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102民申2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杨某1，女，汉族，1962年4月16日出生，北京市地铁有限公司二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石景山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某2，女，汉族，1959年12月31日出生，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付某，男，汉族，1988年4月18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汉族，1985年6月20日出生，环球中药杂志记者，住北京市丰台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杨某4，男，汉族，1956年5月27日出生，北京市汽车制动泵厂退休职工，住址北京市丰台区。再审申请人杨某1因与被申请人杨某2、付某、杨某3、杨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9）京0102民初11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某1申请再审称，撤销（2019）京0102民初11255号判决书一、二、三、四项判决；关于父亲遗嘱笔体有一张新证据，本人要求笔体鉴证（杨某5本人）；改判被继承人杨某5的房产份额归杨某1所有；杨某1支付杨某5的丧葬费共计23157元，判决杨某5名下存款中23157元归杨某1所有；杨某1支付杨某521783.41元，改判杨某5名下存款21783.41元归杨某1所有；改判；请求3、4外杨某5名下的存款归杨某1所有；改判本案诉争房产办理过户时的税费由申请人与被中请人共同承担。申请重审的事实与理由：杨某1平时照顾杨某5的生活起居，杨某5平时的水费、电费、取暖费、电话费、生活补贴、办理本案诉争房产过户时的税费、补交成本价房款、物业费、杨某5丧葬费等都是有杨某1出资现金或者刷卡。包括杨某5的每月的保姆费用均由杨某1出资。而被申请人开庭时主张以上费用都是有杨某5自己出资的，但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而杨某1提供了票据，法官未认可票据数额为判决错误。开庭时，法官仅凭四位被申请人说的不认可杨某1的证据就判决不支持杨某1的请求。杨某1认为，如果判决父母的财产由所有兄弟姐妹均分，那么父母平日的花费也应当由兄弟姐妹们均摊，法官判决有失公平，本人不服。关于杨某1提交父亲的录音问题，王春建、王国君均证实了录音里是杨某5的声音，口音都未改变。关于父亲的笔迹问题，杨某1的证人也证明了杨某5会写字，并且证明了杨某5的笔体与遗嘱一致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重要的，不管录音在哪个手机上，永远改变不了，本人的声音和笔体是真实的，已构成两个人以上证明有效性。对此法官不认可，本人不服。关于证人李某，李某亲眼所见本案中杨某1提交的遗嘱是杨某5亲笔书写的，李某也陈述了杨某5书写的经过。法院认为李某与原告关系较近，对此原告不认可，法院给出这个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在家事案件中，知晓关键事情和证据的一定不是陌生人，一定是与当事人认识的人，但法官仅凭李某出庭为原告作证这一点就判断其与原告关系较近是不负责任的结论。且证人李某亲眼所见杨某1提交的遗嘱是杨某5亲笔书写，李某在出庭作证时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了，同时李某还表示有另个人在场，并且当庭告知法官另一个人就在楼下，法官对此置之不理。对此，杨某1认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所述的是真实的，法院应当对关键证据进行调查，法官并没有进行调查，对此本人不服。关于证人杨某5的保姆陈芳娟，杨某1申请陈芳娟出庭作证的内容是证明杨某1对杨某5付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平时为杨某5做饭照顾其生活起居。另证明杨某5会写字并且识别录音中杨某5的声音。但庭审中，法官不针对杨某1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进行调查和询问，反而问证人是否看到过杨某5写过遗嘱。陈芳娟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受到了误导。对此，杨某1认为，根据不告不理原则，杨某1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不应由法官任意更改，以至于给证人造成干扰，对此杨某1不服。关于杨某1证人太多法官跟杨某1说关于每个证明问题，每个问题找一个证明人，没必要多找，书记找杨某1律师说证人太多，所以关于遗嘱和杨某1孝敬老人问题杨某1只找了一个证人，另一个证人法官未传陈述。关于杨某5带杨某1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签字的事宜，当时是杨某5自己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写字哆嗦，是否可以按手印，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父亲才按了手印。并不是被申请人说到父亲不会写字也不会办理。杨某5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时头脑是清楚的，思维是清晰，否则不动产中心的员工是不会为一个头脑不清楚，思维不清楚，语言表达不清楚的人办理过户手续的，办理手续时思维清晰是不动产中心审查的重要事项，因此通过杨某5亲自将房产过户到杨某1名下的行为也可以印证杨某5想把房产留给杨某1是真实的意思表示，法官在审判中未考虑案件事实，杨某1对此表示不服。杨某1每次带父亲看病，医院给的只有票据，票据是真实有效的，是可以证明出资的。法官未认可票据是杨某1出资，对此杨某1不服。在未开庭前，付某领完开庭资料后给杨某1打电话，称是法官跟他说的，官司必输无疑，杨某1虽不相信此话出自法官之口，但也心存疑虑。杨某3去法院拿完起诉状后跟杨某1说，法官说的是杨某1霸占了杨某3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因我与杨某3之前有过协议，协议内容约定了杨某3继承的部分归我，我给杨某3补偿款。杨某3说他起诉我撤销我与他的协议就是因为法官说是我霸占了他的继承份额，对此本人心存疑虑。关于从杨某1的银行卡中支付的父亲的丧葬费和医药费的问题，同样是从杨某1银行卡中支付出去的，一笔是父亲杨某5的丧葬费，一笔是杨某5的医药费，但法官判决时只认可了杨某1支付的丧葬费，却不认可杨某1支付的医药费，属于误判，没有法律依据，对此杨某1不服要求改判。杨某1认为，杨某5给杨某1的赠与合同是杨某5自愿的，并非恶意串通，在本案判决书中法官提到恶意串通，对此杨某1表示不服。在杨某1提交的遗嘱中，提到的二闺女就是指杨某1，杨某1提交的证据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判决中法官仅根据一张杨某5的CT报告就对杨某5是否有能力完成遗嘱质疑是没有任何根据和鉴定报告的，对此杨某1表示质疑和不服。关于杨某1主张因本案中存在代位继承的问题，因此认为法院应当考虑谁付了主要的赡养义务问。在庭审中，杨某4、杨某3和付某都不同程度的表示过自己很少去杨某5家。而杨某3和付某是代为继承人在其二人父亲、母亲去世后未对杨某5尽赡养义务的事实是非常明确的。而杨某1的证人，杨某5的保姆，杨某1为杨某5支付丧葬费的刷卡记录和医药费的刷卡记录，以及杨某5生活起居的各种票据，均能证明杨某1对杨某5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判决中，法官称杨某5有医保，有保姆所以否认了杨某1付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四条只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对于老年人的赡养，不应是法官认为单一的老人有医保有保姆所以认为杨某1提供的自己付了较多赡养义务就被否认，而本案中，杨某4、杨某3和付某未对杨某5付了赡养义务的事实是非常明确的，但法官无视这一重要事实，使杨某4、杨某3、付某、杨某2与杨某1均分财产的判决是非常不公平的，如果依照这个思路，那么老人有保姆有医保，儿女看望老人，陪伴老人，带老人看病都不属于对老人的赡养，这个观点是违背了法律的立法初衷和法律规定的。综上所述，本人杨某1并非因法官未认可本人的提交遗嘱的真实性而申请重市，而是本案判决中确实有法官事实查明不清，漏判、错判和显失公平的情况。据此申请人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重新审理，维护本人的合法。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大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后，当事人仍认为生效裁判是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未提出上诉的当事人，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从而使得特殊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本案中，杨某1在本院作出原审判决后，未提起上诉，应视为其接受原审判决。另，杨某1在本案中提出有其父新的笔体证据，要求进行笔迹鉴定，不符合法律对申诉审查案件的程序要求，不能作为其申请再审的理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某1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姜 涛审判员 刘 珍审判员 李彦周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唐 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