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21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树榕。委托诉讼代理人：麦超文，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锋，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潜，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树榕因与被上诉人郑锐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3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树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郑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基本事实未予查清。一审判决对本案的两份协议，即《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之间是否存在效力优先的约定未予查明。一审判决仅记载了郑锐对两份协议效力优先的意见，并未考虑冯树榕的意见，亦未查明案件事实。主要体现在：1.《股权转让协议书》中除30万元的部分，其余部分为何会称之为生活费。假设如郑锐所述案涉股权转让价格为66万元，则在工商局备案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为何不直接将股权转让价格定为66万元。2.假设如郑锐所述其确是出于避税的目的而降低股权转让价格，为何不将股权转让款设定得更低，而是设定成与《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扣除生活费后的股权转让款相近。3.假设双方是基于避税目的而将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价调低，而实际上是按照66万元的价格去执行股权转让事宜，为何双方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对两份协议的效力优先性进行约定。4.假设双方是按66万元去执行股权转让事宜，冯树榕依协议约定给付前两项款项30万元后，时隔13个月再转款，而郑锐在此期间并未向冯树榕催要剩余股权转让款，显然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忽略上述情况，未调取公司当时的财账记录判断66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否与公司实际资产价值相去甚远，也未查明郑锐为何将股权转让款写成生活费。（二）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有误。一审庭审时，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冯树榕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双方约定给30万元，剩余款项有（经营经济情况好）就给，没有（经营经济情况不好）就不给；郑锐主张双方约定的是66万元，因冯树榕经济困难，故先支付30万元，剩余36万元可分3年支付，每月支付1万元。但如是考虑到给付义务方经济困难，按一般常理是减免或附给付条件，而不会表述为给“生活费用”。另，如冯树榕确实经济困难，可不签署该协议，为何要答应支付66万元股权转让款。郑锐的表述前后矛盾，不符合常理。事实上，本案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由于郑锐经济困难请求冯树榕多支付生活费，冯树榕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同意帮忙，签署了郑锐起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郑锐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一审遗漏查明基本事实，所认定的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如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且冯树榕未履行完股权价款的支付义务，也应考虑到是由于郑锐书写的生活费措辞导致冯树榕产生了错误认识。冯树榕不存在违约行为，应从本案生效之日起给予一定的履行期，如冯树榕未能在履行期内履行判决义务，才需要支付利息。一审判决关于利息的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冯树榕在案涉合同签订前后曾向郑锐转账大量款项，希望在本案中抵扣。郑锐辩称，请求驳回冯树榕的全部上诉请求。1.冯树榕在一审中从未主张其与郑锐的股权转让是以工商局备案的《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为准。双方是以签订在前的协议为准，冯树榕的所有抗辩都是基于解释的抗辩，不是基于效力的抗辩。2.冯树榕与郑锐之间是股权转让行为，不是逃避债务，不能以郑锐资金出现暂时困难就否定股权转让协议。冯树榕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郑锐从未胁迫、威胁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冯树榕一审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其对支付的72000元一开始并不认可，经过一审法院释明法律责任后，才予以认可。3.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转帐，郑锐在转让股权前是公司股东，冯树榕是实际经营公司的股东，双方之间有款项往来是正常的。相关款项属于分红款，不是生活费。冯树榕在一审从未提出过债务抵销的主张，其在二审中请求债务抵销，不应得到支持。郑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冯树榕向郑锐支付拖欠的截止2019年5月1日的股权转让款36万元以及滞纳金（滞纳金以36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自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锐、冯树榕在2015年12月8日前均为案外人广州达到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郑锐出资比例为70%，冯树榕出资比例为30%。2015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载明：“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即郑锐）将广州达到鞋业有限公司股权70%作价人民币陆拾陆万元正，￥660000，转让给乙方（即冯树榕），之前所有债权、债务、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双方同意款项支付方式如下：一、2015年12月4日前支付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二、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现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正；三、从2016年1月份起至2018年12月止，每月支付人民币壹万元正给甲方生活费用。”2015年12月1日，郑锐、冯树榕另签订《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郑锐将其在广州达到鞋业有限公司的原出资3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70%）中的35万元转让给冯树榕，转让金额为35万元。同日，郑锐、冯树榕作为股东共同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广州达到鞋业有限公司股东由原来的郑锐、冯树榕两人变更为冯树榕一人，出资比例由郑锐70%、冯树榕30%变更为冯树榕100%等。2015年12月8日，广州达到鞋业有限公司在工商部门的登记股东正式由郑锐、冯树榕两人变更为冯树榕一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冯树榕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3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15日、2016年1月31日分别向郑锐转账支付4万元、6万元、10万元、8万元、2万元，以上共计30万元，双方确认该30万元款项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一期、第二期所涉的共计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冯树榕另于2017年2月24日、2017年12月27日、2018年1月10日、2018年7月20日分别向郑锐转账支付12000元、20000元、20000元、20000元，共计72000元，双方确认该72000元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第三期的生活费用。冯树榕另于2015年11月19日向郑锐转账支付26000元，冯树榕主张该笔款项亦属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涉的第三期的生活费用，郑锐对此则予以否认，主张该款项属于双方之间的其他资金往来，冯树榕在庭审中亦确认该笔款项支付时说的是属于借款。诉讼中，郑锐、冯树榕对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存在较大争议。郑锐主张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明确载明股权转让款为66万元，协议所载的分期支付的内容仅仅是对支付进度的约定，但该笔款的性质均是股权转让款；冯树榕主张股权转让款为35万元，并称已实际向郑锐支付了35万元转让款，但除前述转账支付给郑锐的30万元款项外，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曾支付了剩余5万元款项；对于冯树榕后续支付给郑锐的7万多元的费用，冯树榕在庭审中先是表示该款项是在郑锐向其求助的情况下借给郑锐的，后又称该款项属于好意施惠给郑锐的生活帮助费。对于双方另行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郑锐表示是工商登记变更时，因工商注册资本为50万元，为了避税而签订的，实际股权转让成交是按照2015年11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的。另，庭审中，郑锐明确其主张的滞纳金是指利息损失，按照月息2%的标准计算是其酌定的。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银行汇款交易明细、工商登记信息、股东会决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郑锐、冯树榕就案涉股权转让事宜虽先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两份协议，但从冯树榕实际付款的数额的情况来看，冯树榕先是向郑锐分期支付了共计3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后又向郑锐支付了72000元的生活费用，上述款项数额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相符，则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第三期36万元的款项是否属于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即股权转让款的总额是66万元还是30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明确载明了股权转让的对价为66万元，该协议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内容主要是对款项支付期限和进度的约定，而非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作出了变更，冯树榕应依约向郑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88000元。冯树榕于2015年11月19日向郑锐转账支付的26000元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前，且冯树榕在庭审中亦确认该笔款项支付时说的是属于借款，现其主张该款项为向郑锐支付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生活费用的一部分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冯树榕未如期、足额向郑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88000元，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郑锐要求其赔偿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利息应以288000元为基数计算。郑锐、冯树榕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曾对逾期付款利息的利率做出过明确约定，一审法院酌定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冯树榕向郑锐支付股权转让款288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8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郑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474元，由郑锐负担895元，冯树榕负担3579元。二审期间，冯树榕、郑锐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冯树榕与郑锐于2015年12月1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第二条约定：“合同签订之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额全部付给转让方”。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冯树榕、郑锐对《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相互关系，以及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针对股权转让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但后者并不当然取代前者，应探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结合有关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综合进行认定。具体分析如下：一、《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未明确废止《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无约定二者相抵触的部分无效。二、如按冯树榕所述，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冯树榕需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5年12月1日将全部转让款35万元支付给郑锐，但冯树榕并无照此履行，其称以现金支付5万元亦无相应的证据证实。而且，在冯树榕已经按照《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约定履行支付义务、案涉股权已转至其本人名下的情况下，其还继续按照《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郑锐支付生活费7.2万元，有悖于常理。从冯树榕实际付款的数额及支付情况看，其向郑锐分期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再向郑锐支付7.2万元的生活费用，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支付义务更为相符。三、郑锐在一审中主张为了在工商登记变更时避税而将其出资额35万元作为《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转让金额进行备案，该做法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现冯树榕以郑锐长时间未向其追索剩余股权转让款且《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签订时间在后为由，主张双方实际是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履行，显然理据不足。综上理由，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并无不当。《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股权转让的对价为66万元，协议当中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的内容是对款项支付期限及进度的约定，其作用并非对股权转让款的数额作出变更。仅从协议约定的第三期股权转让款注明为“生活费用”，并不能直接推定出该期股权转让款的履行不具有强制性，是属于可不支付的款项。鉴于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股权的转让款总额为66万元，判决冯树榕向郑锐支付尚欠的转让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至于冯树榕称其曾向郑锐转账大量款项，请求与本案欠款抵销，因郑锐对此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冯树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20元，由上诉人冯树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启军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练长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尤志华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