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225民初1010号 原告：杨超，男，1986年2月10日出生，苗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仕贵，融水苗族自治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新付，男，1970年2月12日出生，苗族，农民，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跞，广西佳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住所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祥和路2号。 法定代表人：戴军，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雯吉，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柳芬，广西万益（来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住所地：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祥和路2号维都林场综合楼。 负责人：吴立东。 原告杨超与被告杨新付、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以下简称“维都林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以下简称“维都分场”）关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被告杨新付申请，依法追加维都林场、维都分场为本案被告，并于同年9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仕贵，被告杨新付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跞，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雯吉、韦柳芬到庭参加诉讼，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赔偿原告残疾赔偿金82,87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100元、误工费21,588.0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897.13元、生活护理费22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用1600元，合计123,285.16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杨新付长期承包广西来宾市维都林场的除草工程，2016年3月，被告杨新付请原告从事除草工作。2017年5月18日15时许，原告和被告杨新付在并排除草过程中，被石头击伤原告右眼，伤后，由被告杨新付送原告到来宾市人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眼钝挫伤-角膜挫伤，前房积血，虹膜根部离断，外伤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之后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治疗，期间共住院治疗31天，治疗费被告杨新付支付。2017年12月15日，经来宾市桂中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本次右眼损伤致该眼盲目4级的伤残程度评定为八级伤残。治疗完毕后，原告视力已无法恢复，现眼睛时有肿痛，痛苦难受，原告多次找被告杨新付商谈赔偿事宜，被告杨新付总以种种理由拒绝，始终无法解决。原告与被告杨新付形成雇佣关系，在劳动过程中被伤到眼睛，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被告杨新付应当予以承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杨新付辩称，本案法律关系应定为雇佣关系，原告与杨新付均是维都林场、维都分场的雇员，杨新付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原告受伤所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维都林场、维都分场承担。具体理由为：1.杨新付与原告均是为维都林场、维都分场提供劳务清除杂草，杨新付、原告等工人付出的是劳动力，而不是通过园艺技术将树木和杂草变为园林景观等带有工艺设计和知识产权性质的物件。2.杨新付、原告等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自主安排，在何地除草、除草先后工序等具体工作都由二林场规划和安排，而且要接受二林场的业务技能、职业道德培训和教育，更要接受其制定的安全生产操作、技术规程的规章制度管理。在生活上林场还提供宿舍给杨新付、原告等工人统一住宿。3.工资上，二林场根据杨新付、原告等工人清除杂草的面积(亩数)进行计付工资，这是对杨新付、原告等工人劳动数量的考核和计酬，是对劳动力的结算，而不是对劳动成果的验收，而且本案是由杨新付记工，与包含原告在内的其他工人共同按出工量分配工资；4.二林场为包括原告和杨新付在内的所有工人购买团体人身意外险，显然是雇佣关系。5.二林场提供除草剂等药品，割草机则是各位农民工自备，原告的割草机系其自带。 维都林场辩称：一、维都分场是维都林场的内设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杨超与被告杨新付是雇佣关系，杨超在为杨新付提供劳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应由杨新付承担赔偿责任。维都林场与被杨新付是承揽关系，与杨超无劳务关系，维都林场、维都分场不是本案劳务关系中接受劳务的一方，故不应该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理由：1.杨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杨超所受伤害是在为维都林场施工过程中发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遭受的人身损害赔偿与维都林场存在其它因果关系，杨超应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2.杨新付与维都林场签订承揽合同，以交付施工结果为目的，杨新付与维都林场系承揽关系，杨新付雇佣杨超为其提供劳务，实施上述承揽作业，杨新付与杨超系雇佣关系。维都林场按照杨新付完成的工作数量与工作质量，根据《抚育工程承揽合同》向杨新付支付报酬，与杨超不存在劳务关系。杨超在为杨新付提供劳务的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应由其雇主杨新付承担赔偿责任。3.杨超与杨新付对造成杨超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应根据双方过错承担责任，维都林场及维都分场对杨超的人身损害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杨超与杨新付作为具体实施该作业的人员，都应该预见到该风险，并且维都林场在对杨超及杨新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时已明确要求作业人员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但杨超在实施该作业时没有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最终导致杨超遭受人身损害，杨超没有履行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失。杨新付作为杨超的雇主，未要求杨超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杨超遭受人身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维都林场作为承揽人不存在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等过失，且对杨超人身损害不存在过错，不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4.杨超要求支付的赔偿金额过高，且部分赔偿金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应根据相关赔偿标准结合实际情况计算。（1）残疾赔偿金过高。杨超出生于l986年，经来宾市桂中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来宾市桂中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91号)鉴定为八级伤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杨超可获得的残疾赔偿金额为：残疾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伤残等级系数×20年＝11,325元×30％×20年＝67,950元。杨超要求支付残疾赔偿金82,872元，明显高于法律规定标准，应依法予以调整。（2）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经济赔偿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本案中杨超在割草中不慎受伤，二被告对此没有过错，更没有采取恶劣手段，且在杨超受伤后，及时将其送至医院救治，杨新付支付了杨超住院期间的治疗费用，维都林场及时为杨超办理了保险赔付手续。杨超要求赔偿l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3）误工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杨超要求支付误工费21,588．03元，因杨超被鉴定为八级伤残，根据八级伤残的鉴定标准：“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远距离活动受限；能从事复杂工作但效率明显降低；社会交往受约束。”可知，八级伤残者并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受伤期间仍有从事一定劳动工作的能力，杨超要求支付误工费应提供医嘱或其它证据证明其实际误工天数，否则，应以其住院天数作为误工天数计算误工费。杨超要求支付护理费228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97．13元，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依法驳回杨超该项诉请。 另外，如法院判决维都林场向杨超承担赔偿责任，应先扣除保险赔偿款。2017年4月10日，维都林场为杨超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杨超出院后，维都林场及时协助杨超办理了保险赔付手续，目前已赔付23,438．28元，且根据保险条款，杨超伤残鉴定后还可获得后续赔偿款。因杨超未提供相关材料，后续赔付尚未办理。维都林场为杨超及其他工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初衷即是希望在发生意外时，能够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理赔，也为自己防范此类责任风险，并且本案中维都林场不存在导致杨超受损害的过错，不涉及免除有过错时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此，如法院判决维都林场向杨超承担赔偿责任，应先扣除维都林场为杨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杨超因此获得和可以获得的全部保险赔付款。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杨超提交《鉴定费发票》，用于证明原告对此次受伤进行伤残程度鉴定而支出的费用。被告杨新付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维都林场认为该费用不属于赔偿费用。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 2.原告杨超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卡》，用于证明原告被扶养人杨迷张的身份情况。被告杨新付、维都林场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未能提供其他兄弟姐妹的亲属关系及相关户籍证明，不能证实杨迷张有多少个扶养义务人，同时原告对抚养费的计算方式认为40%是错误的，应该是30%，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用。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并不完整,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主张，故本院对该份证据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3.被告杨新付提交《企业信用信息》，用于证明维都林场及维都分场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无异议，被告维都林场认为维都分场是维都林场的分支机构，维都分场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依法采纳为本案证据。 4.被告杨新付提交《抚育工程承揽合同》，用于证明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分场签署名为承揽合同，实为雇佣合同，该合同对包含杨新付在内等工人的计件工资作了约定，要求杨新付签订合同后一定时间内组织至少10个工人进场施工，工人应当接受林场的指导、检查、监督、测量、验收，职业道德、业务、技能、技术培训以及安全生产、生活卫生等有关规章制度教育，工人应当遵守合同附件中的生产安全操作规程、技术规程的规定。原告杨超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其无关。被告维都林场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该合同中双方对权利义务间的约定符合承揽法律关系的内容。本院认为，该份合同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本院予以认定。 5.被告杨新付提交《图片》，用于证明维都分场为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及其他工人统一安排宿舍住宿，工人的割草机属于工人自带，事发地点在被告维都林场的经营范围内等事实。原告杨超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维都林场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维都林场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工人并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该证据不能证实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实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在务工期间居住于被告维都林场的宿舍内事实。 6.被告杨新付提交《广西农村信用社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打印单》《活期存款历史明细查询》《预交款收款清单》《POS机刷卡消费详单》，用于证明如下事实：（1）原告杨超受伤后到来宾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杨新付垫付了8400元，杨超在整个治疗期间，杨新付共垫付39,500元；（2）杨新付于2017年的9月27和9月29日将原告杨超及杨超妻子的工钱20,000元支付给原告杨超；（3）被告维都林场转账给被告杨新付的摘要中备注为“民工（杨新付）借款”。原告对39,500元无异议，被告维都林场表示对被告杨新付与原告杨超间的转账记录不知情，也与其无关，对被告杨新付用维都林场与被告杨新付间的转账记录证明杨新付与林场存在劳务关系有异议，因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要求，依法予以认定，对原告无异议的部分的证明主张本院予以认可，对证明杨新付与维都林场存在劳务关系的主张，因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 7.被告杨新付提交《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抄件）》《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名单》《保险事项变更申请书》《广西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农民工意外险变更名单》《广西国有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参保农民工人员名单》，用于证明被告杨新付、原告杨超等农民工均是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的工人，与林场是雇佣关系，林场为工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分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且该保险是按年度缴费并可以针对流动的农民工进行减除和增加，原告杨超及被告杨新付均是林场雇请的工人事实。原告杨超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维都林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存异议，认为不能达到被告杨新付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杨新付证明目的，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维都分场为包含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在内的农民工购买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实。 8.被告维都林场提交《抚育工程承揽合同》用于证明维都林场与被告杨新付存在承揽关系，原告杨超与被告杨新付明知在劳动作业时应作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事实。原告表示对该证据不知情，与其无关。被告杨新付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维都林场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符合证据三性要求，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分场签订了《抚育工程承揽合同》事实。 9.被告维都林场提交《转款凭证》，证实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系承揽关系，维都林场已为杨新付支付了工程尾款17,940.78元事实。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杨新付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转转凭证有两笔转账，一笔17,940.78元，另外一笔30,000元是农民借款，恰好可以证明被告杨新付及原告杨超等工人是被告维都分场的雇佣工人。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可以证明被告维都林场曾向被告杨新付分两次转账共计47,940.78元事实。 10.原告杨超申请证人李某1出庭作证，证实林场为民工购买意外保险，林场也应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新付认为李某1证言可以证实工人之间按出工量分配收益，林场负责购买保险，工人在林场监督下做工，原告与被告杨新付均为林场工人事实。被告维都林场认为李某1证言可以证实工人均是由被告杨新付组织并带到林场务工，且均在安全生产责任书上签字，林场已经对承揽工程进行了必要的安全宣传。同时还证实证人李某1的收入是按照亩数计算的，在30元至32元之间不等，而被告杨新付与林场签订的承揽合同中约定，被告杨新付的工程单价系在35-50元之间，中间存在一定的差额，被告杨新付并非向林场提供劳务的一方，工人的工钱是由杨新付从林场处结算后再按照工人各自的劳动计发报酬，工人报酬也要在扣减其与杨新付之间的伙食费借款后确定，由此可以证实，原告及证人李某1系向杨新付提供劳务事实。 11.原告杨超申请证人李某2出庭作证，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杨超在林场内受伤，受伤后被告杨新付和林场职工带去医院医疗，应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杨新付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工人在林场监督下做工，工人之间按出工量来分配收益，林场负责购买保险。另外，案发地块的合同价是每亩35元，事实上林场是按草的长短高低来定价，工人向杨新付提出按照草的长短来计算价钱，杨新付要和林场申请，林场同意后才能定价，不能证实杨新付多拿工钱，恰好证实他们是工人之间搭伙做工的关系，并平均分配收入。被告维都林场认为证人证言证实证人向杨新付结算，未与林场进行结算，杨新付也对工人做工量进行记工，被告杨新付才是接受工人劳务的一方。 12.被告杨新付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原告杨超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杨超是在维都林场场内务工时受伤事实。被告杨新付认为该证人证言证实工人的劳作是由林场安排，工人平均分配工资，由林场为工人购买保险和安排住宿，工人均受林场雇佣的事实。被告维都林场认为该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林场只对工人的分工进行了大致的安排，并未对工人个人进行管理。 13.被告杨新付申请证人吴某出庭作证。原告杨超认为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原告杨超是在维都林场场内务工时受伤事实。被告杨新付认为该证人证言证实工人的劳作是由林场安排，工人平均分配工资，由林场为工人购买保险和安排住宿，工人均是林场雇佣的事实。被告维都林场认为该证人证言有一定的片面性，与证人李某1就推选记工人员陈述不一致，且该证人证言证实了工人的出入情况由被告杨新付决定而非林场。 本院认为，结合被告维都林场购买团体意外保险单据可知，证人李某1、李某2、杨某、吴某均为在该林场内务工的工人，且原告杨超与被告杨新付亦认可，该四位证人作为与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共同务工的工人，对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四位证人证言虽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但证人证言之间在部分事项上的陈述能互相吻合，综合四位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如下事实：包含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及证人李某1、李某2、杨某、吴某在内的工人在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内务工，工人自备割草机、勾刀等工具，林场负责提供农药、除草剂、肥料等材料。工人报酬由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进行结算后再按工人出工量分配给工人，具体为按施工亩数计算工钱，每亩工钱根据杂草长度、地势坡度等情况确定在30至32元间。维都林场为工人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提供宿舍给工人住宿，同时对工人务工进行一定的监督，工人需遵守林场相关管理制度规定,原告杨超在维都分场内务工时受伤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4月9日，被告维都分场（甲方）与被告杨新付（乙方）签订一份《抚育工程承揽合同》，双方就工程名称、数量、地点、期限、合同单价、技术标准、质量要求、合同责任、付款方式、工程验收结算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其中工程期限为2017年4月10日至6月30日。合同单价为珍贵树种喷除草剂50元/亩，桉树全砍杂按35元/亩，湿地松全砍杂按50元/亩。合同约定林场对作业进行指导、检查、监督、测量、验收，并根据工作需求对乙方（即杨新付）进行必要的职业道德、业务、技能、技术培训、安全生产、生活卫生等有关的规章制度的教育，并按合同视工作进度及工作质量支付工程款。签订合同后十日内乙方必须组织至少十名工人进场施工，施工地点、范围、顺序等依据甲方规划进行，服从甲方代表技术上的指导。付款方面，乙方以实际施工项目及数量为请、领款依据，并可以预借生活费。工程竣工后乙方先自检后报请甲方验收，甲方验收合格后给予结算工程款，验收不通过则不支付工程款。 合同签订后，被告杨新付按照合同约定组织了包含原告杨超在内等工人进场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由工人自备割草机、勾刀等劳作工具，林场负责提供农药、除草剂、肥料等材料，林场还安排林场宿舍供工人们居住，并要求工人遵守林场相关制度规定。原告杨超等工人在提供劳务期间的报酬由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进行结算后再按工人实际出工量分配给工人，出工量由专人负责记工，按亩计价，每亩根据杂草长度、地势坡度等实际情况在30元至32元间确定给工人。另外，2017年4月10日、8月4日，维都分场分两次为包含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在内的27名工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市分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均为一年，且在保险期限内可以根据工人变化情况申请变更被保险人。 2017年5月18日，原告杨超在用除草机实施除草作业过程中，被石头击伤，后被送到来宾市人民医院治疗，于同年6月6日出院，经诊断为右眼钝挫伤-角膜挫伤、前房积血，虹膜根部离断、外伤性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同年7月13日，原告杨超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月24日出院；9月28日至9月28日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共花去医疗费30,380.72元，被告杨新付共向原告杨超支付及垫付包含医疗费在内等费用共计39,500元。 2017年12月15日，来宾市桂中司法鉴定所经鉴定后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原告杨超本次右眼损伤致该眼盲目4级的伤残程度评定为八级伤残，原告杨超支出鉴定费用1600元。2017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宾市分公司向原告杨超赔付意外健康险赔款23,438.58元。原告杨超在与被告杨新付协商无法达成赔偿协议后，于2018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杨超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的事实清楚，认定原告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被告杨新付及被告维都林场均无异议，但对于谁是接受劳务的一方，二被告存在较大争议，即原告杨超是向何方提供劳务。确定谁是接受劳务的一方，首先应认定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被告维都分场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被告维都分场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被告维都分场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三、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对本案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四、原告杨超本次受伤各项赔偿金额如何确定，责任如何承担。 关于本案三被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首先，被告杨新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被告维都林场作为独立法人，能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被告维都分场作为被告维都林场的分支机构，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其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依法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本案中，被告维都分场直接与被告杨新付签订相关合同，原告杨超作为为履行合同提供劳务而遭受损伤的当事人，可以主张该合同当事人赔偿其损失，故被告杨新付及被告维都分场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被告维都分场作为被告维都林场的分支机构，虽其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并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在民事法律活动中所需承担的法律义务由设立其的法人承担。作为受害一方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确定被告身份，现原告杨超对维都林场主张相关权利，故被告维都林场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关于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被告维都分场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确定问题。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林场的分支机构维都分场签订《抚育工程承揽合同》后，被告杨新付认为双方实质是雇佣关系，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等工人向被告维都分场提供的是体力劳作，即劳务，而非劳动成果，且工人的劳作需按林场指示安排行使，由林场工作人员指导监督，工人还需遵守林场的相关制度约束。另外，生活上林场还向工人提供了统一住宿，工作上林场提供除草剂等工具，同时还为工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这些足以体现出包含被告杨新付在内的工人均是受被告维都分场管理，按林场指示、要求进行劳务，原告杨超、被告杨新付与维都林场间应构成雇佣关系。被告维都林场认为其与被告杨新付是承揽关系，双方签订了承揽合同，杨新付只需向林场交付施工结果，林场按杨新付完成的工作数量及质量，结合合同约定支付对应报酬，故双方应构成承揽关系，作为定作人的林场一方不需承担赔偿原告杨超损失的责任。本院认为，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分场签订了书面承揽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具有法律效力，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分场间应构成承揽关系，原告杨超与被告杨新付形成劳务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在合同目的方面，劳务关系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而承揽关系则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本案中，被告维都分场将固定面积的抚育工程交付给杨新付完成，双方对总的工程期限作了限制约定，即要求杨新付在指定的期间内交付劳动成果，至于杨新付每天完成多少工作量，林场并不干涉。在计价方面，双方虽对工程单价约定按每亩计算，但也同时约定了以实际施工面积进行结算，即林场方结合劳动成果来支付报酬，而非单纯的劳务量。而原告杨超作为劳务直接提供者，则是按工作天数从杨新付处获得相应报酬。 其次，在控制标准方面，即人身依附关系及管理方面，劳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受雇佣人的控制、支配，在完成工作中需听从雇佣人的安排、指挥，而承揽关系中承揽人与定作人不存在支配与服从关系。本案中，对于工人施工地点、范围等虽按林场工作人员指示进行，但林场方并未对工人的实际分工进行约束及控制，也未对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作限定，只是对需施工的地域进行指明及施工操作作技术指导，并进行工程验收，这也符合双方同意施工按甲方规划进行的合同约定内容。同时，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约定由被告杨新付负责聘请工人，且只对工人最低人数作约定，杨新付聘请谁作为工人并不需林场方批准同意，只需向林场进行报备而已。实际上，原告杨超是由被告杨新付负责寻找，其他提供劳务的工人也是由杨新付负责寻找或其他工友间互相介绍，工人的加入或退出并不需林场审批，相反，工人的加入需要问过被告杨新付，工人离开前需找杨新付进行结算，可见，被告杨新付对工人有管理和控制关系，即使被告杨新付在劳动过程中与其他工人共同劳动也改变不了该管控性质。另外，提供劳务的工人虽自带油锯、勾刀等工具，这些工具是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完成劳作，且在完成相应的工作后获得的劳务报酬是对价的，工人自带的工具可视为提供劳务的对应成本。同样，林场与杨新付合同约定的工程之一为喷除草剂，即承揽方只需进行喷洒，林场则需自行提供除草剂，故林场提供除草剂的行为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并不改变承揽关系的性质。 再次，在报酬方面，杨新付与林场在合同中约定了报酬计算方式，在本案案发地属于桉树全砍杂区域，约定合同价是35元/亩，且均是由杨新付与林场单独结算，杨新付结算后再按照每位工人的实际出工量进行分配，林场未直接与其他工人进行结算。通过原告杨超及出庭作证的工人陈述可知，工人报酬是根据杂草长度、地势坡度等实际情况在每亩30元至32元间确定，且需与被告杨新付协商同意，被告杨新付在庭审中亦予以认可，该价钱明显与杨新付与维都分场合同约定的价格有差价。被告杨新付虽辩称其与林场实际结算的价格为每亩30元至32元，林场并未按合同价每亩35元予以结算，但杨新付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杨新付该辩解不予采信。同时，林场与杨新付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才结算工程款，是对劳动成果质量的验收，并非对原告杨超的劳动量进行计酬，由此可知合同双方约定是按一次性结算报酬，林场方虽允许杨新付预借生活费，但这不影响承揽关系的特征。 最后，关于林场方为工人提供宿舍住宿及购买保险问题。杨新付与林场在合同中虽约定由杨新付为所聘请的工人购买人身意外保险，但实际上却是林场为工人购买，双方均未能就此事进行举证说明，视为合同双方对履行合同达成的一致意见，至于由何方负责购买意外保险是合同履行问题，并不影响双方间的承揽关系。同样，合同双方并未就住宿问题达成书面约定，也未能举证证明有其他约定，视为双方履行合同达成的一致意见。同时，林区环境复杂，林场在有闲置宿舍的情况下，为工人提供住宿符合情理。所以，林场为工人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及提供宿舍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认定为林场为雇主。 综上，原告杨超由被告杨新付招来务工，受被告杨新付控制和支配，由被告杨新付结合出勤情况支付劳动报酬，本院认为，原告杨超与被告杨新付间形成劳务关系。被告杨新付与被告维都分场间签订有书面承揽合同，且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二者之间构成承揽关系。 关于被告维都林场、维都分场对本案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维都分场作为定作人，只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维都分场将喷除草剂、砍杂等抚育工程交付给被告杨新付实施，该工作并不需要具备过高技术要求，普通人即可有能力完成，不需必须具备专业资质，被告杨新付表示其在林场做工多年，理应熟悉相关工程操作，故林场选择与被告杨新付签订承揽合同，对杨新付的选任并未存在过失。同时，被告维都分场与被告杨新付在合同中已约定对工人岗前培训及安全生产教育职责由被告杨新付负责，相关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及责任也已告知工人，已尽了相关提醒注意义务，不存在过错，故被告维都林场、被告维都分场对本案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不需对原告杨超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杨超本次受伤损失责任如何承担问题。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杨超在向被告杨新付提供劳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依法应由接受劳务的被告杨新付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作为提供劳务一方的原告，使用的是自己的割草机，理应熟悉割草机特性及使用要求，在使用过程中理应注意安全，做好相应安全防护，避免事故发生，而原告显然未能充分尽到上述谨慎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且这种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减轻被告杨新付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确定被告杨新付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杨超自行承担20%的责任。 关于原告杨超本次受伤各项赔偿金额如何确定问题。根据原告杨超的诉请及经查明的事实，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标准，本院对原告杨超的损失确定如下： 1.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本案中原告杨超作为农村居民，且未年满六十周岁，应按二十年计算。原告杨超的伤残等级为八级，据此，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将原告的伤残赔偿金计算为67,950元（11,325元×20年×30%）。 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先后住院31天（第一次住院19天+第二次住院11天+第三次住院1天），对原告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3100元（100元/天×31天）。 3.误工费。根据法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原告属于无固定收入人员，因伤治疗而误工，实际住院治疗31天，现原告主张误工天数207天，但并未能提供医嘱或相关鉴定文书予以证明，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因伤致残造成持续误工，故对原告主张的误工天数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确定原告误工费为3537.7元（41,654元÷365天×31天）。 4.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杨超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3897.13元，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实际需扶养的人员为及被扶养人的扶养义务人人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因原告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5.护理费。原告主张生活生活护理费为228元，但并未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有护理费用产生，故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 6.鉴定费。原告受伤后为计算赔偿损失而对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属于必须支出的费用，且有相关的发票予以佐证，故对于鉴定费1600元，本院予以支持。 7.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伤致残，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和痛苦，现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根据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当前本地区的社会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且原告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原告要求精神损害赔偿10,000元，不予全额支持，本院酌情确定为7000元。 上述费用中，第1、2、3、6项合计76,187.7元。 同时，被告杨新付已为原告杨超垫付了医疗费30,380.72元，虽原告在本案中不予主张该费用，但该费用应计入受伤损失中，即原告杨超本次受伤损失为106,568.42元。被告杨新付按责任比例承担85,254.7元（106,568.42×80%），因精神损害抚慰金系对原告所受精神痛苦的补偿，本院在确定数额时已考虑原告自身的过错，故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由被告杨新付全额承担，据此被告杨新付的赔偿总额为92,254.7元。 关于原告杨超已获赔付的意外健康险赔款项23,438.58元是否应予以扣除问题。定作人维都分场为包含原告在内的工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原告在受伤住院治疗后向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并获赔付23,438.58元，该赔付费用已包含了医疗费用赔款。被告维都分场与被告杨新付签订承揽合同时已约定为工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虽实际购买人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但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工人的相关权益，以备在发生意外伤害事件时能及时获得理赔，同时也降低用工者的责任风险，所以该保险赔付款应在原告各项损失中予以扣除，所以确定原告杨超实际损失为68,816.1元（92,254.7元-23,438.58元）。 综上，扣除被告杨新付已垫付的39,500元后，被告杨新付仍应赔偿原告杨超29,316.2元。对于原告超出29,316.2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维都分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新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杨超各项损失共计29,316.2元； 二、驳回原告杨超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2733元，由原告杨超负担2085元，由被告杨新付负担648元。（原告杨超已预交136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志金 人民陪审员  黄云意 人民陪审员  韦志松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莫景源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 (一)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 (二)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企业; (三)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四)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 (六)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七)经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企业、街道企业; (八)其他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组织。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