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27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文昌社区迎宾街**。 法定代表人：黄伟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枫，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成炎，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诏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宜敏，四川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邑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成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邑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欣，被上诉人沈成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宜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双方事实争议较大，本案不宜继续适用独任制审理，转为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并于2021年5月11日进行了补充调查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邑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2020）川0129民初315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沈成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沈成炎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采纳邑邦公司的申请，追加四川启明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明诚公司）和张德秀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系程序不当。根据2018年12月12日《蓝海星董事会会议纪要》、2019年4月30日《蓝海星专题会会议纪要》，案涉项目的所有资金均是启明诚公司负责投入，邑邦公司根本不需要此笔借款。故该款实系启明诚公司或张德秀个人借款，并利用其负责办理公司登记及印鉴刻制期间的便利、未经公司同意作出的行为，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张德秀系邑邦公司总经理，从而认定张德秀向沈成炎借款系职务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邑邦公司董事会并未决议聘任张德秀担任总经理；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邑邦公司总经理为段宾；张德秀为邑邦公司的监事、不能同时担任总经理；张德秀并未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任命通知》并非邑邦公司意志，而是张德秀利用启明诚公司办理邑邦公司设立登记及公司印鉴期间的便利，擅自用印发出，张德秀不是邑邦公司总经理。基于此，张德秀不能代表邑邦公司借款、该借款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案涉借款并非邑邦公司借款；3.邑邦公司与沈成炎之间并无借款合意，并未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构成民间借贷关系错误。该借款并未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收据》未加盖邑邦公司公章，因而邑邦公司未与沈成炎形成借款合意。邹某2证明案涉借款系张德秀所借。案涉借款数额巨大无借据、无息、不约定还款期限、无担保，明显不符合常理；4.本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本案部分细节不合常理或者矛盾，法院应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沈成炎辩称，1.上诉人邑邦公司不能以公司内部两个股东之间的矛盾来否认邑邦公司在之前做出的其他行为，本案是邑邦公司的借款而不是两个股东四川蓝海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海星公司，后更名为“四川药投海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启明诚公司的借款。邑邦公司不能以两个股东内部存在纠纷，意见不统一，而否认在此之前邑邦公司为了经营业务而对外的借款。2.在本案中，邑邦公司一直在回避一个客观事实，本案邑邦公司的借款目的是因为需要向大邑县人民政府提供200万元的项目保证金，因为邑邦公司账户上并没有足额现金，经张德秀的介绍，沈成炎分两次向邑邦公司交通银行银行账户出借并转入170万。随后，邑邦公司将170万元转入邑邦公司名下大邑项目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系监管账户，至今该笔款项仍在该监管账户中予以监管。至于张德秀、邹某1等人员是启明诚公司还是蓝海星公司的股东，就邑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上述人员均是启明诚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沈成炎支付借款后，邑邦公司向沈成炎出具了《收据》，《收据》上加盖了邑邦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载明收到“沈成炎汇款转入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借款”，并有邑邦公司出纳邹某2的签字，使沈成炎足以相信是与邑邦公司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3.邑邦公司在一审和二审的庭审中，多次强调本案可能涉及虚假诉讼。沈成炎认为，一审过程中，从庭审笔录和现场开庭情况看，原上诉人一审代理人在庭审过程中，所有发言和陈述更接近于蓝海星公司代理人，其似乎不是在代理邑邦公司，而是在代理蓝海星公司，试图将邑邦公司二股东之间发生的矛盾引入到本案中，不能因为沈成炎系邑邦公司其中一个股东介绍借款，而邑邦公司的另一股东现在就予以否认，这属于邑邦公司内部经营纠纷和矛盾，与本案无关。从本案上诉人邑邦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看，几乎全部属于上诉人邑邦公司的股东蓝海星公司的《会议纪要》，由此可见，上诉人代理人更接近于代理蓝海星公司在发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沈成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邑邦公司归还沈成炎借款本金170000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邑邦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邑邦公司系法人股东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由四川药投海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晟公司）占股51%，启明诚公司占股49%。根据邑邦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成立，主要管理人员为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黄伟生、董事兼总经理段宾、董事邹某1、监事张德秀。其中，段宾、张德秀为启明诚公司股东，黄伟生为海晟公司董事。2019年3月18日，经邑邦公司董事会决定任命张德秀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一年。邑邦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大邑新场国际音乐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新场音乐村协议》），因该项目需缴纳保证金2000000元，邑邦公司向沈成炎申请短期借款。沈成炎于2019年3月28日、4月3日分别向邑邦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区支行设立的账户汇款1000000元、700000元，合计1700000元。邑邦公司同时于上述转款当日向沈成炎出具《收据》各一份。《收据》上加盖了邑邦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由会计张兴蓉、出纳邹某2签字。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也未约定出借时间、出借利率。一审另查明，邑邦公司财务专用章一直由出纳邹某2保管至2019年5月24日，单位公章在2019年4月12日后已移交海晟公司保管。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邑邦公司申请追加张德秀为一审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张德秀当时系邑邦公司任命的总经理，虽参与案涉借款过程，但其行使职务行为的后果应归属于邑邦公司，案涉借款与张德秀不具有法律上的利益，不应作为一审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故，一审法院对邑邦公司的上述申请不予准许。但因张德秀身份的特殊性，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职权通知张德秀到庭作证，并对《收据》中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予以说明。张德秀在一审庭审中作证陈述：1.邑邦公司成立后因自有资金缺乏而向沈成炎申请借款1700000元用交纳项目保证金；2.借款的过程张德秀亲自到场参与，款项由沈成炎分两次转入邑邦公司账户，每次转款后由邹某2向沈成炎出具《收据》，并由邹某2当场加盖财务专用章。因此，沈成炎出示的《收据》原件上的财务专用章系真实印章；3.邑邦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伟生未出面参与过公司日常管理工作，均由董事邹某1予以管理安排；4.现任出纳李贤琴于2019年5月与邹某2进行了邑邦公司工商、印章的交接，其中就有财务专用章的交接。李贤琴一审出庭作证陈述的印章交接内容与张德秀陈述一致，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四川邑邦文化工商、印章交接汇总表》。该表显示2019年5月24日李贤琴接收了包括财务专用章在内公司文件及印章。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大邑新场国际音乐村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收据》、银行流水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确定双方是否具有借款合意。沈成炎与邑邦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沈成炎主张借款关系的直接依据系双方银行间转账记录及邑邦公司向沈成炎出具的《收据》。因此，借款合意的成立与否及《收据》中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问题系本案的焦点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沈成炎、邑邦公司一审庭审陈述、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对上述焦点问题分别评判如下：1.从转款凭证上分析：沈成炎出借的1700000元以转账方式分两次转入邑邦公司账户，邑邦公司对已收到上述款项的事实不持异议。同时，银行转账电子回单“附言”备注的转款性质系借款；在对应的转账日当天，邑邦公司向沈成炎出具的《收据》中载明的款项性质也系借款。故，沈成炎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与《收据》已初步证明双方对款项性质系借款的认定存在一致性。2.从借款参与人分析：邑邦公司系两个法人股东出资设立，股东之间分别委派管理邑邦公司的人员邹某1、张德秀对《收据》中邹某2财务人员的身份均予认可；张德秀陈述的邹某2以出纳身份向沈成炎出具《收据》的事实与其身份吻合。3.从邑邦公司财务专用章管理分析：邑邦公司成立后，根据沈成炎、邑邦公司的陈述，邑邦公司的两个法人股东因邑邦公司的管理经营问题，邑邦公司的单位印章自2019年4月12日后由海晟公司保管，而财务专用章却一直留存在邑邦公司处由邹某2保管至2019年5月24日。上述事实与张德秀、李贤琴的陈述一致。两份《收据》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时间也发生在张德秀作为邑邦公司总经理管理公司日常事务期间，张德秀陈述其亲历借款过程的事实因此存在合理性。4.邑邦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出《收据》中财务专用章真实性存疑，申请予以鉴定的理由与财务专用章的真实管理历程相矛盾，也与邑邦公司提供的邹某1在一审调查笔录中的陈述相矛盾。同时，邑邦公司对其与沈成炎之间不存在其他经济关系也无异议，不能动摇案涉款项除借贷关系外不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基础。因此，邑邦公司的鉴定申请对借贷法律关系这一待证事实无意义，对该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沈成炎与邑邦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但能够根据证据证明双方已达成借款合意，至案涉1700000元借款由邑邦公司接收起，双方已建立了合法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沈成炎完成了出借义务后，邑邦公司应当履行还款义务。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沈成炎可以随时向邑邦公司主张归还，并从主张之日（起诉之日）起有权对邑邦公司逾期还款行为主张违约责任。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沈成炎主张的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依法调整其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沈成炎借款本金1700000元，并从2020年9月1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还款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减半收取计10050元，保全费5000元，以上共计15050元，由邑邦公司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邑邦公司为证明其上诉主张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1－1《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章程》、1－2启明诚公司工商信息、1－3《蓝海星董事会会议纪要》（2018年10月18日）、1－4《蓝海星董事会会议纪要》（2018年12月12日）、1－5《蓝海星专题会会议纪要》（2019年4月30日）。第一组证据拟证明：1.邑邦公司禁止发生除与大邑县政府洽谈投资外的任何经营业务，包括对外借款；2.案涉项目的所有资金均是启明诚公司负责，邑邦公司不需要对外借款；3.邑邦公司未与沈成炎达成借款合意向其借款。第二组：2－1《邑邦公司股东会决议》（2018年10月25日）、2－2《邑邦公司董事会决议》（2018年10月25日）、2－3《四川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都国际音乐坊建设指挥部会议纪要》（2019年7月23日）、2－4《庭审笔录》（2020年11月12日）。第二组证据拟证明：1.邑邦公司董事会并未决议聘用张德秀担任总经理；2.邑邦公司备案登记的总经理是段宾而非张德秀。张德秀系邑邦公司监事，不能再担任总经理；3.邑邦公司系段宾在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而非张德秀；4.张德秀自认其并未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并未履行章程所规定的总经理职责，而是由邹某1负责。第三组：3－1《蓝海星交接单》（2019年4月30日）、3－2《蓝海星交接单》（2019年6月13日）。第三组证据拟证明：1.启明诚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6月13日才向蓝海星公司移交邑邦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专用章，在此之前由于启明诚公司负责邑邦公司设立期间工商登记事宜，持有公司印鉴。2.该款实际系启明诚公司或张德秀个人借款，并利用其负责办理公司登记及印鉴刻制期间的便利、未经邑邦公司同意作出的行为，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第四组：证人邹某1、邹某2的证言，拟证明邹某1并示指示或安排向沈成炎借款，邹某2是受启明诚公司和张德秀安排向沈成炎出具收条。经质证，被上诉人沈成炎认为，证据1－1、1－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核查和知晓上诉人公司的具体情况，尤其是邑邦公司内部的决议。本案被上诉人实际支付了借款，并且支付到了上诉人邑邦公司的银行账户，也取得了上诉人邑邦公司出具的《收据》，被上诉人沈成炎已尽到合理审慎义务。至于上诉人公司内部二股东之间因发生纠纷而产生的关债务的矛盾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因此对上诉人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的第5份证据显示张德秀、邹某1均是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张德秀是作为启明诚公司的股东和邑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列席了蓝海星公司的董事会议，并且证据1－3、1－4、1－5三份会议纪要显示邹某1是在受蓝海星公司的安排处理邑邦公司的工作事宜。对第二组证据，证据2－1《邑邦公司股东会决议》（2018年10月25日）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邹某1、张德秀均为邑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对2－2《邑邦公司董事会决议》（2018年10月25日）真实性无异议。对2－3会议纪要（2019年7月23日）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系从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提取的证据。刚才上诉人代理人陈述邑邦公司至今没有聘用任何工作人员，均是二股东派遣人员。上诉人提交的加盖有青羊区人民法院材料收件章的材料，该案是邑邦公司的多位员工因邑邦公司未发放工资而引发的劳动争议诉讼。青羊区人民法院已作出部分判决包括（2020）川0105民初12161号，判决邑邦公司承担支付工资的责任，但该判决现在尚未生效，邑邦公司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证据2－3的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第三组证据，3－1《蓝海星交接单》（2019年4月30日），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邹某1本身是蓝海星公司指派到邑邦公司的人员，其移交给他人的交接单能说明在2019年4月30日之前邑邦公司的公章是在蓝海星公司控制之下。并且，无论邑邦公司的公章是蓝海星公司控制，还是启明诚公司控制，这均属于上诉人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影响以邑邦公司名义对外进行的民事行为。对3－2《蓝海星交接单》（2019年6月13日）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与3－1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第四组证据，两位证人的部分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证人邹某1系海晟公司指派到邑邦公司担任的董事，这是证人邹某1亲自陈述，而邹某2是邹某1介绍安排到邑邦公司工作。邹某1和邹某2均系与邑邦公司或海晟公司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且证人邹某1在一审中的陈述与二审时的证言存在矛盾，也未作出合理解释。证人邹某2在法庭中的陈述明显偏离事实，邹某2在邑邦公司存在审核工资、签署工资表、管理财务账户等行为，并且邹某2本人的办公开支，包括租房、租金均向邑邦公司进行了报销，有财务凭证和财务账册记录在册，而邹某2当庭却陈述邑邦公司没有财务账册。两位证人证言不足以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即便邹某1和邹某2的身份如二位证人所说，那也仅是因为邑邦公司内部管理混乱，与沈成炎无任何关系。沈成炎实际履行了出借资金的义务，证人邹某2也陈述收到案涉170万元，并且混同其他资金将200万保证金支付至邑邦公司的另外一个账户，该账户是由邑邦公司和大邑县人民政府共同监管。现在沈成炎所出借的170万元资金仍在该监管账户中，因为该项目无法继续经营，上诉人公司二股东之间发生了纠纷，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均是在强调他们是在受某某安排，均没有否认该笔借款的真实性。因此，对两位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其想要的达到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第一组证据，邑邦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对邑邦公司的管理制度均系公司内部治理范畴，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第二组证据，张德秀在邑邦公司的具体职务及职责，属于邑邦公司内部管理范畴，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第三组证据，邑邦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专用章的日常管理均属于邑邦公司内部管理事务，虽然邑邦公司一直主张邹某2系启明诚公司出纳，但邹某2明确其在帮邑邦公司代管财务，欠缺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第四组证据，证人邹某1在一审中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陈述邑邦公司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是由邑邦公司财务负责人邹某2保管，而邹某1在二审出庭作证时却陈述，邹某2系启明诚公司的财务人员，但邹某1明确其不知道邹某2在哪个公司领取工资。邹某1对其前后不一的陈述未能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对邹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邹某1自述其系海晟公司指派至邑邦公司任董事，邹某1与邹某2系亲姐弟关系，邹某2与邹某1具有利害关系，两位证人与邑邦公司的另一股东海晟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沈成炎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新场文创特德镇建设指挥部会议纪要（2019）01号，该会议纪要系大邑县人民法院发送，并抄送各部门。证据内容：该会议纪要第6项“邑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团队名单”记载邹某1为“董事”，张德秀为“总经理”，邹某2为“财务部部长”。证明目的：张德秀和邹某2系邑邦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证明邹某2在庭审过程中作为证人陈述系启明诚公司员工系伪证。证据2.邑邦公司请假条（原件），邑邦公司员工考勤汇总表（原件），来源于由邑邦公司现在职的财务人员李贤琴。证据内容：请假条系邹某2本人签字请假，邑邦公司考勤已有邹某2本人签字认可考勤情况。证明目的：邹某2系邑邦公司工作人员，邹某2上次出庭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经质证，上诉人邑邦公司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邑邦公司作为项目公司，并未聘任任何员工，张德秀和邹某2均系启明诚公司的员工，邹某2的工资均由系启明诚公司发放，该证据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请假条和员工考勤汇总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证据并没有加盖邑邦公司公章，被上诉人陈述该证据来源于邑邦公司财务人员李贤琴，但李贤琴在一审庭审中明确陈述其系启明诚公司财务，社保由启明诚公司购买，工资由启明诚公司发放。该请假条和考勤表明显是启明诚公司为其负责邑邦公司事务的人员制作，名为邑邦公司请假条和考勤汇总表实为启明诚公司的邑邦项目组请假条和考勤汇总，考勤表的所有人员均系启明诚公司的员工，工资均由启明诚公司发放，社保由启明诚公司购买，并非邑邦公司员工，该证据也无法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证据1系复印件，因上诉人对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欠缺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邑邦公司请假条及考勤汇总表上邹某2的签名，经邹某2本人当庭确认系本人所签，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邹某2也当庭明确启明诚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保。在邹某2自认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负责保管邑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的情况下，邑邦公司自认其未聘任任何员工的情况下，启明诚公司向邹某2支付工资、邹某2在邑邦公司请假条及考勤表中签名，更进一步反映出邑邦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 证人邹某2举示了以下证据材料：启明诚公司自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向邹某2发放工资流水、启明诚公司的考勤表（2019年1月31日）、启明诚公司2019年2月工资表、启明诚公司员工辞退通知（2019年5月24日）、启明诚公司2019年2月15日和2019年2月25日的会议纪要；上述证据均证明邹某2是启明诚公司员工。经质证，上诉人邑邦公司认为，通过邹某2的证言以及举示的证据可以看出邹某2的入职、工资发放、日常考勤、以及辞退的法律主体均系启明诚公司，并非邑邦公司。邹某2的证言真实合法有效，法庭依法应当予以采纳。被上诉人沈成炎质证认为证人邹某2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邹某2和邹某1系姐弟关系，邹某1系蓝海星公司的领导，本案纠纷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邑邦公司的两位法人股东即蓝海星公司和启明诚公司发生矛盾而导致的，邹某2的证言明显带有目的性。对银行交易流水真实性认可，考勤汇总表真实性有异议、工资表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启明诚公司是代邑邦公司发放工资，经被上诉人查询，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119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12161号、11194号均系邑邦公司员工与邑邦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其中11192号便是邹某2提到的工作人员杨伟案件，该案一审判决杨伟与邑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启明诚公司系代邑邦公司购买社保、发放工资，而所有员工均是在为邑邦公司工作，其情况和邹某2一致。虽然邹某2的工资是启明诚公司代发，但实际劳动关系是和邑邦公司建立。辞退员工的通知仅有邹某2签字，无其他的人员签字和公司盖章，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会议纪要系复印件，无任何人员的签字和盖章，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银行流水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只能反映出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启明诚公司向其发放工资，但在邹某2明确启明诚公司未为其购买社保，邹某2自认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负责保管邑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财务资料等情况下，不能确认邹某2是与邑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还是与启明诚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余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邑邦公司当庭陈述，对案涉《收据》上加盖的邑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无异议。邹某2当庭陈述，其自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负责保管邑邦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邑邦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公司章程原件等。 二审中，邑邦公司主张，在沈成炎向邑邦公司转账支付案涉款项的前几天，张德秀委托他人转账30万元给沈成炎，为查明款项是否来源于张德秀，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调取沈成炎银行账户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对此本院认为，即使沈成炎向邑邦公司出借的170万元中有30万元来源于张德秀委托案外人的转款，也只能说明案涉借款的部分来源。在邑邦公司明确收到案涉款项，且案涉款项目前仍在邑邦公司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的共同监管账户中保管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属于虚假诉讼，故本院对其调查令申请不予同意。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张德秀、启明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三、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现逐一评述如下： 关于案涉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首先，案涉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从《收据》内容来看，邹某2在出具该《收据》时，负责代管邑邦公司财务，并保管邑邦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不论邹某2是按照邑邦公司哪一个股东的要求向沈成炎出具《收据》，《收据》的内容都与款项实际转入邑邦公司银行账户的事实一致，邑邦公司也确认收到案涉款项，且邑邦公司在二审中自认案涉款项目前仍在大邑县人民政府与邑邦公司的共管账户中。其次，邑邦公司在二审中自认邑邦公司本身未聘请任何员工，而是由两个股东启明诚公司、海晟公司分别派人负责公司日常管理。换言之，不论邹某2是启明诚公司还是海晟公司派出的财务人员，也不论邹某2是按照邑邦公司哪一股东的授意而出具了《收据》，邹某2保管邑邦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处理邑邦公司财务均属于邑邦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案涉借款由保管邑邦公司财务专用章的财务人员邹某2出具《收据》，邑邦公司应当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再次，案涉借款用于邑邦公司缴纳保证金。从借款发生原因及借款用途来看，邑邦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新场音乐村协议》，该项目需缴纳保证金2000000元，邑邦公司也认可案涉款项实际用于缴纳保证金并仍在政府共管账户内。虽然海晟公司专题会议纪要载明该项目资金投入均由启明诚公司负责，但该约定系邑邦公司内部关于股东权利义务的约定。综上所述，案涉借贷关系成立，邑邦公司上诉主张案涉借款系张德秀个人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张德秀、启明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邑邦公司明确主张要求追加张德秀、启明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庭审后，上诉人邑邦公司又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要求追加启明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邑邦公司在庭审中自认其主张追加被告无法律依据。其次，邑邦公司申请启明诚公司追加作为第三人的理由是其主张案涉借款实际是启明诚公司或其股东张德秀个人的借款，应当由启明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案涉借贷关系成立于沈成炎与邑邦公司之间的情况下，其申请追加第三人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同意。 关于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从本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来看，邑邦公司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新场音乐村协议》，邑邦公司需要缴纳保证金，沈成炎出借的款项也是直接支付至邑邦公司与大邑县人民政府的共管账户内。邑邦公司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邑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邑邦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姚 兰 审判员 莫 雪 审判员 马 雯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谢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