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10民初18926号 原告：郑天仁，男，195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红，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兴，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大安村。 法定代表人：吴伟平，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利强，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郑天仁为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1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7日、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其中第一次庭审时原告郑天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红、王卫兴，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利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郑天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红，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利强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郑天仁对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补充提交的部分证据上所载“郑天仁”的名字是否系原告郑天仁本人所签申请鉴定，本院予以准许后委托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4日出具编号为精诚（2019）文鉴字第061号的《笔迹鉴定意见》后，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第三次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郑天仁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建红，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戚利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天仁起诉称：2013年1月，郑天仁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签订《杭州崇贤印染厂○型车间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郑天仁承包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型车间用于经营；承包期限为六年，自2013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成本：水电汽的计算，汽根据电厂价格加3%的管道损失费，电价根据杭州崇贤印染厂实际价格加5%的损失费计算，水按鹏越印染厂与塘栖陆财良二个厂的平均价格计算，包括河水及回用水和进管道排放费（5-5.5元左右），用自来水每吨1.75元计算；各种生产费用、水电汽煤等和其他对应的费用，每月25日扎算；杭州崇贤印染厂负责各车间的经济往来记账；合同还对其他内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履行合同，期间郑天仁按约履行，但杭州崇贤印染厂却在电费、自来水收费、回用水收费、污水处理收费、新增外排指标费等方面不按合同约定履行。由于郑天仁承包经营的收入由郑天仁的客户直接汇入杭州崇贤印染厂账户内，故杭州崇贤印染厂借机乱收受和扣留。除郑天仁依照约定需交纳的水电税费等外，对其余郑天仁的应得承包经营收入，杭州崇贤印染厂迟迟未支付给郑天仁。后由于政府原因，杭州崇贤印染厂整个工厂停产，郑天仁承包的车间也于2018年1月15日停产。经郑天仁核算，杭州崇贤印染厂至今尚应支付给郑天仁承包期间的经营收入5275480.30元。 综上，原告郑天仁认为，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郑天仁告承包经营收入应当属郑天仁所有，在客户汇入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账户后，杭州崇贤印染厂应当支付给郑天仁。杭州崇贤印染厂擅自扣留郑天仁的经营所得，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郑天仁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支付原告郑天仁承包经营收入5275480.30元，并支付自2018年1月1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即年利率4.75%计算的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止为199772.18元）；二、本案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及鉴定费33700元）由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承担。 原告郑天仁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如下证据材料： 1.《车间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就郑天仁承包经营杭州崇贤印染厂○型车间的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的事实。 2.2013年3月至2018年1月杭州崇贤印染厂制作的水、电等费用汇总表复印件一组，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多收取郑天仁水费、电费等的事实。 3.郑天仁向杭州崇贤印染厂提出异议要求重新结算的录音录像光盘两张（附文字整理材料），用以证明上述证据2汇总表的真实性及郑天仁持2013年3月至2018年1月收费明细与杭州崇贤印染厂核对多收取的水费、电费，杭州崇贤印染厂予以认可，以及郑天仁多次提出异议，杭州崇贤印染厂同意对账的事实。 4.停产公告照片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由于政策原因，双方的承包经营合同终止的事实。 5.发票照片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与杭州伟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业公司）是独立的主体，郑天仁承包的车间系杭州崇贤印染厂车间的事实。 6.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郑天仁因本次诉讼支出鉴定费33700元的事实。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答辩称：杭州崇贤印染厂严格按双方约定执行，各项收费均是按合同约定及变更后的约定执行，且按合同约定于每月25日进行结算，在双方无异议的情况下都是按时付款，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承包经营的车间停产至今郑天仁一直未提出异议。综上，原告郑天仁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予以驳回。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出示并陈述了如下证据： 1.伟业公司电费发票五十六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依约每月向郑天仁计收电费的事实。 2.污水收费调价协议三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每月依约向郑天仁收取水费的事实。 3.伟业公司及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塘栖供电所（以下简称塘栖供电所）出具的关于杭州崇贤印染厂○型车间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依约每月向郑天仁计算电费的事实。 4.有郑天仁签字确认的杭州崇贤印染厂2014年4、5、6、7、8、9、11、12月、2015年1月斜型车间欠款清单九份，用以证明郑天仁认可杭州崇贤印染厂关于水电汽结算方法和金额，以及上述证据2污水收费调价协议真实性的事实。 5.没有郑天仁签字的杭州崇贤印染厂2014年1、2、3、10月斜型车间欠款清单四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所提交的证据2污水收费调价协议及证据4欠款清单真实性的事实。 6.2013年8月16日的《付款协议》一份，用以证明郑天仁与杭州崇贤印染厂约定相关款项的支付时间为每月25日结账、下月15日结清的事实。 7.杭州市余杭区物价局（2014）30号文件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按照政府的指令对污水处理费等进行调价的事实。 8.《要求停机协议》二十六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在郑天仁申请部分定型机停机期间根据约定向郑天仁收取相关费用的依据。 9.《关于各承包车间应付款上交解决》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杭州崇贤印染厂与各车间承包人就结账时间与款项支付时间等进行了约定的事实。 本院依法向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供电公司）调取了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电量电费信息单、伟业公司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电量电费信息单、浙江省物价局2011年的《关于调整省电网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附件、2015年的《关于电价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附件、2016年的《关于降低省电网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电价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附件、2017年的《关于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附件。 本院根据原告郑天仁的申请，委托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对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所提交的部分证据中所载“郑天仁”的签名是否系郑天仁本人所签进行了鉴定，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于2019年7月24日出具的编号为精诚（2019）文鉴字第061号的《笔迹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载明：标称日期为“2013年12月26日”的《2013年12月26日关于污水收费调价协议》中“协商代表签字”处、2014年6月25日的《要求停机协议》中“乙方代表签名”处、2014年12月29日的报停申请落款处、2014年12月29日的《要求停机协议》中“乙方代表签名”处、2015年1月8日的报停申请落款处、2015年1月8日《要求停机协议》中“乙方代表签名”处、2015年1月31日的报停申请落款处、2015年1月31日《要求停机协议》中“乙方代表签名”处、2015年6月25日报停申请落款处、2015年6月25日《要求停机协议》中“乙方代表签名”处共十个“郑天仁”的签名字迹与郑天仁提供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对原告郑天仁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无异议；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郑天仁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杭州崇贤印染厂并未多收郑天仁相关费用；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由于郑天仁摄录未经杭州崇贤印染厂同意，故不予认可，且对关联性及郑天仁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郑天仁并未提出过异议，由于双方每月25日都对账，如有异议应在当时就提出，现郑天仁在停产后再提出异议不予认可；证据4，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杭州崇贤印染厂与伟业公司系关联企业，郑天仁所承包的车间虽系杭州崇贤印染厂所有，但位于伟业公司厂区内；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应由郑天仁自行承担。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对本院调取的余杭供电公司出具的材料质证如下：真实性均无异议，可见电费的计价方式中除了分时电费外，大工业企业还需收取容量费，这就是杭州崇贤印染厂与郑天仁结算电费清单中所载的“铁锌费”，根据双方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郑天仁应当承担该部分费用，杭州崇贤印染厂向郑天仁收取的电费是有依据的。 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对本院委托的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经质证无异议，该鉴定机构具有相应资质，鉴定程序合法。 原告郑天仁对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系供电部门开给伟业公司的发票，与本案无关，案涉合同相对方为杭州崇贤印染厂，且双方对账时杭州崇贤印染厂出示的均是杭州崇贤印染厂自己的发票，故应该提供供电部门开给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发票，同时根据该些发票计算的电价可见供电部门收取的电费单价高于杭州崇贤印染厂向郑天仁收取电费的单价，故明显与事实不符；证据2，其中第一份协议无郑天仁签字，与本案无关，第二份有“郑天仁”名字的协议上“郑天仁”的名字并非郑天仁所签，上面所载会议时间有涂改，故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协议内容不予认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最后一份协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郑天仁系为维持生产经营而被迫签字；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伟业公司及塘栖供电所无职权也不清楚是在何种情况下出具了该份说明，对相关陈述均不认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证据4，上面“郑天仁”的名字确系郑天仁所签，但郑天仁签字仅是表示收到该清单而非对内容的确认，同时郑天仁仅在第一页上签字，而杭州崇贤印染厂提交的每个月的结算材料有三页，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实际控制人吴松林在与郑天仁的对话录音中亦认可结算中有错误的随时可以来说，故郑天仁的签字并不能证实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待证事实，应按双方合同约定履行；证据5，未经郑天仁签字确认，不能证实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待证事实；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由于系复印件，郑天仁无法核实，是否真实由法院判定，且由于双方的结算依据为合同，并不随物价局的调价而改变，故与本案无关；证据8，其中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8日、2015年1月31日、2015年6月25日的报停申请及相应的《要求停机协议》上“郑天仁”的签名并非郑天仁本人所签，部分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系杭州崇贤印染厂伪造，故对真实性有异议，不予认可，对其余的报停申请及《要求停机协议》，因与郑天仁提交的证据2所载内容一致，故没有异议；证据9，系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郑天仁并未签订过该协议，但所载内容可以体现郑天仁曾提出相应异议。 原告郑天仁对本院调取的余杭供电公司出具的材料质证认为：其中电量电费信息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所调取的材料中缺少郑天仁承包经营车间的电费信息情况，故与本案无关，均不认可；其中的物价局相关文件体现电费单价在6毛左右，可以证实杭州崇贤印染厂未按双方合同约定从郑天仁处收取电费，实际系多收取了电费的事实。 原告郑天仁对本院委托的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质证认为：不予认可，该鉴定意见书中所载的分析意见不详尽，相关字迹存在明显差别，故申请要求重新鉴定，且要求对该些鉴材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根据以上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郑天仁提供的证据1、2、4、5、6均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3，虽杭州崇贤印染厂提出异议，但未举证证实，本院亦予以确认。对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提交的证据1、3，虽郑天仁提出异议，但双方对郑天仁所承包经营的车间在伟业公司厂区并无异议，结合本院向余杭供电公司调查取证情况，本院对该两组证据予以确认；证据2，结合鉴定意见以及2014年每月扎算明细清单所载明的关于污水处理费扎算方式以及2014年间双方签订的《要求停机协议》所载内容，对其中有郑天仁签名的两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另一份协议因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认定；证据4、5，与郑天仁提交的证据2相一致或经郑天仁签字确认，本院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6，郑天仁对协议原件上的签名并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经本院核对无误，故予以确认；证据8，结合鉴定意见，本院亦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9，系复印件，郑天仁不予认可，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1月19日，原告郑天仁作为乙方，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作为甲方签订《杭州崇贤印染厂○型车间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1、经甲方提出对○型车间执行承包，乙方要求来承包，承包租金为320万。2、甲方要求乙方在承包过程中，要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服从上级有关规定，同时执行厂部的各种制度。3、承包时间为六年，从2013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4、成本：水电汽的计算，汽根据电厂价格加3%的管道损失费，电价根据甲方实际价格加5%的损失费计算，水按鹏越印染厂与塘栖陆财良二个厂的平均价格计算，包括河水及回用水和进管道排放费（5-5.5元左右），用自来水每吨1.75计算，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和环保要求提高，处理成本提高，同样推算另加也要增高。5、承包资金和生产资金的核算，在签订合同时乙方交甲方承包合同保证金第一年为50万元。租金第一个月不交，分10个月交付甲方每月为32万元整，从第二个月交起。各种生产费用，水电汽煤等和其他对应的费用，每月25日扎算，30日付清，延迟一天付滞纳金每万元每天20元，到次月15日再未付清的，一律停水电汽的供应，合同保证金不能抵作上交款；6、在承包期内，由于国家和政府的调控，电紧张时，要求停电，环保要求节能减排时必要的停放等，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不承担赔偿和降低承包费用等。……10、乙方在租赁期间，如政府和国家发展需要，要求征用和拆迁等，甲乙双方无条件服从，甲方没有对乙方的损失赔偿和补偿。……20、甲方负责各车间的经济来往记账等，全厂设财务管理人员三人，做好总厂账目及分厂账目。……26、乙方以后购货的发票要先付款后入账，不付款的发票不能入账，如要入账应付款的，有多少应付款要有多少现金交甲方作抵押，抵押的现金甲方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给乙方。……28、本合同没有提到的，如果以后需要补充的，双方友好协商可再签订合同附件协议。”合同签订后，郑天仁开始承包经营，并经营使用四台定型机。杭州崇贤印染厂则每月经扎算后出具当月承包车间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计算金额表、材料结算表、成本费用汇总表、付款情况清单等交郑天仁核对并据此与郑天仁进行结算和收付款等事宜，其中关于定型机电费的核算，明细表中列明了用量与包含了管理费（损失费）的单价等，同时在2013年9月份起出具的扎算表中的欠款清单、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表等上载明“若有异议，请在一周内提出”。 2013年8月16日，原告郑天仁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签订《付款协议》一份，协议主要约定：郑天仁在2013年1月19日签订了承包杭州崇贤印染厂印染斜型车间的合同，承包期从2013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为期6年；至8月15日郑天仁结欠杭州崇贤印染厂4387199.11元，经双方协商减免部分款项，余款2824674.11元郑天仁于8月20日前支付200万元、于9月10日前支付824674.11元；以后郑天仁承包费等的扎算应当在当月的10日必须预交50万元给杭州崇贤印染厂，每月的承包费及水、电、汽、煤、滞纳金等一切费用在当月的25日扎帐，在次月15日前付清。 在2013年12月扎算时，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出具《2013年3-11月电费调整明细》，并将调整结果纳入当月扎算中。 在2014年1月扎算前，双方经协商后达成《2013年12月26日关于污水收费用调价协议》，该协议载明“于2013年12月26日总厂召开与承包老板郑天仁关于印染污水收费调价会议，经双方友好协商，探讨收费标准，现在根据国家环保要求，提高污水排放标准，降低污水总量排放，执行设卡排放管理等要求，总厂投入大量资金，管理投入大量成本，为此根据以上调价通知要求，为了合理承担费用，我们一致认为按定型机推算，随定每台定型机1-12月份每月承担污水处理费40000元，每台定型机定水为5000吨，每吨为10元，少于5000吨按5000吨计算，超过5000吨，超过部分每吨按10元计算。回用水如果用不完，倒扣2元每吨。从2013年12月26日起收费按2013年12月26日双方协商价格随收，如以后需要调整，双方再次协商。”协议落款处为杭州崇贤印染厂及落款时间，郑天仁在协议落款“协商代表签字”处签名。该协议名称、主文及落款处的“杭州崇贤印染厂”与落款时间均为打印形成，其中涉及时间的打印文字均为“2014”年，后均手写更改成为“2013”年，同时郑天仁签名下方有手写“回用水同意按30%计算”字样。 2014年3月26日，原告郑天仁等承包经营人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经协商后达成《关于要求使用河水的结议》，载明“杭州崇贤印染厂总厂根据上级有关部门提高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等要求，印染厂做到废水回用达到50%以上到60%的要求。总厂决定如印染白色坯布用自来水，其余全部要求使用回用水。由于总厂内部三个承包车间以前用过河水，所以三位承包老板提出，要求通过使用河水降低生产成本。总厂与三位承包老板协商，同意开通使用河水，但用河水及自来水总数不超过总用水量的40%，超出部分用的河水按2元/吨计算，支付给总厂做污水成本增加费”。郑天仁等三人在落款“要求开通河水使用方签名”处签名。 自2014年1月的扎算起，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扎算后提供给原告郑天仁的当月核对表（包括斜型车间欠款清单、斜型车间成本费用汇总表、斜型缸车间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计算金额表等）中，已依照上述调价协议列明按郑天仁实际承包四台定型机来核算污水处理费用，另关于四台定型机电费的扎算明细从原列明的方式变更为列明用量、单价、管理费用以及“铁锌费”等项具体内容，同时继续在当月出具的欠款清单、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计算金额表载明“若有异议，请在一周内提出”。自2014年4月的扎算起，杭州崇贤印染厂在每月与原告郑天仁扎算的明细表中增列收费项目“40%用水量超出部分”，自2014年7月起扎算该项目调整为“60%用水量超出部分”，自2015年1月起扎算该项目调整为“70%用水量超出部分”。而郑天仁至少在杭州崇贤印染厂出具的2014年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1月、12月、2015年1月欠款清单落款“签收人”处签字。 自2015年5月起，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在每月与原告郑天仁扎算的明细表中增列收费项目“自来水河水回用水污水厂处理涨价费”，并在2015年5月份补收了2015年3月和4月的该笔污水厂处理涨价费，其中2015年3月至11月按每吨0.25元计收，自2015年12月起至承包结束按0.65元每吨计收，并收取此前用水11627吨每吨0.40元的差价；2015年3月起至2017年6月以当月使用的自来水、河水、回用水总吨数作为计算依据，自2017年7月起至承包结束则以当月使用的自来水、河水的总吨数作为计算依据，不再包括使用的回用水吨数，故扎算明细表中该收费项目亦变更为“自来水河水污水厂处理涨价费”。 自2015年12月至2017年4月间，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在每月与原告郑天仁扎算的明细表中自来水的单价由原来的每吨2.50元变更为每吨5元并据此结算自来水费用，该期间郑天仁共使用自来水56665吨。2017年5月起又恢复为按每吨2.5元计算。 自2016年3月起自承包结束，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在每月与原告郑天仁扎算的成本费用汇总表中增列收费项目“排污费（或称排污使用费）”6848元，其中2016年3月扎算时还补收了2015年12月、2016年1月、2月的排污费。 自2014年6月起，原告郑天仁多次向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提出关于承包的部分定型机短时间停机的申请，为核算定型期停机期间污水处理费的承担，双方亦多次达成《要求停机协议》。其中2014年6月25日第一次签订的《要求停机协议》以杭州崇贤印染厂为甲方、郑天仁为乙方，协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协商污水收费按定型机推派核算，由于印染业务有旺季与淡季之分，淡季时业务量不能保证定型机全部正常工作，所以乙方要求停机。经甲方核算同意收回固定费用减去直接费用，固定费用预算作资每月41800元除以22台，每台费用1900元，电费186614元除以22台，每台费用8482元，折旧120000元除以22台，每台费用5454元，土地费用100000元除以22台，每台费用4545元，以上合计20381元。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停机时间以一个月为准，如期间开一天按原定每月肆万元计算。如停机后不报甲方同意，私自开机被甲方查到罚款壹拾万元整。在停机期间每月承担固定成本费贰万元。停机时间自本月26日至下月25日为一个月。乙方要求停机时间2014年6月26日到2014年7月25日。7月份3号机停产时间6月25日—7月10日，减免壹万元”。此后双方还于2014年12月29日达成1号机停机10天（2014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8日达成1号机停机10天（2015年1月9日至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31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2月28日）、2015年5月26日达成3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5月26日至2015年6月25日）、2015年6月25日达成3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6月26日至2015年7月25日）、2015年7月25日达成3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7月26日至2015年8月25日）、2015年8月25日达成3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9月25日）、2015年9月25日达成3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9月26日至2015年10月25日）、2015年10月25日达成4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10月26日至2015年11月25日）、2015年11月25日达成定型机一台停机一个月（2015年11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25日达成2号机停机一个月（2015年12月26日至2016年1月25日）、2016年1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6年1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2016年6月14日达成1号机停机十天（2016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25日）、2016年6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6年6月26日至2016年7月25日）、2016年7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6年7月26日至2016年8月25日）、2016年11月9日达成3号机停机2016年11月10日至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1月24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6年11月26日至2016年12月25日）、2016年12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6年12月26日至2017年1月25日）、2017年1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1月26日至2017年2月25日）、2017年2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2月26日至2017年3月25日）、2017年3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3月26日至2017年4月25日）、2017年4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4月26日至2017年5月25日）、2017年5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2017年6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7月25日）、2017年7月25日达成1号机停机一个月（2017年7月26日至2017年8月25日），均签订了与前述《要求停机协议》内容基本一致的协议。杭州崇贤印染厂在每月扎算时就停机的定型机的污水处理费用作相应的调整并将当月应收款项载明于扎算明细表中。 2017年12月29日，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发布公告称“根据省、市五水共治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布署，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要求，及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余政办【2017】124号《关于2017年重点区块印染企业减量关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崇贤热电厂将于年底前关停，本厂决定于2018年1月底前正式停产。各生产车间负责人要切实做好用电、用水、压力容器、定型机等安全生产工作，请各位职工要坚守岗位，确保顺利停产”。为此，郑天仁与杭州崇贤印染厂间的承包合同于2018年1月终止，杭州崇贤印染厂在2018年1月26日出具了当月的扎算表，完成了双方在承包合同期间的结算。此后的2018年8、9月间，郑天仁认为双方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杭州崇贤印染厂关于郑天仁实际应当承担的电费、水费、污水处理费等相关费用扎算有误，故口头向杭州崇贤印染厂的吴松林提出，吴松林认为如数据计算确有错误的可以核算后退款。但因双方协商未果，故郑天仁诉至法院，请求上判。 另认定，原告郑天仁承包的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型车间又称斜型车间，地址在杭州市余杭区伟业公司厂区内，该车间用电由伟业公司配电柜接入，故与供电部门进行电费结算以伟业公司名义进行。 2011年至2017年间，浙江省物价局曾多次发文对工业电价等进行调整，同时明确大工业用电户应当支付的电费包括分时电费外，还包括根据变压器容量或按最大需量计算的基本电费。 2014年12月，杭州市余杭区物价局曾发文对余杭区非居民生活污水处理收费进行过调整提高，自2015年2月1日起实施。诉讼中，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确认该项收费系按排出工厂的污水吨数计收。 2015年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曾发文对余杭区内排污权调剂利用管理工作、初始排污权分配和有偿使用工作以及工业企业差别水价工作进行规范，影响到对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的相关收费。 再认定，2017年5月原告郑天仁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扎算的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计算金额表中“自来水河水回用水污水处理涨价费”列出为18026吨，而该表中同时列明的自来水用量为2675吨、河水13106吨、回用水1576吨，合计17357吨。 本院认为：原告郑天仁与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及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经协商确定的相关事项均合法有效。在双方签订的《车间承包合同》中，关于郑天仁承包经营期间用电、用水等费用的承担，除简单约定“电价根据甲方实际价格加5%的损失费计算，水按鹏越印染厂与塘栖陆财良二个厂的平均价格计算，包括河水及回用水和进管道排放费（5-5.5元左右），用自来水每吨1.75计算”外，同时还约定“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和环保要求提高，处理成本提高，同样推算另加也要增高”，故双方在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就部分费用的承担进行调整符合合同约定。根据合同所约定的结算方式以及杭州崇贤印染厂每月经扎算后列出并交郑天仁核对的明细表等扎算表，可见双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就多项费用的承担及计算方式有过调整，其中有经双方达成书面调整协议后进行调整的情况，如关于污水处理费的计算方式，亦有未经双方达成书面调整协议而是直接通过在扎算表中列明的方式调整减轻郑天仁承担费用并据此结算的情况，如“河水和自来水用水量超出部分”数额的计算由按总用水量的40%计算先后提高至按60%、70%计算，因此以未经双方达成书面调整协议而是直接通过在扎算表中列明的方式调整增加郑天仁承担费用并据此结算亦符合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故郑天仁仅以杭州崇贤印染厂所收取的款项不符合《车间承包合同》约定的收费项目或计算方式为由要求杭州崇贤印染厂予以返还相应的承包经营费的理由并不成立，但对经核算确有错误计收的款项，杭州崇贤印染厂理应返还。 就原告郑天仁现所主张的各项费用，首先，关于电费，根据本院从余杭供电公司调取的郑天仁承包车间所在伟业公司总的用电与交费数据以及浙江省物价局关于大工业用电的计价方式，杭州崇贤印染厂向郑天仁计收的电费数额（包含2014年1月起明细清单中所列“铁锌费”）符合合同约定，郑天仁关于杭州崇贤印染厂以擅自提高电费价格、虚报电表备率增列用电数量等方式多收电费而应退回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次，关于污水处理费，虽郑天仁认为双方并未签订过《2013年12月26日关于污水收费用调价协议》，且即使该协议真实存在，由于协议所载时间系由“2014年”更改为“2013”年，故该协议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但根据2014年1月起的扎算明细表可见当时杭州崇贤印染厂已按该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在进行扎算，而郑天仁在收到相应扎算表后并无证据证实已在扎算表所载明的“若有异议，请在一周内提出”或其它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在2014年6月26日郑天仁签署的《要求停机协议》中更明确载明“根据甲乙双方协商污水收费按定型机推派核算”的相关内容，再结合鉴定意见，故可以认定该《2013年12月26日关于污水收费用调价协议》真实存在且形成时间在2014年1月扎算之前，杭州崇贤印染厂依据该协议约定的方式计算的污水处理费并无不当之处，郑天仁关于污水处理费应按《车间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格计算故而杭州崇贤印染厂多收污水处理费应予退回的主张亦不能成立。第三，关于杭州崇贤印染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收取的“自来水河水污水厂处理涨价费”、“排污费（排污使用费）”以及2015年12月至2017年4日间自来水费单价从2.5元每吨调整为5元每吨，诉讼中杭州崇贤印染厂已作合理说明，杭州崇贤印染厂对该些收费及调整事项在每月的扎算表中列明并交郑天仁核对后据以进行款项收付，郑天仁亦无证据证实已在“一周内”或其它合理时间内提出异议，足以认定郑天仁对该款项收取或调整的认可，故郑天仁关于要求杭州崇贤印染厂退回相应款项的主张于法无据。但杭州崇贤印染厂在2015年3月至2017年6月间以当月使用的自来水、河水、回用水总吨数作为计算污水厂处理涨价费的依据，由于回用水并不外排，故杭州崇贤印染厂计收该项费用时包括了回用水的使用数量明显不当，同时2017年5月用汽用电用水明细计算金额表中计收“自来水河水回用水污水处理涨价费”的用水量18026吨计算有误应予调整，故杭州崇贤印染厂合计应退郑天仁关于污水厂处理涨价费51789.70元，并应支付郑天仁相应的利息损失。 另外，原告郑天仁于诉讼中对本院委托的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并以该鉴定意见书中所载的分析意见不详尽，相关字迹存在明显差别为由申请要求重新鉴定，且要求对该些鉴材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本院审查认为本院委托金华精诚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具有相应资质、鉴定结论并无明显依据不足之处，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重新鉴定的情形，且在可以认定相关签名系郑天仁本人所签的情况下，进行所谓形成时间鉴定并无必要，因此本院对郑天仁的上述申请均不予准许。 综上，原告郑天仁的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其余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天仁承包经营款51789.70元。 二、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郑天仁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961.18元（自2018年1月16日起以所欠承包经营款为基数按年利率4.75%暂计算至2018年10月29日止，此后至承包经营款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上述标准另计）。 三、驳回原告郑天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127元，由原告郑天仁负担49635元，被告杭州崇贤印染厂负担492元；鉴定费33700元，由原告郑天仁负担。 原告郑天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已预交的超过应负担部分案件受理费；被告告杭州崇贤印染厂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唐慧农 人民陪审员  金志芬 人民陪审员  胡民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夏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