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14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卫占青，男，1971年9月7日出生，藏族，住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克俭，青海夏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西宁黄河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宁张路28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康作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青，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良子，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卫占青因与被申请人西宁黄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青民终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卫占青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再审本案。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未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终37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374号判决》对青海铭方智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方公司）由9名资产共有人设立及公司治理机构、设立行为的合法性作出了认定，这正是本案应查明而需采信的基本事实。《374号判决》认定，2015年6月14日康作新、康沛、赵敏、崔璟等9人召开资产共有人会议（以下简称《6.14决议》）是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大通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通百货公司）资产属赵敏、康作新等9名股东按份共有，铭方公司是9名股东决议设立，9名股东的股份由共有资产置换取得。（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原审未经审理而直接认定大通百货公司地产属黄河公司所有，并以此作为认定《大通县百货公司资产共有协议》（以下简称《共有协议》）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3月，赵敏、崔璟因与康作新合作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进入黄河公司，以黄河公司的名义开发该项目。正是基于合作关系，康作新、赵敏、康作文、崔璟、谭昌庚、李志臣、张利华、王军喜、康沛（康作新代签）共9人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共有协议》。《共有协议》约定的“根据项目开发前事先约定”，共有资产可继承、转让、赠予等以及《6.14决议》内容，均能证明大通百货公司资产系9名资产共有人共有，而非黄河公司所有。2.铭方公司系9名资产共有人设立，并非黄河公司设立，《6.14决议》中康作新向卫占青赠与和转让的是共有资产份额，而非黄河公司股份，通过该决议卫占青成为资产共有人。《6.14决议》是资产共有人决议，与黄河公司无关，原判决错误将此决议认定为黄河公司股东会决议，并据此错误认定铭方公司由黄河公司设立、黄河公司转让股权是真实交易。黄河公司无设立铭方公司的意思表示，黄河公司是9名资产共有人的名义股东，其作用是完成铭方公司的设立后，再向资产共有人转移股份。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以黄河公司名义立项、建设，项目收购和建设资金均来源于银行贷款，贷款均以出售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收入偿还。3.原判决认定卫占青尚未向康作新、谭昌庚支付股权转让款，该事实认定错误。《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合同》能够证明卫占青在转让铭方公司股份时与康作新进行了清算。谭昌庚转让股份时，卫占青向公司借支100万元购买其股份，双方即结清。再者，谭昌庚转让股份并非本案争议事实。4.《股权转让协议》是隐名股东显名的形式文件，并非真实交易行为。9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金额，也没有约定支付转让款的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手续，是基于隐名股东显名的需要。这也是至今9人没有向黄河公司支付转让款的原因，亦是2015年12月12日黄河公司与铭方公司签订协议所约定的因此而产生差额及利息均由铭方公司承担、所有因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而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均由铭方公司承担的原因。（三）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判决适用以上规定认定《共有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资产共有人以登记在黄河公司名下资产作为出资，设立铭方公司，黄河公司、康沛均没有提出异议，而康作新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签署决议，《共有协议》没有加盖黄河公司印章，说明大通百货公司资产、《共有协议》《6.14决议》均与黄河公司无关，也没有侵害黄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共有协议》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无效情形，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借名登记在黄河公司名下，以协议形式约定大通百货公司资产按份共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黄河公司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裁定驳回卫占青的再审申请。事实和理由：（一）《374号判决》不应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374号判决》的争议焦点为铭方公司股东是否抽逃出资，为股东抽逃出资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卫占青受让黄河公司持有的铭方公司股权是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为股权转让纠纷；故两案法律关系不同。本案需要查明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形成过程及归属、《共有协议》形成过程、铭方公司设立过程等事实，但《374号判决》并未查明上述事实。法律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无须举证证明，《374号判决》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裁判的依据。（二）《共有协议》属无效且不能约束黄河公司。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系黄河公司投资开发建设，系黄河公司所有。该项目实际是赵敏等人以黄河公司员工身份参与项目开发建设，其对项目不享有任何权利。赵敏等人因缺乏对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认识，未经法定程序擅自签订《共有协议》处分黄河公司财产，导致大通百货公司地产无偿转让，但项目开发成本和负债仍然由黄河公司负担，这必然损害黄河公司独立财产权，同时也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故上述行为无效。（三）黄河公司以自有的大通百货公司资产实物出资至铭方公司，并持有铭方公司股权，卫占青等人并未向铭方公司出资。卫占青和黄河公司也未就股权代持达成合意，故本案不存在隐名股东显名化的问题，卫占青应支付股权转让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当依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再审事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等规定进行审查。 （一）《374号判决》是否应当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 《374号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事实有交叉，两案查明的事实均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并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该规定是针对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免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卫占青申请再审所称的原判决针对相同事实作出了与《374号判决》不同的认定是指判决论理部分，并非是指认定事实部分，《374号判决》所作出的相关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再者，《374号判决》系铭方公司起诉卫占青等人返还出资，主要围绕卫占青等人是否抽逃出资进行审理，与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同。因此，原判决未以《374号判决》作为本案裁判依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二）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 卫占青申请再审称案涉项目系赵敏等人与康作新合作开发，对此事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黄河公司通过购买大通百货公司股权的方式成为大通百货公司的控股股东，黄河公司受让大通百货公司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经批准黄河公司在其取得的土地上开发建设大通百货公司地产项目，黄河公司为项目开发从银行贷款，项目建成后登记在黄河公司名下，原判决认定案涉资产系黄河公司资产，并非未经审理，该认定并无不当。卫占青虽有设立铭方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实际出资，铭方公司系黄河公司以案涉项目资产出资设立，原判决认定铭方公司由黄河公司设立，并无不当。卫占青未提供其与黄河公司关于股权代持的相关证据，卫占青关于其是铭方公司隐名股东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判决关于卫占青受让黄河公司股份的事实认定虽错误，但认定的铭方公司是黄河公司设立的事实与本案事实相符。卫占青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故卫占青该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无效适用法律是否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股东对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权益转化为公司股权，股东依据股权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权利。黄河公司股东康作新与赵敏等人签订《共有协议》，约定各方按比例持有黄河公司资产，损害了黄河公司利益及其债权人利益，原判决认定《共有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综上，卫占青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卫占青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曾宏伟 审判员  徐 霖 审判员  张 梅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赵静 书记员陈小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