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珊，女，198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鲍训方，男，1979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静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英，男，196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兵，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珊、鲍训方因与被上诉人熊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69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珊、鲍训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鸿斌、梁静波，被上诉人熊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珊、鲍训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熊英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熊英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错将高珊与熊英之间的委托理财关系认定为借贷关系，侵犯了高珊、鲍训方的权益。高珊是在受熊英胁迫下出具的涉案借条、欠条等，并非高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合法性，不应受到法律保护。高珊与熊英的聊天记录显示熊英一直认可其与高珊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熊英的投资收益是由被投资人北京金嘉富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嘉富亿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吴宗迪转给高珊，再由高珊转给熊英，或由金嘉富亿公司或吴宗迪直接转给熊英。在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应对资金取得控制权，但在本案中，高珊收到熊英投资款后随即转入金嘉富亿公司账户，熊英也获得了后来的投资收益，涉案款项的控制权并未转移给高珊，故高珊与熊英之间不满足民间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熊英在一审中多次变更诉讼请求数额，又试图将其与案外人发生的与本案无关的款项计入本案，后高珊审查银行流水时发现其与熊英之间早已平账，高珊代熊英向金嘉富亿公司投资获得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偿付给熊英。一审法院未对本案款项的性质及熊英主张的数额进行审查，仅凭高珊受胁迫签下的欠条作出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侵犯了高珊、鲍训方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按照代客理财关系进行审理，并重新分配举证责任。本案中熊英主张其与高珊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但仅提供了其通过欺骗、胁迫方式获取的并非是高珊真实意思表示的欠条、借条等及转账记录，不能充分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而高珊、鲍训方提交了聊天记录、银行流水等完整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因代客理财关系产生的纠纷。依据法律规定，本案不应依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予以认定。另外，在高珊、鲍训方已经举证证明本案为代客理财关系，且相应款项已经平账的情况下，应由熊英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裁判依据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熊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高珊、鲍训方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高珊欠熊英200万元借款为事实，有高珊自己书写的借条为证。高珊称其是受熊英胁迫出具的借条，无事实依据。熊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珊、鲍训方偿还熊英借款200万元；2．高珊、鲍训方支付熊英利息及罚息（自2019年5月4日开始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支付利息，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罚息）；3．诉讼费用由高珊、鲍训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珊、鲍训方系夫妻关系。熊英与高珊、鲍训方系朋友关系。2016年至2018年期间，熊英与高珊、案外人金嘉富亿公司、案外人吴宗迪之间互有多笔银行转账。其中，2016年10月25日熊英向高珊转账95万元，2016年11月25日，高珊向熊英转账101万元。自2016年12月15日至2018年9月12日期间，除双方认可的利息以及其他费用外，熊英向高珊共计转账8549999元，向金嘉富亿公司转账400万元，向吴宗迪转账280万元。高珊向熊英转账505万元，金嘉富亿公司向熊英转账430万元，吴宗迪向熊英转账400万元。在上述转账中，熊英分别于2016年12月15日、12月22日、2017年1月10日、1月4日、2月6日、4月5日向高珊转账700万元，于2017年5月8日、6月14日，向案外人金嘉富亿公司转账共计200万元。针对上述转账金额，高珊向熊英分别出具欠条8张，欠条载明高珊向熊英借款，借款期限均为三个月，并按月支付利息，逾期按照每日万分之五支付罚息。上述8张欠条分别记载欠款金额为：2016年12月15日100万元、2016年12月22日100万元、2017年1月3日200万元、2017年1月10日100万元、2017年4月5日100万元、2017年4月11日100万元、2017年5月3日100万元、2017年5月6日100万元。2017年6月14日，高珊向熊英出具借条一张，借条汇总了上述8张欠条的借款，载明：高珊向熊英借款8笔，合计金额900万元。其中1-7笔借款年利率12%，第8笔借款年利率10%。借款利息由金嘉富亿公司按月代为支付。第8笔借款利息由金嘉富亿公司支付10%，高珊个人支付2%。最后一笔借款的到期日为2017年8月15日。借款本金按到期日归还。逾期未还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罚息。2020年3月12日，高珊向熊英出具承诺函一份，称：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因2019年5月起吴宗迪未按约定支付其牵线的占海里房屋抵押贷款的利息，且尚未归还本金。此款目前在诉讼中，此笔款项有一套房屋抵押。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里209号楼21层2502号，待此案件处理完毕清偿以后，将第一时间立即连本带息归还此笔款项。案件号（2019）京0102民初19449号，产权证：X京房权证朝京字第XXXX号。特此保证。现熊英主张高珊仅偿还部分借款，剩余借款200万元未偿还，故提起本案诉讼。高珊、鲍训方以抗辩意见不同意熊英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熊英与高珊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双方是代客理财关系，并非借款关系。微信主要内容有：熊英“协商身份证号和归还日期，逾期一天5%手续费呀”；高珊“你投资，拿收益，我写欠条，还不是杀熟”熊英“看你表现，后面还有好事呢”；高珊“鲍在我旁边呢，不愿意我写欠条的方式”；“我觉得总写借条不合适，毕竟这是你的投资，我觉得还是以投资，我监督担保的方式写比较好”（2016年12月）；熊英“我每月都那几日分红，你帮我总结以下”；“70万在吴宗迪那做了吗，起始日是哪天”（2017年2月）；熊英“我只对着你呀，从法律讲我跟他们没直接关系，否则早下手了”，高珊“因为抵押做在鲍身上，我其实也算是代客理财”（2017年1月）；高珊向熊英发送出借咨询服务协议，并称“100到了”（2017年4月）；熊英“熊英：我欠您的200万元借款，和这200万元本金……”；“高珊，你按照这上面内容手书一份保证书，务必明早给我”高珊“200万元这事您和我心里都清楚，用我们银行的话说，就是代客理财，抵押房产在我们这里，就是我牵线，走了一个手续……”（2020年3月）。2．2017年10月4日的金嘉富亿投资管理合同、补充协议、投资确认书，用以证明高珊为代客理财。合同及补充协议载明：出借人：高珊（代熊英），管理人：金嘉富亿公司。本金账户：高珊，利息账户：熊英，并载明借款金额及利息标准。投资确认书的客户名称记载为高珊。3．高珊的银行交易记录，用以证明借款人是金嘉富亿公司。且即使是高珊借款，亦完成还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8年1月15日的200万元、2017年8月7日、8月8日共200万元系金嘉富亿公司向高珊账户转入后，再由高珊转给熊英。2017年2月10日，金嘉富亿公司支付高珊10000元后，高珊转给熊英（利息）。2017年2月6日，熊英转给高珊100万元后，高珊转给金嘉富亿公司。银行交易记录显示：金嘉富亿公司向北京思博特在线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熊英系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思博特广告公司）转账100万元。高珊主张为偿还本案借款。银行交易记录显示：高珊通过外币账户分别向熊英女儿、妻子在国外的账户转款外币，经折合人民币共计129万余元。熊英称上述款项为委托熊英代办移民等费用，故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账有很多其他性质，并非借款。针对上述证据，熊英否认上述证据可以否认双方的借款关系，并主张思博特广告公司与金嘉富亿公司之间存在其他债务。外汇转账系熊英将等值的人民币转入高珊、鲍训方账户后，委托高珊、鲍训方代为换汇。为此，熊英提供了相关银行交易流水，显示：熊英另分别向高珊、鲍训方银行账户转入资金。以及2018年8月1日思博特广告公司向金嘉富亿公司转账的100万元的交易凭证。同时，熊英称鲍训方系金嘉富亿公司员工，对于本案借款均知情、参与且同意偿还，并向本院提供双方通话录音作为证据。录音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熊英：“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欠着我200万元……”；鲍训方：“我家别说200万，我们能追回50万了，我上午回下午都给你”；熊英：“从法律交付来讲，我跟吴宗迪没有直接关系，我跟高珊有直接关系”；鲍训方：“是这样，明白，我们都明白”。鲍训方称其原在北京金嘉富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嘉富亿公司虽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但从事不同业务。故对于熊英所投资的项目并不清楚。且熊英提供的上述录音为断章取义，不认可熊英的录音的证明目的。并称当时由于熊英称其要带着债务来家里，考虑到家里老人孩子的感受，只能先顺着熊英的意思表述。另查，高珊向熊英书写的承诺函中记载的（2019）京0102民初19449号案件，为鲍训方作为原告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其他借款人偿还借款。高珊、鲍训方称该借款系二人家庭存款，并不包括熊英的资金，在吴宗迪介绍下以鲍训方名义向案外人进行抵押借款。因借款人未偿还而提起诉讼，故与熊英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熊英提供了高珊多次书写的确认借款的欠条、借条、承诺函以及其向高珊转账的凭证作为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具有法律依据。高珊现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对此，高珊应当负有提供相反证据的义务。现高珊提供的微信中虽记载其多次向熊英提出否认借贷关系的内容，但并未得到熊英的认可。高珊以熊英知情投资去向且直接收取案外人利息等事实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高珊所称其已经偿还熊英全部投资款项的主张，亦缺乏证据支持。对此，一审法院对于其抗辩意见均不予考虑。高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熊英起诉要求高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鲍训方虽否认其对借款知情及认可，但通过熊英提供的微信及录音等证据可以确定，鲍训方对于高珊向熊英书写借条的行为知情，且在熊英向鲍训方催要欠款时，鲍训方予以认可。故高珊对熊英所负债务应认定为高珊、鲍训方的夫妻共同债务。熊英要求鲍训方共同偿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高珊、鲍训方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熊英借款2000000元；二、高珊、鲍训方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向熊英支付上述借款本金自2019年5月4日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三、驳回熊英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珊、鲍训方提交了2020年3月12日鲍训方与熊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熊英将其拟好的承诺函的内容发给鲍训方，并称“让她认真写，别再节外生枝了”“写完照一张合影，人家找的是我，又不是她，冤有头，债有主”，鲍训方回复“明白，我跟她说”“最晚明天，最快今天，再给您写一份”，以证明高珊与熊英已就该承诺函达成合意，并非高珊个人的意思表示。熊英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补充查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2民初19449号民事判决书后，当事人均不服上诉至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京02民终531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各方的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各方当事人均已于2021年5月1日签收二审判决书。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二个：一是一审法院认定高珊与熊英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正确；二是高珊出具“承诺函”中的相关约定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附条件，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应当就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熊英为证明其与高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法院提交了欠条、借条、承诺函及转账凭证等作为证据。高珊为证明其与熊英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向法院提交了转账凭证、聊天记录和投资管理合同等证据，并主张其向熊英出具的欠条、借条和承诺函均是在熊英胁迫和要挟的情况下出具，并非高珊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高珊与熊英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熊英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充分有效的证据；其次，高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故其对于出具欠条、借条和承诺书的法律后果应属明知，在高珊不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上述债权凭证及承诺书存在欺诈、胁迫等法定无效或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三，从高珊向熊英出具欠条、借条和承诺书及双方聊天记录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高珊与熊英就双方之间的借贷或其他资金往来等问题进行过协商，双方就还款金额及利息达成了新的合意，该合意的内容对于合意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综上，一审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对本案进行审理，并支持熊英要求高珊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认定，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应当予以维持。高珊、鲍训方上诉主张其与熊英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因高珊已与熊英就相关问题达成新的合意，其本人应当遵守协议的约定，故本院对于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高珊主张其是按照熊英的要求出具了承诺书，并明确“待此案件处理完毕清偿以后，将第一时间立即连本息归还此笔款项，案件号（2019）京0102民初19449。”该约定属于附延缓条件的约定，在该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高珊无需承担还款义务。根据高珊提交的其与熊英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认定高珊是依据熊英提供的内容，亲手抄写的承诺书，后向熊英出具的。但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本院无法认定双方已就还款附条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依据高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意见，熊英在要求高珊书写承诺书时，存在其债权人向其追债的情况，高珊在聊天中表示“明天早上八点让鲍发闪送，您八点半或者九点就可以收到”，熊英回复“他们明早9:00还会过来看”，高珊随后表示：“那我让鲍八点就寄出去”，通过以上聊天记录，本院认为熊英让高珊出具该承诺书，并注明上述还款条件的目的为补强增信措施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且从高珊的对话可以判断其对承诺书出具的目的系明知，故本院对于高珊主张双方已就还款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第二，从公平原则出发，承诺书约定的（2019）京0102民初19449号民事案件现经过二审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鲍训方已具备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债权、处置抵押物的相应权利，如将承诺书中的约定视为附条件，将不利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徒增诉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高珊、鲍训方偿还熊英借款本息，并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高珊、鲍训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1400元，由高珊、鲍训方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王 楠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苏琪越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