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81民初657号原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住所：高平市育红街9号。负责人：郑健太，任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悦某，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某，山西高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高平市东城街办店上村。法定代表人：刘某，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祁某，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毕某，山西长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城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凤台西街2799号。法定代表人：李某，任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畅某，山西开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城办事处）与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店上煤业）、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晋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煤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店上煤业支付原告6374244.67元（其中2019年年底以前的煤矿固定收益款550万元、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并支付以550万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92000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2.判令被告晋城煤运公司对上述给付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称其起诉后被告店上煤业支付了固定收益款200万元，故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店上煤业支付原告固定收益款350万元、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并以35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20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87500元。事实与理由：2011年8月1日，被告晋城煤运公司与原告就共同出资完成原山西高平东城店上煤业有限公司的兼并与重组一事签订了出资人协议书，约定原告、被告晋城煤运公司均为通过重组成立的被告店上煤业的股东，其中晋城煤运公司占股97%，原告占股3%；并由成立后的店上煤业按照每年200万元向原告支付固定收益款。截止2019年底，被告店上煤业尚欠原告固定收益款550万元。2020年1月21日，原告曾提起诉讼，后经双方共同协商：由被告店上煤业在2020年9月30日前付清所欠的550万元固定收益款，如不能按期支付，以未支付数额为基数，每逾期一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后原告于2020年3月5日撤诉。2020年12月10日，原告与店上煤业共同确认：截至2019年12月31日，店上煤业共欠原告6374244.67元（其中：固定收益欠款550万元；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被告晋城煤运公司作为股东之一，与店上煤业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应当对店上煤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期间，原告多次找二被告协商未果，故提出以上诉讼请求。被告店上煤业辩称，1.认可尚欠原告固定收益款350万元、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但不同意支付利息；2.其与晋城煤运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被告晋城煤运公司辩称，1.根据店上煤业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的股东是晋城煤运公司和高平市东诚资产管理服务中心，故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2.其与店上煤业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一份；2.2020年3月5日东城办事处与店上煤业签订的《协议书》一份；3.高平市人民法院（2020）晋0581民初40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4.2020年12月10日东城办事处与店上煤业签订的《协议书》；5.店上煤业在中国建设银行高平支行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的交易记录、交通银行高平支行2017年6月至2021年3月交易记录。原告认为，两个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极其频繁，被告店上煤业与晋城煤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记录中显示为“下拨”的交易有50余笔，在交通银行中的交易有100余笔，其中包含4笔上划和90余笔下拨。另外，晋城煤运公司还为店上煤业的三名职工赵寒电、李剑、任强代缴社会保险费用，因此能够说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财务、人员混同的情形。被告店上煤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1.2020年3月5日的协议书中对于利息的约定为无效约定，且2020年12月10日签订的协议再一次对欠款数额进行了确认，该协议事实上是对前一协议的变更，故不应支付利息；2.其与晋城煤运公司之间的转账是基于双方存在的买卖合同关系，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被告晋城煤运公司质证认为：1.根据出资人协议书的约定，店上煤业的股东是东诚资产管理服务中心，而该合同中“东诚资产管理中心不分红，授权店上村委分红”的约定属于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公司股东；2.店上煤业与东城办事处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发表意见；3.其与店上煤业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基于正常的交易，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被告店上煤业为证明其与晋城煤运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向本院提交了2021年3月24日店上煤业出具的证明及记账凭证，称赵寒电、李剑、任强三人原在晋城煤运公司工作，后借调至店上煤业，该三人的社保费由晋城煤运公司代缴，故其银行流水中有向晋城煤运公司转账的记录。晋城煤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其与店上煤业之间的部分煤炭买卖合同及销售发票，拟证明双方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财产混同。2.赵寒电、李剑、任强三人的部分代缴社保明细。原告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1.对晋城煤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晋城煤运公司与店上煤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及发票中只有建行的账户信息，而没有交通银行的账户信息。从交易时间、交易金额来看均无法与原告所提交的交易记录一一对应，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2.赵寒电等三人的社保代缴明细恰恰能够说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本院认证意见：1.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所举证据显示，在2017年6月至2021年3月间，被告晋城煤运公司与店上煤业发生了约150余笔交易，交易说明备注为“上划”或者“下拨”，而被告所举的买卖合同及相关发票，能够说明双方确存在着煤炭买卖关系。上述煤炭买卖合同均是对一段时期内供销煤炭做出的约定，无法与银行交易记录完全对应也实属正常。故晋城煤运公司与店上煤业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发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双方所举证据能否证明各自的主张，还需结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左右，根据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晋城市高平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的批复》（晋煤重组办发[2009]44号），店上煤业被晋城煤运公司兼并重组。2011年8月1日，晋城煤运公司与东城办事处签订了《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晋城煤运公司作为主体，将山西高平东城店上煤业有限公司整合重组，变更为店上煤业。晋城煤运公司代表兼并重组主体，对店上煤业控股并实际控制；东城办事处按照高平市“一个意见、两个办法”的规定，由其授权的资产管理机构--高平市东诚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代表东城办事处和店上村，对店上煤业进行出资参股。店上煤业出资额为1000万元，东城办事处认缴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3%。晋城煤运公司同意店上煤业每年给东城办事处支付固定收益600万元（含原有店上村委400万元固定收益，其他福利按店上村委和高平市公司原协议执行），其授权的高平市东诚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不按其持股比例分红。在合同履行之初，店上煤业按约定时间履行义务，但之后欠下了东城办事处部分款项。2020年1月21日，东城办事处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支付欠付款项。2020年3月5日，东城办事处与店上煤业达成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核对确认，店上煤业尚欠东城办事处2019年年底以前的煤矿股东收益款550万元。店上煤业于2020年9月30日前付清上述款项，如不能按期支付，应以未支付数额为基数，每逾期一天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由店上煤业支付东城办事处。签订上述协议后，东城办事处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作出（2020）晋0581民初40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东城办事处撤诉。2020年12月10日，东城办事处与店上煤业又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就东城办事处、店上村委等与店上煤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一、截止2019年12月31日，店上煤业共欠付东城办6374244.67元（其中：固定收益欠款550万元；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2020年度的固定收益款东城办不再向店上煤业追要。……本案诉讼期间，店上煤矿向原告东城办事处支付了200万元。另查明，被告晋城煤运公司与店上煤业在2017年至2020年签订过煤炭买卖合同。双方于2017年6月至2021年3月间发生了约150余笔交易，店上煤业在交易明细中将往来款备注为“下拨”和“上划”。晋城煤运公司还曾为店上煤业代缴过部分员工的保险费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主张的利息应否支持；3.被告店上煤业与被告晋城煤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东城办事处与店上煤业于2020年3月5日、2020年12月10日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现东城办事处作为合同的权利方依据协议书要求被告给付相应款项，其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份协议书所涉及的款项虽然包含有店上煤业应付原告的盈余款，但鉴于原告与店上煤业对《协议书》的内容及效力均无异议，只是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发生了纠纷，故本案并非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无需对盈余款进行审查。对晋城煤运公司辩解的应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二、原告主张的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原告认为，在2020年3月5日其与店上煤业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若店上煤业违约，就要向原告支付利息；被告店上煤业则认为，双方2020年12月10日再次签订的《协议书》没有约定利息，故不应支付利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原告与店上煤业在2020年3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店上煤业若存在违约则要支付利息，但在2020年12月10的《协议书》中，双方再一次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双方未约定店上煤业若违约要向原告支付利息，2020年12月10日的协议事实上系对2020年3月5日协议内容的变更，且又经过双方的签字确认，说明双方就协议内容的变更达成了一致意见，故双方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内容履行。因在原告起诉后，店上煤业付过原告200万元，故店上煤业还应向原告东城办事处支付350万元及2019年搭灯欠款874244.67元。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不予支持。三、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原告认为店上煤业与晋城煤运公司在近几年资金往来频繁，且多为“上拨”、“下划”，说明晋城煤运公司作为店上煤业的绝对控股股东对店上煤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行使着绝对控制权，两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店上煤业、晋城煤运公司则认为，双方近年来的资金虽然往来频繁，但系双方之间存在煤炭买卖的合同关系，虽备注为“上拨”、“下划”，但实则是支付货款以及代缴员工保险，两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全国法院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的精神，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在认定是否构成人格混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利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首先，店上煤业的银行交易明细中将与晋城煤运公司之间的往来备注为“上划”或“下拨”，只是其财务记载的一种方式，不能仅凭此就推断出晋城煤运公司与店上煤业之间存在着行政上的上、下级管理关系；其次，晋城煤运公司就双方存在的多笔交易及“上划”、“下拨”的资金能够作出合理的说明，且所提交的其与店上煤业签订的买卖合同和发票等，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着真实的货物交易；第三，晋城煤运公司作为店上煤业的股东，两公司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属正常，晋城煤运公司曾为赵寒电等三人代缴社会保险费的事实不足以证明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形。综上，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晋城煤运公司作为店上煤业的股东存在上述人格混同的因素，对原告要求被告晋城煤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350万元及搭灯欠款874244.67元，共计4374244.67元。二、驳回原告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办事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247元，由被告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店上煤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李志强二○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邓文婷书 记 员 郭宇楠附：本判决确定的诉讼费，由当事人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至本院专户，逾期强制执行。本院开户行：山西省高平市农行营业部；全称：高平市人民法院诉讼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