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5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男，1942年2月26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2，男，1945年9月17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系周某1的弟弟。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系周某2之子），男，1972年7月20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53年12月30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系周某1、周某2的弟弟周运红（已去世）的妻子。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男，1975年4月17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系李某与周运红（已去世）的儿子。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睿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5，女，1954年2月25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6，女，1948年2月12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青海省西宁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男，1960年5月16日生，汉族，晋城市人，现住晋城市，系周某5、周某6的姐姐周月英（已去世）的儿子。三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代理人：程某，山西权洲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某1、周某4、周某3因与周某5、周某6、魏某共有、继承纠纷一案，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晋0502民初843号民事判决。判后，周某1、周某4、周某3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晋05民终896号民事裁定，以事实认定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撤销了（2020）晋0502民初843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周某3的父亲周某2、周某4的母亲李某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了（2020）晋0502民初3423号民事判决，判后，周某1、周某4、周某3、周某2、李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某1、周某4、周某3、周某2、李某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晋市发第60号华北区土地房产证不能作为认定各方共有关系的证据。案涉房产系土地改革时分配房产，是否新建房产时间久远，情况不详，1949年至2020年期间，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了大量的制定及修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有关土改遗留房产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确定的产权为准。但是该条规定，已因社会形势发生变化，被废止，因此，涉案房产不能按照土改确定的产权为准。涉案房屋于1993年办理了房屋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张菊花，共有人为周某1、周某2、周运红，土地系国有土地。房屋9间，厕所1个，建筑结构为砖木，1993年的房屋产权证不论从土地性质、房屋结构均与晋市字第60号华北地区土地房产证不符。涉案房产已被国家征收，房屋已经灭失，故晋市字第60号华北区土地房产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被上诉人截止目前并未申请更正登记，1993年的《房屋所有权证》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故该房产证应当作为继承份额的依据。三、该案已超诉讼时效。涉案房产源于土地改革时期，1987年1月21日周维善去世，1993年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1997年张菊花去世，无论从民国38年起算，还是从1993年起算，原审原告权利受到损害，至今已超20年，故已超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周某5、周某6、魏某答辩称：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理由：一审法院对产权认定正确；本案诉争的房产系土改时周维善一家六口分得的共有财产，土改时颁发的土地证可作为一种原始取得的确权依据，后房屋一直保持现状，未进行修建修缮。周维善与张菊花去世后三被上诉人也未放弃继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周某5、周某6、魏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三原告在晋城市城区东街街道办事处上东关99号房屋（面积179㎡，价值约75万元）的共有份额并按份均等分割。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诉讼期间，三原告将以上诉请变更为：依法分割上东关99号房屋的产权安置面积380.13㎡、货币补偿36419元，判决三原告各自享有回迁权益63.355㎡和货币补偿6069.9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维善与张菊花系再婚夫妻，共同养育六个子女，按长幼为周月英（女，1937年生）、周某1（男，1942年生）、周某2（男，1945年生）、周某6（女，1948年生）、周运红（男，1950年生）、周某5（女，1954年生），其中，周月英是张菊花再婚前的女儿，周某1是周维善再婚前的儿子，周某2、周某6、周运红、周某5四人系周维善、张菊花共同生育的子女。周维善于1987年去世，张菊花于1997年去世。长女周月英于2005年去世，三子周运红于2017年去世。上东关99号房屋为本案诉争的房产。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政府为周维善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该产权证载明：晋城市东关上街居民周维善、妻张、子小红、子来红、女猫、次女月红，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本人全家所有土地共计.....。以上产权证中的“子小红”指的是长子周某1，“女猫”指的是长女周月英。1992年12月换证时，张菊花作为申请人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上东关99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提供了“土地证”和“继承房产证明书”各一份，其中“继承房产证明书”写明：“.....我夫周维善已去世，生前无遗嘱，现有我夫合法继承人共壹人，经我等壹人协商将该房产由我等壹人申请登记.....”。1993年5月，东关居委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张菊花土地证小红系周运红，猫、月红已出嫁。1993年6月，相关部门为张菊花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该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张菊花，共有人为周某1、周某2、周运红，所有权性质私产，建筑面积合计179.79㎡。以上1993年《房屋所有权证》实际上是将涉案房产的产权办在了张菊花与三个儿子名下。1997年张菊花去世，之后涉案房屋无人居住。2020年所属地段涉及拆迁，签订补偿协议时，周某1、周某2等向东关居委提供了1993年《房屋所有权证》，周某2授权其儿子周某3签订；关于周运红的份额，因周运红已去世，由周运红的妻子李某、儿子周某4决定由周某4签订。随后，2020年3月17日，被告周某1、周某3、周某4作为被征收人分别与房屋征收单位东关居委、项目建设单位山西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院落式住宅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三份协议内容一致，均为：上东关99号院落式房屋院落占地面积69.62㎡、二层内房屋建筑面积为59.93㎡，按照晋城市城区东关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相关规定，三被告产权调换面积均为126.71㎡，其他货币补偿金额均为12139.89元。上述总计产权调换面积均为：126.71㎡×3=380.13㎡，货币补偿总计为12139.89元×3≈36419元。之后，涉案房屋被拆迁。两个女儿即原告周某6、周某5以及周月英（2005年去世）的长子魏某因房子的拆迁利益与三被告发生纠纷，于2020年4月10日诉至法院。同时查明：周维善、张菊花去世前均未立有遗嘱。长女周月英与丈夫魏光英（2018年去世）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魏某（原告）、魏金霞、魏秀峰。本案诉讼期间，魏金霞、魏秀峰明确放弃涉案房产的继承份额，由魏某继承。另查明：长女周月英、次女周某6出嫁后长期生活在青海。次子周某2在张菊花1997年去世前生病时，对张菊花照顾较少，张菊花生病卧床不起近10个月，周某2仅伺候了七、八天。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能成立，本案涉及的是不动产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实为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继承份额以及如果享有，各继承人继承份额应为多少的问题。被告主张应以1993年《房屋所有权证》确定份额，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证书登记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不能作为权利凭证。该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张菊花1992年申请换证时提供了《继承房产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房屋由其一人继承，但没有任何事实以及证据佐证，其次，东关居委出具的“证明”中载明小红系周运红，也不符合事实，该“小红”应指的是大儿子周某1。本案中周维善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其去世后，应当按法定继承来确定其各继承人的份额。1993年办证时取消了原产权证上周月英、周某6的共有份额，且未考虑三个女儿周月英、周某6、周某5对其父亲房产份额的继承问题，显然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故不能以此证书来确定继承份额。综合本案的情况，涉案房屋民国三十八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载明的共有人为：周维善、张菊花、周某1、周某2、周月英、周某6，未约定份额即为平均份额，即每人占1/6，周维善、张菊花去世时均未留下遗嘱，涉案房屋如按照法定继承且份额均等进行分配，各继承人应得的份额为：周某1占4/18、周某2占4/18、周月英占4/18、周某6占4/18、周运红占1/18、周某5占1/18。但考虑周月英、周某6长期居住在青海，与周维善、张菊花共同生活时间较少，照顾较少，周某2在张菊花去世前对张菊花照顾得较少，故周月英、周某6、周某2应在法定继承份额内予以减少，酌情均核减掉1/18即周月英、周某6二人每人份额均变为3/18，周某2份额变为3/18。随之，周某1的份额也相应变为5/18，周运红份额变为2/18，周某5份额变为2/18。因涉案房屋现已拆迁，原告诉请要求分割涉案房屋相应拆迁权益，予以支持，应按照上述份额予以分割拆迁权益。其中，周月英的份额，周月英与其丈夫魏光英都已去世，其份额依据继承人魏某、魏金霞、魏秀峰三人的意愿决定归魏某所有；周运红于2017年去世，其份额依据继承人李某、周某4的意愿决定归周某4所有；周某2的份额，依据其意愿归周某3所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和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对于晋城市城区上东关99号房屋拆迁权益中的调换面积380.13㎡，原告周某5得2/18、原告周某6得3/18、原告魏某得3/18、被告周某1得5/18、被告周某3得3/18、被告周某4得2/18。二、确认对于晋城市城区上东关99号房屋拆迁权益中的货币补偿款36149元，原告周某5得2/18为4016.5元、原告周某6得3/18为6024.8元、原告魏某得3/18为6024.8元、被告周某1得5/18为10041.6元、被告周某3得3/18为6024.8元、被告周某4得2/18为4016.5元。案件受理费22231元，由原告魏某承担3705元，由原告周某5承担2470元，由原告周某6承担3705元，由被告周某1承担6176元，由被告周某3承担3705元，由被告周某4承担2470元。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戈某、郑某到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在1989年-1990年间房顶着过火。郑某证明听说着火的原因是周某5的儿子在玩耍时造成的。本院认为，以上证人证言只能够证明房屋曾经着过火，与本案如何确认继承份额无关。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和一审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民国三十八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否可以作为确认房屋产权共有人的依据。本院认为，涉案民国三十八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当时政府颁发给持证人，能够证明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来源的原始依据。本案房产虽然在1993年重新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是张菊花在1992年申请换证时提供了《继承房产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房屋由其一人继承，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房屋的共有权人周维善去世时未留有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确定各继承人的份额，其他各继承人也未明确放弃对周维善遗产的继承。《继承房产证明书》没有其他继承人的签字，其他继承人也未声明放弃继承，由张菊英一人继承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办证时取消了原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周月英、周某6的共有份额，且未考虑三个女儿周月英、周某6、周某5对其父亲房产份额的继承问题，显然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故不能以1993年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来确定继承份额。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土改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确定继承份额，在分割时依据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照顾较少，共同生活时间较少的继承人适当少分的原则作出的分割份额较为适当，应予支持。关于周某2是否应予适当少分，一审依据1997年10月30日的周某1、周月英、周运红、周某5等的证明确认周某2对张菊花照顾较少适当少分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属于共有权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综上，上诉人周某1、周某4、周某3、周某2、李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周某1、周某4、周某3、周某2、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郭红洁审 判 员 程 浩审 判 员 韦 薇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晶晶书 记 员 吕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