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20民终14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主要负责人：刘修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辉，湖南澧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筱雅，女，1986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升松，广东铭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建忠，男，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南县。原审被告：湖南和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法定代表人：袁某1。原审第三人：刘亚招，女，1933年5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原审第三人：黄亚勤，男，1978年7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原审第三人：黄亚威，男，1980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原审第三人：黄金娇，女，1983年4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英德市。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叶筱雅、秦建忠、原审被告湖南和信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达公司）、原审第三人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叶筱雅对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秦建忠无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驾驶涉案保险标的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涉案事故属于本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赔情形，一审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改判上诉人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理由如下：第一，秦建忠驾驶的涉案保险标的重型自卸货车的涉案商业保险《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下简称“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在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秦建忠未取得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驾驶营运重型自卸货车，符合该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栏处载明：“本投保人已经收到了条款全文及投保告知书，仔细阅读了保险条款，尤其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部分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已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免除其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做出了通俗的、本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和明确说明，本人对其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完全理解，同意并接受本投保单所载各项内容。”涉案商业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内容已作加黑加粗，与其他条款相比明显突出。投保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投保单的内容应有充分理解能力，并知晓盖章的意义。其在《投保人声明》处加盖公章，可证明保险人己将保险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并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免责条款有法律效力。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必须经考试合格取得相应从业资格，方可从事相应的道路运输活动。本案被上诉人秦建忠从事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的驾驶员应当经考试合格，取得道路货物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方可从业。这是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为规范道路货运行业秩序、维护道路运输安全所作的制度规定，凡从事货运经营业务的公司、人员均应知悉并遵照执行。根据上述规定，被上诉人秦建忠持有B2驾驶证仅为驾驶重型货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针对经营道路货运的危险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于驾驶重型货车的从业驾驶员除要求具有B2驾驶证外，还要求必须具备特殊的劳动技能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根据上述规定投保人和驾驶人秦建忠也有义务知道从业人员必须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故涉案免责条款明确无歧义，该从业资格证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规定核发的必备证书。被上诉人认为涉案免责条款，即商业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在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因未明确到哪一个证书，因此有歧义、无效，这显然毫无道理。何况在道路运输行业中针对不同的运输内容、车型，存在多种资格（许可）证，在条款中进行穷尽式列举不具备操作性，而被上诉人秦建忠驾驶本案保险标的重型自卸货车必须依法具备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这一必备证书是明确具体的，也是投保人、秦建忠作为重型货车驾驶人依法应该知道的，秦建忠伪造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证伪装其具有该必备从业资格证的行为和事实亦能证明：秦建忠清楚知道该从业资格证书是必备证书这一点是明确的。而且该条款系经保监会审批备案的通用性条款，并非太平洋财险湖南分公司独有。秦建忠未取得有效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驾驶重型货车运输货物，显然系违法行为。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保险合同中以违法行为作为免责事由，保险人只需履行提示义务，不需要履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即生效，更何况保险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第五，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根据上述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非当然无效，只要保险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即产生法律效力。保险条款约定以违法行为为免责情形的，只需履行提示义务即产生法律效力。而且本案涉案免责条款并没有免除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更没有加重被保险人的责任。因为，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方可驾驶重型货车从事道路货物运输是依法规定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义务和责任，并非本案保险合同增加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秦建忠的责任。涉案免责条款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属于保险人依合同约定，而非依法承担的义务，驾驶营业性机动车应先取得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制度规定，不构成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故该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无效格式条款。第六，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商业保险，应遵循约定性原则。与公法属性较强的交强险相比，商业保险更强调“商业险”和“意思自治”，即什么情况下构成保险责任，什么情况下免除保险责任，均须以保险合同约定为依据。在明确符合保险免责条款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保险人赔付，是枉顾商业保险合同约定性原则的行为。第七，涉案商业险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的是“情形除外”的免责条款，不要求免责事由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该条款载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即只要符合所列情形，保险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得以驾驶员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和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为由认定免责条款不适用。第八，不能认为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和事故发生完全没有因果关系。根据《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以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申请从业资格证需进行相应的培训学习和考试合格，且道路运输业从业人员驾驶重型货车需取得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可见取得资格证的驾驶员确实需要具备更高的职业能力和更高的安全保障能力。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违法驾驶重型货车进行货运，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第九，投保时，保险人对于投保车辆投保后由谁驾驶无法预知也不能支配控制，无从预先审查投保后的车辆驾驶员有无从业人员资格证。二、被上诉人叶筱雅向上诉人主张责任保险赔偿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叶筱雅即无资格诉请涉案交强险保险赔偿权利，亦无资格诉请涉案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权利，理由如下：第一、从一审原告叶筱雅提交证据《死亡赔偿协议书》及一审法庭从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理秦建忠交通肇事罪刑事案卷中调取证据《谅解书》记载内容明确约定和记载，本案85万元是肇事司机秦建忠赔偿死者黄亚镜亲属即本案第三人的赔偿款，被上诉人叶筱雅是代秦建忠向第三人支付而已。故本案秦建忠赔偿死者亲属第三人后，可依其系驾驶肇事标的车辆的驾驶人和实际支配人而有权作为原告，在其向受害方支付赔款金额内以责任保险合同纠纷向保险人（即上诉人）诉请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项下保险获赔权利，但因秦建忠无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发生本案事故致使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属于保险责任免赔情形，其仅能依法获得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至于叶筱雅是因秦建忠在羁押原因代其向第三人支付赔款，还是因为借款给秦建忠而代秦建忠支付，亦或是其它原因代秦建忠支付，都是叶筱雅与秦建忠之间的其它法律关系问题，其仅只应在叶筱雅与秦建忠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涉案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保险赔偿法律关系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范畴，被上诉人叶筱雅也不具有本案涉案保险合法的保险利益，故叶筱雅不具有向上诉人主张责任保险赔偿的原告主体资格。第二、一审原告提交的证据《死亡赔偿协议书》和《债权转让协议书》中关于叶筱雅通过转让协议取得本案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相关约定因被法律所禁止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之规定，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不得转让。三、一审法官按一审原告叶筱雅起诉后所提交《补充起诉事实和理由》主张的无因管理关系，判决一审原告叶筱雅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并判决上诉人向叶筱雅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赔偿责任保险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本案证据《死亡赔偿协议书》、《谅解书》清楚显示，秦建忠肇事后赔偿死者亲属85万元取得死者亲属出具刑事《谅解书》，叶筱雅是代秦建忠向死者亲属支付该款项，并非法约定叶筱雅转让取得人身损害赔偿保险请求权。但一审判决书第6页第8行至第10行却错误认定叶筱雅代上诉人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且一审判决该处错误认定，与一审判决书中第4页最后一段所认定的秦建忠赔偿死者亲属85万元赔款取得死者亲属出具刑事《谅解书》，叶筱雅代秦建忠向死者亲属支付该款项并以获得转让人身损害赔偿保险请求权的非法目的这一事实亦自相矛盾。叶筱雅该行为仅在其与秦建忠之间产生相关权利义务关系。该行为根本不符合《民法总则》第121条关于“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规定的无因管理法律意义。叶筱雅该行为根本就不是代上诉人支付保险赔偿款，更不是让上诉人成为收益人的无因管理行为，更何况事实上上诉人对于涉案保险标的肇事车辆驾驶人秦建忠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上诉人因依据保险责任免除情形具有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免赔权利。故一审判决原告叶筱雅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并判决上诉人向叶筱雅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项下赔偿责任保险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监督纠正。叶筱雅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合情合理，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1、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投保单和保险单（副本）均没有载明具体的免责条款，《投标人声明》也没有载明具体的免责条款，且该声明中载明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与上诉人提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名称不一致，无法核实投保人当时看到的免责条款是否与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一致。至今，上诉人仍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投保人、被保险人、侵权人已经阅读其主张的免责条款，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不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据投保单和保险单所显示的内容，上诉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知悉投保人为和信达公司，被保险车辆为“10吨及10吨以上货车”，使用性质为“经营货车”，上诉人却没有将相应的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没有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供必须符合投保条件的证件，投保人就上诉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作如实回答，上诉人收取保险费并出具保险单，则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有效，上诉人理应履行保险合同予以赔付；3、依据保险法第23条、第24条规定，上诉人收到赔付请求后，应在30天内予以核定，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3日内发出拒赔通知书，但上诉人至今未发出拒赔通知书和请求解除涉案保险合同，因此，上诉人没有拒赔的理由；4、上诉人主张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约定不明确，概念过于宽泛，并无具体解释说明，无法证明就是上诉人所称的从业资格证。涉案保险合同为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其主张的证书条款，在事实上加重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责任，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应认定免责条款无效。秦建忠未予答辩。和信达公司、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均未予陈述。叶筱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秦建忠向其赔付各项保险赔偿金合共850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7日上午9时22分，秦建忠驾驶湘H×××**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中山市×××××××××工地内倒车过程中，碰撞碾压行人黄亚镜，事故造成黄亚镜当场死亡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升大队认定秦建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黄亚镜不承担事故责任。2018年12月19日，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2072刑初245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秦建忠及被害人黄某镜工作单位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已赔偿被害人黄某镜家属共人民币134万元并获得谅解，并判决秦建忠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前述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0月23日，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作为甲方与秦建忠作为乙方、叶筱雅作为丙方，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载明：丙方为代乙方向甲方支付款项及取得甲方转让保险追偿权的受让人。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85万元，包含但不限于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法定项目，均按中山市×民标准计付。在丙方向保险公司行使追偿权时，甲方无条件无偿给予协助配合。甲方必须向乙方出具谅解书等内容。2018年10月31日，叶筱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转入刘亚招账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英德市支行、账号606×××××××********）118万元，并在用途一栏标注“黄亚镜死亡赔偿款”。2018年10月23日，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作为甲方与叶筱雅作为乙方、秦建忠作为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乙方向甲方支付了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保单（被保险车辆：湘H×××**号重型自卸货车）项下的保险赔偿金，三方同意并确认将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索赔保险赔偿金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自行向保险公司追偿，保险赔偿金直接由乙方收取，甲方、丙方不再享有上述保险赔偿金的权利。湘H×××**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车主为秦建忠，该车在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投保人为和信达公司，被保险人为秦建忠，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另，深圳市深港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黄亚镜为该司君域花园项目工人，犀牛日用制品（中山）有限公司出具证明显示：黄亚威于1999年3月26日至今在该司工作，于2017年6月开始与其父黄亚镜同住公司公寓楼，位置为中山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无因管理纠纷。交警部门对事故作出的责任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信。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承保了湘H×××**号重型自卸货车的交强险，其应根据法律规定对黄亚镜家属在本次事故中导致的损失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虽然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秦建忠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但因所约定的“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概念过于宽泛，并无具体解释说明为何种许可证或必备证书，且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承保时就该车应具备何种许可证或必备证书已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解释说明，故本院对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商业三者险免责不予支持，其仍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因叶筱雅已支付保险赔偿款给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其在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代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履行了垫付义务，该行为虽未经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同意，但其代付行为既可以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赔偿，同时也避免了受害人损害的扩大，从而减少赔偿义务人的负担，是适法的道德行为，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故叶筱雅请求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返还代垫款项符合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予支持。关于返还金额的问题。由于黄亚镜在本次事故中死亡，给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带来的损失中仅死亡赔偿金（有证据证明黄亚镜于事故发生前在城镇生活，且亦符合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方向，故应按城镇标准48118元/年计算18年为866124元）已超出850000元，叶筱雅实际支付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款项亦超出850000元；《死亡赔偿协议书》显示款项系秦建忠赔偿，由叶筱雅代为支付，三方约定仅向保险公司理赔850000元，系当事人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又因《死亡赔偿协议书》中约定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应向秦建忠出具谅解书，而（2018）粤2072刑初2452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秦建忠已赔偿并获谅解作为从轻处罚情节予以采纳，对超出850000元部分的赔偿款应属于刑事谅解，应当认定为补偿款，而非赔偿款；且秦建忠亦不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综上，叶筱雅主张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返还850000元符合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当事人的诉求或主张，有理有据的，予以支持，没有依据的，均不采信。秦建忠、和信达公司、刘亚招、黄亚勤、黄亚威、黄金娇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太平洋财险湖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850000元给叶筱雅。二、驳回叶筱雅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叶筱雅已预交），由太平洋财险湖南分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1、一审民事起诉状载明：在处理秦建忠肇事及向死者黄亚镜家属赔偿事宜的过程中，叶筱雅向死者家属赔付85万元并取得死者家属转让的保险追偿权。一审中叶筱雅提交的《补充起诉事实与理由》载明：叶筱雅代付行为既可以使被害人家属因得到赔偿而心理得到抚慰，同时也让侵权人秦建忠因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而减轻刑事处罚，是适法的道德行为，属于无因管理的范畴，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请求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返还代垫款项85万元；2、二审中就法庭询问“叶筱雅主张85万元保险金请求权的依据和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叶筱雅确认其权利基础是从死者家属处通过债权转让取得保险金请求权；3、一审中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提交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投保单显示：投保人为和信达公司，被保险人为秦建忠，保险类别包括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限从2018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1日等；一审中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提交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部分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6．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具有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上诉内容，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问题；二、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是否可以在商业险免责问题；三、本案中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可以转让问题。本院现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对本案案由的确定是否正确问题。民事案件的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中叶筱雅一审起诉时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的是保险追偿权（实为保险金请求权），其后叶筱雅又于一审中提交补充诉状将其对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权利主张基础变更为无因管理关系，二审中经本院询问，叶筱雅确认其是基于债权转让的方式从受害人处取得保险金请求权后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权利，故根据本案中叶筱雅一、二审均主张其请求权基础为受让的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况，叶筱雅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的权利实质为保险金请求权，叶筱雅系根据保险合同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无因管理纠纷不当，本案应为保险合同纠纷；二、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是否可以在商业险免责。本案一审中作为投保人的和信达公司及作为被保险人的秦建忠均未出庭应诉，对一审中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所提该公司已对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辩解，和信达公司和秦建忠均未提出异议。对于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所提其已完成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免责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虽然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提供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投保单和保险条款，其中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有“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的约定，但该约定中有关“许可证或其他必备证书”概念过于宽泛，并无具体解释说明为何种许可证或必备证书。就本案而言，秦建忠驾驶的涉案车辆虽为重型营运货运车辆，但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承保时就该车应具备何种许可证或必备证书已作出明确具体的解释说明，故应当认定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未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该免责条款对被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所提的其应当在商业三者险免责的上诉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中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可以转让问题。首先，根据叶筱雅与秦建忠、死者黄亚镜家属刘亚招等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该债权是叶筱雅从死者黄亚镜家属刘亚招等人处受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债权范围为（被保险车辆：湘H×××**号重型自卸货车）保单项下的保险赔偿金，因投保人和信达公司同时在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应当认定债权转让的范围包括交强险保险金请求权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请求权。其次，关于交强险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可以转让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或者设定担保的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存在转让的则转让行为无效。故本案中叶筱雅与死者黄亚镜家属刘亚招等人约定转让交强险保险金请求权当属无效，叶筱雅无权就该部分保险金请求权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赔偿；再次，关于商业三者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九条、《最高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的规定，因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属于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故而不能转让，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是债权人代位权，而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二条的解释对象是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本案债权转让不属于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范畴，故关于本案商业三者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的范围，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的规定为准，而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将与本次保险事故相对应的全部或部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第三人，当事人主张该转让行为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因此商业三者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受限的范围仅为根据合同性质、当事人约定、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三种情形。本案中和信达公司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中无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的约定；本案保险合同也并非基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而订立，故不存在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而本案商业三者险保险金请求权，该请求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成为确定性的、纯财产性的债权，也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情形。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商业三者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可以合法转让。因叶筱雅受让的保险金请求权包括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而叶筱雅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未明确其主张金额85万元中不包括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11万元，故本院认定叶筱雅主张的85万元中包括了交强险保险金请求权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请求权。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请求权不得转让，故叶筱雅向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主张交强险人身伤亡保险金11万元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叶筱雅主张的其余74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金请求权，本院予以支持，因未超过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承保的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由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予以赔偿。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平洋财险湖南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果部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9）粤2072民初25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740000元给叶筱雅；三、驳回叶筱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叶筱雅已预交），由叶筱雅负担1592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1070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已预交），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负担10708元，由叶筱雅负担1592元（比对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交费及负担情况，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在支付上述赔偿款时径付9116元给叶筱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洪 文审判员 管晓明审判员 徐学强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书记员 梁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