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8民终26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方超，男，1984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萍，河南星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保国，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武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学，焦作市武陟县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刘方超因与被上诉人刘保国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2019）豫082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方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艳萍，被上诉人刘保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方超上诉请求：撤销武陟县人民法院（2019）豫0823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案外人许留根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系无效协议，一审法院以此作为重要证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显系错误，一审法院用双重标准区别对待双方提交的证据，偏离了法院公平公正的立场，对被上诉人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指向性认定存在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刘某一人的证言予以采信，没有达到确认合伙关系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适用《合同法》认定案外人许留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错误；3.一审存在程序性问题，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请是“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承包的程封预制厂系合伙关系”，而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法确认原告刘保国系谢旗营镇程封国安预制厂的合伙人，与刘方超系合伙关系”，这完全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请，涉案预制厂的所有权人系刘国安，刘国安去世后，其财产由刘国安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刘国安的法定继承人有许月爱、刘方超、刘文洋，被上诉人仅起诉上诉人错误。刘保国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许留根作为上诉人的舅父，也是一审时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其承认2016年11月1日与被上诉人刘保国签的协议是本人所签，并且将上诉人及其亲属的名字均予以代签。上诉人及其亲属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后，按照协议内容，许留根出具了协议，该协议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许留根代签名字的行为是上诉人等认可的。如果未经上诉人刘方超等人同意，许留根不可能欠其他人的名字。2.上诉人一审答辩状中称程封预制厂是1990年刘小有承包，1994年转让给刘保国。1996年经老人说和，上诉人父亲刘国安与被上诉人共同经营预制厂到2008年，被上诉人主动退伙，上诉人承认2008年以前是双方合伙经营，但被上诉人从未提出退伙，也未实际退伙。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退伙，说明上诉人已承认双方的合伙关系。3.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交的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交纳承包费18200元的收据，2012年交了期限从2013年至2028年的承包费25000元的证明和协议，以及证人出庭的证言，印证了上诉人系程封预制厂的合伙人，与被上诉人系合伙关系。4.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提交假的营业执照不是事实，该营业执照系工商行政部门颁发，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该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该注册信息显示经营者是刘保国，即被上诉人本人。5.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一审诉请仅涉案预制厂的合伙人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并非要求清产核资，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6.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情形。上诉人称涉案预制厂已注销不是事实，实际该预制厂场址、场地均存在，且未停止实际经营，涉案预制厂系双方合伙的预制厂，并非刘国安的个人财产，刘国安的继承人无权继承。综上，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维持原判。刘保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承包的程封预制厂系合伙关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保国系被告刘方超的亲叔叔，原告刘保国兄弟三人，分别是老大刘某、老二刘国安（2014月2月7日去世）、老三刘保国。被告刘方超系刘国安的长子。原告起诉的程封预制厂与被告答辩中所称的谢旗营镇程封国安预制厂系同一主体，本案中，本院通称为案涉预制厂。案涉预制厂的创建过程：案涉预制厂位于程封村角，原先创建时占地面积约6亩，由刘小有创建，刘小有于1994年秋天将该预制厂转让给刘保国，后刘某也加入参与经营。1996年，在原告的父亲刘铭智（2011年阴历十月十七去世）的安排说和下，刘方超的父亲刘国安入伙，具体分工：刘某负责会计及在本村讨账。原告负责销售预制板及在外村讨账，刘国安负责预制厂的生产。刘某一直干到2011年秋季放秋假。2010年3月19日，以刘保国名义办理了案涉预制厂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执照有效期自2010年3月19日-2013年12月31日。后在刘某、刘国安、原告兄弟三人协商的情况下，该预制厂又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为：谢旗营镇程封国安预制厂，发照日期2012年3月2日。2008年3月31日，以刘国安名义与程封村委签订了东林场承包合同，2008年3月30日，以刘国安名义向村委交纳案涉预制厂承包费（期限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份），预制厂的合伙人系刘保国和刘国安。2012年8月16日，在案涉预制厂承包费未到期的情况下，程封村委支部书记孙小光、村委主任刘天生因程封村需要黄河水浇地资金紧张，通知刘保国提前交纳案涉预制厂承包费，刘保国交纳了案涉预制厂的承包费25000元。承包费期限为2013年3月-2028年3月份，程封村委给原告出具了证明条。载明：“今证明，收到刘保国承包北林场款贰万伍仟元整，刘稳当，2012年8月16日”，并加盖程封村委公章。2013年阴历腊月初七，刘国安因突发交通事故死亡，2016年11月1日，原告刘保国与刘国安的妻子许月爱签订协议，在场人有：刘稳当、刘保国、许留根、刘英桃，协议内容“协议，关于刘保国和许月爱预制厂一事，经说和人说和，从说和之日起，以后许月爱每年给刘保国现金2万元整，如果说预制厂转产，预制厂资产、地皮，刘保国、许月爱两家平分，此协议一式二份，签字生效。说和时间：2014年2月7日，因当时大哥刘某在焦作医院住院等原因没有签字，当事人签字：刘保国、许月爱。说和人签字：许留根（系刘方超的亲舅舅）、李军（被告姨夫）、小超（李军儿子）、新房（小超的妻子）、如义（小超的母亲）、文宾（被告的小名叫文宾）、永菊（被告刘方超的妻子）、刘英桃（许留根的妻子）、刘洋（被告的弟弟），2016年11月1日”。该协议明确说和时间为2014年2月7日。协议中刘保国的名字系本人所签，其他名字均由许留根代写。2018年11月1日，以刘方超名义与程封村委会签订了东林场承包合同。刘方超在2018年10月31日向程封村委交纳了2013年3月-2018年10月份的承包费、2018年11月至2021年10月承包费共计45439元。现原告要求确认原告作为案涉预制厂的合伙人，被告刘方超辩称，案涉预制厂的所有人系被告父亲，被告父亲去世后，程封村委重新与被告签订了案涉预制厂的承包合同，被告交纳承包费，案涉预制厂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双方各执一词，形成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的定义，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案涉预制厂先由刘保国接手经营，后刘国安加入参与经营。在本案中存在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系刘国安去世前案涉预制厂的经营情况。案涉预制厂前期的建设与被告刘方超无关，系刘保国与刘国安共同经营，刘某在预制厂上班。在2011年秋天，刘某因为身体原因不在预制厂上班，由刘保国与刘国安共同经营，直至刘国安2014年元月7日突发事故去世时，该案涉预制厂一直由刘国安和刘保国共同经营，与刘方超无关。以上内容可以有刘某这一关键证人出庭证言及书面证言予以认定。第二个时间段系刘国安去世后案涉预制厂的经营情况。在刘国安突发交通事故去世后，原告刘保国与被告刘方超一家就案涉预制厂经营一事逐渐产生隔阂，2014年2月7日，即在刘国安去世后一个月，经说和，原告刘保国与被告姨家、舅家亲戚关于案涉预制厂的下步如何经营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签订时的当事人一方为刘保国，另一方为刘国安妻子，刘国安妻子娘家亲戚作为说和人。刘方超的姨家、舅家亲戚名字均系刘方超的亲舅舅许留根所签。对于该协议的效力，本院认为，签字人许留根系被告刘方超的亲舅舅、许月爱的亲兄弟，在商量案涉预制厂下步如何经营这一重大事宜上，能够与原告共同签字，并且许留根代被告姨家、舅家亲戚所有的亲戚在说和人处签字，足以能够使原告相信许留根的行为是有效的，是经过被告姨家、舅家亲戚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所签，构成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本院认定，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在签订协议时，协议内容均系原、被告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第二个时间段内，刘保国并未明确放弃案涉预制厂合伙人的身份和角色。协议中约定被告方每年给付原告2万元后，案涉预制厂由被告刘方超经营。协议中约定“关于刘保国和许月爱预制厂一事，经说和人说和，从说和之日（2014年2月7日）起，以后许月爱每年给刘保国现金2万元整”，当原告2015年向被告方主张该2万元时，被告刘方超予以回绝，不支付2万元，不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双方矛盾产生的焦点。本案中，原告交纳案涉预制厂的承包费具有连续性，且有关键证人刘某及协议予以印证。被告刘方超辩称内容，不符合案件事实，对被告辩称的案涉预制厂与原告无任何关系的意见，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依法确认原告刘保国系谢旗营镇程封国安预制厂的合伙人，与刘方超系合伙关系。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方超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1.武陟县农商行贷款收回凭证一份，证明刘国安去世后，经营预制厂所欠农信社的款项由刘方超偿还45075.15元；2.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还款收据四份，证明2013年刘国安在经营预制厂时以保单质押向保险公司贷款四笔共计2万余元，并由刘国安偿还的事实；3.太平洋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还款批单以及保险合同续期变更批单各一份，证明刘国安去世后经营预制厂欠保险公司的贷款39414.34元，该款项由刘方超代偿。该组证据证明刘国安突然去世后，其经营的预制厂欠的债务均是由刘方超偿还，并证明涉案预制厂一直由上诉人在经营。第二组证据：照片三张，证明刘保国曾经围堵预制厂大门，干扰预制厂正常经营，其目的是想侵占预制厂的土地来扩大其砖厂的经营规模。被上诉人刘保国质证称，第一组证据1没有原件，且票据上写的是刘国安的名字，与预制厂的经营没有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保单上所有的名字都是刘国安，与预制厂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且与预制厂没有任何关系。对第二组证据三张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是为了干扰经营，是对方要砍伐预制厂内的树木，其不同意引起的冲突。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所载明的内容未显示与经营案涉预制厂有关，第二组证据三张照片内容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也无关，故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刘保国提交证据如下：武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基本注册查询单一份，证明刘保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上诉人刘方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是被上诉人刘保国在预制厂旁边经营的砖厂的营业执照，与涉案预制厂没有关联。本院认为，该查询单记载的企业信息与案涉预制厂不具有唯一对应关系，不能证明系案涉预制厂的营业执照，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1.关于案涉预制厂是程封预制厂还是程封国安预制厂的问题。一审综合分析预制厂的创建过程及后续经营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均认可预制厂所占地东林场、北林场系同一个地方，占地为10.4亩，占用的土地属于程封村委，认定刘保国所称程封预制厂与刘方超所称程封国安预制厂系同一主体并无不当，刘方超上诉认为一审存在程序性问题，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请是“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承包的程封预制厂系合伙关系”，而一审法院的判决却是“依法确认原告刘保国系谢旗营镇程封国安预制厂的合伙人，与刘方超系合伙关系”，系超出被上诉人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刘保国是否是涉案预制厂的合伙人的问题。案涉预制厂合伙发生早在1994年至1996年，没有书面协议，虽然刘方超主张刘保国自2008年退伙，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且在关于程封预制厂系1990年刘小有承包，1994年转让给刘保国，1996年经刘国安和刘保国父亲说和，刘国安与刘保国共同经营预制厂等关于预制厂的创建过程、刘保国的接手、刘国安的入伙等重要事实上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与证人证言亦能相互印证，故在没有证据证明刘保国退伙的前提下，一审法院依据现有全案证据，而非仅依据单一证据，认定刘保国仍系案涉预制厂的合伙人并无不当。3.本案系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伙纠纷，其间不仅牵涉到法律问题，更掺杂有大量人情亲情关系，法律仅能综合分析现有证据最大可能还原案件事实，如各方对合伙期间的费用支出、债务负担等存在争议，可依法另行主张。综上所述，刘方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方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军审判员 苏 杭审判员 赵 歆法官助理樊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