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85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海，男，196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后屯南路**。法定代表人：王旭，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爱新，男，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质量控制部门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修明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国海与上诉人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以下简称法大鉴定所）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7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国海，上诉人法大鉴定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爱新、修明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国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重大过错。法大鉴定所的虚假鉴定，导致我维权十年，已给我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我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应应予支持。法大鉴定所故意制作虚假鉴定意见，给法院出伪证，造成了法院的严重错判，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我的合法诉求。法大鉴定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国海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涉诉鉴定意见存在原因力过低的缺陷，缺乏事实依据。涉诉鉴定意见的出具经过了有关专家的论证，程序内容合理合法且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审查，认定鉴定意见是适当的，因此涉诉鉴定意见无任何缺陷。一审法院并无审查武汉协和医院鉴定检材、病历资料的过程，在没有了解医疗纠纷案件情况及诊疗过程、未经过专家论证、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涉诉鉴定意见存在原因力过低的缺陷，程序不合法，亦违背客观事实。法大鉴定所本着客观、科学、公正的精神出具意见，符合该案客观情况，并不违背医疗损害鉴定的一般理念。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显示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存在缺陷，也没有经过合法程序的重新鉴定推翻该鉴定意见，原审理本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一审、二审法院更没有认定该鉴定意见程序及实体上存在错误或缺陷，且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并非鉴定意见本身存在瑕疵或缺陷。王国海以跳楼等多种方式相威胁，法大鉴定所不得已撤销涉诉鉴定意见，不应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只有在鉴定活动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一审法院认定法大鉴定所的缺陷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故一审法院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追究法大鉴定所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法大鉴定所接受委托是合同关系，完成合同任务的情况下，没有对第三人造成侵权。王国海辩称，不同意法大鉴定所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法大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法大鉴定所的鉴定给我造成重大精神损害，我同意一审法院对法大鉴定所侵权的认定。法大鉴定所辩称，涉诉鉴定意见没有缺陷，不存在错误。涉诉鉴定意见依据充分，鉴定意见正确。因为王国海威胁，法大鉴定所无奈撤销涉诉鉴定意见，但并没有导致王国海的人身损害，因此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误工费。王国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法大鉴定所赔偿经济损失合计60万元，其中误工费、邮寄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共计40万元，精神损失费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国海因“左肾囊肿”、腰部胀痛，于2007年7月26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称武汉协和医院）就诊。该院门诊双肾彩超示“左肾下极占位性病变，右肾囊肿”，初步诊断为“左肾占位（肾癌？），右肾囊肿”，并以“左肾占位、右肾囊肿”收入院；后，CT平扫+增强检查报告意见为：“1.左肾占位性病变，多考虑为肾癌；2.右肾小囊肿”，考虑为肾癌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手术切除患肾。同年8月3日，行左肾切除术，术中见左肾下极一5cm×4cm×4cm肿块，质韧，与周围轻度粘连。术后，病理诊断：（左侧）、肾平滑肌瘤。2007年8月14日，王国海要求出院，并表示出现不良后果一切自负。出院诊断：左肾平滑肌瘤，右肾囊肿。2008年7月21日，王国海至黄冈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初步诊断为“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2008年9月12日，王国海至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门诊治疗，初步诊断为慢性肾衰竭，肾功能代偿期，尿路感染。王国海认为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疗过错导致其右肾肾功能不全，遂将武汉协和医院诉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08年9月27日委托湖北新华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同年11月28日出具鉴定意见。王国海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武汉协和医院同意重新鉴定，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遂于2009年4月8日委托法大鉴定所进行鉴定（以下简称涉诉鉴定），鉴定目的为：武汉协和医院在对王国海的诊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是否与王国海右肾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2010年2月22日，法大鉴定所出具涉诉鉴定意见，“分析说明”部分的主要内容为：“1．根据现有鉴定资料记载，被鉴定人王国海术前进行的B超、尿路平片（KUB）+静脉肾盂造影（IVP）及CT（平扫+增强）等检查，均提示左肾存在占位性病变，肿瘤大于4cm，未见良性肿瘤特征，临床考虑‘左肾恶性肿瘤可能性大’符合临床诊断思维，具有手术切除的适应症，一般情况下肾脏肿瘤大于4cm时，均考虑进行根治性肾切除术。目前没有规定冰冻快速切片检查为肾脏肿瘤术中的常规检查，通常在怀疑肾脏转移癌时才考虑进行该项检查。因此，医院在临床考虑左肾恶性肿瘤可能性大，并行左肾切除符合临床常规。2．根据现有鉴定资料记载，被鉴定人王国海左肾切除前未见医院对右肾功能状况进行检查，造成对预后评估的偏差，也不能有效告知患者及家属切除左肾后可能出现肾功能不全的情况；另外，对于术前、术中不能完全排除左肾良性肿瘤的可能性亦未能充分告知。虽然在右肾功能有损害的情况下也应该切除左肾，但导致患者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知情同意权）丧失。3．根据现有鉴定资料记载，被鉴定人王国海左肾切除后出现肾功能不全，提示右肾功能存在损害，此为自身原因所致，与医院切除左肾无直接因果关系。但由于医院存在上述缺陷，致使患者丧失选择治疗的权利，与术后出现肾功能不全存在一定的关联。综合分析认为，该缺陷在被鉴定人王国海左肾切除后肾功能不全的结果中起到很少部分作用，建议参与度考虑为B级”；鉴定意见为：“武汉协和医院在对王国海的诊疗行为中，存在术前未进行右肾功能检查、与患者沟通和告知不充分的缺陷，该缺陷在被鉴定人王国海左肾切除后肾功能不全的结果中起到很少部分作用，建议参与度考虑为B级（理论系数值为10％，赔偿参考范围为1％至20％）”。该鉴定意见书落款处注明鉴定人为张海东、狄胜利，授权签字人为刘良。王国海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法大鉴定所于2010年7月7日作出鉴定说明，其中，“关于参与度”的说明内容为：鉴定中已明确写明，本鉴定所认定的参与度仅是建议，不影响法院的最终判定。需要说明的是，鉴定书中所述仅是从技术角度分析本案件的参与度，至于武汉协和医院医疗行为过失所致被鉴定人王国海法律权利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关损失，应由法院结合相关证据后综合评判并进行判决。2011年4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汉民一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判令武汉协和医院赔偿王国海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共计54301.9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双方均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23日作出（2011）武民二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王国海不服上述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6月19日，王国海（乙方）与法大鉴定所（甲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1.因乙方生活困难，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垫付乙方重新鉴定费用人民币八千元整，由乙方自行联系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2.乙方承诺并保证：重新鉴定费用专款专用，不作他用：不再干扰北京市司法局和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的正常工作；在重新鉴定结果出来后，依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合理诉求”。2013年11月21日，法大鉴定所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撤销法大【2009】医鉴字第1361号鉴定文书的意见》（以下简称撤销意见），主要内容为：“鉴定文书出具后王国海3年多来一直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经研究决定撤销法大【2009】医鉴字第1361号鉴定文书，建议贵院依法启动再审或重新鉴定程序”。相应地，法大鉴定所将收取涉诉鉴定的鉴定费4500元中由王国海垫付的一半退还王国海。2014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民再申字第00007号民事裁定，指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4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2008）汉民一初字第1890号民事判决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武民二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重审。后，法大鉴定所依约向王国海支付8000元；王国海自行委托黄冈博林法医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作出黄博法医[2013]临鉴字第59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后续鉴定意见），“分析说明”部分的主要内容为：“武汉协和医院在诊治被鉴定人王国海的活动中存在以下过错：①术前未完全明确肾脏肿瘤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时，该院在术中未行快速冰冻病理切片予以鉴别诊断；②术前未对右肾功能进行检查以了解右肾功能状态；③术前存在与患者沟通不够，告知不足，使患者丧失选择手术方式的权利；④选择左肾根治性切除手术方式存在缺陷。以上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后果（左肾缺失以及右肾功能不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院应承担主要责任，其医疗过错参与度拟为60％-90％，理论系数值为75％”；“鉴定意见”为“武汉协和医院在诊治被鉴定人王国海的活动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左肾缺失以及肾功能不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院应承担主要责任，其医疗过错参与度拟为60％-90％，理论系数值为75％”。2017年4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江汉民再重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判决武汉协和医院赔偿王国海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共计704312.4元。武汉协和医院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组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武汉协和医院赔偿王国海30万元（不含已经支付的94301.9元）。为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出具（2017)鄂01民再47号民事调解书。上述调解内容已执行完毕。另，王国海曾向北京市司法局投诉法大鉴定所，北京市司法局先后作出京司鉴投复【2012】90号和【2013】京司鉴投83号答复，答复意见为：无法认定法大鉴定所存在严重不负责任、弄虚作假等问题。王国海另曾向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投诉法大鉴定所，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出（2018）海司鉴投015号答复，答复意见为：不存在故意篡改鉴定材料的行为，无法认定法大鉴定所及鉴定人存在故意做虚假鉴定的问题。涉诉鉴定的鉴定人之一张海东对该答复不服，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司法局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京司复【2018】81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2018）海司鉴投015号答复，责令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依法重新作出处理。2019年3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出重新答复即（2019）海司鉴投003号答复，答复意见为：未发现鉴定人存在故意篡改鉴定材料的行为，无法认定本案鉴定人存在故意做虚假鉴定的问题。本案中，王国海主张因法大鉴定所故意出具虚假鉴定，导致另案发回重审，医疗纠纷维权十年才得以解决；期间，为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法大鉴定所，其多次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两地，故要求法大鉴定所赔偿其误工费、邮寄费、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等共计4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20万元。为此，王国海仅提交了部分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两地的火车票，票面金额合计3581元，未就法大鉴定所曾承诺赔偿、其曾聘请律师及误工等提供相关证据。法大鉴定所坚持认为涉诉鉴定意见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不存在虚假鉴定行为；因王国海多次电话声称购买“子弹、枪、炸药”等、要实施危险行为，并以跳楼相威胁，严重影响了鉴定所及鉴定人员的工作秩序，故不得已撤销涉诉鉴定意见；撤销鉴定意见的行为不违反法律，与后续再审程序没有因果关系，没有给王国海造成经济损失，且事实上使王国海得到了更多赔偿，故不同意王国海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国海否认曾电话威胁法大鉴定所鉴定人员，自认曾因经济困难、法大鉴定所没有兑现赔偿承诺而欲跳楼，被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拘留，否认此后实施过类似过激言行。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尊重科学，遵守技术操作规范。鉴定人或者鉴定机构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具体至本案，法大鉴定所应否向王国海承担侵权责任，应从如下几方面考虑：首先，涉诉鉴定意见是否存在缺陷或应当重新鉴定的情形？涉诉鉴定意见已明确武汉协和医院为王国海实施左肾切除“术前、术中不能完全排除左肾良性肿瘤的可能性”，“导致患者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知情同意权）丧失”，则法大鉴定所应当全面分析患者知情同意的内容及其影响。事实上，在此情况下，王国海有权根据存在良性肿瘤的可能性、右肾功能不全的后果等因素决定是否行左肾切除，但武汉协和医院未能进行上述告知、侵害了王国海的知情选择权，其过错程度应当较大，但涉诉鉴定意见却认定“该缺陷在被鉴定人王国海左肾切除后肾功能不全的结果中起到很少部分作用”，存在认定原因力过低的缺陷。尽管法大鉴定所在鉴定说明中指出“本鉴定所认定的参与度仅是建议，不影响法院的最终判定”，但由于“参与度”即原因力系鉴定事项，故法大鉴定所的该项解释说明不能视为其无需就原因力大小的鉴定意见承担责任。其次，造成涉诉鉴定意见上述缺陷的原因？尽管王国海始终坚持法大鉴定所因主观故意导致上述缺陷，但其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仅从涉诉鉴定意见存在缺陷的结果无法认定法大鉴定所故意弄虚作假，仅可认定法大鉴定所对此负有过错。最后，法大鉴定所出具并撤销涉诉鉴定意见是否给王国海造成了损害？如上所述，涉诉鉴定意见确实存在认定原因力过低的缺陷，且将其撤销必然导致原生效裁判缺乏事实依据、需依法提起再审。尽管再审后，王国海实际取得了相较之前裁判结果更高的赔偿数额，但其也需因此承受包括时间、诉讼风险等在内的较多诉讼成本。综上，法院认为涉诉鉴定意见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导致王国海原审判决赔偿金额过低、再审需要付出较多诉讼成本，法大鉴定所对此负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考虑到鉴定意见只是证据形式之一，王国海医疗、伤残等损害的侵权主体是武汉协和医院，且武汉协和医院已就其侵权行为承担了赔偿责任。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后，法大鉴定所已退还涉诉鉴定的鉴定费，并为王国海提供了另行鉴定的费用，客观上减轻了王国海进一步维权的困难和损失，加之王国海就其诉讼请求仅提供了部分车票作为证据材料，显示的票面金额仅为3581元，而其诉请主张经济损失40万元并无充分证据，考虑到王国海在再审过程中确会发生一定的交通费用及诉讼成本，故法院酌情判定法大鉴定所赔偿王国海经济损失3万元。如上所述，法大鉴定所上述过错行为未造成王国海人格权益受损，故法院对其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另需指出的是，法律不禁止鉴定机构撤销其作出的鉴定意见的规定，应理解为法律不禁止鉴定机构主动纠错，而非赋予鉴定机构任意撤销鉴定意见的权利。本案中，法大鉴定所坚持认为涉诉鉴定意见合理合法，撤销鉴定意见是迫于当事人压力，其观点不能成立，且该撤销理由本身也损害司法程序的稳定性，应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另，法院亦再次向王国海强调，如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依法主张，不得采取过激言行，否则，不仅不利于维护权益、解决纠纷，还需就其过激言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建立司法鉴定管理与使用衔接机制的意见》第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王国海经济损失3万元；二、驳回王国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法大鉴定所没有提交新证据，王国海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都鑫园招待所有限公司分别2018年4月30日、6月13日、10月28日出具的住宿费收据3张（合计4650元），2.2019年5月25日、5月27日、6月24日、6月28日湖北至北京往返的火车票4张（合计1104元），3.黄冈市宏达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湖北通用定额发票10张（合计200元），4.黄冈市黄州区鸿源广告工作室2019年7月3日出具的打印费收据及清单共8张（金额为2080元）。王国海以此证明其因为诉讼、投诉造成的车费、住宿费、打印费损失。法大鉴定所不认可王国海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法大鉴定所认为火车票显示最早的是2019年5月25日，最晚的时间是2019年6月28日，出租汽车票没有时间，这些票据是一审开庭明确诉讼请求之后发生的费用，如果这些费用计入诉讼请求，则诉讼请求发生变更，法大鉴定所不同意将变更的诉讼请求作为二审的诉讼请求，而且上述费用并非法大鉴定所导致，与本案无关；打印费的形成时间也是一审庭审之后，也看不出打印费与本案诉讼有关联；住宿费的证据形式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王国海应提交发票，收据也不能证明是诉讼期间产生的住宿费；王国海到北京诉讼要求法大鉴定所承担费用于法无据。针对王国海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认证意见，本院将在下文予以评述。本院补充查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45号民事裁定，认为“由于原审据以裁判的鉴定意见被原鉴定机构撤销，导致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故裁定“撤销本案一审、二审判决，发回重审”。北京市司法局于2012年9月11日作出的“北京市司法局关于王国海投诉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京司鉴投复【2012】90号）中有如下内容：“关于您反映的严重不负责任、弄虚作假等问题。从现有材料来看，我局无法认定法大鉴定所存在上述问题。……您在投诉中所提供的事实与理由，属于对鉴定意见的异议，不属于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的受理范围”。北京市司法局于2013年11月8日作出的“北京市司法局关于王国海再次投诉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2013】京司鉴投83号）中有如下内容：“经我局委托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进行案件评议，认为：1.鉴定书对于医院的临床诊断思维进行了分析和肯定，也予以指出医院在对患者肾功能检查及排查恶性肿瘤方面的告知缺陷，并明确该缺陷使患者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丧失；2.对患者术后肾功能的损害问题，鉴定文书指出与切除左肾无直接因果关系，该观点客观，符合医学诊断的理论实践。因此，法大鉴定所不存在故意作虚假鉴定和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一）您请求对法大鉴定所给予相关行政处罚的要求，我局未发现法大鉴定所存在故意作虚鉴定和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您的请求我局无法支持”。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的“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关于王国海投诉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及鉴定人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2019】海司鉴投003号）中有如下内容：“我局将该案相关材料移交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进行了论证，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北京三甲医院泌尿科临床主治医师。关于篡改鉴定材料的问题，经查，投诉人所诉篡改鉴定材料取自鉴定意见书病历摘抄，病历摘抄不属于篡改鉴定材料，且摘抄内容均来源于委托方提供的鉴定材料，鉴定意见书已经明示：病历资料仅作了解患者治疗过程使用，详细情况以原始病历资料为准，故我局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鉴定人存在故意篡改鉴定材料的行为。关于虚假鉴定的问题，经查，本案的鉴定档案材料包括委托受理手续、听证笔录、专家会诊意见等材料，说明此鉴定案件真实存在且相关鉴定人围绕鉴定内容开展了诸多鉴定工作。经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论证认为，法大鉴定意见书对于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均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过错、后果及参与度意见是适当的。故我局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本案鉴定人存在故意做虚假鉴定的问题”。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法大鉴定所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如果构成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法大鉴定所赔偿的经济损失是否正确、适当。本院就此分别论述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北京市司法局作出的京司鉴投复【2012】90号答复、【2013】京司鉴投83号答复以及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出的【2019】海司鉴投003号答复，均认定法大鉴定所不存在故意篡改鉴定材料的行为，不存在故意作虚假鉴定和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形。北京司法鉴定业协会经论证认为，涉诉鉴定意见书对于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均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过错、后果及参与度意见是适当的。由此可见，司法鉴定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从行政管理和同行评价角度均未认定法大鉴定所作出的涉诉鉴定意见存在错误或瑕疵。其次，医疗行为的过错程度以及过错参与度属于医学专门性问题，应由具备专门知识的人经过分析鉴定后出具意见。鉴定机构针对上述专门性问题作出的鉴定意见，也应由具备专门知识的人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评价。据此，在司法鉴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未认定涉诉鉴定意见存在错误或瑕疵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经上述评价程序，即认定涉诉鉴定意见存在“认定原因力过低的缺陷”、法大鉴定所存在过错，依据不足。但是，正如一审所指出的，法律虽未禁止鉴定机构撤销其作出的鉴定意见，但并非赋予鉴定机构任意或无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权利。鉴定人对专门问题的鉴定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司法权或审判权，是一种法定义务。因此，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形下，具有相应专业知识的人以及鉴定机构不能拒绝法院的鉴定委托或自行撤销已作出的鉴定意见。本案中，法大鉴定所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撤销意见中表示其是因“王国海3年多来一直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而撤销鉴定意见。此项理由不涉及鉴定能力和鉴定条件，不属于正当理由。法大鉴定所以此为由撤销其作出的涉诉鉴定意见存在明显不当之处，其存在过错。根据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作出的（2014）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45号民事裁定的理由，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导致“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该案被再审发回重审。因该案再审导致王国海诉讼成本的增加，是法大鉴定所不当撤销涉诉鉴定意见所致，法大鉴定所对此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法大鉴定所主张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导致该案被再审发回重审，王国海因再审增加的诉讼成本属于其损失，应由法大鉴定所赔偿。另一方面，根据王国海与法大鉴定所于2013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以及王国海的自认，王国海曾以实施过激行为的方式干扰法大鉴定所的正常工作，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与王国海实施的上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国海对于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也存在过错，故应减轻法大鉴定所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二审期间，王国海提交的住宿费收据3张、火车票4张、打印费收据及清单8张的开具时间均是在2018年2月12日（2017）鄂01民再47号民事调解书作出之后，即王国海与武汉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重审结束之后。上述票据涉及的费用并非该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再审给王国海增加的诉讼成本，其与法大鉴定所的过错行为不具关联性，不属于法大鉴定所的赔偿范围，故本院不予采信。王国海提交的湖北通用定额发票10张，无法反映开具时间，进而无法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王国海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结合其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再审期间产生的交通费和其他诉讼支出的必然性及合理性，考虑王国海自身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一审法院酌情确定法大鉴定所赔偿王国海的经济损失数额为3万元适当。王国海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的经济损失数额过低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国海主张的精神损失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侵害财产权益不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内。本案中，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并未造成王国海人身权益的损害，故一审法院未支持王国海主张的精神损失费正确。综上所述，王国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以涉诉鉴定意见存在缺陷为由认定法大鉴定所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但是，由于法大鉴定所撤销涉诉鉴定意见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判决法大鉴定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对法大鉴定所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50元，由王国海负担9500元（本院决定免予收取），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负担55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永钢审 判 员 陈 伟审 判 员 张 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姜 斐书 记 员 张薷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