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53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向荣（曾用名：戴向云），男，197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军明，男，196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上诉人戴向荣因与被上诉人左军明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20）湘0124民初9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戴向荣上诉请求：一、撤销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2020）湘0124民初940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没有查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判决违反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在本案中的交通事故处理现场，上诉人与交通事故对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查勘员、拖车司机、汽车修理厂负责人等均系权利平等的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因此，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上诉人对自己车辆拥有的各种正当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上述各方在对上诉人车辆行驶任何决定、处置前，均应将该决定、处置的实际情况告知上诉人，并与上诉人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取得明确授权后方可行使，否则必然会侵犯到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该决定、处置必然无效并须承担法律后果,不管是对上诉人车辆提供拖车服务还是维修服务。具体到本案中，上诉人合法拥有自己车辆的控制权,拖车司机在提供拖车服务、取得上诉人车辆控制权前，本应与上诉人达成书面或口头协议，双方就车辆去向、收费标准、费用支付、争议解决方式等达成一致，取得上诉人明确授权后方有权对上诉人车辆进行控制，但其仅在询问上诉人车辆是否需要拖，得到被上诉人答复要拖后，就将上诉人车辆拖离了现场。即使被上诉人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将自己的车辆放到被上诉人的修理厂，被上诉人合法获得了上诉人车辆的控制权，那2020年11月16日上诉人到被上诉人的汽车修理厂提出不将车辆放到被上诉人处修理，此时即使上诉人违约，被上诉人和拖车司机完全可以就其合法权益向上诉人主张，或依约定追究上诉人违约责任，而不应侵犯上诉人对自己车辆拥有的合法财产权利。二、一审判决在事实的认定上，到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地步。一审判决多次仅凭被上诉人陈述就认定相关事实，明显不当。被上诉人无法主张拖车费正是因为在提议为上诉人提供拖车服务时，未与上诉人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的必然结果，其借要求支付拖车费为名、行强制交易之实的非法目的一目了然。三、上诉人认为，即使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了将上诉人车辆拖至被上诉人的修理厂，甚至举证证明了为上诉人车辆提供维修服务经过了上诉人同意，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此外，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惊慌失措的心理，不惜运用语言、暗示等“软暴力”对上诉人进行威胁，以达到自己的提议本应是友好协商却变成命令、令上诉人不敢反抗的目的。为此，被上诉人乘坐警车而来，和交警一起到达事故处理现场；到达现场后，察看现场；询问上诉人保险购买情况；又对上诉人说，看现场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到时候我跟交警讲一下，认定责任时把你的责任定轻一点。现场交警在用警车将一个本应与此次事故无任何关联的人员带到了现场的情况下，对其身份不作提示，对其违规参与事故处理不作制止，而是有意纵容、默许，致使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上述种种误导、语言、暗示等“软暴力”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此人是此次事故处理的关键人物，其身份至少是保险公司的高级别职员或者是交警队的人，拥有较大权力和影响力，千万不能得罪，否则可能会面临较大经济损失的担心害怕心理；直接导致拖车司机询问上诉人的车辆是否需要拖，被上诉人回答要拖时，上诉人不敢质疑、反抗，并应要求移交了车钥匙；甚至在事故发生两天后，上诉人其实已经隐约猜到了车辆可能被拖车拖到修理厂去了，仍不敢与被上诉人交涉，一直等到事故发生三天后，领到责任认定书，才敢寻找事故车辆。但即使已经领到了责任认定书，上诉人依然害怕交警或被上诉人对交警施加影响从而改变责任认定或面临其他后果，就在当天匆忙与事故对方达成赔偿协议并于当天向对方支付了赔偿款。事故发生三天后，上诉人来到被上诉人的汽车修理厂，找到车辆后提出要拖到其他修理厂修理，被上诉人答复到，你如果到我的修理厂修，就不需要额外付费，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支付，你如果要拖到其他修理厂也可以，反正交警要我垫付了800元的拖车费，你要付拖车费800元，不支付就不能拖车，当时上诉人还问了被上诉人，你们把车拖到这里谁同意了，是谁安排的。被上诉人答，交警安排的。于是当时上诉人心里有点害怕，有过想破财免灾支付几百块元算了的想法；在后来的多次协调中，上诉人在害怕车辆在被上诉人处得不到较好保管，每天要租车经济损失大，车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来，到时候还得付拖车费等心理影响下，数次想妥协让被上诉人修理算了，大不了多支付点费用。但其实在上诉人猜到车辆可能被拖到修理厂起，就认定被上诉人涉嫌存在公安交警部门一直在严肃查处的诱导修理、强制修理等甚至可能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上诉人虽然在本案处理过程中心里一直在担心害怕，但仍决定不作妥协，并最终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向这种违法行为斗争到底。在这样的情形下，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即使当时在事故现场达成了类似车辆拖车或维修协议，也应不具有法律效力。更何况上诉人一直顶住压力，从未作过类似意思表示或授权。综上，本案中，上诉人一直在受到被上诉人对自己正当合法权利的不法侵犯，由此形成的直接损失如租车费、拖车费等理应由侵权人承担。左军明辩称，我没有理由要支付上诉人费用，上诉人的损失是自己造成的，与我无关。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后，上诉人说不在我这修车了，我同意了，我就说上诉人只要支付拖车费用就可以了，或者由其自行与拖车师傅沟通好是否要支付拖车费用，自始至终我没有收上诉人一分钱。戴向荣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左军明归还被扣车辆湘Ａ5××××并承担戴向荣租车费6000元（按300元／日，暂从2020年11月16日租至12月6日，后段按章计算至左军明归还车辆且车辆维修完毕可以使用日止）；2、判令左军明承担车辆湘Ａ5××××从宁乡市横市镇至宁乡市青山桥镇汽车修理厂拖车费1500元；3、判令左军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审理过程中，戴向荣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左军明承担租车费5700元（300元／日，从2020年11月16日租至12月5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11月13日，戴向荣驾驶其所有的湘Ａ5××××小车在宁乡市沙田乡发生交通事故。左军明在宁乡市横市镇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通过保险公司得知该事故情况后，搭乘横市交警三中队的警车来到事故现场。从事道路施救工作的魏伯华也通过保险公司得知了该交通事故，因保险公司要求其去撤离现场车辆，故其驾驶救援车辆也来到现场。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魏伯华将另一辆事故车辆装上拖车准备拖至修理厂，询问另一辆事故车（即戴向荣的车辆）是否需要拖，因有人回答需要拖，魏伯华便将戴向荣的湘Ａ5××××小车也拖在车后，并告诉戴向荣将车里的贵重物品取走，戴向荣也将车钥匙交给了魏伯华。之后魏伯华将戴向荣的车辆放在左军明在横市镇经营的汽车修理厂，将另外一辆事故车拖至宁乡市流沙河镇的一个修理厂。2020年11月16日，戴向荣在拿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来到左军明修理厂表示不将车辆放到左军明处修理，左军明也表示同意，但要求戴向荣付清魏伯华的拖车费。因拖车费未能协商好，戴向荣未能将车辆取回。后双方经过多次沟通，戴向荣于2020年12月2日将车辆从左军明修理厂取回，另行拖至宁乡市青山桥镇的一家修理厂进行修理。戴向荣未向魏伯华支付拖车费，但支付了横市镇至青山桥镇的拖车费1500元。戴向荣于2020年11月16日与黄秀英签订了一份《租车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由黄秀英提供车辆供戴向荣使用，租用期暂定为2020年11月16日起至2020年12月6日止，租金为300元／天，预计20天，共计人民币6000元。戴向荣称其实际租车至2020年12月5日，共计产生租车费用5700元，并提供了收款方为龚洪民的发票（委托代开）予以佐证。戴向荣系宁乡市龙田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其称租车主要用于下乡及回县城开会。对戴向荣是否同意左军明将湘Ａ5××××小车拖至左军明修理厂进行修理，双方各执一词。戴向荣称事故发生后，左军明来到现场后并未表明其修理厂老板的身份，因其坐警车来的现场，戴向荣以为左军明是交警队的人或是保险公司的现场查勘员，魏伯华将车辆拖走时其未表示反对并将车辆钥匙交给魏伯华，是因为戴向荣以为是交警队要将车辆拖走进行鉴定或检测，其当时不知道是要将车辆拖到左军明的修理厂，戴向荣也未要求或同意魏伯华拖车。左军明称其到事故现场是代保险公司查勘现场，同时也告诉戴向荣可以将车辆放到左军明修理厂进行修理，并表示戴向荣不需要额外付修理费，所有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责，魏伯华将车拖至左军明修理厂得到了戴向荣的同意。魏伯华当庭作证时称，当时有人叫其将戴向荣的车辆拖至左军明的修理厂，但具体是谁叫的记不清了，在拖车时告知戴向荣要求其取走车里的贵重物品，并从戴向荣处拿了车钥匙，戴向荣未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2020年11月16日其要求戴向荣支付拖车费800元，后降至500元，戴向荣均不同意支付。戴向荣虽称其是代保险公司进行现场查勘，但并无保险公司授权；左军明称其以为是交警拖车，但其并未向交警索要相关凭证或向交警询问缘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左军明将戴向荣车辆拖至左军明的修理厂是否经过了戴向荣同意；二、戴向荣要求左军明支付租车费5700元及拖车费1500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因双方对戴向荣是否同意左军明将湘Ａ5××××小车拖至左军明修理厂进行修理各执一词，且双方均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故一审法院只能依据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该事实进行判定。综观全案，戴向荣是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在与戴向荣通电话、取回车辆时会进行录音或录像，在租用他人车辆、付款时会签订协议，并要求对方出具正式发票，以此留存证据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可见戴向荣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根据戴向荣的陈述，交警在无任何说明及未给付戴向荣任何凭证的情况下就将戴向荣车辆拖走，戴向荣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公职人员，应当会当场或在之后向交警询问相关情况，但戴向荣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且魏伯华在拖车时询问了戴向荣车上是否有贵重物品，戴向荣还将车辆钥匙交给了魏伯华，戴向荣对车辆要被拖走是明知的，却也没有询问车辆要被拖至何处；同时，左军明作为一个修理厂的经营者，在未取得戴向荣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将戴向荣的车辆拖回自己修理厂进行修理，可能会面临修理费无法主张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戴向荣陈述的上述内容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及交易习惯相悖。故一审法院认为左军明的陈述更为可信，左军明在将戴向荣的车辆拖至其修理厂之前应跟戴向荣进行了协商或征得了戴向荣的同意，或至少戴向荣对左军明提出的将戴向荣车辆拖到左军明修理厂进行修理的提议未予反对。关于争议焦点二。在争议焦点一中一审法院已认定戴向荣、左军明对将戴向荣车辆放在左军明修理厂进行修理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戴向荣应当支付必要的拖车费用。在戴向荣拒绝支付拖车费时，左军明要求戴向荣付清拖车费再取回车辆，此系自力救济，且未超出合理范畴，该行为并无不妥。戴向荣拖延支付拖车费期间的租车费用损失，系因戴向荣自身过错扩大的损失，现要求左军明进行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故对戴向荣要求左军明赔偿租车费5700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戴向荣要求左军明承担拖车费1500元的诉求，因戴向荣同意左军明将车拖至左军明处进行修理，后戴向荣自己不愿意继续在左军明处修车，戴向荣再将车拖至别处产生的费用系戴向荣扩大的损失，且戴向荣最后确定的修理厂也不是事故发生地的修理厂，即戴向荣修车必然会产生拖车费，故一审法院对戴向荣该诉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戴向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戴向荣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左军明是否应当赔偿戴向荣的损失。从本案证据来看，事故发生时拖车师傅在拖车时询问了戴向荣车上是否有贵重物品，戴向荣还亲自将车辆钥匙交给了拖车师傅，应视为戴向荣对拖车是明知并同意的。后戴向荣在交通事故定责后，又不同意在左军明处修车，左军明对此并不反对，但提出戴向荣在取回车辆时应当先支付拖车师傅的拖车费，这是合理诉求，戴向荣应当支付合理的拖车费，在戴向荣支付合理拖车费之前，左军明有权行使留置权进行自力救济，左军明行为并无不妥。戴向荣拖延支付拖车费期间的租车费用损失，系因戴向荣自身过错扩大的损失，现要求左军明进行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戴向荣自行雇请拖车将车辆拖到别处修理发生的费用，是戴向荣自己反悔导致，不能归责于左军明，一审对其该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戴向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戴向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梁 樱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