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23064号原告刘小红，女，汉族，1960年11月26日出生，住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委托代理人卓水锦，广东天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汝山，广东天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4、15、16、41、44、45、4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09307395。法定代表人丁新民，系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旭浩，男，汉族，1983年2月28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饶平县，系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许倩，女，汉族，1991年9月21日出生，住址湖北省汉川市，系公司员工。原告刘小红诉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卓水锦，被告委托代理人许倩、陈旭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之子周超与被告于2017年03月07日签订格式合同《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码：P050000023072763，周超为自身向被告投保主险《平安福16》、附加长险《长期意外13》等人身保险项目，保险期间为终身和43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100%。周超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交纳了首期保险费6524.69元。2017年12月17日，周超发生意外溺水身故。周超未婚，无子嗣，父亲已身故，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原告作为周超母亲，依法依约享有保险金权益。但被告在收到原告理赔申请后却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并向原告出具《人身险理赔通知单》，通知原告解除P050000023072763保险单下所有保险合同，不予给付保险金。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为：周超在投保前存在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状况，而周超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承保决定。原告认为，我方已依照法律规定以及保险合同约定，充分履行我方义务，被告在未提供任何材料情况下，仅笼统告知存在健康状况并据此单方解除保险合同及拒付保险金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该行为也是极其不人道的。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主险《平安福16》保险金20000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附加长险《长期意外13》保险金200000元整；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一、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答辩人拒绝支付保险金并解除合同，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一）投保人故意隐瞒投保前多次到医院就诊的事实，且投保后精神疾病一直持续接受治疗。投保人在投保先后4次因精神疾病住院，且投保前与投保后的精神疾病诊断基本一致。1、投保人因2008年渐起精神异常且于2008年4月29日至2008年7月11日到珠海白云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偏执型分裂症。2、投保人于2011年5月18日至2011年6月23日到江西省××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3、投保人于2012年12月16日至2013年1月3日到江西省××院住院治疗，主要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4、2017年7月20日至2017年9月22日在江西省××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性症状的躁狂发作”，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前至投保后的诊断结论基本一致，且本次住院时间距离投保时间不到半年。投保人于2017年2月27日到被答辩人处投保，投保后不到半年时间就到江西省××院进行精神疾病就诊，且投保前后的精神疾病诊断基本一致，投保人的精神疾病在投保前已经存在，并且投保后一直持续。（二）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接受答辩人健康询问时，故意隐瞒病情，未作如实告知。1、根据《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证明的内容显示：答辩人在投保人投保时对投保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询问，投保人均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1）在“健康告知”06项“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检查或治疗（包括入住疗养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2）在08项“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A脑、神经系统及精神方面疾病，例如：××。”投保人对以上“健康告知”06、08项全部勾选否，并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声明健康告知内容均属真实。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尾部投保人再次表明投保书的全部内容是在投保人本人完全认可后生成。2、根据《健康体检报告书》证明的内容显示：答辩人在《健康体检报告书》中再次对投保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询问，投保人仍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1）在询问事项03项“您是否目前或过去曾进行过以下检查或治疗？A.一年内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B.过去三年内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C.过去五年内曾住院检查或治疗（包括入住疗养院、康复医院等医疗机构）”；（2）05项“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经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A.脑、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方面疾病，例如：××。”投保人对以上询问事项03、05项均勾选“是”，但是仅告知被告其患有“肾结石”，未告知有精神方面疾病。且投保人在健康体检报告书尾部签字予以确认。（三）答辩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作出解约行为，有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1、答辩人通过《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明确声明答辩人已经对保险条款进行了说明，被答辩人已经认真阅读。投保人通过在“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签名，声明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告知内容均属真实，与投保书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实无误，如有不实告知，答辩人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在投保书上签字确认。2、投保人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声明“与本次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准确无误。如有不实告知，答辩人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在签名处签名予以确认。3、在《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中第十条再次确认《保险法》对被答辩人的如实告知行为有明确规定，如被答辩人不实告知，答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投保人签名栏上方也同样书面声明答辩人已尽提示、说明义务，投保人已阅读并理解。4、在《健康体检报告书》尾部“本人对于贵公司上列各项书面询问，均据实回答，贵公司必要时可随时向被保险人所诊病之医院或主治医师查询有关诊疗记录，如有虚假不实不尽之情形，贵公司可依照《保险法》规定解除本保险契约，不承担给付责任，特此声明如上”。且被保险人在签名处签字予以确认。5、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2016）条款第7.5条“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中约定，如因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且答辩人通过条款首页“阅读指引”，提示投保人进行阅读。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第8.3条约定，“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适用主险合同条款，且被告通过条款首页“阅读指引”，提示投保人进行阅读。6、《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二、对于保险条款、投保书、投保提示书等内容，答辩人采取多种方式以尽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对于免责条款与合同解除条款，答辩人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并提示投保人：1、通过《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和授权”形式，以书面方式对投保人产品条款、责任免除、产品说明书的阅读等进行提醒，同时提醒如未如实告知可能面临答辩人解除合同的风险。投保人进行了签名确认。2、通过《电子投保确认书》中以对《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确认的形式，投保人再次确认答辩人及答辩人的代理人已提供投保人所投产品的条款，并对条款进行了说明，尤其是对免除答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投保人确认其对所投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投保人在最后签字予以确认。3、通过《人身保险（个险渠道）投保提示书》，以书面形式再次对投保人进行提醒，投保人签字确认了对产品条款、责任免除、合同解除条款的内容知悉。4、在保单条款各处以加粗字体、黑字体、加大字号、文字背景色等方式作出醒目的标志，以与其他条款内容的区别。5、通过电话回访再次提醒和确认了投保人是否阅读了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投保提示书。被答辩人明确回答清楚、明白。综上，答辩人拒绝支付保险金并解除保险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以上答辩意见，提请法庭考虑，请予采纳为盼。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7年2月向被告投保，双方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保险项目包括主险——平安福16（人身身故险，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额20万元），附加长险——平安福重疾16（重大疾病险，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额19万），长期意外13（人身意外险，保险期间为43年，保额20万元），附加一年短期险——意外医疗（意外医疗保险，保险金为2万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3月7日。根据双方约定的《平安平安福终身寿险（2016）条款》中载明，如原告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被告有权解除主险合同；上述合同解除权，自被告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双方约定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中载明，该附加险适用主险合同条款包括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原告在投保时签署了一份《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该确认书中的条款均用粗体字显示，其中载明原告投保是提供的健康信息及其他告知内容属实，本次投保有关的问卷、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均确实无误。周超及其保险代理人王木英均在该确认书上签字。根据被告提供的人身保险投保书（电子版）显示，该投保书中对周超的健康情况进行了询问，其中周超对“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或治疗”及“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A.脑、神经系统及精神方面疾病，例如：××”的选择均为“无”。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于2017年3月3日前往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体检时原告须签署一份“询问事项”，其中包括：一年内去医院进行过门诊的检查、服药、手术或其他治疗；过去三年内曾有医学检查（包括健康体检）结果异常；过去五年内曾住院检查或治疗；您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经患过下列疾病或手术史：脑、神经系统及精神方面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血液系统疾病……。对于上述问题，原告在该份表格中均勾选“是”，并在表格末尾签字。在该表格中，周超对前述选择的事项进行了说明，称其于2016年3月曾经因肾结石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另查明，2008年投保人周超曾于珠海白云康复医院因精神疾病住院治疗（共73天），出院诊断为偏执型分裂症。2011年、2012年、2017年投保人周超因患“双相情感障碍”多次前往江西省××院进行住院治疗。最后一次入院治疗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出院时间为2017年9月22日。原告提供了其与投保时的被告保险代理人王木英的对话及聊天记录。以此主张原告于2017年9月已经将患病的情况告知了王木英，且要求其协助原告对该患病情况进行理赔，被告此时已经对原告的病情有所掌握，被告应及时解除，但被告并未在除斥期间做出。被告经核查，称原告有两次报案记录，第一次于2017年7月24日，但没有后续的理赔记录。第二次为2017年12月18日，原告后于2018年1月3日申请理赔，被告经审查后依照既定程序于2018年1月31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解除涉案保险合同，理由为周超在投保前存在有影响被告承保决定的健康状况，而周超并未如实告知。原告收到了该份拒赔通知。本院依法传唤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代理人王木英出庭作证。其表示周超于2017年7月，即周超入院后，曾向其提出过理赔。周超当时向其通过微信传了部分资料后，由其代为电话报案。但由于周超提供的资料不齐全，王木英后将情况告知周超，周超就表示如果不能报就算了。2017年9月，即周超出院后，周超再次向其发送了出院病历等材料，希望向被告申请理赔医疗费用。此时王木英方才发现投保人周超有9年的精神疾病史，其明确向周超表示因其在投保时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该理赔可能不会被接受。但王木英表示当时仍然接受了周超的材料并上交，当时其将周超的病历资料向其所属部门的主管提交，经内部讨论后，王木英回复周超称资料不齐全，后周超回复称如果理赔不了就算了，后续再没有提交相关的资料。再查，投保人周超于2017年12月17日因溺水意外不幸身亡。原告为投保人周超目前唯一的法定继承人。以上事实有投保单、保险合同、保险条款、病历、健康检查报告书、询问笔录、签收回执、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投保人与被告之间达成的人身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投保人周超是否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若属实，被告是否依法行使其合同解除的权利。通过周超的病历可知，周超在投保前确诊有长期的精神疾病史。周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该疾病应该深有了解，并清楚该疾病的性质。从江西省××院的出院小结中也记载了周超承认该疾病，对疾病认识尚可。原告称周超因非专业人士对“双相情感障碍”等疾病不可能清楚辨别，该主张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周超于2017年3月购买涉案保险，被告在投保时已经通过合理的方式，提示原告应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及相应可能出现的免责情况。被告对原告就医史及患病情况作出了详细的询问，但原告在投保申请的询问事项中，对其是否患过精神疾病及是否在近期因病住院等问题上作出否定的称述。且在被告所安排体检的健康询问中，周超对曾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史只字不提。投保人依法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系最大限度诚实守信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严重的精神疾病有可能诱使患者做出不合理的行为，是否具有××史足以影响到保险人评估和判断承保风险并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原告对其自身的健康状况在经被告询问后未能如实告知被告，存在重大过失，被告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原告主张周超已于2017年9月向其保险代理人王木英提供了其在江西省××院的出院病历资料，用于保险报案，被告对周超未能履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已经知悉，但被告在周超死亡后的第二次报案即2018年1月份才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已经超过了三十日的除斥期间，原告的合同解除权已消灭。被告回应称周超只在2017年7月24日有过一次电话报案，但没有申请理赔的记录。至于2017年9月其向保险代理人报案因该理赔未正式提出，被告对该情况并不掌握。对此，本院认为，王木英系投保人周超指定的保险代理人，在目前保险产品的销售及交易习惯之下，投保过程中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公司的员工代为向投保人介绍产品、解释合同，并对合同进行风险提示，对原告的各项情况依法进行询问。投保后，代理人一般会对收取保费及保险合同履行等向投保人提供跟踪服务。对于投保人而言，保险代理人的行为即代表了保险公司。王木英作为投保人周超的合法保险代理人，在周超自认为可依据合同向被告申请理赔时均通过王木英提出申请，并向王木英提供了相应的住院病历，投保人实际上系作出向被告申请理赔的意思表示。王木英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2017年9月周超出院时，收到了周超向其发送的出院病历等资料，投保人周超希望藉此申请理赔。王木英在审阅病历后，在2017年9月22日通过微信已明确向投保人表示其可能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形，可能会被拒赔，但其仍然表示将其材料交予其上级。则此时应视为被告已经获悉投保人周超未履行其如实告知的义务的事实。但被告在知道该解除事由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该解除权因被告怠于行使而归于消灭。因此，虽投保人周超在投保时确存在未谨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但被告在2018年1月30日方才以此作为理由拒赔并解除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被告行使其权利已超过法定除斥期间，被告向原告拒赔并解除合同之行为已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此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依旧合法有效，被告应依约履行其义务。投保人周超因溺水意外身亡，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范围的，被告应当如约履行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剩余的保险金40万元（身故保险金20万元、意外身故保险金20万元），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告未告知的事实足以影响被告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存在重大过失，被告有权据此行使解除合同权，但被告怠于行使其权利，导致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的赔付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小红支付保险金40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7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智  枫人民陪审员 戴  自  琳人民陪审员 梁    琴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赖  淑  婷书 记 员 陈洵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