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44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女，汉族，1980年12月23日出生，住所地湖南省湘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杰，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嘉志，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马王堆南路**现代商贸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738987956P。法定代表人：何春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凯城，湖南瀛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仕珺，女，汉族，1971年6月6日出生，住长沙市雨花区，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利与上诉人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何澜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2020）湘0111民初10170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何澜公司支付王利2019年2月至2020月5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66000元；2、判令何澜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王利未提供2018年3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何澜公司为王利补缴社保为由认定双方应当已经商定延续第一次劳动合同，王利第二次入职无需签订劳动合同”为由对王利的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不予支持，系认定事实不清。二、本案应由何澜公司承担双方口头达成了沿用原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王利承担举证责任错误。何澜公司答辩称：一、何澜公司与王利存在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王利在劳动仲裁、一审庭审中均自认与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王利二倍工资的诉求应当驳回。二、一审法院要求何澜公司支付王利经济补偿9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工资发放，王利工资组成为底薪加提成，2020年2月至5月的应发工资已经实际支付，不存在拖欠工资。何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澜公司无需支付王利经济补偿及工资。2、本案全部诉讼费由王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利系因个人原因离职，何澜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二、关于工资发放，王利工资组成为底薪加提成，2020年2月至5月的应发工资已经实际支付，不存在拖欠工资。王利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王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王利与何澜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2、判令何澜公司向王利支付经济补偿金9000元（6000元乘以1.5）；3、判令何澜公司向王利支付从2019年2月至2020年5月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的双倍工资差额计66000元（6000元乘以11个月）；4、判令何澜公司向王利支付自2020年2月至2020年4月欠付工资合计6168.04元及欠付工资的赔偿金6168.04元（6168.04乘以100%）。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利于2018年3月11日入职何澜公司，双方签订了三年期劳动合同，约定实习期为3个月，工资3500元、福利费用为2500元（另行单独发放），合计6000元/月。2018年11月，王利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何澜公司停发王利工资福利，停止交纳其社会保险。2019年2月，王利再次要求入职何澜公司，何澜公司负责人同意以后，由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与王利口头商定，双方劳动合同延续，不再另行签订劳动合同。考虑何澜公司内部工资平衡问题，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使用2018年双方签订的有王利签名的劳动合同的第三页，修改了第二页中工资标准由3500元变更为1580元，王利的工资福利费用6000元/月不变。另外由王利自行出资，由何澜公司负责人事工作的员工为王利续接补交了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王利第二次入职期间，何澜公司存在少发和未按期发放工资和福利费用的现象。2020年2-4月，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何澜公司应发王利工资福利18000元，扣除何澜公司已发王利6756.12元，和社会保险个人应当缴纳部分953.88元，何澜公司以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等为由，欠发工资福利费用10290元。2020年5月25日，王利因为个人原因又申请辞去职务，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后来王利以何澜公司存在违法行为为由，向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20年9月15日，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雨劳人仲案字[2020]第765号《仲裁裁决书》。王利不服该裁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利第二次入职何澜公司，双方是否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对2018年3月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争议，则王利自己也应当持有劳动合同原件。即使存在何澜公司变造合同的情况，王利也应当向法庭提供持有的劳动合同原件，以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但是王利没有或者拒绝提供2018年3月的劳动合同原件，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陈述和关于实习期为3个月的约定，推定双方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王利2019年2月再次入职何澜公司，根据何澜公司为王利衔接补交了社会保险的事实，认定双方应当已经商定延续第一次合同，王利第二次入职何澜公司无需再签订劳动合同。王利所述第二次入职没有签订新劳动合同也未商定延续原有合同，则与何澜公司为王利续接保险事项矛盾，同时根据王利有条件提供合同而没有提供的情况，对其理由不予采纳，对其要求何澜公司赔偿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补偿不予支持；王利第二次虽然以个人原因离职，但是何澜公司客观存在少发和未按期发放工资福利费用的违法现象，王利要求何澜公司补发工资6168.04元（应发数10290元）和给予经济补偿金9000元（应当补偿15000元=6000元/月*2.5个月）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考虑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何澜公司业务经营确实存在困难，以及王利两次离职均是自身原因和自愿情况，对王利要求何澜公司给予欠发工资的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王利与何澜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于2020年5月25日解除；二、何澜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利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9000元；三、何澜公司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利支付工资差额计6168.04元；四、驳回王利的其他损失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减半收取5元；由何澜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案情及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何澜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利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二、何澜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利工资；三、何澜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王利经济补偿。关于争议焦点一。经审查，王利于2018年3月11日入职何澜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2018年11月，王利因为个人原因离职，2019年2月，王利再次入职何澜公司。2019年2月再次入职时，为了王利能够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王利与何澜公司口头商定沿用2018年签订的劳动合同。故王利与何澜公司之间存在书面的劳动合同，王利要求何澜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王利主张其与何澜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本案中，何澜公司未经王利同意，单方面变双方关于工资的约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何澜公司应当按原来的约定发放工资。一审法院支持王利有关工资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何澜公司主张其不存在拖欠王利工资的情形，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何澜公司客观上存在未及时足额发放王利工资的情形，一审判决何澜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并无不当。何澜公司主张王利系因个人原因离职，其不应支付王利经济补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王利与何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利与长沙何澜商贸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红兰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刘文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邹志斌书记员何冰洁附该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