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2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346号。法定代表人：张俊红，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海艳，男，197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上诉人北京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海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4民初6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政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政安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进行推定分析认定是错误的。第一，政安公司借给孙海艳20000元，并由孙海艳出具了借款单是客观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孙海艳也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第二，孙海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所借20000元借款已通过工资进行了抵扣，在政安公司与孙海艳前期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孙海艳对工资的请求和计算过程，始终没有提起及扣除该借款的事实，而是政安公司提出孙海艳借款一事时，仲裁员说一码归一码，要求政安公司另行主张，政安公司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没有认真查明借款是否偿还的事实，臆断政安公司与孙海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推理孙海艳的借款已经扣除，该推定没有任何依据依托，导致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二、由于一审法院错误推定本案事实，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判决驳回政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属于处理结果错误。孙海艳辩称，不同意政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政安公司一审起诉请求：判决孙海艳偿还政安公司借款20000元及借款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8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海艳原系政安公司员工，政安公司自2012年4月至2015年5月通过公司账户每月向孙海艳打卡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2014年3月12日，孙海艳向政安公司借款20000元自用，政安公司指派本公司财务人员通过现金方式向孙海艳交付借款，孙海艳按照本公司财务制度要求填写《借款单》留存在政安公司财务人员处。另查，2019年5月29日，孙海艳以政安公司拖欠其2013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劳动报酬约12万元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政安公司向孙海艳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工资余额34000元。孙海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审理政安公司给付孙海艳2015年6月至2018年12月工资差额13181.2元。孙海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调解，政安公司同意给付孙海艳调解款20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孙海艳称其向政安公司主张的工资差额已经扣除了从政安公司处支取的2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政安公司与孙海艳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该民间借贷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孙海艳是否已偿还了从政安公司处取得的借款。结合政安公司、孙海艳之间自2013年至2019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政安公司未足额向孙海艳支付工资等相关事实，一审法院推定政安公司已以扣发孙海艳工资的形式折抵了孙海艳从政安公司处取得的借款20000元，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政安公司、孙海艳借贷事实非发生在自然人之间，孙海艳原系政安公司员工，孙海艳向政安公司借款可能存在借支工资情形，孙海艳按照政安公司财务制度要求书写《借款单》，政安公司在通过抵扣工资形式收回借款后，基于双方的雇佣关系，孙海艳存在无法从政安公司处取回借款凭据的可能性；其次，孙海艳在政安公司处工作期间，政安公司向孙海艳发放工资时间及方式并不固定，每月发放工资金额存在差异，在双方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政安公司对发放孙海艳工资的构成亦无法明确，从上述情形看，一审法院无法排除政安公司已通过抵扣孙海艳工资的方式收回了借款；再次，在政安公司、孙海艳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孙海艳主张政安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按常理，如双方之间确有其他债权债务尚未清偿，当事人会据此抗辩，但政安公司在劳动仲裁及一、二审诉讼期间，均未提及孙海艳有借款20000元尚未清偿的事实，一审法院有理由推定政安公司已默认20000元借款事实上已通过应发工资进行了折抵。综合上述分析，对于政安公司要求孙海艳偿还借款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政安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孙海艳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政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新的证据：2011年9月份到2011年12月份政安公司向孙海艳发放工资的工资表，其中孙海艳签的是其另一个名字孙振兴。用以证明孙海艳2011年的工资都足额发放了。孙海艳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孙振兴是其另一个名字，但该证据上的签名不是其所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对于该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由于孙海艳不认可系其签名，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定，但根据其他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孙海艳应向政安公司偿还借款20000元以及利息，故该证据是否采纳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二审中，孙海艳称政安公司拖欠其2011年工资共20000元，一直拖欠到2014年，2014年时应当由政安公司向其写欠条，但其未看清，便按政安公司要求、按照公司“拿钱写条”的惯例签了《借款单》。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海艳向政安公司所借的20000元，是否已在政安公司应付孙海艳的工资范围内抵扣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海艳向政安公司借款20000元，并填写了《借款单》，据此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政安公司凭借上述《借款单》起诉要求孙海艳偿还借款，孙海艳主张该借款已经在之后政安公司应付其工资的范围内抵扣了，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孙海艳应当对其上述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本案中，孙海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政安公司将上述借款在之后应付其工资的范围内抵扣了，故孙海艳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孙海艳应向政安公司偿还借款20000元。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导致判决结果不当。其次，虽然在双方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现有笔录等未显示政安公司提及了孙海艳有借款20000元尚未清偿，但是，政安公司辩称其曾提及过，但相关仲裁员、法官称该借款与劳动争议案无关，故未一起解决。政安公司的上述辩解具有一定合理性，与案件无直接关联的意见未记录在笔录中属正常情况，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即便政安公司在双方劳动争议案件中未提及孙海艳有借款20000元尚未清偿，一审法院由此推定政安公司默认该借款已通过应发工资进行了抵扣，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最后，一审中，孙海艳称其从政安公司处借支了20000元，填写了《借款单》。二审中，孙海艳改称由于政安公司拖欠其2011年工资共20000元，一直拖欠到2014年，2014年时应当由政安公司向其写欠条，但其未看清，便签了《借款单》。孙海艳的前后陈述相互矛盾，亦不符合生活常理和逻辑，故对其辩解不应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孙海艳向政安公司所借的20000元已在政安公司应付孙海艳的工资范围内抵扣了，政安公司有权要求孙海艳偿还借款20000元以及利息。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政安公司可随时要求孙海艳偿还借款，但应给其必要的准备时间。政安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本院根据案情酌定2020年12月31日为孙海艳的还款期限，孙海艳应从2021年1月1日起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由于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以及逾期利率，政安公司现要求孙海艳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政安公司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4民初6036号民事判决；二、孙海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北京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北京政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孙海艳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均由孙海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