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3民终7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姜婷，女，1985年9月20日生，汉族，吉林省农安县人，现住云南省。上诉人（原审被告）：富源县瑞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富源县大河镇白马村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5662622183R。法定代表人，肖植榜。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贵清，云南国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宏，男，1975年10月23日生，汉族，云南省富源县人，住云南省富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仁慧、吴静，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于姜婷、富源县瑞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成煤业）因与被上诉人刘光宏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富源县人民法院（2020）云0325民初1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姜婷、瑞成煤业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审理，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起诉该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的认定发生极大的错误，该案并未发生合法的诉讼时效中断情形，一审法院却主观认定其诉讼时效中断。该案被上诉人已过诉讼时效的起诉，不应获得法律的保护。依据上诉人于姜婷与被上诉人刘光宏所签订的瑞成煤业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乙方以现金壹佰伍拾万元人民币于2012年10月16日前一次性缴付给甲方”。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上诉人已将该款项于16日当日以现金交付给了刘光宏，约定给付款项的时间为2012年10月16日，其被上诉人保护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012年10月16日起，到2014年10月16日届满，按照上诉人所提供的不合法证人作证说到2015年5月被上诉人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植榜要过钱，实际并未向上诉人于姜婷主张过权利，即使如同被上诉人和证人所言，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次，一审法院对其认为2015年5月和2019年5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所以发生了诉讼时效中断情形的认定仍然是错误的，即使这两个时间主张过权利（何况该案认定的这两个时间的证据不充分），该案同样并未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情形。如2015年5月主张过权利，其诉讼时效期间中断重新计算应以2015年5月起，到2017年5月届满，但该案仍已过诉讼时效，无论是根据《民法通则》一百三十五条还是根据《民法总则》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该案的诉讼时效都已过期（即便按诉讼时效三年，其届满期为2018年5月），况且该案行为是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以前，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案审理仍应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再次，如果一审法院认为2019年5月主张过权利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更是违法认定，被上诉人为了重复索要其转让款项，在诉讼时效已过期近7年之久，按被上诉人称其在2019年5月份给被上诉人于姜婷打过电话的说法，但其实质2019年5月份所谓的主张权利是基于其上诉人前面己阐述的诉讼时效已过的前提下所提出的，这并不是诉讼时效中断的合法情形，而诉讼时效中断的合法情形是指在法律规定其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有效期间内当事人主张过自己的权利，其诉讼的期间起始日从主张权利之日起重新计算，该案从2012年10月到2015年5月，期间隔时为3年，从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间隔时间为4年，所以，所谓2019年5月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的说法不在合法的诉讼时效中断期。如果这个时间被认定为该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期，那法律对诉讼时效过期法律不予保护权利的规定形同虚设，所有案件都不可能存在诉讼时效过期的情况。综上，无论从任何角度分析，被上诉人向法院起诉保护其权利的诉讼时效都已过期，法院不应保护被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已过的抗辩理由充分，应得到采纳，况且该案所争转让款项上诉人于姜婷已给付给刘光宏，否则被上诉人不可能8年之久才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也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诉人所提出诉讼时效已过期的抗辩理由作出任何叙述，一审法院仅用了一句“诉讼时效中断”但为何未详细叙述如何中断呢？二、一审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系违法作证的认定实属错误，该案无论是证人的资格及证言可信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都是违背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不应准许本案的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也不应得到采信。1、按照相关民事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法院经审查决定批准证人出庭作证的，会事先通知证人，未经法院通知，证人不得擅自到庭，当事人也不得擅自将证人带到法院等候出庭作证。该案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是在2020年12月17日上午开庭时被上诉人才临时提交证人出庭申请书，此时申请人在人民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擅自将证人带入法院等候作证，这样违背法律规定，法院也无时间作出通知的情况下将证人带入作证，一审法院不应该允许证人出庭作证。2、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一审法院错误性完全采纳。三个证人中与被上诉人都属非常亲密的亲戚关系，一个是上诉人的姐夫，一个是上诉人的舅子，另一个是上诉人的老表，其证人与上诉人属较近的亲戚关系，与其上诉人可能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低，该证人证言也互有矛盾之处，而且属于孤证，并未与其他任何证据互相印证其证言的客观性，上诉人认为该证人证言实属被上诉人与几个证人之间相互串通的证言不应得到法院的采信。况且该证人所证实的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效也已经是已过诉讼时效的，所以一审法院无论采纳还是不采纳该证人证言，因其诉讼时效已过期，被上诉人主张的权利都不应得到法律保护。三、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对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出现理解的错误，也并未在判决上阐明不采纳证据的理由。上诉人提交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以现金壹佰伍拾万元人民币于2012年10月16日前一次性缴付给甲方”。上诉人就是在约定的2012年10月16日以现金一次性交付给被上诉人，也就是交付款项的当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同到工商部门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如果未交付该款项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不可能配合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的。其该约定也就是俗称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被上诉人如果分文未支付，上诉人就将其股权在约定的当日就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这一说法也不合常理。仅是因当时上诉人认为既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况且也有了股权完结证明证实款已支付，所以上诉人才未向被上诉人索要收条，被上诉人以为上诉人手中没有收条才动用心思起诉上诉人。另外，上诉人提交的瑞成煤业股权完结证明：“刘光宏将其在公司股权壹佰伍拾万元转让给于姜婷，并于2012年10月16日办理完结手续”。该证明有刘光宏和于姜婷的签名手印。该证明的“150万元并于2012年10月16日办理完结手续”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金额和时间都完全吻合，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从股权转让协议和完结证明的记载内容看，上诉人都已支付了被上诉人该笔款项，但一审法院却并未作出任何叙述。四、一审判决瑞成煤业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认为于姜婷作为瑞成煤业的股东，享有对公司的收益权就判决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实属对公司和股东的关系理解的错误。有限责任公司属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的民事主体，承担公司行为的有限责任，股东转让公司股权是股东自然人获取物权的行为，股东得到股权后享有公司的收益权是归股东个人享有，并非公司享有，股东应该出资的股权转让款怎么会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不知道是由哪部法律哪个条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的法律依据何在？上诉人在一审判决中并未看到。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即，该条规定了诉讼时效过期法律不应保护其权利的规定。刘光宏答辩称，一、该案件并未过诉讼时效，双方已经以事实行为变更了原股权款履行方式，且答辩人一直在追讨该款提出履行请求，并自主实施救济行为即扣押上诉人方的装载机。(1)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以现金壹佰伍拾万元人民币于2012年10月16日前一次性缴付给甲方”，但当时乙方即上诉人根本没有如此现金，该转让协议实际为原来工商部门的模板，转让款的交付依据交易习惯为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后，肖植榜与罗通的股权转让协议能证明，由此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转让款的履行方式。现在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变，法律及合同不可能预先设定不变的交易模式。在预先设定好的交易模式与实际履行行为不一致时，应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双方实际变更了合同义务。由此对于后续的款项的履行未约定履行期限，答辩人可随时主张权利，只要不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2)答辩人一直在追讨该款提出履行请求，结合本案一审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答辩人分别于2013年12月、2015年4月、2016年、2017年7月、2019年5月向上诉人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95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分别于2013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发生诉讼时效中段的情形，2019年5月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上诉人明确拒绝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给付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自2019年5月开始重新计算3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20年5月19日向富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3)在此期间答辩人自主实施救济行为即扣押上诉人方的装载机并予以变卖，上诉人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部分履行义务，故该案未过诉讼时效。对此有证人、电话录音等佐证，既然其同意履行义务并实际履行部分义务，其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进行抗辩，就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另外答辩人之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才起诉，有具体的事实及理由，原因在于答辩人与上诉人于姜婷丈夫为同学关系，碍于情面一直追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愤而起诉，不曾想这也成为上诉人逃避责任的理由，说什么8年之久才起诉，不符合常理。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证人出庭作证系程序违法，该主张不能成立。答辩人在追讨过程中邀请亲友前往符合客观实际，故亲友出庭作证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出庭作证的手续问题，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都予以简化，当事人一般最迟不能超过开庭前提出证人出庭作证都予以同意，并口头告知让证人庭外等候传证，并让证人签署保证书，故上诉人称不应让证人出庭作证不能成立。三、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主张已以现金支付1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能成立。由于在办理股权转让时，瑞成煤业因经营不善及市场因素影响，已经出现严重亏损，答辩人急于盘活瑞成煤业，在未收到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就与上诉人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由此才出现了股权完结证明，系证明股权转让的手续即变更的工商手续完善，并非能证明股权款支付完毕。其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交易习惯并不适用本案，也无证据证实其交付了款项。上诉人未提供支付的收条等有效证据予以作证，交易习惯中如有大额现金的交付，必然应有收条等书面证据佐证。本案系150万元的巨额款项，其称现金支付并非转账支付，收条等书面手续均无，资金来源也无，根本不符合常理。四、瑞成煤业公司股东系夫妻二人，二人经营公司，实为家庭经营，由此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作为公司股东的债务，公司在股东出资份额内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刘光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于姜婷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50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于姜婷支付原告自2012年10月16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150万元为基数，按年6%计算)，暂计至2020年4月27日为685140元，总计为：2185140元。3、依法判令被告瑞成煤业在被告于姜婷股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6日，原告刘光宏与被告于姜婷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在瑞成煤业的股份作价150万转让给被告于姜婷，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原告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将瑞成煤业的股份转让给被告于姜婷，但于姜婷未履行给付转让款义务，经原告多年索要未获。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作为合法的民事主体依法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已履行完股权转让协议并协助办理完毕企业登记手续，被告于姜婷未履行给付转让款义务。故原告要求给付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要求给付资金占用利息的请求，因协议没有约定而不予支持。原告的证据能证实转让款未支付，同时能证明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其主张受法律保护。被告的辩解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给付了转让款。瑞成煤业法定代表人肖植榜系被告于姜婷丈夫，二人共同经营瑞成煤业，作为公司股东，被告于姜婷按照其对公司的出资份额享有公司股权收益，故被告瑞成煤业应在被告于姜婷出资份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于姜婷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光宏股权转让款1500000元。二、被告富源县瑞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被告于姜婷出资份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4282元，由被告于姜婷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刘光宏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一、《富源县宏联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证明》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3年12月22日刘光宏将瑞成煤业洗煤厂宜良“龙王”牌50型装载机开走，由宏联废旧金属有限公司使用，转让款8万元抵作股权转让款，该情况对方无异议，视为同意部分履行义务；二、《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富源县宏联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单位信息；三、装载机图片打印件一份，欲证明证据一举证事项中用于抵债的装载机。上诉人于姜婷、瑞成煤业质证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是新发现的证据，不应当在二审提交；证据内容上装载机是谁的、谁在使用都不知道，是被上诉人单方面自称抵作于姜婷的股权转让款，我方当事人并不知情；该份证据来源及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从提交时间、内容及形式上我方认为都不应当采信。第二份证据的质证意见同第一份。第三份证据的装载机不知道是不是瑞成煤业的。上诉人于姜婷、瑞成煤业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光宏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形成的时间在本案一审开庭之前，其并未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不属于本案的新证据，另外，证据的内容实质上属于上诉人刘光宏的单方陈述；被上诉人于姜婷、瑞成煤业对其内容又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依法应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本案法律事实是：2012年10月16日，被上诉人刘光宏与上诉人于姜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刘光宏将其在瑞成煤业的股份作价150万转让给上诉人于姜婷。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被上诉人刘光宏分别于2015年5月及2019年，去找上诉人瑞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肖植榜要过上述股权转让款。现被上诉人刘光宏以上诉人于姜婷未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义务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上诉人于姜婷与被上诉人刘光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双方当事人已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1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上诉人于姜婷应当于2012年10月16日前付清，被上诉人刘光宏主张上诉人于姜婷一直未支付该款项，则诉讼时效应当从2012年10月17日开始计算，至2014年10月16日诉讼时效届满。虽然被上诉人刘光宏在一审庭审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欲证明2015年5月份，被上诉人刘光宏去找上诉人瑞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肖植榜要过款，但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另外，被上诉人刘光宏在一审庭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欲证明2019年，被上诉人刘光宏又去找上诉人瑞成煤业的法定代表人肖植榜要过款，但均已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因被上诉人刘光宏一审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丧失了胜诉权，依法应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刘光宏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于姜婷、瑞成煤业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富源县人民法院（2020）云0325民初18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4282元，由被上诉人刘光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2元，由被上诉人刘光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体所审判员  廖 锐审判员  刘宗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叶雪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