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06民初282号 原告：孟孔义，男，1970年出生，户籍地邢台市南和区。 原告：国棉彩，女，1970年出生，户籍地邢台市南和区。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力，南和县四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周俊彩，女，1976年出生，户籍地邢台市南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欣，河北自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芳，河北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国棉彩、孟孔义与被告周俊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21年3月21日和2021年4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棉彩、孟孔义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力、被告周俊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欣、高晓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孟孔义、国棉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4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8年正月，被告雇佣二原告到甘肃农业大棚干活，在干活之前，双方商定原告孟孔义每月工资4500元，原告国棉彩每月工资3500元。到甘肃以后，原告国棉彩工作四个月，原告孟孔义工作六个月。期间，2020年6月，被告给付1000元，现在被告仍欠原告二人工资14000元。在随后日子里，原告一直向被告追要该工资，但被告总以种种理由推脱不给。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工资14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周俊彩口头辩称，被告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不具有支付工资的义务，应当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围绕诉讼请求，原告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周俊彩及其弟弟向二原告支付工资的微信截图6张，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2、2021年2月4日，代理人与被告的通话录音，周俊彩承认欠二原告工资14000元；3、和原告同在被告处打工的三名证人，证明原告和证人系被告雇佣人员，欠原告工资。被告质证称：证据一，真实性需要庭后核实，因为原告当庭没有提交原始载体，也无法证明该几笔转账出自被告本人。对证据的三性不认可。证据二，该段录音的关联性有异议，该段录音表示原被告同为雇员，一同去甘肃打工，雇主目前是找不到人的，说明被告也并非是实际雇工人。录音中显示三次以上周俊彩对于雇佣事实均不认可，也显示周俊彩只负责代开工资，因该份录音在庭审中提交，我方庭后提交刘贤忠工资转账证明，刘贤忠系天祝藏族自治县绿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即本案的真正雇主。 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王华亭的录像光盘一张；2、证人张某书面证言；3、刘贤忠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绿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原告质证称：关于张某和王华亭的证人证言，二原告没有听说过这两个人，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营业执照不是原件，刘贤忠也没有听说过。在录音中，周俊彩也明确说的确找不到了刘贤忠本人，并且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 出庭证人徐某，与二原告一同工作，称因为工作后结不了工资，知道被告欠原告工资17000元；被告舅舅找到证人，让其到甘肃打工，工作内容是种西红柿、西蓝花；被告在证人的工作地点，并不和原告的证人一样在土地上工作，偶尔在出售西红柿时点数、记账；被告的两个兄弟都和原告和证人一起，其中一个兄弟周建波和二原告一样下地干活，另一个兄弟（小名二臭）负责对外销售西红柿，并给证人发放过工资；证人从某该兄弟处预支工资；对于被告提交的名为刘贤忠的身份证复印件，表示不认识；一起工作中有一位当地人张某。 出庭证人高某，与二原告一同工作，称因为结不了工资，知道了被告欠原告工资17000元；被告兄弟（小名二臭）为其发放过工资；被告周俊彩姨的孩子和其是一个村，介绍证人到甘肃工作，一起工作中有一位当地人张某；被告并不参与原告和证人的工作，平时不见人。 出庭证人赵某，与二原告一同工作，称因为结不了工资，知道被告欠原告工资；被告兄弟（小名二臭）负责对外销售西红柿，并为其转账发放过工资；曾到被告处预支工资；一起工作中有一位当地人张某；因被告周俊彩姨的孩子高进辉和证人关系不错，介绍给证人该工作；不认识刘贤忠。 对于证人的证言，被告质证称，从三个证人证言可知，三个证人证实被告也拖欠他们的工资，且证人徐某目前也以起诉到贵院，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由于其与原被告的特殊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证言中三人均认识张某，被告也提供了张某的证人证言，且在该证言中，张某也陈述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请法庭依据庭审事实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提交如下证据：1、刘贤忠与周俊彩间的微信转账电子凭证，证明绿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贤忠因劳务关系与周俊彩存在账目之间的来往，刘贤忠实际为周俊彩的雇主，向周俊彩支付劳务报酬。2、张某的视频证言，证明周俊彩为刘贤忠的雇员，并非原告的实际雇用人。3、天祝县大柴沟镇绿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光温室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绿龙公司日光温室建设补助款情况说明，证明原告的施工劳动地点其为绿龙公司，绿龙公司日光温室建设领取补助款归绿龙公司享有，种植温室大棚的收益固然也归绿龙公司享有。并补充意见如下：1、原告在第一次开庭时候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屏及被告提交的部分电子凭证，可知，被告是在刘贤忠转账后再给原告转账，根据此账目往来，可知刘贤忠为实际的雇主；2、原告提交的证据是在第一次开庭庭审中提交的，也超举证期限，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影响案件审理的直接证据不应只因举证期限届满而不采纳，被告补充证据前提是原告庭审提交证据进行的证据突袭，法院对此也已给双方另定举证期限，故被告提交的证据应作为定案依据使用，对于张某因为路途遥远，且现在疫情形式严重，提交视频及书面证据于法有据，也应作为定案依据。另外，张某与本案原被告均没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优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因为原告提交的证人现已在另案作为原告起诉被告，原告及其证人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故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原告如需被告配合，被告同意一起起诉刘贤忠讨要工资。刘贤忠向周俊彩的转账，是向周俊彩支付劳动报酬的，周俊彩向刘贤忠的转账是周俊彩再给当地人发完工资后剩余的经济收益，西红柿款给付雇主刘贤忠的，证明二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原告质证称：1、证据不具合法性。被告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不具合法性，不能作为合法有效证据；2、证据不具真实性。本案的真实案情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个证人为被告打工，受被告指示，监督工作，由被告直接支付报酬，这在被告的录音中及庭审的证人证言中得到充分证实，但被告为了逃避雇主责任，编造出刘贤忠为雇主的谎言，有违案件真实情况。本案中，原告及证人均是被告报销的车票费用，到工作场地后，其吃住均由被告包揽。工作均是受被告的指示和监督，他们付出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报酬也是均由被告支付，对于刘贤忠毫不知情。原被告间雇佣关系毋庸置疑，故该证据真实性存在重大瑕疵。3、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的是刘贤忠与被告间的经济来往，而本案是原告诉被告的雇佣关系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原告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知情，也不可能知情，也不影响原被告间雇佣关系的形成。该证据与原告无关，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属于雇佣关系；二是二原告被欠工资实际数额。 对于焦点一，即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存在争议。具体评议如下：1、原告提交的微信转账截图6张，拟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雇佣或劳务关系，对此，被告本人到庭后认可自己微信号，转账属实，但表示自己是代发工资，不属于雇佣关系的工资发放行为，本院认为原被告间该微信转账形成的钱款来往情况，只能证实从被告微信账户转账至原告方名下，至于该转账的性质，双方存在争议，而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实原被告间的法律关系属于雇佣关系；2、原告提交的原告代理人与被告的通话录音，拟证实被告周俊彩承认欠二原告工资，被告质证称该录音中被告并未承认与二原告系雇佣关系，且自己职责也只是代发工资，经听取核对该通话录音内容，录音内容与被告质证意见所述基本一致，故对于被告该质证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3、原告申请的证人徐某、高某、赵某的出庭证言，该三名证人自称均是与二原告一起到甘肃干活，都称被告欠自己工资，对此，被告质证称三个证人证实被告也拖欠他们的工资，且证人徐某目前也已起诉到贵院，对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由于其与原被告的特殊的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依据，证言中三人均认识张某，被告也提供了张某的证人证言，且在该证言中，张某也陈述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三证人因认为被告拖欠其工资，而产生了与二原告一致的诉讼利益诉求，这种一致的利益诉求所附带的利害关系的存在会影响其证言的公正性或客观性，但并不等于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全部丧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第（三）项规定“与当事人一方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无法认定该三名证人证言中称被告系原告雇主的证明力；同时，被告提交了证人张某书面证言及其视频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在庭审中，原告申请的证人均表示承认在甘肃一起工作时有位当地人张某，在被告提交的视频中做证中的人，亦认可其为张某本人，而在书面证言及视频证言中，张某均表示被告并非雇主，原告的雇主为刘贤忠的公司，考虑到三名证人对原告提交的证人张某身份的认定，张某所做证言部分反映了案件情况，但考虑到其未出庭接受质证，故对于被告提交的张某所书写的证言及视频证据，本院不予采纳。4、对于被告提交王华亭证言录像光盘一张，被告称其为和原被告一起在甘肃工作的人，拟证实原被告间并不属于雇佣关系，但在庭审中原告及其申请出庭证人表示并不认识该人，加上其未出庭接受质证，故对于其提交的证言视频，本院不予采信。5、对于被告提交的刘贤忠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绿龙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刘贤忠与周俊彩微信转账电子凭证，拟证明绿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贤忠因劳务关系与周俊彩存在账目之间的来往，刘贤忠实际为周俊彩的雇主，向周俊彩支付劳务报酬，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该项证据，仅能证实刘贤忠的身份信息，被告与刘贤忠之间的经济往来，无法佐证被告所主张的与刘贤忠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6、对于被告提交的天祝县大柴沟镇绿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光温室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绿龙公司日光温室建设补助款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的施工劳动地点其为绿龙公司，绿龙公司日光温室建设项目领取补助款，归绿龙公司享有，种植温室大棚的收益固然也归绿龙公司享有，本院认为，该项证据为仅复印件，并非原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同时，就内容而言，也是当地政府与绿龙公司间关于补助款的发放情况，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系，故对于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焦点二，原告主张被告欠其工资14000元，第一次庭审中，对于原告提交的其代理人与被告通话录音，被告代理人并未否定该通话录音中与原告代理人对话的被告的身份；而在该录音中，被告对于二原告14000元工资数的事实予以承认。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本人到庭，表示2020年给原告的1000元并不是工资，而是因原告称因家人住院需要用钱找到被告，被告则找其丈夫借钱1000元给原告，并不是支付工资，二原告表示异议，称所付的1000元的行为性质为支付雇佣的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对原告收到被告1000元的事实并未异议，但对于收到该款的行为性质并无明确约定，亦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原被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与被告系同村村民。被告先于原告到甘肃时间，了解当地有农业方面的工作机会。2018年正月，二原告了解到该情况，到被告家中表示想同被告一起到甘肃农业大棚干活的意愿，讲明男性月工资为4500元，女性月工资为3500元。经同意，二原告到甘肃，与证人徐某、高某、赵某同在甘肃从事西红柿、西兰花的种植、浇水、包装等工作，在当地的工作时间不全相同。被告负责工资发放、清点包装蔬菜等工作。被告的两个兄弟和叔叔亦在一起干活，其中一个兄弟和二原告、三名证人在大棚中进行蔬菜种植、浇水、包装等工作，另一名兄弟则负责蔬菜销售，期间，曾将部分销售所得款项直接用于部分工资发放；被告的叔叔周同兴和当地人张某作为具体日常干活的带队人，负责日常上下班干活工作安排。在农忙时，还雇佣一些当地人来协助处理蔬菜种植等农活。原告国棉彩工作了四个月，孟孔义工作了六个月。结束工作后，扣除预支、已发工资外，二原告尚余共计15000元工资未得结算。 2020年6月，被告给了原告国棉彩1000元。但庭审中，双方对该1000元性质未能达成一致，亦未能提交相应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雇佣关系是经约定产生，雇员受雇主支配并为其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二原告向被告主张雇佣工资，应首先举证证明雇佣法律关系这一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但在本案审理中，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并未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难以佐证雇佣关系的存在，应承担举证不充分的法律后果，故对于二原告主张要求被告给付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称二原告和自己系受雇于案外人刘贤忠，但同样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于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国棉彩、孟孔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计75元，由原告国棉彩、孟孔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冯仁合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 法官助理 张立骞 书 记 员 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