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1851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龙洲，男，198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通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鸦泡支行信贷客户经理，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群，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伟，北京市京师（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庆峰，男，196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薛韬，女，197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黑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库，男，195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与刘宝库系父女关系），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衣景云，女，195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与衣景云系母女关系），女，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原审被告：薛飚，男，196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哈尔滨铁路局哈尔滨公务段道口车间工人，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审原告刘宝库、衣景云与原审被告李庆峰、薛韬、薛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立案，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黑0103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李庆峰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作出（2019）黑01民终834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重审中追加孙龙洲为第三人，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黑0103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孙龙洲、李庆峰、薛韬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龙洲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群、马洪伟，上诉人李庆峰、薛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良悦，被上诉人刘宝库及刘宝库与衣景云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阁，原审被告薛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龙洲上诉请求：1.驳回刘宝库、衣景云对李庆峰、薛韬、薛飚的诉讼请求，改判李庆峰、薛韬对孙龙洲承担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薛飚对孙龙洲承担担保保证义务。2.上诉费由刘宝库、衣景云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李庆峰、薛韬与刘宝库、衣景云相互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内容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债权人为刘宝库不符合客观事实。刘宝库只是名义债权人，事实上孙龙洲本人才是该笔款项的实际出借人。对此，孙龙洲的银行卡转账记录、李庆峰的银行卡流水及其陈述也予以证实。刘宝库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在孙龙洲给李庆峰汇款前将该笔款项交付给孙龙洲。相反,孙龙洲银行卡的交易流水恰恰能证实该笔款项不是代刘宝库向李庆峰进行汇款，而是用自己的存款汇给李庆峰的。2.一审判决证据严重不足。一审判决将刘宝库提供的证据1至7全部予以确认明显错误。其理由为:仅以3个主要证据为例。证据1《借款合同》，该证据无法证明刘宝库、衣景云是真实的出借人,即刘宝库履行了向李庆峰给付出借款项的义务，且与借款合同还本付息指定的还款账户事实不符。证据2工商银行存折二本，该证据显示的日期为借贷关系发生之前，而且存折借款发生前的余额分别是1.20元和340.02元，该证据与本案关联性存在严重问题，一审法院竞然予以确认，更为严重的是证明刘宝库具有出借能力的唯一证据证据3，即通河县浓河镇洪太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不了其资金来源及出借能力。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证明土地承包权的证据是土地承包合同（乡镇经管站备案)，并非任何一纸证明所能确定的。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判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的规定，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合同成立。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属于实践合同，法律并未要求其必须具备书面形式。银行流水等付款凭证体现的是款项的交付事实，而只要款项交付，则作为实践性合同的民间借贷即符合了合同生效的全部要件，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生效。而交付有不同情形，对于现金交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借贷合同生效;对于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交付的，自资金达到借款人账户时，借贷合同生效。本案中，孙龙洲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案涉款项汇到李庆峰的账户,因此该款项到达李庆峰账户的时间才意味着借贷合同生效，而本案刘宝库、衣景云提供的《借款合同》并不证明作为实践合同的借贷合同生效，形式证据效力与实质证据效力无法相提并论。可见，一审判决违背《民法典》规定。第二，一审判决违背了司法解释的规定。2020年8月18日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然而一审法院对本案中刘宝库的出借能力并未进行认真审查，相反却毫无根据地采信，实属适用法律错误。孙龙洲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刘宝库、衣景云在原审所主张的30万元是刘宝库承包的180亩水田产生的收益的证据是伪造的。孙龙洲有新的证据证明刘宝库承包的耕地只有旱田14.4亩、水田7亩，责任田旱田14亩，总计34.4亩，2012-2014年每亩平均收入为1200元，一年的总计收入约为41,280元，与之所主张每年收入30-40万元相差悬殊。二、刘宝库的代理人冯云阁在原审中对这30万元的借款过程所述不但自相矛盾也与其向法庭提交的“事实经过”不一致，即原审刘宝库及其代理人冯云阁所做的陈述都是虚假的。1.冯云阁在原审法庭调查时陈述30万元是由其将30万元存在孙龙洲的工商银行卡内，并有两张存款票为证，但其并没有提交存款小票证实存款事实的存在；2.法官第二次询问时又称把现金给了孙龙洲，是孙龙洲自已存的；3.在法官询问30万元是怎么给李庆峰时，又回答“这30万元的贷款合同是在我家签订的，30万元现金分两笔给了孙龙洲，由孙龙洲转给李庆峰”，而该笔借款是2013年1月26日由孙龙洲转给李庆峰，借款合同是在2013年4月20日补签的，而不是先签定合同后转款；4.冯云阁在原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的“事实经过”，在本案发回重审时又向法院提交一份时间为2019年6月25日的“事实经过”（见重审卷宗92页），这两份“事实经过”内容、落款时间都一样，但明显不是同一份。这两份“事实经过”写明“在2013年1月26日前两日冯云阁在刘宝库家拿走现金30万元，冯云阁回到自己家中将钱给了孙龙洲，孙龙洲存在自己名下，顶在银行工作的任务数，2013年1月26日，刘宝库让孙龙洲帮忙将30万元汇给李庆峰”。刘宝库、冯云阁所做的上述不一致的陈述和说明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虚假的，因为孙龙洲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这30万元是孙龙洲的钱取出后转给李庆峰的：1.2013年1月16日由刘颖斌转到孙龙洲农商银行卡内20万元，孙龙洲于1月18日从农商银行卡内取出存入了自己的工商银行卡内；2.孙龙洲在1月22日分别存入自己农商银行卡内一笔3500元、一笔6万元、一笔26,144.1元（这笔钱是孙龙洲2012年12月份的工资，有工资表为证）；3.1月23日存入自己农商银行卡内一笔3万元、一笔1.9万元，当日孙龙洲银行卡内共有存款131,505元；4.孙龙洲在1月26日从农商行的卡内取出10万元现金存入工商银行卡内，并于当日将18日存入的20万元及这10万元共计30万元一次性转给了李庆峰，上述事实有孙龙洲农商行、工商行流水及存取款凭证为证，孙龙洲的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30万元是孙龙洲的，而不是刘宝库，而且这些流水和存取款凭证体现的时间与刘宝库及冯云阁所做出的任何一种说法都是不一致的，这些证据也足以证明刘宝库及冯云阁的陈述虚假。刘宝库、衣景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同意原审判决。李庆峰、薛韬辩称：对孙龙洲的上诉没有异议，案涉借款确非刘宝库、衣景云出借。关于李庆峰与孙龙洲双方应经另案解决。薛飚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李庆峰、薛韬上诉请求：1.改判驳回刘宝库、衣景云对李庆峰、薛韬的诉讼请求;2.由刘宝库、衣景云承担上诉费。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李庆峰、薛韬与刘宝库、衣景云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关系复杂：李庆峰与薛韬系夫妻关系，刘宝库与冯云阁亦系父女关系。冯云阁与一审第三人孙龙洲原系同居关系。薛飙与刘宝库系翁婿关系，且系冯云阁之妹冯盼盼的丈夫。薛飙与薛韬系兄妹关系。孙龙洲系通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本案存在两个关键的争议焦点:一是关于案涉借款本金30万元由谁出借，即刘宝库、衣景云是否实际向李庆峰给付了30万元借款;二是刘宝库、衣景云是否具备向李庆峰出借230万元巨额款项（包含本案30万元）的能力。关于30万元由谁出借，一审判决表述为“2013年1月26日，原告刘宝库通过第三人孙龙洲通过工商银行账户向李庆峰汇款30万元”,该事实认定错误。孙龙洲并不认同其系代刘宝库向李庆峰汇款30万元,此30万元系孙龙洲本人出借给李庆峰的；刘宝库并无证据证实其将30万元交付或转账给孙龙洲。相反孙龙洲主张该笔借款是由其本人实际出借给李庆峰的,而李庆峰于2013年1月26日的借款实际是与孙龙洲达成的合意,李庆峰并未与刘宝库、衣景云就借款事宜进行协商。《借款合同》体现的出借人不是孙龙洲，原因在于孙龙洲为规避银行内部人员不允许参与民间借贷事务的规定,借其当时同居人员冯云阁之父的名义向李庆峰出借款项。此《借款合同》多次更换，但明确约定“还本付息账号为62×××18，户名孙龙洲”，孙龙洲在本案原二审中就此30万元的来源进行了明确说明,充分说明了孙龙洲给付李庆峰的30万元借款来源，其亦具备出借30万元借款的能力。关于刘宝库、衣景云是否具备出借能力，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薛韬之间共有四个案件，其主张向李庆峰出借的款项本金合计已达230万元(包含本案30万元）。而230万元款项均非由刘宝库、衣景云账户转账给李庆峰账户,均由孙龙洲汇款或账户转账至李庆峰账户。关于230万元巨款的来源，刘宝库、衣景云在原一审诉讼中称“其家中承包有180亩土地、系种粮大户，二人勤劳能干，因此攒下了金额多至230万元的巨款。因为刘宝库、衣景云不识字，基本没往银行存款，都以现金形式置于家中火炉或被子里，因为要替孙龙洲顶揽储任务及开办金卡,所以在李庆峰借款时刘宝库、衣景云将家中现金存入孙龙洲个人账户,委托孙龙洲向李庆峰支付借款”。关于刘宝库、衣景云有出借巨额款项能力的主张,仅有其所在村委会的一纸证明及刘宝库名下截至案涉四笔借款发生前余额仅为1.20元存款的存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刘宝库、衣景云具有出借能力，属选择性证据采信及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判决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刘宝库、衣景云与被告李庆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系适用法律错误。无论是《合同法》还是刚实施的《民法典》，均强调以贷款人实际提供借款为前提，而非一审判决所谓的合同相对性。本案中30万元借款是孙龙洲从其个人账户转至李庆峰账户，借款来源是孙龙洲的银行贷款及其他收入来源，而刘宝库、衣景云无证据证实向李庆峰交付30万元的事实，因此借款合同未成立,李庆峰、薛韬无义务向刘宝库、衣景云履行所谓的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一审判决依据所谓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判决李庆峰、薛韬给付借款本息属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判决认为“在第三人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后李庆峰、薛韬不再继续向借款合同约定的第三人孙龙洲账户还款，而由李庆峰、薛韬向担保人薛飚还款，再由薛飚向衣景云、冯云阁还款，可以证实李庆峰、薛韬认可债权人为刘宝库、衣景云、冯云阁而非第三人孙龙洲”，一审判决该理由存在逻辑及法律错误,关于借款的原始出借主体不可能因后续《借款合同》债权人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第一份《借款合同》依法未成立或未生效，后续若干份《借款合同》无论主体如何变化均不会改变李庆峰与刘宝库、衣景云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未成立、未生效的事实。而李庆峰之所以在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后将款项转至薛飚账户,是因为李庆峰当时认为冯云阁与孙龙洲原系夫妻关系，不想卷入二人的夫妻矛盾，而将款项转给中间人薛飚，由薛飚代为转交。况且即使根据《借款合同》显示,冯云阁也并非出借人，但薛飚却将款项转给冯云阁于法、于理无据。如果李庆峰认可实际借款人为刘宝库、衣景云，就不需要通过薛飚转交，李庆峰完全可以直接向刘宝库、衣景云偿还。3.薛飚虽为中间人，但其与冯盼盼系夫妻关系，与刘宝库系翁婿关系，其陈述不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刘宝库、衣景云的证据亦不能得出刘宝库系实际出借人的唯一性结论。一审判决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刘宝库、衣景云所谓的出借能力的证据严格审查,即一概采信;对其在诉讼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中不符合常理之处不予理睬，属适用法律错误。1.出借四笔总计230万元的巨额款项，刘宝库、衣景云提交的证据仅为其所在村委会的书面证明及刘宝库名下截止案涉四笔借款发生前余额仅为1.20元存款的存折，无任何其他有效证据可予佐证。关于借款的来源，刘宝库、衣景云称230万元的借款本金均系置于家中炉子里、被子里，因此其以现金方式将230万（含本案30万元)交付孙龙洲，再委托孙龙洲将230万转账给李庆峰的主张，远超一般社会人的认知。2.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刘宝库、衣景云确系出借人，则其作为债权人，应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刘宝库及（或)衣景云名下的账户为还款账户，而不应约定孙龙洲的账户为还款账户。其称此举是为了帮助孙龙洲完成揽储任务，委托孙龙洲代为向李庆峰转账。孙龙洲与冯云阁的同居关系在2011、2012、2013年就存在，如刘宝库、衣景云为孙龙洲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需要，在出借款项给李庆峰之前又为何将230万元现金放置家中,不存于孙龙洲所在银行助其完成揽储任务呢?揽储任务并不要求储户将款项存入银行工作人员个人名下,刘宝库、衣景云所称将自己所有的存款存于孙龙洲个人名下帮助孙龙洲完成任务一说有悖常理。一审判决李庆峰、薛韬共同偿还借款属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案涉四笔借款共计230万元,远超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款时薛韬并不知晓,后来虽通过薛韬的账户向孙龙洲、薛飚的账户还款，但系薛韬根据李庆峰的指示进行，不能因此推出薛韬事后追认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一审法院在刘宝库、衣景云未举证证明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仅以薛韬根据李庆峰指示还款推出薛韬对该债务追认于法无据。刘宝库、衣景云对李庆峰、薛韬的上诉答辩称，薛韬是知道李庆峰用刘宝库和衣景云这4笔借款的，李庆峰、薛韬夫妻借钱用于经营哈市南方歧伯堂药行三期直销、山东枣庄泰达医药。同意原审判决。薛飚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孙龙洲辩称：孙龙洲对李庆峰、薛韬提出的上诉理由中对薛韬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的部分有异议，通过原审调查所认定的事实可证明李庆峰所涉及包括本案在内的四笔借款是用于自己与薛韬名下的泰达药材公司的经营，同时薛韬作为李庆峰的妻子多次向孙龙洲及薛飚偿还利息的行为也可证明薛韬对这些借款是知情且愿意还款的，因此这些借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庆峰和薛韬应当对这四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本案中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李庆峰及薛韬仍对孙龙洲负有还款义务，李庆峰、薛韬向孙龙洲还款后可再向刘宝库、衣景云、冯云阁、薛飚主张权利。刘宝库、衣景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庆峰、薛韬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1．44万元（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按月利率2％），其后利息继续计算至全部还清欠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薛飚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义务；3.李庆峰、薛韬、薛飚承担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宝库、衣景云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女，其中两女一人为冯盼盼，一人为冯云阁，冯盼盼与薛飚系夫妻关系，薛飚、薛韬系兄妹关系，李庆峰、薛韬系夫妻关系，第三人孙龙洲曾与冯云阁系同居关系，育有一子。刘宝库系通河县浓河镇洪太村村民，其有180亩水田耕地。2013年1月26日，刘宝库通过孙龙洲工商银行账户向李庆峰汇款30万元。2013年4月20日，刘宝库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庆峰向刘宝库借款人民币30万元，约期为2013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6日，月利率为2.5％，逾期利率加收50％罚息，按月结息，每月支付利息7500元，还本付息账号62×××18，户名孙龙洲；担保人薛飚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如贷款到期后未还，薛飚自愿将房屋抵债给刘宝库，不足部分刘宝库有权继续向李庆峰、薛飚追索。2014年1月26日，衣景云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庆峰向衣景云借款人民币30万元，约期为2014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6日，月利率为2．5％，逾期利率加收50％罚息，按月结息，每月支付利息7500元，还本付息账号08×××07，户名衣景云；担保人薛飚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如贷款到期后未还，薛飚自愿将房屋抵债给衣景云，不足部分衣景云有权继续向李庆峰、薛飚追索。2015年1月26日，衣景云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再次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庆峰向衣景云借款人民币24万元，约期为2015年1月26日至2016年1月26日，月利率为2．5％，逾期利率加收50％罚息，按月结息，每月支付利息6000元，还本付息账号62×××18，户名衣景云；担保人薛飚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如贷款到期后未还，薛飚自愿将房屋抵债给衣景云，不足部分衣景云有权继续向李庆峰、薛飚追索。2016年4月10日，衣景云、刘宝库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李庆峰向衣景云、刘宝库借款人民币18万元，约期为2016年1月26日至2018年1月26日，月利率为2％，逾期利率加收50％罚息，按月结息，每月支付利息3600元，还本付息账号62×××18，户名衣景云；担保人薛飚以自有房屋作为抵押，如贷款到期后未还，薛飚自愿将房屋抵债给衣景云、刘宝库，不足部分衣景云、刘宝库有权继续向李庆峰、薛飚追索。2014年2月13日前，李庆峰、薛韬将利息还至孙龙洲名下，之后因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李庆峰、薛韬将利息还至担保人薛飚名下，薛飚将利息偿还刘宝库、衣景云。李庆峰、薛韬按约定给付利息至2018年7月，尚欠本金18万元及自2018年8月起的利息未予给付。庭审中，薛飚作为担保人，称以上借款系刘宝库、衣景云出借给李庆峰，2018年7月，刘宝库、衣景云向薛飚主张过还款。另，依刘宝库、衣景云申请并提供担保，原审法院依法诉前查封了薛韬名下车辆，刘宝库、衣景云支付保全费1420元。一审判决认为，刘宝库、衣景云向法院出示的证据四份《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刘宝库、衣景云为债权人，李庆峰为债务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认定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宝库、衣景云举示的2013年4月20日刘宝库与李庆峰签订的《借款合同》，内容注明“约期为2013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26日”，刘宝库、衣景云通过孙龙洲账户向李庆峰汇款30万元汇款凭证，该汇款凭证上注明汇款时间为2013年1月26日，《借款合同》注明的借款时间与汇款凭证注明的汇款时间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可认定刘宝库、衣景云通过孙龙洲账户于2013年1月26日向李庆峰汇款30万元即是2013年4月20日《借款合同》内容中约定的借款，刘宝库、衣景云交付出借款项时间先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出借款项先行交付，后补签借款合同，故认定刘宝库作为出借人已实际履行了出借款项义务，该借款合同已生效。从刘宝库、衣景云举示的2013年4月20日、2014年1月26日、2015年1月26日、2016年4月10日的四份《借款合同》内容看，可认定该四份《借款合同》均系同一笔借款。从2016年4月10日《借款合同》内容看，并结合刘宝库、衣景云的诉讼请求，可认定李庆峰尚欠借款金额18万元，李庆峰应偿还此款，并按月利率2％的约定给付利息。关于利息起算点的问题，刘宝库、衣景云称李庆峰、薛韬自2018年8月始欠付利息，因李庆峰、薛韬未提供相关证据足以推翻该主张，故对该利息起算点予以确认。李庆峰、薛韬及孙龙洲称孙龙洲系实际出借人，借款系孙龙洲所有，刘宝库、衣景云仅为名义上的出借人，一审判决认为，1.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签订《借款合同》是反映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最主要证据，四份借款合同孙龙洲均未作为债权人一方主体签订，从第二份借款合同起，虽账号未变更，还款户名明确改为衣景云，进一步明确出借主体系刘宝库、衣景云，李庆峰对此并无异议，继续与刘宝库、衣景云续签借款合同；2.在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后，李庆峰继续与刘宝库、衣景云签借款合同，且李庆峰、薛韬不再继续向借款合同约定的孙龙洲账户还款，而由李庆峰、薛韬向担保人薛飚还款，再由薛飚向刘宝库、衣景云还款，可以证实李庆峰、薛韬认可债权人为刘宝库、衣景云而非孙龙洲；3.孙龙洲称刘宝库与李庆峰间共计230万元借款实际出借人均系第三人孙龙洲，对其出借资金的来源原一、二审及本次发回重审庭审中陈述互相矛盾，证据不能形成合法有效的证据链，不能推导出孙龙洲是实际出借人的唯一性结论，不足以推翻《借款合同》等直接证据；4.薛飚作为本案担保人及中间人，明确向法庭陈述本案的借款关系发生在刘宝库、衣景云与李庆峰间，与孙龙洲无关。综上，对李庆峰、薛韬的抗辩主张及孙龙洲的陈述意见，不予支持。李庆峰作为借款人应履行还款义务。薛飚作为担保人未明确约定保证方式，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薛飚自认刘宝库、衣景云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过权利，其应对李庆峰拖欠刘宝库、衣景云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结合当事人举示证据，能够证实薛韬对李庆峰借款知情，并多次通过其账户向孙龙洲账户及薛飚账户偿还利息，再由薛飚向刘宝库、衣景云还款，薛韬系以自己的行为追认李庆峰向刘宝库、衣景云所负债务，应认定本案所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薛韬应对李庆峰拖欠刘宝库、衣景云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还款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李庆峰、薛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宝库、衣景云借款本金18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8月1日起，以18万元为基数，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二、薛飚对判决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4188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由李庆峰、薛韬、薛飚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孙龙洲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3页、土地承包合同书1页、通河县乌鸦泡镇乌鸦泡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页（均是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据来源：归户表、土地承包合同来源于通河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领导小组。证明问题：刘宝库只有承包的耕地旱田14.4亩、水田7亩，责任田旱田14亩，总计34.4亩，2012-2014年每亩平均收入为1200元，一年总计收入约为41,280元，去掉种地成本每年的实收入也就是1多万元，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刘宝库、冯云阁原审提交的180亩水田的证明是伪造的，其所主张的100万元借款是180亩水田每年30--40万元的收益的陈述是虚假的。证据二、孙龙洲农商行银行流水一页、农商行存取款凭条5页、工商行存个人业务凭证3页、孙龙洲2012年职工实开明细表一页、工商银行流水1页（复印件，加盖公章）。证明问题：2013年1月16日刘颖斌向孙龙洲的农商银行卡内转款20万元，孙龙洲于1月18日从农商行卡内取20万元存入工商银行卡内，1月22日孙龙洲向自己的农商行卡内存款3500元、6万元及2012年12月份的工资26,144.09元，1月23日孙龙洲向自己的农商行卡内存款19,000元，1月26日孙龙洲将农商行卡内的131,505元存款中的10万元取出，存入工商银行卡内，并于当日将这30万元转给了李庆峰，从而证明这30万元借款是孙龙洲的而不是刘宝库的。李庆峰、薛韬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刘宝库、衣景云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一均加盖了红章，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不了孙龙洲要证明的问题，没有村领导签字摁手印，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孙龙洲陈述他的工资每年两万多，但是他的卡里出现了1万多，与30万元无关联。薛飚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证明问题中的一亩出多少钱不清楚，但是亩数对不上，孙龙洲证明问题上说的亩数少。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因上述证据不能解决本案争议的问题，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二只能证明转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出借人是孙龙洲。刘宝库、衣景云、李庆峰、薛韬、薛飚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孙龙洲虽然在一审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在法庭询问其是否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时，其明确回答不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提出改判李庆峰、薛韬向其承担偿还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薛飚对其承担担保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审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3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是刘宝库、衣景云还是孙龙洲。从各方举证的情况看，与李庆峰建立借款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刘宝库、衣景云，双方最初于2013年4月20日签订《借款合同》，此后又相继于2014年1月26日、2015年1月26日，由衣景云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对该笔借款清算后续签了《借款合同》，到2016年4月10日，仍由衣景云、刘宝库作为债权人、李庆峰作为债务人、薛飚作为担保人再次对该笔借款进行清算后最后一次续签《借款合同》，债权人或者是衣景云、刘宝库夫妻二人，或者是衣景云，在四份借款合同中，出借人始终没有孙龙洲。从借款交付及签订借款合同的时间顺序来看，是先交付后签约，虽然交付是通过孙龙洲的账户转账，但签订合同却以刘宝库、衣景云为相对人，说明李庆峰自始至终都认为刘宝库、衣景云是出借人。孙龙洲认为其才是出借人，但除了借款交付是通过其账户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并没有与李庆峰建立借款合同关系的证据，李庆峰上诉主张出借人是孙龙洲，但其始终与刘宝库、衣景云签订合同，尤其在孙龙洲与冯云阁感情破裂之后依然与刘宝库、衣景云签订合同，还款也转为薛飚的账户，说明其始终认可刘宝库与衣景云是出借人。审理中，作为案涉借款担保人的薛飚亦明确表示案涉款项的出借人是刘宝库、衣景云。虽然案涉款项系自孙龙洲银行账户转入李庆峰银行账户，但因案涉借款发生时，孙龙洲与刘宝库之女冯云阁正处于同居期间，该笔款项的权属尚不能完全确定，亦不能由此即得出孙龙洲为实际出借人的结论。一审判决基于李庆峰与刘宝库、衣景云连续签订《借款合同》及其向薛飚转款的事实，确认李庆峰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刘宝库、衣景云，其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孙龙洲、李庆峰关于实际出借人是孙龙洲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至于孙龙洲与刘宝库之间的法律关系，可另行解决。关于李庆峰、薛韬上诉主张本案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因李庆峰与薛韬系夫妻关系，薛韬多次通过其本人账户向孙龙洲及薛飚的账户偿还利息的事实足以认定薛韬对李庆峰向刘宝库的借款进行了追认，且李庆峰、薛韬均是哈尔滨市道外区泰达药材总汇经理，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一审判决对案涉款项认定为李庆峰、薛韬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庆峰、薛韬的此节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庆峰、薛韬、孙龙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376元，由李庆峰、薛韬负担4188元，孙龙洲负担41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芳芳审判员杨大为审判员唐新元（）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胡      恬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