为大型会议及婚宴，属审慎开放场所，复工非常勉强。直至本案上诉时，××疫情至今仍然在全球肆虐，国内确诊病例亦有新增趋势，并非如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疫情早已控制。更何况，即使疫情得以控制，大型餐饮业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需要漫长时间。韦秀丽、韦凤鸣已经资不抵债，现在是采取变卖房产的方式抵债，难以渡过难关。退一步说，即使韦秀丽、韦凤鸣单方解除合同属于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韦秀丽、韦凤鸣多次以短信、电话、信函、寄回钥匙、报纸公告等方式明确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事实上2020年3月22日以后，韦秀丽、韦凤鸣未再实际经营国正酒店中餐厅。因此在2020年3月22日之后因国正酒店不及时止损而扩大的损失仍由韦秀丽、韦凤鸣承担显失公平。韦秀丽、韦凤鸣基于不可抗力才不得不解除合同，不应该承担解除合同后所产生的扩大损失。二、一审判决韦秀丽、韦凤鸣承担2020年4月至8月承包金及违约金以及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的分摊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合同相对方防止违约扩大损失的义务。韦秀丽、韦凤鸣不应当承担2020年3月22日之后因国正酒店不及时止损而扩大的损失。根据《承包合同》第九条的约定，即使不考虑新冠疫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承包合同》第九条约定，韦秀丽、韦凤鸣亦不应当承担国正酒店放任扩大的损失。（二）合同履行过程中，韦秀丽、韦凤鸣已据实支付了分摊费用，并得到国正酒店认可，且2020年3月22日之后，未再实际经营，已经没有需要分摊费用的事实基础。1、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对《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所约定的人事费用进行了变更，韦秀丽、韦凤鸣依法应按实际履行情况支付分摊费用，韦秀丽、韦凤鸣每月已按国正酒店提供的费用分摊明细向国正酒店支付了2018年12月至2020年1月的分摊费用，国正酒店出纳黄立昊予以签字确认收到款项（详见韦秀丽、韦凤鸣提交的补充证据第一册及第二册Ｐ13、Ｐ52-Ｐ53、Ｐ82、Ｐ127、Ｐ163、Ｐ194、Ｐ221、Ｐ252、Ｐ287、Ｐ334、Ｐ372、Ｐ418、Ｐ457），共计支付了600607元。在此过程中国正酒店从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上述凭证，足以看出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就分摊费用的支付为按月结算、当月付清上月费用，一审判决韦秀丽、韦凤鸣向国正酒店支付2017年7月至2020年7月的分摊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约定，韦秀丽、韦凤鸣需要分摊的费用主要有：水电费、电梯维护费、垃圾清理费、员工就餐费、部分人员工资费用。2020年3月22日后，韦秀丽、韦凤鸣再无实际经营行为，上述费用并未实际产生。 上诉人国正酒店辩称，一、韦秀丽、韦凤鸣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在上诉状提出的依法改判的上诉请求不明确。其在询问过程中当庭明确为改判支持韦秀丽、韦凤鸣在一审本诉中的诉讼请求，驳回国正酒店的全部反诉请求已经超出了上诉期限，属于变更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不应当受理。二、韦秀丽、韦凤鸣上诉主张以不可抗力解除合同于法无据。1、本案不存在不抗力的情形，应当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妥善审理涉××疫情相关民事纠纷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八项的规定。2、韦秀丽、韦凤鸣在一审起诉状和庭审中均是以不可抗力为由诉请解除合同，由于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法定解除事由，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后，其在上诉状的事实理由又援引《承包合同》第9条第1项约定解除合同，属于解除合同的新主张，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韦秀丽、韦凤鸣在一审中没有以合同约定主张，二审法院不应审理其该项新主张。三、防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国正酒店进行年检，该年检工作本应在2020年12月前进行，国正酒店已经在网上进行工作，希望韦秀丽、韦凤鸣协助做好年检工作，否则引发的后果由韦秀丽、韦凤鸣承担。 原审第三人韦氏餐饮公司述称，同意韦秀丽、韦凤鸣的意见。 上诉人国正酒店上诉请求：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撤销第五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韦秀丽、韦凤鸣支付国正酒店从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承包金7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最终计算：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起算；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算；以4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4月1日起算；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日起算；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1日起算；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日起算，按照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从2020年9月其承包金另计）；三、本案一审本诉、反诉案件受理费、二审上诉费用均由韦秀丽、韦凤鸣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7日韦秀丽、韦凤鸣出资设立韦氏餐饮公司，所承包的国正酒店中餐部一直由韦氏餐饮公司管理”、“韦秀丽、韦凤鸣……委托韦氏餐饮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1日、3月27日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合同书面通知书”事实错误。从《承包合同》、《补充合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的签订以及双方履行合同的主体看，均是韦秀丽、韦凤鸣在履行合同义务。韦秀丽、韦凤鸣在一审提交的落款为韦氏餐饮公司作出的2020年3月21日、3月27日两份解除合同通知，是韦氏餐饮公司在（2020）桂0603民初488号民事案件中为其进行虚假诉讼而编造的材料，已被该案的生效民事裁定予以否认其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韦氏餐饮公司在该案的陈述与本案一审庭审的陈述相互矛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虚假陈述，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处罚。此外，韦氏餐饮公司在一审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均为其单方制作，国正酒店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八十八条之规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一审法院所做的上述事实认定没有证据支撑，不能成立。此外，一审判决评析“……韦氏餐饮公司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其实施管理经营行为均为韦秀丽、韦凤鸣指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免除韦秀丽、韦凤鸣两个月承包金2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疫情并未导致韦秀丽、韦凤鸣不能履行合同。在疫情期间以及2020年3月起防城港市范围内餐饮单位全面恢复经营活动以来，韦秀丽、韦凤鸣完全可履行《承包合同》等协议。尽管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关于全市禁止举办群体性餐饮聚餐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但在整个疫情期间，由于国正酒店中餐部地理位置及餐厅硬件设施条件优越等原因，经防城港市食品药品监督局、防城港市商务局审批，韦秀丽、韦凤鸣承包经营的国正酒店中餐部被批准为首批防城港市疫情期间计提餐配送企业资格（防城区只有两家），因此在疫情期间，其二人承包的中餐部仍继续经营，而且是特许经营，独门生意。2020年3月23日全市餐饮单位全面恢复经营活动。2、根据涉案《承包合同》第六条第1项的约定，韦秀丽、韦凤鸣可以根据市场行情随时调整经营管理形式和采取各种经营手段，合同中并没有约定韦秀丽、韦凤鸣承包经营范围和形式，因此一审判决作出“……重点以婚宴、综合性会议聚餐为主的餐饮……”认定没有事实依据。 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辩称，一、2020年2月、3月的承包金与事实不符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上诉期限，二审法院不应当审理。二、国正酒店提出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所依据的（2020）桂0603民初488号民事裁定中涉及韦氏餐饮公司发出的两份解除合同通知，已在该案中被否认，是国正酒店的主观臆断。该民事裁定第6页认定事实中明确指出，国正酒店反诉称韦氏公司伪造重要证据进行虚假诉讼，造成国正酒店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不予认定。该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韦氏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因为认定韦氏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是在程序上作出的认定并非作出实体认定。三、从韦秀丽、韦凤鸣提交的证据可以明确新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严重影响酒店的经营。韦秀丽、韦凤鸣与韦氏餐饮公司经营的中餐部主要经营的业务90%以上是大型的喜宴、会议聚餐为主，这是主要收入来源，从目前的疫情防控可以看出，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持续性的，甚至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会影响餐饮服务业。四、韦秀丽、韦凤鸣于2020年3月30日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将中餐部的所有钥匙邮寄给国正酒店，并进行公证，公证字号为2020桂防港证字第394号，该公证书已在一审中提交。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继续履行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损失扩大的，不由提出解除合同或以其行为表示不继续履行的当事人承担责任。即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怠于履行止损义务的，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因此，国正酒店要求韦秀丽、韦凤鸣承担现在的工商年检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第三人韦氏餐饮公司述称，同意韦秀丽、韦凤鸣的答辩意见。 韦秀丽、韦凤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确认韦秀丽、韦凤鸣，国正酒店之间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已于2020年3月22日解除；二、判决确认因××疫情，自2020年1月26日至双方合同关系解除之日止，韦秀丽、韦凤鸣《承包合同》项下、《补充合同》项下的承包金（租金）、《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项下所承担的费用应该予以免除；三、判决国正酒店返还韦秀丽、韦凤鸣多支付的租金2万元、合同保证金50万元，并自2020年4月1日起以52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向韦秀丽、韦凤鸣支付利息损失，暂计至2020年7月15日为587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正酒店承担。 国正酒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韦秀丽、韦凤鸣继续履行与国正酒店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于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二、判令韦秀丽、韦凤鸣支付国正酒店从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承包金70万元及违约金暂计11796元（违约金计算：以1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2月1日起算；以2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算；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3月1日起算；以40万元为基数，2020年4月1日起算；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5月1日起算；以6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6月1日起算；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7月1日起算，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计至韦秀丽、韦凤鸣支付完反诉原告防城国正酒店承包金为止）。三、判令韦秀丽、韦凤鸣支付给国正酒店从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分摊费用162770元（从2020年8月起分摊费用另计）。四、反诉案件受理费由韦秀丽、韦凤鸣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韦秀丽、韦凤鸣系同胞姐妹。2013年9月两人决定承包国正酒店“中餐部”，2013年9月27日由韦秀丽与国正酒店签订了承包合同，同时签订了《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对承包合同关系项下的费用分摊作了约定。2014年8月7日韦秀丽、韦凤鸣出资设立了韦氏餐饮公司（本案第三人），所承包的国正酒店“中餐部”一直由韦氏餐饮公司管理经营。2017年4月18日，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承包合同期限自2018年11月7日至2023年10月30日，原交保证金继续保留，继续履行2013年旧承包合同不冲突条款以及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每月租金10万元，付款方式第二年起每季度或一个月付一次可由双方再协商确定。2020年1月24日，因全国××疫情，防城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全市禁止举办群体性餐饮聚餐经营活动。2020年3月23日，该局发出关于全面加快餐饮业复工复产的通告（第3号）。期间2020年3月，韦秀丽、韦凤鸣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与国正酒店经营者何光亮就××疫情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等事项进行协商，委托韦氏餐饮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1日、3月27日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合同书面通知书，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合同。国正酒店明确表示不同意解除，拒收韦秀丽、韦凤鸣邮寄的21把钥匙后退回，并于2020年3月28日、4月5日给韦秀丽、韦凤鸣发出催租通知书，要求韦秀丽、韦凤鸣支付承包金及分摊费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至诉讼时，韦秀丽、韦凤鸣未支付2020年2月至8月承包金70万元及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分摊费用162770元。 一审法院认为，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双方签订的酒店《承包合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补充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应遵守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韦秀丽、韦凤鸣前期按约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有关费用，国正酒店将酒店设备物品交付给韦秀丽、韦凤鸣实际经营管理使用至今。韦秀丽、韦凤鸣以××疫情为不可抗力行使合同解除权，相对于本案的承包合同而言，虽然××疫情的发生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属于特殊的突发事件，酒店经营受影响在所难免，但在确认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并豁免承包经营者的责任时，必须以合同是否根本不能履行为依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期限为五年，疫情早已控制，而且至今没有出现合同标的灭失或经营行为完全被禁止的情况，韦秀丽、韦凤鸣尚有三年的酒店承包经营权进行经营活动获利，短暂的特殊事件并不妨碍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疫情在本案中并不构成不可抗力，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并未得到国正酒店认可及同意，属于单方违约。对韦秀丽、韦凤鸣的确认解除合同及退还租金、保证金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国正酒店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没有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法定解除情形，应继续履行合同，要求韦秀丽、韦凤鸣支付租金及分摊费用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韦秀丽、韦凤鸣抗辩分摊费用计算不合理，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庭审中亦认可酒店承包以来的分摊表册账本均由国正酒店制作，双方均摊。因此，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疫情期间2020年1月26日至3月23日，对韦秀丽、韦凤鸣履行合同确实造成不利影响，虽然没有达到只有解除合同才能消除影响的程度，但对于韦秀丽、韦凤鸣重点以婚宴、综合性会议聚餐为主的餐饮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因此，依据合同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应免除两个月的承包金20万元，2020年4月至8月共50万元的承包金韦秀丽、韦凤鸣应以支付。由于承包金的交纳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迟延交付违约金计算方式，应以国正酒店提起反诉之日起计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韦氏餐饮公司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其实施管理经营行为均为韦秀丽、韦凤鸣指派，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韦秀丽、韦凤鸣承担，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妥善审理涉××疫情相关民事纠纷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8项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韦秀丽、韦凤鸣的诉讼请求；二、韦秀丽、韦凤鸣继续履行与国正酒店签订的《承包合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补充合同》；三、韦秀丽、韦凤鸣支付给国正酒店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承包金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25日起计算，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韦秀丽、韦凤鸣支付给国正酒店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分摊费用162770元；五、驳回国正酒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8元（韦秀丽、韦凤鸣已预交），反诉受理费6273元（国正酒店已预交），由韦秀丽、韦凤鸣负担14000元，国正酒店负担1331元。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据，证明韦秀丽、韦凤鸣依约向国正酒店支付了5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2、防城港日报，证明韦秀丽、韦凤鸣曾于2020年6月12日向国正酒店发出公告声明；3、卖废旧大件货物表、退还酒店的物品，证明韦秀丽、韦凤鸣分两次向国正酒店退回部分B类物品；4、桂人社发[2020]4号文，证明疫情期间的工资减免政策，韦秀丽、韦凤鸣的分摊费用亦应相应减免。其他各方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经质证，国正酒店对韦秀丽、韦凤鸣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韦秀丽、韦凤鸣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并没有说明所记载的物品是哪里的物品且无退还方及接收方的双方主体记载，更没有国正酒店单位接收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从该文件内容来看，仅是就保证职工权益方面的通知，不能证明韦秀丽、韦凤鸣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国正酒店认可韦秀丽、韦凤鸣提交的证据1，予以采纳；证据2与本案相关，予以采纳作为本案的定案参考；证据3、证据4不能达到韦秀丽、韦凤鸣的证明目的且国正酒店不予认可，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除“韦秀丽、韦凤鸣未支付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分摊费用162770元。”以及“国正酒店于2020年3月28日、4月5日给韦秀丽、韦凤鸣发出催租通知书，要求韦秀丽、韦凤鸣支付承包金及分摊费用”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韦秀丽、韦凤鸣以及国正酒店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涉案酒店承包金支付至2020年1月31日。黄立昊在韦秀丽、韦凤鸣委托韦氏餐饮公司于2020年3月21日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上签名，并备注已签收，落款时间为2020年3月22日。根据国正酒店提供的证据工资发放汇总表等证据显示，黄立昊为国正酒店的出纳。 再查明，《承包合同》第七条违约及违约责任第1点约定，乙方未能按期向甲方支付应缴的承包金超过两个月，甲方有权收回经营权并不退还保证金；第八条不可抗力约定，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地震、洪水等人为不可抗力原因，致使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而必须提前终止合同时，则双方不视为违约；第九条合同的终止第1点约定，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均不得中途提前终止，如确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确需提前终止合同时，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合同终止后，遗留问题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依照法律规定解决。 《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约定：1、乙方韦秀丽承包甲方国正酒店餐厅经营，所产生的整个酒店的水费、电费、电梯维护费、垃圾清理费，由甲乙双方共同对半承担支付；2、人事费用方面：员工餐费用、部分人员工资费用（行政部1名、财务部两名、保安部7名、工程部4名、保洁部2名、采购部2名，仓管部1名），由甲乙双方共同对半承担支付。 2017年4月18日国正酒店与韦秀丽、韦凤鸣签订的《补充合同》除了约定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30日止，每月租金为壹拾万元等条款外，合同第五条还约定甲乙双方同意除开重新签订合同的个别条款调整之外，剩余条款全部按旧合同条款履行；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同意继续履行2013年10月9日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补充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再协商解决，补充合同与原来旧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与原来旧合同内容抵触的部分，以补充合同为准。第九条付款方式约定除第一年按二付清租金外，剩余每年每季度付一次或一个月付一次到时可由双方再协商确定支付。 再查明，国正酒店于2020年3月28日、4月5日给韦氏餐饮公司、韦秀丽发出催租通知书，要求韦氏餐饮公司以及韦秀丽、韦凤鸣支付承包金及分摊费用。 再查明，国正酒店于2020年8月25日提起反诉。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签订涉案三份协议或者合同以及履行等法律事实均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处理本案。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韦秀丽、韦凤鸣请求确认其与国正酒店签订的涉案《承包合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补充合同》已于2020年3月22日解除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如果上述合同没有解除，应当如何处理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之间的租金及违约金、合同保证金、分摊费用；三、如果上述合同已经解除，应当如何处理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之间的租金及违约金、合同保证金、分摊费用。 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签订的《承包合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补充合同》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有效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韦秀丽、韦凤鸣上诉称因为××疫情造成不可抗力，其与国正酒店签订的涉案三份合同或者协议于2020年3月22日在其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通知书时已经解除。国正酒店辩称××疫情并非不可抗力，韦秀丽、韦凤鸣不具备合同法定解除权或者约定解除权，涉案三份合同或者协议应当继续履行。虽然××疫情确实于2020年1月底在我国流行爆发，在流行爆发之初确实对餐饮服务业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但是随着疫情的控制和时间的推移，××疫情对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各行各业的影响已经逐步降低，而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签订的补充合同期限尚有三年，××并未造成涉案合同的标的灭失或者经营行为完全被禁止的严重后果，韦秀丽、韦凤鸣的合同目的尚能继续实现，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疫情不构成不可抗力因素，韦秀丽、韦凤鸣无权以此行使合同解除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但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继续沿用旧的承包合同条款，而双方于2013年9月27日签订《承包合同》第九条第1点约定，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均不得中途提前终止，如确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一方确需提前终止合同时，应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对方。韦秀丽、韦凤鸣已于2020年3月21日委托韦氏餐饮公司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作出因为××疫情影响酒店经营，无力支撑继续经营，要与国正酒店解除《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意思表示，且该解除合同通知书已经于3月22日经国正酒店工作人员黄立昊签收。国正酒店辩称韦氏餐饮公司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不能代表韦秀丽、韦凤鸣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综合本案，韦秀丽、韦凤鸣二人成立韦氏餐饮公司是为了经营管理从国正酒店承包而来的中餐部，且国正酒店向韦秀丽、韦凤鸣催租时亦通过韦氏餐饮公司，国正酒店的行为表明其认可韦氏餐饮公司与韦秀丽、韦凤鸣之间的关系，认可韦氏餐饮公司是韦秀丽、韦凤鸣管理国正酒店中餐部的经营方式，故韦秀丽、韦凤鸣通过韦氏餐饮公司向其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应当认定为韦秀丽、韦凤鸣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国正酒店具有拘束力。因此国正酒店关于韦秀丽、韦凤鸣与韦氏餐饮公司恶意串通，虚构授权委托韦氏餐饮公司向国正酒店发通知进行虚假陈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韦秀丽、韦凤鸣于2020年3月21日向国正酒店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国正酒店于3月22日签收，根据《承包合同》第九条第1点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之间的《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应当于国正酒店签收后的三个月后发生解除的效力，即涉案《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于2020年6月23日已经解除。而《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实质为《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附属协议，现在主合同已经于2020年6月23日解除，从合同也应当于上述时间一并解除。故本院对韦秀丽、韦凤鸣请求确认其与国正酒店签订的《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已经解除予以支持，但解除时间应为2020年6月23日，而非2020年3月22日。 二、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如前所述，涉案三份合同或者协议已经于2020年6月23日解除，故本院只就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进行评判。 首先，关于涉案承包金即租金和违约金问题。韦秀丽、韦凤鸣上诉认为由于××疫情给酒店经营造成了不良影响，应当予以免除，并请求国正酒店返还其多交的2万元租金。国正酒店上诉认为××疫情并未导致不能履行合同，不应当扣减两个月的承包金20万元，韦秀丽、韦凤鸣存在迟延支付承包金的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起的承包金70万元及违约金，后续的承包金另行计算。由于韦秀丽、韦凤鸣与国正酒店之间的三份合同或者协议已经于2020年6月23日解除，故韦秀丽、韦凤鸣只应当支付2020年6月以前的承包金。对于国正酒店请求的超出上述日期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经双方确认，韦秀丽、韦凤鸣已经支付了2020年1月的承包金，故韦秀丽、韦凤鸣应当支付国正酒店从2020年2月至2020年6月的承包金。又因2020年2月初至2020年3月23日正是××疫情肆虐横行的时候，时下举国上下一心抗疫，积极响应国家居家隔离的号召，确实给韦秀丽、韦凤鸣重点以婚宴、综合性会议聚餐为主的餐饮服务业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故一审判决依据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免除韦秀丽、韦凤鸣两个月的承包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此韦秀丽、韦凤鸣还应当支付国正酒店2020年4月至6月的承包金30万元。同时，虽然韦秀丽、韦凤鸣根据合同约定提前三个月解除涉案合同，但是在国正酒店尚未确认解除合同且未经人民法院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其不按时支付国正酒店承包金已构成违约，故韦秀丽、韦凤鸣应当支付国正酒店上述期间承包金的违约金。由于双方并未在合同约定迟延交付承包金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因此上述违约金的计算应当从国正酒店提起反诉之日起计算，即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付清为止。此外，由于本案并无证据证明韦秀丽、韦凤鸣多支付国正酒店承包金2万元，故其请求国正酒店返还多支付的2万元承包金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涉案保证金50万元的问题。韦秀丽、韦凤鸣上诉请求国正酒店应当返还其支付的保证金5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七条第1点之约定，韦秀丽、韦凤鸣在合同尚未解除前没有按期支付国正酒店承包金已经超过三个月，故国正酒店有权不退还韦秀丽、韦凤鸣保证金50万元。因此，韦秀丽、韦凤鸣请求国正酒店返还其保证金5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韦秀丽、韦凤鸣应否支付国正酒店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分摊费用16277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涉案三份合同或者协议已经于2020年6月23日解除，故国正酒店请求支付超过上述期间的部分分摊费用本院不予支持。本院重点对韦秀丽、韦凤鸣是否应当支付国正酒店2020年6月23日以前的分摊费用进行评判。国正酒店一审反诉要求韦秀丽、韦凤鸣支付的分摊费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2017年9月至2020年1月未按合同规定的人数分摊工资费用85369元，另一部分是2020年1月至7月双方应当分摊的费用，合计162770元。韦秀丽、韦凤鸣上诉称其已经按月结清了分摊费用，不存在拖欠且自2020年3月22日以来其并未实际经营，不产生分摊费用，故不应当支付上述分摊费用。从韦秀丽一审提交的证据和双方庭审陈述来看，韦秀丽、韦凤鸣已经支付了国正酒店2019年12月以前的分摊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等，在韦秀丽、韦凤鸣支付2019年12月之前分摊费用包括人员工资的情况下，现国正酒店主张韦秀丽、韦凤鸣支付2017年9月至2020年1月未按合同规定的人工工资分摊费用85369元与常理不符，且国正酒店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拖欠的人员工资分摊费用的人员属于双方约定的人员分摊范畴，故对国正酒店主张的该部分费用85369元，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韦秀丽、韦凤鸣是否应当支付2020年1月至6月的分摊费用问题。从韦秀丽、韦凤鸣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只支付国正酒店至2019年12月之前的分摊费用，从2020年1月至6月尚未支付，因此该部分费用韦秀丽、韦凤鸣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进行支付。关于数额问题，从韦秀丽、韦凤鸣一审提交的证明其已经支付分摊费用证据和双方一审庭审陈述来看，国正酒店和韦秀丽、韦凤鸣协商支付分摊费用的方式是由国正酒店单方制作分摊费用表格给韦秀丽、韦凤鸣，该分摊费用表格不需要韦秀丽、韦凤鸣签字核实，说明韦秀丽、韦凤鸣对国正酒店每月单方计算分摊费用予以认可，故本院对国正酒店提供的韦秀丽、韦凤鸣应分摊的费用数额即2020年1月20051元、2020年2月至3月17377元、2020年4月9211元、2020年5月17512元、2020年6月8395元合计72546元予以采信。此外，即便2020年2月至3月尚属××疫情流行爆发期间，涉案中餐部的税费、水电费以及人员工资并不会减少，因此韦秀丽、韦凤鸣诉请对该分摊费用予以减免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人国正酒店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9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二、确认上诉人韦秀丽与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2013年9月2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上诉人韦秀丽与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费用分摊承担支付协议书》、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与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已于2020年6月23日解除； 三、变更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9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支付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2020年4月至2020年6月承包金3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20年8月2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直至付清为止）； 四、变更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2020）桂0603民初96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支付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分摊费用72546元； 五、驳回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的其他反诉请求。 上述金钱给付义务，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9058元（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6273元（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已预交）合计15331元，由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负担12800元，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负担253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604元（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已预交21604元，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已预交10800元），由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负担10804元，上诉人防城国正酒店负担10800元，本院多收取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的10800元，由本院退还上诉人韦秀丽、韦凤鸣。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云燕 审 判 员 李丽莉 审 判 员 李启宁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景山 书 记 员 廖 兰 附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