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筠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527民初476号 原告：宜宾市戎宸运业筠连宇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筠连县筠连镇筠州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27727480711N。 法定代表人：曾伟，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书权，四川瑞龙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筠连县百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百兴客运站，住所地：筠连县筠连镇真武山大车口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52720925428X。 法定代表人：杨国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军，四川舟度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 原告宜宾市戎宸运业筠连宇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筠连宇顺公司）与被告筠连县百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百兴客运站（以下简称筠连百兴客运站）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筠连宇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书全，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的法定代表人杨国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友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营业收入3106049.3元；2.被告支付原告损失的律师代理费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诉称因计算错误，请求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返还原告营业收入3105449.3元。事实与理由：2003年12月9日，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交通厅公布实施的《四川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客运站收费细则）第三条客运站在向承运人和旅客提供有偿服务时，必须按照本《细则》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第四条客运站向承运人提供客运代理、客运发班、行包运输代理、车辆清洗清洁、车辆保温、车辆停放、车辆安全等服务时，可收取相应费用；第五条客运站为承运者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按客运运费（不含代收代缴费用，如客附费、过路过桥费等）的一定比例，向承运人计收客运代理费。同时规定二级普通客运站，客运代理费费率，不超过7%。客运代理费也可以按经批准的相应费率标准和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的客车实载率计算客运代理费，采取按月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站与承运人采取定额收费办法的，要签订定额收费合同，并报当地物价、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中途配载站不得采取按月定额办法收费。 2017年8月，原告就被告收取进站费等费用标准不符合《客运站收费细则》的规定，向被告提出异议，并向主管部门举报。2017年8月31日，共同的主管部门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何钰召集原被告双方相关人员座谈，形成《座谈纪要》，《座谈纪要》载明“筠连宇顺公司与百兴客运站达成以下协议：一、自2017年9月1日起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由双方商定。二，每月票务结算时间按次月20日前统一转款（节假日顺延）。三、百兴公司收取双方共同协商的费用以外，不得额外收取与经营无关其他的费用……”。参会人员签字栏，由筠连宇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伟、百兴客运站法定代表人杨国军、运管所法定代表人何钰签字。自2017年9月1日至今，原、被告双方就进站费用中的“客运代理费”、“站务服务费”该如何收取，一直存在争议，没有商定一致意见。 2017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原告的总营收客运运费为10238781.5元，按照《客运站收费细则》的相关规定，被告最多（客运运费的7%）计收原告客运代理费716714.7元，其余9522066.8元被告应该按《客运站收费细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解交原告，但被告实际解交与原告的仅有6416017.5元，还有3105449.3元没有解交与原告。3105449.3元是原告合法的经营收入，被告在没有约定和文件规定的情况下，非法占有原告合法经营收入，应该予以返还。原、被告双方从2017至2020年，每年的1月1日都签订《汽车客运站管理协议》，《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约定：因违反本合同约定引发诉讼的，违约方应承担对方因此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原告提起本诉讼，支出了30000元律师代理费，被告按约应该支付与原告。 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2020年11月25日，原告发函催告被告于2020年11月30日前返还原告的合法营业性收入，被告拒不返还，故酿成此诉讼。 被告筠连县百兴客运站辩称：1.根据《汽车客运站收费规则》、《四川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规定，筠连县百兴客运站按照“定额收费办法”向原告收取客运代理费符合法律规定和当地客观实际。被告按协议约定为原告公司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被告依法向原告收取客运代理费。被告经营的客运站地处筠连县城最北边位置，筠连县范围内的所有乡镇均位于筠连县城最南边方向，由此导致从被告处发车到各乡镇的客车在出站时乘客上座率几乎为0，仅节假日从外地回来的少量乘客因转车会在被告处购置车票上车，但客运出站后到达筠连县政府路段就会有大量乘客上车，大多数时候上座率达80%以上，在此情形下，如果被告按照《四川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中“二级站普通客站计收客运代理费不超过7%”规定向原告按售票价格的7%计收客运费是极不公平的；2.按照“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代理费是百兴客运站与原告之间长期以来的一贯做法，其每月计收金额均需经双方签字认可。原被告曾于2012年2月签订《包缴协议》，并已经将《包缴协议》送至筠连县运管所和筠连县物价局进行备案。该《包缴协议》对包缴期限、包缴费用标准均进行明确约定，其中包缴期限为2012年2月至2014年1月。两年期限届满后，即从2014年2月起至今未在继续签订《包缴协议》，双方均是根据每月车辆增减情况按“定额收费办法”结算客运代理费。2021年1月24日，原告认为应减少部分车辆的“包缴费”向百兴客运站和运管所提交《百兴客运站进站费明细表》，该表直接证明百兴客运站和宇顺公司之间对客运代理费的计收标准是按“定额收费办法”计收的。针对原告起诉状载明从2017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期间的每月客运代理费均由双方按月进行结算并签字确认。所谓“结算”，从会计用语角度理解是指按某一时期内的所有收支情况进行总结、核实的意思。双方对该期间的客运代理费结算完成后，并由双方各自公司财务人员做账报税。因此双方在2017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期间的合同权利及义务均已全部履行完毕；3.原、被告签订《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系双方平等友好协商后自愿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中对客运代理费的计收有A、B两种方案，但双方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案。考虑到双方长期以来对客运代理费均是按“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双方均认可按B方案，因原告公司经常出现增减车辆的情形，故B方案也无法填写“包缴费”的具体数额，双方对B方案的操作只能根据每月车辆增减数量为依据按“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代理费。本案中，原告未考虑到中国广大农村客运市场管理的客运实际和本案客观实际，对本案的客运代理费机械片面的理解为按A方案；4.原告属于客运车辆的挂靠公司，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法定车主，实际车主系其他自然人，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自然人实际所有的客运车辆必须挂靠运输公司经营，从客运行业的统计数据分析看，客运车辆只有上座率达70%才会产生利润。本案中，原告公司支付给被告的客运代理费，事实上已经由实际车主全额承担，原告公司自身根本未支付任何费用。 综上，原被告于2012年2月签订《包缴协议》，该包缴协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包缴协议履行期间届满后，双方从2014年2月起每年客运代理费都是根据双方长期以来按“定额收费办法”计收的惯例及当地客观实际情况按B方案结算。双方从2014年2月起至今，均是根据每月车辆增减情况按“定额收费办法”结算客运代理费，每月结算的客运代理费计收金额均由双方签字认可。从双方签订《包缴协议》及原告向被告提交的《百兴站进站费明细表》来看，足以证明双方系按“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代理费的客观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行使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行使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双方对客运代理费已经按照“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贷款费，既使原告认为自2017年1月以后签订的《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关于客运代理费的书面协议约定不明确，但双方事实上也是根据客运实际情况对客运代理费结算完成并双方签字确认，合同权利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原、被告对客运代理费已全部结算完成，合同权利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且客运代理费已由实际车主支付完毕的情形下，原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想通过诉讼意外获取300多万元，原告的做法是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正原则和诚信原则。 原告筠连县宇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身份证明书，拟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被告的基本信息；3.座谈纪要，该纪要是原被告在筠连县运管所的主持下签订的，拟证明筠连宇顺公司与百兴公司客运站达成以下协议：是自2017年9月1日起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由双方共同商定；二是每月票务结算时间按次月20日前统一转款（节假日顺延）；三、百兴公司收取双方共同协商的费用以外，不得额外收取与经营无关的其他费用…，参会人员签字栏，有筠连宇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伟、百兴客运站法定代表人杨国军、运管所法定代表人何钰签字；4.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共4份），该4份协议为原被告签订，合同第五部分约定：费用及结算，第26条，甲方（本案被告）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按以下标准收费，客运站代理费按（A）或者（B）计算收取；5.《筠连县百兴公司汽车站票据结算单》（代收款收据）（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拟证明2017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原告的总营业收客运运费为10238781.5元，被告从原告经营客运车辆的营业收入中直接扣取“包交费”3687770元，“站务费”110817元、“整治费”等24177元；6.农商行银行业务回单，拟证明2019年9月至2020年10月，被告实际已返还原告的营业性收入金额6416017.5元；7.催告函及送达依据，拟证明2020年11月25日、26日，原告分别以手机彩信、邮政快递两种方式向被告送达催告函，催告被告2020年11月30日前返还原告营业收入共计4137392元；8.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支付依据，拟证明原告提起本诉讼，损失律师代理费30000元；9.《四川省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川甲公2003279文件，拟证明该细则第五条客运站为承运者代办客源组织、售票、检票、发车，运费结算等客运业务，按客运运费的一定比例，向承运人计收客运代理费。同时规定二级普通客运站，客运代理费费率，不超过7%，客运代理费也可以按经批准的相关费率标准和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的客车实载率计算客运代理费，采取按月定额收费办法计收。客运站与承运人采取定额收费办法的，要签订定额收费合同，并报当地物价、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中途配载站不得采取按月定额办法收费，本案当中不应按照定额标准计算费用；10.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所2021年客运工作协调会会议记录，拟证明至2021年1月24日，原被告在进站费上仍存在争议，原告一直没有认可被告收费标准。该记录上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原被告在进站费用问题上存在争议”，我们提起诉讼也是源自原来的座谈纪要，因为一直到2021年1月24日双都没有达成协议，原被告双方一直存在争议。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1-2组证据三性无异议；第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陈述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座谈会实际争议就在客运代理费采用包缴方式其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上进行座谈；第4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协议已经非常明确表达了按照A方案或B方案，我们是按照定额包交费用，对包交费的多少有争议；第5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原被告在经济往来中，账目已经结清，原告认为被告的格式单据上只是在数字上认定，并不是结算，原告是一个法人，原告的工作人员、执行经理、财务都是完全明确行为能力，原告早就认可这种方式的，原告出示的该证据恰好证明账目已经两清了；第6组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已经付清了原告的营业收入；第7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告不差原告的，原告发出的催告函的时间，要注意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倒推来看，超过了诉讼时效；第8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是原告的权利，与本案及被告无关；第9组证据，被告认为协议只有违法国家行政法规的，才能称为无效，该证据也证明定额包交，属于合法的，在文件的第五条，说明了可以进行定额包交，但这个定额包交费用确定是按照经批准的相应费率标准和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的客车实载率计算客运代理费，如果按照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客车实载率计算客运代理费，被告每月收取的定额包交费用金额远远低于审定客运车辆上座率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七，这个文件规定的百分之七是指总营业额的百分之七，由此证明原被告实行定额包交符合法律规定，结合原被告的计算单，恰好能证明原被告是认可包交约定的。 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1组证据：协议，这份协议是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在协议中，已经明确了进站费用进行整体包交，原被告自2012年以来就实行定额包交；第2组证据：座谈纪要，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被告致原告的函、财务通知单、原告致被告的函，会议记录，进站费明细等，拟证明原、被告之间收取代理客运费一直进行的是定额包交方式。从各证据内容上完全能体现原、被告之间收取代理客运费一直采用的是定额包交方式，对此原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被告也没有收到过原告的书面异议，由此完全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收取代理客运费一直采用的是定额包交方式，此方式原告是认可的，并已实际履行；第3、4组证据：安检签单记录卡（2017年至2020年），拟证明原告的车辆在站内上座率很低，营运收入也很差，如果由此计算，一方面说明原告的车辆没有乘客，营运收入也很低，根本无法维持公司车辆的正常营运，这显然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也证明此营运车辆完全不能达到当地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客车上座率和实载率；第5组证据，原告车辆站外载客图片，拟证明原告的车辆虽然在站内购票上座率低，但在站外途中大量载客，最终该车辆上座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而站外乘客购票的营业收入由原告的车主收取，未进入总营业收入，使原告的客运车辆因站外载客能获得大额营运收入以致获利，这是基本事实也是客观现实，如果还是仅仅按照客运站内的营运收入的7%计算，是完全不客观和公平的，由此基于筠连县客运的客观事实，长期以来（自2012年），被告收取代理客运费采用的方式一直都是定额包交方式；第6组证据：被告分别与大雪山顺欣公司、珙县长峰迅达运输有限公司、宜宾戎通运输有限公司、宜宾市戎宸运业长宁分公司、宜宾市戎宸运业公司等签订的《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这些与被告合作的有十余家公司，都是实行的定额包交客运代理费，故原被告的合作协议一直也是采取的定额包交方式；第7组证据结算票据，从2017年至2020年票据结算单，拟证明被告从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每月就定额包交客运代理费已结算清楚的事实，该证据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定额包交，每月已履行完成；第8组筠连县运管所延续经营相关资料，原告送运管所可行性报告，拟证明原告自认车辆的营运乘客上座率能达到75%以上，更进一步证明原告的车辆只有通过站外载客才能提高上座率；补充两组新证据第1组证人证言，业主张仁华等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原被告是包交关系，第2组证据：协议，拟证明是原被告属于定额包交客运代理费关系。对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协议，就2012年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其客观性不持异议，但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所以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合同期限为2014年元月止；第2组证据中的座谈纪要，客观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在座谈纪要中，正如原告提交该份证据也说明形成的一致意见，进站费用要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效率进行双方商定，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另外财务通知单，是对科室发出的指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与原告也不具有关联性；对于函告，客观性认可，但不能达到被告想要证明的目的，所有的函件都是就事论事，就车辆因为什么原因需要停、检、修，并没有对收费标准进行约定，对会议记录，该记录具有客观性，但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该会议记录的第三大项，进行了特别约定，此主要是进站费的金额争议，该份会议记录所载明的事情，只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就客运站进站费的金额存在争议，对进站明细，这不具有合法性，系被告强行拍照的，没有原告加盖印章，其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第3、4组证据，安检签单记录卡，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属于原告所管理的内容，也不能达到被告想要证明的目的，被告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是被告的权利；第5组证据与第4组证据意见一致，按照相关规定，车子出站后，一公里内属于车站管理，一公里外不属于被告服务的内容，不能达到被告想要证明的目的；第6组证据被告提交了其他几个公司的协议，该协议对交费方式与包缴金额也没有明确约定，同时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第7组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无法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目的，整个票据是被告出具给原告的，原告的经办人进行签字，只是对票和单据的金额进行认定，上面内容不能证明双方约定是包缴关系，如果认可为什么还要开会来讨论，这说明一直都没有认可；第8组证据可行性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在申请某个路线的可行性报告，上面的资料陈述的实载率或上座率，这仅仅是申报资料，与本案无关，运管部们如果认为没有达到，是行政问题，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被告补充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根据规定，书面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进行表达，对形成的书面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对补充的协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但协议中收取客运代理费的方式为A或B二选一，也同样没有进行约定；相反协议中也约定，如果存在过错，过错方将承担律师费用。综上，被告的以上证据均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采用包缴方式交付客运代理费，也不能证明原告认可采用该方式交纳客运代理费。 对原、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对无争议的相关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相关证据，本院将综合本案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依法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根据以上分析认定，结合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筠连宇顺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5日，经营范围：普通客运、省级班车客运（二类、三类、四类、农村客运）、省级包车客运、省级包车客运（旅游）、市级班车客运（二类、三类、四类、）、市级包车客运、市级包车客运（旅游）、县级班车客运（二类、三类、四类、农村客运）、县级包车客运、县级包车客运（旅游）、县内班车客运（四类）、县内包车客运；汽车维修、汽车配件销售等，其名下有客运车辆99台。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成立于2007年8月2日，经营范围：受主体问题从事：客运站经营，代理保险，农副产品，日用百货销售等，属于二级普通客运站，目前有十余家客运公司与其合作，从事客运代理管理业务。原告筠连宇顺公司自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建站以来，双方就开始客运合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运营，根据运营情况，于2012年2月，筠连百兴客运站与宇顺公司签订《协议》，主要约定：结合本县客运市场现状及百兴站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宇顺公司参营车辆进站费用，整体包缴，具体协议如下：1.包缴时间：2012年2月至2014年1月，为期2年；2.包缴车辆：现运行所有进站参营车辆共90台，新增、更新车辆另行测算；3.包缴费用：每月912800元，不含出境车辆站务费（出境车辆站务费由百兴站在票款中扣款）。协议期满后的几年，双方未再续签协议，宇顺公司仍按原协议基础，按月定额向百兴客运站缴纳客运代理费。至2017年1月，原告筠连宇顺公司（甲方）与被告筠连百兴客运站（乙方）双方又签订《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其中第五部分“费用及结算”中，第26条约定：甲方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按以下标准收费：（一）客运代理费：按（Ａ）或（Ｂ）计算收取【1.含站务费；2.站务费另算】，即：（Ａ）按乙方营收的7%收取；（Ｂ）按月包缴，每月包缴元（未确定金额）。（二）站务服务费：按1元／客（30公里以内按每人0.40元）；（三）车检费：每班每月150元；（四）清洁费：每班每月150元（日运行3班的车辆按2班计算）；（五）清洗费：单次按10元／车次收取，包月按120元／月收取；（六）停车费：夜间每台豪华车20元，大型车辆10元，中型车辆5元；凡报停车辆（除报废车外），一律不减进站费用；（七）乙方应当支付甲方的一切费用，甲方在乙方的营收中直接扣划；（八）参营企业结算时间为：次月5日至15日。至2017年8月，原告认为被告收取车辆进站费等费用问题提出异议，并向主管部门申报。2017年8月31日，共同的主管部门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所所长何钰召集原被告双方相关人员座谈，形成《座谈纪要》，《座谈纪要》载明“筠连宇顺公司与百兴客运站主要达成以下协议：一、自2017年9月1日起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由双方商定。二，每月票务结算时间按月20日前统一转款（节假日顺延）。三、百兴公司收取双方共同协商的费用以外，不得额外收取与经营无关其他的费用……”。参会人员签字栏，由筠连宇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伟、百兴客运站法定代表人杨国军、运管所法定代表人何钰签字。随即双方于2017年9月1日根据《座谈纪要》协商的意见，对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进行协商确定，根据商定的意见，被告百兴客运站于2017年9月5日，向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出具函告，载明：“经双方于2017年9月1日协商一致决定，筠连宇顺公司的以下车辆进站包缴费作如下调整：川Ｑ37852号车运行蒿坝每月减500元，川Ｑ52069号车运行维新每月减200元，川Ｑ52168号车运行高坎每月减200元，共计每月减900元；川Ｑ51516号车运行彝良，因道路原因，进站包缴费1600元／月，暂不收取；另新增筠连至维新新车一辆，车号为川Ｑ3××××号车，进站包缴费为1800元／月，于2017年8月1日起执行，收取8月、9月进站费，每月先交费。”同日，被告百兴客运站向其财务科下达了以上车辆收费增减内容的《通知》，之后双方依然根据车辆运营情况，计算每月包缴费用多少，由百兴客运站在筠连宇顺公司营收中直接扣划收取。继后的2018年、2019年、2020年，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仍与被告百兴客运站签订了与2017年签订的其内容、形式一样的《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 原告筠连宇顺公司认为从2017年9月起至2020年10月间，根据被告百兴客运站提供的结算票据，原告的总营收客运运费为10238781.5元，按照《客运站收费细则》的相关规定，被告最多只能计收原告客运代理费716714.7元（按客运运费总营收的7%计算），其余9522066.8元被告应该按《客运站收费细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解交原告，但被告实际解交给原告的仅有6416017.5元，还有3105449.3元没有解交给原告。原告认为3105449.3元是原告合法的经营收入，被告在没有约定和文件规定的情况下，非法占有原告合法经营收入，应该予以返还。2020年11月25日，原告发函催告被告于2020年11月30日前返还原告的合法营业性收入，被告拒不返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由于被告百兴客运站与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在车辆进站费用的缴纳存在争议，客运公司认为因客运市场整体行情下滑，客运站应根据市场行情适当下调单车进站收费标准；客运站认为收费标准降低到按照车辆上座率50%来计算，就已经在进站费用上进行了减免。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局鉴于双方的争议和诉求，于2021年1月24日组织双方针对当前的客运市场现实情况进行协调，达成以下共识：1.筠连宇顺公司建议减免进站费用的车辆已提出名单及减免费用明细，其中未提高进站费用部分车辆，百兴客运站继续按2020年收费标准收取；2.筠连宇顺公司建议减免进站费用的车辆，由百兴客运站和宇顺公司各自安排人员针对需核减收费的车辆线路进行实地测算考察（运管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见证核查情况），综合线路车辆上座率、节假日、旺季、淡季等要素，科学测算收取标准，确定年度进站单次台车进站收取费用；3.为确保2021年春节正常运行，2021年1月28日至3月8日期间，筠连宇顺公司仍按2020年进站费标准向百兴客运站缴纳进站费，待实地测算确定全年宇顺公司客运车辆缴费标准后，在春节期间产生的进站费根据实际应收标准多退少补。该协调协议的有效时间根据双方实地测算确定全年宇顺公司客运车辆缴费标准签订的相关合同协议时间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向被告百兴客运站缴纳的客运代理费，被告百兴客运站应按客运站售票营收额的7%计算收取，还是应根据车辆实际运载情况，确定车辆缴费标准按每月定额收费办法收取。 首先，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与被告百兴客运站分别都具有相应资质，本院予以确认。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从2017年8月对被告百兴客运站收取车辆进站费的缴纳金额提出异议，经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所组织双方进行协商座谈，达成《座谈纪要》的主要协议内容是：“自2017年9月1日起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由双方商定”，随即双方次日根据《座谈纪要》协商的意见，对原告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进行商定，根据商定的意见，被告百兴客运站于2017年9月5日，向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出具函告，载明：“经双方于2017年9月1日协商一致决定，筠连宇顺公司的以下车辆进站包缴费作如下调整：川Ｑ37852号车运行蒿坝每月减500元，川Ｑ52069号车运行维新每月减200元，川Ｑ52168号车运行高坎每月减200元，共计每月减900元；川Ｑ51516号车运行彝良，因道路原因，进站包缴费1600元／月，暂不收取；另新增筠连至维新新车一辆，车号为川Ｑ3××××号车，进站包缴费为1800元／月，于2017年8月1日起执行，收取8月、9月进站费，每月先交费。”同日，被告百兴客运站向其财务科下达了以上车辆收费增减内容的《通知》，之后双方依然根据车辆营运情况计算每月包缴费用的多少，由百兴客运站在筠连宇顺公司营收中直接扣划收取，其间原告也多次向被告函告部分车辆运行变化请求减免或停收相关费用，并未对实行每月定额包缴方式提出异议，双方已切实履行。 其次，结合本县客运市场现状及被告百兴客运站地理位置等具体情况，长期以来（自2012年），被告收取代理客运费都是根据车辆上座率、节假日、旺季、淡季等要素测算收取标准，采用按月定额收费办法。因为从安检签单记录卡（2017年至2020年），显示原告的车辆在站内购票乘车的上座率很低，营运收入也很差，但从原告车辆站外载客图片，说明虽然在站内购票上座率低，但在站外途中大量载客，最终该车辆上座率就很高，而站外乘客购票的营业收入由原告的车主收取，未进入总营业收入，且站外购票收入也不便确定，如果仅仅按照客运站内的营运收入的7%计算，是不客观和公平的。因此，采取定额按月包缴的方式是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折冲处理的办法。 再次，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与被告百兴客运站于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间都分别签订了《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该协议双方均予以认可，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虽然协议中对收取客运代理费的收缴方式和缴纳金额多少存在争议，但从协议第五部分“费用及结算”中所载明的：“第26条约定：甲方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按以下标准收费：（一）客运代理费：按（A）或（B）计算收取【1.含站务费；2.站务费另算】，即：（A）按乙方营收的7%收取；（B）按月包缴，每月包缴xxx元（未确定金额）”，可以理解为：如果按（A）方案缴费，则属于1种方法，含站务费；如果按（B）方案缴费，则属于2种方案，站务费另算；再从原、被告均提交的2017年9月至2020年10月间的每月《票据结算单》，其扣款栏目均分别载明有：月包交费和站务费等收款项目，说明站务费的项目是另行计算收取的，双方采用缴纳客运代理费方式是按照（B）方案而非（A）方案，即按月包缴的形式，且已履行完毕。 第四：从筠连县公路运输管理局鉴于双方的争议和诉求，于2017年8月30日和2021年1月24日组织双方进行的两次协调，并形成了《座谈纪要》和《会议记录》，其主要内容都是针对当前的客运市场现实情况，对收取客运代理费（车辆进站费）的金额发生争议而产生，而不是因签订的《汽车客运站务管理协议》中缴费方式适用按（A）或（B）计算收取而发生。第一次经协调后达成的主要内容是“自2017年9月1日起宇顺公司新增、报废、更新、延续经营车辆，就进站费用等问题，根据当时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由双方商定”，之后双方就部分车辆的费用增减进行了协商确定并履行；第二次经协调后达成的主要内容是“1.筠连宇顺公司建议减免进站费用的车辆已提出名单及减免费用明细，其中未提高进站费用部分车辆，百兴客运站继续按2020年收费标准收取；2.筠连宇顺公司建议减免进站费用的车辆，由百兴客运站和宇顺公司各自安排人员针对需核减收费的车辆线路进行实地测算考察（运管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见证核查情况），综合线路车辆上座率、节假日、旺季、淡季等要素，科学测算收取标准，确定年度进站单次台车进站收取费用”。两次协调会议，双方都未否认实际实行的是采取按月定额收费办法，都只是对定额收费的多少在今后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测算确定，双方对已经履行的包缴费用并未提出异议。 综上，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与被告百兴客运站系多年的合作关系，对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主张的从2017年9月中2020年10月间，原告筠连宇顺公司向被告百兴客运站收取的客运代理费，应按客运站售票营收额的7%计算收取，被告百兴客运站尚应返还原告营业收入3105449.3元的请求，其证据不充分，按照契约精神，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筠连宇顺公司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律师服务费30000元的请求，因该费用系原告自身维权所产生的费用，虽双方签订的管理协议有约定，约定因违反合同约定引发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律师代理费的费用，本案由于原告的主张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获支持，故对原告的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宜宾市戎宸运业筠连宇顺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888元，减半收取计15944元，由原告宜宾市戎宸运业筠连宇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勇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杨杰 书记员  陈熙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则。 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行使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行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堤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