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5民终2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玉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勇华，湖南湘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立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文阳。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文，湖南春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姚典享（周玉琴之夫）。 上诉人周玉琴因与被上诉人刘立平、罗文阳及原审第三人姚典享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作出的（2019）湘0581民初17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玉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勇华，被上诉人刘立平、罗文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辉文，原审第三人姚典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玉琴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2019）湘0581民初17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刘立平、罗文阳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刘立平、罗文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证人张某某陈述2018年8月15日看到周玉琴从包里拿出现金放在桌上，说明周玉琴有将钱交付给刘立平的预先行为。当日刘立平在与周玉琴结账后参与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大会，未向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到周玉琴没有交水费，其后多次股东大会刘立平也均未提及，如周玉琴未交付水费，刘立平的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合常理的。由周某某、沈某某等人签字的《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沈某某等人是迫于刘立平掌管他们的工作及待遇，基于不平等地位才签字的。原审采信《公证书》错误，该《公证书》不能保证《证明》无修改或后期添加，不具备合法性和客观性。二、刘立平、罗文阳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刘立平只是承包了自来水公司的经营权，不能代替公司对外行使法律行为，假设周玉琴未向公司交付水费，只是侵害了公司的利益，刘立平、罗文阳只能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 刘立平、罗文阳辩称，刘立平、罗文阳系本案适格原告，其二人与姚典享均系公司经营的合伙承包人。在周玉琴未交付水费的当天，刘立平就将此事告知在场人张某某，由张某某创建了周玉琴未交水费的文档。原审时其已提交有微信转账交付水费的记录，足以证实周玉琴作了虚假陈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典享述称，张某某是刘立平妻子的亲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按照刘立平的性格，如果周玉琴没有付钱，刘立平是不会让周玉琴走的。而且当时隔壁办公室正在开股东大会，如果周玉琴没有交钱，刘立平也会将此事告知其他股东，但刘立平并没有告知其他股东，这不合情理。姚典享对周玉琴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予以认可。 刘立平、罗文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玉琴向刘立平、罗文阳交付所收取客户的水费等6226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冈市某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自来水公司）成立于某年4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姚典享，经营范围为供应生活饮用水，营业期限自2006年4月至2036年2月。公司股东为姚典享、姚某甲、周某某、刘立平、罗文阳等五人。因公司亏损，为盘活公司资产，保障公司股东利益，经全体股东同意，决定实行内部承包。2016年9月6日，某某自来水公司作为甲方与刘立平作为乙方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书》，约定：乙方承包公司的经营权，承包经营期限自2016年9月至2021年8月止；乙方每年应向甲方交纳承包金600000元；乙方在承包期间，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证件由乙方保管和使用，但乙方不得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经营期间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乙方承包经营期间，除应交纳承包金外，还应当在公司水厂上面另行修建清水池、沉淀池、过滤池，并更换原有的不能使用的供水闸阀及修建好相关的供水管道等。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后，姚典享、罗文阳有意与刘立平合伙经营，三人于2016年10月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刘立平、乙方姚典享、丙方罗文阳自愿合作经营某某自来水公司，甲方根据《承包经营协议书》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由甲、乙、丙三方按比例享有收益与承担风险，比例为甲方40%、乙方40%、丙方20%；合作经营期限为甲方的承包经营期限，其中甲方主管财务工作，乙方主管谋划公司发展方向，丙方主管生产。在刘立平、罗文阳与姚典享合伙经营期间，周玉琴（姚典享之妻）自2016年下半年起担任某某自来水公司收费组组长，成员有沈某某、姚某乙等，负责向客户收取水费及开户费，刘立平主管财务兼任出纳，张某某系公司财务人员。周玉琴负责的收费组收取客户的水费或开户费时，应开出《武冈市某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收据》（以下简称收据），收据为一式三联，白色的第一联自存，红色的第二联给客户，绿色的第三联为记账联。周玉琴收到客户的水费及开户费后，定期与刘立平结算与付款，二人结算、付款的程序为：首先由周玉琴将开出的收据交给刘立平，刘立平将票面金额累计，在最后一份收据（记账联）的背面写上收据的份数与总金额，经周玉琴核对无误后，周玉琴在刘立平背书的下面亦确认收据的份数与总金额并签名与写上结算时间，最后由周玉琴根据收据背面双方核对无误的总金额将营业款移交给刘立平。移交营业款的方式一般为：收取客户是现金的便移交现金；客户是通过手机微信转账缴费的便由周玉琴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移交；部分客户在开出收据后自行向某某自来水公司账户缴费的，由周玉琴移交公司入账的凭据。自2016年以来至2018年8月前，双方一直按照以上程序结算与付款，双方未发生争执。2018年8月，刘立平与周玉琴进行结算时，刘立平对收据票面金额进行汇总后，在每叠票据的最后一张背面分别写上：4860元，合15份；25980元，合21份；11550元，共21份，周玉琴在刘立平背书的下面写上相同的内容予以确认，付款时提出25980元一叠票据中，有三张系某某医院交水费的票据，共计金额18200元，已由某某医院直接交到公司账户未经周玉琴手，另提出在结算前按照刘立平的指示从收取客户的水费中直接支付了某某自来水公司购买的材料款20761元以及运费350元，故移交的营业款应少交21111元。刘立平认可开出的票据中有某某医院所交的水费18200元直接进入了公司账户，但不认可周玉琴购买材料的支出款21111元，双方发生争执，周玉琴将应移交的营业款直接剔减21111元后，对余款3079元以微信转账的形式支付给刘立平。2018年8月25日，周玉琴持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5日期间的开出收据与刘立平进行结算，结算时有沈某某、张某某等人在场。刘立平对票据金额累加汇总后，在每叠票据的最后一张背面分别写上：12240元，共12张；7720元，共12张；6750元，共16份；5200元，共14份；9240元，共12份。周玉琴在刘立平背书的下面写上相同的内容予以确认，这时刘立平又提出8月15日的结算周玉琴应补交20000余元，双方再次发生争吵，争吵中周玉琴负气离开办公室，刘立平则对张某某等人讲周玉琴未移交这次结算的营业款41150元，要张某某在电脑“未收款”文档中制作证明，《证明》的内容为“2018年8月25日公司结账，周玉琴作为武冈市某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的收费部组长，在公司结账时周玉琴没有把她经手的现金41150元（附件1、从刘某某至姚某丙等66户人的消费及开户费）交给公司出纳刘立平手。此账，公司会计曾某某把此收入都输入电脑，周玉琴、刘立平都在此66份收据三联单签字、结账，特此证明。2018年8月25日。”周某某、沈某某、王某某、刘立平、张某某均以在场人的名义在《证明》上签字。之后，周玉琴便未再来某某自来水公司上班。经刘立平向客户及公司收费组其他成员核实，周玉琴在2018年8月15日至8月25日期间，收取的水费与开户费41150元，部分系客户交纳了现金，部分系客户通过手机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 另查明，在合伙经营期间，姚典享与刘立平多次因经营问题发生矛盾。在2018年8月25日周玉琴与刘立平结算前，周玉琴曾向张某某等人流露不愿继续合伙、不想移交营业款的意思。姚典享于2018年1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解除和刘立平、罗文阳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9年4月作出3127号民事判决，解除姚典享、刘立平、罗文阳于2016年10月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书》。刘立平、罗文阳不服提起上诉，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作出877号民事判决，认定合伙经营期间，姚典享、刘立平、罗文阳因经营管理问题多次发生矛盾，姚典享不再参与合伙的经营管理，在各方信赖基础丧失的情形下，应准许退出合伙即解除合伙关系。刘立平、罗文阳主张姚典享安排亲属到公司上班，利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损害合伙利益以及姚典享妻子周玉琴侵吞水费等问题，不属于该案的审理范围。故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为，周玉琴作为公司收费负责人与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刘立平，对周玉琴是否截留公司营业款、应否向公司返还营业款发生争执，故本案系返还原物纠纷。本案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有两项：一是刘立平、罗文阳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是周玉琴是否截留了公司水费等营业款未移交公司。对第一个争执焦点分析与认定：周玉琴系某某自来水公司的收费负责人，其收取的水费与开户费等营业款应归公司所有，因刘立平承包公司的经营权后，约定承包经营期间由刘立平自负盈亏，故公司的债权债务与刘立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周玉琴确有未移交公司营业款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亦即损害了公司承包人刘立平的利益。因此，刘立平在本案中依法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刘立平承包经营公司后，罗文阳、姚典享通过签订协议与刘立平合伙经营，约定按比例享有与承担合伙期间公司的盈亏，故罗文阳、姚典享同样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亦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因姚典享与周玉琴系夫妻，在姚典享既不以公司合伙承包人的名义起诉，同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不以公司名义起诉的情形下，刘立平、罗文阳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故对提出刘立平、罗文阳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答辩主张，不予采纳。对第二个争执焦点分析与认定：刘立平、罗文阳主张周玉琴在2018年8月25日结算时未移交营业款，提交了证人沈某某、张某某、周某某等人的证言与在场人签字的证明等证据。周玉琴提出异议，同时提交了证人沈某某、张某某的证言，证明证人沈某某、张某某并不清楚周玉琴是否向刘立平移交了营业款。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通知证人沈某某、张某某出庭作证，沈某某、张某某均当庭证明2018年8月25日刘立平、周玉琴在结算时发生争吵，周玉琴在争吵中离开公司。证人虽未能直接证明周玉琴是否向刘立平移交了营业款，但证明在周玉琴离开公司时刘立平就当场向在场人声称周玉琴未移交营业款，并要求公司财务人员在电脑“未收款”文档中写明情况，该事实有证人沈某某、张某某、周某某等人签字的《证明》佐证；证明“未收款”电脑文档创建的时间是2018年8月25日，有公证书等证据佐证；刘立平在姚典享提起的解除合伙协议诉讼中亦提及了周玉琴侵吞水费的事实，有相关判决书佐证；刘立平与姚典享在合伙期间存在矛盾，周玉琴作为姚典享的妻子，在最后一次结算前曾经流露出不愿继续合伙、不再移交营业款的意思表示，有证人当庭作证证明。周玉琴提出其在收据背面签字即证明已向刘立平移交了营业款，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根据双方之间的结算程序，双方在收据背面签字系对将移交的营业款的金额进行核对与确认，签字确认无误后才会移交营业款；周玉琴在庭审中陈述其在2018年8月15日至2018年8月25日期间收到客户的水费全部是现金、结算时向刘立平移交的款项也全部是现金，刘立平提交了该段期间客户微信转账交纳水费的凭据，亦证明周玉琴的当庭陈述不真实。综上所述，刘立平、罗文阳的诉讼主张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周玉琴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向刘立平移交了营业款，且刘立平、罗文阳提交的证据证明周玉琴的当庭陈述部分不具有真实性，故刘立平、罗文阳的证据优于周玉琴的证据；在周玉琴与公司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且刘立平已声明周玉琴未移交营业款即离开公司的情形下，周玉琴既不回公司上班，亦不到公司澄清事实，亦与常理不符。因此，刘立平、罗文阳对周玉琴未移交营业款的基本事实提交了证据，周玉琴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已向刘立平移交了营业款，依据证据优势原则，对刘立平、罗文阳主张周玉琴在2018年8月25日结算过程中未移交公司营业款即离开公司的事实予以采信，周玉琴应依法返还其截留未交的水费等公司营业款41150元。刘立平、罗文阳要求周玉琴返还公司水费等营业款62261元，含周玉琴为公司购买材料所支出的21111元，该支出款能否报销应由公司内部报账制度决定，不属于周玉琴截留款的范围，应予以剔除，故对刘立平、罗文阳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考虑到刘立平、罗文阳与姚典享之间的合伙关系虽已解除，但尚未进行结算，故周玉琴返还的营业款应归刘立平、罗文阳与姚典享共有，待其结算时再由合伙人依法分割。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二百五十三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周玉琴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将以武冈市某某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名义收取的水费、开户费等营业款41150元返还给刘立平，该款归刘立平、罗文阳、姚典享共有；二、驳回刘立平、罗文阳超出以上部分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刘立平、罗文阳是否系本案适格原告；二、周玉琴是否已向刘立平移交了公司营业款41150元。本院对此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刘立平与某某自来水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承包该公司经营权，自负盈亏。后刘立平与罗文阳、姚典享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合伙经营某某自来水公司，三人按比例承担风险并享有收益。因此，某某自来水公司在承包期间收取的水费及开户费应由刘立平、罗文阳、姚典享共享，刘立平、罗文阳、姚典享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姚典享既是某某自来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合伙承包人之一，基于与周玉琴系夫妻的特殊关系，不愿意与合伙承包人刘立平、罗文阳一同作为原告起诉，其行为系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在此种情形下，刘立平、罗文阳为维护合伙利益，根据有关规定，有权作为本案原告主张权利，其二人属本案适格原告。周玉琴关于其二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刘立平、罗文阳一审提交了《证明》、《公证书》、微信转账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其主张，其中，《证明》及《公证书》能够证实2018年8月25日结账当天，刘立平认为周玉琴没有移交水费及开户费41150元（已抵扣材料支出款21111元），在周玉琴离开公司后立即要求公司员工将“未收款”这一情况录入电脑予以记载，这一事实与张某某、沈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基本吻合，足以认定。周玉琴虽主张该文档不是2018年8月25日制作，但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交相反证据证实其主张。周玉琴一审庭审中自认：“收到客户交纳的现金，在结账时就将收到的现金交给刘立平；收到客户微信转账付款，在结账时就将收到的水费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刘立平”、“8月15日至8月25日收取水费全部是现金。”刘立平、罗文阳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证实部分客户在2018年8月15日至8月24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周玉琴交纳水费，且周玉琴在2018年8月15日即上一次结算时通过微信转账3079元营业款给刘立平，可以推定，其二人有通过微信转账移交营业款的交易习惯。且按照当下交易习惯，客户用微信转账方式付款比较普遍，根据周玉琴的陈述，其应当有部分营业款通过微信转账移交给刘立平。周玉琴未能对其两次庭审陈述与刘立平提交的证据存在冲突作出合理解释，亦未能提交转账交付刘立平营业款的凭证。此外，周玉琴作为合伙承包人姚典享的妻子，在最后一次结算前即表露过不愿继续合伙、不再移交营业款的意愿。故原审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定周玉琴在2018年8月25日未移交营业款即离开公司并无不当。周玉琴提出其已于2018年8月25日移交营业款给刘立平的上诉主张既不符合情理，亦无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周玉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周玉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伟 审 判 员  毛海玲 审 判 员  彭国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法官 助理  刘毓娴 代理书记员  张 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