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082民初342号 原告：于爱英，女，汉族，1962年11月7日出生，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璐璐，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岳健强，男，汉族，1970年12月15日出生，住江苏省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雷，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姜清华，女，汉族，1972年11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溧阳市。 原告于爱英与被告岳健强、姜清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于2021年5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卫东、马璐璐、被告岳健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岳健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雷仅互联网庭审时参加诉讼。被告姜清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爱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岳健强偿还原告借款本息650万元及延期还款利息(以65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岳健强承担律师代理费115354元；3.被告姜清华对上述借款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对第1、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岳健强偿还原告借款本息3939000元，其中借款本息390万元（利息截至2021年4月12日）、律师费3.9万元以及利息（以390万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事实和理由：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被告岳健强多次向原告借款，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借款到期后，被告迟迟不还款。为此，双方于2019年4月重新签订借据，被告岳健强确认向原告借款金额为11535400元，借款利息为月息3%，借款期限自2019年4月13日至2019年7月13日。如不能按期还款，被告自愿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且还需支付自借款到期次日起每日按借款总金额的1%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如逾期后经催收不还导致原告起诉的，被告还需按借款金额的1%支付律师代理费。被告姜清华在该借据“担保人”处签字捺手印，自愿在被告岳健强到期未还款的情况下，作为连带保证人对上述借款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二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还款，故原告提起本案之诉。 被告岳健强辩称，我向原告借款属实，原因是我于2014年12月份左右在文登以挂靠方式总承包了时代广场的建设工程，当时为了交纳保证金500万元，除了自己的钱外，我还向原告等其他人借款。施工过程中，原告还介绍了王建华、慈维爱等人借款给我，其中王建华60万元已经还清了，还欠慈维爱大约90万元没还。彭卫彬是我侄子，彭新是工地上买材料的工作人员，潘水平也是我工地上的人。我原来在江苏也有公司，平时都是通过工作人员的银行卡进行交易，所以到文登这边干工程我也不用自己的银行卡，基本上原告等出借人都是把钱打到姜清华卡上，姜清华再转给彭卫彬或彭新等工作人员的卡上。但工程于2015年七八月份停工，此后我再没有借款。诉讼中原告提交的一宗借据中，1153万元借据不是我签的，上面手印也不是我的；841万元借据除了上面的签名是我写的外，其他内容不知道是谁写的；433万元借据名字、钱数是我写的，其他内容不是我写的；175万元借据签名和内容都是我写的；191万元借据名字是我写的；522万元借据上的名字看着像我签的，但记不清了；彭新写的保证书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无论借据上写多少数额，我事实上仅向原告借款165万元，且没有约定利息。我之所以在上述借据上签字，是因为原告总是以自残相逼，我受胁迫不得已才按其要求在借据上签字捺印。事实上，我于2015年腊月二十五六最后一次银行转账还款20万元后已经合计向原告偿还了约一百五六十万元。 被告姜清华未作答辩，但在本院向其电话调查时其称：“我打给于爱英那34万元是给于爱英女婿买车的钱，该款是于爱英找岳健强要，岳健强把钱打给我后，我直接给于爱英在汽车4S店支付的，而非像于爱英所谓我答应给她的什么好处费。于爱英向法院提交了多份借条上我确实作为保证人签字了，但那些款项都是利滚利，是违法的，之所以签署这样的欠条是因为于爱英以自残等方式威逼我和岳健强，当时我们认为只要工程搞起来就没有问题，毕竟借款要以转账为准，而不能光凭借据上写的数，但没想到工程最后搞成这样。我因为这件事也是抑郁了，之所以一直不接法院的电话，是因为我为此生一场大病，现在嗓子也不太能说话。”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岳健强系挂靠施工的建筑商，通过被告姜清华介绍认识原告于爱英。在工程开工及施工过程中，被告岳健强通过姜清华向原告借款合计165万元，并通过姜清华、彭新或彭卫彬的银行账户收款。期间，原、被告按照月息3%利滚利形成多份借据。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2015年7月13日1750000元借据一张，2015年7月13日1912270元借据一张、2016年3月3日4330000元借据一张、2017年5月16日5222622元借据一张、2018年9月20日8415000元借据一张、2019年4月13日11535400元借据一张。每份借据上均记载了一定时间的借款期间，并载明“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款，借款人愿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期间的利息，另外还需支付自借款到期次日起每日按借款总金额的1%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后经催收不还导致出借人起诉的，借款人需支付本次借款金额1%的律师代理费，并由出借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对此，被告岳健强就11535400元借据上其签字捺印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除11535400元借据外的其他借据上其签字捺印真实性均予认可。被告姜清华对其为上述借据款项提供担保的事实予以认可，但以其受原告自残胁迫签字为由提出异议。经查，每份借据上担保人处由“姜清华”签字捺印，该签名痕迹与被告姜清华在本院送达回证上的签名字迹高度一致。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实其交付借款165万元的事实，向本院提交其通过姜清华、王建华账户提供借款的流程图及对应的各转款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具体情况如下： 2014年12月16日，被告岳健强通过姜清华账户收取案外人王建华转款合计194万元，其中包含原告通过王建华账户出借支付的143.9万元。 2015年2月13日，被告岳健强通过彭新账户收取姜清华转款70万元，其中包含原告通过姜清华账户出借支付的74000元。 2015年3月11日，被告岳健强通过案外人彭卫彬账户收取原告于爱英转款1037000元，其中137000元系原告本人出借支付，另外90万元系案外人慈维爱付至于爱英账户的款项。 被告岳健强为证实其主张的还款事实，向本院提交其通过姜清华、彭卫彬、周建荣、潘水平等银行账户向原告转款的银行交易明细，具体情况为：2014年12月20日，被告岳健强通过姜清华账户为原告支付购车款34万元；2015年1月14日，岳健强通过姜清华账户向原告转款12万元；2015年6月12日，岳健强通过彭卫彬账户向原告转款6万元；2015年6月12日，岳健强通过周建荣账户向原告转款4万元；2015年6月13日，岳健强通过彭卫彬账户向原告转款2.3万元；2016年2月4日，岳健强通过潘水平账户向原告转款20万元。对于被告提供的上述还款情况，原告认可2016年2月4日20万元系被告向其还款。对2014年12月20日34万元，原告虽认可该款确实购车款，但主张系姜清华承诺给原告的提成费。对于2015年1月14日12万元、2015年6月12日6万元与4万元、2015年6月13日2.3万元，原告主张该四笔款项均为被告岳健强通过原告账户向慈维爱、车志财等人支付的借款利息。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 对于利息部分，原告于后续庭审中按月利率2%计算并整理提交《岳健强借款明细（按还款78.3万计算）》一份，因各被告均未到庭参与后续庭审，且被告姜清华拒不配合法庭调查，故本院通过微信将上述明细转交被告岳健强进行了质证，岳健强对其明细上记载的出借日期、金额及还款时间、金额均未提出异议，仅辩称应降低利率以及所还款项应当先抵扣借款本金。经查，原告在上述《岳健强借款明细（按还款78.3万计算）》中将被告岳健强部分偿还款项先作为利息抵扣，其中对截至2020年8月19日前的期内及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折合年利率24%）计算抵扣，对2020年8月20日至2021年4月12日期间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283%计算抵扣。最后经计算载明：截至2021年4月12日，被告岳健强尚欠借款本金1194521.28元、利息1440937.75元，合计2635459.03元。 另查，原告与山东秦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秦帅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秦帅律所接收原告委托，指派律师曲卫东、马璐璐担任本案原告代理人，为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代理权限包括特别授权，原告向秦帅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2万元。现秦帅律所已向原告出具收取代理费2万元的发票一张。 本院认为，被告岳健强通过姜清华介绍向原告于爱英借款合计165万元，原告通过姜清华、王建华等人的银行账户向岳健强实际提供了借款，原、被告对此均予认可，且有原告、姜清华、王建华等人的银行流水明细为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借款利息应当如何计算的问题。 原告主张其通过姜清华等账户分别于2014年12月16日、2015年2月13日、2015年3月11日向被告岳健强出借人民币143.9万元、74000元、137000元，合计165万元。现原告对各笔款项的流转过程作出了合理说明，并能够提供各收款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予以佐证，且被告在对原告依据上述出借时间制作的借款本息计算明细进行质证时，亦未对该出借时间提出过异议，故根据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出借时间属实。 关于原告按月利率2%计算借期及逾期利息是否正确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原、被告就涉案借款曾共同签字形成多份借据，但借据上的借款金额因违法利滚利严重超过实际借款金额165万元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虽然借据记载借款金额无效，但不影响借据上其他合法内容的效力。现该多份借据一致明确记载了所借款项需在借期内计算期内利息，如到期不还需计算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对涉案借款约定支付利息之事实。 对于借款期间的利息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五条“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第三十一条“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之规定，虽然原、被告关于支付利息之合意属于合法约定，但双方在借据上约定按月息3%的标准计算期内利息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依法应当调整为年利率24%且仅能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 对于逾期利息问题，虽然借据上约定“逾期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利息，同时还需每日按借款总金额的1%支付自借款到期次日起的违约金”，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九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原、被告约定的逾期利息计算内容显然严重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限制，依法应当调整为截至2020年8月19日前的逾期利率按年利率24%，2020年8月20日以后的逾期利率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标准分别计算逾期利息。 对于被告岳健强部分偿还款项如何扣除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本案中无证据证实双方就部分偿还款项的抵扣问题进行过约定，故按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在扣除部分还款时可以先抵扣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现原告在借款本息计算明细中就岳健强部分偿还款项先作为了利息进行扣除，而该计算方法实际有利于被告，故应当认定此系原告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至于原告提出的该部分还款中存在姜清华承诺支付的购车款以及岳健强通过其账户向慈维爱、车志财等人支付的借款利息之主张，在被告岳健强不予认可且姜清华在本院调查中明确陈述34万元购车款系其代岳健强转付的情况下，原告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之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据上，原告提交的借款本息计算明细中对截至2020年8月19日前的期内及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折合年利率24%）计算，对2020年8月20日后的逾期利息按月利率1.283%计算，同时将被告岳健强部分偿还款项先作为利息进行抵扣的计算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故本案可以确定截至2021年4月12日，被告岳健强欠付借款本金1194521.28元、利息1440937.75元，合计2635459.03元。 对于自2021年4月13日起以后的利息，在涉案借款利息计算标准一直按法律规定上限计算的情况下，即使双方存在将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约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规定，亦应当以实欠借款本金为基数，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月利率1.283%继续计算至被告还清借款之日止。 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原、被告在多份借据中一致约定“逾期后经催收不还导致出借人起诉的，借款人需支付本次借款金额1%的律师代理费”，虽然该约定中载明的律师代理费按借据记载金额的1%进行计算明显过高，但可以看出双方合意在逾期经催收不还导致诉讼的情况下被告应当承担合理的律师服务费。故被告岳健强应当承担原告的律师费支出。现从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已经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并实际支付律师服务费2万元。参照《山东省实行政府指导价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相关规定，本案律师费按2万元计付未超过政府指导价确定的幅度。据此，被告岳健强应当按2万元向原告支付律师服务费。 关于被告姜清华的责任问题，从原告提供的借据看，每份借据均由“姜清华”作为担保人签字捺印，且签名痕迹与被告姜清华在本院送达回证上的签名字迹高度一致。现被告姜清华经调查亦认可其为岳健强签署的多份借据提供担保，其虽以受原告自残相逼在担保人处签字，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故可以认定被告姜清华自愿对涉案借款以担保人身份提供保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应当对上述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岳健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于爱英支付借款本金1194521.28元、利息（截至2021年4月12日）1440937.75元，合计2635459.03元； 二、被告岳健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于爱英支付逾期利息（以本金1194521.28元为基数，自2021年4月13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月利率1.283%计算）； 三、被告岳健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于爱英支付律师服务费2万元； 四、被告姜清华对以上一至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312元，由原告负担10268元，二被告共同负担28044元；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慈方铭 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 人民陪审员  宋永明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