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5民终5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玉，女，1974年10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昆明市官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薇，云南亚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刚，男，1969年6月10日生，汉族，住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毅辉，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云，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刘思玉因与上诉人周志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3民初4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思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3民初41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周志刚向上诉人刘思玉赔偿经济损失292000元并支付违约金40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周志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刘思玉诉求的292000元经济损失是必然、确定已产生的，依法应判决周志刚予以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周志刚违反双方在股权转让中关于税款缴纳的约定，导致税务机关向刘思玉追缴税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周志刚违约导致未能按期缴纳税款，必然受到滞纳金的处罚，滞纳金的计算方式为：400000元（本案已缴纳税款）×5÷10000×1460天（2016年8月26日-2020年9月3日）=292000元。因此，该损失属于合同法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判决由周志刚进行赔偿。二、刘思玉与周志刚已经明确约定了违约金计算标准，人民法院的判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鼓励履约而非鼓励违约。一审判决查明刘思玉与周志刚在协议中约定“刘思玉有权据实向周志刚双倍追偿”。根据该约定，刘思玉已经向税务机关交纳了400000元税款，则相应产生800000元追偿权（含400000元税款和400000元违约赔偿）。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作为调整违约金的依据，但又违背诚信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不予支持刘思玉主张的违约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虽查明了案件事实，但对刘思玉的经济损失和违约金诉求，没有正确适用法律，导致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周志刚辩称，一、本案属于重复诉讼，应驳回刘思玉的诉讼请求。刘思玉于2019年2月15日已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周志刚、蒙自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煜升公司），案号为（2019）云25民初49号，要求周志刚向刘思玉支付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缴税款12530079.37元，该笔应缴税款中包含了涉案税款400000元，现前案尚在二审审理阶段，故本案属于重复诉讼。且在前案中，刘思玉的民事起诉状载明其主张的12530079.37元税款，是基于“2018年11月28日蒙自市税务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蒙税二通（2018）2、4号]，要求刘思玉、刘祖荣补缴因向周志刚转让蒙自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所产生的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合计人民币12530079.37元。”而本案的刘思玉要求周志刚支付400000元税款也是基于该通知。可见，上述两案属于重复诉讼。二、刘思玉现尚未取得对周志刚的追偿权，刘思玉应将税务机关（2018）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和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中所列的因《股权转让和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所产生的全部税款缴纳完毕方能行使追偿权。从蒙二分税限改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第四条可知，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4364728.57元”，现刘思玉并未将合同中的当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全部税款交清，而仅交纳了400000元税款就提起本案诉讼。周志刚认为，《股权转让和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对应的股权转让行为及其产生的税款均是一个整体，未全部履行完毕不应取得该诉权。三、退一步说，即便周志刚按一审判决应承担本案税款，但周志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对违约金的认定是正确的。刘思玉作为纳税义务人，依法纳税是其自身的义务。即使通过合同约定案涉税款由周志刚承担，但刘思玉在接到税务局通知的情况下，仍应按时交纳税收，避免产生滞纳金，扩大损失。因此，刘思玉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已产生经济损失292000元，且刘思玉主张的损失、违约金过高，一审判决对于违约金的认定正确。周志刚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3民初417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刘思玉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刘思玉作为股权转让的转让方，依法纳税是其自身义务，无权转移给周志刚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刘思玉作为纳税人应自行申报税收并交纳税收，故《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充协议书》约定的第4.2条应为无效条款，该条款未明确约定刘思玉转让股权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应由周志刚承担。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刘思玉、刘祖荣与周志刚于2014年10月3日签订《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充协议书》，根据《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本案中，刘思玉与周志刚完成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时间为2016年，即刘思玉应在股权转让后次月的15天内申报纳税并缴纳税款，从2016至今本案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三、刘思玉不能证明其提供的两份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400000元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证明其与《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充协议书》的因果性。从一审判决也未看出税局通知的欠付税款哪笔是与本案有关联的税款。四、刘思玉未能全部完成纳税义务，其并没有取得对周志刚的追偿权。即便两份税务局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载明：2014年5月10日与周志刚发生股权转让，转让金额25944445.28元，应缴纳印花税12972.22元，已缴纳印花税6689元，应补缴印花税6308.32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6606294.61元，已缴纳个人所得税2084241.41元，应补缴个人所得税2522053.2元。因本案诉讼的400000元并未将上述欠付的税款全部交清，周志刚认为只有刘思玉将本案对应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款全部交清，才能取得对周志刚的追偿权，而不是随时交纳随时向周志刚追诉，这不符合一案一诉原则，也不符合本案追偿的前提条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刘思玉辩称，一、法律没有规定实际的税费缴纳人是谁；二、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1日，刘思玉收到税务局的通知后，才知道周志刚没有按协议约定缴纳税款。刘思玉缴纳后，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刘思玉取得追偿权开始计算。刘思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周志刚向原告刘思玉支付应由其承担的税款400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92000元；2.判决被告周志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0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1092000元。3.由被告周志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3日，被告周志刚（甲方）与原告刘思玉及刘祖荣（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该协议明确约定：“乙方（刘祖荣名下6.67%、刘思玉名下60%）原持有蒙自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升公司）的66.7%的股权。2014年5月10日乙方（刘思玉名下）将其持有的煜升公司31.7%的股权（31.7股）作价14257870.99元转让给了甲方，该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已于2014年5月12日付清乙方。至2014年5月13日止，煜升公司股东及股东持股情况：股东刘祖荣持35%的股份、股东周龙持30%股份、股东周志刚持29%股份、股东刘子银持6%的股份。且已到工商局作了煜升公司股东变更的备案登记。2014年6月26日乙方（刘祖荣名下）将持有煜升公司28%的股权（28股）作价24000000元转让给了甲方，该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已于2014年7月24日付清乙方。一、进行股权转让价值补偿的原则：1.乙方（刘祖荣名下）自愿将煜升公司7%的股权（7股）作价9730000元转给甲方，折合每股1390000元；2.该股权转让价款，甲方于2014年11月30日前支付乙方6000000元，余款3730000元甲方于2015年3月31日前付清乙方；3.甲方未付清乙方该股权转让费以前，乙方（刘祖荣名下）对该7%的股权（7股）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暂不办备案登记手续，待甲方付清乙方该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价值补偿费后在甲方通知的时间起15个工作日内，乙方协助甲方办理该股权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备案登记手续。二、股权转让后股权价值补偿：1.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签订本协议之日止，乙方（刘祖荣名下有6.67%、刘思玉名下有60%）分三次将持有的煜升公司66.7%（全部）的股权转让给了甲方，现由甲方对乙方进行股权转让后股权价值补偿款30000000元；2.该股权转让后股权价值补偿款，甲方于2015年3月31日前支付乙方15000000元，余款15000000元甲方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乙方，但该笔15000000元从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甲方必须向乙方支付资金期间暂用费，暂用费按实际暂用资金数额的4%按月结算，并于当月支付......4.甲方在2015年9月30日前不能够按每次约定的时间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股权转让价值补偿款（含自动调整增加部分）的，自2015年10月1日起，甲乙双方间所有签订过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律自动解除（含甲方与乙方或者刘祖荣名义签订的全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以及本协议），乙方仍然享有煜升公司66.7%的股权份额，同时乙方刘思玉及刘祖荣之前已经收取的煜升公司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价值补偿款均不退还甲方......四、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1.在甲方按约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后，乙方须在15个工作日内按照甲方通知的时间协助甲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若乙方不按时配合甲方办理相关手续，乙方向甲方除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后仍需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是非乙方原因造成不能按期办理的除外；2.股权登记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同时配合甲方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备案，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过程中需要向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提交的一切申报资料均由甲方负责提交办理，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均由甲方最终承担（含法定纳税义务人为股权转让方及股权受让方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如因税务机关向乙方追缴税款、滞纳金、罚款的，乙方在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后，有权据实向甲方按双倍追偿......七、其他事项......4.乙方可按49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购买轴承厂项目的商品房2栋204＃、205＃、206＃及2栋304＃、305＃、306＃共6套（不超过6套），届时待甲方开盘时签订正式的购房合同（最终套数以届时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准，最终套数不超过6套）该笔购房款项在甲方支付乙方的股权转让补偿价值款项中扣除。”该协议上刘思玉代刘祖荣签名并捺印，周志刚签名并捺印。协议签订后，因周志刚未按协议履行给付股权转让补偿款，刘思玉、刘祖荣以周志刚、煜升公司为被告，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并作出（2015）红中民二初字第17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一、由周志刚向刘思玉、刘祖荣支付股权转让价值补偿款3000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5年10月20日前支付10000000元，2015年12月9日前支付5000000元，2016年1月18日前支付15000000元。若周志刚不能按上述约定时间支付款项，则需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向刘思玉、刘祖荣支付未付款项自逾期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周志刚于逾期后支付的款项应优先偿还逾期利息。二、若周志刚不能按上述约定时间支付款项，则煜升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若煜升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了清偿责任，则有权向周志刚进行追偿。”被告周志刚及煜升公司未履行上述调解书中确定的义务，刘思玉、刘祖荣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4月7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一审法院进行执行，一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8月24日共同协商，达成以物抵债形式清偿所欠款项的协议，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2016）云2503执29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将煜升公司位于蒙自市轴承厂棚户区改造开发项目（天德中兴）一期第三、四幢一楼A1-1号至27号、A1-31号、A1-37号至46号、A1-68号至88号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共计1425.38㎡）作价31358360元，用于抵清煜升公司、周志刚应偿还刘思玉、刘祖荣的股权补偿款30000000元及利息1358360元。房屋财产权自本裁定书送达刘祖荣、刘思玉时转移。二、刘祖荣在煜升公司7%的股份归周志刚。三、办理产权登记时须交纳的税费、手续费等各种费用按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自自行承担。四、刘祖荣、刘思玉、周志刚可持本裁定书至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2018年11月28日，蒙自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向刘思玉发出蒙税二通〔2018〕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的事由：你于2014年5月10日与刘祖荣发生股权转让，转让金额为2500000元，应缴纳印花税1250元；2014年5月10日与刘子银发生股权转让，转让金额为600000元，应缴纳印花税30元；2014年5月10日与周志刚发生股权转让，转让金额为25944445.28元，应缴纳印花税12972.22元，已缴纳印花税6663.90元，应补缴印花税6308.32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6606294.61元，已缴纳个人所得税2084241.41元，应补缴个人所得税2522053.20元。以上应补缴纳印花税7588.32元，个人所得税2522053.20元，合计应补缴税款2529641.52元。2019年8月1日，蒙自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向刘思玉发出蒙二分税限改〔2019〕1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载明：你于2014年5月10日与刘祖荣、刘子银发生股权转让，于2016年8月25日与周志刚发生股权转让，应缴纳印花税12932.30元，个人所得税4550635.55元；刘祖荣于2014年5月10日与你发生股权转让，应缴纳印花税22876.90元，个人所得税7946434.62元。合计应缴纳印花税35809.20元，个人所得税12497070.17元，以上合计应缴纳税款12532879.37元。你作为纳税义务人及刘祖荣的遗产继承人未缴纳以上税款。刘思玉于2020年8月20日缴纳个人所得税189082.70元、印花税10917.30元，2020年8月24日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0元，2020年9月3日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0元，共计缴纳税款400000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原告刘思玉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20）云2503民初4178号民事裁定：“冻结周志刚在蒙自瑞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80%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两年。以上财产的保全，以价值1099314元为限”。原告因此交纳案件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刘思玉及刘祖荣与被告周志刚签订《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按双方约定，依法应缴纳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均由周志刚最终承担（含法定纳税义务人为股权转让方及股权受让方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因周志刚未按协议履行上述缴纳税款的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蒙自市税务局第二分局通知原告缴纳转让股权的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原告按照蒙自税务局的通知于2020年8月20日、2020年8月24日、2020年9月3日三次共缴纳印花税和个人所得税共计400000元，现要求被告支付其代被告缴纳的税款，而该缴纳税款的行为发生在2020年，现原告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刘祖荣转让股权应当缴纳的税费，也是由被告承担，现原告已实际缴纳，其享有对被告进行追偿的权利，故被告辩解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遗漏当事人，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400000元的请求，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有“如因税务机关向乙方追缴税款、滞纳金、罚款的，乙方在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后，有权据实向甲方按双倍追偿”的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约定，已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按实际造成的损失予以调整，原告的实际损失为缴纳税款的利息，即以原告所缴纳税款金额为本金，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经济损失292000元的请求，因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的辩解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周志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思玉缴纳的税款40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本金400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9月3日起计算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思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14元，案件申请费5000元，共计12314元由原告刘思玉负担7804元，被告周志刚负担4510元。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刘思玉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周志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9）云25民初49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各1份。欲证明刘思玉于2019年2月15日向本院起诉周志刚、煜升公司股权纠纷案件，要求周志刚向刘思玉支付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缴税款12530079.37元，该应缴税款包括本案刘思玉所诉的税款400000元。但因（2019）云25民初49号案尚处于二审审理阶段，故本案属于重复诉讼；2.5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1份。欲证明通知书第四条载明：因《股权转让和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还应补缴个人所得税3975645.84元，刘思玉并未履行完毕缴税义务，故尚未取得对周志刚的追偿款。经质证，刘思玉对周志刚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思玉认为，双方对税费的约定是有效的，刘思玉缴纳税费后可以向周志刚进行追偿。而刘思玉对（2019）云25民初49号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上诉后，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回上诉，该案民事裁定书现已生效；对周志刚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刘思玉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刘思玉已经缴纳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共计400000元，并向周志刚行使追偿权。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周志刚在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因不能证明其的证明目的和内容，故本院不予认可。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2019年2月15日，原告刘思玉向本院起诉被告周志刚、煜升公司及第三人刘连英、刘子银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案案号为（2019）云25民初49号。在本案中，原告刘思玉要求被告周志刚支付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缴税款12530079.37元及相应滞纳金、罚款；由被告煜升公司对前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案终因刘思玉在股权转让后未缴纳税款前就向周志刚行使追偿权而被裁定驳回起诉。刘思玉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现（2019）云25民初49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一审判决第7页倒数第10行“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6606294.61元”的表述存在笔误，经与蒙税二通[2018]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核对后，变更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606294.61元”。其余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归纳双方当事人二审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系重复诉讼？2.股权转让的税款应按约定缴纳，还是按法定缴纳？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刘思玉主张的经济损失292000元应否支持？5.刘思玉主张的违约金400000元应否支持？关于本案是否系重复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本院受理的前诉即（2019）云25民初49号案件中，双方的诉讼主体分别为原告刘思玉，被告周志刚、煜升公司，第三人刘连英、刘子银；诉讼标的为股权转让产生的税款；诉讼请求为原告刘思玉要求被告周志刚支付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应缴税款12530079.37元及相应滞纳金、罚款；由被告煜升公司对前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前诉终因刘思玉在股权转让后未缴纳税款前就向周志刚行使追偿权而被裁定驳回起诉。刘思玉不服，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又申请撤回上诉，现（2019）云25民初49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而在一审法院受理的后诉即本案中，双方的诉讼主体为原告刘思玉，被告周志刚；诉讼标的为股权转让产生的税款；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周志刚向原告刘思玉支付应由其承担的税款400000元、经济损失292000元、违约金4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本案中，前诉与后诉即本诉虽然诉讼标的相同，但前诉与本诉在诉讼主体、诉讼请求方面均不相同，且前诉的民事裁定书生效后，刘思玉已向蒙自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补缴纳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389082.7元、印花税10917.3元，二项合计400000元。因此，本案现已发生新的事实，不属于重复诉讼。关于股权转让的税款应按约定缴纳，还是按法定缴纳的问题。本院认为，《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应当依法在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一）受让方已支付或部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二）股权转让协议已签订生效的；（三）受让方已经实际履行股东职责或者享受股东权益的。……”本案中，刘思玉将其个人持有的煜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志刚，刘思玉作为纳税人，本应在规定期限内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根据《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第4.2条“股权登记手续由甲方负责办理，乙方同时配合甲方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备案，在办理股权登记手续过程中所需要向工商、税务等主管部门提交的一切申报资料均由甲方负责提交办理，依法应当缴纳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均由甲方最终承担（含法定纳税义务人为股权转让方及股权受让方的一切税收和费用）。如因税务机关向乙方追缴税款、滞纳金、罚款的，乙方在向主管税务机关补缴后，有权据实向甲方按双倍追偿。”的约定，刘思玉与周志刚在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案涉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均由周志刚负责办理并缴纳。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约定内容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按照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履行；合同没有约定的，按法定履行的原则，案涉股权转让的税款应按双方的约定履行。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刘思玉转让股权给周志刚后，因周志刚未按《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第4.2条的约定向税务机关申报并缴纳案涉税款，蒙自市税务局遂向刘思玉发出蒙税二通[2018]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蒙二分税限改[2019]1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截至2020年9月3日，刘思玉向税务机关补缴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共计400000元后，按约定向周志刚行使追偿权。因此，本案诉讼时效从刘思玉补缴税款时起算，尚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关于刘思玉主张的经济损失2920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思玉认为，因周志刚违约，导致税务机关向其追缴税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其必然也会受到滞纳金的处罚为由，遂向周志刚主张经济损失292000元。因刘思玉对其的该项主张未提供已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应滞纳金的凭据加以证明，故刘思玉应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刘思玉主张的违约金400000元应否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刘思玉认为，因周志刚未按约定缴纳税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故周志刚应按约定支付其违约金400000元。本院认为，刘思玉虽是按《股权转让及股权转让后价值补偿协议书》第4.2条的约定主张违约金，但周志刚认为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不应当支付。一审判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认为刘思玉的实际损失为缴纳税款后所产生的资金占用利息，遂以刘思玉所缴纳税款金额400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持该税款自清缴之日即2020年9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思玉、上诉人周志刚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14元，由刘思玉负担3657元，周志刚负担365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嘉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刘玉芳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