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2民终2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曲贵明，男，1960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波，吉林市昌邑区千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月，女，1990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铁东。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亓开源，男，198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铁东。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雨，北安市兆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凤龙，男，1990年9月20日出生，满族，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上诉人曲贵明因与被上诉人曾月、亓开源、徐凤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2019）吉0203民初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贵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波，被上诉人曾月、亓开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雨，被上诉人徐凤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贵明上诉请求：一、撤销（2019）吉0203民初10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改判曲贵明不承担给付义务；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曾月、亓开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而是曾月、亓开源让曲贵明帮助进行抵账；2.曾月、亓开源并没有实际交付车辆给曲贵明，一审法院却以曲贵明未提供证据为由作出错误判决，举证责任应当在曾月、亓开源，故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不当；3.一审法院采信徐凤龙说法不当，徐凤龙仅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曲贵明；4.该车辆2013年购买是市场价为27万元，而在2018年双方签订协议时却是32万元，曲贵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二手车辆，显然违背常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重新作出裁判。曾月、亓开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凤龙辩称，请求维持原判。曾月、亓开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曲贵明立即给付购车款32万元，逾期利息12,800元，合计332,800元；2.曲贵明负担本案诉讼费；3.徐凤龙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4日，曾月在黑龙江龙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奥迪轿车一辆，价税总计为277,000元，黑龙江龙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当日，曾月交纳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产品，车船税共计1,190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出具了黑龙江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013年8月5日，曾月向黑龙江省北安市国家税务局交纳了车辆购置税23,800元，北安市国家税务局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2014年3月4日，曾月交纳了小型车牌照工本费、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共计125元，该车辆登记在曾月名下。2015年2月5日，亓开源与曲贵明签订协议书，约定亓开源将案涉轿车出售给曲贵明，价格为32万元，全部车款于2015年6月末前一次性付清，亓开源、曲贵明签字，曲贵明并按捺手印，徐凤龙在担保人处签字按捺手印。2018年9月15日，曾月、亓开源与曲贵明、徐凤龙签订补充协议欠条，载明：经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在2015年2月5日协议书基础上，曾月、亓开源自愿将案涉，32万元整卖给曲贵明，曲贵明于2018年11月15日将全部车款一次性给付曾月、亓开源，付清全部车款后双方协商给曲贵明办理更名过户等相关手续。如曲贵明到期不付车款，按到期后每月利率0.02%（贰分）支付。曾月、亓开源、曲贵明分别在甲方和乙方处签字，徐凤龙在担保人处签字。曾月、亓开源向曲贵明交付了本案诉争车辆，本案诉争车辆无查封及抵押情况。另查明：曾月与亓开源于2013年1月4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亓开源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登记在其妻子曾月名下的本案诉争车辆出售给曲贵明，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书，且双方及担保人徐凤龙均签字捺印。虽然曲贵明主张其是在不知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签字的，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曲贵明主张出售价格显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显失公平应具备以下条件：客观方面一方处于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主观方面另一方充分利用了对方的上述劣势情形。结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曲贵明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处于危困状态，同时曲贵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作为工程承包人，对于正常的车辆交易形式、价格等应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且曲贵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曾月和亓开源存在利用上述劣势情形的事实存在。综上，该交易价格无法体现显失公平，故可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后曾月、亓开源与曲贵明在上述协议书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应视为双方对合同当事人、合同内容的重新确认，该补充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可以认定曾月、亓开源与曲贵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曾月、亓开源向曲贵明交付了本案诉争车辆。虽然曲贵明否认收到车辆，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担保人徐凤龙证实了曾月、亓开源的主张。双方约定的给付车辆款的时间已经届满，曲贵明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曾月、亓开源要求曲贵明给付车辆款32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利息部分，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到期不付车款，按每月利率贰分计算，虽小写部分书写为0.02%，但大写部分为贰分，该小写部分应系笔误，故可以认定双方关于逾期利息部分的约定为月利率2%，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按照上述约定，利息应为32万元×2%/月×12个月/365天×56天（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1月10日）=11,783.01元。对于超出上述数额部分，不予支持。关于担保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未对保证方式进行明确约定，且曾月、亓开源和徐凤龙均表示对保证方式未进行约定，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徐凤龙对于上述给付义务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本案中为减少当事人诉累，降低诉讼成本，对于徐凤龙履行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曲贵明进行追偿。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曲贵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给付曾月、亓开源购车款32万元及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1月10日期间的利息11,783.01元，以上合计331,783.01元；二、徐凤龙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曲贵明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如徐凤龙先行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后，享有向曲贵明追偿的权利；四、驳回曾月、亓开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6,292元，由曲贵明承担6,277元，由曾月、亓开源承担15元。公告费由曲贵明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通过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答辩，以及对现有证据的审核、认定，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曾月、亓开源与曲贵明之间就诉争车辆是否成立买卖关系，曾月、亓开源是否履行了交付义务，曲贵明应否支付购车款并赔偿利息损失。就诉争车辆的买卖问题，曲贵明与亓开源分别于2015年2月5日及2018年9月15日先后签订了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欠条，协议中对当事人的名称、标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及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均予以约定，尤其是补充协议欠条的签订，应视为双方对车辆买卖关系成立、亓开源履行了车辆交付义务、曲贵明拖欠购车款等事实的再次确认，故上述两份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有效。曲贵明主张双方系委托抵账关系，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曲贵明主张签订协议时未详细审查协议内容，明显与常理不符，且截至本院二审审理时，亦未主张撤销协议，故曲贵明两次违反协议约定，未按期给付购车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当违约责任，向曾月、亓开源给付购车款32万元及利息。关于利息问题，一审判决已经详细论述，此不赘述。综上所述，曲贵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77元，由曲贵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忠华审判员  赵 靖审判员  王 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李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