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桂04民终2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义丰，男，1956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麦志翔，广西争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铁投吉大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33号港务大厦22层22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593208068Y。 法定代表人：黄晖，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敏，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雨悦，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梧州长宏房地产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大学路10-14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0732201027X。 法定代表人：倪汉铭，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梁义丰因与被上诉人广西铁投吉大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吉大公司）、原审第三人梧州长宏房地产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宏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3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义丰上诉请求：1、撤销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3民初1256号民事判决；2、改判不得执行梧州市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证据采信的失察，致使事实认定偏差。1、原审对上诉人提交的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之证据未作任何评价，遑论予以采信。对此，上诉人不服。因为，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1、梁义丰向长宏公司购买的梧州市；2、梁义丰于1998年12月31日与长宏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梧州市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其已支付完毕购房款并实际占有该房屋；3、长宏公司在该院查封前已将上述房屋出卖给梁义丰；4、梁义丰请求不得执行梧州市，于法有据，其异议请求成立。有关该裁定书罗列的多项法律事实，以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之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融会贯通于上诉人本案不得执行梧州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之诉请，有着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理据。进一步指出，本案与该裁定书涉及案例，案由为同一、被执行人为同一、不得执行标的为同一。据此，原审不采信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执异13号执行裁定书确认的法律事实，并无视上诉人无须举证的法律内涵，上诉人感到困惑的同时，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斧正。2、原审对上诉人提交的《房号说明》和《房屋情况登记表》两证据的真实性虽作了肯定，但对两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语焉不详，乃至两证据的证明力未作表态。事实上，该两份证据清楚明白地证实了案涉梧州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系上诉人与第三人购房合同标注为蝶山区大学路《宏发大厦》第四层4Ｂ号房。由此可见，案涉梧州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的权利人为上诉人毋庸置疑，引申上诉人本案诉请不得执行该房产有理有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甄别。3、原审对上诉人涉案提交之证据，要么不予理睬，譬如生效的裁定书之证；要么不作实质审查，譬如《房号说明》和《房屋情况登记表》之证据，要么评判模棱两可，譬如《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之证。对此，上诉人不能接受。实事求是地说，生效裁定书的涉案证据与上诉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毫无二致。但该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生效裁定书予以悉数肯定，本案原审却予以全盘否定。仍须提及，被上诉人在原审诉讼期间及庭审过程，均未出示足以推翻生效裁定书认定的基本事实之证据。有鉴于此，原审对证据认定和采信欠缺严谨，以及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除外”法律规定之做法，恳请二审予以重视。二、原审据以断案的理由牵强，致使裁判的不公。1、原审以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载明的“原合同双方互计款项经已结清”的“互计款项”的内容、性质及金额，原告（上诉人）未作解释为事由；以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未注明具体交款所涉及房屋，仅标注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为事由；以上诉人对于购买铺位的相关事实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为事由；以上诉人除提交三张收款收据以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付款行为、付款能力为事由，武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付购房款。对原审似是而非的上述四个事由，上诉人作出反驳：其一，原审既然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标注“原合同双方互计款项经已结清”，则说明案涉房屋买卖双方涉及金钱给付之债经已终结。然而，原审纠结于买卖双方“互计款项”的内容、性质及金额，实属多此一举；其二，上诉人提交《收款收据》虽有未厘清房屋及铺位款项的现象，但此现象不足认定上诉人未缴清案涉房款；其三，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非常明确上诉人缴交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合计625177.73元，那么上诉人于案涉房屋缴清款项的事实昭然若揭；第四，上诉人提交的三张《收款收据》，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该《收款收据》虚假的情形下，应认定上诉人已支付案涉购房款，这可是常识、常理。概而言之，原审关于上诉人未有证据证明支付房款的说辞，很值得商榷。2、原审以上诉人2003年-2006年之间及2013年期间在案涉房屋不间断居住为事由；以案涉房屋因其他债权债务被法院查封距离1997年交房时隔十多年之久，上诉人也是在2020年才以房屋所有人身份主张权利为事由；以上诉人对同一张《收款收据》中载明的铺位何时办理不动产登记未进行说明为事由，进而否定了上诉人关于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主张。对原审上述三个所谓事由，上诉人认为：其一，房屋买受人购买房屋之时，上诉人即有该房屋实际占有的事实成就，且不因为上诉人有间断居住房屋情形，就抹杀上诉人对该房屋实际占有及自由处分的权利；其二，上诉人从未获司法机关或第三人告知案涉房屋的查封行为。因此，原审指摘上诉人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不及时主张权利为不切实际；其三，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中载明的铺位，与案涉房屋排除执行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因此，原审意旨上诉人须交代该铺位登记事项，不合情理，更非断案必须。三、上诉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民事权益。1、涉案房屋权利归属上诉人真实可靠。上诉人在原审提交之证据显示：（1）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于1998年12月3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为不争的事实。而且，买卖合同双方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规定经已履行各自义务，即上诉人付清购房款项，原审第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案涉房屋；（2）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标识的宏发大厦第四层4B号房，实质为梧州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号房，有第三方专业机构（测绘公司）出具的《房号说明》和《房屋情况登记表》予以印证；（3）原审第三人出具的1998年3月3日维修基金、清理垃圾费的《收款收据》，以及上诉人2000年办理用电证之凭据、历年用电缴费清单、案涉房屋《契税完税证》，更之，迄今为止从未有他人提出提议（包括原审第三人），均可证实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占有、使用、处分长达二十余年之实施状况；（4）原审第三人出具的1998年12月31日《收款收据》，明确上诉人付清宏发大厦铺位、房款合计625177.73元。再有，原审第三人于1999年4月23日出具《房屋产权证明书》，证明案涉房屋权利由第原审三人转至上诉人。有关原审第三人上述的行为，足以证实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八条：“商品房在办妥买卖经济结清手续后，乙方（原审第三人）将商品房交付甲方（上诉人）使用，并同时发给购房产权证明书”履行完毕，同时，亦证明上诉人案涉房屋款经已结清而不可置疑。2、涉案房屋未能完善登记手续非上诉人自身原因。依房地产交易习惯，出卖方有义务通知买受方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手续，此为房地产出卖方不可免除的责任。但案涉房屋出卖人（原审第三人）时至今日没有尽到合理、有效的通知义务，而导致上诉人案涉房屋被查封，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见，案涉房屋未能登记过户在上诉人名下，并非上诉人自身原因。反过来说，上诉人在购买案涉房屋之时，为顺利办妥房屋登记手续，经已明确告知原审第三人（出卖方）相关通讯地址、联系电话。而且，为配合房产登记的需要，上诉人主动缴纳该房产契税，可见上诉人具备案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主观动因不在话下。直接了当地说，案涉房产未能办妥过户登记手续，是因为原审第三人懈怠履行通知义务造成的，因而，上诉人对案涉房产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存在任何过错。四、原审裁判适用法律欠准确，有待二审纠正。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作为本案断案依据有失偏颇。上诉人认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十条作为本案裁判的法律准绳。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执行阶段当事人权利的处分，与原审实体处分当事人民事权益有着不同的法律概念、法律指向和法律程序。因而，有关原审法律适用错误，请二审予以考究。综上所述，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明本案事实、明辨本案是非，依法对本案作出恰如其分的裁判。 被上诉人铁投吉大公司辩称，1.关于上诉人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被上诉人想要说明的是第六款指的是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现在上诉人所提出的长洲法院2020年第13号执行裁定当中，最后确认了上诉人享有排除执行的是一个判决结果，而非对事实的认定。因此，上诉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是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需要对享有案涉的房屋排除执行的权利，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是否举证或答辩，并不能否认上诉人当前所提供证据存在的瑕疵及自相矛盾，或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前后不一致。3.被上诉人坚持上诉人一审庭审所进行的答辩意见，以及一审发表的相应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梁义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得执行梧州市屋；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2月31日，原告梁义丰（甲方）与第三人长宏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甲方自愿购买宏发大厦第4层4B号房，建筑面积115.34平方米，购房款为168383.99元……第五条商品房交付使用期限。甲方所购商品房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前（遇不可抗力或供水、供电部门停水或政策性重大变化影响除外）由乙方交付使用……上述合同第十一条双方约定事项，手写载明：“1．本合同为原合同更改，原合同中双方互计款项经已结清；2．该房装修标准以现房为准”。第三人长宏公司出具三张收据，时间为1998年3月3日收款收据，载明：“交款内容为维修基金；小写金额为1000元”。当日再次出具交款内容为清理垃圾费300元的收款收据。1998年12月31日收款收据，载明：“缴款单位梁义丰；交款内容为购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小写金额625177.73元”。就案涉房屋纳税情况，原告提交填发日期为2006年8月29日的契税完税证，编号为（2006）桂农税字0024965号，载明：“房地产位置梧州市大学路宏发大厦4B房，税率3%，实纳金额5051.52元”。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铁投吉大公司诉长宏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铁投吉大公司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7）桂0103民初9457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长宏公司名下位于梧州市。2018年5月3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103民初9457号民事判决，其中判决长宏公司向铁投吉大公司支付利息6163230.95元。判决生效后，长宏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铁投吉大公司向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受理后，因执行管辖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该院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梁义丰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其个人所有，请求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该院于2020年8月3日作出（2020）桂04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案外人梁义丰的异议请求。梁义丰不服，提出本案诉讼请求。 另查明，第三人梧州长宏房地产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前为梧州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争议焦点是原告梁义丰对案涉房屋梧州市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之规定，梁义丰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梁义丰在1998年12月31日是否已经履行完毕付款义务的问题。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手写第十一条载明：“本合同为原合同更改，原合同中双方互计款项经已结清”，该约定中互计款项的内容、性质及金额，原告未作出解释；而原告提供的时间为1998年12月31日《收款收据》中未注明具体交款所涉及的房屋，仅标注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金额为625177.73元；对于购买铺位的相关事实原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认为案涉房款系现金支付，但除提交三张收款收据以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付款行为、付款能力，且对付款的方式，每次付款的金额均表示年代久远记不清楚，故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付购房款。其次，原告未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庭审中，原告认可案涉房屋在1997年已交付，认为第三人仅在小区内张贴告知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而非登报告知或电话等方式通知，导致其不知晓相关内容，并非原告自身原因所致。对此，结合原告在庭审中认可其居住时间为2003年-2006年之间，2013年期间也在不间断的居住，案涉房屋因其他债权债务被法院查封距离1997年交房时隔十多年之久，原告也是在2020年才以房屋所有人身份主张权利，对于同一张收款收据中载明的铺位何时办理不动产登记，原告未进行说明，故该院对原告主张其非因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告梁义丰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梧州市享有排除执行的权益。原告梁义丰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义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668元，由原告梁义丰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公证书》，拟证明上诉人购买的案涉房屋申请银行贷款并办理相关贷款公证。2.《楼宇按揭（抵押）贷款合同》及附件（1995年3月1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上诉人因买案涉房屋进行了银行贷款；该贷款由贷款方支付款项给房屋出卖人（第三人）；案涉房屋贷款，是用上诉人购买第三人房屋和铺位作为抵押；上诉人与第三人因房屋和铺位的买卖，初始于1995年3月15日签订的两份买卖合同，尔后于1998年12月3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手写第十一条“本合同为原合同更改，原合同中双方互计款项已结清”条款的真实、合法、关联。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出具的《证明》，拟证明上诉人购买案涉房屋的借贷、还款行为，以及第三人收取案涉房款行为。4.广西梧州恒基房地产测绘公司出具案涉房屋《房号说明》及《房产分户图》，拟证明再次确认上诉人原审提交案涉购房合同标注的《宏发大厦》第四层4B房房屋核定为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的事实。5.案涉房屋“电表设施”图示，拟证明上诉人购买的《宏发大厦》第四层4B房，实际为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6.上诉人购买第三人商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拟证明上诉人购买第三人商铺的价款为456793.74元；该商铺价款与原审上诉人提交证据显示案涉房屋价款168383.99元，两者合计625177.73元；商铺价款及房屋价款总和与原审上诉人提交原审第三人于1998年12月31日开具的《收款收据》标明上诉人缴交购买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金额625177.73元完全相符。7.上诉人商业铺位《用电证》、《工本费发票》、《预收电费凭证》、《经营场地租赁合同》，拟证明上述证票、合同与上诉人原审提交案涉房屋《用电证》《工本费发票》等凭据是同一时期办妥；上诉人对购买的房屋和铺位经己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该证据反证上诉人已结清房屋和铺位价款给原审第三人，否则原审第三人不会交付房屋和铺位。8.广西梧州恒基房地产测绘公司出具上诉人商品《房号说明》；拟证明上诉人购买大学路《宏发大厦》地层9号商铺核定地址为大学路10-14号一层11号商铺。9.梧州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拟证明上诉人购买的商铺于2020年4月10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实上诉人对商铺财产拥有权属；证实第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关于上诉人结清宏发大厦铺位款、房款共625177.73元；上诉人与商铺同一时期购买的案涉房屋，因第三人原因被法院轮候查封而不可能办理过户登记。10.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执异14号裁定书、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2021）桂0403执异4号裁定书、梧州市长洲区人民法院（2020）桂0405执异33号，拟证明多个案例均证实购房人不能办理过户登记原因在于房产商（本案第三人），同理上诉人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非上诉人自身原因，而是第三人致使。 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质证后认为，上诉人所交的证据，被上诉人认为并不能作为二审的证据，因为它并不属于是一审过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是在一审阶段法院依职权调取而当时未能获得的证据。第三人长宏公司没有发表质证意见。 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2、3证明的是上诉人1995年购买宏发大厦第四层415号房、9号商铺的购买及抵押借款情况，无法证明上诉人拟证明的购买宏发大厦第四层415号房、9号商铺已变更为购买1998年宏发大厦四层4B房及11号铺位。证据4证明的是宏发大厦四层4B房核定为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该事实已经在一审予以认定。证据5、6、7只能证明上诉人购买商铺的事实。证据8证明的是宏发大厦地层9号商铺核定为大学路10-14号一层11号商铺。证据9证明的是大学路10-14号一层11号商铺产权人为上诉人。证据10是生效判决，只能作为认定事实的参考。综上，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至3、5至10本院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证据4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广西梧州恒基房地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核定蝶山区大学路宏发大厦四层4B房屋确认为大学路10-14号5单元402房。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梁义丰对案涉房屋梧州市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上诉人提出对案涉房屋梧州市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在一审提供的证据是1998年12月31日其与原审第三人 8 长宏公司签订的房屋总价为168383.99元，房号为宏发大厦四层4B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加盖了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收款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数额为625177.73元。二审期间上诉人又提供1995年3月15日与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签订的房屋总价为196308.68元，房号为宏发大厦层415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1995年3月17日签订宏发大厦地层9号商铺，购铺款为468881.40元的《商业铺位买卖合同》，上诉人认为1995年签订购买的房屋变更为了1998年购买的房屋，才得出1998年出具房屋及商铺的收款收据625177.73元。但1995年购买的宏发大厦层415号房和宏发大厦地层9号商铺总价是665190.08元，与收款收据差价为40012.35元，差价部分购房款原审第三人是如何处理，上诉人无法陈述清楚及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书》上记载宏发大厦四层4B房原签订合同为1996年8月6日，产权接收时间为1997年6月30日，与上诉人二审称原合同是1995年3月17日签订的意见不一致。且前述各项款项数额巨大，上诉人并未提供银行转账、款项来源等其他证据对其主张购房款项已付清进行佐证。故上诉人认为涉案的房屋已经付清了购房款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在1998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长达二十年之久，没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曾经要求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出具购房发票并办理权属登记变更，上诉人陈述原审第三人长宏公司不愿意出具购房发票，但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生效裁定书可以证实其他长宏大厦购房者都取得了长宏大厦购房发票，因此上诉人无法证明是非因其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取得购房发票导致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综上，上诉人的诉请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四项情形，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梁义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68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梁义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卓慧 审 判 员 李庆春 审 判 员 莫 芮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邓振裕 书 记 员 陈志恒 书 记 员 林 涓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