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01民终18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健康，男，196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伦，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东城新区文苑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茂利，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小辉，四川法之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男，196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彬，四川国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爱谦，男，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胡林，男，198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陵县运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陵县三里镇富民北路31号。 法定代表人：刘翔，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效福，男，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樊健康、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伟、吴爱谦、胡林、南陵县运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0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健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简阳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0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改判樊健康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一）运通公司没有尽到送货到达指定工地的义务，应当视为尚在运输过程中，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应当由运通公司承担。（二）运通公司与张伟之间是雇佣关系，樊健康与张伟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三）张伟违反安全操作规范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四）吊车起吊不符合安全规范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五）樊健康与吴爱谦之间是承揽关系，有关风险责任应当由承揽人即吴爱谦承担。（六）张伟的有关损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赔。故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关系错误，因此作出了错误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樊健康不承担责任。 张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案件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樊健康主张货物尚未到达合同约定的工程地点，应当视为尚在运输过程中，风险应当由运通公司承担的理由不能成立；樊健康主张樊健康与张伟不构成雇佣关系，一审法院支持樊健康对张伟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是帮工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樊健康主张张伟违反操作规范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一审法院已认定张伟存在违规，判决张伟承担10%的责任；樊健康主张吊车起吊不符合安全规范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时的陈述，吊车司机是在收到起吊信号后才操作吊车将铁管从货车上吊到地面的；樊健康主张其与吴爱谦之间是承揽关系，有关风险责任应当由承揽人即吴爱谦承担的问题，一审判决对此进行了认定，应当由承担挂钩、指挥义务的定作人负责；樊健康主张张伟的损失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赔，一审判决对此已进行了正确认定，张伟在事故发生前主要从事个体货运工作职业，并购买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故其认为本案应当适用城镇标准进行赔付。 运通公司辩称，其已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运输司机仅负责运输，不负责卸货。 胡林陈述，其对樊健康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吴爱谦辩称，一审判决结果合情合理。 海天公司陈述，对樊健康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海天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简阳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0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改判海天公司不承担责任，依法改判张伟、吴爱谦、运通公司按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认定错误。本案的责任主体应分别是运通公司、张伟、吴爱谦。（二）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并不是导致张伟受伤的原因，两者之间并无事实上、法律上的关联性。（三）张伟是农村户口，相关赔偿项目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四）海天公司不是本案一审适格的被告。关于吊车作为特种车辆，应当自带吊车并配备相应吊车司机、吊装工，均应当由承揽人吴爱谦负责，但其仅派司机胡林作为指令人员进行吊装，存在不当行为。根据起重机吊装安全总则第11条、第12条对有关人员选择、职责要求载明得非常清楚，明确了指派工作人员的职责和起重司机的职责，司机应当遵照安全工作制度从事工作，且吊装程序应当由具有资质的吊装工实施，但本案承揽人并未配备吊装工，吊装工负责其中机械中吊具上吊挂或卸下重货，并根据相应的工作计划开展相应工作。吊装工应具备的条件在12.4.2中载明的非常清楚，吊装工具有负担该项工作的资质，追回人员的职责在12.5条中有相应载明。另，樊健康在车上解绑扎带的行为属于无偿帮助运通公司、吴爱谦的行为，故责任应当由运通公司、吴爱谦承担。作为卸货方的承揽人不应在马路上进行装卸，故张伟、吴爱谦在此过程中应当承担责任，而海天公司是最终的使用管材方，只能被动接受送货方将货品堆场完毕后才进行使用。 张伟辩称，海天公司主张吴爱谦应自带吊车、安排吊装工等内容，并非属于承揽工作范围内，故其主张不能成立；樊健康帮忙挂管子的行为属于无偿帮忙行为，但其在一审时当庭陈述挂管子不在吊车工作范围内，故其理由不能成立；海天公司主张张伟违反交通规则将车辆停在马路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的理由不能成立，张伟是本次事故的受害人，且是在帮忙过程中受伤，与其停车行为无任何关联；海天公司选任樊健康作为建设工程承揽人时，未审查其是否具有相应承揽资质，经一审查明樊健康不具有任何资质，故海天公司作为适格被告，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是正确的；关于海天公司主张赔付标准适用农村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张伟在城镇务工，故赔付标准应当适用城镇标准。 吴爱谦辩称，当进入施工现场时，海天公司并未叮嘱任何人带安全帽，也未进行安全教育，是造成本次事故主要原因，故海天公司无任何安全防范意识，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胡林陈述，对海天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运通公司辩称，运通公司仅是将货物运输至指定地点，卸货由海天公司负责。 樊健康陈述，对海天公司的上诉请求无异议。但有补充事实，樊健康帮忙吊装管道，与运通公司送货无任何关联关系，其与张伟在车上帮忙挂绳子，不清楚具体的吊车指令人，收货人为海天公司现场工作人员杨丽平。 张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海天公司、吴爱谦、樊健康、向张伟赔偿损失75154.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张伟系运通公司通过网络货车帮平台寻找的运货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类别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海天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供应自来水；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等。吴爱谦，驾驶证准驾车型B2，车辆类型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樊健康，系海天公司位于简阳市雄州大道C段天星公园的迁改安装天星公园外DN600球墨铸铁管444米及DN600钢管168米的实际施工负责人。运通公司经营范围为：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仓储、货物中介服务、装卸、劳务代理等。胡林系吴爱谦雇佣的案涉吊车司机，其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起重机械作业，操作项目汽车吊司机。 （二）2019年4月28日，海天公司与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悦泰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购买铸管，锦悦泰公司又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签订购买铸管合同。2019年7月15日，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海天公司将位于简阳市雄州大道Ｃ段天星公园的引水管迁改安装天星公园外ＤＮ600球墨铸铁管444米及ＤＮ600钢管168米工程发包给樊健康。2019年9月5日，运通公司接到新兴公司的计划单（单号09Ｊ110）后，通过网络货车帮平台预订张伟的川ＡＹ××××货车送货。发货通知单载明“收货单位为成都天府新区锦悦泰商贸有限公司，收货地点是简阳市客户指定工地，备注栏：提前联系收货人，南陵县运通发运。”同日，樊健康接到运通公司运货人员电话要求提前安排好吊车，准备次日卸货。9月6日，樊健康通过现场（简阳市沱四桥附近）寻找的方式找到吊车车主吴爱谦，雇其为工地管子卸货，吴爱谦随即安排其雇请的吊车师傅胡林到工地为樊健康吊卸管子。当日运送铸管到达现场即简阳市天星公园水管迁改工地的围栏外公路上的有几台车。在张伟车辆卸管子过程中，樊健康和张伟均在挂车上为管子解绳挂钩，吊车驾驶员胡林根据卸货人员的指挥起动吊车，后在操作卸货过程中，发生张伟右脚受伤的事故。 （三）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张伟被送往简阳市中医医院门诊治疗，后当日转送崇州二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从2019年9月6日起至2019年9月30日止，共计24天)，先后产生门诊费696.04元、住院医疗费24，685.82元，共计25，381.86元。出院诊断为：1.双踝骨折(右内、后踝)；2.右前踝骨折；3.右胫腓下联合分离；4.右侧腓骨近端骨折；5.右膝部皮肤擦挫伤。出院医嘱：1.休息3个月，加强踝关节功能训练；2.定期于术后6周、3月、6月、9月复查DR片，了解骨折愈合情况，视情况决定何时去除下胫腓联合螺钉，负重及剧烈活动；术后1年到1年半来院复查，视情况可否取除内固定；若骨折不愈合或迟缓愈合，不排除行第二次手术治疗可能。注：预计第二次手术及住院费用壹万贰仟元(该处系主管医师手写字样并签名，落款时间2019.11，并加盖崇州二医院医疗证明专用章)。2020年1月13日，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做出司法鉴定书，评定：“张伟双踝骨折(右内、后踝)、右前踝骨折、右胫腓下联合分离术后遗留右踝关节功能障碍属十级伤残。”张伟为此支出鉴定费1，000元。张伟受伤后，樊健康向海天公司申请预付工程款40，000元，并将该款用于张伟的伤情治疗。 （四）张伟户籍为农村户籍。事故发生前，张伟主要从事个体货车运输工作，其提交的于2020年3月27日打印的“最近两年成都市城镇职工参保缴费明细”证明其购买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五）一审法院认定以上事实，主要采信了张伟、樊健康、吴爱谦、海天公司及第三人运通公司、胡林的身份信息、企业信息、货物运输协议、证明、发货通知单、垫付张伟医药费协调会备忘录、款项支付申请表、病情证明书、医疗费票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驾驶证、行驶证及从业资格证、缴纳社保单证明、买卖合同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 （六）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海天公司提供的樊健康手机留存的卸货时照片，其拟证明卸货地点在工地围栏外公路上而非工地堆场，一审法院确认其真实性。因在卸货时作为工地施工方负责卸货义务的樊健康对于运通公司在围栏外进行卸货的行为，已默认为卸货地点，故海天公司以此抗辩张伟受伤发生在运通公司运输途中，其不应承担责任的证明目的不予支持。对于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的劳务承包合同，海天公司拟证明其和樊健康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海天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因该合同违反效力性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和采信；对于运通公司提供的与新兴公司其他订单的网上发货通知单，拟证明如卸货义务属于运通公司，都会在发货通知单上进行备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运输的交易习惯，运通公司作为具有资质的专业运输公司以及运通公司提前打电话通知樊健康找吊车卸货的行为，案涉运输合同的卸货义务不属于运通公司，该证据与审理查明的事实能够吻合，故依法予以确认和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焦点在于张伟受伤应由谁承担责任及责任比例。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各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认定：1、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款“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及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本案中，第一，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其实质是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施工合同，评判劳务承包合同是否有效的标准应是符合建设工程合同中关于劳务承包的法律规定；第二，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发包方是海天公司，承包方是樊健康，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务承包合同中，承包的主体应该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樊健康作为个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海天公司与樊健康的劳务承包合同是无效的。樊健康与吴爱谦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所看重的主要是预期劳动成果的给付，因而劳动过程中是否由承揽人完成，定作人并不看重，其劳务可由别人代替完成。本案中，樊健康在接到运通公司要进行卸货的通知后，通过现场寻找的方式找到吴爱谦，吴爱谦又派自己的吊车司机胡林去工作。所以樊健康与吴爱谦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樊健康与张伟之间形成帮工关系：帮工关系是指帮工人无偿为被帮工人处理事务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本案中，根据对樊健康的询问笔录“当天他慌到走，他就问我有没有人挂，没有人挂他给我们挂，帮到挂50元一车……在这过程中，一般是他解完绳子，我这边挂完钩钩，吊车才能在我们指挥下启动，”故挂钩子并不属于货车司机的义务，在张伟问樊健康是否需要有偿帮助时，樊健康拒绝，但是樊健康并没有明确拒绝张伟的无偿帮工，故樊健康与张伟之间形成帮工关系。吴爱谦与胡林之间、运通公司与张伟之间均系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目的在于劳务的给付，重在劳动过程本身，雇主看重雇员本身的技能，劳动力特点，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要求雇员亲自履行劳务，不能代替和转让。本案中，吴爱谦看重胡林吊车的资格和技能，雇其前往吊卸货，属于雇佣关系；运通公司看重张伟的驾驶资格和驾驶能力，雇其运输管子，属于雇佣关系。(二)关于本案卸货义务的判定：根据询问笔录和庭审情况可以确定，卸货过程包括解带子、挂钩子和吊管子三个方面：(1)对于解带子的义务认定：根据交易习惯，应是运通公司或者张伟的义务，但对于本案而言，解带子的义务与张伟受伤的事实并无关联；(2)对于挂钩子的义务认定：根据运通公司提供的网上发货单、运通公司提前联系樊健康准备卸货以及要求樊健康寻找吊车卸货，而不是运通公司自己寻找吊车的系列行为，挂钩子的义务并不属于运通公司。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挂钩子的义务也不是安排吊车的吴爱谦和吊车司机胡林的义务，原因：一是樊健康与吴爱谦以及吴爱谦与胡林之间关于挂钩子的义务无约定且按照常理来说胡林作为吊车司机不可能既挂钩子又吊管子；二是根据案涉管子的大小、重量和长度等实际情况考量。综合考量挂钩子的义务应属于收货方的义务；(3)对于吊管子的义务认定：因为樊健康和吴爱谦之间存在吊管子的承揽合同关系，又根据吴爱谦、樊健康和胡林的陈述，吊管子是吴爱谦和吊车司机的义务。综上，本案中卸货义务主要是在收货方，即实际收货人樊健康。(三)关于本案卸货地点的判定：张伟诉称“收货地点是指定工地，其本身就是不确定概念，我们认为收货人指示的地点就是收货地点”。海天公司辩称“货物还没有到达收货地点，没有进工地，属于在运输过程中，根据发货通知单收货地点在指定工地，并不是在交通要道上。”樊健康辩称“当天是因为货车司机说进我们堆场要粘泥土，交警对赃车要进行处罚，就不进去，在马路边下的。”一审法院认为，货车并没有进堆场是事实，但是在整个卸货过程中，樊健康作为实际收货方在可以依据货车不进堆场不卸货情况下，确实进行了收货的行为，故应认定货物已到达收货地点。(四)关于本案的责任主体：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吴爱谦雇佣胡林吊货，胡林在从事雇佣中根据下面挂钩人的举手和喊叫的示意下，起吊管子，其对张伟受伤的事实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即胡林不承担赔偿责任。又因吴爱谦在承揽合同关系中只负责吊管子的义务，张伟受伤与吴爱谦吊管子的义务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吴爱谦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一条“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本案中，新兴公司与运通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货物运输协议，运通公司根据发货通知单将管子运输到简阳市客户指定地点，其中备注：提前联系收货人南陵县运通发运，结合运通公司提交的其他发货通知单可以判断，运通公司并不承担本案的卸货义务，只承担将案涉管子运输到简阳客户指定地点的义务。运输义务的履行与本案张伟受伤的事实并无关联，即运通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卸货的义务属于樊健康，樊健康作为现场施工方在接收管子时应在安全员监督和指挥员指导下进行操作，其应负有极度谨慎注意安全的义务。但根据庭审查明来看，樊健康并没有尽到该义务。又根据张伟在案发时事实上是无偿帮助樊健康挂钩子，虽然樊健康有拒绝张伟提出有偿挂钩的意思表示，但是并没有对张伟无偿帮助其挂钩子的行为进行阻拦，而是采取默认的方式认可张伟的帮工行为。帮工人张伟因帮工活动受伤，被帮工人樊健康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海天公司作为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等具有一定资质的企业，将位于简阳市雄州大道c段天星公园的迁改工程进行发包，应该对其分包的对象进行资质的审查。但在本案中，樊健康作为个人，并没有承包该项工程的资质，海天公司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对张伟受伤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应承当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张伟作为运输司机没有符合挂钩子的专业能力，在没有卸货义务的前提下，应当预见卸货的风险，没有尽到一般安全的注意义务，即张伟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综上，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张伟、樊健康和海天公司。根据本次纠纷发生的原因比例及各自的过错程度，酌定赔偿比例：张伟负10%的事故责任，海天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樊健康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另，关于本案的赔偿费用的数额和比例问题：赔偿数额：1.根据票据确定住院医疗费24685.82元、门诊费696.04元，合计25381.86元。后续治疗费，因医嘱上写明视情况决定何时去除下胫腓联合螺钉，术后1年到1年半来院复查，视情况可否取除内固定；若骨折不愈合或迟缓愈合，不排除行第二次手术治疗可能。医嘱上对取内固定需产生的费用未进行预估，对第二次手术仅是可能性分析，是否必然发生目前不确定，故对张伟据此主张后续治疗费12000元不予支持，可待实际发生后再行主张；2.残疾赔偿金，因事故发生前张伟从事道路运输工作并购买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故应按照四川省公布的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154元/年标准计算20年，金额核定为72308元(36154x20年x0.1)；3.误工费，因张伟从事个体运输，无固定收入证明，张伟主张参照适用2019年四川省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9，267元的标准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误工期原告主张计算到定残前一日，与医嘱相悖，故误工期确定为住院24天加医嘱休息3月即114天，金额核定为21，634.08元(69，267元÷365天x114天)；4.护理费，张伟住院24天由其家属照顾，无护理费票据，参照适用2019年四川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44085元的标准计算，金额核定为2898.73元(44085元÷365天x24天)；5.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确定为30元/天，金额核定为720元(30元/天x24天)；6.交通费，因没有票据，但考虑张伟的受伤实际情况本院酌定500元；7.鉴定费，根据票据确定1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24442.67元，应由樊健康赔偿70%即87109.87元，由海天公司赔偿20%即24888.53元。由于本次事故造成张伟伤残的严重后果，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综合本案双方的过错程度及侵害后果，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元，该费用由樊健康赔偿张伟2300元，由海天公司赔偿张伟700元。综上，应由樊健康赔偿张伟89409.87元，由海天公司赔偿张伟25588.53元。因樊健康已垫付40000元，为减少诉累，纳入本案一并处理，经计算扣除后，樊健康还应赔偿张伟各项损失49409.87元，由海天公司赔偿张伟25588.53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樊健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伟各项损失49409.87元；二、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张伟各项损失25588.53元；三、驳回张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6元(已减半收取)，由张伟负担33元、樊健康负担228元、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负担65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也无补充，也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认为，（一）关于运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其解决的是张伟受到权益侵害是否存在，因何种因果关系的伤害导致，何方对侵权行为存在过错。从本案事实来看，该事故并非运通公司堆放货物本身存在安全因素导致坍塌，进而导致张伟受伤，侵权行为本身是吊车驾驶员胡林在吊装过程中与现场指挥配合不当导致压伤张伟右脚受伤的事故。其中，据各方当庭陈述，张伟和樊健康在车上负责现场指挥，因此，张伟的受到损害的侵权行为是由樊健康、胡林二人结合侵权所致。因此，即使运通公司未完成货物交付，因樊健康、胡林二者行为的介入，也导致因果关系中断。由于本案系张伟明确主张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要求的是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并没有主张基于其与运通公司的法定（若有）或约定权利义务要求运通公司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故，樊健康上诉称关于要求运通公司承担责任的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胡林、吴爱谦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胡林是否承担责任，应根据其是否存在过错确定。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九条，“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以下统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国家统一格式的特种作业人员证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管理工作。”《起重机械安全规程》第12.3.1条的规定，除接到停止信号之外，司机在任何时候都只应服从吊装工或指挥人员发出的可明显识别的信号。该规程12.4.2（k）还规定，吊装工应当有相应资质。本案诉讼中，一方面胡林自己陈述对于何人在打手势指挥其没看清楚，即对指挥人员不清楚。另一方面，吴爱谦也陈述各方是第一次合作。此外，樊健康和张伟均不具有从事吊装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对此，本院认为，胡林作为专业起重机驾驶员，在作业前确定好指挥信号，明确指挥人员，是基本操作规程的基本要求，本案中胡林不仅没有看清楚指挥人员是谁，对于第一次合作的樊健康、张伟无资质情况，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对于此属于存在过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该侵权责任应由吴爱谦承担。吴爱谦本人作为起重作业承揽方，在承揽活动中未按照规程指派现场专业指挥人员、吊装工人参与作业应承担责任。就吴爱谦过错大小看，其为职业人员，应当知悉从事吊装这一特种作业活动的人需要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才能进行吊装作业，而吴爱谦违反了职业人员从事同一事物的注意义务。吴爱谦、胡林虽然辩称，其作为承揽方仅负责起吊，不负责吊装这一事物，但一方面其作为职业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其自身承接该项目本身应确保项目安全。另一方面，即使吴爱谦一方不负责除起吊以外的职责，其也应当要求樊健康指派其他具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吊装，此属于特种设备提供方注意义务范围。故，本院对二人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确定吴爱谦承担40%的责任。 （三）关于樊健康、海天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樊健康直接参与实施吊装作业，而其并无吊装作业资质而自行从事吊装工这一特种设备作业，存在一般过失，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张伟对于吊装作业没有义务，其参与吊装受伤，樊健康未进行反对，樊健康同时应承担被帮工责任。关于海天公司上诉称，樊健康上车解绑带属于无偿帮助吴爱谦的意见，本院认为，樊健康与吴爱谦虽然未就协助吊装的吊装工职责进行约定，但樊健康本人系为自己的货物参与指挥、协作，也体现在其雇请吊车费用当中，此并非单纯无偿帮助。故，本院结合樊健康在本案中地位及其过错大小，确定其责任比例40%。海天公司与樊健康之间不存在职务隶属关系，故，张伟主张海天公司基于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基础不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法释〔2003〕20号），“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海天公司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承包资质的个人，构成违法分包，应承担选任过失，而正是樊健康无资质参与吊装操作导致侵权后果发生，海天公司应承担10%责任。 （四）关于张伟本人责任问题。张伟本人作为被侵权方，因其明显无从事吊装作业资质，而自行参与吊装，存在部分过错，应减轻其他侵权人责任。本院确定张伟承担10%责任。 （五）关于责任大小及金额认定问题。各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各项损失不持异议，仅就关于适用农村还是城镇标准持异议。经本院审查，张伟本身从事货运行业，也购买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此属于脱离农业生产情况，一审适用城镇标准无误。因此，本院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予以确认，认定赔偿损失总额124442.67元。本院确定本案侵权责任人为樊健康承担40%，即49777.06元、吴爱谦承担40%，即49777.06元、海天公司10%，即12444.27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由樊健康承担1333元、吴爱谦承担1333元，海天公司承担334元。上述款项合计樊健康应向张伟支付51110.06元，扣除其已支付40000元，还应赔偿11110.06元、吴爱谦应向张伟支付51110.06元、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应向张伟支付赔偿12778.27元。 综上所述，樊健康、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2020）川0180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 二、樊健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伟支付11110.06元； 三、吴爱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伟支付51110.06元； 四、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伟支付12778.27元； 五、驳回张伟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26元，由樊健康负担130.4元、吴爱谦负担130.4元、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负担32.6元、张伟负担3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樊健康负担222.69元、由简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负担200元，吴爱谦负担377.3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员  罗健文 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程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