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民再18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湘江中路**。法定代表人：唐顺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斌，湖南湘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娉婷，湖南湘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有铭，男，195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湖南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昱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朱有铭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湘01民终12819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作出（2020）湘民申232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国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斌、罗娉婷、被申请人朱有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国昱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审及二审判决，改判确认涉案《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及《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已经解除；2.责令被申请人将其持有的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椒园公司)10%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国昱公司名下；3.判令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应查清被申请人应支付多少股权受让款、被申请人是否支付了股权受让款。二审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支付了大部分股权受让款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的朱泽宇支付的48.27万元款项系朱泽宇的投资，与本案无关。一审认定被申请人在承包期内多次以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椒园公司）名义向红椒园公司原股东支付股权置换金，系替国昱公司支付股权置换款，认定事实错误。二审认定依《认购协议》，被申请人应支付315万元股权受让款已无实际意义，缺乏证据。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再审申请人先后通知并送达被申请人《催付股权通知》、解除《认购协议》及《转让协议》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但被申请人未支付应付的股权受让款，故申请人起诉请求确认《认购协议》及《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并责令被申请人变更股权登记应当得到支持。被申请人朱有铭辩称：一、关于原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国昱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发出股权催讨通知、2019年5月28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2019年5月30日提起本案诉讼，一系列行为没有给朱有铭合理期限。根据民法典第365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对方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故国昱公司的单方合同解除行为，应经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其解除通知的送达行为，并不直接产生法律规定的后果。二、关于原审查明事实情况的说明。涉案股权纠纷其实和国昱公司与朱泽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基本一致，曾与本案原审共同审理，两案所涉事实及诉请基本相似，朱有铭和朱泽宇两父子于2014年3月和2015年10月与国昱公司签订了两份协议，包括《认购协议》和《转让协议》，该协议系格式条款，其中协议内容、背景、目的完全一致，仅仅对应的股权标的数额和股权的金额以及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有差别，但实际上朱有铭、朱泽宇两父子均获得了受让股权；根据红椒园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章程以及工商信息登记的公司资料等显示，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都是《转让协议》。原审对朱有铭已经向国昱公司绝大部分支付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款，不存在延迟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等主要事实的认定，均有相应的收款收据和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且对本案合同是否应当解除，均作出了全面的审查判断。原一、二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相反，国昱公司在诉讼过程中陈述前后矛盾，将朱有铭和朱泽宇两个案件的关联事实以及签名关系进行了割裂，导致本案的诉争。三、关于涉案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朱有铭认为不应该解除。国昱公司不享有相应的解除权，且国昱公司的合同解除行为程序不合法，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了法定的期限，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尚未成就。朱有铭实际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连同朱泽宇一起已经交付了应付股权转让款的90%以上，朱有铭、朱泽宇父子在诉讼中书面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不存在因朱有铭延迟履行主要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妨碍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况且国昱公司聘请朱有铭担任法定代表人并认可朱有铭、朱泽宇的股东身份等行为也说明其认可了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四、即便存在所谓的根本违约事实或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情况，本案也不应该简单的裁判解除合同，将影响到红椒园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第三人的相关利益。五、本案发生的真正原因不是股权转让款未支付，而是国昱公司原任红椒园公司独任股东期间，滥用股东权利，将红椒园公司的所有优良资产对外抵押担保，套取借贷资金数额几千万元，至今未偿还。国昱公司为了继续利用红椒园公司充当防火墙，继续把控公司利益，规避民事责任，而以本案诉讼为手段，排挤朱有铭等小股东。综上，请求再审法院维持本案一、二审判决。国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4年3月25日国昱公司与朱有铭签订的《认购协议》及2015年10月2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已经解除；2.请求责令朱有铭将其持有的红椒园公司10%股权恢复变更登记至国昱公司名下；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朱有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1月17日，长沙市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同意长沙市服务公司集企旅社总店下辖十家门店合并改制为红椒园公司，设股本120万元，全部由职工出资入股，个人持有。2012年1月16日，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签订《股权重组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约定国昱公司以税后6:1的价格溢价置换红椒园公司的63万集体股和部分个人股东股权，股权置换比例不低于总股权的67%。同日，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还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向国昱公司借款2000万元。同年10月25日，长沙市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联审意见，同意在国昱公司全部承担原企业改制时由红椒园公司承接的职工安置责任的前提下，由国昱公司受让红椒园公司的整体股权。同年10月31日，红椒园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由34名股东变更为国昱公司1名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唐顺国。国昱公司持股期间，国昱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顺国，以红椒园名下房产作抵押，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湖南星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贷款。2014年3月25日，国昱公司与朱有铭签订《认购协议》，约定国昱公司将其持有的红椒园公司7%的股份转让给朱有铭，转让价格为315万元。2015年6月16日，朱有铭与红椒园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唐顺国签订《公司承包经营协议》，约定在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承包期间，将公司全部经营管理权承包给朱有铭，朱有铭独立核算、依法纳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期间，红椒园公司多次向红椒园公司原股东支付股份置换金，朱有铭在部门意见总经理处签名确认。2015年10月20日，国昱公司与朱有铭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国昱公司将其持有的红椒园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朱有铭，每股转让价格为2元，支付期限为2015年10月15日。红椒园公司作出股东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后，于2015年10月30日进行变更登记，由国昱公司占股100%变更为国昱公司占股73%、朱有铭7%、朱有铭10%、王焕军10%。2016年6月1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唐顺国变更登记为朱有铭。2017年3月16日，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和《协议书》，确认《股权重组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国昱公司存在以红椒园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滥用股东权利的不当行为，同意解除《股权重组协议》，国昱公司不再是红椒园股东。确认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同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同年7月24日，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签订的《股权重组协议》及三份补充协议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该案正在重审二审中。一审法院认为，《认购协议》和《转让协议》除签订主体相同之外，签订的时间、转让的份额、转让的价款各不相同，难以认定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购协议》约定转让7%的股权，但无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记录，应视为未实际履行，国昱公司关于《认购协议》的解除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10%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为2元，但未明确约定股数或者总价款，关于该协议，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首先，纵观全案，特别是从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情况来看，《股权重组协议》存在履行上和效力上的争议，国昱公司以唯一股东身份签订《转让协议》的效力未定。其次，即使协议有效，主张法定解除，须满足法定的条件。国昱公司认为经催告，朱有铭仍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朱有铭主张其在承包期内，多次以红椒园公司名义向红椒园公司原股东支付股份置换金，系替国昱公司支付股权置换款，且其书面同意按照《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将剩余转让款支付完毕。故国昱公司主张解除《转让合同》，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2000元，简易程序减半计16000元，由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国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2民初8177号民事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查明：1.2012年1月16日，红椒园公司与国昱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63万元集体股的置换价格为6:1（税后），总计置换金额378万元；个人股东股权置换价格为11:1（税后）。2012年10月31日，红椒园公司的投资人（股权）由34名股东实际出资148万元变更登记为国昱公司实际出资148万元。2.2015年10月15日，《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载明：红椒园公司注册资本由148万元增加至296万元，由国昱公司以现金的方式于当日出资；国昱公司将红椒园公司中10%股权计注册资本29.6万元转让给朱有铭。同日，经修改的《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载明：朱有铭出资比例29.6万元，出资比例10%，所占公司股权10%。3.2019年5月21日，国昱公司向朱有铭邮寄《催讨股权受让款通知》，载明：你于2014年3月24日与国昱公司签订的《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约定的股权受让款计人民币315万元至今未付，限你在收到通知后两天内支付，逾期未支付的，本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收回股权。2019年5月27日，国昱公司向朱有铭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载明：国昱公司已于2019年5月21日向朱有铭送达《催付股权受让款通知》。该通知限你于两天内向国昱公司支付股权受让款，但你分文未付。基于你严重违约，特通知：一、解除2014年3月24日你与国昱公司签订的《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认购协议》；二、解除2015年10月20日你与国昱公司签订的《长沙市红椒园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4.朱有铭与案外人朱泽宇系父子关系。2019年7月25日，两人共同出具《合同继续履行意思表示报告》载明：两人与国昱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履行，两人已支付48.27万元股权转让款；按合同约定内容，形式上尚余部分尾款未付讫，愿意及时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之剩余对价款……。5.红椒园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解除与国昱公司签订的《股权重组合同》及三份《补充协议》一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红椒园公司的起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作出（2019）湘01民终10774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国昱公司请求确认2014年3月25日的《认购协议》及2015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经审查，《认购协议》和《转让协议》均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情形，故国昱公司解除合同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本案中，国昱公司与朱有铭先后签订《认购协议》及《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名下红椒园公司的股份转让至朱有铭名下，两份协议对股权转让的数额、股权转让款金额及支付时间均不一致。故两份协议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认购协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对《认购协议》未实际履行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故虽国昱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要求朱有铭两天内按《认购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受让款计人民币315万元，并于2019年5月27日以朱有铭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股权受让款，构成严重违约为由，通知朱有铭解除《认购协议》，但其已无实际意义，一审法院驳回国昱公司的该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二、关于《转让协议》。第一，关于协议的约定情况。该协议虽约定股权转让的比例，但对股权转让价格约定不明，且双方至今各执一词，约定的支付时间亦在签订之前。第二，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朱有铭主张其在承包期内，多次以红椒园公司名义向红椒园公司原股东支付股份置换金，系替国昱公司支付股权置换款，且其书面同意按照《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将剩余转让款支付完毕。朱有铭之子朱泽宇亦确认其于2012年8月向国昱公司支付股权置换款、股权投资款中包含了朱有铭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国昱公司对该款项的性质未进行合理说明，结合《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在签订之前、国昱公司在2015年10月15日协议签订当天即作出股东决定，变更公司章程，并在10月30日变更工商登记，将股份变更至朱有铭名下的事实，不能排除双方约定上述款项作为部分股权转让款予以支付。第三，关于工商登记变更后的相关情况。国昱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自2015年10月工商登记变更后至2019年5月向朱有铭发出《催付股权受让款通知》期间，曾向朱有铭主张过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本案《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价格约定不明，国昱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实朱有铭迟延履行了主要债务，并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情形，故其主张确认2015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处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国昱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00元，由湖南国昱锂能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再审中，国昱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朱有铭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也证明被申请人提供的所谓款项的流转不是朱有铭支付应该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证据二、红椒园公司、唐顺国与朱有铭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协议，拟证明红椒园公司在朱有铭承包期间没有资格用红椒园公司的款项支付个人的股权转让款，且无支付证据。朱有铭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专项审计报告不是在客观事实基础上根据红椒园公司的全部财务凭证所作出的。朱有铭主持、负责经营期间，做过类似的双方当事人都认可的专项审计报告，与本审计专项报告是完全不一致的。对该份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二的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国昱公司提交的公司承包经营协议在原审中被申请人已提交过，只是两者的证明目的不一致。朱有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长沙银行转账凭证、收据、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除朱泽宇支付涉案股权转让款48.27万元外，朱有铭还曾于2015年10月15日支付股本金10.93万元；朱有铭、朱泽宇为涉案协议共计支付股权转让款59.2万元；证据二、承诺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收据，拟证明朱有铭整体承包经营红椒园公司期间，应国昱公司要求为其代付职工股权置换金31万元；证据三、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4民初1389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国昱公司对朱有铭拖欠劳动工资及其福利待遇共计892万余元。朱有铭已经向国昱公司绝大部分付讫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价款，不存在延迟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证据四、红椒园公司股权充足及分割协议，拟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履行期间，国昱公司和朱有铭曾达成分家析产协议、意图具体分割公司资产及相应债权债务；证据五、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1282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涉案股权争议其实和朱泽宇股权转让合同争议一案基本一致，曾与本案原审共同审理，朱泽宇以自己名义支付给国昱公司股权对价款48.27万元其实为与朱有铭共同支付；证据六、红椒园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8日、12月16日和2021年3月15日制作送达的股东会会议通知，拟证明为红椒园公司增资扩股、对外担保及借贷融资等重大经营事宜，朱有铭应通知参加公司股东会审议决议事实。本案诉讼过程中，红椒园公司和国昱公司一直认可朱有铭的股东身份和其相应股东权益，朱有铭参与公司经营决策并直接关系公司及相应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国昱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的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朱有铭与红椒园公司的往来，不能证明朱有铭向国昱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项。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承诺函没原件，不足以证明朱有铭向国昱公司支付了款项，只是承诺支付他人款项。转账凭证和收条都是红椒园公司与原职工之间其他的往来，达不到朱有铭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劳动争议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就是国昱公司签了朱有铭所谓的工资报酬，也不能证明朱有铭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特别是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证明支付股权转让款。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朱有铭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对证据六，与本案无关联性。所以总的质证意见就是再审期间朱有铭提交的六组证据都不能达到其已经支付了款项的证明目的。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国昱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不是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朱有铭提交的证据一、二、五，与本案有关联，能直接反映朱有铭支付相关款项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三、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可以确认，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不能达到朱有铭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另查明，2015年10月15日，朱有铭向红椒园公司转账股本金109300元。2017年10月10日，国昱公司作出承诺，待明确股东为国昱公司或自承诺之日起，六个月不能明确的，国昱公司承诺立刻支付原股东周新国、钟志强、龙岳湘股权置换金。2017年10月30日、12月20日，由朱有铭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红椒园公司向钟志强分别转账股本置换金50000元、50000元；2017年10月30、12月1日，红椒园公司向周新国分别转账股本置换金50000元、50000元；2017年10月31日、12月1日，红椒园公司向龙岳湘分别转账股本置换金50000元、50000元；2020年元月22日，黄建军向朱有铭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朱有铭股权转让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至此本人红椒园股本转让金全部收完。”以上共计转账股本置换金和股本转让金310000元。本院已生效的（2019）湘01民终1282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2012年8月21日，朱泽宇向国昱公司支付部分股权置换款300000元；次日，又向国昱公司支付国资债务3%资金182700元。在再审庭审中，国昱公司认可朱泽宇支付的482700元是股权转让款。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是否已部分履行以及《转让协议》是否已解除。一、根据朱有铭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朱有铭于2015年10月15日即《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向红椒园公司转账股本金109300元，且国昱公司亦在2015年10月15日作出股东决定，变更公司章程，并在同年10月30日变更工商登记，将股份变更至朱有铭名下。国昱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承诺，待条件成就即立刻支付原股东周新国、钟志强、龙岳湘股权置换金。之后，朱有铭在其承包经营期内多次代国昱公司以红椒园公司名义向红椒园公司原股东支付股本置换金200700元。综合分析上述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及股份变更登记的相关情况，前有国昱公司的承诺，后有朱有铭承包经营的红椒园公司支付股权置换金的行为，能够认定上述款项作为部分涉案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的事实。二、原审中朱有铭之子朱泽宇确认其于2012年8月向国昱公司支付股权置换款、股权投资款中包含了朱有铭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再审中国昱公司认可朱泽宇支付的4827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但否认该款项中包含了朱有铭的部分股权转让款项，却对此未进行合理说明。三、案涉10%股份已变更工商登记至朱有铭名下，且朱有铭书面同意按照《转让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将剩余转让款支付完毕。因此，结合部分股权转让款已支付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国昱公司主张确认2015年10月20日的《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国昱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湘01民终1281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雅审判员 罗芳海审判员 肖志维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黄琼书记员邓晓亭附本案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