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藏01民终2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法定代表人：王体荣，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全，四川聚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芳，四川聚仁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经营者：谭小龙，男，1963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北京市大成（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亚波，男，196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户，住四川省内江市，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以下简称木材经营部）、李亚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2020）藏0104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全，被上诉人木材经营部的经营者谭小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被上诉人李亚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兴林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法院（2020）藏0104民初 1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木材经营部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木材经营部、李亚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木材经营部提交的《材料供销合同》第六条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材料供销合同》中并未明确协议签订地，木材经营部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签订地在达孜区内，故根据该管辖协议不能确定管辖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不能确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规定，而兴林公司的住所地在成都市金牛区，本案应由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且一审法院对兴林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置之不理，甚至不接受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木材经营部与兴林公司从未签订任何买卖合同，也无任何买卖关系。1.木材经营部提交的《欠条》能证明案涉木材买卖关系是案外人谭小龙与李亚波。一审法院认定的主体错误。木材经营部无证据证明其与兴林公司签订任何买卖合同，或存在任何买卖关系。木材经营部与兴林公司签订的《材料购销合同》只提供了打印件，而未能提供原件，不符合合同第八条“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之约定，严重违背正常交易中在签订合同后应该给对方一份合同的常识。木材经营部成立日期为2017年5月27日，而《材料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也在2017年5月27日，根据两被上诉人对签订合同过程的陈述，木材经营部先签字盖章后交给了李亚波，李亚波再交给在成都的兴林公司盖章，但转交过程无任何邮寄凭证，李亚波也从未见过合同原件。而木材经营部在诉状中陈述，其与兴林公司于2017年5月27日签订合同，李亚波不持异议。照此推断木材经营部在成立前就先签字盖章，那么领取营业执照前印章如何得来？2.李亚波与木材经营部合谋伪造了兴林公司的印章，因担心伪造印章的事情暴露，不敢将《材料供销合同》原件向法庭提交。李亚波陈述了签订《材料供销合同》的原因和真相系其给案外人谭小龙出具《欠条》后，才“拿到合同”。因班戈县政府付款转账前要求提供合同，进而“签订了”该《材料购销合同》，但事实上兴林公司与木材经营部未签订过合同。3.《欠条》上除主体与合同不符之外，其标的为“木方、模板与架板”与合同约定的标的为“木方、模板”不符；欠条900 000元与合同约定的898 950 元不相符，而一个工地上也不可能只需要1050元的架板；欠条上的付款时间2017年12月30日与合同上最初约定的付款时间2017年10 月30日（明显看得出是后来将“10”月涂改为“12”月）也不相符；欠条载明的总金额每日3‰与合同约定的总货款30％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也迥异；欠条载明的送货单与合同约定的供货清单也不相同；两名被上诉人还在庭上确认，欠条的实际交货方式是李亚波自提，与合同上约定的“被上诉人送货至班戈工地，运费被上诉人承担”也不相同。综上，欠条与合同存在七处主要内容不同，显然并非同一个协议。该欠条不仅不能补强证明两被上诉人的主张和陈述，反而完全推翻其主张，并证明案涉木材的买卖关系的主体为谭小龙与李亚波，与兴林公司无关。4.李亚波在庭上前后四次陈述“案外人谭小龙只认我”，以及木材经营部与其代理人签订的《代理合同》、付款人是案外人高建国均反证了买卖关系的主体为谭小龙与李亚波。5.供货清单一般是一式三联，最少是一式两联，双方应各执一联，以备对账结算。木材经营部承认供货清单是一式两联，但却未收回全款，未留一张复印件完全不符商业常识。三、《欠条》已明确李亚波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而非上诉人的职务行为。木材经营部提交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对《欠条》予以了补强，但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提供原件，兴林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且委托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但《材料供销合同》的签订时间2017年5月27日以及《欠条》上材料的起送时间为“2017年5月（疑似是从3月涂改而成）28日”，均早于委托书生效时间2017年6月1日，无存在表见的事实，也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兴林公司不承担案涉木材款的支付义务，更不应承担违约金、律师费和诉讼费。四、木材经营部作为个体工商户，与其经营者谭小龙是不同的诉讼当事人，法院不应将木材经营部与谭小龙的身份或资格予以混同，进而在本案中直接将案外人谭小龙的债权利益予以判决，至于案外人谭小龙与李亚波之间实际是否已经付清、支付了多少货款还欠付多少货款？依法应该另案处理，本案不能突破案外人谭小龙与李亚波之间的合同相对性，直接认定并判决班戈工地的总承包人承担案外人谭小龙的货款支付责任，进而承担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五、兴林公司就违约金和律师费提出上诉意见，并非承认兴林公司承担货款支付的责任，而是一审法院要求各方就此争议焦点发表意见。首先，木材经营部不是案涉木材的交易主体，无权代替案外人谭小龙主张货款本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其次，木材经营部并未提供其实际损失的证据，律师费也未提交转账凭证。即便从李亚波拖欠案外人谭小龙货款，也仅仅存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资金利息损失。法院应按照同期货款利息（2019 年8月20日后按照LPR为基准）的1.3倍计算其实际损失，予以调整。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均存在严重错误，恳请法院予以改判。 木材经营部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按照接受货币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接受货币所在地在达孜区，因此达孜区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兴林公司在答辩期过后提交的管辖权异议，法院未受理符合法律规定。2.木材经营部提交了买卖合同，但原件在兴林公司，并非兴林公司所述没有签订合同。签订买卖合同时，我方的主体已经存在，木材经营部成立之前一直经营木材生意，因此不能推断和否定这种行为。3.李亚波作为项目负责人，参加本案诉讼，签订买卖合同后，未将原件给我方，现兴林公司不支付货款，不能推断木材经营部与李亚波合谋伪造印章。4.材料用于班戈县项目，李亚波作为工程项目负责人，一审法院为了核实案件事实，对李亚波的身份在班戈县财政局得到了确认。《欠条》出具的时间也是在委托书指定的期限内。李亚波出具欠条和签订合同的行为，均系履行兴林公司的职务行为。5.在西藏所有的个体工商户均以登记的名称作为诉讼主体进行起诉、应诉。6.木材经营部主张的270 000元为总货款30%计算，一审法院以实际欠付款的30%计算违约金并不高。对于律师费也属于损失，违约方理应承担。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亚波辩称，1.授权委托书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现有兴林公司的转账、供货清单等证据的照片，庭后向法庭提交原件。2.兴林公司承建的班戈县县级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标段，李亚波是项目负责人，当时兴林公司要求我方先找材料供应商，因此才找到了木材经营部，买卖合同的原件在兴林公司处，我方要求返还原件，但均未返还。后来因工程需要，我方要求兴林公司提供合同，兴林公司以微信的方式将合同发送给我，我再发送给木材经营部的经营者谭小龙，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木材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木材款700 000元、违约金270 000元、律师代理费40 000元，合计1 010 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李亚波受兴林公司委托，与原告签订了《材料购销合同》，合同首部约定“甲方工地那曲市班戈县县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标段建设项目所需材料在乙方处购买的相关事实”，合同第二条第三项约定甲方指定的收货员1-2人，姓名：李亚波，合同第三条三项约定付款时间为2017年12月30日，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违约，否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合同总货款的30%作为违约责任金。同时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律师代理费、鉴定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全部相关费用）”，合同落款甲方有“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章，乙方法人签字处有手写的“谭小龙”签名和“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的公章。被告李亚波于2017年12月7日向原告的经营者谭小龙出具的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谭小龙木方、模板、架板款班戈县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标段项目工程用料共计90万元，此款限于2017年12月30日前付清，到期若不付清，按以上总金额的每日3‰支付违约金”。2018年2月14日高建国向原告支付了班戈县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标段项目（材料）款200 000元，余款700 000元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意见及证据质证等情况，归纳争议焦点如下：1.原告与二被告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 2.李亚波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3.是否应向原告支付本金及相应违约金和律师费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与二被告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该院认为，被告李亚波受被告兴林公司的委托，与原告签订了《木材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李亚波作为兴林公司的委托人，仅是合同签订人和履行的实施人，因此，原告与被告兴林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2，李亚波出具欠条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该院认为，李亚波的行为属于履行公司职务行为，理由是李亚波得到公司的授权委托，其行为足以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关于争议焦点3，是否应向原告支付相应违约金和律师代理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数额或者已经变更买卖合同中关于本金、利息等约定内容的除外”。本案中，《欠条》载明利率按总款每天3‰计算，与合同约定逾期违约金按总款的30%计算标准不一致，前者计算出年化利率为109.5%，已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后者年化利率为12%，未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原告选择违约金按总价款的30%计算，未违反法律规定，故该院予以支持。但该总价款不应包含实际已支付的200 000元，应以欠款700 000元为基数计算，即70×30%=210 00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李亚波作为兴林公司的授权委托人，与原告签订了《材料购销合同》，系原告与兴林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合法有效。原告的经营者谭小龙向被告兴林公司供应了木材，双方进行了结算，兴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亚波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兴林公司也应全面履行相应价款的支付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及相关规定，原告主张支付逾期利息和律师代理费用，应予支持。但原告超出欠款部分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未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支付材料款700 000元、逾期付款利息210 000元、律师费用40 000元，三项共计950 000元（玖拾伍万圆整）；二、驳回原告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 89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直接支付给原告达孜县小龙木材经营部，或者一并转执行）。本院二审期间，兴林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木材经营部与李亚波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木材经营部、李亚波共同提交了《销货清单》打印件4张，欲证明木材经营部向兴林公司供货的事实，部分材料由李亚波签收。兴林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送货人为谭小波，收货人为李亚波，因此谭小波与李亚波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与我方无关联。李亚波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县卫生服务中心扩建项目（县级区域医疗中心）电梯品牌的初步确定及电梯井、门窗玻璃初步变更的情况说明》打印件1张、《民工工资表》打印件8张、《税款缴款书》打印件1张、《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打印件4张、《班戈县基本建设项目拨款申请书及发票》打印件8张、《质量验收报告》打印件1张、《中标通知书》打印件3张、《照片》打印件3张，欲证明兴林公司与木材经营部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亚波向班戈县财政局申请拨款均系李亚波经办，整个项目也是李亚波负责，整个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收款单位为兴林公司。兴林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证据无法体现李亚波为兴林公司的负责人。木材经营部的质证意见为兴林公司自始至终均未直面和确认李亚波是否为其公司的负责人，一审的证据与该组证据能证实李亚波为兴林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李亚波陈述庭后向本院提交上述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实，但并未提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为打印件，但《销货清单》《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标通知书》与《材料购销合同》《欠条》《授权委托书》相互印证，证明兴林公司为涉案工程的中标单位，其授权李亚波为涉案项目的负责人，在《材料购销合同》中约定李亚波为兴林公司的指定收货员，李亚波也进行了收货，以及班戈县扶贫资金账户向兴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事实。故《销货清单》《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中标通知书》的三性及部分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关于县卫生服务中心扩建项目（县级区域医疗中心）电梯品牌的初步确定及电梯井、门窗玻璃初步变更的情况说明》《民工工资表》《税款缴款书》《班戈县基本建设项目拨款申请书及发票》《质量验收报告》《照片》与本案审理的买卖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28日、2017年8月19日、2017年8月21日，送货单位为谭小龙向班戈县工地供货，落款收货人处由李亚波签字予以确认。兴林公司在庭审中自认高建国为其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本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及所依据的证据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二、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三、木材经营部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案逐一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中，《材料供销合同》约定“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对于合同签订地各持己见，因此接收货币一方即木材经营部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达孜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兴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在答辩期内提出，因此一审法院未受理，并无不当。二、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的认定问题首先，兴林公司于2016年10月30日为班戈县人民政府的那曲地区班戈县县级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工程一标段的中标单位，为该工程的承建方；其次，兴林公司于2017年6月1日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自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止，李亚波为项目负责人，受托在西藏办理备案手续，参与工程投标、合同签订、项目管理等以及该工程建设相关的一切事宜，代理人签署的一切文件兴林公司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送货单位为谭小龙向班戈县工地供货，落款收货人处由李亚波签字予以确认以及李亚波于2017年12月7日向木材经营部的经营者谭小龙出具《欠条》，并载明为班戈县县级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工程一标段的项目所购木方、模板、架板等用料款尚欠900 000元；最后，兴林公司在庭审中自认高建国为其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高建国于2018年2月14日向木材加工厂转款200 000元，并注明“班戈县医疗卫生项目”。综上事实，木材经营部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材料购销合同》虽为复印件，但与《授权委托书》《销货清单》《欠条》《收款短信回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李亚波为涉案项目的负责人，李亚波向木材经营部的经营者谭小龙出具《欠条》及其收货的行为均属于履行兴林公司的职务行为，加之高建国向木材经营部转款的事实，均能认定兴林公司与木材经营部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合同实际履行的主体为兴林公司与木材经营部，故兴林公司主张合同的主体为谭小龙与李亚波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李亚波作为涉案项目负责人向木材经营部的经营者谭小龙出具欠据，并写明该欠款为涉案工程的用料款，故兴林公司理应承担支付700 000元的责任，一审法院虽认定李亚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兴林公司为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三、木材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对于木材经营部主张的违约金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违约金的主要性质及目的是为了弥补因违约而产生的损失，本案买卖双方就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约定即按总款的3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兴林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理应承担违约责任。考虑到兴林公司逾期支付货款主观过错明显，客观上给木材经营部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一审法院以实际欠款为基数计算本案的违约金210 000元（700 000×30%）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律师费的问题。根据《材料购销合同》第五条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律师代理费、鉴定费、诉讼费、差旅费等全部相关费用。现木材经营部因该案维权实际支出律师费40 000元，有《西藏增值税普通发票》《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为证，应当由违约方兴林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虽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判决结果，本院予以维持。对兴林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 890元（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拉    姆审  判  员    永 青 措 姆审  判  员   白  央  啦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 官 助 理   王    静书  记  员   希娜索朗曲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