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9民终19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凤珍，女，1974年3月5日出生，回族，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河北冀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中华，女，198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广，河北东方伟业（孟村）事务所律师。 送达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颐和国际Ａ座1006室。137××××8688收件人：张占广 原审第三人：韩宜达（更名韩煜煌），男，1974年3月10日出生，回族，住孟村回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江，河北言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送达地址：孟村回族自治县北环言公律师事务所132××××8358收件人：王振江。 上诉人杨凤珍因与被上诉人卢中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930民初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凤珍上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2020）冀0930民初996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40万元及利息（余款再行主张）；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80万元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8年案外人刘春利起诉上诉人与第三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上诉人申请人法院调取第三人银行流水发现，第三人在2016年12月13日分两次向被上诉人转款80万元，转款的时间段为上诉人与第三人感情不和分居期间（2017年1月份第三人起诉离婚），转款的对象正是与第三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被上诉人，故上诉人认为第三人在双方分居期间向被上诉人大额转款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在原审诉讼中，被上诉人称涉案的80万元系第三人偿还的借款，其出示了半年内出借给第三人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用于证实出借款项的事实，并且陈述该承兑汇票是其父亲卢福星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在法院对卢福星的询问笔录中卢福星称该银行承兑汇票是因为被上诉人开药店资金短缺，他从其朋友代士义处自2016年4月至10月份先后分次借了七张承兑汇票。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其父亲的陈述纯属谎言，据上诉人了解，被上诉人只是开了一个成人用品店，无需大额资金需要，并且是其父亲卢福星历时半年的时间从朋友处分五次借来七张承兑给其女儿使用，其女儿分半年的时间分五次又将这七张银行承兑汇票借给本案的第三人韩宜迗，其完全与常理相悖。再就是如此大额的借款应该提供借据等相关借款凭证，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称没有借款借据，而第三人称借款借据已经撕毁，其二人陈述相互矛盾。庭审中第三人陈诉该七张承兑汇票都是贴息在金某1处兑付出的现金，也就是其拿到的金额远远达不到75万元，而其偿还给被上诉人的金额确是80万元，里外里第三人有数万元的损失这种借款关系实属罕见，再者我国法律规定银行承兑背书转让的主体不允许是个人，被上诉人不可能有其名下的承兑汇票出借给第三人，如果其有合法的汇票来源其手中肯定留存有汇票流转的相关信息，其庭审中提供的仅是出票人和收款人的信息，没有任何被上诉人的体现，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票据的来源及其享有票据权力证据。被上诉人经营的是成人保健品店，其不具备如此大额款项的出借能力，所以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纯属是双方恶意串通共同来对抗上诉人的谎言。并且本案中卢福星并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其证人证言不应该作为定案的依据，再就是承兑汇票的源头出借人代士义未出庭，该人是否真实存在，该借款是否真实存在都无从考证。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用如此幼稚的谎言来欺骗法庭，是公然的对法律的藐视。二、第三人贴息兑换承兑汇票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系。第三人因业务回款有接收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收到汇票后进行贴息兑现也是正常的，这些汇票即使是进行了贴息兑现也不能证实是被上诉人进行的出借，现在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基于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及上诉人与第三人的现状，第三人为了避免自己承担恶意转移财产的不利后果，肯定千方百计的袒护被上诉人，达到不承担责任的目的。三、第三人的经营活动及生活需要无需大额借款。第三人在2016年期间没有大额管件销售业务，其声称在2016年4月至10月期间在卢中华处借款75万元用于生产经营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再就是案外人刘春利起诉原告和第三人民间借贷一案中，显示在2016年8月至12月份刘春利出借给第三人127万元，这这些款项加上卢中华的款项共计200佘万元，第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用于生产经营。况且管件销售回款很快，回款完全可以满足第三人的经营需要，故第三人根本无需借如此大额款项。再就是在2016年期间第三人与上诉人均经营着各自的生意，都有可观的收入，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生活中没有较大的支出需要。所以第三人称在被上诉人处借款的说法不能成立。对于邮政储蓄银行贷款30余万元系上诉人与第三人共同生活期间所借，借款到期后该笔贷款在由上诉人的银行卡扣款偿还本金后再贷出，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款项的去向，该笔借款不能必然的推定上诉人对第三人其他的账目往来是知情的，更不能证实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中推定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四、证人韩某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庭审中第三人申请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儿子韩某出庭作证证实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真实存在，并且能够清晰的记住该借款的期限以及该笔债务记载在账本的情况，这与一个当时只有10几岁的孩子行为能力完全不相符。并且在上诉人向证人发问过程中，情绪激动导致上诉人一方无法发问证人就退出法庭。按照常理来分析，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根本就不会参与家庭经营及债权、债务等事务，也不可能对细节如此的记忆。第三人指使证人作证不仅严重伤害了上诉人和证人之间的感情，其作证内容也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卢中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达到了民事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韩宜达答辩称，同被上诉人答辩意见。另外，第三人作为债务人，从借款时间用途及借款后第三人银行流水明细均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与证人韩某出庭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结合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其证明债务存在的证据证明力较大，相反，上诉人未就自己提出的观点提供任何直接有效的证据。总之，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凤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与第三人韩宜达是夫妻关系，第三人婚内出轨被告卢中华，为离婚打算，恶意转移财产，将夫妻财产80万元转入被告名下，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40万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2016年12月5日韩宜达与卢中华通话录音整理笔录3页，里面内容涉及被告和第三人讨论原告和第三人及他们孩子的家务事，被告称呼第三人“老公”，还把原告和第三人的儿子称呼为“咱儿子”，原告认为二人关系不正当。2、（2017）冀0930民初字5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年11月21日14时30分审判员刘旭东审理刘春利和原告及第三人的庭审笔录，证明第三人转移财产中就包括这80万元，原告也是在该次诉讼查询银行明细后才知情；3、法院接受原告申请依法调取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户62×××72，户主韩宜达，交易日期（20161001-20161231），上面显示2016年12月13日第三人转入被告账户两笔大额资金：一笔30万（通过农行）、一笔50万（通过中国银行），次日被告又将这80万元转入其父亲卢某名下70万元。 被告卢中华辩称，被告接受第三人80万元银行转款是因为被告借给第三人75万元承兑，第三人转款是为了归还债务及利息。提供的证据是七张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总金额75万元。原告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该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卢中华申请父亲卢某到庭作证称：因女儿卢中华想开药店，资金短缺，他从朋友代士义处自2016年4月份-10月份期间分五次先后借了七张承兑合计75万元给卢中华经营药店生意，至于她是否挪作他用不清楚。后来代士义有个大订单需要钱，卢中华就一次性还了卢某70万元，卢某又还给了代士义，差几万元一直也没还。因为是朋友关系和代士义没有借据。 第三人陈述，因为家庭生活和做生意资金周转，第三人向被告借七张承兑，合计75万元，还给被告时利息不高，就加了5万元利息。一共80万元，分两次转给了被告。借款时原告和第三人还在共同生活，借款后原告也花用了部分。提供的证据有：七张汇票在案外人金某1处贴息兑现的账目清单以及金某1转入第三人账户后，第三人支出的银行明细记录。 第三人申请其子韩某出庭，证人韩某出庭证明：其父母没发生矛盾时，证人就听父母说起过向被告借款75万元这事，原告平时记录的家庭流水账本上也有这笔借款。父母发生矛盾后，原告指使证人趁第三人不在家把账本拿出来交给原告，原告带回娘家了。分居后前期证人和母亲一起生活，翻看账本还看到过账本上有这75万元债务的记录。后期证人回来和第三人共同生活。证人提出原告拿出家庭记账本核实一下就都清楚了。证人金某2和金某1一起从事承兑贴息）到庭证明：自2016年4月份至2016年10月份第三人韩宜达先后分五次在他那用七张承兑合计75元进行贴现，金额转入韩宜达指定账户，在这个期间内只给韩宜达兑换过这七张承兑。经办人金文国核实了第三人提供法庭的七张承兑，证明和韩宜达的七张承兑一致。 原告对被告和第三人出具的证据质证意见是：被告收到第三人向她户头转款80万是事实。至于被告抗辩诉讼时效问题，原告在2018年11月份法院诉讼过程中刚得知这两笔转款，不超过诉讼时效。自己都不知这80万元去向，证人作为孩子更不会知道，他是受父亲蛊惑做的伪证。证人提到的账本是自己干液压油和汽车美容的账目，自2015年开始第三人做生意就自己雇佣会计管账，原告对第三人的经营账目不再插手。但知道第三人主张向被告借款时，第三人的银行流水显示第三人银行账户上还有上百万资金流转，再去支付利息借款经营于理不通。因二人关系不正当，第三人又起诉原告离婚，这笔借款纯属二人串通转移财产然后编造借款的理由。被告经营一家小的成人用品门市，不可能有大笔的钱借给第三人。第三人经营管材买卖，也没有大额的订单需要借80万元债务。 被告对其他两方当事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原告诉状中有第三人起诉时转移财产的主张，就证明原告诉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原告出示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第三人的证据认可。对证人证言没有意见，更证明了原告恶意诉讼，明知债务的存在，仍然挑起诉讼。 第三人对其他两方当事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原告出示的银行流水账目清单认可。转款和承兑贴息变现的银行流水明细账很清楚反映了自己借款、贴息变现后的资金流向。证人证言属实，原告拿出账本就清楚了，家里的资金周转及经营情况都经过原告同意，原告负责记账。原告无端猜忌，引发诉讼，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和第三人是夫妻关系，2016年10月5日因感情不和分居至今。2016年12月13日第三人韩宜达向被告卢中华银行账户两次转款80万元，由第三人的银行流水清单予以佐证，被告和第三人也认可，该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主要争执焦点是第三人转款80万元人民币给被告是不是存在偿还债务这一事实。 原告否认债务的存在，围绕这一争执焦点所举证据用以证明的事实是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暧昧关系，第三人转入被告名下80万元夫妻财产；原告于2018年11月在另一诉讼案件中知情第三人向被告转款80万元这一事实。原告的辩论意见为：1、第三人账户上银行流水账目上有流动资金上百万，再付利息借款与情理和事实均不符；2、第三人经营的是小额弯头法兰经销，没有几十万元的订单不需要借大额的债务；3、原告本人都不知道第三人借债和经营情况，证人韩某更不会知道，证人证言是受第三人教唆，不属实。4、被告经营一家小的成人用品点，不可能有能力借75万元给第三人做生意。 被告围绕争执焦点所举证据是：1、出借的七张合计75万元的承兑复印件；被告父亲卢某证言证明承兑的来源和还款情况。 第三人韩宜达围绕这一争执焦点提供的证据是七张承兑的复印件及在金文国处贴现的等数额的银行资金入账清单。证人韩某证明借债的时间和原告负责记录的家庭流水账本记载这笔账的情况以及账本现由原告保存的事实。 另查，韩宜达借记卡号为62×××91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中显示，二人分居后的2016年11月14日韩宜达转入原告银行账户302000元大额资金，经当庭向原告核对，原告称这是在和第三人生活期间因资金周转借了邮政储蓄的贷款，借款以原告的名义办理，第三人转入原告名下的30多万元是用于偿还邮政储蓄贷款了。 综上,被告卢中华和第三人之间有无债务关系没有借据等直接证据佐证，第三人作为债务人从借款时间、借款用途、贴息兑现后第三人的银行流水明细、还款情况均提供了相关证据，与证人韩某的出庭证言基本相互印证。原告否认债务的存在，否认保存着家庭记账本，但证人韩某已成年，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家庭主要成员，与原告和第三人同属利害关系人，且涉案的七张承兑往来期间原告、证人和第三人还共同生活在一起，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大。原告和第三人在邮政储蓄贷款30余万元和以原告名义办理贷款这一事实也佐证了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商议借债用于资金周转这一事实。通过对本案当事人陈诉、辩论和所提交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综合分析，第三人提供的证明债务存在的证据证明力较大。原告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第三人的证据，其要求被告返还4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杨凤珍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杨凤珍和原审第三人韩宜达系夫妻。2016年10月5日二人因感情不和分居至今。2016年12月13日原审第三人韩宜达向被上诉人卢中华银行账户两次转款80万元。上诉人杨凤珍主张原审第三人恶意转移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80万元转给被上诉人卢中华，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卢中华返还上诉人40万元及利息。被上诉人卢中华及原审第三人韩宜达辩称，上诉人卢中华以向原审第三人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原审第三人韩宜达出借75万元，原审第三人原审向被上诉人转款80万元系偿还75万元借款及利息。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出轨被上诉人，恶意转移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80万元转给被上诉人卢中华，侵害了其财产权，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40万元及利息（余款再行主张），提交了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80万元记录、录音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称，上诉人卢中华以向原审第三人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向原审第三人出借75万元，原审第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80万元系偿还75万元借款及利息，并提交了7张承兑汇票正面复印件（无承兑汇票背面粘单及被背书人页）及卢某、韩某的证人证言及案外人金文龙向原审第三人的转账记录等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应就其反驳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事实主张的，被上诉人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分析如下： 首先，本案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载明的票据权利人系7家不同的公司主体，非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三十条“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交证据证明其合法取得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但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合法享有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在被上诉人未合法取得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不具有向原审第三人出借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权利的基础，借贷关系不能成立。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三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的规定，被上诉人向原审第三人交付案涉银行承兑汇票，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未发生变化，原审第三人未能依法取得案涉银行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故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主张的借贷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第三，根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交的7张承兑汇票正面复印件（无承兑汇票背面粘单及被背书人页）的记载，票据权利人均为其他公司，非原审第三人。原审第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依法享有案涉承兑汇票票据权利，案外人金文龙给原审第三人汇款的银行流水不能认定为兑付案涉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贴现。该银行流水不排除案外人金文龙与原审第三人之间有其他性质的资金往来可能。证人卢某与被上诉人系父女关系，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且卢某未对其证言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人韩某的证言也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第四、关于有无借条，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陈述存在矛盾。被上诉人一审庭审时陈述“当时没有借条”，原审第三人一审庭审时陈述“我们还款后，被告要把借条还给我们。之前有借条，我已经销毁了”。二审庭审时陈述“一张承兑汇票对应一张借条，最后应该有一个总的借条”。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能明确陈述7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来源、出借日期及出借次数等细节，但对有无借条的关键事实陈述却互相矛盾，不合常理和日常经验。另外，75万借款数额巨大，根据被上诉人的抗辩逻辑，其将75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原审第三人即视为向原审第三人出借75万元，被上诉人在无借据、借条情况下将75万元借给原审第三人的做法也不合常理和民间借贷习惯。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提交的七张承兑的复印件及案外人金文龙给原审第三人汇款的银行流水、证人卢某、韩某证言等证据，不能证实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杨凤珍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冀0930民初996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卢中华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杨凤珍人民币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1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6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均由被上诉人卢中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位海珍 审判员  葛淑红 审判员  赵文甲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张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