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9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京丽，女，1965年9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某（王京丽之儿媳），1989年8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宝顺，男，193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南郊牛场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云，北京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某，男，1990年2月5日出生，汉族，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廉某（李某之妻），1989年8月29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李丽萍，女，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审第三人：李丽莉，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审第三人：李丽军，女，1969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述3原审第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斌云，北京汇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晓龙，男，1987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李小兔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王京丽因与被上诉人李宝顺，以及原审第三人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李晓龙及李某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4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京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我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但对判决书中对《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认定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没有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对于《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认定系妄自作出论断，侵犯我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更正。1.李宝顺曾经针对《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进行诉讼，后其自行撤诉，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均未对此合同存在异议的情况下，反而审查了李宝顺撤诉前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2.关于《协议》及签字问题，我并未承认该签字系自己签署，一审判决记载系我签署，与事实不符。我在一审认可曾与李宝顺就房屋使用问题进行协商，但是不记得是否签字，一审判决记载因李宝顺要求做笔迹鉴定从而我承认名字系自己签署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该文件的出处、形成时间，无法证实签署日期的真实性。该协议所记载内容与我想表达的内容并不一致。我同意老人可以回房屋居住，但是该房屋已经卖给我，我就是房屋的所有人。3.关于《补充协议》，相关意见与《协议》基本一致，同时该《补充协议》记载，如果分一套房，则归王京丽、李某所有，但并未表述其他情况，至于如果分到2套房及以上的情况，未予记载，一审直接认定李宝顺与我共有此房屋，属于认定错误。4.2019年李宝顺起诉我要求确认买卖合同无效，从该诉讼中可以看出，李宝顺认定该房屋是我的，并非共同所有，当时李宝顺对《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理解与我陈述的意思一致，即仅是共同居住，并非共同所有。5.一审判决认定王秀敏与本案房屋存在利害关系属于认定错误。李宝顺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京丽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驳回。李某述称，一审法院认定《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侵害了我的利益，一审时双方对买卖合同均无异议。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驳回王京丽的上诉，维持原判。李晓龙述称，认可一审判决。李宝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王京丽给付我各项拆迁补偿款213948元（对拆迁款双方当事人各占50%份额，所以李宝顺要求取得拆迁款427896元中的50%）；2.判决54.11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归我所有，69.42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归王京丽所有；3.判决王京丽补偿我房屋面积差价535850元（楼房面积差为15.31平方米，乘以每平方米35000元的当地房价）；4.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京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秀敏生前与李宝顺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李洪4名子女；李洪（已于1994年死亡）生前与王京丽系夫妻关系；李晓龙、李某系李洪之子；李晓龙系王京丽之继子，李某系王京丽与李洪婚后所生之子。王秀敏于2013年死亡，此前其父母已死亡。王秀敏目前健在的子女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及其配偶李宝顺，均为王秀敏第一顺序继承人；因李洪已死亡，故李洪直系晚辈血亲李晓龙、李某系代位继承人，亦系王秀敏第一顺序继承人。北京市大兴区X1号1幢（以下简称1号房屋）原登记在王秀敏名下。2008年7月3日，王秀敏、李宝顺签订《变更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和乙方属夫妻关系，经双方协商，甲方自愿将座落于大兴区X1号的房屋产权变更到乙方名下，若出现产权纠纷，责任自负”。2008年7月8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对1号房屋颁发编号为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的房屋产权证书（现已作废），该证书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李宝顺，房屋坐落为大兴区X1号1幢，产别为私有房产，建筑面积为20.08平方米，该证书上加盖印文为“成本价出售住宅”的印章。2008年8月11日，李宝顺（出卖人）与王京丽（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合同编号为CX267233），该合同书存档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双方在该合同中主要约定：出卖人将1号房屋卖与买受人，1号房屋系平房，建筑面积共20.08平方米；房屋规划设计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证书填发机关为北京市大兴区建设委员会；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获得，该房屋性质为已购公有住宅；房屋未设定抵押，出卖人未将该房屋出租；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该房屋成交价格为75000元，付款方式为双方自行交割，出卖人应当在过户后30个工作日前按约定条件将该房屋交付给买受人；买卖双方同意，自该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内，双方共同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同日，李宝顺配合王京丽将1号房屋转移登记至王京丽名下，王京丽取得了编号为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王京丽，房屋坐落为大兴区X1号1幢（即1号房屋），产别为私有房产，建筑面积为20.08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针对上述《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合同效力事宜，2019年7月，李丽萍、李晓龙、李丽莉、李丽军曾将李宝顺、王京丽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的案由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李宝顺、王京丽于2008年8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CX267233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形成(2019)京0115民初22760号民事案件。该案中，在当事人所提交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李丽萍、李晓龙、李丽莉、李丽军主张对于李宝顺、王秀敏夫妻共同共有的1号房屋，在2008年8月11日，李宝顺与王京丽签订编号为CX267233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擅自将该房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到王京丽名下，并主张：“原告认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涉案房屋为李宝顺与王秀敏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系夫妻共同财产。李宝顺无权自行处分，李宝顺未经王秀敏同意即行出售涉案房屋，侵犯了王秀敏的财产权益，李宝顺存在主观过错；王京丽系李宝顺之儿媳，明知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属状况，未涤除其他共有人权益的情况下购买涉案房屋的行为，同样侵犯了王秀敏的财产权益，亦存在主观过错。2019年6月24日原告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调取了2008年8月11日二被告签署的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自行划转声明，该声明并没有王秀敏的签字。故李宝顺与王京丽在主观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了王秀敏的利益，因此，《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于2019年12月2日庭审时，李宝顺答辩称：“房不是我卖的，钱我也没见着，王京丽说要给我养老，我基于此同意给她这套涉案房屋，可是后来我一住养老院就很少来看我了，住养老院之前我分了套楼房，这个楼房有点小，就卖了，是我自己卖的，李晓龙说再买一套，后来钱给花了，王京丽说让我过去她那里住，我觉得不方便，楼层又高，我就要求去了养老院”，王京丽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时把房屋过户给王京丽是李宝顺和王秀敏的共同意见，在房管局过户大厅王秀敏曾经在中介人员陪同下一起去的现场。当时王京丽和丈夫李洪结婚的时候居住在X小区1号楼5门201室，这个房子是李宝顺夫妇的，因为结婚给了王京丽夫妇，老两口住在平房，2000年左右，双方互换了房屋，王京丽带着李某搬回到了平房，2007年，李晓龙把楼房给卖掉了，2008年，李宝顺说要把平房送给王京丽，后来在中介下，办理了买卖，价格也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一般价格75000元，20平方米的平房，王秀敏是知晓买卖一事的，王京丽一直没有再婚，2000年的时候老两口带着李晓龙回的楼房”；后李丽萍、李晓龙、李丽莉、李丽军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予以准许。2015年，1号房屋被拆迁；2015年10月30日，王京丽（被搬迁人、乙方）与北京三元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搬迁人、甲方）签订《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合同编号为GFB-02-051），双方约定根据土地管理法、北京市相关规定及《三海子郊野公园居住用地土地储备项目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补偿实施细则》等，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实行货币补偿，并达成协议，确认乙方被搬迁房屋位于X1号，房屋合法建筑面积56平方米，另外奖励20平方米；双方约定，根据相关规定，甲方支付乙方区位补偿价16416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9596元、装修及附属物作价114000元、设备迁移费3040元、周转费54000元、其他奖励费62000元，合计427896元；乙方应在2015年11月12日前完成搬迁，经甲方委托的拆除公司验收合格并将原住宅钥匙交甲方（完全具备拆除条件）拆除。2015年12月25日，上述搬迁双方签订了合同编号为GFB-02-05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同日，王京丽（乙方、被搬迁人）与北京三元德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搬迁人）签订《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甲乙双方已于2015年10月30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GFB-02-051的《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以及在2015年12月25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GFB-02-051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根据项目补偿实施方案的规定，乙方自愿在甲方指定的范围内选购定向安置用房，就该次搬迁补偿与购房的有关问题经过双方协商，达成补充协议，即乙方选购期房2套，预测建筑面积共123.53平方米，购房价款合计502180元，扣除乙方购房总价款后，乙方需补交给甲方的购房款为74284元；双方约定，对乙方需补交给甲方的购房款，乙方应在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同时补足；该协议作为《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的补充，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此，根据上述协议，王京丽未获得货币补偿，且需补交购房款74284元。(2019)京0115民初22760号民事案件的庭审时，该案的4名原告主张上述补交购房款74284元是李晓龙交纳的，对此李宝顺陈述称：“都是王京丽处理的拆迁的事情，我住养老院”，王京丽则陈述称：“与本案无关”。在1号房屋的拆迁档案中，存档有《回迁安置购房清单》，载明1号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76平方米（含奖励面积），购房面积为123.53平方米，搬迁协议号为GFB-02-051，王京丽选取了2套回迁安置房，其中一套房屋为5-3-803（以下简称803室），购房合同编号为GFB-02-051（2-1），面积为69.42平方米，其中安置部分面积为69.42平方米，安置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600元，合同房款金额为180492元，另一套房屋为8-1-202（以下简称202室），购房合同编号为GFB-02-051（2-2），面积为54.11平方米，其中安置部分面积为6.58平方米，安置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480元，优惠部分面积为20平方米，优惠部分单价为每平方米2880元，商品房面积为27.53平方米，商品房部分单价为9000元，合同房款金额为321688.40元，两套房屋的合同价款合计502180.40元；在拆迁档案中存档有编号为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在拆迁档案所存档《评估结果通知单》中，载明1号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76平方米，区位补偿价为164160元（以区位补偿单价每平方米2160元乘以76平方米），房屋有3处（建筑面积合计56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合计29596元），分别为1号房（建筑面积为20.08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2281元）、2号房（建筑面积为15.25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7278元）、3号房（建筑面积为20.67平方米，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0037元），其还载明装修及附属物价款为114000元（每平方米1500元的定额补偿单价乘以76平方米的合法建筑面积）；在拆迁档案所存档《北京市房屋估价勘查表》《北京市房屋条件调查表》中载明1号房位于院内最北侧（柱高2.6米，8-9成新），3号房位于院落最南侧（柱高2.1米，灰屋面，8-9成新），2号房位于1号房、3号房之间的西侧（柱高2.2米，石棉屋面，8-9成新）；在拆迁档案所存档的由北京X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合法建筑产权面积确认单》中，载明经该物业公司确认及拆迁评估单位据实评估测绘，被搬迁人王京丽位于大兴区X1号的自管公房被搬迁合法产权的建筑面积为56平方米（含20.08平方米证载面积）。一审审理中，关于1号房屋的历史沿革。李宝顺陈述称：1号房屋是李宝顺所在单位分配的房子，李宝顺、王秀敏夫妇在同一个单位，1号房屋是分给李宝顺、王秀敏夫妇的，当时写在王秀敏名下，签订《变更协议》是因为王京丽使用手段让李宝顺同意做变更的，当时王秀敏身体不太好，已经生病了，避免去世后变更麻烦，王京丽为将房屋最终过户至其名下，所以才让李宝顺和王秀敏签订了《变更协议》；王京丽陈述称：我不知道1号房屋的最早取得情况，只知道房子是李宝顺的。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李晓龙陈述称：我们不清楚1号房屋历史沿革，认可李宝顺的意见。李某陈述称：我不清楚1号房屋历史沿革，同意王京丽的意见。就李宝顺、王京丽针对1号房屋形成共同共有关系一节，李宝顺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3-22”（机打文字）的《协议》；该协议正文载明：“今有位于大兴区X1号1幢房产一处，房屋所有人为王京丽，建筑面积20.08m2，x京权证兴私字第008860号。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此房产归李宝顺、王京丽共同所有。特立此字据为证”；在落款“双方签字”处，李宝顺签字并捺印确认，“王京丽”签字并捺印确认。庭审中，对“王京丽”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写一节，王京丽先是否认，并主张在其购买了1号房屋之后房子就是自己的了，仅是出于一家人的关系就让李宝顺在该房屋中居住。李宝顺则称：“《协议》是双方协商之后签订的，因为房屋本来就是我的，（房屋）买卖合同只是过户使用（才签订的），（王京丽）没有实际支付房屋对价款，如果王京丽不认可签字可以申请（笔迹）鉴定”，此时王京丽又变更陈述意见，称：“《协议》上应该王京丽签的字，但是记不清具体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了，因为李宝顺也在这居住，《协议》是用于共同使用，并不是共同所有，房屋是王京丽个人的”。为佐证上述《协议》之真实、客观、合法性，即李宝顺与王京丽针对1号房屋形成共同共有关系不仅指李宝顺有权与王京丽共同占有使用1号房屋，还包括对1号房屋的产权亦形成共同共有，李宝顺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3-22”（机打文字）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正文载明：“位于大兴区X1号1幢房产，如遇拆迁，所分得房产如果就壹套房，则归王京丽、李某所有，国家补偿款归李宝顺所有。特立此字据为证”；在落款“双方签字”处，李宝顺签字并捺印确认，“王京丽”签字并捺印确认；王京丽对《补充协议》质证称，“王京丽”的签名像是本人签写的，因为时间长了，对当时的情况记不清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为证明李宝顺生病住院期间都是由李丽萍、李丽军、李丽莉照顾，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李晓龙提交大量的处方笺、护理费发票、床位费发票、伙食费发票、住院费用结算单等单据；对上述证据材料李宝顺予以认可，王京丽表示对此不知情，李某则主张父亲李洪去世较早，丧偶儿媳王京丽对公公李宝顺不具有赡养义务，但是王京丽也经常给李宝顺钱。经向占有使用诉争803室、202室的王京丽核实，现803室的门牌号为北京市大兴区X6号楼3单元803号，现202室的门牌号为北京市大兴区X9号楼1单元202号，即楼号发生了变化，803室由5号楼变更为6号楼，202室由8号楼变更为9号楼，单元号和房号没有变化。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诉争1号房屋于2008年8月11日登记至王京丽名下，李宝顺所提交《协议》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22日，且1号房屋在2015年被拆迁，李宝顺于2019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均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有；共有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指各共有人之间不分份额地共同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共同共有的最基本特征是基于特定的共有关系始得成立共同共有，如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和共同继承关系等，在特定情形下当事人也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设立共同共有关系；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本案中，最大争议焦点在于诉争《协议》之效力审查，法院通过对1号房屋的历史沿革审查之。根据已查明事实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断，1号房屋原系南郊牛场对本单位职工李宝顺、王秀敏夫妇所分配公房；后因所在单位施行房改政策，李宝顺、王秀敏夫妇以成本价购得1号房屋，则1号房屋系李宝顺、王秀敏夫妇之夫妻共同财产；原将房屋登记在王秀敏名下，后在2008年7月3日李宝顺、王秀敏夫妇签订《变更协议》，将1号房屋变更至李宝顺名下；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在2008年7月8日向李宝顺颁发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之后在2008年8月11日，以李宝顺与王京丽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的方式，将1号房屋转移登记至王京丽名下，并在该日对王京丽颁发编号为X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对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债权行为之效力），以及所涉及将1号房屋转移登记至王京丽名下之效力（物权行为之效力），李丽萍、李晓龙、李丽莉、李丽军曾提出异议，并提起(2019)京0115民初22760号民事诉讼；虽然上述人员后来撤回起诉，但对上述民事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在本案中予以审查；就此，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如果王京丽的主张成立，即于2008年8月11日所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系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房屋共有人王秀敏未在上述合同书上签字，但王秀敏于2013年死亡，中间相差5年之久，按照一般生活经验，对该重大财产处分行为王秀敏系知情但未明确反对，应视为同意，且即使王秀敏在买卖房屋时尚不知情，其在之后亦长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追认该处分行为；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现就李宝顺、王京丽恶意串通，以签订合同书损害王秀敏利益的事实，各方诉讼主体未提供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故对该项待证事实，法院不予认定；据此，从王京丽主张出发，应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即债权行为有效，由此产生的将房屋转移登记至王京丽名下的物权行为亦有效；王京丽是否给付75000元购房款涉及王京丽是否违约，不是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法律障碍，且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在2008年以现金形式交付75000元无悖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日常交易习惯。第二，如果李宝顺的主张成立，即系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将1号房屋赠与王京丽，则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法律适用，该条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该条款系关于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其第一款系关于伪装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第二款系关于隐藏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如果李宝顺的主张成立，则伪装行为无效，即李宝顺与王京丽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但是，对于隐藏行为，即赠与行为，不必然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考虑到李宝顺与王京丽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虽然李宝顺之子，即王京丽之夫李洪已死亡，但王京丽并未再婚，而系长期抚养继子李晓龙（于1987年出生，在李洪于1994年死亡时约7岁）、亲生子李某（于1990年出生，至李洪于1994年死亡时约4岁），故该赠与系具有一定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且已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故该赠与行为有效。综上所述，因时间久远，王秀敏已死亡，难以在客观上真实还原李宝顺与王京丽在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及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均不影响王京丽在2008年8月11日成为诉争1号房屋所有人的事实认定。虽然王京丽主张其不能回忆起签订《协议》《补充协议》时的具体情况，但亦认可其上“王京丽”之签字系其签写，故对上述两份《协议》之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正如前文所指出，在特定情形下当事人也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设立共同共有关系，经审查，该《协议》，即李宝顺与王京丽在2011年3月22日所签订共有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应属有效，故李宝顺与王京丽针对1号房屋形成共有关系。之后在2015年1号房屋被拆迁，此时李宝顺与王京丽对拆迁利益共同享有权益；同时需指出，因《协议》（即共有协议）签订于2011年，此时王秀敏尚在世，故1号房屋与王秀敏相关，而王秀敏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含代位继承人）均已参加诉讼，且均明确表示不对诉争1号房屋的拆迁利益单独主张权利，即李丽萍、李丽莉、李丽军、李晓龙同意李宝顺的意见，同意李宝顺的诉讼请求，李某同意王京丽的答辩意见，认为1号房屋属王京丽个人所有，拆迁利益亦归王京丽享有；据此，各方利害关系人均已到庭发表意见，法院应对李宝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下文分别论述之。第一，关于李宝顺要求判决王京丽给付李宝顺各项拆迁补偿款213948元的请求（对拆迁款双方当事人各占50%份额，所以李宝顺要求取得拆迁款427896元中的50%）；不能割裂的审查《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自管公房搬迁腾退货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即不能片面的认为基于前一份协议向王京丽发放了427896元拆迁补偿款，基于后一份补充协议由王京丽选取了803室、202室两套回迁安置房；事实上，后一份协议系前一份协议的补充，因选取上述2套回迁安置房的购房款为502180元，所以不仅未向王京丽发放前一份协议确认的427896元拆迁补偿款，还需补交差价款74284元；据此，对李宝顺的该项诉讼请求，因所要分割的拆迁补偿款事实上并未发放，已折算房价款，故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李宝顺要求判决54.11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归李宝顺所有，69.42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归王京丽所有，即判决202室归李宝顺所有，803室归王京丽所有的诉讼请求；根据我国物权法等法律规定，我国采取物权法定主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具体至本案，因诉争202室、803室交付王京丽不久，尚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即未进行物权登记，且据王京丽称，对所在小区（德茂街15号院，兴盛锦苑）的其他业主既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亦未要求提交不动产登记材料，而非仅针对诉争房屋；据此，因诉争房屋的不动产物权尚未设立，故对李宝顺要求分割上述2套房屋所有权之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争议方可待条件成就后另行解决；还需指出，本案系共有纠纷，即物权纠纷，系基于在特定情形下当事人通过约定的方式设立共同共有关系后而产生纠纷，不同于基于婚姻关系、继承关系所形成共同共有关系的处理方式；例如，在被继承人系签订补偿协议的被拆迁人，且在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前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因房地产主管部门不能针对死者颁发不动产权证书，此时即使尚未对房屋进行不动产权登记，从定纷止争及防止民事纠纷陷入死循环的角度出发，法院一般会对房屋权益或所涉合同权益进行处理；但对本案物权纠纷，不宜在尚未对诉争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且相关部门未通知业主提交相关办证材料的情况下进行处理；当然，因李宝顺对诉争房屋享有民事权益，王京丽亦不宜在纠纷尚未解决前擅自对诉争房屋进行处分。第三，对于李宝顺要求判决王京丽补偿李宝顺房屋面积差价535850元（楼房面积差为15.31平方米，乘以每平方米35000元的当地房价）的诉讼请求；同上文论理，因针对诉争房屋尚未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诉争房屋不具备上市交易并进行产权过户的条件，即不能通过司法鉴定或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诉争房屋的市场价格，故李宝顺的该项诉讼请求在现阶段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相关争议亦应在相关条件具备后一并解决。综上所述，对李宝顺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同时需指出，对于驳回第2项、第3项诉讼请求，实为因相关条件未成就而对该项请求未予处理，故对于诉讼费用法院予以调整；还需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故在本案中驳回李宝顺的第2项、第3项诉讼请求，不构成其在条件成就后另行起诉的障碍。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宝顺的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各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于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王京丽称，1号房屋拆迁获得2套房屋的补偿，即202室、803室，目前系其及李某占有，上述2套房屋尚未取得房产证，1号房屋拆迁并未实际获得金钱补偿。王京丽表示不认可《协议》及《补充协议》，并称其并未承认签字系其所签。本院查阅一审卷宗，2021年3月17日的庭审中，王京丽称“协议上应该是被告签的字，但是记不清具体为什么签订这个协议了…”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争议，本院亦不持异议，就相关问题不再进行赘述，仅就王京丽上诉提出的其不认可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与李宝顺所签《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分析认定。因王京丽在本案一审程序中，先是否认《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在李宝顺提起可以进行笔迹鉴定后，又认可应该是其本人签名。现王京丽并未提交否定上述协议真实性的证据，也没有提交可以证实上述协议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证据，仅在二审中作出与一审时相反的陈述，明显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二审相关陈述意见不予采信；加之，现并没有法定程序确认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对上述协议的效力作出认定，并无明显不当之处。王京丽上诉要求本院在二审程序中认定上述协议无效，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实难支持。综上所述，王京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王京丽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白 松审判员 王军华审判员 刘慧慧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 荧书记员 韩 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