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民终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亚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魏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北京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韧，北京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起（QIGAO），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新西兰籍。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粉花，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艾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法定代表人：魏俊，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北京厚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东方，北京厚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亚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起（QIGAO）（以下简称高起）、原审被告北京艾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民初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亚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被上诉人高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粉花、原审被告艾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郑东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亚信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京04民初73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起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高起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亚信公司取得股权转让款45万元的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本案诉争的是股权转让款，但是亚信公司从未收到高起的任何股权转让款项，高起也没有提供证据其向亚信公司支付了任何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亚信公司因该合同取得的45万元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其次，一审法院依据的《北京亚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书》）本身有多处错误和表意不清的内容。亚信公司作为公司主体，是不能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的。亚信公司和高起之间无法成立股权转让关系，因此该协议也不应当成为审理本案的依据。再者，一审判决依据的是艾信公司与高起签署的《员工利益共享计划协议》，该协议是艾信公司与该公司员工签署的。该协议的主体不是亚信公司，该协议也因高起隐瞒其外籍身份从而导致该协议失去效力。因此，依据该协议认定诉争款项为亚信公司所取得也存在着基本事实不清。二、即便亚信公司需要返还45万元，对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无法履行并非完全是亚信公司的过错，一审法院认定亚信公司签订合同无法履行存在过错，从而需要支付高起股权转让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高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的商业行为也应当承担责任。其本身也应当对合同的内容进行审核。对于亚信公司自身不能转让自己的股权，并且购买股权应当将款项支付到股权所有人（即亚信公司的股东）账户，而非亚信公司的子公司账户，高起应当有最基本的认识。因此，高起怠于审核《股权转让协议书》从而导致该协议不能履行的，也应当承担过错。此外，现有的证据也不能表明亚信公司在此过程中存在任何故意行为导致该协议的履行不能。双方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应由亚信公司承担全部过错，从而不应支付高起股权转让款占用期间的利息。综上，原审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和认定事实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支持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高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结果，不同意亚信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艾信公司述称，认可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高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亚信公司、艾信公司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及利息24937.5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即按照年利率4.75%，自2019年5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7月10日），合计474937.5元。亚信公司、艾信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2.依法判决亚信公司、艾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亚信公司（转让方、甲方）与高起（受让方、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甲方同意将持有的公司12.5%股权（认缴出资额50万元人民币，实际出资额为45万元人民币），剩余5万元待股权转让完成以后再支付，甲方以人民币50万元的价格将亚信公司占有12.5%的股份，也是艾信公司占有2.5%的股份（50万股）转让给乙方；二、乙方同意接收甲方在公司12.5%的股权（认缴出资额50万元人民币，实际出资额为45万元人民币，剩余5万元待股权转让完成以后再支付）；三、经过此次股份转让乙方在亚信公司占有12.5%的股份，在艾信公司拥有2.5%的股份（50万股），艾信公司同时承诺乙方在艾信公司的另外2.5%的股份（50万股）为期权，待艾信公司上市之前补交，价格为1元/股。上述协议签订前亚信公司并未就股权转让召开过股东会。高起在2018年7月16日与艾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3月3日，艾信公司与高起签订《员工利益共享计划协议》，内容：为激励艾信公司员工，便于艾信公司员工与艾信公司共享利益，并减少利益转移带来的手续问题，特成立亚信公司，允许艾信公司员工向亚信公司投资；亚信公司将艾信公司员工投资于亚信公司的款项，投资于艾信公司。本协议由亚信公司（此处应为艾信公司）与员工共同签署之日起生效。亚信公司同意（高起）计划投资50万元，持有亚信公司的权益份额12.5%（同时相应持有艾信公司2.5%股份）。员工将款项直接打到艾信公司账户，视为向亚信公司投资。同日，艾信公司（甲方）与高起（乙方）签署《北京艾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协议》。2019年5月10日，高起通过平安银行分两笔向艾信公司转账40万元及5万元，并备注支付艾信2.5%股权款（跨行转账）。关于上述45万元的性质，亚信公司及艾信公司认为上述款项是往来款，非股权转让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亚信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成立。在2019年3月3日时，亚信公司的股东为李建英、胡金华、魏俊、沈正宁、李霓。艾信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成立，其中包括两个自然人股东及亚信公司，亚信公司占股4%。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本案中高起为新西兰籍，故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为涉外民事关系。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准据法适用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本案可认定为具有涉外民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系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因涉案公司亚信公司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股权转让事宜应由公司股东进行，亚信公司无权将公司股权进行转让，故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法实际履行。且根据约定，高起将款项直接打到艾信公司账户，视为向亚信公司付款。因该合同无法实际履行，亚信公司因该合同取得的人民币45万元应予以返还。亚信公司因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存在过错，应当赔偿合同无法履行给高起造成的损失，具体到本案，应赔偿股权转让款占用期间的利息。高起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付，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故于2019年8月20日起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关于艾信公司称高起向其转账的45万元并非股权转让款而是双方的其他交易往来款，艾信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答辩意见不予采纳。高起要求亚信公司与艾信公司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1.亚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高起45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5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人民币4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以人民币45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驳回高起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艾信公司提交了《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艾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约定：高起与艾信公司合作，为艾信公司开展渤海银行押品贷等项目的营销，并自2019年3月1日起高起承担其本人所有项目的营销费用。该类费用所有营销费用，已在艾信公司报销部分，包括所有领取工资薪酬和补贴，将一并在高起项目分成款中扣除；不足部分，从高起2019年5月10日给艾信公司的所付款项中扣除。艾信公司的权利义务包括：提供公司产品服务、技术支持和公司资质材料，负责开票和提供客户服务，并垫付高起所有前期费用、工资、奖金和补贴，在项目收款成功后向高起支付分成款项，并扣除相关费用。协议约定了其他条款。在该协议尾部，加盖有艾信公司的公章和印有“高起”字样的人名章。高起对艾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即《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于《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分析如下：首先，艾信公司提交了《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并表示该协议所涉项目并未做成，相关款项需要扣除。《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显示，艾信公司的权利义务包括垫付高起的前期费用，但是艾信公司既未举证证明所谓渤海银行押品贷项目是否真实存在，亦未举证证明该项目是否产生费用以及费用的具体金额。其次，艾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中显示，自2019年3月1日起高起承担项目营销费用，该费用包括领取的工资薪酬和补贴，将一并在项目分成款中扣除；不足部分，从高起2019年5月10日给艾信公司的所付款项中扣除。《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显示艾信公司的权利义务还包括向高起支付分成款，并扣除相关费用。也就是说，按照艾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自2019年3月1日起，高起领取的工资薪酬要在项目分成款中扣除。但是，在艾信公司提交的高起与该公司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中，高起的请求中包括要求艾信公司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及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以及2019年度的奖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旅费等。艾信公司在该仲裁案件的抗辩中，并未提及因《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需要扣除相关费用。即，艾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与其之前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的陈述存在矛盾。第三，艾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中显示，艾信公司负责该协议所涉项目中的产品服务、技术支持、公司资质材料、提供客户服务、垫付前期费用等诸多事宜。但是，艾信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阶段以及本院对艾信公司进行询问时，既未提交该证据，亦未依据该协议主张相关项目抵扣事宜。艾信公司对于未提交该证据的解释是负责的员工没有找到该协议，该解释不符合常理。综上，本院对艾信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展渤海银行等项目的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20年9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20］第2057号裁决书，该裁决书显示：高起的请求中包括要求艾信公司支付2019年9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及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以及2019年度的奖金、未休年休假工资、差旅费等。艾信公司则仅抗辩称高起是外国国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适用中的程序法律适用问题的处理，及确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准据法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亚信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认定其取得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和《员工利益共享计划协议》的约定，高起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到艾信公司账户即视为向亚信公司投资。高起按照约定将45万元支付至艾信公司账户，应当视为亚信公司收到《股权转让协议书》项下的股权转让款45万元。亚信公司虽然称该款项为往来款，但是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亚信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亚信公司关于其不应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不能承担全部过错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在亚信公司已经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问题无法继续履行后，亚信公司仍拒绝向高起返还相关款项，亚信公司对此显然存在过错。一审判决亚信公司支付相关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亚信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没有证据支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亚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24元，由北京亚信运通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 欣审 判 员  夏林林审 判 员  甘 琳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龚亚东书 记 员  张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