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6民终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文，男，196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律师，法学硕士，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夫，男，1964年7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现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莉萍，女，1966年1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居民，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现住四川省中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达，男，199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大学专科，居民，住四川省中江县。 上诉人刘国文因与被上诉人刘国夫、刘达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20）川0623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国文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平均分割共有房屋征收补偿款，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房屋补偿款646338.50元；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错误地否定上诉人提交的原审证据材料，将上诉人拆迁居住的房屋认定为被上诉人的个人财产，是公然错误的判决；一审判决在明知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错误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进行判决；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被上诉人刘国夫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房屋办理产权证时进行了公告，父亲生前也没有异议。房屋为刘国夫购买，所有权应归刘国夫所有。父亲未过世之前房屋租金由父亲收取，父亲过世后由刘国夫进行维修加固，刘国文从未参与。购买房屋是为了解决父亲安置问题，由刘国夫购买。 被上诉人刘达答辩称：同意刘国夫的答辩意见。 刘国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平均分割共有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4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依法平均分割共有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款646338.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安民共育有两子，即被告刘国夫与原告刘国文。第三人刘达系被告之子。1983年6月24日，刘安民向原中江县北山公社一大队二生产队交付购房定金100元，1983年6月30日，在刘安民在场的情况下，被告刘国夫与原中江县达成《议售房屋契约》，契约载明：“兹有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集体所有瓦房壹间、草房壹间、（其草房维修费用由买方负担）经生产队与刘国夫本人双方协商议定，经生产队出售给刘国夫居住、其房屋议定价款为人民币壹仟叁佰元整。现将 房屋四至界线分清，座北朝南，东与城北中学围墙连界、南与欧绍成房屋连界、西与熊昌贵连界、北与五金公司仓库滴水为界。双方约定时间、当面交清钱、房，并移交房屋所有权。双方永无翻悔，特立此约为凭。立房契单位：中江县生产队代表：队长冯家兴付队长房明太付队长代昌胜吴兴连彭明全徐祥春四邻在证人：熊昌贵欧绍成黄元兴代昌胜冯家兴监证单位：中江县北山人民公社、荷花生产大队公元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注：本契约上写刘国夫属弟兄两人，亲弟名刘国文。” 1985年，位于中江县的草房（即上述案涉房屋中的草房）被改建成6间砖房。 1988年10月31日，被告申请对位于中江县房屋（即上述房屋中的瓦房及6间砖木结构房屋）进行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 1989年3月23日，中江县房地产督查换证办公室发布《中江县房产登记换证办公室公告》，公告主要载明：“申请人刘国夫申请对位于中江县砖木结构82㎡的房屋进行所有权登记，现特公告征询异议，如对产权有争议者，应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产权异议，并附有关房屋产权证件，报我办公室审查，公告期满无异议，即予核发房屋所有权证。” 1989年3月28日，中江县房地产督查换证办公室向刘国夫发放房屋所有权证。 2019年1月15日，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与刘国夫签订《中江县城西片区棚户区（桥亭街）改造模拟征收与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被征收的房屋位于桥亭街××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138.82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47.06㎡；砖混结构房屋91.76㎡），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应支付刘国夫被征收房屋总价款800432.00元。 2019年2月16日，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与第三人刘达签订《中江县城西片区棚户区（桥亭街）改造模拟征收与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被征收的房屋位于桥亭街××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89.79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89.79㎡），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应支付刘达被征收房屋总价款492245.00元。 2019年6月17日，被告刘国夫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800432.00元； 2020年4月9日，第三人刘达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492245.00元。 一审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系案涉被征收拆迁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是否应分割拆迁补偿款。 针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主张，《议售房屋契约》实质上是物权凭证，客观上具有房屋产权证明的性质和意义，在《议售房屋契约》上记载房屋购买人系被告“刘国夫”，同时注明：“本契约上写刘国夫属弟兄两人，亲弟名刘国文”，能够表明原、被告对涉案房屋系“共有关系”，原告系涉案的被征收拆迁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当权利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实权利人时，应当否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权利，故原告应享有已经拆除的诉争房屋的物权，并主张**均分割共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由被告向原告支付646338.5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从《议售房屋契约》的名称及内容来看，该份《契约》内容载明：“经生产队出售给刘国夫居住、其房屋议定价款为人民币壹仟叁佰元整。……双方约定时间、当面交清钱、房，并移交房屋所有权。”，该内容能够表明，原、被告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房屋买卖一事达成合意，因该房屋的买卖行为发生在1983年，当时物权法尚未实施，故只要买卖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将房屋交付给原、被告，原、被告向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支付房屋对价，该份名为《契约》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原、被告即能享有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但从《议售房屋契约》的内容仅仅能够看出，出卖人与买受人仅仅存在购买房屋的合意，在签订契约时，双方尚未交付房屋及房屋价款。另在契约形成时，原告年仅14岁半，根据双方陈述，原告当时系在校学生，按照常理原告没有资金来源用于购房出资，根据《契约》及《购房定金收据》能够得出，原、被告之父刘安民在购买房屋时出资，房屋有可能系刘安民全部出资亦有可能系刘安民与被告共同出资。在1985年，草房改建成6间砖房时，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改建房屋的出资情况，且，若刘安民出资对草房进行改建，因对其出资的性质无法确定，此时，刘安民究竟是作为房屋共有人的身份出资对房屋进行改建，还是作为赠与人的身份对房屋进行改建；再者，1988年10月31日，被告申请对位于中江县出售的房屋进行私有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被告刘国夫申请该登记行为改变了先前被告或刘安民与被告同意原告作为房屋共有人的意思表示，1989年3月28日，中江县房地产督查换证办公室对刘国夫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原房屋因买卖合同占有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效力被登记的房屋所有权证所否定，涉案房屋在法律上应归被告所有；最后，1989年3月23日，中江县房地产督查换证办公室发布《中江县房产登记换证办公室公告》，公告主要载明：如对产权有争议者，应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产权异议，并附有关房屋产权证件，报我办公室审查，公告期满无异议，即予核发房屋所有权证。原告在公告发布时年满20周岁，其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对于从被告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至房屋被征收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原告从未对涉案房屋行使过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也未参与对涉案房屋修缮、管理，更未申请过不动产的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原告对涉案房屋所持的置之不理的态度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综上，原告刘国文主张其应享有已经拆除的诉争房屋的物权，并主张**均分割共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国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由原告刘国文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国文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7月18日刘国夫留给父亲的信件”，证明被上诉人坚决反对父亲再婚，是1985年8月15日父子分家协议产生的原因；2、“儿子整修旧房购材料及工钱”，证明旧房整修由上诉人在主导。 对以上证据，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不清楚是谁写的，刘安民过世后，房子是由刘国夫整修。 本院认为，证据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载明材料及工钱，无记载人签名、未载明所购材料用于何处，不能确定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同时其中“刘国文和我及志军等欠账开票的灯具等小五金......”，一句内容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整修由上诉人在主导”的事实。 另，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国夫陈述除定金外所有房款由其本人出资，该陈述与其在一审中称“购买房屋时由刘安民支付了100元定金，剩余房款由本人及父亲刘安民共同出资”相矛盾，根据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原则，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根据上诉人刘国文的上诉理由及被上诉人刘国夫、刘达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国文是否为案涉房屋的共有人；二、上诉人刘国文分割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对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 一、根据查明的事实，1983年在刘安民支付购房定金并在场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刘国夫与原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由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出具《议售房屋契约》，该契约中特别注明：“本契约上写刘国夫属弟兄两人，亲弟名刘国文。”可见上诉人刘国文虽未参与房屋买卖的过程，也无证据证实剩余房款由何人支付，但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刘安民与上诉人刘国文、被上诉人刘国夫共同生活，并没有设定各自独立的财产，结合当事人各自的年龄，能够认定从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购买的一间瓦房及一间草房系刘安民做主以家庭财产为刘国夫、刘国文兄弟二人购买，该认定与被上诉人自认“添加该内容的目的是父亲刘安民害怕刘国夫不认亲弟弟刘国文”的陈述并无矛盾。且198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刘国夫办理产权登记时将该契约交房管部门存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案涉房屋进行产权登记时，上诉人刘国文虽对产权登记部门的公告未提出异议，但根据前述事实，能够认定上诉人刘国文为1983年从北山公社荷花大队二生产队购买的一间瓦房及一间草房的产权人。由于《议售房屋契约》并未载明刘国夫、刘国文二人所占份额，根据《议售房屋契约》注明：“本契约上写刘国夫属弟兄两人，亲弟名刘国文”的内容，及双方为家庭成员，能够确定为刘国夫、刘国文兄弟二人共同共有。 二、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中的草房于1985年被改建成6间砖房。1988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刘国夫申请对原瓦房及改建的6间砖木结构房屋进行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1989年3月28日，中江县房地产督查换证办公室向被上诉人刘国夫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在产权登记期间，将增加的房屋面积登记于被上诉人刘国夫名下，上诉人刘国文及刘安民均未提出异议，上诉人刘国文无证据证实其对改建房屋进行出资，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其为改建房屋的产权人。故上诉人刘国文无权主张分割改建房屋的拆迁款。房屋拆迁前，被上诉人刘国夫在原房屋上加盖一层房屋，由于上诉人刘国文并未出资，其要求分割该部分房屋拆迁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刘国文、被上诉人刘国夫对于原一间瓦房及一间草房共同共有，由于原来的一间草房在产权登记前早已拆除，2019年1月15日，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并没有对已经消灭的物权向被上诉人刘国文、刘达进行补偿，故上诉人刘国文只应分割原一间瓦房的拆迁补偿款，被上诉人刘国夫获得原一间瓦房的拆迁补偿款中属于上诉人刘国文的部分应当支付给刘国文。 产权登记载明的原瓦房面积为39.336㎡，根据中江县凯江镇人民政府与被上诉人刘国夫签订的《中江县城西片区棚户区（桥亭街）改造模拟征收与补偿协议》，所拆房屋单位面积补偿单价为3914元，原一间瓦房的拆迁总价款为153961.10元，其中，76980.55元属于上诉人刘国文所有，被上诉人刘国夫应支付上诉人刘国文。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国文所提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20）川0623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 二、刘国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国文支付房屋征收补偿款76980.55元。 三、驳回刘国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00元，由上诉人刘国文承担3215.00元，被上诉人刘国夫承担435.00元；二审案件受理7250.00元，由刘国文负担6386.00元，由刘国夫负担86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玉兰 审判员  罗德东 审判员  贾华荣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邱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