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8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奔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39号1号楼2层202号。法定代表人：高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路立学，男，该单位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06号北楼6层605-622室。法定代表人：程路，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京萍，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红梅，北京市海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文昌路68号。法定代表人：王发全，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飞，四川慧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益晖晶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7号楼B区四层422-8。法定代表人：李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明，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奔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以下简称西促会）、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教育和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朝天区教科局）、北京益晖晶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晖晶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6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奔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奔隆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合同不是形成债的唯一原因。一审判决认为，奔隆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故判决驳回奔隆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实质是债权债务纠纷。无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债权债务关系至少包括四种情形：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合同只是形成债权债务的法律事实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法律事实。即使没有合同，也可以形成债权债务。故一审法院仅以奔隆公司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之间不存在合同为由，驳回奔隆公司主张债权的诉讼请求，实属欠妥。本案的法律事实是清楚的。2015年7月，西促会下属的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与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广元市朝天区政府）、朝天区教科局签订《教育信息化帮扶协议书》（以下简称帮扶协议）。该协议约定，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实施教育信息化帮扶项目“三通两平台全覆盖”（以下简称广元项目）总投资45300000元，其中由广元市朝天区政府自筹29440000元，由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捐赠和扶持15860000元。益晖晶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宁在西促会担任教育扶贫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李宁被委派为西促会广元项目的代表和企业联系人。2016年3月，案外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公司）与朝天区教科局签订协议，由同方公司承担政府自筹资金29440000元部分的施工和供货义务。后同方公司将中标合同转包给奔隆公司。奔隆公司完成该部分的施工任务后，由于西促会负责捐赠的15860000元没有到位，朝天区教科局拒绝对奔隆公司已完工的部分进行验收，而要求全部项目完工后进行整体验收。在此情况下，李宁请求奔隆公司垫资承担西促会应负责部分的合同义务，并承诺西促会一定返还垫资。李宁不仅是西促会广元项目的代表，还是奔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杰的姐夫，基于对亲情关系的信任和希望尽早验收结算工程款，奔隆公司同意了李宁的要求，先后垫资1000余万元帮助西促会完成了合同义务，另有约4950000元的教育资源软件产品系以西促会的名义直接投入。奔隆公司投入的1000余万元中包括本案争议的1675000元设备款。2018年5月31日全部项目完工验收。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和广元市朝天区政府有关部门均在验收报告上签字，明确认可了奔隆公司投入的设备及劳务。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各方当事人并无太大争议。奔隆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只能把自己了解的事实陈述清楚，把能提供的证据尽量提供。至于这些事实和证据是构成合同法律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权利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应该如何分配，是法院依法裁判的范畴。关于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和广元政府方面签订的协议内容，奔隆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未知晓，也没有人告知。直到发生纠纷后，通过多方努力才知道该协议的具体内容，但奔隆公司从未向任何人承诺过捐赠，也没有任何一方向奔隆公司提出过捐赠的要求。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未能全面审查、准确定性，简单驳回奔隆公司的诉讼请求，实属对奔隆公司不公。二、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益晖晶视公司无偿取得奔隆公司财产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均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完成举证义务后，举证责任相应转移至提出对抗主张的当事人，而并非只有原告一方负有举证责任。奔隆公司在一审阶段提起本案诉讼，是为追索己方投入的1675000元设备款，其中包含与益晖晶视公司有争议的300000元。对于奔隆公司主张投入了价值1675000元168教育软件设备，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奔隆公司即使不能证明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之间存在合同，但根据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无论是否存在合同，奔隆公司均有权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奔隆公司已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按照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其他当事人若拒绝向奔隆公司补偿，就应当作出合理的解释，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奔隆公司投入的产品，朝天区教科局是实际使用人，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将其视作自己履行捐赠义务的一部分，二者均是受益人，却拒绝承担补偿奔隆公司的义务，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一审法院却没有要求其作出解释、提供证据。若奔隆公司没有合同，则西促会和朝天区教科局同样没有合同，更没有法律依据可以合法占有奔隆公司的财产，至少也应当属于不当得利，应当承担补偿奔隆公司的义务。三、一审判决结果显失公正，损害奔隆公司合法权益。一审期间，奔隆公司最初按照不当得利起诉。一审开庭时，法官当庭要求奔隆公司将案由更改为合同纠纷，但一审法院又以不存在合同为由驳回奔隆公司诉讼请求。奔隆公司已多次陈述，是西促会广元项目代表、益晖晶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宁指示奔隆公司购买价值1675000元的168教育软件设备投入到广元项目中的。在2018年5月31日有西促会教育扶贫工作委员会、广元政府有关部门共同签字的验收报告中，清楚地将奔隆公司所投资购买的该产品列入了“西促会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需提供援助的设备清单及价格依据”之中。在奔隆公司购买该产品的过程中，李宁积极参与，益晖晶视公司亦出资300000元，为此还与奔隆公司发生纠纷，该纠纷已另案诉讼。若确如益晖晶视公司所称，该产品是奔隆公司“无偿免费提供”给广元项目的，为何要列入西促会一方“需提供援助的设备清单”之中，西促会社会扶贫创新协作办公室有何权利无偿占有奔隆公司的财产并捐赠给广元项目；西促会称从未向任何单位承诺捐赠，对于验收报告中记载的该事实又如何解释，以西促会名义投入广元项目的4950000元软件是否确系西促会捐赠，上述问题应予以查明。奔隆公司投资购买的财产被西促会下属机构捐赠给了广元项目，按照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奔隆公司理应获得补偿。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无需奔隆公司再提供合同予以证明。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在与朝天区教科局签订的协议中承诺了捐赠义务，鉴于其只是西促会的下属职能部门，不具有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西促会又对该协议不认可，故该协议无论是否履行，依法应属无效。朝天区教科局不能依据协议享有无偿接受捐赠的权利。西促会未能管理好下属部门，朝天区教科局作为政府机关，理应具备辨别合同主体资格的职责和能力，但其未能辨别，二者对于合同的无效均有责任，对于该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应共同承担。奔隆公司未参与广元项目协议的签订过程，直到项目完成，也不知晓协议的内容，没有能力去查验政府部门签订的合同。奔隆公司因该无效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应由责任方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共同赔偿。奔隆公司在一审时要求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共同给付设备款1675000元及赔偿有关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西促会辩称，不同意奔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西促会并未在任何协议中向任何单位承诺过捐赠，西促会的性质是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没有公益基金等资金来源，也从未向社会进行捐赠。奔隆公司所述的采购合同，西促会不是合同相对方，不负有合同义务。朝天区教科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奔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朝天区教科局与奔隆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广元项目一部分是自筹资金，一部分是案外人同方公司即中标单位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解决。西促会与广元市朝天区政府签订捐赠协议，奔隆公司所述的1675000元设备在西促会的捐赠范围之内。奔隆公司提出，其参与广元项目是受西促会的指派，是帮助西促会完成合同义务。本案的法律关系均不成立，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从奔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以及一审诉讼请求来看，在一审中将案由从不当得利纠纷变更为合同纠纷，朝天区教科局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奔隆公司认为朝天区教科局财产不合法，理由不成立。朝天区教科局是基于西促会的帮扶协议获得财产，帮扶的内容是对公益系列的捐赠，该捐赠不可撤销。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且通过验收，即西促会与朝天区教科局的捐赠协议全部履行完毕。因此，奔隆公司与朝天区教科局不具备任何法律关系。益晖晶视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益晖晶视公司与奔隆公司以及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之间的债权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奔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向奔隆公司支付教育软件平台款项1675000元；2.判令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向奔隆公司支付软件平台款占用利息（以1675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平台验收日2018年5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0月20日为176244.42元）；3.判令西促会向奔隆公司赔偿因欠款产生的奔隆公司与益晖晶视公司间的诉讼费2900元；4.诉讼费由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1日，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甲方）与广元市朝天区政府（乙方）签订帮扶协议，约定甲方负责协调相关单位实施广元项目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贴与援助扶持。由甲方协调相关单位向朝天区教科局帮扶及捐助合计45300000元的教育信息化软件、硬件设备，其中补贴及无偿捐赠15860000元，自筹29440000元；援助比例为35%。在本协议书约定范围内，由中标企业及融资租赁公司与乙方另外签署设备采购和金融租赁正式合同加以确认。本协议的所有条款，均委托中标企业及租赁公司负责与乙方签订正式合同实现。2017年11月9日，奔隆公司（甲方）与重庆一六八软件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重庆一六八公司）签订《软件产品采购合同》，约定甲方为广元项目，需向乙方采购相关软件产品，产品名称为一六八数字校园支撑服务平台（以下简称168平台），金额为1675000元，乙方将该项目软件使用权证书颁发给甲方的最终用户，被授权人为朝天区教科局。2017年11月9日、2017年11月16日、2018年6月15日、2018年7月23日、2018年8月10日奔隆公司先后向重庆一六八公司通过银行汇款100000元、402500元、200000元、300000元、372500元，合计1375000元。奔隆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其为广元项目中的168平台垫付的货款。2018年4月13日，西促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出具委托书，载明“广元市朝天区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全覆盖项目”已经建设完成，授权朝天区教科局负责组织项目验收工作。2018年5月31日，朝天区教科局作出验收报告，最终验收记录单中包含168平台1套。2018年8月2日，朝天区教科局委托的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广元市朝天区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全覆盖”建设项目基本建设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其中载有“11、教育软件平台1套；教育软件平台厂家变更，其他投标与验收一致”。2019年1月29日，重庆一六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原名重庆一六八软件有限公司）与奔隆公司（乙方）、益晖晶视公司（丙方）签订《关于“广元市朝天区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全覆盖项目”实施补充约定》，其中载有以下内容：甲丙双方于2017年11月17日重新签订了朝天区项目采购实施合同，并要求甲方将乙方所支付货款的502500元发票开具给了丙方，但丙方仅于2017年12月向甲方支付货款300000元，余下尾款872500元仍由乙方直接支付给了甲方。2019年5月24日，奔隆公司曾委托律师向西促会发出律师函，要求其支付广元项目下剩余项目款10760000元。2019年12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8民初368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奔隆公司支付益晖晶视公司货款300000元。该判决后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民终1854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益晖晶视公司向重庆一六八公司已垫付300000元，奔隆公司向重庆一六八公司己支付700000元，奔隆公司继续向重庆一六八公司支付675000元，获得100%重庆一六八平台使用权后，益晖晶视公司已付的300000元与奔隆公司进行资金轧差。一审诉讼中，奔隆公司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陈某在出庭作证时陈述“在实际承建过程中，奔隆没有体现在这个实际承建里，我们就是跟同方签的协议，我们跟同方签的合同，然后我们就去实施”；“因为这个合同是我们和同方签的，我们公司和同方签的就是我们作为施工实际的实施方，我们和同方来签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实施过程中，我是负责的这个技术”；“这个就是刚才提到西促会的李主任（李宁），他们最早做这个教育三通两平台的时候，然后我们以前就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在做教育三通两平台的时候，他说需要做一些技术支持，那我们就然后给他做的技术支持。后来他说，有项目你过去承接一下，我就过去承接去了。他们那会儿，也是我们也和李宁一起，在这个项目签署合同之后，也见过这个社会扶贫委员会的主任狄森，我们也见过这个的主任”。陈某自称与奔隆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杰系夫妻关系，与李宁是连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奔隆公司与案外人重庆一六八公司签订《软件产品采购合同》，约定为广元项目采购168平台软件产品，金额为1675000元，奔隆公司通过自行支付及通过益晖晶视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现奔隆公司主张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向其支付上述垫付款项，则奔隆公司应举证证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与其存在某种合同法律关系，进而有义务支付相关合同价款。但奔隆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与其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结合已查明的事实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奔隆公司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应对自身的交易行为具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其应知晓支出1675000元采购168平台是基于何种原因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因此，奔隆公司应明确是何主体要求其采购168平台，并依据具体法律关系向该主体主张相关权利。而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系要求奔隆公司采购168平台的合同相对方。综上所述，奔隆公司主张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向其支付教育软件平台款项及占用利息，并主张西促会赔偿诉讼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15日作出(2020)京0102民初6262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奔隆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奔隆公司提交2017年6月27日发件人为王秦岭的电子邮件及附件截图，主张邮件中的王秦岭、王**都是西促会的工作人员，168平台是由西促会组织领导。西促会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不认识王秦岭、王**，二人不是西促会的工作人员。朝天区教科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根据奔隆公司的陈述，其是受西促会的安排对广元项目进行施工，该证据证明奔隆公司与朝天区教科局没有法律关系。益晖晶视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并未提及西促会，奔隆公司亦未就其所述的王秦岭、王**系西促会工作人员提供证据，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奔隆公司的证明主张，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本院二审另查，奔隆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供平台软件变更申请表一份，内容为：“拟将我公司投标文件中的中兴教育软件平台变更为一六八数字校园支撑服务平台V1.0（中标价格、功能结构、质保期限等承诺不变）。此变更对中标价格没有影响，对进度没有影响。”奔隆公司称该申请表系由同方公司在承建单位处盖章。本院认为，奔隆公司在一审起诉状和二审上诉状中均称，其主张的本案款项系因李宁请求奔隆公司垫资采购软件设备并承诺由西促会返还垫资。根据奔隆公司提出的上述事实主张，其系因约定而履行了涉案软件设备的采购行为。一审法院依据奔隆公司起诉主张的事实以及奔隆公司提出的申请，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处理并无不当。奔隆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亦未就其与李宁之间存在其所述的约定提供证据，且未证明李宁与西促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奔隆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西促会、朝天区教科局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合同纠纷中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奔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5元，由北京奔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盈审 判 员  胡 君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张洁云书 记 员  赵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