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4民终7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通源，男，汉族，1979年4月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315。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艳利，女，汉族，1987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12X。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琼丽，女，汉族，1972年12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421。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艳玲，女，汉族，1984年6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326。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福强，男，汉族，1964年3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51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文娣，女，汉族，1984年5月27日出生，住址：梅州市梅江区××××××委宿舍。身份证号码：440××××××××××××328。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伟和，男，汉族，1991年4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43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危佳锋，男，汉族，1995年9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71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国庆，男，汉族，1992年4月5日出生，住址：大埔县××××××白楼。身份证号码：441××××××××××××45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献辉，男，汉族，1982年3月30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57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嘉金，男，汉族，1984年5月23日出生，住址：梅州市梅江区×××××××××民小组。身份证号码：441××××××××××××53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光，男，汉族，1982年2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41××××××××××××819。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权方，男，汉族，1971年10月24日出生，住址：梅州市梅江区×××××××××××。身份证号码：441××××××××××××334。上诉人杨通源、廖艳利、张琼丽、杨艳玲因与被上诉人王福强、梁文娣、曾伟和、危佳锋、贺国庆、田献辉、李嘉金、李伟光、李权方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3092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通源、廖艳利、张琼丽、杨艳玲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20）粤1403民初3092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王福强、梁文娣、曾伟和、危佳锋、贺国庆、田献辉、李嘉金、李伟光、李权方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基金支付金额不正确。1.一审判决认定各被上诉人无需负担代驾装备费用不正确。各被上诉人必须穿着装备才能正常代驾，且这些装备都是由基金支出到网上购买的，使用后退不了款。2.一审判决未将梁万锋打架赔偿2000元列入基金支付不当。从时间上看，被上诉人认可10月5号基金转给汉哥的1000元，同样是各被上诉人退出后发生的支出，为什么10月27号发生的梁万锋打架赔偿款就不认，故这两笔开支均应由列入基金支出。3.一审认定的基金费用数目不正确。各被上诉人在9月18日到10月中旬仍一直穿着代驾装备正常代驾，故各被上诉人仍应参照之前的标准缴纳基金，否则要在其剩余的基金里扣除。5.廖艳利一直以来在做代驾团队的调度工作，且5月30号以来被上诉人亦一致同意由基金按每月2000元发放工资，但基金只发了一个月工资，还有三个月未支付的工资也应列入基金支出。6.各方当事人都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之前上诉人都认为基金的用途不作分红，因此所有基金剩余部分应用于大家一起消费用完。7.上诉人杨通源夫妻自代驾团队建立以来为了让所有司机能够有单开，亲自参与组织调度及派单，杨通源更是动用自己人脉关系寻找代驾专场，为此因签代驾专场花费了各种吃饭费用、中秋节买礼物等公关费用，也应列入由基金支出，且要求基金把这笔开支返还给杨通源个人。王福强、梁文娣、曾伟和、危佳锋、田献辉、李嘉金、李伟光辩称，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贺国庆、李权方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王福强、梁文娣、曾伟和、危佳锋、贺国庆、田献辉、李嘉金、李伟光、李权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将基金的16405元退还给各原告；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0年5月30日，九原告及被告张琼丽、杨通源、杨艳玲等在微代驾集体离职后，由被告杨通源提议并经各当事人同意共同组合杨师傅代驾团队，由于无正规合法平台，无代驾责任险，经被告杨通源提议并经各当事人同意杨师傅代驾团队成员在22点前出单每单拿出5元，22点后出单每单拿出10元，作为备用基金用作代驾事故理赔费用并选举张琼丽保管基金，被告杨通源在杨师傅代驾团队中起到组织和协调者的作用。杨师傅代驾成立后各成员均按约定缴纳基金，期间有新成员加入也按约定缴纳基金，基金支出为专场费用、代驾装备、被告廖艳利工资、团队聚餐和KTV消费等。现原告认为杨师傅代驾在2020年9月18日解散，期间并未发生代驾事故，被告应将筹集基金退还给各原告。被告则认为基金是对团队成员的一种保障，不是分红，现团队还未解散，不应退回。双方由此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一审法院并提起上述诉讼请求。一审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退回按各原告个人缴纳的基金乘以解散时基金余额12118元除于基金缴纳总额26455元所得款项；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过程中，杨通源表示其系杨师傅代驾成员，基金也由张琼丽交给其，因此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杨通源为共同被告，杨通源妻子廖艳利、杨通源妹妹杨艳玲表示其也是杨师傅代驾成员，要求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依法予以准许。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张琼丽户籍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原件、代驾基金分配表决书原件、13张微信记录截图打印件、各原告基金数额登记表、基金成员缴纳基金数额明细表；被告提供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2020年基金支出明细表、关于代驾基金用途表决书、10页基金明细表、收据原件及开庭笔录等证据附卷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杨师傅代驾是由当事人成立或自愿加入而形成的团队，同时团队中的每个人从收入中缴纳部分作为团队基金的事实，可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被告主张非成立时的原微代驾成员无权起诉，鉴于新成员的加入都是经团队成员全体同意，加入后即享有团队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被告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涉案基金的性质问题。原告表示基金是作为代驾事故理赔费用，现在团队解散，基金应退回。被告表示基金是对团队成员的一种保障，不是分红，现团队还未解散，不应退回。鉴于1.基金的来源是团队成员按比例缴纳；2.基金的支出主要为专场费用、代驾装备、廖艳利工资、团队聚餐和KTV消费等。因此该基金实质应为合伙财产。对于原、被告之间合伙关系终止的时间及终止时基金余额问题。1.无论是原告所说的团队解散，还是被告所说的原告退出团队，双方都确认为时间为2020年9月18日，因此原告与被告合伙关系的终止时间认定为2020年9月18日；2.终止时的基金余额，被告主张基金缴纳总金额为26225元，至2020年10月27日支出17661元，即余额为8564元，原告则主张基金缴纳总金额为26225元，被告所列支出中对代驾装备支出1554元及10月27日梁万锋打架支出2000元不予确认，其他支出予以确认，因此实际支出应为14107，余额为12118元。鉴于购买代驾装备是由被告张琼丽先从基金中支出，再由团队成员领了装备后再按购买价格将钱交给被告张琼丽，原告在合伙终止后将部分装备退回被告张琼丽后，被告张琼丽再将钱退回原告，因此该笔支出实际上已由团队成员交回基金或转化为装备退回基金，故该笔不应在基金开支中扣除，梁万锋打架支出是在2020年10月27日，也不应在原告的主张中扣除，因此终止时基金余额应为12118元。个人合伙是合伙人之间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对于合伙财产的处理，当事人之间既无书面协议，又不能协商一致，但根据双方提供证据及双方确认可证实至2020年9月18日基金缴纳总金额为26225元，原告缴纳金额为16455元（原告王福强缴纳2950元、原告危佳锋缴纳2645元、原告李嘉金缴纳2160元、原告曾伟和缴纳1865元、原告田献辉缴纳1840元、原告贺国庆缴纳1725元、原告李伟光缴纳1740元、原告梁文娣缴纳1170元、原告李权方缴纳36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退回按个人缴纳的基金乘以剩余基金占基金缴纳总额的比例，基于本案实际，该比例分配合伙财产，符合个人合伙的特性以及处理合伙财产分配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没有证据证明导致当事人利益的显失平衡，因此予以支持。因被告杨通源在杨师傅代驾团队中起到组织和协调者的作用，剩余基金被告杨通源也确认均在其处，被告杨通源也表示愿负一切法律责任，因此应由被告杨通源退回给原告。综上，应退回基金原告王福强为1363元（2950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危佳锋为1222元（2645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李嘉金为998元（2160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曾伟和为862元（1865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田献辉为850元（1840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贺国庆为797元（1725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李伟光为804元（1740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梁文娣为541元（1170元×12118元÷26225元），原告李权方为166元（360元×12118元÷26225元），合计7603元。案经调解无效。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50条、第54条、第55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杨通源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回九原告基金款7603元（其中原告王福强1363元，原告危佳锋1222元，原告李嘉金998元，原告曾伟和862元，原告田献辉850元，原告贺国庆797元，原告李伟光804元，原告梁文娣541元，原告李权方166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杨通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元，按规定减半收取105元，由原告负担49元，被告杨通源负担5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另双方当事人二审庭审中均确认各代驾团队成员已从各自的代驾收入中再另外缴纳了1元或2元给廖艳利作为团队调度的工资报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杨通源应否向各被上诉人退回基金7603元。本案中，各方当事人自愿成立或加入杨师傅代驾团队，并从各自的代驾收入中缴纳部分资金作为团队基金用于代驾专场费、代驾装备、团队聚餐消费等费用支出，故一审认定该基金是各当事人的合伙财产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对各被上诉人于2020年9月18日退出杨师傅代驾团队和退出时已缴纳基金合计16455元及基金总金额为26225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上诉主张各被上诉人直到10月27日才正式退出，仍应参照之前的标准缴纳基金，但未能举证证明，依法不予采信。对于基金支出情况，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基金支出明细显示截至2020年10月27日基金共支出17661元，而各被上诉人对上述基金支出明细中除代驾装备费、梁万锋打架赔偿款外的14107元支出无异议，故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14107元基金支出予以确认。对于代驾装备费、梁万锋打架赔偿款应否列入基金支出范围问题，经查，各被上诉人的代驾装备原由其各自出资购买，后因退伙由上诉人回购，即各被上诉人的代驾装备已转化退出后代驾团队的合伙财产，不应列入各被上诉人退伙前的基金支出；而梁万锋打架赔偿款2000元不属基金的使用范围，且各被上诉人对该支出均不认可，故一审判决认定代驾装备费、梁万锋打架赔偿款不应列入基金开支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另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庭审中均确认各代驾团队成员已从各自的代驾收入中再另外缴纳了1元或2元给廖艳利作为工资报酬，即廖艳利的工资报酬亦不应列入基金支出范围。至于上诉人上诉主张杨通源为代驾团队垫付公关费，但未能举证证明，依法亦不予支持。因此，上诉人上诉主张购置代驾装备费、梁万锋打架赔偿款和廖艳利工资及杨通源垫付公关费均应列入基金支出，依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鉴于上诉人杨通源一审中确认剩余基金由其掌握并愿负一切法律责任，且各被上诉人已退出代驾团队。故一审判决根据各被上诉人退出时合伙财产即基金的支出数额与基金总额比例和各被上诉人缴纳金额判令上诉人杨通源向各被上诉人退回基金7603元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综上，上诉人杨通源、廖艳利、张琼丽、杨艳玲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0元，由上诉人杨通源、廖艳利、张琼丽、杨艳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叶自辉审 判 员 罗锡芳审 判 员 黄伟玲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苏建东书 记 员 吴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