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8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弟，女，195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2号。法定代表人：夏振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建华，男，北京电控久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男，北京电控久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刘宝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以下简称无线电二厂）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宝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适用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有失偏颇，本次诉讼与以往诉讼无关。刘宝弟依据无线电二厂2018年9月3日的应诉书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于无线电二厂自述与刘宝弟在2010年2月解除用工关系的主张未予认定。不在本案中主张与3万元生活费有关的诉请。无线电二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宝弟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刘宝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无线电二厂出示“2010年2月3日与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的证据；2.确认2010年2月3日支付刘宝弟3万元经济补偿金为2006年3月至2010年2月3日的生活费；3.确认刘宝弟与无线电二厂在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诉讼过程中，刘宝弟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刘宝弟与无线电二厂在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9日，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请。同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人仲不字（2018）第0175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刘宝弟的请求不予受理。刘宝弟不服，诉至一审法院。1.关于劳动关系，双方均认可刘宝弟于1975年5月入职无线电二厂；1994年7月因犯诈骗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后刘宝弟不服，上诉于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1994年10月7日作出（1994）中刑终字第1875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宝弟于2006年3月被刑满释放。刘宝弟主张其刑满后回无线电二厂报到，单位让其回家等消息，之后未再工作，因其系干部身份，因此应于2011年7月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因双方1975年5月至1994年12月期间劳动关系已经生效仲裁调解书确认，故现要求确认双方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无线电二厂主张因刘宝弟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单位已于1994年12月6日对其作出除名处理。就此提交“关于开除刘宝娣厂籍的决定”（无线电二厂主张该决定中刘宝娣的“娣”字系笔误，应为刘宝弟）。刘宝弟表示其于本案开庭当天才收到“决定”，因该“决定”并没有送达到其本人，因此不发生法律效力，且无线电二厂在另案提交的“应诉书”中又自述2010年2月3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其主张相互矛盾，刘宝弟亦不认可双方曾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刘宝弟就其主张提交“应诉书”及社保缴费记录，“应诉书”显示有“……因做出开除决定期间刘宝弟尚在服刑，上述决定均未能送达至本人。为避免后续的法律风险，我单位于2010年2月3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在法院的协调下与其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并一次性支付3万元经济补偿金作为补偿”等内容；社保缴费记录显示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缴纳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无线电二厂表示当年因刘宝弟在服刑期间，因此“关于开除刘宝娣厂籍的决定”无法向其送达；对“应诉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单位如此表述只是为了避免后续的法律上的风险，亦是对中院调解书的误解，但实际上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4年12月解除；对社保缴费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因刘宝弟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不够20年，为了协助其办理退休手续，因此单位多帮其缴纳了一年的医疗保险。2.另查，刘宝弟曾与无线电二厂存在多次诉讼。2006年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经朝阳仲裁委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无线电二厂认可双方自1975年5月至1994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06年12月3日刘宝弟以无线电二厂为被申请人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无线电二厂补发1990年1月至1994年12月的生活费，朝阳仲裁委出具朝劳裁不字（2007）第14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宝弟对该通知书不服，诉至我院。我院于2007年作出（2007）朝民初字第3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无线电二厂向刘宝弟补发自1990年1月至1994年12月的生活费。2009年3月30日刘宝弟再次向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朝阳仲裁委于2009年4月13日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宝弟不服，诉至我院，请求我院判令无线电二厂：1、补交1992年至1994年的养老保险；2、补发1990年至1994年的生活费7755元；3、补偿50岁至80岁（2006年至2036年）的医疗保险37200元；4、补偿2006年8月至能领取退休金日的退休金损失；5、补偿2007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36年调整退休金的损失127980元。2009年7月，我院作出（2009）朝民初字第18124号民事判决，判决：1、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补缴1992年10月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具体缴费金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个人应缴纳的费用由刘宝弟本人负担；2、驳回刘宝弟其他诉讼请求。刘宝弟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经二中院主持调解，二中院出具（2009）二中民终字第1801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1、无线电二厂于本调解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为刘宝弟补缴1992年10月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并协助刘宝弟办理退休手续；2、无线电二厂一次性给付刘宝弟经济补偿30000元。本案审理中，无线电二厂表示上述经济补偿系对刘宝弟从2006年8月至能够领取退休金之日的退休金损失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刘宝弟于1994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此后未再向无线电二厂提供劳动，无线电二厂亦未向刘宝弟支付任何劳动报酬或福利待遇，可以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多年来不存在互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无线电二厂做出的“开除厂籍决定”虽未能送达刘宝弟，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不能以此当然认定双方之后仍存在劳动关系。另，双方已经朝阳仲裁委调解确认劳动关系至1994年12月，二中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8018号民事调解书亦载明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补缴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无线电二厂此后协助刘宝弟办理退休手续等行为亦非基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对无线电二厂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4年12月解除的主张予以采信，对刘宝弟要求确认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刘宝弟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宝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所查事实，双方均认可刘宝弟于1994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此后未再向无线电二厂提供劳动，无线电二厂做出的“开除厂籍决定”虽未能送达刘宝弟，但以此并不足以证明双方此后仍存在劳动关系，且双方已经朝阳仲裁委调解确认劳动关系至1994年12月，二中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8018号民事调解书亦载明无线电二厂为刘宝弟补缴至1994年12月的社会保险，无线电二厂此后协助刘宝弟办理退休手续等行为亦非基于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一审法院综合在案事实采信无线电二厂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1994年12月解除的主张，驳回刘宝弟要求确认2006年3月至2011年7月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并无不当。刘宝弟关于“无线电二厂出示2010年2月3日与本人协商一致解除用工关系的证据”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明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审处亦无不当。本院二审过程中，刘宝弟表示其不在本案中主张与3万元生活费有关的诉请，故对于一审法院驳回其要求确认2010年2月3日支付刘宝弟3万元经济补偿金为2006年3月至2010年2月3日的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刘宝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宝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邓青菁审 判 员 高 贵审 判 员 张清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刘佳钰书 记 员 徐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