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10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营口市鲅鱼圈区25-红海新区**楼-361。法定代表人：张红艳，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辉，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静，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潍坊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海港经济区黄海三路与辽河西三街交叉口东北角div>法定代表人：刘硕，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4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辉、尤静，被上诉人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恩忠参加网络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在原判第一项基础上，再向上诉人支付拆箱费18990元、换单费4000元，并支持上诉人主张的滞箱费7290元、搬移费13710元、场地污染费200元，共计44190元。并自2019年8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0.1%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第二项诉讼请求。3、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已经支持上诉人换单费，但在计算金额时漏算换单费，加上换单费后判决第一项金额应为360130元。恳请二审改正原审判决笔误。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拆箱费应为290元/箱。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业务拆箱费290元/箱的金额变更，系案外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变更，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受被上诉人委托进行涉案业务拆箱作业，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鑫悦拆箱协议”是双方为了方便结算而签订的。但原审法院仍然割裂了拆箱作业事实与“鑫悦拆箱协议”之间的联系，将“鑫悦拆箱协议”独立于涉案拆箱业务之外，认定为案外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进而否认被上诉人对合同金额的变更是指向涉案拆箱业务。造成上诉人拆箱费损失18990元［即（290元/箱-260元/箱）x633箱=18990元］。与案件事实不符，前后认定不一致，且与当事人自认发生冲突。2、大连集发与信风船务换单费收费标准不同。原判一并按照大连集发30元/箱换单费标准认定，对信风船务换单费70元/箱未予回应，属事实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信风船务4000元换单费差价给予认定，即（70元/箱-30元/箱）x100箱=4000元。3、关于滞箱费7290元的认定；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册第118页、132页、124页分别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了7290元滞箱费（即：4月份的5820元及5月份出账的1470元）。滞箱费应为订舱人交纳，船公司向订舱人的口岸代办换单人发送账单并收取。滞箱费不交不允许换单提箱。被上诉人案涉重箱均已收货，完成拆箱送货的事实，即可证明上诉人已将该项费用结算完毕。4、搬移费13710元有发票证据证明，搬移费是由港口集装箱码头公司收取，与港杂费一同结算。涉案港杂费发票所载金额即为260元/箱港杂费与该运单项下搬移费金额的总和。上诉人一审已提交港杂费发票（原告证据册96—105页），搬移费的主张可以通过相关发票金额扣减账单中对应箱量产生的港杂费加以证明。原审法院未对相关证据审查核算，即否认该项费用主张是错误的。5、场地污染费2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场地污染费未交付证据，未对原告一审相关证据予以回应。证据册第106页、107页，“单瑜”与“刘洋”聊天记录中营口港务集团的场地污染费收据，证明上诉人实际垫付款项的事实。6、就原告诉请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部分，一审法院以《拆箱代理协议》无明确约定为由不予支持。但协议第四条明确“未付清则按照欠款总额的0.1%每月累加”。《拆箱代理协议》在约定了结算账期的同时，一并明确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因此，上诉人该项主张应予支持。三、原审不支持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推定被上诉人不仅仅与上诉人开展相关业务，没有证据，事实以及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拆箱代理协议》双方对于业务量没有明确约定，与合同之意不符；协议中虽然未精确约定合作的箱量或吨数，但《拆箱代理协议》第三条乙方责任第2项“有货的情况下每日拆箱至少800吨”，对上诉人单日拆箱作业能力做出了明确要求。本条第4项“每月都有计划吨数”，明确合同有效期内货源的可持续性。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对合同业务量及合同拘束力的时间产生合理预期，进而为履行合同支出成本。2、被上诉人违约责任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真实有效。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第三条第4项“每个月都有计划吨数”的约定；自2019年4月中旬开始停止货源供应，存在违约行为。同时，被上诉人不享有合同约定及法定的免责抗辩事由。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3、赔偿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五百九十一条、第五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在上诉人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后，被上诉人应在合理可预见的范围向上诉人完全赔偿。拆箱作业中作业场地、叉车、铲车，正面吊车、特种设备配套作业司机及两名装卸工人为必要投入的基础条件。纯碱货物单箱全程平均作业时间三十分钟以上，加之码头提箱及短途运输至少一小时，一套设备投入根本无法达到被上诉人单日拆箱800吨（即27＊20GP）的作业能力要求。但综合成本及被上诉人货源配船实际情况，上诉人为纯碱货物固定持有一套设备及配套人工。差额作业能力临时雇佣或借用。临时雇佣的设备投入及人工成本可及时止损，因此上诉人未予主张。而场地、叉车、铲车三项是为满足被上诉人纯碱项目协议要求定向采购的基础设备，尽管上诉人得知项目中止后及时采取措施仍无法止损。因此，被上诉人应为其违约停止供货的行为给上诉人带来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上诉人主张的损失赔偿为成本费用支出，原审证据目录及证据册第六组相关证据已全面阐述及加以证明。而上诉人是否存在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是否因违约而获有利益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合同部分履行使成本回收的可得利益具有期待性。因此，一味主张“谁主张，谁举证”过分苛责守约方的举证责任。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法发〔2009〕40号通知第11条就对于举证责任做出了适当性的倒置。《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第774页对此也予以重申。综上，请求二审支持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辩称，捷海公司的首要答辩意见是，对（2020）辽0804民初4481号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拆箱业务的归属、捷海公司的付款责任、付款金额均不予认可。捷海公司之所以未提起上诉，是因为涉案拆箱业务的实际当事方青岛金洺洋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洺洋公司）认为，尽管该一审判决认定的付款金额比实际应付费用高出很多，但尚在其极力容忍的范围，为了解决纠纷，避免各方诉累，未再上诉。换言之，捷海公司未上诉的原因，是为了结束案件而搁置争议，并不是认可一审判决。捷海公司在坚持一审各项答辩意见的基础上，针对鑫隆公司的上诉进行答辩。一审判决漏算换单费问题。1、一审判决在计算费用合计金额时漏算换单费19050元，捷海公司对该计算笔误没有异议。捷海公司了解到，一审法院对该笔误曾拟予补正。鑫隆公司上诉后，案件进入二审，一审法院未再对该处笔误予以补正。2、捷海公司从金洺洋公司了解到，2019年2月份的费用，金洺洋公司已结清，且没有委托毛振宇办理2019年5月份账单所列拆箱业务。2019年3月6日至3月29日的箱量合计409箱，换单费应为12270元（公式：409箱×30元/箱）。二、鑫隆公司上诉要求增加的费用没有依据。1、关于拆箱费标准。涉案业务涉及多家拆箱代理协议，有《鑫隆协议》《乾贸协议》和《鑫悦协议》。《鑫隆协议》和《乾贸协议》的拆箱费标准都是260元/箱，只有《鑫悦协议》是290元/箱。鑫隆公司以《鑫隆协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同时亦称《乾贸协议》和《鑫悦协议》是为了方便结算而签订的（见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8-9行）。既然鑫隆公司选择以《鑫隆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其再援引其他协议主张权利，明显自相矛盾。需要说明的是，《鑫悦协议》并未正式签署，该协议所列拆箱费290元/箱不具有约束力。2、关于换单费4000元。鑫隆公司主张其中的100箱应补偿换单费差价40元/箱，没有依据，也无对应的付款凭证。早在原一审期间，鑫隆公司就已确认换单费30元/箱【见原一审（2019）辽0804民初3495号判决书第17页第2段】。3、关于滞箱费7290元。鑫隆公司证据册第118页的聊天记录时间是2019年3月13日，不可能谈及4月份及5月份的滞箱费；第132页和第124页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鑫隆公司已实际支付。无论是《鑫隆协议》，还是《乾贸协议》，或是《鑫悦协议》，第四条第3项均记载，不产生箱使费、堆存费，若有产生由拆箱人承担。所以，鑫隆公司索赔超期箱使费没有依据。一般来说，货物抵达卸货港后，会有一段时间的集装箱免费使用期限，谨慎的业务操作在免费使用期限内是可以完成还箱工作的，故假设存在滞箱费，也应由拆箱人负责。业务中的滞箱费，基本都申请船公司作了减免处理。假设鑫隆公司已实际支付，应当有付款凭证。4、关于搬移费13710元。（1）鑫隆公司主张的该项费用发生时间为2019年3月份（见鑫隆公司《民事起诉状》第4页起诉状附件：诉请金额明细），而鑫隆公司证据册第96-105页的发票开具时间均在2019年3月份之后的4月份和5月份，时间上没有关联性。（2）鑫隆公司证据册第96-105页的发票含抵扣联和发票联，剔除重复部分，总共只有6份，而含有搬移字样的发票只有3份，不能证明鑫隆公司的费用主张。（3）从港口提箱是拆箱范围内的工作，无论拆箱人委托港口搬移，还是委托其他第三方搬移，或是拆箱人自己出车搬移，都已涵盖在260元/箱的拆箱费用之中。假设有搬移费，也不是单独的收费项目。纵观整个业务操作，从未发生过对搬移费单独收费的情况，因为搬移工作已为拆箱包干的费用所涵盖。早在原一审期间，鑫隆公司就已确认涉案拆箱业务的费用项目和标准为拆箱费260元/箱，港杂费260/箱，换单费30元/箱【见原一审（2019）辽0804民初3495号判决书第17页第2段】。（4）刘洋作为毛振宇的业务操作，为了方便结算和开具发票，安排签订了多份拆箱代理协议或类似协议。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发票不能客观反映业务实际。（5）鑫隆公司证据册第96-105页的发票，并没有记载鑫隆公司为付款人。发票持有人，不等同于付款人。发票不是实际付款的凭证。从发票来看，属于公对公的业务类型，如果鑫隆公司支付了款项，应当提供付款凭证来证明其付款事实。5．关于污染费200元。第107页的收据记载，付款人是营口锦华泰物流公司，不是鑫隆公司，证明该笔费用不是鑫隆公司支付。收据上没有记载集装箱号等基本信息，不能证明费用发生的原因、责任与金洺洋公司有关。第106页微信聊天记录，只是对费用进行讨论，单瑜并未确认金洺洋公司承担该项费用。6．关于违约金。本案《鑫隆协议》的存在是因为刘洋误将鑫悦公司名称打成鑫隆公司而形成，是其为了方便结算和开具发票。该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刘洋和单瑜已明确表示排除该协议在涉案业务中的适用。（见捷海公司一审证据册第5-8页微信聊天记录）假设适用该协议，根据该协议第四条，拆箱人应每月将拆箱所有费用和实际送工厂的磅单数发送给委托方，之后对好账并将发票开具给委托方。实际送工厂的磅单，是拆箱人完成拆箱工作的重要考量。本案鑫隆公司以拆箱人身份提起诉讼，但不能提供实际送工厂的磅单，后续的对账工作难以继续，鑫隆公司也未开具发票，不具备付款条件。鑫隆公司主张违约金没有依据。三、鑫隆公司额外要求捷海公司承担赔偿金没有依据，其证据造假痕迹明显，其意欲从捷海公司攫取非法不当利益的企图不应得到支持。1．本案《鑫隆协议》没有约定合作的箱量或吨数，鑫隆公司要求承担赔偿金没有依据。本案业务涉及多家《拆箱代理协议》，无论依据哪份协议，均没有对一个年度内的最低业务量作出约定。协议第三条乙方责任第2项中的每日拆箱数量800吨有个前提条件“有货的情况下”。实际业务中，业务量具有不确定性，有就办理，没有就不能办理，这很正常。2．协议第三条第4项“每月都有计划吨数”，是“乙方责任”项下即对拆箱人义务的约定。根据该约定，拆箱人应当每月提报计划吨数。涉案业务资料中，没有发现拆箱人的每月计划吨数，鑫隆公司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鑫隆公司要求捷海公司对拆箱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承担责任，本末倒置，不能成立。3．涉案业务资料，基本来源于两方业务人员刘洋和单瑜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所涉多家《拆箱代理协议》也是刘洋通过微信方式安排签署。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双方没有争议。涉案业务中，存在多家《拆箱代理协议》，这本身就表明涉案业务不是独家协议项下的业务。同时，就各份协议内容而言，也均不是独家协议，并未规定委托方只能将业务交给一家受托方办理，也未规定受托方只能办理一家委托方的业务。各份协议约定的业务合作模式都是松散型的，委托方可以将委托事项交给受托方办理，也可以不交给受托人办理，并且协议也不限制委托方将委托事项交给其他受托方办理；同样，受托方可以办理委托方的委托事项，也可以办理其他第三方委托的业务。4．与涉案业务中其他《拆箱代理协议》不同的是，两方业务人员刘洋和单瑜在聊天记录中已确认排除《鑫隆协议》的适用，因此该协议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5．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现行《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责任的承担，需要以当事人负有合同义务为前提。上述第1-3项分析表明，即便从《鑫隆协议》出发，委托方并不负有将委托事项必须委托给受托人的合同义务。6．无论哪份《拆箱代理协议》，均没有对受托人接受其他人的委托做出限制。受托人可以通过办理其他人的业务获得业务收入，即便受托人在办理委托人业务期间，也不妨碍受托人接受其他人的业务。7．根据鑫隆公司营业执照，其业务范围非常宽泛，不仅限于拆箱业务。假设鑫隆公司租赁场地、铲车、叉车等，其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业务中（比如陆路货运代理、装卸、搬运、包装、绑扎等）获取业务收入。如果鑫隆公司任由场地、铲车、叉车等闲置，则属于其自身疏于管理、放弃经营的问题了。因此，鑫隆公司是否租赁场地、铲车、叉车等，是其自身的经营行为，且其用途不仅限于拆箱业务，在鑫隆公司所从事的其他业务中也可得到运用并为其带来业务收入。《拆箱代理协议》没有要求对鑫隆公司租赁场地、铲车、叉车分摊费用，更不存在限制所租赁场地、铲车、叉车从事其他业务。无论鑫隆公司是否租赁场地、铲车、叉车等，所产生的费用均与捷海公司无关。8．场地租赁合同记载的出租方是营口兴港物流有限公司，约定年租金20万元。这是公对公的合同，而鑫隆公司不能提供其向营口兴港物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的转账凭证，不能提供租赁费发票。对铲车和叉车租赁协议，均为大额支出，鑫隆公司也不能提供付款转账凭证。本案重审一审鑫隆公司提交的发票，是原审二审之后才补开的，不能确定与本案有关，不能证明当时的情况。在没有真实交易及付款情况下，鑫隆公司此举涉嫌严重违法，所开发票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9．鑫隆公司提供的场地租赁合同、铲车和叉车租赁协议虚假。鑫隆公司《拆箱代理协议》在2019年2月底才开始讨论签署问题，而场地租赁合同在此之前的1月1日签署。时间上前后矛盾。在捷海公司指出这一矛盾后，鑫隆公司在2019年12月12日的原审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供另一个版本的场地租赁合同，本案重审一审中鑫隆公司提交的场地租赁合同又变了回去，变成了最初的合同版本。叉车和铲车的出租人开具的收款收据，前后版本也都是不同的，重审一审中收据与此前原审中的收据，从标题、字体、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进一步证明该等协议及文件过于随意，存在虚假，且鑫隆公司不能提供该等款项从鑫隆公司银行账户支付的任何凭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0．捷海公司从未委托鑫隆公司签署租赁场地、铲车、叉车租赁协议，鑫隆公司也从未就此征求捷海公司意见。租赁协议真实性不能确定，且该等租赁协议不能证明所称场地、铲车、叉车实际用于涉案拆箱业务，不能证明两者存在关联性。11．鑫隆公司本案重审一审中提交的光盘资料，真实性、关联性不能确定，但可证明鑫隆公司在索赔违约金问题上的证据造假。《铲车作业录像》的01：23-01：30视频中，可清晰看到货物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是2020年9月5日。铲车司机戴着口罩，分明是2020年疫情之后的作业场景。该份证据作假太过明显。12．鑫隆公司本案重审一审中提交的光盘资料《叉车作业1》，如果属实，恰恰可以证明鑫隆公司没有损失。《叉车作业1》的00：00-00：03物，而且有堆满集装箱的托盘装的金属物（表面看货物应是铝锭）这足以揭穿鑫隆公司所说场地、叉车、铲车闲置的谎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给付鑫隆公司的款项金额应比应付费用高出很多，鑫隆公司再上诉要求增加费用以及额外支付赔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出。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给付原告拆箱费、港杂费、换单费、滞期费、场地污染费等共计404762元，并自2019年8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0.1%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52166.70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月1日，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乙方）与被告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一份拆箱代理协议，约定：被告（甲方）委托原告（乙方）拆箱事宜，货物为纯碱，起运港为潍坊港，到达港为鲅鱼圈港，费用标准为港口20尺拆箱费用为：260元/20＇（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责任为在货物出运前，通报发货计划，以电子水运单方式给乙方，以使乙方合理安排具体拆箱送货时间，并提前通知乙方。乙方责任为船到港前提前安排好换单等事宜等。合同第四条结算方式约定1、拆箱费两个月账期，全部承兑，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代垫港杂费和换单费，（6%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个月账期，现金结算。3、不产生箱使费和堆存费，如有产生由乙方承担。双方产生的费用以账单为准，拆箱费实行两月承兑结算的方式。协议第五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协议还作了其他约定。原告在合同乙方处盖章，被告在合同甲方处盖章。上述拆箱代理协议合同显示的时间虽然为2019年1月1日，但通过原告提交的“刘洋”与“单瑜”的聊天记录可知，“单瑜”在2019年2月25日得知原告公司的全称，“单瑜”询问鑫悦公司全称，“刘洋”回复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聊天记录显示当日“单瑜”邮寄盖章的合同正本给“刘洋”，要求“刘洋”盖章后回寄。原告称“乾茂拆箱协议”以及“鑫悦拆箱协议”是为了双方为了方便结算而签订的；被告对此观点认可，但其认为案涉的拆箱协议的存在是因为“刘洋”误将鑫悦公司打成本案原告的名称而形成。再查，原告提供的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及营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实，原告委托营口锦华泰物流有限公司、营口乾贸物流有限公司对被告的货物在营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及信风（宁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办理换单业务，共有16批货物由原告拆箱送货，具体为被告2月18日至3月22日发货11批422箱，原告换单422箱，垫付港杂费422箱、拆箱420箱。被告3月28日、29日发货2批111箱，原告4月份换单、垫付港杂费、拆箱均为111箱。被告4月11日、12日、15日发货3批计102箱。原告5月份换单、垫付港杂费、拆箱均为102箱。以上原告共拆箱633箱、垫付港杂费635箱、换单635箱。对于拆箱费为每箱260元，港杂费每箱260元，换单费每箱30元，被告并无异议。另查，原告所主张的业务均系“刘洋”（微信名刘小漾）与“单瑜”（微信名单经理）通过微信联系，“刘洋”为原告单位纯碱业务主要负责人，“单瑜”为案外人青岛金洺洋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员工。“刘洋”与“单瑜”在2017年9月25日建立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在交谈过程中主要涉及集装箱到港、换单、拆箱费用的承担等业务。交谈中对原告诉请的场地污染费200元、三笔滞箱费18690元（11400元+5820元+1470元），“单瑜”同意承担。原告提供了交纳11400元滞箱费的银行转账凭证。本院所确认上述事实，有公司营业执照、拆箱代理协议、证明、运单、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为凭，业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能作为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相应的费用。首先，原告进行了拆箱作业，原告所拆箱作业的货物为被告委托运输，虽然被告对于“单瑜”的身份不予认可，对于《拆箱代理协议》形成时间存在质疑，但“单瑜”与“刘洋”微信联系过程中所涉及的货物确系被告委托运送，且原、被告双方对于《拆箱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并不予以否认，故对于原告拆箱作业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被告应予以承担。原告拆箱633箱，拆箱费每个260元，故拆箱费为164580元，原告垫付港杂费635箱，港杂费每箱260元，故港杂费为165100元，原告换单635箱，换单费每箱30元，换单费为19050元。对于原告主张的拆箱费应按照290元/箱计算一节，其提供的金额变更系其与案外人合同的变更，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诉请的场地污染费200元、修箱费442元、滞箱费18690元、搬移费13710元，原告只提供了11400元的滞箱费的转账记录，其余的未提供交付证据，故本院对11400元予以确认。以上原告发生费用总计341080元，应由被告予以承担；对于原告诉请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部分，在双方所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中并无明确约定，故对于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租金损失252166.7元的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可以认定，双方对于业务量并没有明确的约定，其租赁场地、叉车等费用是其开展业务的基础条件，且通过“刘洋”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其并不是仅仅与本案被告开展相关业务，故对于其要求被告承担该部分费用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拆箱费、港杂费、换单费、滞箱费等共计341080元。二、驳回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85元，由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承担4269元，由被告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承担6416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应支付上诉人拆箱业务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及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上诉人为开展拆箱业务产生租金损失。关于上诉人主张换单费存在漏算的问题。一审认定拆箱633箱，拆箱费每个260元，拆箱费为164580元，原告垫付港杂费635箱，港杂费每箱260元，港杂费为165100元，原告换单635箱，换单费每箱30元，换单费为19050元，以及滞箱费11400元，以上金额合计360130元，一审法院认定341080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拆箱费及换单费的问题。上诉人称拆箱费应按照290元/箱计算，其依据在于与案外人金洺洋公司、单瑜之间就变更达成一致，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中有明确约定拆箱费为260元/箱，上诉人所主张的金额变更系其与案外人合同的变更，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称信风物流公司与大连集发公司的换单费用不同，应为70元/箱，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滞箱费、搬移费、场地污染费及违约金的问题。上诉人仅提供了11400元的滞箱费转账凭证，滞箱费18690元、搬移费13710元、场地污染费200元上诉人并未提交相关付款凭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部分，双方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中对于违约金并无明确约定，故对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上诉人为开展拆箱业务产生的租金损失问题。上诉人主张其租赁用于拆箱业务的叉车、场地等所依据的是双方业务量，但双方签订的《拆箱代理协议》中对业务量并没有明确约定，且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是专用于与被上诉人开展业务，故由被上诉人赔偿该项费用并不合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2020）辽0804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拆箱费、港杂费、换单费、滞箱费等共计360130元；三、驳回原告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685元，由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269元，被上诉人山东捷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641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05元，由上诉人营口鑫隆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宪云审判员  姚 望审判员  徐 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朱庆圆书记员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