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1民终49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宁夏宁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周某、薛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0）宁0104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徐某，被上诉人周某、薛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宁0104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将本案与法律严格规定的合伙纠纷混为一谈,曲解“凭据”的含义,进而错误认定了“凭据”的性质,导致判决脱离基本事实基础。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据此引用个人合伙关于“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等规定,属于认定案件事实错误。就个人合伙的法律关系,我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个人合伙法律,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个人合伙的成立应当具备定的强制条件。在无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一方主张有合伙关系要求利润共享、风险共担,除应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还需要有两个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用以证实合伙关系存在。本案中,上诉人和薛某的合作与法律规定的个人合伙不同，上诉人和薛某之间的合作没有书面和口头协议、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名称,只是个人之间简单的合作,并非合伙经营,合作结束后只需要进行简单结算即可,并非必须经法定清算程序的合伙组织或合伙企业。相反,被上诉人薛某主张双方之间为合伙关系或抗辩事由,也并未提供证明合伙关系存在的书证或证人证言等。二、关于薛某向上诉人出具的“凭据”的性质应当为结算凭据且已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1.“凭据”出具的背景。2012年,上诉人与薛某合作向绿地集团工地供应钢材,钢材供应结束后,双方与开发商结算,开发商用套房屋抵顶欠付上诉人和薛某的钢材尾款;因房屋不可分割,薛某要求将房屋登记在其前妻周某名下,周某同意后,薛某在开发商处将房屋备案为周某的名字;备案后,2014年12月23日薛某向李某岀具“凭据”,明确载明绿地集团抵顶的房屋中有李某27万元。根据以上事实可知,薛某向上诉人出具的“凭据”是在开发商已经将钢材款结算之后,上诉人和薛某根据双方合作供应钢材的情况,对开发商抵顶的房屋中各自所占份额进行的分割,结算凭据中“尾款顶房一套,(1号楼一单元301室),其中有上诉人本金利润贰拾柒万元(270000元)”的一句话更能说明以上实际情况和案件基本事实。因此,薛某向上诉人出具的“凭据”是一种结算凭证,是双方对2012年合作供应钢材尾款的分配和处理,亦是对合作期间的利益亏损统一清算。“凭据”出具后,本案已经从合作转化和形成新的,纯粹的民法的上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有权分割房屋中27万的份额薛某将房屋出卖后,应当履行该结算凭据确定的付款义务。2.一审法院认为“薛某向李某出具的书面凭据未载明‘欠条’‘结算单’‘终止合伙协议’等字样,从内容中仅能表明双方对合伙事项进行了确认,并对原告出资和收益作了预判,不能反映双方对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和债务进行了清算”的说法夹杂一审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和猜测,更与“房屋顶账出售后,被告薛某主张已向原告陆续支付19万元，原告认可被告薛某陆续支付185000元,该事实应当视为双方对合伙盈余或财产进行的分配”的认定互相矛盾;既然一审法院不认为薛某出具的书面凭证具有结算性质,而仅仅为预判,又将薛某支付的185000元认定为对“合伙盈余或财产的分配”,前后表述不一且白相矛盾,说明一审法院未能准确把握案件性质,未对事实作出准确评估和正确的认定。3.薛某和周某陈述“房屋抵顶价格为80多万,后来只卖了60万”,与上诉人无关,且没有相应证据支持。根据薛某陈述房屋是在2016年才出卖,而“凭据”是在2014年就出具,不管房屋出售价格是高于或低于抵顶价格,与上诉人都无关,上诉人只主张且只能主张其中27万元的份额。4.退一万步讲,即便按照一审人民法院的判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合伙关系,那么这份“凭据”也并不能推断出就是个人合伙或是对合伙出资和收益的预判。从文义理解,自“今有薛某李某于2012年10月10日”至“尾款”再到“其中有李某本金利润贰拾柒万元”,直至落款2014年12月23日,根据时间先后、地点、人物行为和内在逻辑,均无法得出是合伙预判的结论,相反却足以推断出尾款(抵顶80万元)顶房一套中,就有李某本金利润27万元。况且房屋又被被上诉人出具凭据后单独出卖处分,行为也完全可以证实被上诉人是介于自己已经与上诉人进行了算账,处分房屋无需告知或取得上诉人同意的内心动因,产生处置房屋独自一人享受的心里期盼,这才是本案最真实最原始的面目。因此,无论从文义理解还是时间推断,无论从出具凭据内容还是单独处分行为,或先出具凭据后支付款项,均已证实被上诉人出具的凭据,就是一份结算凭证,是在合作完成后所做的结算行为,且在付款前早已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三、周某和薛某应当共同对“凭据”确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1.根据周某和薛某的婚姻档案,其于2002年11月结婚，2015年11月离婚,“凭据”出具时间是2014年12月23日为周某和薛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根据庭审情况,案涉房屋登记在周某名下,是周某和薛某需要贷款,但薛某本人涉及诉讼案件无法贷款,为了通过银行的审核才登记在周某名下,因此,无论案件的性质是合作还是合伙周某均完全参与和知晓上诉人与被上诉的合作和抵顶房屋的事实情况。3.房屋从周某名下出卖后所得款项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收益,不管用于家庭支出或何种支出,产生的债务除非法债务都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来偿还。四、一审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前后两次诉讼中陈述不一,违反民事诉讼禁止反言的规定,是悖论,是未能准确把握禁止反言的基本理论。禁止反言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概念是当事人对不利于己方的事实和证据承认和认可后,不得出尔反尔,随意撤回承认和认可,该撤回承认和认可应当是在同一案件同一法律关系中。而在本案中,前后两次诉讼属于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诉,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也不该适用禁止反言的相关理论。恰恰是一审人民法院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原则,错误地认定了案件事实,错误地适用了法律规定和法学基本理论,并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五、一审人民法院似乎是为了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惜违反民事诉讼法办理案件要做到“案结事了”的精神,置被上诉人两次庭审承认其出具的凭据和欠有上诉人款项的事实不顾,一味地规避案件证据所反映的基本事实,仅以被上诉人的抗辩理由,参考本就不适用本案的法律原则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措辞,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俨然为被上诉人代理人角色替其辩护,只美言案件表面现象不究其案件实质,如此判决如何能解纷息讼、案结事了信服他人。综上所述,上诉人和薛某之间并非法律严格规定的个人合伙,不应当适用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凭据”是对合作的一种清结,“凭据”出具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且不管房屋出售价格的高低,都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周某和薛某应当共同对该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周某辩称，本案是上诉人与薛某之间的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合理。 薛某辩称，一审判决合理。 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本金利润8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原告与被告薛某合伙向绿地森林九里供应钢材。2014年12月23日，被告薛某向原告出具书面凭据一份，载明：“今有薛某、李某于2012.10月10号给绿地森林九里供钢材，尾款顶房一套，（1号楼一单元301室），其中有李某本金利润贰拾柒万元（270000元-）”。庭审中，关于凭据中载明的“本金利润”，原告陈述该款包含本金25万元及利润2万元，被告薛某陈述该款包含本金18万元及利润9万元，该书面说明并非双方结算凭证，只是合伙依据，房屋能卖多少钱其不能确定，现双方合伙亏损，应当共同承担风险，不同意再支付原告利润85000元。关于房屋抵顶及出售的事实，原告陈述，涉案房屋顶账给被告周某名下，后二被告未经其同意将该房屋出售；被告薛某陈述，涉案房屋顶账时由被周某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原告在场，未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后其个人将该房屋以61万元价款出售，原告对此知情，并将出售所得给原告转账汇款185000元、现金支付5000元，合计19万元，下剩款项用于给案外人杨某（音）支付钢材欠款；被告周某陈述，其知道顶账房屋被薛某出售，但没有见到出售所得价款，这是原告与被告薛某合伙经营事务，与其无关。原告承认顶账房屋出售后收到被告陆续支付款项185000元，但不认可被告以现金形式支付原告5000元的事实。双方对就以上陈述事实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此前，原告依据上述书面凭据诉至，要求被告薛某偿还欠款9万元及利息，被告薛某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坚持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主张权利，经审理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宁0104民初1817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向其出具的书面凭据并未载明“借条”、“借据”等反映借贷关系的抬头字样，在内容上亦未对借贷事实加以表述，相反，“今有薛某、李某……供钢材”、“尾款顶房”、“其中有李某本金利润……”等内容表明原、被告存在某种合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仅能反映在该凭据出具后原告收取被告部分款项的事实，但该行为在性质上是偿还借款本息还是分配收益利润亦不能明确；因原告未能提供足以证实借款原因、借贷合意、借贷行为、交付方式等方面的证据，故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予确认。关于该合伙关系是否清算，亦无法确认。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一审另查明，2002年11月26日，薛某与周某依法登记结婚。2015年11月23日，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薛雯心由周某抚养，薛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宁A2Ｄ978号车辆、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D区16-4-502室房屋归周某所有，所有债务由薛某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数个自然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经济形态。其实质特征在于各合伙人对合伙经营风险共同承担。被告薛某向原告出具的书面凭据并未载明“欠条”、“结算单”、“终止合伙协议”等字样，凭据载明的“今有薛某、李某于2012.10月10号给绿地森林九里供钢材，尾款顶房一套，其中有李某本金利润贰拾柒万元（270000元-）”等内容仅能表明双方对合伙事项进行了确认，并对原告出资和收益作了预判，不能反映双方对合伙终止时的财产和债务进行了清算，且关于其中本金、利润各占几何，原、被告双方陈述不一、均未举证，故该凭据不能视为双方已经完成结算的依据。房屋顶账出售后，被告薛某主张已向原告陆续支付19万元，原告认可被告薛某向其陆续支付185000元，该事实应当视为双方对合伙盈余或财产进行的分配。关于被告薛某应否再向原告支付款项的问题，依据现有证据不足以判明，应当由双方根据个人合伙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处理原则，对合伙出资、盈余和亏损情况进行清算。此外，根据诚实信用和程序安定原则，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前后两次诉讼过程中，对案件基本事实（如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向原告已付款项数额）陈述不一，有违上述原则，应当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综上，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本金利润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26元，减半收取963元，由原告李某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某与薛某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根据双方陈述及薛某于2014年12月23日向李某出具的书面凭据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合伙向“绿地森林九里”项目供应钢材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薛某向李某出具的书面凭据中明确载明双方所供钢材尾款顶房一套，其中有李某本金利润27万元。薛某在出具该凭据时，已知房屋抵顶价格，在房屋出售价格并不确定、可能受市场影响高于或低于抵顶价格的情况下，仍直接确认房屋价款中有李某27万元，并未约定应支付给李某的款项随房屋出售价格有所浮动，故本院有理由相信该凭证系双方对合伙账目进行的结算，即薛某应支付李某合伙本金及利润款项共计27万元。现薛某称该顶账房屋顶账价格为80万元，实际出售价格为61万元，因该房屋差价系其出具书面凭据时可预见的情况，并不能因此影响其应向李某支付的款项金额。现有证据证实薛某已付李某185000元，应再向李某支付85000元。一审判决认定该书面凭据系对合伙损益的预判、不能认定结算依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此外，关于薛某对案涉款项前后两次诉讼陈述不一的问题，涉及的是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还是合伙关系的认定问题，而非对民事诉讼禁止反言原则的违反，一审判决此项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周某和薛某在2002年11月至2015年11月期间系夫妻关系,涉案房屋顶账和薛某出具书面凭证的时间均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案涉房屋自顶账后登记在周某名下，故应支付给李某的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周某和薛某共同承担。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宁0104民初990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薛某、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某支付本金利润款85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26元，减半收取96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26元，均由被上诉人薛某、周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何玲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杨** 书 记 员 陈静 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升司法效能，促进司法公正，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上海市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洛阳、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贵阳、昆明、西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就优化司法确认程序、完善小额诉讼程序、完善简易程序规则、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健全电子诉讼规则等，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间，试点法院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四条。试点工作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进提升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试点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研究制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试点期限为二年，自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检查。试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中期报告。试点期满后，对实践证明可行的，应当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本决定自2019年12月2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第三十一条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