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津民终24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双敏，男，198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爱军，男，197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贾秀彬，男，196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崔启春，女，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久成，男，195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吴洪峰，男，198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承光，男，197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春光，男，198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立建，男，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玉才，男，196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张卫东，男，198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式勇，男，196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玉新，男，1967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鹏，男，1966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崔建忠，男，1963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杨松，男，1990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国伟，男，198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秋生，男，196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上诉人（一审原告）：郑瑞山，男，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诉讼代表人：刘双敏、王爱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超，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媛媛，河北渤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新明，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天津士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小华，天津士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双敏等19人与被上诉人王新明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8）津72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双敏等19人的诉讼代表人刘双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超、韩媛媛，被上诉人王新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双敏等19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王新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立即从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区内撤出，并赔偿刘双敏等19人2018年至2019年渔业养殖设备损失64288元、公证费5000元、鉴定费（以下表述为评估费）60000元、船只租赁费28600元、法律咨询费20000元、潜水员雇佣费8000元，合计185888元；2．两审案件受理费由王新明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刘双敏等19人均为适格诉讼主体。刘双敏等19人系底播养殖合伙人，出资的浮球、底绠绳、水泥根桩等养殖设备在用于底播养殖时被王新明的捕捞网具破坏，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一审判决认为刘双敏等19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刘双敏等19人要求王新明赔偿2018年和2019年损失，且已排除其他捕捞渔民造成破坏的因素。3．王新明在相关海域霸海捕捞长达7年，一审判决未提及王新明“占海”问题，恶意隐瞒“占海”行为。评估单位大连华宸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宸公司）的录像足以证明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设备损失与王新明的捕捞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华宸公司在海上进行现场查勘作业时，王新明驾驶船舶撞击作业船只，导致潜水员被迫终止水下探摸，故即使证据存在瑕疵，也系王新明阻挠评估所致，其应承担举证瑕疵的不利后果。4．一审判决对索赔标的物认定错误。刘双敏等19人要求王新明赔偿浮球、底绠绳、水泥根桩等养殖设备，但一审判决在因果关系论证部分错误认定本案索赔标的物为养殖网具。（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规定，却忽视该条第一款所强调的海域使用权对妨害合法活动的行为具有排他性，合法养殖者在缴纳海域使用金后在固定海域拥有的养殖权具有排他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唐山海事局航行通告2013年第001号乐亭沿海水产养殖区域通告是现行有效的行政性规定，王新明自认常年在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区域进行捕捞作业，其在涉案海域大面积下网捕捞，造成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设备损坏殆尽。王新明的“占海”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三）王新明涉嫌虚假诉讼，编造虚假证据。王新明的一审证据4“杨松撤诉申请”系虚构伪造。（四）本案评估问题。一审法院未审查评估单位和评估人员的资质，造成刘双敏等19人评估费损失，应承担本案评估费。王新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基本正确，不存在刘双敏等19人所称的事实认定错误。1．刘双敏等19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存在瑕疵。涉案《养殖合作协议》显示，刘双敏仅合作进行底播养殖，浮球、底绠绳、水泥根桩等扇贝养殖设备与刘双敏无关。刘双敏等19人主张养殖设备系共同出资采购并用于全年养殖作业，缺乏证据证明。2．王新明不存在所谓“占海”行为。王新明具有合法渔业捕捞手续，在国家规定的作业海域范围内捕捞，历年没有违法记录，属于合法捕捞。3．刘双敏等19人未完成举证责任。刘双敏等19人提交的《公证书》《关于王新明的捕捞行为对刘双敏等19名原告养殖区内的养殖设备是否造成损失及损失金额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未发现网具与养殖设备缠绕的情况，主张的2018年和2019年养殖设备损失缺乏证据证明，提交的证据未形成完整证据链，亦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1．王新明有权在涉案海域捕捞。对海域使用权是否颁发不动产权证，仅是从权利客体的种类作出区分，并不影响其在物权法体系下用益物权的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将水域养殖与捕捞并列作为用益物权保护，不存在养殖权优于捕捞权的规定。2．捕捞权与养殖权不具有明显冲突，可以并存。（三）王新明不存在虚假诉讼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行为，评估费等费用支出应由刘双敏等19人自行负担。刘双敏等19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新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立即从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区内撤出；2．判令王新明赔偿刘双敏等19人2018年和2019年渔业养殖设备损失64288元、公证费5000元、评估费60000元、船只租赁费28600元、法律咨询费20000元、潜水员雇佣费8000元，合计185888元；3．判令王新明负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刘双敏与王爱军等18人签订《养殖合作协议》，约定王爱军等18人持自身的海域滩涂与刘双敏共同合作滩涂底播养殖，由刘双敏出资并经营，收获纯利润王爱军等18人占40%，刘双敏占60%。协议还约定，在扇贝养殖户养殖期间，刘双敏不能影响扇贝养殖户正常作业。王新明系依法取得了渔业捕捞行政许可的捕捞户，拥有“冀乐渔03198”号捕捞渔船，其捕捞的作业区域为北N39°20.000、南N39°12.000、西E119°24.000、东E119°24.500，与郑瑞山、崔建忠、张立建、赵秋生、赵式勇（以下简称郑瑞山等5人）主张的养殖区域有重叠。刘双敏等19人认为王新明在其养殖区内进行捕捞作业的行为使其养殖设备和养殖产品遭到破坏，为此于2018年4月6日委托河北省唐山市德信公证处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2018年12月20日，刘双敏等19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对因王新明的捕捞行为对刘双敏等19人养殖区的养殖设备造成的损失数额进行评估，一审法院依法准许。因各方当事人未能就评估单位的选择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海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评估，该中心接受委托后，认为难以作出相对客观、公证的鉴定评估，因此未受理委托。后一审法院根据刘双敏等19人的评估申请再次依法委托华宸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接受委托后于2019年4月20日至21日进行现场查勘后出具了《评估报告》，刘双敏等19人为此支付了评估费60000元及相关费用。另查明，乐亭地区海域扇贝养殖周期开始的时间是在每年五一之后，每年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为休渔期。根据当地习惯，捕捞户一般通过在捕捞网具浮球上标记渔船船号的方式来进行区分。一审法院认为，刘双敏与王爱军等18人签订的《养殖合作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相关内容清楚、条款明确，符合合伙协议的性质，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范，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约定，刘双敏与王爱军等18人共同合作滩涂底播养殖，故涉案合伙事项为滩涂底播养殖。而扇贝养殖为筏吊式，根据《养殖合作协议》第四条约定，在扇贝养殖季节，刘双敏不得影响扇贝养殖户正常作业，因此合伙事项中并不包括扇贝养殖。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并结合专家辅助人庭上的介绍，底播养殖并不需要投入专门的养殖设备，查勘现场所发现的养殖设备也均为养殖扇贝所用的筏吊式养殖设备。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专门用于底播养殖的设备损失。由于刘双敏与王爱军等18人并非扇贝养殖的合伙人，因此就扇贝养殖的相关损失，刘双敏及王爱军等18人不能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王爱军等18人可就其各自的相关损失分别提起诉讼进行索赔。根据评估人现场查勘，王新明的捕捞区域共涉及郑瑞山等5人主张的养殖海域。王新明认为上述5人的养殖手续存在瑕疵，一审法院认为，郑瑞山等5人主张的是养殖设备损害赔偿，无论其养殖手续是否存在瑕疵，均不影响对其投入的养殖设备具有合法的财产权，因此有权就相关的损失请求赔偿。关于诉请的养殖设备的投入情况。刘双敏等19人诉请的是2018年和2019年投入的养殖设备损失，因此其首先对于2018年和2019年养殖设备的投入情况负有举证责任。根据当地的养殖传统，公证人现场公证时，2017年度扇贝养殖周期已经结束而2018年度扇贝养殖周期尚未开始；而在评估人员现场查勘时，2018年度扇贝养殖周期已经结束而2019年度扇贝养殖周期尚未开始，海面上没有发现可用的扇贝养殖设备，在海底发现的损坏养殖设备的投入时间无法确定，而刘双敏等19人提供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在涉案两个年度内养殖设备的实际投入情况，因此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的规定，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扇贝养殖设备损失情况以及与王新明捕捞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了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同时也规定了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碍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特定海域内的养殖权、捕捞权等渔业权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性，但捕捞权的对象为野生海产品，野生海产品在被捕到之前，不专属于任何个人所有，养殖户只对其养殖设备和养殖的海产品享有所有权，而对野生海产品没有排他性所有权。因此从法理上讲，依法取得的养殖权利和捕捞权利因对象不同，相互之间并无必然的排他性，并且应按照有利生产、公平合理等原则，为彼此用海提供必要便利，避免损害。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看出王新明的捕捞区域与郑瑞山等5人主张的养殖区有重叠，王新明在养殖区内设置了捕捞网具。但王新明从事捕捞作业的时间处于合法的捕捞期内，现场查勘过程中也未发现涉案海域海面分布有可用的扇贝养殖浮球，因此无法确定王新明所设置的捕捞网具与扇贝养殖设备之间的具体分布情况。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显示，除王新明外，涉案海域还有其他捕捞渔船进行捕捞作业，但并没有发现王新明在捕捞过程中对养殖网具实施了割断等损害行为。虽然现场查勘过程中在6号采集点发现了王新明设置的捕捞网具与海底已损坏的养殖设备有缠绕现象，但无法确定养殖设备的损坏时间，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也印证了已损坏的养殖设备与捕捞网具仍有可能再次缠绕，因此综合现有证据分析，不能认定养殖设备的损坏与王新明的捕捞行为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刘双敏等19人请求王新明支付的法律咨询服务费、公证费及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刘双敏等19人进行法律咨询、委托公证机关进行公证，系自行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因此而支付相关费用，系履行其与相关单位之间约定所致，将其列入侵权赔偿请求范围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刘双敏等19人主张的评估费及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刘双敏等19人对于其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其评估申请系为证明其主张而提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因此，一审法院对刘双敏等19人主张的评估费及相关费用不予支持。综上，郑瑞山等5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涉案两个年度内实际投入的扇贝养殖设备情况以及王新明捕捞行为与损坏的扇贝养殖设备具有因果关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双敏等19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18元，由刘双敏等19人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双敏等19人补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乐亭县水产中心主管滩涂养殖的工作人员在乐亭县养殖户“扇贝一家人”群内发布的通知截屏，拟证明捕捞渔船禁止进入养殖区；证据二，《通告》，拟证明乐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联合下发《通告》，规制阻挠、妨害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和进行养殖作业的行为。根据刘双敏等19人申请，本院前往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调查了解两单位下发《通告》及召开协调会情况，形成两份调查笔录（以下简称二审调查笔录）。刘双敏等19人认为，《通告》及二审调查笔录证明海域使用权具有排他性，捕捞户需得到海域使用权人允许方可进入养殖区捕捞，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出具《通告》规范捕捞户与养殖户的冲突问题。王新明对刘双敏等19人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证据二，因其仅是法律规定的罗列，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不属于证据。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针对调查笔录形式，因未列明调查人、被调查人身份，亦未加盖被调查单位公章，故形式不合法。针对调查笔录内容，第一，内容与涉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第二，乐亭县水产中心调查笔录证明不存在养殖设备损失；第三，乐亭县自规局调查笔录中被调查人陈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王新明未补充提交证据。本院经审查刘双敏等19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刘双敏等19人提交的证据系微信群聊天记录截屏，因其未能当庭展示聊天记录，王新明亦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二，经与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核实，《通告》系两单位共同下发，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通告》与本院根据刘双敏等19人申请前往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调查核实形成的二审调查笔录相互结合，可以证明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在2021年3月发布《通告》并召开协调会，协调管辖海域养殖户与捕捞户之间纠纷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8年至2019年间，郑瑞山、崔建忠、赵秋生、赵式勇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上述两证均于2020年底到期。郑瑞山、崔建忠申请续期使用，乐亭县自规局将二人海域使用权证换发为不动产权证，郑瑞山不动产权证证号为冀（2020）乐亭县不动产权第0××8号，崔建忠不动产权证证号为冀（2020）乐亭县不动产权第0××7号，上述证书记载海域使用权使用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止。郑瑞山、崔建忠养殖权期限延展至2023年12月31日。赵秋生、赵式勇未申请续期。2018年间，张立建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2018年底，张立建将海域使用权转让案外人李元双，李元双取得不动产权证、养殖许可证，两证均于2020年底到期，李元双未申请续期。张立建与李元双共同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张立建适格原告主体身份的说明》（以下简称《张立建适格原告说明》），记载张立建与李元双达成转让协议，并于2018年12月26日办理转让登记手续，双方约定办理交接前后因侵权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张立建主张权利，李元双不以任何理由向侵权人及利益相关方主张权利。郑瑞山等5人海域使用权证记载的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养殖许可证记载的养殖方式为筏吊式、滩涂底播。王新明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记载的主作业类型为刺网，主作业方式为漂流、定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查明，河北省乐亭县、昌黎县海域海湾扇贝养殖，其养殖方式方法和基本养殖规范及规律为：养殖采取筏吊式，即在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刘双敏等19人称为底绠绳），两根根绳之间用绠绳连接。刘双敏等19人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其在涉案海域的养殖方式为筏吊式养殖扇贝，底播养殖魁蚶、海参，扇贝养殖时间是每年的5月至11月，魁蚶、海参养殖时间是全年；养殖设备若不被破坏，则因寿命问题可能几年一换，现因被破坏导致每年一换。《公证书》记载，刘双敏申请公证机关对其经营海域内存在网具的状况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公证机关共在18个采集点保全证据。经本院核对，第11-13个采集点位于王新明捕捞区域内，该3个采集点中仅有第12个采集点位于赵秋生海域使用权证记载养殖用海区域内，其他2个采集点并未位于郑瑞山等5人海域使用权证记载的养殖用海区域内。第12个采集点打捞到网具的浮漂编号为3198号（即王新明渔船船号），但未发现养殖设备。《评估报告》附件四《鉴定评估技术报告》第三部分“数据统计”记载，评估单位共采集9个点位，其中王新明选取点位因不在重合海域内故不予采用。其他8个点位之中，养殖设备、网具均有的有4个点位，其中1个点位网具浮漂编号为3198号，3个点位网具浮漂无编号。该部分同时记载，根据现场勘验无法确定养殖设备被损坏的具体时间，也无法对水下养殖设备进行清点。第四部分“刘双敏等养殖设备核定”记载，刘双敏在重合的1640.895亩范围内，根子（水泥根桩）总数为254根。第五部分“王新明毁坏养殖设备损失的核定”记载，30mm绠绳平均单价为14.75元/米，可回收浮球平均单价为4.5元/个。评估人员在一审出庭表示，其在海面上没有发现浮球，刘双敏等19人告知浮球都被损坏了；刘双敏等19人实际支付的评估费60000元不包括船只租赁费和潜水员雇佣费。刘双敏等19人聘请的专家辅助人王吉桥在一审期间出具了《锚刺网作业方式对扇贝养殖浮筏底绠绳影响的技术分析》（以下简称《技术分析》）《专家证人涉案问题解某》（以下简称《解某》）等两份书面材料，并出庭发表意见。《技术分析》第1部分“锚刺网及作业方式”记载，唐山地区使用的锚刺网为三层锚刺网，单个网长30米、高3米至4米；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以4个至5个锚刺网连接成一组，在这组锚刺网两端用木杆支撑，使网衣舒展，并在这组锚刺网的两端系上锚，可使锚刺网入水后位置相对固定；为增加渔获物的捕获率，往往使锚刺网的延伸方向与潮汐流的方向垂直。在水中留置一定时间后，投放锚刺网（组）的渔船，按照标志物寻找已经投放入水的锚刺网（组），随着渔船航行，顺次收入船舱。第5部分“锚刺网作业方式对扇贝养殖浮筏底绠绳的危害性分析”记载，锚刺网下网过程中，极有可能使锚刺网将底绠绳（含浮球）覆盖或交叉，使底绠绳向海底方向下沉；水中留置过程中，只要锚刺网在水底随水流波动时遇到底绠绳的情况发生，会以底绠绳为核心逐渐将底绠绳缠绕包裹，最终使底绠绳丧失使用功能；收网过程中，当锚刺网不能顺利收起时，往往采用割断障碍物的处理方式，使底绠绳的物质形态受损，彻底丧失使用功能。《解某》记载，《评估报告》6号点位网具上存在活皮皮虾（虾蛄）和死虾蛄，说明网具遗留海底时间不长，大概一至两个月，依据专家辅助人经验，系在2019年下的网。2021年3月18日，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联合下发《通告》，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九条；申明对阻挠、妨害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和进行养殖作业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海域使用权人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同年3月26日，乐亭县自规局、乐亭县水产中心、唐山海警局乐亭工作站联合召开协调会，协调管辖海域养殖户与捕捞户之间纠纷，捕捞户表示将在5月休渔期前起网。以上事实，有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不动产权证、渔业捕捞许可证、《张立建适格原告说明》《公证书》《评估报告》《技术分析》《解某》《通告》及（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一审庭审笔录、二审调查笔录等，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故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确定本案适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引起涉案民事纠纷的法律事实系王新明进入养殖区捕捞的行为，确定本案法律适用应当审查王新明实施法律行为的时间。王新明常年在养殖区捕捞，但其捕捞行为并非一个持续的行为，而是多次重复的行为。其中，与刘双敏等19人提出的赔偿2018年、2019年养殖设备损失诉讼请求相关的法律行为已在民法典施行前实施完毕，故审理该诉讼请求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刘双敏等19人提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诉讼请求实质系同时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妨害防止请求权，与该诉讼请求相关的法律行为正在发生、尚未发生，故审理该诉讼请求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为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结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确定争议焦点为：一、王新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二、刘双敏等19人是否有权主张排除妨害。一、王新明应否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双敏等19人主张王新明构成侵权，应当证明存在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一）王新明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王新明主张其作业海域为北N39°20.000、南N39°12.000、西E119°24.000、东E119°24.500。刘双敏等19人虽主张王新明没有固定作业海域，但认可双方重合海域为一审判决认定的郑瑞山等5人部分养殖海域，故本院对一审判决该项认定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郑瑞山、崔建忠、赵秋生、赵式勇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依法享有海域使用权、养殖权；张立建曾经持有海域使用权证、养殖许可证，且根据与李元双约定享有转让海域使用权、养殖权前后的全部权利，依法亦享有海域使用权、养殖权；王新明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依法享有捕捞权。上述权利均具有法律效力上的用益物权属性，区别在于海域使用权、养殖权具有排他性，捕捞权不具有排他性。涉案纠纷实质系养殖户享有的排他性海域使用权、养殖权与捕捞户享有的非排他性捕捞权之间的争议。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的原则，审理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捕捞权应当首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海域使用权人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的义务；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据此，同一海域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排他性的用海权利，仅在其中一个用海权利系非排他性的，且能够与海域使用权相容时，二权才可以并存。针对王新明享有的捕捞权能否与郑瑞山等5人享有的海域使用权相容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用海方式对两种用海权利能否相容具有决定影响。郑瑞山等5人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养殖方式为筏吊式、滩涂底播。根据《技术分析》及刘双敏等19人主张，郑瑞山等5人于每年5月初至11月初进行筏吊式扇贝养殖，当年11月收获扇贝后，将主绠绳收回岸上，底绠绳系一浮球，便于翌年寻找并继续利用，同时作为标识用于底播养殖。郑瑞山等5人具有开放式养殖用海权利，有权决定是否在非扇贝养殖季节拆除全部筏吊，其所述的保留底绠绳及浮球作为底播养殖标识的养殖方式，符合设备用途及经济原则，属于合理使用行为，应受法律保护。王新明捕捞主作业类型为刺网，主作业方式为漂流、定置。根据《技术分析》及二审调查笔录内容，涉案海域采取的捕捞方式为定置刺网捕捞。该捕捞方式下，刺网将固定在与海平面垂直方向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海水水体内。根据《技术分析》及一般常理分析，同一海域同时存有底绠绳及刺网的情况下，存在刺网下网、留置、收网过程中与底绠绳缠绕，使底绠绳损坏、部分甚至全部丧失使用功能的可能性。故而，王新明的用海方式存在妨害郑瑞山等5人合法使用海域的可能性，王新明的捕捞权与郑瑞山等5人的海域使用权、养殖权无法相容。第二，用海时间对两种用海权利能否相容具有重要影响。一些具有临时性、偶然性特征的用海活动，只要不影响海域使用权人正常使用海域，海域使用权人不能拒绝或进行阻挠。反之，一些具有持续性特征的用海活动，因需要连续占用水面、水体等，可能阻碍海域使用权人实际支配、控制海域，影响海域使用权占有权能的行使，因而海域使用权人有权拒绝。根据在案事实和证据，王新明常年在重合海域捕捞虾蛄。因虾蛄的捕捞周期一般持续一至两个月时间，故王新明采用定置刺网方式连续占用水面、水体，可能影响郑瑞山等5人底播养殖的维护及扇贝养殖的准备工作，因而郑瑞山等5人有权拒绝。第三，投入成本亦可作为确定两种权利优先顺位的参考。郑瑞山等5人自行投入苗种、设备进行养殖经营，缴纳海域使用金，负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不能破坏性使用海域或者污染海域的法定义务，投入成本主要系因使用海域所应负担的费用和义务，对重合海域投入成本较高。王新明捕捞野生海产品，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负有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不能过度捕捞渔业资源的法定义务，投入成本主要系因采捕渔业资源所应负担的费用和义务，对重合海域未投入成本。通过投入成本高低比较，郑瑞山等5人的用海权利亦应优先于王新明的用海权利。根据上述分析，王新明未经海域使用权人同意进入重合海域捕捞，行为构成侵权。（二）刘双敏等19人是否受到损害刘双敏等19人证明受到损害的证据主要为《公证书》《评估报告》，公证、评估视频截图及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公证书》系对2018年4月相关海域存在网具情况进行公证，同时对公证船只行进途中发现的受损养殖设备进行记录。《公证书》选取的18个采集点仅有第12个采集点位于重合海域，仅发现了王新明渔船的网具，未发现养殖设备。刘双敏等19人提交的打根证明、养殖设备受损照片等其他证明2018年养殖设备损失的证据亦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与本案关联性等原因不具有证明力。据此，《公证书》及其他在案证据不能证明重合海域在2018年同时存在王新明渔船的网具及受损的养殖设备的事实。《评估报告》系经法院委托作出，评估单位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参与查勘，故其附件四《鉴定评估技术报告》第三部分“数据统计”及现场查勘视频截图记载的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评估报告》采集的8个有效点位中，1个点位同时打捞到王新明渔船的网具与受损的养殖设备。据此，《评估报告》能够证明重合海域在2019年同时存在王新明渔船的网具及受损的绠绳的事实。《评估报告》记载重合海域存在受损的绠绳，故应认定重合海域内底绠绳受损。《评估报告》虽未记载重合海域存在损坏的浮球，但因浮球是系在底绠绳之上，底绠绳损坏、断裂必然导致浮球漂离丢失，故应认定重合海域内浮球受损。《评估报告》记载评估单位未对海底养殖设备进行清点，故无法证明重合海域内水泥根桩受损情况。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查明事实，涉案海域筏吊式养殖规律为“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底绠绳）”，故底绠绳损坏、断裂不必然导致水泥根桩无法再次使用。刘双敏等19人主张重新在水泥根桩上系底绠绳的费用是重新打水泥根桩的十倍，底绠绳受损就相当于水泥根桩受损，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在案事实、证据无法证明重合海域内水泥根桩受损或丧失使用价值。虽然《评估报告》记载根据现场查勘无法确定底绠绳、浮球损坏的具体时间，但是专家辅助人出具《解某》并在一审出庭发表意见称，《评估报告》6号点位网具同时存在活虾蛄和死虾蛄，说明网具遗留海底时间不长，系在2019年下网。因专家辅助人具有水产养殖专业背景，故其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涉案专门性问题的参考。根据一般常理分析，网具在下网、留置、收网过程中更容易与正在使用、垂直于海平面的底绠绳缠绕，而非与损坏已久、沉没在海底的底绠绳缠绕，故刘双敏等19人主张的底绠绳、浮球系在2019年遭受王新明渔船的网具损害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上述分析，刘双敏等19人提交证据能够证明底绠绳、浮球在2019年受损的事实。《养殖合作协议》约定刘双敏等19人合作进行底播养殖，但未明确约定用于全年养殖的养殖设备的投资或归属。刘双敏等19人共同主张养殖设备损失，未违反协议及法律规定，亦未加重王新明的责任，故应认定涉案底绠绳、浮球损失系刘双敏等19人的共同损失。（三）王新明的捕捞行为与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设备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新明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王新明在重合海域放置刺网实施捕捞行为，刘双敏等19人用于底播养殖标识的底绠绳、浮球受到损害。根据《技术分析》及一般常理分析，同一海域同时存有底绠绳及刺网的情况下，存在刺网下网、留置、收网过程中与底绠绳缠绕，使底绠绳损坏、部分甚至全部丧失使用功能的可能性。且根据《评估报告》的现场查勘视频截图，6号点位实际存在王新明渔船的网具与底绠绳缠绕的情况。据此，应当认定王新明的捕捞行为与刘双敏等19人的底绠绳、浮球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王新明自述有权进入重合海域捕捞，表明其知晓部分捕捞海域系郑瑞山等5人的养殖海域。王新明明知养殖海域而入内捕捞，且对其行为可能造成海域使用权人权利受损的结果持放任态度，存在主观过错。（四）王新明的责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捕捞活动属于非排他性用海活动，存在其他捕捞户在重合海域捕捞的可能性，《评估报告》亦证实该海域存在未标记渔船船号、无法确定捕捞主体的网具，故刘双敏等19人所受损害应属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造成，应在确认重合海域受损养殖设备数量、价值的基础上，依法确定王新明的责任范围。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刘双敏等19人提交的重合海域受损养殖设备数量、价值的证据并未达到充分、确定程度。鉴于养殖设备损失客观存在，故应结合《评估报告》、在案事实证据、当地养殖规律等对受损养殖设备数量、价值予以综合认定。《评估报告》系经法院委托作出，评估单位及评估人员均具有海洋水产资源资产价格评估资质，评估依据主要源自现场查勘、市场询价及已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评估方法属于评估实践中常用的市场法，故虽《评估报告》认定的受损养殖设备项目与实际不符，但其认定的重合海域面积、养殖设备数量计算方式及单价，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评估报告》计算，重合海域存在的水泥根桩数量约为254根。因每个水泥根桩上系一根底绠绳、一个浮球，故重合海域存在的底绠绳、浮球数量约为254根、254个。参考刘双敏等19人提交的《“PHOS”轮驶入河北省滦河口附近扇贝养殖区致祖铁军等7家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估报告》认定的“绠缆（底绠绳）长度一般为养殖区水深的2倍，按25米计算”标准，重合海域存在的底绠绳长度约为6350米（254根×25米）。根据《评估报告》认定底绠绳14.75元/米、浮球4.5元/个的单价，重合海域存在的底绠绳、浮球价值约为93662.5元（6350米×14.75元）、1143元（254个×4.5元），共计94805.5元。根据刘双敏等19人一审庭审陈述，养殖设备正常使用也需几年更换一次，故认定损失应考虑折旧因素。参考刘双敏等19人关于养殖设备使用年限的陈述，本院酌情认定折旧率按年20%计算。此外，由于受损的底绠绳、浮球并非整体使用，每组底绠绳、浮球均可独立使用、更换，故认定损失还应考虑损坏程度。《评估报告》现场查勘视频截图显示，同时发现养殖设备、网具的4个点位的养殖设备与网具均呈缠绕状态，且海面上未发现正常使用的浮球，故本院酌情认定养殖设备构成全损。经计算，受损养殖设备价值约为75844.4元（94805.5元×80%）。根据《评估报告》记载，存在养殖设备的4个点位中，仅有1个点位打捞到标记王新明渔船船号的网具，故本院酌情认定王新明对刘双敏等19人底绠绳、浮球损失承担25%的责任，数额为18961.1元（75844.4元×25%）。刘双敏等19人另主张王新明承担公证费5000元、评估费60000元、船只租赁费28600元（用于公证的船只租赁费25000元、用于评估的船只租赁费3600元）、法律咨询费20000元、潜水员雇佣费8000元。第一，公证费5000元、用于公证的船只租赁费25000元。刘双敏等19人委托公证的目的为保全证据。由于调查收集证据是当事人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当事人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行使，故因调查收集证据产生的费用应由刘双敏等19人自行负担。第二，法律咨询费20000元。刘双敏等19人委托法律咨询的内容为调查收集证据及辅助公证、评估。基于与公证费负担的相同理由，法律咨询费亦应由刘双敏等19人自行负担。第三，评估费60000元、用于评估的船只租赁费3600元、潜水员雇佣费8000元。《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根据评估人员一审出庭陈述，评估单位收取的评估费不包括船只租赁费、潜水员雇佣费等现场查勘的费用。因此，虽然刘双敏等19人仅提交船只租赁费、潜水员雇佣费的收据，未能提交付款凭证，但因该费用已实际发生，故本院予以认定。刘双敏等19人为评估支付的71600元（60000元＋3600元＋8000元）均属于因评估发生的费用，属于诉讼费用范畴，应由败诉方负担。刘双敏等19人提出的赔偿养殖设备损失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故应与王新明分担评估费。本院根据刘双敏等19人诉讼请求成立的比例29%（18961.1元÷64288元），酌情确定刘双敏等19人负担评估费50836元（71600元×71%），王新明负担评估费20764元（71600元×29%）。二、刘双敏等19人是否有权主张排除妨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海域使用权属于基本法律规定的用益物权，海域使用权人在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存在被妨害的风险时，有权行使物权请求权。刘双敏等19人提出的“王新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立即从刘双敏等19人的养殖区内撤出”诉讼请求，实质系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防止请求权，享有该物权请求权的权利主体须为海域使用权人。郑瑞山等5人养殖区域与王新明捕捞区域重合。其中，郑瑞山、崔建忠享有海域使用权、养殖权，故其有权主张排除妨害。张立建（李元双）、赵秋生、赵式勇海域使用权期满后，未申请续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海域使用权期满，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海域使用权终止”规定，其享有的海域使用权已经终止，故其无权主张权利。如前所述，王新明2018年至2019年间在重合海域捕捞已经妨害到郑瑞山等5人的养殖用海权利，若其今后继续在重合海域捕捞，极有可能再次妨害到郑瑞山、崔建忠的养殖用海权利，故王新明应当停止进入郑瑞山、崔建忠养殖用海区域捕捞的侵权行为。综上所述，刘双敏等19人的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海事法院（2018）津72民初1394号民事判决；二、王新明停止进入郑瑞山［不动产权证证号冀（2020）乐亭县不动产权第0××8号］、崔建忠［不动产权证证号冀（2020）乐亭县不动产权第0××7号］的养殖用海区域捕捞的侵权行为（养殖用海界址点编号及坐标详见附表）；三、王新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刘双敏等19人养殖设备损失18961.1元；四、驳回刘双敏等19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18元，由刘双敏等19人负担3335元，由王新明负担683元；评估费71600元，由刘双敏等19人负担50836元，由王新明负担207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018元，由刘双敏等19人负担3335元，由王新明负担68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彤审判员 张 昕审判员 李善川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程旭丹书记员岳琰秋附：            郑瑞山养殖用海界址点编号及坐标（纬度|经度）                  1              39°18′37.9408″              119°23′59.4528″                  2              39°18′58.4074″              119°24′14.8941″                  3              39°19′10.0112″              119°23′54.7930″                  4              39°18′52.8339″              119°23′39.2604″                  崔建忠养殖用海界址点编号及坐标（纬度|经度）                  1              39°18′02.6109″              119°24′13.1545″                  2              39°18′15.9633″              119°24′27.1427″                  3              39°18′25.3665″              119°24′16.0330″                  4              39°18′12.5552″              119°24′02.7947″      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三百二十八条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海域使用权人有依法保护和合理使用海域的义务；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