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内02民终7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法定代表人：蔡云龙。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飞，内蒙古金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敏，内蒙古金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卓鹿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忠峰。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洪江，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轩，内蒙古诚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北方风驰物流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德胜。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强。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德强。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凯。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远，内蒙古翰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以下简称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卓鹿商贸有限公司（卓鹿公司）、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雄公司），原审第三人内蒙古北方风驰物流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风驰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2020）内0203民初46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飞、刘慧敏，被上诉人卓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少轩，原审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强、薛德强；原审第三人凯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永凯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源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依法改判；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理由：一、一审中上诉人已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拉走的钢材系上诉人的质物。（一）第三人凯雄公司质押给上诉人的钢材已经交付，质权有效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出质人与监管人订立三方协议，出质人以通过一定数量、品种等概括描述能够确定范围的货物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监管人系受债权人的委托监管并实际控制该货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质权于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起设立”。2019年4月9日，上诉人与第三人凯雄公司、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三人凯雄公司将其合法所有的货物质押给上诉人，质押物存放于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租赁的场所，上诉人委托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占有、监管质押货物；《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明确，监管人受上诉人的委托监管质物，上诉人对质物享有返还请求权，上诉人已间接占有质物；三方对质物进行了盘点、交接，质物出入库均受监管公司管理控制；上诉人与第三人凯雄公司通过仓库的独立性、货物的区隔化以及最低价值或数量控制等兼有实体特定与价值特定的方式实现存货的明确化、可识别性，从而有效划定了质押物的“客观范围”，不致与非质押物混同，实现了质押物的特定化。（二）北方风驰公司作为第三人，出具了被上诉人拉走质物的情况说明。北方风驰公司2019年7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将被上诉人拉走质物的过程、时间进行详细说明。从该情况说明，可以证明2019年5月28日晚上10点30分至2019年5月29日是由被上诉人将质物拉走。（三）被上诉人对拉走钢材未否认，只是抗辩其为钢材实际购买人，一直借用凯雄公司名义经营进行钢材交易的主张不能对抗上诉人，且其举证不足以证明系钢材的所有权人。（四）凯雄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被上诉人拉走的钢材为上诉人的质押物。（五）即使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所有权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民法典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质权具有优先性。结合最高院的裁判案例，第三人凯雄公司在质押物交付时，提供了质押物的采购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还实地查验了质押财产，并向质押财产的保管方北方风驰公司进行了调查；第三人凯雄公司与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多次确认质物交付，并在质押清单上盖章。作为质押权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二、一审上诉人提交的库存表系北方风驰公司根据凯雄公司出入库核减得出，具有客观性，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拉走钢材的数量和规格。2019年4月15日、4月28日、5月15日上诉人与凯雄公司、北方风驰公司根据《日报表》、《查询及出质通知书》在现场核对质押钢材的规格型号及所在货位进行盘点，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确认。在三方核对完成后，北方风驰公司会根据出入库情况，盘点库存表内的钢材，库存表也会及时更新。因此一审法院称钢材数量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2019年5月27日与5月29日的库存表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拉走钢材的具体数量及规格是错误的。2019年5月29日的库存表是被上诉人拉走钢材之后盘点出来的，5月27日的库存表是拉走前一天的实时统计情况，用5月27日的库存表减去5月29日的库存表，就是上诉人诉称的钢材。现诉称钢材已经被被上诉人拉走，无法盘点计算，人民法院应当合理安排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诉称钢材规格、数量计算有误的情况下，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诉请。卓鹿公司辩称，一、答辩人拉走的钢材系其合法财产，不属于被上诉人的质物。首先，2019年1月刘润生与赵忠峰等9人合计出资2100万元，以答辩人作为经营主体从事钢材贸易生意，并约定公司个人资金运作往来都以刘润生名下的银行卡运作。2019年1月，刘润生及苏凤英代表答辩人（当时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与陈永凯签订《租赁协议》，承租土地及建筑物位于110国道北侧，西至巨幅路、南至绿化带、东至航亿、北至铆焊厂南墙的土地9亩（年租金1.5万元），房屋9间（每间年租金5000元），合计18万元。租赁期限为1年。后2019年1月28日，刘润生向陈永凯转款18万元。2019年1月9日，答辩人正式成立。但因刚刚成立，纳税规模较小，无法进行大量的钢材买卖交易。故经与陈永凯达成口头约定，暂借凯雄公司进行钢材买卖交易，每月向陈永凯支付借用费。同时，答辩人还与陈永凯签订《租赁土地、房屋补充协议》，其中第五条第3项明确约定：“从现在起，凯雄有限公司不再从包钢及其他厂进货，待将一切费用结算完后，将企业交由法人陈永凯经营管理。”故此，自2019年1月开始，答辩人便借用凯雄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包头市横众商贸有限公司、包头市亚澳商贸有限公司、包头市金诚恺钢铁有限公司、包头市鑫源腾物资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买卖合同，进行钢材买卖交易行为，公司对公账户的使用凭证也均保存在答辩人手中。具体方式为：购进钢材时，由刘润生先向凯雄公司对公账户汇入钢材款，然后通过凯雄公司对公账户转入钢材出卖方。销售钢材时，也是由钢材购买方向凯雄公司对公账户汇入钢材款，相关合同均由凯雄公司作为合同签订方。代理人处签字为答辩人的合伙人乔雪峰，特别是与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之间的合同，代理人处均为乔雪峰签字。当然，为了便于进行钢材买卖交易，方便款项的支出，销售钢材所得的款项，一般仍保留在凯雄公司对公账户中。本次庭审前，答辩人的代理人曾向包头市昆区人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了被答辩人备案保存的凯雄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办理的600万元贷款的全部资料，包括《额度循环借款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限期整改通知》、《主合同提前到期的通知》、《关于凯雄公司质押物被强行出货的情况说明》、《提款申请书》、《查询（复）及出质通知书》、《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及《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钢铁产品销售合同》数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金额6002700元）、2018年度钢材购买发票数张，2019年度钢材购买发票数张。虽然上述《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钢铁产品销售合同》的买方记录为凯雄公司，但根据双方的协议及交易过程可知，背后的实际购买人为答辩人。同样，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所提供的发票，虽然购买方记录为凯雄公司，但背后的实际购买人也为答辩人。故此，凯雄公司在向被答辩人申请银行贷款时，实际上是在答辩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答辩人购买的钢材充当了质押物，严重损害了答辩人及十位合伙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属于无权处分，依法应当无效。二、被答辩人的质权并未依法成立。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可知，设立动产质押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出质人与质权人订立书面质押合同；二是出质人将质押财产交付给质权人。本案中，经过答辩人调取相关证据，凯雄公司确实与被答辩人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且与第三人北方风驰物流园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被答辩人涉案钢材的质权并未依法成立，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凯雄公司所质押的钢材并不明确。根据《最高额质押合同》第9页第18条“质押财产清单”的内容可知：质押物名称为钢材，单位万元，数量1200，处所包头市昆区110国道685公里处中远海运物流旁路北永创物流园区B，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信息，既没有明确钢材的规格、长度、尺寸，也没有明确钢材的吨数、存放的准确位置。因此，根据合同的内容可知，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质押的钢材并不明确，是否真实存在更不清楚。实际上，所质押的钢材也并非凯雄公司所有。其次，虽然被答辩人与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物流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由北方风驰物流作为监管人，监管凯雄公司所恶意质押的钢材，但是，被答辩人的此种做法显然将对质物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质权可行性审慎审查的法定义务通过协议的方式转移给了监管人，根据法律规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是严格禁止的。并且，本案中，监管人在实施监管行为的过程中，也没有尽到监管职责，核实质押物的真实权属，导致凯雄公司将他人的钢材质押给被答辩人。故此，虽然，被答辩人与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物流签订了监管协议，但被答辩人对于凯雄公司恶意质押的钢材并没有达到占有、保管的客观状态。再次，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二条第3款的约定，凯雄公司应当将质押货物运到北方风驰物流管理的仓库存放，但最后实际存放的地址却为永创物流园院内。姑且不论永创物流园并非北方风驰物流管理的仓库，在永创物流园院内，还有多家诸如答辩人、茂源钢铁、中荣贸易公司、新盛煌等多家钢材贸易公司，而这些公司也均在园区内存放钢材。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是被答辩人还是北方风驰物流均没有对第三人凯雄贸易公司质押的钢材进行特定化的标识，既没有悬挂警示牌，圈定固定区域，也没有对钢材涂抹、增加显著标识，简而言之，没有对质押财产进行特定化处理，那么物流园内存在诸多钢材贸易公司钢材的情况下，如何对凯雄公司所质押的钢材与其他公司钢材进行区分。根据目前的证据材料显示，显然，无论是被答辩人还是北方风驰物流公司均没有分清哪些系凯雄公司的钢材，哪些系其他公司的钢材，而是均在没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草率地将物流园内的全部钢材均认定为凯雄公司的钢材。另外，如前所述，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申请贷款时所提交的凭据上指向的钢材与北方风驰物流盘点的钢材无法一一对应，两者之间存在重大矛盾，明显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形。且物流园内本身还存放多家公司的钢材，在此情况下，被答辩人的质权如何能够成立再者，对于涉案钢材，无论是被答辩人还是第三人北方风驰物流均没有形成实际占有，直接且实际占有反而是答辩人。在所谓的监管期间，涉案钢材的出库、入库、出售等处分行为，答辩人均可以自由行使，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均没有进行阻拦。由此可以说明，涉案钢材一直由答辩人占有及使用。故此，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质权并未依法成立，其上诉状中援引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无法予以适用。三、被答辩人的库存表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首先，被答辩人备案的贷款资料当中有《查询（复）及出质通知书》及《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各三份，时间分别为2019年4月15日、2019年4月28日，2019年5月15日。根据上述《查询（复）及出质通知书》及《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的内容可知：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和凯雄公司在2019年4月15日及2019年4月28日（实际盘点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15日（实际盘点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进行过三次盘点，盘点结果为4月15日1860.63吨，4月28日2441.4吨，5月15日4326.48吨。姑且不论有两次的现场盘点时间和材料出具时间不一致这一情况，答辩人经核对三份《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发现，库存表中记录的库存钢材品名均为包钢，也就是说均为包钢出厂的钢材，尺寸（米）各种长度均有、规格也是各种规格均有。但结合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钢铁产品销售合同》及各项发票可知，《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中记录盘点的钢材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钢铁产品销售合同》及各项发票无法一一对应，也就是说凯雄公司提供的合同及发票上所载明的钢材并不是被答辩人与北方风驰物流公司盘点时所清点的钢材。因为，答辩人系主要从事定尺钢材的买卖交易，无论是以凯雄公司名义从包钢购买，还是从其他钢材贸易公司购买，所购买的钢材均为定尺12米的钢材，答辩人从来没有从包钢等公司购买过其他尺寸的钢材。这就说明，被答辩人及北方风驰物流公司和凯雄公司在盘点时，并未按照凯雄公司所提供的合同及发票上所载明的钢材进行盘点，而是浮皮潦草、马马虎虎的“走形式”一样的进行盘点。又因在租赁场地内，不仅仅只有答辩人存放钢材，还有包头市钢达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场地内存放钢材，而钢达物资公司所经营的钢材，根据答辩人了解，均为非定尺钢材，也就是尺寸长度不一的钢材。因此，被答辩人及北方风驰物流公司和凯雄公司在盘点时，极有可能草率、马虎地将钢达物资公司的钢材纳入了盘点范围。这也就证明了被答辩人所出具的库存表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钢材的规格、类别和权属根本无法区分。四、被答辩人在办理贷款时并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应当自行承担贷款到期无法收回的风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最高院司法判例，被答辩人作为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资信，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承担审慎审查的法定义务，且该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全部转移给他人，若金融机构因违反该法定义务导致借款无法收回，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就本案来说，凯雄公司在向被答辩人申请银行贷款时，曾向被答辩人提供了证明质押物的合同、发票等相关材料。但通过仔细核对查阅这些贷款资料可以发现，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中存在诸多问题，被答辩人作为金融机构，在审核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审慎审查、落实相关情况，确定质押物权属等。这一点通过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中就可以看出。首先，从关于质押物证明资料的分类上来说，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资料基本分为两类：一类为合同，一类为发票。这两类材料本应一一对应，以确定交易行为的真实性，质押货物的真实性。但经答辩人查阅，凯雄公司所提供的材料中，仅有极小部分的合同和发票可以对应上，大部分为单一合同或单一发票。但被答辩人却在没有核实质押物权属的情况下，在没有确定质押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向凯雄公司发放了贷款。就发票年限来说，这些材料中发票的年限包含两个年度，即2018年度和2019年度。对于钢材行业来说，因为钢材价格的不稳定性，钢材公司不可能囤货销售。本案中，凯雄公司于2019年4月9日申请银行贷款，却提供的是2018年的钢材买卖发票，从市场行情及交易惯例上看，明显不符合常情常理。同时，对于2018年的钢材交易发票，凯雄公司并未提供配套的钢材买卖合同（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合同均为2019年度）。被答辩人作为金融机构，理应对于这些发票背后钢材是否存在审慎落实，但被答辩人却并未这么做，而是通过与北方风驰物流签订协议，将核实的义务和职责转移给北方风驰物流，在取得第三人风驰物流港的相关证明后，直接向凯雄公司发放了银行贷款。故此，被答辩人自身在贷款审批过程中是存在重大失职、失察的，是违反法定义务的。其次，从贷款申请资料中合同及发票的自身来说，如前所述，凯雄公司向被答辩人提供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钢铁产品销售合同》实际均为答辩人进行的钢材买卖交易行为，实际购买人也为答辩人，与第三人凯雄贸易公司无关。对于被答辩人所保存的凯雄公司提交的2019年度的发票，经答辩人查阅，销售方公司为钢达物资、鸿钢贸易、永创贸易、亚澳商贸、鹿阳钢铁贸易、横众商贸、贯鸿物资、千锐物资、宇亚商贸、中钢联合、湄洲湾商贸、世朝商贸。这些公司均系答辩人借用凯雄公司曾经达成钢材买卖交易的公司，购买情况与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钢材超市的钢材购买情形及方式是一致的，实际购买人也为答辩人。但无论哪一个公司，申请材料中均没有相应的钢材买卖合同，答辩人完全可以认为，被答辩人在批准贷款时没有核对相关发票或者合同，更没有要求凯雄公司提供凭据的原始文件，而是草率的依据相关合同及发票的复印件就向凯雄公司发放了贷款。同时，经答辩人核实，钢达物资公司及鸿钢贸易公司部分发票已经作废，有的发票甚至没有加盖发票专用章。这更加说明，凯雄公司在向被答辩人提供申请材料时，本身就提供了虚假的申请资料、提供了他人购买钢材的合同或发票，向被答辩人作出虚假的陈述和保证，相关发票所代表的钢材实际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作为金融机构，本应在凯雄公司仅提供发票、在合同及发票存在诸多不一致、诸多重大瑕疵的情况下，仔细核实清楚所质押的钢材是否归凯雄公司所有，钢材交易是否真实，所质押钢材是否真实存在。但被答辩人在此情况下，却并未承担起一个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并未尽到审慎核实义务，所委托的北方风驰物流公司也未尽到审慎核实义务。因此，鉴于被答辩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其应尽的法定义务，故应当自行承担贷款无法收回的全部责任。五、本案凯雄公司涉嫌刑事犯罪，恳请法庭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答辩人认为，本案的发生本身就是结合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一方面是凯雄公司将他人购买钢材的手续，残缺不全的提供给了被答辩人，一方面是被答辩人在收到凯雄公司所提供的残缺不全、无法一一对应的资料时自身对这些资料并未审查落实，而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审核落实的法定义务转移给了北方风驰物流公司，又一方面是北方风驰物流在接受被答辩人的监管委托时，也没有尽到审慎义务，落实质押物的权属、数量、规格等，而是“走形式”一般进行了盘点，最终导致了凯雄公司成功的骗取了贷款。结合以上因素可知，本案明显存在刑事犯罪行为，故此，恳请法庭审查落实，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以维护答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北方风驰公司述称，一、在被答辩人确认货物具备质押条件的前提下，被答辩人和第三人凯雄公司共同向答辩人签发《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答辩人接到通知书后，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答辩人、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三方共同进行现场实物盘点，完成质物的交付。2019年4月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经被答辩人核实第三人凯雄公司提供货物具备质押条件的前提下，分别于2019年4月15日、4月28日、5月15日被答辩人和第三人凯雄公司共同将货物出质的事实以《查询及出质通知书》的形式，书面通知答辩人质押物的存储地、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吨位等信息后，答辩人、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三方共同进行现场实物盘点，盘点核对后第三人凯雄公司、答辩人制作《质物清单》及《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对上述清单、库存表所载明的质押物件数、吨位及价值认可后，三方共同对《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质押物品核库单》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完成质物的现实交付，答辩人依《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对质物进行动态质押监管（动态质押为债权人根据放款额度规定最低库存控货值，当出质人的库存量高于最低控货值时，高出部分可自由出入库，当库存值接近最低控货值的警戒线时，监管人通知债权人，同时要求出质人停止出库行为，即债权人、监管人对控货值的警戒线内的货物拥有直接管理及占有的权利）。综上，答辩人认为2019年5月28日被强行拉走的货物为第三人凯雄公司出质给银行的质押物。二、答辩人已尽到监管职责。2019年4月9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后，按照该协议第十二条第2款、第7款约定，答辩人与第三人凯雄公司签订《场地（仓库）使用权无偿转让协议》，确定监管场地昆都仑区110国道685公里处永创钢材市场院内（即涉案货物存储地）。随后在监管场地安装了监管标识牌、视频监控设施，同时派驻监管人员对共同核库后的质押物进行监管。因三方签订的是动态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监管期间答辩人每日与第三人凯雄公司清点库存，在库存量发生变化后，答辩人每周不低于2次向被答辩人报送库存信息，质物库存货值始终保持在被答辩人规定的最低控货值之上，未出现违规放货现象。截止2019年5月27日，凯雄库存为3776.17吨。2019年5月28日晚间质押物被分批拉走。2019年5月29日清晨，答辩人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知被答辩人及第三人凯雄公司，并且迅速以质押物被盗为由报警至包头市昆都仑区哈业脑包派出所及包头市公安局昆区分局刑警大队。2019年5月29日答辩人对现场剩余质物进行了盘点，结合2019年5月27日凯雄公司库存量，经核减被拉走的质物后，剩余库存1336.93吨。答辩人核库后及时向被答辩人汇报了情况，并加派人员加强监管力度。事发后迅速成立应急小组制定应对措施，派专人驻守刑警队，为协助办案报送所需材料，根据答辩人所提供的信息和现场影像资料，昆区刑警大队结合资料调查后于2019年5月29日报警当天就锁定了当事人，并传唤了相关人员，确定了丢失质物的相关信息。依据以上事实，答辩人认为已按《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之内容尽到了监管职责。凯雄公司述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4月9日，第三人凯雄公司与上诉人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签订《额度循环借款合同》和《最高额质押合同》，确定由凯雄公司提供其所有的1200万元的钢材作为质押物借款600万元的事实。按照上诉人的要求，由包头市宏鉴公证处对《最高额质押合同》所有内容包括质押物价值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根据上诉人对质押物的监管要求，凯雄公司与上诉人及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将质押物交与北方风驰进行监管。北方风驰对进入监管场地的质押物的数量、市价及质押物所有权权属进行核对后再向上诉人发出《监管落实通知》。2019年4月15日、2019年4月28日、2019年5月15日三次《监管通知书》确认，质押物价值已经达到1391万元，上诉人也按照每次通知后进行了放款。期间，凯雄公司也将质押物购买合同及相关发票交与上诉人及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进行审查。2019年5月28日晚至5月29日，被上诉人将质押物盗走，北方风驰公司第二日通知凯雄公司，法定代表人得知情况后便报警求助，质押物已经全部丢失。上诉人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享有动产质押权，返还原物的请求权根据法律规定适用动产质权。因此，上诉人请求返还原物的诉讼请求有明确法律依据。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一审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卓鹿公司向原告返还2439.24吨质物；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9日原告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与第三人凯雄公司签订了《额度循环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原告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给予被告第三人凯雄公司600万元额度循环借款，该额度有效期为2019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8日，第三人凯雄公司以包头市昆区110国道685公里处中远海运物流旁路北永创物流园区13号1200万元的钢材作为质押。同日，原告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作为甲方与乙方第三人凯雄公司以及丙方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共同签订了《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占有、监管质物；甲方发放融资之前，乙方应将质押货物运送到甲方指定的，由丙方管理的仓库存放，仓库地址为永创物流园院内。2019年4月15日，原告内蒙古银行与第三人凯雄公司、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共同在质押物品核库单上进行盖章。该核库单中载明质物信息“详见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2019-4-15”。根据原告内蒙古银行提交的由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制作的《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显示，2019年4月15日钢材库存总量为1860.63吨，金额合计为5981922.24元。同时，原告还提交第三人北方风驰公司分别于4月17日、4月22日、4月26日、4月28日、5月5日、5月8日、5月12日、5月15日、5月20日、5月23日、5月27日、5月29日制作的《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根据库存表显示，库存量一直处于变动中。其中关于4月28日及5月15日的库存表，原告与第三人凯雄公司、北方风驰公司共同在质押物品核库单上进行了盖章确认，其他库存表未有三方确认的书面核库单。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基于对案涉钢材享有质权向被告卓鹿公司主张返还钢材，其应当证明被告拉走的系原告的质物并明确数量及规格。现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拉走的系质物，且原告主张2019年5月27日与2019年5月29日之间的库存差额即为其要求被告返还的质物明细，但对此原告仅向法庭提交了第三人风驰公司制作的2019年5月27日与5月29日两日的库存表，且根据之前的库存表显示，钢材库存量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故原告仅凭两张库存表不足以证明被告拉走钢材的具体数量及规格。综上所述，原告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301元（原告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已预交），由原告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负担。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4月9日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与凯雄公司签订了《额度循环借款合同》及《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凯雄公司以永创物流园区13号1200万元的钢材作为质押。《最高额质押合同》并未约定质押物规格、型号。同日，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作为甲方与乙方凯雄公司以及丙方北方风驰公司共同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在监管期间甲方为质权人，乙方为出质人，丙方为甲方的代理人，代理甲方占有、监管质物；甲方发放融资之前，乙方应将质押货物运送到甲方指定的由丙方管理的仓库存放，仓库地址为永创物流园院内。《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同时约定，质物查询及出质通知和确认、提货、质物的置换等内容。同日，北方风驰公司与凯雄公司签订《质押物处置协议》约定，在授信资金发放前，凯雄公司需将质押库存商品存入指定的仓库或货场内，与北方风驰公司共同完成交接及监管手续，质押库存商品价值余额不低于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的2倍即1200万元。再查明，2019年4月15日，凯雄公司将存放在永创物流园院内的钢材作为质物，由北方风驰公司制作《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载明了质押物的产地、品名、尺寸（米）、件数、当日库存、单价及总金额为5981922.24元等内容。同日，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公司三方签字确认《质押物品核库单》，以凯雄公司当日《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载明的内容作为质物信息，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公司分别在《质押物品核库单》进行了盖章确认。同日，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公司向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出具《质物清单》，载明了质押物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金额为5981922.24元等内容。同年4月28日、5月15日，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凯雄公司及北方风驰公司三方分别签字确认《质押物品核库单》，并以当日《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载明的内容作为质物信息，《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质物清单》载明的质押物金额分别为7699043.53元和13915110.90元。北方风驰公司还分别于4月17日、4月22日、4月26日、5月5日、5月8日、5月12日、5月20日、5月23日、5月27日、5月29日制作了《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但未有《质物清单》及三方确认的《质押物品核库单》。通过对上述4月15日、4月28日、5月15日的《质物清单》比对，三份《质物清单》显示质押物的规格（型号）及数量均不完全相同。不同日期《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显示的钢材库存量处于不断变动中。其中，∮16（12×145）在5月27日库存为0,而在5月29日库存为14件、36.4吨，属于增加的库存量。还查明，本案一、二审诉讼中，凯雄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凯自认，“凯雄公司与卓鹿公司属于‘两个公司一套人马’，永创物流院内的卓鹿公司的人管理凯雄公司的货”。本院认为，质权是转移标的物占有的担保物权。质权的成立和存续，须以转移标的物占有为必要条件。作为质押财产的动产应该特定化，必须具体、明确，可以与同种类的其他动产相区别。本案中，2019年4月9日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与凯雄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凯雄公司以永创物流园区13号1200万元的钢材作为质押，但并无约定质押物的具体规格、型号、数量。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凯雄公司以及北方风驰公司并未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将质押货物运送到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指定的由北方风驰公司管理的仓库存放，而是凯雄公司将存放在永创物流园院内货物作为了质物。从2019年4月15日、4月28日《质押物品核库单》《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质物清单》可以证实，至2019年4月28日质押钢材并未达到1200万元。2019年4月15日、4月28日、5月15日三份《质物清单》质押物的规格（型号）及数量均不完全相同。从不同日期《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显示，钢材库存量处于不断变动中。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凯雄公司以及北方风驰公司并未提交《提货审批表》、《质押货物置换通知书》、《质物出库通知书》等属于《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的能够证明质物规格（型号）、数量的变化是由于存在提货或质物置换的事实的相关证据。结合凯雄公司陈永凯自认“凯雄公司与卓鹿公司属于‘两个公司一套人马’，永创物流院内的卓鹿公司的人管理凯雄公司的货”的陈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卓鹿公司拉走的钢材系质物。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主张《内蒙古凯雄贸易有限公司库存表》载明的2019年5月27日库存量与5月29日库存量相比对，减少的数量即为卓鹿公司拉走的质押物，而上述两日钢材库存量还存在增加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仅凭两张库存表不足以证明卓鹿公司拉走钢材的具体数量及规格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301元，由上诉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丰 悦审判员 王雪冰审判员 刘程燕二○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 晶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