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26民初220号 原告：闫林，女，199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通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贾泽勇，男，1993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家琴，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闫林与被告贾泽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闫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15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9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系男女朋友关系，二人恋爱期间，生活开支基本均由原告负担，后因感情不和分手。2019年5月18日，原、被告签订书面分手协议，约定被告支付15万元给原告作为赔偿（补偿），并约定在2019年11月17日前付清，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清，剩余资金将以月利率2%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为止。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照约定予以履行，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请求本院依法支持其诉求。 被告贾泽勇辩称，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消费、生活等系被告支付，分手协议的签字应该是签在协议下方，当时是晚上，被告并未看清楚协议，且该协议有违公序良俗，存在重大误解，是原告逼迫被告签订，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当事人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材料，经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2年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原告系在校大学生，被告在工地上务工，恋爱后双方共同居住生活过一段时间，未办理结婚登记，期间原告怀孕过两次，因彩礼等多方面原因，原告做了人流。原告于2015年7月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上班，后因感情不和于2017年口头协议分手。分手后各自生活，期间偶有联系，后双方于2019年5月18日签订《分手协议》，载明：“原、被告交往7年，因双方性格不合，感情破裂，经协商自愿和平分手，订立以下有关共同债务和其他相关事宜的协议，双方自愿遵守并履行：一、分手之后，任何一方不能破坏对方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不能以任何手段来威胁双方的感情和家庭；二、交往期间，双方的生活支出主要来源原告的工资和信用卡，并且也是原告一直在还信用卡，今特此协议，被告自愿主动赔偿原告人民币15万元，并在2019年11月17日前付清，如若未在规定期限内还清，剩余金额将以2%月利计息，直至还清为止；三、此协议一经签订，立即生效”。 另查明，原、被告于2017年口头协议分手后，原告曾与其他异性耍朋友，于2019年2月左右与一男子发生关系并怀孕，怀孕后与该男子多次进行协商处理，原告在与该男子的聊天记录中称其怀孕后流了两次血。协商处理后，对怀孕的孩子进行了亲子鉴定，确定该孩子系该男子的子女，该男子系在读研究生，不同意与原告结婚，但原告仍将该孩子生育，现由原告抚养。被告提交的其与原告母亲的聊天记录显示，时间为2019年4月9日，原告母亲称原告身体不好需要医治，并称其欠被告1万元钱。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分手协议之前，曾对如何写协议咨询过律师，且该协议系原告事先自行拟定，签订协议时是晚上。分手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将款项支付原告，现原告诉讼来院要求被告支付。 双方争议的事实为：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是否是原告诉称的基本均是原告负担。原告对此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信用卡账单（2016年12月22日至2019年，主要为2018、2019年的信用卡账单），显示在不同银行确实存在使用信用卡的情况，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被告对此也不认可用于与被告共同开支。被告认为主要系其支付，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支付宝账单详情，显示被告自2015年至2019年期间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3万元左右（其中2017年支付9420元，2018年支付800元，2019年2月2日支付8000元）。综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确认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生活开支并非原告所述的基本均是原告负担，被告也进行了负担。 本院认为，原、被告恋爱同居多年，双方不可避免在感情或金钱上均有付出，于2017年已分手的情况下，本应保持克制和理性，恪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再为感情所纠缠，但双方各自生活后偶尔也有联系，最终签订了分手协议，酿成本次诉讼。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是否应将分手协议约定的款项支付原告。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分手协议以一定的基础合同关系为前提，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凭证，分手协议所载明的内容应当具有合法的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分手协议项下的15万元欠款系双方对恋爱期间生活支出的一个结算，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分手协议、信用卡账单，但分手协议本身并未记载案涉欠款的具体构成明细和结算的过程，信用卡账单不能证明该款项用途，是否用于双方共同开支并不确定，且主要为2018、2019年的信用卡账单，而双方已于2017年分手，也无他人在场见证，且签订协议时是晚上。恋爱关系确定时，原告系学生，并无实际收入，毕业后开初工资必然也不高，而被告一直在工地上务工，存在收入的情况很明显，且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向原告转款3万元左右，口头协议分手后仍向原告转款，再结合原、被告所述，原告所称的生活开支主要由其支付这一事实，并不具有合理性，相反，被告对生活开支负担较多更具有合理性。原告对此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恋爱期间存在大额开支以及生活开支具体明细，并能证明生活开支系由原告支付，现仅凭一张分手协议、信用卡账单尚不能使人确信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与常理和双方的客观实际不符，原告对双方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仍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现原告未能提供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充分证据，致使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这一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在此情况下，应由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其次，案涉分手协议虽载明款项系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但该协议抬头为分手协议，且有“分手之后，任何一方不能破坏对方的感情和婚姻生活，不能以任何手段来威胁双方的感情和家庭”等内容。双方于2017年已口头协议分手并各自生活，按常理双方应在分手时做好了断，但原告当时并未要求被告支付生活开支费用，可视为双方不再进行追究。反而是之后一年多原告在已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并怀孕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协议，该男子系在读研究生，并无经济收入，也不同意与原告结婚，可看出原告确需用钱的情况很显然，签订分手协议的目的可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生活开支的结算。从被告提供的证据可看出原告怀孕期间有过流血等身体不好的情形，需要进行医治，而被告之前确实造成过原告人流的情形，难免对身体有所伤害，被告在知晓后基于负疚感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签订分手协议更具有合理性，并非原告所述双方实实在在的对之前同居期间生活开支具体明细的一个结算过程。再者，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同居期间存在购买房屋、车辆等大额开支的情况，也无证据证明具体开支明细，且是原告支付。分手协议系原告咨询过律师之后自行拟定，而非与被告协商后再行出具，再从协议内容可看出欠款系生活开支费用，而该费用主要由原告支付，上面已论述不符合客观实际，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存在规避法律的嫌疑。综合上述分析、双方陈述以及从常理分析判断，案涉欠款名为生活开支费用实为“分手费”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恋爱中的男女在进行结婚登记之前所进行的同居行为虽未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它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公序良俗，也不被我国法律所提倡。恋爱期间达成的分手协议，自然也缺乏法学理论基础而不受法律保护。即使恋爱期间的生活开支系原告支付，但一般的生活开支是维持和增进双方关系的必要消费，与债权、债务无关，分手时也不宜予以返还。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鼓励和倡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男女双方应互相理解，互相信任，注重感情的培养与沟通；也应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给予彼此足够的人身自由空间。用赔偿费或者对一般性生活开支进行结算的方式解决同居多年来产生的纠纷，实属一种“恶习”，有悖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形成债权性质更符合自然之债法律特征，其性质属于不可强制执行的债权或债务，法律不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综上，现原告要求被告偿还15万元欠款及利息，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闫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50.00元，由原告闫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泽秋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唐 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