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324民初981号 原告：颜台华，男，汉族，1976年02月27日出生，重庆市大足县人，住大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胜，贵州文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弋墨，贵州文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6754343415。 住所：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凤仪镇桃园社区A5、A6栋24号门面。 原法定代表人：张忠政，该公司总经理。 现法定代表人：余攀，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波，贵州钧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祯有，男，汉族，1953年12月17日出生，贵州省开阳县人，住开阳县。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被告：刘城斌，男，汉族，1968年02月07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光耀，男，汉族，1970年04月20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系被告刘城斌姨表兄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萌萌，男，汉族，1991年11月01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第三人：王堂海，男，汉族，1960年05月11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第三人：程明安，男，汉族，1976年08月17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第三人程明安、王堂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桐梓县花秋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第三人：罗运强，男，汉族，1982年06月21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遵义市汇川区。 第三人：杨健，男，汉族，1982年06月08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娄山关镇西流水社区河滨南路3240号，现住桐梓县。 原告颜台华与被告刘城斌、贵州安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0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袁定刚独任审判。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照原告颜台华的申请追加了刘城斌为本案被告；依照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申请追加了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杨健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颜台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胜、涂弋墨，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忠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小波、蒋祯有，被告刘城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光耀、刘萌萌，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第三人罗运强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杨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颜台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465,437.6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原告给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建的“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四栋楼做砼浇筑、墙体砌筑、内外墙抹灰、屋面盖瓦、铺墙砖和地砖等劳务工程，2015年年底工程竣工验收。2017年01月19日，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项目部与原告进行了劳务工程款结算，原告的劳务工程款为6,525,473.60元，结算前被告支付了工程款5,060,000.00元，尚欠原告工程款1,465,437.60元，被告承诺于结算后一个月内支付给原告，但至今被告仍未付款。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辩称,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建“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四栋楼属实，该四栋楼是被告刘城斌挂靠在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施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且与刘城斌的工程款已结算清楚；原告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劳务关系，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刘城斌与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是合伙人，要求追加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为本案的当事人并承担责任。 被告刘城斌辩称，2013年03月至06月，刘城斌受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委托与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对“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四栋楼建筑施工，刘城斌系施工项目部负责人，在施工过程中，刘城斌将A5、A6栋承包给曹先念施工，D1、D2栋由刘城斌自己施工，工程竣工后刘城斌将工人工资已发放完毕，刘城斌没有和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或协议，更不存在与原告进行结算，被告刘城斌才是安洋公司委托任命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如有其它代替被告刘城斌签字结算的劳务工程和协议与被告刘城斌无关。综上所述，原告所诉没有事实依据，属虚假诉讼，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答辩称，刘城斌是否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由法院审理后认定，本案中，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案外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施工人，原告与被告刘城斌不具有劳务合同关系，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任命书》给刘城斌，刘城斌是代表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即使刘城斌与第三人之间是合伙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也不是适格的主体，并且第三人杨健是以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和办理《劳务单项分包合同》、《结算清单》、《结算补充》，杨健代表的是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同时不排除杨健与原告之间具有恶意串通行为。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罗运强同意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的答辩意见，但不认可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代理人说杨健与原告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因为杨健一直在工地负责管理，原告对“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的泥水工程进行施工属实，并且曹先念是“A5、A6”栋楼的总分包人，由于曹先念中途停止了施工，原告对“A5、A6”栋楼的泥水工程实际进行了施工。 第三人杨健未作答辩，但在本院未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原告申请杨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杨健的当庭陈述内容为：我是受刘城斌聘请，且与刘城斌有合作关系，是“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栋的项目部负责人，并且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给我下发了委托书，我从A5、A6栋下基础的时候就到工程的项目部，一直到工程结束，主要从事该项目的管理，原告颜台华主要在工地上负责有关泥水工的施工部分。因为我是项目部负责人，结算时刘城斌未到，我就代表项目部和原告对工程量进行了结算，加盖的是项目部的公章；由于修建的是两栋商住房，有两个项目部，所以项目部的公章是分开的。 原告颜台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安洋公司项目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且约定了单价的事实；2、结算清单（包括结算补充），证明原告施工的D1、D2栋劳务工程，工程负责人杨健与原告就工程量进行了结算的事实；3、往来对账明细表，证明原告颜台华在工地上实际进行了施工；4、结算清单，证明当时A5、A6栋楼的结算价格以及结算时被告答辩的分包人曹先念在场，曹先念将原告施工部分的工程款结算给了颜台华的事实；5、现场签证单，证明原告颜台华是D1、D2、A5、A6栋劳务工程的实际劳务施工人及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施工员对颜台华每日施工的工程量的记录情况，结算单上的点工部分也是根据该现场签证单进行的结算；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中的甲方没有任何人签字，纯属虚构，甚至有串通之嫌，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没有签订该合同；对证据2，认为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任命刘城斌为项目负责人，该结算清单没有刘城斌签字，公司保留追加法律责任的权利；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签字和盖章；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认可，该清单上的负责人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5，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在现场施工干活，不能证明其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具有劳务关系，该证据也没有原告的签名。 被告刘城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将工程的劳务合同章交由刘城斌管理，刘城斌将合同章交予杨健进行管理，该章一直在杨健手中，但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追还该公章时，杨健陈述公章已遗失，该合同中甲方除了公章外没有项目负责人刘城斌的签名；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清单没有项目负责人签名，杨健不是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没有权利进行结算，刘城斌将保留对该证据进行鉴定的权利；对证据3，认为系复印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认为该现场签证中没有负责人刘城斌和现场监管杨健的签名，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即使该现场签证单中的签名均属实际施工人签的，也只能证明现场工人施工后的签单情况，但与本案劳务合同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中往来对账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4中与曹先念的结算清单的“三性”无异议，对劳务分包合同、结算单、结算补充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劳务分包合同所载明的工程内容为D1、D2栋，而结算清单中载明的工程价款为A5、A6、D1、D2栋的款项，原告提交了曹先念的结算清单，根据与曹先念签订的合同，A5、A6栋的款项是支付给曹先念的，原告重复主张了A5、A6栋的款项，表明杨健出具的结算是虚假的，同时安洋公司申请的鉴定佐证该结算是虚假的，因此，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应当由本案的安洋公司持有，而不应当由本案原告持有，表明杨健和本案原告存在恶意串通嫌疑，损失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印证劳务合同、结算清单等无效。 第三人罗运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质证如下：根据原告提交的A5、A6栋的结算清单，曹先念将A5、A6栋总劳务工程中的泥水分包给了原告颜台华施工；对于派工单，其中有范海增和杨健的签名，范海增是项目部现场施工工程师，代表的是安洋公司，其有权利派工，在工程中有部分不属于颜台华的派工范围，因此范海增有权利去派工（劳务派遣）；对于劳务分包合同，是按照当时的施工市场价格定的，D1、D1栋的泥水工是颜台华在施工，该劳务合同最开始是口头合同，颜台华多次要求刘城斌签订书面合同，刘城斌一直未与颜台华签订，但颜台华实际进行了施工是事实。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施工合同》二份，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建华锐城的商住楼建筑施工项目工程的事实；2、《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书》一份，证明被告刘城斌和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3、证明一份、往来对账明细表，支付凭证等，证明刘城斌已领取工程款37,781,255.00元；4、工程竣工备案表，证明本案涉及工程的竣工备案时间；5、工程竣工验收报验单，证明本案涉及的工程竣工验收单；6、通知2份、管理规定3份，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印章管理是规范的；7、（2017）黔0324民初206号判决书、（2017）黔03民终3278号判决书，证明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8、正安县劳动保障监察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调查报告及移送审批表、责令改正决定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刘城斌及其合伙人以刘城斌的名义挂靠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建“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栋楼，刘城斌与发包方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进行的工程款结算，总工程款为40,140,000.00元，按照与刘城斌签订的合同，刘城斌施工的工程总款为38,540,000.00元，而刘城斌已领取了工程款36,580,000.00元，扣除税费和质保金，刘城斌多领取了190余万元；9、刘城斌、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杨健在正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以及正安县公安局调查时的陈述，证明刘城斌与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杨健是合伙关系，以刘城斌的名义挂靠在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事实；10、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行流水清单、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银行流水清单、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往来对账明细表、正安县公安局对证人杨某、张某、祝某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涉案工程款已由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给刘城斌及合伙人，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正好证明安洋公司将自己合法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给刘城斌的事实；对证据3无异议，认为恰好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将自己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给刘城斌导致实际施工人未得到工程款的事实，对支付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从该支付凭证能看出华锐公司向原告颜台华支付了多笔工程款，也充分证实颜台华才是A5、A6、D1、D2栋的实际施工人；对证据4、证据5，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对证据6，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从真正意义上规范了公章的使用；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均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8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正好证明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是挂靠关系，杨健与刘城斌是合伙关系，杨健与原告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以及《结算清单》是真实的，并非被告所说的伪造，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已结算清楚；对证据9无异议，认为正好证明杨健与刘城斌是合伙关系，杨健与原告的结算行为是代表刘城斌，《结算清单》真实有效；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的工程款已结算清楚。 被告刘城斌对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持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刘城斌是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属内部承包；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有利害关系，且支付凭据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刘城斌的工程款已付清；对证据4、证据5的“三性”不持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均认可；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9、10不发表质证意见，由法院认定。 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对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因自己不知情，不作评价；对证据4、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与刘城斌之间的合伙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系，可以另案处理，同时，是否付清了刘城斌工程款，需要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仅凭该证据无法证明其已付清刘城斌的工程款。 第三人罗运强对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的证据综合质证如下，对证据1、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明是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单方意见，没有刘城斌的核对确认金额，不能证明刘城斌的工程款已付清；对于工程竣工备案表没有异议；对证据8-9，对第三人与刘城斌之间的合伙关系没有异议；但是否付清了刘城斌工程款，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仅凭该些证据无法证明其已付清刘城斌的工程款。 被告刘城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任命书和授权委托书，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包的华锐城项目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是刘城斌；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华锐城B1、B2、C1、D1、D2楼主要是刘城斌和姬会权共同管理施工的事实；3、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证明华锐城A5、A6的劳务部分是分包给曹先念进行施工的；4、结算清单，证明原告颜台华只是工程工地上的工人，不是劳务分包人，同时证明原告的结算清单是伪造的；5、拖欠民工工资核算清册，证明原告颜台华只是工程工地上的工人，不是劳务关系；6、借条和领条，证明颜台华在工程中所欠工人工资已支付完毕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1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安洋公司和刘城斌是内部承包合同关系；对证据2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据3，认为刘城斌个人违法分包工程给曹先念，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实际完成施工的是原告颜台华；证据4，认为恰好证明原告颜台华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原告向劳动监察大队追要工程款的事实；对证据5，证明是A5、A6、D1、D2栋泥水工是颜台华施工的；对证据6，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刘城斌工程款已支付完毕。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对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证据4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属劳务承包；对证据6的“三性”无异议，正好证明是刘城斌拖欠原告颜台华的工资。 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对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1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原告A5、A6栋是曹先念在施工，原告主张A5、A6栋的款项由原告领取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4不作评价；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恰好证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结算清单、结算补充和分包协议是无效合同；对证据6中借条和领条的“三性”无异议，证明本案原告已在该项目中领取了劳务工程款，同时也证明被告刘城斌是代表被告安洋公司领取的款项；对于承诺书，有原告的签名，对“三性”没有异议。 第三人罗运强对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中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任命书、法人委托书和合同无异议；对刘城斌和曹先念的分包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对拖欠民工工资核算清册、借条和领条，认为自己没有参与，不发表意见。 本院依照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及《结算清单》存在虚假、不真实，申请对二份证据中印章及手印的形成时间、落款日期与实际日期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1、不能确定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14年.4.20”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原件以及标称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的《结算清单》原件上红色印文的形成时间。2、不能确定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14年.4.20”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原件上红色指印的形成时间。3、送检的标称时间为“2014年.4.20”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原件上手写文字以及标称时间为“2017年1月19日”的《结算清单》原件上手写文字不应是如各自标称时间所示的间隔分别书写形成，而是同期书写，但不能进一步确定二者的形成时间。 原告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但认为《劳务单项分包合同》是在工程承包施工后补签的，先签订《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后签订的《结算清单》。 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明确表明原告提供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和《结算清单》是同一时间形成，原告提供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和《结算清单》是伪造，不具有效力。 被告刘城斌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和《结算清单》均没有负责人刘城斌签名，《结算清单》是杨健签名，属伪造，不具有效力。 第三人王堂海、程明安对鉴定意见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结合被告刘城斌与曹先念的分包协议以及原告提交的曹先念的结算清单，恰恰佐证原告提交的结算清单和结算补充所得的价款不真实，其协议是损害了本案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协议无效，其中曹先念已承包了A5、A6栋，曹先念已领取了工程款，证明杨健所作出的结算无效。 第三人罗运强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但认为曹先念是A5、A6栋的总分包，由于其管理不善，经常不在工地，杨健作为项目现场负责人有权协调各个班组进行施工，原告对A5、A6栋的泥水工施工属实，不认同被告和其他第三人提出的原告和杨健存在串通行为。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本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意见作如下分析认定：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结合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对该合同中落款时间（签约时间）及指印时间不能确定形成时间，虽然鉴定意见表明《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中的落款日期与《结算清单》中的落款形成日期系同一时间，不排除《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中的落款日期是后来添加，但根据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与被告刘城斌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证明刘城斌承包了“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除消防、供水、门窗、栏杆、外墙（内）保温、外墙墙漆、强弱电、燃气以外的所有工程的承建，根据本案其他证据印证杨健不仅是刘城斌的合伙人，而且系承包工程的管理人，被告刘城斌亦认可将项目部印章交给杨健管理，合同中加盖了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D1-D2项目部专用章，其没有证据否认该印章的真实性，并且原告颜台华对涉案“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泥水工程实际进行了施工，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虽然鉴定意见中《结算清单》中的落款日期不明确形成日期，根据被告刘城斌自己提供的农民工工资核算清册以及借条、领条，表明原告颜台华系“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泥水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杨健系刘城斌合伙人及该施工工程的管理人，杨健亦对与原告进行结算的事实认可，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因没有核对账务双方的签名确认，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4，与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3（与曹先念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2，能相互印证原告对被告刘城斌承包施工的“正安县华锐城”A5、A6栋楼的泥水工部分进行了施工，其劳务工程欠款为2,419,187.00元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5,证明原告对“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栋楼的泥水工部分进行了施工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1，证明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正安县华锐城”项目一期工程除消防、供水、门窗、栏杆、外墙（内）保温、外墙墙漆、强弱电、燃气以外的所有工程承包给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施工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2，与证据7能相互印证被告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能证明刘城斌在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领取工程款37,781,255.00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针对D1栋、D2栋，刘城斌的工程款已结算清楚；证据4、证据5，证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包施工的“正安县华锐城”B1、B2、C1、D1、D2栋工程已通过验收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虽然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以通知形式启用了“项目专用章”的样式，被告刘城斌认可将项目部印章交给杨健管理，但刘城斌并没有证据证明交给杨健管理的项目部印章的具体样式，结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认定，不能以此证明原告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中加盖的印章不是项目部的印章，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7，系生效的法律文书，且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证据2能相互印证被告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8，对其中证明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对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认为与刘城斌之间的工程款已支付清楚，因该证据不能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对证据9，刘城斌与第三人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认可系合伙关系，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10，因无其他证据证明刘城斌的工程款已进行结算并付清，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对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1，该任命书及授权委托虽然是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委托刘城斌为“正安县华锐城”A5、A6栋楼工程项目负责人，但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提供的2013年06月22日与刘城斌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能证明刘城斌系D1、D2栋楼项目部分工程的承包人，因此，被告刘城斌以此证据证明自己不是D1、D2栋楼项目的施工负责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2，证明被告刘城斌与案外人姬会权作为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华锐城B1、B2、C1、D1、D2楼签订的施工合同，但不能以此证明姬会权系D1、D2栋楼项目的施工人，因此，被告刘城斌以此证据证明自己不是D1、D2栋楼项目的施工负责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3，证明被告刘城斌将承包的“正安华锐城”A5、A6栋楼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曹先念施工的事实，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该结算清单表明杨健作为项目负责人对颜台华施工的工程款进行结算后提供给刘城斌的依据，证明了颜台华施工的工程内容，因此，被告刘城斌以此证明刘城斌不是D1、D2栋楼水泥工部分的施工人，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对证据5、证据6，只能证明刘城斌支付了部分农民工工资，但不能证明刘城斌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其劳务工程款已支付清楚，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3年03月13日，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开发的“正安县华锐城”工程项目一期工程A组团A5、A6、A7、A8栋楼除消防、供水、门窗、栏杆、外墙（内）保温、外墙墙漆、强弱电、燃气以外的所有工程承包给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施工，被告刘城斌作为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同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将A5、A6栋楼工程承包给刘城斌施工。2013年06月23日，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再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开发的“正安县华锐城”工程项目一期工程A组团B1、B２、C1、D1、D2栋楼除除消防、供水、门窗、栏杆、外墙（内）保温、外墙墙漆、强弱电、燃气以外的所有工程承包给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施工；而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于2013年6月22日签订《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将D1、D2栋楼工程承包给刘城斌施工。上述合同签订后，刘城斌作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与第三人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合伙对承包工程进行施工，在施工中，杨健作为工程项目部管理人员对施工工程实际进行管理。2013年04月05日，刘城斌与曹先念签订《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刘城斌将A5、A6栋楼中除了水电安装、门窗安装、油漆、涂料、栏杆、格栅、防水、消防、木构架、内外保温及线条、烟道、吊顶、外墙砖、干挂料、外墙装饰以外的所有工程承包给被告曹先念施工。原告颜台华与被告刘城斌等合伙人成立的贵州安洋建筑公司D1-D2项目部签订了一份《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04月20日），该合同约定：颜台华承包“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所有水泥工劳务工程，甲方（贵州安洋建筑公司D1-D2项目部）提供塔吊及操作人员、材料、搅拌机、电线、照明工具、乙方（颜台华）负责施工和工作所需小型工具；工程单价为：基础部分按框架面积26.00元/㎡计算；框架部分按120.00元/㎡计算，含砼浇筑、砌体、内外抹灰及粘墙砖；标准层按140.00元/㎡计算，含砼浇筑、砌体、内外墙抹灰、贴砖盖瓦、钢性层面；同时约定了工程款支付，工程进度及违约责任。事后，原告颜台华对“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的水泥工劳务工程进行了施工。由于曹先念承包A5、A6栋楼的施工中途停止，原告颜台华对A5、A6栋楼中部分水泥工劳务工程进行了施工。对颜台华施工的A5、A6栋楼的劳务工程款，曹先念出具了一份结算清单（该清单没有写落款日期），清单表明颜台华对A5、A6栋楼施工的劳务工程款为2,419,187.00元。2017年01月17日，杨健出具了一份《关于正安县华锐城项目A5、A6、D1、D2栋泥工班组颜台华的结算清单》给被告刘城斌，该结算清单中体现颜台华施工的A5、A6栋楼工程款为2,419,187.00元，D1、D2栋楼工程款为4,049,426.60元，共计为6,468,613.60元，颜台华已领取的工程款为5,110,000.00元，剩余工程款为1,358,613.60元。2017年01月19日，杨健出具一份结算清单给原告颜台华，该结算清单表明颜台华施工的A5、A6栋楼工程款为2,419,187.00元，D1、D2栋楼工程款为4,106,286.60元，共计为6,525,473.60元，颜台华已领取的工程款为5,060,000.00元，剩余工程款为1,465,473.60元。2018年03月26日，原告颜台华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欠款1,465,473.60元，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刘城斌为本案被告，要求刘城斌承担支付责任；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以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与刘城斌系涉案工程实际合伙人为由申请追加了四人为本案第三人，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另查明，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案外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工程款直接拔付给刘城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刘城斌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之间是内部承包合同还是挂靠关系；二、原告与被告刘城斌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的性质是劳务合同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是否有效；三、原告颜台华是否实际承包了涉案劳务工程，实际施工的劳务工程包含哪些内容；四、原告主张的劳务工程欠款是否结算，应由谁承担支付责任。 关于本案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建筑企业内部承包是指建筑企业与内部职能部门或内部职工之间通过签订协议，约定由企业负责财务、工程质量、技术、安全等监督、管理、指导，并许可内部承包者在企业资质范围内组织人、财、物、完成一定项目，实行内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企业缴纳一定管理费的经营模式。而挂靠是指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在本案中，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将其承建的“正安华锐城”的部分工程交由刘城斌施工，其与刘城斌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的时间分别为取得涉案工程承包权的当天，刘城斌是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案外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是由刘城斌向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按照固定比例缴纳工程管理费，涉案工程实际是由刘城斌管理、控制，而刘城斌并非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的内部职工，以上事实证明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之间是挂靠关系而非内部承包关系。 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因刘城斌挂靠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借用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资质与原告签订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的规定，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于02013年03月13日及2013年6月22日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均无效。对原告与被告刘城斌及合伙人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D1-D2项目部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虽然被告刘城斌、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刘城斌的合伙人杨健、罗运强均认可原告对D1、D2栋泥水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的事实，即使该合同是事后补签，不能否定签订合同的客观事实和原告已实际施工的事实。从合同约定的内容看，虽然约定原材料由被告提供，原告只负责施工和提供劳务，但施工内容包括了砼浇筑、砌砖体、贴砖盖瓦、内外墙抹灰等施工工程，并且约定了工程质量和验收标准，因此，并非是简单的提供劳务，施工内容是建筑工程的组成部分，应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畴，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调整，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刘城斌没有施工资质，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且原告系自然人，无施工资质，因此双方签订《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亦无效。 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刘城斌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案外人贵州遵义华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与刘城斌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表明刘城斌挂靠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对“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栋楼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内容进行施工，虽然刘城斌否认与原告颜台华签订了《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城斌与第三人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系合伙关系，杨健系该施工项目的管理人员，其认可原告对“正安县华锐城”D1、D2栋楼的泥水工部分以及A5、A6栋楼部分泥水工工程进行了施工，第三人罗运强也认可这一事实，而且从刘城斌自己提供的拖欠民工工资核算清册中明确标明分包工负责人为颜台华，刘城斌提供的领条、收据、借条以及承诺书，亦证明颜台华系水泥班组分包人，刘城斌支付给颜台华的是劳务工程款，刘城斌提供的杨健的结算清单，明确写明“正安县华锐城”A5、A6、D1、D2栋泥工班组系颜台华。上述事实足以认定颜台华对涉案工程泥水工部分进行了施工，双方建立了劳务分包关系。因此，颜台华劳务施工的内容包括D1、D2栋楼泥水工劳务部分和A5、A6栋楼的部分泥水工劳务。对被告刘城斌认为原告之间没有劳务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原告及被告刘城斌提供的证据，本案中一共有三份结算清单，一份是原告提供的曹先念出具的结算清单，该结算清单表明原告施工的A5、A6栋楼的劳务工程款为2,419,187.00元；一份是被告刘城斌提供的杨健于2017年01月17日的结算清单，该清单表明原告施工的A5、A6栋楼的劳务工程款为2,419,187.00元、施工的D1、D2栋楼工程款为4,049,426.60元，共计为6,468,613.60元，颜台华已领取的工程款为5,110,000.00元，剩余工程款为1,358,613.60元；另一份是原告提供的杨健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01月19日的结算清单，该清单表明颜台华施工的A5、A6栋楼工程款为2,419,187.00元，D1、D2栋楼工程款为4,106,286.60元，共计为6,525,473.60元，颜台华已领取的工程款为5,060,000.00元，剩余工程款1,465,473.60元。三份清单的内容中，颜台华施工的A5、A6栋楼的劳务工程款能相互吻合，本院对该工程款金额予以认定；对颜台华施工的D1、D2栋楼的工程款以及颜台华领取的工程款金额，杨健提供给刘城斌的结算清单和出具给原告的结算清单中载明的金额不一致(其中工程款金额相差56,860.00元，领取的工程款相差50,000.00元)，由于杨健及其余第三人与刘城斌是合伙关系，且杨健是管理人，代表的是刘城斌及其所有合伙人，其出具给原告的依据，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因此，该依据对原告具有效力，本院认定工程欠款金额为1,465,473.60元。本案中，虽然刘城斌提供的证据证明自己将A5、A6栋楼的施工工程分包给曹先念，但杨健作为管理人员，将颜台华在A5、A6栋楼的施工工程款一并结算在欠颜台华的工程款之内，视为其认可由刘城斌支付，并且刘城斌提供的颜台华与刘城斌签订的承诺书（支付给颜台华A5、A6、D1、D2栋楼工程款时的承诺），也亦印证刘城斌认可颜台华系A5、A6栋楼泥水工班组负责人，因此，颜台华在A5、A6栋楼的劳务工程款，是其劳务工程的组成部分。综上，所欠原告颜台华的劳务工程款为1,465,473.60元。关于支付责任问题，由于被告刘城斌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双方于2013年03月13日以及2013年06月22日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均无效，而且刘城斌以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也不具有效力，但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承建的涉案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刘城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未付的工程价款，第三人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作为合伙人，应对该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劳务单项分包合同》，加盖的是贵州安洋建筑公司项目部印章，原告有理由相信刘城斌代表的是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应当承担相应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被告刘城斌与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无效，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支付责任。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公司虽辩解刘城斌的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完毕，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主张，因此，其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刘城斌及第三人李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支付原告颜台华工程欠款1,465,473.60元。被告贵州安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17,800.00元，减半收取8,900.00元，由被告刘城斌及第三人杨健、王堂海、程明安、罗运强共同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员 袁定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日 法官助理 李 兰 书 记 员 骆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