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6民终30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春荣，女，1981年6月8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尚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森丰，山东滨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淑英，女，1974年6月8日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慧，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史春荣因与被上诉人王淑英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鲁0691民初23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春荣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录音中，上诉人数次提出“上诉人为员工，被上诉人为老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经营的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而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老公都予以认可。其次，上诉人长期在被上诉人处工作，工资数额按任务量计算，工资数额相对稳定，足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外，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王淑英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成立与否，主要在于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仲裁以及一审当中均可以看出，上诉人无须到被上诉人处签到打卡，而是在被上诉人揽到清洁工作后，电话或微信联系上诉人或者其他清洁人员，干活与否全在于上诉人本人意愿。干活时需自带清洁工具，因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典型的劳动关系。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史春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与烟台开发区亨达家政服务部于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94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在被告处从事保洁工作，2019年8月7日，原告在乘坐被告丈夫驾驶车辆前往保洁作业场所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再未为原告提供保洁工作。于是，原告作为申请人申诉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裁决：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8060元。仲裁委于2020年1月19日作出烟开劳人仲案字（2019）第1081号裁决书，裁决:驳回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裁决，诉至一审法院。庭审中，原告为主张其诉求提供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由被告质证：证据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认定乙方即王淑英丈夫所开车辆丙方史春荣对事故不负责任，由甲方即事故肇事方承担全部责任。由此可以证明原告在事故中系因工负伤。证据2、被告为原告开具的误工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自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8月7日期间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证明了原告与被告所经营的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工资为5400元每月。证据3、被告为原告发放工资的微信转账凭证，证明被告为原告长期、固定的发放工资，且工资数额相对稳定（平均工资数额在4806元每月），且原告的工资只有被告一人为其发放，符合劳动关系“长期、稳定、排他”的基本特征。证据4、录音三段，证明在“史春荣、王淑英、兰绍文的录音材料”当中原告的丈夫即兰绍文明确提出“原告为被告员工，被告为老板”、“原告与被告（所经营的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而被告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予以认可，由此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实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原告与被告所经营的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被告关于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及其他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说法纯属违背客观事实所做的虚假陈述；在“兰绍文与刘春华的录音材料”当中原告的丈夫兰绍文明确提出被告史春荣是老板的主张，而刘春华即被告的丈夫对此主张予以认可；在史春荣与张某1（为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人）的聊天中，张某1明确认可“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并接收被告管理”，另外，补充一点，案外人张某1为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人“张某1在仲裁阶段的证言与原告提交的录音内容中所做的陈述相矛盾，明显证人张某1是在受到了被告的影响之后而在仲裁庭审过程中作的虚假陈述”。三份录音之间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明：原告接收被告管理，以及原告与被告所经营的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我不认可，签名是我签的名，上面写的“2018年5月1日到我处工作至今…”不属实，她不是一直在我这工作，她的工作性质比较自由，她是包活干，我们俩有微信聊天记录，我给她发微信问来不来干活，她说她累了不想来，或者以接了其他人的活为由不来。“其在我处工作期间月工资为5400元”不属实，我们的劳动报酬是不固定的。交给劳动仲裁的证据转账未显示为工资，转账日期及转账金额均不固定，每月转账金额差异较大，非180元的倍数，2019年2月至2019年4月缺少转账记录。史春荣在这边工作没有亲戚朋友，她是让我帮忙帮她写一份收入证明，好用作交通事故使用，我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有，我当时给她写的是收入证明是约定我可以帮她写，但是前提是她得给我写个声明，大体意思是仅用于本次交通事故使用，不作为其他用处。原告同意了，我手机里有语音。后来原告没有给我写证明，我也没有给她写，这份证明内容是史春荣自己写上去的，我的签名是原告复印上去的，而且下面没有年月日，没有按手印，所以这份证明是无效的。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我给原告转账金额不固定、时间不固定。证据4录音材料很多，我需要庭后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并由原告质证：证据1、保险公司出具的调查记录表复印件，证明原告自认系在被告处包活干，没有工资，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2、原告与被告手机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系平等主体，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证据3、证人证言两份，证明原告是从被告处包活干，原告不需要在被告处坐班，有活时可以自由选择干或者不干，不受被告的监督和管理。原告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在仲裁庭审阶段已经作出了合理解释，还原了事实的过程，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因为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2误工证明、证据4录音材料可以完整地证明原告接收被告的管理，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尤其是被告所提供的证人张某1所作的陈述，与原告提交的录音材料的内容相矛盾，很显然证人张某1是在受了被告的干扰之下在仲裁庭审中所作的虚假陈述。在本案之后的庭审中，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并向法庭申请证人张某2、张某3、王某、赵某、张某1出庭作证，并由原告质证：证据一、原被告双方8份录音以及8分录音整理材料。证据二、史春荣去证人王某家保洁，王某于2018年9月24日支付给史春荣劳动报酬120元。证据三、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某2家的保洁工作是证人和张明菊去干的，每人分得200元，两人干了大半天。证据四、原告自己整理书面的一份书面材料，对原告的收入证明有异议，他们是虚假证据。被告质证称，对证据一播放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即使该录音为真实，也不能排除和否定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就比如现在有很多职工在空闲之余外出作兼职一样，兼职并不能否定职工与原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本案中史春荣既是偶尔出去兼职，偶尔接点私活，但也不能据此排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对证据二原告认为系被告单方主张，对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明内容不予以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能确认，也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证据四收入证明没有什么意见。对被告申请的证人证言，原告质证称，首先，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且证言存在多处漏洞，相互矛盾有很大的不合理性，从张某2和王某、张某3证言当中反而恰恰可以看出都是王淑英在外联系业务，然后分配给史春荣。并且，史春荣根据王淑英的指示到现场进行工作，王淑英对史春荣进行工作上的管理。2、从赵某和张某1的证人证言里也可以看出都是王淑英在外承揽业务，之后分配给史春荣干。而史春荣跟张某1和赵某是完成一定任务量为内容的工作，同时接受王淑英的管理，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3、证人张某1在仲裁阶段以及今天的庭审过程当中所述的证人证言与原告提交的录音内容相互矛盾，明显是受到干扰之后所作的虚假陈述。张某1在录音当中明确提到过张某1与史春荣给王淑英打工，王淑英是他们的老板，王淑英理应给史春荣开具收入证明。另查，被告王淑英注册的烟台开发区亨达家政服务部于2019年12月11日注销，注销原因为歇业。一审法院认为:确立劳动关系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反映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生产要素结合关系,双方当事人有形成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要求劳动者提供的是劳动的过程,而非具体的劳动成果;在劳动关系中,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劳动,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或者其他生产资料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关系支付报酬的方式多以工资的方式定期支付,有规律性。本案中，首先,从原告的工作性质及工作场所判断,原告提供的劳动均非在被告公司主营业务的组成部分。其次,原告无依据表明原告接受被告公司管理,被告公司也并未制定规章制度严格要求原告遵守服从被告分配的工作并服从被告公司的人事安排,双方之间并未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社会关系,同时，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表明被告要的只是原告工作成果,并非工作过程,无证据表明原告某个具体工作是由被告公司具体规定、指导、命令等方式逐步推进完成。本案中，被告公司虽具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但原告个人从事的是清洁工作，原告并未提供被告就其工作完成向其支付工资的银行流水及工资明细,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请求确认与被告王淑英形成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告史春荣与被告王淑英之间未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史春荣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史春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史春荣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以及发放工资的形式是确认劳动关系能否成立的重要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报酬结算的方式系按次结算，根据工作难易程度不同获得不同价值的报酬，且被上诉人承揽到清洁工作后会询问上诉人等清洁人员是否接活，体现了双方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其不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接受被上诉人的管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与烟台开发区亨达家政服务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史春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史春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 慧审判员 王家国审判员 陈晓彦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张素素书记员车丽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