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209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世伟。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永泽，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海南。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灿灿，广东为峰（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李锡灿，广东为峰（白云）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超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名伟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带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赖苏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国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照金。上诉人薛世伟因与被上诉人黄海南、岳超云、广州市名伟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伟公司）、赖苏强、罗国强、高照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海南一审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六原审被告赔偿黄海南1054059.22元，其中医疗费86886.2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200元、交通费5000元、营养费10000元、护理费9760元、误工费45300元、鉴定费2000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残疾赔偿金267208元、大部分依赖护理费4672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50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六原审被告承担。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3日，薛世伟（承租方）与罗国强（出租方）签订了《厂房及空地租赁合同》，约定：罗国强将其坐落于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浪拔村强裕木厂内的厂房及空地出租给薛世伟，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5日至2031年1月15日共15年，罗国强给予薛世伟30天的装修期，实际租赁期限从2016年2月15日至2031年2月14日止。在租赁期间，在正常情况下厂房不得转租及转让。若薛世伟要转租或转让，必须经罗国强书面同意，否则视为违约处理。合同还约定了租金等其他事项。黄海南与岳超云等三人受邀为涉案厂房搭建及维修铁棚。2016年7月27日下午4时许，黄海南在为厂房铁棚更换新瓦时，因旧瓦片断裂不慎从铁棚顶部摔落至地面受伤，当日即被送往南方燕岭医院住院治疗，于2016年11月26日出院，共住院122天。医院诊断：脊柱多发性骨折、脊髓损伤伴截瘫等。医嘱：建议全休半年，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定期复查（每隔三个月），术后2-3年根据复查结果来院拆除内固定物，预计拆除费用约需30000元，住院期间陪人一名，定期门诊复查，不适随诊等。黄海南住院及门诊共产生医疗费200575.22元。南方燕岭医院的《出院小结》的入院情况载明：“1.患者中年男性，明确外伤病史；……”2017年5月5日，经广东衡正临床司法鉴定所鉴定，黄海南遗留双下肢截瘫（肌力Ⅰ级）、重度排便排尿功能障碍，鉴定为人体损伤一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本次鉴定用去鉴定费2000元。岳超云陈述其与薛世伟之前就认识，薛世伟在广州市白云区开厂，后来搬到增城区正果镇浪拔村开厂，岳超云在白云区的时候就帮过薛世伟修过铁棚，涉案厂房铁棚的搭建及维修也是受薛世伟的邀请。2016年7月15日左右去看过现场，薛世伟说刚搬过来对这个地方不熟悉，希望岳超云帮薛世伟代买材料，材料钱先由岳超云垫付后再给岳超云。工钱按天数计算，岳超云说一个人做不了，薛世伟就让岳超云再找两个人一起做，岳超云的工钱是每天400元，其他人每天工钱为300元，直到把工程做完。后来，岳超云就找了黄海南和案外人冯河俊一起来做。岳超云与黄海南认识多年，多次一起做工，按照习惯谁揽的工作谁就多拿一点工钱，用于支付与发包人联系的电话费、交通费等费用，不存在雇佣关系。在本案中，具体施工内容都是受薛世伟的安排，岳超云三人都是受薛世伟的安排与指挥，黄海南不受岳超云的指挥。本案工程从2016年7月24日开始做，出事后薛世伟于2016年8月2日转账了30000元给岳超云，该款项是本次工程的材料钱及工钱，还包括上一次未清偿的工程款。按照交易习惯，岳超云收到工钱后再转交给黄海南和冯河俊。对岳超云的上述陈述，黄海南予以确认。薛世伟抗辩涉案厂房是从罗国强处承租下来，但在2016年3月转租给了案外人高照金，双方在2016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现在已找不到了，也没有到政府相关部门备案，但有2017的合同。后来，高照金说厂房铁棚漏水，问薛世伟有无认识维修的人，薛世伟就把岳超云介绍给高照金，高照金与岳超云洽谈维修及加装铁棚的事宜及价钱，具体价钱薛世伟不清楚，但据薛世伟了解是包工包料按照每平方米计算工钱，黄海南是岳超云的雇员，在本案中薛世伟只是介绍人。薛世伟确实于2016年8月2日转账了30000元给岳超云，但是受高照金委托转账，当时高照金打电话给薛世伟，说有个工人维修铁棚时摔伤无钱治疗，高照金需要支付工钱给岳超云，故向薛世伟借款，薛世伟就转账给了岳超云30000元。高照金原是薛世伟经营的名伟公司的员工，后于2015年初离职，高照金租赁涉案厂房用于做家具，也为薛世伟加工过家具，薛世伟、高照金之间有对账单，庭后找到后提交给法庭。为证明其主张，薛世伟提供了《租赁合同》、《情况说明》、《证人证言》、高照金、薛开高的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合同》显示：甲方、出租方为薛世伟，乙方、承租方为“高照金”，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17年2月20日，主要内容为：鉴于2016年乙方承租甲方广州市增城正果浪拔村强裕木厂的友好合作，双方经友好协商，自愿续签租赁协议如下：甲方将广州市增城正果浪拔村强裕木厂厂房租金给乙方使用，乙方继续租用该厂房期限为1年，即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9日；厂房与宿舍每月租金共计15000元；甲方同意乙方的每月租金，可在甲方下单给乙方的家具加工费中直接扣除，加工费不足以抵偿租金的，乙方补足；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情况说明》的说明人处署名“高照金”，落款日期2017年12月18日，主要内容为：本人高照金（男，汉族，1977年10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剑阁县吼狮乡向前村6组67号），是广州市增城区正果浪拔村强裕木厂的经营者。2016年7月，由于木厂铁棚漏水需要维修，本人也不认识相关的维修人员，就找了把工厂场地出租给我的房东薛世伟，让他介绍维修工人给我。经薛世伟介绍，岳超云作为承包人，包工包料承包了我这个零星维修工程，岳超云还另外雇了两个帮工进行维修工作。因为我当时缺钱，就找房东借钱并代向岳超云支付30000元维修款。由于薛世伟经常下单给我的工厂来料加工家具，因此我答应薛世伟，他代支付给岳超云的维修款，可在他应支付给我的加工费中直接扣掉。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说明。《证人证言》的证明人处署名为“薛开高”，主要内容为：我叫薛开高，身份证号码，从2016年4月开始，一直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浪拔村强裕木厂工作，这个工厂的老板是高照金。请工人、辞退工人、生产安排和生产管理以及发工资等，都是老板高照金处理和决定的。黄海南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高照金和薛开高均未到庭，无法核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罗国强作为涉案木厂的所有者均不确认厂房有转租给高照金的情况，上述证据完全是薛世伟为了规避法律责任的虚假证据。岳超云表示是薛世伟亲自找其维修加装铁棚，其从未见过高照金，也不知道高照金是谁，薛世伟也没有告诉其是受高照金委托找岳超云做事，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赖苏强、罗国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表示罗国强出租的是厂房场地，不是强裕木厂，高照金不是该厂的经营者，该厂的经营者是罗国强，其二人不清楚薛世伟有无把厂房转租给高照金，而且按照罗国强与薛世伟签订的《厂房及空地租赁合同》，薛世伟转租厂房需经过罗国强的同意，薛世伟重新经营的话需重新办理营业执照，不能以强裕木厂的名义来经营。原审法院另查明：黄海南、岳超云无从事建筑施工的相关资质，事发时黄海南也未系安全绳。黄梦文，男，1937年12月13日出生，系黄海南父亲。黄海南受伤后，岳超云垫付了120000元。黄海南陈述黄梦文共生育有五个子女，薛世伟对此予以确认。另黄海南主张从事搭建铁棚、木工、泥瓦工等建筑散工工作，岳超云予以确认。一审诉讼中，黄海南提供手工发票七张，主张黄海南因无法正常排尿而自行购买药物治疗产生4052元，无医生处方单。薛世伟、岳超云对此不予认可。此外，对于黄海南的护理依赖程度，薛世伟认为南方燕岭医院的《出院小结》载明黄海南有外伤病史，应考虑该外伤对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的参与度。且鉴定意见书对黄海南床上活动的评分标准并不合理，黄海南的双手功能是正常的，但评定结果为0分，黄海南的护理依赖程度应为部分护理依赖。对于薛世伟提出的异议，黄海南表示其并无外伤史，黄海南受伤后曾被先送往龙门永汉医院急救，后因病情严重才转往南方燕岭医院，可能医院方面据此认定黄海南有外伤病史，并补充提供了新的病历，该病历的“既往史”一栏记载：“无高血压……，既往无其他外伤或重大疾病史”。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病历、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医疗费发票、病人费用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户口本、厂房及空地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情况说明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原审法院认为：黄海南在维修厂房铁棚的过程中摔伤，有黄海南提供的病历、诊断证明书及黄海南的陈述等为证，岳超云、赖苏强、罗国强、薛世伟等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海南是在为谁维修厂房铁棚中受伤。黄海南主张其受岳超云的邀请与岳超云、冯河俊等人共同为薛世伟搭建维修厂房铁棚中受伤，岳超云对此予以确认。薛世伟抗辩高照金是涉案厂房铁棚维修工程的发包人，岳超云是承包人，其承租了罗国强的厂房后转租给了高照金，为此提供了高照金的《租赁合同》、《情况说明》及薛开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虽然上述证据分别有“高照金”、“薛开高”字样的签名，但因高照金未到庭参加诉讼，薛开高也未出庭作证，黄海南、岳超云、赖苏强、罗国强对此也予以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不能确认，结合薛世伟于2016年8月2日转账了30000元给岳超云的事实，黄海南主张其与岳超云等人为薛世伟维修厂房铁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薛世伟主张其是受高照金的委托转账30000元给岳超云，除其个人陈述外，并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黄海南、岳超云、薛世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黄海南及岳超云陈述，薛世伟找到岳超云，岳超云找到黄海南及冯河俊三人共同为薛世伟维修厂房铁棚，并由岳超云代买材料，薛世伟给岳超云每天的工钱为400元，给黄海南、冯河俊工钱为每日300元，岳超云作为联系人每日多拿的工钱100元用于支付电话费、交通费等费用，工钱都是先由岳超云领取，再发放给其余二人，黄海南、冯河俊、岳超云之间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且三人一直按照这样的习惯共同做工，谁联系的工作就有谁多拿一点工钱，具体施工内容都是受薛世伟的安排，三人都是受薛世伟的安排与指挥。根据上述陈述，岳超云与黄海南、冯河俊其他工人之间为普通合作关系，不属于雇佣关系。薛世伟按日发放工资给黄海南及岳超云等人，黄海南、岳超云等人按照薛世伟的指示工作，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薛世伟与黄海南、岳超云等人形成雇佣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黄海南作为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在维修铁棚过程中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其在维修铁棚过程中并未系安全绳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薛世伟作为雇主，雇佣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岳超云、黄海南等人维修铁棚，未尽到安全教育与注意义务，对雇员的人身安全疏于管理，未能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岳超云虽然与黄海南之间不存在雇佣的关系，但其知道或应当知道黄海南无从事建筑施工的相关资质而仍然邀请黄海南与其一起搭建维修厂房铁棚，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由黄海南承担30%的责任，岳超云承担10%的责任，薛世伟承担60%的责任。黄海南要求名伟公司、赖苏强、罗国强、高照金承担责任，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黄海南的诉讼请求，结合黄海南提供的证据及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原审法院对黄海南的损失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200575.22元，有黄海南提供的病例、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医疗费发票、病人费用清单等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黄海南自行购买药物产生的4052元，因未提供医生开具的处方单，不能证明是因治疗黄海南摔伤所需，对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后续治疗费，医嘱注明黄海南拆除内固定物约需30000元，该费用虽未实际发生但为必然发生，为避免诉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黄海南共住院122天，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100元/天的标准为12200元。4.护理费：（1）住院期间的护理费，黄海南共住院122天，医嘱注明住院期间需陪护1人，参照本地区护工一般收入80元/天的标准计算为9760元。（2）、出院后的护理费，经鉴定，黄海南双下肢截瘫出院后仍需护理，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对此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护理依赖系数按80%计算。本次事故造成黄海南双下肢截瘫一级伤残，其主张按80元/天的标准计算20年，合情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为80元/天×365天×20年×80%＝467200元。对于薛世伟提出的黄海南有外伤史应计算护理依赖程度的参与度问题，因黄海南否认有外伤史，黄海南后来提交的病例也载明其既往无外伤史，因此对于薛世伟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黄海南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是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得出的结论，鉴定意见书中对各项得分也作了说明，薛世伟认为黄海南为部分护理依赖只是个人陈述，并无相应的依据，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上述损失共计476960元。5.营养费，黄海南在本次事故中受伤严重并构成一级伤残，医嘱注明需加强营养，对该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黄海南主张10000元过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支持5000元。6.交通费，黄海南在本次事故中受伤并住院122天，其在就医等事宜上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对该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请求5000元过高，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支持3500元。7.误工费，黄海南共住院122天，医嘱注明需全休6个月，故误工期限为302天。对于误工费标准，黄海南从事建筑散工工作，其主张按4500元/月的标准计算，不超过国有建筑业月收入标准，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为4500元/月÷30天×302天＝45300元。8.鉴定费，黄海南进行伤残鉴定共用去鉴定费2000元，有黄海南提供的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为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9.残疾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本项损失包含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个部分。（1）残疾赔偿金、本次事故造成黄海南一级伤残，原审法院确定赔偿指数为100%，事故发生时黄海南未到60周岁，赔偿年限为20年，黄海南请求按13360.4元/年的标准计算，不超出法定赔偿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为13360.4元/年×20年×100%＝267208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事发时，被扶养人黄海南父亲黄梦文已超过75周岁，故被扶养年限为5年。黄梦文共生育有五个子女，生活费为11103元/年×5年×100%÷5人＝11103元。上述共计278311元。上述损失共计1053846.22元，岳超云承担10%的责任应赔偿黄海南105384.62元，薛世伟承担60%责任应赔偿黄海南632307.73元。本次事故造成黄海南一级伤残，黄海南在精神上遭受重大创伤，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黄海南请求100000元过高，根据双方过错并结合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原审法院酌定支持70000元（岳超云承担10000元，薛世伟承担60000元），据此岳超云应赔偿黄海南115384.62元（105384.62＋10000），因岳超云已垫付黄海南120000元，故其无需再支付赔偿款给黄海南。薛世伟应赔偿黄海南692307.73元（632307.73＋60000）。名伟公司、高照金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一审诉讼，视为放弃举证抗辩的权利，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判决如下：一、薛世伟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海南692307.73元；二、驳回黄海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14286元，由黄海南负担4903元，由薛世伟负担9383元。判后，上诉人薛世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薛世伟无需向黄海南作任何赔偿。二、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海南承担。上诉理由：一、薛世伟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情况说明及租赁合同，上述证据均为原件，且有高照金本人的签名及指模。岳超云与黄海南对以上证据仅是口头否认，但未能举出任何相反的证据。赖苏强与罗国强对现场情况根本不了解，而高照金在一审时未出庭，并不能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相反应当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薛世伟提交的情况说明及租赁合同所证明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二、岳超云与黄海南并非合作关系。1.黄海南在一审时将岳超云列为被告之一，证明其实承认岳超云对其负有管理义务，其受伤的原因是岳超云的管理疏漏，因此岳超云应当对黄海南的受伤承担责任。2.岳超云陈述其本人日工资为400元，黄海南等其他人的日工资为300元，该陈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从日工资差额中也可以推定出岳超云是施工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其他人接受岳超云的指挥和管理。3.岳超云自述其代买材料并收取工钱，显然其就是包工包料的工程承包人，其他人是其雇员。4.岳超云对收取高照金委托薛世伟转账的30000元工程款的构成，也未能就其中的材料费、人工费的具体构成进行充分的举证并合作理解。即使岳超云给黄海南等人的实际日工资为300元，其也是支付除自己以外其他雇工工资外，占有剩余的全部工程款，其日工资实际包括利润等，远远超过其自述的400元，岳超云为工程的承包人。故岳超云是涉案维修工程的承包人，黄海南是其雇员。三、薛世伟与黄海南、岳超云之间并非雇佣关系。1.薛世伟只是作为介绍人介绍承包人岳超云与发包人高照金认识，其后的合同商谈与履行均没有参与，与薛世伟无关且薛世伟对岳超云的付款，也是基于高照金的委托。高照金与岳超云为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薛世伟并非涉案工程的合同当事人。2.岳超云对涉案维修工程也是包工包料承包，黄海南是岳超云的雇工，其两人之间才是雇佣关系。四、薛世伟对黄海南的鉴定意见书中“床上活动”评分为0分曾在一审庭审时提出质疑。1.黄海南在本次事故中，其上肢是健康、能正常活动的。根据鉴定意见书，行走项目评分为5分，相比以上活动对上肢要求更低的“床上活动”项目，包括翻身、平移和起坐三个子项目，该意见书认为需完全依赖他人接触身体的帮助才能完成，根据薛世伟的日常生活经验，薛世伟认为该情况不合理。黄海南能够借助残疾辅助器具完成平地行走，其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上肢帮助，至少在床上能在别人的看护或扶助下，完成翻身、平移和起坐中的一项或两项。况且在一审开庭前，薛世伟曾亲眼看见黄海南能够双手撑着轮椅扶手，把整个身体抬起来。2.同理，薛世伟对于鉴定意见书中黄海南“床椅转移”评分为0也认为不合理。3.薛世伟怀疑鉴定单位根据总分数须评定为40分而定制了分项分数的构成。4.黄海南在涉案受伤前有外伤史，对其护理程度司法鉴定应考虑参与度问题。薛世伟请求二审法院对黄海南的护理程度，另行委托第三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评定。五、退一万步讲，即使不考虑以下情况，岳超云是承包人，黄海南是其雇工为其提供劳务。岳超云应与黄海南按各自过错对黄海南的自身损害承担责任。而一审认定的发包人，无论是高照金还是薛世伟，与岳超云、黄海南是雇佣关系，就施工过程中造成黄海南的伤害，各方的过错在于：1.发包人把涉案维修工程发包给没有从事建筑施工资质的岳超云及黄海南等人施工；2.岳超云明知自己没有从事建筑施工的资质，而邀请黄海南进行合作施工；3.黄海南明知自己没有从事建筑施工的资质而接受黄海南合作的邀请；4.岳超云作为涉案工程施工管理者，没有对受管理者黄海南尽安全监督、管理的义务；5.黄海南在施工过程中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劳动保护安全措施，发包人作为非建筑施工单位，对实际施工人应采取何种安全保护措施、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并不具备专业的判断及管理的监督职责，故发包人不应为此承担责任。鉴此，就黄海南在施工过程中造成自己的损害，发包人需承担的过错责任为五分之一，岳超云应当承担的过错责任为五分之二，黄海南应当承担的过错责任为五分之二。被上诉人黄海南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薛世伟的上诉请求并答辩称：1.薛世伟主张涉案场地及工程是由高照金承包，但是高照金在一审时并未到庭，而且薛世伟仅提供了2017年的租赁合同，未提交2016年的租赁合同，也不能出示薛世伟主张与高照金租赁期间的租金交付凭证，以及薛世伟主张的受高照金委托付款后，高照金有将款项返还给薛世伟的证据。根据薛世伟与罗国强签订的租赁合同，薛世伟没有转租权，本案中罗国强也承认不清楚由高照金承包涉案场地的情况，因此，即使高照金在二审庭询时本人到庭，仅凭一份二人签订的情况说明及租赁合同也不足以证明涉案场地及工程由高照金承包。薛世伟提供这些证据明显是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其提供了虚假证据。2.黄海南与岳超云均是受薛世伟雇佣，岳超云的工资高100元不代表其是黄海南的管理者，为何多100元，岳超云在一审时已经陈述清楚，二人均是按天结算工资，并且在现场受薛世伟的管理、指挥，符合劳务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3.一审开庭终结前，薛世伟并未对黄海南的鉴定意见书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因此，薛世伟在二审时提供这样的要求，没有权利来源，而且其也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理由推翻黄海南鉴定意见书的专业意见。因此，黄海南不同意薛世伟提出的重新鉴定的请求，请求法院不予准许。4.薛世伟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过错责任构成要件，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在处理本案中已判决黄海南承担30%的过错责任，已经加重了黄海南的责任比例，但是基于黄海南没有上诉，所以请求二审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岳超云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薛世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名伟公司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薛世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赖苏强服从原审判决，不同意薛世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罗国强服从原审判决，同意薛世伟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高照金同意薛世伟的上诉意见，并答辩称薛世伟承包了罗国强的工厂，高照金承包了薛世伟工厂的设备，2016年工厂是高照金在经营，工资是由高照金发放，当时经营困难，没有钱发放工资，工人还到劳动局投诉高照金，因为一审时高照金没有参与，不清楚一审的具体情况。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询时，岳超云陈述与岳超云联系的是薛世伟，岳超云不认识高照金，2016年4月时，薛世伟找岳超云做了一点围墙，用铁皮来围，有两米高；7月20日薛世伟打电话给岳超云，说要搭铁棚，还有个小铁棚要岳超云翻新，搭的铁棚是高8米宽7米长20米，先用钢铁做圆柱，上主梁，上横梁，再将铁皮围上去，施工由薛世伟管理，做多长多宽都是薛世伟说的；工程从2016年7月24日开始到30日完成，黄海南受伤后，岳超云又找了一个人做，最后是岳超云、冯河俊、刘志德三人完成。又查明，二审庭询时，薛世伟陈述2016年8月黄海南受伤，高照金打电话给薛世伟，说黄海南受伤要做手术，要薛世伟先垫付工钱给岳超云，薛世伟于2016年8月支付30000元给岳超云。再查明，二审庭询时，高照金陈述其找了一个中间人介绍岳超云来搭建大棚，整个工程30000元，高照金什么都不管，做完付钱；2016年10月30日他们把黄海南抬到工厂，高照金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高照金有报警，警察有到现场，高照金对于黄海南是否在涉案工地受伤存在怀疑。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工程系属于雇佣法律关系还是承揽法律关系。二、黄海南、岳超云、薛世伟以及高照金之间的法律关系、责任分担以及损失确定问题。关于涉案工程系属于雇佣法律关系还是承揽法律关系的问题。承揽关系是定作人约定承揽人完成一定的工作成果，并就完成的工作成果给付报酬的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是平等关系，不具有隶属性，在承揽过程中，用工方式、用工程度、操作规程和劳动过程全由承揽人自行确定，定作人接受承揽人物化的劳动成果，此成果是定作人付酬的直接对象。而雇佣关系的特征是雇员与雇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按雇主的指示和要求，雇员利用雇主提供的生产工具、原料以及场所等为雇主提供各种劳务，工资一般按周期支付。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及的工程为搭建高8米、宽7米、长20米的铁棚以及修理旧铁棚，由岳超云负责购买材料，且由岳超云自行组织人员进行搭建及修理，工程完成后薛世伟支付了一次性的工程款。虽然岳超云主张在搭建和修理的过程中系由薛世伟进行指挥管理，但是根据岳超云的陈述，薛世伟的指挥管理实际上仅对铁棚的长宽高以及位置作出了要求。结合搭建和修理铁棚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需要专业人士进行，而且黄海南受伤时薛世伟并不在现场等事实可知，岳超云、黄海南等人并非在薛世伟的直接管理、指示下进行搭建。综合上述事实，涉案工程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原审法院定性为雇佣法律关系，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岳超云、薛世伟以及高照金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二审时高照金到庭陈述系其委托薛世伟介绍岳超云承揽涉案工程，但是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曾就涉案工程与岳超云进行了洽谈。而且，薛世伟陈述其在2016年8月已经知道黄海南受伤的事实并且代高照金垫付了工程款，但是高照金却陈述其在2016年10月才知道黄海南受伤的事实，两者的陈述存在矛盾和不合常理之处，故薛世伟主张其系以高照金的名义向岳超云支付工程款，本院不予采纳。鉴于依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薛世伟系以高照金的名义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故在对外法律关系上薛世伟依然须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薛世伟与岳超云之间应构成承揽法律关系。关于岳超云与黄海南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涉案工程系由岳超云洽谈、组织人员、购买材料、发放工钱。在黄海南受伤后亦系岳超云垫付了医药费并且重新找人继续完成涉案工程。虽然岳超云陈述其每日工钱仅为400元，其余比黄海南等人多出的金额为代买材料的款项，但是岳超云收到的工程款为整数且对于其所主张的代买材料的具体金额未能提供任何票据予以证明，故薛世伟主张岳超云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承揽了涉案工程，并雇佣黄海南以及案外人完成涉案工程，具有更高的盖然性，也更符合本案各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特征。鉴于除了当事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证实岳超云与黄海南之间存在共同承揽法律关系，故本院认定岳超云与黄海南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关于本案的责任分担以及损失确定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岳超云承揽涉案工程后，雇佣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黄海南等人搭建及维修铁棚，未尽到安全教育与注意义务，对雇员的人身安全疏于管理，未能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海南作为成年人，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在维修铁棚过程中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但其在维修铁棚过程中并未系安全绳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又根据《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承揽人对承揽行为过程中的风险责任依法应自负，定作人在其过失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薛世伟作为定作人，将高达8米的铁棚的搭建以及维修交由不具备施工资格的相对方完成，且对明显不安全的作业行为持放任态度，对黄海南受伤的事实亦存在一定过错。黄海南要求赔偿其损失合理合法，应予以支持，综合全案的事发经过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黄海南对此次事故所致损失自负30%的责任，岳超云承担40%的责任，薛世伟承担30%的责任。由于高照金在本案中对其所主张的薛世伟的民事代理行为进行了追认，故高照金应该对薛世伟所负担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黄海南的损失确定问题。薛世伟上诉主张黄海南在受伤前存在外伤史。对此，黄海南则抗辩称其在南方燕岭医院就诊前，曾被先送往龙门永汉医院急救，所谓的外伤史系指本案事故。鉴于南方燕岭医院的入院记录明确记载了转诊以及病历中记载黄海南既往无其他外伤或重大疾病史，而且薛世伟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黄海南在受伤前存在何种外伤史，故黄海南的陈述与南方燕岭医院入院记录以及相关记载更加吻合，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薛世伟请求对黄海南护理依赖进行重新鉴定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虽然薛世伟对于广东衡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报告存在异议，但是除陈述外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于薛世伟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原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黄海南因此次事故损失共计1053846.2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比例，岳超云应赔偿黄海南421538.49元（1053846.22元*40%），薛世伟应赔偿黄海南316153.87元（1053846.22元*30%）。本次事故造成黄海南一级伤残，黄海南在精神上遭受重大创伤，本院酌定岳超云赔偿黄海南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薛世伟赔偿黄海南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据此岳超云应赔偿黄海南341538.49元（421538.49元＋40000元－120000元）。薛世伟应赔偿黄海南346153.87元（316153.87元＋30000元），高照金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对相应的部分予以纠正，对于其它部分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836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薛世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海南341538.49元，高照金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岳超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海南346153.87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286元，由黄海南负担4966元，由薛世伟、高照金负担3995元，由岳超云负担53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3元，由薛世伟、高照金负担4897元，由岳超云负担582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小迪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郭文蕾王威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