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1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营业场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四层1号。负责人：郭晋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梅，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儒，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法定代表人：郭文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瑾，女，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5号楼6层611室。法定代表人：刘振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建鸥，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晓澎，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以下简称多经分公司）、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6民初1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多经分公司、西山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中车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中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一、一审法院忽视多经分公司从未与中车公司接触、沟通及磋商签约的重要事实，径行认定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为，中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所盖公章为真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但事实上，多经分公司从未与中车公司进行过任何接触、联系、磋商，从未与中车公司具体沟通和协商过《买卖合同》内容，也未与中车公司联络提供盖过章的《买卖合同》。中车公司并未在本案中说明或证明其如何自多经分公司取得多经分公司盖章的《买卖合同》。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中车公司提交了两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12月24日的《买卖合同》，其上多经分公司所盖公章属实。但多经分公司从未与中车公司进行过任何联络、沟通、协商，未向中车公司发送盖过章的《买卖合同》，事实上从未与中车公司协商并作出订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2013年12月24日，山西西山煤电德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汇公司）找到多经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闫杰，表示其与中车公司之间有一笔钢材贸易需要多经分公司协助，并提供了四份螺纹钢《买卖合同》（分别是以中车公司为卖方、多经分公司为买方的两份《买卖合同》和以多经分公司为卖方、德汇公司为买方的另外两份《买卖合同》），希望多经分公司配合盖章。由于德汇公司与中车公司之前有过钢材贸易业务往来的交易合作关系，多经分公司同意在德汇公司提供的上述四份《买卖合同》上加盖公章。但自始至终，多经分公司从未和中车公司进行过任何接触和联系，从未就《买卖合同》及具体内容进行过任何沟通和磋商或联络并发送盖过章的《买卖合同》。多经分公司实际并不知晓中车公司与德汇公司二者之间如何商定的涉案业务，也从未参与过二者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一审法院判决载明，《买卖合同》是德汇公司拿来要求盖章，同时拿着多经分公司为卖方、德汇公司为买方的两份《买卖合同》一并盖章。按照这一基本事实，多经分公司仅是在形式上在德汇公司与中车公司沟通准备的《买卖合同》文本上配合盖章而已，与中车公司并不存在协商缔约的事实过程，没有与中车公司达成签订《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基本事实不符。多经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当时与德汇公司一并盖章的两份《买卖合同》，充分印证了真正的业务关系是德汇公司与中车公司而非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的，尤其不仅在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中车公司不认可与德汇公司有关，将责任推卸给多经分公司，不符合客观事实。中车公司与德汇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从未与多经分公司有业务往来，30000000元付款也是德汇公司向中车公司支付，只是通过多经分公司转账，中车公司知晓并认可，故不应抛开德汇公司转为向多经分公司主张所谓剩余货款。特别是，中车公司未能证明向多经分公司交付任何一批货物，即便孤立地看待其与多经分公司的所谓买卖合同关系，也应充分证明其向多经分公司实际交付了货物，在没有任何实际交付的情况下，无权单一地向多经分公司主张付款。一审法院对上述客观事实以及中车公司与德汇公司的交易关系未作评价和认定，仅依据表面上的《买卖合同》即作出中车公司和多经分公司之间达成买卖合同关系的认定，回避双方关于签约及所谓收货的争议问题，忽视多经分公司和中车公司自始至终从未联络和磋商过《买卖合同》的重要事实，认定多经分公司在未实际收到任何货物的情况下仍应付款，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错误。二、中车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书》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货物的实际交付，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收货确认书》这一唯一证据，错误作出多经分公司已收到《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认定，忽视了中车公司未提交任何提货通知、出入库单、磅码单等证明实际交货的履行证据，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为根据中车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书》可以确认多经分公司已收到《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且多经分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剩余货款。中车公司在本案中没有提交任何履行证据证明其实际向多经分公司完成货物交付，一审法院仅依据一份存在重大瑕疵的传真件认定已交货，证据严重不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第一，《收货确认书》是一份来源不明的传真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一审法院不应以这份唯一证据认定货物交付。形式上，《收货确认书》是一份未显示发件人及传真号码的传真件，来源和去向不明，也无法与原件核对。多经分公司从未向中车公司发送过任何传真件，中车公司并未提交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多经分公司确实发出过该传真件以及中车公司确实收到过该传真件。事实上，经内部核实，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从未通过传真的方式向中车公司发送过包含《收货确认书》在内的任何文件，也不知晓该等所谓收货确认。内容上，《收货确认书》本身载明的日期为2013年12月，未具体到某一日期。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交货时间与付款时间相挂钩、直接影响账期，未记载具体日期的《收货确认书》不能证明交货、收货的确切事实，缺少具体日期和信息的所谓确认不符合一般的贸易实践和正常的商业逻辑。在大宗钢材贸易实践中，钢材因长途运输难免发生损耗，一般均以实际过磅数量作为交付量，《买卖合同》第一条也明确约定结算数量以实际提货数量为准，而《收货确认书》上载明的货物数量与《买卖合同》数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偏差，也显属不正常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仅为传真件、无法与原件核对的《收货确认书》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且《收货确认书》在内容上亦存在诸多疑点，中车公司也未证明该传真件的来源，不能作为证明交货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仅依据《收货确认书》认定中车公司完成交货，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第二，中车公司未提交任何发货/提货通知、货物盘点证明、出入库单、磅码单、验货单等关于交货的基本履行证据，不符合正常的大宗钢材贸易实践，也没有任何实际履行证据。一审法院虽曾明确要求中车公司提交相关补充证据，但未认定中车公司自始至终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履行证据，仍以孤立的、存在重大瑕疵的传真件定案，关于交货的基本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存在严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已普遍认可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收货确认单》均不足以证明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1.卖方应当提供出库、检验、运输、交付等实际履行证据。在多经分公司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车公司应当提供其实际向多经分公司交货的证据。《买卖合同》约定买方自提，且结算数量以实际提货数量为准，质量标准按国标执行。倘若《买卖合同》确实真实履行、中车公司确实实际交付货物，则其理应能够提供提货/发货通知、出库单、入库单、磅码单、提货单、检验验收单据以及钢材牌号标识、产品质量证明书等交货资料，以便证明其实际履行。但本案中，除存在重大疑点的《收货确认书》外，中车公司未提供任何足以证明货物流转和向多经分公司交付的单据，履行证据严重不足，无法证明其已向多经分公司实际交付货物。中车公司一方面否认其与德汇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关系，另一方面片面主张多经分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按照中车公司的逻辑，中车公司更应当证明其向多经分公司交货，否则无权要求多经分公司司付款。而一审法院对上述情况未进行任何认定，没有评价交货履行证据严重不足的事实及后果，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三、中车公司在向德汇公司多番追索无果，长达四年之后才转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多经分公司支付货款，意图向多经分公司不当转嫁责任，其动机不纯，一审法院未充分认识到中车公司在前案判决执行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的内在原因，忽略前案诉讼执行结果对本案的影响，在缺乏基本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多经分公司向中车公司给付货款，在事实和法律上均严重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一审法院（2015）丰民（商）初字第1620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德汇公司早在《买卖合同》盖章前的2013年10月即已将其名下的土地、房产抵押给中车公司，担保其与中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说明二者之间早已存在资金及业务往来关系。而多经分公司从未与中车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除本案所谓《买卖合同》之外，多经分公司从未与中车公司签署过合同或存在资金往来。对于中车公司与德汇公司之间的往来业务，多经分公司也从不知晓、从未参与。《买卖合同》落款日期是2013年12月，数量为12150吨、金额为46468000元。在2014年6月，中车公司还又与德汇公司订立8929.106吨、货款为33549230.72元的类似螺纹钢《买卖合同》。这都表明中车公司一直与德汇公司存在往来关系。除了本案《买卖合同》，多经分公司从不知晓也未参与二者之间的业务往来。由于中车公司与德汇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的资金和业务往来，中车公司于2015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德汇公司，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后，德汇公司被判令偿还款项。2017年10月，中车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未能发现德汇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9日裁定终结该案执行程序。该案执行程序被裁定终结后一周，2018年10月16日，中车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转向毫不知情的多经分公司主张货款。此时距《买卖合同》已近5年之久，期间中车公司从未与多经分公司有过实际联系。尽管表面上本案与上述案件没有事实上的关联，但从逻辑上分析，中车公司是因为未能自德汇公司回款，才向多经分公司转嫁责任，而不是真正出于与多经分公司有货物买卖业务或有真正的应付货款。如前所述，《买卖合同》也未经过多经分公司和中车公司实际磋商订立，多经分公司只是在德汇公司拿来的其与中车公司已经确定的《买卖合同》文本上盖章而已，从未与中车公司真正达成货物买卖合同。中车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向多经分公司实际交付了货物。中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合同，也没有实际履行，中车公司不过是起诉及申请执行德汇公司未果后，才向多经分公司转嫁责任，其追索路径清楚印证了中车公司的真正动机。在中车公司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其无权基于货物买卖向多经分公司主张所谓货款。中车公司及德汇公司之间的前案诉讼及该案查明事实对本案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各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也就该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而一审法院忽略该等关键事实，未予评述和认定，导致未能查明真相，未能揭示中车公司在前案生效判决执行未果后提起本案诉讼的内在真实原因，进而在本案中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对多经分公司判决不公。四、中车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多经分公司已实际收到《催款函》，该等函件不能发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一审法院违背基本证据内容，错误认定时效中断，在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明显错误，应予纠正。一审法院认定中车公司于2016年5月19日、2018年1月31日和2018年8月6日三次以EMS国内标准快递方式向多经分公司发出《催款函》，收货地址均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该地址为多经分公司注册地，且后两次均有人签收，并据此认定中车公司存在催告付款的事实，三次催告的时间连贯，可以视为诉讼时效中断。但是，这一认定超越证据内容，违背客观事实，严重忽视所谓《催款函》的快递单及妥投记录存在的重大瑕疵，存在明显错误。第一，就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19日的《催款函》而言，该等函件的快递单上没有收件人姓名、中车公司也并未提交任何邮寄记录或签收证明，其提交的所谓《速递邮件综合查询》仅能显示该等邮件号所对应邮件的寄达地为太原市，反映的是快递单本身即已载明的“寄达城市”这一信息，而完全不能证明该等函件确实寄给了多经分公司或其注册地址并妥善投递。事实上，一审法院认定后两次均有人签收，也印证了第一次无人签收。在2016年5月19日的《催款函》无任何签收记录、未能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三次催告的时间连贯，明显违背证据本身内容，缺乏事实依据。第二，就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31日和2018年8月6日的《催款函》而言，该等函件的快递单字迹模糊不清，寄件人、收件人、单位名称、地址、内件品名等完全无法辨认，邮寄记录也并未体现收件人及单位名称信息。经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核实，两家公司或其任何员工均从未收到该等函件。中车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等函件已实际寄达多经分公司，一审法院仅依据邮寄记录认定后两次均有人签收这一客观状态，但并未查明实际签收主体是否为多经分公司或西山公司，依据不足。第三，即使暂不考虑前述两点瑕疵，收货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催款函》已实际寄抵多经分公司。多经分公司的注册地为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四层1号，而非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更重要的是，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这一地址有多家其他公司注册并实际办公，并不只有多经分公司。该地址并未与多经分公司建立直接且唯一的联系，不能因收件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即认定函件实际寄达多经分公司、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本案中，多经分公司唯一一次回复中车公司来函、告知德汇公司未收到《买卖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的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此后，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2017年12月29日届满。即便假定有签收记录、落款时间为2018年的两封函件实际送达，该等函件也不能与之前2016年5月无邮寄及签收记录的函件连贯发生中断时效的效果。一审法院在认定仅后两次均有人签收的同时，认为三次催告的时间连贯，明显自相矛盾，违背证据本身内容，其关于诉讼时效是否经过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中车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中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多经分公司与西山公司共同支付中车公司货款13346500元；2.判令多经分公司与西山公司共同赔偿中车公司违约损失（以诉求一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银行同业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3日，天津天翔荣发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公司）与北京北车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车公司，系中车公司的前身）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北车公司向天翔公司购买螺纹钢，货款共计34026600元。2013年12月24日，北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BCWL-XSMD-20131224-1，约定：多经分公司向北车公司购买螺纹钢（品种及数量与天翔公司与北车公司《买卖合同》一致），货款共计35817300元；运输方式为：买方自提，费用自理，双方实行一票结算；检验标准、办法、地点及提出质量异议期限为：收货方按照国际检斤验收并出具收条，卖货方以收条为结算依据，收货方如对质量有异议在货到30日内提出；货款支付方式及期限为：卖方发完货后，开具相应的增值税票，买方在收到货及税票后，3个月内以银行承兑支付全部货款。2013年12月23日，天津荣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晶公司）与北车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北车公司向荣晶公司购买螺纹钢，货款共计10006400元。2013年12月24日，北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BCWL-XSMD-20131224-2，约定：多经分公司向北车公司购买螺纹钢（品种及数量与荣晶公司与北车公司《买卖合同》一致），货款共计10529200元；运输方式为：买方自提，费用自理，双方实行一票结算；检验标准、办法、地点及提出质量异议期限为：收货方按照国际检斤验收并出具收条，卖货方以收条为结算依据，收货方如对质量有异议在货到30日内提出；货款支付方式及期限为：卖方发完货后，开具相应的增值税票，买方在收到货及税票后，3个月内以银行承兑支付全部货款。中车公司提交2013年12月30日多经分公司盖章的《收货确认书》传真件及完税发票，用以证明北车公司已履行发货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义务。多经分公司对该《收货确认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德汇公司向其出具了《收货确认书》，但不能确认德汇公司是否收到货物。多经分公司主张上述《买卖合同》系德汇公司拿来要求该公司盖章，同时拿来该公司为卖方、德汇公司为买方的两份买卖合同，要求盖章；该公司均进行了盖章。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3月25日，多经分公司分6次向北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0000000元；2014年3月31日，北车公司收到德汇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3000000元，被背书人为：德汇公司和多经分公司，备注为：收多经分公司3000000元。剩余货款13346500元未支付。2015年12月28日，北车公司名称变更为中车公司。2014年7月28日，北车公司通过传真向西山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该公司核实欠货款数额，多经分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在下方盖章确认。中车公司提供2016年5月19日《催款函》、2018年1月31日《催款函》和2018年8月6日《催款函》，用以证明其多次向多经分公司催要过本案货款；并提交EMS国内标准快递单三张，收件人为多经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地址为：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签收情况为：1.2016年5月19日《催款函》未提交签收记录；2.2018年1月31日《催款函》于2018年2月11日被签收，签收人为：温爱珍；3.2018年8月6日《催款函》于2018年8月15日被签收，签收人为：谢融。多经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意见为：1.2016年5月19日《催款函》及EMS国内标准快递单没有收件人姓名，没有妥投记录，不予认可；2.2018年1月31日《催款函》及EMS国内标准快递单字迹不清、收件人及单位名称无法辨认，不予认可；3.2018年8月6日《催款函》及EMS国内标准快递单字迹不清、收件人及单位名称无法辨认，不予认可。三份《催款函》及EMS国内标准快递均未收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时间支付价款。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中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所盖公章为真实有效，双方均应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中车公司自上游公司购买货物后出售给多经分公司，多经分公司自述转售给德汇公司，依据中车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单》可以确认多经分公司已收到《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多经分公司已支付部分货款，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剩余货款。多经分公司辩称双方不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按照约定，多经分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及税票后3个月内支付货款，付款时间应为2014年3月31日之前，逾期未付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中车公司于2016年5月19日、2018年1月31日和2018年8月6日三次以EMS国内标准快递方式向多经分公司发出《催款函》，收货地址均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88号，该地址为多经分公司注册地，且后两次均有人签收，一审法院认定中车公司存在催告付款的事实，三次催告的时间连贯，可以视为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故对多经分公司关于中车公司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中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未就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应当以中车公司的实际损失计算，该损失为利息损失，对中车公司要求按照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多经分公司系西山公司的分公司，西山公司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中车公司有限公司剩余货款13346500元；二、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给付中车公司有限公司自2014年4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133465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二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中车公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西山公司提交租赁合同3份和会议纪要1份，用以证明多经分公司已于2017年底搬离工商登记住所，但工商登记住所地没有变更。多经分公司认可西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中车公司不认可西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认为多经分公司在其提交的上诉状中仍表述其地址为工商登记住所地，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是西山公司的关联公司，故对其出具的材料的真实性不认可，且会议纪要亦载明仅是在原则上不再变动办公室调整方案。中车公司提交资金结算专用凭证和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各2份，用以证明中车公司已向两上游卖方公司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多经分公司、西山公司对中车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资金结算专用凭证没有银行盖章确认，系中车公司内部出具材料，即便存在转账事实，亦不能说明转款用途为向上游卖方公司支付两份《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且付款方式亦与《买卖合同》约定不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西山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因西山公司亦认可多经分公司的工商住所地未发生过变更，且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在中车公司向多经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发函前曾告知过中车公司已变更实际办公地址，故本院对其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关于中车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因系中车公司与其上游卖方公司之间的付款记录，与本案涉争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关联性亦均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多经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于2014年12月30日向中车公司发出的《复函》载明，贵司2014年12月23日发来的催款函收悉。本院再查，多经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盖有德汇公司公章的《收货确认书》载明2013年12月德汇公司收到多经分公司发来货物一批。中车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盖有多经分公司公章的《收货确认书》传真件载明2013年12月多经分公司收到中车公司发来货物一批。上述两份《收货确认书》所载的具体收货货物名称、规格、数量、计量单位处信息均一致，且与中车公司与多经分公司签订的2份《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相应信息之和一致。此外，中车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和2013年12月30日向多经分公司开具2份《买卖合同》项下货款总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多经分公司亦在收到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全额抵扣。中车公司在二审中明确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4年4月1日起算。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应当归纳为以下两项：第一，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签订的2份《买卖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第二，中车公司在本案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2份《买卖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均上诉主张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多经分公司签订2份《买卖合同》之行为并非系其与中车公司达成涉案《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中车公司亦未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实际履行供货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中车公司提交盖有多经分公司公章的《买卖合同》、《收货确认书》传真件、复核欠货款金额的《询证函》、多经分公司向其进行六次付款转账行为的中信银行来帐业务回单及载有多经分公司向中车公司支付货款内容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以证明其与多经分公司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多经分公司给付剩余货款。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虽否认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就此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其提交的德汇公司盖章确认的《收货确认书》所载明的货物名称数量亦与中车公司提交的《收货确认书》传真件所载内容以及涉案2份《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内容均一致。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证明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中车公司向多经分公司提供货物、多经分公司欠付货款的事实成立。故一审法院对中车公司关于其与多经分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主张予以采信，处理并无不当。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关于多经分公司与中车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中车公司在本案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经查，2份《买卖合同》均约定买方在收到货及税票后3个月内以银行承兑支付全部货款，2份《收货确认书》载明的收货时间均为2013年12月，中车公司于2013年12月30日将2份《买卖合同》项下总货款的足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完毕，现中车公司主张涉案货款的诉讼时效期间自2014年4月1日起算，本院不持异议。鉴于多经分公司在一审提交的《复函》载明2014年12月23日中车公司曾向其发送催款函，且中车公司提交了2016年5月19日《催款函》、2018年1月31日《催款函》、2018年8月6日《催款函》及相应邮寄快递单证明向多经分公司催要涉案款项，现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虽上诉称未收到中车公司发送的相关《催款函》，进而主张本案诉讼时效并未中断，至中车公司提起本案之诉时诉讼时效已届满，但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未届满，符合法律规定，并无明显不妥，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多经分公司和西山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222元，由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多种经营物资经销分公司、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周 岩审 判 员  周晓莉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贾凯迪书 记 员  苏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