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11民终7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勇军，男，1970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江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辉，湖南兆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朝喜，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江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烈，湖南弘一（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蒋志夫，男，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江永县。原审第三人：李永桃，男，1969年3月12日出生，瑶族，住湖南省江永县。上诉人李勇军因与被上诉人黄朝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江**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湘1129民初2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勇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黄朝喜四区”猪舍所有权归李勇军所有，黄朝喜返还李勇军应得的0.5栋猪舍使用费900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一般买卖合同属定性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标的是股权且争议发生在股东之间，应当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1）涉案猪舍“黄朝喜四区”所有权归李勇军所有系全部股东对共同股权及共同建设的11栋猪舍进行分配的结果；（2）黄朝喜应收的258545元不是李勇军一人应支付给黄朝喜的关于涉案猪舍的对价款，还包含了原审第三人李永桃应付给黄朝喜的10909元，说明该转让性质是四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而不仅仅是黄朝喜与李勇军之间的买卖关系。2、一审法院忽略了本案证据的整体性、连贯性、关联性，认定李勇军未按照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双方已实际解除原有约定、涉案0.5栋猪舍所有权未转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忽略了三份关键证据及证据形成时间，导致做出双方实际解除原有约定及涉案0.5栋猪舍所有权未转移的错误事实认定。2019年9月14日的《股东会议备忘录》、2020年7月13日的《昌泰猪场股东权属备忘录》均证实黄朝喜同意涉案0.5栋猪舍所有权已转移给李勇军，即使原审法院依据黄朝喜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认定2020年4月10日双方对0.5栋猪舍归属有争议，但2020年7月13日的《昌泰猪场股东权属备忘录》已证实黄朝喜与李勇军再次协商一致涉案0.5栋猪舍所有权已转移给李勇军的事实。另，2020年8月2日的《李勇军、蒋志夫、黄朝喜三合伙人在温氏公司债权债务分配方案》，证实黄朝喜仍认可涉案0.5栋猪舍所有权已转移给李勇军的事实，李勇军已实际履行2栋猪舍应承担的债务支付义务；（2）2019年9月14日，李勇军用对黄朝喜享有的10万元债权已履行了近一半的给付义务，2019年12月12日李勇军向黄朝喜追问债权债务分配方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剩余158545元等黄朝喜算清债权债务，所有股东无异议时再支付的口头约定，同时，黄朝喜偿还10万元，李勇军是被动接受；（3）黄朝喜未向法庭提供曾主张解除原有约定的书面证据，黄朝喜从未向李勇军主张解除权利。黄朝喜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合伙纠纷，在上诉人的诉请中双方对于“黄朝喜三区”归上诉人所有，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对该猪舍也是一直在使用管理，而针对“黄朝喜四区”，开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所有这一事实双方也均无异议。上诉人主张该猪圈全部归其所有的依据为2019年9月14日股东会议备忘录，而根据该会议备忘录，上诉人取得的依据为被上诉人将其所有的在四区中的半栋是以出售的方式给上诉人的，在原审过程中，双方针对该事实均无异议，且在原一审法庭答辩之前，原审合议庭也要求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明确了本案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认为，上诉人所诉讼的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之前的合伙合同是没有异议的。原审法院根据庭审认定的事实，及双方都认可的法律关系，来作出判决。若是按买卖合同纠纷针对这0.5栋猪舍的，事实已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述称，对上诉人的上诉没有意见，对2019年9月14日的股东会议备忘录也没有意见，李勇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是李勇军与黄朝喜的关系，与第三人无关。李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黄朝喜名下的“黄朝喜三区”、“黄朝喜四区”2栋猪舍（案涉当事人在开庭时所讲的区、栏、栋均为猪舍量词，含义基本相同，如黄朝喜一区即黄朝喜名下的第一区或第一栏或第一栋，下同）所有权与相应的猪舍土地使用权归原告所有；2、判令被告黄朝喜返还原告应得江永温氏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公司）支付的猪舍使用费9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黄朝喜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原告李勇军、被告黄朝喜和第三人蒋志夫、李永桃与案外人莫兴强合伙成立昌泰合作社，从事生猪养殖。自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五合伙人共建成猪舍11栋。2019年9月14日，李勇军、黄朝喜、蒋志夫、李永桃4合伙人（当时莫兴强的合伙份额已转让给李永桃）就昌泰合作社11栋猪舍进行分配，并形成了《股东会议备忘录》，该备忘录约定4合伙人各分得猪舍的栋数，其中约定：李勇军分得“黄朝喜三、四栋”中的其中1栋，另1栋为黄朝喜与李勇军共有。同日，李勇军与黄朝喜达成协议，黄朝喜将其与李勇军共有的1栋猪舍的0.5栋出售给李勇军，李勇军定于2019年12月31日付清0.5栋猪舍价款和其他费用共计258545元（含利息和帮李永桃垫付的10909元）。该协议达成后，李勇军使用、经营“黄朝喜三、四栋”2栋猪舍。2019年9月15日，李勇军与温氏公司签订《生猪委托养殖长期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委托李勇军在“黄朝喜三、四栋”2栋猪舍养殖生猪，委托养殖期限自2019年9月15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李勇军承担了“黄朝喜三、四栋”2栋猪舍的电费和其他费用。但在此期间，李勇军一直没有按照约定，将0.5栋猪舍的价款和其他费用支付给黄朝喜。2020年4月10日，就0.5栋猪舍归属问题，李勇军通过微信与黄朝喜协商，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将0.5栋猪舍给李勇军，因为按照《股东会议备忘录》约定李勇军要支付黄朝喜0.5栋价款和其他费用25万多元（含月利率8‰的利息）；二是将共有的1栋猪舍给黄朝喜，由黄朝喜支付借款给李勇军。但协商未果。2020年6月14日，黄朝喜与温氏公司签订了《生猪养殖场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温氏公司租赁“黄朝喜三、四、五、六、七、八区”共6栋猪舍，租赁期限自2020年6月15日至2025年6月14日，年租金为1080000元，即每栋猪舍年租金为180000元；上述猪舍租金以养户存款单形式存入养殖户在工商开设的账户中，并于签订该合同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根据上述租金支付方式的约定，“黄朝喜三、四、七区”3栋猪舍共用一个账户（“黄朝喜七区”属李永桃所有），银行账户由黄朝喜开设，银行卡由李勇军持有，银行卡密码由李勇军和黄朝喜共同掌控（以下简称共管账户）。2020年7月10日，黄朝喜通过微信告知李勇军，因温氏公司不同意改名，“黄朝喜三、四区”不能改名到李勇军名下。2020年8月4日，温氏公司转入“黄朝喜三、四、七区”开设的银行账户3栋猪舍租金540000元，其中包括案涉争议共有的一栋猪舍租金180000元。李勇军从共管账户中转出共有猪舍的0.5栋猪舍租金90000元以后，2020年8月15日，黄朝喜从其共管账户中转出0.5栋猪舍租金90000元至其妻子李永萍名下。因0.5栋猪舍是否已经属李勇军所有和黄朝喜领取的0.5栋猪舍租金是否予以退还给李勇军，李勇军与黄朝喜发生争议，因协商未果，李勇军诉至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经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予以审理。另查明，在《股东会议备忘录》约定中，当时并未约定“黄朝喜三、四区”2栋猪舍的具体哪栋为李勇军与黄朝喜共有猪舍，在庭审过程中，李勇军与黄朝喜确定“黄朝喜三区”该栋猪舍为李勇军所有，“黄朝喜四区”该栋猪舍为案涉争议猪舍。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的基本事实和法律关系是：被告黄朝喜将其与原告李勇军共有的“黄朝喜四区”的0.5栋猪舍出售给李勇军，李勇军支付黄朝喜0.5栋猪舍价款，李勇军与被告黄朝喜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在庭审过程中，李勇军与黄朝喜就黄朝喜是否已经将0.5栋猪舍所有权转移给李勇军，李勇军是否支付了0.5栋猪舍价款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本案应定性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立案时将本案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与庭审查明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明显不符，应予变更。本案中，李勇军与黄朝喜于2019年9月14日约定，黄朝喜将其所享有的0.5栋猪舍出售给李勇军，李勇军支付黄朝喜0.5栋猪舍价款258545元（含李永桃垫付的10909元），双方就0.5栋猪舍所达成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在庭审过程中，李勇军与黄朝喜就0.5栋猪舍所有权是否属李勇军所有进行了辩论。现评析如下：李勇军主张0.5栋猪舍归其所有的理由是：一、双方就0.5栋猪舍价款支付方式和时间进行了约定，以100000元借款抵扣部分0.5栋猪舍价款，余款待与温氏公司结算后付清，李勇军履行了买卖合同义务；二、达成0.5栋出售给李勇军的协议后，李勇军对0.5栋猪舍进行了使用、管理和经营，案涉0.5栋猪舍应归李勇军所有。对上述两个理由，黄朝喜提出了反驳意见：一、黄朝喜已经归还了李勇军借款100000元，没有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以借款抵扣0.5栋猪舍价款的协议；二、李勇军对0.5栋猪舍的使用、管理和经营，并不意味着李勇军对0.5栋猪舍享有所有权。一、李勇军是否履行了案涉买卖合同支付借款的义务。李勇军虽然于2017年10月31日向黄朝喜出借了100000元，并约定月利息为780元，但黄朝喜于2020年8月14日归还了李勇军借款100000元，除李勇军本人陈述100000元借款抵扣0.5栋猪舍价款外，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该约定条款存在，黄朝喜对此又不予认可，即使双方曾经有过该约定条款，李勇军接受返还借款100000元的行为，也应当视为李勇军与黄朝喜解除了该约定条款，李勇军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0.5栋猪舍余款在与温氏公司结算后付清的事实存在，且双方约定0.5栋猪舍价款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因此，李勇军以其与黄朝喜约定以借款抵偿价款、剩余价款待与温氏公司结算后付清为由，履行了买卖合同支付价款义务的诉请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二、案涉0.5栋猪舍所有权是否转移给李勇军。2019年9月14日，李勇军与黄朝喜达成将“黄朝喜四区”的0.5栋猪舍出售给李勇军后，李勇军对该0.5栋猪舍一直进行使用、管理和经营，并支付了与之相关的费用，黄朝喜对此并未否认。但李勇军对0.5栋猪舍的使用、管理和经营，并不意味着0.5栋猪舍属李勇军所有，李勇军取得0.5栋猪舍所有权，应当以黄朝喜将0.5栋猪舍所有权转移给李勇军为前提。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记录看，李勇军、黄朝喜双方就该0.5栋猪舍所有权转移交付给李勇军问题多次行了协商，但均未果，直至温氏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将“黄朝喜四区”租金180000元打入双方共管账户后，李勇军、黄朝喜先后各将90000元租金取出，这也说明“黄朝喜四区”猪舍仍属李勇军、黄朝喜共有，黄朝喜并未将该栋猪舍的0.5栋所有权转移给李勇军。综上，李勇军与黄朝喜虽然达成了案涉0.5栋猪舍的买卖合同，但因李勇军一直未按约定履行支付价款义务，该买卖合同实际并未履行，该合同理应依法解除。故李勇军以涉争的0.5栋猪舍已经转移给李勇军为由，提出“黄朝喜三、四区”2栋猪舍所有权及相应的猪舍土地使用权归李勇军所有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同理，因案涉0.5栋猪舍仍属黄朝喜所有，黄朝喜依据0.5栋所有权而取得的收益权即案涉租金90000元，于法有据，李勇军要求黄朝喜返还租金9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黄朝喜以双方一直没有履行猪舍买卖合同义务为由，提出解除买卖合同并进而提出0.5栋猪舍所有权仍归黄朝喜所有的辩称意见，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法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勇军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原告李勇军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李勇军要求确认“黄朝喜四区”猪舍所有权，并要求黄朝喜返还江永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支付的0.5栋猪舍使用费90000元是否应得到支持。2019年9月14日的《股东会议备忘录》虽是合伙人对猪舍进行分配，但因黄朝喜出资比李勇军多，故李勇军如要取得黄朝喜四区猪舍的所有权，应当支付黄朝喜25.8545万元，并且该款项应当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而李勇军直至本案起诉时止，都未将应付款项付清。李勇军提出，对于其应当支付的25.8545万元，以其对黄朝喜享有的10万元债权抵扣了一部分，对此，2019年9月14日的《股东会议备忘录》无记载（10万元借贷发生在此之前），也无证据证实双方曾达成过此类协议。李勇军还提出，2019年12月12日李勇军向黄朝喜追问债权债务分配方案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剩余158545元等黄朝喜算清债权债务，所有股东无异议时再支付的口头约定。对此，黄朝喜未予以认可，且黄朝喜现已将所欠10万元偿还给李勇军。因此，李勇军未及时支付25.8545万元给黄朝喜，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其要求确认对“黄朝喜四区”猪舍享有所有权，并要求黄朝喜返还江永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支付的0.5栋猪舍使用费90000元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李勇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上诉人李勇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振湘审判员  万竹婷审判员  李秋云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吕 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