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4民终14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艳霞，女，198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29××××××××××××。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男，195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12××××××××××××。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爱英，女，195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12××××××××××××。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美辰，女，2007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11××××××××××××423。法定代理人：罗艳霞，女，198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29××××××××××××149，系刘美辰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颖，女，2013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11××××××××××××。法定代理人：罗艳霞，女，198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遂平县×××××××××××××××，公民身份号码：429××××××××××××149，系刘思颖母亲。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贤笑岩，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湘，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103室12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法定代表人：朱泽涛，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作伟，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因与被上诉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0）粤0402民初14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2.依法改判确认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之间自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16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由滴滴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建立的社会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滴滴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单位，符合劳动用工主体资格，刘继伟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滴滴公司的统一管理下承担专车服务工作，滴滴公司按时向刘继伟提供劳动报酬，上述事实符合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劳动者主体资格的要求。2.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刘继伟在与滴滴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人身从属性”。具体体现在需要服从用工单位的任务指派和分配，需要遵守规定的工作时间安排，需要亲自去做用工单位指派的工作而不得委托他人代理，工作未完成不可以随意离开，还要接受用工单位的检查、考核，甚至违反规章制度接受单位的处分。这种“人身从属性”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自愿服从用工单位分配的一种表现，也是对单位某种程度的服从，因而能由此确定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滴滴公司制定的《安全指导手册》《认证司机服务标准》等规章制度适用于刘继伟等专车司机，且刘继伟所从事的专车运营业务比起快车运营业务对劳动者的要求更加规范和严格，如司机服务分必须在4.85分以上，需满足“三净”黄金标准，包括全程静音、人车无异味、车辆干净无杂物，满足基本条件后，司机还需要进行线下验车，面试合格之后再进行培训和考核，要求刘继伟等专车司机上班时间统一着装、车内标配3瓶水（来自滴滴公司指定的物料领取地点）等标准均可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人身从属性”。刘继伟与滴滴公司的关系还存在“经济从属性”，如网约车收入是专车驾驶员的全部收入来源，但是他们又不能得到除车费分成以外的其他经济保障。刘继伟从事滴滴公司安排的有报酬、长期且稳定的工作，生前月均工资为10102元(200700元/596日×30日)，从事专车司机工作是其收入的固定、唯一来源，维持日常生活开支，亦是该六口之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刘继伟始终作为用人单位中的一份子，在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这段时间，接受单位的实际管理。不仅如此，滴滴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也对作为劳动者的刘继伟进行了严格的约束，有些情况下还要适应用人单位的特殊文化，如穿着符合滴滴公司规定的工作服、佩戴企业的标志等，而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劳动者也需要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根据滴滴公司制作的《认可司机服务标准》，对劳动者的个人仪表、司机的车限、车内的内饰等进行了管理，并且要求劳动者在正式成为专车司机前进行培训，由滴滴公司派遣的人员在珠海酒店进行培训，包括车辆车型和租赁公司也均由滴滴公司指定。可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组织从属性”。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滴滴专车”司机需要统一着装、按时刷脸报道、接受培训、每周在线时长必须超过一定时间、接单后如果迟到或在服务过程中被投诉依然会受到滴滴公司的处罚，且每完成一单，滴滴公司都要从中抽成，费用由乘客直接向平台支付，不允许线下私自收费，严禁线下交易，如果线下交易会对司机进行相应的处罚。乘客支付费用后，平台按照相关约定与刘继伟进行结算。司机可以随时提取费用，根据刘继伟的提现记录，其每周提取费用有固定的提取时间，即每周二工作时间可以提取。按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工资可以按月、周、日支付，滴滴公司限定了工资支付时间，符合劳动关系的典型特征。滴滴公司还为专车司机定制了很多奖惩制度和保险保障方案。此外，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综上所述，刘继伟在滴滴公司处工作，且因公身故，滴滴公司否认与刘继伟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为维护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二审法院，望判如所请。滴滴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请求没有合理依据，应予驳回。一、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上诉观点与仲裁、一审阶段的陈述内容相同。滴滴公司的观点与之前的答辩意见一致。本案是新产业形态下的新型产业关系，目前的法律法规允许双方及多方存在多种形式的，包括劳动关系、民事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在内的合作形式，本案中，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明确界定双方为民事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二、从事实角度，本案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1.滴滴公司不存在对平台司机进行招录、培训、人事管理的行为，网约车司机首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政策的要求取得从业资格，之后再自行选择加入平台。根据各平台的具体要求，注册账号，提供符合法规要求的车辆，期间所有的行为均是自主可控的，包括在合作过程中何时上线接单，接多少单，何时下线均由网约车司机自主约定。2.滴滴公司的网约车平台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需要起到对网约车司机一定的监管要求，如：开展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培训和日常教育，这些行为是滴滴公司履行法定义务的应有之意，而非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所称的人事管理行为。法律法规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是基于维护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维护乘客权益的必然措施，如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提及的网约车司机在上线平台软件时需进行人脸识别，此行为正是滴滴公司履行以上法定义务的措施，目的在于保证上线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即确保是取得网约车资格，并在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的司机，如果不这样做，很可能会出现注册司机与提供服务的司机不一致的情况，这样游离于监管之外的行为是行政部门所不允许的，对于用车乘客而言也是重大的安全隐患。3.网约车司机并非以提供劳动为基础从滴滴公司获得固定的报酬。如前所述，网约车司机可以自行决定用车服务的时长，以及何时上线提供服务，何时下线终止服务，相对应的，其所获得的服务对价也是对应其提供的时长出现浮动，这种变动，滴滴公司不能干涉也不会对其工作进行考核，并与其报酬相挂钩。4.网约车司机从事用车服务的车辆均是其自行提供，车内的保险也是由其自行解决，即其提供服务所使用的工具也非来源于滴滴公司。综上，双方的关系是民事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与劳动关系存在很多区别。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请求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之间自2017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16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本案诉讼费由滴滴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继伟于2017年6月30日在滴滴公司平台注册，使用车辆为粤C×××××号黑色轿车。2018年4月28日，刘继伟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2019年2月16日上午，刘继伟在其驾驶的粤C×××××号车内突发疾病死亡。刘继伟的滴滴平台账号显示刘继伟在滴滴公司网络平台累计完成3518单，累计收入20.07万元。滴滴公司与刘继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滴滴公司主张其没有招录过司机，符合相关条件的个人均可以下载滴滴公司APP自行注册申请成为滴滴公司网络平台的司机。滴滴公司提交的“滴滴车主”APP中《专快车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第二条约定：“服务合作费用您同意我司按照不时更新的费用结算标准向您因上述合作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结算。”第五条约定:“司机违约责任所有网约车司机都必须按照约定的服务标准向乘客提供服务，如果出现服务驾驶员或服务车辆与注册信息不一致、驾驶员中途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驾驶员违规收费、驾驶员对投诉其服务质量或对其服务做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等违约情形，不论乘客是否产生投诉，司机都应当按照《网约车司机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我司有权视违约情形终止与网约车司机的合作。由于司机的违约行为导致我司遭受的任何损失，我司有权向司机要求全额赔偿。”第六条约定：“取消、取消率违约责任司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接单后爽约，任何情形下，司机都不得拒绝服务或诱导、迫使乘客取消订单。此类现象统一定义为‘成交后取消’，司机同意并授权我司对成交后取消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应监测，构成违约的，司机须依照《取消/取消率违约责任条款》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司机不同意该条款，则不能以网约车司机的身份通过应用程序接单或向乘客提供服务。”第八条约定：“承诺与保证……(二）您使用的车辆满足如下车型等级标准：行驶里程：10万公里以内；车龄：车辆使用年限8年以内；车辆淘汰标准：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或车辆使用年限达到8年（车辆使用年限以车辆登记注册日期为准）。服务期间车辆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足额投保保险……”。第九条约定:“特别约定……本协议正文及其附件受《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约束。我司与所有提供网约车服务的司机仅存在挂靠合作关系，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劳动关系，不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对于《专快车服务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协议是由滴滴公司方单方制定的，未与刘继伟进行平等协商，不符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特征。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主张滴滴公司制定的《安全指导手册》《认证司机服务标准》等规章制度适用于刘继伟等专车司机，且专车运营业务比起快车等其他运营业务而言对司机要求更加规范和严格，虽然对于工作时间没有特别规定，但每天需要打卡上传照片，检查车辆的卫生情况、车容车况和司机的着装情况。同时，专车司机接单是由公司直接派单，司机不能拒绝，如果取消接单或者是拒绝接单就会扣服务分，后续接单会降低派单的频率，故滴滴公司与刘继伟之间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此外，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还主张刘继伟完成订单后的收入必须在指定时间即每周二提取，不能实现实时或是随时提取，该情况符合劳动法关于按日、按周、按月发放工资的相关规定，故刘继伟所领取的是劳动报酬而并非是乘客直接支付给刘继伟的车程费。刘继伟从事滴滴公司安排的有报酬、长期且稳定的工作，其提供的劳动属于滴滴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故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滴滴公司主张，滴滴公司没有对网络平台司机设定工作时间、时长等硬性要求，司机何时登录程序上线接单、何时退出程序可以自主决定。司机上线时，滴滴公司会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实名核验确保是符合暂行规定中要求的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但并不是工作管理和考核。司机登录平台后可以自行选择接单的模式，有指派模式（系统派单）和清单模式（抢单），司机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切换，因此不存在由系统强制派单的情况。此外，滴滴公司对于每周二系统提现的情况进行了说明，称扣除平台特定比例信息服务费后，司机享有从账户中提取用户支付的剩余车费余额的权限，但司机端不同等级账户余额提取权限不同，只有高等级账户才能每日提取余额，刘继伟的账户为一般账户，只能在固定周期提取，但提取比例和金额由其自行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的问题。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继伟系自行申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自行购买车辆和保险，并在“滴滴车主”APP上注册成为专快车司机。虽然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主张车辆系根据滴滴公司的要求在指定车行购买特定车型，并经过滴滴公司委托的第三方检验和入职培训，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根据滴滴公司提供的《专快车服务协议》中第八条约定，滴滴公司对于注册的专快车司机没有要求其在指定地点购买车辆方能入职，司机自行提供的车辆只要满足关于车龄、投保要求、卫生条件等即可申请注册，因此滴滴公司除平台信息服务外未向刘继伟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也未将购买指定车辆、接受培训等作为招录条件和入职流程。其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一致，并将驾驶员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记录驾驶员、约车人在其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内容、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订单日志、上网日志、网上交易日志、行驶轨迹日志等数据并备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粤高法发[2018]2号）第二条规定，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原则上按约定处理。如双方属于自负盈亏的承包关系或已订立经营合同、投资合同等，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的，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在“滴滴车主”APP进行注册时，由司机一方所勾选确认的《专快车服务协议》中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的内容均显示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为挂靠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符合上述部门规章规定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三，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虽主张滴滴公司通过上传照片对刘继伟进行了驾驶人员考勤、日常着装和车辆外观管理，并按滴滴公司制定的相关规则接单和接受服务评价，但结合网约车行业特点，滴滴公司的上述要求是网约车平台为保障服务安全和质量而对网约车司机提供服务的统一规范，应视为滴滴公司依照双方签订的《专快车服务协议》对挂靠合作方提出的履约要求及标准，而非用工管理。事实上，刘继伟的接单和上线时间均可由其自行安排，即便刘继伟选择平台派单模式，其在完成订单后可随时退出软件或变更接单模式，故该情况不应视为滴滴公司对其的劳动管理。此外，虽然刘继伟每周二从滴滴公司平台提取款项，但每周提取一次的权限并非为滴滴公司按周期发放工资的表现，刘继伟对于提取款项的数额和方式均可自行掌握，故刘继伟获取报酬的方式亦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工资的特征。综上，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本案中亦没有证据显示滴滴公司对刘继伟进行用工和劳动管理、发放工资的情形，一审法院对于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参照原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刘继伟在案涉滴滴公司网络平台接单从事专车司机服务，根据接到的业务订单向下单客户提供专车服务，刘继伟可自行决定是否及何时登录滴滴公司网络平台软件接单，也可自行选择切换订单模式，或者退出登录，刘继伟的工作实际完全由其自行安排。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虽主张滴滴公司专车司机需要统一着装、按时刷脸报道、接受培训、接单后迟到或在服务过程中被投诉会受到滴滴公司处罚以及禁止线下交易等，但结合网约车行业特点，这是滴滴公司为保证服务质量而对网约车司机提供的服务进行规范，应视为滴滴公司对网约车司机提出的履约要求及标准，达不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施劳动管理的程度。刘继伟从滴滴公司获取的报酬，系根据其自主选择的接单量来确定，刘继伟虽然只能在每周二从平台提取报酬，但是否提取及提取的金额均由其自行决定，不能据此认定刘继伟与滴滴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主张刘继伟与滴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罗艳霞、刘春、张爱英、刘思颖、刘美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刘秋萍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