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36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男，196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娟（刘某1之妻），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男，196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松建，山东环周（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9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刘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0）鲁0202民初96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1上诉请求：1.依法认定崔玉珍所立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改判青岛市市南区户房屋由上诉人及二被上诉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事由：上诉人刘某1不服原审判决书中焦点二对崔玉珍遗嘱的有效性予以确认的认定，上诉人认为该判决中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至案件审结，证人刘某4始终未到庭，法庭没有调查清楚刘某4的身份。原告刘某2所提供的遗嘱书证从形式上系代书遗嘱，因证人刘某4始终未能到庭，仅凭李某一人的证言，不能证明该遗嘱即由两个见证人同时在场所写，也不能证明是刘某4本人现场签字，更不能证明该遗嘱内容是遗嘱人崔玉珍本人亲口表述，无法证实所立遗嘱是崔玉珍的真实意思表示。2.证人李某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李某庭审作证说“他写完遗嘱就给崔玉珍，让他拿去签字了”,证明李某并未见证遗嘱订立全过程。李某作证说“老人认识字，所以没有宣读遗嘱内容”，代书人李某写完遗嘱后，应交由其他见证人核实，并由代书人向遗嘱人宣读，经遗嘱人认定无误后，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字，如实记录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见证订立遗嘱的完整过程，才符合《继承法》意义上对代书人和见证人的要求，可见所立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李某不属于《继承法》规定的代书遗嘱见证人，故该遗嘱应判为无效。3.原告刘某2在现场，影响老人真实意愿表达。原告刘某2始终在立遗嘱现场，证人李某作证说：“立遗嘱的过程中刘某2在现场出现过”，原告刘某2庭审中也承认了，他的出现势必会干扰老人的思维，影响老人正确表达其真实意愿。另，上诉人在具状上诉的同时，提交书面申请，申请对崔玉珍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综上，在没有任何录音及影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证实涉案“代书遗嘱”是崔玉珍的本人签字捺印，因代书人李某当庭说谎，其证词不应得到采信，而另一见证人刘某4始终未出庭，其身份、签字都未得到认定。涉案“代书遗嘱”应判无效，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判决。4.遗嘱中载明的房屋坐落地址与房产证载明地址不一致。遗嘱中房屋地址“xx路xx号和xx路xx号内”，房产证记载房屋地址为“xx路xx号xx户”。地址表述不一致是因为老人不想将该房屋给被上诉人刘某2。被上诉人歪曲事实，伪造虚假遗嘱，挟持老人。涉案代书遗嘱内容与事实不符，不是老人的真实意愿，应无效，请求依法分割遗产。 刘某2辩称，一、涉案代书遗嘱合法有效。该份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见证人暨代书人李某是答辩人一家多年的邻居，另一位见证人刘某4是答辩人以及被答辩人的姑姑，二人不属于法律规定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并未规定代书遗嘱的见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见证人暨代书人李某出庭时陈述的证言足以认定该代书遗嘱的客观真实。二、见证人暨代书人李某的证言真实可信。1.李某对代书遗嘱形成过程中的细节陈述可能会出现与现场情况不一致的情形，这是正常的现象：从其代书遗嘱到出庭作证，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而人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逐渐减退的，难免会出现细节上回忆错误；2.作为老邻居，李某对答辩人一家的家庭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将房子留给答辩人继承是崔玉珍多年来的想法，这也与答辩人及被答辩人等三个子女对其赡养的情况相一致。三、被答辩人无权继承财产。作为被继承人崔玉珍的长子，被答辩人应当率先垂范，孝敬老人，但恰恰相反，被答辩人在崔玉珍生前不但不尽孝，反而对崔玉珍恶语相向，在崔玉珍生病住院期间从未去探望、照顾老人，即使答辩人通知后也置之不理；崔玉珍临终前，答辩人告知母亲崔玉珍病重，被答辩人不回复也不去探望；崔玉珍去世后，也不出席母亲的丧礼，实在是有悖人伦，因此其无权继承崔玉珍的任何财产。上诉关于地址不一致的问题，在一审中已经查明该事实，房产证号没有变化。 刘某3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崔玉珍于2017年9月11日所立遗嘱合法有效，位于青岛市市南区户的房产（房产证号：青房地权市字房改××号）由刘某2继承；2.判令刘某3、刘某1协助刘某2办理所继承房产的转移登记手续。事实与理由：崔玉珍系刘某2、刘某1、刘某3之母。2017年9月11日崔玉珍立有遗嘱一份，将其名下所有的坐落于青岛市市南区内的房产一处（房产证号：青房地权市字房改××号）留给刘某2继承。崔玉珍于2020年2月25日去世。该遗嘱系崔玉珍真实意愿，合法有效，涉案房产应由刘某2继承，刘某3、刘某1应协助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刘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依法继承刘某2取走的崔玉珍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内银行存款82480元。事实与理由：崔玉珍去世后，其名下中国银行存款82480元未被继承分割，为维护继承人合法权利，请求法院依法分割。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崔玉珍与刘仲明生育子女三人，分别为刘某3、刘某1、刘某2。刘仲明于1981年12月2日去世，崔玉珍于2020年2月25日去世。1998年5月5日，崔玉珍与青岛市房产管理局签订《青岛市公有住房（成本价）买卖合同书》[青房改售字（1997）第xxxx号]，购买青岛市市南区户房屋一处。据《青岛市个人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及《青岛市公有住房出售价格计算基数表》证实，购买该房屋使用崔玉珍27年工龄、刘仲明32年工龄，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清。2002年8月9日，该房屋办理至崔玉珍名下。庭审中刘某2提交《房产遗嘱》一份，载明：“立遗嘱人：崔玉珍，女，1931年12月28日出生，住址青岛市市南区，身份证号码。我是坐落在青岛市市南区内房产的房屋所有权人（房屋所有权证字号青房地权市字第房改xxxx号）。我有一女二子，因年事已高，现于我头脑清醒之时我自愿订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将我名下所有坐落在青岛市市南区内的房产一套全部留给我儿子刘某2（身份证号码）所有。以上所立遗嘱为我的真实意愿，并且是最终遗嘱。如我身后发现有其他遗嘱或遗嘱草稿，一律视为无效。本遗嘱一式一份，刘某2保留。立遗嘱人崔玉珍代书人李某见证人刘某42017年9月11日青岛市市南区户自有房屋内立”。该三人签字处均有捺印。对于该遗嘱，刘某3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认可遗嘱合法有效，同意由刘某2继承，同意协助刘某2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但我方生活困难，需要刘某2给我方一部分补偿。刘某1质证称，对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事项不予认可。代书人及见证人不知身份及利某，不知是否系崔玉珍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订立时间为2017年9月11日，崔玉珍已86岁，以其年纪及常年疾病状态，遗嘱内容不可能系崔玉珍的本人表述。经刘某2申请，李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称，该遗嘱是我写的，我是崔玉珍邻居。崔玉珍的签名及手印是她本人的。立遗嘱时还有刘某2的叔叔和姑姑刘某4在场。立遗嘱时崔玉珍将身份证及房产证当场拿出来，我照着崔玉珍所述书写的。当时崔玉珍的身体及精神状况都很好。我写完后给了崔玉珍，崔玉珍认识字，没有宣读就签字了。刘某4现场签字。我没有问过崔玉珍之前是否订立过遗嘱，之后会不会再立遗嘱，这些崔玉珍也没有表述过。遗嘱中关于房屋的坐落地址都是崔玉珍本人表述，我不知道我写的房屋地址是否与房产证地址一致，房产证的具体内容我没看，只是看了房产证的产权号码，崔玉珍的房屋现在是xx号xx户，派出所对门牌号进行过更改。遗嘱写完后，崔玉珍说过让刘某2把这个房子看着给刘某3一点，但这部分没有写在遗嘱里，刘某3照顾崔玉珍多年我也知道。崔玉珍立遗嘱时没有受到威胁、逼迫，该遗嘱都是她自愿订立的。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刘某2质证称，根据证人证言立遗嘱人崔玉珍立遗嘱时意识清楚，该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由见证人和代书人在该遗嘱上签字捺印、立遗嘱人亲笔签名与捺印，且时间与地址非常明确，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与法定要件，合法有效。因派出所对涉案房屋门牌发生过变更，上年纪的人对此不太清楚，符合生活常理，该遗嘱上明确记载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号，位置确定，合法有效。刘某3质证称，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刘某1质证称，该遗嘱有两个见证人，订立遗嘱过程无录音录像，依法由两见证人同时出庭作证，现在出庭作证的仅有李某一人，不能认定该遗嘱是真实的。崔玉珍本人不识字也不会签名，去办理相关法律事务、房产证，包括1998年购买房改房时均是带着个人印章，证人称崔玉珍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我方有异议。作为见证人，应当审查需要留作遗嘱的财产的全部内容，但证人称没有看房产证的内容，且确定xx号内房屋即系崔玉珍本人的意思表示，涉案房屋在1998年确定成本购买公有住房时已经确定房屋房号为xx路xx号xx户，若崔玉珍神志清醒应当明确表示将xx号xx户房屋给刘某2。由此可见，崔玉珍并非想将xx号xx户的房屋给刘某2，给的只是xx号内的某一处房产。另，证人对遗嘱中最后一部分内容确定不是崔玉珍本人所说，我方认为崔玉珍没有此心智说出这句话。事实上，从刘某2将崔玉珍转移送至养老院不告诉我方，且我方上门寻找崔玉珍刘某3亦不告知，并发生争执。从这一系列行为上看，刘某2作好准备，担心崔玉珍之后订立遗嘱将房屋给刘某1，所以在遗嘱上出现了崔玉珍没有说到的内容。证人称崔玉珍口头说将该房屋给刘某2，但亦表示应该有刘某3的份额，将来继承是刘某2和刘某3的。关于证人确认2017年9月11日订立遗嘱时看到了崔玉珍的身份证和房产证原件，但直至2017年9月24日崔玉珍才取得身份证原件，证人在此处作了虚假陈述。综上，该遗嘱从形式和内容上均无效，不能证实系崔玉珍真实意思表示，且疑点重重，要求法庭审查该证据，依法继承本案房产。经庭审询问，刘某2称另一见证人刘某4目前86岁，患有糖尿病且耳聋，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庭作证。庭审中刘某1申请对《房产遗嘱》中崔玉珍签字是否系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后放弃该项鉴定申请。另查明，被继承人崔玉珍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3683的银行账户中26650元、26000元、29830元共计82480元分别于2020年2月27日、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6日被刘某2取走。刘某2称该银行账户于2020年4月20日由青岛市社会保险批量资金代付户汇入51436.50元，系丧葬费用，且目前两位被继承人尚未入土并需要合葬，另需购买墓地，上述费用远不足以支付安葬的费用。该三笔款项并非遗产，不同意继承分割。刘某3称，崔玉珍身后事宜尚未办理完毕，分割款项不恰当。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法院认定如下：刘某2提交发票及小票一宗，证明崔玉珍去世支付费用共计9624.7元，应当从崔玉珍遗留的款项中予以扣除。刘某3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可。刘某1质证称，对2020年2月27日的丧葬费用3600元及殡葬收费65元予以认可，两份医疗费单据系崔玉珍生前消费且经门诊大病报销的部分与本案所述的丧葬费无关。其他杂费不能证明系用于崔玉珍殡葬费用且时间为2020年6月22日，非正规发票，不予认可。刘某1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组证据系用于其他用途，对于其质证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刘某1提交照片四张、证据手抄件一份、身份证转交单、微信截图一份，证明崔玉珍身份证原件直至2017年9月24日由警官交付给崔玉珍，而见证人称立遗嘱当日见到身份证原件，系虚假陈述。刘某2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系传来证据，即使证据真实，也只证明在此期间刘某2持有崔玉珍身份证件，见证人称在作代书遗嘱时见到身份证原件，不排除因年龄出现的失误，但刘某1仅以现场是否有崔玉珍身份证原件来否定整个见证过程，证据不足。刘某3质证称，对该组证据不认可。法院认为，该组证据可形成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直至2017年9月24日前崔玉珍身份证原件未在其本人手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遗嘱内容并非系崔玉珍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证明目的，法院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房屋是否系两被继承人夫妻共同财产？二、《房产遗嘱》是否合法有效，涉案房屋应如何继承分割？三、崔玉珍名下、中国银行账户内款项是否应予分割？对于争议焦点一，房改房系国家根据职工工龄、职务、家庭人口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房屋价值计算上给予职工的政策性优惠福利，系对职工工资差额的补偿，属于财产性权益。职工生前未实际取得并不能必然导致丧失该财产性权益的拥有资格。在职工去世后，该财产性权益通过配偶的购买行为转化为房屋所有权形态，将工龄优惠折扣通过房价表现出来。因此，使用已故配偶工龄所购房改房，应由健在的一方与已故配偶共同共有。夫妻生存一方使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因其从承租权转化为所有权之间的承继性，此类房改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涉案房屋购买时使用了崔玉珍以及刘仲明的购房工龄，购房对价包含刘仲明工资福利等财产权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案《房产遗嘱》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刘某1放弃对该遗嘱鉴定申请，即使该遗嘱中载明的房产坐落地址与房产证载明地址不一致，但房屋所有权证字号与涉案房屋房产证载明一致，房屋地址明确，不能否认该遗嘱有效性。刘某1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崔玉珍对涉案房屋存在其他处分意见或遗嘱，也未举证证明遗嘱内容与崔玉珍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法院对崔玉珍遗嘱的有效性予以确认。关于涉案房屋继承分割事宜，涉案房屋系被继承人刘仲明及崔玉珍夫妻共同财产，刘仲明去世后，在各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刘仲明留有遗嘱前提下，其所享有的1/2的房产份额应由崔玉珍、刘某3、刘某2、刘某1予以继承分割。刘某3虽庭审中称其系残疾人，但未提交证据对其身体情况予以证明，因此刘仲明所享有的1/2的房产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平均分割，即各自继承1/8的房产份额，崔玉珍共享有、继承5/8（1/2+1/8）的房产份额。崔玉珍去世后，按照遗嘱继承处分其遗产，即该5/8的房产份额应由刘某2继承，故刘某2共计继承3/4（5/8+1/8）的房产份额，刘某3、刘某1各自继承1/8的房产份额。对于刘某2主张刘某3、刘某1协助其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之诉求，因各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均有继承份额，在涉案房屋共有物分割未达成一致且刘某3、刘某1未明确同意将涉案房屋全部由刘某2一人继承前提下，刘某2该项诉求不具备履行条件，法院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三，刘某2取走的被继承人崔玉珍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3683的银行账户共计82480元，其中2020年4月20日由青岛市社会保险批量资金代付户汇入51436.50元，应系丧葬费用，并非遗产，且崔玉珍身后事宜并未办理完毕，另有其他丧葬费用并未进行结算，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该51436.50元不宜予以继承分割。对于刘某22020年2月27日提取的26650元，系崔玉珍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由刘某2、刘某3、刘某1予以平均继承分割，即每人继承8883.33元。该款项由刘某2取走，其应当予以返还。对于刘某1的反诉请求，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判决：一、被继承人崔玉珍名下、坐落于青岛市市南区户房屋一处（房产证号：青房地权市字房改××号），由原告刘某2（反诉被告）继承3/4的房产份额，被告刘某3、被告刘某1（反诉原告）各自继承1/8的房产份额；二、原告刘某2（反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返还被告刘某3、被告刘某1（反诉原告）8883.33元；三、驳回原告刘某2（反诉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刘某1（反诉原告）其他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1.上诉人的孩子2017年8月13日探望老人的视频资料一份。拟证明上诉人没有不赡养老人。2.上诉人与其孩子2017年11月1日去养老院找老人的视频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藏匿老人，上诉人找不到老人。刘某2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在老人生病之前的情形，但是与本案争议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刘某3质证称没有异议。刘某2提交证据1.被上诉人通过短信通知上诉人母亲去世的消息。拟证明上诉人上诉状中称的，被上诉人不通知上诉人母亲去世的消息是不真实的。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信息我们没有看到，被上诉人应该通过电话通知我们。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遗嘱继承纠纷。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为：《房产遗嘱》是否合法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曾提出对遗嘱的真实性申请鉴定，后撤回鉴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已经在一审期间对申请鉴定的权利进行了处分，二审再次申请鉴定本院不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案《房产遗嘱》性质是代书遗嘱，其形式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见证人身份符合法律规定。代书人李某已经出庭作证，上诉人指出其证言存在提出的问题不足以否认证言的真实性。另一证人刘某4已经86岁，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庭作证并无不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认《房产遗嘱》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99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海东 审判员  袁金宏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朱文雪 书记员 王 倩 书记员 张 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