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初5508号 原告：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118号。 主要负责人：万鹏龙，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龙伟，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闫攀，男，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捷，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唐斌，男，198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杰，四川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旭，男，197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杰，四川厚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超，女，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兵，四川法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消委会）与被告闫攀、唐斌、杨旭、杨超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将案件受理情况向社会公告，并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省消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辉、郭龙伟，被告闫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捷，被告唐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杰，被告杨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杰，被告杨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兵到庭参加诉讼，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军、骆轶依法到庭支持省消委会起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省消委会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在《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四川省级新闻媒体上发布书面赔礼道歉声明；2.判令四被告连带退还因欺诈销售所获得的货款978515元，并连带承担赔偿金2935545元，合计人民币3914060元；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调查取证及律师代理费合计人民币20000元；4.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及理由：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川0112刑初203号和（2019）川0112刑初6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自2015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被告闫攀、唐斌、杨旭三人共同出资，采用伪造阿迪达斯、耐克、安德玛三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许可手续等方式，在成都二十余家商场开设“特卖专柜”向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销售假冒上述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商标的服装、鞋类等商品，被告杨超后来加入该团伙实施共同犯罪行为。上述四被告在售假过程中分工明确、密切合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金额共计978515元。 四被告以非法盈利为目的，伪造知名运动品牌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许可手续，以个人名义在二十余家商场租赁柜台，以促销手段骗取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购买，导致利益受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四被告应当连带向消费者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同时，上述四被告的消费欺诈行为，除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国际知名运动品牌商标权人以及众多经销商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外，还严重影响了社会一般公众对大型商业超市商誉的合理信赖，亦是对诚信安全的交易环境和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进行的公然挑衅和破坏。因此四被告的欺诈行为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原告有权提起诉讼，并且执行到位的款项将全部用于支付受损害消费者的退款和赔偿。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发表支持起诉意见：闫攀、唐斌、杨超、杨旭四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为目的，采用伪造商标权利人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等材料的方式租赁商场场地，运输、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省消委会作为依法登记设立的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可以对闫攀等四人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特支持省消委会对闫攀、唐斌、杨旭、杨超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 被告闫攀辩称：一、原告要求四被告在四川省级新闻媒体发布书面赔礼道歉声明缺乏事实依据，被告愿意在成都市级新闻媒体上发布书面赔礼道歉声明，而不是省级新闻媒体。四被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仅限于成都市内，其造成的损害及不良社会影响也仅在成都市范围内，并未在四川省其他范围或地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二、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及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原告系社会团体，其行使公益诉讼权利的根据应当由法律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省消委会可提起“请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四种民事责任的公益诉讼，并未明确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消费者享有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因省消委会提起公益诉讼而丧失，而省消委会亦无权在没有具体消费者授权的情况下，代其履行其独自享有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果支持，首先，会损害消费者向经营者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其次，会出现消费者单独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时，经营者就同一侵权行为承担两次赔偿责任的可能，不符合公平原则；再者，原告代为请求损害赔偿后，再由原告退还给消费者，此路径将存在损害消费者合法财产权益的可能，还会存在不可预估的法律纠纷，甚至剥夺消费者的最终救济途径。三、四被告所销售的金额并非均系欺诈销售。事实上，该销售金额大部分由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引起。四被告在销售假冒商标商品中使用“特价商品”字样，并实行直接明码标价的形式，而非标明原价采用打折的形式进行销售，其销售形式与正品店铺销售形式有明显区别，一般消费者足以辨别；四被告销售的款式、颜色与正品商品也有很大差异，其销售的款式在正品中并没有相应的款式，一般消费者基于一般常识，在购买耐克、阿迪达斯、爱德玛此类品牌的商品时，都有较高的消费警觉性和真假辨别力；与正品产品相比，四被告销售的商品售价非常低廉，基本只有正品销售价格的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价格差异，消费者应当知道是假货。 被告唐斌辩称：一、同意闫攀的答辩意见。二、被告销售商品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仅构成知假卖假的行为。从刑事判决书可以看出被挡获的商品销售方式不同于本案涉案的折扣方式，本案均是将价格固定后以折扣方式进行售价。整个销售过程中并不涉及假冒，产品的销售模式区别于本案其他被告的销售模式。在本案的购买过程中，消费者已知晓商品是高仿，因此四被告仅存在知假卖假的现象，不存在欺诈行为。三、原告主张的退还金额及赔偿金问题不予认可。原告主张的依据是永立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在刑事案件中，我方对该鉴定报告的内容不予认可，该鉴定报告计算依据是公安机关向鉴定机构提供的自制报表清单，不能以此认定销售金额。关于原告主张的三倍赔偿的问题，在整个销售商品过程中，消费者认为自己支付购买商品的费用和购买商品价值与心理价位对等，被告的行为并没有对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并不涉及赔偿问题。 被告杨旭辩称：一、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控制在成都市级的媒体上，不应在省级媒体上进行道歉。二、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我方认为“欺诈”的民事法律规定与刑事法律规定不同，不能以刑事欺诈认定本案构成民事欺诈。三、本案并未收到消费者的投诉。原告提交四被告伪造授权的相关材料，但该伪造的权利凭证并非发生在消费者之间，四被告所销售的商品款式与正品不同，且价格也远低于正品价格。作为消费者来讲，案涉商品均标有知名品牌，对于过低的商品标价来讲，消费者已有认识，其知晓可能具有假货的性质。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店铺的交易均是自愿的，不符合欺诈的法律要件，更不会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综上，原告主张的欺诈在本案中并不存在。四、根据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并非消费者本身，并未在四被告处购买过任何假冒伪劣商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虽然原告作为权益保护组织能够代可能潜在的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但并未将法律赋予消费者的实体权利转授给原告，故原告起诉并不享有实际上向四被告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项和第四项诉讼请求，无异议。 被告杨超同意前述三被告的答辩意见，并补充答辩如下：一、四被告已受到了刑罚和法定处罚，不应当重复计算赔偿金。二本案的消费者在购买时是明知的，不构成欺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八组证据：一、《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消费者协会的批复》《四川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章程》、四被告户口卡；拟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二、成龙检检建受[2019]51011200012号《检察建议书》、原告对检察建议书的复函、《加强消费投诉问题处理建议函》《加强消费侵权行为监管建议函》，拟证明原告诉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履行了公益性职责；三、《消费争议协助调查函》、上海腾铭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声明函》及公证材料、安德阿镆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函》、耐克中国公司出具的《证明》、阿迪达斯中国公司出具的《确认函》、被告伪造的商标授权文件及虚假检验报告、家乐福等商超就原告调查的回复、被告闫攀、杨超、唐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拟证明四被告在明知没有厂商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商标授权文件等手段，在相关大型商场中租赁场地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主观上具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故意；四、被告与成都熊猫万国商城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被告与成都中创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和商铺经营管理合同、被告与成都市佳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促销场地租赁协议、被告与成都复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及附件材料、被告与成都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签订的终止协议、被告与四川美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青白江分公司及成都市佳理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被告与成都市福泉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临时场地租赁协议、原告对富力广场、家乐福等六家商超的《消费争议协议调查函》及其回复、上海腾铭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及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2019）川0112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书、（2019）川0112刑初636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四被告故意在成都高新区、青羊、武侯、锦江、新都、龙泉等区域十余家商超门店针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销售大量假冒的阿迪达斯、耐克、安德玛等品牌的商品，涉及金额巨大；五、成都永立法鉴字（20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附件、被告售假金额统计表，拟证明四被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金额为978515元；六、案涉安德玛、阿迪达斯、耐克商品的市场占有率、知名度资料、被告造假、售假所在商场地理位置的分布图、成都市的相关资料、案涉商场的知名度、美誉度资料以及政府相关打造诚信交易建立规范经济秩序等文件，拟证明四被告所销售的假冒安德玛、阿迪达斯、耐克三个商标系国际知名品牌，属于高认知度商品，四被告的售假地点分布位置广，消费者来自不同区域人群，受害人群众多，系不特定的主体。四被告利用知名商标信誉欺诈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社会诚信、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因受众多为成都市内不特定消费主体，道歉范围应扩大至四川省；七、律师代理合同、发票和付款凭证以及诉讼费、保全费缴费凭证、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及保费发票，拟证明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共支付了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共计67186.06元。八、四川省纤维检验局出具的《关于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咨询问题的复函》及国家轻工业鞋类皮革毛皮制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四川省皮革研究所出具的《专业意见书》，拟证明四被告销售的假冒伪劣商品可能会对消费者的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四被告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一、三、四、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第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八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具体异议理由如下：对第一组证据认为原告对主张退还货款以及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无资格；第三、四组证据，认为只能证明被告存在销售假冒商品的事实，不能证明在销售假冒商标商品时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了欺诈关系，大量事实证明消费者购买假冒知名品牌的心理状态，即满足其虚荣心，并不构成民事上的欺诈要件。第五组证据，认为不能仅凭统计表和资金往来账认定金额，鉴定书中也未明确确认是因为欺诈而销售假冒商品的金额。第六组证据，认为知名品牌的内部介绍及宣传资料并未达到法定机构确定其知名度的高度，本案销售的产品与知名品牌不同，消费者在购买时即已知晓其购买的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不存在欺诈。第七组证据，认为原告关于该项的主张无法律依据。第八组证据，认为复函、专业意见书仅针对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必然出现，且并非针对案涉商品进行的鉴定，与是否存在欺诈以及欺诈的金额没有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第二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一、三、四、五、七组，四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第一组系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信息，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三组、第四组、第五组能够证实四被告通过伪造商标文件，在知名卖场承租场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第七组系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第一、三、四、五、七组证据均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能够证实案涉安德玛、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的知名度以及案涉商场的知名度，且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标准，本院予以采信。第八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闫攀为反驳原告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一、省消委会代理律师对闫攀做的谈话笔录，拟证明四被告在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时，还有销售其他合法生产的产品，不能认定所谓的97万余元全是销售的假冒商标商品的金额。二、网页评论截图，拟证明原告所说的97万余元售假金额，大部分是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其余三被告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结合闫攀的刑事讯问笔录发现其在笔录中多次出现反复、翻供的情况，故原告方未提交该谈话笔录作为证据，不认可其关联性。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证据来源，不具有针对性，与本案无关，陈述的事实不具有普适性。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组证据实质为闫攀的陈述，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亦不予采信。 结合前述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底，被告闫攀、唐斌、杨旭三人共同出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由闫攀负责联系货源、收取销售款等，唐斌负责收取销售款、联系场地等，杨旭负责管理店铺人员及联系场地等，后又邀请被告杨超加入负责管理等工作。四被告采用伪造的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三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许可手续等材料证实其获得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方式，先后以各自名义分别在成都339、家乐福、万达、中海、益州国际广场、复城广场等二十余家商场租赁场地开设特卖场，通过网络、批发市场等途径购买假冒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商标标识衣服、鞋等产品，以低于市场售价，且按款式厚薄定价的模式在各商场进行销售，并聘请人员专门负责销售和运输货物。闫攀、唐斌、杨旭、杨超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分别为20%、35%、35%、10%。 2018年1月18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与龙泉驿区市场质量监督局在该区鲸龙路福泉中心一楼、二楼“运动奥特莱斯”服装店内查获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窝点，现场查获假冒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商标的运动服装、运动鞋1635件以及部分销售报表。 经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委托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商标权利人对涉案货物真伪进行鉴定，三商标权利人均认定涉案货物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且未向四被告授权委托销售。 2018年5月14日，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委托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对四被告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销售金额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2018年9月20日，成都永立司法鉴定所出具成都永立法鉴字[2018]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5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店长向闫攀、唐斌等人报销售日报表金额合计1681927元。其中销售报表中明确表述为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共计978515元。 2018年12月27日，杨旭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2019年6月4日，闫攀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30000元；唐斌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杨超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5000元。 另查明，2019年5月31日，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向原告省消委会发送《检察建议书》，建议省消委会对闫攀、唐斌等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6月14日，原告省消委会向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复函，表示拟对该案当事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2019年8月1日，省消委会向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发送《加强消费投诉问题处理建议函》，建议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加强此类消费投诉问题的调处，发现有违法行为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查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日，省消委会向成都市龙泉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加强消费侵权行为监管建议函》，建议该局加强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2019年8月19日，原告省消委会分别向上海腾铭商标代理有限公司、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出《消费争议协助调查函》，就四被告所销售的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商标的商品是否经过授权进行调查，三家公司均回复未授权四被告销售前述商品。 2019年6月4日，省消委会与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代理协议书》，就提起本案诉讼委托该所律师代理，委托代理费用为20000元。2019年7月1日，省消委会通过转账方式实际支出该笔费用。 本院于2019年9月22日受理本案后，对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直至开庭前，无任何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还查明，四被告庭审中表示愿意承担原告支出的包括代理费、调查取证等合理费用。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省消委会作为在四川省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其认为被告闫攀、唐斌、杨旭、杨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侵犯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向本院提起本案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本案后，本院按照《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将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本院未收到任何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参加诉讼的申请，故原告为适格主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四被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并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损害；2.责任承担的方式有哪些；3.原告主张返还货款及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请求能否支持；4.若支持，返还的货款及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问题。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是否构成欺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欺诈的构成要件包括：（1）有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2）有主观故意；（3）消费者陷入错误；（4）欺诈行为与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四被告主张其销售的产品价格低廉，消费者应当知晓其所销售的为假货，属于知假买假并未陷入错误认识，故不构成欺诈。本院认为，四被告通过伪造Adidas（阿迪达斯）、NIKE（耐克）、UderArmour（安德玛）三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许可手续等材料证实其经过了商标权利人授权的虚假事实，同时在知名商场以特卖方式销售案涉产品，其所想要展露出来的意思即其销售的产品为正品，价格低廉是基于特卖活动，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故意告知虚假事实的行为，使大量消费者陷入“所购产品为正品”的错误认识，诱使消费者做出购买的错误意思表示，符合欺诈的全部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欺诈。 关于是否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损害的问题。根据《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一条关于“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之规定，消费领域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既包括“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包括基于预防原则而规定的“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本院认为，本案应重点判断是否对“不特定”众多消费者共同利益造成侵害。首先，被告伪造知名品牌鞋类、服装在二十多家商超以特卖方式进行销售，虽有销售记录，但难以确定具体销售对象名称，客观上已难以对全部受侵害主体进行特定化，故本案中消费者的损害具有分散性、不特定性。其次，一般消费者对于大型商超具有一定程度的信赖，且购买一定知名度品牌的服饰也是对其品质的信赖，但被告的行为却导致消费者购买仿冒产品，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诚信的交易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亦受到破坏。综上，能够认定本案构成对不特定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符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构成要件。 二、关于责任承担方式的问题。根据《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的规定，前述条款所列举的四项责任承担方式，原告均可主张。故本案中，省消委会主张赔礼道歉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关于是在省级媒体还是市级媒体道歉的问题。本院认为，四被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成都市，但成都市作为四川的省会城市，是中国西部消费的核心集散地，消费市场辐射全省，基于其特殊的区域位置及影响力，四被告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应为省级范围，故应当在四川省级媒体上赔礼道歉。关于支付调取证据及律师代理费20000元的问题，因四被告对该项诉讼请求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省消委会主张返还货款及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从前述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出，该规定是针对消费者因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时，赋予消费者享有除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金的权利，权利主体是消费者，权利的性质均属于消费者的私人利益，而非消费领域的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虽规定了消费者协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并未明确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的具体请求权类型，更未明确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主张属于消费者的损失和惩罚性赔偿金，也即未明确规定可以公益诉讼主张私人利益。而从明确规定了请求权类型的《消费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三条第一款“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的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有两大类型：一类是预防性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一类是人格恢复性责任，即赔礼道歉。至于损害赔偿责任，目前尚未包括在上述规定之中。因此，原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认定公益诉讼可以主张货款损失和惩罚性赔偿，法律依据尚不充分。因此，本案中原告要求四被告返还货款及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的请求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因该请求不成立，关于返还的货款及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问题亦无需评述。 综上，原告省消委会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对于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闫攀、唐斌、杨旭、杨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四川省省级纸质媒体上刊登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声明内容需经本院审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提交本院，并于审核通过之日起二十日内刊登； 二、被告闫攀、唐斌、杨旭、杨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支付其调查、取证及律师代理费用共计20000元； 三、驳回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27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43272元，由闫攀、唐斌、杨旭、杨超负担4327元，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负担389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杨咏梅 审 判 员  黄小华 审 判 员  牛玉洲 人民陪审员  罗 玲 人民陪审员  裴幼池 人民陪审员  吴茂超 人民陪审员  杨素群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春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