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9民终9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振阳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射阳县黄海北路八号。法定代表人：杨定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窦伏龙，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科学大道107号天贸大厦。法定代表人：宋恩君，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大文，安徽众城高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振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安徽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4民初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货款本金1896128.85元并承担利息；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作出上诉人收到63份发票中的25份发票货款，并依此推定上诉人不存在63份发票债权的判决缺少法律依据。在（2007）射民初二初字第0339号案中，被上诉人质证了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对其中43份（含本案63份发票中的9份）发票无异议，被上诉人的付款同样存在与发票不相符，交易方混同其他主体的情况。2.一审认定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于2007年7月30日发函安徽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双方之后的对账事实证明上诉人起诉没有超出诉讼时效。3.一审不准许司法鉴定，剥夺了上诉人的知情权。安徽公司辩称：1.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货款本金1896128.85元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上诉人提交的2005年1月13日、1月28日的对账函均为复印件，上诉人加盖的并非被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其次，对63份发票，经核对被上诉人认可32份，但其中25份核对后相应货款已经支付，其余31份发票与被上诉人无关。在（2007）射民初二初字第0339号案中，上诉人在诉状中自认自1994年12月开始发生业务以来到2007年1月30日，共向被上诉人供货22198657.32元，而被上诉人合计向其付款38285441.85元，其中18530151.69元系被上诉人替安徽华新轻纺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代付，依据是2007年2月6日的函件一份，该函加盖了所谓的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但经鉴定，与被上诉人的财务专用章印文不一致。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38285441.85元应先抵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货款22198657.32元。再次，在（2007）射民初二初字第0339号案中，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对账，结果表明截至2007年，被上诉人不欠付上诉人任何欠款，上诉人主张的63份发票显然包括在上述对账中。而上诉人提交的2005年1月13日、1月28日的对账函相隔15天，内容存在矛盾。最后，如2005年1月13日确认函属实，本案无须对63份合同进行审查，上诉人反而要一审反复多次核查63份发票，显而易见，确认函是伪造的。2.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在本案之前的诉讼，上诉人未以任何形式就63份发票主张权利。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诉讼请求：判令安徽公司偿还货款本金2017790.65元，并承担从违约之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按照本金25%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振阳公司等公司与安徽公司及安徽公司下属华新公司曾发生过多次货物交易，振阳公司等公司销售货物，安徽公司及华新公司支付价款。价款在定期结算后支付。期间振阳公司与安徽公司多次进行对账、结账。2007年8月，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振阳公司与安徽公司于1994年发生业务往来，并从1999年起与安徽公司下属单位华新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安徽公司为华新公司提供担保。振阳公司于2007年7月30日发函安徽公司，要求支付货款2443367.16元，因安徽公司未支付，请求安徽公司支付首批到期货款90万元。审理中，振阳公司对其主张的与安徽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往来账目及核对情况提交了部分合同原件、复印件、打印件、对账应收账款备忘录及振阳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提交的与安徽公司对账过程中所形成的发货记录、对账结果、付款明细表及银行转账汇票等证据。在此期间，在法院协调下，2009年8月20日，双方对1999年至2004年间的部分账目进行核对；2009年9月30日，双方对1995年至2003年间的部分账目进行核对。2011年11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2007）射民二初字第0339号民事判决。2012年5月16日，盐城中院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2012年5月，一审法院对发回重审案件立案，案号为（2013）射商初字第0501号。审理中，振阳公司补充提交了原审中未能提交的证据原件及对账表中涉及的部分合同订单明细表、双方交易过程中的一些账目的汇总。2013年4月10日，振阳公司以起诉时证据不充分、加之诉讼标的需要变更为由申请撤诉，待找全充分证据后再起诉。同日，一审法院裁定准许振阳公司撤诉。2013年5月，振阳公司再次提起诉讼，提出：安徽公司未支付货款2122540.78元及利息、违约金，振阳公司发函要求其先付款90万元未果，要求先期支付90万元。该案案号为（2013）射商初字第0575号。2014年11月10日，一审法院裁定准予振阳公司撤诉。2014年10月，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以华新公司拖欠其货款702690.41元为由，要求华新公司、安徽公司给付截止2007年11月底的货款702690.41元。案号为（2014）射商初字第00489号。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振阳公司的诉讼请求。盐城中院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0月24日，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安徽公司及华新公司与振阳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根据振阳公司于2016年12月底向安徽公司发出的对账单，安徽公司欠2302619.38元，现主张100000元。案号为（2016）苏0924民初6907号。同年12月，振阳公司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准予撤诉。2019年2月20日，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安徽公司与振阳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拖欠货款数百万元，要求安徽公司先行偿还振阳公司10万元。案号为（2019）苏0924民初1261号。同年12月，振阳公司申请撤诉，一审法院裁定准予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振阳公司主张安徽公司欠付货款2017790.65元的事实是否存在；2、若该欠款事实被证明存在，振阳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振阳公司主张的货款分为两部分，即1896128.85元和121661.8元，合计2017790.65元。针对121661.8元部分，振阳公司主要依据安徽公司土畜产部经理夏勤于2002年6月7日签字确认的欠振阳公司货款121661.8元的欠款单，但其并未提交原件，安徽公司对其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属实，根据振阳公司庭审中陈述，安徽公司在2007年1月16日还向振阳公司付款，故在双方存在众多交易、安徽公司在2002年后仍有支付行为的情况下，仅凭该证据亦不能证明该笔债权仍然存在。针对1896128.85元部分，振阳公司主要依据的是安徽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2005年1月13日的对账函、63份发票和部分合同、发货单。对于对账函，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振阳公司的主张。盖章行为的本质是表示行为人从事的是职务行为，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加盖公章的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还需享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自然对公司产生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使公章为真实，也不产生合同有效的法律后果。因盖章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问题，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得到确认。振阳公司提交的加盖安徽公司财务专用章，日期为2005年1月13日确认债权1896128.85元的对账单据，虽然加盖了安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在审理中，振阳公司告知是从公司档案中查出，对于该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并不清楚，因此，即使该对账单上的安徽公司财务专用章为真实，因无证据证明加盖该印章的自然人为有权行为，据此确认债权存在证据不足。审理中，振阳公司申请调取安徽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与案涉的印章进行比对以确认真实性，因为印章的真实性本身并不能认定盖章行为人有代理权，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并无必要，因此，振阳公司申请调取印章亦无必要，对振阳公司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对于63份发票和部分合同、发货单。该组证据中，合同、发货单、发票无法一一对应，且这些材料中载明的交易方还混有其他主体。至此，振阳公司的举证能够证明双方曾经发生过大量交易，在振阳公司完成合同义务后，振阳公司对安徽公司享有债权，但对于债权的形成过程、债权金额，振阳公司尚不能明确说明。对于振阳公司对安徽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否仍然存在，安徽公司核查了其中25份发票，并提交了银行承兑汇票、付款申请书、增值税发票等证明该25份发票对应的货款其已经付款的事实，虽然振阳公司以并未查到安徽公司支付的汇票为由不认可安徽公司存在部分付款的行为，但安徽公司提供的汇票、增值税发票金额基本吻合，且该证据来源于安徽公司多年的财务账簿，故安徽公司主张对其中25份发票已经支付货款的事实存在可能性较大。对于其他的发票，安徽公司提出因双方业务往来量太多，再行一一核查工作量太大，而拒绝核对。考虑到双方间曾发生过大量的买卖合同交易，振阳公司陈述双方结算方式为定期结算后付款，但本案所涉63份发票则为单独结算。因该63份发票所对应的业务只占双方交易中的极少部分，与其他合同对应的业务性质并无明显差异，且业务发生时间均包含在其他业务当中，因此振阳公司方没有理由将该部分业务进行单独结算，且对其主张单独结算的事实也未能举证证明。因此，安徽公司即使不愿对其他发票进行核对，也不能据此认定振阳公司所主张的债务仍然存在。综上所述，振阳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对其主张安徽公司至今仍欠付货款2017790.65元的待证事实，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即使振阳公司主张的债务存在，其也未能举证证明其连续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故其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另外，对于安徽公司提出的振阳公司代理人资格问题，经查，振阳公司代理人原是振阳公司职工，现已退休。在其任职期间及退休后，一直代理振阳公司参加与安徽公司等公司的诉讼。基于其退休职工身份，振阳公司委托其代理本案诉讼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振阳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943元，由振阳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振阳公司上诉主张安徽公司欠付货款本金1896128.85元，为此一审提供了2005年1月13日、1月28日的对账函以及63份发票，安徽公司就对账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振阳公司遂主张以63份发票金额为准主张权利。对该63份发票，安徽公司不予认可32份，就认可的其余31份，安徽公司核查其中的25份发票均有银行承兑汇票、付款申请书、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货款已付。振阳公司否认收到款项，但在（2007）射民初二初字第0339号，振阳公司在诉状中已自认自1994年12月至2007年1月30日共向安徽公司供货22198657.32元，安徽公司合计向振阳公司付款38285441.85元。安徽公司总付款金额超出其欠付振阳公司的总货款金额，振阳公司虽主张安徽公司的38285441.85元付款中有18530151.69元系替华新公司代付，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振阳公司替华新公司代付的主张不能得到认定，亦不能认定安徽公司欠付振阳公司货款。本案振阳公司向安徽公司所主张的欠付货款1896128.85元发生在上述期间内，振阳公司主张安徽公司欠付其货款显然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由于本案振阳公司主张货款的依据是63张发票，而非对账函，故振阳公司申请调取印章，要求对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振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43元，由上诉人江苏振阳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娴审判员 吕伟平审判员 张 雷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