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08民初44790号原告：钟绿娟，女，1982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兴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广东粤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亚文，钟绿娟之夫。被告：丘保龙，男，1977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陈嘉楠，女，197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钟绿娟诉被告丘保龙、陈嘉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丘保龙、陈嘉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裁定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201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钟绿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英、杨亚文，被告丘保龙及被告陈嘉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明旭，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钟绿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确认丘保龙、陈嘉楠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财产的处理）第一项（房产）第二目关于“北京市海淀区×1号，房屋坐落海淀区×1号房屋，房权证海字第××**号，该房屋以及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等一切物品均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案件受理费由丘保龙、陈嘉楠负担。事实和理由：我与丘保龙发生民间借贷纠纷，2018年4月28日兴宁市人民法院（2018）粤1481民初38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丘保龙及另外两人共同向我偿还本金1060万元及支付相关利息。丘保龙、陈嘉楠原系夫妻关系，于2009年8月28日在北京登记结婚；2015年8月18日在北京协议登记离婚。丘保龙、陈嘉楠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北京市海淀区×1号，房屋坐落海淀区×1号房屋，房权证海字第××**号，该房屋以及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等一切物品均归女方所有”；“男女双方均承诺对外没有任何债务，如有对外债务，由负债方自行承担，与另一方无关”证据材料证实，该房屋是丘保龙、陈嘉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2年购买，属夫妻共同财产。丘保龙对我的债务是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嘉楠代理律师余明旭在2018年4月18日开庭时当庭提交了一份丘保龙签名的《情况说明》，丘保龙自认2014年10月31日协助中纪委调查被检察院监视居住、拘留直到2015年7月19日取保回家。2015年7月29日向我出具《保证合同》并在郭伟权、邱巧兰向我出具的《借款借据》连带责任担保人处签名并摁指模，说明丘保龙在明知有对外债务的情况下，为逃避还债义务，于2015年8月18日在北京协议登记离婚，以离婚协议的方式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处分，丘保龙、陈嘉楠将上述房产约定给被告陈嘉楠，目的明显是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被告丘保龙隐匿债务，实际是为了对抗债权人，损害债权人的权益，应为无效。另查，丘保龙、陈嘉楠协议离婚后对上述房产并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丘保龙仍是该房产的共有人。另补充：1、丘保龙与原告之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5年4月至7月底，借款本金合计为1060万元，在二被告办理离婚时候，该债务仍没有清偿，离婚的时间是2015年8月18日，与借债相隔只有19天。选择离婚的时间显然是违背常理的。2、离婚协议书只列明了北京两处房产，对于登记在丘保龙名下广东的房产均没有列明。从登记情况看，深圳的别墅登记权利人是丘保龙，权利份额是100%，在离婚的时候，该房产仍处于抵押之中，该资产是属于负债的资产。叠加欠原告的债务，资产负债情况是进一步加重的，因此丘保龙在此时离婚显然是有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陈嘉楠作为丘保龙的妻子，对于深圳的资产以及负债情况没有理由无条件放弃。可以推定陈嘉楠知道该资产负债情况的。出于保护自己或帮助丘保龙规避债务，因此将北京的房产归到自己名下，这一行为事实本身已经说明双方存在对财产处分的共同意思。3、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中的第三条有明确：男女双方均承诺对外没有债务，若对外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与另一方无关。该条反映出的是在离婚时，双方都有隐瞒仍有负债的事实，而且客观上仍有巨额债务未清偿的事实是不符合的，反映出双方在主观上存在恶意。4、在离婚时，两个被告对财产分割的后果必然会损害到债权人我方的客观权益。因为丘保龙深圳的房产客观事实已经证明是资不抵债。丘保龙放弃在北京共同财产中自己的份额，其法律后果是造成我方债权难以实现。5、作为夫妻的一方，陈嘉楠对于离婚后的财产是有救济途径的，对于深圳或广东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房产或者是其他财产，陈嘉楠有权在婚后再提出诉讼。在陈嘉楠明知的情况下，却一次没有诉讼行为或者其他主张的行为，也说明陈嘉楠知道丘保龙资不抵债，是怕因为债权人的追偿影响自己的权利，才主张北京的两处房产及三辆汽车。综上，为确实保护我的合法债权，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此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法院公正判决，支持我的诉请。被告丘保龙辩称，我和陈嘉楠于2015年8月19日协议离婚，当时，离婚协议是由陈嘉楠起草，当时陈嘉楠不清楚我在深圳、兴宁市房产的确切信息，故未在离婚协议上列明。双方口头约定，在广东深圳、兴宁市的房产、车辆，因均登记在丘保龙名下，故由丘保龙分得，北京房产由陈嘉楠分得。2015年8月签订离婚协议时，我在深圳有一处房产（深圳市龙华新区×2号,属于连体别墅，房产证面积354平米，当时市场价值3000万以上），在广东兴宁市有两处房产（宁江新城190平米，长兴楼150平米，当时价值加起来200万元），车辆有奔驰S600、丰田阿尔法、凌志越野车各一部，我所分的的房产、车辆加起来总体价值3000万元以上，扣除当时借钟绿娟的1080万元，剩余的价值也远远超过陈嘉楠分得的北京的房产，我分得广东兴宁、深圳的房产和车辆（总共3000多万元，且陈嘉楠从未知道丘保龙借原告1080万元，直到2018年钟绿娟起诉时才知道丘保龙借钟绿娟的钱），并不是丘保龙和陈嘉楠串通好了故意逃避债务。如果是串通好的，那么丘保龙就不应该分得比陈嘉楠更多价值的深圳房产，而是丘保龙分得北京的房产，陈嘉楠分得深圳的房产。当时深圳的房产完全足够偿还钟绿娟的债务1080万，还有2000万的剩余。2015年12月，丘保龙由于生意原因急需用钱，用深圳的房产抵押借钱，这一情况当时陈嘉楠也知悉，由于没能及时还钱，深圳的房产2016年10月被清算处置，这是协议离婚半年、一年后发生的事情了，我把兴宁的二处房产、三辆车全部交给钟绿娟处置，并积极想办法偿还剩余债务。被告陈嘉楠辩称，一、我和丘保龙自2009年结婚之后长期分居状态，我主要在北京及上海工作居住，丘保龙主要在深圳工作居住，两人感情基础比较薄弱。2012年丘保龙因涉及相关案件，双方感情破裂，双方于2015年8月18日离婚。并不是为了逃避债务而离婚。离婚过程中，双方约定在北京的财产主要由我出资购得，于是分配给我，在深圳的房产则分配给丘保龙，离婚协议由我起草，当时我对于丘保龙的资产信息并不清楚，当时为了尽快离婚，所以并没有在离婚协议中将财产完全列明。二、钟绿娟曾在2018年初向广东省兴宁市法院起诉，要求丘保龙偿还债务，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我对丘保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理由是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兴宁市法院判决认定该负债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我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驳回了钟绿娟针对我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庭审调查结果，我针对丘保龙的借款是不知情的，因此也不存在我替丘保龙逃避债务。三、钟绿娟在起诉书中声称我们在此过程中逃避债务，根据之前的案件审理，丘保龙在深圳也享有价值3000万的财产，这部分财产分配给了丘保龙，因此这份离婚协议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而且就实际效果来看，对我的损失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双方是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显然不可能对深圳的资产不进行处分，仍登记在丘保龙名下。综上，我们认为钟绿娟提起诉讼是因为丘保龙的债务尚未偿还，钟绿娟想借我们曾存在夫妻关系为由让我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不诚信的。钟绿娟的起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请求全部驳回。另补充：1、根据已经生效的兴宁市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了本案所涉及借款，借款人是郭伟权、丘巧兰，确定丘保龙是根据2017年10月9日其向原告出具的还款保证书，出具该保证书的时候我方已经和丘保龙离婚，并且在兴宁市法院判决中明确认定，郭伟权、丘巧兰取得涉案借款后再交给谁使用是两个人的权利，也认定郭伟权、丘巧兰与丘保龙之间的关系应该另案处理。2、判决里没有认定我方需要承担责任，也没有认定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我方和丘保龙在2015年8月18日离婚，是因为双方感情破裂，并不是逃避债务，在离婚后双方不再来往。如果说是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话，两个人应该共同生活，共同享受相应的财产，显然深圳的房产已经由丘保龙使用并出售完毕，北京的房产属于我方并进行使用。3、原告与丘保龙之间的债务关系，我方直到2018年兴宁市法院起诉时候才知道，不可能与丘保龙合谋逃避债务。更可况如果为了逃避债务，不可能将深圳的房产交给丘保龙，并让其自行处理。4、原告无论在兴宁市案件中还是本案中自始至终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我方和丘保龙有恶意串通的证据。原告主张我方与丘保龙恶意串通仅仅是基于推定、假设主张的，显然其主张恶意串通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丘保龙与陈嘉楠原系夫妻，双方于2009年8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8月18日登记离婚。2012年8月，双方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1号房（以下简称博雅西园房屋）。双方离婚协议对财产的处理部分约定“（一）房产：1、北京市海淀区×3号，房屋坐落海淀区×3号房屋，房权证海字第××**号，属于女方婚前个人财产，该房屋以及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等一切物品均归女方所有。2、北京市海淀区×1号，房屋坐落海淀区×1号房屋，房权证海字第××**号，该房屋以及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等一切物品均归女方所有。男女双方婚后购买机动车辆若干，其中三辆：l、保时捷卡宴（车牌号×××）、2、奔驰C63coupe（车牌号×××）、3、英菲尼迪QX56（车牌号×××），均归女方所有，其余机动车辆，归男方所有。(三)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四）男女双方各自名下的其它私人财产（如首饰、衣服等）归各自所有。三、男女双方均承诺对外没有任何债务，如对外有债务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与另一方无关。”2015年7月29日，丘保龙与钟绿娟签订5份《保证合同》，自愿为郭伟权、丘巧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7年10月9日，丘保龙出具《还款保证书》，自愿承担本息17455000元。2018年，钟绿娟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郭伟权、丘巧兰、丘保龙、陈嘉楠诉至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8年4月28日，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2018）粤1481民初38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陈嘉楠与丘保龙于2009年8月28日结婚，2015年8月18日解除婚姻关系。借款时，丘保龙为借款保证人，并非作为债务人。在原告钟绿娟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借款是为陈嘉楠与丘保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丘保龙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债务不能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据此对涉案债务被告陈嘉楠依法不承担连带清偿义务。原告请求陈嘉楠对被告郭伟权、邱巧兰、丘保龙上述清偿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法不予支持。该判决判令郭伟权、丘巧兰、丘保龙偿还钟绿娟本金10600000元、支付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4530273及后续利息，驳回了钟绿娟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庭审中，就该生效判决执行情况，钟绿娟称其已经收取306万元，其中郭伟祥支付190万现金，兴宁市法院拍卖丘保龙房产116万元，共计306万元。另查，2010年，丘保龙购买位于广东省兴宁市兴城南郊×4号房屋（以下简称兴宁市房屋），登记权属人为丘保龙。2013年，丘保龙购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现为龙华区）玉龙路西侧圣莫丽斯花园×2号房屋（以下简称圣莫丽斯花园房屋），登记权利人为丘保龙。丘保龙与陈嘉楠离婚后上述两套房屋均归丘保龙所有。庭审中，丘保龙提交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圣莫丽斯花园房屋在2015年8月8日的评估总值为20305401元。本案审理过程中，钟绿娟申请就北京市海淀区×1号进行查封，因该房屋已被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查封，本院依法进行了轮候查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已经生效的兴宁市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了本案所涉及借款，借款人是郭伟权、丘巧兰，确定丘保龙是2017年10月9日向钟绿娟出具的还款保证书，出具该保证书的时候陈嘉楠已经和丘保龙离婚，丘保龙的该负债并非夫妻共同债务，陈嘉楠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丘保龙与陈嘉楠离婚时，陈嘉楠分得北京博雅西园房屋，而丘保龙实际分得广东深圳圣莫丽斯花园房屋及兴宁市房屋，丘保龙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价值高于陈嘉楠所分得的部分。且，根据丘保龙提交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深圳圣莫丽斯花园房屋在双方离婚时评估为20305401元，故丘保龙实际分得的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足以覆盖丘保龙对钟绿娟所负债务。综上，丘保龙与陈嘉楠离婚时双方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没有明显利益失衡，且钟绿娟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丘保龙与陈嘉楠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钟绿娟利益的故意，故钟绿娟以此为由要求确认丘保龙、陈嘉楠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二条（财产的处理）第一项（房产）第二目关于“北京市海淀区×1号，房屋坐落海淀区×1号房屋，房权证海字第××**号，该房屋以及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等一切物品均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如下：驳回钟绿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钟绿娟负担，已交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钟绿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周志辉人民陪审员  陈凤廷人民陪审员  王群利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 记 员  陈雅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