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6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宁海大街604号。法定代表人：刘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荣，山东前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春，男，1963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文、李成斌，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王玉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3民初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承包费204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安某对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请求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系履行职务行为，涉案合同已于2017年10月解除错误。安某庭审中明确回答收涉案承包土地的前提条件是绿叶公司收这块地。本案中证人安某、孙某都说是去找了绿叶公司几次没有谈成，也就是说按安某说的收回被上诉人承包土地的条件未成就，而一审法院竟然无视安某的证言。安某证言存在诸多矛盾，认定安某对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请求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安某系履行职务，判决涉案租赁合同(土地承包合同)已于2017年10月份解除，一审法院对这个事实的认定既是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也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8、29、30条规定相悖。退一万步说，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找安某要求将其承包的土地交回，按法律规定。1.是被上诉人要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上诉人。2.是要经过2/3以上村民代表或2/3以上村民同意。一审法院置法律之规定于不顾，枉法裁判。二、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未向上诉人要求将承包地交回。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之前，曾召开村两委会议及2/3以上村民代表会议，会议表决通过起诉被上诉人欠土地承包款。村两委成员孙某、宫某、李某均参加且同意起诉事宜，在此之前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也多次联系过被上诉人，录音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根本未找过安某要求交回承包土地。三、证人作证，法律明确规定应到法庭接受质询，上诉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即提出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一审法院不但不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竟亲自去调查证人，调查证人不详细询问。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王玉春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经协商解除，合同解除前的土地承包费被上诉人已经按期支付，被上诉人不存在拖欠上诉人租金的事实。被上诉人基于搞养殖的目的与上诉人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因政府不许可养殖项目建设，为此案涉承包土地一直落荒。2017年10月，经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处法定代表人安某协商同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双方之间已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土地承包费的事实依据。并且在合同解除前，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按期交纳了每年的土地承包费，被上诉人不存在拖欠被上诉人租金的行为，不应当再向上诉人支付合同解除前的土地承包费。上诉人本案起诉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土地租金，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二、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系基于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上诉人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的事实，且自信土地收回后可以转租绿叶公司，而非以可以将土地转租绿叶公司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基于养殖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土地未利用被上诉人一直亏损状态，为此被上诉人要求与上诉人解除合同，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同意解除合同也是基于该事实。至于，上诉人考虑将土地收回转租绿叶公司，是鉴于前期有3户承包土地者同样因政府不许可建养殖场将土地退还后，村委将土地转让给绿叶公司的经验，而非以将土地转租绿叶公司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无论上诉人能否将案涉土地转租给绿叶公司或其他经营主体，均不影响双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以与绿叶公司未谈成收地的事实，推定土地转租绿叶公司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属于逻辑错误，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此外，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提前半年书面通知上诉人且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作为解除合同条件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若根据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以及《土地承包合同》的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因未经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未生效，被上诉人也未使用案涉土地，被上诉人不仅不需要向上诉人支付土地租金,对于已经支付的2013年10月至2017年10月四年土地租金，上诉人还应当向被上诉人返还。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且缺乏法律依据，上诉请求应当驳回。原告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拖欠的土地租金204000元（自2016年8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8月25日起计算利息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暂定）；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承包原告土地85亩租期30年，年租金68000元，合同期内总租金204万元，原告依据约定交付了土地，但被告自2016年开始拖欠租金至今累计204000元，原告多次催交未果。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被告原系原告村民。2013年10月1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被告承包原告坐落于村东冶头夼土地。合同主要内容包括：租赁土地面积为85亩，用途为种植业；乙方在甲方承包土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自2013年8月25日起至2043年8月25日止；土地租金每年每亩800元，全年共计68,000元，合计合同期间乙方应上交甲方租金204000元；乙方于每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前后向甲方一次性付清当年租金68000元，如不按期交付租金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收回土地；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后生效。合同另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一、关于涉案租赁土地的使用情况及租赁合同有无解除。庭审中，被告称其租赁涉案土地原用途为养殖，但因政府限制，无法养殖，因此其并未实际占有使用。2017年其与村委协商退还土地，村委表示同意。被告提交《王玉春承包土地退还证明》，载明：“王玉春北格庄村人，2013年承包土地85亩用于养殖，由于政府限制没能养成，种粮食的费用付人工费都不够，2017年10月份王玉春找到我安某（原书记、主任）说把土地退还给村，政府不让建养殖场，种粮食赔钱，交不起地租（每亩800元），我当时答应了，因为前期有5户承包土地者把土地退还给了村，有3户（杨启丰、陈岩、徐金波）的土地退还给了村，也是因为政府不让建养殖厂转租给了绿叶（在村租地2800亩），有两户承包者（李全阳、任庆坤）的土地转租给他人，村将这5户的承包费全部退还给了本人。我就和孙义喜（原委员分管土地，现任书记）、李某（原委员、现委员）、宫某（原委员、现委员）说明了王玉春承包土地退还给村，他们也表示同意，我就派孙义喜和绿叶协商，把王玉春的地转租给了绿叶，由于前期和绿叶关系很好，不管什么事基本能谈成，2016-2017年因和绿叶发生纠纷，关系不太好，所以一直没能谈成，我于2018年5月辞职，再无权管此事，请求法官给予王玉春退土地租金。”安某、孙义喜、宫某、李某在该证明上签字.安某出庭作证陈述事实与上述证明载明内容相符，并称上述证明是其联系孙义喜、宫某、李某三人签字的。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至北格庄村对孙义喜、宫某、李某进行了调查，三人分别对上述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三人陈述内容，法院确认：原村委书记安某在任时的一天，其与分管土地的委员孙义喜、妇女主任宫某、支部委员李某开碰头会，安某说被告包的这块地，让孙义喜和绿叶谈谈，能不能转给绿叶，另外被告承包地没有使用，一直荒着。原告质证称，对退地证明不认可；对证人安某陈述17年10月原被告解除了租赁合同有异议，其陈述收回土地的前提是绿叶收这块地，绿叶没收这块地；对孙义喜、宫某、李某接受调查陈述内容，认为无法证明被告主张是通过这几个人把地收回或者已经把土地交回原告的事实。二、关于被告交纳租金的情况。原告称，被告于2015年12月及2016年10月25日各交纳土地租金68,000元，并提供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两张。被告无异议，称其在2013年、2014年还交纳了两年租金，其每年在10月或11月提前交纳下一年度的费用，因此2016年10月25日收据上载明的租金的期间是2016年10月25日至2017年10月24日。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2013年11月1日及2014年12月29日莱山区村级资金往来结算收据各一张，该两张收据均为复写第二联，收款人处书写为李乃山，收款单位（公章）处均加盖有原告财务专用章。一审法院经审查，该两枚印章与原告提供收据中加盖印章内容一致。原告质证称，其账上没有该两笔账。2020年10月10日，一审法院同时对原告会计孙秀媛进行调查，孙秀媛称：“这两张收据前段时间核查过，街道办的账目里没有，后来主会计李乃山说，这两笔钱直接付走了，都收走了。”其现场电话联系李乃山，李乃山表示收据本都交到政府了，这两笔钱都收到了，每一笔68,000元，收到后又付出去了，付给安路灯的68,000元，新农村建设改造付建房款68,000元，付款的账也没有。原告质证称，村里没有收到，村账目也没有这两笔钱，也没有该收据，对收据上加盖的印章是否是村财务章原告表示不清楚。被告对孙秀媛的陈述无异议，认为原告是否作账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合同中约定生效条件，但原告已接受被告支付多年租金，故应视为生效条件已经成就，该合同已生效，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结合法院调查内容可以证明，2017年10月被告向原告时任村委会主任安某提出解除合同，退还土地，安某表示同意；之后被告亦未使用涉案土地。法院认为，安某对被告提出解除合同请求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系履行职务行为，涉案租赁合同已于2017年10月解除。原、被告各自提供的收据，结合法院对村会计的调查内容，可以确认，被告付清了2017年10月24日之前的土地租金，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租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判决：驳回原告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80元，由原告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证据：1、证人孙某、宫某、李某证人证言，三位证人出庭作证，宫某、李某称，证明上的签名是真实的，但没有看证明的内容。2、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杰在本案诉讼之前与被上诉人间的通话录音。3、付款证明。因上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称涉案土地是荒山，该份证据证明涉案土地原是该村其他村民承包，因为被上诉人要承包，上诉人从其他村民手里收回来的土地，为此村委至今仍向其他村民支付赔偿款。4、2013年2/3村民代表同意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质证中，被上诉人称，三名证人提交的书面证言内容高度一致，存在串通作证的嫌疑；孙某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可以证实证人所提交的书面证言是经过串通之后，统一言词向法庭出具的。关于承包土地退租证明中的签字，李某称其看到安某、孙某、宫某已经在证明中签字，为此其本人没有落实该情况证明的具体内容，也附随其签字。实际情况是，证明的签字顺序依次为安某、孙某、李某、宫某，宫某的签字顺序在李某之后，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李某签字时能看到宫某已在证明上签字的事实。对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真实性和证明内容不认可。根据上诉人主张的录音形成时间，该证据应当形成于一审诉讼前，不属于一审诉讼后形成的证据，也不属于因客观原因在一审诉讼中上诉人不能提供的证据，因此不属于有效证据。通过录音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拖欠土地承包费的事实，录音中的“这两年”具体指哪两年无法确定，也无法证明土地承包合同没有解除的事实。关于付款证明，由于上诉人提交的均为复印件，被上诉人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该组证据也不能看出就涉案土地上诉人向其他村民支付了补偿款。即使上诉人证明的情况属实，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土地承包费的事实。对于会议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内容不认可，被上诉人未参加该会议，不清楚会议是否召开，也不清楚会议内容的真实性，对于会议的表决程序是否合法也无法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从上诉人、被上诉人2013年10月1日所签《土地承包合同》的内容、履行情况看，一审法院对该合同效力所作认定正确、合法。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王玉春承包土地退还证明》的内容，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法院的调查笔录，足以证实《王玉春承包土地退还证明》是客观、真实的，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推翻《王玉春承包土地退还证明》的真实性，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间的土地承包合同已于2017年10月解除合理、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对此所提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60元，由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