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申19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任博强，男，1984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代理人陈玉刚，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5号。法定代表人杨建全，局长。一审第三人刘志，男，1960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一审第三人刘梦璇，女，198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再审申请人任博强因诉被申请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以下简称公安河西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津02行终14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任博强申请再审称：本案纠纷的基本事实为，任博强因家庭纠纷与其妻子刘梦璇及岳父刘志发生言语争执，刘梦璇报警称被任博强殴打。公安河西分局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存在殴打的情况下，对任博强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顶格行政处罚。任博强不服，诉至法院，公安河西分局所提交的证据，有的前后严重矛盾，有的应做非法证据排除，没有一项证据能够支撑其认定的事实。同时，处罚决定在认定任博强对刘志不存在殴打的情况下，依然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关于“殴打伤害60周岁以上老人”规定进行累加处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不顾上述错误，判决驳回任博强起诉属于证据不足且适用法律错误。具体为：一、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二审没有纠正。本案中，河西分局认定任博强存在殴打行为的证据主要包括以下5个，除前后矛盾的受害人笔录外，无一项可支撑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以下逐一分析：第一份证据：监控录像。河西分局提供4段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该视频显示没有任何殴打、撕扯的行为存在！第二份证据：任博强的笔录。再审申请人从始至终未承认存在殴打、撕扯行为。第三份证据：证人康某的证言，这是一份丧失客观性的非法证据，应排除，不能作为被申请人作出处罚的依据。第一，对于前后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一、二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康某出庭接受质询，公安河西分局也没有申请其出庭作证，康某书面证言不具有证明力。第二，我们不否认康某在场目击，但他的几次证言前后严重矛盾，显然不具有客观性。对多处关键信息作出更改，使修改后的证言在细节上与刘志、刘梦璇的自述达成高度一致，刻意作伪证。仅举一例，他的第一次证言：“男的拉拽老人后背”（8月2日笔录第3页）。得知刘志验为胸部伤以后，第二次证言又改为：“他当时拉扯着老人胸前和腋下部位，而且力度很大”（9月3日笔录第2页）。这种更改显然是为了配合刘志验伤结果以及刘志的更改的笔录二刻意为之，显然不具有客观性。第三，康某是作为现场目击证人的身份存在的，在第一次证言与刘志、刘梦璇所述不一致之后，又主动去公安机关修改证词，且自述修改是基于：“我后来又观看了当天监控录像，我之前在公安机关取得笔录我现在想修改一下”。问题在于：首先，观看录像后，他的目击证人身份是否还有客观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六条：“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之规定，康某的证言应予以排除。其次，他观看的监控录像与提交法庭的完全一致，而他陈述的内容在视频中完全没有显示，完全是在说谎！这样的证据如何被采信?第四份证据：李某的证言。证人李某称听见过争吵，但否认看见过肢体接触。一审判决却以此作为依据，称能证明存在争吵、撕扯的情况。任博强不否认存在争吵，但存在撕扯的结论如何从李某的证言中得出?第五份证据：第三人刘志、刘梦璇的笔录。首先，刘志、刘梦璇作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当事人，其自我陈述证明力较低，无法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其次，刘志、刘梦璇的多份笔录间，多处存在前后矛盾，时间在后的笔录明显是在观看录像后，为配合验伤结果，对关键信息作出的更改。举一例说明：刘志事发当天的笔录自述：“任博强用左拳和右拳分别打了我右肩和左肩”（7月21日笔录第4页），但他去医院检查结论为胸部轻微伤。随后的笔录这一说法又变为“任博强用左拳头和右拳头分别打了我的右胸部和左腋下部”（9月22日笔录第5页）。再比如事发当天笔录刘志陈述他走进小区，任博强把他拽了出去，拽到墙边（7月21日笔录第3页）。视频监控明确显示他在撒谎，于是他后一次笔录又取消了这一说法。刘梦璇事发当天的笔录自述：“任博强隔着保安动手殴打了我，用两个手巴掌左右连续抡向我头部，任博强打了4、5下之后，这时保安拦着任博强，我就跑回了小区”（7月21日笔录第3页）。后期笔录又变更为：“任博强隔着保安用右掌打了我左额头与眼眉部分的位置，他左巴掌还想继续打我,我躲开了，然后我就跑回小区”（9月22日笔录第3页）。两次笔录比较，后面的改变了“连续抢4、5次”的说法，却明确了被打位置，显然也是观看视频监控后，根据验伤结果作出的更改。刘志、刘梦璇为了使任博强受到处罚，显然是作了虚假陈述。公安河西分局不加分辨的采信，却被一、二审法院认定为合法，显然错误。综上，没有一项证据能支撑公安河西分局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行政处罚明显证据不足。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依据何在?如果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流于形式，行政诉讼也就失去了的意义。二、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认为，被申请人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再审申请人作出顶格处罚，属于适用法律正确，显然是说不通的，原因为：首先，再审申请人即使与刘志、刘梦璇存在轻微肢体接触，也绝对够不上殴打、伤害的程度。其次，即使如被申请人的认定，再审申请人对刘梦璇有殴打，而对刘志仅有撕扯，但刘梦璇并非上述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被申请人如何依据第二款第（二）项对再审申请人顶格处罚?再次，本条文的两款之间为递进关系，即如果再审申请人的行为表现较轻，适用第一款。而如果存在第二款规定的较严重的情形，便直接适用第二款的规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并列使用了两款规定，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累加处罚，显然也是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明显错误，两审法院竟然做出了适用法律正确的认定！三、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考虑本案因家庭纠纷引起，社会危害性较小。且任博强与第三人刘梦璇离婚诉讼正在进行中，第三人基于共同财产分割等利益诉求，积极施压对再审申请人作出处罚也是为了给民事诉讼中认定家暴提供依据。国家公权力机关不应该被个人利用为谋私利的工具。公安河西分局为息事宁人，对再审申请人作出顶格处罚，显然过重，违反了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属于明显不当。行政拘留作为与刑罚衔接的处罚，本身应保持谦抑，本案没有任何合法证据证实存在殴打行为的情况下，不应该凭推定定案。一、二审流于形式的判决，失去了司法监督的作用。综上，再审申请人请求：1、判决撤销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2行终144号行政判决和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所作的（2020）津0103行初164号行政判决。2、判决撤销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所作的西公（下）行罚决字［2020］11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公安河西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和第九十一条规定，两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公安河西分局具有对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正确。被申请人公安河西分局两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取证、行政处罚前告知等法定程序，根据调查的事实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根据被申请人公安河西分局两审中提供的监控录像、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综合证明再审申请人任博强对一审第三人刘梦璇、刘志实施了殴打撕扯行为，一审第三人刘志案发后进行了伤情鉴定，鉴定结论为轻微伤，因案发时一审第三人刘志已经年满六十周岁，被申请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任博强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并无不当。两审法院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正确。综上，任博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任博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 迪审判员 王雅晶审判员 李 瑾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袁敏书记员牛丽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