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终4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福铭，男，195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福康，男，195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桂萍，女，195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桂芬，女，196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福庭，男，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述五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季风，上海恒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虞林生，男，1947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宝琴，女，195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牡丹，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元，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因与被上诉人虞林生、许宝琴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查明被上诉人在同村他处享有宅基地。二、一审在被上诉人仅出示债权凭证的基础上，直接确认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存在不当。屋契的真实性也尚未查清。三、一审在查明上诉人为虞仁龙继承人的情况下，确认上诉人无配合变更登记的义务，但仍确认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属认定不当。被上诉人获取安置房所有权的依据来源不清。 虞林生、许宝琴辩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遗漏了被上诉人在同村另享有宅基地的事实，该事实在一审当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可凭屋契取得房屋所有权以及是因拆迁还是因屋契取得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在一审判决书上也已经予以认定。关于屋契的真实性，一审也已作出认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虞林生、许宝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绍房权证柯桥字第××号所载位于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9A幢11室自行车库归虞林生、许宝琴所有，并由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共同协助虞林生、许宝琴办理上述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虞林生、许宝琴系夫妻。1984年元月，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之父虞仁龙（已于1993年死亡）、虞仁荣妻子（现已死亡）、中人虞阿龙、代笔虞祖泉共同签署一份《屋契》交虞林生为凭，载明虞仁龙、虞仁荣（已于1981年死亡，本院注）两兄弟将一间迫楼房屋作价800元出卖给虞林生为业，决不回赎。嗣后，上述迫楼由虞林生占有使用，但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2000年4月20日，虞林生以“虞仁龙”的名义（合同乙方）与原绍兴县柯桥街道红建村民委员会（合同甲方）签订一份《红建村旧村改造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拆迁旧楼房一间，总建筑面积83.19平方米；乙方择房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自行车库。2004年，虞林生办理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自行车库的房屋所有权证，其证号为绍房权证柯桥字第××号，载明9A幢502室房屋建筑面积107.64平方米、该房屋配套的9A幢11室自行车库建筑面积9.19平方米，所有权人为虞仁龙。2008年，虞林生办理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载明使用权面积5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为虞仁龙。上述位于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自行车库在拆迁交付之后一直由虞林生家庭使用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虞林生、许宝琴提起本案所有权确认之诉，要求法院确认案涉房屋即位于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9A幢11室自行车库归其所有，当事人起诉选择以何种法律关系作为诉讼之基础为当事人的权利，该院应予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案涉房屋在2000年代初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时，其权属均登记于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之父虞仁龙名下，若当事人就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和内容发生争议，则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人首先被推定为物权人，登记权利人对此无需再行举证证明。但作为一种法律拟制事实，登记表彰的物权状态并不总与真实物权状态相一致，故在民事诉讼中允许对此提出异议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异议人能够证明真实物权状态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不一致，法院可以依法采信该证据，进而对真正物权状态作出相应的认定。结合本案事实及虞林生、许宝琴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案涉房屋系虞林生通过拆迁安置方式取得，而被拆迁房屋系虞林生于1984年向虞仁龙兄弟购置取得的迫楼。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对虞林生、许宝琴提供的《屋契》部分内容提出异议，包括该屋契所载的出卖人之一虞仁荣早于1981年死亡等，但虞林生、许宝琴对此作出该屋契实由虞仁荣之妻签盖印章的合理解释。据此，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的辩称意见不能推翻虞林生取得案涉房屋的合法性。在此情形下，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案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记载内容确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该院认定案涉房屋的产权应归属两原告所有。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辩称案涉房屋为其父虞仁龙之遗产，与该院前述认定不符，该院不予认定。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另辩称虞林生、许宝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涉及物权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该院对项辩称意见亦不予采纳。 针对虞林生、许宝琴要求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共同协助办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求。该院认为，虞仁龙作为被拆迁房屋即迫楼的出卖人，其应依法协助买受人即虞林生办理迫楼的产权过户手续，此为房屋买卖合同出卖人的合同债务使然。然案涉房屋并非迫楼，而是系虞林生以“虞仁龙”的名义通过拆迁安置方式取得，虞林生的上述签约行为并未得到过虞仁龙的授权或事后追认。在此情形下，虞林生、许宝琴要求虞仁龙的继承人即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协助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虞福铭、虞福康、虞桂萍、虞桂芬、虞福庭亦无配合协助过户之法定或约定义务，故该院对虞林生、许宝琴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对虞林生、许宝琴诉求中的合理部分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位于柯桥红建村9A幢502室房屋及其配套9A幢11室自行车库归虞林生、许宝琴所有。二、驳回虞林生、许宝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虞林生、许宝琴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虞林生、许宝琴自认其在购买虞仁龙、虞仁荣的房屋后，另行审批取得了宅基地并建造房屋，后因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 本院认为，首先，从虞林生、许宝琴的诉讼请求来看，系要求确认讼争房屋所有权并由上诉人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6期）案例（2011）民提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裁判要旨，在物权确权纠纷案件中，根据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依据受让合同提出的确权请求应当视动产与不动产区别予以对待。对于权利人提出的登记于他人名下的不动产物权归其所有的确权请求，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判决确认其权属，而应当判决他人向权利人办理登记过户。因此，一审判决直接确认虞林生、许宝琴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存在不当。其次，对于虞林生、许宝琴要求上诉人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请，从虞林生、许宝琴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可以证实虞仁龙、虞仁荣曾于1984年元月出具屋契的事实，后该房屋一直由虞林生占有使用。但虞林生此后又另行审批取得了宅基地并建造房屋，后因拆迁安置了两套房屋。同时，在办理购买的旧楼房被拆迁取得的安置房登记手续时，虞林生均系以“虞仁龙”的名义办理登记取得了相应的权属证书。从上述行为可以看出，虞林生、许宝琴存在规避一户一宅原则的情形，虞林生、许宝琴明知在已另行取得宅基地并进行产权登记的情况下，无法再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其本身存在隐瞒登记机关取得登记的情形，现又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确认所有权并要求上诉人配合办理过户登记，实质上是为了达到要求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目的，结合被上诉人从未向登记机关主张登记错误等事实，其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请属于法律上不能履行的情形，本院实难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0603民初804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虞林生、许宝琴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均由虞林生、许宝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志 审判员 陈伟明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