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8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怀东，男，1987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超，男，1974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审被告：杨曙光，男，198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永清县。上诉人郭怀东因与被上诉人李春超、原审被告杨曙光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5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怀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对郭怀东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李春超与北京兴启祥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启祥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二者存在合同关系，并由此判定郭怀东承担返还押金的责任是错误的。李春超向法庭提交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但该合同中，并没有兴启祥公司在合同当事人处加盖公司印章，且该合同中当事人处并没有兴启祥公司的经办人签字。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兴启祥公司作为当事人与李春超签订合同。虽然该合同中有加盖骑缝章，但一方面无法确认该印章是否是兴启祥的合法印章，该印章中没有兴启祥公司字样，也没有识别号，字迹模糊且不完整，不具备识别条件；另一方面，从盖章位置来说，也不能表明兴启祥公司与李春超签约的意思表示，所以该枚印章不能证明李春超与兴启祥公司成立了车辆租赁合同关系。2.李春超未将有关款项支付给兴启祥公司，由此亦可以证明李春超与兴启祥公司不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李春超出示的转账记录可以证明，李春超将押金通过支付宝支付给了于某。于某并非兴启祥公司员工，更不是兴启祥公司的负责人，而且于某也没有将李春超支付的10000元押金转付至兴启祥公司。租赁期满后，李春超同样是听从于某的指挥，将车辆返还给了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另外，根据李春超提供的证据显示，李春超另外向杨曙光个人以及一个名为“狂”的人转过费用。从上述事实可知：第一，李春超租赁的车辆并非兴启祥公司提供的，而是神州租赁公司提供的。第二，李春超并未向兴启祥公司支付过任何费用，其收款对象均为个人，尤其是于某，从始至终掌控着租车、还车的事务，而李春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于某是兴启祥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兴启祥公司授权于某作为代理人与李春超履行车辆租赁合同事宜。根据诉讼法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在李春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李春超将款项支付给了兴启祥公司，这是毫无事实和法律根据的。3.我对于该车辆租赁事宜不知情、未参与、未获利，一审判决我承担返还押金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依据前述第一、第二条理由可以明确，在整个车辆租赁过程中，李春超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兴启祥公司成立了车辆租赁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将案款支付给了兴启祥公司。综观李春超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事实，也同时可以证明，我对李春超租赁车辆事宜并不知情、并未参与、更未从中获利。虽然我是兴启祥公司的原股东，但对于这样的与兴启祥公司无关的纠纷，同时与我本人无关的纠纷，法院判令我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李春超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可以推知：李春超经过于某的协调，从神州公司租赁了汽车，其10000元押金应当交付给了神州公司，在返还车辆后，神州公司应当已经将该10000元返还给了当事人，对此恳请法院向神州公司调取该车的交易记录，该记录可以清楚地证明车辆租赁过程及押金的交、还情况。如果该押金直接返还给了李春超，那么李春超再主张返还押金就涉嫌以合法名义从事违法行为，如果押金返还给了于某或是其他第三人，那么李春超应当向收款人主张，而不是向兴启祥公司（及股东）主张。综上所述，兴启祥公司与李春超不存在车辆租赁合同关系，我也非本案的适格被告，我没有义务向李春超返还押金。李春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郭怀东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了我的钱是事实，收款人于某是兴启祥公司经营期间的员工。过完年，就找不到他们的人了。李春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怀东、杨曙光：1.返还李春超车辆押金10000元；2.给付李春超占用押金期间占有使用费（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9年2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1日，李春超（乙方）与兴启祥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双方约定车辆提供方兴启祥公司将车牌号为×××的车辆提供给车辆使用方李春超，李春超从2018年10月2日使用该车辆，使用期为3个月。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合约签署时，车辆使用方应向车辆提供方支付车辆押金10000元，作为履行本合约的保证。使用结束，若车辆使用方无违反本合约条款的行为，车辆提供方将在45个工作日内向车辆使用方不计息退还押金。合同首页及尾页有李春超的签字捺印，合同盖有公司的骑缝章盖章（盖章不完整）。郭怀东对合同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没有经办人信息。庭审中，李春超提交了转账记录4张，其中2张显示2018年11月1日，李春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于某”，转账数额分别为10000元和4850元；1张显示2018年11月27日，李春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杨曙光”，转账数额为4500元；1张显示2018年12月31日，李春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给“狂”，转账数额为4500元。郭怀东对全部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其本人没有收到钱。另，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关于兴启祥公司的注销登记申请表、清税证明、承诺、股东会决议等材料，显示该公司注销后的未尽事宜由全体股东承担，即杨曙光和郭怀东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杨曙光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骑缝章虽不完整，但结合当事人双方陈述及转账记录，可以认定李春超与兴启祥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车辆使用期结束兴启祥公司应当返还李春超押金。现该公司已经注销，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注销后的未尽事宜由股东杨曙光和股东郭怀东承担，故李春超向杨曙光和郭怀东主张返还10000元租车押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春超主张郭怀东、杨曙光给付占用押金期间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缺席判决：一、郭怀东、杨曙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李春超租车押金10000元；二、驳回李春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经本院核对，一审中李春超提交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记载的车辆使用起始日期为2018年11月2日，一审判决认定“李春超从2018年10月2日使用该车辆”，日期存在笔误，本院予以更正。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询问，郭怀东表示，兴启祥公司经营期间系通过向神州公司等案外人租赁车辆后，再对外出租车辆，不是兴启祥公司的产权车辆。郭怀东认可于某自兴启祥公司成立后的半年时间在兴启祥公司工作。经查，兴启祥公司成立时间为2018年8月6日，该公司注销之前的法定代表人系杨曙光。另经查阅一审笔录，郭怀东表示，于某主要负责兴启祥公司车辆租赁和管理，职务是经理。本院认为，本案中，郭怀东上诉否认李春超与兴启祥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经本院审查，虽然诉讼中李春超提交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骑缝章不完整、合同经办人处无人签字，但是，首先，根据郭怀东的陈述可知，涉案租赁期间于某在兴启祥公司工作，主要负责公司车辆租赁和管理，而诉争押金和第一笔租金系于某收取；其次，李春超提交的支付押金、租金的转账时间与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日期、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基本吻合；再次，在李春超支付的租金中，有一笔系杨曙光收取，而杨曙光在兴启祥公司注销之前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最后，诉讼中杨曙光未出庭应诉说明情况，郭怀东亦未就于某、杨曙光相关行为与兴启祥公司的关系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故综合本案情况，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李春超与兴启祥公司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无不当，郭怀东就此提出的上诉意见，依据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关于押金的处理，亦无明显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郭怀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郭怀东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江恒审 判 员 孟 龙审 判 员 刘苑薇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云 姣书 记 员 祝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