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11民初561号原告：李仲义，男，197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原告：杨永碧，女，197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原告：郑某1，男，201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原告暨法定代理人：郑某2（系郑某1之父），男，199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立秋，重庆和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志湖，男，196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足区。被告：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前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115616265567。法定代表人：曾波，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圣伦，重庆伦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五星大道390号附1号1-3、2-1、2-2、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75006197XA。主要负责人：陈历利，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映行，重庆市大足区智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晴，重庆市大足区智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与被告余志湖、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下称大足区垃圾处理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2021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朝文独任审判，于2021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仲义、郑某2及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立秋，被告余志湖，被告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圣伦，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映行、马晴到庭参加了诉讼。因余志湖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一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本案需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于2021年5月10日决定本案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原告亲人李某1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所造成的损失1344751元【（含死亡赔偿金37939元/年×20年=758780元、丧葬费44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鉴定费7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38345元（其中：儿子郑某125785元/年×14年/2=180495元，母亲杨永碧25785元/年×20年/2=257850元）】，扣除被告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已支付的60000元，还有损失1284751元，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仍有不足的由被告余志湖与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20年8月27日9时许，被告余志湖驾驶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沿重庆市大足区二环南路从69队方向往新体育馆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重庆市大足区二环南路西段1公里+60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李某1驾驶的渝AXXXXX号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碾压，造成李某1当场死亡、渝AXXXXX电动二轮车乘车人郑某1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余志湖在明知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驾驶车辆逃逸现场。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余志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李某1、郑某1无责任”。同时查明：1、被告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是肇事车辆所有人，被告余志湖是肇事车辆驾驶人，被告平安保险公司是肇事车辆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的保险人；2、李某1死亡后，有子郑某1年幼（4岁11个月）需要扶养，母杨永碧（46岁）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需要扶养。李某1生前虽然有一妹一弟，但都未成年（妹李某214岁，弟李某34岁），无法承担赡养母亲杨永碧的义务。综上所述，被告余志湖在驾车履行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安排的职责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非法剥夺受害人李某1（怀有数月身孕）生命权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且犯罪后逃逸，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原告等众多亲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和精神痛苦，在依法对其从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作为其单位（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亦应依法与其就民事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作为肇事车辆的保险人亦依法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起诉来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1、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无异议；2、事故车辆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特种车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附加险不计免赔，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投保期之内，保险公司对原告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损失愿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由于被告余志湖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按照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对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算标准无异议，对郑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无异议，对杨永碧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认为过高，对精神抚慰金认可20000元，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认可500元，对杨永碧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770元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大足区垃圾处理场辩称：1、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无异议；2、事故车辆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属被告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所有，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将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特种车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附加险不计免赔，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投保期之内；由于余志湖在交通事故事发时并不知道撞人了，所以余志湖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属于逃逸，且被告在对事故车辆进行投保时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赔事项并未对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故平安保险公司对原告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损失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3、被告余志湖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对原告的损失在平安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愿意依法承担赔偿责任；4、对原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计算标准无异议，对郑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无异议，对杨永碧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认为过高，对精神抚慰金认可30000元，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认可500元，对杨永碧进行劳动能力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770元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余志湖辩称：1、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无异议；2、事故车辆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特种车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附加险不计免赔，发生交通事故时在投保期之内。由于余志湖在交通事故事发时并不知道撞人了，所以余志湖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不属于逃逸，平安保险公司对原告经人民法院确认的损失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8月27日9时许，被告余志湖驾驶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沿重庆市大足区二环南路从69队方向往新体育馆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重庆市大足区二环南路西段1公里+600米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由李某1驾驶的渝AXXXXX号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碾压，造成李某1（孕妇）当场死亡、渝AXXXXX电动二轮车乘车人郑某1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余志湖未减速停车，在目击证人将其追停后，余志湖对事故现场及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进行了短暂检查后驶离现场，后返回途中遇交警人员处理事故且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余志湖仍然驾驶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车离开事故现场。2020年2月2日，大足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对本次交通事故作出责任认定，结论为：“余志湖在驾驶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行驶过程中，未观察到前方同向行驶的由李某1驾驶的渝AXXXXX号电动二轮车，进而与其发生碰撞、碾压，且事发后在明知和放任的状态下驾车驶离事故现场，属驾车逃逸行为，其违法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并对事故后果起全部作用；李某1驾驶渝AXXXXX号电动二轮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其违法行为不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对事故后果也不起直接作用，渝AXXXXX号电动二轮车乘车人郑某1无违法行为及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余志湖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李某1不承担事故责任，郑某1不承担事故责任”。另查明，1、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系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所有，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将该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限额的特种车商业三者险，并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附加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9年11月12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止；2、平安保险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下称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事项确认书》（下称确认书）。在说明书当中的第二十四条第（二）大项（1）小项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在说明书的尾部有大足区垃圾处理场经办人手写的“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投保人签章处盖有“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的公章；在确认书的尾部用字体加黑加粗的方式提醒“对投保险种中的免责及减责条款、免赔率或免赔额、投保人义务、保险术语释义内容经本投保人仔细阅读，并已完全理解”，投保人盖章处盖有“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的公章；3、重庆飞驶特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4日派遣余志湖到大足区垃圾处理场从事驾驶员工作，余志湖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向原告支付了丧葬费60000元；4、李某1出生于1996年10月6日，生前系重庆市大足区XX街道XX村XX组的农村居民，李某1与原告郑某2结婚后，于2015年9月15日生育一子，取名郑某1；李某1的父亲名叫李仲义（1972年8月7日出生），母亲名叫杨永碧（1974年11月22日出生），李仲义与杨永碧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分别是长女李某1、次女李某2、儿子李某3，现李某2与李某3皆未成年；5、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于2020年11月诊断杨永碧为：左肺恶性肿瘤腺癌、转移性骨肿瘤、转移性脑肿瘤、腔隙性脑梗死。重庆市大足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12月3日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永碧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本次鉴定杨永碧共用去鉴定费770元；6、本院以被告人余志湖犯交通肇事罪，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渝0111刑初68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本案争议焦点：对原告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本案中，被告余志湖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离现场的行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大项（1）小项规定，此种情形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平安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大足区垃圾处理场签订保险合同时，已通过文字加黑加粗方式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投保人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故本院认定对原告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失，被告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原告亲人李某1因本次事故死亡，原告理应得到一定的赔偿。一、对原告主张的损失，本院作如下确认并予以支持：1、关于死亡赔偿金，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本市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应得的赔偿为：37939元/年×20年＝758780元；因死亡赔偿金里还包括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李某1的被扶养人有儿子郑某1（出生于2015年9月15日，被扶养年限14年），母亲杨永碧（出生于1974年11月22日，患病丧失劳动能力，被扶养年限20年）。按照法律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其他生活来源的，在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从其人均消费性支出额中予以扣除，且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当“先限制年赔偿总额后再乘赔偿系数。因郑某1的扶养人除母亲李某1外，还有父亲郑某2，杨永碧的扶养人除女儿李某1外，还有丈夫李仲义。按照上述计算方法，结合本案被扶养人的年龄、扶养的人数，分段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下：第1-14年被扶养人有2人，因2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5785元/2+25785元/2）=25785元，刚好等于人均消费性支出25785元，应当据实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5785元×14年=360990元；第15年-20年被扶养人有1人，因1人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累加计算为25785元/2=12892.50元，未超过人均性消费支出25785元，应当据实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892.50元×6年=77355元。综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相加后共计360990元+77355元=438345元；2、关于丧葬费，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计算为44856元，被告认可，本院予以确认；3、关于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综合考虑李某1直系亲人较多，李某1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其亲人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相应会较多，本院对原告要求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4、关于精神抚慰金，原告亲人李某1因本次交通事故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综合考虑李某1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无责及本地的经济生活水平，本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5、关于杨永碧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因杨永碧丧失劳动能力与本次交通事故不具有关联性，其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所产生的费用并非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而是应由其自身承担的诉讼成本，故对原告要求主张鉴定费77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方因李某1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共计1293981元。二、关于各方的责任：本案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被告余志湖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所驾驶的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该车在投保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平安保险公司应按规定首先在交强险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1、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原告在此项下损失有死亡赔偿金1197125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438345元）、丧葬费为4485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2000元等共计1293981元，已超过此赔偿限额1183981元，故平安保险公司在此项下应赔偿原告110000元（含优先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0000元，原告在此项下没有损失，故平安保险公司在此项下不予赔偿；3、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原告在此项下没有损失，故平安保险公司在此项下不予赔偿。虽然渝CXX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在平安保险公司还投保了100万元限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并投保了商业三者险附加险不计免赔，但由于被告余志湖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故对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的1183981元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重庆飞驶特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派遣余志湖到大足区垃圾处理场从事驾驶员工作，余志湖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对原告方由此造成的损害应当由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承担侵权责任，故对原告方超过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的损失1183981元应当由大足区垃圾处理场承担赔偿责任。基于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大足区垃圾处理场已支付给原告60000元，故大足区垃圾处理场还应赔偿1123981元（1183981元-60000元）。综上，因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2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6次会议通过）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足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因李某1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11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二、由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赔偿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因李某1本次交通事故死亡所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误工费等共计1123981元（已扣除支付的60000元）；三、驳回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赔偿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49.70元，减半收取计3424.85元，由原告李仲义、杨永碧、郑某2、郑某1负担424.85元，被告重庆市大足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负担3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朝文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艾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