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7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高平市东城办秦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张有忠，任支部书记兼村委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高平市朝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某，女，1953年8月7日生，汉族，高平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系秦某儿媳），女，1977年12月5日生，汉族，高平市人。上诉人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秦庄村委）因与被上诉人秦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高平市人民法院（2021）晋058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秦庄村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被上诉人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庄村委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高平市人民法院（2021)晋0581民初25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2003年间，高平市政府临时成立高平市城市建设指挥部，修建高平市长平街，系市政工程。当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是高平市城市建设指挥部。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也就是说高平市人民政府是本拆迁的补偿主体；二、2013年10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行为。当时任村长的冯永林与被上诉人系亲戚关系，在明知未召开村支两会，也未对外公开，无政府或者指挥部的授权的情形下，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三、2018年7月20日，上诉人在政府的授权下，对2003年、2005年拆迁户进行了补偿，也就是说2018年7月20日以前政府未委托给上诉人进行补偿事宜。在实践中，被征收人与村委会签订的补偿协议有两种情况：1、若村委会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委托，并且有书面的委托书，同时又无其他违法性事由，那么所签的补偿协议就是有效的。如果签订协议之后，双方因协议履行发生纠纷，比如征收方签后违约、不认账，或是补偿数额不准确等，则由委托方即被征地的市、县的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责任。2、若村委会没有接受委托，且没有委托书的情况下与村民签订的补偿协议，这就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在此情况下所签订的补偿协议是无效的。换言之，如因该合同的签订、履行发生争议，应由高平市人民政府承担法律责任。四、2018年7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虽然该协议的签字系被上诉人的丈夫冯晚金签字并领取，但村委有理由相信，其丈夫签字领取时是受到被上诉人的授权。在生活中，妻子代表丈夫，丈夫代表妻子行使家里的重大事项时，都会进行商量，所以村委认为，被上诉人时隔两年之久才起诉上诉人，说明被上诉人是授权了冯晚金。五、高平市人民政府与本案的拆迁补偿有关联，但原审法院未通知高平市人民政府参加诉讼，未予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不利于保护上诉人的诉权。综上，这个项目工程是高平市人民政府的工程，上诉人不是该拆迁项目的主体，对该拆迁没有补偿的义务。所以，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秦某辩称：1、上诉人第一条和第二条理由是矛盾的，高平市政府是否授权了村委被上诉人并不知情，冯永林代表的是村委而非个人，村委是否上会讨论是村委的事；2、2018年确定的赔偿款严重过低，当时不是上诉人签的协议，而是冯晚金签的，被上诉人也不清楚协议的内容。被上诉人在2020年起诉的时候才知道了2018年的协议书，被上诉人和冯晚金是二婚，冯晚金背着被上诉人签了协议并领取了补偿款。被拆迁的房屋是被上诉人父亲的房产，冯晚金无权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协议领取补偿；3、本案协议是村委和被上诉人签订的，高平市政府不是相对方。秦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交付原告合同约定的面积为85㎡的单元楼、10㎡的地下室（价值50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秦某系被告秦庄村委村民。2003年4月13日，高平市城市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原告秦某作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自己坐落于秦庄旧村的房屋（建筑面积22.55平方米）及附属设施等拆除，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1152.50元；同年5月4日，双方再次签订《房屋拆迁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自己坐落于秦庄旧村的房屋（建筑面积30.24平方米）及附属设施等拆除，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偿费4904.00元。之后，2013年10月25日，被告秦庄村委作为甲方、原告秦某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2003年长平街延伸拆除乙方的父亲秦三发的房屋2处计52.79平方米，拆除乙方准备盖房已安好的房基78㎡及其附属设施等共计付给补偿费计6056.5元整，事后乙方针对自己情况与其它拆迁户进行了对照，认为此事处理不当，多年来不断上访要求甲方对自己与其它户应同等对待给其安置房基一处；2013年在甲方与晋煜驾校签订的占地合同中，因交通要道需占用乙方坟地壹块，乙方拒绝迁坟，直接影响了该工程的顺利实施，而后提出要与以前遗留的问题一并解决，现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自找地方将其坟墓一次性迁出该地段内，不能影响交通。二、甲方在给村民解决单元楼住宅时给乙方无条件安置单元楼面积85㎡，地下室面积10㎡，单元楼、地下室面积大于以上面积时，大于部分乙方按照村民价格补足差价。地下室面积小于10㎡时甲方按照实际价格退还乙方小于部分价格。此协议为最终处理结果，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该协议书上有原告秦某及被告秦庄村委时任干部冯永林、秦元堆、李秋旺的签名，并加盖有被告秦庄村委的印章。现被告秦庄村委已在秦庄新村南修建起八幢单元楼，而原告秦某并未得到协议书中约定的单元楼及地下室，故诉讼在案。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有原告秦某及被告秦庄村委时任村委干部的签名，并加盖有被告秦庄村委的印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书》系有效合同。《协议书》中，原、被告对补偿的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且现被告秦庄村委也已在秦庄新村南修建起八幢单元楼，故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为原告安置面积为85㎡的单元楼，面积为10㎡的地下室。在单元楼、地下室面积大于以上面积时，大于部分原告应按照村民价格补足差价；在地下室面积小于10㎡时，被告应按照实际价格退还原告小于部分价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其修建于本村的单元楼中，为原告秦某安置面积为85㎡的单元楼，面积为10㎡的地下室（单元楼、地下室面积大于以上面积时，大于部分原告秦某按照村民价格补足差价；地下室面积小于10㎡时，被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按照实际价格退还原告秦某小于部分价格）。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00元，由被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双方当事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争议的2013年10月25日的《协议书》系上诉人秦庄村委与被上诉人秦某签订。从该协议书内容来看，村委同意在给村民解决单元楼住宅时给被上诉人无条件安置单元楼面积85㎡以及地下室面积10㎡，系村委为了达到占用被上诉人坟地保障晋煜驾校工程顺利施工的目的，向被上诉人所作的承诺。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安置单元楼作为迁坟条件，协商过程中虽然加入了2003年被上诉人继承所得房屋的拆迁补偿情况的因素，但协议目的并非村委为长平街延伸工程而签订。因此，上诉人主张高平市人民政府是本案补偿主体，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案涉《协议书》加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有时任村委领导签字，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诉人以协议书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讨论主张无效，但关于民主议定程序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法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上诉人该理由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案涉协议的相对方，均应受到协议书的约束。最后，上诉人主张2018年7月20日，被上诉人的丈夫冯晚金已经代被上诉人签字并领取了被上诉人继承所得房屋的补充补偿款。但2018年7月20日的协议书在本案诉争的协议书之后签订，上诉人在2018年的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对2013年协议进行变更或者取代，上诉人以2018年的协议书作为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冯晚金代其签订2018年的协议书并领取补偿款的行为系无权代理且不予追认，上诉人针对2018年的协议书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上诉人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秦庄村村民委员会已预交，由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秋萍审 判 员 李海霞审 判 员 李 然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洁书 记 员 王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