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44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智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2号15层1705。法定代表人：贤俊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柳青，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杰，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清泉，男，198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珍，吉林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智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清泉中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6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智借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杨清泉订立合同时明知委托关系。一方面，合同签署方为杨清泉及王海洋，而杨清泉明知合同款的支付为王海洋应负担的主要义务，即使杨清泉否认明知委托关系的存在，且否认明知委托方的中介费用支付方式（王海洋向公司请款），但收款账户为其本人，款项支付之后，其显然收到银行的收款信息提醒（公司方付款，非王海洋本人付款），在其明知付款方为公司而非王海洋时，仍拒绝承认明知公司与王海洋委托关系的存在，明显与事实不符。另一方面，在杨清泉提供中介服务的过程中，其配合接洽的到场调查的财务人员为智借公司处员工，被收购公司待变更的股东等人员信息也均为公司提供，非王海洋处人员，合同从订立到实际履行均为公司在安排及进行，其本人作为提供中介服务的人员，理应对交易情况是明知的，对交易背景也应进行主动调查，但其拒绝提供中介服务合同履行时的沟通记录，亦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对其“不明知”代理关系的情况予以合理说明，与事实情况明显相悖。二、即使无直接证据证明杨清泉明知委托关系，从事实逻辑及交易惯例上仍能判定杨清泉订立合同时对委托关系是明知。首先，王海洋与杨清泉系朋友关系，合同所涉小贷公司的收购业务为王海洋向公司介绍。订立合同时王海洋不可能存在任何动机向杨清泉隐瞒该交易的背景，否则涉案款项智借公司即有权直接向王海洋索赔，公司人员现场调研时，也无法作出该业务非公司业务的合理解释。即使隐瞒，在收款及提供人员信息之时，杨清泉即应能明知该交易的实际背景。其次，从杨清泉提交的转让协议书、交易详情、企业变更情况、法定代表人变更委托合同、拟任董事任职资格申请表等证据来看，相关待变更人员均为公司一方人员，非王海洋处人员，且王海洋承认小贷公司股东名单为智借公司直接提供。从交易惯例来看，合同订立前，杨清泉也理应对诸上人员先进行可行性背景调查，认定人员数量、基本信息、是否具有相应资格等内容，且其未提供任何合理的沟通记录或有效的调查信息证明其订立合同前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对委托关系是不明知的，明显与事实逻辑相悖。杨清泉辩称，不同意智借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智借公司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杨清泉返还智借公司支付的全部中介费用730000元；2、判令杨清泉返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3、判令解除智借公司与杨清泉之间的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关系（解除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4、本案诉讼费由杨清泉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9日，王海洋（甲方）与杨清泉（乙方）签订《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王海洋委托杨清泉办理长春市双阳区鸿鹄泉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手续。合同签订后，李海杰向杨清泉支付73万元。智借公司称王海洋系智借公司员工，公司委托王海洋收购公司，由王海洋全权负责，王海洋找的杨清泉，故合同相对方实际为智借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智借公司提交了署名为王海洋、内容为王海洋代表智借公司与杨清泉签订合同的《说明及承诺函》、费用报销单。杨清泉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称签署合同时不知道对方是智借公司。经一审法院询问王海洋，王海洋认可承诺函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杨清泉称合同系其与王海洋签署，其知道王海洋背后有其他老板，但王海洋没有具体说过。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杨清泉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中未提及智借公司。智借公司对杨清泉提交的与王海洋的聊天记录予以认可。智借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王海洋与杨清泉签订合同时已告知杨清泉王海洋系智借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清泉称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未能完成委托事项的原因在于委托人未提供符合要求的材料。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杨清泉提交了转让协议书、交易详情、企业变更情况、法定代表人变更委托合同、拟任董事任职资格申请表等证据。经一审法院询问王海洋，王海洋称其与杨清泉签订的合同中包含小贷公司的收购价，具体多少钱记不清了，当时已经把小贷公司股东变成了智借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单上的人，但是吉林金融办称要先变更法人才能变更股东，于是股东又变回了原股东，后来金融办说智借公司提供的法人人选有金融公司背景，不符合金融办的法人变更要求，所以没有变更成功，金融办又说因为小贷公司在网上注册过一个小程序，要暂缓公司变更，就一直没有变更成功。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王海洋与杨清泉签订《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智借公司虽称王海洋系受其委托与杨清泉签订合同，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与杨清泉签订合同时杨清泉知道或应当知道王海洋系受智借公司委托，杨清泉亦不认可其知道王海洋系智借公司委托，王海洋与杨清泉签订的合同不能直接约束智借公司与杨清泉，故对智借公司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返还中介费用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智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杨清泉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智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证据1、智借公司与吉林乾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9日签署的《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在涉案合同签署前，智借公司签署的就是这份合同，因为涉及到税务问题才以公司员工王海洋的名义签订了涉案的合同，所以杨清泉对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明知的。证据2、杨清泉在证据1合同上盖章的视频，用以证明证据1的合同实际是杨清泉签署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杨清泉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2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1为复印件，杨清泉也没有签过证据1的合同，也记不住证据2的视频是否是其在盖章。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证据1为复印件，证据2并不清晰，且显示的并非盖章人的正面，在杨清泉不认可证据1、2的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且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杨清泉在订立《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时知道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具体理由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评述。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智借公司的上诉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清泉在订立《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时是否知道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进而该合同能否直接约束智借公司和杨清泉。首先，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合同法多处条款规定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将“知道”与“应当知道”并列，因此合同法中“知道”与“应当知道”的涵义应存在区别。而第四百零二条仅规定了“知道”，未规定“应当知道”，可见立法者有意排除了“应当知道”，因此此处“知道”的涵义是“明知”，即明确的知道，而不是“应当知道”，即推定知道、有理由知道。而且此种理解亦符合该条的立法本意，即尽可能限制隐名代理的适用范围，防止滥用，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时候，应当着重保护第三人的合理预期和合法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智借公司主张杨清泉在订立合同时知道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上述规定，智借公司对此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最后，从智借公司提供的在案证据来看，并没有证据证明杨清泉在订立合同时明知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如，并无证据显示王海洋与智借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将该代理关系明确告知杨清泉，或者杨清泉在订立合同时明确认可知晓该代理关系等。即便杨清泉知晓王海洋为智借公司员工、付款方系公司并非王海洋个人、与杨清泉接洽的财务人员为智借公司员工等，但上述情形与杨清泉明知该代理关系并非同一范畴，两者存在区别，最多只能由前者推定杨清泉知道或者杨清泉有理由知道该代理关系，而不是明知该代理关系。综上所述，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清泉在订立《中介服务委托代理合同》时知道王海洋与智借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不能直接约束智借公司和杨清泉。智借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智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0元，由北京智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董 伟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胡保峰书 记 员  张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