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7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男，195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士骁，河北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利，河北博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贺群，男，1980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上诉人李贵因与被上诉人李贺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1民初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9日立案后，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李贵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贺群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举证程序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内容可以看出，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待法律关系的性质明确后，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过程中，李贵主张其与李贺群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贺群抗辩借款系附条件的债务加入或保证。一审法院对此的处理方式是在双方已经举证完毕后采取单方询问李贵的方式，让李贵回答本案是属于李贵与案外人曹卫健形成借贷关系后李贺群构成债务加入或保证，还是李贵与李贺群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在李贵回答后，法庭问了几个问题就开始进行法庭辩论，根本没有将法律关系的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未对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审理。同时一审法院采取单方询问李贵的方式也变相免除了李贺群对所抗辩法律关系的举证责任，剥夺了李贵可以根据法庭审理情况进行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另外，一审判决“还是基于被告有代案外人曹卫健还款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债务加入或保证的事实”的认定把三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混在一起让李贵来明确，一方面有些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审法官自己都不清楚李贺群到底要表达什么。“代案外人还款”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概念，与债务加入不是一回事，且第三人代为履行和债务加入与保证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李贺群说出几个相互矛盾的抗辩理由后，一审法院不让李贺群明确其抗辩理由，反而让李贵进行明确，违背了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借贷法律关系产生时尚未有法律规范债务加入。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对债务加入的规定可以看出，本案不存在债务加入的事实。李贵并不认识也没见过曹卫健，李贵与曹卫健之间不存在关于民间借贷的要约与承诺，更没有借贷的合议，也不存在债务加入的相关合议。更为关键的是，曹卫健只有李贺群认识，李贺群坚称曹卫健为实际债务人，却没有申请追加曹卫健进入诉讼，而且双方证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曹卫健本人的签字或存在其收支款项的证据，足以显示李贺群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从李贺群多次向李贵出具借据或还款协议表明双方一直在协商还款事宜，借条到期后重新对账书写新的借款凭证，甚至在撕掉旧借条发生纠纷经过警方处理后，李贺群还继续给李贵出具还款计划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李贵与李贺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而且有李贺群抗辩的如果把双方争议的北京车牌归其所有就还钱的相关内容。在上述事实明确后，一审法院还要求李贵举证证明8年前交付现金的证据，属于对李贵的举证义务要求过于严苛，有悖关于举证责任及证据审核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最后如果李贺群真的是把钱借给了曹卫健，那也是李贺群与曹卫健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用途并不会导致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当事人主体的变更。李贵只能向合同相对人李贺群主张权利，而不是向并不认识也没有签过合同的第三人主张权利。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支持李贵的上诉请求。李贺群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如下：涉案款项是借给曹卫健的，并且约定有利息。李贺群并没有使用涉案款项，李贺群不欠李贵的钱。李贵一直在做虚假陈述，车牌是×××，应归属于李贺群。一审判决中提及“李贵主张现金交付了20万元借款，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李贵也没能拿出给李贺群转账的记录。李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贺群归还李贵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2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息18%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李贺群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1日，李贺群签署“借据一份”，该借据写于一张制式出库单上，其中在“科目”及“名称”部分，记载有“曹卫健”，下一行记载“借李贵人民币贰拾叁万陆仟元整。其中有贰拾万元是一分五厘的利息（用一年是3.6万元）”。在右下方“经手人”处有李贺群的“欠李贺群”字样签名。2019年2月10日，李贺群又向李贵出具借据一份，记载“2013年2月10日，李贺群向李贵借款二十万元整，约定利息月息1分五厘的利息（全年是36000元）李贺群借款是给他朋友曹卫健用。……”2019年2月17日，李贵、李贺群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李贵确认×××奥迪车及车牌号×××用李贵户名，归李贺群长期免费使用。一审法院另查，2019年1月15日，李贵与李贺群发生纠纷报警，民警出警进行了协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均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李贵、李贺群的陈述，李贵主张案涉借款系直接发生于其与李贺群之间，李贺群辩称案涉借款系附条件的债务加入或保证，故一审法院要求李贵对其请求权基础予以明确，即李贵要求李贺群还款系基于李贵将借款出借给李贺群本人的事实，还是基于李贺群有代案外人曹卫健还款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债务加入或保证的事实。李贵明确表示系基于第一种事实，即李贵将20万元借款出借给李贺群本人，故李贵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交付两方面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现李贵提交借据两份证明借贷合意，但最初形成的借据中存在“借李贵人民币贰拾叁万陆仟元整”前方有“曹卫健”三个字，及李贺群在“经手人”处签名等不合常理之处；同时李贵主张现金交付了20万元借款，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李贵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虽李贺群认可案涉20万元借款系附条件的债务加入或担保，但李贵对该事实未予认可，且在本案中并未据此事实要求李贺群还款，故对双方争议较大的车牌使用与案涉借款存在关系与否，一审法院不予审查。据此，判决：驳回李贵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贺群于2019年2月10日向李贵出具的借据中虽有“李贺群向李贵借款二十万元整”的内容，但该借据中所指债务与李贺群于2014年2月1日签署的写于制式出库单上的“借据”中所指债务为同一笔债务。而在2014年2月1日的“借据”中，“科目”及“名称”处记载为案外人曹卫健，右下方“经手人”处写有“欠李贺群”字样，该内容不足以证明李贵作为出借人与李贺群作为借款人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合意，且李贵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将借款实际支付给李贺群的具体方式。另，虽然李贺群于2019年2月10日向李贵出具了借据，但李贺群与李贵同期还形成了涉及车牌及车辆使用的《协议书》，加之李贵与李贺群均确认涉案借款实际使用人为案外人曹卫健。故李贵以上述两张“借据”主张案涉借款直接发生于其与李贺群之间，并以此要求李贺群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本院对李贵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贵的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李贵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罗 珊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