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吉05民终2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权刚，男，1994年5月28日生，朝鲜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诉讼代理人：靳丰恺，吉林辰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京万，男，1971年3月13日生，朝鲜族，住吉林省柳河县。诉讼代理人：孙昌奎，吉林秦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牛香璇，吉林秦英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权刚因与被上诉人徐京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20）吉0524民初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权刚上诉请求：1.撤销（2020）吉0524民初709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徐京万的全部起诉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徐京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正确查明及认定本案事实，事实认定错误，从而判决结果错误。一、李权刚与徐京万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徐京万系以虚假的民间借贷事实起诉李权刚。1.徐京万在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中，其初始的诉讼请求是向李权刚主张给付借款116万元及利息，经李权刚当庭对其提交的转账记录证据进行质证，当庭指出其在2019年6月15日转账30万元，2019年7月6日转账2万元，2019年8月3日，转账3万元，2019年9月15日转账1万元，其转账备注分别是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装修款、饭店装修款、饭店开业购物，而不是按民间借贷的习惯备注为“借款”，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后，徐京万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不得已当庭承认当中的6万元是其自己使用，并当庭撤回该6万元的起诉。由此可明显看出徐京万于本案起诉的随意性、虚假性，明知该6万元是自己所使用，仍以李权刚向其借款为由起诉，蓄意侵占李权刚的财产。同时，徐京万最终也未对其转账记录证据中2019年6月15日转账的30万元为什么是备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不是按其主张备注为“借款”做出合理解释。徐京万的该行为，足以表明了其虚假诉讼的事实。一审法院在徐京万这样明显的诉讼请求及证据漏洞下，仍认定双方存在借贷事实，是事实认定错误。2.徐京万与李权刚素昧平生。徐京万称与李权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出借110余万巨款却不要求李权刚出具借条、不约定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及还款时间，没能提交任何可以证明借款事实的直接证据，明显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且在起诉之前徐京万从未向李权刚要求还款或支付利息，其在起诉状中称多次向李权刚催要利息也是虚假陈述。徐京万在庭审过程中未提供任何其曾向李权刚要求还款及支付利息的证据。而李权刚向法庭提交的微信聊天证据却能够证明在起诉之前，徐京万从未提出要求李权刚还款，只是曾经要求李权刚帮助联系案外人李某并称是李某害了徐京万。这也正能够证明徐京万与案外人李某之间存在纠纷，李权刚只是曾帮助代收款项，李权刚与徐京万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3.证人王付刚当庭作证，其银行卡是借给案外人李某使用，一审法院也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却仍认定王付刚银行账户给徐京万的7笔转款是李权刚支付的利息属事实认定错误。王付刚银行账户向徐京万的转账行为与李权刚无关，一审法院没有正确查明及认定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6月至11月徐京万及妻子向李权刚账户转款110万元是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徐京万与李权刚提交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2019年6月至11月徐京万及妻子向李权刚账户转款金额为116万元，而不是110万元。5.一审法院以李权刚与李某间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影响案件的评判结果，不准许李某作证，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虽然李权刚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证人证言、微信截图、情况说明等证据已足以证明徐京万虚假诉讼的事实，但李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起到进一步证实徐京万的虚假诉讼的作用，并不能说对案件的评判结果没有影响。一审法院既不认定徐京万虚假诉讼的事实，又不批准李某作证申请，是错误的。6.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认定李权刚的抗辩主张不成立是证据认定错误，因而其裁判错误。李权刚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足以抗辩徐京万所主张的民间借贷事实，一审法院却不要求徐京万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是没有正确的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依法应予纠正。7.一审法院仅将徐京万及妻子向李权刚的转账认定为借款，并采信金永植与徐京万共同向上诉人出借款项的证言。却不对李权刚提出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中，王付刚账户于2019年12月27日，分两笔4万、6万转给金永植共10万元，及2020年1月9日王付刚账户转账给玄连花13000元、1月10日李权刚转账7000元给玄连花的款项性质进行调查及认定。这是没有完整的审查证据，只以片面证据作出的裁判，必然是有问题的。二、本案的事实是徐京万与案外人李某存在合伙纠纷，却以民间借贷为由虚假起诉与其纠纷无关的上诉人。徐京万以为李权刚在境外，无法回国应诉，可以达到欺骗人民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非法占有李权刚财产的目的。却没有想到上诉人回到了国内，并到庭应诉，阻碍了其非法目的。徐京万辩称，一、2019年6月至11月，徐京万通过自己及妻子账户分7次给李权刚转账110万元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转款备注为装修款的6万元不在本案诉求中。另转款备注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30万元是按银行要求必须填写的，是徐京万无目的写上的，并未改变双方资金联系。上述款项进入李权刚账户后，双方之间形成实际的资金联系。徐京万主张借贷关系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李权刚未能提供证据否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徐京万依据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不存在虚假诉讼问题。二、李权刚一审中申请其父亲李某作证，李某身在国外，无法直接作证，且与李权刚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李某是否作证不影响本案的评判结果，人民法院有权不准许李权刚的申请，程序合法。三、王付刚的银行账户转账给玄连花2万元、转账给金永植10万元与本案无关，并不能改变本案借贷的事实，无需对该转账进行评判。徐京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李权刚偿还借款110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15.4%，于2020年7月1日起计算至偿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李权刚于2019年6月15日起，因经营需要陆续向徐京万借款，至2019年11月7日，总借款额达到110万元。借款均由徐京万及妻子打到李权刚银行卡内。期间李权刚陆续向徐京万打款，每月6000元偿还徐京万利息。至2020年7月李权刚未偿还利息。后徐京万多次催要未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李权刚一审辩称，不同意徐京万的诉讼请求。1.徐京万与李权刚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李权刚今年只有26岁，多年在国外。而徐京万在国内，已经50岁，二人年龄相差二十多岁，李权刚只是徐京万的晚辈。徐京万第一次向李权刚转账是在2019年6月15日，然而在2019年6月16日前，李权刚与徐京万从来没有过往来，在此日后才开始通过微信来往通讯。李权刚忽然向徐京万借款100余万元，且不用出具任何借条凭证，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根据徐京万提交的证据，其转给李权刚共116万元，其中在2019年6月15日转账30万元，2019年7月6日转账2万元，2019年8月3日转账3万元，2019年9月15日转账1万元的转账备注中分别是投资项目管理公司、装修款、饭店装修款、饭店开业购物，而不是按民间借贷的习惯备注为借款，同样违反日常生活经验法则。3.根据徐京万提供的证据，从2020年1月3日至2020年7月30日，徐京万共收到8笔，每笔6000元的转款，其中只有2020年7月30日的一笔6000元是由李权刚转账，其余7笔转款人均为王付刚。徐京万称这些钱是李权刚每月支付的利息，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王付刚的转款行为与李权刚有关。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李权刚向徐京万借款金额和约定利息。借款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李权刚支付利息。本案的事实是徐京万与李权刚的父亲李某是多年的朋友，李某在越南从事旅游业，开有多家店铺。2019年6月，徐京万因在国内开的饭店生意不好，去越南发现李某的生意很好，想跟李某一起干。李某同意帮他，于是2019年7月前后，李某帮徐京万先在越南胡志明市开设了一家饭店，帮他选址、装修、雇人。后来徐京万又想直接入伙李某的生意，李某也同意了，就由徐京万入资在越南北宁市开设了一家分店，并由徐京万任职经理，负责监督和管理。期间徐京万多次往返国内和越南，李权刚曾帮助徐京万办理越南签证、制作在越南经营所用的商务名片。由于李某常年在境外，没有国内的银行卡，所以与国内资金往来时，一直是借用朋友王付刚的银行卡进行交易。但使用朋友的银行卡，不适合账户内有太多资金，以免意外风险。所以，有时李某会将部分资金暂存李权刚的银行账户内，需要时，由李权刚再转给自己。徐京万用于在越南投资做生意的钱，有一部分是向别人借的，需要支付利息，但做生意的投资投入后不能马上回款。所以李某答应每月将徐京万需要给付别人的利息转给他。2020年1月以后，王付刚账户每月给徐京万的转款6000元，都是李某给徐京万转的，有时李某会让妻子陈春福（李权刚的母亲）帮助转款，徐京万提交的微信截图证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李某也通过王付刚账户和李权刚的账户多次向徐京万转款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有生活费、探亲费、看病费等等，这些钱都是李某出于和徐京万的合作关系和朋友关系资助给徐京万的。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李某和徐京万的生意于同年7月份全部亏损，李某生意破产，一边四处躲债，一边寻机再起，但仍然坚持每月给徐京万转款让徐京万偿还他的借款利息。然而，此时徐京万却要求李某给其生意撤资，生意亏损，撤资暂无可能，结果徐京万没有起诉李某，却将李权刚起诉。综上，徐京万以虚假的借贷事实向人民法院起诉李权刚，已经涉嫌虚假诉讼，要求人民法院对徐京万虚假诉讼行为严厉处罚，并保留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徐京万与李权刚的父亲李某系朋友关系。2019年6月至11月，徐京万通过自己及妻子账户陆续分7次向李权刚银行账户转款110万元。2020年8月4日，徐京万将李权刚诉至本院，主张上款系李权刚借款，李权刚抗辩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系徐京万依据银行转账凭据向李权刚主张借款，李权刚抗辩转账行为系其他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徐京万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李权刚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李权刚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李权刚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徐京万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李权刚抗辩称案涉110万元转款系徐京万与李权刚父亲合作做生意的投资款，李权刚系代其父亲李某收取该款项。就该抗辩主张，李权刚提供了三组证据予以证明。该院认为，证人王付刚证言可以证明案涉王付刚账户系李权刚父亲借用。李权刚与王付刚账户转账明细（2019年6月2日至2020年7月13日，金额1868791元）仅为频繁的小额转账，且有相互资金往来，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去向（从资金往来情况分析，可以得出李权刚实际管理王付刚账户的可能）。关于微信截图，无法直接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故此，李权刚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纳。关于借款关系成立的主张，徐京万同时提供了李权刚及王付刚账户于2019年11月起至2020年6月，定期定额向徐京万及金永植账户小额转款的银行凭证，符合支付利息的特点，可以进一步佐证徐京万与李权刚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关于李权刚提出没有与徐京万存在借款合意的抗辩，徐京万陈述系李权刚父亲代李权刚向徐京万提出借款要求，从徐京万将案涉款项直接转给李权刚，李权刚收款后无法提供案涉款项去向的情形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李权刚借款的事实。关于徐京万利息的主张，因双方系个人间借贷，徐京万提供的定额转账明细，虽然符合支付利息的特点，但无法直接确定具体的利率标准，应视为对利息约定不明，故此，该院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李权刚申请其父亲李某作证，但李某现在国外，无法直接当庭作证，综合考虑李权刚与证人间的利害关系，故不准许李权刚该申请，同时亦不影响对本案的评判结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遂判决：一、李权刚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徐京万借款110万元；二、驳回徐京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00元（已减半），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9700元由李权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权刚提供下列证据进行证据补强。1.证据一、王付刚名下尾号5459的工行账户向王付刚名下尾号4418的银行账户转款的银行单据20张。拟证明：一审中王付刚出庭作证其尾号5459工商银行账户从2015年借给李某使用，并且其与李某有借贷关系。该证据可以证明李某通过尾号5459工商银行账户每月定时给付王付刚60000元左右本金及利息，进一步证明王付刚尾号5459工商银行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李某的事实；2.王付刚名下尾号5459的工行账户给潘恩祥、梁超、林莉的转账银行记录单16张。拟证明：李某通过王付刚尾号5459银行卡向公司员工林莉支付工资、向公司代理人梁超给付业务费用、与生意合伙人潘恩祥资金往来的事实；3.王付刚名下尾号5459银行账户给鑫永植转款的银行转账明细2张。拟证明：李某通过王付刚5459账户退还给金永植10万元投资本金的事实。证据进一步证明金永植与李某之间是投资生意往来，而不是金永植、徐京万与李权刚的借贷关系；4.徐京万的中国银行账户转账明细1张。拟证明：该账户中体现徐京万在2019年11月该银行账户中仅收到一笔60万元的大额款项，并将该款项分两笔分别为20万元和40万元转账给李权刚。该证据可以证明李权刚账户收到的这两笔款实质上是同一笔来源款项，从而证明一审中证人金永植出庭作证说这是两笔不同的借款，利息分别为3分和1.7分是虚假证言的事实。5.徐京万、金永植给李权刚转账明细7条，附银行转账记录4张。拟证明：该7笔转账均与李权刚无关，是徐京万、金永植转给李某的钱。其中徐京万的3笔6万元，徐京万在一审庭审笔录中首先称是李权刚开餐厅装修用的借款、由李某担保，随即又反口说该6万是自己向李某租房装修使用了。最后，徐京万将该6万元从最初起诉借款的116万元金额中撤回了。证明徐京万在一审中虚假陈述，其当庭陈述前后自相矛盾。徐京万在2019年6月15日向李权刚转账的30万元，其转账备注为“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证明该款是与李某的投资款，而不是徐京万起诉所称的李权刚向其借款。徐京万、金永植二人与李某有生意往来，徐京万、金永植二人均有习惯使用李权刚账户作为李某的代收账户来使用；6.李权刚名下招商银行尾号8247账户收支明细10条，附银行转账记录9张。拟证明：李权刚所收徐京万110万元转账均直接或间接转出给李某，以上转账都是大额转账，不符合一审判决所说的均为小额的说法；7.王付刚当庭证言。拟证明：2014年至2015年，王付刚与李某在越南河内合伙经营旅行社，因李某不方便有账户，王付刚将其名下尾号5459银行账户借给李某使用。2019年，李某说有一个地产项目，徐京万和李某一起做，问王付刚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王付刚没有同意。2020年，王付刚去越南河内，李某说其和徐京万在北宁合伙开了一个公司；8.潘恩祥当庭证言，拟证明：潘恩祥是李某的合伙人，徐京万在胡志明市投资了潘恩祥与李某的房地产项目，除此之外，徐京万还自己经营饭店。徐京万房地产项目、饭店投资失败后，又到北宁市和李某合伙干旅游及货币兑换。徐京万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至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6组证据不是二审的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该6组证据不影响徐京万向李权刚转账及数额的事实。对证据7王付刚的证言有异议，其所证内容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王付刚一审已出过庭，其所证内容均是听李某、潘恩祥所说，属于传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王付刚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对证据8潘恩祥的证言有异议，其所证内容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其证明事实并没有明确说明双方投资资金的来源、去向，无法证明双方合伙投资的具体内容。潘恩祥所证投资款仅为15万元，与本案诉求的110万元是不同概念。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徐京万与李权刚之间是否形成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权刚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6，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王付刚、潘恩祥是李某的合伙人，与李某之子李权刚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王付刚一审时已作为证人出庭，其在一审中的证言与二审中的证言并不吻合。李权刚提供的了证据7和证据8，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另查明，李权刚与李某系父子关系。2017年至2020年，李权刚在李某经营的旅行社担任销售经理。徐京万与玄连花系夫妻关系。王付刚曾与李某为合伙关系，王付刚将其名下尾号5459账户借给李某或李某经营的旅行社使用。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期间，除2019年8月30日转款8000元、2020年1月9日转款13000元外，王付刚名下尾号5459账户或李权刚名下尾号8247账户每月向徐京万或玄连花转款6000元。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徐京万及其妻子玄连花给李权刚转款110万元的事实客观存在，李权刚给徐京万或玄连花定期回款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结合李权刚与李某的父子关系、李权刚的旅行社销售经理身份、王付刚将其名下尾号5459账户借给李某或旅行社使用的事实，以及回款数额、回款周期的规律性，一审认定徐京万与李权刚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李权刚提出徐京万为虚假诉讼。徐京万根据转款赁证提起诉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权刚的该项主张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李权刚提出一审未让李某出庭作证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是否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由人民法院根据案情需要而决定。李某系李权刚父亲，与李权刚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李某身在国外。一审未准许李某出庭作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李权刚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权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李权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兴彦审判员 修 勇审判员 王立武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