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4刑初34号 公诉机关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某1，男，1972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5月25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小晖，湖南德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某2，男，197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浙江省临海市，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2010年7月5日因犯非法制造发票罪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11月18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5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清明，辽宁清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梅某，男，197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上海仟家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门店主管，住上海市嘉定区，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滨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8年3月7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次日被抚顺市公安局监视居住。 辩护人王有平，上海市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杜某某（曾用名杜坚平），男，198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2005年12月23日因犯抢劫罪被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于2014年4月27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5月25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邢礼贵，辽宁正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邵某，男，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系上海翊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龙毓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住上海市静安区，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8月15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勇力，辽宁泽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石全红，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卢某，男，198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系上海翊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龙毓实业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9月1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15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赵石林，辽宁思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某某，男，1980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系上海晓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上海市杨浦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5月28日被抚顺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9日经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次日由抚顺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抚顺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关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辩护人孙赑，北京市炜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以抚检诉刑诉[2018]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杜某某、陈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邵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被告人卢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敲诈勒索罪一案，于2018年6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莹、屈颖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某1及其辩护人张小晖，被告人何某2及其辩护人张清明，被告人梅某及其辩护人王有平，被告人杜某某及其辩护人邢礼贵，被告人邵某及其辩护人李勇力、石全红，被告人卢某及其辩护人赵石林，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关月、孙赑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抚顺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现已审理终结。 抚顺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 被告人何某1于2015年4月至2017年2月间，为了采用票货分离的方式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经济利益，结识了在深圳回收黄金但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陈某2（另案处理），并通过被告人梅某介绍认识了具有黄金经营资质的上海龙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邵某、上海晓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晓路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上海睿泓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泓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陈某某，同时与能介绍用票公司的台州老乡陈某1等人（另案处理）取得联系。后被告人何某1与其弟弟被告人何某2指使被告人杜某某、蔡某1（另案处理）利用网银操作虚假资金流、虚假黄金购销合同、虚假提货单等手段，制造全国400余家用票公司同邵某控制的上海龙毓公司及上海翊毓公司、陈某某控制的上海晓路公司及上海睿泓公司存在黄金交易的假象，并通过上述四家公司向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告人邵某于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间，在明知陈某2出资购买黄金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卢某将通过上海龙毓公司及上海翊毓公司从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或其指定的人，后以上述两家公司的名义向大连创宏基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利某1来商贸有限公司等全国200余家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指使被告人卢某将发票交给被告人何某1，再由何某1通过陈某1等人将发票交给用票公司，从而实现票货分离，获取经济利益。经审计，上海龙毓公司在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2645929219.80元，税额人民币384451255.49元；上海翊毓公司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610795860.00元，税额人民币234047263.06元。 被告人陈某某于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间，在明知陈某2出资购买黄金的情况下，将通过上海晓路公司及上海睿泓公司从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或其指定的人，后以上述两家公司的名义向大连创宏基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利某1来商贸有限公司等全国200余家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发票交给被告人何某1，再由何某1通过陈某1等人将发票交给用票公司，从而实现票货分离，获取经济利益。经审计，上海晓路公司在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888757328.50元，税额人民币274434824.66元；上海睿泓公司在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615555470.78元，税额人民币89439683.52元。 二、敲诈勒索事实 被告人卢某于2016年9月间，以将上海翊毓公司的会计账簿等材料交给税务机关、公安机关为要挟，与刘某9（另案处理）共谋，向邵某索要人民币350万元。邵某于2016年9月20日向卢某的中国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300万元，后卢某将现金人民币85万元交给刘某9，并将上述会计账簿等材料交还邵某。 三、故意销毁会计账簿事实 被告人邵某先后于2014年9月9日、2014年11月19日以其妻子及岳母的名字在上海市杨浦区、虹口区注册成立了经营范围均包括黄金首饰的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后邵某利用两家公司虚开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经济利益。2015年至2017年间，邵某为隐瞒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将两家公司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账簿等相关资料予以销毁。 被告人何某1、杜某某于2017年5月23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陈某某于2017年5月25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邵某于2017年8月10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卢某于2017年8月18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梅某于2018年2月26日被公安人员抓获。 公诉机关认定上述事实提供如下证据：1、书证：销项企业名单等书证；2、证人证言：证人唐某等人的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杜某某、邵某、卢某、陈某某的供述与辩解；4、鉴定意见：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等；5、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刘某1等人的辨认笔录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陈某某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共谋以票货分离的方式为他人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杜某某、卢某明知何某1、邵某等人以票货分离的方式为他人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仍提供帮助；被告人邵某还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账簿，情节严重；被告人卢某还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杜某某、陈某某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邵某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卢某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陈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杜某某、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杜某某系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属累犯，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要求依法判处。 被告人何某1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何某1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何某1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构成包括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和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客观后果。本案中，被告人何某1帮助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睿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龙毓公司转入购买黄金资金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每克黄金0.2元的手续费，并无偷逃税款的故意。上述四家公司从上海黄金交易所购入黄金后再对外销售，同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真实的黄金交易，同样没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1对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睿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龙毓公司对外开具的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承担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卷中鉴定意见无法证实上述四家开票公司的资金均系被告人何某1通过受票公司转入，侦查机关亦未查实受票公司资金来源。3、本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情况事实不清。受票方利用其获取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不一定必然导致国家税款损失，侦查机关尚未查实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导致国家税款损失情况。4、如果认定被告人何某1构成犯罪，鉴于被告人何某1在本案中帮助开票公司和受票公司转账，其行为属于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起次要、辅助作用，社会危害性较小，此外，被告人何某1非法获利较少，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处罚。5、被告人何某1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何某2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何某2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分为犯意提出、网银转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送至各地公司用于抵扣税款四个阶段，被告人何某2只参与了网银转账一个阶段，并且只是帮助蔡某1进行几次网银转账，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何某2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认罪悔罪，应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梅某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梅某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梅某并未与同案被告人何某1、何某2、邵某、陈某某等人共谋通过票货分离的方式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具有实施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被告人梅某只是介绍何某1、陈某某、邵某认识，未参与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任何环节，对邵某、陈某某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知情，不应对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被告人杜某某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杜某某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杜某某未参与谋划实施犯罪行为，亦未参与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根据同案被告人何某1等人的指示提供帮助，所起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处罚。2、被告人杜某某系口头传唤到案，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实施，应认定为自首，且认罪悔罪，应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邵某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邵某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邵某并未与同案被告人何某1共谋以票货分离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何某1亦未告知邵某以票货分离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邵某利用自己公司所具有的黄金交易资质帮助何某1购买黄金以赚取手续费。邵某的公司收取购买黄金客户资金后，按照客户要求进行黄金交易，交付实物黄金，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交易过程中购买黄金款项、黄金实物、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一致，交易流程符合法律规定。2、被告人邵某利用自己经营的公司向受票公司开具的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进行变票后才能抵扣税款，邵某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与国家税收损失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3、上海税务机关在2015年9月经调查未认定被告人邵某经营的上海龙毓公司具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上海龙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应认定为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4、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引用证据不充分，分析说明不合理，认定上海翊毓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超出职权范围，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采信。5、侦查机关未查实本案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物及受票公司的发票联和抵扣联等证据，导致关键证据未查实，现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6、如果认定被告人邵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则应认定被告人为从犯，其犯罪数额为上海翊毓公司开具、已用于抵扣税款的数额，且被告人家属在侦查阶段已退缴非法所得60万元，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被告人卢某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卢某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卢某是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的员工，根据老板邵某的指示实施提取黄金、协助打印并运送增值税专用发票，对邵某以隐蔽的分工协作的方式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知情，且没有参与分赃，其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被告人卢某没有非法占有邵某财物的主观故意，其向邵某提出民事索赔的原因是卢某以商业资源入股与邵某妻子崔丽丽成立了上海坤毓公司后，崔丽丽将卢某排挤出管理层，邵某也同意赔偿给卢某相应的钱款。3、如果认定被告人卢某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从2016年7月卢某接受税务机关调查时起，或从2016年9月卢某拿走上海翊毓公司账册时起，认定其明知邵某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且应认定为从犯，对其从轻、减轻处罚。4、被告人卢某在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羁押期间，如实供述其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某某辩解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被告人陈某某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陈某某利用自己的上海晓路公司为同案被告人何某1提供的客户代买黄金，主观上是为了赚取手续费，并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2、被告人陈某某不知道何某1利用自己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陈某某根据与被告人何某1的约定，将为客户购买的黄金和为客户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统一交给何某1或其指定的人。何某1向陈某某隐瞒合作意图，隐瞒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陈某1等人和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等相关事实，陈某某并不知道陈某2为购买黄金的实际出资人，亦不认识陈某1等联系用票公司的人。被告人陈某某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 被告人何某1于2015年4月至2017年2月间，预谋采用票货分离的方式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经济利益。为实现上述犯罪目的，被告人何某1与被告人何某2、被告人杜某某、蔡某1（另案处理）等人组成团伙，先后结识了联系用票公司的陈某1等人、提供购买黄金资金并回收实物黄金的陈某2（另案处理），并通过被告人梅某介绍认识了具有黄金经营资质的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邵某、上海晓路公司和上海睿泓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陈某某。被告人何某1、何某2组织、指挥上述人员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其流程为：被告人何某1、何某2收到陈某1等人提出的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要求后，先是要求陈某1等人将用票公司的开票信息和网上银行相关手续交给自己控制的团伙，之后通知陈某2将购买黄金钱款通过其控制的邓某、舒某、罗某等人的银行卡转入用票公司账户，再安排被告人杜某某、蔡某1等人将上述钱款转入被告人邵某、陈某某实际控制的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账户，同时安排杜某某等人将用票公司的开票信息、空白黄金购销合同、空白提货单等材料邮寄给上述购买黄金的公司，制造全国400余家用票公司同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睿泓公司存在黄金交易的假象，并通过上述四家公司向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告人邵某于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间，在明知陈某2出资购买黄金的情况下，指使被告人卢某将通过上海龙毓公司及上海翊毓公司从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或其指定的人，后以上述两家公司的名义向大连创宏基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利某1来商贸有限公司等全国200余家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指使被告人卢某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被告人何某1，再由何某1通过陈某1等人将发票交给用票公司，从而实现票货分离，获取经济利益。经审计，上海龙毓公司在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2645929219.80元，税额人民币384451255.49元；上海翊毓公司在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610795860.00元，税额人民币234047263.06元。 被告人陈某某于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间，在明知陈某2出资购买黄金的情况下，将通过上海晓路公司及上海睿泓公司从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或其指定的人，后以上述两家公司的名义向大连创宏基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利某1来商贸有限公司等全国200余家用票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发票交给被告人何某1，再由何某1通过陈某1等人将发票交给用票公司，从而实现票货分离，获取经济利益。经审计，上海晓路公司在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888757328.50元，税额人民币274434824.66元；上海睿泓公司在2016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615555470.78元，税额人民币89439683.52元。 被告人何某1、杜某某于2017年5月23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陈某某于2017年5月25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邵某于2017年8月10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卢某于2017年8月18日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梅某于2018年2月26日被公安人员抓获。 二、故意销毁会计账簿事实 被告人邵某先后于2014年9月9日、2014年11月19日以其妻子及岳母的名字在上海市杨浦区、虹口区注册成立了经营范围均包括黄金首饰的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后邵某利用两家公司虚开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经济利益。2015年至2017年间，邵某为隐瞒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将两家公司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账簿等相关资料予以销毁。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辽宁省公安厅指定管辖通知、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明本案的发案、立案、破案经过及各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2、证人陈某1证言，我和何某1是老乡。何某1虚开发票团伙有何某1、何某2、杜某某、蔡某1、刘某1等人。2015年四五月份，我和何某1商谈利用公司买黄金，得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再将得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售出牟利。何某1负责联系深圳的人出资购买黄金，并回收黄金，联系上海的公司购买黄金并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以价税合计1.8%—2%的价格从何某1处购买增值税发票。何某1联系的上海有黄金交易资质的公司名称不清楚，何某1怕我自己去联系。我曾见过陈某某从上海到长沙给何某1送发票。 3、证人金某1证言，我从2016年开始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我是大连利某1来商贸有限公司、大连创宏基商贸有限公司、大连盛泰得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保证大连利某1来公司和大连创宏基公司的经营，我通过陈某1从上海晓路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购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晓路公司为大连利某1来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上海翊毓公司为大连创宏基公司开具进项发票。上海晓路公司为大连利某1来公司开具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流程为，我将大连利某1来公司的网银邮寄给上海晓路公司，上海晓路公司帮我完成资金流，之后将网银邮寄回大连利某1来公司。上海晓路公司按照开具发票钱款数额2%的价格向我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联系上海翊毓公司为大连创宏基公司开具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流程与从上海晓路公司处购买增值税进项发票的流程相同。我利用大连利某1来公司和大连创宏基公司大概开出10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证人陈某2证言，我和何某1做过黄金买卖生意。何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同案有我、陈某某、邵某。具体分工情况是，我以低价收购黄金，不要发票，何某1不要黄金，只要发票，邵某、陈某某负责经营买卖黄金的公司，做虚假黄金交易，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黄金，按照何某1要求，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下游的空壳公司，将购买的黄金交给我。我的马仔有官国建、江某、刘某4、陈凤钗、杨某2、廖某。陈凤钗负责网银操作，其他人负责到银行提取黄金，给客户送黄金，我也用他们的银行卡支付购买黄金款。我与何某1从2015年四五月份开始合作，由于我跟他不熟，我就让何某1先垫付500万元购买黄金款，汇入上海购买黄金公司的账户，之后上海公司的人带公司转账U盾和电脑，到深圳我指定的宾馆入住。我看到何某1的进账后，将剩余的购买黄金钱款汇给何某1提供的个人银行卡，何某1将钱款汇入上海公司账户，再转入上海黄金交易所平台用于购买黄金。交易成功后，上海公司的人约好提取黄金的金库，我派人跟上海公司的人到金库提取购买的黄金。何某1以低于黄金交易价格0.1元的价格卖给我，我将该部分钱款扣除后，再将何某1垫付的钱款返还给他。何某1采用这种方式购买黄金，可以得到黄金交易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何某1只要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要黄金，我只要黄金，不要发票，所以，何某1能以低价卖给我黄金。何某1将得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了就能赚钱，也能填补他低价卖给我黄金的损失。我使用过官国建、柳某、陈凤钗、杨某2、官如今、廖某、官国柱、陈某6、陈雪花、游某等人的银行卡向何某1提供的乐某1、邓某、李某1、罗某、彭某1、舒某等人的个人银行卡汇款。我见过上海公司的老路（邵某）和小弟（陈某某）。何某1通过他俩的公司在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黄金。我将我从何某1处购买的黄金以低于市场价0.05元的价格卖给我的客户。这些客户都是预先支付购买黄金钱款。到2015年10月份，我就不需要何某1垫付购买黄金款了，我自己全额支付。何某1以低于上海黄金交易所每克0.1元的价格向我出售黄金，我得到出资购买的等价黄金后，何某1又多打给我总资金约1.1%的黄金，这部分钱我通过银行卡再转给何某1，多出来的钱我们叫“还水”钱，实际就是何某1卖出发票之后，扣除我、陈某某、邵某应得的钱款后，他自己的获利。我与何某1合作期间为2015年四五月至2016年底，我通过何某1买了2—3吨的黄金，总价值5—6亿元，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被何某1拿走了。 陈某2辨认笔录表明，陈某2辨认出被告人何某1系向自己低价出售黄金，称为“何某1”之人；辨认出被告人陈某某系与自己合作购买黄金，称为“小弟”之人；辨认出被告人邵某系与自己合作购买黄金，称为“老路”之人。 5、证人黄某1证言，我于2017年1月份任中国农业银行西子花苑支行行长。何某1是我们行的大客户，他的公司地址在华晨国际2506室，据何某1说他们做黄金生意。2017年3月24日，何某1带一名自称陈某7的人（陈某2）到我行办理银行卡。 黄某1辨认笔录表明，证人黄某1辨认出被告人何某1系带领陈某2到中国农业银行西子花苑支行办理银行卡之人；辨认出证人陈某2系到中国农业银行西子花苑支行办理银行卡，称为“陈某7”之人；辨认出被告人杜某某系被告人何某1的司机，曾送何某1、陈某2等人到中国农业银行西子花苑支行办理银行卡。 6、证人刘某1证言，我于2015年5月份开始到吉首市天福金源商贸公司做会计，负责文职工作。该公司的地址在长沙市雨花区，公司员工有大老板何经理（何某1）、二老板何某2、眼镜哥（蔡某1）、小帅哥（杜某某）、出纳曾某。何某1是公司的负责人，所有人都听他指挥。何某2负责给我们开工资。蔡某1、杜某某按照何某2的要求办理转账事宜。我和曾某根据何某2、蔡某1的指示做资金流。通常是蔡某1利用邓某等人的银行卡将资金转到用票公司账户，之后将用票公司的网银U盾、开票信息等资料发给我和曾某，安排我和曾某用购票公司的U盾向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睿泓珠宝公司等单位转账。此外，我将蔡某1交给我的购票公司的开票信息、五证信息等资料扫描进何某2的办公电脑，再通过QQ传给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睿泓珠宝公司、上海翊毓公司。杜某某有时用邓某等人的银行卡向购票公司转账，也向上海晓路公司转账，同时也负责收发快递。蔡某1使用的银行卡的用户名有邓某、罗某、舒某、乐某1、李某1、吴某1等人。何某2在2015年4月份份让我办理一张卡号为62×××41的招商银行卡，帮助他们取钱。我的招商银行卡明细中，朱某1伟、乐某1、邓某、彭某2、董某转入的钱款是何某2等人转入的，对应的取现钱款都给何某2他们了。我一共帮助何某2等人取款三四百万元。2015年12月25日彭某2存入10万元，董某存入120万元，之后取现120万元交给何某1了，其余的取现钱款都给何某2了。我曾经进行转账操作的购票公司有广西巨尊贸易公司、广西凯佰升贸易公司、广西朗亿圣商贸公司、广西利某2汇商贸公司、广西利妙财风商贸公司等。公安机关向我出示的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销项单位明细表中，我用对号标注的公司是我有印象的公司，公安机关在杜某某住处扣押的上海定钰公司等79家企业都是我参与操作资金流的公司。我经手向上海晓路公司转账总金额有30—40亿元。该公司从2015年5月份至2017年5月份一共向我支付144100元工资。 刘某1辨认笔录表明，被告人刘某1辨认出被告人何某1即是其称为“大何某1”之人；辨认出被告人何某2即是让其用开票公司U盾向上海晓路公司等单位转账，称为“小何某1”之人；辨认出证人蔡某1即是让其将开票公司账户内资金转入上海晓路公司等单位，称为“眼镜哥”之人；辨认出被告人杜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小帅哥”之人；辨认出证人曾某即是何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中帮助操作资金流，称为“小曾”之人。 7、证人曾某证言，我从2015年11月份开始到吉首市天福金源商贸公司工作，我在该公司当文员，利用网银做资金流。公司地址在长沙市雨花区。公司员工有大何某1（何某1）、何某2、眼镜哥（蔡某1）、小帅哥（杜某某）、会计刘某6。何某1是公司的负责人，何某2负责给我们开工资，蔡某1、杜某某按照何某2的要求办理转账事宜。杜某某有时在蔡某1的安排下用邓某等人的银行卡向用票公司账户转账，将用票公司账户内钱款再转入上海晓路公司，也负责收发快递。在该公司做资金流的流程为，先是由蔡某1通过网上银行将邓某、罗某、舒某等人名下的银行卡内的资金转到用票公司账户，之后蔡某1将用票公司的账户U盾交给我和刘某1，我和刘某1按照蔡某1的要求，通过网上银行将用票公司账户内的资金转入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睿泓公司账户。此外，我们将何某2给我们的用票公司的开票信息扫描到何某2的办公电脑中，由刘某1通过QQ发送给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上海睿泓公司，有时我也帮刘某1发送上述材料。我曾经进行转账操作的公司有广西凯佰升公司、广西灵聪公司、广西利妙财风公司等。我每次转账几十万元、几百万元不等，大部分都是100万元以上。我经手向上海晓路公司转账总金额有1亿多元，具体数额记不住了。公司之间进行转账时应该是有交易发生，我在公司没有见过货物和发票。我在公司曾见到四五个陌生人找何某1、何某2、蔡某1谈事情，其中有陈某1、周某2。 曾某辨认笔录表明，证人曾某辨认出被告人何某1即是其称为“大何某1”之人；辨认出被告人何某2即是让其用开票公司U盾向上海晓路公司等单位转账，称为“小何某1”之人；辨认出证人蔡某1即是让其将开票公司账户内资金转入上海晓路公司等单位，称为“眼镜哥”之人；辨认出被告人杜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小帅哥”之人；辨认出证人刘某1即是帮助何某1等人操作资金流，称为“刘某7”之人；辨认出陈某1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 8、证人杨某1证言，我在长沙市兴业办公商店工作。2017年5月23日16时许，商店老板贺某能让我到长沙市华晨公馆2506房间，将这家公司的电脑搬回我们公司重做系统。该公司有5台台式电脑，2台笔记本电脑，1台一体机。这家公司的人员中我认识何某2。 杨某1指认照片表明杨某1从长沙市华晨公馆2506房间搬出的电脑的相关情况。 杨某1辨认笔录表明，证人杨某1辨认出其曾多次向被告人何某2提供电脑售后服务。 9、证人贺某能证言，我和我丈夫共同经营兴业办公商店。何某2所在的公司是我家的客户。2017年5月23日下午四五点左右，何某2公司的人要求我们到华晨公馆2506房间，将他们公司的电脑全部搬走重新安装系统，大概有七八台台式机，2台笔记本电脑。我就安排我们店里的店员杨某1将该公司的电脑搬回来了。 贺某能辨认笔录表明，证人贺某能辨认出其曾多次向被告人何某2提供电脑售后服务。 10、证人王某1证言，长沙市华晨公馆2506号房屋是我家的房产。2015年10月份，我通过房屋中介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了。经辨认，与我签订租房合同的是杜某某，他提供的是孙悦平的身份证，称孙悦平是老板。我在该房屋见过何某1。 王某1辨认笔录表明，证人王某1辨认出被告人杜某某系与其签订租房合同之人；辨认出被告人何某2系华晨公馆2506房间的工作人员。 11、证人沈某证言，长沙市芙蓉区天骄城锦锈苑4栋1105房间是我儿子的房子，房子都是我租出去的。2012年6月份，一个叫何某2的男的租的房子。 12、证人吴某1证言，我是长沙市凡尔赛酒店KTV的服务员。何某1是我的客户。同何某1一起来唱歌的人有何某2、蔡某1、陈某某、卢某、陈某2、陈某1等人。何某1于2016年5月份借用我的身份证办理一张卡号为62×××79的农业银行卡，该卡办好后就交给何某1了。 吴某1辨认笔录表明，吴某1辨认出何某1是凡尔赛酒店KTV的大客户，曾多次带人到长沙市凡尔赛酒店KTV消费；辨认出何某2经常到长沙市消费娱乐；辨认出杜某某、卢某、陈某1、陈某2、陈某某、蔡某1曾随同何某1到长沙市消费娱乐。 13、证人罗某证言，我于2015年10月份至11月末在长沙凡尔赛KTV做服务员，何某1是我的客户，经常带朋友来唱歌。2015年12月初，何某1叫我到杭州玩，我就带朋友邓某去了。在杭州何某1借用我和邓某的身份证分别办理一张台州银行卡，卡办好后就被何某1拿走了。 罗某辨认笔录表明，罗某辨认出何某1系长沙市的大客户，曾借用自己身份证办理银行卡；辨认出邓某系陪同自己到杭州找何某1，并出借身份证给何某1办理银行卡之人；辨认出何某2、陈某1曾随同何某1到长沙市消费娱乐。 14、证人邓某证言，2015年12月份，我同学罗某找我陪她一起去杭州找何某1。何某1借用我和罗某的身份证分别办理两张台州银行卡，用我名字办理的银行卡号为62×××65。卡办好后就被何某1拿走了，我没有使用。 邓某辨认笔录表明，邓某辨认出何某1系向其借身份证办理银行卡之人；辨认出罗某系介绍其与何某1认识，并出借身份证给何某1办理银行卡之人。 15、证人乐某1证言，我于2013年底至今在长沙市盛世金樽KTV工作，上班期间我认识了何某1。2015年何某1用我的身份证办理了银行卡。 乐某1辨认笔录表明，乐某1辨认出何某1系其称为“何某2”之人。 16、证人颜某证言，我和何某1是男女朋友关系，杜某某是何某1的司机。我和何某1住在长沙市雨花区，该房产是我和何某1共同出资180万元购买的，我出资100万元左右，何某1出资80万元左右。我名下有两台汽车，一辆是保时捷牌汽车（车牌号湘Ａ×××××），一辆是奔驰牌汽车（车牌号湘Ａ×××××）。奔驰汽车是何某1出资购买的，保时捷汽车是我和何某1共同出资50多万元购买的。何某1出资10万元在第六都小区购买了一处车位，车位号为1—302。 17、证人陈某3证言，杜某某是我男朋友，我俩是2015年认识的。杜某某说他是做买卖黄金生意的。杜某某住处的电脑和打印机是打发票用的。杜某某都是自己打印，自己邮寄。 18、证人崔某1证言，邵某是我丈夫。邵某是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经营人。邵某于2014年成立的龙毓公司，之后又成立的翊毓公司。翊毓公司地址在上海市恒丰路638号苏河一号1618室，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买卖等。公司员工有卢某、吴某2。我也帮忙审核财务。上海翊毓公司是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从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黄金，再销售给全国各地的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不用出购买黄金的资金，客户利用上海翊毓公司的资质购买黄金，上海翊毓公司赚取每克黄金1.2元—1.7元的手续费。从上海翊毓公司的账目看，客户单位将购买黄金的钱款打到上海翊毓公司账户，上海翊毓公司再将钱款打到三门峡金渠集团账户，该公司为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利用该钱款购买黄金。黄金提货单表明提货人为邵某或卢某。上海翊毓公司向购买黄金的客户开具发票，由吴某2根据购销合同、开票信息等资料开具发票。上海翊毓公司经营期间为2015年9月至2016年六七月，之后将该公司转让给他人了。邵某通过上海翊毓公司赚了六七百万元，给卢某300万元，邵某买保时捷卡宴（车牌号沪Ｂ×××××）花费约120万元，买奔驰（车牌号沪Ｂ×××××）花费约90万元，其余钱款去向不清楚。登记在我名下的一台奔驰汽车（牌照号沪Ｂ×××××）是我和邵某共同出资80多万元购买的，我出资15万元左右。我听邵某说，他把上海龙毓公司的会计凭证等资料销毁了。 崔某1辨认笔录表明，崔某1辨认出吴某2系上海翊毓公司的财务人员；辨认出被告人卢某系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业务员。 19、证人陆某1证言，我在上海思倍捷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和崔某1是同事。崔某1和他丈夫邵某一起成立了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两公司的员工有邵某、崔某1、吴某2、卢某。邵某是老板，吴某2是财务。公司刚成立时，根据崔某1要求，我帮他们给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开立的基本账户，有时也帮忙为上述两公司购买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帮忙进行转账，将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钱款转入上海黄金交易所账户。我还根据邵某、崔某1提供的信息帮两家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两公司应该有盈利，邵某每月以差旅费的名义提取现金49000元，我帮忙提取过现金，将钱款交给邵某或崔某1了。 陆某1辨认笔录表明，陆某1辨认出卢某系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业务员；辨认出邵某、崔某1系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辨认出吴某2系上海翊毓公司的财务人员。 20、证人吴某2证言，我于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份期间在上海翊毓公司做财务工作，具体负责领购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报税，打印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上海翊毓公司的老板是邵某，卢某是业务员。该公司一直做买卖黄金的生意。具体流程是，上海翊毓公司的客户单位将购买黄金款项汇到上海翊毓公司账户，上海翊毓公司通过三门峡金渠公司将钱款汇到上海黄金交易所账户购买黄金，交易成功后，邵某或卢某让我指定他俩为提货人，并将提货材料报到黄金交易所，邵某或卢某到指定地点提取黄金，我根据公司账户流水信息开具对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开具的发票品名为黄金AU99.99，开好的发票大部分都交给卢某或邵某了，有时按照邵某的要求邮寄到长沙市，有时也有人到公司取发票。上海翊毓公司的客户单位来自全国各地。 吴某2辨认笔录表明，吴某2辨认出邵某系上海翊毓公司、上海龙毓公司的实际经营人；辨认出卢某系上海翊毓公司、上海龙毓公司的业务员；辨认出崔某1系上海翊毓公司的财务主管。 21、证人季某证言，我是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的税务专管员。我从2016年7月份开始接管上海翊毓公司。外地税务机关曾通知我单位对上海翊毓公司进行协查，我在监察过程中也发现，上海翊毓公司从2014年成立至2015年8月间增值税申报表中营业收入很少，从2015年9月之后其营业额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规定，我于2016年六七月间对上海翊毓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约谈。上海翊毓公司派办税员吴某2和卢某到税务所接受约谈。后来，上海翊毓公司将剩余的空白发票全部缴销了。 季某辨认笔录表明，季某辨认出崔某1系陪同卢某、吴某2到国税局接受约谈之人；辨认出吴某2系上海翊毓公司的办税员，曾代表上海翊毓公司到虹口区税务局接受约谈；辨认出卢某系上海翊毓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曾代表上海翊毓公司到国税局接受约谈。 22、证人叶某证言，我是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的所长，上海翊毓公司归我们税务所管辖。2016年3月，外地税务机关通知我们单位对上海翊毓公司进行协查，原因是上海翊毓公司的下游公司接受上海翊毓公司开具的黄金发票，向外开具品名为钢材等材料的发票，存在变票情况，另外我们所的专管员季某在平时的监管中也发现上海翊毓公司从2015年9月份开始业务量爆发式增长，该公司风险程度很高。我单位于2016年7月—8月间，对上海翊毓公司约谈四次左右。上海翊毓公司出面接受约谈的人员有吴某2、卢某和一男一女。我们始终没有见到上海翊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人员无法对上海翊毓公司黄金业务暴涨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后来上海翊毓公司将剩余的空白发票缴销了。我感觉上海翊毓公司的经营存在问题，就将上海翊毓公司的涉税事项移送至上海市税务稽查六局了。 叶某辨认笔录表明，叶某辨认出崔某1系陪同卢某、吴某2到国税局接受约谈之人；辨认出吴某2系上海翊毓公司的办税员，曾代表上海翊毓公司到国税局接受约谈；辨认出卢某系上海翊毓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曾代表上海翊毓公司到国税局接受约谈。 23、证人唐某证言，上海晓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某某，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买卖等。我于2014年底到该公司做代帐会计，负责开发票、做账、报税，按照陈某某提供的开票信息开具发票。最开始是唐经理给我开票信息，后来陈某某说唐经理失踪了，让我加了一个叫春天的QQ号，号码是3443364842，按照该号码给的开票信息开具发票，陈某某也给我开票信息。上海晓路公司于2015年上半年从千石公司购进黄金，下半年从深圳素养公司购进黄金，之后将黄金卖给全国各地的公司，每克黄金赚取0.8元差价。黄金交割业务由陈某某到深圳亲自办理。我手上有上海晓路公司2016年7月至案发的账目，其余账目在陈某某处。陈某某让我做的销售黄金分配表是上海晓路公司的交易公司购买黄金的汇总表。 24、证人刘某2证言，我是陈某某的母亲。陈某某于2017年5月份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税务局通知我补缴税款。我于2017年6月份将陈某某名下的一台雷克萨斯牌汽车以24.8万元的价格出售了，将卖车款项补缴陈某某公司的税款了。 25、证人陈某4证言，我是陈某某的父亲。陈某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2017年6月份，我和我妻子刘某2根据陈某某的委托，将陈某某于2015年出资40万元购买的一台雷克萨斯牌汽车以24.8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上海市国税局对陈某某处以91万元左右的罚款，我们将上述卖车钱款用于缴纳国税局的罚款了。 26、证人张某证言，我是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俊峰护肤造型美容美发店的店长。陈某某于2016年5月14日在我店办理一张卡号为60×××62的会员卡，该卡消费910元，剩余12090元，2016年11月15在我们店办理一张卡号为00×××94的会员卡，当时充值8万元，现在余额6.5万元，2016年12月23日办理一张卡号为00×××17的会员卡，当时充值5万元，没有消费。 27、证人戴某1证言，我是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俊峰护肤造型美容美发店的收银员。陈某某于2016年11月15在我们店办理一张卡号为00×××94的会员卡，当时充值8万元，现在余额6.5万元，2016年12月23日办理一张卡号为00×××17的会员卡，当时充值5万元，没有消费。陈某某于2016年5月份也在我们店办理过卡号为60×××62的会员卡，该会员卡的信息不了解。 28、证人王某2证言，我是上海睿泓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经营范围为贵金属买卖。我于2015年8月份通过他人介绍认识的陈某某。陈某某提出帮我把上海睿泓公司注册为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通过上海睿泓公司购买黄金，开具发票，给上海泓公司每克交易黄金0.5元手续费。上海睿泓公司后来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二级会员单位，需要通过一级会员单位上海狮王黄金有限公司购买黄金，具体购买黄金事宜由陈某某负责。上海睿泓公司开具发票的流程为，每个月的18日至23日，用票单位联系陈某某，给上海睿泓公司转入购买黄金钱款，陈某某将钱款转入上海狮王公司账户，在该公司给的系统里下单购买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通知陈某某提取购买的实物黄金。上海睿泓公司财务人员周某1安排吴某3莲、王某4、刘某8等人按照上海睿泓公司与下家公司的购销合同、上海睿泓公司的银行流水记录，上海睿泓公司与狮王公司的交易记录等信息开具发票，发票开好后，陈某某将发票取走。在上海睿泓公司开具发票过程中，我和陈某某约定，陈某某负责联系客户，做资金流，提取实物黄金，我公司负责开具增值税发票。我公司开具的发票品名为Au99.99标准黄金。上海睿泓公司参与购买黄金，开具发票的时间段为2016年1月、2月、3月、6月共计四个月，开具发票额度为5—6亿元。上海睿泓公司的获利方式为，购票公司将购买黄金的本金及好处费存入上海睿泓公司在广发银行的一般账户，陈某某将本金部分存入狮王公司账户购买黄金，剩余钱款转入上海睿泓公司招商银行基本账户，扣除正常开支、税款后，将剩余钱款存入陆某2或戴某2一的银行卡。上述好处费中陈某某分65%，杨某3、戴某2一共同分5%左右，剩余的好处费由我和陆某2平分。我和陆某2每人获利大概4万元，杨某3和戴某2一共获利1万多元，陈某某大概获利20万元。我的获利用于平时生活花销了。 王某2辨认笔录表明，王某2辨认出陈某某系利用上海睿泓公司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 29、证人周某1证言，陈某某与王某2合作经营买卖黄金生意，在合作初期，陈某某帮助王某2将上海睿泓实业公司变更为上海睿泓珠宝公司。我根据王某2的要求给上海睿泓公司开具发票、做账、报税。陈某某负责做资金流，提取实物黄金，上海睿泓公司负责开具发票。上海睿泓公司不需要垫付购买黄金的资金，做黄金交易的U盾在陈某某处。从上海睿泓公司的账目看，客户单位给上海睿泓公司账户汇款，陈某某将钱款汇入狮王公司账户，再利用该钱款购买黄金，持提货单到银行提取实物黄金，之后陈某某向上海睿泓公司提供开票信息，上海睿泓公司根据其与下家公司的购销合同、银行流水、黄金交易日结单开具发票，将开好的发票交给陈某某。发票的品名为Au99.99标准黄金。上海睿泓公司购买黄金、开具发票的时间段为2016年1月、2月、3月、5月四个月，开具发票金额五六亿元。 30、上海翊毓公司工商信息表明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11月19日，法定代表人先后为邵某1、陈某8、李某2。 上海翊毓公司在中国银行的基本账户交易明细表明该公司与三门峡金渠集团等单位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该公司支出差旅费相关情况。 上海翊毓公司增值税进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翊毓公司从购进黄金的上海黄金交易所、三门峡金渠集体公司等单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上海翊毓公司增值税销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翊毓公司向广东保信公司等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黄金购销合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出库票、出库明细表、三门峡金渠集团贵金属提货申请单、上海翊毓公司记账凭证证实，上海翊毓公司通过三门峡金渠集团购进黄金情况以及向贵州万鸿祥贸易公司等单位销售黄金情况，提货人为卢某，提货地点在深圳。 31、上海龙毓公司工商信息表明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9月9日，法定代表人先后为崔某1、赵某。 上海龙毓公司在中国银行的基本账户交易明细表明该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以及支出差旅费相关情况。 上海龙毓公司增值税进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龙毓公司从购进黄金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上海龙毓公司增值税销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龙毓公司向销货公司青岛格林顺公司等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32、上海晓路公司税务登记信息表明，上海晓路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某某，财务负责人为唐某。 上海晓路公司的基本账户交易明细表明该公司与进货公司、销货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 上海晓路公司增值税进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晓路公司从购进黄金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深圳市素养公司、上海千石公司等单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上海晓路公司增值税销项发票明细表明，上海晓路公司向销货单位包括杭州菲周特纺织公司、杭州皇祥千公司、绍兴佰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公安机关在上海晓路公司扣押的黄金购销合同、货物提取单、开票信息证实上海晓路公司与上海汇如公司等多家单位签订黄金购销合同相关情况。 33、上海睿泓公司工商信息表明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11年4月6日，法定代表人于某。 上海睿泓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该公司与进货公司、销货公司的资金往来情况。 上海睿泓公司增值税进项发票明细表明该公司从购进黄金的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仟家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上海睿泓公司增值税销项发票明细表明该公司向销货单位包括广西灵聪公司、贵州铜仁天成公司等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情况。 公安机关在上海睿泓公司扣押的黄金购销合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客户提货申请单、出库申请单、货物提取单、开票信息证实上海睿泓公司与广西禾泽美裕公司等多家单位签订黄金购销合同情况，以及陈某某到深圳提取实物黄金情况。 34、台州银行开立个人银行账户申请书表明，证人李某1、乐某1、邓某、舒某、彭某1开办银行卡相关情况。 邓某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舒某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罗某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彭某1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乐某1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李某1名下账号为13×××15的台州银行卡、刘某1名下招商银行卡、吴某1名下账号为62×××79农业银行卡、朱某1伟名下账号为62×××12、62×××13的农业银行卡、彭某2名下账号为62×××78的农业银行卡、董某名下账号为62×××70的农业银行卡对账单表明上述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 官国建名下卡号为62×××22的招商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该银行卡与邓某、吴某1等人银行卡的钱款往来情况。 陈某某名下账号为62×××75的中国光大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该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 邵某名下账号为62×××51、62×××17的招商银行卡、账号为62×××93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该银行卡的资金往来情况。 35、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第2018—6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上海晓路公司的财务账簿、资金流水、何某1持有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深圳的陈某2将购买黄金的钱款先是存入被告人何某1控制的银行卡，之后由何某1将钱款汇入各商贸公司账户，再汇入上海晓路公司公司账户，最后汇入深圳素养公司账户用于购买黄金，陈某2取得实物黄金，上海晓路公司获取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具的购买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现票货分离。上海晓路公司向深圳素养公司汇款1332938978.95元，其中，1331766834.88元用于购买黄金，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331766834.88元（其中货款1138262252.08元，税款193504582.80元）。上海晓路公司从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对全国几十家商贸公司开出黄金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888757328.50元，其中货物金额1614322503.84元，税额274434824.66元。 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第5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上海睿泓珠宝公司的资金流水、进销项明细、何某1持有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深圳的陈某2将购买黄金的钱款先是存入被告人何某1控制的银行卡，之后由何某1将钱款汇入各商贸公司账户，再汇入上海睿泓珠宝公司账户，用于购买黄金，陈某2取得实物黄金，上海睿泓珠宝公司获取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具的购买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现票货分离。上海睿泓珠宝公司获取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13890487.96元，其中货款524709565.89元，税款89197763.27元，对外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15555470.78元，其中货物526115787.26元，税额89439683.52元。 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第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上海翊毓公司的资金流水、进销项发票明细、何某1持有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深圳的陈某2将购买黄金的钱款先是存入被告人何某1控制的银行卡，之后由何某1将钱款汇入各商贸公司账户，再汇入上海翊毓公司公司账户，最后汇入三门峡金渠公司账户用于购买黄金，陈某2取得实物黄金，上海翊毓公司获取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具的购买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现票货分离。被告人何某1通过众多商贸公司向上海翊毓公司汇款1610640118.00元，上海翊毓公司向三门峡金渠公司汇款1601234412.40元用于购买黄金，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599956915.74元（其中货款1367484543.32元，税款232472372.42元）。上海翊毓公司从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对外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610795860.00元，其中货物金额1376748596.94元，税额234047263.06元。 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第2018—2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上海龙毓公司的资金流水、进销项发票明细、何某1持有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等证据证实，深圳的陈某2将购买黄金的钱款先是存入被告人何某1控制的银行卡，之后由何某1将钱款汇入各商贸公司账户，再汇入上海龙毓公司账户用于购买黄金，陈某2取得实物黄金，上海龙毓公司获取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具的购买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现票货分离。被告人何某1通过众多商贸公司向上海龙毓公司汇款2645774732.42元，上海龙毓公司支付2627934999.00元用于购买黄金，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626566740.05元（其中货款2244928837.71元，税款381637902.34）。上海龙毓公司从2015年5月至2015年10月对外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645929219.80元，其中货物金额2261477964.31元，税额384451255.49元。 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16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大连创宏基公司从上海晓路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015430.00元，税额728737.70元。 辽宁中华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编号为15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表明，大连利某1来公司从上海晓路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002677.80元，税额872183.97元。 36、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表明，公安人员在被告人何某1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住处搜查到号码为138××××5077、132××××1688的手机，现金133200元等物品。 公安人员在被告人杜某某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住处搜查到电脑、打印机、税控机、传真机等用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工具以及黄金购销合同、空白货物提取单、空白货物交接单、收款退款单、开票信息、快递单等材料。 公安人员在被告人邵某位于上海市的住处搜查到电脑、手机、银行卡等物品。 公安人员在被告人卢某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住处搜查到电脑、手机、银行卡等物品。 公安人员在上海睿泓珠宝公司搜查到黄金购销合同、上海黄金交易所客户提货申请单、出库申请单、开票信息等材料。 公安人员在被告人陈某某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住处搜查到手机、电脑、银行卡、U盘、上海汇如公司等单位的开票信息、黄金购销合同、货物提取单等物品。 公安人员在杨某1处扣押到三阳磐古电脑主机五台、lenovo电脑机箱3台，lenovo台式一体机1台，lenovo笔记本电脑2台。 公安人员从唐某处扣押了电脑、打印机等物品。 37、抚顺市公安局查封决定书表明，抚顺市公安局依法查封颜某名下位于长沙市产；查封颜某所有的号牌为湘Ａ×××××、湘Ａ×××××的机动车信息；查封杜某某所有的号牌为湘Ａ×××××的机动车信息；查封何某2名下位于长沙市产；查封何某2所有的号牌为湘Ａ×××××的机动车信息；查封崔某1所有的号牌为沪Ｂ×××××的机动车信息；查封卢某在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购买的保单号为2030000452016088026的共赢3号投资型综合保险；冻结邵某名下招商银行账号为62×××06的钱款668059.40元。 扣押清单、情况说明表明，被告人邵某妻子崔某1代邵某退缴非法所得60万元；被告人梅某于2018年3月9日、3月29日向公安机关分别退缴违法所得10万元、20万元。 38、上海市税务稽查局调查上海翊毓公司材料、沪国税六稽线移（2016）7号案件移送书表明，上海市税务局经核实，发现上海翊毓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6年12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39、税务机关协查卷宗证实本案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情况。 40、长沙市雨花区钦天大酒店入住信息表明，被告人卢某曾于2016年4月份、5月份、6月份入住该酒店；被告人陈某某曾于2016年5月份、6月份、11月份、12月份、2017年2月份入住该酒店。 41、刑事判决书表明，被告人杜某某因犯抢劫罪于2005年被浙江省临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被告人何某2因犯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于2010年被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42、被告人何某1供述，我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我的同案有何某2、蔡某1、杜某某、曾某、刘某1。我是负责人，负责联系上海的开具黄金销项发票业务及深圳的销售黄金业务。何某2、蔡某1、曾某、刘某1负责通过网银转账，接收用票企业邮寄的开票信息，收发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邮寄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杜某某负责向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邮寄用票公司的五证信息等资料，有时也帮忙接收上海两家公司开出的发票。陈某1、金某2（金某3巧）、项总（项忠胜）、周某2等人联系购票企业，找我为上述企业购买发票。陈某2代表购买黄金的公司找我购买实物黄金，他不要发票，能以低于市场价购得黄金，也能从用票公司得到好处费。开票公司的人员有上海晓路公司的陈某某，上海翊毓公司的邵某。陈某某和邵某负责为购票公司开具发票。梅某是我和陈某某、邵某的介绍人，在我和陈某某、邵某合作的生意中抽取好处费。我负责联系组织上述人员利用买卖黄金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程是，陈某1、金某2（金某3巧）、项总（项忠胜）、周某2等人向我提出购买增值税进项发票，并将用票企业的五证信息、账户U盾、公司印章等资料交给我们，我联系上海晓路公司等开票公司开具发票，杜某某将黄金购销合同、货物提取单、货物交接单等资料邮寄给上海晓路公司等开票公司。深圳的陈某2将购买黄金的资金汇入由我实际控制的邓某、舒某、罗某、乐某1等人的银行卡，我们在长沙市由何某2、蔡某1、曾某、刘某1等人通过网银将陈某2先期汇入的钱款存入购票公司账户，之后，再将上述钱款汇入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账户，通过上述公司进入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实物黄金。陈某2安排人员从邵某、陈某某处取走购买的实物黄金，以当天回收黄金的价格卖给深圳等地的珠宝商，购买黄金的珠宝商不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海晓路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将销售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购票公司，上海晓路公司的陈某某或上海翊毓公司的卢某将开好的发票送到长沙，与陈某1等人当面交易。资金流操作流程为，陈某1等人基本都是以价税合计1.8%的价格购买增值税发票，我们通常都是将陈某2提供的购买黄金的资金连同购票公司汇入的价税合计1.8%的购票款一起汇入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实物黄金，陈某2将购买的实物黄金出售给珠宝商后，将我们应得的费用存入邓某等人的银行卡，我再通过用票公司账户向上海晓路公司等购买黄金单位支付手续费。我收取每克黄金交易费0.2元，陈某某收取每克黄金交易费1—1.2元，邵某收取每克黄金手续费1.7元，梅某、陈某2也收取一定数额的手续费。我最开始是通过上海仟家信公司购买黄金，因上海仟家信公司收取的手续费过高，经上海仟家信公司的梅经理（梅某）介绍，我认识了上海晓路公司的陈某某，从2015年9月份开始与陈某某合作买黄金、开发票的生意。梅某没有具体参与我和陈某某的生意，他收取每克黄金0.2元的好处费。我通过陈某某的公司购买的黄金是票货分离的，实物黄金最后到陈某2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各用票公司。我通过上海晓路公司开具20亿元左右的发票。在此过程中，陈某2赚了1000万元左右，晓路公司赚了666万元左右，我赚了113万元左右，梅某赚了133万元左右。在我与陈某某合作期间，陈某某于2016年提出他控制的上海晓路公司不能满足开票需求了，我就让他介绍一家具有相应资质的公司帮我买黄金，开发票。后来陈某某说找到一家上海睿泓公司可以做，我就让陈某某与蔡某1他们联系。陈某某代表上海睿泓公司与我们合作。何某2、蔡某1等人具体操作购买黄金，开发票事宜。我们利用上海睿泓公司购买的黄金交给陈某2了，开具的发票交给陈某1等人联系的用票公司了，我们利用上海睿泓公司开具的发票数额我也不清楚。2016年上半年我经梅某介绍认识了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老板邵某，并开始合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易过程与上海晓路公司虚开发票的过程基本一致。先是陈某2将购买黄金钱款汇入购票公司账户，我们再将上述资金汇入邵某控制的公司购买黄金。邵某和陈某2联系到深圳提取购买的实物黄金，之后邵某利用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向购票企业开具黄金销项发票，邵某派卢某将开好的发票送到长沙市，与用票方的陈某1等人当面交易。我也让杜某某到上海翊毓公司取过一次发票。我通过上海翊毓公司虚开20亿元左右的发票。上海翊毓公司收取每克黄金1.7元的手续费，赚1133万元左右，我收取每克黄金0.17元的手续费，赚了113万元左右，陈某2收取每克黄金1.5元的手续费，赚了1000万元左右，梅某收取每克黄金0.2元的手续费，赚了133万元左右。上海龙毓公司是邵某的，我们与该公司合作虚开发票的时间段为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公安机关向我出示的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开具的销项发票明细中列明的公司都是陈某1、周某2等人联系的用票公司，我再联系上海晓路公司等公司购买黄金，为上述用票公司开具发票。陈某某、邵某将实物黄金交给深圳的陈某2，将开具的发票交给陈某1等人，他们知道购买黄金存在票货分离。陈某某、邵某实际控制的开票公司与购买黄金进项发票单位之间没有真实货物交易，陈某某、邵某与陈某2联系提取购买的实物黄金，而陈某2与购票公司并无任何关系。陈某某、邵某派人将开具的发票送到长沙。这些用票公司都是我提供给邵某和陈某某，他们也知道陈某2与这些用票公司没有关系。我和这些用票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公司是陈某1等人联系的。我也同邵某、陈某某说过，我与这些购票公司没有关系。陈某某和邵某知道陈某2实际出资购买黄金，通过他们的公司购买的黄金都流向陈某2了。我曾经将上述情况告诉陈某某和邵某，陈某某、邵某也同陈某2一起做资金流了。我收钱使用的银行卡都是用别人的名字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办理的，办卡人有邓某、罗某、舒某、乐某1、吴某1等。邓某名下卡号为62×××65的银行卡，舒某名下的卡号为62×××92的银行卡，吴某1名下卡号为62×××79的农业银行卡在我手里，用来走资金流，收取好处费。何某2、蔡某1利用朱某1伟、乐某1、彭某2、黄某2、邓某等人的银行卡走资金流，收取陈某1、周某2等人的好处费，并将好处费存入刘某1名下的卡号为62×××41的招商银行卡提取现金。我大约赚了1500万元，给杜某某、蔡某1每人107万元，我和何某2每人分得500万元。公安机关扣押的号码为138××××5077的三星手机是我用于联系陈某某、陈某2等人的手机，号码为132××××1688的三星手机是我用邓某等人证件办理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 何某1辨认笔录表明，何某1辨认出何某2、杜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刘某1即是何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中的会计，称为“小刘”之人；辨认出曾某即是何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中的会计，称为“小曾”之人；辨认出梅某即是介绍其与陈某某、邵某合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从中牟利，称为“梅经理”之人；辨认出陈某2即是通过何某1购买黄金，称为“陈某7”之人；辨认出邵某即是上海翊毓公司经理，称为“邵某2”之人；辨认出卢某即是负责从上海翊毓公司向何某1等人送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陈某1、周某2、周某3即是帮其联系用票公司之人；辨认出吴某1、罗某、邓某即是出借身份证给何某1办理银行卡之人。 43、被告人何某2供述，2015年何某1跟我和蔡某1、杜某某说陈某1能联系到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我们如果能联系到卖发票的公司就能赚钱，由于黄金交易不需要交税，最好是能联系到买卖黄金的公司开票。经我的老乡何卫亮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姓梅的老板（梅某）。梅某说他能联系公司购买黄金，开发票，我就把梅某介绍给何某1了。何某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有杜某某、蔡某1、曾某、刘某1、梅某、陈某1、“瓦萨其”（金某3巧）、上海的陈某7（陈某某）。我们先后在长沙市钦天大酒店，长沙市华晨广场3栋2506房间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何某1是总负责，联系购买黄金的上海晓路公司，深圳出资的陈某2，提供用票公司的陈某1、金某3巧等人，蔡某1负责网上操作做资金流，我偶尔帮忙做资金流，刘某1、曾某是我们雇的会计，按照我和蔡某1的要求做资金流，杜某某负责接收、发送用票公司的五证信息、购销合同等资料。虚开增值税发票流程是，陈某1等人联系用票公司，确定用票公司需要的发票金额，何某1联系深圳的陈某2，告知对方需要的钱款数额。陈某2将钱款存入我们实际控制的邓某、罗某等人的银行卡内，我们通过网上银行将钱款存入用票公司的账户，再存入上海购买黄金公司的账户。上海购买黄金公司的人和陈某2的人到深圳提取黄金，并交给陈某2，陈某2只要黄金，不要发票。上海购买黄金的公司在开具发票过程中需要制作黄金购销合同。我们从陈某1等人处取得用票公司的开票信息后，让杜某某将上述材料邮寄给上海的晓路公司等单位。上海的购买黄金公司根据接到的开票信息制作合同，通过QQ邮箱传递给我们，刘某1将合同打印出来，盖上用票公司的印章后，由杜某某再邮寄回上海的公司。上海购买黄金的公司向用票公司开具销售黄金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开好的发票交给我们，我们再把发票交给陈某1等人。深圳收购黄金的陈某2与购票公司没有关系。上海购买黄金、开具发票的公司有上海晓路公司、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何某1联系的。陈某1等人联系的用票公司名称记不住了。我们用邓某、罗某、彭某1、李某1、乐某1、舒某、彭某2、董某、朱某1伟等人的银行卡做资金流。我们干的事情违法，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证办卡，为的是逃避处罚。我们用的上述银行卡不能大额提现，就利用我们的会计刘某1名下的账号为62×××41的招商银行卡提取违法所得。刘某1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朱某1伟等人汇入该银行卡11318500元，这些钱是我们的违法所得。何某1控制这些钱，他分给我大概450万元。我于2015年12月份花费150万元购买一辆保时捷汽车，2016年花费230万元购买长沙市雨花区第六都小区20号楼2701号一套房产，房屋装修花费60万元左右。我得知何某1被抓后，让刘某1将邓某等人的U盾扔了，蔡某1让修电脑的人把办公室的电脑搬走重新做系统，害怕公安机关查询到电脑中的转款记录。 何某2辨认笔录表明，何某1辨认出何某1、杜某某，证人蔡某1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梅某即是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梅师傅”之人；辨认出刘某1系在犯罪团伙中帮忙操作资金流之人；辨认出曾某系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中的会计；辨认出陈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陈某1、金某3巧即是帮助联系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之人；辨认出陈某2系在深圳收购黄金之人。 44、被告人梅某供述，我于2004年3月至2015年10月间在上海仟家信公司工作。上海仟家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牟世萍，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回收、销售等。2014年下半年，何某1、何某2兄弟二人分别找到我，提出要通过上海仟家信公司购买黄金，他们不要购买的实物黄金，只要上海仟家信公司开具的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就把他们介绍给公司的牟世萍了。后来上海仟家信公司与何某1等人合作购买黄金了。牟世萍提出用上海若尚公司的名义购买黄金，该公司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二级会员单位，通过上海仟家信公司购买黄金。何某1与上海若尚公司交易黄金的流程为，何某1提供的购买黄金款项先进入上海若尚公司账户，再依次进入上海仟家信公司账户、上海黄金交易所账户用于购买黄金。上海若尚公司的提货员到上海外滩的银行提取实物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向上海若尚公司开具黄金类增值税发票，上海若尚公司再向何某1提供的用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好的发票都交给何某1了。何某1提供的购买黄金款项是深圳那边收黄金的人出的，何某1提供的公司只要开具的发票，不要实物黄金，深圳方面收黄金的人只要黄金，不要发票。上海若尚公司的人提取黄金后，交给上海城隍庙收黄金的人，收黄金的人又将黄金送给深圳的收货人。我在该交易过程中代表上海仟家信公司，何某1在每次交易完毕后告知我交易数量，我再与仟家信公司的交易员进行核对。何某1按照黄金交易价格的0.5%给我好处费，当时黄金价格每克210元左右，每交易1克黄金，我能得0.1元—0.13元的好处费。何某1给我自己名下的工商银行卡汇款十几万元，后来，何某1将我的好处费汇入我持有的梅某、朱某2的银行卡账户。我一共获得100多万元的好处费。我和邵某都是做黄金生意的，我俩开始就认识。2014年底，邵某跟我说他自己开了两家公司，让我帮忙介绍何某1这样的客户，我就把何某1介绍给邵某了。邵某与何某1的交易过程同何某1与上海若尚公司的交易过程类似，具体交易过程是深圳那边出钱购买黄金，何某1将购买黄金款项通过用票公司账户打到邵某公司账户，邵某的公司将购买的黄金交给深圳的出资方，把开具的黄金类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何某1。邵某知道票货分离，他将购买的黄金交给深圳的出资人，将开具的发票交给何某1了。我介绍邵某和何某1认识后，没有参加他们之间的具体交易。何某1按照黄金交易价格0.5%的比例给我好处费，折合每克黄金0.1元—0.13元。何某1与邵某交易期间，给我70万元左右的好处费。何某1将钱款汇入我持有的梅某、朱某2银行卡了。卢某是邵某公司的员工。我认识陈某某，他以前也在上海仟家信公司工作。大概在2015年，我根据陈某某要求，将何某1介绍给陈某某了。陈某某公司的名称是上海晓路公司。陈某某、何某1的交易过程与邵某、何某1的交易过程相同。何某1与陈某某交易期间，也是按照黄金交易价格0.5%的比例给我好处费。何某1与陈某某交易期间，给我50万元的好处费。何某1一共给了我200多万元，我将这200多万元用于购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古漪园南路355弄14号103室的房子了。这些钱不够买房，其余的购房款是我借的。 梅某辨认笔录表明，梅某辨认出何某1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何某1”之人；何某2、邵某、卢某、陈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牟世萍系上海仟家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梅某账号为13×××15银行卡交易明细、梅某书写的说明表明，梅某通过梅某的银行卡于2015年10月30日收到何某1汇款24万元，于2015年12月30日收到何某1汇款100万元。 45、被告人杜某某供述，我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有何某1、何某2、蔡某1、曾某、刘某1、陈某1、周某2、金某3巧、陈某某、邵某和我。何某1和何某2是兄弟，我和何某1、蔡某1是表兄弟关系。购票公司和开票信息都是陈某1、周某2、金某3巧等人提供的。何某1联系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老板商谈购买增值税进项发票事宜，同时让用票方的陈某1与何某2、蔡某1联系实施虚开增值税发票事宜。陈某1将用票公司的五证信息邮寄给何某2和蔡某1，何某2和蔡某1将上述资料连同我们制作的黄金购销合同、货物交接单、货物提取单等资料邮寄给上海晓路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我负责将上述材料送到顺丰快递公司。开票信息中的公章有的是购票公司提供的，有的是我找人私自刻的。同时，何某2、蔡某1负责网银操作转账，曾某、刘某1在蔡某1、何某2的授意下进行网银转账。有时我也帮蔡某1他们转账。上海晓路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开好发票后，将发票用顺丰快递公司邮寄给何某2，有时因为时间紧，我也去上海取过三次开好的发票。上海晓路公司的陈某某曾经到长沙送开好的增值税发票，上海翊毓公司的员工卢某曾到长沙送开好的增值税发票。我们虚开发票的场所位于长沙市。何某2让我和房主签订的租房合同，何某2给我一个孙跃平的身份证，我在租房合同上签的孙跃平，留的是何某2的电话135××××1166，也留了我名片上的名字李志，电话159××××6771。我们干的是违法的事，就没用自己的身份证。我们在该房间进行网银转账，接收、邮寄开票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该房间有四台电脑用于网银转账。公安机关在我的住处搜查到的快递单、空白发票、开票信息、黄金购销合同、货物交接单、货物提取单都是从何某2公司拿来的。我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时间段是2015年6月份到2016年3月份，一共获利111万元左右。何某1从2015年4月份开始，每月给我1万元现金，2015年12月份给我名下尾号为477的农业银行卡转账75万元。2016年每个月给我1万元，年底给了我10万元，2017年给了我2万元。我的尾号为477的农业银行卡里还有30多万元，其他的钱我都花掉了。 杜某某辨认笔录表明，杜某某辨认出邵某即是上海翊毓公司经理，称为“邵某2”之人；辨认出卢某即是负责从上海翊毓公司向何某1等人送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曾某即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团伙中的会计，称为“小曾”之人；辨认出周某3即是帮助陈某1邮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金某3巧即是代表用票公司找何某1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瓦萨其”之人。 46、被告人邵某供述，我是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买卖等，公司员工有我、卢某、吴某2。2015年一二月份，我朋友梅某介绍李某3（何某1）给我认识，我和何某1商定，何某1代理其他购买黄金的公司，通过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购买黄金，开具发票。从2015年9月份开始，何某1用他代理的购买黄金公司的账户向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账户汇入购买黄金款项，之后，让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和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U盾到深圳，找陈某7（陈某2）的人一起做资金流。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都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二级会员单位，需要通过一级会员单位购买黄金。上海龙毓公司是中国银行的会员单位，只能通过中国银行购买黄金，因中国银行收取的手续费太高，我又注册成立了上海翊毓公司，并在三门峡金渠公司注册的会员单位，利用上海翊毓公司给何某1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将何某1先期存入上海翊毓公司账户的钱款通过网上银行存入三门峡金渠集团公司账户，该公司为上海黄金交易所一级会员单位，具有黄金买卖资质。之后，我在该公司的平台购买黄金，并将提取的实物黄金交给深圳陈某2的人。在购买黄金过程中，上海翊毓公司没有出钱，何某1担心转入上海翊毓公司的钱款被我转走，所以让我到深圳，在他们的监控下用上海翊毓公司账户内的钱款购买黄金，同时让我指定黄金交易所在深圳的银行下发黄金。我公司向三门峡金渠集团公司指定实物黄金提货人为卢某。之后，上海黄金交易所给我开具购买黄金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我结算完毕之后，按照购买黄金的价格加上我的利润给何某1提供的购票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我公司根据上海翊毓公司的账户流水、用票公司的五证信息、上海黄金交易所给上海翊毓公司开具的进项发票、购销合同等信息开具增值税发票。卢某负责接收、查看购销合同。后来，到深圳做资金流、提取黄金事宜大部分都由卢某负责完成，我也去过深圳几次。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有时由卢某送到长沙市，有时邮寄到长沙市，何某1也派人来上海取过发票，卢某送的次数最多。我公司开具发票的人不固定，我、吴某2、卢某都开过。发票品名是Au99.99标准黄金。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上海翊毓公司进销项明细中的购方企业都是翊毓公司的受票单位。何某1称其帮助这些公司购买黄金。我们将购买的实物黄金交给陈某2，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何某1了，我不知道购买的实物黄金和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都送到上述购买黄金的公司。上海翊毓公司只与何某1合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作期间为2015年八九月份至2016年8月份。2016年8月份，税务机关调查我公司，说何某1代理的公司有变票行为，我给何某1打电话想问一下相关情况，但没有联系上，我感觉何某1不靠谱，就不经营了。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各开出大概10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收取每克黄金1.2元—1.7元不等的费用，因为黄金价格有波动，购买黄金的钱款最终进入黄金交易所之后，何某1再计算出我的利润数额，利用用票公司的账户将我应得的利润打到我公司账户。购票公司将我应得的利润汇入上海翊毓公司账户，我再将钱款转入我尾号0506的招商银行卡。扣除相关支出，我赚了大概700万元。关于钱款去向，我花120万元购买了一辆保时捷牌汽车，花100万元左右给我妻子崔某1买了一辆奔驰牌汽车，上述款项由我的尾号为2293的招商银行卡支付。我给了卢某300万元，日常花费一部分，我的尾号为0506的银行卡内还有50多万元。我给卢某每月1万元工资，从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共计给了10多万元工资。税务机关多次到我经营的公司查账，在调查上海龙毓公司时找的我，在调查上海翊毓公司时找的我和吴某2。我安排卢某到税务局接受调查，去之前，我都告诉卢某如何回答。2016年八九月份，我将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转让出去了，把这些账本、会计凭证、银行卡U盾等资料扔了。 邵某辨认笔录表明，邵某辨认出何某1系通过上海翊毓公司购买黄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自称“李某3”之人；辨认出卢某系上海翊毓公司员工，负责到深圳做资金流，到长沙送增值税专用发票；辨认出梅某系介绍何某1从邵某处购买黄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陈某2系从邵某处接收实物黄金，称为“陈某7”之人。 47、被告人卢某供述，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都是邵某具体负责的公司，上海龙毓公司地址在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苏河一号大厦2206室，上海翊毓公司地址在1618室。两公司经营范围一样，都是做黄金买卖的生意。我于2014年9月份到邵某的公司工作，公司人员有邵某、崔某1、吴某2、我。邵某是老板，负责公司运营，崔某1是邵某的妻子，可能负责财务工作，吴某2是公司的财务人员。我负责提取实物黄金，送上海龙毓公司和上海翊毓公司开具的发票。我在上海龙毓公司工作期间，按照邵某的要求到上海黄金交易所指定的上海外滩中国银行提取实物黄金二次，之后交给邵某。大概在2016年年初，邵某让我负责上海翊毓公司提取实物黄金的业务。何某1是上海翊毓公司的客户，上海翊毓公司是否有其他客户我不清楚。邵某带我到深圳提取几次黄金，后来就是我自己去了。邵某和我一起去深圳时我们住在罗湖区的蓬客精品酒店，邵某带两名男子到我们住的房间，利用邵某提供的苹果电脑在黄金交易所平台上购买黄金，之后邵某和我、另外两名男子到银行提取实物黄金，将实物黄金交给这两名男子。我自己去深圳时也是住在蓬客精品酒店，我根据邵某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对接人员，对方两名男子到我住的房间操作购买黄金后，我和他们一起到银行提取黄金，将实物黄金交给他们后，我就回上海了。和我一起购买黄金、提取黄金的人员不固定，听邵某说是深圳陈某2的手下，黄金都是陈某2买的。上海翊毓公司的发票由吴某2负责开具，有时我也帮忙开发票。吴某2向我提供开票信息，包括对方公司名称、账号、开户行等信息，让我在电脑上制作表格，列明对方公司名称、数量、单价等信息，我按照表格信息和开票信息打印增值税发票。上海翊毓公司开具的发票品名是标准黄金Au99.99。上海翊毓公司的发票开好后，何某1来2206室取过一次发票，何某1的手下杜某某也来取过一次，我到长沙送过四次发票。税务局曾找崔某1调查上海龙毓公司经营情况，崔某1先是推脱，后来将账目复印件提供给税务局了。崔某1知道将黄金交给陈某2，将开具的发票交给何某1，她怕出事，后来就用上海翊毓公司购买黄金，开具发票了。税务局在2016年调查上海翊毓公司经营情况时，需要找该公司的老板，邵某和崔某1就让我去税务局接受调查，在去之前，邵某、崔某1交代我说，让我一口咬定上海翊毓公司的发票、买货款、黄金是一致的，避开我把黄金交给深圳的人，把发票交给何某1相关事宜。我在接受税务局调查时，回答内容都是邵某教我说的，不是事实。 卢某辨认笔录表明，卢某辨认出何某1系在长沙市从卢某处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自称“李某3”之人；辨认出杜某某系到上海翊毓公司办公室取发票之人；辨认出邵某系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48、被告人陈某某供述，我以前在上海仟家信公司工作，和梅某是同事，经梅某介绍，我认识了李某3（何某1）。梅某曾跟我说，如果我能成立具有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公司，就介绍客户给我赚钱。我于2014年花费12万元从他人处购买的上海希赛贸易有限公司，在2015年2月份变更公司名称为上海晓路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贵金属、珠宝首饰销售。唐某负责财务工作和开发票。我从2015年3月份开始，利用买卖黄金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我从2015年八九月份开始，与梅某介绍的何某1合作虚开发票。我和何某1等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流程为，何某1负责联系实物黄金销售给深圳的陈某7（陈某2）事宜，并安排杨某4（蔡某1）将购票单位的五证信息、货物购销合同、提货确认单等资料邮寄给我。我根据何某1的安排到深圳和陈某2做资金流，提取实物黄金交给陈某2的人，对方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按照购票公司提供的开票信息和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开出的发票送到长沙，交给何某1、杜某某、蔡某1。2015年9月，我与陈某2做了2亿元左右的虚假资金流，上海晓路公司开出了2亿元左右的增值税发票。后来的三个月中，我到深圳同陈某2交易。陈某2的人将用票公司账户的钱款存入上海晓路公司账户，我再将账户内钱款存入深圳素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账户，该公司为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存入的钱款直接进入黄金交易所用于购买黄金。陈某2告知我提取实物黄金的银行名称，我再通知深圳素养公司出具相应的提货单，由我到事先指定的银行提取实物黄金并交给陈某2的人。我一般都是将开具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亲自交给何某1等人。2016年三四月份我向蔡某1邮寄过一次发票，同年六七月份蔡某1派人到上海也取过开好的发票。上海晓路公司只同何某1介绍的公司做生意，开出的发票都是开给何某1介绍的公司。上海晓路公司的销项公司涉及全国17个省份的100余家商贸公司。上海晓路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信息是蔡某1提供的，蔡某1提供的资料包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空白货物签收单、空白货物购销合同等。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品名是AU99.99标准黄金。何某1安排他公司的人通过QQ将开票公司信息发送给上海晓路公司的会计唐某，之后将纸质版的开票信息邮寄到我家，我制作好合同文本后，交给唐某核对，开具增值税发票。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真实的黄金货物交易，是虚假的交易，空白合同和货物签收单只能由我填写。在2015年我和陈某2做了9.9个亿的资金流。在2016年我和陈某2做了10个亿的资金流，在2017年做了1个亿的资金流。从2015年至今我总共做了大概25亿元的资金流，即开出了数额为25亿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何某1提供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的是赚钱，我知道虚开发票是犯罪行为。我和何某1商定我收取每克交易黄金0.8—1元的手续费，何某1通过我公司开具25亿元的增值税发票，购买黄金833万克，我公司赚了670万元左右，其中交税和给深圳素养公司手续费300万元，我实际获利340万元左右。我和蔡某1每做一次资金流，蔡某1通过买票公司账户向上海晓路公司的基本户（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逸仙路支行，账号45×××36）汇款两次，第一次汇入的大额资金用于做资金流，第二次汇入的资金是我的非法所得。我将上海晓路公司账户内的非法所得转入我名下账号为62×××75的光大银行卡120万元，在2015年给上海恒阳投资公司汇入资金150万元，给上海靳某公司汇入130万元，往这两家公司汇款的目的一是为了避税，二是方便大额提现。上述二公司扣除税点钱后，将剩余资金转入我尾号为3675的光大银行卡，方便我提现。关于非法所得去向，我因为通过上海恒阳公司、上海靳某公司避税被上海市国税局罚款及补缴税款90万元，注册上海鼎像公司花费10万元，汇给我投资环保项目的合伙人蔡某2、陆某2二人90万元，汇给上海鼎像公司10万元，汇给北京交大青岛物流中心50万元，购买雷克萨斯汽车花费40万元，支付我前妻张燕房款70万元，日常花销10多万元。2016年1月份，上海晓路公司开票受限，无法开出发票了。我就在2016年3月至5月间，利用上海睿泓珠宝公司开发票，发票金额有4亿元左右。上海睿泓珠宝公司的老板王某2是我朋友，何某1没有与王某2直接联系开发票，都是通过我联系，由我直接操作。我通过上海睿泓珠宝公司与何某1等人合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程与利用上海晓路公司虚开发票的流程一样。王某2收取每克黄金0.8元的费用，实际获利20万元左右，我和王某2每人分得大概10万元，我获利部分直接打到我的光大银行卡了。 陈某某辨认笔录表明，陈某某辨认出何某1即是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称为“李某3”之人；辨认出蔡某1即是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负责联系用票公司，称为“杨某4”之人；辨认出何某2、杜某某系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梅某系介绍陈某某与被告人何某1认识，并合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人；辨认出王某2系上海睿泓珠宝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辨认出证人吴某1系长沙市凡尔赛酒店KTV的服务员。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三、敲诈勒索事实 被告人卢某于2016年9月间，以将上海翊毓公司的会计账簿等材料交给税务机关、公安机关为要挟，与刘某9（另案处理）共谋，向邵某索要人民币350万元。邵某于2016年9月20日向卢某的中国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300万元，后卢某将现金人民币85万元交给刘某9，并将上述会计账簿等材料交还邵某。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实本案的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2、证人刘某3证言证实，刘某9是我弟弟。2016年9月20日，刘某9让我把他的现金存进银行，再转给他，当时这些钱用一个无纺布袋和一个塑料袋装着。9月21日下午，我将这些钱先是存入我的工商银行账户，共计85万元，之后又将这些钱转入刘某9的工商银行账户。 3、被告人卢某供述，邵某在税务机关调查上海翊毓公司时，拒不提供公司账册，我就知道邵某经营公司存在问题。2016年8月份，我把上海翊毓公司的财务账册搬到了我居住的浦东新区。之后我给邵某打电话，向他索要200万元，并威胁他说如果不给钱，我就把这些翊毓公司的材料交给公安部门或税务机关。我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威胁到邵某，是因为上海翊毓公司购买的黄金和开具的发票并没有给到同一人，黄金交给深圳那边的人，开具的发票交给何某1的人。2016年上半年上海国税局调查翊毓公司时，邵某说宁可不做生意了，也不能把翊毓公司的材料交给税务局。我感觉翊毓公司买卖黄金可能存在违法情况，就拿翊毓公司的财务资料试一试，结果邵某真害怕了。后来，刘某9也找我，要跟我见面，估计他们联系了刘某9。刘某9是邵某的税务顾问，邵某经营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期间，找刘某9帮忙处理提升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额度、应对税务协查等税务问题。我和刘某9在一家日本料理店见的面，刘某9问我交还账册的条件，我提出要200万元，刘某9说作为中间人，他也要好处费，我就提出跟邵某要350万元，留出50万元的还价空间。刘某9告诉我要尽快找邵某要钱，还把邵某家的地址告诉我了，刘某9教我说话要强势一些，直接到邵某家门口找他，给他施加压力，当天下午我就去了。我和邵某在他家车库谈的，邵某嫌我要的太多，当天没谈成。后来，经刘某9协调，我和邵某、刘某9又分别在张杨路××一家“颐品茶道”商谈两次，商定邵某给我300万元，我把账册还给他。每次商谈前，刘某9都提前和我联系，教我如何与邵某谈判。后来，邵某同意给我300万元，向我的卡号为60×××42的银行卡汇款300万元，我就把翊毓公司的材料送到2206室了。我得到上述钱款后，我从我的中国银行卡中取出75万元，连同我手里的10万元，共计85万元，交给刘某9了。公安机关在刘某3处提取的一个橙黑色的双肩包和一个卡其色的单肩包是我用来装钱的包。我在2016年12月10日花200万元买了一份安邦财产保险，其余的15万元都花了。 4、被告人邵某供述，2015年年初，经何某1介绍我认识了杨浦区税务局的刘某9。在我经营上海龙毓公司、上海翊毓公司期间，刘某9是我的税务顾问，他帮我协调提升开票额度相关事宜，指导我应付税务协查，找人帮我联系转让公司，在卢某敲诈我300万元时从中协调。2016年8月份的一天，我发现上海翊毓公司的财务账册不见了，我就多次给卢某打电话，他都没有接，我怀疑是卢某拿走了。后来有一天，卢某到我居住的上海市静安区，找我到地下车库谈返还账本的事，他向我要350万元，我认为要的太多，就没谈成。刘某9在中间帮忙调解，跟我说钱是小事情，别把卢某逼急眼了，干出过激的事情。之后，我和卢某、刘某9在张杨路家“颐品茶道”商谈两次。第一次谈时，卢某就一直恐吓我，说要把账册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直接交给黑社会，我当时感觉挺奇怪，我对卢某很熟悉，他根本不认识什么黑社会，肯定是有人教他这么说。第二次商谈时，卢某说看刘某9的面子，少要50万元，最终商定我给卢某300万元。2016年9月20日，我通过我的招商银行账户，给卢某的中国银行账户转款300万元。 5、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现场照片表明，公安人员在上海市虹口区车站北路400弄30号403室刘某3住处依法提取一个卡其色单肩包，一个橙黑色双肩包。 卢某指认笔录表明，卢某指认出公安机关从刘某3住处提取的包是其用来装85万元现金给刘某9的包。 6、邵某名下账号为62×××06的招商银行卡交易明细、卢某名下账号为60×××42的中国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邵某于2016年9月20日向卢某名下账号为60×××42的中国银行卡转账300万元。 刘某9卡号为62×××81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表明，该银行卡于2016年9月21日汇入85万元。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陈某某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共谋以票货分离方式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杜某某、卢某明知何某1、邵某等人以票货分离的方式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提供帮助，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系共同犯罪，应依法惩处。被告人邵某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账簿，情节严重，构成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应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被告人卢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陈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杜某某、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卢某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庭审时虽对其行为性质进行辩解，但对基本犯罪事实予以供认，对犯敲诈勒索罪一节构成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被告人杜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被告人何某2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 关于被告何某1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何某2、被告人梅某及其辩护人、被告人邵某及其辩护人、被告人卢某及其辩护人、被告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各被告人没有共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何某1辩护人、被告人何某2辩护人、被告人邵某辩护人提出的如果认定何某1、何某2、邵某构成犯罪，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何某1、何某2预谋以购买黄金的方式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向外虚开获取暴利。为实现上述犯罪目的，被告人何某1召集何某2、杜某某、蔡某1等人组成团伙，并先后结识联系用票公司的陈某1等人、提供购买黄金资金并收购实物黄金的陈某2、介绍其与操作购买黄金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被告人邵某、陈某某认识并收取费用的梅某。上述人员分工协作，共同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卢某、陈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互印证，且与在案的购买黄金明细、开具发票明细、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认定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何某1、何某2、梅某、邵某、陈某某在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均明知票货分离相关情况，具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上述五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分工明确，作用相当，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应认定为主犯。上述各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何某1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何某1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情况事实不清，被告人邵某辩护人提出的邵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与国家税收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且抵扣税款关键证据尚未查实，上海龙毓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不应认定，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应采信的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及税额为依据，本案司法鉴定机构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依照相关规定及在案证据对涉案数额及税额进行认定，并将鉴定意见在侦查阶段送达本案各被告人，各被告人均未提出异议，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何某1辩护人、被告人杜某某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何某1、杜某某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何某1、杜某某均系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并非主动投案，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何某2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何某2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认罪悔罪，应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何某2在庭审中对其参与实施的犯罪行为未如实供述，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杜某某辩护人、被告人卢某辩护人提出的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卢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卢某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卢某利用工作便利取走被告人邵某经营的上海翊毓公司的账册后，以告发邵某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要挟邵某，强行索取财物，上述事实有被告人卢某、邵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银行卡交易明细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卢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卢某与邵某之间有民事纠纷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卢某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卢某在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羁押期间，如实供述其敲诈勒索犯罪事实，可以认定为自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某1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被告人何某2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三、被告人邵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四、被告人陈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五、被告人梅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六、被告人卢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1日起至2026年8月17日止。折抵刑期14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强制缴纳。） 七、被告人杜某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5月25日起至2022年5月22日止。折抵刑期2日。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强制缴纳。） 八、对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涉案财物及孳息，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置。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杨丽娟 审 判 员 胡 伟 审 判 员 于红滨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张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