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94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少波，男，1978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玲萍，北京金诚同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家，男，195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伟平，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蓉，女，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凯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少波因与被上诉人杨文家、原审被告杨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4民初3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少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文家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杨文家承担。事实与理由：杨文家作为出借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款项交付事实，其对款项交付事实的陈述系虚假陈述。因此，本案借款关系并未生效。一、杨文家曾于2016年4月以本案借条向临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诉讼。该案中，他对款项交付事实的描述是：2012年5月30日，徐少波向其借款35万元，借条出具后，其向徐少波交付了35万元。杨文家本人在起诉状中签字确认。而本次诉讼中杨文家对款项交付却描述为：在2006年至2010年5月期间分五次在不同场合交付。两次诉讼中对款项交付事实的描述截然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起诉状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杨文家对案件基本事实描述的反复与不一致，说明其未能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为了达到胜诉目的，编造事实。二、杨文家在本案中陈述的五次款项交付的事实与《借条》内容不符，无法证明其交付本案《借条》项下款项的事实。《借条》中写明“于2010年5月份向杨文家借人民币35万元”，该意思表示明显区别与“截至2010年5月”，意指借款发生在2010年5月份，杨文家未能证明在2010年5月交付35万元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三、杨文家在本案中陈述的五次款项交付给徐少波的过程未有证据证实，且存在不合理之处，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1.第一笔款项3万元，杨文家陈述系在2003年至2006年期间交付，与本案借条所述的2010年5月，时间不符，且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款项交付事实。2.第二笔款项销售山核桃款的8万元，杨文家陈述是在2009年10月交付，与本案借条中的2010年5月，时间不符。且杨文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笔款项交付给徐少波，即使按照未出庭证人的陈述，该8万元是杨文家委托杨蓉代卖山核桃所得货款，是杨文家与杨蓉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徐少波与杨文家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3.第三笔款项6万元，杨文家陈述是在2010年2月20日交付，同样与本案借条所述的2010年5月时间不符。而证人杨某系杨文家亲妹妹，其证言的证明力极低，且其在庭审中非常肯定地陈述其目睹款项交付日期是2010年正月初八（2月21日），且是当天当场交付，而杨文家提交的取款凭证日期却是2010年2月20日，时间不符，该取款凭证明显是会计档案，并非是个人支取记录。证人对时隔八年之久的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描述地如此细致，有理由怀疑系杨文家事先指使而为之。即使按照证人所述，该款项系杨蓉取款，也系杨文家与杨蓉之间的款项往来，与徐少波无关。4.第四笔款项14万元。杨文家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将款项交付给徐少波的事实。首先，其提供的取款凭证上明确注明是会计档案。其次，证人丁某的证言多有漏洞，其判定当日收钱之人是徐少波完全是靠杨文家的告知，且其无法确定当日交付的款项金额是14万元。杨文家提供的证据系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当日交付款项给徐少波及交付金额系14万元的事实。5.第五笔款项4万元。杨文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交付该4万元的事实。其所陈述的朱庆丰系其外甥，且从杨蓉陈述的事实，杨文家与朱庆丰之间本有借款往来，无法证明系与徐少波之间的借款关系。三、杨文家并无出借本案款项的支付能力。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杨文家全职做会计，年收入约6万元，且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购置房产和车辆，总价值50余万。即使杨文家有部分额外收入，也不足以向徐少波提供借款35万元。四、本案借款若真实存在，作为掌管家庭经济大权的杨蓉，必然会提前将款项归还给其父亲也即杨文家。根据杨蓉的陈述，当天徐少波有多份借款，而该些款项都已经还清。杨蓉作为杨文家之女，若杨文家确有款项借给徐少波家庭，则在杨文家多次急迫催讨的情况下（该事实，杨文家及杨蓉在庭审中均多次陈述），必然会先归还杨文家借款，而不会先向其他债务人偿债。综上，本案查明的各项客观事实可以印证，本案借款并不存在。 杨文家辩称：关于两次起诉的陈述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一审中，杨文家已经进行了解释。向临安市人民法院起诉时，杨文家请律师写了起诉状，律师是没有问清楚，只根据借条的内容写了起诉状。本案起诉时，杨文家聘请了律师，并陈述了具体案情，故本案系按照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杨文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徐少波共欠杨文家35万元的事实。至于会计档案的水印问题，该会计档案是从银行复印的，徐少波对此有异议可以向银行核实。就杨文家的支付能力，杨文家除担任会计的工资收入以外还有奖金，每年都有山核桃款，完全具备出借能力。另，借条的约定的一分利息，根据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此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得到支持。 杨蓉陈述称：一审法院对35万元借款的认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少波确实向杨文家借款35万元，并且于2012年5月30日在杨蓉的见证下补签了借条给杨文家。35万元款项中除了第一笔3万元用于当时夫妻双方共同经营使用外，其余32万元均被用于徐少波归还赌债等非法债务，不应当作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杨蓉也尊重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愿意接受判决结果。杨文家向临安市人民法院提交第一次起诉状的时候，也提交了一份关于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书。这里对于借款描述非常清楚，其上载明至2010年5月止，被申请人徐少波向申请人借款合计人民币35万元。事实上，这张借条是当时杨蓉书写，徐少波签字的，是对于前面五笔款项的事后追认。杨蓉和徐少波于2002年2月28日登记结婚，因徐少波有赌博和家暴的恶习，于2008年5月8日离婚。后来考虑到女儿成长等因素，双方又于2010年3月11日复婚。但此后徐少波依然赌博成性，且有嫖娼和吸毒的恶习，曾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日，并且也陷入较多的被追债而产生的民事诉讼中，最终双方诉讼离婚。 杨文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少波偿还杨文家借款本金350000元，并从2010年5月30日开始按月息1分利率支付利息至借款偿还日止（至起诉日止共计利息32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徐少波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0日，徐少波向杨文家出具借条，确认2010年5月向杨文家借款350000元，利息1分，还款日期为2014年3月底前。另查明，徐少波、杨蓉于2002年2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08年5月8日离婚，于2010年3月11日复婚，又于2016年4月8日判决离婚。又查明，杨文家系杨蓉父亲。 一审法院认为：杨文家与徐少波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徐少波出具借条对借款事实予以确认，杨文家也提供了证人证言等其余辅助证据，徐少波虽抗辩借款并不存在，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应认定双方借款事实存在。庭审中，徐少波提出该借条系其因妻子杨蓉以离家出走为要挟，故出具借条欲挽回感情的抗辩，但其在庭审中又陈述其与岳父杨文家一向关系不好，连话都说不上一句等事实不符合生活常理，故一审法院对徐少波的抗辩不予采纳。关于杨文家要求徐少波支付利息的诉请，借条中虽约定利息1分，但并未明确年息或者月息，故属于约定不明，应视为不支付利息，杨文家可要求徐少波按照同期银行基准利率支付自借款到期日后的逾期利息。由于借条出具于徐少波与杨蓉的婚姻存续期间，根据杨文家与杨蓉的陈述，杨蓉清楚该借款事实，其中几笔借款系杨蓉与徐少波一起前往杨文家处借取，杨蓉虽提出其中几笔实际发生于双方离婚期间，但由于借条形成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杨蓉对借条的出具也知情，应视为杨蓉对该借款事实的认可，故借条确认的借款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杨蓉也应承担二分之一的债务，但杨文家对杨蓉并未提起诉请，故一审法院将在判决中扣除杨蓉应承担的债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徐少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文家借款本金人民币175000元。二、徐少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文家借款逾期利息人民币41381元（自2014年4月1日暂算至2018年10月22日，此后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另行计算）。三、驳回杨文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295元，由杨文家负担人民币3608元，由徐少波负担人民币1687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徐少波向本院提交照片打印件一份，证明：杨文家所陈述的买卖山核桃款的8万元钱，是交给案外人，在交付的过程当中，联系人一直是杨蓉。徐少波并不是当事方，徐少波没有收到过该笔款项。这份证明内容与杨文家在一审当中提交的案外人的证言内容细节上有显著差别。 经质证，杨文家、杨蓉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 杨文家、杨蓉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徐少波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该组证据并非原件，亦不足以证明其欲证事实，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借条作为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直接凭证，具有较强的证明效力。徐少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向他人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除借条以外，杨文家亦提供了相应证据对款项交付事实予以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应予认定。徐少波关于案涉借条系为挽留杨蓉而无奈签字的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无法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少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徐少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蕊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思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