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6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晓波，男，1975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虎，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吉林，女，197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波，男，197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洋，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贵凤，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晓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吉林、邓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20）川0105民初114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邱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虎，被上诉人周吉林、邓波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钊洋、余贵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晓波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四项，确认第一至第三项判决确认的债务（即债务本金640000元及其利息、罚息、律师费55000元、保全保险费1700元）为周吉林、邓波夫妻共同负债，周吉林、邓波应共同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周吉林、邓波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不支持被上诉人邓波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理由主要是借款金额较大，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以及因为借款金额较大，又是以周吉林个人名义借款，所以应由邱晓波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认真审查本案证据，没有注意到已有证据足以证明案涉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理由如下：其一，周吉林向邱晓波借款第一笔发生在2017年5月17日，最后一笔发生在2019年6月1日，持续时间两年多，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80000元，金额最小的一笔是8000元，共17笔，显然案涉借款是较长时间多笔小额借款累积而成较大金额；其二，邓波在一审中辩称没有为夫妻共同生活举债的必要，从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案涉借款发生期间，邓波与周吉林并未购置房屋、车辆等贵重物品，也无重大医疗支出等。邓波所作陈述完全罔顾事实，故意将借款持续时间缩短，向法庭作虚假陈述，因此邱晓波有充分理由相信邓波、周吉林在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使用邱晓波的出借资金从事了家庭购置资产或共同对外投的行为；其三，周吉林在一审中举证证明所借款项用于归还网络贷款和弥补其父母所经营的安通公司亏空，邓波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员工，安通公司从事的业务包含通信工程，实际也承揽通信工程，而邓波系国有电信公司员工，即使如周吉林所称其借款主要用于弥补安通公司亏损，综合上述情况，邓波利用职务便利和行为内积累的人脉关系开展家族式合伙经营的事实昭然若揭，案涉借款也是用于家庭共同对外投资经营；其四，从周吉林的银行交易流水来看，其不仅没有将借款用于弥补安通公司亏空，反而从安通公司获取了利益，证明周吉林、邓波与周吉林父母合伙经营企业并从中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即使如周吉林所称借款用于偿还网络贷款，而网络贷款要么用于家庭日常开支，要么用于经营活动，也能证明借款最终用于了家庭。2．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邓波与周吉林系协议离婚，二人的离婚协议显然不属于邱晓波能够掌握的，一审法院未责令邓波、周吉林当庭出示，反而不适当的扩大邱晓波的举证责任，对能够查明的事实不去查明，有违法院应中立裁判的法律定位。3．一审判决滥用自由裁量权，枉顾事实，裁判结果严重背离法律价值和社会伦理。当前社会诚信缺失，债务人利用亲属关系或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以恶意逃避债务的现象下分普遍。一审法院不仅不对邓波、周吉林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处罚，反而全盘采信其荒谬说辞，作出对邱晓波不利的判决，无异于给恶意逃避债务者发放通行证！本案中邱晓波正是基于对周吉林、邓波家庭状况的了解，信赖二人健康稳定的婚姻关系才出借大额的款项，而邱晓波出借款项并非为了谋利，而是基于同学情谊的帮助行为，考虑到借款人的脸面所以没有要求夫妻俩签署书面文件，也符合一般社会公众共有的行事方式，一审判决无异于对邱晓波的善良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邓波辩称，1．邓波并不知晓周吉林与邱晓波之间的借款；2．邱晓波主张借款笔数及金额可以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缺乏依据。从转款凭证可以看出一年左右的时间借款64万元之多，这样的借款远超普通人日常生活消费等。且邓波作为联通公司的老员工，有着不错的稳定收入足以满足个人开销，且在邱晓波主张的案涉借款期间，邓波与周吉林没有购置房屋、车辆等贵重物品；3．邱晓波主张邓波系联通公司的员工就必然与周吉林合伙经营安通公司更是毫无依据及逻辑。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恰当，也不存在法官滥用职权的情形。 周吉林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周吉林在2017年5月至2019年6月期间向邱晓波所借的款项均用于补贴父母公司的亏空以及归还网络贷款，邓波对周吉林向邱晓波借款一事并不知情；2．安通公司系周吉林父母开设经营的公司，因父母年事较大，故周吉林便代为帮父母打理公司，周吉林父母也系电信公司退休职员，开设公司从事通信工程业务实属正常，邱晓波所述邓波利用职务便利和行业内积累的人脉关系开展家族式合伙经营，进而认为借款也用于家庭共同对外投资经营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3．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适当，适用法律正确。 邱晓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周吉林、邓波立即偿还邱晓波借款本金640000元；2．周吉林、邓波向邱晓波支付借款利息101484.49元（自实际借款之日起，暂计算至2020年7月31日，应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年息8%计算；3．周吉林、邓波向邱晓波支付罚息33360.71元（其中82000元的罚息自2019年10月31日起，200000元的罚息自2019年12月31日起，358000元的罚息自2020年6月30日起，均暂计算至2020年7月31日，应计算至实际还清借款本金之日，结合国家规定和《借款合同》约定，按照每日0.0438%计算）；4．周吉林、邓波向邱晓波支付律师费55000元。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由周吉林、邓波承担。一审庭审中，邱晓波将第5项诉讼请求中的保全保险费明确为1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晓波分别于2017年5月10日、2017年5月17日、2018年1月3日、2018年7月20日、2018年7月25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2月7日、2018年12月8日、2019年4月5日、2019年5月13日、2019年5月18日、2019年5月19日、2019年5月30日、2019年5月31日、2019年6月1日、2019年6月2日向周吉林转账，金额分别为80000元、70000元、50000元、60000元、50000元、50000元、10000元、10000元、20000元、20000元、70000元、8000元、32000元、50000元（30000＋20000）、45000元、15000元，共计转账640000元。 2019年9月22日，邱晓波（甲方）与周吉林（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对上述转账进行了汇总和确认，该《借款合同》约定：乙方因资金需要，于2017年至2019年7月期间向甲方借款658000元。借款时间及明细如下：2018年12月7日，微信转款10000元；2018年12月8日，微信转款10000元；2019年5月13日，微信转款20000元；2017年5月31日，转账两笔共150000元；2018年1月31日，转账50000元；2018年7月31日，转账两笔共110000元；2018年10月11日，转账50000元；2019年4月5日，转账20000元；2019年5月18日，转账70000元；2019年5月19日，转账8000元；2019年5月24日，转账18000元；2019年5月30日，转账32000元；2019年5月31日，转账两笔共计50000元；2019年6月1日，转账45000元；2019年6月2日，转账15000元。乙方的还款计划如下：2019年10月31日前归还100000元；2019年12月31日前归还200000元；2019年6月30日前（原文如此）归还剩余全部借款358000元。乙方应按照借款年利率8%，支付自借款之日起至该笔借款归还之日止的利息，归还借款余额按先借先还原则计算，“甲方不能按此约定还款日期归还借款，则为违约，乙方有权按合同约定要求甲方全额支付借款利息，即自借款之日起至借款全部归还之日止。甲方自违约之日起，每逾期一天，按借款余额的万分之五按日计算支付罚息，直至还清为止。”（原文如此）。 上述《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658000元中有18000元系错误计入，邱晓波实际向周吉林出借的款项为640000元，周吉林确认已收到该借款640000元。 款项出借后，周吉林未归还过任何款项，故邱晓波于2020年9月1日起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另查明：1.2020年8月3日，邱晓波与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该所委派律师张光虎担任本案邱晓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费55000元。2020年8月27日，邱晓波向该所支付了律师费55000元，该所于2020年8月28日向邱晓波开具了代理费发票。 2.邱晓波因本案诉讼保全向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购买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险费为1700元。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于2020年9月2日向邱晓波开具了增值税发票。 3.2019年9月16日，周吉林与邓波办理离婚登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身份信息、成都银行个人账户活期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周吉林微信基本信息（打印件）、《借款合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离婚证》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借款合同》、成都银行个人账户活期明细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周吉林与邱晓波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一致确认借款本金为640000元，款项出借后，周吉林未还款，邱晓波有权主张周吉林偿还借款本金640000元，故对邱晓波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利息。根据《借款合同》，周吉林应自每笔款项出借之日起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邱晓波支付利息，该约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故邱晓波主张周吉林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向其支付利息的诉请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周吉林应按以下方式向邱晓波计付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7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0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5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1日起；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7日起；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8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5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8日起；以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9日起；以3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0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以1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日起，均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关于罚息。邱晓波主张了三段罚息，即自2019年10月31日起，以8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30日起，以358000元为基数。周吉林抗辩称，合同载明“2019年6月30日前归还剩余全部借款358000元”属于约定不明，应当视为双方未约定该笔款项358000元的归还日期，故归还时间应当以本案法律文书送达周吉林之日为准。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在2019年9月22日，双方约定还款时间在合同签订之前不符合常理，所以前述关于2019年6月30日归还尾款的时间约定应系笔误；其次，双方约定分三笔还清全部欠款，其中第二笔的约定还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而358000元为最后一笔，时间显然应当晚于2019年12月31日。综上两点，现邱晓波主张《借款合同》中对该笔还款约定为“2019年6月30日”系笔误，实际应为2020年6月30日，该主张符合不违反根据《借款合同》其他内容所体现的双方合意，亦不违反常理，周吉林关于约定不明的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罚息的计算标准。邱晓波于2020年9月1日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故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施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8月20日施行）第三十条关于“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关于“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邱晓波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之规定，邱晓波在本案主张的利息、罚息合计不应超过其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15.4%，现邱晓波在本案已主张了按照年利率8%的利息，故对其主张的罚息一审法院仅支持7.4%，综上，周吉林应以8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1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以358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30日起，均按照年利率7.4%的标准向邱晓波支付罚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关于律师费、保全保险费。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因该借款纠纷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现邱晓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就本案产生了律师费55000元及保全保险费1700元。同时，双方对期内利率约定为8%，而罚息系自周吉林逾期还款之日起算。故邱晓波主张周吉林支付律师费、保全保险费的诉请符合合同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邓波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邱晓波与周吉林之间的借款发生在邓波与周吉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此系周吉林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且案涉借款数额较大，而邱晓波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邱晓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邱晓波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邱晓波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周吉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邱晓波偿还借款本金64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如下：以8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0日起；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7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日起；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0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5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1日起；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7日起；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8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5日起；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以7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8日起；以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9日起；以3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0日起；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31日起；以4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以1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2日起，均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周吉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邱晓波支付罚息（该罚息分三段计算：以82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0月31日起；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31日起；以358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30日起，按照年利率7.4%的标准向邱晓波支付罚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周吉林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邱晓波支付律师费55000元、保全保险费1700元。四、驳回邱晓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48元，保全费4770元，共计16318元，由周吉林负担。 二审中，邱晓波向本院申请调取邓波、周吉林的离婚协议书、不动产档案、车辆档案、银行交易流水信息，拟证明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邱晓波申请调取的不动产档案、车辆档案、银行交易流水等均系邱晓波作为债权人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范围，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而邓波与周吉林在周吉林与邱晓波签订《借款合同》前几日办理离婚登记，调取离婚协议书可以证明邓波是否因离婚而分得家庭大部分财产，以排除是否存在规避债务的行为，故结合本案客观事实，本院对邱晓波申请调取周吉林与邓波的离婚协议书予以准许。邱晓波持调查令调取了周吉林与邓波的离婚协议书，邱晓波在二审中将该离婚协议书作为证据，主张该离婚协议书能够证明成都市青羊区房屋系周吉林和邓波共同所有，周吉林、邓波将该房屋无偿赠送给其女儿属于逃避债务行为。 邓波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邱晓波的证明目的。离婚协议中约定被采取保全措施的房屋归婚生女儿所有，属于邓波、周吉林离婚时对财产分割所做的约定，并不违反大众生活常理，不存在逃避债务之说。 周吉林的质证意见为：离婚财产的分配也不能说明债务即是夫妻共同债务。 本院认为，从离婚协议内容来看，周吉林、邓波除对仅有的一套住房予以分配以外，并无其余大额财产处分，也无对外债务的确定，故不能达到邱晓波的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邓波应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夫妻共债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共债共签，二是单签家事共债，三是债权人证明共债。本案中，首先，邱晓波提交的《借条》由周吉林个人签字，不属于夫妻共债共签情形；其次，案涉款项分多笔出借，转款总金额巨大，虽然邱晓波上诉称其中2019年5月19日转款仅有8000元不足以认定金额较大，但是在2019年5月18日有转款70000元，2019年5月24日转款18000元，亦即同时段转款的总金额并不小，显然也已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故不属于周吉林有权单签家事共债的情形；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证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债的举证责任在于邱晓波，而邱晓波在本案中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周吉林将案涉款项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邱晓波应对此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自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目的即是为了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加强事前风险防范，避免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损失，同时也能保障夫妻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而本案中邱晓波与周吉林签订《借款合同》对邱晓波向周吉林的转账进行汇总和确认时间为2019年9月22日，明显晚于该司法解释施行时间，邱晓波作为债权人未要求邓波在《借款合同》上签字，也从未向邓波主张过任何权利，说明其借款之初主观上即未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综上，一审判决确认案涉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邱晓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43元，由邱晓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龙 小 丽 审判员 傅  敏 审判员 胡张映雪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杜 俊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