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5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允进，男，1967年2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勇，贵州雄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珂，贵州雄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闵润年，女，1952年2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现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允进，基本情况见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禹新亚，男，1969年5月17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艳芳，女，196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荥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禹新亚，基本情况见上。原审第三人：郑州高压阀门厂，住所地河南省荥阳市高山镇。法定代表人：王文兴，该厂负责人。上诉人付允进、闵润年因与被上诉人牛艳芳、禹新亚及原审第三人郑州高压阀门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付允进、闵润年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二、一、二审诉讼费、执行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一审中已经提交“进账单”、“银行流水”，已足够证明案涉的150000元为借款。2、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支付500000元现金给星进公司的收据和存折取款记录系伪造收据和虚假陈述，一审法院不予委托鉴定和调取证据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无论是上诉人还是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未提到“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仁宗海施工局”。综上，上诉人对案涉借款150000元出借的证据已经充分举证，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禹新亚、牛艳芳答辩称，答辩意见与郑州高压阀门厂意见一致。郑州高压阀门厂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案涉款项借款时间为2010年4月7日，但是上诉人长达九年的时间均未向牛艳芳主张过权利，因此，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并不不存在星进公司向牛艳芳出借款项的事实，且二上诉人对出借款项的事实陈述也不一致，同时，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牛艳芳有向星进公司借款的合意。3、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反映星进公司给牛艳芳的转款用途为劳务费，并且自2006年至2011年期间，被上诉人与星进公司发生了大量的业务往来。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允进、闵润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2、本案诉讼费、执行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付允进、闵润年系案外人贵阳星进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进公司”）的股东。该公司已于2019年4月25日办理了注销登记。被告牛艳芳与被告禹新亚系夫妻关系。2010年4月7日，星进公司通过贵阳市商业银行市南支行分两笔向被告牛艳芳转款，转款金额均为15万元，两笔款项均备注为“劳务费”。审理中，原告方主张第一笔转款15万元为支付给被告牛艳芳的利润，第二笔转款15万元为本案借款。被告牛艳芳主张其于2010年4月29日通过现金交付的方式向星进公司缴纳了现金50万元，并提供了存折取款凭证及星进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为证，《收款收据》上载明：“今收到牛艳芳交来现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并加盖了名为“贵阳星进机电物资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2006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禹新亚曾作为星进公司的签约代表与案外人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仁宗海施工局、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等单位签订了供货合同。被告禹新亚表示其是第三人郑州高压阀门厂的员工，第三人对此予以认可。2006年10月至2010年1月期间，第三人郑州高压阀门厂向星进公司开具了多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另外，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星进公司注销时原告付允进、闵润年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其中，原告付允进、闵润年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内容如下：“现向登记机关申请贵阳星进机电物资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的简易注销登记，并郑重承诺：本企业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和未交清的应缴纳税款及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的到庭陈述及原告提交的进账单、银行流水，被告提交的存折取款凭证、《收款收据》《供货合同》《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第三人提交的《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基本定案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一、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案涉款项是否为借款。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付允进在起诉状上陈述案涉款项系系其个人借款，审理中，又表示案涉款项系案外人星进公司的款项，故闵润年作为星进公司的股东，申请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原告付允进、闵润年作为星进公司的股东，在星进公司注销后，有权以其个人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且原告付允进（同时作为原告闵润年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亦当庭表示愿意承担星进公司注销前的一切债权债务，故原告付允进、闵润年的主体适格。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但其仅提供了银行的转款凭证证明其主张，且转款凭证上亦备注了案涉款项为“劳务费”，而原告在审理中未提交借条、借款合同或催款短信等有效证据证明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本案中，被告方对收到案涉款项15万元无异议，但认为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被告与星进公司之间的其他经济外来，为此提交了被告禹新亚作为星进公司的签约代表与案外人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仁宗海施工局、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等单位签订的供货合同以及星进公司2010年4月29日向被告牛艳芳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第三人郑州高压阀门厂开具给星进公司的《河南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同时结合原告方陈述案涉款项转款的当天转给被告牛艳芳的另一笔款项为支付给被告方利润的意见，可知原、被告双方之间客观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原告应当就案涉款项属于借款进行举证，但原告未就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一步举证，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理中，原告方虽然申请对被告提交的2010年4月29日的《收款收据》上的公章真伪及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认为，星进公司于2010年4月7日以“劳务费”名义向被告支付利润的行为已经客观说明了星进公司与被告之间客观上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在此情况下，无论鉴定结论如何，原告仍然应当就本案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继续举证，故原告的鉴定申请与本案审理无关，不予准许。综上，对于原告的诉请，因其举证不足，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付允进、闵润年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50元（原告付允进、闵润年已预交），由原告付允进、闵润年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认为2010年4月7日星进公司向牛艳芳转账的150000元系借款的主张，上诉人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佐证其主张，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中可以看出，星进公司于2010年4月7日向牛艳芳转账的150000元备注为“劳务费”，且二审中，上诉人也认可双方之间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存在合作关系，同时，根据星进公司注销时全体投资人签订的承诺书中载明，星进公司在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本案中，上诉人也认可案涉借款无借条存在，且也未提供曾向被上诉人催款的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在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案涉款项系被上诉人向星进公司的借款，因此，对于上诉人就案涉款项系借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付允进、闵润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付允进、闵润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国智审判员  喻 兰审判员  汪 静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黄一灵书记员杨林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