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洪，男，195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尉臣，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波，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邢春昊，男，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郭洪因与被上诉人邢春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42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支持郭洪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邢春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正。一、一审法院对借款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邢春昊于2018年7月5日向郭洪出具的700万元《借条》所产生的借款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由郭洪直接向邢春昊支付的，该笔700万元借款的组成实际包含邢春昊于2017年6月7日向郭洪借的580万元借款及邢春昊欠付第三人李晓溪120万元的借款两笔款项，其中580万元借款郭洪已于2017年6月7日汇入邢春昊账户；120万元借款为第三人李晓溪对邢春昊持有的债权（该笔款项也于2018年10月9日，通过郭洪账户转入第三人李晓溪账户），上述事实邢春昊知晓并同意将欠付第三人李晓溪的120万元借款计入原580万元借款的关系中，并重新向郭洪出具700万元的《借条》，即借款事实发生在前,邢春昊出具《借条》在后，借条的出具进一步印证上述借贷关系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即使700万元的借款关系中，郭洪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郭洪、邢春昊、案外人李晓溪三人合意，将邢春昊欠付第三人李晓溪120万元计入上述借款关系中，也不能必然否认邢春昊欠付郭洪580万元借款的事实。况且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邢春昊辩称已将580万的债务转让给案外人程卓，郭洪与邢春昊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在一审的第二次庭审中邢春昊又改口，承认欠郭洪580万元借款的事实，同时提出已还清郭洪的借款，是通过郭洪尾号4157信用卡还清上述借款（邢春昊无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580万元还款义务），邢春昊前后矛盾的陈述明显是虚假陈述，一审法院对上述借款事实没有认定清楚。综上，无论是一审郭洪提供的证据及邢春昊的自认都能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一审法院片面的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洪是否向邢春昊支付了《借条》中约定的700万元借款，而忽略了700万元借款的构成，明显与借款事实不符，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二、在邢春昊承认借款关系存在且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偿还借款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郭洪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借条》是2018年7月5日邢春昊向郭洪出具的，若如邢春昊所述关于700万元借款只是形式上向郭洪出具《借条》，并未向邢春昊实际支付借款,那么邢春昊为什么要按照《借条》的约定于2018年7月8日向郭洪支付700万元借款半年的利息175000元，该笔利息款项的支付可以证明邢春昊一审所做陈述为虚假陈述。（二）邢春昊称已经向郭洪支付了911．95万元的款项用于偿还借款，根据邢春昊提供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载明的交易信息来看，邢春昊向郭洪支付的并不是911．95万元，而是9223900元，其中包含了郭洪尾号4157北京银行信用卡被刷卡套现的7007500元和尾号1056邢春昊支付给郭洪的2216400元，合计9223900元。上述款项的转账并不是用于偿还郭洪的借款，其中信用卡的支出与本案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理由如下：1．2017年2月24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郭洪北京银行信用卡（卡号为：×××），发生了透支套现的事实，共计人民币8667344元。而在一审庭审中邢春昊的提供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载明的交易信息来看，邢春昊共向郭洪尾号4157信用卡支付的金额为7007500元。而在该信用卡发生透支套现事实的同一时间点，邢春昊的银行卡就有相同金额（扣除相关手续费的金额）进入到邢春昊账户，郭洪通过核对信用卡刷卡记录和邢春昊提供的银行还款记录，二者存在高度的关联关系，应当理解为邢春昊拿郭洪的信用卡进行透支套现扣除手续费以后，邢春昊进行占有使用。因此，这种支付行为与本案的借款没有任何关联关系。邢春昊在一审庭审中矢口否认使用过该信用卡，鉴于该行为已经涉及刑事犯罪，郭洪已于2020年12月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外派出所报案，案号为：【2020】54860号。2．邢春昊只提供了2017年6月至2018年11月的交易流水，实际该信用卡于2017年2月份就已经发生了透支套现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郭洪为查明案情屡次要求邢春昊提供2017年2月24日至2017年6月的交易流水，邢春昊均不配合，在案情事实存疑且有证据印证信用卡款项支付与借款没有关联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认为诈骗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2018年3月24日在信用卡使用的当天，郭洪本人根本就不在北京（上诉人提供的航旅纵横旅程信息可以证明），而通过银行载明的记录该信用卡是在北京使用，只能证明是有人持有郭洪的信用卡在刷卡使用。4．2018年7月5日邢春昊向郭洪重新出具的700万《借条》，在该时间节点若如邢春昊所述已经偿还完580万元借款，邢春昊为何又向郭洪出具700万元的《借条》，邢春昊主张已经偿还完上诉人全部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5．由于邢春昊提供的资料不详尽，套现的总金额要远远大于本案的借款金额，就说明套现的金额与本案的借款无关。而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流水款项用途的前提下，就认定借款关系不存在，属于认定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三）邢春昊支付郭洪借记卡（卡尾号：1056）的款项均与偿还借款本金无关，阐述如下：1．2017年11月9日、2017年12月6日、2018年7月8日，邢春昊分别向郭洪尾号1056的银行卡汇入350000元、260000元、175000元的款项，均系归还本案借款本金的利息（350000元、260000元为借款580万本金的利息，175000元为借款700万本金的利息）。2．2017年7月4日至2018年6月5日，邢春昊向郭洪尾号1056的银行卡汇入12笔52200元的款项共计626400元的款项，系邢春昊根据双方约定用于承担向郭洪借款580万元应向贷款机构支付的贷款利息，该款项汇入上诉人账户后，郭洪均用于归还贷款机构利息。3．2018年2月10日、2018年5月14日、2018年8月11日、2018年11月12日，邢春昊分四次每3个月向郭洪尾号1056的银行卡汇入4笔100000元共计400000元的款项，该款项系邢春昊于2017年11月10日向郭洪借60万款项应向郭洪支付的借款利息，与本案无关。4．2018年6月5日，邢春昊向郭洪转账的35万元并非偿还580万元的借款利息及本金，而是因案外人杨捷曾借给邢春昊30万元，邢春昊在借款3个月后连本带息通过郭洪账户偿还案外人杨捷借款使用，通过郭洪及邢春昊的交易流水可以证明。综上，郭洪认为在邢春昊仅提供交易流水，在没有阐明款项用途及充分证明还款的前提下，驳回郭洪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一审判决认定借款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正，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并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郭洪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邢春昊履行还款义务。邢春昊辩称：不同意郭洪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邢春昊没有信用卡诈骗，郭洪报案信用卡诈骗是郭洪托人了，警察已经对郭洪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个事情已经说清楚了，郭洪是高利转贷，邢春昊不认识李晓溪。邢春昊已经还了郭洪900多万，多还了20多万。郭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邢春昊向郭洪偿还借款本金700万元；2．判令邢春昊向郭洪支付借款利息324800元（以58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6%的标准，从2018年6月6日计算至2018年10月9日）；3．判令邢春昊向郭洪支付借款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的标准，从2018年10月9日计算至实际返还700万元之日）；4．判令邢春昊向郭洪支付替邢春昊偿还贷款利息32万元；5．诉讼费、保全申请费、担保费由邢春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6日，郭洪从黑卡公司贷款580万元。2017年6月7日，郭洪将贷款中的552万元转入邢春昊的银行账户。关于552万元的转账，双方确认系借款。郭洪称当时邢春昊出具了一张580万元的借条，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邢春昊每月偿还黑卡公司的利息52200元，另向郭洪支付利息89万元，后郭洪支付借款时扣除了第一笔利息28万元。邢春昊称没有出具借条，只是口头约定借款552万元，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约定年利率25%。2018年7月5日，邢春昊向郭洪出具《借条》，内容如下：“今借郭洪700万元整，借款一年，利息半年一次，上约利息由邢春昊付。”2018年9月30日，郭洪、曾燕（乙方）与中航公司（甲方）签订《贷款合同-房屋抵押》，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700万元。2018年10月9日，中航公司向郭洪支付700万元贷款。当日，郭洪向李晓溪转账692．01万元。郭洪称当日还通过京东支付的方式向李晓溪转账8万元。根据邢春昊提供的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尾号为0633的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除上述552万元之外，郭洪还于2017年11月10日向邢春昊转账60万元，于2018年7月6日向邢春昊转账56．30万元。郭洪称这两笔转账均是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借款，没有借条。邢春昊称都不是借款，其中60万元是郭洪让邢春昊帮忙取现金的，56．30万元是向邢春昊退还多还的钱。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11月12日，邢春昊向郭洪的尾号为1056和尾号为4157的两个银行账户共计转账911．95万元。邢春昊称上述转账均用于偿还552万元的借款本息，但是无法哪些是本金、哪些是利息。郭洪称邢春昊于2018年6月5日向郭洪转账的35万元并非用于偿还552万元借款的本金或利息，而是因为案外人杨杰借给邢春昊30万元，邢春昊在借款3个月之后连本带息通过郭洪向杨杰偿还35万元。对于邢春昊的其他转账，郭洪称转到尾号为1056账户的钱，一部分用于偿还本案诉争的本金和利息，还有一部分用于偿还与本案无关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转到尾号为4157的卡上的钱都是用于偿还邢春昊持有郭洪的信用卡期间所套现的债务。邢春昊称其没有拿过郭洪的信用卡，信用卡的消费与其无关。一审庭审中，郭洪明确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为邢春昊于2018年7月5日出具的《借条》。关于《借条》中的700万元如何支付给邢春昊的，郭洪解释如下：由于邢春昊无力偿还580万元的借款本金，郭洪从李晓溪处借款580万元，用于偿还黑卡公司的贷款；为了偿还李晓溪的580万元，郭洪又从中航公司贷款700万元，并将700万元全部交给了李晓溪；由于邢春昊与李晓溪之间还有其他经济纠纷，所以将邢春昊欠李晓溪的一部分钱也计入了这700万元内，所以邢春昊才出具了700万元的借条。邢春昊则称其不认识李晓溪，借条只是说准备借款，实际并没有收到借款；该借条与之前的552万元借款没有关系。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郭洪于2020年12月1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广外派出所报案，称被信用卡诈骗。该派出所向郭洪出具了受案回执。郭洪申请中止审理本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郭洪是否向邢春昊支付了《借条》中约定的700万元借款。对此，郭洪应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郭洪主张700万元的支付方式是根据双方与案外人李晓溪的约定，由郭洪向李晓溪转账700万元用以折抵邢春昊之前向郭洪借款580万元的本息以及邢春昊欠付李晓溪的部分款项。对此，邢春昊并不认可，郭洪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确实存在上述约定。故对郭洪提出的已经实际支付了700万元借款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郭洪以实际支付了700万元借款为依据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郭洪报案涉及的信用卡诈骗问题，与本案争议的焦点没有关联，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判决：驳回郭洪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所提交的在案证据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郭洪主张其已将案涉700万元交付邢春昊，此交付系基于邢春昊此前欠付其580万元借款及邢春昊欠付李晓溪120万元，经三方协议邢春昊承诺偿还郭洪700万元而形成，邢春昊并出具700万元的《借条》予以确认。然邢春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并不认识李晓溪，也不欠付李晓溪120万元，更不存在三方协议。700万元的《借条》是其欲向郭洪再借款700万元，而郭洪并未支付该款项。郭洪对其上述所称事实，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同时，本院注意到，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邢春昊在2017年6月22日至2018年11月12日期间，共向郭洪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911．95万元，邢春昊主张此为偿还此前对郭洪580万元借款的还款。虽然郭洪不认可该事实，其认为上述911．95万元中有一部分是偿还580万元借款的利息、有一部分是与本案无关的还款、还有一部分是邢春昊利用郭洪的银行卡先行透支后再还款所形成的金额。但邢春昊否认持有郭洪的银行卡。郭洪亦未能就其所述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郭洪在不能证明其与邢春昊之间存有关于700万元借贷关系的情况下，要求邢春昊偿还700万元借款本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郭洪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郭洪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220元，由郭洪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审 判 员  钱丽红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付晨晨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