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73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兆英，男，1950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晔、蒋燕，江苏品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路46号。负责人：钱勤东，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成伟，江苏常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常州市弘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环府路10号。法定代表人：杨小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佳，北京市中伦文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青，北京市中伦文德（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蒋沁容，女，196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上诉人吴兆英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嘉泽镇政府）、常州市弘昌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昌拆迁公司）、一审第三人蒋沁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5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兆英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5046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继续履行《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属于上诉人及其家人的剩余160m2的安置房交付给上诉人；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错误。一审中嘉泽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授权委托书》、《通知书》,吴兆英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这两份书证中吴兆英签名的字迹明显与《武进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中的签名字迹不一致。嘉泽镇政府后表明《授权委托书》没有原件，也未提供《通知书》的原件。一审法院未对《通知书》签名字迹的真伪进行鉴定，而直接认定了该份书证的真实性，存在程序错误。二、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1.被上诉人未按照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向上诉人履行案涉160m2安置房屋的交付义务。并且，其中属于上诉人外孙的40m2，第三人蒋沁容没有任何买卖或者抵债的依据。2015年12月28日，上诉人吴兆英与第三人蒋沁容签订的《安置房买卖合同》本身只是一份意向性合同，合同范围是120m2的安置房屋，而蒋沁容未经吴兆英的委托便办理了160m2安置房屋的分房手续，其中吴兆英外孙冯奕辰出生后享受政策照顾的40m2，蒋沁容在庭审中明确其未有任何买卖或者抵债的依据。安置房买卖合同中第三条约定了安置房买卖交易的成交价格以到时卖出的成交价为准，双方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价格，合同第四条明确只允许蒋沁容进行抓阄，根本未约定蒋沁容可以直接凭此合同到嘉泽镇政府、弘昌拆迁公司处办理案涉房屋的交付手续。对案涉的160m2案涉房屋，吴兆英从未收到来自嘉泽镇政府的任何书面通知，甚至都不知道后续的两套80m2房屋安置在何处，更遑论向吴兆英履行了这两套80m2安置房屋的交付义务。2.—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授权委托书没有原件，一审法院仅凭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上的身份证复印件就认定上诉人委托第三人蒋沁容办理案涉房屋的分配事宜，存在明显的错误。吴兆英从未委托第三人蒋沁容办理安置房屋的交付事宜，一审中嘉泽镇政府明确无法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而该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存在对本案有关键性的作用。该份授权委托书上“吴兆英”的签字和捺印明显与本人的字迹和指纹不符，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问题，一审法院仅凭授权委托书上有吴兆英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推定吴兆英事实上委托了蒋沁容办理房屋分配事宜，明显是不当的。吴兆英在当时受到蒋沁容、倪发家等人的跟踪、胁迫，蒋沁容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吴兆英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仅凭身份证复印件即可认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那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宜将是社会多发现象。二审中，上诉人吴兆英补充上诉意见称，本案应当审理的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被上诉人是否完全履行，上诉人与第三人蒋沁容之间是否存在债务纠纷，是否存在房屋买卖的协议与本案没有关系。不应当依据上诉人吴兆英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而去认定涉案房屋应当交付给第三人。而且在一审的审理中已经明确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只是一个购房的意向协议，没有涉及具体金额，协议中明确表述按当时市场价格进行计算，而且签协议时未涉及到上诉人外孙40平方的安置补偿。被上诉人嘉泽镇政府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吴兆英本人是认可镇政府已经完成了160平米房屋安置，因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导致未能实际占有和入住，这是吴兆英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但这本并不能推翻镇政府已经完成安置义务的基本事实。况且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所有的安置信息、结算信息、档案显示出来的信息、安置权益人均是吴兆英，因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嘉泽镇政府已经履行了安置义务。2.吴兆英曾是嘉泽村支部书记，其不可能不知道涉案房屋的装修时间。在一审庭审当中，第三人也当庭陈述分房抓阄现场也通知了吴兆英本人，吴兆英就此也没有提出任何的反驳意见。3.2015年12月28日吴兆英与第三人因经济纠纷在嘉泽镇司法所签订了安置房买卖合同协议一份，该份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蒋沁容有权就尚未分配的安置房份额120平米进行分配抓阄。在2017年的时候，因新增人口安置房的面积变更成160平米，吴兆英的女儿吴亚军向嘉泽镇政府申请由120平米的房型改变更成两套80平米的房子。当时是由吴亚军本人签名，也就是说从120平米变更成两套80平米是取得上诉人这一方同意并且由上诉人签字确认的。现在上诉人将40平米单独提出试图推翻镇政府已经完成安置的客观事实，这是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同时根据安置房买卖协议，吴兆英及其家属都是同意第三人去办理相关分房抓阄手续的，至于有没有或者是否有授权委托书的原件都不能够推翻，上诉人一方包括其家庭成员都是授权第三人进行分配房屋的抓阄手续。作为政府而言，上述两套80平米的房屋，所有的安置权益始终是吴兆英，至于谁来办理分房抓阄手续不影响房屋权益的所有人认定。我方已经全面履行了安置义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弘昌拆迁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审第三人蒋沁容述称，分房之前关于40平方的部分，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同意我是没有资格去抓阄的。吴兆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嘉泽镇政府、弘昌拆迁公司履行《武进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属于本人及其家人的剩余160㎡的安置房分配到位；2.案件诉讼费用由嘉泽镇政府、弘昌拆迁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2月16日，吴兆英作为乙方，嘉泽镇政府作为甲方，弘昌拆迁公司作为实施单位，签订《武进区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因拆迁可享受安置人口6人计240㎡、照顾安置人口2人计80㎡的房屋，共计安置房屋面积320㎡。2013年10月，吴兆英及其家人经安置得到一套大名嘉园22幢甲单元1204室约120㎡、一套嘉泽新苑11幢丙单元602室约80㎡的安置房。2014年6月13日，吴兆英夫妻及子吴洪伟、女吴亚军作为甲方，蒋沁容作为乙方，签订《以房抵债还款协议书》一份，甲方同意将其安置的嘉泽新苑11幢丙单元602室约80㎡、大名嘉园22幢甲单元1204室约120㎡及另一套未实际安置的房屋作价50万元抵债给乙方，如甲方在2014年12月30日前未还款150万元，则乙方有权处理上述房屋。2015年12月28日，吴兆英与蒋沁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在还款计划中确认“未分配的安置房一套（120㎡）按市场价计算，现办理过户手续，到农历正月20日，如不归还，有权自由处理。”同日，蒋沁容作为乙方，吴兆英等5名家庭成员作为甲方，签订《安置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大名家园二期一套尚未分配的安置房，分配抓阄时，由乙方直接抓阄。2014年5月8日，吴兆英的外孙子冯奕辰出生，嘉泽镇政府按规定增加安置40㎡的安置面积。2017年6月7日，吴兆英的女儿吴亚军向嘉泽镇政府申请要求安置两套80㎡户型的房屋，并在安置房分配调查、新增人口审核表申请人一栏签名。同年10月16日，第三人蒋沁容在安置房户型确认表申请人一栏签名，该表载明房屋为普通户型80㎡2套。此后，蒋沁容以吴兆英的受委托人名义与弘昌拆迁公司签订《武进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吴兆英安置人口7人、安置面积360㎡，安置房分别为嘉泽新苑11幢丙单元602室81.5㎡、大名家园22幢甲单元1204室123.48㎡、大名北苑2幢1002室87.02㎡、大名北苑4幢乙单元1802室86.42㎡各一套，其中大名北苑的二套即为嘉泽镇政府后续应继续安置的房屋。2017年11月6日，弘昌拆迁公司发出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抓阄通知，通知吴兆英户于2017年11月11日下午12时参加大名北苑安置房80㎡通用户型二套抓阄分配工作。因吴兆英未能参加抓阄，第三人蒋沁容持其与吴兆英签订的安置房买卖合同、还款协议及委托书办理了上述二套安置房屋的抓阄、交接及房款结算手续，现上述大名北苑2幢1002室87.02㎡、大名北苑4幢乙单元1802室86.42㎡各一套房屋被蒋沁容接收至今。案涉委托书打印部分载明：“本户全权委托蒋沁容（受托人姓名以身份证载明为准）参加本户大名北苑安置房分配的选房等相关事宜”，在上述打印内容与（被拆迁人）委托人一栏及委托日期一栏中间的空白处有手书载明：“本人担保全家人委托蒋沁容去分房，如违约，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负！”，（被拆迁人）委托人一栏处签名为吴兆英并按有手印，委托日期手书为2017年8月10日。在委托日期下部的委托人（被拆迁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有吴兆英的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选房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有蒋沁容的身份证复印件。诉讼中，嘉泽镇政府明确表示该份委托书现不能提供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嘉泽镇政府是否向吴兆英交付了后续应安置的160㎡的安置房屋。综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应当认定嘉泽镇政府已按安置协议向吴兆英履行了安置房屋的交付义务。理由：第一、吴兆英庭审中认可嘉泽镇政府已对案涉160㎡的房屋进行了安置，从常理分析，既然已完成了房屋的安置，理应视为已向被安置人即吴兆英交付了相应的安置房屋。第二、吴兆英与第三人间因债务纠纷客观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从吴兆英与第三人于2014年6月13日签订的以房抵债还款协议书内容来看，明确抵债房屋总面积为拆迁安置协议涉及的共计320㎡的房屋，包括已安置的两套计200㎡及一套尚未安置的120㎡的房屋。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安置房买卖合同的内容来看，明确约定尚未分配的房屋为坐落在大明家园二期的一套建筑面积为120㎡，合同对房屋交付约定为该房屋要分配抓久（阄）时由乙方即第三人蒋沁容直接抓久（阄）。从上述协议及合同综合分析，应确认双方签订协议、合同等手续时的真实意思就是吴兆英将其应安置的所有房屋由第三人参加房屋分配事宜，而房屋分配应理解为抓阄领取房屋，第三人根据合同有权对吴兆英尚应安置的房屋办理抓阄及领房交接手续，故应认定嘉泽镇政府已向吴兆英交付了相应的安置房屋。第三、根据2012年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扣除前期已安置吴兆英的200㎡的房屋，吴兆英尚应安置的房屋面积为120㎡。从嘉泽镇政府提供的安置房分配调查、新增人口审核表来看，在2017年6月才确认吴兆英因其外孙子出生，新增人口1人享有40㎡的安置房屋，故尚应分配的安置房屋面积才由原120㎡变成160㎡，并由吴兆英女儿吴亚军申请最终安置户型为2套80㎡的房屋，而第三人蒋沁容在与吴兆英签订协议、合同时尚未确定有新增人口增加40㎡安置房的事实。第四、从嘉泽镇政府提供的抓阄通知来看，明确载明系吴兆英户，安置房屋为80㎡通用户型2套，但吴兆英并未按通知前去办理抓阄领房手续。由于并不存在单独的40㎡的安置房屋，故第三人依据合同对吴兆英尚应安置的所有房屋进行抓阄并办理交房手续并不违反双方合同的真实意思，仅是吴兆英与第三人就新增的40㎡的房屋未达成一致意见。第五、一审庭审中第三人对吴兆英委托其参加房屋分配的事实是认可的，虽然案涉委托书并非原件，但该委托书上有吴兆英与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结合第三人与吴兆英之前签订的相关协议、合同等事实，即使委托书并非原件，但也足以认定吴兆英就案涉房屋的分配事宜存在委托第三人办理的意思表示，且一审庭审中嘉泽镇政府及第三人均认可案涉房屋系吴兆英的安置房屋。综上，应认定嘉泽镇政府已完成了对吴兆英尚应安置房屋的交付义务。吴兆英诉请要求嘉泽镇政府将剩余160㎡的安置房分配到位即向其交付房屋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弘昌拆迁公司系受嘉泽镇政府委托的拆迁安置实施单位，其实施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人即嘉泽镇政府承担。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吴兆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吴兆英负担。二审中，一审第三人蒋沁容向本院提交案涉安置房屋的取款凭条（客户回单）、交款通知单（交款人联）、安置房交付通知单、水电开通通知单、拆迁安置结算单（小高层）两份，均为原件。上诉人吴兆英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嘉泽镇政府拆迁办主张其于2017年11月6日对涉案的两套房屋进行抓阄，一审中吴兆英陈述没有收到通知书也没有收到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第三人蒋沁容主张是凭授权书到拆迁办办理了抓阄手续，现第三人蒋沁容向法庭提交的这一组新证据都是在2017年11月21日之后，该组证据材料上未有上诉人吴兆英的任何签字，正好印证了一审中四方当事人的陈述，嘉泽镇政府和弘昌拆迁公司均未向吴兆英送达抓阄的通知书，而是由蒋沁容持伪造的授权书去进行了房屋抓阄。而且蒋沁容即使与吴兆英之间有拆迁安置房屋的抵偿意向性协议，但是该协议中明确表明第三人蒋沁容只有抓阄选房的权利，根本未涉及到可以直接拿安置房抵偿，因为双方的债务具体金额以及房屋的价值都没有确定。现该组材料证明蒋沁容不仅持伪造手续进行了抓阄，而且直接与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拆迁安置工作办公室进行了结算，属于被上诉人嘉泽镇政府和弘昌拆迁公司安置对象认定错误，该错误应当由两被上诉人来承担。被上诉人嘉泽镇政府经质证认为，对蒋沁容提交的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四份通知单，根本不需要上诉人吴兆英签字，有没有签字都不能否定上述通知单的真实性。从证据来源来看，蒋沁容明确表示上述证据来源是由吴兆英转让给第三人的，这种转交行为和安置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也是一致的。从该组证据的形式来看，和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提交的证据2、3完全吻合，我方提交的是存根联，蒋沁容提交的是交款人联，这两组证据完全是相互对应的。被上诉人弘昌拆迁公司经质证，对这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同时正好证明了按照程序已经履行了安置房的分配。二审中，上诉人吴兆英、被上诉人嘉泽镇政府、弘昌拆迁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5年12月28日，蒋沁容作为乙方，吴兆英等5名家庭成员作为甲方签订《安置房买卖合同》，约定由乙方购买甲方大名家园二期一套尚未分配的安置房，分配抓阄时，由乙方直接抓阄，并约定合同自签字时生效。从上述内容看，该合同应当为正式合同，且上诉人及其亲属明确授权蒋沁容抓阄确定合同约定的安置房，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认定第三人蒋沁容取得120平方米的安置房符合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合同约定，并无不当。但综观本案情况，因2017年8月10日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上诉人授权委托书未有原件，上诉人对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且另外40平方米的安置房确定的时间为2014年，原审第三人蒋沁容并无证据表明其取得了直接代表上诉人向嘉泽镇政府接受其余40平方米安置房的权利，嘉泽镇政府直接向蒋沁容交付其余40平方米安置房不能认定其已经向上诉人吴兆英交付了该40平方米的安置房，嘉泽镇政府应当继续向吴兆英交付安置房40平方米。嘉泽镇政府与蒋沁容因交付安置房产生的纠纷及蒋沁容与吴兆英之间的纠纷，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案不予理涉。综上，上诉人吴兆英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20）苏0412民初5046号民事判决；二、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吴兆英交付安置房40平方米。若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吴兆英负担1800元，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负担5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上诉人吴兆英负担1800元，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负担58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吴兆英预交，由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人民政府直接向吴兆英支付，本院不再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仪审 判 员  罗希夷审 判 员  王 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骆云辉书 记 员  张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