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豫16行初431号原告张振亚，男，194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项城市。委托代理人张树昌，男，1951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项城市，与原告张振亚系同村民组村民。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富生，职务市长。委托代理人金玉海，项城市高寺镇人民政府人大主席。委托代理人高杨，河南平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玉喜，男，1971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项城市。原告张振亚不服项城市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行政行为，于2019年10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发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振亚的委托代理人张树昌，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金玉海、高杨，第三人袁玉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本人无妻子、无子女,系本村一名五保户,本人从1998年10月1日起承包了位于本村民组的2.74亩基本农田(东临张树昌基本农田、南临沟渠、西临道路、北临道路)。原告就靠这仅有的2.74亩基本农田为生,2014年原告去广西省看望亲戚期间,第三人袁玉喜强行霸占我的基本农田,并通过不正当途径通过所在乡镇私自将原告的基本农田确权给了他本人名下,后袁玉喜将该临街的2.74亩基本农田高价转卖给张四新修建加油站。袁玉喜的恶行遭到本村民组的众怒,男女百余人到高寺镇政府理论,时任高寺镇党委书记任雪峰,当即责令时任行政村会计,并代理和行使行政村书记之权的袁启强尽快处理解决,最终袁玉喜以120万元的天价与本村民组五位代表达成协议,后村民组每人分得现金5520元,以上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本人均不知情。2017年初原告从广西回到老家获悉此事后,百余次到村委会和镇政府反映，并请求归还其基本农田,两年多过去了,至今无果。综上所述,我要求袁玉喜无条件归还我诉讼中的属于我承包的那块基本农田,同时请求周口市人民法院领导依法追究第三人违法违纪的相关责任,切实维护一个孤寡五保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法律规定特诉至贵院,请求：一、依法撤销项城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袁玉喜颁发的豫(2017）项城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第13465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的其中一块土地,该土地代码4116811042130600109,面积2.74亩,该土地东临张树昌基本农田,南临沟渠,西临道路，北临道路。二、判令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土地租赁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土地原为张振亚所有的承包地。二、2010年10月12日袁社一组与张振亚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内容是此地只能承包，不能租赁、挖土建房，只能耕种，由张振亚侄孙张学彦代管，土地所有权当属于集体国家。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诉称内容明显错误。涉案土地的性质不是基本农田,而是非基本农田。在1998年土地进行承包时,原告已经早就长期外出没在家,原告就不在村民组居住,村民组也由其孙子张学彦代分2个人地。实际上张振亚是袁庄一组五保户,由集体供养,张振亚的公粮、提留等各项公务杂差均由袁庄一组集体负担。2016年张学彦想把该涉案土地承包给他人建房,收入归其个人所有,在袁庄一组得知张学彦的情况后,2016年经袁庄一组全体村民会议决议收回土地,涉案土地被村民组收回,涉案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并报高寺镇政府同意,因为涉案土地是非基本农田,所以在2016年3月份袁玉喜和袁庄一组处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书》,由袁玉喜取得管理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并于2017年给袁玉喜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2017年3月份原告回来后,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与袁玉喜、张学彦签订的协议,协议中原告又进一步确认对涉案土地的处理没有任何异议,镇、村组等各方对原告生活进行了安置,原告起诉书内容完全不属实。二、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为袁玉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为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方取得土地经营权。第5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被告为袁玉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为是合法正确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不具备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第十四条规定:发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二)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三)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根据以上规定,可以确认村民组有权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进行监督并收回土地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在回来后又签字确认对土地的收回及处置没有异议,原告已经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综上,答辩人认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足、程序合法,原告已经无权提起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薄；2、承包方调查表；3、承包地块调查表；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5、户主声明书；6、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7、公示无异议声明书；8、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申请书。证明经调查公示高寺镇政府确认等程序,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证据二、1、2010年10月12日合同书；2、关于张振亚承包土地收回情况的说明；3、2016年3月20日会议记录；4、袁庄一组和袁玉喜签订土地租赁协议；5、袁玉喜支付租金明细表(袁庄一组村民签字)。证明涉案土地在张学彦管理期间只能耕种,不能租赁、买卖挖土建房,否则袁庄一组收回,2016年3月份张学彦把涉案土地准备租给他人建房,收入归其个人所有,故经袁庄一组全体村民决议并报高寺镇政府同意收回涉案土地,并以租赁形式由袁玉喜取得涉案土地的管理使用权,袁玉喜支付给袁庄一组全体村民租金90万元。证据三、纪委监察局对张学彦(原告张振亚侄孙)、袁玉喜、张树松(袁庄一组村民代表)、张黎鸣(袁庄一组村民代表)、袁启昌(袁庄一组村民代表)、袁启强(行政村干部)询问笔录。证明:1998年土地承包时,原告已经长期不在袁庄一组居住,由原告侄孙张学彦代分2个人的地,张学彦土地抛荒且张学彦在2016年3月份准备租赁给他人，收入归张学彦自己,袁庄一组村民不愿意,报高寺镇政府同意,经袁庄一组全体村民会议决议收回并租赁给袁玉喜,袁玉喜把租金给付完毕,由村民以户为单位按照人口领取,2017年原告回来后,也签字同意了土地处置方案,原告再行诉讼,明显不诚信诉讼。第三人袁玉喜答辩称：一、原告没有诉权,应当驳回原告起诉。答辩人袁玉喜是从村民组手中取得的管理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并支付近90万元租金,且依法已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答辩人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从村民组把土地收回开始,原告对涉案土地就不享有任何权利,在原告长期外出回来后,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与答辩人、张学彦签订的协议,协议中原告又进一步确认对涉案土地的处理没有任何异议,对原告生活进行了安置,原告又提起诉讼,明显属于不诚信诉讼的行为,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在本案中原告诉称内容不属实。涉案土地不是基本农田,而是非基本农田。1998年分地时,原告就没有在村民组居住。2016年涉案土地被村民组收回,涉案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答辩人袁玉喜从村民组处取得管理使用涉案土地的权利,答辩人袁玉喜的行为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根本不存在原告起诉书中诉称内容。原告诉称120万元的天价达成协议,120万元的数额与事实不符合,大概有90万元左右,土地收回后的全体村民组成员收益这也是村民的意愿,现在原告又违反诚信原则,再行提起诉讼明显错误。原告诉称2014年答辩人霸占其基本农田更是错误,群众百余人到高寺镇政府反映也不存在,答辩人是2016年从袁庄一组处取得土地管理使用权,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虚假陈述不应该得到法庭支持。三、原告2017年3月份回来后,袁庄一组及高寺镇政府和各方积极处理解决了原告的生活问题,于2018年10月3日促成原告与张学彦签订协议,解决原告实际问题,包括五保手续,原告和答辩人、张学彦三人签订补充协议,原告签字确认同意了涉案土地的收回处置方案,在原告没有推翻补充协议和答辩人与袁庄一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原告无权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法庭请求驳回原告起诉。第三人袁玉喜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第三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的基本情况。证据二、1、2019年9月16日高寺镇袁庄行政村证明；2.张学彦证明；3.土地租赁协议；4.村民组发放租金明细表；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目的:1、因为原告长期外出,联系不到,1998年分的土地由张学彦耕种,2016年3月张学彦准备把土地租赁给他人收益,被村民组决议并报高寺镇政府同意收回该土地,因为该土地是建设用地,村民组租赁给袁玉喜,2017年袁玉喜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中也确认土地的性质不是基本农田,而是非基本农田。2、袁玉喜合法取得对涉案土地是使用权,袁玉喜是善意取得的的第三人,原告无权提起诉讼。证据三、1、2018年10月3日原告与张学彦协议书;2、2018年12月20日原告与袁玉喜、张学彦签订的补充协议;3、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资料。证明目的:在原告回来后,对原告的生活进行了安置,原告、第三人、张学彦三人签订补充协议,原告签字确认对涉案土地的处理没有任何异议,在原告没有确认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之前,原告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证据四、1、纪委监察局对张学彦(原告张振亚侄孙)询问笔录;2、纪委对袁玉喜询问笔录;3、纪委对张树松(袁庄一组村民代表)询问笔录;4、纪委对张黎鸣(袁庄一组村民代表)询问笔录;5、纪委对袁启昌(袁庄一组村民代表)询问笔录;6.纪委对袁启强(行政村干部)询问笔录。证明目的:1、1998年土地承包时,原告已经长期不在袁庄一组居住,由张学彦代分2个人的地,张学彦土地抛荒;2、在2016年3月份张学彦准备租赁给他人,收入归张学彦自己,袁庄一组村民得知情况后不愿意,报高寺镇政府同意,经袁庄一组全体村民会议决议收回涉案土地并租赁给袁玉喜,袁玉喜把租金给付完毕,由村民以户为单位按照人口领取;3、原告2017年回来后,也签订了协议同意土地处置方案,现在原告又反悔明显错误。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结合各方质证意见，可以作为综合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振亚、第三人袁玉喜均系项城市高寺镇袁庄大队袁庄村**村民。本案诉争的2.74亩土地原为张振亚的承包地。1998年进行土地承包时，因张振亚长期外出（张振亚系五保户），其承包地由其侄孙张学彦耕种。2016年3月20日，袁庄村一组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将张振亚承包的涉案土地收归一组群众所有，同时，袁庄村一组村民与第三人袁玉喜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将涉案土地租赁给袁玉喜，租金归一组全体群众。2017年4月17日，项城市高寺镇袁庄村一组与袁玉喜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将地块编码为4116811042130600109、面积2.74亩的涉案土地发包给第三人袁玉喜，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2017年4月28日，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袁玉喜登记、颁发了豫(2017）项城市农村土地经营权第13465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不服该颁证行为，诉至本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承包合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的基础，地方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对已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行为，并不直接创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如果原告张振亚认为被告项城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袁玉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侵犯了其权利，其可通过对相关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在第三人与袁庄村一组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被有权机关确认无效、违法或者撤销的情况下，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张振亚的起诉。预收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张振亚。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香云审判员  董小厂审判员  郭金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