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鲁07行终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刚，男，1989年5月15日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通河县。委托代理人桑祯临，山东优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寿光市商务小区2号楼。法定代表人汪秀丽，局长。委托代理人赵德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新辉，山东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寿光市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郭晓伟，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秉纲，山东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玉刚因诉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工伤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8）鲁0783行初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案件或者应诉通知、合议庭成员告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刘玉刚系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职工。2016年12月1日1时10分许，原告驾驶电动自行车下班途中，在寿光市××路2041Ｂ-035灯杆南侧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受伤。寿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勘查，于2017年1月5日作出寿公交证字[2016]第2016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4、询问了解事故双方当事人：李立称，2016年12月1日凌晨1时许，其驾驶鲁Ｐ×××××鲁Ｐ×××××号重型半挂车沿金海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吉泰轩木业厂门口处，并在此停留，后将车辆停放到路西侧，早上5时许进场卸货。停留期间未听到任何碰撞声音。刘玉刚称，事故发生时，其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金海北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吉泰轩木业门口时，撞到道路上的东西，后意识不清，被120救护车拉到医院。5、因事故现场处于视频监控盲区，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且重型半挂车尾部无任何碰撞痕迹，无法查清事故责任，故无法确认交通事故责任。特此证明。”2017年6月1日，本案原告刘玉刚以李立、临清市鑫旺物流有限公司、临清市盛世物流有限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事诉讼，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鲁0783民初282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通过以上证据及双方陈述无法认定原告（刘玉刚）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与被告李立驾驶的鲁Ｐ×××××鲁Ｐ×××××号车发生碰撞或接触，无法证实原告发生的本次交通事故与被告所驾驶的车辆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各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刘玉刚的诉讼请求。刘玉刚不服原审法院一审判决，上诉至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12月5日作出（2017）鲁07民终637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根据双方陈述及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证实刘玉刚发生的交通事故与李立所驾驶的车辆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故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8年2月5日，原告刘玉刚的用人单位即本案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向被告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于同年2月13日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向送达第三人。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后，被告发现工伤认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于同年4月10日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并送达第三人。2018年9月18日，本案原告刘玉刚向被告提交有关司法机关的民事判决书并申请恢复工伤认定，被告根据相关的证据材料及调查核实情况，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案涉寿人社工伤不认字[2018]050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该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以及案涉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均无异议，且被告提交相关证据证实，经审查对此予以确认。各方当事人对于原告刘玉刚系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的职工且在下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亦均无异议，经审查对此亦予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刘玉刚因交通事故受伤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本案中，寿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寿公交证字[2016]第20160008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因事故现场处于视频监控盲区，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且重型半挂车尾部无任何碰撞痕迹，无法查清事故责任，故无法确认交通事故责任。原审法院作出的（2017）鲁0783民初2823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7民终6373号民事判决，系生效裁决，均查明认定无法证实刘玉刚发生的案涉交通事故与李立所驾驶的车辆存在因果关系。工伤认定程序中，被告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交警部门不能认定事故责任而未出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综合依据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及两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决，并结合相关证据进行审查，依法作出原告刘玉刚所受交通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事实认定，决定不予认定工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非本人主要责任”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经对在案证据依法审查，认为被告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寿人社工伤不认字[2018]050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撤销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玉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刘玉刚不服原审法院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8）鲁0783行初51号行政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时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1、一审法院援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推导出上诉人不符合前述规定，整个逻辑推导和对法律的解释错误。首先，对于“非本人主要责任”这一概念的正确理解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受伤职工负主要责任、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排除在工伤之外，其余包括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及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交通事故，均不在排除之列，都应视为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二是该项规定采用排除的语言表述，仅将本人负主要以上责任的排除在工伤之外，应视为因交通事故而认定工伤的兜底条款，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是为保护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将事实不清、责任无法划分、是否为工伤存在意义等情况兜底认定为工伤，以体现倾斜保护受伤职工的宗旨。2、在交通事故无法准确查明情况下，工伤认定应体现向劳动者倾斜的原则，而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将事故无法查明的责任完全推给上诉人，有失公正。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审第三人康诺精工有限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人民法院二审行政诉讼案件要素表中表示对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用法律、审判程序均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在原审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卷移送本院，上述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填写了二审行政案件诉讼要素表，上诉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分析认定以及对“经审理查明”部分的事实确认正确，本院对此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根据该规定，对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在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情况下，只有职工对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才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根据本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各方对上诉人刘玉刚在下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受到伤害无异议，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上诉人据以不予认定为工伤的“上诉人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认定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之规定，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既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就应当提供其决定正确合法的依据，即承担提供刘玉刚在事故中负全部或主要责任证据的举证责任。在原审程序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证据11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事故现场照片、12号刘玉刚的情况说明、13号（2017）鲁0783民初2823号民事判决书、14号（2017）鲁07民终6373号民事判决书，其表述的证明对象是“不能证实原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事实”。经审查，11号、12号证据证明无法确定交通事故的责任；13号、14号证据证明在交警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生效民事裁判认定上诉人刘玉刚发生的交通事故与案外人李立所驾驶的车辆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上述各组证据，没有一项直接证明上诉人刘玉刚对涉案交通事故负主要以上的责任；综合各组证据，亦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进而相互印证证明上诉人刘玉刚对涉案交通事故承担主要以上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本人主要责任’、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和第十六条第（三）项‘自残或者自杀’等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在被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被上诉人仅以“刘玉刚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在原审程序中，被上诉人答辩称“刘玉刚虽然是在下班途中因事故受伤，但并不是非本人主要责任受到的事故伤害，……更不能证实事故的发生原告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根据被上诉人的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和答辩，可以看出其之所以不予认定工伤，是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本人对交通事故不承担主要以上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关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同，“不能证实上诉人不承担主要以上的责任”并不意味着上诉人当然负主要以上的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上诉人仍然要承担“上诉人刘玉刚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以上的责任”的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除11号-14号证据之外，并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刘玉刚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以上责任，被上诉人应当承担对此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综上，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对交通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的主要证据不足，对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撤销。上诉人刘玉刚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亦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一）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寿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2018）鲁0783行初5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的寿人社工伤不认字[2018]05003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三、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寿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正良审判员  李长明审判员  郭明明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