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川05行终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全，男，194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江县福宝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袁涛，镇长。 委托代理人潘宏，合江县诚勤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合江县合江镇。 法定代表人王波，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智，合江县司法局复议与应诉股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李佳芯，女，199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审第三人李有乾，男，196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审第三人李有银，男，195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审第三人胡林，男，1981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上诉人李福全因与被上诉人合江县福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福宝镇政府”)、被上诉人合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合江县政府”）、原审第三人李有银、李有乾、李佳芯、胡林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2020）川05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李福全与第三人李有银、李有乾、李佳芯、胡林系合江县福宝镇聂石坝村十三社（原松月寺村五社）成员。1981年，李福全获得位于小地名“红充树”（又名黄通树、黄春树、红春树）处自留山，登记林权证（证号：合林证字057157号）记载四至界为:东面熟土脚、南面海只埂、西面半山尖、北面竹麻埂。1983年左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位于“红春树”处原告李福全住房北侧的熟土自南向北分五份依次发包给原告李福全、第三人李有银、李有乾、胡林、李佳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其后，原告和第三人对土地进行了或农耕或植树不同利用，并分别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2007年，原告李福全就其林权证（证号：合林证字057157号）申请换发新的林权证，其新获得的合府林证字（2007）第2××9号林权证载明原告“红充树”处林地四至界为：东面自己熟土壁脚、南面海子埂（即海只埂）、西面半山尖、北面竹麻埂。原告李福全认为按林权证记载四至界址，其林权东面界限为自己熟土壁脚，自己住房北侧至竹麻埂整块土地都应属于自己的合法林权。 2019年5月4日，原告李福全以第三人李有银、李有乾、胡林、李佳芯侵占其自留山林地为由，申请被告福宝镇人民政府确认四第三人已获得的林地（土地）权属证书中“红充树”处土地为原告的自留山范围。被告福宝镇人民政府受理后进行了相关调查了解，并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福府处字第01号《关于李福全等人林地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驳回原告李福全的诉请申请。原告李福全不服，向被告合江县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合江县政府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合府复字（2020）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福宝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李福全不服复议决定，于2020年11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福全自1981年取得“红充树”处林权以来，其林地范围未曾变更，两次林权四至界登记只是文字表述差异。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位于“红充树”处的林权四至界址中的东界“熟土壁”或“自己熟土脚壁”的具体位置的确定。原告理解认为，其1981年、2007年取得的林权证载明林权界址正确，足以证明应以其在“红充树”处熟土的东面边界为其林地的东面界址，二被告及第三人理解认为原告的林权的东面边界应以原告熟土的西面边界即熟土壁脚界址，并不包含该熟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经查，本案原告1981年取得的林权证登记的东面界址为“熟土壁”，能够确定其林权东面是与“熟土”相邻，而“熟土”并不属于林地范畴，而原告主张其林权四至界包含了此“熟土”，不符合常理。原告对第三人自1978年开始对本案争议土地进行了开荒并管理使用至今的事实无异议，结合原告在被告福宝镇政府进行调查过程中陈述“（自留山）当时是一个人1亩，我家4个人就享受只有4亩”、“生产队划定红春树那里4亩柴山地给我”、“（四第三人装证的地）如果丈量有10亩左右的地”等内容，与原告主张其自1981年取得的林权包含四第三人现使用并取得权属证书的争议土地相矛盾。鉴于原告的1981年林权证四至界址登记中东面“熟土脚”的表述容易产生歧义，登记机关结合该处林地与“熟土”之间以土壁坡相连的地貌特征，在2007年换发林权证时予以更正为“（李福全）自己的熟土壁脚”，且李福全盖私章印予以确认，该表述更加规范和具体，并不影响原告林权范围。自1978年开始实际耕种后，原告对第三人管理使用“红充树”处的案涉争议土地多年未提出异议，其对2007年林权登记四至界址也表示认可，四第三人经过早期进行开荒并延续管理、使用，最终根据土地承包政策的发展分别在2000年、2008年取得本案争议土地的权属证书，合法有效。综上，被告福宝镇政府作出的〔2020〕福府处字第01号《关于李福全等人林地使用权纠纷处理决定》和合江县政府作出的合府复字〔2020〕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以其1981年取得的林权证在先，并主观认为林地四至界包含本案争议土地，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权利，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李有乾、李佳芯、胡林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福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福全负担。 上诉人李福全上诉请求：1.撤销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2020）川05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2.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涉案土地的原始归属和所属地域，原审法院未查清。集体土地下放，本小组就把涉案土地使用权分配给了上诉人一家人。四名第三人分别于2000年和2008年才取得权属证书，而上诉人是1981年就取得权属证书。案涉土地东面界址“熟土脚或自己熟土脚”中的熟土是在林权权属内，并没有其他单独土地权属证书，且上诉人权属证书中的四界清楚明确，并未与他人土地相连，原审法院却不顾以上记载的事实，明显错误。根据被上诉人对涉案林地处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土地面积勘测的相关证据，而根据上诉人自己的勘测，现涉案林权面积与四亩相差甚远，即被上诉人作出林地确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关键的证据进行支撑。 被上诉人福宝镇政府答辩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与本府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完全一致。李福全根据所持有的1981年所颁发的林权证以四至界址认为其范围内的他人的承包地属自己的自留山林权。1981年时，林业两制政策的落实，政府为农民的自留山进行依法确权，那是农村集体土地尚未进行家庭承包，在农民的自留山中也有集体耕地的，不作为林地使用权确权给农户，因为土地性质不同。李福全所持有的2007年12月31日合江县林业局所颁发的林权证，其界址东面为“熟土壁脚”，说明东面有熟土，林权界址只能至熟土上面的“壁脚”，并未包括熟土。第三人所持的林权证合法有效，第三人所持有的林权证是因集体统一退耕还林而改变了土地属性取得的。在之前是集体以耕地发包的承包地，在1983年土地承包时不是林地，更不是李福全的自留山。第三人对该争议土地使用了几十年，双方均无争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合江县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本案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按照前述规定，上诉人李福全持有的林权证和原审第三人李佳芯持有的林权证、胡林的林权证、李有乾的林权证、李有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作为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根据上诉人以及四名第三人的证书，上诉人主张的争议地已经登记在四名第三人的林权证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中，并且上诉人1981年的林权证载明争议地东界为“熟土脚”，2007年的林权证中载明争议地的东界为“自己熟土壁脚”，根据本案证人证言以及李有银持有的200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足以证实上诉人主张的争议地在1981年时为熟土，不包括在林权证之内。该争议地亦由四名原审第三人经营管理多年，上诉人的林权证记载的其林地东面边界清晰，无林权争议。因此福宝镇政府驳回其林权确权申请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福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 长 何 锋 审 判 员 何 燕 审 判 员 陈先洪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刘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