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民终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新有生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北井子镇海鹰村双峰岛北侧。法定代表人：陈春有，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芳，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振斌，男，汉族，1972年12月10日出生，现住辽宁省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辽宁德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智燕，女，汉族，1975年4月5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辽宁德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春有，男，汉族，1967年9月6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芳，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唐伟，女，汉族，1965年5月23日出生，住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芳芳，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港市新有生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有水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振斌、林智燕，原审被告陈春有、唐伟船舶租用合同纠纷一案，大连海事法院曾作出(2019)辽72民初137号民事判决，新有水产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9)辽民终112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大连海事法院作出（2020）辽72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后，新有水产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有水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被上诉人林智燕和被上诉人赵振斌、林智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玉荣，原审被告陈春有、唐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参加法庭询问。本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赵振斌、林智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有水产公司、陈春有、唐伟立即给付捕捞作业费700000元及自2014年9月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给付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赵振斌与新有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春有订立口头协议，约定新有水产公司租用赵振斌经营的“丹渔捕5045”渔船(以下简称5045船)为新有水产公司在其养殖滩涂进行黄子捕捞工作。双方就2013年合同价款已结清，计价标准为按吨计价，550元/吨，有证据证明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5月30日，赵振斌的5045船共捕捞包括黄蚬子在内的海杂货713.58吨。2014年赵振斌继续为新有水产公司捕捞黄蚬子，2014年海龙滩各船拉黄蚬子情况汇总记载赵振斌经营的5045船从2014年3月14日开始捕捞，自2014年3月14日至2014年11月8日，赵振斌为新有水产公司捕捞黄蚬子(包括杂海货)共计311.61吨。2014年、2015年、2016年新有水产公司共向赵振斌支付租赁费(船费)56万元：2014年4月19日5万元，2014年5月13日10万元，2014年6月6日10万元，2014年9月5日5万元，2014年11月7日5万元，2015年2月12日5万元，2015年2月17日10万元，2015年5月4日2万元，2015年7月27日1万元，2016年2月6日3万元。原审法院依赵振斌、林智燕申请，委托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对新有水产公司提交的2014年6月15日收据中“赵振斌”是否系赵振斌本人书写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该收据中“赵振斌”与新有水产公司提交的其他有赵振斌签名的鉴材并非同一人书写。新有水产公司在原一审中递交的答辩状中称“当时赵振斌、林智燕与答辩人口头约定，按捕捞的每吨成品海货2000元给付捕捞作业费，但每趟出海作业费不低于5000元”。赵振斌与林智燕系夫妻关系。陈春有、唐伟系夫妻关系，陈春有系新有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原一审(2019)辽72民初137号案件的受理日期为2019年2月1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赵振斌用其经营的5045船捕捞作业主张船费而产生的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因在合同履行中，支付租赁费的主体均系新有水产公司，故陈春有作为新有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赵振斌口头达成的协议系新有水产公司的行为，船舶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为新有水产公司，并非陈春有个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为新有水产公司与赵振斌约定的租赁费计价标准，即按吨计价还是按趟计价及相应的标准，二为陈春有、唐伟是否承担租赁费给付义务，三为赵振斌、林智燕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新有水产公司在原一审中递交的答辩状中称“当时赵振斌、林智燕、赵振斌与答辩人口头约定，按捕捞的每吨成品海货2000元给付捕捞作业费，但每趟出海作业费不低于5000元”，可以证明新有水产公司认可其与赵振斌关于租赁费计价方式为按吨计价，每趟出海作业费不低于5000元应理解为保底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赵振斌与新有水产公司船舶租赁合同关系成立于2013年，双方2013年关于租赁费的计价标准为按吨计价，即550元吨，新有水产公司主张2014年租赁费按趟计价系双方对2013年合同的变更，新有水产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现新有水产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应认定2014年租赁费计价标准仍按吨计价，这与新有水产公司在原一审的答辩状中的陈述一致。新有水产公司在答辩状中自认2014年租赁费为2000元每吨，赵振斌主张2800元吨，赵振斌应对2014年租赁费2800元吨承担举证责任。证人李某同为船舶出租方，其对租赁费的证明具有证明力，新有水产公司关于租赁费计价标准陈述前后不一，且无证据推翻李某的证言，故对李某的证言予以确认，2014年租赁费为2800元吨。此外，现有证据证明2013年3月至5月赵振斌的捕捞量为713.58吨，2014年3月至11月捕捞量为311.61吨，可以证明2014年黄蚬子的产量远远低于2013年，在采捕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每吨捕捞费上涨符合市场规律。综上，赵振斌2014年捕捞量为311.61吨，租赁费应为872508元(2800元/吨×311.61吨)。赵振斌、林智燕自认2013年租赁费已结清，故2014年以后新有水产公司支付的船费56万元应认定为支付2014年的租赁费，故新有水产公司尚欠租赁费312508元。赵振斌、林智燕不能证明双方关于租赁费的给付时间及违约责任，故从赵振斌、林智燕原一审起诉之日即2019年2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持租赁费的利息。赵振斌与新有水产公司成立了船舶租赁合同，陈春有、唐伟并非合同相对方，赵振斌、林智燕主张陈春有、唐伟承担租赁费给付义务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新有水产公司给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是2016年2月6日的3万元，赵振斌、林智燕于2019年2月1日提起诉讼，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期间，新有水产公司主张赵振斌、林智燕诉请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成立。综上，新有水产公司作为承租方应给付赵振斌、林智燕船舶租赁费312508元及相应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东港市新有生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振斌、林智燕312508元及利息，其中从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二、驳回赵振斌、林智燕对陈春有、唐伟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赵振斌、林智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480元，由赵振斌、林智燕负担6493元，由东港市新有生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负担5987元。新有水产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赵振斌、林智燕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由赵振斌、林智燕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案由应当是船舶捕捞作业服务合同纠纷。2.原审法院认定赵振斌捕捞的数量依据不足，不能成立。证据《2014年各船拉黄蚬子数量情况汇总》的来源不明，不具有合法性。《2014年各船拉黄蚬子数量情况汇总》的数量311.61吨与《接货销售记账凭证》中记载的数量的311.61吨的数量相同，但后者指的是杂海货，并非黄蚬子。3.原审认定每吨租赁费按照2800元计算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在本次庭审中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事实上，双方口头约定是按趟数进行结算。赵振斌曾在起诉新有水产公司时主张按趟计价。4.双方应当结算的主要依据是过磅小票，赵振斌未提交过磅小票，一是证明双方已经结清，二是其提交的原审证据均不足以作为结算依据使用。5.关于一审当中经过鉴定所确认的10万元给付款收据真实性问题，虽然签名非赵振斌本人书写，但是该笔款项给付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6.本案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赵振斌、林智燕辩称，原审裁判结果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理由：1.本案确定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定性准确。2.《2014年各船拉黄蚬子情况汇总》、《接货、及销售记帐凭证》是新有水产公司的雇员记录的，原审认定赵振斌2014年捕捞量为311.61吨正确。3.李某曾在原一审中出庭作证，其证言应该采信，应按每吨2800元标准给付租船费用。4.过磅小票是为核对捕捞数量，不是用作给付租金的结算依据，小票核对无误后，新有水产公司的会计收回小票，故小票不在赵振斌、林智燕手中。5.赵振斌、林智燕未收到新有水产公司2014年6月15日收据上载明的10万元。当月，赵振斌在该负责滩涂管理，随时可以被找到，新有水产公司无正当缘由模仿赵振斌签字。6.因双方对租赁船费的给付期限没有约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新有水产公司在2016年2月主动给付赵振斌2万元，从没有明确表示拒付租赁费，故赵振斌可以随时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二审期间，新有水产公司提交了由东港市海洋渔业养殖捕捞协会于2021年4月7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本地区捕捞黄蚬子的费用每趟在5000至6000元不等，每吨在280至600元之间，每袋在12至15元之间。赵振斌、林智燕质证意见是，该份证据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新有水产公司在一审答辩中陈述捕捞黄蚬子成品可以按照2000元每吨给付捕捞作业费，与该份证明每吨280-600元不符。在一审中赵振斌、林智燕提交的2013年6月份捕捞黄蚬子计数证明每趟费用是8521.82元，也与该证明记载的5000到6000元不等是不一致的。该证据内容并不是普遍的行业标准，不应被采信。本院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的事实将结合证据情况综合评判。另查明，赵振斌、林智燕曾因5045渔船于2014年为陈春有、唐伟捕捞黄蚬子，陈春有、唐伟欠其捕捞费，向陈春有、唐伟提起诉讼，起诉状中并未主张按趟计价。上述事实有大连海事法院（2016）辽72民初756号民事案件起诉状为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是新有水产公司租用赵振斌、林智燕渔船捕捞海产品并按照约定给付租船费用而引起的纠纷，故原审认为是船舶租赁合同纠纷并无不当。根据二审期间当事人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审判令新有水产公司向赵振斌、林智燕支付钱款的数额是否正确。如何确定应支付钱款的数额，关键是确定计价标准和捕捞数量。关于计价标准的问题，双方对2013年是按吨计价并无异议，该事实也得到双方提交证据的印证。在此情形下，新有水产公司主张2014年计价标准变更为按趟计价，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但是新有水产公司提交的与其他船主是按趟计价的证据不能明显证明其主张、待证事实上也未得到相应船主的认可。而赵振斌提供的证人李某是另外一艘受租船舶的船主，其出庭作证证实赵振斌、李某一起和新有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春有商定按吨计价，且和新有水产公司认可的各船拉黄蚬子汇总表格显示的计量标准对应，再考虑到新有水产公司与赵振斌相比，本应具有提供证据的便利条件却没有提供相对有利的证据，故原审认定双方约定按吨计价并无不妥。在按吨计价的情形下，李某出庭作证证实约定计价标准是每吨2800元，而新有水产公司曾自认租赁费为每吨2000元，且其证明的计价标准差距大、不具体，综合双方证据的证明力，李某证言的证明力更大、可信度更高，故原审认定计价标准为每吨2800元应予支持。关于捕捞数量的问题，《2014年各船拉黄蚬子情况汇总》是新有水产公司租用各船的生产情况汇总，虽然新有水产公司对赵振斌船舶部分不予认可，但其对其他船舶的生产记录予以认可并作为证据提交，且又不提交赵振斌船舶生产记录情况，故原审对赵振斌提交的《2014年各船拉黄蚬子情况汇总》予以采信并无不当。《接货、及销售记帐凭证》显示有“毛重”和“出成率”，从2013年记录看，“出成率”不是给付船款多少的因素，而“毛重”是给付船款多少的因素，故原审认定按毛重计算捕捞量是311.61吨并无不妥。关于新有水产公司提出的小票是支付钱款的凭证一节，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不能推翻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故原审不予支持此主张亦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在计价标准是每吨2800元、捕捞量是344.61吨的前提下，原审认定数额正确，并无不当。综上，新有水产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87元，由新有水产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岩松审判员  贺立春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张曈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