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2民终58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瑞普，男，1974年9月22日出生，住海南省儋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卞春雷，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春卉，内蒙古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云海，男，1976年9月21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骄，上海市建纬（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雨晨，上海市建纬（包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程政军，男，1981年5月2日出生，职业不详，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上诉人张瑞普因与被上诉人刘云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19）内0204民初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内02民终2426号民事裁定，将本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在重审中追加程政军为被告，经审理后作出（2020）内0204民初495号民事判决。张瑞普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瑞普上诉请求：1.撤销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4民初495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云海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云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刘云海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丧失胜诉权。本案借条于2014年3月12日出具，借期三个月，即2014年6月11日是最后还款日。根据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11日。刘云海于2019年1月10日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已过。一审中，张瑞普未能举证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情形，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仅凭向刘云海的询问即认定诉讼时效中断，无任何事实依据。（二）刘云海并非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其无权向张瑞普主张还款。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判决结果互相矛盾。一审法院查明两个事实：1.张瑞普、程政军于2014年3月12日向刘云海出具110万借条.2.案外人周某于2011年7月至2012年10月分三次向张瑞普账户转款总计106.7万元。通过以上两个事实可以看出，张瑞普和程政军虽然将借条出具给刘云海，但刘云海并未实际支付借款。周某在本案原一审中称，2014年刘云海将110万元全部现金付给周某。但刘云海在本次一审中却称，2011年借款之前，刘云海与周某因生意合作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周某对刘云海有负债，周某的转款实际上是刘云海的钱。此二人的陈述明显不一致。本案的客观证据显示，提供借款的人是周某而非刘云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本案借条，因没有实际借款而不发生法律效力。刘云海不是真正出借人，其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主张还款。（三）一审法院认定程政军向周某转账的66.9万元转款是利息，与事实不符。2011年、2012年借条中并未约定任何利息。刘云海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双方曾就借款约定过利息。张瑞普在原一审中对于3分利的陈述，也仅是听程政军所述，且程政军也曾明确表示欠款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因此，偿还的66.9万元应认定为借款本金。（四）张瑞普仅是将银行账户出借给程政军，张瑞普不是实际用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一百四十三条及一百四十六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成立并生效。张瑞普仅是应程政军及出借人要求，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代程政军收取借款。张瑞普已将收到的款项全部转交给程政军。在程政军的整个借贷关系中，张瑞普并没有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案的借贷关系对张瑞普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张瑞普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刘云海辩称，（一）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瑞普在原一审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且其认可刘云海向其索要，只是说应当向程政军索要。虽然上述规定没有明确当事人在发回重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应如何处理，但举重以明轻，该规定对二审期间的诉讼时效抗辩都不予支持，发回重审是二审之后的审理程序，如果此时支持其诉讼时效抗辩的话，则会助长一部分当事人利用审判程序进行不诚信诉讼行为。上述关于诉讼时效行使阶段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减少诉累，节约审判资源。在不违背基本法律的基础上，应做有利于权利人的解释。刘云海与程政军系亲戚，从常理讲，借款不可能不认，也不可能不要。所谓的合理注意，是指以普通谨慎人的标准衡量权利人的认知和行为能力，同时还应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心态，智识能力等主观因素。本案证人能够证明刘云海催要过借款。（二）本案主体适格。周某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其也不认可存在借贷。借条能够清晰明确地证明借贷关系。张瑞普在借据上签字，其又自称是程政军的朋友，不存在主体不适格的情形。（三）已付款项是利息。张瑞普在原一审中认可有3分利息的存在，而且转账非常有规律，证实是3分利息。张瑞普应诚信地偿还债务。程政军未到庭作陈述。刘云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瑞普、程政军偿还刘云海借款110万元，并支付借款本金110万元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随本清；2.诉讼费由张瑞普、程政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2日，张瑞普、程政军给刘云海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到刘云海现金110万元整，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张瑞普作为借款人，程政军作为共同借款人在该借条上签字捺印。2011年7月4日，周某向张瑞普转款58.2万元。2012年2月10日，周某向张瑞普转款48.5万元。以上转款总计106.7万元。刘云海称，2011年7月4日，张瑞普向刘云海借款60万元，刘云海指定周某转给张瑞普58.2万元，扣除了一个月的3分利息1.8万元.2012年2月10日，张瑞普向刘云海借款50万元，刘云海指定周某转给张瑞普48.5万元，扣除了一个月的3分利息1.5万元，并称借款当时出具了借条，到2014年3月12日更换成以上借条。原一审时周某出庭作证，证明以上款项系应刘云海的要求转给张瑞普，现该款项刘云海已经返还给周某。张瑞普认可借条系其出具，也认可其账户收到过以上款项，但主张借款系程政军所用，利息也一直是程政军在支付。对于借款利息刘云海称双方原借条中约定月利率为3分，现因更换借条原借条刘云海已不持有，且从程政军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清单中可以看出，从2011年8月2日到2012年4月7日之前，程政军每月均向周某转款1.8万元，2012年4月7日之后，程政军每月向周某转款3.3万元。1.8万元是针对60万元支付利息，3.3万元是针对110万元支付利息，程政军有规律的向刘云海支付利息。现借款本金未偿还，利息按月利率3分共支付66.6万元，已支付到2014年3月12日。本次庭审中，张瑞普称，双方没有在借条上明确约定过利息，3分利是听程政军说的，2011年到2014年程政军向周某转账的66.9万元，应系偿还借款本金。原一审中张瑞普本人到庭，认可约定月利息为3分，称其本人没有支付过利息，听程政军说从2011年7月就一直按照每月3.3万元支付利息至2015年初，程政军说这些利息每月都是打在周某账户上。出具2014年涉案借条后张瑞普没有支付过利息，其不清楚程政军是否支付过。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刘云海提供的借条及银行转账凭证，一审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经询问刘云海，刘云海称这些年一直在向张瑞普、程政军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对张瑞普关于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借款本金为110万元还是106.7万元的问题。刘云海通过周某的账户共向张瑞普实际转款106.7万元，按月利率3%提前预扣了利息，根据法律规定本金应认定为106.7万元。三、关于是否约定利息及程政军向周某转款66.9万元是借款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张瑞普在原一审中明确认可约定月利息为3分，在本次庭审中不认可约定过利息，其陈述不一致，未作出合理说明。根据程政军向周某转款流水可以看出，2011年8月2日至2012年2月9日，除12月份外，其余月份均是有规律转款1.8万元，2012年4月开始按月有规律的转款3.3万元，结合刘云海通过周某的账户向张瑞普转款的时间，即2011年7月4日转款58.2万元、2012年2月10日转款48.5万元的事实，再结合双方认可的在借款本金中预扣一个月利息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程政军向周某转款66.9万元支付的是借款利息，而非偿还借款本金；四、对于张瑞普、程政军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张瑞普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捺印，程政军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名捺印，其二人作为共同借款人，应对该笔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张瑞普提供的情况说明，因程政军未到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张瑞普和程政军收到该笔借款后如何支配系其二人之间的合意，不能对抗刘云海。综合以上事实，张瑞普、程政军应共同向刘云海偿还借款本金106.7万元，对于刘云海主张的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于2019年8月20日起已取消，故张瑞普、程政军应支付刘云海以借款本金106.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随本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瑞普、被告程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刘云海借款本金106.7万元；二、被告张瑞普、被告程政军支付原告刘云海以借款本金106.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随本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0元，原告刘云海已预交，由被告张瑞普、被告程政军负担。二审中，张瑞普未提交新证据。刘云海申请证人杨某和周某出庭作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四：一是张瑞普在发回重审中抗辩诉讼时效已经过，人民法院应否支持；二是刘云海是否实际出借款项，其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三是程政军偿还的66.9万元系本金还是利息；四是张瑞普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诉讼时效问题。在本案原一审及原二审程序中，张瑞普对刘云海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实体上的答辩，而并没有对已超过诉讼时效这一问题抗辩，应视为其对超过诉讼时效债权起诉的认可。基于此，张瑞普在发回重审中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刘云海是否实际出借款项，其是否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张瑞普在原一审及二审中，对于本案110万元借条是针对2011年和2012年借款重新出具借条的事实，以及张瑞普收到的周某的106.7万元款项就是本案借条中借款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本次二审中张瑞普否认106.7万元转款与110万元借条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且案外人周某在原一审及本次二审中，均到庭保证张瑞普和程政军对周某没有债务，其不会向张瑞普和程政军主张权利。故刘云海作为借条载明的出借人及借条持有人，向张瑞普和程政军主张本案债权，符合法律规定，其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焦点三，程政军偿还的66.9万元系本金还是利息问题。根据银行流水显示，66.9万元均是按月定额还款，还款数额及日期的规律性与刘云海关于月利率3%陈述以及款项出借时间和金额相互吻合，能够印证其性质为借款利息。且66.9万元还款均发生在2014年重新出具借条之前，若按张瑞普主张为偿还借款本金，则在重新出具借条时应当核减该部分还款，但张瑞普和程政军仍按最初出借的款项出具借条，亦与常理及交易习惯不符。故张瑞普主张66.9万元并非支付利息而是偿还借款本金不能成立。关于焦点四，张瑞普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张瑞普作为借款人出具了案涉借条，出借款项亦转入了张瑞普的银行账户。张瑞普主张其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与上述事实不符。张瑞普收到款项后转给程政军系借款人内部事宜，与外部债权人并无关联，并不能以此产生对债权人的对抗效力。故张瑞普主张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瑞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张瑞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兴平审判员 王志刚审判员 赵艳敏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郑 好附：本判决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