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1378号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吉利批发部，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新广花一级公路西侧A2-A4、A6、B1-B9层路雅瑶综合批发市场A9座30号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MA5A7J97XP。经营者：林两永，男，1960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陆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理、陈壮陆，均系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民路87号之一53号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101L2359553X9。经营者：曾栢滔。被告：曾栢滔，男，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曾秋洪，男，1990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英德市，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吉利批发部（以下简称吉利批发部）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以下简称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曾秋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吉利批发部的经营者林两永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理、陈壮陆，被告金帆经营部、曾栢滔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泽楷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曾秋洪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利批发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连带退还原告货款20万元及资金占用费（以20万元为本金，自2017年6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至2018年1月l6日止为5026.67元，实际应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起，原被告口头约定，原告向被告金帆经营部购进百威啤酒，金帆经营部指派代理人前来原告处收取订购款，然后分批向原告发货。之后原被告合作正常。2017年4月25日，原告向金帆经营部订购28万元的百威啤酒，并陆续向被告支付了20万元货款。但被告却未向原告供货，原告经催告后，金帆经营部代理人与原告结算，并于2017年6月2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该欠条显示截止当日共欠原告货款20万元。金帆经营部收取原告货款后拒不履行供货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曾栢滔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被告曾秋洪作为金帆经营部的代理人，应当就金帆经营部对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经多次催讨未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本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共同答辩称：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金帆经营部、曾栢滔的诉讼请求，我方没有收取过原告的货款，不存在欠付货物、退还货款的情况，原告向法庭出具的收据中的印章是伪造的，我方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曾秋洪未作答辩、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吉利批发部称金帆经营部系百威啤酒的花都区域经销商，其与金帆经营部自2013年8月起存在合作关系，其向金帆经营部订购百威啤酒，曾秋洪是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百威英博广州分公司）的员工，是该公司指派到金帆经营部的促销员，代表该公司与金帆经营部向其推销业务，并代表金帆经营部接收订单、收取货款，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交易模式为先付款后发货，曾秋洪代收货款后，转交给金帆经营部经营者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金帆经营部再将货物送货上门，双方前期交易良好，无发生任何纠纷，并一直按照该模式进行交易。为证明以上事实，吉利批发部提供了发生于2016年9月28日、11月15日、经手人为曾秋洪并盖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的收据两张，以及付款人为“林小都”、收款人为曾秋洪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汇款凭证、送货单予以证明。吉利批发部称送货单中作为送货单位经手人签名的“彤”是金帆经营部的员工。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前述收据中加盖的印章是伪造的，并申请对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对于中国工商银行转账汇款凭证、送货单，则认为收款人为曾秋洪，且送货单上无其盖章，也无曾秋洪签名，与其无关。吉利批发部又称其于2017年4月25日向金帆经营部订购货值28万元的百威啤酒，并由曾秋洪代收了货款20万元，曾秋洪向其出具了收据，该收据记载内容为：“今收到吉利百威货款280000元”，经手人处由曾秋洪签名，并加盖了“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吉利批发部陈述曾秋洪代收货款20万元后，金帆经营部一直未向其供货，故余款8万元其亦未再支付。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上述收据不予确认，否认收取过吉利批发部支付的20万元，亦从未委托或授权曾秋洪代收货款，并申请对该收据中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7年6月22日，曾秋洪作为欠款人向吉利批发部出具欠条，内容为：“欠吉利货款200000元，在2017年10月31日前还清”。庭审中，吉利批发部称与金帆经营部交易时有通过微信进行下单，曾栢滔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有提及曾秋洪拿走货款的内容，并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吉利批发部称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备注名称“金帆老板”是曾栢滔，“金帆”则是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其中，与“金帆老板”聊天记录包含以下内容：“在？你们那个业务还在？”“在你打电话给他还微信”“你打得通？”“打通阿有时无信号你微信他会回复你的”“没有，没有回我”……；“反正其他客户还是给机会他都是想要钱你们要告就行了反正阿雄在他不会跑路他也知道跑不了的”“你怎么确定他不会跑路？”“他要跑早就跑了还给了2万块给你”“2万和18万比？”“你想他还钱就给个机会不想就去告他吧”；与“金帆”聊天记录包含以下内容：“帮我送50吧”“好”“那边那个业务在吗？欠钱那个”“那个业务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回事？”“你问老板，业务这一块不归我管”……“你上次张单都没结数？”“多少？”“先结旧单，再给货”……“业务员没钱垫付了”“我只有现金”“所以财务要把旧单收了再发货”“送货过来一起收”“我现在叫业务过去收旧单？”“现在没钱，等送货回来”“收到旧单下午可以发货，那就没办法了，财务不发单没人敢出货”。另外，在与“金帆”的聊天记录中，还包含有吉利批发部向“金帆”订购啤酒并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进行付款的记录。金帆经营部、曾栢滔认为上述微信聊天记录未经过公证，且聊天内容亦不能反映曾秋洪与金帆经营部或者曾栢滔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庭审中，吉利批发部提供了曾秋洪向庾慧媚付款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金帆经营部的收款通知，拟证明庾慧媚为金帆经营部指定的收款人，交易过程中曾秋洪代收货款后将货款转给庾慧媚，即货款实际由金帆经营部收取的事实。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则认为曾秋洪向庾慧媚转款的行为说明曾秋洪与吉利批发部均是独立的购货方，曾秋洪并非代吉利批发部付款。另，金帆经营部于第一次庭审中否认与吉利批发部之间的交易关系，第二次庭审中，则未否认与吉利批发部之间的交易关系，但认为其与吉利批发部、曾秋洪之间的买卖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曾秋洪并非其员工，其亦从未授权曾秋洪代表其进行收款，货款都是由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收取，从未授权或委托业务员收款，并认为吉利批发部自身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亦可证实吉利批发部向其购货都是直接付款给庾慧媚，并未通过曾秋洪收款。另查明，在涉案交易发生期间，曾秋洪系百威英博广州分公司的在职人员，并在该公司缴纳社保。吉利批发部称2016年5、6月份，百威英博广州分公司派曾秋洪至金帆经营部工作，金帆经营部又指派曾秋洪负责吉利批发部的业务，并向吉利批发部介绍曾秋洪是其促销员，以后的合作业务由曾秋洪负责对接，在把货款预付至曾秋洪个人账号时，其亦产生怀疑，并打电话给曾栢滔，曾栢滔口头指示说转账到曾秋洪个人账号没问题，并派其侄子曾剑辉前来证明，其才打消顾虑向曾秋洪付款，涉案加盖金帆经营部印章的三张收据，也是曾秋洪直接带过来的，带来时已盖好公章。诉讼中，根据金帆经营部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依法摇珠选定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吉利批发部提供的证据中编号为6716286、6716295、0114369三张《收据》中加盖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于2018年9月5日出具穗司鉴18010090600139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对吉利批发部提供的证据中编号为6716286、6716295、0114369三张《收据》中加盖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与金帆经营部提供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印文样本不是出自同一印章盖印所形成。金帆经营部、曾栢滔对鉴定结论无异议，吉利批发部则认为金帆经营部提交的样本仅仅是备案印章，并没有提交同一时期在其他正式文件使用的印章样本，不符合鉴定要求，鉴定程序存在很大漏洞，鉴定结果不能作为本案定性的依据，且根据生活常识，使用印章与备案印章不同的情况现实中非常多见，应根据双方合作的背景和实力，在实际履行合同、实际享受合同利益的基础上确定民事责任，即使收据上印章与备案印章不同，曾秋洪与金帆经营部之间亦已构成表见代理关系，金帆经营部应对涉案货款承担责任。金帆经营部、曾栢滔为此垫付了鉴定费9080元。另查明，金帆经营部商事主体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曾栢滔。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曾秋洪收取吉利批发部货款的行为对金帆经营部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金帆经营部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表见代理应当符合代理的表面要件，即表见代理人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活动，与第三人缔结民事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第14条之规定，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举证据，本院认为曾秋洪的收款行为对金帆经营部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首先，吉利批发部主张曾秋洪是金帆经营部指派的代理人，曾栢滔指示其将货款支付至曾秋洪个人账户，但均为吉利批发部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金帆经营部、曾栢滔亦予以否认，且曾秋洪亦非金帆经营部的员工，本院对吉利批发部的陈述难以采信；其次，从吉利批发部提供的证据来看，送货单上没有任何与金帆经营部相关联的信息，也没有曾栢滔或曾秋洪的签名，吉利批发部称送货单上签名的“彤”是吉利批发部的员工，亦为其单方陈述，且经审查发现并非全部送货单都有“彤”的签名，亦难以认定送货单与本案的关联性；再次，涉案三份《收据》中加盖的“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金帆经营部”印章经鉴定与金帆经营部在公安机关备案启用的印章不符，吉利批发部认为不能排除金帆经营部同时使用两套印章，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作为鉴定比对样本使用的印章是金帆经营部在公安机关备用的印章，具有公示效力，以该印章及所盖印文样本作为比对样本，不违反法律规定，故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吉利批发部的上述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最后，从吉利批发部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上看，曾栢滔、庾慧媚均未承认曾秋洪是其代收款人，曾秋洪向曾栢滔的妻子庾慧媚付款的记录，亦仅能证明曾秋洪与庾慧媚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往来，不足以认定曾秋洪代表金帆经营部收款。综上，虽然金帆经营部在庭审中对与吉利批发部是否存在交易关系的陈述前后矛盾，有违诚信，但吉利批发部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金帆经营部委托曾秋洪代收款项，同时，吉利批发部作为购买方，在曾秋洪未提供获得金帆经营部授权代为收款的有效文书即向曾秋洪付款，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产生的风险应由吉利批发部自行承担。因此，吉利批发部请求金帆经营部、曾栢滔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曾秋洪向吉利批发部出具欠条，确认欠吉利批发部货款20万元并承诺于2017年10月31日前还清，吉利批发部请求曾秋洪承担还款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曾秋洪未按欠条承诺于2017年10月31日前还清欠款，给吉利批发部造成资金占用损失也即利息损失，吉利批发部请求曾秋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利息应从2017年11月1日起计算。曾秋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曾秋洪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吉利批发部返还货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广州市花都区新雅吉利批发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75.40元、鉴定费9080元，均由被告曾秋洪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韵琪人民陪审员  姚玉娥人民陪审员  李满友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庾健敏刘艺鸿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