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民终20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琦，男，1949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抚顺矿务局集团退休员工，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代理人：季春红（吕玉琦之妻），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抚顺日报退休记者，住大连市甘井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住所地：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西段**。法定代表人：闵春杰，该校校长。委托代理人：王晓瀛，该校副校长。委托代理人：夏堂剑，辽宁久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吕玉琦因与被上诉人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2019）辽0404民初1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玉琦及其委托代理人季春红，被上诉人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的委托代理人王晓瀛、夏堂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玉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要求被上诉人返还给我管理费11.808万元及贷款利息。事实与理由：我于2011年12月30日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加盟被上诉人团队。合同期3年，被上诉人为甲方，我为乙方，合同中约定：乙方以甲方名义自购车辆10台，产权归乙方所有；乙方招收学员学费全额上交甲方，学员下证，甲方扣除《合同书》中约定税费，其余返给乙方。合同到期后，双方合同延期至2015年4月20日，有被上诉人《对新华工作部协议到期处理决定》及被上诉人于2015年4月20日最后一次接收我方学员的报名登记表截止时间为证。事实上，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乙方上缴税和费按每人850元交付。理科培训费20元”，加上《合同书》中约定的我向被上诉人交管理费400元/人，公式：850元+20元+400元=1270元。可下证返款时，被上诉人实扣我1350元，比合同约定多扣80元/人。合同履行期间，我多次讨要该费用，被上诉人一拖再拖，直至合同终止，被上诉人也没有返还强行多扣我的费用。事实上，《合同书》约定的条款：上诉人交被上诉人税费1270元；增、减税“双方签字即生效”；《关于调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税收定额通知》文件下发早于《合同书》15天，都是最好的证据，一审不予采信是错误的。请二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决被上诉人返还我1476人，每人多扣80元税额，总计11.808万元及至终审贷款利息。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答辩：一审时我方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充分，我方在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双方签订合同时并不知道税务局进行税费调整，上诉人同样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税务文件送达给我单位，同时，我单位提交的证据说明合同中约定的850元中的税费还是按照原税额执行，并未按照调整后的税额执行。我单位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吕玉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强行多收的管理费12.2480万元（80元*1531人=12.2480万元）及利息（自2012年2月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30日，原告吕玉琦作为乙方与被告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作为甲方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加盟甲方团队，甲方有对乙方的管理权、处罚权；乙方服从甲方的管理，遵守和执行甲方的各种规章制度，乙方自行招生、训练，财务自主独立。乙方向甲方缴税和费按850元/人交付，理科培训费20元/人，管理费400元/人；税和费待日后如有变化，按实际发生额予以增减。乙方招收学员费用按公开价全额交甲方，等学员拿证后由甲方即时扣除相关费用后剩余额返还乙方。合同期限为三年，自2012年2月1日起至2015年1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截止2015年4月20日原告以其自有的10台车辆以被告名义进行驾驶员招生培训并连续三年向被告按照1350元/人缴纳了学员的税费、理科培训费和管理费。2010年3月24日，抚顺市地税局下发《关于加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税收征管的通知》，规定单证税为82元/人。2011年12月15日，抚顺市地税局下发《关于调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税收定额通知》规定，为加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的税收管理，公平税负，防止税款流失，市地税局研究决定，对全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计税价格进行调整，市区单证税调整为165元/人；被告收到该通知时间不明。2017年3月24日，经本院通过抚顺市中级人员法院技术处委托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双方合同存续期间往来账目进行专项审计，2017年7月14日辽宁中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辽中衡会审[2017]332号专项审计报告就双方结算中，实际税费与合同约定税费差异，审计鉴证意见为：（1）截止书面合同终止日2015年1月30日，已下证学员1351人全部返款，此事项涉及金额为108080元，对2015年1月30日后下证学员已返款43人，此事项涉及金额3440元；（2）截止2015年3月30日，已下证1414人，下证已返款1394人，此事项涉及金额为111520元，尚有20人下证未予结算，此事项涉及金额为1600元；（3）截止2015年4月20日，已下证1435人，下证已返款1394人，此事项涉及金额111520元，尚未结算41人，此事项涉及金额3280元。上述人均850元税费如只含单证税82元，则实际结算金额应在原合同金额基础上加扣80元，不存在多扣税费问题；如850元含单证税165元，则不应加扣80元。此事项有待法庭质证，审计暂无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虽向本院提交了合同书及2011年下发的《关于调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税收定额通知》证明税费调整时间在合同签订之前，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原、被告双方已收到2011年下发的《关于调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税收定额通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时税费是按照税费调整后的165元执行的，且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均是按照税费调整后的165元价款进行税费给付的，原告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对多征收的80元/人税提出异议并要求返还，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请求，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吕玉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1元，由原告吕玉琦承担。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给予确认。二审中，吕玉琦提交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与该驾校6409工作部主任徐延安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欲证明吕玉琦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三年期合同，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改变了合同内容，并未像徐延安那样双方签补充合同，直接强行多收取吕玉琦80元管理费，直至合同终止也没有将该钱款返还吕玉琦。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徐延安与我单位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联性；是否签订补充协议，那是徐延安与我单位之间的事情，吕玉琦与我单位签订的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税费可以按照国家的政策予以调整”，不能以其他协议推定吕玉琦与我单位之间必须按照徐延安的情况进行执行。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书》中第8条约定：税和费每人850元。但并未明确约定850元中只含的单证税是82元，还是165元。吕玉琦主张合同中约定的单证税是165元，包含了税务机关调整后的税费80元。针对此节事实被上诉人予以否认，并称850元中只含税务机关调整前的82元税费，鉴于吕玉琦主张的事实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吕玉琦作为一审原告有义务对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给予证明，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如果吕玉琦所称合同中约定的单证税是年度调整后的165元，那么双方应是在签订合同时就知晓了调整后的税额，即已经收到了税务机关的文件，但吕玉琦并未提供此类证据，虽然其称税务机关的文件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早于双方签订合同的2011年12月30日，但一般情形下，文件的落款日期不能等同于送达日期，在吕玉琦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到该文件时间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双方签订合同时就将税务机关调整后的80元计算在合同约定之中。吕玉琦称2011年12月15日税务机关作出调整税额的决定应是双方当事人确认税费数额的分水岭一节，因本案的争点是双方在签约时是否知晓税额调整，故吕玉琦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吕玉琦称《合同书》约定的条款：上诉人交被上诉人税费1270元；增、减税“双方签字即生效”，一审对此未予采信的上诉理由，因合同书第8条还有“税和费待日后如有变化，按实际发生额予以增减”的约定，并无增、减税“双方签字即生效”的意思表示，故吕玉琦的该项上诉理由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吕玉琦提交的抚顺市西部驾驶员培训学校与徐延安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因无法确定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62元，由上诉人吕玉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宫 颖审判员 马开智审判员 罗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田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