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43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庆城，男，198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庆国，山东华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鲁能泉城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石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喜光，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蹇泽琴，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善春，男，197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朱庆城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鲁能泉城客运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5民初6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庆城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105民初683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赔偿朱庆城医疗费259,918.72元、伤残赔偿金237,042.4元、误工费94,798.8元、护理费29,340.3元、营养费1.8万元、后续治疗费1.2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30,981.9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鉴定费2800元，共计813,182.12元，按80%主张为650,545.7元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院认定“原告强行下车，阻止无效后，刘善春紧急停车……”，属事实认定不清。朱庆城搭载出租车过程中并未采取妨害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刘善春的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对其本人制作的，有规避自己责任的嫌疑，证人的证言也只能证实朱庆城下车后的情况，新闻报道也是根据司机的陈述编辑报道的，故以上证据均不能证实朱庆城在乘车时有过激行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朱庆城已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足以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未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首先，朱庆城在一审庭审时提交报警函和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均可证明,2015年3月23日晚，朱庆城酒后乘坐刘善春驾驶的出租车回家，乘车时刘善春发现朱庆城已经喝醉并允许其上车，说明刘善春应当承担朱庆城在乘车过程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次，朱庆城已举证证明朱庆城搭乘刘善春的出租车，因刘善春在高架桥上违规停车，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朱庆城坠桥，造成朱庆城遭受损害，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即应当承担责任。再次，在乘坐出租车时司机发现乘客在车上有异样现象，更应该负有谨慎和注意的义务。刘善春应当预见到醉酒情况下朱庆城有可能坠桥，在明知朱庆城醉酒的情况下刘善春仍停车放任朱庆城下车实属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因此造成的后果应由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鲁能出租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并采取了妨碍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刘善春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得已紧急停车……”认定事实清楚。2015年3月23日，朱庆城乘坐刘善春驾驶的出租车至北园路高架桥时跳下高架桥受伤。当日的新闻报道载明：“我（刘善春）不停车，他就砸窗玻璃踹车门，我只好停车。”“据目击者介绍，当时一位路过的女司机（指一审证人刘树英）说自己看到了事发过程，愿意为刘师傅作证。”该新闻报道系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做出的关于事件详情的记载，不但有刘善春的陈述，还对现场“目击者”看到、听到的事实进行了引述，当时刘善春的陈述最能体现事发时的原貌，且刘善春于事发后立即报了案，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北园派出所对刘善春做了笔录，笔录中记载了本案证人刘树英的车号、手机的详细信息，与新闻报道中所引述的“当时一位路过的女司机说自己看到了事发过程，愿意为刘师傅作证”完全吻合。一审庭审中，刘善春的陈述与事故发生时的新闻报道、与在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区分局北园派出所所做笔录记载的内容相一致，与事发时路过的女司机即本案证人刘树英陈述的刘善春系正常行驶中骤然紧急刹车相一致，可以充分证明刘善春系在受到朱庆城妨碍安全驾驶的情况下骤然进行的紧急停车。而与此相反，朱庆城对于其主张的刘善春不顾其醉酒将车停下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完全是其臆想出来的。朱庆城在庭审过程中起初说：“经其回忆，其要求下车时刘善春未将车门反锁、未阻止其下车”。但此后又称对于自己要求下车的过程、刘善春是否阻止其下车、他自己的醉酒状态、出租车的车速等都记不清楚了。此次上诉又称其并未采取过妨害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行为，朱庆城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反反复复，对于自己的行为，先是记忆清晰，后又称全部都记不清了，直至一审败诉后，其记忆又恢复，称其并未采取过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因此，朱庆城的陈述明显是为了达到不正当的目的，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而随意捏造事实，其陈述不具有可信度，而且不符合常理。刘善春作为专业的司机，在朱庆城没有任何过激行为的情况下，不可能在高架桥上停车，从而将朱庆城和自己均置于危险境地，除非是面临紧急安全状况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当日的新闻报道、刘善春的庭审陈述及目击证人刘树英的庭审证言，并结合朱庆城在民事起诉状中自认其“由于害怕要求下车”的陈述，在朱庆城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并采取了防碍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刘善春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得已紧急停车……”认定事实清楚。二、朱庆城所受伤害完全是因其个人过错造成的，刘善春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没有任何不当之处，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如前所述，刘善春系不得已紧急停车，显然所有的后果都是因为朱庆城个人的过错造成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善春的处置是最为妥当的。对刘善春处置措施的评价，可以参照“紧急避险”的规定。所谓“紧急避险”，又称“紧急避难”，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29条、《民法总则》第182条、《民法典》第182条均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就本案而言，车辆在高架桥上高速行驶，高架桥上无法安全停车，此时朱庆城突然提出下车，因其醉酒，刘善春正常的沟通和劝说也无用，在朱庆城已经踢门砸窗意欲强行下车的紧急情况下，刘善春虽然知道在高架桥上停车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这种危险性要明显小于朱庆城从行驶中的车上强行下车的危险，所谓“两害相经取其轻”，刘善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停车，这在当时应该是最为正确有效的处置办法，如果不是如此处置，也许后果不止于此，甚至朱庆城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后果难以设想。从这一点上讲，刘善春的处置不但不应该被指责，反而是应该受到鼓励和倡导的。所以，从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看，引发险情的唯一原因是朱庆城，根据法律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引发险情的人应承担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所有损害，朱庆城应自担责任。换一个角度讲，刘善春在被迫停车时，并不能预见朱庆城会跳下高架桥，朱庆城的损害后果亦超出了司机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害范围。依据侵权法上的合理预见规则，过错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损害后果范围应以有正常智力或谨慎的行为人能合理预见为限。即行为人仅对其可合理预见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此，本案中刘善春被迫停车不存在任何过错，朱庆城的损害后果亦超出了刘善春可以合理预见的损害范围，朱庆城应当对其自身损害承担全部责任。三、朱庆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存在过错，一审法院驳回朱庆城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案朱庆城选择以健康权纠纷起诉，系要求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侵权责任，朱庆城应当提供证据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存在过错。而朱庆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在整个事件中存在任何过错，应当由朱庆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更何况，根据一审查明的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并采取了妨碍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刘善春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得已紧急停车的事实，充分证明朱庆城所受损害完全是因其自身过错造成的，由此产生的损害后果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坚持了正确的审判理念，坚决杜绝了“谁受伤谁有理”的和稀泥的做法。本案系在出租车行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最终的结果会在行业内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和示范效应，一审法院对于临危果断处置的刘善春的善意举动予以肯定，判决驳回朱庆城的诉讼请求，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善良风俗，同时也兼顾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朱庆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赔偿朱庆城医疗费259,918.72元、伤残赔偿金237,042.4元、误工费94,798.8元、护理费29,340.3元、营养费1.8万元、后续治疗费1.2万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3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30,981.9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鉴定费2800元，共计813,182.12元，按80%主张为650,545.7元；2.诉讼费用由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庆城于2015年3月23日晚喝酒回家途中，在解放桥东路乘坐刘善春驾驶的鲁能出租公司所有的出租车，行驶至北园高架时，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阻止无效后，刘善春紧急停车，朱庆城下车后立刻跑至高架桥护栏旁边，随即翻越护栏跳至桥下，后于当晚被送至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就诊，之后转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就诊，主要诊断为全身多发性骨折。现朱庆城诉至一审法院，以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未能将其安全送至目的地、存在过错为由，要求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朱庆城要求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侵权责任，应举证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有何过错，过错行为与其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朱庆城未举证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朱庆城诉状中自认其“由于害怕要求下车”，结合刘善春的陈述、当时的新闻报道及刘树英的庭审证言，可以认定事发时醉酒的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并采取了妨碍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刘善春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得已便紧急停车；朱庆城下车后迅速跑至护栏边跳至高架桥下并受伤，损害后果完全是因自身原因导致，故其要求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朱庆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5153元，由朱庆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应否承担朱庆城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构成应当包括以下四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违法行为，二是造成了损害后果，三是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朱庆城主张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侵权责任，应当提供证据证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具有过错及过错行为与其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朱庆城酒后搭载刘善春驾驶的鲁能出租公司所有的鲁AT0886出租车。行至北园高架时，刘善春紧急停车，后朱庆城立即下车，并迅速跑至高架桥护栏边跳下高架桥受伤。因车内无监控设施，当时车内具体情况不明。但结合刘善春的陈述、当时的新闻报道及一审证人刘树英的证人证言，能够认定事发时醉酒的朱庆城强行要求下车并采取了妨碍刘善春安全驾驶的过激行为。在此情况下，刘善春不得已紧急停车，已经尽到相应安全保障义务，不应苛求出租车司机对醉酒乘客短时间内的下车行为予以阻拦，故一审认定刘善春紧急停车系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后果，对朱庆城受伤不具有过错具有事实依据，并无不当。关于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行为与朱庆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问题。本案中，刘善春在高架桥上紧急停车后，朱庆城立即下车并跑到高架桥护栏边跳下高架桥受伤，朱庆城受伤系自身行为导致，并非刘善春停车行为导致。朱庆城主张鲁能出租公司、刘善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朱庆城的本案诉讼请求，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朱庆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7元，由上诉人朱庆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孙 磊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李文宁书 记 员  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