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78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负责人：吴鹏，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隋长军，辽宁莲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负责人：蔺湘，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治澔，辽宁海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川秀，女，1976年7月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川省三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英，大连市普兰店区英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滕贵发，男，1976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大连青山绿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人，住大连市普兰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兆安，大连市普兰店区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青山绿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渤海街三川城西班牙印象********/div>法定代表人：宋雪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顾兆安，大连市普兰店区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颜军，男，1980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桦甸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恩东，男，199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iv>负责人：战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明，男，1965年2月13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阎树仲，男，1981年9月11日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大连市中山区。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川秀、滕贵发、大连青山绿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公司”）、李颜军、夏恩东、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富邦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平安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不承担连带责任；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错误。被上诉人江川秀一审时提供了四川省三台县鲁班镇梧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因2003年我国二轮承包已经实施，依《承包法》规定，村委会不得收回土地而重新发包，所以应当认定是刘某将承包地转包给了他人，其并非失地农民。江川秀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江川秀一审时还提供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谷泡社区出具的证明，因该区域为城乡结合部，所以不能证明刘某经常居住地为城镇，江川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生前收入来源于城镇。所以，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应为303570元（16865元/年×l8年）；2.一审判决未计算逃逸车辆交强险责任错误。本案为五方交通事故，其中四辆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交强险责任，包括逃逸车辆。现无法查明逃逸车辆是否投保了交强险，故判决仅由三家保险公司承担交强险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二保险公司在商业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责任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判决本案侵权主体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侵权行为的发生有先后顺序，各侵权人不存在共同过失，所以适用第八条错误；其次，本案的实际侵权人清楚，侵权行为不是共同危险行为，所以适用第十条错误；再次，本案无据认定是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所以适用第十一条错误。本案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共同因果关系，仅是责任大小无法确定，所以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由各侵权人平均承担交强险之外的赔偿责任。此外，判决书认定事实应该有证据，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任何一方的欠缺行为均可能造成刘某死亡系主观臆断，将逃逸车辆和夏恩东交强险之外的赔偿责任强加给两家保险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该纠正。综上，损失总额应为424512元，其中死亡赔偿金3035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40942元。前述损失，不足44万元，所以上诉人不应当再承担商业险责任。另外，即便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在扣除逃逸车辆保险责任和刘某本人应当承担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扣除夏恩东应当承担交强险之外的责任，余额由平安公司和人保公司均摊。另外，平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的部分是480359元，一审法院收取1.2万元上诉费用过高。人保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人保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2.改判人保公司就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确定不超过12.5%的责任比例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3.改判按农业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4.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本案事故责任认定书明确了事故责任，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事故责任认定书责任比例有误的情形下，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比例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虽有四次碰撞，但四次碰撞均划分了明确的责任，一审无依据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多机动车交通事故，部分机动车无交强险的情形下，可以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付，并有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的追偿权。本案摩托车为逃逸车辆，并不能确定其是否投保交强险，不符合司法解释部分车辆未保交强险的情形，不能因为无法查出谁是逃逸车辆而免除其赔偿责任。一审判定逃逸摩托车交强险限额部分由逃逸摩托车驾驶人以外各方侵权人共同分担，并免除逃逸摩托车商业三者险部分的赔偿责任，无相应的法律依据，违反公平原则，加重逃逸摩托车以外的其他侵权各方的赔偿责任。第三，责任比例。本案事故共发生四次碰撞，滕贵发驾驶的车辆与死者在第三次碰撞中负事故同等责任。依据四次碰撞的事故责任，滕贵发事故责任比例为12.5%(50%/4)，李颜军事故责任比例为37.5%【(50%+50%+50%)/4】，夏恩东事故责任比例为12.5%(50%/4)，刘某事故责任比例为12.5%(50%/4），逃逸摩托车事故责任比例25%(100%/4)。一审法院在责任比例明确的情形下仍然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江川秀在庭审中仅提供四川省三台县鲁班镇梧桐村委会出具的刘某失地证明，以及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谷泡社区出具的证明，上诉人认为第一份证明显示刘某将土地转租给他人，第二份证明未能证明刘某收入来源于城镇，且其生前住房为民房，故仍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而且，江川秀并未提供户口本等材料，村委会不是证明子女关系及近亲属关系的法定机关，梧桐村村委会证明不能直接认定江川秀与死者刘某的子女关系，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江川秀是刘某唯一的近亲属。此外，人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的部分是480359元，一审法院收取1.2万元上诉费用过高。江川秀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一审时江川秀提交的村委会出具的失地证明,已经明确死者刘某自2003年起离开该村在大连居住,原土地已由其他村民承包,二上诉人认为该土地系转租性质,一审时并未提交任何书面证据证明该说法存在,只是猜测推断为转包。死者刘某生前在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无可耕种土地,其收入并非来自农业生产；2.一审时江川秀提交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谷泡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该证明有正规印章和工作人员签字,保险公司认为死者住房为民房,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死者刘某已经在该社区居住16年之久,且丰荣街道系普兰店区主城区组成部分。故计算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40587元/年计算；3.本起交通事故系多车相撞造成,因共同侵权造成他人人身损害,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的机动车各方均负有赔偿交通事故受害人全部损失的义务。一审法院在案件责任划分及承担问题上,结合优者危险负担,认定死者在整体事故中对死亡结果承担10%的责任比例,其余四方侵权主体对刘某的死亡结果在90%责任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在交警队无法对整体事故划分责任比例且任何一方侵权行为均有致死可能的情况下,摩托车逃逸致使侵权人无法确定并主张赔偿的风险应由其他共同侵权人共同分担,共同侵权人分担责任后有权根据实际赔付比例向逃逸人追偿。一审判决既符合《侵权法》归责原则及法律明文规定,又合理保障了被侵权人及家属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滕贵发、青山公司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富邦公司对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辩称，富邦公司已经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了被上诉人江川秀11万元。李颜军，夏恩东未提供答辩意见。江川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方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87151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方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9月8日18时40分许，李颜军驾驶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沿海皮线由东向西行驶至该线27km+326m处，与前方路中行人刘某相撞，刘某倒地后，即被由西向东行驶的一台二轮摩托车刮撞，二轮摩托车驾驶人驾车逃逸；随后刘某被沿海皮线由西向东行驶滕贵发驾驶的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刮撞、碾压；而后刘某再次被沿海皮线由西向东行驶的夏恩东驾驶的辽Ｂ×××**号小型轿车刮撞、碾压，刘某当场死亡。事故认定书认定：1.在李颜军驾车与刘某刮撞事故中，双方负同等责任；2.在逃逸人驾车与刘某刮撞事故中，逃逸人全责，刘某和李颜军无责；3.在滕贵发驾车刮撞、碾压刘某事故中，滕贵发和李颜军负同等责任，刘某无责；4.在夏恩东驾车刮撞、碾压刘某事故中，夏恩东和李颜军负同等责任，刘某无责。但致刘某死亡的实际车辆无法查清。事故发生时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李颜军驾驶)登记车主为李颜军，该车在平安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和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辽Ｂ×××**号小型普通客车(滕贵发驾驶)登记车主为青山公司，该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和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辽Ｂ×××**号小型轿车(夏恩东驾驶)登记车主为夏恩东，该车在富邦公司仅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另查，事故发生时死者刘某年满62周岁，其户籍性质为居民家庭户口，经常居住地为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谷泡社区，生前在其户籍地四川省三台县鲁班梧桐村及现经常居住地均无农业承包土地。刘某丈夫已去世多年，仅生有一女江川秀。事故发生后，李颜军及夏恩东为了取得死者家属谅解，分别向原告额外支付了40000元和10000元，双方达成谅解书及调解协议书，约定原告除保险公司应理赔部分外，不再要求李颜军及夏恩东赔偿其他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法人均不得非法侵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为整体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及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关于责任划分及承担问题，被告李颜军、滕贵发、夏恩东及逃逸人均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致刘某死亡，普兰店市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死者仅在第一次刮撞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在第二次刮撞及第三、第四次刮撞、碾压事故中均无责，且死者刘某系行人，根据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应考虑其机动性，碰撞硬度及注意义务上的劣势从而适当减轻其责任，故酌情认定死者在整体事故中对其死亡结果承担10%的责任比例。李颜军、滕贵发、夏恩东及逃逸司机作为共同侵权人造成了刘某死亡的结果，在交警队无法认定致死主体亦不能划分整体责任比例，且任何一方的侵权行为均可能造成刘某死亡结果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律关系的归责原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四方侵害主体应当对刘某的死亡结果在90%责任比例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保险公司虽主张应按四份(包括逃逸方)均分侵害方责任比例，但本案中逃逸方驾驶的摩托车与死者仅发生刮撞，与其他三辆机动车刮撞、碾压的情节相比，其作用最轻，在交警队无法对整体事故划分责任比例且任何一方侵害行为均有致死可能的情况下，摩托车逃逸致使侵权人无法确定并主张赔偿的风险应由其他共同侵权人共同分担，共同侵权人分担责任后有权根据实际赔付比例将来向逃逸人追偿，这样既符合侵权法归责原则及法律明文规定，又合理保障了被侵权人及家属的合法权益，故一审法院对于三保险公司要求按份承担责任并扣除逃逸人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标准问题，死者刘某系居民家庭户口，生前在其户籍地及经常居住地均无可耕种土地，其收入并非来自农业生产。且根据普兰店区丰荣街道谷泡社区出具的证明，刘某已在该社区居住16年之久，而丰荣街道亦是普兰店主城区的组成部分，故原告请求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此外，考虑到刘某的死亡给家属带来极大伤痛，结合大连地区经济标准及刘某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80000元。故一审法院对于三保险公司要求按照农村人口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且仅支付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先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责任比例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规定，医疗费用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限额为1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在交强险中赔偿。故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40587元/年×18年=730566元(依据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587元/年)；2.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3.丧葬费40944元，合计851510元(尚未扣除原告过错部分)。逃逸的摩托车虽无法查清是否投保交强险，但应视为其已投保交强险，故原告最终应得实际赔偿数额为810359元【(总损失851510元-交强险内110000元保额×4辆车)×90%责任比例+440000元】。由于原告与李颜军、夏恩东在调解协议中已明确约定除保险理赔责任外不再向其二人主张赔偿责任，且诉讼过程中又书面同意免除滕贵发、青山公司除保险理赔责任以外的赔偿责任，故李颜军、滕贵发、夏恩东、青山公司在本案中无需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诉讼费)。三保险公司对于原告最终的810359元损失应在各自交强险110000元保额限度内承担责任，不足部分480359元(810359元-110000元×3辆车)由平安公司和人保公司在商业险50万元保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保险公司将来可根据实际赔付比例向逃逸摩托车驾驶人追偿。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各自交强险限额内分别赔偿原告江川秀经济损失110000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限额内连带赔偿原告江川秀经济损失480359元；三、驳回原告江川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58元减半收取2429元，由原告江川秀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本院向大连市普兰店区交通警察大队发函，对死者刘某被本案四辆机动车碰撞时产生的具体伤害以及刘某是在哪一次碰撞中死亡的事实进行核实，要求交警部门和相关技术部门给予书面详细说明。大连市普兰店区交通警察大队向本院提供大连市普兰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大连市普兰店区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照片一套，结论为：“④车碾压死者时，死者已死亡。③车碾压死者时，死者尚某，因其碾压死者头部直接导致死者死亡。②车碾压死者右股上段，仅形成皮肤擦伤，其损伤轻微，不构成死因。①车撞击死者后，死者尚某”。上诉人平安公司认为，情况说明在事故认定书生效之后才出具，超出事故认定书对事实认定之外的部分，应该有新的证据予以支持，否则不应该采信。若采信该份证据，必然导致事故各方对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等程序性权利无法保障，可能导致肇事司机构成交通肇事罪，请求不采信该证据。上诉人人保公司认为，虽然情况说明表明了由人保公司投保的滕贵发驾驶车辆碾压受害人致死，但整个事故发生正是因为有了被上诉人李颜军驾驶的第一辆车辆刮到受害人，才导致滕贵发驾驶车辆操作不当，造成了受害人死亡，故应根据事故认定书划分的事故责任来确认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江川秀认为，对事故说明没有异议，因为是事实的真相，一审法院判决合情合理，因夏恩东驾驶车辆碾压死者时，死者已经死亡，故不再要求富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富邦公司已经赔偿的部分同意予以返还。被上诉人青山公司和滕贵发认为，情况说明是在事故后一年多的时间作出的，请求法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富邦公司认为，普兰店交警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公司承保车辆碾压死者时死者已经死亡，之前我公司并未得到过相关证言及事故经过信息，只是根据交警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进行赔付，所以我公司现对本次事故不同意赔付。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情况说明系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依职权向交警部门发函调查的回函，交警部门对碰撞发生的伤情和死者死亡原因进行了说明，并提供事故照片，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采信。交警部门此前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系对四次碰撞时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了划分和认定，没有对死者是在哪一次碰撞中死亡进行确认，故上述情况说明对死者伤情分析之后，认定死者于哪一次碰撞中死亡，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并不矛盾，系对交通事故导致的损害后果的补充说明，故二上诉人主张该情况说明不应采信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根据大连市普兰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本次交通事故被上诉人李颜军驾驶的第一辆车撞击死者后，死者尚某；第二辆逃逸摩托车碾压死者右股上段，仅形成皮肤擦伤，其损伤轻微，不构成死因；被上诉人滕贵发驾驶第三辆车碾压死者时，死者尚某，因其碾压死者头部直接导致死者死亡；被上诉人夏恩东驾驶的第四辆车碾压死者时死者已经死亡。另查，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富邦公司支付被上诉人江川秀11万元交强险赔偿款。二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江川秀根据以上情况说明结论，提出不向被上诉人富邦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并同意返还已收取的赔偿款11万元。本院确认以上事实，有大连市普兰店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二审审理笔录在案为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死者刘某发生交通事故，被四辆机动车连续碰撞，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第一次被上诉人李颜军驾车碰撞刘某后刘某尚某；第二次肇事摩托车碾压刘某右股上段，只是造成了刘某皮肤擦伤，损伤轻微；第三次被上诉人滕贵发驾车碾压刘某头部，直接导致刘某死亡；第四次被上诉人夏恩东车辆碾压刘某时，刘某已经死亡的事实。因此，根据以上事情发展经过，本院对各肇事方及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分析认定如下：关于上诉人人保公司和平安公司的赔偿责任。因造成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第三次碰撞时被上诉人滕贵发车辆碾压了刘某头部，故第三次碰撞碾压的责任双方应对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被上诉人滕贵发驾车刮撞、碾压刘某事故中，被上诉人滕贵发和被上诉人李颜军负同等责任，刘某无责，被上诉人滕贵发和李颜军分别在上诉人人保公司和上诉人平安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上诉人人保公司和平安公司应对刘某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分别承担交强险理赔责任，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应由双方按照同等责任予以赔偿。基于被上诉人江川秀对一审认定刘某自行承担10%责任未提出上诉，且第一次碰撞时刘某被认定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第一次碰撞亦是所有碰撞产生的起始原因，故从事故发生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角度出发，根据公平合理原则，交强险不足赔偿部分，一审法院认定刘某自行承担10%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剩余90%责任，由上诉人人保公司和上诉人平安公司分别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45%责任。关于第二次碰撞的逃逸摩托车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损失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的，由各保险公司在各自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损失未超出各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和，当事人请求由各保险公司按照其责任限额与责任限额之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其中部分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当事人请求先由已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公司就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向未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或者侵权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刘某死亡的各项合理损失必然超过交强险限额之和，故二上诉人需要在交强险限额内满额赔付，现争议的问题是超出二上诉人交强险限额之和以后不足以赔偿的损失部分。如逃逸车辆有交强险，则可进一步减轻二上诉人商业险赔偿数额；如无交强险，具有投保交强险义务的车主亦应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进而减轻二上诉人的商业险赔偿责任。但是，本案现有情况是肇事摩托车逃逸，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以及摩托车辆是否存在交强险等情况。而且，根据情况说明内容，逃逸摩托车碾压刘某的右股上段，仅造成了刘某皮肤擦伤的轻微损伤，不是刘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刘某恰恰是死于二上诉人承保车辆负事故同等责任的第三次碰撞。因此，综合考虑各肇事车辆的过错、与死者死亡的因果关系、本案交通事故导致刘某死亡的严重后果、逃逸车辆现仍未找到等情况，本院认为不宜直接在本案中先行扣除肇事摩托车的交强险限额，二上诉人可待日后找到逃逸车辆后依法追偿。二上诉人二审中提出此节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四次碰撞时被上诉人夏恩东车辆的保险公司责任问题。第四次碰撞时刘某已经死亡，被上诉人夏恩东虽然碾压了尸体，但只能认定其对碾压行为存在责任，从侵权法律关系上讲，其对刘某的死亡没有过错，碾压行为与刘某死亡亦无因果关系，故夏恩东车辆的保险公司即被上诉人富邦公司，不应承担交强险理赔责任，二审出现的新证据导致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富邦公司承担交强险理赔责任结果不当。虽然被上诉人富邦公司没有提出上诉，在一审判决后亦已经按判决内容支付给被上诉人江川秀11万元，但鉴于二审查明的新事实，被上诉人江川秀亦表示不再向被上诉人富邦公司主张赔偿责任，同意返还已收取的理赔款项，故为减轻当事人诉累，从公平角度出发，本院对江川秀的意见此予以照准，对一审关于被上诉人富邦公司的判决内容予以调整，被上诉人富邦公司不需承担交强险11万元的理赔责任。具体的赔偿数额，被上诉人江川秀提供了刘某离开原户籍地且土地已由他人承包的证明，以及刘某生前居住在大连市普兰店区丰荣街道办事处谷泡社区的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刘某的赔偿标准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并无不当，二上诉人主张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的理由，无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刘某死亡产生的合理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305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丧葬费40944元，合计851510元。上诉人人保公司和上诉人平安公司各自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江川秀11万元；剩余损失631510元（851510元-11万元-11万元），由上诉人人保公司和上诉人平安公司分别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84179.5元（631510元×45%）。二上诉人关于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其他上诉请求和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关于上诉费用收取提出的异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各自交强险限额内分别赔偿被上诉人江川秀110000元；三、变更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4民初9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在商业险限额内赔偿被上诉人江川秀损失284179.5元；四、驳回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江川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29元，由被上诉人江川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010元（二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的数额为480359元，应分别预交8505元，二上诉人实际分别预交11904元，故多预收的部分，分别退回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3399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各承担5032元，由被上诉人江川秀承担694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 艳审判员 郑福一审判员 司玉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