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黔01民终15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185号泛海国际中心6幢1单元1101室-1。法定代表人：何柏欢，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宸麟，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开，男，1994年8月1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正，男，1992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潼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安雅，女，1995年9月1日出生，函，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镜超，贵州证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贵州证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稻普融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稻普融资公司向本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立即向上诉人支付代偿款409982.08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本案的实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利用自身的渠道和资源优势与上诉人签订平等主体间的承包协议，而非公司提供业务目标要求员工完成的劳动雇佣关系。民事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民事关系的自治协议，每一条款都是围绕合同订立目的对合同作出的具体阐述，在出现争议时，不应将某一条款或某些条款拆分出来孤立分析，应系统性、整体性的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订立目的与订立背景判断条款的意义与适用。原审法院将承包协议中的风险承担条款与合同关系条款孤立分析，进而否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代偿款项的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对上诉人是极不公平的。1、承包协议中关于风险承担的约定并非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内部员工责任制承包协议》（以下简称“承包协议”）并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格式条款构成要件。被上诉人作为在贵州兴义区域内具有渠道和资源优势的承包人，上诉人出于与被上诉人合作的目的在承包协议中约定支付的返点费用比上诉人获取的收益还高，显然上诉人不具有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承包协议中的风险承担条款已经划线标注、加粗加黑，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磋商拟定协议的过程中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2、签订承包协议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非实质的劳动雇佣关系。（1）首先，在协议的附件1《贵州兴义区域费用收取及结算约定》中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业务返点占据客户缴纳费用总额减去甲方及银行应收费用总额的90%份额，上诉人只收取客户缴纳费用总额减去甲方及银行应收费用总额的10%份额，此种被上诉人收益高于上诉人收益、按周结算返点、自主拓展业务、盈亏自负的费用结算方式属于典型的承包协议结算方式，故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的实质员工身份。（2）其次，即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员工，也不会影响承包协议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效力。《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而内部员工责任承包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合法承包制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意思表示真实，并按照该合同履行了百余笔业务，双方也结算了相应款项，在案外其他同类客户中，被上诉人也履行了其承诺的风险承担义务，故协议的法律效力不会受到双方当事人之间身份地位的影响。并且，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未约定追偿权条款而是约定了责任承担形式，该协议中体现的是被上诉人推荐给上诉人的客户出现一切业务风险包括违约、逾期、欺诈、诈骗等由被上诉人承担推荐客户的全部代偿款项。因此，即便将被上诉人认定为上诉人的员工，该协议的内容也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3、承包协议中关于责任承担的条款未违反公平原则。（1）承包协议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多次磋商的最终产物，系双方意思自治的合同约定。责任承担条款是对被上诉人不得以追求推荐批量客户获取巨额返利款而怠于履行自身作为推荐客广的一线人员的风险控制义务。该风险承担条款并非加重被上诉人责任、限制上诉人自身责任。而是被上诉人作为承包人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该条款正是在被上诉人推荐客户获取高额收益时附加的风控手段。（2）关于返利款的约定条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承包协议中对被上诉人推荐客户的业务返利款（即获取收益）进行约定；关于风险承担条款，双方当事人在承包协议中两处关于风险承担的条款且符合合理提醒注意形式。在承包期间内，被上诉人推荐的客户总计112人，在被上诉人推荐客户完成业务之后，上诉人已依据《承包协议》中的返利条款正常发放给被上诉人951919.65元，该951919.65元其中包括本案涉及的20位逾期违约客户的推荐返利款。即便是在本案中涉及的20位客户出现违约情形后，上诉人也已严格按照《贵州兴义区域费用收取及结算约定》中的约定支付给被上诉人后续其他客户的业务返利款。该些返利款足以证明上诉人遵循着公平原则、严格按照承包协议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4、上诉人对客户拥有审核权并不意味对客户的逾期违约承担责任。（1）在承包协议中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引入的业务有权进行评估和审核，对客户的主体资格与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形式要求作形式审核。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必然承担风险责任，还需结合双方是否做出其他约定或承诺来认定风险承担主体。否则以“评估审核即担责”观点，业务评估和审核的贷款人需对所有客户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这将导致市场经济秩序丧失稳定性，也违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2）协议中第三条约定：“乙方承诺在合作期间，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杜绝……疏于审查客户信息等行为……如乙方出现违反业务风险控制承诺等行为，并造成业务风险，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责任……”该条款约定了被上诉人负有审查客户信息的风险控制义务和承诺，同时若被上诉人违反包括审查客户信息在内的风险控制承诺且造成上诉人损失后，被上诉人应承担相应责任。（3）被上诉人作为一线业务领域的业务承包人，业务经验丰富，在亲身接触客户获取申请材料时对于业务风险的判断能力也要强于担保人与贷款人。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对于业务风险判断的能力优势以及其作出承担风险的约定和承诺，才使得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时，将高份额的业务收益让利给被上诉人。（4）上诉人是否有权对被上诉人引入的业务进行评估或审核，不影响风险责任承担的约定和承诺。二、上诉人以责任承担形式条款为诉讼依据而非追偿权条款，且提交证据材料足以证明涉案20位客户系被上诉人推荐。原审法院不认定该客观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状载明案由为合同纠纷，而非追偿权纠纷，承包协议未约定追偿权条款而是约定责任承担形式，上诉人是依据承包协议的责任承担条款主张权利的。在上诉人与客户产生代偿款之后，根据承包协议：“乙方推荐的客户出现违约、逾期、欺诈、诈骗等等一切业务风险，由乙方全额承担乙方所推荐的客户全部代偿款项”的约定，上诉人行使合同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本案20位客户代偿款项，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审过程中，上诉人举证被上诉人推荐的客户所需要的垫付车款资金均系通过被上诉人账户收取后由被上诉人支付给对应的车商，并且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留有收款账号，上诉人为这20位客户打款均打给了被上诉人付安雅；被上诉人表示对上诉人所述事实的认可和知情，而被上诉人又主张付安雅收款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充分说明了该20名客户系被上诉人推荐给上诉人的客户。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安雅的账户打入推荐客户的汽车尾款符合正常业务流程。上诉人补充提交《客户贷款申请表》、《客户业务日志》、《提车照片》，均有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的业务提交流程或被上诉人手下的黄君君、陈盼等相关业务人员的签字，足以证明该20位客户为被上诉人所推荐。三、无论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时诉讼请求中包含该20位客户的代偿金额，或是上诉人分别起诉该20位客户后将被上诉人列为第三人。上诉人享有在被上诉人和20位客户之间选择起诉的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二审答辩称，一、根据《内部员工责任制承包协议》第一条第八款、第十一款之约定，本协议所指业务风险指贷款客户各类“还款违约行为”导致的业务损失，且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中诉称的理由是“贷款逾期违约”，即未还款违约行为，并非“还款违约行为”。故被上诉人无需承担客户“贷款逾期违约”的责任。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内部员工责任制承包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内部员工责任承包协议》本质上不属于承包合同，不属于平等主体间的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系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调整，且被上诉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上诉人的客户逾期与被上诉人无关，况且根据《内部员工责任制承包协议》第一条第四款之约定，上诉人负责审核客户资料并向银行申请贷款，其后果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四、上诉人与银行、客户之间的合同并不能约束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是贷款合同的相对人，上诉人为客户提供担保，客户贷款逾期产生的风险应由银行与上诉人承担，不能通过内部承包协议的形式将银行和上诉人的经营风险转嫁给被上诉人。五、《内部员工责任制承包协议》系由上诉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除其与被上诉人签订之外，也用于与内部其他员工签订。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原审原告稻普融资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石正、付安雅支付原告代偿款409982.08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7月23日，原告稻普融资公司（甲方）与被告石正、付安雅（乙方）签订《承包协议》，编号：20180091，该承包协议载明：甲方是一家合法经营公司，主要从事汽车贷款按揭担保等担保业务，乙方是甲方的内部员工。为扩大甲方公司业务规模，促进公司内部员工个人业务发展以及提高业务员的积极性和降低公司风险，甲乙双方就车贷按揭业务责任制承包签订本协议。同时约定被告石正、付安雅在贵州兴义区域内。《承包协议》第4条约定：“乙方利用自身的业务资源，接洽有意申请汽车贷款按揭的意向客户，交由甲方进行审核、申请银行贷款。甲方负责审核乙方提交的业务，业务资料，代客户办理银行汽车贷款按揭申请。”《承包协议》第5条约定：“乙方作为甲方内部员工，甲方负有对乙方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工资计发计入成本打算（即在发放的工资、福利、养老金等薪酬总成本在甲方给乙方的返利款中按照成本金额相应扣减）”。承包期限为2018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承包协议》第8条约定：“乙方推荐的客户出现违约、逾期、欺诈、诈骗等一切业务风险，由乙方全额承担乙方所推荐的客户全部代偿款项。”该协议未约定哪一类客户属于乙方推荐的客户。《承包协议》第二条1.约定“甲方有权对乙方引入的业务进行评估，在通过甲方内部审核的前提下，应积极促成业务的完成（即银行审核通过，贷款发放）。”《承包协议》第三条5.约定“乙方是甲方内部员工，甲乙双方属劳动雇佣关系。甲方对乙方负有包括工资、社会保险、福利等因用工关系产生的义务，但对乙方经向甲方报备组建的团队不负有工资、社会保险等义务。”。在承包期间内，原告稻普融资公司与案外人包小龙等20人签订了《信用卡透支担保服务合同》，该合同约定案外人从经销商处购买的车辆未能一次性付款而需向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将信用卡透支资金用以支付剩余购车款以及为所购置的车辆购买保险费、担保费、居间费、透支手续费等费用。案外人委托稻普汽车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间介绍担保人后，选择通过居间人为其提供向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以及代理案外人在银行放贷前为所购置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要求原告提供信用卡透支债务的担保，经原告、居间人协助将购置车辆抵押给贷款银行的服务。原告、案外人、居间人三方协商一致签订本服务合同。并约定案外人授权居间人或者居间人指定第三人按照以下方式将垫付车款打入案外人指定账户，居间人按照原告指定的账户打款后，一切法律责任由案外人自行承担：1.将汽车消费贷款发放至居间人账户；2.若按揭银行尚未发放汽车贷款，为提车需要，案外人向居间方申请，为案外人垫付与贷款金额相当的部分车款，并将垫付款划至被告付安雅账户。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抵押合同》，约定了贷款、抵押事宜。原告与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羊坝头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为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签订《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抵押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现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银行贷款逾期违约，原告作为该20位案外人的担保人代偿贷款合计409982.08元。原告以该20位案外人是被告石正、付安雅推荐的客户且应该按照《承包协议》风险承担的规定承担责任为由，诉请法院依法判决。原审法院认为，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本案中，原告稻普融资公司与被告石正、付安雅签订《承包协议》，由原告提供格式条款，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可知被告石正、付安雅属于原告稻普融资公司员工，签订合同的目的是提高业务员的积极性和降低公司风险。风险承担条款约定被告推荐的客户出现违约、逾期、欺诈、诈骗等一切业务风险，由被告全额承担被告所推荐的客户全部代偿款项。被告作为原告的员工，此条款明显加重员工的责任，而限制原告自身责任，该条款有违公平原则。且《承包协议》约定，原被告之间只是劳动雇佣关系。被告推荐给原告的客户，最终由原告进行审核、评估，通过原告内部审核，协助申请银行贷款。也就是说，该客户条件是否合格，最终的审核权在原告，原告应当为客户条件是否合格承担责任。且被告石正、付安雅既不是涉案款项的债务人，也不是涉案款项的保证人，原告对被告石正、付安雅行使追偿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原告与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签订的《信用卡透支担保服务合同》可知，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是在稻普汽车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间介绍原告作为担保人后，才与原告签订《信用卡透支担保服务合同》，且原告也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是由被告推荐。现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银行贷款逾期违约，原告作为该20位案外人的担保人代偿贷款合计409982.08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为案外人提供担保并代偿相关逾期贷款后，可向包小龙等20位案外人追偿。因此，关于原告稻普公司要求被告石正、付安雅支付代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25元，保全申请费2570元,由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二审诉讼中，稻普融资公司向本院提交1、《返利汇总表》，2、银行回单，证明上诉人依结算给被上诉人支付20明客户返利。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提供的工商银行业务回单真实性认可，理由：1、该业务回单仅能证明被上诉人代上诉人收取客户款项并不能证明该20位客户系被上诉人推荐，2、被上诉人是上诉人员工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有权代上诉人收取款项，3、该证据一审中上诉人有能力提供而未提供已经违反民诉法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稻普融资公司与被上诉人石正、付安雅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案涉《承包协议》属于劳动用工单位内部工作职责安排文件，就该《承包协议》产生的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劳动争议应当先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对劳动仲裁机构的裁决不服，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受理本案纠纷，并作出实体裁判，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2民初39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均退还原告浙江稻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颜云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