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1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法定代表人：应胜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艳，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川，北京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乡史各庄。法定代表人：万立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水心山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长陵镇碓臼峪村198号。法定代表人：冷忠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建国，北京市鼎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以下简称飞达家具厂）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公司）、北京水心山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心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4民初16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飞达家具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飞达家具厂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肯特公司、水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飞达家具厂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权依法提起本案诉讼。飞达家具厂是肯特公司的股东，也是《合作协议》实际合同相对方，而肯特公司并非《合作协议》相对方，无权擅自将案涉土地交由水心公司使用，该行为损害飞达家具厂的利益。2.肯特公司、水心公司恶意串通，擅自处分飞达家具厂租赁取得的案涉土地使用权，损害飞达家具厂的合法权益，《托管协议》应为无效。水心公司与肯特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托管协议》损害公司股东权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案涉土地上的厂房属肯特公司所有，且土地使用权为飞达家具厂租赁，因而处置厂房需召集公司全体股东表决。肯特公司实际控制人万程在未征得公司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厂房无偿交由其兄弟控制的水心公司使用，严重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肯特公司、水心公司实际控制人万程、万鹏兄弟侵吞肯特公司应收取的租赁费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应为无效。肯特公司、水心公司辩称，不同意飞达家具厂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飞达家具厂将其是否具有资格与房屋土地的承租权和使用权混淆，飞达家具厂的主张没有依据。飞达家具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签订的《托管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肯特公司、水心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1年5月6日，飞达家具厂与美国肯特公司在北京市昌平县共同投资兴办合资企业，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约定：合营公司名称为肯特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现代实木家具、家具组件和木器制品；合营公司投资总额为100万美元，双方的出资额为70万美元，以此作为合营公司的注册资本，流动资金30万美元，由合营公司贷款解决；飞达家具厂以现金投资折合52.5万美元的配套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75%，美国肯特公司以折合17.5万美元的机械设备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5%；飞达家具厂应为合营公司向中国有关部门办理申请批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等事宜，负责提供生产用厂房租给合营公司使用，并保证水电等基础设施供应；合营期限为12年。该合同另约定有其他内容。1992年5月27日，飞达家具厂（甲方）与昌平县史各庄乡史各庄大队（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以北京电力试验研究所高压试验站东北角外43亩土地与甲方合作，提供给甲方与美国肯特公司合资成立的肯特公司建设厂房之用；甲方的经营管理活动乙方不予干涉；甲方与乙方的合作期限为35年，自1992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每年付给乙方固定利润75250元，合计1505000元，自2012年6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每年付给乙方固定利润107500元，合计1612500元，35年总计3117500元；自1992年6月1日开始付第一次，甲方每年应付乙方固定利润应于每年的6月15日前付清；每满一年为一个财会年度；交付方式为银行转帐；甲方投资建设的厂房等地面土建设施（不含一切机械设备），35年期满后归乙方所有；合作期内，乙方在行政、交通安全管理、厂区周围治安及环境卫生等方面应积极协助甲方工作，对于上述方面不得为难甲方；在国家政策、法律规定允许的前提下，乙方不得以环境污染（如噪音）等为理由，做出妨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保证交通道路畅通；合作期内，在上述相等的条件下，甲方有权将合作权转让给第三方；上述协议双方应共同遵守，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全部的直接经济损失；本协议自公证机关审批公证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日，该合同于昌平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2005年12月28日，飞达家具厂（甲方）与万程（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在合营公司的26%的股份，以182000美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经审批机关批准后35个工作日内按前述规定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交付甲方；转让后，甲方在合营公司中26%股权的权利、义务、利益全部属于乙方。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同日，美国肯特公司（甲方）与万程（乙方）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占合营公司25%的股份，与之相关的全部权利、利益和义务以175000美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经审批机关批准后35个工作日内按前述规定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交付甲方；转让后，甲方在合营公司中的所有权利、义务、利益全部属于乙方。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股权转让后，飞达家具厂占肯特公司股权的49%，万程占肯特公司股权的51%。2008年6月10日，飞达家具厂（甲方）与万程（乙方）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在合营公司持有的19%的股份，以133000美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经审批机关批准后35个工作日内按前述规定将全部股权转让款交付甲方；转让后，甲方在合营公司中19%股权的权利、义务、利益全部属于乙方。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本次股权转让后，飞达家具厂占肯特公司股权的30%，万程占肯特公司股权的70%。上述股权转让完毕后，肯特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监事信息表》显示，应胜军为董事长兼经理，张万源为监事，万程、应胜德、万波、马建秋为董事（董事中万波和马建秋由万程委派，应胜德由飞达家具厂委派）。肯特公司章程中规定，决定公司每年经营方针、经营计划及发展计划等事项须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2016年10月31日，肯特公司作为甲方（委托方）、水心公司作为乙方（受托方）签订了《托管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经营管理的厂房场地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占地面积45.16亩，土地证号为昌集建（1998）字第30-02-1283号，地上完好可用的厂房面积为36000平方米；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托管期限为2016年11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托管期间，乙方可根据市场需要及现有托管条件开展经营管理活动，所需投资由乙方自行解决，盈利或亏损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干涉乙方的经营管理活动；托管期间的土地租赁费用由乙方按甲方与史各庄村签订的土地《合作协议》直接向史各庄村委会交纳，水电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托管期间，甲方根据乙方的需要提供有关证照，并协调对接用电和交费等事项；托管期间，如遇政府拆迁，拆迁补偿事项由乙方全权代理，乙方应确保甲方托管的36000平方米厂房能够按政府的拆迁补偿标准得到相应补偿，补偿费归甲方所有，超过3600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即由乙方投资新增加的建筑面积，拆迁补偿费归乙方所有；若托管期间没有发生拆迁事项，双方按甲方与史各庄村签订的土地《合作协议》执行；乙方将根据甲方与史各庄村签订的土地《合作协议》积极开展合作，争取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延长土地使用期限，如土地使用期限延长，本托管协议相应延长。应胜军代表肯特公司在《托管协议》上签字。案件审理过程中，应胜军出具书面声明，称其在《托管协议》上签名系受肯特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万程指令，该签名完全代表肯特公司真实意思的表达，并不代表应胜军个人，也不代表飞达家具厂。另，万鹏系水心公司股东。2016年11月1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经努力寻找，北京厂厂房图纸没有找到。时间过长，施工方没有留档，当时非正规报审，故从建委也查不到。”2016年11月13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关于北京厂的事，您就与万源对接，具体吩咐他来配合您，打扰！胜军。”2016年12月26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今天昌平消防支队姜队把我叫去，就23日北京厂的事，向我宣布初期支队处理意见……如有其他信息，我会及时向您报告。”2016年12月27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关于家具厂水和电的事……”2017年1月5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史各庄村年租金107500元，请汇215000元。户名：肯特公司，账号……”2017年1月11日，万波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肯特公司付款215000元。2019年11月16日，万波出具《受托付款声明书》，内容为：本人万波受水心公司的委托，于2017年1月11日向肯特公司银行账户支付215000元；该215000元系水心公司按照《托管协议》约定为肯特公司支付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史各庄村地块的租金；万波与肯特公司没有215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依据该215000元银行转账记录向肯特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万波与水心公司之间受托支付215000元由本人与水心公司自行结算，与肯特公司无关。2017年4月12日，应胜军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你好！关于北京厂煤改气需办如下手续……”2017年6月30日，肯特公司（甲方）与北京天弘久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弘公司，乙方）签订《租赁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场地位于昌平区史各庄村，占地面积为45.16亩，地上厂房面积约360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为2017年7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租赁期内，乙方自主独立经营，甲方不参与乙方的经营管理活动；租赁费前5年（2017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每年330万元，后5年（2022年7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每年400万元；协议签订生效后3日内，甲方将厂房场地按现状交付乙方使用。该协议另约定有其他内容。2017年8月3日，张万源向万鹏发送短信：“现有一事通报给您：在家具厂负责建筑的人，去年给了前院黄工电费，他最近两天向黄工要发票，这事让黄工为难了。没建筑之前，前院就不给送电了，这时家具厂说了好多好话，黄工才私自决定给送点照明电……家具厂着火后，前院领导要求连水带电一点都不给送了，怕出事。请您与部下说一下，就不要同黄工要票了……”2017年9月7日，张万源向万鹏发送短信：“大哥：邸浩峰要租北京厂居住房（要租的数量挺多），您与他联系吧。”2017年11月24日，张万源向万鹏发送短信：“万大哥：你好！史各庄村来电，让公司领导下周一下午2点到村委会开会，因会议十分重要，请务必准时到会。”2017年12月2日，应胜泉向万鹏发送短信：“万总：如见，好！我是应胜泉，是应胜军的哥哥。现就肯特公司（北京厂）厂房租赁一事，给你发此短信，打扰了，见谅！你是北京厂《租赁协议》签字的代表，同时我们也愿意与你谈此事。租赁方拖村里的人已找到应胜军，因为他是北京厂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村里只认应氏，如10年内占地拆迁，村里也只跟应氏谈。今天，人家把租赁的情况全部通报给我们了。我们认为，既然《租赁协议》已签订，定金已付，就应把此事处理好。租赁方目前已投入数百万元，同时也有彻底买断的意向。如没有房产证及土地证，没有应氏的配合参与，租赁方项目落不了地，各行政许可部门项目的审批程序也进行不了。如是的话，此事只能挂在那儿，对谁都不利。北京厂在错误的方针指导下，已荒废数年了，再有10年就到期，届时，村里无偿收回，生意人哪有同钱过意不去的呢？同时，就这件事而言，想绕开应氏是绕不过去的，还不如，我们双方先坐下来谈判，之后与租赁方把事情圆满地都解决了，做到三方满意，直至3+1都皆大欢喜。这个1就是村里。当年国共矛盾那么尖锐，日本人来了还合作一致抗日呢，您认为呢？”2017年12月4日，万鹏向应胜军发送短信：“胜军你好，前天收到胜泉的信息，谈到肯特公司租赁事项。凭直觉感到你与万程之间有些不愉快……”2018年2月6日，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人民政府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兹有注册在回龙观镇辖区范围内的企业肯特公司，于2013年由北京市经信委将其列入北京市退出企业名单，特此证明。2018年11月1日，应胜军、应胜德向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称万程、万鹏存在职务侵占。公安机关出具了《受案回执》。飞达家具厂称因万程、万鹏出具了《托管协议》故公安机关未予立案。2020年6月30日，史各庄村合作社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兹有肯特公司坐落在史各庄村村委会管辖的地块，其使用的土地为租赁史各庄村的土地；肯特公司于2012年初停产，同时在2012年下半年北京市及昌平区经信委共同对肯特公司停产事实进行了现场核实，且次年被列入北京市退出企业名单；特此证明。本案中，应胜军曾作为飞达家具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应胜军、应胜德、张万源、应胜泉系亲兄弟。万程与万鹏系亲兄弟。庭审中，飞达家具厂明确，其要求确认《托管协议》无效的依据包括：1.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厂房及场地的出租方，肯特公司未经其同意将厂房、场地转租给水心公司，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性质，损害了飞达家具厂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2.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的股东，肯特公司厂房、场地对外托管事项未经董事会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损害了飞达家具厂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飞达家具厂对其主张的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存在的恶意串通行为具体情形明确如下：1.肯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程与水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鹏系兄弟关系；2.万程将肯特公司厂房场地托管给水心公司未收取任何费用，所有经营所得均归水心公司所有；3.肯特公司的原有厂房通过隔断被打造成公寓对外出租，租金全由万程、万鹏收取；4.场地上新增加的建筑面积的拆迁补偿款归水心公司所有。飞达家具厂另陈述有以下内容：认可飞达家具厂与肯特公司之间并未约定过经营用地、厂房不得转租条款，也认可在租金交付给史各庄村一事上，其并未遭受经济损失；肯特公司并不存在亏损，当时多家企业都在寻求库房，租金报价都很高，只是万程不同意；应胜军签订《托管协议》后并未向飞达家具厂提及此事，且应胜军与万程系发小关系，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嫌疑；应胜德、应胜泉、张万源直至向公安机关报案时才知晓存在托管事项，应胜军虽参与了报案，但其当时已经忘记签订过《托管协议》；万波、马建秋均系万程委派的董事，其意见统一，存在利害关系。肯特公司和水心公司陈述有以下内容：2008年肯特公司因污染减产将人员迁至天津肯特公司，到2011年肯特公司全部停产，2011年至2016年期间公司并无收入只有亏损，但史各庄村的场地仍需要大量资金维护，在此情况下万程和应胜军协商将经营场地对外托管，后才找到万鹏接手，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对外托管虽未形成书面上的董事会决议，但各个董事均知晓、同意并具体经办；飞达家具厂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并未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前置程序，其并不具有诉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飞达家具厂认为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符合上述规定中的第（二）项情形，应属无效，并明确了其作出上述主张的依据，一审法院对其主张辨析如下：关于飞达家具厂主张肯特公司未经其同意将厂房、场地转租给水心公司，损害了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厂房及场地的出租方的利益。根据飞达家具厂与美国肯特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兴办合资企业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负责提供生产用厂房租给肯特公司使用。可见飞达家具厂与肯特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厂房租赁关系。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目前并无证据证明飞达家具厂作为出租方因《托管协议》遭受到利益损失。至此一审法院已可判定飞达家具厂主张《托管协议》无效的该项理由无法成立，不予支持。若飞达家具厂认为肯特公司违反了双方关于厂房、场地的约定，可以要求肯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关于飞达家具厂主张肯特公司厂房、场地对外托管事项未经董事会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损害了飞达家具厂的股东利益。若如飞达家具厂所主张的万鹏、万程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则肯特公司是直接受损主体。飞达家具厂虽为肯特公司的股东，对肯特公司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但股东与公司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市场主体，二者财产也相互独立，飞达家具厂并不能直接代表自己对肯特公司的财产主张实体权利。且根据法律规定，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公司的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因此，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的股东，对《托管协议》并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中的“第三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条件，其以股东的名义代表股东自己主张《托管协议》无效在本案中属于主体不适格。股东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予以处理。本案中，基于双方诉辩主张及相关事实，如纠纷涉及公司治理等内部法律关系，可依法另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飞达家具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飞达家具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公证书，证据2.房屋所有权证，证据3.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据4.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证据1-4共同用于证明案涉土地为史各庄村合作社所有，案涉房屋由飞达家具厂建设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签订《托管协议》之时已无经营行为，《托管协议》实为房屋租赁，案涉土地及房屋均不属于飞达家具厂向肯特公司出资内容，所有权非肯特公司所有，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飞达家具厂的利益，飞达家具厂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证据5.肯特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6.水心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7.北京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8.北京兴旺企业策划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9.租赁协议，证据5-9共同用于证明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水心公司知晓肯特公司无权转租并从该转租行为中获益，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损害飞达家具厂的利益，《托管协议》应为无效。肯特公司、水心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飞达家具厂认为肯特公司与水心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符合上述规定中的第（二）项情形，应属无效。对此，本院认为，飞达家具厂与美国肯特公司签订的书面合同，双方共同投资兴办合资企业肯特公司，飞达家具厂负责提供生产用厂房租给肯特公司使用。故飞达家具厂在本案中同时具备两种身份，一个身份是生产用厂房的出租方，另一个身份是肯特公司的股东。第一，关于飞达家具厂作为出租方的诉讼主张，虽然飞达家具厂与肯特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厂房租赁关系，但首先，飞达家具厂并非《托管协议》的签约方或相对方，不受《托管协议》内容的约束。其次，飞达家具厂与肯特公司之间并未约定过经营用地、厂房不得转租条款。因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并无证据证明飞达家具厂作为出租方会因《托管协议》而遭受利益损失。飞达家具厂作为出租方主张《托管协议》无效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果飞达家具厂作为出租方意图追索租金或认为肯特公司违反了双方关于厂房、场地的约定，可另行依法定救济途径进行主张。第二，关于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股东的诉讼主张，飞达家具厂主张肯特公司厂房、场地对外托管事项未经董事会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损害了飞达家具厂的股东利益。但如飞达家具厂该项主张成立，肯特公司才是直接受损的主体。虽然根据现有工商登记，飞达家具厂是肯特公司的股东，但股东与公司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市场主体，二者财产也相互独立，飞达家具厂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肯特公司的财产主张实体权利。因此，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股东，与《托管协议》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中的“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故飞达家具厂作为肯特公司的股东提起《托管协议》无效之诉亦不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综上所述，飞达家具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北京市昌平飞达家具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强刚华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曹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