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7民再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男，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海波，吉林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乾安县聚太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乾安县，，法定代表人：于永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女，197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聚太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职员，现住乾安县。第三人：范广旭，男，199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现住乾安县。第三人：王大勇，男，197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乾安县人，城建局规划办科员，现住乾安县。上诉人张军与被上诉人乾安县聚太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太公司）、第三人范广旭、王大勇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张军于2018年12月18日诉至乾安县人民法院，乾安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8）吉0723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执行过程中，聚太公司申请再审，乾安县人民法院以院长发现程序决定再审该案。再审后，乾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5日作出（2020）吉0723民再3号民事判决。张军不服此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海波，被上诉人聚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第三人王大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范广旭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军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维持（2018）吉0723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书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认定王大勇帮忙卖煤错误，王大勇和高晓东均是起到介绍人的作用，与上诉人张军根本不存在委托关系，不存在张军委托王大勇卖煤一事，张军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送煤，被上诉人员工为上诉人出具收货磅单。事后，上诉人也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索要煤款。买卖煤的行为发生在2017年，上诉人在买卖行为发生后多次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而王大勇自我主张的开具发票系在2018年12月，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也系在2018年12月，显然双方为规避上诉人的起诉故意低价开具发票，并在上诉人诉讼后的2019年1月29日将部分款项支付给王大勇。因此，二者的说法不足以定案。2、原审判决依据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与王大勇所述煤质量不合格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产品质量应当依据鉴定结论方能认定，不能仅凭二者的主观认定。因被上诉人所述直接影响上诉人的利益，没有客观证据以及没有关联性的证据无法确定因煤质量不合格而变更了产品的价格。3、上诉人所送煤款按照约定价格已经超过被上诉人所支付给王大勇的费用，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全部履行。4、本案既然已追加王大勇作为第三人，并且已经认定了王大勇已经全部收到了煤款，那么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承担责任，上诉人主张的煤款也应当尤其直接承担，不应当判决驳回上诉人主张给付煤款的诉讼请求。5、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错误，本案就是普通的买卖合同，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现因被上诉人给付错误，应当判决二者承担连带责任，不应当免除被上诉人的给付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并改判维持（2018）吉0723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书或发回重审。聚太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所述买卖煤一事并非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而是答辩人与王大勇之间，与被答辩人无关。事实是答辩人2017年向王大勇购买煤121.4吨（其中包含被答辩人所述三车共计88.06吨），单价为400元，共计煤款为48,560元，王大勇于2018年12月4日给答辩人出具了121.4吨煤（金额为48,560元）的发票来进行结算，答辩人工作人员经核实无异议于2019年1月29日向王大勇支付煤款45,000元。整个合同履行过程都是答辩人与王大勇之间进行的，这在再审庭审中答辩人和王大勇两当事人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所以不再重复。二、关于本案所涉标的煤款答辩人已与王大勇进行了结算，在再审庭审中王大勇已认可，而且王大勇也明确表示整个买卖合同和买卖过程都是他与答辩人达成并进行的，答辩人应该与他进行结算，被答辩人在送煤时只是以办事人的身份存在，所以整个买卖合同的履行都与被答辩人无关，因此关于被答辩人所起诉的答辩人欠其三车煤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三、被答辩人在上诉中称多次向答辩人索要煤款主张权利的事实根本不存在。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再审庭审已查清事实，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维持再审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第三人范广旭未到庭，没有答辩意见。第三人王大勇述称：张军和聚太公司不认识，是我跟聚太公司联系的，我不认识张军，他是和高晓东联系的。因为我和高晓东之间有买卖，高晓东欠我10万块钱，他说送点煤给我顶账，我同意了就联系聚太公司，我说我有点煤，别人欠我钱，想送去聚太，聚太公司同意了。当时高晓东那是找的张军，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年我往聚太送121吨煤，其中包含高晓东联系我送的煤，也就是张军送的88.06吨。后期因为煤的价格产生了异议，当时我给聚太送完煤，价格没定死，说400。后来聚太公司说送去的煤不好烧，一开始说530，说不好烧，变到400，我说不行，人家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他说先这么算，完了等以后再说，就把这事一直搁到现在。有几个小票是张军拿走了，他就给聚太起诉了。送给聚太公司的121吨煤钱已经给付我42,000元，聚太公司还差一些钱未支付给我。此外，送这121吨煤我本人付了2万多运费。我没有起诉聚太公司，始终都是电话沟通价格的问题，就是这么个经过。张军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不同意申请人的再审请求。1.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本案应当由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应当由乾安县人民法院管辖。2.（2018）吉0723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张军提交的申请人员工范广旭签名的磅单、高晓东的证实材料以及通话录音均能证明张军向申请人卖煤，合同主体系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在申请人收到煤后，张军多次向申请人索要煤款，却在张军起诉后将煤款支付给非合同相对人，其行为不能免除申请人自身的给付义务，若支付错误可以另案告诉，另外申请人与王大勇之间尚有买卖煤的行为，不能将张军的煤款与王大勇的煤款混为一谈，另外该行为也不能证明所支付给王大勇的系欠张军的煤款。3.本案已经追加了王大勇为第三人，为查清案情，张军认为有必要追加高晓东为第三人，因王大勇与高晓东均系介绍人，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为查清案情，建议法庭追加高晓东为本案第三人。4.张军在卖煤时煤款为不开票每吨530元含运费，张军提供的煤为88.06吨，价款为46,671.8元，并不是申请人所述的121.4吨48,560元，按照申请人的计算折合每吨400元，与市场价严重偏离。5.原审程序合法，根据申请人的注册地址无法邮寄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因此原审公告送达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庭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原审被告聚太公司辩称，1.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所述买卖煤一事并非是原告与被告之间，而是被告与王大勇之间，与原告无关。事实是2017年，我公司向王大勇购买煤121.4吨（其中包含原告所述三车共计88.06吨），单价为400元，共计煤款为48,560元，王大勇于2018年12月4日给答辩人出具了121.4吨煤（金额为48,560元）的发票来进行结算，我公司工作人员经核实无异议于2019年1月29日向王大勇支付煤款45,000元，还差3560元没有给付。2.原告在给我公司送煤时是说送的王大勇的煤，而王大勇的煤款我公司已经全部结清。因此原告起诉的三车煤款的事实根本不存在。3.478元煤的价格是当时市场平均价格，对于煤卡数不足时，价格自然低于平均价格，我公司对于卡数不足的煤按照400元支付符合市场价格，后期发现煤质量有问题就定下来的，有王大勇出具的400元的发票作为证据。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范广旭未到庭，没有答辩意见。第三人王大勇述称，我不同意原审判决，判的不对，我要把我垫付的运费留下后，正常张军那还回去多少就付多少，由我支付，聚太公司剩余的3560元也应该给我。起诉的80多吨，送的是121吨，判决聚太给张军煤款也不对，当时是我给聚太送的煤，应该是聚太对我结账，事实经过是我不认识张军，是高晓东找的我，领着张军来我办公室住建大厦那，和我说他朋友张军是整煤的自己有点要销售给电厂，看你和李志挺好，供热用煤你能否打个电话先送几百吨看好不好烧，如果好烧咱们大量给他送，我就给李志打电问用不用煤，他说用，我有个朋友想往你那送点煤，李志说可以，但是必须的达到卡数，我询问高晓东你的煤是否能达到质量，他说能达到，李志说让他们送吧，算账和煤的价格都咱俩定，怎么给付款，我只对你王大勇说话，我说行，明天就先送来几车看好不好烧，第二天煤就到了，卸了5车大约121吨，当时是高晓东找的我，说没有运费让我拿2.4万，我就给高晓东拿了2.4万运费，过了一天电厂通知煤没达到卡数不好烧，请求拉回，我说可不可以对付烧，李志说可以但是价格得下调，我问能降到多少，李志说完了再商量，后期张军就要求向高晓东要煤款，高晓东找我要，说煤烧了，款得付了啊，我当时说供热没给我钱，我咋付，我说先等等，供热啥时给我钱我再给你。头年二十六李志给我打电话说开发票，我问定多少钱，李志说定400，我给高晓东打电话，高晓东说张军不同意400元每吨的价格，当时煤不好烧，李志让往出拉，你们不拉，放那半个月，供热进煤就把放在那的煤掺和在一起了，一看拉不了就没往出拉，供热就给用了，李志说你先把发票开了，不同意再协调，这么回事聚太就把钱打到我的账户45,000元，按照每吨380算的，实际聚太要按照每吨400元应该是48000多，钱到了我就给高晓东打电话，我说电厂钱已经到账了，看样子按照380元算的，你联系张军，去了我的24,000元剩下的给他拿回，高晓东回电话说不同意，不同意我说就等着吧，看看电厂还能不能协调了，这事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办公室对于利润分配是说，煤530元，一吨一人给你俩提10元提成，我说不用，因为煤没送也没结账，我也只对高晓东说话，不对张军，因为我们之前有经济往来，这些都是高晓东单独打电话和我说的，因为是高晓东找的我帮他朋友卖点煤，我也不认识张军，不可能帮他卖。至始至终都是我和聚太沟通的，包括煤不好烧和往出拉煤，我再和高晓东说，我也知道煤是张军的，谁送的煤我就不知道了，高晓东就说煤到了，也没说是谁送，没钱付运费就找我了，我也没问这煤是谁的。我就顶算帮高晓东卖煤，不是张军卖给我，我又卖给聚太。我不知道张军是否知道我给高晓东2.4万元，我当时也有证人，整件事我都没咋和张军接触，就张军给我打两回电话，朝我要钱，我和张军见过面，张军就说煤是他送的，他就以为电厂把煤钱给我了，就找我要，我说你给高晓东打电话，张军为啥找我要钱我不知道，当时讲的一百吨一结账，我和李志讲的，张军和高晓东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期我给高晓东打电话和他说了这个事。张军一分也没得到，我垫付了2.4万元运费，剩2.1万我给高晓东打电话，说剩下2.1万元，他告诉完张军之后给我回电话说不同意，这个账结不了。说钱先放着，看看过一段是起诉还是咋整，所以钱一直放着了，运费就是张军向聚太提供煤的运费，我不知道张军是否知道运费的事情，正常运费应该是自己出，因为高晓东没钱出运费，所以找到我了。煤的价格是这么定的，我和李志通过电话沟通500、480、450、400中间有过好几个价，最后给我打钱我一算才知道是按照380打的，发票是400元，我同意按照400元每吨支付价款，高晓东说是霍林河的煤，我记不清了，当时市场价400多吧，我也不清楚。增值税发票是我提供的，是我找英友煤场开的，我收到45,000元。原审法院再审认定案件事实如下：2017年11月，原告张军通过案外人高晓东找到第三人王大勇，提出由王大勇帮忙卖煤，张军提供煤并承诺按吨给付王大勇、高晓东利润，王大勇当即给被告聚太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李志打电话，以自己名义与李志达成合格煤每吨500元的口头协议。2017年11月10日、16日，张军分两次送煤至聚太公司，由聚太公司员工第三人范广旭出具收条，分别为57.46吨、30.6吨，共计88.06吨。后李志通知王大勇，煤卡数不够，不能按照原价格给付，李志与王大勇重新口头协商调整至400元每吨，王大勇于2018年12月4日，按照400元每吨的价格以乾安县英友煤场名义出具4枚煤炭面煤发票，吨数为121.4吨，金额共计48,560元，其中包含张军送的88.06吨。2019年1月29日，聚太公司转账至王大勇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45,000元。诉讼中，聚太公司承认余款3560元未予给付。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当庭质证、认证的双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的收条、过磅单、高晓东证实材料、发票、汇款单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再审认为，对本案的焦点问题评议如下：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对人问题。本案的核心焦点便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张军还是王大勇，经查，从本案王大勇的当庭陈述、高晓东的证明材料以及聚太公司的答辩意见看，张军通过高晓东找到王大勇帮助卖煤这一事实三方均认可，关键点在于王大勇在与聚太公司负责人李志口头订立买卖合同时，是以自己名义，并未披露张军。并且，王大勇本来与聚太公司就有煤炭买卖往来，王大勇在与李志的协商过程中，关于具体的合同订立细节，包含质量、吨数、价格等合意，均由王大勇作出的意思表示。一方面，张军确为煤炭的提供和送货方，张军、王大勇均否认是由张军卖给王大勇，再由王大勇卖给聚太公司的转卖关系；另一方面，聚太公司也确实在买卖合同订立时对张军的存在并不知情，订立合同和结算都是与王大勇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该条款是对间接代理法律关系的规定，在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情况下，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成立并生效，且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法律效果也直接归属于受托人与第三人。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另构成委托合同关系。两个合同相互独立，仅约束相对人。但该条款还有特殊规定，即在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受托人可以披露第三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由委托人直接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本院认为，本案的法律关系即系该条款所规定情形，张军委托王大勇卖煤，并承诺给予相关利润，成立二人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王大勇与聚太公司口头订立议定价格并履约、结算，聚太公司不知道王大勇与张军间的代理关系，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买卖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经查，聚太公司与王大勇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以合同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为合同主要内容，双方先前约定了合格煤的价格为500元每吨，后因产生质量纠纷，或是即便没有产生纠纷的情况下，王大勇与聚太公司都重新约定了煤炭价格变更为400元每吨，此节有王大勇及聚太公司的当庭陈述，且有聚太公司提供的王大勇开具的发票在卷为凭。王大勇亦陈述了其同意变更价格后，与张军沟通，张军不同意的事实。但该事实应属于王大勇与张军委托合同方面的争议。聚太公司按照变更合同后的价格，连带王大勇之前的送煤款，银行转账给王大勇45,000元。按照聚太公司的陈述，其中包括张军给送的88.06吨，按照400元每吨，共计35,224元价款。为减少当事人争议的复杂性，避免诉累，本院认定45,000元中已包含张军的卖煤款，余欠3560元属王大勇送煤33.34吨部分。故聚太公司对于王大勇代理张军的买卖合同部分，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进而因聚太公司作为第三人不存在不履行义务的前提，即使在受托人王大勇披露的情况下，委托人张军也无法行使介入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第三人聚太公司主张权利，易言之，聚太公司已经在实体上履行完毕对王大勇及张军的义务。张军与王大勇之间的争议，应属二者之间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所处理的范围。本案程序问题。关于原告张军提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本案应当由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不应当由乾安县人民法院管辖的问题。经查，本案系根据本院院长发现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并非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关于原告张军申请追加案外人高晓东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经查，案外人高晓东作为证人出具证明材料，本案判决结果对其不产生权利义务方面的影响，故本院不予追加。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审被告聚太公司已经对第三人王大勇代理原审原告张军以销售煤炭为内容的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原审原告张军以原审被告聚太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主张其承担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保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18）吉0723民初33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张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66.8元，由原审原告张军负担。经本院二审查明：庭审过程中，第三人王大勇称高晓东欠其10万元借款，并提出用本案争议的煤款抵顶此借款。庭审结束后，王大勇将一张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高晓东出具的10万元借据复印件通过韵达快递邮寄至本院。通过与高晓东电话联系，高晓东表示此款其已还清，故王大勇此说法不成立。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张军所诉的煤款在王大勇处。因王大勇给聚太公司开具的发票是以每吨煤售价为400元，故张军所诉的88.06吨煤款应为35,224元，应由王大勇给付。张军请求每吨煤售价530元，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已经收到张军88.06吨的煤炭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聚太公司已将煤款按每吨400元的价格给付王大勇，王大勇亦承认此款其已收到，且王大勇也认可此款中含有张军的88.06吨煤款，王大勇没有理由占有张军的煤款，故应由王大勇将此款给付张军。因王大勇实际收到的煤款是每吨400元，虽然张军主张煤款每吨530元，但张军没有证据证明，故王大勇应给付张军88.06吨煤款35,224元。若王大勇认为其与案外人高晓东仍有争议，但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应另案解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再3号民事判决。二、第三人王大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给付上诉人张军88.06吨煤款人民币35,22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933.6元，第三人王大勇负担1403元，上诉人张军负担50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翟会青审判员  徐 芳审判员  于 航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苏 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