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2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龙子明，男，苗族，1966年2月4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开宇，男，汉族，1972年2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肖功兵，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杨琁，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杰圣，男，苗族，1968年1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钊立，女，苗族，1965年2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姜健，男，侗族，1971年3月7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杨新华，男，1972年7月1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杨通琴，女，侗族，1982年8月12日出生，住贵州省岑巩县。一审第三人：贵州博艺苑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凯里市舟溪示范园区。法定代表人：杨杰圣。上诉人龙子明、黄开宇因与被上诉人杨杰圣及一审第三人姜健、杨新华、杨通琴、贵州博艺苑园林有限公司合伙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2020）黔2601民初8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龙子明、黄开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杨通琴为合伙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杨通琴对“一品香”的投资在该园区内，收购方为避免产生纠纷，要求全体投资人以股东身份签字，但不代表其他合伙人认可其是合伙人。其后期投入的投资款均是记在杨新华名下，其在一审中也认可是杨新华邀约其投资，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其在投资过程中也是代杨新华投入资金，其领取的部分赔偿款是代杨新华领取。2、姜健、杨杰圣、杨新华本就是上诉人的对立方，在已破裂的合伙关系中该三人是针对二上诉人的，均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一审却以三人的自认作为认定杨通琴作为合伙人依据，不能让人信服。杨通琴领取赔偿款并不能排除其是代杨新华领取，在无协议的情况下，必须经所有合伙人全体同意才能成为合伙人。二、一审以无法通过审计为由，不按照《承诺书》约定对出资比例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拒绝裁判。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前期签订的《共同投资协议书》因未能得到实际履行，最终被《承诺书》改变。《承诺书》是全体合伙人对确认出资金额方式的约定，必须严格遵守该约定确认出资金额及占股比例。依据该原则，二上诉人的投资额是确定的，二上诉人也部分认可了杨杰圣、姜健、杨新华的新出资部分，按照《承诺书》所确认的原则，是完全能够认定的，但一审却不对此进行认定，是拒绝裁判的行为。三、一审认定苗木补偿款有案外人份额，无法确认有多少份额为合伙人所有，进而不予处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本案合伙事务已终止、对外债务已清偿完毕，部分资产已分割，已经符合分配财产的条件。被上诉人杨杰圣答辩要求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杨通琴属于本案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本案杨通琴与上诉人黄开宇都是以本项目原始合伙人之一的杨新华作为合伙人加入到本项目中来的，和黄开宇一样都跟杨新华签有《投资协议》。如果杨通琴不算该项目合伙人，那二上诉人之一的龙子明跟涉案项目里的任何人都没有文字协议，那么他在本项目中又算什么身份？且项目园区事务决策现有存档的会议记录共有13次（份），其中2次（份）是之前由杨杰圣、姜健、杨新华三位原始合伙人签字的，余下的11次（份）中有9次（份）有杨通琴以该项目合伙人身份到场参会并签字，杨通琴确实是涉案项目的合伙人。二、《承诺书》约定条款无法落实并非答辩人的责任。二上诉人强调要以《承诺书》为依据来划分每位合伙人的出资额及占股比例，道理是没有错，问题是：每位项目合伙人的出资额和占股比例全部被认定了吗？认定的依据在哪里？难道法院就应当按照二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里自行罗列的个人出资额和股份比例来进行判决，才不至被指责为“一审判决书已经到了不用事实和法律作为说理依据就可以径行裁判的地步了”吗？每位项目合伙人于该项目投资总额的认定是需要以投入资金的证据为支撑来进行评判的，不是凭二上诉人的个人意愿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再者，项目全体合伙人曾在2018年2月13日签订的《协议》中特别指出：“龙子明、黄开宇必须拿出投资实际票据。”到目前为止，二上诉人拿出自己所报投资总额的全部原始证据了吗？而仅仅是凭一份自制的出资汇总表就来要求答辩人杨杰圣和第三人姜健、杨新华签字认定上诉人的出资额，而本案答辩人与两位第三人为了早日从本次合伙事件里脱身出来，在明知上诉人这份《资金支出明细表》存在虚假报账并且很多支付项目没有支付票据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签字认可。然而，上诉人在达到了目的后竟然拒绝签字认定其他合伙人（有支付依据）的投资总额。也就是说，6位合伙人中还有4个人的个人出资额没有被认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里罗列的项目投资总额、合伙人个人投资总额以及合伙人各自名下的占股比例是怎么来的？三、园区苗木款主体不属于项目合伙人共有资产有事实依据。涉案项目园区里的苗木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1、答辩人杨杰圣名下的苗木（未被核算进本项目投资总额内）；2、案外人罗泽忠、杨曜华、田洪均、杨光凡等名下的苗木（未被核算进项目投资总额内）；3、本案第三人杨新华名下的苗木（未被核算进项目投资总额内）；4、用项目合伙人共有资金外购的苗木（已核算进项目投资总额内，有购苗票据，属于项目合伙人共有资产）。答辩人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及几名案外人栽种于园区的苗木是独立于项目合伙人共同投资苗木以外的存在。二上诉人妄想将项目园区里的全部苗木资产拿来供自己参与分配，就应当提供以下证据：①动用了项目合伙人共有资金多少款额购买苗木？②在何处购买的苗木？③分别购买了哪些品种的苗木？但在本案中，二上诉人则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其要求的合理合法性。四、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上诉人污蔑答辩人：1、联合姜健、杨新华针对他们；2、胡乱认可杨通琴的合伙人身份；3、捏造苗木款含案外人部分的“虚假事实”。同时，指责一审判决“让该合伙事务在分配财产阶段进入僵局……。”事实上是：1、姜健、杨新华只不过是在法庭上据实陈述了事实；2、杨通琴的合伙人身份是有证据证明的；3、答辩人杨杰圣的苗木、案外人（罗泽忠、杨曜华、田洪均等）的苗木、本案第三人杨新华的苗木都是有证据证明的。而真正导致该合伙事务在分配财产阶段进入僵局的不是涉案项目的其他合伙人，更不是一审判决错误，而是二上诉人一直以来的胡搅蛮缠及卑劣的行为造成的。其他一审第三人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在二审庭询时，认同被上诉人杨杰圣的答辩理由。龙子明、黄开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⒈判决被告杨杰圣向原告龙子明支付云谷田园生态文化园二期项目补偿款655731.32元；⒉判决被告杨杰圣向原告黄开宇支付云谷田园生态文化园二期项目补偿款528682.88元；⒊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贵州博艺苑园林有限公司（简称“博艺公司”）于2004年2月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杰圣。2014年6月20日，博艺公司与凯里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由博艺公司在凯里市舟溪镇大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承建凯里市花卉、苗木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启动后，由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合伙承建该项目。2014年2月18日签订《共同投资协议书》两份，其中一份约定杨杰圣出资210万元，占出资的51%，姜健出资95万元，占24.5%，杨新华出资95万元，占24.5%。另一份约定杨杰圣出资310万元，占出资的51%，姜健出资150万元，占24.5%，杨新华出资150万元，占24.5%。杨新华在《共同投资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因其缺乏资金出资故邀约原告黄开宇、龙子明及第三人杨通琴入股至其名下。2014年10月14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黄开宇和龙子明共同确认了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的入伙资金，其中姜健的入股资金为1189325.00元；杨杰圣入股资金为771220.00元；杨新华入股资金为384606.00元；黄开宇入股资金为203492.00元；龙子明入股资金为203492.00元。2014年12月19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黄开宇和龙子明共同出具《承诺书》，内容为：“为加快凯里市云谷田园园区建设，经园区建设股东统一思想，对园区建设投资核算达成一致，特作如下承诺：对于园区前期建设工程量及投资概算，由公司股东推选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作见证，评估报告出来后，所有股东都认可该评估公司所评估的数据，完善园区内设施建设与评估同步进行，后期所注入资金使用去向，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公司股份以谁投资谁占用原则，公按照投资额度占有相应比例进行计算”。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合伙人就合伙事宜陆续分别进行出资，但未建立正规账目及财务管理人员。2017年9月4日，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共同向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申请书》，内容为：“为配合凯里市政府城市规划建设，支持贵公司整体打造嘎醉河风情小镇项目、我贵州博艺园林有限公司（下称“我公司”）就凯里市舟溪镇大中花卉苗木观光园区项目（下称“该项目”）整体转让给贵公司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已达成对我方投入该项目形成资产进行补偿的相关协议。由于该项目建设资金的投入是由参与该项目的各位投资人共同投资，项目资金分配独立单算，财务并没有入总公司，故而此次补偿款应该支付给该项目全体投资人。该项目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已由我公司与贵公司共同委托贵州惠仕产业评估有限公司（下称：“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结果。之后，贵公司与我公司经协商达成一致：按评估报告结果（金额）对我公司该项目进行补偿，该补偿方案报告也通过了2017年8月10日凯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现我公司该项目的各位投资人提请贵公司可否将这笔补偿款按评估公司评估报告的金额以各位投资人投资该项目的资金比例换算成的相符金额的资金直接汇入各位投资人私人账户上（随后附上各位投资人的股份比例及相应的资金金额）附议：2017年6月中旬，我公司该项目各位投资人针对补偿款金额的问题最后一次在贵公司会议室开会，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园区不动产7111438元，园区苗木3400123元，一品香不动产704177元，一品香动产229968元，四个项目总合计11455706元。当时到场的该项目各位投资人一致同意以此评估金额对我公司该项目进行补偿。但是，2017年8月22日我公司接到通知去看凯里市政府过会的会议纪要时，贵公司最终给出的补偿金额资料合计为11224738.00元，没有包含一品香动产229968.00元。请贵公司明确表态如何处理这个项目的款项。”2017年10月11日，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甲方）与第三人博艺园林公司（乙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乙双方于2016年8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立即解除，双方基于《协议书》产生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立即终止。2、甲乙双方共同委托贵州惠仕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乙方资产进行评估，乙方不动产部分评估价值为人民币7111438元＋704177元＝7815615元，乙方对该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予以认可。3、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黔东南日报公示30天，甲乙双方到项目现场进行交接，完成交接后甲方将云谷田园生态文化园二期项目不动产补偿款（人民币7815615.00元）汇至乙方指定账户。4、乙方户名：黄开宇开户行：贵州银行凯里迎宾支行，账号05×××10。2017年12月5日，案外人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甲方），第三人博艺园林公司（乙方）签订《花卉苗木采购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由甲方购买乙方苗木，合同总价款（暂定）3409123.20元，如甲乙双方到现场进行交接验收时，如现场实际数量、质量与惠仕评估报字（2017）第090101号报告不符，根据报告清单扣除对应的金额。2、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开票信息向甲方开具合同款项对应金额发票，甲方现乙方支付苗木采购款。乙方指定以下为收款账户，如因乙方提供的账户导致合同款无法支付时，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关责任。户名：贵州博艺园林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凯里分行博南支行，账号：24×××17。事后，案外人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按照与第三人博艺园林公司的约定，于2018年1月23日向博艺园林公司的指定账户汇入补偿款7815615元。同日，原告黄开宇作为经办人，第三人博艺园林公司作为收款人共同向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补偿款7815615元。2018年2月13日，黄开宇、杨杰圣、姜健、杨通琴、杨新华共同确认“园区预支款”，内容为：“各位股东决定先预支如下分配资金如下：1、杨杰圣130万元2、姜健160万元3、龙子明70万元4、黄开宇70万元、杨新华70万元杨通琴70万元以后各位股东清算组清算各位股东投资园区金额，算出的各位股东的金额，如果多分的预支股东、股东必须退回公管账上，预支少的股东由公管账户补回投资金额”。各位股东签字确认之后，已经按照预支款约定中的数额领取补偿款，龙子明虽然未在“园区预支款”中签名，但庭审中其认可已实际领取70万元。2019年1月25日、2月2日，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共计向第三人博艺园林公司汇入3000000元的苗木补偿款。2019年2月2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黄开宇签字确认龙子明的总出资额为717359元。2019年4月8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龙子明签字确认黄开宇的出资总额为650114元，但杨杰圣、姜健、杨新华的出资总额均未进行确认。2019年6月17日，原、被告因补偿款分配事宜发生纠纷向凯里市法院提起诉讼，庭审中，因原、被告均不同意调解，法院未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另查明：2016年11月3日杨通琴作为股东与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共同在《股东会会议决议》中签字。会议内容为：“1、报出花卉园区总投资项目资金。（于2016年11月4日报到姜健办公室）。2、各位股东会议决议花卉园区的股份按投资现金和物资来决定股份多少，先算杨杰圣投入现金和物资，其次姜健、杨新华的现金和物资。各位股东必须到场清算现金和物资的总金额，如不到场的股东参与清算，以各位到场股东清算出来的金额为准。无条件认可到场股东清算的金额（于2016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5日内清算完毕）。3、各位股东决定请会计师整理公司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账目，聘请会计师的费用5000元，由各位股东出资。”此外，杨通琴还在2017年5月25日的《关于贵州博艺园林有限公司云谷二期项目清退专题会议纪要》、2018年2月6日的《舟溪云谷田园博艺花卉观光园区项目清退补偿款资金分配情况说明》、2016年2月13日的《领取条》中作为参会人或股东签字。同时查明：2018年2月9日原告龙子明、黄开宇在当日《会议决议》中签字，该决议内容为：“1、2018年2月10日早上对接园区工人工资和付工人工资清单和材料款。2、2018年2月11日，园区各位股东在早上9点钟对各位投资园区比例。3、大家决定投入园区自己建设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资金的自己资产，但提出园区5%给公司（各位股东）。园区苗木自外人种植的苗木种在园区内，评估金额总数的15%提给园区公司。园区杨杰圣种在园区的苗木总金额提20%给园区公司各位股东。”再查明：凯里市法院为查明各合伙人之间的出资额，委托贵州永盛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的出资额进行账目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收到相关材料审阅后，向法院出具《关于未能接受委托的说明》，明确表示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未按规定设立系统的会计账薄和编制会计凭证对合伙经营期间的账务进行核算，在没有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条件下，该会计师事务无法接受委托进行审计。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并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联合。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作如下论述：一、本案涉案合伙项目具体合伙人为几人？杨通琴是否系本案涉案合伙项目的合伙人之一？本案涉案的合伙项目即云谷田园生态文化园二期项目原始合伙人为3人，即被告杨杰圣、第三人姜健与杨新华。事后因杨新华无力履行《共同投资协议书》的出资义务，故其邀约原告黄开宇、龙子明、杨通琴共同合伙出资在其名下。事后，黄开宇、龙子明逐渐开始参与合伙项目的实际经营管理。2014年10月14日，二原告黄开宇、龙子明与被告杨杰圣、第三人姜健、第三人杨新华就其5人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前期投资额进行清算，确认了各自的前期出资额，由此可以认定涉案项目的合伙人由原始的3人变为5人。2016年11月至2018年2月期间，杨通琴又以股东身份参与涉案项目的股东会会议及合作项目清退专题会议等，并直接与龙子明、黄开宇、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共同参与了涉案项目补偿款的预支分配。庭审中，被告杨杰圣、第三人姜健、第三人杨新华均认可杨通琴的合伙人身份。综合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对杨通琴的合伙人身份应当予以认定，故合伙人应为6人即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原告龙子明、黄开宇称杨通琴不能作为本案涉案合伙项目的合伙人，其参与合伙也是与杨新华作为一股，与其他合伙人无关。杨通琴之所以作为股东或参会人在会议中签字，是因杨通琴系一品香项目的权利人而参加，并非涉案项目的合伙人。从第三人杨通琴提供的其作为股东或参会人参加的会议记录、各合伙人签字确认的《舟溪云谷田园博艺苑花卉观光园区项目清退补偿资金分配情况说明》及补偿款的预支分配请款来看，并无证据可以证明杨通琴参与一系列会议、决策、补偿款的分配等原因仅仅是因一品香项目而与本案合伙涉案项目无关，故对原告的这一意见不予采信。二、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分别为多少？各合伙人在合伙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为多少？本案中，因各合伙人之间未签订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且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并非是采用一次性出资后由专人对合伙财产进行统一支配管理模式，而是由各合伙人各自出资，各自对不同的项目进行支出管理的方式。且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除现金出资外，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支出或者物资出资。因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没有聘请专业的财务人员对合伙事务进行记账管理，故各自出资额一直十分混乱无法确认。虽然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各合伙人也曾对出资额及所占股份提出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整理并要求提供相关凭证，但从各合伙人在分配补偿预支款时的情况来看，对于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及所占股份一直未有效认定。直到2019年2月2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黄开宇四人才签字认定原告龙子明的出资额为717359元。2019年4月8日，杨杰圣、姜健、杨新华、龙子明四人才签字认定黄开宇的出资额为650114元。由于其他合伙人的出资额一直未进行认定，且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对相互的合伙资金的投入意见分歧，故合伙人之间亦无法自行对账清算。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委托审计机构对各合伙人之间账目进行审计，但由于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合伙经营期间未按规定设立系统的会计账簿和编制会计凭证对合伙经营期间进行核算，在没有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条件下审计无法进行。因此对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就现有证据，法院无法确认，故在无法确认各合伙人出资额的情形下，亦无法认定各合伙人在合伙项目中所占的比例。三、已获得的苗木补偿款300万元是否属于黄开宇、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6人的合伙财产？应如何分配？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6人合伙期间，在和合伙项目中曾购买苗木进行种植是事实，但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凯里市区内的苗木还涉及有其他案外人所种植的苗木。而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给贵州博艺园林有限公司的3000000元系整体购买凯里市区内的苗木，且未进行具体划分，故3000000元中有多少补偿款系龙子明、杨杰圣、姜健、杨新华、杨通琴6人共有无法确定，且苗木补偿款还涉及其他人的利益，故在本案中，对苗木补偿款部分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因原告黄开宇、龙子明，被告杨杰圣、第三人姜健、杨新华、杨通琴未能就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合伙账务进行清算，在无法确认各合伙人的出资额及所占比例的前提下，二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开宇、龙子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460元，由原告黄开宇、龙子明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杰圣向本院提交的七组证据材料及对方的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涉案项目事务决策会议记录13份，拟证明上诉人黄开宇和杨通琴都是与案涉项目三位原始合伙人之一的杨新华签订《投资协议》后于2014年3月份进入该项目的，直至2014年11月14日之后，杨通琴、黄开宇、龙子明三人才正式得到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后期园区事务决策的资格。而此后的11次园区事务决策会议中9次均有杨通琴以项目合伙人身份参会并签字存档，是项目合伙人之一的事实。龙子明、黄开宇及其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2014年10月23日的补充协议没有杨通琴，2014年12月19日的承诺书也没有杨通琴，该承诺书是我方主张5个合伙人共同合伙云谷田园生态文化园二期项目的关键证据，具有合伙协议性质。2014年12月24日的协议也没有杨通琴，2016年1月24日的会议议程，杨通琴是代表杨新华参加会议，杨通琴签署的名字十分清楚，是“代杨新华”。2017年9月28日的共用账户协议第四条已明确约定杨通琴与杨新华共一票，更加说明我方主张杨通琴是代表杨新华参与合伙项目是成立的。在该组证据中确实有杨通琴作为股东身份或者到会人员签名，但是有些是杨通琴代表杨新华或与杨新华作为一股参会，有的是杨通琴作为“一品香”的老板参与商量、参与开会的，并不能证明杨通琴是合伙项目的合伙人。针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杨杰圣及第三人辩称：杨通琴除在签署“代杨新华”外，杨通琴其本人也另外签名；2、在2017年9月28日的共有账户协议，因6个股东是双数，无法表决，故当时6个合伙人在银行商量才决定把杨新华与杨通琴算作一个表决权；3、对方提出2018年2月9日的会议决议确实没有杨通琴的签字，但另外两份2014年10月23日和2014年12月24日的两份协议也没有杨通琴的签字同时也没有龙子明、黄开宇的签字，因为只有3个原始股东（杨杰圣、姜健、杨新华）的签字。不能因为少一次签字或少几次签字就否认其股东资格，不能因为不到会就说其不是股东。第二组证据：黄开宇2014年10月19日至2015年1月5日期间管理涉案项目合伙资金流水账2份（相同的支付项目及支付时间被改动金额、数量前、后各1份），拟证明黄开宇经手涉案项目合伙资金期间所做的收支流水账目明细金额、数量不实的事实。龙子明、黄开宇及其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第三组证据：①大理石供货商夏老板《产品销货清单》3单、②龙子明、黄开宇支付夏老板大理石款票据3单、③龙子明自制的《总支出资金金额》1份，拟证明：涉案园区项目根夏老板采购大理石石材（共3单）金额合计为93212元。而在龙子明自制的《总支出资金金额》表里，报个人支付夏老板大理石款共4笔，合计金额为118212元，加上黄开宇自制的《总支出资金明细》表里，报个人支付大理石货款共1笔，合计金额为2500元，再加上黄开宇的流水账目里用合伙资金支付大理石款的20000元。二上诉人所报的大理石货款支付金额合计为140712元。说明二上诉人就大理石货款这一项就多报了140712元－93212元＝47500元的事实。第四组证据：黄开宇自制的《总支付资金金额》1份，拟证明黄开宇在该《总支付资金金额》里，报个人支付杨茂喜26000元；报个人支付商混款2000元；报个人支付路灯费13680元及运费200元。上列支付项目在其经手的合伙资金流水账里的相同时间、相同支付项目里都有支付记录。证明黄开宇虚假报账，用合伙资金支付项目变成个人资金支付项目，以增大自己投资额的事实。龙子明、黄开宇及其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2019年2月2日5个合伙人已对龙子明的投资金额进行确认，2019年3月26日以及2019年4月8日5个合伙人已对黄开宇的投资金额进行确认。杨通琴称2018年2月13日其本人没有签字是因为杨通琴不认可龙子明、杨新华自报的账目。第五组证据：①《承诺书》1份、②《协议》1份，拟证明项目合伙人的个人投资额最终被认定的前提是必须要出示所报支付项目的原始票据的事实。龙子明、黄开宇及其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同时认为这两份证据也证明了以下3个事实：⒈合伙项目的合伙人没有杨通琴。⒉各个合伙人的后期投资金额必须经全体合伙人签字生效。⒊各合伙人的合伙份额按投资金额进行计算。第六组证据：①《舟溪园区苗木开发票清单》苗木归属勾选1份、②田洪均名下的苗木《证明》1份（附付款票据）、③杨曜华名下的苗木《证明》1份（附付款票据）、④罗泽忠名下的苗木《证明》1份（附付款票据）、⑤杨新华名下的苗木《证明》1份、⑥杨光凡收苗木款收据1份，拟证明：⒈此次苗木购销总价最后确定支付额（开发票金额）为3389402.00元，而非二上诉人按《花卉苗木采购合同》里的合同总价报的3409123.00元；⒉涉案项目园区的苗木主体为答辩人名下的苗木资产，另有一部分苗木资产为案外人（罗泽忠、田洪均、杨曜华、杨光凡等）及本案第三人杨新华等人的个人资产的事实。第七组证据：①用园区项目合伙人共有资金于2014年3月19日成都购苗票据1套、②用园区项目合伙资金于2015年3月13日湖南购苗《产品销货清单》1份、③2019年2月2日黄开宇手写的统计园区个人苗木资产提取管理费后应得款额的草稿1份，拟证明园区苗木主体不是涉案项目合伙人共有资产，项目合伙人共有苗木资产仅限于用合伙资金购买的这一部分苗木，也只能按各自的股份比例来分配这部分苗木资产。其他苗木投资人的苗木资产即已各自按规定交了管理费，其苗木当属其个人财产，二上诉人无权参与分配和占有。龙子明、黄开宇及其诉讼代理人质证后对上述第六、七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这二组证据不能证明苗木还有其他案外人的股份，也不能证明杨杰圣在苗木上单独享有多少股份，征收补偿的苗木款应当由5个人按投资比例享有。一审第三人姜健、杨新华、杨通琴及贵州博艺苑园林有限公司对杨杰圣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及其证明目的，均认同杨杰圣的意见。本院审查后，对杨杰圣提交的上述七组证据材料及其载明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二审另查明：2014年11月14日之后，杨通琴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后期园区事务决策，在此后的11次园区事务决策会议中9次均有杨通琴以项目合伙人身份参会并签字存档。其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在二审期间的诉辩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杨通琴是否属于合伙之一？2、苗木补偿款是否有案外人的份额？3、本案是否符合财产分配条件？一、关于杨通琴是否属于合伙之一的问题。一审判决理由部分已对杨通琴属于合伙之一的理由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本院二审不再赘述。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杨杰圣提交了涉及项目事务决策的会议记录13份，从这些会议记录可以看出，在2014年11月14日之后，龙子明、黄开宇、杨通琴三人才正式得到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后期园区事务决策的资格，而在此之后的11次园区事务决策会议中9次均有杨通琴以项目合伙人的身份参会并签字。上诉人认为杨通琴仅是因为自己经营的“一品香”项目被征收而参加会议的说法与相关会议内容不相符，故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支持。而且原始合伙人杨杰圣、姜健、杨新华均承认杨通琴是后期加入进来的合伙人。因此，应认定杨通琴是项目合伙人之一。二、关于苗木补偿款是否有案外人份额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陈述的事实，2014年11月龙子明、黄开宇作为合伙人参加进来时，园区的苗木已经成型。各合伙均认可用项目合伙资金共同购买苗木的仅有2014年3月19日到成都购苗木和2015年3月到湖南购苗木这一部分。对于杨杰圣等其他合伙人私人投资的苗木，各合伙人均未承认是共同投资，也未列入投资额清单中。另外，根据案外人罗泽忠、田洪均、杨矅华、杨光凡等人提交的证明及杨杰圣支付苗木补偿款的收据及银行转账单，可证明凯里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苗木补偿款中，有案外人的苗木补偿款，也有合伙人以个人身份投资的苗木补偿款。因此，在各合伙人对该苗木补偿款未进行区分和清算的情况下，一审不作分配处理并无不当。三、关于本案是否符合财产分配条件的问题。本案的6个合伙人系个人合伙，且合伙项目及事务因政府的征收行为等原因而终止，但个人合伙这种合同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能够以这个组织体参与到市场交易之中，同时还存在着合伙人内部的财产分割及债务的承担等分配关系，这就意味着当个人合伙关系消灭时，也应先进行清算。本案中，6个合伙人经营的“凯里市花卉苗木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及其运作模式，实质上类似于一个未注册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七十八条“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依据本法第九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分配”的规定并参照《合伙企业法》第八十六条“合伙企业解散，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的规定，合伙合同终止后，须进行清算。合伙的清算是合伙解散，了结合伙法律关系，以消灭合伙的程序。对于合伙期间是否存在利润以及利润有多少，应当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才能确定。本案中，龙子明、黄开宇与杨杰圣等其他合伙人互不认可对方的投资额，且对哪些财产及出资属于合伙投资和合伙财产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合伙财产及合伙债务一直未进行清算。一审法院虽然已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拟对合伙账目进行审计，也因合伙人在合伙期间未按规定设立系统的会计账簿和编制会计凭证，在没有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的条件下，第三方审计机构也无法对合伙账务进行审计。因此，本院认为，为解决各合伙人之间的争端，仍需由各合伙人自行先核实、确认相关出资额及合伙财产范围等事项并自行进行清算后，才能确定合伙是否存在盈余或亏损。清算后若有盈余，才能对合伙财产进行分配。即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是合伙人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或利润的前置程序，也是法院对合伙人主张分割合伙财产的请求来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因此，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拒绝裁判”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一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的规定，因本案合伙人还未对合伙进行清算，尚不具备分割合伙财产的条件。故一审法院驳回龙子明、黄开宇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龙子明、黄开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460元，由上诉人龙子明、黄开宇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杨绍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