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7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斌，男，汉族，1969年8月15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伟杰、黄冬日，广东义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县×××××××。法定代表人：王维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永超、张倩，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斌因与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伟杰，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徐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驳回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一、上诉人徐斌对一审判决书P6最后一段：“本案中，根据2016年6月10日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认定，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璇辉、张璇珍对股权转让已经达成一致协议”有异议，理由如下：1、与上诉人徐斌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主体为被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中，与上诉人徐斌签订协议的人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徐斌达成购买意向合意的主体也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故不能据此认定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璇辉、张璇珍对股权转让已经达成一致协议。2、公司不能作为股权转让的主体。2016年6月10日，上诉人徐斌作为乙方，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合同约定：“甲方经股东会同意拟转让20%的股份给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2、乙方拟受让重源公司出让的20%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可知，法律规定中，股份转让之间的出让股份主体应该是股东，股东作为持有公司股份的主体，可以转让所持股份，但公司不能持有自身股份，不能作为转让自身股权的主体，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并非合格的股权转让主体，对外出售股东股权，实际上处分了股东的权益，应为无效行为。一审判决书P7第二段：“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可知，一审法院也认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具有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主体资格。3、《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仅仅是上诉人徐斌具有购买股份的意向，并未与徐斌实际达成股权转让的有效协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中约定：“甲方经股东会同意拟转让20%的股份给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2、乙方拟受让重源公司出让的20%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后...”可知，上诉人仅仅是有购买股份的意向，双方在签订协议书之际，彼此也是对协议的性质进行定性，并未将协议性质确定为“同意转让”、“受让”，而是“同意拟转让”、“拟受让”，“拟”在汉语中表示“打算”、“准备”之意，在确定性质的合同中，并不会使用，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此事明知的，说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性质为预约性质是明知且赞同的。因此可知，上诉人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间达成的仅仅是购买股权的意向，双方对此事明确认知且赞同，双方并未就股份转让再行签订其他合同，说明双方目前仍停留在具有购买股权意向的阶段，并未就实际达成股权转让的有效协议。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出现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二、上诉人徐斌对一审判决书P6最后一段：“虽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璇辉、张璇珍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未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但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各方之间的法律效力。”有异议，理由如下：上诉人徐斌签订协议的主体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双方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第9条约定：“本协议签订15天内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可知，上诉人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仅仅是具有预约性质的购买股权的协议，并未最终达成一致转让合意的协议。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先决条件是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签订15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时至今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也并未按照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诉人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并未形成正式的购买合意，不产生法律效力。三、上诉人徐斌对一审判决书P7第一段：“徐斌亦已作为股东参加了此后的股东会，...涉案的200万，亦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有异议，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徐斌出席股东会的依据为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预约性质的购买股权的合意，但是根据前述可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非转让股份的合格主体，双方达成的仅仅是预约性质的购买合意，且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未满足签订正式购买合同的前提要求，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在此情况下，该股东大会的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上诉人徐斌转让的200万元涉案款，在仅仅只有预约性质的购买协议的前提下，仅能作为预付款，表示上诉人徐斌购买股份的诚意，但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未依约履行义务，破坏了双方的合作，故涉案的200万元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因此，上诉人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并未实际发生，交易并未完成，涉案的200万元款项不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四、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未遵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约定，在交易过程中，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原告受让20%的股份所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为被告所有，该款用于被告清偿债务和作为公司发展的备用基金，具体用途由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会未作有效决议之前，该款不得挪作他用”，但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将该款项挪作他用，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徐斌支付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42万元；3、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由徐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1、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具备主张徐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体资格。2016年6月10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做出股东会决议将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王维明名下12%的股份、张凯生名下3.2%的股份、张旋辉名下2.4%的股份、张旋珍名下2.4%的股份（共计20%的股份)转让给徐斌。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出席，且均放弃被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徐斌同样列席会议。同日，由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股权出让股东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徐斌以442万元的对价受让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股权。《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徐斌）受让20%的股份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因此，各股东已将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权利转让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权要求徐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于2016年6月10日召开股东会就公司股东转让所持股份事项作出决议，将公司股东王维明名下12%的股份、张凯生名下3.2%的股份、张旋辉名下2.4%的股份、张旋珍名下2.4%的股份（共计20%的股份）转让给徐斌，该股东会决议由全体股东出席，且均放弃被转让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徐斌同样列席会议且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故就股权转让事宜，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之间已达成合意。同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公司全体股东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而一审判决认为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内容上只是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股权转让达成的意向，并无明确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并不具有合同的效力显然是错误的。合同是否无效应当审查合同是否具备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而未约定单独的双方权利义务条款及违约条款并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无效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根据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合法有效，徐斌应当依法履行。而一审判决依据此条款驳回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属法律适用不当。补充上诉理由：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大量证据，如徐斌参加公司会决议并签名，徐斌以股东身份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多次外出参加考察活动、会议，以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的办公室至今还保留徐斌的个人物品、办公家具、名片等，足以证明徐斌已经作为公司股东享有了股东权利，那么其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徐斌对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向徐斌主张转让款的资格，其未取得股东资格，有资格收取转让款的是股东而不是公司，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是无效的，理由是徐斌提交的上诉状第二点。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照片、视频均可以显示其是在深圳的地点拍摄，但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梅县区城东镇，并不在深圳，其在视频中显示的公司的名称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也没有任何体现出该深圳的办公地点就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徐斌的上诉答辩称：一、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能自身持有股份，但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各股东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协议中约定转让款均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表各股东作为合同相对方签订协议并无不妥，且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了关于股权转让的会议，全部股东均有参加，徐斌也作为新增股东在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公司各股东与徐斌就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了合意，徐斌应予遵守；不能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与同时签订的《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分割开来，他们是互为补充的，均是合法有效。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徐斌之间已经达成了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而徐斌在本案上诉中根据文字的片面理解提出《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用词为拟转让、拟受让等字，也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既然徐斌根据中文的文字含义提出抗辩，那么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也根据词海中对于“拟”字的解释是想要的意思。而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及想要转让股份，徐斌拟受让及想要受让股份，其对于股权转让已经作为了具体的约定，无论是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出要约，还是徐斌向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出要约，在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要约，另一方作出承诺时，合同已成立且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对股权转让达成了书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6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二、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股权预付转让款200万元，并以200万元为基准按照年利率6%支付从判决之日起至还清全部预付转让款为止的利息；三、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242万元；二、依法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反诉被告）徐斌（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约定：“甲方经股东会同意拟转让20%的股份给乙方，经甲乙双方协商，就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框架协议：1、重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王维明持股60%，张凯生持股16%，张旋辉持股12%，张旋珍持股12%……为改善重源公司的现金流，有效整合资源，提升重源公司管理能力、水平，实现重源公司的伟大愿景，甲方拟转让公司20%的股份给乙方，转让价为人民币442万元。2、乙方拟受让重源公司出让的20%的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后，重源公司股东持股比列分别为：王维明名持股48%，张凯生持股12.8%，张旋辉持股9.6%、张旋珍持9.6%，徐斌持股20%。3、乙方受让20%的股份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重源公司所有，该款用于重源公司清偿债务和作为公司发展的备用金，具体用途由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股东会未作有效决议之前，该款不得挪作他用。……9、本协议签订后15天内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双方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签订当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出席股东为：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徐斌，并作出了《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本次股东会于2016年6月10日在梅州市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会成员4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的决议经公司股东表决权100%同意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如下：一、同意公司股权变更，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王维明持股60%，张凯生持股16%，张旋辉持股12%，张旋珍持股12%，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20%的股份以44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徐斌。股权转让变更后，王维明名持股48%，张凯生持股12.8%，张旋辉持股9.6%、张旋珍持9.6%，徐斌持股20%。……”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分别在原股东上签名确认，徐斌在新增股东上签名确认。2016年7月27日，徐斌向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两次各转账支付了100万元，合计200万元。2016年9月4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原告及公司其他股东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参加了会议。原告和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在会议决议的参会人员签字的空白处签名确认。一审庭审中，原告称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但没有继续履行。另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在行政主管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的登记手续。以上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原告身份证、被告营业执照、《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2016年9月4日《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证实，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原告（反诉被告）徐斌能否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涉案的200万元和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能否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徐斌支付涉案的242万元。关于原告（反诉被告）徐斌能否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涉案的200万元。本案中，根据2016年6月10日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认定，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对股权转让已经达成了一致协议。虽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未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的登记，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不是股东地位确立的条件，仅仅是对股东变更的公示方式，所以是否办理股东变更的登记，不是股东变更的生效要件。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对公司以外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各方之间的法律效力。徐斌亦已作为股东参加了此后的股东会，应认定为徐斌已取得了股权，而徐斌向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涉案的200万元，亦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款。现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解除，徐斌要求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返还涉案的200万元，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能否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徐斌支付涉案的242万元。首先，本案中，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的242万元，系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转让股份给徐斌，徐斌应支付给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的股权转让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其次，即使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同意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将徐斌的股权转让款全部支付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也仅是股权转让款的代收款人，且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亦未将向徐斌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权利转让给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因此，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权要求徐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42万元。综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徐斌支付股权转款242万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从内容上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只是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股权转让达成的意向，并无明确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并不具有合同的效力，对原告诉请解除，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徐斌的全部本诉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部反诉的诉讼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徐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130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2021年4月1日，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上诉人徐斌名下财产在人民币242万元的范围内进行保全，并提供上诉人徐斌的财产信息。本院于2021年4月7日作出（2021）粤14民终72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开户名：徐斌，银行账号：622×××××××××××××077银行存款；二、冻结实名认证名为：徐斌，微信账号：bin8****82（关联手机号：138×××××282）的财付通账户余额、零钱通、余额宝。冻结上述财产限额为242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本院认为，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处理意见如下：关于《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经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从内容上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虽然只是徐斌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股权转让达成的意向，但双方的权利、义务已明确。因此，涉案《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该《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无明确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不具有合同的效力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否返还徐斌涉案股权转让款200万元问题。根据2016年6月10日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和《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可以认定徐斌与王维明、张凯生、张旋辉、张旋珍对股权转让已经达成了协议。虽涉案股权转让并未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的登记，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不是股东地位确立的条件，仅仅是对股东变更的公示方式，所以是否办理股东变更的登记，不是股东变更的生效要件。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徐斌亦已作为股东参加了此后的股东会，应认定为徐斌已取得了股权，对徐斌向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涉案2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属于股权转让款与事实相符。徐斌上诉提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返还涉案的200万元，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徐斌应否向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继续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242万元问题。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同时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了关于股权转让的会议，全部股东均已参加，徐斌也作为新增股东在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确认，公司各股东与徐斌就股权转让事宜已经达成了合意，并形成了《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虽然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但是应将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视为代表各股东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已实际履行，且协议中约定的转让款均约定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故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与徐斌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并无不妥。双方均应按《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此，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徐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42万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徐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316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上诉人徐斌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向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4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为1140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3080元，均由上诉人徐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5880元（已由上诉人徐斌预交22800元，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预交13080元），均由上诉人徐斌负担；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预交13080元，本院不予退还，由上诉人徐斌迳行支付给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产保全费5000元（已由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预交），由上诉人梅州市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柯 彬审 判 员 孔宁清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幸静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