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02民初12672号原告：李昌和，男，193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松（原告的二儿子），1962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平，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爱光，男，195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德，温州市鹿城区经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李昌和与被告李爱光赡养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赡养费1万元（包括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拖欠的三个月赡养费4500元，以及2017年2月开始每月增加的赡养费250元，计算至2018年12月共22个月，合计5500元）并从2019年1月开始按每月1750元支付赡养费；2.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用49698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消费支出1万元。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原告的长子，因原告年老体衰，2016年8月8日，原、被告在至亲和村干部的见证下签订了赡养协议，约定：原告居住在次子李爱松处，被告每月承担原告1500元赡养费（含保姆费用1250元，生活费250元），于每月8日前支付；因生病治疗支付的费用被告与次子李爱松各承担一半。协议签订之后，被告却并未按约履行赡养义务。自2017年2月22日起，保姆费用从2500元上涨至3000元，按照协议约定，被告应承担其中的一半即每月250元的生活费。然而，被告每月并未多支付原告250元。至2018年12月，被告共拖欠22个月。另外，原告住院治疗至今的费用都是小儿子李爱松承担，被告未完全履行赡养义务。经统计，被告未付医疗费金额达49698元，具体为：1.2003年12月15日，原告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0445.21元；2.2008年9月26日，原告住院治疗9天，医疗费合计4650.97元；3.2009年12月8日，原告住院治疗7天，医疗费合计12058.03元；4.2009年12月25日，原告住院治疗11天，医疗费合计9283.61元；5.2013年7月31日，原告住院治疗10天，医疗费合计7379.39元，自费部分2888.04元；6.2014年4月25日，原告住院12天，医疗费合计3504.79元；7.2014年5月27日，原告住院21天，医疗费自费部分26056.32元；8.2017年2月8日，原告住院6天，医疗费自费部分3049.27元，门诊费1111.12元，住院费9885元，住院期间保姆费4140元；9.2017年2月14日，原告住院17天，医疗费不明；10.2017年8月至9月期间，原告住院治疗，医疗费合计2110.34元；11.2017年10月25日，原告住院18天，医疗费自费部分19914.92元；12.2018年4月25日，原告因病住院12天，医疗费自费部分合计11248.91元。以上住院费用中自费部分合计为123395.53元，被告应承担一半即61698元。但事实上，被告只承担了12000元。因此，被告还应承担原告的医疗费用49698元。原告已竭尽一生养育两子，次子孝顺体贴，原告深感安慰，但对长子的常年不闻不问，感到非常愤怒和伤心，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判决其承担应尽义务。庭审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承担2016年8月8日之前产生的医疗费用，并将第2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用22729.72元【（3049.27元+1111.12元+9885元+4140元+2110.22元+19914.92元+11248.91元）÷2-3000元】。庭审结束后，原告又放弃部分主张，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拖欠的三个月赡养费4500元，并从2019年1月开始按每月1750元支付赡养费。被告辩称，1.原告称被告拖欠赡养费4500元，不是事实。2016年8月8日，原告请村委会通过调解，达成解决赡养问题的协议，参加调解人员有村书记姜建平、村主任李小青、村干部李岳生、被告李爱光、李爱松，以及姐妹、姐妹夫等亲戚。当时原告亲自参加，对协议中三条约定均没有异议。自协议签订之后，被告已按第一条约定每月支付给原告赡养费1500元，银行汇款单、信用社转账凭据可以证明被告已经全额支付自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的赡养费，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原告称保姆费每月增加500元，要被告承担250元，这在协议中没有约定，被告也从未作出过承诺。原告找一个76岁的老人煮煮饭，每月保姆费要3000元，比敬老院收费还要贵，难以令人信服。2.2017年度的医疗费用，被告已超额支付。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2016年8月签订协议后，2017年2月8日至3月3日支出医疗费3049.27元；2017年8月24日至10月18日支出门诊费2110.22元；2017年10月25日至11月13日住院支付医疗费19914.92元，共计25126.81元。2017年11月14日，在原告出院的第二天，被告的妻子赵春香已送去医疗费1万元，当时原告以及与李爱松在场，李爱松还把住院发票原件交予赵春香。事后李爱松发信息给被告，说还有以前住院、门诊的6000元未结算，被告于同年11月22日汇给原告3000元。2017年度原告的医疗费用25126.81元，被告应承担12563.41元，已支付13000元，实际超支436.59元。3.2016年8月8日协议签订之前的医疗费用已了结。2016年8月8日之前的医疗费用，原告说多少被告就给多少，相信做父亲的不会坑儿子。如果说协议签订之前的医疗费用未了结，协议中不可能不提到。现原告要算协议签订之前的医疗费用也可以，2003年至2006年原告领到承包田征地款44992元，2007年至2016年领到畜牧场、门前山征地款79657元，共计124649元。村里畜牧场、门前山征地款补偿款按照1983年“镬灶脚”和成年人口比例分配，被告占有八分之三份额，计29871.37元。根据原告的证据，协议签订之前的医疗费用58441.76元，要被告承担29220.82元。就当被告以前支付的医疗费用原告都不认账，用被告应有的份额支付，也已超支了650元。4.2018年度医疗费未付，是因原告不讲亲情，拒绝结算。2017年古历12月，被告从江苏常熟回家过年，得知村里门前山征地第二次补偿款早已发放，原告领取番茄园补偿款10795元、领取小队集体山地征收补偿款71180元，共计81975元。门前山小队集体补偿款按第一轮承包时的“镬灶脚”和成年人口比率分配，被告应有八分之三计26692.50元份额，要求原告分给被告，原告拒绝。上述款项按照2016年8月协议的约定，番茄园补偿款10795元被告应有二分之一份额5397.5元；门前山行地块被告应有八分之五份额44487.50元，上述两笔共计49885元。减去原告2018年度住院医疗费11240.91元被告应承担的5620.46元，现存放在原告处仍有44264.54元，现原告起诉到法院，这个账就请法院帮帮忙一次性算清。本案纠纷主要是原告不讲亲情引起的。2018年11月19日，被告的女儿订婚，原告拒收孙女订婚糖果。原告可以不认被告这个儿子，怎么可以连孙女也不认。做人不能不讲亲情，被告也是六十岁的人了，现如今到外地打工维持生计，如果原告还讲亲情，能够体谅做儿子的生活艰辛，父子之间又何必算账，何必签什么协议。综上所述，被告已按2016年8月8日协议约定履行了赡养义务，是原告违背约定，不讲诚信、不讲亲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及争议的事实，本院分析如下：1.被告提供的赡养费支付清单及银行流水明细是否可以证明其支付了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3个月的赡养费4500元，被告是否应当按每月1750元的标准支付自2019年1月起的赡养费。2.原告提供的医疗费发票是否可以证明其主张的2017年度、2018年度医疗费支出金额，被告是否还需承担。3.2016年8月8日签订协议时，李爱光、李爱松等人是否有约定门前山征地补偿款作为原告二子李爱松在协议签订之前为原告支出的赡养费用，即协议签订后领取的门前山征地补偿款被告是否有份，是否应当抵扣其应支付给原告的生活费。关于争议事实1，本院认为，第一，被告称2017年2月的赡养费通过现金方式支付，原告予以否认。在此情况下，被告应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了该月的赡养费，但被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第二，被告称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2018年2月的赡养费，但根据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并无2018年2月的赡养费支付记录。第三，被告称通过表姐叶冬兰将2016年9月的赡养费交给原告，原告予以否认。根据本院向叶冬兰的调查，叶冬兰承认收到了被告老婆赵春香1500元，但称已经将该笔1500元给了被告的小叔周公浦，让周公浦转交给原告。周公浦称已经将该1500元还给被告的老婆赵春香，让赵春香去看望原告的时候亲自交付。根据上述各方的陈述，被告尚无法证明其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016年9月的赡养费。综上，被告辩称已经支付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三个月的赡养费，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按每月1750元的标准支付原告自2019年1月起的赡养费问题，本院认为，虽然涉案协议约定原告每月的赡养费为3000元，其中包括2500元保姆费及500元生活费，两子各半负担。但如因客观原因造成赡养费用合理上涨的，被告及李爱松仍应承担增加部分。根据原告提供的案外人周金柱出具的证明及周金柱本人的陈述，周金柱系原告的护工，从2017年2月起全天候照顾原告起居，每月工资3000元，均系现金支付。农历2018年12月起，为避免纷争，原告的二子李爱松为周金柱办理银行卡，并通过转账方式向周金柱支付每月3000元的工资。由此可知，原告自2017年2月起至今，每月支付保姆工资为3000元，较协议签订时约定的保姆费2500元增加了500元，被告理应承担增加部分的一半，即每月多向原告支付250元。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放弃2017年2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增加的保姆费用，系减少纠纷矛盾，本院予以准许。被告应自2019年1月起，按每月1750元向原告支付赡养费。关于争议事实2，本院认为，首先，关于2017年、2018年原告支出的医疗费用总额问题。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共同核对，双方对原告在2017年度支出医疗费用3049.27元、9885元、2110.22元、19914.92元以及2018年支出医疗费用11248.91元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医疗费用是原告是否还在2017年支出了一笔门诊费1111.12元和保姆费4140元。关于门诊费用，原告仅仅提供了一张预缴款收据，未进一步提供票据予以证实，故该笔费用本院不予认可。关于保姆费用，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认可。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在2017年、2018年支出的医疗费用为3049.27元+9885元+2110.22元+19914.92元+11248.91元=46208.32元。其次，关于被告需承担多少医疗费用问题。被告称已经于2017年11月22日支付给原告3000元，对此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此外，被告还称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1万元，并收回了一张金额为19914.92元的医疗费票据原件。对此，本院认为，原、被告系父子关系，被告持有医疗费票据原件并不必然代表其已经支付了应承担的费用，被告仍应对此进一步举证，无法举证证明的，应承担不利后果。而且，原告的二子李爱松也对被告持有票据原件作了合理解释，即当日被告的妻子赵春香到李爱松家里看望原告，并要求李爱松出具19914.92元的医疗费票据原件，当时李爱松正在睡觉，是原告的保姆接待，后赵春香将票据原件取走，并未支付1万元。因此，被告辩称已经支付1万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应支付给原告2017年及2018年的医疗费为46208.32元÷2-3000元=20104.16元。关于争议事实3，本院认为，其一，从签订协议相关当事人的陈述看。参与涉案协议签订的除了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外，还有部分亲友及村干部。其中时任村书记姜建平向本院陈述：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的纠纷已久，村里进行过多次调和。2016年，姜建平作为村书记与村长李小青及村干部李岳生等人共同调解一家人的纠纷，并参与签订涉案协议。当时，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已经口头对门前山征地款作出约定，即村里发放给他们一家的门前山征地款作为父亲李昌和在协议签订之前的费用支出，并由李爱松负责领取。而且，涉案门前山征地款分户金额统计表是姜建平制作的，当时李昌和一家的征地款因为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有矛盾，所以一直没有让他们领走。正是因为双方对该征地款达成了一致意见，村里才会让他们领走，如果有争议的话是不会让他们领走的。涉案协议虽然没有书面对此进行约定，但是当时村干部以及他们家里亲戚都是知道的。总之，如果没有协商好的话，村里是不会让他们领走这笔征地款的。时任村长李小青向本院陈述：签订涉案协议时，有提到征地款给李爱松。从姜建平及李小青的陈述可知，李爱光、李爱松在签订协议时，确已对即将领取的征地款作出约定，即该笔征地款作为协议签订前父亲李昌和的生活费、医疗费支出。其二，从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赡养原告李昌和的过往情况分析。2007年，李爱光、李爱松就曾为赡养父母进行过协商并签订协议，从2007年的该份协议可以看出，父亲李昌和长期以来主要由二子李爱松负责赡养，李爱光还因此一次性拿出补偿款给李爱松。2016年8月8日协议书的内容同样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可以说，在父亲的赡养上，李爱松付出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李爱松与李爱光及父亲李昌和约定村里发放的征地款归李爱松所有，补偿李爱松在此前为父亲垫付的相关生活费用，符合常理。退一步讲，如果双方并未就该笔征地款进行约定，被告李爱光在明知有该笔款项发放且与父亲及李爱松存在较大矛盾的情况下，显然不会支付每月1500元的赡养费及医疗费，而是会通过抵扣的方式支付。被告李爱光按月支付赡养费的行为也印证了双方已经对该笔征地款作出了约定，即作为父亲李昌和此前的费用支出，协议签订后的费用两兄弟各半负担。综上，本院认定2016年8月8日签订协议时，李爱光、李爱松等人已约定门前山征地款作为原告二子李爱松在协议签订之前为原告支出的赡养费用，该款项不应在本案中作为赡养费进行抵扣。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当事人陈述及上述争议事实的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爱光及案外人李爱松分别系原告李昌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李昌和的妻子已去世多年。2016年8月8日，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为父亲的赡养问题，在亲戚及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签订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因父亲年迈，已87高龄，在父亲有生之年欢度晚年，解决上辈后顾之忧，今邀请有关亲朋好友、本村主要领导干部，共同协商一致，特立如下协议：一、为尊重上辈意愿同意居住在小儿子爱松处（不收房屋租金），居住时间内暂定每月费用3000元整（包括保姆和伙食费），兄弟每人负责1500元，于每月8日前支付。二、如父亲发生疾病，所需药费由兄弟各负一半。三、在昌和名下所有财产均由兄弟对半分。四、本协议一式五份，兄弟、至亲、村干部，各执一份。协议下方有李爱光、李爱松两弟兄签字，亲戚周建松、叶荣、陈爱国三人签字，村干部姜建平、李小青、李岳生三人签字。协议签订后，被告陆续向原告支付每月1500元的生活费，其中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三个月未付。2017年2月起，原告保姆费用从2500元增加到3000元。2017年期间，原告因病支出3049.27元、9885元、2110.22元、19914.92元。2018年期间，原告因病支出11248.91元。被告仅于2017年11月22日向原告支付3000元。另查明，协议签订时，李爱光、李爱松曾达成口头约定：村里即将发放的门前山征地补偿款作为李爱松此前为父亲李昌和支出的相关费用。协议签订后，李爱松实际领取门前山征地补偿款63380元和7900元，合计71280元。再查明，2007年7月28日，李爱光、李爱松两兄弟在母亲去世时，曾签订《关于两兄弟共同抚养父亲的协议书》一份，约定：李爱光、李爱松双方供养父亲生活费各承担一半；父亲生前有病、有痛双方一起照顾（包括生病住院、买药等，双方经济各承担一半），如果长子李爱光碰到经济真正有困难，两兄弟可以协商，经双方决定先挪用父亲良田款当中扣除；父亲李昌和以前良田分割给两兄弟每人0.6亩，经两兄弟同意退还1.2亩给父亲所有，其中包括二产、三产征用费，中间房屋供父亲住过老，不乱拆迁房、旧房，直到父亲过辈以后，剩下余款、房产等财产两兄弟平均分配；李爱光付给李爱松6万元作为母亲、父亲前10年中李爱光未付处的抚养费，母亲丧事费用双方平均承担；父亲李昌和财产要公开、透明，不得隐瞒，付出大额现金两兄弟要清楚，如果李昌和留下良田款不够养老，抚养费还要平均分担。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被告作为原告的儿子，应尽赡养义务。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赡养费及今后的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部分医疗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予以剔除，具体理由如上，不再赘述。另外，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消费1万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爱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昌和2016年9月、2017年2月、2018年2月的赡养费合计4500元，并于2019年1月起按每月1750元向原告李昌和支付赡养费；二、被告李爱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昌和2017年和2018年的医疗费用20104.16元；三、驳回原告李昌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李爱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斌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书记员 吴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