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1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超，男，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致达，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玉娟，女，197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明，北京市青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超因与被上诉人姚玉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4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姚玉娟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用由姚玉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在本案中，涉案协议直接约束姚玉娟与罗文，任超不应对本案诉争款项承担责任。1.任超与罗文系委托关系，罗文为委托人，任超为受托人。根据证人宋某证言，案涉项目的承接事宜始终由姚玉娟与罗文直接对接、协商，任超在整个案件事实中仅扮演代替罗文收款的角色。因此，在本案中任超仅为罗文委托的收款人。2.姚玉娟在案涉协议订立前及订立中一直知晓案涉项目的实际对接人为罗文并表示认可。结合宋某证言可知，姚玉娟先前已就“万寿路项目”与罗文合作过，因“万寿路项目”不成，姚玉娟才参与案涉项目。也就是说，姚玉娟早就认识罗文，且姚玉娟与任超签订案涉协议并向其支付250万元之前，任超已向姚玉娟披露了涉案项目投资方英才会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对接人为罗文。姚玉娟支付完毕案涉250万元之后，任超安排姚玉娟、罗文二人见面就案涉项目进行商谈。2016年10月20日，任超将上述250万元中的170万元交给罗文，由其负责协调案涉项目的承接事宜，对此，姚玉娟皆知情且认可。并且，在此之后姚玉娟还自行向罗文追加支付了30万元协调费用，上述种种行为均表明姚玉娟在与任超订立案涉协议前已经知晓案涉项目的实际对接人为罗文并表示认可。姚玉娟于2018年3月29日在广外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可以证明上述事实。3.任超作为受托人，不应对案涉协议及本案诉争款项承担责任。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姚玉娟在与任超定订立案涉协议时即知晓并认可罗文才是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因此，姚玉娟与罗文才是案涉协议的主体，案涉协议应直接约束姚玉娟与罗文。任超作为受托人，不应对本案诉争款项承担责任。二、姚玉娟已与罗文就案涉款项协商一致，建立了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认为任超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从而判决任超偿还案涉170万元为事实认定错误。姚玉娟知晓其支付的250万元中的170万元已支付给罗文。姚玉娟经与罗文协商一致，约定由罗文向姚玉娟偿还该170万元、追加的30万元、利息20万元，共计220万元。姚玉娟2018年3月29日在广外派出所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证明前述事项。罗文亦就该220万元于2017年10月27日向姚玉娟出具了借条。故姚玉娟就诉争的170万元与罗文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姚玉娟应向罗文而非任超主张诉争的170万元。三、一审法院作为定案证据的还款计划并非是针对本案诉争款出具，且一审法院遗漏需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首先，该还款计划中并未载明欠款事项、还款金额等具体信息，仅表明“将出具还款计划”的意思表示。因此，该还款计划并非是有具体内容的还款计划。再结合宋某证言，该还款计划仅为姚玉娟要求任超帮助其一同向罗文追讨欠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径直认定该还款计划是针对本案诉争款项所出具的还款计划，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其次，该还款计划落款处甲方除任超外，还有宋某的签名。也就是说，宋某也为该还款计划的连带债务人，一审法院既认定了该还款计划系为本案诉争款项所出具，却又不追加宋某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的做法自相矛盾，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作出错误判决，应予纠正。姚玉娟辩称，不同意任超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姚玉娟的起诉和陈述反映了客观事实，姚玉娟确实和任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姚玉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任超返还姚玉娟17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任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6日，任超向姚玉娟出具《项目合作协议》，载明：任超收到机场北皋处阿根廷庄园内“英才国际中心会所”项目施工工程保证金250万元，项目不成保证全部返还姚玉娟250万元整，逾期按银行贷款利息计算利息。在该协议右上角处，有姚玉娟手写“甲方任超，乙方姚玉娟，甲乙双方定于机场北皋处合作施工英才国际中心项目，甲方负责签订合同，乙方负责施工及出资”。任超否认其签名时见过该协议右上角的内容。任超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姚玉娟220万元，今年底之前还清。落款处有“罗文”署名，落款日期2017年10月27日。任超自认罗文将该《借条》交给任超，任超让姚玉娟拿走《借条》，但姚玉娟不同意，故《借条》原件由任超持有。任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张署名“罗文”的字据。该字据载明：2016年10月20日收到任超名下一张农业银行卡上有100万元整和70万元现金，用作来广宫国际中心项目装饰工程，工程做不了，全额退回。该字据落款日期为2016年10月20日。任超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来广宫国际中心项目装饰工程框架协议书》，载明：甲方英才会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北京嘉和日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8月24日，姚玉娟向任超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任超退还工程保证金80万元。2018年3月15日，姚玉娟与任超签订协议，载明：甲方任超，乙方姚玉娟，甲、乙双方初步协议，到4月15日甲方给乙方出还款计划。姚玉娟、任超、“宋某”在落款处签字。姚玉娟主张宋某系中间人及见证人在落款处签字。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任超“罗文”出具的《借条》为何由任超持有？任超称系罗文跟姚玉娟达成协议之后写的借条，罗文让任超转交给姚玉娟，但姚玉娟不同意，也不去找任超拿。一审法院依任超申请，向广外派出所调取了姚玉娟2018年3月29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姚玉娟与任超约定如“项目不成”，任超向姚玉娟退还250万元。现任超认可姚玉娟并未成功承接“项目”，且任超在返还80万元后，于2018年3月15日又承诺向姚玉娟出具还款计划，但任超仍未还款。现姚玉娟要求任超返还剩余17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任超是否将所负170万元债务转移给了案外人罗文。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任超主张其已将剩余170万元欠款的债务转移给了案外人罗文，任超应当对姚玉娟同意债务转移的事实提交证据，任超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任超主张其已按照约定达成姚玉娟的要求以及其收取的250万元应系报酬，对此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任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对任超的答辩意见均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任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姚玉娟返还欠款17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任超提交手稿一份，内容为：“甲方：罗文（英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乙方：姚玉娟。甲方作为英才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一（英才股份有限公司是来广宫国际中心的投资方），代表英才公司与乙方商谈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东路甲一号的来广宫国际中心项目装饰工程，该项目工程标的两个亿，甲方收取乙方工程保证金250万元，以现金形式于2016年10月全部支付到甲方手中，乙方在等待工程签合同过程中，于2017年3月-2017年6月陆续又应甲方要求追加保证金25万元。甲方承诺6月15日工程开工进场，该日期到期后工程开工无消息，乙方与甲方协商后退出该项目，甲方答应退还乙方保证金及利息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整，于2017年7月份已退回人民币25万元现金，剩余275万尚未给付。双方约定于2017年8月27日前甲方退给乙方100万元，剩余175万元在2017年9月10日前全部归还乙方。甲方乙方2017年”在该手写稿的尾部甲方乙方处均为空白。任超主张该手写稿系姚玉娟书写，可以证明姚玉娟曾于2017年与罗文直接商议还款事宜，债务人仅为罗文一人。姚玉娟认可该手稿真实性，但主张该手稿是应任超和宋某的要求书写，该手稿仅为意向，为了证明这个钱被罗文拿走了，姚玉娟认为只要把钱拿回来就行，但是罗文没有从姚玉娟处拿钱，后姚玉娟经过咨询未签署该手稿，认为谁欠钱，就应该找谁要钱。任超申请证人宋某出庭作证，宋某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并作证称：其经任超介绍认识罗文，听任超说有涉案工程就介绍姚玉娟来做，罗文自己没有身份，让任超代其收取涉案款项，由任超给付罗文，任超收钱后给姚玉娟出具收条，宋某没有收取任何报酬，宋某不知道任超收250万元自己留了80万元。2017年5月罗文让其给姚玉娟送一份合同，2017年下半年开始经常联系不到罗文，后来姚玉娟放了一段其与罗文的电话录音，录音中罗文认可拿了姚玉娟的钱，认可由其还款，不让姚玉娟找任超要钱，然后姚玉娟手写一份协议，内容是退出北皋的工程，要求罗文退还275万元。2018年3月罗文失联，宋某、任超在姚玉娟公司商量如何找罗文要钱，姚玉娟写了一份还款计划让任超签字，还说就是一个还款计划，跟宋某和任超还钱没有关系，需要任超表示一个态度，希望任超尽快帮助找到罗文要回钱，宋某是介绍人也要签字，因此宋某和任超只能在该材料上签字。此后始终未能找到罗文，2018年3月26日三人经协商去派出所报案说罗文骗钱，任超和姚玉娟均做了询问笔录。经派出所民警调查，涉案工程真实存在。本院认为，任超上诉主张其系受罗文委托收取姚玉娟支付的250万元保证金,姚玉娟知晓涉案项目的实际对接人为罗文,姚玉娟与罗文已就涉案款项建立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任超不应对涉案款项承担返还责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且姚玉娟不予认可,任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任超收取了姚玉娟支付的250万元，并在其出具的《项目合作协议》（保证金收据）中承诺“项目不成保证金全部退还”，因姚玉娟未成功承接涉案项目，任超已经返还姚玉娟80万元，尚欠170万元未还，任超又承诺向姚玉娟出具还款计划，目前任超仍未还款，现姚玉娟要求任超返还剩余170万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任超上诉主张其在2018年3月15日协议中承诺出具还款计划并非是有具体内容的还款计划，宋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该协议系任超应姚玉娟的要求表态帮助姚玉娟尽快找罗文追讨欠款，且该协议中还有宋某的签名，宋某亦应为连带债务人，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程序错误。本院对此认为，因该协议列明甲方为任超，虽然宋某在甲方落款处与任超共同签名，但姚玉娟主张宋某系中间人及见证人在落款处签字，且该协议并未明确宋某负有还款义务，基于宋某并未收取姚玉娟任何款项，其未与姚玉娟成立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任超该项上诉请求没有合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任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100元，由任超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