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11民终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波，男，196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利军，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锦绣，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强，男，196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伟，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涂海斌，男，196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上诉人李波因与被上诉人邓强、原审第三人涂海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21）川1102民初1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邓强退还李波4,032,063.89元款项及相应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4,032,063.8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加重李波举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李波以其向邓强转款无法律根据取得转款利益的事实,向邓强主张不当得利之债,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李波主张不当得利之债,是以双方可能发生的“基础法律关系”股权转让合同不成立、而李波又向邓强转了款项的客观事实为理由,认为邓强继续占有李波所转的款项没有“法律根据”,这符合《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关于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规定。但一审法院却在法律规定之外要求不当得利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关系展开诉讼,而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就本案而言,就不成立的股权转让这一“基础法律关系”要求李波举证证明,明显加重李波举证义务。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可见,李波不需要、也没有可能围绕着一个不成立的法律关系来主张利益受损的不当变动,而可以直接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向不当利益获取方主张不当得利的返还。 二、本案中,邓强对股权转让进行了否认,属于对股权转让的事实不认可,因此双方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没有成立，这与李波所主张的股权转让不成立具有一致性。既然股权转让不成立,邓强就应当对继续占有李波向其所转款项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邓强并未举证证明其继续占有该款项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应当认定邓强继续占有李波向其所转款项没有法律根据,应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关于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规定判令邓强向李波返还相关款项。 三、本案李波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李波在2020年才知道邓强、涂海斌反悔,无意向李波转让股权,因此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为2020年,李波于2020年10月向法院提起不当得利之诉,明显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李波向邓强转款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依据,邓强继续占有李波向其所转相关款项没有法律根据,邓强占有李波向其所转相关款的行为属于《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的规定的情形,李波作为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得利人邓强返还取得的利益,并且李波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明显错误,应予以纠正。 邓强辩称，一、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无法律依据”并非指“取得利益过程缺乏法律程序”,而是指“取得利益并继续保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法律依据。”即不当得利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指双方之间的行为没有债权法、物权法、人格权法、身份法、票据法、合同法等法律基础,并不是指双方没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更不是举证责任倒置。二、李波与邓强基于股东之间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李波与邓强转款对象明确无误。三、李波将股权转让案由纠纷变更为不当得利案由纠纷,但事由却是股权转让。李波的逻辑是认为“基于股权转让而付款,因为李波自己认为股权转让不成立,所以是不当得利”。这种直接避开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直接主张不当得利,自相矛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李波主张不当得利显然不成立。四、无论是股权转让或不当得利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涂海斌述称，其答辩意见与邓强一致。 李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邓强向李波退还4,032,063.89元款项；2.判令邓强向李波支付在退还期间的相应资金占有损失（以4,032,063.89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返还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4日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章程载明：股东李波，认缴货币出资4,000,000元，认缴期限2010年4月27日前；实缴货币出资4,00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2010年4月27日。股东邓强，认缴货币出资3,000,000元，认缴期限2010年4月27日前；实缴货币出资3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2010年4月27日。股东涂海斌，认缴货币出资3,000,000元，认缴期限2010年4月27日前；实缴货币出资3,000,000元，实缴出资时间2010年4月27日。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29日。 从2012年1月10日到2014年8月25日李波分11笔共计转给邓强9,409,200元。邓强从2010年4月14日到2013年2月19日分5次共计转给李波5,377,136.11元。 2013年11月1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人员：李波、邓强、涂海斌，决议如下：1.同意投资200,000元参股设立成都市微讯云端科技有限公司，占成都市微讯云端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2.同意由李波代持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成都市微讯云端科技有限公司40%股份，并全权授予李波参与经营并担任成都市微讯云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2014年2月20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人员：李波、邓强、涂海斌，决议如下：1.同意投资10,000,000元参股设立四川财富联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同意由李波代持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所持四川财富联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3.同意授权李波参与四川财富联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营并担任董事长等。 2016年1月18日《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人员：李波、邓强、涂海斌，决议如下：因2015年公司资金卡使用李波个人账户，与李波个人资金共用同一账户，不便管理，会议决定2016年1月1日起规范公司账户管理，重新以李波名字开设新的资金卡作为公司资金卡，严格按财务纪律管理。公司总经理邓强监管财务，公司以李波名字新开设的资金卡资金动态短信通知电话预留邓强、李波两人手机号码。等2015年年终资金决算完成后按资本金比例分离公司和李波个人的资金等。 2016年2月5日《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人员：李波、邓强、涂海斌，决议如下：2016年2月5日在兴业银行成都红牌楼支行以李波名字新开的银行卡为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资金卡等。 2016年7月21日《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人员：李波、邓强、涂海斌，决议如下：2016年7月21日在兴业银行双楠支行以李波名字新开的银行卡为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资金卡等。 2017年2月28日、2017年5月18日还分别召开股东会会议，并达成《股东会决议》。 2016年1月18日股东还签署了《2015年半年利润分配情况决定》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的《股东会决议》《2015年半年利润分配情况决定》等证据，能够证明三人作为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能够正常经营，有利润分配及投资其他公司，并能够多次形成股东会决议，因此李波诉称的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经营理念不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失的事实。不当得利可分为给付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在本案中，从2012年1月10日到2014年8月25日李波分11笔共计转给邓强9,409,200元，邓强从2010年4月14日到2013年2月19日分5次共计转给李波5,377,136.11元，从相互资金往来时间及金额可以说明这应当是双方在日常经营中的资金往来，并非是李波支付给邓强的购买股权的资金。因此在公司能够正常经营情况下，李波认为该相互往来资金的差额款系因经营理念不同，在李波、邓强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李波支付给邓强的股款转让款的理由不符合生活常理，故李波认为其支付给邓强的款项系不当得利的证据不足。 即使邓强是不当得利，2014年8月25日李波最后一笔转款给邓强，在此时邓强仍然系该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在双方未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情况下，李波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一直到2021年1月6日李波才向法院起诉，并且李波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528元（已减半），由李波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波与邓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二、李波、邓强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之债；三、李波主张不当得利之债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焦点一，李波与邓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李波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邓强则主张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由于双方没有书面股权转让合同，李波主张双方是口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邓强将其持有的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李波，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股权转让的合意，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邓强持有的四川蜀电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比例及股权的对价是多少，如何支付股权价款及是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内容，李波仅凭其于2012年1月10日到2014年8月25日向邓强的转账记录，不足以认定李波、邓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 关于焦点二，李波、邓强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李波以邓强不当得当利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首先，李波需要证明其遭受损失；其次，需要证明邓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且邓强取得的利益就是李波的损失。李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李波确实从2012年1月10日到2014年8月25日向邓强分11次转款共计9,409,200元，但邓强从2010年4月14日到2013年2月19日分5次也向李波转款共计5,377,136.11元，双方是否系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而转款，李波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虽然不能认定李波、邓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李波多次通过银行向邓强转款，邓强也通过银行多次向李波转款，依照正常逻辑，李波没有理由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多次向邓强转款。综上，李波所提交的证据和陈述不足以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李波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李波主张邓强不当得利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李波向邓强转款最后一笔转款的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在此时邓强仍然系该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经营。根据李波主张的其是基于双方口头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才发生转款事宜，在转款发生后的合理时间内，邓强并未将其股权转让至李波名下，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直至2021年1月6日李波才向法院起诉，且在李波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年，其诉讼请求，依法不受法律保护。李波主张其是在2020年6月8日与邓强、涂海斌三个股东形成的股东会决议，邓强、涂海斌要求更换法定代表人为邓强，李波不同意，此时才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其于2021年1月6日才向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李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56元，由李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乌建英 审 判 员 余 遥 审 判 员 聂佳丽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唐燕群 书 记 员 吴秋芸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共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