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21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连玉，男，195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品，北京天平（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党委，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张家口市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军，河北诚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连玉因与被上诉人党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8）冀0702民初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连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品，被上诉人党委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耀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连玉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702民初853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其自称双方债权债务产生的原因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生活经验。本案上诉人在醉酒的状态下签订借款合同，故而借款合同无效。涉案尾号为7769的上诉人名下银行卡，于2009年3月4日获得100万元银行贷款，但这一款项中的绝大部分即90万元，当日就从卡里转到高有仁卡中。事实上，这一转款行为并非上诉人所为，即便这一转款行为是上诉人自己操作，此时上诉人对高有仁已经拥有了90万元的债权。在2009年3月17日高有仁向上诉人银行卡转款80万元后，上诉人与高有仁之间的债权债务只剩10万元，即高有仁尚欠上诉人10万元，鉴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其对上诉人拥有债权的基础就不存在。因为被上诉人称其之所以对上诉人拥有债权，就是因为高有仁2009年3月17日的转款是代替上诉人向银行还款，所以上诉人对高有仁负有债务，而被上诉人又代替上诉人向高有仁偿还债务，所以被上诉人就取代高有仁，成为了上诉人的债权人。但从前述事实可以看出，上诉人对高有仁并不负担任何债务，所以被上诉人所声称其对上诉人的债权并不存在。上诉人认为，即便被上诉人能够举证证明高有仁对上诉人拥有债权，那么被上诉人如想取代高有仁的债权人地位，也应得到高有仁的同意，这是债权转让的基本要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未查清案件基本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特提起上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审庭审中王连玉补充如下上诉意见：上诉人上诉请求第一项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7**民初85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原审请求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此处需要着重强调一点，本案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虚假民事诉讼，上诉人已经于昨日再次向公安机关提出涉嫌诈骗的刑事立案的申请。下面上诉人针对一审判决中遗漏事实以及认定错误的事实提出以下上诉意见。第一点，原审法院对以王连玉名义贷款而取得的资金的实际占有使用人认定错误。根据被上诉人自述，其长期持有接收贷款的涉案银行卡，并完成了多次转入转出存入资金的行为其必然知晓该卡的交易密码。根据一审判决书第六页倒数第一行记载。被告在崇礼农信社办理的银行卡在办理完毕后即交由原告持有的审理查明内容完全可以判定判断，实际收到贷款的银行卡及卡内资金，自开卡之日就在被上诉人的实际占有使用之下，该卡的资金流转虽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当由被上诉人对其自身实际占有的行为负责。一审法院在首次庭审中也已经提到了该问题。但是判决与实际庭审调查的内容完全不匹配。第二点，上诉人不存在为还钱方便的目的，将银行卡交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亦不存在向被上诉人及高有仁借款的任何形式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委托被上诉人代为还款，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自银行也就是农信社向上诉人名下银行卡发放贷款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关系和合作事务，都已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往来，也从未向二人以任何形式表示过借钱的意图，双方不具备达成借款合意的基础条件。被上诉人在取得卡片以前双方关于借款如何洽谈，同样高有仁与上诉人是否存在借款合意，上诉人的借款来源、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上，被上诉人与高有仁之间的关系。涉案证人证言等因素，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通知中要求查明的内容，一审法院一概没有查清。而本案被上诉人与高有仁之间系近亲属关系，其二人资金互通的可能性极大。而被上诉人也需要向银行借款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向上诉人支付。几乎与其贷款的数额同等的借款。因为本案的被上诉人同样向银行进行了一百万的贷款，被上诉人没有能力支付而拆借贷款，完全不符合常理。同时，被上诉人将已得的贷款转借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一审法院同样未予考量。因为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承认自己的贷款也产生了逾期。但在此之下，可以证明其经济能力不足以向上诉人支付巨额的借款。关于事实部分第三点，原审法院对涉案王连玉银行卡中对高有仁的九十万的转款的性质避而不谈。原审法院多次查明王连玉账户向高有仁转出了90万元。而仅仅14天以后，高有仁以同样一个账户退还给王连玉账户80万元。原审法院自农信社首次放贷开始作为时间点进行调查，并以银行转账凭证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主要依据。甚至在其认定的事实当中多次出现揣测的内容。但始终没有对转出的90万元系何款，高友仁账户内原有资金能否达到九十万，转入的90万元予以退还的80万元是否属于同一笔钱，或者两笔钱是否存在数额的重叠，是认定本案是否有借贷性质的关键。而一审法院在已查到该笔资金的情况下，未予任何认定，严重遗漏了重要案情。另外，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取现10万元认定为上诉人属于上诉人的借款。是毫无逻辑的，甚至荒诞至极。一审判决书第六页第12行。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取得10万元且有借条，就得出了该10万元是交给了高有仁的，结果并且认定该笔借款属于对上诉人的借款，是没有任何逻辑性的。事实部分第四点，涉案借据。系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胁迫强制下写出的，应为无效的借款借据。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恐吓，威胁等行为，已经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而被上诉人并未收敛持续骚扰上诉人家属子女并公然告知绑架上诉人女儿杀害上诉人夫妻并且已经实际打砸上诉人的办公室，殴打上诉人妻子并且跟踪监视上诉人女儿。上诉人也于2018年9月喝农药自杀未遂。一系列行为，导致上诉人在该情形下作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欠条。恳请二审法院着重查明该事实，依法排除该非法证据。另外，根据该借条的记载，该借条前半部分记载的内容为2018年5月21日借款215万元，下面注明处虽然写明此笔借款原借款日期为2009年3月4日，但根据一审查明的银行流水，即被上诉人自身提供的证据，在2009年3月4日并没有给上诉人及上诉人的账户付款。包括被上诉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给上诉人付过款。包括他的账户里也没有存过钱。因此不能当然认定，此欠条与本案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时间差跨度上是存在明显的差别。第二大点，原审法院关于法律的适用是错误的。第一方面关于合同成立方面，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是属于借款合同纠纷下的一级案由，同样属于合同调整的范围。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的要件规定为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在合同主要条款协商一致后，在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合同成立系合同生效的前提即以实践合同为由，以支付资金即构成合同成立且生效的结果，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被上诉人在一审当中的主要的这个理论，这个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恰当的过程。也没有发出要约接受承诺的过程。不满足合同法第25条规定的合同成立条件。一审法院没有对合同是否成立问题列明法律依据，在判决书最后的法律条文适用当中，完全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直接将196条借款合同的定义以及二百零六条借款返还的期限作为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方面，是举证责任方面，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基于借贷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应当对借款合意核对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借款合意的成立，以及款项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提供的转账存款凭证上无关联的情况下，未提供借款合意成立的证据。上诉人以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或存在其他法律关系。法院应当要求被上诉人就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提供证据。上面这一段话是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该文献的第301页到304页的内容。第三大点是原审法院管辖适用是错误的。根据民诉法第3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没有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但是在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书中明确写明了被告的住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但桥东区法院在明确知晓被告住址并非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仍然以被告住所地为由进行立案审查。因此，其对管辖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释明，不符合管辖条件。而恶意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而适用的。综上，王连玉对被上诉人党委完全不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原审法院对资金的往来明细查明不清，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党委辩称，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可以适用原告所在地，出借人所在地的法院。本案中党委住所地在张家口市桥**富海广场，因此管辖没有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及说是虚假诉讼。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证据无需再去申请法院调取。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在北京报过案，上诉人也认可确实发生过借款，上诉人说的被胁迫，这个均无证据。因此，双方签订了这个借据都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从本身借款发生来说，也是双方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还特意去了崇礼农信社调取了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希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党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连玉给付党委借款本金100万元；2.请求法院判令王连玉给付党委借款利息120万元（以100万元为基数，月息1%从2009年3月5日计算至2019年3月5日），以后的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诉讼费由王连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4日王连玉与崇礼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崇礼农信社）签订了《质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王连玉向崇礼农信社借款100万元，期限自2009年3月4日至2009年5月4日。王连玉在合同末页借款人处签名、捺印并加盖自己的名章。合同签订后的当日，崇礼农信社将100万元借款发放至王连玉在崇礼农信社办理的尾号为7769的农信社银行卡中。放款当日，从王连玉的卡中转出90万元，王连玉认可该90万元转给了高有仁。之后，为了还款方便，王连玉将7769号农信社银行卡交给党委。2009年3月17日高有仁给王连玉尾号7769的农信社银行卡汇款80万元，用于归还王连玉向崇礼农信社的贷款。2009年3月23日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卡中分两次存入现金205700元，用于归还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截止至2009年3月23日，王连玉用尾号为7769的农信社银行卡共向崇礼农信社还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700元，合计1005700元，本息全部还清。2009年3月23日党委与崇礼农信社签订借款合同，向崇礼农信社贷款1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崇礼农信社向其尾号9039的银行卡中发放贷款100万元，党委收到贷款后于当日向高有仁的银行卡中汇款679300元。党委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质押担保借款合同》一份、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电汇凭证、党委借款借据一份、高有仁给王连玉转款凭证一份、现金取款凭条一张，现金存款凭条2张，王连玉对党委提供的证据关联性不认可。对党委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庭审中，党委自认王连玉在书写借条后归还过3万元利息。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事实如下：1.对于2009年3月4日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之间的贷款。党委提供了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签订的《质押担保借款合同》，王连玉认可该合同是其本人所签，但是是在他醉酒状态下签的，而且在崇礼农信社发放贷款后，发放贷款的卡便交给党委保管，100万元的贷款其中90万元由党委转给高有仁，剩余10万元也由党委支取实际使用。党委称在王连玉贷款100万元到账后，王连玉在柜台直接给高有仁转账90万元，剩余10万元也是由王连玉支取。由于王连玉在北京生活，为了归还贷款的方便，将卡交给其帮助按期还款。王连玉提供了一张转账凭证复印件，拟证明给高有仁转款90万元的事实。2.党委主张2009年3月17日，高有仁给王连玉的7769号银行卡转账8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党委提供了转账凭证，王连玉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辩称7769号银行卡一直在原告处保管，对于该卡的交易情况不知情。对党委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3.党委主张2009年3月23日其向崇礼农信社贷款100万元，贷出款后，党委给高有仁转账679300元，又通过取现方式给付高有仁100000元，该款项用于归还高有仁代王连玉归还崇礼农信社的80万元贷款。党委提供了借款借据、转账凭证、取款凭条，王连玉对党委提供的证据关联性不认可，辩称由于卡由原告实际持有，对于卡内转账情况不知情。对党委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党委出示了王连玉于2018年5月21日借款条一张，内容为：今有王连玉借党委人民币215万元，借款日期2018年5月21日，在2018年5月31日前先还50万元，剩余在2018年10月底还清，此笔借款原借款日为2009年3月4日，本金100万元，利息115万元。王连玉辩称该借条是在党委的强迫下，按着党委写好的样子照抄的。另，本院依法调取了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之间签订的《质押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证明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于2009年3月4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万元，崇礼农信社在合同签订当天发放贷款；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农信社银行卡2009年3月份的交易流水，证明王连玉2009年3月4日收到崇礼农信社发放的贷款100万元，当日转出90万元，取现99980元，3月17日转入80万元，3月23日现金存入205700元，同日柜台还款1005700元；2009年3月23日贷款本金利息收回凭证一份，证明在此日王连玉向崇礼农信社的贷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700元全部归还。2009年3月23日存款凭条2张，分别为两次存入王连玉7769号银行卡中现金共计205700元。对于上述证据党委无异议，其称2009年3月23日存入的205700元是其用本人的现金205700元存入王连玉卡中，归还的贷款。王连玉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自贷款发放后卡一直由党委使用，其对具体情况不知情。对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2009年3月4日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签订了《质押担保借款合同》，向崇礼农信社借款100万元，崇礼农信社于签订合同当日放款100万元，通过党委提供的《质押担保借款合同》及我院依法调取的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农信社银行卡2009年3月的流水均能证实，王连玉认可其在《质押担保借款合同》中签字，又辩称其是在醉酒状态下签的字，王连玉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签字所需承担的民事责任，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通过本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显示，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银行卡在收到100万元的款项后，当即转出90万元，并取现99980元，卡中余额为9.5元。王连玉认可90万元是转给高有仁，但辩称99980元是党委取走。庭审中党委称王连玉在2009年3月4日收到100万元贷款后，转出90万元并提现近10万元，均是其本人支配的。王连玉称90万元的转款是在农信社柜台办理的，他当时在场且知道是转给高有仁。通过银行流水能够显示，90万元的转账和99980元的取现发生在同一天，且根据银行系统的交易规则，对于99980元的取款同样需要在柜台才能进行办理。王连玉对转款的事实知情，认可是在柜台办理，对取现的事实同样应当知情，王连玉称99980元是党委支取，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不予认定。党委称在王连玉将卡中钱通过转账和现金支取取走后，将卡交由其归还贷款，王连玉辩称其在办理完贷款之后将7769号银行卡交于党委持有，从未办理过还款手续，对于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至此可以认定，王连玉向崇礼农信社借款100万元，该笔借款党委未使用。2009年3月17日，高有仁向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银行卡中转账80万元，用该钱归还借款。2009年3月23日，党委与崇礼农信社签订借款合同，向崇礼农信社贷款100万元，崇礼农信社于当日放款100万元。党委称在收到100万元贷款后，给高有仁转账679300元，取现100000元交给高有仁，以此归还高有仁代王连玉归还的80万元。根据调取的党委尾号为9039号银行卡及党委提供的转账凭证，能够证实党委给高有仁转款679300元。对于取现的100000元，虽然没有高有仁签字的收条，但是党委提供了转款凭证，结合2018年5月21日王连玉手写的借条，能够认定党委给付高有仁100000元的事实。2009年3月23日，党委又在崇礼农信社的柜台，分两次将205700元的现金存入王连玉尾号为7769的银行卡中用于归还贷款，至此，王连玉于2009年3月4日向崇礼农信社的贷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700元全部结清。调取了2009年3月23日的存款凭条两张，两张条中客户签名均为“王连玉”。庭审中党委称，是他用自己的钱存到王连玉的卡中归还贷款，因为农信社要求卡名必须与存款凭证中名字保持一致，所以其在客户签名中填写了“王连玉”，王连玉表示该两张存款凭证中的“王连玉”不是其本人签的。结合庭审查明的情况，王连玉在崇礼农信社办理的银行卡在办理完毕后交由党委持有，且其从未到崇礼农信社办理过还款事宜的情况，能够认定205700元是党委存入王连玉的卡中用于归还贷款。综上，能够认定党委共代王连玉向崇礼农信社还款总额为985000元。王连玉辩称其从未委托党委帮其还钱，庭审中党委对此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且2018年5月21日王连玉又为党委重新出具了借条，视为对党委代其还款行为的认可，同时也能证明在党委为王连玉还款后，双方之间形成了新的借贷关系，借款的本金为985000元。王连玉以借条是按照党委写好的内容照抄的，且是在党委胁迫的情形下书写的，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其抗辩不予采信。2018年5月21日的借条中注明“此笔借款原借款日期2009年3月4日，本金100万元，利息共计115万元”，由此能够推算出利息的标准为月息1分，认定双方之间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1分，起算时间应为2009年3月23日。王连玉已经归还的3万元利息予以扣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王连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党委借款本金985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09年3月23日起，按照月息1分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减去王连玉已经归还的3万元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王连玉负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09年3月4日，王连玉与崇礼农信社签订《质押担保借款合同》,借款金额100万元,崇礼农信社于当日向王连玉尾号为7769农信银行卡放款100万元。原审法院调取尾号为7769农信银行卡2009年3月的银行流水显示，3月4日当天转出90万元及取现99980元。原审庭审中，王连玉称对转款的事实知情,认可是在柜台办理,根据银行系统交易规则，对取现99980元仍需在柜台办理，故应认定王连玉对取现的事实同样应当知情。王连玉7769号农信银行卡在收到100万元贷款后，并于当日对其所有的100万元贷款作出了相应的处分行为。王连玉称从7769农信银行卡中向高有仁转款90万元的事实，王连玉未提供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对此王连玉可另行主张。2009年3月17日转款凭证证实高有仁向王连玉尾号为7769农信银行卡转款80万元。2009年3月23日党委向农信银行贷款100万元，当日放款100万元。通过党委尾号为9093农信银行卡转款凭证、取款凭证证实，党委于3月23日向高有仁转款679300元，并于当日取现10万元交由高有仁，以此归还高有仁代其向王连玉6679农信银行卡转款80万元。2009年3月23日，党委在农信银行柜台，分两次将205700元现金存入王连玉尾号为7769号银行卡中。上述事实可证明党委向王连玉7769号银行卡共转款1005700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自2009年3月4日王连玉将7769农信银行卡交由党委持有，亦称在此之后从未办理过还款手续。根据2009年3月23日农信银行本息收回凭证证实，王连玉于2009年3月4日向崇礼农信银行贷款本金100万元，利息5700元，通过尾号为7769农信银行卡已全部结清。另，党委在持有7769农信银行卡时，卡中金额显示为9.5元，此后7769银行卡的资金流转情况均为款项的转入，未显示款项的转出。对王连玉称与农信银行100万元贷款以及7769农信银行卡的实际占有使用人为党委，不予采信。党委上述行为应认定是其代王连玉向崇礼农信银行还款的事实。2018年5月21日，王连玉与党委签订借条一份，借条中“此笔借款原借款日期2009年3月4日”虽与党委实际代王连玉归还100万元贷款日期不一致，综合一审、二审情况，可以认定党委的行为就是归还的王连玉与农信银行的100万元贷款。2018年5月21日王连玉书写的借条，应认定是王连玉对党委上述还款事实的确认。有关王连玉主张借条是在党委恐吓、胁迫的强制情形下书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王连玉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连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上诉人王连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砚生审判员  梁金前审判员  范新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向东书记员刘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