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吉0621民初331号 原告：曲成玲，女，1973年6月2日出生，汉族，吉林省敦化市华康制药厂职工，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国，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双，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镇。 法定代表人：吴殿侠，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平，吉林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国军，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敦化市。 原告曲成玲与被告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隆木业）、第三人赵国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敦化林区基层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立案后，于2021年1月3日作出（2020）吉7504民初32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移送抚松县人民法院处理。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成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国、被告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海平、第三人赵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曲成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409,550.17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中，原告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356,308.65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3日，吉林省敦化林区基层法院作出（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与第三人赵国军离婚，原告与第三人赵国军各享有被告金隆木业债权409,550.17元。为此，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金隆木业辩称，一、被告尚欠供货方货款数额为569,100.34元，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债权409,550.17元，应从尚欠货款数额中予以扣减，并应提供足额增值税发票，被告收到增值税发票后才可以支付剩余货款。被告与赵国军从事经营活动，赵国军为被告提供购货发票。2016年4月12日，被告与赵国军核对账目后，出具了欠赵国军货款计819,100.34元的证明。但鉴于实际上在被告账面上体现的是欠胜通木业的货款。该证明开具后，被告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17年1月23日分三次向胜通木业账户共支付25万元，据此被告尚欠货款余额为569,100.34元。原告依据（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内容向答辩人主张的409,550.17元债权，该数额在被告认可的尚欠货款余额范围内。被告尊重法院判决，但如原告人取得该货款，则意味着被告尚欠供货方货款余额为159,550.17元（569,100.34元-409,550.17)，同时原告取得货款亦应承担提供增值税发票的法定义务。2017年4月28日，被告与赵国军对账后，出具了《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赵国军账目明细（截止2017年4月28日）》,确认金隆木业共欠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货款569,100.34元，赵国军欠金隆木业发票3,731,970.83元。此后，赵国军于2016年9月至2018年7月陆续向被告提供了增值税发票。2019年1月3日，赵国军与被告重新核对账目并签署《确认证明》,其中明确写明金隆木业欠付货款数额为569,100.34元，赵国军欠金隆木业发票数额为2,581,606.63元。被告之所以未结清货款，是因为赵国军作为供货方未提供全额发票。如果供货方提供了全额发票，被告同意向供货方支付剩余货款；二、曲成玲如欲取得对被告的债权，则依法应承担提供发票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曲成玲依据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出具的（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取得了原属于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对被告的409,550.17元债权。该债权为买卖合同债权，曲成玲依据与赵国军的夫妻关系取得债权，则也应承担提供发票的法定义务。根据供需双方对账，供货方尚欠被告2,581,606.63元的发票未提供，应在供货方提供发票后，被告才应支付相应款项；三、现原告向被告主张债权，却拒不提供增值税发票，那么被告要求足额扣减税额后支付剩余款项。被告为一般纳税人,现行增值税税率为13%,本案曲成玲主张409,550.17元债权，对应的税额为53,241.52元（409,550.17元×13%)。曲成玲诉请取得该409,550.17元债权，被告应在足额扣减供货方应承担的53,241.52元税额后,予以支付税后款项356,308.65元(409,550.17元-53,241.52元)。同时，被告欠付供货方的货款余额为（含税）159,550.17元（569,100.34元-409,550.17)。 赵国军辩称，此债权虽然是生效判决,但是买卖程序不合法,离婚审理中，没有核实其合法性。首先无论是赵国军还是胜通木业和其他工厂与金隆木业的买卖，大部分都是木材交易，根据国家森林法，木材交易需要有相关的木材经营许可证，在运输过程中还要开具木材运输证，木材检疫证，所路过市县的木材站，必须检查核实盖章，这么严格的流程，不是一个自然人所能办到的，按照金隆木业提供给敦化市法院的证据，赵国军与金隆木业，有几千万的货款，涉及木材数量上万立方，而且胜通木业和聚金面皮厂，还有其他工厂，总共给金隆木业开具的发票和货款是同等数额，如果事实成立，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金面皮厂、金隆木业和其他工厂，包括沿途的检查站，这么多的公司和工厂，严重违法乱纪，非法倒卖木材，偷税漏税，那么赵国军的所有收入，都是非法所得，不是合法收入，故应先核实此债权是不是合法来源。 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曲成玲诉赵国军离婚纠纷一案，敦化市林区基层法院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曲成玲与赵国军离婚.....三、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819,100.34元，曲成玲享有409,550.17元、赵国军享有409,550.17元.....”该判决作出后，赵国军提出上诉，后于2018年3月23日撤回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外人霸州市胜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胜通木业）诉被告金隆木业、曲成玲、第三人赵国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9）吉240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4月28日，金隆木业出具的书面材料记载金隆木业共计欠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货款569,100.34元。根据该材料，2019年1月3日，金隆木业与赵国军又签订确认证明一份，该确认证明记载截止2017年1月23日，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欠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货款共计人民币569,100.34元。金隆木业购买地板单板、基材均系直接和赵国军联系，并未与胜通木业的其他人员接触。赵国军与曲成玲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8年4月22日结婚，后于2017年11月1日经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判决离婚。敦化林区基层法院在赵国军、曲成玲的离婚案件中认定金隆木业欠赵国军819,100.34元，曲成玲享有409,550.17元。2016年，金隆木业曾支付给曲成玲货款50万元。胜通木业、金隆木业、赵国军均认可确认证明中体现的聚鑫面皮厂准确名称应为文安县大柳河镇聚金面皮厂。2016年文安县大柳河镇聚金面皮厂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曲成玲、曲成彬返还二人在金隆木业支出的50万元货款，案号为（2016）吉2403民初1418号。在该案中曲成玲认可，曲成彬支取的20万元均在曲成玲处，其仅是借用曲成彬的账户。赵国军在该案中曾陈述其系文安县大柳河镇聚金面皮厂的业务销售，曲成玲取走的50万元系文安县大柳河镇聚金面皮厂的应得货款。（2016）吉2403民初141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文安县大柳河镇聚金面皮厂提出撤诉申请，本院准许其撤诉。2009年开始，金隆木业多次向赵国军个人账户支付货款。2014年之后，金隆木业向赵国军个人账户及胜通木业账户多次支付货款。” 敦化市人民法院认为：“胜通木业主张其与金隆木业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其提供的确认证明系赵国军个人与金隆木业签订，并且该证明中明确写明欠赵国军货款，仅在赵国军处括号内标注胜通木业及聚鑫面皮厂字样，结合金隆木业的抗辩，该部分内容的记载方式无法证实系金隆木业拖欠胜通木业货款569,100.34元。该记载方式与金隆木业抗辩其系与赵国军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能够相互印证。并且在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对账时，赵国军对金隆木业支付给曲成玲50万元货款并未提出异议,据此可以认定，当时赵国军并未主张金隆木业的债权人为胜通木业，而是认可了曲成玲享有支取货款的权利。综上，胜通木业主张其与金隆木业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不足，要求金隆木业及曲成玲给付货款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胜通木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霸州市胜通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该判决作出后，胜通木业不服提出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吉24民终93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对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金隆木业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12月27日，2017年1月23日分别向胜通木业公司汇款10万元、5万元、10万元，共计25万元。2017年4月28日金隆木业公司出具的《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胜通木业、聚金面皮厂、赵国军账目明细（截止2017年4月28日）》中记载，截止2017年4月28日金隆木业公司共欠赵国军（胜通木业公司、聚金面皮厂）货款569,100.34元，赵国军欠金隆木业公司发票金额为3,731,970.83元。金隆木业公司经赵国军购买的货物中包括非胜通木业公司和聚金面皮厂生产或经营的其他货物，该买卖发生期间，赵国军向金隆木业公司提供了胜通木业公司、聚金面皮厂的增值税发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关于胜通木业公司与金隆木业公司是否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首先，胜通木业公司与金隆木业公司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胜通木业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证据是2019年1月3日的《确认证明》，其中记载金隆木业公司共欠赵国军（胜通木业公司、聚金面皮厂）569,100.34元。现敦化林区基层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截止2016年4月12日金隆木业公司尚欠经赵国军购买的货款819,100.34元，在此后的2016年11月18日至2017年1月23日期间，金隆木业公司分三次付给胜通木业公司25万元，据此尚欠货款余额为569,100.34元。该欠款金额与金隆木业公司在2017年4月28日、2019年1月3日陆续出具的欠款证明所确认的金额569,100.34元一致，且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期间还发生过其他交易和支付的货款。说明《确认证明》中确认的截止2017年1月23日货款569,100.34元，应为截止2016年4月12日欠款819,100.34元，减去此后陆续支付的25万元的剩余款项。现生效判决确认上述货款819,100.34元系赵国军对金隆木业公司的债权。因赵国军对金隆木业公司没有涉案买卖以外的其他交易或债权，故生效判决确认的该819,100.34元，应为涉案买卖中的金隆木业公司尚欠赵国军的货款。其次，金隆木业公司经赵国军购买的货物包括非胜通木业公司的货物，故《确认证明》确认的569,100.34元货款中，不能排除尚欠赵国军个人的货款。再次，胜通木业公司举证的《聘用销售员协议书》中没有被聘用人赵国军签名，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签订了聘用合同。另外，胜通木业公司举证的《确认证明》作为当事人之间的确认书，应由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但只有赵国军的签名和金隆木业公司的盖章，并没有胜通木业公司的签字盖章。现胜通木业公司和赵国军也没有证据证明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公司联系涉案买卖过程中出示过胜通木业公司聘用赵国军的证据，金隆木业公司也否认与胜通木业公司发生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故盛通木业公司主张其聘用赵国军向金隆木业公司售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胜通木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确认证明》《聘用销售员协议书》均不足以证明其与金隆木业公司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虽然胜通木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确认证明》中记载“欠赵国军（胜通木业、聚鑫面皮厂）货款569,100.34元”，但《确认证明》作为当事人之间的确认书，并没有胜通木业公司的签字盖章。庭审查明，2009年开始金隆木业公司多次向赵国军个人账户支付货款；2014年之后，金隆木业公司也向赵国军个人账户及胜通木业公司账户多次支付货款。胜通木业公司作为正规企业对涉案巨额买卖不签订书面合同，且多年来由赵国军接收金隆木业公司支付的大额货款，这不符合公司之间订立买卖合同及交易等习惯。同时，赵国军向金隆木业公司出售的货物中还有不是胜通木业公司生产和经营的货物，说明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基于上述事由，金隆木业公司提出其只与赵国军形成买卖关系，至于胜通木业公司出具的发票和向胜通木业公司汇款是为履行其与赵国军的买卖合同，并根据赵国军的要求向胜通木业公司汇款的主张更符合常理，且与生效判决认定的债权以及此后金隆木业公司付款后尚欠货款金额相吻合，故金隆木业公司的该主张应予采纳。如上所述，虽然胜通木业公司提供《确认证明》《外购验收单》《发票》、支付货款凭证等主张其与金隆木业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但金隆木业公司和曲成玲提供的反驳证据更能佐证其抗辩主张成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规定，对胜通木业公司提出的其与金隆木业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作出后，胜通木业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吉民申152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盛通木业公司主张金隆木业公司欠其货款未付，金隆木业公司主张与盛通木业公司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首先，胜通木业公司与金隆木业公司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胜通木业公司起诉依据的是2019年1月3日的《确认证明》，其中记载金隆木业公司共欠赵国军（胜通木业公司、聚金面皮厂）569,100.34元。该《确认证明》系赵国军个人与金隆木业公司签订，并且该证明中明确写明欠赵国军货款，仅在赵国军处括号内标注胜通木业公司及聚鑫面皮厂字样。敦化林区基层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截止2016年4月12日金隆木业公司尚欠经赵国军购买的货款819,100.34元。《确认证明》中确认的截止2017年1月23日货款569,100.34元，应为欠款819,100.34元，减去此后陆续支付的25万元的剩余款项。而已生效判决确认上述货款819,100.34元系赵国军对金隆木业公司的个人债权。其次，赵国军向金隆木业公司出售的货物中包括不是胜通木业公司生产和经营的货物，故《确认证明》确认的569,100.34元货款中，不能排除尚欠赵国军个人的货款。再次，现胜通木业公司和赵国军也没有证据证明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公司买卖过程中出示过胜通木业公司聘用赵国军的证据，金隆木业公司也否认与胜通木业公司发生真实买卖合同关系，故盛通木业公司主张其聘用赵国军向金隆木业公司售货的主张，不能成立。最后，《确认证明》只有赵国军的签名和金隆木业公司的盖章，并没有胜通木业公司的签字盖章。胜通木业公司作为正规企业对涉案巨额买卖不签订书面合同，且多年来由赵国军接收金隆木业公司支付的大额货款，这不符合公司之间订立买卖合同及交易等习惯。另外，在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公司对账时，赵国军对金隆木业公司支付给曲成玲50万元货款并未提出异议，可见，当时赵国军并未主张金隆木业公司的债权人为胜通木业公司，而是认可了曲成玲享有支取货款的权利。以上均证明，赵国军与金隆木业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对胜通木业公司提出的其与金隆木业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胜通木业公司起诉请求判令金隆木业公司支付1,069,100.34元货款，本院不予支持。盛通木业公司若事实上存在损失，可通过其他途径向真实债务人主张权利。”据此，裁定驳回了霸州市胜通木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案庭审中，金隆木业称已支付的25万元是按照赵国军的指示汇至胜通木业账户，是给付赵国军的，汇款后金隆木业才与赵国军签订的“确认证明”。 诉讼中，曲成玲同意承担相应税金，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向原告给付扣除税额后的356,308.65元。 赵国军提供起诉书、河北霸州市人民法院传票各一份，证明胜通木业已经在河北省霸州市法院起诉，要求驳回原告起诉，或并案到霸州市法院审理。因上述证据仅能证明霸州市法院已受理胜通木业的起诉，并不能证明原告提供的生效判决已被变更或被撤销，故对赵国军提供的上述证据，本案不予采纳。 认定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赵国军的上诉状、（2018）吉75民终10号民事裁定书、吉林省延边林区中级法院法律文书生效证明、证明、（2016）吉2403民初1418号民事裁定书、（2016）吉2403民初1418号法庭审理笔录、（2019）吉240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2019）吉24民终936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书、（2020）吉民申1523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被告提供的（2019）吉240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2019）吉24民终936号民事判决书、（2020）吉民申1523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证明、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电子税务局查询明细各一份、业务回单三份及各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吉林省敦化市林区基层法院作出的（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三判项为：“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819,100.34元，曲成玲享有409,550.17元、赵国军享有409,550.17元”，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曲成玲依据该判决依法享有金隆木业债权409,550.17元。并且，已生效的（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书、（2019）吉2403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2020）吉民申1523号民事裁定书均对赵国军与金隆木业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进行了认定。本案中，金隆木业对曲成玲主张的409,550.17元债权无异议，但认为曲成玲应按现行增值税的税率承担税金53,241.52元，因曲成玲同意负担此项税金，故曲成玲要求金隆木业给付扣除税金后款项356,308.65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赵国军虽对（2016）吉7504民初354号民事判决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供该判决已被改变或被撤销的证据，无法否认生效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故本院对赵国军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356,308.6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722.0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抚松金隆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杜景丽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