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鸣，男，1981年10月24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奕超百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46748982755，住所地无锡市时代上河苑30-22-1513。法定代表人：吴卫春，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伟良、王娟，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学贤，男，1984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无锡市梁溪区。上诉人钟鸣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奕超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超公司）、原审被告王学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3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鸣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奕超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钟鸣自2016年开始至2020年9月4日止与奕超公司存在长期不间断往来交易，但钱款均为现结，不存在结欠奕超公司货款的行为。奕超公司对于月结和欠款的客户，均会通过QQ每月发送对账单催讨货款并保留证据，但奕超公司从未就案涉货款向钟鸣进行催讨。2.奕超公司结欠钟鸣工资未付且长期不开发票，为保留交易凭证催要发票，钟鸣自2019年4月开始支付方式从以现金为主改为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主。3.奕超公司提供的录音系钟鸣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录，且当时的情况是奕超公司提出王学贤结欠货款，要求钟鸣配合作证，称若钟鸣配合作证可以将拖欠的工资和发票补给钟鸣，奕超公司还曾要求钟鸣出庭指证王学贤，配合其作假证，但钟鸣予以了拒绝。4.奕超公司将钟鸣作为被告起诉后，向法庭作虚假陈述，称其法定代表人吴卫春2019年9月才与钟鸣互加好友，但双方在2017年期间就曾有过好友转账记录。奕超公司试图将王学贤与钟鸣捆绑在一起，忽略了钟鸣为奕超公司向其他客户送货的事实。5.奕超公司曾在录音中承认王学贤说过案涉5万多元货物是钟鸣拿走的但未能给付货款。奕超公司答辩称，钟鸣向奕超公司购买案涉货物后未支付相应货款，且在诉讼中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货款；根据钟鸣的自认，其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经常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这种交易方式，但却称案涉九十余笔交易均为现金结算，显然不符合常理；钟鸣提出的工资问题与奕超公司无关，发票问题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作假证问题系毫无根据的污蔑。综上，请求驳回钟鸣的上诉，维持原判。王学贤述称，其不清楚奕超公司和钟鸣之间的业务往来，但在其与奕超公司的往来中，奕超公司一直未开具相应发票。奕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学贤、钟鸣共同支付货款58606.7元及利息（以58606.7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钟鸣从奕超公司仓库提取奥飞品牌玩具，并在销售出库单上签名，其中2018年8月提货28365元，同年9月提货10903元，同年10月提货2497.5元，同年11月提货1782.5元，同年12月提货2435.5元，2019年1月提货8940元，同年2月提货2058.5元，同年3月提货1312.5元，合计提货99次，数额从几十至上万元，合计价款58294.5元。另查明，钟鸣于2016年8月15日入职前锦网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后被派遣至奥飞公司工作，2018年8月14日合同期满离职。奕超公司系奥飞公司无锡销售代理商，任职期间钟鸣被奥飞公司指派至奕超公司开展相关协助运营工作，开发、走访、维护客户，并帮奕超公司送货。2019年7月，钟鸣又被奥飞公司聘用为临时促销，服务客户为吴卫春，工资由奕超公司代发。上述事实,有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销售出库单、终止劳动协议书、派遣员工离职申请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往来是钟鸣、王学贤共同与奕超公司发生，还是钟鸣或王学贤与奕超公司发生。二、上述往来货款是否已结清。针对争议焦点一，奕超公司陈述，奕超公司与王学贤、钟鸣发生往来且已形成交易习惯，即由钟鸣拿货，王学贤收到每月账单后付款，王学贤与钟鸣是同一家公司的股东，系合作伙伴，应认定王学贤、钟鸣共同与奕超公司发生往来。为此，奕超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奕超公司会计与王学贤的QQ聊天记录（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奕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卫春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记录显示王学贤收到奕超公司发来的每月账单后向奕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卫春的账户汇付货款，但在2018年9月起收到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账单后未再付款。2.奕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卫春与钟鸣的通话录音，主要内容为：吴卫春说向王学贤催要过货款，王学贤说货是钟鸣拿走卖掉的，要他向钟鸣要，不知道钟鸣和王学贤现在究竟是什么关系，钟鸣说货不是他拿走的，是王学贤叫他拿的，之前也跟王学贤联系过，叫王学贤快点解决掉的。3.无锡市妙陀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妙陀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信息更新截止日2020年4月23日，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7日，王学贤、钟鸣是该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51%、10%。经质证，王学贤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8年8月前的往来是其与奕超公司发生的，钟鸣仅是送货，货款已经结清，2018年8月起的往来与其无关；妙陀船公司虽然成立了，但至今未开展经营，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这是奕超公司与钟鸣的单方确认，与其无关。钟鸣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录音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的，不具有证明效力，其与王学贤系同一公司股东，但与本案无关。针对争议焦点二，钟鸣陈述，如果提货时未付款，会注明“带货未付”、“未付”等字样，而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其签字提货的出库单上未注明上述字样，说明其已在提货时付清货款。为此，钟鸣提供如下证据：4.2020年7月26日销售出库单，收款凭证，用于证明该玩具是现金支付。5.2017年10月10日、24日销售出库存单（往来单位民丰里民丰鲜味多），注明有“带货未付”、“未付”。奕超公司陈述，如果货款未付，出库单上不会注明“未付款”，且钟鸣购买玩具的支付习惯是用支付宝和微信付款。为此，奕超公司提供如下证据：6.2018年4月、7月钟鸣签字的销售出库单（水涌贸易），该出库单上并未注明“未付”字样，相应货款是由王学贤在次月支付。7.2019年4月1日起钟鸣的付款凭证。经质证，奕超公司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确认系钟鸣帮其给客户送的货，但认为一般不会注明已付款或未付款，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该情况，奕超公司仓库工作人员有几个，有的习惯要求提货人标明未付款或者已付款。王学贤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称不清楚。钟鸣对证据6确认是其送货至王学贤处，对证据7称其不是全部用微信和支付宝支付，也有现金支付，奕超公司指出在2019年4月后的100多笔往来中，钟鸣仅用现金支付5笔，更多的是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王学贤对证据6确认其2016年开始和奕超公司发生往来，货物由钟鸣送，其和奕超公司会计对账后再付款，对证据7不清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证据1、2、3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情况，依法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奕超公司系与王学贤、钟鸣共同发生往来，理由如下：1.不能认定王学贤、钟鸣与奕超公司已形成交易习惯。钟鸣是受奥飞公司指派至奕超公司协助开展运营工作，并帮奕超公司送货，而且也不是只送王学贤这一个客户，不能因为其提货送货而认定其与王学贤共同向奕超公司购买货物；2.从录音内容可以看出奕超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卫春并不知道王学贤与钟鸣的关系，再从妙陀船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奕超公司最早是在2020年4月23日才知道王学贤与钟鸣系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奕超公司并非基于王学贤、钟鸣系同一公司股东而开展业务往来。对证据4、5、6、7真实性予以确认，能说明对应日期往来的情况，王学贤确认2018年4月、7月销售出库单是先送货后付款，而出库单上并未注明“未付款”，故证据4、5不足以证明钟鸣已支付了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销售出库单项下的货款，证据7是本案所涉往来期间外的付款记录，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钟鸣在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从奕超公司仓库提取奥飞品牌玩具，并在销售出库单上签名，奕超公司主张上述往来系钟鸣、王学贤共同与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其所举证据不足以支持其主张，故不予采纳。钟鸣确认上述销售出库单项下的玩具系其个人购买，应认定钟鸣与奕超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钟鸣辩称在提货时已结清货款的意见依法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钟鸣系奥飞公司指派至奕超公司协助运营人员，其也帮奕超公司送货，且在2018年7月提货时也仅是在销售出库单上签字，并未标注“未付款”，故不能仅凭未标注“未付款”来证明其已付款；2.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钟鸣提货90余次，且数额从几十至上万元，全部用现金支付不合常理。钟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付款义务，并赔偿由此给奕超公司造成的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第六百二十八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钟鸣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支付奕超公司58294.5元及利息损失（以58294.5元为基数，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奕超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5元减半收取632.5元，保全费720元，合计1352.5元，由奕超公司负担3.5元，钟鸣负担1349元。二审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钟鸣明确案涉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所提货物系其个人向奕超公司购买，但表示现金支付可以抹零，其均已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结清全部货款。但钟鸣曾向一审法院陈述，前述期间的货款主要通过现金支付，零星也有微信和支付宝支付。关于提货金额，钟鸣二审中提出如下异议：1.奕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销售出库单中有17份不是原始单据，且没有钟鸣签字，分别为：（1）2018年9月6日，金额为24元的销售出库单，（2）2018年10月25日，金额为32元的销售出库单，（3）2018年12月12日，金额为133元的销售出库单，（4）2018年12月19日，金额为39元的销售出库单，（5）2018年12月21日，金额为48.5元的销售出库单，（6）2018年12月22日，金额为342元的销售出库单，（7）2018年12月24日，金额为302元的销售出库单，（8）2019年1月8日，金额为1023.5元的销售出库单，（9）2019年1月8日，金额为242元的销售出库单，（10）2019年1月9日，金额为178元的销售出库单，（11）2019年2月19日，金额为30元的销售出库单，（12）2019年2月26日，金额为440.5元的销售出库单，（13）2019年2月28日，金额为140元的销售出库单，（14）2019年3月5日，金额为122元的销售出库单，（15）2019年3月9日，金额为64元的销售出库单，（16）2019年3月9日，金额为111.5元的销售出库单，（17）2019年3月18日，金额为91元的销售出库单。2.奕超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销售出库单中有4份签字对照不上，不是钟鸣所签，分别为：（18）2018年8月14日，金额为45.5元的销售出库单，（19）2018年9月11日，金额为108.5元的销售出库单，（20）2018年9月13日，金额为43元的销售出库单，（21）2018年10月30日，金额为145元的销售出库单。3.奕超公司提交的2018年9月6日，金额为24元的销售出库单以及2019年2月19日，金额为30元的销售出库单第一联与钟鸣自己保留的第二联排版和格式均不同，且第一联均没有签字，第二联均有签字，奕超公司对单据造假和伪造签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钟鸣提供该两份销售出库单第二联予以佐证。奕超公司则认为，钟鸣在一审中已经当庭确认相关销售出库单上的签字均为其本人所签，根据禁反言原则，钟鸣二审中提出的以上3项异议根本不成立。二审审理查明，经核算奕超公司提交的销售出库单，一审法院认定的提货金额58294.5元已经扣除了未有钟鸣签字的销售出库单载明的金额。钟鸣二审中认为没有其签字的17份销售出库单，除第（7）份2018年12月24日，金额为302元的销售出库单，以及第（12）份2019年2月26日，金额为440.5元的销售出库单以外，其余15份销售出库单载明的金额均未计入上述58294.5元；而第（7）份销售出库单与当天的另一份金额为44元的销售出库单系在同一页纸张上打印，钟鸣在该页纸张尾部签字，应认定其对该页纸张上打印的两份销售出库单载明的金额进行了确认；第（12）份销售出库单原件上有钟鸣签字，只是字迹较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期间，钟鸣从奕超公司处提取货物的金额以及该款项是否已经结清。本院认为，综合本案现有证据，钟鸣从奕超公司处的提货金额及结欠货款金额均为58294.5元。理由：首先，关于提货金额，一审认定钟鸣公司从奕超公司处提取的货物总计58294.5元，均有钟鸣签字的销售出库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钟鸣中二审中提出有17份销售出库单未有其签字，经二审核算，该17份销售出库单中有15份销售出库单一审本就未将相应金额计入前述58294.5元货款金额中，另有2份销售出库单经审查，均有钟鸣签字，应当计入提货总额，故一审认定的提货总额并无不当；关于钟鸣公司二审中提出有4份销售出库单上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因其一审中已对相关销售出库单签字的真实性作出了确认，且二审又未能举出足以推翻的相关依据，故本院对其提出的该项异议不予采纳。关于钟鸣二审中提出奕超公司提供的2018年9月6日，金额为24元的销售出库单以及2019年2月19日，金额为30元的销售出库单与其留存的销售出库单第二联排版和格式均不同，本院经审查，该两份销售出库单已经包含在钟鸣提出的第一项异议中的17份销售出库单中，即该两份出库单载明的金额一审并未计入提货总额58294.5元,一审认定的提货总额并无不当。其次，关于结欠金额，钟鸣未能提供任何针对案涉货款的付款依据，一审认定欠款金额为58294.5元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前述规定，钟鸣认为奕超公司诉请的案涉款项其已经全部结清，则应就其付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任何付款依据，且关于付款方式的陈述，其一、二审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其曾向一审法院陈述，针对案涉期间内的提货，其的货款零星也有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情形，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举证之后，其未能提供任何付款依据，且在二审改口称全部通过现金付款，综合以上因素，本院认为应由钟鸣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钟鸣上诉时提出的关于奕超公司拖欠其工资及未开具发票的问题，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其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钟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65元，由钟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凌审判员 胡 伟审判员 包梦丹二○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荀奕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