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2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雷，男，1969年8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燕妮，北京允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薄敬武，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立强，男，1972年12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盼，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雷因与被上诉人杨立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1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改判驳回杨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案外人郭某与杨立强串通发起的虚假诉讼。王雷与郭某因发生特殊关系，郭某以告知其夫人相威胁，让王雷签下一纸甲方空白且没有签订日期的《委托持股协议》。2019年12月，郭某串通杨立强，以杨立强之名，向法院提起本诉。本案是合同纠纷，要审查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涉案合同是委托持股协议，首先要确定杨立强是真正的股票权利人，再确定王雷接受了杨立强的委托，委托持股关系才得以成立。一审法院对合同中涉及股票真实权利及代持关系的“股票系杨立强从昆山中科研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公司）受让股权得来；股权转让款由杨立强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已经以现金方式给了王雷；王雷接受了杨立强的委托，成为代持人”三个关键内容未予查实，只依据合同上有王雷的签名，就判定王雷向杨立强返还全部股票及收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的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杨立强并非涉案股票真实权利人。王雷没有和杨立强签过涉案协议，没有接受过杨立强的委托，双方的委托持股关系并不存在。1.杨立强从未从中科公司受让过任何股权。中科公司从来没有和杨立强洽谈过任何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宜。杨立强不提供与中科公司相关人就股权转让事宜的沟通记录，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杨立强从未向王雷支付过任何现金，作为中科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一审庭审中，杨立强提交了王雷的现金存款凭证作为其交付现金的证据。同时，在2020年8月20日庭审当日，其代理人描述交付现金的过程为：杨立强授意其司机和会计于2016年12月29日从北京开车至昆山，将装有198万现金的旅行箱（黑色），当面交于王雷，然后亲眼看着王雷存入农业银行并转账给中科公司。首先，王雷的现金存款凭证并不能证明现金是由杨立强交付给王雷；其次，杨立强不能提供该笔大额现金的支取来源；再者，杨立强不能提供王雷收到现金后开具的收条；最后，杨立强对其所陈述的交付细节，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包括但不限于：（1）会计、司机真实姓名；（2）当日从北京开至昆山的车牌号和品牌；（3）当日的高速通行记录；（4）会计、司机当日在昆山的住宿记录；（5）交付现金的时间和地点。即杨立强至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其支付过现金，并交付给王雷。3.王雷从未与杨立强签过涉案协议，也没有接受过杨立强的委托，双方的委托持股关系并不存在。王雷直到2017年6月才与杨立强相识，不可能在2017年2月就与杨立强签订过涉案协议。一审庭审中，王雷曾数次发问，请杨立强正面回答与王雷的相识时间，在王雷本人出庭的庭审中，也请求当面对质，杨立强代理人均未回应，一审法院也未要求杨立强回应。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1.王雷从未与杨立强有签订涉案协议的意思表示，从未就代持事宜有过协商并达成过合意，涉案协议上虽有双方签字，但王雷签字时并未有与杨立强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协议并不成立。2.一审法院认为甲方空白的《委托持股协议》为王雷向不确定人发出的要约，杨立强签字视为承诺，进而认定合同成立没有法律依据。涉案合同是股票代持协议，签订协议时，股票的权利人一定是明确的，不可能是不确定人群。如果要发出要约，也应该是委托人，即股票权利人发出要约，代持人作出承诺的过程。即便认定委托人在涉案协议上签字视为承诺，承诺应在合理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才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才得以成立。杨立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签字确认在2017年2月18日之前到达了王雷。3.涉案合同不管是否成立，均因扰乱证券市场公共秩序、破坏金融安全、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认定为无效。无效合同自始无效，不存在解除。涉案股票为上市企业股票。根据《证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发行人应当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禁止发行人的股份存在隐名代持情形。管理办法虽属部门规章，但依据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的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尤其在近些年金融证券领域强监管政策背景下，司法实践中对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破坏金融安全、扰乱市场秩序而无效的认定已基本没有争议。综上，杨立强既没有从中科公司获得过股权，也没有向王雷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款，其不是涉案股票的真实权利人，没有权利主张返还。王雷从未就代持事宜与杨立强协商并达成一致，双方不存在委托持股关系。王雷也从未有过与杨立强签订涉案协议的意思表示，涉案协议并不成立。杨立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雷的上诉请求。一、《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标的股票对应的股权转让款系由杨立强实际支付，王雷与杨立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法律关系。王雷多次改变其对是否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以及198万元股权转让款来源的陈述，一审法院依据杨立强持有的《委托持股协议》原件、《股权转让协议》原件、198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相关原始转款凭证等认定本案《委托持股协议》成立并无不当。具体而言：（一）《委托持股协议》对代持事项的约定完整、明确、具体，且作为书面形式的合同书，本身即可作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明。王雷在《委托持股协议》上逐页、反复、多处明确签字、按指纹认可，足以认定王雷对委托持股的内容和后果是完全知晓和认可的。（二）杨立强持有股权转让款的相关原始转款凭证，且《委托持股协议》也多处明确确认王雷代杨立强支付该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货币为种类物而非特定物，王雷在收到杨立强的现金股权转让款后，具体将其名下哪笔资金转入浦发银行用于最终向中科公司转款，不影响杨立强已将相应股权转让款现金支付给王雷的事实。关于代持款项来源，王雷陈述前后不一。（三）一审法院对王雷个别证据材料认定有误，且遗漏杨立强的部分证据材料。关于王雷提交的“杨立强”与王雷前妻“彭某”的通话录音，一审法院在未核实录音中案外人身份、也未通知案外人到庭说明的情况下，径行确认该视听资料的真实性，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关于录音材料的部分表述不符合客观事实，王雷提交的录音文字稿篡改了录音中的表述。杨立强掌握整个股权代持过程中其他可留痕环节的全部原件材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遗漏了杨立强的部分证据材料，包括王雷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书》，绑定了王雷交通银行卡，王雷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该账户持有标的股票；王雷在开立证券账户后，一直由杨立强掌握证券账户号以及密码，直至2019年12月24日，杨立强还曾登录该账户查看代持股票的市值等信息。（四）王雷关于本案属于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虚假诉讼要求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王雷与杨立强之间明显对立，不存在恶意串通，不属于虚假诉讼。且，本案不存在虚构事实的情形，仅涉及王雷与杨立强的民事财产权利，不涉及任何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公共利益。中科公司对外名义上将股权转让给王雷，不影响王雷与杨立强之间对内的股权代持关系。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原件由杨立强持有，进一步印证王雷作为代持人不掌握该等原件。王雷不是标的股票的实际权益人，王雷根据杨立强的委托及指示与中科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将应由受让人持有的一份协议原件交给杨立强持有，王雷作为代持人没有也不可能持有《股权转让协议》的原件。王雷所称受案外人郭某胁迫签订代持协议理由不能成立，王雷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胁迫。二、本案股权代持协议有效，王雷应向杨立强给付代持股票对应的全部财产性权益，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分红款等应一并计算。法律及行政法规并未明确禁止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且本案代持的股权数量占比不到1%，不在披露的十大股东之列，也与实控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可能对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产生影响，不会触发强制性规定所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一审法院认定《委托持股协议》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属合法有效合同，并无不当。相关法院的最新生效案例均认定代持（拟）上市公司股票的协议有效，王雷所提案例对本案不具有参考性。三、无论本案代持协议效力如何，王雷应向杨立强给付全部投资收益，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分红款等应一并计算。（一）《委托持股协议》中关于委托投资关系及投资收益归属的约定仍应属有效且可履行，杨立强有权要求王雷给付全部投资收益。根据代持协议的约定，杨立强投资标的股票的目的在于取得投资收益，在限售期结束后，王雷应根据杨立强的指示以自己的名义卖出代持股票，并将收益交给杨立强，该约定不涉及对第三人或者其他股东或者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也不会导致恒铭达公司的股权不清晰，或者触发披露要求，故此相应代持协议应属有效。代持协议中关于委托投资关系及投资收益归属的约定，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也不涉及其他第三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更不涉及公序良俗，应属有效。股权（股票）归属与委托投资关系及投资收益归属关系属于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杨立强有权基于代持协议的投资收益归属条款要求王雷返还标的股票对应的全部投资收益。（二）按照“谁投资、谁收益”“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标的股票的投资收益应全部归杨立强所有。标的股票对应的全部股权转让款系由杨立强支付，如果目标公司发生亏损，相应损失风险全部系由杨立强承担，王雷对于标的股权并无任何出资，其也不承担任何投资损失。（三）按照对投资收益的贡献来看，标的股票产生巨大收益完全来源于杨立强的投资决策及实际出资，王雷对于代持股权的增值并无任何贡献，作为小股民的名义股东，也不涉及对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四）根据相关规定及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协议无效而获益，因此，无论代持协议效力如何，王雷应向杨立强给付全部投资收益。自2020年2月王雷违反诚信原则至本答辩状提交日，标的股票已从71.36元跌至30元左右，如王雷不违反诚信原则，杨立强不会不能如期出售，王雷的违约行为给杨立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立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杨立强与王雷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2.王雷返还代杨立强持有的“恒铭达”（证券代码：002947）936056股股票；如无法返还，则请求王雷赔偿杨立强损失60796837.20元【损失按照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铭达公司）上市之日至实际赔偿之日每股最高收盘价为计算标准，目前暂计每股64.95元】。3.王雷给付杨立强股票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20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505470.24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5月2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4.王雷赔偿杨立强保全费5000元、保险公司保费41456元、律师费35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情况。杨立强提交了涉案《委托持股协议》，记载，甲方杨立强，乙方王雷。鉴于中科公司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中科公司原持有恒铭达公司1000万元的出资，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3.99%。2016年10月，中科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00元出资额（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1701%）转让给甲方，甲方认同恒铭达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愿景，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的名义代为持有甲方拟持有的恒铭达836600元出资额，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方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全额支付给乙方1974376元，并以乙方名义向中科公司全额支付了受让恒铭达公司836600元出资额的股权转让款1974376元，转让完成后，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已发行在外的836600股的股份，并已经全额支付了取得该股份的对价。2017年1月24日，恒铭达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以经审计的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净资产145143146.45元为基础，按照1.81:1的比例折股8000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余净资产65143146.45元计入资本公积。恒铭达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程序，整体变更完成后，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公司已发行在外的936056股股份。甲方已经以现金的方式全额支付给乙方整体变更所得税，由乙方代为支付给代扣代缴公司。甲、乙双方均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甲方实际拥有恒铭达公司发行在外的936056股股份，并已经全额支付了取得该股份的对价及相关税费。乙方在此声明并确认，乙方已收到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甲方支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份的股权转让款（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甲方为恒铭达公司936956股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和实际拥有者。甲方委托乙方以乙方名义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乙方同意接受该委托。第一条，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具体包括：（一）甲方委托乙方以自己的名义持有甲方的股份，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及其他所有涉及恒铭达公司股东情况及股权结构的资料中，甲方的股份均应记载为属于乙方所有。（二）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持有的股份在恒铭达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恒铭达公司股东身份参与恒铭达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三）甲方作为上述股份的实际持有者，对恒铭达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乙方仅得以自身名义代甲方持有甲方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委托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第二条，甲方的股份的收益权最终应由甲方享有。为本条目的，乙方应当将持有甲方的股份所产生的收益以合法、适当且税负最低的方式及时转交给甲方。乙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持甲方的股份所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均全部转交给甲方，并承诺将在获得该等投资收益后3日内将该等投资收益交付甲方，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乙方不能及时交付的，应向甲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之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相应损失。第四条，就代为持有并管理甲方的股份，甲方无需另向乙方支付报酬。第八条乙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相应损失，乙方对甲方的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共3页，首页抬头乙方处有王雷的签字及指纹，第二页尾部有王雷的签字及指纹，第3页落款处有杨立强签字，有王雷签字及指纹。案件审理过程中，王雷表示，其当时确实签署过这份《委托持股协议》，但是当时并没有杨立强签字，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杨立强其人，王雷签署协议后给了一名郭姓女子，之后的事情其并不清楚，仅在2017年6月见过杨立强一面。一审庭审中，王雷提交了一份杨立强与王雷前妻彭某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有如下表述：彭某：“你们，你之前也是见过王雷，你之前跟郭某也熟，熟到这种可以经济上这样的一个相托的境界，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男人的事就不要提了，你既然打电话到我这，现在这个事的主动权在我，你就不要跟我再提你的问题。”杨立强：“对天发誓，你可以问问王总，我跟他熟不熟，对天发誓。”彭某：“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杨立强：“我就没有跟他签过，就见过两面，我也不跟你细说了，我也没有必要跟你去解释这个东西，但是我自己觉得……”彭某：“你跟郭某什么关系，我能问问吗？”杨立强：“可以啊，这是我们行业里面的，是我同学，也是我同事，然后给我一个投资机会来。”一审庭审中，杨立强对该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但不申请司法鉴定，故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2016年10月31日，甲方中科公司与乙方王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现持有恒铭达公司1000万元的出资，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的总额的13.99%。现甲方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万元出资额（占恒铭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17%）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等股权。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截至2016年9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扣除2016年10月分红款后的净资产额为作价依据，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36元/股，标的股权转让对价总计人民币197.4376万元。乙方应在2016年11月30日之前，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乙方发生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行为，应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为依据就应付股权转让款向甲方支付相应的利息费用。该协议落款处盖有中科公司公章，并有王雷签字。2019年1月14日，恒铭达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记载，2016年10月31日，中科公司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83.66万元股权（占注册资本总额1.17%）转让给王雷，同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恒铭达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完成工商变更程序，变更后的股东包括王雷，出资金额836600元，出资比例1.1701%……王雷以其自有资金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本次股权转让情况属实，股权转让均系交易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自愿交易行为，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法律纠纷。2016年12月30日，王雷自其×××的浦发银行账户向中科公司账户汇款1974376元。一审庭审中，杨立强出示了一张王雷账号为×××的中国农业银行存款回单，显示该账户于2016年12月29日17时30分现金存款198万元。对此，杨立强表示，该笔198万元系杨立强自有资金，并以现金方式存入王雷账户，用以购买中科公司持有的恒铭达公司1.17%的股权；王雷表示，该款项是其向一位朋友的借款，现已还清，且王雷并非用农业银行账户汇入中科公司账户，而是用招商银行账户汇入浦发银行账户，再由浦发银行账户汇入中科公司账户。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王雷×××的招商银行账户信息，显示2016年12月30日8时54分，王雷×××的招商银行账户赎回200万元，并于同日9时11分将198万元汇入×××的浦发银行账户。杨立强对该款项的转款路径认可，并表示王雷没有用农业银行的款项汇入浦发银行账户，而是用招商银行账户款项汇入浦发银行账户，继以购买恒铭达公司股权的行为足以表明王雷早已决定侵占杨立强资产。一审庭审中，杨立强出示了《委托持股协议》原件、《股权转让协议》原件、2016年12月29日王雷农业银行账户现金存款198万元的凭条原件，并表示该些证据都是王雷在签署或收款之后交由杨立强保全，足以证明委托持股事宜。王雷表示，因其与案外人郭姓女子有情感纠纷，该些证据都是其交给郭姓女子的，包括涉诉《委托持股协议》，也是王雷签字之后交给郭姓女子的，其签字之时，杨立强并未签字。三、恒铭达公司的基本情况。恒铭达公司系于2011年7月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2月17日将企业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3月6日，恒铭达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新增股本3478261股。2017年3月26日，恒铭达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新增股本7655746股。2019年2月1日，恒铭达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恒铭达（002947），截至判决作出之日，股票价格为每股49.49元。通过公开信息资料显示，王雷为恒铭达公司股东，持股936056股，持股比例为0.74%。2019年5月6日，恒铭达公司出具《权益分配实施报告》一份，记载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2019年4月17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分派的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1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020年5月15日，恒铭达公司出具《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记载恒铭达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本次分派的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一审庭审中，王雷认可于2019年5月13日收到分红款168490.08元，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了分红款505470.24元。四、杨立强所付律师费、保全担保费情况。2019年12月28日，杨立强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所）签署《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关于杨立强与王雷之间就恒铭达公司股票的委托代持纠纷事宜，杨立强委托金杜律所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一审阶段的固定费用为人民币30万元，其中10万元自法律服务协议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余下20万元自甲方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或保全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财产保全阶段的固定律师费用为人民币5万元，由法院保全对诉争股票等有效等值资产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支付。2020年1月2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10万元；2020年1月3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20万元；2020年1月23日，杨立强支付金杜律所律师费5万元。2020年1月2日，杨立强为本案财产保全支付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费41456.42元。杨立强在本案立案前提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20）京0105财保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王雷名下“恒铭达”（证券代码：002947）936056股股票；查封、冻结王雷名下价值16.849008万元的财产，并于同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年1月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证券司法执行要求明细单》一份，记载，被执行人王雷，冻结002947恒铭达936056股。冻结生效期间产生的孳息（指通过中国结算派发的红股、转增股、红利）一并冻结。后杨立强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案件有如下争议焦点：第一，《委托持股协议》是否成立。首先，《委托持股协议》符合合同成立之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委托持股协议》具有杨立强、王雷的签字，且杨立强、王雷均认可其自身签字的真实性，合同标的和数量亦具体明确，故《委托持股协议》依法成立。王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签署的协议负有审慎审查之义务，即便如王雷所述，在签字之时并不知晓杨立强其人，但王雷将签字后的协议交给郭姓女子之行为表明其委托郭姓女子向不特定人发出要约，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当为杨立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其次，王雷签署《委托持股协议》之时，已知股权转让款由甲方支付。《委托持股协议》中明确记载2016年10月中科公司有意将其持有的恒铭达公司1.1701%的股权转让给杨立强，杨立强委托王雷持有该部分股权，且杨立强已经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给王雷1974376元，虽股权转让款系王雷从其招商银行委托理财账户汇至浦发银行账户，再通过浦发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非杨立强主张的由农业银行账户汇入浦发银行账户。但一方面，王雷农业银行账户确实在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一天汇入与本案金额基本一致的款项，而存款凭条却由杨立强保管，王雷亦未说明其农业银行现金存款198万之来源；另一方面股权转让款汇自王雷个人账户不能否认《委托持股协议》中王雷已收杨立强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再次，录音证据不能反映《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过程。王雷提供的录音证据虽有杨立强“我就没有跟他签过，就见过两面”的陈述，但结合该段语境，系杨立强与王雷前妻彭某之间就王雷与郭姓女子的情感纠纷进行的通话，并不能完整反映《委托持股协议》的签署过程。且《委托持股协议》系书面证据、直接证据，而录音证据系言辞证据、间接证据，书面证据的证明力高于言辞证据，不能以录音中并不清晰的表述否认《委托持股协议》之成立。综上，《委托持股协议》系杨立强与王雷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于2017年2月18日成立。第二，《委托持股协议》是否有效。首先，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的股权不能代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为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5月17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1月30日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未对拟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部门规章，并非法律或行政法规，因此，《委托持股协议》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其次，《委托持股协议》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旨在通过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确保拟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维护基本交易安全，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王雷代杨立强持有恒铭达公司股票936056股，持股比例为0.74%，且王雷并非恒铭达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此，《委托持股协议》中关于股权代持的约定并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权属纠纷，并不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第三，《委托持股协议》应否解除及责任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王雷否认股权代持一事，违反了《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造成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杨立强以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于2020年3月16日向王雷送达了起诉状，故一审法院确认《委托持股协议》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开发行的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第三十八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因此，股票的交易应当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公开的交易方式进行，杨立强无权要求王雷返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对于杨立强要求王雷返还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但杨立强对上述股票所对应的财产性权益享有所有权。现王雷代持的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已过限售期，王雷应当通过公开途径，将其代持的恒铭达公司股权对外出售，并将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权益给付杨立强。关于上述股票的价格，杨立强主张按照恒铭达公司上市之日至实际赔偿损失之日，每股最高收盘价为计算标准。该项主张于法无据，理由在于，即便杨立强实际持有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亦不能保证在最高收盘价之日卖出，故对于杨立强主张的损失标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股票卖出的委托价格由杨立强确定，最终以证券交易所实际成交价格为准，并以该标准计算恒铭达公司936056股股票所得收益，同时，因杨立强为恒铭达公司的实际股东，故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该些股票所对应的财产性权益均由杨立强享有。恒铭达公司的分红款亦属《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的应由杨立强享有的财产性权益，王雷应当返还，逾期未返还应当赔偿损失。王雷于2019年5月13日收到分红款168490.08元，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了分红款505470.24元，杨立强主张王雷赔偿杨立强168490.08元分红款所对应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一审法院根据杨立强的申请，于2020年1月8日查封了王雷股票账户，致使王雷无法返还2020年5月22日收到的分红款505470.24元，故对于杨立强要求王雷赔偿以505470.24元为基数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王雷应给付杨立强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委托持股协议》第八条约定，王雷因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而给杨立强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王雷相应的损失。故杨立强因本案诉讼所产生的律师费35万元、保全保险费41456.42元均应由王雷予以赔偿，现杨立强主张保险费为4145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判决：一、确认2017年2月18日杨立强与王雷签署的《委托持股协议》于2020年3月16日解除；二、王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杨立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36056股（证券代码：002947）所对应的财产权益（股票价格按实际成交之时的价格计算，如有转股、赠股、配送股则一并计算）；三、王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立强分红款673960.32元及利息（168490.0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8月19日；以168490.08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四、王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立强律师费损失35万元、保全保险费损失41456元；五、驳回杨立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雷提交了2019年12月3日王雷与郭某的两段电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涉案股票系王雷与郭某之间的纠纷，如果代持存在，也是王雷替郭某代持；结合一审中提交的王雷前妻与杨立强的录音可以看出，涉案股票与杨立强没有关系，杨立强不是股票的真实权利人，其没有权利要求返还。杨立强发表质证意见称：王雷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交该两份证据材料，不应采纳；不认可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王雷未提供两份证据材料的原始载体，未进行公证，且第三人身份无法核实确认；录音材料内容系王雷与案外人之间的感情纠纷，与本案无关；录音材料不完整，系王雷截取片段，且没有否认王雷与杨立强之间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也无法推翻资金交付的事实；录音材料中，郭某明确否认其与王雷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且多次提到“代持”，王雷没有否认，表明王雷一直在说谎。对于王雷提交的上述电话录音，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审理中，关于农行198万元的来源，王雷陈述是案外人郭某委托一个人在昆山当地给其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双方的合同签订及履行均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关于合同的成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委托持股协议》具有杨立强、王雷的签字，王雷上诉主张其签字时并未有杨立强签字，其与杨立强并未有签订协议的意思表示，对此，杨立强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王雷的该项上诉意见，并无证据予以支持，且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杨立强于一审中提交了存款凭条，并对其出资情况进行了合理说明，且《委托持股协议》中亦明确约定股权转让款杨立强已经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给王雷。王雷虽不予认可，但对其主张的出资情况前后陈述不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王雷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委托持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杨立强已经履行完毕其主要义务，该合同依法成立。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委托持股协议》的效力，王雷以其违反《证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而主张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委托持股协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其次，《委托持股协议》约定代持的股份比例较小，尚不属于法律规定必须披露或纳入监管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对公众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故该代持行为无涉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因此，王雷上诉提出代持协议无效，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合同的解除及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王雷否认股权代持一事，违反了《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造成杨立强签署《委托持股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依据杨立强的诉请，确认《委托持股协议》解除，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委托持股协议》解除后，根据涉案股票的性质，一审法院判决王雷通过公开途径将其代持的恒铭达公司股权对外出售，并将由此产生的财产性权益给付杨立强，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委托持股协议》解除后，王雷自恒铭达公司取得的分红款亦属杨立强享有的财产性权益，王雷应予返还。王雷未按照《委托持股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根据协议约定，还应赔偿王雷相应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杨立强的诉请，判决王雷赔偿杨立强利息损失以及律师费、保全保险费等费用，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王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6627元，由王雷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 旭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徐军军书 记 员  陈 玥-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