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61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汉江路5号内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636553477。法定代表人：张爱玲，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波、孔梁，山东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熙选，男，196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甄文君，女，195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系王熙选之妻。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曲秀芹，女，1973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凤、王若冰，北京炜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简称睿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曲秀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判决三被上诉人连带返还给上诉人40000元及利息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该案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身就是错误的。驳回起诉是指立案后审理审结前做出的，驳回诉讼请求则是在审理终结后做出实体评判后做出的结论。驳回起诉解决的是程序性问题，驳回诉讼请求解决的是实体性问题。本案未对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款项来源去向、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等案件实体问题作出任何评判与认定，未做任何实体审理的情况下就做出驳回诉讼请求本身就是错误，应裁定驳回起诉，但就该案来说裁定驳回起诉也是错误的。二、如果裁定驳回起诉也是错误的，因为本案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案件法律关系不同，(2019)鲁06民再6号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当事人不同，(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当事人没有本案被上诉人黄曲秀芹；结论不同，(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结论是该款不能产生抵除上诉人借款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曲秀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需要经过审理后做出实体判断。三、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开民一初字第388号案件、其二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6民终2611号判决书、再审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案件，审理的是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与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生效判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判决的结论是再审申请人(上诉人)提供的汇款证据不属于应抵除双方对账时申请人确认的对被申请人(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负债的款项。对此，上诉人是认可和尊重的。虽部分证据与本案是相同的，但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同，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不同，法院不能以证据相同，诉讼目的相同，就驳回我方的诉讼请求，因为这种判决方法没有法律规定，与法理也是相悖的，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就是我方将款汇给被上诉人曲秀芹，该案件事实涉及到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需要法院查清该款到底是否由上诉人使用过，这需要被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四、在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起诉上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开民一初字第388号案件中，上诉人提出代被上诉人王熙选偿还被上诉人曲秀芹借款40000元，在该案第二次庭审笔录的第二页王熙选称“不予认可，原告不认识曲秀芹，更没有与曲秀芹发生过任何往来”。就是说，被上诉人认为根本没有这回事，进而说明不可能产生对账或抵顶借款的可能，即：被上诉人王熙选自认没有对账抵扣这笔款。2018年5月5日被上诉人王熙选为曲秀芹、曲宜之出具证明，证明中被上诉人王熙选表明借款是为上诉人解决资金周转，又客观地承认认识曲秀芹，与曲秀芹又有经济往来了。该证据虽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中主张过并提供了与本案相同的证据，该案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中，法院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查清上诉人是否收到该款项，要求被上诉人王熙选举证证明将款给上诉人。五、被上诉人王熙选陈述前后矛盾、完全相反，第一次说没有这回事，第二次又说有这回事，应作出合理解释，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过程，资金去向，即该资金打给上诉人由上诉人使用的证据，否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该事实涉及到曲秀芹与王熙选、睿祥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总之，法院对涉案事实不加以查明，任凭被上诉人前后互相矛盾陈述，仅凭证据相同就一概驳回上诉人的请求，该案判决明显未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判断法律关系有误，逻辑混乱，无法律依据。二审庭审中补充上诉意见：一、以该案诉请结果与生效法律文书（2019）鲁06民再6号对此案的认定处理结果相悖为由，判驳是错误的，这两个案子主体不同，法律关系不同，一审法院未对案件事实作出审理认定，仅以对诉请的内容与生效法律文书处理结果相悖为由判决驳回诉请，无法律依据，是不负责任的轻率判决，请问具体什么相悖？是金额相悖，主体相悖还是结果相悖，如果仅以金额一致驳回诉请，是违法的，本案事实、主体、诉请内容相悖，确实与该案认定处理结果不一致，这更说明该案不是重复诉讼，更不能驳回诉讼请求，应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认定；二、我方打款给曲秀芹是不争的事实，我方主张的事实是：2009年根据王熙选的指令，我方经银行转账给曲秀芹40000元，偿还了王熙选欠曲秀芹的借款。三被上诉人一审时对我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无异议，对我方打款给曲秀芹等事实予以认可，但上述再6号判决对应的一审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开民一初字第388号案件第二次庭审笔录第2页王熙选称“与其无关，不予承认”；三、本案是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最起码要判令曲秀芹返还涉案款项，上述388号判决作出后的2019年1月8日王熙选又作出了证明，详见上诉状，我方认为我方未收到该笔款项，曲秀芹一审时未回应王熙选的该证明，也未举证证明其收到涉案款项前向我方出借款项，一审法庭未对该证明事项进行调查，且证据无所谓重复使用，再次使用是为本案不当得利法律关系使用，开发区法院388号及中院6号再审案件生效并未采信我方证据未支持我方主张，只是认定上述判决不能抵扣民间借贷借款，我方在本案中使用同一证据支持的是不当得利主张，并且与生效388号、6号再审案件不相悖。被上诉人王熙选、甄文君、曲秀芹答辩称，一、针对上诉人的上诉，先对本案做一个概括性的简介：2011年1月29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熙选对双方往来款项进行了总体账目核对，确认了上诉人对王熙选的欠款总额。后王熙选起诉上诉人还款，案件经过三次审理（一审（2014）开民一初字388号，二审（2017）鲁06民终2611号，再审（2019）鲁06民再6号）最终判决上诉人偿还王熙选欠款本息480余万。后上诉人欲否认前述判决结果，将双方对账前通过王熙选借款给上诉人的其他被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为由一一重新起诉，这就是本案的由来。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均已在前述判决中提交认定过。二、对此，被上诉人作如下答辩：1.此款项经过（2019）鲁06民再6号判决书审理认定，属于双方已对账的内容。而上诉人再次起诉主张被上诉人是不当得利，与已生效判决对此款项的认定处理结果相悖，其请求返还，不应得到支持。2.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中，对相同的款项、用相同的证据，提出与生效判决相反的主张，意图否认已生效裁判的认定结果，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判决予以驳回完全正确。上诉人对此款项的证据提交情况，详见（2019）鲁06民再6号判决书第51页（五）；法庭对此款项的认定结果，详见（2019）鲁06民再6号判决书第54页最后一段与第55页第二段。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40000元及利息33152.31元（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6月9日起至2020年5月6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合计73152.31元。自2020年5月7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仍按上述利率的1.3倍计付利息；2.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利息计算标准变更为：以40000元为基数，自2009年6月9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此后，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一审法院查明，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于2009年6月9日给曲秀芹账户打款40000元的招商银行客户回单1张。证明原告转给曲秀芹40000元。2.曲秀芹于2015年11月7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王熙选曾向其借款40万元，其中40000元于2009年打到其招商银行账户，该款项系王熙选偿还其的借款。该证据与证据1的时间、金额吻合，证明是原告打给曲秀芹。3.王熙选于2018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王熙选承认其于2009年向曲秀芹借款40万元，其中大部分借款其指令原告直接偿还给曲宜之，但王熙选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40万元给原告周转”的自称，原告也不予认可。综上，上述证据相互佐证，证明王熙选前后陈述自相矛盾，原告从未收到王熙选给其周转的这40万元，因此王熙选用原告的4万元偿还自己的借款本息构成不当得利。被告质证称，原告已在（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中提交过上述证据并提出相同的主张，（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第51页（五）的记载“提交曲宜之、曲秀芹于2015年11月7日出具书面证人证言、王熙选于2018年5月5日出具证明，与睿祥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6补充证实睿祥公司于2009年6月9日、6月21日和7月9日分三次向曲秀芹、曲宜之汇款34万元是代王熙选偿还借款”，并且第55页第二段对原告的主张作出认定，“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睿祥艺品向曲秀芹汇出的款项发生在2009年6月，上述款项的付出、汇出时间均发生在双方2011年1月29日对账之前，睿祥公司在再审审理中又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充分证实上述付款、汇款属于应抵除睿祥公司确认的对王熙选、甄文君负债的款项”。原告此次诉讼，实质是否认前诉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被告主张原告系重复起诉，提供（2014）开民一初字第388号民事案件的再审（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原告认为本案与再6号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当事人不同，不是重复起诉。经审理查明，原告和被告王熙选、甄文君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经一审、二审后，又经过了再审程序。再审案件由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号为（2019）鲁06民再6号（再审申请人本案原告，被申请人本案被告王熙选、甄文君）。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在（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中提交过。（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申请人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法院（2018）鲁06民终1462号和（2018）鲁06民终5742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其向案外人邹向阳、徐蕴玉、黄大方等多人银行账户汇款记录等证据，均不足以充分证实再审申请人主张的2011年1月29日对账不包括其还款部分，因此，再审申请人关于其于2011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和证明是对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所借款项账目的核对而不包括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还款部分的再审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再审申请人向邹向阳汇出款项807400元发生在2009年5月、6月，向北京致明德量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邹忠全付款、汇款计1008000元发生在2009年5月之前，向徐蕴玉汇出款项176000元发生在2008年2月，向曲宜之和曲秀芹汇出款项34万元发生在2009年6月、7月，向黄大方、宋秀英和韩义宏汇出款项共计140720元发生在2010年6月，向甄廷言汇出款项200660元发生在2010年6月，李秀洋代被申请人借款20万元发生在2007年12月，上述款项的付出、汇出时间均发生在双方当事人2011年1月29日对账之前，申请人在再审审理中又提交的被申请人王熙选出具的证明和亲笔书写的账号信息、证人证言、录音材料等证据，均不足以充分证实上述付款汇款等属于应抵除双方对账时申请人确认的对被申请人负债的款项，因此，申请人再审中请求将上述款项从申请人所欠款项中扣除，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申请人在再审审理中提交的法院（2018）鲁06民终1462号民事判决书，不足以证实申请人于2008年2月1日向李景山汇款80万元是经被申请人指令代被申请人王熙选偿还借款，其请求从申请人所欠款项中扣除，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对其付给曲秀芹的款项，已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再6号案件中主张过并提供了与本案相同的证据，该案对此予以审理并认定2011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是原告与王熙选对双方往来款项的总体账目核对，而此款发生在2011年1月29日对账确认原告对王熙选的负债款项之前，从而未支持原告从负债中扣除此款的请求。（2019）鲁06民再6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已对此款认定为属于双方已对账的内容，原告此次提起诉讼主张王熙选是不当得利，与已生效判决对此款的认定处理结果相悖，其请求返还，不应得到支持，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判决：驳回原告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28元减半收取814元、诉前保全申请费670元，由原告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主张，张爱玲2011年1月29日出具的借条没有经过对账，王熙选找张爱玲对账的时候，因为会计不在，没有对账就出具借条了，王熙选说先把借他的钱对好了，等会计来了再抵顶张爱玲还的钱就很简单了，节省一半时间，所以只是对了张爱玲（睿祥公司）借王熙选的钱，睿祥公司还王熙选的钱及替王熙选还的钱没对账；涉案款项未进行抵扣，在生效388案中被上诉人王熙选自认不能抵扣、不予认可、不认识等，如果抵扣了的话，应该说该笔款项已经经过抵扣，从庭审笔录字里行间的意思，就是没有抵扣；曲秀芹出具的证明称我方的打款是替王熙选偿还的借款，王熙选的证据证明了是我方偿还经王熙选借曲秀芹的款，三被上诉人的说法不一致，如果按照王熙选说法，三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我方曾借过曲秀芹的款，如果按照曲秀芹的说法，王熙选就应当返还给我方涉案款项；三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义务说明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则称，张爱玲所述不属实，我和上诉人的会计及张爱玲本人对账了3-5天，上诉人应该有原始账页，刚才上诉人承认与被上诉人对过账，不论在庭审笔录还是庭审过程中，我方主张的债权，证据充分都是其一手出具的欠条，详见388号案相应证据，正是因为有了对账所以才能在2011年1月29日写清并记清2005-2009年的35000元，也正是因为有对账，所以上诉人2008年2月1日收到300万元在3年后出具117.4万元的证明，有整有零的数一定是经过对账才得出的，如果按照上诉人说法，上诉人打欠条只记别人借给了他多少，不扣往外还的和抵扣了多少，那应该打300多万元的欠条才对，为什么没打300万元而是117.4万元的欠条，就是因为从中扣了上诉人付出去的，所以可以验证上诉人打欠条也是按照一般情理和习惯，不是其声称的只有来没有往；2011年1月29日双方对账的直接证据是上诉人在庭审笔录中的认可，详见（2014）开民一初字第388号案第四次笔录第6页陈述“直至2011年1月29日，双方经过充分核对，被告才出具了证明”；二审（2017）鲁06民终2611号案第三次开庭笔录第3页第12行陈述“2011年1月29日对账时”；（2016）鲁0691民初15号案第一次审理笔录第4页陈述“原、被告之间有经济往来，在2011年1月29日双方结账并出具相关结账手续”。王熙选称，黄大方、宋秀英的钱我记得非常清楚，黄大方是我姐的同事，上诉人急需用钱，我找我姐让他们给我倒钱，我姐找的同事借的钱拿的现金直接给了上诉人，还钱以后借条都撕掉了，没有证据，只有2011年1月29日的对账，曲秀芹的钱是打到上诉人账户还是转给第三者我也不清楚，我不认识曲宜之，其是曲秀芹的父亲，可能是曲秀芹用他父亲的账户转账，这个我不清楚，李景山的钱是通过转账给的，就是在388案中提交的证据一关于贷款300万元的证明；关于王熙选前后的陈述为何不一样，是因为，我不认识黄大方，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上诉人起诉了黄大方，我姐找我以后我才知道；既然2011年1月29日已经对账，为什么把对账之前的往来计入388号案起诉的数额，是因为王熙选和上诉人对账的时候是几个大的贷款和借条，还有一些在王熙选妻子处，对账的条都在当时和上诉人的账目抵顶了，确认了上诉人欠我的钱，2011年1月29日之前的一些借条王熙选没有拿出来和上诉人对账，2009年1月16日转账20万元，后来从银行打印的转账记录，这些是应该还给我的，扣了一些上诉人还的钱和应该抵顶的钱以后剩下的就是上诉人确认的欠王熙元的钱；王熙选在388号案提交的证据三中，上诉人负责人张爱玲写了两次，明确证明2004年12月30日之前一共借了王熙选28万元，2005-2009年共借了35000元；2008年5月20日的9万元，有借条为证，2008年5月20日的借条没有收回；要求提供上诉人近10年的账目，上面应该有记载；上诉人在本案和其他案中涉及其他人的钱都是急用，很快就还了，属于上诉人自用自还；2011年1月29日出具的欠条中已经明确写明“2005-2009年共借王熙选35000元整”，因此账目已经结清；另案提交的关于曲宜之的汇款在“汇款用途”注明了还贷款，说明涉案款项属于上诉人借上诉人还，和我方没有关系，是还上诉人自己的借款，我不需要向外人借款。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是，一审法院驳回睿祥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2021)鲁06民终1597、1610、1611、1612、1613、1614、1615、1616、1617、1618、1619号案，多数案件的案情是，睿祥公司直接通过王熙选提供的他人银行账户转款给他人、2011年1月29日前后双方对账之后睿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爱玲给王熙选出具欠款凭证，法院应综合上述案件的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关于睿祥公司给系列案件的收款人转款的原因，睿祥公司称系受王熙选的指示、替王熙选还债。睿祥公司主张，王熙选、甄文君向他人借款，睿祥公司替王熙选、甄文君还债，直接向他人银行账户还款且在汇款给他人的汇款单注明“还借款”。王熙选、甄文君对其法庭陈述与书面证明中的矛盾所作的解释、对涉案款的陈述，存在疑点，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睿祥公司及张爱玲也不认可，但睿祥公司自认其因用钱向王熙选、甄文君求助。从睿祥公司出具欠款证据直到王熙选、甄文君起诉，双方再未对账，睿祥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曾经在2011年1月29日之后要求过对账或审计。睿祥公司主张，双方约定，先由其出具欠王熙选款的凭证，再由双方对账结算，但此后王熙选违背了约定，未对账结算，该主张明显与常理相悖，也无证据证实，法院不能采信。虽然睿祥公司、王熙选、甄文君均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自己主张，但根据系列案的收款人陈述，银行转款单据上载明“还借款”，以及张爱玲在系列案的法庭调查中自认其所用的王熙选的钱可能部分来自其他人等情况，结合现有证据尤其是张爱玲给王熙选出具的欠款凭证及日常情理判断，张爱玲完全按照王熙选提供的收款人的账户大额转账给他人，而且在转账之后，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时间中从未与王熙选就此单独对账或者做出其他约定，而且还在2011年1月29日前后出具欠款的证据，不符合常理，睿祥公司及张爱玲对此不能合理解释。睿祥公司及张爱玲凭借转账记录，以王熙选、甄文君前后陈述矛盾、未收到涉案款等为由主张不当得利，证据和理由尚不充分。根据系列案现有证据包括当庭陈述、张爱玲给王熙选出具的欠款凭证等现有证据判断，双方相互之间、双方与他人之间发生过多次银行转账或款项往来，现已时隔多年。2011年1月29日双方对账之后，发生了一系列诉讼，睿祥公司单独挑出在另案已经提交的转账记录要求返还涉案款，实质是对前案裁判结果的否定，欲通过本案诉讼推翻另案生效裁判，但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反驳生效的（2019）鲁06民再6号等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的裁判理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且与法院已经生效裁判文书查明的事实不符，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9元，由上诉人烟台开发区睿祥艺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