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3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建设路南侧张海村西街219号。法定代表人：雷学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金磊，北京泓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晨晨，男，1990年10月1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瑜琨，北京金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师向科，男，1980年5月13日出生。原审被告：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25楼。法定代表人：严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建红，女，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职员。上诉人华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晨晨、师向科及原审被告北京博大经开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22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师向科支付刘晨晨工程款550000元及相应利息。事实和理由：我公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师向科施工，至于师向科将该工程转包给何主体，我方并不知情，且我公司之前与刘晨晨亦并不相识。一审中刘晨晨亦明确表示其系通过师向科与我公司联系，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我公司与刘晨晨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从证据来看，师向科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刘晨晨，并且其二人就工程进行了结算，说明刘晨晨对于同师向科之间的合同关系及支付义务系明知，且师向科亦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因此，师向科才是刘晨晨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人。刘晨晨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旗公司上诉请求。师向科未参加庭审，亦未提交书面意见。博大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刘晨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博大公司、华旗公司、师向科向我支付工程款550000元；2.判令博大公司、华旗公司、师向科给付我利息（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博大公司（承包人）与华旗公司（分包人）就博大大厦南广场国旗台升旗台工程及博大大厦南广场石材更换工程分别签订分包合同，其中《博大大厦南广场国旗台升旗台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内容为博大大厦南广场新做6000mm*6000mm升旗台；签约合同价款为含税金额637900元。《博大大厦南广场石材更换工程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内容为拆除并更换博大大厦南广场石材589㎡（含垫层）；签约合同价款为含税金额316230元。刘晨晨主张其为上述博大大厦南广场国旗台升旗台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经师向科介绍，刘晨晨从华旗公司处承包了涉案工程，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博大公司、华旗公司、师向科均认可刘晨晨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对于各自的身份，博大公司称其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华旗公司是分包方，其只对接华旗公司，刘晨晨不受其管理。博大公司还称，其并不清楚师向科的身份。华旗公司称其是涉案工程的分包方，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师向科，师向科又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了刘晨晨，就涉案工程华旗公司只对接师向科。师向科对于华旗公司的陈述意见予以认可。刘晨晨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其向华旗公司开具的发票、石材发货单、转账记录、交易明细等证据，欲证明刘晨晨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多次购买材料并向工人发放工资，现工程已经施工完成，并已投入使用。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6月4日至2019年2月21日期间，刘晨晨曾与博大公司的员工李正阳就工程方案、进展、效果、选材、维修等事宜进行沟通。2018年9月3日，李正阳给刘晨晨发送微信：“那个谁，老吴把招标文件拿过去了，应该在走分包的招投标，让他们把做预算应该做完就能付款了吧”，刘晨晨回复：“好的，先干活在招标，邀标吧”，李正阳回复：“老吴弄得快的话月底估计差不多了”。2019年2月21日，刘晨晨给李正阳发送微信：“哥，有时间帮我问问财务我那活走到哪一步了，方便吗？”李正阳回复：“今天你们预算来了，刘丽让他回去弄招标的事了”，刘晨晨回复：“哦，已经入库了吧，招完标签合同应该就行了吧”，李正阳回复：“恩”。2018年6月8日至2019年8月5日期间，刘晨晨与师向科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晨晨就工程的进度、选材、款项等事宜与师向科进行了沟通。2019年2月2日，师向科给刘晨晨发送微信：“收到钱了吗”，刘晨晨回复：“没有啊？有收到的了吗？你给我问问”，师向科回复：“正转着呢，他正转着呢，我刚才问了”，刘晨晨询问：“吴哥？”师向科回复：“那个是不是咱们公司的会计？在政府里没好几家儿呢，十多家呢，他一阵儿一阵儿都转呢，你放心吧”，刘晨晨又询问：“有财务电话吗？还没打啊？”师向科回复：“你放心吧，这边儿都安排好了，他一定一定会给你转过去的，这点你放心，今天我跟老板那个谁都在一块儿呢”，刘晨晨回复：“好吧”。当日晚上19:40刘晨晨又给师向科发送微信：“到了15万，说的30万啊？”师向科回复：“那你跟这个钱你跟老吴打个电话问一下具体多少钱，我也没问，反正他说的是给你钱但是没说给多少，他说我问他都说好了没有，他说跟那个小刘儿都说好了”。2019年4月28日，刘晨晨给师向科发送微信：“他说明天给我回信能给钱啊？”师向科未回复该微信。2019年5月25日，师向科给刘晨晨发送微信：“王柯，有什么事给他说”，刘晨晨回复：“那我就把刚才说的让他跟雷小说了”，师向科回复：“我感觉还是算了吧，要不了多长时间了，也不至于”，刘晨晨回复：“我扛了快一年了，真没钱了，媳妇看病都现借的”。2019年8月2日，师向科给刘晨晨发送微信：“说的咋样了，怎么说了”，刘晨晨回复：“还是没有，说下周签合同”。刘晨晨与华旗公司员工李清晨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刘晨晨于2019年7月29日给李清晨发送了名称为“北京亦庄开发区管委会旗杆新作及铺设广场砖工程价格…”、“增加量北京亦庄开发区管委会旗杆新作及铺设广场砖工程…”的文件，并发送微信：“开始60万，后来增加了23万，您问了吗？怎么弄啊”，李清晨回复：“小刘您还是找王**先把预算做了，看看这款这样分期给您付完”，刘晨晨询问：“怎么分期法啊”，李清晨回复：“做完预算”。此后，刘晨晨一直催问款项事宜，2019年8月26日，刘晨晨给李清晨发送微信：“李总，您问王珂了吗”，李清晨回复：“说了这俩天向科来了一起说，能加点”。2018年6月4日至2018年9月22日期间，刘晨晨通过微信就广场砖灰麻石材铺装、广场砖黑麻石材铺装、不锈钢铁艺护栏、汉白玉、旗杆等材料尺寸、价格等事宜与相关施工人员进行了沟通，并在微信中就部分价款进行了支付。微信转账记录、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刘晨晨于2018年6月、7月、8月份分别向微信名称为“搅拌站”、“建筑、半壁店吴”、“亦庄水泥吴”、“工程师向科”等人转账，于2020年6月14日、2020年6月18日向微信名为“做不锈钢藏”分别转账10000元。其中，刘晨晨分多次向师向科转账共计9300元。对于向师向科转账一节，刘晨晨解释称其让师向科代买过施工材料，转给师向科的钱是购买材料的款项。博大公司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华旗公司对刘晨晨与李正阳、师向科、李清晨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华旗公司称其与刘晨晨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刘晨晨系从师向科处承包涉案工程，通过刘晨晨与师向科的聊天记录也可以证明师向科并非只是介绍人身份。华旗公司还称发票抬头之所以是其公司名称，是因为华旗公司是涉案工程的专业分包单位，发票只能开具为华旗公司。师向科认可华旗公司的质证意见。刘晨晨提交了《结算书》，欲证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结算，结算价款为700000元，刘晨晨已收到工程款150000元，剩余550000元未支付。《结算书》载明：“华旗建设集团与劳务班组师向科就博大大厦南广场国旗台升旗台工程（亦庄开发区）双方达成一致最终定于70万作为本工程的最终结算价款。我方予2019年2月2日按师向科指定的施工人员（刘晨晨）支付劳务费15万元。剩余款项53万元于2020年2月3日全部给予结清（除质量保证金2万元）。”班组承包人处有师向科的签字，日期为2020年1月2日。博大公司对《结算书》予以认可。华旗公司对《结算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结算书》充分证明涉案工程是由华旗公司分包给师向科进行施工，故落款处班组承包人是师向科而非刘晨晨。华旗公司主张该《结算书》中的700000元为华旗公司与师向科之间的结算金额，并非刘晨晨与华旗公司之间的最终结算金额，不能以此认定刘晨晨的工程款总额为700000元。华旗公司还称《结算书》中明确载明华旗公司是按照师向科的指定向施工人员支付相关费用，这可以证明华旗公司直接对接的是师向科而非刘晨晨。师向科认可华旗公司的质证意见。关于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刘晨晨称涉案工程的结算金额为700000元，华旗公司已向其支付150000元，剩余550000元未支付。博大公司称其与华旗公司之间的工程款除了3%的质保金未付外，其余款项均已支付。华旗公司认可博大公司的该项陈述。就刘晨晨所述的未付工程款，华旗公司称因刘晨晨的工人举报到劳动监察大队，华旗公司才与师向科签订了《结算书》，并按照师向科的指定将150000元支付给了刘晨晨，剩余款项550000元也已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了师向科，但转账凭证现未找到。对此，师向科认可其确已收到华旗公司支付的全部工程款，但没有提交收款凭证。师向科称其与刘晨晨之间并未进行结算，故未向刘晨晨支付剩余工程款。由于华旗公司与师向科均未在法院限定期限内提交双方之间支付剩余工程款的收付款凭据，不利后果由二者承担，法院将采信对二者不利的陈述意见。博大公司提交了11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2张银行回单，欲证明其与华旗公司之间工程款的支付情况。其中，华旗公司于2019年7月1日向博大公司出具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1张，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一项中均载明为“建筑服务*工程款”，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954130元。刘晨晨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其并不清楚博大公司与华旗公司之间结算的总金额。华旗公司与师向科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刘晨晨提交了通话录音，欲证明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在施工完成后华旗公司未向其结清款项，与其对接的是华旗公司而非师向科；在通话录音中显示的未支付金额与刘晨晨主张的金额相对应，且在刘晨晨索要工程款的过程中华旗公司一直答应给付，却一直未付；刘晨晨听说华旗公司已将工程款支付给了师向科，但师向科一直未正面回答过该问题。其中刘晨晨与李清晨于2020年4月的通话录音显示，刘晨晨称：“您从年前，从18年到现在2020年4月了，您这，您回不去跟老板说先给我弄点……”，李清晨回复：“我知道，我知道，你还在老家呢”……刘晨晨称：“那您跟我说一声，我心里好有个底，到底怎么着是不是，老拖着也没，都拖两年了，再拖这都20年4月份了。总共也就是50、60万的事儿，65万的工程款，给了15万了是不是，您问问老板怎么着您在跟我说吧行么”，李清晨回复：“好好”。刘晨晨与雷晓于2020年4月的通话记录显示，刘晨晨称：“我是和师向科一块给您干活的，旗杆的那个，博大的”，雷晓回复：“你好你好”，刘晨晨询问雷晓什么时候可以给工程款，雷晓回复：“等向科回来吧，我跟向科跟那个谁也说一声，回来给你到时候，给你办个结算”，刘晨晨再次询问可不可以先给一点，雷晓回复：“这段时间钱特别紧张，我现在答应你也没用，我给不了你，我答应你也没用，你知道吧，你再等一等，等到六月底六月中，我一次性这个钱我都给你，这疫情我们都没办法，我们都没想到，你知道么，我们这边确实是耽误的特别多”，刘晨晨又称：“六月您那有结账的钱啊还是”，雷晓回复：“有有有，我答应你我就肯定有回款，到时候一并结清给你”。刘晨晨与师向科于2020年7月的通话录音显示，刘晨晨询问师向科有没有给他500000元工程款，师向科一直没有回复该问题，并称等他回来再联系。2020年7月15日，刘晨晨与华旗公司的员工、博大公司的员工、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在劳动监察大队调解室进行沟通，谈话录音显示，就涉案工程工程款数额及支付问题，刘晨晨与华旗公司、博大公司进行了协商，博大公司称除质保金外其已向华旗公司支付了全部工程款，而华旗公司称其已将工程款支付给了师向科，其向刘晨晨支付的150000元是受师向科的委托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并非支付的工程款，其与刘晨晨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就工程款能否支付给刘晨晨一节，当日上述人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沟通过程中，劳动监察人员询问刘晨晨：“多少钱给你，应该再给你多少”，刘晨晨回复：“应该再给我50多万”，劳动监察人员称：“这50多万给中间人了，对他们说是50多万给中间人”，劳动监察人员又称：“中间人给你有协议，等于中间人又找你”，刘晨晨称：“不是”，劳动监察人员询问刘晨晨：“谁找的你”，刘晨晨回复：“我们俩一块跟当时他们公司的人谈的”，劳动监察人员询问：“你跟中间人谈”，刘晨晨回复：“我没跟他谈，我跟他们公司的人谈了，他只不过是把我介绍给他们公司了。”刘晨晨与华旗公司员工于2020年8月的通话录音显示，刘晨晨询问华旗公司的员工能否给其出具欠付工程款的证明，华旗公司的员工回复称不能给其出具证明，其应该找师向科出具，双方就此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该录音中刘晨晨称：“你公司能出面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我就一层一层往上找了，反正我这个指望这50万活着呢……”对此，刘晨晨解释称刚开始其向华旗公司报价为850000元，但华旗公司认为报价过高只能给650000元，但刘晨晨没有同意。刘晨晨还称刚开始双方约定的是450000元，但后来工程产生了拆除栏杆和停车位施工、铺道砖和走电等增项，因此刘晨晨给华旗公司报价850000元。经询，对于涉案工程的工程量，刘晨晨表示不申请鉴定，其认可《结算书》中的结算金额，并主张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为700000元。博大公司对上述录音予以认可，但认为与其无关，其不应向刘晨晨支付工程款。华旗公司对上述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从第一份录音可以看出，刘晨晨一直向华旗公司索要的工程款实际是工人工资，在录音最后，刘晨晨一直主张的款项是650000元，与刘晨晨的诉讼请求不一致，说明刘晨晨从未与华旗公司和师向科进行过结算；从第二段录音可以看出，雷晓不认识刘晨晨，也可以证明刘晨晨和师向科之间的关系；从第三段录音可以看出，刘晨晨一直主张的工程款是500000元；从第四段录音可以看出，华旗公司明确表示钱已经支付给了师向科，刘晨晨对此是知情的；从第五段录音可以看出，华旗公司的员工明确表示不认识刘晨晨，刘晨晨与华旗公司没有直接的关系。师向科认可华旗公司的质证意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晨晨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至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调取刘晨晨与博大公司员工、华旗公司员工的谈话笔录。法院依职权自大兴区劳动监察大队调取了《授权委托书》、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执、《班组承包协议》、《结算书》的复印件，其中，《班组承包协议》载明：“亦庄开发区管委会旗杆新作及铺设广场砖工程，暂定价450000元，最终以结算为准。”甲方处盖有华旗公司的印章，乙方处有师向科的签字捺印，日期均为2018年5月20日。《授权委托书》载明：“即师向科委托华旗公司支付（亦庄开发区管委会旗杆新作及铺设广场工程）工人全部劳务费用共计150000元。并同意在2019年2月2日以转账方式转付款给刘晨晨，卡号……（附转账明细）。”委托人处有师向科的签字捺印，受委托人处盖有华旗公司的印章，日期均为2019年2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执显示，华旗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向刘晨晨转账150000元。刘晨晨对上述调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师向科承包人的身份，刘晨晨认为是师向科与华旗公司后补的上述手续，从签字的笔迹中也能看出不同；师向科主张其是分包主体，但华旗公司、师向科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刘晨晨还称华旗公司提到因工人闹事才支付150000元款项，不符合事实，刘晨晨在2019年2月2日就收到了150000元，而去劳动监察大队协商的时间是2020年7月份，且华旗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已经向师向科支付了剩余尾款。博大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其无关。华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上述证据证明了涉案工程是由师向科承包，而非刘晨晨。师向科认可华旗公司的意见。经查，涉案工程已被投入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刘晨晨主张其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华旗公司、博大公司与师向科对此均予认可，法院不持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四：第一，与刘晨晨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第二，涉案工程未支付工程款数额；第三，是否应当支付利息；第四，博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针对焦点问题，法院分别认定如下：第一，与刘晨晨存在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谁。华旗公司与师向科均主张华旗公司将从博大公司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了师向科，之后师向科又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刘晨晨，并非由华旗公司分包给了刘晨晨进行施工。刘晨晨则认为其是通过师向科介绍由华旗公司直接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其进行施工。对此，法院认为，其一，刘晨晨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施工过程中就工程相关情况多次与华旗公司有关人员进行沟通并询问意见，这既可表明华旗公司对涉案工程是由刘晨晨施工的事实知情并认可，又可表明华旗公司在刘晨晨施工时参与其中并以行为对刘晨晨系合同相对方的身份认可。庭审中，华旗公司虽称其只与师向科存在分包合同关系，但却无法对其行为作出合理解释，法院不予采信；其二，就工程款支付问题，刘晨晨与华旗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过多次沟通，华旗公司亦承诺向刘晨晨支付剩余款项，这表明华旗公司愿意对刘晨晨的施工支付对价；其三，再结合华旗公司与刘晨晨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华旗公司将工程款直接支付给了刘晨晨，虽然华旗公司与师向科均主张华旗公司向刘晨晨直接支付的150000元系华旗公司受师向科的委托支付的工人工资，并非与刘晨晨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华旗公司与师向科之间就剩余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但从华旗公司已向刘晨晨支付的150000元来看，即使华旗公司与师向科之间签订了《班组承包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在二者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晨晨对此知情且认可的情况下，也不应对刘晨晨产生法律效力，反而华旗公司的付款行为可以表明其在履行向刘晨晨支付对价的义务。再者，从华旗公司与师向科之间剩余工程款支付情况来看，虽然双方均认可华旗公司已向师向科支付完毕剩余工程款，但却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不利后果应由华旗公司与师向科承担，法院将依法采信对二者不利的陈述意见。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与刘晨晨存在分包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华旗公司。对于师向科的身份，刘晨晨自认师向科只是介绍其与华旗公司合作的中间人，并非其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故对刘晨晨要求师向科承担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涉案工程未支付工程款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刘晨晨不具有劳务作业相关资质，其与华旗公司分包合同关系应属无效。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晨晨作为实际施工人，已履行施工义务，建设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其有权向华旗公司主张所欠工程款。对于应付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华旗公司认可《结算书》中确认的700000元为涉案工程的结算金额，刘晨晨对此亦不持异议，法院确认以此作为涉案工程的最终结算金额。扣除华旗公司已支付的150000元，其还应向刘晨晨支付剩余工程款550000元。第三，是否应当支付利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但需注意的是，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取消了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因此，该日期后，贷款利息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案依照处理。就利息的起算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刘晨晨主张撤场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并以此日开始起算利息，但却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法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酌定自收到诉状之日即2020年10月14日开始起算利息。刘晨晨超出该范围的利息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第四，博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中，博大公司提交证据证明已向华旗公司支付了应付工程款，对此华旗公司亦予以确认，虽刘晨晨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加以反驳，故对刘晨晨针对博大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华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晨晨支付工程款550000元；二、华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刘晨晨支付工程款利息（以55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刘晨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与刘晨晨建立合同关系的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第一，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华旗公司与刘晨晨之间曾经签署过施工合同，但各方对刘晨晨作为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均表示认可，且从刘晨晨与华旗公司员工的沟通记录看，双方曾多次就涉案工程施工交流意见，因此华旗公司对涉案工程由刘晨晨组织施工知晓，其参与施工的情节应视为以实际行为认可刘晨晨作为合同主体的身份；第二，从刘晨晨与华旗公司员工就工程款支付时间及金额协商情况看，华旗公司并未对刘晨晨向其索要工程款提出异议，上述行为与其关于合同相对方为师向科的主张不相符合；第三，从资金往来情况看，华旗公司确曾向刘晨晨支付过15万元款项，该行为应视为华旗公司向刘晨晨履行支付工程对价之义务；第四，华旗公司主张上述支付行为系发生于其与师向科建立了分包合同关系之前提下，受师向科委托支付工人工资，且其与师向科已经进行了结算，足以证明合同相对方为师向科。因本案没有书面合同，合同主体应当综合意思表示合意形成过程、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内容综合确定，结算属于合同履行末端的“结果”环节，单独并不足以作为合同主体的认定依据。且没有证据证明华旗公司、师向科之间就剩余工程款已经结清，故华旗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与刘晨晨存在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华旗公司，并判决由其承担给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责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华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华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霍翠玲审 判 员 刘 琨审 判 员 李 淼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辛明厚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