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903行初34号 原告咸宝翠，女，汉族，1973年10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东海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周联聖，男，汉族，1971年10月13日，住址同上，系原告的丈夫。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国斌，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商务中心4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缪剑刚，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夏辉，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红雷，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印路850号杉杉普陀天地A6号楼1层。 经营者虞蓝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毛耕炜、虞军军，上海瀛泰（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咸宝翠不服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追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为第三人。同年11月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咸宝翠的委托代理人周联聖、张国斌，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夏辉、委托代理人王红雷，第三人舟山市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委托代理人毛耕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咸宝翠于2018年3月31日下午上班途中发生事故并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原告咸宝翠诉称，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第三人处从事理台及跑菜工作。2018年3月31日，原告在下午3点50分左右前往第三人处上班，在骑电瓶车至第三人门口前时，被冲出的狗擦蹭了车辆，但并未造成明显伤势。随后，原告即正常前往第三人处上班，后原告一直正常上班。在接近下班时，原告在包厢进行理台工作，不慎摔倒，双膝直接跪地，当即感到双膝有剧烈疼痛，无法正常行走。原告随即向店长说明情况。店长表示，店内给员工保有意外险，只要员工说是在路上发生的事故均可以赔偿，并给了原告50元用于看病。同年4月1日，原告至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膝骨折、左膝部伤筋、头部外伤。经治疗后原告于同年4月12日出院，并与第三人协商赔偿事宜，但第三人否认保险理赔承诺，并拒绝为原告申请工伤认定。原告多次至第三人处要求赔偿，并要求第三人出示监控视频，均未果。同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但被告最终于同年7月1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认为被告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认为原告的伤势是在上班途中受伤，但原告此后正常工作近四小时，显然不符合常理，故原告受伤并非被告认定的上班途中；在第三人拒绝提供监控的情况下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缺乏依据。综上诉请判决撤销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劳动合同，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 2、影像（CT）诊断报告； 3、出院小结； 证据2、3证明原告的伤势经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胫骨外侧平台骨折、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头部外伤、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经住院治疗后出院的事实； 4、询问笔录，证明第三人店长刘勇高在接受公安民警询问时陈述称店内员工及监控都没有看到或者记录到这一过程，但被告在认定工伤过程中，却未能调取监控视频，主观认定原告上班期间受伤不具有合理性，缺乏依据； 5、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证人胡某在接受原告委托代理人询问期间陈述其在川来湘前桥上等人时，目睹了原告咸宝翠和狗擦碰的过程，但咸宝翠当时并未受伤，并自行下车步行走进爱上鱼头的事实； 6、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原告于2018年5月14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事实； 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决定书仅凭单位内部环境、病情情况及病历记载、单位同事证词，主观认定原告在包厢内受伤不符合常理、不具有合理性，缺乏依据。 原告庭前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但证人胡某未到庭。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经被告实地走访及反复试验，原告的伤势不可能系因原告本人陈述的“不慎滑倒，身体前倾双膝跪地双手扶在桌子上、头在桌子上磕碰了一下”造成，故被告认为，原告在第三人处工作时受伤不具有合理性；普陀交警大队出具的编号为20180331号证明中表述，原告下车后步行进入爱上鱼头店内，从监控中发现其腿部有受伤迹象，该证明可与原告报案时的陈述、入院时的陈述、爱上鱼头店内工作人员陈述相一致。故被告认定原告上班途中因故摔倒事实较为明确，原告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对于工伤认定的条件，被告适用法律正确，且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程序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工伤认定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资料、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劳动合同、病历资料、普陀交警大队出具证明，证明原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伤势情况证明以及交警队出具证明证实原告系在路上摔倒受伤； 2、第三人关于工伤认定的书面意见、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证据，证明第三人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否认并提供共相应证据的事实； 3、工伤认定调查笔录、订单详情，证明被告依职权进行调查，第三人单位员工陈述未发现原告在工作时受伤以及原告上班前曾告知同事在上班路上摔倒的事实； 4、2018年5月21日舟普人社工受[2018]389号《工伤受理通知书（存）》、舟普人社工认调[2018]04号《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存）》，证明被告受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并按照规定向第三人发出调查通知的事实； 5、不属于工伤认定审批表、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以证明被告作出不认定工伤决定及送达情况。 被告提供的法规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 第三人舟山普陀区东港爱上鱼头主题餐厅于庭审中陈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原告所受伤势一般而言多见于骑行摔伤，从在案证据来看，应当是原告在上班途中骑行摔伤导致，认可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中，证人证言因系第三人单位员工出具，不足以证明原告受伤系在上班途中，相反可与原告陈述向印证，证明原告正常上班；被告所称经过多次试验，无证据证明；对程序无意见。 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陈述的其系在店内受伤的事实。对于原告提出的未调取店内监控、道路监控，被告表示店内监控因被覆盖无法调取，原告陈述的路段系道路监控死角。 第三人不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认为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无法证明原告系在店内工作时受伤。 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除原告提交的证据5，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原始书证的复印件，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人胡某的证言，因该证人未到庭作证，该证言证明力较低。本院认为，相关证人证言及原告在医院最初陈述、交警出具证明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原告系在上班途中骑行电瓶车受伤。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在第三人处从事理台工作。2018年3月31日，原告在下午3点50分左右前往第三人处上班，在骑电瓶车至第三人门口附近路段时摔伤。后原告至第三人处工作至当日晚间8时许，原告告知店长刘勇高，其伤势严重难以忍受。次日，原告即至舟山顾鹤传骨伤医院入院治疗。经诊断，原告右胫骨外侧平台骨折，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头部外伤，左膝前交叉韧带损伤。经住院治疗，原告于同年4月12日出院。同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同年5月21日正式受理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以邮寄方式向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调查通知书。经调查取证及审批，被告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咸宝翠自述的于2018年3月31日下午上班途中发生事故并受伤，结合普陀区交警大队出具证明、病理情况及病历记载、单位同事证词，具有合理性，该局予以认可；原告所述在包厢内受伤，结合单位内部环境、病情情况及病历记载、单位同事证词，认为该情况不符合常理且不具合理性，该局不予认可；原告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区域范围内的工伤认定工作，其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在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进行调查核实，最终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或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故本案争议焦点即在于对原告所受伤害发生时间及地点的认定。 本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原告陈述其在上班途中驾驶电瓶车摔伤有原告本人至医院治疗时的陈述、第三人单位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予以证实，相关证据之间可以印证，亦有交警大队出具的证明中记载之“从监控中发现其腿部有受伤迹象”佐证。而其所述在店内包厢中从事撤台工作时摔伤，则仅有其本人陈述为证，不足以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故如因存在特殊情形而排除工伤认定，社会保险部门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必须以能够证明存在特殊情形的证据为依据。本案中，被告结合原告陈述及其他证据认定原告在上班途中骑电瓶车发生事故，但在无有权机关出具原告负有本人主要责任的事故认定书、又无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之情形的前提下，认定原告发生的事故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情形，依据的证据不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舟普人社不工认[2018]03号《舟山市普陀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就原告咸宝翠提出之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 楠 人民陪审员  王玉兴 人民陪审员  李明忠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 记员  张 溪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 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六条第（一）项“故意犯罪”的认定，应当以刑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结论性意见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