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2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任广松，男，1985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执夫，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桀，女，1989年8月31日出生，土家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意，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广松与上诉人王桀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52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广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王桀辩称：第一，关于10万元借款的主张，其同意一审判决关于15.8万元的认定。第二，关于涉案3万元还款的认定，对方认为是对10万元的还款，其认为该3万元是当时协商后确定的分手费，对方提供的证据五可以证明。关于涉案10万元借款的问题，该10万元借款不存在，是分手后协商的分手费，原本对方要求给予10万元分手费，其只同意给3万元，该3万元属于还款应予扣除。第三，关于涉案9万元炒股资金的认定，其同意一审判决认定。其没有控制股票账户，包括对方提交的新证据，也无法证明由其控制涉案股票账户。第四，涉案2万元的问题其也同意一审判决的认定，该2万元不能认定为借款。王桀上诉请求：l.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王桀无须清偿任广松该项判决的借款；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任广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王桀与任广松本案诉争款项系发生在双方恋爱期间，恋爱期间双方存在良好的感情关系，因此双方在恋爱期间的支出也没有明确的协议，因此，对于任广松主张其在恋爱同居期间的支出认为是王桀的借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的事实，完全忽略了双方同居关系的前提；2.事实上王桀负责的同居期间的共同支出，还不包括微信支付的支出，可知，王桀的自己支出的钱款是远超过任广松的。同理，王桀不会认为该支出是给任广松的借款。3.一审判决第5页关于第一部分款项的描述中也明确了任广松转款10万至王桀父母帐户，王桀父母帐号转款15.8万，难道王桀父母多转的就是对任广松的借款？同理，仍然是王桀与任广松同居恋爱关系，甚至于王桀父母也没有对任广松作任何的防备。一审判决单纯认定没有明确赠与意思表示，就认定为借款，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生活常理；4.任广松在一审起诉状中就捏造事实，说王桀投资及购房需要向其借款，该事实没有依据之外，更回避了双方分手的原因，如果是多次借款，还在自己经济紧张的情况下不及时找王桀还款，这本身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任广松所说的事实。王桀提交的众多生活流水是为了证明，同居生活期间个人支出的共同费用，亦即任广松应该是清楚并非所谓多次借款。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案涉第三、第四和第六部分任广松转款为借款．仅是因为赠与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没有法律依据。首先何为大宗商品金额，该三部分的金额完全是一审判决自己相加后认为是大额支付，但事实上述三笔转款都是几笔转帐，且金额完全是在王桀与任广松的经济范围能力之内，更重要的是对于王桀与任广松同居期间的生活支出而言，完全是小额的支出。同理，在任广松完成上述的转款后，任广松也没有表示上述是借款，什么时间应该偿还，而是分手后只看自己的流水所谓发现王桀期间使用了多少钱，而没有看看王桀又花费了多少钱。任广松的起诉也是在多次微信和电话骚扰中套取王桀的回应后才敢起诉，而且双方确定的l0万元也没有对帐，没有说明针对哪些款项；2.本案涉及的是同居期间的恋人经济往来，王桀与任广松并非单纯的生活支出，王桀已经强调任广松倒卖演出票的支出，通常是王桀垫付，而且任广松没有将王桀垫付的钱款还回给任广松，也强调过两人倒票收入以现金方式存入任广松账户的流水也不计其数。同居恋爱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一审判决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而且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认为三、四、六部分为借款，是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3.正如判决书第6页关于第五部分中一审判决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十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仅依据转帐提起诉讼，任广松还要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亦即王桀提出是赠与之外，任广松仍然要就上述转款是否属于借贷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自相矛盾，擅自将举证责任转由王桀承担。且任广松提交的套取王桀的聊天记录，事实上并没有明确什么是还款，且王桀认为该笔款项是因任广松多次向王桀索要，导致王桀不堪其扰答应的分手费。而且在任广松提交的证据双方聊天微信聊天记录中，当任广松提出多少借款时，王桀已明确否认有借款存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同居生活期间合理的支出不应当被认为是借贷法律关系，应该以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同居期间的支出借贷足否成立进行审查。正如王桀为任广松流产、被任广松打、发现任广松有其他人，打坏王桀古董手镯给王桀造成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的行为等，都通过法律计算损失一样。一审判决有失公平、公正，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王桀的全部上诉请求。任广松辩称，其坚持其上诉意见。另外，双方在同居期间的共同支出问题，其同意一审判决关于借款的事实认定。10万元与15.8万元性质有区别，其一审提交的证据六微信聊天记录中有提到15.8万元的性质。王桀认为10万元是分手费，但该10万元是借款。王桀所称的15.8万元，不是用于偿还10万元借款。15.8万元是王桀家人用于投资股票市场的资金。因为当时双方是恋爱关系，王桀要求任广松为其开设股票账户，以任广松名义开设账户，由王桀一方自行操作，15.8万元就用于炒股。王桀已经操作将该15.8万元转回给其父母了。任广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桀向任广松支付借款本金32029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桀承担。二、2015年4月15日、20日、21日、23日以及5月22日，任广松向其证券资金账户分别转账6000元、44000元、5000元、3000元、2000元、30000元。三、2015年6月7日，任广松向广州市裕丰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支出20000元、5000元；向佛山市慧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POS交易消费20000元；向广州市裕丰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POS交易消费5000元。四、2015年9月13日，任广松向佛山市慧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POS交易消费78340元。五、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9日，任广松分别向王桀银行转账10000元、10000元。六、2016年1月27日、2月26日、3月29日、5月29日，任广松向王桀支付宝账户分别转账3000元、3000元、2950元以及银行转账3000元。2017年4月7日，案外人王振平向任广松银行转账30000元。一审另查明，任广松、王桀确认双方于2013年年底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后于2016年6月月底分手。一审诉讼中，任广松表示：一、案涉第一部分款项共计10万元系王桀向其借款，其按照王桀要求转账至王桀父亲名下的银行账户内。第二部分款项共计9万元系王桀以投资股票为由向其借款，因为其将自己的股票账户交由王桀打理，所有其按照王桀要求向自己名下的股票账户转款9万元供王桀投资股票所用。第三部分款项共计5万元系王桀以支付购房定金为由向其借款，其按照王桀要去在房地产公司进行支付和消费。第四部分款项78340元系借给王桀支付购房款的首付。第五部分款项共计2万元系王桀以投资需要向其借款。第六部分款项共计11950元均系王桀以还房贷为由向其借款。二、2017年4月7日王桀通过其父王振平向任广松银行转账还款3万元，此外再无其他还款行为。为证明上述事实，任广松向一审法庭提供了涉案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手机支付页面截图、任广松与王桀2016年8月26日通话录音以及往来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其中，通话录音中任广松表示“我们家那10万怎么说？是不是应该给我”，王桀回复称“我们家那10万，是应该给你，但是是有年限的”；2016年10月21日20时46分王桀向任广松发送短信称“小松，我妈说过年了把钱取出来还你的10万块钱……”；2016年2月14日11时30分许，任广松发送信息称“王桀，那10万块钱是不是可以还我了？”，王桀回复称“要四月份才解约”，任广松回复“所以，四月可以还我？”，王桀回复“是的，我给我妈也说了的”，4月7日10时30分许王桀向任广松发送信息称“我爸他凑了一万总共三万已经打过来了你查收下”。王桀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惟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10万元为双方协商的分手费，与本案借款事实无关。王桀表示：关于第一部分款项10万元系任广松向其母亲从事的农业开发项目进行投资，事后其及父亲王振平、母亲向福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共向任广松支付共计15.8万元。关于第二部分款项9万元，其没有使用任广松的股票账户并代其投资。关于第三、第四、第六部分款项共计140290元确实是任广松代其支付的购房定金、首付款以及房贷，但并非借款，而且王桀负责二人同居生活期间的日常开销，所以在王桀需要购房时任广松才会帮王桀支付上述款项，并且其在2015年9月3日、9月9已向任广松转账共计3.8万元。关于第五部分款项共计2万元系过年期间任广松支付给王桀用于探望父母的费用。为证明上述事实，王桀向一审法庭提供了银行账户历史明细以及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证实2015年4月23日案外人王振平分四次向任广松支付宝转账共计2万元，同年4月27日案外人向福玉向任广松银行转账7.8万元、同年5月4日王桀向任广松支付宝转账1万元、同5月7日案外人向福玉向任广松银行转账5万元，同年9月3日王桀向任广松银行转账5000元、同年9月3日、9日王桀向任广松分三笔支付宝转账共计3.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以及借款本金金额的认定。关于第一部分款项共计10万元，任广松为证明其向王桀借款的事实，提供了银行流水以及通话录音、短信息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实，证实其曾向王桀父亲银行转账10万元，期间王桀承诺向其还款10万元的事实；王桀否认该款项属于借款，辩称此为投资款，并提供其及其父母名下账户交易明细证实事后其已向任广松支付15.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任广松虽主张王桀向其借款10万元，但王桀所提供的账户交易清单证实其事后还款金额远超过任广松转款金额，故任广松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部款项共计9万元，任广松主张王桀利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向其名下的股票账户转款9万元并代为操作，该款项应属王桀向其借款，王桀对此予以否认，辩称其没有代为操作任广松的银行及股票账户，而任广松亦未能就该项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任广松的该项主张缺乏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五部分款项共计2万元，任广松现仅提供银行流水证实其向王桀银行转账2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任广松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王桀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王桀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王桀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任广松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桀否认该款项为借款，辩称系交往期间任广松支付给其父母的过年探望费，而任广松亦未能就上述款项属于借款提供其他证据证实，故对任广松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部分款项5万元、第四部分款项78340元以及第六部分款项11950元，任广松主张系王桀向其借款，由其代为王桀名下房产的定金、首付款以及房贷，王桀确认收悉上述款项，但辩称其平时负担了二人恋爱期间的日常开销，任广松系自愿帮其支付上述费用。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赠与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尤其是支付大宗商品金额的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交付财产的行为本身并不能当然推定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本案中，任广松在代王桀支付相关购房款项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赠与的意思表示，王桀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任广松有赠与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案140290元款项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王桀同时抗辩称其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向任广松还款3.8万元，任广松亦表示王桀通过其父亲账户于2017年4月7日向其还款3万元，故上述还款金额应从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王桀取得任广松上述款项后未予偿还，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王桀应当向任广松偿还借款本金7229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9日起以722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年利率以6%为限），任广松超出上述诉请之外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王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任广松借款7229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9日起以722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年利率以6%为限）；二、驳回任广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任广松负担4880元，王桀负担1220元。另查明：任广松与王桀在2016年8月26日通话录音中，任广松问：“行，那我股票的钱呢?你给我取剩180块钱?”王桀答：“对啊，就是取出来用了，还有投资啊。两年陆陆续续取了。”任广松问：“那这事怎么说啊?这意思就是没了?就是你花了是吗?”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二、如属于借款，则还款金额是多少。关于案涉款项是否属于借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任广松仅依据银行卡、支付宝转账及刷卡消费记录主张其向王桀借出涉案款项，王桀主张涉案款项属双方恋爱同居期间共同生活、投资支出，并非借款。对此，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确认于2013年底确立恋爱关系、2016年6月底分手，任广松主张的借款均发生在此期间，具体认定如下：一、2016年8月26日的通话录音、10月21日短信记录以及2017年2月14日、4月1日、6日、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分手后，任广松向王桀追索10万元借款时，王桀认可了其中任广松向其家人转账的10万元属于应予偿还的借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0万元属于借款，并无不当。二、任广松主张其名下银行账户转款至本人名下股票账户的9万元系王桀操作，应认定为借款。从2016年8月26日的双方通话录音：“行，那我股票的钱呢?你给我取剩180块钱?”及“对啊，就是取出来用了，还有投资啊。两年陆陆续续取了”可见，王桀确实已经亲口承认能够操作股票账户中的资金。但鉴于当时任广松与王桀还属于恋人关系，其将股票账户及密码交由王桀操作并支取款项，而没有设定任何前提条件，应视为任广松授权王桀使用股票账户及支取款项的行为。任广松主张上述9万元款项系借款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任广松于2015年12月10日、2016年1月19日通过银行卡向王桀转账的2万元，因该款项发生于双方恋爱期间，任广松给付该款项时未明确款项的性质，也未能证明双方对此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任广松对该笔款项主张为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四、关于任广松支付王桀名下房产的定金5万元、首付款78340元和房贷11950元，该款项的支付及用途双方并无争议，涉案房产登记在王桀个人名下，不属于双方共同生活、生产支出，而任广松也未明确表示该部分款项属于赠与，因此王桀上诉称该部分款项属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的平衡且任广松系自愿支付该部分费用的主张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该部分款项为借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王桀还款的数额认定问题。一、关于王桀及其父亲王振平、母亲向福玉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宝转账向任广松支付的15.8万元的认定问题。根据2016年8月26日的通话录音、10月21日短信记录以及2017年2月14日、4月1日、6日、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王桀在双方恋爱关系结束之后，在与任广松的来往中认可了涉案10万元借款尚未偿还，而上述15.8万元转账时间在2015年4月23日至5月4日之间，未有证据证实该款项用于偿还前述10万元借款；且该15.8万元系转入股票账户，而王桀当时可使用该股票账户及支取款项。因此，任广松上诉认为该15.8万元并非用于偿还借款的主张有理，一审判决认为该15.8万元用于偿还涉案10万元借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王桀通过其父亲王振平账户于2017年4月7日向任广松转账的3万元，系用于偿还本案涉案借款，对此双方并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三、关于王桀转账的3.8万元性质认定问题。王桀于2015年9月3日、9日通过银行、支付宝向任广松转账的3.8万元，该款项系发生在任广松向广州市裕丰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佛山市慧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之后，故一审法院认定该3.8万元系用于偿还本案借款，并无不当。综上，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为任广松于2015年3月8、9日转账的共计10万元，以及2015年6月7日、9月13日、12月10日、2016年1月19日为王桀名下房产支付的定金、首付款和房贷140290元，还款金额为王桀通过其父亲王振平账户于2017年4月7日向任广松支付的3万元及王桀还款3.8万元。王桀尚应向任广松偿还借款本金17229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9日起以1722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年利率以6%为限）。综上所述，任广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王桀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5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195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上诉人王桀偿还借款本金172290元及利息（自2017年8月9日起以1722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但年利率以6%为限）给上诉人任广松。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任广松负担2095元，由上诉人王桀负担40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670元，由上诉人任广松负担2000元，由上诉人王桀负担36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官润之审判员  汪 毅审判员  汤 琼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许 宁周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