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民终3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红，女，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铁西区。委托代理人:孙国邦，系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10-1号新地中心61层。负责人:于德彬，该所主任。委托代理人:包婉钰、王彬（实习），均系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红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诚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3民初15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伟担任审判长，刘春杰主审，鞠安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金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金诚律师事务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严重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金诚律师事务所作为律师事务所以及本案中高红委派的相关律师对法律的理解显然要比高红更加的专业。根据公平原则，案件代理律师费也应当与其工作内容与工作强度相匹配。本案中，金诚律师事务所对案件要收取39.97万元的天价律师费，这个律师费报价严重显失公平。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的法律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故，高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该《委托代理合同》。二、关于律师费数额高红并未与金诚律师事务所达成合意。关于律师费数额高红并未与金诚律师事务所达成合意。金诚律师事务所王晓轩、张成铭律师在代理（2017）晥03民初13号案件，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并未向高红详细说明律师代理费的金额，该案委托代理协议本身也是由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其内容中也没有约定明确的金额，而只是在委托代理协议第七条律师代理费中约定，参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收费标准的70%收取律师费。在该案件庭审结束后，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也迟迟没有就律师费的明确数额与高红进行协商。金诚律师事务所张成铭律师于2017年9月13日突然向高红发微信索要律师费，同时发送一份律师费统计表，才向高红说明该案律师费高达39.97万元。如果高红事先了解律师费这么高，是不会将案件委托给金诚律师事务所代理的，起码也会就律师费与张成铭律师进行协商，形成合意后再行委托。高红认为，在委托法律关系中，律师费金额是重要的合同条款，是必须应在合同中对其数额进行明确的。金诚律师事务所仅仅只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粗略地规定一个律师费收取的标准，明显属于约定不明。收取律师费的金额也不应由代理律师单方决定，而是由委托人与代理律师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金诚律师事务所张成铭律师在事先并未明确告知高红律师费报价的情形下，直接向高红索要高达39.97万元的律师费，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三、金诚律师事务所在谈案时对高红有欺诈行为。虽然案件标的额近两千万，但该案原告诉请高红个人要对其担任股东的安徽凯特雅公司的贷款还款承担连带责任，由于高红并未签署连带责任保证书或者其他高红愿意为凯特雅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文书，高红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该笔贷款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的。即使该案没有金诚律师事务所的代理，甚至高红不出庭，法院也会因没有证据，驳回该案原告对高红要承担公司债务连带责任。金诚律师事务所在一审庭审时，一再表示时因为其出庭代理，高红才不用承担责任，所谓为高红减损20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而金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在谈案过程中，一再告诉高红可能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高红不得已才委托金诚律师事务所代理。现高红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回国，其表示回国后，一定会找有关部门对金诚律师事务所这种靠威胁、忽悠当事人接案的违规行为投诉到底。四、案涉《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金诚律师事务所未履行明示义务，该条款应当无效。本案中案涉的《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性质是委托合同，合同文本系由金诚律师事务所提供，所有的条款也都是由金诚律师事务所事先拟定好的，金诚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律师事务所，同时也是《委托代理合同》的提供者，在合同签订时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高红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金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合同中违约责任一节的所有条款均没有采取足以引起高红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予以说明，更没有充分提示高红：即使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高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高红也要承担39.97万元的律师费。故，案涉《委托代理合同》的6.1条，10条均属于格式条款，因金诚律师事务所未履行充分提示的义务，违约责任的条款应属于无效条款。原审依据该违约条款认定高红违约并最终判令高红承担付款责任显然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高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金诚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金诚律师事务所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高红主张撤销代理合同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此前高红曾多次委托金诚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充分了解金诚同达的收费标准，且作为长期合作客户，金诚同达在收费上给予高红优惠，降低了收费。在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不存在其主张的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不适用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法律规定。撤销活动应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通过单独的诉讼请求实现高红在二审中主张撤销合同，超出了二审审理范围；2.高红主张双方就律师费未达成合意无依据。代理合同第七条写明律师费收费标准。高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从事民商事活动经验在签署合同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对律师费如有异议，应当与金诚同达进行协商后再行签署。高红系签署合同，即是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双方达成合意。双方合同成立后，金诚同达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全部工作，高红应依约支付律师费。3.高红主张的欺诈行为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照履行。4.委托代理合同中的违约责任部分的条款不属于格式合同，合法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高红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金诚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律师费399763.15元及相应利息40162.51元（以399763.1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7年6月25日起暂计至2018年8月5日，实际计算至律师费偿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5月26日，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作为受托人）与被告高红（作为委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合同约定：对方当事人名称：蚌埠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案由：担保合同纠纷；审理地点：蚌埠市；审级：一审、二审。受托方委派王晓轩、张成铭律师作为委托人的诉讼代理人。律师代理费：参照《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收费标准的70%收取律师费，于本协协议签署后30日内支付。上述协议签署后，原告事务所律师王晓轩受被告高红委托参加了“蚌埠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安徽富宇鹏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志培、高红、李兴达、钱晓红、顾阿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2017）皖03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涉及被告高红的判项为“一、被告安徽富宇鹏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蚌埠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19939347.57元及代偿后的利息和违约金（利息和违约金，自2016年7月4日起，以19939347.57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付清全部代偿款时止）；…五、如被告安徽富宇鹏科技有限公司逾期未能偿还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原告蚌埠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高红质押的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1000万股，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质押的股权价款均在最高额2000万元限额内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156747元，被告安徽富宇鹏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志培、高红、李兴达、钱晓红、顾阿英负担143111元”。该判决作出，被告高红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2月23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03执2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被执行人高红享有的安徽凯特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1000万股，冻结期限为三年。2019年8月13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03执恢8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高红名下位于辽宁省的房屋一处，查封期限为三年。另查明，《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第二十四条（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2.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诉讼争议标的额分段按比例累加收费：（1）10万以下部分（含10万元）收费比例为10%，收费额不足5000元的每件按5000元收取；（2）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为8%；（3）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为6%；（4）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为5%；（5）500万元至1000万部分为3%；（6）1000万元以上部分为1.5%。现因被告未支付律师费，原告起诉至一审法院。审理中，原告向我院提出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高红银行存款439925.66元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9）辽0103财保14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告高红银行存款人民币439925.66元或等价值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照履行。原告依约履行了代理义务，被告即应按时履行支付代理费用的义务。现被告未支付代理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399763.15元的问题。因双方约定律师费为《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沈律协字（2015）6号）的70%收费，因被告所涉案件的原告蚌埠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变成诉讼请求为19939347.57元，故应依此计算原告的律师费，原告的律师费应为399763元[（19939347.57*1.5%+272000）*70%]，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利息的问题。被告应自原告向其主张之日，即2019年11月4日起给付原告应付代理费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代理费39976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9年11月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98元，保全费2720元，由被告高红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红与被上诉人金诚律师事务所均未提交新的有效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高红与被上诉人金诚律师事务所之间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红应否向金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399,763元。高红与金诚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恪守。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了律师费收费标准为《沈阳市律师业服务收费标准（试行）》规定标准的70%。现金诚律师事务所依据双方约定及代理合同履行情况要求高红支付代理费，证据确凿，理由充分，一审法院支持金诚律师事务所的请求，并无不当。二审中高红提出的委托合同无效、金诚律师事务所存在欺诈、双方对代理费未进行协商等理由，但均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其拒绝依据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红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高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898元，由上诉人高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刘春杰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高煜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