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4民终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周新满，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斗，辽宁百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住所地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负责人：孙玉艳，该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海斗，辽宁百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寇玉兰，女，194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娟，女，1971年8月2日池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单曙斌，男，197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梦，辽宁必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因与被上诉寇玉兰、单曙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20）辽0411民初26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上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若改判，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三、若无法判令合同部分无效，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中涉及被上诉人单曙斌部分内容。四、两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的理由1部分中认为：“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起，2001年至2018年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中登记寇玉兰农户人口数始终为7人，且2020年6月二原告以前述理由将单曙斌的0.8亩土地收回等事实，足以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至2019年土地确权期间，二原告已分给并认可单曙斌已经实际取得0.8亩土地承包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寇玉兰农户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其农户人数为7人，此时，被上诉人单曙斌尚未迁入本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集体一直没有重新调整土地承包，也没有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以民主议定的方式重新确定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台账没有变更，仍按7人记录。另外，上诉人所谓收回被上诉人单曙斌的土地，不是收回其承包地，而是收回其耕种的机动地，与本案无关。2.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的理由2部分中认为：“因土地确权是以第二轮承包的土地承包明细表即台账登记的土地面积、人口数等内容为依据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六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之前，包括被告在内的农户都与前甸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若依原告的此逻辑理由，前甸村委会与所有农户已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均属无效？”上诉人认为：其他农户的问题与本案无关，若违法，上诉人将另行起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土地台账，并以此为依据认定承包合同有效，是没有查清土地台账的背景与合法性。该土地台账是没有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后重新调整，更没有以民主议定方式确定承包方案后调整，土地台账需在履行法律程序确定分配方案后重新调整。因此，未调整的土地台账不应作为本案被采信的证据。3.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的理由3中认为：“上诉人的民主议定会议记录均没有关于重新调整寇玉兰家庭承包地为4.8亩，承包方共有人不应包括单曙斌、合同涉及单曙斌部分无效的内容。”上诉人认为：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前甸村六組村代表会议议定，按照2000年末人口进行分配；2000年末以后出生的人口和后迁入的人口暂时不进行分配土地。单曙斌2001年3月迁入本村，按此规定，其不能分配承包土地。以上说明，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因二原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实质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在签订合同前，上诉人一直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四款规定，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也就是说，合同签订应以村民会议民主议定的决定为基础，否则是违法签订合同。本案中，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款规定情形，应由此认定合同部分无效。三、本案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认为，本案中，单曙斌于2001年后迁入，此时，六组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已经开始。上诉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四款规定，在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按照2000年末人口进行分配，“后迁入”户不分配土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具有效力性、强制性的特点，是农村土地承包的基础，该会议据此决定的村集体分配方案合法、有效，根据村民代表的决定，被上诉人单曙斌不具有承包经营权，不能分配土地，这个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委关于做好农村“后迁入”农户有关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11】58号）第二条之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后迁入”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在原居住地解决。因此，无论是法律规定的程序还是依据有关规定，被上诉人单曙斌不应在前甸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本案的根本。至于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土地台账、合同等，有的是指定不清（7人土地台账)，有的违法，不应被采信，不能对抗村集体民主议定的土地分配方案。四、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中涉及被上诉人单曙斌内容。本案中，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部分内容无效。除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律情形外，本案也出现可撤销情形。被上诉人单曙斌为后迁入户，上诉人本意不与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由于六组组长个人工作失误，错误地与其签订合同并盖公章，上诉人发现后，以民主议定方式，认为签订合同是工作失误，该合同涉及单曙斌部分无效。一审期间提供了会议记录。该情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款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可以撤销规定。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2条规定：“一方主张合同无效，依据的却是可撤销事由，此时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查合同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以及当事人主张的可撤销事由。当事人关于合同无效的事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的，而可撤销的事由成立的，无效和可撤销的后果相同，人民法院也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直接判决撤销合同。”本案中，即使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但可撤销的理由成立。本案不涉及合同履行期间的财产纠纷等问题，无效与可撤销后果相同，因此，请求人民法院据此判决撤销涉及被上诉人单曙斌内容。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合同法》有关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支持上诉请求。单曙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寇玉兰与村委会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不符合可以撤销的法定条件。单曙斌与徐亚娟登记结婚后，一直居住在，经前甸村同意，将户口迁到，落户时正好赶上二轮土地承包调整土地，所以发包给单曙斌责任田0.8亩。单曙斌从2001年至今一直耕种、管理该土地。寇玉兰辩称，上诉人没有权利收回我家的土地，同单曙斌答辩意见一致。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被告单曙斌岳母即被告寇玉兰一家共6口人有承包土地合计8.23亩。单曙斌于2001年3月将户口迁入前甸镇。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完成时单曙斌户口尚未迁入，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在两轮土地承包中都没有承包土地。2019年3月18日，由于组长工作失误，寇玉兰作为农户代表与原告前甸村委会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中，单曙斌被包含在家庭承包人中，并以此为依据，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9年12月23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土地“按照2000年末人口进行分配”，同时重新调整确定寇玉兰家庭承包地为4.8亩，按6人分配，人均0.8亩，与村内其他家庭相同。从第二轮土地承包至2019年重新调地期间，原告从未召开村民会议，也未按第二轮土地承包要求实际测量、调整第一轮承包土地，包括寇玉兰家庭在内的全体村民，都在继续耕种第一轮承包土地。截至2019年12月份，原告才重新测量并调整了村内土地，确定了单曙斌不具有土地承包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以民主议定的方式确定。本案中，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确定了家庭土地承包方案，应据此方案签订承包合同。根据会议决定，单曙斌于2001年户口迁入，不应分配承包地，村民代表会议否定了其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另外，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委关于做好农村“后迁入”农户有关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11】58号）第二条之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后迁入”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在原居住地解决。综上，无论是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还是相关文件，2000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后迁入”人员单曙斌都不应该分配农村承包土地，不应获得农村土地经营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款、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判令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中，承包方共有人不应包括单曙斌，合同涉及单曙斌的部分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寇玉兰是被告单曙斌的岳母。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被告家庭土地承包人共6人，即寇玉兰及丈夫徐有（户主）、长子徐保财、长女徐亚娟、次女徐亚丽、三女徐亚杰。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徐有、徐保财相继去世，但被告家庭仍为6人承包地。单曙斌于1994年2月26日与寇玉兰女儿徐亚娟登记结婚，婚后居住在被告今。1997年3月29日单曙斌的儿子单邢发出生，户口随其母亲徐亚娟落户在，1999年徐亚杰的孩子杨福斌出生，户口亦随母亲落户在。单曙斌于2001年3月27日将户口从顺城区河北乡黄旗村迁入，单曙斌在河北乡黄旗村没有承包土地。前述人员寇玉兰、徐亚娟、徐亚丽、徐亚杰、单邢发、杨福斌及单曙斌7人均登记在一个户口薄，户主为寇玉兰。第二轮土地承包后，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中，从2001年至2018年登记在承包户寇玉兰（家庭人口7人，没有登记成员姓名）名下的承包地情况如下：2001年至2002年承包水田6亩、菜田0.8亩，计6.8亩；2003年至2004年承包水田5.4亩、菜田0.8亩，计6.2亩；2005年承包水田6亩、菜田0.8亩、旱田1.4亩，计8.2亩；2006年至2018年承包水田6亩、菜田0.8亩，计6.8亩。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寇玉兰农户按家庭人口7人向集体缴纳台账登记的各项费用。2019年因政府进行承包土地确权，2019年3月18日，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了《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合同显示：寇玉兰家庭承包共有人有寇玉兰、徐亚杰、徐亚娟、徐亚丽、单曙斌、单邢发、杨福斌，承包道南水田实测面积5.6亩（一等地），承包期限200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前甸村委会法定代表人周新满与寇玉兰在合同上签字，并盖有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印章。2019年7月6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政府给寇玉兰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示：“承包方家庭成员有寇玉兰本人、长女徐亚娟、次女徐亚丽、三女徐亚杰、女婿单曙斌、外孙子单邢发、杨福斌；承包地确权总面积5.60亩；备注水田”。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后，二原告认为由于工作失误，其合同中不应当有单曙斌承包土地份额，遂于2019年12月23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制定了分配方案，其中第一条：“按照2000年末人口进行分配……每人平均8分水田地进行分配”；第二条：“2000年末以后出生的人口和后迁入的人口暂时不进行分配土地……”。2020年6月，二原告以单曙斌无权承包土地、其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原告出具的2020年8月20日会议记录认定），寇玉兰家庭承包地应重新调整，按6人人均0.8亩分配，应计为4.8亩等理由，将单曙斌的0.8亩土地收回。后单曙斌到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二原告返还土地0.8亩。2020年9月23日，一审法院做出（2020）辽0411民初18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二原告返还单曙斌的承包地0.8亩，该判决现已经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因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有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共有人不包括单曙斌、合同涉及单曙斌的部分无效。其主要理由是：1、“单曙斌是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于2001年迁入的人口，不应分配承包地；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共有人包括单曙斌及其所分土地是工作失误所致；2、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应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以民主议定的方式确定，而的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了土地承包方案，应据此方案签订承包合同；3、会议决定重新调整确定寇玉兰家庭承包地，确定单曙斌不具有土地承包权”。关于原告的理由1，从单曙斌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并于2001年3月将户口迁到的事实，又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起，2001年至2018年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中登记寇玉兰农户人口数始终为7人，且2020年6月二原告以前述理由将单曙斌的0.8亩土地收回等事实，足以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至2019年土地确权期间，二原告已分给并认可单曙斌已经实际取得0.8亩土地承包权。关于二原告的理由2，因土地确权是以第二轮承包的土地承包明细表即台账（视为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的土地面积、人口数等内容为依据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进而承包方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况且六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之前，包括被告在内的农户都与前甸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若依原告的此逻辑理由，前甸村委会与所有农户已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应均属无效？亦即农户依据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亦属无效？事实是前甸村委会并未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之后与所有农户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关于二原告的理由3，相关法律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不得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纵观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的签订薄及会议记录内容、2019年12月29日的会议纪要、2019年12月30日小规模调整地上覆盖物会议决定，均没有关于重新调整寇玉兰家庭承包地为4.8亩、按6人分配人均0.8亩、承包方共有人不应包括单曙斌、合同涉及单曙斌的部分无效等内容。综上，二原告的诉请理由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二被告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给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单曙斌是否享有案涉0.8亩土地的承包权。单曙斌为本案承包户寇玉兰的女婿，于1994年2月26日与徐亚娟结婚后一直居住在今，并于2001年3月27日将户口从顺城区河北乡黄旗村迁入。根据抚顺市顺城区河北乡黄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单曙斌在河北无土地。2019年3月18日，前甸村委会与寇玉兰签订的《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中记载：寇玉兰家庭承包共有人包括单曙斌。2019年7月6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政府给寇玉兰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也记载：承包方家庭成员有女婿单曙斌。且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起，2001年至2018年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中登记的寇玉兰农户人口数始终为7人，而土地确权是以第二轮承包的土地承包明细表即台账为依据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可以认定从第二轮土地承包至2019年土地确权期间，单曙斌已经实际取得案涉0.8亩土地的承包权。现二上诉人以工作失误为由，认为与寇玉兰签订的合同中不应当有单曙斌承包土地份额，并主张根据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定的分配方案，单曙斌无权承包土地，要求重新调整寇玉兰家庭承包地，将单曙斌的0.8亩土地收回。现，对于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12月23日召开的村民代表会议的签订薄中记载的内容双方存在争议，二上诉人主张该内容为同意“小”调整，并出具了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证明，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内容为同意“不”调整。从该签到簿中“小”字的字型看无法辨别是“小”、还是“不”，故对该份证据本院无法采信。且从该签到薄会议记录、2019年12月29日的会议纪要、2019年12月30日关于六组小规模土地调整地上覆盖物（树苗）会议决定的内容中看，均没有寇玉兰家庭承包共有人不包括单曙斌的内容。故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前甸村六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昱审判员 李雪慧审判员 黄 霞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陈凤书记员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