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003民初2029号原告：陆华，男，1982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江苏新浪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金荣，男，1966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蒋王屠宰场内）。被告：王爱莲，女，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蒋王屠宰场内）。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民，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旻婧，江苏石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陆华与被告张金荣、王爱莲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禹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又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被告张金荣、王爱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爱民、胡旻婧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陆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给付原告生猪大小肠返点费用共计2895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8年3月至2019年6月，原告在两被告处从事生猪屠宰业务。2018年12月起，两被告拖欠原告大小肠返点费用。原告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张金荣、王爱莲辩称：一、两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是与扬州宜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康公司）发生的生猪屠宰活动，宜康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应当由其独自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两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二、原告与宜康公司发生经营活动均属及时履行当天结清的合同，从未拖欠原告任何费用。1、宜康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结算模式。2018年11月之前，原告自己从生猪产地进购生猪，交由宜康公司宰杀，即双方之间的经营模式是代宰。该种模式下，原告需向宜康公司支付代宰费用每头约20多元。为加快猪肉出厂速度，宜康公司宰杀完生猪后将大、小肠留下单独处理，宜康公司向原告支付大、小肠费用每头约50多元。大小肠的费用与代宰费用相抵扣后，宜康公司向原告支付大、小肠费用每头23元，每月10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2018年12月之后，应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的要求，结合非洲猪瘟防控实际，对全省生猪养殖、运输、屠宰以县为单位实行封闭管理。此后，进购生猪都必须以宰猪场的名义，个人均不得再进购。据此，双方的经营模式发生改变，由宜康公司从生猪场进购生猪，宰杀后出售给原告等二级经销商。原告拿到生猪后，先行支付购猪款，宜康公司收取到所有二级经销商的购猪款后一起支付给生猪场。因经营模式的改变，从原告自己进购生猪，变为宜康公司进购生猪，同时宜康公司需要进购生猪，对生猪进行非洲猪瘟的检验、杀毒、清洁，故需多收取0.1元每斤的费用，该费用从原告提供的账本中“扣1毛钱点”可清晰体现，也表明原告对每斤多支付0.1元是知情的，此后半年多的时间，原告也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支付猪款从未提出过异议，表明原告对0.1元每斤的费用是认可的。也是因为经营模式的改变，双方之间的结算模式也由原先的宜康公司向原告每月支付大小肠费用，变为每日结算，从原告账本中注明的“收”“付清”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往来是日结，并且日清。文件发布后的3个月即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是过渡期，原告既向宜康公司支付每斤0.1元的费用（每头猪平均约250斤，一头猪多收25元），宜康公司每月也向原告支付每头23元的大小肠费用。2019年1月12日53797元，2019年2月13日43815元，2019年3月10日8903元均是宜康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大小肠费用。但因该种结算方式过于繁琐，且两笔费用相当，为简化财务程序，宜康公司召开晨会，召集所有二级经销商包括原告，告知从2019年3月开始两笔费用相抵充，宜康公司既不收取每斤0.1元的费用，也不支付大小肠的费用，该种结算模式并未损害二级经销商的利益，未减少二级经销商的收入，因此所有二级经销商均表示同意。从2019年3月开始，原告的账本中也无“扣点”的记载。2、原告主张宜康公司拖欠其大小肠的费用，因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告主张宜康公司拖欠其大小肠费用，但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宜康公司存在拖欠大小肠费用的情形。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两被告并未拖欠原告任何费用，原告的诉请无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金荣、王爱莲自2018年3月起与陆华双方开始发生业务往来。陆华自行购买生猪交给张金荣、王爱莲进行屠宰加工。张金荣、王爱莲宰杀完生猪后将加工好的生猪交给陆华，将生猪的大小肠留下。张金荣、王爱莲以生猪加工费抵充部分购买生猪大小肠的货款后，每头生猪支付陆华“返点”，按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陆华。2018年8月20日6时8分，陆华通过微信联系王爱莲“老板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从蒋王屠宰场开业以来每个月厂里大小肠返点的总额是多少”。王爱莲7时20分回复“3月9204元，20024.42260.33900.30751”。2018年10月24日14时22分，陆华通过微信联系王爱莲“老板娘再麻烦你一下，把几个月厂里给我们的返还的钱发个单子给我”。王爱莲通过微信将一张清单拍照发给陆华，清单载明：“3月9204，4月20024，5月42450，6月33900，7月30751，8月18975，9月6325”。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一致确认，陆华提供的银行账户明细中陆华与张金荣的资金往来，既包括“返点”费用，也包含进购生猪的货款，并一致确认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返点”费用双方已经结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于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个人还是发生于陆华与宜康公司之间？2、张金荣、王爱莲是否欠付陆华货款，以及欠付货款金额如何认定？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生猪买卖并无证据证明发生在陆华与宜康公司之间。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口头生猪购销合同的商订主体是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个人，而不是陆华与宜康公司。张金荣、王爱莲亦当庭自认，宜康公司具有生猪屠宰资质，而张金荣、王爱莲个人不具备该资质，故张金荣、王爱莲凭借宜康公司的生猪屠宰资质对外进行经营。双方微信聊天的内容中也无张金荣、王爱莲系代表宜康公司发生往来的任何表述。因此，该口头合同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是针对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个人所订立的。其次，从案涉合同的履行情况看，也是发生在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个人之间。从陆华提供的银行流水单可以看出，陆华一直与张金荣之间有资金往来，直至本案诉讼之前，银行流水单中并无任何一单是发生在陆华与宜康公司之间的。宜康公司也从未开具过票据。虽然张金荣自称是宜康公司的业务经理，但法律并不禁止其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案涉生猪运往张金荣、王爱莲经营的屠宰场所，目前，张金荣、王爱莲并无证据证明张金荣、王爱莲接受生猪的行为是代表了宜康公司，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宜康公司曾授权张金荣、王爱莲以个人名义代表宜康公司与陆华发生生猪买卖关系。因此，诉争生猪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发生在陆华与宜康公司之间。综上所述，张金荣、王爱莲辩称认为陆华系与宜康公司之间存在生猪买卖合同，张金荣、王爱莲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抗辩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方交易。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共同陈述确认，上述期间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做法流程为陆华自行从生猪厂进购生猪，交张金荣、王爱莲凭借宜康公司的生猪屠宰资质对外进行经营的屠宰场宰杀加工，陆华应向张金荣、王爱莲支付屠宰加工费用。张金荣、王爱莲在生猪屠宰后将生猪的大小肠留下，应向陆华支付生猪大小肠货款。大小肠货款与生猪的屠宰加工费用抵充后，张金荣、王爱莲应向陆华支付所谓“返点”费用。陆华主张生猪的屠宰加工费用为26元/头，大小肠价格计51元/头，故每头生猪张金荣、王爱莲应向陆华支付“返点”费用25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张金荣、王爱莲自认每头生猪应向陆华支付“返点”费用23元，本院按23元/头确认返点费用。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返点”费用双方已经结清，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双方交易。原、被告双方一致确认，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于2018年11月28日出具苏农办牧[2018]68号文件，规定自2018年12月1日起，生猪只能由屠宰场统一购进。故上述期间双方的交易交易习惯和做法流程为张金荣、王爱莲凭借宜康公司的生猪屠宰资质对外进行经营的屠宰场统一进购生猪，陆华需向张金荣、王爱莲支付生猪货款。生猪屠宰费用和大小肠货款沿用2018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双方交易习惯和做法流程，张金荣、王爱莲仍需按屠宰生猪头数向陆华支付“返点”费用。张金荣、王爱莲称因交易习惯和做法由陆华自行进购生猪变为统一进购生猪，需对生猪进行非洲猪瘟的检疫、杀毒、清洁，故生猪货款每斤需多收取0.1元的费用。张金荣、王爱莲辩称就生猪每斤多收取0.1元的费用已与陆华达成一致，并提供了该屠宰场其他代屠宰的商户出具的书面证言。因上述证人未出庭作证，上述书面证言不足以认定陆华与张金荣、王爱莲就每斤生猪多收取0.1元达成了一致，且陆华应支付的生猪货款，与陆华在本案中主张的“返点”费用，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张金荣、王爱莲可另案提起诉讼。陆华诉称2018年12月起，张金荣、王爱莲拖欠“返点”费用，张金荣、王爱莲提供了陆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领取“返点”费用的部分凭证。陆华庭后亦书面认可不再主张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返点费用”，系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双方交易。张金荣、王爱莲辩称因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双方的交易习惯和做法流程及结算方式过于繁琐，且生猪货款每斤多收取0.1元与“返点”费用相当，为简化财务程序，宜康公司召开晨会，召集所有二级经销商包括陆华，告知从2019年3月开始两笔费用相抵充，宜康公司既不收取每斤0.1元的费用，也不支付大小肠的“返点”费用，该种结算模式并未损害二级经销商的利益，未减少二级经销商的收入，因此所有二级经销商均表示同意。张金荣、王爱莲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一致以每斤不再多收取0.1元抵充应支付的“返点”费用的新交易习惯和做法改变了原有的交易习惯和做法，故对张金荣、王爱莲的上述抗辩主张不予认可。关于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屠宰生猪的数量，陆华主张该期间屠宰生猪的数量为4686头，并提供了其记录的账册予以佐证。张金荣、王爱莲辩称账册系陆华自行制作，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提供了自行制作的明细。在此情形下，通过对比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陆华提供的账册可以作为认定屠宰生猪的数量，理由如下：第一，虽然账册为陆华单方制作，但该账册为记账原始凭证，时间前后衔接自然、记载详细。2018年8月20日、2018年10月24日，原、被告双方曾对“返点”费用进行过核对，根据费用得出的屠宰数额也与账册记载的内容基本能够相互印证；第二，自2018年12月1日起，生猪只能由屠宰场统一购进。张金荣、王爱莲统一购进生猪并进行屠宰加工，但未能提供进货凭证等足以推翻账册所载生猪屠宰数量的证据，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确认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期间屠宰生猪的数量为4686头，据此，结合本院确认的每头生猪应支付的“返点”费用23元，可以计算得出张金荣、王爱莲应支付陆华的“返点”费用款项数额为：107778元（4686头×23元/头）。综前所述，本院对陆华要求张金荣、王爱莲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金荣、王爱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陆华支付人民币107778元；二、驳回原告陆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644元，由原告陆华负担3386元，被告张金荣、王爱莲负担2258元（原告已预交。原告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用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张金荣、王爱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直接支付225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禹人民陪审员  张飞翔人民陪审员  蒋德霞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戴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