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02民初12083号原告：唐亮，男，汉族，1971年11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吉大景山路莲山巷**正方云创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375909575。法定代表人：耿德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珏，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红艳。原告唐亮与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亮，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珏、程红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保证金5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12740元（从2017年6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9%的4倍暂计至2018年9月28日止，余下则续算至保证金全部退还之日止）；3.被告支付索要保证金期间、讼期期间及执行期间的武汉至珠海往返差旅费，按照实际发生金额支付，暂计至起诉之日为75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8日，被告在上海市虹口区杨树浦路中科招商大厦八楼举行“国芯云”渠道代理商招商会。原告受邀后参会。在招商会上，被告方的招商人员就拟招商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商项目向原告作了简要粗略的介绍，同时告知原告需预交5万元保证金预定武汉市“国芯云”渠道代理商资格后方可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武汉市的市场前景及代理等情况。后期双方如未能正式签约，预交的5万元保证金将及时如数退还给原告。当日，原告应被告的要求预交了5万元保证金，被告出具了相应收据。原、被告双方至今未能就“国芯云”渠道代理商项目的合作事宜正式签约。原告按照要求预交了保证金后，被告却在双方未能正式签约的情况下，故意占用该笔保证金拒不退还给原告，有违诚信，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原告居民身份证、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收据（单号：1773912）、银行卡交易明细2份；3.原告与被告方运营中心的杨瑷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4.手机订单记录。被告辩称，一、被告与原告签署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于2017年6月18日成立并生效。2017年6月18日，原告参加被告在上海举办的招商会。在招商会中，原告与被告签署了《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56。同日，被告在招商会现场向原告颁发了《代理商授权书》，原告予以认可。《代理合同》签署后，原告以变更合同主体为由，向被告申请将已签署完毕的《代理合同》寄回给原告，待原告加盖了新主体的公章后再返还给被告。随后，被告将双方已签署并生效的《代理合同》通过顺丰快递寄给原告，但是，原告收到该《代理合同》后便以各种理由，拒不向被告返还该《代理合同》。有鉴于此，被告于2017年10月27日通过中国邮政速递ＥＭＳ分别向原告发出了一份《通知书》及一份《催款通知书》，要求原告返还属于被告的一份《代理合同》，并要求原告继续履行《代理合同》，向被告支付保证金10万元。该两份通知发出后，原告未就被告通知中的主张提出任何异议。二、在原告拒不提供已生效的《代理合同》的情况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仍应当认定该《代理合同》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在原告拒不提供已生效的《代理合同》的情况下，仍应当认定该《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从原告在招商会中接受被告颁发的《代理商授权书》以及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自认与被告已签署过合同及被告曾邮寄合同给原告的事实看来，原、被告双方的民事行为已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应当认定原、被告双方的《代理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三、根据《代理合同》的约定，原告尚未达到约定的退还保证金的条件。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代理合同》第五条第3款的约定：“授权保证金不计息，双方合作授权证书终止后，除出现合同第五条第4点约定的情形外，甲方（国芯云）凭授权保证金收据向乙方（原告）退还全部授权保证金，乙方收取甲方退还的保证金后，应给甲方出具保证金退还收条”。由此可见，原告的代理期限尚未届满，不满足《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退还保证金的条件。因此，被告无需向原告退还其已经交付的保证金5万元。综上所述，本案的发生实际上是由于原告拒不履行《代理合同》，违背了诚实信用、全面履行合同的法律原则，是其为自身的违约行为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其行为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因此，恳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照片；2.顺丰快递寄件单、《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空白）；3.《通知书》、EMS寄件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4.《催款通知书》、EMS寄件单、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5.原告与被告公司员工杨瑷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打开该聊天记录的视频；6.经销商证书、武汉蔚蓝阳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7.《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2017年4月11日）、《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2017年6月18日）、《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2017年7月10日）。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8日，被告在上海举行代理商招商会。原告经被告工作人员介绍其项目后，当日向被告预交了5万元保证金，被告向原告出具相应《收据》。被告主张，原、被告在招商会当日就签署了编号为×××56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为证明该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招商会当日其向原告颁发《代理商授权书》的照片。原告主张，其从未与被告签订合同并对上述照片质证称，被告以招商需要达到一定数额为由请求让原告上台接受《代理商证书》，原告是被蒙蔽上台的。招商会后，被告通过顺丰快递向原告邮寄文件。被告主张，所邮寄的文件是原、被告之前签订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邮寄的原因是，原告以变更合同主体为由向被告申请寄回合同原件，待其加盖了新主体公章后再返还给被告。为证明上述原因，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武汉蔚蓝阳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渠道经销商的《经销商证书》以及该公司企业公示信息。企业公示信息显示，原告是上述公司的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原告则主张，被告向其邮寄的是空白合同，原被告双方没有签署该合同，其之前从未见过以武汉蔚蓝阳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渠道经销商的《经销商证书》，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申请变更合同主体。2017年10月27日，被告通过EMS快递分别向原告邮寄《通知书》、《催款通知书》。该《通知书》主要是通知原告将双方均签字盖章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和补充协议两份原件中的一份邮寄回被告。《催款通知书》主要是通知原告按照《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的约定的向其支付剩余保证金10万元。EMS邮件跟踪查询结果显示，原告均未签收上述通知。关于双方是否签订《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原、被告有不同主张。原告为证明双方未签订上述代理合同向本院提供了其与被告员工杨瑷妤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如下内容：原告于2018年6月16日下午向杨瑷妤称“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合作合同，合作手续吗？”杨回复“是的”、“您还不是我们正式授权的经销商呢”。原告又称“收到了我的五万元钱，没有合同，我的风险很大啊？”杨回复“唐先生，我们公司这么大个企业，您想我们有可能为了几万块钱损坏我们的信誉吗？”被告为证明双方已签订了上述代理合同也向本院提供了杨瑷妤与原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记录显示：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上午询问杨瑷妤“杨总，你说的重新办理代理商手续，需要重新签合同吗？”杨瑷妤回复微信语音“唐总您稍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下看这个合同的话是不是要重新签订个合同，好吗？”原告回复“好的”。随后杨瑷妤回复原告“唐总您好，刚刚已经确认过了这边已不需要重新签订那个合同了，就只用把剩余的经销权确认费补齐就OK啦。那就是正式的一个合同，就OK。”原告回复“好的”，同时又称“写个书面的，确认去年2017.6.18代理商合同，延续执行，合法有效”。杨瑷妤回复语音“唐总您好，这样，如果这个经销权余款付清的话，我们会出具一个书面证明，说明这个2017年6月18号签订的代理商合同是有效持续的”。原告接着称“好的”。关于原告支付50000元后，是否从事过被告相关产品的代理活动。原告称，被告没有提供任何培训和产品介绍，双方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其来珠海四次都是向被告索要保证金，双方没有履行代理合同。被告称，原告多次出行是为了了解合同中所约定的产品，结合原告走访老用户的事实，可以证明原告实际上已经在履行双方签署的代理合同。关于原告向被告催要50000元保证金事宜，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如下内容：2018年6月19日上午，原告向杨瑷妤称“从去年2017.8.14到今年2018.6.15我已经两次来珠海国芯云公司，催要五万元预定金”。2018年9月29日上午，原告又向杨瑷妤称“今天退款吗？我只要结果，我答应你的观察你三个月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原告还主张，其为向被告索要本案所涉的50000元保证金，多次前来珠海共计支付差旅费7500元，并提供了手机网络订单予以证明。原、被告均认可，截止庭审之日被告未向原告返还涉案50000元保证金。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是否成立有关被告产品的代理合同关系。具体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原告是否持有双方已签字盖章的《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原件。被告提供《通知书》、《催款通知书》显示，原、被告双方已签订上述代理合同且合同原件在原告处，但上述通知均为被告一方陈述，且上述通知也未到达原告，原告在诉讼前无法对此进行确认或提出异议。除此之外，被告未提供其他足以证明原告持有代理合同原件的证据。因此，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持有双方签字盖章的代理合同原件。二、关于原、被告于2017年6月18日是否已签订《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对此，双方提供的证据为同一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不同聊天内容。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内容直接显示，双方尚未签订正式的合同，原告还不是被告正式授权的经销商。但被告提供的证据却显示，原告询问过被告是否要重新签订合同，并要求被告出具书面文件确认2017年6月18日的代理商合同延续执行，合法有效。由此可见，双方提供的证据为相反证据。由于该组相反证据的种类、来源相同，该组相反证据的证明力也是同等的，所以彼此无法否定对方，本院仅凭该组相反证据难以认定双方是否已签订上述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之规定，本院依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出裁判。本案中被告主张代理合同已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被告应当对代理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被告无充分证据证明代理合同已订立和生效，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关于代理合同成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是否能够推定上述代理合同已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上述规定是对当事人没有以语言明确表示订立合同，但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定合同成立的情形作出的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构成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当事人双方都作出了行为，而不是仅有单方行为；二、双方当事人履行了主要义务，能够推断双方有订立合同的意愿。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已从事代理活动，也无证据证明双方产生除涉案保证金之外的其他款项往来，无法证明双方履行了代理合同的主要义务。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尚不足以推定双方具有订立代理合同的合意，不能认定代理合同已成立。综上，被告主张双方已订立《国芯云渠道代理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因双方代理合同未成立，被告收取原告保证金无法定或约定依据，被告应自原告要求返还之日起的合理期限内将保证金返还给原告。原告在2018年6月19日提及要求退款事宜，又于2018年9月29日称给被告的观察期已经到了，因此，被告最迟应于2018年9月30日退还原告5万元保证金。被告逾期返还，还应当自2018年10月1日起向原告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原告请求按上述利率标准的4倍计算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调整。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因追讨上述保证金而产生的差旅费损失，但原告未提供付款凭证，不足以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发生，也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差旅费系因追讨涉案保证金而发生。原告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亮退还保证金50000元；二、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唐亮赔偿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以5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唐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78元，由原告唐亮负担224元，由被告珠海国芯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5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丽琼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梁伊俐陈轩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