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6行终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森良，男，1964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代理人陈亚平，浙江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季斌，局长。 参加诉讼行政机关负责人冯志新，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叶锋，男，绍兴市越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永刚，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袁建，区长。 委托代理人喻慧，女，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任森良诉绍兴市越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越城区安监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及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越城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已由诸暨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681行初156号行政判决。任森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经阅卷、询问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任森良系浙江鲁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氏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27日下午1时左右，鲁氏物流公司的一名货车司机何承孟在绍兴市山水回转窑水泥粉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公司”）内装水泥时发生高处坠落，后被送往绍兴市人民医院抢救，该日下午4时40分，何承孟被宣布抢救无效死亡。绍兴市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直接死亡原因系“呼吸循环衰竭”，引起情况为“全身多发伤（颅内出血、胸腔外伤等）、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后，山水公司员工立即报警，110警情详情及卷宗载明“报警人称散装车上摔下来了，伤者已经送往医院了”。2017年7月28日，山水公司所在地皋埠镇人民政府将事故情况及相关证据材料上报给被告越城区安监局。同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牵头成立“7.27”高处坠落事故联合调查组。该调查组对原告任森良、鲁氏物流公司的总经理秦伟尧、山水公司的安全员唐林锋、山水公司的装卸水泥工卢红艳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17年8月18日，“7.27”高处坠落事故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分析后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本起事故是因货车司机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以及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2017年9月28日，越城区政府批复了越城区安监局出具的《关于要求审查批准绍兴市山水回转窑水泥粉磨有限公司“7.27”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同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同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根据上述事实，认为原告任森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予以立案。2017年10月19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作出越安监管罚告〔2017〕39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并送达给原告。根据原告的申请，2017年11月4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召开听证会。2017年11月13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作出越安监管罚〔2017〕39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7月27日下午1时左右，鲁氏物流公司在山水公司内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经查，任森良作为鲁氏物流公司负责人，对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没有切实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缺乏，对这起事故负有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依据该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处上一年年收入30%即人民币一万零八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被告越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越城区政府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越政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告越城区安监局作出的上述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越城区安监局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中，越城区政府复议维持了越城区安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故两被告主体适格。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事实认定方面。1.事实经过。原、被告对何承孟在山水公司内作业时发生事故的事实并无异议，但原告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承孟系高处坠落。该院认为，何承孟在发生事故后被送往绍兴市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绍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引起死亡的情况为“全身多发伤（颅内出血、胸腔外伤等）、高处坠落”，且110警情详情及卷宗亦显示“报警人称散装车上摔下来了，伤者已经送往医院了”，再结合卢红艳、唐林锋、秦伟尧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均可以证明“何承孟系在山水公司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且发生事故时未戴安全帽”的事实。2.事故责任。原告认为其作为鲁氏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责，且本案事故责任主体应为山水公司。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本案中，何承孟系在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死亡，且未戴安全帽。原告任森良作为鲁氏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并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而原告在被告越城区安监局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平时对驾驶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平时都是让秦伟尧管理，其不是很清楚，且其在职工安全方面亦没有进行培训过，都是秦伟尧在负责，其明显未尽到安全生产的管理职责。被告越城区安监局据此认定原告没有切实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另外，山水公司是否具有安全生产的事故责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且与原告的事故责任认定并不相冲突。被告越城区安监局在接到事故发生地皋埠镇人民政府的情况汇报后立即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组织调查，并在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在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同意批复后，被告越城区安监局对相关案件予以立案，并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送达给原告，并根据原告的申请组织听证，结合综合意见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被告越城区政府收到原告的复议申请材料后，依法通知被告越城区安监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依据案件事实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复议程序亦合法。 综上，被告越城区安监局作出的越安监管罚〔2017〕39号行政处罚决定及被告越城区政府作出的越政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均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任森良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任森良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无视本案存在的诸多疑点及上诉人提出的质证意见，认定“何承孟系在山水公司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且发生事故时未戴安全帽”属认定事实不清。1.事故事实不清。越城区安监局提供的几份询问笔录当事人对事故发生均表达为“估计”、“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可能”，监察大队也是用“描述一下”、“从你的角度，你认为事故是怎么发生？”、“你分析下这起事故的原因”提问，说明本起事故发生时没有现场目击者，对于何承孟为何会倒在水泥车一侧昏迷并全身负伤的原因都仅仅是猜测。110警情详情及卷宗、绍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的“高处坠落”是山水公司员工向110报警及送医抢救时的说法。秦伟尧并非现场目击者，其在笔录中对于事故发生的陈述仅是一种估计和猜测，且是建立在山水公司告知其何承孟是从车上摔下来的这一信息的基础上的。卢红艳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说明其并未目击事故发生经过、也未亲见何承孟爬上车顶且未戴安全帽、更未提醒何承孟戴安全帽。越城区安监局所认定的事故经过没有依据，完全是其自行加工想象得出。越城区政府在未查明事故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刑法第十六条所作安全责任事故和意外事件区分关键点在于“可预见性”的答辩意见，也是没有依据的。2.未戴安全帽不是致死原因。根据绍兴市人民医院24小时入院死亡记录记载，何承孟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死亡诊断为呼吸衰竭、循环衰竭、脑挫伤伴右侧硬膜下血肿、脑疝等十余种，说明何承孟就算是从车上摔下来的，其死亡原因也不是没戴安全帽。越城区安监局已先入为主认定为“高处坠落”，其牵头成立的“7.27”高处坠落事故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只是走过场。二、即便本案所涉事故为安全责任事故，其责任主体也应当是山水公司，鲁氏物流公司、上诉人不应承担事故责任。1.上诉人在日常工作中，一直将安全生产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并安排总经理秦伟尧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员工的安全监管从未松懈，每月组织员工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针对员工当月存在的违纪问题进行批评教育。鲁氏物流公司接到山水公司电话通知后，立即赶赴事故地及医院，并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向越城区安监局提供了公司所有切实履行安全管理方面的材料，充分说明公司在安全生产制度制定及操作、执行中都是有专人负责的，不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形。全面负责并不等于法定代表人对任何事都亲力亲为，上诉人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并非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委托式管理。上诉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对事故有一定责任系个人理解，不能成为法律上认定上诉人责任的理由或依据。2.本案事故发生在山水公司内，山水公司应当对其经营场所内的经营活动承担安全责任。即便何承孟死亡是未戴安全帽之故，也是由于何承孟自身疏忽大意和山水公司安全管理不尽责所致。一审法院有义务查明案件全部事实，有义务审查山水公司有无安全生产的事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起诉时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越城区安监局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询时辩称：1.答辩人依法作出越安监管罚〔2017〕39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何承孟是从高处摔落，当时未戴安全帽，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上诉人作为鲁氏物流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尽管理职责的证据充分，应受行政处罚。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越城区政府提交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越政复〔2018〕3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1.复议程序合法。答辩人收到上诉人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经审查于2018年1月19日受理，并于当日通知越城区安监局答复，后者于2018年1月31日提交了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答辩人经审查，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当日邮寄申请人及被申请人。上述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2.复议决定合法。第一，结合绍兴市人民医院《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10警情详情及卷宗、越城区安监局对卢红艳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皋埠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情况汇报、照片等，足以证明“2017年7月27日下午1时左右，上诉人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鲁氏物流公司一名货车司机在山水公司内装水泥时，因未戴安全帽，违章操作，发生高处坠落死亡”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上诉人作为鲁氏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采用委托式管理，自己没有去管，对该公司正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如何开展、员工是否安全生产培训过都不清楚，显然没有尽责。上诉人在被询问调查时也承认其对事故发生有一定责任。越城区安监局据此认定上诉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第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意外事件的区分关键点在于可预见性。上诉人作为鲁氏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致使何承孟安全意识淡薄，违规操作。不戴安全帽的损害后果是可以预见的，何承孟的死亡并非意外事件。故越城区安监局所作越安监管罚〔2017〕39号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答辩人决定予以维持亦符合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任森良对于被上诉人越城区安监局所作行政处罚程序及被上诉人越城区政府所作行政复议程序无异议，经审查亦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情形，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鲁氏物流公司员工何承孟2017年7月27日死亡一事是否属于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及上诉人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对此负有领导责任。首先，上诉人、秦伟尧、卢红艳在接受询问时均有陈述装卸水泥时，需要爬到车顶，打开罐体的盖子，装好后盖好盖子之内容，结合绍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何承孟《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110警情详情及卷宗记载的内容，以及“7.27”高处坠落事故联合调查组出具事故调查报告和相应批复等证据，认定“何承孟系在山水公司作业时发生高处坠落，且发生事故时未戴安全帽”具有相应事实依据。上诉人虽主张何承孟并非高处坠落、未戴安全帽不是致死原因，但未提供足以反驳之证据，其上诉理由本院难以支持。其次，上诉人系鲁氏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却对驾驶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工安全培训等“不是很清楚”、“我没有培训过”，其所称“安排总经理秦伟尧负责”不足以成为上诉人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理由。越城区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等规定对其作出处罚，并无不当。第三，山水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安全生产事故承担责任与上诉人的事故责任认定并不冲突，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任森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金刚 审判员  傅芝兰 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