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6民终10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元兰，女，1949年10月12日生，住南通市海门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惠忠（系黄元兰之子），男，1971年11月23日生，住南通市海门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海门区人民东路380号。法定代表人：顾云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江苏诚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元兰因与被上诉人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海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2020）苏0684民初4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元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编造虚假事实，并以编造的虚假事实作为主要理由推定其他重要事实，避而不谈上诉人的关键理由、证据和重要申请，明显偏向被上诉人，且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错误。一、2003年8月开始，被上诉人前身海门市京海肉鸡集团公司的领导未召开股东大会，即决定公司出资让125位股东中的93位退股，其中四位退股的董事拿比普通职工高的退股对价，普通职工股东却被要求折价出让，后被上诉人账本中记载为平价部分退股，即退股股东拿的退股金与被上诉人减少的实收资本数额一样，退股股东实际仍拥有部分股权，但退股股东因看不到被上诉人账簿，自以为没有股权了，该部分股权实际被被上诉人控制着。被上诉人这样操作就是企图吃黑其中的差额股权。2003年8月至2005年6月期间，被上诉人收取了十多个股东投入的部分股金，该部分资金约占公司向93位退股股东支付对价的30%，公司账本相应等额增加实收资本。2005年6月2日，被上诉人将账本上确认的93位股东的退股股权和93位股东实际仍持有的部分股权，以股东间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了处置。这种股东间股权转让，除十多个股东投入约占公司支付对价30%部分的股金外，被上诉人承担了大部分股东间股权转让对价，33位受让股东没有支付对价，却侵占了退股股东的部分股权。二、一审判决认定的下列事实系法官自行编造，与事实严重不符：“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间，93位股东出让的股权陆续被人受让，受让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款。在向93位股东支付出让金时，被上诉人记账为实收资本减少。在接受受让人付款时，被上诉人记账为实收资本增加，收、付款总额一致。从被上诉人账本记载显示：2003年8月2005年3月间，公司实收资本处于变动状态；2005年3月底，公司实收资本恢复至2000万元”。一审判决避而不谈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承担了大部分对价的事实，即所谓的“公司收支得以平衡”根本不存在，回避了上诉人要求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账本的申请，反而编造了被上诉人账本记载“收、付款总额一致”、“2005年3月底，公司实收资本恢复至2000万元”的虚假事实，并以该编造的虚假事实作为主要理由推定了其他重要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其认定的事实必然错误。三、一审判决遗漏了上诉人的关键理由（观点），即“2003年黄元兰将股权出让给京海公司，没有委托公司转让给他人”、“2003年京海公司账本确认黄元兰拿到的15.84万元退股金对应减少15.84万元实收资本，公司确认黄元兰退股15.84万元”、“股东会决议强迫黄元兰转让的股权大于2003年京海公司确认的退股数额”。四、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6月2日，黄元兰不持有被上诉人股份，实际不具有被上诉人股东身份错误。2005年6月2日之时，黄元兰实际仍拥有6.87万元京海公司股权，仍为被上诉人股东。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股金出让申请书》中申请，对22.71万元股权愿意以15.84万元全部出让，而被上诉人的记账凭证清晰记载，上诉人15.84万元退股金对应减少公司实收资本15.84万元，即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退股15.84万元，上诉人仍实际拥有6.87万元公司股权。2、2003年8月至2005年6月期间，被上诉人将部分股权出售给十多位股东时的对价尺度是平价，即收取的股金与实收资本等额，说明公司账本记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退股情况。3、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也认可，上诉人总的股权对价应该是22.71万元。4、被上诉人一直承认上诉人的股东权利、股东身份。2003年8月19日上诉人收取15.84万元退股金后，2003年10月20日修改公司章程时上诉人仍以股东代表身份签名。2005年6月2日，被上诉人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仍以股东的名义冒签上诉人名字。五、一审判决认为，93位股东委托被上诉人出让股权，被上诉人在先行支付出让金后陆续收取了受让人的出让金，被上诉人“收”与“支”得以平衡，被上诉人向93位股东支付出让金的行为，不构成股权回购，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该事实认定错误。93位股东是向被上诉人出让股权，类似被上诉人回购，股东没有委托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他人。所谓的被上诉人在先行支付出让金后陆续收取了受让人的出让金、公司“收”与“支”得以平衡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承担了股东间股权转让的大部分对价，实质是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六、股东会决议确定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是在确定大部分对价由被上诉人承担、33个受让股东不支付对价，公司为其承担对价的前提下所作的，且处置了93位股东实际仍持有的部分股权，系用合法形式掩盖公司承担大部分对价和非法处置他人股权目的。这种虚假转让损害了被上诉人、债权人及上诉人等股东的利益。七、一审接受上诉人的立案材料后迟迟不予立案，在上诉人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反映情况，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发函后，海门区人民法院才于2019年10月29日给予立案。故一审判决中所载“经诉前调解未果后立案”与事实不符。八、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作出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条款中的适格原告是指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时具有股东资格，不是仅指起诉时具有股东资格的人。2005年6月2日，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诉人实际拥有6.87万元股权，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可以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京海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所称2003年8月起被上诉人让包括上诉人在内的93个股东退股，违背了客观事实。实际情况是，自2002年起，被上诉人受市场行情及非典、禽流感影响，亏损严重、负债累累、濒临倒闭，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强烈要求退股，其中少数股东还以过激行为表达诉求，被上诉人为息事宁人，维护稳定，才答应帮助其转让股权，并先行垫付股权转让金。二、上诉人自愿签署的股权出让申请书载明，其自愿将股金额22.71万元以15.84万元全部出让，因此其出让的是全部股权而非部分股权，而交易金额可以高于、低于或等于股权金额，上诉人以交易金额与股权金额之间的差额来主张所谓剩余股权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在为待定的股权受让人垫付股权转让款后，该项暂付金额仅仅是现金流量的减少，被上诉人财务将此暂付金额记为实收资本减少不当，但这仅是财务记账科目的适用问题，并不因此改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委托转让股权的法律关系。三、2005年6月2日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及股东会决议形成时，上诉人实际已不再持有公司股权，不再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其不具备提起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的主体资格或程序权利。四、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同意93个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没有所谓回购股权或抽逃资本的内容，更没有违背上诉人转让股权的意愿，也未损害上诉人的利益，从内容上也不存在任何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综上，上诉人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但在决议形成时其实际已不具有股东身份，且决议的内容并没有损害上诉人利益，与上诉人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涉及上诉人所谓的回购股权、抽逃资本等违法情形，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元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京海公司2005年6月2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京海公司设立于1994年6月30日，初始名称为海门市京海肉鸡集团公司，于2005年更名为海门京海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变更为现名，以下统称京海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于2001年3月31日变更为2000万元，嗣后未变更。自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京海公司93位股东陆续出让股权或部分股权，93人中包含黄元兰。93位股东分别向京海公司提交统一格式的《股金出让申请书》，内容：本人在京海公司的股金*元，愿意以*元全部出让，特委托公司办理转让。股东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后，京海公司向93人付清出让金。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间，93位股东出让的股权陆续被人受让，受让人向京海公司支付转让款。在向93位股东支付出让金时，京海公司记账为实收资本减少。在接受受让人付款时，京海公司记账为实收资本增加，收、付款总额一致。从京海公司账本记载显示：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间，公司实收资本处于变动状态；2005年3月底，公司实收资本恢复至2000万元。自2003年8月至2005年5月期间，京海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注册资本未作变更，股权结构无变动。2005年6月2日，京海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首部载明到会股东为125个自然人股东。通过事项共三十二项，主要内容：第一至第三十一项为公司部分股东即93位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相关受让人；第三十二条为股权转让后的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股东会决议尾部有125个自然人签名，其中包括“黄元兰”的签名。京海公司未通知黄元兰参加该次股东会，黄元兰实际也未参加该次股东会，股东会决议中的“黄元兰”签名非黄元兰本人所签。2005年6月2日，与股东会决议第一至三十一项相对应，形成若干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包含出让人为黄元兰的股权转让协议。2005年6月2日，海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京海公司原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125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部分股东股权转让后，京海公司注册资本仍然为2000万元。截至2005年6月2日止，京海公司已经收到35位自然人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2000万元。2005年6月12日，京海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股东由125人变更为35人，黄元兰不在变更后的股东名录中。与原记载在黄元兰名下股权流转相关的事实如下：黄元兰原系京海公司股东，截至2003年8月19日，黄元兰名下投入资本金额为227100元，其中出资股投资额72947.59元，公司派送股投资额154152.41元。2003年8月19日，黄元兰向京海公司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内容：本人在京海公司的股金227100元，愿意以158400元全部出让，特委托公司办理转让。当日，自京海公司账户向黄元兰支付158400元。股东会决议第二十一项载明：同意黄元兰将22.71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秦惠敏；同意施*新将8.2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秦惠敏。第十三条载明：同意成*忠将15.16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秦惠敏。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股权转让人为施*新、黄元兰，股权受让人秦慧敏、徐*辉，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经全体股东讨论决定，同意黄元兰将所持有的京海公司的22.71万元的出资额全部转让给秦惠敏；同意施*新将所持有的京海公司的8.2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秦惠敏。该协议下方当事人签名处有四位当事人的签名，但其中“黄元兰”的签名非黄元兰本人所签。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期间相关股东向京海公司支付的“实收资本”中包含秦慧敏于2004年12月31日至2005年1月21日间三次支付的总计235370元。2019年9月17日，黄元兰以秦惠敏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诉前调解未果后于当年10月予以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同年12月，黄元兰撤回起诉。2020年6月，黄元兰以京海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同年7月，黄元兰撤回起诉。当年8月，黄元兰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黄元兰以下述理由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1、黄元兰未出席股东会，未同意任何事项,也未在决议上签名。决议内容涉及强迫黄元兰转让股权，违背黄元兰真实意思；2、决议中涉及其余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强迫黄元兰放弃优先购买权，侵犯黄元兰合法权益；3、股权转让中，公司承担大部分转让款，实属股东抽逃出资的违法行为；4、93位股东申请退股，京海公司支付资金，该行为属公司回购股份，该程序违法。京海公司认为：1、2003年8月19日，黄元兰向京海公司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委托京海公司转让其股权，京海公司向黄元兰垫付了转让款15.84万元，至此，黄元兰已不享有股权。2005年6月2日，为了办理股权变更之需，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当时，黄元兰实际已不是公司股东，故未通知其出席会议、签署协议。2、因黄元兰实际已不是公司股东，故决议事项不涉及其个人利益，决议内容未侵犯其合法权益；3、股权转让中不存在抽逃出资行为；4、93位股东委托公司转让股份，因一时难以找到受让人，为平息矛盾，防止职工过激行为，公司克服困难先行向股东垫付出让金，该行为不属公司回购股权。一审法院就股东会决议效力，从以下几点加以分析：一、2005年6月2日，黄元兰是否实际持有京海公司股份；二、京海公司向出让股东支付“退股金”，是否是公司回购股权、股东抽逃出资；三、决议内容是否侵害黄元兰的利益。一审法院认为：一、2005年6月2日黄元兰已不持有京海公司股份。具体理由：1、2003年、2004年，我国发生了非典、禽流感疫情。疫情期间，活禽及肉禽产品被禁止或限制销售，疫情以后，活禽及肉禽产品的销售缓慢得以回升。家禽饲养、肉禽产品销售系京海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受大环境影响，京海公司在该段期间面临重大压力。正值公司困难时期，黄元兰等93位股东向公司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明确“本人愿意出让全部股权，特委托公司办理转让”，且出让金低于记载于出让人名下的股金金额。由股金出让申请书可以看出，黄元兰等人具有真实且迫切的出让股权的意思表示。2、在提交股权出让申请书后，黄元兰等人从公司领取了全部出让金，至此，其出让股权的实际利益已取得。3、黄元兰等股东自2003年8月起陆续提出出让股权的申请，自2003年11月起京海公司陆续寻得受让人。自2003年11月起2005年3月底止，93位股东的股权被他人全部受让，在此期间，受让人陆续向京海公司支付受让款。至此，黄元兰等93位股东的股权实际被他人受让。4、自2003年8月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领取出让金后至2019年9月17日首次提起与股权转让有关的纠纷时止，在此16年余的期间内，黄元兰未以任何方式就股权转让提出异议，从未向公司重申其股东身份，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行使股东权利的要求，也从未向公司了解其股权是否实际出让、由谁受让等客观事实，由此表明，黄元兰在收取出让金后已确认自己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综上，法院认定黄元兰出让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其于2003年8月19日向京海公司提交股金出让申请书并领取158400元出让金之时起，实际不再持有京海公司的股权。二、京海公司向93位股东支付出让金，不属公司回购股权。理由如下：1、在行业不景气、企业面临危机、前景黯淡的时候，公司的股权价值和被接受程度将大打折扣。虽黄元兰等93人以低于股金金额的价值委托公司出让股权，但在这特殊时期，面对大量股东出让股权，京海公司一时难以寻得受让人。在此情形下，为满足93位股东“出让股权”的愿望，使93位股东在第一时间收取出让金，以避免类似“银行挤兑”的风波，京海公司向出让股东支付了出让金。此举系公司为维护稳定的权宜之计。2、在公司向黄元兰等93位股东先行支付出让金后，自2003年11月起受让人陆续向公司支付受让款，截至2005年3月底，公司先行支付的资金相等额的“出让金”公司已全部收取。虽然，公司2003年8月至2005年3月账册记载中出现频繁的实收资本减少、增加的变动记录，将先行支付的出让金计为“实收资本减少”，将收取受让人支付的出让金记为“实收资本增加”，但实收资本于2005年3月又恢复至2000万元，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相同。3、在此期间内，公司实际未作出减少或增加注册资本的决策，实际也未办理减少或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2003年至2005年间，公司注册资本始终维持在2000万元。综上，公司向93位股东支付出让金的行为，满足了出让股东的愿望，维护了公司稳定，善意地保护了公司整体利益，且公司在先行支付出让金后陆续收取了受让人的出让金，公司“收”与“支”得以平衡，公司的注册资本未予变更，该行为不构成股权回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列举了构成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购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对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黄元兰所主张的“股东抽逃出资”的理由，本案中不存在股东抽逃出资的事实。三、决议内容未损害黄元兰的合法利益。决议内容中涉及黄元兰的内容为：（1）将原登记在黄元兰名下的股权转让给秦惠敏；（2）对其他92位股东出让股权，黄元兰放弃优先受让权。就第（1）项内容，因黄元兰向公司提交的《股金出让申请书》中未限定受让人范围和条件，故公司将该股权转让给秦惠敏并未超出委托，该内容未损害黄元兰利益。就第（2）项内容，93位股东出让股权之时系公司困难时期，黄元兰本身就是出让人之一，公司有理由相信黄元兰无受让他人股权之意。在时隔十几年后，黄元兰以“对其余92位股东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为由，指责公司侵害其权益，显然有违诚实信用，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京海公司于2005年6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时，黄元兰已不持有公司股份，实际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故决议未经其本人签名不影响决议的效力。决议内容中无黄元兰所指认的“公司回购股权”、“股东抽逃出资”的违法内容，决议内容也未损害黄元兰的合法利益，故决议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此条列举的适格原告中的股东仅指起诉时具有股东资格的人。黄元兰在本案起诉时不具有京海公司股东身份，但一审法院根据相关原则和规定决定受理本案，故现对黄元兰提出的实体问题作出评判。黄元兰主张股东会决议无效并陈述理由，经法院审查，黄元兰主张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故其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黄元兰的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元兰提交下列证据：1、海门市京海肉鸡集团公司“修改章程”复印件一份，以证明2003年10月20日黄元兰仍以股东名义在修改的章程上签名，表明当时京海公司认可黄元兰的股东身份。2、一审法院的起诉材料收据，以证明黄元兰系2019年9月18日递交诉讼材料，并非9月17日，也不存在一审判决书中所称的调解事实。京海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修改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03年8月19日黄元兰递交股权转让申请书并收取公司垫付的全部股权转让金后，已不再具有京海公司股东身份，但在2003年10月股权变更登记还未完成，上诉人仍是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名义股东，因此“修改章程”中的股东代表签字栏下有黄元兰的名字，但黄元兰已非京海公司的实际股东，故黄元兰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对证据2未发表质证意见。京海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黄元兰在2020年8月第一次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京海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证据清单，以证明黄元兰承认京海公司出具的证明中所述当年受非典、禽流感的影响，公司经营困难、负债累累、濒临倒闭是事实，而该事实恰恰是黄元兰当年为了保全股金强烈要求退股的原因，因此黄元兰上诉称京海公司强迫其退股，不符合事实，京海公司当时在经营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不可能强迫其退股；黄元兰承认当时是委托京海公司办理转让手续，从而证明所谓的京海公司回购股权、股东抽逃出资根本不存在。2、京海公司的实收资本明细账，以证明黄元兰等股东转让股权时，京海公司垫付了股权转让款，公司财务做账时记在实收资本科目之下，黄元兰等股东退股时记为实收资本减少，此后他人受让股权时记为实收资本增加。黄元兰质证如下：该组证据系黄元兰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京海公司当年受到禽流感影响，确实负债，但公司在回购股权时，一方面让退股人写七折退股的申请书，另一方面在账本上却记载为平价退股、部分退股；到底是公司回购93位股东股权，还是股东委托公司转让给其他股东，关键要看是谁承担对价，事实上是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对价；股金出让申请书是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也是公司书写的数额，黄元兰只是按公司的要求签字；股金出让申请书反映黄元兰是向公司申请出让股权并委托公司办理将股权转让给公司的手续，而不是委托公司转让股权给其他股东，即由公司收购黄元兰的股权。对于京海公司提交的实收资本明细账，无法确定其中实收资本变动的原因及真实性，该证据无法证明30余位受让股东向京海公司支付了全部对价，也不能证明京海公司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二审法院应责令京海公司提交实收资本明细账所依据的原始记账凭证。本院认证如下：京海公司对黄元兰提交“修改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起诉材料收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且本院通过搜索关联案件，发现（2019）苏0684诉前调2332号案的登记信息载明，黄元兰于2019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秦慧敏的诉讼材料，因诉前调解未果一审法院于当年10月予以立案；对京海公司提交的黄元兰此前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的证明及证据清单，黄元兰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京海公司提交的实收资本明细账，在仅有一本账册无其他原始凭证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但对京海公司的注册资本变动情况，在已有审计报告的情况下，应以审计报告为准。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03年京海公司是减资回购黄元兰的股权还是受托转股；案涉2005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黄元兰是否具有京海公司的股东资格，其是否有权主张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本院认为，京海公司与黄元兰之间存在受托转股关系，在黄元兰收到京海公司向其先行垫付的股权转让款之后直至2005年6月2日股东会召开，黄元兰实际已不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其无权再主张2005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无效。关于京海公司是减资回购还是受托转股问题。1、2003年京海公司因受非典、禽流感等疫情影响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在此情况下，京海公司正常的做法是要求股东与公司共渡难关，而不会强迫包括黄元兰在内的93位股东退股，故黄元兰称是京海公司主动要求93位股东折价退股不符合常情，相反京海公司称93位股东系为保全股金强烈要求转股更符合当时的实际。2、黄元兰向京海公司提交的股金出让申请书载明，其在京海公司的股金227100元愿意以158400元全部出让，特委托公司办理转让。从该申请书的内容看，黄元兰系委托公司办理股权的转让手续，如系公司回购，则无需委托，直接载明由公司回购即可。而京海公司从未表明其有减资回购的意思表示，事实上其也未办理过减资手续，虽然其向黄元兰等股东先行垫付了股权转让款，但此后京海公司又将相应股权进行了转让并收取了受让人支付的款项。海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载明，在黄元兰等股东的股权转让后，京海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2000万元。黄元兰上诉称，受让股东仅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其余系由京海公司承担，此仅系其单方猜测，不能据此推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的效力。且京海公司接受黄元兰的转股委托并按黄元兰确认的价格先行垫付股权转让款后，其再以何种价格向受让股东转让股权、是否全额收取股权转让款，均系京海公司与受让股东之间的关系，与黄元兰无涉，故对黄元兰要求本院责令京海公司提供公司支付93个股东退股金及33个受让股东向公司支付对价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明细帐、总账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关于2005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黄元兰是否具有京海公司股东资格问题。黄元兰向京海公司提交的股金出让申请书载明，其在京海公司的股金227100元愿意以158400元全部出让，即对原值227100元的股权，黄元兰愿意以158400元转让，此系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在京海公司向黄元兰垫付了158400元后，则其委托京海公司办理转让的即是其全部股权而非部分股权。无论京海公司内部账目如何记载，均不影响黄元兰转让全部股权的事实。事实上，黄元兰亦将京海公司颁发给其的股权证交还公司，此后直至2019年，黄元兰从未在京海公司履行过股东义务，亦未行使过股东权利或向京海公司提出过行使股东权利的要求，更未参与过企业事务。黄元兰的上述行为进一步证明，其2003年提交的股金出让申请书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转让全部股权。黄元兰上诉称，其实际仅退股15.84万元，仍拥有6.87万元股权，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对其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而在黄元兰收取京海公司垫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即使其仍为京海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但在黄元兰与京海公司内部之间，黄元兰实际已不再持有京海公司的股份，因此2005年6月2日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黄元兰已不再具有京海公司股东资格，其无权主张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况且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也未侵害黄元兰的权益，更谈不上构成股东的抽逃出资。综上所述，黄元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元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锦明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陈 卓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