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民终28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幸忠，男，汉族，1967年3月9日出生，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新，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红英，女，汉族，1967年3月28日出生，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军，浙江卢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磊，浙江卢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钱梦成，女，汉族，1991年11月25日出生，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渭川，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成安，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雁秋，女，197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嘉善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有川，浙江南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因与被上诉人沈雁秋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1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幸忠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沈雁秋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沈雁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钱幸忠与陈红英赠与钱梦成的是房屋，属认定事实错误。案涉房屋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的购房人是钱梦成，初始登记在钱梦成名下，钱幸忠只是支付了一部分购房款，客观上根本不存在钱幸忠赠与钱梦成房屋的事实。一审判决以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内容作为认定钱幸忠、陈红英赠与钱梦成房屋的理由，是对该判决的断章取义和歪曲理解。二、一审判决认定钱幸忠与陈红英对钱梦成的财产赠与可撤销，没有事实依据。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是债权人主张撤销权的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只需满足两个条件：1.债务人存在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2.债务人未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是对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歪曲。其次，本案不存在钱幸忠自2009年2月19日向沈雁秋借款200万元到2012年一直未还的事实。第三，钱幸忠向沈雁秋借款并非是因生活拮据或者经营资金短缺，而是沈雁秋主动要求将资金借给钱幸忠以赚取高利息。钱幸忠当时资产数千万，一审无视钱幸忠和陈红英在出资给女儿钱梦成购买房产时资产状况的证据，仅依钱幸忠曾向沈雁秋借款200万元的事实，认定钱幸忠为钱梦成购买案涉房屋提供资金的行为损害了沈雁秋的利益，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三、一审判决认为沈雁秋主张撤销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涉案房产的购买时间是2009年9月，钱梦成取得房产登记是在2011年3月9日。沈雁秋于2017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既超过诉讼时效，也超过了除斥期间。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或者延长，除斥期间届满后，权利人的实体权利便发生消灭。 陈红英、钱梦成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沈雁秋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沈雁秋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赠与的标的物为房屋系认定事实错误，支撑该认定的四点理由均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诉争房屋登记在钱梦成一人名下，应当认定属于钱梦成个人所有，而不属于其父母钱幸忠、陈红英共有，也不属于家庭共有。从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银行按揭贷款至完成不动产登记，皆由钱梦成完成。诉争房产由开发商嘉善汇信置业有限公司完成初始登记后，钱梦成直接作为买受人完成不动产登记，钱梦成取得房产所有权系原始取得，并非通过钱幸忠、陈红英转让或者赠与继受取得。故本案中钱幸忠赠与的标的物应为其支付的购房首付款。(一)、原审法院对浙江省高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的引用割裂了上下文。(二)、钱幸忠、陈红英自始至终未取得过诉争房产的所有权，根本无权作出赠与钱梦成的意思表示，即便作出亦是无权处分。且钱幸忠、陈红英离婚时，开发商尚未完成诉争房屋的初始登记，钱幸忠、陈红英更无法取得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三)、钱幸忠、陈红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出资为钱梦成购买房产。钱幸忠、陈红英赠与的是仅仅是货币，购买不动产的是钱梦成。原审认为“转化为将购买的房屋赠与钱梦成”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四)、原审未明确区分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中的不同情形，且该条规定仅适用于婚姻法范畴，用于区分夫妻一方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类推到本案。二、原审认为钱幸忠、陈红英的赠与行为可撤销是错误的。陈红英并非沈雁秋的债务人，沈雁秋对陈红英提起债权人撤销权无法律依据。行使债权人撤销权应当具备以下要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须存在有效的债权。有效的债权应当是既存的债权，已经消灭或者尚未发生的均不得行使撤销权。具体到本案，钱幸忠、陈红英在赠与首付款时，沈雁秋对钱幸忠、陈红英二人未享有债权，对钱幸忠享有200万元的债权，该债权发生日期为2009年2月19日。故即使沈雁秋对钱幸忠享有债权人撤销权，也应当以该200万元为限。之后的债权均发生在赠与行为之后，不属于有效债权。而2009年2月19日的200万元债权已消灭，不能称为有效债权。理由如下：(1)、根据2012年3月2日的借据，该200万元已经成为新的500万元的借款中的一部分，原本的借贷关系已消灭。(2)、因沈雁秋已受偿3915930元，即使该200万元债权仍存在，也早已清偿完毕。沈雁秋不享有债权人撤销权。2、债务人实施了有损于债权的行为。所谓有害于债权，是指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一般财产减少，以致无法满足债权的要求，处于“无资力”的状态。但钱幸忠在支付首付款时及之后几年内资产雄厚，钱幸忠支付首付款，未对债权造成损害。不能以多年以后因为经济变动等原因导致资产缩水，而认定当时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三、原审认定沈雁秋提起撤销权诉讼未超过1年以及最长5年的两个除斥期间均错误。除斥期间系不变期间，原审认为“不应对一个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提出权利行使方式过于苛刻的要求”，将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导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假设可以对一个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放宽规定，那么谁还愿意去“知法”呢？原审法院检索的案例与本案情况不同，不能参照。法律规定的五年最长期限，现沈雁秋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否则是对陈红英的不公平。原审法院以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为由不适用五年的除斥期间，系超越法律进行裁判。按照原审法院的逻辑，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没有存在的必要，都可结合个案进行任意修改，法律的公平、公正、权威如何得维护？四、原审法院以赠与房屋为共同共有财产无法分割为由，将陈红英列为第三人，并撤销其赠与行为错误。陈红英不应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诉讼参加人为债权人，债务人，受益人或者受让人。陈红英并不属于上述主体，不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将陈红英列为第三人超越了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陈红英对沈雁秋不负有债务，撤销陈红英对钱梦成的赠与将损害陈红英以及钱梦成的合法利益，系对撤销权的过度保护。五、沈雁秋的诉讼请求是不明确的，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既有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又有确认无效之诉。两个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不同，不能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原审法院简单的以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行为，无须处理为由未进行说明，明显错误。 沈雁秋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涉案房产虽以钱梦成名义购买，但首付款100多万元于2009年9月、10月全部由钱幸忠、陈红英支付，并由钱幸忠、陈红英夫妇以房屋共有人身份承诺以所购房产作抵押并开具收入证明才办理了银行按揭贷款。2009年11月30日，钱幸忠与陈红英订立离婚协议，其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和涉案房产归属的约定，导致该房屋产权登记在钱梦成一人名下。嘉善县人民法院（2017）浙0421民初4590号民事判决在查明钱幸忠夫妇尚欠沈雁秋200万元借款未还的情况下，支付了涉案房产的全部首付款，并按期归还了银行按揭贷款，其行为“并非单纯将款项赠与钱梦成，而是转化为将购买的房屋赠与钱梦成”。其离婚协议约定“将全部财产归女儿钱梦成所有，全部债务由钱幸忠偿还”，明显有损于债权人利益，客观上也导致（2013）嘉善商初字第464号民间借贷案执行受阻。故判快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钱梦成的赠与房屋行为，并将该房屋变更登记至钱幸忠、陈红英名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二、钱幸忠、陈红英赠与女儿的系涉案房产。1、在购买该房屋时，钱梦成既未成年，也未出资，该房产应属钱幸忠、陈红英夫妻共同财产。同时，该房产的购房合同虽然只有钱梦成一人签名，但全部1042156元的首付款均由钱幸忠、陈红英支付；在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时，钱幸忠、陈红英分别以房屋共有人身份向银行出具了同意抵押承诺书；在离婚协议财产约定中还明确约定“现有嘉善星岛花园96#楼，产权归女儿钱梦成所有”。这些证据充分证明，在2011年3月9日涉案房产登记之前，钱幸忠、陈红英夫妻虽以女儿钱梦成名义购房，但实际是把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处理的。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上诉称购买房产的为钱梦成，钱幸忠、陈红英只是为女儿支付了部分购房款，赠与女儿的是购房款，而不是房产，不符合客观事实。2、在购买案涉房产时，钱梦成未成年，并无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不能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谓钱梦成个人买房，未免有违基本生活常识。同时，案涉房产的贷款也均由钱幸忠或其关系人归还；在被法院查封前，该房屋由钱幸忠装修，并由钱幸忠和其父母居住。 三、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认为本案不存在可撤销事由，没有依据。重新出具借据，并不改变和消灭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沈雁秋与钱幸忠之间的200万元借贷关系发生在2009年2月19日，在2012年3月2日又发生200万元借款时，双方对首笔200万元的本息进行结算后，与当天新发生的200万元一并计算为500万元，由钱幸忠向沈雁秋重新出具了借据。该借据是钱幸忠对原债务的汇总确认，是借款关系的延续，它与归还前债再借新债从而消灭原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有着本质区别。因钱幸忠未归还前期借款，双方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灭，重新出具借据的行为也不可能改变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钱幸忠所称的“本案不存在钱幸忠自2009年2月19日向沈雁秋借款200万元直到2012年未还的事实”没有依据。2、2009年2月19日的200万元债权并未消灭。由于2012年3月2日钱幸忠将旧债和新债一并出具了借据，首笔200万元借款归还时间也变得与之后新发生的借款一致。实践中，当事人对还款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只有按照借款到期的时间顺序来认定，没有按照出借的时间顺序来认定的规定。3、沈雁秋与钱幸忠的借贷关系发生于2009年2月19日，(2013)嘉善商初字第464号民事调解书包含了2009年2月19日的200万元借款本息，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是合法有效债权。而钱幸忠、陈红英赠与女儿钱梦成的房产登记于2011年3月9日，发生在钱幸忠与答辩人的借贷关系未消灭、债务未清偿期间，该调解书进入执行直至2014年12月底尚有352万元本息未清偿。被执行人钱幸忠自该案执行开始，始终无能力履行债务，其与妻子陈红英将涉案房产赠与女儿钱梦成的行为已经损害了沈雁秋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四、沈雁秋行使撤销权符合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是督促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在沈雁秋申请执行案涉房产后，嘉善县人民法院选择了依职权追加被执行人，沈雁秋的诉求已经进入法院规定程序处理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为的若干意见》第20条规定，沈雁秋无须另行提起诉讼。在钱梦成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对案涉房产的产权归属进行确认期间，也不可能要求沈雁秋再行提起撤销权诉讼。同时，在案涉房产被一、二审法院认定为系钱幸忠家庭共有的情形下，沈雁秋也无法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沈雁秋自始至终积极依法主张权利，不存在任何过错，由于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繁复，同时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再审判决与一二审判决及最高院案例的差异，导致本案诉争标的一诉再诉，故即使存在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为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也不应由沈雁秋来承担相应的后果。沈雁秋在收到高院再审判决后于次月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符合合同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 沈雁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钱梦成对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号别墅的赠与行为，确认钱幸忠、陈红英于2009年11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现有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号别墅产权归女儿钱梦成所有”的约定无效，确认该房屋产权归钱幸忠、陈红英所有，并将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钱幸忠、陈红英名下；2.本案诉讼费用由钱幸忠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2月19日，沈雁秋借给钱幸忠200万元。2012年3月2日，沈雁秋又借给钱幸忠300万元，并将前述未归还的200万元借款合在一起由钱幸忠出具一份500万元的借据，陈卫民系担保人。2013年4月19日，沈雁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钱幸忠、陈卫民归还其借款本息590余万元等。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钱幸忠应归还沈雁秋借款本息416万元等，陈卫民对其中380万元及诉讼费承担连带责任，原审法院于2013年7月18日作出（2013）嘉善商初字第46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因钱幸忠、陈卫民未按调解书履行还款义务，沈雁秋于2013年8月23日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认为登记在钱幸忠女儿钱梦成名下的坐落于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幢的独体别墅系家庭共有财产，故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2013）嘉善执民字第1605号执行裁定书，对该房屋进行了查封。2015年6月23日，原审法院再次作出（2013）嘉善执民字第1947-1号执行裁定书，对上述房屋进行了查封。钱梦成知悉法院将要处置该房屋，遂提出执行异议。经审查，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嘉善执异字第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钱梦成的执行异议。钱梦成不服该裁定于2015年11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确认案涉房屋为其所有，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5）嘉善执异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认为钱幸忠离婚时在有外债的情况下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案涉房屋登记在其女儿钱梦成的名下，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案涉房屋应属原钱幸忠家庭共有，而非钱梦成个人所有，故驳回钱梦成的诉请。钱梦成不服该判决，于2016年3月28日上诉至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嘉兴中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浙04民终006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钱梦成不服该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高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6）浙民申361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经审理，浙江高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认为案涉房屋登记在钱梦成一人名下，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认定属于钱梦成个人所有，而不属于其父母钱幸忠、陈红英共有，也不属于家庭共有。从原因事实看，钱梦成取得案涉房屋系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如果沈雁秋主张其对债务人钱幸忠享有债权人撤销权，应当独立提起撤销权诉讼。只有通过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法院经审理如果判决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钱梦成的房屋赠与行为，沈雁秋才可以根据债权人撤销权判决申请执行该房屋。故浙江高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4民终00678号民事判决以及嘉善县人民法院（2015）嘉善执异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嘉善星岛高尔夫（花园）96号房屋属于钱梦成所有，不得执行该房屋。根据该判决书的指引，沈雁秋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债权人撤销权之诉。 经查明，2009年9月23日，钱幸忠以女儿钱梦成名义与嘉善汇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信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备案合同编号：20090900326），约定由钱梦成购买汇信公司开发的坐落于嘉善县别墅一套，房屋面积为323.53平方米，价款为3472156元。钱幸忠分别于2009年9月17日、10月24日向汇信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各支付房款40万元、642156元，汇信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记载缴款人为钱梦成。后钱梦成作为借款人与中国银行嘉善支行签订《个人一手住房贷款合同》一份（编号：JKPAA20100002号），就案涉房屋办理抵押贷款，钱幸忠、陈红英以房屋共用权人身份签署《房屋共有人同意抵押承诺书》。2010年1月8日，中国银行嘉善支行就该房屋发放按揭贷款230万元，贷款归还期限30年，自2010年2起每月归还银行贷款（等额本金，逐月递减）。截至2015年8月11日，该房屋已由钱幸忠及与其有经济利益的关系人通过转账或直接缴款方式归还贷款本息92余万元，尚欠贷款本金为197余万元。截至2018年8月10日，贷款余额为1734750元。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4月6日，汇信公司就案涉房屋办理不动产权初始登记，2011年3月9日，钱梦成作为受让人办理了案涉房屋不动产权登记。目前，该房屋被依法查封。 2009年11月30日，钱幸忠与第三人陈红英协议离婚，在嘉善县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备案的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女钱梦成由陈红英监护，教育费、生活费和医疗费则由钱幸忠负责；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号房屋产权归女儿钱梦成，该房屋按揭贷款前十年仍由钱幸忠支付，以后由女儿自付；钱幸忠在嘉善恒隆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份（包括收益）和陈红英在嘉善天昱五金制造有限公司及嘉兴美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包括收益）均归女儿钱梦成所有；位于嘉兴翰林府第17幢501室房屋归女儿钱梦成所有，但该房屋的按揭贷款由被执行人钱幸忠负责还清；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由钱幸忠承担。 自2013年5月至2015年8月，柏建强、袁祥英、钱幸忠、陈某、徐惠慧、徐国良、范文轩等人均曾向案涉房屋银行按揭贷款还贷账户支付过钱款，其中主要由柏建强及其妻子袁祥英支付。柏建强在法院审理前述案件调查时陈述其本系钱幸忠的驾驶员，与钱幸忠之间也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夫妻向案涉房屋银行按揭贷款还贷账户支付现金或转账，系经钱幸忠要求代为归还涉案房屋房贷。钱梦成自2010年左右起长期居住生活并求学于加拿大，其代理人称，钱梦成目前居住在国内，但并未举证证明其自身有经济能力偿还案涉房屋的按揭贷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赠与的标的物是案涉房屋还是购房款（首付款及已偿还的银行按揭贷款)；2.赠与人钱幸忠、陈红英的赠与行为是否可撤销；3.沈雁秋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是否超过除斥期间及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赠与的标的物是案涉房屋。理由如下：首先，浙江高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认为“钱梦成取得涉案房屋系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法院经审理如果判决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钱梦成的房屋赠与行为，沈雁秋才可以根据债权人撤销权判决申请执行该房屋。”该生效裁判文书对赠与标的物已经进行了认定。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次，钱幸忠与第三人陈红英在离婚协议上明确约定，案涉房屋归钱梦成所有，可见钱幸忠、陈红英对赠与的标的物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再次，从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等一系列行为来看，钱幸忠、陈红英的意思表示非常明确，就是出资为女儿钱梦成购房，其支付购房款及归还按揭贷款并非单纯将款项赠与钱梦成，而是转化为将购买的房屋赠与钱梦成。最后，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可以作出类似的推断，父母为未成年子女出资购买的房屋，视为对子女的赠与。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赠与人钱幸忠、陈红英的赠与行为可撤销。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对此从两个方面分析，其一，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举证标准不应设置过高，只需满足两个条件：1.债务人存在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2.债务人未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经原审法院查明，钱幸忠、陈红英实施了对钱梦成赠与房屋的行为，其时对沈雁秋的债务并未清偿，甚至经法院强制执行至今仍未全部清偿。其二，债务人钱幸忠则应当举证证明其赠与行为未损害债权人沈雁秋的利益。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虽然从两方面进行了答辩及举证，一是认为购买案涉房屋时钱幸忠的资金实力雄厚，出资购房并未侵害沈雁秋的债权人利益；二是认为沈雁秋的首笔200万元债权早已得到清偿，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利益基础已经消灭。然而其举证显然没有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且钱梦成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及二审判决书均认定了该事实，即钱幸忠在大量外债未还的情况下实施了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钱幸忠与陈红英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全部财产归女儿钱梦成所有，全部债务由钱幸忠偿还，明显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故原审法院院对钱幸忠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至于钱幸忠辩称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应当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认为该房屋的价值远远超出沈雁秋的债权范围，因该房屋系不动产，目前无法作物理分割或产权分割，且钱幸忠未提供其他可执行财产，因此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沈雁秋提起本案之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及除斥期间的规定。首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权利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沈雁秋知道钱幸忠、陈红英赠与案涉房屋后，即申请法院查封，且随后就该房屋的归属及处置等历经多次诉讼，即诉讼时效发生过多次中断，故沈雁秋提起本案之诉主张有关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其次，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该规定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应当行使撤销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浙江高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来看，对沈雁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的认定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沈雁秋在申请执行（2013）嘉善商初字第464号民事调解书过程中发现赠与案涉房屋行为后申请查封之日即视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另一种理解认为沈雁秋在收到浙江高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书后，从该判决书中知道其可行使撤销权时视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原审法院采纳第二种理解意见。事实上，沈雁秋在知道赠与行为存在时，已经及时申请法院在执行案件中查封，可视为其对赠与行为的否认，不应对一个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人提出权利行使方式过于苛刻的要求。原审法院在“法信”上检索到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2005）民二终字第172号】，其案例要旨是：当事人起诉要求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同时告知其可以提起撤销权之诉。当事人提起撤销权之诉后，人民法院又以撤销权超过法定期间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不当。这种情况下，在撤销权法定期间的起算问题上应作出有利于积极主张权利的债权人的解释，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应为人民法院告知其可以提起撤销权之诉的判决作出之日。浙江高院在（2017）浙民再140号判决书中告知了沈雁秋，如果要求对案涉房屋作为钱幸忠的财产执行，应当提出撤销权之诉。参照该案例的裁判要旨，沈雁秋从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至提起本案诉讼之日止未超过一年。 关于第二个方面的含义，即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钱幸忠、第三人陈红英就案涉房屋实施赠与行为包含了若干时间节点，譬如以其女儿钱梦成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汇信公司支付首付款、在离婚协议上确认案涉房屋归钱梦成所有、从银行办理按揭贷款、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时间，即赠与行为的完成时间应当认定为受赠人钱梦成取得房屋证之日（2011年3月9日）。沈雁秋在2013年10月8日即发现钱幸忠的赠与行为，申请法院查封该房屋，认为该房屋系钱幸忠的可供执行财产，而且在钱梦成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中均认为案涉房屋系钱幸忠、陈红英的夫妻共同财产或原钱幸忠的家庭共有财产，一审、二审法院也作出了相应的认定，在此情形下同时要求债权人沈雁秋提起撤销权之诉显然在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在认定除斥期间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应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所谓的五年时间规定，而应作出有利于积极主张权利的债权人的解释。 结合沈雁秋的诉请及钱幸忠的答辩意见等，原审法院就其他事项分析如下。一、关于钱梦成及陈红英的诉讼主体地位。首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四条（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的规定，钱梦成作为案涉房屋受赠人，其诉讼地位应当为本案第三人，沈雁秋将其列为被告不当，予以纠正。其次，陈红英并非债务人，也不是赠与行为的受益人或受让人，单纯从该法律条文上理解，貌似不属于本案当事人，但陈红英在客观上与钱幸忠共同实施了赠与行为，与案件的处理存在事实上的关联性，应将其列为第三人。二、能否撤销陈红英的赠与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陈红英并非（2013）嘉善商初字第464号案件的被告，也不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陈红英的赠与行为与沈雁秋作为债权人的主张并无直接的法律上的关联，沈雁秋请求撤销陈红英的赠与行为似乎并无法律依据。然而，钱幸忠与第三人陈红英赠与的案涉房屋系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有财产，因无证据证明两人就案涉房屋约定了各自的份额，根据物权法、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应认定为共同共有，不宜在本案中就案涉房屋直接进行分割，无法确定属于钱幸忠的份额，故应当就案涉房屋的赠与行为在整体上予以撤销。三、关于沈雁秋的其他诉请内容能否得到支持。沈雁秋的第一项诉请包含以下内容：1.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第三人钱梦成对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号别墅的赠与行为；2.确认钱幸忠、陈红英于2009年11月3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一条“现有嘉善惠民街道星岛花园96号别墅产权归女儿钱梦成所有”的约定无效；3.确认该房屋产权归钱幸忠、陈红英所有，4.将该房屋权属转移登记至钱幸忠、陈红英名下。原审法院认为，诉请第2项请求确认无效的内容系第1项请求撤销的内容的原因行为，无需单独处理，第3项内容系第1项内容的结果，第4项内容系第3项内容的延伸，择一处理即可。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钱幸忠、第三人陈红英就坐落于嘉善县房屋对第三人钱梦成的赠与行为；二、坐落于嘉善县的房屋变更登记至钱幸忠、陈红英名下；三、驳回沈雁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80元，由钱幸忠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一是钱幸忠、陈红英赠与钱梦成的是房屋还是购房款；二是该赠与行为是否应予撤销；三是沈雁秋行使撤销权是否已过法定的除斥期间。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焦点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认为“从原因事实看，钱梦成取得涉案房产系基于赠与的法律关系”、“法院经审理如果判决撤销钱幸忠、陈红英对钱梦成的房产赠与行为，沈雁秋才可以根据债权人撤销权判决申请执行该房产”。该生效判决已明确认定钱梦成取得案涉房屋系基于赠与法律关系，钱梦成辩称系基于与汇信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取得房屋，没有依据。钱幸忠、陈红英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该房屋产权归钱梦成，如按钱梦成所称，钱幸忠只是代其支付购房款，房屋自始即归钱梦成所有，则钱幸忠、陈红英显然无权再对该房屋的产权归属进行约定，钱梦成的该主张明显与钱幸忠、陈红英的真实意思相悖。钱幸忠、陈红英以女儿的名义购房，并将所购房屋确认归女儿所有，其真实意思就是将所购房产赠与女儿钱梦成。即使按照钱梦成的主张，赠与的是钱款，但由于钱款用途已被赠与人限定于购房，故从赠与人的真实意思来看，原审认为钱幸忠、陈红英并非是单纯的款项赠与，而是转化为将购置的房产赠与钱梦成，亦无不当。综上，钱幸忠、陈红英赠与钱梦成的是案涉房屋，而非钱款，三人对此所提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沈雁秋对钱幸忠的首笔200万元借款债权发生在本案赠与行为之前，之后该200万元借款与新发生的300万元借款合并。对于合并后的债权，沈雁秋提起诉讼后，虽然通过执行程序获得了部分清偿，但由于合并后，两笔借款已无法区分，钱幸忠称首笔200万元借款已清偿完毕，依据不足。在钱幸忠赠与钱梦成房屋时，其对沈雁秋确有债务未清偿，钱幸忠的赠与行为势必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钱幸忠称赠与行为未损害沈雁秋的债权，但其仅针对资产而不包括负债状况的举证显然不足以证明。且从赠与后的借款归还情况来看，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虽称赠与当时及之后几年钱幸忠资产雄厚，但直至沈雁秋提起诉讼，钱幸忠仍有416万元借款本息未归还，而执行到位的款项也主要是保证人陈卫民的财产。因此，本案中能够认定钱幸忠的赠与行为损害了沈雁秋的债权，符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陈红英、钱梦成认为钱幸忠之后几年资产缩水系因经济变动等原因所致，与赠与行为无关，当时的赠与行为不损害沈雁秋的债权，没有任何依据。 关于焦点三，沈雁秋在发现案涉房屋后，即申请法院查封，表明沈雁秋已积极在主张权利。钱梦成提出执行异议后被裁定驳回，钱梦成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一二审判决均不认为该房屋属钱梦成个人所有，在此情形下，沈雁秋显然不具有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140号民事判决撤销了该案的一二审判决，并告知沈雁秋若申请执行案涉房屋，只有通过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此时，沈雁秋才具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客观条件。因此，本案在认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上应当充分考虑上述情形。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认为沈雁秋行使撤销权自赠与行为发生之日起已过五年，撤销权已消灭。虽然从时间上看，确已超过了五年的除斥期间，但其原因在于受益人钱梦成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该案的审理及其一二审的判决结果导致沈雁秋客观上无法行使撤销权，而非沈雁秋怠于行使。若因受益人的行为（即使该行为是正当的）导致债权人未能在法定的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相应的后果不应由债权人承担。否则，将明显有违公平原则。综上，原审关于本案除斥期间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陈红英的诉讼地位，陈红英与钱幸忠共同实施了赠与行为，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原审将其列为第三人，并无不当。原审判决一并撤销陈红英的赠与行为，理由充分，陈红英对此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原审对沈雁秋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符合法律规定。综上，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元，由上诉人钱幸忠、陈红英、钱梦成分别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页无正文） 审判长 褚 翔 审判员 汪先才 审判员 赵 超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吴 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