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82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炎枝，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广东艾科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鑫淼，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广东艾科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符晋，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贵群，广东瑞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谈，广东瑞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小丽，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贵群，广东瑞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谈，广东瑞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炎枝、刘鑫淼和上诉人符晋因相互之间以及被上诉人谢小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9民初7945号民事判决，上诉于本院。本院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审理，已审理终结。王炎枝、刘鑫淼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并支持两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两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提供了两上诉人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因符晋临时资金周转相互之间微信、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差额，即符晋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前后分别多次请求王炎枝无息向其转账，事后符晋也少有向上诉人返还部分转账记录。其一，王炎枝转给符晋的资金远远多于后者转给前者的资金。但前后的差额，均为王炎枝转出资金多于符晋转入资金，经结算相互之间的转出、转入的差额为239676元（该案有罗湖区法院受理的(2020)粤0303民初22576号资金返还纠纷一案的案卷材料及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该案有关材料以兹证实）。其二，相互之间的转出入性质无法界定。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互之间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差额239676元，其相互之间的性质和关系，无法确认是借贷关系，还是买卖关系，还是投资关系等，唯一能够确认的是王炎枝与符晋之间通过微信、支付宝的转账差额相差有239676元。一审庭前两被上诉人提交了该份罗湖法院有关资金返还纠纷诉前联调中的部分材料，庭中及庭后的代理词中两上诉人已明确说明因罗湖法院案件的资金返还无法定性及其关系，故应以资金返还纠纷予以确认。而本案因符晋在外负债累累，为了减轻还债、本金、利息等方面的负担，从2018年始多次向王炎枝通过现金、支付宝等方式借款（含本案18万元现金借款），另包括性质与关系不明的罗湖法院资金返还纠纷亦是如此。此外，符晋还包括其他不计其数的向第三方的个人、网贷、小额贷的借款数额及其事实。其三，借条明确为现金借款18万元。在由符晋向两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中，包括金额、性质、方式、署名、签印、时间等均是被上诉人亲笔所写所签，没有任何异议。其四，现金借款18万元证据确凿。两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证实本案中的现金借款属实，且与本案中提到的罗湖法院资金返还纠纷中的微信、支付宝转账的差额，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案由、不同关系的案件。在上诉人提交的借条、银行转账、聊条记录、录音、律师函、代理词，以及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关于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一案中有关微信、支付宝转账相互间的巨大差额可以证实，本案以现金形式出借的18万元民间借贷纠纷，其性质、案由、关系确定无疑，但罗湖法院的资金返还纠纷，其性质、案由、关系无法确定，其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两个不同的案件。但原审法院混淆视听，仅凭两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且无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的前提下判定并采纳罗湖法院另一案件中资金返还纠纷的微信、支付宝转账差额予以抵消，实为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的错误之举。从始至终，两上诉人与符晋之间都是现金与支付宝转账形成的借贷关系，都是明文以字据“借条”、“借款合同”等方式予以确认，而其他未通过字据“借条”、“借款合同”方式确认的均为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其五，主观臆断，极端片面，缺乏完整性。其中原判决书第4页第2段第12到15行明确载明“原告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除其本人陈述外，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将上述款项作为被告已还款从第一笔18万元中扣减”。原审中，两上诉人一直坚持的意见及客观事实为“现金是现金、转账是转账”的合法有理有据的事实主张，并坚持认为本案中的两笔“现金”借款18万元和17万元，与另外的罗湖法院所受理的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资金返还纠纷完全是两回事。故一直坚持认为并主张是两个案件，两个法律关系，理应由两个不同的法院处理，即本案的包括两个“现金”借款和两个支付宝转账的借款有直接整证据可以证实并相互印证，当由货币接受地一方的原告住所地即龙华法院管辖，而另一个两被上诉人提出的罗湖法院受理的性质、关系无法确定的资金返还纠纷，包括了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该案仅能由被告住所地即罗湖区法院管辖，合法有据。而一审中两被上诉人提交的罗湖法院案号（2020)粤0303民初22576号诉前联调收到的部分起诉材料及其受理案件通知书、缴款通知书、诉讼保全缴纳费用通知书、缴款通知书等可证实该事实。但原审法院通过双方举证、质证、陈述、调查、辩论可以证实并认定两被上诉人提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是罗湖法院审理资金返还纠纷前提下的转出、转入记录的差额，仍然予以认定并采信两被上诉人毫无事实根据与直接证据证实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并直接将其之后的微信、支付宝转账抵消18万元“现金”借款，实为毫无事实根据与直接证据支持的错误之举。其六，一审法院判决自相矛盾。在一审中，两上诉人的民间借贷包括了两个以字据“借条”形式形成的“现金”借款，其中一个标的额为“现金”借款18万元的（2020)粵0309民初7945号，另一个是标的额为“现金”借款17万元的（2020)粵0309民初7942号。尽管两被上诉人提供了与本案无关的罗湖法院受理的微信、支付宝转账的资金返还纠纷案件中的转账记录差额，原审法院仅仅将其抵消了18万元的“现金”借款，而另一个却没有据此相互抵消17万元的“现金”借款。故其本身认定的事实错误、性质认定错误、关系认定错误，导致最终判决结果错误。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第一，法律关系认定并适用错误。一审中，关于本案的性质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毫无异议，但对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并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混淆的做法实属错误。首先，本案中关于18万元的“现金”借款，确定无误，理应由两被上诉人返还。其次，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中，已经包括了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差额，而罗湖法院的资金返还纠纷与本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法律性质、法律案由，就该两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差额，理应由罗湖法院在资金返还纠纷中予以处理并作出相应的裁判。如若不然，原审法院的做法将混淆民间借贷与资金返还纠纷的法律关系，从而混淆包括其中的借贷、资金、数额等等，进而损害两上诉人的合法民间借贷债权。第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65条，《民诉解释》第90条、第91条、第108条，2020年05月01日生效并实施的《民诉证据规定》第2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承担的有关规定，两被上诉人应当就其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关于微信、支付宝转出、转入记录的资金差额，属于民间借贷性质、关系、案由，以及是用于清偿符晋“现金”借款与支付宝转账借款的诉求、事实主张及其反驳提供举证证实责任。两被上诉人提供的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差额，没有任何书面的或文字的直接证据证实该微信、支付宝转账是用于清偿王炎枝8万“现金”借款的转账。同时由两上诉人提供的且由符晋亲笔书写、签印的“现金”借款与支付宝转账借款，亦没有明确该4笔借款是对微信、支付宝转账的确认与汇总，更没有明确说明使用该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差额予以清偿、抵消之意，仅凭两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的变化无常的没有直接证据证实的口头陈述就予以直接采纳并认定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更缺乏事实根据以及由此以兹证实的直接证据。而原判决书第4页第2段第12到15行载明的“原告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除其本人陈述外，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将上述款项作为被告已还款从第一笔18万元中扣减”，即是对举证责任的本末倒置，该证明责任理应由作为两被上诉人举证予以证实，然而原审法院却将两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直接分配给了两上诉人的做法无法无理无据。依据最新的2020年05月01日生效实施的《民诉证据规定》，原2001年版的《民诉证据规定》第7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因该规定与2015年版的《民诉解释》第90条、第91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及其责任承担的规定明确抵牾，依据2015年版的《民诉解释》第90条、第91条，对于2被上诉人提出的“现金”借款与支付宝转账借款的借条、合同是对之前微信、支付宝转账的汇总、确认承担举证证实责任，以及对于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中2被上诉人提出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差额即是对“现金”借款与支付宝转账借款的清偿、结算，对此提供直接证据证实，或提供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以兹证实，但原审整个庭审过程中均未要求两被上诉人提供该证据证实，反而将该举证证实责任强加两上诉人身上，显然是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民诉证据规定》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及其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则适用错误，进而导致裁判内容错误，裁判结果显失公平。三、一审裁判结果显失公平。首先，一审中，两上诉人提供大量充分合法有效的直接证据及陈述佐证、证实的情况下，不采纳其主张，反而对于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两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与毫无事实根据及其直接证据证实的诉求、事实主张与反驳予以认定采信是于法无据的。其次，原审中，两被上诉人提供的另一罗湖法院受理的资金返还纠纷中，关于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的差额，原审法院不仅采信两被上诉人毫无事实根据与直接证据证实的事实主张，而且还仅仅只将其中符晋于2019年01月18日后通过微信、支付宝转回给王炎枝的转账记录予以扣除、抵消，却无视王炎枝通过微信、支付宝向符晋转出的大量的转账记录，导致2上诉人在18万元的“现金”借款中足足被强制无法无理无据的扣除、抵消了162300元。如此结果，对两上诉人的合法债权利益无疑造成重大损失。最后，关于诉讼费的支出，对于“现金”借款18万元，理应由两被上诉人依法承担，但因原审法院在毫无事实根据与直接证据证实的前提下强制无法无理无据的扣除、抵消两上诉人的合法民间借贷债权，已是重大损失，据此还要求两上诉人承担1880元的诉讼受理费，亦是无法无理无据的裁判行为。综上诉述，望贵院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本案直接证据与其他证据，以及《合同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关于公平诚信、民间借贷的有关规定，《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民诉证据规定》关于举证、质证、辩论、认证以及关于证据证明能力、证明效力、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依法判决两上诉人如上所请。符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符晋与被上诉人王炎枝之间现金借款180000元和170000元并未实际支付，该两笔现金借条所述的金额系双方支付宝、微信出借金额的一个汇总，一审法院认定王炎枝已实际交付大额35万元现金的事实错误（1）符晋未收取现金借条列明的180000元及170000元的现金，王炎枝作为出借人，对大额现金的交付事实证明应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以及“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书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但在庭审过程中，王炎枝并未对出借款项的具体取款时间、交付时间、交付地点等事实陈述及举证，王炎枝与符晋的交易习惯也是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往来达150多笔），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该35万大额现金是否交付？何时何地交付？款项来源是否能一一与现金借条的数额及交付时间对应？双方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是否是现金交付？等等，就径直以一张未被借款人符晋认可的现金借条，且符晋已对签署现金借条系对支付宝、微信往来汇总补签的合理说明后，仍认定符晋收取35万现金，实属事实认定错误。（2）符晋向王炎枝出具的3张借条（2019年1月18日的18万现金借条、2019年5月20日的17万现金借条以及2019年12月25日支付宝转账的4万借条）合计金额390000元是双方对支付宝、微信以转账形式出借金额的一个汇总。王炎枝于2020年2月11日13:41支付宝转账5000元时也备注“一共390000”；在与符晋微信聊天（详见符晋一审递交的证据一）时也表示“欠款39万，加上车3万5,加起来一共42.5万”；另外，双方微信聊天时，对符晋陈述的没有拿过现金，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王炎枝也并未否认；最终王炎枝就与符晋的资金借贷往来重复起诉至龙华法院及罗湖法院【案号为：(2020)粤0303民初X号】，也更加证实双方存在支付宝、微信往来借贷的交易习惯，这也是符晋认可双方存在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的借贷事实，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存在35万现金借贷事实的原因；以上这些事实皆能证实不存在现金交付，皆为支付宝微信借贷往来。（3）王炎枝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以及举证时，皆陈述自己是借条落款日期当天通过现金形式向符晋借款180000元及170000元，但在庭审中陈述的170000元又是分别于2019年5月13日现金支付10万、2019年5月13日现金支付7万（银行流水显示实际取现10万元），然后在2019年5月20日补签17万元现金借条，先暂且不论是否现金支付17万、18万给符晋，单从王炎枝庭审陈述的事实就与起诉状陈述的当天签借条给现金有出入，前后矛盾；王炎枝陈述18万的现金是在家中交付并当天出具借条，但17万的现金交付就采取隔个星期给10万、7万，再隔个星期补写借条，双方都是需要正常上班的人员，皆选择在星期一去做现金交割及现金借条补写，非常的不符合常理；另外，关于18万元现金的交付，王炎枝在2019年1月18日仅从工商银行取款10万元，剩余的8万，王炎枝陈述系家中本有的现金，但根据王炎枝当庭提供的那一页工商银行流水，余额从未超过14万元，取走10万的一两天后，余额仅剩695.73元；在如今网银、支付宝、微信转账盛行的情况下，家中存放8万元现金本就不合理，再加上王炎枝并未举证证明该8万现金的合法来源：即使王炎枝在现金借条的落款日期及周遭日期真有18万元、17万元现金的出借能力，具体的取款时间、交付时间却从未说明？甚至符晋借这:拓万元现金的用途何在？35万元现金是否皆交付符晋都未有确凿的证据证实。而且若借款人真有收取这35万大额现金，要求借款人出具收到现金的收条或者出具借到现金的借条才更符合常理和普遍人群的交易习惯，但目前王炎枝呈现的借条以及金额，很明显就是在拼凑、构造出的借款。据此，在王炎枝未具体陈述及充分举证已交付35万大额现金至符晋、被上诉人符晋否认收取现金并对出具现金借条已做出合理说明、且王炎枝同时又在罗湖法院就同一诉求重复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审查查明现金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双方真实的支付宝、微信借贷往来事实就直接认定符晋需偿还未收取过的35万元现金，属事实认定错误，也难以让上诉人信服。二、本案的适格主体为上诉人符晋与被上诉人王炎枝，双方2018年至2020年的资金往来（涉嫌高利贷）应整体结算，一审法院主观只扣减2019年1月18日之后的还款且认定为归还18万元现金借款的部分还款属事实认定不清，未有任何法律依据。在一审庭审中，王炎枝诉求的四笔借贷，陈述皆系与符晋发生借贷往来，之所以18万元、4万元的借条写的是刘鑫淼，仅是因为王炎枝要求符晋写借条时，未有身份证在身边，就把刘鑫淼作为出借人了：写借条时列出借人从来就无需身份证，王炎枝一方陈述太过荒谬，但这也更加证实王炎枝虚构借条的用心。同时，符晋在一审庭审也陈述认可借贷往来的对象是王炎枝，但一审法院却仍然罔顾事实，将刘鑫淼认定为出借人，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符晋为还原双方借贷往来的事实，将2018年至2020年双方存在的支付宝、微信转账往来全部递交一审法庭，以便一审法庭查明事实。事实上，上诉人符晋因资金困难，从2018年开始，多次从微信、支付宝向王炎枝借款周转，有借有还，且根据当时王炎枝口头陈述的利息及核对相关数据，王炎枝很多出借的款项存在砍头息、收取高额利息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2018年整年符晋出借的金额会高于归还王炎枝金额的原因（差额高达5、6万），王炎枝在2018年8月19日出借2018年最后一笔7000元当天，与符晋支付宝聊天时表述“共欠我32500元”，但符晋在2018年8月19日至2018年9月27日累计还款74000元的原因。王炎枝在与符晋于2018年至2020年的整个借贷往来过程中，虽然没有书面明确过符晋应按什么标准支付利息，基于信任，符晋也放心由王炎枝自行核算，但现根据符晋庭审后仔细对账及回忆，王炎枝却实实在在再向符晋收取着高额利息，虽然符晋陷入错误认识在同一天给王炎枝补签了所谓的18万、17万备注为现金的借条，但并不排除该35万元为双方高额利息的产物。另，双方皆未在一审明确2018年、2019年、2020年符晋偿还的金额具体属于偿还哪一笔借款，一审法院主观的从2019年1月18日之后的还款汇总出162300元，并认作为偿还180000元的现金借款属事实认定不清。符晋因对王炎枝的信任，故一直未详细具体的与王炎枝整体对账，全由王炎枝一人在具体核算，故很难理清归还的款项到底是在偿还哪一笔借款；在王炎枝一方也未举证到底在偿付哪一笔的情况下，应从疑点有利于一审被告符晋的原则，将2019年9月20日之后偿还的106500元优先偿还需支付高额逾期付款违约金的35000元（于2019年3月18日签署借款合同）及需于2020年1月23日之前归还的40000元这两笔借款。三、案涉纠纷（共42.5万元）系王炎枝与符晋的借贷往来纠纷，只有将双方所有的借贷往来资金整体核算出来，才能还原案件事实及依法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否则皆不能体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法基本原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出借人为王炎枝及刘鑫淼，属出借主体认定错误；认定上诉人符晋实际收取了现金借款180000元，并主观扣减还款属事实认定错误且事实认定不清，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王炎枝、刘鑫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两被告向两原告返还借款180000元；2.判决二被告向二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合计13500元（借款18000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1月19日到起诉之日暂计利息为13500元，全部利息计算至二被告实际全部返还原告本息为止）；3.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是母子关系，两被告是夫妻关系（于2020年2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符晋曾多次向原告借款，于2019年先后出具3份借条、1份借款合同，均未约定利息。具体情况分别为：2019年1月18日出具借条，约定被告符晋向二原告借款180000元（现金），未约定借款期限；2019年3月18日出具借款合同，约定被告符晋向原告王炎枝借款35000元，借款期限为2019年3月20日至2019年9月20日，同时被告将其一辆车牌号为粤Ｂ×××××的小汽车抵押给原告，该款项于同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2019年5月20日出具借条，约定被告符晋向原告王炎枝借款170000元（现金），未约定借款期限；2019年12月25日出具借条，约定被告符晋向二原告借款40000元，约定于2020年1月23日前还款，该款项于当日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原告王炎枝与被告符晋确认所有款项均为其向原告王炎枝所借，认为未向原告刘鑫淼借款，但借条载明被告向刘鑫淼借款，应认定二原告为共同借款人。关于2019年1月18日之后的还款情况：支付宝转账：2019年2月6日归还6500元，2月26日归还3000元，3月8日归还2000元，5月4日归还10000元，5月31日归还10000元，7月15日归还10000元，8月30日归还5000元，9月3日归还7000元，9月25日归还6000元，10月2日归还10000元，11月5日归还12500元，11月29日归还6500元，12月5日归还10000元，2020年1月8日归还10000元，2020年1月23日归还20000元，2020年3月23日归还12500元，2020年4月5日归还11000元，2020年4月10日归还8000元。微信转账：2019年8月8日归还1500元，2019年9月16日归还800元。合计1623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提交的借条、借款合同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符晋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被告之间借款180000元和170000元是否实际支付的问题。被告虽否认收到相应现金，但认为借条系确认此前发生的借款（未出具借条）；原告坚持认为其应被告要求现金支付借款，为保留借款证据要求被告书写了借条，并注明现金；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被告符晋出具的借条，与其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被告符晋虽抗辩认为未收到现金，但其出具借条的理由是确认之前的借款，也未否认借款本身的真实性，故法院对被告所持未实际收到相关借款的主张不予采纳。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本案证据，对原告向被告符晋实际借出款项425000元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根据被告符晋提交的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经法院计算得出，自2019年1月18日后，被告符晋共向原告还款162300元，原告认可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除其本人陈述外，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将上述款项作为被告已还款从第一笔借款180000元中扣减，第一笔借款尚欠17700元未还，此后三笔借款均未归还，已构成违约，故对本案中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第一笔借款177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逾期利息，被告于2020年4月22日收到原告的律师函，应于2020年4月27日前偿还借款，故法院依法将原告主张的逾期利息起算点调整为2020年4月28日，以17700元为基数计算。关于被告谢小丽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二被告结婚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借款发生在二被告结婚之前，且被告二未承诺还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谢小丽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符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炎枝、刘鑫淼借款17700元及逾期利息（以177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20年4月2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85元，由原告负担1880元，由被告符晋负担205元。本院确认一审查明事实。二审中，符晋称出具三份借条和借款合同的原因是其与王炎枝对双方转账往来的汇总。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款项是否已实际支付。本案的借款有符晋出具的《借条》确认，“借条”通常含义为收到借款金额而出具给出借人的收据，故《借条》的本身可以证明收到相应的金额，并且可以证明双方是基于借款关系而支付和收取相应的款项。符晋虽然否认收到相应的款项，但确认双方之间有多笔包括支付宝和微信的方式的转账，并称出具《借条》的原因是双方对转账往来的汇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会因多种原因发生转账往来或者现钞往来，转账的本身或者现钞交付的本身并不能证明款项交付的原因。但当当事人以书面的形式确认款项往来的性质时，应当按当事人的书面证据认定款项的性质。符晋出具书面的《借条》确认了收款，并确认了款项属借款的性质，故一审认定本案的借款实际已交付，并无不当。借条载明出借人为刘鑫淼，故可以认定刘鑫淼为出借人；而符晋和王炎枝均确认借款发生在双方之间，故一审认定王炎枝和刘鑫淼为共同出借人，并无不当。关于还款。符晋出具借条之后，分多笔转账给王炎枝162300元，在无相反的证据时，应当认定为归还本案的借款。王炎枝和刘鑫淼未能证明双方约定上述款项是用于其他用途、非归还本案借款的款项，故一审认定为归还本案的款项，并无不当。综上，各上诉人的上诉均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12.5元，由上诉人王炎枝、刘鑫淼负担4170元（该款上诉人王炎枝、刘鑫淼已预交）；由上诉人符晋负担242.50元（该款上诉人符晋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陈 嘉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