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再43号   抗诉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炉院东街80号1幢1-202号。   法定代表人：施少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成，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春亮，上海建纬（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北路458号新疆科学大厦4-2号。   法定代表人：何玉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娇，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斌红矿业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矿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新01民终3609号民事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新检民（行）监［2020］65000000010号民事抗诉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新民抗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晶、张璨出庭。申诉人华斌红矿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金成、田春亮、被申诉人国源矿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张玉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根据双方《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支付的950万元转让款已包括国源矿业公司为该项目已支付且已进行的全部工作之费用，且除协议约定之外，华斌红矿业公司无需再支付该项目的其他任何费用，而协议并未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需要另行支付400万元的注册资金款，因此，在注册新公司（泰源矿业公司）需要资金时，国源矿业公司为了履行在矿山所在地注册新公司的义务，由其出资完成新公司注册符合协议约定。（二）《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新公司注册成功后，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新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其指定人名下。按规定，在2011年注册公司需要实缴注册资金，因此，既为了履行协议使华斌红矿业公司不再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能够在泰源矿业公司占股80%，又为了使泰源矿业公司注册合法规范，国源矿业公司和华斌红矿业公司采用了华斌红矿业公司暂借国源矿业公司400万元，来完成注册的方式，400万元性质名为借款实为投资款。（三）乌鲁木齐市检察院所调取的王锦华账户、泰源矿业公司账户交易记录可以证实，华斌红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暂借用于注册泰源矿业公司的400万元，当泰源矿业公司注资完成后，该款在20余天后就由泰源矿业公司通过转账付王锦华，王锦华再转付国源矿业公司已实际返还给国源矿业公司，而泰源矿业公司、王锦华、国源矿业公司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400万元是华斌红矿业公司归还国源矿业公司暂借的投资款。综上，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新01民终3609号判决书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现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请依法再审。   华斌红矿业公司申诉称，请求：1．请求撤销（2017）新01民终3609号民事判决；2．请求撤销（2017）新0103民初5249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当事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两审终审，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判令华斌红矿业公司偿还国源矿业公司借款400万元。华斌红矿业公司申请再审，新疆高院驳回了华斌红矿业公司的再审申请。（二）国源矿业公司据以400万元借据提起诉讼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提起虚假诉讼。上述判决已生效，华斌红矿业公司400万元资金已通过法院执行划走，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针对注册资金400万元的借据形成的所谓债权债务，在王锦华将注册资金转走后即已清偿完毕。国源矿业公司隐瞒借据形成的债务已经清偿完毕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并最终依据该判决将华斌红矿业公司的400万元执行。国源矿业公司构成虚假诉讼罪，且情节严重。（三）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之间借据的产生源于设立新公司完成探矿权交易的行为，而新公司实质上是空壳公司。2011年6月17日，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査探矿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国源矿业公司将其享有的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项目80%的权益有偿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50万元。转让协议书第3条还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国源矿业公司前往矿山所在地注册新公司，注册新公司的费用由合作公司承担。新公司注册成功后，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80%的股份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通过上述约定可以看出，成立新公司的目的就是为履行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内容，新公司只是一个空壳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在转让协议书中购买的80%权益，就是通过持有新公司80%的股权来完成的。新公司除去交易涉及的探矿权益外，并无任何资产（包括注册资金资产）。（四）新公司的设立并无真实的注册资金。2011年9月，为履行转让协议书，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共同设立新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华斌红矿业公司持股80%，认缴出资400万元；国源矿业公司持股20%，认缴出资100万元。按照双方的转让协议书约定，新公司的设立由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包括设立新公司时的注册资金都应有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在办理具体手续时，国源矿业公司对于垫付华斌红矿业公司注册资金400万元部分，要求华斌红矿业公司出具了一份载明金额为400万元的借据。新公司成立后，负责代理设立新公司的王锦华以转账支票还款的方式，将公司用于验资的50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也就是说，新公司并无真实的注册资金，王锦华是国源矿业公司委托代理新公司设立事项的，新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500万元（包括借据中的400万元）都是王锦华存入，公司设立完毕（验资完毕），王锦华又将500万元转走。综上，本案的关键证据借据的产生只是在设立新公司过程中因注册资金事宜而形成的一个书面材料，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之间并无真实的借贷关系。   国源矿业公司辩称，（一）国源矿业公司持有借据并证明了资金交付过程，本案借款的形成事实清楚，国源矿业公司已经履行了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明义务。1.2011年9月21日，先由华斌红矿业公司出具了借据，注明“今有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借到由质源投资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的对伊犁泰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投资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华斌红矿业公司盖有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施少雄亲笔签名。上述证据说明华斌红矿业公司具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上述借据至今仍由国源矿业公司持有，国源矿业公司证明债权成立的义务已经履行。2.2011年9月22日，国源矿业公司将400万以华斌红矿业公司名义存入伊犁泰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源矿业公司）的注册资金账户，经验资成功后，华斌红矿业公司的出资义务履行完毕。3．虽然国源矿业公司400万元现金没有交付给华斌红矿业公司，但国源矿业公司代华斌红矿业公司向指定账户存入资金的行为，构成指示交付；当事人的上述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九条（五）款规定，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故本案的借款事实清楚。（二）对于抗辩借贷事实不成立或所借资金已经偿还的主张，华斌红矿业公司负有法定证明义务。即便根据检察院调取的证据证明国源矿业公司收到泰源矿业公司支付的500万元，但由于该款项的性质及当事人对款项的用途已经做明确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本案的核心争议是泰源矿业公司于2011年10月13日将500万通过王锦华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是否达到消灭华斌红矿业公司400万债务的法律效果。1.500万元经验资程序后，已经变成泰源矿业公司的合法财产，即便施少雄同时是泰源矿业公司和华斌红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无权拿泰源矿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偿还华斌红矿业公司的债务。2．泰源矿业公司对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的500万元，有明确的使用目的。2011年11月14日，泰源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出具了《委托函》，明确表述已经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的500万元用于采矿证办理的相关事项。这是泰源矿业公司作为500万元现金的所有权人，对500万元款项用途进行说明的唯一书面证据，其证明力远高于华斌红矿业公司现在的口头辩解理由。3．泰源矿业公司给国源矿业公司支付500万元，委托国源矿业公司用该笔资金办理采矿证相关事项，意思表示的最终决策人仍是华斌红矿业公司。2011年至2015年，泰源矿业公司全套资质和手续（包括公章、财务印章，施少雄财务私章，空白支票等）均由华斌红矿业公司掌握。上述事实在原审卷宗中有2015年9月10日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共同出具的泰源矿业公司资料《移交清单》予以证实。2011年10月13日，泰源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支付500万元；2011年11月14日，泰源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出具《委托函》，上述行为的实施均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述。泰源矿业公司的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施少雄的私章均由华斌红矿业公司控制，所以把泰源矿业公司500万元通过王锦华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意思表示；华斌红矿业公司控制泰源矿业公司的公章，泰源矿业公司在2011年11月14日向国源矿业公司出具《委托函》，也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意思表示。华斌红矿业公司已经在2011年有书面证据证实泰源矿业公司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的500万元是用于采矿权办理，在本案诉讼中，华斌红矿业公司主张这笔钱是用于偿还华斌红矿业公司的400万债务，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三）2015年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签订解除协议时，约定国源矿业公司补偿华斌红矿业公司1300万元，该价格的形成依据就是基于华斌红矿业公司支付了950万元矿权转让款及400万元泰源矿业公司出资款，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上述方案具有合理性。1.2011年6月，华斌红矿业公司购买国源矿业公司铜矿采矿权时，铜每吨的价格是9000美元，按2011年7元的汇率标准，大致在每吨6万元。2.2015年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解除合作协议时，铜每吨的价格在2.8万元，跌幅超过50%，相应铜矿采矿权的价值也必然大幅缩水。3．在上述情况下，国源矿业公司同意以华斌红矿业公司最初的购买价格950万元及华斌红矿业公司对泰源矿业公司的出资400万元，综合计价1300万元作为给华斌红矿业公司的解除补偿，已经保障了华斌红矿业公司基本投资成本，所以双方协商一致具有合理性；2017年，由于涉案铜矿对划入伊犁州设立自然保护区范围，矿权证书未允许续期，国源矿业公司承担铜矿灭失的全部风险。综上，本案华斌红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借款的事实成立，华斌红矿业公司主张自己已经还款的主张不成立，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国源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斌红矿业公司偿还借款4000000元；2．判令华斌红矿业公司支付借款利息1267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7日，新疆质源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9月22日，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注册成立泰源矿业公司，其前法定代表人与华斌红矿业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均为施少雄。泰源矿业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王飞飞。2011年9月21日，华斌红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有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借到由新疆质源投资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的对伊犁泰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投资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同日，以华斌红矿业公司为缴款人向收款人为伊犁泰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两次存入投资款共计4000000元。2011年6月17日，国源矿业公司以变更前名称新疆质源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华斌红矿业公司（乙方）、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丙方）（下称国源矿产交易中心）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国源矿业公司将其享有合法权益的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项目80％的权益有偿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50万元。该转让价款由华斌红矿业公司于协议签署后五日内一交性支付给丙方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由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公司名下。该协议第四项第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国源矿业公司前往矿山所在地注册新的公司，注册新公司的费用由合作公司承担。新公司注册成功后，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国源矿业公司确保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公司名下。2015年7月1日，国源矿业公司（甲方）、华斌红矿业公司（乙方）与国源矿产交易中心（丙方）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的解除协议书。约定：一、解除甲、乙、丙方于2011年6月17日签订的《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二、甲方退还及补偿乙方款项合计人民币1300万元。甲方分五笔向乙方给付完毕前述款项：①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付200万元；②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即2015年8月12日前给付100万元）；③本协议签订后40个工作日内（即2015年8月26日前）给付200万元；④2015年12月31日前给付400万元；⑤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400万元。三、乙方收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前三笔款项后，将其持有的占泰源矿业公司全部股权80％的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甲方或甲方指定单位（个人），并移交公司相关资料……2015年9月10日，华斌红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泰源矿业公司移交相关资料。同日，国源矿业公司向华斌红矿业公司发送股权转让函：一、我方已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了前三期应退还款项500万元；二、根据《解除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请贵公司将其持有的伊犁泰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以零对价的方式转让至我公司委托的王飞飞名下。2015年9月11日，泰源矿业公司在昭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当场销毁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共三枚。2016年5月26日，因本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由国源矿业公司向华斌红矿业公司支付上述款项未能如期给付，国源矿业公司向华斌红矿业公司申请给付时间顺延。2011年10月13日，施少雄加盖私章及泰源矿业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向王锦华转账500万元，转账支票中用途一栏备注为还款。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借款400万元；二、驳回原告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华斌红矿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3民初524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国源矿业公司的一审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相一致。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国源矿业公司主张的400万元是向案外人的投资款还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借款。根据双方的举证及法庭的发问，国源矿业公司出示的借据和缴款单可以证明华斌红矿业公司曾向国源矿业公司借款的事实。而华斌红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该400万元系对案外人的投资款，但国源矿业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之间从探矿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探矿权转让价并未包含本案华斌红矿业公司向国源矿业公司的借款400万元，且国源矿业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之间的探矿权解除协议中仅约定了退还及补偿费用而未约定该两项费用是否包含借款事项。故对华斌红矿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二审法院不予采纳。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再审审理中，国源矿业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泰源矿业公司2011年11月14日出具的《委托函》1份，用以证明泰源矿业公司认可支付给国源矿业公司500万元，付款目的是办理采矿权价款、复垦保证金、约定费用的缴纳、矿业权维护、采矿证办理等事宜；华斌红矿业公司主张此款系泰源矿业公司替华斌红矿业公司偿还借贷资金，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共同抽逃注册资本等说法均不成立。上述新证据结合原审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共同出具的泰源矿业公司资料《移交清单》、昭苏公安机关公章销毁《证明》、公章销毁《声明》共同证明：2011-2015年期间泰源矿业公司全套资料包含公章一直由华斌红矿业公司保管；《委托函》上的公章与销毁《声明》中泰源矿业公司的公章印记相同；《委托函》上的公章在2015年9月11日销毁；泰源矿业公司公章已经销毁。国源矿业公司没有伪造《委托函》的可能。2．《铜价十年曲线》打印件1份，证明：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在2011年9月注册成立泰源矿业公司时，铜价处于高位。3．《铜价实时走势图：铜5年价格》打印件1份，证明：2015年华斌红矿业公司在铜价格大幅下落的背景下，国源矿业公司同意支付华斌红矿业公司1300万元退出泰源矿业公司股东身份，其定价依据就是950万元探矿权购买价格及400万元股东出资，双方的协商价格具有公平、合理性。华斌红矿业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认可，内容是虚假的，根据双方办理新公司的规定，华斌红矿业公司除了950万元没有其他出资义务，原一、二审的证据充分证明，这是王锦华负责办理的，内容上也可以看出，泰源矿业公司没有给国源矿业公司（原质源矿业公司）转过钱，从检察院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王锦华取款、收款的过程，国源矿业公司对此是忽略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国源矿业公司的观点。对证据2、3的真实性不认可，打印件无法核实，铜的价格是市场公开的，探矿权没有办理完结的情况下，2015年签订的解除协议是由国源矿业公司退给华斌红矿业公司1300万元，国源矿业公司自称上述1300万元包含400万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退还1300万元已经考虑到市场价格的变化，双方的合同约定第六条违约责任第一项，华斌红矿业公司本应追究国源矿业公司1800万的返还义务，当时考虑到双方合作期间诚意及市场变化、政策变化，华斌红矿业公司让步了500万，最终协议是国源矿业公司支付华斌红矿业公司1300万元，这个和经王锦华之手转到国源矿业公司的40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再审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认定。   另，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证据包括：王锦华询问笔录1份、银行卡取款凭条7张、现金缴款单2张、王锦华尾号为3816号银行卡交易明细表及开户情况汇总表各1张、泰源矿业公司尾号为3300的账号交易明细及开户情况汇总表各1张、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2张、现金收款凭证2张、身份证2张及客户身份信息联网查询记录1张。华斌红矿业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以上证据证明2011年9月21日，王锦华以现金取款方式，取款400万元之后，以现金缴纳方式存入泰源矿业公司账户，作为注册资金。公司注册完成后，2011年10月14日，王锦华以支票方式将泰源矿业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转到其个人银行卡，之后又全部转入国源矿业公司账户。本案国源矿业公司起诉的借条记载的400万资金，就是指向王锦华缴纳存入泰源矿业公司的400万元。以上证据充分证明，本案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400万元就是国源矿业公司投资设立泰源矿业公司需要的注册资金，公司注册成立后，这笔钱就被国源矿业公司取走。即便按照借条内容记载，存在借贷关系，在这400万资金通过王锦华转回国源矿业公司账户后，双方所谓的借贷关系也随之消灭。国源矿业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但是我们不认为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有关系，王锦华从泰源矿业公司取走的500万的事实，这个钱是泰源矿业公司的资金，并不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财产，华斌红矿业公司认为王锦华从泰源矿业公司支付的500万元等同于华斌红矿业公司所借的400万元的债务予以偿还，这种说法无法律逻辑关系，500万元是泰源矿业公司的注册资金，而不是华斌红矿业公司的私有财产。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结合全案证据，对案件事实查明如下：2011年6月17日，新疆质源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质源投资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乙方）、新疆国源土地矿产资源交易中心（丙方，以下简称国源矿产交易中心）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书》）。其中约定：质源投资公司将其享有合法权益的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项目80％的权益有偿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50万元（含约定的办理采矿证费用和办理探矿证过户的资料费）。该转让价款由华斌红矿业公司于协议签署后五日内一交性支付给国源矿产交易中心，由质源投资公司负责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公司名下。该协议第三项第2条，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后，由质源投资公司负责到矿上所在地办理注册合作公司等事宜。华斌红矿业公司配合质源投资公司注册新公司等事宜。该协议第三项第3条，质源投资公司负责在本协议签署后8个月内将该项目探矿证转让、变更至合作公司名下（如需要在探矿证转让时缴纳价款，转让探矿权价款由合作公司承担，由华斌红矿业公司垫付，所垫付的探矿权价款质源投资公司保证可冲抵采矿权价款，如不能冲抵，由质源投资公司返还华斌红矿业公司此笔款项，国源矿产交易中心作为担保方承担责任），……。该协议第四项第2条，华斌红矿业公司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该转让款已包括质源投资公司为该项目已支付及已进行的全部工作之费用，除根据本协议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应当和支付的费用外，华斌红矿业公司无需再支付该项目的其他任何款项。该协议第四项第3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质源投资公司前往矿山所在地注册新的公司，注册新公司的费用由合作公司承担。新公司注册成功后，质源投资公司负责将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质源投资公司确保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公司名下。该协议书第六项第1条约定：质源投资公司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华斌红矿业公司无法享受该项目探矿证80%的权益的；或未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注册的合作公司名下的；华斌红矿业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质源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已经收取的转让款，同时国源矿产交易中心对此承担担保责任。2011年6月20日，华斌红矿业公司支付了转让价款950万元。2011年9月21日，华斌红矿业公司出具借据，内容为：今有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借到由新疆质源投资有限公司先行垫付的对伊犁泰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投资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整。（为保证借据内容完整呈现，本院在上述借据内容引用部分不使用简称）。同日，案外人王锦华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苏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昭苏县支行）分两笔从自己尾号为3816的农业银行银行卡中取现400万元（每笔200万元）【上述交易凭证：银行卡取款凭条（银行打印）联“序号”为：f7200×××、f7200×××】，以“缴款人：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现金缴款单记载内容）将上述400万元分两笔现金存入泰源矿业公司尾号为3300的账户（上述交易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序号”为f7200×××、f7200×××）。2011年9月7日，质源投资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9月22日，泰源矿业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施少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显示上述信息】。2011年10月13日，泰源矿业公司以转账支票方式向王锦华尾号为3816的农业银行银行卡支付500万元（转账支票附言栏为：还款）。2011年10月14日，王锦华尾号为3816的农业银行银行卡向质源投资公司尾号为0632的账户转款400万元和100万元（其中金额为400万元的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处有“还款”字样，金额为100万元的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处有“转款”字样）。之后，双方当事人存在函件往来。2015年7月1日，国源矿业公司（甲方）、华斌红矿业公司（乙方）与国源矿产交易中心（丙方）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的解除协议书》（以下简称《解除协议书》），约定：国源矿业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国源矿产交易中心于2011年6月17日签订《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由于国源矿业公司未能按约定时间将切特木斯铜矿采矿证办理到项目公司泰源矿业公司，现经国源矿业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国源矿产交易中心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解除国源矿业公司、华斌红矿业公司、国源矿产交易中心于2011年6月17日签订的《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二、国源矿业公司退还及补偿华斌红矿业公司款项合计人民币1300万元。国源矿业公司分五笔向华斌红矿业公司给付完毕前述款项：①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付200万元；②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即2015年8月12日前给付100万元）；③本协议签订后40个工作日内（即2015年8月26日前）给付200万元；④2015年12月31日前给付400万元；⑤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400万元。三、华斌红矿业公司收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前三笔款项后，将其持有的占泰源矿业公司全部股权80％的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国源矿业公司或国源矿业公司指定单位（个人），并移交公司相关资料……。2015年9月10日，华斌红矿业公司与国源矿业公司在（泰源矿业公司）移交清单上盖章。同日，国源矿业公司向华斌红矿业公司作出股权转让函：一、我方已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了前三期应退还款项500万元；二、根据《解除协议》第三条的约定，请贵公司将其持有的泰源矿业公司80％的股权以零对价的方式转让至我公司委托的王飞飞名下。2015年9月11日，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出具声明，称泰源矿业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共三枚在昭苏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当场销毁。2016年5月26日，国源矿业公司向华斌红矿业公司发出《申请》，内容主要为：国源矿业公司本应于2015年12月31日支付华斌红矿业公司的款项尚没有支付完，国源矿业公司申请给付时间顺延。   另，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对王锦华所作询问笔录显示，王锦华自述代表国源矿业公司去办理泰源矿业公司注册事宜并就注册资本金事宜等进行了说明。   本院再审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因引起本案纠纷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故本案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再审中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就案涉的40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民间借贷事实。依据现有证据显示，本案案涉的借据及对应的资金交易记录发生在2011年9月21日，该案件原一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6月1日，故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在这里需要强调是，民间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基本事实有待查清：一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二是出借款项是否实际交付。结合全案证据及当事人相关陈述，本院认为就案涉的400万元，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理由如下：   第一，立足《转让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分析，《转让协议书》中对之后成立的新公司（即泰源矿业公司）相关事宜进行过明确约定，其中包括：1．第二部分第1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950万元（含约定的办理采矿证费用和办理探矿证过户的资料费）；2．第三部分第2条，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后，由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到矿山所在地办理注册合作公司等事宜。华斌红矿业公司配合国源矿业公司注册新公司等事宜；3．第四部分第2条，华斌红矿业公司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转让款（950万元）。该转让款已包括国源矿业公司为该项目已支付及进行的全部工作之费用，除根据本协议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应当支付的费用外，华斌红矿业公司无需再支付该项目的其他任何款项；4．第四部分第3条，本协议签订后，国源矿业公司前往矿山所在地注册新的公司，注册新公司的费用由合作公司承担，新公司注册成功后，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公司80%的股份转让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国源矿业公司确保将该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公司名下。这里“新公司”“合作公司”即为泰源矿业公司，也就是说：1．华斌红矿业公司给付的950万元中已经包括约定的办理采矿证费用和办理探矿证过户的资料费，无需再支付该项目的其他任何费用，亦未约定华斌红矿业公司对新公司负有出资义务；2．国源矿业公司和华斌红矿业公司已在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需要成立新公司、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办理新公司注册事宜，探矿证转让、变更等费用最终由国源矿业公司承担；国源矿业公司负责将公司80%的股份转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源矿业公司若履行将泰源矿业公司80%的股份转给华斌红矿业公司或华斌红矿业公司指定人名下的合同义务之前提是国源矿业公司持有泰源矿业公司80%的股份。依据泰源矿业公司章程第六条之规定，泰源矿业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泰源矿业公司注册资本的80%即为400万元，而泰源矿业公司章程亦显示华斌红矿业公司实缴出资额为400万元、国源矿业公司（当时名为质源投资公司）实缴出资额为100万元。   第二，立足案涉资金交易轨迹及案外人王锦华询问笔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分析，案涉400万元的资金交易轨迹为（本院查明部分已经详细列明交易记录，此处为概括描述400万元的资金走向）：2011年9月21日，案外人王锦华从自己个人账户取现40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存入泰源矿业公司尾号为3300的账户（当日国源矿业公司尾号为0632的账户亦向泰源矿业公司尾号为3300的账户转款100万元），上述交易发生后，2011年9月21日，泰源矿业公司尾号为3300的账户余额为500万元，后该账户一直未发生资金交易，直至2011年10月13日发生三笔资金交易，分别为：转入1万元，支出20元，以支票方式（附言：还款）向王锦华个人账户支付500万元。2011年10月14日，王锦华尾号为3816的账户分别向国源矿业公司转款400万元和100万元（即上述500万元），其中400万元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处有“还款”字样，100万元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处有“转款”字样，王锦华在乌鲁木齐市检察院所作的询问笔录亦有与上述资金交易相应的陈述并明确2011年王锦华代表国源矿业公司办理泰源矿业公司注册事宜。故，案涉的400万元已回到国源矿业公司账户之中。   第三，立足双方当事人在原审诉讼启动前已形成的相关证据材料分析，从落款为2011年9月21日借据形成到国源矿业公司2015年5月21日出具关于《新疆昭苏县切特木斯铜矿详查探矿权权益转让协议书》告知函的复函再到双方当事人在2015年7月1日形成《解除协议书》直到国源矿业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出具的（顺延付款）申请等，国源矿业公司对于案涉400万元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内均未进行过主张（国源矿业公司于2016年6月起诉），特别是在《解除协议书》及之后形成的相关双方函件中亦未对上述400万元进行过说明或提出抵消等主张，对上述情形，国源矿业公司在再审中辩称“人员流动较大、考虑不周全，协议解除的人可能没有记起打借条的情况”，对上述辩称，国源矿业公司未出示证据予以证明，且上述辩称显与公司之间借款的交易常识不符，故，本院对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的400万元名为借款，实为用于泰源矿业公司注册资本80%的缴纳，从而履行转让协议书所约定的国源矿业公司注册新公司（即泰源矿业公司）及国源矿业公司将泰源矿业公司80%的股份转给华斌红矿业公司之合同义务，并且上述400万元在泰源矿业公司进行注册后又回到了国源矿业公司账户之中，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就上述400万元不存在借贷合意，并未发生民间借贷事实，华斌红矿业公司不负有返还上述400万元的义务。另，国源矿业公司在再审中提交新证据“委托函”，试证明500万元（包括案涉的400万元）的付款目的。但因《转让协议书》对于探矿证转让、变更等费用最终由国源矿业公司承担已有明确约定，且国源矿业公司并未出示证据证明上述500万元（包括案涉的400万元）使用情况，故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伪并不影响对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就上述400万元并未发生民间借贷事实的判断。对国源矿业公司出示的《铜价十年曲线》《铜价实时走势图：铜5年价格》打印件，本院分析如下：《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其中包括国源矿业公司若不将项目的探矿证、采矿证办理在新注册的合作公司名下需要双倍返还已经收取的转让款，而《解除协议书》亦写明是由于国源矿业公司未能按约定时间将采矿证办理至泰源矿业公司才对《转让协议书》予以解除，且《解除协议书》中对于1300万元的表述为：“国源矿业公司退还及补偿华斌红矿业公司款项合计1300万元”，再结合解除协议书约定内容亦未提及铜价问题，故本院对于国源矿业公司出示上述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因本案出现新证据，对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就案涉的400万元是否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国源矿业公司与华斌红矿业公司就案涉的400万元并不存在民间借贷事实，本院再审对国源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新01民终3609号民事判决及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17）新0103民初524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4334.5元（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800元（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新疆国源矿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并直接给付给新疆华斌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 翔   审  判  员   李 健   审  判  员   唐 楠   二 〇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书  记  员   孙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