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4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13层1305、1306、1307、1308、1310、1311室。法定代表人：石金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昊，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前明，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祥泰棉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镇王街村北880米。法定代表人：李延海，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振东，男，198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嘉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正，男，196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郓城县。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祝国平，山东宏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棉花交易市场）与被上诉人山东祥泰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泰公司）、被上诉人杜振东、被上诉人孙文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44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棉花交易市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棉花交易市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祥泰公司与李富强之间存在借用资质、借用公章、借用银行账户的借用关系，一审判决认为不存在该等借用事实并认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系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一）根据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富强与祥泰公司之间存在借用关系。李富强犯合同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9月27日，李富强以祥泰公司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将祥泰公司竞拍购买的国储棉14批次（包含涉案棉花）共计597.604吨质押给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刑事判决还查明，李富强借用济宁久益公司、山东永润棉业有限公司、祥泰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公司（棉花交易市场为被害公司之一）签署相关合同，并故意隐瞒其与借用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从而绕开被害公司的指示和授权，将涉案仓储棉花私自出售占为己有。该生效判决认定李富强与祥泰公司之间的借用关系符合客观事实，按照证据规则，本案应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定。但一审判决否认该项借用事实。（二）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棉花交易市场与祥泰公司（交易商）有不得将交易商资格出借、出租他人的约定，如违约，要承担棉花交易市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祥泰公司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签订的《商品融资合同》是棉花交易市场与工商银行合作的“棉贸通”业务，由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向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提供资金支持。交易商与棉花交易市场签署《交易市场入市协议书》取得交易商资格，承诺遵守棉花交易市场制定的各项业务规则，并按照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的要求提供资料，办理“棉贸通”业务，签署《商品融资合同》。为保障交易安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管理办法（2015年度版）》第十三条规定：“交易商资格不得转让、出租、出借”。祥泰公司于2016年3月2日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交易市场入市协议书》，成为交易商。该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同意作为甲方的交易商，按照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制订的业务规则开展业务活动”；第五条违约责任约定：“（二）乙方保证在参与甲方组织的业务过程中诚实守约，遵守与此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交易业务规则等，（三）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则该方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规定赔偿本协议项下另一方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第十一条其他事项确认：“‘各项业务规则’或‘相关业务规则’包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管理办法》，具体以《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规章制度汇编》或交易商自助管理系统公布为准”。祥泰公司故意隐瞒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及棉花交易市场，同意李富强借用其交易商资格参加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与棉花交易市场的“棉贸通”业务，违反《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管理办法》规定，违背《交易市场入市协议书》合同约定，也违背了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对于交易商能够办理融资质押业务的要求，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祥泰公司与李富强借用关系的具体表现：1.借用资质（资格）。李富强是棉花交易市场指定监管仓库的实际控制人，棉花交易市场的涉案棉花均存储于指定监管仓库，指定监管仓库必须按照棉花交易市场的指令入库或出库。因指定监管仓库实际占有涉案棉花，故棉花交易市场交易规则明确规定指定监管仓库不得参与棉花交易市场的平台业务，对此项规则，李富强和祥泰公司均明知。因祥泰公司已通过审查取得交易商资格，李富强为参加棉花交易市场平台业务以套取资金实施犯罪，隐瞒棉花交易市场及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借用祥泰公司名义申请平台业务。棉花交易市场规定的交易商资格虽是企业行为，但该项规则是棉花交易市场对所有客户的统一约定，是为了保障大宗商品交易安全而制定的基本主体审查制度。如果李富强不借用祥泰公司资质，棉花交易市场就不可能准许其参加平台业务，借用祥泰公司资质是李富强能够参加平台业务从而实施犯罪的前提条件，因此应认定其实际上是借用祥泰公司的资质，祥泰公司应按照借用资质法律规定承担责任。2.借用公章。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资质，以祥泰公司名义申请平台业务，相关合同文件均盖有祥泰公司公章，此种情形完全属于借用公章行为。一审判决认为不存在祥泰公司将合同章、空白合同书出借给李富强的事实与刑事判决查明相悖，从业务操作流程上不出借就根本无法完成业务操作流程。棉花交易市场在业务过程中并不知道祥泰公司与李富强的借用关系，祥泰公司作为经过资格审查的交易商，在其申请业务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按照通常程序提交合同文本盖章。所谓借用公章不能形象化、表面化理解，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名义、使用祥泰公司的公章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签署合同，其实质上就包含借用公章的过程，一审判决在刑事判决已明确李富强借用、实际业务也需要借用公章来完成的情况下否定双方借用公章的真实意图，不符合法律逻辑。3.借用银行账户。生效的刑事判决和本案均已查明，李富强参加涉案业务的款项都是通过祥泰公司的银行账户来往走账，一审判决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定，但却不予评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帐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上述规定，祥泰公司也应当为其出借资质、公章、借用银行账户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四）即便按照祥泰公司所认为的李富强与祥泰公司存在委托关系来理解，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现因李富强的行为造成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故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作为第三人有权要求祥泰公司作为受托人承担受托人责任，棉花交易市场因债权转让取得债权，要求祥泰公司承担返还借款责任，有法律依据。二、李富强与祥泰公司、孙文正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为棉花交易市场对事实的描述，祥泰公司的恶意串通行为是其在承担出借人责任之外的加重情节，即使该恶意串通证明力不足，对祥泰公司基于出借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也不构成影响。而李富强、祥泰公司、孙文正之间恶意串通的行为表征如下：（一）李富强和祥泰公司都明知，李富强不能参加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及棉花交易市场的平台业务。双方故意隐瞒李富强是实际业务参加人的事实，祥泰公司同意出借公司资质，使得李富强可以参加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及棉花交易市场的业务，上述事实经刑事判决认定及民事审理查明，该明知故犯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二）一方面李富强通过孙文正借用祥泰公司名义申请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及棉花交易市场平台业务，另一方面李富强、孙文正通过各自控制的公司又买卖涉案棉花。完成《商品融资合同》后，李富强以嘉祥县焦城棉花有限公司的名义将涉案棉花出卖给孙文正控制的嘉祥县欣源纺织品有限公司。实质上孙文正个人账户将上述棉花款打回李富强的出纳李莎莎。三、杜振东应当对祥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祥泰公司为一人公司，杜振东为祥泰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杜振东并未举证证明祥泰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故应当对祥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根据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孙文正与祥泰公司人格、财务混同，故孙文正应当对祥泰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表现：（一）孙文正在刑事案件中明确表示自己有四个公司“嘉祥鲁旗棉业有限公司、山东永润棉业有限公司、嘉祥欣源纺织有限公司、祥泰公司”；（二）祥泰公司一审中自认孙文正在祥泰公司有股份；（三）孙文正在进行涉案业务使用资金时均使用个人银行账户，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四）根据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提交的银行流水，孙文正利用个人账户对祥泰公司进行日常经营。五、一审判决定案所依据的“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的《回函》”棉花交易市场并未在庭审中见到，也没有发表意见，一审判决程序严重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并未对上述证据进行说明，未听取当事人意见，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此外，一审法院对棉花交易市场查询银行流水的请求并未在判决中体现，未对保全费用负担问题作出判决，一审法院在接受棉花交易市场增加代理人的授权委托手续后并未组织询问，导致增加的代理人未能参与一审诉讼，剥夺代理人的权利，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棉花交易市场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祥泰公司与李富强之间不存在借用资质、公章、银行账户的情形，也不存在将交易商资格出租、出借的情形。祥泰公司于2016年5月成为交易商，自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28日，共计在棉花交易市场平台竞拍棉花71次，总价97551988.06元，其中58次竞拍是自筹资金全款支付，12次竞拍采取融资质押付款方式，而替李富强代拍的只是2016年9月28日的两次竞拍。祥泰公司公章和银行账户、交易商资格是祥泰公司的重要资产和商业机密，祥泰公司不存在也不可能出借给他人。祥泰公司替李富强代拍的行为在市场上普遍存在，代拍行为本身并不能给棉花交易市场带来损失。根据棉花交易市场的交易模式，不管自拍还是代拍，不管全款还是融资，都必须最终付清全部棉花款，棉花交易市场才能发放出库单，而只有凭出库单棉花才能办理出库。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在于李富强的盗窃行为，而李富强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是依据和棉花交易市场的仓储保管协议，再加上棉花交易市场的监管流于形式，最终导致李富强完成盗窃，并导致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二、祥泰公司、孙文正不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的行为。首先在主观上，祥泰公司、孙文正不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的动机。祥泰公司、孙文正在李富强诈骗一案中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因李富强诈骗行为导致失去在棉花交易市场交易机会及部分棉花首付款，同样是李富强诈骗案的受害者。棉花交易市场的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从行为上看，祥泰公司、孙文正不存在与李富强恶意串通，不管是在李富强诈骗前还是诈骗过程中，祥泰公司、孙文正均不知情，刑事侦查中也调查的很清楚，如果存在如棉花交易市场所述恶意串通行为，祥泰公司、孙文正在李富强合同诈骗一案中就应该是李富强的共犯，但刑事判决已经查明祥泰公司、孙文正均不存在恶意串通等情形。三、《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载明出借人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为质权人、棉花交易市场作为质物的监管人，不管是质权人还是受出借人委托的监管人均应该妥善保管质物。祥泰公司质押的质物棉花价值660万余元，远超过融资的金额449万元。根据《物权法》第215条的规定，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应当对祥泰公司质押的棉花妥善保管，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保管不善应当对质物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在质物价值大于融资金额的情况下，质物灭失，祥泰公司应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和棉花交易市场处获得超过融资金额的赔偿，如今祥泰公司在支付了首付款的前提下未获得任何赔偿，祥泰公司同样是质物灭失的受害人。四、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祥泰公司在质物灭失后，应享有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对质物灭失的赔偿权，而该赔偿权自受让人受让债权后，也可以对抗受让人棉花交易市场。且本案根据《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的规定，棉花交易市场应依照合同约定对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和祥泰公司直接赔偿。根据《合同法》第81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也根据棉花交易市场的两份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债权转让包括质押权在内的从权利。棉花交易市场称仅仅受让了债权，而没有受让质押权，不仅与合同约定违背，也不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在棉花交易市场受让了工商银行的债权后，同样也受让了质押权，在质物灭失后，不管是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还是质押监管协议约定，都应该对灭失的质物对祥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五、祥泰公司的债务应和棉花交易市场因质物灭失对祥泰公司的赔偿抵消。根据《合同法》第83条的规定，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消。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作为质权人，其应当对质物灭失承担赔偿责任，而该赔偿责任自质物灭失时产生，先于祥泰公司融资债权到期，且质物价值赔偿的金额大于债权金额，故祥泰公司可以主张抵消。六、棉花交易市场损失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赔偿对象，并经保险理赔，棉花交易市场再次起诉民事赔偿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已经得到生效刑事判决的确认，并且生效判决也要求李富强退赔，即使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也是执行要解决的问题，民事诉讼不应再次处理。且棉花交易市场的部分损失已经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棉花交易市场不应因诉讼而获利。七、杜振东、孙文正不是借款合同相对人，祥泰公司的借款均与杜振东、孙文正无关。棉花交易市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祥泰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4490000元，支付自2016年10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判令杜振东、孙文正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棉花交易的融资情况。2016年10月24日，工行金融街支行作为甲方（贷款人/质权人）与祥泰公司作为乙方（借款人/出质人）签订《商品融资合同》，合同约定：1.本合同项下借款用途为购买棉花，金额为449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2.质物交由棉花交易市场（监管人）进行监管并由其向质物所在仓库出具相关已质押凭证。《出质通知书》中记载的质押棉花即涉案棉花。《借款借据》中记载借款期限从2016年10月25日至2017年4月25日，利率为月息3.625‰。《商品融资合同》签订后，工行金融街支行完成了449万元的贷款发放。二、债权转让情况。2017年3月22日，工行金融街支行（甲方，出让方）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信托公司）（乙方，受让方）签订《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工行金融街支行将其拥有的《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标的债权转让给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前述标的债权项下的本金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金债权、利息债权、罚息债权等，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随之一同转让，截至2017年3月23日，标的债权本金余额共计449万元，利息余额共计80838.71元。自乙方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了全部的转让价款之日起，原债权人在《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本金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金债权、利息债权、罚息债权等，相关从权利及原债权人因处置标的债权而取得的权利转让给乙方。祥泰公司签章、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借款人回执）记载，祥泰公司已经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知悉银行将与祥泰公司签订的编号为0020000093-2016年（金融）字00239号的借款合同项下截至2017年3月23日的全部未偿还本金及应收利息和相关权利转让给建信信托公司。祥泰公司同意该等转让，并对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对于上述通知书的落款时间早于《买断型信贷资产转让合同》订立时间的问题，工行金融街支行在向一审法院的《回函》中称，工行金融街支行在与建信信托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合意后，即通知了祥泰公司，在祥泰公司出具回执后，工行金融街支行即与建信信托公司就债权转让签订相关合同。2017年3月23日，棉花交易市场与建信信托公司签订了《建信信托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建信信托公司将上述其从工行金融街支行受让的涉案债权（包括从权利）一并转让给棉花交易市场。2020年5月20日，建信信托公司向祥泰公司的住所地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镇王街村，以杜振东作为收件人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签收底单显示系杜振东签收。杜振东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否认收到过上述文件材料。三、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中与本案相关的内容包括：1.认定的案件事实2016年9月27日，李富强以祥泰公司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工行金融街支行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将祥泰公司竞拍购买的国储棉14批次共计597.604吨质押给工商银行，交由棉花交易市场存储监管，实际由工商银行向祥泰公司提供融资质押服务，棉花交易市场在监管期间向工商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棉花交易市场与祥泰公司对于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上述事实即实际包含涉案《商品融资合同》予以了确认。）按照相关协议、合同的约定，李富强以济宁久益公司、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淇威公司的名义，向棉花交易市场支付保证金（首付款）13925419.61元。2016年7月至10月间，李富强在未变更棉花货权、未经棉花交易市场同意的情况下，将上述棉花中的3131.826吨以嘉祥汇海公司、济宁久益公司、嘉祥焦城棉花公司、华强粮食公司的名义销售给其他公司或个人……上述3145.446吨棉花被私自销售，造成棉花交易市场直接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2.上述认定事实的证据包括：棉花交易市场嘉祥县华强棉花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强公司）仓库棉花损失一览表，证明棉花交易市场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的棉花损失合计13638件、3145.446吨，购入金额46706465.37元。李富强供述，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进行业务，无论合同、协议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以棉花做质押，由棉花交易市场提供融资购买棉花……棉花交易市场收取保证金一览表中的保证金均由李富强安排支付，祥泰公司、永润公司、济宁久益公司是借用这些公司账户走账。3.法院认为，李富强以华强公司的名义与厦门国贸公司、棉花交易市场、国储棉签订仓储保管合同或合作协议，为三被害公司所提供仓储服务，又以其实际控制经营的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或借用济宁久益、祥泰公司、永润公司的名义，与三被害公司签订代理拍储协议、融资质押协议或棉花购销合同，由三被害公司提供融资购买李富强指定批号的棉花，且涉案棉花此前即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或者购买后被推荐存放在华强公司仓库。在此过程中，李富强向三被害公司隐瞒了华强公司与嘉祥汇海、济宁淇威公司、济宁久益、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存在实际关联关系，违反了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代理购买合作协议、融资协议中的交易公司与棉花储存仓库存在关联关系应进行报备的约定，致使李富强获得了绕开三家被害公司的指示和授权而私自处置库存棉花的便利。之后，李富强在仓储期间违反相关仓储保管合同、仓库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未收到三被害公司开具的出库单或获得同意的情况下，陆续将三被害公司的涉案库存棉花私自销售，并采取将棉花空心码垛等方式应对被害公司工作人员查验，且至今未将销售货款支付给三被害公司，应认定李富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使用了欺骗手段，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刑事判决认定李富强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责令李富强退赔棉花交易市场经济损失32781045.76元。棉花交易市场述称，在上述刑事判决书生效后，其向相关法院就退赔事宜提出执行申请，但尚未获得任何退赔款项。四、审理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件的承办法官出具的《回复函》中称，李富强借用永润公司、祥泰公司的名义与棉花交易市场签订合同，该陈述系从李富强实施合同诈骗的角度陈述，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该借用过程是李富强委托孙文正从中联系，以永润公司、祥泰公司的交易商资格在棉花交易市场竞拍棉花，棉花首付款由李富强承担。本案卷宗材料中未显示有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将合同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等材料或交易市场账户及密码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五、2016年10月13日、10月24日，李富强控制的嘉祥县焦城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城公司）将包括涉案棉花批次在内的棉花出售给嘉祥县欣源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源公司），孙文正在刑事案件的笔录中确认系其以欣源公司的名义与李富强签订的棉花购销合同。基于上述棉花购销合同，孙文正已经将全部棉花采购款支付给了李富强。六、基于包括涉案棉花在内的棉花被盗卖的情形，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其向保险公司的投保行为，从保险公司处获赔108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棉花交易市场要求祥泰公司偿还贷款的依据系祥泰公司与工行金融街支行签订《商品融资合同》的行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且孙文正作为祥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李富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在棉花交易市场受让了工行金融街支行对祥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的情况下，祥泰公司负有还款义务。同时，棉花交易市场在本案中主张其所受让的债权并不包括质押权。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则主张，祥泰公司并未收到上述债权转让的通知，涉案债权转让对祥泰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系因李富强的犯罪行为导致，且已经责令李富强就上述损失向棉花交易市场予以退赔。棉花交易市场作为涉案棉花存放仓库的监管人，系因其原因导致质物丢失，其亦应当向祥泰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即祥泰公司亦无需向棉花交易市场偿付贷款。基于当事人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关于受让债权的范围及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根据工行金融街支行的《回函》以及建信信托公司与棉花交易市场基于债权转让所订立的合同的内容可知，棉花交易市场现所受让的债权包含对涉案棉花的质押权。涉案债权（包括主债权和质押权）涉及两次转让，一为工行金融街支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建信信托公司，在祥泰公司已经就债权转让通知出具回执的情况下，上述债权转让对祥泰公司产生法律效力。二是建信信托公司已经向祥泰公司的住所地进行了债权转让通知的送达，且该邮件亦已经被签收，根据收件人系杜振东以及邮件底单的情况，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祥泰公司已经了解上述情况，且在本案的一审审理过程中，通过棉花交易市场的举证，祥泰公司对于债权转让事宜亦已经充分了解，故应当认为祥泰公司已经知晓第二次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义务亦应认为履行完毕，涉案债权的第二次转让亦对祥泰公司发生法律效力。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内容、刑事案件承办法官对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中相关犯罪过程的描述可知，并不存在祥泰公司将其合同章、空白合同书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事实，且棉花交易市场现在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认定祥泰公司与工行金融街支行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棉花交易市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作为其请求权基础，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3.在生效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孙文正、祥泰公司与李富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且棉花交易市场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的基础系其受让了祥泰公司与工行金融街支行之间基于《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债权，但孙文正并非上述涉案合同的当事方，且棉花交易市场亦是基于孙文正系祥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要求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棉花交易市场现主张孙文正与李富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与其本身的请求权基础并无关联。故对于棉花交易市场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认可。4.根据对李富强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认定，涉案《商品融资合同》亦属于李富强合同诈骗的范围，故《商品融资合同》的效力从民事角度来看，属于可撤销合同。但基于棉花交易市场在本案中的诉讼主张，其实际系要求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即要求祥泰公司基于涉案《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清偿责任。而在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现《商品融资合同》项下的质押权因质物灭失而消灭，即棉花交易市场所受让的质押权亦消灭。而棉花交易市场在此前作为《商品融资合同》项下质押物（即涉案棉花）的监管人，后续作为涉案棉花的质权人，其均具有保管涉案棉花的责任。在祥泰公司对于质物（即涉案棉花）的灭失并无过错的情况下，棉花交易市场负有向祥泰公司因质物灭失予以赔偿的责任，即棉花交易市场所享有的债权与其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相抵销。且根据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棉花交易市场在监管期间需向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即使棉花交易市场最终不受让涉案债权，其因质物丢失亦需要向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承担担保责任，以弥补因质物丢失而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即银行无法从祥泰公司处实现的相应债权）。现刑事判决已经认定李富强对涉案棉花的损失向棉花交易市场予以退赔，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已由李富强承担的情况下，基于上述认定，棉花交易市场无权基于合同关系向祥泰公司主张权利。5.基于祥泰公司无需向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还款责任，则棉花交易市场亦无权基于其上述主张要求杜振东、孙文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为支持己方主张，棉花交易市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棉花交易市场与华强公司签订的《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与指定交割（监管）仓库合作协议书》、2.《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指定交割（监管）仓库管理办法》、3.棉花交易市场“棉贸通业务”说明、4.李富强询问笔录、5.对孙文正的2016年12月20日、2017年2月28日和2018年6月22日的询问笔录、6.对杜振东的询问笔录、7.棉花交易市场网络融资流程、8.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管理办法、9.棉花交易市场仓单质押管理办法。棉花交易市场以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棉花交易市场与指定监管仓库（即华强公司）、交易商（祥泰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公布了业务要求及流程，为保证业务的安全，严格禁止交易商与指定监管库存在关联关系；2.李富强为华强公司实际控制人，棉花交易市场与华强公司为合作关系，指定监管仓库不得存储与其存在关联参与交易市场业务企业的商品；3.李富强借用了祥泰公司在棉花交易市场的交易商资格参与了棉花交易市场的业务，并将上述业务竞拍的棉花存储在其控制的指定监管库即华强公司中；4.祥泰公司违反棉花交易市场不得转让、出租、出借交易商资格，不得代理其他客户参与棉花交易市场组织的交易”“交易商不得与指定交割库存在关联关系”的规定；5.“棉贸通”业务需提供交易商盖章的《短期借款申请表》《商品融资合同》《出质通知书》《借款借据》等文件，此时实际参与业务的是李富强，交易商祥泰公司在上述文件的盖章是将自己的合同专用章借给李富强使用的行为。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订立合同，刑事判决也亦查明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是其诈骗的手段，导致了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的损失；6.李富强、祥泰公司隐瞒了相互的关联关系，祥泰公司出借交易商资格给李富强，李富强将涉案棉花指定存储在其控制的指定交割仓库中，导致了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如祥泰公司严格按照棉花交易市场规定，拒绝李富强的借用，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则不会产生，祥泰公司出借交易商资质的行为是棉花交易市场损失的根源。棉花交易市场还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0.关于《李富强合同诈骗回复函》的说明（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李富强刑事案件承办法官王**）、证据11.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鲁0829执恢468号，证明李富强刑事案件不需要查明祥泰公司将公司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等材料或棉花交易市场账户及密码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而上述情形作为一审重要裁判依据，一审法院未作为争议焦点审理，也未查明上述情况，根据实际交易流程，李富强必须借用祥泰公司的公章，交易市场账户、密码才能完成涉案交易，实施诈骗行为。棉花交易市场未从李富强合同诈骗案中获得任何赔偿。棉花交易市场还向本院提交了其在中国棉花信息网上公示的2015年、2016年指定交割（监管）仓库名单，其中包括涉案华强公司，交易商可登录该网站自行查询。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对上述证据认为，棉花交易市场提交的证据1-9，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并认为：证据1系棉花交易市场与华强公司签署的协议，祥泰公司、杜振东、孙文正对该协议并不知晓，亦无需遵守。根据该协议第十六条关于商品出库的约定，祥泰公司若想将竞拍的棉花提货出库，应当先由棉花交易市场签发提货单，然后由监管仓库查验后凭单提货。而李富强却违反该协议，在棉花交易市场未发出指令的情况下，擅自将棉花出库盗卖。故祥泰公司的代拍行为并不能导致或者为李富强盗卖棉花提供任何便利；证据2是棉花交易市场对交割监管仓库制定的规则，祥泰公司并非合作仓库。从该办法第七章监督管理中第四十八条到五十一条，棉花交易市场制定了较为详细且能够有效监管合作仓库的规则，而李富强的犯罪行为持续半年之久，涉案金额仅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就达三千余万元，可见棉花交易市场疏于巡查，客观上放任了李富强盗卖棉花的行为。在《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棉花交易市场为质押物的监管方，华强库系棉花交易市场的指定监管仓库，华强库的行为应视为棉花交易市场的行为，棉花交易市场应对华强库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证据3恰恰证明了交易商融资必须通过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棉花交易市场没有经营贷款业务的资质，棉花交易市场持有自有资金对外放款，是违规行为，且涉嫌刑事犯罪；证据4系李富强个人陈述并不属实，称永润公司、祥泰公司是其借用的公司明显不符合事实，永润公司、祥泰公司实际经营大量交易，仅2016年5月至2016年9月间在棉花交易市场平台上交易金额就过亿元，不可能将公司借给李富强。李富强的本意应该是其找过永润公司、祥泰公司进行棉花代拍行为；证据5能够证实祥泰公司并未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交易市场平台账户及密码实际交给李富强所掌控，再结合李富强的供述，能够印证李富强所谓的借用事实上是代拍，属于行业比较常见的情况；证据6的内容从未提过为李富强代拍的事，达不到棉花交易市场的证明事项。另，结合李富强、孙文正、杜振东的陈述，均只是认可代拍棉花的事实，并没有区分代拍了哪些批次的棉花；证据7只是说明交易商申请业务需要上传盖有公章的材料以及需要通过账户及密码登录，但是不能证实祥泰公司将上述材料交给李富强去操作；对证据8，祥泰公司并未转让、出租、出借交易商资格，代拍显然不能理解为出借交易商资格；证据9，该办法第四条规定不能存在任何关联关系，过于宽泛，且没有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无效条款。综合上述证据，祥泰公司与李富强、华强棉花公司不存在法律意义的关联关系，祥泰公司从未与华强公司发生过业务往来，仅是替李富强个人代拍过棉花。棉花交易市场的证据均不能证实祥泰公司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交易市场平台账户及密码实际交给李富强所掌控。棉花交易市场陈述因为代拍才将涉案棉花存储在李富强控制的仓库与客观事实不符。在祥泰公司竞拍棉花时，涉案棉花已经存储在华强公司，在竞拍棉花之前，李富强已经实际掌握了涉案棉花，即完全具备了盗卖棉花的条件。代拍行为与棉花被盗卖不存在因果关系；对证据10，此与一审中的《回复函》内容一致，刑事判决已查明祥泰公司、永润公司并未将公司公章、空白合同、介绍信或者交易市场账户及密码出借给李富强使用的情形；证据11与本案无关，李富强赔偿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是经生效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案件只是暂时没有得到实际执行，在李富强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随时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棉花交易市场不能再次起诉他人而获益。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祥泰公司与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之间签订了《商品融资合同》，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发放了449万元融资款，并将对祥泰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建信信托公司，建信信托公司又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棉花交易市场。棉花交易市场现提出要求祥泰公司偿还《商品融资合同》中的贷款本息。综合分析棉花交易市场的诉讼理由部分，棉花交易市场所依据的不仅是工商银行金融街支行基于履行《商品融资合同》中的放款义务而享有的债权以及转让受让事实，更多的是棉花交易市场认为祥泰公司不当出借了交易商资格给李富强在棉花交易市场购买棉花，加之李富强又利用实际控制棉花储存、交割仓库的便利，未经棉花交易市场许可，私自销售库存棉花，导致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发生，祥泰公司出借交易商资质的行为是棉花交易市场损失的根源。因此，棉花交易市场要求祥泰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其实质是要求祥泰公司对棉花交易市场因李富强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本院同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具体到本案中，需要对祥泰公司是否存在借用行为以及借用行为与棉花交易市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根据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17）鲁0829刑初217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涉案《商品融资合同》属于李富强合同诈骗的范围，李富强能够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在棉花交易市场上购买棉花，事实上的确使用了由祥泰公司提供的加盖合同专用章的合同文本，并利用祥泰公司的银行账户以及祥泰公司的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资格，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名义购买涉案棉花是其合同诈骗行为的环节之一，祥泰公司确为此提供了相应公司手续。但直接造成棉花交易市场损失的是李富强的私自销售行为而非祥泰公司或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名义的购买行为，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购买棉花仅系为达到其能够有效控制棉花的目的提供便利，同时棉花交易市场亦对李富强控制的棉花交割（监管）仓库（华强公司）负有日常监督检查之责，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约束李富强对棉花的控制，因此李富强借用祥泰公司的名义购买棉花的行为与棉花交易市场的损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棉花交易市场以祥泰公司存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规定的出借行为，主张祥泰公司赔偿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棉花交易市场还主张祥泰公司、孙文正与李富强之间恶意串通并主张此为其承担出借人责任之外的加重情节，但基于本院前述认定，对棉花交易市场的主张不予支持。棉花交易市场还提出杜振东、孙文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等上诉理由，但均不能有效支持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棉花交易市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42720元，由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2720元，由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珊审 判 员  李 丽审 判 员  石 磊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陈雨晴书 记 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