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渝0120民再33号再审申请人徐大勇(原审被告)，男，汉族，1982年4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德威，重庆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重庆康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赵银春(原审原告)，男，汉族，1969年12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沙坪坝区。被申请人陈泳安(原审原告)，男，汉族，1969年4月25日出生，住重庆市铜梁区。被申请人陈钢(原审原告)，男，汉族，1973年3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成冰，上海维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钢与原审被告徐大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20)渝0120民初63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原审被告徐大勇申请，并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启动再审程序，本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渝0120民申16号民事裁定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陈泳安、赵银春、陈钢的委托代理人罗成冰、原审被告徐大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德威到庭参加了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钢在原审中起诉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徐大勇立即履行承诺书中的义务支付4072706.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徐大勇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钢与被告徐大勇为合作投资缅甸国内长途客运、零单货运、公交车运营及二手车销售项目，共同投资人委托被告徐大勇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后因被告徐大勇在缅甸未收回销售款缅币8.8亿(人民币4072706.8元)，被告向原告承诺于2017年9月1日前收回全部款项，若未能收回，则由被告徐大勇补齐所欠款额，并对此出具了《承诺书》。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依据承诺书补齐欠款额，被告拒不履行。为保护全体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补充陈述：1、我方要求被告方支付的人民币折算方式是根据起诉当天（2019年10月15日）缅元与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换算的，计算出8.8亿缅元折合人民币4072706.8元；2、我方要求被告向三原告共同支付该笔款项。原审被告徐大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审查明：2016年11月28日，原告赵银春作为甲方，被告徐大勇作为乙方，原告陈钢作为丙方，三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载明：第一条投资项目具体情况。缅甸国内长途客运及零单货物承运项目，位于缅甸国境内。第二条丙方投资人的投资额和投资方式。丙方出资人民币250万元，对项目进行投资，丙方占该项目利润分配额的50%。第四条利润分享。丙方按该项目总获得利润的50%分享投资的利润。第六条事务执行。1、共同投资人委托乙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执行投资日常事务，对外全权与第三方签订投资协议等法律文书。2、乙方以外的其他投资人有权了解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3、乙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4、乙方在执行事务时如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3月3日，原告赵银春作为甲方，被告徐大勇作为乙方，原告陈泳安作为丙方，原告陈钢作为丁方，四方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载明：四方就投资缅甸国内长途客运、零单货运、公交车运营及二手车销售项目达成如下协议：甲、乙、丙、丁四方同意，以缅甸境内已注册的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甲方出资780万元，占出资额的42%。乙方出资465万元，占出资额的21%，丙方出资255万元，占出资额7%，甲、乙、丙三方已全部出资到位，丁方已核对认可。丁方出资450万元，占出资额的30%。本协议签订后，甲乙丙丁四方按各自比例共同出资300万元，用于项目后续运营。第二条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第三条事务执行。1.共同投资人委托乙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1）行使其作为股份公司股东的权利、履行相应义务。（2）收集共同投资所产生的孳息，并按照本协议有关规定处置。2.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乙方有义务向其他投资人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3.乙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归全体共同投资人，所产生的亏损或民事责任，由共同投资人承担。4.乙方在执行事务时如因其过失或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方举示银行转款凭证、收条、支付宝交易记录、交易回单等证据显示，原告陈钢共计出资290万元、原告赵银春共计出资189万元、原告陈泳安共计出资2221549.76元。原告方陈述，三原告是陆续投资，没有完全达到2017年协议里面的金额。庭审中，原告方举示报账明细、垫支费用单、工作计划、会议纪要，证明被告徐大勇一直负责执行合伙事务。2017年3月3日，被告徐大勇出具《承诺书》，载明“由于缅甸境内已销售17台大巴车，未收款项缅币8.8亿ks由徐大勇全权负责，并承诺于2017.9.1前收回全部款项或车辆。如未收回款项或车辆，由本人补齐所欠金额或车辆。”庭审中原告方陈述，徐大勇未经过三原告同意就将大巴车出售给第三人，承诺书中的“补齐”实际上是赔偿，因该承诺书是徐大勇自己手写，且交给了三原告，而非留存投资合作项目的相关财务资料中，其本意是向三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和被告之间争议的问题不涉及案外人。该承诺书是徐大勇出具的。原审认为：根据原告方陈述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三人与被告徐大勇合伙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四方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各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人委托乙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乙方在执行事务时如因其过失或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陈述被告徐大勇擅自出卖大巴车给共同投资人造成损失，根据其出具的承诺书“如未收回款项或车辆，由本人补齐所欠金额或车辆。”被告徐大勇应当将按约收回车辆或向三原告赔偿所欠款项。本院认为，原告陈述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三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原告赵银春占股42%，原告陈泳安占股7%，原告陈钢占股30%，被告徐大勇占股21%，徐大勇所赔偿的款项亦应当按照三原告及被告各自占股比例计算。三原告请求徐大勇补齐8.8亿缅币，其主张汇率换算标准为2019年10月15日原告第一次向本院起诉时的缅币与人民币兑换汇率，折合人民币4072706.8元，该计算标准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扣除被告徐大勇所占的21%股份比例后，徐大勇应当向三原告清偿3217438.37元。至于本案是否涉及案外人，庭审中，原告陈述本案不涉及案外人，且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否与案外人有关，本案仅依照现有证据予以处理。被告徐大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行为，应视为其放弃其答辩、质证等相应的诉讼权利，故其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大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内向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钢支付赔偿款3217438.37元；二、驳回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9690.83元，由被告徐大勇负担16269.75元，原告赵银春、陈泳安、陈刚负担3421.08元。原告已预交案件受理费19690.83元，扣除其应当承担的部分后，本院在本判决生效后退还原告16269.75元。原审被告徐大勇申请再审称：徐大勇与陈泳安、赵银春、陈钢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按徐大勇与陈泳安、赵银春、陈钢四方(以下简称四方)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约定，按四方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分担亏损。四方约定由徐大勇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全体投资人，所产生亏损或民事责任由四方承担。徐大勇在缅境内销售大巴车的行为是其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盈亏或民事责任应由四方按投资比例分配分担。徐大勇在执行合伙事务中没有违约和侵权行为。徐大勇出具的承诺书只叙述了已销售车辆的类型、数量、未收回货款的粗约估价、计划收回货款时间、未收回货款时的两种处理方案，承诺书实质是徐大勇向各合伙人就共同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书面报告行为。承诺书上所写的缅币8.8亿仅为粗略估计，收不回货款的方案也为补齐货款或补齐所售车辆两种方案。因此，承诺书不具备债权产生基础、没有债权类别和金额的确定性。陈泳安、赵银春、陈钢不能以此作为债权依据。承诺书也不是书面的保证合同，徐大勇也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即使性质属保证合同，陈泳安、赵银春、陈钢要求徐大勇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也超出了六个月的保证期间。不能在不审查基础法律事实的情况下，仅凭该承诺书判决徐大勇支付陈泳安、赵银春、陈钢赔偿款人民帀3217438.37元。综上，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基础法律事实，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本案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也不明确。因此，请求贵院依法撤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渝0120民初636号民事判决并驳回陈泳安、赵银春、陈钢的原审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由陈泳安、赵银春、陈钢承担。原审原告陈泳安、赵银春、陈钢共同辩称：一、陈泳安、赵银春、陈钢与徐大勇前后签订的两份《投资合作协议》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由于徐大勇在缅甸有经营缅甸国内客运及零单货物项目的经验，在2015年后赵银春与其合作经营在缅甸国内取得的客货运线路经营权。后由于需要继续投资陆续引入陈刚、陈泳安投资，先后签订了三方《投资合作协议书》、四方《投资合作协议》。上述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以上两份《投资合作协议》存在前后衔接的关系。前后有冲突的以后一份《投资合作协议》为准。二、依据《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徐大勇无权私自对外出售汽车。各方明确约定被告仅在有限范围内获得原告的授权，管理共同合作事务，超出委托权限的事项必须取得其他投资的同意，若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2016年11月28日所签《投资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投资项目具体情况为，缅甸国内长途客运及零单货运项目，位于缅甸国境内。2、第六条(事务执行)第五款（3）约定：对项目的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或减少线路、加大投资额、重大合同签订等一系列会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的事项。须由共同投资人同意即为有效。以上条款可见：陈泳安、赵银春、陈钢委托徐大勇在缅甸境内经营的项目中没有汽车销售，若要增加汽车销售项目，或者将用于经营的汽车对外进行销售，须共同投资人同意后才能实施。所以徐大勇未经许可，无权私自对外销售17台大巴车。三、徐大勇私自销售汽车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实际损失。2017年3月3日，徐大勇亲笔书写《承诺书》一份，载明：“由于缅甸境内已销售17台大巴车，未收款项缅币8.8亿元由徐大勇全权负责。并承诺于2017年9月1日前收回全部款项或车辆。如未收回款项或车辆，由本人补齐所欠金额或车辆”。可见：1、徐大勇对私自销售汽车的行为以《承诺书》形式进行了自认；2、因徐大勇自认上述汽车销售款项金额为8.8亿缅币（折合人民币为诉请金额），陈泳安、赵银春、陈钢对该金额予以认可且该款项至今尚未收回。故，该笔款项应视为双方因徐大勇的侵权行为而实际受到的损失。四、徐大勇理应就上述行为造成的损失向陈泳安、赵银春、陈钢进行赔偿。1、依据上述《投资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第四款：乙方（即受委托方徐大勇）在执行事务时如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依据《合同法》第七章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徐大勇应当承担因其从事了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给其他合伙人造成侵权损失进行赔偿的责任；2、徐大勇自愿对上述损失进行赔偿。徐大勇在上述《承诺书》中，除了对损失金额进行确认外，还自愿承诺：如截止到2017年9月1日上述售车款仍未收回，将自己支付所欠金额，或者购买车辆进行赔偿。可见，徐大勇自愿在指定日期届满之日仍存在的侵权损失进行全额赔偿。截止到本案开庭之日止，上述售车款仍未收回，徐大勇承诺的支付条件早已成就。徐大勇理应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徐大勇违反了《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授权范围，未经陈泳安、赵银春、陈钢同意，私自对外出售合作各方共同拥有的汽车，给全体合伙人造成了实际损失，徐大勇已经构成了对全体合伙人的侵权行为。另原、被告各方对实际损失金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徐大勇并自愿承诺在指定日期届满之日，对尚未收回的损失金额进行补足。故请求法院支付陈泳安、赵银春、陈钢的诉讼请求。再审查明的事实：2017年3月3日，赵银春为甲方、徐大勇为乙方、陈泳安为丙方、陈钢为丁方共同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徐大勇、陈泳安、赵银春、陈钢为共同投资人，合作投资缅甸国内长途客运、零单货运、公交车运营及二手车销售事宜，并以缅甸境内已注册的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并约定由徐大勇代表全体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当日，各方对SWANNEWLAND公司财物进行了清点并形成《投资合作协议》的附件即《缅甸SWANNEWLAND公司财物清单》，该清单载明：“大巴车45台：其中缅甸30台、国内15台、公交车11台；修理厂：已投入30万元；曼德勒车站(租金和装修)已投入36.3万元；前期作价（含缅甸长途大巴线路牌和曼德勒公共交通线路牌）300万元。原股东（SWANNEWLAND实际合伙人）对上述车辆及投入的真实性全权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同日，徐大勇在该《缅甸SWANNEWLAND公司财物清单》的背面书写了内容为“由于缅甸境内已销售17台大巴车，未收款项缅币8.8亿ks由徐大勇全权负责，并承诺于2017.9.1前收回全部款项或车辆。如未收回款项或车辆，由本人补齐所欠金额或车辆”之《承诺书》。再审过程中，徐大勇举示了SWANNEWLAND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涉案17台大巴车已经于2017年9月1日前收回并存放于曼德勒仓库内。本院再审认为：1、涉案的《投资合作协议》所涉的投资地点为缅甸，投资事项为缅甸国内长途客运、零单货运、公交车运营及二手车销售事宜，约定投资的主体也为缅甸境内已注册的公司，因此该协议应当属于涉外合同；2、合伙事务执行人即原审被告徐大勇系也是在缅甸境内执行合伙事务；3、本案诉讼所依据的《承诺书》所涉及的17台大巴车也是在缅甸境内销售，未收回款项金额约定为外币即缅币8.8亿ks；4、再审过程中，原审被告徐大勇举示的一份SWANNEWLAND公司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涉案17台大巴车现已经于2017年9月1日前收回并存放在缅甸境内的曼德勒仓库内，该《证明》系缅甸公司出具，涉案物资的存放点为缅甸。基于以上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案属于涉外合同案件，本院对此案无管辖权。故原判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并移送至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第三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作出的(2020)渝0120民初636号民事判决；二、本案移送至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管辖；原审案件受理费19690.83元，退还原审原告陈泳安、赵银春、陈钢。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审 判 长  梅 寒人民陪审员  蔡晓东人民陪审员  张彦英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王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