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终2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国庄，男，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伟，天津百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贯远，男，197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河北耕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建军，男，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津南区。上诉人申国庄因与被上诉常贯远、原审被告王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29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国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常贯远支付货款35420元，支付占用资金3542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利息损失，支付律师费损失5000元或发回重审；2、两审诉讼费由常贯远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纠纷产生的背景是常贯远经常从申国庄、王建军等人处购买塑料颗粒货物，然后再倒卖给唐山的工厂，且没有书面合同。2016年10月31日，常贯远再次联系申国庄、王建军，说唐山工厂要货，从申国庄处拉货7.7吨，从王建军处拉货10吨，从常贯远处拉货2.42吨，合计20.12吨货物，三人一起送至唐山工厂，款项仍然是唐山工厂给常贯远结算，常贯远给申国庄、王建军结算。申国庄找常贯远要货款时，常贯远说2016年11月4日转账给王建军的88300元里有申国庄的货款。王建军又称88300元款项与申国庄无关。上述事实有常贯远给申国庄出具的书面材料，以及常贯远给王建军的银行转账材料证明。庭审中常贯远认可与申国庄的货物买卖关系，申国庄诉王建军的目的是想王建军出庭把本次货物买卖关系说清楚。申国庄货款数量是7.7吨，单价是4600元，合同相对人是申国庄和常贯远。常贯远辩称，申国庄在庭审中减少诉讼请求，常贯远不同意就变更的诉请进行调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诉讼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只对原审诉讼请求适用法律审查，对上诉人变更的诉讼请求无论是增加或减少只能请求二审法院进行调解，如对方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能达成协议应当另行提起诉讼。王建军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申国庄和常贯远之间的买卖关系与其无关，一审中申国庄也表示不找王建军要钱。申国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建军、常贯远连带责任支付申国庄货款35420元，王建军、常贯远支付利息（从2018年8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本金3542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王建军、常贯远支付申国庄律师费5000元；2、判令王建军、常贯远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均从事塑料颗粒生产及买卖，申国庄与王建军系连襟关系，申国庄、王建军分别与常贯远长期存在塑料颗粒买卖关系，常贯远分别向申国庄、王建军收购塑料颗粒再进行转售。申国庄主张2016年10月31日，常贯远从申国庄、王建军处分别购买塑料颗粒7.7吨、10吨，三人一起将货物从塘沽运到唐山工厂。2016年11月4日常贯远将19.2吨（申国庄7.7吨+王建军10吨+之前常贯远欠王建军1.5吨）货物货款88300元一次性银行转账给王建军。对于申国庄的陈述，王建军不予认可，称2016年10月31日并没有和申国庄、常贯远一起将塑料颗粒由天津运往唐山，其与申国庄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2016年11月4日其确实收到常贯远给付的货款88300元，但该货款是常贯远之前拖欠王建军的货款，并不包含申国庄的货款。常贯远陈述，2016年10月31日申国庄将其与王建军和常贯远三家的塑料颗粒共同装车，卖到唐山收料的厂家。货款由常贯远结算，从申国庄、王建军两家分别装了多少货常贯远不清楚，共装了17.7吨。这88300元货款是常贯远打给王建军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申国庄的钱，具体是多少常贯远不清楚，因为王建军跟常贯远报的是总数，所以就把王建军和申国庄的货款都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王建军。对于常贯远的陈述，王建军不予认可。常贯远又陈述，在本次拉货之前，每次都是常贯远自己雇车，分别拉申国庄、王建军的塑料颗粒，分别结算，申国庄、常贯远、王建军的货物不混同在一起。仅本次，申国庄、常贯远、王建军三方共同拉货，王建军找其索要货款，其就将王建军和申国庄的货款一并打给王建军。申国庄针对其主张提交常贯远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常贯远将从申国庄处购买的7.7吨塑料颗粒的货款35420元一并转账支付给王建军。王建军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提交通话录音及王建军银行流水清单，证实其与常贯远因货物买卖存在多笔银行往来，且均是独立结算。申国庄、常贯远对于王建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常贯远认可该份证明是其出具，但表示其仅知道货物总吨数，具体申国庄、王建军货物的吨数，其并不清楚，该证明中的吨数是申国庄告诉常贯远的。申国庄对此予以认可，表示根据常贯远告诉其打给王建军88300元货款，推算出拉了王建军10吨货，常贯远自己拉了2.42吨，从申国庄处拉塑料颗粒7.7吨是其告诉常贯远的。一审法院认为，因该证明中记载的从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处拉塑料颗粒的吨数系申国庄自行推算，常贯远按照申国庄推算出具的证明，常贯远并不清楚具体塑料颗粒吨数，该证明无法证实申国庄、常贯远塑料颗粒的具体吨数，结合王建军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出王建军与常贯远因买卖存在多笔银行流水交易，不能证实常贯远打给王建军88300元货款中含有申国庄的货款，申国庄提交的证明不具备真实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王建军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能够证实其反驳意见的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庭审中，王建军、常贯远均表示三方之前都是常贯远雇车，分别拉货，各自结算。三方就此次所涉纠纷未签订过书面合同，亦未就货款如何结算进行过约定。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三方曾就货款结算多次协商，但均未对货物吨数及货款达成一致意见。申国庄要求王建军、常贯远连带责任支付申国庄货款35420元及利息，并支付律师费5000元，王建军、常贯远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一审案件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审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三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2.申国庄、王建军分别向常贯远出售塑料颗粒具体的吨数以及货款数额；3.常贯远给付王建军88300元货款所对应的交易以及该88300元货款中是否包含有申国庄主张的货款。针对上述争议焦点，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能够认定，常贯远向申国庄及王建军收购塑料颗粒，常贯远分别与申国庄、王建军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建军并未向申国庄购买塑料颗粒，申国庄与王建军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一审案件诉争交易情形与三方过往的交易习惯不相一致，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三方就一审案件诉争交易情形各执一词，常贯远陈述在不知道申国庄与王建军具体货物吨数的情况下将货款全部打给王建军，明显不合逻辑、不符常理，有违交易常情，一审法院难以采信，且申国庄提交的证明中记载的三方具体货物吨数是申国庄根据88300元货款自行估算，常贯远按照申国庄所述出具的，无法证实常贯远分别向申国庄、王建军购买塑料颗粒的具体吨数，亦无法证实常贯远打给王建军的88300元中含有申国庄货款。在此情况下，申国庄以买卖合同为由要求王建军给付其货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于申国庄要求王建军给付货款3542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同时，尽管常贯远认可从申国庄处购买塑料颗粒，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就申国庄出售给常贯远塑料颗粒的具体吨数，申国庄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无法确认，进而对于申国庄要求常贯远给付货款35420元的诉讼请求亦无法支持，申国庄可待完善证据后再行解决。申国庄要求王建军、常贯远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申国庄要求王建军、常贯远承担律师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申国庄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812元，减半收取406元（申国庄已交纳），由申国庄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申国庄自认向常贯远主张7吨塑料颗粒的货款共计32200元及占用资金32200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从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利息损失。本院经审理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申国庄与常贯远口头订立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各方当事人对申国庄和常贯远之间存在长期口头买卖合同关系、王建军和常贯远之间存在长期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常贯远于2016年10月31日自申国庄处购入部分塑料颗粒、常贯远于2016年11月4日向王建军给付欠付货款88300元等事实均无争议，争议在于常贯远是否欠付申国庄7吨塑料颗粒的货款（2016年10月31日出售）及常贯远于2016年11月4日向王建军汇转的88300元是否包含上述货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额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8年7月16日《证明》有常贯远签名和指印，经本庭多次释明后常贯远仍明确表示不对该《证明》上签名和指印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故应视为其对该签名和指印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证明》载明“2016年10月31日我（常贯远）给申国庄打电话说工厂要货，先从塘沽胡家园申国庄仓库装7.7吨（308袋*25公斤）……我们三人（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一起将合计20.12吨货物送到唐山工厂”“2016年11月4日我（常贯远）将申国庄7.7吨、王建军11.5吨，合计19.2吨*4600元=88300元整货款银行转账给王建军。”对此《证明》，常贯远解释为，其仅以证明人身份按申国庄要求出具，系证人证言而非对欠款数额的认可。通过该《证明》内容能够反映常贯远对2016年10月31日自申国庄处购买塑料颗粒的数量和单价的确认，且常贯远的身份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原审被告，并非与案涉纠纷无利害关系的证人，故常贯远此种解释与正常逻辑相悖，本院不予采纳。申国庄在二审中仅对7吨塑料颗粒的货款共计32200元主张债权未超过一审诉讼请求数额，其依据的事实也与一审一致，同时，申国庄主张金额的变化亦未加重债务人的责任，并无不妥。关于常贯远于2016年11月4日向王建军汇转的88300元是否包含常贯远欠付申国庄7吨货物款项问题，王建军称其收取的88300元均为常贯远欠王建军的货款，并未包括申国庄的欠款。常贯远作为付款义务人，对其是否履行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两审中，常贯远均未举证证明其向申国庄给付7吨货物货款或其付给王建军的88300元中包括欠付申国庄的款项，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同时，申国庄、王建军、常贯远三人间的长期口头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是各自收取各自的货款，并未有代收货款的惯例，而常贯远亦未举证证明申国庄委托王建军收取案涉7吨货物的货款。故常贯远主张王建军代收申国庄货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申国庄主张常贯远按照从2018年8月1日至实际付款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占压资金利息一项，即为逾期付款利息，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关于占压资金利息起算时间一项，常贯远陈述其于2016年11月4日即已支付案涉欠款，常贯远在《证明》上签字按捺指印之日为2018年7月16日，申国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为2018年7月19日，上述日期均早于2018年8月1日，故对申国庄主张的占压资金利息起算日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一项，申国庄主张的年利率6%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故对年利率6%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申国庄主张王建军、常贯远承担律师费5000元一项，其未提供王建军、常贯远应承担上述费用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一审驳回其此项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申国庄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2912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常贯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上诉人申国庄货款32200元及利息（以32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上诉人申国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申国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2元，减半收取计406元（申国庄已交纳），由上诉人申国庄负担37元，由被上诉人常贯远负担3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1元，由上诉人申国庄负担74元，由被上诉人常贯远负担7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立新审 判 员  梁 辉代理审判员  李 蓓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熙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