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13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宁，男，198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盐城市盐南高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住所地盐城市解放南路钱江方洲商业街286号。负责人：邓伟民，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春华，该分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惠，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丁宁因与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盐城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苏0991民初2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丁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撤销《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员工离职通知》中“双方现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条款，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同时适用法律不正确。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及《员工离职通知》中“双方现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下称结清条款）为丁宁真实意思表示错误。事实上本人虽半路出家学习部分法律理论知识，但缺乏实务经验，签署离职协议时也未开始从事法律职业，不应当加重本人的注意义务。关于离职条款是否存在胁迫的问题，一审法院未结合浙商银行盐城分行已拖延多日办理离职手续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浙商银行盐城分行以看似合法的规定免除支付延期支付薪酬的义务导致丁宁“理亏”；浙商银行盐城分行未尽全面告知的义务导致劳动者存在误解；浙商银行盐城分行声称不签署结清条款即无法办理离职手续等等一系列事实。单方面要求劳动者完全理性并作出所谓的正确决定“拒绝签字，立刻选择仲裁、诉讼”实在是强人所难，过分的加重了劳动者的责任。事实上，丁宁在长达半年无法取得收入，司法程序冗长且不确定能否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尽快离职后从事新工作取得收入，而不会作出一审法院认为的所谓正确选择。因此浙商银行盐城分行种种行为事实上存在胁迫的主观故意，也导致了丁宁不得不作出违背真实意愿表示，结清条款理应认定为无效。退一万步，即便认为浙商银行盐城分行要求丁宁必须签署结清条款才办理离职手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或者胁迫等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根据法释（2010）12号第二款，该条款仍因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等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丁宁在一审中提出了明确的给付请求，其内涵应当视为包括要求撤销结清条款。同时一审中丁宁在辩论环节发表了明确的辩论意见认为结清条款存在显失公平及重大误解的情形应当撤销。一审法院理应审理查明，而不是以丁宁未明确提出撤销的诉讼请求为由不予审查直接做出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丁宁的上诉请求。浙商银行盐城分行辩称，首先，丁宁要求支付薪酬待遇与其出具的书面证明相违背，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无争议，丁宁对薪酬、绩效结算未提出任何异议。其次，即使没有该份证明，丁宁的诉求也不应得到支持，2019年8月1日至离职期间丁宁未提供任何劳动，丁宁要求支付该部分工资没有依据，况且本行已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了生活费；延付薪酬，本行根据银监管理部门要求制定的《浙商银行绩效薪酬支付管理办法》于2019年1月14日告知了丁宁，丁宁未提异议，根据该规定，丁宁不属于该部分有奖励的支付范围。应休未休年休假报酬，丁宁在2019年1月到7月间未正常上班，依法不应享受年休假待遇。2019年“开门红”营销竞赛奖励，本行已经依据其在本次竞赛中的贡献度对资金进行了发放，再次发放没有依据。丁宁作为法律从业者，应当具有谨慎对待其签字认可文件的态度，对双方一致合意后形成的书面证明，更应从严审查。1.丁宁主张本行与其办理离职手续存在欺诈胁迫或者重大误解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不足以推翻其自行作出的书面证明；2.丁宁主张其已经在诉讼过程中行使撤销权，但其口头表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中部分条款无效是否构成行使撤销权尚未可知，但即便在本案中要求撤销上述文件中的条款，因撤销权的行使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内，不应当一并处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8月1日至劳动合同解除之日的损失约111912.4元（因为没有及时办理离职手续，也没有履行脱密协议的损失）；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各项应付薪酬合计约230984元（包括延付薪酬70251元、应休未休年假报酬约14706元、2019年度应付年终奖约29859元、2019年“开门红”营销竞赛奖励116168元（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开展开门红营销，然后制定了奖励计划，业务发展二部奖励总金额为40余万元，本部门一共三个员工，116168元是我应得的部分）及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7月3日加班工资）。后原告当庭放弃2019年度应付年终奖约29859元及加班工资的诉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6日，原告丁宁（乙方）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甲方，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南京分行”）签订编号为N1194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摘要）：一、甲方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上岗要求安排乙方在营销岗位工作，乙方的工作地点为盐城。二、合同期限为固定期限，自2016年6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6日止。三、甲方安排乙方执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四、甲方按时足额支付乙方劳动报酬，不得无故拖欠、克扣乙方工资，工资具体支付形式和标准按甲方依法指定的薪酬管理办法执行，但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公布的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乙方出现待岗情形时，甲方保证乙方待岗期间的月生活费标准不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日，丁宁（乙方）与浙商银行南京分行（甲方）签订《脱密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摘要）：鉴于乙方的工作岗位可直接或间接接触、知悉、了解或掌握甲方保密信息，属于涉密岗位。乙方愿意为保护甲方的保密信息而承担保密义务，乙方的脱密期为六个月，脱密期自乙方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计算。2019年6月3日，丁宁向被告浙商银行盐城分行提出离职申请称，因个人职业规划与目前工作不一致，经再三考虑，决定辞去目前在浙商银行的工作。经过脱密期后，丁宁办理了正式离职手续。浙商银行盐城分行（甲方）与丁宁（乙方）于2019年12月1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一份，载明（摘要）：“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编号：N1194），自2016年6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6日止，乙方在甲方初次就业时间2016年6月6日，现因乙方个人原因申请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2019年12月1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现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丁宁在该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乙方签字处签名。同日，丁宁在《盐城分行员工离职通知单》离职员工一栏签名，该栏目用黑色加粗字体载明：“本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方面的事项均与浙商银行盐城分行达成一致，并已全部结清。”2019年12月13日，丁宁向盐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浙商银行盐城分行支付：1、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2月11日的工资111912.4元；2、2019年1月至7月延付薪酬70251元；3、2019年年终奖29859元；4、2019年营销竞赛奖励117439元；5、2019年带薪年休假工资14706元；6、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7月3日期间的加班工资。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赔偿金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故于2020年4月7日作出盐劳人仲某﹝2020﹞第133号仲裁裁决：对丁宁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丁宁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遂于2020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丁宁在离职时与浙商银行盐城分行签订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中均明确载明，双方现已就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丁宁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劳动者，其应当清楚该条款的意思表示，且其系从事法律职业，应当具备比一般劳动者更高的法律思维和法治意识，故应当对其签字确认的条款内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原告陈述的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其必须签署该两份文件才办理离职手续，是否能够构成胁迫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原告的职业经历以及离职后立即向仲裁委提请仲裁等事实，其应当知晓在脱密期满后，若被告不予配合办理离职手续，其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其仍然选择了签署上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故丁宁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时，浙商银行盐城分行存在欺诈或者胁迫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原告丁宁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均系其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系原告丁宁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另外，关于原告主张上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以及《员工离职通知》中的相关条款应予撤销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撤销权的行使系独立请求，原告可依法定程序行使，本案中，在原告未明确申请撤销且即使行使撤销权后结果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丁宁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事实予以确认。综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1.丁宁一审诉求中是否包含明确撤销《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员工离职通知》中关于“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的意思表示;2.丁宁上诉中提出上述主张，二审是否应当审理;3.一审判决驳回丁宁的诉讼请求有无依据。关于争点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起诉应当具备的条件，其中条件之一“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经分析丁宁起诉状中的请求、一审庭审笔录中的陈述，均无法看出丁宁有明确、清晰的撤销该条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实质性审查，程序上并无不当。二审中，丁宁将撤销该条款作为一项独立请求明确提出，经本院征求浙商银行盐城分行意见，该行明确表示不同意本院一并审理该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据此，对丁宁的该项请求，本院二审不予审理，丁宁可依法另行起诉。关于争点3，丁宁认为，浙商银行盐城分行在办理其离职手续过程中，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拖延办理、隐瞒应付薪酬金额，造成丁宁被迫签署不合理条款。本院认为，通过丁宁申请仲裁的时间、事项和一审诉求内容可以看出，其主张的事项如果成立，则在其签署案涉《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员工离职通知》文件之时或之前，丁宁即已知晓权利受损的事实。作为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丁宁没有选择法律赋予的救济权利途径、渠道主张，反而与其用人单位签署书面文件表明“所有薪资福利、社保等问题达成一致，并已结清”。在该条款合意的达成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定无效情形之前提且丁宁没有请求撤销该条款、结果尚未可知下，一审法院理解为作为权利人的丁宁对自身具体权利的处分和实际利益的放弃，并据此驳回丁宁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丁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丁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虹审判员 林洪全审判员 陈炳秀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乔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