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4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男，1971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玲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表人：戴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胜高，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芬芬，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郑力，女，197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艳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奇，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戴询，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稚萍，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闵旭，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勇因与被上诉人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保险公司）、原审第三人郑力、原审第三人戴询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1民初19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五洲保险公司向张勇支付1245万元及利息（以1245万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状副本到达五洲保险公司之日的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五洲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张勇变更其第2项上诉请求为：改判五洲保险公司向张勇支付8358648.68元及利息（以8358648.68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状副本到达五洲保险公司之日的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应提取费用”认定为第三条约定的郑力间接持股的分红，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张勇从2003年入职五洲保险公司，一直以来兼具五洲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隐名股东、五洲保险公司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等多重身份。《协议》第四条“应提取费用”是基于多重身份解除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后确认的综合费用，兼具股东分红、离职补偿等多项内容，属于一揽子解决的综合补偿条款，所以在一审法院要求张勇确认费用的性质时，张勇代理人进行了多项解释，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其次，一审法院将《协议》第四条“应提取费用”认定为郑力间接持股分红不符合协议目的。《协议》是解决张勇离职的补偿，其核心内容就应围绕张勇如何退出五洲保险公司及关联公司、及退出后的补偿设置，在张勇如何退出及退出补偿没有解决完毕的情况下，将第四条认定为解决郑力间接持股问题，显然不符合协议目的。二、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认为《协议》第三条规定的“股权补偿方案”与第四条规定的“应提取费用”，在逻辑上具有一定联系，进而认定“《协议》第四条与《协议》第三条存在上下关联关系，《协议》第四条系对第三条中郑力间接所持股权分取红利的规定”是对该条款的误读、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错误运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从条文本身文义来看，仅能读出该“应提取费用”是五洲保险公司认可的应支付给张勇本人的费用，并未体现任何与郑力间接持股分红相关的意思表示。第二，从文本整体来看，均是对张勇退出五洲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补偿约定。该《协议》第二条的员工离职补偿、第五条养老保险及第六条工资支付时间显然并未涵盖多重身份退出的补偿问题，所以第四条从本文整体来看，应当是张勇解除多重身份、彻底退出五洲保险公司之后综合补偿的一揽子解决条款。实际上第三条的7.5%是估算错误导致的，而第四条的7.5%是双方协商一致后的确定数额，所以两个条款数值实际并不相同。由张勇负责提取，更能体现该补偿显著的人身属性仅限于张勇，且与郑力无关。第三，将第四条认定为张勇放弃与五洲保险公司关联的多重身份的补偿，符合合同目的约定。第四，通过综合补偿条款一次性解决张勇退出问题，符合交易习惯，体现商事交易的便捷原则，且该补偿还兼顾到张勇多年工作为五洲保险公司创造的利润，符合公平原则。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1.66亿元（待调整）’为不确定的数额，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及第三人戴询均认为该数额需要根据五洲保险公司的实际利润进一步调整，故‘应提取费用’的具体数额尚不明确”与事实不符，张勇一审中已经提交的《五洲保险2003-2018年财务统计表》已经明确五洲保险公司2003-2018年净利润总额为166917969.5元，利润已经可以确定，五洲保险公司向张勇付款不存在任何障碍。四、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忽视五洲保险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戴询涉嫌刑事犯罪情况，未将其相关犯罪线索予以审查或者移送处理，这也是张勇从五洲保险公司处离职的重要原因。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忽略了该项重要事实、忽略了张勇离开的原因，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五、各方以协议方式确定的离职补偿方案，是对张勇15年辛苦付出的合理补偿。在二审案件审理期间，张勇补充以下上诉意见：在《协议》签订后，五洲保险公司从未向张勇主张变更1.66亿元的意愿，双方当事人对债权性质、主体、金额均无异议。根据张勇新发现的证据，2019年7月24日，五洲保险公司的财务经理向张勇发送《2019.7.24制张总账务》表，对《协议》第四条约定的1245万元款项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了核对。经确认，按照《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应提取费用”，五洲保险公司已向张勇支付4091351.32元，故五洲保险公司尚需向张勇支付8358648.68元。五洲保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合理、合法，张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张勇不是五洲保险公司股东，也不是北京和泽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泽丰公司）股东，其无权主张分红。《协议》第四条与第三条内容相关联，该两条内容的签订目的是为了在解决张勇离职问题时，一并解决其配偶郑力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的分红事宜，并不涉及对张勇离职补偿等问题的解决。1.张勇在五洲保险公司的身份仅为董事、总经理，并不存在其所谓的隐名股东身份，张勇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隐名股东身份，五洲保险公司无需对其不存在的身份进行补偿。另外，母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张勇提出其系五洲保险公司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身份与本案无关，五洲保险公司无需也不应该为张勇辞去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身份做出任何补偿。2.五洲保险公司作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张勇系中方投资人戴询委派到五洲保险公司的董事，后委派方戴询免去张勇的董事职务，也就是说张勇董事身份的委派及免除均非五洲保险公司所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的相关规定，五洲保险公司无需为张勇的董事身份作出补偿，张勇也无权要求五洲保险公司补偿。3.张勇系戴询推荐、合营企业五洲保险公司聘任的总经理，案涉《协议》第二条已对其离职补偿方案进行了明确约定，再用第四条对同一性质的问题再行规定，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第二条离职补偿方案的补偿金额来看，该补偿除了对张勇辞去总经理的补偿，还包含了五洲保险公司考虑到张勇在公司工作十多年，期间担任董事等因素对其作出的道义上的补偿。而且从张勇的离职原因看，张勇是个人原因离职，五洲保险公司只需根据其工资年限和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作出经济补偿。4.从张勇在一审期间历次庭审的陈述及其提交的证据看，张勇对《协议》第四条“应提取费用”的性质作出“隐名股东的分红”“董事职务的离职补偿”“股东分红+董事离职补偿”等多次前后不一的陈述，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有悖常理。二、张勇既不是五洲保险公司的股东，亦不是五洲保险公司委派或聘任的董事，因此“应提取费用”无论是股权分红还是董事补偿，张勇均无权向五洲保险公司主张。1.案涉《协议》签订的目的除了要解决张勇离职问题，还要解决郑力间接持股相关问题，这一点张勇在一审中已自认。2.一审法院将第四条“应提取费用”认定为郑力间接持股的分红，认定事实正确，符合协议目的。三、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存在上下关联关系，第四条系对第三条中郑力间接持股分取红利的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张勇的自认，第三条和第四条中的7.5%比例均是估算的，二者能够相互印证。2.《协议》第三条均系对郑力通过和泽丰公司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回购的安排，只是回购价格尚未确定；而且郑力在一审庭审中亦称其间接持股从未分过红，将第四条“应提取费用”认定为郑力间接持股分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第四条中“应提取费用”的性质为股权分红，而张勇不是五洲保险公司的股东，不享有股东分红权，郑力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的股权，且郑力从未基于其间接持有的股权分过红，故“应提取费用”所指的股权分红只能是基于郑力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的分红，这一解释也正符合《协议》在解决张勇离职问题时一并解决郑力间接持股相关问题的协议目的。四、《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1.66亿元（待调整）”为不确定的数额，需根据实际利润进一步调整。1.张勇在2019年12月13日的庭审中述称，当时双方估算比例为7.5%，1.66亿元是估算。2.张勇在一审中提交的《五洲保险2003-2018年财务统计表》系其自制的统计表，与五洲保险公司的实际盈利情况不符，而且未经过财务审计，不能作为确认利润金额的依据。五、张勇在担任五洲保险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期间，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甚至涉嫌诈骗140万、职务侵占340万、挪用资金820万等违法犯罪行为。五洲保险公司将另案解决和刑事报案。戴询述称，不同意张勇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张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五洲保险公司与戴询均不同意张勇拥有五洲保险公司利润分红权。一审法院认定张勇没有五洲保险公司的分红权正确，一审法院对应提取费用的理解符合事实。张勇在二审提交的《协议书》，不能证明其拥有五洲保险公司的股权或享有五洲保险公司分红权。张勇并未在《协议书》约定的行权期内行权，且未支付对价，故张勇不是五洲保险公司的股东或隐名股东。根据相关规定，股东变更需要报批，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的批复不代表张勇拥有五洲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的批复文件已经被新的批复文件替代，股东并未发生变化。案涉《协议》第三、四条之间具有上下文联系，张勇无权主张第四条约定的“应提取费用”。张勇根据财务报表提出的1.66亿元，该数额未经五洲保险公司财务核对，不能以此作为认定五洲保险公司可分配利润的依据。张勇存在刑事犯罪嫌疑，戴询保留向其追究责任的权利。郑力述称，同意张勇的上诉意见和上诉理由。对一审判决认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具有关联性不认可。通过工商查询，郑力持有和泽丰公司股权27.3%，和泽丰公司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36.98%，郑力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10.1%，并不是7.5%。《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的主体并不相同，第三条主体是郑力，该条最后一句明确写明经双方友好协商作为补充附件，意味着需要按照补充协议确定回购价格。“应提取费用”方式由张勇决定，该条与郑力无关。如果第三条与第四条有关联性，应写明按照第四条的方式确定“补偿方式”或“回购价格”。虽然郑力与张勇是夫妻关系，但双方是独立个人。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五洲保险公司向张勇支付1245万元及利息（以1245万元为基数，自本案起诉状副本到达五洲保险公司之日的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4月25日，五洲保险公司作出2019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一、同意张勇辞去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的职务；二、股东会讨论增选董事会成员的方案；三、对于张勇的离职补偿方案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五洲保险公司全体董事同意并在决议上签字。五洲保险公司在决议上盖章确认。同日，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一、本协议作为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二、离职补偿方案：离职补偿金按照每月15万元人民币，共计15年计算，共计补偿金额225万元人民币。三、股权补偿方案：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同意现金回购郑力通过持有北京和泽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份而间接持有的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7.5%的股权，回购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并作为本协议的补充附件。四、应提取费用部分：按照1.66亿元（待调整）为基数的7.5%来计算，共计约1245万元人民币，此金额分四年提取或者一次性提取，具体的提取方式由张勇决定。五、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同意将公司为张勇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共计411500元由保险公司直接付给张勇。六、张勇的工资及福利结算到2019年4月25日。”张勇、戴询在协议尾部签字确认，五洲保险公司盖章确认。张勇出示上述董事会决议与《协议》，作为其起诉五洲保险公司的合同依据。五洲保险公司认可上述董事会决议及《协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与证明目的。在2019年11月4日的一审谈话中，对于《协议》第四条中的“应提取费用”，张勇述称，其是五洲保险公司的隐名股东，公司创立时五洲保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询承诺给7.5%股份，等到离开时再把钱提走，自2003年至2019年期间，未领取过股权分红，《协议》第三条提到的7.5%股权是郑力的，《协议》第四条提到的7.5%是张勇自己的，由戴询代持的五洲保险公司股权。五洲保险公司述称，应提取费用，是针对郑力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的安排，与张勇没有关系。之所以在《协议》中约定并由张勇决定，是因为张勇与郑力是夫妻关系，签订协议时张勇说有郑力的授权，但一直没有提交，《协议》中应提取费用与股权补偿方案是关联的，《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提到的7.5%是同一股权，即郑力通过和泽丰公司间接持有的五洲保险公司7.5%的股权，第四条应提取费用是对第三条中7.5%股权应提的分红，这笔分红要提取应由郑力提取。在2019年12月13日的一审庭审中，对于《协议》第四条中的“应提取费用”，张勇述称，董事会决议和《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张勇从五洲保险公司离职的补偿问题，《协议》第四条是对张勇离职补偿款的计算方法，当时双方估算比例为7.5%，1.66亿元是估算2003年至2018年的五洲保险公司利润，以此作为张勇的离职补偿，《协议》第四条是对张勇董事身份的补偿，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的相关规定；《协议》第三条属于有关郑力股权回购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张勇不作为主张的依据，在《协议》中之所以讨论决定郑力股权相关问题，是因为当时戴询着急让张勇离开，张勇担心无法掌控五洲保险公司的状况，没有来得及查询工商信息，就估算了一个7.5%的股权比例，但张勇认为郑力的股权比例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五洲保险公司述称，董事会决议与《协议》主要是要解决张勇作为董事和总经理的离职补偿问题，但《协议》也涉及其他内容，《协议》的第三条与第四条是关联的，涉及郑力股权间接持股的回购与分红问题。在2020年9月8日的一审庭审中，张勇述称，张勇不是五洲保险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但公司成立之时，戴询承诺给张勇7.5%股权，目前张勇认为自己是实际持有五洲保险公司7.5%股权的股东，且与《协议》第四条是能印证的，对于《协议》第四条中的1245万元，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张勇董事职务离职的补偿，二是戴询兑现曾承诺给张勇的7.5%的股份，两种补偿叠加在一起，构成了1245万元的应提取费用。对于《协议》第四条中的1.66亿（待调整），张勇称是其担任五洲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以来五洲保险公司的利润，当时数额不太准确，所以待调整。戴询称，《协议》第四条中的1.66亿（待调整）是指张勇在职期间五洲保险公司的毛利润，需要经过五洲保险公司的审计才能有准确的数字，该条中的7.5%是指郑力所持的股权比例，至于为什么把郑力分红与张勇离职补偿写在一起，是张勇要求这样写的，不然张勇不办理交接。一审法院另查，五洲保险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25日，原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12月，五洲保险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取得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根据《合营合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该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该公司的董事会由中外各方投资者委派，张勇系中方投资者戴询委派的董事，同时张勇也是五洲保险公司聘任的总经理。2019年6月19日，委派方戴询免去张勇的董事职务。2019年7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免去张勇董事职务予以备案。一审法院又查，2003年11月17日，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书》，聘任张勇担任“董事总经理”职位。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均称，只签过这一份聘用合同。一审法院再查，郑力系和泽丰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7.3%，和泽丰公司系五洲保险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6.98%。一审庭审中，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均认可《协议》中约定的离职补偿金225万元与补缴养老保险费用411500元已经履行完毕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张勇以董事会决议与《协议》为据，主张五洲保险公司支付《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应提取费用1245万元及相应利息，五洲保险公司认为董事会决议与《协议》中有关应提取费用的约定与张勇无关，且该约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不同意支付。结合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的诉辩意见及一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对《协议》第四条的理解以及该笔款项应否支付的问题。关于《协议》第四条的理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对于订立《协议》目的，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均称，董事会决议以及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张勇离职补偿的问题。对于《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应提取费用”的性质，张勇先称系对其作为五洲保险公司隐名股东的分红，后又称系对其董事职务的离职补偿，后又改称是前述二者的叠加。张勇对“应提取费用”的多次陈述，前后不一，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有悖常理。对于《协议》中所使用的词句，从上下文来看，《协议》第三条规定的“股权补偿方案”与第四条规定的“应提取费用”，在逻辑上具有一定联系。一是，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及郑力、戴询均认可第三条系对郑力通过和泽丰公司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回购的安排，只是回购价格尚未确定；二是，张勇自称之所以在《协议》中讨论决定郑力股权回购问题，是因为当时戴询着急让张勇离开，张勇担心无法掌控五洲保险公司的状况，没有来得及查询工商信息，就估算了一个7.5%的股权比例，而郑力在庭审中亦称五洲保险公司从来没有给其分过红。故张勇在与五洲保险公司通过签订《协议》解决其离职及后续相关问题时，存在代表其配偶郑力与五洲保险公司一并解决郑力间接所持股权分红事宜的高度盖然性。同时，《协议》第四条中对于提取比例7.5%的约定，张勇称该7.5%的比例为估算的，此与《协议》第三条中张勇估算的郑力间接持股比例7.5%能够相互印证。三是，张勇称《协议》第四条中的“应提取费用”为对其董事职务离职的补偿，同时也是戴询兑现给予其7.5%股权的承诺。但是，对于张勇主张的其系五洲保险公司隐名股东并实际持股7.5%的意见，张勇未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同时，五洲保险公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张勇系中方投资人戴询委派到合营企业的董事，同时也是戴询推荐，合营企业聘任的总经理。《协议》第二条已对其离职补偿方案进行了明确约定，再用第四条对同一性质的问题再行规定，亦不符合常理。综上所述，结合董事会决议以及《协议》订立的目的、协议中的词句表述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认为《协议》第四条与《协议》第三条存在上下关联关系，《协议》第四条系对第三条中郑力间接所持五洲保险公司股权分取红利的规定。关于“应提取费用”应否支付的问题。结合上述论述，《协议》第四条系对第三条中郑力间接所持五洲保险公司股权分取红利的规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现郑力并非五洲保险公司的股东，其系通过和泽丰公司间接持股五洲保险公司，故即使五洲保险公司进行盈余分配，郑力也无权直接提取，依法应由和泽丰公司提取后，再行决定是否分配以及如何分配。其二，《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1.66亿元（待调整）”为不确定的数额，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及戴询均认为该数额需要根据五洲保险公司的实际利润进一步调整，故“应提取费用”的具体数额尚不明确。综上所述，张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三十四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张勇、五洲保险公司分别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勇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戴询与张勇于2004年8月签订的《协议书》、证据2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于2008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证据3中国保监会网站京保监许可字[2008]224号批复网页截图，以上证据证明张勇具有五洲保险公司隐名股东身份，至2008年持有的可以进行显名登记的五洲保险公司股份为3%，且该股权根据经营业绩和张勇的综合考评逐年递增，张勇经营五洲保险公司累计利润至2018年已经到达165917969.50元。证据4五洲保险经纪（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香港公司）注册证明书、证据5转让文书、证据6五洲志信（北京）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志信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报告，以上证据证明张勇除了是五洲保险公司的隐名股东外，还具有五洲保险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联合创始人以及五洲保险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等多重身份。证据7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财务经理肖赛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8《2019.7.24制张总账务》Excel文件。以上证据证明2019年7月4日，五洲保险公司在向张勇发送文件的内容中认可《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之间相互独立，第四条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五洲保险公司针对该1245万元，已经实际履行4091351.32元。证据9《2003年-2018年五洲保险公司利润表》，证明2003年至2018年，五洲保险公司的累积实际利润为165917969.50元，与《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基数1.66亿元吻合，“应提取费用”的具体数额已经明确。五洲保险公司对张勇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张勇二审提交的证据均系本案一审立案前形成的证据，依法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且该份协议一直未实际履行，根据协议约定，张勇获得股权的前提是需在2007年8月前行权，并支付购买价款，张勇未在约定期限内向五洲保险公司发书面行权通知，也未支付行权款项，该份协议已经失效作废。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同意股权变更批复后，并未实际发生工商变更登记，该批复未实际履行。对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上述证据为英文，依法需要翻译并办理认证。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五洲香港公司与五洲志信公司不能等同于五洲保险公司，张勇仅是五洲香港公司和五洲志信公司股东，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统计表没有五洲保险公司盖章确认，系张勇私下找老员工按其个人指示对张勇在任职期间的往来账目进行测算、梳理，与《协议》第四条的履行无关。证据9系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属于二审重复提交，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戴询对张勇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五洲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郑力对张勇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于张勇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张勇在二审提交的证据1《协议书》记载的内容显示，股票期权行权期为3年，张勇并未在合同约定的行权期内行权，故该份协议不能作为认定张勇为五洲保险公司股东的依据。证据2、证据3虽然载明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同意五洲保险公司申请股东变更，变更后张勇股权比例3%，但鉴于五洲保险公司并未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且根据五洲保险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1显示，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此后作出的关于五洲保险公司变更股东批复中已无张勇持股内容。综上，张勇提交的证据2、3亦不能作为认定张勇为五洲保险公司股东的依据。鉴于五洲香港公司与五洲志信公司均为独立法人，张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案涉《协议》中约定的款项与张勇在五洲香港公司、五洲志信公司任职存在关联性，故对于证据4、5、6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根据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财务经理肖赛英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肖赛英按照张勇要求，对张勇在五洲保险公司任职期间的往来账目进行汇总，并未显示肖赛英的上述行为经过公司授权，故无法认定为职务行为。张勇提交的证据7、8均不能作为五洲保险公司认可案涉《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之间相互独立的依据。鉴于证据9已在一审作为证据提交，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再进行认证。五洲保险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中国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于2009年6月25日作出的《关于五洲（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证明京保监许可字[2008]224号批复因张勇个人原因未实际履行，张勇从未在五洲保险公司股东变更过程中取得五洲保险公司任何股权，其并非五洲保险公司股东。证据2马来亚国际银行纳闽分行付款通知及付款流水，证明张勇在五洲香港公司对应股份的出资88万元港币全部是由五洲保险公司出资，张勇并非五洲香港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张勇对五洲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两次股权变更的批复并不矛盾，客观上虽未完成股权变更，但不影响张勇公司隐名股东身份。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张勇系五洲香港公司的实际持股人，五洲保险公司以1港元受让张勇持有的五洲香港公司股份，是因为案涉《协议》第四条已经一揽子解决了股权转让价款。戴询对五洲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郑力对五洲保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张勇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五洲保险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五洲保险公司针对张勇提交的证据2、3，在二审中补充提交了证据1，如前所述，我院对于张勇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未予认定，故五洲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亦不予认定。五洲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2系英文，未予翻译，且与本案争议事实亦缺乏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对于《协议》第四条“应提取费用”的性质认定；二、五洲保险公司是否已向张勇支付了部分“应提取费用”；三、五洲保险公司是否应向张勇支付《协议》第四条项下“应提取费用”。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张勇在二审中称“应提取费用”系其作为五洲保险公司董事、总经理、隐名股东以及五洲保险公司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高级管理人等多重身份一揽子解决的综合补偿条款。上述解释与张勇在一审中的解释不一致；同时，根据五洲保险公司2019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及张勇与五洲保险公司签订的《协议》内容记载，案涉《协议》是就张勇辞去五洲保险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的离职补偿问题而签订，在以上文件中均未提及张勇作为五洲保险公司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的离职处理问题。且张勇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联系、相互印证，无法形成证据链证明其主张。如认证意见所述，张勇未在约定的期限内购买五洲保险公司股票，故张勇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具有五洲保险公司隐名股东身份。综上，张勇主张其系五洲保险公司隐名股东及五洲保险公司子公司董事长及股东、高级管理人等多重身份，案涉《协议》第四条系对上述身份的综合补偿条款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协议》第三条与第四条的理解，一审法院通过双方订立《协议》目的、上下文逻辑、词语表述，结合各方当事人陈述，认定《协议》第四条中“应提取费用”系对第三条郑力间接所持五洲保险公司股权分红的约定，有事实依据，认定并无不当。张勇主张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系对条款内容误读，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张勇依据五洲保险公司财务经理肖赛英向其发送的《2019.7.24制张总账务》表中记载的“已预支”费用，主张五洲保险公司已向其支付了部分“应提取费用”。如本院认证意见所述，鉴于肖赛英制作并向张勇发送上述表格，五洲保险公司事前未予授权，事后亦未追认，肖赛英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不能证明五洲保险公司同意将张勇预支的费用从“应提取费用”中扣除。据此，张勇该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鉴于案涉《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的“应提取费用”系郑力间接持有五洲保险公司股权的分红，故张勇要求五洲保险公司向其直接支付上述款项，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约定“1.66亿元（待调整）”以及五洲保险公司的实际利润尚未最终确定等事实，认定“应提取费用”的具体数额尚不明确，有事实依据。张勇主张五洲保险公司的实际利润可以确定，五洲保险公司向其付款条件已成就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311元，由张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君审 判 员  韩耀斌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李超男书 记 员  高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