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3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男，汉族，1963年1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秀梅，广东务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卢教辉。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茜，广东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祖林，广东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某因与上诉人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高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5民初21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规定，于2020年11月28日判决：一、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38147.20元予林某；二、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2020年5月的伤残津贴差额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1801.68元予林某；三、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0元予林某；四、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营养费3000元予林某；五、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予林某；六、驳回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免交受理费。林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林某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原审判决认定错误。林某确诊前的十二个月平均工资应按以下月份计算：2017年4月、2016年3月至12月、2015年12月，平均工资为7039.04元。原审判决由2016年5月计至2017年4月是错误，因为在这期间，2017年1月至3月、2016年1月至2月均属于益高公司春节放假期间，林某没有正常上班，这几个月的工资均不超过3000元，而林某正常上班期间的工资一般超过6000元，只有极少数是5000多元。由此可见，春节期间的工资是明显低于其他月份工资的，不应作为正常上班时间计入平均工资。由于原审判决认定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错误，以月平均工资为基础计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津贴、残疾赔偿金差额、误工费等均计算错误。二、伤残津贴按林某平均工资的60%计算，但益高公司自2017年6月开始不定时按佛山市最低工资标准向申请人发放生活费，益高公司仍需向林某发放伤残津贴的差额。三、关于医疗费899元，林某曾要求益高公司配合办理医疗费报销，但益高公司一直拒绝，由此导致林某未能向社会保险基金报销，过错在于益高公司，故应由益高公司承担。四、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问题。1.益高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其主张己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的或已支付了劳动者年休假工资的，应由用人单位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益高公司提交的工资条是统一格式，均未显示有年休假工资，由此可知，益高公司没有支付过林某或其他员工年休假工资。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林某属于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岗位津贴。3.林某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不应受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台账保留两年的限制。林某自2017年5月发现职业病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均在进行职业病的治疗、工伤认定和评残，由于上述治疗或手续没有完结，林某不可能直接就申请仲裁要求益高公司支付相关的职业病损失，故由于林某不具备要求仲裁或起诉的条件，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台账保留的两年该应延后，而不应自林某申请仲裁时起算，且林某认为，益高公司一直持续没有支付过上述两款项，故不应受两年限制。五、关于残疾赔偿金问题，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并未规定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所以残疾赔偿金若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或伤残津贴存在重复计算的，有法律规定的，可按法律规定予以扣减，不应待日后解除劳动关系后再另行处理。六、原审判决认定误工费与工伤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是同一项目，停工留薪期工资己足额涵盖误工费属事实认定错误。林某主张的误工费是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12日及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9月25日住院期间的误工费，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认定林某的停工留薪期是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日，在时间上，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并不重复，所以，林某并没有重复计算，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七、林某患职业病后已经不能正常生活，身体越来越差，认为一审判决的营养费过低。林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林某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益高公司负担。针对林某的上诉，益高公司答辩称：一、林某提出的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方式缺乏法律及证据依据。根据益高公司与林某签订的《员工劳动合同》约定，林某每月标准工资为1310元，实际工资按计件计酬。林某并未提交有关其没有正常上班以及益高公司未按约定发放工资的证据，因此，林某认为剔除部分月份的工资再计算平均工资，以及认为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工资计算错误的意见均缺乏法律及证据依据。二、林某请求的伤残津贴差额及残疾赔偿金均缺乏法律依据。除益高公司的上诉意见外，补充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属于相同项目，相同项目不能重复计算，由于益高公司与林某劳动关系仍存续，何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尚未确定，故暂无法确定残疾赔偿金与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是否存在差额及其具体数额，应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再行处理。三、关于上诉人请求的医疗费缺乏事实依据。林某提交的医疗费均产生在工伤保险期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有关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林某并未举证证明有关医疗费用已向工伤保险基金申请核报而工伤保险基金拒绝支付，故林某请求的医疗费缺乏事实依据。四、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的请求缺乏理据。林某请求的2012年至2017年5月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已经超过益高公司应当保存工资支付台账的期间，应予驳回。五、关于误工费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误工费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益高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认为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不应在本案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中处理，请求予以驳回林某的请求。益高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林某患职业病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数额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林某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计算周期应从2017年9月计至2018年8月，“本人工资”应为3635.40元。林某的职业病认定受伤时间为2018年9月3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林某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应自2017年9月计算至2018年8月。其次，根据林某与益高公司签订的《员工劳动合同》约定，员工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员工应负担社会保险费个人部分，故林某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工资应依约扣减个税及社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计算，而不应将前述部分计算到劳动者的本人工资中。另外，劳动合同还约定，林某按计件计酬，如月计件报酬低于月标准工资的,按月标准工资1310元/月发放当月工资；故即使林某自己原因自2017年4月开始不来公司上班，益高公司也已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在林某没有上班期间向林某发放相应工资，因此，林某2017年4月之后的工资应该计算为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的工资中，不应被剔除出来。故林某患职业病前12个月（2017年9月-2018年8月）本人平均工资应为961.64元。再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和佛山市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佛山市南海区工伤保险待遇核报表（伤残〉》显示，佛山市上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59元，即林某本人工资应按3635.40元/月计算。二、原审判决在认定林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及具体数额上存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撤销、改判。具体如下：第一，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根据国家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佛山市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已向林某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4012.80元，林某患职业病前12个月本人工资为3635.40元/月，因此，社会保险基金已向林某支付完毕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存在差额，益高公司无须另行支付。第二，关于伤残津贴差额和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首先，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日，停工留薪期工资为3635.40元/月×6个月=21812.4元；以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六级伤残，每月发放本人工资百分之六十，即按3635.40元/月×60%×15个月（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32718.6元。结合林某确认已收到益高公司支付的款项合共63973.32元，故63973.32-21812.4-32718.6=9442.32元，故益高公司无须另行支付伤残津贴差额及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又根据益高公司与林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行计件工资，如因休假没有生产计件的，按月标准工资1310元发放当月工资，林某自2017年4月29日开始至今没有再回益高公司工作，益高公司已按照林某的实际工作及生产计件情况向其发放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因此，益高公司无须另行向林某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福利待遇。第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该四项请求为侵权人身损害及侵权精神损害请求赔偿的项目，本案已确诊林某患职业病，且已由有关部门作出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的赔付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不应再适用侵权责任赔偿的规定。其次，本案案由为工伤（职业病）保险待遇有关的劳动争议纠纷，林某既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请求事项，又主张人身损害赔偿请求事项，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适用的侵权要件、归责方式，及人身损害伤残等级等认定均与工伤（职业病）保险待遇有关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完全不同，故林某的诉讼请求不能在同一案件中合并审理，法院应当对本案分开两个案件分别立案，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林某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事项。再者，本案林某提起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证据基础均指向工伤保险待遇，本案已经劳动仲裁裁决，劳动仲裁委员会对于林某提出的有关人身损害赔偿事项认定为“不属于劳动仲裁受理范围，对此不予裁决”，故本案民事诉讼阶段应当驳回林某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林某直接依据劳动功能障碍等级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缺乏人身损害伤残等级的计算依据，其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另外，根据《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4条的规定，审理法院不会径自认定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也不会径自依据劳动者提供的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结论直接作出赔偿判决。同样，本案不能直接将工伤保险待遇请求事项与人身损害赔偿事项一并在本案中处理。即使法院认为本案事实及请求事项存在关联性而合并审理，但法院也应当尊重益高公司的诉讼权利，并征得益高公司的同意，本案中，益高公司不同意对林某请求的工伤保险待遇事项及人身损害赔偿事项合并审理，故本案依法不应直接合并审理。特别提醒法院注意，本案中，根据林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初次鉴定（确认）结论书，证明林某确认在益高公司工作过程中，有佩戴益高公司向员工提供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益高公司已做足安全保护措施以避免林某在工作期间遭受伤害；且根据林某自述确认其在其他卫浴公司从事注浆成型工作长达15年（1997年至2012年），每天接触粉尘，其本人确认有30年吸烟史，每天平均吸烟20支，从未戒烟，因此，林某的职业性矽肺壹期系在益高公司之前的卫浴公司工作期间及自身长期吸烟形成的，不能明确确定就是在益高公司工作形成的,林某对其患职业病的发生及损害的扩大存在重大过错，即使本案法院硬要将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工伤保险待遇合并审理,法院也不应认定益高公司对林某患职业病承担全部责任，作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益高公司不公平的。最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享有工伤保险外，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此处“民事法律”应作狭义解释，不应作广义解释而衍生适用到其他规定或解释中；本案中，林某并未提交相关明确的民事法律规定证明其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故林某在请求职业病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又请求人身损害赔偿，显然，法律依据及证据不足，依法应驳回其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条并未规定职业病病人可以同时在一个案件既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也请求人身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系实体法，并非程序法，林某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本案中，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林某举证证据，残疾人登记证、居委会及医疗机构出具证明，以及知情同意书显示“叶某监护人”签字人均并非林某本人，林某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系叶某的法定监护人，林某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属性是对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给予被扶养人的生活补助，林某患职业病后并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林某虽没有回益高公司上班，益高公司仍有向林某支付工资及补助。综上，林某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获得支持。关于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林某请求没有任何依据及证据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且林某劳动者本人并未丧失劳动能力，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金额过高。益高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益高公司无需支付林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伤残津贴差额、停工留薪期差额、被扶养人生活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本案诉讼费由林某负担。针对益高公司的上诉，林某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二审期间，林某及益高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及查明的事实，本院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一、关于林某应享受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计算标准的问题。林某主张应按照2015年12月、2016年3月至12月、2017年4月期间的收入作为计算其受伤前月平均工资的依据；益高公司则认为应按照林某确诊职业病前十二个月即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工资计算，林某本人工资低于佛山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按照佛山上年度月平均工资6059元的60%计算，为3635.4元/月。对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在本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案中，林某于2017年11月29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疑似职业性尘肺病，于2018年9月3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矽肺壹期，但其于2017年4月30日开始未正常劳动，本人工资应反映职业病职工遭受职业危害因素侵害前的真实工资收入水平，故林某患职业病前的本人工资应以其正常出勤的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工资进行计算。林某关于应剔除2016年与2017年春节期间收入较少的月份、仅按照收入较高月份计算本人工资的主张，以及益高公司关于应按林某已经停止工作、公司以1310元/月的标准向其发放基本工资的期间计算林某的本人工资的主张，均不能真实反映林某在益高公司工作期间的正常收入状况，故对于林某及益高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按照林某停止提供劳动前十二个月即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期间的平均工资6385元/月作为计算其工伤保险待遇的依据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其具体数额问题。林某于2018年9月3日被诊断为职业性矽肺壹期（首次诊断），2018年11月23日经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9年11月1日经佛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陆级，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日；益高公司于2013年9月至2020年4月为林某参加了工伤保险；截至本案林某申请仲裁之日，双方仍保持劳动关系。因此，按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规定，林某应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医疗费。（一）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佛山市南海区工伤保险待遇核报表（伤残）》显示，2020年4月9日，社会工伤保险基金按照4000.8元的计发基数已向林某核发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4012.80元。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向工伤职工补足。因此，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38147.20元（6385元×16个月－64012.80元），益高公司上诉主张无需向林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伤残津贴。《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五、六级伤残职工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本案中，林某停工留薪期至2019年3月2日期满后未回益高公司工作，但双方仍保留劳动关系至林某提起本案仲裁之日2020年5月29日，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上述期间的伤残津贴57465元（6385元×60%×15个月）。林某主张益高公司应向其支付从2017年5月起至2020年5月共计36个月的伤残津贴以及益高公司主张按照3635.4元的标准计算林某的伤残津贴，均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林某经鉴定确认停工留薪期为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日，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38310元（6385元×6个月）。因林某确认已收到益高公司支付的款项合共63973.32元，双方均同意在本案中一并扣减，综合上述第（二）项、第（三）项，本院核算益高公司尚需向林某支付伤残津贴及停工留薪期差额31801.68元（57465元+38310元-63973.32元）。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计算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医疗费。林某提交的医疗费收据显示其所主张的899元医疗费均产生在工伤保险期内，并要求益高公司向其支付。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本案中林某并未能举证证明其就上述医疗费曾要求益高公司配合办理报销而遭益高公司拒绝，导致林某未能向社会保险基金核报，其要求益高公司承担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的问题。林某请求益高公司支付2012年至2017年5月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及岗位津贴，《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二年。《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建立包括工时台账在内的用工管理台账，用工管理台账应当至少保存两年。本案中，林某于2020年5月29日提起本案劳动仲裁，其主张2012年至2017年5月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应就益高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未安排其休带薪年休假或者未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林某未能证明益高公司上述期间未安排其休带薪年假，也未能证明益高公司未向其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和岗位津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林某认为受其职业病治疗及进行工伤认定影响，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台账保留期限应延后，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林某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问题。益高公司认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与本案劳动争议为不同案由，林某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林某自身对于其职业病的发生及损害的扩大存在重大过错，林某不应获得人身损害的相关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因此，林某被诊断为职业性矽肺壹期并依法被认定为工伤，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外，还可基于人身损害的侵权法律关系向用人单位主张权利。益高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对林某的用工环境做好有效的职业健康防护措施，并足以避免林某工作期间遭受损害。《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住院病历及《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记载林某在益高公司从事注浆工作，需要接触粉尘，益高公司认为林某患矽肺病与其吸烟史有关联，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益高公司对林某的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关于残疾赔偿金。《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属于本质相同的项目，不能重复计算，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或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数额，则不再支持其相应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请求。因本案中林某与益高公司的劳动关系仍在存续，何时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导致无法确定残疾赔偿金与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津贴是否存在差额及其具体数额，应待林某与益高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再行处理。（二）关于误工费。林某上诉称其主张的误工费期间为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12日、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9月25日住院期间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支付期间2018年9月3日至2019年3月2日并不重复。经查，林某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及益高公司提交的林某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工资单，显示益高公司在林某主张的2018年6月27日至2018年7月12日、2019年6月21日至2019年9月25日均向其发放了工资，林某再请求益高公司向其支付误工费，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益高公司上诉称林某的配偶叶某的残疾人登记证、居委会及医疗机构证明上所记载的监护人非林某，林某无权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可以是配偶、父母、子女或其他近亲属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因此，监护人及扶养义务人不是同一概念，益高公司以相关证件及医疗机构证明上登记叶某的监护人非林某作为无需向林某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抗辩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林某的配偶叶某是残疾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叶某的扶养义务当然应该由林某承担。鉴于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叶某31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按照《广东省2020年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确定的2019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34424元作为计算标准，核算出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344240元（34424元×20年×50%）正确。（四）关于营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林某因患职业病被鉴定劳动能力障碍等级为陆级，根据其病情及日后对工作、生活造成的客观影响，原审判决酌定益高公司应向林某支付营养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林某与上诉人益高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南海益高卫浴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钟 玲审 判 员  黄雪鹄审 判 员  尹 素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林敏莉书 记 员  钟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