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鲁01民辖终1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泉利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法定代表人：周利平，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永凯，北京天驰君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弘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法定代表人：王方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力，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康彬，男，1979年4月2日出生，住山东省高青县。上诉人山东泉利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弘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山公司）、张康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5民初102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原审裁定认为，泉利公司与弘山公司签订多份涉案车辆销售合同并约定多个管辖地，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张康彬系弘山公司授权人员。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本案标的系多份合同履行积累而来，泉利公司与弘山公司均不能区分其中份额，管辖法院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定，应依照法定管辖确定本案管辖权。因泉利公司提交的无争议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审法院对全部标的享有管辖权，故被告住所地法院享有管辖权。弘山公司对管辖权所提异议理由成立。原审法院裁定，本案移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上诉人泉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民事裁定，本案由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未按照弘山公司、张康彬在《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作出的管辖约定确定本案的管辖，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泉利公司与弘山公司签订的3份《汽车销售合同》与2份《车辆销售合同》(以下简称5份《销售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不相同，但在最后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弘山公司、张康彬对5份《销售合同》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总结算，并签字确认。泉利公司认可《业务确认及承诺函》的内容，视为双方签订新的合同，合同确认弘山公司、张康彬欠付泉利公司本金及利息，并对案件管辖重新进行约定。因此，双方将本案的管辖法院统一变更为泉利公司所在地法院，即原审人民法院，系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泉利公司依据《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2.弘山公司、张康彬在《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已承认其欠付泉利公司款项，因此，泉利公司是本案中接收货币的一方。即便原审法院认为5份《销售合同》中的份额不能区分，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确定本案管辖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泉利公司作为接收货币一方，其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法院，即原审法院也对本案有管辖权。且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26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买卖合同中货币接受地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也具有管辖权。3.与本案情况类似的(2021)豫07民辖终20号案例中，原、被告签订的13份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也不都相同，在最后的对账单中约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解决。一、二审法院均认为原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本案案情与此案类似，望贵院对此案裁判观点予以参考，裁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被上诉人弘山公司答辩称，1.张康彬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对弘山公司不发生效力，《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关于管辖条款的约定对弘山公司亦不发生效力。首先，原审法院及弘山公司对张康彬签字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均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其次，从质证阶段泉利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弘山公司并未委托或授意张康彬作为弘山公司的委托人或代表人与泉利公司进行业务确认、业务结算或作出任何承诺，更未授意其代表弘山公司与泉利公司达成管辖约定，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之规定，仅有张康彬的单方承诺而无弘山公司盖章确认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对弘山公司不发生效力。另外，即便《业务确认及承诺函》系张康彬本人签字，承诺内容已经超出其有权处分的范围，侵犯了弘山公司的合法权益，该承诺本身也是无效的。再次，暂不论张康彬是否有代理权以及《业务确认及承诺函》是否真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书面协议，包括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的协议”之规定，关于管辖权的约定其表现形式应当为要式的书面合同，仅有张康彬单方签字而无弘山公司盖章确认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本质上也并非合同或协议性质，更达不到要式合同的要求，因此，在泉利公司与张康彬之间也不存在对管辖权的一致约定。2.本案涉及的多份合同相互独立，合同中对管辖问题约定不一致，应当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起诉状中诉讼请求内容涵盖5份合同，合同标的、相对方地位、交货方式等均不相同，各份合同之间相互独立。多份相互独立的合同约定不同管辖条款的情况下，因每份合同产生的纠纷，泉利公司应当依据各份合同约定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而不应合并为一个诉讼。本案除传祺汽车销售合同、途达汽车销售合同外，其他3份合同产生的争议，原审法院无权管辖。3.即便本案为查明案件事实允许泉利公司就多份合同同时起诉，依法定管辖确定管辖权时，也应当由对案涉合同均有管辖权的被告住所地法院受理。首先，案涉5份合同对合同履行地均未作出明确约定。其次，野帝汽车、传祺汽车销售合同中，泉利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合同履行地为泉利公司所在地的济南市天桥区，弘山公司为接收货币一方，合同履行地应当为弘山公司所在地的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上诉人泉利公司所提案例，与本案案情均不一致，不具备参考价值。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裁定结果正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查查明，弘山公司购买泉利公司汽车涉及2份销售合同，分别是野帝牌汽车合同约定争议向弘山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广汽传祺牌汽车合同约定争议向泉利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泉利公司购买弘山公司汽车涉及3份销售合同，分别是别克GL8汽车合同约定争议向淄博市张店区法院提起诉讼；陆风汽车合同约定争议向淄博市法院提起诉讼；途达汽车合同约定争议由泉利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张康彬出具《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内容涉及上述5份合同所涉汽车的具体业务，同时约定了争议提交泉利公司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并承诺在双方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与本条冲突的，以本条为准。针对上述3份车辆销售合同，泉利公司与弘山公司、张康彬于2020年4月27日签订了《业务确认及承诺函》，载明弘山公司尚有505.36万元没有返还给泉利公司，争议由泉利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泉利公司在其上加盖了公章，张康彬在弘山公司代表人处及丙方签了字。泉利公司主张，其与弘山公司、张康彬对账后，弘山公司、张康彬仍欠其本金186.97万元及利息，诉讼请求弘山公司返还其欠款，张康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认为，1.关于5份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是否进行了变更。案涉5份买卖合同签订后，针对该5份合同的具体业务，张康彬出具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约定了争议提交泉利公司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并承诺在双方协议中关于管辖的约定，以本条为准。泉利公司认可该《业务确认及承诺函》并以此作为起诉的重要依据。同时，针对泉利公司购买弘山公司汽车涉及的3份销售合同而签订的《业务确认及承诺函》中，泉利公司加盖了公章，也约定了争议由泉利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上述事实，应认定为5份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院，均变更为由泉利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2.关于变更后的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纠纷符合该条规定，应适用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据此，《业务确认及承诺函》是否有效，不影响其中管辖条款的效力。该变更后的管辖条款，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此约定确定管辖法院。综上，双方因案涉5份买卖合同发生争议，应由泉利公司住所地的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裁定结果有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泉利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被上诉人弘山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1)鲁0105民初102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管辖。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员  彭辉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