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08民终1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法定代表人：袁文明，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野，云南天石智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云南天石智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波，男，1981年1月6日生，住四川省营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明春，男，1977年2月22日生，住四川省营山县。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斌，四川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波，四川斌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波、何明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2020）云08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康营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8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康营公司除王波、何明春向康营公司支付7月水电费2924.4元、干货35050.65元以外的全部诉讼请求；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本案一审、二审程序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王波、何明春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适用法律明显不当，判决严重错误。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于2019年7月21日签订的《食堂经营合作协议20190531》（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约定明确，对于《合作协议》第二条约定：“…关于学院在校学生没达到5000人，以此人数为基础，甲方应按比例减少乙方的合作金”的内容，“学院在校学生”指“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该条款约定的内容清晰准确，该内容不存在任何约定不明的情形。一审法院根据王波、何明春的片面之词，认为约定不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学院在校学生”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是极其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王波、何明春变更“学院在校学生”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的无理主张竟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何其荒谬。王波、何明春无权擅自变更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学院在校学生”为“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的案件事实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强行到云南的在校学生人数，并根据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人数计算王波、何明春应付的合作金，极大的侵害了康营公司的合法权益，导致康营公司产生重大损失。二、一审法院程序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官应是居中裁判的立场，但在一审中判决前法官的调证行为和做出的一审判决对康营公司应收款项进行双重的缩减，实属严重的不公正行为和判决，康营公司合理怀疑一审法院的判决出发点和调证程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一审判决的不公正。1.在一审庭审中王波、何明春提交的调证申请需要调取的是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到了一审法官手中就变成的调取倚象校区的在校人数，这是一个让康营公司不解的地方；2.在接到调证申请后，一审法官在前往热带学院调取数据的时候，在调查的书面材料明确写的是在校学生，而在热带学院学生科调取数据的时候口头描述为：在学校吃饭的人数，第一次缩小和按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偏颇的调取本案关键证据，以便达到做出对康营公司不利的判决的目的，在取得所谓的相关证据后，康营公司坚决要求法院到学校调取正确的在校人数数据时，一审法官坚决不同意，而经过康营公司一方争取，学院将登记在册的在校人数（7447人）再次送到法院要求更正数据后，一审法官又觉得数据不利于王波、何明春，重新主动再次到热带学院要求重新出具倚象校区的在校人数（3711人）；如果一审法官还有一点司法为民的态度和定纷止争的司法精神的话，在按自己偏听偏信的数据计算出一个应付款项后就应该停止了，但一审法官还是没有停止，而是再次扣减应当支付给康营公司的三个月合作金。一审法官雪上加霜的再进行扣减合作金的一审判决，不知道是处于什么目的、动机和原因。如果需要相关纪委的人员可以到而热带学院学生科向各位老师了解情况，而在法院，学生科的老师不方便也不好直接说出一审法官的上述行为。康营公司保留向纪委、监察委举报的相关权利，以求的公正对待。3.王波、何明春未在《合作协议》约定的2020年3月1日前支付剩余的24万元的合作金，已然构成违约，在整个应当支付承包费的期间：即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7月20日康营公司多次向王波、何明春主张要求支付下半年的承包费，王波、何明春并未提出过任何关于疫情影响没有营业或者人数减少的问题，仅是其经济困难的原因导致拖延支付承包费。王波、何明春未与康营公司进行任何协商，也未采取任何合理措施减少康营公司的损失，王波、何明春存在明显过错。在一审的庭审中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当庭合意的是仅以实际学院在校人数来进行结算，并未合意按照实际学院在校人数来结算的同时还需要再考虑疫情的问题来扣减承包费。一审法官违背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的真实意思表示，擅作主张不但按实际在校人数结算，同时还再次减少承包费，其滥用自由裁量权做出了无理、无法、无事实依据的枉法裁判。一审法院未考量王波、何明春的任何过错，仅基于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情形便认定王波、何明春未在2020年3月1日支付剩余的24万元的合作金不属违约行为，并减免了王波、何明春本应支付的高达3个月合作金，一审法院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严重剥削康营公司，偏袒王波、何明春，一审判决严重错误。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学院在校学生人数为倚象校区的在校人数的事实严重错误，以较少的学生人数计算合作金，且过高的免除了王波、何明春3个月的合作金，一审判决使康营公司产生了重大损失，对康营公司极不公平。王波、何明春辩称：一、康营公司关于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人数计算合作金的主张不能成立；《合作协议》第二项第1条约定“……如果学院在校学生没达到5000人，以此人数为基础，甲方应按比例减少乙方的合作金”。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对“学院在校学生”的解释存在分歧，王波、何明春认为应当解释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其观点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意思”。首先，在《合作协议》中，有多处“学院”具体所指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如：《合作协议》第一项第2条中明确约定经营地点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合作协议》附件《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学生食堂承包经营协议》中“……甲方决定将学院倚象校区的第三学生食堂（二楼北侧）承包给乙方经营……”；与此对应，《合作协议》及附件中并无一处“学院”具体所指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纵观整个《合作协议》及附件，“学院”从始至终都表意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然后，在食堂的实际经营中，王波、何明春经营的食堂位于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服务对象仅限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学生，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的另一校区西双版纳校区与倚象镇校区相距上百公里，其校区学生根本不可能成为也不是王波、何明春经营的食堂的服务对象。如果将“学院在校学生”解释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其中就包含了西双版纳校区在校学生，显然与王波、何明春的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综上，在《合作协议》文本中“学院”均指“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在王波、何明春实际经营中服务对象仅限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学生情况下，康营公司将“学院在校学生”解释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并以其计算合作金的主张显然违背合同实际内容和合同缔结时初衷，影响交易安全，因此，该主张不能成立。二、康营公司关于法院审判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康营公司诉称王波、何明春申请调取的是热带作物学院的在校学生人数，后一审法院擅自改为调取的为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人数，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该情况纯属康营公司的臆造，实际情况是2020年11月25日，王波、何明春向一审法院递交书面的《调查收集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的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人数。此后，一审法院根据申请先后三次调取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人数。调取证据过程一审法院己在一审判决中阐述清楚。并不存在程序错误。三、康营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扣减三个月合作金之判决于法无据的主张不能成立；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王波、何明春由于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的影响，被迫停止食堂营业，致使《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王波、何明春在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期间的合作金应当扣减或者免去。另一方面，根据《合作协议》中对合作金的计算方法，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并未开学，在校学生人数为0人，合作金应为0元（0人×4万元÷5000人×3个月）。因此，一审法院扣减三个月合作金之判决于法有据。四、康营公司关于王波、何明春应承担未在2020年3月1日前支付剩余24万元合作金的违约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在《合作协议》中约定2020年3月1日支付剩余的24万元的合作金。但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未如期开学，并一直延期至2020年5月。在此期间，王波、何明春被迫停止营业，康营公司也一直未与王波、何明春沟通或者向王波、何明春催告要求支付剩余合作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项第5条的规定：“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王波、何明春与康营公司之间不是租赁关系，但其法律关系相似，且无其它可以适用的法律，因此，可以适用上述条款，康营公司要求王波、何明春承担违约责任的观点不能成立。王波、何明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康营公司向王波、何明春支付约193000元整（其中：保证金160000元，设备款25000元、餐饮费8000元）并从王波、何明春起诉之日起按照全囯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发布的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RR）年利率6%计算资金利息至履行完毕时止。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康营公司承担。康营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王波、何明春向康营公司连带支付人民币297235元（其中：合作金240000元、员工住宿费9000元、水电费及垃圾清运费2924.4元、大米10260元、干货35050.65元）并从2020年10月30日起按照全囯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利息至履行完毕时止；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王波、何明春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7年7月20日，康营公司与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就倚象校区第一学生食堂的经营权签订了《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学生食堂承包经营协议》，承包经营期限为2017年7月21日至2020年7月20日。2019年5月31日，康营公司将倚象校区第一学生食堂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王波、何明春经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合同编号为：20190531。该《合作协议》对合同经营期限，合作金及支付方式、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违约金等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王波、何明春在庭审中认可在经营食堂过程中以康营公司的名义购买产生了干货金额为35050.65元，该货款康营公司未支付；康营公司代王波、何明春支付大米款为8550元；缴费时间段为2020年7月的电费、垃圾清运费为2924.40元，康营公司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已缴纳该费用的相关证据材料；康营公司代王波、何明春向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缴纳了涉案地点2020年1月至6月的房租9000元。2019年5月31日，王波、何明春共向康营公司支付了10万元；2019年7月1日，王波、何明春共向康营公司支付了30万元；2019年8月13日，康营公司向王波、何明春出具了2份《收条》，其中1份《收条》记载了康营公司收到王波、何明春2019年6月30日至2020年1月28日合作金24万元，另1份《收条》记载了康营公司收到王波、何明春食品安全保障金16万元。王波、何明春未在2020年3月1日向康营公司支付自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的合作金。二、王波、何明春在庭审之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2019年7月21日至2020年7月20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在校学生人数以及2020年春季开学的具体时间及学生人数等相关证据材料。2020年12月4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向一审法院出具《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2019年7月-2020年7月学生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20年11月30日，贵院到我院获取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在校学生人数，现将云南农业大学普洱校区倚象校区学生人数情况说明如下：一、倚象校区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校生人数为：3711人，其中：热作学院学生人数2017人，昆明就读一年2019级本科学生为1694人。二、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受疫情影响，学生从2020年5月起，分批次返校，到2020年7月，返校学生人数为1113人。三、更正原因，第一份材料，因包含2020年8月在校学生人数，不符合取证要求，第二份材料，数据是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全部学院人数情况，和取证要求的倚象校区学生人数不符”。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康营公司和王波、何明春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合作金如何认定的问题。合同条款，特别是书面合同的条款，是通过语言文字构成的，体现和反映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会产生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不一致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按照这一规定，解决当事人之间对合同条款理解上的争议，核心是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具体方法是通过对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多个因素进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判断，最终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意思。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第1、2项、第二条第1项规定，王波、何明春承包的地点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且在庭审中康营公司也同意王波、何明春调取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人数。兼顾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王波、何明春向康营公司交纳的合作金为经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食堂而产生的合作金，不是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整个学院而产生的合作金。王波、何明春与康营公司就倚象校区的合作期限自2019年7月21日至2020年7月20日止，王波、何明春需要向康营公司交纳的合作金为48万元，每月4万元，并约定学院在校学生没达到5000人，以此人数为基础，康营公司按比例减少王波、何明春的合作金。结合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于2020年12月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2019年7月-2020年7月学生情况说明》，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校生人数为3711人，其中：热作学院学生人数2017人，昆明就读一年2019级本科学生为1694人；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受疫情影响，学生从2020年5月起，分批次返校，到2020年7月，返校学生人数为1113人；倚象校区在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校生人数为3711人，故王波、何明春需要向康营公司交纳自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的合作金为178128元（3711人×4万元÷5000人×6个月）。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受疫情影响，学生从2020年5月起，分批次返校，到2020年7月，返校学生人数为1113人，但返校学生人数和在校学生不属同一概念，故王波、何明春需要向康营公司交纳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的合作金为178128元（3711人×4万元÷5000人×6个月）。王波、何明春需要向康营公司交纳的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的合作金为356256元。二、关于康营公司是否有权向王波、何明春主张员工住宿费、水电费、垃圾清运费、大米与干货费用的问题。经一审法院查实，康营公司代王波、何明春已缴纳的为王波、何明春在涉案地点2020年1月至6月的房租9000元、大米款8550元，合计17550元，该两笔款项为王波、何明春在实际经营食堂所产生的员工房租、大米款，并为王波、何明春认可康营公司已代付款项，故为减少诉累，在本案中康营公司退还王波、何明春的合作金中予以扣减。其余的水电费、垃圾清运费、干货费为另案法律关系，且未提供已经支付的证据，本案中不予处理。三、关于康营公司是否有义务支付王波、何明春其主张款项及王波、何明春是否有义务支付康营公司其主张款项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突然，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政府按照甲类传染病的标准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企业停产停工，居民居家隔离，从其产生和形成的突发性、传播和影响的广泛性及控制和阻断的艰巨性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确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故王波、何明春、康营公司向一审法院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王波、何明春向康营公司支付了24万元的合作金及16万元的保证金，合计40万元，王波、何明春虽未在《合作协议》约定的2020年3月1日支付剩余的24万元的合作金，但基于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情况，涉案地点未按一般开学时间进行开学，返校学生人数较少，因此，王波、何明春未在2020年3月1日支付剩余的24万元的合作金不属违约行为，一审法院酌情减免王波、何明春在倚象校区的3个月的合作金89064元（3711人×4万元÷5000人×3个月）。综上康营公司应返还王波、何明春金额为115258元（王波、何明春已支付康营公司的24万元合作金+王波、何明春已支付康营公司的16万元保证金-王波、何明春应支付康营公司的合作金为356256元-康营公司代王波、何明春已交的为2020年1月至6月王波、何明春在涉案地点的房租为9000元、米款为8550元+一审法院酌情减免王波、何明春在倚象校区的3个月的合作金89064元）。对王波、何明春提出的设备款、餐饮费，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波、何明春115258元。二、驳回王波、何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4160元，减半收取2080元，保全费1485元，合计3565元，由王波、何明春负担1436.01元，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128.9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879.26元，由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康营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一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共两张），欲证明从合同签订之日，康营公司与王波、何明春沟通的学生人数指的是云南农业大学普洱校区学生人数，普洱校区就是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签订之前，双方就已经就在校人数进行沟通，聊天记录和食堂经营合作协议第二条学院在校人数相互印证。王波、何明春质证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王波、何明春承包经营的食堂只是倚象镇校区，热带作物学院除了倚象镇校区还有西双版纳校区，因此王波、何明春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它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系康营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向王波出示农业大学普洱校区的相关情况，王波在微信记录中并未对该情况作出回应，不能直接证明双方在后期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学生人数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经本院审查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合作协议》约定的“学院在校学生”是指倚象镇校区的在校学生或是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2.王波、何明春是否构成违约，应否酌情减免三个月合作金。关于《合作协议》约定的“学院在校学生”是指倚象校区的在校学生或是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的问题。康营公司认为其与王波、何明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涉及的“学院在校学生”是指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在校学生，并非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的在校学生。本案中，康营公司先与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签订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学生食堂承包经营协议》，后与王波、何明春与康营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从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与康营公司签订的《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学生食堂承包经营协议》上看，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将学院倚象镇校区第三学生食堂交由康营公司承包经营。在王波、何明春与康营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第一条，双方合作经营的地点亦为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院认为，两份合同中均对经营地点为倚象镇校区进行了约定，在康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的其他校区与案涉倚象镇校区在地点上相邻，或因其他原因校区与校区之间学生用餐存在大量交叉、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其他校区不具备食堂设施，须到倚象镇校区用餐等的情况下，结合合同条款及合同目的，将“学院在校学生”理解为倚象镇校区在校学生，更符合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一审法院依王波、何明春的申请调取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镇校区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学生情况，并按照《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2019年7月-2020年7月学生情况说明》及《合作协议》约定计算王波、何明春应向康营公司支付合作金为356256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康营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波、何明春是否构成违约，应否酌情减免三个月合作金问题。康营公司认为，王波、何明春未按期支付合作金一审法院未认定构成违约，还过高免除了王波、何明春三个月的合作金，造成康营公司重大损失。根据2020年12月4日，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出具《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倚象校区2019年7月-2020年7月学生情况说明》，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受疫情影响，学生从2020年5月起，分批次返校。故依据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受疫情影响，学院的从2月开始至5月才有学生分批返校，本此期间学院没有学生。故一审法院依据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对康营公司认为王波、何明春违约的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合作协议》中对在校人数少于5000人按比例减少合作金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依据5月才有学生返校的情况说明，酌情减免王波、何明春的合作金三个月，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康营公司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康营公司在二审中认可代王波、何明春交纳的房租、米款金额，一审法院判决中已对上述款项予以扣减，故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5.00元，由上诉人云南康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坤审判员 田 田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