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88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1，女，1970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丁某1，男，200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1(丁某1之母)，住青岛市黄岛区。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淑英，山东江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仁生，男，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宗尧，山东卓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崖下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崖下村驻地。 法定代表人：庄立志，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人民政府驻地。 法定代表人：周瑞彬，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伟，山东光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黄岛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 法定代表人：余红，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娟，山东言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某1、丁某1因与被上诉人丁仁生、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崖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崖下村委会）、青岛市黄岛区藏南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藏南政府）、青岛市黄岛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管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丁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丁仁生提供设备并主动邀请丁某2去电鱼，丁仁生对丁某2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崖下村委会、藏南政府、城管局系水库所有人、管理人，对进入水库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丁仁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崖下村委会未作答辩。 藏南政府辩称，1.案涉水库已承包给庄炳安，庄炳安对案涉水库承担管理责任；2.丁仁生与死者丁某2的电鱼行为系违法行为；3.案涉水库不是公共场所，藏南政府在水库周边设置了警示标志及围挡，尽到了提示义务，对两人的违法行为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4.藏南政府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城管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管理局不是案涉水库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某1、丁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9458.5元、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4910元、死亡赔偿金9719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4855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1001183.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二原告系丁某2的妻子、儿子。被告丁仁生与原告系同村邻居。2017年8月11日下午，被告丁仁生携电鱼设备，约丁某2去藏南崖下水库电鱼。当晚在水库中，因丁仁生操作不当，丁某2触电死亡。其他被告系水库所有人、管理人，对进入水库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赔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11日，丁某2与丁仁生在崖下水库西侧大坝下游的排水处形成的水湾中电鱼，丁某2在电鱼过程中死亡。黄岛区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姓名丁某2，主诉：不慎被电击伤，呼之不应30分。现病史：家属约30分钟前于水中电鱼时不慎触及水面，随即被电击伤，继而呼之不应，无四肢抽搐，无二便失禁。发现后给予患者持续心肺复苏，拨打120。初步诊断：车到人已亡；临床死亡，电击伤。死者丁某2于1971年4月21日出生，原告李某1系死者丁某2妻子，原告丁某1于2005年2月3日出生，系死者丁某2与李某1之子，死者丁某2父母均已去世。涉案崖下水库现由被告藏南政府管理。诉讼中，原告申请追加青岛市黄岛区水利局为本案被告。2019年1月15日，青岛市黄岛区进行机构改革，整合区城市管理局、区水利局等部门的职责，重新组建区城市管理局，作区政府工作部门。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1.原告提交2017年8月16日藏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丁某2系与丁仁生电鱼死亡。该证明载明：2017年8月11日22点27分，我所接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110指挥中心指令，报警人称：黄岛区藏南镇高戈庄村丁某2在藏南镇崖下水库抓鱼时死亡。我所民警到达现场后，120在确认丁某2死亡后已离开，现场有电鱼工具一套。据与丁某2一起前往电鱼的丁仁生称，丁某2系电鱼时意外死亡，丁某2家属对死亡原因无异议。丁仁生认为上述证据缺乏经办人员及主管人员签字，且也确认丁某2是意外死亡。崖下村委会、藏南政府、城管局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称高戈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丁某2溺水身亡，藏南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显示丁某2电鱼意外死亡，两份证据说明了丁某2死亡与电鱼行为存在因果关系。2.原告提交丁某2社保卡及不动产权一份，证明原告的损失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丁仁生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社保卡不能证明是城镇居民社保卡，崖下村委会、藏南政府、城管局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3.原告提交卧罗河村证明、卧罗河中心校证明、高戈庄村民委员会证明各一份，证明原告李某1系文盲。四被告认为该证据缺乏经办人员及主管人员签字，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条件。4.原告提交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一份，证明在2017年8月11日17时29分，丁某2接到丁仁生邀约去电鱼的电话。丁仁生对该证据不认可，称是丁某2主动邀约去电鱼。藏南政府、城管局不予质证。5.藏南政府提交崖下水库水面养殖承包合同一份，证明水库承包给崖下村民庄炳安，应由庄炳安承担责任；提交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一份，证明案涉水库是饮用水源地，不是对外开放的公共场所；提交照片六张，证明藏南政府在水库周边设置警示标志，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保障义务。原告称承包合同系复印件，不予认可；事发地点在水库西侧的水湾，不适用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规定；照片的形成时间无法确定。丁仁生对承包合同的真实性不清楚，对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不认可，对照片的质证意见同原告。崖下村委会、城管局对上述证据无异议。6.城管局提交青岛市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使用权证一份、青岛西海岸新区水利局关于藏南镇崖下水库管理和使用权有关情况的说明一份，证明案涉水库的管理与使用权属于藏南政府。原告、被告丁仁生、藏南政府、崖下村委会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藏南政府认为事发地点是否属于水库范围需要核实。7.关于丁某2死亡经过：2017年8月12日，藏南派出所对丁仁生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丁仁生称：“丁某2是我堂弟，2017年8月11日，丁某2给我打电话，说要试试刚买的电瓶，当时我正在家里吃饭，没有立即去，吃完饭后我就去崖下水库找他，我知道那地方，我们以前在那里一起电过鱼。我到了崖下水库南边的桥上看到丁某2的三轮车在桥的北面放着，我沿着河到了崖下水库下面，发现丁某2头在水草上面，身子在水里，我过去把电瓶关了，把他从水里拖到岸边，我给村里医生打电话，也给我儿子打电话通知李某1还有我的弟兄们。我觉得丁某2是不下小心碰到了电瓶，触电死亡的。”2017年8月16日，藏南派出所对丁仁生再次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丁仁生称：“之前，我与丁某2一起电鱼时不小心把增压器烧了，我就让同村村民杜贵壮帮我在网上买个增压器。2017年8月11日下午，杜贵壮说货到了，我去他家取回货，接着我给丁某2打电话说机子来了，晚上要不要去试试，丁某2说去。当晚7点多，我打电话给丁某2问去不去电鱼了，丁某2说去。我就拿着刚收到的增压器去找丁某2，丁某2把电瓶、皮裤、轮胎、大铁盆等捕鱼工具收拾到他的三轮摩托车上，又带上刚买的增压器，拉着我去崖下村北水库南边的河沟子那里。丁某2穿上皮裤，准备好工具就到河沟子里电鱼，我在岸上。丁某2顺着河沟子往北电鱼，电的时候他还说增压器没劲。走到大坝西边的时候，丁某2说要歇歇，就到了边上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下皮裤。我听见啪的一声，一回头看见丁某2趴在水里。我赶紧过去，先把轮胎往岸边拽拽，把增压器关了。我又下水把丁某2从水里抱出来，给他按压心脏、人工呼吸、我估计丁某2脱下皮裤准备歇歇的时候，看见有鱼浮上来，就拿着网去抄鱼。抄鱼的时候没有穿皮裤，又忘了关增压器，把自己电倒了。我确实是和丁某2一起去电鱼的，之前那么说是觉得那样说自己责任可能小些。”2017年8月12日，藏南派出所对李洪猛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李洪猛称：“原告李某1是我亲姐，丁某2是我亲姐夫。10点左右李某1给我打电话说丁某2掉水库里了。我去的时候刚好看到了120，就问医生，医生说不行了，然后我就走到水库边，看到丁某2的兄弟都围着他，我上去按了丁某2胸口几下，感觉确实没有希望了，就报了警，报警之后，我看到丁某2躺着的那个地方的北边水里有电瓶、轮胎和两个捕鱼的电线杆。”2017年8月12日，李某1出具声明称：“我对丁某2因电鱼发生意外死亡无异议，不要求尸检，要求出具殡葬证明，尸体立即火化。”2017年8月15日，藏南派出所对李某1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李某1称：“2017年8月11日晚上7点多，我丈夫丁某2与丁仁生去藏南镇崖下村水库大坝西侧电鱼，我丈夫丁某2被电死了。当天，丁仁生拿着捕鱼器到我们家找丁某2，说刚买的捕鱼器要去试试。我问丁某2要上河边试试？丁仁生说那里没有鱼，找个有鱼的地方去试试。丁仁生就把刚买的捕鱼器放到我们家的三轮摩托车上，丁某2骑车拉着丁仁生走了。晚上9点左右，丁仁生的妻子到我们家说出事了。我们就到了现场，看见我丁某2在水库边上的石头上躺着，当时已经死亡了。”原告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丁仁生在公安机关两次询问中作出相反陈述，其陈述有隐瞒和编造。被告丁仁生、藏南政府、城管局对上述笔录真实性无异议。8.关于协议书签订的过程：被告丁仁生提交协议书、收条一份，证明原告确认丁某2的意外去世与被告丁仁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并且自愿放弃对被告丁仁生的一切民事赔偿请求，签订后丁仁生支付原告2万元。协议书载明：鉴于丁某22017年8月11日意外被电击导致去世，丁仁生对其去世深表遗憾，虽然丁某2的去世与丁仁生没有什么关系，但考虑和丁某2一起电鱼发生的意外，加之双方系兄弟关系，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丁仁生自愿补偿李某1、丁某1慰问金5万元，协议签订日先支付2万元，2018年8月15日前支付1.5万元，2019年8月15日前支付1.5万元，李某1、丁某1确认丁仁生对丁某2的意外去世没有法律责任，对丁仁生的行为表示谅解，不再主张民事赔偿责任。协议书主文后有甲方李某1、丁某1，乙方丁仁生，证明人黄绍兵、丁金刚、丁文生、李某2的签字捺印。收条载明：今收到丁仁生现金2万元整，收款人为李某1、丁某1，落款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诉讼中，法院对丁金刚、丁文生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丁金刚称：我是高戈庄村民委员会委员，与李某1、丁仁生系同村村民关系。关于协议书的签订情况，当时丁某2丧事办完后，丁文生给我打电话说丧事办理完了，一起吃饭，我去之后，在场的有丁仁生夫妇、李某1、丁某1、丁建生、丁文生、黄绍兵、李某1的两个兄弟，主要说了赔偿的事情，我去的时候协议书已经打好了，他们念了念，当时给了两万元，李某1、丁仁生在协议书上签字了，丁某1的字是不是本人签订的，我忘记了，但是手印都是自己的，证明人的名字都是自己签的。协议书的内容是他们自己协商的，我去的时候已经协商好了，让我签个字证明一下。丁文生称：我与丁某2是亲兄弟关系，丁某2的丧事办完后，在李某1家里，我与李某1及李某1的三个兄弟商量了一下赔偿的事情，后来又把丁仁生叫到李某1家中商量，商量好后，他们说晚上到我开的饭店里写个协议，这个协议应该是丁仁生写的，在我开的饭店里签的字。签字的时候，有我、丁仁生、李某1、丁某1、丁建生、黄绍兵、丁金刚、李某1的两个或三个兄弟。赔偿的数额是大家协商定。签字之前还把协议书读了读，签的字中，李某1和丁某1的签字是不是本人的，我忘了，但是手印是她们本人的，证明人中李某2是李某1的亲弟弟。签完后，丁仁生当场给了李某12万元，然后大家就吃了个饭，就回家了。原告对协议书、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丁金刚、丁文生调查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原告称李某1系文盲，不认识字，没有意思表示，协议不成立，且李某1的签字并非本人签订，从协议内容上看丁仁生对丁某2的死亡存在过错，协议书的内容是丁仁生找到丁金刚、丁文生在内的几个人，共同设计确定的，确定协商内容后，将原告叫到丁文生的饭店，并没有对原告进行告知，协议书上的签字不是原告签的，是否是原告捺手印，原告忘记了。崖下村委会、藏南政府、城管局对协议书、收条无异议，藏南政府、城管局认为该证据已证明本案直接侵权人丁仁生已对原告进行补偿，藏南政府、城管局不承担责任。丁仁生、藏南政府、城管局对丁金刚、丁文生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9.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李某2称：我是原告李某1的亲弟弟。2017年8月11日，我下班回家后，我弟弟李洪猛给我打电话说我姐夫丁某2出事了，让我去崖下水库。去了之后看到我姐夫已经死亡，在水库下方一个泄洪渠的水湾中，周围有很多人。当时丁仁生、丁建生、丁文生等都在。我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在讨论说丁仁生和丁某2一起电鱼，丁仁生把丁某2电死了，因为两人是亲堂兄弟，一个死了，不能让另一个去坐牢。当时丁仁生说想去自杀，丁文生就让丁仁生不要说把丁某2电死了，李洪猛也在现场听到了这个话，李洪猛不同意，就报警了。在警察到达之前，周围人说已经死了一个，不能让另一个也跟着死了，让丁仁生说是丁某2叫他去电鱼的。警察来了之后，丁仁生就按照丁某2兄弟教的说法和警察说了。15号中午，给丁某2上坟的时候，我想我姐夫已经死了，对方什么表示都没有，我、李洪猛、丁某2的兄弟都知道是丁仁生把丁某2电死的，后来我就提出，让丁仁生拿10万元，丁仁生说没有，我和丁仁生谈了很长时间，后来丁仁生媳妇来了，就把10万元谈了下来，然后我们就去上坟了，上完之后，丁仁生就不想拿钱了，说不行他就去自杀或坐牢，后来事情就这样了。我回去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人都火化了，没有证据了，让对方拿点钱就行了。然后我就找丁文生，说丁仁生不拿钱不行，没有追究丁仁生的刑事责任，就必须要拿钱。丁文生就去做工作。16日中午一点左右，丁文生给我电话说丁仁生可以拿5万元，我说可以，然后晚上就签订了协议。当时两原告都在场，但两原告不知道协议的内容，也没有人给李某1念过协议书，他们的字是我代签的，手印是我让两原告按的，2万元钱给了我姐姐。我跟我姐姐说了后，我姐姐不同意，我说你拿2万元按个手印，这2万元是给孩子念书的钱。协议就我和李洪猛看过，在场签字的几个都没有看，李洪猛、丁建生不同意，两个人就都没有签字。签完后，我们在丁文生的饭店吃完饭就走了。从考虑协商赔偿到最终达成协议，这整个过程我没有告诉李某1，因为她当时脑子已经空白了，所以我就做主了。关于李洪猛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的时候没有说丁文生让丁仁生不要如实陈述的事情，是因为丁文生和丁建生不让李洪猛说，怕说了之后丁仁生会坐牢。庭审中，证人提交视频一份，证明事发时他人让丁仁生说谎的事情。丁仁生认为该视频不是原始载体，不能证明他人要求丁仁生作伪证。证人称该视频未向公安机关出示过，因为在11号之后，公安机关再没有找过他们，后来出于保护丁仁生，就没有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原告对证人陈述无异议，被告丁仁生认为证人与李某1是兄妹关系，该证言无证明力，被告藏南政府、城管局认为即便证言属实，本案也有直接侵权人，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及庭审举证、质证情况，可以确认丁某2系在崖下水库附近电鱼时触电死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四被告应否对丁某2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案涉水库并非公共活动场所，藏南政府也已通过设置警示标语等方式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注意义务，且事发地点位于崖下水库西侧大坝下游的排水处形成的水湾中，对于该地点是否由藏南政府管理，双方当事人尚有争议。另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电鱼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丁某2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具有判断是非、预防危险的意识及能力，应当对电鱼行为的违法性及高度危险性有所认识。故死者丁某2在明知电鱼行为具有违法性、危险性的情况下，仍同丁仁生前往并主动进入水中电鱼，对该行为引发的后果，被告崖下村委会、藏南政府、城管局并不存在侵权行为及过错，原告要求该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丁仁生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应就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主观过错、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丁仁生对丁某2的死亡存在直接侵权行为、过错及因果关系。且根据原告与被告丁仁生签订的《协议书》，原告已经确认丁仁生与丁某2的死亡无关，并同意接受慰问金5万元，之后不再向其主张民事赔偿，原告虽称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并不知晓协议书的内容，但原告称在不知晓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在协议书上按手印，并接收了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签订日先支付2万元”的款项，与常理不符。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李某1、丁某1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丁某2与李某2（李某1的弟弟）在丁某2上三日坟时的录音一份，丁仁生称，“我不就失手了吗”。拟证明丁仁生认可是其失手电死了丁某2，丁仁生对丁某2的死亡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丁仁生质证称，该录音文件的形成时间是2013年11月3日，录制时间和上诉人主张的时间不一致。上诉人没有提供原始载体，该录音非常模糊，无法辨认交谈双方的身份，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藏南政府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城管局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与城管局无关。证据2.2019年10月26日李某1与丁仁生之子丁佳伟录音一份，丁佳伟称，“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全场在那里，我都知道，不用你给我说”。拟证明丁佳伟也在事发现场，现场有三个人。丁仁生质证称，李某1私自闯入丁仁生住所，发生吵架，之后被公安民警强制带离丁仁生住所。期间丁佳伟不理智的语言不能视为对案件事实的自认，从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可以看出，事发时只有丁仁生与丁某2二人。藏南政府质证称，该证据与藏南政府无关。城管局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四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渔获物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禁渔区和禁渔期，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具体到本案，丁某2在明知电鱼行为具有违法性，却与丁仁生到案涉水库中电鱼，且案涉水库并非公共活动场所，藏南政府也已通过设置警示标语等方式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注意义务，另外，崖下村委会及城管局不是案涉水库的所有人及管理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藏南政府、崖下村委会、城管局对丁某2的死亡均不存在侵权行为及过错，三被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法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本案中，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出警侦查，从侦查笔录看，事发现场只有丁仁生与丁某2二人，笔录中没有关于丁仁生的过错造成丁某2死亡的记载。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的丁仁生及丁仁生之子丁佳伟的录音证据，均系上诉人近亲属及上诉人私自录制，证明力小于公安机关的侦查笔录，因此，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交的录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与丁仁生于2018年8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已经确认丁仁生与丁某2的死亡无关，并同意接受慰问金5万元，之后不再向其主张民事赔偿，该协议由李某1的弟弟李某2、死者丁某2的哥哥丁文生及村委成员黄绍兵、丁金刚签字证明。协议签订当日上诉人收到了丁仁生支付的2万元款项，上诉人称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并不知晓协议书的内容，但该主张与其在协议书上捺印并接收了协议书中约定的“协议签订日先支付2万元”款项行为明显不一致，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对丁某2的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对此均不予认可，鉴于上诉人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某1、丁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11元，由上诉人李某1、丁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袁金宏 审判员 牛珍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包福龙 书记员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