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10770号原告：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罗炳威。诉讼代表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波、王宇平，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农垦总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陈少平，局长。被告：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陈少平，董事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华、李健男，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先达公司”）诉被告广东省农垦总局（以下简称“农垦总局”）、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团公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先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波、王宇平，被告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先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补缴出资人民币617.3万元及利息（利息以617.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1994年4月5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994年3月28日，被告农垦总局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成立广东先达印务（集团）总公司（后更名为“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被告农垦总局为原告的上级主管部门。2002年4月22日，原告因不按规定办理年检手续，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15年12月2日，经原告的债权人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对原告的破产清算【案号：（2015）穗中法民破字第25号】，同日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原告的管理人。管理人在对原告清算的过程中，发现原告的开办单位即被告农垦总局在原告设立时出资不到位：首先，原告的工商档案显示，原告的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被告所提交给管理人的原告成立时的财务账册显示该公司的实收资本仅有80万元。其次，在原告连续多年的年检报告中，原告自己申报的实缴出资额都不足1000万元，其中1998年最后一次的年检报告也显示：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869万元。由此可见：被告农垦总局作为原告的开办单位，至少尚欠131万元出资未缴足。现原告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依据我国《破产法》第35条之规定及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理应按认缴的出资额缴足出资，并支付欠缴期间的利息。原告认为，被告的出资不实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被告农垦总局与被告农垦集团公司系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并且两被告均在原告的工商档案文件中多次混用，故现依法向法院对两被告提起诉讼。另外，2018年6月28日，原告从广东省农垦直属重组企业协调管理办公室接管了原告的账册等原始财务资料，经查阅资料发现，两被告欠缴的出资不止131万元，实际欠缴的出资为671.3万元。被告农垦总局辩称：一、农垦总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应为农垦集团公司。根据《广东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和《广东省省级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实施意见》（粤发[1994]11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在1994年开始对省内党政机构进行改革，先达公司原为农垦总局设立企业，其后，农垦总局响应了广东省政府的政策，组建了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参与投资、经营活动的经济实体，而先达公司也在农垦集团公司设立时转为由农垦集团公司管理，并由农垦集团公司履行投资人的职责。由上可知，农垦总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依法应驳回先达公司对农垦总局的起诉。二、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属于两个独立的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农垦总局是农业部下属的事业单位法人，其宗旨是承担广东农垦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作。农垦集团公司则是由农垦总局于1995年5月创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股权及项目投资、资产经营及重组等，农垦总局是农垦集团公司的主管机构、上级单位。两个机构的设立时间、宗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均各不相同，且财政独立、各自领取了独立的法人机构证书，属于两个不同的法人，不存在人格混同的事实。先达公司以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公司存在混同要求农垦总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先达公司于1994年成立，而其在此长达20年的时间均未起诉主张出资不实，现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先达公司要求农垦总局承担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农垦集团公司辩称：一、农垦总局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先达公司是农垦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先达公司是在1994年4月4日设立的，而当时农垦集团公司尚未设立，故由农垦总局作为投资单位办理开业登记。农垦集团公司在1995年5月11日设立后，政企分家，包括先达公司在内的企业也划归农垦集团公司管理，在农垦集团公司的开业登记的资料中，也明确了先达公司为其分支机构。二、先达公司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注册资本的认定应适用当时的法律，不适用《公司法》。（一）先达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的认定应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7月1日实施）第12条的规定，“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另外，《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1988.12.01实施）第31条还规定了，“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来源包括财政部门或者设立企业的单位的拨款、投资以及社会集资。”由此可见，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本的形式不限于设立企业的出资，还包括设立企业的单位投资（如借款）、社会集资以及财政部门的拨款、投资。（二）先达公司的《章程》也明确了其性质及注册资金来源。根据《广东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章程》第四条的约定，其明确了经济性质为：全民性质，并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依法纳税、自负盈亏。同时，《章程》第6条也明确了注册资金来源主要是上级拨款，这与《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1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三）先达公司也自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上级拨款。根据先达公司提供的《证据清单》第1项，其提供了《广东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章程》，证明先达公司不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公司，而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注册资本也主要是来源于上级拨款。三、先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全部到位，先达公司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一）先达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足以证明农垦集团公司已经完成了全部出资义务。先达公司提交了1995年、1996年、1998年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其中1996年的年检报告中，先达公司已经自认省农垦集团公司已完成全部出资义务，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虽然在1998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中显示的出资额仅为869万元，但该出资者名称备注的仅为广东省农垦总局财务处，而未包括当时拨款的所有主体。（二）根据先达公司的原始财务资料，农垦总局通过借款、补贴、拨款等方式向先达公司注资已经超过1000万元，早已完成出资义务。如上所述，先达公司注册资本的认定不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而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故，应将上级单位的所有投资，包括借款、补贴等均作为注册资金的一部分。经过整理先达公司的原始财务凭证，不难发现，先达公司的上级拨款主要来源于农垦总局财务处、农垦总局财务结算中心、农垦总局项目办，农垦集团公司，前述各单位对先达公司的投资款合计超过1700万元，远远高于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农垦集团公司作为出资企业，早已通过自行注资和向上级单位筹集款项的方式完成了出资义务。（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注册资本包括借款也已经得到司法实践的认可。在最高院作出的（1997）经提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院作出的（2007）琼民一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中，均认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其注册资本只要符合《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31条的规定即可，且当时法律并未禁止借款作为注册资本的一种形式。即先达公司注册资本的认定应包括拨款、投资和社会集资，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注册资金，先达公司的诉请理由显然违背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先达公司本身的企业性质。四、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先达公司于1994年成立，而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均未起诉主张出资不实，现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先达公司的起诉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农垦集团公司早已出资到位，且通过投资、补贴等方式向先达公司注入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1700万元，该部分资金也一直由先达公司管理、使用。为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尊重历史，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先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先达公司于1994年4月4日成立，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类型为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罗炳威，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先达公司章程约定：经济性质为全民性质，并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依法纳税、自负盈亏。总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农垦总局，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来源主要是上级拨款。法定代表人经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总经理为本企业法定代表人。总公司按照国家规定，设置专门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制定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建账，定期提供各成员方审核，如有异议，可按国家规定的有关程序组织审计。总公司如因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决定终止时，其所有资产及债权债务由上级主管部门组成财产清理小组进行核查清算，并按其出资比例分配或承担。清理结束后，签订有关文书向原批准及注册登记部门申请注销登记。1995年1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粤府办[1995]14号《关于部分行政机构转为经济实体后名称问题的通知》载明：省直部分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性公司将转为经济实体。原省农垦总局改名为省农垦集团公司。待经济实体转制方案确定后，再按《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工商规范注册登记。1995年4月25日，农垦总局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开办农垦集团公司，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先达公司登记为农垦集团公司分支机构。2002年4月22日，先达公司因不按规定办理2000年度企业年检，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先达公司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2015年12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朱贵高对先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破字第25号】，并指定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为先达公司的管理人。2017年4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摇珠确定并委托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先达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载明：本司查阅了管理人接管的先达印务账册，认为先达印务会计账册缺失严重，无法进行审计。就管理人关注的先达印务实收资本能否审计事宜，本司认为由于账册缺失，无法实施实收资本审计程序，无法对先达印务实收资本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根据审前调查所阅资料，先达印务截至2002年底，实收资本3827000元（货币出资800000元、股权出资227000元、债权转股权2800000元），均无法进行审计。先达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交了先达公司1995年度、1996年度以及1998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其中，1995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819万元，出资者名称为广东省农垦集团总公司；1996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出资者名称为省农垦总局集团公司；1998年度的报告书中载明实际出资额为869万元，出资者名称为广东省农垦总局财务处。农垦集团公司为证明其已实际完成出资义务。提交了1994年4月21日金额为3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开办费）以及先达公司给农垦总局财务处的报告，证明已出资30万元；提交了1994年5月3日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开办费）以及先达公司给农垦总局财务处的报告，证明已出资50万元；提交了1996年10月15日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50万元；提交了1996年11月26日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00万元；提交了1997年2月20日金额为10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00万元；提交了1997年4月17日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往来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50万元；提交了1997年4月25日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借款）以及《收款收据》，证明已出资150万元；提交了1997年12月19日金额为30万元的《特种转账传票》，证明已出资30万元；提交了1998年8月18日金额为4万元的《银行送票回执》，证明已出资4万元；提交了1998年8月17日金额为3185763.04元的《银行送票回执》，证明已出资3185763.04元；提交了《收据》、《关于投入法人资本金的通知》以及1996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证明已出资307340.8元；提交了1995年6月30日《记账凭证》、《转贷协议书》以及1997年8月7日金额为240万元的支票存根（用途为亚行贷款）以及《收据》，证明已出资7128856元。上述合计17261959.84元。对此，先达公司于庭后提交了公司的相关《记账凭证》以及财务账册明细证明已支付部分借款。庭审中，先达公司确认收到三笔投资款分别为80万元、280万元以及22.7万元。另外没有归还欠款的凭证，因为账目很多，没有账可对。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本案系因先达公司在破产清算过程而产生的对先达公司出资人提起的有关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因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故本院对两被告关于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总局补缴出资的问题。根据本案上述查明的事实，虽然先达公司于1994年4月4日成立时的主管部门为农垦总局，但农垦总局已于1995年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粤府办[1995]14号《关于部分行政机构转为经济实体后名称问题的通知》的要求，设立了农垦集团公司承继其经济职能，并将先达公司登记为农垦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先达公司提交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亦有显示出资者为农垦集团公司，农垦总局、农垦集团公司亦确认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应为农垦集团公司。因此，本院依法确定先达公司的出资人已变更为农垦集团公司，现先达公司再要求农垦总局补缴出资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关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617.3万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达公司破产清算阶段已委托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进行审计，为减少诉累，本案已无必要对先达公司重新进行审计。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出具《关于无法对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实收资本进行审计的情况说明》载明经查阅了管理人接管的先达印务账册，认为先达印务会计账册缺失严重，无法实施实收资本审计程序，无法对先达印务实收资本情况出具审计意见。根据审前调查所阅资料，先达印务截至2002年底，实收资本3827000元（货币出资800000元、股权出资227000元、债权转股权2800000元），均无法进行审计。根据上述情况说明可知，先达公司的现有账务资料仅能证明已实收资本为3827000元，但因会计账册缺失，无法进行实收资本审计，无法证明先达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额，即无法证明农垦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农垦集团公司为证明其已实缴出资，提交了相应的出资凭证以及先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予以证明。虽然部分出资凭证注明的用途为往来款或借款，但先达公司对此未有提交相应的还款凭证进行还款证明，其提交的公司内部《记账凭证》以及财务账册明细不足以证明其已还款的主张。另外，先达公司提交的三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亦显示农垦集团公司的实际出资金额并不仅为3827000元。1996年度《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更是载明实际出资额为1000万元。因此，先达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农垦集团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出资的金额为其主张的金额，应由先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先达公司要求农垦集团公司补缴出资617.3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10元，由原告广东省先达印务企业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林 吉人民陪审员 崔 萍人民陪审员 叶曼玲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陈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