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53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素红，女，195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巩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刚，河南豫龙（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慧敏，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法定代表人：白由根，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东强，河南华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素红因与被上诉人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村民委员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2021）豫0181民初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素红上诉请求：1、撤销巩义市人民法院（2021）豫0181号民初27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欠款800616.17元及利息（自1999年12月29日至实际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的“因李永瑞并非法定代表人…”而不予认定李永瑞的签字效力是错误的。因为李永瑞是被上诉人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民委员会的会计，并且是村支委员，李永瑞作为会计在欠条上对相关欠款的签字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其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从表见代理的角度来看，如果李永瑞在换届选举期间的行为存在越权或者无权代理的情况，那么对于善意第三人的上诉人来讲，其签字同样有效。从一审的相关证据来看，李永瑞担任被上诉人的村支委员、会计职务长达八年之久，那么相比被上诉人所称的换届选举期间李永瑞被限制权利或者没有权利的9天的时间，不具有可比性，两个时间差也足以体现出来李永瑞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表象。同时，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上诉人多年前就远嫁江苏南通，不在被上诉人仓西村居住，其无法得知，也没有理由知道被上诉人的相关人事调整或者选举，并且被上诉人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其相关人员的权利限制。所以，被上诉人以自身人员的权限调整来对抗债权的行为不能成立。三、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20年”而不予支持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是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前面已述“被上诉人方李永瑞的签字行为具备表见代理的特征，对善意第三人是有效的。”那么在2018年3月30日变更后的欠条在性质上是合同变更，是对原债权的变更。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所主张的债权金额是800616.17元及利息，而不是1999年欠条的830616.17元及利息，那么本次起诉的债权已不再是原审法院所称的1999年的“原债权”，所以本案所涉债权应当从2018年3月30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四、原审法院并没有给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800616.17元及利息予以否定，只是对上诉人的主张债权的时效和方式进行了评判，那么从实体上看，上诉人所主张的债权是存在和成立的。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村民委员会辩称，一、李永瑞在原欠条上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首先，从答辩人一审提交的2020年8月31日巩义市站街镇纪委对李保忠、李保城、王桂芳等人所做的询问笔录内容可知，李永瑞在欠条中批注的时间应该是2020年7月份，原因是李永瑞从镇政府取出的10万元钱其中的3万元对不住账，部分有关人员恶意串通侵害村集体利益，才虚假形成李永瑞在该欠条中的批注。而事实上，村三委不仅从未研究过偿还工程款的问题，更没有向上诉人实际支付过3万元的工程款。根据农村财务制度，对外支付的款项必须以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且需要经过镇政府三资办公室的审批。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答辩人实际支付3万元款项的任何证据。况且，上诉人在本案中并非建设施工合同的一方，根本就不具有债权人的资格，如果确需支付工程款，也不可能直接向上诉人进行支付。第二，暂且撇开恶意串通，虚假批注不谈，从时间上来看2018年3月30日，仓西村已经进入了第九届农村三委会的换届选举阶段，所有村三委会人员均已停止履行职务，李永瑞已没有职权代表村委会再行使任何权利。第三，退一万步来讲，假设李永瑞的批注是真实有效的，那么该批注也仅仅证明了2018年3月30日原告对债权进行过主张，但该主张也是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的主张，并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况且最长20年诉讼时效期间不存在中断的情形，同样也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双方是否形成新的债权债务，需要双方达成新的还款协议，很明显，李永瑞没有职权代表村委会，在批注处没有加盖村委会印章，且批准内容并未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偿还下欠款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双方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第四，即使双方达成了新的还款协议，则上诉人权利（事实上上诉人也并非是权利人，因为上诉人不是施工合同的一方）自1999年12月28日受到侵害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同样要受到最长诉讼时效20年的限制。故上诉人提出形成新的债权债务重新计算包括最长诉讼时效在内的诉讼时效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要求从1999年12月29日起计算利息足以说明。故李永瑞在该欠条中的批注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二、上诉人主张的李永瑞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合同，施工的时间在1998年前后，此时李永瑞并非村委会的成员，其没有参与过该工程的任何事项。第二，李永瑞在村委会任职期间，从未经手支付过该案的工程款。第三，村委会此前也从未有过委托李永瑞处理该工程款的情况。故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李永瑞有权代表村委会行使处理工程款的权利，李永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上诉人上诉称其主张的是2018年3月30日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是不能成立的。如上所述，李永瑞的签字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况且，李永瑞的批注也并未表示村委会同意偿还下欠的款项。故不能认定双方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上诉人所主张的仍然是1999年欠条中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四、上诉人以原审法院只是对上诉人主张债权的时效和方式进行了评判，没有否定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为由，认为其所主张的债权是存在的，是完全错误的。答辩人在一审时不仅就诉讼时效（包括最长诉讼时效）进行了抗辩，同时提出了上诉人的主体资格、债权债务存在的真实性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答辩。在一审法院认为此案超过最长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就应当直接予以驳回的情况下，就无需再对答辩人的其他抗辩意见予以审查，但并非意味一审法院认可上诉人债权的真实存在。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已经表明，即使涉案工程款存在，也因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不予保护。故一审法院根本无需再对诉讼主体、债权债务是否存在等问题进行审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素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800616.17元及利息（自1999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张其于1997年8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为被告承建村办公楼、村学校、村戏台、村水渠等工程，经双方结算，被告下欠原告工程款830616.17元，并于1999年12月28日向原告出具一份欠条，被告于2018年3月30日向原告支付工程款30000元，下欠工程款800616.17元未付，并由李永瑞对付款及欠款情况在欠条中进行了说明。被告对该工程款不予认可，对李永瑞所添的付款及欠款情况也不予认可，并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引起诉讼。2021年1月8日，原告向该院申请财产保全，该院依法作出（2021）豫0181民初275号民事裁定，冻结被告在金融机构的存款800616元或者查封其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素红以“欠条”为据主张工程款，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案涉工程款自欠条出具之日起至今已届20年，即使案涉工程款真实存在，原告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间应当自1999年12月28日双方结算并出具欠条之日起计算，则原告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2018年3月30日，李永瑞在欠条下方添加“经三委研究暂付此工程三万元整（￥30，000元），下欠捌拾万零陆佰壹拾陆元壹角柒分（￥800，616.17元），经手人：李永瑞2018.3.30”的内容，因李永瑞并非被告法定代表人，其添加的内容不构成对双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素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6元，减半收取5903元，保全费4523元，共计10426元，由原告王素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当时经历这件事的村支书武耀光、村委会主任潘会生以及当时的会计李永瑞的一段视频，证明本案所涉的债权产生的真实性及后续主张债权的过程，当时的支书、村委会主任、会计均可以证明工程款这个事实存在，以及上诉人历年多次向被上诉人催要工程款，从未停止主张权利。被上诉人2018年3月向上诉人偿付了3万元欠款。同时证明李永瑞在欠条上的批注是收到支书、村主任的指令，属于职务行为。第二组证据，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两份文件，作为我们的证据使用，第一份文件是中共站街镇委员会站发（2018）13号文件，第二份是2018年3月10日被上诉人写的一个村支部预备人选的请示。这两份文件显示各村委会的选举时间是从2018年3月份开始，2018年6月底基本结束，那么被上诉人2018年3月30日当时还在向站街镇委申请支部的人选，根本没有形成新的领导班子。所以说李永瑞在3月30日前签字这个行为是在换届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没有产生之前形成，新的会计产生之前李永瑞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的延续，是符合相关选举的惯例的。第三组证据，王素红的住院病历，证明在20年诉讼时效届满，王素红因为××，××、住院治疗，身体状况比较严重，路途遥远，存在客观障碍，应当属于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可以延长的特殊性。第四组证据，王素红的医保卡、退休养老证，证明王素红常年在江苏居住，无法得知被上诉人所谓选举的情况，也有理由相信李永瑞签字行为的效力，也更符合表见代理无利害关系人的特征。被上诉人质证称，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异议。从形式上来讲，这一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进一步进行质证。同时三名证人所谈到的情况，也不是本案真实的情况。首先武耀光作为仓西村的原支部书记，在任职期间存在着多处的违法、违纪行为，且目前案件尚未处理结束，在村委会二十多年的账目中也未查到曾经有该笔债权的存在。2018年在选举期间，眼看自己要落选的情况下，与本案王素红等人恶意串通，侵害集体的利益。因此其证言不能够采信。关于潘会生的证言，涉案工程施工的时候，潘会生并不是村委会的成员，并且村委会的账目中没有对这笔债权的显示。那么潘会生对这笔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他是不清楚的。潘会生谈到2018年3月30日时候他在国外，也是与事实情况不符的。在一审时被上诉人曾经提交了一份2018年3月24日的会议记录。当时潘会生作为会议的参加人员有签名，并且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正值村三委的换届期间，并且潘会生是上一届的村委会主任，他肯定是要参与到换届选举中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在国外，这一点也是虚假陈述，是为了害怕有关部门追究他们2018年3月30日互相串通这样一种责任，做的虚假陈述。关于李永瑞的证言，李永瑞在涉案工程建造的时候也不是村委会的成员，而实际的批注时间从纪委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真正的批注时间是在2020年7月份，按照它所批注的2018年3月30日这个时间段，即使这个时间当时已经进入了村三委的选举，按照政府的有关文件，村三委的人员全部都停止了职务，账目封存，公章封存，已经不能再从事除了选举之外的其他任何工作，李永瑞作为上一届村委会的成员，也是眼看自己所在的班组要落选情况下，与武耀光等人来虚构这个案件的一些情况，进行虚假的批注。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一组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在2018年的3月30日，仓西村已经进入了第九届村委会选举，原班人马已经停止职务，村支部的公章都已经封存，并且在村委会账目中没有显示有这笔债权。同时合同的一方又不是王素红本人，二十多年来也没有主张过债权的情况下，李永瑞为什么会在这个关键时间段进行批注？很明显是原班人马因为落选，为了给下一届村委会制造矛盾、制造困难所恶意形成的，请求人民法院对上述的两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三组、第四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性，不再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素红称其于1997年8月至1999年12月期间为被上诉人巩义市站街镇仓西村村民委员会承建村办公楼、村学校、村戏台、村水渠等工程，被上诉人欠其工程款未付，并提供了1999年12月28日的一份欠条为依据。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且案涉工程款自欠条出具之日起至今已届20年，上诉人又没有相应的充分证据证明存在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特殊情况，所以，原审认定上诉人主张的债权已经超过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20年并无不当。2018年3月30日，李永瑞在欠条下方添加“经三委研究暂付此工程三万元整（￥30，000元），下欠捌拾万零陆佰壹拾陆元壹角柒分（￥800，616.17元），经手人：李永瑞2018.3.30”的内容，因李永瑞不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该添加的内容没有加盖被上诉人印章，且被上诉人又不认可，因此，原审认定李永瑞添加的内容不构成对双方债权债务的重新确认亦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素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6元，由王素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常爱萍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张彦超书记员娄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