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04民终5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德恒，男，1993年8月22日生，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继铠，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满超，贵州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靳南，男，1991年3月4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奇，贵州贵黄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上诉人苏德恒与被上诉人靳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20）黔04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德恒上诉请求：一、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诸多事实文不对题，完全不符合演绎推理的法律逻辑。（一）存在以下均无法合理解释且明显错误之处：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曾有过多次买卖车辆的交易行为，在得知被上诉人发布车辆出售信息后才联系到被上诉人到香港选购车辆以及后续发生的转账交易等行为，但最后又否认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实属前后矛盾。2、一审认定到香港购车行为并三人共同前往。而事实是由于前期上诉人看中车辆已出售，被上诉人说其在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的朋友车行有上诉人想购买的类似车辆，所以被上诉人带领上诉人前往香港看车，上诉人作为购车人只知道找到发布销售信息同时也曾是向其出售过车辆的被上诉人，上诉人并无香港购车渠道更不认识上述香港车行的吕健元，上诉人只是向被上诉人购车。3、关于香港购车合同、收据及其所载明的相关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被上诉人转账至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转账事实存在但并未在合同上签字确认，也未向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索取合同和缴款收据，这明显不符合合同法规定更有违常理，被上诉人作为购车人分别于2018年9月20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0月3日分4笔共136.5万元转账给香港车行吕健元，而香港方开具的收据记载日期、金额与当时事实不符，以上证据证明合同和收据存在诸多疑点和不合法性，按法律规定合同和收据应由转账人（即被上诉人）持有，一审依据以上事实认定香港合同和收据香港方交给上诉人更无证据事实及逻辑依据。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合同原件核对、未见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签字确认，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当庭明确否认该证据，并表示只向被上诉人购车并转账给被上诉人，与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吕健元并无关系也不认识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明显完全不符合法律规定。4、认定被上诉人向吕健元转账136.5万元，除90万元外其余系被上诉人出资，该认定明显不具有说服力。该转账行为应与本案无关联，为何会将其关联起来?吕健元在本案中是充当什么角色?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为何会包含邹勇前期的购车款10万元?各种问题均没有合理解释。5、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合同，未就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合同主要内容提供相关证据，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实为买卖合同关系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从被告微信朋友圈发布的预售车辆信息可知，被上诉人虽然没有说明车辆价格，但其将车辆图片及基本信息予以展示，属于车辆交易的邀约邀请，卖与上诉人300万元成交价是双方商谈后的结果。上诉人正是因为看到被上诉人展示的微信朋友圈有卖车信息，才与被上诉人取得联系，但因朋友圈展示车辆已售出，在被上诉人及案外人邹勇的带领下才到香港看车。6、一审判决主动界定上诉人是“二手名车职业人员”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支付过高的购车定金“明显有违常理”不符合事实认定的法律推理逻辑。首先，本案购车合同上述已明确阐明了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所载明的事实真实性不得而知；其次，事实是上诉人购买车辆总价款是300万，交付的100万是订车款而非定金。况且不论支付比例是多少均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车行为的进行，为何支付过多会有悖职业经验?那么通常的职业经验是什么?最后，关于到香港购车的过程认定，明显曲解了整个案件事实，因为上诉人根本不清楚什么地方有车，出卖车辆的商家联系方式及车辆的详细信息等只有被上诉人清楚。（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非买卖合同关系，犯了类比推理的逻辑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主张双方是合伙关系，但合伙基本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本案中，就被上诉人一审所举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有过合伙的意思表示，双方并没有就出资比例、购车行为的分工、利益的分配比例等进行明确约定，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说明双方就上述合伙事宜达成过一致口头或书面协议。就本案而言，若双方进行二手名车买卖合伙，至少需具备合伙经营场所，合伙事务的主要执行人，车辆客户的拓展等。这些条件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具备。根据做二手车行业惯例，尤其是车价高昂的超级豪华车买卖，若是进行二手车买卖通常都是有二手车商事先提供车辆信息，与买家谈妥价格后直接由买家将车款支付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非在确定客源前垫资动辄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巨额现金提前将车买下，即便是二手车门店亦是如此，门店内并不可能将全部所售车辆在展厅展出，而是通过从卖家渠道获得的车辆信息展示给客户后，谈妥价格确定有利润方才可能完成该车辆交易。本案中，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提交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的口头陈述、上诉人的二手车商身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到香港购车，非买卖合同关系，则存在这几个问题无法合理解释：1、若是合伙购车，本案中的双方各自出资多少?若该笔交易亏损后各自按什么比例承担经营风险及后果?2、上诉人为何向被上诉人支付100万元而不是直接向真正的销售车行法律关系更加模糊，将导致增加不必要的诉累。错误的事实认定，必然导致错误的法律关系认定，径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既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市场交易安全。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靳南辩称，（2020）黔04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苏德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苏德恒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从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上诉人的微信朋友圈的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系从事二手车买卖的职业人，而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称“在答辩人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正在出售一台2017款HuracanRWDSpydeR黄色蓝博基尼跑车。有意购买......于2018年9月20日向答辩人支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与客观事实不符合，而是由答辩人、邹勇、上诉人苏德恒协商一致，并达成口头合伙，约定由答辩人出资30%、邹勇出资35%、苏德恒出资35%到香港购买车辆，然后运回中国大陆销售，所得利润按出资比例分配，答辩人、邹勇、苏德恒到香港所购买的车辆为金城左軑汽车行（又名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出售的，是金城左軑汽车行的品健元和邹勇、苏德恒谈成2017款宾利添越6.0T-w12越野车（颜色为黑色外观，内饰为棕色，车驾号：SJAAC2ZV9HICO14822）价款1500000元、2015款蓝博基尼610-4（颜色为白色外观，内饰为黑色，车驾号：ZHWEC1ZF4FLA00191）车辆价款1230000元，两台车辆订金1365000元。订金是由上诉人转账100万元（上诉人的90万元、还答辩人的10万元）给答辩人，由答辩人统一支付1365000元后，金城左軑汽车行出具了《收据》给邹勇，收据载明了合同号为：C/N：IN-8873-18。所购买的车辆在未交付的情况下，邹勇、苏德恒为该车辆办理了临时牌照。后由于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未将所购车辆交付，上诉人安排邹勇和答辩人于2018年10月27日在香港警务处元朗警署报案。故上诉人起诉称向答辩人购买2017款HuracanRWDSpydeR黄色蓝博基尼跑车，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虽然上诉人与答辩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或协议，唯一能确定双方关系的是网上微信聊天记录。所购车辆未能交付，由邹勇和上诉人对损失进行商讨，而微信聊天记录对损失均有提及，且答辩人提出当时曾要求合伙占一半，而是上诉人、邹勇不同意出资比例。故上诉人与答辩人系合伙关系。上诉人和答辩人的职业均为销售二手车，答辩人为所在车行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销售二手名车，上诉人得知此消息后，希望与答辩人共同购买车辆销售盈利，通过一起去香港卸车，共同出资，通过以上意思表示，对出资方式达成了共识。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答辩人和邹勇一起去金城左軑汽车行购买车辆，系为合伙经营过程中，后出现金城左軑汽车行不能交付车辆的情况，上诉人主动要求去香港找金城左軑汽车行，说明上诉人对经营风险有认知，到达金城左軑汽车行后，上诉人、邹勇与答辩人商议如何规避风险，后双方一起到香港警署报案，因此可发证明双方存在共担风险的合意。再次，如果按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二审上诉状中称，双方是买卖关系，那么答辩人完全没有必要与上诉人在买卖车辆过程中沟通和商量，答辩人也没有必要让上诉人知晓车辆渠道来源，但事实是上诉人不仅知道车辆渠道来源于金城左軑汽车行的存在，也明知答辩人向金城左軑汽车行转了多少钱，也明知购买的车辆为两台车，并为该车辆上了临时牌照。正常的买卖关系，卖方不会让买方知道上家是谁，也不会让买方知道利润情况。因此，通过双方一起去香港买车，支付定金和事后一起去香港报案的情况，以及答辩人提出其也存在损失，损失的多少与出资有关等微信沟通记录能够证明，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是合伙关系，不是买卖关系。另，上诉人在起诉状和上诉状中有意隐瞒了达成合伙合意的事实，也隐瞒了双方一起到香港找金城左軑汽车行了解情况，未找到后一起报案，共同想办法减少损失的事实。如果是买卖关系，上诉人完全没有必要过问金城左軑汽车行的事，直接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即可，而事实上，正是基于合伙关系，上诉人才无法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只能先想办法共同解决问题，当问题解决不了之后，又转而混淆事实，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上诉人所称的100万元购车款，实际上是上诉人和苏德恒按照合伙约定提供的资金90万元和邹勇还答辩人的10万元，转至答辩人名下后，表示此笔款项成为合伙经营的资金，答辩人转给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即以履行应尽的合伙约定购车义务，后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的吕健元无法交付车辆，上诉人与答辩人进行沟通，并及时到香港采取刑事报案等措施，努力挽回损失。1365000元（上诉人的90万元、答辩人的46.5万元）暂时无法返还，是客观存在的经营风险导致的，并非答辩人的责任。上诉人、答辩人作为合伙成员，均是受害者，双方应当共同向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的吕健元主张权利，但因香港警方对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及吕健元的刑事案件未结，导致无法行使权利，因此应当等待香港金城左軑汽车行及吕健元的刑事案件了结后，上诉人和答辩人再处理上述问题。综上，（2020）黔0403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苏德恒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苏德恒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苏德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的车辆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回购车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并支付逾期退款利息4833.33元（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10月27日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6日，计算至购车款退回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系销售二手名车从业人员。2018年8月28日，被告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2017款的黄色兰博基尼跑车(HuracanRWDSpyde)预售信息，2018年9月11日，被告车行同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该车辆已售出信息。原告称其与被告曾有多次买卖车辆的交易，在看到被告发布的朋友圈信息后于2018年9月2日联系被告商谈购车提车事宜。2018年9月20日，原、被告及案外人邹勇共同至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与吕健元选购车辆，当日选定2017款宾利添越6.0T-W12越野车、2015款兰博基尼610-4车辆各一台，车价分别为150万元、123万元，总价款273万元，约定“如双方同意买卖上述车辆，当天签署以入订金为作宝”。香港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当日出具《金城左轪汽车购车合同》、《收据》，收据载明金额为136.5万元。被告称该合同及收据原件由公司交给原告持有。当日，原告通过手机银行向靳南账户转款100万元。被告靳南分别于2018年9月20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9月28日、2018年10月3日向吕健元共计支付136.5万元。靳南称原告转款100万元中包含有邹勇欠其前期的购车款10万元，转给吕健元的136.5万元，除90万元系原告与邹勇的，其余均系其本人出资。2018年9月28日-2018年9月30日，靳南通过微信要求香港车行拓印上述车辆的车架号及发动机号，并将拓纸及相关配件等邮寄给邹勇。邹勇与靳南微信聊天内容显示邹勇已办理了上述车辆的临牌，载明的车辆所有人分别为邹勇、苏德恒。因吕健元一直未交付车辆亦不接听电话，被告至香港催要，金城汽车（国际）贸易公司已无人经营，被告于2018年10月27日向香港元朗警署报案，至今未有调查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答辩意见，及对证据的质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本案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原告亦未就买卖车辆的价款、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的方法等合同主要内容提供相关证据，仅依据转款凭证据此证实其向被告购买车辆。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抗辩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提供购车期间及前后的微信聊天记录、飞机票订单、金城左軑汽车购车合同、金城左軑汽车收据、香港警务处口供报告、光碟、临时车牌号等证据佐证其主张。根据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及朋友圈记录显示可知原、被告及案外人邹勇均系销售二手名车的职业人员；被告提供的飞机订票、购车合同、收据及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亦认可了其与被告及案外人邹勇共同到香港选定车辆，且也看到了该购车合同的事实。若如原告陈述其向被告购买黄色兰博基尼跑车总价款为300万元，而购车合同中兰博基尼的价款仅为123万元，其在价格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形下未提出异议，而向被告支付100万元定金的行为明显有违常理，且更有悖于原告的职业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有关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其应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应为能够被有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在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时，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项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院对其要求解除车辆买卖合同及返回购车款、支付逾期退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德恒的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苏德恒提交证据:1、邹勇微信朋友圈复印件5页。2、苏德恒与邹勇聊天记录。证明从苏德恒及邹勇的聊天记录及邹勇微信朋友圈内容表明其同上诉人苏德恒一起与被上诉人靳南是直接购车的关系，在付款后靳南未能交车并恶意逃债的事实。邹勇明确表示与靳南不是合伙关系，而是打了一百万向他购车，合伙人是靳南与其他的相关人员。被上诉人靳南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靳南提交证据1、苏德恒微信朋友圈复印件5张。2、苏德恒微信朋友圈评论。证明苏德恒、邹勇系从事二手车交易的职业人，购买销售二手车销售，被网友称为骗子，从事二手车交易过程中不诚实守信的事实。上诉人苏德恒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首先与本案无关，是苏德恒与案外第三人的相关聊天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 以上证据经本院审查，综合认定如下：1、邹勇微信朋友圈复印件5页及苏德恒与邹勇聊天记录，该证据只能证明邹勇付了100万元购车款，聊天记录也没有明确苏德恒与被靳南是直接购车的关系。2、苏德恒微信朋友圈复印件5张及苏德恒微信朋友圈及评论。该证据系苏德恒与案外第三人的相关聊天记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涉案车辆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起诉请求，该案属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只提供手机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截图拟证明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但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对车辆购买事宜的商议过程、车辆交付情况等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实质性内容的约定及履行情况;且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相关的交易方式或交易习惯,因此不能仅根据手机银行转账凭证和微信截图认定双方存在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第二、上诉人称其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00万元性质，一审起诉状中自认是定金，二审中又称其为购车款，存在前后矛盾情况。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从事二手车行业，其对购车款与定金的性质不会不知。正如一审判决所言，若如上诉人陈述其向被上诉人购买黄色兰博基尼跑车总价款为300万元，而购车合同中兰博基尼的价款仅为123万元，其在价格差异如此之大的情形下未提出异议，而向被上诉人支付100万元定金的行为明显有违常理，且更有悖于上诉人的职业经验。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对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异议,主张双方是合伙关系，其对双方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提出异议,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即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车辆购买、销售合意,如送货单、收货单等证据。因此,作为应承担举证义务的上诉人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于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有过多次买卖车辆的交易行为。一审在事实认定部分：“原告称其与被告曾有多次买卖车辆的交易……”由此可见一审并未认定双方有个多次买卖车辆的交易行为，而是根据上诉人的陈述所表述。一审不存在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前提下又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一审法院也只是表述：“被告称该合同及收据原件由公司交由原告所有。……”其并未认定合同和收据已经交给上诉人。 综上所述,苏德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44元,由上诉人苏德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伟才 审判员  朱俊蓉 审判员  谢 伟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周婷 书记员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