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281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蓉，女，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成都市武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银川亿方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4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554171565F。法定代表人；牛汉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林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万达中心C座21楼212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DU56L。法定代表人：牛汉林，执行董事。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超，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熙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884922D。法定代表人：黄玉，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丽霞，女，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汉林，男，1981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智，男，198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玉华，女，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秋实，女，198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前海鸿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21884XL。法定代表人：王文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义钧，四川唐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551164474G。负责人：成巍立，行长。上诉人李蓉与被上诉人银川亿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亿方公司）、宁夏林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泽公司）、深圳前海熙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悦公司）、深圳前海鸿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原审第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8）粤0391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蓉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0391号民初369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李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均由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蓉仅以银川亿方公司之间使用了李蓉520万元而“穿透”要求直接认定李蓉与银川亿方公司之间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错误。李蓉认为，无论本案定型为契约型合同纠纷还是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李蓉均有权要银川亿方公司还本付息，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为恒丰银行与银川亿方公司系借款合同关系错误。本案从委托法律关系分析，李蓉有权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根据鸿瑞基金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恒丰银行作为受托人根据鸿瑞基金公司确定的贷款主体、用途、金额、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代为发放贷款的约定，鸿瑞基金公司与恒丰银行系委托法律关系；根据银川亿方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银川亿方公司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银川亿方公司对其贷款资金来源于鸿瑞基金公司通过向实际资金提供方即包括本案李蓉在内的投资人是明知的，而鸿瑞基金公司与李蓉之间签订的《基金合同》系委托理财合同，双方之间系委托法律关系，鸿瑞基金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委托合同》也系委托法律关系。李蓉有权依据《合同法》402条的规定，直接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二）本案因鸿瑞基金公司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或怠于代表投资人向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起诉/仲裁要求还本付息，从而损害了李蓉的合法权益，李蓉有权根据《合同法》第73条，代位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约定：基金期限届满未延期，基金终止，自基金终止之日起，管理人开始对基金财产清算，同时约定管理人应于基金终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清算报告，并按基金约定将清算报告向相关当事人进行披露。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及《〈鸿瑞-银川西城雅筑项目基金基金合同〉补充合同》（简称：《补充合同》），项目基金届满的时间为2018年9月，而至今，时隔长达2年时间鸿瑞基金公司仍未对项目基金采取任何清算措施，也未采取仲裁或诉讼的方式的措施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清偿借款及利息。鸿瑞基金公司的上述行为，己经严重侵犯了李蓉的合法权益，根据鸿瑞基金公司与银川亿方公司等人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实际为投资人的资金提供担保的人员不仅仅是林泽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还有熙悦公司及案外人黄玉，但该两名担保人因鸿瑞基金公司未积极主张要求还本付息，而导致该两名保证人己经过了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同时如李蓉不及时将本案起诉至法院，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人林泽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现也已经过了要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期限。鸿瑞基金公司怠于履行清算或起诉的行为，己经给李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李蓉有权行使代位权，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同时要求鸿瑞基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鸿瑞基金公司在管理基金财产中不存在过错，鸿瑞基金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错误。鸿瑞基金公司存在过错的行为如下：(一）鸿瑞基金公司在银川亿方公司没有满足《投资框架协议》约定的第4.1.2条约定时，就将包括李蓉在内的所有投资人的1120万元资金全部提供给银川亿方公司，加大了李蓉的资金风险。(二）根据《投资框架协议》，黄玉、熙悦公司对李蓉的借贷资金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但因鸿瑞基金公司怠于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向保证人黄玉、熙悦公司提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仲裁的义务，至今鸿瑞基金公司及李蓉己丧失向黄玉、熙悦公司追究承担连带担保法律责任的权利，该行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重大损失。（三）因鸿瑞基金公司未及时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保证人对投资人的资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康玉华已经转移名下位于宁夏金凤区（房产证号：20××18）房产,己给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四）鸿瑞基金公司未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投资保障包括：（1)土地抵押（根据《投资框架协议》，鸿瑞基金公司放款前,就应当办理完毕土地抵押手续）；（2)《证照共管》《资金监管》《账户监管》(根据鸿瑞基金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于2018年1月10日才与亿方公司、宁夏侨之桥律师事务所签订《共管服务协议》，2018年1月10日之前，鸿瑞基金公司并未对项目公司进行过任何管理；(3)资金提前归集、项目监管、降价销售等义务。(五）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鸿瑞-银川西城雅筑项目基金基金合同》之补充协议，现质押登记己经解除，但银川亿方公司至今仍未引进新的投资人，而鸿瑞基金公司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在30个工作日恢复质押登记。(六）未按照《基金合同》第十九章信息披露的约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鸿瑞基金公司己经按照《基金合同》履行了合同义务，没有侵害李蓉的权益认定错误。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第二十二节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原告有权就以520万份基金份额的对应未收回本金4839582.12元及以该本金为基数从2017年9月2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按照24%年利率计算利息收益的标准，要求鸿瑞基金公司进行赔偿，同时鸿瑞基金公司还应当赔偿原告为实现本债权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蓉的诉讼请求错误，二审法院应当将本案直接改判支持李蓉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辩称，一、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认为一审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依法驳回李蓉的上诉请求。具体理由如下银川公司与李蓉无任何合同关系，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形成契约型私募基金的法律关系，其与鸿瑞基金公司之间所产生纠纷应另案处理，与银川亿方公司及林泽公司无任何关系。二、李蓉称，鸿瑞基金公司怠于履行管理人职责与事实不符，本案基金到期清算日期为2018年9月，李蓉于2018年9月20日起诉至前海区人民法院，要求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等承担相关的还款义务，在此期间鸿瑞基金公司无法履行管理人职责，只能等待相关案件的庭审结束，因此管理人的职责是否履行与鸿瑞基金公司无关，另据李蓉上诉称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实际控制人牛汉林将其名下房产私自转移，纯属李蓉杜撰，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牛汉林相关房产未进行任何转移，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李蓉的相关诉请。一审法院认定法律关系正确，本案涉及契约型私募基金法律关系，李蓉无权要求银川亿方公司还本付息。三、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之间成立私募基金法律关系，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基金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基金合同要求，鸿瑞基金公司是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具备募集资金的资格，李蓉在投资前接受了风险能力调查，其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该基金产品在基金业协会备案，故基金合同合法有效。基金合同中对本案基金合同风险进行了多处告知，并多次强调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会亏损基金本金，李蓉亦在基金合同中声明，了解法律法规及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愿意承担相应投资风险，说明李蓉在投资时具备风险判断能力，明知投资风险。基金合同中未承诺固定收益，且多处管理人特别提示，投资人的逾期年化投资收益率仅为根据基金文件所作的理想状态下的预期收益率，并不是管理人向投资人保证其委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并不符合法借贷的法律特征，李蓉要求保本保收益不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也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之间成立契约型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四、契约型基金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法上的代理法律行为，不适用委托人介入权。契约型基金投资法律关系不等于民法上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前者是由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合同行使，按基金文件约定管理、运用和处分基金财产，以其独立的意志，运用其专业的投资管理能力代表基金从事的法律行为；后者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另外，委托合同关系中委托人财产属于其所有，而基金财产独立于管理人财产，独立于基金份额持有人财产。关于委托人介入权的规定，一般限于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但本案基金管理人非以李蓉名义从事投资行为，不构成间接代理，且本案涉及契约型基金的募集和投资，无委托人介入权的适用空间。此外，李蓉签订基金合同等时是明知从事的是商业投资行为，并对投资风险承担具有预期的前提下，若简单适用委托人介入权，直接认定李蓉有权要求银川亿方公司还本付息，明显损害银川亿方公司合法权益，不符合该条的立法本意，亦有悖于私募基金的运作逻辑。李蓉越过基金管理人，请求银川亿方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并无请求权基础，不仅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亦打破私募基金运作规则，不利于维护健康有序的私募基金规则。一审法院认定基金合同履行过程中，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并无过错正确，李蓉应当承担投资风险，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不存在怠于行使债权的情形，李蓉无权代为要求银川亿方公司还本付息。本案中项目基金在2018年9月12日到期，李蓉在2018年9月20日提起诉讼，此时基金管理人正在与项目公司沟通交涉，寻求解决途径，自项目基金到期至李蓉提起诉讼只间隔5个工作日，要求管理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委托恒丰银行提起主张债权诉讼，既不符合解决商业纠纷的惯例，也不具有可行性。如前所述，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之间成立契约型私募基金，遵循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现基金项目因不可抗力，李蓉应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或履行清算责任。鉴于鸿瑞基金公司已按基金合同约定履行了清算义务，且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即李蓉对鸿瑞基金公司不享有到期债权，行使代位权无从谈起。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蓉的上诉请求。鸿瑞基金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清楚。本案涉案相对方为李蓉和鸿瑞基金公司，判断李蓉和鸿瑞基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基于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等相关文件，至于投资框架协议、收益补贴合同、委托借款合同等合同文件，都是由银川亿方公司等主体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根据这些合同只能判断鸿瑞基金公司和银川亿方公司存在借款合同关系，而不能穿透认定基金投资人与银川亿方公司等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否则加大基金管理人的责任，也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鸿瑞基金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签订的基金合同及补充协议，双方之间的纠纷仅为契约型基金纠纷。二、鸿瑞基金公司严格按照基金合同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清算义务，根据鸿瑞基金公司与投资者签订的基金合同第21节第二点，基金的清算，具体内容为：基金合同的变更与终止清算中约定，自基金终止之日起，管理人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在基金终止日，若仍有资产不能变现，则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资产的处置方式，资产处置完成后再进行清算。本案中，案涉项目的资产在清算之日上不能变现，根据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对该部分资产并未怠于履行清算责任，该资产的方式应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管理人严格履行了该约定的义务。在一审诉讼后，基金管理人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就是否在现阶段基金财产变现方式进行决议，基金管理人并不应当因此被认定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三、鸿瑞基金作为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基金过程中，并不存在重大过错行为。本案中，基金管理人采取了多种方式保障投资人的投资利益，在基金监管中，在前期和后期基金管理人根据项目情况，分别采用了委派本公司员工自行监管和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管，积极履行了基金监管义务，基金未按时偿还本息系开发过程中遇到不可抗力，后续资金无法跟上，项目不能按原计划开发销售所致，与基金管理人的监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能认定为基金管理人存在监管过错。另，根据基金合同第十八节第七条第三款，诉讼或仲裁作为重大事件，需要三分之二以上份额持有人同意，其中启动起诉过程中的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且鸿瑞基金公司向李蓉送达关于是否起诉及清算的通知，李蓉至今仍未进行回复。另，根据基金管理人的专业素养，管理人认为只有盘活项目才是保护投资人权益的最佳办法，基金投入项目公司的资金只能通过项目开发获取销售收入或转让项目获取转让收入才能收回，进而支付给基金投资人。四、鸿瑞基金公司并不存在损害李蓉利益的行为。根据基金管理人和李蓉签订的基金合同及认购风险声明书，上述文件明确载明了相应的投资风险，李蓉对投资风险的认知在签订合同时已经知晓，根据合同约定，只有在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合同的约定，并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才应承担赔偿责任。鸿瑞基金公司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利益，在保证期间内委托律师事务所向保证人林泽公司、牛汉林、康玉华、陈秋实等发送了律师函，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并未存在李蓉认为的保证时效已过，损害其利益的行为。综上，李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李蓉的上诉。熙悦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恒丰银行均未作答辩。李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海鸿瑞基金公司向李蓉偿还借款本金4911271.11元，并自2017年9月23日至借款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以未还本金4911271.1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判令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海鸿瑞基金公司承担李蓉实现债权而垫付的律师费、差率费等费用，暂计至2019年1月20日产生律师费60000元，差旅费5909元；3.李蓉在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范围对林泽公司持有银川亿方公司45%股权、熙悦公司持有银川亿方公司35%股权、林丽霞持有银川亿方公司20%股权享有优先受尝权；4.判令林泽公司、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向李蓉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鸿瑞基金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赔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陈秋实、鸿瑞基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按照基金相应的管理规范应当由基金的管理人承担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李蓉作为该私募的投资者，直接撇开基金管理人要求基金合同的另外一方当事人即基金使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需要有法律依据。李蓉认为本案的纠纷是属于民间借贷的纠纷，而不是属于契约型私募基金合同纠纷，我们与鸿瑞基金公司是一个委托法律关系，我们委托鸿瑞基金公司通过恒丰银行向银川亿方公司进行发放贷款，所以鸿瑞基金公司通过恒丰银行向银川亿方公司借款的行为应当直接来约束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这个与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中第二节第8页已经明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关系系委托人，且第14页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李蓉是基金份额持有人也是委托人的身份签订的该份协议，鸿瑞基金公司仅是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与银川亿方公司以及本案的保证人以及恒丰银行签订相关的协议，基金公司在涉案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的风险，其仅是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履行受托人之义务，本案名为投资实为民间借贷。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认为本案是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关系，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与李蓉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李蓉跨越私募基金管理人直接起诉银川亿方公司的行为没有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纵观本案私募基金所有投资行为及投资管理的模式及运营方式，均符合私募基金的相关管理规定，而且在合同中所表述的所谓的委托人是因为该基金是契约型的私募基金，因此不能仅依据该表述认定其是民间借贷关系，并且在该基金系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协会的相关规定，认为应按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关系审理本案。对此鸿瑞基金公司认为鸿瑞基金公司是依法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本案基金也是依法备案登记的，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李蓉作为投资人享有的权利即合同第14页的理解上来看，李蓉可以享有投资收益，可以了解基金的运营情况，召开或者参与持有人大会，出席或派代表出席持有人大会，监督管理人或托管人的管理职责，对管理人有违反基金目的处分基金财产或管理运用基金财产有重大过失可以解除管理人，同时，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李蓉是在清楚本案基金的投资风险情况下进行的投资，本案李蓉的投资行为属于李蓉认购本案基金的一个投资行为。本案到底是契约型私募基金还是民间借贷纠纷是最重要的争议焦点，就契约型私募基金的相关规定以及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案保本保息是否存在冲突？李蓉对此认为根据基金合同第18页的投资范围，到期由项目公司根据合同的规定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所以本案虽为投资行为，就是一个借贷，需要项目公司进行还本以及按约定进行付息的一个行为，同时根据银川亿方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以及银川亿方公司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中均对借款的利息年利率24%进行约定，所以从该到期还本以及决定利息的方式来看，实质上本案就是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借款期限届满后应当向李蓉偿还借款本金以及按照约定支付利息。鸿瑞基金公司认为本案不存在承诺保本及保最低收益，因为本案基金是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属于债权型的私募投资基金，在被投资方即本案的银川亿方公司按约履行合同支付合同收益的时候，收益就能达到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当被投资方即本案银川亿方公司出现风险的时候，投资收益就会低于预期收益，甚至出现投资本金的亏损，因此，鸿瑞基金公司认为没有承诺保本也没有承诺保证最低收益。合同第10页约定A类份额为18个月，B类份额为12个月，后来展期一年，实际是A类份额为30个月，B类份额为24个月。李蓉购买的是A类18个月基金。一审法院认为李蓉起诉的主体中包括基金合同的被投资一方，为契约型基金提供担保的担保人以及基金管理人，但李蓉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的区分的，就管理人来说，其并不是基金的使用者，仅仅是管理职责，按照法律规定，管理仅仅是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合同第17页第15条管理人是因为违反了基金文件规定管理运用基金财产致使基金财产遭受损失，管理人才应当予以赔偿；第34页违约责任第一条第3条也是明确约定了，管理人如因违反本基金合同相关约定，致使基金合同遭受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这两个合同约定，是需要由李蓉来主张证明管理人违反了哪一个规定同时因为管理人的违约造成了基金财产的损失，那么管理人才应当承担责任。李蓉认为鸿瑞基金公司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违反了合同约定。鸿瑞基金公司隐瞒本案中还有其他担保人（黄玉、被告三）的情形，致使该担保人逃脱了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时效；还有鸿瑞基金公司并没有按照双方签订的基金合同的第10节的第2款（第18页）的投资保障措施的相应义务；还有银川亿方公司证据1投资框架协议中的第11页4.1.2支付第一笔投资款项的先决条件在没有成就的情况下，鸿瑞基金公司就对银川亿方公司发放第一笔借款，其中包括4.1.2第二项项目土地抵押也没有办理完成，根据鸿瑞基金公司提供的共管手续也没有在发放贷款的时候签订而是后来才会项目公司签订的共管协议，发放的贷款的时候银川亿方公司也没有获得政府同意项目地块实施，就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等文件，因此，加大了李蓉的资金风险；在银川亿方公司没有取得土地属性的文件下就对银川亿方公司提供了借款。鸿瑞基金公司认为第一，关于李蓉诉称的鸿瑞基金公司隐瞒被告三、黄玉的问题，根据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第1页认购风险声明书中的增信措施中没有被告三和黄玉的保证责任涵盖里面，基金合同第18页投资保障措施中也是很清楚，关于保证部分，第二保障措施第4点保证担保中也没有黄玉和被告三进行保证担保，李蓉是在知晓并认可本案基金的保障措施以及风险的情况下才签订的基金合同，支付的投资款项。鸿瑞基金公司是严格按照与李蓉签订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办理的相关手续，鸿瑞基金公司没有过错；第二，关于刚才李蓉代理人称的第18、19页的保障措施需要特别说明，保障措施共10条，其中第1条是土地抵押，约定很清楚是在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地块变更土地用途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阶段性抵押给本基金，至今为止项目公司的项目地块尚未完成土地用途的变更，因此暂不具备土地抵押的条件；关于在建工程抵押，也是因为项目尚未取得施工许可等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条件，因此尚未办理在建工程抵押；股权质押是已经履行完毕，并办理了相应的质押手续；保证担保也是与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分别签署了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的保证合同；关于证照共管、资金监管、账户监管的问题，当时我们提供的证据是侨之桥律师事务所的共管协议，这个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月10日，在1月10日之前是由鸿瑞基金公司自行委派人员进行证照共管，鸿瑞基金公司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相应的证照进行的监管；关于资金提前归集，投资期限到期前因为鸿瑞基金公司了解到项目出现问题，并通过多次向项目公司发送催款函，要求项目公司按照约定归集资金，因项目属于停滞状态，没有资金来源，无法进行资金归集，该责任也不是鸿瑞基金公司的原因造成的；针对项目监管，鸿瑞基金公司在之前举证阶段也出示了相应的证据证明鸿瑞基金公司采取了合同约定的监管措施，包括委派董事、监事等；关于降价销售权，因项目尚未进入销售阶段，尚不具备行使该权利的条件，综上，鸿瑞基金公司是严格按照与李蓉签订的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鸿瑞基金公司没有过错；第三，框架协议第11页，李蓉代理人是属于断章取义，第10.1.2条第2行写得很清楚，鸿瑞基金公司是有权自行决定放弃全部或部分先决条件的成就，而且该框架协议是鸿瑞基金公司与项目公司及关联方在准备投资时所签订的合同条款，且该框架协议签订时间在与本案李蓉所签订的基金合同之前，该框架协议仅约束鸿瑞基金公司及对应的合同相对方，李蓉应按照与鸿瑞基金公司所签订的基金合同来主张权利。本案中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法律关系为契约型私募基金法律关系，在合同的约定中多次提示，该投资行为非保本保收益，并且具备投资亏损的可能性；第二，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署的基金合同和补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本案中鸿瑞基金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鸿瑞基金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确认了李蓉具备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系合格投资者，基金和合同中李蓉多次承诺认可其签订的是基金投资合同，愿意承担相应的基金投资风险，事后双方于2017年9月5日签订补充合同，合同内容明确了相关的权利义务，并符合证券基金投资法的相关要求，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第三，涉案项目基金合法有效，该项目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备案手续，并且按相关规定完成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则，基金项目在备案后鸿瑞基金公司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向银川亿方公司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投资，且在基金运行过程中尽了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管理职责，银川亿方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积极进行项目运作完成了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购买，项目前期的拆迁补偿款等工作，并且该项目被政府部门列入改造项目，因此我们认为该项目真实合法存在该基金合法有效；第四，李蓉作为私募基金的投资人，无权只给向基金的投资对象银川亿方公司主张权利，李蓉突破合同相对方的法律依据，而且在基金合同第8节第2条第2款明确约定，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根据该条款有权向银川亿方公司主张权利的是基金管理人即鸿瑞基金公司，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签订的主体分别为鸿瑞基金公司、恒丰银行及银川亿方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即使银川亿方公司没有按时还款，有权主张权利的也为鸿瑞基金公司或恒丰银行，李蓉并非合同主体，无权向银川亿方公司主张权利，综上，我方认为李蓉向基金投入资金的行为系契约型私募投资行为，而非李蓉所述借款行为，其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但其作为合格投资者在明知其对投资行为属性的前提下，避开基金财产清算环节，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要求银川亿方公司偿还投资本金及利息系逃避投资风险损害其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合同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李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4966元、保全费5000元（李蓉均已预交），由李蓉承担。二审中，李蓉向本院提交了（2020）粤0391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书；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向本院提交了银川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单；鸿瑞基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1.股权出质设立通知书；2.银川亿方公司交接清单以及在资金投资到鸿瑞基金公司后，公司委派相关员工使用银川亿方公司印章的登记表，张光君社保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社保由鸿瑞基金公司缴纳；3.基金合同约定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内，鸿瑞基金公司委托四川唐鎏律师事务所向林泽公司、牛汉林、康玉华、陈秋实等保证人邮寄催收其承担保证责任的律师函；4.2020年3月鸿瑞基金公司向银川亿方公司发送的关于督促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托管费等款项的函，以及银川亿方公司关于该函的复函；5.鸿瑞基金公司向基金份额持有人送达的鸿瑞案涉基金2019年度基金运行情况报告，包括向李蓉邮件交寄单收据；6.鸿瑞基金公司向案涉基金份额持有人送达的关于召开案涉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以及对应的邮件交寄单，以及相应邮件的签收情况。关于持有人会议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召开，立案一共有两项，关于是否采取仲裁当事人追偿，以及如果采取仲裁，仲裁费用的承担。邮寄的通知其中有一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单，至今鸿瑞基金公司仍未收到李蓉关于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具有相对性，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虽然本案涉及的《基金合同》《投资框架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系基于同一项目，但分别属一个融资市场交易的不同环节，各合同主体及法律关系均不一致。李蓉除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基金合同》建立基金合同关系外，与其他主体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李蓉主张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但其与实际用款人银川亿方公司并未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银川亿方公司实际是通过其与恒丰银行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而获得借款，在借款人银川亿方公司违约时，只有恒丰银行有权依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向其主张还款义务。对超出《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利率之外的其他利息，则应由鸿瑞基金公司依据《投资框架协议》向银川亿方公司主张权利。即使恒丰银行系基于委托对外发放贷款，但其委托人是鸿瑞基金公司而非李蓉。李蓉不具主体资格，其依法不能对实际借款人及担保人主张权利。李蓉作为投资人，通过基金合同授权管理人代为行使基金财产的使用权和处分权，该基金财产独立于投资人，并不能因为银川亿方公司使用的借款来源于基金投资款即可直接“穿透”认定李蓉与银川亿方公司之间建立了借款合同关系。虽然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了《收益补贴合同》，但该合同的主体亦为鸿瑞基金公司及李蓉，据此亦不能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仅对李蓉及鸿瑞基金公司具有约束力。故李蓉要求银川亿方公司直接对其承担还款义务，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承担担保责任，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对其针对银川亿方公司、林泽公司、熙悦公司、鸿瑞基金公司、林丽霞、牛汉林、李智、康玉华的诉讼请求均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实为基金合同纠纷。李蓉与鸿瑞基金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补充合同》、《之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见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李蓉在投资前已经过了风险承受能力测评，鸿瑞基金公司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涉案基金产品“鸿瑞-银川西城雅筑项目基金”也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了备案，故上述三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使双方所签订的《收益补贴合同》有存在刚兑条款的嫌疑，但该条款即使无效，也并不导致合同的整体无效。关于鸿瑞基金公司的赔偿责任，根据现有证据，鸿瑞基金公司在《基金合同》中的《认购风险声明书》中已进行了风险告知，李蓉在《认购风险声明书》签字确认清楚投资风险，故其只能在鸿瑞基金公司违反《基金合同》约定并造成损失情况下才能主张赔偿责任，在鸿瑞基金公司不存在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况下，有关投资风险应由李蓉自行承担。依据现有证据，本案的1120万元契约型基金募集完成后，鸿瑞基金公司依约对基金进行了管理，无证据证明鸿瑞基金公司作为管理人在履行投资保障措施中有失职损害投资人利益行为。现基金存续期限已届满，但《基金合同》明确约定“自基金终止之日起，管理人开始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在基金终止日，若仍有资产不能变现的，则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资产的处置方式，待资产处置完成后再进行清算。”据此，李蓉仅以基金合同到期未清算为由要求鸿瑞基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合同依据。李蓉应在合同约定框架内依托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资产处置及清算。如在清算过程中，就鸿瑞基金公司有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李蓉有权另案主张权利。故李蓉要求鸿瑞基金公司对银川亿方公司还款义务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李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4966元，由上诉人李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尚彦卿审判员 费 晓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周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