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6民终68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威，男，198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公民身份号码430××××××××××××653。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中炎，男，196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公民身份号码430××××××××××××654。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云泳，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国梁，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11D。法定代表人：程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开国，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圣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787。法定代表人：张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瑞印，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浩杨，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万科广场物业服务中心，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62L。法定代表人：李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开国，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燕，广东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威、郑中炎、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物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圣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元物业公司）、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万科广场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万科物业中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21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威、郑中炎上诉请求：1.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1000847元（增加的赔偿款为878853.3元，具体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其他选项21993.7元），并判令由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承担全部责任；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事实推理上的逻辑矛盾。一审判决认为李爱群高空坠亡为意外事件，即行为人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且是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损害结果。事实上，李爱群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过失，其在退休前到退休后均在圣元物业公司处从事保洁工作。李爱群坠楼时处于工作时间，死亡地点是万科广场六期五座9楼（即工作岗位）。尽管案发窗户旁有“禁止攀爬”警示语，但该警示语不适用于从事清洁、维修等特定职务的人。李爱群致死原因为圣元物业公司提供的工作场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为突发的（整栋楼仅仅案涉坠楼窗户突然损坏）重大安全隐患。李爱群无法预见、避免。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李爱群对坠楼行为不存在故意或过失，但判决结果又以李爱群存在过错为由判定其承担70%的责任，明显逻辑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涉及劳务关系中的雇佣关系，应当适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首先，本案实质上为准劳动关系。本案受害者李爱群与圣元物业公司之间并非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而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根据万科物业公司一审陈述，李爱群在万科物业公司处从事清洁工作4年有余，最后一次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的工作期间为12个月。换而言之，受害者李爱群与万科物业公司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形成了实际上的劳动关系。正因为李爱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才与圣元物业公司签署劳务合同。但实质上李爱群与万科物业公司应为劳动关系，或准劳动关系。据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即适用关于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判定本案是错误的。其次，本案标的应为劳务关系中的雇佣关系。按照法理，劳务关系为泛指，包括雇佣关系、加工承揽关系等以一方提供劳务为合同义务的多种法律关系。本案准确的请求权基础应为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再次，若参照劳动关系，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受伤，劳动单位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若按照雇主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圣元物业公司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全额赔偿责任。最后，退一步说，即使按照《中华人民共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圣元物业公司作为实际用人方、工作场地提供方，按照其过错亦应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判定受害者李爱群承担主要责任，是对法律的曲解，更会造成利益分配上的巨大失衡。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首先，李爱群的职业为清洁工人，其负责的清洁区域为楼梯间。楼梯间窗户上的“禁止攀爬”标识不应适用于特定职位的李爱群。一审中，有李爱群生前同岗位的离职员工向安监部门反映，其日常工作需爬上窗户进行清洁。事实上，清洁窗户需要爬上窗框，是基本的生活常识。一审法院枉顾生活基本常识，以有“禁止攀爬”标识为由，判定受害者李爱群承担了过高的责任。其次，导致李爱群坠楼的主要原因为坠楼处窗户的限位器突然损坏。民警、安监部门在事故发生当天对涉事整栋楼的窗户的限位器进行了检查，结果除事发的窗户外均是完好无损的（只能开15度）。若事发时案涉的窗户的限位器并未损坏，即使李爱群爬窗框清洁，亦不能发生案涉事故。但案涉事故发生的窗户因限位器当天损坏（可打开90度），待李爱群工作时发现该损坏，己无法避免其坠楼死亡。一审法院查明了前述事实为导致李爱群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仍然错误判定李爱群承担主要责任，明显违背事实。再次，一审判决对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现场鉴定事实认定不清。该鉴定的内容为：在死者旁边的毛巾及窗户拉手没有检测出STR分型，但顶部窗框、上半部玻璃是存在DNA痕迹。该鉴定充分说明，事发时，李爱群正在清洁玻璃窗框的过程中。因此，李爱群不能预见到限位器已损坏，其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最终坠楼死亡。最后，从圣元物业公司提交的资料及工人笔录可知，李爱群在死前两个小时仍收到要求其清洁窗户的指示。既然李爱群的工作内容为清洁窗户，圣元物业公司在明知清洁人员工作中存在需要爬窗户可能的情况下，却未提供用于攀爬的梯子，导致李爱群通过借助垃圾桶登高清洁卫生，圣元物业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四、一审法院遗漏查明事实。首先，案涉现场安全档案应查明而未查明。一审中，郑威、郑中炎的代理人曾向一审法院要求调取案涉楼层的安全档案，而一审法院要求郑威、郑中炎先向安监部门调取。但安监部门以向领导请示为由不予提供。直至2021年1月底，安监部门才明确回复不同意，并要求由一审法院按程序调取。该份安全档案属于可以影响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是否存在重大过错的重要证据。一审法院应当查明，但在郑威、郑中炎的代理人提出调取申请后，一审法院仍然未查明。其次，一审法院对于公安部门提供的鉴定书中四个点的位置未予查明。一审法院依申请调取的部分公安部门提供的资料中，现场笔录明确提到死者身旁提取毛巾一条，且在附楼所在窗户提取了四个点，其中窗框顶部有与死者口腔一致的STR分型。说明死者是在擦拭项部窗框时坠楼。同时证明，清理该楼梯间窗户必须站上窗户，且工作任务为主管交待的任务。再次，一审法院在调取公安提供的资料中，仅调取了案发现场一台电梯的录像，李爱群存在的画面仅有几秒。案涉现场有两台电梯，郑威、郑中炎在一审时要求查看另一台电梯录像，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场同意查看，但结果却以主管外出为由拒绝查看。截至目前，该电梯录像仍然未出示，以致李爱群死亡事实仍未查明。综上，提供劳务的李爱群在接受主管的指示进行擦玻璃的过程中，因窗户限位器突然损坏导致失足坠楼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仅以现场存在“禁止攀爬”标识认定物业方次责，死者为主责，理据不足。五、一审法院判定的赔偿金数额明显失衡。第一，一审法院支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少。按佛山地区平均水平，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8000元-10000元，死亡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为80000元-100000元，一审法院仅支持10000元明显不公。第二，李爱群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均为实际产生，故应当按实际产生的部分而非酌情按照最低标准支持。六、案涉《劳务用工协议》的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死亡，本案应当适用《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处理。根据一审法院己经查明的事实，万科物业公司一审已确认事发前李爱群己经在公司从事保洁工作4年多。李爱群为1967年7月2日出生，入职时为49岁，死亡时己经53岁，达到了退休年龄。李爱群与圣元物业公司签署了为期12个月的《劳务用工协议》，圣元物业公司向李爱群支付工资。李爱群受到万科物业公司与圣元物业公司的双重直接管理，存在组织、经济、人身上的隶属性，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李爱群达到退休年龄，法律拟制为劳务关系。李爱群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着工作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坠楼死亡。李爱群的家属己经依法提起了民事诉讼。综上，郑威、郑中炎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针对郑威、郑中炎的上诉，圣元物业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李爱群高空坠亡认定为意外事件不影响李爱群的过错认定。一审法院将李爱群高空坠亡认定为意外事件是由于无法查明李爱群的死亡方式，即无法查明是他杀还是自杀，意外事件仅是对李爱群死亡方式的评价，不代表李爱群对引起自身死亡结果的发生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无误。二、无论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均不应由圣元物业公司承担郑威、郑中炎的全部损失。郑威、郑中炎认为李爱群与圣元物业公司之间为雇佣关系，主张本案应当适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要求圣元物业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全额赔偿郑威、郑中炎的损失。然而适用该条款的前提为除存在雇佣关系外，还要求损害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的。纵观郑威、郑中炎出示的证据以及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调查证据，均无法证明李爱群在事发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反而可知以下事实：第一，李爱群的工作岗位是保洁员，其工作内容主要为地面清洁，并不包含楼道玻璃外侧清洁或其他楼外清洗工作。第二，李爱群的保洁工具（包含抹布）事发时放置于7楼，监控视频显示其前往9楼亦未携带任何保洁工具（公安在楼下平台发现的抹布经检测并无李爱群痕迹）。第三，圣元物业公司为保洁员提供有长杆擦窗工具，即便要清洁内侧玻璃也可使用长杆擦窗器而无需使用抹布，但其当日亦未携带该清洁工具（因上午保洁工作不包含玻璃清洁，一般安排在下午进行）。由此可知，在郑威、郑中炎无证据证明李爱群是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本案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全面认定本案各方的过错，包括李爱群自身的过错。退一步讲，即使李爱群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损害，圣元物业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但亦不代表圣元物业公司应全额赔偿郑威、郑中炎的损失。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加害人有无过错，并不是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李爱群对自身的过错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无论圣元物业公司适用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均应考虑到李爱群的过错。因此，一审法院全面查明各方过错的审理逻辑是正确的。三、李爱群应承担本案损害的主要责任。本案中，李爱群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长期专门从事清洁工作的成年人，清楚攀爬高空窗台的危险性，其却罔顾“禁止攀爬”的警告标志，借助垃圾桶实施了攀爬行为，极大提高了自身法益损害风险，应承担主要责任。圣元物业公司在保洁人员的岗前和日常作业前均安排有岗位培训，要求保洁员严格按照工作流程和标准进行作业，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培训义务。圣元物业公司向保洁人员均提供了适合的保洁作业工具，且通过一审的现场勘查可知，即便窗户限位器存在损坏，一个正常身高的人不可能意外坠落，且窗户有较大阻力，如非故意使用大力气推开，也不可能打开过大的张角。圣元物业公司即便存在过错，该过错的原因力极低，承担的责任应较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爱群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是本案事实认定清楚的前提下做出的，符合本案事实。四、郑威、郑中炎主张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0元无依据且明显过高，一审法院酌定金额较为恰当。郑威、郑中炎主张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增加21993.7元无充足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且不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郑威、郑中炎的上诉请求。针对郑威、郑中炎的上诉，万科物业公司辩称：一、郑威、郑中炎上诉理由存在逻辑错误。一审判决对于李爱群高空坠亡定性为意外事件，对于意外事件的定性，万科物业公司亦不认可。根据现有证据，李爱群当天有跳楼的想法，其从9楼跳下去的可能性极高。郑威、郑中炎据此认为李爱群不存在任何过错或过失，逻辑不通。李爱群对于其坠亡负有全部的过错。此外，郑威、郑中炎自行将“禁止攀爬”警示对象排除清洁工人，完全是其想当然，不值一驳。二、郑威、郑中炎以劳务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上诉状中却认为圣元物业公司与李爱群存在实质劳动关系或准劳动关系，前后自相矛盾。李爱群事发时虽已达退休年龄，但此类人员受聘用人单位，并不能当然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对于未享有退休待遇的人员，仍应按劳动关系处理。若圣元物业公司与李爱群存在劳动关系，应当首先进行工伤认定，并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向法院起诉。万科物业公司不是李爱群的用人单位或雇主，即使本次事故为工伤，亦与万科物业公司无关。三、对于李爱群坠亡前，是否从事雇佣活动，从事何种雇佣活动，郑威、郑中炎一再反复，难以自圆其说。郑威、郑中炎以李爱群清洁玻璃过程中坠亡提起本次诉讼。一审中改口检查玻璃清洁卫生过程中坠亡，上诉状中再反口称清洁玻璃过程中坠亡。若李爱群是因清洁玻璃坠亡，不会不带清洁工具，且事发的9楼以及上下的7、8、10楼的玻璃均无清洁的痕迹。郑威、郑中炎一直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对于郑威、郑中炎在上诉状中所称死者旁边的毛巾，毛巾出现的地点在二楼平台，而死者坠亡地点是一楼地面，郑威、郑中炎在此偷换概念。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并依法驳回郑威、郑中炎的全部上诉请求。万科物业中心辩称，与万科物业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万科物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郑威、郑中炎对万科物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郑威、郑中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李爱群是否“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这一关键事实未予查证，显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郑威、郑中炎对万科物业公司的赔偿请求权须基于“从事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且存在“过错”这一事实。郑威、郑中炎在起诉状中诉称李爱群在“玻璃清洗”时坠亡。对此，万科物业公司不予认可。一方面，事发楼层及上下楼层并没有楼梯窗玻璃清擦痕迹，李爱群从佛山万科广场六期五座9层楼梯窗处坠亡。按照李爱群同事陈积斌向公安机关所作陈述，李爱群负责五座1-24层的保洁工作，事发当天早7点至8点左右，二人从24层做清洁到19层，随后按照当值班长周忠蓉安排到大堂抹玻璃门。据公安等部门现场勘验，该栋7、8、10层楼梯窗玻璃并没有擦拭痕迹，9楼右侧玻璃无擦拭痕迹，左侧玻璃中间虽有不规则擦痕，但并未检出有效成分，不排除坠落时衣物刮蹭所致。若李爱群当时正在清洁楼梯窗玻璃，通常情况下事发楼梯窗及上下楼的楼梯窗应当具有玻璃清擦痕迹。另一方面，事发时李爱群并未携带任何玻璃清擦工具，圣元物业公司配发给李爱群使用的包括毛巾在内的全套保洁工具，均堆放在五座7楼。李爱群最后一次出现在电梯监控镜头的时间为9时46分，从电梯步入9楼，手中并没有拿任何东西，对于在现场周边派出所采集到的毛巾，经鉴定也没有检出有效成分。李爱群应未接触过该毛巾，该毛巾可能是他人遗落在现场周围，李爱群不可能在未带任何保洁工具的情况下空手清擦玻璃。一审庭审时，万科物业公司及圣元物业公司作出上述答辩后，郑威、郑中炎便改称，李爱群在“检查玻璃清洁卫生”时坠亡，前后陈述不一致。事发地面到窗台高度为94厘米，地面到窗户顶端的高度约为1.8米，而李爱群的身高为1.53米，正常情况下完全可以站在地面观察整个窗户的清洁程度，根本无需站上窗台进行观察，郑威、郑中炎的陈述不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综上，根据相关证据显示，李爱群事发当天是有跳楼的想法，其从9楼跳下去的可能性极高。二、一审法院以窗户限位器损坏为由认定万科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经现场勘查，佛山万科广场项目梯窗窗台至地面高度为0.94米。《住宅和设计规范》5.8.1规定：“窗外没有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0.9O米时，应设置防护措施。”正是由于案涉窗台高度超过了国家标准，开发商在建设时并没有配备梯窗限位器，也没有设置其他防护措施。该项目已经政府部门验收并达到收楼标准。安装限位器不是万科物业公司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一审法院以一个万科物业公司本身就无需安装的且不安装窗台本身设计也是合理、安全的损坏限位器为由，判决万科物业公司承担责任，显失公平，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万科物业公司对事故现场公共区域已尽到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对郑威、郑中炎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万科物业公司在该项目物业管理期间，已履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尽到相应的物业管理职责，具体体现在对每层楼梯窗窗台下显眼位置，设置“禁止攀爬”的警示标志，并将垃圾箱摆放在墙角位置，窗台下没有任何物品可供踩踏。万科物业公司已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万科物业公司在与圣元物业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明确要求圣元物业公司严格对派驻万科物业公司之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并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承包区域的外墙、外面玻璃等涉及高空危险作业的清洁工作，并不在圣元物业公司的承包范围内。万科物业公司另外聘请“蜘蛛人”团队完成，上述细节均反映万科物业公司具有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圣元物业公司在承包期间配备的保洁工具，包括长杆擦窗器、水刮、毛巾等，足以完成楼梯间内部玻璃的擦拭清洁工作，使用圣元物业公司配备的保洁工具，保洁人员根本无需站在窗台上即可完成内侧玻璃的清洁工作。对于承包合同的履行，万科物业公司已履行事后的监管职责，李爱群站上窗台导致坠亡，是万科物业公司无法预料到的事件。四、退一步讲，即使圣元物业公司与万科物业公司需要对郑威、郑中炎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核定的赔偿比例亦过高，应予以调整。万科物业公司在事故现场有“严禁攀爬”的警示标志，垃圾桶的摆放位置亦无不当，且万科物业公司在保洁服务外包时，合同明确要求保洁单位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圣元物业公司提交的资料反映，圣元物业公司有按约定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且配备了能够安全作业的保洁工具。李爱群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从事多年的保洁工作，圣元物业公司亦对其进行过日常安全教育及培训，应当具有一定的安全作业常识。李爱群在工作过程中自身亦应尽到谨慎、注意义务。从现场看，李爱群将垃圾桶移到9楼楼梯窗窗台前，借助垃圾桶攀爬到窗台上，明显违反了物管方的禁止性规定，也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安全操作规范，属于明显的违章作业。退一步讲，即使万科物业公司与圣元物业公司对本次事故存在一定的过错，过错程度也远远低于李爱群，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在此种情况下接受劳务一方最多承担不超过5%比例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将万科物业公司与圣元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及赔偿比例核定为15%，明显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达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另外，对万科物业公司与圣元物业公司应赔偿金额，一审判决计算公式有误。一审判决认定郑威、郑中炎损失金额为1049979元，由圣元物业公司和万科物业中心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即按一审判决核定的损失金额及赔偿比例，圣元物业公司与万科物业公司总赔偿金额，正确的算法为[（1049979-10000）×30%+10000]=321993.7元，扣减圣元物业公司已支付的210000元，万科物业公司应支付的金额实为111993.7元，按一审的计算方式，圣元物业公司与万科物业公司共应支付的金额为331993.7元（210000元+121993.70元），一审法院多判决万科物业公司承担10000元。综上，万科物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明显误判，为维护万科物业公司的合法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万科物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郑威、郑中炎辩称:一、一审判决对于李爱群在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事实认定中排除了他杀和自杀的可能性，已经确认为意外事件。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导致李爱群坠楼的主要原因是窗户限位器的损坏。该事实已经现场查实，故万科物业公司对于该事实提出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对于圣元物业公司与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的过错比例分担，郑威、郑中炎要求承担责任方为实际雇佣人、实际雇主或劳务用工主体。郑威、郑中炎认为万科物业公司、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为实际用工人的真实主体，至于如何认定由法院确认。三、一审判决遗漏调查事发现场有两部电梯，而一审法院只观看了一部电梯的视频录像，未查看另一部电梯的视频录像。郑威、郑中炎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普君派出所存有的第二部电梯的视频录像，该录像可能涉及事发时李爱群携带任何玻璃清洁工具，及事发后万科物业公司或者圣元物业公司将九楼现场的清扫工具移走的事实。因此，事发现场李爱群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对楼梯窗户的玻璃进行清洁。四、事发时，李爱群是基于主管在八点多打电话指示进行玻璃的清扫工作，即李爱群基于工作的需要到九楼清洁窗户。万科物业公司对于九楼的窗台有义务安装、维护限位器，但由于窗户限位器的损坏导致右边窗口可以从原15度打开到90度，导致李爱群发生意外。五、一审法院以李爱群借助垃圾桶实施攀爬行为从而认定李爱群存在主要过错，该认定是主观的臆断。李爱群的日常工作就是对楼道的窗口进行清洁，而清洁窗口需要爬上窗框才能够完成其清洁工作，一审法院以有禁爬标志为由要求李爱群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违背公平原则。六、万科物业公司在平时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委托蜘蛛人团队完成窗口的清洗工作。根据一审法院向圣元物业公司员工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李爱群与其他的员工都有责任对案发楼道的窗台进行日常的清理工作。因此，李爱群从事雇佣活动中由于意外遭受人身损害，而伤亡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万科物业公司的设施设备即窗户限位器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导致的。因此，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应当承担全部的过错责任，至少也应当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针对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圣元物业公司辩称，对于一审计算公式是否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认定，若有错误，请予以纠正。针对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万科物业中心辩称，同意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意见。郑威、郑中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共同赔偿郑威、郑中炎1000847元(含死亡赔偿金962360元、丧葬费64300元、交通费4911元、处理丧葬事宜期间住宿费8900元、处理丧葬事宜期间伙食费18576元、处理丧葬事宜期间误工损失41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扣减已经支付的200000元)；2.判令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万科物业中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万科物业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郑威、郑中炎121993.70元；二、驳回郑威、郑中炎的其他诉讼请求。万科物业公司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504元，由郑威、郑中炎负担4944元，万科物业公司负担56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郑威、郑中炎为调取公安机关处存放的李爱群出现在货梯的相关视频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经审查，一审法院已调取公安机关的相关卷宗，并清楚列明李爱群出现在电梯的时间节点。有鉴于此，再次调取已无必要，故本院对于郑威、郑中炎的申请不予准许。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郑威、郑中炎及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院对本案作如下分析：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施行，本案民事纠纷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故本案纠纷应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司法解释。关于各方应否担责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及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李爱群在提供劳务工作期间高空坠亡，各方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经审查，李爱群作为提供劳务方，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长期专门从事清洁工作的成年人，对工作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应有相应的认知。李爱群应对自身工作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并主动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以防止意外发生。然而，根据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可推知，事发时，在事发处存在“禁止攀爬”标识的情况下，李爱群依旧借助垃圾桶实施了攀爬行为，即放任了其可能高空坠落的危险发生，也违反了安全作业守则。因此，在本起事件中，李爱群存在主要过错。其次，圣元物业公司作为雇主，根据前述法律规定，提供劳务方需因劳务受到损害，才能要求接受劳务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因劳务”行为的理解与判断，不但要审查提供劳务方的损害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在工作地点发生，更要看提供劳务方是否以接受劳务方的授权或指示为基础，并在其职务范围内从事劳务行为。本案中，李爱群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高空坠亡，尚无证据证明案发时其未进行履职行为，故圣元物业公司应当就李爱群的坠亡承担责任。结合圣元物业公司未能提供安全保障措施和履行安全监管义务的事实，圣元物业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责任。再次，万科物业中心为案涉地点佛山万科广场项目的物业管理单位，且李爱群提供劳务的最终受益人，亦是限位器的安装单位，对案涉地点限位器的损坏未及时发现并修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此清洁窗户的李爱群凭经验错误评估事发窗户打开的最大角度或过分依赖窗户限位器可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即万科物业中心未对其提供的设备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根据上述分析，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李爱群对其自身损失承担50%的责任；由圣元物业公司对李爱群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万科物业中心对李爱群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万科物业中心为分公司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由于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应由万科物业公司替代承担万科物业中心对李爱群应负的赔偿责任。关于郑威、郑中炎各项损失（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问题。鉴于各方对于一审法院认定郑威、郑中炎在本案中的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二审径行予以维持。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及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结合郑威、郑中炎提交的相关证据，依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定的数额未超出合理范围，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郑威、郑中炎的案涉各项损失（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为1039979元[丧葬费63800元+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96236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3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675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2569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伙食补助费1500元]。关于圣元物业公司、万科物业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依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确定。本案中，一审法院结合本案案情，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并无不妥。其中，根据前述责任比例，由圣元物业公司向郑威、郑中炎承担8000元，由万科物业公司向郑威、郑中炎承担2000元。据此，圣元物业公司应向郑威、郑中炎承担的赔偿数额为213991.6元[1039979元×40%+8000元﹣210000元（已垫付）]。万科物业公司应向郑威、郑中炎承担的赔偿数额为105997.9元[1039979元×10%+2000元]。综上所述，郑威、郑中炎、万科物业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结果欠妥,本院二审依法相应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4民初21807号民事判决；二、广州圣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郑威、郑中炎213991.6元；三、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郑威、郑中炎105997.9元；四、驳回郑威、郑中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04元，由郑威、郑中炎负担2752元，由广州圣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201.6元，由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5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4.22元，由郑威、郑中炎负担3410.33元，由广州圣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316.51元，由佛山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277.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绮云审 判 员 唐铭焕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刘涵玉书 记 员 陈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