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晋08民终1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200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莱阳市穴坊镇西富山村6号居民。 法定代理人：王某，女，1980年8月7日出生，汉族，山东省莱阳市穴坊镇西富山村6号居民，系原告李某1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英杰，男，绛县中城社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绛县卫庄镇新三村第一居民组058号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石榴，女，1957年4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绛县卫庄镇新三村第一居民组058号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青，男，山西仗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王石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绛县人民法院（2020）晋0826民初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英杰、被上诉人李**及其与王石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冬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依法予以改判。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四组证据相互佐证所形成的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在李某1父亲李某2不幸遇害后，刑事三被告的近亲属赔付给受害人李某2母亲（王石榴）、独生女儿（李某1）近亲属的28万赔偿款全部由二被上诉人占有，而拒不给付上诉人应得份额，依法已构成不当得利，故依据《民法总则》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应支持李某1的诉求。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赔偿款全部归王石榴所有，并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求显然错误，故二审法院依法应予以改判。二、被上诉人反驳因上诉人母亲自愿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以赔偿款没有上诉人的赔偿份额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并无有效证据支持其该事实主张。第一，上诉人母亲出具的放弃刑事附带民事的声明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母亲放弃了要求赔偿的实体权利，也不能证明出具该声明后就放弃了同刑事被告进行民事调解和解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母亲有此意思表示，也因其该行为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违反《民法总则》第三十五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系无效法律行为。第二，被上诉人同刑事三被告近亲属签订的调解协议虽然没有上诉人的姓名，但是被上诉人李**在该协议中作为合同的甲方并没有注明其身份，即：其是以王石榴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协议，还是以上诉人的间接代理人的身份签订的协议，总之依据法律规定李**肯定不是赔偿权利人，不能以甲方名义签订协议；但是其作为受害人李某2的弟弟，上诉人的叔叔，足以让刑事三被告的近亲属有理由相信其可以代理受害人李某2的全部近亲属签订调解协议，而调解协议所涉赔偿款就是赔偿给受害人李某2的全部近亲属的，因此将赔偿款28万元全部转入了李**的建设银行账户；上诉人提交的刑事三被告近亲属的证言笔录对此就予以了充分证明。第三，李**辩称该赔偿款全系王石榴一个人所有，没有上诉人份额的辩解因违背生活常理、违背公序良俗亦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同二被上诉人系直系血亲，王石榴是李某1的奶奶，而李**是李某1的叔叔，上诉人是受害人李某2唯一的女儿；从善意的角度行为处事，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亲奶奶和亲叔叔没有理由在主张赔偿权利时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及上诉人的权利；即便上诉人母亲写了放弃刑事附带民事的声明，二被上诉人明了上诉人母亲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而基于无因管理去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其次，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故意伤害致死的刑事案件，受害人近亲属依法只能获赔丧葬费，也就是说，若28万赔偿款若全部归王石榴所有，那么因该28万元含丧葬费，所以上诉人即使另外提起民事诉讼，也因此得不到任何赔偿。那么就出现了受害人李某2被故意伤害致死，其母亲得到了28万赔偿款而老有所依，其女儿却得不到分文的赔偿款而幼无所养。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公序良俗，有悖社会核心价值观。所以被上诉人的反驳理由不能成立，法庭不应采信。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父亲李某2被害至死的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均认定该赔偿款是三被告家属赔偿给被上诉人王石榴的，赔偿应得主体并无上诉人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父亲李某2被故意伤害至死刑事一案中，法院并未进行刑事附带民事的审理，上诉人母亲和王石榴开庭前均撤回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区别是上诉人母亲是在未得到赔偿时受李**的欺诈，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撤诉，而王石榴是在达成和解协议得到部分赔偿款后撤回了诉讼。所以该刑事案件并未对民事赔偿部分进行审理查明，对王石榴、李**同刑事被告近亲属达成的和解协议，只是作了形式上的事实陈述，而并未进行实质审理查明该赔偿款的权利人到底是王石榴一个人，还是包括上诉人。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被上诉人同刑事被告近亲属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并非是在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书或刑事和解协议，因为该调解协议书上并没有法院的公章也没有法官的签名更没有刑事三被告的签名，该调解书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的法律规定，故该调解协议书只能是被上诉人同刑事被告近亲属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故该和解协议书未经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庭调查确认，不能认定赔偿款没有上诉人的份额。上诉人作为受害人的女儿，如果赔偿款里没有上诉人的份额，李**怎能代表上诉人谅解刑事被告？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就不会写明刑事三被告得到了受害人近亲属的谅解，从而对刑事被告从轻处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李**、王石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监护人在运城中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出具书面意见，自愿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没有委托李**办理相关赔偿事宜，王石榴和三被告家属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所得到的的赔偿款没有上诉人的份额。上诉人理据不足，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王石榴给付李某1应得赔偿款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王石榴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06年5月16日李某2与王某举行婚礼形成同居关系，但此后未办理结婚登记，同居期间双方生育一个女儿为原告李某1，双方于2014年3月18日解除同居关系，原告李某1随其母亲王某共同生活；2、2017年7月4日晚23时许，被告人刘敏、刘文红、王国强因被害人李某2要求与三人一起喝酒被拒，次日凌晨1时许，被害人李某2再次要求与三人一起喝酒引发争执，三被告人持啤酒瓶、餐桌、凳子等工具共同致伤被害人，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李某1的母亲王某在刑事诉讼中以李某1的法定监护人身份向审判机关出具了自愿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书面意见。被告人李某2之母王石榴与三被告人的家属达成调解协议，三被告人的家属共计赔偿被害人李某2之母王石榴28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某1虽为李某2的女儿，但在（2018）晋08刑初3号、（2019）晋刑终75号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1的母亲王某在刑事诉讼中以李某1的法定监护人身份向审判机关出具了自愿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书面意见后，被告人李某2之母王石榴与三被告人的家属达成调解协议，三被告人的家属向被告王石榴赔付的280000元，赔偿主体及事项中并无原告李某1的相应份额，原告李某1主张分割该项民事权益并无事实及理由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1要求被告李**、王石榴给付原告应得赔偿款120000元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李某1主张分割赔偿款中的12万元，但在刑事案件中，被上诉人李某2、王石榴与刑事案件被告人家属达成的调解协议中，并无李某1及其份额，故其要求分割调解协议中的赔偿款，理据不足。至于李某1母亲王某放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侵害了其被监护的李某1权益，属于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军 审判员 陶佩林 审判员 解和吉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王奕璇 书记员陈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