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新民申106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刘军海，男，1975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凡，上海中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金盛源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化工园区天山东路。   法定代表人：刘军琴，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牛学敏，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新疆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郭燕，女，196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吕新薇，女，196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孙玉君，男，197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再审申请人刘军海因与被申请人新疆金盛源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盛源公司）、牛学敏、郭燕、吕新薇、孙玉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29民终13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军海申请再审称，我与牛学敏之间没有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牛学敏与郭燕、吕新薇、孙玉君之间签订的协议都没有我的签字，对我没有约束力，且牛学敏与郭燕、吕新薇、孙玉君之间有利益关系，原审不应采信郭燕、吕新薇、孙玉君的陈述内容。我与牛学敏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原审将我的股权出资款330万元认定为是我给牛学敏的借款错误。另，原审对我提供的证人证言在判决书中未予体现。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再审审查期间，刘军海向本院提交证据：2019年8月11日录制的刘军海与牛学敏之间的谈话录音，拟证实牛学敏亲口承认刘军海是金盛源公司的实际股东。牛学敏发表质证意见，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我承认刘军海是股东，但只是代持股东而已。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录音内容无法直接证明刘军海与牛学敏之间不存在代持股权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牛学敏向本院提交证据：牛学敏与刘军海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实刘军海转账的350万元中的20万元与牛学敏无关，与股权转让款亦无关，330万元为双方间的借款。刘军海发表质证意见，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我打给牛学敏的钱就是股权转让款，我没有打给郭燕、吕新薇、孙玉君，是因为牛学敏是我姐夫，我和他私下商量好了这个事情。对该证据本院将结合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公司内部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确认股东资格时应以实质要件为准。2018年9月14日，牛学敏与孙玉君、吕新薇、郭燕签订《新疆金盛源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股份转让明细表》（以下简称《股份转让表》），约定孙玉君、吕新薇、郭燕同意将持有的金盛源公司股权的55％转让给牛学敏，由牛学敏以现金的方式支付转让金330万元。2018年9月30日，牛学敏完成全部付款义务，牛学敏与孙玉君、吕新薇、郭燕又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暂不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待甲方牛学敏要求办理时乙方应予积极配合。甲方受让的部分股权（原孙玉君、吕新薇所持股权）由刘军海代为持有，孙玉君、吕新薇与刘军海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工商变更登记之用。刘军海不支付转让费用，乙方亦不接受刘军海任何款项。《股份转让表》《补充协议》是牛学敏与孙玉君、吕新薇、郭燕签订，是四人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军海是否知情并不影响上述协议的有效性。《股份转让表》《补充协议》可以证明牛学敏为孙玉君、吕新薇、郭燕转让股权的实际受让人，孙玉君、吕新薇、郭燕三位原股东对牛学敏受让股权及支付完毕转让款的事实均认可。另从金盛源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来看，公司成立时牛学敏即为公司股东并完成了相应的出资义务。综上，可以确定牛学敏为金盛源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军海主张其与牛学敏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事实，其受让了孙玉君、吕新薇转让的金盛源公司43%股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合法拥有该部分股权，是金盛源公司的实际股东。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本院认为刘军海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是2018年10月19日，刘军海与孙玉君、吕新薇分别签订《个人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受让人自协议生效后3日内按货币金额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付清股权转让费，但刘军海并未向孙玉君、吕新薇支付款项。二是刘军海称其与牛学敏以公司估值800万元作价转让43%的股权，其中330万元支付给牛学敏本人，20万元应牛学敏的要求支付给郭燕。根据作价标准，刘军海应向牛学敏支付股权转让款为344万元，但无论是330万元还是350万元都不能与其应支付股权转让款数额对应。且刘军海向牛学敏转账的330万元，均未备注为股权转让款，而是备注为借款与投资款，给郭燕转账的20万元亦备注为借款。刘军海称是应牛学敏要求才如此备注，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三是2018年11月8日至11月27日，刘军海妻子尹丽向牛学敏共转账330万元。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3月4日，牛学敏向尹丽转账127万元。2020年6月22日，牛学敏与刘军海等人签订的《协议》中载明“牛学敏本人所欠尹丽203万元分两笔转入尹丽本人账户，作为还以前的借款，无任何利息，2020年7月2日前分两笔转款完毕”。再审审查期间，牛学敏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刘军海于2020年6月7日向牛学敏发送的“自2018年9月至今的账目明细”中载明：“尹丽个人账户转给牛学敏个人名下330万（2018年11月转的）。其中2019年2月28日-2019年3月4日牛学敏分三笔转账给尹丽100万……小计：实欠203万”。从尹丽与牛学敏之间的转账记录结合《协议》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内容，可以印证330万元并非刘军海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四是对于股权代持是否必须签订合同书，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同时，工商登记并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刘军海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等为由否认牛学敏作为实际出资人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刘军海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依法向金盛源公司实际出资及支付43%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另，原审庭审中，法庭就刘军海提交的黄勇及王冠军的证人证言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并在判决书中将质证情况写明，而关于是否采信的问题是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的，故不存在刘军海所称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在判决书中未予体现的情况。   综上，刘军海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军海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祁万杰   审  判  员   伊 利   审  判  员   葛瀚文   二 〇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书  记  员   崔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