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7民终88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大连旭日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经济开发区李店社区。法定代表人：袁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上海市汇业（连云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冯维生，男，汉族，住江苏省东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磊，江苏恒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宗贤，江苏恒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旭日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旭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冯维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东海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20)苏0722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连旭日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冯维生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冯维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未加盖大连旭日公司公章且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对账单内容真实，且认定俞某能够代表大连旭日公司，无任何法律依据。1.从任何一家公司正常交易行为来说，如果双方公司之间对账，应是两公司主要领导在账目上签字、两公司加盖公章确认。但对账明细上面只有连云港国伦石英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伦石英公司）印章以及冯维生作为经手人的签字，并无大连旭日公司盖章，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对账明细上虽然有王严、俞某签字，但是并不能证明账目真实存在。2.从双方对账习惯来看，大连旭日公司提交的2011年4月9日对账单有保管员和公司经理袁晶签字确认，而冯维生据以主张货款的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与以往不一致，没有该二人签字，内容不真实。3.俞某是冯维生多年好友，既是冯维生与大连旭日公司的中间介绍人，也是已经离职的大连旭日公司车间主管，其与冯维生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作为冯维生一方的证人陈述具有明显偏袒冯维生的倾向。俞某在一审庭审中自述其为大连旭日公司副总经理，一审法院未经任何调查核实，仅凭俞某的个人说法，就认定俞某的签字应该视为代表大连旭日公司，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俞某（俞大标）并非大连旭日公司副总经理，而是公司生产车间的主管，其并不负责采购，一审庭审笔录第六页、第七页俞某陈述“仅负责生产”“也不负责账目”“不负责付款”，故其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2）俞某没有大连旭日公司的委托授权，其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不能认定俞某的签字应该视为代表大连旭日公司。（3）俞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只要看到王严签字就签字，并不具体核对数据，事实上因其不负责采购、也不负责财务，其也不可能知晓具体进货和付款的明细。（4）俞某是冯维生与大连旭日公司业务的介绍人，且已经从大连旭日公司离职，其与冯维生之间有利害关系，其在公司没有加盖公章的情况下私自与国伦石英公司对账，证明力较低。（二）一审法院未经查实即草率认定对账单中数额为1097444.3元，而且未扣减退货数额，损害了大连旭日公司利益。1.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只是笼统列出货款和运费，并无任何账目明细对应证实，一审法院只是依据俞某的签字即确认了对账单数额内容，这与证人俞某对具体数额是不清晰的陈述相违背。国伦石英公司作为正规公司，其应当具备完善的财务账册，并将大连旭日公司签收货物的出库单作为原始凭证予以记载，现其拒绝提供出库单，仅以疑点重重“对账单”主张权利，明显系隐瞒事实。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佐证的情形下，径直认定欠款数额，严重损害大连旭日公司利益。2.对于对账明细正常的理解应是386004元退货数额包含在1097444.3元中，另外，根据对账单数据，1097444.3=(255877.9+454568.2+169933+163077+241280.8+74217.4-250000-11510)，可以看出并不包括退货386004元，而一审法院采纳冯维生的辩解认为欠款金额无需扣除退货，是错误的。（三）大连旭日公司于2012年4月7日以后支付款项59万余元应当扣减。2012年4月7日之后，大连旭日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冯维生未产生新的交易。即使对账明细中部分数额真实，那么2012年4月7日以后大连旭日公司支付的款项59万余元应当扣减。冯维生否认59万余元货款为支付结算款项，认为该部分货款是新产生交易的费用，其应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否则对于2012年4月7日之后的付款应当从对账单中予以扣减。一审庭审中，冯维生未提供任何关于2012年4月7日之后大连旭日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冯维生有新的业务的证据，也未提供任何关于2014年之后大连旭日公司的付款证据，冯维生关于59万元货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说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直至2019年9月8日大连旭日公司仍然在陆续付款、59万元货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认定错误。（四）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袁晶已明确只差冯维生1万元货款，聊天记录同时也证明了提供的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应予退款处理。（1）在冯维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袁晶承认欠冯维生的货款金额是1万元，这恰好证明冯维生起诉金额、对账明细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2）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出口部分货物因质量问题应予退款的问题。首先，袁晶说出口货物150万元（以及损失100多万元），是含冯维生一方提供的原材料、公司加工附加值、利润、税金等所有成品的总价格，并非指冯维生提供的原材料货值，更没有承认因这批货物出口而拖欠冯维生货款100多万。其次，该聊天记录说明大连旭日公司与冯维生对部分出口货物有退货争议，再次证明大连旭日公司对欠款金额存在争议。（3）在冯维生提出经过王严经手1097444.3元数额后，袁晶仅回复这个外贸事项小任经手，并没有对数额进行确认，且袁晶只知道有货物质量问题需要退货（冯维生自认386004元，袁晶认为是718784元），其不知该对账单的存在，对于对账单上面数字内容更是无从知晓。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否认即是确认，存在逻辑错误。袁晶的行为不构成确认，也不构成民法上的默示。（4）袁晶作为总经理，不可能知晓具体的财务数据，从微信中也可以看出其并不知晓这份对账单，其只有在财务人员和经手人确认后才能作出认定（如2014年4月7日的对账单可以看出）。（五）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对账单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故不应当从对账单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显然错误。除了2019年2月的微信记录，冯维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在对账单以后向大连旭日公司主张货款，显然超过诉讼时效。冯维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连旭日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国伦石英公司自2008年起即向大连旭日公司销售石英管玻璃管，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2012年4月7日，国伦石英公司与大连旭日公司对账后签署了对账明细，确认大连旭日公司共欠货款1097444.3元，该对账明细有国伦石英公司原业务销售员冯维生和大连旭日公司采购员王严及该公司分管生产和管理工作的负责人俞某签字确认。2019年9月8日，冯维生通过微信向大连旭日公司的总经理袁晶索要上述欠款时，袁晶对冯维生提出索要1097444.3元的事实并没有否认，只是以将此批货物发至意大利后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损失为由拒绝支付此款。2020年3月20日，国伦石英公司将其对大连旭日公司所享有的上述债权1097444.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转让给了冯维生，并通知了大连旭日公司。大连旭日公司于2020年5月8日收到该通知书，也没有提出异议。上述事实，有2012年4月7目的对账明细、冯维生与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袁晶2019年9月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人俞某的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正是在查明上述事实后才作出一审判决的，该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审理程序均无不当，故依法应予维持。（二）大连旭日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1.关于对账明细是否真实问题。涉案对账明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大连旭日公司否认其真实性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大连旭日公司为否认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否认其与王严、俞某二人存在劳动关系，但经庭审质证又不得不承认其与王严、俞某二人存在劳动关系，王严是其业务采购员，俞某是其生产和管理负责人。既然如此，王、俞二人与卖方即国伦石英公司销售员冯维生就已经发生的买卖交易进行核对并签署对账明细并无不妥。第二、无论是从商业交易惯例还是从生活经验法则看，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只有公司总经理才能与客户进行对账。众所周知，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产品采购和使用是业务采购人员和生产管理负责人的份内职责。王严作为大连旭日公司的业务采购员对其采购的产品数量、价款、质量等最为清楚，俞某作为大连旭日公司的生产和管理负责人，王严所采购的产品都是俞某使用的，王严、俞某二人对欠款事实最为清楚，经对账后在对账明细上签字，没有任何不妥。第三、对账明细所确认的欠款金额1097444.3元与大连旭日公司的总经理袁晶在和冯维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确认的数字是一致的，两者相互印证的事实足以证明对账明细是真实的。2.关于涉案欠款金额问题。大连旭日公司认为应当扣减对账明细上所载明的386004元退货，不能成立。第一、涉案对账明细已经清楚地载明“共欠货款1097444.3元(不含退货，退货以实际重量为准)”。显然，欠款金额是明确的，即1097444.3元，且该金额不含退货部分。第二、大连旭日公司所述的对账明细下方载明的原文是“退货(以实际退货重量为准)票金额约为386004元”，而不是大连旭日公司所说的退货386004元。而对账明细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对账明细尾部倒数第三行“应开票金额约为492128.4元”，即国伦石英公司在对账时还欠大连旭日公司发票492128.4元；倒数第二行“退货(以实际退货重量为准)票金额约为386004元”，即大连旭日公司退货部分的发票是386004元。在退货后，该部分发票也应该退给国伦石英公司。这样国伦石英公司应当开具发票的金额492128.4元减去大连旭日公司应当退还的发票金额386004元，余额即为对账明细倒数第一行所载明的106124.4元。第三、纵观袁晶与冯维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其对涉案欠款金额始终没有否认，只是将此批货物发至意大利后存在质量问题、造成损失为由拒绝支付此款，所以涉案欠款金额为1097444.3元毫无争议。3.关于涉案欠款应否扣减59万余元问题。冯维生认为，大连旭日公司的这一主张不能成立。第一、大连旭日公司一方面否认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主张其在2012年4月7日对账后支付了598088.7元，这明显自相矛盾，不能成立。大连旭日公司既然对对账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怎么可能会在对账明细签署后主动付款598088.7元呢？事实上，大连旭日公司如此主张，不仅证明了对账明细是真实的，而且其付款598088.7元与对账明细所涉欠款1097444.3元无关。第二、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袁晶在2019年9月8日与冯维生的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充分证明至2019年9月8日大连旭日公司尚欠货款金额为1097444.3元。如果大连旭日公司在2012年5月9日至2014年10月21日所付的598088.7元是对账明细项下的欠款，那么袁晶在此后即2019年9月8日的微信聊天中不可能不提及其已付款598088.7元的事实，相反其还始终坚持认为尚欠的1097444.3元不应支付。第三、大连旭日公司主张的付款598088.7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首先，上述598088.7元中的348088.7元是国伦石英公司在2012年4月7曰对账明细签署后所供石英管的货款，这一事实有大连旭日公司发给国伦石英公司原业务销售员冯维生的两份《对账单》为证，其中第一份《对账单》记载了20l2年8月l5日至20l2年11月6日所供石英管的货款为147158.7元，第二份《对账单》记载了20l3年2月l7日至2013年5月15日所供石英管的货款为151961.5元。从这两份对账单看，不仅说明国伦石英公司在20l2年4月7日对账明细签署后有继续向大连旭日公司供货的事实，同时还说明即使扣除大连旭日公司已付款后还尚欠200510.2元，而大连旭日公司所付的348088．7元应当包含该200510.2元。其次，冯维生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是基于国伦石英公司转让的债权，而该债权并不包括大连旭日公司转付给冯维生的上述598088.7元中的250000元，故该250000元与本案无关。4.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第一、对账明细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之说。第二、袁晶与冯维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你怎么老提这个事”“已经交流过很多次了”“沟通过很多次”等足以证明双方就欠款问题曾多次进行沟通，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之说。冯维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大连旭日公司给付冯维生货款1097444.3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大连旭日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3月30日，国伦石英公司作为甲方与冯维生作为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原系甲方业务销售经理，至2012年4月7日，乙方经手销售给大连旭日石英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尚有1097444.3元没有收回。甲乙双方经充分的协商，现就债权转让事宜，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决定将大连旭日石英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尚欠的货款1097444.3元及逾期的付款利息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该债权。二、上述债权转让价格为1097444.3元，扣除乙方已经支付的375840元，余款721604.3元由乙方向甲方出具欠条。三、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将其与大连旭日石英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对账明细盖章确认后交付乙方。四、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每方各执一份。”2020年5月7日，国伦石英公司向大连旭日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内容为“本公司已在2020年3月30日将贵公司尚欠我公司的货款1097444.3元转让给冯维生，请贵公司在接到本通知后将此款直接支付给冯维生。”大连旭日公司于次日签收该通知书。自2008年起国伦石英公司与大连旭日公司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由国伦石英公司向大连旭日公司供货石英玻璃管，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所有业务往来国伦石英公司方都是由冯维生经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冯维生举证的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俞某签字行为能否代表大连旭日公司；2.大连旭日公司抗辩的2012年5月9日之后付款598088.7元以及386004元退货，是否应该在冯维生诉求金额中予以扣减；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冯维生举证俞大标（俞某）证人证言，证明俞大标（俞某）自2007年至2015年在大连旭日公司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和管理工作，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俞某的签名是其本人形成，是大连旭日公司负责采购的王严与国伦石英公司冯维生对账后，其作为副总代表公司签字确认的；举证冯维生与国伦石英公司总经理袁晶微信聊天记录，证明2019年9月8日冯维生向袁晶催要案涉货款时，袁晶以产品加工后出口到国外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拒不付款。大连旭日公司对证人证言真实性部分不予认可，提出证人与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不是任职副总经理，是公司生产车间主管，仅负责生产，不负责采购、账目及付款，无权代表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对账，证人庭审陈述具体数字不核对，具体对账和结算时财务和总经理负责，且证人是冯维生和国伦石英公司业务介绍人，已经从国伦石英公司离职，其与冯维生之间有厉害关系，在公司没有加盖公章的情况下私自与国伦石英公司对账，证明力较低。王严是其他公司到大连旭日公司公司帮忙人员，与大连旭日公司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且王严的签字与2011年4月9日对账单上（该对账单有俞某签字，俞某当庭认可真实性）与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上王严签字，明显看出不是一个人签字，庭审中俞大标对于是否亲眼看见王严签字问题予以回避，足以说明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并非王严签字；大连旭日公司对冯维生和袁晶的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冯维生称欠款一百多万，袁晶并没有确认该数额，只是说有货需要退货，袁晶作为总经理，不可能对公司账目非常清楚，需要公司财务部门核对后才能知道具体数额，袁晶明确提到该笔业务是小任经手而不是王严。大连旭日公司举证2011年4月9日对账单一份，证明和冯维生对账都是袁晶，根据公司内部流程，袁晶签字时需要和相关人员进行核对，所以俞某是作为业务介绍人签字，只是内部材料签字，不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对账单。而且该对账单中王严的签字和2012年4月7日中明显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大连旭日公司认可俞大标（俞某）系其公司生产车间主管，俞大标（俞某）自述其自2007年至2015年在大连旭日公司工作，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生产和管理工作，在对账单上签字系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国伦石英公司有理由相信俞大标（俞某）在对账单上的签字行为系代表大连旭日公司。且通过袁晶与冯维生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冯维生明确提到案涉1097444.3元货款，袁晶没有否认该笔货款，而是以该批货物到意大利后因品质出现问题，被销毁，大连旭日公司加工完150多万都没有回来，双方都赔钱，称冯维生不应该老提这个事情。聊天记录从侧面印证了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的真实性，因此对于该份对账单俞大标（俞某）的签字应该视为代表大连旭日公司。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大连旭日公司举证付款明细及凭证，证明2012年4月7日后大连旭日公司支付货款598088.7元。冯维生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59万元的付款是在2012年-2014年，冯维生方主张的货款是2012年4月7日对账后直至2019年9月8日大连旭日公司以货物质量存在问题拒付的货款。一审法院认为从冯维生和袁晶的聊天记录以及冯维生、大连旭日公司当庭陈述可以看出大连旭日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在2012年4月7日之后仍然有货物买卖业务往来，直至2019年9月8日大连旭日公司仍然在陆续付款。在冯维生提出索要案涉1097444.3元货款时，袁晶以品质存在问题不应付款与冯维生进行沟通，袁晶作为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既然认为案涉货款不应支付，针对案涉货款就不应存在大连旭日公司还有陆续付款的情况，因此大连旭日公司举证的59万余元的付款与本案冯维生主张的款项不具有关联性，不应予以扣减。对于是否需要扣减退货金额，冯维生称国伦石英公司所供货物都是经车间检验合格才入库，不合格的不入库，双方对账单中的欠款金额不存在需要再扣除退货金额的情况。大连旭日公司称没有扣除退货金额。一审法院认为对账明细载明了共欠货款的金额为1097444.3元，在对账明细下方载明的为开票内容（包括应开票金额、退货票金额、应差税票余额），因此应以1097444.3元金额认定欠款数额。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从冯维生和袁晶的聊天记录袁晶提到“你怎么老提这个事”“已经交流过很多次了”“沟通过很多次”，可以看出双方就案涉货款多次沟通，同时因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并未明确付款时间，因此不能认定本案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大连旭日公司应该按照对账单载明的欠款数额支付国伦石英公司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国伦石英公司自愿将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载明的欠款债权转让给冯维生，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冯维生受让债权后，可向大连旭日公司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大连旭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冯维生支付货款人民币1097444.3元及利息（利息以1097444.3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4日至付清之日止，按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14677元、保全费5000元，由大连旭日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大连旭日公司向本院提交大连旭日公司收到国伦石英公司开票明细一份及大连旭日公司付给国伦石英公司、冯维生货款明细一份，拟证明大连旭日公司并不欠冯维生涉案款项，大连旭日公司共收到国伦石英公司开具的发票合计金额为4386896.29元，收到冯维生货物未开票金额为718784元，而大连旭日公司支付给国伦石英公司货款为4216895.89元，支付给冯维生货款为780885.6元，以上大连旭日公司共收到来货金额（包括国伦石英公司及冯维生）共计5105680.29元，大连旭日公司共支付给国伦石英公司和冯维生货款共计4997781.49元，与冯维生供货的差额为107898.8元，结合冯维生自认的曾收到大连旭日公司给付的现金25万元，因此大连旭日公司并不欠冯维生任何款项。大连旭日公司另向本院申请追加国伦石英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申请本院调取国伦石英公司与大连旭日公司之间所有的货物出库单信息。冯维生向本院提交两份2012年8月至11月以及2013年2月17日至2013年5月15日的两张对账单传真件，拟证明在案涉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外，双方还存在其他交易。本院认证意见：对大连旭日公司提供的开票明细以及货款明细，因大连旭日公司提供了原始账目予以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其并无供货明细，上述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双方欠款的真实数额。冯维生提交的两份对账单并无大连旭日公司加盖公章或相关人员签字，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2012年4月7日的对账明细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2.如何认定大连旭日公司欠冯维生货款的具体金额（包括386004元的退货是否应在1097444.3元中扣除、大连旭日公司于2012.4.7日以后支付给国伦石英公司和冯维生的598088.7元应否在货款中扣除、大连旭日公司主张只欠冯维生1万元是否有依据等问题）；3.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大连旭日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国伦石英公司已将其对大连旭日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冯维生并已通知大连旭日公司，案涉债权已转让，大连旭日公司应向冯维生履行付款义务。关于案涉2012年4月7日的对账明细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的问题。大连旭日公司主张对账明细不符合交易习惯，不能确定账目真实存在，而且俞某并不负责采购，其也无大连旭日公司授权，其签字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等。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大连旭日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均认可俞某在其公司负责生产、王严在其公司是临时采购的业务人员。业务员对于其经手的的货物数量、生产主管对于其准备生产的的原料数量应当是清楚的，公司业务员代表公司确认经手的货物数量和金额仍然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因此，在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已有大连旭日公司业务员王严及生产主管俞某签字的情况下，该对账明细能够反映大连旭日公司与国伦石英公司之间真实交易的情况。第二，在2019年9月8日冯维生与大连旭日公司总经理袁晶的聊天记录中，冯维生明确提到“王严经手的1097444.3元是2012年4月7日之前发生的”，并要求袁晶支付货款，袁晶对此未予否认，仅表示该货物已在意大利销毁。这表明袁晶知晓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货物的情况。综合以上内容来看，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大连旭日公司欠冯维生货款的具体金额问题。大连旭日公司认为其总经理袁晶不知晓具体的财务数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没有认可货物数额，并且主张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退货金额386004元以及2012年4月7日后支付的59万余元应在总货款中予以扣减。本院认为，第一，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冯维生要求袁晶对王严经手的100多万元进行付款，袁晶表示“那个钱我老早就跟你讲过了”。在冯维生提到1097444.3元的具体金额之后，袁晶并未否认该金额的真实性，其还在后续聊天中表示“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损失了100多万”，这也表明袁晶也认可冯维生损失了100多万元。结合俞某、王严在对账明细上签字的事实，可以认定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大连旭日公司欠款总额为1097444.3元的真实性。第二，对账明细中明确载明大连旭日公司所欠货款1097444.3元不含退货，大连旭日公司主张应扣除对账明细中所载明的退货金额386004元，不能成立。第三，大连旭日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账目表明在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之后大连旭日公司仍然与国伦石英公司及冯维生有贸易往来，而且，袁晶在2019年9月8日与冯维生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表示因其货物在国外损失，拒绝向冯维生支付案涉货款1097444.3元款项。因此，大连旭日公司在一审所举证的其在2012年5月至2014年10月期间所支付给国伦石英公司的598088.7元及其所主张冯维生自认的25万元并不能认定为支付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的款项。第四，大连旭日公司在二审中虽主张袁晶在聊天记录指向的并非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但其在一审中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且其并未提供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2012年4月7日对账明细中所载明的欠款数额1097444.3元属实，大连旭日公司并未就该对账明细中的欠款进行偿还。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大连旭日公司认为冯维生并无证据证明在签订对账单之后曾主张过货款。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相关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大连旭日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国伦石英公司就付款时间进行过约定，在对账明细中亦未写明付款时间，因此，冯维生提起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是否应追加国伦石英公司的问题。因债权受让人冯维生原系国伦石英公司的业务员，案涉债权系冯维生所负责的业务产生。在原债权债务数额能够确认的情况下，无需追加国伦石英公司参加诉讼，本院对大连旭日公司要求调取国伦石英公司与大连旭日公司之间所有的货物出库单信息的申请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大连旭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677元，由大连旭日石英玻璃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守军审 判 员 丁燕鹏审 判 员 仕玉发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杨 冲书 记 员 张 敏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