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苏1084行初86号原告嵇友荣，男，1958年9月29日生，汉族，宝应县人，住宝应县。委托代理人夏志平，江苏琼宇仁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宝应县苏中中路619号。法定代表人王尧岭，局长。委托代理人高树林，北京市兰台（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金川，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嵇友荣诉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认定一案，原告于2020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了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了本案，并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送达被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20年9月22日、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嵇友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夏志平，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唐爱平、委托代理人高树林（参加第一次庭审）、罗金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2020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告知书》：根据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2019）苏10行终391号，本局于2020年3月2日收到，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你的工龄重新作出确认，本局根据法院要求重新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将核实结果重新作出工龄认定，具体见《宝应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条件审批表》。《宝应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条件审批表》记载：嵇友荣，出生年月：1958年9月；视同缴费起始时间：1985年10月；实际缴费起始时间：1988年7月；退休时间：2018年9月；执行时间：2018年10月。退休类别：正常退休；缴费年限33年。原告诉称，1978年4月1日，原告被宝应县化肥厂招用并签订《亦工亦农（合同）工协议书》。1985年12月，因宝应县政府筹建宝胜电缆厂而将原告调入该厂工作，1986年4月18日，原告与宝胜电缆厂签订《宝应县（集体）劳动合同制个人合同书》，1986年5月15日经宝应县劳动局批准将原告招用为宝胜电缆厂集体合同制工人，后一直工作至退休。原告进入宝胜电缆厂工作是组织调动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其在宝应化肥厂的工龄应连续计算并视同缴费年限。原告于2018年9月份退休，但因不满被告工龄认定一事，先后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高邮法院、扬州中院均判决原告胜诉，要求被告对原告的工龄重新作出认定。但是，被告未根据终审判决要求进行认定，仍是罔顾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工龄认定。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撤销被告对嵇友荣的工龄认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认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调查前，原告申请增加第3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对原告嵇友荣工龄重新认定，即从1978年4月1日起计算原告嵇友荣的工龄。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984年宝应县化肥厂三级安全技术考试合格证；2、1984年宝应县化肥厂工会会员证；3、1982年原告在化肥厂期间文化课成绩及合格证；4、宝应化肥厂工资结算表1978、1982、1985；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自1978年4月1日至1985年在宝应县化肥厂工作。5、宝应县人民政府文件宝政发【1985】12号关于成立宝胜电缆厂电缆厂筹建领导小组的通知；6、2001年宝应化肥厂出具的证明；7、王**、吴某,4、王某,4出具的书面证明；8、杨龙森在2001年宝应化肥厂出具的证明中签字确认的书面内容；9、（2019）苏1084行初76号案件庭审笔录。以上证据拟证明1985年1月宝应县政府筹建宝胜电缆厂时由时任县长张军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原告是由该小组组长即张军直接抽调到宝胜电缆厂参加工作，是组织安排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1、被告对原告重新作出工龄认定，具有法定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工作。被告作为宝应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退休审批相关缴费年限及工龄认定的法定职权。2、被告对原告重新作出工龄认定，符合法定程序。被告于2020年3月2日收到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0行终391号《行政判决书》，收到该判决后，被告根据法院要求重新进行了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结果，于2020年4月24日向原告作出《告知书》和《宝应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条件审批表》，并未超出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的期限，程序并无不当。3、被告对原告重新作出的工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经查，嵇友荣1978年4月至1985年9月以“亦工亦农”身份在化肥厂工作，1985年10月招工进入电缆厂工作，1986年5月15日经劳动部门批准招收为集体合同制工人，其不符合将“亦工亦农”身份的工作时间与被招收为集体劳动合同制工人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连续工龄的条件。嵇友荣的视同缴费年限应自1985年10月计至1988年6月。结合嵇友荣实际于1988年7月开始参保并缴费至2018年9月，嵇友荣的连续工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应自1985年10月起计算至2018年9月，共计33年。综上，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和依据：1、（2019）苏1084行初76号行政判决书、（2019）苏10行终391号行政判决书、邮寄凭证、查询记录，证明原告不服被告核定原告工龄从1986年5月起算行政诉讼一案，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嵇友荣工龄的确认，责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原告嵇友荣的工龄作出确认，被告于2020年3月2日收到二审判决书；2、《正常退休申请书》及嵇友荣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8年9月，原告向被告提出书面退休申请；3、亦工亦农（合同）工协议书，证明原告于1978年4月以“亦工亦农”身份进入宝应县化肥厂工作，由宝应县中港公社西港大队与宝应县化肥厂签订该协议书，约定协议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1978年4月日至1979年3月31日，到期废除。该协议到期后，各方与化肥厂未签订其他协议；4、宝应县（集体）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书，证明原告1986年4月18日与宝胜电缆厂签订该合同，合同期自1985年12月1日至1989年12月1日，成为宝胜电缆厂（集体）合同制工人。合同约定，工资待遇按新拟工人级二级标准执行，工资42元。福利待遇在合同期内，电缆厂按月缴纳八元养老保险金（原告按月工资总额2%自缴养老保险0.84元，由企业代扣）；5、一九八六年一月份工资报销表，证明1986年3月4日嵇友荣报销一月份工资30元；6、（集体）合同制工人登记表，证明1986年5月15日，原告经劳动部门批准招录为集体合同制工人，工资按新拟工人级二级标准执行，实行养老金保险；7、（集体合同制）职工工资审批表、企业（集体）职工考核定三级工资审批表、嵇友荣履历表，证明原告1978年1月至1985年6月在化肥厂工作，1985年10月至今在宝胜电缆厂工作；8、关于嵇友荣同志工作以来的表现情况综合调查报告，证明原电缆厂负责招工的人事科长崔芹在嵇友荣的工作表现调查报告中写明“1978年到宝应县化肥厂做临时工，于1985年12月集资到宝胜电缆厂工作”；9、干部任免呈报表三份，证明第一份呈报表工作简历中载明的进厂时间为1985年12月招工进厂，不属于组织调动，三份干部任免呈报表所记载的原告参加工作时间并不一致；10、宝应县人民政府《关于核实嵇友荣工作调动情况的说明》，证明原告当时不是县级管理干部，其工作调动不属于县政府的职责范围，也未发现原告从宝应县化肥厂调入宝胜电缆厂的工作调动记录；11、吴明、吴某,4、王某,4（组织调动原因进入电缆厂工作的职工）人事档案中留存的组织调动手续，证明因组织调动进入电缆厂的职工档案中留存了调动手续，而嵇友荣的档案中未见任何调动手续材料；12、嵇友荣劳动合同七份，证明原告先后与宝胜电缆厂、江苏宝胜电缆厂集团公司、宝胜电缆厂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宝胜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1987年12月1日延续至退休；13、宝政发（1988）65号《批准县企业退休职工劳动保险统筹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宝应县企业退休职工劳动保险统筹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县属集体企业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劳动保险基金统筹工作的意见》，证明宝应县于1988年7月起开始实施集体所有制企业养老保险社会统筹；14、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投保人员表格及参保人员个人参保信息，证明原告缴费年限；15、《关于要求对本厂亦工亦农人员连续计算工龄和视同缴费年限的请示》、《原亦工亦农人员花名册》，证明原告与宝应化肥厂原93名职工情况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原告无权主张享受同等待遇;16、《告知书》及《宝应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条件审批表》、邮寄凭证、查询记录，证明被告重新调查核实后，对原告作出缴费年限的认定。17、王**的调查笔录一份、调查询问书一份及调查工作人员执法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对宝应化肥厂出具的证明进行了调查核实；18、《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第十八条、《〈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实施意见》第十三条、《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2002）323号）。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后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开庭审理前未依法提交，且缺乏正当理由的，属于超过法定举证期限，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档案材料里没有这些材料，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嵇友荣在宝应化肥厂工作，不足以证明其调到电缆厂工作，该份证据可以和亦工亦农协议第三条相互印证；对于证据5，与本案无关，对证明目的与关联性均不认可，不能证明其系张军县长直接抽调参加电缆厂筹建，即便按原告主张，该行为也是张军个人行为，并未履行相应的法定手续；对于证据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仅缺乏其他嵇友荣进入电缆厂工作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而且与原告进入电缆厂填写的相关个人档案材料记载等证据材料相互矛盾；对于证据7，这三份证人证言与前一个案件证人当庭作证时陈述内容不完全一致，存在疑点，证明内容均是前一个案件诉讼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是在嵇友荣进入电缆厂工作三十多年后形成的言词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嵇友荣相关档案材料不一致。三位证人是原告同事，与原告有利害关系，根据关于不同证据不同效力的证据规则，档案材料优于证人证言，本案中被告在重新调查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充分证明嵇友荣并非组织调动，而是招工进入电缆厂；对于证据8的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证据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评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提交的杨龙森的证人证言，系其本人对该份证明的一个判断和评论，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证人未出庭作证以及接受各方的质询，且杨龙森本人也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主张与档案材料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不应予以采信；对于证据9，原告提交该证据超过法定的举证期限；从该庭审笔录记录来看，三个证人当时发表的证言存在部分事实相互矛盾，并且证人当庭陈述均使用了不确定性的表述，不能充分证明相关事实；证人发表证言，这三位证人均系原告的同事，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而且证言内容与当时形成的原告个人档案材料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2无异议；对于证据3真实性认可，这个合同恰恰能证明嵇友荣原是宝应县化肥厂职工；对于证据4-6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4中所载明的工资待遇按新拟工人二级标准执行，与新招工不是一个概念，证据5中是报销工资30元不是实发工资30元，实发工资32元；对于证据7无异议；对于证据8，是崔芹个人所写不代表组织，具体可以找崔芹个人核实；对于证据9无异议；对于证据10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这个证据只能说明嵇友荣不是县级管理干部，未发现县级管理干部的调动记录，不代表嵇友荣非组织调动至宝胜电缆厂；对于证据11，每个人情况都不同，不能做同类比较；对于证据12-14均无异议；对于证据15、16，嵇友荣与宝应化肥厂的原93人具有可比性，嵇友荣与他们是同一时间进入化肥厂工作，不能因为嵇友荣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响应政府要求从一个经济效益很好且很稳定的国有企业去筹备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宝胜这样前途未卜的集体企业，却使得其他原同事在化肥厂工作期间被认为视同缴费年限，并计算连续工龄，而将嵇友荣不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这样的做法显然对嵇友荣不公的，也不符合新时代对劳动者保护政策，更不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原则；对证据17，对调查询问书及调查工作人员执法证无异议，对调查笔录，能充分证明当时王**是应宝胜电缆厂人事部要求去向化肥厂核实相关工作情况，应认定嵇友荣为组织调动而非个人行为。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关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纳，但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内容及案件事实在裁判理由中作具体分析和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嵇友荣于1978年4月1日与宝应县化肥厂签订《亦工亦农（合同）工协议书》，载明协议有效期为12个月，自1978年4月1日至1979年3月31日，到期废除。根据原告提供的“操作证”、“工会会员证”、“职工文化课合格证”以及个人简历可以认定其在1985年12月之前一直在宝应县化肥厂工作。1986年4月18日原告与宝胜电缆厂签订《宝应县（集体）劳动合同制工人合同书》，载明“合同自1985年12月1日至1989年12月1日止，合同期为5年”。1986年5月15日宝应县劳动局批准将被告招用为江苏宝胜电缆厂集体合同制工人。1987年12月、1992年10月、1996年7月、2010年8月、2013年11月、2015年7月原告先后与宝胜电缆厂、江苏宝胜电缆厂集团公司、宝胜电缆厂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宝胜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均属于宝胜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自1986年5月15日连续至其退休。1996年1月由宝胜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首次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后分别由宝胜电缆厂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宝胜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费，原告养老保险自1996年1月连续缴至2018年9月。2002年3月8日，地方国营宝应化肥厂向被告宝应县人社局递交了《关于要求对本厂亦工亦农人员连续计算工龄和视同缴费年限的请示》（文件宝化厂字[2002]第5号）及原亦工亦农花名册。请示对仍在该厂的93名在亦工亦农期间的工龄及投保期视同正式缴费年限连续计算。该请示于同年3月9日经宝应县化肥厂改制工作组批示：“因化肥厂部分职工情况特殊，我们会同企业研究，望视同合同制职工处理。”同年3月11日经时任宝应县委副书记徐乃宝批示：“根据特殊情况，同意改制组和厂里讨论的意见。”被告将花名册中93名亦工亦农工在该厂工作期间计为连续工龄和视同缴费年限。2019年1月，被告宝应县人社局核定原告工龄从1986年5月起算。原告不服，向宝应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宝应县政府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9]宝行复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宝应县人社局作出的工龄年限核算。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在上述查明的事实基础上，于2019年10月12日作出（2019）苏1084行初7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嵇友荣工龄的确认及宝应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9]宝行复第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宝应县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原告嵇友荣的工龄作出确认。被告宝应县人社局不服，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24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10行终391号《行政判决书》，以被告就原告工龄计算行为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告知书》和《宝应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条件审批表》，就原告的工龄重新作出核定，核定原告视同缴费起始时间为1985年10月，缴费年限共计33年。原告认为被告未将其1978年至1985年期间在宝应县化肥厂工作的工龄合并计算，故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案另查明，2001年12月18日，宝应化肥厂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嵇友荣同志原系我厂亦工亦农职工，该同志于1978年4月经县工业局、县计划委员会批准进厂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经张军县长点名于1985年12月直接抽调到县电缆厂参加筹建工作至今。”该《证明》经由宝胜电缆厂出具介绍信后，由当时宝胜电缆厂人力资源部人事管理专员王**和人力资源部部长谷全洲两人到宝应县化肥厂调查后，由该厂出具。2020年10月5日，宝胜电缆厂时任第一任厂长杨龙森在该《证明》签字确认，证明情况属实。原告1986年《（集体合同制）职工工资审批表》中“劳动部门介绍信号码或安排依据”一栏载明“二批招工”；原告1987年《企业（集体）职工考核定三级工资审批表》中“劳动部门介绍信号码或安排依据”一栏亦载明“二批招工”，该表中本人简历部分载明“85.10-目前，招工进电缆厂”。原告《干部任免呈报表》中工作简历部分载明“1985年12月招工进厂”。被告为证明其作出的案涉工龄审核正确，其在本案中另行重新提交了下列主要证据：1、2020年4月21日，宝应县人民政府出具《关于核实嵇友荣工作调动情况的说明》，内容为：宝应县人民政府对于各级干部实行分级管理，所有干部工作单位调动须履行相应的组织程序。嵇友荣当时非我县县级管理干部，其工作调动不属于县政府职责范围。另经我县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核查，也未发现嵇友荣从宝应县化肥厂调入宝胜电缆厂的工作调动记录；2、吴明、吴某,4、王某,4（组织调动原因进入电缆厂工作的职工）人事档案中留存的组织调动手续，拟证明因组织调动进入宝胜电缆厂的职工档案中留存了调动手续，而原告的档案中未见任何调动手续材料；3、一九八六年一月份工资报销表，拟证明1986年3月4日原告嵇友荣报销一月份工资30元；4、关于嵇友荣同志工作以来的表现情况综合调查报告，拟证明原宝胜电缆厂负责招工的人事科长崔芹在嵇友荣的工作表现调查报告中写明“1978年到宝应县化肥厂做临时工，于1985年12月集资到宝胜电缆厂电缆厂工作”；5、（集体合同制）职工工资审批表、企业（集体）职工考核定三级工资审批表、嵇友荣履历表，拟证明原告1978年1月至1985年6月在化肥厂工作，1985年10月宝胜电缆厂电缆厂工作至今，进入宝胜电缆厂时系“二批招工”。综上，被告认为原告并非调动进入宝胜电缆厂，而是新招工进入。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1985年10月前在宝应县化肥厂工作期间的工龄是否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本院认为，第一，原告自1978年4月1日起被宝应县化肥厂招录为“亦工亦农”合同工，并且一直工作到1985年12月宝应县政府因筹建宝胜电缆厂而将原告调入宝胜电缆厂工作，直至退休。根据宝应化肥厂2001年12月18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原告的调动系受县政府指派，系组织行为，并不是原告本人意志所为，因而产生的后果不应由其个人承担。被告虽然提供了宝应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4月21日出具的《关于核实嵇友荣工作调动情况的说明》，但该《说明》并不能推翻上述宝应化肥厂出具的《证明》，因为该《证明》存放于原告的职工人事档案中，而我国对于人事档案有详尽的管理规定，个人人事档案通常作为招聘招录、选拔任用、退休审批等人事管理活动的重要依据，且该《证明》经由宝胜电缆厂出具介绍信后，由当时宝胜电缆厂人力资源部人事管理专员王**和人力资源部部长谷全洲两人到宝应县化肥厂调查后，由该厂出具，且2020年10月5日，宝胜电缆厂时任第一任厂长杨龙森在该《证明》签字确认，证明情况属实，故该《证明》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此外，在（2019）苏1084行初76号案件的审理中，证人吴某,4、王某,4均出庭作证，证实原告嵇友荣与他们俩当时都是调动至宝胜电缆厂工作的。被告虽然还提供了原告的1986年《（集体合同制）职工工资审批表》、1987年《企业（集体）职工考核定三级工资审批表》、《干部任免呈报表》等证据，以此证明原告系通过“招工”进入宝胜电缆厂，但1985年宝胜电缆厂正在筹建阶段，在当时的年代下，上述证据中载明的“招工”并不足以否定原告以“抽调”形式进入宝胜电缆厂工作。理由如下：一方面，《关于核实嵇友荣工作调动情况的说明》及证人吴某,4、王某,4的证言等证据均证实，原告嵇友荣是调动至宝胜电缆厂工作的；另一方面，即便上述证据中存在“招工”的字眼，但并不意味着以“抽调”形式进入宝胜电缆厂工作的人员就不再走“招工”的程序。被告另外还提供了吴明、吴某,4、王某,4（组织调动原因进入电缆厂工作的职工）人事档案中留存的组织调动手续、一九八六年一月份工资报销表、关于嵇友荣同志工作以来的表现情况综合调查报告等证据，以此间接证明原告并非通过组织调动进入宝胜电缆厂工作，但上述证据仍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二，原告以其工资收入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被告核定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从1985年10月起计算，对原告显失公平。根据劳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一般工龄系指工人职员以工资收入为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作时间而言。在计算一般工龄时，应包括本企业工龄在内。”第三十九条：“本企业工龄应以工人职员在本企业连续工作的时间计算之，如曾离职，应自最后一次回本企业工作之日算起。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凡经企业管理机关、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调动工作者，其调动前后的本企业工龄，均应连续计算。”且像原告这样的亦工亦农工，宝应县化肥厂共有93人，2002年化肥厂改制时，将所列的93人“亦工亦农”工期间的工龄计算为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原告与这93名员工系同一时间进入化肥厂，也应当计算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综上，被告宝应县人社局作出的工龄确认行为，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嵇友荣工龄的确认；二、责令被告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对原告嵇友荣的工龄作出确认。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原告已预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远军人民陪审员  许兆定人民陪审员  胡克香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张 玮书 记 员  尤 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