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69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中山路**新华大厦**。法定代表人：岳亮，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营，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岭，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淮安华胜塑胶工贸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div>法定代表人：韩召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召峰，男，该公司业务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召峰，男，196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建华，女，1971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召峰，男，淮安华胜塑胶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上诉人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外经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淮安华胜塑胶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公司）、韩召峰、刘建华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2民初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对外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岭、孟凡营，被上诉人华胜公司、刘建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韩召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对外经贸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对外经贸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2017年7月29日所签订确认函项下的372.48吨货物系在2016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4日发货”是错误的，该372.48吨货物在2016年7月29日签订确认函之前已经发货完毕。1.一审判决以《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商品出库回单》（以下简称出库单）上记载的出库日期作为商品实际的发货日期是错误的。出库单是对外经贸公司的财务部门为完善开票手续制作，是发票申请书的附件，而非商品出库的真实记录，其上记载的出库日期是对外经贸公司的财务人员为配合开票日期填写，不是真实的出库日期。华胜公司向对外经贸公司提交提货通知单后数日内完成提货，根据提货通知单记载，372.48吨货物通知提货的日期是2016年4月3日至2016年7月22日。2.2016年7月29日的确认函中明确“华胜公司已将对外经贸公司入到洪泽仓库的废塑料1064.8吨全部使用和加工销售完毕”，足以证明华胜公司在2016年7月29日之前已将372.48吨货物提走并使用。3.华胜公司一审未提出372.48吨在2016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4日期间提货的抗辩意见，一审对该事实的认定系出于主观臆断。二、一审判决认定“华胜公司从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支付的1944412.81元优先用于充抵确认函项下欠款1743664.8元”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在错误地将确认函项下的372.48吨货物认定为2016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4日期间提货的基础上，进一步错误地将华胜公司从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支付的1944412.81元用于充抵确认函项下欠款1743664.8元。2.根据2016年7月29日确认函之后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第五条中付款条件的约定，华胜公司应当在提货之前付清货款、增值税、代理进口手续费等全部款项，因此，该代理进口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均已到期。另2016年7月29日确认函项下的到期债务是有担保的，而2016年7月29日之后的到期债务没有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华胜公司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11月22日期间支付的1944412.81元应当优先充抵2016年7月29日之后的代理进口合同项下的到期债务。二审中，对外经贸公司另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双方约定的结算方式是，付款优先充抵新业务货款，剩余部分再清偿此前债务。2016年7月29日确认函中的业务分为两部分，2015年到2016年的部分是洪泽仓库的业务，欠款金额是1847509.34元。之后对外经贸公司为了便于监管，与华胜公司约定将货物存放在连云港仓库，当时双方均确认已提货，应付款为1329770.66元，华胜公司付款金额为1433615.2元，优先充抵了连云港仓库业务货款后，剩余的103844.51元充抵洪泽仓库业务欠款，据此得出尚欠1743664.8元，该1743664.8元应作为整体偿还，故372.48吨货物的提货时间不影响该笔债务的认定。2.确认函中确认1743664.8是2015年-2016年期间洪泽仓库业务欠款，一审错误地将372.48吨认定为2016年7月29日对账之后才发货，并据此认定华胜公司后付款优先冲抵确认函项下债务，明显缺乏依据。华胜公司、韩召峰、刘建华共同辩称，2016年7月29日之后华胜公司再未收到过任何货物，韩召峰患有重度抑郁症，当时对外经贸公司让其签什么材料其就签什么。虽然华胜公司不认可实际收货，因一审未判决韩召峰和刘建华承担担保责任，故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对外经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胜公司偿还对外经贸公司货款1677333.6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6年7月2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韩召峰、刘建华对华胜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对外经贸公司对栖霞区房产在上述诉求金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9日，对外经贸公司（甲方）与华胜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2016072901的确认函一份，载明：自2015年至2016年，甲方为乙方代理进口废塑料。第一部分--2015年至2016年甲方代理乙方进口废塑料，在清关后直接集装箱入到乙方洪泽仓库，数量为1064.80吨，应付货款合计4525919.96元（含税总成本4367318.01元、代理费158601.97元），目前乙方在没有及时通知甲方的情况下，已将甲方入到乙方洪泽仓库的废塑料全部使用和加工销售完毕，而乙方只支付给甲方货款2678410.64元，乙方尚应付甲方进口废塑料货款1847509.34元。第二部分--2016年后一部分甲方代理乙方进口的废塑料，由于乙方已欠甲方货款，甲方将代理乙方进口的进口废塑料在清关完毕后直接入到甲方指定的仓库；截止2016年7月29日，这部分入库进口废塑料的数量为521.309吨，乙方已经提货417.405吨，库存货物103.904吨，乙方已经提货的货物应付款1329770.66元，乙方最终支付甲方这部分货款1433615.20元，乙方多付了103844.54元给甲方，综上，乙方还应付1743664.80元。现双方约定：1.乙方在3个月内向甲方分期偿还1743664.80元或提供有效的公司和个人资产做质押；2.作为乙方实际控制人韩召峰同意承担个人无限连带担保责任。该《确认函》乙方落款处除加盖华胜公司公章外，还有韩召峰个人签字。该函以表格的形式详细罗列了每份合同号项下的提货数量、货款等明细，根据明细记载，入货到洪泽仓库的货物共提取货物1064.80吨，对应含税成本4367318.01元，应付货款总计4525919.98元。入货到对外经贸公司指定仓库的货物共计521.309吨，提走417.405吨，剩余103.904吨，已发货成本1279682.06元。根据《确认函》中明细所载，其中16JSFT04Z0245所涉的41.785吨、16JSFT04Z0189所涉的72.257吨、16JSFT04Z0385所涉的18.089吨、16JSFT04Z0391所涉的52.219吨、16JSFT04Z0392所涉的19.795吨、16JSFT04Z0466所涉的36.043吨已提货，上述提货数量共计240.188吨，对应应付货款或已发货成本共计646472.41元；16JSFT04Z0407合同项下到货24.87吨，目前剩余3.190吨，已发货成本为97130.30元；16JSFT04Z0505-A合同项下到货24.022吨，目前剩余3.162吨，对应已发货成本为36317.26元；16JSFT04Z0606合同项下的22.37吨已提货，对应发货成本64873元；16JSFT04Z0627合同项下的18.942吨已提取，对应发货成本53492.21元；16JSFT04Z0404合同项下的48.44吨已提取，对应发货成本213136元。2016年8月26日，韩召峰及刘建华向对外经贸公司出具说明，载明：关于我韩召峰本人担保的华胜公司欠贵司的1743664.80元的废塑料货款，由于我是华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和我夫人刘建华自愿对以上欠款承担个人无限担保责任，并自愿拿出下列房产做抵押，具体为：1.南京市马群街南湾营馨康苑20栋407房，面积85平方米，目前已送件房产局做房产证，我和夫人承诺，一旦拿到房产证，我们即与贵司签订房屋抵押合同，办理他项权证等手续；2.另还有本人单位分的一套位于丁家庄房子，手续还在办理之中。以上债务，华胜公司预计在半年内还清，希望贵司能继续和华胜公司合作，给予支持，以加速华胜公司的还款进度。该函件落款处由韩召峰及刘建华作为担保人签字。2016年11月24日，刘建华向外经贸公司再次出具函件，载明：关于韩召峰担保的华胜公司欠贵司的1713681.88元的废塑料货款，我刘建华本人自愿拿出南京市栖霞区百水桥南路8号21幢4单元407房，面积85平方米，对以上欠款作出担保。每月末双方核对已还款项及关联账务，以上账务结清后，请贵司于三日内对上述抵押房产解押。2016年12月14日，对外经贸公司与刘建华签订《南京市房地产抵押合同》，确认将刘建华名下位于栖霞区的房产（不动产单元号320113002004GB00027F00670039）为编号为2016072901的《确认函》提供担保，主债权人为华胜公司，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1743664.80元，债务履行期限为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其他费用。该抵押合同已在南京市不动产中心登记备案，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不动产登记簿公示记载，被担保的主债权数额为174.3665万元。另查明，在一审法院与刘建华的谈话中，刘建华对2016年8月26日的说明中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两次询问刘建华是否需要申请鉴定并要求其提出书面鉴定申请，刘建华答复因为麻烦所以不申请笔迹鉴定。一审审理中，双方对确认函所载欠款数额及对账后的货物及款项往来发生争议。为此，对外经贸公司提供了下列证据，并表示因为时间较长且已经对账，故缺少了小部分合同和单据：一、华胜公司委托对外经贸公司代理进口废塑料而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共计47份。代理合同内容相同部分均约定了代理进口货物数量、单价、总价、原产地、装船期、到货口岸、对应外贸订购合同号等，还约定如华胜公司不能按照约定时间支付货款、关税、增值税和其他相关费用，每逾期一日，华胜公司应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其应付货款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华胜公司在超过付款期限三十日后仍不能支付，则对外经贸公司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自行处理进口商品，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华胜公司承担等。进口商品的检验费、仓储费、银行开证费、保险费以及汇率风险均由华胜公司承担，货款为美金价乘以一定的汇率；增值税及地税采用一票制，具体为〔货款+关税+增值税+（代理进口手续费+包干费+法检费）×1.17〕×1.003等内容。上述代理合同对付款和费用存在不同约定，其中部分合同约定华胜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对外经贸公司与外商之间的进口合同签订前2日内，支付部分的履约保证金；在对外经贸公司通知华胜公司货到报关前三日内，华胜公司将剩余货款、关税、增值税付到对外经贸公司指定账户；部分合同约定如货物清关完毕后，华胜公司仍不能付清余款，对外经贸公司有权将货物送入对外经贸公司仓库，费用见后；部分合同约定货物到港后，华胜公司不能及时付清余款，对外经贸公司有权将货物送入对外经贸公司仓库，费用见后。关于代理进口手续费用，合同分别约定为200/吨、120/吨或100/吨；港杂包干费为5200/柜，由华胜公司与货代结算；仓储费为0.5/吨/天，由华胜公司与货代结算等。一审审理中，对外经贸公司主张，因时间较长，且已经过对账，故其留存的代理进口合同并不完整，还缺少小部分的合同。华胜公司对合同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所有代理合同均是发生债务后补签，并对合同履行持有异议，认为大部分货物未收到。二、收货确认单传真件及对应出库单1.2016年11月2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240.188吨，对应总金额688003.72元，并载明我司本月支付贵司上述金额，请贵司将发票于本月底开给我司。对应的2016年11月3日的六张出库单附详细出库数量及对应合同号，其中，出库单所涉16JSFT04Z0391的52.219吨、16JSFT04Z0245所涉的41.785吨、16JSFT04Z0189所涉的72.257吨、16JSFT04Z0385所涉的18.089吨、16JSFT04Z0392所涉的19.795吨及16JSFT04Z0466所涉的36.043吨，共计240.188吨，上述合同号项下货物在2016年6月27日出具的确认函中记载已由华胜公司于对账前提货，确认函亦载明上述所涉240.188吨货物货值为646472.41元。2.2016年11月24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496吨，总金额1588368.41元。对应的十六张出库单记载了相应合同号和发货数量。其中出库单所涉16JSFT04Z0606合同项下的22.37吨、16JSFT04Z0627合同项下的18.942吨、16JSFT04Z0404合同项下的48.44吨货物在确认函中显示已提取，上述货物根据确认函记载货值为331501.21元。3、2016年12月13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301.309吨，总金额961516.67元。对应的十四张出库单详细记载了对应合同号和发货数量。其中涉及16JSFT04Z0407合同项下发货21.69吨，与确认函所记载的16JSFT04Z0407合同项下到货24.87吨，目前剩余3.190吨（即已提货21.68吨）有重复，《确认函》中所涉货物货值为97130.30元；另16JSFT04Z0505合同项下发生一笔提货20.86吨，与确认函中所记载的16JSFT04Z0505-A合同到货24.022吨，目前剩余3.162吨（即已提货20.86吨）存在重复，该货物在确认函中载货值为36317.26元。4.2016年12月19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80.75吨，总金额251108.84元。对应的四张出库单详细记载了对应合同号和发货数量。5.2017年2月22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132.647吨，总金额427742.90元。对应的五张出库单详细记载了对应合同号和发货数量。6.2017年3月23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23.811吨，总金额87611.31元。对应的四份出库单详细记载了对应的合同号和发货数量。7.2017年5月24日加盖华胜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收到废塑料31.931吨，总金额128271.08元。对应的两张出库单详细记载了对应合同号和发货数量。上述确认单及对应出库单显示，华胜公司于对账后共计提货1306.63吨，总计4132622.93元；而该部分提货证据与确认函相比，存在重复计算共372.48吨，货值约为1111421.18元。但本案中，对外经贸公司对双方于2016年7月29日形成对账函后发生的业务仅主张供货货值为2976114.06元。华胜公司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不认可，否认以传真方式向对外经贸公司出具过确认单，也否认收到上述货物。三、对外经贸公司自行制作的淮安华胜业务明细账，该明细账详细列明了各合同对应的供应商、合同号、内贸合同号、货物品种、订货吨重、单价、到货吨重、汇率、开票金额、开票日期和票号等。根据该明细记载，开票总额为8811635.50元，合同号、到货吨重、批次等内容与确认函及确认单、出库单能基本对应。业务明细账中记载的每批次开票金额、开票时间能与收货确认单的每批次金额和提货时间基本对应。根据该明细账记载，就上述确认函及收货确认单重复提货部分的372.48吨所对应的发票金额总计1169936.68元。华胜公司确认已收到所有发票并用于税款抵扣，但对该明细账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系对外经贸公司单方制作。四、华胜公司于2016年3月至12月间以传真方式发送给对外经贸公司的提货通知共计40份，其2016年3月30日至2016年7月25日期间的通知18份，2016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10日期间的通知22份。2016年12月10日的通知载明：“我司委托贵司代理进口的16JSFT04Z0930合同项下的14.071吨货物正在报关，清关完毕后我司将安排车子提货，相应货款已支付给贵司，具体车号届时通知，感谢贵司配合”。其他通知除合同号及货物重量不同外，合同内容与该份通知均相同。上述2016年7月25日前通知所载货物未涵盖确认函记载的洪泽仓库的货物；2016年8月之后的通知对其他部分的货物，大部分予以了体现。华胜公司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持有异议，否认曾以传真方式向对外经贸公司发送过上述通知。五、华胜公司的付款明细根据明细记载，华胜公司自2015年1月26日至今，累计付款7134301.84元，其中2016年7月29日对账并形成确认函前支付4091856.64元，之后又支付3042445.20元（其中2016年8月22日至2016年10月26日共支付1335523.81元、2016年11月9日至2016年11月22日共支付608889元，2016年11月28日支付161793元，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6月21日支付936239.39元）。华胜公司主张，《确认函》明确其对对账前支付款项应为4112025.84元，对账后支付数额3042445.20元不持异议。一审审理中，华胜公司辩称，无论洪泽仓库还是由对外经贸公司指定的连云港仓库，实际均不由华胜公司控制，其实际并没有提取货物。之所以一直向对外经贸公司持续付款，是基于希望能继续与对外经贸公司进行合作的原因。一审法院认为，对外经贸公司与华胜公司间的代理进口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外经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口案涉货物后，华胜公司亦应对提取的货物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相应货款、代理费等费用。如华胜公司未能按约付款，还应承担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一、关于双方争议的对外经贸公司向华胜公司供货数额问题对外经贸公司主张供货数额系确认函中确认的华胜公司应付款，以及双方之后继续发生业务形成的欠款共同组成。华胜公司对确认函的证明作用持有异议，亦否认收到之后双方间合同项下货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确认函中所载的华胜公司应付款项，应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确认函就2016年7月29日前的业务中的每份合同项下的到货情况、提货情况、货款金额、付款金额等履行情况进行了梳理，最终确认华胜公司共计提货1482.205吨、应付款项（包含代理费）5855690.64元、已付款项4112025.84元，华胜公司尚欠货款1743664.80元。华胜公司在审理过程中，对函件中所载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华胜公司的付款数额等均不持异议，但仅认可收到少部分货物。然而从华胜公司付款情况看，华胜公司自2015年初至2016年7月对账前，陆续向对外经贸公司付款4091856.64元，华胜公司对其在未收到货物情况下仍与对外经贸公司签订多份新的代理进口合同，并支付巨额款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关于确认函所载连云港库货物，对外经贸公司提供了代理合同、发票、收货确认单和对外经贸公司出库单、提货通知予以证明，收货确认单和提货通知虽然系传真件，但该传真件非唯一孤证，而是华胜公司一段时间内连续以传真方式确认收货和通知准备提货的单据，且传真件的内容能够得到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抵扣行为和出库单的印证，结合双方签订的确认函，可以证明连云港库的货物华胜公司已收到。第三，关于洪泽仓库的货物，对外经贸公司提供了双方间代理合同和增值税发票予以证明，华胜公司认为洪泽库的货物大部分由华胜公司业务员处置，但该仓库系华胜公司承租并控制，华胜公司对其辩解意见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洪泽仓库的货物亦应认定华胜公司已收到。综上，双方间确认函所载供货明细能得到代理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收货确认单和提货通知传真件、出库单等证据印证，华胜公司仅是否认收到确认函对账确认的货物，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华胜公司的辩解意见，应不予采信。第二、关于确认函形成后，双方签订新的代理进口合同并据此发生的供货金额问题。首先，根据对外经贸公司提供的代理合同、出库单、业务往来明细、收货确认单和提货通知传真件等证据，可以证明华胜公司在对账之后从对外经贸公司提取货物为1306.63吨及价值4132622.93元（按发票金额合计为4132630.93元，两者仅相差8元）。现华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作用予以否认，并认为其未收到相应货物，但认可收到明细中所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用于税款抵扣。因对外经贸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基本能相互对应，且能得到华胜公司收取相关增值税发票用于税款抵扣行为，以及继续向对外经贸公司支付货款行为的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对上述证据应予采信，对华胜公司的辩解意见，应不予支持。其次，对于上述提货部分的金额，大部分的代理合同中约定了单价、数量、汇率标准、代理进口手续费等标准，但与对外经贸公司制作的业务往来明细相比较，部分货物存在到货单价和到货数量有所变更，部分的汇率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形，以致案涉发票的开票金额、《确认函》中确认的应付款金额和收货确认书中认可的金额与合同约定金额不完全一致。因合同实际履行中存在到货数量短少或增加的客观情形，且案涉合同也约定汇率风险由华胜公司负担，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签署《确认函》或收货确认单，是对合同履行时实际到货数量和金额的确认。本案中，对外经贸公司实际开票金额亦与确认函和收货确认单所载金额基本一致，华胜公司收到上述发票并用于抵扣时未对开票金额提出异议，因此，本案在计算华胜公司提货金额时应以确认函及收货确认单、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作为计价依据。现收货确认单中确认的总金额为4132622.93元，扣除重复计算提货372.48吨的对应金额即应为华胜公司在签署确认函后提货的应付款金额。关于372.48吨的货物价值，根据确认函记载，其对应的发货成本为1111421.18元、对应代理费约3万余元；根据业务明细账中所载发票金额计算,对应金额应为1169936.68元。由于业务明细账是对外经贸公司提供，记载金额也与收货确认单基本对应，且采纳该金额亦有利于华胜公司，故重复计算的372.48吨的货物货款应确认为1169936.68元。对外经贸公司与华胜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对账后发生业务金额为4132622.93元-重复计算372.48吨货物货款1169936.68元=2962686.25元。第三，关于华胜公司已付款金额对外经贸公司在确认函及一审审理中均认可华胜公司于对账前给付对外经贸公司款项为4112025.84元，对该款项应予确认。对账后，华胜公司又陆续支付3042445.20元，华胜公司累计付款为7154471.04元。综上，华胜公司欠款金额为5855690.64元+2962686.25元-7154471.04元=1663905.85元。二、关于韩召峰、刘建华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问题。韩召峰和刘建华出具的保证担保承诺，以及刘建华提供的房产抵押担保，均系对确认函所载债务进行的担保。确认函签订后，华胜公司陆续给付对外经贸公司货款3042445.20元。因此，韩召峰和刘建华是否应承担保责任，首先需要考量确认函确认的债务是否已清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担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冲抵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冲抵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冲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冲。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对外经贸公司与华胜公司签订确认函后，又签订新的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虽然约定履约保证金和报关前三日付清全款，华胜公司自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10日间以传真方式出具的提货通知亦称货款已支付给对外经贸公司，但从确认函中所载的372.48吨货物的实际供货时间可见，对外经贸公司在华胜公司未付清确认函项下欠款时并不允许其提货。根据华胜公司出具的收货确认单亦可见，华胜公司自2016年11月2日向对外经贸公司承诺相应货物货款“我司本月支付贵司上述金额”“请贵司将发票于本月底开给我司”，对外经贸公司收到华胜公司的确认单后，自2016年11月3日方开始将确认单所载货物向华胜公司发货。因此，确认单所载明的付款约定系双方对原合同约定付款时间的变更。但对外经贸公司于2016年11月24日前所供货物系确认函重复计算尚未履行发货义务的372.48吨货物，之后的供货系履行确认函签订后新签代理进口合同项下货物，因此，华胜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前给付款项1944412.81元，因双方对款项用途未予以约定，而韩召峰、刘建华虽在出具承诺或签订抵押合同时，对欠款金额进行确认，但其均无权对华胜公司的付款用途进行确认，故华胜公司的上述付款应优先冲抵已到期的确认函项下债务1743664.80元。由于华胜公司已给付确认函项下欠款，对外经贸公司诉请要求韩召峰、刘建华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该项诉请，应不予支持。综上，华胜公司应给付对外经贸公司货款为1663905.85元，因该欠款并非系《确认函》所载供货构成，而是对外经贸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发货的128271.08元、2017年3月23日发货的87611.31元、2017年2月22日发货的427742.90元、2016年12月19日发货的251108.84元、2016年12月13日的部分发货769171.72元构成，故华胜公司应付利息均应根据上述货物的提货时间作为依据分段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淮安华胜塑胶工贸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货款1663905.85元及利息（其中1020280.56元自2016年12月31日开始、427742.90元自2017年2月28日开始、87611.31元自2017年3月31日开始、128271.08元自2017年5月31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219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凭发票据实结算），由对外经贸公司负担200元，剩余部分由华胜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外经贸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对外经贸公司开具给华胜公司的发票及对外经贸公司记账凭证中的发票开票联系单和出库单，拟证明：出库单是对外经贸公司财务账册中发票的附件，是向华胜公司开具发票时对外经贸公司贸易管理部门自行制作的提供给财务部门的资料，从发票、发票开票联系单及出库单的制作时间来看，能够反映出库单仅是为了完善开票手续而制作的内部材料，不能以此来认定实际提货日期。二、对外经贸公司工作人员袁斌的证言。袁斌二审到庭称，出库单系后期开票时财务制作，上面所载时间与实际出库时间不一致，公司存在先发货后开票的情况，开票时系统无法生成之前的时间，只能按当时的时间。具体发货是由业务员操作，应当是清关之后陆续提货，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华胜公司的付款没有针对特定的某笔业务。华胜公司欠了180万元以后，对外经贸公司就不信任华胜公司了，所以要求华胜公司将公章和U盾都给了周卫波，用于监控所有货款。发货凭证是由对外经贸公司制作后华胜公司盖章，有的显示已收到款，有的显示未收到款，都是为了开票使用，与真实收到货物不对应。所有的回单都是用来开发票的，不是确认收货的。在上诉人发问环节，袁斌又改口称，其前面的表述不够完整，其看到的是韩召峰将公章带到公司盖章，没有看到韩召峰将公章交给周卫波保管，其了解到周卫波通过U盾在操作，但没有看到韩召峰将U盾交给周卫波，没有看到他们交接。章是韩召峰亲自盖的，盖完之后公章均及时带走。华胜公司、韩召峰、刘建华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案涉业务后期是对外经贸公司周卫波操作，只是用了华胜公司的证，损失不是华胜公司一家造成，不应全部由华胜公司承担。袁斌的证言能够证明收货的单据只是用于开发票使用，不能证明华胜公司实际提货。华胜公司、韩召峰、刘建华提交银行流水两份，拟证明2016年7月6日起，对外经贸公司的周卫波将华胜公司的货卖给了马俊和赵娟娟等人，华胜公司未收到货物，货款也是由马俊、赵娟娟支付。对外经贸公司质证意见：对银行流水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韩召峰个人银行流水不能反映对外经贸公司将案涉货物卖给第三人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袁斌系对外经贸公司员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存在前后不一致情形，故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外经贸公司提交证据一形式要件完备，对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事实在裁判理由部分一并阐述。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华胜公司、韩召峰、刘建华不持异议，对外经贸公司所持异议同上诉意见。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各方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对外经贸公司一审提交2016年11月3日、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13日出库单与其财务账册中开票联系单、发票中所载日期及商品数量、单价等能够一一对应，同时，与加盖有华胜公司公章的2016年11月2日、2016年11月24日、2016年12月13日确认单亦能够对应。以上事实，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联系单、出库单、确认单等在卷为凭。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1.372.48吨货物的实际发货时间应如何认定；2.韩召峰、刘建华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案涉372.48吨货物的实际交货时间，对外经贸公司主张应根据确认函及华胜公司出具的提货通知上所载时间确定，即上述货物在确认函出具之前即已提货，但提货通知中仅载明了华胜公司将安排提货，未明确具体提货日期，对外经贸公司亦未提交华胜公司确认收货时间或提货的证据，而从对外经贸公司提交的确认单及出库单中的记载来看，确认单中所载货物的数量及金额与出库单中的数量及金额能够形成对应关系，对外经贸公司虽称出库单系公司内部为开具发票所出具，不能代表实际交货时间，但就其所主张先发货后开票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即开票时间与出库单时间一致并不足以证明开票时间一定晚于实际交货时间，且不足以解释出库单与华胜公司出具的确认单之间的对应关系，故一审法院根据确认单及出库单所载日期，认定372.48吨货物实际发货时间为2016年11月3日至2016年12月3日，并无不当。对外经贸公司与华胜公司签订有多份合同，合同中均约定华胜公司应先付款后提货，但从双方签订确认函及相应提货情况来看，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外经贸公司允许华胜公司提货后才付款。对外经贸公司主张，确认函出具后华胜公司均是先付款后提货，故华胜公司此后所付货款应当优先用于充抵确认函出具后所签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2016年8月22日-2016年11月2日期间，华胜公司共计支付货款1335523.81元，华胜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确认收到688003.72元货物，如按对外经贸公司主张，该货物对应的货款应已付清，但华胜公司在2016年11月2日出具的确认单中仍明确“本月支付贵司上述金额”，即华胜公司并未支付该确认单项下货款，其在2016年11月2日之前所付货款的用途并非预付后期货款，而应当用于充抵此前欠款。此外，2016年8月22日-2016年11月24日期间，华胜公司共计收到价值2234840.82元货物，而2016年8月22日-2016年11月24日期间，华胜公司合计支付货款总额仅为1944413元，亦与对外经贸公司主张先付款后提货不符。据此，对外经贸公司主张后续合同均是先付款再发货、华胜公司付款时后续合同项下债务应属均已到期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担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冲抵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冲抵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冲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冲。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因华胜公司后期付款时确认函项下的债务均已到期，而后续合同项下债务不能认定属已到期，故其所付货款应当优先充抵已到期的确认函项下欠款，一审法院认定确认函项下债务已付清，韩召峰、刘建华无需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对外经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19元，由对外经贸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陈宏军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