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28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87417775977，住所地为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后山村**。法定代表人：汪永红，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玉，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卫东，男，1967年11月21日出生，土家族，农民，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刚，湖北真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汪永红，男，1966年8月12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上诉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客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卫东、汪永红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8民初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达客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8民初803号民事判决，驳回汪卫东对安达客运公司的起诉。2、汪永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以执行和解协议中有关被执行人享有诉权，具有可诉性，而颠倒终极责任的地位，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具有对执行和解协议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只能是申请执行人覃泽光，并不是汪卫东。汪卫东是交通事故的终极责任人，安达客运公司只是连带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对汪卫东追偿。在覃泽光申请强制执行标的为98288.97元情形下，汪永红才写下给付4万元的承诺。后覃泽光只要求被执行人给付4万元，而汪卫东将此4万元归纳入安达客运公司名下不公平。2、一审法院一方面将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协议作为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内部协议，存在相互矛盾。此份协议不能作为内部协议。安达客运公司已先行垫付赔偿款40余万元（含保险公司支付的部分），每年都向汪卫东主张追偿权利。执行和解时安达客运公司承诺给付4万元后不再承担连带责任，这4万元属于连带责任款项，若安达客运给付之后有权对汪卫东追偿，则终极责任者还是汪卫东。被上诉人汪卫东辩称，执行和解是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私法契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中“交通事故赔偿金全部结案之日付汪卫东肆万元”有安达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安达客运公司不履行协议违约产生争议，当然具有可诉性。安达客运公司主张汪卫东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不当。2、安达客运公司多次虚假陈述先行垫付40余万元赔偿款，但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提并不是安达客运公司自愿多承担4万元的赔偿款，而是保险公司将保险赔偿款转付给安达客运公司后，安达客运公司挪用了该笔资金，经核算安达客运公司挪用赔偿款7万元没有赔付给受害人。安达客运公司属于无理缠诉，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汪永红未发表意见。汪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永红、安达客运公司及时兑现承诺给付汪卫东现金40000元；2、汪永红、安达客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7年1月7日9时40分，汪卫东驾驶鄂Ｅ×××**号“东风”牌大型普通客车由榔坪镇沿318国道前往龙舟坪方向行驶至高家堰白果坪1304KM+340M弯道路段时，在超车过程中，遇到朱代红驾驶的鄂Ｄ×××**号“华川”牌低速自卸货车相向驶来，造成鄂Ｅ×××**号客车上乘车人张加芬、王海平、龚新民、覃泽光、马俊峰及汪卫东本人受伤，乘车人张加芬、王海平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以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经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汪卫东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朱代红负次要责任，乘车人不负责任。覃泽光受伤后，分别于2007年12月25日、2015年10月30日向起诉请求赔偿损失。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8）鄂长民初字第118号、（2015）鄂长阳民初字第00624号[该案立案案号为（2015）鄂长阳民初字第00797号]民事判决书。（2008）鄂长民初字第118号案件判决时，覃泽光的治疗并未终结，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其前期主要费用。2015年覃泽光在治疗终结后就继续治疗发生的费用再次向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立案案号为（2015）鄂长阳民初字第00797号，但承办法官最后作出的判决书案号为（2015）鄂长阳民初字第00624号判决书，判决汪卫东按责任比例赔偿覃泽光97300.47元，安达客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覃泽光于2016年5月31日依据（2015）鄂长阳民初字第00624号民事判决书向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10月26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覃泽光与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时，组织二被执行人座谈记录显示“汪永红：保险公司10万，汪卫东给现金1万；支出：安葬费王海平1万，张家芬1万+3万；汪卫东要求汪永红给6万，汪永红只承认给3万。经双方协商汪永红给汪卫东付肆万元。”汪永红在该座谈记录上同时自书“鄂Ｅ×××**车2007年1月7日交通事故赔偿全部结案之日付汪卫东现金肆万元。汪永红及安达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该座谈记录汪卫东、汪永红均签名。2016年11月24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8执19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应赔偿申请执行人覃泽光98288.97元，并负担诉讼费450元，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申请执行人覃泽光只要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赔偿40000元，下余部分自愿放弃；被执行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汪卫东自愿定于2017年1月20日前付20000元，2017年12月30日前付20000元。因汪永红拒不承认并履行2016年10月26日座谈记录中自书的“付汪卫东现金肆万元”，故汪卫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系因安达客运公司、汪永红不履行双方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协议而引起。案外人覃泽光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判决向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汪卫东与安达客运公司均为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座谈时，汪卫东与安达客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永红达成协议，汪永红自书：“鄂Ｅ×××**车2007年1月7日交通事故赔偿全部结案之日付汪卫东现金肆万元。汪永红及安达公司不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虽然该约定是由汪永红个人书写并签字，并未加盖公司印章，但是汪永红既不是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也不是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义务人，其作为安达客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参加执行座谈时，书写协议并签字的行为应为公司职务行为，故汪永红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对汪永红辩称其主体不适格的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安达客运公司、汪永红主张，双方在执行过程中达成的协议系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可诉性，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一审法院认为，汪卫东与安达客运公司在执行法官见证下达成的关于安达客运公司支付汪卫东40000元钱的协议，是两位被执行人之间就如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达成的一个内部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虽然汪永红辩称该协议是在执行法官的强迫下所写，但是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该协议系在执行法官办公室书写，若当时存在强迫或非自愿的情形，汪永红在离开执行法官办公室后，可以向一审法院领导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反映该情况，认定该协议无效，但是汪永红并未采取任何救济措施，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安达客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安达客运公司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与汪卫东达成了协议，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汪卫东已经按照该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安达客运公司亦应按协议约定履行。综上所述，汪卫东请求安达客运公司及时兑现承诺给付汪卫东现金4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汪卫东40000元。二、驳回汪卫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元，由被告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案件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汪卫东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以及汪卫东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关于汪卫东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安达客运公司和汪卫东作为覃泽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的连带责任人及被执行人，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由汪永红给付汪卫东肆万元的协议。该协议的相对方主体为安达客运公司和汪卫东，协议的内容为连带责任人之间对双方如何分担责任进行约定。协议性质属安达客运公司与汪卫东之间的内部协议。效力仅及于安达客运公司与汪卫东，不能约束覃泽光。因此，汪卫东与安达客运公司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争议，其依法有权提起诉讼。安达客运公司关于汪卫东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申请执行人覃泽光才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汪卫东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汪卫东是否享有追偿权关键要分析双方达成的内部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关于签约时当事人是否自愿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安达客运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法人代表汪永红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协议。其次，安达客运公司也没有举证证实其对双方达成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的情形。再者，此协议未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因此，本院认为，汪永红代表安达客运公司与汪卫东达成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故汪卫东依据有效协议向安达客运公司行使追偿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安达客运公司关于汪卫东不享有追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安达客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长阳安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宜   华审判员 吴汉强审判员易正鑫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彭   泽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