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1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运香，女，汉族，1982年8月2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049，户籍所在地：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水粉，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德山，男，汉族，1976年4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733，户籍所在地：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为，广东邦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辉，男，汉族，1975年10月12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362××××××××××××319，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蓝福林，江西寻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契喜，男，汉族，1981年10月26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441××××××××××××730，户籍所在地：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立斌，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运香与被上诉人胡德山、孙国辉、胡契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1302民初89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20）粤1302民初8960号民事判决。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一、二共同返还土地转让款946680元及相应的利息；被上诉人一三共同返还建房款1454395元及相应的利息。3.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该土地是由被上诉人二与被上诉人一共同转让的，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二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该土地原是由被上诉人二向被上诉人一购买的，后被上诉人一二决定共同转让给上诉人，合同中转让的面积有一部分的面积是被上诉人一，一部分面积是被上诉人二的。原审的庭审中，被上诉人二也自认向被上诉人一购买的，后来见转给上诉人的价格更高，就与被上诉人一起转让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二作为转让合同的一方也应对返还上诉人土地款承担连带责任。（二）本案的施工建房是由被上诉人一与被上诉人三共同完成的，原审法院未认定被上诉人三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一告诉上诉人，工程由他与被上诉人三共同来承建，考虑自己担任村里的小组长，所以本案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是由被上诉人三单独签订的。申请安装水电表，催收建房款等都是由被上诉人三完成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三辩解工程是由案外人胡国栋抢去完成的，被上诉人一的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中，指认被上诉人三是该工程的总包方。可见，被上诉人三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施工合同，且又出面申请水电表的安装，催收支付建房款，其弟弟吴亚强也参与收款等都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三是本案的施工方，而非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审法院以建筑款打入被告一的账户来认定被上诉人三与本案无关，不符合事实，过于武断。（三）本案约定的土地款是106万元，实际支付的土地款是946680元，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68万元。土地款的转款明细如下：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日银行转账胡德山25000土地款2017年5月30日银行转账胡德山255000土地款2017年6月5日银行转账胡德山200000土地款2017年7月6日银行转账胡德山75000土地款2017年7月8日银行转账胡德山75000土地款2017年7月20日银行转账胡德山50000土地款2017年8月12日银行转账胡德山30000土地款2017年9月9日银行转账胡德山50000土地款2017年5月19日微信转账胡德山20000土地款2017年12月15日微信转账胡契喜5000土地款2018年1月5日银行转账孙国辉20000土地款2018年1月12日微信转账胡亚强20000土地款胡契喜的弟弟2017年12月28日微信转账孙国辉10000土地款2018年1月11日微信转账孙国辉10000土地款2017年12月22日代付王x锋44700土地款约定转为支付土地款2018年1月8日代付王x锋56980土地款约定转为支付土地款建房款的转款明细：12017年12月5日银行转账胡德山300000建房款22017年12月14日银行转账胡德山300000建房款32017年12月20日银行转账胡德山250000建房款42017年12月25日银行转账胡德山100000建房款52018年1月12日银行转账胡德山80000建房款62018年1月15日银行转账胡德山150000建房款72018年1月17日银行转账胡德山274395建房款合计1454395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被上诉人二在合同中约定：“如若该合同涉及土地发生归属性纠纷，一切由甲方（被上诉人）负责协调处理并赔偿乙方（上诉人）所有损失。若在乙方建房期间或建房后发生土地权属纠纷导致无法建成或建成后不能入住的，甲方应赔偿乙方所有建房损失，包括土地转让款、建房总费用、人工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该约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使该合同无效，但该条款是对合同履行不能后果的约定，属清算条款，该条款依然有效。该房子不能建成是因为该土地的权属问题，因为该土地属于集体用地，所以被上诉人应当按合同约定赔偿上诉人所有的建房损失。（二）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原审法院依据该条款作出该合同无效的判决且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但结果却让上诉人一方承担建房的所有损失，三位被上诉人收受上诉人2401075元，却不仅未承担一点责任，而且获得了非法利益，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结果严重不公。（三）上诉人支付了2401075元款项，最后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三被上诉人收受了2401075元且该土地返还到他们手里，一点损失都没有。原审判决只要求被上诉人一退还68万元，试问，剩余款项应是被上诉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吗？被上诉人作为合同无效的过错方，其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了什么？即使有建房的损失，当时的房子也是没有完全建起来，收取的建房款1454395元最多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余下的全部由被上诉人“白白占有”？原审判决全力为被上诉人非法占有交易款项寻找借口，判决结果直接导致上诉人承担全部损失（部分土地款除外），作为过错方的被上诉人则获得了巨大利益，这种判决逻辑置上诉人利益于何处？置法律的公信力于何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有失公允，为此，上诉人特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希望得到公正之裁判。被上诉人胡德山辩称：我们认为原审法院对于涉案的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认定为合同无效，且各方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之下，均具有过错，应该对于案涉的违章建筑被拆除，导致的损失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涉及到非法买卖土地款项里面68万元予以返还，被上诉人没有异议。涉及到违章建筑被拆除导致的损失，不应该由被上诉人予以返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各自损失。被上诉人孙国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孙国辉并非共同决定将土地转让给上诉人，而是被上诉人胡德山受让以后转让以后又回收，回收回去了土地，再行转让给上诉人，所以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孙国辉从来没有自认说有共同转让，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胡契喜辩称：一、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胡契喜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其他当事方也根本提交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胡契喜为农村土地买卖活动的当事方或参与方。1、本案是围绕农村土地买卖合同产生的，而胡契喜根本不是相关土地买卖活动的民事主体。本案上诉人诉讼请求为解除土地转让协议，并要求土地出卖方退回围绕该土地转让事宜所支付的款项。但胡契喜并非该相关土地转让协议的出卖方、也不是购买方，根本不是相关土地买卖活动的民事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胡契喜根本不是土地转让协议合同主体，既然不是合同相对方，胡契喜根本不具备本案被告主体资格。土地转让协议的签订及履行与胡契喜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关联，上诉人所谓诉请解除与胡契喜的买卖土地合同并要求胡契喜承担还款责任，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2、本案其他当事方也根本提交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胡契喜为农村土地买卖活动的当事方或参与方。通过一审庭审及其他当事方提交的材料证据，根本没有证据证实胡契喜有参与有关土地买卖活动。相反，其他当事方的原审庭审意见及所提交的相关材料恰恰证实了胡契喜根本没有参与有关土地买卖活动事宜。二、胡契喜根本没有实际参与建设本案涉诉地块及地上房屋的活动，也没有收取任何所谓工程款项。因此，也就不存在上诉人所诉请的退回建房款项的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1、本案是围绕土地买卖合同产生的，上诉人最多可依据土地买卖协议追究相关土地买卖合同主体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随意、故意牵扯到其他非合同当事方身上。而本案的胡契喜明显属于非土地买卖合同的当事方。并且，通过一审庭审，各当事方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胡契喜有参与任何的土地买卖活动。2、胡契喜根本没有实际参与建设本案涉诉地块及地上房屋的活动。（1）从时间上看，可充分证实在2017年12月5日，上诉人有意向找胡契喜参与建设涉案房屋之前，涉案房屋已有他人建设并做好了基础项目。根据第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5《银行转账凭证》其中的2017年8月12日凭证左方的“附言”部分明确“水口房屋基础款”；根据第2、一审被告一提交的《胡德山与钟运香案件银行转账明细》记载是内容明确最晚于2017年8月份开始，后续的款项不是购地款项而是建房款项或其他款项；根据第3、一审庭审中，各当事方明确，相关购地款项系于2017年8月份之前已付清，后续支付的是建房款项；等等材料及一审庭审意见，这充分表明在上诉人找胡契喜参与建房事宜之前，涉案房屋早已有他人建设并做好了基础项目。（2）事实上，根据答辩人事后了解，该房屋本由同为鹿岗村村民的“胡国栋”建设，而后可能产生了纠纷，于是被答辩人找到答辩人要请答辩人进行建设，但答辩人在刚准备接手建设工作，原建设方“胡国栋”随即找到答辩人并威胁答辩人不得接手他已吃定的房屋建设工作。慑于原建设方“胡国栋”的威胁及大家都是同村村民的情面，答辩人这才不得已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建设工作。况且，根据一审庭审，至少被告一亦明确了胡国栋的房屋承包承建人的身份。3、胡契喜根本没有收取任何所谓工程款项，也根本没有委托或授权他人代理其收取任何款项。（1）一审原告证据6《微信转账记录》中，其于2017年12月15日转账5000元给胡契喜，这属于其给胡契喜跑“报水表事宜”的报酬。首先，这在胡契喜一审提交的证据《水表卡照片》，以及庭审各方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可清楚表明。其次，根据庭审被告一对原告证据6《微信转账记录》质证时只认可自己收取的20000元，对其他微信转账情况不认可是其收取；以及对原告证据7《收据》质证时只认可自己签字收据收取的款项，而不认可其他人签字的收据。这充分说明被告一胡德山对胡契喜微信收取的该5000元根本不认为是土地买卖款项或建房款项，其对该款项不知情也不认可。再者，在庭审中，原告及被告一、被告二已明确在2017年8月份之前，全部的购地款项已付清，后续支付的款项是建房款项，而原告在庭审中回答审判长提问的建房款项、工程款项构成问题时，其明确根本不包含胡契喜微信收取的该5000元。这是其自认的事实。最后，根据原告证据6《微信转账记录》及其庭审时明确“微信转账如果是建房款项、工程款项会有明确的注明”即在微信“转账说明”处有注明。但除在转账给胡亚强处有注明“建房工程款”，在转账给胡契喜的“转账说明”处只有“微信转账”而根本没有“建房工程款”的注明。并且，根据被告一提交的《胡德山与钟运香案件银行转账明细》对每笔明细均有注明是购地款或建房工程款项等明确信息，但对胡契喜微信收取的该5000元根本没有注明，结合其在庭审时声称的该明细是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所作的统计，而原告相关自认该笔5000元不是建房工程款项，因此原告及被告一已清楚明确了该笔5000元根本不是建房工程款项的事实。（2）胡契喜根本没有实际建设施工涉案房屋项目，原告根本不可能将所谓建房工程款项支付给胡契喜。原告及被告一、被告二均没有提供任何的来自胡契喜的授权或委托收取所谓建房工程款项的手续证据。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及其庭审意见中也证实其根本没有向胡契喜支付所谓建房工程款项。原告自认胡契喜微信收取的该5000元根本不是建房工程款项，并且，也没有任何向胡契喜转账支付的其他证据材料。并且，如胡契喜真的参与涉案房屋建设项目，那么相关建房工程款项肯定属于胡契喜，款项肯定也是要支付到胡契喜处，而根本不可能支付给其他任何人。如果属于胡契喜的款项须由其他人代为收取，则必须要有胡契喜的授权或委托，但于本案，原告及被告一、被告二均没有提供任何的来自胡契喜的授权或委托收款的手续证据。事实上，正由于胡契喜根本没有参与涉案房屋的建造事宜，因此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属于胡契喜的所谓建房工程款项，更加不能委托或授权他人代理收取所谓建房工程款项。4、对上诉人上诉状有关陈述的回应：首先，吴亚强并非胡契喜的弟；其次，上诉人将胡契喜微信收取的5千元统计表列为土地款，这与其一审自认土地款于2017年8月份之前已付清、以及一审自认土地款构成的自认陈述完全不一致，该上诉统计陈述就不予采信。三、在明确胡契喜并非本案农村土地买卖合同主体、根本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前提下，其实有关建房工程款项的问题仅仅只是原告追究或人民法院确定出卖土地一方的法律责任的依据而已。（1）胡契喜并非土地买卖合同主体，也并未实际参与涉案房屋建造事宜及所谓建房工程款式事宜。本案是围绕土地买卖合同产生的，原告最多可依据土地买卖协议追究相关土地买卖合同主体承担法律责任，而不能随意、故意牵扯到其他非合同当事方身上。而本案的胡契喜明显属于非土地买卖合同的当事方。并且，胡契喜也根本不是本案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方，更从未收取任何的所谓建房工程款项。（2）根据《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协议内容上看，并不包含房屋包建的约定条款，因此，原告以土地买卖协议来追究所谓房屋建造事宜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当然，胡契喜也根本土地买卖活动的参与方、也不是根本不是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方。（3）如原告认为建房款项损失属于可依据土地买卖协议应当追索的标的内容，那其只能向土地出卖方追究法律责任，而建房款项问题只是确定、认定追究损失数额的依据而已。四、《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因违法买卖农村土地，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因胡契喜个人根本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以及作为所谓发包方的原告一方土地来源非法等亦导致合同无效，况且，胡契喜也根本不是本案涉案房屋的实际建造，更从未收取任何的所谓建房工程款项。因此，上诉人只能向土地出卖方追究非法买卖农村土地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胡契喜并非本案农村土地买卖合同的主体、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也并未实际参与涉案房的建造事宜、更从未收取任何所谓建房工程款项，亦根本没有授权或委托他人代理收取所谓建房工程款项。因此，胡契喜与本案根本不存在任何事实与法律上的关联，不应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请贵院采纳答辩人上述意见，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立即解除双方于2017年5月29日签订的《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2、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立即退还原告已支付的款项2401075元及赔偿原告的损失（损失以2401075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2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29日，损失为313340元。3、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承担其它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受让人、乙方)向被告一（出让人、甲方）、被告二于2017年5月29日签订了《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合同约定：“转让土地情况：被告一转让给原告的土地位于惠州市惠城区×××××××xx背（小地名）约1200平方米为平整土地。转让用途：原告受让该土地后用于建筑房屋居住使用，被告一知晓并同意原告建房，在原告建房过程中，被告一应保证该土地转让时在四周有合理的畅通道路，能合理地通水、通电，无他干涉。在条件或政策允许时，被告一应协助原告办理相关土地报建、办证等各项手续，相关办证费用由原告承担。转让价格：原告、被告一双方协商转让总价格后由被告一出具收款收据给原告为准（依据）。违约责任：如若该合同涉及土地发生归属性纠纷，一切由被告一负责协调处理并赔偿原告所有的损失。若在原告建房期间或建房后发生土地权属纠纷导致无法建成或建成后不能入住的，被告一应赔偿原告所有建房损失，包括土地转让款、建房总费用、人工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被告一、被告二在甲方签名（捺印）处签名并捺上手印，原告在乙方签名（捺印）处签名并捺上手印。为实现合同目的，原告委托其丈夫（甲方）与被告三（乙方）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本工程甲方负责村委以下管理部门关系，甲方保证本民宅用地无争议，如有争议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乙方负责村委以上管理部门，如有争议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原告于2017年5月30日至2018年1月期间共向被告一转账了购买土地款为68万元、建房工程款1484396元、7万元（无备注），于2017年12月28日向被告二微信转账1万元（无备注）、于2018年1月5日向被告二银行转账了2万元（无备注）、于2018年1月11日向被告二微信转账了1万元（无备注），于2017年12月15日向被告三微信转账了5000元（无备注），于2017年12月22日向王x锋银行转账了44700元混凝土货款，于2018年1月12日向案外人胡亚强微信转账了2万元（无备注）。原告还提供了向案外人王x锋支付混凝土货款56980元的《收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二是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退还已支付的款项。关于原告诉请解除双方于2017年5月29日签订的《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的诉请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被告一与原告签订的《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系非法买卖集体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属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故被告一应当向原告返还无效合同取得的土地款转让款68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8万元为本金从判决之日即2020年10月23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诉请被告二、三退还已支付款项（土地转让款），因土地转让款只是由被告一收取，故原告诉请被告二、三退还已支付的土地转让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明知涉案土地为集体土地的情况下仍与被告一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双方均有过错，原告向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及其他人转账的其他款项（含建房工程款、混凝土货款、无备注款），是用于非法买卖土地上的建筑物，故原告诉请被告一、二、三退还已支付的款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一胡德山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钟运香退还土地转让款68万元（以土地转让款68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0月2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钟运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515.3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钟运香负担14257.66元，由被告一胡德山负担14257.66元。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予以确认。另查明，钟运香原审提交2017年5月19日的《收据》载明：“钟运香在鹿岗村xx背（小地名）地皮款1060000元交来订金20000元在十五天付总款壹半。”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土地转让价款应当如何确认；二、孙国辉、胡契喜是否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钟运香主张的建房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具体判析如下：一、关于涉案土地转让价款应当如何确认的问题。《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土地转让价格由当事人协商转让总价后，由胡德山出具收款收据给钟运香为准。钟运香提交与胡德山、孙国辉、胡契喜、案外人胡亚强、案外人王x锋的转账记录，有明确备注为土地转让款的仅有68万元，而其他款项则备注为建房工程款或者无备注，原审法院依据有备注的转款认定为本案的土地转让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次，各方当事人本案不仅存在土地转让合同关系，还存在建设工程的承发包关系，钟运香支付的所有款项既包括有土地转让款，也有建设工程款，钟运香支付的款项属于土地转让款的部分，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此外，钟运香支付土地转让款部分均有备注说明，其他未注明却主张为土地转让款的，不符合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最后，钟运香原审提交2017年5月19日的《收据》仅能证明其交付了2万元的土地转让款订金，即便该收据有载明地皮款106万元，但也并不属于《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胡德山向钟运出具的转让土地的收款收据，故上诉人以此作为认定土地转让款为946680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土地转让款为68万元，处理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二、关于孙国辉、胡契喜是否应当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胡德山、孙国辉与钟运香于2017年5月29日签订《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孙国辉虽于合同甲方处签字，属于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但是孙国辉并没有收取钟运香的土转让款，未因无效合同取得财产，钟运香请求孙国辉承担返还责任，缺乏依据。另，胡契喜既非《住宅土地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也未收取钟运香的土地转让款，钟运香请求胡契喜共同返还土地转让款，同样不予支持。三、关于钟运香主张的建房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胡契喜不具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且涉案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案外人刘文珊与胡契喜于2017年12月5日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房屋建设期间被强制拆除，属于无效合同的损失，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损失责任。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均具有过错，驳回钟运香对于建房损失的全部主张，处理欠妥，二审对此予以纠正。鉴于案外人刘文珊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方，其未参与本案诉讼，属于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主体，并且对于建设工程的结算双方均未充分举证，建房损失数额目前无法确定，钟运香、刘文珊与胡德山、孙国辉、胡契喜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欠妥，对于钟运香主张的建房损失认定处理不当，本应改判，但鉴于遗漏必要的诉讼主体，且建设工程双方未进行结算，对于建房损失的纠纷，当事人可另循途径解决。原审判决，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合计28515.32元，由钟运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冯积赋审判员蓝惠兰审判员黄宇乐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黄晓娜书记员曾晓英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