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3124号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益发粮油店，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东成路7-8号1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9XYD77Q。经营者：伍永安，男，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理，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壮陆，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民路87号之一53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2359553X9。经营者：曾栢滔，男，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被告：曾栢滔，男，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秋洪，男，199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益发粮油店（以下简称益发店）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以下简称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曾秋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曹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玉娥、李满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因工作原因，本案变更由法官刘豪娜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曾桂妹、汤凤珍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益发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理、陈壮陆，被告金帆经营部、曾栢滔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曾秋洪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益发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曾秋洪立即连带退还益发店货款2548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54800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3月1日止为6138.33元，实际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曾秋洪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开始原被告口头约定，益发店向金帆经营部购进百威啤酒，金帆经营部指派代理人前来益发店处收取订购款，然后分批向益发店发货。之后原被告一直合作。2017年2月25日、2017年5月10日，益发店向金帆经营部分别各订购了275000元的百威啤酒，金帆经营部陆续向益发店送货，但未送完却拒绝继续送货。益发店经催告后，金帆经营部代理人与益发店结算，并于2017年6月20日向益发店出具《欠条》一张，结算结果为截至当日共欠益发店货款254800元。金帆经营部收取益发店货款后拒不履行供货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曾栢滔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曾秋洪作为金帆经营部的代理人，应当就金帆经营部对益发店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益发店经多次催讨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本诉讼，敬请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共同答辩称：我方不同意益发店的诉讼请求，我方在本案所涉的货款我方并未收取，我方与益发店也没有买卖关系，益发店向法庭出具的收据中的印章是伪造的，并非我方的印章，我方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被告曾秋洪未作答辩、未提供证据。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益发店提供的《销售单》12份，在“销售单”文字正下方第一行文字记载“地址：广州市花都区xxxx，电话：868xxx72/868xxx70”，还记载收货单位为“益发”，品名为“大百威”“百威哈啤”“罐哈啤”，并在制单处记载为“敏”或“华”或“彤”，业务记载为“洪”或“安”，以上制单、业务中的“敏”“华”“彤”“洪”“安”内容均为打印文字，益发店认为系金帆经营部的员工，但具体全名不清楚，并认为上述地址系金帆经营部的仓库地址，电话号码系金帆经营部的。另外，益发店还提交了收货单位为“益发”的物品为大百威、哈啤的《送货单》10份，其中有2份《送货单》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手写“彤”字内容，其他为8份的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处为空白。益发店称《送货单》中作为送货单位经手人签名的“彤”是金帆经营部的员工所签。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销售单》《送货单》中签单人姓名不全，且多为打印文字或空白，益发店无证据证明系由金帆经营部出具，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益发店提交了伍永安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3月25日至2017年5月29日期间，伍永安向曾秋洪的账户转账13笔共计46万元。益发店拟证明在与金帆经营部交易过程中，金帆经营部一直是通过曾秋洪的个人账户收取益发店所支付的货款。另外，经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益发店调取了曾秋洪账户的银行流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营业网点显示于2016年8月3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曾秋洪共计向庾慧媚账户转账13笔，金额合计653310元，其中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5月31日转账4笔金额合计274090元，另外益发店通过律师调查令还调取了曾秋洪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凤凰广场支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但不能显示交易对方账户情况。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上述益发店所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曾秋洪不是其员工，也没有委托曾秋洪代为收款。本院认为，对上述银行流水记载事实予以认定，但是伍永安向曾秋洪付款、曾秋洪向庾慧媚转账的记录，并不能直接认定为曾秋洪系代金帆经营部向益发店收款。益发店提交了银庆英与备注名称为“金帆老板”、“百威金帆”的微信聊天记录，并认为“金帆老板”是曾栢滔，“百威金帆”是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其中与“金帆老板”聊天记录主要包含以下内容：“金帆老板”回复让银庆英追阿洪紧点，称我比你追阿洪还紧，阿洪也不回复微信，追了他很多次，准备到他家里找他，他家里又没有钱，送他坐牢又能怎样？只能再给一点时间看看。我都讲好了，我说4月份逼阿洪拿500箱钱给我，我再给你，个个都不愿意。4月份阿洪拿500箱大百威的钱给为我，我拉去给你。5月份我愿意自己再给你500箱你暂时收着，不收你钱先。你把那三张单的先给我结了，那500件你压在那里，阿洪的全收回来给我就可以了。不过都没用了，你都去起诉了，我收到传票了。大家都想拿回自己的钱，不是我包庇阿洪，我都不想阿洪死，因为我差不多100万。银庆英向“金帆老板”发送微信中问老板有无联系到阿洪？在我们追的同时，老板你也帮我们追一下。2017年11月份银庆英曾收到阿洪的微信回复，后来就也没有收到。另外，在银庆英与“百威金帆”的聊天记录中，“百威金帆”问要不要补货，好久没有拿大百威了。银庆英回复“百威金帆”说阿洪昨天告诉我，他说你们那边拿500件大百威过来，老板知道的，你明天给我车送500件过来。“百威金帆”答复“没有说哦”。以上微信聊天记录，益发店拟证明曾秋洪拿走益发店的货款，双方有多次沟通解决方案，曾栢滔也多次带着曾秋洪去益发店协调解决，益发店与金帆经营部一直合作。金帆经营部、曾栢滔认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未经过公证，且聊天内容亦不能反映曾秋洪与金帆经营部或者曾栢滔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本院认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足以证实金帆经营部、曾栢滔认可曾秋洪代为向益发店收款的事实。金帆经营部于第一次庭审中否认与曾秋洪之间的交易关系，第二次庭审中，则认可有交易关系，并认为双方以现金方式结算，货款都是由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收取，但认为其与益发店、曾秋洪之间的买卖关系是相互独立的。益发店提供了发生于2017年2月25日、5月10日、经手人为曾秋洪并盖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的两张收据（编号为0114355号、901725号）。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并提交了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发放的刻章许可证，请求以刻章许可证中“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作为检材，申请鉴定与上述益发店提交的两张收据中“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是否为同一印章进行鉴定。根据金帆经营部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摇珠选定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张《收据》中加盖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8年11月1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上述两张《收据》上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与上述《刻章许可证》上样本上的供比对同名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鉴定意见无异议，益发店则认为金帆经营部提供的样板不是同时期使用的印章，不符合鉴定规范的要求，不能证明其同时期没有使用该印章，鉴定程序存在重大漏洞，鉴定的结果对本案无适用条件和价值；其次，实际使用的印章与备案的印章不同，这种情况很常见，金帆经营部拒绝提供同时期使用的印章，不能排除其没有使用同时期的印章，并且其不能提供同时期印章的动机值得怀疑，并认为本案应该根据实际案情，包括双方合作的历史和背景，原被告包括百威啤酒厂家三方在啤酒经销有长期合作，在合作顺利时，很多经销商都赚的盘满钵满，完全享受了买卖合同过程中的利益，但当百威啤酒的员工同时也是金帆经营部的代理人发生道德风险，出事了就推脱是个人行为，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社会常理，如果以鉴定报告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不考虑上述双方合作的历史和背景，益发店作为市场交易的一方无法对交易另一方产生合理信赖，无法保证市场交易的效力和安全。金帆经营部、曾栢滔为该鉴定垫付了鉴定费7788元。2017年6月20日，曾秋洪作为欠款人向益发店出具欠条，内容为：“欠益发货款254800元，在2017年10月30日前还清”。2017年12月1日，金帆经营部向“客户”做出通知，记载庾慧媚为金帆经营部的收款人。另查明，在涉案交易发生期间，曾秋洪系百威英博广州分公司的在职人员，并在该公司缴纳社保。金帆经营部系于2007年12月14日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曾栢滔。曾栢滔与庾慧媚系夫妻关系,伍永安与银庆英是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曾秋洪收取益发店货款的行为对金帆经营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金帆经营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表见代理应当符合代理的表面要件，即表见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活动，与第三人缔结民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第14条之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举证据，本院认为曾秋洪的收款行为对金帆经营部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首先，益发店主张曾秋洪是金帆经营部指派的代理人，曾栢滔指示其将货款支付至曾秋洪个人账户，但均为益发店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金帆经营部、曾栢滔亦予以否认，且曾秋洪亦非金帆经营部的员工，本院对益发店的陈述难以采信；其次，从益发店提供的证据来看，《销售单》《送货单》上并没有金帆经营部的盖章或曾栢滔、曾秋洪的签名，益发店称《销售单》《送货单》上“敏”“华”“彤”“洪”“安”是益发店的员工，亦为其单方陈述，且经审查发现并非全部《送货单》都有“彤”的签名，亦难以认定《销售单》《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再次，涉案两份《收据》中加盖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经鉴定与金帆经营部在公安机关备案启用的印章不符，益发店认为不能排除金帆经营部同时使用两套印章，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作为鉴定比对样本使用的印章是金帆经营部在公安机关备用的印章，具有公示效力，以该印章及所盖印文样本作为比对样本，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益发店的上述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从益发店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上看，微信对方也未承认曾秋洪是金帆经营部或曾栢滔的代收款人，曾秋洪向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付款的记录，亦仅能证明曾秋洪与庾慧媚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不足以认定曾秋洪代表金帆经营部收款。综上，虽然金帆经营部在庭审中对与曾秋洪是否存在交易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但益发店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金帆经营部委托曾秋洪代收款项，同时，益发店作为购买方，在曾秋洪未提供获得金帆经营部授权代为收款的有效文书即向曾秋洪付款，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产生的风险应由益发店自行承担。因此，益发店请求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曾秋洪向益发店出具欠条，确认欠益发店货款254800元并承诺于2017年10月30日前还清，益发店请求曾秋洪承担还款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曾秋洪未按欠条承诺于2017年10月30日前还清欠款，给益发店造成资金占用损失也即利息损失，益发店请求曾秋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从2017年10月31日起计算。曾秋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秋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益发粮油店返还货款2548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548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益发粮油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14元、鉴定费7788元，均由被告曾秋洪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豪娜人民陪审员  曾桂妹人民陪审员  汤凤珍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黄远果速 录 员  王恩怡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