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5民终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晓辉，男，1975年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挺，女，1980年1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超，四川宏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凤，女，1973年9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勇，宜宾市翠屏区权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董晓辉、何挺因与被上诉人杨晓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1521民初5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晓辉、何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审庭审结束后，董晓辉、何挺提交公证书、照片、证人出庭申请、调取证据申请等，杨晓凤同意质证后，一审法院只单方听取杨晓凤的意见，未开庭审理质证，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遗漏必要的诉讼参加人，致使案件事实不清。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刑初659号刑事判决载明张艾黎、谢燕系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晓凤转账给董晓辉，董晓辉转账支付给张艾黎，张艾黎收到款项后，全柜公司通过张艾黎、张艾黎儿子杨玥以及谢燕每月分配3000元利润给杨晓凤，全柜公司是本案必要的诉讼参加人，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而未追加，程序违法。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杨晓凤提交的证据仅有银行转账凭据，无其他证据佐证，对民间借贷事实及形成过程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且在董晓辉、何挺提交了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审理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逾期提交的证据与基本事实相关，人民法院应当采纳，董晓辉、何挺在一审中补充提交的证据应当被采信。综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杨晓凤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晓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晓凤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董晓辉、何挺归还借款160000元；2.判令董晓辉、何挺以借款本金按照年利率6%支付占用期间利息（90天）合计2400元（占用天数以杨晓凤提交诉状至法院判决后董晓辉、何挺履行之日为准）；3.本案诉讼费用由董晓辉、何挺承担。一审庭审中，杨晓凤增加诉讼请求为：判令董晓辉、何挺支付2016年2月18日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共计7个月、按每月3000元计算的利息21000元，并从2016年9月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本金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晓辉、何挺系夫妻关系，杨晓凤与董晓辉原系同事关系。2016年1月14日、2016年2月18日和2016年2月19日，杨晓凤通过工商银行分别向董晓辉账户转款10万元、5万元和1万元，共计16万元。此后董晓辉及他人通过银行每月支付杨晓凤3000元7笔共计21000元，董晓辉通过微信向杨晓凤转款共计5000元。后杨晓凤以双方系借贷关系为由起诉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双方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即是杨晓凤主张的借贷关系还是董晓辉、何挺抗辩的委托投资关系。杨晓凤是2020年10月起诉本案，以银行转款凭证主张借贷关系，依照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的法释[202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董晓辉、何挺应当举证证明杨晓凤支付的款项是受杨晓凤委托投资购买“全柜智能机柜”以及支付杨晓凤每月3000元是机柜广告收入，具体来说董晓辉、何挺应当证明与杨晓凤形成了委托关系。但从董晓辉、何挺现有证据来看，均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理由是：一、打印有杨晓凤名字的机柜购买信息表和租赁机柜信息表复印件从证据的形式上除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的规定外，实质上也不能证明杨晓凤与案涉信息表相对方成立有买卖或租赁关系，杨晓凤并未署名签章；二、董晓辉、何挺向他人转款的行为只能证明董晓辉、何挺与他人存在经济关系，与杨晓凤的转款行为并无必然联系；三、董晓辉或案外人向杨晓凤付款未载明款项用途或性质，董晓辉、何挺不能证明所付款项是杨晓凤是投资机柜的收入，相反认定为董晓辉、何挺履行债务的行为更为合理；四、刑事判决书是对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处罚，认定的受害人并无杨晓凤，与本案没有关联；五、董晓辉、何挺补充提交的证据对其抗辩主张的委托关系无直接的证明效力，即使杨晓凤出现在“全柜项目说明会”会场或在董晓辉的“一起实现财富自由”微信群，并不能认定杨晓凤必然参与董晓辉、何挺辩称的“投资”；六、董晓辉、何挺对证人出庭作证和一审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是在本案辩论终结后提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准许。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杨晓凤主张的借贷事实，双方的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而董晓辉、何挺不能证明杨晓凤支付16万元的行为是基于其辩称的委托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董晓辉、何挺对此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董晓辉、何挺对借款事实的否认当然也是对利息的否认，杨晓凤不能证明双方对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有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的规定，虽杨晓凤有权通过起诉本案要求董晓辉、何挺履行，但董晓辉、何挺不存在逾期还款，故杨晓凤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及增加的利息请求不应支持，董晓辉、何挺和案外人已支付的款项26000元应认定为履行债务本金，由此董晓辉、何挺尚欠杨晓凤借款134000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董晓辉、何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杨晓凤借款134000元；二、驳回杨晓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4元，由杨晓凤负担532元，董晓辉、何挺共同负担1242元。 二审中，董晓辉、何挺提交以下证据：1.何挺银行账户尾号8959的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何挺与杨晓凤的银行流水情况一致，二人都是投资“全柜智能机柜”的受害者，何挺投资1台机柜，每月收款1500元，杨晓凤投资2台机柜，每月收款3000元。2.刑事判决书三份，拟证明张艾黎、谢燕系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杨晓凤看到投资无法追回才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3.手机微信截图和杨晓凤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拟证明董晓辉微信转款给杨晓凤4次，每次5000元，共计20000元，是对杨晓凤投资失败的人道主义补偿；2016年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每月向杨晓凤支付利息3000元直至8月份，支付时间有规律。 杨晓凤的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如果杨晓凤参与投资会直接转款给公司，没有必要通过董晓辉的账户。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3组证据董晓辉微信转款真实性无异议，转款是董晓辉向其支付的利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第1.2.3组证据均无法证明杨晓凤直接参与了“全柜智能机柜”投资，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因杨晓凤对董晓辉微信转款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转款的性质，本院将结合查明事实予以认定。 二审期间，董晓辉、何挺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5刑初832号刑事判决书第二项确定的退赔集资参与人的详细人员名单情况。本院签发调查令后，董晓辉、何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持令调查，其调取的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群众报案统计表，名单上没有杨晓凤的名字。 二审另查明，董晓辉分别于2017年12月30日、2018年3月7日，2018年4月29日，2018年6月19日通过微信向杨晓凤转账4次，每次5000元，共计20000元，转款备注为补偿费。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董晓辉、何挺与杨晓凤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在仅有金融机构转款凭证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所举示的转账凭证已经就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为反驳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合意这一事实，承担的是反证义务。反证的目的在于削弱、动摇本证的证明力，与本证的证明标准相比，反证的证明标准无需达到使反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反证只需动摇法官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的确信，使待证事实陷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如果被告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反证的证明标准的，则基于原告已经提交了初步的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一般应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 本案中，杨晓凤向董晓辉、何挺转账合计160000元的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杨晓凤主张转款的性质为借款，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董晓辉、何挺辩称杨晓凤向其转款的性质系委托其代为投资的款项。本院认为，综合董晓辉、何挺一、二审提交的全部证据，董晓辉、何挺抗辩双方系委托投资关系、杨晓凤已经实际投资“全柜智能机柜”的关键证据是打印有杨晓凤姓名的机柜购买信息表、租赁机柜信息表、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代持证。如果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得以确认，那么董晓辉、何挺主张杨晓凤实际参与“全柜智能机柜”投资就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但是，董晓辉、何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且证据上均没有杨晓凤签名。董晓辉、何挺既不能提供书证原件，也不能举证证明复印件来源于杨晓凤本人向其发送或者董晓辉、何挺通过其他方式从杨晓凤处取得。上述关键证据的真实性显然难以被本院采信。除此之外，董晓辉、何挺在本案一审、二审提交的照片、公证书、银行历史明细清单、刑事判决书等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杨晓凤直接参与“全柜智能机柜”投资具备一定的可能性。另外，董晓辉、何挺二审申请调查令调取的集资参与人名单中没有杨晓凤的名字，而董晓辉、何挺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中有杨晓凤向董晓辉催款的内容，以及董晓辉向杨晓凤转账并注明是补偿费的内容。本院认为，董晓辉向杨晓凤转款补偿与其主张杨晓凤应该向成都鑫立方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追回款项相互矛盾。综合来看，董晓辉、何挺的举证情况没有达到反证的证明标准，一审判决认定董晓辉、何挺与杨晓凤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董晓辉、何挺上诉抗辩双方为其他法律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董晓辉、何挺尚欠借款金额，二审中董晓辉、何挺提交的微信转款记录属于新证据，该证据证实微信转款共4次，每次5000元，共计20000元，与一审判决查明的微信转款共计5000元不符，故本院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认定董晓辉、何挺尚欠杨晓凤借款本金119000元（160000元-21000元-20000元）。董晓辉、何挺逾期提交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的证据，导致本院基于该新证据改判，造成诉累，上诉费应当全部由董晓辉、何挺负担。 关于本案程序问题。董晓辉、何挺上诉认为其在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未开庭组织双方质证属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一审庭审后，法院专门通知杨晓凤对董晓辉、何挺庭审后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充分保障了双方的诉讼权利，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诉人董晓辉、何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本案二审基于新证据查明新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20）川1521民初5945号民事判决； 二、董晓辉、何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杨晓凤借款119000元； 三、驳回杨晓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74元，由杨晓凤负担532元，董晓辉、何挺负担124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80元，由上诉人董晓辉、何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志彬 审 判 员 王 春 审 判 员 陈 曦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贾琳玲 书 记 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