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湘0981行初180号 原告杨英，女，196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县 被告南县公安局，住所地南县浪拔湖三桥村。 法定代表人徐春波，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伟，男,197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南县，系单位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为起诉、上诉、撤诉等。 委托代理人匡未，男，1983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南县，系该局法制办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 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县兴盛西路。 法定代表人孔令强。 委托代理人肖龙辉，男，1982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系南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调解，代为起诉、上诉、撤诉等。 委托代理人刘卫斌，湖南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诉讼代理。 原告杨英诉被告南县公安局、南县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9年8月13日、8月16日分别向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南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英，被告南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许伟、匡未，被告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肖龙辉、刘卫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6日，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9年2月4日10时许、2月4日16时许，2月5日10时许、2月6日10时许，原告杨英先后四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信访场所非法上访，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南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杨英行政拘留十日。2019年6月28日，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故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杨英作出的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杨英诉称，原告杨英的丈夫侯若林（2013年被车碾死），南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根据侯若林的“遗嘱”，将其开发建设的八亩地和居住房判给原告杨英，承包使用期为30年。2013年由于南县人民政府任意强征原告八亩地，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使用黑社会人推围墙、毁鱼池等导致原告无法居住，流浪到北京访民村。2017年，南县人民政府在事先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原告的房屋任意征收强行拆迁且未安置导致原告病倒，并流浪到北京，原告至今未拿到征收补偿款和住房安置手续，而且多次被南县人民政府动用司法力量拘留三次共计四十天，软禁一次十天，并认定原告杨英为一级重点非法上访人员挂在网上，非法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南县人民政府的行为违反了《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被告南县公安局就原告上访到北京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经南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终结。原告认为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存在，且被告南县公安局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作出的处罚决定是显失公正、公平的。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复议维持被告南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不清且错误，原告在北京上访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寻衅滋事、毁坏公私财物等行为。上访本身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北京公安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中也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的时候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造成其他严重违法后果，且“训诫书”是一种极度轻微警告，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的行为，故“训诫书”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约谈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对原告行政拘留的证据，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所依据的理由只有一条，即“本人陈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因此，被告南县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另外，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训诫书”就说明北京公安局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南县公安局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南县公安局拿不出法律及其他规定，故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没有处罚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故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撤销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南县公安局作出的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二被告还原告清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费1923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杨英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南公（南）决字[2019]0056号公安处罚决定书， 2、西城公安分局（2019）第155号-回登记回执， 3、西城公安分局（2019）第66号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 4、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出具的东公信息公开字（2019）第34号-回登记回执； 5、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出具的东公信息公开字（2019）第24号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 6、天公（2019）第239号-回登记回执； 7、天公（2019）第99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 8、照片截图四张，； 9、陈述材料一份，； 10、2019年5月5日行政复议申请书， 11、2019年6月2日行政复议申请书， 12、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13、南县南洲镇东堤尾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 14、南政复受字[2019]5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正常上访被强制带回后，二被告违法对原告进行处罚； 被告南县公安局辩称，原告杨英有违法事实，对杨英予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公安机关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杨英的户籍所在地在南县，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的违法行为有管辖权，可以由被告南县公安局依法受理案件并作出处罚决定。公安训诫书不属于行政处罚，它的内容主要是对轻微违法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改正，不得再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中最轻微的是警告，训诫并非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因此，公安训诫书不属于行政处罚。原告杨英主张被告南县公安局赔偿19237元损失的请求，被告南县公安局认为原告杨英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不应赔偿。综上，杨英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到有关国家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杨英不听国家工作人员劝阻，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地区走访、滞留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故请法院驳回原告杨英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南县公安局为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杨英的询问视频光盘， 2、受案登记记录、被告传唤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公（南）执通字[2019]0032号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行政拘留家属告知书， 3、2019年3月6日对杨英的询问笔录， 4、2019年3月6日对彭杨的询问笔录， 5、提取笔录， 6、训诫书4份， 7、进京非访、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建议函（3号）， 8、杨英户籍证明， 以上证据1-8，拟证明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信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被告南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陈述的事实不真实，更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作出的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南县人民政府请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依法维持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为证明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 1、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原告申请复议的证据材料，拟证明原告向南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 2、南县人民政府复议立案审批表及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拟证明南县人民政府经审查已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 3、南政复辩字[2019]5号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拟证明南县人民政府在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通知了南县公安局依法答辩和提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以及法律依据的事实； 4、南县公安局的行政答辩状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材料，拟证明南县公安局在法定时限内向南县人民政府提供了答辩状和全部证据的事实； 5、合议笔录，拟证明南县人民政府依法、依程序审查了原告和被告南县公安局的全部证据材料，并组织对案件进行合议评议的事实； 6、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南县人民政府经复议后依法作出了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7、行政复议送达回证、邮寄单、微信聊天截图及光盘两张，拟证明南县人民政府依法向原告和被告南县公安局分别送达了受理通知、答辩通知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杨英对被告南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伪造；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证据2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系违法作出的，认为证据2中的余下所有文书均系作假，且没有送达给原告；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系伪造，原告没有在该笔录上签字；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上的陈述系伪造；对证据5-7有异议，来源不合法，认为系被告南县公安局伪造的；对证据8有异议，只有出生年月日是正确的，地址是伪造的。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对被告南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杨英对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中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邮寄单有异议，不是原告提供的，余下的证据无异议；对证据2中受理通知书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立案审批表有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原告未见过；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均系伪造；对证据5有异议，被告未向原告出示，认为系伪造；对证据6有异议，该决定书不合法；对证据7有异议，原告没有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认为该证据系伪造；被告南县公安局对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行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0-12无异议；对证据13有异议；对证据14无异议； 被告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杨英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达到原告没有到北京非法上访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达到原告没有到北京非法上访的事实；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10-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4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 1、原告提供的证据1、10-12、14，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原告提供的证据2-7，均系其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西城分局及天安门地区分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登记回执、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8-9，系自行拍摄的照片及本人陈述，不符合证据的要件形式，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3，能够证实原告的家境贫困，本院对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3、被告南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均系与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相关联的证据材料，其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4、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提供证据均系与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相关联的证据材料，其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杨英于2019年2月4日10时许、2月4日16时许，2月5日10时许、2月6日10时许，原告杨英先后四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信访场所非法上访。被告南县公安局于2019年3月6日10时许立案查处，并于同日通知其家属高峰。2019年3月6日15时许，被告南县公安局制作了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同时告知了原告有权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以原告杨英先后四次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信访场所非法上访，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杨英行政拘留十日。原告杨英不服，向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受理，并向原告杨英作出了南政复受字[2019]5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及向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了南政复辩字[2019]5号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2019年5月10日，被告南县公安局向被告南县人民政府提交了行政答辩状及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2019年6月28日，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南政复决字[2019]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南公（南）决字[2019]第0056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杨英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原告户籍在被告辖区，故被告南县公安局对本案具有管辖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县政府有作出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 本案中，原告杨英在北京中南海周边等地区进行非法上访，扰乱社会秩序，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东城分局及天安门地区分局的训诫书予以证实，虽然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但与被告南县公安局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南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杨英作出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南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合法。因此，原告杨英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违法行政行为的存在是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定前提条件，原告杨英提出要求二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行为及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合法，其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杨英提出其上访行为已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地区分局作出了“训诫书”，已经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南县公安局再次对原告杨英作出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由此可见，训诫并非法定的行政处罚及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因此，被告南县公安局对原告杨英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对原告杨英的上述意见，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南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原告杨英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瞿 静 人民陪审员  罗镇保 人民陪审员  黄政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 助理  谭 玲 书 记 员  谭 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