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4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河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萍，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女，196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志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利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杨某1、何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68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上诉请求：1.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第二项；2.改判由何某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财产分割款之日止按每月14000元的标准赔偿其违约给杨某1造成的经济损失；3.诉讼费用由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查明何某的违约行为，亦未判令其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失公允。一、《离婚协议补充协议》（下称《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何某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补充协议》约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自2010年12月28日双方离婚之日起归何某所有；在何某付清财产分割款150万元之前，×号房屋租金由杨某1自行收取。双方签约之时，×号房屋正处于长期出租状态，有稳定的经济收益。何某自愿将租金让予杨某1，以补偿占用财产分割款给杨某1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在付清财产分割款前保持×号房屋出租获取收益并将租金交由杨某1享有，是何某的主要合同义务。2020年8月19日，何某在未付清财产分割款的情况下报警驱赶×号房屋承租人（“110”接警单为证），致使房屋不能继续出租，系以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租金让予杨某1的主要债务，构成严重违约。何某本应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而何某非但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于2020年10月14日撬锁控制了×号房屋。二、何某拒绝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何某既不付清财产折价款，也不允许×号房屋出租，直接侵害了杨某1的合法权益，应当赔偿由此给杨某1造成的损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何某对×号房屋不能出租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是有所预见和完全知晓的。在前案中，其在起诉状中既已写明“2014年1月后月租金有1.5万元”，主张按此标准抵销应付杨某1的财产分割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十条第（六）项之规定，足以认定何某的违约行为至少每月给杨某1造成15000元的损失。更何况杨某1提供了《租房合同》证明自己的损失。原判决无视何某的自认，以“无确凿证据相佐证”为由免除何某的违约责任，有悖于公序良俗。何某辩称，不同意杨某1的上诉意见，何某不存在违约情况，杨某1管理工厂不足十年，不应取得对价130万元，杨某1光租金收取了164.5万元。何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某1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杨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错误认为（2020）京0105民初7044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150万元，而仔细剖析发现该判决并未认定150万元，而仅是记载了各方的意见，基于双方各自保存的《何某与杨某1离婚协议补充协议》原件上均已同样修改为130万元，应由杨某1承担不同意变更的举证责任，若其举证不能，则应综合认定已修改为130万元。一、150（或130）万元来源于杨某1对河间工厂管理（不低于10年）的对价报酬。二、前案并未认定150万元，在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在场见证下由杨某2之妻书写修改，应认定双方均同意并授权儿媳修改为130万元。三、基于双方的原件均已修改为130万元，应根据举证原则分配举证责任，由杨某1举证其不同意修改，否则应认定双方一致同意。四、杨某1未能代管河间工厂十年，故何某无必要再支付涉案款项。五、河间工厂应理解为何某经营的工厂，既包含在河间的原经营地，也包括迁往他址的新经营地。六、杨某1代管未满十年，应按实际履行期间计算，差额期间不应再付费，已付则应退还。七、何某就本案协议已付出244万余元，若再加上一审的70万元，则何某将付出314万余元的代价。杨某1辩称，不同意何某的上诉意见。一、关于150万元的性质，离婚协议第一条约定非常明确，电器公司归男方所有，补充协议中变更约定为公司归何某，何某需给付杨某1150万元财产折价款。二、从实际付款履行情况来看。前案中何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于2011年、2012年分别向杨某1支付的是财产分割款，收条写的非常清楚。何某很清楚150万元的性质是财产分割款。关于折价款数额问题，签完协议之后，何某的大儿媳夺过来改成130万元，当时杨某1没有同意，所以未在数额边上签字。何某一审提交的第四份证据证明，2014年9月23日，何某向其长子转款70万元，目的是让杨某1配合其过户，并认可其还差70万元。三、不清楚何某主张的租金计算标准，房屋并非始终处于出租状态。四、杨某1答应代管工厂是因为工厂在河北，在杨某1母亲身边，何某在未与杨某1协商，未征得杨某1同意的情况下，把工厂迁到了北京通州，导致杨某1无法履行合同。代管未满10年的责任不在于杨某1，杨某1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某支付杨某1离婚分割款70万元；2．判令何某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财产分割款之日止按照每月14000元的标准赔偿杨某1租金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杨某1与何某于2010年12月28日协议离婚，双方之《离婚协议》中约定夫妻财产中的×号房屋归何某；同日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离婚后何某另分期支付杨某1150万元，在何某未付清这150万元之前，×号房屋的租金由杨某1自行收取，等150万元全部付清之后，×号房屋租金由何某收取。此后，×号房屋租金收益一直由杨某1收取并自用。现涉案双方审理过程中均认可×号房屋相关协议约定给付款项目前已经实际履行80万元；双方目前争议焦点主要存在涉案协议中给付款项数额为150万，还是130万元。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某1陈述涉案打印版协议中款项数额为150元，双方当事人认可均签字，签字后被在场她人将两份协议拿去笔改为130万元，杨某1当时不同意，故没有在笔改数字上捺印及一旁签字确认，现亦不同意该笔改数额，坚持认同原打印版协议之数额。对此情节，法院生效裁判文书（2020）京0105民初7044号民事判决书中表述——何某（何某一方）提交的补充协议中150万元处有划痕，上面书写阿拉伯数字“130”。对于此处更改，何某称其在签署补充协议后曾支付杨某120万元用于办理生产许可证，因为生产许可证没有办理，该20万元杨某1亦未归还何某，20万元计入何某应支付杨某1的150万元款项中，应付款金额变成130万元，补充协议中的更改系经杨某1同意，由杨某2之妻书写。杨某1称其所持有的补充协议中也进行了更改，但是其并未收到该笔款项，是何某称150万元太多了，让杨某2之妻进行的更改，在更改的同时其便提出异议，拒绝签字，故只是更改了数字，其并未签字确认，据此应认定双方未能就变更条款达成一致。杨某2称是在杨某1、何某、杨某2、杨硕及其妻子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更改，但具体原因因为时间久远，其记不清了。另，法院在（2020）京0105民初7044号民事判决书案件事实部分表述——何某和杨某1另行签署打印版离婚协议书（以下简称打印版离婚协议书）一份和离婚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份。打印版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共计五套房屋归双方共同共有，其中何某所有的二套房屋中包括×号房屋；双方所在名下房屋均独自享有居住权、所有权及收益权，无论双方再婚，另一方不得干涉；双方房产不得赠送他人，过百年之后留给两个儿子。补充协议中约定离婚后何某另分期支付杨某1150万元，河间工厂管理时间不低于10年；在何某未付清这150万元之前，东方瑞景二居（即×号房屋）的租金由杨某1自行收取，等150万元全部付清之后，该房产租金由何某收取；此外，该（2020）京0105民初7044号民事判决书在法院认为部分表述——结合二份离婚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文字上均明确表述×号房屋归何某所有，打印版离婚协议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房屋的所有权及收益权，同时，补充协议中未提及房屋产权的分配，只是把150万元的履行义务与租金收取权挂钩。综上，法院难以认定杨某1配合过户的义务附加以何某履行给付杨某1150万元的义务作为对价，杨某1应依约履行，协助何某将其名下的共有产权转移至何某名下。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等150万元全部付清之后，该房产租金由何某收取”，该处的“收取”应理解为“享有”。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即使该金额变更为何某主张的130万元，何某亦尚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其主张租金收益的条件尚不具备。关于何某虽主张用租金折抵其应付款项，但补充协议的文本无法扩大解释为双方具有抵消的意思表示，亦不符合法定抵消的条件，故对于何某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确认何某已于2020年10月14日取得×号房屋实际使用权，×号房屋权益始由何某等承担。一审法院认为，依据×号房屋双方有关协议内容以及后续发展经过来纵观本案，双方的权益争执一直呈持续状态，故法院对何某所述杨某1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之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认为×号房屋所涉及的款项金额争议问题实际已由相关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为150万元，法院不再赘述。现依据双方就×号房屋相关诉讼所产生的生效裁判文书中确定的事实及涉案证据材料来综合分析并考量本案双方之诉求及答辩意见，法院认定杨某1涉案要求何某给付协议约定款项的诉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对其涉案要求何某赔偿相关租金损失的诉求，因无确凿证据相佐证，法院不予支持；对何某之涉案相关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判决：一、何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杨某1涉案款项七十万元整；二、驳回杨某1涉案之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由何某承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某1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报警单。证明目的：报警时间是2020年8月19日，而不是10月，何某违约的时间是8月19日。证据2：前诉案件何某提交的证据目录，证明何某主张抵扣时按每月15000元主张房屋租金，何某自认×号房屋每月租金至少是15000元，杨某1按14000元主张损失，并不过高。证据3：银行对账单，退押金的记录。证明目的：租金收至2020年8月20日。对此，何某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不认可。对证据3不认可，杨某1收取租金至10月，至少是9月底。二审中，何某认可自2020年10月14日起其实际控制×号房屋。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2020）京0105民初7044号判决“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即使该金额变更为何某主张的130万元，何某亦尚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其主张租金收益的条件尚不具备。”等内容可以看出，上述判决并未确定×号房屋所涉及的款项为150万元，故此，一审法院相关认定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有关补充协议中×号房屋所涉及的款项为150万元还是更改后的130万元的问题。第一，双方所持有的补充协议中，相关款项均更改为130万元，且均系双方当事人之外第三人所为；第二，按常理来讲，杨某1若有异议，完全可以当场拒绝或重新签署补充协议，无必要持有更改后的补充协议；第三，杨某1虽主张更改的同时其便提出异议，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作为成年人，理应认识到仅仅在更改处未签字的行为，并不足以阻却不利后果的发生。据此，本院认定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对×号房屋所涉及的款项变更为130万元达成一致意见，杨某1所提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有关130万元给付条件问题。第一，从补充协议“何某每年支付杨某1管理费暂定为10万元，每半年付费一次”等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对杨某1管理报酬问题另行作出约定；第二，双方又约定“河间工厂管理时间不低于10年。低于10年用合生国际房屋租金抵押做补偿，10年期低于几年租金补偿几年”等。据此，是否给付130万元与杨某1管理河间工厂的报酬、期限无关，何某所提相关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有关自2020年8月20日起租金损失问题。第一，（2020）京0105民初7044号判决已认定涉案款项的给付与租金收取权挂钩，且结合补充协议中“等130万元全部付清之后，该房产租金由何某收取”等内容，可以确定何某未全额给付130万元之前，×号房屋的租金收益应由杨某1享有。现何某未全额支付130万元且未经杨某1允许，擅自控制并使用×号房屋，理应赔偿杨某1相应租金损失；第二，（2020）京0105民初7044号一案中，何某自认“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按照每月1.2万元计算；2014年1月至2019年10月，按照每月1.5万元计算”，故本院确定杨某1主张的租金标准合理，并根据本案案情，确定杨某1的租金损失起算时间为何某实际控制×号房屋之日即2020年10月14日。综上所述，杨某1、何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68893号民事判决；二、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杨某1涉案款项50万元整；三、何某自2020年10月14日起至其实际履行本判决第二项内容之日止，每月给付杨某1租金损失14000元（其中2020年10月14日至2021年5月13日的租金损失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其余的租金损失给付时间为次月10日前给付上一个月的租金损失）；四、驳回杨某1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何某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5元，由何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杨某1、何某各负担15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沈 放审 判 员 万丽丽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卢圆圆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