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104民初3063号 原告：张文霞，女，1971年3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现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系原告姑姐），女，196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银久，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某，女，198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文霞与被告宋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文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萍、谢银久，被告宋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文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170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变更诉请：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11727495.37元（宋某也转账给何忠150862.63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何忠（已经死亡）原系夫妻关系。在原告与何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忠在华安证券开户，从事证券交易，在此期间与被告结识，在被告处心积虑策划下，被发展为不当关系，后双方在外租房共同生活。在此期间，被告以种种理由为借口，向何忠索要钱款，直至被告离婚后因买房而加大向何忠索要钱款的力度和家庭及孩子，导致何忠压力过大而心衰死亡。现经查实，何忠自2018年1月至2020年11月份先后向被告转款达170万元（暂定金额），此款均系原告与何忠的夫妻共同财产，何忠无权单独处分，被告也无权获取，为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鉴于以上事实，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如所请。 宋某辩称，一，本案被答辩人主体不适格，且不具备要求答辩人返还的请求权基础，也不能单独提起诉讼。因为被答辩人并非给付人，同时因为夫妻一方去世后就产生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的状态已经发生了改变。去世一方的财产就由其继承人予以继承。因此，被答辩人也完全可以在继承的过程当中，通过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来保证其个人利益不受损害。如果是基于继承人的身份发起诉讼，其也无权单独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另外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也表明，何忠此前给予答辩人的钱款也不能认定为可继承的债权。因为如果以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答辩人返还的话，必然是不得到支持的。那么继承人当然也不能基于继承权起诉要求返还，只有一种情形，就是在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的状态之下，在另一方的处分行为确实被认定为无效，且接受方为善意的情况之下，权利受损害的一方才能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法律效果也只是恢复夫妻共同财产的原状，并非是单独获得该部分财产的所有权。二、被答辩人在诉状中的主张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与其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不符。首先，答辩人从未处心积虑策划与何忠建立感情关系，也从未在一起共同生活。其次答辩人从未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找何忠索要钱款，也没有因买房而加大索要欠款的力度，更没有索要家庭和孩子，而导致何忠压力过大。这些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体现的也不相符。三、本案被答辩人举出的证据并不能达到证明答辩人存在不当得利，构成不当得利有四个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本案中目前就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答辩人的利益受损，也不能证明答辩人获利没有合法依据。其在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中应当由给付人承担获利，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首先谁主张谁举证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其次现实中存在大量的财产给付行为与基础法律关系在形式上相分离的情形，受益人往往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关联性。而给付人在整个过程中了解财产发生转移的原因，因此给付人对相关的事实均有能力加以证明。如果由受益人来举证证明获利，没有合法依据的话，任何一个转账记录都可以拿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并且很容易胜诉。但是本案中这个给付人已经很不幸的去世了，现在也无法就该给付的原因给出相应的说明。四、关于本案中给付的原因，是因为答辩人在何忠开户的证券公司工作，同时也是一名证券分析师，对证券投资较为专业。答辩人长期是充当了合同的个人证券投资顾问的角色，帮助何忠在股票操作方面控制风险以及获得盈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何忠当时拿来操作股票的资金特别大，最高峰的时候将近有2000多万，那么对于这部分财产也应当推定为其具有了单独的支配权。同时从经济角度来说，答辩人对何忠操作股票提供的帮助也等于是为何忠与被答辩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保值增值提供的帮助。那么何忠从炒股的资金当中拿出一部分给答辩人作为酬劳，也应当认定为是有权处分，否则明显有违公平原则。因此答辩人并非获利无合法依据。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程序还是实体层面，本案被答辩人均没有单独请求答辩人返还财产的事实和法律基础，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文霞与何忠系夫妻关系。2020年12月16日，何忠因病死亡。在原告张文霞与何忠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何忠与被告宋某自2018年开始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2020年6月16日，被告宋某书写承诺一份，承诺载明“忠宝贝答应给我叁万元现金开通可创板权限，本人承诺从今日起三个月内不跟忠宝贝吵架了，我们好好在一起”。 自2018年-2020年，何忠通过支付宝向被告宋某转账共计154314元，其中2019年8月1日转款摘要备注“妈妈生日快乐，越来越年轻”、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22日何忠通过招商银行向被告宋某转账共计124.5万元。2018年-2020年何忠通过微信向被告宋某转账24044元。以上共计1423358元。 被告宋某于2018年-2020年通过微信向何忠转账862.63元。原告自认被告宋某于2018年3月30日、2019年3月13日通过银行向何忠银行转账共计15万元。 原告陈述上述款项均系何忠赠与被告宋某，被告宋某不予认可，认为部分款项系何忠支付给被告宋某的佣金、部分系双方共同的花费、部分系双方之间的借贷。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22日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打印件1份、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打印件1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打印件1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被告宋某获取的款项的性质问题。2、原告以不当得利基础请求权有无法律依据。关于被告宋某获取的1423358元款项的性质，原告主张系何忠赠与给被告宋某，被告宋某不予认可，认为部分款项系其获得的佣金等，被告宋某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从原被告双方的转账记录的备注和承诺书来看，应当认定何忠转给被告宋某的款项系赠与行为，且赠与行为已经完成。2、原告以不当得利基础请求权有无法律依据。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本案中，被告宋某获取上述款项系因赠与行为而取得，在赠与合同未被认定无效之前，其取得款项具有法律依据，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宋某获取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文霞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0100元，减半收取计1005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张文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洪 燕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木譞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