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连印，男，1954年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垚，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婷婷，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洪利，男，196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浩楠（常洪利之子），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淑娜，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拾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拾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邵宇，村主任。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十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十村。法定代表人：邵宇，社长。二原审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晓威，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审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志，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连印因与被上诉人常洪利、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拾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拾村村委会）、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十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第十合作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0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连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常洪利起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常洪利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李连印与拾村村委会于1999年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约定租赁期限15年，2014年到期，协议期满李连印投资兴建的固定资产无偿转赠给拾村村委会。所以，李连印与常洪利投资兴建的房屋已于2014年6月1日归属于拾村村委会，该部分房屋拆迁利益与常洪利无关，其无权要求相关拆迁利益。二、李连印与常洪利签订的《合同协议》已不具有法律效力，常洪利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应当由李连印向其给付腾退补偿款。《合同协议》约定租赁合同到期，承租方和常洪利续租此地，合同一直有效。而2014年续租承租人为李连印一人，常洪利未一同签订，故《合同协议》已自动解除。三、常洪利对于李连印2014年重新签订租赁合同知情，原地上兴建的资产已归拾村村委会所有，李连印不存在过错。四、常洪利获得的拆迁补偿应基于李连印获得的拆迁款中常洪利的建房部分而获得补偿。五、一审判决未考虑李连印的付出，反而认定李连印有过错，不符合公平原则。李连印为继续承租做了大量工作，投入很大的精力和资金。李连印建造了变压器、补交了60平方米自2014年以来的租金、为腾退做了很多工作。常洪利辩称，一审判决确认的数额有误，但未上诉。不同意李连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第一，房屋是常洪利投资并建设，李连印多次自认其未出资建房；第二，李连印与拾村村委会的合同，常洪利没有见过也不知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常洪利已知合同内容，也没有证据证明李连印向常洪利出示过合同。房屋不是李连印建设的，其无权处置常洪利建设的房屋也无权转赠；关于合同解除问题，李连印和常洪利签订的合同并未解除，也没有解除情形，所以李连印主张的基础不存在。从建设到拆迁一直由常洪利使用，费用也是由常洪利交纳，常洪利从未放弃地上物，李连印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连印与拾村村委会的合同是他们双方之间的，与常洪利无关。常洪利和李连印签订的合同约定，一方出地、一方出资，拆迁利益各分50%，故常洪利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中关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不承担责任的判项，且李连印亦未针对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判项提起上诉。关于李连印与常洪利之间的拆迁利益分配问题，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无关，故不发表意见。常洪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连印支付常洪利拆迁补偿款4864086元；2.第十合作社在2211862元范围内与李连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8日，常洪利与孟凡伟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常洪利与孟凡伟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拾村京良路西边合资建设房屋约3300平方米，双方共出资170万元，其中常洪利出资100万元，孟凡伟出资70万元；房屋建成后，先从出租收益中抽出30万元，常洪利和孟凡伟以后的收益双方各得50%；如遇中途拆迁，本金没有收回的情况下，拆迁补偿金共同补足双方140万元；如本金还完后，各分利润的50%，一直到拆迁为止。2011年11月2日，常洪利与孟凡伟签订《解除合同书》，载明：常洪利与孟凡伟于2010年11月8日年签订建房合作协议，常洪利出资179万元，孟凡伟出资80万元。房屋已建成：有二层楼一栋、厂房、马路、厕所、化粪池。现孟凡伟要求解除协议退还资金，双方协商同意，常洪利一次性付于孟凡伟98万元，今后双方出资建房所得收益与孟凡伟无关。同日，常洪利与李连印签订《合同协议》，约定，常洪利在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第拾村京良路西边建造房屋、厂房和二层楼面积大约6000多平方米，出资277万元；李连印出地，常洪利出资；常洪利先从出租房屋收益中收回本金为止；本金还完后，双方各分租房收益的50%，一直到拆迁为止；拆迁补偿双方各分50%；如土地承租合同到期，承租方和常洪利续租此地，此合同一直有效；如遇中途拆迁，本金没有收回的情况下，从拆迁补偿金中扣清。2018年案涉土地涉及拆除腾退。一审中，依据常洪利申请，法院调取了案涉土地的拆除腾退档案，档案显示：李连印和第十合作社分别作为被腾退人与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理了拆除腾退手续。李连印签订了2份《拆除腾退补偿协议》，一份确认李连印在腾退范围内有436.48平方米房屋，拆除腾退补偿款共计2096036元，包括房屋腾退补偿款1022012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7601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845993元）、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237699元、搬迁补助费167265元、提前搬家奖669060元；另一份确认李连印在腾退范围内有465.64平方米房屋，拆除腾退补偿款共计4507234元，包括房屋腾退补偿款1647671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36368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1411303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841599元、场地停产停业补偿143699元、搬迁补助费374853元、提前搬家奖1499412元。第十合作社签订了2份《拆除腾退补偿协议》，一份确认第十合作社在腾退范围内有2908.82平方米房屋，拆除腾退补偿款即房屋腾退补偿款为1497696元；另一份确认第十合作社在腾退范围内有7031.42平方米房屋，拆除腾退补偿款即房屋腾退补偿款为550531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5299985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价205334元）。档案中另存有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甲方、出租方）与李连印（乙方、承租方）分别于2014年6月1日签订的《厂房场地租赁合同》及2018年4月28日签订的《腾退补偿分割协议》。其中，《厂房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场地坐落在京良路北侧，总占地面积13.4亩，其中集体建筑面积10000.58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4年6月1日起至2034年5月31日止，租赁期20年；年租金第一年为536000元，以后每五年递增5%，乙方每年1月1日前交付当年的租金；租赁期间因国家依法征收、征占土地致本租赁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互不承担经济责任，本合同自行终止，如有补偿，由乙方投资的地上物补偿费归乙方，不含（10000.58平方米），甲方地上的10000.58平方米房屋的补偿费和土地补偿费归甲方。《腾退补偿分割协议》载明：因大兴区西红门镇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1标段京良路拆除腾退项目导致甲乙双方所签订的《厂房场地租赁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今双方共同协商，就该院落房屋及附属设施等地上物和补偿分割达成以下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院内房屋共计10842.36平方米，1、2、3、4、8、9、9-3、11、19、20、22-1、22-2、26、28、31、35-1、37、38、39、40、35-2号房屋共计9940.24平方米归甲方所有，5、6、7、10、12-1、12-2、13、14、15、16、17、18、21、23、24、25、27、29、30、32、33、34、36号房屋共计902.12平方米归乙方所有；2.8、9号房屋地砖归甲方所有，其余房屋室内外装修及附属物全部归乙方所有；3.停产停业补偿归乙方所有；4.搬家补助归乙方所有；5.提前搬家奖归乙方所有。一审中，常洪利、李连印均认可常洪利投资277万元在案涉土地上建造了60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具体对应拆除腾退档案内“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中标号为5、6、7、8、10、37、38、39、40的房屋。结合拆除腾退档案内的“估价结果通知单”计算，常洪利所建房屋面积为5568.17平方米，其中标号为5、6、7、10的房屋纳入李连印的拆除腾退面积，面积共计79.74平方米；标号为8、37、38、39、40的房屋纳入第十合作社的拆除腾退面积，面积共计5488.43平方米；标号为5、6、7、10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标号为5、6、7、8、10、37、38、39、40房屋的大部分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及标号为5、6、7、8、10、37、38、39、40房屋的全部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场地停产停业补偿、搬迁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均由李连印获得，标号为8、37、38、39、40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及部分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由第十合作社获得。常洪利要求李连印支付5568.17平方米房屋对应的所有腾退补偿款，并要求第十合作社对于基于上述房屋所获得的房屋拆除腾退补偿款承担连带责任。李连印称自己所得的补偿并非房屋相关的腾退补偿，而是拾村村委会基于其多年租地的事实从照顾角度给予其的补偿，不同意给付常洪利补偿款。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已经与李连印约定了租赁合同到期后地上物由李连印自行处理，否则归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所有，并在此前提下重新签订了上述《厂房场地租赁合同》，即使常洪利利益受损也应向李连印主张，不应由第十合作社承担连带责任。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提交：1.拾村村委会、北京市精诚物资调剂公司、李连印于2003年签订的《合同转让书》复印件，证明李连印从北京市精诚物资调剂公司处继受了案涉土地的租赁关系及权利义务；2.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与李连印于2011年10月29日签订的《土地出租合同》复印件，证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与李连印约定租赁期限为15年，自1999年6月1日起至2014年6月1日止，合同期满后，李连印应在30日内自行处理投资形成的地上物，逾期不处理归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所有；3.有村民代表签字的《代表大会决议》复印件，证明出租案涉土地涉及到村民的切身利益，与李连印续签土地租赁合同系在提高租金及地上物全部归村集体所有的条件下经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后才进行的。常洪利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存在为了规避责任事后补签的可能性。李连印对上述证据均认可。经询问，常洪利称其通过孟凡伟认识李连印并合作建房，之后孟凡伟撤出，案涉土地上的房屋一直由常洪利经营使用，水、电费亦由常洪利向拾村村委会交纳；在合作之初李连印告知过土地租期为20年，但基于信任并未详细询问租赁起止期限，2014年李连印与村里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其亦不知晓，李连印并未将合同给常洪利看过，常洪利只知道地租涨到了4万元一亩。李连印称常洪利知道其承租土地的期限，到期后亦告知过常洪利如果要继续租的话房屋要全部给村里，《厂房场地租赁合同》亦复印了给过常洪利，因为继续承租是有巨大收益的，而何时拆迁并不确定，所以当时大家都是同意的。常洪利对李连印的陈述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常洪利与李连印签订的《合同协议》主要系针对建房后房屋收益及拆迁补偿利益的分配问题，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现常洪利所建的房屋已因拆除腾退被拆除，常洪利主张房屋相关补偿款有事实依据，其合理部分应当予以支持。常洪利的建房面积共计5568.17平方米，相关补偿款由李连印和第十合作社获得。法院结合拆除腾退档案中的相关材料计算确认，李连印获得的相关补偿款包括：1.标号为5、6、7、10号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上述房屋均被认定为2009年之后所建，房屋重置成新价按照评估价值的60%核算，经计算为31645.2元；2.除标号为8号房屋的地砖补偿之外的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因无法核实装修补偿具体对应的房屋，法院酌情按照常洪利建房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结合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总额计算确认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为1159250.19元（5568.17平方米÷10842.36平方米×2257296元=1159250.19元）；3.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场地停产停业补偿、搬迁补助费、提前搬家奖，上述补偿各项共计3933587元，法院酌情按照常洪利建房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结合上述补偿款总额计算确认常洪利建房面积所应获得的相关补偿款为2020121.18元（5568.17平方米÷10842.36平方米×3933587元=2020121.18元）；经核算，以上各项共计3211016.57元。第十合作社获得的相关补偿款包括：1.标号为8、37、38、39、40号房屋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其中被认定为2006年之前所建的房屋按照评估价值确认房屋重置成新价，经计算为961085元，被认定为2006年至2009年期间所建的房屋按照评估价值的80%核算，经计算为323176元，被认定为2009年之后所建的房屋按照评估价值的60%核算，经计算为2869617.6元，以上共计4153878.6元；2.标号为8号房屋的地砖补偿款，法院酌情按照8号房屋面积占8、9号房屋总面积的比例，结合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总额计算确认地砖补偿款为156884.34元（3422.24平方米÷4479.11平方米×205334元=156884.34元）；经核算，以上各项共计4310762.94元。按照《合同协议》的约定，针对上述5568.17平方米房屋，李连印所获得的各项补偿款应当由常洪利和李连印各分得50%，即常洪利应分得1605508.29元。第十合作社获得的各项补偿款，常洪利认为其应获得其中一半，李连印和第十合作社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合同具有相对性，第十合作社并非常洪利签订的《合同协议》的相对方，常洪利向第十合作社主张相应补偿款并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常洪利系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李连印，其与李连印并非熟识的朋友关系，因此在经济往来中更应尽审慎的审查义务，但常洪利在未审查李连印土地租赁合同的具体内容，包括租赁期限、到期后租赁物如何处理等的情况下即与李连印订立《合同协议》，并投入巨额资金建房，对于李连印的租地合同到期后地上物归拾村村委会和第十合作社所有的不利后果，常洪利应自担一部分责任，而李连印明知其土地租期剩余期限不多且土地租赁合同约定到期后地上物归出租方所有，而让常洪利投入巨额资金建房，且未有证据证明李连印如实将该情况告知给常洪利，李连印亦具有较大过错，故对于第十合作社获得的针对常洪利所建房屋的各项补偿，其中一半属于常洪利本应分得的部分应作为损失在常洪利与李连印双方之间分担，由李连印给予常洪利适当补偿。考虑到李连印通过放弃房屋权利获得续租权利后，常洪利亦是续租土地及房屋的受益方，其通过出租房屋获得收益已收回部分资金投入，且常洪利建造房屋的目的主要为通过拆迁获得收益，但何时拆迁具有不确定性，相关投资风险应当由合作双方共担，故法院综合考虑以上情况，同时结合上述计算确定的各项腾退补偿款的数额，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李连印应给付常洪利腾退补偿款共计2685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1年2月8日判决：一、李连印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常洪利腾退补偿款2685000元；二、驳回常洪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连印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李连印与拾村村委会续签合同后，将《厂房场地租赁合同》给常洪利看了。李连印、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对该证人证言认可。常洪利对该证人证言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二审庭审情况及李连印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连印应否给付常洪利拆迁补偿款；二、一审判决李连印给付常洪利的补偿款数额是否适当。焦点一，李连印应否给付常洪利拆迁补偿款。现有证据表明，李连印与常洪利签订的《合同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合同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协议》中约定拆迁补偿双方各分得50%，现常洪利依据该合同约定要求李连印支付拆迁补偿款，证据充分，应予支持。李连印主张其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所签原租赁合同于2014年到期，依据协议约定，合同到期后地上物全部归村集体所有才可续签合同，常洪利对此是知情的，且李连印已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续签了合同，故常洪利无权主张拆迁补偿款。本院认为，首先，常洪利否认其对上述事实是知晓的。其次，李连印针对自己的主张，仅有证人周某予以证明，显属证明力度较弱，不足以证明常洪利对李连印陈述的事实是知晓并同意的。故李连印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之间的约定不能对常洪利发生法律效力，亦不影响常洪利向李连印主张合同权利。综上，对李连印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连印称根据《合同协议》约定，常洪利未参与续签租赁合同，《合同协议》已经解除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合同协议》中没有关于合同解除的条款约定。现有证据亦没有显示双方对于《合同协议》已经协商予以解除。其次，《合同协议》中关于“如土地承租合同到期，承租方和常洪利续租此地，此合同一直有效”的条款，并不能直接解读出如果承租方未与常洪利续租此地，李连印与常洪利签订的《合同协议》便予以解除的意思表示。加之，李连印所述的其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所签订的原租赁合同中亦没有常洪利参与签订，常洪利使用案涉土地是基于其与李连印签订《合同协议》投资建房，且李连印在与拾村村委会、第十合作社签订《厂房场地租赁合同》后，常洪利亦一直使用案涉土地及房屋。综上，李连印主张《合同协议》已经解除，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焦点二，一审判决李连印给付常洪利的补偿款数额是否适当。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李连印与常洪利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拆迁补偿款双方各分50%。一审判决依据合同约定，参考常洪利所建房屋面积与总体建筑面积的比例，确认李连印获得的补偿款中应分给常洪利1605508.29元。因第十合作社获得的补偿款中亦包含常洪利建设的房屋，一审判决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及过错程度、常洪利投资获益情况等，酌情确定了第十合作社获得的补偿款中应分给常洪利的数额，最终判决李连印共向常洪利支付2685000元补偿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连印称一审判决未考虑其支出的费用问题，因李连印对其支出部分具体金额未予明确，也没有提交足够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李连印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连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280元，由李连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妍审 判 员  宋 猛审 判 员  陈雨菡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王德林书 记 员  孙辰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