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5民终25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福林，男，196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雯，男，1986年1月20日出生，住昆山市，系张福林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市恒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中山路12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18676560P。法定代表人：戴惠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卫东，江苏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禹业航，江苏众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福林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恒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3民初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福林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恒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2010年6月2日、8月25日开庭，合议庭成员与发回重审前是同一位，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遗漏查明张福林与恒源公司2015年5月4日签订《协议书》，2016年11月22日签订《协议书（结算）》的事实。三、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五十二条认定委托协议书无效错误。四、一审判决歪曲事实，枉法裁判。五、一审判决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恒源公司二审未作答辩。恒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福林返还450万元及逾期返还资金占有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至实际返还之日)，暂算至起诉之日1243500元；2、张福林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昆山市城南木器软垫厂（以下简称城南木器厂）于2007年11月26日经拍卖取得位于昆山市××村南侧、水秀路东侧（面积20427.2平方米）的土地（以下简称涉案土地）使用权，并于同日与昆山市恒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如下协议:1、地块分割范围：沿五联路原城南木器厂界线南边为恒源公司开发建设用地。2、恒源公司在开发建设南边地块时应退分界线6米。3、恒源公司按1950元每平方米支付土地款，土地面积按土地部门实测为准。4、本协议签订三天内，恒源公司支付土地款定金1000万元，在土地局双方签订过户协议后按实测面积恒源公司付清余款，如对方违约赔偿违约金1000万元，拍卖结束后即办理。次日，恒源公司交纳1000万元土地定金至城南木器厂账户。2007年12月，城南木器厂与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惠珍的子女（王庆飞、王庆文）共同出资成立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1月8日，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昆山市国土局申请涉案地块使用权登记至其名下;2018年1月23日,涉案土地变更登记至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2008年6月，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城南木器厂签订挂名委托协议，约定涉案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仍属于城南木器厂，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仅受托挂名取得此地块的产权证。2009年4月，恒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认为城南木器厂违反协议约定将涉案土地登记至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从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法院判令城南木器厂返还定金及退付土地使用款1517.7913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城南木器厂发函要求恒源公司尽快履行土地转让协议，且法院多次释明“土地转让协议仍可履行”，但恒源公司表示不同意履行土地出让合同。后法院认为转让协议未能履行完毕的原因在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就涉案土地又协商合作开发房产，故双方原来建立的土地转让法律关系已经终止，驳回恒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恒源公司不服前述判决,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已经终止不妥，应予纠正，诉讼双方就诉争地块是否另行成立合作开发关系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可由相关当事人另行理涉。鉴于一审实体判决并无不当，故二审维持原判。后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城南木器厂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因恒源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导致转让不成，现双方就该土地合作开发…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双方确认土地使用权不再挂名，由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并直接开发，开发收益由双方按实际投资比例承担风险，分享利润”。一审法院于2010年10月8日立案受理恒源公司与城南木器厂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因案件审理需要依法追加昆山市嘉立恒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并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2010)昆民初字第33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驳回恒源公司要求城南木器厂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二、恒源公司与城南木器厂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于2009年6月20日解除。三、城南木器厂返还恒源公司土地定金1000万元及利息损失（以1000万元为本金，自2007年11月27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恒源公司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苏中民终字第13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0)昆民初字第338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4日立案受理后，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恒源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幼伦到庭参加了庭审。恒源公司要求判令城南木器厂立即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审理中恒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城南木器厂返还已经支付的定金1000万元以及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昆民初字第08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本案城南木器厂、恒源公司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未能履行的原因在于城南木器厂、恒源公司磋商成立第三人公司并将土地挂名在第三人公司后，就土地作价问题未能达成一致，双方对此均无过错。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南木器厂发函要求恒源公司尽快履行土地转让协议，且当庭表示可以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土地转让协议仍可履行’的情况亦进行多次释明，双方本可以恢复履行原来的土地转让协议，但恒源公司仍坚持不履行合同，对土地转让协议的无法履行，恒源公司具有过错。…城南木器厂、恒源公司在土地转让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在不同的时间、形势下，昆山市城南木器软垫、恒源公司履约意志的变化，双方为各自的利益考虑均曾作出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均存在不诚实行为，对土地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均有过错，应对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该判决书判决：一、恒源公司与城南木器厂2007年11月26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解除；二、城南木器厂返还恒源公司土地定金1000万元及支付违约金（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11月2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1.3倍的50%计）。判决生效后，恒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该判决。2013年4月8日，恒源公司与张福林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载明：恒源公司委托张福林全权处理与城南木器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张福林受托后应依自己的人脉聘请沈幼伦教授（律师费由恒源公司负责出具《专家意见书》并递交法院；张福林确保本起纠纷处理结果是恒源公司以原土地转让合同价格受让合同标的并实际拿到土地；上述委托事务恒源公司给付酬金400万元；张福林必须确保恒源公司实际拿到土地，如一审判决恒源公司受让上述土地使用权二审未能维持，在恒源公司未能拿到上述土地时，张福林则无条件向恒源公司退付450万元。”2013年5月2日，恒源公司向张福林转账400万元。本案庭审中，张福林确认恒源公司在2011年支付张福林50万元报酬。2015年3月10日，恒源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今我恒源公司委托本公司员工朱伟，全权处理张福林应收款事项”。该《委托书》下方有手写内容：代为结算、代为签订协议、本公司均予认可。恒源公司在该《委托书》右下方盖章。2018年11月26日，朱伟到庭陈述，手写部分：“我写的，恒源公司委托我去要钱，是同意我签协议的。”2015年4月25日，张福林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恒源公司，因贵公司委托本人处理与城南木器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在此期间收取450万元费，现一、二审均败诉，故本人愿依现协议精神退回300万元，由于本人目前经济困难，暂时无能力归还，故特出具欠条”。张福林配偶吴惠英作为担保人签字。2015年5月4日，张福林（乙方）与朱伟（载明为甲方恒源公司代表人）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双方就2013年4月8日的《委托协议书》善后事宜达成协议，甲方给乙方15个月时间处理该《委托协议书》的案件的申诉、再审事宜；甲方原给付乙方的450万元的委托酬金，如乙方在上述时间内案件的申诉、再审败诉的，届时则由乙方退付甲方300万元；为确保协议履行，双方同意由乙方将其名下千灯镇忆江南206号住房抵押性质的过户给甲方代理人王庆飞质收…上案胜诉或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款精神退付300万元时，甲方应将房归还过户给乙方；双方变通另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旨在方便履行本协议第三款内容。”2016年11月22日，张福林（乙方）与朱伟（载明为甲方恒源公司代表人）签订《协议书（结算）》一份，载明：“2013年4月8日，甲乙双方达成《委托协议书》一份，甲方给付乙方报酬400万元，委托乙方依自己的人脉聘请华东政法大学民法教研系沈幼伦教授出任甲方与城南木器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全面处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协议签订后乙方没有辜负甲方的委托，将沈教授聘请到位，后甲方依承办法官释明将原先的受让土地诉请变更为返还土地补偿损失的诉请；2015年5月4日，双方又达成《协议书》一份，明确甲方再给乙方15个月时间继续处理该《委托协议书》的案件的申诉、再审事宜。协议书签订后，经乙方说服，甲方愿意接受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表示服判息诉。兹甲方考虑乙方已尽努力，沈教授如期出任诉讼代理人，判决结果也接近变更后的请求，另外乙方为甲方工作服务多年，有不小贡献。为此，经友好协商达成新协议，一、经双方结算确认，乙方不需要再退付300万元酬金，担保房屋仍属乙方；从此甲方不需再支付乙方工作期间约定的报酬；二、此后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与甲方纠葛；三、双方无其他异议，甲方此后与乙方无任何瓜葛。”2018年4月11日，案外人朱伟出具“陈述”一份，载明：“该份协议是假的，因我不是该公司员工，无权签此份协议，我也从来没有签过。”该“陈述”反面附有2016年11月22日《协议书（结算）。2019年1月8日，经恒源公司申请，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受一审法院委托，对2016年11月22日《协议书（结算）》中“朱伟”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样本为2015年5月4日《协议书》、2015年3月10日《委托书》、2018年4月11日“陈述”、本院《笔记鉴定取样表》。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经鉴定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2016年11月22日《协议书（结算）》中“朱伟”的签名字迹与比对材料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恒源公司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0960元。另查明，张福林及其配偶吴惠英于2018年1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与王庆飞、田小平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确认昆山市千灯镇忆江南花园206房屋所有权为张福林、吴惠英。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苏0583民初2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查明：王庆飞系恒源公司总经理，2015年5月4日，张福林、吴惠英与王庆飞（买方）、昆山市永昌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张福林、吴惠英将昆山市千灯镇忆江南花园206号房屋出售给王庆飞。2015年5月8日，该房屋变更产权登记至王庆飞、田小平名下。该判决书认为：“系争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存在诸多不符交易习惯之处。首先，张福林作为系争房屋的出售方与王庆飞担任总经理的恒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双方确认恒源公司张福林曾作为恒源公司委托代理人收取了委托酬金450万元，因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对是否返还300万元产生争议，王庆飞在陈述未支付全部购房款的原因是张福林欠付恒源公司委托酬金,可见王庆飞认可其购房与恒源公司与张福林的委托酬金争议相关联；其次，2015年5月4日，张福林与恒源公司员工朱伟签订委托协议书的当日，张福林与王庆飞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中明确约定张福林将涉案房屋抵押性质过户给王庆飞，王庆飞辩称双方之间为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与约定抵押存在矛盾；再次，2015年5月4日张福林与王庆飞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约定当日交房，但截止本案审理时仍未交付房屋，与常理相悖，王庆飞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案外人张奎松向张福林付款40万元，该付款行为与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的关联性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且张福林提供其向案外人张奎松转回40万元的银行凭证，亦与王庆飞主张支付购房款之事实相悖；最后，朱伟于2015年3月10日经恒源公司授权处理与张福林之间的应收款事宜，2015年5月4日代理恒源公司与张福林签订了协议书，明确涉案房屋抵押并按协议履行了产权过户给王庆飞的内容，2016年11月22日朱伟再与张福林签订协议书，概述2013年4月8日委托协议书、2015年5月4日协议书的内容，并确认张福林不需再退付300万元委托酬金，涉案房产作为担保仍属于张福林，王庆飞虽否认朱伟签订该协议书的约束力，但该协议书与其余证据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张福林、吴惠英与王庆飞之间并无真实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实际为让与担保，属于无效合同。关于涉案房屋的权属，因张福林、吴惠英已同意于2015年5月8日将系争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至王庆飞、田小平名下，且已经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张福林、吴惠英主张确认权属，根据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原则，不应予以支持。”该判决书判决：确认张福林、吴惠英与王庆飞之间2015年5月4日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驳回张福林、吴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王庆飞、田小平不服提起上诉，认为2015年5月4日《委托协议书》不应作为定案证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王庆飞、田小平虽对2015年5月4日的《委托协议书》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2018）苏05民终7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张福林提供恒源公司于2013年4月18日向上海市润和律师事务所转账凭证一份，证明恒源公司向沈幼伦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0万元，恒源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询问关于450万元报酬的由来，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该金额系张福林提出，当时张福林说其有人脉、有关系，可以拿下土地，我才答应该金额的。我对方式不过问，张福林保证拿到土地，拿不到土地退还450万元。张福林代理人陈述，当时张福林向恒源公司提出报酬的依据是自己曾在恒源公司处处理过众多的房地产业务，恒源公司也理应按照当初双方的约定给予相应的回报。在处理该起土地纠纷的时候，张福林由于需要购买房屋，就向恒源公司提出给予本案的报酬。当时恒源公司明确要求张福林帮其处理好本案所涉的土地问题，要求拿到土地。否则支付的报酬款就要全部退还。随后双方签订了协议。至于张福林为恒源公司服务多年的业务款，双方再进行核算。450万元其中30-40万元用于支出招待张福林老师的招待费。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4月8日，恒源公司与张福林签订《委托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的委托事项为：恒源公司委托张福林全权处理与城南木器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张福林确保本起纠纷处理结果是恒源公司以原土地转让合同价格受让合同标的并实际拿到土地。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发回重审系在2013年3月4日，原审结果系驳回恒源公司要求城南木器厂履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由此可以看出恒源公司委托的事项其实是推翻原审判决，张福林为恒源公司聘请律师代理案件实际支出律师费为30万元，那么双方约定450万元的委托费用显然不合常理，恒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张福林表示其有关系有人脉恒源公司才答应该金额，故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委托协议书无效，张福林应当返还恒源公司支付的报酬450万元，恒源公司主张张福林一并返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故张福林应当返还恒源公司450万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张福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昆山市恒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450万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自2019年8月21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案件受理费52005元，由张福林负担，鉴定费30960元由恒源公司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2018）苏0583民初14967号案件合议庭成员为审判长朱诚，人民陪审员俞惠兰、人民陪审员姜雪梅。该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组成合议庭，由王天天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姜雪梅、陈玉萍组成合议庭。2020年8月10日，变更合议庭成员为人民陪审员姜雪梅、邓文琪。2020年9月30日，变更合议庭成员为人民陪审员倪惠国、邓文琦。二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恒源公司向张福林支付的报酬为450万元。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恒源公司2013年4月8日签订委托协议书后向张福林支付450万元报酬的用途。恒源公司在一、二审中均陈述支付给张福林巨额报酬是利用张福林的人脉关系，使恒源公司胜诉获得土地。张福林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认为取得报酬的委托事项分两部分：一、聘请张福林的老师沈幼伦教授出任该起土地使用权纠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二、通过沈教授的诉讼代理完成恒源公司的要求拿到土地。二审中，张福林改口称收取450万元是帮助恒源公司和城南木器厂谈判，并邀请华东政法学院的老师沈幼伦出面一起帮助恒源公司拿到土地。本院认为：2013年4月8日恒源公司与张福林签订委托协议书后，向张福林支付了450万元报酬，对此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因履行该协议产生纠纷，本案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协议书中约定恒源公司委托张福林全权处理与承担木器厂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张福林确保本起纠纷处理结果是恒源公司与原土地转让合同价格受让合同标的并实际拿到土地。该约定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张福林并非恒源公司在该案中的诉讼代理人，双方约定张福林要确保恒源公司在该案中胜诉，该事项有违公序良俗，依法不受保护。恒源公司以张福林未完成委托事务为由要求张福林返还报酬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3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昆山市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2005元，鉴定费30960元，由昆山市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5元，由昆山市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水根审判员  王稚群审判员  郑 雄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周豪立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