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6民终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山西省大同市人，从事物业管理，现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汉族。朔州市人，现住山西省朔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姚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602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某、王某2，被上诉人姚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法院(2020)晋0602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向合议庭明确表示其依据“重大误解”而主张撤销《补偿协议书》,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但一审合议庭并未围绕本案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进行审理，甚至忽略上诉人提交的能够证明存在“重大误解”的直接证据，进而导致一审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主要理由如下：本案所存在的“重大误解”的情形在于:在上诉人(作为雇主)与被上诉人之子(作为雇员)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的前提下,上诉人误以为被上诉人之子在因公外出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并基于此签订了案涉的《补偿协议书》。但事实上,被上诉人之子突发疾病去世当天,系因私外出,作为雇主的上诉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首先,作为《补偿协议书》一方当事人的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之子去世当天是否因公外出的事实产生误解。被上诉人之子姚学东于2019年1月28日下午进餐时突然吐血,在送去医院抢救无果后去世。在事发当天,发生了如下两个事实:事实1:2019年1月28日,作为雇主的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之子姚学东,以及案外人乔某(同样是上诉人的员工,也作为本案一审中的证人),前往合作公司取工作材料。事实2:2019年1月28日,案外人乔某在与合作单位负责人电话沟通后得知，其当天并不在单位,故没有前往合作单位处理工作事宜。恰逢当天是被上诉人之子姚学东的生日，又临近春节,故二人相约共同上街购置新衣服，从以上的两个事实可知,在上诉人的观念中,姚学东是基于她的指令而因公外出,并在途中突发疾病离世;但在客观事实角度而言,姚学东是在外出购置衣物的途中,突发疾病离世。正是基于上诉人曾向姚学东下达了当天应因公外出的指令,导致了上诉人对于姚学东的去世是否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这一事实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其次,基于“被上诉人之子的去世是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这一事实的误解,上诉人误以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导致了《补充协议书》的签订。在上文所述的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为雇主的上诉人自然而然会认为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一点也能在《补偿协议书》中“双方签订此协议后再无其他争议,与其他人和单位无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换言之,正是由于对“被上诉人之子的去世是发生在因公外出期间”这一错误的认识,让上诉人以为其个人或其所控制的公司应当承担作为雇主的赔偿责任;加之案涉双方所商定的所谓“补偿”金额低于工伤责任的赔偿金额,故上诉人最终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同时,《补偿协议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上诉人承担了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补偿”费用,使案涉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出现了极度的不平衡。最后,在乔某的证人证言足以反应《补偿协议书》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的前提下,一审合议庭未对该证据进行审查及质证,直接导致了一审错误的裁判。一审中上诉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向合议庭提交了案外人乔某的证人证言,并以书面形式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第一部分所述的两个事实的真实性;且在庭审当天乔某也前往了法庭外等候。但合议庭并未对此证据予以任何的审查,亦未准许证人出庭作证。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乔某的证人证言对于查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以及被上诉人之子姚学东去世的过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审合议庭在未对此项证据进行任何审查与质证的情况下,径行以“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合同系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情形”,属于严重的事实查明不清。如上所述,案涉的《补偿协议书》完全是在上诉人错误的认为“被上诉人之子在因公外出期间突发疾病去世”的前提下签订的,该种错误的认识完全符合重大误解的认定;加之上诉人知晓重大误解事宜的时间为2020年6月,其起诉的时间亦未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147条、第152条的规定,案涉的《补偿协议书》应当撤销。一审法院未重点审查上诉人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事实,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均存在错误。故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姚某辩称，一、上诉人王某1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合同纠纷，其根本目的在于拖延答辩人姚某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的合同纠纷（案号：（2020）京A0106民初635号）具有不诚信诉讼、恶意拖延审判进程、干扰司法秩序的重大嫌疑。二、上诉人王某1签署《补偿协议书》完全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情形，且结合上诉人王某1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庭审程序中的相关自认，亦可认定上诉人王某1对于其所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完全知晓且认可，具有明确的履约意愿及能力，因此原审法院据此对上诉人王某1所主张的事实与请求均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三、上诉人原审以“重大误解”提起撤销《补偿协议书》，已超出法定除斥期间。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王某1、姚某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姚某之子姚学冬在王某1处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1月28日，姚学冬身体出现吐血，后被送往北京博爱医院就诊，于2019年1月29日0时45分死亡，死亡原因为上消化道出血。同日，王某1与姚某达成《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1、王某1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共计46万元整，第一笔款于2019年2月20日给付，给付金额为20万元整；第二笔款于2019年3月31日给付，给付金额为20万元整；第三笔款于2020年1月1日给付，给付金额为6万元整。包括丧葬费和运输费等处理尸体和赡养费等有关的所有费用，双方签订此协议后再无其他争议，与其他人和单位无关。2、若死者家属再因此次意外死亡起诉王某1和其相关单位，则导致被诉方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费用均由违约方承担”。该协议有王某1、姚某的签名、捺印以及见证人乔某、赵某的签名、捺印，并约定将该款转到姚某的卡上。协议签订后，王某1于2019年1月30日分两次向姚某共转账20万元，履行了第一笔补偿款，剩余两笔共计26万元未按协议履行。一审法院认为，一、王某1与姚某签订的《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关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定，故为合法、有效合同，王某1、姚某均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某1要求撤销本案所涉《补偿协议书》，但未能举证证明上述合同系因重大误解订立、或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显失公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情形。至于王某1诉称的事发时年龄较小、无处理类似事情的经验及其认为应承担高达百万的工伤赔偿责任，均非合同可撤销的法定理由。故对王某1要求撤销涉案上述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王某1已预交），由王某1负担。二审中，证人乔某、姜某、郝某、费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姚学东工作清闲、不劳累，其自身有糖尿病和不良嗜好，乔某在北京第二次开庭时和王某1说他两人是出去购物了。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据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并经到庭当事人一致确认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签订补偿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应否撤销。经审查《补偿协议书》内容，该协议系王某1认可姚学东系因“意外死亡”之后，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而形成，王某1个人自愿“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姚某46万元整，协议见证人为乔某。签订协议的次日即支付了协议议定的第一笔补偿款20万元。其次，双方签订的是“补偿协议”，并非“赔偿协议”，从王某1次日积极支付第一笔补偿款的事实来看，王某1亦是思考成熟之后而为之。王某1现主张其系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补偿协议，并申请乔某出庭予以证实，但本院认为乔某身为王某1的员工，从事故发生到处理事故其均一直参与，现乔某陈述事隔一年半之余才向王某1讲出事实真相，不合常理，不能令人信服，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在案其他证据亦不能证实王某1之主张。现事隔一年半之后，王某1才以自己存在重大误解，请求撤销该协议，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未予支持王某1之诉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晔审判员 张 平审判员 郑荣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