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5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男，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5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王某2之子），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某1，女，195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沈某1之子），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洪某1，女，198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洪某1之夫），198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男，2011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王某3之父），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4，男，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男，194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王某5之弟），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6，男，195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王某6之弟），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7，男，196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王某7之弟），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8，女，195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王某8之弟），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9，女，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4（王某9之弟），196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因与被上诉人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2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将本案定性错误。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的诉求与案由不符。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资格。本案诉争不动产产权人为王某2与沈某1共同共有，与本案中王某1、洪某1、王某3无法律关系存在。本案应由不动产登记中心予以行政审查及裁决，而并非由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焦点在法庭认定中未予体现和说明，一审法院没有将王某2与康某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予以明确确认，就认定诉争401房屋为康某遗产，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对于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提交的书证的认定存在事实错误且不具有相应法律依据。一审中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提交了法定继承纠纷案庭审记录，认为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承认诉争的401房屋为遗产，明显是断章取义。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在该案中回答法庭的本意是，康某对于诉争房屋只享有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因此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继承。法定继承案件最后是对方撤诉，且法定继承案件中所有当事人证言事实均未予以确认。本案中以对方在法定继承案件中的证言作为书证予以证明诉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十条第六款的规定。本案应属于继承法调整范围，应依据继承法条文予以确认，本案适用法律存在错误。401房屋为王某2和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王某2处分401号房屋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在没有具有证明效力的司法文书前提下，确定401号房屋为康某遗产，与物权法的规定不符。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楼×层×单元401房屋为康某的遗产；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富元和康某系夫妻关系，王富元于1995年10月12日去世，康某于2012年4月13日去世，二人生前共育有七个子女，分别为长子王某5、次子王某2、三子王某6、四子王某7、五子王某4、长女王某8、次女王某9。沈某1与王某2系夫妻，王某1系二人之子。2011年11月14日，王某5、王某2、王某6、王某7、王某4签订《协议书》，约定：“母亲（康某）因搬迁所得安置楼房一套一居室59平米，现户口在北京市通州区×号王某2门牌号内。母亲（康某）安置一套一居室59平米住房由兄弟五人出款购买，共计房款￥169000.00元整（人民币大写：壹拾陆万玖仟元整）。五人平均应付房款￥33800.00元整，人民币叁万叁仟捌佰元整，（如有放弃者由其他继承人平均承担放弃人房款）。母亲（康某）百年后房产归五人平分。”上述《协议书》签订后不久，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4每人交给了王某2购房款34000元。2011年11月15日，王某2作为被搬迁人（乙方）与搬迁人（甲方）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通州区×镇人民政府就北京市通州区×镇303号（以下简称此二村303号）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安置乙方6人，应安置面积300平方米，安置人员包括王某2（产权人）、沈某1（之妻）、王某1（之子）、洪某1（之儿媳）、王某3（之孙）、康某（之母）；安置房屋4套，一期房一套二居室（建筑面积106.81平方米）、一套一居室（建筑面积58.28平方米、房款129382元、公共维修基金每平方米200元），期房一套一居室（预计建筑面积45平方米）、一套三居室（预计建筑面积90平方米）。2011年11月25日，王某2选定两套一期安置房，其中一居室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楼×单元401（以下简称“401”），该401房屋即为2011年11月14日王某5、王某2、王某6、王某7、王某4签订的《协议书》所约定的安置房。401房屋安置下来之后一直由康某居住使用，直至2012年4月13日其去世。2019年，401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坐落位置为通州区×号楼×层×单元401，登记权利人被等为王某2、沈某1，二人各50％的共有份额。2019年3月，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8、王某9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王某2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401房屋的权益由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2共同继承等，案号（2019）京0112民初9574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某2认可401房屋系康某的遗产，但称装修款系王某1出资。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王某2称，在发现其拆迁利益受损后，其与王某6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之前签订的《协议书》作废，康某的遗产就50平方米、多出的9平方米不作为其遗产，五个兄弟每人支付10平方米的购房款60000元。王某6则称，其与王某2达成的协议是，对于多出9平方米的部分，其要求王某2按照每平方米6000元退还购房款，房子卖了多出的9平方米的钱归王某2，剩下的由其兄弟们再分；王某5、王某4称，其同意了王某6所述的上述方案，便与王某6将《协议书》给了王某2。王某4称后来其多次与王某2协商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其便将《协议书》要回了。王某4、王某5、王某6、王某7均表示后来双方对于如何处理401房屋最终也未达成明确方案。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王某5、王某2、王某6、王某7、王某4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兄弟五人每人出资33800元共同为康某购买一套一居室的安置房，即401房屋。《协议书》签订不久，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4每人实际支付给王某234000元，履行了《协议书》的约定。康某作为次二村303号院的被安置人，其享有相应的拆迁安置利益，401房屋在交付之后也一直由康某居住使用至去世。401房屋的购房款为129382元，加上公共维修基金11656元（58.28平方米*200元/平方米），合计141038元，并不高于《协议书》所约定的169000元。王某2在（2019）京0112民初9574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明确认可401房屋为康某的遗产。虽然401房屋的建筑面积超过50平方米，但《协议书》当事人对超出50平方米部分的购房款是超建面积部分的单价计算的。王某2作为次二村303号院的被搬迁人，其亦享有相应安置利益，其在自己权利范围内适当照顾其母康某甚至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其母亲康某，也是其孝敬母亲并值得予以肯定的表现。虽然王某2后来对《协议书》约定内容有所反悔，并与王某6、王某5、王某4就401房屋如何处理进行过协商，但是双方各持己见，最终未能达成变更《协议书》约定内容的一致意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401房屋应认定为康某的遗产。对于401房屋的装修款问题，若有争议，有关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通州区×号楼×层×单元401房屋为康某的遗产。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提交证据六份。证据一、中医住院病历，证明康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证据二、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证明康某与王某2之间没有间接达成协议内容。证据三、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提交的康某资金使用状况说明，证明康某与王某2之间没有达成购买房屋的意思表示。证据四、户口本，证据五、结婚证，证明王某2于2011年11月15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等三协议，获得房屋和拆迁款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某2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六，（2019）京0112民初9574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在一审提交的两份开庭笔录均没有经过法定继承（2019）京0112民初9574号案件的认定。被上诉人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亦予以确认。上述事实还有二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401号房屋是否为康某的遗产。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称401房屋应为王某2、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属于康某的遗产。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对此不予认可。第一，《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王某5兄弟五人基于母亲康某因303号院搬迁享有的拆迁安置利益，共同平均出资为康某购买一套59平方米的一居室房屋，并约定康某百年后房产归五人平分。本院认为，《协议书》系王某5、王某2、王某6、王某7、王某4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主张因王某2在《协议书》中处分了其与沈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故《协议书》应认定无效之上诉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二，根据查明的事实，《协议书》签订后，各方均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王某5、王某6、王某7、王某4向王某2实际支付了协议约定的价款，王某2则依据《协议书》选定了401房屋，并在交付取得后由康某居住使用至其去世。第三，针对《协议书》中超出康某应享有的50平方米安置利益外的部分，王某2后虽有所反悔，但截至本案二审法庭辩论结束之日，双方并未就变更《协议书》的此项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考虑《协议书》签订时，王某2作为303号院的被搬迁人，在其权利范围内让渡部分权利给其母亲康某，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401号属于康某的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至于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主张王某4、王某8、王某6、王某9、王某7、王某5诉求与本案案由不符、本案应由不动产登记中心予以行政审查及裁决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亦不足以导致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结果错误，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8元，由王某1、王某2、沈某1、洪某1、王某3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京审 判 员  于洪群审 判 员  王天水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 羽法官助理  朱宏哲书 记 员  王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