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16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1，男，196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登勇，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清，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某，男，193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4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朱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江，贵州华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志雄，贵州华尔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某2，女，198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张某1与上诉人余某、王某及原审第三人张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因张某1、余某、王某均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382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依法将（2019）黔0102民初133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被告王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余茂琴存款362500元支付给原告张某1”改判为“被告王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余茂琴存款813333.33元支付给原告张某1”；2、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余某、王某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某从余茂琴账户转出的122万元存款系余茂琴与张某1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所得，一审判决认定其中案涉77万元系余茂琴个人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张某1依法对122万元享有分配权。首先，一审已查明王某从余茂琴账户转出122万元存款。2019年1月16日余茂琴因病死亡，当日余茂琴尾号0033贵阳银行账户取款2万元，次日王某从余茂琴该账户赎回活期理财本金后入账1227693.43元，王某转款20万元入自己账户，转款100万元入余茂玉账户，取现金2万元，2019年2月3日王某又将上述100万元转入自己另一账户（详见一审判决第6页第14行）。即2019年1月17日，王某从余茂琴账户转移了122万元。其次，张某1与余茂琴2016年4月15日离婚，一审判决将2016年8月转入余茂琴账户的涉案77万元认定为余茂琴个人财产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查明（第10页第1行），2016年8月16日由对方户名：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对方账号99×××38转入余茂琴账户27万元，2016年8月26日由同样对方账号转入余茂琴账户两笔各25万元共50万元，该77万元经一审法院向银行查询，银行回复无法查询该77万元款项来源及性质。故该款因来源不明，且为余茂琴离婚后所得，无确实证据证明为夫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余茂琴个人财产。即便银行没有查明该77万元最终来源，从账户名称“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可知，该名称并非为其他第三方主体名称，该款项实质系余茂琴账户名下的款项，结合余茂琴其他款项在贵阳银行账户来回转移也可以印证该事实。即2016年8月转入余茂琴账户的涉案77万元，并非余茂琴离婚后所得，应当为余茂琴与张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已存在。再次，张某1与余茂琴2016年4月15日离婚，截止2016年8月26日，期间不过间隔四个月，在此期间，余茂琴并没有工作，也没有经商行为，除少量的房屋租金收入外，缺少收入来源，更不可能在这短短四个月内获得77万元的个人收入，将该77万元认定为余茂琴婚后个人所得不符合逻辑，故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再则，涉案77万元加上2017年8月2日王某转入余茂琴名下的51万元（该款项一审判决已依法认定为余茂琴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合计128万元，该款项金额已经超过了王某从余茂琴账户转移的122万元。从余茂琴银行账户明细看，在2016年4月15日至2019年1月16日病故期间，其银行账户款项金额并没有大额的变化，该事实也可以印证122万元余茂琴离婚后并无大额收入来源，即该122万元系张某1与余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最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可发现余茂琴在离婚后一年内将其存款频繁来往于其名下各个账户之间，进行多次转账，该行为符合隐藏财产的行为特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余茂琴存在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应当少分或不分，因此，针对余茂琴转移的122万元应当依法多分配给张某1，张某1主张分配122万元的三分之二，即813333.33元。综上，一审法院将案涉77万元认定为余茂琴的个人所得系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认定仅525000元系张某1与余茂琴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应当认定案涉122万元款项系张某1与余茂琴夫妻共同财产，由于余茂琴存在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故该笔款项应当依法多分配给张某1，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作出公正判决，支持张某1的上诉请求。余某、王某辩称：所有证据显示，余茂琴账户上的122万元均系在余茂琴与张某1离婚之后发生的累积收入存款，系余茂琴离婚后个人单独所得，属于个人财产，张某1不享有分配权，张某1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通过主观设想并推测余茂琴隐匿存款的事由十分牵强，有悖常理。其选择在余茂琴去世后与第三人张某2串通多分财产的行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且已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受到保护。第一、可以明确的是家庭存款不仅包括银行存款，还包括现金存款。一审查明，2016年4月15日余茂琴与张某1离婚时，余茂琴的银行存款余额为4369.98元（尾号3632账户余额4329.42元＋尾号5123账户余额40.56元），从证据上来看，余茂琴在离婚时无银行存款可供隐匿。而余茂琴自2007年4月至2012年1月期间在贵阳银行共计存取的30万元，自2012年1月13日取出后已属于现金存款，但截至2016年4月15日双方离婚时，该笔现金存款是何去向、余额多少一审并未查清，现主观推断该30万元系余茂琴隐匿的夫妻存款过于牵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第二、张某1主张分配的关于余茂琴账户上的每一笔存款均是余茂琴离婚后所得。余茂琴自离婚到死亡近三年时间（2016.4.15-2019.1.16），在此期间，张某1、张熏尹父女根本不知道余茂琴每天做了什么工作、交了什么朋友、遇到什么商人，但其却主观推测余茂琴没有工作、没有经商行为、没有收入来源、认为余茂琴账户上的交易金额属于夫妻共同存款，这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离婚后，余茂琴与朋友一直做理财投资，收益可观，同时，余茂琴与其母亲王某在贵阳花鸟市场共同做地摊（陶瓷珠宝）生意，收入也不菲。这些收益系余茂琴辛苦劳动所得，自然属于其婚后的个人财产。至于余茂琴投资款项的来源和性质，可以是多渠道的，而并非一定是张某1所说的来源于夫妻共同存款。因本案当事人余茂琴已经去世，无法与张某1对簿公堂、辨白真相，才让张某1见缝插针，趁机诬陷余茂琴隐匿存款，其二人许多年前的夫妻账目，旁人怎能算得清楚，况且仅凭余茂琴单方的银行流水如何能确定夫妻共同存款？本案客观公正的标准不能仅仅以张某1自己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应当同时锁定张某1及其经营的贵州捷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账户流水。综上可知，对于张某1所主张分配的77万元助农款项，张某1确无证据证明是夫妻存续期间共同所得，不能想当然推定为余茂琴隐匿的存款，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的认定并无错误。第三，余茂琴自离婚至死亡三年期间共计存款122万元，张某1即主张分割该122万元。首先，从时间上看，此存款均是离婚后所得，系余茂琴个人财产。其次，从款项性质看，该存款来源于助农存款，有投资理财收益款，有房租收益款，有养老保险金等，均为个人所得，没有哪一笔能体现是夫妻共同所得，按照张某1的逻辑，如果余茂琴没有去世，多年后成为了千万富翁，那张某1也能够分割千万存款，这显然不合理。再者，余茂琴生前张某1不管不问，也从未提起过重分存款之事，而等到余茂琴去世后，张某1却不顾“死者为大”的传统习俗，串通女儿张熏尹控诉死者隐匿夫妻存款，并牵连本案所有人与张某1一同与死者对证这一单单一笔笔无头帐，让死者入土不能为安。可见，张某1俨然不顾社会善良风俗，早已或藏争抢财产之心。第四，张某1在余茂琴死亡后才主张分割夫妻共同存款明显已过诉讼时效。2010年10月9日余茂琴与张某1签订的《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第1项中约定“家庭存款归女方所有”，2016年3月23日，张某1与余茂琴的离婚案件开庭，张某1向法庭提交的《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中再次明确夫妻有共同存款，每人可均分27.39万元。这充分说明在离婚时，张某1是明确知道双方有共同存款的，但在其调解协议中未将存款列入分配范围，可以说明其已确认存款归余茂琴所有，离婚后三年诉讼有效期内也从未主张过分配夫妻存款，实际履行了《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第1项内容，印证了余茂琴利用分配所得30万元存款投资理财获取收益的事实。对于婚内存款，张某1是明知的，所以离婚后一直未主张分配，直到余茂琴去世，张某1发现余茂琴有122万元较大金额的存款，见自己不能依法继承，便与女儿张熏尹串通提起本案诉讼，想为女儿争取更多的遗产。原本余茂琴才是本案被告，但因余茂琴已经去世，王某、余某作为余茂琴的父母，张熏尹作为余茂琴的女儿，均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张熏尹未放弃继承权，亦应作为同一顺位继承人列为本案共同被告。但张某1仅将王某、余某列为被告，却将张熏尹列为第三人，并且其父女二人在诉讼中高度保持一致意见，甚至共同委托同一诉讼代理人进行代理，进一步证明了张某1父女二人恶意串通争夺余茂琴遗产的事实。综上所述，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争122万元存款情况只有女儿余茂琴本人最为清楚，王某、余某作为父母，对女儿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存款情况并不了解，百口莫辩。女儿去世后尸骨未寒，张某1便逼问王某、余某索要余茂琴的存款，就连王某、余某从小一手拉扯到大的外孙女张熏尹丝毫不念抚养之情，一度恶语中伤，多次跑到王某、余某住处谩骂二老，张贴侮辱性字条，将外公余某气到住院治疗，其父女二人争夺余茂琴财产的居心与行为昭然若揭。本案不能仅凭余茂琴的银行流水和张某1、张熏尹的片面之词进行判定，恳请二审法院从公平公正角度出发，依法责令张某1提供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以及夫妻共同创办的贵州捷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账户流水，再结合其他证据予以公平认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余某、王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2民初1338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判项；2、依法改判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北路35号临大77幢5单元5层1号建筑面积39.7平方米房屋归余茂琴个人所有，房屋价款作为余茂琴遗产；3、依法改判王某无需将余茂琴存款362500元支付给张某1；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协议离婚未成，家庭财产分割协议无效”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查明：2010年10月9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了《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对婚内财产进行约定分配，其中案涉房屋及家庭存款归余茂琴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之规定，《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充分证明张某1与余茂琴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达成了家庭财产的分割协议，该协议未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关于夫妻财产约定制的规定，贵钢临时大院77栋5单元9号房屋应归余茂琴所有（双方已在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和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中予以确认），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之规定，将家庭财产分割协议认定为无效，继而将案涉房屋所有权判归张某1所有，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余茂琴隐匿存款缺乏事实依据。如前所述，余茂琴与张某1签订的《家庭财产分割协议》与《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不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生效要件，自双方签订之日生效，协议明确约定家庭存款归余茂琴所有（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明确的是273883元），并注明张某1应在2010年12月31日给余茂琴30万元，这说明双方已对婚内存款进行实际分割，分割后余茂琴有30万元的个人存款是合理的，离婚时余茂琴无需再将该30万存款提出平分符合分割协议的约定，对此，张某1是明知的，因为《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就是张某1在庭审中提交并用于证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某1对共有财产处理意见的证据（2016年3月23日开庭笔录第3页第17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余茂琴隐匿3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有违常理。而王某转给余茂琴的51万元，系王某与余某二人几十年来的积蓄以及几个子女孝敬二老的养老费，一审法院将其认定为余茂琴隐匿的存款缺乏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关于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第9页第12-17行载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原告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应作为原告与余茂琴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首先，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而非物权返还纠纷，张某1主张的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非返还案涉房屋和存款，而且余茂琴的银行存款既不属于不动产物权，也不属于登记的动产物权，显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张某1是基于余茂琴隐匿财产为由而提起再次分割夫妻共同存款的，显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八十四条“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的规定向规定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三年，从当事人发现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其次，余茂琴与张某1于2016年4月15日离婚，离婚时双方对仙居存款和案涉房产归属余茂琴所有的事实毫无争议，因此，双方在调解协议中才未对该部分财产予以提及分配合情合理。但按照张某1所说，其认为是余茂琴已将案涉房产出卖了才未列入调解协议的，该辩解与逻辑不符。即便离婚时案涉房屋已被余茂琴出卖，这并不影响张某1继续主张分割房屋出卖价款，再者，余茂琴是否出卖案涉房产，张某1一查便知，何必等到余茂琴死后，张某1有义务核实该房屋是否出卖，也有权利就出卖所得价款主张分配，但其既未核实也未主张分配，完全放任自己的权利。直到余茂琴死亡后，张某1为了帮助第三人张某2争夺遗产，知道余茂琴死无对证，才于2019年8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余某、王某的上诉请求。张某1辩称：1、余某、王某所称财产分割协议合法有效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该协议中载明双方是因感情不和才签订该协议，先后多次对同一财产进行不同的分配，在生效调解书之前也是以离婚为前提签订的协议都是不生效的，因此，一审的该部分处理正确。2、2015年8月，张某1再次提起离婚诉讼，从该过程可看出，双方对离婚、财产都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离婚案件中提交的笔录中，可看出张某1对财产分配是不认可的，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因此，家庭财产分配协议并没有生效，对双方并无约束力；诉争房屋在离婚诉讼案件中，张某1明确要求分割，由于余茂琴做出虚假陈述，因此，该房屋才没有进行处理；对方所称的诉讼时效观点不成立，该案是在民法典生效之前产生，因此，还是应该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一审法院关于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观点正确，张联播要求分割财产也是应当按照张某1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算诉讼时效，该时效没有超过。3、余茂琴隐瞒转移财产的事实是真实的，且张某1也有《情况说明》等相关证据证明，2018年余茂琴就有30万元的存款，该事实也证实余茂琴有隐瞒存款的事实，张某1一审提交的生活费说明，余茂琴要求张某1每月支付1500元生活费给她，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余茂琴隐瞒财产的事实，张某2的陈述也可以印证该事实。、对于张某1、余某、王某的上诉，张某2述称，父亲张某1、母亲余茂琴离婚是从张某2上大学开始闹的，离婚签协议反复很多次，当时父母离婚，张某2知道家里有现金，但是具体不清楚有多少，也未告知父亲家里有钱；涉案的122万元属于父母共同财产，该款存入时间不清楚，但取出来时间是在父母离婚之后不久，张某2认同该122万元属于父母的共同财产，不认可余某、王某所称的超过时效的问题。张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分割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北路35号临大77幢5单元5层1号房屋；2、分割共同财产500000元和相应的利息79364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6年4月16日离婚时计算至付清日）；3、诉讼费由余某、王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某1与余茂琴原系夫妻关系，余某、王某系余茂琴父母。张某1与余茂琴于××××年登记结婚，1987年生女张熏尹。1998年10月余茂琴与所在单位签订购、售住房合同，购买了位于本市南明区建筑面积39.7平方米房屋。2010年10月9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协议载明双方自2008年11月起感情不合，协议中约定了家庭财产的分割方式，其中诉争房屋及存款归余茂琴所有，存款未注明具体金额。2015年2月5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再次约定诉争房屋归余茂琴所有。后双方未按协议办理离婚手续，同年8月张某1起诉离婚，2016年3月张某1在离婚案件开庭过程中提供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其中包含诉争房屋。2016年4月15日张某1与余茂琴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未涉及登记在余茂琴名下上述房屋及存款。2016年5月5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生活费补偿说明，内容为张某1补偿余茂琴生活费共计25500元，分期于2017年5月付完。2019年1月16日余茂琴因病死亡，当日余茂琴尾号0033贵阳银行账户取款2万元，次日王某从余茂琴该账户赎回活期理财本金后入账1227693.43元，王某转款20万元入自己账户，转款100万元入余茂玉账户，取现金2万元，2019年2月3日王某又将上述100万元转入自己另一账户。2019年3月21日张熏尹从余茂琴上述账户中消费13189元。审理中经张某1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贵州瑞华亚太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总价为281949元，单价为7102元。该次评估费用为3000元。余某、王某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评估机构回复称异议人提出的单价3000元每平方米在两城区不可能存在，估价师经调查该区域单价在7-8000元每平方米，且从区域房地产市场选取了三个交易案例比较，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规定，报告及附件不需装订比较案例的实例调查表；根据《资产估价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第十六条、《房地产估价规范》（ＣＢＴ50291-2015）4.1.3，当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可选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上述两个准则、规范并未要求必须适用两种评估方法；评估时已考虑本次评估时点的市场状况即疫情影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并没有估价师私章，报告内的盖章及签名完全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另查余茂琴于2007年4月存贵阳银行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同年6月2日取出10万元一年定期存款本息续存；2007年6月2日续存贵阳银行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同年8月22日取出10万元一年定期存款本息续存；2007年8月22日续存贵阳银行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同年9月取出10万元一年定期存款本息续存；2010年6月28日存30万元贵阳银行一年定期存单，2011年7月12日取出本息306903.41元，当日续存30万元半年定期存款，2012年1月13日取出；余茂琴尾号3632贵阳银行账户显示离婚时余额为4329.42元，其离婚后月养老金2000多元；余茂琴尾号5123贵阳银行账户显示离婚时余额为40.56元，2016年4月21日爽得宝赎回15000元又马上支取，2016年8月16日由对方户名：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对方账号99×××38转入名为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27万元，后又全部购买爽得宝，同年11月转入335265.8元，次日转出至同行个人账户，2017年4月同行个人账户转入794023.8元，数日后转出82万元、同年5月、10月各入6个月房租31200元，同年8月2日从王某账户转入51万元，次日购买理财55万元，同年11月转入803931元，当日购买理财产品83万元，同年12月理财上账55万元及理财赎回83万余元后理财购买100万元，后继续赎回购买，至2019年1月17日理财赎回1227693.43元。2016年9月28日余茂琴开户的账号尾号5648贵阳银行账户显示其从尾号5123账户转入3万元购买爽得宝，同年11月15日其从账号尾号6253账户转入50万元购买爽得宝，同日赎回爽得宝335265.8元。2016年8月26日余茂琴开户的账号尾号6399贵阳银行账户显示当日由对方户名：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对方账号99×××38转入名为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两笔各25万元银联清算款共50万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同年11月15日赎回转入其尾号1607账户后消户。同年11月15日余茂琴尾号1607账户开户，当日转账50万元至尾号5648账户，当日由尾号2063账户转入335897.98元，当日转账33000元至尾号5648账户，次日转3万元至尾号5123账户，2017年4月7日转账25万元至尾号5648账户，2017年4月18日由尾号5648账户转账794023.8元至回该账户，同日转账794023.8元至尾号0033账户，同年7月27日销户。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市南明区房屋，2010年10月9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约定了诉争房屋及无确定金额存款归余茂琴所有，2015年2月5日张某1与余茂琴签订离婚协议书，再次约定诉争房屋归余茂琴所有。但因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的规定，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及离婚协议书均没有生效。2016年3月张某1在起诉离婚案件中要求分割的财产包含诉争房屋及现金54万余元，但同年4月其与余茂琴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未涉及登记在余茂琴名下诉争房屋及存款。张某1及张某2称相信了余茂琴所说将诉争房屋出售用于看病，未提供证据证明，故余茂琴欺骗隐瞒之说不能证实。余某、王某称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已协议归余茂琴所有，因此双方在离婚时才未作处理，如前所述双方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及离婚协议书没有生效，且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的其他财产也在法院调解书中予以分割，故余某、王某该辩述，不予采纳。余某、王某称张某1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张某1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存款30万元的诉讼时效自张某1知道或应当知道起算，而双方离婚时余茂琴并未认可有存款30万元，故余某、王某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应作为张某1与余茂琴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诉争房屋经评估，总价为281949元，张某1主张房屋所有权，则应补偿现行价值的一半140974.5元归余茂琴所有。余某、王某对评估报告提出的异议，评估机构已回复相关的评估依据，且诉争房屋依该区域房价不可能低至单价3000元，故余某、王某的异议不予采纳。关于余茂琴存款122万元，经查余茂琴在离婚数日后于2016年4月21日赎回爽得宝15000元又马上支取，该款应为未分割的夫妻共同存款。2016年8月16日由对方户名：助农取款（银联清算款）、对方账号99×××38转入余茂琴账户27万元，2016年8月26日由同样对方账号转入余茂琴账户两笔各25万元共50万元，该77万元经一审法院向银行查询，银行回复无法查询该77万元款项来源及性质，故该款因来源不明，且为余茂琴离婚后所得，无确实证据证明为夫妻存续期间所得，应为余茂琴个人财产。而2017年8月2日王某转入余茂琴名下的51万元，在一审法院查询到该流水前，王某未主张过余茂琴账户中有其二老的51万元，而在一审法院查询到该流水后，才主张是几个子女孝敬的养老钱委托余茂琴购买理财产品，该行为不合情理逻辑，可以合理推断该款为余茂琴所有，转移至王某名下进行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且包含离婚时余茂琴的存款30万元。故上述15000元及51万元一审法院作为张某1与余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因余茂琴隐瞒该财产，依法应少分该部分财产，一审法院酌情确认其少分10万元，即张某1分割362500元，余茂琴分割162500元。综上所述，张某1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本市南明区建筑面积39.7平方米房屋归原告张某1所有，原告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补偿房屋款140974.5元作为余茂琴遗产；二、被告王某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余茂琴存款362500元支付原告张某1三、驳回原告张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30元、评估费3000元由被告王某负担4467元，由原告张某1负担786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如下：二审中，张某1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欲证明：在张某1、余茂琴婚姻存续期间的公司经营状况不错，有存款，且余茂琴在住院期间费用都是靠亲戚接济，但实际余茂琴是有隐瞒财产的情况。经质证，余某、王某称该《情况说明》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该《情况说明》的内容只有余茂琴知晓，无法核实内容的真实性，该证据亦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张某2则称其对该《情况说明》不清楚。同时，余某、王某向本院提交二组证据。第一组证据为：《贵阳钢厂职工住房情况分户登记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案涉贵钢临时大院的房屋于1999年6月30日登记备案有张某1名字，余茂琴无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转让该房产，需要张某1签字认可才能实现房产转入的事实，且该房屋已于2014年左右列入征收红线内，根据国家政策，凡是列入红线区的房产不能办理转让手续，结合《共有财产及分配意见表》、《共有及使用财产说明》、《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证明张某1在离婚时已明确知道该房屋已分配给余茂琴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为：张某1带张某2在贵钢昌张贴字条的监控视频2段及照片。其中，第一段视频，共计00:17:43秒，其中00:00:17时，张某1开车送张某2到贵钢楼下，张某2下车与另一男子回合，张某1靠右停车；00:00:40时，张某2与男子开始在贵钢门口四处张贴字条；00:03:12时，张某1停完车后来到旁边观看张某2二人张贴字条；00:13:54时，张某2与男子分别在贵钢正大门上、操场地面上、柱子上、墙壁上等张贴完后离开贵钢厂。第二段视频，共计00:19:00秒，其中00:01:50时，张某1开车送张某2到贵钢门口下车；00:02:45时，张某1靠右停车；00:03：12时，张某1站在右边观看张某2张贴字条；00:14:55时，张某2与男子分别在贵钢正大门上、操场地面上、柱子上、墙壁上等张贴完后离开。欲证明：2020年1月17日（星期五）凌晨一点左右，即本案诉讼过程中，张某1与张某2串通来到余某、王某家及其退休单位四处张贴侮辱性字条，字条内容为：余某、王某、余茂玉霸占张某2家财产，张某1与张某2争夺财产意图明确。经质证，对第一组证据，张某1称对真实性认可，但达不到证明目的，且不属于新证据，该套房屋登记的户主是余茂琴，至今还是登记在余茂琴名下，没有变更，但该套房屋是张某1、余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不是余茂琴个人财产；对第二组证据，张某1称该视频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的，且视频的时间是在诉讼发生期间，张某2也陈述不是针对余某、王某，只是针对张某2小姨转走余茂琴存款的行为，且张某1刚开始起诉时并没有将现金一并列入，并非是为了霸占、抢夺财产的目的。而张某2质证称对余某、王某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张某1的质证意见，并称余某、王某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张某2贴纸条的目的是由于小姨转走张某2母亲余茂琴的存款。还查明，张某1、余茂琴于2010年10月9日签订的《家庭财产分割协议》部分内容载明：“1、归女方所有财产有：ａ、位于贵阳饭店26楼6-7号房屋（165平米），ｂ、贵钢临时大院77栋5单元9号一套房屋（一室一厅）……”，且双方于2015年2月5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部分内容载明：“三、房产处理：（一）以下房产属余茂琴所有1.贵阳饭店26楼6、7号写字间房产。2.富源北路临时大院77栋5单元5楼1号房产……”。而一审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2015）南民初字第4580号民事调解书第二项、第三项载明：“二、位于贵阳市房屋（建筑面积108.19平方米，套内面积73.37平方米）归被告余茂琴所有；三、位于贵阳市房屋（建筑面积60.37平方米，套内面积40.94平方米）归原告张某1所有。”此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的规定，因本案中的购房、转款以及张某1与余茂琴离婚、张某1提起本案诉讼等事实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余某、王某称张某1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得以支持。对此，因张某1、余茂琴虽在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前签订的《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书》中，均约定位于本市房屋均归余茂琴所有，但一审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4580号民事调解书第二、第三项载明：位于本市房屋分别归余茂琴、张某1所有，据此可证明张某1、余茂琴在一审法院调解离婚时并未按照《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故原判认定《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书》未生效并无不当，因此，本案不能仅凭《家庭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即认定涉案位于本市南明区房屋及存款30万元均应归余茂琴所有，亦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约定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归余茂琴所有，而未在一审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4580号民事调解书中体现，又因现有证据亦不能直接证明张某1在离婚诉讼或之后明确表示对于本案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放弃分割，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张某1在余茂琴去世后知晓诉争房屋及存款30万元时起算三年，因此，原判不予采信余某、王某所称张某1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诉争房屋的分割问题。前面已述，综合本案的事实，不能直接认定张某1、余茂琴在一审法院调解离婚时，已约定位于本市南明区诉争房屋归余茂琴所有，而现有证据亦不能直接证明张某1在离婚诉讼时或之后明确表示表示放弃对诉争房屋的分割，故原判认定该诉争房屋应作为张某1、余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又因该诉争房屋经评估总价为281949元，余某、王某虽不认可该评估价格，但二人并未申请重新评估，且评估机构亦对余某、王某提出的异议正式进行了回复，故原判认定该诉争房屋归张某1所有，张某1应补偿房屋价款281949元的一半即140974.5元作为余茂琴的遗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存款的分割问题。本案中，张某1主张余茂琴账户内122万余元在离婚后没有合理收入来源，均应认定为离婚时未分割的财产，要求分割，余某、王某不予认可。对此，因其中的77万元经向银行查询，银行回复无法查询该77万元款项来源及性质，故原判以该款来源不明，且为余茂琴离婚后所得，无确实证据证明为夫妻存续期间所得，认定应为余茂琴个人财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对于2017年8月2日王某转入余茂琴名下的51万元，在一审法院查询到该流水前，王某未主张过余茂琴账户中有其二老的51万元，而在一审法院查询到该流水后，才主张是几个子女孝敬的养老钱委托余茂琴购买理财产品，原判认为该行为不合情理逻辑，并合理推断该款为余茂琴所有且系转移至王某名下进行隐藏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款包含离婚时余茂琴的存款30万元，据此认定上述15000元及51万元应作为张某1与余茂琴的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处理，且因余茂琴隐瞒该财产，依法应少分该部分财产，原判酌情张某1分割362500元，余茂琴分割1625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张某1、余某、王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93元，由张某1负担11933元，由余某、王某负担18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俊审判员 谌致华审判员 汤 萍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王一多书记员陈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