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1民终44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常起，男，1951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龙，男，195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宝荣，女，194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淀区。上诉人王常起因与被上诉人王龙、王宝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342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梁睿独任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实体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王常起作为一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所提交的相关诉讼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规定的起诉条件。王常起于1990年11月以书面、手写协议形式从王龙处购买了北京市海淀区某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王常起起诉要求确认王龙一房二卖、后来又与王宝荣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王常起作为涉案房屋的买方暨所有权人，与本案当然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认为王常起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成立。1.一审法院认为王常起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房款收条，王常起无法证明其真实性，故不予采信。该理由不成立。首先，王常起提供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房款收条，均为原件手写。虽然距今时间较远，但字迹清晰，不存在不好辨认情形，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其次，1990年，买卖双方同为海淀区的农民，对本村的宅基地房屋进行买卖，用现金付款(因王常起购买该房用于妹妹一家居住，故交款人写的是其妹夫“尚全有”)，并请两位中间人签字见证。事实也很清楚。证据内容上的真实性也毋庸置疑。2.一审法院认为王常起对于王龙在交付涉案房屋后、又出售给王宝荣的事实不知情，亦不知晓2000年王宝荣开始控制上述宅院，与常理不符，故不予采信，该理由也不成立。首先，老百姓的生活百家百样，没有客观规律可遵循，与一般人家的做法不一样并不是违反常理。其次，王常起的代理人在庭上也做了充分叙述，说明了王常起为什么现在才主张权益：1990年，王常起买房是给妹妹一家人提供居住，房款也是由妹妹妹夫来出。但是，后来妹妹妹夫两人相继走失(妹妹患有精神疾病)，两个孩子送给他人和亲戚抚养。由此，该房空置。而在王常起的心里，该房是属于妹妹妹夫一家的，故也没有再去打理。2019年，妹妹家的儿子回来，与舅舅(王常起)相认。王常起才有心关注该房，请律师去调查了解后，才知王龙又将涉案房屋卖给了城里人王宝荣。律师分别与王龙、王宝荣见面进行了交谈，王龙对于1990年房屋买卖事宜全部承认并当面写了《声明确认书》。虽然王宝荣实际控制涉案房屋，王常起居住在海淀区某房屋，但是王宝荣与王常起互相并未见过面、也互不认识。这个也是事实(王宝荣当庭认可该事实)，并不违反常理。3.王常起在一审还提交了王龙签字的《声明确认书》，佐证1990年的房屋买卖协议真实有效。庭审时，王常起提出播放王龙签署《声明确认书》当日的视频，但一审法院未予同意。王常起认为，一审法院即未调查清楚事实，也未给予王常起充分举证的权利。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5条和第70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予以采信王常起提供的证据。四、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有失公平正义，且不利于农村宅基地纠纷的解决与农村秩序的和谐稳定。王常起在1990年以5500元价格购买宅基地，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件大事。现房屋被他人控制，王常起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索回权益是唯一合法的法律救济方式。且王龙将房屋再次卖给城里人王宝荣，本来就违反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使得本不该享受农村房屋权益的人享受着农民福利。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王常起将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主张权益和挽回损失，而且对于涉案房屋的归属与权益也将无法定论，房屋的诉争状态也无法解决，不利于解决纠纷。王常起一审诉讼请求：要求法院确认王龙与王宝荣签订的海淀区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王常起提交《房屋买卖协议》及房款收条，称其1990年即从王龙处购买诉争海淀区某宅院，但王常起就其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且王常起身为本村村民并在该村居住，其称王龙1990年向其出售上述宅院后已经将上述宅院交付给王常起，后王龙在王常起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上述宅院出售给王宝荣，王常起亦不知晓2000年王宝荣开始控制上述宅院一事，王常起上述主张与常理不符，王宝荣亦不予认可，该院不予采信。综上，该院对王常起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及房款收条等证据不予采信。因此，王常起并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驳回王常起的起诉。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王常起提交的2份房屋买卖协议并无名称。其中一份载明“出售人：王卫东，买受人：王长启。经出售人自愿将座落在海淀区某宅院北房叁间，东房一间半（半间过道，独立独院二分地）出售给海淀区王长启，共价钱5500元整，经双方自愿买卖，互不反悔，立字为据，有中间人为证。出售人：王卫东买房人：（空白）中间人：王付友王洪喜”，前述协议未注明日期；另一份载明：“出售人：王卫东，受售人：王长启。经出售人王卫东自愿将座落在海淀区某宅院北房叁间，东房一间半（半间过道，独立独院）共二分地出售给海淀区王长启，共价钱5500元整，经双方自愿买卖，永不反悔，立字为据，自出售后产权归六队社员王长启所有。经中间人为证。出售人：（空白）受售人：王长启中间人：（空白）90.11.4”。王常起提交的王卫东书写的声明载明：“我自愿把北房三间东房一间半独向独院，出售给六小队社员王长启所有，出售人王卫东90.11.4”。王常起提交的收条载明：“今收到尚全友现金5000元整。王卫东90.11.4”。王常起提交的“声明确认书”载明：“声明确认人：王龙，王龙身份证号：×××。本人在1990年11月与王长启（现名：王常起）签订的海淀区某宅院北房三间，东房一间半（半间过道，独门独院，二分地）房屋院落买卖协议中的出售人王卫东，是本人的曾用名，该院落现门牌号码为：海淀区。上述本人与王长启（现名：王常起）签订的某房屋买卖协议，是本人真实意思，本人签署承认有效。以上内容特此声明确认。声明确认人：王龙（手写，并按有手印）2020年1月23日”。前述证据，王常起均出示了原件。王常起提交的（2009）海民初字第3994号民事判决书（李建华诉王龙离婚纠纷一案）载明的王龙的身份证号为：110108571228783，该案查明“后沙涧村村民委员会于2006年12月14日出具声明，认可李建华陈述房子已经被卖，和王龙分居两年不知去向。……李建华主张因房屋已卖，分居多年，故无共同财产……”。一审中，王宝荣主张其是2000年买的涉案房屋，同年搬进居住，王宝荣称其与王龙之间有书面协议，但称与本案无关，一审中未予提交；其购买时是空户，没人住，其已经居住了20年。一审中，王常起称尚全友系其妹夫，其在1990年购买涉案房屋是给其妹妹一家五口用，实际出资人系其妹夫，后来妹妹一家变故，案涉房屋由其弟弟王华打理。涉案房屋在1990年至2000年之间由其妹妹在使用，王常起与王华关系恶劣一直没有交往，其不知道王宝荣在2000年购买了涉案房屋。王龙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参加一审法院2020年12月3日的庭审。王常起提交的王龙的户口本复印件载明的王龙的住址为海淀区某宅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王常起提交的协议中有中间人签名，而且王龙的离婚判决中亦涉及后沙涧村村委会出具的声明，声明中提及房屋被出售，该声明中提及的房屋被出售是否与本案有关并不明确。就本案现有证据而言，一审法院在未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核实的情况下，以王常起无法证明《房屋买卖协议》及房款收条的真实性为由，认定王常起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结论并不可靠。如果王常起仅是无法证明协议及收条的真实性则本案实质涉及的系协议及收条的证明力问题，但在无法证明协议及收条为假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应对本案作出实体上的处理。如果王常起提交的协议及收条为假，则本案亦可能涉及虚假诉讼，一审法院对此应予以注意。此外，一审中，王宝荣并未出示其就涉案房屋签订的协议，王常起主张的房屋与该协议涉及的房屋是否一致，本院亦无法判断。一审法院应在对本案有关事实做进一步核实的情况下，决定本案的恰当处理方式。综上，王常起的上诉理由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一审法院现阶段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13424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员  梁 睿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