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1）津行终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继萍，女，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代理人彭福明（李继萍之夫），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284号。法定代表人徐刚，区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金正公寓3号。法定代表人于涌，主任。上诉人李继萍因诉被上诉人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北区政府）、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北区住建委）强制拆除房屋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2行初4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李继萍原审时诉称，原告系原天津市第一染整厂（现称天津市纺织集团）退休职工，居住房屋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路××号，该地块为原天津市第一染整厂职工宿舍后院平房，原告于在职期间因家庭困难向单位申请住房并予以批准入住，入住后由单位每月从原告工资中扣除相应房屋费用。2016年该地块被纳入河北区××中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后因不明原因被滞留。2019年9月，被告发出《解危通知》，认定原告居住房屋为危房，于2019年10月对原告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原告认为，第一、《解危通知》中采取的“停止使用，立即搬出”的解危措施系行政强制措施，《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属于天津市政府规章，无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被告据此解危于法无据；第二、危房鉴定的申请人应当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原告作为房屋实际居住人并没有委托任何部门对房屋进行鉴定，解危从源头上就是错误的；第三、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解危安置方案》存在多处侵权行为；第四、原告住所已纳入房屋征收范围，被告以解危方式对原告住所实施强拆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强拆房屋行为违法；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河北区政府原审时辩称，1．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北区政府）并未实施拆除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原告对河北区政府的起诉缺乏事实根据；2．无论拆除涉案房屋的主体是谁，原告提起行政诉讼都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河北区住建委原审时辩称，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原告起诉河北区住建委，应当由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受理，本院没有管辖权；2．原告自述涉案房屋于2019年10月拆除，现原告起诉早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的期限，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原告自述涉案房屋于2019年10月18日被强制拆除，强拆时原告在现场，故原告最迟应于2020年10月19日前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于2021年1月11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其起诉应予驳回。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河北区××委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被告河北区政府拆除，且庭审中被告河北区住建委认可其实施了被诉拆除行为，故原告起诉被告河北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而本案被告河北区住建委并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原告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不应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对被告河北区住建委的起诉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继萍的起诉。原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李继萍。李继萍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李继萍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行政裁定。其上诉的主要事实理由为：上诉人系原天津市第一染整厂（现称天津市纺织集团）退休职工，天津市河北区××路××号，为原第一染整厂职工宿舍后院平房。上诉人于在职期间因家庭困难向单位申请住房并予以批准入住，入住后由单位每月从上诉人工资中扣除相应房屋费用。2016年，该地址被纳入河北区××中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后因不明原因被滞留。2019年9月，向上诉人发出《解危通知》，认定上诉人住所为危房，于2019年10月实施强制解危，对上诉人住所实施了强拆行为。上诉人认为：第一，《解危通知》中采取的“停止使用，立即搬出”的解危措施，性质上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只能由法律、法规进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天津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属于天津市政府规章，无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被上诉人据此进行解危于法无据。第二，危房鉴定的申请人应当是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上诉人作为房屋实际居住使用人，并没有委托任何部门对房屋进行鉴定，因此解危从程序源头就是错的。第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的《解危安置方案》中存在多处侵权行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住所实地测量得出居住面积是按室内面积，而不是建筑面积。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作为政府部门，这样计算面积，就等于侵占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因此不应该适用于此方案。第四，上诉人住所已于2016年纳入房屋征收范围，滞留至2019年，被被上诉人以解危的方式对住所实施了强拆行为。上诉人认为这是被上诉人利用职权之便，刻意规避补偿程序，在征收部门未予补偿的情况下，借解除危房之由行违法强拆之实，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关于起诉期限问题，一、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六个月，与现实环境有差异，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本案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而且本人一直在上访和有关部门沟通从没停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超五年的不予受理，本案没有超出时效。二、上诉人起诉河北区××委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运用法律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有明确的被告，河北区政府，河北区住建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庭审中河北区住建委认可其实施了被诉拆除行为，事实存在，有《通告》和事实存在为证。三、原审裁定认定河北区住建委并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不应由其管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为共同诉讼。综上所述，根据相关规定，提起上诉，请判如所请。被上诉人河北区政府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河北区住建委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上诉人自述涉案房屋于2019年10月18日被强制拆除，强拆时上诉人在现场，故上诉人最迟应于2020年10月19日前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于2021年1月11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对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同时，上诉人起诉请求确认河北区××委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房屋系由河北区政府拆除，且原审庭审中河北区住建委认可其实施了被诉拆除行为，故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河北区政府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而本案被上诉人河北区住建委并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上诉人对其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上诉人对河北区住建委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妥，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 瑾审判员 王雅晶审判员 刘 迪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袁敏书记员牛丽澄附：本裁判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