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5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振，男，1983年12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普贝（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胡佳渝，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会，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楠，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振因与被上诉人普贝（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3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1．确认普贝公司与张振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普贝公司支付张振工资差额274255．57元；3．普贝公司支付张振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9月30日未签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6091．95元；4．普贝公司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25401元；5．普贝公司为张振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工资支付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无事实依据，普贝公司应支付张振拖欠的工资到2018年9月。2．张振入职后一直要求普贝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缴纳五险一金，但普贝公司一直未予签订，且在一审中提供伪造合同。3．张振入职后，普贝公司未缴社保超过半年，导致张振的社保缴纳不连续，造成收入损失、求职困难、夫妻感情破裂等重大损失，故普贝公司应当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普贝公司辩称，不同意张振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服从一审判决。普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普贝公司、张振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2月24日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2月25日至2018年9月30日不存在劳动关系；2．普贝公司无需支付张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274255．57元；3．普贝公司无需支付张振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6091．95元；4．普贝公司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7500元，无需支付剩余1790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0日，普贝公司向张振发送《聘用通知》，载明：普贝公司邀请张振担任投资总监，正式上班日期为2017年12月25日，基本工资为每月税前35000元，试用期工资按照税前的80％发放，工资由基本工资和项目业绩提成组成等内容。张振于2017年12月25日正式入职普贝公司，担任投资总监，其配偶于2018年2月1日生产。一审诉讼中，普贝公司主张双方签订有《试用期劳动合同》，约定张振试用期月工资为15000元、转正后月工资35000元，并就此提交了《试用期劳动合同》。该证据显示，普贝公司、张振于2017年12月25日约定，普贝公司聘用张振担任项目总监，试用期为2个月，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2月25日，张振月工资15000元，试用期满后，并经考核合格，可根据平等协商的原则，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等内容。合同签章页加盖有普贝公司名称字样印章、签写有张振姓名字样签字。张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表示非其签字，双方未签订合同，但不申请鉴定。普贝公司在本案仲裁阶段主张张振正常工作至2018年1月28日，此后在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休陪产假，其公司据此向张振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诉讼中，普贝公司变更主张称双方劳动关系因《试用期劳动合同》到期而终止。普贝公司就其变更前的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违纪辞退通知书》。张振对普贝公司的上述主张及《违纪辞退通知书》的真实性均不认可，称其未收到通知书，并主张其正常工作至2018年9月30日，于10月13日以普贝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张振就其上述主张提交了其于2018年1月至10月与黄某的微信记录、《2018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予以作证，其中，《2018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显示张振在2018年1月至9月期间无社会保险缴费信息。微信记录显示：张振于1月28日向黄某表示：“我老婆这边今天已经到了预产期，很快就要生了，为了方便她现在广西玉林准备生产，我可能需要向您请一段时间陪产假在广西照顾她，期间的工作我可以远程配合”，黄某表示：“这样啊！几号走啊？几号回啊？”张振回复：“我回来的时间还没有特别确定，如果有特别需要重要现场谈的，我马上买票回北京……”，此后双方就此进行了语音通话；张振于3月至4月期间就项目情况与黄某进行沟通；9月27日向黄某询问：“我在公司包括一个ipad2，一台空气净化器在内的一些东西还没拿，刚听说公司已经搬走了？您看什么时候我方便去哪里拿一下”，黄某回复：“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怎么会那么久不去拿呢肯定找不到了啊我们班的时候租了一个仓库，很多东西都扔了没要了我让他们给你找找……”；张振于10月13日询问：“我的东西找到了吗？还有麻烦看下我找谁开一下离职证明，我找新工作单位需要开具，谢谢”。普贝公司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称黄某为其实际负责人，但黄某并未同意张振请假，张振所提及的项目与普贝公司无关；认可《2018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的真实性，但主张为张振缴纳了2018年1月的社会保险。普贝公司未就其所述为张振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举证证明。张振主张普贝公司向其发放的2018年1月工资存在差额2500元、未发放2018年2月至9月工资，并就此提交了银行交易明细予以佐证，该证据显示普贝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向张振支付6248．1元、于2月9日支付25457．07元。普贝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上述款项分别对应的是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的工资，但无法明确构成和计算公式，其未扣减1月陪产假工资。另，双方均称张振可享受15天陪产假。一审另查，张振于2019年5月17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等争议一案，朝阳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19]第18213号裁决书，裁决：1．确认普贝公司、张振于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普贝公司支付张振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74255．57元；3．普贝公司支付张振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56091．95元；4．普贝公司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25401元；5．普贝公司为张振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6．驳回张振的其他仲裁请求。普贝公司对此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张振称其未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普贝公司在仲裁阶段主张因张振擅自休陪产假，其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在诉讼中变更主张称双方劳动关系因《试用期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但张振对此不予认可，普贝公司亦未就其变更后的主张举证证明，且根据张振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示，张振在2018年4月仍就项目问题与普贝公司负责人黄某进行沟通，黄某在此过程中亦未表示双方劳动合同已终止或拒绝普贝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对普贝公司变更后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普贝公司称其公司曾因张振擅自休假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普贝公司虽然就此提供了《违纪辞退通知书》，但张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普贝公司亦未举证证明该通知书已送达张振，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以及普贝公司的该主张均不予采信。根据微信记录显示，张振在2018年3月、4月多次就项目问题与黄某进行沟通，普贝公司虽主张张振所提及的项目非其公司业务，但并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双方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振实际工作截止时间，故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记录、各方陈述意见等，推断张振正常工作至2018年4月。据此，普贝公司应向张振支付该期间的劳动报酬。关于2018年5月至9月期间的劳动报酬，张振虽主张其在该期间仍正常工作，但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且根据张振在2018年9月27日与黄某的对话可见，张振在此之前即已不在普贝公司经营地址办公，故一审法院对张振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张振要求普贝公司支付2018年5月至9月期间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资标准，双方均称转正后为35000元/月，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予以确认。关于试用期（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2月25日）工资，张振主张为28000元/月，普贝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并就此提交了《试用期劳动合同》予以佐证，但根据张振提供的银行明细显示，普贝公司向张振发放2017年12月25日至31日工资6248．1元、2018年1月1日至26日工资25457．07元，结合当月工作日天数计算，工资标准与张振主张的28000元相近，且普贝公司向张振送达的《聘用通知》亦载明工资标准为35000元的80％，即28000元，故一审法院对张振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诉讼中，张振主张普贝公司支付的2018年1月工资存在3天差额，而普贝公司亦自认未发放张振1月29日至31日工资，故普贝公司还应向张振支付2018年1月的3天工资差额，张振主张的2500元不高于一审法院依法核算的数额，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此外，普贝公司还应向张振支付2018年2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工资96712．65元（28000/21．75×17＋35000/21．75×3＋35000×2）。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张振主张其于2018年10月13日向普贝公司提出解除，并就此提交了微信记录。根据微信记录显示，张振确在当日向普贝公司负责人黄某索要离职证明，而双方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在此前已经解除，故一审法院对张振所述的解除时间予以采信，并对张振在仲裁阶段主张的双方自2017年12月25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但是，上述微信记录并未显示张振系以普贝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张振要求普贝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请求缺乏依据，但诉讼中普贝公司表示同意支付75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此外，双方均未就朝阳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普贝公司为张振出具离职证明一事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普贝公司与张振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普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张振二○一八年一月工资差额二千五百元、二○一八年二月一日至二○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期间工资九万六千七百一十二元六角五分；三、普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七千五百元；四、普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张振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五、普贝公司无需向张振支付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至二○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十五万六千零九十一元九角五分；六、驳回普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询：1．张振称其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其于2018年8月16日向普贝公司负责人黄某发送工作相关文件的内容，故可证明其在2018年5月之后仍在为普贝公司提供劳动；2．张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2018年1月份工资差额以及2018年2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的工资均无异议；3．普贝公司同意支付张振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500元并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张振关于普贝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5月以后工资与2018年5月18日至9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401元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2018年5月以后工资与2018年5月18日至9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查明案件事实，张振于一审中提交了其与黄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普贝公司认可黄某系其实际控制人，故一审法院结合微信聊天记录反映出的张振就项目问题与黄某沟通的相关情况，推断张振正常工作至2018年4月，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张振虽于二审中称其在2018年8月16日仍在与黄某就相关工作项目进行沟通，但相应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黄某并未回复，且双方前次微信沟通的时间为2018年4月，故在张振未能提交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于2018年5月以后仍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张振关于普贝公司应向其支付2018年5月以后工资与2018年5月18日至9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本案中，张振主张其系因普贝公司欠付工资且未缴社保而于2018年10月13日通过要求普贝公司开具离职证明而与之解除劳动关系，但2018年10月1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在案证据并未体现出张振所称的解除劳动关系意思表示及理由，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亦无不当；张振关于普贝公司应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5401元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普贝公司同意向张振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7500元，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张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张振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尚晓茜审 判 员 郑吉喆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刘 衍法官助理 张 弛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