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08民初3267号 原告：徐助政，男，汉族，1982年9月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建，四川金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四川金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明烈，男，汉族，1967年9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 被告：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横丁字街13号1-1。 法定代表人：荣者阁，职务不详。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国，四川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泰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建材路506号附501号。 法定代表人：周庭贤，董事长。 被告：成都市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魏永忠，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前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潇，四川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前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佰洋，四川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助政与被告王明烈、四川省天幕装饰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幕公司）、四川泰发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发公司）、成都市呈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呈祥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助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正建、余玮，被告王明烈，被告天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国，被告泰发公司及被告呈祥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潇、宋佰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助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王明烈、天幕公司连带支付原告劳务款367,707.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以367,707.2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0日起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判决被告泰发公司、呈祥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5日原告同被告王明烈就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项目签订《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劳务班组承包合同》。合同载明：承包方式为单包劳务、合同单价为玻璃幕墙105元每平方、石材幕墙115元每平方、金属幕墙70元每平米。2019年3月9日原告同被告王明烈就呈祥总部基地项目达成结算：原告在呈祥总部基地项目产生劳务费2,165,707.2元；在施工过程中借支169万元。2019年4月底王明烈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原告10.3万元，王明烈现尚有367,707.2元未支付原告。2020年6月21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6561号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呈祥公司系呈祥总部基地发包方，被告泰发公司系呈祥总部基地总承包方，被告天幕公司系呈祥总部基地分包方，被告王明烈系挂靠天幕公司并为该司呈祥总部基地项目负责人；2018年9月28日呈祥总部基地经竣工验收合格，现泰发公司尚欠天幕公司工程款316,525.24元。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欠付款项未果，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王明烈辩称，所诉金额以我与原告徐助政进行结算为准；2、徐助政的工程款我应支付，所产生的利息、诉讼费用因呈祥公司完工至今没有给我办理结算，产生的费用应由呈祥公司承担。 被告天幕公司辩称，1、天幕公司与王明烈系挂靠关系，仅存在借用资质，不是非法转包、分包关系，故天幕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王明烈借用天幕公司资质与泰发公司签订的《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并未履行。该合同约定的完工时间经计算为2016年3月1日，但实际工程2017年9月1日才开工。再次开工时由王明烈与呈祥公司之间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就分项名称、计价规则、单价均作出了变更。专业分包合同与补充协议内容发生了实质性变更，与备案的合同完全不一致，且天幕公司并未授权王明烈签订，天幕公司在诉讼中得知后也未对王明烈的行为予以追认，王明烈属于无权代理，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王明烈承担。3、徐助政要求天幕公司连带支付工程款缺乏依据，天幕公司作为被挂靠方并无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如前所述，天幕公司从未收到泰发公司的工程款，也从未向泰发公司开具任何发票，双方并无任何经济往来。4、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签订的《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系无效合同。王明烈与天幕公司系挂靠关系，王明烈借用天幕公司资质与泰发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应属于无效。天幕公司处于朋友间的帮忙同意王明烈挂靠，并未收取任何管理费。而泰发公司作为分包人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在整个过程中，泰发公司均未向天幕公司支付过工程款。泰发公司在项目中作为呈祥公司的傀儡，在整个工程期间，呈祥公司也未向泰发公司支付过任何关于幕墙工程的工程款。关于幕墙的工程款均是由呈祥公司向王明烈个人支付。王明烈、天幕公司及泰发公司、呈祥公司四者之间属于通谋虚伪的行为，专业分包合同也应属无效。5、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为王明烈，王明烈将案涉工程从呈祥公司承包后转包给徐助政，双方的关系是劳务分包关系，天幕公司不应当作为案涉工程的被告。综上，请求驳回徐助政对天幕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泰发公司辩称，1、根据徐助政提供的证据，徐助政与王明烈签订劳务班组合同，其合同内容约定的是劳务单包。且通过徐助政提交的双方签订的结算清单，以及徐助政的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徐助政交付的是劳务行为的成果，那么其身份不是建工司法解释第43条解释中的实际施工人，而只是提供劳务的班组，无权依据建工司法解释第43条要求泰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根据6561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内容，呈祥公司是呈祥总部基地的发包方，泰发公司是该项目的总承包人，天幕公司是外墙装饰的专业分包人，王明烈与天幕公司是非法挂靠关系，故王明烈才是实际施工人。该判决书已认定了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公司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故泰发公司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对象是天幕公司，只有天幕公司能要求泰发公司就尚欠的工程款主张相关权利。徐助政与泰发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徐助政不能突破合同的相对性，直接要求总承包人承担欠付工程款的支付义务。3、徐助政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劳务班组的实际履行情况，其并未提交导致其诉讼请求真实性无法进行评判。4、在6561判决书中记载，泰发公司还欠天幕公司的31万余元的工程款，该判决书作出后，也积极与天幕公司进行沟通，要求其提供工程款的收款账户，但天幕公司拒绝提供相应收款账户和受领工程款。因天幕公司的拒绝行为，引发的相应后果由天幕公司承担。 被告呈祥公司辩称，1、对于泰发公司对实际施工人的陈述，我方认可。2、根据65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明烈为实际施工人，徐助政无权要求我方承担责任。3、我方已经按照与泰发公司的约定，将欠付的31万余元向泰发公司支付，泰发公司与呈祥公司就本案涉案工程款结算完毕。徐助政无权要求呈祥公司在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以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7年9月5日，王明烈（发包方，甲方）与徐助政（承包方，乙方）签订《劳务班组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A幢工程分包给乙方，承包方式为单包劳务，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240天；合同价款以实际收方结算，付款方式：无预付款，按月进度完成量的75%进行支付，每月24日乙方上报完成工程量以及相应资料文件，经甲方、监理、建设方审核，于甲方收到建设方支付工程款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按最终结算金额保留总工程款3%的质量保证金，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不计利息；违约责任：甲方违反本合同第六条的规定，不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甲方违约，甲方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拖欠合同价款的利息。 2019年3月9日，王明烈向徐助政出具《A栋＋D栋结算单》一份，载明隐框玻璃13,175.48㎡×105=1,383,425.40元；大板玻璃491.43㎡×60=29,485.80元；石材5,373.46㎡×115=617,947.90元；铝单板1,542.94㎡×70=108,005.80元；铝塑板990.03㎡×10=9,900.30元；水槽281.8m×40=11,272.00元；后加挑梁73.4m×50=3,670.00；百叶2,000.00元，合计2,165,707.20元，总共借支1,695,000元。同时注明：质保金按合同约定执行。 另查明，呈祥公司系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工程发包方，其与泰发公司于2012年10月15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该工程土建、水电安装、消防工程、总平、绿化发包给泰发公司施工。2015年6月28日，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签订《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以下简称《专业分包合同》），约定泰发公司将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给天幕公司。该合同由泰发公司和天幕公司盖章，并王明烈作为天幕公司项目负责人签字，案外人陈明作为泰发公司项目负责人签字。2017年9月1日，呈祥公司与天幕公司、王明烈签订《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呈祥公司将案涉工程的钢结构优化设计及施工，外墙装饰设计图纸及所有变更范围的施工，外墙施工土建需完善、改造、修补部分，层面工程、外围护墙、外墙保温工程专业分包给天幕公司。该合同落款处未有两公司盖章，但有案外人陈明、田亮在呈祥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王明烈在天幕公司处签名。同日，陈明、田亮与王明烈签订《关于成都龙潭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专业分包合同有关问题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约定开工日期、工程造价、发票及质量、安全方面的相应内容。落款处由陈明、田亮在呈祥公司经办人处签名，天幕公司处为王明烈签名。另，成都龙潭呈祥总部基地工程实际于2018年9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 2019年8月8日，泰发公司以其将前述项目外墙装饰分包给天幕公司，但其已经超额支付工程款为由起诉天幕公司，要求天幕公司退还多支付的工程款1,228,620.12元，同时主张王明烈系实际施工人及天幕公司的施工管理代理人，也应与天幕公司连带承担退还责任。该案中，泰发公司与王明烈均抗辩实际系王明烈直接与发包方呈祥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各方也举出了前述《专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等证据。该案经我院审理后，作出（2019）川0108民初656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656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呈祥总部基地外墙装饰工程系王明烈挂靠天幕工程承包的，王明烈作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其与天幕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应为无效；但是其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影响王明烈作为天幕公司负责人与泰发公司之间签定的《专业分包合同》的效力，故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专业分包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关于《补充协议》和《备忘录》，该判决认为，虽合同载明甲方为呈祥公司，落款处也有呈祥公司项目负责人田亮的签名，但是该合同亦有泰发公司陈明的签名，陈明也是《专业分包合同》的实际签订人，加之根据《备忘录》的内容明确该《补充协议》的合同相对人系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无证据证明系呈祥公司直接与天幕公司建立合同关系，故《补充协议》及《备忘录》应在泰发公司与天幕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依据前述认定以及各方关于工程款支付的举证质证，最终认定在现有证据能证明的范围内泰发公司仍需向天幕公司支付工程款316,525.24元，故判决对天幕公司主张退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案判决现已经生效。 本案庭审中，徐助政主张与其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天幕公司，故天幕公司应支付工程款；王明烈系天幕公司派驻现场的负责人，同时王明烈在合同上签字并与徐助政办理结算，并支付部分工程款，同意对欠付的工程款承担支付义务，构成债的加入。徐助政主张泰发公司在欠付天幕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理由为天幕公司怠于行使权利，徐助政行使代位权；呈祥公司作为发包方，应由其举证证据不欠付泰发公司工程款，否则应承担支付责任。 庭审中，王明烈与天幕公司对6561号民事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不认可，主张实际上王明烈与呈祥公司直接建立施工合同关系。王明烈举出合同外零星项目造价结算汇总表、与呈祥财务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银行流水、金牛区北雷剑租赁站转款凭证、电子回单、增值税发票等，拟证明呈祥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且并未结算。徐助政质证认为无法核实真实性，其并非当事人与其无关。天幕公司认可王明烈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认为王明烈与呈祥公司直接建立承包关系。泰发公司与呈祥公司对合同外零星项目造价结算汇总表、与呈祥财务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三性不予认可，对其他呈祥公司付款的证据，认为部分付款系个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即使呈祥公司付款也是约定由第三人履行，也不影响合同关系在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之间成立，王明烈系天幕公司负责人，支付给王明烈即视为付给天幕公司。另，泰发公司与呈祥公司对6561号民事判决书均予以认可，呈祥公司称其已经与泰发公司结算并支付完毕全部工程款，举出向泰发公司支付工程款的电子回单（转款316,525.24元）主张呈祥公司作为发包人已经履行完毕所有的工程款的支付义务，泰发公司付款予以认可。对于泰发公司尚欠天幕公司的工程款，泰发公司主张因天幕公司不提供账号，故无法支付。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身份信息，《劳务班组承包合同》《A栋+D栋结算单》《专业分包合同》《补充协议》《备忘录》、6561号民事判决书、电子银行回单，以及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关于王明烈、天幕公司、泰发公司、呈祥公司在呈祥总部基地项目施工中的关系，656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了审查及认定，且该判决已经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二款之规定，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王明烈、天幕公司、泰发公司、呈祥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以该判决认定为准。王明烈及天幕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其在本案所举的证据均在6561号案件中出示过，不能达到推翻生效判决的目的。对王明烈及天幕公司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65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内容，呈祥公司系呈祥总部基地项目发包方，泰发公司为总承包方，天幕公司与泰发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合同》，王明烈与天幕公司之间系挂靠关系。 关于向徐助政支付工程款的主体问题。徐助政与王明烈签订《劳务班组承包合同》，由王明烈为徐助政办理结算，徐助政也认可系王明烈个人向其支付工程款，故与徐助政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王明烈，应由王明烈向其支付剩余工程款。徐助政主张天幕公司系合同相对方，但其并未举出天幕公司授权王明烈签订合同或其有理由相信王明烈代表天幕公司的任何证据。且根据生效判决内容，王明烈系挂靠天幕公司承接外墙施工工程，双方并无代理关系。故本院对徐助政要求天幕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王明烈应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及利息问题。王明烈向徐助政出具的结算清单中明确了结算总金额及已借支的金额，结合徐助政自认收到现金103,000元，计算出王明烈尚未支付的劳务款为367,707.2元。对于利息问题，双方在《劳务班组承包合同》中约定了逾期支付工程款应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徐助政主张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息，因该3.85%标准并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本院按照该标准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劳务班组承包合同》约定付款时间为“甲方按最终结算金额保留总工程款3%的质量保证金，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故除质保金外的剩余工程款(302,735.98元）徐助政主张自签订结算单的次日即2019年3月10日起算，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质保金部分的利息，合同虽约定了质保金比例，但未明确质保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质保金的返还期限为自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两年，故本案质保金（2,165,707.20元×3%=64,971.22元）的利息应自竣工验收之日起满两年后的30个工作日之后起算，经计算为2020年11月14日。 关于泰发公司及呈祥公司的责任问题。徐助政主张要求泰发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为行使代位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根据本院前述认定，徐助政的债务人为王明烈，但根据65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与泰发公司建立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天幕公司，即泰发公司的债权人为天幕公司而并非王明烈，故徐助政作为王明烈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天幕公司的债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徐助政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呈祥公司的责任，呈祥公司虽为发包人，但在庭审中其与总包方泰发公司确认双方结算完毕，且工程款也已经支付完毕，徐助政要求呈祥公司在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八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明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徐助政支付劳务工程款（含质保金）367,707.2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计算：以302,735.98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64,971.22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二、驳回原告徐助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3,408元，由被告王明烈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赵静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张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