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17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召东，男，1978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衣晓民，女，198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衣晓念，男，1968年9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系上诉人衣晓民弟弟。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红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永涛，男，196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君，山东福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召东、衣晓民因与被上诉人于永涛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0611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衣晓民、张召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租金11万元，上诉人不支付违约金（一审判决截止至2020年9月19日的违约金金额为75,685.2元），如认定违约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和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3倍计算违约金；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应当追加被上诉人的妻子侯丽岩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认定侯丽岩签订的两次降房租的补充合同的效力以及代被上诉人收取的租金的效力。侯丽岩的相关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表见代理，理由如下：1、被上诉人妻子系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且房屋登记在其名下，系其夫妻共同财产，本案的判决结果对其有直接影响，也决定了其代签降价补充合同及代收款项是否有效，是否应予以退还，因此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补充合同降低租金后被上诉人系以降价后价格一直接受租金，未曾异议直至2019年下半年。且此前有过多次其妻子代其拿租金其认同的情形（包括第一次合同期内的），未曾异议至今。3、被上诉人妻子系为了其夫妻二人共同利益而签订的降价补充合同，而不是侵害其利益，否则就会造成上诉人无力承担高额租金而不能租赁的情形，且被上诉人在同地段的租价最高，降价系为了使上诉人能长期继续租赁，被上诉人则能更好的收取租金，系为了夫妻（共有人）共同利益而为。4、上诉人虽然租赁了被上诉人房屋，但仍以被上诉人的营业执照名义对外经营，带有一定的承包色彩，而该执照的法定代表人是被上诉人妻子，给人印象妻子为主。上诉人方的合同上出租方也是以该店的名义进行出租。5、租赁合同虽约定被上诉人夫妻各拿各租金，但不等于处理事务上各自独立，租赁合同也根本没作此约定，据此也更得不出被上诉人诉状中主张的“婚续期间各自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结论，且约定效力应仅限于租金的取得方面，不能做字面之外的扩大理解，且限于一般情况下，当女方提出为了孩子需要，且代被上诉人拿租金被上诉人又未异议情况下，上诉人完全有可以信赖的理由相信其妻有权签订降价合同。6、近年来被上诉人平时根本不管租赁事宜，均由其妻管理及和上诉人交涉处理，被上诉人根本见不了面，从收条情况能看出来，被上诉人后期几乎未出具过。综上，可以看出上诉人系完全有可信赖的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妻子有权代理签订补充合同和代收部分租金，属于法律上的表见代理。二、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由于疫情的原因，上诉人根本没有经营，整个上半年也均在严重亏损中，对此被上诉人依法应予以适当减免租金。三、上诉人不应支付违约金。上诉人虽然没有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期限给付租金，但双方属于均认可的交易习惯，实际履行中均口头认可不必按合同所约期限交纳，且也是按此实际履行的，被上诉人夫妻均未曾异议，事实上形成了双方认可的交易习惯。因此对于被上诉人合同到期前的违约金不应支持。而合同到期后由于双方对疫情期间减免租金的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没有支付，此属有正当理由。四、一审判决按有关利率标准的四倍计算违约金远远超过了损失的30%。本案被上诉人系接受金钱给付的单一情况，除了利率的损失也举证不了其他损失的存在。在同时期审判的同类给付判例中一审的福山法院及烟台开发区法院系按1.5倍和1.3倍进行计算的。一审四倍明显过高。另，一审也没有对被上诉人诉请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进行查明。五、一审对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没有做出认定，实属漏项。而自2017年9月2日的给付义务开始至起诉日也超过了三年。六、一审超过了被上诉人的诉请范围进行了判决，显然违法。被上诉人起诉的是：诉前为违约金，诉后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而一审却对诉后的也按有关标准的四倍计算违约金，显然错误。七、一审既然降低了违约金，那么对于该部分的案件受理费就应进行同比分担。而一审却全部判给了上诉人实属不公。被上诉人于永涛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1.被上诉人与其妻子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上诉人所述侯丽岩的行为无论真假都代表不了被上诉人，更构不成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与其妻子是两个独立的主体，房屋租赁合同出租方明显是上诉人于永涛、侯丽岩双方、房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合同所有款项上诉人分别按50%支付分别支付给于永涛和侯丽岩。合同三方主体均各自独立，降房租无论真假皆与被上诉人无关。2.被上诉人从来没有以降价后价格接收过租金。3.被上诉人的房子位于黄金地段，不存在需要降价而存续的情况。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夫妻之间有隔阂，故被上诉人无法经营婚纱店，只能租赁出去，每人享受50%利益。由于上诉人曾跟被上诉人于永涛干婚纱摄影，所以被上诉人于永涛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赁给了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经营过程中，上诉人从人脉、客户资源，技术方面均给了上诉人无尝的付出。上诉人自此平步青云，但上诉人不知感恩，利用被上诉人夫妻之间的隔阂和被上诉人妻子一起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这是被上诉人无法容忍的。合同明确约定为房屋租赁，上诉人以被上诉人营业执照对外经营，属于侵权，将另行保留追诉的权利。婚纱店的房子都是被上诉人管理的，因为从当初购买房子及房子的装修、装饰工程，开设婚纱摄影店筹备、运作、经营都是被上诉人一手掌控的，被上诉人热爱摄影，也是摄影专业毕业的，毕业后在福山照相馆工作10年，后停薪留职，于1995年创立“金梦婚纱摄影”，于1998年另行创立了“水芙蓉婚纱摄影”。4.被告妻子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无一技之长，根本不懂经营，只想掌控钱财。房子是整体出租的，没有原则上的问题谈何管理，房子租赁给上诉人之后，被上诉人于2014在租赁房屋后院100米处开了一家“喜客来酒店”，并同时从事房屋买卖工作(俗称职业炒房人），被上诉人每天都要经过张兆东经营的婚纱店，并且同上诉人张召东多有来往，上诉人也经常到“喜客来酒店”就餐，怎么会经常见不到面呢？5.上诉人根本不了解表见代理的概念，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但因某种表面现象，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而与代理人有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本人承担的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必须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和相对第三人订立合同。订立的合同须具有合法的成立要件；行为人要有让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情形；相对人或第三人需为善意且无过失。上诉人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夫妻之间有隔阂，婚纱店无法经营，上诉人要将房子对外出租。鹬蚌相争，上诉人坐收渔翁之利，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表明想租这个房子，也从事婚纱摄影业务，因为经济能力有限，希望被上诉人房租给便宜点，被上诉人满足了上诉人的要求，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赁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夫妻之间有隔阂，被上诉人妻子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A.假如，被告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这也是被上诉人妻子以自己的名义而为的行为。该行为对被上诉人不成立。B.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夫妻之间有隔阂，被上诉人妻子并无代理权，如果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真实的，这明显的是在刻意的损害被上诉人的利益，双方是恶意的，对被上诉人也不发生效力。C.对于降房租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聊天记录也可看出，被上诉人是不同意的。综上上诉人主张的表见代理是不成立的。上诉人主张的2020年1月至3月疫情影响导致没有经营，上半年在严重亏损中，也不是事实，截至2020年春节（也就是2021年1月24日）至少整个山东省范围内都是正常工作生活的，截至2021年1月底，处于春节假期当中。在2021年2月25日各行各业已陆续全面复工。上诉人是从事婚纱摄影的服务业务，春节过后本来就是淡季，上诉人的营业高峰期为春暖花开时节，也就是每年的4月份之后，疫情并不能影响到各行各业，上诉人婚纱店的经营根本不会受到疫情影响。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从2017年就不想交租金了，2018年2019年也没有疫情的影响。原因是，上诉人购买了福山区城镇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御泰苑小区的门市房以“尊爵婚纱摄影”为名另行经营婚纱摄影业务，上诉人把应该付给被上诉人的租金置办了房产，谁都知道在2018年前后房价翻番，老百姓有钱的都买房，上诉人也是如此。租赁合同明明白白约定违约金按租金总额为基数按日0.1%的比例收取。上诉人所属的交易习惯根本不存在，属上诉人异想天开的美好想象。上诉人应依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关于违约金计算的问题，租赁合同明明白白约定违约金按租金总额为基数按日0.1%的比例收取，这里面既有损失的存在，也有对违约的惩罚，这说明被上诉人急需资金按时到位，被上诉人实际上是职业炒房人，由于上诉人欠付租金，导致被上诉人的损失至少为欠付租金的双倍。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远远低于实际给被上诉人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也是在原约定违约金的基础上核减了50%以上的。一审判决支持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和数额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框架，在法律框架内，法院有自由裁量权，根据上诉人所述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对于不同的案子在法律框架内的自由裁量结果都是不同的。故本案一审也是考虑了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违约金做出的认定，一审判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诉讼时效三年期，18年、19年、2020年的租金都在时效期内，在这起案件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讨要租金。于永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给付原告租金34万元及违约金172,475.00元，合计512,475.00元，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的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争议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原告于永涛与侯丽岩系夫妻关系。2015年原告于永涛和侯丽岩将房位于福山区鑫丰商业楼西门市房1-3层商业店铺租赁给被告张召东经营婚纱摄影业务，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如下：“甲方将坐落于福山区县府街329号的商业店铺水芙蓉租赁给乙方经营，整体三层，面积500多平方米。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一、租赁期限5年，即从2015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二、租金：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47万元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48万元整，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49万元整，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50万元整，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51万元整。三、付款方式：每年9月1日付下一年的租金。四、乙方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缴纳租赁保证金3万元，以确保合同顺利进行。五、此保证金待合同期满，双方无任何争议情况下，需待合同期满半年后乙方无任何民事法律责任情况下，甲方予以退还。六、原水芙蓉物品，家具一次性兑予乙方，合同所有款项乙方分别按50%付与于永涛、侯丽岩，具体情况另附明细。七……十、如果乙方未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房租及各项费用，甲方有权按租金总额每日0.1%的比例收取滞纳金，并有权终止合同……甲方：于永涛、侯丽岩，乙方张召东”原告称，被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被告应付给原告租金24.5万元被告支付了21万元，该年的租金被告还差原告3.5万元。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被告应付给原告租金25万元被告支付了20万元，目前还差5万元没有付清。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被告应付给原告租金25.5万元，该年的租金原告没有给付欠原告租金25.5万元，被告合计欠原告租金34万元。二被告称，给付情况属实，2017年10月30日给付了5万元，2017年9月16日给付了10万元，2018年4月2日给付了6万元，这些支付的是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租金；2018年9月29日转账20万元，这是支付的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的租金，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与30日给付侯丽岩25万元，其中有4万元是侯丽岩代原告收的。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二被告给付拖欠的租金并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原告于永涛和妻子侯丽岩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被告张召东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了租金和给付时间，并约定了违约责任。合同第五条明确载明，合同所有款项被告张召东分别按50%付与于永涛、侯丽岩。该租赁合同的甲方为于永涛、侯丽岩二人，被告张召东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将原告于永涛与侯丽岩的租金分别给付二人。该债务系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故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的主张，法院予以采纳。二被告对已经给付原告于永涛租金的数额没有异议。根据合同约定，二被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应付给原告租金24.5万元，二被告实际支付了21万元，尚欠原告3.5万元。二被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应付给原告租金25万元，二被告实际支付了20万元，尚欠原告5万元。二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应付给原告租金25.5万元，二被告未付给原告。关于原告要求二被告给付拖欠的租金34万元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主张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给付侯丽岩25万元，其中4万元是侯丽岩代原告收取，因原告不予认可，故对其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纳，该款及二被告所主张应扣除3万元保证金的主张，二被告可与原告及侯丽岩另行处理。关于二被告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核减，法院认为，原告未能就其实际损失提供相应的证据，而其约定的违约金每日0.1%过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按照原、被告合同约定给付时间，法院酌情核减。认定二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违约金明细如下：1.二被告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违约金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2.被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违约金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3.被告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以2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原告多请求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二被告主张与侯丽岩签订了两份《水芙蓉婚纱摄影租房补充合同》，作为水芙蓉婚纱摄影的法定代表人及房屋房主的侯丽岩同意减免房租，应按照减免房租后的租金计算。法院认为，原告张召东与其妻子侯丽岩作为同一方合同当事人，共同与被告张召东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不是“水芙蓉婚纱摄影”与被告张召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原告于永涛与侯丽岩作为同一方合同当事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二被告提交的两份《水芙蓉婚纱摄影租房补充合同》即无原告于永涛签名确认，也无于永涛对签订补充合同的授权委托。法院认为，对已生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的《房屋租赁合同》的变更应由三人共同协商一致方能产生对三方均有约束力的合同效力。原告对该两份补充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即使张召东与侯丽岩签订的补充合同是真实的，在原告未同意的情况下，对原告也没有约束力。关于二被告以原告与侯丽岩系夫妻关系，其有理由相信侯丽岩有代理权或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法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其与张召东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已明确告知被告张召东其未与侯丽岩协商一致同意减免房租，同时对被告拖欠的房租也进行了催讨，故关于二被告的该项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判决：一、被告张召东、被告衣晓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于永涛租金34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1.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违约金以3.5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2.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违约金以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3.2019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拖欠的租金以25.5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24元，减半收取计4462元，由被告张召东、被告衣晓民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上诉人张召东与被上诉人的妻子侯丽岩于2021年1月23日电话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有关降低租金侯丽岩已告知上诉人，有关缴纳租金侯丽岩认可。证据2、上诉人持有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签订的合同，甲方出租人是侯丽岩，合同的封皮内容是水芙蓉房屋租赁合同。证据3、录音光盘和书面笔录各一份，并提供原始载体手机并当庭播放，该录音证实侯丽岩有代被上诉人收取房租的情形。被上诉人质证称：上诉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落款处出租方明显的是双方的名字，于永涛、侯丽岩。合同内容第六条也明确约定合同的租金分别按50%的比例支付给于永涛、侯丽岩，足以印证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双方财产各自独立，尤其是本案租金，侯丽岩与于永涛各享有50%的份额，所以该份证据证明不了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上述事实。对于该份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该份录音假如是上诉人与侯丽岩的通话记录，对被上诉人于永涛也不产生效力，事实和理由同一、二审答辩观点。侯丽岩与被上诉人有矛盾，恰恰与上诉人有利益交割，存在故意制造录音损害被上诉人的主观意图。对于该段录音当中上诉人向“侯丽岩”所说的被上诉人不去拿钱不是事实，该房屋租赁达十年，房款前七年都是各自拿各自的，付款方式有银行转账、现金、微信等各种方式，现在的支付方式也很发达，所以上诉人在录音和侯丽岩不去拿钱事实不认可。另外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短信、聊天记录也明显提供银行卡了。对于通话录音当中房屋已经租出去了是事实，2020年9月30日房屋到期以后，上诉人不再租赁，被上诉人以更高的价格租赁出去，这说明该地段的房屋很有价值，不愁租赁，也不存在降租的情形。至于再次租赁要侯丽岩签字情形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租赁合同情形是一样的，出租方是侯丽岩与于永涛，双方各自享有50%的份额。通话录音当中侯丽岩有一句话“你那阵不如一遭给我，让他疯去”，可以看出侯丽岩觊觎被上诉人的房租收入，贪婪至极。该段录音的形成时间是2021年1月23号，而一审判决的时间是2020年12月30日，所以说对上诉人所说的刚开了一次庭明显与事实不符。该份录音对被上诉人不产生效力，并非被上诉人的表述。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张召东、衣晓民与是夫妻关系的被上诉人于永涛、案外人侯丽岩于2015年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由于永涛、侯丽岩将涉案商铺租给二上诉人经营婚纱摄影业务，租赁期限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共5年，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租金、付款方式、违约金等，并约定合同所有款项二上诉人分别按50%付与于永涛和侯丽岩。被上诉人一审中主张二上诉人自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向其支付每年度的租金，共计欠付其租金34万元，要求二上诉人支付所欠租金及利息，并承担违约责任；二上诉人认可上诉人主张的上述给付情况，但辩称所欠付被上诉人于永涛的租金中有4万元由侯丽岩代收。涉案房屋虽为于永涛和侯丽岩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约定处分、收益分配的权利，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侯丽岩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因合同产生的款项由二上诉人分别按50%付与于永涛和侯丽岩，该条款对二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二上诉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侯丽岩代被上诉人收了4万租金，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且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实侯丽岩受被上诉人委托代收租金；即便是侯丽岩收取了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的4万元租金，因双方已在合同中明确了应分别给付被上诉人及侯丽岩租金，上诉人对此明知，侯丽岩的代收租金行为也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定特征。被上诉人要求其支付所欠租金及相应利息，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应追加侯丽岩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侯丽岩代收租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给付被上诉人租金，其违约事实清楚，因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已予以调整，且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约定好了可以不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纳租金，实际也是如此履行的，故其不应支付被上诉人违约金，且一审所判违约金过高，已超过其损失的30%。上诉人对其上述主张均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提出其二人与侯丽岩另签了两份补充合同，合同约定减免收取上诉人房租。但该合同上无于永涛签字，于永涛对该合同亦不予认可，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于永涛对该合同约定的减免租金条款表示同意，本院不予采信，该补充合同对于永涛不具有效力。上诉人要求按照减免后的租金交纳，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对其主张的被上诉人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因疫情影响应减免租金、一审判决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不合理等，未提供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衣晓民、张召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37元，由上诉人衣晓民、张召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尹鹏亮审判员  王天松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