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终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东阳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C6-006-D。法定代表人：梁大江，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宇光，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铭杨，女，汉族，1994年5月8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黑龙江省兰西县新华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青年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23号院A栋。法定代表人：田科武，总编。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锋，女，汉族，1976年12月16日出生，该社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涵，女，汉族，1987年10月9日出生，该社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上诉人浙江东阳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阳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青年报社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民初673号民事判决，向一审法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江东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宇光，被上诉人北京青年报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东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停止（2018）京02执626号案的强制执行；2.由北京青年报社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与佛山云鼎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云鼎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真实有效。佛山云鼎公司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梁婷，上诉人为保全与梁婷个人借款和电影投资制作款项得到保障，双方将签约时间约定为2017年2月15日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诉人与佛山云鼎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系真实有效的合同，与佛山云鼎公司的成立时间没有直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2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关于权利义务的确定，要求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对倒签日期进行限制的条款。所以，倒签日期的合同只要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二、上诉人系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出品单位之一，对涉案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实体权利。首先，因东莞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星汇公司）在业内具有较高的名气及影响力，所以将其列为第一位，但是电影出品单位的署名情况与投资本金的回收顺位并无直接关联；其次，在影视投资行业中，即使到电影申请公映许可证前一天，增加出品投资单位也属于正常现象，因此，取得公映许可证与任何一家出品单位的成立时间没有直接关系；最后，国家电影局对电影出品单位的真实性具有严格的审核流程，一部电影的出品方是以国家电影局颁发的公映许可证上标明的出品单位为准。因此，上诉人作为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出品单位之一，对涉案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实体权利。北京青年报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提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与佛山云鼎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中第一页第一行写明：“本协议的签约日期：2017年2月15日”，且该合同的最后一页盖章签字页上诉人与佛山云鼎公司的签约日期均为“2017年2月15日”。经查实，佛山云鼎公司成立日期为2018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在投资合同列明的签约时间2017年2月15日佛山云鼎公司尚未成立，上诉人不可能在当时与佛山云鼎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对于一个尚未成立的公司，尚无民事主体资格，不可能签订合同，因此，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签约时真实意思表示”或“倒签合同”之说。该投资合同系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梁婷为了逃避债务，不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而伪造的合同。《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作为上诉人主张享有电影《营救汪星人》票房分帐款并据此提出执行异议的依据，根本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可执行性，无法证明其欲主张的目的。二、上诉人对电影《营救汪星人》的票房分账款不享有任何民事权益，亦无提起执行异议的实体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上诉人提供的投资合同存在虚假性，其提供的其他多项证据也与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开发、拍摄、制作、推广宣传及出品人、投资等事实情况无关联或不符合实际，存在明显瑕疵，无法证明其对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合法权益，不能阻止法院对该分账款的执行，一审判决对此已经作出清晰、明确的分析和判定。三、浙江东阳公司、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天姬（北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汇北京公司）均为梁婷实际控制的公司，四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涉嫌互相串通，恶意逃避债务，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妨害执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显示，被执行人之一东莞星汇公司自2016年主导电影《营救汪星人》的项目开发、拍摄制作备案、摄制、后期制作、报批送审、宣传推广等工作，在佛山云鼎公司设立前，《营救汪星人》已经拍摄完成，并计划于2018年2月16日大年初一上映。2018年1月，二中院应被上诉人申请在仲裁案件中对东莞星汇、星汇北京公司被采取保全措施。2018年3月2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调解书，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承诺按期付款。2018年8月15日，佛山云鼎公司设立；2018年9月18日，佛山云鼎公司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签署《影片《营救汪星人》数字版发行合同》（以下简称《电影发行合同》），约定由佛山云鼎公司享有影片发行权并收取票房分帐款；2018年9月19日，《营救汪星人》取得了公映许可证。被执行人东莞星汇公司让其关联公司佛山云鼎公司与华夏公司签署《电影发行合同》，是其与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公司等关联公司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综上，本案中涉及的执行义务是被上诉人北京青年报社与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因电影投资合同纠纷争议，经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作出调解书，二被执行人应当最晚于2018年8月31日前支付投资本金、固定收益、违约金等1000余万元。被执行人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梁婷以各种理由无限期拖延，先是以各种理由拖延履行债务，之后更是操控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公司、东莞星汇公司等实际控制又相互关联的公司恶意提起执行异议，时至今日，距离生效仲裁裁定的最晚履行日已经过去了2年7个月之久，被执行人一分钱也未履行过生效裁定。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驳回浙江东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浙江东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即停止（2018）京02执626号案的强制执行，将浙江东阳公司参与出品的电影《营救汪星人》300685元票房分账款返还给浙江东阳公司；2.本案的诉讼费由北京青年报社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执行过程北京青年报社因与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产生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在仲裁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北京仲裁委员会据此向一审法院转送（2017）京02执保295号仲裁财产保全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1日至1月23日对星汇北京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银行账户存款、所持东莞星汇公司100%股权等财产采取保全措施。2018年3月2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就上述合同纠纷做出（2018）京仲调字0120号调解书，主要内容为：（一）东莞星汇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前给付北京青年报社投资本金10000000元及固定收益，具体付款进度为，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投资本金200万元所对应的固定收益491506.85元；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投资本金5000000元及相应固定收益；2018年8月31日前给付投资本金5000000元及相应固定收益；（二）东莞星汇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前向北京青年报社支付违约金180000元；（三）星汇北京公司就东莞星汇公司向北京青年报社偿付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仲裁费共计125783.29元由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共同承担；（五）如果截止2018年8月31日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履行完毕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则北京青年报社不再向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主张任何其他款项；（六）如果截止2018年8月31日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未能履行完毕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则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应于2018年9月1日按照《仲裁申请书》中的仲裁请求向北京青年报社履行全部付款义务，一次性足额支付北京青年报社仲裁请求的全部款项；（七）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上述仲裁调解书生效后，因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未依约承担还款责任，北京青年报社于2018年9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立（2018）京02执626号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1日向华夏公司发出（2018）京02执62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将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授权佛山云鼎公司发行的影片《营救汪星人》所得电影票房分账款提交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专案账户……”随后，华夏公司将751710.9元交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载明“缴款人”为“星汇北京公司（代缴人：华夏公司）”，金额为751710.9元。浙江东阳公司以该笔案款中的300685元应归其所有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就其异议立案审理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京02执异962号裁定，驳回浙江东阳公司的异议请求。浙江东阳公司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二、《营救汪星人》票房分账款权属争议所涉事实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电影《营救汪星人》项目于2015年开始筹备。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发函载明“星汇北京公司送审的电影剧本《爱犬大营救》收悉。经审读，剧中涉及公安工作和公安民警之处无明显不当，同意按照流程进行申报立项。”《爱犬大营救》后更名为《营救汪星人》。此后，该电影取得影剧备字[2016]第4265号备案立项号，完成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电影开机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拍摄完成时间为2017年9月23日。2018年9月，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华夏公司（乙方）签订涉案电影《影片发行合同》，该合同第五条“分成、统计、结算办法”约定：“1.甲、乙双方同意，本片的院线发行收入汇入乙方账户。……4.甲、乙双方同意，本片的发行收入按以下顺序回收和分配：(1)首先扣除实际发生的数字制作相关费用超出预付款的差额部分（如有）；(2)再扣除乙方应得的发行服务费：(3)剩余发行收入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9月19日，国家电影局于为涉案电影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载明“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公司。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3日，涉案电影在院线上映。浙江东阳公司称，因电影拍摄完毕后需制作特效、资金未到位等原因，导致电影推迟至2018年国庆上映。影片片头字幕显示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联合出品单位为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浙江东阳公司为证明其就涉案电影票房拥有分账权，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佛山云鼎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此外，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亦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东莞星汇公司（乙方）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8日，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投资制作电影《营救汪星人》，甲方拥有影片摄制剧本的著作权并为影片的承制方。该电影制片人、导演及编剧均为梁婷。该协议第6.1条“合作模式”约定，甲方保证乙方100%足额收回投资本金，并获得投资同比所占利润的50%部分的收益（即获得乙方所占项目总投资同比利润的50%）。如项目未有产生利润，则甲方保证乙方本金100%回收。在乙方全部收回投资本金前，甲方不得收回自身的实际投资。第6.2条约定，影片制作、宣传、发行费用总投资预算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甲方投资人民币54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90%；乙方投资人民币6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10%。第6.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的投资款由乙方直接向剧组支付拍摄等额成本，累计不少于600万元。第8.3条约定，双方按保本分收益的合作模式，收益分配的时间和计算方式约定如下：乙方投资本金全额收回时间为在影片上映后6个月内，甲方收到各院线回款后，根据投资比例安排相应款项的结算，并向乙方提交制作发行收支明细表，在得到乙方确认并签署相关函件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乙方投资本金的相应款项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再次保证在影片上映后6个月内，各院线回款优先用于偿还乙方的投资本金，且承诺乙方全部收回投资本金前，甲方不得收回自身的实际投资。由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浙江东阳公司（乙方）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该协议第4.3条约定，影片摄制周期约130天，开机时间2017年5月18日左右；第6.2条约定，影片制作、宣传、发行费用总投资预算为6000万元，其中甲方投资48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60%；乙方投资24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40%。第6.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日期5个工作日内，乙方的投资款由乙方直接向剧组支付拍摄等额成本，累计不少于2400万元。协议第6.1条“合作模式”、第8.3条“收益分配”的约定与前述合作协议相同。北京青年报社主张上述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均系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和东莞星汇公司恶意串通所签的虚假合同，主要理由为：两份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特别是在均约定总投资款为6000万元的情况下，佛山云鼎公司在一份协议中称其投资4800万元，在另一份协议中却称其投资5400万元，二者明显矛盾；佛山云鼎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5日，当时案涉电影已经制作完毕、行将公映，不可能再需要投资数千万元，亦不可能在2017年2月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佛山云鼎公司主张因浙江东阳公司的款项均系2017年2月以后已经支付，故为方便浙江东阳公司走账而将合同日期倒签。佛山云鼎公司依据其与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分别签订的上述《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主张一审法院执行的票房分账款中的10%应属于东莞星汇公司，50%应属于佛山云鼎公司，40%应属于浙江东阳公司。浙江东阳公司为证明其就涉案电影票房拥有分账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部分银行转账凭证和合同。其中，浙江东阳公司向梁婷个人的转帐发生于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备注用途包括“往来款”“还款”“备用金”等；浙江东阳公司向北京魔杰克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案外人转账发生于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12月14日期间，部分凭证的用途标注为《营救汪星人》费用；浙江东阳公司向佛山云鼎公司转账发生于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用途标注为“往来账”。此外，佛山云鼎公司还提交了2016年浙江东阳公司与梁婷个人之间经济往来的记账清单，显示2016年浙江东阳公司与梁婷之间往来款项金额接近1500万元。另查，星汇北京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7日，股东分别为梁婷（实缴出资额750万元）、李君豪（实缴出资额50万元）、梁大江（实缴出资额200万元）；东莞星汇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2日，股东为星汇北京公司（控股比例100%）；佛山云鼎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5日，股东为梁婷（控股比例100%），梁婷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50年1月1日。以上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梁婷。浙江东阳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梁大江，股东为梁大江（持股比例为40%）、李君豪（持股比例为60%）。梁大江系梁婷的弟弟，李君豪系梁婷的前夫。再查，北京青年报社亦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令准许执行佛山云鼎公司所涉票房分账款375856.25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浙江东阳公司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本案争议焦点是案外人浙江东阳公司对执行中执行的涉案款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浙江东阳公司对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负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案涉电影《营造汪星人》的署名，该电影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联合出品单位为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三公司均对该电影作品享有著作权，且根据行业惯例，出品单位通常对案涉电影作品的贡献率最高，其享有的投资回报亦应最高。本案争议的执行标的系案涉电影的票房分账款，作为涉案电影的著作权人，东莞星汇公司、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均有权享有。故佛山云鼎公司虽然以自己的名义与华夏公司签订《影片发行合同》，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佛山云鼎公司有权取得案涉电影的票房分账款。事实上，佛山云鼎公司依据其与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分别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主张上述票房分账款的10%属于东莞星汇公司，50%属于佛山云鼎公司，40%属于浙江东阳公司。但是，基于以下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存在明显瑕疵，不能作为支持佛山云鼎公司关于票房分账款比例主张的依据：首先，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为2018年8月18日，当时距离案涉电影正式公映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案涉电影应当已经制作完毕，绝大部分投入都已经实际发生，佛山云鼎公司当时成立仅三天，双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照《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其次，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而佛山云鼎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方成立，该协议落款日期显然与事实不符，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日期不可能早于2018年8月15日，彼时距离案涉电影正式公映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案涉电影应当已经制作完毕，绝大部分投入都已经实际发生，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照《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再次，两份协议的主要条款基本相同，就投资比例的约定显然存在矛盾，无法得出佛山云鼎公司投资比例为50%、东莞星汇公司投资比例10%、浙江东阳公司投资比例40%的结论。虽然浙江东阳公司提交了部分转账凭证和合同，其中部分凭证备注用途涉及案涉电影支出，但是梁婷作为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各公司之间及各公司与梁婷个人之间账目混同的可能性；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的股东具有特殊关系，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之间一直经济往来频繁；2018年1月东莞星汇公司和星汇北京公司就在仲裁案件中被采取保全措施，梁婷存在绕过该两家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向案涉电影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浙江东阳公司目前证据难以证明案涉电影的实际投入主体和实际投入数额等情况。即使根据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佛山云鼎公司也承诺在东莞星汇公司收回投资本金之前，佛山云鼎公司不得先行收回投资，按比例分账的前提是案涉电影产生利润且东莞星汇公司投资本金已经收回，虽然佛山云鼎公司在其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中也承诺由浙江东阳公司先行收回投资本金，但是浙江东阳公司未证明东莞星汇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投资本金的回收顺位，根据案涉电影的署名情况，正常应当优先保障出品人东莞星汇公司的权益。案涉执行标的仅数十万元，明显没有达到东莞星汇公司约定的投资本金，故在东莞星汇公司的投资本金尚未获清偿之前，浙江东阳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按比例分账，也与其自身的证据相悖。综上，浙江东阳公司未就其对案涉票房分账款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尽到其举证证明责任，不能阻止一审法院对该分账款的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浙江东阳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佛山云鼎公司作为案外人对执行中的涉案款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浙江东阳公司作为案外人就一审法院（2018）京02执626号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进而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所针对的基础债权债务依据系北京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的（2018）京仲调字0120号调解书。自该仲裁调解书作出之日起，星汇北京公司和东莞星汇公司即对北京青年报社负有该仲裁调解书所确定的债务。星汇北京公司和东莞星汇公司对此应当是明知的，而梁婷作为东莞星汇公司和星汇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此亦应当是明知的。但是，梁婷在距离案涉电影正式公映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案涉电影应当已经制作完毕，绝大部分投入都已经实际发生，没有必要再进行投资的情况下，不仅于2018年8月15日出资注册成立了佛山云鼎公司，且仅时隔三天，即于2018年8月18日，便以佛山云鼎公司的名义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又以佛山云鼎公司名义采取倒签合同日期的方式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上述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基本相同，就投资比例的约定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因此，上述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明显存在以虚伪的意思表示隐藏签约方逃避债务的违法行为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佛山云鼎公司分别与浙江东阳公司、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存在明显瑕疵，不能作为支持票房分账款比例的依据并无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浙江东阳公司应对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负举证证明责任。虽然浙江东阳公司提交了部分转账凭证和合同，其中部分凭证备注用途涉及案涉电影支出，但考虑到以下因素：一是梁婷作为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各公司之间及各公司与梁婷个人之间账目混同的可能性；二是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的股东具有特殊关系，且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之间一直经济往来频繁；三是2018年1月，东莞星汇公司和星汇北京公司就在相关仲裁案件中被采取保全措施，梁婷存在绕过该两家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向案涉电影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浙江东阳公司目前提交的证据难以证明案涉电影的实际投入主体和实际投入数额等情况。依据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分别签订的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内容，尚不能证明该电影票房分账款的10%属于东莞星汇公司，50%属于佛山云鼎公司，40%属于浙江东阳公司的事实。即使根据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佛山云鼎公司也承诺在东莞星汇公司收回全部投资本金之前，佛山云鼎公司不得先行收回投资。可见，按比例分账的前提是案涉电影产生利润且东莞星汇公司投资本金已经收回。虽然佛山云鼎公司在其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中也承诺由浙江东阳公司先行收回投资本金，但是浙江东阳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东莞星汇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投资本金的回收顺位，且根据案涉电影的署名情况，正常情况下应当优先保障出品人东莞星汇公司的权益。案涉执行标的仅数十万元，明显没有达到东莞星汇公司约定的投资本金，故在东莞星汇公司的投资本金尚未获清偿之前，浙江东阳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按比例分账，也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悖。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浙江东阳公司未就其对案涉票房分账款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尽到其举证证明责任，不能阻止一审法院对该分账款的执行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浙江东阳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11元，由上诉人浙江东阳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甘 琳审 判 员  夏林林审 判 员  魏 欣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秋实书 记 员  辛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