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252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5C。 法定代表人：武守才，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金明，男，汉族，1961年11月26日出生，住山东省阳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山东润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中亮，男，汉族，1984年8月24日出生，住青岛市即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群力，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艳，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上诉人张金明因与被上诉人刘中亮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鲁02民终553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9）鲁028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中亮的起诉。刘中亮不服该民事裁定，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1）鲁民再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终553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据此，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恒公司、上诉人张金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被上诉人刘中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群力、苏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恒公司、张金明上诉请求：一、要求撤销(2019)鲁0282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向被上诉人支付各项费用共计7748409.81元(包含诉讼费、保全费、审计费等)以及自2019年4月1日按照日租金3369.3956元为标准的日租金；二、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上诉人之间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租赁关系如何发生做出说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张金明于2012年12月8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存在租赁关系，2015年2月26日之后，被上诉人与昌恒公司存在租赁关系，并且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细表》关于租赁合同乙方是张金明还是昌恒公司的问题的说明这一条中，也表示了2015年之前合同相对方是张金明，2015年之后，合同相对方是昌恒公司，其后在欠款明细中表明2015年2月26日之前的费用由张金明个人承担，2015年2月26日之后的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写明了张金明个人承担费用数额为101679.36元，其余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租赁是分开存续的，二上诉人之间没有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并且被上诉人要求二上诉人各自承担责任，对租金没有要求连带责任，因此二上诉人之间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第19页第11行至20页第22行中关于二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论述存在瑕疵，与事实不符，且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求，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不超过诉讼时效依据的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是混同的，经过上述的论述，两次租赁之间不是混同，是可以单独区分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结款方式是退货之日起每半年结款一次，根据被上诉人《证据明细表》中的表述，与张金明的结算截止到2015年1月31日，自2015年1月31日计算6个月，张金明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是2015年7月31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日是2019年，超过时效，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就欠款在时效内向张金明进行过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对张金明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该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对涉案的建筑设备涉及买卖与租赁的部分没有查清。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自认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租赁关系，并表明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4、2-5中存在买卖关系，在判决书的第5页也写明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买卖合同款，由此可以说明，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是不论买卖、租赁关系，均书写在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单”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单(包含提货单、退货单)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包含买卖、租赁，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买卖物与租赁物加以区分，没有查清基本事实，该项事实的查明，影响到租赁费的金额以及返还租赁物的数量，足以影响裁判结果的正确性，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四、对租赁物的数量没有查清。除了上述租赁物没有查清的理由外，还包括其一，一审法院认定返还数量及业务欠款依据的是青岛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而《审计报告》依据的则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3(12页租金结算清单)第1页中4.5米、4米架管以及第8页HG-90建材均存在没有出租而直接由被上诉人回收的情况，这代表被上诉人取走了上诉人的建材，该部分建材不应当作为租赁物计算，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部分建材区分，将上诉人的建材认定为被上诉人的租赁物，出现了上诉人租赁自己物品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并将物品给被上诉人的错误，其二，被上诉人提供了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的单据，该单据中体现的款项，刘中亮在本案中没有权利主张，应当由中瑞公司作为主体主张，刘中亮解释其本人是中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法人的权利义务独立于法定代表人的权利义务，因此该部分款项应当扣除，并且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未归还需要折价赔偿的物品为钢管、扣件、丝杠、碗扣，而在判决中却要求上诉人返还横杆、立杆等物品，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请求范围，该部分也应当扣除，案件基本事实没有查清。五、《审计报告》能否作为判决的依据。该《审计报告》对于违约金的计算，引用了最高法(民)发【1991】21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因该规定现在已经废止，因此该《审计报告》存在错误，并且根据上述论述，《审计报告》依据的证据等存在瑕疵，审计报告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应当重新审计，或不需审计，事实认定错误；六、一审判决第四项涉及的15200元，被上诉人在前次庭审中已经明确放弃，但是在后续庭审中，又再次主张，属于增加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给予上诉人答辩期，程序存在瑕疵，并且该15200元属于代垫费用，本案是租赁纠纷，不应当在本案中被支持，且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裁判依据，认定事实错误；七、评估鉴定费、审计鉴定费不应当由二上诉人承担。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第7条，租赁站维修费及赔偿标准为《租赁合同》的一部分，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赔偿标准，属于举证不足，被上诉人为了弥补证据缺陷，申请评估鉴定，因此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根据双方的证据，完全可以计算出审计涉及的项目，审计不是本案必须采取的鉴定，并且审计所涉及的项目是被上诉人为支持其一审请求所为之，二上诉人不同意被上诉人的审计鉴定申请，被上诉人执意鉴定，因此该费用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事实认定错误、程序错误问题，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庭审中，昌恒公司、张金明补充上诉理由：本案经过多次庭审，上诉人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以下几点：1、被上诉人是否适格；2、如果被上诉人适格，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如果分开承担，是否超过时效；3、审计报告在不重新鉴定的情况下能否作为有效证据使用；4、后续租金计算到何时。 焦点一、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一审中或缺少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刘中亮于2013年3月份以股东身份成立“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经营范围是建筑器材的销售、租赁，刘中亮是中瑞公司的经理及法定代表人。1、刘中亮与阳谷公司租赁行为对中瑞公司构成代理行为，刘中亮提供的合同，刘中亮签字位置在法定代表人处，刘中亮汇总所有的账目使用的格式是中瑞公司客户流水账，该流水账的抬头表明了合同的履行相对方之一——中瑞公司，在庭审中刘中亮也表示“中瑞公司在成立中，刘中亮是法定代表人，中瑞公司在注册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对于上诉人质询的中瑞公司与昌恒公司存在租赁并没有否定，而是进一步表明公司在注册中，刘中亮是法定代表人，其签订的合同有效力，如果不是代表的公司，其回答则不需要表达中瑞公司在注册中的言语。被上诉人提供的2018年5月24日-25的“沧州中瑞公司物资回收单”中列明的数据，与中瑞公司客户流水账中的内容一一对应，更加印证了租赁行为发生在中瑞与昌恒之间，刘中亮仅是经办人。2、在刘中亮一方提供的“提货、退货单”下部，有一栏为供货经手人，刘中亮在供货经手人处签字，其后还有一栏标注为“供货单位”，也就是说刘中亮经手的行为代表的是供货单位，供货单位虽然没有填写，但是在最终刘中亮的账目汇总时，刘中亮使用了中瑞公司的抬头的流水账，从而引出供货单位。3、根据公司相关法律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禁止从事与其所在公司相同的业务。本案刘中亮提起的诉讼所主张的租赁行为违反了前述禁止性规定，因此如果刘中亮以本人主张租赁，则因为其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属于无效行为。并且根据规定，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禁止经营同类业务的规定，其收益所有人为公司。4、沧州中瑞公司具有租赁资质，且身份为中瑞股东的证人承认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赚钱（通俗理解就是成立公司后挣得应该更多一些，但是经查询，中瑞公司成立到与昌恒公司终止合作，其营业收入为311.288万元，而刘中亮个人的对外业务额却高达600余万元，这并不符合方便赚钱的说法），沧州中瑞公司依法向国家纳税不至于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认定中瑞作为合同与诉讼主体有理有据，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如果认定刘中亮作为诉讼主体，首先其依据的主要证据“汇总记录”就存在严重瑕疵，仅以一句“使用同样的模板”为由予以否定汇总记录中标明的中瑞公司的主体地位显然不充分，其次在前次庭审时上诉人也提出了公司高管禁止性经营的观点，这也是（2020）鲁02民终5533号案件的观点，被上诉人为了自圆其说，提供了中瑞公司及股东同意经营的证明，因公章控制在被上诉人处，二股东又为夫妻关系，该证明有明显的人为倾向性，根据证据规则，这不属于有效证据，并且在中瑞的经营中，年报存在负债及总资产降低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中瑞公司如何能够同意将业务外放，基于公章受被上诉人的控制继续分析，付某称如果和公司发生业务，一定会加盖公司公章，那么这种控制将会导致盖章的主观性，完全脱离事实，仅根据结果来决定业务的主体。最后，刘中亮如果作为诉讼主体，那么此次交易势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这会不会导致社会中更多的人以此为指导造成企业为逃避税务而采取将企业债权归入个人名下的批量行为？5、《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可见，我国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应当开具发票，不开发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当事人以不开发票的形式逃避缴纳税款，不论税款多少，即便是小规模纳税人，这种行为也损害了国家税收，损害了公共利益。综上所述，中瑞公司作为主体符合事实，符合法律逻辑，维护国家利益，规范了相同行业的市场行为。 焦点二：如果贵院认定被上诉人适格，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如果予以区分，是否超过时效。共同责任，则意味着二上诉人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内的共同租赁行为，共同对相对方承担权利义务，在本案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租赁关系如何发生做出说明（详见一审卷宗2019年6月14日第一次庭审的P8，2019年7月11日的询问笔录P2，2019年8月20日第三次庭审笔录P3-P4，P7，多次区分两个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业务的关系时间）：原话表述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张金明于2012年12月8日至2015年2月26日期间存在租赁关系，2015年2月26日之后，被上诉人与昌恒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以下简称昌恒公司），并且在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细表》关于租赁合同乙方是张金明还是昌恒公司的问题的说明这一条中，也表示了2015年之前合同相对方是张金明，2015年之后，合同相对方是昌恒公司，其后在欠款明细中表明2015年2月26日之前的费用由张金明个人承担，2015年2月26日之后的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写明了张金明个人承担费用数额为101679.36元，其余费用由昌恒公司承担，由此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之间的租赁是分开存续的，这是事实，二上诉人之间没有承担共同责任的依据，并且被上诉人要求二上诉人各自承担责任，对租金没有要求共同责任，因此二上诉人之间不应当承担共同责任，一审判决第19页第11行至20页第22行中关于二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论述存在瑕疵，与事实不符，且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求，违反了被上诉人的自认，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不超过诉讼时效依据的是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是混同的，经过上述的论述，两次租赁之间不是混同，是可以单独区分的，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结款方式是退货之日起每半年结款一次，根据被上诉人《证据明细表》中的表述，与张金明的结算截止到2015年1月31日，自2015年1月31日计算6个月，张金明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是2015年7月31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之日是2019年，超过时效，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就欠款在时效内向张金明进行过主张，因此被上诉人对张金明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该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焦点三：审计报告的问题，一审判决书事实认定的错误（不包含诉讼主体认定错误的意见）。1、P17第13行，“租金结算，每年过年工地停工一月，建筑设备不计租赁费”。2、P17第18行：“2012年12月起，原告向被告提供建筑机具租赁等业务关系，没有区分是哪一个被告，而且租赁单中姜枫、武伟的签字与二被告均无关联”。3、P17倒数第二行，“刘朝海的签字或确认对二被告没有效力”。4、被上诉人刘中亮第四项诉讼请求主张的15200元，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一审卷宗P21最后一行至P22第三行）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了证据2-11并据此主张15200元，但该单据并无上诉人签字或盖章，且该单据中已标明15200元为处理保险、审车、处理违章费用，而本案案由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故不应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以为“减少诉累，决定合并处理”从而认定由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认定不正确。5、一审法院认为“证据2-4建筑设备器材租赁提货单94张（张保昌、武守才、张钊、姜枫、武伟等签字，包括一张2018年9月20日无人签字的十字扣件180套“备注张召拉”），因与证据2-2张保昌签字的客户流水账租赁物清单可以相互印证，并且张钊、武伟系上诉人张金明的女婿，张钊、姜枫、武伟等的签字与被告认可的张保昌、武守才的签字可以互相印证，即使其不是被告公司工作人员，也构成表见代理”（见一审判决书p14）并予以采信的观点有误。（1）一审法院在论述证据采信情况时表示：证据2-2与提货单、退货单等可以对应，故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书p14），这里包含的假设前提为：提货单均为真实的。但实际上，上诉人对部分提货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仅认可包含“张保昌”、“武守才”签字的提货单；一审法院接着表述：因证据2-4提货单与证据2-2可以相互印证，故予以采信（一审判决书p14），此处包含的假设前提为证据2-2为真实的。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证据2-2的真实性存疑，故一审法院认定证据2-2与证据2-4提货单真实性的做法有误。（2）一审法院在未查清证据2-2提货单中标有“张钊”“姜枫”“武伟”签名的单据是否由张钊、姜枫、武伟本人所签的情况下，根据张钊、武伟系上诉人张金明的女婿，继而认定包含张钊、姜枫、武伟等的签字单据真实性的做法有误。（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1.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2.相对人无过失。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未认定标有“张钊”“姜枫”“武伟”签名单据的真实性，以及未论述被上诉人刘中亮有理由相信“张钊”“姜枫”“武伟”具有代理权，且无过失的情况下，以表见代理为由认定包含“张钊”“姜枫”“武伟”字样提货单真实性的做法有误。（4）2018年9月20日无人签字的十字扣件180套“备注张召拉”的提货单上无任何签字盖章，不应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此外，根据前述二、（一）中的分析，证据2-2不应认定为本案有效证据，故无法佐证“备注张召拉”的提货单的真实性。6、一审法院认为“证据2-9张金明叉车租赁费、2-11数额为34540元费用表，因签字的张钊系上诉人张金明的女婿，且在被告认可的证据2-7张金明对账清单中也有张钊签字，可以证实张钊的签字足以代表被告，即使其不是被告公司人员，也构成表见代理”（见一审判决书p14）并予以采信的观点有误。同（二）、2及3的分析，一审法院在未查明证据2-9张金明叉车租赁费、2-11数额为34540元费用表中标有“张钊”签名的内容是否由张钊本人所签的情况下，即对该证据予以认定，且认为属于表见代理的做法有误。7、一审法院认为“对证据2-10爬梯租赁费，虽无人签字，系原告自己计算的，但与被告认可的证据2-8张金明踏梯租赁清单和张保昌签字确认的2018年1月1日提货单相印证”（见一审判决书p15第一段），故予以采信的观点有误。证据2-10爬梯租赁费上的内容为“2018年10月13日至2019年1月31日共计110天，剩余爬梯：47米×10元/天/米×110天=51700元”，该单据上无人签字盖章。证据2-8张金明踏梯租费明细中落款为：“2018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272天，租费163200”。张保昌签字确认的2018年1月1日提货单中的内容为“共计60米踏梯，每天每米10元计算”。由上可知，证据2-10爬梯租赁费上的内容与证据2-8及提货单无法印证，且证据2-10上无上诉人的签字或盖章，一审法院对证据2-10予以采信的观点有误。8、一审判决书P16，在被上诉人刘中亮自认上诉人张金明已支付85000元，且在民事起诉状中认可上诉人支付175万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刘中亮后又辩解为存在误解误算之处，法院认为“原告的辩解意见具有合理性，且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应当以查证的证据来认定事实”（见一审判决书p16）的做法有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根据前述规定，鉴于被上诉人刘中亮在起诉状及庭审笔录中已认可了上诉人支付175万元，上诉人张金明已支付85000元，该自认不属于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属于法院查明的事实，因此被上诉人刘中亮关于误解误算的辩解并无依据，前述金额应当予以扣减。9、一审法院认为“6借款交易流水及货款明细12张，因被告认可其真实性”（见一审判决书p15第一段），故予以采信的观点有误。被上诉人在2019年9月11日第四次开庭笔录中提交的证据6为银行流水清单4张，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见第四次开庭笔录p5）。该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补充提交了“货款明细12张”。上诉人在庭审中并未对货款明细12张的真实性表示认可，上诉人在提交的《对的质证意见》中已表述过对单据真实性的质疑。 焦点四、鉴定报告问题。本案一审金额的计算主要依据《审计报告》，对一审法院关于《审计报告》认定的论述提出如下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对原告刘中亮与被告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建筑机具租赁欠款合同纠纷一案审计报告书》（以下简称审计报告）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予以采信（见一审判决书ｐ17第一段）的做法有误，应当重新鉴定。（一）德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多处错误。即使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单据都是真实的，审计报告书中计算的租金金额有误，至少应当扣减1838190.604元。（1）针对租赁期间而言，审计报告中的租金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的做法错误，租赁期满的时间应为2018年12月31日，租金应相应扣减金额303254.604元。本案中，被上诉人刘中亮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租赁期限至2019年3月31日，相反，自2019年开始，双方未再有任何租赁交易行为。按照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刘中亮最后一次出租租赁物发生在2018年9月20日，上诉人最后一次退还租赁物发生在2019年1月8日。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也确认，租金的结算是在年中和年底各结算一次，租赁期限至年底结束也符合双方的结算方式约定。（2）被上诉人刘中亮支付的211100元为其向上诉人购买废弃建筑器材，不应与租金折减。（3）代垫费用15200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4）根据被上诉人刘中亮在第一次庭审中的自认，上诉人张金明向被上诉人刘中亮支付过85000元，应从租金中扣除。（5）提货单中没有张保昌和武守才签字的单据，上诉人昌恒公司不予认可，应扣减租金241344元。此外，其中有张保昌签字的部分单据并不属实，为被上诉人刘中亮骗取的签字。（6）审计报告书中认定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供的销售货物单据、送货单等统计销售货物共计金额982292元（审计报告第3页），继而将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流水账单与之相抵的计算方式有误，前述金额应予以扣减。根据被上诉人刘中亮在第四次庭审中的自认（庭审笔录第5页），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金额为850152元，而非982292元；部分单据中并无张保昌、武守才签字，且部分单据已标明费用已结清，故不应计算在内；本案案由为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故涉及买卖合同纠纷金额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审计报告存在多处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1）被上诉人刘中亮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上诉人已支付租金1750000元，审计报告书中却认为已支付租金1454348元，互相矛盾。（2）根据被上诉人刘中亮在第四次庭审中的自认（庭审笔录第9页），被上诉人刘中亮称折价赔偿数额只包括钢管和扣件、丝杠、碗扣的单价，也就是说，除了前述四种物品，上诉人昌恒公司并没有未退还的租赁物，而审计报告却出具了上诉人还有横杆、立杆、顶丝、爬梯未归还的结论，与被上诉人刘中亮的自认相矛盾。（3）审计报告中的违约金金额不能作为判决依据。违约金不属于委托鉴定事项，审计报告书不应对违约金进行计算；审计报告书关于违约金的计算依据和方式有误；审计报告适用法律错误，且该法律已被废止。审计报告计算违约金时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文号：法〔民〕发〔1991〕21号】，该通知已被废止。（4）审计报告的计算方式错误。审计报告在按照租赁合同约定进行计算时，没有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计算，仅按照错误的租金总额依照时间顺序扣减未归还的错误租金，这种计算方式没有依据。审计报告计算租赁费的方式为所有租赁物自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合计租赁费减去两上诉人自2012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归还的租赁物的租赁费，这种方式在租赁物一一对应的情况下不存在问题，但是，本案中存在租赁物不能对应的情况。如下以规格为0.9米的横杆为例。根据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提货单证据可知，2016年期间，被上诉人刘中亮根本没有出租横杆，只向上诉人昌恒公司提供了45根立杆，时间为2016年6月21日，提货单编号为×××24，对应审计报告附件2-1的第2页第5行。同样根据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证据退货单，在2016年，上诉人昌恒公司共计向被上诉人刘中亮退还了19115根横杆，对应审计报告附件2-2的第1页至第2页的38-48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3（12页租金结算清单）第1页中4.5米、4米架管以及第8页ＨＧ-90建材均存在没有出租而直接由被上诉人回收的情况，这代表被上诉人取走了原审被告的建材，该部分建材不应当作为租赁物计算，一审法院没有对该部分建材区分，将原审被告的建材认定为被上诉人的租赁物，出现了原审被告租赁自己物品后向被上诉人支付租金并将物品给被上诉人的错误，先退租再租赁的不合逻辑现象，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证据是不真实的，而审计报告采用的计算方式，明显是为了规避这个问题，鉴定机构以及一审法院（Ｐ16倒数第二行）均以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租赁合同》中“碗扣件饰物各规格横立杆按延长米计算租金”的载明为由忽略上诉人的上述观点，首先该条规定表达的是租金的计算方式，并不能引起租赁物品名之间的混淆，且该条表述中明确列明（0.9米、0.6米、0.3米横杆除外）。所以一审法院关于此认定适用的条款与实际条款存在例外，因此法院认定错误，鉴定机构也作出了错误的报告。按照被上诉人刘中亮的主张，上诉人张金明承担2015年2月26日之前的责任，上诉人昌恒公司承担2015年2月26日之后的责任，但审计报告并未区分，直接将两上诉人的金额计算在了一起，计算方式错误。审计报告采用的这种计算方式不能体现应付款的金额和时间，而且，根据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的事实，双方是半年结算一次，审计报告未将半年的结算期考虑在内，按照审计报告采用的计算方式，并不能直接计算出应付款。而且，对于2018年10月1日及以后发生的租赁业务，在2019年3月31日并没有到付款时间。（5）即使审计报告内容属实，依据该审计报告结论可知，上诉人没有未归还的对拉丝、螺母、钢板、丝杠、模板螺丝、两头丝等物品。综上，该审计报告采用的鉴定材料不真实，鉴定方法有缺陷，鉴定结论错误且与被上诉人刘中亮自认的事实矛盾，更存在超出委托范围鉴定和引用失效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三条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当重新委托鉴定。 （二）一审法院认为该鉴定报告符合证据三性的观点有误。1、上诉人针对鉴定报告提出了多项质疑，但德盛会计师事务所在书面答复及第六次庭审中，针对多个问题的答复均为“根据法院委托确定的”（见一审判决书p8-p13），并未进行实质性作答。此外，针对上诉人在《对的质证意见》中提出的二、4、（3）“审计报告采用的这种计算方式不能体现应付款的金额和时间，而且，根据双方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的事实，双方是半年结算一次，审计报告未将半年的结算期考虑在内，按照审计报告采用的计算方式，并不能直接计算出应付款。而且，对于2018年10月1日及以后发生的租赁业务，在2019年3月31日并没有到付款时间”的质疑，德盛会计师事务所并未予以解答。2、鉴定报告出具人员为魏光华、魏文新，故上诉人申请前述人员出庭作证。但在2019年12月28日第六次庭审中，出庭作证人员为魏文新及其助手王文彬，出庭作证的人员与鉴定报告出具人员并不相符。综上，审计报告系依据原审原告提交的不真实证据计算得出，且审计报告本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和错误，一份超出委托事项、掩盖问题、采用错误计算方法、与被上诉人刘中亮自认事实相矛盾、引用错误法律依据、鉴定结论错误的审计报告，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欠款、有未退还的租赁物和违约的证据。因此，法院认为鉴定报告符合证据三性，且直接采纳了鉴定报告的结论，即认定涉案金额4108842.04元（见一审判决书p21）的做法有误。因此本案一审认定的主要证据《审计报告》存在严重瑕疵，影响案件的真实性、判决的合理性。3、一审判决书P16第21行至23行，“原告完全可以要求其计算到租赁物完全清退时”的说法以及判决第二项要求赔付后续日租金的认定不正确。虽然法律规定承租期内物品损坏、灭失的可以继续要求租金，但是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租赁合同》第七条约定租赁物丢失或损坏的，均给予赔付维修费，并不存在支付后续租金的约定，所以被上诉人的此项请求没有依据，并且被上诉人也要求相应的租赁物折价赔偿，因此根据相关判例（附判例一份供贵院参考），不存在后续租金问题。4、本案中昌恒公司对于钢管、扣件这些易损品，大部分是直接向中瑞公司购买，并提供购买清单一宗，诉讼中也确认了昌恒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购买货款的问题，金额为850152元，因此该部分购买的物品不应当再行计算租赁费。204500元转账，没有证据证明是借贷，因此也不应当直接认定为借贷。 焦点五：如果判决对无法归还物品进行了折价，那么就应当停止计算租金，附判例一份，计算日期为一审判决之日。（2017）冀0929民初1812号。综上，沧州中瑞公司具有租赁资质，且身份为中瑞股东的证人承认成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经营，沧州中瑞公司依法向国家纳税不至于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认定中瑞作为合同与诉讼主体有理有据，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如果认定刘中亮作为诉讼主体，首先其依据的主要证据“汇总记录”就存在严重瑕疵，仅以一句“使用同样的模板”为由予以否定汇总记录中标明的中瑞公司的主体地位显然不充分，其次在前次庭审时上诉人也提出了公司高管禁止性经营的观点，这也是（2020）鲁02民终5533号案件的观点，被上诉人为了自圆其说，提供了中瑞公司及股东同意经营的证明，因公章控制在被上诉人处，二股东又为夫妻关系，该证明有明显的人为倾向性，根据证据规则，这不属于有效证据，并且在中瑞的经营中，年报存在负债及总资产降低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中瑞公司如何能够同意将业务外放？基于公章受被上诉人的控制继续分析，付某称如果和公司发生业务，一定会加盖公司公章，那么这种控制将会导致盖章的主观性，完全脱离事实，仅根据结果来决定业务的主体。最后，刘中亮如果作为诉讼主体，那么此次交易势必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损失，综上，本案一审遗漏必要共同诉讼人，且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证据不能自圆其说，互相矛盾，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均系依据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的不真实证据做出，且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贵院驳回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刘中亮辩称，一、本案的债务主体明确，一审判决正确。债务主体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两个主体共同承担本案的债务。本案是合同纠纷案件，债务的主体在合同中有书面约定，约定是合法有效的，是张金明与昌恒公司是合同的主体；事实上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作为承租人的张金明及昌恒公司之间的业务并没有区分；案件中关键的证据材料及2012年提货单虽然是昌恒公司成立前的提货单，但经办人员是昌恒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负责人，业务是连续的，张保昌签字的书面材料确认了从2014年-2018年的业务，从这些书面材料也可以看出张金明个人的承租业务与昌恒公司的业务并没有区分，且有书面的确认。张金明与昌恒公司应对本案的债务共同承担责任。 二、本案的债权主体明确。债权主体就是刘中亮个人，并不是刘中亮关联公司。1、确定谁是合同的主体应依据合同法律关系确定，合同约定的唯一的债权主体是刘中亮个人，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授权刘中亮签订合同，所以本案的债权主体就是刘中亮。2、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看刘中亮就是债权主体。租赁业务出租人义务就是提供租赁物，权利是收回租赁物及收取租金，从合同的履行看刘中亮是唯一的履行主体。我们一审提供了94份提货单，提货人就是刘中亮个人，从2012年-2018年。原二审判决书确定的沧州中瑞公司成立的是2013年3月份，因此提供出租屋就是刘中亮个人。收回租赁物的主体也是刘中亮个人，一审我们提供了50多份退货单，这些退货单能够证明刘中亮个人收回了租赁物。一审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提供了支付租金的银行流水记录，双方的银行流水记录都能说明收取租金的是刘中亮个人，而不是其他任何单位或主体。从合同履行看，本案合同债权主体只能是刘中亮个人。3、本案一审有四份鉴定意见，其中一份是审计报告，已经确定债权的主体是刘中亮个人。4、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对债权主体提出任何异议，本次被上诉人提交了新的证据，是沧州中瑞及其全体股东所作的书面确认涉案债权属于刘中亮个人。实际上沧州中瑞的两个股东刘中亮及付某在二审过程中接受了法庭的询问，如果法院需要核实付某在合同上的签字情况，他可以接受法庭的再次询问。所以本案的债权主体是清楚的。 三、本案的债权数额清楚。本案一审对双方的财务帐进行了专业的审计，审计单位回复了被上诉人所有的疑问，并当庭接受了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材料充分。所以债权数额经一审后已经非常清楚，一审严谨的审理及鉴定的周全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及上级法院的尊重。 四、本案不存在已经丧失诉讼时效的情形。在一审及二审上诉过程中上诉人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双方就一直在进行租赁的相关业务，债权债务是连续的，不存在已经过或者部分过诉讼时效的情形。 五、本案中上诉人违背了基本的诚信原则，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基本的规定，其行为应当受到制裁。一审法院没有给予上诉人制裁，我们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予以制裁。1、一审中明明双方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合同，且有张金明本人的签字，但张金明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了否定，并申请了鉴定。2、明明合同上的印章是昌恒公司的印章，但上诉人不承认是昌恒公司的印章并申请鉴定。3、明明一审法院组成的陪审员有合格的资格，但上诉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就申请人民陪审员回避。4、一审法院审判合议庭的法官组成人员是合法的，但上诉人也恶意申请法官回避。5、在双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后，上诉人就拒绝认可鉴定意见，并恶意申请再次鉴定。上诉人上述行为违背了民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第1、2项是典型的虚假陈述。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的规定，应当予以处罚。原二审判决不正确，因为本案刘中亮作为债权主体是明确的，在二审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上诉人在上诉理由中也只是说部分债权不是刘中亮个人的，但二审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是违背了基本常理。请求法院秉持公正原则，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刘中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签订的租赁合同；2.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刘中亮租赁费3792167.7元，且对2019年3月31日后的租金按每日3402.58元计算至租赁物退清止；3.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返还刘中亮钢管45294米、顶丝39542根、碗扣64104.2米、扣件101200套、对拉丝1300米、螺母25000个、钢板4.5吨、丝杠6000米、模板螺丝2000套、两头丝70对，如不能退还，则折价赔偿3376265.6元；4.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其他费用15200元；5.判令昌恒公司、张金明支付违约金100万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昌恒公司、张金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中亮（甲方）与昌恒公司、张金明（乙方）签订了书面租赁合同，主要约定：甲方根据乙方需要出租给乙方建筑施工用租赁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以在甲方办理的发货单、收货单为准；日租金架子管每米每天0.01元，碗扣架每米每天0.016元（碗口件饰物各规格横立杆按延长米计算租金），顶丝、上下托每根每天0.035元，扣件每套每天0.006元,0.3横立杆每根每天0.0048元，0.6横立杆每根每天0.0096元，0.9横立杆每根每天0.0144元；租金结算，自乙方从甲方库提出租赁物件之日起至退货之日止，每半年结清一次，租金结算以甲方发货单、收货单凭证进行租金结算；租赁货物的提运由甲方承担；租赁站维修费及赔偿标准和发货单、收货单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材料退完、结清租赁费后废止。该合同由刘中亮签字，张金明签字，昌恒公司盖章。自2012年12月起，刘中亮即向昌恒公司、张金明提供建筑机具租赁等业务关系，建筑设备器材租赁提货单由昌恒公司、张金明方人员张保昌、武守才、张钊、姜枫、武伟等人签字，提货单说明（3）记载：“此单据同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单位提货人、发货人签字生效。发生纠纷由供货方经办人户籍所在地法院协商解决，并按合同约定的日期结算租金，逾期未交，每拖欠一天按全部租金合计金额加收百分之一违约金，违约天数累计计算”。期间，张金明、张保昌、刘朝海、张钊等人对扣件、踏梯、叉车等建筑机具及其他业务分别对刘中亮有过某段期间的统计、结算。自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昌恒公司、张金明陆续向刘中亮退还部分建筑机具，退货单由张保昌、武守才等签字，还有无人签字的。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租赁关系，还存在货物买卖、代办机动车手续等业务关系。2015年2月17日至2018年12月29日期间，张保昌通过银行交易及微信转账方式向刘中亮付款2631740元，张金明于2016年11月6日向刘中亮付款16000元，共计付款2647740元。昌恒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张金明，股东张金明、张保昌（兼任监事）。由于双方对发生的业务没有最终结算，根据山东德盛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自2012年12月1日发生业务关系以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发生的关于租赁、买卖、借款业务的审计鉴定结论，可以确认：1、张金明、昌恒公司欠刘中亮买卖货物款0元；2、张金明、昌恒公司欠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代垫费用4124042.04元（其中代垫费用15200元）；3、张金明、昌恒公司欠付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违约金：（1）按“租赁合同”约定31074446.20元；（2）按最高院关于“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应计2018690.27元；4、张金明、昌恒公司尚未归还刘中亮建筑机具横杆、立杆、碗扣等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爬梯92米。上述未归还建筑机具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日租金横杆、立杆、碗扣为每米每天0.016元，应为1014.5856元（63411.60米×0.016元）；顶丝每天每根0.035元，应为1355.97元（38742根×0.035元）；扣件每天每套0.006元，应为570元（95000套×0.006元）；钢管每天每米0.01元，应为428.94元（42894米×0.01元），爬梯每天每米10元（根据张保昌签字确认的2018年1月1日提货单上注明的日租金单价），应为920元（92米×10元），合计日租金为4289.4956元。根据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以基准日为2019年10月14日作出的建筑机具市场单价鉴定：碗扣（碗口）18.58元/米、顶丝（直径34MM）15元/根、扣件（转向扣件）6元/套、扣件（十字卡扣）5.5元/套、钢管10.57元/米。庭审中，昌恒公司、张金明称刘中亮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对此刘中亮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发生业务的实际过程来看，刘中亮自2012年12月以来即与昌恒公司、张金明成立以建筑机具租赁为主的业务关系，虽然昌恒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登记成立，但在该公司成立之前，作为昌恒公司认可的武守才即于2012年12月10日向刘中亮提取建筑机具，作为公司股东的张保昌签字认可2014年10月1日以来的租赁结算明细（刘中亮证据2-2），并以个人名义自2015年2月17日向刘中亮付款；对刘中亮建筑机具的提取、退货等业务结算，既有张金明的签字经办，又有张金明亲属张钊、武伟的经办，还有张保昌、武守才等人的签字经办，对于向刘中亮付款，均是以个人名义给付，既有张金明个人名义办理，也有张保昌个人名义办理；从双方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来看，抬头部分注明，合同主体出租方（甲方）：“刘中亮”为打印字，承租方(乙方)：“张金明”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并排注明，其中“张金明”为打印字，“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为手写字且盖有该公司印章，合同落款处注明，甲方由刘中亮个人签名，乙方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由此可见虽然张金明是昌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合同显示承租方的主体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按照日常逻辑和通常理解，若承租方仅是昌恒公司独自一方，则在合同主体方仅注明该公司名称即可，没有必要将张金明名称也予以并排注明，且合同落款分别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若承租方仅是张金明独自一方，更没必要注明该公司名称，并由该公司盖章确认，因此，从双方签订该合同时，就可以确认双方均认可张金明和昌恒公司是共同承租方，另外结合双方实际发生业务的情况来看，显然刘中亮与昌恒公司、张金明双方的业务是连续性、混合性发展的，还有租赁、买卖、垫付审车手续等业务，昌恒公司、张金明没有向刘中亮进行明确区分，刘中亮也没有将昌恒公司、张金明进行明确区分，昌恒公司、张金明也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两者明确区分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昌恒公司、张金明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对外，与刘中亮形成并发展租赁、买卖等业务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昌恒公司的成立时间来划分，如此方更能符合本案事实和日常生活逻辑，当然，昌恒公司、张金明对内可以进行自我责任的划分，这是昌恒公司、张金明之间的关系，但对外不能排除对本案刘中亮的共同偿付责任，刘中亮要求昌恒公司、张金明一起承担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昌恒公司、张金明与刘中亮成立的租赁、买卖等业务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合同义务。但昌恒公司、张金明无论是作为商业主体、还是作为诉讼主体，均违背了诚实信用，实际与刘中亮存在书面租赁合同，却予以否认，只认可有事实的租赁关系，实际张金明本人在租赁合同上签了字，却否认签字，实际昌恒公司在租赁合同上盖上了公司印章，却否认公章的真实性，实际昌恒公司、张金明拖欠刘中亮高额的租赁费并尚有未返还的租赁物，却一概予以否认；其向公安部门报案称刘中亮存在盗窃及诈骗行为，但直至庭审结束，却没有提交公安部门正式立案的证据，因此昌恒公司、张金明违背了诚实信用，构成虚假陈述。截止2019年3月31日昌恒公司、张金明尚欠刘中亮刘中亮建筑机具租赁费4108842.04元、代垫费用15200元，现刘中亮对租赁费仅主张偿付3792167.7元，系刘中亮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尚未归还刘中亮建筑机具为横杆、立杆、碗扣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爬梯92米。刘中亮主张昌恒公司、张金明返还钢管、顶丝、碗扣、扣件、对拉丝、螺母、钢板、丝杠、模板螺丝、两头丝，如不能返还，则折价赔偿3376265.6元，因昌恒公司、张金明对货物拉丝、螺母、钢板、丝杠、模板螺丝、两头丝等不存在未归还的情形，经审计属双方货物买卖范畴，对该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92米爬梯虽然昌恒公司、张金明实际没有归还，但因刘中亮没有主张，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关于未归还建筑机具的日租金应为4289.4956元，因刘中亮仅主张钢管、扣件、顶丝、碗扣该4样物品的日租金为3402.58元，则爬梯的日租金920元不应计算在内，即昌恒公司、张金明在本案中应支付刘中亮未归还物品的日租金为3369.4956元，且应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租赁物退清时止；如不能退还，则应折价赔偿。根据青岛海德资产评估事务作出的建筑机具市场单价鉴定，未退还的横杆、立杆、碗扣价值为1178187.528元（63411.60米×18.58元），顶丝581130元（38742根×15元），扣件546250元（95000套×（6元+5.5元）/2），钢管453389.58元（42894米×10.57元），共计为2758957.11元，刘中亮主张的赔偿额为3376265.6元，对于过高部分因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中亮主张的代垫费用15200元，虽然不是昌恒公司、张金明租赁欠款，但为减少讼累和诉讼经济及便利双方当事人考虑，一审法院决定合并处理并予以支持。因昌恒公司、张金明违背诚实信用，没有依约及时结算偿付刘中亮租赁费并返还相关的建筑机具，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违约民事责任，刘中亮主张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应予支持。关于刘中亮主张的违约金，根据租赁合同和提货单约定为31074446.20元，因数额过高，应参照最高院关于“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为2018690.27元，现刘中亮仅主张100万元，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昌恒公司、张金明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但从昌恒公司、张金明认可的刘中亮提交的退货单可以证实，最晚的退货单是2019年1月8日，由武守才签字办理的两张，退还的是钢管、横杆、立杆。因此本案明显不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三年的诉讼时效，昌恒公司、张金明的该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刘中亮与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二、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建筑机具租赁费3792167.7元，并给付后续租金，以日租金3369.4956元为标准，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租赁物退清之日止。三、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返还刘中亮建筑机具横杆、立杆、碗扣63411.60米，顶丝38742根，扣件95000套，钢管42894米，如不能退还，则应赔偿刘中亮损失2758957.11元，如部分退还，则可按下列标准计算赔偿刘中亮损失【横杆、立杆、碗扣（碗口）18.58元/米、顶丝（直径34MM）15元/根、扣件（转向扣件）6元/套、扣件（十字卡扣）5.5元/套、钢管10.57元/米】。四、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代垫费用15200元。五、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偿付刘中亮违约金100万元。六、驳回刘中亮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二、三、四、五项，由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之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金钱债务利息或依法支付非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6908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评估鉴定费8000元，审计鉴定费10万元，合计182085元，由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张金明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在2021年4月6日的法庭调查中，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证据一、沧州中瑞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出具的《关于刘中亮与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证明沧州中瑞公司认可该公司与张金明、昌恒公司不存在业务关系，案涉刘中亮与张金明、昌恒公司开展的相关业务的合同权益归刘中亮所有，与沧州中瑞公司无关。证据二、沧州中瑞建筑器材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确认书，证明沧州中瑞公司全体股东均认可刘中亮与张金明、昌恒公司开展的相关业务，系刘中亮个人行为，合同权益均归刘中亮所有，与沧州中瑞公司无关。证据三、沧州中瑞公司工商及股东信息，证明：1、沧州中瑞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沧州中瑞公司全部股东为付某、刘中亮。 上诉人昌恒公司、张金明质证称：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该两份证据是本次开庭前临时出具，是事后补充的，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刘中亮本人经营与企业相同的业务，需要至少在经营业务发生前或同时由全体股东或股东会决议同意才有法律效力。且刘中亮与付某是夫妻关系，公司掌握在两人手中，沧州中瑞公司出具该份材料完全按照刘中亮的意愿，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在2017年沧州中瑞公司资产由100万元降低为60万元，而在2017年上诉人向刘中亮支付货款高达10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能够同意该笔业务由刘中亮个人经营，显然不合理。由此推断该两份证据是被上诉人为了规避相应的法律事实而恶意出具。上诉人也请求追究被上诉人的相关责任。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没有异议。 被上诉人刘中亮申请证人付某出庭，对证据一、二中付某签字的真实性，付某当庭确认。 本院认证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在2021年5月18日的法庭调查中，上诉人昌恒公司、张金明提交证据一、昌恒公司与沧州中瑞公司的账目明细；证据二，沧州中瑞公司的企业年报（2013-2019）、企业登记档案。证明事项：沧州中瑞公司在2013到2019年收入为311.288万元，被上诉人称其本人的业务额达600余万元，这不符合上一次庭审时作为股东的证人付某所表述的“成立中瑞公司的目的是方便赚钱”的说法。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称其对外个人业务是经过了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显然不能成立。 被上诉人刘中亮质证称：关于证据一，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形式真实性和内容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该材料为上诉人一方制作，不能反映本案真实情况。被上诉人还要强调的是庭上上诉人提交的纸质证据一与其在庭前（4月12日）提交的电子版不一致，随意性极大。本案金额应以符合法律程序的审计报告为准。关于证据二，因当庭提交的为复印件，真实性庭后核实；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审查刘中亮开展涉案业务是否有损于沧州中瑞公司利益，在本案诉讼中没有价值。本案是合同纠纷，应当以合同约定为审判基础，退一步讲，如果刘中亮作为沧州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展业务损害了公司利益，也是属于刘中亮与沧州中瑞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认定。 本院认证认为，对证据一，基于本案一审中已对双方账目进行审计，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其单方制作的账目不能直接证明其证明目的，关于租赁费等应以一审审计结论为准，不能简单直接以上诉人的账目确定上诉人欠付的租赁费。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刘中亮提交证据：一份情况说明，证明事项：上次庭审时提交的情况说明由沧州中瑞公司加盖公章认可。 上诉人昌恒公司、张金明质证称：根据上次庭审已经确定公司的公章控制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的加盖行为具有倾向性和主观性，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本院认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出租方是否为刘中亮，刘中亮作为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本案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是否为昌恒公司、张金明；三、一审法院关于租赁费金额、不能返还的租赁物的赔偿金额，以及违约金是否认定正确。 关于焦点一、从案涉租赁合同的实际履行来看，提货单、送货单等凭据可以证明案涉租赁物的交付、租金的收取等所涉主要合同权利义务都是以刘中亮为履行主体；且二审中刘中亮提交了沧州中瑞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出具的《关于刘中亮与张金明、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的情况说明》，以及沧州中瑞公司全体股东确认书，证明沧州中瑞公司确认沧州中瑞公司与张金明、昌恒公司不存在业务关系，案涉刘中亮与张金明、昌恒公司开展的相关业务的合同权益归刘中亮所有，与沧州中瑞公司无关。综上，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的出租方系刘中亮个人，刘中亮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关于合同的承租方，从双方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来看，抬头部分载明，出租方（甲方）：“刘中亮”为打印字，承租方(乙方)：“张金明”为打印字、“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为手写体；合同落款处，甲方由刘中亮个人签名，乙方由张金明个人签名、昌恒公司盖章，由此可见虽张金明是昌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合同显示承租方是张金明以及昌恒公司。一审法院确认张金明与昌恒公司是共同承租方，并无不当，刘中亮有权要求张金明与昌恒公司共同承担责任。 关于焦点三、本案审理期间，上诉人昌恒公司自认依据其单方记账其应当偿付315186.676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关于租金、不能返还租赁物的赔偿金额均已经过审计双方账目及鉴定市场单价，上诉人亦无充分证据否认该审计结论及鉴定结论，据此一审法院判令张金明、昌恒公司偿付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租赁费3792167.7元及后续租金，并判令张金明、昌恒公司返还租赁物，如不能退还则予以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另，关于违约金，昌恒公司、张金明没有依约及时支付刘中亮租赁费并返还相关的建筑机具设备，构成违约，一审法院支持刘中亮10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理由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诉人张金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85元，由上诉人阳谷昌恒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上诉人张金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明光 审 判 员 安太欣 审 判 员 卞冬冬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赵佩宇 书 记 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