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27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春国，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本波，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连福，男，汉族，1952年11月4日出生，住龙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兵，龙口徐福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林春国因与被上诉人孙连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2020）鲁0681民初57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春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责令一审法院对证人孙某1的故意虚假陈述行为依法处罚。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对出庭证人的故意虚假陈述行为未做处罚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8条。证人孙某1出庭作证时，在签署了保证书并当庭宣读保证书后对法官的询问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法官问其：“你与原告孙连福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其回答，无亲属关系”在上诉人代理人对其发问时其仍然说无亲属关系，在代理人继续问到你父亲与孙连福父亲是何种关系时其才承认与孙连福系亲兄弟关系。对证人以上藐视法庭的违法事实，一审法院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8条，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应依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即应处10万元以下罚款或拘留。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持有的结算凭证为买卖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书载明“被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出具的结算凭证为证，该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所以，结算单不能等同于买卖合同。三、即使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也已经被被上诉人单方解除，被上诉人无权利再主张长把梨款。因为在录音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说，“我不要钱了，把梨还给我”。被上诉人单方放弃主张长把梨款的行为是有法律效力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又主张长把梨款没有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是受案外人李世玉委托代为收取长把梨的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提供了案外人李世玉的会计给被上诉人的儿子汇款1万元的银行交易记录，被上诉人认可收取的是长把梨款，并未向上诉人提出任何异议，如果其不知，正常的反映应该是拒绝收取。一审法院也未说明该证据未采纳的原因。五、依据《民法典》第510、511条，只有当事人签订了买卖合同，而合同的价格没有约定，才能适用合同签订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上诉人也不认可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一审法院就不能适用该条款以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长把梨的价格，并且市场价格并不是指同时期其他两个人的一次交易价格，鉴定机构鉴定确定市场价格，也至少要提供同时期三个以上不同交易当事人的三次交易价格然后平均确定。六、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本院认为中表述，“因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故利息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同行业拆借利率利息”，而判决项中却表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一审法院认为的事实与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而且还有判决书还有两处文字性错误“利息应该是计息”、上诉人住址应该是龙口市“西林家村而非判决书载明的林家村”。而且，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也是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同行业拆借利率利息”，该利息利率比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利率较低，一审法院无权利单方改变当事人诉请。被上诉人孙连福辩称，本案中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及标准全面的履行交付义务，上诉人也在录音证据中承认尚欠被上诉人货款，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明显违反了诚实守信原则，通过证据和证人的相互印证上诉人应当承担归还欠款。孙连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55300元及利息损失，审理过程中原告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为：利息自2017年10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行业拆借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果农，常年种植长把梨，被告于2017年10月份起从原告处收购长把梨欠原告货款75300元，后给付20000元，截止到2020年8月份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5300元。经原告多次追要，被告至今未付。为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特具诉状，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如所请。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为证实其主张的长把梨价格，申请证人孙某1、韩某出庭作证，被告质证称：对证人证言不认可，一、本案被告开庭前不知道原告有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认为开庭时原告提供证人出庭作证侵害了被告对证人证言的准备时间。二、证人与原告存在亲属利害关系，依据法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证人在证明表述其帮助原告收梨，并收取报酬，该事实仅仅是依据其本人表述，并不能证明证人是否实质为原告打工。对于上述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证人未直接参与长把梨价格的协商，亦不清楚收梨人的身份，对于不同规格的长把梨价款也无法说清，对于上述证人证言法院不予采纳。被告为证明其系为案外人李世玉代收长把梨，提交委托书一张，载明：“委托人李世玉男，汉族，1960年5月6日生，受托人林春国，男，汉族，1965年12月8日生。委托时间：2017年10月7日至2017年10月31日。委托事项因有农户主动向委托人提出帮助销售长把梨，双方不约定代销价格，委托人只每斤收取0.2元/斤报酬，仓储费及销售价格风险由农户自行承担。现委托受托人向以上农户收取代为销售的长把梨，并运送至委托人指定的冷库储藏，向农户出具记载数量、规格的单据。受托人超出授权范围、时间实施的行为与委托人无关。委托人:李世玉2020年12月2日”。另被告主张已向原告披露其是受案外人李世玉的委托向原告收购长把梨。原告质证称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委托书为2020年12月2日，属于案后，原告怀疑被告的委托书是与李世玉属于共同伪造。另外被告只是告诉原告收了梨以后再转手卖给别家，至于卖给下一家是谁被告从未向原告提起过。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委托书证据落款时间为2020年12月2日，并非在被告收取原告的长把梨时出具，且原告亦不认可对被告是受案外人李世玉委托收购长把梨知情。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受李世玉委托代收的这一事实已向原告告知，且原告对此情形知晓。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长把梨种植户，2017年10月，被告到原告处收购长把梨，并于2017年10月2日向原告出具结算凭据一张，上载明：“拉孙连福梨，65#3512箱×30=105360斤；60#129箱×30=3870斤果品冷库林春国”。被告对该结算凭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凭据无法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交易关系。另，原告当庭播放其与案外人刘玉锦、徐彪、霍兆国及被告、被告妻子谈话的录音中：“林春国妻子称：随行就市，俺这最低就是7毛。林春国称：恩，7毛。现在他们开就是7毛钱开的。我说随行就市，跟着俺这边跑，俺这边开的是7毛钱，高了多给你。”被告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了（2020）鲁06民终3156号上诉人赵永英与被上诉人修世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生效判决书，该案中原审被告曹永革主张其为案外人李世玉代收长把梨，另该生效判决中查明的事实写明：“2017年10月8日，二被告到原告处收购长把梨。二被告在同期收购其他种植户的长把梨时，对长把梨数量较少的部分种植户予以付款，付款的单价按65#长把梨每斤0.7元计算、60#长把梨每斤0.4元计算”。原、被告对该生效判决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称该案当事人曹永革是前期是有一部分是收购关系，后期因市场行情恶化，曹永革向百姓出具的单据只是载明了收购数量，但未载明单价，曹永革前次是收购关系无法证明以后交易一定是收购关系。再者，依据法律规定，市场价格不是某一次的交易价格而是多人多次的平均价格，仅凭一次交易价格不能认定其为市场交易价格，针对上述主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被告收购原告的长把梨，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有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结算凭据为证，该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收购原告的长把梨后，应按约定向原告付款。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长把梨款项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另，被告主张其是受案外人李世玉的委托代收长把梨，原告不予认可。对此法院认为，被告虽辩称其是受李世玉的委托代收长把梨且是原告和李世玉协商代销长把梨，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收购长把梨是为了代销以及被告是受李世玉委托收购的事实已告知原告，原告对此也不认可。被告不能证明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欠款，通过结算凭据上内容以及日常的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是欠款事实。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向原告收取长把梨，理应给付原告相应的款项。故被告的上述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长把梨的价格，原告主张65#梨0.7元每斤，60#梨0.4元每斤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双方并未约定价格，是按照最终代销长把梨的结果结算。对此法院认为，根据法院调取的（2020）鲁06民终3156号生效民事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2017年10月被告曹永革、赵永英收购同期其他种植户的长把梨时，付款的单价按65#长把梨每斤0.7元计算、60#长把梨每斤0.4元计算，且被告曹永革亦称是为案外人李世玉收购长把梨。本案中，原告提交的结算凭据中虽未载明相应规格长把梨的单价，但原告的长把梨型号、被收购期间与（2020）鲁06民终3156号案件中的情形一致。另，被告林春国在录音中也陈述“随行就市，俺这边开的是7毛钱”。综合原、被告陈述及相关证据，原告的长把梨价格按照65#长把梨每斤0.7元计算、60#长把梨每斤0.4元计算较为合理。原告的65#、60#长把梨的价格共计105360斤×0.7元/斤+3870斤×0.4元/斤=7530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2000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55300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自2017年10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行业拆借利率计算。因被告逾期付款，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但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故利息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同行业拆借利率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6日判决：被告林春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连福长把梨款55300元及利息（利息以553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即2020年10月28日起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3元，减半收取591.5元，由被告林春国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林某、孙某2出庭作证，证人与上诉人一起为李世玉工作多年，证人了解上诉人收购长把梨的经过、原因，证明上诉人是为案外人李世玉收长把梨，被上诉人应当依法将案外人李世玉主张梨款。被上诉人称：证人所出庭作证的事实上诉人从来没有和被上诉人讲过，被上诉人也不知情。对林某和孙某2被李世玉多年雇佣干活的事实不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常年的合作关系一直以来都是被上诉人说自己单方收购梨。证人孙某2陈述：我是给林春国干活时通过林春国上孙连福、刘玉锦家装梨认识的孙连福、林春国、刘玉锦，林春国给我发工资。孙连福和刘玉锦的梨是林春国给冷库收的。我给刘玉锦、孙连福收的梨应该冷库付款。我干活的钱应该林春国付，因为是他找的我。不知道林春国和冷库是什么关系、冷库如何付给林春国钱，林春国一直给冷库收货。上诉人对证人孙某2所讲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证人孙某2所讲称：证人是给上诉人工作，由上诉人结算工资，更能证明此案是上诉人单方的收购买卖行为。证人林某陈述：梨是林春国替别人代收的，上诉人拉我在冷库干过活儿。我和林春国是一个村的。我在冷库给李世玉干活，李世玉开工资，村里有七八个人都是给李世玉干。李世玉通过点现钱把工资发给我，我给李世玉干了两三年，从2014年到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没在冷库干。2017年上诉人给李世玉收梨，因为林春国收过我的梨。林春国收梨的价格是随行就市，林春国告诉我最终的价格，钱还没付给我，这个钱是谁收我的梨，我和谁要，应该是我和林春国要，林春国跟冷库要。不认识刘玉锦、孙连福和庭下的证人。我一次都没有和林春国要钱，因为我和林春国是一个村的，关系不错，我知道冷库没给他钱，我也没好意思要，我也想要。上诉人林春国对证人林某所讲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上诉人未提交证人与案外人李世玉雇佣关系的相关证据，并且2017年证人未参与本案的收购梨的工作，以上证人证言都是上诉人向证人所述，真实性无法确定。上诉人提交了“我知道林春国在李世玉冷库干活给收的长把梨”有证人签字的材料三页，证明上诉人是为案外人李世玉收购的长把梨。“我知道…”这句话是上诉人找人打的。这些果农都知道上诉人给冷库收的梨，但是果农都跟上诉人要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上诉人提交证据的落款时间为2020年2月8日，属于案后，被上诉人怀疑上诉人的证据属于伪造。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到被上诉人处收购长把梨，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结算凭据，上载有上诉人所拉走被上诉人长把梨的数量，并有上诉人签字。上述事实清楚。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共欠其货款75300元，已给付20000元，尚欠货款55300元未付，要求上诉人给付所欠货款及相应利息。上诉人辩称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受被上诉人委托代其销售长把梨、受案外人李世玉委托代为收购长把梨。为证实其主张，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李世玉所签委托书一份，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上述抗辩理由和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因上述委托书的落款时间表明该委托书并非在收被上诉人的长把梨出具，故不足以证实上诉人是受李世玉的委托收的被上诉人的长把梨，而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受被上诉人委托代为销售长把梨。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予以认定，并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所欠货款及相应利息。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凭据不能证实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该结算凭据能够证实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拉走了长把梨，且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通话录音显示其与案外人及上诉人妻子商谈了长把梨的价格，结合本案事实，能够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拟证实其为冷库收的长把梨，但不足以证实本案所涉被上诉人的长把梨也是其代冷库收购的；上诉人提供的汇款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亦不足以证实该笔汇款与本案被上诉人的该批长把梨买卖的关联性。据此，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系受李世玉委托代收被上诉人的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所欠被上诉人货款数额。一审法院调取了（2020）鲁06民终3156号关于修世美和曹永革梨款纠纷一案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涉及了长把梨买卖，曹永革亦陈述其收购长把梨为李世玉代收，该判决书中载明曹永革在该案中陈述收购长把梨的价格分别为65#的每斤7毛，60#的每斤4毛。对上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没有约定价格，因为双方是代售关系，要根据最后销售结果确定价格，但上诉人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收购被上诉人长把梨的实际价格或双方协商一致的价格。结合被上诉人提供的录音中其与上诉人妻子谈及价格时上诉人妻子所称“随行就市，俺这边开的是7毛钱”，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长把梨价格按照65#长把梨每斤0.7元计算、60#长把梨每斤0.4元计算，较为合理。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长把梨的价格不当，通过鉴定确认市场价格。但其一审中并未申请鉴定，现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收购被上诉人长把梨的实际价格，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录音中称“我不要钱了，把梨还我”，应视为双方买卖关系解除，被上诉人无权索要梨款。对此本院认为，买卖合同的解除需要具备法定解除事由或双方具有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录音内容不能体现被上诉人有解除合同、放弃梨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按照被上诉人起诉之日其按照中国银行公布的同行业拆借利率计息，符合相关规定，上诉人主张一审利息计算错误，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林春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3元，由上诉人林春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孔彤彤书记员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