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4民特277号申请人：周津同，女，196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厉海鹰，女，197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周津同与被申请人厉海鹰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4月1日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周津同称，请求依法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21）京仲裁字第0516号裁决（以下简称0516号裁决）。事实和理由：一、仲裁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四十七条、《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等明文规定，在认定厉海鹰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未经任何释明，擅自以仲裁庭择定的理由去替换厉海鹰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对我方实施突袭，不仅严重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剥夺了我方辩论的权利，而且对裁决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正确裁决。（一）厉海鹰自己主张其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以及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和2020年11月16日庭审过程中仲裁庭调查活动的焦点。1.厉海鹰最基本、最主要的仲裁请求是“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欠款人民币145万元及逾期利息199035.62元”。在其《仲裁申请书》中，厉海鹰写明其上述请求的“事实与理由”是：“2019年9月29日，双方口头协商后就剩余还款问题达成一致，即按照先本金后利息的偿还顺序及年利率24%标准计算，截至2019年7月15日，被申请人尚欠申请人人民币1750000元未还，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于2019年11月底还清上述款项”“但被申请人仍然违反后续达成的口头约定，以种种理由拖延偿还款项”“综上，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支付未付的款项1450000元，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借期内24%的利率标准向申请人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为此，厉海鹰不仅在2020年11月16日庭审过程中提交了“证据4”，用以证明“2019年9月29日，双方口头协商后就剩余还款问题达成一致”，而且还于11月19日补充提交了“证据10”和“证据11”，用以证明“二人在2019年9月29日就应还本金及利息等事宜达成一致”“厉海鹰与周津同就案涉款项本金利息事宜进行过多次对账并达成一致”。厉海鹰于庭审结束后向仲裁庭补充提交的这两项证据及其证明对象，能够证明厉海鹰一方从未更改过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鉴于厉海鹰系以“2019年9月29日双方口头协商一致”作为支持其仲裁请求的理由，我方在答辩和举证、质证、辩论等阶段始终都围绕着双方从未达成过厉海鹰所声称的“口头协议”，厉海鹰主张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仲裁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展开。由厉海鹰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所决定，仲裁庭在11月16日庭审调查活动中，也持续地就究竟是否存在厉海鹰声称的“口头协议”展开调查。应予强调指出的是，《开庭笔录》第19页第810至814行载明，在仲裁庭调查进行到最后阶段时，仲裁庭询问“总结一下双方的主张，申请人认为这是一个民间借贷，应该按24%计算是吗？”，厉海鹰一方回答“是的”，仲裁庭进一步询问“以175万为基数计算24%是吗？”厉海鹰一方肯定地回答“是的”。厉海鹰一方面声称该175万元是“纯利息”，另一方面又主张“以175万为基数计算24%”，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正是厉海鹰所援引的《民间借贷规定》第28条“借贷双方协商一致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规定。这就足以证明，直至仲裁庭调查的最后阶段，厉海鹰仍旧继续坚持以“2019年9月29日双方口头协商一致”作为其仲裁请求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二）仲裁庭在认定厉海鹰举证不能之后，未经任何释明，直接抛开厉海鹰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以仲裁庭择定的理由取而代之，并据此作出裁决。裁决书认定“申请人主张曾经于2019年9月29日与被申请人达成过口头协议……但被申请人对此不予认可，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上述口头协议的内容，仲裁庭因此对于申请人的该主张不予认可”。至此，仲裁庭已经查明厉海鹰据以支持其仲裁请求的“事实和与理由”不能成立，相应地，其援引《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作为支持其仲裁请求之法律根据的主张当然也不能成立。根据当事人处分原则和《仲裁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北仲《仲裁规则》第三十三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虽提交证据但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等规定，自当由厉海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仲裁庭理应裁决驳回厉海鹰的仲裁请求。但裁决书在写明“申请人基于其主张存在的2019年9月29日的口头协议，主张被申请人曾承诺于2019年11月底偿还175万元利息。但是被申请人并不认可这一口头协议的存在，且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口头协议的确定达成及其具体内容”之后，不仅拒不适用《仲裁规则》第33条的明文规定，反倒抛开了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主张和抗辩，转而写道“因此，仲裁庭在考虑这一仲裁请求时，将结合经证实的案情和法律规定一并考量。申请人在庭审中陈述，其所请求的145万元全部为利息，因此要考虑这一仲裁请求，仲裁庭就要计算在法律保护的最高限度内，申请人最多可以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多少利息”。至此，仲裁庭将厉海鹰自己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弃置一旁，转而以仲裁庭选择的“在法律保护的最高限度内，申请人最多可以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多少利息”作为论证“厉海鹰能够请求支付多少利息”的理由和根据。（三）仲裁庭择定的理由与厉海鹰自己主张的理由之间的显著区别。厉海鹰的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欠款人民币145万元及逾期利息199035.62元”，由145万元“欠款”和199035.62元“利息”两部分构成。厉海鹰之所以把145万元作为能够产生利息的欠款本金对待的理由是其主张“2019年9月29日双方口头协商一致，被申请人承诺于2019年11月底还清1750000元”。由此可见，厉海鹰要求“偿还欠款145万元”的理由不是厉海鹰单方面按照“法律保护的最高限度”计算得出，而是“双方协商一致”。仲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欠款1436784.66元”的理由则恰恰相反，它是仲裁庭单纯按照“法律保护的最高限度”计算出来的，完全不考虑当事人之间有无“协商一致”。也惟因如此，裁决书才在第23页第二段否定了厉海鹰要求支付“逾期利息199035.62元”的请求。这一否定恰恰再次凸显出仲裁庭裁决所依赖的理由与厉海鹰自己所主张的理由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总之，裁决书第21页第二段、第22页最后一段和第23页第一段、第二段的原文都足以证明，厉海鹰自己所主张的与仲裁裁决所支持的，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理由上，都迥然有别。（四）仲裁庭无视《仲裁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七条、《仲裁规则》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等一系列规定，未经任何释明，迳行以其选择的理由去替换厉海鹰自己主张的理由的做法，不仅严重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而且未给予我方任何陈述和辩论的机会，剥夺了我方的辩论权利，直接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正确裁决。二、仲裁庭违反《仲裁法》第四十八条、北仲《仲裁规则》第四十一条等明文规定，通过纵容并隐瞒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的行为，来隐藏仲裁庭在庭审过程中业已查明的对厉海鹰不利的关键事实，剥夺我方陈述和辩论的权利，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正确裁决。（一）厉海鹰本人于庭审过程中明确自认的事实与仲裁庭当庭查明的事实。2020年11月16日《开庭笔录》第18页第754行至第758行载明，厉海鹰本人明确自认：“当时（注：指2017年3月）我也有房贷贷款，我说这样的话还可以赚钱，中间还有利息差（注：指案涉争议的“40%的理财收益”与厉海鹰自认的“6.6%的贷款利息的差额”），贷款的利息很低，拿房子做贷款利息大概才6.6%左右，这样咱们还有40%的正当收益，咱们可以一起赚钱”之后，仲裁庭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追问厉海鹰：“所以申请人把房子抵押了，然后拿着这个钱投40%的本案产品是吗？”厉海鹰肯定地回答：“是的”。至此，不仅厉海鹰本人已经明确自认，而且仲裁庭也通过进一步调查查明了厉海鹰于2017年3月交付给周津同的资金系来自于贷款资金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即便认定双方当事人意图订立的是借款合同，该合同也将因为违反《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等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二）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事实的发现。11月16日庭审结束后，我方代理人按照仲裁秘书的安排，于北仲入口处右侧的等候区阅读仲裁秘书交付的开庭笔录文本，阅读完毕后，仲裁秘书重新打印了一份开庭笔录文本，我方代理人在对该文本中的错别字、漏字进行必要的更正并签署姓名后离开仲裁委。在我方代理人签署笔录时，厉海鹰及其代理人均尚未在该笔录上签名，厉海鹰的代理人亦未对该笔录文本作出任何更改。此后，我方在2020年11月19日、2020年11月27日、2021年1月28日分别向仲裁庭提交的《代理词》《对申请人厉海鹰补充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和《对厉海鹰1月19日提交的质证意见及代理词的反驳意见》中，均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援引开庭笔录第18页第754行至第758行记录的原文。在此过程中，仲裁庭从未告知我方厉海鹰代理人对前引开庭笔录中记录的厉海鹰本人的陈述进行了更改。相反，因为迟至2021年1月22日我方才收到仲裁庭送达的厉海鹰一方的《代理词》，该《代理词》中提到对厉海鹰本人当庭陈述的资金来源庭后进行了修改，所以我方于2021年1月25日致电本案的仲裁秘书李佩，询问情况，李佩明确告知我方该《代理词》中所谓的庭后修改“应该指的是她（厉海鹰一方）的补充证据，但她的补充证据因为超期太久，所以没收”。我方进一步询问：“她所谓的修改并不是在庭审笔录上作的修改是吧？”李佩明确回答：“嗯，不是。”2021年3月9日，我方收到仲裁裁决书，3月10日我方致电李佩，要求查阅开庭笔录，3月12日收到李佩邮寄的开庭笔录文本。至此，我方才第一次发现厉海鹰代理人将《开庭笔录》第18页中厉海鹰本人回答仲裁庭调查问题的内容由“是的”篡改为“不是的。申请人是抵押了澳洲的房子，并还着贷款。申请人本次投资后希望以收益弥补房贷的减缓压力”。（三）仲裁庭纵容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的行为严重违反仲裁规则。《仲裁法》第48条和《仲裁规则》第41条均明文规定“仲裁庭应当将开庭情况记入笔录。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记录该申请。笔录由仲裁员、记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在《开庭笔录》对厉海鹰的陈述记录完整、准确的情况下，仲裁庭放任厉海鹰的代理人对厉海鹰本人陈述的内容进行更改，明显违反上述规定。且，在我方于2021年3月12日收到的开庭笔录上，没有记录人员的签名。（四）仲裁庭纵容并隐瞒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我方陈述、辩论等程序权利，且导致影响到对案件的公正正确裁决。1.只有将仲裁庭纵容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的行为与仲裁裁决理由一系列明显有悖常理之处相结合，才能发现该行为对本案裁决结果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如前所述，开庭笔录第18页载明的（1）厉海鹰自认的事实和（2）仲裁庭业已当庭查明的事实，直接关系到对厉海鹰一方所声称的“借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对本案裁决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裁决书对于以上两点至关重要的事实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却只字不提，反倒是含混不清地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和“申请人庭后代理意见称其系自有资金提供借款”“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实申请人资金系套取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为由，得出“仲裁庭无法确认申请人用于支付本金的资金来源”结论。厉海鹰本人自认的事实，即裁决书中所谓的“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的内容已如前述。仲裁庭“已经查明的事实”则有二：其一、前述“仲裁庭通过进一步调查查明了厉海鹰于2017年3月交付给周津同的资金系来自于贷款资金的事实”；其二、“申请人购买的澳洲房产贷款审批发生于2018年，本案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汇入资金发生于2017年”。鉴于无论是厉海鹰本人自认的事实，还是仲裁庭当庭查明的事实的发生时间均为2017年3月，按照逻辑推理规则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够得到的唯一结论就只能是：仲裁庭查明的第二点事实（“申请人购买的澳洲房产贷款审批发生于2018年”）根本就不具有否定厉海鹰本人当庭自认的事实和仲裁庭已于庭审活动中查明的第一点事实（“厉海鹰于2017年3月交付给周津同的资金系来自于贷款资金”）的证据效力。厉海鹰也绝不可能做到在2017年3月就将其于2018年才获得的用于澳洲买房的澳洲银行贷款的资金交给周津同去赚取“40%”与“6.6%”之间的“利息差”。2.仲裁庭通过隐瞒厉海鹰代理人篡改笔录的事实，剥夺了我方陈述和辩论的权利。2021年3月23日，我方致电仲裁秘书询问笔录篡改事宜，向其告知直到2021年3月12日收到其邮寄的开庭笔录后，我方才发现厉海鹰代理人篡改笔录的事实。仲裁秘书确认了庭审结束后，在我方代理人于开庭笔录上签字、离开之后，厉海鹰一方才在笔录上签字的事实，同时又声称“申请人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21年1月19日的代理词中第二大点第四段、第五段明确了其更改过程”“该代理词已邮寄你方当事人并于2021年1月21日签收，你方亦提交了反驳意见”。我方当即指出其在此刻意混淆不同层面的事实和概念。首先，该“代理词第二大点第四段、第五段”仅仅表明厉海鹰的代理人企图否认、推翻厉海鹰的自认，但却绝没有说明厉海鹰的代理人对庭审笔录进行了篡改。厉海鹰代理人在庭后企图推翻厉海鹰本人当庭自认的内容是一回事，其违反仲裁规则篡改庭审笔录则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容混淆。其次，我方“反驳意见”所反驳的仅仅是对方代理词的内容，在其代理词未披露、仲裁庭亦从未告知我方开庭笔录被篡改的情况下，我方从未有任何机会对厉海鹰代理人篡改笔录这一行为本身进行任何陈述、反驳和辩论。实际上，在仲裁秘书提及的我方于2021年1月28日提交的《反驳意见》的第三大点一开始就述明：“截至收到申请人1月19日《代理词》之前，被申请人从未获悉厉海鹰系于何时、以何种形式对其回答仲裁庭提问的答复作出了所谓的‘修改’。在被申请人引述《开庭笔录》原文的情况下，申请人声称‘被申请人引用庭审笔录不实’实属强盗逻辑”。这一反驳足以证明（1）我方根本就不知道庭审笔录被篡改的事实，否则就不会说“申请人声称‘被申请人引用庭审笔录不实’实属强盗逻辑”；（2）仲裁庭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告知我方庭审笔录被篡改的事实。倘若我方在裁决之前有机会获知该项篡改行为，必然会（1）要求仲裁庭说明其允许厉海鹰代理人更改笔录的根据是什么；（2）向仲裁庭强调其于11月16日庭审中“已经查明的事实”是“申请人把房子抵押了，然后拿着这个钱投40%的本案产品”。由此一来，仲裁员即没有机会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为由，得出“仲裁庭无法确认申请人用于支付本金的资金来源”这样的结论。换言之，仲裁庭通过向我方隐瞒厉海鹰代理人篡改笔录的事实，剥夺了我方陈述和辩论的权利。3.仲裁庭还通过隐瞒厉海鹰代理人篡改笔录的事实，剥夺了我方本应享有的申请回避的权利。北仲《仲裁规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仲裁员知悉与案件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存在可能导致当事人对其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形的，应当书面披露”，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时，有权提出回避申请”。鉴于前述仲裁庭纵容厉海鹰代理人篡改开庭笔录并对我方予以隐瞒的行为的危害性，该行为显然属于“足以引起对仲裁的公正性、独立性的怀疑并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如果我方在裁决之前有机会发现这一行为，即会依据《仲裁规则》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申请仲裁员回避。由于仲裁庭的刻意隐瞒，致使我方在仲裁程序终结前无从发现回避事由，进而无法依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厉海鹰称，周津同提出撤销裁决的事实不成立，应当驳回。理由为：1.周津同提出的第一条理由实际是仲裁庭认定事实的问题，仲裁庭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不是撤裁案件审查的事项。仲裁庭整个庭审中全面审理法律关系，关于借款关系及双方履行情况、周津同违约的情况，庭审持续4个小时，周津同进行了充分陈述，不存在辩论权利被剥夺的情形；2.在庭后当事人修改自己方笔录是我方的权利，我方修改的内容是我方当庭陈述的内容，不存在剥夺其陈述和辩论权利的情形。周津同所称仲裁庭纵容我方篡改笔录的意见是有违专业和常识的。经审查查明，厉海鹰因与周津同就2018年4月5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发生纠纷，向北仲提起仲裁申请。北仲于2020年7月20日受理该案，案件编号为（2020）京仲案字第2417号。该案适用北仲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仲裁规则》第七章简易程序的规定。厉海鹰的仲裁请求为：1.周津同向厉海鹰偿还欠款1450000元及逾期利息199035.62元……；2.周津同承担厉海鹰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2021年3月1日，北仲作出0516号裁决，裁决内容为：1.周津同向厉海鹰偿还欠款1436784.66元；2.周津同向厉海鹰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根据0516号裁决，周津同在仲裁审理中对《理财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厉海鹰用于支付《理财协议》下的本金的资金来源是来自向他人借贷的资金或申请人以其房屋抵押贷款获得的信贷资金，并非其自有资金。因此《理财协议》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价转贷，应为无效。厉海鹰不认可周津同的上述意见，并提交了其于2018年5月和9月在澳大利亚银行贷款支付其购房款的事实，该贷款资金直接支付给房产卖方，而非支付给厉海鹰本人任其自由支配。仲裁庭认为，厉海鹰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其当庭自认的内容不一致，厉海鹰购买的澳洲房产贷款审批发生在2018年，而厉海鹰向周津同汇入资金发生于2017年，故从先后顺序而言，在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不符，且厉海鹰庭后代理意见称其系自由资金提供借款的情况下，仲裁庭无法确认厉海鹰用于支付本金的资金来源，即周津同所称的房屋抵押贷款所获的信贷资金。同时，周津同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实厉海鹰资金系套取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基于以上原因，仲裁庭未采信周津同的该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为撤销国内仲裁案件，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周津同在本案中提出两项撤裁理由，一是仲裁庭未经任何释明，以仲裁庭择定的理由替换厉海鹰主张的理由，剥夺了周津同辩论的权利；二是仲裁庭纵容并隐瞒厉海鹰篡改开庭笔录隐瞒对其不利的关键事实，剥夺了周津同陈述和辩论的权利。关于理由一，厉海鹰的仲裁申请第一项请求为周津同向厉海鹰偿还欠款1450000元及逾期利息199035.62元，厉海鹰在仲裁中主张1450000元欠款的主要依据是其与周津同存在2019年9月29日的口头协议，周津同承诺于2019年11月底偿还1750000元利息。因厉海鹰未举证证明口头协议真实存在，仲裁庭未采信其主张。但是仲裁庭在查明案件事实后，结合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本金支付和偿还情况，最终计算出周津同应归还的利息金额。上述内容属于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认定范围，不属于仲裁司法审查范围。周津同在仲裁审理中充分发表过答辩意见并进行了举证及质证，本案不存在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故本院对周津同的该项撤裁理由不予采信。关于理由二，周津同在本案中指出，厉海鹰在仲裁庭审笔录中篡改已自认的“房子抵押后，房屋抵押款投40%的本案产品”的事实。该事实系认定厉海鹰是否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价转贷的行为，系仲裁审理的关键事实。本院注意到，周津同在仲裁中曾以上述意见为由要求确认案涉《理财协议》无效，仲裁庭在裁决中论述案涉合同效力时已经指出了在案证据与厉海鹰自认事实不一致情形，由此可知即使厉海鹰庭审结束后对庭审笔录做出了涂改，并未影响仲裁庭在结合在案证据情况对合同效力做出认定。周津同所称厉海鹰在庭审结束后对庭审笔录的修改影响其陈述和辩论权利，缺乏事实依据，故周津同的该项撤裁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0516号裁决并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周津同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津同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周津同负担（已交纳）。审 判 长  冀 东审 判 员  朱秋菱审 判 员  于颖颖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