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01民终263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朋，男，198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生玲，贵州哲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娟，贵州哲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华能鑫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云峰大道南湖新村A-3区二组团B区2栋2单元115号。法定代表人：穆华，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袁学伦，男，197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允刚，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朋因与被上诉人袁学伦、贵州华能鑫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朋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113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书中的二、三、四、五项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袁学伦、华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2020年12月2日进行了开庭审理，并在当天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又于2020年12月7日当天，在没有通知张朋代理人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张朋再去法院作调解，但却制作成开庭笔录，诱导不懂法律的张朋作出一些不利自己的陈述，并据此作出错误的判决；2.签订合同时，袁学伦已明确说明标准节是租来给华能公司用的，因此其才加盖了华能公司的公章，如果只是出租给袁学伦个人用，那就没必要加盖华能公司的公章了。而袁学伦告知张朋其是华能公司的股东，而袁学伦事实上也占有华能公司49％的股权，因此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袁学伦对华能公司完全具有代理权。而华能公司仅以袁学伦没有委托书，事后也没有追认作为其逃避责任的理由不符合客观实际。另案中，袁学伦在其他地方使用这枚所谓他私刻的公章，华能公司都予以认可，也可在佐证张朋要求华能公司承担责任的合理性；3.袁学伦承认承租上诉人的20套标准节都在他手里，并在2020年12月10日发短信给上诉人，自认刘某、杨金武承租他的标准节均还到他手上，要求上诉人运回。袁学伦自己都要求返还上诉人20套标准节，一审法院却判决只返还1套，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4.一审法院认定19套标准节的租期只截止到2014年8月20日没有事实依据。刘某所出具《借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存在质疑，不能凭此认定张朋委托袁学伦向刘某出租标准节。张朋只是介绍把刘某介绍给袁学伦，至于袁学伦自己与刘某是否达成租赁协议，与张朋无关。故对于袁学伦的租期不能截止到2014年8月20日，而应当一直计算；5.一审法院认定截止到2014年8月20日前欠付的租金为38000元也是错误的，应为39906.66元。华能公司辩称，张朋和袁学伦的租赁关系与我司无关，我司无需承担责任。袁学伦辩称，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7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程序正当；袁学伦在《租用标准节清单》上加盖华能公司公章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华能公司，与华能公司无关。袁学伦在一审时提交刘某出具的《借条》是原件，该证据与其他证据能够共同佐证张朋与袁学伦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已经于2014年8月20日履行完毕。目前20个标准节确实在袁学伦处，原因是张朋委托袁学伦取回，袁学伦为此支付了130800元。张朋若要取回20个标准节应当支付袁学伦费用。张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标准节租赁协议，华能公司、袁学伦立即返还张朋标节20节，如不能返还原物则需照价赔偿；2.判决华能公司、袁学伦向张朋支付拖欠的租赁费直至20个标准节全部返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8月9日为452400元；3.判决华能公司、袁学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9日，被告袁学伦作为租用人向原告张朋出具《租用标准节清单》一份，内容为“今租到张朋广西标准节，共计（贰拾个），月租金每月每个贰佰陆拾元整，起算租金时间2013年5月9日起算租金，注明：贵定9个、兴义1个”，被告袁学伦在租用人处签名，并加盖被告华能公司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将20个标准节交付被告袁学伦使用，原告自认于2014年6月、10月分两次共计收到被告租赁费4万元，后原告与被告袁学伦因标准节租金支付以及归还产生纠纷，故向本院起诉，诉请如前。另查明，原告自认被告袁学伦在使用完标准节归还时，让被告袁学伦将标准节直接拖给案外人刘某租赁使用，被告袁学伦于2014年8月20日将其中19套标准节交给案外人刘某租赁使用。被告袁学伦认可于2019年4月帮原告从刘某处将标准节要回存放于自己的库房，但称因代原告支付了要回标准节产生的相关费用，而原告拒不支付，故其未将存放于其库房的20节标准节归还原告。另，本案庭后向原被告双方核实，原告称在涉案标准节未交付给案外人刘某之前被告袁学伦尚欠原告租赁费共计为38000元未支付，被告袁学伦对于该金额予以认可。华能公司于2009年9月11日成立，公司股东为法人穆华和被告袁学伦。2020年7月14日，被告袁学伦将其股权转让给穆华。2012年8月14日，华能公司在贵阳都市报刊登公章遗失，宣布作废的公告。庭审中，被告向本院申请追加刘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未提供刘某具体身份信息，本院无法追加。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支付诉讼保全费2820元。庭后，原告向本院提交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执2441号执行裁定书、（2018）黔0113民初799号民事判决书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1民终71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2014）开民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华能公司2020年7月14日股东会决议，华能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与黔西南州绿宇园艺有限公司签订的《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用以证明：1、被告华能公司的成立及股东情况；2、2013年下半年，被告袁学伦代表华能公司签订《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并且加盖华能公司公章，华能公司对袁学伦的行为予以确认，并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3、袁学伦作为华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起诉与胡兆平签订的《租赁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法院最终判决享有权利义务的主体是华能公司，袁学伦是履行代理人职务。经质证，被告袁学伦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系被告袁学伦与原告之间的个人行为，其他案件中袁学伦之所以能代表华能公司系有公司授权或予以追认等，本案袁学伦虽是华能公司股东，但其行为并未得到公司授权或追认。同时，被告袁学伦自认本案中加盖的华能公司公章系其私刻，与《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加盖的华能公司公章系同一枚。被告华能公司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为在其他合同中被告袁学伦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得到公司授权的，而本案中系袁学伦的个人行为，未得到公司的授权或追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计算及租赁物的返还。关于租赁合同关系，被告袁学伦于2013年5月9日向原告出具《租用标准节清单》载明收到涉案租赁物标准节20个，原告已将租赁物交付被告使用，被告袁学伦对该事实也未予否认，故原告与被告袁学伦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告袁学伦负有向原告支付租赁费及返还租赁物的义务。关于华能公司是否与原告存在租赁关系，经查，实际和原告对接租赁标准节事宜以及实际使用涉案租赁物标准节、支付租金的均是被告袁学伦，其虽是华能公司的股东，但不是法定代表人，原告也未向本院提供其代表或受被告华能公司委托租赁标准节的证据，且华能公司的公章已在本案租赁关系发生之前即2012年登报遗失作废，该登报行为具有对外公示公信力；另，原告向本院提供生效判决以证明被告袁学伦在2013年下半年其代表华能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加盖与本案一样的华能公司公章，华能公司均予认可，且袁学伦也承认加盖的华能公司公章是其私刻公章，故原告与华能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但本案的租赁关系发生在原告提供的生效判决中发生租赁关系之前，事后也未得到被告华能公司追认，《租用标准节清单》上被告袁学伦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华能公司，故对原告主张华能公司承担支付租赁费用等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租金问题，本院认为，《租用标准节清单》上已载明被告袁学伦于2013年5月9日收到租赁物标准节20个，故20个标准节租金起算时间应为2013年5月9日起，之后原告自认在被告袁学伦使用完租赁物返还时，其安排被告袁学伦将案涉租赁物直接交付给案外人刘某继续租赁使用，故标准节租金计算终止时间应是案外人刘某租用案涉租赁物的时间，从原被告的在庭陈述、证人证言及刘某于2018年8月7日给袁学伦出具的“今收到袁学伦2014年8月20日广西标准节带螺丝壹拾玖套（19套）。还标准节之日时扣除张朋借公司由汤恒经手的六套（带螺丝）陆套。2018年8月30日之前还”的借条反映，被告提供的该借条虽为复印件，但可以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原告将案涉租赁物先后租赁给被告学伦、案外人刘某使用以及原告请被告袁学伦帮其向刘某索要租赁物的事实，且原告也未予否认，故被告租用案涉租赁物的截止时间应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原告自认扣除被告袁学伦已支付的租金外，租赁期间尚欠租金为38000元，被告袁学伦对该金额予以认可，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袁学伦支付标准节租金的诉请，本院支持其合理部分即38000元。关于租赁标准节的数量，被告袁学伦将涉案标准节中19套交付给案外人刘某租用，剩余1套一直未返还给原告，故剩余的1套标准节租金应自2014年8月20日起，按照每月26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租金至返还时止。关于被告袁学伦提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本院认为，被告袁学伦将涉案租赁物按照原告的要求于2014年8月20日交付给案外人刘某使用，但被告袁学伦尚有1套标准节一直处于租赁状态，被告袁学伦虽辩解说该套标准节是损坏的，但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且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租金，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被告袁学伦的该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租赁标准节的诉请，本院认为，被告已经将涉案租赁物标准节其中的19套按照原告的要求交付给案外人刘某，被告袁学伦已实际履行完毕归还19套标准节的义务，其不应再负有返还义务，之后刘某使用该标准节系另外的法律关系，原告可另行主张；剩余1套标准节一直在被告袁学伦的掌控之中且至今未返还，且被告袁学伦确认租赁的标准节在其处，故原告主张返还标准节的该诉请，本院支持被告袁学伦返还原告标准节1套。关于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之间的标准节租赁协议的诉请，本院认为，租赁合同中承租方支付租金是其主要义务，被告袁学伦自2014年10月至今未再向原告支付租金，亦未返还完毕租赁物，其情形符合法律规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对原告的该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张朋与被告袁学伦之间的标准节租赁关系；二、被告袁学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朋标准节1套；三、被告袁学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朋截至2014年8月20日前欠付的租金38000元；四、被告袁学伦租赁原告张朋的1套标准节的租金自2014年8月21日起按照26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返还之日止；五、驳回原告张朋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43元（原告已预交）、保全费2820元，共计6863元，由原告张朋负担6000元，由被告袁学伦负担863元。二审中，张朋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华能公司企业年报公示信息一份、长顺县法院（2018）黔2729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修文县法院（2017）黔0123民初12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复印件）、白云法院（2018）799号案华能公司出具的证据清单登记表（复印件）。拟证明：年报公示信息显示华能公司从2013年至2019年一直在正常营业，华能公司一审称述其2012年至2019未经营与年报公示信息不符。数份判决书载明华能公司通过袁学伦等人向建筑单位出租过塔吊，在未向对方出示过的授权委托书，而华能公司都予以认可签字的效力。证据二：刘远谊出具借条一张、刘远谊身份证复印件一张。拟证明：杨金武是刘远谊的舅舅，汤恒是杨金武的下属，刘某和汤恒也是亲属关系，刘远谊租用上诉人张朋的六个标准节，如不能返还，则由汤恒担保返还。因此，袁学伦主张张朋差欠刘某六个标准节与客观实际完全相反。证据三：百度网页文章。拟证明：塔机第一次安装高度为30米，一个标准节的高度为2.5米，安装一台塔机至少需要十多个标准节。证据四：贵州亿嘉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塔机租赁合同一份（原件）、华能公司在盛世华庭的租赁合同一份（复印件，一审已提交）、华能公司同黔西南州绿宇园艺公司的租赁合同一份（复印件，一审已提交）。拟证明：塔吊的进出场费是由塔吊的承租单位支付给出租单位，袁学伦陈述其取回标准节支付了130800元与事实不符，即使真实该费用也应当由其自己承担。华能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二无法确认。证据三不予认可。证据四无法确认。袁学伦质证认为，证据一真实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不予认可。借条有可能是事后补签，且张朋与刘远谊、汤恒的关系在本借条中没有体现。不清楚张朋与刘远谊、汤恒、刘建之间的关系。证据三不予认可。证据四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与本案无关。袁学伦承担的是将标准节运送到项目的费用，不应当承担帮助张朋要回标准节的运费，拆装费，场地费，保管费等。张朋提交的证据一，因华能公司、袁学伦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至于该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判定。其余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袁学伦在庭审中提交刘某于2018年8月7日出具的《借条》原件。本院认为，结合双方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华能公司是否应当向张朋承担责任；第二、如何计算袁学伦向张朋租用标准节的租期和租金；第三、张朋是否有权要求袁学伦归还全部标准节。关于争议焦点一，张朋认为，袁学伦系华能公司的股东，持有华能公司的公章在《租用标准节清单》盖章的行为，应当视为华能公司也是租赁相对方，需要承担责任。且其他案件中，袁学伦代表华能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时，华能公司未给于袁学伦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也认可其代理行为。对此本院评判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公司是否为合同相对方，应当根据订立合同的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或者交易相对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签约人有权代表公司或代理公司进行相关民事行为来确定，不应仅以加盖的印章印文是否真实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租用标准节清单》签订时，袁学伦为华能公司的股东，但并非华能公司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证明袁学伦在华能公司任职或具有代理华能公司对外进行相关民事行为的授权。而仅因袁学伦系华能公司股东，不足以成为张朋相信袁学伦有权代理华能公司在案涉《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合理理由，故袁学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对华能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张朋与华能公司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张朋主张华能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对该问题认定并无不当。华能公司是否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正常经营，对于判断袁学伦在本案中能否代表华能公司签订《租用标准节清单》并无实益。至于其他法律文书载明的情况，均是华能公司与袁学伦共同或单独作为原告起诉，与本案华能公司与袁学伦作为被告的情况并不相同，不能简单类比。关于争议焦点二，张朋主张，2014年8月20日袁学伦将19套标准节交付给案外人刘某的行为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定张朋委托袁学伦将标准节租赁给案外人刘某与事实不符。对此本院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２００１〕３３号）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2020年12月7日，一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庭调解。误写成“开庭笔录”（后手写修改为调解笔录）。张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是否参加调解，不会影响调解笔录的真实性。虽然是为了调解而组织当事人到场，但是各方当事人在调解笔录中的陈述并非都是“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该笔录中记录，一审承办法官问：“原告，刘某是不是你先认识的？”张朋答：“不清楚，材料是我喊袁学伦拉给刘某，但是袁学伦没有把材料全部交给刘某，后面刘某说交材料的是袁学伦，只和袁学伦对接。”一审承办法官问：“原告，当时为什么喊被告将材料拉给刘某？”张朋答：“当时应该是被告用完了，我为了不麻烦，就直接袁学伦拖去给刘某，因为如果袁学伦拉回来给我，我还要拖去给刘某用。”上述笔录载明的内容，足以得出张朋委托袁学伦将标准节租给刘某的结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张朋“自认安排袁学伦将案涉租赁物直接交付给案外人刘某继续租赁使用”并无不妥。双方当事人对于案外人刘某实际使用19套标准节的时间2014年8月20日并无异议，故袁学伦的租期为2013年5月9日至2014年8月20日。按照《租用标准节清单》约定的租金标准260元／节／月，袁学伦应当支付20节标准节的租金是79906.66元。张朋自认袁学伦已付租金40000元，故袁学伦尚需支付租金39906.66元。袁学伦在二审时认可张朋陈述的未付租金38000元是“调解时称述的数据”，属于“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应当作为裁判依据。鉴于此，张朋关于38000元租金的自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袁学伦应当支付租金39906.66元。该部分租金只涉及19套标准节，不包括张朋一直未归还的1套标准节产生的租金。关于争议焦点三，张朋认为，现在20套标准节均在袁学伦处，袁学伦应当归还全部标准节。对此本院评判如下：袁学伦在一审时认可，2019年4月代张朋取回标准节，现全部20套标准节均由其保管。袁学伦不同意返还张朋20套标准节的原因是，其为张朋取回标准节支付了费用，费用未结清之前不予返还。根据前述分析，张朋与袁学伦之间19套标准节的租赁关系存续期间为2013年5月9日至2014年8月20日，袁学伦根据张朋的要求和指示将19套标准节交付给案外人刘某，其已经完成了归还19套标准节的义务。2019年4月袁学伦代张朋取回标准节的行为，无论是基于张朋的委托抑或是基于“好意”，均会产生必要的费用，袁学伦有权行使留置权。关于19套标准节，张朋可以另案主张权利。一审的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张朋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张朋与袁学伦之间的标准节租赁关系；第二项，即：袁学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朋标准节1套；第四项，即：袁学伦租赁张朋的1套标准节的租金自2014年8月21日起按照26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返还之日止；二、撤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三、变更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0)黔0113民初633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袁学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朋截至2014年8月20日前欠付的租金39906.66元；四、驳回张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43元、保全费2820元，共计6863元，由张朋负担5800元，由被告袁学伦负担10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86元，由张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龙珑审判员  刘佳审判员  余鑫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盛美书记员吴佳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