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辽01民终3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4号。法定代表人：栗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华信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普湾新区三十里堡街道西三十里村。法定代表人：程宪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南南、万强，均系辽宁齐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146号。法定代表人：李海臣，董事长。上诉人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华信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15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财产，并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应付的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于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案涉执行标的系原告基于建设单位主体身份按照(沈阳市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及投诉处理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作为建设单位，向缴纳至质监站的保修抵押金。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质监站开具的收款收据及上诉人缴款的转账凭证，均能够证明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向质检站缴纳。根据该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及二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缴纳的保修抵押金不得转为支付工程价款，工程保修期满应当退还建设单位。故，案涉执行标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程质量保证金，而是上诉人依据细则规定缴纳的保修抵押金，根据细则规定，上诉人缴纳的保修抵押金并非工程款一部分，而是在保修期满后返还至上诉人，始终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基于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应付被上诉人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对案涉执行标的是否属于案外人财产进行审查，若属于案外人财产的，即应当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财产，上诉人也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仍对上诉人是否应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予以审查，系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与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异议的混淆，错误适用了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提出异议的相关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于洪法院据以扣划案涉执行标的的执行文书即(2013)于执字第693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系对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蒲河新城分站作出，该执行文书载明内容为扣划第三人工程质量保证金33万元整，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可以证明于洪法院作出该执行文书系认为案涉执行标的为第三人财产，并据以强制扣划。在此种前提下，因上诉人认为案涉执行标的系上诉人所有财产，故上诉人基于案外人身份，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27条先后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法院应当对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进行审查，经审查成立的，应当判决不得执行该标的。在一审审查过程中，上诉人已经就案涉执行标的系案外人财产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在法院认为部分的论述该款项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即证明其也认可该款项实为上诉人财产。基于此，一审法院即应当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不得执行。但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在认可执行标的系上诉人财产的同时，另行对第三人是否享有上诉人到期债权进行审查，认为因上诉人仍负有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进而认为于洪法院扣划行为正确。该种审查实为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与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异议的混淆，错误适用了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提出异议的相关法律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需要说明的是，对到期债权的执行和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属于两个不同的执行程序，适用的也为两个不同的法律规定。若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到期债权，进而认为于洪法院有权对上诉人财产进行扣划，那么于洪法院所作出的执行裁定应当向上诉人作出，而非向质监站作出，于洪法院作出案涉执行文书适用程序及法律也错误，一审判决认为扣划行为正确也属不当。三、即使从执行到期债权的角度考虑，因沈河法院作出的冻结第三人享有的上诉人工程款债权裁定时间在先，即使其扣划行为实际在后，法院执行措施的前后顺序亦应当以冻结在先为准，因沈河法院已经实际扣划完毕全部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到期债权，一审法院以沈河法院扣划行为在后而认为一审法院仍有权扣划，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于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2019辽0103执异209号执行裁定书))能够证明，沈河法院扣除第三人享有上诉人债权剩余金额(2321279.15元)系基于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的的(2013)沈河执字第1144、1145、1146、1147、1148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书》。但在此之前，沈河法院曾于2013年4月9日、2013年6月24日、2013年9月24日、2017年8月29日分别作出同一文书号的执行文书，对案涉执行标的予以先行冻结，并基于该冻结行为作出案涉扣划文书。前述冻结文书作出时间均在案涉执行文书(2013年12月9日)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8条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中销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根据上述规定，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应当以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冻结、止付作为扣划的前置措施，应当以冻结、止付作出的先后顺序为准进行先后顺序清偿。故虽然沈河法院作出的扣划行为在后，因其冻结止付的执行措施在先，亦应当由其在先顺序清偿，于洪法院作出的扣划行为系基于轮候的冻结行为作出，不应以扣划行为在先直接僭越在先的冻结。因对其清偿后上诉人亦不再负有第三人到期债务，案涉执行文书扣划上诉人财产的执行行为错误。四、即使从执行到期债权的角度考虑，于洪法院作出案涉执行文书程序错误。根据一审判决论述可知，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执行文书系执行对第三人享有上诉人的到期债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至第65条规定，其执行到期债权的，应当向上诉人向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但于洪法院均未履行上述程序，仅对质监站下达上述文书，程序违法;此外，根据《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3条规定，对到期债权执行的，当协助执行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不进行审查即停止执行。但在本案中，上诉人早于2018年12月即提出执行异议，并一直履行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等程序，于洪法院执行行为不仅未停止，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其仍于2019年2月27日将执行款项返还给被上诉人，此举严重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执行行为及程序严重违法!大连华信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案涉款项是在辽国建公司名下，一审法院扣划并无不当，根据上诉人主张沈河法院扣款时间为2019年8月21日，而于洪法院为2018年11月27日在此时间点上诉人仍欠辽国建公司工程款，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于洪区法院都是符合规定的。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未答辩。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据（2013）于执字第693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扣划被执行人在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蒲河新城分站处（以下简称“质监站”）33万元质量保证金为原告所有；2.解除对原告所有的上述33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采取强制措施，并予以退还；3.撤销（2013）于执字第693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2019）辽0114执异132号执行裁定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信重工公司与辽国建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及沈阳市中院分别作出（2011）于民三初字第155号、（2013）沈中民三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辽国建公司给付华信重工公司工程款1295000元、返还华信重工公司质保金647500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华信重工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19日以（2013）于执字第693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向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蒲河新城分站下达（2013）于执字第693、220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206号系关联案件），要求质监站协助将辽国建公司应收款300万元予以停止支付。于2018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于执字第6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扣划被执行人辽国建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33万元，并向该质监站下达（2013）于执字第69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扣划辽国建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33万元。扣划后一审法院已于2019年2月27日将该笔执行款返给申请执行人华信重工公司。另查明，案外人兴铭公司与辽国建公司分别于2010年10月8日、2011年4月25日签订《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由辽国建公司承建兴铭公司开发的三盛颐景园项目一期二标段及五标段工程。辽国建公司于2013年9月将承建的上述工程交付兴铭公司使用。再查明，2014年3月4日，辽国建公司与阎同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对兴铭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阎同泽。同年12月，阎同泽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沈阳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兴铭公司给付工程款。在该案庭审中，兴铭公司与辽国建公司均认可二标段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同时兴铭公司自认二标段工程已超过质保期限。该案还查明，案涉工程五标段质保金为7278279.15元，且质保期尚未届满，沈阳中院认为该质保金应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并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4）沈中民二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兴铭公司给付阎同泽剩余工程款及利息。判决应给付阎同泽的工程款中未包括五标段工程质保金。兴铭公司以一审判决认定工程总造价错误及对其已付工程款数额认定错误等理由提出上诉，经辽宁高院审理，于同年12月21日作出（2015）辽民一终字第37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查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在执行魏复英与辽国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于2018年11月29日向兴铭公司下达（2013）沈河执字1144-11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为扣划辽国建公司三盛颐景园项目工程质量保证金400万元。兴铭公司对此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沈河区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辽0103执异2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扣划质量保证金400万元变更为2321279.15元。2019年8月21日，沈河区人民法院将上述款项从兴铭公司处扣划。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具体到本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9日，向沈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蒲河新城分站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质监站协助将辽国建公司应收款300万元予以停止支付。并于2018年11月27日扣划被执行人辽国建公司工程质量保证金33万元。此时，案涉金额并未超出兴铭公司应向辽国际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范围，一审法院有权扣划此笔款项。关于兴铭公司陈述2321279.15元被沈河区法院划扣的事实，此划扣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1日，晚于一审法院划扣的时间，故对其此项抗辩，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50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根据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需区分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是对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还是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是指对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执行标的，案外人主张自己享有实体权利而提出书面异议，对人民法院审查后所做的裁定不服的，当事人和案外人认为与原判决、裁定无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实际上是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而本案为执行被执行人辽宁国际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对执行行为提出异议，按照法律规定，不属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范围，故应裁定驳回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执行裁定告知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可以起诉不当，原审以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实体裁判错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1509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起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250元，退回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告费600元，由沈阳兴铭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伟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谢日恒书记员徐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