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5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童培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娟，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辉，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原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法定代表人:张国森，总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利，山东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营，山东鲁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法定代表人：李合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灵，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亚玲，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能源公司）因与上诉人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泰物流公司）、被上诉人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泰控股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19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能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鲁0191民初971号民事判决，改判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欠付货款16627678.61元。同时改判鲁泰物流公司以欠付货款16627678.61元为基数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2.依法改判鲁泰控股集团就鲁泰物流公司应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上诉费由鲁泰物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2004年7-12月份的交易习惯完全一致，且济宁国通燃化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国通公司）已将12月份煤炭运送至邹县电厂，山东能源公司已经善尽举证义务。首先，就本案2018年6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鲁0191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7月24日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同日，山东能源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及济宁国通公司三方之间的业务链条为“济宁国通公司一山东能源公司一鲁泰物流公司一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邹县发电厂（以下简称邹县电厂）”，三方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为：济宁国通公司卖给山东能源公司煤、山东能源公司卖给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再卖给邹县电厂。合同签订后开始履行，由济宁国通公司负责具体操作，鲁泰物流公司依据电厂的收货向山东能源公司提供运煤数据统计单和结算单，山东能源公司给鲁泰物流公司开增值税发票，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货款。合同签订后，山东能源公司依约履行供货义务，鲁泰物流公司也依据其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及《结算单》确定的数额按时给山东能源公司结算支付了2014年7到10月份的货款。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1月、12月欠款事实发生后，山东能源公司一直对其进行催要，2015年1月22日，鲁泰控股集团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担保函》，就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业务向山东能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山东能源公司的多次催要下，鲁泰物流公司才分别于2015年3月30日支付1000万元、2015年5月8日支付600万元、2015年5月25日支付1197028.65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20万元的货款，至今仍拖欠山东能源公司11月份货款480万元及12月份全部货款16827678.61元未予支付，共计拖欠山东能源公司货款本金21627678.61元。2015年3月11日，济宁国通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500万元，扣除该款项后，截止目前，鲁泰物流公司共计拖欠山东能源公司货款本金共计16627678.61元。第二，在本案原二审阶段，鲁泰物流公司通过恶意的刑事报案，举报济宁国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中涉嫌诈骗，济宁市公安局北湖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振中进行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2019年9月26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伪造公章罪对王振中提起公诉。2020年10月29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济任检公刑变诉(2020)4号《变更起诉决定书》，认为王振中涉嫌诈骗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一案经法院审理，发现案件事实与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部分事实与不符，变更起诉，撤销了原济任检公刑诉(2019)793号《起诉书》对王振中关于诈骗山东能源公司及鲁泰物流公司的指控。该刑事案件完全是因为鲁泰物流公司妄图通过刑事手段逃避责任而起，本案的客观事实，在该刑事案件就已经全部查清：2014年12月18日山东能源公司将2014年12月份14613800元的货款支付至济宁国通公司招行账户，济宁国通公司于当日将其中的1400万元转至其实际控制的邹城市嵘兴物资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城嵘兴公司）工行账户，并于当日又将该1400万元支付至鲁泰物流公司建行账户，鲁泰物流公司在山东能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其与电厂的结算便利，擅自将山东能源公司纳入了其主导并操作的“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的空转贸易。当邹城嵘兴公司将款项支付给鲁泰物流公司以后，鲁泰物流公司没有支付给山东能源公司而是利用其结算优势将该笔款项作为其“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业务链条中对济宁国通公司的付款，支付给了济宁国通公司，然后由济宁国通公司采购12月份的煤炭供应给了邹县电厂。2015年1月9日电厂将12月份货款21162628.57元支付给鲁泰物流公司之后，鲁泰物流公司并没有将挪用的应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货款支付给山东能源公司。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员工王法源的陈述，其原因是：外部审计发现了鲁泰物流公司主导的这种空转贸易，鲁泰集团将这种贸易方式叫停了。这也是张彤陈述的：“鲁泰换领导了，业务不能做了，不能走账了，也不能开发票了….”，从而导致鲁泰物流公司至今仍拖欠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1月份480万元及12月份全部16827678.61货款至今未予支付。第三，鲁泰物流公司对7-12月份供煤单据均不认可，辩称上述单据能均为王振中伪造，其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系根据发票结算价款，见票付款，纯属狡辩，与客观事实亦严重不符：(1)双方《煤炭买卖合同》第四条结算办法明确约定：“出卖人交货到厂后，收货单位出具收货证明，买受人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并注明结算主体：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2014年7-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及结算单完全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鲁泰物流公司也依此支付了2014年7-10月份全部货款及11月份部分货款。(2)山东能源公司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充分证明了2014年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上加盖的“鲁泰物流公司”的印章与2014年7至11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上加盖的“鲁泰物流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双方2014年7-11月份与12月份的交易模式和交易习惯完全一致，鲁泰物流公司否认双方12月份的交易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鲁泰物流公司主张双方根据发票结算价款，见票付款，纯属狡辩。在没有结算单据确定数量、单价的情况下，如果开具发票、开具多少数额的发票?难道山东能源公司开多少发票，鲁泰物流公司就支付多少货款吗?(4)鲁泰物流公司代理律师张春利在其2018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结算单即进煤数据统计单的事实，也认可单据由济宁国通公司人员传递的事实。但当公安机构询问“你们给山能提供的燃料结算单你们有留存吗”时，张春利却表示“因为我们公司刚刚进行了调整，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都调整了，.....现在公司里应该是没有留存”。鲁泰物流公司明显是在故意隐瞒对其不利的证据，企图逃避对山东能源公司的付款义务。第四，山东能源公司已经举证证明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的2014年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与双方无争议的2014年7-11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加盖的公章完全一致，双方12月份的交易习惯与7-11月份的交易习惯亦完全一致。且2014年12月8日，山东能源公司向济宁国通公司支付12月份货款14613800元，济宁国通公司向邹县电厂供煤51127.34吨，结算金额为21162628.37元，邹县电厂已将该笔货款支付给鲁泰物流公司。济宁国通公司2014年12月份实际供货数额大于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的12份进煤数据统计单确认的41052.13吨。山东能源公司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举证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根据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已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向鲁泰物流公司履行了2014年12月份煤炭供货义务”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鲁泰物流公司操作并主导了多条贸易链条，其利用自身结算优势与损害山东能源公司合法权益证据确凿，存在明显恶意及重大过错，其应当承担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欠付12月份货款的义务。首先，王振中在2018年4月11日《声明》中陈述的内容不是事实，该《声明》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该份《声明》是2018年4月2日原一审开庭并辩论终结后，鲁泰物流公司发现案件结果可能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威胁王振中出具并向法院提交的。该《声明》是鲁泰物流公司举报王振中涉嫌诈骗并由济宁公安部门启动刑事调查的最关键证据。该《声明》中明确载明“2014年12月份的有关材料均是声明人为了获取山东能源公司的资金擅自伪造的，鲁泰物流公司对此不知情”，如果该声明内容属实的话，王振中肯定构成诈骗，但经济宁公安司法部门全面调查，认定王振中并不构成诈骗，(2019)鲁0811刑初1511号刑事判决并未采信该《声明》，没有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这可以充分证明该《声明》的内容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第二，济宁公安、司法机关只认定王振中构成“伪造公章”但并未认定其构成“诈骗”，其原因也是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鲁泰物流公司对该印章是明知的，认可该印章的效力。鲁泰物流公司印章管理非常混乱，其同时使用多枚公章，在2017年7月和9月，鲁泰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资料中就使用了3枚不同的印章，其在2017年7到9月同一时期甚至同时使用4枚公章，鲁泰物流公司申请的司法鉴定得出的结论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三，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向济宁公安、司法机关提交的《贸易情况说明》可以充分证明本案的全部客观事实。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在该《贸易情况说明》中的自认：鲁泰物流公司不仅主导并操作了2014年11月-2015年1月份期间的“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的空转业务链条，同时还主导并操作了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份期间的“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期间的“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两条空转业务链条。在2014年7-12月份期间双方正常的“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的业务链条以外，鲁泰物流公司在山东能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济宁国通公司在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又直接建立了一条“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的业务链条。鲁泰物流公司利用其与电厂的结算优势，更是在山东能源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双方正常的业务链条调整至其主导并操作的“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的空转贸易链条。就此，鲁泰物流公司严重违约，存在着明显恶意和重大过错，证据确凿。根据《贸易情况说明》，鲁泰物流公司同时操作着9个贸易链条，哪个业务链条是真实的向电厂供货的业务链条、哪个链条是其操作的空转链条，完全由其自身完全掌握。根据电厂提供的数据与鲁泰物流公司认可的双方2014年7-11月份的供煤日期和数量进行对比，除7月份的数据基本吻合以外，8至11月份的供煤日期和数量均无法一一对应。甚至出现鲁泰物流公司认可的11月份山东能源公司供给其的煤炭多于其同期供给电厂的数额的情形。鲁泰物流公司在明知2014年8-11月份的数据无法一一对应，甚至在另行与济宁国通公司单独签订合同、办理结算并支付货款的情况下，还与山东能源公司办理结算并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2014年7-11月份的货款，骗取山东能源公司的信任。更有甚者，在原一审时鲁泰物流公司的代理律师还一直谎称是电厂没有向鲁泰物流公司支付货款导致其付款条件没有成就。这一系列的事实可以充分的证明：2014年7-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并非王振中单方伪造，而是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共同的意思，鲁泰物流公司的目的就是取得山东能源公司的信任，利用其与电厂的结算优势，使用山东能源公司的资金进行空转贸易。对于整个过程，鲁泰物流公司是明知、主导并实际操作的，这也是济宁公安司法机关最终并未认定王振中构成诈骗，却认定鲁泰物流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贻久构成犯罪的根本原因。鲁泰物流公司在其中起着完全主导的作用，且存在着明显的恶意和重大过错，严重侵害了山东能源公司的合法权益。即使是存在所谓鲁泰物流公司擅自将山东能源公司正常的供货业务调整至其主导的“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业务链条的“走票、走单不走货”的空转贸易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的裁判精神，也不能因为“未走货”而否定双方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鲁泰物流公司违反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约定，擅自变更双方的业务链条，其因其自身的明显恶意和重大过错而受益却直接导致山东能源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当然应当承担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欠付12月份货款的义务，否则将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及公平的原则，也将严重侵害山东能源公司的合法权益。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鲁泰控股集团应当依法向山东能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首先，鲁泰控股集团作为鲁泰物流公司的唯一股东，应就其财产独立于鲁泰物流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则应就鲁泰物流公司拖欠的货款本金及利息向山东能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鲁泰控股集团作为鲁泰物流公司持股比例100%的唯一股东，应对其财产是否独立于鲁泰物流公司的财产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其举证不能，则应就鲁泰物流公司拖欠山东能源公司的货款本金及利息向山东能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审计报告》与公司资产是否独立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不能免除鲁泰控股集团继续举证其财产独立于鲁泰物流公司的相应举证责任。鲁泰控股集团就其财产是否独立于鲁泰物流公司，仅向法庭出示了2013年至2016年鲁泰物流公司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与公司资产是否独立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尤其是在山东能源公司举出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财产并不独立，鲁泰物流公司完全受控于鲁泰控股集团，鲁泰控股集团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情形下，鲁泰控股集团仅举证所谓鲁泰物流公司2013年至2016年的《审计报告》不能免除其应继续举证其财产独立于鲁泰物流公司的相应举证责任，对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67号民事判决，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亦已作出明确认定。第三，鲁泰物流公司向济宁公安司法机关提交的《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九)项中明确规定“严格按照《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及补充意见》的规定办理资金上收、下拨及‘即进即出’手续”，这与山东能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1完全可以相互印证，鲁泰物流公司的资金完全由鲁泰控股集团掌控，其财务并不独立。第四，从本案庭审过程中鲁泰控股集团律师代理对整个案件的举证、质证以及发表的辩论意见可以充分看出鲁泰控股集团对整个案件细节的掌握甚至比鲁泰物流公司都清楚，其对鲁泰物流公司有完全的掌控力，鲁泰物流公司实质上并不独立，而只是鲁泰控股集团的一个部门。一审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将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财产是否独立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山东能源公司，认定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两公司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存在混同，从而驳回山东能源公司关于鲁泰控股集团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明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鲁泰物流公司拖欠山东能源公司16627678.61元货款本金，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应当依法清偿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财产并不独立，鲁泰物流公司完全受控于鲁泰控股集团，鲁泰控股集团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情形，鲁泰控股集团应就鲁泰物流公司拖欠山东能源公司的货款本金及利息向山东能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山东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山东能源公司的合法权益。鲁泰物流公司辩称，一、山东能源公司所称与鲁泰物流公司在2014年7-12月交易习惯完全一致并不属实，且济宁国通公司将12月份的煤炭发至邹县电厂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第一，正是因为2018年6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鲁0191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才会在原二审被济南中院发回重审以便查清本案的事实，还原本案真相。本案的事实是：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指定的收货人为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本院注：即邹县电厂），2014年11月、12月邹县电厂并未收到山东能源公司的供货，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煤炭吨位、价格计算、发票金额均与邹县电厂的收货数量存在天壤之别。山东能源公司不能提供真实的发货单、收货单等合法结算凭证，实际上更未供货，其主张无事实基础。自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形成买卖关系开始，《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从来不是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的结算凭证。鲁泰物流公司从未制作、出具该形式的书面材料。山东能源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已被确认为王振中伪造。华电公司也从未在上述单据上盖章。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结算付款以开具发票，同时结合邹县电厂出具的《燃料结算单（汽车）》进行，从未出现过《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而非山东能源公司在其上诉状中反问的：“难道上诉人开具多少发票，鲁泰物流就支付多少货款吗？”很明显山东能源公司发现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能有效证实在2014年11月、12月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事实上也亦未供货）后，故意曲解鲁泰物流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第二，鲁泰物流公司进行刑事报案符合法律程序，并非恶意报案。鲁泰物流公司报案后，公安机关以王振中涉嫌伪造公章罪、诈骗罪进行刑事立案并进行立案侦查。即使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济任检公刑变诉（2020）4号《变更起诉书》，该文件认定的只是部分起诉事实不符而进行变更起诉，并非否定诈骗罪，是因为对于诈骗事实暂未查清，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检察院也并未作出撤诉处理，而是要求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还会再次起诉。且王振中（2019）鲁0811刑初1511号案件现已终结，鲁泰物流公司是在自身利益遭受损失后及时向公安机关寻求公力救济，并非山东能源公司所称的为逃避责任而进行恶意报案，若鲁泰物流公司果真存在恶意报案的可能，那么鲁泰物流公司势必会受到处罚，很显然，山东能源公司属于捏造事实。第三，鲁泰物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贸易情况说明》证据第八个供货链条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为空转贸易，鲁泰物流公司既没有收到山东能源公司的煤炭，也没有收到多余的货款，该链条下山东能源公司没有在2014年11月、12月向华电公司实际发货，无权主张货款。另外，鲁泰物流公司收到的邹城嵘兴公司的1400万元与本案无关。该款反映的是《贸易情况说明》中第六个供货链条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在鲁泰物流公司收到邹城嵘兴公司的1400万元之后，鲁泰物流公司并未私自占有，而是在扣掉相应的差价之后，按照正常的交易流程向济宁国通公司付款，并不存在串通的情形，而且鲁泰物流公司只是凭借对方开具的发票付款，对于虚假交易并不知情。此交易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山东能源公司无权主张。第四，邹县电厂在2014年11月、12月收到的煤炭，是济宁国通公司根据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直接订立的合同向邹县电厂送货，合同内容、煤炭吨位、价格计算、发票金额等在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在鲁泰物流公司与华电公司之间均能两两印证，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第五，烟富司鉴[2019]文鉴字第239-１号检材－－《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上加盖的印章均被认定为伪造的印章，与鲁泰物流公司备案公章不属于同一枚，同时鲁泰物流公司也从未见过此种类型进煤数据统计单；结合邹县电厂在《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上面出具的《证明》可以印证，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均系虚假的，系王振中为了获取山东能源公司的资金擅自伪造的，山东能源公司提供的该证据为无效证据，不能被采纳。二、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在2014年12月份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买卖关系，鲁泰物流公司不欠山东能源公司货款，无需承担责任。第一，山东能源公司称鲁泰物流公司提供的王振中的《声明》系鲁泰物流公司威胁王振中出具的属于恶意诽谤，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而是其在遭受损失后为了找寻责任承担的主体而对鲁泰物流公司进行恶意诉讼。王振中伪造公章一案并非只是伪造了鲁泰物流公司的公章，鲁泰物流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冒着被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威胁王振中作出任何《声明》，王振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声明》代表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山东能源公司所称均系其为了让鲁泰物流公司承担责任而恶意歪曲事实。至于王振中是否构成诈骗，前已述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济任检公刑变诉（2020）4号《变更起诉书》，该文件认定的只是部分起诉事实不符而进行变更起诉，并非否定诈骗罪，是因为对于诈骗事实暂未查清，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检察院也并未作出撤诉处理。第二，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1条规定，鲁泰物流公司对王振中伪造印章并伪造《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毫不知情，且上述伪造的凭证从未出现在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的交易中；鲁泰物流公司从未授权王振中以任何形式加盖任何印章；王振中从未取得鲁泰物流公司的代理权。王振中伪造公章形成的犯罪材料，即《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对鲁泰物流公司不产生任何效力，山东能源公司所称与事实不符。第三，按照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自2014年10月之前，双方合计发生煤炭交易65897.98吨，已达到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60000吨，鲁泰物流公司亦足额支付了货款，该合同履行完毕，双方均予以认可，此后，鲁泰物流公司无论与谁建立买卖关系均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山东能源公司所称鲁泰物流公司违约并不属实。2014年10月、11月、12月以及2015年，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早已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买卖关系，煤炭的真实交易为：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鲁泰物流公司提供《贸易情况说明》是为了证明鲁泰物流公司在煤炭交易过程中的情况，鲁泰物流公司与谁建立买卖关系、如何结算、如何付款，均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三、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山东能源公司主张鲁泰控股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方面，鲁泰物流公司不欠付山东能源公司任何货款，无需承担责任，鲁泰控股集团作为与鲁泰物流公司完全独立的公司更无需承担责任；另一方面，鲁泰控股集团提交的2013年至2016年的审计报告，明确显示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的人事组织架构不同、二者之间的业务往来及应收应付账款清晰、财务及产权关系区分严格、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足以印证鲁泰物流公司的财产独立于鲁泰控股集团的财产；二者之间的财产状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因此山东能源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山东能源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鲁泰控股集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并未发生任何混同，山东能源公司以财产混同追加鲁泰控股集团为连带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鲁泰控股集团在被追加为被告后，即第一时间向法院提交了自2013年成立起至本案起诉时严格按照公司法履行的法定证据--全部审计报告，足以证实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财产相互独立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结论，是证明母子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财产混同的法定证据。鲁泰控股集团提交的四份审计报告审计结论明确、且无任何保留意见，足以证明鲁泰控股集团作为鲁泰物流公司的唯一股东，母子公司之间的财务完全独立。山东能源公司未对审计报告提出有效质疑，虽上诉称“举出充分证据证明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财务不独立”，但未见其提交所谓的“充分证据”。2.鲁泰控股集团作为国企集团对其下属子公司实行资金的集中管理，并未影响子公司对其资金的所有权，山东能源公司以此主张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财务混同不能成立。鲁泰控股集团设立的资金管理平台，目的是对各下属公司的资金进行高效、安全的集中管理和监督，各下属公司均在资金管理平台拥有独立的核算账户，其财产所有权并不因资金的集中管理而有所改变。山东能源公司所称的“资金上收、下拨及即进即出手续”是实现资金集中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各下属公司的资金上拨后存储在资金管理平台上与存储在各大商业银行的账户内并无本质区别，不影响财务记账和资金的所有权归属，财务混同情形不存在。3.山东能源公司将鲁泰控股集团代理律师依法履行代理职责的行为认定为鲁泰控股集团对鲁泰物流公司的掌控力，没有依据。自2017年7月鲁泰控股集团被追加为被告后，代理律师才接受其委托参与本案诉讼。在诉讼中根据各方出示的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充分全面的掌握案件细节，以及厘清事实、发表客观严谨代理意见，均是代理律师履行代理职责的本分，与鲁泰控股集团是否对鲁泰物流公司具备掌控力无任何关联性。山东能源公司由此主张“鲁泰物流公司实质上并不独立，而只是鲁泰控股集团的一个部门”，没有依据。4.山东能源公司上诉称鲁泰控股集团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情形，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见其提交证据证明鲁泰控股集团实施了滥用股东权利且令债权人权益受损的情形。二、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12月供货义务履行证据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王振中私刻公章用于本案贸易而形成的犯罪证据，不具有民事证据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其不能证明履行了2014年12月份煤炭供货义务完全正确。1.一审法院对山东能源公司不能证明已履行12月份煤炭供货义务的论述全面详实、证据确凿充分，无不当之处。2.山东能源公司上诉提出的新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第一、检察机关撤销对王振中诈骗山东能源公司的指控，主要因山东能源公司而作出。王振中以伪造的印章在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的贸易中制作了收货证明（即《进煤数据统计》），将其交付山东能源公司后获取预付货款。该事实与山东能源公司在补充证据5银行交易明细的证明对象中陈述完全一致，即其依据12月《进煤数据统计》向济宁国通公司预付了12月份货款1461万元。但是，山东能源公司在上述犯罪事实确凿无疑的情况下，仍坚持认为王振中以伪造单据获得其1461万预付货款不构成诈骗，主张与济宁国通公司之间完全是民事纠纷。因此，虽然公诉机关已经对王振中涉嫌诈骗山东能源公司提起公诉，但在受害人不承认受害的窘况下，也只能撤回对王振中诈骗的指控。第二、鲁泰物流公司原法人李贻久与王振中同时被采取刑事措施，但其最终被认定的罪名是造成鲁泰物流公司重大损失的失职罪，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其作为国有企业负责人，在贸易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在2015年5月7日至2015年9月9日向王振中的济宁国通公司拨付预付款2548万元，造成鲁泰物流公司重大损失。李贻久的犯罪事实与本案并无关联，但山东能源公司无视该事实，称本案“鲁泰物流公司明知、主导并实际操作”，是司法机关“最终未认定王振中构成诈骗，却认定李贻久构成犯罪的根本原因”，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中放弃了500万诉求金额，按照欠款形成的先后顺序，应为放弃诉求中的2014年11月货款部分。一审法院依然判决鲁泰物公司流偿还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1月欠款480万，不但违反常识常理，而且超出山东能源公司的诉求范围。本案山东能源公司原诉求金额包括2014年11月欠款480万和2014年12月欠款1682余万元，其认可济宁国通公司于2015年3月偿还500万的事实，但直到一审重审中才提出降低500万诉讼标的的申请，并得到法院的许可。该500万款项性质无论是承担担保责任的代偿，还是预付款的返还，都不能改变山东能源公司认可其诉求货款已获得部分清偿，以及山东能源公司已经据此放弃500万诉讼请求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以双方证据不足为由对500万款项的性质不做认定情有可原，但是却仍需面对并裁决山东能源公司诉讼请求已经降低500万的事实。在无特殊约定情形下，按照一般人关于先偿还在先欠款的认知逻辑，该500万应为对2014年11月欠款的清偿，山东能源公司放弃的500万亦应为诉讼请求中在先产生的2014年11月欠款。在山东能源公司已经放弃2014年11月欠款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明显违背常识常理，且超出山东能源公司诉求范围，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山东能源公司主张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财产不独立违背客观事实；山东能源公司不能证明已经履行2014年12月供货义务；其主张的2014年11月贸易即使存在，剩余480万欠款已由济宁国通公司偿还，山东能源公司也放弃了相应诉求，因此其诉讼请求应予全部驳回。补充：山东能源公司自2017年8月将鲁泰控股集团追加为连带被告并查封2600万元银行存款资金至今，本案案情事实真相已查清，足以证明山东能源公司的诉讼不具备正当性，其对鲁泰控股集团2600万元存款采取的保全行为不具备合理性，具体表现在对保全金额及保全标的都存在重大错误，山东能源公司在其确认500万元诉讼标的已经在2015年3月11日由济宁国通公司偿还，并且该款项在原一审2018年6月作出判决时并未支持，在前述情形下，山东能源公司仍然在原一审法院召开的听证会中坚持既不解除也不变更对鲁泰控股集团的巨额查封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请求法院能够及时解除对鲁泰控股集团2600万元资金的保全措施，以避免更大损失。鲁泰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鲁泰物流公司对一审判决鲁泰物流公司承担480万元货款及利息不服，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山东能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山东能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份，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2014年11月份，不存在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或山东能源公司直接向邹县电厂送货的事实。本案事实是：(一)2014年11月，包括同年10月、12月，鲁泰物流公司实际参与交易的贸易链条为：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2014年11月，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订立合同，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订立合同，根据合同，济宁国通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48450.86吨，鲁泰物流公司向邹县电厂供货48450.86吨，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发票、供货凭证、付款凭证同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之间的上述材料对比，证明了合同订立时间及供货时间的连贯性，供货吨位与收货吨位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完全吻合。2014年10月、12月，煤炭的真实交易为济宁国通公司至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至邹县电厂，货物发运单、收货单、资金交易、发票开具都能相互印证。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订立合同，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订立合同，根据合同，济宁国通公司10月、12月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分别为45247.63吨、51127.34吨，鲁泰物流公司向邹县电厂供货亦分别为45247.63吨、51127.34吨，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发票、供货凭证、付款凭证同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之间的上述材料对比，证明了合同订立时间及供货时间的连贯性，供货吨位与收货吨位更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完全吻合。(二)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合同在2014年10月前即已履行完毕。2014年7月，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约定由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供应煤炭60000吨”，至2014年10月前，双方合计发生煤炭交易65897.98吨，已超过合同约定的供货数量，鲁泰物流公司亦足额支付了货款，该合同履行完毕，双方均予以认可。此后，鲁泰物流公司无论与谁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均与山东能源公司不具有关联性。综上，在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履行完毕65897.98吨煤炭且鲁泰物流公司支付足额货款之后，双方合同即已履行完毕。2014年10月之后，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自2014年10月开始，鲁泰物流公司便开始与济宁国通公司订立买卖合同，实际的贸易链条是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在2014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期间，该链条上的合同内容、煤炭吨位、价格计算、发票金额等在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之间均能一一对应，且完全吻合。因此，可以看出2014年10月、11月、12月期间的煤炭供应与山东能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在2014年11月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等收货证明材料均是虚假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自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形成买卖关系开始，《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从来不是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的结算凭证。鲁泰物流公司从未制作、出具该形式的书面材料。第一，根据烟富司鉴[2019]文鉴字第239-1号检材，《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上加盖的印章均被认定为王振中伪造的印章，王振中通过私刻印章，伪造的收货证明与邹县电厂的收货证明格式完全不同，且邹县电厂也从未在上述单据上盖章，相关伪造事实已经被(2019)鲁0811刑初1511号刑事判决依法认定。据此，山东能源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无任何参考价值。第二，山东能源公司提供的虚假凭证中数量、参数、供货日期等均与邹县电厂提供的数据严重不一致，漏洞百出。第三，结合李贻久的讯问笔录，其始终没有认可山东能源公司的虚假单据，对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交易亦不知情。综上，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等收货证明材料均系王振中伪造的虚假材料。且事实上，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在2014年10月份以后也早已不存在任何买卖关系，因此山东能源公司提供的此类证明材料均不能作为证据材料使用，更不能证明在2014年11月，鲁泰物流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三、鉴于2014年11月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交易事实不存在，因此鲁泰物流公司不欠付山东能源公司货款480万元，更不应当支付相应利息。鲁泰物流公司对于2014年11月份的款项支付是基于重大误解所产生的，具体如下：2015年7月8日，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发出《往来款询证函》，鲁泰物流公司也仅仅是根据当时账面上显示的金额予以核对，此时鲁泰物流公司还并不知晓王振中伪造了鲁泰物流公司的印章，但是后来经过申请法院调查令去邹县电厂调取证据才发现，山东能源公司在2014年10月、11月、12月并没有向邹县电厂供货；2018年2月8日，原审法院组织了庭前会议，2018年4月2日原审第一次庭审，鲁泰物流公司发现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很多证据并非鲁泰物流公司所出具，因而有理由怀疑山东能源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存在虚假诉讼，会让鲁泰物流公司面临重大损失；鲁泰物流公司曾于2017年7月、2017年12月、2018年1月、2018年2月8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2日、2018年5月，即在原审案件庭审前、庭前会议、法院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前、开庭审理时、开庭审理后，多次依法向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想要查清本案事实，但均遭一审法院不当拒绝。2018年9月6日，在多方取证无果的情况下，鲁泰物流公司去济宁市公安局报案，举报本案所涉犯罪；2019年8月29日，本案经二审裁定后发回重审期间，鲁泰物流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后终于得到允许，持调查令前往邹县电厂，获取了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经过对调取的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分析得出：鲁泰物流公司在2014年11月向山东能源公司付款，仅仅是基于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提供的发票，但该月没有交易事实发生，山东能源公司该月根本未向邹县电厂送货。实际上，2014年11月份的供货链条为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邹县电厂，邹县电厂收到的煤炭不是山东能源公司而是济宁国通公司所供应。鲁泰物流公司认清该事实是在调取了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后才得以实现，鲁泰物流公司报案时虽曾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只剩480万元没支付给山东能源公司，那是因为当时还未取得法院调查令，未得到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仅仅是根据当时的账面记载进行的陈述。在鲁泰物流公司申请到法院调查令之后，取得了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同样地，山东能源公司也通过申请调查令的形式调取了邹县电厂的收货数据；根据双方所调取的材料显示，邹县电厂在2014年11月收到的鲁泰物流公司供货数量为48518.17吨，该数据与济宁国通公司根据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向邹县电厂供货的数量48518.17吨完全吻合，而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11月份的供货数量为54230.4吨，与邹县电厂收货的数量存在巨大差距。邹县电厂在2014年11月份自始至终只收到一次48518.17吨的煤炭，因此该证据足以证明在2014年11月份山东能源公司并没有向邹县电厂供应任何货物，即在2014年11月，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这个贸易链条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在本案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中，鲁泰物流公司已将在邹县电厂调取的2014年10月、11月、12月的真实交易数据作为关键证据提交，该证据足以推翻鲁泰物流公司曾经基于重大误解而自认的对己不利的事实和证据。因此，鲁泰物流公司撤销基于重大误解的自认，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及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自认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必须是非基于重大误解所作出。鲁泰物流公司在报案时的陈述是基于当时的事实与证据所作出的，但是鉴于本案的事实已经查清，鲁泰物流公司的自认很明显是在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若不允许鲁泰物流公司撤销基于重大误解的自认，则不符合上述立法精神。诉讼的最终目的之一是发现案件事实。按照必要合法正当的程序获得的证据材料确实能够否认自认事实的，应该允许撤回自认并确认撤回的效力。四、鲁泰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在2014年12月及10月、11月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事实，一审法院判决中记载“案涉12月份鲁泰物流公司、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实际通过哪条贸易链进行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实”与庭审举证不一致，属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鲁泰物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2014年10月、11月、12月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之间交易的各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在2014年10月、11月、12月的贸易链条为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鲁泰物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关贸易链条证据足以证明12月份真实的贸易链，但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证据如下：第一组：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2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邹县电厂与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2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第二组：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2014年10月份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燃料结算单》、《记账凭证》、《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邹县电厂第7页共11页与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0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燃料结算单》、《记账凭证》、《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2014年11月份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邹县电厂与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1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第三组：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2015年1月至2015年10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邹县电厂与鲁泰物流公司2015年1月至2015年10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各一份，《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该三组证据能够明确地证明：不论是在2014年10月、11月、12月，还是在2015年的1月至2015年10月的多次煤炭买卖交易过程中，都是按照“鲁泰物流公司购买济宁国通公司的煤炭后，转卖邹县电厂”的固有模式，其中并未有山东能源公司的参与，这也证明了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在该月并不存在交易关系。济宁国通公司至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至邹县电厂的交易不仅发生在2014年10月、11月、12月，在2015年1月至10月也形成了稳定、连贯的交易链条，且鲁泰物流公司没有理由在拥有如此稳定、连贯的交易链条时，突然间在2014年12月份和山东能源公司建立交易关系。因此，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另外，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订立合同的时间一致，供货吨位与收货吨位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完全吻合，根据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减去相应的差价后能够相互对应，足以证明三方具有稳定、连贯的交易链条，邹县电厂收到的煤炭即为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约定的煤炭。说明邹县电厂收到的货物是因济宁国通公司履行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合同产生，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县电厂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与山东能源公司无关，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主张货款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书总结争议焦点部分记载“案涉12月份鲁泰物流公司、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实际通过哪条贸易链进行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实”存在错误，其错误认定了鲁泰物流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相应证据。五、即便认为2014年11月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存在交易，一审法院也应当正确查明济宁国通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予扣减。2015年3月11日，济宁国通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付款500万元。据王振中、济宁国通公司等的代理人刘斌在原审二审中自认：“王振中、张艳自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的业务开始一直承担担保责任。”且山东能源公司在原审二审中同样自认：“鲁泰物流公司所称担保责任自2017年3月1日才设立是与本案事实不符，正如鲁泰物流公司所陈述，自2014年7月1日业务发生时，济宁国通公司等既签署了担保函，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2017年的担保函是基于前面的担保函已过了保证期间而向法庭提交的在担保期间且有效的担保函。”因此，根据王振中代理人及山东能源公司双方的自认，自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的业务开始，济宁国通公司等的保证责任便开始。在诉讼前，鲁泰物流公司对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并不知情。事实上，鲁泰物流公司并不清楚济宁国通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济宁国通公司、王振中等承担了保证责任。鉴于2014年10月、11月、12月，山东能源公司并未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不存在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县电厂这一交易链条，所以认为500万元是济宁国通公司退还给山东能源公司的预付款。在该500万元由济宁国通公司支付给山东能源公司之前，当时账面记载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欠付金额是500万元，退一步讲，假设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在2014年11月份真的存在业务往来，那么济宁国通公司基于保证等原因于2015年3月11日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500万元便是承担了保证责任，这对于王振中、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都是自认的，因此应当认定为代偿款。而一审法院却称：“山东能源公司主张济宁国通公司系履行担保责任，与正常履行担保责任的逻辑不符，对该500万元款项性质，依据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现有证据无法确认，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违背了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对500万元款项性质的自认，假设存在2014年11月份的交易，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该500万元款项就应当认定为代偿款。山东能源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是向鲁泰物流公司主张2014年11月份的欠付货款480万元和2014年12月份的欠付货款16827678.61元，共计21627678.61元。在本案发回重审过程中，鉴于山东能源公司自认济宁国通公司等的担保行为，认可收到了500万元，并在其最初主张的21627678.61元货款中予以扣除，这说明山东能源公司对该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已经认定为代偿款。在一审判决中，未支持山东能源公司关于2014年12月货款的主张。假定鲁泰物流公司尚欠山东能源公司11月份货款480万元，济宁国通公司在2015年3月11日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500万元代偿款，也远远超过了欠付货款，那么山东能源公司应当返还给鲁泰物流公司多支付的20万元。而一审法院判决的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货款480万元与此明显矛盾。综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支持鲁泰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驳回山东能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山东能源公司辩称，一、关于双方2014年10、11月份的交易。鲁泰物流公司主张2014年10月之后与山东能源公司已经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明显是在说谎。首先，双方10月份的交易已经履行完毕，11月份的交易鲁泰物流公司还拖欠山东能源公司480万元的货款未予支付。第二，鲁泰物流公司在济宁刑事案件中向公安机关出具的《贸易情况说明》中认可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1月存在一条由鲁泰物流公司主导的“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之间的贸易链条。从其向公安机关出具的《业务链条明细》看：1.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11月份从山东能源公司购买的煤炭数量为22788.09吨，交易金额为9287058.20元，这与山东能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双方2014年10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22788.09吨，《结算单》结算金额9287058.20元的交易是完全一致的。2.鲁泰物流公司2015年1月份从山东能源公司购买的煤炭数量为54230.36吨，交易金额为22197028.65元，这与山东能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双方2014年11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54230.36吨，《结算单》结算金额22197028.65元的交易是完全一致的。该《贸易情况说明》及《业务链条明细》可以充分证明双方2014年10月、11月份交易的存在，更可以充分证明双方2014年7-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及《结算单》的真实性。只是鲁泰物流公司违反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合同的约定，利用其结算优势，擅自创立了一个所谓“山东能源—鲁泰物流—邹城嵘兴公司”之间的贸易链条。现鲁泰物流公司违反以前庭审中的自认、不顾双方10、11月份已经履行的事实，否认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10月、11月份交易，严重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二、关于双方12月份的交易。首先，山东能源公司已经举证，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了2014年12月份三张《进煤数据统计单》共计收到煤炭41052.13吨，根据其出具的《结算单》，结算金额为16827678.61元。第二，在山东能源公司收到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出具的2014年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并向鲁泰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王法源核实货物确已送到邹县电厂后，山东能源公司依约于2014年12月18日将2014年12月份14613800元的货款支付至济宁国通公司招行账户。第三，根据济宁公安机关调取的济宁国通公司与邹城嵘兴公司的银行交易流水，济宁国通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收到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当日，将其中的1400万元转至邹城嵘兴公司工行账户，邹城嵘兴公司又于当日将该1400万元支付至鲁泰物流公司建行账户。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向济宁公安司法机关出具的《国通燃化付款明细表》，鲁泰物流公司将这1400万元扣除了168955.60元，将剩余的13831044.40元又支付给了济宁国通公司，济宁国通公司用于购买煤炭。第四，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向济宁公安机关出具的《业务链条明细》，在2014年12月份，鲁泰物流公司主导了一条与济宁国通公司交易金额为13831044.40元的“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的空转贸易链条，从中赚取了168955.60元的差价。济宁国通公司用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货款于2014年12月份以鲁泰物流公司的名义向电厂供煤51127.34吨，履行了鲁泰物流公司与电厂约定的合同义务，2015年1月9日鲁泰物流公司从电厂结回煤款21162628.57元，应按合同约定和业务链条将煤款支付给山东能源公司。三、法院应依法认定双方2014年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结算单》的效力，判令鲁泰物流公司支付12月份的货款。首先，山东能源公司已经举证双方2014年7-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结算单》以及2014年7-11月份的发票、付款记录，这与双方实际履行的情况完全一致，12月份的交易亦与7—11月份的交易习惯亦完全一致。第二，根据鲁泰物流公司向济宁公安司法机关出具的《贸易情况说明》及《业务链条明细》，其与山东能源公司在2014年8、9、10、11以及2015年1月存在着业务往来，分别一一对应着山东能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双方2014年7—11月份的交易。第三，双方2014年7—11月份的交易是真实客观存在的，鲁泰物流公司认为山东能源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由其出具的《进煤数据统计单》、《结算单》是虚假的，不能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鲁泰物流公司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应当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巨额的货款。鲁泰物流公司应依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向法庭提交其所谓真实的《进煤数据统计单》、《结算单》。第四，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811刑初1511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并未否认双方2014年7—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的效力，而是认定“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煤炭贸易，所签合同效力延续至今……”。任城区检察院撤回了对王振中诈骗答辩人的刑事指控，根本原因就在于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之间存在进行空转贸易的合意，2014年12月份的《进煤数据统计单》并非王振中单方伪造，而是与鲁泰物流公司合意的结果，其效力是及于鲁泰物流公司的。鲁泰物流公司为了逃避债务，混淆视听，一直进行无理狡辩，但截止目前，其没有向法庭提交过任何其手中掌握的双方之间2014年7-12月份的业务往来资料。根据《证据规定》第95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双方2014年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单》、《结算单》的效力，判令鲁泰物流公司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12月份的货款。鲁泰控股集团答辩意见同鲁泰物流公司上诉意见。山东能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鲁泰物流公司支付货款21627678.61元;2.判令鲁泰物流公司支付利息（以欠付货款21627678.61元为基数，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全部货款支付之日止）;3.判令鲁泰控股集团就鲁泰物流公司应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由鲁泰物流公司、鲁泰控股集团承担。诉讼期间山东能源公司申请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鲁泰物流公司支付货款16627678.61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4日，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买受人鲁泰物流公司向出卖人山东能源公司购买电煤；供货数量为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卖人供应煤炭60000吨，每月均衡发运，实际发运按照电厂接收情况随时调整；收货单位：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邹县发电厂，交货地点为收货单位煤场；质量要求为煤种：气肥；品种：混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5000大卡，干燥无灰基挥发份在30%至42%之间，收到基全水份不大于13%，干燥基全硫小于0.8%，因煤炭发热量、挥发份、硫份及全水等指标浮动造成的价格增加参照电厂标准执行，具体以电厂结算单为准；双方对价格约定为：7月份执行基准交货价（到厂含税价）460元/吨（5000大卡），一票（增值税票）结算；若电厂基准价格变动及其他条款发生变化，双方可据电厂合同签订补充协议重新约定；双方对结算约定为：出卖人交货到厂后，收货单位出具收货证明，买受人加盖公章或财务专用章并注明结算主体：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买受人收到电厂针对当批次货物的付款后1个工作日内向出卖人全额支付货款，双方对解决纠纷方式和其他事项作了约定。该合同买受人加盖鲁泰物流公司合同专用章，出卖人处加盖山东能源公司合同专用章。鲁泰物流公司（甲方）与山东能源公司（乙方）签订协议号为SNGJ-LT20140724-01的《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将原合同第二条价格更改为：“价格：符合本合同煤质要求的煤炭，甲、乙双方结算价格参照甲方与电厂的结算价格（以电厂结算单据为准）下浮5元/吨计算确定。甲方据电厂结算单出具甲、乙双方之间的结算单并加盖公章确认，甲方对电厂结算单的真实性负责。”其他条款不变。甲方鲁泰物流公司和乙方山东能源公司均在该合同上加盖合同专用章。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依约履行至2014年10月底，山东能源公司按期送货，鲁泰物流公司已将2014年10月底所收货物的货款结清。鲁泰物流公司于本案发回重审期间否认双方2014年10月份发生煤炭买卖关系，与原审其自认2014年11月前的货款两清相互矛盾，结合鲁泰物流公司原审自认及已实际支付煤炭款且山东能源公司向其开具发票并完成交付的事实，法院对双方2014年7月-10月的煤炭买卖关系予以认定。山东能源公司称其于2014年11月向鲁泰物流公司累计供应煤炭54230.36吨，单价为409.31元/吨，结算价款总计为22197028.65元。2015年7月8日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发送《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5年6月30日鲁泰物流公司欠500万元，备注应收账款，鲁泰物流公司经核对后确认信息无误，加盖财务专用章以确认，2015年8月28日鲁泰物流公司又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货款20万元，双方均认可的付款为：鲁泰物流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5月8日、5月25日、8月28日累计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煤炭款17397028.65元，剩余480万元煤炭款未付。另查，山东能源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王振中系济宁国通公司唯一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济宁国通公司系涉案煤炭贸易的实际供货人，由其组织货源，并安排发货，与邹县电厂对接。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进煤数据表及结算单均系王振中或其实际控制的济宁国通公司向其交付。2018年11月26日，王振中因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诈骗罪被济宁市公安局北湖分局立案侦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26日提起公诉，公诉机关在济任检公刑诉（2019）793号起诉书中写明：王振中于2014年12月利用伪造的鲁泰物流公司印章，加盖在了伪造的邹县电厂结算单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山东能源公司1461428.92元，涉嫌诈骗罪…。在济宁市任城区法院审理王振中一案期间，山东能源公司作为受害人参加诉讼，2020年10月29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济任检公刑变诉（2020）4号变更起诉决定书，经其认定的起诉事实变更为：王振中于2013年、2014年采用私刻的方式，非法制作了假的“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煤炭合同章”“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大平煤矿”“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5枚印章，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撤回了对王振中涉嫌诈骗罪的公诉。2020年11月11日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王振中一案进行审理后作出（2019）鲁0811刑初1511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对查明事实部分认定：2013年至2014年间，王振中采用私刻的方式，非法伪造“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煤炭合同章”“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五枚，后在与鲁泰物流公司、山东能源公司的煤炭贸易中部分使用。2018年12月26日，经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济)公(刑)鉴(文)字【2018】073号鉴定书认定，公安机关扣押的“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四枚印章均系伪造。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无印模为“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合同专用章”的印章。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加盖由“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印章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表》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予以认定。王振中曾于2018年4月11日出具声明，载明：2014年12月，王振中向山东能源公司预收货款并计划通过该公司向电厂供货，整个流程中的货源组织、货物运输、货物销售均由其本人运作，山东能源公司不参与除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任何环节；声明人及山东能源公司没有将以上2014年12月份的业务与鲁泰物流公司沟通，鲁泰物流公司对此毫不知情；后因各种因素，以上供货计划没能实施，山东能源公司因未收到2014年12月份的货物而不承认当月的交易并要求声明人退款，也就没有对此开具发票，声明人后来向山东能源公司退还了部分预付款，现尚有部分预付款没有退还，…山东能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加盖有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印章的《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及《燃料结算单(汽车)》、山东能源公司通过电子邮箱收到的月度结算单等2014年12月份的有关材料均是王振中为了获取山东能源公司的资金擅自伪造的，鲁泰物流公司对此不知情。另查，济宁国通公司曾于2015年3月11日分两笔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了500万元，后于2017年3月1日以连带保证人身份就鲁泰物流公司拖欠山东能源公司货款及造成的全部损失向山东能源公司具了连带担保书。2018年6月8日，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一人公司，鲁泰控股集团为其股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是否存在2014年11月、12月份煤炭买卖交易及鲁泰物流公司是否欠付山东能源公司煤炭款及欠款数额；二、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是否构成财产混同。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所举证据，认定如下：1.对于双方11月份的煤炭交易情况：山东能源公司主张鲁泰物流公司尚欠其11月份煤炭款480万元。对于11月份的供货及付款情况，山东能源公司向法院提交2014年11月1日、2日、3日、7日、9日、11日、13日、17日、19日、22日《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10份，该10份进煤数据统计表载明供应煤炭54230.36吨，均加盖鲁泰物流公司、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邹县分理处（以下简称邹县分理处，本院注：即邹县电厂）印章，并注明结算单位：山东能源公司。此外，山东能源公司称济宁国通公司通过邮箱向其发送了11月份鲁泰物流公司燃料结算单（复印件），载明2014年11月份结算价款总计22197028.65元，该结算单加盖鲁泰物流公司印章，此后鲁泰物流公司分别于2015年3月30日、5月8日、5月25日、8月28日累计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煤炭款17397028.65元，剩余480万元煤炭款未付；2015年7月8日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发送《往来询证函》，载明截止2015年6月30日鲁泰物流公司欠500万元，备注应收账款，鲁泰物流公司经核对后确认信息无误，加盖财务专用章以确认，此后鲁泰物流公司支付山东能源公司货款20万元。本案发回重审期间，鲁泰物流公司否认双方存在11月份煤炭交易，与原一审认可11月份尚欠山能480万元货款相矛盾，且鲁泰物流公司代理人张春利曾于2018年9月6日在接受济宁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询问时称“11月份以前的货款我们和山东能源公司大部分结清了，只剩下480万没有给他，这个钱是我们两个公司都认可的”，此后在发回重审期间又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否认上述已认可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鲁泰物流公司在本案原审及上述询问笔录中均认可11月份所欠货款额480万元，且其公司在回复山东能源公司的询证函中对应收账款进行了确认，鲁泰物流公司现撤销其自认，并未举证存在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等合法事由，故其撤销自认法院不予准许。结合鲁泰物流公司针对11月份供货的已付款情况及询证函内容，法院对其欠付山东能源公司11月煤款48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对于双方12月份的煤炭交易情况：山东能源公司主张12月货款至今未付，鲁泰物流公司尚欠16827678.61元。对于12月份的供货及付款情况，山东能源公司提交2014年12月2日、3日、6日、7日、10日、11日《鲁泰物流（太平矿）进煤数据统计(汽车)》3份，拟证实12月向鲁泰物流公司供应煤炭41052.13吨，上述3份进煤数据统计(汽车)均加盖鲁泰物流公司、邹县分理处印章，并注明结算单位：山东能源公司。另提交其贸易链上游（实际供货单位）济宁国通公司通过其邮箱发送的12月份《燃料结算单》，该结算单载明2014年12月份结算价款总计16827678.61元。另，山东能源公司称其与鲁泰物流公司交易期间，均以上述进煤数据表及燃料结算单的形式进行货款结算，鲁泰物流公司据此支付货款，为证实双方存在上述交易习惯，山东能源公司提交了其与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7-11月每月双方进行货款结算的进煤数据统计表及燃料结算单，均系统一格式。鲁泰物流公司对上述7-12月份的供煤单据均不认可，辩称上述单据均系济宁国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中伪造，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系根据发票结算价款，见票付款，并未见过上述煤数据表及燃料结算单等单据。鲁泰物流公司另辩称2014年12月与山东能源公司并未发生煤炭交易，山东能源公司亦未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向邹县电厂供货，为查明2014年12月份山东能源公司是否实际供货，法院依鲁泰物流公司申请，向实际收货人邹县分理处调取了2014年12月使用印章及12月份接收山东能源公司供应的货物情况，经调查，邹县电厂系以“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为托运人及出卖人向鲁泰物流公司开具燃料结算单（汽车），邹县电厂向法院出具的燃料结算载明，2014年12月2日-12月25日共收到“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供应煤炭51184.09吨、验收51127.34吨，并提交了2014年12月份供货明细表，载明2014年12月2日、3日、7日、8日、11日、12日、14日、16日、22日、25日的煤炭矿发量、验收量、发货车数等，经法院核对，邹县电厂出具的煤炭结算单上的矿发量、供货时间、供货数量及煤炭规格与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表载明的数据无法对应，供货数量及煤炭规格均不一致，邹县电厂针对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进煤统计表提出书面答复：“我单位从未使用过该形式的进煤数据统计，亦未在该表上加盖单位印章，2014年12月，我单位并未收到山东能源公司供应的煤炭”。此外，一审法院根据山东能源公司申请，调取了邹县电厂关于“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2014年7-12月份的供煤数据，除7月份邹县电厂收煤数据与山东能源公司供煤数据基本一致以外，8至12月份的供煤数据均无法一一对应。此外，鲁泰物流公司另提交与济宁国通公司12月份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邹县电厂与鲁泰物流公司12月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记账凭证》、《发票汇总挂账单》、《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验收结算单》、《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实邹县电厂于2014年12月收到的煤炭51127.34吨实际系济宁国通公司根据其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直接向邹县电厂发货，经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2月1日，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买卖煤炭数量50000吨，供货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交货价格为435元/吨。鲁泰物流公司出具了验收结算单，载明济宁国通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51127.34吨，结算金额21162628.37元。该供货数量及结算金额与邹县电厂向一审法院出具的12月份收到鲁泰物流公司以“山东鲁泰煤业有限公司太平煤矿”煤炭验收数量及结算金额一致，邹县电厂将上述21162628.57元货款已支付至鲁泰物流公司。另查，鲁泰物流公司于本案发回重审期间，申请法院对2014年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表及燃料结算单中加盖的“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印章与其公司登记使用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因燃料结算单系复印件，不具备鉴定条件，被退鉴。对于12月份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进煤数据表，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出具烟富司鉴【2019】文鉴字第239-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2014年12月3份进煤数据统计单“鲁泰物流公司”印文与提供的同名印文不系同一枚印章盖印。为证实2014年12月与鲁泰物流公司实际发生煤炭交易，且与双方7-11月份的交易习惯一致，山东能源公司申请对2014年12月份进煤统计表与2014年1月-11月进煤统计表上加盖的“山东鲁泰物流有限公司”是否一致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烟台富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后出具烟富司鉴【2019】文鉴字第2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2014年12月3份进煤数据统计单与2014年7月-11月进煤统计表上加盖的“鲁泰物流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再查，山东能源公司提交鲁泰物流公司在王振中涉嫌诈骗一案中向济宁公安部门出具的《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济宁国通公司、邹城嵘兴公司贸易情况说明》书面说明，载明在2014年至2015年，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以及由王振中实际控制的济宁国通公司、邹城嵘兴公司多次发生买卖关系，共9条贸易链条，包括①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②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③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④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山东里能里彦矿业有限公司；⑤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山东能源公司；⑥济宁国通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⑦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华电峰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⑧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⑨兖煤化供销有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邹城嵘兴公司。对于涉案12月份鲁泰物流公司、济宁国通公司、山东能源公司实际通过上述哪条贸易链进行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未举证证实。山东能源公司已根据济宁国通公司向其交付的12月份《进煤数据统计》向其上游济宁国通公司支付了12月份供煤款14613800元，提交济宁国通公司与邹城嵘兴公司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显示2014年12月18日济宁国通公司收到山东能源公司汇款14613800元，同日转至邹城嵘兴公司银行账户1400万元，邹城嵘兴公司又于同日向鲁泰物流公司账户汇款1400万元，山东能源公司结合前述的贸易链供应说明及上述转款明细并结合王振中伪造公司印章一案中司法部门调取的讯问笔录，拟证实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邹城嵘兴公司串通将其货款挪用至其三方的空转交易，在邹县电厂已支付12月货款21162628.57元后，自行冲抵济宁国通公司拖欠其的垫付款，拒不支付山东能源公司供煤款。鲁泰物流公司对上述主张均不认可，提交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鲁泰物流公司与邹城嵘兴公司《记账凭证》、《收据》业务拨款申请单一宗，辩称邹城嵘兴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支付款项是基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鲁泰物流公司收到款项后基于和济宁国通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扣掉差价后将13831044.40元支付给了济宁国通公司。综合分析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鲁泰控股公司提交的所有证据并结合各方的陈述、举证及抗辩意见，本案系以王振中主导操作的涉及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济宁国通公司等多家公司，多条贸易链交叉进行的交易模式，在交易中涉及到了走票、走单不走货的情况。就2014年12月份是否发生山东能源公司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一审法院认为，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证实其交易行为存在的证据主要系12月3份进煤数据统计表及燃料结算单，上述单据上加盖的“鲁泰物流公司”印章系王振中伪造，王振中出具的个人声明认可12月份交易实际未发生，且收货单位邹县电厂于12月份收到煤炭与山东能源公司提交上述单据载明的煤炭量、规格均不一致。王振中伪造“鲁泰物流公司”印章用于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贸易行为，该事实已经由（2019）鲁0811刑初1511号刑事判决予以认定，山东能源公司上述单据均系自王振中或其实际控制的济宁国通公司处而来，并非鲁泰物流公司向其直接交付，山东能源公司虽主张2014年12月的煤炭交易及付款模式与2014年7到11月一致，但交易习惯是否一致并不能免除山东能源公司作为供货人对其履行供货义务的举证责任。虽其主张王振中系鲁泰物流公司在涉案交易中的代理人，其与鲁泰物流公司进行了恶意串通，但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综上，根据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已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向鲁泰物流公司履行了2014年12月份煤炭供货义务。据此，综合分析鲁泰物流公司及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1、12月份的煤炭买卖交易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能够证实鲁泰物流公司尚欠其11月份供煤款480万元，虽济宁国通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山东能源公司支付500万元，对该笔款项鲁泰物流公司主张系济宁国通公司退还的山东能源公司向其支付的12月份煤炭预付款，而山东能源公司认为济宁国通公司系履行连带担保责任，系代鲁泰物流公司履行债务，一审法院认为，济宁国通公司上述付款行为远早于其出具担保书的时间（2017年3月1日），山东能源公司主张济宁国通公司系履行担保责任，与正常履行担保责任的逻辑不符，对该500万元款项性质，依据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在本案中不作认定。鲁泰物流公司欠付山东能源公司供煤款480万元，事实清楚，予以支持。鲁泰物流公司未积极履行支付货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因双方未对逾期付款损失作出明确约定，山东能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双方对货款支付期限有明确约定，故所欠货款利息应自山东能源公司主张权利之日起，即向法院起诉之日（2017年7月6日）起计算，故对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利息调整为：以48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止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山东能源公司称其已将2014年12月煤炭款支付给其上游济宁国通公司，济宁国通公司并未实际履行12月份供货义务，其可在证据充分后，向济宁国通公司另行主张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二、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是否构成财产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法律规定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务严格分离，且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负举证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鲁泰控股集团、鲁泰物流公司自成立后，均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单独制作账簿且账目清晰，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两公司在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存在混同情形，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显示，鲁泰物流公司主要人员系张国森、甄洪闪，鲁泰控股集团主要人员为虢洪增、韩军、任尧骏、李合军等人，双方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任职上的交叉现象，山东能源公司主张双方人员混同，证据不足。2.山东能源公司主张鲁泰物流公司的主要职能系对鲁泰控股集团生产的煤炭进行统一对外销售，实际系部门化管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两公司经营案涉类似业务，其以鲁泰物流公司2016年作出的审计报告主张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及旗下其他全资子公司金威煤电、鲁泰化学等关联交易额6.22亿元，主张业务混同，一审法院认为，鲁泰控股集团对其全资子公司系采取集团化管理，其旗下的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是企业集团化运营下的常有现象，但并不能据此认定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构成财产上的混同。3.根据两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鲁泰控股集团注册地址为济宁市太白湖区新运河16号，而鲁泰物流公司注册地址为鱼台县张黄镇工业园区，山东能源公司主张两公司经营场所混同，证据不足。4.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均存在独立的财务人员，且鲁泰控股集团已提交2014-2017年鲁泰物流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可以反映鲁泰物流公司具备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相关财务报表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通过审计报告并未见有该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迹象，山东能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初步证明两公司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形。综上，根据山东能源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存在经营场所、业务范围及财产等方面存在混同，山东能源公司主张鲁泰控股集团对鲁泰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一、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支付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货款48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支付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利息（以欠付货款48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止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199元，由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18000元，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5199元，保全费5000元，由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鲁泰物流公司提交（2019）鲁0811刑初1506号刑事判决一份，证明原鲁泰物流公司总经理李贻久被追究的是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其对王振中伪造鲁泰物流公司印章不知情。经质证，山东能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刑事判决不能得出李贻久对王振中伪造公司印章的事实是否知情的结论，同时该份判决在审理查明部分确认了鲁泰物流公司与济宁国通公司及邹城嵘兴公司进行虚假空转贸易，该查明的事实与本案所涉事实相关联，鲁泰物流公司与上述两公司进行空转贸易导致将山东能源公司的相关贸易混杂其中，将山东能源公司支付到真实贸易链中的款项挪到空转贸易链中，导致鲁泰物流公司对其欠付的货款不予认可。鲁泰控股集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认为该判决书第三页最后两行明确指出李贻久因严重不负责任在2015年5月到9月向济宁国通公司拨付预付款2548万元，造成鲁泰物流公司的严重损失，可见李贻久的犯罪事实与王振中伪造印章的事实无关，与本案双方诉争事实无关。鲁泰控股集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证明：1.山东能源公司所属的山东能源集团，和鲁泰控股集团一样也对下属企业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二者所不同的是因银监会政策收紧，鲁泰控股集团未能成立财务公司，而是利用资金管理平台实行资金的集中管理政策，二者的管理、操作方式实质上相同；2.集团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不影响各下属公司资金的所有权。集团化企业对其下属公司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其宗旨和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效益，防控资金管理风险，不影响集团下属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及自主支配权。山东能源公司避而不谈其所属的山东能源集团同样实行资金集中管理的事实，却在本案诉讼中将鲁泰控股集团采取的资金集中管理定性为财产混同，不能成立。证据二：邮件统计表：对山东能源公司在原一审提交的证据—山东能源公司于国梁与济宁国通公司人员邮箱截图的整理列表。证明：1.邮箱显示没有2014年12月份结算单的收件记录。山东能源公司在原一审提交证据四—2014年11月、12月结算单时，称证据来源于济宁国通公司人员通过邮箱发送，并提交邮箱截图予以证明。经查验，7-11月贸易的结算单确实都出现在邮箱截图中，但唯独没有12月结算单的收件记录，12月结算单来源不明，山东能源公司对证据来源进行了虚假陈述；2.邮件收发双方对本案12月交易没有发生的事实应为明知。邮箱显示2014年12月贸易结束后7个月时间里都没有12月结算单的收发记录。如果12月交易存在，显然不合常理。证据三：山东能源公司持有两份不同的2014年7月《进煤数据统计》—山东能源公司在原一审提交的证据6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鲁金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246号《文件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样本和证据7中的2014年7月交易的《进煤数据统计》。证明：1.山东能源公司持有并提交了两份不同的7月《进煤数据统计》。经对比，山东能源公司原一审庭审提交的证据7和以于国梁名义提交鉴定机构作为样本的贸易单据，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7月《进煤数据统计》，说明山东能源公司持有两份不同的7月收货证明，结合刑事判决已查明王振中私刻印章用于本案贸易的事实，足以证明山东能源公司明知王振中伪造贸易单据的事实，具备串通的重大嫌疑。2.山东能源公司原一审中提交的7月《进煤数据统计》明显不具备客观真实性。根据本案《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邹县电厂出具收货证明—《进煤数据统计》后，山东能源公司需交付鲁泰物流公司，加盖印章并注明结算单位山东能源公司，在已经形成的单据上的注明只能手写，山东能源公司提交的证据7显示其他月份《进煤数据统计》上的注明内容也皆为手写，但唯独7月《进煤数据统计》上的注明内容系打印，显然系伪造形成。结合山东能源公司与王振中控制的济宁国通公司之间发生的预付款1461万元的事实，和王振中陈述的预付款尚有部分未能全部返还的内容，以及山东能源公司在本案原一审第一份起诉状中提出的预付款返还请求等，山东能源公司对其以虚假证据、虚假交易对鲁泰物流公司和鲁泰控股集团发起诉讼是明知的，对其诉讼行为不具备正当性也是明知的。经质证，山东能源公司对鲁泰控股集团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证明内容亦不认可，山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确实存在且是经过银监会备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即使进行资金归集，其性质也与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的关系有本质区别。鲁泰控股集团亦在举证中承认其并没有银监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格，因此在无此资格的情况下与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归集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该统计表不完整，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事实是山东能源公司在原一审和发回重审一审中均已将12月份的结算单以及往来邮件向法庭进行了举证，鲁泰控股集团对原卷宗查阅有遗漏。12月份的结算单系通过“家和万事兴”也就是济宁国通公司的张彤发送到山东能源公司的工作人员于国梁的qq邮箱（2015年2月7日上午9：07），而鲁泰控股集团统计的仅是其163邮箱。对证据三，认为不属于证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对于7月份的交易各方均无异议，包括本次鲁泰物流公司的上诉状中对此也不涉及；第二，该两份《进煤数据统计》均是客观的在山东能源公司手中持有的结算文件，两份统计表中涉及的数额完全一致，但表现形式不一样，但结合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该两份数据统计表均符合合同约定的形式要件。鲁泰物流公司对鲁泰控股集团提交的证据均予认可。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山东能源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在2014年11月、12月是否存在煤炭买卖交易及鲁泰物流公司是否欠付山东能源公司煤炭款及欠款数额；二、济宁国通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山东能源公司付款500万元的性质；三、鲁泰物流公司如果欠付山东能源公司货款，鲁泰控股集团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对于2014年11月份是否存在煤炭买卖交易及欠款问题。在本案原一审期间，鲁泰物流公司认可尚欠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1月份煤炭款480万元。本案发回重审期间，鲁泰物流公司又否认上述已自认的事实。山东能源公司持有鲁泰物流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确认的《往来款询证函》，该《往来款询证函》与山东能源公司持有的《进煤数据统计》、鲁泰物流公司在2015年期间向山东能源公司付款数额相印证。《往来款询证函》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鲁泰物流公司欠付山东能源公司500万元，减去鲁泰物流公司在该《往来款询证函》之后于2015年8月28日支付的20万元，剩余480万元与鲁泰物流公司在原一审期间认可的欠款数额一致。本案重审期间，鲁泰物流公司以其向实际收货人邹县分理处调取的收货数据为由主张其与山东能源公司不存在11月份的煤炭买卖交易并否认上述欠款，但是，是否存在煤炭买卖交易，是鲁泰物流公司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鲁泰物流公司以收货方的数据否定其之前已经确认的与山东能源公司之间存在2014年11月份的煤炭买卖交易及已经认可的欠款数额，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鲁泰物流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鲁泰物流公司欠付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1月份的货款480万元，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4年12月份是否存在煤炭买卖交易及欠款问题。首先，山东能源公司在二审中自认其没有参与供货计划，所有供货都是济宁国通公司与鲁泰物流公司直接联系，山东能源公司只是根据收货单负责向济宁国通公司付款；其次，济宁国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中出具个人声明，明确称2014年12月份的案涉供货计划没有实施，但其预收了山东能源公司的货款；第三，山东能源公司主张与鲁泰物流公司存在2014年12月份交易行为的证据系该月份3份《进煤数据统计表》及《燃料结算单》，上述单据均来源于王振中或王振中实际控制的济宁国通公司，并非鲁泰物流公司直接交付；第四，山东能源公司虽主张2014年12月的煤炭交易及付款模式与2014年7-11月份一致，但是交易习惯是否一致不能免除山东能源公司作为供货人对其履行供货义务的举证责任，其也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实王振中在案涉交易中有权代理鲁泰物流公司；第五，山东能源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发送给鲁泰物流公司的《往来款询证函》记载，截止2015年6月30日，鲁泰物流公司欠付山东能源公司5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2014年12月份向鲁泰物流公司供货履行情况及欠款请求不予认定，亦无不当。关于焦点二，济宁国通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向山东能源公司付款500万元的问题。鲁泰物流公司、鲁泰控股集团在一审中称，该500万元汇款凭证上标注的用途是货款，王振中向鲁泰物流公司、鲁泰控股集团称是济宁国通公司返还的山东能源公司2014年12月向济宁国通公司支付的预付货款中的一部分。王振中在出具的声明中称2014年12月供货计划未实施，王振中向山东能源公司退还了部分预付款。山东能源公司则称该款项是济宁国通公司履行的担保责任。因付款人是济宁国通公司，济宁国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中出具的声明证明力更强，结合本案前述认定事实，本院认定该500万元系济宁国通公司退还的2014年12月山东能源公司预付款中的部分款项。鲁泰物流公司和鲁泰控股集团在二审中变更主张称该500万元系济宁国通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支付的代偿款以及该数额已经超过欠付款的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鲁泰控股集团虽系鲁泰物流公司唯一股东，但是根据查明事实，鲁泰控股集团和鲁泰物流公司成立后，均有各自独立的经营场所，单独制作账簿且账目清晰，双方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任职交叉情况，鲁泰控股集团提交的鲁泰物流公司2014年-2017年财务审计报告并未见有鲁泰物流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迹象。鲁泰控股集团作为鲁泰物流公司股东，已就鲁泰物流公司财产独立于鲁泰控股集团财产作了充分举证。山东能源公司主张的鲁泰物流公司与鲁泰控股集团及其其他子公司存在关联交易以及鲁泰控股集团对其子公司资金进行管理的情况，并不能认定鲁泰控股集团与鲁泰物流公司构成财产混同。对于山东能源公司关于鲁泰控股集团对鲁泰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山东能源公司、鲁泰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6398元，由上诉人山东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鲁泰供应链物流有限公司分别负担16319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耀勇审判员  王京波审判员  李 婷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