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9民终428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新塘水口街一巷1号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MA548P1H77。法定代表人：罗欣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珊，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严屋社区汾溪路215号厂房二楼D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97415144W。法定代表人：李林柱。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飞林，广东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小婷，广东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罗欣婷，女，1997年11月12日出生，壮族，住海南省五指山市。上诉人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公司）、一审被告罗欣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6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同益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富罗公司向同益公司返还设备款292600元以及逾期利息（以292600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5月19日利息为782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富罗公司承担。后同益公司申请追加罗欣婷为一审被告，并增加诉讼请求为罗欣婷对案涉货款、利息及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富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同益公司自行向富罗公司提货（剩余21套超声波设备，价值292600元）；2.同益公司立即向富罗公司支付仓储保管费（自2020年5月4日起计至实际提货之日止，按3000元/月的标准，暂计至2020年7月17日为7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同益公司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限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退回货款292600元；二、限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292600元为本金，从2020年5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罗欣婷对判决第一、第二判项所确定的债务向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本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850.37元，保全费1970元，共计4820.37元（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反诉受理费为2899元（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已预交），合计7719.37元，由东莞市同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承担50元，由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罗欣婷共同承担7669.37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理由详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0）粤1972民初653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富罗公司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富罗公司无需向同益公司退回货款292600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富罗公司无需向同益公司支付利息（以292600元为本金，从2020年5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周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2月21日为7165.86元）；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同益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同益公司委托富罗公司向案外人汇专公司订购产品41套，并非直接向富罗公司购买，且富罗公司已将同益公司所交货款支付给案外人。（二）双方从未就交货时间进行约定，同益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销售买卖合同》中关于“疫情期间，鉴于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疫情防控物质，甲方应尽可能争取按乙方提出的交货需求计划交货，积极配合乙方生产防疫物资。”的约定，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具体交货时间，可不按“合同签订付款次日起4月13日交完货”或“合同签订付款次日起10天交完货”的约定交易。即如产品紧张，富罗公司可根据同益公司的“交货需求计划”延期交货。2.富罗公司从未确认同益公司在销售买卖合同中手写部分的内容。3.根据微信聊天内容，微信名为“李宝龙”所说的“客户能接受这个交期”，王丰虽回复“好的”，但双方有就交期再次进行交流讨论，王丰并向同益公司说明“等明天排单再说”，意思就是需要汇专公司确认后才能确定交期。4.根据4月1日20:14王丰告知同益公司“汇专出了新表”并将该申请单（“交货需求计划”）发送至群内，同益公司于4月9日10:20才将其填写好的申请单发送至群内，导致案外人延迟生产设备。同益公司并未提早确定“交货需求计划”，富罗公司也可按“交货需求计划”顺延供货。（三）双方未成功交货，系因同益公司未到富罗公司处上门自行提货，富罗公司不存在逾期交货，同益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案涉合同第二条第1款“交货时间：产品的交货地点为按乙方要求，运费由乙方承担”的约定，上述产品系由同益公司自行上门向富罗公司提货，并非富罗公司向同益公司送货，且富罗公司向同益公司已交付21套产品均系同益公司上门自行提货。2.根据案涉合同第二条第2款“疫情期间，鉴于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疫情防控物质……积极配合乙方生产防疫物资”的约定，双方并未明确约定关于未在2020年4月13日交货的处理方案，反而约定富罗公司将积极交货，足以证明双方实际交货并未按2020年4月13日交货履行，而事实上，富罗公司一直积极向同益公司供货。3.案外人送货至富罗公司处，富罗公司马上通知同益公司上门取货。同益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之后共向富罗公司提货9套产品。由此可见，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交货时间，且同益公司实际按变更后的交货时间取货，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四）富罗公司从未与同益公司协商过因延期交货而退款事宜。同益公司后称其购买上述产品买家不购买剩余产品，且因价格浮动，要求解除案涉合同，并提出解决方案：富罗公司将剩余产品低价出售给其介绍的买家，差价由同益公司承担。富罗公司不同意，并提出差价由双方联络员、业务员共同承担，同益公司不同意富罗公司提出处理方案。根本不存在同益公司所称的因富罗公司逾期交货而同意退款这一说法。（五）双方并不存在不可抗力的约定，双方在《销售买卖合同》中第二条第2款的约定，并非就“不可抗力”的约定，而是就交货时间的一个弹性约定，本案系同益公司因疫情得以控制，上述产品价格下降，同益公司后拒不上门提货。（六）同益公司第二项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同益公司为上述产品的中间商，其经营范围不含生产口罩。2.本案系同益公司未自行提货，为同益公司违约，其未及时自行提货所产生损失，应由同益公司自行承担，与富罗公司无关。3.双方并未就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存在约定，因此，同益公司诉请的逾期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4.双方在案涉合同中，并无相关逾期交货即可解除案涉合同，并要求退款的约定，也无相应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同益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富罗公司未按照双方约定交付案涉设备，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认定同益公司有权部分解除合同并判决富罗公司退回货款292600元正确。1.双方在《销售买卖合同》第一条、第二条中明确交货时间、交货计划为：合同签订付款次日起10天交货完毕。同益公司在收到富罗公司的销售合同后特别备注计划交期，所有设备应在2020年4月13前交付完毕。同益公司在2020年3月31日将《销售买卖合同》盖章后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富罗公司，并在微信中与富罗公司一再明确告知“我把交期手写上去了，客户能接受这个交期”，富罗公司回复“好的”。而富罗公司在收到同益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却未按约定如期交付货物。到目前为止，富罗公司仅向同益公司交付了20台设备，尚有21台设备一直未交付。同益公司通过电话、微信多次向富罗公司催促交付，富罗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未交付。2.同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了交付期限，并在微信中向富罗公司一再明确交期，同益公司对此予以确认且并未提出异议。双方就案涉设备应于2020年4月13日前交付完毕的交货时间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3.虽然富罗公司陈述其并非设备生产商，但双方之间从未就设备的交付时间需要基于案外人交付时间确定进行约定。富罗公司主张案涉两份《销售买卖合同》第二条均约定由于案涉设备用于生产疫情防控物资，富罗公司应尽可能争取按同益公司提出的交货需求计划交货，变更交货时间系属于实质性的变更，但该条约定的内容不明确，不能视为双方变更了交货时间。4.同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一再备注货物的交期，并在微信中与富罗公司明确交期。该条的真实意思是富罗公司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内，应当积极配合同益公司要求的交期。该条约定系富罗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从该条的字面意思理解，同益公司订购的货物时用于疫情物质的生产，故该产品的交期时效性非常紧迫，富罗公司除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前交货外，应尽力满足同益公司提前要求的计划。（三）案涉合同中确实约定货物需要同益公司上门自提，但依照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同益公司一直在催促富罗公司交付货物。在交付期内并非同益公司未上门提货，而是富罗公司根本无货物交付，富罗公司的陈述显然不实。1.双方从未就案涉的设备交付时间重新达成约定，虽富罗公司有几台设备超过交货时间交付，但同益公司并未与富罗公司就未交货的设备重新达成新的交货时间。2.根据同益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同益公司催促富罗公司退款时，富罗公司从未向同益公司提出交付剩余货物，而是多次主张退款困难并承诺全力出货回笼资金退还给同益公司，可见双方已就部分解除合同已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3.2020年5月16日，富罗公司再次通过函件向富罗公司催收退款，富罗公司向同益公司发出《联络函》要求提货。该联络函的发出时间距离合同约定交付货物时间已经超过了1个多月，此时的口罩机、超声波的价格应将一落千丈，根本无人问津。同益公司购买货物向客户也无法交付，富罗公司迟延交货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同益公司购买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四）因富罗公司无法按时交付货物，双方已就未交付的货物达成了退款的一致意思表示。富罗公司逾期未交货且迟迟未退回货款，一审法院认定富罗公司需要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被告罗欣婷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书面意见。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同益公司主张富罗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向其发送的《超声加工技术服务申请单》是案涉合同以前已经交付的货物的售后服务申请单，与本案无关，由于时间已久，故无法打开查看内容。富罗公司主张该申请单与案涉货物交付时间有关，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富罗公司主张其开始是通过电话通知同益公司上门提货，电话沟通未果后，于2020年5月发函通知。富罗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发函前电话通知同益公司上门提货。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针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围绕富罗公司提起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富罗公司是否应向同益公司退回货款及支付相应利息。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案涉《销售买卖合同》约定：“交货计划：合同签订付款次日起10天交完货。疫情期间，鉴于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疫情防控物质，甲方应尽可能争取按乙方提出的交货需求计划交货，积极配合乙方生产疫情物资。”该约定明确了付款次日起10天内交完货，富罗公司主张“甲方应尽可能按乙方提出的交货需求计划交货”理解为富罗公司可以延期交货，依据不足。同益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告知富罗公司应在2020年4月13日前交付完毕并附上每期的交货数量，富罗公司回复：“好的。”虽然双方其后就其中一期交货数量进行协商，但并未变更交货的截止日期。富罗公司主张其于2020年4月1日向同益公司发送《超声加工技术服务申请单》，要求其填写交货计划，同益公司直至2020年4月9日才填写好，但富罗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申请单是用于填写交货时间，且从申请单名称可知，该申请单是有关技术服务的申请单，故对于富罗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同益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后提取部分货物，并不足证明双方对交货时间进行了变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约定在2020年4月13日前完成交货，并无不当。其次，富罗公司未在2020年4月13日前将剩余21套设备交付给同益公司，其主张已电话通知同益公司上门提货，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纳。据此，富罗公司主张同益公司未及时自行提货构成违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根据双方微信群的聊天记录显示，同益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6日向富罗公司提出退款时，富罗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未提出异议，且称：“汇专那边的退款是在10个工作日内退到我司账上”、“我们明白你的处境我们也在全力出货回笼资金给回你们”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意见并无不当，富罗公司应向同益公司退回货款2926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富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89元，由上诉人富罗自动化设备（东莞）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健如审判员  冯婉娥审判员  徐华毅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