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同福，男，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丹，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依雯，女，199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艳，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北京树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西长沟村村委会北205米。法定代表人：李磊，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同福因与被上诉人陈依雯、原审被告北京树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铭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1)京0111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同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陈依雯对王同福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依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委托合同目的无法达成为由，判决王同福返还陈依雯服务费29万元，系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撤销。一、王同福与陈依雯之间的服务内容不是取得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而是办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的入学手续，一审法院遗漏关键证据，未予审查认定，致使对王同福提供服务内容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遗漏陈依雯亲自签字确认的《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这一关键证据，导致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树铭公司提交了《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王同福对该证据无异议。该《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中间一栏“学生（家长）本人声明”第2项明确载明：“本人已被告知，入学时自愿报考网络教育、成人教育或者自学考试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部电子注册，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可查询，符合条件可授予学位。可报考研究生和符合条件的社会招录考试。”也即王同福曾通过书面形式告知陈依雯，其需通过报考网络教育、成人教育或者自学考试等方式来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而非由王同福直接向其提供获取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服务。陈依雯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亲自填写《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的行为，即代表其确认并明知其所接受的教育非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其所接受的服务并非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2.一审法院遗漏王同福与中间联系人周利的通话录音，系事实认定错误。周利系王同福与陈依雯之间的中间人，在王同福与周利2021年3月2日的通话记录中，周利明确否认向陈依雯提供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的说法。且王同福在与陈依雯的整个沟通过程中，亦从未向陈依雯声称可以办理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仅向陈依雯介绍中国政法大学课程班，并告知其该课程不是统招全日制本科学历，入学后需要报考网络教育、成人教育或者自学考试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部电子注册，学信网可查询，符合条件可授予学位，可报考研究生和符合条件的社会招录考试。此外，陈依雯也亲自到树铭公司了解了中国政法大学课程班的入学手续、学习形式、学历性质以及考研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在周利未出庭作证并接受王同福质证的情况下，仅以其出具的一份书面证明即认定王同福系向陈依雯提供办理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服务，事实认定错误。3.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委托合同目的无法达成的关键证据系王同福与陈依雯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一审法院对该聊天对话理解有误，且该证据效力弱于前述证据。其一，在该聊天记录中，陈依雯问：“这个不是以成人高考来算吧”，王同福回答：“不是”。此处需释明，成人高考与成人学历并非同一概念，成人高考只是成人学历中的一种，除成人高考外，还包括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模式。按照国家规定，参加成人高考的学生需要在每年约9月3日-10日进行网上报名，9月13日-18日左右到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进行现场录入身份信息，10月底最后一个周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全国统**织的成人高考，12月初公布录取分数线，12月中旬公布录取结果。被录取的学生于次年的3月办理入学手续，4月初学员即可通过学校指定的学习平台，在家通过网络进行线上学习，学生自始至终均无需到学校上课。而本案中，陈依雯所上的中国政法大学课程班，不仅可于当年如期入学，且需每周按时至学校上课，完全不同于成人高考授课模式，其是通过除成人高考以外的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等模式来获得相应学历，并非成人高考，且陈依雯在校期间，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湖南省自学考试，成绩合格，由此更可推知，陈依雯明知其所上非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另，王同福曾回复：“最重要的是，你受的教育是国家985院校全日制的。”此处，王同福所指“全日制”系授课方式，并非学历性质，因中国政法大学课程班要求学生入学后在学校住宿，且周一至周五全天在学校进行面授，其学习形式是全天的，授课老师均为中国政法大学在职教师，因此提及“全日制”。其二，从时间效力上看，该微信聊天记录效力弱于《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该微信聊天记录系2019年6月30日陈依雯与王同福的对话，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在6月30日聊天时，王同福未作进一步解释，但陈依雯于2019年8月4日亲自填写的《新生资格审查登记表》已明确表明其获得的非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对此，陈依雯明知且确认。4.从客观常理讲，陈依雯应明知其不具备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的条件，其不正当期待不应被支持。王同福亦不可能承诺为其提供这一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服务。陈依雯于2019年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分数345分，成绩远未达到四川省本科分数线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的理科录取调档线，根据相关法律、政策，陈依雯根本不具备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的入学条件，无法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全日制本科。且陈依雯作为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对影响其人生规划非常重要的相应招生政策应十分了解，其亦应明知就其现有成绩无法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全日制本科。陈依雯意图通过此种不正当方式获得正规本科院校的学历，是破坏规则、违背公平正义的不正当期待，而事实上其亦无法达成其目的。王同福作为经营一家教育信息咨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熟知相关规定、了解业内规则，在为陈依雯提供服务时，亦不可能在明知无法达成其目的的情况下作虚假承诺，因此，由始至终，王同福所提供的服务仅为帮助陈依雯获得中国政法大学课程班入学资格，办理入学手续，而非提供办理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服务。陈依雯于2019年8月15日收到的《入学通知书》中明确载明：“恭喜你，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法学专业审核通过，准予入学，请于2019年8月24日报到。”即陈依雯明知其所接受的服务是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入学资格，而非全日制本科学历，但其此后仍如期到学校报到、上课及参与部分考试直至2020年8月，时至今日仍未办理退学手续。二、王同福已依约向陈依雯提供全部服务，因此无需向其退还任何费用，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1.王同福已协助陈依雯顺利办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的入学手续，且陈依雯已经实际接受相关教育。王同福在收取服务费后，已协助陈依雯办理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该法学课程班归中国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管理）的入学资格，且通过陈依雯一审提供的相关证据及事实陈述，也可佐证该事实。因此，王同福已经实际履行了自身的全部服务义务，完成了约定的服务事项，双方的服务法律关系已于2019年9月1日陈依雯入学之日终结，陈依雯无权要求退还相关服务费用。2.王同福为陈依雯所办理的法学课程班包含上课、吃饭、住宿等相关配套，是陈依雯自愿不接受相关服务，由此所导致的后果与王同福无关。根据陈依雯一审提供的证据，王同福在协助其办理完成入学手续后，学校方面已经合理安排了其上课、吃饭、住宿等相关学习保障。其中部分课程在校内教室正常安排。住宿是在位于学校很近的住处，实际上该住所有大量中国政法大学其它专业和项目的学生居住，该情况也是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在内的诸多北京高校的普遍现象。反而是陈依雯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存在不参加军训、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不按时上课、不参加期末考试等相关情况。由此可见，王同福已经完全履行了服务内容，陈依雯受教育情况达不到良好的效果，与其自身行为息息相关，其自身存在过错，无权要求返还相关服务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同福的上诉请求。陈依雯辩称，不同意王同福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树铭公司述称，同意王同福的上诉意见，同意一审判决中树铭公司不承担返还义务的内容。陈依雯应当举证证明周利是否承诺过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王同福曾经对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作出承诺，一审法院不应认定该事实存在，陈依雯负有举证责任。王同福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内上课的，王同福和树铭公司已经履行了委托合同的义务。陈依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同福和树铭公司返还服务费35.9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同福和树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陈依雯参加四川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分数345分。陈依雯通过周利介绍认识了王同福，王同福声称可以办理中国政法大学入学，陈依雯遂委托王同福帮助办理入学。2019年6月28日，陈依雯通过其母亲何德英账户向王同福支付订金5万元。王同福与树铭公司有合作关系，王同福要求树铭公司协助陈依雯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该培训班无本科学历，属于成人教育。2019年7月17日，陈依雯母亲转账给周利25万元，周利转交24万元给王同福作为服务费用。2019年8月4日，陈依雯通过其母亲账户应王同福指示向树铭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磊转账2万元学费。王同福认可收到陈依雯29万元服务费，对2万元学费表示知情但自己没收。陈依雯提交2019年8月24日刷POS机记录，金额4.9万元，对方账户名为万年县云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王同福和树铭公司均否认收取POS机刷卡4.9万元。陈依雯曾与王同福通过微信联系，陈依雯问“这个不会以成人高考来算吧”，王同福答：“不是，最重要的是，你受的教育是国家985院校全日制的”。陈依雯提交2020年9月21日周利签字的证明，记载“本人收到何德英25万元，其中24万元用于代陈依雯支付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中介费用”。王同福提交与周利2021年3月2日通话录音，周利在录音中认可其证明内容是周利转钱给王同福的事情，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表示不知情。陈依雯2019年9月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入学一学期后，发现学生证不能买学生火车票，部分上课地点在校外，住宿在校外，且没有拿到校内学生一卡通，遂找王同福交涉，王同福未明确告知陈依雯其就读的法学课程班属于成人教育。一审法院认为，陈依雯委托王同福办理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入学，王同福明知办理全日制本科入学违反大学录取政策不可能办成，仍收取陈依雯服务费并为陈依雯办理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成人教育，且始终没有向陈依雯正确反馈该法学课程班的真实信息和不能获取本科学历的后果。陈依雯不可能达成委托合同的目的，王同福作为受委托人没有如实向陈依雯反馈委托事项的办理的真实信息，王同福应向陈依雯返还服务费。根据陈依雯提供的证据，王同福收取了5万元定金和周利转交的24万元，故王同福应向陈依雯返还29万元，树铭公司不是陈依雯合同的相对方，不承担返还义务。陈依雯与树铭公司没有合同关系，陈依雯应王同福指示转账给李磊的2万元属于学费，且陈依雯实际接受了一定时间的成人教育培训和住宿，故王同福、树铭公司没有义务向陈依雯返还该2万元学费。关于其余4.9万元，刷卡记录显示的收款账户与本案无关，陈依雯不能举证证明该4.9万元交付给王同福，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陈依雯申请追加中国政法大学为本案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判决：一、王同福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陈依雯服务费29万元；二、驳回陈依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王同福提交入学通知书、至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入学须知、中国政法大学本硕培养班招生简章、课程表、湖南省自学考试成绩单，欲证明陈依雯在入学时明知其就读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该课程由该校老师授课，并非普通全日制本科。陈依雯还参加湖南省自学考试，且成绩合格。陈依雯对入学通知书、至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入学须知、中国政法大学本硕培养班招生简章、湖南省自学考试成绩单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陈依雯对课程表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可以确定，陈依雯明知自己不符合中国政法大学全日制本科入学的条件，仍委托王同福办理该校入学资格，王同福明知不可能完成受托事项，仍收取陈依雯29万元服务费，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虽然成立，但该委托事项违反国家高校录取政策，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王同福应向陈依雯返还服务费。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王同福虽然为陈依雯办理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但其并未明确告知陈依雯该法学课程班的真实教育情况及学历后果，王同福上诉主张其受托事项为协助陈依雯顺利办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课程班的入学手续，且其已完成了该受托事项，陈依雯已实际接受相关教育为由拒绝退还所收费用，没有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同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王同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