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吉05民终3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桂兰，女，1966年3月11日生，满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春林，男，1981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通化县。   上诉人陈桂兰因与被上诉人徐春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2021）吉0521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桂兰上诉请求：撤销（2021）吉0521民初1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双方之间的人参买卖合同真实合法，该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由于徐春林单方解除合同，使双方之间人参买卖合同无法履行。如果正常履行双方的合同，双方的履行价值人民币7.7万元，这是陈桂兰应得的人参买卖的实际收益，而正是徐春林单方违约解除合同使得陈桂兰的上述实得利益无法实现；2.徐春林不履行合同的时间为2019年10月末，气温下降土地封冻，已无法在当年将在山人参出售他人，只能在第二年秋季出售，正是迟延了一年时间，导致人参管理成本的投入以及人参出售价格的变化。使陈桂兰比照出售给徐春林的人参价值减少3.8万余元，这是因徐春林违约导致陈桂兰直接经济损失。其直接因果关系非常明确且客观存在，而一审判决却将主观推定的一些因素掺杂为陈桂兰损失的原因，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   徐春林辩称，其不同意赔偿损失。陈桂兰应赔偿徐春林3万元，包括1.5万元的定金和1.5万元的违约金。   陈桂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徐春林赔偿陈桂兰直接经济损失38006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10月16日，陈桂兰、徐春林达成西洋参买卖协议，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徐春林以砸帘的方式购买陈桂兰三年生西洋参约140帘，购买金额为7.7万元。协议订立后，徐春林交定金1.5万元，约定起货时间为同年10月25日。此后，徐春林未在约定的期限内起参，并且以所购买的人参中有40帘左右是高丽参为由，要求解除双方买卖合同，同时要求陈桂兰返还定金1.5万元，该要求遭到陈桂兰的拒绝。徐春林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买卖合同，返还定金，一审陈桂兰败诉。陈桂兰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并认定徐春林违约且单方解除合同判令定金不予返还。在上述诉讼过程中，陈桂兰曾以徐春林违约为由主张徐春林赔偿经济损失，二审法院以陈桂兰在一审中未提出反诉为由未予支持，示明就该主张另行起诉。2020年，由于人参行情变化导致西洋参价格下跌，陈桂兰的上述140帘左右的西洋参仅以35994元的价格出售。另外，陈桂兰在此期间投入农药、化肥和人工成本共计1.2万元，按照陈桂兰2019年10月16日出售给徐春林7.7万元的价格扣除陈桂兰收取的1.5万元定金，由于徐春林违约后单方解除合同给陈桂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8006元。上述事实，有通化县人民法院和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民事判决书、人参买卖协议、人参款收据等证据为凭。陈桂兰认为，双方之间的西洋参买卖合同真实合法，该合同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严格遵守。由于徐春林单方违约和解除合同，给陈桂兰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38006元，针对该损失，徐春林应予赔偿。   徐春林一审辩称，陈桂兰要求徐春林赔偿经济损失3800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陈桂兰的诉讼请求，具体理由答辩如下：一、陈桂兰称徐春林单方面违约不是事实，首先，2019年10月陈桂兰卖给徐春林的西洋参确系掺杂了高丽参40帘，这也是当初徐春林要求解除买卖协议的原因。是陈桂兰的违约，并非徐春林违约。当初经贵院审理，支持了徐春林的诉求。然而，陈桂兰在二审期间，找了几个根本不懂人参的外行人出具伪证，二审法院才改判陈桂兰胜诉。徐春林现已经申请审判监督程序，要求对该案再审。因此，本身就是陈桂兰没有诚信、违约在先，反而倒打一耙，并且在获得定金1.5万元之后还要得寸进尺。徐春林对此坚决不能接受。二、陈桂兰称2020年西洋参行情下跌，导致其140帘西洋参以35994元的价格出售而造成损失不是事实。首先，2020年西洋参行情根本没有下跌，反而上涨。假如陈桂兰所称低价出售确有其事，也是因为她所卖的西洋参本身就有掺杂价格较低的高丽参的原因，也从侧面证明了实际上是陈桂兰违约的事实。三、陈桂兰称其直接经济损失为38006元，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首先，即使二审判决徐春林构成违约，徐春林认为当初双方签订买卖协议，既然约定了订金，并最终适用了定金罚则。已经对陈桂兰的权益进行了保护。至于陈桂兰称其直接经济损失为38006元，徐春林对此并不认可。因为人参、西洋参买卖价格受很多原因左右，比如人参的品相、质量等等，且人参（西洋参）市场行业行情也是波动较大，有高有低，不能把陈桂兰贱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徐春林身上。根据交易习惯，买卖双方约定了定金，就是对彼此权益的预先保障。既然双方履行了定金罚则，陈桂兰就不能再要求徐春林赔偿所谓的损失。因为陈桂兰只要比原来卖的价格便宜就将差价要求徐春林进行赔偿，而且还要把农药、化肥甚至人工等成本也算进去，显然是增加了徐春林的负担，有违公平原则。因为，陈桂兰卖的便宜不能排除自身管理不善、维护不良、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西洋参减产、品相质量下降等。所以即使陈桂兰存在一定损失，那么这些所谓的损失也是间接损失，不是直接损失，而且该损失造成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能够确认就是徐春林的原因造成。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10月16日，陈桂兰、徐春林签订买卖合同，甲方为徐春林，乙方为陈桂兰，合同约定甲方买乙方西洋参三年生大约140帘，总金额7.7万元整，先交订金1.5万元，起参时间2019年10月25日。25日徐春林未按约定起参，2019年10月26日徐春林提出解除合同，双方协商未果。徐春林于2019年11月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陈桂兰返还预付款1.5万元，该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9）吉052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双方于2019年10月1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二、陈桂兰返还徐春林订金1.5万元。陈桂兰不服，提起上诉，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20）吉05民终5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撤销吉林省通化县人民法院（2019）吉052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三、驳回徐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陈桂兰于2020年秋季将争议西洋参以每市斤14元的价格另卖于他人，共卖得价款35994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民法原则。陈桂兰与徐春林就争议人参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双方纠纷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徐春林违约，判决予以解除合同，同时判决徐春林向陈桂兰交付的1.5万元定金不予返还。本案中，陈桂兰要求徐春林赔偿损失38006元。陈桂兰在徐春林违约不履行合同的当年不另行出售西洋参，在第二年势必要进行种植管理、资金投入，西洋参亦会受生长时间、生长条件、价格波动等客观因素影响，价值发生变动或增加或减少，因此而产生的西洋参价值贬损与徐春林违约无直接关联。陈桂兰主张的损失系其2020年对西洋参的投入成本、2019年合同约定价格扣除2020年争议西洋参售价与陈桂兰未予返还定金之和的差价，该差价中包含各种客观因素对争议西洋参价值的影响，不宜认定为徐春林单方违约造成的损失，故对陈桂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遂判决：驳回陈桂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375元，由陈桂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没有异议，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陈桂兰提供书面证明（无落款时间）、证人刘某德当庭证言进行证据补强。徐春林对上述证据有异议。本院认为，书面证明无法认定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刘某德的证言与待证事实缺乏必要的关联性，陈桂兰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因徐春林违约解除合同所引发，本院在另案中已经判令徐春林支付给陈桂兰的“1.5万元订金”不予退还，并认定该“1.5万元订金”为履约定金。履约定金具有惩罚性和补偿性，徐春林因其违约行为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陈桂兰亦得到了相应赔偿。陈桂兰第二年管理、种植案涉人参所支付的费用属于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必要支付费用，陈桂兰出售案涉人参导致利润下降，与市场经济调节有关。陈桂兰为案涉人参的所有人，其以何种价格出售，与徐春林无关。陈桂兰主张徐春林赔偿其38006元，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桂兰的上诉理由不充分，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50元，由陈桂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兴彦   审判员 修 勇   审判员 王立武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李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