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22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艳，女，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楼珊珊，新疆老君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系李红艳的妹妹），女，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兆英，男，1957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妍，新疆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成，男，1954年4月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上诉人李红艳因与被上诉人谭兆英、王国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2021）新0103民初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楼珊珊，被上诉人谭兆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玉妍，被上诉人王国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2.驳回谭兆英对李红艳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不服金额：494,350.54元。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存有严重漏查的事实。该案件的事实是2008年4月7日我、李光富和万淑君共同出资成立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弘利凯公司），当时公司在阿图什的奥依布拉克的铜多金金属矿项目有三个坑口，当时仅一号坑口可以办理采矿业务，其余的坑口并没有开发。王国成、谭兆英等16人找到我，想一起出资开发一号坑口的项目，大家达成意向后，于2008年7月2日大家签署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铜多金属矿开发投资入股协议》，共同出资1000万，开发一号坑口项目，当时大家共同占股51％，由王国成持股，并在弘利凯公司的工商档案里进行了变更，但是该行为在一审法院里并未查明。一审法院最终定案的依据是2010年3月9日《出资人出资项目收益分配表》（以下简称《收益分配表》），事实上该《收益分配表》存在严重的瑕疵，首先该分配表是按照6200万元的资金作出的收益分配方案的，所有出资人认可收到的资金分别存入到我跟王国成的共管账户里，按照约定，王国成的共管账户内应当有3162万元，李红艳的共管账户里有3038万元，但事实上在2010年3月9日根本就没有6200万的资金，当时王国成的共管账户上仅有2526.2万元，根本没有6200万的实际资金，且至今我的共管账户上在2010年3月9日之后也只收到了2009万元，所以时至今日转让费用一共仅有4455.5万元，根本没有6200万元，所以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明这一事实，按照大家约定的虚无的《收益分配表》作为裁判依据根本没有道理；第二，《收益分配表》中还有一个漏查的事实，就是我的实际出资与约定出资并不相符，我实际出资3000余万元，远远高出了约定出资的289万元，可是，该事实并未被一审法院查明；第三，当时签署这份《收益分配表》的时候，我是坚决不同意该分配方案的，所以拒绝签字认可，因为除李光富与我以外，其他所有的出资人均为一家人，为此胁迫我签字，后我向公安局报案，所以这份《收益分配表》原件是根本没有的，由我签署的与原件相符字样的这个复印件是我对于王国成职务侵占、挪用公款、敲诈股东报案用的材料，并不能表示该份《收益分配表》真实存在；第四，对于《收益分配表》中漏算的债务，由于公司被转让，其财务凭证均在新的转让人手里，取得公司的财务凭证并不好取得，且新的转让人也不配合查账，我认为，对于漏查债务的事实工作，应当由法院依职权行使，但是，一审法院也并没有支持我的这一观点；第五，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准确。按照原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做内部清算应当清算所有的债权债务、并且在公司实际拥有的资金情况进行分配，该案件没有对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且其他16名股东系一家人，当我提出分配方案不合理的时候，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全体股东应当对这个分配方案进行更改，但是其他16名股东不同意更改方案，严重剥夺了我的个人权利，现在这16人以一个损害个人股东权利、虚无的分配方案要求我承担责任，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上诉请求。   谭兆英辩称，第一，我认为原审法院没有漏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李红艳所说金属矿三个坑口，该事实不是本案争议的事实，本案是我与李红艳、王国成共同投资的是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项目，转让的也是这个项目，是以弘利凯公司股权转让的形式。各出资人对合伙项目中李红艳、王国成转让弘利凯公司的股权是没有异议的，转让价款为6200万元，分别由股权受让人转入王国成与李红艳的共管账户中，我通过三次股权转让最终取得的转让款是620万元。该金额与各出资人达成的意见与收资转让表是一致的；第二，出资人签订的《收益分配表》已通过沙区、水区、自治区高院对真实性均作出了确认，对其异议均被驳回，该表对出资人是合法有效的，表中返还出资额等均已进行实际履行，李红艳再次提出收益表受胁迫签订都是不能成立的。2010年3月9日全体出资人签署《收益分配表》时，虽然股权转让款没有全部入账，但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署，股权转让款已经确定，出资人对转让款清算和分配符合法程序；第三，李红艳的出资其本人及其他的出资人都是清楚的，算账的时候李红艳全程都在。不存在漏算债务，所有债务全部经过全体出资人逐笔核对；第四，李红艳认为其他16名股东是一家人没有事实依据，我和王国成之间也没有亲属关系，这16个人是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才合伙的，除了李红艳和其父亲是亲属关系。李红艳提出的不履行出资表均是其个人意见，不能够推翻其余的人共同达成的收益方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李红艳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王国成辩称，按照收益分配表的内容，我应分得的1280万元都不够，不应再分配给其他股东。其余出资人的利润分配款都在李红艳那里，应当由实际侵害人李红艳承担责任。   谭兆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国成、李红艳支付谭兆英合伙利润分配额487,070元；2.判令财产保全费由王国成、李红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7日，李红艳、李光富、万淑君共同出资成立了弘利凯公司。2008年7月8日，经原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准，弘利凯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国成和李红艳，其中王国成持有该公司股份的51%、李红艳持有该公司股份的49%。王国成、李红艳、谭兆英、案外人王江等十八人商议共同经营位于阿图什市奥依布克拉的铜多金属矿项目，并于2008年7月2日签订《开发投资入股协议》，约定铜多金属矿项目共吸收股东18名，并设立项目部。由王国成任该项目董事长、李红艳任总经理、其余股东任董事。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本项目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全体股东以各自的出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损失；弘利凯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弘利凯公司项目部注册资本暂定为1000万元，由以上18名股东共同出资，其中王国成以现金出资337.4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8%；李红艳以现金出资289.2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4%；谭兆英以现金出资24.1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案外人王江以现金出资24.1万元，占公司该项目股份2%。本合同签订后根据董事会通知，股东应将现金投资足额存入弘利凯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并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任何一名股东向第三方转让其部分或全部出资额时，须经董事会同意，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董事有权参加董事会议，享受公司本项目的股份利润分配；董事会是弘利凯公司本项目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该项目的一切重大事宜，对重大问题应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弘利凯公司项目部经营期限暂定为10年；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合同，股东应依法对公司项目部资产进行清算，清算后的财产按股东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上述股东无关，与本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无须上述股东承担；本合同从签字之日起生效，以往合同作废。《开发投资入股协议》签订后，谭兆英于2009年6月18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弘利凯公司缴纳股金24.1万元。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谭兆英及其他部分出资人签订了《新疆弘利凯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图什市-阿合奇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出资人协议书》(以下简称《出资人协议书》)，约定，经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转让共同出资合作开发的阿图什市-阿合奇奥依布拉克铜多金属矿的相应资产、权益；全体出资人一致同意委托总经理李红艳以转让弘利凯公司注册股东股权的方式全权办理合作项目资产、权益的相关转让事宜；转让价格不得低于6200万元，如委托人以低于6200万元价格转让的，则由委托人补足不足部分；转让价款在先行支付公司的全部债务(1745.48万元)后，再按出资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转让价款全体股东委托王国成、李红艳、谭兆英、史开祥4名股东进行管理。当日，王国成和李红艳分别作为甲方与案外人聂宏亮（乙方）各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王国成和李红艳同意将其在弘利凯公司中分别持有的51%股权价值3162万元和49%的股权价值3038万元转让给聂宏亮，并打入甲方指定的农业银行乌鲁木齐友好南路支行共管账户内，并在双方履行完毕相关义务后办理股东变更手续。2010年3月9日，王国成、李红艳、谭兆英、案外人王江等全体出资人经协商同意转让弘利凯公司股份及下设的阿图什市奥依布克拉的铜多金属矿的相应资产、权益，并就转让后的转让价款分配形成《收益分配表》，确认转让价款共计6200万元，扣除应付旧公司债务1376.85万元、应付新公司债务615.80万元，共计1859.65万元(公司除上述全部债务外如再出现公司债务由王国成和李红艳二人共同承担，其他出资人不再承担；全体出资人申报并确认上述债务后，如个人再出现遗漏债务，则由其个人承担)，并返还出资人所投资本总额1205万元后，本次剩余收益每股利润为313,535元。另扣减《股份转让协议》中履约保证金900万元(该履约保证金已由李红艳所持股份设置反担保，并自愿在其收益分配中予以扣减)；王国成债务担保金100万元在半年期满无其他债务由股份收购方退还。具体出资人出资项目分配方案为：王国成出资比例32%、原出资金额385.6万元，应分配利润1003.3120万元(暂扣金额100万元)合计所得1288.9120万元；李红艳出资比例24%、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得利润627.07万元(暂扣金额900万元)，合计所得-219.2万元；谭兆英出资比例2%、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得利润62.707万元，合计所得86.807万元：案外人王江出资比例2%、原出资金额24.1万元，应分配利润62.707万元，合计所得86.807万元。全体出资人确认上述分配方案后，保证按照上述分配方案予以执行分配。2010年4月26日，李红艳与案外人梁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红艳将其仍持有的弘利凯公司31%的股份转让给梁俊杰，总款为1922万元。待股份变更至梁俊杰名下后，其将其中的642万元打入(李红艳、王国成、谭兆英、史开祥)共管账户。2010年4月27日，案外人聂宏亮与梁俊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聂宏亮向梁俊杰转让弘利凯公司18%的股份，总款为1116万元。待股份变更至梁俊杰名下后，通知梁俊杰将此款打到(李红艳、王国成、谭兆英、史开祥)共管账户。2010年7月23日，李红艳、梁俊杰与王国成针对2010年4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其中约定，李红艳和梁俊杰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即梁俊杰将14,733,534.71元打入李红艳在农行账户。2010年7月23日，史开祥、王国成、李红艳共同签署《资金共管证明》，记载：对李红艳等人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于受让人，现将所收款项存入以李红艳姓名开立的活折(帐号：×××)及王国成开立的活折(帐号：×××今后涉及此账户除存款外的一切业务，均需提供李红艳、史开祥、王国成三人印鉴及身份证原件且三人同时到场，方可办理，特此证明。2010年8月6日，弘利凯公司出资人及两律师共同召开会议，讨论出资人股权出让后所发生的相关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当日及次日，全体出资人从共管账户各自支取了出资款及金额不等的利润，共计6,784,000元，其中谭兆英和王江分别以借支的名义收到返还出资款241,000元及收益140,000元。另查明，李红艳名下的共管账户中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038万元、王国成名下共管账户股权转让款应入账3162万元。再查，2020年4月9日一审法院受理王江与李红艳、王国成合同纠纷一案，王江要求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其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支付2010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期间的利息349,043元及2020年4月30日起至支付完时的利息。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新0103民初19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红艳、王国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江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并驳回王江要求李红艳、王国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李红艳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开发投资入股协议》和《出资人协议书》均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其约束。2。《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4330号民事判决中，李红艳对该《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收益分配表》每一页都有“与原件相符，李红艳”予以确认。故认定该《收益分配表》与原件内容一致。《收益分配表》系所有实际投资人同意，确认将李红艳、王国成的股权以6200万元转让，并对约定的公司债务优先偿付，返还投资人资本后，剩余收益予以分配，同时约定了具体分配方案。6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进入共管账户，全体出资人就共管账户内资金请求共管账户持有人分配是所有实际投资人一致作出的出资利润分配方案，《收益分配表》应属有效协议。3。《开发投资入股协议》中各方约定弘利凯公司原有资产及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其他投入与实际投资人无关，与铜多金属矿项目无关的公司债务也无需实际投资人承担，利润分配表将原弘利凯公司逐项清晰列明，如有遗漏债务，李红艳应举证证明。其仅以2010年8月6日会议纪要“剩余分配款项待法院确定每位股东股份份额后予以分配”和审计报告不足以证明原公司还有其他与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有关的债务，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合上述阐述，《收益分配表》真实有效，王江依据该分配表的约定主张李红艳和王国成共同向其支付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2021年2月24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新01民终3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谭兆英在本案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并交纳财产保全费2955.35元。   一审法院认为，围绕本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谭兆英是否实际投资，《收益分配表》是否应作为谭兆英主张收益分配的主要依据；二、王国成是否应当与李红艳共同向谭兆英支付投资所得收益；三、谭兆英主张保全费是否应当支持。一、关于谭兆英是否实际投资，《收益分配表》是否应作为谭兆英主张收益分配的主要依据的问题。第一，关于《开发投资入股协议》和《出资人协议书》的效力。2008年7月2日，李红艳、王国成、谭兆英和案外人王江等十八人签订的《开发投资入股协议》以及2010年2月3日签订的《出资人协议书》均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新01民终365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依法有效。因此，上述《开发投资入股协议》和《出资人协议书》对各方实际投资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第二，关于谭兆英是否实际投资问题。审查谭兆英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在2009年6月18日通过中国银行向弘利凯公司账户交纳现金241,000元，并注明款项来源为股金，且在之后的《开发投资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书》以及《收益分配表》等证据中可以印证谭兆英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及出资的事实。第三，关于《收益分配表》的效力及法律后果。《收益分配表》同样系经所有实际投资人同意，确认将李红艳、王国成的股权以6200万元转让，并返还投资人资本后，剩余收益予以分配，同时约定了具体分配方案。该《收益分配表》并经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新01民终365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为有效协议。该协议确认了谭兆英的出资数额和应当获取的收益，且李红艳也从共管账户中向谭兆英退还了全部出资及部分收益，故李红艳提出对弘利凯公司账目清算后再行分配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谭兆英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未尽义务，支付约定剩余收益的主张系合同纠纷，该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二、王国成是否应当与李红艳共同向谭兆英支付投资所得收益的问题。2008年4月7日，李红艳、李光富、万淑君共同出资成立了弘利凯公司。2008年7月8日，经原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核准，弘利凯公司股东变更为王国成和李红艳，其中王国成持有该公司股份的51%、李红艳持有该公司股份的49%。2008年7月2日，弘利凯公司又吸收包括谭兆英在内的16名股东共同经营阿图什铜多金属矿项目，由王国成任该项目董事长、李红艳任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同时，第九十六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弘利凯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后，股权受让人履行支付转让款义务，并将转让款分别打入李红艳和王国成名下的共管账户，本案全体出资人就共管账户内的资金享有按份共有的权利。共管账户中资金的管理并未约定各自支取分配款项实行李红艳、王国成分别账户制，故王国成、李红艳负有共同付款责任，对于王国成关于其按照《收益分配表》应得1280余万元款项，不应再支付其他投资人收益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谭兆英要求由王国成、李红艳共同支付其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应予以支持。三、关于谭兆英主张保全费承担问题。因本案王国成、李红艳欠付款项的事实存在，谭兆英为免受损失依法申请财产保全，是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正当之举，由此产生的保全费用应由王国成、李红艳共同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王国成、李红艳支付谭兆英收益款487,070元；二、王国成、李红艳承担谭兆英财产保全费2,955.35元。以上应付谭兆英款项，王国成、李红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期间，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李红艳提供：第一组证据：1.王国成于2010年3月18日出具的收条一份，用以证明王国成仅收到2446.2万元的资金，其中615万元的债务并不属实，实际收到的并不是3162万元。2.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农业银行存折。用以证明李红艳实际收到转让20,093,534.71元转让款，没有收到3038万元。收益分配方案中的6200万元是不存在的，公司实际收款仅有44,555,534.71元，不应按照6200万元进行分配，剩余的款项王国成、李红艳都没有取得。第二组证据：1.收据一份，用以证明弘利凯公司打井款仅有16万元，在2008年9月9日已支付。2.情况说明及钢结构、层面加工承揽合同。用以证明弘利凯公司与新疆齐鲁钢结构彩板公司签署两份承揽合同，金额为50.67万元。3.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收条及证明，用以证明弘利凯公司签署烧矿的购销合同，金额为45万元。实际的购销合同中丁宏燕共计向弘利凯公司支付了70万元。第二组证据用以证明《收益分配表》中所述公司债务与事实不符。《收益分配表》不能作为依据进行分配。第三组证据：1.李红艳制作的款项明细表一份及相应的凭证。用以证明李红艳实际出资2450万，与《收益分配表》载明的李红艳的出资不符。李红艳称上述三组证据均是复印件，原件在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卷宗中。谭兆英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对于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收条是王国成收到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扣除了一部分债务后由聂洪亮支付给王国成，公司债务是所有出资人一致确认过的。对银行业务单真实性认可，对于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李红艳第一张银行转账单1116万元是按照股权协议的内容转账的，第二张的8,933,534.71元是从一千四百多万元扣除了相关费用后现金支付的金额，具体项目我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来证明。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认为和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证据中最后所付证明、收条属于证人证言，这些证据也不能证实李红艳的证明目的，也无法推翻《收益分配表》。对于李红艳本人的出资，所有的出资人清算账目时，对所有出资人的出资、借款、收益均作出了共同确认，李红艳自己算出来有两千多万的出资是其自己计算，没有的到出资人的确认。王国成同意谭兆英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形式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将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阐述认定。   王国成提供（2020）最高人民法院47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该判决书中已将出资人的出资问题全部说明清楚了。李红艳对判决书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同时其已向最高检提出了抗诉。谭兆英对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判决书中与本案有一部分的关联性。本院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判决书中与本案有关的部分与本案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确认事实有《入股协议》、股金收据、《出资人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资金共管证明》、共管账户存折、《收益分配表》、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会议纪要、借条、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转账凭证、当事人陈述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规定，王国成对一审判决未在法定时间内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对王国成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围绕李红艳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围绕本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收益分配表》能否作为本案的分配依据、李红艳是否应当与王国成共同向谭兆英支付投资所得收益款487,070元。   针对争议焦点：1.2008年7月2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等十八人共同签订了《入股协议》。2010年2月3日，王国成、李红艳、王国民及谭兆英等其他出资人共同签订了《出资人协议书》。上述协议均系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应为有效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2.关于本案中《收益分配表》系复印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1）本案中王国民提交的《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新民初17号案件中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米东区法院(2019)新0109民初4330号判决中，李红艳对王国成提交的该《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且《收益分配表》每一页都有“与原件相符，李红艳”予以确认。（2）该《收益分配表》在其他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过程中以原件形式出现。本案中《收益分配表》虽系复印件，但与原件内容一致，应确认《收益分配表》的真实性。《收益分配表》系合同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在《收益分配表》依法有效的情况下，李红艳上诉主张应进行公司清算后，确认出资人投资收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本案谭兆英依据《入股协议》《出资人协议》《收益分配表》主张投资收益，该主张应系合同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亦不是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对于王国民是否系弘利凯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权主张公司利润分配均不是本案审理范围。4.李红艳上诉主张李红艳和王国成没有收到6200万元的转让款，仅收到4455.5万元款项，故其不应与王国成共同支付谭兆英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李红艳是否收到股权转让款系李红艳与股权受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李红艳可主张其股权转让合同的合法权利。李红艳、王国成与谭兆英在签订《收益分配表》中并没有约定李红艳、王国成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向出资人谭兆英支付收益。故李红艳该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5.李红艳上诉主张其实际出资3000余万元，李红艳的出资额与本案谭兆英依据《收益分配表》主张支付投资收益款之间没有法律关联性。李红艳以此抗辩不予支付谭兆英收益款本院不予支持。6.李红艳上诉主张《收益分配表》漏列债务。《收益分配表》将弘利凯公司该投资项目的债务逐项清晰列明。同时约定“公司除上述债务外如再出现公司债务由王国成和李红艳二人共同承担，其他出资人不再承担；全体出资人申报并确认上述债务后，如个人再出现遗漏债务，则由个人承担”。李红艳该上诉主张与《收益分配表》的约定不符，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合上述分析，谭兆英依据《收益分配表》的约定主张李红艳与王国成共同向其支付投资所得收益487,07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谭兆英提起本案诉讼，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并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2,955.35元，一审判令李红艳、王国成负担，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李红艳对此提出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红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06.05元（李红艳已预交），由李红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卫玲   审  判  员   何 新   审  判  员   白 冰   二 〇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书  记  员   郭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