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55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1，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2，住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宁夏浩非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孔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某1，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唐某1、唐某2因与被上诉人孔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0）宁0106民初8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某1，上诉人唐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唐某2未报警的事实是错误的。上诉人唐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接处警登记表》,证实其向出所报警,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向被上诉人孔某及案人康梅英打电话核实,但由于其二人均未能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所以未能形成笔录。庭审中,上诉人唐某1明确向法院表示,上诉人唐某2是随同上诉人唐某1一起到派出警,但民警在出具《接处警登记表》时未能将信息记录完，上诉人唐某2现有证据证实其随同上诉人唐某1一起到出所报警。另外,上诉人唐某2从未参与母亲尹香琴所设立公司的经营活动,不清楚其母亲和被上诉人孔某及案外人康某夫妇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唐某2没有义务在欠条上签字,于被上诉人孔某等人的胁迫才签了字。所以,上诉人唐某2签字不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享有撒销权。 被上诉人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且事实并非上诉人所陈述的事实。一审对于本案欠条的形成，已进行了全面审查，并认定了上诉人在签订本案欠条过程中，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对欠款是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具有完全自由决定权。同时，上诉人所称的报警记录不仅无法证实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反而能够证实上诉人签字的合法性，因此派出所仅依照上诉人的要求做了备案，并没有确认被上诉人存在任何违法之处。上诉人并无有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上诉人既然主张存在胁迫，就应当有勇气直接面对法庭的询问。对于本案欠条是否真实，上诉人本人一直没有直接面对，并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恰恰证实上诉人本人对于本案欠条形成的签字的真实有效性。上诉人恶意拖延诉讼，无任何真凭实据的主张欠条签字的真实有效性，有违诚信，不应当支持其上诉主张。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撤销二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欠条》；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唐某1的妻子尹香琴（已逝世）因经营需要，向被告孔某借款60万元，被告于2019年1月11日向尹香琴转账20万元，于2019年4月6日及2019年4月7日分别转账20万元。尹香琴于2019年1月11日向被告出具了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于2019年4月6日向被告出具了金额为40万元的借条。此后，尹香琴因病去世，原告唐某1于2019年11月在尹香琴向被告出具的两张借条上签名，并于2020年1月8日向被告出具金额为60万元的欠条，“欠条”二字旁手写“借条”二字并按印。2020年5月24日，被告找到原告唐某1，要求原告唐某2在尹香琴出具的欠条上签字，原告唐某2同意了被告的意见，并书写了自己的签名及按印，同时在欠条上书写“之子唐某2一并偿还”，并按印。2020年5月25日下午17时，原告唐某1报警，接处警登记表载明：“报警内容（简要案情）：因经济纠纷，对方让其签两份欠条，且必须让报警人儿子也签字”;出警情况载明：“民警经向报警人唐某1了解得知，其妻子尹香琴(去世)欠邢占林妻子孔小燕60万元，现邢占林与其妻子孔小燕到唐某1家中索要欠款，因未能拿出欠款，孔小燕要求唐某1写欠条并让唐某1儿子唐某2在欠条上签字，现来备案”。同日，原告唐某1与被告的配偶邢占林进行了通话，沟通了以房屋抵顶借款的事宜；2020年6月26日，被告的配偶邢占林对顶账事宜向原告唐某1进行了答复。 另查明，尹香琴分别于2018年3月28日、2019年1月30日向案外人翟某2借款共计60万元，尹香琴分别出具了借条，原告唐某1同样于2020年1月8日向案外人翟某2出具了60万余的欠条，原告唐某2于2020年5月24日也在该欠条上签字、按印及书写“之子唐某2一并偿还”字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撤销权纠纷，本院在立案时将案由书写为合同纠纷，现予以纠正。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唐某1陈述在尹香琴出具的欠条上签字时间为2019年11月，原告唐某1给被告另外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20年1月8日；2020年5月24日在原告唐某2在原告持有的借条及欠条上签字后，原告于2020年5月25日下午17时多报警，但2020年5月25日接处警登记表中未记载其向民警声称收到“胁迫”或“欺诈”字样，也未记载原告唐某2共同报警字样，且原告唐某1在报警当日仍与被告的配偶邢占林通话协商以房抵账的事宜，因而原告唐某1在被告持有的借条及欠条上签名，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唐某1要求撤销向被告出具的欠条，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唐某2于2020年5月24日在原告唐某1向被告出具的欠条及尹香琴向被告出具的借条上书写签名及按印后，并未报警声称受到胁迫或欺诈，此后也未向被告主张退还欠条或通过诉讼的形式主张其签字受到胁迫或欺诈，现其主张其签名应予以撤销，要求撤销其向被告出具的欠条，明显无事实依据，原告唐某2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胁迫或欺诈的行为；相反，被告出示的借条、转账记录、欠条、录音及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在借条及欠条上签名系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原告出示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某1、唐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唐某1、唐某2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接处警登记表一份（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唐某2于2020年5月25日和其父亲一起到派出所报警的事实。 被上诉人对接处警登记表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接处警登记表以一审出具的为准，二审中不属于新证据且对本案事实无任何影响，加之接处警登记表是对报警人当时报警情况的即时记录，事发时间已有一年之久，再重新出具充分说明该证据的效力问题是不值得采信的，因接处警登记表可以随便出具，不具备公信力。 证据二、公证书1份（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唐某2放弃继承其母亲的遗产。 被上诉人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表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本案是对欠条上签字所形成的连带债务是否能够得到支持予以审理，并非围绕继承的关系进行审理。 证据三、录音一份，证明：上诉人唐某2在欠条上签字系被胁迫的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对录音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段录音中并无被上诉人的陈述意见，且在该段录音中并没有陈述被上诉人存在胁迫行为，反而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不存在胁迫行为，案涉债务真实存在，与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的其对案涉债务不知情的陈述相互矛盾，同时可以证明被上诉人仅仅是通过拖延诉讼的方式拖延债务的清偿时间。 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能证明上诉人唐某2在本案条子上签字系受胁迫所为，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唐某2主张其在本案条子上签字系受胁迫所为，经查，2020年5月24日，上诉人唐某2在被上诉人持有的借条及欠条上签字后，上诉人于2020年5月25日下午17时59分报警，但接处警登记表中未记载上诉人受到“胁迫”字样。上诉人唐某2在上诉人唐某1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条及尹香琴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上书写签名及按印，并无证据证明系受胁迫所为。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唐某1、唐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赵来珍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丽芳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升司法效能，促进司法公正，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试点法院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试点工作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进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试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试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