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082民初307号 原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 法定代表人：杨树枝，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赟，男，该公司职员。 被告：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李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昱，女，该公司职员。 原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成华泰公司）与被告上海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1月7日立案后，被告在答辩期间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21年1月29日作出驳回管辖权异议的生效民事裁定书。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荣成华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从原告处提走6台试验车辆的货款50万元；2.被告承担延期支付货款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原、被告签订《零部件开发协议》、《技术协议》和《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约定由被告为原告开发汽车(圣达菲)安全气囊单元及安全气囊总成。为保证产品质量，被告购买该项目开发所需试验车辆6台(价值90万元)及所需零部件(价值10万元)，上述费用(共计100万元)在被告量产2万套产品内扣除完毕。原告保证上述6台试验车能够满足被告试验要求，并且同意在被告产品认可后向其提供上述6台试验车的合格证、购车发票等手续。2006年7-11月，被告从原告处提走6台试验用车，并办理相关手续及开具50万元收据。此后被告总计向原告供应汽车安全气囊8665余万元，原告便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从应付被告货款中扣减该笔50万元，但被告直至另案起诉原告支付货款时其也没有扣减该50万元。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上海东方公司辩称，一、本案已过诉讼时效。荣成华泰公司于2006年已经获得相关证据，而主张权利的时间是被告先行起诉原告拖欠款项后，时间间隔14年之久，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方主张过涉案款项。原告在我方起诉索要货款案件中也承认过其开具的涉案试验车辆发票从未邮寄给我方。基于以上证据，请求法院认定诉讼时效已过。二、被告方已经全额抵扣了原告的相应款项，不存在任何拖欠行为。原告称与被告2006年签订了相关《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我方已经基于该协议抵扣了100万元的款项，其中更有一张发票明确写明“补差价”。而另外三张于2008年3月31日开具的发票正好就是50万元。也就是说这三张发票对应的金额就是原告所持的50万元收据对应的发票，而补差价的发票就是为了一次性付清《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中所提出的总金额100万元而额外开具的。因此，被告已经履行试验车辆付款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6年12月8日，原告荣成华泰公司与被告上海东方公司同时签订《零部件开发协议》、《技术协议》和《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开发圣达菲车型安全气囊系统。其中《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中约定：双方协商同意乙方（即被告）将购买为该项目开发所需试验车辆共计6辆，价值90万元，同时乙方将购买开发与试验所需零部件，价值10万元。上述费用共计100万元在一方量产之后20000套产品内扣除完毕，即前二万套产品中每套扣除50元。在未扣除完此项费用前，乙方产品保持价格不变。甲方（即原告）保证上述6台试验车能够满足乙方试验要求，且与最终批量生产车辆状态一致。甲方同意在乙方产品认可后，向乙方提供上述6台试验车的合格证、购车发票等手续。 上述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开始按照协议约定进行合作。 2020年4月13日，上海东方公司向本院提起（2020）鲁1082民初1773号诉讼，要求荣成华泰公司支付货款520149.76元及利息。该案审理过程中，荣成华泰公司当时亦以本案所涉6辆试验车款50万元未付为由主张抵销。当时上海东方公司向本院提交2014年、2017年两份对账函为证。荣成华泰公司经质证认可对账函的真实性，但主张因其公司内部原因，在2017年1月对账时没有将包括本案涉及的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介绍信、收据等提车手续及时送交财务，直至2017年8月该套提车手续才转到财务，因此对账函上没有涉及该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账目核对。经查，原告于2017年8月26日就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开具了金额为50万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其中2014年对账函抬头记载为“往来对账函”，内容系核对截至2014年7月31日前双方的往来账目，后经双方核对一致确认荣成华泰公司应付账款余额为12486588.55元。2016年12月31日，上海东方公司再次致函荣成华泰公司，请求核对截至2016年12月31日前的往来账目，函件抬头为“往来对账函（货款）”。荣成华泰公司经核对后于2017年1月17日盖章仅确认应付账款账面余额为1052801.48元，上海东方公司对此亦予认可。 2020年5月13日，本院作出（2020）鲁1082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荣成华泰公司支付上海东方公司货款520149.76元及违约金（以520149.76元为本金自2018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对荣成华泰公司主张抵销的6辆试验车款50万元认定如下： 虽上海东方公司主张在2006年荣成华泰公司提供车辆时就已发生抵扣，但双方就何时达成合意发生抵扣均未提交有效证据证实，且对账函中已表明就2016年12月31日前发生账目已核对清楚，故荣成华泰公司可就该笔50万元款项另案主张权利。 1773号判决作出后，荣成华泰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10民终2102号判决，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中对荣成华泰公司主张的以车抵债50万元认定如下：一审法院并未就该部分作出认定和处理，上海东方公司亦未同意就该50万元在本案中进行调解，故二审不予处理，荣成华泰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荣成华泰公司为证实被告于2006年从原告处提走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事实，向本院提供被告于2006年7月17日盖章出具的介绍信（载明乔富强为我司研究院院长且负责贵司特拉卡车型安全气囊的开发工作，由于该车型开发需要我司委托乔富强院长将试验车样车、白车身以及相关零部件从贵司提出）、2006年7月21日出具的加盖上海东方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价值25万元三辆特拉卡试验车收据、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加盖上海东方公司发票专用章的价值25万元特拉卡试验车收据各一份，荣成华泰公司内部形成的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出厂发运单一宗、华泰汽车集团内部就荣成基地涉案6台多年积压的已销售未开票车辆于2017年形成的财务处理申请表（处理建议为按50万元销售给被告并需交消费税2.14万元）一份，被告就涉案6辆试验车形成的《荣成整车销售订单》（载明计划交货日期为2017年8月23日）一份。 对于上述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仅认可有其相应盖章证据的真实性，但以当时原告作为主机厂属于强势方，收据完全是按照原告要求提前开具，其账面并不存在收到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以及应付未付车款的记载为由，否认其已经实际收到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 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原告于2008年3月-6月期间向被告出具的五张发票，发票金额合计100万元，其中一张为配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四张为6辆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从发票数额看，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上备注载明“补圣达菲差价375121.49元”，该差价额与配件的发票金额124878.51元恰恰合计50万元整；其余三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的金额总计亦为50万元。根据上述证据，被告主张：目前其账面显示与原告提及《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相关的提车手续仅为2008年6辆圣达菲车型试验车，且关于试验车其仅提取过该次圣达菲车型；再者，因双方于2017年前曾多次对账均无异议，说明即使就2006年特拉卡试验车存在提车事实，也系双方已经将涉案特拉卡车型试验车问题包含在内进行过核对结算并最终体现为对账函。 对于上述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可2006年12月8日形成的《零部件价格框架协议》系圣达菲车型开发协议配套的价格协议，而非涉及本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相关协议。同时原告表示除已经提交的证据外，目前账目中再没有关于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的协议等其他证据材料。但其对2006年在职财务人员王仙玲（该人曾作为财务部门人员在涉案6辆试验车出厂发运单上签字）调查后得知：因为被告系安全气囊生产厂商，其开发产品时需要做安全气囊的碰撞试验，且试验完毕后车辆基本报废，所以当时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试验车都是已经做过其他试验的旧车。被告于2006年收到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后，表示车辆状况比预期情况要差得多，所以不同意按出具收据时记载的50万元确定费用。因双方一直未能协商一致，王仙玲就将该6辆试验车一直搁置未上账。在被告于2017年初致函对账时，公司账面还没有该6辆试验车的记载。直到2017年7、8月份，原告方更换领导层，新领导要求各部门清理遗留问题，这时王仙玲又把该6辆试验车问题进行汇报，并与被告方进行沟通，但被告方仍不同意按50万元开票抵扣。但因原告需要规范账目，遂将该6辆试验车按50万元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上账，但因不知被告的具体经办人员，遂未向被告方邮寄送达该发票。被告对原告方陈述的上述情况不予认可。 另查，双方一致认可：如果没有纰漏，财务记账的正常逻辑应当是对双方交易期间包括已开票货款、未开票货款以及其他应付款等所有交易事项全部记载账目。再查，原、被告在长期业务往来过程中，除涉案争议的6辆特拉卡试验车外，还存在关于车辆的其他往来如以车抵款等，且双方一致认可就其他车辆往来均已核对无异议。 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能够提供被告方因车型开发需要，要求提取特拉卡试验车的介绍信、原告就6辆特拉卡试验车进行交付的出厂发运单、被告及其母公司东方久乐汽车安全气囊有限公司认可收货的证明以及每张均载明收货3辆特拉卡试验车的收据两张。根据民事诉讼认定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认定原告就被告收货事实提供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被告已对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提车收货之事实。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对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是否进行过支付？ 首先，从实体上看，虽然双方均未提交关于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费用如何支付的协议，但根据交易习惯，参照双方认可的关于开发圣达菲车型安全气囊的相关协议内容，可以认定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费用亦应属于开发摊销费用，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由被告在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范围内进行摊销支付。结合账面记载的正常逻辑和对账惯例，在被告致函对账时，如果原告对被告主张的欠款数额存在异议，其应当一并提出进行核对，但从双方2014年、2017年两次往来对账函的记载情况看，原告在对账时对早在2006年即已发生的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费用从未提及过，更未提出过异议。虽原告以自己内部对涉案试验车的记账晚于2017年最后一次对账为由进行反驳，但原告该主张既有悖财务处理的正常逻辑，亦无证据证实其系在内部对涉案试验车账目处理存在纰漏过失的情况下签署对账函的事实。况且，除涉案争议的试验车往来外，原、被告之间还存在圣达菲车型试验车、其他以车抵货款等车辆款项的往来，对此双方也认可均已核对且无异议，由此亦可说明，原、被告之间以往来对账函形式进行对账时，即为双方各种款项往来的全部汇总核对，而非单纯仅就被告供货的货款进行核对。结合以上分析，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确认的往来对账函未涉及本案特拉卡试验车，理由不当，本院难以支持。 反观被告的陈述以及证据，从查明的事实看，原告自认涉案特拉卡试验车均为旧车，其当时财务人员王仙玲也陈述因被告开发时需要做碰撞试验，故均提供旧车进行开发试验。同时原告所持涉案试验车收据也显示费用按50万元计算，而被告实际按100万元抵扣了6辆圣达菲试验车费用。相比较而言，在原告仅能提供涉案特拉卡试验车提车手续，而无法提供关于该试验车如何处理等协议的情况下，被告提出的该100万元抵扣费用中实际已包含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费用之陈述逻辑，显然更为符合常理。据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至今未付涉案6辆特拉卡试验车费用之事实。 其次，从诉讼时效上看，根据原告当时财务人员王仙玲的陈述，其在2006年即已知晓被告不同意按50万元支付涉案特拉卡试验车的费用，直至2017年公司要求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经联系后其再次获知被告仍然拒绝按50万元支付涉案试验车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知悉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最迟也应于其自行开具涉案特拉卡试验车费用发票挂账即2017年8月26日时开始起算。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之规定，应当认定原告起诉时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涉案民事权利依法不应予以保护。 综上，原告之诉请，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计44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慈方铭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