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兰芬，女，1943年7月20日出生，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利，北京一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秋萍，女，1964年9月14日出生，北京市城建赫然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斌，北京市华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兰芬与上诉人高秋萍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65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兰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利，上诉人高秋萍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楚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兰芬上诉请求：1.请求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高秋萍支付张兰芬40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公告费由高秋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认定的部分事实不当。一审认定张兰芬认为高秋萍家有人有能力促成闫某保释，故委托高秋萍处理此事，确有不当：其一，真实的情况是高秋萍主动找张兰芬，请求张兰芬委托高秋萍处理闫某的事项，并不存在张兰芬主动找高秋萍之说。其二，张兰芬作为老年人，足不出户，并不了解情况，张兰芬依法委托高秋萍代为了解情况，与律师沟通，按张兰芬的要求代付律师费用，并不涉及高秋萍促成闫某保释的事宜。本案的关键事实在于高秋萍以为闫某办事为由向张兰芬索要费用，张兰芬系受害人，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认定。二、一审未查明高秋萍有关支出费用的事实。一审提到高秋萍提交证据以证明其支付了律师费、机票、及给闫某的转款等费用，但均未查明。事实上，已发生的律师费系张兰芬直接支付，高秋萍提交的律师委托合同根本未签，相关律师费与张兰芬、闫某均没有任何关联性；机票并非高秋萍本人支付且没有银行付款凭证和发票，给闫某转款亦缺乏充分证据。三、高秋萍系张兰芬前夫的侄女，高秋萍以“为张兰芬之子闫某办事”为由向张兰芬索要费用，且张兰芬账户内的40万元款项也是高秋萍自行转走的。张兰芬从来未表述过委托高秋萍办理违法的事情，闫某最终被决定不起诉与高秋萍无关。张兰芬支付高秋萍40万元款项（此前张兰芬、张兰芬家人及亲属支付的款项另行主张）后，张兰芬一直要求与高秋萍核对、结算，剩余部分退还给张兰芬，但高秋萍一直予以回避。一审法院未能查明责任，即认定双方都有过错，判决部分返还确系错误。一审法院从未查清高秋萍到底支出了多少款项，即使退一步讲，过错责任分配应基于已支出的款项计算，不能基于全部款项计算，对此一审判决确系错误。高秋萍辩称，不同意张兰芬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同高秋萍上诉意见。高秋萍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张兰芬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兰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首先，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但是，张兰芬除称争议的40万元是高秋萍索要的外，未举证证明与高秋萍有过相关约定或就委托高秋萍处理何种具体事务达成过一致（明示或默示）。其次，在案证据显示，张兰芬的儿子闫某被福建警方缉拿归案后，首先是闫某的妻子张某请求高秋萍帮忙救助；张兰芬和张某先后委托律师，最终以张某委托的律师为准。闫某在看守所，请其辩护人带出一份亲笔书写的《同意退还款项确认书》转交家人，表示：“同意我的中国籍姐姐高秋萍代我本人向林加柱（注：被害人）先行退还因进口红木相关的款项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兹此确认本人同意我姐姐先行代我退还上述款项”等。根据以上事实，如果说本案中存在委托关系，恰恰应是闫某、张某夫妇与高秋萍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也能印证张兰芬转给高秋萍的40万元款项，是基于闫某夫妇的指示给付的。其三，一审判决以40万元转账的事实，倒推法律关系。在40万元转账存在多种原因的情况下，却认定是基于双方委托合同项下的给付，系主观裁判行为。二、一审的上述做法，于法相悖。一审在2021年1月5日的庭审中，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但张兰芬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高秋萍究竟以什么方式订立了合同、建立了何种以及哪些权利义务关系，即该40万元是双方什么合同项下的给付。三、涉案40万元转账对于争议双方而言，系非表意行为。一审法院无视张兰芬与其儿子闫某、儿媳张某均委托过律师为闫某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闫某、张某多次以亲口表达、闫某亲笔书写的方式委托高秋萍付费、退赔等。此外，一审法院将委托事项认定为促成闫某“保释”，不仅与在案证据不符，而且用辞很不严谨。其进而认定双方的委托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高秋萍在一审中曾申请张兰芬到庭接受询问，并申请追加闫某为第三人，均未获支持。另外，一审庭审程序有失司法的严肃性。张兰芬辩称，不同意高秋萍的上诉请求。张兰芬委托高秋萍处理事情与张某委托高秋萍处理事情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存在相互取代的问题。张兰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秋萍返还张兰芬40万元；2．高秋萍支付张兰芬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2017年9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兰芬儿子闫某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羁押期间，张兰芬认为高秋萍家有人有能力促成闫某保释，故委托高秋萍处理此事，并于2017年9月2日支付高秋萍40万元。闫某于2017年4月2日被羁押，2017年11月17日被释放。一审庭审中，高秋萍提交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律师费、机票及给闫某的转账等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本案中，依据双方陈述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能够确认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但该委托事项为张兰芬支付费用，高秋萍促成闫某保释，该委托事项明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故双方订立的委托合同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从张兰芬、高秋萍的庭审陈述看，高秋萍因双方之委托关系收取了40万元款项，该笔款项应予以返还。而对于高秋萍已经支出的费用，应作为损失予以解决。对于涉案合同的无效，张兰芬、高秋萍均有过错，故一审法院结合过错程度，对于高秋萍应退还的款项予以确定。张兰芬请求高秋萍支付所需返还款项的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2月作出判决：一、高秋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张兰芬二十五万元；二、驳回张兰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秋萍提交两组证据：第一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977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高秋萍系黄某的母亲。结合一审证据所证明的身份关系：张兰芬系高秋萍之姑姑，闫某系张兰芬之子，张某系闫某之妻。也就是说，高秋萍与闫某系表姐弟。因此，黄某称呼闫某舅舅，称呼张某舅妈。第二组，张某与黄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2017年4月1日深夜，张某通过微信联系高秋萍的女儿黄某（小名棋棋），找到高秋萍，告知：29日（即2017年3月29日），舅舅（即闫某）在北京机场被带走了，恳请高秋萍帮助，高秋萍同意帮助并答应办好。2.黄某保留的完整聊天记录，全面反映了闫某案发后，高秋萍母女所做的工作及其进展情况。3.结合一审提交的闫某亲笔所书《同意退还款项确认书》等证据，足以证明闫某、张某夫妇与高秋萍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4.张兰芬与高秋萍之间仅有转款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书面或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结合一审提交的张兰芬为闫某聘请辩护人所签署的委托书等证据，张兰芬与高秋萍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关系，也没有委托的合意。涉案40万元系张兰芬为其子闫某所作的给付。张兰芬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第一组证据，张兰芬认可高秋萍系黄某的母亲，张兰芬系闫某的母亲，张某系闫某之妻，高秋萍与闫某系家族姐弟关系。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张兰芬经向张某询问，未找到聊天记录，无法核实。对其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1.闫某出事之后，张兰芬并不知情，张兰芬与张某没有信息沟通，张某不可能让张兰芬给高秋萍付款，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该情况。2.为委托高秋萍去为闫某办事（找律师、了解情况等），张兰芬在2017年5月2日，转账付给高秋萍名下账户1万元（该款项及张兰芬支付的其他款项均未诉），张兰芬在2017年9月2日将银行卡交给高秋萍，高秋萍自行操作，将张兰芬账户内40万元转到高秋萍自己名下账号。3.张兰芬委托高秋萍第一次找的律师，张兰芬确实签字委托，但未实际履行，找到其他律师，张兰芬确实记不清了，但确实按高秋萍的要求，另外支付了3万元律师费，但从未收到收据或者发票。4.张某是否委托高秋萍为闫某办事，张兰芬确实不知情，但是，即便张某委托高秋萍，也不妨碍张兰芬作为闫某的母亲委托高秋萍，两者不存在相互取代的关系。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陈述，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定张兰芬及家人委托高秋萍促成高秋萍之子闫某的保释，张兰芬与高秋萍之间建立委托合同关系，依据充分，本院不持异议。双方委托事项明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委托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无效后，高秋萍应当将其收取40万元予以返还，但结合在案证据，高秋萍确因委托事项产生一定的支出，应当作为损失予以解决。一审法院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及案件实际情形，酌定返还25万元，数额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张兰芬要求高秋萍返还其4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高秋萍主张其与张兰芬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依此为由不予返还4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兰芬、高秋萍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张兰芬负担3300元（已交纳），由高秋萍负担730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君审 判 员  张 慧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