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0民终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其敏，女，196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苌宁，四川泰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四川融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仁彬，男，1957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四川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华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金凤街18号。 法定代表人：朱洪华，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洪华，男，196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市。 上诉人曹其敏因与被上诉人张仁彬、四川华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良公司）、朱洪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1028民初3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其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蔡苌宁，被上诉人张仁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彬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华良公司、朱洪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其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张仁彬、华良公司之间签订的案涉三套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撤销案涉三套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张仁彬的不动产登记，并判定所有权人应登记为曹其敏；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错误，应按经查明的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将本案确定为借贷担保纠纷。（1）经一审查明，本案系华良公司、朱洪华向张仁彬借款，曹其敏以网签在其名下的案涉房屋通过网签更名至张仁彬名下的形式提供达到类似担保的意思表示和效果。且各当事人对此亦不持有异议。若作为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将违背曹其敏的真实意思表示、损害其财产权利。（2）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了本案争议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仅仅是基于不动产网签的担保方式需要，且该三份原件由曹其敏持有，这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只能是基于借款的担保而并非买卖。况且如前所述，该三套房屋已经以物抵债给曹其敏且经生效判决确认，华良公司已经无权再次出卖。本案争议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虽然名为买卖，但应结合本案的证据，探究合同签订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判断。本案的法律关系的实质是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担保关系。2.一审已经查明，案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担保意思表示，买卖合同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应属于无效。一审法院对曹其敏提交的证据三性均予以采信，且张仁彬、朱洪华、华良公司亦对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已确定案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款而签订的非典性担保合同，名为买卖实为担保。因此，案涉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了实现给张仁彬办理网签而签订，买卖合同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为无效。因华良公司用该三套房屋抵偿曹其敏项目转让款，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才是真实意思表示，且在另一案件中已经生效判决所认可。曹其敏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房屋买卖合同》，在华良公司不具备预登记或登记的条件下虽然尚未取得物权，但对案涉三套房屋享有物权期待权。故张仁彬签订的案涉三份《房屋买卖合同》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据此期待取得物权，此三份《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3.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串通共谋，将案涉三套房屋在隆昌市不动产中心进行登记的行为，侵害了曹其敏的期待所有权，应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1）本案并不构成让与担保。曹其敏以网签更名的该种方式提供的类似担保的意思表示，因不符合担保的法律构成要件即曹其敏的担保不成立。张仁彬、朱洪华、华良公司及一审法院认为的让与担保同样不能成立。虽然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为担保行为，但曹其敏仅仅是同意张仁彬对案涉房屋办理网签，而未同意将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到张仁彬名下。网签不属于不动产登记，同意网签并不等于同意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因此，本案不符合让与担保的条件，曹其敏从未同意将房屋让与给张仁彬作为担保，不构成非典型形式的让与担保。（2）在未经曹其敏同意的情况下，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将案涉三套房屋进行不动产登记，其实就是串通共谋，张仁彬当然不具有善意。曹其敏通过网签更名的方式变更为张仁彬以提供类似担保的效果属于债权的性质，只是设立类似抵押的一种预先的排他性保全。故曹其敏即使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担保并非抵押或者让与，并不具有物权性质。即使在案涉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情况下，张仁彬需要将担保落实到物权，应当在曹其敏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房屋登记在曹其敏名下后向张仁彬设立抵押权。现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故意隐瞒而直接予以所有权登记，且张仁彬明知案涉房屋应当属于曹其敏的所有权的情况下，以隐秘、擅自的方式取得不动产登记，当然属于恶意串通。一审法院置此明显的事实于不顾，居然认为曹其敏没有相关证据。（3）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串通将案涉房屋登记到张仁彬名下，该行为并非强化担保功能，其实质行使了流质，应认定为无效。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将房屋过户至张仁彬名下，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其实质是恶意串通行使了流质权。而一审法院认定“实质上仅系进一步强化担保功能的行为，并不发生案涉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效力”，一审法院此认定完全无视事实、曲解法律。首先，让与担保具有物权的首要前提是：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形式上已将财产转让至债权人的名下。即债权人与债务人或担保人达成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但本案中，是张仁彬在未与曹其敏达成完成财产权利变动或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前提下，私下与华良公司、朱洪华共谋转让财产，并非曹其敏与张仁彬达成了将案涉房屋转让至张仁彬名下的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其实质系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之间恶意串通和故意隐瞒，严重违反了曹其敏让与担保的意思表示。故，不符合让与担保物权效力的前提条件。其次，让与担保应参照适用最类似的担保物权，即不动产的抵押。让与担保只是在抵押不能实现担保目的时采取的变通方式，是特殊情况下的担保方式。本案在能够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张仁彬完全可以主张抵押登记，而不是在未告知曹其敏的情况下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实质上对担保物行使流质权。再其次，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案涉房屋直接登记在张仁彬名下，这就是法律上的所有权，可对抗第三人，具有公示公信力。一审判决居然认定“并不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太荒谬了！张仁彬在庭审中辩称案涉房屋登记到他的名下只是起担保作用，一审法院就置法律于不顾而据此认为不产生物权变动效力，这是法院判决该有的“准绳”吗？如果张仁彬凭着现有的所有权登记，将案涉房屋进行处分、设立抵押或被查封，一审法院能不能确认该处分无效？能不能保证曹其敏的合法利益？一审判决相当于认可当事人将担保物据为己有，将担保物权和所有权混同，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公平正义。 张仁彬辩称，一审法院根据曹其敏与华良公司、朱洪华其签订的《项目转让结算协议》、与华良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事实，认定本案的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正确的。华良公司以与张仁彬签订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为朱洪华的300万元借款向张仁彬提供担保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曹其敏称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进行不动产登记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违背客观事实且无证据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曹其敏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华良公司、朱洪华未作答辩。 曹其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张仁彬与华良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ＬＣ2017008649、ＬＣ2017008650、ＬＣ2017008651）；2.判决撤销张仁彬与华良公司基于前述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在隆昌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的商品房预售登记并转移登记至曹其敏名下（即：界市镇北鑫国际商业附属1楼1层1号、2层1号、3层1号房，权证号分别为：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6号、0018588号、0018589号）；3.判令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从2019年1月25日始，以60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承担违约金责任至案涉三套房屋转移登记至曹其敏名下之日止；4.诉讼费用由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承担。诉讼中曹其敏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张仁彬与华良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ＬＣ2017008649、ＬＣ2017008650、ＬＣ2017008651）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5日，曹其敏与朱洪华、华良公司签订了《项目转让结算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本案诉争的四川省隆昌市界市镇“北鑫国际”商业附属1楼1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9号）、1楼3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8号）、1楼2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6号）的商业门面3套作价6027000元抵偿给曹其敏作为朱洪华欠曹其敏的项目转让款。华良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与曹其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其后上述三套商业门面由华良公司网签备案至曹其敏名下。 朱洪华向张仁彬借款300万元，该借款用于偿还借用四川省隆昌县金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华良公司用“北鑫国际”项目工程3、4号楼土地和朱洪华、曹其敏个人财产作为担保的在隆昌县工商银行的贷款，该贷款用于“北鑫国际”工程项目。2017年9月21日，张仁彬与朱洪华签订了《回购协议》1份，该协议约定“一、回购价格：乙方（朱洪华）以《买卖合同》相同价格予以回购；二、回购条件：乙方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按时向甲方（张仁彬）支付利息。如果乙方任何一个月未能按照期限向甲方支付利息，被取消回购权利，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履行本协议，甲方有权处理《买卖合同》标的物；3、回购期限：乙方应当在《买卖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向甲方提出回购申请，并办理回购手续。逾期未提出回购申请，或提出申请未办理回购手续，视为乙方放弃回购权利，甲方有权处理《买卖合同》标的物。”2017年9月22日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向曹其敏出具了《承诺书》1份，该《承诺书》载明，“因乙（华良公司）、丙（朱洪华）双方于2016年6月以四川省隆昌县金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贷款主体，华良公司用‘北鑫国际’项目工程3、4号楼土地作为担保向隆昌县工商银行的贷款即将届满，乙丙无法归还上述借款，乙丙双方向甲方（张仁彬）借款叁百万元，乙、丙双方借用丁方（曹其敏）名下位于北鑫国际三套房产（当时的合同编号LC2017007831、LC2017007830、LC2017007833）向甲方作为借款担保，并将丁方上述房产过户到甲方名下。为保证甲乙丙三方借款关系消灭后甲乙丙三方不损害丁方的权益，甲乙丙三方共同承诺：1.乙丙双方在取得界市镇政府第一批货币补偿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将甲方借款本金及利息悉数支付给甲方；……3.若因乙丙双方挪用界市政府拨付第一笔货币补偿款而导致不能归还甲方借款，从而导致丁方房屋不能收回，丁方有权向乙丙主张6,020,000元房款及第2条所列相关费用。”2017年9月25日，朱洪华和张仁彬签订了《借款合同》1份，该合同约定，“一、朱洪华向张仁彬借款3,000,000元；二、借款期限为2017年9月25日至2017年12月25日；三、借款利息为月利率4%；四、还款方式：乙方应于借款到期前一次性还清本息；五、担保物：为保证本合同的顺利履行，乙方（朱洪华）将‘北鑫国际’的部分房网签给甲方（张仁彬），具体权利和义务以甲乙双方另行签订的回购协议为准。”合同签订后张仁彬将借款3,000,000元汇入朱洪华指定的四川省隆昌县金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内。四川省隆昌县金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用该款偿还了欠隆昌县工商银行的贷款。同日，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3份，将本案讼争的三套商业门面以242,3430元的价格出售给张仁彬。根据曹其敏的申请经华良公司同意后，本案诉争的三套房屋备案登记至张仁彬名下。 另查明，朱洪华向张仁彬的借款300万元的借款本息至今未付。经张仁彬申请，本案诉争的三套商业门面已在隆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了登记，分别为“北鑫国际”商业附属1楼1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9号）、1楼3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8号）、1楼2层1号（不动产登记号：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6号）。以上三套商业门面的形式上的产权人均为张仁彬。 又查明，隆昌市棚户区改造办公室已于2017年9月30日分两次将棚户区改造住宅购房款代付款共计592.88703万元汇入了华良公司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因张仁彬在本案中主动表明对涉案三套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本案应当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物权确认请求权，本案曹其敏是基于其与朱洪华、华良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结算协议》、与华良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权益，本案案由应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的涉案三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2.曹其敏请求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将三套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曹其敏名下是否应当支持；3.曹其敏要求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自2019年1月25日起，以602万元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的涉案三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曹其敏与朱洪华、华良公司签订《项目转让结算协议》约定将本案诉争三套房屋作价6,027,000元抵偿给曹其敏作为朱洪华欠曹其敏的项目转让款，上述“以房抵债”结算协议的抵债内容经生效的法律判决予以确认。后曹其敏基于结算协议与华良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与曹其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屋网签备案至曹其敏名下，后曹其敏申请撤回了房屋网签备案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本案讼争的三套房屋曾网签登记在曹其敏名下，但网签登记只是开发商在行政主管部门的预登记，不能等同于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而且曹其敏也没有实际占有该房屋，因此曹其敏对本案讼争的三套房屋一直都未取得所有权。经生效判决确认的《项目转让结算协议》、曹其敏与华良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仅能证明曹其敏与华良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仅是债权请求权，故曹其敏诉称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曹其敏即便是对涉案房屋享有债权请求权，也与本案中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的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有利害关系，其诉讼主张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适格。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背景及真实目的，系张仁彬与朱洪华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担保朱洪华债务的履行，由华良公司将其所有开发的房屋以买卖名义出卖给张仁彬，由张仁彬作为登记权利人的形式进行担保。华良公司与张仁彬之间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并无房屋买卖合意，房屋买卖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双方的真实意思系通过买卖形式将所涉房屋登记至张仁彬名下作为朱洪华履行债务的担保，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明知且均不持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据此，张仁彬与华良公司之间关于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双方之间以买卖合同为名,并通过买卖合同以形式上转让所有权的方式设定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不当然无效，应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认定其效力。现曹其敏认为张仁彬与华良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曹其敏的合法权利，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曹其敏对于华良公司将涉案房屋用作担保是知情的，曹其敏为了配合华良公司和张仁彬签订买卖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也撤回了网签备案手续。另曹其敏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系恶意串通，故对曹其敏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张仁彬与朱洪华之间成立借贷法律关系后由华良公司与张仁彬签订《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之行为，实质构成让与担保合同法律关系。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让与担保的概念和效力，认可了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纪要第71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合同如果约定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部分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 综上，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系为担保被告张仁彬、朱洪华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履行而产生的从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设立让与担保合同。张仁彬与华良公司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为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设立担保的民事法律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在让与担保成立情形下，形式上转移所有权是让与担保应有之义，后在朱洪华未能完全履行清偿借款义务时，华良公司将房屋过户至被告张仁彬名下，实质上仅系进一步强化担保功能的行为，并不发生案涉房屋所有权变动的效力，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亦不影响让与担保法律关系的认定。因此，曹其敏要求确认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撤销张仁彬与华良公司在隆昌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的商品房预售登记（即：界市镇北鑫国际商业附属1楼1层1号、2层1号、3层1号房，权证号分别为：川2017隆昌不动产证明第0××6号、0018588号、0018589号）诉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曹其敏请求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将三套涉案房屋变更登记到曹其敏名下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曹其敏与朱洪华、华良公司签订《项目转让结算协议》、曹其敏与华良公司签订的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尽管在张仁彬、朱洪华、华良公司的让与担保物权设立之前，但未实际办理房屋所有权预告登记，其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是债权，不能对抗张仁彬的担保物权。现张仁彬不同意在涤除担保物权之前过户至曹其敏名下，曹其敏也不同意涤除担保物权，在此基础上曹其敏要求过户登记其名下的诉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曹其敏要求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自2019年1月25日起，以60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是否应当支持。 本案现查明朱洪华在收到政府的货币补偿款后未按照约定将借款返还给张仁彬，根据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向曹其敏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如果朱洪华和华良公司不能归还张仁彬借款本息导致本案讼争的房屋不能重新过户到曹其敏名下，曹其敏可以向朱洪华和华良公司主张602万元的债权及相应费用。现案涉房屋是否能够过户至曹其敏名下待定，曹其敏也并未按照朱洪华、华良公司的承诺向朱洪华、华良公司主张602万元的债权及相关费用而仅要求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承担602万元的债权的违约金。因曹其敏要求张仁彬以60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违约金不符合张仁彬、华良公司、朱洪华向曹其敏作出的承诺约定，曹其敏也仅主张违约金而未主张602万元的债权，不宜在本案中进行处理，曹其敏可另行提起诉讼向朱洪华、华良公司主张。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曹其敏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和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是否恰当；2.华良公司与张仁彬就案涉三套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无效；3.曹其敏是否有权主张将案涉三套房屋登记在其名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曹其敏在本案中主张权益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其与朱洪华、华良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结算协议》、与华良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审法院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并无不妥。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张仁彬与华良公司就案涉房屋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未以张仁彬与华良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来确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曹其敏关于该部分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通常所谓的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的债务，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等权利转移于担保权人，而使担保权人在不超过担保之目的范围内，于债务清偿后，担保标的物应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得就该标的物优先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本案中，各方以案涉房屋为朱洪华向张仁彬借款提供担保的方式即符合前述让与担保构成要件。案涉《承诺书》明确提供担保的方式包括将案涉房屋过户到张仁彬名下的内容，曹其敏对此完全知情，并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解除了原本备案在其名下的案涉房屋的网签备案手续，该行为进一步表明曹其敏同意并为以案涉房屋提供担保创造积极条件。张仁彬、华良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网签、直至办理预告登记均是在各方意思表示之下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在就案涉房屋形成的担保法律关系变更、被撤销或被认定无效前，曹其敏主张张仁彬、华良公司之间签订的案涉三套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现张仁彬并未主张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其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将案涉房屋通过买卖形式登记至张仁彬名下系作为朱洪华履行债务的担保并无异议，一审判决也并未认定案涉房屋归张仁彬所有，曹其敏主张张仁彬与华良公司恶意串通达成流质协议与事实不符。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在案涉房屋之上已设立让与担保，一审判决并未否定在清偿张仁彬的债权后曹其敏有权请求将案涉房屋登记至其名下，现曹其敏主张将案涉房屋登记至其名下尚不具备条件，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主张并无不当，各方当事人之间因就案涉房屋提供担保产生的其他争议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曹其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0元，由上诉人曹其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叶 波 审判员 易小峰 审判员 夏 欣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钟 怡 书记员 颜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