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苏1283民初8233号 原告：郭宪盈，男，196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珍平，永嘉县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国栋，男，196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猛，泰兴市滨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郭宪盈与被告刘国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宪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珍平、被告刘国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宪盈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刘国栋偿还原告郭宪盈房租款10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刘国栋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6年4月17日租赁被告坐落于泰兴市的店面房经商，双方约定租期10年，租金为每年360000元，一年一付，原告一直租到2015年7月份时，租金360000元已支付，经原、被告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租赁合同解除，由被告重新租给他人经营，被告同意退还原告9个月的租金270000元，合同解除后被告支付原告163000元，尚欠原告租金107000元，当即由被告亲笔立下欠条一份，并亲笔签名。口头约定尚欠款等他人租赁被告收取租金时偿还原告。事后原告离开泰兴市到北京经商，后因自己需用钱，多次向被告催讨，但被告总是借故推诿，一拖再拖，至今未偿还房租款107000元，故起诉至法院。 刘国栋辩称，原、被告在2009年12月16日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约定将被告位于泰兴市的商业房租赁给原告经营，租赁期间为六年，自2010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在租赁期限内，原告将租赁范围内的佳乐基窗口租赁给刘月霞经营，租赁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9日，刘月霞已经将租金124000元全部支付给了原告，而原告在2015年7月18日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被告处理租赁事宜。2015年7月26日，原、被告双方解除租赁，被告应返还原告租金107000元。鉴于房屋租赁合同解除，被告将原告收取的刘月霞的租金以96000元代为退还给了刘月霞，事实上，退还的主体应该是原告，被告只是在原告的授权范围内代为返还。故该96000元应该在被告出具的欠条中予以扣减。另外，原告在租赁期间内，被告为原告代为垫付并支付了原告用工人员的工资累计57000元，被告代付的工资数额也应该由原告来承担。鉴于被告一直联系不上原告，所以双方一直没有进行结账。现原告依据欠条向被告主张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以下无争议事实：2009年12月16日，刘国栋（甲方）与郭宪盈、叶建有、郭建敏（乙方）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泰兴市商业房出租给乙方经营餐饮；租赁期限六年，自2010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年租金360000元，一年一付，先支付后使用。 郭宪盈在承租期间，于2015年4月28日与案外人刘月霞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郭宪盈将承租的泰兴市商业房中的佳乐基窗口出租给刘月霞，租赁期限自2015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9日，租金124000元，先支付后使用。 2015年7月中旬，郭宪盈与刘国栋口头协商解除双方间租赁合同，并向刘国栋介绍了新租户。当月15日，刘国栋与案外人叶军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刘国栋将泰兴市的商业房出租给叶军经营；租期期限自2015年7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租赁房屋必须在2015年7月19日前交付；租金先付后用，2015年7月19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68000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800000元/年，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868000元/年。 2015年7月16日，刘国栋退还了郭宪盈部分租金（因该年度租期尚未届满），并向郭宪盈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郭宪盈预付房租款壹拾万零柒仟元整（107000元）（原佳乐基门锁钥匙于2015年7月17日收回）。”欠条出具次日，郭宪盈即离开了泰兴市。刘国栋帮郭宪盈处理了设备、工人工资等后续事宜。 2020年11月12日，原告郭宪盈以被告刘国栋拒不支付2015年7月16日《欠条》所载款项为由，将被告刘国栋诉至本院，引起本案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2015年7月16日《欠条》所载107000元的性质以及2015年7月16日被告刘国栋退还原告郭宪盈的租金金额存在争议。 被告刘国栋主张，2015年7月份的时候，原告帮被告找了一个下家，让被告把房子租给其他人。当时租给原告的租金是360000元/年，租给下家是800000元/年。对原告剩余租期的租金，由被告按照800000元/年的标准退给原告。退还原告的租金合计为352000元，计算方式是：从2015年7月19日到2015年12月31日，按照800000元的标准，累计352000元，被告实际支付原告238000元，加上被告出具的107000元欠条，总额为345000元。至于345000元和352000元中间的差价7000元，鉴于双方是租赁关系，所以7000元就没有计算。至于2015年7月16日《欠条》上107000元的来历，原告应当退还给刘月霞的租金是107000元，当时被告把这个钱扣下来没有给原告，但是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原告当时说回去两三天就回来，如果原告把刘月霞的租金退给刘月霞，被告就把扣下的租金退给原告。谁知道，原告回去之后就不接电话了，当时原告的工人要工资闹事，被告打了很多次110，110劝被告先把事情处理掉，不然门面停业损失更大，所以被告跟刘月霞协商退还了刘月霞96000元的房租，当时刘月霞并不知道被告事实上扣了原告107000元房租，工人的工资被告也代为支付了。至于已支付的238000元，当时是2015年7月16日原告陪被告到银行里去取的，本来被告是要转账给原告，但原告要求取现金，说要发工人工资。因为银行有规定，没有预约只能提取不超过50000元现金，被告跟银行里的会计比较熟悉，请其帮忙，才付了238000元的现金，并当场交给了原告。107000元欠条也是在银行里出具的，是在给钱之后写的。 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刘国栋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郭宪盈向刘国栋出具的《委托书》原件一份（落款时间2015年7月18日），载明：“因为泰兴佳乐基餐饮店被郭建敏砸掉把门关走了，不让我继续营业。因为我们是叔侄关系，为了不伤和气，不跟他为难。我已跟房东终止合同。房东的房租已退回。现把店里的一切东西委托房东全权处理。处理的东西不计价当垃圾处理。如果郭建敏再阻碍下家装修，一切后果由郭建敏自负与其他人无关。（备注：本委托书一式两份，签字生效。）特此委托！”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处理解除租赁的相关事宜。 2、2015年7月28日刘月霞出具的《收条》原件一份，载明：“今收到刘国栋人民币玖万陆千元整，此款抵郭宪盈与刘月霞鼓楼南路50号（原佳乐基终止合同所剩余下的房租款，由于郭宪盈已离开泰兴联系不上，由房东代替先付。）”、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原件一份，载明：2015年7月29日，刘国栋从其尾号为9819的银行账户转账96000元至刘月霞尾号为7176的银行账户。 3、任建兰等17人共同出具的收条原件一份，载明：收到房东41000元（其中卖设备15000元），各人金额分别为：任建兰2540元、田桂芳2540元、刘国兰2540元、刘余芳2400元、戴福生2650元、陈建祥2650元、薛玉琴2540元、徐桂香2540元、叶茹2390元、姚正英2350元、成金兰2440元、刘安女2350元、鞠秀兰2300元、石东美2540元、凡巧林2650元、谢桂英2400元、刘桂华1000元。用以证明：被告于2015年7月27日代原告支付了原告拖欠的工人工资。 4、被告刘国栋尾号为8398的中国银行账户流水清单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7月15日，后续承租人的会计高红女转账给被告238000元，2015年7月16日，被告支取现金238000元。 原告郭宪盈质证认为，对证据1，《委托书》仅仅是委托被告处理房屋里面的东西，并不是委托处理房租。对证据2，刘月霞出具给被告的收条中的款项是计算在163000元里面的。对证据3，不清楚。对证据4，是后来的承租人转账给被告的，不能证明被告是否将钱给了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告郭宪盈主张，双方解除租赁合同的时候，经协商由被告退还原告9个月的房租计270000元，2015年7月16日不存在被告在银行付取2380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原告，而是当天被告转账给原告163000元，对剩余的107000元出具了欠条，并承诺一两天会给付。但原告在出具欠条的次日就离开了泰兴，并通过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寄了一份落款时间为7月18日的委托书。关于刘月霞的房租问题，因为后续的承租人的租金已上涨到800000元/年，钱都是给被告的，所以刘月霞的房租是应当由被告去处理的。关于工人工资问题，总共有十几个工人，每个月工资两千多元，2015年7月1日前的工资原告都已经结清，7月1日后还有五六天的工资没有支付。 本院认为，原、被告原系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双方间租赁合同已经于2015年7月协商解除。现原告依据2015年7月16日《欠条》，主张被告返还107000元租金，综合本案双方陈述及举证，原告该诉讼主张应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一、2015年7月16日《欠条》不能认定为双方最终结算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在协商解除租赁合同时并未形成书面合同或者协议，致相关事实已无法准确还原。考虑到双方解除合同时，原告已预交本年度租金360000元，本年度租期尚余9个月，故原告主张双方协商由被告按360000元/年的标准退还原告剩余9个月的租金270000元，较被告主张的退还租金金额更为合理。但同时还应考虑到，在原、被告解除合同时，原告与案外人刘月霞的租赁合同亦随之解除，而此时原告与刘月霞的租期同样尚余9个月，原告作为出租人和解约人，依理依法均应向刘月霞返还剩余租期的租金。故，被告主张2015年7月16日《欠条》载明的107000元系预留的应返还刘月霞的租金，也为合理。再者，关于2015年7月16日被告已退还原告的租金金额，被告主张系238000元现金交付，原告主张系163000元转账交付，虽然被告对此未能提供诸如原告出具的收据等直接证据，却提供了当日其从银行付取该238000元现金的流水记录。而原告对其转账163000元的主张，显然并不存在举证困难，但经本院多次释明并指定举证期限，原告仍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综上，因原告的消极举证亦或举证不能，导致原告有关2015年7月16日被告转账返还原告163000元的主张无法认定，亦无法推翻被告有关2015年7月16日被告现金返还原告238000元的主张。 退一步讲，姑且搁置应返还的租金金额以及实际已返还的租金金额不论，将2015年7月16日《欠条》载明的107000元认定为截止当日被告尚需返还原告的租金。那么在欠条出具后，被告代原告清偿的债务（诸如返还刘月霞的租金、支付的工人工资），理应在上述款项中扣除。而通过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并结合双方陈述，足以证明被告在欠条出具后代原告清偿的债务金额已超过欠条载明的107000元，在此情况下，原告再向被告主张欠条金额，显无依据。 二、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审理中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认为原告陈述被告承诺欠条出具后一两天就偿还，故即便欠条的事实构成，应该从2015年7月16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原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提供主张权利的相应依据，到目前为止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对此认为，因为欠条没有明确约定偿还时间，所以原告随时可以向被告催讨，因此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主动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审查，但鉴于本案审理中被告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本院依法对本案诉讼时效进行审查。本案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2017年10月1日）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欠条出具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虽未载明还款日期，但原告庭审中已明确被告承诺一两天就会给付，故诉讼时效届满日应不晚于2017年7月20日。而原告有证据证明向被告主张权利的起始日期为2020年11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情况下，被告诉讼时效抗辩成立，原告依法已丧失胜诉权，其诉讼请求亦应予驳回。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宪盈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440元，由原告郭宪盈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 兵 人民陪审员  张桂荣 人民陪审员  叶凤兰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