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02民初7788号原告：温州市韩巢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中国鞋都产业园区三期L5号地块三期潘岙工业B区1号楼1-2层。法定代表人：杨克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棠华，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舒瑜，女，198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被告：肖剑波，男，1982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春，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誉，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温州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焦下村横蕉路99号（9幢3号）。法定代表人：刘卫东，总经理。原告温州市韩巢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巢公司）与被告郑舒瑜、肖剑波及第三人温州通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郑舒瑜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被告郑舒瑜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维持。后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棠华，被告郑舒瑜、肖剑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春以及被告郑舒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通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郑舒瑜、肖剑波共同支付原告货款384662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生产女鞋，被告郑舒瑜、肖剑波二人在广州经营鞋业批发兼销售。2016年3月，被告郑舒瑜、肖剑波与原告经过协商对订购、发货、付款等事宜均进行了约定。之后，二被告多次向原告订购女鞋，原告按照二被告的要求进行生产并通过第三人通达公司将货物托运给二被告。在此期间，二被告也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截止2017年11月，二被告仍欠货款384662元未付。原告多次催促二被告付款，但二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辞。庭审中，原告韩巢公司确认在起诉后又收到2万元货款，并将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主张的货款金额减少为364662元。被告郑舒瑜、肖剑波辩称，一、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买卖合同买方是广州市越秀区剑瑜鞋业商行（以下简称剑瑜商行），而非郑舒瑜、肖剑波。郑舒瑜系剑瑜商行的经营者，一直以来均是以剑瑜商行名义对外从事鞋子批发，从未以个人名义对外缔约从事批发业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故本案当事人应为剑瑜商行。二、原告诉请二被告共同支付货款384662元及利息，与事实不符。首先，欠款总额与事实不符。案外人李周龙与杨克池于2015年9月共同投资创办韩巢公司。当初二人以“印象千金鞋业”的名义与剑瑜商行发生业务往来。在业务往来过程中，基本上是案外人李周龙与郑舒瑜进行业务对接，包括货款的接收。期间，因韩巢公司误发了一些并非郑舒瑜订购的鞋款，造成滞销，经双方协商后同意先降价处理滞销鞋，相关损失待事后再协商处理。故案外人李周龙于2017年8月底代表韩巢公司与郑舒瑜进行对账，并处理降价事宜。经双方对账，截止2017年8月份，双方均同意将尚欠的约40万余元货款减价折作30万元计算欠款全额。2017年10月24日，案外人李周龙与杨克池签订分厂协议书，退出了公司生产经营。韩巢公司于2017年11月14日变更了股东登记信息。其次，原告遗漏了有关退货双数、金额以及郑舒瑜支付的货款。根据双方合意及本案实际情况，郑舒瑜分别于2017年5月7日、6月12日、6月23日通过温州市明智达物流有限公司向案外人李周龙退货40双2803元、19双1615元、2448双165200元，共计169618元，但原告并未记录汇总。同时，郑舒瑜于2018年7月13日还支付了货款2万元，原告亦未进行记录汇总。故经双方对账，截止2017年8月底，尚欠原告货款30万元，扣减2017年9月至2018年7月期间陆续支付的货款共计26万元，尚欠的货款仅为4万元。另外，郑舒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克池代为支付培训费11600元，杨克池曾声明在货款中予以扣除，抵扣后尚欠原告的款项仅为2万余元。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通达公司未作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郑舒瑜与肖剑波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广州共同经营鞋子批发销售业务，因经营需要与原告韩巢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陆续向其订购鞋子。原告韩巢公司通过第三人通达公司将货物托运至广州，收货人为郑舒瑜。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原告韩巢公司陆续向被告郑舒瑜发货合计金额2430666元，期间，被告郑舒瑜向原告退货合计金额254773元，并已陆续支付货款合计1956431元（其中有部分款项系通过被告肖剑波账户支付），原告起诉之后，被告郑舒瑜又于2018年7月13日支付货款20000元。根据原告与被告郑舒瑜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24日，原告的文员向被告郑舒瑜发送信息：“什么都答应你退了，都那么长时间了，也没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做生意的人都是讲究诚信二字的。”2018年4月27日，原告的文员向被告郑舒瑜发送了汇总表，载明欠款金额为219462元，该汇总表中包含了2017年5-6月份的退货2448双，合计金额165200元。另根据原告与被告肖剑波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的文员多次向肖剑波发送对账单核对。2017年6月16日，被告肖剑波向原告的文员发送了一张退货清单，载明退货数量共46双，并询问：“退货收到了吗？”原告的文员回复：“还没有，托运部刚打电话，还没去提货。”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常住人口基本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对账单、入库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以及二被告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银行卡交易明细、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单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以及被告拖欠货款的数额是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郑舒瑜辩称本案应以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剑瑜商行为被告，但从现有证据可以反映整个交易过程中的订货、收货、对账、付款都是以郑舒瑜个人名义进行，并非以剑瑜商行的名义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故原告以郑舒瑜个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另根据肖剑波与郑舒瑜系夫妻关系、肖剑波与原告进行对账以及向原告付款等事实足以证明其与郑舒瑜存在共同经营行为，故原告将肖剑波列为共同被告，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庭审中，经举证、质证，双方对汇总表、对账单所列的货物数量、单价、2017年5月之前的退货及已付款项均没有争议，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对2017年5月之后的退货及货款折价存在争议，二被告主张2017年5-6月份有三笔退货并提供了物流单，原告对物流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从物流单本身并无法反映退货的数量及金额，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相关事实，故对该部分退货本院按照原告在2018年4月27日向被告郑舒瑜发送的汇总表中确认的退货数量及金额即2448双165200元予以认定。原告提出退货未经其同意，但根据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反映，二被告确实多次向原告反映过有部分鞋子并非被告所订购以及存在质量问题的情况，且原告在2018年4月24日向被告郑舒瑜催款时表示“什么都答应你退了”，并已将退回的货物卖掉处理，故该部分退货金额应在货款中扣除。对于二被告主张的李周龙代表原告与其进行对账并同意将货款折价为30万元的事实，仅有李周龙的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李周龙退出经营时，根据分厂协议书，所有应收款归甲方杨克池所有，且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原告多次催款，二被告也从未提及有关货款折价的事情，故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二被告主张为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克池代付的培训费11600元应在货款中扣除，本院认为，代付培训费是杨克池个人与被告郑舒瑜之间的关系，而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原告韩巢公司，二被告主张以法定代表人个人债务抵偿其对公司所负债务，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二被告尚欠原告的货款数额应为发货金额2430666元－退货金额254773元－已付款项1976431元＝199462元。原告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舒瑜、肖剑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温州市韩巢鞋业有限公司货款19946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韩巢鞋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70元，减半收取3385元，由原告温州市韩巢鞋业有限公司负担1240元，由被告郑舒瑜、肖剑波负担214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郭靓斐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书记员  祁森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