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1）内01民终10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某（系张某母亲），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某，内蒙古恒众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蒙飞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天骄领域2-4-1-302。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内蒙古法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内蒙古法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内蒙古法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内蒙古蒙飞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44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依法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0）内0102民初440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解除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判令蒙飞公司向张某退还购买农业植保无人机费用16.8万元，王某、杜某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承担。事实和理由：张某因与杜某同为航模爱好者而结识。2019年初，杜某向张某描述农业植保无人机广阔的社会需求以及美好前景，并称其所在的蒙飞公司是一家无人机销售及售后服务的专业公司，张某在该公司购买无人机后，可将无人机托管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并保证张某最晚两年内收回成本。张某作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涉世不深，且为人实在，出于对蒙飞公司、王某、杜某的信任及其所描述的无人机的美好前景，遂积极筹款，于2019年5月8日向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指定的杜某的账户汇款16.8万元，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向张某出售了两套无人机。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完成了无人机的交易后，2019年6月9日，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持2019年5月22日事先拟好的《无人机托管协议》，要求张某签字，张某在该协议上签字后，无人机便由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托管。后因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未能按照其承诺向张某支付无人机的经营收入，双方之间产生纠纷。张某得知，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未经张某同意擅自以杜某的名义注册了账号，无人机拥有人为杜某，并非张某。事实证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诱导张某出资购买了无人机供自己盈利，其行为显然构成了欺诈，张某要求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将购机款退还，但被拒绝，并自己经营不再理会张某。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张某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充分证据，但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张某提交的证据没有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直接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在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反驳张某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显属错误。张某特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蒙飞公司、王某、杜某辩称，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与张某从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也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张某诉请解除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根本无从谈起。张某为了购买无人机，通过杜某的个人关系，联系无人机厂家的区域代理商购买无人机。杜某在收到张某的购机款16.8万元后，如数将购机款转给极飞的代理商，杜某及蒙飞公司、王某并非无人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张某在购买无人机后，于2019年5月22日与蒙飞公司签订了《无人机托管协议》，约定张某自愿将其购买的无人机交于蒙飞公司托管，同时约定了农田作业完结算后，按照客户实际的作业亩数每一单一结。协议签订后，蒙飞公司按照约定，将2019年6月、7月的运营收益分两笔分别为5885元以及3602元，共计9487元转账至张某母亲姜某的账户中。本案是因为张某对于托管预期的收益期望值过高，不愿意继续将无人机托管至蒙飞公司经营，而且自行将飞机取走，单方终止了双方的《无人机托管协议》，蒙飞公司依然保留追究其单方毁约给蒙飞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权利。张某要求退还购买无人机费用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退货、退款均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前提。本案当中没有任何情形，符合退款、退货的状况，归根结底，是因为张某对购买无人机后的托管收益预期值过高，对收益不满,自行取走无人机,解除了双方的委托协议。综上，首先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其次张某所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2.判令蒙飞公司退还购买农业植保无人机费用16.8万元，杜某、王某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8日，张某向杜某转账16.8万元。   2019年5月22日，张某（甲方）与杜某（乙方）签订《无人机托管协议》，约定张某自愿购买极飞农业植保无人机19款P30两套，交与乙方托管。无人机为甲方全款购买，产权归甲方所有。同时约定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农田作业结算标准等。该协议落款载有杜某签字及蒙飞公司公章。   2019年8月，张某收到无人机农田作业结款共计9487元。   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杜某认可收到了张某转账的16.8万元，但不认可其与张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审查，张某与蒙飞公司、杜某均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依据庭审中张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可证实，张某为通过购买植保无人机，托管至蒙飞公司、杜某处从而获取利润而签订的《无人机托管协议》，其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取决于《无人机托管协议》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张某向杜某转账并签订《无人机托管协议》应系双方达成委托合同合意的整体行为，与张某主张的诉讼请求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张某要求解除买卖合同并退还货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60元，张某已预交，由张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在一审中,张某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蒙飞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信息》，拟证明：蒙飞公司为无人机民用销售及售后服务公司；杜某为公司监事、王某为公司执行董事及经理，杜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该公司实质是夫妻店，杜某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证据2.《无人机托管协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工商银行个人转账手机截图》，拟证明：张某向蒙飞公司、王某、杜某购买民用无人机，将购货全款一次性转入了杜某的个人账户，蒙飞公司账户与杜某的个人账户账务混同；蒙飞公司是夫妻店，用于夫妻经营活动，王某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证据3.《无人机设备详情》，拟证明无人机账号只能注册登记在有权人名下，案涉两架民用无人机账号注册登记在杜某名下，该案涉无人机的权属为杜某所有；张某购买无人机的目的没有实现，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应当退还张某支付的购货款；证据4.《2019年6、7月份无人机喷洒农药账单》，拟证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没有按照客户实际的作业亩数结款，每一单一结的协议约定，其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购买无人机无法盈利，导致张某购买无人机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证据5.《机飞学院公众号截屏》《我作业统计》，拟证明：一架无人机扣除电池损耗每亩盈利0.25元，由此购买无人机根本不可能盈利，导致张某购买无人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证据6.证人赵某证言，拟证明王某与杜某为夫妻关系，蒙飞公司实为夫妻店，案涉无人机为杜某拥有、使用、控制，无人机的使用寿命、每年作业时间、每天作业量，无人机使用情况及无法盈利；证据7.《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王某通过个人微信账号给张某发工资、公司租赁场地到期。   蒙飞公司对张某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问题不认可，张某单从杜某为公司监事、王某为公司董事、经理，且王某、杜某为夫妻关系就认为存在财产混同的情况，无证据支持，且属主观推断；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杜某作为无人机买卖合同的介绍人，在收到张某的付款之后，如数将货款付给了极飞的区域代理商才完成交易，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证据3因无法确认本案涉及的无人机序列编号，对真实性及关联性不认可。在无人机的作业过程中，需要经营管理方对无人机时刻进行监控、监管，因此受托管方有义务、也应当按照操作对无人机有管控义务，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无人机的真实所有权；对证据4账单数额与蒙飞公司的数额相符，即两个月期间张某共收到9487元的托管收益；对证据5截屏三性均不认可，证据无法看出出处，无法证明权威性，无法体现是否与本案有关联；对《我作业统计》，庭前经询问张某代理人，其称是从作业源的系统导出，2018年3月至2020年8月每个月的作业亩数，结合本案，张某在2019年5月份购买无人机，6、7月正式投入使用，可证明该份作业统计是作业源总计的作业亩数，并不能反映出案涉无人机的实际工作情况。对该证据不认可；对证据6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7张某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三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赵某与杜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即使该证据真实存在，也无法证明公司场地到期，庭审中，经证人自己陈述，他的飞机是因为爱好无偿存放于杜某的租赁场地，该证据只能证明杜某不再希望赵某将飞机无偿存放于其场地，公司的租赁场地一直存在，且公司一直经营正常。   在一审中,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无人机托管协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拟证明张某自愿将其购买的无人机交与蒙飞公司、杜某托管，同时约定农田作业完结算后，按照客户实际的作业亩数结款，每单一结，结算价2元/亩。协议签订后蒙飞公司、杜某按照约定将2019年6月、7月的运营收益分两笔5885元、3602元，共计9487元，转账至张某母亲姜某的账户中。2019年9月6日，张某将飞机自行取走，单方终止了托管协议；证据2.《通话录音》，拟证明张某因对托管预期收益期望过高，不愿继续将无人机托管至蒙飞公司、杜某经营，自行将无人机取走，现无人机由张某自行保管；证据3.《无人机登记管理规定》，拟证明根据该规定，只要能登进去网站，提供相关信息就会成为拥有者，并不会核实购买的票据，只是方便无人机管理，不能表现出真实所有权；证据4杜某向极飞公司内蒙古授权代理商转账购买飞机的价款12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一份以及向配套P30飞机电池的经销商购买备用电池的《收据》一份，拟证明杜某收到张某的购机款后，如数将16.8万元购机款转给相应的经销商，为代买行为，并非买卖合同订立的主体。   张某对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实际是买卖合同，后续才给予托管。因买卖合同在作业中无法实现张某的购买目的；并不是张某自行取走，而是杜某送至张某保管，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退还16.8万元，但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当时资金紧缺，且其租赁的场地已到期，所以才将无人机送至张某保管，便于节省时间，在后续有钱时取回；对证据2三性不认可，《通话录音》没有完整性，可证明张某购买无人机的目的无法达到；对证据3三性不认可，可证明是经过登记注册才是购买者和拥有者；证据4三性均不予认可，《收据》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的主体不同，并且《收据》没有银行流水及发票，无法证实这两笔钱为张某购买无人机的款项。《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恰恰证明，蒙飞公司是夫妻店，代销无人机从中获得了4.8万元的利润，杜某向极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汇款，是其履行蒙飞公司高管的职务行为，《收据》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的时间不一致，恰证明张某向夫妻店购买无人机的事实。   对张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双方均举证的《无人机托管协议》，属于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张某提交的《蒙飞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信息》，无法直接证明其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对张某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工商银行个人转账手机截图》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可以证实张某向杜某转账16.8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张某的其他证明目的；张某提交的《无人机设备详情》，无法证明与其购买的无人机的序列号一致,故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蒙飞公司认可张某提交的《2019年6、7月份无人机喷洒农药账单》数额，本院予以确认其真实性，可以证实张某收到了蒙飞公司、杜某给付的无人机农田作业结款共计9487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该证据显示的结算金额符合《无人机托管协议》的约定，虽然并非按照《无人机托管协议》每一单一结，但并非严重违约，不能证明张某的证明目的；张某提交的《机飞学院公众号截屏》《我作业统计》，因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且张某购买无人机后是否盈利属于商业风险，与合同应否解除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张某提交的证人赵某证言和微信聊天记录，因不能证明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应当解除该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   对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与张某主张的其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通话录音》欠缺完整性，亦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无人机登记管理规定》与张某主张的其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张某并未提交证据反驳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系用于为张某购买涉案无人机所用，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与张某是否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蒙飞公司、王某、杜某提交的《收据》亦与张某是否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   在二审中，张某提交了张某与杜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姜某与杜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杜某约张某在张某楼下见面，告知每亩只能给张某1元钱，不能给2元了。原来定的是2元，现在给1元，而每亩消耗电池费用为1.75元，蒙飞公司、杜某违约，单方变更托管协议约定，其承诺的两年内收回成本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就不能达成协议了，因此张某要求退回无人机。杜某说你把飞机卖掉才能退款。无奈，张某就同意杜某把飞机送过去并积极联系买家，但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不能提供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等有关单证和资料，导致无人机无法出卖。以后双方就搁置了。上述事实证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在该无人机买卖过程中隐瞒了事实真相，张某交付了购机款，但该无人机拥有人却是杜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张某主张解除合同应予支持。   蒙飞公司、王某、杜某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首先该证据并不是杜某和张某的聊天记录。其微信头像并非张某本人。其次对于该组证据的证明问题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当中无法体现张某所要证明的问题。包括对价款的约定，提走飞机是张某主动要求提走的，并不是无奈被送走的。   对该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并非在一审庭审后形成，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中并无修改《无人机托管协议》价款的约定，不能证明张某拟证明的问题，故本院不予采信该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在二审中，张某陈述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但没有书面合同，是口头约定；张某还陈述涉案的两套无人机设备现在张某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2.蒙飞公司应否退还张某无人机费用16.8万元；3.杜某与王某应否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在一审庭审中，张某称其是与杜某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又称是与蒙飞公司购买；在二审中，张某称其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见，张某就其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究竟是哪一方，不能作出明确、肯定的陈述。根据查明事实，张某与杜某之间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张某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是向杜某购买的无人机，因此张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杜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张某是将购机款转账给了杜某而非蒙飞公司或者王某，张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某系受蒙飞公司或者王某委托接收的张某的购买无人机费用，张某与蒙飞公司、王某也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故张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某与蒙飞公司或者王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另外，张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购买的涉案无人机不能盈利，亦属于商业风险，并非解除买卖合同的法定理由，故张某要求解除与蒙飞公司、王某、杜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并要求蒙飞公司退还购机费用16.8万元、杜某和王某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张某所举证据是否采信并未阐述,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查明事实清楚,并未影响张某的实体权利,故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60元，由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伏 春   审判员 李婷婷   审判员 靳宝维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徐佳妮   书记员 云利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