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17民终4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 负责人：肖显成，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至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池州市。 负责人：李顺林，经理。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忠,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吉娟，女，1976年11月生，汉族。 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池州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至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吉娟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东至县人民法院（2021）皖1721民初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阳光人寿池州公司、阳光人寿东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一审各项诉请；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阳光人寿东至公司系案涉合同的主体,上诉人阳光人寿池州公司并非合同解除权利人，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公司实行的是一级法人结构,只有总公司为法人机构,分支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总公司承担。上诉人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和阳光人寿池州公司均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阳光人寿东至公司虽是案涉保险的销售结构,但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即案涉保险合同的主体)是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而非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同理,阳光人寿池州公司虽然是解除保险合同决定的签署单位,但其只是作为分支机构代表总公司作出此决定,其行为后果由总公司承担,即案涉保险合同系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阳光人寿东至公司系案涉合同主体、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作出的解除合同决定无效,存在明显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此认定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因传统投保方式普遍存在操作不便捷的问题,为了方便投保人投保,保监会在全国推广电子投保的方式,电子投保是被法律和行业认可的投保方式。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可案涉保险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又否认电子投保中通过电子勾选的方式确认健康告知信息的内容,存在选择性认可的明显问题。第二,在电子投保流程中,首先向被上诉人出示说明《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在该提示书中对被上诉人应当注意的相关内容均进行了明确提示告知,在第十条中,明确要求被上诉人应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并对销售人员询问的有关问题如实作答,被上诉人对此予以签名确认。然后由被上诉人就《电子投保单》中有关“健康信息告知”一栏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如实作答并勾选,在“投保人声明授权书”一栏中,被上诉人确认上诉人工作人员已就保险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已了解各项内容,填写内容和问卷的内容均属实且得到其本人确认,最后签名予以确认。因此,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以问卷的形式向被上诉人询问了相关健康信息,被上诉人就询问内容以勾选的方式进行了告知。但是,被上诉人却隐瞒了其投保前已身患相关疾病并住院治疗的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因上诉人未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因此合同中有关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对被上诉人不生效,该认定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系格式条款,上诉人应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投保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以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均是《保险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的内容,并非上诉人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由于其法律后果是法定的,可以直接认定投保人对此是明知的,保险人无需另行提示或者告知,且《保险法》亦没有规定保险人有此义务。按照特别法优先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优先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一审法院援引《民法典》的规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且,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亦不存在条款无效的情形。第二,虽然《保险法》无保险人应就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法律后果进行提示告知的要求,但是上诉人已在被上诉人投保时进行了相关告知,对此,被上诉人在《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和《电子投保书》中均进行了确认,且被上诉人确认的时间是2019年11月28日,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保险合同生效后。综上,鉴于一审判决中存在多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余吉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余吉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退还原告保费631.82元；2、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豁免原告投保的《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继续缴纳保费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查明：2019年11月28日，原告为儿子汪廉在被告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处投保了《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费4301元，缴费期间为20年，同时自己投保了《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保险费631.82元，缴费期间为19年。保费共计人民币4932.82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保费缴纳方式为年缴，保险单号：8026000130954208。2019年11月29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保险费4932.82元。保险单生效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5日，原告收到保险合同正本。2020年8月29日，原告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甲状腺恶性肿瘤。2020年11月9日原告提起理赔申请，2020年11月18日被告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作出解除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合同，不退还保险费及给付保险金决定。以上事实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电子投保单、保险费收据复印件、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条款复印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理赔决定通知书、理赔材料及理赔结案通知书复印件、保险合同签收回执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一）案涉合同签订的主体及效力。本案中，通过原、被告提交的电子投保单、保险单正本等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可以确认《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及《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签订方为原告余吉娟与被告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原、被告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缴纳了保险费，合同依法成立，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院对其效力依法予以确认；（二）余吉娟是否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原告认为健康信息系被告保险代理人代为填写，其不知相关情况且被告未告知其因不如实告知健康信息将产生何种不利后果。被告认为在填写电子投保单已向投保人询问健康信息且向其展示宣读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相关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年12月29日修正）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据此，余吉娟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仅限于阳光人寿东至公司的询问和内容。本案中，针对余吉娟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仅见于电子投保单（电子版），且其答案选项均由电脑打勾，健康信息栏下也无余吉娟签名，余吉娟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能反映出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已就该投保书载明的事项向余吉娟作过询问，亦不能证明余吉娟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关于被告是否向原告告知了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将产生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事先签订的电子投保单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产生的不利后果仅约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投保流程中的各项内容，不得故意隐瞒或不如实告知，否则本公司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及本保险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但并未进行字体加粗反而对其他非关键内容进行字体加粗且无“不承担豁免保险费”相关条款的约定。原告收到保险合同正本时间为2019年12月5日，而保单签订日期是2019年11月28日，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双方达成订立合同的合意、签订保险单在前，保险合同取得在后，也就是说在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后，投保人才取得了合同，此时才真正看到了合同 内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在投保人签订电子投保单时出示了合同条款或者在未出示合同的情况下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或者告知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合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涉及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双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故案涉合同中“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豁免保险费”条款不产生效力。退一步说，即使原告余吉娟在投保时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且“解除保险合同”条款有效，被告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解除《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决定亦不发生法律效力，因《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及《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签订方为余吉娟与阳光人寿东至公司，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签约主体，案涉合同也未约定其是合同解除权利人，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享有合同解除权。据此，该院对阳光人寿东至公司、阳光人寿池州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三）关于原告要求退还保费。本案中，余吉娟于2020年8月29日经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甲状腺恶性肿瘤，符合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但《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中并未约定被保险人患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享有退还保费权利，原告的该项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故不予支持；（四）关于原告要求豁免主合同继续缴纳保费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2.2.1重大疾病豁免保险费若被保险人经我们认可的医院（见11.7）专科医生（见11.8）确诊首次患本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我们将自确诊之日起，豁免主合同及其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其他附加合同（不包括保险期间为1年的保证续保附加合同）的应交且未交的保险费，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豁免保险费后，主合同及其附加的保险期间超过1年的其他附加合同（不包括保险期间为1年的保证续保附加合同）视同正常交费的保险合同。”根据以上约定，余吉娟享有豁免继续缴纳《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费的义务，故对原告该项诉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20年12月29日修正）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至支公司按合同约定豁免余吉娟投保的《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继续缴纳保险费义务；二、驳回余吉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至支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依据电子投保单、保险单正本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及《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签订方为被上诉人余吉娟与上诉人阳光人寿东至公司，并无不当。上诉人阳光人寿东至公司作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案涉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合法有效。 投保人的健康信息作为影响保险机构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重要信息，保险机构理应向投保人作详细询问。被上诉人余吉娟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仅限于电子投保单，健康信息答案选项仅以电脑勾选的方式进行选择，并且健康信息栏下也无被上诉人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对此亦不予认可。上诉人仅以电子投保单证明其已就投保单载明的事项已向被上诉人询问及被上诉人未履行如实告知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2019年11月28日的电子投保单中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产生的不利后果，仅约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投保流程中的各项内容，不得故意隐瞒或不如实告知，否则本公司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及本保险合同约定解除保险合同”。因被上诉人收到保险合同日期为2019年12月5日，而电子投保单签订日期是2019年11月28日，保险单生效日期为2019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在取得保险合同后,才能阅知保险合同的条款及内容。一审认定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系格式条款，且上诉人无法证明其在被上诉人签订电子投保单时已向被上诉人履行了提示或告知义务，并结合《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及《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的签约主体系余吉娟与阳光人寿东至公司，确认阳光人寿池州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解除《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费E款疾病保险》不产生法律效力，判决阳光人寿东至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豁免余吉娟投保的《阳光人寿臻欣2019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继续缴纳保险费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阳光人寿池州公司、阳光人寿东至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州中心支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至支公司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敬东 审 判 员 余 玮 审 判 员 康启林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张 勇 书 记 员 许文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