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20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姚轶佳，女，汉族，1999年6月7日出生，住常州市新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军，江苏延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光政，男，汉族，1982年11月10日出生，住沭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海林，女，汉族，1981年5月16日出生，住沭阳县。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中林，江苏益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姚红波，男，汉族，1977年7月21日出生，住常州市新北区。上诉人姚轶佳因与被上诉人严光政、汪海林、原审被告姚红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新北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1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轶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涉案赠与合同有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案涉房屋仍属姚红波所有，赠与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认定买卖合同有效的基础上，认为我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案涉房屋至今所有权仍属于姚红波所有，一方面是被上诉人仍有房款未支付，房屋产权未进行变更；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并未提出确认房屋所有权的任何诉讼，法院也未作出认定案涉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的任何判决。故房屋所有权人姚红波有权对自有房屋作出赠与行为，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物权法定原则，也符合第657条赠与合同定义的规定。二、买卖行为与赠与行为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应区分对待。买卖行为与赠与行为不同于借贷行为中的担保行为，二者属于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赠与合同并不因买卖行为有效而无效。一审法院在基于认定买卖合同有效的前提下，认定赠与合同无效，无任何法律依据，且买卖合同有效也不意味着被上诉人具有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故一审法院未将两个法律关系区分判定，存在异议。三、案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其性质并不等同于普通商品房。我因在原拆迁房中享有户口从而分得拆迁安置房中40平方米。而国家向被拆迁人给予拆迁安置房本身是为了给予被拆迁人补偿，让被拆迁人有房所居，其性质不同于普通交易的商品房，我认为法院应保护我的权益，保护我的产权份额。严光政、汪海林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姚红波未作陈述。严光政、汪海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姚红波将百馨西苑51幢乙单元501室房屋30%的产权赠与给姚轶佳的合同无效；2.诉讼费用由姚红波、姚轶佳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严光政、汪海林系夫妻。姚轶佳系姚红波之女。杨**昕与姚红波原系夫妻，现已离婚。2007年6月7日，姚红波与火炬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一份，约定将姚红波位于杏村横沟的房屋进行拆迁，安置产权调换的统建房面积为120平方米，共安置姚红波、杨**昕、姚轶佳三人。后该协议安置的房屋即为案涉房屋。2016年4月26日，严光政、汪海林与姚红波、杨**昕签订《常州市群信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契约首部载明甲方（卖方）为“姚红波、杨**昕”，乙方（买方）为“严光政、汪海林”。契约第一条载明，甲方自愿将坐落在百馨西苑51幢乙单元501室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121.66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乙方已对甲方所出售的上述房地产做了充分了解，知道以上房屋为甲方的拆迁安置房，目前甲方尚未取得房地产所有权证。第二条载明房屋成交价为34.5万元。第三条载明付款方式，乙方于2016年4月26日支付甲方购房定金1万元；于2016年5月30日前支付甲方购房款31.5万元，甲方将房屋交付给乙方；乙方于该房办理产权过户时支付甲方剩余房款2万元。第四条载明甲方保证上述房地产权属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清理、赔偿，并承担民事诉讼责任，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负责赔偿。第六条违约责任的第3款载明，甲方必须在该房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后3个月内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过户，如果甲方在能过户的情况下不过户则作甲方毁约，甲方双倍返还乙方所付购房款；如果乙方在能过户的情况下3个月内不来过户，则作乙方毁约，房款不退。在该条款后，有手写的“在甲方取得该房权证后，中介配合甲乙方办好过户手续”字样并加盖中介公司合同专用章。姚红波、杨**昕在契约尾部甲方（签章）处签名并捺印，严光政在乙方（签章）处签名并捺印，常州市群信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在中介方处加盖合同章，业务经办人处有徐建妹签名，常州市安家法律服务所在契约尾部盖章。契约签订后，严光政、汪海林按约定分别支付了定金1万元及房款323560元（含车库款8560元）。姚红波及杨**昕将案涉房屋交付严光政、汪海林，严光政、汪海林居住至今。常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显示，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利人（使用权人）为姚红波单独所有，不动产权登记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2020年6月22日，姚红波、姚轶佳签订《赠与合同》一份，约定姚红波自愿将案涉房屋产权份额30%赠与给姚轶佳，姚轶佳表示愿意接受该赠与。常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于2020年7月3日出具的《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显示，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利人（使用权人）为姚轶佳、姚红波，占有份额分别为30%、70%。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中虽有手写部分，但该部分加盖了中介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姚红波虽称己方处的合同中无该手写内容，但未提交合同原件予以证明；此外，无论是否添加该手写部分，均不影响合同的权利义务，故法院对严光政、汪海林提供的买卖契约依法予以认定。汪海林虽未在买卖契约中签名，但其与严光政系夫妻，其参与了前期看房等过程，契约中也载明其为购买方，现严光政、汪海林共同起诉主张权利，可以认定汪海林为案涉合同当事人，享有相应权利，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该规定的合同无效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即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本案中,姚红波作为案涉房屋的出卖人，在明知与严光政、汪海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已将房屋交付严光政、汪海林使用的情形下,仍然将房屋赠与给姚轶佳。而姚轶佳系姚红波的女儿，其在案涉买卖契约签订时虽未成年，但房屋交付约一年后其即已成年，且其在搬出案涉房屋几年后，未就买卖契约向严光政、汪海林提出过异议，而是在双方因产权转移登记发生矛盾后，通过接受赠与的方式获得相应不动产权份额,可以认定为其明知案涉房屋已经出售,仍然接受赠与。姚红波、姚轶佳均在明知已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情形下,又签订赠与合同,足以证明姚红波、姚轶佳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该赠与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严光政、汪海林的利益,当属无效。如姚轶佳认为其本应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受到损害，应当依法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姚红波、姚轶佳于2020年6月22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380元，由姚红波、姚轶佳负担。二审中，严光政、汪海林提交如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2页。证明：2020年5月20日，姚轶佳曾经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确认严光政、汪海林与姚红波、杨**昕于2016年4月26日签订的百馨西苑51幢乙单元501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证明姚轶佳在2020年6月22日与其父姚红波签订赠与合同之前，明知百馨西苑51幢乙单元501室已经被姚红波卖给了严光政、汪海林。2.严光政、汪海林结婚证2页，证明二人于2005年1月31日登记结婚。姚轶佳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确有其事。该证据同时证明因被上诉人与我父亲的买卖关系，我主张过权利，要求买卖协议无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二审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二审予以维持。理由及依据如下：姚轶佳对拆迁房屋是否享有份额、享有多少份额，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若姚轶佳认为姚红波的买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其可依法另行向姚红波主张权利，本案不予理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系姚红波单独所有，不动产权登记时间为2020年2月24日。据此，能够推定严光政、汪海林与姚红波、杨**昕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姚红波对涉案房屋是有处分权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涉案合同签订后，购房人亦实际入住该房屋数年，姚红波、姚轶佳对此应是明知。对此部分事实及分析，一审法院已经作出详细的阐述，二审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姚红波、姚轶佳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该赠与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严光政、汪海林的利益,当属无效”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姚轶佳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且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轶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海燕审 判 员 王 莹审 判 员 卢文忠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潘 军书 记 员 朱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