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8民终3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胜飞，男，1973年6月4日生，系浙江省遂昌县人，现住浙江省遂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云南聚哲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红，女，1968年2月1日生，吉林省长春市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法定代表人：高艳红。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云，男，1952年6月9日生。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严胜飞因与被上诉人高艳红、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汇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云0826民初4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21年4月16日组织双方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严胜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被上诉人高艳红、被上诉人正汇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正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胜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严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由高艳红、正汇新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所产生的诉讼费。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原审判决对严胜飞提交的第3、4、5、6、7组证据认定错误。第3组证据《浙江统业律师事务所函》《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表》《微信聊天截图一份》《催款通知书一份》《短信聊天截图一份》，仅因高艳红不认可该组证据便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并未对该证据的性质及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查，这显然违背了证据采信的规则，属于证据采信错误。原审判决对严胜飞提交的第4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因该组证据属于不可再生证据，严胜飞已经释明该组证据原件存于云南省江城县人民法院四个案件中，仅因严胜飞当庭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便对该组不予认可，而该组证据则能够充分证实证人高某、吴某以及黄常春的身份地位，以及三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对该组证据的认定同样属于证据采信错误。第5、6、7组证据系证人高某、吴某以及黄常春的证言，三人的证言可以一致证明在严胜飞与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严胜飞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高艳红，但高艳红至今未向严胜飞支付股权转让金。但原审判决却以三位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为理由不予采信，三位证人不是仅仅与严胜飞存在利害关系，同时也与高艳红、正汇新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三位证人作为严胜飞与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参与者和见证者，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十分清楚，其出具的证言也具有很强的证明效力，且证人证言与严胜飞的诉请相吻合，能够证明高艳红并未支付股权转让金，而高艳红提出股权转让金已经支付的抗辩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三组证据的认定同样违背了证据采信的规则，属于证据采信错误。二、原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判决并未认定高艳红是否已经支付严胜飞234万元股权转让金。本案是由于高艳红未履行合同义务，严胜飞依据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提起的解除合同并返还股权之诉，高艳红在原审中辩称其已经全额向严胜飞支付了234万元股权转让金，那么根据证据规则就应当由高艳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而根据原审判决所采信的证据来看，却完全不能证明高艳红的抗辩，因此高艳红称其已经全额向严胜飞支付了234万元股权转让金的抗辩就不能得到支持。而根据严胜飞与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高艳红负有向严胜飞支付234万元股权转让金的合同义务，既然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高艳红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严胜飞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诉请就应当得到支持，而原审判决不准许解除该合同显然就是错误的。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所适用的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严胜飞与高艳红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于同日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严胜飞在2020年11月11日才提起的本案的原审诉讼。原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而认定本案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这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因为本案系严胜飞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提起的解除合同之诉，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失。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结合本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已经届满的情形，原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认定本案已经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原审判决在高艳红未提供证明其已经向严胜飞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判决驳回严胜飞的原审诉讼请求所适用的法律错误。本案系严胜飞基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提起的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之诉，根据该条第三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以及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因为高艳红拒不向严胜飞履行支付234万元股权转让金的合同义务，严胜飞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返还股权，在根据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证据以及案件事实无法证明高艳红已经向严胜飞履行了支付234万元股权转让金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应认定为高艳红并未履行合同义务，此时便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四款之规定，应当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高艳红将相对应的股权予以返还，但原审判决却根据《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了严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这是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其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严胜飞的合法权益。高艳红辩称，对方上诉请求和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我方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一审判决得当，请求驳回，维持原判。正汇新公司辩称，对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但根据我方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并非严胜飞所陈述的那样，所以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对方的证据是正确的；高艳红已经支付了严胜飞的股权转让款，所以才取得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对方认为没有转让是错误的，一审判决写的很清楚；另外对于一审适用诉讼时效清楚，2017年5月10日办理转让全部转让完，一直到严胜飞起诉时，这个时间整整过了三年多，根据严胜飞提出的三项理由均不符合客观事实上的事实以及法律上的事实。所以说严胜飞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严胜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严胜飞与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高艳红、正汇新公司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严胜飞，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高艳红、正汇新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汇新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0日，注册地为云南省江城县康平镇勐康村二官寨勐康山庄，实际经营地位于云南省江城县，现住所地为普洱市思茅区高家寨旅游环线**。其法定代表人为高艳红，工商登记机关为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登记的股东为高艳红和严胜飞。2017年2月1日，严胜飞与高艳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严胜飞将其在正汇新公司100%股权（出资额260万元人民币），其中90%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转让给高艳红，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并经江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后，严胜飞占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高艳红占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2017年2月1日，正汇新公司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载明“高艳红出资金额234万元，出资方式银行转账及现金，自2015年11月24日至2017年2月1日止，以上出资金额经全体股东确认无误，且已实际到位。特此证明。”2017年5月16日，正汇新公司向江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内容为“根据江城正汇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把9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该转让协议现已履行完毕。特此证明。”2017年5月22日，正汇新公司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其法定代表人由严胜飞变更为高艳红，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变更后严胜飞持有正汇新公司10%的股权（出资额26万元人民币），高艳红持有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出资额234万元人民币）。2020年11月11日，严胜飞以高艳红未支付股权转让款234万元为由，向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严胜飞与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高艳红、正汇新公司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严胜飞，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抗辩严胜飞诉讼时效届满后起诉，故本案应依法审查诉讼时效争议。本案中，严胜飞与高艳红于2017年2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严胜飞自述于2017年5月10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于2017年5月22日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严胜飞未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迟的证据。故严胜飞在2020年11月11日提起要求解除协议的诉讼，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关于是否应当解除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严胜飞与高艳红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虽达成了由严胜飞将其持有的公司90%股权转让给高艳红，但双方在该协议中未提到234万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如果说当时尚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那么对于234万元这么一笔不小的数目支付时间不作约定显然有违常理；而且《股东出资证明书》中已确认高艳红出资金额234万元经全体股东确认无误，且已实际到位；而《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也确认90%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加之严胜飞未提供证据证明高艳红尚欠其234万元转让款构成违约的事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在股权转让履行过程中，高艳红并无违约行为，且该转让行为已完成，严胜飞与高艳红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无法定解除的情形，严胜飞要求解除双方于2017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定解除的情形，严胜飞主张两被告将正汇新公司90%的股权返还，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为：驳回严胜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严胜飞负担。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严胜飞关于原审判决证据采信错误的主张，一审中严胜飞提交的第3、4、5、6、7组证据认定错误。第3组证据《浙江统业律师事务所函》《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信息表》《微信聊天截图一份》《催款通知书一份》《短信聊天截图一份》，均系复印件，且无法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高艳红不认可，一审法院未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一审中严胜飞提交的第4组证据项下2018年7月9日至7月12日的股东会议决议，有严胜飞、高艳红签字与本案可以形成关联性外，其他证据与本案诉争无关联性，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未予以采信，并无不当。严胜飞提供的第4组证据项下2018年7月9日至7月12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各方均认可真实性，且与本案诉争可以形成一定的关联，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5、6、7组证据系证人证言，与本案诉争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未予以采信，亦无不当。通过审阅卷宗材料及调查，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如下：正汇新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0日。该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50万元，经营范围为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等，原股东为案外人刘学彬。2014年10月25日，案外人刘学彬与严胜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刘学彬将其持有的正汇新公司及老挝正汇新咖啡公司所有股权一同转让给严胜飞，转让金额为116万元。2015年3月16日，严胜飞成为正汇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向正汇新公司增资10万元（诉讼中严胜飞确认以该方式取得了4%的公司股权），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增资进行了工商登记。2015年5月20日的正汇新公司章程修正案载明，经2015年5月20日本公司全体股东会议讨论通过，对公司章程内容进行修改，内容如下：一、原章程第五条，修改内容为原公司股东刘学彬将现持有的股金96%全部转给公司法人严胜飞。二、变更后，严胜飞持有公司100%的股权。股东签章处有署名刘学彬的签字、严胜飞的签字，并加盖正汇新公司公章。同日，正汇新公司向江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该证明中确认严胜飞与刘学彬于2014年10月25日前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2015年5月22日，正汇新公司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高艳红，注册资本实收为260万元。2015年11月23日，严胜飞以股东身份在《股东决议》上签字。该份《股东决议》项下载明：“......一致同意经口头申请的原股东刘学彬（中国）、黄常春（中国）、罗乔顺（老挝）三人退出正汇新公司拥有的各自股；一致同意刘学彬占股8%，黄常春占股4%、罗乔顺占股2%，共14%的股权以原始1比1.1价格转让给高艳红女士......”2015年11月25日，高艳红以给付股权款名义向正汇新公司账户（账号：24×××54）转款308000元。2016年2月22日，严胜飞、高艳红等在正汇新公司股东会决议上以股东身份签字。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免去严胜飞执行董事职务，重新选举高艳红为公司执行董事，主持公司日常工作和运营管理。2016年2月25日，严胜飞与高艳红在正汇新公司交接清单上签字，该清单载明公司印章、银行卡、营业证照等6项进行了交接。诉讼中各方确认正汇新公司仅开设了前述尾号8154的银行账户。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2月13日余额仅为279.21元。2016年4月21日，高艳红向正汇新公司账户转款共计226000元。诉讼中，高艳红提供了其对正汇新公司的投资支出账目及单据，并称其总计以转款、现金等形式已向正汇新公司投资2363516.85元。二审诉讼中，严胜飞称其因有代持股东对的股权，请求对方进行显名登记，但高艳红没有进行登记，其才于2020年11月提起本案诉讼。还查明，2017年9月14日，正汇新公司以股东认缴形式增加注册资本至3000万元，并进行了工商登记。严胜飞、高艳红在2018年7月9日至7月12日的一份正汇新全体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上签字。该份会议决议项下载明，高艳红已缴纳的出资额为3560490元；严胜飞已缴纳出资额为677400元，按照严胜飞的认购，其还需分期缴纳465456元认购款。除前述新查明的事实外，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故对一审法院查明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及234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还应给付的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双方于2017年2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从该协议约定看，股权转让金额高达234万元，但对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期限等关系转让人权益的条款，却未作相应的约定。严胜飞称双方对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存在口头约定，约定一年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即：50%，127万元），高艳红对此不予认可。严胜飞就双方存在股权转让款的给付时间的口头约定，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进一步的佐证或印证。高艳红则称其已通过汇款、现金等向正汇新公司出资234万元，因没有取得任何权益，其请求返还其出资或公司股东将相应股权出让，严胜飞在此情形下将90%的股权转让给高艳红，相应的对价已经投入到公司，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对此也予以了明确。从在案证据看，高艳红就其抗辩主张，其提供了2017年5月16日《股权转让完毕证明》《股东出资证明书》等证据。《股权转让完毕证明》项下明确载明严胜飞与高艳红签订的转让90%的股权协议现已履行完毕。该证明虽系正汇新公司向江城县市场监督局出具，但严胜飞、高艳红作为转、受让方签字确认，可以证实双方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确认的事实。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应予解除的情形。此外，结合双方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前后的情况分析，2015年11月23日的《股东决议》中，严胜飞即以股东身份确定高艳红受让正汇新公司14%的股权，但正汇新公司未对此作股权份额的变更登记。此后，高艳红以股东身份参加了正汇新公司的股东会。而严胜飞、高艳红签字的2018年7月9日至7月12日正汇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显示，高艳红已缴纳出资3560490元、严胜飞已缴纳出资677400元，但未提及高艳红应向严胜飞给付案涉股权转让款事宜。前述情况可以反映出，高艳红在双方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前已参与了正汇新公司的管理，严胜飞认可高艳红的股东身份，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不完全是以高艳红在其后的期限内给付全部价款设定的协议。依严胜飞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其后一年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一半（即：127万元），但从其签字确认的2018年7月9日至7月12日的正汇新股东会决议看，其所称的股权转让款口头约定的履行期限早已届满，严胜飞在465456元认缴投资未到位的情形下，对高艳红应给付其股权转让款只字未提，对此其未能给出合理解释。该情形可以对严胜飞主张存在股权转让款给付期限口头约定的合理性，形成一定的否定力。在单一法律关系中，对涉及交易对价的履行期限不作书面约定，有违通常的商事活动中当事人所秉持的审慎交易原则。而高艳红、正汇新公司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对价的构成及给付等提供了相关证据，严胜飞认可的2015年11月23日的《股东决议》、汇款凭证等证据，结合在案调查情况，可以反映出高艳红、正汇新公司的抗辩主张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客观性。综合全案分析，仅凭在案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认严胜飞所主张的高艳红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高艳红仍需给付234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高艳红、正汇新公司提供的证据，结合案件事实及调查，已使严胜飞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严胜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严胜飞解除协议及返还股权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故对一审法院的该部分判处，本院予以维持。严胜飞关于一审证据采信错误的主张，除本院二审采信的部分证据外，其余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就案涉股权转让的履行，高艳红、正汇新公司已提供了《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等证据，结合案件事实及调查，可以达到对严胜飞所主张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对严胜飞的诉请未予以支持，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严胜飞关于一审判决中该部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严胜飞的本案诉请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争议。本案严胜飞诉请解除合同。而双方就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并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作为相对方的高艳红也未行使过催告。故一审认定严胜飞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纠正。严胜飞关于其诉请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本案虽然严胜飞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其诉请因证据不足和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的判处结果正确，在纠正一审判决瑕疵后，本院对一审法院的判处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严胜飞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严胜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熊西南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