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102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丽，女，1974年9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丽达，贵州华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俊松，男，1973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思碧，贵州省清镇市卫城镇法律服务所律师。上诉人周丽因与被上诉人何俊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3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丽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395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用、保全保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做生意的过程中，上诉人通过微信转款、手机银行转款、现金陆续多次为被上诉人对外代还借款、欠款，形成多笔借款交易，双方就多笔借款交易进行汇总分阶段形成了2019年2月15日、2019年7月11日的两张借条。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中答辩认可双方一直未就合伙事务的账目进行清算，一审判决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定，故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15日、2019年7月11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两张借条涉及的金额应当被认定为借贷，而并非合伙债务的清算凭证，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本案应按照“合伙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借款金额据实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而不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于2019年2月15日、2019年7月11日向上诉人出具的两张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对借条中除微信转账、手机银行转账之外的现金借款交易部分予以否认，属于故意逃避借款。何俊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且一、二审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费由上诉人承担。一、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合伙，不是民间借贷。在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20）黔0181民初2705号民事案件庭审中上诉人认可诉请非民间借贷，因此上诉人在该案中申请撤诉。撤诉后，上诉人不和被上诉人进行合伙事务账务清算，又以同样案由提起诉讼，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还是不进行合伙事务账务清算，还提起上诉，属恶意诉讼，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请。二、上诉人主张2019年2月15日的借款140050元中有73000元为微信转款，其余为现金出借，2019年7月11日所写借条上的43310元均为微信出借，但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微信互转的金额计算出来的数据与上诉人陈述不符，且其不能做出合理说明，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陈述不予采信，驳回其诉请有理有据。上诉人是认可双方合伙做生意的，由上诉人管账，被上诉人负责车辆运输管理及车辆维护等，所以双方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每天都有资金往来，如果需要支出时，上诉人就转钱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马上就支付出去，如果是被上诉人收到货款时，其也马上转钱给上诉人，而且有时转款金额为个位数，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规律；三、双方合伙做生意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是因上诉人担心合伙亏损时被上诉人对双方债务不认可，为明确合伙人应当共同承担合伙债务的情况，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以借条形式向其作出书面确认，故2019年2月15日、2019年7月11日被上诉人分别出具给上诉人140050元、43310元的借条，并非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个人使用的，而是对合伙债务的内部确认和分配，实质上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合伙发生亏损时，上诉人一人被债权人要求还款，上诉人独自还款后，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的一种保障方式。该合伙债务在合伙经营期间也会用合伙经营的利润偿还，使合伙人应承担的合伙债务减少，直至全部清偿，因此借条事实上为合伙法律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周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的借款183360元。同时，由被告承担支付以183360元为基数，按6%的年利率自2020年5月18日起计算至上述借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无争议的事实：1、原告周丽与被告何俊松有合伙关系，合伙事务未进行结算。2、2019年2月15日，何俊松向周丽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借到周丽人民币现金大写壹拾肆万零伍拾元整（￥140050.00元）特写此据借款人：何俊松”；2019年7月11日，何俊松向周丽出具《借条》1份，载明“何俊松个人2019年2月、3月、4月、5月、6月合计借周丽人民币现金大写肆万叁仟叁佰壹拾元整（￥43310.00元）”。（二）有争议的事实：原告周丽与被告何俊松对原告周丽诉请何俊松还款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存在争议。原告认为是民间借贷纠纷，向本院主张前述2019年2月15日所写借条上140050元中有73000多为微信转款，其余为现金出借，但具体金额因笔数太多记不清了。2019年7月11日所写借条上的43310元均为微信转款出借。两笔借款为合伙事务之外的借款，与合伙关系无关。原告周丽向本院提供其向何俊松（微信号：×××）进行转款的微信记录及银行转款凭证，以周丽提供的《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进行核算，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1日，周丽向何俊松微信转款共计115762元（其中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共计转款73320元；从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共计转款42442元）。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何俊松向周丽转款63601.22元（其中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共计21478.82元；从2019年3月至2019年6月共计42122.4元）。从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11日，周丽向何俊松用手机银行转账共计24871.18元，其中10972.18元为车款，8075元为执行款。被告认为双方是合伙纠纷，现双方尚未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1、对前述借条，被告主张是合伙事务阶段性结算时书写，没有实际的借款行为。在书写借条后，原被告双方的合伙事务仍在继续。2、被告何俊松向本院提供《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微信号：×××）。经核算，何俊松提交的微信收款金额2018年10月收到周丽的微信转款金额为15150元；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7月11日共收到周丽的微信转款为124513.66元（其中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为73405.66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为51108元）；从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共收到周丽的微信转款为41024元。3、被告何俊松向本院提供《贵阳君顺汽车修理厂结算单》及申请证人杨某到庭，拟证明原被告为合伙关系，登记在周丽名下的贵Ａ×××××号车辆为合伙事务履行车辆。原告认为《贵阳君顺汽车修理厂结算单》与本案无关，何俊松可就合伙纠纷另案主张。至于杨某证实被告两人为合伙关系，共同向杨某借款的证言，原告主张虽然向杨某出具的借条上有原被告的签字，但原告只是根据被告的要求签字，不代表是原被告两人因合伙事务共同向杨某借款。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周丽主张2019年2月15日的借款140050元中有73000多元为微信转款，其余为现金出借。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及手机银行转款记录，截止2019年2月15日，周丽主张的微信转款金额为73320元，手机银行转款为14746.18元，合计88151.18元；何俊松自认截止2019年2月15日收到周丽的微信转款为15150元＋73405.66元＝88555.66元，何俊松对手机银行转款金额14746.18元无异议，合计为88555.66元＋14746.18元＝103301.84元；截止2019年2月15日，何俊松向周丽进行微信转款42122.4元，则不管是按照周丽主张的金额（88151.18元-42122.4元＝46028.78元）计算，还是按照何俊松主张的金额（103301.84元-42122.4元＝61179.44元）计算，均与原告陈述的73000多元为微信转款不符。对于现金出借部分，何俊松予以否认，周丽亦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故对于周丽“2019年2月15日的借款140050元中有73000多元为微信转款，其余为现金出借”的主张不予采信。周丽主张2019年7月11日所写借条上的43310元均为微信转款出借。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转款记录及手机银行转款记录，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周丽主张的微信转款金额为42442元，手机银行转款为10045元，合计42442元＋10045元＝52487元；何俊松自认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收到周丽微信转款51108元，何俊松对手机银行转款金额10045元无异议，合计为51108元＋10045元＝61153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何俊松向周丽转款42322.4元，则按照不管是按照周丽主张的金额（52487元-42322.4元＝10164.6元）计算，还是按照何俊松主张的金额（61153元-42322.4元＝18830.6元）计算，均与原告陈述的“43310元均为微信转款出借”不符。故本院对于原告陈述的“43310元均为微信转款出借”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周丽主张被告向其出具借条是因为原被告合伙事务之外的民间借贷行为，但未能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的微信转款往来全为民间借贷行为，亦不能向本院对借款金额及资金来源作出合理说明，不能证明双方存在除合伙事务以外的明确的借贷法律关系。此外，原被告双方亦未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因此，本院对周丽要求何俊松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84元，由原告周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周丽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微信转账记录9页（打印件），拟证明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期间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借款90040元。何俊松质证称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何俊松收到周丽转账88490元，2018年11月1日有两笔200元重复，2018年11月23日1150元没有收到，2018年12月1日有200元重复，共计重复1750元，不予认可，是合伙往来，不是借款。第二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明细（打印件），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实际支付借款4274元。何俊松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三组：中国工商银行汇款明细（打印件），拟证明周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招商银行支付何俊松欠付的购车款共计10972.18元。何俊松质证称对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车系在曾美霖的名下，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伙购买的车辆。第四组：收条（复印件），拟证明周丽代何俊松向胡仕祥代还2013年新发村员工工资款15000元。何俊松质证称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与本案无关。第五组：微信转账记录6张（复印件），金额合计51107元，银行转账明细4张（复印件），金额合计1960元，汇款明细1张（复印件），金额8075元，收条3张（复印件），金额合计18000元，拟证明何俊松于2019年7月11日出具的载明为43310元欠条的款项构成。何俊松质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该组证据系双方合伙往来账目和合伙期间所付工人的工资，与本案无关联性。何俊松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2020）黔0181民初2705号案的起诉状、撤诉申请书、庭审笔录、（2020）黔0181民初4269号民事判决书（均为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系合伙关系，上诉人没有出借款项的能力。周丽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上诉人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主张两人系合伙关系，但没有完成举证责任。第二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拟证明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借款供个人使用，2018年12月1日被上诉人还将自己的个人存款转账34000元给上诉人个人使用，周丽没有借款能力。周丽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这笔款产生的原因是被上诉人当时作为其他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收到他人转账后，为了不被法院冻结、扣划该笔款项，便与上诉人协商，将该笔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上诉人以换取等额现金；二是该笔转账发生时间是2018年12月1日，而被上诉人出具第一张借条的时间是2019年2月15日，该笔款项不是被上诉人所说的是转给上诉人个人使用，更不属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款，所以未在借条中将此笔款项扣除；三是该证据上诉人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及，如果被上诉人真的将这一笔款转给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没有理由会在一、二审过程中将其忘记，这不符合常理，明显是因为该笔款项双方已厘清，未对该款项产生异议，被上诉人在二审开庭后才提交本组证据是为了混淆事实，模糊真相，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三组：贵阳军顺汽车修理厂出具的证明（复印件）,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关系且合伙期间车辆维护的开支由被上诉人在支付。周丽质证称：对三性均不认可，一是没有修理厂的营业执照、该证明无经办人签字，也没有维修清单和正式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二是该证明维修起止时间是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该时段上诉人因生意亏损而将车辆闲置，被上诉人知道后，与上诉人达成协议，约定由上诉人以每月5000元价格将车租给被上诉人使用，车辆使用期间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车辆的维护及行驶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车辆交付给其后，被上诉人并未按照约定支付租金，上诉人报警后在警方调解下将车收回，且该车是2018年11月才购置的新车，短时间内进行多次维修不符合常理，与本案无关。第四组：中博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拟证明上诉人所还贵Ａ×××××的车款10972.18元系周丽与何俊松合伙经营的期间的合伙债务，周丽与贵州中博农牧业签订运输沼液的车辆就有贵Ａ×××××车辆。周丽质证称对三性有异议，一是没有“中博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证明未经办人签字，且该证明及所附17页证据系单方自行制作，无正式发票及对应金额和数量，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二是贵Ａ×××××车辆并非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无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车辆一切事由与上诉人无关，且该证明为“贵Ａ×××××号车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的运输沼液明细”，落款时间却为2019年6月12日，该证据逻辑错误，上诉人合理怀疑是事后制作，且该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未有过合作，双方不存在合伙共同债务。第五组：行驶证（复印件），拟证明贵Ａ×××××这辆车登记在曾美霖名下。周丽质证称该行驶证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对，证据来源不明，与本案无关，对三性均不认可。第六组：情况说明两份（原件）、身份证复印件两张，拟证明上诉人所称代被上诉人还的钱不是被上诉人个人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合伙期间的债务。周丽质证称这几笔款项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抱着合作意向开始接触之前发生的，属被上诉人的个人纠纷，案外人也在上诉人代为还款后出具了收条，收条中明确写明款项性质“周丽代何俊松还欠运输费”，经上诉人仔细比对，该两份情况说明中案外人的签名明显与案外人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上的签名不一致，且该两份说明的用词、句式极为相似，落款日期也是同一天，上诉人合理怀疑该证明系被上诉人自行制作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该部分争议对认定部分款项性质有重要影响，上诉人请求法庭依法传唤案外人申开敏、孙军、罗达俊到庭作证，以查证案件事实。第七组：提交被上诉人银行账户尾号为2402的信用卡明细表（复印件），拟证明该信用卡所产生的金额是贵Ａ×××××车辆的过路费，该车曾登记在周丽名下，该费用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合伙期间拉鸡苗所产生的费用。周丽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明细表只能说明被上诉人消费情况，达不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从其消费时间来看，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意向未能达成，被上诉人自行开展生意之后产生的，与本案无关。二审中，周丽陈述两张借条中的借款构成如下：2019年2月15日借条的140050元构成为：第一笔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微信转账90040元，第二笔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2月15日前代何俊松还信用卡4274元，第三笔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2月25日代何俊松还车贷10972.18元，其他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多笔现金合计56760元，扣除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何俊松微信还款21994元。2019年7月11日借条的43310元构成为：第一笔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微信转账51107元，第二笔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代何俊松还银行贷款1960元，第三笔2019年3月28日代何俊松还执行款8075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代何俊松偿还其向他人的借款18000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期间多笔现金合计6490元，扣减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何俊松陆续还周丽的42321元，就是借条上的金额43310元。二审查明，周丽在（2020）黔0181民初2705号民事案件中以相同的本金、相同的借条向何俊松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在该案法庭辩论时周丽陈述同意与何俊松进行合伙事务清算后撤诉，在撤诉申请中也明确案由有误。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系民间借贷。周丽上诉主张何俊松向其出具的两张借条系因借贷产生，故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该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关于两张借条中的借款构成，周丽一审中主张2019年2月15日借条的140050元，有73000多元为微信转款，其余为现金出借；2019年7月11日借条的43310元均为微信转款出借。二审中主张2019年2月15日借条的140050元构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微信转账90040元，2018年11月11日至2019年2月15日前代何俊松还信用卡4274元，2018年11月24日、2018年12月25日代何俊松还车贷10972.18元，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多笔现金合计56760元，扣除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2月15日何俊松微信还款21994元。2019年7月11日借条的43310元构成为：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微信转账51107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代何俊松还银行贷款1960元，2019年3月28日代何俊松还执行款8075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代何俊松偿还其向他人的借款18000元，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多笔现金合计6490元，扣减2019年2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何俊松陆续还周丽的42321元。周丽的两次主张存在多处不一致，明显不符合常理，周丽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且这些借款的构成不论在时间还是金额上均不能与借条上载明的内容相对应。第二，周丽与何俊松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且双方均认可未对合伙事务进行清算，而周丽在（2020）黔0181民初2705号民事案件中以相同本金、相同借条向何俊松提出起诉，但在该案庭审时周丽陈述同意与何俊松进行合伙事务清算后撤诉，在撤诉申请中也明确案由有误，在此情况下，周丽应当就其主张的借款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但本案中其提交的证据明显不足以证明涉案两张借条中的款项系因借贷产生。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周丽要求何俊松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还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周丽和何俊松二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因不能与本案中的借条形成对应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周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8元，由周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 娜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王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