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旌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825民初193号 原告：杨新生，男，1952年12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高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霄，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旌阳镇城东新区（县消防大队对面）。 法定代表人：李先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荣，江苏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福生，男，1970年11月12日生，汉族，居民，住江苏省高淳区。 第三人：陈陆平，男，1961年6月23日生，汉族，居民，户籍地江苏省高淳区，现住江苏省高淳区。 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荣，江苏镜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新生与被告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越置业公司”），第三人李福生、陈陆平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1年3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新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凌霄，被告成越置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荣，第三人李福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荣，第三人陈陆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贵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新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2020年1月1日作出的《董事会任免决议》任免决议不成立；2、确认被告2020年1月1日作出的《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3、确认被告2020年10月11日作出《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被告公司于2009年成立，股东为史毓行、杨新生、成建国，其中史毓行出资510万元，持股比例51%；杨新生出资270万元，持股比例27%；成建国出资220万元，持股比例22%，史毓行为法定代表人并任董事长。2017年8月12日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免去芮小马、杨荣华的董事职务，增补邵值雷、雷忠明为公司董事。2018年4月左右史毓行因涉案而逃亡加拿大，12月18日高淳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挪用资金罪批准逮捕。陈陆平，李福生分别持有2018年5月1日、2020年1月1日署名“史毓行”的两份授权委托书,声称史毓行已经委托其代管史毓行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并委托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20年1月1日形成了《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李福生、陈陆平、邵值雷为本届董事，李福生、陈陆平均以史毓行受委托人的身份签字。同日，陈陆平召集并主持了董事会,形成《董事会任免决议》,选举李福生为公司董事长,签字董事为李福生、杨新生、成建国、芮小马、陈陆平。当天是先开的股东会，再开的董事会。上述《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任免决议》存在如下问题：1、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史毓行逃亡国外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和股东会应由半数以上董事另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陈陆平不是公司董事,无权主持董事会和股东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史毓行于2018年3月以来一直在国外,其出具的委托书必须经其生活地的公证处公证，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陈陆平、李福生无权依据无效的委托书代表史毓行行使股东权利，《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有效表决仅仅只有杨新生和成建国，未达到表决权过半；3、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陈陆平不是公司董事无权代表史毓行参加董事会并进行表决；另2017年8月12日芮小马已经被撤销董事职务，芮小马无权参与董事会决议，新增的董事邵值雷、雷忠明应该得到召开董事会的通知。故根据《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该《董事会任免决议》并未形成董事会多数意见；4、第三人通过与成建国串通，实际控制了被告的运营，在原告的反对下,第三人2020年10月11日召集并主持通过了《宣城市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自定年薪300万元,远远超过旌德当地的薪资水平,实际是侵占公司资产；5、即使依据史毓行的委托书，两个第三人自行任命自己为公司的董事，也明显与史毓行在委托书中的特别提示相冲突，董事的任免应该取得史毓行的另行授权；即使史毓行在委托书中委托陈陆平、李福生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委托明显与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其委托也是无效的。综上，涉案的三份决议内容都明显违法、并且不成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的规定,请依法支持原告诉请。另被告称李福生、陈陆平召集股东会和董事会是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属实，原告是反对的。2020年1月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原告的签字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代表原告参加了该股东会议。 成越置业公司辩称，1、史毓行出具给李福生、陈陆平的委托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系合法有效。两份委托书的内容是分别授权李福生、陈陆平代为管理史毓行在成越置业公司享有的51%股权的股东权利的行使和义务承担，虽然后两份委托书是在境外形成的，但是答辩人认为公民个人之间的委托，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要经史毓行所在国的公证机关的公证和使领馆的认证，原告以此为由主张委托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李福生也曾将委托事项告知过原告及成建国，为便于进入答辩人公司工作于2020年1月1日前又让史毓行邮寄了一份委托书，并将该委托书交给了答辩人公司予以备案；对2020年1月1日前出具的委托书的效力问题，陈贵荣在列席答辩人公司2020年1月1日股东会时，也予以了释明，原告及成建国对该委托书是史毓行出具的并系史毓行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没有异议，在股东会结束后召开的董事会上一致推荐李福生为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并要求其主持公司的全面工作。2、李福生、陈陆平主持股东会、董事会是基于史毓行的委托，并在征得原告及成建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违背答辩人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原告及其他股东都在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上进行了签字并予以认可。3、史毓行既是答辩人的股东又是董事，陈陆平作为史毓行的代理人之一，且在原告及成建国一致认可的情况下参加股东会和董事会并无不当；2017年8月12日答辩人公司召开董事会，因芮小马工作调动，免除了芮小马的董事职务，选举邵值雷与雷忠明为新的董事，但是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20年1月1日答辩人经向工商部门咨询，工商部门答复是董事会变更董事必须是经备案的董事人员召开会议作出的决议方可变更登记，故当时芮小马作为备案登记的董事委托其他董事参加会议并无不当。4、原告认为李福生300万年薪是属于第三人与成建国恶意串通侵占答辩人资产，损害公司利益没有事实根据。综上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请合议庭查明事实予以驳回。庭审中，答辩人称自史毓行离开中国大陆后，就联系不上了，答辩人与史毓行最后一次联系大约在2018年5月20日；李福生与史毓行系表亲关系；李先桐在2020年8月1日担任的公司董事长，有董事会决议；盛双兰自2018年5月1日担任公司的监事，现在的监事是陈陆平。 李福生、陈陆平称，1、第三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2、原告将第三人列为本案的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般是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般是由人民法院追加参加诉讼，而原告在起诉时直接将陈陆平、李福生列为第三人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合议庭查明事实予以驳回原告请求。另陈陆平补充其于2018年5月21日至2020年1月1日期间，在被告处主持工作，被告公司所有事项安排都是在原告的配合下进行的，每次会议原告都参加，在被告提交的会议记录中也可以体现；2018年5月1日晚上6时，史毓行在香港给其打电话，通话长达两个多小时，史毓行说5月2日到加拿大，从这以后其再也联系不上史毓行。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新生提交的证据： 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1份，证明原告是被告的董事和股东，与案涉决议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2、在逃人员登记表复印件1份（网络打印），证明史毓行因涉嫌犯罪逃往国外，目前下落不明。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认为是网上打印下来的，无法判断。经审查并结合原告提交的2019年1月5日高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该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3、《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章程》复印件1份，证明案涉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集和主持不符合该公司章程第12条关于“应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举一名董事进行召集和主持”的规定，案涉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主持人陈陆平、李福生并不是公司的董事，也未经半数以上董事进行推举的程序。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公司章程第12条虽然对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召集做了规定，但史毓委托了两位第三人，原告和成建国对史毓行的委托不持异议并要求陈陆平主持会议，陈陆平按照全体股东一致意见下召集了股东会和董事会。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4、2020年1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1份，证明该决议由李福生召集并主持，签字股东为杨新生、陈陆平、成建国、李福生。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并补充说明：该股东会的召开，陈贵荣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受全体股东的邀请列席了会议；会议上李福生提交了史毓行出具给他的委托书，公司股东就委托书的成立与效力的问题向陈贵荣进行了咨询，陈贵荣进行了释明并发表了两点意见：（1）境外形成的委托手续最好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并经驻外使馆认证方能成立、生效；（2）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认证，但是股东如果能辨别签字是史毓行所签并且在股东一致认可的情况下，可以认同受委托人具有代理权；当时全体股东一致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李福生方就股东会会议讨论的内容及事项进行了主持并发表了意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5、2020年1月1日《董事会任免决议》1份，会议由陈陆平召集并主持，由李福生、杨新生、陈陆平、成建国、芮小马签字，证明李福生、陈陆平、芮小马都不是公司的董事，无权参与表决；陈陆平也无权召集董事会会议。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证明李福生、陈陆平、芮小马都不是公司的董事的证明目的，2011年的公司章程中芮小马是董事，2020年1月1日当天股东会决议选举了李福生为董事，董事会在股东会之后召开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6、2020年10月11日《股东会决议》照片打印件1份，主持人是李福生，签字股东有李福生、陈陆平、成建国、杨新生，原告当时提反对意见，但股东会时，却强行要求原告签字，当时陈贵荣在场；原告认为要先召开董事会，才能召开股东会进行讨论决议。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并说明如下：该会议是被告公司提前15天通知全体股东召开的，会议召开一般有三个文件需要签字，一个是到会签到，一个是会议记录，一个是形成的会议决议；会议召开后，原告确实对李福生的薪资待遇问题有不同的意见，要求另行再议，300万年薪是成建国提议的；最后形成决议，原告方拒绝签字，李福生要求原告在会议签到上签字和会议记录上签字，原告表示不签，等以后再签，李福生当场对原告进行了指责，而且声音比较高；会议是上午召开的，原告当时确实没有在决议上签字，是下午原告到李福生的住处签字的。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结合被告提交的2020年10月11日成越置业公司会议记录及上述被告质证意见，本院对关于李福生300万年薪是成建国提议的，原告确实对李福生的薪资待遇提议有不同的意见，要求另行再议，并曾拒绝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定。 7、授权委托书2份（委托日期分别为2018年5月1日、2020年1月1日），证明（1）2020年1月1日史毓行已逃往加拿大，但李福生在2020年1月1日持“史毓行”当日签署的委托书召集主持会议，不符合情理，该委托书存在伪造嫌疑；（2）该委托书的内容违背了公司章程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职务是不能史毓行他个人委托指定的，该委托书也明确了涉及到公司高管的解聘和任命必须由委托人另行授权，因此李福生无权任命任何职务；（3）从委托书的形式看，并没有经过公证和认证程序，不能有效的代表史毓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被确认无效；（4）李福生持有的委托书和陈陆平持有的委托书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陈陆平和李福生持有委托书，均以史毓行的名义控制公司，严重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对2份委托书的三性无异议，并予以说明：委托日期为2020年1月1日的委托书，是在2020年1月1日以前由史毓行邮寄给史毓行的亲戚，再转交给李福生的，史毓行的本意是该委托书是在2020年1月1日生效，所以其签署日期为2020年1月1日；原告以时间判断该委托书是伪造的，是不准确，该委托书是李福生交给公司备案，并将委托书的复印件交付给了各个股东，在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李福生于2020年1月1日到被告公司开展工作。经审查，该2份授权委托书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明目的是否采纳的问题在下文予以阐述。 8、当庭提交2019年1月5日高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来源是江苏检察网），证明2018年4月6日史毓行已逃往境外，因此陈贵荣称陈陆平持有的委托书是2018年5月份由史毓行在国内签署的，与事实不符。成越置业公司、李福生、陈陆平称该证据的三性无法判断，请法院依法核实；但被告并没有说该委托书是史毓行在国内签署的，实际上该委托书是史毓行在境外签署的，邮寄到南京维科德置业有限公司，由南京维科德置业有限公司寄给邵值雷，再由邵值雷转交给被告公司的，因为邵值雷本就是南京维科德置业有限公司的职工。经审查，并结合原告提交的在逃人员登记表，该工作报告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对史毓行涉案出国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成越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 1、委托时间为2018年1月1日的委托书原件，委托时间为2018年5月1日、2020年1月1日的委托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史毓行先后向两个第三人出具了委托书，委托两个第三人代史毓行行使在被告公司的所有权利。杨新生对2018年5月1日、2020年1月1日委托书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2份委托书未经法定的公证认证程序，依法应被确认无效；委托书的内容明确了资产的处理及高管的解聘、任命，应另行授权，但是李福生和陈陆平任意召开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任命自己为公司的董事，明显与委托的权限不相符，而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委托又明显与公司章程相违背，因此并不是被告所称的所有的权利都已经委托给李福生、陈陆平；对2018年1月1日的委托书的三性均不认可，根据该委托书记载，是让李福生代持被告的股权，但是代持并不代表着代管，也不代表能够自行任命其为公司的董事，而且代持公司的股份依照公司法规定必须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由于李福生在2020年1月1日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明显存在情理上的冲突，因此对该份委托书的形成时间存疑。李福生、陈陆平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两份委托书复印件与原告提交的证据7一致，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而委托事项本院以委托书实际载明的内容为准。 2、工商变更登记档案2份（时间为2011年6月、2020年8月），证明2011年6月-2020年8月份芮小马是公司的董事。杨新生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承认在2017年8月12日已经免去芮小马的董事职务，该免职行为是在史毓行亲自参与的情况下确认的，具有法律效力，而工商登记依法为备案效力，因此芮小马是否是董事身份应该以2017年8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为准；2020年8月1日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中，史毓行的签字是伪造的，原告已另案提起了诉讼，史毓行在国外是不可能签字的。李福生、陈陆平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因被告在答辩时自认芮小马已于2017年8月12日被免去了董事职务，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3、股东会决议2份（2019年4月19日、2020年1月1日），董事会决议1份（2020年1月1日），证明在这三个决议上原告都进行了签字。杨新生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均是其在对法律不了解的情况下签署的，决议的内容也明显与史毓行的授权范围相冲突，根据史毓行的授权，高管的任免需要另行授权。李福生、陈陆平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4、2018年5月21日-2020年8月29日被告全套股东会会议记录，证明被告每次召开股东会，原告都参加了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杨新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不认可，称股东会议的召集及原告的参加是在原告对法律不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记录的内容不真实，按照公司法第41条，现会议记录人邵值雷应当完整记录参会人员的意见，但原告参会时所说的有些内容未被记录；原告向陈贵荣多次反映该情况，但是仍没有进行补充，后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所以2020年10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原告不愿意签字。李福生、陈陆平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经审查，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 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2009年10月14日，成越置业公司登记设立。2011年4月，史毓行、杨新生成为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27%，原股东成建国持股22%。2011年5月4日，成越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选举史毓行、杨新生、成建国、芮小马、杨荣华为公司董事，重新修订公司章程为《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章程》。同日成越置业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7年8月12日，成越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撤销芮小马、杨荣华董事职务，新增董事邵值雷、雷忠明。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4月份，史毓行因涉嫌刑事犯罪逃往境外。 2020年1月1日，成越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李福生、陈陆平作为史毓行的受委托人参加会议，股东会形成决议：1、李福生董事长进入公司，前面的相关决议没新的决议出来前按以前相关决议执行，杨新生继续负责相关工作；2、公司相关法院查封由杨新生负责解封，由于付出、承担一部分风险，需实行奖励机制，具体奖励措施待本项目开盘后定（成建国股东保留意见）；3、公司法定代表人人选由董事长李福生选定；4、成本相关票据缺少及相关遗留问题下次会议确定相应的责任人；5、春节过后二期剩余三栋房子（22#、24#、25#）开始缴纳规费（在二期一标段销售回笼资金中优先预留），着手落实开工前准备工作，同时开展拆迁工作；6本项目二期一标段销售回笼资金的安排，优先考虑工程款（含前期）、其次为债务；7、免去芮小马、杨荣华董事；8、选举李福生、陈陆平、邵值雷为本届董事；9、公司相关人员配置，如缺少人员由总经理负责招聘。李福生、陈陆平、杨新生、成建国在上述决议的“与会股东签名”处签字确认。 同日，成越置业公司召开董事会，陈陆平作为史毓行的受委托人参加会议，董事会形成任免决议：1、免去史毓行董事长职务，选举李福生为公司董事长；2、聘用邵值雷为公司总经理；3、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正。李福生、陈陆平、杨新生、成建国、芮小马在上述决议的“董事签字”处签字确认。 2020年10月11日，成越置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1、同意公司成越华庭二期仪表算楼盘相关优惠标准为：总经理优惠幅度总价基础上1%，股东优惠幅度总价基础上再优惠2%；2、同意22#、24#、25#三栋楼的报建规费需提前交纳；3、同意成越华庭二期一标段装修三至四套样板房；4、同意李福生的待遇年薪为：人民币300万/年；5、同意公司对外融资，借款月息一份左右以解决公司债务问题；6、同意支付成越华庭二期一标段施工方部分工程款；7、同意12-103商铺按6000元/平方左右出售。李福生、陈陆平、成建国在上述决议的“股东签字”处签字确认，杨新生签字并注明“本次股东会决议第四条关于李福生的待遇问题待考察后另行决定，其股东仅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杨新生的意见”。 2021年2月19日，杨新生具状本院。 另查明，史毓行曾向陈陆平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一、本人史毓行在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51%的股权全部委托陈陆平先生代管，陈陆平先生在代管股权期间享有行使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同时履行全部股东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本人均予以承认和承担（但是涉及股权转让及公司资产的处理和公司高管的解聘、任命必须经委托人另行授权）。二、本人委托陈陆平先生代管股权的期限将自本人委托书生效之日起至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解散清算之日止。在委托期间内本人不参与宣城市成越置业公司的任何决策和工作，也不撤销委托。三、本人在宣城市成越置业公司法人代表的职务暂委托陈陆平先生担任，按照公司章程任职到期后，由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另行选举产生……委托日期2018年5月1日”。 史毓行曾向李福生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一、本人史毓行在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51%的股权全部委托李福生先生代管，李福生先生在代管股权期间享有行使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全部股东权利，同时履行全部股东义务。产生的法律后果本人均予以承认和承担（但是涉及股权转让及公司资产的处理和公司高管的解聘、任命必须经委托人另行授权）。二、本人委托李福生先生代管股权的期限将自本人委托书生效之日起至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解散清算之日止。在委托期间内本人不参与宣城市成越置业公司的任何决策和工作，除非本人另行书面通知公司或者其他股东。三、本人在宣城市成越置业公司法人代表的职务暂委托李福生先生担任，按照公司章程任职到期后，由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另行选举产生……委托日起2020年1月1日”。 再查明，《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载明“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第十四条载明“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5人，有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有董事会选举产生”。 本院认为，史毓行作为成越置业公司的股东，因涉嫌刑事犯罪已逃往国外无法参加成越置业公司的股东会。史毓行分别出具给李福生、陈陆平的授权委托书，将其作为成越置业公司股东而享有的全部权利委托李福生、陈陆平代为行使。虽《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章程》并未规定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表决，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亦规定了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但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故依据案涉授权委托书，李福生、陈陆平有权作为史毓行的委托代理人参加公司股东会，代史毓行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且案涉两次股东会议在李福生、陈陆平作为史毓行的代理人出席的情况下，原告、成建国均予以表决并签字认可，再综合2018年5月21日-2020年8月29日成越置业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可知，在李福生、陈陆平作为史毓行代理人参与决策公司事项的情形下，原告、成建国均予以认可。可以推定原告、成建国对上述授权委托书关于史毓行授权李福生、陈陆平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认可。依据案涉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的授权范围：“……公司高管的解聘、任命必须经委托人另行授权……”可知，2020年1月1日股东会决议内容的第1项“李福生董事长进入公司”、第3项“公司法定代表人人选由董事长李福生选定”、第7项“免去芮小马、杨荣华董事”、第8项“选举李福生、陈陆平、邵值雷为本届董事”皆涉及公司高管的任命、超出委托授权的范围，李福生、陈陆平无权参与并行使表决权。依据《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则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对其他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上述超过授权范围的决议项仅有杨新生、成建国的表决，未达到表决比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规定，上述决议项参与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应属不成立的股东会决议项。股东会决议中的其他决议项并无不成立的情形，经过合法的表决依法生效。原告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史毓行于2018年3月以来一直在国外,其出具上述委托书必须经其生活地的公证处公证，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没有关于在国外形成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公证、认证程序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依据，故对原告的该陈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称根据成越置业公司的章程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史毓行逃亡国外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和股东会应由半数以上董事另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李福生、陈陆平不是公司董事,无权主持董事会和股东会。虽成越置业公司董事长的史毓行因故不能出席并主持股东会，且未依据公司章程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的情况下召开的股东会议违反了该规定，但该程序性的瑕疵对决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原告该陈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自认，2017年8月12日，成越置业公司曾召开股东大会并决议免去芮小马、杨荣华的董事职务，增补邵值雷、雷忠明为公司董事。故2020年1月1日董事会应当由公司董事史毓行、杨新生、成建国、邵值雷、雷忠明出席会议，而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仅有杨新生、成建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规定，该董事会出席会议的人数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其决议应属不成立的情形。故原告诉请主张该董事会议产生《董事会任免决议》不成立，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史毓行既是被告的股东又是董事，陈陆平作为史毓行的代理人之一，且在原告及成建国一致认可的情况下参加股东会和董事会并无不当。但依据法律规定，董事应当本人参加董事会，因故不能参加的理应通过法定程序让渡权力或者进行改选。故该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陈述陈陆平不是公司董事无权代表史毓行参加董事会并进行表决，2017年8月12日芮小马已经被撤销董事职务，芮小马无权参与董事会决议，新增的董事邵值雷、雷忠明应该得到召开董事会的通知的陈述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因案涉《董事会任免决议》不成立，其决议内容“免去史毓行董事长，选举李福生为公司董事长”亦不能成立。2020年10月1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第4项“同意李福生的待遇年薪为：人民币300万/年”是以李福生为成越置业公司董事长的前提下决议的，李福生非成越置业公司的董事长，故该决议项当然不成立。但决议中的其他决议项，经史毓行的委托代理人李福生、陈陆平，股东杨新生、成建国的表决，应依法成立并生效。 综上所述，原告诉请主张2020年1月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和2020年10月1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因上述决议中有若干决议项是成立并生效的，故本院对其主张2020年1月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1项、第3项、第7项、第8项,2020年10月11日《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第4项决议内容不成立的诉请予以支持，主张其他项决议不成立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主张2020年1月1日《董事会任免决议》不成立，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日形成的《董事会任免决议》不成立； 二、被告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1日形成的《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第1项、第3项、第7项、第8项决议内容不成立； 三、被告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1日形成的《宣城市成越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第4项决议内容不成立； 四、驳回原告杨新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杨新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自强 审 判 员  吴丽娟 人民陪审员  倪建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杨 龙 书 记 员  徐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六十一条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第一百六十六条数人为同一代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第四十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 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四十三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一百零六条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第四条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存在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主张决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 (二)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 (三)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 (四)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 (五)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六十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