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02民初7319号 原告：刘建强，男，198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梅，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秀君，河北大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彬超，女，198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青，河北国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建强与被告于彬超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建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梅、高秀君，被告于彬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建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离婚协议书中第三项房产的处理的事项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08年7月22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9年贷款购买紫玉名苑小区住宅一套，登记在被告名下，由原告名下的银行卡偿还贷款。2016年5月30日双方又贷款购买了瑞城E-4号住宅楼一套，虽然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但系夫妻共同财产，贷款也由原被告共同偿还，2016年12月13日原被告提前偿还了瑞城E-4号住宅楼的所有贷款，因此两套房产均系夫妻共同财产。2019年10月，原被告考虑到原告可能要面临转业，为了能购买部队分的集资房或继续使用部队的公寓住房，原被告决定“假离婚”，2019年12月12日原被告签署了《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婚手续。因当时仅是为了争取军改后部队改革利益与买房优惠，因此《离婚协议书》内容仅是为了办理离婚证而签署，内容并非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办理离婚手续后，原被告双方仍在一块生活，也并未对夫妻财产予以分割，2020年6月9日，原被告双方复婚。原告认为，原被告婚后共同购买的紫玉名苑小区B-1-402、瑞城E-4号楼1单元2101系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书》第三项“房产处理”的约定中所写的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对房产分配也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于彬超辩称，一、原告所述的“两套房产系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协议书》第三项房产处理的约定所写内容与事实不符，办理离婚手续后，原被告双方仍在一块生活，也并未对夫妻财产予以分割”违背事实，《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房产的情况描述及处理方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领取了离婚证，双方的离婚事实已产生法律效力，且双方已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实际履行。第一，原被告第一次结婚是在2008年7月22日，于2014年4月28日，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买了紫玉名苑房产，贷款29万元，借款人为刘建强、于彬超，还款账户为刘建强，在2019年12月12日离婚前，双方共同还贷，在2019年离婚后，由被告个人还贷，且最终被告直接向贷款方一次性偿还完房贷。第二，关于瑞城房产，购房时，原告在上海培训学习，对该房产的购买情况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整个购房流程。原告是在原被告双方于2020年6月复婚后发现该房产的购房资料，且原告明知该房产原被告并未出资，是被告父母通过借款出资购买的，且赠与被告个人，系被告个人的房产，与原告无关。第三，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后至今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双方并未共同居住。如原告诉状中所写的地址，原告一直居住于军队分配的房子中，被告居住于紫玉名苑的房子中；二、原告所述的“原被告为了能购买部队分的集资房或继续使用部队的公寓住房，原被告决定‘假离婚’。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争取军改后部队改革利益与买房优惠”及“对房产的分配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不符。第一，由于原告刘建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婚内出轨，原被告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了分割。离婚协议书第一条明确写明“双方自愿离婚，无任何威逼利诱胁迫行为”，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各自亲笔明确写明“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原被告之间自愿离婚，且对财产作出的分配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原告自身所述的“原被告为了能购买部队分的集资房或继续使用部队的公寓住房，原被告决定‘假离婚’。”后又说“办理离婚手续是为了争取军改后部队改革利益与买房优惠”自相矛盾，且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关于“购买部队分的集资房”及“继续使用部队的公寓住房”优惠条件的政策以及具体优惠，更没有证明原被告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利益。且被告对原告所述的内容毫不知情。原被告双方离婚系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作为一个有认知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有充分的认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签订的离婚协议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离婚协议书全部内容对原被告产生法律效力，包括第三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原被告于2019年12月12日协议离婚，签署离婚协议书； 第二组证据：结婚证，证明2020年6月9日原被告复婚； 第三组证据：房产证，证明长安区谈固西街88号紫玉名苑B座商住楼1-402登记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 贷款合同、个人贷款支付凭证，证明紫玉名苑房产贷款人为刘建强，还款账户为刘建强账户，在2009年贷款290000元； 银行流水，显示从2015年6月开始，原告每个月还房贷，实际是从贷款之后次月开始由刘建强账户偿还贷款，同时可以显示直到2019年12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到2020年5月之间原告一直在偿还银行贷款； 第四组证据：军队公寓住房管理规定，证明离异的军队在职人员可以分配使用公寓住房； 相关政策，第九条中证明非军人家属，夫妻离异后，属于军队人员乙方，可以按职级住用一处。第十二条中专业复员人员及其他地方人员，在没有其他住房的情况下，住用的军队住房可以暂时借住； 武警总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刘建强婚姻情况说明； 录音证据，证明：1.原被告双方基于享受部队住房政策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房产的处理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原被告双方离婚后一直在一起居住； 图片，证明2020年6月2日原被告去原告老家参加吊唁后，6月4日，在车站拍的照片留念； 转账记录，证明2019年12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后原告还一直给被告转款； 第五组证据：证明，证明刘建强军人的身份，系部队干事。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对于这两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本案中，由于原告刘建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忠实义务，婚内出轨，原被告双方夫妻感情破裂，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了分割。离婚协议书第一条明确写明“双方自愿离婚，无任何威逼利诱胁迫行为”，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各自亲笔明确写明“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及第三十三条，“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原被告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离婚协议全部条款均是原告拟定的，是原告真实意愿的表现，未经原告同意，被告是无法实现离婚的，因此，离婚协议的全部内容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离婚证是确认当事人解除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离婚证一经颁发，即解除了原有的夫妻关系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这种人身关系的不可恢复的特殊性，决定了离婚证的不可撤销性。因此，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12月12日自愿离婚，关于离婚协议书中第三项两处房产的分割是双方自愿协商确定的，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对第二组证据，对于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结婚与2019年12月12日协议离婚房产权益的分割无关。2020年6月9日双方结婚是基于原告希望恢复健康的婚姻生活以及实现其在离婚时承诺自己一定断绝与第三者的生活与原告复婚的意愿，经原告请求，被告基于对孩子健康成长考虑，双方进行了结婚登记。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第三组证据，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被告第一次结婚是在2008年7月22日，证据四房产证上写明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于彬超”，紫玉名苑房产购买于2014年4月28日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贷款29万元，借款人为刘建强、于彬超，且在证据六的个人贷款支付凭证上均写有“于彬超、刘建强”，还款账户为刘建强。这也印证了原被告双方无需为了争取使用部队公寓的权益，由此证实原告所述的原被告离婚是为了能继续使用部队公寓住房与事实不符。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第9—10页明确有“于彬超支付宝转账”，可以看出在2019年12月12日之前，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被告双方共同偿还贷款。在2019年12月12日离婚之后，2020年1月11日、2月11日、3月11日直接划扣的原告的账户是由于原被告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由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婚生子1800元的抚养费，该费用相当于是抚养费。截至2019年12月12日尚有近18万元的房贷，原告之所以无法提供后续的还房贷流水，是由于后续的房贷是在离婚后被告按照《离婚协议书》第三条“房屋所有权及贷款归于彬超个人所有”的约定，被告个人直接向贷款方偿还的，这也印证了离婚协议关于房产的情况描述及处理方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进行了履行。在离婚协议书中第三项写明的“瑞城E4号楼1单元2101，此房屋是于彬超父母出资购买，房屋登记人为于彬超，本房屋为借款购房，房屋所有权及借款归于彬超个人所有。”这是真正的事实，原告对瑞城房产的购买并不知情，而是经发现该房产的购买资料而得知，原告明知原被告未出资，该房产是被告父母通过向他人借款出资购买的，且单方赠与被告于彬超个人。原告未提交任何出资证明以及原告提交的关于房产的全部文件即证据八至证据十一均为被告于彬超个人填写，未体现原告任何信息，这也印证了离婚协议关于房产的情况描述及处理方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将房产及贷款、借款全部归于被告，以及第五条“双方婚后无债权债务。”互相印证了原告对离婚协议书中第三项“房产处理”的约定中所写的内容与事实相符做出了绝对认可。 对第四组证据，1、关于证据十二、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证据十二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布的《军队公寓住房管理规定》明确写明于2008年4月21日起执行，原被告第一次离婚是2019年12月12日，该文件是生效时间与原被告离婚的时间相差十几年，原告作为军人应该一直了解该规定，这与原告所述的原被告在2019年依据这个新规定，为了争取军改后的权益而离婚相矛盾。证据十三未加盖任何总后勤部的公章，仅仅是对相关概念的解释，不具有任何证明力。第二，原告引用的《规定》的第十七条，在证据的第60页，明确写明，“离异或者丧偶的军队在职人员，有子女随其生活的，可以按照本人职级分配调整公寓住房。”而原被告之间的离婚协议明确写明“儿子刘思源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这与原告所称的双方为了谋取公寓住房的利益相矛盾。第三，《规定》第二条，第十八条即“军队公寓住房住用管理单位在分配调整住房时，应当与住户签订《军队住房租住协议书》或《军队住房借住协议书》”，以及证据十三相关政策的第12条“住用的军队住房可以暂时居住”表明公寓住房仅是暂时租住和借住，被告不可能为了这一租房权益冒离婚的风险，不符合人之常情。第四，被告从未见过该两份文件，也从未知道其相关内容。第五，事实上，被告作为原告的家属，因符合随军条件在大约2015、2016年婚关系存续期间已经取得军队分配的公寓住房，这也印证了原告所述的在离婚是为了争取军队公寓住房属于虚假陈述，进一步说明离婚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愿；二、证据十四、十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证据十四明确写明“2019年12月12日，双方以感情不和为由，向组织申请离婚。”证实了双方的离婚是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双方离婚后的情况以及复婚后再次发生矛盾，均是刘建强单方陈述，政治处并未向被告了解过相关情况。第二，证据十九证实原告在政治处工作，其负责管理公章，其具有在未经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加盖公章的便利，请法庭依法查明公章以及该两项文件的真实性。第三，该两项证据并未就离婚协议书第三条所涉的财产分割以及两人离婚后一直住在一起进行描述，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关于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一，录音中原告明确提出“这个东西（离婚协议）是真的有法律效力的”以及“是的，咱们奔着这个离婚的目的去的”证实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原告的真实意愿，原告对于离婚协议产生法律效力是明知的。第二，因为原告在离婚时明确表明态度其为了孩子会和被告复婚，会在两三个月与第三者断绝关系，这也是被告在录音中说的“二、三月份之后，看看被告的表现，进而走下一步即复婚”。而被告也是希望和原告继续生活的，所谓的“目标”“共同的目标”就是“复婚，继续生活。”离婚是对原告的一种考验，是暂时的。这在录音当中，原告所说的很多话均得以印证，比如“只有这样做了，才说明你这个没问题，才能说明你不是以解决的方式做其他的事情，只能说明你这个人对我是真心的。你做不到这一点（即原告愿意净身出户），说明你这个人还是有虚情假意的，还是有二心的。你做到这一点，我对你才是放心的”以及“我不是说了嘛，后面会加大对你进行心理和其他方面的补偿，因为你明白，做到这一点，确实存在试探性质在里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分量，你既然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放弃分紫玉名苑的房子），说明我找你这个人没有错。”因为原告出轨，双方离婚，原告为了表决心做出让步。该录音形成于原被告离婚之后，所谓的“真的事情”是原告出轨这一事实，原告作为军人，出轨这一事实会对其转业、复员形成不利影响，基于对他的保护，被告在电话里没有具体说。第三，该录音形成于原被告离婚之后，原告出轨这一事实作为双方真正的离婚原因，原告作为军人，出轨这一事实会对其转业、复员形成不利影响，基于对他的保护，被告在电话里没有具体说。第四，录音中，被告明确说明“你要不说我也没有这个想法，不想这个事情，我一直是不情不愿的。是你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不拼一拼不搏一搏会后悔的。”本来原告出轨，被告是希望等待原告自己与第三者断绝关系，原被告继续经营好生活，被告不愿意离婚，因为结婚十多年，原告认为双方的感情基础挺好的，为了孩子，希望被告改过自新。但被告提出他愿意净身出户，愿意通过此种行为表明自己的决心，让原告相信其，鼓励原告作出离婚的决定。而最终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原告想尽快拿到离婚证实施的手段。也证明了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不能复婚这个风险是明知的。第五，在录音中，原告明确承认瑞城的房产自己没有出资；四、关于证据16证人证言原告当庭撤回，证人也没有出庭，而该证人证言系打印，非证人书写，且证言所述均是证人听说，且其所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经过我们与证人沟通，该证据系原告自行打印，这印证了原告为了迎合本次诉讼，为了争夺房产，不惜联合第三人伪造证据；五、关于证据十七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图片拍摄于2020年6月4日，当时原告已经提交结婚申请，原被告及孩子回原告老家基于原告家人的要求在双峰县火车站拍摄的，仅仅一张照片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离婚后住在一起，更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分割无效。六、关于证据十八的关联性有异议，2020年4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4300元，且备注“孩子学费”；2020年1月25日，是大年初一，原告向被告转账5000元，是给孩子的压岁钱；2020年3月2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0000元，并备注“已凑齐，请接收”，这是原告偿还被告的借款。这恰恰证实双方是处于分居状态，如按照原告所述的“居住在一起”，原告向被告转账还予以备注，这是不符合生活常识的。综上所述，关于第四组证据，对原告所述的双方争取的军改后部队改革利益并未对军改利益进行明确、具体的说明，更不能证实双方离婚后居住在一起，恰恰证明双方离婚后至今一直处于分居状态，由此印证了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被告为反驳原告诉讼请求，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离婚协议书，证实2019年12月12日原被告双方离婚是自愿的、真实的意思表示，离婚协议全部条款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的分割均真实有效； 证据二、原告将第三者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手机号和工作单位名称保存于笔记本， 证据三、原告对第三者写下的誓言，记录于笔记本， 证据二、三，记事本上写明“我就是你永远的依靠，你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宝”； 证据四、原告微信收藏的第三者的2019年7月18日-2019年11月17日部分语音及照片，其中包括聊第三者孩子的信息以及给第三者女儿买儿童袜； 证据五、原告保存着第三者的支付宝账户； 证据六、2020年2月原告和第三者的微信对话记录，被告复婚后发现的2020年2月原告和第三者的微信对话记录，在证据第16页明确“以后我都在家，咱们家，请代为向咱爸咱妈真诚问候一声吧”。第17页“余生我来照顾保护你”“等疫情结束后，我要从心开始，彻底告别过去！咱们开始好好过日子”，为第三者送花。第18页“我必须要加油，朵朵也在见证咱俩呢”“朵朵也是我的小宝贝”，原告将第三者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宝贝。第19页“共同经营余生这段美好爱情”“第二次也很美”。第20页，原告与第三者表明“等这次疫情结束了，开始属于咱们真正的生活！”“绝不能辜负了津妹对我的一片真心和付出！余生用心来陪伴回报你的厚爱！”“真心付出，好好过日子，经营好我们小家庭”，第三者回应“恩恩，你也得对得起我的付出等待”。第21页，原告向第三者转账520元，第三者回应“闭眼已经感受到不久后的幸福了”。上述证据证实：第一，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与第三者交往，存在出轨、有外遇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第四条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义务，存在过错。第二，证实原告于2019年离婚后，原告与第三者以夫妻名义长期交往，由此印证了原告之所以愿意净身出户，是为了快速地取得离婚证，而所谓的答应被告的复婚，不过是其取得离婚证的手段。第三，证实原告在复婚后两个月就提起本诉，且在离婚后与第三者一直保持联系，并已经决定建立婚姻关系。可见原告操作离婚、复婚都是蓄谋已久，利用其作为军人具备结婚、离婚的主动权而实现其快速离婚，与第三者尽快建立婚姻关系，然后再争夺财产的目的； 证据七、2020年3月12日原告书写的《结婚申请》，该申请是原告亲笔书写，明确写明“夫妻感情总体还不错，后来由于双方经常发生矛盾，于2019年12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经双方协商自愿提出结婚申请”“以上情况系真实意愿”这印证了被告认为双方感情一直不错，不愿意离婚，但原告却为了尽快离婚，以净身出户承诺离婚是暂时的对自己的考验，两三个月他会处理好与第三者的关系，让被告相信他会复婚。由此证实原告承认双方于2019年12月12日办理的离婚手续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全部内容是其真实意愿表达，对其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八、军人婚姻登记证明，第一，证实原告作为军人，我国法律对军婚的结婚、离婚等问题都作了特别的规定，原告在结婚、离婚这一问题上是被保护的，是具有决定权的，未经原告同意，被告是无法离婚或结婚的；第二，该证明的盖章机关为政治机关，这也印证了原告提交的两份2020年7月22日和2020年10月26日武警河北省总队执勤支队出具的《证明》可能是原告擅自盖章出具的； 证据九、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表，证明原告在该表的“申请人配偶基本情况”处填写的均是原告出轨的第三者的基本信息，该表是被告在复婚后发现的，由此证实：第一，原告一直与第三者联系，且为了实现与婚外异性的合法的、稳定的夫妻关系而予以离婚：第二，证实原告已经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关系长期生活；第三，证实原告离婚以及在复婚后两个月就提起本诉均是以实现获得财产为目的； 证据十、原告另行提起离婚诉讼的短信通知，原告现已经向本院另行提起离婚诉讼，由此印证了原告承认2019年离婚及2020年复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离婚协议的内容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证据十一、2019年9月8日录音，第一，证实原告隐瞒其在部队分配的房子，其自己装修好后，一直住在那儿，原被告自2019年12月12日离婚后至今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包括2020年6月复婚后；第二，原告拒不让被告居住到其分配的房子中，一直未给被告钥匙。当被告以妻子身份提出居住，原告却提出条件“你给我手写上咱们两套房子为夫妻共同所有”。由此印证了原告复婚不过是为了争夺房产，严重侵害被告的财产权益；第三，被告多次强调“我想法没有变。刘建强！我的想法日子好好过。我的想法一点都没有变。”“我告诉你，刘建强，我本着跟你心平气和，跟你打着好好过日子这么去说”“那是你当初你为了拿到离婚证，拿到离婚证你自己心甘情愿的”。证实当初被告并不愿意离婚，是原告为了尽快取得离婚证亦实现与第三者的合法关系而设计的； 证据十二、赠与协议，证实案涉瑞城房产为被告父母出资且赠与被告一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案涉房产为被告个人房产。原告基于私心考虑，在明知被告父母是借款购买的该房产，该房产的购房合同、借款合同均写有被告的名字，原告担心承担还款责任，要求被告必须写上借款归被告个人所有。这也印证了离婚协议书第三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十三、十四、原告申请证人曾某出具的情况说明、2020年4月7日被告个人直接向紫玉名苑房产的贷款方偿还的剩余贷款的个人贷款还款凭证，证明在2020年4月7日双方离婚后，被告一次性将紫玉名苑房产的剩余贷款169041.37元直接向贷款银行进行了偿还，一方面印证了原告无法提供2020年5月之后的还款流水，另一方面也证实被告按照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房屋所有权及贷款归被告个人所有，进行了实质性的履行，由此印证了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关于房产的分割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经进行了实际履行。该《情况说明》明确写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词是原告编辑书写打印的，并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出于多年战友的情谊，仅签了一个名，对内容的真实性概不负责。”“本人在证言证词上签字无效。我不出庭作证！！！”证实《证人证言》是原告自己编写的，不具有证明力，同时也印证了原告复婚是为了争夺房产，为此不惜选择伪造证据。 证据十五、2011年的随军审批表，证明在2016年4月因为被告具有随军的条件，经组织审批为原被告分得公寓住房，由此印证了原告主张的原被告双方离婚是为了分得公寓住房与事实不符。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因离婚协议书第三项关于房产的分割部分并非原被告当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第三项是无效的，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我方不认可； 对证据二、三，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仅仅凭身份证号、名字、电话、工作单位能说明是第三者吗，因此对于被告提供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证据四、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而且即便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存在，又能说明什么问题，我方不知道被告是依据什么认定的第三者； 对证据六，原告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2020年2月8日属于原被告的离婚期间，被告取得证据的方式不具有合法性。如被告所说，二人在分居的状况下，被告是如何取得该证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证明七、八，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结婚申请书系原被告复婚原告必须提供的书面文件，不能证实原被告第一次离婚系双方感情不和，更不能证实离婚协议书的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对证据九，真实性不认可，被告无法提供原件。而且明显此表系草表，无任何盖章签字，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对证据十，三性均无异议，正是因为被告未按照当时与原告协商好的情形对本属于夫妻共有的两套房产向原告出具书面保证，双方才发生争议，而且期间被告对刘思源不管不顾，双方感情本次已达到真正破裂，因此原告确实已经向长安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对证据十一，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电话录音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联，同时可以证实双方矛盾的根源系被告违背承诺执意不向原告出示本属于夫妻共有的两套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的书面保证。另，被告所述的复婚系原告为分得部队公寓住房无任何依据，原告在2016年6月已经分得一套部队公寓住房，但是由于公寓住房已经属于危房，所以在2020年7月部队对公寓住房统一进行了重新调换，也对整栋楼房重新进行了调换，与原被告是否复婚无任何关系； 对证据十二，被告提供的赠与合同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随时可以签署，因此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而且依据比较正式的情形，向父母与子女之间，尤其是在婚姻存续期间是需要公证的，没有任何被告与父母转款的凭证，如何认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屋系被告父母对其的赠与。而且夫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均系夫妻共同财产，包含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以及贷款合同、购房合同，仅仅签署有被告的名字，但是有法律常识都会知晓，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需要原告签名。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银行账户的款项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管是哪一方转账均属于夫妻共同支付。因此，本案无疑瑞城国际的房产属于原被告的夫妻共有财产，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此房产系被告父母赠与。 对证据十三、十四，本案的审理程序属于普通程序，有明确的举证期，根据新的证据规则，被告当庭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被告提交的曾某的情况说明，因为证人曾某并未出庭作证，所以对于其出具的两份完全相反的证言孰是孰非、孰对孰错，并不能依据被告提供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反而说明了被告有不正当接触原告提交的证人的行为，妨碍原告提交证人出庭作证。我方希望对于原被告离婚是否有其他目的法庭予以查实。关于还款凭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两份结算凭证与本案无关联。 对证据十五，首先审批表是复印件，要求出示原件，真实性不能认定，证明目的不认可，审批表是批准被告户口迁入与是否分得公寓房无关联，而且批准手续在2011年，公寓分房在2016年，时间的间隔更能证实二者之间无关联。 本院于2021年5月8日上午去原告单位河北武警执勤支队了解相关情况并作出调查笔录。 原告对该调查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称：三性认可，调查笔录可以证实原告与第一次开庭出具的关于刘建强同志婚姻的情况说明真实合法有效，并非于被告所言刘建强私自加盖公章。可以证实原告的诉请，至于2020年7月22日、10月26日的证明期间原告已与法院沟通撤回，而且并未在当庭出示。关于调查笔录中所述，2019年前后单位没有房源的说法，部队没有房源并不代表没有分集资房、福利房的传言，虽然原告没有确切的是否有集资房、福利房的消息，但是部队确实存在要分集资房、福利房的消息，正是基于这些小道消息，原告才与被告协议假离婚。 被告对该调查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称：真实性认可，客观性、关联性有异议。一、笔录中明确写明关于刘建强同志婚姻的说明是政治处出具的，而该情况说明中明确写明2019年12月12日双方以感情不和为由，向组织申请离婚，经批准办理了离婚手续，由此证实双方的离婚包括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的拟定是原告亲自书写的。也证实了原告是明知该离婚协议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二、情况说明中“离婚后双方因房产、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产生矛盾。期间，于彬超及双方父母多次到我单位并提出与刘建强复婚，以及刘建强于彬超复婚后双方再次因房产归属、子女抚养发生家庭矛盾”，这一段内容与事实不符，而原告作为政治处的工作人员，与该政治处具有利害关系，且上述内容为原告的自身陈述，政治处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上述内容的真实性，政治处从未与被告及父母进行过沟通，被告及父母也从未到过政治处。三、笔录当中明确写明按部队规定原告分得公寓房，只有使用权，如他退役离开部队需要交回。这也证实了被告所说的双方于2016年已经分得公寓住房，2019年双方离婚就不会是由于为了争夺公寓住房，以及被告一心与原告维持夫妻生活，即便在原告出轨的情况下，被告更不会为了暂时的租住权进行离婚，这也印证了双方的离婚恰恰是因为原告婚内出轨致使双方感情不和而离婚的。四、调查笔录中写明“在2019年前后都没有集资房、福利房，没有房源”，这证实原告所说的为了能够购买部队的集资房而进行假离婚，违背事实。同时，也印证了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为了能够买部队的集资房，或继续使用部队的公寓住房，原被告决定假离婚，恰恰是原告为了争夺房产进行的自相矛盾的阐述。五、在2019年分过公寓房正是原告在庭审中所述的危房调换。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7月22日，原被告在长安区民政局登记结婚。2012年11月5日生育一子刘思源。2019年12月12日双方在长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一、双方自愿离婚，无任何威逼利诱胁迫行为。二、子女抚养、抚养费及探望权：儿子刘思源由女方抚养，随同女方生活，抚养费（含教育费）每月共计1800元由男方负责支付直到孩子年满18岁成年为止。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可随时探望和陪伴孩子。三、房产的处理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房产两处，其中一处是紫玉名苑小区B-1-402，房屋登记人为于彬超，本房屋是贷款购房，房屋所有权及贷款归于彬超个人所有；另一处为瑞城E4号楼1单元2101，此房屋是于彬超父母出资购买，房屋登记人为于彬超，本房屋为借款购房，房屋所有权及借款归于彬超个人所有。四、双方工资及其银行存款均已全部结清，无其他财产分割。五、双方婚后无债权债务。六、除上述条款外，双方均不得再主张其它利益诉求。本协议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自婚姻登记机构双方领取（离婚证）之日起正式生效。” 2020年6月9日，原、被告双方复婚。 以上事实有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在2019年办理离婚手续时，根据当时相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仅须确认双方离婚是否自愿及双方应签订离婚协议书处理好子女抚养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而无须审查双方是否感情破裂及双方办理离婚登记的理由。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权衡利益，考量利害之后围绕婚姻关系解除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既包含了关于婚姻解除、子女抚养的身份关系约定，也包含财产分割约定。无论双方办理离婚是出于何种利益考量或政策规避，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都系双方自愿，所有内容系双方协商一致确认同意的，其程序合法、有效。且被告亦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存在受胁迫等可撤销的情形。因此，原告认为《离婚协议书》第三项房产的处理的事项所写与事实不符，且并非原告真实意见表示，主张确认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建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建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状及相关材料向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材料收转窗口递交，或邮寄至本院诉讼服务中心（注明邮寄地址及邮编，收件人为材料收转窗口）。 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未交也未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史化璞 人民陪审员  张秀萍 人民陪审员  平彩云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牛志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