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43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炯，男，1986年9月24日出生，回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门园园，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志光，男，198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加加，河南锦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炯因与被上诉人刘志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0）豫0104民初8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马炯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志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了截至2017年8月15日刘志光欠付马炯1,310,000元的欠款事实，却以马炯陈述不清2017年8月15日之后双方往来款项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一、一审法院认为马炯对2017年8月15日之后的款项陈述不清，无法证实借贷合意，与各方陈述及证据证明的内容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了截至2017年8月15日刘志光欠付马炯1,310,000元的欠款事实，对于该部分事实，有银行流水及双方录音相互印证，对于该部分，马炯予以认可，也是本案纠纷形成的基础。其次，马炯与刘志光之间的款项往来都是通过转账的方式进行，双方均提交了银行流水，足以证明双方的款项往来。马炯认可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刘志光偿还借款本息536,286元，且对于2018年之后的刘志光转给马炯的款项，也认可均为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却以马炯对2018年之后刘志光向马炯所转款只字未提为由认为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借贷合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应当予以纠正。再次，马炯并未故意割裂2017年8月15日前后的往来款项。马炯在举证时提供了2017年8月15日之后的银行流水以及双方算账的录音，都能清晰反映2017年8月15日之后，刘志光归还了部分款项，马炯对此也予以认可，足以说明马炯并未隐瞒2017年8月15日后刘志光的还款事实，也未故意割裂2017年8月15日前后的往来款项。至于起诉时主张截至2017年8月15日的借款本息，只是因为双方对于该期间数额已经算账进行明确、没有争议，故而以此作为起诉标的。但马炯从不否认刘志光在2017年8月15日之后的还款。这也不影响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认定借款事实及欠款数额。关于本案借款合议的问题。对于本案款项，马炯主张为借款，刘志光主张为合伙做生意的款项往来。一审法院驳回了刘志光关于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的主张，且对于截至2017年8月15日刘志光欠马炯1,310,000元不持异议。足以说明二人之间成立借款关系。另，马炯提交的录音中，刘志光对于欠付马炯借款本息供认不讳，且《借款协议》也是刘志光本人签署，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有借贷合意，借款关系真实成立。关于本案借款利息的约定问题。马炯提交的录音清晰地记录了马炯与刘志光双方对于2017年8月15日之前借款的形成和利息标准以及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马炯通过刘志光及刘志光车生意收回借款本息金额的算账过程，且刘志光对于录音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截至2017年8月15日计算了利息以及关于借款约定利息为月利率5%的事实。至于马炯起诉主张金额只是借还款差额、未刨除利息，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选择，且马炯并未放弃对之后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以此为由认定双方未约定利息与事实不符。二、马炯的诉讼请求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选择，具有个人认知的局限性，这也是法院需要根据双方证据查明事实认定的原因。且法院的职能就是根据双方的陈述和证据等查明事实，定纷止争。一审法院却以马炯诉讼请求的瑕疵，罔顾马炯提交证据以及与刘志光提交证据的关联性，简单的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马炯的起诉请求，不仅未尽到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职责，也违背《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和精神。综上所述，马炯与刘志光之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双方对于利息也进行了约定，双方款项往来均有银行流水、清晰明确。一审法院驳回马炯的起诉请求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刘志光辩称，本案马炯起诉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但是事实上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双方根本没有关于马炯诉求的131万的借贷合意。一、一审通过查明双方的转款凭证，认定截止到2017年8月15日刘志光向马炯转账713,000元，马炯给刘志光转账2,023,000元，并未认定该1,310,000元为欠款，马炯的上诉状事实与理由中直接说一审认定1,310,000元为欠款，明显存在偷换概念。对于截止到该时间双方转账差额1,310,000元，我方予以认可。二、关于马炯称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刘志光偿还马炯本息536,286元，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马炯依据频繁的转账流水为依据，来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相反以同样模式的刘志光支付给马炯的款项却认定为其它用途。在不存在其它书面材料约定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一份内容不全、刘志光并非明确表态的录音来进行推断，明显不具备法律依据。事实上，除了一审刘志光提供的在该期间内转给马炯的款项外，在2017年8月16日，刘志光还通过范晓东给马炯转款了33万元，且事后将该款项支付了范晓东。马炯其实在一审最初起诉时，根本就没有认可刘志光归还过任何款项，只是在诉讼过程中，发现刘志光转款凭证较多，才“被动”的认可了部分款项为还款，明显主观恶意明显，存在蓄意隐瞒。三、一审认定马炯存在故意割裂2017年8月15日以后的转款事实正确。正如刘志光前文所述，马炯在一审立案、诉讼期间一直故意割裂2017年8月15日以后的转款，其相关诉求也是以2017年8月15日为契机计算的利息，还声称截止到立案时尚欠131万元本金，以上叙述在一审卷宗均有记载，如果不是刘志光提供了大量的银行流水，马炯肯定不会承认双方2017年8月15日以后的交易往来的。双方相互之间交易频繁，且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常识，马炯故意割裂交易往来，明显就是蓄意隐瞒事实。四、马炯的举证也不符合基本常理。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马炯提供了一份50万元的借据，该50万元借据的形成时间、模式、内容与马炯的其它诉讼一模一样。而且如果以马炯在一审的叙述，如果该50万元借贷存在的话，本案审理的将是一个本金是180余万元的民间借贷，但是马炯的相关流水却远不符合常理，且按马炯叙述，2017年8月15日以后就不存在出借给刘志光的款项了，以后均是资金监管加刘志光还款，那么该50万元的《借款协议》又是如何形成的，与刘志光的所述的131万元是什么关系，和刘志光该200万元的转款凭证是否也存在关系。按马炯诉求，截止到2017就拖欠了马炯131万元本金了，怎么又能在多年之后仅仅让出具一份50万元的借款协议，明显不符合常理。五、关于双方的关系，其实是合伙关系，如果不是合伙关系，双方交易不会如此频繁，一审法院仅仅是依据刘志光关于合伙的证据不足，没有予以认定，并不能以此就推断出双方是借贷关系，该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直接过渡关系。录音中，刘志光也仅仅是基于配合马炯，进行了临时性表述，且并未进行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所谓的“供认不讳”，马炯上诉状中的相关叙述明显存在主观臆断。而且，马炯提供的《借款协议》恰恰进一步证实了马炯起诉的131万元的借贷关系是不存在的，如果该131万元存在，马炯又怎会让刘志光在数年之后仅仅出具了一个50万元的借款协议。明显与常理不符。六、关于利息的约定，刘志光从未认可存在任何的利息，相关叙述没有得到刘志光的认可，关于月利息5%为其他人的叙述，并不真实，且也与马炯提供的《借款协议》内容明显不一致，一审认定正确。综上所述，如果按马炯的叙述本案为民间借贷，但是结合双方交易往来，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交易习惯，也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如果按照马炯的叙述，那么刘志光借款金额应在180余万元，但是其转款凭证基本与刘志光持平，明显与基本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依据交易习惯、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认定马炯关于民间借贷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马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志光偿还马炯借款本金1,310,000元及利息（暂计至2020年8月15日的利息为435,602元，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一年期LPR利率的四倍另计），以上暂合计1,745,60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志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1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40万元，6月22日转款13万元，6月23日转款30,000元；6月22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10万元，7月1日转款45万元；7月2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40万元，7月3日转款35,000元，7月5日转款35,000元，7月7日转款27万元，7月10日转款13,000元；7月10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13,000元；7月11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10,000元；7月14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15万元；7月17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10万元，7月18日转款40万元，7月21日转款20万元；9月7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417,000元，9月18日转款30万元，10月9日转款226,226元；11月7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308,490元；11月13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30,000元，11月29日转款20,000元，12月4日转款113,000元，12月15日转款10,000元，12月23日转款15万元；12月28日，马炯向刘志光转款10万元。2018年3月21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10万元，3月29日转款50,000元，3月30日转款50,000元，10月24日转款30,000元，10月31日转款20,000元。2019年5月3日，刘志光向马炯转款6,000元，11月20日转款10,000元，11月28日转款20,000元。马炯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中信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目的：至2017年8月15日，马炯共计借给刘志光本金1,310,000元，马炯与刘志光之间依法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刘志光应当偿还借款本息。第二组证据：录音及录音翻译稿件。证明目的：马炯与刘志光进行对账，明确借款以及约定收取利息的事实，刘志光应当按照双方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偿还借款本息。庭审后，马炯又提交2018年8月21日其与刘志光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和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876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2017年7月17日和18日马炯从朱华华处借款50万元转借给刘志光。对此，刘志光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双方为合伙关系，且并不存在借款利息，与此同时刘志光也将所有款项归还给马炯。对第二组证据，首先应当提供原始载体，无法确认是否存在拼接，其次录音与翻译件差距巨大，录音中刘志光从没有认可存在利息，也没有认可相关事实，但是在稿件中却多次打出来刘志光回答的“嗯”。刘志光承认录音中为其本人。对借款协议和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借款协议内容明显与马炯提交民事判决书完全一致，而且落款时间和金额上竟然也完全一致，该协议仅仅是刘志光为了配合马炯向朱华华看，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且也可以看出马炯有专业的借款协议模板。马炯如认为该50万元借款存在，应当向中原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针对马炯的起诉，刘志光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人证言两份，证明双方为合伙关系。第二组证据：部分通知函及汽车销售合同，证明目的：经营发生亏损，公司多次被其他单位追索要款。第三组证据：我方的银行流水19页，河南尊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及对公转款凭证一份，证明目的：刘志光已经累计向马炯转款2,265,226元。已经足额清偿了马炯的所有款项。对此，马炯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两份证言的书写习惯、形式及部分内容完全相同，有造假的可能性，二证人也未能到庭，不符合证人证言作为证据被采纳的法律要求，且周振伟的陈述与刘志光提交的尊享汽车公示信用信息冲突，证言不实，而姜全上班的公司与马炯及刘志光均无关联，两份证言无法证明刘志光所述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因与我方无关不予质证，对于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马炯款项出借给刘志光，尊享汽车公司对外是否欠款与马炯无关，且刘志光提交的部分通知函也并非是给尊享公司的，该组证据与本案借款毫无关联性。对于第三组证据，对于明细清单及尊享汽车的交易明细查询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刘志光向马炯的转账并非全部用于偿还借款本息，马炯也有因刘志光要求向其交易对手的公户转账均应算作是刘志光向马炯的借款，因双方算法不同，马炯于庭后向法院提交马炯所有的出借款项明细。2021年1月15日，一审法院对马炯进行询问时，马炯称，“2017年7月底8月初涉及到刘志光刑事案件，罗彬说他人没事，后来刘志光出来后主动跟我说以后他账户的钱通过我的账户，做监管证明自己人品站得住，后来他安排我给谁打就给谁打。”马炯否认与刘志光合伙做汽车生意。马炯还称自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马炯因刘志光车生意回收款项2,621,866元，马炯因刘志光车生意支出款项2,085,580元，收支差额536,286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诉争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马炯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是否成立及利息约定是否明确。本案中，马炯诉称刘志光因汽车生意需要周转向马炯借款，双方经2019年6月确认，至2017年8月15日刘志光尚欠款131万元，并提供了银行流水、录音及2018年8月21日《借款协议》。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双方往来资金系因刘志光账户受马炯监管，刘志光汽车生意往来资金需要通过马炯账户走账，双方也已经确认马炯因刘志光汽车生意往来回收536,285元，属于归还部分本息，双方之间依法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志光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马炯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马炯提供的证据主要是银行流水及录音。在银行流水中，双方交易往来密切，而且大多数数字一致，时间比较集中，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常识。虽然马炯否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对于刘志光给马炯的转款应视为马炯个人收款。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下同）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志光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未提供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关于马炯主张截至2017年8月15日马炯转给刘志光2,023,000元，刘志光向马炯转款713,000元，刘志光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马炯称双方于2019年6月进行对账，但仅确认了2017年8月15日之前的账目，却没有涵盖对2017年8月15日之后双方账目往来情况，马炯也自认从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其因刘志光车生意回收款项2,621,866元，支出款项2,085,580元，收支差额536,286元，只是称该款收回借款本息。但对2018年之后刘志光向马炯所转款项只字未提，这些款项均发生马炯所称对账时间之前。马炯称2017年8月15日至2017年12月31日刘志光向马炯所转款项系因其监管刘志光账户通过其账户向外转款，除录音外并未提供其它证据。马炯还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月息5分，但没有书面证据印证，即便其所提供的2018年8月21日《借款协议》上，也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况且，从双方款项来往频度较高，马炯主张未还借款131万元，也未计算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对于马炯所称刘志光2017年8月15日之后转款系归还利息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观本案双方陈述意见及举证质证情况，双方款项来往频度较高，马炯本人对2017年8月15日之后双方往来款项陈述不清，无法证实双方借贷合意，而且其割裂2017年8月15日前后往来款项，单独主张刘志光应偿还其2017年8月15日之前借款131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马炯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510元，减半收取计10,255元，由马炯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中，马炯上诉称，其与刘志光系民间借贷关系，为此其提交了与刘志光之间的银行转账流水，从该二人互相转账情况来看。双方短期多次互相转款，明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马炯还提交了录音证据，但该录音证据中，刘志光则称与马炯之间系合伙关系。没有表明其与马炯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对账过程中及结束后，刘志光也没有表明其应偿还马炯借款及数额。马炯还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与刘志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现有证据证明马炯与刘志光之间存在转款差额，不足以证明该差额就是马炯对刘志光因借贷而形成的债权数额，一审法院据此驳回马炯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所述，马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10.00元，由马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胜利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