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琼97民终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负责人：姚卫星，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蔚，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女，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盛伟，男，1960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彬（曾用名黎景辉），男，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海南分公司）、梁盛伟因与被上诉人黎彬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7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海南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703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梁盛伟偿还信达海南分公司债权本金300000元及利息，利息包含逾期利息和复利，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全部债务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为990935.49元，本息暂合计为1290935.49元。3.依法改判信达海南分公司对黎彬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建筑面积459平方米房产（证号：那大字第03377号，房屋他项权证号：儋州房那大他字第00653号）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梁盛伟、黎彬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未支持信达海南分公司关于复利的主张，于法无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及《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第二十条以及《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原贷款合同约定逾期利息、复利应依法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计收，应对应付未付利息计收复利。2.一审判决未支持信达海南分公司关于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于法无据。涉案抵押权在债权转让之时已一并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抵押权也未被注销，且信达海南分公司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内已主张权利，故涉案的抵押担保权未过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存续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第四百零七条、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梁盛伟未偿还涉案债权的本金和利息，信达海南分公司对涉案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针对信达海南分公司的上诉，梁盛伟辩称，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行（原称中国农业银行儋州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儋州支行）向梁盛伟通过刊登催收公告的方式主张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梁盛伟有明确住址和联系电话，故该催告方式不能中断诉讼时效，其在公告中也未主张逾期利息和复利。且农行儋州支行在公告时期的行为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因为此时涉案债权尚未归属信达海南分公司。故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接受涉案债权时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农行儋州支行与梁盛伟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借款期限至2000年12月24日，逾期贷款则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罚息；借款合同不存在罚息计算复利的约定。故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340号民事判决，对此复利不予支持。614741.81元利息系计算逾期罚息及加计复利而形成，一审对614741.81元利息的认定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农行儋州支行于2016年6月30日向梁盛伟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03年6月30日届满，信达海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01年6月30日至2003年6月30日内主张债权以及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两年内向抵押人主张债权，故该抵押债权已经消灭。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涉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信达海南分公司的上诉，黎彬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债权是主权利,抵押权为从权利,在主权利已经丧失国家强制力保护的状态下,抵押物上所负担的抵押权也应消灭。信达海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显示,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本已于2003年6月30日届满,虽然梁盛伟又于2004年3月26日在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对原债务重新确认,但农行儋州支行向梁盛伟发出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仅有借款人梁盛伟签名并无抵押人签名,梁盛伟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并不等于黎彬对原抵押权的重新确认,梁盛伟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不及于抵押人,故抵押物为登记在黎彬名下的儋州市那大镇群英区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的抵押权已过法律保护的时效。且农行儋州支行和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04年3月26日至2020年4月20日期间通过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及刊发催收公告的对象仅限于债务人,并未包含担保人,梁盛伟于2004年3月26日签收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及后来信达海南分公司催收公告刊发时,抵押物为登记于黎彬名下的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的抵押权已过法律保护的时效,且未经抵押人重新确认,故梁盛伟于2004年3月26日后签收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和催收公告的刊发对黎彬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综上,农行儋州支行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黎彬主张行使抵押权,对抵押物为登记于黎彬名下的儋州市那大镇群英区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已于2003年3月26日后丧失抵押权,故此,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梁盛伟上诉请求：撤销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20）琼9003民初7035号民事判决中关于“梁盛伟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614741.81元”的错误判决，改判支持梁盛伟的如下诉讼主张：1.涉案本金债权、复利及逾期利息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2.逾期还款期间（2000年12月25日至偿清债务之日）的利息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信达海南分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梁盛伟作为证据提交的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340号民事判决未作回应或说明理由，在证据采信审查上有失偏颇。2.本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首先，梁盛伟与农行儋州支行于1999年12月24日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梁盛伟逾期还款后，农行儋州支行虽向梁盛伟催收，但2006年12月28日和2008年6月29日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是梁盛伟应农行儋州支行工作人员要求于2004年、2005年期间在多份空白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署名后，由该行根据需要填写签收日期，该行实际上并未在此时间向梁盛伟催收借款，故不能中断诉讼时效。其次，农行儋州支行、信达海南分公司通过刊登催收公告方式向梁盛伟主张债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梁盛伟有明确住址和联系电话，故该催告方式不能中断诉讼时效。再次，复利及逾期利息不是贷款的法定孳息，与本金债权的诉讼时效应当分别计算，本金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并不及于逾期利息和复利，农行儋州支行自2000年12月25日至2016年11月25日期间未主张过逾期利息和复利，故逾期利息和复利的诉讼时效已过。3.梁盛伟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对逾期利息计收复利，故农行儋州支行计算梁盛伟的逾期利息应按合同约定的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2001年12月24日至2016年3月20日期间的逾期利息，即326088元[300000元×2.1/10000元/日×（14年×365日/年+66日）]。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第一阶段利息为614741.81元，是农行儋州支行已逾期利息加计复利而得，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340号民事判决不支持逾期利息计算复利。且涉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第三条对贷款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已有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认定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为614741.81元，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信达海南分公司以逾期利息加计复利形成的利息主张债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审法院对逾期利息计算方法的认定相互矛盾，应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为依据对本案予以改判。涉案抵押债权已消灭，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梁盛伟的上诉，信达海南分公司辩称，1.关于该笔债权的时效问题，首先，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原债权银行登报催收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是连续的。2.关于利息计算问题，信达海南分公司计算利息的依据为《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与《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信达公司作为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利率管理规定符合法律法规，按照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也是符合要求的。3.关于抵押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信达海南分公司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行使抵押权的，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故本案的债权抵押担保并未过抵押担保期间。   针对梁盛伟的上诉，黎彬述称，同意梁盛伟的上诉意见。   信达海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梁盛伟偿还信达海南分公司贷款本息合计1290935.49元（其中，本金300000元，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全部债务之日，暂计至2020年9月30日为990935.49元）。2.请求判令信达海南分公司对黎彬名下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建筑面积459平方米房产（证号：那大字第03377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儋州房那大他字第00653号）享有优先受偿权。3.案件诉讼费用由梁盛伟和黎彬全部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2月24日，梁盛伟、黎彬与农行儋州支行签署《抵押担保借款合同》，贷款300000元，借款用途为种植3000亩木薯。合同约定贷款期限自1999年12月24日起至2000年12月24日止，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清；贷款利率为月息5.85‰，按季计付利息（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抵押人黎彬愿以其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建筑面积459平方米房产的459平方米房屋作为本合同载明借款的抵押物，抵押物评估价值300000元，抵押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从权利和孳息，抵押担保期间自设定抵押之日起至担保范围内全部贷款清偿完毕止，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合同签订后，1999年12月24日，黎彬用于抵押的上述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农行儋州支行取得抵押房屋的他项权证，证号为儋州房那大他字第00653号。办理抵押手续后，农行儋州支行同日向梁盛伟发放了贷款300000元。   贷款到期后，梁盛伟未偿还农行儋州支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农行儋州支行在2000年12月20日向梁盛伟作出《贷款到期通知单》，分别于2001年6月30日、2004年3月26日、2005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18日向梁盛伟作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催收贷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梁盛伟均在通知单上签字。另外，农行儋州支行分别于2006年11月25日、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在海南日报、法制时报发布贷款催收公告，催收包括本案贷款本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海南省分行）受托处置不良资产，于2016年12月20日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将包括上述农行儋州支行对梁盛伟享有的300000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债权等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双方约定计算此次转让不良资产账面余额的截止日为2016年3月20日，即基准日。截止基准日，农行儋州支行对梁盛伟享有300000元贷款本金及614741.81元利息债权。不良资产权利人可主张基准日至交割日过渡期间的转让标的相关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孳息等），在交割日一并移交给信达海南分公司，交割日指资产转移之日，即双方有权代表对《资产档案资料移交（接收）清单》均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之日。   2016年12月30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编号：2016农银处委批转025-自1-433号），约定：1.农行儋州支行将对债务人梁盛伟、黎彬的上述300000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债权等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截止2016年3月20日，共计本金300000元，利息614741.81元；2.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抵押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随主债权一并转让；3.2016年3月20日起（不含本日）产生的孳息归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   2017年6月21日，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涉案剥离转让资产为借款300000元及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614741.81元。   2017年5月4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20年4月20日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向梁盛伟主张债权,告知包括梁盛伟在内的相关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下的全部权利）转让事宜及向债务人催促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责任。至今为止，梁盛伟未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偿还过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规定:“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和《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为了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降低处置成本，现就农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涉诉相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二、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依据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本案主张的债权,系财政部委托农业银行处置和管理的农业银行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故在本案中,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农行儋州支行与梁盛伟、黎彬订立的前述《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以及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系各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农行海南省分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并通过报纸公告的方式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债务人梁盛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对梁盛伟发生法律效力。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取得对梁盛伟、黎彬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债权。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可向梁盛伟、黎彬进行债权追偿。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一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应承担的还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信达海南分公司对于涉案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借款的还款期限是2000年12月24日止，且根据信达海南分公司提供的证据,原债权人农行儋州支行于2000年12月20日向梁盛伟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农行儋州支行于分别于2001年6月30日、2004年3月26日、2005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18日向梁盛伟作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主张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梁盛伟在《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应视为其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   农行儋州支行于2006年11月25日、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通过在《法制时报》《海南日报》发布《贷款催收公告》的方式向梁盛伟主张债权。   2017年5月4日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20年4月20日信达海南分公司在《海南日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向梁盛伟主张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上述行为均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23年4月19日届满。梁盛伟主张《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非其本人签收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其主张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梁盛伟应承担的还款本金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审诉讼中，梁盛伟对应承担的还款本金300000元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信达海南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之前，截止2016年3月20日，农行儋州支行对梁盛伟享有300000元贷款本金及614741.81元利息债权。信达海南分公司受让债权后，农行儋州支行对梁盛伟享有的614741.81元利息债权也一并转让给信达海南分公司，信达海南分公司依法取得该部分利息债权。根据农行海南省分行与信达海南分公司签订的《委托资产分户转让协议（债权）》约定，2016年3月20日起（不含本日）产生的孳息归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银行贷款利息是法定孳息，2016年3月21日起产生的利息应属于受让人信达海南分公司所有。关于利息的计算标准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该约定有效。没有约定或者不明的，依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计算利息和复息”的规定，信达海南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收购后，债务人逾期归还贷款，应按照原债务人梁盛伟、黎彬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逾期贷款利息。根据约定，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故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应以300000元为本金，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信达海南分公司诉请超过部分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信达海南分公司对于涉案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   本案的担保行为发生于1999年,有关担保合同是否生效以及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的期间等问题应适用担保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认定。黎彬名下房产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已生效,现黎彬主张抵押权诉讼时效已过，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本案中,农行儋州支行于2001年6月30日向梁盛伟发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涉案借款的诉讼时效至2003年6月30日届满,信达海南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01年6月30日至2003年6月30日期间主张债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抵押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二年（即2003年7月1至2005年7月1日）向抵押人主张过抵押权,故其抵押权已经消灭。此后,梁盛伟对涉案债务重新予以确认,但并不等于黎彬对原抵押权的重新确认，梁盛伟对涉案债务的重新确认不及于抵押人黎彬，故抵押物为登记于黎彬名下的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的抵押权已过法律保护的时效。因此,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其对涉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信达海南分公司的诉请，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梁盛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贷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为614741.81元，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以3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二、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09.21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1735.5元，梁盛伟负担6473.71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农行儋州支行于2008年6月29日就本案贷款向梁盛伟作出《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梁盛伟在该通知书上签字。农行儋州支行于2016年11月25日在海南日报发布贷款催收公告，包含本案贷款，此次公告的时间并非一审认定的2006年11月25日。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信达海南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利息应当如何认定。3.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涉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主债权到期的时间为2000年12月24日，农行儋州支行2001年6月30日向梁盛伟主张主债权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则主债权的诉讼时效至2003年6月30日。梁盛伟于2004年3月26日在农行儋州支行向其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时，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能够认定借款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义务的，对于贷款人关于借款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提到，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故，虽然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03年6月30日届满，但梁盛伟于2004年3月26号在农行儋州支行向其发出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应当视为梁盛伟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对该债权债务应予以保护。农行儋州支行于2005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18日、2008年6月29日向梁盛伟签发《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并均经梁盛伟签收。农行儋州支行于2009年8月28日、2011年4月29日、2013年3月6日、2014年12月21日、2016年11月25日在报纸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于2017年5月4日在《海南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信达海南分公司于2020年4月20日在《海南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自2004年至2020年，涉案债权人通过签发催款通知书、登报催收的方式向梁盛伟催收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涉案债权诉讼时效至2023年4月19日届满，故本案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梁盛伟主张在2006年12月18日和2008年6月29日并未收到《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两份《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是应农行儋州支行工作人员要求，由其本人于2004年、2005年间在空白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署名，再由农行儋州支行工作人员根据需要填写签收日期，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梁盛伟主张本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案件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通知》（法[2011]144号）规定:“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8]138号）和《关于委托中国农业银行处置股改剥离不良资产的通知》（财金函[2009]34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受财政部委托处置其股改剥离的不良资产。为了支持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降低处置成本，现就农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涉诉相关问题通知如下: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农业银行处置上述不良资产案件时,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就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案件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及有关答复、通知的规定。二、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出具的委托处置资产证明文件,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属于受财政部委托处置资产的依据。”本案中，财政部驻海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向信达海南分公司出具《关于财政部委托资产的情况说明》载明涉案剥离转让资产为借款300000元及至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614741.81元。结合《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等证据，一审认定本金为300000元及截止2016年3月20日的利息为614741.81元并无不当。   梁盛伟与农行儋州支行签订的《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但并无关于计算复利的明确约定。《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虽约定“贷款利率为月息5.85‰，按季计付利息（如遇国家利率调整或借款人未按时向贷款人付息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但“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系格式条款，未明显加黑加粗，且该部分内容亦是紧接贷款利率的内容，该部分内容中的“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不足以作为主张复利的依据。故对信达海南分公司有关复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2016年3月21日起的利息以30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点一计算至实际清偿债务之日止，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本案主债权的诉讼时效本已于2003年6月30日届满，虽梁盛伟在2003年6月30日之后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名对原债务重新确认，但2003年6月30日之后的农行儋州支行向梁盛伟发出的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上仅有借款人梁盛伟签名并无抵押人签名，梁盛伟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并不等于抵押人黎彬对原抵押权的重新确认，梁盛伟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不及于抵押人黎彬，故抵押物为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的抵押权已过法律保护的时效。现信达海南分公司主张对抵押物即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群英文化南路5巷33号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信达海南分公司、梁盛伟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7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负担5200元，由梁盛伟负担555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琼艳   审判员 管 娜   审判员 王天琳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涂盼盼   书记员 陈小科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