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0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某，女，193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男，196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以上二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田，山东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2，女，198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荣，系李某2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荣，女，195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3，女，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荣，系李某3姐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4，男，195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原审第三人：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法定代表人：李某5，村委主任。上诉人温某、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建荣、李某3、李某4及原审第三人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5民初2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温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李建荣借用父亲名义购房无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目的，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错误。根据《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建议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71号2007年12月30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李建荣早前是单家村村民并拥有了一处宅基地，涉案时的身份是公职教师，其丈夫和孩子均为城镇户口，李建荣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所谓借名买房行为，法院不应予以支持。二、原审法院审理认定了李邦生与张某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该合同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曾在第三人处存档，这份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可以充分认定房屋的购买人系李邦生。三、张某与李某2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违法无效的合同，因该《房屋买卖契约》取得的权益也是无效的。首先，2008年4月27日，张某已经将涉案房屋卖给了李邦生，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该房屋的所有权已转移给了李邦生，张某已无权将该房屋再次出售给李某2。其次，在2008年4月27日，李某2也没有和张某签订过《房屋买卖契约》，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因李邦生病重，由李某3做中间人，李建荣重新找到张某，将原合同内容中乙方更名为李某2，并在合同上注明“其他契约无效”，将原村委备案合同更换”，由此，可以充分认定李某2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是虚假伪造的合同。再次，2008年4月27日至2010年7月期间，李某2的户口在大秦家镇，不属于单家村村民，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是农村集体的成员无权购买本村的民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因此，李某2与张某恶意串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属于无效的合同，李某2因无效合同所获利益应返还第三人李邦生，因李邦生已经去世，李邦生所有的财产理应由李邦生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四、第三人单家村村委会听从李建荣的安排，未经合同当事人同意将李邦生的合法存档合同擅自撤换是违法违规行为；第三人明知李某2的合同是伪造的，明知李某2当时不是单家村村民，予以合同存档，是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予以纠正。五、李建荣主张涉案房款为其出资，缺乏事实依据，并且与本案涉案房屋的归属无关。首先，根据本案温某的陈述，购买款为李邦生和温某夫妻二人出资，不是李建荣的个人出资，李建荣出嫁于本村，在2008年以前经常代替父母处理家庭事务。在本案购买张某房屋过程中，李建荣是代理李邦生夫妇进行的相关行为，真正购房的当事人李邦生已经去世，无法获得其本人购房的有关信息，温某的陈述能够客观真实反映案件的具体情况。2007年初，李某1、温某、李某3筹资14万无息借给李建荣购买商品房一套（此时李建荣自有资金仅有2万元），为此，李邦生委托李建荣将自己的宅基地卖掉。2007年末，李建荣又借外债10万元为儿子购买单家村小产权房一套。2008年李邦生购买涉案房时，李建荣外债达26万元，女儿正上大学，根本无出资可能。李建荣予2018年左右才将外债陆续还清。据温某讲，李建荣至今也没有还清对她的借款，仍是一本糊涂账。李邦生、温某虽然务农，但也从事副业，又有子女的资助（尤其是李某1的长期大量经济资助），有一定的积蓄。基于母女之间的信任，积蓄长期由李建荣保管和无偿周转使用，但母女之间不可能有记账记录，其他人更不可能知晓母女的详细经济来往。据温某陈述，李邦生、温某弱势同时没有文化，李建荣长期强势，造成李建荣经常胁迫温某签署不实文件。因为李建荣强势并为父母操持日常事物，李某4对父母的日常事务基本不参与，对涉案房产利益不求；李某3声称对涉案房产不求利益，但参与了李建荣、李某2造假合同，涉嫌与李建荣有共同利益；李某1对涉案房产利益将返给母亲用于改善和提高母亲温某的晚年生活质量，作为共同原告，是为了协助温某争取回被侵占的合法利益。所以，李某1与李某4、李某3三人仅是法律层面上具有共同利益关系，本质上并不存在共同利益关系。李建荣的出资主张与本案涉案房屋的归属无关，退一步即使是李建荣的出资，但是本案涉案房屋的买受人系李邦生（虚假合同列明是李某2），而不是李建荣，房款出资人和实际购房人之间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应影响确定涉案房屋的真正购买人。六、原审判决认定李建荣作为实际购房人与名义产权人李邦生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即李邦生受李建荣的委托、借用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以自己名义购房，该购房行为的实施属于隐名代理。原审判决进行认定，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李建荣与李邦生生前没有口头或书面的借名购房协议，对此主张李建荣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进行证实。李某4、李某8只是单方面听李建荣讲顶名，但是没有听见和看见李邦生与李建荣的的口头或书面顶名证据。李某3的单方面证言未得到温某的认可。按照温某的陈述，李建荣长期生活在李邦生夫妇身边，双方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依赖和互助关系，对于本案涉案的房屋管理，李建荣的行为属于受父母委托进行，李建荣提供的旁证也无法证明该房屋的归属，所以李建荣对于争议房屋进行的任何行为并不代表李建荣实际拥有该房屋，况且，原审法院认为李建荣将涉案房屋赠与李某2，并没有确定李建荣是何时将房屋赠与李某2，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李建荣可以为女儿管理房屋的行为同时也说明李建荣也可以为年迈父母进行管理房屋。由此可以认定李建荣对房屋进行的管理行为，并不能确定涉案房屋的归属。综上，李邦生与张某签订并在第三人处备案的《房屋买卖契约》，应当依法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李建荣等人在李邦生去世后，采取伪造的虚假合同替代出原来备案的真实合同，李某2由此非法获取的不当利益不应予以保护，对于李某2利用虚假合同从第三人处获得的利益应由上诉人与李建荣、李某3、李某4共同所有，李某2不应获得任何权益。被上诉人李建荣、李某2、李某3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上诉人李某1承担。被上诉人李某4答辩称：上诉人上诉有道理，支持上诉人的意见。我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不正确，应当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意见。原告温某、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与补偿协议》中各项条款补偿款142,012元归温某、李某1、李建荣、李某4和李某3共同所有。李某2返还温某应得份额60%即85,207.2元，李某2返还李某1应得的10%即14,201.2元，安置楼房面积120m2，温某应得份额60%即72m2，李某1、李建荣、李某4和李某3各应得份额10%即12m2；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温某与李邦生（××××年××月份去世）夫妇共生育子女四人，分别是长女李建荣、长子李某4、次女李某3、次子李某1，被告李某2系李建荣女儿。2008年4月27日，李邦生与张某签订《房屋买卖契约》一份，约定由李邦生以23000元的价格购买张某的位于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的房屋一处，房屋门牌号为××，土地证号12××01，协议一式三份，李邦生与张某各执一份，村委存档备查一份，该协议由村会计李某8作为中间人进行签名见证。2013年被告李建荣将单家村委备案的《房屋买卖契约》私自撤出，更换成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一份，签约时间伪造成2008年4月27日，甲方张某，乙方李某2，中间人李某3。2008年，李某2时年21岁，尚在大学读书，没有经济来源且当时李某2不是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民（2010年李某2将户口迁入单家村委），李某2不是单家村集体成员没有权利购买该村农房。2017年11月14日，李某2以伪造的虚假的《房屋买卖契约》与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达成《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与补偿协议》一份，李某2从单家村委已经领取了补偿款、旧房补助款、躲迁费以及二次搬迁费共计142012元，还将获得120m2安置楼房一处。原告温某应得份额60%即72m2，李某1、李建荣、李某4和李某3各应得份额10%即12m2。综上所述，温某与李邦生在2008年以李邦生的名义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应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按照该《房屋买卖契约》应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按照该《房屋买卖契约》取得的房屋系温某与李邦生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该房屋获得的所有拆迁补偿款以及安置楼房面积系温某与李邦生的夫妻共同财产。李邦生去世时没有遗嘱，作为配偶温某与长女李建荣、长子李某4、次女李某3、次子李某1均可继承李邦生遗产。被告李建荣、李某2、李某3采取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骗取拆迁权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请依法判决。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请求称，原审判决第10页“2020年9月30日，被告李建荣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温某当日签字盖印的书面证明”，该证明没有向我们出示，也没有进行质证，对于该证据应该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规定，该证据真实性我们不予认可，是李建荣骗取温某按印的，温某对该证据内容不认可。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证据1、房屋买卖契约两份，证实2008年4月27日李邦生与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李邦生从张某处购买房屋；另一份被告李建荣、李某2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倒签的时间也是2008年4与27日，李某2伪造虚假协议。原告提交证据2，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证实被告李某2以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从第三人处获得了补偿款142012元，安置楼房面积120m2。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提交证据3、谈话录音、光盘已经书面整理文字一份，证明被告李建荣承认将原在村委备案的李邦生合同更换成李某2的。原告提交证据4、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复印件以及土地台账复印件，证明本案讼争房屋原登记的房主为李徐氏。原告提交证据5、村委与李某4证明各一份，证明第三人在2007年将涉案的房屋补偿给了张某父亲张志田。被告李建荣认可房子是以李邦生的名义签署的合同，但是购买涉案房产的资金全部是李建荣出资，系从本村温佐才（原告温某的弟弟）处借了3万元交的房款；对第二份买卖契约没有异以，被告李某3做了中间人和见证人，而且已经实际履行，合法有效。被告李某4当庭质证称签第一份协议时其在场，当时其在村委担任党支部书记，张某让其帮助把房子处理掉，在和李建荣闲谈时李建荣说想要，其就把张某和李建荣联系在一起做中间人，签了合同，由李建荣出资买下。合同签到李邦生名下是因为李建荣是非农业户口，所以让父亲顶名。合同签好后在村委做了备案。第三人称李某22006年上大学将户口迁出，2010年毕业后迁回。2009年时李建荣到村委说，不用李邦生顶名了，要把合同收回去，就把合同拿走了，又把李某2的合同放在了村委。李某2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不是伪造的，张某也是本人签名。李某4陈述，张某父亲张志田在村里有个房子年久失修，最终倒塌被村委征用。经村两委研究，把已去世的五保户李徐氏的房屋交给张志田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后来张志田去世，房屋由张某出卖。被告李建荣提交证据1、张某收条一张，证明2008年4月27日，李建荣交给张某购房款23000元，张某打了收条。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收到的是李邦生的款而不是李建荣的。而被告李建荣称谁持有条据就是收的谁的款。李邦生、温某夫妇2008年已经72、74高龄，年老体衰，无收入来源，子女均已成家，有独立的住处和房产，二老住在李某1装修的新房子里，且在2008年前都做过手术，医疗费由子女均摊，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买房。2、被告提供的证人李某6到庭作证称，其是瓦匠，曾受李建荣雇佣对涉案房屋进行过装修，由李建荣出资，干活过程中李建荣的父母均未到过该房子。3、被告提供的证人李某7到庭作证称，其是木匠，2008年左右受李建荣雇佣对涉案房屋进行过装修，由李建荣出钱和料，与李建荣父母均没有接触过。4、被告提供的证人赵某出庭作证，其在十年前从李建荣手中租住了涉案房屋，房租交给李建荣。原告对三名证人的证言提出异议，称证人证实不了房屋的买受人是李建荣或李某2。被告李建荣提交证据5、2013年2月28日原告温某签署的两份书面声明，内容为“招远市温泉街道办事处单家村一民房、房产证号是招房秦字第××号，土地证号是招集建（91）字第12××01号，此房系我大女儿李建荣自己出钱所买，房产权归属李建荣所有。2012年腊月春节前我被小儿子李某1带到青岛家里住，他逼我对此房做了个假证明，与事实不符合，特此声明原证明作废”；“李建荣买张某（原单家村李双荣母亲）房，李某4和李建荣来说明情况后，我同意让李邦生顶名，其他子女无权干涉。此房是李建荣买的，李某4、李某3从未反对，李某1也没意见。2013年2月5日。我给李某1签的授权书是被李某1逼迫的。2013年2月28日由李某3见证的，给李建荣声明上签字是正确的”。原告李某1质证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温某不认识字，证明不了其对文书内容是知晓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李某3称自己可以证明两份声明的真实性，母亲签字时其在场。被告李建荣提交证据6、第三人单家村委2020年7月31日书面证明一份及安置费支出单据，证明温某拆迁后按照无房老人安置，享受无房老人补偿每月800元，自2018年3月至2020年3月补贴19200元，由长子李某4代领。原告李某1对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因为李邦生购买的房子被李某2利用假合同骗取了拆迁利益所以名下才没有房屋，支款凭证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李建荣称有房户租金补偿金额为1200元，原告温某甘愿领取800元无房户租金补偿可以间接证明涉案房屋并非李邦生、温某所有。被告李建荣提交证据7、单家村村民温立忠视频资料，其称2012年左右李某1认为李建荣借用其父亲李邦生的名义购买房产，是占用了其父亲名字的共有资源，要求李建荣给予补偿；李建荣购房的出资是借了当时也在调解现场的温立忠的叔叔（温某弟弟）的钱。原告李某1要求李建荣通知证人到庭作证，后又放弃该要求。被告李建荣还向法院提交了张某的录音证明，张某称没有见过李邦生，是通过李某4牵线把涉案房屋卖给了李建荣，但其在录音中称李建荣直接将合同改成李某2的方式不妥，应当由李邦生授权由其全权处理。原告对该证据不认可，称应当由被告通知张某出庭作证。而被告认为原告主张与张某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就应当向法庭提供张某与李邦生签订合同的内容、付款凭证等，请张某出庭是原告的义务。张某拒绝出庭作证。证人李某8出庭作证称，其在村里担任会计，当初李某4说这个房子他大姐李建荣想买，让其给当中间人。李某4说李建荣和李玉庆是非农业户口，没有权利购买村集体组织成员的房子，然后李某4说让他父亲李邦生给顶名来买这个房子。具体的过程其没参与，只是签了个名字，契约的起草可能是李建荣、李某4和卖方一起起草的，当时在车上其签了名字之后对交易过程没在意，但知道在车上李建荣把钱给了张某，数目不清楚，也不知道钱是谁的。协议签好了以后给了一份到村委；补签的协议也送交村委要求村委给予保存，以前的那份作废，让村委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被告李某3只参加了庭前会议未出席庭审，向法庭提交了书面意见，其称“有关涉案房。当年我父母亲口对我说是我姐李建荣买的，姐买此房是想修整一下租出去，便先出钱买了此房，后又出钱雇佣木工瓦工等修缮了此房”；“后来父亲病重，怕出麻烦，便与父母亲说明原因后，我姐找到卖房人张某做了证明，恰逢我回娘家，便让我作了第三证人，将此房赠予女儿李某2”；“我姐买此房子当年，我父母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父亲从三十三岁患有精神疾病，精神失常，并且动过三次大手术。我母亲六十岁时做过颈椎大手术。父母二人年老多病，无经济来源，仅靠儿女赡养维持生计，无钱无能力买和修理此破房子。何况当年父母亲由小儿子给他们盖的四间新瓦房居住，更没有理由买这么个破房子”；“我面对的双方一位是我姐，一位是我弟，都是我的亲人，不可能偏向谁。何况此房如果真是我父亲李邦生买的，我作为他的子女还有利可图，但我要尊重事实”；“母亲告诉我：我哥李某4和我姐李建荣找母亲和父亲说明了顶名买房原因后，父亲是同意的，如果不同意，他不会签上自己名字的，母亲也是同意父亲顶名的，我本人更无异议”；“2013年2月28日，我在我姐家里，碰倒我母亲面露难色对我姐说，你弟让我做了假证明，说建荣你买的李双荣母亲的房子是我和你爹买的，逼我签字摁手印。你小兄弟对我又吼又叫又摔手机，我真被逼的啊。我姐说这样吧，你给我做个真证明吧。便按照具体事实，写了一份声明和一份证明（具体内容看原件）然后当着我的面读给了母亲听，母亲完全是自愿签名摁了手印”。审理中，原告温某本人向法庭陈述，“房子是老两口买的，李建荣是帮忙跑腿的；当时大儿子在当兵，小儿子在上大学，李建荣是本村婆家，老两口不识字，所以让李建荣跑腿。是李邦生和李建荣一起找张某谈的，买房子的钱是两老人出的，价格是1万元。李邦生和张某签的合同原来在李建荣手里，李邦生去世后被李建荣撕了，李某1给李建荣要，她就做了个假合同，李某1又找张某要了一份真合同。自己不知道李邦生是否去村委办过手续，李某1知道。房子买了之后李建荣租出去了，租金由李建荣收取，温某用的话随时跟李建荣要，多少钱没有数，李邦生在世时没有找李建荣要过房租。拆迁利益要应得的份额，房子不要。”而本案涉案房屋的买卖时间为2008年4月，当时李某4已经年近40岁，李某1也早过了上大学的年龄，而且房子的成交价格也不是1万元，故原告温某的陈述所对应的房屋并不是本案的涉案房屋，其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并不能作出明确陈述。2020年9月30日，被告李建荣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温某当日签字盖印的书面证明，内容为“张某卖的房子是李建荣买的，让李邦生顶名和改为李某2名李建荣都征求我们同意了”。原告李某1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邦生与原告温某夫妇共生育四名子女，为长女被告李建荣、长子被告李某4、次女被告李某3、次子原告李某1，四名子女均成家立业，其中李某4、李某1在原籍单家村名下均有房屋，李邦生、温某夫妇居住在李某1名下房屋内。2008年，单家村民张某将一处村委以换房形式归其父亲张志田所有的、登记在已去世五保户李徐氏名下房屋，经本案被告李某4从中介绍、单家村委会会计李某8作为中间人，以23000元价格卖给本案被告李建荣。因李建荣系公职教师已非本村集体组织成员，李某4、李建荣征得其父亲李邦生同意，以李邦生名义买下该房并由李邦生与张某于2008年4月27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甲方签字张某，乙方签字李邦生，中间人签字李某8。合同一式三份，中间人将其中一份在村委备案。当日李建荣将23000元购房款交付给张某，张某将该房屋所有证件交给了李建荣。后李建荣出资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出租给他人居住。2009年，因李邦生病重，由被告李某3做中间人，李建荣重新找到张某，将原合同内容中乙方更名为李某2，并在合同上注明“其他契约无效”，将原村委备案合同更换。××××年××月李邦生去世。2013年2月，原告李某1曾向被告李建荣索要购房手续，认为李建荣以父亲名义买房系占用了共有资源要求给予补偿，温某给李某1、李建荣出具过内容相反的书面证明，单家村相关人员曾参与调解未果。2017年第三人单家村村委实施旧村改造，温某原居住的李某1名下房屋办理了拆迁安置，温某享受“无房户”躲迁待遇，本案涉案房屋由第三人与李某2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安置楼房120m2，不足面积补偿款、原房屋价值、拆迁奖励等142012元。两原告诉请要求该拆迁安置利益按照李邦生遗产予以分割继承。审理中被告李某4、李某3对于该房屋系由李邦生顶名、李建荣实际购买没有异议，并表示不从中分得任何利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李某4、李某3与本案原告李某1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二人证言结合涉案房屋所有手续均由李建荣掌握、证人当庭证言、原告温某所出具的相关书面声明、各人所享受的拆迁待遇等证据，可证明被告李建荣是实际购房人，四人的父亲李邦生只是顶名。在我国房产作为不动产，实行登记公示主义，一般推定房屋产权登记人即为该房屋产权所有人；然而从本质上讲，被告李建荣作为实际购房人与名义产权人李邦生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即李邦生受李建荣委托、借用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以自己名义购房，该购房行为的实施属于隐名代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即实际购房人。本案被告李建荣有购房中间介绍人李某4、见证人李某8可以证明其与父亲李邦生之间属于委托购房关系，且可以证明李建荣是实际出资人，李某4、李某3作为与原告李某1有共同利益的关系人，其二人陈述更为可信；原告温某当前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相符，而在2013年2月8日在李某3见证下所签的两份声明，能够客观反映房屋买卖的事实，且自2018年3月其即按照“无房老人”享受拆迁安置政策，无任何人对此提出异议，可旁证其无拥有实际产权的房屋。涉案房屋不属于两限房、经济适用房，李建荣借用父亲名义购房无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目的，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委托购房行为亦未侵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利益，且获得了第三人的认可并已经拆除办理了相关安置补偿手续，故该顶名购房行为应视为有效，涉案房屋应当归被告李建荣所有。李建荣将涉案房屋赠与女儿李某2系对私有财产的处分，该处分亦为第三人所允许，故该房因拆迁所获得的利益应当归属李某2，不属于李邦生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故两原告主张继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温某、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40元，减半收取计1570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一、2020年10月27日温某与李某1在被上诉人李某4家进行的谈话录音视频，该证据证实2020年9月30日李建荣骗取温某多份签名文件，具体内容温某不知情。李建荣提交2020年9月30日证据不是温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2020年11月19日温某录音视频，该证据证实温某在声明书上签名的全过程，温某再次表示购房款是她出的，2020年9月30日李建荣骗取她的签名，顶名一事不存在，改成李某2名字没有与温某商量。三、被上诉人李某42020年11月19日的声明证词，证明：1、是李建荣长期打理父母家庭日常事务。2、李建荣顶名买房一说，家庭内部没有商量过。李建荣将涉案房在2009年购房合同交给了李某1管理，2010年又从李某1处要回来办理相关证件手续，2012年李某1再次向李建荣索要李邦生与张某的购房合同，李建荣不给，双方才发生了纠纷。3、2020年9月30日李建荣骗取温某，让温某在多份材料上签字按印。质证中，被上诉人李建荣称，从李某1上诉以来，他就把母亲控制起来了，对2020年10月27日的温某与李某1的谈话录音不认可，是自导自演的。温某的声明书也是自导自演的，意见同上。对李某4的声明书不认可，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在一起编造谎言，请求二审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李某4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没有意见，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020年9月30日之前，李建荣多次到我家去，9月30日在没有第三人见证下，李建荣采取欺骗手段，关着门，让温某签了几份证明材料。目的达到后，再没有联系过，也没有去过我家。2018年12月，李建荣将母亲拒之门外，不想要老人，到今天两年多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母亲现在病重住院，拒绝缴纳治疗费，已经起诉到招远法院，正在立案。被上诉人李建荣提交证据：1、温某签字还原买房事实的材料，李建荣称，上述材料是我写的，时间也是我写的，只有温某三个字不是我写的。2、单家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李某2户口的证明。质证中，上诉人李某1称，对于被上诉人李建荣提交的证据1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李建荣自行书写的材料，因为温某不识字，不是温某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村委会证明，应为无效证明，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单位证明应当由出具人签名和法定代表人签名，该证据均没有签名，应视为无效。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复印件不认可，从复印件可以看出，李某2的户口是在2010年9月25日以后才迁到单家村的，而本案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日期时，李某2户口并不在单家村，不是单家村民，其不能购买单家村民房。被上诉人李某4称，对被上诉人李建荣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李某4、李某3、张某、李某8等人的证言内容，结合李建荣持有支付房款收据及涉案房屋权利证书、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和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对涉案房屋拆迁安置的事实，考虑到温某对涉案房屋情况的陈述及本人享受的拆迁待遇，一审法院认定李邦生顶名代李建荣向张某购买涉案房屋合理、合法，也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系李邦生购买，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温某对涉案房屋购买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仅根据其陈述尚不足以认定涉案房屋为李邦生所购。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某4关于涉案房屋买卖过程的陈述与其一审所作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某2与张某所签房屋买卖契约的效力问题，因该买卖契约与李邦生、张某间所签买卖契约间存在着紧密关系，且招远市温泉街道单家村村民委员会对该买卖契约表示认可并已对所涉房屋进行了拆迁安置，故上诉人对李某2、张某所签买卖契约效力提出的异议，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因李建荣持有支付房款的收据，上诉人主张李建荣没有支付房款，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温某、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40元，由上诉人温某、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