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12民初490号 原告刘鑫，男，1985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浑南区。 委托代理人刘宝林，男，196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系原告刘鑫的父亲，住沈阳市浑南区。 委托代理人李家和，系辽宁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丰乐一街13号。 法定代表人冯超，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建平、张白冰，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213路54号。 法定代表人朱孝华，女，197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系该中心院长，住沈阳市东陵区。 被告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中路37号。 法定代表人董丽君，系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董桂华，女，196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系该中心副主任，住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张吉权，系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00069802M，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路18号A座126室。 法定代表人魏树源，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祖斌，男，196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投资法务部工作人员，住北京市丰台区。 原告刘鑫与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浑南疾控中心）、沈阳市浑南区高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高坎卫生中心）、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沈阳疾控中心）、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坛生物制品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勇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李岩峰、人民陪审员赵永英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鑫委托代理人刘宝林、李家和，被告浑南疾控中心委托代理人张白冰，被告高坎卫生中心法定代表人朱孝华，被告沈阳疾控中心委托代理人董桂华、张吉权，被告天坛生物制品公司委托代理人顾祖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鑫诉称，其于1985年11月19日出生，1986年3月11日到沈阳市东陵区接种××疫苗第一剂，服用疫苗前身体各方面一切正常，但是接种疫苗后于1986年3月23日出现腹泻、吃奶无力、四肢不能动等现象。家属将原告刘鑫送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三医院（以下简称：医大三院）救治，由于病情的特种因素所限只能维持生命，但是造成终身残疾，不能站立，依靠家人护理。原告刘鑫的父母要求有关部门解决此事，至今没有结果。期间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沈阳市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残疾人联合会颁发二级残疾证书。2015年8月24日，被告浑南疾控中心出具关于刘鑫接种××疫苗后出现麻痹的情况说明。提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100,000.00元、伙食补助费5,000.00元、抚育费200,000.00元、残疾赔偿金460,400.00元、护理费500,000.00元、就医差旅费30,000.00元、残疾用具费90,0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0元，合计1,565,400.00元；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鉴定费。 原告刘鑫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刘鑫的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薄、残疾人证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的主体适格； 2、医大三院住院病案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于1986年3月31日入院治疗，诊断为脑干型××； 3、沈阳疾控中心于1987年4月1日填写的××病例调查表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于1986年接种××疫苗，发病后由沈阳疾控中心确定为××病例，并且作为重点病例研究； 4、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医学研究所）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的沈阳市卫生防疫站送检标本补充报告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所患××为三型病毒，即刘鑫的病情与接种疫苗有直接因果关系； 5、沈阳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以下简称：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于2015年7月22日出具的关于刘新（鑫）接种××疫苗出现麻痹的调查诊断意见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所患××与接种××疫苗有关，为××疫苗相关病例； 6、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的[2016]临鉴字第1103号鉴定意见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刘鑫的伤残程度为二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 被告浑南疾控中心辩称，一、该中心不是适格被告。浑南疾控中心作为地方疾控机构，仅负责接收由上级部门统一分发的疫苗，并且按照冷链储运要求将疫苗分发到接种单位和乡级医疗卫生机构，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再将疫苗分发到各村医疗卫生机构。浑南疾控中心并非疫苗的接种单位，也不是疫苗的生产单位，而且在运输保管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刘鑫应当向疫苗的接种单位、疫苗中转单位高坎卫生中心、疫苗分发单位沈阳疾控中心、疫苗生产单位天坛生物制品公司主张权利。二、原告刘鑫经医院确诊的××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刘鑫主张赔偿无事实依据。根据原告刘鑫提交的证据，目前无法证明刘鑫经医院确诊的××与接种疫苗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在病因无法确诊的前提下，刘鑫向浑南疾控中心主张赔偿没有事实依据。三、原告刘鑫主张的各项诉求没有事实依据。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没有给付抚育费、就医差旅费的规定，原告刘鑫主张的抚育费、就医差旅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告刘鑫主张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抚慰金、残疾用具费数额过高，而且没有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四、原告刘鑫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规定，原告刘鑫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遭受侵害之日起1年内提起诉讼，而刘鑫于1986年3月11日接种××疫苗第一剂，11日后出现腹泻，20日后被医大三院诊断为××，刘鑫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在1987年3月31日之前提起诉讼，现在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而且已经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综上，提请法院驳回原告刘鑫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 被告高坎卫生中心辩称，该卫生中心只是中转机构，首先到区疾控中心取回疫苗，按照要求储存和转运，然后再向各村卫生室进行分发。原高坎医院和现高坎卫生中心就原告刘鑫的损害后果没有任何责任。 被告沈阳疾控中心辩称，原告刘鑫要求赔偿经济损失1,565,40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数额计算错误。、高坎卫生中心、浑南疾控中心和沈阳疾控中心都是完全按照国家要求和规定进行疫苗接种，不存在过错，亦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刘鑫于1986年3月11日接种××疫苗，1986年3月23日发病，经医大三院诊断为××，2016年1月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限为1年，刘鑫的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刘鑫的家属于2015年7月到沈阳疾控中心说明情况，怀疑刘鑫所患××与接种××疫苗有关，申请补偿。沈阳疾控中心接到刘鑫家属的申请后，立即组织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开展调查，结果显示刘鑫确于1986年3月11日在沈阳市东陵区接种××疫苗，是沈阳市东陵区卫生局指定预防接种的基层诊所，接种医生是承担该村接种工作的医生，接种程序完全符合国家规定。2015年7月，沈阳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进行会诊，初步认定原告刘鑫所患××符合现阶段××疫苗相关病例。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国务院于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的，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因接种第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而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接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辽宁省于2013年4月12日出台的《关于印发辽宁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接种第一类疫苗后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的，由市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专家组进行初步调查形成意见后，由省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专家组出具最终调查诊断结论书；第十九条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残疾的，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其补偿金额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根据市级以上医学会按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确定的损害等级，以异常反应发生的上一年度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基数进行计算，补偿20年。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的损害系数为1.0-0.1。经济补偿金额＝辽宁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损害系数×20。办法所指的经济补偿是一次性补偿，不再另行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交通费、丧葬费等其他费用，办法只补偿2005年以后发生的病例。2005年以前，指导异常反应处理工作的依据是卫生部于1982年11月29日发布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该条例第五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确属预防接种所引起的异常反应，治疗费从当地卫生事业费内核销。我国是2000年实现消灭××的，而1986年正是××野毒流行期，发生的所有病例都是按照××病例处理，与××减毒活疫苗相关的病例没有纳入异常反应范畴，没有补偿。原告刘鑫发生异常反应的时间是1986年3月23日，19年后才出台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至今已经30年，不应适用目前执行的《辽宁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基于上述事实，虽然沈阳疾控中心对原告刘鑫的目前状况非常同情，但是给予补偿确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天坛生物制品公司辩称，第一、原告刘鑫的诉求不属民法调整的范围，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且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计划免疫工作是国家的意志，属于行政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强制性，公民必须服从并且配合这种行政行为，刘鑫接种疫苗就说明是服从并且配合国家免疫工作，因此刘鑫的诉请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第二、当事人的主体不适格。1、刘鑫接种××疫苗第一剂的时间是1986年3月11日，而天坛生物制品公司于1998年6月8日成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只是天坛生物制品公司的股东，天坛生物制品公司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债权债务和法律权利义务上没有继承关系，因此天坛生物制品公司不是适格主体；2、原告方在起诉书中使用姓名是刘鑫，而在所有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所用姓名为“刘新”，包括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于2015年7月22日出具的调查诊断意见和浑南疾控中心于2015年8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现有病历，接种人均为“刘新”，而不是诉讼的原告刘鑫，所以刘鑫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三、原告方针对天坛生物制品公司的诉请缺乏相关证据证明。1、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刘鑫于1986年3月11日在接种的××疫苗第一剂是由天坛生物制品公司或者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疫苗。2、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刘鑫病例与接种疫苗有关，即不能证明刘鑫的情况是接种疫苗异常反应。1982年11月29日颁布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在预防接种中遇有严重异常反应，接种单位及卫生人员应当积极处理并且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卫生防疫部门应当立即派员进行现场调查，并且向上一级卫生防疫部门报告，必要时可以提请异常反应诊断专家组确诊，任何医疗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单方面出具诊断证明，所出证明一律无效。卫生部于2008年颁布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第五条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应当由设区的市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负责。刘鑫没有进行过异常反应鉴定，所患病例与接种疫苗无关。第四、原告方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计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计算。刘鑫于1986年3月31日被临床诊断为××，诉讼时效应当自1986年3月31日起计算，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第五、天坛生物制品公司生产的疫苗符合国家规定标准，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十条规定，我国实行儿童基础免疫，所用制品包括：百日咳菌苗、白喉类毒素、破伤风类毒素混合制剂、卡介苗、××活疫苗、××活疫苗。儿童基础免疫要根据规定的程序进行；第二十二条规定，确属预防接种引起的异常反应，治疗费用从当地卫生事业费内核销。国务院于2016年4月23日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是指预防接种后造成的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第四十六条规定，因接种一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因接种第二类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需要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的，补偿费用由相关疫苗生产企业承担。刘鑫于1986年3月11日接种的××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必须服从并且配合接种的一类疫苗。按照《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均应由国家对刘鑫进行补偿，疫苗生产企业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综上，天坛生物制品公司对刘鑫患有的××病情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浑南疾控中心、高坎卫生中心、沈阳疾控中心、天坛生物制品公司均没有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鑫系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仁境社区（原沈阳市东陵区高坎乡仁境村）居民，1985年11月19日出生。1986年3月11日，原告刘鑫在接种××疫苗（口服糖丸）第一剂，随后出现腹泻、肢体无力等症状，于1986年3月31日送至医大三院治疗，诊断为××（脑干型），1986年4月23日出院，刘鑫的住院病案登记患者姓名为“刘新”。1987年4月1日，沈阳疾控中心（沈阳市卫生防疫站）填写的××病例调查表，登记患者姓名为“刘新”，住址为“新民县张强乡偏卜村”，出生日期、家长姓名、发病时间均与原告刘鑫的情况一致。1988年1月21日，中国医学研究所作出“沈阳市卫生防疫站送检标本补充报告”，称“由麻痹型××患者刘新（男性，1岁龄）粪便中分离出××Ⅲ型病毒1株”。2015年7月22日，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作出“关于刘新接种××疫苗出现麻痹的调查诊断意见”，明确载明“患儿所患××与接种××疫苗有关，为××疫苗相关病例。依据：1、患儿于1986年3月11日口服糖丸第一剂，3月23日出生腹泻，3月28日东陵区医院诊断为肠炎，四肢不能动。2、1986年3月31日就诊中国医大三院，诊断为××。3、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脊灰研究室、沈阳市卫生防疫站对患儿粪便检测结果均为Ⅲ型疫苗株”。 另查明，2008年8月27日，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旅游开发区残疾人联合会向原告刘鑫颁发残疾人证，确定残疾类别“肢体”，残疾等级“贰级”。 再查明，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临鉴字第1103号鉴定意见，评定刘鑫的伤残程度为二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 本院认为，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已经作出诊断意见，原告刘鑫所患××与接种××疫苗有关，为××疫苗相关病例，可以证明刘鑫身体遭受的损害与接种××疫苗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刘鑫接种××疫苗过程中，以及接种疫苗出现病症后，被告浑南疾控中心、沈阳疾控中心作为主管疾病预防控制的业务机构存在以下过错：1、原告刘鑫于1986年3月11日接种××疫苗第一剂时，记录免疫程序的沈阳市儿童预防保健手册中载明刘鑫接种的小儿麻痹疫苗为Ⅰ型，而中国医学研究所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的送检标本补充报告结论为刘鑫粪便中分离出××Ⅲ型病毒（疫苗Ⅲ型毒株），虽然卫生部于1986年2月27日颁发实行新的儿童免疫程序，适龄儿童开始接种××三价混合疫苗，但是记录刘鑫接种情况的儿童预防保健手册没有更换，亦无是否接种新型疫苗的说明，现有证据反映刘鑫接种的疫苗类型与标本检验分离出的类型不一致，即存在刘鑫接种的疫苗类型不属适合其年龄阶段、发育水平的疫苗类型的可能，被告浑南疾控中心、沈阳疾控中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新旧免疫程序衔接过渡阶段刘鑫接种的××疫苗为新型三价混合疫苗；2、被告沈阳疾控中心向原告刘鑫提供的××病例调查表证实，刘鑫接种疫苗出现病症后，疾控（卫生防疫）部门没有对患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身份信息登记时未对刘鑫的姓名、家庭住址认真核对，造成填写错误，以致之后相关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诊断意见中患者姓名与实际不符。同时现有检验报告、诊断意见均为原告刘鑫提起诉讼后，在其家属要求下由被告沈阳疾控中心提供，没有证据证明沈阳疾控中心或者浑南疾控中心在有关刘鑫病例的检验报告、诊断意见作出后，曾经向刘鑫家属或者其本人进行及时送达、告知，即妨害了患者及其家属（监护人）的知情权；3、原告刘鑫接种疫苗出现病症后，被告沈阳疾控中心将刘鑫的粪便标本送检，并且由中国医学研究所于1988年1月21日作出检验报告，但是沈阳疾控中心没有就刘鑫病例按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处理，予以补偿或者给出相应结论，沈阳疾控中心陈述是刘鑫家属于2015年7月到该中心申请补偿后，沈阳疾控中心组织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开展调查并且作出诊断意见，确诊刘鑫属于××疫苗相关病例，自刘鑫接种后发病到最终诊断意见作出的29年期间，刘鑫没有因为身体遭受侵害得到赔偿或者按照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获得补偿，即刘鑫没有获得任何救济，浑南疾控中心、沈阳疾控中心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相应义务。综上所述，原告刘鑫系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受到损害，疾控部门存在过错，应当获得相应的经济赔偿。被告浑南疾控中心系区域内的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业务机构，应当作为直接责任单位向原告刘鑫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沈阳疾控中心作为浑南疾控中心的上级业务部门和负责刘鑫病例处理的责任单位，应当就浑南疾控中心的赔偿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高坎卫生中心属于基层卫生医疗服务机构，虽然服务项目中包括作为疾控部门下设预防接种门诊的职能，但是不属负责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业务机构，不应就原告刘鑫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天坛生物制品公司并非涉案疫苗的生产单位，与原告刘鑫的损害后果没有关联，不应承担民事责任。鉴于疫苗接种属于国家免疫计划，疾控部门就原告刘鑫的损害后果没有主观故意，本院考虑到疾控部门接种过程中的过错程度、同一时期疫情流行状况等因素，确定由赔偿义务人按照50%的比例就刘鑫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评定，原告刘鑫的损伤程度为二级伤残，可以按照辽宁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26.00元的90%（二级伤残赔偿系数）计算，赔偿20年，残疾赔偿金应为560,268.00元；原告刘鑫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本院考虑刘鑫的年龄、残疾等级，暂且确认护理依赖期限为10年，护理费可以按照辽宁省2016年度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7,127.00元×10年×80%的大部分护理依赖赔付比例计算为297,016.00元；原告刘鑫身体遭受的损害已经达到二级伤残，可以依据伤残程度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5,000.00元。上述款项，应当由赔偿义务人按照50%的赔偿责任比例给付残疾赔偿金280,134.00元、护理费148,50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2,500.00元。原告刘鑫要求赔偿医疗费、差旅费、残疾用具费，因为没有提供相关票据证实自己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要求赔偿抚育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鑫住院治疗时处于哺乳期，要求赔偿伙食补助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沈阳接种调查专家组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调查诊断意见，原告刘鑫于2016年1月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方的该项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刘鑫残疾赔偿金280,134.00元； 二、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刘鑫护理费148,508.00元； 三、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刘鑫精神损害抚慰金22,500.00元； 四、被告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五、驳回原告刘鑫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889.00元，由原告刘鑫承担13,445.27元，由被告沈阳市浑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5,443.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刘 勇 审 判 员  李岩峰 人民陪审员  赵永英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余姝颍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