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民终5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解放路55-2号。法定代表人：舒德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以先，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海涛，重庆炜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票市兴业玉米高新技术研究所。住所地：辽宁省北票市桥北管理区西社区。经营者：张东彪，男，汉族，1957年4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幸福里9栋2单元1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鹏，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票市兴业玉米高新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兴业研究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3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0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经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全以先、闵海涛，被上诉人兴业研究所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禾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20）辽13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为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反诉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本诉部分，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供的共计86,949,390.09元种子销售结算款应全部予以认定（一）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4年种子销售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金额共计34,693,800.3元），一审法院认为“上面机打购货单位为北票研究所，供货单位为经禾公司，但是，北票研究所在下面供货单位处签章处加盖公章、经禾公司在下面购货单位处签章处加盖公章。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兴业研究所欠付种子款的效力。”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有误，理由如下：1、4份种子销售结算单排头处均写明“购货单位为北票兴业玉米高新技术研究所，供货单位为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说明上诉人才是卖方。2、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也表明“整个合作过程中，经禾公司负责所有的繁种工作”，因此被上诉人不可能是卖方，机打处与签章处盖章不一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双方在盖章时没有看清楚卖方与买方，仅仅是一种工作上的失误，不能因此就否定证据的真实性。3、综合本案的全部事实，都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销售种子，上述四份结算单中公章加盖的位置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二）对于上诉人提供的《2017年销售清单》，一审法院认为“未经兴业研究所加盖公章或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但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销售数量，本院予以采纳”。上诉人认为，这一认定有误，理由如下：1、该证据虽然没有双方盖章，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否认该份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只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是委托关系。2、一审法院在否认该证据的证据效力的同时，又认定了证据中载明的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销售数量，这显然是矛盾的。3、本案的基本事实之一是上诉人将种子销售给被上诉人，若一审法院认定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销售数量，就应同时认定这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销售的数量，并支持销售款。二、关于反诉部分，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支付品种转让款以及销售提成款所依据的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不应当支付品种转让款以及销售提成款。一审法院认定品种转让款以及销售提成款的依据均是双方签订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但该协议中“鉴于”的第四条明确本合作具体内容和协议以重庆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后为准，而该份协议集团公司并没有批准。且该份协议合作的基础便是将被上诉人变更为企业法人，张东彪转让被上诉人51%的股权给上诉人。股权变更后，上诉人持有被上诉人51%的股权后才履行该协议。因股权未变更该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故上诉人无需支付该协议中约定的品种转让款和销售提成款。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并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本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经禾公司另提出如下补充上诉意见：1、根据双方签订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定的品种转让款960万元实际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品种转让款480万元，二是“其他现有品种”的品种转让款480万元。上诉人认为，法院应当查清其他现有品种具体包含哪些品种。若无法查清，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应驳回其480万元的反诉请求。2、一审法院计算销售提成款的依据是上诉人销售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数量。但是，一审法院在计算数量时存在两处错误：一是在计算“2016年-2017年自有品种销售结算情况一览表”时，采用的是“提货数量”（353691.75+75298.5=428990.25公斤），而非“结算数量”（274085.5+57813=331898.5公斤）。上诉人认为，应当以结算数量为准，因为结算数量才是最终的结算依据。二是一审法院在否认《2017年销售清单》的证据效力的同时，又将该清单上载明的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的销售数量（125800+12885=138685公斤）计算为销售提成款，这明显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要么彻底否认《2017年销售清单》的证据效力，将清单上载明的全部品种均不予认定；要么认可《2017年销售清单》的证据效力，对清单上的品种和数量全部予以认定，支持上诉人该部分的销售金额11,541,730.00元，而不应当对同一份证据采取相互矛盾的认定。3、一审法院将2019年2月25日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的17,047,210.44元仅认定为销售对账金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企业询证函》上清楚载明：“1、与贵公司的来往账款余额列示如下：截止日期：2018年12月31日，贵公司欠17,047,210.44元，欠贵公司处没有金额，备注为应收账款。”被上诉人在“信息证明无误”处盖章。从字面上来看，该询证函写的是来往账余额而非销售款余额。故被上诉人认为，该金额中显然已经抵扣了包含品种转让款、销售提成款在内的全部费用。实际上，根据代理人向公司核实，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金额不止17,047,210.44元，只是目前询证函显示的金额只有这么多。兴业研究所辩称，一、原审判决本诉部分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兴业研究所虽然也认为原审判决关于本诉部分的事实认定确有错误，但上诉人上诉部分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首先，原审法院对兴业研究所在“供货人”处盖章的四份证据及无任何盖章的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事实上，原审庭审过程中，兴业研究所一再强调，上诉人与兴业研究所之间并非简单的种子买卖法律关系，而是全部的合作关系，兴业研究所并非是种子销售者，双方的往来根本没有兴业研究所直接作为买受人的种子，双方发生的种子销售业务均是销售给第三人，无非有一部分是上诉人销售经兴业研究所处发货，或上诉人同意则兴业研究所对外销售，但在记账过程中，上诉人作不同的账目处理而已，上诉人提供的九份对账单事实上并非都是向兴业研究所发货的数量，应该包括上诉人从兴业研究所发走的数量，即上诉人自己销售但在其账目处理时可能视为回购的数量。应该就是上诉人上诉理由中强调的四份上诉人在购货单位处盖章，分别为手写“2013”字样的“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总价格为15,381,693.4元、“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4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总价格为9,044,687.1元、手写“2015”字样的“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总价格为8,396,979.8元、手写“2015”字样的“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总价格为1,870,440.00元的所谓结算单。四份结算单总价款为34,693,800.3元，因此前上诉人跟兴业研究所说他们作账回购数额可能就高达3500余万，所以兴业研究所在盖章时仍认为他们在调账，让兴业研究所盖章时认可有些种子是从兴业研究所购入的。对打字题头标注的此四份结算单为何将兴业研究所写成购货单位的问题，当时上诉人来盖章的人员说是打错了，而且也不是双方真实的结算数据，所以让兴业研究所盖章就行了，不用太计较，这样兴业研究所才盖章的。至于没有盖章的那张“2017年销售清单”，兴业研究所在一审庭审时就已明确表示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其次，原审判决对其他上诉人提供的对账单予以认定应该是错误的。原审庭审时，兴业研究所一再强调，上诉人提交的十份所谓的对账单并非是每年形成的对账单，而是2017年一次形成，且不是每年上诉人的实际结算表。虽然上诉人在个别结算单上自己手写标注了年限，以确定其代表的年份，给人感觉好像是每年分别形成的，但事实上这些兴业研究所盖章的结算单均是同一时间形成的。否则作为一个账目管理非常完善的大公司，怎么可能不将对账单形成的确切日期写上，原本2017年前上诉人的确每年都自己制作一份结算单，由兴业研究所保管人员签字确认后拿回公司自己作账，但绝不是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结算清单，只不过因兴业研究所只是代保管种子而未存留真实的结算清单而已。直到2017年初上诉人的大股东对上诉人进行审计时，上诉人才要求兴业研究所在其自己重新制作的所谓结算单上盖章，此前每年的对账单都只是兴业研究所的保管人员签字即可，从未要求兴业研究所盖章确认，兴业研究所只是未存留任何对账单而已。事实上即便是上诉人向法院出示的这些对账单，兴业研究所也未存留，因为这九份兴业研究所盖章的对账单不是双方真实的往来款项明细。此外，上诉人曾于2020年4月20日向兴业研究所发来“企业询证函”一份，自认截止2020年2月29日，兴业研究所尚欠上诉人17,047,210.44元，要求兴业研究所盖章确认。因兴业研究所认为不欠上诉人任何款项，反而是上诉人欠兴业研究所2000余万各种费用，所以至今也未盖章确认。此“企业询证函”也足以证明上诉人自己的账目上最多挂账兴业研究所欠款1700余万元，因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部分对账单予以认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反诉部分认定事实同样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该给付兴业研究所960万元的品种转让款仅仅是认定数额正确。根据2015年3月上诉人与张东彪（乙方）签订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约定，上诉人与兴业研究所已签订协议合作开发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上诉人应向兴业研究所支付品种使用费480万元；对除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外的兴业研究所其他现有品种进行合作开发，需要支付品种使用费共计480万元。双方约定得非常明确，960万元仅仅是品种的使用费，而不是品种的转让费。所谓使用费应该是双方合作期间，兴业研究所可以许可上诉人使用兴业研究所的品种，但转让却是权利的让与，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原审判决关于使用费的认定仅仅是数额正确，性质认定错误。（二）仅仅认定兴业研究所应得销售提成2,330,966.50元是错误的。根据双方已实际履行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第三条3.1.2、3.2.2款约定上诉人应按种子实际销售数量，按每公斤1元或2元给兴业研究所提成。虽然兴业研究所并不掌握上诉人在双方合作期间的实际销售数量，但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自从合作以来，销售数量要超过一千万公斤，兴业研究所应得的种子销售提成款应该不低于一千万公斤。兴业研究所原审之所以要求上诉人给付740万元提成款，是因为上诉人管理人员曾口头承诺提成款至少有740万元。在应付提成款远远大于740万元的前提下，因无法举证证明确切数据，进而对部分无法举证的权利予以放弃，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审法院未予以支持显然认定事实错误。（三）原审判决认定：“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品种审定奖励款，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在《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中虽有约定，但因双方未完成股权变更，经禾公司在通过审定品种中不享有权利。亦没有履行支付品种审定奖励款的义务”也是错误的。双方已实际履行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第二条2.4款约定，兴业研究所每完成一个省审品种的审定，上诉人就应该一次性奖励兴业研究所（张东彪）30万元。在原审法庭审理过程中，兴业研究所已举证证明在双方合作期间，先后在辽宁省黑龙江省、山西省审定了七个省审品种，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就应该给付兴业研究所品种审定奖励款210万元。至于股权变更的约定，并不是给付品种审定奖励的附加条件，且兴业研究所审定的品种部分上诉人已用于生产经营，根据公平原则，上诉人也应该给付兴业研究所品种审定奖励。（四）原审判决认定：“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科研育种劳务费，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在《科研育种劳务合同》亦有约定，但因兴业研究所不能证明其向经禾公司履行了提供科研育种生产劳务服务，经禾公司有理由拒绝支付科研育种劳务费”是错误的。2015年双方签订了的《科研育种劳务合同》，合同有效期为三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该合同第七条约定，上诉人需要每年向兴业研究所支付科研育种的劳务报酬标准为每年100万元。该合同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应该合同履行合同义务，向兴业研究所支付科研育种的劳务报酬300万元。兴业研究所在海南租赁了160余亩土地专门为上诉人培育新品种，怎么能说未向上诉人履行提供科研育种生产劳务服务呢？（五）原审判决认定：“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种子加工等垫付费用，因其提供的费用清单未经经禾公司加盖公章或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实际为经禾公司垫付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同样也是错误的。在双方合作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上诉人负责合作销售的种子生产、加工、销售和维权工作，也就是说该部分费用应该由上诉人承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费用都是兴业研究所垫付，每年上诉人都会将兴业研究所垫付的费用形成报表挂账。因答辩人只有上诉人给付的部分年份的垫付费用明细表，故兴业研究所只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给付有证据证明的三年垫付费用，总计4,434,576.87元。其中2015年垫付2,737,427.00元，2016年垫付1,226,686.87元，2017年垫付470,463.00元。该费用清单虽然没有上诉人盖章或签字，但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的主要管理人员已出庭作证，该三份清单是出自于上诉人处，原审法院仅仅以没有上诉人盖章就不予以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虽然上诉人上诉的理由是错误的，但纵观原审判决，的确有很多事实认定都是错误的。兴业研究所也同样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时，兴业研究所另提出如下补充答辩意见：1、960万元实际包含两个部分我们是认可的，凡是上诉人公司生产的品种都是玉米研究所提供的玉米，总共480万元，是使用费而不是转让费。2、2017年销售清单如果正确，法院应当全部采信，不正确应当不采信观点是错误的，对一方当事人出示的证据不利于另一方的人民法院可以采信的，有利于一方说法的陈述结合其他证据人民法院才可以认定，所以本案根据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销售清单，是上诉人提供的，这份清单原一审法院计算出恩喜爱和恩喜爱298是正确的，不予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企业询证函不是欠款，我们认为询证函不是双方实际的对账金额，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详细地对账包括我们玉米科研所垫付的一系列费用都不包含在其中，这1700万元不是双方真实的实际结算数额，一审提出的反诉意见我们坚持认为实际上是上诉人应该拖欠兴业研究所至少得2000万。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也是错误的，我方没有提出上诉是因为我方公司经济实力目前不允许。经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兴业研究所立即向经禾公司支付种子款65,899,390.09元；2、兴业研究所立即向经禾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以65,899,390.09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百分之五十计算）；3、兴业研究所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兴业研究所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经禾公司立即给付品种转让款9,600,000元；2、经禾公司立即给付种子销售提成款7,400,000元；3、经禾公司立即给付品种审定奖励款2,100,000元；4、经禾公司立即给付科研育种劳务费3,000,000元；5、经禾公司立即给付种子加工等垫付费用4,500,000元；6、经禾公司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8日签订，兴业研究所（甲方）与经禾公司（乙方）签订《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开发协议》，双方约定合作标的为恩喜爱298、3B（暂定名）。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合作品种使用费480万元。2015年3月，经禾公司（甲方）与张东彪（乙方）签订《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约定将兴业研究所的主体性质变更为企业法人，乙方向甲方转让51%股权，转让价款为102000元。股权变更后，兴业研究所每完成一个省审品种，甲方按照30万元/个的标准对乙方进行一次性科研奖励。鉴于甲方与兴业研究所已签订协议合作开发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现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进行合作开发，甲方向乙方支付品种使用费480万元，并对该二品种进行独家生产、经营。甲方根据该二品种的实际销售数量，按照2元/公斤的标准向乙方提成。对除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外的兴业研究所其他现有品种进行合作开发，甲方向乙方支付品种使用费共计480万元。甲方对上述品种享有独家生产、经营权，并根据合作品种的实际销售数量，按照1元/公斤的标准向乙方提成。期间，经禾公司使用了兴业研究所的玉米品种。根据经禾公司提供的结算单统计，其销售恩喜爱1号880656.75公斤、恩喜爱298品种284826.5公斤，合计1,165,483.25公斤，兴业研究所应得提成2,330,966.50元。2018年5月25日至2020年3月12日，兴业研究所北试376、北试53、北试172、北试176、北试171、北试1402、米多16玉米品种，通过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15年经禾公司（甲方）与兴业研究所（乙方）签订《科研育种劳务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乙方向甲方提供科研育种相关材料以及劳务服务。甲方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的标准为100万元/年。2018年11月26日，经禾公司（甲方）与兴业研究所（乙方）签订《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玉米种子委托加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玉米种子，甲方向乙方支付0.3元/公斤的加工费用，计划加工量50万公斤。2018年，经禾公司（甲方）与兴业研究所（乙方）签订《研发服务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需创新选育及提纯改良服务的自交系，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自交系进行提纯复壮、性状和抗逆性改良等方面的工作。期限自2018年4月30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甲方自愿支付技术服务费174439元。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确认的2014年-2015年自有品种销售明细表（直销）、2015年-2016年自有品种销售明细表、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6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2016-2017年自有品种销售结算情况一览表记载，销售或结余金额分别为1,860,869.20元、14,860,877.50元、14,382,972.10元、7,755,844.17元，合计38,860,562.97元。自2014年至2018年兴业研究所支付经禾公司21,050,000元。经禾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2020年4月20日向兴业研究所送达《企业询证函》，兴业研究所加盖公章确认，截止2018年12月31日、2020年2月29日，兴业研究所尚欠经禾公司17,047,210.44元。在2015年-2016年自有品种销售明细表中约定了销售金额、成本金额、毛利、净利润、加工销售费用等事项。并备注：亏损总额为-141246+4.08元各承担50%；亏损-143616元由北票玉米所承担；亏损-34068元由北票玉米所承担；津北288亏损从利润分成扣除。在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6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中备注：新疆石河子朱学峰；张掖朱建军、榆尚林；临泽王世华；呼图壁吕忠贤；昌吉鲁城旺。在2016-2017年自有品种销售结算情况一览表中约定了销售金额、成本金额、毛利、利润、加工销售费用等事项。原审法院认为，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签订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开发协议》、《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科研育种劳务合同》、《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玉米种子委托加工协议》、《研发服务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期间虽未完成企业转制、股权转让，但双方进行了实质的商业合作，并形成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关于本诉部分。根据经禾公司提供的有效结算单合计结算金额38,860,562.97元，兴业研究所已支付21,050,000元，尚欠经禾公司17,810,562.97元。此后，经禾公司与兴业玉米研究所于2018年、2020年通过《企业询证函》方式确认，截止2018年12月31日、2020年2月29日，兴业研究所尚欠经禾公司种子款17,047,210.44元。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经禾公司要求兴业研究所支付65,899,390.09元种子款的事实虽证据不足，但是兴业玉米研究所欠付经禾公司种子款17,047,210.44元的事实成立，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经禾公司向法院主张权利，兴业研究所应予履行给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兴业研究所应自2020年10月26日（立案时间）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关于反诉部分。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是指在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与本诉有牵连的诉讼请求。构成反诉的核心要件是反诉与本诉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从经禾公司提供的结算单看，双方约定事项不仅有结算或结余金额及已收款、亲本款，其中还包括成本金额、毛利、净利润、加工销售费，以及亏损承担、利润分成等项内容，说明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之间形成的并不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主张的种子款是在履行系列合作协议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兴业研究所反诉请求的品种转让款、种子销售提成款、品种审定奖励款、劳务费、种子加工等垫付费用，亦是在履行系列合作协议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具有牵连关系，兴业研究所提出的反诉成立，依法应当合并审理。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品种转让款。兴业研究所与经禾公司在《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开发协议》、《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中约定，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合作开发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及兴业研究所其他现有品种，经禾公司向兴业研究所支付品种使用费960万元。从合同的履行看，经禾公司自认使用了兴业研究所的玉米品种。因此，经禾公司应按照约定，向支付兴业研究所支付品种转让款。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种子销售提成款。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在《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开发恩喜爱298、恩喜爱1号及“其他现有品种”，根据的实际销售数量，每公斤分别给予兴业研究所提成2元和1元。根据双方在结算单约定的亏损承担、利润分成等事项分析，买卖并不是在双方之间进行，买受人应涉及第三人，且部分结算单中也备注了第三人。因此，经禾公司亦应按约定给付兴业研究所销售提成。根据现有证据证明，经禾公司销售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合计1,165,483.25公斤，兴业研究所应得销售提成2,330,966.50元。对于经禾公司是否销售兴业研究所“其他现有品种”，根据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均无法对其品种、数量进行确认。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品种审定奖励款，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在《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中虽有约定，但因双方未完成股权变更，经禾公司在通过审定品种中不享有权利。亦没有履行支付品种审定奖励款的义务。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科研育种劳务费，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在《科研育种劳务合同》亦有约定，但因兴业研究所不能证明其向经禾公司履行了提供科研育种生产劳务服务，经禾公司有理由拒绝支付科研育种劳务费。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种子加工等垫付费用，因其提供的费用清单未经经禾公司加盖公章或其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不能证明其实际为经禾公司垫付费用，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禾公司请求的种子款17,047,210.44元事实成立，予以支持。兴业研究所反诉请求中的品种转让款9,600,000元、销售提成款2,330,966.50元事实成立，亦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兴业研究所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经禾公司种子款17,047,210.44元及利息（自2020年10月26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二、经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兴业研究所品种转让款9,600,000元、销售提成款2,330,966.50元，合计11,930,966.50元；三、驳回经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兴业研究所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71,297.00元，由兴业研究所负担124,083.00元，经禾公司负担247,21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7,400.00元，由经禾公司39,202.00元，兴业研究所负担48,198.00元。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兴业研究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品种转让协议、经禾公司销售的玉米品种包装、经禾公司生产种子时的检疫备案，证明经禾公司使用、生产的玉米种子品种全部是北票玉米所购买的，应该按《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第三条3.1.2、3.2.2款约定“甲方应按种子实际销售数量，按每公斤1元或2元给玉米所提成”，给付北票玉米所销售提成款。1、三益52品种审定证书；2、《关于玉米品种“三益52”的生产权、经营权转让协议》；3、《津北288合作意向协议》；4、垦单12《合格证书》；5、《“垦单12”玉米品种独家转让合同》；6、《关于玉米杂交种利农368品种权转让协议》7、《玉米新品种北育268品种权变更协议》8、《产地检疫合格品种清单附件》9、经禾公司生产的玉米品种使用的包装袋；10、经禾公司使用北票玉米所部分品种的审定证书；证据二、北票玉米所履行科研合作义务部分成果，证明根据《科研育种劳务合同》约定，经禾公司应该自2015年起每年给付玉米所育种劳务费100万元，总计三年300万元。1、北票玉米所海南科研已审定并使用证据，“北试376”包装袋、审定证书、产地检疫合格证书；2、《土地租赁（转让）合同》；3、《关于2019年辽宁省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名称等信息的公示》；4、《第十届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初审结果公示》5、2017年黑龙江玉米机收品种区域试验实施方案；6、《关于印发山西省2017年玉米、大豆、水稻、棉花品种试验方案的通知》证据三、两份证人证言，证明北票市玉米所已实际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全部合同，且为经禾公司垫付了数百万的加工费。1、王建志拟写的《关于经禾公司与玉米所合作期间有关情况的说明》2、纪孝增书写的《证明》证据四、关于经北票市玉米所销售，但种子款直接打给经禾公司的证据，证明经禾公司统计的北票玉米所的汇款总额有遗漏，经禾公司的对账单是不准确的。1、王学良的说明2、榆林市金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说明》、银行交易明细；3、周俊峰《证明》4、河北省阳原县丰田种业经销站《证明》及银行卡流水。经禾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认为以上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畴。对证据一、对三益52品种经营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上诉人并没有参与该协议的制定，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所签订的，也无法确定甲方是否是该品种的权利人；对三益52品种的审定证书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因为该证书显示不出被上诉人是该证书的权利人；津北288合作意向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第二次王建志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也没有上诉人盖章无法约束上诉人；垦单12合格证书该证据是打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无法显示出被上诉人是该品种的权利人；368品种转让协议我方作为第三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368没有相应证书其权利方；对268品种权变更权利，我方作为第三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没有证书证明其权利方；检疫合格清单附件虽然加盖上诉人公章但是真实性代理人需要向公司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针对该清单所载明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这两个品种确实是上诉人从被上诉人手中获得产品转让之后生产的，但是针对该品种以外的其他品种公司暂时无法核实其获得授权的来源，并且除该2个品种之外的其他品种被上诉人无法证明其有相应合法的权益来源；对包装袋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有关，其制作不知道是由哪方制作的及制作过程；审定证书，根据恩喜爱298和1号，北育298、兴玉998和津北288，该几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我们不认可其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该证据不能显示出上诉人得到被上诉人的授权后销售出去之后被上诉人应当获得销售提成款及其具体金额。对利农368的权属及销情况，庭后向公司核实。对证据二、产地检疫合格证书上加盖的上诉人公司的签章的真实性代理人需要庭后核实。对清单附件上载明的品质代理人向公司和权属具体的销售情况提交书面意见；对第二组证据3、4、5、6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也无法达到上诉人提供劳务费的证明目的，更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了劳务；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我方均有异议。两位证人其出具证言应当是当庭发表并接受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质证不应当出具书面的证明。王建志曾经作为上诉人的董事和总经理，在一审以及二审过程中均发表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证言，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建志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合法的利益往来。王建志的证言提及的恩喜爱298和1号两个品种，上诉人确有从被上诉人处获得授权，生产之后向被上诉人进行销售，针对其他品种代理人向公司核实后提交书面意见。针对品种以外的事实我们不予认可。纪孝增身份不明，而且其提及的2015年和2016年加工费用没有相应的转账和其他凭证予以证实无法证明其是否真实发生。对证据四1、王学良的说明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应当出庭作证2、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明所载明的435000元的种子款没有相应的销售清单和销售合同予以证实，无法确定其真实性；银行交易流水是复印件并加盖金日种业的公章，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公司有将上述金额转入了上诉人的账户也不能确定该款项就是证明上所载明的款项及其相对应的品种。金日种业的身份无法核实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应当出庭作证，而且其身份也无法核实4、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丰田种业经销站对其身份无法核实也无法确认其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是什么关系，该证明是打印件，即便有款项转入上诉人的账户也无法确认该款项的性质和原由。对兴业研究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将在判理部分一并论述。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中，兴业研究所对原审判决未提出上诉，本院应当围绕经禾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兴业研究所提出的一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应支持其一审的反诉请求的意见，本院不予审理，对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亦不予审查认定。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有关证据，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对兴业玉米研究所欠付经禾公司种子款的认定问题。（二）对经禾公司欠付兴业研究所种子品种转让款、种子销售提成款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经禾公司与兴业研究所签订的《杂交玉米新品种合作开发协议》、《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科研育种劳务合同》、《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玉米种子委托加工协议》、《研发服务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主体资格具备，合同内容及交易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基于上述理由，认定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一、关于对兴业玉米研究所欠付经禾公司种子款认定的问题。兴业研究所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证据采信有误、认定事实错误，其提供的共计86,949,390.09元种子销售结算款应全部予以认定。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经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在一审中提交了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4年种子销售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2018年、2020年通过《企业询证函》等证据。企业询证函是企业在财产清查中为了核实往来款项的真实性而寄送往来单位的一种核对函件。本案中，经禾公司提供的2018年、2020年《企业询证函》，是对截止2018年12月31日、2020年2月29日之前双方往来款项余额17,047,210.44元的确认。并且该询证函形成于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4年种子销售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之后，虽然该函件上注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但经禾公司发出载有欠款数额的函件，要求兴业研究所盖章确认本身，就是经禾公司主张债权，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往来款项的余额应以《企业询证函》载明的截止日期数额为准。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酒泉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4年种子销售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销售款结算单、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2015年种子销售款结算单不具有证明兴业研究所欠付种子款的效力，并无不当。关于17,047,210.44元款项的性质问题，经禾公司主张该款项是扣除应当向兴业研究所支付所有款项之后的款项。对此，从《企业询证函》载明的内容以及本案现有证据，无法得出《企业询证函》载明的17,047,210.44元款项是扣除应当向兴业研究所支付的所有款项之后的款项的结论。兴业玉米研究所欠付经禾公司种子款17,047,210.44元的数额应以《企业询证函》载明的数额为准。因此，对经禾公司关于兴业研究所支付65,899,390.09元种子款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对经禾公司欠付兴业研究所种子品种转让款、种子销售提成款认定的问题。经禾公司上诉主张，其支付品种转让款以及销售提成款所依据的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其不应当支付。对此，本院认为，经禾公司（甲方）与张东彪（乙方）于2015年3月签订的《投资与科研合作协议》第一条投资合作约定:1.1将兴业研究所的主体性质变更为企业法人;1.2乙方向甲方转让51%股权，转让价款为102,000.00元。第二条科研合作约定:2.4股权变更后，兴业研究所每完成一个省审品种，甲方按照30万元/个的标准对乙方进行一次性科研奖励。第三条约定:3.1原合作品种:3.1.1鉴于甲方与兴业研究所已签订协议合作开发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现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进行合作开发，甲方向乙方支付品种使用费480万元，并对该二品种进行独家生产、经营;3.1.2甲方根据该二品种的实际销售数量，按照2元/公斤的标准向乙方提成。3.2其他品种合作:3.2.1对除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外的兴业研究所其他现有品种进行合作开发，甲方向乙方支付品种使用费共计480万元;3.2.2甲方对上述品种享有独家生产、经营权，并根据合作品种的实际销售数量，按照1元/公斤的标准向乙方提成。从上述协议约定看出，双方约定的第一条投资合作及第二条科研合作的履行，要以股权变更为条件，第三条合作品种的履行并未约定以股权变更为条件。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品种转让款，从合同履行看，经禾公司在一审中自认使用了兴业研究所的玉米品种。因此，其应按照约定向兴业研究所支付品种转让款。关于兴业研究所主张的种子销售提成款问题，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经禾公司销售恩喜爱298和恩喜爱1号，合计1,165,483.25公斤，兴业研究所应得销售提成2,330,966.50元。因此，对经禾公司关于其支付品种转让款以及销售提成款所依据的协议并没有实际履行，其不应当支付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应予以维持。鉴于中国人民银行于2019年8月16日就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发布2019年第15号公告。根据公告要求，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一审判决对贷款利息标准表述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3民初96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二、变更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13民初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反诉原告）北票市兴业玉米高新技术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种子款17,047,210.44元及利息（自2020年10月26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71,297.00元，由上诉人甘肃经禾种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审判员  薛 宁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孟识睿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