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71民初3123号原告：东莞市宇泽纸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225X。法定代表人：刘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祖，广东鹏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红玉，女，员工（又系股东）。被告：惠州市天香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欣集团内一区皓钧第十一栋厂房2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3MA523P678W。法定代表人：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颜，北京市安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宇泽纸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惠州市天香家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莞市宇泽纸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祖、赵红玉，被告惠州市天香家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素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27390.46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段计算，2019年11月30日的送货单金额86052.13元自2019年12月31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21年1月19日利息为3485元；2020年5月28日的送货单金额141338.33元自2020年6月29日起计算，暂计算至2021年1月19日利息为298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放弃一部分利息的主张，仅要求全部货款均自起诉之日即2021年1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期间发生业务，被告向原告购买纸箱产品。双方的交易的基本流程是：被告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原告，随后被告通过微信、打电话等形式向原告表示想购买纸箱产品，并签订书面购销合同，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即货到后30天内付款。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生产并送货给被告，被告收到货物后在送货单上签字，原告已经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但是被告并没有按照约定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是有依据的。被告辩称，一、原、被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原告的股东赵红玉私下联系被告的会计公司制作的，且从原告实际供货之后才签订合同及送货单亦可以看出；二、本案实际是原告与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被告不是适格主体；三、原告为实现自身债权，伪造证据，虚假陈述，应予处罚；四、被告的业务介绍人员于本军于2020年9月29日及7月29日委托了张杰向原告的股东赵红玉支付了两笔款项25000元及59000元，无论本案的相对方是谁，本案的款项中应扣除前述两笔款项。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于本军系被告的业务介绍人员，其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双方组建了一个含案外人于本军及原告的股东赵红玉在内的六人微信群，通过该群向原告下单，原告按指示送货，主要是送至案外人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送货之后，原告的股东赵红玉通过微信分三批向案外人丁力力（微信号为“灯蕾蕾”）发送了对账单进行对账。第一批为2019年10月对账单，发送时间为2019年11月9日，对账单载明客户“百家惠家具厂”、“腾飞家具厂”、“晓芳外贸家具厂”分别产生货款4739.35元、6707.23元、25739.96元。第二批为2019年11月、12月及2020年3月对账单，发送时间为2020年6月3日，其中2019年11月份对账单载明客户“晓芳外贸家具厂”、“大树家具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穗安宝家具”分别产生货款25227.97元、25295.03元、9976.73元；2019年12月份对账单载明客户“灵点家具有限公司”、“惠洲秋长”各产生货款33967.06元、16880.37元；2020年3月对账单载明客户“中元智能家具有限公司”产生货款33133.48元。第三批为2020年4月、5月对账单，发送时间为2020年6月1日,其中2020年4月对账单载明客户“中元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皓阳家具有限公司”分别产生货款58168.05元、38016.49元；2020年5月对账单载明客户“灵点家具有限公司”、“中元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分别产生货款7723.08元、63317.18元。原告的股东赵红玉与案外人丁力力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红玉已于2020年1月7日将第二批对账单统计的货款总金额发送给案外人丁力力确认，赵红玉发送：“要确认下开票的了，马上要放假了”，丁力力回复：“开票”。被告于2019年12月26日通过其公司账户向原告支付了第一批对账单的货款37186.54元，原告向被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外人张杰于2020年7月29日、2020年9月29日向原告股东赵红玉转账了25000元、59000元用于支付货款。原告经核算认为被告尚余第二批、第三批对账单货款共计227390.46元未支付，并制作了两份《购销合同》及与购销合同金额相对应的两张送货单邮寄给被告会计公司的工作人员，该两份购销合同显示的货款总额为227390.46元，被告会计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前述购销合同及送货单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并邮寄给了原告。原告于2020年12月21日开具了抬头为被告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三张发票的总金额亦为227390.46元。原告股东赵红玉多次通过微信向案外人于本军催促货款。以上事实，原、被告均予以确认，本院亦予以确认。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是否为被告，本院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及庭审情况，认定案涉买卖合同的交易相对方为被告，理由如下：一、案外人于本军系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交易。被告确认案外人于本军系其销售代表，且确认已经完成的第一批对账单所涉及交易系被告与原告之间发生的，即，被告确认案外人于本军代表其完成了案涉第一批对账单所涉及的交易。原告有理由相信案外人于本军有权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第二批、第三批对账单所涉及的交易，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明知案外人于本军已无权代表被告还与其发生交易，即便于本军已无代理权限，亦构成表见代理。又，原告主张案外人于本军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于某1系兄弟关系，虽未有证据予以证明，但该两人的名字仅一字之差，其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被告提交了案外人于本军的证人证言，主张于本军亦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系送货给江西中元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即便前述证人证言系案外人于本军真实出具，因其与被告具有利害关系，对于该证明内容本院亦不予采信。二、案涉交易均系由被告与原告进行对账。第一批对账单是原告的股东赵红玉与案外人丁力力通过微信进行对账的，双方2019年11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赵红玉发送：“你好，第一批的对账单下午我发给你，开票资料有空发一下，谢了”，丁力力回复：“好的”，并向赵红玉发送了被告的营业执照照片。第二批、第三批对账单亦系原告的股东赵红玉通过微信发送给案外人丁力力进行对账，案外人丁力力在第一批对账单所涉及的交易中代表被告与原告进行对账，且向原告发送了被告的营业执照，在被告未能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丁力力亦能代表被告与其进行第二批、第三批对账，故对于被告提出的丁力力为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系代表该公司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即便案外人丁力力系受案外人于本军的指示与原告进行对账，因案外人于本军系代表被告，该对账的效力亦及于被告。三、案涉交易均由被告指示原告送货。第一批的对账单显示货物分别送给了客户“百家惠家具厂”、“腾飞家具厂”、“晓芳外贸家具厂”，由此可见，第一批对账单所涉及的交易系由原告按被告的指示进行送货。第二批、第三批对账单显示的客户为“晓芳外贸家具厂”、“大树家具有限公司”、“江西省赣州市穗安宝家具”、“中元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皓阳家具有限公司”等也并非被告，且由原告的股东赵红玉与案外人丁力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知，原告系按被告的指示送货至不同的客户，如2019年10月11日，丁力力向赵红玉发送：“纸箱是先送晓芳还是灵点呢？”，赵红玉回复：“晓芳和灵点一起”，丁力力回复：“我是说到江西那边是先去灵点还是晓芳呢？”，赵红玉回复：“应该是灵点，我看下路”。故原告关于案涉交易均由被告按原告的指示进行送货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四、案涉交易已支付的货款均由被告支付。被告通过其公司账户向原告支付了第一批对账单所载明的货款。且第二批对账单中的货款，由案外人张杰支付了84000元，又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案外人张杰为被告的股东，虽被告主张案外人张杰系受案外人于本军的指示向原告付款，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又从被告对账的情况来看，原告主张张杰系代表被告向原告付款，本院予以采信。五、从案涉《购销合同》及与之对应的送货单来看。原告主张因送货是按被告指示送给不同的客户比较混乱，所以在交易发生之后补充制作了相对方为被告的案涉两份购销合同及与该两份购销合同相对应的送货单。被告确认前述购销合同及送货单上其公章的真实性，但主张该购销合同及送货单系原告股东赵红玉私下联系被告会计公司人员盖章的，为虚假证据，并提交了原告股东赵红玉私下联系被告会计公司人员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前述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12月23日赵红玉向被告会计公司人员发送：“我是宇泽纸品”，还向其发送了邮寄地址，对方回复：“好的，过几天寄给你哦，公章现在不在这里”。被告的会计公司人员保管被告的公章，其系受被告的委托为被告服务，其加盖公章时理应经过了被告的同意，在未有证据证明被告会计公司人员系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在前述购销合同及送货单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其加盖公章亦表明被告对货款总额227390.46元予以确认。原告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被告，由于被告不支付货款并主张交易相对方为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故申请追加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被告查明案件事实。因原告明确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否认与其发生了交易不同意支付案涉货款，且其提交的证据又足以证明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非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江西中元智能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仅是被告指示原告送货的客户之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权利与义务仅应限定于合同的相对方之间，故为减少诉累，对于原告追加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按被告的指示履行了送货义务并发送了对账单进行对账，被告的对账人员丁力力未对货款总额提出异议，虽案涉购销合同是在案涉交易发生之后补充制作，但被告在案涉购销合同上盖章，亦表明其对货款总额227390.46元进行了确认，且从原告的送货总额及被告的付款情况来看，案外人张杰转账的84000元已进行了扣减，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货款227390.46元，本院予以支持。案涉购销合同约定货款为月结，亦能表示双方对于付款方式进行了事后约定，案涉货款均发生于2020年5月之前，被告应按约定于2020年6月之前付款，被告拖欠货款，原告主张利息，该利息实际为逾期付款违约金性质，双方未对逾期付款违约金存在约定，原告主张全部货款均自起诉之日2021年1月20日起开始计算违约金，该起算点有利于被告，且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主张为违约金，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惠州市天香家具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东莞市宇泽纸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27390.4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27390.46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403.93元、保全费1689.29元，共计4093.2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惠州市天香家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兰 叶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饶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