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陕06民终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法定代表人：冯永利，系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炳峰，北京晏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喜庆，男，汉族，1983年3月26日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村民，现住宝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陕西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李喜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 0602民初5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冯永利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炳峰、被上诉人李喜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0602民初5243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涉案合同依法无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涉案合同签订双方及代表签字笔迹明显非本人所签，被代签村民当事人不论知道或不知道被代签合同行为存在，均未追认该行为，该合同依法无效。一审庭后调取的村民会议记录未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依据证据规则不能作证据使用，原审以未质证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程序违法。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村委会对外签订的合同，需要经过村内民主协商公示程序和必要的上级政府审批才能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前依法未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更未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涉案土地纳入征收后，被上诉人与冯永利私下串通签署征收补偿涉案合同，冯永利签订合同行为依法属于无效。涉案合同土地部分已登记到蔡某某林权土地名下，即使蔡某某自述不具有实际林地权益，根据《森林法》等规定，涉案合同约定的流域治理土地承包土地使用方式改变了林地使用性质，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无效。征地补偿费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而不是遵循合同约定发给土地承包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陕西省人民政府制定的《陕西省建设项目统一征地办法》第15条，涉案合同违反了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涉案合同约定违背公平原则，与村民自治发生严重冲突。涉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多年并未进行经营管理，系其套取征收利益的行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属于违法行为，其签订的合同也依法无效。李喜庆辩称，第一，《流域治理承包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已经查明答辩人系上诉人的村民，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之规定，答辩人具备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直接承包村集体四荒土地的主体资格，而不需要“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一个法定程序。上诉人无视答辩人村民资格，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为理由认为《流域治理承包合同》无效不能成立，因为该法条规定的是“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情形，显然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2、《流域治理承包合同》的内容是上诉人与答辩人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答辩人作为王庄村村民看到本村荒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萌生承包本村荒地搞农副业的想法，于是向村委会提出承包本村荒地创业。村委会此前没有治理本村荒地，土地无法直接利用，向答辩人提出由答辩人自己治理土地，答辩人同意自己投资治理土地，故双方先后签订了《流域治理承包合同》两份。所以说《流域治理承包合同》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3、《流域治理承包合同》的签订从程序到内容都符合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49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承包期限等，由双方协商确定。以招标、拍卖方式承包的，承包费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以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承包费由双方议定。这两条规定与《土地管理法》中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答辩人与村委会公开协商承包本村四荒地，双方就承包地块、承包期限、土地治理、土地有效利用、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等等相关权利义务协商达成一致后签订《流域治理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时不仅有村委会作为发包人加盖印章确认合同生效，更有第一书记、村书记、村长、村三委会成员、村党员代表、村会计、村民代表签字确认。况且答辩人承包土地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协调各方关系积极治理土地，所有村民都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反对意见。4、《流域治理承包合同》中约定了答辩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主要是荒地治理，答辩人投入巨大成本完成了荒地治理，付出了合同对价。但国家征收土地，导致答辩人土地经营权无法实现，土地治理成本无法收回，遭受了损失。《流域治理承包合同》中对于征收土地的约定正是对此种情形的补偿约定。村委会对答辩人治理荒地成本以及无法经营土地的补偿按照该地块征地款的二比一比例实施是公平的。5、答辩人以公开协商方式承包本村荒地，积极治理荒地，从近期看，对答辩人来讲是农村青年自主创业，对上诉人来讲是有效利用土地，集体土地保值增值；从长远看治理土地无疑长期造福本村村民，所以答辩人主观上是善意的。6、我国现行三农政策中鼓励农村青年返乡创业，鼓励农业大户，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答辩人治理荒地，符合国家农业农村政策，当然应当受到保护和扶持。如答辩人无法收回治理土地成本，土地经营权得不到保护，这显然不是国家所倡导的三农政策精神。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而制定的法律，是村集体对内治理的章程和规定。而本案是村集体与承包人因合同债务引发的纠纷，这显然不是村集体自治的范畴，所以应当以合同法的基本要义去评判本案。应当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本案中不适用，但绝不是上诉人所说的“严重冲突”。所以一审判决认定“集体经济组织对外合同不能履行导致产生债务与村民自治不冲突”是准确的。综合以上7点理由，答辩人认为自己合法取得土地承包权，为履行合同投入巨大成本治荒造地，村委会应当依据合同对其进行补偿。第二，一审判决客观公正，从根本上化解当事人矛盾。答辩人从2016年开始治荒造地，独自用了近一年时间治理川地23.13亩，台地16.98亩。造地完成后刚刚开始经营便被征收。造地前答辩人承包的是荒坡、荒山、荒滩，多年来被村委会闲置。答辩人造地完成后的新增川地和台地被纳入征收范围，且征收土地范围只包括川地和台地。答辩人的劳动成果和经济付出得到法院的认可，符合公理，所以一审判决公平公正。当初发包人是村委会，签订合同的是村委会，今天反悔的是村委会，这种典型的出尔反尔的行为不是社会公理，不是公平公正，更不是法律价值取向。故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李喜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征地款988700.67元及赔偿延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从2019年11月19日起开始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喜庆系被告的村民，2016年4月6日被告与其村民冯永利和原告李喜庆签订了《流域治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冯永利、XX村XX沟荒滩荒山、（林地）至冯社磊坡底为界(可以延伸)，并分别确定了东南西北的四至范围，承包期限为10年，从2016年4月6日起至2026年4月5日止，约定承包方应积极治理，在荒滩上植树、种草或搞多种经营，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利用承包范围内的林木、粘土、沙石等矿产资源或建造固定设施，对荒滩的开发治理成果全部归承包方，并约定在承包期限内如遇国家建设或进行其他建设征用土地，征地款按二比一分配，甲方二、乙方一，合同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但承包合同中安瑞海作为村民代表的签名不是由其本人签署，但安瑞海当庭表示当时自己知道他人代自己签名一事，当时的村会计蔡某某表示合同中不是其本人的签名，合同中未约定承包人向村委会交纳承包费，2016年8月12日冯永利、原告李喜庆又与被告签订了《流域治理承包合同》，承包前川至跌哨的荒滩、荒沟，并分别确定了东南西北的四至范围，承包期限为20年，从2016年8月12日起至2036年8月12日止，约定承包方应积极治理，在荒滩上植树、种草或搞多种经营，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利用承包范围内的林木、粘土、沙石等矿产资源或建造固定设施，对荒滩的开发治理成果全部归承包方，并约定在承包期限内如遇国家建设或进行其他建设征用土地，征地款按二比一分配，甲方二、乙方一，合同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合同中未约定承包人向村委会交纳承包费，两份承包合同中冯永利的签名存在明显差异，被告对两份合同中加盖其村委会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承包合同所涉及的四至范围，与被告村民蔡某某所持的林权证所载明的四至范围存在重叠，但蔡某某当庭表示林权证上所载明的林权及45亩土地与其无关，该45亩土地及林权归村集体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对承包土地进行了治理，原告在2017年8月16日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准水域、滩涂面积为3.5公顷，2017年因政府建设物流基地需对被告的集体土地整体征收，原告承包治理的土地也在征收范围，共征收了被告土地603.98亩，其中川地373.21亩，台地230.77亩，川地每亩补偿80547元，台地每亩补偿65000元。在2016年以后的村级换届中，冯永利当选为王庄村村委会主任，2019年11月15日冯永利出具的证明载明：造地时冯永利并没有参与，都是李喜庆一人治地的，补偿与冯永利无关，归李喜庆一人；被告村委会于2019年11月18日向原告出具的证明载明：根据承包合同没有具体亩数，因此村委会在征地前丈量亩数，治理面积大河滩23.13亩、河圪漕16.98亩，证明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但未注明证明由谁出具的。土地征收后，2019年6月原告领取了土地附属物补偿费用3226248.5元，其中鱼池55562.09立方米、砖地坪1804.08平方米、彩钢房293.58平方米、水泥地坪1277.4平方米、砖混彩钢顶房195.69平方米、油松（高2米以上）14.59亩、油松（高1.5米-1.99米）8.84亩、家槐0.85亩等。另查明，从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6月18日，被告三次召开了村民委员会讨论案涉土地承包方案，讨论通过了承包期限及承包土地征收后土地征收费的分配方案（如遇征收，土地征收费三分之二归集体、三分之一归个人），并形成了会议记录。以上事实，有《流域治理承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村委会证明、原告户口簿复印件、水域滩涂养殖证、冯永利书面说明、林权证、证人证言等及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作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行为能力，被告有权作为发包人发包本村集体土地，在召开了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将土地承包给冯永利和原告李喜庆，由承包方完成治理，土地治理后如遇土地征收，每亩按三份帐，三分之二归集体、三分之一归个人，并签订《流域治理承包合同》两份，合同内容与被告会议讨论内容一致，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合同中对于征地款的分配比例实质上是对承包方治理土地投入费用的补偿方案，并不是对全部征收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案，原告李喜庆和冯永利作为承包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分配土地征收款，现冯永利将合同权利转让给其合伙人原告李喜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李喜庆作为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合同权利，原告请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分配比例支付征地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大河滩土地23.13亩按川地每亩80547元的三分之一补偿、河圪槽土地16.98亩按台地每亩65000元的三分之一补偿，原告提供的证据和被告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大河滩土地23.13亩是按照川地每亩80547元予以征收的，本院按照台地每亩65000元计算土地补偿费，原告应得的土地补偿款共计869050元【（23.13亩+16.98）×65000元÷3】，承包合同中对土地征收以后征地款的支付时间未进行约定，对原告请求支付迟延支付土地补偿款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体现大河滩23.13亩、河圪漕16.98亩的土地类别，不能按照川地的标准计算土地补偿金的辩解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以合同当事人冯永利未到庭，意思表示不真实，承包合同无效的辩解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以承包合同未经村民大会讨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承包合同无效，因承包合同中土地补偿款条款不是对集体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是被告作为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的义务，并不是土地征收款项的在村集体成员间内部的分配纠纷，承包合同也经被告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符合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以合同所涉土地的林权登记在案外人蔡某某名下，合同的约定损害了案外人蔡某某的权利，承包合同未经蔡某某追认，合同无效的辩解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喜庆40.11亩的土地补偿费8690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87元，原告李喜庆已预交，实际由被告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承担13687元。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李喜庆系上诉人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村村民，上诉人与该村现任法定代表人冯永利、被上诉人李喜庆签订的涉案两份流域治理承包合同上盖有该村委会的印章，被上诉人李喜庆已实际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村委会原会计蔡某某一审出庭证言陈述了两份合同经过了三委会讨论通过，故双方之间签订的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约定，在承包期限内，如遇国家建设或进行其他建设征用土地时，征地款按二比一分配，甲二、乙一，该约定与双方签订涉案合同前上诉人召开的三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内容一致，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二审庭审对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仅以未召开村民大会为由否定会议决议和合同约定，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承包土地后，对土地进行了治理，未改变土地农业及林业用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四）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被上诉人承包治理的土地被征收，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有权获得相应的赔偿。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合同涉嫌双方恶意串通而签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未进行实际土地治理投入和管理，上诉人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90元，由上诉人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青化砭镇王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霍雨枫审  判  员   牛  菲审  判  员   贾玉玉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院 印）法官法 官 助 理   王  慧书  记  员   张  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