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周凡，男，197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乡××村××号。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茜，湖南恒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二环一段**湖南国际商务中心**。法定代表人：蔡恒。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继平，湖南仲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雁芳，湖南仲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长，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v>法定代表人：姚惠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婧，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东旭，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刘小梅，女，195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乡××村××号。原审原告：董仲凡，男，197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平江县××乡××村××号。上诉人董周凡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4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周凡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4462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董某某对猝死的结果不存在重大过失。董某某并非是自己不向国旅告知身体不适，而是无法向被上诉人国旅公司告知。按照双方签订的旅游合同，导游服务是伴随整个行程，事发当日即2019年10月15日是行程最后一日，行程并未结束，但该日被上诉人国旅公司就已经没有派导游随团。根据当时的情况，董某某感觉到不适，在没有随行导游的情况下，面对该突发情况无法，董某某及其妻子并不知晓应当向谁报告，能向谁报告。且本次的旅游团都是65-70岁左右的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又是来于山区，他们甚至不知道急救电话是120。5天4夜的行程中国旅公司所派导游并非同一人，国旅并未告知参与的老人们有紧急情况应当向谁反应。因此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求董某某及其家属对突发状况作出科学、理性的处理是加重了董某某的义务，减轻旅行组织者的责任。2、整个行程应当是从长沙黄花机场出发到海南再返回长沙黄花机场，被上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是送上了机场就终止。从国旅与董某某等旅行者之间的旅游合同约定来看，整个行程是长沙到三亚，再从三亚返回长沙，所以行程应当是董某某等旅游者到达长沙，整个旅游行程才结束。且董某某交付的旅游费用包含了往返的交通费用以及在三亚的旅游费用，证明整个行程的往返是包含在行程中，并非是与行程孤立开来的。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国旅的义务是送到机场就终止，国旅也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行程当天，国旅并无随行导游，仅安排大巴将旅游者送至机场，大巴司机作为旅游辅助者并不能抵销国旅作为旅游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3、一审判决一直忽略国旅作为旅游组织者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判决认为国旅未按照导游陪护不违反合同约定，所以不承担侵权责任，该观点忽略了本案并非合同纠纷，安全保障义务是旅行社应尽的法定义务，不论在旅游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约定，旅行社和服务供应商都必须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确保旅游者在旅游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国旅作为旅游组织者应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仅来源于双方的旅游合同设定的义务，还应当尽到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79条规定，“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配备随行导游应当是旅游组织者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面对一个高龄的旅行团，国旅公司在最后一天连导游都没有，一审法院认定其尽到基本义务毫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无论双方的旅游合同是否约定了导游要全程陪同，都不影响国旅在整个行程中对旅游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缺乏证据。1、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董某某是因为自身疾病的原因导致死亡。一审法院在认定董某某的猝死系其本身存在疾病导致缺乏证据支持。本案中，董某某是突然在机场突然身亡，旅程开始之前，董某某身体健康，并无其他病史，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董某某是由于自身疾病原因导致的猝死。董某某在参与国旅此次的行程之前，并没有被要求提供健康证明，也没有被告知过本次的旅行不适合董某某。国旅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董某某签过免责申明。2、国旅公司无法证明已经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家经营旅游服务的专业公司，经营多年，理应知晓提供旅游服务应尽到的义务。尤其是本案中，旅游者大多年龄偏大，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有甚者第一次走出县城，出来旅游。他们中绝大多数并不具备应急预防常识，国旅作为旅游组织者在对此完全忽略，在组团之前没有尽到基本的了解义务，旅行期间没有按照特殊人群制定相适应的旅游方案，反而是放心大胆地让这些老人在没有导游的情况独自回程，显然是未尽到旅游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且一审中，国旅公司已经自认没有派随行导游，也没有准备其他的应急方案，没有尽到作为旅游组织者的安保义务。三、董某某的猝死与国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董某某是否是有基础疾病并不影响国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本案的关键是，董某某在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此时，因为国旅公司没有安排导游在场使得董某某求助无门。请二审法院注意，董某某感觉不适的时候仍然在旅行期间。国旅公司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导致董某某猝死的原因。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应当对董某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被上诉人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应当在承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国旅公司辩称：一、国旅公司并不存在过错，不存在违约行为。旅行社虽未安排导游陪送机，但旅行社认为其安排司机护送乘客到达机场，已尽合同义务。二、旅行社已经购买了履行责任险，该保险属于强制保险，且投保了基本险和附加险，保险期限为2019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12月30日24时止。基本险中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1,500万，法律费用的责任限额为每次责任限额的30%，附加险包含了抚慰金，故若法院认为旅行社存在过错，则应由第三人在承保责任范围内，直接向原告予以赔付。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辩称：旅行社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受害人的死亡是发生在海南机场，即使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人也是机场管理方。根据受害人与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旅游合同的终止，是乘客到达海南机场之后，根据是受害人一方的陈述，他们在大巴车上就已经感觉到了身体的不适，但并没有将这一情况反馈给旅行社一方，旅游大巴驾驶员也没有听到受害人身体不适这一事实反馈，并且如果身体不适拨打120进行救治，这基本上是一个普遍的生活常识，受害人及家属不可能不知晓。另外在签订旅行合同时，旅行社就已经与受害人签订老年人参团免责协议。另外一点，旅行社与受害人签订合同是一个境内旅游合同，根据旅游法的规定，只有境外合同，境外旅游合同才需要全程导游陪同，境内旅游合同，法律对此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的合同也没有约定全程的旅行导游陪同，所以上诉人一方认为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导游并不是医生，也无法判断受害人当时身体的状况，不懂得如何进行专业的医护救治。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是由于受害人及刘小梅，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向国旅公司提出进行去医院救治的要求，国旅公司并不知情，因此上诉人对国旅公司没有配备导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上诉主张，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相反，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称为了不延误行程，稍作休息及随队前往机场。证明刘小梅及受害人对当时的情况是存在明显疏忽的。国旅公司在行程结束之后是安排了一天的休息，第二天早上才将旅游者送往机场，并且已经将刘小梅及受害人董某某安全送往机场，受害人董某某是在机场安检时突发的意外情况，在机场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救治，因此国旅公司，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董周凡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国旅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107765元，丧葬费36650元，交通费37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共计201415元；2、判令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判令国旅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9年10月8日，国旅公司开出收据：“今收到石燕飞、董某某、刘小梅三人海南五天游的费用，共计3600元”。2019年10月9日，潘佳英等14人（含董某某、刘小梅）与国旅公司签订了《团队境内旅游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由国旅公司按照合同和《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此后，国旅公司向含董某某在内的14人发送了《海岛风情-海口往返5天4晚》行程安排表。该行程表载明：第五天，海口-长沙：早餐后，根据航班时间安排送往海口美兰机场，结束行程；导游服务为持证专业导游讲解服务。2019年10月15日，董某某等14位旅客进行早餐后等待国旅公司安排地接司机将旅客送至海口美兰机场。在酒店等待期间，董某某感觉身体不适，未告知国旅公司也未拨打急救电话。上车后，董某某未将身体不适的情况告知国旅公司安排的地接司机。到达机场等待安检时，董某某突然晕倒后经海口美兰机场急救中心抢救无效死亡。董某某的家属为运输其遗体花费运输费用37000元。2、2018年12月17日，国旅公司向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旅行社责任统保示范项目责任保险。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旅行社责任保险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2018年12月30日，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向国旅公司出具了《投保单》。保险期间共365天，自2019年1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12月31日二十四时止。《旅行社责任统保示范项目责任保险条款》中对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以及国旅公司的保险范围、保险期间、除外责任等进行了明确。4、董某某系农村居民，出生于1947年7月23日，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平江县××乡××村××号。刘小梅系董某某的妻子，董仲凡、董周凡系董某某的儿子。一审法院认为，国旅公司与董某某之间已经签订《团队境内旅游合同》并制定了行程单，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旅游合同关系。各方均应按照合同以及制定的行程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根据双方的约定，国旅公司在将董某某送至海口美兰机场后即已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从此时开始，国旅公司与董某某之间的合同业已履行完毕。国旅公司对于董某某的安全保障义务至此已经结束。董某某及其妻子刘小梅在董某某前往机场之前已经患病但未及时告知国旅公司，其行为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国旅公司未全程安排导游陪护不违反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因此，董某某在海口美兰机场不幸发病身故，不应由国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刘小梅、董周凡、董仲凡要求国旅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国旅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故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国旅公司是否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是否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由旅游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本案中，潘佳英等14人（含董某某、刘小梅）与国旅公司签订的《团队境内旅游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董某某与国旅公司之间形成旅游合同法律关系。国旅公司应当按照合同和《行程单》约定的内容和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行程单》明确载明：“第五天，海口-长沙：早餐后，根据航班时间安排送往海口美兰机场，结束行程。”根据该约定，国旅公司最后的义务是将董某某的送到机场，到达机场之前国旅公司具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到达机场后国旅公司依合同已没有安全保障义务。国旅公司安排地接司机将董某某等人已安全送至海口美兰机场，已经履行完毕其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旅游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此时其对于董某某的安全保障义务也随之结束。同时，并无法律规定老年人团队境内旅游必须全程安排导游陪护。因此，国旅公司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董周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32元，由上诉人董周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高 进审判员  常晓华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何麟书记员詹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