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平，男，1979年6月8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海悦，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湖路111号。法定代表人：徐国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婷，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承颖，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青岛牧羊人畜牧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艳阳路101号。法定代表人：张国平。上诉人张国平因与被上诉人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茂集团公司）、原审被告青岛牧羊人畜牧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羊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国平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的诉讼时效从起诉之日起起算，存在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与牧羊人公司虽然就货款没有约定付款时间，但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的行为，就是向牧羊人公司主张付款的行为，诉讼时效应当从开具发票之日起计算，而被上诉人开具发票时间在2015年，依据当时《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规定。二、一审判决上诉人对牧羊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牧羊人公司于2014年2月成立，独立核算、独立经营。股东为上诉人张国平，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牧羊人公司设立之初，上诉人就已经依法完成出资义务并进行了验资。牧羊人公司在设立后建立了规范的独立的财务制度，委托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量等财务资料进行审计，且出具了相应的年度审计报告。审计意见均为牧羊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己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在该审计年度的财务状况以及该年度的经营成果，上述事实表明公司并不存在财务状况不明晰以及公司财产不独立于股东财产的情形。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二条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之规定，牧羊人公司己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相应义务。上诉人与牧羊人公司之间的财务往来均有合法的财务记录和依据。牧羊人公司并不存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与牧羊人公司对国茂集团公司承担连带支付义务有误。综上，上诉人已经对牧羊人公司完成出资义务，牧羊人公司己经按照《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了相应义务，上诉人与牧羊人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上诉人不应对牧羊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且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早己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二审法院应当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国茂集团公司在答辩期内未作书面答辩。原审被告牧羊人公司在二审诉讼过程中未陈述意见。国茂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牧羊人公司、张国平立即支付国茂集团公司货款267280元；2.判令牧羊人公司、张国平支付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的利息，利息以2672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庭审中变更为利息以2672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上述货款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牧羊人公司、张国平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牧羊人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国平系其唯一股东，牧羊人公司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9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编制了相应的审计报告。自2015年开始，国茂集团公司与牧羊人公司通过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进行交易，牧羊人公司向国茂集团公司购买减速电机，交易总金额为270530元，国茂集团公司将案涉货物发送给牧羊人公司，并向其开具发票号码分别为×××83、×××72、xxx45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牧羊人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2016年4月将该三张发票抵扣入账。牧羊人公司向国茂集团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截止起诉之日，牧羊人公司结欠国茂集团公司货款267280元未付，后国茂集团公司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国茂集团公司、牧羊人公司均无法提供案涉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以上事实，由国茂集团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发票，法院依申请调查的认证发票明细，牧羊人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法院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国茂集团公司提供送货单、发票，主张其与牧羊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牧羊人公司主张其已经停止营业，遣散员工，国茂集团公司所举证的送货单收货人身份无法查明，也未能提供送货单中收货人合法的授权文件，因此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定;同时，送货单未明确单价、发票只能证明国茂集团公司单方开票行为，均不能证明国茂集团公司诉求。经查，法院依申请调查的认证发票明细显示，牧羊人公司均已将案涉的三张发票抵扣入账，牧羊人公司的该行为可视为是对双方买卖关系的一种自认，认证发票明细能和前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而牧羊人公司在其有能力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申报抵扣的合理理由情况下未举证，故法院对照规定并综合现有证据考量后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有效。且根据送货单可以确认，国茂集团公司也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对于案涉结欠货款的金额，国茂集团公司自认案涉结欠货款金额为267280元，法院予以确认。对于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国茂集团公司与牧羊人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是双方均无法提供书面买卖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进而无法确认支付货款的时间，可以视为双方未约定付款的履行期限。后也未有证据证明双方就付款时间达成补充协议，则国茂集团公司可以随时要求牧羊人公司支付结欠货款。而牧羊人公司自认国茂集团公司从未向其催要过案涉货款，则可以认定，国茂集团公司向法院起诉之日，即为向牧羊人公司主张债权的时间，牧羊人公司不予支付，则案涉的诉讼时效最早应从国茂集团公司向法院起诉之日起计算，故国茂集团公司要求牧羊人公司支付案涉结欠货款的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买卖合同结欠的货款，牧羊人公司应当予以支付。关于利息，国茂集团公司与牧羊人公司未确定付款时间，牧羊人公司也一直未付，国茂集团公司可以随时要求其支付货款，故国茂集团公司要求牧羊人公司承担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未超出法律的规定，且利率的主张也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国茂集团公司利息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张国平的责任问题，根据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张国平提供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9年的审计报告，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牧羊人公司资产，且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张国平并未提供2018年公司审计报告，其并未完全履行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对张国平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国茂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牧羊人畜牧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67280元，并承担该款自2020年3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张国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10元，由牧羊人公司、张国平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国茂集团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前向牧羊人公司发货五次，国茂集团公司在诉讼中提交送货单五张为证，牧羊人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在最后一张送货单上签收；国茂集团公司2015年12月11日前向牧羊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发票号为：×××83、×××72、xxx45），金额合计270530元；送货单与前述发票载明的货物规格型号、数量一一对应；牧羊人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前将前述三张税票进行税务抵扣；牧羊人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向国茂集团公司支付货款3250元。二、二审中，张国平提供了2018年度牧羊人公司的审计报告。三、多个案外人起诉牧羊人公司、张国平主张权利，均涉及张国平因设立一人公司即牧羊人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2日作出的（2019）鲁02民终6241号民事判决（该份判决书系张国平在二审诉讼中因二审合议庭要求提交后提交）、2019年9月18日作出的（2019）鲁02民终6239号民事判决（系二审合议庭法官检索调取）、2021年3月3日作出的（2021）鲁02民终1998号民事判决（系二审合议庭法官检索调取，张国平在二审诉讼中因二审合议庭要求提交后也提交该份判决），均判决张国平承担连带责任；前述三份民事判决已生效。张国平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二审合议庭法官检索调取的有关牧羊人公司、张国平的民事判决，也有张国平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生效判决，但判决日期均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判决张国平承担连带责任和判决张国平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民事判决，在认定查明的有关牧羊人公司的财务状况等事实上存在明显不同。本院认为，国茂集团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理由及依据为：一、国茂集团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国茂集团公司、牧羊人公司发生的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现无充分证据可证明双方签订有书面合同，应认定双方之间达成口头买卖合同，其主要内容合法有效；就牧羊人公司收货后的付款期间，现无充分证据可证明双方有对付款期间的约定，应认为双方未就此作约定；双方在诉讼中也未能就付款期间补充协商一致，根据本案现有其他证据也无法确定牧羊人公司收货后的付款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由此，由于双方未约定牧羊人公司收货后的付款期间，双方又不能补充协议一致，也无其他如双方存在赊欠等交易习惯可供确定付款期间，应依照前述规定确定牧羊人公司付款行为与国茂集团公司的交货行为为同时履行，牧羊人公司的付款时间为国茂集团公司的交货时间，系即时履行；牧羊人公司收货后未即时付款即构成逾期付款，应向国茂集团公司支付货款及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国茂集团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前五次向牧羊人公司供货，牧羊人公司于收货时未支付货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已构成逾期付款，国茂集团公司即应知道其权利被侵害，2015年9月28日起即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牧羊人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支付货款3250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自2015年11月30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应自2015年11月30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三年。国茂集团公司无充分证据可证明2015年11月30日后发生新的诉讼时效中断等情形，故其于2019年11月22日向一审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使国茂集团公司向牧羊人公司交货后再行开具、交付税票可视作向牧羊人公司催要货款，但交付税票、催要货款的时间至迟为2016年4月29日，国茂集团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国茂集团公司所持的法律依据不能在本案中予以适用国茂集团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称，双方并没有约定付款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从起诉之日起算；法律依据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国茂集团公司该主张的法律依据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2005]民二他字第35号）。该答复载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粤高法民一请字[2005]1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此复。二○○六年三月十日”二审合议庭认为国茂集团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为：（一）关于国茂集团公司的依据一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就其法律属性而言，前者为一般规定，后者为特别规定，后者应优先前者予以适用。在买受人应当支付出卖人货款的情形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买受人付款期间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付款期间已经得以确定，排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适用的可能。由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牧羊人公司付款期间已可以予以确定，使得本案已不符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六条规定的情形。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牧羊人公司在收货后没有即时付款，即构成逾期付款，对国茂集团公司构成损害。法律一经公布施行，即具有公示宣示效力，推定在其法域范围内周知，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晓该规定或宣称对该法律规定有不同理解而可得以豁免，可免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国茂集团公司应当知道此时（实际交货的时间点）其权利已受到损害；国茂集团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其诉讼请求包括要求判令牧羊人公司承担自2015年12月1日（牧羊人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支付货款3250元的次日）起欠付货款267280元的利息（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变更为自起诉之日起），也可以表明国茂集团公司认为其利益在2015年12月1日时已受损。况且，如果国茂集团公司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从起诉之日起算”的主张成立，若其又迟迟不主张、不提起诉讼，则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二十年也恐将失去价值与效用。（二）关于国茂集团公司的依据二3.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答复，其所包含的法律精神，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自应保持有高度的尊重，在案情类似的情况下与之保持一致，但究其表达的形式、文字的内涵可反映出，该答复具有较强的个案性，不具备在我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源所应具有的形式要件，并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何况，该答复所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系农资产品，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工业机械产品，分属不同的行业，在交货、付款等方面会有较大不同，由此根据不同的个案情况在法律适用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故，国茂集团公司以该答复为据主张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从起诉之日起算”理由不充分，不能予以支持。三、有关国茂集团公司的其他主张及陈述1.国茂集团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称，双方交易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先由国茂集团公司与牧羊人公司进行案涉买卖交易，之后由国茂集团公司控股的常州市国茂立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茂立德公司）与牧羊人公司进行买卖交易；国茂立德公司于2016年9月12日变更为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茂股份公司），遂由国茂股份公司继续与牧羊人公司进行买卖交易；国茂集团公司、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的经办人是同一个人，交易的标的物也属同一类别；之后国茂股份公司与牧羊人公司的交易往来直至2017年6月27日（牧羊人公司于该日支付国茂股份公司货款10万元）。故，国茂集团公司认为其于2019年11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合议庭认为，国茂集团公司、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均为企业法人，虽为关联企业，但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对外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效力并不当然及于国茂集团公司；国茂集团公司、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先后与牧羊人公司发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即使国茂集团公司、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的经办人为同一个人，即使该经办人具有双重身份，除非国茂集团公司能证明该经办人以国茂集团公司名义向牧羊人公司催款等，否则不会在国茂集团公司与牧羊人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牧羊人公司多次向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付款，其在牧羊人公司、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之间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并不及于国茂集团公司。诉讼中，国茂集团公司并没有能提交有关经办人以其名义向牧羊人公司催款等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牧羊人公司也否认国茂集团公司向其主张权利。故，国茂集团公司前述主张所持理由不能成立。2021年5月19日，二审法官询问：国茂立德公司、国茂股份公司的业务员（顾某）在与牧羊人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有无以国茂集团公司名义向牧羊人公司主张权利？国茂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没有，当时业务员（顾某）也没有在意这个事。另经查，2015年12月11日国茂集团公司向牧羊人公司开具编号为xxx45发票（对应国茂集团公司向牧羊人公司所供货物），同一天国茂立德公司向牧羊人公司开具编号为02027180发票（对应国茂立德公司向牧羊人公司所供货物），这也可印证国茂集团公司、国茂立德公司二者之间各自独立核算，并无交叉重叠。2.国茂集团公司在诉讼中述称其与牧羊人公司签订有书面合同，但由于公司重造、搬迁等导致书面合同找不到。对此，二审合议庭认为，国茂集团公司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其管理应具有与之相应的规范度、成熟度；合同件无法查找到，但与合同相关的送货单、运单等齐备，并无遗失等；国茂集团公司在诉讼中就此除口头述称外，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以证明合同件遗失；故，二审合议庭认为国茂集团公司该述称的可信度不高，缺乏证据支持。如果国茂集团公司提交2015年9月24日（最后一单的发货日、该单牧羊人公司的签收日为2015年9月28日）前与牧羊人公司签订的合同件，通常应约定有付款期，如此则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明确、清楚；国茂集团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提起诉讼，故除非合同约定牧羊人公司收货后的付款期在一年一个月二十二天以上，否则在无证据能证明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下，国茂集团公司也将面临不利的后果；而合同上约定一方收货后付款期超过一年，除非有特别情形，通常可能性并不大。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2021年5月19日二审法官要求国茂集团公司提交2015年时国茂集团公司与其他人订立合同的文本、通常的付款期间等证据材料，但国茂集团公司未能及时提交。故，二审合议庭认为，就此国茂集团公司也应承担不利后果，不能不提交案涉合同文本，却因辩称、利用所谓的“没有约定付款时间，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该从起诉之日起算”获益;在案涉情形下，如果出现找不到合同文本却因此获益的情形，实有悖民事主体应秉持诚实、遵循诚信原则的法律精神。四、本案中的其他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牧羊人公司没有上诉，一审判决有关其承担责任部分，二审本不应理涉；但由于牧羊人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张国平投资设立，数份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由于张国平不能证明牧羊人公司财产独立于张国平自己的财产，判决其应当对牧羊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判决没有采信牧羊人公司在一审中的时效抗辩、判决牧羊人公司向国茂集团公司偿付债务会有损张国平利益；据此，二审依照前述规定予以一并纠正。2.张国平自己的财产是否独立于牧羊人公司财产，张国平是否应对牧羊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认定国茂集团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本案中已无评判必要。综上所述，张国平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国茂减速机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10元，均由国茂集团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裴国伟审 判 员 姜旭阳审 判 员 沈秋云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黄依畑书 记 员 李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