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2民终3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莹，女，1982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太亭，山东雅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胶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xx00。 法定代表人：毛世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长友，胶州中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宗军，男，197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抚松县。 上诉人董莹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鸿泰）、胡宗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20）鲁0281民初4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莹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上诉人无需给付其加工费、货款及利息。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并改判。首先，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鸿泰）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认定双方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提交的所谓证据1并非订单，而是报关单，上面未记载与上诉人有关的任何信息，全部是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自身往境外的发货信息，无法证明是上诉人所发出的订单；证据2、证据3中的聊天记录，只能表明上诉人参与了订船、订柜、联系货代活动，其中内容可以看出最终决定权在于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和胡宗军，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仅仅是帮助胡宗军处理翻译、出口等事务，与胡宗军的陈述相一致；聊天记录中没有任何上诉人发送订单的记录，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发订单是错误的；银行付款凭证中的付款人为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本人，系不同的法律主体，并且事实是胡宗军因个人从事出口业务无法接收美元而借用银行账户，应当由胡宗军承担法律责任。实际上，是被上诉人胡宗军与青岛海鸿泰存在合同关系，下订单、确定价款、确定发货时间，均是胡宗军操控，与上诉人没有关系。其次，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宗军之间构成共同经营关系是错误的。青岛海鸿泰未提交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胡宗军存在共同经营关系。从青岛海鸿泰提交证据来看，上诉人仅仅是参与了订船、订柜、联系货代、翻译之类的事务性活动，并没有任何决策的权力，也未向青岛海鸿泰发送过订单；上诉人之所以参与这些事务性活动，是接受不懂英语的胡宗军的委托协助其办理出口事务；至于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的付款，是胡宗军为了解决接收美元问题而借用的。原审判决基于上诉人通过微信发给青岛海鸿泰订单和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向青岛海鸿泰付款而认定上诉人与胡宗军构成共同经营关系有误。认定上诉人通过微信向青岛海鸿泰发送订单没有证据予以证明；至于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的付款行为原审判决的认定更是混淆了两个法律主体，将公司和股东混为一谈，违反了法律规定，直接将公司行为等同于股东行为可谓谬之千里。再次，原审判决将本案认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却判决支持加工费，明显存在矛盾。从常识和实践来看，买卖合同涉及的是货款，加工合同才会涉及到加工费，原审判决在其所谓的买卖合同中支持加工费与其确定的合同关系明显不符。最后，原审判决并未对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所主张的金额进行审查和核算，无论从程序上还是从实体上都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法律关系混乱且有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没有付款义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宗军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关系，上诉人仅仅是受胡宗军委托处理事务性工作；出口业务系胡宗军主导控制，是胡宗军与青岛海鸿泰存在合同关系。故依法应当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青岛海鸿泰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无需向其支付款项。 胡宗军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董莹和我共同经营不符合事实，判决董莹与我共同承担还款责任错误。是我一个人与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与董莹无关,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董莹及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是作为我的代理人参与到该次贸易中的,其中董莹代我处理具体的进出口事务,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代我接收美金。2018年7月份,我认识了美国athome客户中方代表耿经理。美国athome需要的产品样式、单价都很适合我,所以我想接订单加工生产。因为我只有木器厂资源,只能做木艺部分,铁艺部分做不了,所以找到了青岛海鸿泰加工铁艺。青岛海鸿泰有进出口权,又有厂检单,而我掌握的木器厂进出口手续不全,所以确定合作方式为:我提供木艺加工,青岛海鸿泰加工铁艺,完成生产后,由青岛海鸿泰出口给美国athome。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需要有人处理进出口具体事务,比如联系报关、订船、订舱、翻译文件等等，于是又找到了专门做进出口代理的董莹帮我处理这些事务。我个人无法接收美金,又担心美金打给青岛海鸿泰得不到保障,就借用代理人董莹在香港注册的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帮我收美金。裕景家居工贸有限公司收到的美金已经按照我的指示付给了青岛海鸿泰。为了便于沟通,我们建了微信群,耿经理以及青岛海鸿泰王总和相应的业务人员都在群里。我也把董莹拉进了微信群里了，让她在群里沟通联系报关、订船、订舱、港杂费等等出口事务。我跟董莹之前有过合作,建立了信任关系,所以代理费就没按月付,想着汇总支付,后因为美国athome没付货款,到现在也没付给董莹代理费。到了2019年8月份左右,代理人董莹通知我说,她的离岸账户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替我代理收付美金了,所以我们的代理合作终止了。但后面还有货要出,通过前面的合作我也信任了青岛海鸿泰。2019年9月19日,我要了青岛海鸿泰的美金账户,发给了美国athome代表耿经理,要耿经理安排美金直接付给青岛海鸿泰。但美国athome客户在付款过程中误把款项打给了我的另一个合作工厂日照工厂,但是我要求日照工厂用这批货款给青岛海鸿泰采购了木头,青岛海鸿泰运走了木头,也就是用木头抵了货款。后来的合作过程中,由于青岛海鸿泰延期交货,美国athome罚款6万多美金，再加上发生了疫情,合作中断了。美国athome就一直没再付款。我联系过耿经理索要货款,但一直没要回来。货款没要回来,我加工的木艺部分也赔进去了,我也没有想逃避责任,但是一审判决我的代理人董莹也承担责任违背了事实。董莹仅仅是代理人,受我的委托处理出口的联系报关、订船、订舱、翻译文件等等具体事务；为了保障我的资金安全,同时借用了她注册的香港公司接收美金,这是进出口业务中常见的操作,根本不是什么共同经营。青岛海鸿泰收不到货款,又发现我名下没有财产,而董莹参与了微信群聊天,所以就强行起诉董莹要她承担责任。我不想逃避责任,也不想连累无辜的人,望法院依法审查。 青岛海鸿泰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董莹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全程参与，并发布各种指令指导被上诉人海鸿泰进行生产以及报关出口，并且通过上诉人董莹在香港境内个人申请注册的裕景公司向被上诉人付款，其行为足以证实上诉人个人及其注册的个人公司均参与到了涉案的合同当中，同时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上诉人董莹在参与涉案合同时，从未对上诉人董莹的身份予以明确说明，也从未提及上诉人董莹系胡宗军的代理人，而并非合作方，结合上诉人在涉案交易中的表现，被上诉人海鸿泰公司有理由相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宗军之间系合伙关系。上诉人在香港设立的裕景公司是由其一人设立，系一人有限公司，上诉人通过其在境外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付款的行为足以证实上诉人个人参与了涉案业务，即便是公司付款，因为该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上诉人为唯一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应举证证明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相对独立，但一审中上诉人未尽到相应举证责任。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董莹、胡宗军偿还青岛海鸿泰加工费139590元；2、判令董莹、胡宗军偿还青岛海鸿泰加工费28020.2美元，或按照董莹、胡宗军给付之日的外汇汇率折算的人民币（根据2020年4月26日外汇汇率折算人民币为198419.44元）；3、以上合计338009.44元，并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利息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期间，胡宗军、董莹将国外订单通过微信发给青岛海鸿泰，由青岛海鸿泰将订单上的货物直接出口，胡宗军、董莹向青岛海鸿泰支付订单货款。胡宗军对青岛海鸿泰主张加工费、货款共计338009.44元（其中28020.2美元，折算人民币198419.44元）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董莹、胡宗军接到国外订单后，委托青岛海鸿泰生产，青岛海鸿泰直接将董莹、胡宗军订单上的货物出口，由董莹、胡宗军给付青岛海鸿泰加工费、货款，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青岛海鸿泰主张的加工费、货款338009.44元，胡宗军无异议，青岛海鸿泰要求胡宗军支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为董莹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从青岛海鸿泰与董莹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看，多数订单由董莹通过微信发给青岛海鸿泰，且董莹存在从其在国外设立的私人公司向青岛海鸿泰支付货款的行为，因此董莹与胡宗军构成共同经营关系，董莹应与胡宗军共同支付青岛海鸿泰338009.44元。青岛海鸿泰主张的利息，应自起诉之日起，至董莹、胡宗军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38009.4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青岛海鸿泰撤回对青岛森迪家居有限公司的起诉，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判决：一、胡宗军、董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加工费、货款338009.44元。二、胡宗军、董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利息，以338009.44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董莹、胡宗军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70元，诉讼保全费2320元，共计8690元（青岛海鸿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胡宗军、董莹负担。 二审期间，董莹提交一组证据：胡宗军与青岛海鸿泰负责人王辉微信聊天记录一宗，与海鸿泰生产厂长王帅（微信名“幸福”）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宗，证明被上诉人胡宗军与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存在合作关系，他们之间构成合同关系，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仅是作为胡宗军的代理参与到业务中，代理胡宗军的进出口事务，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2018年8月起，系胡宗军与王辉开始的洽谈事宜，对于其中的样品图纸，样品测试、样品质量的控制以及订单的发送、汇款的路径以及辅料的采购、费用确认、定金支付、发货时间等等，都是由胡宗军与王辉和王帅确定的，与上诉人董莹没有任何关系。 胡宗军质证称，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青岛海鸿泰质证称，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均是打印件，不是原始载体，即便该证据属实也无法证明上诉人的证明事项，因为涉案合同确实系胡宗军出面联系的，但是在相关业务开始合作之后，上诉人董莹就全程参与了涉案业务，基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胡宗军之间的个人关系，被上诉人青岛海鸿泰认为其二人的分工与青岛海鸿泰无关，但是该证据从侧面证实了胡宗军与董莹共同参与了涉案合同的事实。 董莹当庭出示微信记录原始载体。 胡宗军质证称，对董莹出示的微信记录原始载体无异议，证明事项无异议。 青岛海鸿泰质证称，对董莹出示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一审中胡宗军并未提供，并且胡宗军的证据在二审由董莹提交，而后胡宗军又对其主张进行配合的行为明显是为上诉人进行开脱，其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其目的不言自明，因为胡宗军名下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在一审中胡宗军就已经对此事实予以证实，对于董莹名下的财产，系从何而来，被上诉人认为该问题值得推敲，该证据证明不了上诉人的主张。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涉案合同性质；二、董莹与胡宗军是否构成共同经营，董莹是否应当对涉案款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胡宗军向青岛海鸿泰工作人员发送订单，并对其中的样品图纸、样品测试、样品质量、辅料采购等作出指示，由青岛海鸿泰进行加工并收取加工费，本案应为加工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判决胡宗军向青岛海鸿泰支付加工费、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庭审中，董莹称其与胡宗军系口头约定的进出口代理关系，并约定了代理费用，但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且该笔涉案代理费未支付。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董莹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胡宗军存在代理合同关系，故本院对董莹的该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本案中，胡宗军与青岛海鸿泰未签订书面合同，故涉案合同主体只能依据各方在交易中的相应行为而判断，根据微信聊天记录，董莹在涉案交易中负责发送入货通知，负责订船、订柜、联系货代等，且通过其在境外设立的公司向青岛海鸿泰支付货款。上述行为在无相应证据证实董莹与胡宗军之间存在代理关系且董莹与胡宗军也无证据证实其在发生交易之时向青岛海鸿泰明确了上述代理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定董莹与胡宗军构成共同经营，董莹应与胡宗军共同对涉案款项承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董莹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65元，由上诉人董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解 鲁 审判员  胡金鳌 审判员  温 燕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郭婧雯 书记员 刘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