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2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冯硕，男，198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淑敏，女，195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芋君，女，1982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拉萨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娟华，北京齐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牛亚彬，北京齐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硕、王淑敏因与被上诉人刘芋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4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6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硕、王淑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芋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改判支持冯硕、王淑敏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芋君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8日刘芋君与王淑敏签订《合作协议》，2017年1月24日，刘芋君向王淑敏转账支付15万元。后刘芋君不愿履行《合作协议》，多次向冯硕索要已支付给王淑敏的15万元，依据合同相对性，冯硕无义务支付此款项，表示拒绝。刘芋君多次以向冯硕所在单位及军纪委和军委保卫部门以诈骗为由举报协迫冯硕付款。因冯硕当时系军人干部身份并计划转业，为维护个人声誉和确保顺利转业安置，出于无奈向刘芋君支先后付了60000元。冯硕于2020年7月31日完成转业、离开部队，受胁迫事项已消失，当冯硕正准备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时，刘芋君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现冯硕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冯硕、王淑敏的合法权益。刘芋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冯硕、王淑敏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合作协议》的实际签订、履行主体是冯硕与刘芋君，一审法院认定刘芋君与冯硕之间存在实际的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合作协议》仅是冯硕以王淑敏的名义签订，实际系冯硕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直接约束冯硕与刘芋君。《合作协议》的签订背景是，刘芋君、冯硕以及案外人刘利爽在成都合作开公司，冯硕自己购买了保险，并向刘芋君宣称该保险收益可观并可以将现金价值贷款出来进行投资，基于信任，刘芋君同意和冯硕一起合作买保险，并可以利用成都公司的收益支付保险费用。冯硕声称因为其军人的身份，不方便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作协议》，因此以其母亲王淑敏的名义与刘芋君签订了《合作协议》，王淑敏仅仅是名义上的合同主体，合同的合作意向和内容均系冯硕与刘芋君协商确定，是冯硕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作协议》应当直接约束冯硕与刘芋君。（二）从《合作协议》的签订、履行和解除情况，可以看出合同的实际主体是冯硕。首先，《合作协议》系通过邮寄签订，刘芋君从未见过王淑敏，也未与王淑敏有任何的沟通往来，《合作协议》的签订、履行和解除均是由刘芋君与冯硕进行沟通。根据冯硕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冯硕是《合作协议》的实际主体，冯硕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操作了保单现金价值的贷款，并直接进行了再投资。其次，根据刘芋君提交的证据第12页，在商谈解除《合作协议》时冯硕提到：“你确定要按照我们签订的合同来吗？”，认可了其就是《合作协议》的主体。最后，《合作协议》解除后冯硕先后分三次偿还了欠款（2017年7月10日还款4万元，2018年8月31日还款1万元，2018年10月1日还款1万元），以其实际行为表明了其合同主体的身份。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芋君与冯硕之间存在实际的合同关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冯硕与刘芋君已经协商一致解除《合作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刘芋君有权要求冯硕返还剩余款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刘芋君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刘芋君与冯硕已于2018年7月10日协商一致解除了《合作协议》，达成了还款方案，即：“冯硕一次性支付刘芋君4万元，次月底前每月支付1万元，截止到2019年6月份，共计11万元。”冯硕也已按照合同解除的方案先后分三次偿还了刘芋君人民币6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冯硕应当按照双方达成的还款方案，继续履行还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刘芋君不存在胁迫行为，解除《合作协议》系冯硕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胁迫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刘芋君不存在胁迫行为。冯硕违反合同约定未将投资收益和保单固定收益分享给刘芋君，且拒不退还保费，刘芋君迫于无奈，找冯硕单位主持公道，此行为不构成胁迫。其次，胁迫行为需使被胁迫人产生内心的恐惧和压迫，迫不得已而实施一定行为，刘芋君的举报对于冯硕而言没有产生任何的压迫和影响。冯硕很清楚即便真的被刘芋君举报，对其本人的影响亦微乎其微，二人聊天记录中，冯硕很自信地说：“无非还是去单位和法院告我嘛，那我就等着了，反正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有时间奉陪”，“你们商量一下，也可以让杨哥从总部那边打听一下我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冯硕对于刘芋君说的举报内心没有一丝恐惧，也没有任何压力。至于其所谓担心转业安置事项更是无稽之谈，冯硕2020年7月转业，解除合同发生在2018年他当时并没有面临转业的情形。因此，举报对冯硕的影响无论从客观因素还是从其主观因素而言均微乎其微，并不足以导致其内心产生恐惧和压迫被迫偿还其认为的“不应由其偿还”的6万元。再次，因胁迫而实施的行为非被胁迫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解除《合作协议》系冯硕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解除《合作协议》的方案系冯硕主动提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可撤销情形。结合解除《合作协议》时的谈话场景，冯硕是为了解决与刘芋君和刘利爽之间的债务纠纷，以及三人合作开公司的结算问题，通过深思熟虑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各方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且冯硕自己表示其还钱是“有诚意”的。最后，撤销权有一年的除斥期间。退一步说，即便如冯硕所言，解除《合作协议》系其受“胁迫”做出，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冯硕也应该在一年内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刘芋君是2018年6月2日说要举报冯硕，冯硕主张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其无权主张撤销。况且，冯硕主动分三次履行了还款义务，以其实际行为放弃了撤销权。综上，《合作协议》的签订主体系冯硕与刘芋君，冯硕与刘芋君已经协商一致解除了《合作协议》，冯硕也已按照约定偿还了刘芋君6万元，其应当继续履行双方的约定，偿还刘芋君剩余款项。解除《合作协议》系冯硕的真实意思表示，刘芋君不存在任何胁迫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刘芋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冯硕、王淑敏返还刘芋君欠款本金9万元；2.判令冯硕、王淑敏支付欠款利息7420.63元（利息以本金9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3175.5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现暂计至2020年10月14日为4245.13元）；3.诉讼费由冯硕、王淑敏承担。冯硕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撤销冯硕与刘芋君于2018年6月6日作出的付款约定；2.要求刘芋君返还冯硕已经支付的6万元；3.诉讼费由刘芋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18日，王淑敏（甲方）与刘芋君（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由甲方出资购买泰康人寿“睿赢年金（分红型）保险”（以下简称该保单），并以该保单为标的与乙方达成投资合作意向。甲方需自2017年1月起，按照该保单年度缴费金额30万元，缴费期10年，总缴费金额300万元向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及时足额支付费用，保证该保单持续有效，乙方需自2017年1月起，每年向甲方一次性支付投资款15万元，连续投入10年，总计投入金额150万元。甲乙双方共享该保单存续期间所有年度末生存保险金给付（固定返还）、利益分红等固定收益，分别享有该收益部分50%的权益；并同时享有该保单前10个年度内现金价值贷款再投资收益，且双方均拥有再投资收益部分50%的权益。甲方须在该保单年度末生存保险金返还、保单分红出账后3个工作日内，将钱款打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作为乙方投资收益，并在3-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真实有效凭证，保证乙方知情权；如该保单现金价值贷款的再投资由甲方负责（或部分负责），则甲方应按照申请保单贷款合同期限（最长为180天）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并在每个投资周期后3-5个工作日向乙方报告一次投资情况，且需根据乙方要求提供投资收益相关凭证，保证乙方充分了解投资情况。乙方须在每年1月1日前向甲方指定账户及时足额打入年度投资款15万元，连续期为10年，总计150万元。如该保单现金价值贷款的再投资由乙方负责（或部分负责），则乙方应按照保单贷款合同期限（最长为180天）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并在每个投资周期后3-5个工作日向甲方报告一次投资收益情况，另需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投资收益相关凭证，保证甲方充分了解投资情况。该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7年1月24日，刘芋君向王淑敏转账15万元。冯硕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与刘芋君在2018年6月6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冯硕：“一次性的话的确没办法。我目前的能力可以在一月之内先行支付四万整，之后每月中旬定时支付，直至付清。我已经尽力了”。刘芋君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与冯硕在2018年7月10日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冯硕：“……刘芋君解决方案：在一揽子方案同意并完成后，冯硕一次性支付刘芋君4万元，次月底前每月支付1万元，截止到2019年6月份，共计11万元。……”冯硕：“以上方案大家是否认可？最后确认一下”。刘芋君：“希望你以后信守承诺，按时还钱，如果按时还钱我就没有意见”。冯硕：“一位同意，请把接收账户发来。”2018年7月10日，冯硕向刘芋君转账4万元。2018年8月31日，冯硕给付刘芋君1万元。2018年10月1日，冯硕给付刘芋君1万元。另查明，冯硕与刘芋君系多年朋友关系；王淑敏与冯硕系母子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刘芋君与冯硕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合作协议虽然是刘芋君与王淑敏（冯硕之母）签订，但实际操作、执行均为冯硕与刘芋君进行的，故刘芋君与冯硕之间存在实际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在双方履行中，冯硕与刘芋君之间已就退还15万元保费达成一致意见，冯硕也已部分履行，分三次返还了刘芋君6万元。现刘芋君要求冯硕返还剩余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应予支持。关于刘芋君要求冯硕支付相应利息的诉求，因双方未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冯硕主张刘芋君胁迫其付款的抗辩意见，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冯硕要求撤销其于2018年6月6日作出的付款约定及要求刘芋君返还已支付的6万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冯硕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芋君9万元；二、驳回刘芋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冯硕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合同自治原则，当事人之间对于订立的合同可以通过协商予以变更和解除。本案中，冯硕以其母亲王淑敏的名义与刘芋君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实际操作、执行均为冯硕与刘芋君进行，故刘芋君与冯硕之间存在实际的合同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刘芋君提出解除双方合作关系，要求冯硕返还出资款，冯硕明确表示同意，并以分期还款方式向刘芋君退款，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冯硕对刘芋君负有还款义务，刘芋君要求冯硕按照约定返还剩余款项，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冯硕主张自己并非合同主体，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与实际情况不符，本院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判令冯硕向刘芋君还款，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冯硕、王淑敏主张冯硕同意解除合作关系并向刘芋君退还部分款项，系冯硕受到刘芋君胁迫所致，缺乏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冯硕要求刘芋君退款的反诉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冯硕、王淑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冯硕、王淑敏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穆小丽书 记 员 宋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