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7民终14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地所地扶余市弓棚子镇。法定代表人：赫雪，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玲，扶余市长春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维来，男，1970年7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所地扶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竞芳，扶余市三岔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原告陈维来诉原审被告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扶余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5日作出（2019）吉0781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陈维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竞芳、原审被告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赫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二审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扶余市人民法院(2019)吉0781民初2314号民事判决。2.依法认定上诉人已给付被上诉人存在争议的30,000元花生款，从而改判上诉人只给付被上诉人29,739元花生款。3.改判上诉人不承担给付被上诉人利息的义务。4.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没有给付被上诉人存在争议的30,000元花生款，从而认定双方未结清的花生款数额为59,739元是错误的。首先，双方于2019年5月8日对账后，上诉人只欠被上诉人花生款29,739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出具的三枚票据交付给上诉人,同意由上诉人在上面填写拿现金3万元付完的字样，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已经写完以后又反悔的。说明被上诉人对之前收到3万元花生款的事实是认可的,否则不能将票据交给上诉人填写付完3万元的字样。其次,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有两位证人当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得到3万元花生款，而且是直接证据。被上诉人称没有得到此款，却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第三,上诉人的公司就是为了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周边农民服务,相互之间都非常熟悉,所以收花生和付花生款的手续都不是十分严格的。类似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付款而不需要被上诉人当时出具手续的情况一直存在,上诉人可以提供多名农民群众予以证实,类似向被上诉人当时付花生款，由于没有携带票据而后补手续的情况笔笔皆是。因此被上诉人在收到此款后而不承认属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自2017年11月14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向上诉人出售花生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明确是赊购，具体付款时间没有确定。事实上，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花生款也是陆续在付,被上诉人对于这种付款方式是认可的。所以，被上诉人主张花生款的利息，只能从其主张权利，也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开始，而不应当从向上诉人出售花生的时间主张。综上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审查核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维来二审答辩意见：本案的客观事实是,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1月4日、5日、6日向上诉人销售了三车花生，总价款121,739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销售票据3枚。双方口头约定一周后付款。后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帐方式给付5万元，通过现金方式给付12,000元，共计给付了62,000元，余款59,739元一直未付，因双成讼。上诉人拖欠的是59,739元而不是29,739元是客观事实。已给付的62,000元双方无异议。争议的焦点是另外的3万元到底给没给付。被上诉人的妻子田秀荣、女儿陈雪、姑岳母田淑清三人于2018年5月8日到上诉人家索要欠款，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赫雪及其儿子殴打，有派出所笔录为证，陈雪在笔录中陈述：还差我家6万元左右，该事实足以认定。赫雪的丈夫李洪武与被上诉人的短信记录证实欠花生款6万元。赫雪将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2017年11月4日的票据上添加“拿现金3万元正”之前，被上诉人已通过手机进行了拍照，证明票据上原来没有“拿现金3万元正”的标注，是赫雪后添加的。赫雪在未付款的情况下擅自添加“拿现金3万元正”，双方因此还发生了争执，有现场录音为证。在录音中，被上诉人的妻子田秀荣3次质问赫雪你家欠我家6万元，为啥写上付完，证明欠款属实是6万元不是29,739元。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三位证人沙耀田、孙占生、李洪君的证言，均无法证实上诉人属实将3万元交给了被上诉人，而且均非亲眼所见，证言前后矛盾，上诉人举证不能，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对一周后付款有口头约定，上诉人在原审中也承认一周后付款。一审判决正确，建议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维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立即给付拖欠原告的花生款59,739元，并支付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分别于2017年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卖给被告花生，总价款为121,739元。当时被告没有付款，承诺一周后给付，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三枚票据。后来，原告多次索要，被告通过转账方式给付了5万元，分两次给付了现金12,000元。余款59,739元被告一直未予给付。原告于2019年5月8日再次到被告处索要欠款，被告以核对票子为由，私自在票据上书写了拿现金付3万付完等字样，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原告有录音为证。原告向被告索要欠款未果，特此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辩称，陈维来于2017年11月4日、5日、6日向被告出售花生总价款121,739元事实存在，被告于2017年11月末给付原告花生款现金30,000元，后又分两次现金给付共计12,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给付原告50,000元，还欠原告花生款29,739元，原告认为还欠其59,738元花生款不成立。同时双方没有约定给付利息，因此原告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不成立，被告同意给付原告花生款29,739元。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陈维来于2017年11月4日、5日、6日向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销售总价款121,739元的花生，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给付50,000元，通过现金支付12,000元，双方对以上事实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双方有异议的事实是，被告辩称在2017年11月末给付原告花生款现金30,000元，现尚欠29,739元花生款未给付，而原告称没有给过30,000元，现尚欠59,739元花生款未给付。原告提供证据：1、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收购花生时给陈维来出具的三枚票据（原件）；2、彩印三枚票据证据一份，为2019年5月8日之前票据原样。3、三份银行转账交易明细，为被告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给付原告花生款共计50,000元，2018年2月12日转账20,000元，2018年10月4日转账20,000元，2019年2月3日转账10,000元。被告质证意见，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019年5月8日晚，原告来被告处向其催要花生款，双方核对票据，被告法定代表人赫雪经过与其票据存根核对后，在三枚票据中分别添加上“付完”两个大字，并在4日的票据上添加“拿现金付3万元正”字样，被告称经过原告同意了，但原告当庭否认，并提供证据2019年5月9日赫雪和陈雪（陈维来的女儿）弓棚子派出所公安笔录、2019年5月8日晚陈维来与妻子田秀荣、赫雪和丈夫李洪武在场的录音，证实原被告之间于2019年5月8日晚上，因赫雪在核对账目的过程中，将原告拿来的三枚票据私自添加“付完”“拿现金付3万元正”字样，双方发生争执并报警。被告对公安笔录和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双方当晚发生争执。综合原告陈述被告几次给付过程以及提供的三枚票据能够证实，6日票据上“4月22日付22,000元”是2018年2月12日银行转账20,000元加上2018年4月22日现金给付2,000元，“19年2月3日付1万”是被告通过银行转账的10,000元；5日票据上“付3万元”，是2018年8月份左右（孩子开学时间）付现金10,000元加上2018年10月4日银行转账20,000元；以上合计62,000元，均是由李洪武记载在票据上，现金也是李洪武支付的，赫雪也称不是通过她，是李洪武给的，过程不清楚，原告陈述的过程能和其提供的证据、被告承认的事实互相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有理有据，予以认定。被告提供三位证人出庭作证，1、证人沙耀田连续5、6年种花生，都将花生卖给被告，2018年花生卖了将近4万元，被告已经分两次给付共计20,000元，但沙耀田的票据上并没有记载，被告拟证明其收购花生给付货款的交易习惯，一般是由卖方拿票据，给部分钱，就由买方在卖方的票据上写明，如果没有带票据来，就在买方自己的票据存根上注明，被告同时提供了沙耀田的卖花生票据和自己的存根予以证实。经庭审调查，沙耀田的票据上只有共卖了多少斤花生，并没有单价和总货款，经沙耀田陈述，是因为当时与被告口头约定单价3.2元，如果市场价格有所上升，价格随着涨，如果市场价格有所降价，就按单价3.2元给付货款，民间俗称“听价”，所以没有写明单价和总价款。从票据上看，与原告票据有很大区别，从陈述交易过程来看，交易方式也不同，不能仅依靠这一笔交易证明交易习惯。2、证人孙占生的证言拟证明孙占生于2017年11月末的一天看见赫雪给陈维来30,000元现金的事实。经庭审调查，孙占生称于2017年冬天的时候去被告处看看有没有钱给付其弟弟的花生款，经询问一开始称亲眼看见赫雪给陈维来30,000元现金，后经再次询问，又说没有亲眼看见，是听赫雪说的，也不认识陈维来，至于见没见过，有点印象，记不清了，称当时去的时候屋里还有其他人，但都不认识，也不知道30,000元是通过什么方式交付给陈维来的。由此可以确定，证人孙占生证言不可信，其证言前后矛盾，模棱两可，不予认定。3、证人李洪君的证言拟证明他在2017年11月份左右，去被告门卫溜达，碰见弓棚子叫孙老大的，孙老大向赫雪要花生款，赫雪说现在没有钱，剩30,000元钱给陈维来了。经庭审调查，李洪君与李洪武是朋友关系，自2016年年末的时候租被告公司场地经营板厂，租期3年，但第二年的时候失火了，厂房也烧毁了，至今没有给被告修理厂房，而且他是听孙老大说赫雪将剩余30,000元给别人了，并没有亲眼看见，也不认识陈维来，听说孙老大给其弟弟支钱，对孙老大也不熟悉。本院认为李洪君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并且都是听说，不能确定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利息的事实认定，原告陈述称当时卖花生时候，双方约定一周内给付货款，后被告未按约定全部履行给付义务，原告就一直向被告催要，赫雪辩称，当时原告同意过几天给一部分，2017年年底给付一部分，剩余部分2018种地时候给。原告提供自2018年1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陈维来与李洪武的短信记录，并经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手机中短息进行确认，对短信的内容无异议，短信内容证实原告一直向被告催要花生款，被告未提供反驳证据。由此可以证实，原告陈述属实，本院予以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本案事实认定的部分，原告提供的证据充分的证明了其陈述的被告尚欠59,739元的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被告主张在2017年11月末给付陈维来现金30,000元，尚欠29,739元花生款的事实，应当由被告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庭审中，经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赫雪询问，赫雪称是在2017年11月份支取的现金给原告的，在哪个银行支取的不记得了，在公司门卫给的，当时有孙占生在场，经庭审调查孙占生证言又不可信，又称通过2019年5月8日晚对账，确认30,000元已经给付，但开庭又未提供陈维来的票据存根和对账根据等证据予以证实其陈述的事实，称公司有买卖花生支付的往来账目，也未提供相关账目证据。综上，被告没有提供直接的反驳证据，间接证据又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反驳的事实证据不足，被告反驳称尚欠29,739元花生款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要求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本院经查确定为年利率4.75%（一年至五年档）。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立即给付陈维来花生款59,739元，并支付自2017年11月14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利率4.75%）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2元，由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负担。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收购被上诉人陈维来的花生，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上诉人陈维来向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交付了买卖的标的物，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给付花生款。经查，花生款总计121,739元，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银行转账给付20,000元，2018年4月22日现金给付2,000元，2018年8月份左右现金给付10,000元，2018年10月4日银行转账给付20,000元，2019年2月3日银行转帐给付10,000元，以上合计62,000元花生款已经给付，双方均无异议。上述给款由李洪武记载在票据上，其中现金也是由李洪武给付的，李洪武是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赫雪的丈夫，被上诉人陈维来有理由相信李洪武系代表赫雪及其所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即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在与其从事花生买卖的法律行为。余欠花生款59,739元，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应当承担向被上诉人陈维来继续给付的法律责任。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上诉称，“双方于2019年5月8日对账后，上诉人只欠被上诉人花生款29,739元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出具的三枚票据交付给上诉人,同意由上诉人在上面填写拿现金3万元付完的字样，被上诉人是在上诉人已经写完以后又反悔的。说明被上诉人对之前收到3万元花生款的事实是认可的,否则不能将票据交给上诉人填写付完3万元的字样。”经查，通过庭审陈述、公安调查笔录和录音资料证实，2019年5月8日在对帐过程中，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未给付3万元的情况下，在未与被上诉人陈维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在花生款没有全部给付完毕的情况下，单方在三枚欠款票据上分别写上“付完”两个大字，在2017年11月4日的欠款票据上另添加上“拿现金付3万元正”字样，买卖双方当即发生争执，在录音中陈维来及其妻子多次质问“你没给我钱为啥要写上付完”“该我们家六万还在票子上写已付完，这啥意思”“你们让把票子拿来，对来对去不给钱，完了还在票子上写已付完”，“没给我钱写上给现金了”，“前年的钱到现在还没给呢，还说差不了事”，“去年都支我们一年了，到现在还不给”，郝雪及其丈夫在录音中称，“就是写付完了，我没有付的我到啥时我都承认。”“都差不了，关键看那三万块钱咋回事”“你让我立马想，我现在想不起来，你不得让我慢慢想吗，都想一下子，我让他明天来，那非得现在想”，“我付你那六万二一点都不带差的”，“这不差帐吗，再想想帐，差我们的也不好”，庭审中赫雪也承认“付完”、“拿现金付3万元正”都是2019年5月8日添加上去的，当时没有付钱，第二天赫雪与被上诉人陈维来的女儿陈雪发生肢体冲突后报警，在公安笔录中，陈雪陈述称，还差我家六万元左右，三张票子都写了已付完，其中一张票子被老板写上拿现金3万元，因为票子的事犟咕起来了，也没给我们钱。上述事实和证据证明，在2019年5月8日对帐时赫雪在票据上写“付完”、“拿现金付3万元正”是依其单方的意思记载的，并未取得被上诉人陈维来的同意，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系赫雪擅自添加，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的此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证据支持，与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符且矛盾，对其此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上诉称，“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有两位证人当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得到3万元花生款，而且是直接证据。被上诉人称没有得到此款，却没有证据向法庭提供。”经查，一审中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提供的两名证人孙占生、李洪君出具的证言，其二人均没有亲眼看见赫雪将3万元现金交付给被上诉人陈维来，孙占生的证言前后矛盾，李洪君称其是听赫雪说的给了陈维来3万元钱，两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与本案无实质关联，不能直接证明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将3万元现金交给了陈维来。二审中，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提供证人刘亚芬证实，春天的一个晚上去赫雪门卫的小屋里溜达，看到陈维来给赫雪票子，赫雪在票子上签字了，签的啥不知道，意思就是钱付清了，陈维来同意签字，当时陈维来和他媳妇都乐呵的，没说啥。对证人刘亚芬的证言，被上诉人陈维来质证称对账时该证人没在场，是伪证。经查，证人刘亚芬对签字的具体时间、签字的内容是什么等均说不清楚，不能确认其证实的情形与本案当事人之间2019年5月8日对账过程具有同一性，该证人证实的陈维来同意签字，当时陈维来和他媳妇都乐呵的，与当时现场录音中反映的陈维来及其妻子当即对签字提出异议并与赫雪等人发生争执相互矛盾，也与赫雪一审中承认对账当天双方发生争执的陈述相矛盾，且与第二天双方又发生冲突报经派出所处理的事实相互矛盾，证言的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二审中提供了证人王维国、董月侠证实他们往赫雪家送花生时，都是赊欠，没有利息，给一部分钱时在票子记上，还完钱了把总票子拿来写上付清，老板在票根上也记上，有时忘带票子了，老板在票要上记上，也有时不拿票子急用钱支出一万，算总帐时把一万元扣除等。该两名证人证实的是其与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在交易过程中花生款的支付方式问题，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买卖合同的双方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证人与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之间的约定和履行情况并不能当然约束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且因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在结算过程中未发生争议，他们之间如何支付对本案并没有参照证明的作用，该两名证人证言与本案的处理无关联性，不具证明效力，对该两名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自2017年11月14日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向上诉人出售花生的时候,双方就已经明确是赊购，具体付款时间没有确定。事实上，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花生款也是陆续在付,被上诉人对于这种付款方式是认可的。所以，被上诉人主张花生款的利息，只能从其主张权利，也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开始，而不应当从向上诉人出售花生的时间主张。”关于双方是否约定了给款时间以及如何约定给款时间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赊购无异议，但对赊购后约定的给款时间有分歧，经庭审询问，一审中，赫雪称当时原告同意过几天给一部分，2017年年底给付一部分，剩余部分2018种地时候给。二审中则称约定的给款时间是2018年秋季收花生的时候，被上诉人陈维来称约定的给款时间是一周以后。从双方的举证情况看，被上诉人陈维来提供了2018年1月13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间其与李洪武之间的短信，陈维来称一直打电话要钱，李洪武不接电话才发的短信，2018年1月13日之前也一直打电话发短信，只是之前的短信找不着了，从发短信的内容上看，体现出陈维来发短信之前打了电话索要花生款对方不接听才发短信要钱的情况。被上诉人陈维来提供的2019年5月8日的录音资料中，陈维来的妻子说，前年欠的钱到现在还没给呢，去年就支我们一年了。对于短信要钱和录音中陈维来的妻子说的索要欠款的时间，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一方均没有以未到约定的给款时间为由予以抗辩。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给款时间是分期给付或者2018年秋季，其上诉状中称具体付款时间没有确定，与其在一、二审庭审中陈述的有具体的约定给款时间相互矛盾，且一、二审中陈述的也不一致，鉴于以上情况，能够认定上诉人陈维来陈述情况属实，双方约定的给款时间是送花生后的一周，即2017年11月14日。关于利息的问题，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负有付款义务的一方逾期付款，产生的是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依照法律规定可以以利息的形式确定违约金的数额，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违约赔偿金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本案判处的利息实质是依照法律规定计算的违约金，从逾期付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并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一审法院判决自2017年11月14日由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给付陈维来逾期付款利息正确，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陈维来提供的证据票据、付款凭证、短信、录音资料、公安笔录等能够证明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欠花生款59,739元未付。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主张其中的3万元已于2017年11月份以现金的方式给付陈维来，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该款事实存在，其提供的证人不能确定亲眼看到了给款的经过，其法定代表人赫雪在2019年5月8日在未与陈维来达成一致也未当场给付现金的情况下单方在票据上添加“拿现金付3万元正”字样，该添加行为不能证明该款2017年11月份真实给付了，添加行为和其主张的给款时间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差，这一情况与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及其提供的证人证实的分次给款情况下每次给款后即由老板在票据上或者存根上标注的陈述和证言不符，与本案中双方交易的票据上对分次给款当时即予以标注的实际情况不符，与短信中被上诉人陈维来提出欠款数额是6万以及在录音中陈维来妻子提出欠款数额是6万时上诉人一方均没有以数额不对为由予以否认的情况不符，故不能认定该3万元在2017年11月份已经给付完毕。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仅提出了2017年11月份给付了3万元现金的主张，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进行了给付，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二审中，被上诉人陈维来提交了其从青岛回来开庭的车票要求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给予报销。对此，本院认为，本院第二次开庭系基于当事人提供了新证据，依法需要对新证据进行质证和审核，开庭查证是人民法院的工作职责。开庭参加庭审的路费是当事人应当支付的诉讼成本，被上诉人陈维来主张路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4元，由上诉人扶余市鸿运粮油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世雁审 判 员 翟会青审 判 员 徐 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 刘茜爽书 记 员 马明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