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1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莎莎，女，198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琛，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倩，女，1984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刘莎莎因与被上诉人刘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23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莎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刘莎莎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刘莎莎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备注为“借款”的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其向刘倩转账借款150万元的事实。刘倩辩称该笔款项是股权转让款，并提供了北京唐超极致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唐超）的工商备案登记材料，用以证明其与刘莎莎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但在一审法官询问是否有投资协议时，刘倩明确表示没有，且相关材料中的金额也远远低于150万元，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更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刘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刘莎莎在一审中提供了刘倩归还借款10万元的银行转账记录，进一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3.本案双方当事人名为投资入股实为借贷关系，不能仅根据工商注册登记信息来认定双方法律关系，而要根据刘莎莎的实际出资目的来认定。刘倩提交的证据第7页显示双方曾谈及借款利息问题。在刘倩提交证据第八页中，刘倩提到“之前说了您这是投资入股，不是买理财”，可知刘倩最初未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是因双方关系破裂后，刘倩才改口称双方为投资入股关系。4.本案属于“明股实债”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4次法官会议纪要》内容，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股权，且享有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股权投资，反之，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不能仅仅通过股东登记等形式要件来判定投资人的实际身份，应当具体调查双方的真实合意。本案中，刘莎莎在转账凭证附言中载明“借款”，证明刘莎莎视此笔款项为出借，而不是投资，刘莎莎的目的不是取得北京唐超的股份；刘倩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第1页不能证明刘莎莎及刘莎莎母亲乔冬梅与刘倩就《小豆合伙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过协商，只能证明刘倩出示过协议模板。事实上，刘莎莎与刘倩并未就股权转让达成过合意，并未签署《小豆合伙企业股权转让协议》。刘倩提供的此证据不能证明刘莎莎及刘莎莎母亲乔冬梅真实意图是股权投资。虽然刘莎莎在《北京唐超入伙协议》《变更决定书》上签字，成为了北京唐超自然人股东之一，但是刘莎莎自始至终并未参与北京唐超的经营管理，在北京唐超入伙协议中，并未详细约定刘莎莎参与北京唐超管理的权利，刘莎莎实际上也未行使股东管理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30条规定，刘倩虽然是执行事务合伙人，但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的时候，合伙人应一人一票且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表决通过后，方可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去执行。而本案刘倩从未组织刘莎莎就北京唐超的经营管理进行过商讨表决，由此可见，刘倩并没有将刘莎莎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刘莎莎也从未要求参与北京唐超经营管理方面的表决，刘莎莎的出资只是为了获得固定的回报，属于债权投资，而不是股权投资。5.刘莎莎与刘倩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第一、利息的存在是基于双方有借贷关系。刘倩提供的证据第7页显示，刘莎莎母亲乔冬梅说：“……给我的那个什么利息我也没打算要，你把本给我就行了，利我也都不要了。”刘倩对刘莎莎母亲乔冬梅关于利息的上述说法并没有予以否认。由此可以证明，刘倩之前是承诺过向刘莎莎支付利息的，否则，正常情况下，若刘倩没有做出过支付利息这个承诺的话，刘莎莎母亲乔冬梅不会说出不要利息这种话；第二、刘莎莎与刘倩双方实施了借贷合意的行为。刘莎莎转账记录中载明的“借款”字样可以证明，刘莎莎与刘倩双方的合作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刘倩需要融资，刘莎莎希望获取利息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刘倩在收到款项后，并未就转账记录中载明的“借款”字样提出异议；刘莎莎与刘倩签署的各种协议，以及在工商登记为股东，仅是刘莎莎、刘倩双方意图更好的实现各自的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第三、刘倩的还款是基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而实施的。刘倩于2019年4月4日向刘莎莎返还借款10万元，根据刘莎莎提供的证据第43-46页可见，该笔还款系刘莎莎出借刘倩150万元借款的还款；第四、借贷行为被包装成了投资入股行为。刘倩提交的证据第8页可以看到，刘莎莎母亲乔冬梅说“刘倩你再不接电话解决问题，我只能报公安机关处理了。”刘倩回复说“……这是投资入股，不是买理财……”，这句话可以证明，在双方合作初期，刘倩并未否认借贷的性质，而在双方关系决裂后，刘倩就以“投资入股”为由，为以后不还款奠定基础，刘倩的这种说法是对刘莎莎与刘倩双方一直以来已经达成的借贷合意的否认。另外，刘倩提交的证据第9页最后一个语音内容即刘莎莎母亲乔冬梅所述的内容，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她清楚的知道这笔借款被包装成了股权投资的形式，其所述的“投资就是投人”强调的是出于对刘倩的信任才出借的这笔资金，“投资”这个词的使用是刘莎莎在引述刘倩提交的证据第8页中所述的“投资”二字，这句话的核心意涵是“出于信任借给某人钱”，而不是认可自己的借贷行为是投资入股行为。刘倩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刘莎莎转账时确实备注为“借款”，因刘倩与刘莎莎当时关系比较好，所以刘倩未予深究。2.刘倩向刘莎莎转账10万元，实为向刘莎莎出借应急使用，刘莎莎与刘倩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3.刘倩与刘莎莎签订了《股权入伙协议》，并于工商登记机关备案，可证明双方为投资入股关系。4.刘莎莎母亲曾在微信聊天中就投资事宜向刘倩表示感谢，可以证明刘倩与刘莎莎并非借贷关系。刘莎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倩向刘莎莎偿还借款本金140万元；2.诉讼费用由刘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11月6日，刘莎莎向刘倩银行转账150万元，转账时附言：借款。刘莎莎、刘倩均认可，2019年4月4日刘倩转给刘莎莎10万元。二、乔冬梅系刘莎莎之母。乔冬梅与刘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2日，乔冬梅与刘莎莎之间就《小豆合伙企业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过协商，后乔冬梅将其女儿刘莎莎的身份证照片传给刘倩，并涉及大额转账的内容。2019年1月23日，乔冬梅向刘倩提出150万元转让他人。2019年4月2日，刘倩提出“转让股份需要时间，您也看看身边是否有人接手，我个人先给你转些应急”。2019年4月8日，刘倩提出“之前说了您这是投资入股，不是买理财，我们一起想办法把股份转让出去，您说急用钱我把工资凑了下给您先用”。乔冬梅微信回复“这个公司我也知道当时投的是股金，这个我很清楚，其实投资投的就是人……只是我特殊，遇到点儿问题，我们看看有没有别的想办法解决的渠道”。三、刘莎莎与刘倩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11月3日，刘倩指导刘莎莎在工商系统进行身份认证。2017年11月20日，刘莎莎完成工商系统身份认证。四、2017年11月21日，刘莎莎在《北京唐超入伙协议》《变更决定书》上签字，刘莎莎成为北京唐超自然人股东之一。刘莎莎、刘倩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刘莎莎向刘倩转账150万元的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点在于刘莎莎与刘倩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即刘倩是否向刘莎莎借款150万元。刘莎莎依据转账凭证主张刘莎莎、刘倩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刘倩抗辩称刘莎莎的转账系刘莎莎受让北京唐超股权的对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莎莎提供了刘莎莎、刘倩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转账凭证附言中载明“借款”，但此“借款”字样系刘莎莎单方面填写，不能单独依据此证据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在刘倩对借贷关系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刘莎莎仍应提供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原刘倩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刘倩提供的其与刘莎莎及刘莎莎母亲乔冬梅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在刘莎莎转账150万元给刘倩之前，刘莎莎、刘倩就北京唐超股份转让有过协商，后刘莎莎亦在《北京唐超入伙协议》《变更决定书》上签字，成为了北京唐超自然人股东之一。现刘倩提出刘莎莎对其转账的150万元款项系刘莎莎受让北京唐超股权的对价的抗辩，具有合理性，能够证明其抗辩主张。因刘莎莎并未完成其所主张的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刘倩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刘莎莎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莎莎并未提供其他能证明其与刘倩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材料，故对其提出的请求法院判令刘倩返还借款本金14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莎莎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刘莎莎提供其于2017年11月6日向刘倩的15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并主张此系其向刘倩的借款，并要求刘倩偿还。刘倩对此不予认可，称该款项系刘莎莎受让北京唐超的股权转让款。根据查明的事实，刘莎莎与刘倩之间确存在上述股权转让的事实，且刘莎莎于2017年11月21日成为北京唐超自然人股东之一；加之刘莎莎之母乔冬梅与刘倩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案涉150万元款项时，双方并未出现明确的诸如“出借”“偿还”之类的可证明该款项为借贷性质的措辞，反之，在刘倩发送的微信内容中提及案涉150万元为投资入股性质时，乔冬梅并未在回复中提出异议。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刘莎莎仍需就双方的上述150万款项往来为借贷性质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鉴于刘莎莎并未能完成上述举证义务，一审法院驳回其相应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莎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刘莎莎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朔审 判 员  王 楠审 判 员  曹 欣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