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003民初6887号 原告：章国富，男，196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牟肖明，浙江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章浩，浙江东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高升，男，196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邦，男，1950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 被告：於雪林，女，196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 原告章国富为与被告章高升、於雪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7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章国富于2017年11月13日要求对原台州市黄岩居安洁具厂2012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止的财务账簿进行审计，本院决定准许并委托台州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进行了审计。该事务所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台安会专（2019）第201号专项审计报告并提交还本院。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召开了庭前会议，并于2019年9月30日对本案再次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章国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牟肖明、被告章高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安邦、被告於雪林均到庭参加诉讼和庭前会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章国富起诉称：2009年10月，原告经工商部门核准注册成立台州市黄岩居安洁具厂（以下简称洁具厂），性质为个体工商户。两被告经原告招用曾在原洁具厂负责财务管理、财物保管和销售工作。2011年2月始，两被告要求参与洁具厂合伙经营，经协商，三方口头约定原告占60%股份、两被告各占20%股份。合伙经营一年后，两被告退出合伙，洁具厂继续由原告个人经营，但两被告继续留任财务管理等工作，由两被告各建一本账簿，并以个人名义办理银行卡结算洁具厂往来款项。2013年2月份后，被告章高升、於雪林相继离职，但相关账簿、财物及银行卡均未移交，并为此发生纠纷。2016年12月7日，原告与两被告达成《委托结算协议书》一份，一致同意对两被告在2012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止管理原洁具厂的账务情况进行结算，并同意将账簿等交由台州市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公司）进行审计，该所于2017年3月6日作出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两被告共截留资金1994577.29元，再加上年度结余105720元，共截留2100297.29元，除去605076元折抵原告向被告的借款外，两被告占有原告结余款为1495221.29元。另两被告多领工资38000元，并以借款名义占用原告资金252000元。故起诉要求：1、两被告返还原告截留的结余款1495221.29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两被告返还原告多领的工资款38000元（其中被告於雪林多领20000元，被告章高升多领180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两被告返还原告以借款名义占用的资金2520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上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诉讼中，原告依据安信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及当前能够提供的证据情况，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两被告返还原告截留的结余款1165035.27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两被告返还原告多领的工资款53000元（其中被告於雪林多领20000元，被告章高升多领330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两被告返还原告以借款名义占用的资金2909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上利息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被告章高升答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错误，起诉主体应为洁具厂。2、原告单方委托所作审计结果与事实不符,程序错误，不能采信。被告章高升、於雪林委托黄岩金桥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公司）所作审计结果十分清楚，期末余额为12336元，之所以结余是因为交账时尚有几张票据未找到，故先挂着，因被告章高升为原告担保代付了利息12600元，相抵之后，被告实际替原告多付了几百元，故不存在被告截留原告款项的事实。如原告不服该审计结论，应提供2011至2013年2月9日期间原洁具厂的原始账本、银行账单原件等原始凭证，由人民法院指定审计事务所，原、被告双方共同参加审计。综上，原告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证明原告主张，对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应予以驳回。 被告於雪林答辩称：与被告章高升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告章国富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一、原、被告身份证信息及原洁具厂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的事实。 二、委托结算协议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同意委托第三方就洁具厂的财务账簿情况进行审计的事实。 三、华诚公司出具的华诚综审[2017]173号审计报告一份，证明两被告截留款项、多领工资、占用原告（原洁具厂）资金的事实。 四、现金日记账两本，销售流水账两本，证明两被告账目存在虚假记载的事实。 五、原告章国富名下农业银行62×××19账户及62×××19账户，邮政储蓄银行62×××62账户及60×××38账户、工商银行62×××02账户自2012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期间的交易明细，证明原洁具厂收支状况及两被告会计账簿与实际不符的事实。 六、证明三份及送货（凭）单四份，证明被告於雪林曾经手向客户支付货款及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支付、带款单支付的事实。 七、原告方申请的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对象同证据六。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两被告质证认为：对原告证据一无异议；原告的证据二、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二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单方审计不符合该协议。原告的证据三系单方审计，依据的材料不完整，且断章取义，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的证据五，对银行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原告名下农业银行尾号1319的银行卡及邮政储蓄银行尾号8238的银行卡均未交由两被告持有，其中收入支出均与两被告无关。原告的证据六、七，被告於雪林质证认为证人陈述不属实，现金是由章高升去取的，带款单都是由章国富交给他们的。被告章高升对原告的证据六、七称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 对原告章国富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的证据一，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二、四，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三，因本院已另行委托安信公司对相关财务账簿进行审计，两被告是否截留、占用原告款项，本院结合安信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故对原告的证据三不予认定。对原告的证据五，其中原告章国富名下农业银行62×××19账户、邮政储蓄银行62×××62账户、工商银行62×××02账户的相关交易明细，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在诉讼中自认其名下邮政储蓄银行60×××38账户系原告自己取款，其农业银行62×××19账户交易明细中因涉及第三人而撤回对该账户交易明细中的收入40余万元的主张，故本院认为该两账户内交易明细已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不作认定。原告的证据六、七，结合证人证言与证人提供的送货单上的签名等佐证，对被告於雪林在管理原洁具厂期间曾以现金、带款单等方式向客户支付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定。 被告章高升、於雪林向本院提供了其委托金桥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一份，被告章高升另提供了其名下建设银行62×××75账户自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9月17日交易明细一份、银行存款凭条一份、交易对象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证明两被告账款收付清晰，未截留原告款项，审计期间之外的收款系被告章高升与亲戚、朋友间的私人经济往来的事实。 对被告章高升、於雪林提供的金桥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原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对章高升提出的其他证据，原告认为该银行账户审计期间外的收入款项86000.86元系原洁具厂客户支付给原洁具厂的款项，但提供证据需要时间，故对该部分诉请先予撤回，并保留另行主张的权利。 对被告章高升、於雪林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因本院已重新委托安信公司进行审计，故对金桥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不予认定；原告已经撤回对被告章高升建设银行账户中收入86000.86元的请求，故对该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相关存款凭条、交易对象身份信息不作认定。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原告章国富的申请委托安信公司对原洁具厂2012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期间的财务账簿（两被告有无截留款项、多领工资、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审计，并因审计需要调取了被告章高升名下建设银行62×××75账户自2012年1月起至2014年1月底的交易明细和原告章国富名下农业银行62×××19账户的部分业务回单以及原告章国富名下邮政储蓄银行60×××38账户的部分业务回单一并提交给安信公司。安信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台安会专（2019）第201号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结果发现：1、可明确的收支差额为1017833.27元（含日记账记录余额605076元）；2、待质证的收入为1062903.90元（销售流水账中未在现金记账中记录的收入111623元+可能存在重复的出差带款收入380530元+存在争议的银行账户收入570750.90元），待质证的支出为371748元；3、章高升、於雪林自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期间应付工资为72000元，实付工资84000元，另于2011年至2012年4月期间支付章高升（屠丹丹）、於雪林2011年工资合计41000元，是否多付应由法庭质证后确定；4、现金日记账记录付雪林、高升借款252000元及利息（两本日记账关于利息数额记载不一），其性质存在争议，该款系原洁具厂偿还章高升、於雪林借款，还是於雪林、章高升向原洁具厂借款，需由法庭质证后确定。 对本院委托安信公司所作审计报告，原告章国富总体无异议，但认为并不存在收入重复的情况，待质证的支出不实，均不予认可，该审计报告反映两被告存在多领工资、截留、占用原告款项的情况，属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 被告章高升、於雪林对安信公司所作审计报告质证认为，审计应依据财务账册进行，现该审计报告的审计对象多出了数张银行卡，且有几张银行卡系原告自己持有，超出了审计范围，既不合理，也不合规。 对安信公司所作审计报告，本院认证认为：该审计报告系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知识的人员根据法定程序所作，对财务账簿的审计也必然涉及作为款项收付原始凭证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资料，审计机构依据会计账册、银行交易明细等资料进行审计并无不当，对两被告关于审计报告超出审计范围的意见不予采纳，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定。审计报告中关于是否存在重复记载收入、支出是否真实、工资 是否多领、涉及两被告的“借款”的性质，本院在说理部分另 行分析。 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委托安信公司所作审计报告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章国富于2009年10月30日投资设立台州市黄岩居安洁具厂（简称洁具厂，登记性质为个体工商户），并招用被告於雪林、章高升担任会计、出纳，为该厂负责财务管理、账簿记录等工作。2011年2月起，该厂由原告与两被告短暂合伙经营，合伙经营约一年后（即2012年2月份），两被告退出合伙，洁具厂继续由原告个人经营，两被告继续留任该厂从事财务管理等工作。2013年2月份，两被告陆续从洁具厂离职。2014年12月12日，该洁具厂依法注销。两被告在洁具厂工作期间，曾出借款项给原告，并因合伙经营向洁具厂投资。离职后就借款、投资款返还问题发生纠纷，於雪林、章高升分别于2014年10月27日、2015年4月29日以民间借贷名义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分别于2015年4月24日、2015年6月24日作出（2014）台黄商初字第3122号、（2015）台黄商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其中（2014）台黄商初字第3122号民事判决认定：章国富陆续向於雪林借款，双方于2014年1月29日结算，章国富尚欠於雪林借款500000元。於雪林退出合伙后，章国富无力支付退股款，故于2013年2月1日向於雪林出具了一份金额为900000元的借条。2014年8月份，於雪林向章国富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其收到章国富现金260000元（2013-2014年8月份），余款1140000元未予归还，故判决章国富返还於雪林借款114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本院（2015）台黄商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认定：章国富于2011年4月5日向章高升借款50000元。章高升退出洁具厂合伙后，因章国富无力支付退股款，故于2013年6月1日向章高升出具了金额为200000元的借条一份。因上述款项250000元未予归还，故判决：章国富返还章高升借款25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原告因对两被告2012年2月份至2013年2月份管理原洁具厂财务账簿期间的账目有异议，认为两被告存在截留、以借款名义占用原告（洁具厂）款项及多领工资等行为，多次与两被告发生纠纷，故于2017年9月8日诉至本院。本院为查明相关事实，依据原告章国富的申请委托安信公司对原洁具厂2012年2月8日至2013年2月9日期间的财务账簿（两被告有无截留款项、多领工资、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审计。安信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台安会专（2019）第201号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结果发现：1、可明确的收入来源为6540910.27元（期初余额106339元+零星收入641712元+不含可能重复收入的出差带款收入297571元+无争议的银行账户收入5495228.27元），两本日记账共同记录的支出为5522977元，可明确的收支差额为1017833.27元（含已支付给章高升的现金日记账记录余额605076元）；2、待质证的收入为1062903.90元[销售流水账中未在现金记账中记录的收入111623元（销售流水账记录的发货带款收入460435元-两本日记账中能够相互印证的金额297904-销售流水账中记录的带款账款在现金日记账中作为正常收入记录的金额50963元）+可能存在重复的出差带款收入380530元（章国富2012年5月19日带款收入347350元+其余带款收入33180元）+存在争议的银行账户收入570750.90元（建设9975账户86000.86元+农行1319账户424780元+邮政储蓄银行8283账户59970.04元）]（注：审计报告关于待质证收入的记载有部分差错，审计报告中记录2012年11月6日刘思利的带款收入为15732元，销售流水账原件中记载的金额为9304元，相差6428元，应以销售流水账中的原始记载为准，见审计报告附表4-发货账带款收入明细第1页；计算差错：销售流水账中未在现金日记账中记录的收入460435元-297904元-50963元＝111568元，而非111623元），待质证的支出为371748元；3、章高升、於雪林自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期间应付工资为72000元，实付工资84000元，另于2011年至2012年4月期间支付章高升（屠丹丹）、於雪林2011年工资合计41000元，是否多付应由法庭质证后确定；4、现金日记账记录付雪林、高升借款252000元及利息（两本日记账关于利息数额记载不一），其性质存在争议，该款系原洁具厂偿还章高升、於雪林借款，还是於雪林、章高升向原洁具厂借款，需由法庭质证后确定。 本院认为：原洁具厂系原告章国富投资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性质的企业，该厂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归投资人所有，债权债务亦由投资人承受。故原告章国富就原洁具厂的财产向两被告主张权利，其主体资格并无不当。关于两被告在管理原洁具厂财务、账簿期间，是否存在截留、占用原洁具厂款项以及多领工资的情形，本院已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信公司对被告於雪林、章国富在原洁具厂担任会计、出纳期间所管理的财务账簿、资金及银行收支状况等进行了审计，该审计结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权威性，本院予以采纳。依据该审计结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待质证的收入1062903.90元及支出371748元是否应予确认及确认的金额；二、被告章高升、於雪林工作期间实际领取的工资额与按两被告月工资计算的工资额之间的差额12000元，以及两被告在2011年至2012年4月间领取的2011年工资41000元，是否属于多领工资；三、现金日记账记录支付给於雪林、章高升的借款252000及利息系原洁具厂向两被告归还借款还是两被告向原洁具厂借款。 一、关于待质证的收入和支出问题。（一）待质证的收入部分。因待质证收入中关于存在争议的银行账户收入部分原告已在本案中撤回相关请求，故该部分收入570750.90元本院不作认定。关于在销售流水账中记录而未在现金日记账中记录的收入105140（本院审查更正后的销售流水账记录的发货带款收入454007元-两本日记账中能够相互印证的金额297904-销售流水账中记录的带款账款在现金日记账中作为正常收入记录的金额50963元）。本院认为该项金额中审计期间之前产生的金额23876元不排除在审计期间之前收款的情形，故本案中不予确认；其余金额，系由被告方记载，依常理，被告方亦不可能虚增收入从而使自己面临不利后果，故该项收入的真实性应予确认。两被告抗辩未实际收到款项、上述款项系应收款性质，但本院审核相关销售明细并结合交易习惯、记账习惯分析，每笔交易金额不大，一般在数千元之间，且其余发货带账收入大多在发货后数日至十几日、二十几日入账的习惯，上述款项现金交易并由托运站带回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两被告受雇为原洁具厂管理财务账簿，负有准确记录账目及妥善保管相关会计凭证、单据的职责，如存在应收账款未收回，亦应在相关账册上作好相应记载并在离职时移交相关凭证，但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收入系作为应收账款记载并移交了相关凭证，故对两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对销售流水账中记载而未记入日记账收入的款项81264元（105140元-审计期间外销售金额23876元）予以确认。 安信公司审计报告指出章国富2012年5月19日到成都出差带款收入347350元存在与原告农业银行尾号9919账户收入重复的情形，但具体是否重复需另行质证确定。原告称上述款项均系现金收取，带回后交付给两被告。依常理，被告如系现金收取原告交付的款项，为保存方便，通常会存入银行，但本院在记账日（2012年5月19）前后并未发现原告银行账户中有单笔大额资金存入的记载；且原告出差收款的对象有18户之多，分处各地，短时间内一一上门收取客户现金客观上也存在较大困难，原告的陈述难以令人信服，故对原告所称出差带款收入均为现金收取后交付给被告的陈述不予采信。本院对现金日记账中章国富出差带款收入共18笔逐一审查发现，其中收取姜高丽的60000元、收取李金明的4800元、收取方志科的30000元、收取陈凯明的5000元、收取陈文聪的30000元，在原告银行账户中并无符合相关条件（即金额一致、收款日期与原告出差日及被告记账日大致相符、转账来源地与原告出差地大致相符）的收入，故上述收入共计129800元应能排除与银行账户收入重复的可能，应确认为收入。章国富出差收入中现金日记账记载金额为20000元的共有3笔，客户分别为王文安、王艳强、吴振添，经核查银行账户中金额一致、时间大致相符的款项共3笔，2012年5月11日、2012年5月16日、2012年5月19日各一笔，但2012年5月11日的20000元根据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系从山东某银行转入，而根据两被告的销售流水账记载，该日恰收到山东淄博客户周满红（销售流水账记载的客户编号为83号）的一笔款项20000元，结合款项金额、时间、汇款来源地等相关信息，原告农业银行账户于2012年5月11日收入的20000元应该为山东客户转入，故现金日记账记载的出差带款收入中至少有一笔20000元不可能与银行账户收入重复，该20000元应计入收入总额。2012年5月16日、2012年5月19日的两笔金额均为20000元的银行账户收款，虽经本院查询无法明确其汇款对象，但经向银行部门咨询，上述经“省分行清算中心”转入的款项，从对方账号特征（以22开头）看应属四川省银行账户，结合汇款金额、时间与汇款来源地等信息，两笔银行收入与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收入重复的可能性较高，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收入属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故该40000元不计入收入总额。 现金日记账记载2012年5月19日章国富出差带款收入金额为10000元的款项共有3笔，客户分别为阮启永、阮祥智、黄求，但原告农业银行账户中金额一致、收款时间与原告出差及被告记账时间大致相符的金额仅2笔，2012年5月15日、2012年5月18日各一笔，故现金日记账中至少有1笔10000元款项与原告银行账户收入不重复，该不重复的10000元应计入收入总额。2012年5月15日、2012年5月18日的两笔金额均为10000元的款项，按对方账号特征，也系从四川省某银行转入，与原告出差带款时间、金额、出差地高度一致，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收入属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不排除重复可能，故该20000元不计入收入总额。 现金日记账记载2012年5月19日章国富出差收入中金额为15000元的共有4笔，客户分别为方联志、吴立会、周红志、叶宇腾，原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中金额一致、收款时间与原告出差及被告记账时间大致相符的金额有4笔，2012年5月13日、2012年5月14日、2012年5月15日、2012年5月19日各1笔。2012年5月13日汇入的一笔，系从湖北某银行汇入，结合被告销售流水账记载，2012年5月14日恰收取了武汉客户陈正富（销售流水账记载的客户号为30号）一笔15000元的款项，故原告农业银行2012年5月13日收取的15000元高度可能为武汉客户陈正富支付，而非原告出差成都的收入。原告农业银行2012年5月14日收入的一笔15000元，账户交易明细中明确显示汇款方为方联志，结合汇款时间、金额、收款对象等因素综合判断，与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出差带款收入中收取方联志的15000元高度吻合，重复可能性较大。2012年5月15日、2012年5月19日转存的两笔金额均为15000元的款项，按对方账号特征，也系从四川省某银行转入，与原告出差带款时间、金额、出差地高度一致，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两笔收入属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不能排除重复可能。根据以上分析，原告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9日收入的三笔金额均为15000元的款项，均不能排除与现金日记账记载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重复的可能性，上述45000元不计入收入总额；现金日记账中另一笔15000元的出差带款收入可排除重复情形，确认为收入。 现金日记账2012年5月19日记载章国富成都出差收取孙权华15750元，日记账记载“打”字样，应为银行转账形式收入，原告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5月15日确有一笔金额为15750元的收入，按对方账号特征（以31开头），系从重庆市某银行转入，而根据销售流水账记载孙权华即重庆客户，综合汇款金额、时间、客户所属地域等情况，该银行收入与现金日记账记载章国富出差收取孙权华的15750元系同一笔款项的可能性很大，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收入属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不能排除重复可能，故不计入收入总额。 现金日记账2012年5月19日记载章国富成都出差收取了客户王松16800元，原告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5月18日亦有一笔金额为16800元的收入，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对方姓名为王碧松，但在全部销售流水账中并无姓名为“王碧松”的客户，仅有姓名为“王松”的客户，从汇款时间、金额来看，两者为同一人的同一笔款项的可能性很大，不排除重复计算可能，故不计入收入总额。 现金日记账2012年5月19日记载章国富成都出差收取客户叶少虎35000元，原告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5月14日亦有一笔金额为35000元的收入，按对方账号特征，也系从四川省某银行转入，综合汇款时间、金额、汇款地等因素，两者系同一笔款项的可能性很大，且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收入属现金日记账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不能排除重复计算可能，不计入收入总额。 综上，於雪林现金日记账2012年5月19日记载的章国富成都出差带款收入347350元中，能够排除重复情形的共计174800元，应计入收入总额，其余172550元不能排除重复情形，不计入收入总额。 安信公司审计报告四（一）3（3）部分所列认为可能重复的收入33180元，本院审查认为，其中退回蔡建坤带款3620元未作冲减，应认为系重复，不再计入收入。余高峰带款收入在销售流水账中仅有一笔，但现金日记账中记载有两笔、且两笔款项金额均为3560元，重复计账的可能性较大，故应只确认一笔，另一笔不予确认。2012年11月12日於雪林现金日记账单方记录的带款收入19500元，根据於雪林所作现金日记账记载，该部分款项系以“带款单”的形式支付给了“钢管生”，庭审中双方陈述原告章国富出差带款多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收回款项，从收支方式上看，该19500元系以“带款单”方式收入，与章国富2012年11月12日出差收账中的115000元并不匹配；且对于带款收入，被告於雪林账目记载多注明“带款单”字样，而原告章国富2012年11月12日出差收账收入115000元在於雪林现金日记账中并无记载“带款单”字样，被告於雪林也在本案庭审中表示，支付给“钢管生”的带款单19500元与上述115000元无关。综上，该19500元从被告的记账习惯、收支匹配方式及当事人陈述等方面看，不能证明该款项与章国富于2011年11月12日出差收账收入重复，故该项带款收入19500元应计入收入总额。至于於雪林现金日记账中记载2011年11月18日（按审计报告记载，实际记载日期应为2012年11月18日）付张彬带款单5200元、章高升现金日记账2013年1月16日记载王顺杰带款单中洪家1300元，虽未明确带款对象，但该带款事实确实发生，亦无证据证明上述带款存在重复记账情形，故该两笔带款收入共6500元认定为不重复。综上，审计报告四（一）3（3）部分所列款项33180元中，7180元（带款收蔡建坤3620元+带款收余高峰3560元）重复可能性较高，不确认为收入；其余26000元不属重复，应计入收入总额。 综上，台信公司审计报告中关于待质证收入部分，其中282064元[销售流水账中记载而未记载于现金日记账的收入81264元+章国富2012年5月19日出差带款收入174800元+审计报告四（一）3（3）中的26000元]不属重复，应计入总收入。 （二）关于被告於雪林单方记录的支出371748元是否应予确认的问题。本院审查两本现金日记账中记载的支出明细发现，上述支出记载虽系被告於雪林或章高升单方记载，但记载内容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支出对象（项目）、支出金额无明显规律、资金来源较为明确、记载并非形成于同一时间，按常理不似虚假记载，原告方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单方记载的支出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故对上述支出371748元均予确认。 根据以上（一）、（二）项的分析，原洁具厂审计期间实际总收入与总支出的差额应为928149.27元（含现金日记账记录的余额605076元)）[1017833.27元（审计报告中可明确的收支差额）+282064元（待质证收入中确认的收入）-371748元（待质证支出中确认的支出）]。扣除已作为投资款返还支付给被告章高升的605076元，尚余323073.27元未返还原洁具厂的出资人章国富。 二、关于两被告是否多领工资的问题。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两被告在原洁具厂任职期间的工资均为3000元/月，而两被告的现金日记账则显示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间（12个月）实际支付给两被告的工资为84000元（两被告各领取42000元），两被告称多出的12000元系加班工资，但并未提供证据，且上述工资支出在现金日记账中均非以“加班费”或“加班工资”项目记载，而是以“4-5月工资”、“5-6月工资”等形式记载，明显存在重复情形，故对两被告关于多支出的12000元系加班工资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应认为系多领取的工资，对该12000元两被告应返还原告，即各返还原告多领取的工资款6000元。台信公司的审计报告另显示，2012年2月25日至2012年4月1日间支付章高升、於雪林2011年工资款41000元（其中章高升27000元、於雪林14000元），原告认为系两被告多领的工资，两被告则认为系迟延领取2011年度尚未发放的工资。本院结合两被告的现金日记账认为，上述支出在两被告分别记载的日记账中均有记载，且记载的支出项目性质为2011年工资，同时两本日记账中还记载原告章国富本人也于2012年2月23日领取了2011年度的工资23300元，从上述记载可发现，原洁具厂2011年工资未足额发放的可能性较大，在无证据证明两被告的现金日记账记载为错误或虚假记载的情况下，对两被告主张该41000元系支付尚未发放的2011年度工资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综上，被告章高升、於雪林多领取的工资分别认定为6000元，共计12000元。 三、关于两被告现金日记账中记录的支付给章高升、於雪林的借款252000元及利息（於雪林现金日记账利息记录金额为23500元，章高升现金日记账利息记录金额为38900元）问题。原告称上述款项系两被告占用了原洁具厂的款项，两被告则称系原洁具厂归还之前（约2011年间）向两被告所借款项。对此，本院认为，原洁具厂截至2013年2月9日的结余款605076元全部归还给了被告章高升（原、被告对该事实均无异议），在现金日记账中记载尚欠章高升投资款245000元，说明原洁具厂经营期间确有向被告借款的事实，且金额较大；关于原、被告间的债务纠纷，根据本院（2014）台黄商初字第3122号、（2015）台黄商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原告章国富曾就借款及投资款等纠纷分别于2013年2月1日、2014年1月29日向被告於雪林出具过两份金额分别为900000元、500000元的借条，于2013年6月1日向被告章高升出具过一份金额为250000元的借条，原告于两被告离职之际及离职之后就借贷、投资纠纷分别向两被告出具借条的行为也表明，在原洁具厂经营期间，两被告向原洁具厂出借过款项、有过投资行为，现金日记账中记载原洁具厂向两被告返还借款及利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原告主张现金日记账中记录的支付给两被告的借款及利息系两被告以借款名义占用原洁具厂资金，该项主张的本质在于否定上述记载的真实性，即认为两被告存在故意做假账的情形，但并无证据能够证明，台信公司的专业审计报告中也无法确定，故不能仅依原告的单方陈述即否定上述记载的真实性。综上，对于原告主张两被告占用原洁具厂资金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合以上分析，被告於雪林、章高升在担任原洁具厂会计、出纳期间，未审慎履行财务账簿管理及现金管理之义务，在离职时将实际应有的结余款928149.27元记载为605076元，致使其余结余款323073.27元未能移交给原洁具厂或其经营者，给原洁具厂及其经营者即原告章国富造成了损害，两被告应对上述未移交的结余款323073.27元负返还责任。两被告在原洁具厂任职期间多领的工资（每人6000元，合计12000元），亦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返还。因原洁具厂现已注销，故原洁具厂的权利应由其投资人即原告章国富承受，上述结余款及多领取的工资两被告均应向原告章国富返还，并赔偿原告自两被告返还义务发生之日起即两被告离职之日起的利息损失。因两被告于2013年2月份离职，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2013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章国富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章高升、於雪林返还原告章国富款项323073.27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章高升返还原告章国富多领取的工资60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三、被告於雪林返还原告章国富多领取的工资6000元，并赔偿自2013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上述一、二、三项，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四、驳回原告章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962元，由原告章国富负担13887元，被告章高升、於雪林负担7075元。审计费36000元（由原告章国富预缴），由原告章国富负担28006元，由被告章高升、於雪林负担79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鑫鹏 人民陪审员  章正东 人民陪审员  郑庆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肖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