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3民再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裕山,男,1967年1月20日生,汉族,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渠苏腾，北京市国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超，男，1980年11月3日生，汉族，住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星，男，1975年7月15日生，汉族，住丰县。上诉人王裕山因与被上诉人李红超、李红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20)苏0321民再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裕山上诉请求：1.撤销（2020）苏0321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2.将本案发回重审纠正原审认定部分瑕疵事实或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再作出裁判。事实和理由：2005年左右，李红星陆续向王裕山借款7笔累计本金49.5万，借款人为李红星和他的关系人。后因未按时还款诉至法院，执行过程中执行了很多共同借款人和担保人，通过执行累计还款约13-14万左右。为缓解执行压力，李红星提议由弟弟李红超和李红星共同向王裕山借款10万元，所借10万元由王裕山支付给李红超，李红超借到钱之后再由李红星支付王裕山用于还款。这样的做法钱款总数没少，多了一个借款人偿还债务，王裕山同意了这种做法。王裕山将8万转账和2万现金交付李红超，李红超出具了借条，后李红星将10万元还给王裕山，王裕山给其打了收条(收据复写联)。王裕山电话告知执行法官赵修文，案件得到暂缓执行，李红星暂未将收条提交赵修文，后李红超未能按时还款王裕山诉至法院。庭审中李红超认可10万借款，李红星未到庭，法庭电话核实后李红星无异议。案件执行程序后李红超偿还了1.5万。丰县人民检察院丰检一部刑诉[2020]509号起诉书认定2015年6月被害人李红超为替李红星向王裕山借款10万元，向王裕山出具10万元借条，借款当日被告人王裕山即将该笔借款索回，且未将借条归还，后王裕山明知该债权债务未成立的情况下于2018年以未归还10万的借条向法院起诉并胜诉，致使被害人李红超向王裕山支付1.5万元，王裕山涉嫌诈骗。王裕山同意退还李红超1.5万(一审庭审后即退还)，但认为该笔10万债务转嫁李红超承担，是李红星为了缓解其他债务的执行，主动和王裕山协商一致的结果，且李红超也积极配合(二人为亲兄弟)，一审开庭也未提出异议，直至执行阶段李红超偿还了1.5万。但王裕山也给李红星出具了10万收条让其折抵之前执行款项，也告知了执行法官李修文(因李红星持有收条未主动向执行法官出示折抵债务，故承办法官记忆中未联系过)，本人从未有诈骗李红超钱款的故意。即便李红星未向执行法官出示折抵10万债务，但不能因为是10万收据复写联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凡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复印件从证明力上是相对于原件而言较弱，但司法实践中采纳复印件作为证据的比比皆是，况且王裕山同意用来折抵债务，自始至终也没有否认该笔十万收据的真实性，更何况李红星都没有向执行法官出示，王裕山何来否认的机会。一审法院认为“李红星不可能凭此10万收据复写联而成功主张被执行金额的减少”，李红星连出示都没出示，原一审法院凭什么断定该收据不能折抵呢?能否折抵也不是法院说了算，而是更主要取决于王裕山是否同意折抵。只要王裕山同意折抵，复写联又怎么能不使用呢?另再审复查庭审法庭调查阶段，一审法官未全部查明相关事实，粗暴打断并制止了代理人对李红星和李红超的发问，致使部分事实未能调查清楚，强行推进庭审进入法庭辩论，庭后王裕山申请承办法官回避未得到支持。王裕山否认该笔构成诈骗。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一审法院应待法院对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对犯罪事实进行认定之后才能做出民事基本事实的认定和裁判。截止目前王裕山涉嫌诈骗一案尚未开庭，一审法院即率先作出判决，且认定部分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不利于刑事判决的认定。据此，原判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且违法法定程序。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贵院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并纠正认定部分瑕疵事实或待刑事判决生效后再作出裁判。李红星辩称，2015年6月20日之前，王裕山联系说可以借款给被上诉人李红星，但必须让李红超办卡，将钱打到李红超卡上，李红星跟李红超商量未果。2015年6月22日，签订了一张借条，上午在丰县欢乐买农商行转到李红超卡上8万元，另2万元现金说第二天再给，但到下午又说别人钱不让放了，让李红星把钱给他。下午，在中央农商行将钱取出，现金交给王裕山，其将钱存入他的账户。后王裕山说借条没带，回去撕掉即可，同时给李红星打了10万元复印件的收条，被上诉人李红星未注意上述日期不对，在此之前，王裕山与李红超没有任何纠纷，本想条子撕掉就行了，至2018年王裕山又起诉，已时隔三年，被上诉人同意原审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22日上午李红星、李红超共同向王裕山出具10万元借条，李红超把以自己名义在农商行营业网点办好的银行卡交给李红星就离开丰县县城去务工地苏州，王裕山向李红超银行卡转款8万元。当天下午王裕山又向李红星要回款项，李红星在农商行营业网点从李红超银行卡取出8万元交给王裕山，王裕山在同一农商行营业网点将经该8万元存入自己银行卡。李红星索要和李红超共同给王裕山出具的10万元借条，王裕山借口没有带借条，撕下事先写好的10万元收据的复写联交给李红星，意为上午的借款就相当于未发生。虽然该10万元收据写明“收条，今收到李红超还款壹拾万元整（100000），王裕山，2015年6月18日。”但王裕山和李红星一致陈述该10万元收据复写联是在2015年6月22日下午交给李红星。王裕山主张2015年6月22日上午转账8万元之外还交付2万元现金，李红星否认存在上午交付2万元现金的情形，因再审审理中原审原告王裕山也承认本案所涉10万元借款相当于没有实际交付，所以对2万元现金是否存在交付的争议问题已没有实际价值。王裕山主张与李红星、李红超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李红超、李红星向其借款10万元，但实际不交付该10万元，以李红超、李红星该10万元借款抵偿执行案件中李红星应当给付的执行款数额。李红星和李红超均不承认存在此协议。李红超曾因给李红星共同签字向王裕山借款2万元在2014年被诉讼及执行了2万元，李红超内心根本不愿意再次被法院执行，若达成此种协议有违李红超意愿。王裕山主张李红星可以持王裕山出具的10万元收据复写联向执行局主张减少被执行的金额，因收条的落款时间问题及收条性质不是直接的债权凭证，李红星自己根本不可能凭此10万元收据复写联成功主张被执行金额的减少。如果真实存在以李红星、李红超给王裕山出具10万元借条方式增加未诉讼的债权数额，减少诉讼后被执行的债权数额，最应当最有权利表达此意思的是债权人王裕山，但并没有证据证明王裕山在原审诉讼立案时间2018年10月15日前已告知执行法官因李红星、李红超另外出具10万元借条而把某个执行案件的应执行款金额减少10万元或视为执行到位10万元。因此王裕山辩解不存在真实10万元出借款项交付却继续保持10万元借条存在抵减李红星被执行款的理由不成立。另查明，2020年9月22日再审案件开庭后，王裕山与李红超联系后主动把原审案件判决后执行李红超的15000元转账退到李红超的丰县农商行账户。一审法院认为，王裕山和李红星、李红超形成借款合意，2015年6月22日上午李红星、李红超给王裕山共同出具10万元借条，上午转账交付8万元借款，下午王裕山又要回全部出借款项并给李红星一份10万元收据复写联。从双方行为判断，2015年6月22日上午李红星、李红超两人书写借条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借款合同解除，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终止。王裕山无权要求李红星、李红超再按照已经解除的借款合同关系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原审中王裕山没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到庭李红超也没有举证和陈述当天王裕山要回出借款项并出具10万元收据复写联的事实，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和判决结果错误。原审判决应予撤销，再审应当驳回王裕山诉讼请求。遂判决：一、撤销本院（2018）苏0321民初6502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审原告王裕山的诉讼请求。受理费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审原告王裕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裕山提交7份法律文书，拟证明本案事情系由李红星主动提议，目的在于缓解该7份法律文书的执行。经被上诉人质证，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裕山对于本案借条中所涉借款并未实际发生这一事实予以认可，至于该借条的出具系出于何种原因或目的双方陈述不一，且并非本案审查的重点，上诉人所举证据亦不能推翻一审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另上诉人主张的一审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发表了其辩论意见等，充分保障了其诉权，并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程序存在违法的情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王裕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德祥审判员  蔡青峰审判员  王 夏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