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03民初6209号原告：王某1，女，彝族，2014年12月15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法定代理人：王某2，男，彝族，1977年10月5日生，住址同上，系原告之父。法定代理人：李某，女，彝族，1979年7月1日生，住址同上，系原告之母。委托代理人：张其春，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地址：贵阳市云岩区友谊路86号。法定代表人：付江，职务：院长。委托代理人：王德坤，贵州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应璋，贵州济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王某1诉被告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以下简称“康福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之法定代理人李某、王某2，委托代理人张其春，被告康福医院之法定代表人付江、委托代理人王德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承担医疗过错的民事责任；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412037.66元。（一、医疗费：52531.86元，其中合医报销后的自费部分：32340.59元。由总费用49271.94元-合医报销16931.35元＝自费32340.59元；被告医院：5984.54元；门诊发票：7655.44元；黔西门诊发票：744.90元；爱之泉医院：1600元；重庆医药费：2633.20元；重庆医科大医疗费：1573.19元。二、住院期间护理费51196.71元（67952元／年÷365天×275天＝51196.71元）；三、康复训练期间护理费63297.75元（67952元／年÷365天×340天＝63297.75元）；四、定残后的护理费1359040元（67952元／年×20年＝1359040元）；五、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27500元（100元／天×275天＝27500元）；六、营养费30750元（50元／天×615天＝30750元）；七、交通、住宿、误餐费：2328元，包括：2019年3月4日-7日因鉴定需要检查高铁票516元、2019年8月9日因鉴定高铁票774元、2019年3月5日因鉴定检查出租车发票78元、2019年3月6日因鉴定检查出租车发票28元、2019年3月7日因鉴定检查出租车发票51元、2019年8月9日因鉴定出租车发票28元、2019年3月4日-7日因鉴定检查住宿费500元、2019年8月9日鉴定误餐费353元；八、残疾赔偿金631840元（31592元／年×20年＝631840元）；九、残疾用具器具费14000元（70岁÷5年×1000元＝14000元）；上述一至九项合计：2693255.32元，按50%赔偿，即1346627.66元。十、鉴定费：15410元；十一：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上述十至十一项合计：65410元，按100%赔偿。上述一至九项＋十至十一项合计：1412037.66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12月12日凌晨7时，原告母亲李某因分娩原告入住被告医院产科29床，至2014年12月15日凌晨2：50分经剖腹产分娩原告后，因原告无呼吸、啼哭等生命体征，经被告医院紧急抢救后，才恢复微弱呼吸，随后，被被告医院要求转院，在转院过程中，被告医院违反国家卫生计生委《转院转诊制度》的规定，在原告转院的过程中，明知原告是危重疾病的新生儿，没有联系转院医院和指派医护人员及救护车辆护送转院，而是让原告父亲自行抱着原告联系转院医院，当晚原告被转至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经诊断确诊为：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轻度窒息、新生儿缺血缺氧脑病（中一重度）、特大婴儿，被收入该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14天，现在因缺血缺氧脑病（中一重度）引发的发育障碍（重度），被转入该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围绕原告疾病的发生，早在分娩前的2014年12月11日，被告为原告母亲所做的ｂ超中，就已明确估计原告的体重是3500ｇ，属于巨大儿，在2014年12月15日原告分娩后，被告称量原告的体重是4200ｇ，比之前的估重还多700ｇ，属于特大儿，难怪原告不能正常顺产，而是剖腹产。在选择原告分娩的问题上，按照有关医疗规范的要求，巨大儿是剖腹产的手术指征，虽能试行顺产，但应做好剖腹产的准备，一旦顺产不利就应立即转入剖腹产，以保证产妇和婴儿的安全。现在，根据原告母亲回忆，原告分娩当晚，也就是2014年12月14日晚上10点钟，原告母亲进入被告医院分娩室约20分钟后，被告医院医务人员采用人工破水的方式，让原告母亲自然分娩，分娩过程一直不顺。之后，又改成剖腹产，才于2014年12月15日凌晨2点50分将原告从母亲体内分娩出来。分娩出来的原告是一个无呼吸、不会啼哭的婴儿，经急救后才恢复微弱的呼吸，随后，就被被告医院要求自行转院，在转院过程中几经周折，在经历贵医附院、省医、市一医三家医院拒绝收治的情况下最终才于2014年12月15日凌晨5点14分转入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进行住院治疗。针对原告出生时无呼吸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原告在母亲子宫内缺乏羊水保护的情况下，长时间缺氧窒息形成的疾病，与被告医院错误的医疗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理由就是：原告分娩前各项检查均属正常，从2014年12月14日晚上10点进入被告医院分娩室，20分钟后被被告医院施行人工破水时算起，到2014年12月15日凌晨2点50分原告经过剖腹产，从母亲体内分娩后止，前后时间长达近5个小时，足以证明，在原告自然分娩不顺的情况下，被告医院未准备好人工终止妊娠的应急措施，立即施行剖腹产和在原告剖腹产后，被告医院在原告转院过程中，原告疾病危重的情况下，没有指派救护车辆和医务人员陪同转院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的医疗救治原则。现在被告为原告母亲李某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问题，经人民法院委托重庆法医学司法鉴定所鉴定，已经明确被告为原告母亲提供的医疗服务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原告今天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为同等原因力，即50%的责任比例。同时经该鉴定机构鉴定，原告所受损害已经构成一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需每5年更换一辆价值1000元的残疾用具轮椅。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今天的疾病，正是被告一系列的医疗过错行为所致，由于这些过错，已给原告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康福医院辩称，本案事实发生经过应当以病历记载为准，被告计算赔偿使用的标准和方法过高，请法院审查，对遵义医学院和重庆法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请求法院结合相关事实综合认定。一、关于本案共产生的四份《司法鉴定意见书》：1、两个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书》效力相同。我国并未立法、相关管理部门也未颁布具体的条例、办法针对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如何评定进行具体的规定。实践中，都是根据鉴定人的主观意见作为评定的标准。既然都是主观意见，就无法明显的分辨哪个鉴定专家意见的对与错。本案出现了两个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针对被告的诊疗行为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评定，两个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都具有法定的资质条件。并无证据规则中的优先效力行为。因此，两份鉴定书在本案中均具有同等的证据效力，都可以供审判庭进行参考。2、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中认定“被告评估胎儿体重上未尽高度注意义务”的意见不应采纳。被告在产前针对原告胎儿体重的预估系根据全省医疗机构共同使用的电脑系统进行，将Ｂ超测量的胎儿双顶径、头围、腹围、股骨长四参数联合测量等数据输入系统中的得出的结果。因此，被告已经按照诊疗规范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尽到了原告胎儿体重的预估注意义务，不应认定为过错行为。3、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中“被告新生儿救治不规范”的意见不应采纳。被告系一级医疗机构，诊疗范围仅为助产技术、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其主要医资力量为妇产科医生和护士，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新生儿科。据被告病历记载：产妇李某因“停经40＋2周，下腹胀痛1＋小时”于2014年12月11日7：30分入住被告产科病房，入院后被告完善相关检查，但于次日19：00分要求回家，并签字确认“一切后果自负”。2014年12月14日20：00因“腹痛2小时”再次入院，完善相关检查和密切观察产程进展情况。因产妇李某“第二产程停滞”，在进行术前沟通和告知后进行了“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手术顺利，以ＬＯＡ位娩出一女活婴，清理呼吸道后哭声畅，钳夹断脐，立即交台下处理。新生儿女，重4200克，体表无畸形，Ａｐｇａｒ评分1分钟6分，5分钟8分，新生儿出生后一般情况差，转上级医院治疗。术后诊断：1.Ｇ3Ｐ340＋6周ＬＯＡ剖宫产；2.新生儿轻度窒息；3.胎儿宫内窘迫；4.巨大儿。护理记录记载：手术开始于02：45，于2：50剖宫取一活女婴，体重4200ｇ，新生儿面色欠红润，四肢肌张力差，无哭声，呼吸欠平稳，吸痰全身刺激上氧，上氧后有哭声但哭声不畅，剪脐包扎，继续上氧，辐射台上保暖，由于我院条件有限，为新生儿安全起见，于3：30分将新生儿转上级医院治疗。临时医嘱记载：15／122：50清理呼吸道、保暖、母婴体肤接触、上氧、××疫苗、维生素Ｋ1、青霉素，15／123：30转上级医院。从以上记载结合人民出版社第九版《儿科学》教材，可明确看出：原告新生儿窒息原因应当与产妇李某年龄（≥35岁）和自身巨大儿原发问题有关，被告在产妇李某自请离院无法完善相关检查的情况下，再次急诊入院（腹痛2＋小时）的情况下，仍然及时地采取了ＬＯＡ剖宫产保住了原告母子的生命，已经做到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能够做到的医疗服务。在新生儿的救治过程中，在原告呼吸欠平稳的情况下，被告已经采取了清理呼吸道（吸痰）、建立呼吸和维持正常循环（全身刺激后上氧）的常规复苏方案。在原告病情基本平稳后，被告才建议原告家属，由于医疗条件限制，转上级医院治疗。因此，被告认为，其在新生儿救治过程中并无不规范行为，已经尽到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能做到的医疗服务。4、被告认可两家鉴定机构关于“被告新生儿转院不规范”的鉴定意见，但由于其他客观因素的参与，应当减轻或者免除被告的责任。（1）原告从被告处转院时已经时值凌晨3:30分，受被告医资力量的限制，当时被告处仅有两三名医护人员值班，这几名值班医护人员除了需要继续观察产妇李某的病情外，还要兼顾医院的其他病人，无法派出医护人员进行陪同。（2）被告医院离我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直线路程不到500米，步行仅需2分钟不到。被告医护人员在建议原告家属转院时已经告知，且原告家属在遵义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听证时，明确讲到，其最先到的就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被告未能派出医护人员陪同，并不会对原告的病情造成根本上的影响。（3）根据被告分娩记录及其他病历的记载，原告出生后Ａｐｇａｒ评分1分钟6分（呼吸、肌张力、喉反射、皮肤颜色各扣1分），5分钟8分（呼吸和皮肤颜色各扣1分）。从该评分来看，原告在出生后仅有轻微的窒息情况，在被告进行吸痰和上氧后有明显好转。因此，被告在转院时认为其病情比较平稳，不存在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渝法医所【2019】临床Ｇ鉴字第1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描述的病情危重情况，无需派医护人员陪同。（4）据原告家属在遵义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听证时的描述，其从被告处离开后，首先到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由于该院未能接诊，又带着原告到贵州省人民医院，该院也未接诊，最后才到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从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入院记录的记载来看，原告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入院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凌晨5：00分。如原告家属所述属实，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作为我省最大的两家三级甲等医疗机构，该两家医疗机构对原告的拒诊行为，应当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告家属第一时间已经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求诊，而不应当再陆续的到处转院，其转院行为系自身主观因素所致，不应当将陆续转院耽误原告治疗的所有责任全部转嫁到被告医院承担。5、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未排除原告及产妇自身可能存在的原发因素。从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渝法医【2019】临床Ｇ鉴字第1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7页的记载，本案原告的损害后果为：“脑性瘫痪”。根据人民出版社第九版《儿科学》教材记载：“许多围生期危险因素被认为与脑性瘫痪的发生有关，主要包括：①围生期脑损伤：如缺血缺氧性脑病、新生儿脑卒中……②与早产有关的脑损伤；③脑发育异常：如脑发育畸形、遗传性或代谢性脑发育异常；④产后脑损伤：如核黄疸、中枢神经系统感染；⑤产前危险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并存并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原告的“脑性瘫痪”损害后果除了围产期的脑损伤存在外，很有可能与先天脑发育异常和危险因素有关。而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在整个鉴定过程中，并未采用客观检查，排除原告及产妇自身可能存在的先天脑发育异常和危险因素，如进行遗传性脑发育异常的排查和产妇先天性ＴＯＲＣＨ感染的排查。同时，原告母亲在孕期未进行详细的孕检，尤其是未进行唐氏综合症的筛查，而原告目前的症状与唐氏综合症的症状又十分相似，因此，排除原告及其母亲自身的因素尤为重要。6、原告损害后果为其产妇及原告自身原发疾病原因的合理转规，不应加大被告的医疗责任，原告家属对本次妊娠并不重视，在孕期内并未进行必要的孕期检查，且产妇李某在分娩时自身的年龄已超过35岁，从被告病历记载和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病历记载来看，原告出生时体重4200克，巨大儿的诊断明确。该两点原告及产妇自身的因素是导致原告在分娩过程中出现第二产程停滞、胎儿宫内窘迫和分娩后出现新生儿窒息的根本原因。而新生儿窒息又是原告最终出现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根本因素。因此，本案原告损害后果为其产妇及原告自身原发原因所致，被告仅在原告转院时存在部分瑕疵行为，且该瑕疵行为系被告医资力量和原告转院时间的特殊性所致，不应当与原告损害的根本原因承担同等责任。7、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的鉴定意见书不客观，不科学。鉴定原告脑瘫一级伤残依据不充分，鉴定时原告仅为年满四岁的儿童，其自理发育程度根本无法进行评测，正常的儿童在仅满四岁时日常生活也不能自理，因此在此时就预见性的鉴定为一级伤残为时过早。二、关于原告赔偿计算标准的意见：1、医疗费请法院核实；2、护理费：住院天数为241天，定残前的护理期限建议以住院天数计算，定残后的护理期限由于未进行鉴定，建议以二至五年的短期护理为参考。另外，由于本案在2016年1月就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建议参照2015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由于本案护理依赖程度确定后，鉴定机构未按规定评估赔偿比例，建议本案参照工伤赔偿中50%（完全护理）40%（大部分护理）30%（部分护理）的赔偿比例进行计算。3、住院生活补助费：住院天数241天，标准100元／天。4、营养费：标准30-50元／天，由法院定；5、交通住宿费：由法院酌情定；6、残疾赔偿金：参照2015年度标准定；7、残疾器具：根据护理期限确定。8、鉴定费：按责任分担；9、精神抚慰金，按责任比例定。三、请求法院依法追加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本案诉讼，承担拒诊的法律责任。四、申请法院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1日7时30分，李某到被告医院就医入院，2014年12月15日进行经腹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产下王某1。被告康福医院在2014年12月15日3时50分记录：“李某之女，系Ｇ2Ｐ1孕40＋6周出生于2014年12月15日02:50剖宫产术娩出，出生时见羊水Ⅲ°污染，胎儿娩出时1分钟ＡＰｇａｒ平分为6分，无哭声，立即予以清理呼吸道，全身擦干保暖及刺激，上氧后哭声不畅，查前囟平软，张力不大，面色口唇欠红润，呼吸30次／分，呼吸欠平稳，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135次／分，律齐，未闻杂音，四肢活动自如，肌张力正常，握持、拥抱反射存，5分钟ＡＰｇａｒ平分8分予以肌注维生素Ｋ1预防颅内出血，青霉素20万单位肌注预防新生儿感染。再次检查新生儿哭声不畅、查前囟平软，张力不大，面色口唇欠红润，呼吸28次∕分，呼吸欠平稳，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133次／分，律齐，未闻杂音，腹软，脐部包扎干燥固定，无渗血；四肢活动自如，肌张力正常，握持、拥抱反射存。再次检查新生儿哭声仍不畅，病情不稳定，立即报告我院医政科、院办公室，考虑我院医疗客观条件有限，经院领导同意后，急转新生儿到上级医院诊治。”另查明：王某1于2014年12月15日至12月29日，共14天，入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医治，经诊断，王某1为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轻度窒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中-重度）。2015年3月5日至6月3日，共90天，王某1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康复科治疗，经诊断为发育障碍（重度）。其中2015年5月21日至5月26日，共5天因支气管肺炎入该院儿科。2015年6月29日至9月15日，共78天，王某1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康复科治疗，经诊断为发育障碍（重度）。2018年5月30日至7月27日，共58天，王某1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康复科治疗，经诊断为痉挛型脑型瘫痪。2018年11月19日至12月29日，共30天，入住贵阳中医学院康复科治疗，西医诊断为脑性瘫痪。2015年原告以被告医院存在医疗过错为由，诉至我院，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在审理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遵义医学院附属司法医学鉴定中心对康福医院是否违反有关医疗规范行为及对王某1造成的缺血缺氧脑病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经该鉴定中心鉴定，认为康福医院存在评估胎儿体重上未尽高度注意义务的过错，其过错与王某1缺氧缺血性脑病、发育障碍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参与度建议以5%-10%。因被告病历中未记载原告转院的情况，故鉴定机构未将原被告均认可的原告在转院过程中，被告医院未派救护车及医护人员陪同转院的情况纳入鉴定的考量因素，本院向鉴定机构发函询问，该因素对鉴定结论的影响，该鉴定机构称：被告医院未派救护车及安排医护人员护送转院，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损害后果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参与度为5%。此后，原告对该鉴定不服，认为在由相同的鉴定人就与本案存在同样未派救护车及医护人员陪同转院的事实，作出不同的过错参与度的鉴定，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遂另行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过错、因果关系、参与度、伤残等级、护理期限、残疾器具进行鉴定，该所作出渝法医所（2019）临床Ｇ鉴字第1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在对王某1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儿自身因素为同等原因致患儿目前的损害后果。”渝法医所（2019）临床Ｂ鉴字第127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王某1脑瘫属一级伤残。2、王某1需完全护理依赖。3、王某1的护理期根据临床治疗情况确定。4、王某1的后续治疗费以实际产生计算为宜。5、王某1需残疾器具，每把轮椅壹仟元，每五年更换一次。”。审理中，原告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该二份鉴定书均无异议。被告对该二份鉴定不予认可，同时要求对原告及其母亲进行ＴＯＲＣＨ感染的检测；进行ｂ族链球菌、染色体、基因芯片、微阵列的检测，以此排除原告及产妇自身原发因素存在的可能，同时要求对本案进行重新鉴定。后本院就被告申请的ＴＯＲＣＨ感染的检测；进行ｂ族链球菌、染色体、基因芯片、微阵列的检测等致函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该所复函称：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中，已有王某1脑瘫形成的证据链，完全能满足鉴定需要。本案经2020年8月开庭审理后，被告向我院提出调解申请，要求将本案移送贵阳市云岩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我院将该案移送后，该委复函我院未受理本案。本案在审理中本院亦多次征询双方意见，因分歧较大，调解亦未成。庭审中，原告就其诉请所涉具体费用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一、医疗费部分：原告主张52531.86元，包括：1、合医报销后的自费部分32340.59元。原告提交了黔西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合医报销证明》，证明王某14次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发生医疗总费用49271.94元（4次住院的发票原件已作报销凭证留存），其中合医报销16931.35元，自付32340.59元。2、被告医院：5984.54元，并提交了康福医院医疗费发票一张，金额5984.54元。3、贵阳市妇幼保健院：7655.44元，但其提交的发票金额为6318.19元；4、黔西县人民医院：744.9元，原告提交的票据金额为798.73元。5、爱之泉医院：1600元，原告提交的票据金额为1400元。6、重庆医药费及重庆医科大学医疗费：4206.39元：原告提交的票据金额为5884.72元。对上述证据，被告表示具体金额以法院核实原件为准，被告医院的费用是产妇分娩产生，而本案是患儿脑瘫的赔偿，不应算在被告头上，门诊发票与本次损害有关的才认可，门诊病历没由法院核查是否与原告的病情有关，对于住院天数原告应举证说明。二、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原告主张包括：（一）妇幼保健院的住院天数按住院天数275天，按67952元/年标准计算为51196.71元。（二）康复期间护理费1、贵州省康复医院疾病证明书，证明康复期间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9月1日150天；2、贵州福万康医院疾病证明，证明康复期间为2017年8月8日至9月19日共计340天，治疗费是原告享受国家残联的政策，本案未主张。被告对上述证据表示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不论是否收费，都应有病历资料，不应以疾病证明书的形式，对于康复要求原告提交完整病历资料证明实际的护理天数，妇幼保健院的住院期间为241天。三、残疾人康复中心证明、爱之泉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在几年之中一直在进行康复训练，享受残联的公益项目帮扶，故不需要病历资料，康复费用是残联资金支付。被告表示由法院审核。四、中医二附院住院病历，证明原告在2018年11月19日至12月19日期间住院30天，原告住院的275天其中30天是在中医二附院。被告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五、票据，证明交通费、住宿费、餐费合计2328元。原告提交高铁车票1966.5元（包括其代理人258元），以及部分连号的出租车发票。被告表示无异议，由法院酌情处理。六、鉴定费发票，证明鉴定费15410元。被告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交以下证据：票据一份，证明鉴定人出庭产生费用6000元。原告表示该费用与其无关，是被告方申请鉴定人出庭。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材料在卷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相关规定，有过错、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中的鉴定报告应如何采信？二、原告主张的赔偿费用是多少？针对焦点一：虽然本院就被告的医疗行为先行委托了遵义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因该中心的鉴定结果出来后，法院在继续审理中查明了被告存在未派医护人员和救护车陪同原告转院之行为，而且该行为对被告医院的过错认定会产生影响，因此遵义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报告所考量因素并不全面，故而本院采纳原告的重新鉴定申请，另行委托了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进行重新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并无证据证明该鉴定存在不予采纳之情形，故本院应予以采纳。至于被告认为该鉴定应不予采信之主张，因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采信。根据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在对王某1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儿自身因素为同等原因致患儿目前的损害后果。”，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应承担50%%的过错赔偿责任。至于被告要求追加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的主张，因本案中除原告的陈述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二所医院与原告存在医疗关系，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针对焦点二：对于原告因被告对其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失，主要为：一、医疗费：1、原告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期间费用经合医报销后的自费部分，金额为32340.59元；2、原告在被告处就医产生5984.54元,该费用也是因本案的医疗行为产生，也应是损失费用；3、2015年至2018年期间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治疗产生6318.19元；4、黔西县人民医院治疗费798.73元，原告主张744.90元，本院从其自愿；5、爱之泉医院为1400元；6、重庆医药费及重庆医科大学医疗费5884.72元，但原告自愿主张4206.39元，本院从其自愿。以上共计50994.61元。二、对于原告主张的住院期间护理费、康复训练期间护理费、定残后的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二十一条第三款“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之规定，原告经鉴定属一级伤残、需完全护理依赖，住院期间护理费、康复训练期间护理费、定残后的护理费三项护理费总计不应超过二十年，且根据鉴定，王某1的护理期应根据临床治疗情况确定，故本院暂予支持至一审结束时即2021年4月30日，对此后的护理费，待产生后原告可另行主张。故根据2019年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人员平均工资43654元为计算标准，对原告主张的住院期间和康复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为43654元／年÷365天×610天＝72956元，对定残后（2019年8月22日起算）的护理费为：43654元／年÷365天×617天＝73793元。三、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及营养费，按原告住院天数计算为100元／天×270天＝27000元，对原告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四、交通、住宿、误餐费2328元，因原告确实有多处就医之情形，且原告代理人的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故本院酌情支持2000元；五、残疾赔偿金按2019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404元计算20年为34404元／年×20年＝688080元，原告自愿主张631840元，本院从其自愿。六、残疾用具器具费：根据鉴定应每五年进行更换，鉴于护理费本院支持至2021年4月，故残疾用具器具费也算至同样年限，为2把，1000元／把×2＝2000元；九、鉴定费15410元，双方均予以认可，应由双方按比例分担。上述款项合计为875993元，本院按照被告的过错程度，在50%内予以支持，为437997元。至于精神抚慰金，考虑原告的损伤达一级伤残，本院酌情支持25000元，共计为437997+25000=462997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0年7月1日施行）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1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交通费、残疾用具器具费、鉴定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462997元；二、驳回原告王某1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508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11767元，被告贵阳市红十字会康福医院负担5741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章放忠人民陪审员  陈 虎人民陪审员  朱尚珍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书 记 员  乔维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