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终77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海东，女，196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旻，北京虎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煜暄，北京虎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村。负责人：梁海龙，社长。原审第三人：陈英，男，197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三槐堂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上诉人王海东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三槐堂经合社）及原审第三人陈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2057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海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事实和理由：一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陈英与我之间是代理关系，而非转租关系，我与三槐堂经合社成立了土地租赁合同关系。一、我与陈英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租地合同由陈英代签，实际上此地是由王海东承租。每年租金570000元（伍拾柒万元整）。由王海东出资缴纳，每年王海东付给陈英30000元（叁万元整）代理费。”每年付给陈英代理费证明陈英在整个土地出租期间均为我的代理人，而非转租方。陈英系代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陈英从未有承包土地并向我转租的意思表示。陈英在庭审中述称其将涉案土地转租给我，显然与双方在《协议书》中订明的真实合意不符。二、我自始至终都直接向三槐堂经合社履行承租人义务,各方从未约定由我代陈英向三槐堂经合社履行义务。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签订后，租金一直由我直接向三槐堂经合社支付，三槐堂经合社对此明知。陈英也从未与我约定由我代陈英向三槐堂经合社支付租金。三、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关系直接存在于三槐堂经合社与我之间，我有权向三槐堂经合社直接主张合同权利，各方没有通过陈英进行土地承包再转租的意思表示。一审裁定认定我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三槐堂经合社未上诉。陈英述称，其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王海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槐堂经合社向王海东返还超付的土地租金500409.86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槐堂经合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14日，在三槐堂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梁永臣的主持下，经三槐堂村社员（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议（同意）将村委会东，原许志祥承包的土地50.78亩，除修建的道路外，剩余40多亩，用于土地出租等事项。2009年12月29日，经三槐堂村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依照《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经济合作社（后经改制并变更名称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即三槐堂经合社，甲方）与陈英（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乙方承租甲方38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南一条路东侧，土地性质以规划科为准，租期为10年，自2010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租费为每亩每年15000元，每年合计570000元，上交款，在每年的1月1日前一次性缴清，租赁从第6年开始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递增3%；双方约定：“合同期内，如遇政府依法征占该土地，本合同无条件解除，相关的赔偿及补偿依据届时的法律、法规即有关规定执行”“承包方在其承租土地上投资建设的建筑物遇国家征占土地合同被终止时，补偿款按合同使用和剩余期限的比例在村集体和承租方之间进行分配”“如遇国家及政府开发和军队开发利用土地时，乙方需配合清场，征占地地上物赔偿款甲乙双方三七分成，甲方占30%，乙方占70%，甲方与乙方合同自动终止”；该合同书同时附有位置平面图等。2010年2月6日，在王高元、赵长明的见证下，陈英、王海东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兹有陈英于2009年12月29日与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就以上所述土地承包合同事宜，陈英与王海东达成协议如下：一、租地合同由陈英代签，实际上此地是由王海东承租。每年租金570000元（伍拾柒万元整）。由王海东出资交纳，每年王海东付给陈英30000元（叁万元整）代理费。二、王海东享有土地租赁合同内甲方提供的一切待遇，也负陈英与甲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内的各项法律责任。三、在此租占的土地上，从事的投资、经营，所有事宜由王海东处理及决定，因此发生的债权债务及各项责任由王海东承担。四、在该承包的土地上，在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占地或拆迁，所有损失与收益归投资人王海东所有。”同日，即在2010年2月6日，陈英、王海东签订《委托书》；双方约定：“兹有陈英于2009年12月29日与大兴区瀛海镇三槐堂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产权人陈英（身份证号码……）委托王海东（身份证号码……）全权办理与以上所述土地承包合同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签订拆迁补偿协议，领取拆迁补偿款等一切事宜）。”王海东在涉案土地上建造了大量房屋；之后陈英与三槐堂经合社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陈英与三槐堂股份经济合作社签订的38亩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经实际测量总面积为42.8亩，超出了4.8亩，租金每年每亩地15000元，租期为2010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其中超出的3.76亩已腾退并补缴了租金，剩余的1.04亩由王海东承担土地租费，王海东一次性补缴2010年3月1日至2016年10月10日租金105733.33元整，预拆迁王海东缴纳租金后，三槐堂村同意将拆迁补偿款打入王海东账户。”2016年，上述租赁土地上房屋面临拆除腾退，所涉项目为“瀛海镇剩余集体土地腾退项目”。2016年12月8日，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甲方、腾退人）与王海东（乙方、被腾退人）签订《非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双方约定因瀛海镇剩余集体土地腾退项目，需腾退乙方在该项目范围内所有的房屋及地上附属物，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同意实行货币补偿，房屋补偿款、腾退补助费合计24584756元。王海东认可收到上述补偿款。在上述《非住宅房屋腾退货币补偿协议》所对应拆迁档案中，存档有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在2009年12月2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还存档有陈英（出租方、甲方）、王海东（承租方、乙方）、三槐堂村委会（土地所有权方、丙方）在2011年3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租合同》，以及三槐堂经合社（甲方）与陈英（乙方）在2016年12月3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在上述《土地承租合同》中，抬头“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土地所有权方（以下简称丙方）”之后手写注明“三槐堂村委会”；该合同正文载有“乙方承租甲方34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一条路东侧”；在落款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在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在丙方处由梁永臣签字并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1日；王海东、陈英均认可梁永臣时任三槐堂村委会的村主任及三槐堂经合社的社长，在涉及农村土地租赁或承包时，当地村委会及经合社一般不作区分，均可作为出租人或发包人。对于上述《土地承租合同》，王海东亦提交其所持有合同书文本，在该版本中，“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土地所有权方（以下简称丙方）”之后未填写，正文亦有“乙方承租甲方34亩土地，租赁地址是三槐堂村村委会东侧，赵长青房南侧，三槐南路一条路东侧”，在落款甲方处由“陈英”签字并捺印确认，乙方处由王海东签字并捺印确认，丙方处由梁永臣签字，落款日期处未填写；陈英不认可王海东所提交《土地承租合同》，并主张该合同书上的“陈英”签字并非其所签写。一审法院认为，起诉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合同履行等发生纠纷的，原则上应当依据合同相对性确定诉讼主体。本案中，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系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所涉《补充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拆迁档案中所存档《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据此，诉争合同的相对人应为三槐堂经合社及陈英，王海东并非合同相对人，即王海东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诉争合同关系，王海东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需指出，之所以由王海东作为被腾退人与腾退人北京汇瀛恒业有限公司签订《非住宅拆除腾退货币补偿协议》系基于涉案土地的地上物系由王海东建设，不能据此认定王海东系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人；同理，在王海东、陈英之间存在内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使相关租金实际上由王海东向三槐堂经合社按期交纳或补缴，亦系代陈英履行合同，王海东不能据此成为《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对人；还需指出，王海东为证明三槐堂经合社多收取租金提交了《土地承租合同》，但在该合同书中，陈英系出租人，王海东系承租人，此印证了陈英所主张其在承包（承租）诉争土地后经王高元介绍，将诉争土地转租给王海东的主张，即王海东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一审法院于2021年2月裁定驳回王海东的起诉。本院认为，经查,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系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所涉《补充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拆迁档案中所存档《土地租赁合同解除协议》亦由三槐堂经合社与陈英所签订。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诉争合同的相对人应为三槐堂经合社及陈英，王海东并非合同相对人，即王海东与三槐堂经合社之间不存在诉争合同关系，王海东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并裁定驳回了王海东的起诉。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并无不当。王海东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海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明磊审 判 员 李俊晔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 骏书 记 员 黄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