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6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2号。法定代表人：王居，副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帅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民体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智路6号兴智科技园C栋1808室。法定代表人：江霈霖，执行董事。上诉人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因与被上诉人南京民体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体之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7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美、苏帅星，被上诉人民体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霈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民体之星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民体之星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运营协议》（以下简称《运营协议》）自始至终未成立、未生效，未生效的合同不存在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协议已成立生效，并判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承担民体之星公司单方意愿支出的费用系事实认定错误。1．江霈霖在本案中具有双重身份，在起诉前江霈霖并未透露其与民体之星公司的关系，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与江霈霖的沟通均建立在其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内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上，其利用工作之便与陆文梅私自签订的《运营协议》对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产生效力。2019年1月7日，民体之星公司取得工商注册登记。在此日期之前，江霈霖实质上是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其参与的一切有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工作、活动，特别是讨论、拟订以及私自订立据其自述非按程序由陆文梅私自盖章的《运营协议》等，均与民体之星公司无关，亦无人知晓其与民体之星公司之间的关联。在2019年1月7日后，江霈霖完成了与民体之星公司身份的融合，积极促成自己为负责人的足球委员会成立，主动推荐民体之星公司成为赛事运营商，并一再提交《运营协议》的讨论稿，极力欲促成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与民体之星公司签署运营协议。在此过程中，其对2018年12月19日的《运营协议》和自己的民体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只字不提，直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收到一审法院起诉材料后，才知晓这份《运营协议》，故该协议对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产生效力。2．民体之星公司明确知晓案外人陆文梅无权在2018年12月18日《运营协议》上盖印，亦明确知晓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同意签订该协议，江霈霖在其后也试图通过合法合规的请示手续使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与民体之星公司签订《运营协议》，但均未成功，案涉《运营协议》自始至终未成立、未生效。2018年12月19日的《运营协议》中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所盖公章系案外人陆文梅私自盖印，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对案涉《运营协议》签订内容已明确表示过不同意。依据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章程规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负责人，秘书长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行使权力，而案外人陆文梅在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明确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案涉《运营协议》上私自盖章。2019年2月2日，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复函同意委任民体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霈霖为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主任、其监事徐玲为秘书长。2019年3月5日、3月14日、3月21日，徐玲以足球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通过邮件发送了《关于举办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函》《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运营协议》《关于发赛事通知的请示》《2019年3月21日足球委员会会议纪要》等文件，足球委员会会议纪要及请示中明确提及“与会人员审议了民体之星公司提交的该公司资质情况及商务合作情况的报告，建议与该公司签订运营合作协议”。由此可以看出，民体之星公司对于陆文梅无权私自在《运营协议》上盖章的事实清楚，也清楚2018年12月19日陆文梅私自盖印的《运营协议》不被民体之星公司所认可，亦无法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民体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霈霖及监事徐玲利用其足球委员会主任及秘书长的职务之便，首次正式向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提出要与民体之星公司签订《运营协议》。如果《运营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江霈霖应直接提出民体之星公司以赛事运营商的身份出现，而非以举办足球委员会会议及向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请示的方式，建议与民体之星公司签订《运营协议》。事实上，民体之星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亦明确承认“我们和被告就赛事的举办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协议，项目并没有办”，民体之星公司自始至终对案外人陆文梅无权盖章，以及《运营协议》未成立、未生效的事实明确知晓。3．2018年10月，江霈霖牵头组织发起民族八省区青少年足球赛事座谈会，会议中确定“足球比赛原则上由民族八省区协商轮流承办，赛事经费原则上由大家分担，节俭办赛事，参赛队住宿及往返交通费原则上自理，其他费用由承办单位筹措。”“承办地按组委会制定的标准提供比赛场地及配套服务、运动队在比赛地的食宿交通、安保、宣传推广等并承担费用。”2019年3月，徐玲通过邮件向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发送的《运营协议》第一条第2项亦明确承认，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举办赛事并无自有资金提供。因此，民体之星公司明确知晓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承担举办“民族团结杯”赛事的经费，亦清楚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并无资金支持赛事经费，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可能与民体之星公司签订支付费用的运营协议，《运营协议》自始不成立、不生效。依前所述，未生效的合同不存在合同解除一说，民体之星公司明知《运营协议》不成立、不生效，亦明知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承担亦无资金承担赛事经费，其依然与其他第三方签订各种服务合同，系其自愿为案涉赛事提供服务的单方意愿支出，其所主张的赛事经费不应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来承担。一审法院判决解除《运营协议》，并判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承担民体之星公司单方意愿的支出费用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即使案涉《运营协议》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判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向民体之星公司支付的垫付金额亦存在错误，应予以改判。1．民体之星公司与南京有舍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舍广告公司）签订的《设计制作委托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服务协议》）费用并未实际发生，即使发生亦远低于一审法院认定的39万元。首先，民体之星公司与有舍广告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早于其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签订的《运营协议》，即使《运营协议》成立并生效，《服务协议》也不应当归属于《运营协议》项下的服务内容，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无需为民体之星公司在《运营协议》签订之前既未被授权又未被追认的行为买单。其次，《服务协议》的服务内容为“赛事VI形象及赛事整体品牌形象提供策划设计制作服务”，民体之星公司一审所提出的协议服务内容包括会徽设计图及“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宣传图，其价值明显达不到其主张的39万元。依据百度百科检索，“VI”系“视觉识别系统”的简称，系一套统一的、完整的视觉符号系统。在体育赛事“VI”系统里，需提供的“VI”服务包括企业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象征图案、宣传口语等在内的全套设计规划文件材料，并制作符合赛事“VI”设计形象的一系列衍生物，包括不限于赛事纸杯、手提袋、主体海报、灯箱广告、背景墙、赛事旗帜、文化衫、徽章、活动帽、活动展示牌等。而一审中民体之星公司所述的徽章设计图（并未实际提供）、赛事简介仅仅是体育赛事“VI”中占比极小的一部分，且仅为电子版，并未实质化，其价值远不可能达39万元之多。再次，民体之星公司提交证明实际花费39万元的银行回单系向自然人转账，民体之星公司及有舍广告公司均为合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双方签订商事合同，应通过公司账户进行财务往来，却将大笔金额转入自然人账户，且未开具增值税发票，与常理不符。且依据民体之星公司提交的19万元转账记录显示，系为“足球夏令营支出”，并非本案民族团结杯赛事涉及服务费用。一审法院仅依据江霈霖与王居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两张民体之星公司转至自然人且明显存在涂改的转账记录（无发票），即认定民体之星公司实际支出了39万元，实属事实认定错误。最后，民体之星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分两笔向魏来个人账户共计转款39万元，按照《服务协议》第三条和第五条（应为第四条）约定，付款性质和时间均存疑。特别是根据《关于举办首届“民族团结进步杯”青少年足球联赛的通知》（下发时间为2019年5月18日），赛事报名已经于2019年5月20日启动，此前，无论是主办方，还是承办方均无人见过任何与赛事有关的VI设计草样或方案。而民体之星公司选择在上述通知下发后整一个月，在一天内向几乎没有设计产品的服务公司的个人账户转款39万元，高度存疑，该行为与一审法院认定的“此后民体之星公司积极履约，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大相径庭。2．案涉西部八省区足球赛事座谈会系由江霈霖牵头组织，通知于2018年9月发布，座谈会于2018年10月份召开，其时间远早于《运营协议》所载明的签订日期，亦远早于民体之星公司设立的日期，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从未授权民体之星公司举办此次座谈会，亦从未向民体之星公司承诺并追认承担此次座谈会的相关费用。且座谈会召开地点为江苏省，位于民体之星公司所在地，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位于北京，不可能将召开会议的地点设置在千里之外。民体之星公司自行牵头组织会议，在无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任何授权、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自行支付座谈会餐饮费用后，要求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承担该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即便想让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支付该笔款项，也是江霈霖个人行为，与民体之星公司无关。一审法院判决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向民体之星公司支付3563元的座谈会餐饮费用，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改判予以驳回。民体之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其与民体之星公司之间订立的《运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该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履行约定。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订立《运营协议》后将案涉项目交于他人运营，属于根本违约，导致本合同订立目的无法实现，民体之星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赔偿损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判决支持民体之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称其不知道以第三方运营的模式主办赛事，不影响《运营协议》成立并生效，也不能成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事由。事实上，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注册一个专门公司，单一运行“民族团结杯”赛事。天目湖会议之后不久，即2018年11月1日电召民体之星公司进京，就赛事运营公司的注册事宜包括股份持有、经营范围、注册地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当天商定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持该公司20%股份，因其身份特殊，提出由其儿子沙鹏代持，后因其有所顾虑，持股一事作罢。民体之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补充证据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三、民体之星公司所主张的损失均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根本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称，VI设计制作、主题歌（会歌）等费用存疑。事实是，所有工作均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充分沟通，并征得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同意，均是为了活动正常开展而进行的必要工作。天目湖会议之后，民体之星公司即以第三方运营公司的模式垫付资金进行筹备工作。民体之星公司同步落实工商注册、第三方运营合同和各项筹备工作。四、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称江霈霖利用足球委员会主任一职私自与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民体之星公司“非法签约”，没有事实依据。事实是，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批复成立足球委员会的时间是2019年2月22日，而与民体之星公司签约的日期是2018年12月19日；签约主体是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是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江霈霖是以足球赛事第三方运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成为足球委员会主任的，并非个人行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成立足球委员会的公文里同时任命民体之星公司股东之一的徐玲担任秘书长，原因相同，目的是有利于“民族团结杯”赛事的运行。五、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称其无力支付涉案合同约定的资金，并不能否定涉案合同的真实有效。而且民体之星公司在策划、组织涉案赛事的过程中，曾协调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向中国足协申请、落实专项资金。综上，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上诉请求以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民体之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运营协议》；2．判令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给付垫付款400360元；3．判令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民体之星公司提交一份日期为2018年12月19日，其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盖章的《运营协议》。协议甲方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乙方为民体之星公司。协议约定：甲方创立并授权乙方独家运营“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比赛”（以下简称赛事）。一、甲方的责任和权利：1、甲方负责审定赛事规程及办赛方案交乙方执行。2、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办赛费用（该项预算2019年度为120万元，到达乙方账户的时间不得迟于当年5月30日；之后每年度不低于150万元，并随物价上涨指数递增）。该项费用包括赛事全部CI的设计、制作，全部预算、结算，完税并出具发票/收据，赛事落地执行所必须支出的劳务、物料和资金，赛事宣传推广费用结算支出，赛事配套活动费用的结算支出，与赛事有关的差旅费的支出；该项费用不包括增项开支或与赛事无关的支出。3、甲方授权乙方以赛事名义进行商务活动（包括周边产品的设计、开发和销售），负责与赞助商/合作方签约并落实合同约定的赞助商权益。甲方同意商务活动所得纯收益（去除成本和税收后的净收益）补贴赛事不足部分或用于提高赛事竞技水平之外的部分，作为乙方收益。4、甲方每年度审计乙方提交的经营情况报告。二、乙方的责任和权利：1、乙方同意按照甲方授权范围以及赛事组委会制定的标准运营赛事。2、乙方承诺依法依规执行赛事的所有程序，承担赛事运营中的所有法律责任。3、乙方同意甲方在第一条第2款所列经费开支范围，不足部分在甲方授权的商务合作中筹措。4、乙方同意每年第四季度向甲方提交赛事运营情况报告。5、乙方同意成为甲方足球委员会的会员单位并按规定缴纳会费。三、该协议有效期自签约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但可以在合约期内以及期满续约时提出修改或增减本合约所列条款。乙方是赛事的独家运营企业，赛事所有商务合约须以乙方为主体签署方可生效。民体之星公司主张该协议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陆文梅于2018年12月19日通过微信向其发送扫描件后，将协议原件通过快递的方式送达其公司。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认为其没有见过该协议，协议中亦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但不申请对该协议上其协会的公章进行鉴定。民体之星公司提交一份日期为2018年12月12日，其与有舍广告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及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收款回单。《服务协议》甲方为民体之星公司，乙方为有舍广告公司。《服务协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就甲方公司VI形象（民族团结杯足球赛事）及赛事整体品牌形象提供策划设计制作服务。策划设计费用总计55万元，先期支付预付定金30%即16．5万元；VI设计项目完成支付中期款40%即22万元；赛事开始前完成所有项目设计支付终期款30%即16．5万元。服务协议签订即支付30%预付款；2019年4月1日前完成中期设计项目，甲方验收合格后即支付中期款项；赛事开始前完成所有设计项目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终期尾款。服务协议尾部民体之星公司及其代表江霈霖在甲方处签章；有舍广告公司及其代表魏来在乙方处签章。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收款回单显示：2019年6月20日，民体之星公司分两笔向魏来共计转款39万元，摘要分别为“足球夏令营支出”“民族团结杯制作费”。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其对此不知情。且根据协议约定，民体之星公司系作为志愿者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进行合作，即便有支出，也应由民体之星公司承担。民体之星公司当庭提交一份日期为2018年9月7日的《关于邀请参加西部八省区青少年足球赛事工作座谈会的函》以及江苏通用机打发票和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张，主张其公司为案涉赛事支出餐饮费3563元、音乐制作服务费7000元。上述函的内容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拟于2018年10月召开西部八省区青少年足球赛事工作专题座谈会；会议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报到、21日离会；会议地点为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天目湖涵田半岛酒店，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联系人为江霈霖。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显示：开票日期为2019年5月14日；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餐饮服务*餐饮费；金额为3563元；购买方为江霈霖；销售方名称为溧阳亚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地址为溧阳市天目湖镇东园路88号；备注为西部八省区青少年足球工作座谈会活动费。江苏通用机打发票显示：开票时间为2019年1月30日；付款方为民体之星公司；开票项目为音乐制作服务费；金额为7000元；开票方为南京市浦口区茶肆音乐工作室。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不认可该证据，认为系民体之星公司自己的支出。民体之星公司当庭提交一份《关于举办首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杯”青少年足球联赛的通知》，欲证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违反与其签订的协议内容，将案涉赛事交由其他单位举办。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因其协会与民体之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并未达成，故其协会与其他单位共同举办了案涉赛事。民体之星公司当庭提交多份王居与江霈霖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本案有关的，一审法院摘抄如下：1．2018年12月18日江霈霖：王大姐您的手机配有耳机吗？江霈霖：我把主题歌发给您所，提提意见。王居：没有，小陆说挺好。王居：事情怎么好就怎么做，这是原则，方法问题不用顾虑，按初衷前行。江霈霖：是，按照您同意的路径前进。江霈霖：主办方、承办方和运营方团结一心，民族团结杯一定会越办越好。王居：相信您！2．2019年3月11日江霈霖：2_民族团结杯．pdf。王居：体协会徽不太好看。江霈霖：我也这么认为，让我们设计师重新做一个？王居：好啊。王居：辛苦您了。另查，民体之星公司于2019年1月7日成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辩称，协会法定代表人对该协议的存在不知情，协会未在合同上盖章，协会法定代表人亦未在该合同上签字，且民体之星公司在2018年12月19日时尚未成立，故案涉协议未成立。经查，首先，民体之星公司称案涉协议是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先盖章后邮寄至其公司，再由其公司盖章，其公司盖章系在其公司成立之后；另外，虽然民体之星公司在2018年12月19日时尚未成立，但该公司已于2019年1月7日正式成立，现民体之星公司也对其公司盖章的意思表示予以追认。其次，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该协议尾部盖章，经一审法院释明，该协会对案涉协议上公章的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是否在案涉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合同的效力。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协议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民体之星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经查，案涉协议约定“该协议有效期自签约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截至庭审之日，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但庭审中，民体之星公司表示其不再履行案涉协议，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则认为案涉协议不成立，同时民体之星公司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均确认相关赛事已交由案外人举办，故一审法院认为民体之星公司就案涉协议享有解除权。因民体之星公司系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于当时到达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故一审法院确认案涉协议于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之日（即2020年11月6日）解除。对民体之星公司要求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给付垫付款400360元的诉讼请求。经查，案涉协议解除后，对民体之星公司造成的损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应予赔偿。现民体之星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包括三项。一是其因履行与有舍广告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支出的费用。对该笔费用，根据服务协议载明的委托事项、付款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结合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收款回单、江霈霖与王居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民体之星公司主张其因履行案涉协议支出39万元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是其因举办案涉赛事支出的餐饮费3563元。对该笔费用，座谈会的函中载明的办会地点、办会时间、联系人等内容与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中载明的购买方、销售方、地址、备注等信息能够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为民体之星公司主张其因履行案涉协议支出餐饮费3563元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是其因委托案外人制作案涉赛事的会歌支出音乐制作服务费7000元。对该笔费用，在案有民体之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江霈霖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王居于2018年1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与江苏通用机打发票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为民体之星公司主张其因履行案涉协议支出音乐制作服务费7000元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对民体之星公司要求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支付40036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南京民体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签订的《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运营协议》于2020年11月6日解除；二、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南京民体之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00360元。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全国“民族团结杯”青少年足球联赛规程（试行）》，用以证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是公益性质组织，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运营协议》中有关费用的条款以及民体之星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三项费用，与该规程中有关比赛接待与费用的条款严重冲突，不可能通过审核。民体之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规程是为举办民族团结杯赛事而起草的，与本案《运营协议》无关。民体之星公司在二审期间先后提交了有舍广告公司盖章出具的一份书面函件和一份书面证词。有舍广告公司在书面函件中确认收到民体之星公司合同款项39万元．有舍广告公司出具的书面证词内容为：我司于2018年12月12日与民体之星公司订立《服务协议》，该协议于2019年1月7日民体之星公司完成工商注册手续盖章生效。在此过程中，我司按期履行合同所约定之条款，完成设计制作工作。民体之星公司虽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节点付款，在我司多次催促后，于2019年6月20日分两笔向我司支付了合同款39万元。因合同未全部执行完毕，故此两笔款项汇至我司法人魏来个人账户，待合同执行结束最终决算后开具发票。有舍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来到庭接受了询问。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补充查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陆文梅在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并且认可前期由陆文梅与民体之星公司协商有关涉案赛事的项目工作。民体之星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了陆文梅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法定代表人王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陆文梅向王居发送了赛事运营协议，称“这是江总发的，可能要我们签字，我还没看”，王居于2018年12月19日下午2:25回复称“你先看看，没问题就盖章”。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认可上述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同时提出，其法定代表人在次日早上6:44给陆文梅发微信称“这份协议中经费是个问题”。民体之星公司对此予以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民体之星公司起诉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12月19日的《运营协议》，该协议载明的甲方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乙方为民体之星公司，在协议的落款处分别加盖有双方当事人的公章。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抗辩称，该协议系民体之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江霈霖利用工作之便与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陆文梅私自签订，未经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且民体之星公司在签订该协议时尚未成立，据此主张该协议自始至终未成立、未生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对涉案《运营协议》上所加盖的其公章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认可前期由陆文梅与民体之星公司协商有关涉案赛事的项目工作，现以陆文梅无权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为由否认其在该协议上盖章的效力，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虽然民体之星公司的成立时间晚于涉案《运营协议》的落款日期，但民体之星公司成立之后在该协议上盖章的行为构成对该协议的追认。在双方当事人未协商一致撤销或解除该协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已经成立并生效。经审查，该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有关民体之星公司要求解除涉案《运营协议》的诉讼请求。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运营协议》项下的相关赛事已经交由案外人举办，签订该协议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故一审法院根据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及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确认该协议于2020年11月6日解除，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在少数民族体育协会未举证证明民体之星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应当对涉案《运营协议》的解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民体之星公司在诉讼中举证证明其为履行涉案《运营协议》，围绕协议项下的相关赛事，为2018年10月召开的西部八省区青少年足球赛事工作专题座谈会支出餐饮费3563元，为制作赛事主题歌支出音乐制作服务费7000元，另外与有舍广告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委托有舍广告公司对涉案赛事的VI形象及整体品牌形象进行策划设计制作，为此支出策划设计费用39万元。二审期间，有舍广告公司亦出庭作证，陈述了有关《服务协议》的履行及费用支付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认可上述项目支出均与涉案《运营协议》项下赛事有关，且未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项目支出的真实性，故由于解除涉案《运营协议》给民体之星公司造成的上述项目支出损失，应当由少数民族体育协会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体育协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05元，由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曹 欣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王 朔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