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黔27民再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和勇，男，1975午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华，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碧花，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亚玛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中路16号3幢4层418室。 法定代表人：舒永波。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舒永波，男，198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塘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杜芬，女，199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民，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唐学，男，1991年7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 再审申请人李和勇因与被申请人杭州亚玛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玛逊公司）、舒永波、唐杜芬及一审第三人唐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黔27民终51号民事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民申150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再审申请人李和勇及委托代理人李国华、周碧花，被申请人舒永波、唐杜芬及委托代理人王耀民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唐学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和勇再审请求：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重新审理，支持再审申请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ｌ、原审判决关于李和勇与亚玛逊公司等在2015年9月25日-2016年5月16日期间买卖合同的货款结算依据认定错误。双方未签署供货单是双方达成的共识，亚玛逊公司等声称以三联单中的白单作为结算依据却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和勇提供的其与唐杜芬的ＱＱ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双方是以订单管理软件作为结算依据。2、原审判决关于在2015年9月25日-2016年5月16日期间李和勇不是唯一供货商系认定错误。亚玛逊公司等与塘边镇政府的合作协议不能证明其在塘边镇有生产的事实。本案所有证人与亚玛逊公司等存在利害关系，且证言自相矛盾，不能证明亚玛逊公司等有其他供应商。3、原审判决关于订单软件不能客观反映实际供货情况系认定错误。全渠通订单软件可以区分非正常交易的情形，证人许某的陈述可以证明该事实。（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关于结算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亚玛逊公司等所主张的三联单不存在，其应负有证明结算依据的举证责任。2、亚玛逊公司等声称有其他供货商，有义务说明具体供货数量。3、亚玛逊公司等声称存在大量退货、换货、补货的情形，有义务提供与李和勇的相关交接手续。 李和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亚玛逊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879897.50元；2.判令被告亚玛逊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利息，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舒永波、唐杜芬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舒永波系被告亚玛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原告李和勇与被告舒永波口头达成约定：原告接手被告舒永波租赁的用于生产简易衣柜的厂房，库存结算款在以后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中扣除；被告亚玛逊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络店铺接订单，由原告为其供应商品，原告为被告亚玛逊公司所交付货物均使用亚玛逊公司所有的注册商标“大地之鹰”。合同成立生效后，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期间，原告在被告舒永波的厂房（位于惠水县）内生产商品，此期间，被告亚玛逊公司非仅有原告一家供货商。亚玛逊公司根据公司内部系统《订单软件》，生成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所订的订单，原告根据该订单内容生产商品后，由被告联系快递公司并承担运费，被告指定交接人唐学（本案第三人）确认后直接发货给消费者。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2月17日，原告从被告舒永波的厂房里搬到自己的厂房（惠水县黔岭驾校隔壁）生产商品，原告根据被告舒永波指示统计供货量并制作供货单据，将货物运送至被告厂房，经被告亚玛逊公司工作人员唐学和杜杰签字后，以经签字后的单据作为结算货款的依据。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发生买卖的货款总计967534.72元。2016年5月16日至2017年2月17日，原告工作人员（张建蓉、王玮）与被告工作人员（唐学、杜杰）签字确认的单据共有21本单据，货款总计967534.72元。经核实原、被告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被告亚玛逊公司已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2743933元，支付期间存在于2015年10月17日至2016年12月10日。庭审中，双方均认可盘点库存的价值为181816.08元。另查明：被告亚玛逊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舒永波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被告舒永波同被告唐杜芬系夫妻关系。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有舒永波、唐杜芬向原告打款的记录，原告李和勇的支付宝账号亦有舒永波、唐杜芬向其转账的记录。又查明：2017年9月7日，依据原告李和勇（申请人）申请，一审法院作出调查令向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调取了被告亚玛逊名下网店“大地之鹰旗舰店”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期间在京东网络平台上销售订单明细，该公司回函载明：该期间该店销售订单明细及相应物流明细共17613条，销量共计18125件，销售总额1002874.71元；2018年7月17日，依据原告李和勇（申请人）申请，一审法院作出调查令向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取了被告亚玛逊名下网店“大地之鹰旗舰店”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期间在淘宝以及天猫网络平台上销售订单明细，载明：消费名称为“简易衣柜”交易量为36305，其中“交易中途关闭（未完成）”的数量为16723。另，该销售订单明细上不具有物流单号及物流送达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原告为被告提供货物的方式、打款凭证，原、被告交易间签字的单据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来看，原告和被告之间实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该合同予以确认。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涉及电子商务，但本案交易标的物是有形货物而非信息产品，故有形货物的交付仍沿用传统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双方当事人对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期间总计货款为4391510.50元的争议是本案的审理关键。原告主张双方结算依据是《订单软件》内的订单明细，依据庭审查明事实，此期间被告亚玛逊公司非仅有原告一家供货商，且订单中大量存在退货等“交易中途关闭（未完成）”状态，此期间原告是在被告舒永波的厂房（位于惠水县）内生产商品，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生产多少产品以佐证订单信息，故《订单软件》上下载的订单信息不能客观反映真实买卖事实。本案中，原、被告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关系，一方不定期连续向另一方交付货物，而另一方不定期支付部分价款，且付款与每笔业务价款并不一定对应，符合滚动结算特征。依据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及支付宝转账记录显示，被告亚玛逊公司已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2743933元，支付期间分散于2015年10月17日至2016年12月10日期间，共计45笔，每笔最高金额为13万元，最低金额为2万元，以每笔5万元居多。同时，本案争议货款发生期间为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故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存在滚动结算事实。原告李和勇的诉求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货款，其围绕自身诉请主要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应为其已按约履行的供货数量和价格核算标准。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为口头协议，对于交货、结算等都没有书面约定。在无其他证据充分佐证的情况下，依据订单信息认定原、被告双方发生买卖金额为4391510.50元的证据不足，原告主张扣除被告舒永波、唐杜芬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现金等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2743933元，盘点库存剩余价值78071元，被告亚玛逊公司还应支付原告货款2879897.5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李和勇未能提交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和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三万零八百二十元、保全费五千元，由原告李和勇承担。 李和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认为，上诉人李和勇向三被上诉人主张货款的依据主要是《订单软件》系统中的订单信息，但上诉人李和勇并不是被上诉人亚玛逊公司的唯一供货商，《订单软件》也可以在不同地点登录下单，为此，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时申请证人许某、黄某、吴某、唐某、王某、罗某、周某等出庭作证，并提供相关付款凭证予以证实，且《订单软件》中订单信息还存在退货、换货、补货等情况，故《订单软件》系统中的订单信息不能作为上诉人李和勇向三被上诉人主张货款的依据。因此，上诉人李和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39元，由上诉人李和勇承担。 本院再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提交两份证据：1、被申请人唐杜芬用QQ传输的9-12月销售订单。证明申请人的订单销售数量。被申请人质证认为：对该证据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对，且不能体现是结算凭证，内容上不能达到证明目的。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传送信息QQ的截图，证明全渠通的订单数量就是申请人的供货数量。被申请人质证认为：这个截屏证据不是新证据。 经本院再审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订单软件》系统中的订单信息是否能作为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主张货款的依据。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交货、结算方式双方各说不一。再审申请人主张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与被申请人货款结算系以《订单软件》系统中订单信息为依据，被申请人予以否认。本案争议货款发生期间，再审申请人是在被申请人惠水高镇厂房内生产衣柜，双方均认可《订单软件》系统可在不同地点登陆下单，被申请人提供的王某、罗某、周某等证人出庭作证及相关付款凭证证实同期被申请人在平塘塘边生产衣柜，再审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生产衣柜的数量就是《订单软件》系统中的订单信息。另外从双方的收付款情况看，被申请人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向再审申请人支付过四十五笔货款，每笔从2万元至13万元不等，共计274.3933万元，而本案争议货款发生的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5月15日，双方存在滚动结算的事实。综合以上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本院认为争议的货款达二百余万元，数额巨大，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尚达不到高度盖然性标准，难以让本院对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形成内心确认。原审以再审申请人未能提供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其诉讼请求，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判决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再审申请人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9）黔27民终51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令志 审判员  林 玲 审判员  李永进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冯雪梅 书记员李茂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