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7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东宿舍六段平房院1号。法定代表人：孙建国。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国，男，1972年5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莉（受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孙建国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江苏秀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昕（受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孙建国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江苏秀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新建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许国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江苏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安，江苏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威公司）、孙建国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2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昌威公司、孙建国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明新大洲公司的实际供货金额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新大洲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2018年9月5日、9月23日、10月4日的3张送货单，没有昌威公司、孙建国签字或盖章，不能认定作为昌威公司收货的依据。一审法院未查明双方的交易习惯和送货单上“朱浩杰”的身份，未重视新大洲公司提供的送货单自相矛盾的问题，而直接作出昌威公司已收货的认定，查明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新大洲公司辩称，其提供的送货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昌威公司已收到案涉争议货物。至于朱言召、朱浩杰的身份，根据双方交易习惯，昌威公司购买的货物均由该两人的运输公司负责运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大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昌威公司立即支付货款941806.3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损失(以941806.3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5日起至货款付清时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2.判令孙建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新大洲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支付货款944347.1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损失(以944347.1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新大洲公司与昌威公司长期发生土工材料买卖关系。2018年2月14日，经双方对账，昌威公司出具对账单，结欠新大洲公司货款592738.80元。后新大洲公司继续向昌威公司供货。2018年4月21日（送货单载有驾驶员朱浩杰签字）、5月18日、5月23日、6月30日、7月9日、7月14日、8月27日，新大洲公司分别供货107184元、49500元、129534.3元、264228元、4840元、279360元、293328元，合计供货1127974.30元。昌威公司自对账后支付货款合计1411950元（其中，2018年6月24日，个人账户支付200000元；2019年6月19日后付款合计211950元）。昌威公司原股东为孙建国及贾静怡，2018年5月18日变更为孙建国独资有限公司。新大洲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以上事实，有对账单、送货单、银行回单、账户明细、收据、工商登记材料、质证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存在争议：关于昌威公司的结欠金额，新大洲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送货单3份，分别为：2018年9月5日，金额292164元，9月23日，金额339500元；10月4日，金额3920元，合计金额635584元，证明：3张送货单上的货物已交付给昌威公司。根据双方交易习惯，上述3张送货单均有驾驶员朱浩杰签名，驾驶员的运费也由孙建国支付，孙建国至今一直拒绝在送货单或对账单上签字。另外，昌威公司认可收到货物的送货单上也有这位驾驶员朱浩杰的签字。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及录音。2018年9月17日，孙建国与新大洲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国民的微信订单；2018年11月6日，许国民将载明上述货物的4份送货单及发票通过微信拍给孙建国；2019年6月19日，许国民向孙建国催要货款录音，载明：“许：一点都没啊！孙：一点都没有。许：差我这么多钱的，一百五六十万钱的，连这个新东方的，天津的都一百十四五万的，你多少点弄点给我，你不可能一分都不付哇!孙：就是哇，我晓着老哇！晓着你帮忙老。…”昌威公司、孙建国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送货单上均没有孙建国签名，不予不认可，没有收到对应货物；对证据2，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订单并不能证明收到货物，昌威公司也未回应；新大洲公司拍摄的送货单与庭审提供的不一致，其中，经昌威公司核对，已将2018年8月27日的送货单盖章后退回新大洲公司，照片上的送货单与庭审时新大洲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存在颜色、票号、单价等不一致；电话记录只能证明新大洲公司在未结算的情况下，催要货款的事实。关于孙建国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昌威公司、孙建国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昌威公司工商变更情况，原来公司股东有两个，2018年5月18日以后变成一人有限公司；证据2，2018年1月至12月的财务报表，证明孙建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现象。新大洲公司质证后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昌威公司现为一人有限公司；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昌威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孙建国个人，且孙建国个人账户也支付货款给新大洲公司，孙建国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新大洲公司与昌威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买卖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关于昌威公司的结欠金额，可按新大洲公司提供送货单计算结算，对昌威公司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虽然昌威公司对未有孙建国签字的3张送货单不予认可，但结合双方交易习惯，该3张送货单均由驾驶员朱浩杰签字，同时，在孙建国签字、昌威公司盖章确认的2018年4月23日送货单上，亦有朱浩杰签字。2.双方法定代表人聊天记录载明，新大洲公司将4张送货单及发票通过微信图片发给昌威公司，昌威公司也未对收货及金额提出异议。3.昌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国与新大洲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话内容可以反映，孙建国对昌威公司尚欠新大洲公司货款“一百十四五万的”未有异议，结合2019年6月后，昌威公司的付款情况，也与新大洲公司主张相一致。上述间接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昌威公司已收到3份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新大洲公司可按对应金额计算结算。综上，昌威公司尚欠货款为：592738.80元+1127974.30元+635584元-1411950元=944347.10元，昌威公司逾期未支付的货款，应承担本案纠纷的全部责任。新大洲公司诉请昌威公司支付尚欠货款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未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予以支持。关于孙建国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法律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出了特别的限制性规定，明确举证责任倒置，财产独立的举证责任由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承担。本案中，结合双方交易付款情况，孙建国作为昌威公司一人股东，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昌威公司财产与其个人财产相独立，其应对昌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新大洲公司的诉请，予以支持，孙建国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昌威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新大洲公司货款944347.10元及利息损失（该款自2018年10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二、孙建国对昌威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540元，由昌威公司、孙建国负担。该款已由新大洲公司垫付，昌威公司、孙建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直接支付给新大洲公司。对一审查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昌威公司、孙建国提供如下证据：1.宜兴市文杰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网页打印件、朱言召名片，以证明朱言召是文杰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昌威公司员工，其签字对昌威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2.新大洲公司与孙建国、昌威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签订的对账单原件一份，以证明截止该日昌威公司结欠新大洲公司的货款金额为818092.30元，且2018年8月27日的发货已经纳入该对账单中结算，新大洲公司不应当再重新制作收货单向昌威公司主张该笔货款，故新大洲公司有混淆货款虚构债务的行为及故意。3.孙建国与朱言召通话录音（光盘和整理资料），以证明新大洲公司与朱言召之间有业务关系，新大洲公司以支付100000元运输费作为对价，要求朱言召之子朱浩杰出庭作伪证，朱浩杰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新大洲公司经质证认为，1.对文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朱言召确实非昌威公司员工，但是负责帮昌威公司配载，该证据无法达到昌威公司证明目的。2.对2018年8月31日的对账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对账单是因为当时昌威公司不认可没有寄回原件，故而其起诉没有作为依据。关于2018年8月27日的送货单可能是有再次邮寄，但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3.对通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录音中朱言召陈述应视为证人证言，朱言召应该到庭接受询问，单凭录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孙建国还欠朱言召运输款400000余元，朱言召害怕孙建国不给其结清运输款，故通话录音中的陈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孙建国陈述，关于2018年9月17日其微信发送给新大洲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国民的订单，其实是因为此前新大洲公司提供的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其已在2018年6月30日的送货单上载明因质量问题要调换货，该订单就是为了要调换的货。关于2018年11月6日许国民微信发给其的4份送货单及发票微信，其当时回复正在开车，并没有予以确认。对应发票其确实收到并认证抵扣了，但该发票是直接寄给了其委托代记账的会计师事务所，当时没有与其核对清发货情况，只是按照惯例抵扣，仅凭发票不能证明其已经收货。关于2019年6月19日许国民给其打电话时说到欠款数字，当时其在外面谈业务，没有时间跟许国民对账，只是回答知道了，但没有认可欠款数额。关于2018年11月6日许国民微信发给孙建国的2018年9月5日、9月23日、10月4日金额的三张送货单为何与新大洲公司本案提供的3张送货单存在票号、颜色差异，且无驾驶员签字的问题，新大洲公司在一审中陈述是因孙建国没有将送货单寄回，而后其公司重新开具送货单连同发票邮寄给昌威公司确认。对于昌威公司、孙建国二审中提供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关于文杰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网页打印件、朱言召名片，新大洲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双方均认可朱言召、朱浩杰并非昌威公司员工而系文杰公司人员，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2.关于2018年8月31日的对账单，新大洲公司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并确认截止2018年8月31日，昌威公司结欠新大洲公司的货款金额为818092.30元。3.关于孙建国与朱言召的通话录音，因朱言召并非本案当事人，其在录音中所作关于案涉送货单上驾驶员签字缘由的陈述，性质属于证人证言，朱言召应当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但孙建国并未申请朱言召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通话录音不予采信。本院另查明，2018年8月31日后，昌威公司支付新大洲公司的货款金额为511950元。以上事实由工商信息网页打印件、名片、对账单、付款凭证、通话录音光盘及整理资料、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新大洲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否证实昌威公司实际结欠其公司的货款金额。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双方当事人对新大洲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5日金额292164元，9月23日金额339500元，10月4日金额3920元，合计金额635584元的3张送货单存在争议，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关于争议送货单上驾驶员的签字能否印证送货的问题。2018年11月6日许国民微信发送给孙建国的4张送货单照片，其中与本案3张争议送货单对应的送货单上并无驾驶员签字。按照新大洲公司陈述，是因孙建国未将送货单寄回故而重新制作了送货单，但在许国民微信发送原先送货单给孙建国当时就已经离最后一笔送货有一个多月，后补的送货单时间则更迟，此时找驾驶员签字确认一个月乃至几个月前送货的时间地点和数量规格，与一般人记忆能力和日常生活经验相悖。此外，驾驶员并非昌威公司员工也未获明确授权，不能代表昌威公司确认收货，故仅凭后补的送货单上驾驶员的签字不能印证新大洲公司向昌威公司供货及其数量。关于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能否佐证送货的问题。虽然本案并无昌威公司确认收货的直接证据，但结合以下事实可以确信昌威公司收到了3张争议送货单的货物具有高度可能性：1.在许国民将案涉争议的3张原始送货单发送给孙建国时，孙建国并未直接提出异议。争议的3张送货单涉及金额较大，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如果没有发生此交易，则会立即提出异议，孙建国称其没有时间核实故未直接确认,此后也未明确提出异议，有违常理。即使在许国民发送的送货单中包含此前已经结算过的2018年8月27日送货单，新大洲公司实际上也并未将该笔送货重复计算，故仅凭此不足以证明新大洲公司故意虚构债务。2.许国民同时向孙建国发送了包含3张争议送货单金额在内的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发票经昌威公司确认已经收到并作认证抵扣。昌威公司称新大洲公司是直接邮寄给其代记账的会计师事务所，故其没有核实。但按照税务管理规定，公司应根据实际发生或明确约定的送货开具和收取发票，财务会计按照其一般职责理应在核对公司交易往来后再收取发票进行认证抵扣，在没有任何交易依据也没有向公司负责人核实情况下就收取发票抵扣，既违反法律规定，也与常理相悖。3.2018年9月17日孙建国发给许国民的微信订单所涉货物数量与2018年9月23日新大洲公司送货单记载货物数量一致。孙建国称该笔订单实际是调换此前有质量问题的送货，但其在发送时并未作任何标注，且其所述有质量问题的送货单是2018年6月30日的送货单，但该送货单载明的货物数量与本次发送订单不一致。此外，结合双方对账、送货、付款情况，可以确认2018年6月30日的该笔送货已经被结算在2018年8月31日对账单内，如果当时质量问题尚未解决则不应再确认结欠该笔货款。据此，本院对孙建国的陈述不予采信。4.在2019年6月19日许国民与孙建国的通话录音中，许国民已经陈述了孙建国结欠其货款的大致数额，而孙建国并未否认。在2018年8月31日双方已经对账昌威公司结欠新大洲公司818092.30元的基础上，孙建国既然否认双方此后还有交易，则其理应明确知晓结欠的货款数额远远低于许国民电话中陈述的金额，但其并未提出异议，与常理不符。综上，一审法院对案涉争议的3张送货单予以采信，并无不当。鉴于昌威公司二审提供的2018年8月31日对账单确认了截止当日昌威公司结欠新大洲公司的货款金额，故本案应当以此为基础根据此后发生的交易及付款情况核算最终结欠金额。经核算，昌威公司尚结欠新大洲公司的货款金额应为：8182092.30元+635584元-511950元=941726.30元。据此，因昌威公司、孙建国二审提供了新证据，本案部分予以改判，但昌威公司、孙建国逾期提供证据，对此增加的二审诉讼成本仍应由其自行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2117号民事判决；二、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货款941726.30元及利息损失（该款自2018年10月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3倍计算）；三、孙建国对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540元，由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4元，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孙建国负担19486元（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孙建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用支付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江苏新大洲土工材料有限公司垫付的诉讼费用法院予以退还）；二审案件受理费10156元，由天津市昌威恒通土工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孙建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 妍审判员 毛云彪审判员 韦 苇二○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李佳书记员沈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