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4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17号1-1111A室。法定代表人：张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飞，北京景淳亦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健媛，女，1978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军（高健媛之夫）。上诉人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想公司）因与上诉人高健媛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我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合法，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健媛承担。事实与理由：我想公司通过劳动合同中载明的通讯地址、手机号码以及工作邮箱、高健媛在诉讼期间提供的送达地址（包括其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手机号码），向高健媛发出复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已穷尽一切有效送达方式，我想公司的送达行为在形式上合法有效。高健媛作为劳动者，有义务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保持通讯方式的畅通和有效，以避免劳动合同履行遭受影响。因高健媛自身原因导致的电话丢失，理应第一时间予以补办，却在15日后补办，真实性有待举证，相关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双方自2017年10月13日起即发生劳动争议，高健媛一直以来均坚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在双方劳动关系未被人民法院确定终止或解除前，双方劳动关系应被视为合法有效。我想公司在案件审理期间要求高健媛复工生产，是作为用人单位行使合法权利，与高健媛是否收到（2018）京02民终6456号判决书无关，不应影响我想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行使合法权利。高健媛明知其产假已经于2018年8月8日届满，仍不顾劳动纪律及我想公司的复工要求，拒不到岗，属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我想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应被认定有效，不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高健媛作为劳动者，一方面通过诉讼程序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一方面在哺乳期结束后未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其行为有违公平、诚信原则，我想公司不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综上，高健媛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及劳动合同作为一份合同所必须遵循的公平原则，一审法院认定我想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系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高健媛辩称，不同意我想公司的上诉请求。高健媛未收到我想公司的任何复工通知，包括短信、电话等形式的通知（包括徐军和高健媛的电话）。我想公司开除尚处于哺乳期的高健媛属于违法解除，故我想公司的解除决定没有法律效力，应当然撤销我想公司的解除决定，确认违法后恢复双方的劳动关系，一审判决结果错误。高健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1.撤销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高健媛与我想公司自2018年8月17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我想公司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工资118793.10元；3.我想公司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4.诉讼费由我想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支持。第二，一审判决与立法宗旨、立法本意、法律强制性、国家对三期女职工的特别保护政策背道而驰。对于三期女职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7条和第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1条、第42条、第45条和第48条等法律的原意、强制性规定，除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被用人单位开除之外，用人单位违背“不得在女职工怀孕、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多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无效，或者撤销其决定，恢复劳动关系，支付女职工三期工资且不得降低。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也对三期女职工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不得降低工资等作出强制性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对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的现象予以限制。在第一次仲裁中，我想公司以“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这一事实和理由进行抗辩，曾想注销公司以逃避法律责任，被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限制。在本案仲裁及诉讼中，我想公司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送达复工通知，要求劳动者继续工作，但劳动者拒绝”这一事实和理由进行抗辩。一个是不能履行劳动合同，一个则是能履行劳动合同，两个事实和理由是完全对立。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事实与理由与本案证据《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复工通知书》完全对立和矛盾。劳动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判断标准是解除之时，是女职工三期，判断依据是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诉讼时依据的事实与理由。针对的是解除劳动合同时以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如果是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从当时解除之日算起补发工资。一审判决违背《北京市劳动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8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二）》第3条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另外，按照时间段划分，本案时段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8月28日期间的劳动关系，已为（2018）京02民终6456号民事判决终审判决所羁束，本案一审判决是对终审判决的否定。第三，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丧失逻辑。第四，无法履行劳动合同这一事实与主张违背双方当事人意愿，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法官居中裁判”的法律原则。用人单位提出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具体事由，用人单位应当就此承担证明责任。第五，一审判决主观臆断，无任何法律依据，超越法律和仲裁。第六，一审法院有编造伪造事实、营造用人单位不能履行劳动合同假象之嫌。高健媛实际上均未收到我想公司的电话、短信，其多次表达“只要单位同意，我即刻就去上班”，问得对方哑口无言。第七，把诚信的责任让无辜受害人三期女职工承担背负，有失法律公允。第八，高健媛系依据法律规定和仲裁委员会分段仲裁的要求，依法提起三段仲裁，不存在滥诉现象。高健媛本身不存在任何过错。一审法院违法中止。我想公司辩称，不同意高健媛的上诉请求。高健媛与我想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就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自该日起就未到公司上班提供劳动，也从未告知我想公司其怀孕的情况，我想公司是在（2018）京02民终6456号民事案件审理中得知高健媛怀孕并生产情况。按照高健媛提供的生产时间，其产假时间至2018年8月8日，但该日之后高健媛收到我想公司的复工通知却未按照要求以及法律规定进行复工，我想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从2017年10月至2021年4月将近4年的时间，我想公司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我想公司作出的解除行为合法，除此之外，一审判决的其他判项内容均正确。我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合法；2.判决我想公司无需向高健媛支付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4日期间的工资118793.10元及未交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的医疗费损失448.36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我想公司与高健媛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4月18日至2020年10月17日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试用期六个月，试用期工资为8000元加岗位津贴4000元，转正后为10000元加岗位津贴5000元。2017年10月13日，我想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通知高健媛解除劳动合同。2017年10月24日，高健媛申请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要求我想公司双倍支付2017年10月17日至12月13日期间的工资60000元。2018年1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8]第68号裁决书。我想公司不服该裁决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2018）京0101民初30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高健媛与我想公司劳动关系自2017年10月18日起恢复，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我想公司支付高健媛2017年10月18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工资31574.63元。我想公司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8）京02民终64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8年8月2日送达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送达高健媛。2018年7月27日、8月1日，我想公司分别以邮寄、微信、短信的方式向高健媛发出《通知书》，通知主要内容为：我想公司客观上现无实际办公地址、公司业务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为将来能够按照判决内容支付高健媛工资，经公司协调，指派高健媛为客户北京步木道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策划宣传服务。因我想公司未得到高健媛回应，高健媛亦未按通知要求返岗，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以邮寄、微信、短信的方式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理由主要为：高健媛自2017年9月中旬起再未来公司工作，公司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快递等方式布置工作均不能联系到高健媛，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认为高健媛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故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高健媛于2018年8月17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庭审过程中，高健媛表示未收到我想公司2018年7月27日、8月1日发出的《通知书》，原因为：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8月10日高健媛一家回老家沈阳避暑，高健媛手机丢失，于2018年8月11日补办手机卡，由于照顾孩子未看过公司邮件；手机丢失后，电话无法接通，未看过微信、短信，故未收到上述《通知书》，高健媛提供了中国联通业务登记单、ETC电子发票、通行明细、照片等证明上述事实。我想公司表示实际经营地因与北京君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尚在法院诉讼中，我想公司已没有实际经营地，未实际开展经营，在职人员仅为法定代表人张鹏，我想公司表示现已无法指派高健媛为客户北京步木道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策划宣传服务，我想公司提供了起诉状、反诉状、嘉润商务中心服务协议等证明上述事实。另查，高健媛于2018年4月1日生产一子，产假至2018年8月8日。高健媛2017年10月18日转正后工资为10000元+岗位津贴5000元。因本案纠纷，我想公司在2018年8月28日后未再要求高健媛到岗工作，高健媛亦未在2018年8月28日后联系我想公司安排工作事宜。再查，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9月2日对本案争议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9］第281号裁决书，裁决：一、撤销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高健媛与我想公司自2018年8月17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二、我想公司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工资118793.10元；三、我想公司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四、驳回高健媛其他仲裁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本案中，我想公司虽以高健媛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但未举证证明涉案《通知书》有效送达高健媛，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解除行为应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鉴于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关系过程中多次发生诉讼，缺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信任基础，我想公司客观上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经法院释明，高健媛亦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故高健媛可另案要求我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本案依法判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2018年8月17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后，未履行的部分不再履行，故我想公司无需向高健媛支付2018年8月17日之后的工资及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与高健媛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8月17日解除；二、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无需向高健媛支付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工资118793.10元；三、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无需向高健媛支付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因未交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四、驳回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高健媛提交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个人缴费信息查询单，以证明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期间我想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我想公司认可上述期间其公司未给高健媛缴纳社会保险。关于《通知书》是否送达，我想公司主张于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1日分别通过邮寄、短信、微信的形式向高健媛发出《通知书》，其公司给高健媛及其配偶打过电话，但无证据提交，其公司认可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1日向高健媛邮寄的《通知书》均被退回，2018年8月1日后至解除劳动合同，其公司未再联系高健媛；高健媛主张未收到《通知书》。关于能否恢复劳动关系，我想公司主张其公司解除高健媛劳动合同合法，虽然高健媛未告知用人单位其生育时间，但高健媛清楚产假时间，在产假结束应尽快回到其公司工作，公司已穷尽了所有的方式通知高健媛，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高健媛在产假结束后还在外地旅游，其行为已违反劳动纪律；现亦无法核实高健媛是否在其他用人单位工作，社会保险记录虽不是证明劳动关系的凭证，但是高健媛2020年的社会保险情况其公司无法查询，高健媛应当提供，如果相关证据可以显示劳动者在其他单位已经工作，那直接影响到本案以及其他案件中关于事实认定部分；高健媛2017年9月中旬开始就未在其公司提供劳动，我想公司实际上已停止经营，且只有法定代表人一人，无实际经营地址，亦无业务开展，双方多次诉讼，双方不具备恢复劳动关系的条件。经询，我想公司认可针对此次解除与高健媛的劳动合同，其公司主张无法恢复劳动关系的理由与双方第一次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无法恢复劳动关系的理由一致，其公司于2018年3月起已没有实际经营地址，在其公司已没有任何业务开展的情况下，当时为了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特意给高健媛找了一个岗位。对此，高健媛主张我想公司的主张与其公司提出的复工通知截然相反，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开除三期女职工，我想公司开除三期女职工系违法解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然恢复劳动关系。关于双方订立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是否曾联系续订劳动合同事宜，双方均认可是第一次订立劳动合同且合同到期后未联系续订事宜。本院查明：高健媛与我想公司于2017年4月18日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4月18日至2020年4月17日的劳动合同。我想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落款时间）向高健媛发出的《通知书》载明：“……自2018年7月30日起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日9时至17时）内前往北京步木道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点……”。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日向高健媛发出的《通知书》载明：“……自2018年8月3日起在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日9时至17时）内前往北京步木道歌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点……”。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向高健媛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高健媛：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即通过电话、快递的方式试图与你取得联系，但均不能联系到你，相关快递文件被退回。后2018年8月1日公司正式以微信、短信、特快专递的方式要求你来公司报道，向你布置工作安排，但截至今日，你仍拒接电话、拒回短信及微信，拒不接收快递或虽有接收却无任何回应。公司认为，公司与你之间既然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即有权要求你回到公司工作、你也有义务接受公司的工作安排，现公司通过一切合法途径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你自2017年9月中旬起也再没有来到公司工作。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之规定，公司认为你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劳动纪律，现正式通知你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2018）京02民终6456号民事案件审理中，我想公司主张其公司现在没有办公经营地点，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高健媛于2018年11月7日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本案仲裁期间，高健媛主张我想公司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并提交门诊收费票据、费用清单等用于证明其上述期间发生医疗费的金额。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北京市东城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对高健媛提交的医疗费票据进行审核，经审核认定，2018年发生的医疗费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金额为171.36元；2019年的部分医疗费系在非定点医院就医产生，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条件，2019年发生的医疗费中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金额为277元；上述金额共计448.36元。经询，高健媛认可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核实的无法报销医疗费损失为448.36元；我想公司主张双方已合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支付上述医疗费损失。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结合本案审理情况，本院确定本案审理焦点有三：其一为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是否合法；其二为我想公司与高健媛应否恢复劳动关系；其三为我想公司应否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工资及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向高健媛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以高健媛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高健媛于2018年8月17日收到该通知书。故我想公司应对解除与高健媛劳动合同的事实依据负举证责任。首先，我想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主张高健媛2017年9月中旬起未来公司工作，公司通过电话、微信、短信、快递等方式布置工作均不能联系到高健媛，但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双方曾因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2017年10月13日，我想公司以试用期不合格为由通知高健媛解除劳动合同；高健媛对此不予认可，申请劳动仲裁并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后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终审判决确认高健媛与我想公司劳动关系自2017年10月18日起恢复，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我想公司以高健媛自2017年9月中旬起未来公司工作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其次，我想公司主张其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1日分别以邮寄、微信、短信的方式向高健媛发出《通知书》，指派高健媛为客户提供策划宣传服务，但我想公司认可其公司邮寄的《通知书》被退回，即高健媛实际未收到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的该《通知书》；同时，高健媛主张未收到微信和短信，原因系其于2018年7月26日至2018年8月10日离京、手机丢失，其于2018年8月11日补办手机卡，并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复次，我想公司发出《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2018年8月1日，其公司要求高健媛到岗工作的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2018年8月3日，上述日期高健媛尚处于产假期间。最后，我想公司主张高健媛产假结束后尚在外地旅游，违反劳动纪律，但是双方曾因解除劳动合同发生争议，本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生效判决系于2018年8月2日送达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送达高健媛，且经询，我想公司认可自2018年8月1日发出《通知书》后至其公司作出解除高健媛劳动合同的决定，未再联系高健媛复工复岗事宜。故根据举证规则及现有证据情况，我想公司提交的证据确不足以证明其公司已将《通知书》实际送达高健媛，而高健媛拒不接受工作指派，违反劳动纪律。据此，我想公司主张其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合法，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我想公司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并无不当。我想公司上诉要求确认其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合法，事实依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高健媛上诉要求撤销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具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未予确认确有不妥，本院对此予以改判。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根据前述查明及认定的事实，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行为违法，高健媛要求恢复与我想公司的劳动关系，于法有据。对于能否恢复劳动关系的核心争议，我想公司主张双方不具备恢复劳动关系的条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为高健媛于2017年9月中旬开始就未到其公司上班并提供劳动，其二为其公司已停业、无实际经营地址、无业务开展，其三为双方多次诉讼且恢复劳动关系有违公平、诚信原则。对于第一个原因，根据前述查明和认定的事实，高健媛与我想公司已历经两次解除，我想公司第一次作出解除行为的时间为2017年10月13日，后经生效判决确认我想公司系违法解除、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故我想公司主张高健媛于2017年9月中旬起即未提供劳动而无法恢复劳动关系，依据不足。对于第二个原因，我想公司在第一次解除高健媛劳动合同时即以该理由进行抗辩，生效判决亦已指出，其公司未被依法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也没有提前解散，故我想公司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公司应与高健媛恢复劳动关系。对于第三个原因，双方确存在多次诉讼，但诉讼的发生系基于我想公司两次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且该两次解除行为均被认定为违法，其公司以双方存在多次诉讼且恢复劳动关系有违公平、诚信原则为由主张无法恢复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劳动者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应考察解除行为发生之时双方是否具有恢复劳动关系的条件，本案中我想公司先通知高健媛到其公司指定的地点提供劳动，后因联系不上高健媛，认为其违反劳动纪律而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解除决定。诉讼中，我想公司主张其公司无业务开展，无法恢复劳动关系，事实依据明显不足。据此，一审法院确认我想公司与高健媛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8月17日解除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法改判高健媛与我想公司自2018年8月17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但应当指出的是，高健媛与我想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4月18日至2020年4月17日，高健媛于2018年11月7日提出本案仲裁申请，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本案历经仲裁及诉讼程序，本院审理之时双方劳动合同已期满，且双方均认可系第一次订立劳动合同且到期后未续订，故本院确认本案中高健媛恢复劳动关系的截止时间应为2020年4月17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若有其他争议可另行解决。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前述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我想公司作出的解除行为违法，双方自2018年8月17日起恢复劳动关系。我想公司应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的工资损失并负担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生效判决已认定高健媛转正后工资为10000元加岗位津贴5000元，经核算，我想公司应支付高健媛上述期间工资118793.10元。此外，我想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未为高健媛缴纳社会保险。本案仲裁期间，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托北京市东城区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对高健媛提交的医疗费票据进行审核，经审核，高健媛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损失为448.36元，高健媛亦认可该数额。故我想公司应支付高健媛上述期间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高健媛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一审法院处理有误，本院予以一并纠正。综上所述，高健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我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1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高健媛与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自2018年8月17日起恢复劳动关系；三、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工资118793.10元；四、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高健媛2018年8月17日至2019年4月12日期间因未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的损失448.36元；五、驳回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我想体验文化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管元梓审 判 员 张春燕审 判 员 史 伟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董和平书 记 员 王铎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