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10民初2713号 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镇南铜冶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750292022B。 法定代表人：魏士军，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献东，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燕，河北时代经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桥西区育新路10号2#综合楼4楼4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6010258954。 法定代表人：蔡宁，职务：总经理。 被告：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碧水街8号诚通联众储备有限公司104、105、1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8N4FR7K。 法定代表人：彭期磊，职务：总经理。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杰，河北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与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城公司）、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高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献东、李燕，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转让款16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损失以16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9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利息，直到被告付清全部转让款为止；2、请求判决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万元；3、请求判决第二被告对上述转让款16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位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和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9月9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将拥有的土地提供给被告进行开发建设，被告向原告支付600万元和东侧1800平方米框架结构商铺；如果合同签订三年内没有将商铺交付，应支付1600万元；还约定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不能进行时，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如任何一方无故单方解除合同，应支付500万元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将土地过户到被告锦城公司名下，但被告并没有进行开发，三年到期，没有向原告交付商铺。被告构成违约。原告找被告交涉，被告说再给三年时间交付商铺，原告同意，双方于2014年9月8日签订补充协议。三年到期后被告仍未进行开发，更别说交付商铺。原告多次找被告交涉，均没有结果。另被告锦城公司未经原告同意，将项目转给被告益高公司开发，相当于锦城公司单方和原告解除合同，应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0万元。被告益高公司在原告原有的土地上开发，承接了锦城公司的义务，故益高公司应向原告支付转让款1600万元。原告要商铺的希望破灭，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转让款及逾期付款损失的主张被拒，不得已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与锦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锦城公司未单方解除，未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2、2014年原告与锦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原告明确要商铺，现起诉1600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该地块在锦城公司名下时为工业用地不能开发，后经招拍挂，由其他公司摘走，属于双方协议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的不可抗力因素，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4、利息计算无法律依据。 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与益高公司无法律关系，无对价，让益高公司对16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锦城公司未向益高公司转让项目，不存在项目转让，不是说在该地块上开发就与原告有关，应以事实和法律为准，要等价有偿；3、案涉土地使用权已在2011年登记在锦城公司名下，已归锦城公司，2015年12月4日该土地使用权由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土资源局收回（鹿收储字2015年16号），并于2017年11月28日挂牌出让至益高公司，益高公司向鹿泉区国土资源局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及税费。因此，益高公司获得该土地使用权与原告无任何关系，不存在法律义务和责任，起诉益高公司无事实和法律依据；4、原告的土地权利只能转让一次，而土地项目开发主体也具有唯一性，原告起诉两个独立公司法人，违反了基本规则，其诉讼请求首先应该调整明确唯一被告，益高公司也只能出一次土地款项，而不能出双份价格。益高公司已经向政府缴纳了款项，不应再向原告偿付，否则既不公平又不合法。 红星公司提交证据： 第一组证据 证据一、协议书(2011.9.9)、补充协议(2014.9.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挂牌成交确认书。 证明：1、2011.9.9被告锦城公司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在原告拥有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房地产项目。锦城公司是该地块的唯一实施人，收益分配为：在锦城公司认可该地块具有开发价值后，先行支付600万元；三年内将1800m²商铺交给原告。如未给商铺给1600万元。还约定任何一方单方解除合同，应向对方支付500万元违约金；2、锦城公司未在3年内交付商铺构成违约，应承担向原告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3、2014.9.8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说明是因锦城公司违约导致未进行开发未交商铺。锦城公司仍表示开发，原告仍希望得到商铺；4、锦城公司未在2017.9.8日前交付商铺，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5、2017.11.28日益高公司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锦城公司已根本不能履行合同交付商铺，应为锦城公司单方和原告解除合同，应按约支付违约金500万元。 第二组证据 证据二、协议书(2017.11.5)、照片。证明1、被告益高公司和魏立军签订的协议，其内容与锦城公司和原告于2011.9.9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一字不差，说明锦城公司将其应履行的义务转由益高公司履行；2、该协议落款处有高增义签字，高增义是锦城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说明锦城公司知道并认可由益高公司开发建设并交付商铺或支付对价1600万元；3、因锦城公司不能向原告返还土地及锦城公司让益高公司取得土地且涉案地块经出让后登记在益高公司名下，到目前为止益高公司仍未动工建设商铺。益高公司不能在约定时间交付商铺，故应由锦城公司和益高公司双方共同向原告支付1600万元并共同承担逾期支付违约责任。 证据三、收据及收据丢失证明锦城公司于2011.9.23向原告支付开发收入分配款600万元，目的是为开发涉案地块。 证据四、国有土地收回协议(2015.12.4)。证明锦城公司为开发该地块。主动申请政府收回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该宗地的现状评估价为433.2706万元，由政府公开出让后将补偿费433.2706万元支付给锦城公司，锦城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李文霄代表锦城公司签字。说明锦城公司知道涉案地块将公开出让。 证据五、中国土地市场网2017.10.26出让公告、2017.10.31日报纸上出让公告、石家庄市鹿泉区2017年第67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须知、竞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竞买资格确认书、石家庄市国土资源局2017-6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买报价单、会议签到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挂牌成交确认书，挂牌成交报告。证明：2017.10.26日政府公开出让涉案土地，李文霄签字领取出让资料，说明锦城公司知道土地出让但未去竞买，让益高公司竞买，整个出让活动只有益高公司一家报价并以最低价中标，说明不是锦城公司在竞买中未取得土地，是锦城公司让益高公司竞买中标以代锦城公司开发该地块。 证据六、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支票、业务凭证、对公账户交易明细。证明石家庄市鹿泉区土地储备中心于2018.1.10日将补偿款4332706元开转账支票给锦城公司。锦城公司背书给益高公司，由益高公司取得涉案地块的土地补偿款，再次证明是锦城公司决定让益高公司在该地块开发并履行交付商铺或对价1600万元的义务。 证据七、行政许可申请书、申请表、规划许可申请人法人委托书、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明李文霄代益高公司办理规划报建。报建中3#商业楼及2#住宅楼底商的设计正是按要给原告1800m²商铺规划的，说明锦城公司让益高公司代为履行和原告的合同。 证据八、锦城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1、高增义是锦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立丛、高利彬二人是高增义的亲侄子，安丽娜是锦城公司的一般工作人员。高增义用其亲侄子控制锦城公司；2、锦城公司为履行和原告签订的合同，为开发涉案地块，于2015.11.30将办公地点由桥西区休门街75号锦城会馆搬到鹿泉区铜冶镇南铜冶村，就在涉案地块的旁边。财务负责人李文霄代表锦城公司在《出租合同书》上签字并代办工商登记变更事项；3、高增义为开发涉案地块和开发桥西区张营村，引进投资人润龙公司，将锦城公司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润龙公司和张贺，由锦城公司工作人员安丽娜代办工商变更登记事项；4、高增义决定设立益高公司单独开发涉案地块。锦城公司单独开发张营村，因此锦城公司经营地址又变到桥西区育新路10号。 证据九、益高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1、为开发涉案地块。高增义以原锦城公司员工荣花珍、安丽娜二人的名义设立益高公司，住所地是当时锦城公司经营地即鹿泉区，益高公司法人和魏立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2、高增义为开发涉案地块。又引进投资人，于2018.5.7日将益高公司51%股权转给案外人北京公司。安丽娜将公司50%的股权以0元转让出去。荣花珍将25%的股权以0元转让出去。而益高公司在2017.12月已支付土地出让金2450万元，已取得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证据十：石家庄中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石家庄博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中兆公司的股东是高立从和荣花珍，博奥公司的股东是荣花珍和安丽娜，二公司的法人均是高立丛，这三人均是原锦城公司的员工。公司的地址是锦城公司的原地址即桥西区休门街75号锦城会馆。其中高立丛是高增义的亲侄子；荣花珍是公司会所的服务员；安丽娜是公司的一般职员，说明高增义是以手下人员设立多家公司，互相关联。 二被告质证认为，对于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不合法。因为双方的约定基础建立在工业用地上是不可能开发的，双方均是明知的，对此我方也希望法庭调取2011年该地块在原告名下及锦城公司名下的用途。对成交确认书真实性认可，但没有关联性。调取申请书与调取的内容不一致，哪位法官调取的，没有制作调取笔录，调取的三份申请书对与调取的内容不一致，单位也不一致，我方拒绝质证，怀疑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二协议，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签订协议的乙方是魏立军不是原告，并且原告在本案最初陈述时已明确原告与魏立军不是一体，并且意见不一致。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7年11月5日，这个时候的案涉地块已经招拍挂在益高公司名下，该协议没有合法标的，属于无效。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照片不予认可。证据三、恰恰证明锦城公司没有违约。回执印章严重不清，不符合证据条件。转账支票及业务凭证，上面仅盖了长条红戳，不符合证据条件，不具备效力。对交易明细，与本案无关。即便有转款也不能证明两公司混同。不具备证据效力，且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调取的证据庭前均未依法向被告送达。对于系列的工商登记资料与本案涉及的焦点没有关联性。是否是关联公司不应作为定案依据。锦城公司与益高公司不是关联公司，也不是同一公司，财、权、物、办公地点均不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混同，责任共担的规定，至于李文霄等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只是普通工作人员，不能代表两个公司法人的意志，更不能作为评判标准。3、原告在陈述该组证据中提到了很多人员的身份，又是厨师，又是看门的，毫无证据，原告更多的是推断不应采信。 益高公司提交证据： 证据一、土地使用权证书（鹿国用2011第02-2267号）。证明该地块在锦城公司名下时为工业用地，依法不能开发。也就是说约定不能大于法定。2015年12月4日锦城公司案涉土地被政府收回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共计433万余元，如果锦城公司再给原告1600万元+600万元是不公平的。 证据二、国有土地收回协议。证明涉案土地已收回归国有。 证据三、挂牌出让公告证明涉案土地公开出让。土地成交确认书证明涉案土地拍卖竞得。 证据四、缴纳土地款项凭据证明益高公司向鹿泉区国土资源局缴纳了土地款项。 证据五、土地交接单证明鹿泉区土地储备中心将土地实际交付给了益高公司。 证据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鹿泉区国土资源局与益高公司签订正式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依法由益高公司享有。 以上证明益高公司是从政府经招拍挂依法取得，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 红星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该土地证在记事一栏记载该土地证是从原告的原有的土地变更而来的，恰恰是双方履行合同以后，原告将原有的土地过户到被告名下，其目的就是要将工业用地进行改造开发，变成住宅开发，其流程恰恰是土地被政府收储以后，招拍挂取得土地以后进行开发，双方签订的协议对此写的很清楚，不是仅仅就工业用地的使用，而是要在该工业用地上进行改造开发，并且要由被告向规划部门申请规划条件。当初合同签订时，约定的如果被告认为该土地不具有开发价值，则该协议就失效，原告应退回其支付的600万元，土地也不用办理过户，而实际情况是被告恰恰认为具备开发价值，所以先向原告支付了600万元，这样原告才将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均过户到被告名下。所以被告仅以该工业用地的土地证来证明双方所签协议的不合法是错误的，认为工业用地不可能开发也是错误，工业用地在变性以后是可以开发，而本案恰恰是由益高公司在原告原有的土地上进行的开发。证据二，该证据原告也作为证据提交了，被告主张该协议约定的补偿款为433万多元，而要给付原告600万元+1600万元不公平的观点不成立，从该协议上可以看到是被告为了开发该地块，是主动申请政府收回土地的，如果被告不要求政府收回，那么只能走征用审批，也就是被告不同意是开发不了的。该协议上所约定的补偿款是对土地现状的价格及地上附着物的价格的补偿，这是任何一个收储协议都要有的一个补偿，但该补偿并不代表该地块的开发价值就是433万元，如果如被告所言，其已付了600万元买了我方的土地，而仅仅为了让政府补偿433万元，其他的不做任何表示，这不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商人应有的做法。因此该收回协议是为了开发该地块的第一道程序。益高公司是通过招拍挂取得了土地，并交了出让金，而原告在本案中强调的是锦城公司让益高公司摘的牌，而且益高公司是起拍价摘的牌，没有竞争对手。如果锦城公司去摘牌的话也会成功的摘牌。所以，原告从没有否认益高公司合法合规的取得了土地，但是其取得土地后，开发收益中的关于商铺部分应该向原告交付。益高公司说其支付了出让金就不担责，这是两个概念，任何出让行动都需要缴纳出让金，是开发的前提与程序。被告所说其没有从原告处获益，但是益高公司平白无故的取得了涉案地块的433万元的补偿款，而该补偿款恰恰是涉案地块任何一个地块的持有人都应该得到的，如果益高公司和锦城公司没有关系，那么益高公司是不应得该款项的，所以益高公司是从中获益。 经审理查明，红星公司（乙方）与被告锦城公司（甲方）于2011年9月9日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拟改造土地使用权为乙方，土地性质及用途为国有综合用地。第三条、乙方在本项目中应得600万元人民币和东侧1800平方米框架结构商铺，其余收益归甲方所有乙方不得干涉。乙方将本协议中约定的土地转让给甲方，甲方按照下列条件支付给乙方报酬；第四条、1、本协议签订后当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15日内如果甲方认为该土地不具有开发价值，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当日将收取的甲方50万元退还甲方，本协议自动失效。如果甲方认为该土地具有开发价值，应将550万元打入双方约定的共管账户。双方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完成后甲方将账户资金支付给乙方。2、……甲方应将一二层东侧1800平方米框架结构商业用房交付乙方，并负责办理产权证。如果在合同签订三年内没有将商铺交付乙方，甲方支付1600万元给乙方；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不能进行时，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八、本合同签订后，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在不具备法定或约定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500万元违约金。落款由红星公司加盖印章及魏立军签字，由锦城公司加盖印章及高增义签字。2011年9月23日红星公司出具收据收到锦城公司开发收入分配款600万元。2011年10月13日锦城公司办理案涉土地鹿国用（2011）第02-226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2014年9月8日红星公司（乙方）与锦城公司（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1年9月9日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对乙方原有土地进行改造开发。合同签订后因各种原因甲方一直未能开发，现甲方已难以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商铺。因甲方正在积极跑办手续，且乙方也希望得到商铺，为此双方经协商签订补充协议。除本协议约定之外，其他仍按原协议执行。落款由红星公司加盖印章及魏立军签字，由锦城公司加盖印章及高增义签字。 2015年12月4日鹿泉区国土局（甲方）与锦城公司（乙方）签订《国有土地收回协议》，约定乙方因该区域整体规划调整，申请政府有偿收回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甲方按评估价共计433.2706万元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下、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乙方同意甲方按照将上述收回土地公开出让成交后30日内将补偿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017年10月鹿泉区国土资源局将该块土地挂牌出让，益高公司参加竞拍并授权李文霄参加挂牌出让活动。2017年11月28日通过竞拍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2017年11月30日益高公司与鹿泉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8年12月20日益高公司在案涉土地上办理建设观山悦府住宅小区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该项目正在建设中。 2017年11月5日益高公司与魏立军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与红星公司和被告锦城公司于2011年9月9日签订协议书内容除第十条约定“本合同自益高公司摘取本地块（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土地使用权之日起生效”，其余内容均相同。落款由益高公司加盖印章及高增义签字，魏立军签字。 另查明，锦城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股东为高增义、李霄鹏，2014年3月18日李霄鹏将股权转让给高立丛，2015年7月20日高增义将股权转让给高利彬，此期间李文霄为财务负责人。2016年9月26日聘用高增义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期间委托安丽娜办理公司变更手续。2016年10月27日高利彬将股权转让给河北润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龙公司），高立丛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张贺，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润龙公司，免去高增义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张贺为执行董事。益高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发起人为荣花珍、安丽娜。2018年通过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荣花珍、北京大苑天地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中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明润广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关于红星公司与锦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性质及效力问题。涉案土地系红星公司以出让形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且办理了相关登记。锦城公司辩称收回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共计433万余元，如果锦城公司再给原告1600万元+600万元是不公平的。协议书约定给予锦城公司考察机会，如认为不具有开发价值，协议自动失效。后锦城公司履行支付600万元开发收入分配款义务并办理土地过户手续，说明作为签约主体锦城公司对开发市场风险作了充分评估，对市场预期作了充分预测后才履行合同。况且锦城公司也未行使撤销权。因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红星公司只收取固定利益，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应为有效。故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红星公司履行交付土地及办理过户义务，锦城公司应当履行支付按期支付商铺或价款义务。 关于魏立军与益高公司签订协议书性质问题。该协议书签订时，加盖益高公司印章，庭审时益高公司称不知情，但未否认印章真实性，红星公司签字人为魏立军，从形式上看原补充协议和协议书红星公司的签字人均为魏立军，有理由相信魏立军对红星公司有代理权，现红星公司主张益高公司为债务加入，实质上表示对该协议书追认，故2017年11月5日魏立军与益高公司签订协议书约束红星公司和益高公司。关于该份协议书性质问题。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签订该份协议时案涉土地已被国土部门收回，锦城公司已无法履行交付商铺的合同目的，双方再次签订协议内容与原协议书相同，目的是为了保障原协议履行，益高公司承诺向红星公司履行义务，构成债务加入，应当在债务范围内和锦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锦城公司履行支付1800平方米商铺还是1600万元价款问题。协议书约定“如果在合同签订三年内没有将商铺交付乙方，甲方支付1600万元给乙方”。锦城公司无法交付商铺，原告进而要求锦城公司给付价款1600万元符合协议约定，应予以支持。 关于违约金500万元应否支付问题。协议书约定“本合同签订后，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一方在不具备法定或约定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500万元违约金”。本案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价款，根本是为了继续履行合同，不符合协议关于单方解除合同从而支付违约金的约定，故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付款损失如何支付问题。2011年9月红星公司与锦城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应将一二层东侧1800平方米框架结构商业用房交付乙方，并负责办理产权证。如果在合同签订三年内没有将商铺交付乙方，甲方支付1600万元给乙方。2014年9月协议到期后锦城公司未能交付商铺，双方达成补充协议书，原告未主张逾期付款损失。补充协议约定三年期限到期后锦城公司未交付商铺，也未支付价款，自2017年11月5日起承担逾期付款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六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据此,在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参照适用司法解释关于买卖合同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的规定，分段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损失。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五十二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1600万元及损失（以16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 二、被告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1600万元及损失部分负连带责任。 三、驳回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4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9800元由原告石家庄红星彩印有限公司负担27400元，被告石家庄市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益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32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邮寄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收件人：材料收转窗口，邮政编码：050200）。 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账号：62×××47）。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姬文鹏 人民陪审员  许雅翠 人民陪审员  鲁 莹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