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32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孙某1之女婿），男，1991年11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58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8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朝阳，北京广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某2，男，194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孙某3，女，195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审被告：孙某4，女，1950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原审被告孙某2、孙某3、孙某4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5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某1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杨某1、杨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杨某1、杨某2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生前签署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前提是被继承人生前所签署的合同真实、合法、有效。本案中杨某1、杨某2举证的《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并非真实的购房协议，而是为了办理遗嘱公证向公证处出具的协议，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虽然本案中被继承人宋某1998年购买单位公有住房，房屋位于海淀区某园小区某号楼某号。但被继承人购买房屋时候并未签署过杨某1、杨某2举证的这份《协议书》，此协议书并非真实的购房协议。杨某1、杨某2举证的《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只限于公证使用”，《协议书》的形成时间是在2002年3月25日，而此时房屋早已购买完毕并入住。遗嘱公证的日期是2002年4月3日，可以判断出此《协议书》仅仅是为了配合办理遗嘱公证，并非真实的购房协议。此外，被继承人宋某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或按手印。故，此《协议书》并非真实的购房协议书，杨某1、杨某2当然无权要求继承《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而一审法院判决杨某1、杨某2继承虚假的《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依法应予纠正。杨某1、杨某2要求继承《协议书》权利义务的目的是要继承涉案房屋的财产权益，而杨某1、杨某2已经书面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故其无权再主张要求继承相应的权利，一审法院对杨某1、杨某2书面放弃房屋权利的事实未作评价，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孙某1举证证明孙某5于1999年6月4日出具《承诺书》，承诺“某园房屋的所有权利在其弟（孙某1）身体健康情况下，仍归其（孙某1）所有”；此后，孙某5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说明》，“保证（某园房屋）过户后我本人孙某5只继承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二由孙某1本人继承，房屋拆迁之前还归孙某1使用”。目前涉案房屋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无法过户，更是没有拆迁，根据孙某5出具的上述承诺，涉案房屋的使用权仍为孙某1。杨某1、杨某2要求继承《协议书》权利义务的目的是要继承涉案房屋的财产权益，而孙某5已经书面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故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审中孙某1已经举证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孙某1所举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并在一审判决书第六页载明“本院确认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证明效力再行论述”。但一审判决书并未对证明效力进行任何形式的论述，导致一审判决错误的进行了事实认定，依法应予纠正。杨某1、杨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关于涉案协议书问题，我方认为，该协议书虽然注明只限于公证使用，但不等于协议就是非真实、虚假的。结合北京某房地产经纪中心出具的证明售房计价单、购买公有住房审批表、申请购房职工及配偶情况说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协议书是真实有效的，并且也能够证明售房单位收取了购房款，正在办理房产证的事实。本案的焦点是协议书所确定的房产继承，如果孙某1主张该协议是非真实的虚假的而否定宋某购买涉案房产的事实，却又在诉讼过程中主张该房产相应的继承份额，明显是自相矛盾。针对孙某1主张杨某1、杨某2已经书面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杨某1、杨某2无权主张继承相应的权利问题，杨某1、杨某2认为，孙某1以承诺书和说明主张孙某5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是不能成立的。孙某1举证证明孙某5放弃相应继承权利的承诺书和说明，孙某5本人起诉按照公证遗嘱继承份额，孙某1并未出示，却在孙某5去世后，杨某1、杨某2加入诉讼过程中又出示，该份承诺书和说明真实性及孙某5本人当时的意愿已经无法核实，孙某5在2018年2月份和2019年5月份两次向法院起诉要求按照公证遗嘱继承50%的份额，并且在孙某5本人患病晚期录有视频，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思，说明其并没有放弃任何的继承份额。在诉讼过程中，孙某5因病去世，作为孙某5的合法继承人，杨某1、杨某2依法加入诉讼中主张继承权，同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孙某51999年出具的承诺书，当时宋某还在世，继承并未开始，孙某5对承诺书中的继承财产并无处分的权利，该约定并不产生效力。2017年出具的说明从赠与方面来讲，孙某5并未放弃继承权，只是将自己在涉案房屋享有的继承份额赠与孙某1，但是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孙某1并未在说明上签字，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孙某5本人两次通过诉讼明确主张按照公证遗嘱继承份额，因此，孙某5并未放弃在涉案房屋所享有的继承份额。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从遗嘱方面来讲，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自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说明也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是孙某5对生前财产处分的遗嘱。但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孙某5本人两次起诉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对说明的撤回。杨某1、杨某2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孙某1的上诉请求。孙某2、孙某3提交书面材料称，不主张本案继承权利。孙某4提交书面材料称，要求依法继承应取得的遗产份额。杨某1、杨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与宋某签订的《北京某局出售共有住房协议书》中宋某的权利义务由杨某1、杨某2和孙某1各继承二分之一；2.孙某1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宋某系孙某5与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之母。孙某6系父亲，孙某6于1984年12月6日去世。杨某1与孙某5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独生子杨某2。孙某5于2019年8月14日去世。1998年，被继承人宋某向其单位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购买位于海淀区某园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并交纳相关费用，入住该房屋。2002年3月25日，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向被继承人宋某提交《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证明其房产属于宋某所有，产权证正在办理之中。2002年4月3日，被继承人宋某办理遗嘱公证，公证涉案房屋的份额归孙某5、孙某1共同所有。2007年2月18日，被继承人宋某去世，该房屋由孙某1出租至今，租金由孙某1收取。现我们认为，虽然房屋买卖协议因标的物尚不具备过户条件而不能履行，但不影响合同效力，孙某5与孙某1作为宋某的继承人，有权承继宋某居《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的权利和义务，孙某5因病去世，其诉讼权利由杨某1、杨某2承继。故杨某1、杨某2提起诉讼。孙某1在一审法院辩称，杨某1、杨某2举证的协议书并非真实的购房协议，只是在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使用，故杨某1、杨某2无权依据此继承协议书的权利义务；杨某1、杨某2应明确继承哪些权利和义务；杨某1、杨某2要求继承权利义务的目的是继承房屋的所有权利，但孙某5已经书面放弃了对房屋的所有权利，故其无权主张；孙某5写的说明和保证书中均表明，保证房屋过户后，孙某5继承三分之一，孙某1继承三分之二，拆迁之前由孙某1居住。故杨某1、杨某2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孙某2在一审法院辩称，我对遗嘱公证根本不知道，是孙某5背着我们，胁迫母亲到公证处做的公证，公证处没有尊重母亲的意愿，因为孙某1和母亲一直居住在一起，母亲都是孙某1照顾的，故房屋应给孙某1。公证处不同意按照百分比写，只能写两个人都有份额即“共有”，孙某5就认为应当见面分一半，但根据孙某2了解的情况，房屋在没有房本的情况下，房产还是某局的，不能分份额；若判份额的话，孙某5不应当分得一半，因为孙某5背着我们做的公证，现在又把我们都起诉了，故说明公证的内容是无效；购房款母亲交了不到一半，另外多一半房款是折算了父亲的工龄，房屋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1、杨某2不能继承一半的份额。从孝顺老人的角度讲，孙某5没有尽到百分之五十的义务。故不同意杨某1、杨某2诉讼请求。孙某4在一审法院辩称，和孙某2的意见相同，母亲没有文化，连名字都不会写，母亲就是受到孙某5的胁迫去的公证处，还告诉母亲不能告诉我们，不让往外说；房屋有一部分是用父亲的工龄购买的，所以不能写母亲单独所有。孙某3在一审法院未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宋某与孙某6系夫妻关系，生育五子女，分别是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孙某6于1984年12月6日去世。宋某于2007年2月18日去世。孙某5于2019年8月14日去世。杨某1与孙某5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独生子杨某2。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杨某1、杨某2就其主张提供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立遗嘱人：宋某，女，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海淀区某园某宿舍某楼某单元某号，身份证号：×××；我立本遗嘱，将我的财产做如下处理：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园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产属于我个人所有，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产留给我的儿子孙某1、女儿孙某5个人共同所有。本遗嘱一式四份，一份由我本人收执，二份分别由受益人孙某1、孙某5收执，一份由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留存”。该遗嘱下方有宋某签字、指纹，二〇〇二年四月三日。该遗嘱由北京市海淀区公证处公证。该公证档案中存有购房相关手续：（1）2002年3月25日，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与宋某签订的《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宋某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某号楼某号房屋（以下简称某号房屋）。实付房价款46164.51元，并注明产权证正在办理中，只限于公证使用。该协议书下方有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单位盖章。（2）售房计价单，应付款47477.92元；（3）北京某局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审批表、申请购房职工及配偶情况说明，购房职工姓名：宋某，配偶姓名为孙某6。孙某1对于公证遗嘱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认为宋某是要将涉案房屋全部给孙某1继承，公证内容违背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住房协议书真实性无法确认，已写明仅限办理公证开具，且被继承人并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孙某2认可上述证据，但认为遗嘱系孙某5要挟母亲办理，母亲意思为房屋给孙某1，想要三七开或者二八开，但公证处不同意按照母亲意思写。孙某4同意孙某2意见，且认为房屋系父母共同财产。因孙某1、孙某2、孙某3、孙某4未提供证据证明遗嘱有违宋某的真实意愿，故法院确认公证遗嘱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某号房屋的产权证具备办理条件。2.孙某1提供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于九九年六月四日继承某园房屋所有的权力。在此本人重申，该房屋的所有权力在其弟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仍归其所属。孙某5，九九年六月四日”。证明孙某5于1999年6月4日承诺“某园房屋的所有权利在其弟（孙某1）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仍归其（孙某1）所有”。孙某1另提供《说明》：“某园某宿舍某号楼某号（三居）在2002年经母亲宋某立遗嘱并公正于她身后由其女孙某5、其子孙某1继承。由于当时公正时无法按立嘱人意愿，其女孙某5本人继承三分之一，其子孙某1本人继承三分之二，故在遗嘱时为各二分之一。为了过户后避免发生分歧，我本人特在此说明，保证过户后我本人孙某5只继承三分之一，其它三分之二由孙某1本人继承（房租拆迁之前还归孙某1使用，过户费按2/3、1/3付）。说明保证人：孙某5，2017.5.15”。孙某1提交上述证据证明孙某5已经书面放弃了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利。杨某1、杨某2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是，无法核实真实性，退一步讲，如果证据是真实的，也是1999年产生的，宋某还在世，孙某5无权处分财产；且孙某5一直主张继承权利。法院确认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证明效力再行论述。另查，2018年，孙某5曾来院起诉要求继承某号房屋，后因未交纳诉讼费撤诉。在该诉讼中，孙某4、孙某3、孙某2曾于2018年6月4日表示放弃继承房屋。后在2018年7月2日开庭中孙某3到庭表达意见，孙某4、孙某2未到庭。孙某1提交询问笔录证明孙某4、孙某3、孙某2放弃继承。经质证，孙某4、孙某2表示因该案件已撤诉，现原告更换，故不放弃继承。孙某3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宋某做出公证遗嘱，将某号房屋留给其子孙某1、女孙某5共同所有。该遗嘱有宋某签字、摁印，并经公证，系宋某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认为宋某立遗嘱时系受胁迫，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某号房屋系宋某购买，虽然在购房协议中没有宋某签字，但根据购房协议书上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盖章及备注、以及售房计价单、北京某局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审批表、申请购房职工及配偶情况说明等，证明了北京某局收取了宋某交纳的购房费用，尚未为宋某办理某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故该房屋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属可继承范围。该房屋系在孙某6去世八年后由宋某购买，且购房款项来源于孙某5与孙某1，故某号房产应为宋某的个人财产。购房中虽使用了孙某6的工龄等因素，但不影响房屋性质的认定。如被告主张继承孙某6工龄优惠对应的相关利益，可另案提出诉讼。故某号房屋作为宋某的个人财产，其意愿将房屋留给孙某5与孙某1共同所有的遗嘱内容合法有效。因遗嘱中对于孙某5与孙某1继承的份额没有约定，故应视为等额享有。孙某5已去世，其继承人在本案中提出相关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诉讼中，孙某3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法院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与宋某签订的《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中宋某的权利义务由杨某1、杨某2与孙某1继承，杨某1、杨某2占50%份额，孙某1占50%份额。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中，宋某做出公证遗嘱，将某号房屋留给孙某1、孙某5共同所有。该遗嘱有宋某签字、摁印，并经公证，系宋某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某号房屋系宋某购买，虽然在购房协议中没有宋某签字，但根据购房协议书上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盖章及备注、以及售房计价单、北京某局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审批表、申请购房职工及配偶情况说明等，证明了北京某局收取了宋某交纳的购房费用，尚未为宋某办理某号房屋所有权证的事实，故该房屋项下的相关权利义务属可继承范围。该房屋系在孙某6去世八年后由宋某购买，且购房款项来源于孙某5与孙某1，故某号房产应为宋某的个人财产。购房中虽使用了孙某6的工龄等因素，但不影响房屋性质的认定。故某号房屋作为宋某的个人财产，其意愿将房屋留给孙某5与孙某1共同所有的遗嘱内容合法有效。关于孙某1主张孙某5于1999年6月4日出具《承诺书》放弃某号房屋所有权的主张，本院认为《承诺书》出具时孙某5并非某号房屋的权利人，其无权对有关某号房屋的权利作出处分，故孙某5所作的该处分无效。继承开始后，孙某5于2017年5月15日出具《说明》，对遗嘱中为其设定的权利作出处分，故本院对该《说明》的内容与效力予以确认。结合宋某做出的公证遗嘱与孙某5出具的《说明》，本院认为某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义务由杨某1、杨某2与孙某1继承，杨某1、杨某2占1/3份额，孙某1占2/3份额。综上所述，孙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能够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5715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某局北京某房管所与宋某签订的《北京某局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中宋某的权利义务由杨某1、杨某2与孙某1继承，杨某1、杨某2占1/3份额，孙某1占2/3份额；三、驳回杨某1、杨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孙某1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杨某1、杨某2负担4400元（已交纳），由孙某1负担44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孙某1负担5867元（已交纳），由杨某1、杨某2负担293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刘福春审 判 员  吴扬新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 欣书 记 员  胡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