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再223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广州民营科技园科盛路**。法定代表人：李叙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功群，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首层****。法定代表人：黄晓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楚琳，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刘国，男，1979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武，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融公司）、刘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6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申22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大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功群，盛融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清，刘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武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华公司再审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盛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盛融公司负担。事实理由：1、具体借款人及大华公司对借款一事不知情，不知道彼此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法院认定“隐名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只有追加盛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才能查明事实真相，一审没有追加属于程序错误。3、刘序仁的行为不能代表大华公司的行为，更不能以《证明》《说明》认定刘序仁行为是代表大华公司的“表见代理”行为。4、《证明》《说明》上的大华公司印章是虚假的，该《证明》《说明》是事后伪造的，更不能以此证明“隐名代理”或“表见代理”的存在。5、系列纠纷案证明，盛融公司贷出的款项流向了刘序仁所控制的银行账户，这属于“挪用公司资金行为”或“侵占公司资产罪”，盛融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的混乱，应该驳回盛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6、本案中，基础核心证据《贷款合同》上具体借款人的签名是假的，具体借款人根本不知情，对具体借款人事实的认定以及《证明》《说明》所证明的事实是虚假的，原审判决属于虚假诉讼，应当驳回盛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盛融公司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自然人以个人名义向盛融公司借款，盛融公司按借款协议转账至自然人账号，盛融公司已经履行了出借义务，而大华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利用自然人名义向盛融公司借款，已经构成了隐名代理。本案审理期间，担任大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序仁、以及董事长助理林蔚芬、公司的财务出纳陈丽等人均出庭作证证明了大华公司是涉案款项的实际借款人和款项实际使用人，以上所有事实在一审中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明予以证实。2、关于《证明》《说明》，两份证据出具的日期均是刘序仁作为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出具的，该两份证据在证据的三性上不存在任何争议。一审中大华公司代理人在法庭询问是否需要对两份证据进行司法鉴定时，大华公司代理人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一审法院对该证据充分质证，而大华公司现要求重新鉴定，已经超过过了相应的举证期限，该两份证据的鉴定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同时盛融公司向法庭阐明的是，大华公司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但至今没有一份鉴定报告出具，大华公司借鉴定为由恶意拖延诉讼期间，浪费司法资源。刘国辩称，根据向法庭提供的时间表格，时间轴表反映大华公司和盛融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任职期间，可以看出2003年至到2014年12月19日刘序仁担任大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在2012年7月15日至2017年5月2日，刘序仁担任盛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从2013年3月16日至2015年3月15日大华公司承包盛融公司，自然人系大华公司员工，大华公司系盛融公司的股东。对于公章问题，作为员工对大华公司公章并不知情，大华公司提交的《说明》《证明》均有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名和到庭确认，自然人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盛融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国向盛融公司返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0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2、刘国向盛融公司支付逾期借款违约金（从2015年4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3、大华公司对刘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刘国、大华公司共同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0月16日，盛融公司（甲方、债权人）与刘国（乙方、债务人）签订《贷款合同》（编号2014盛贷字第69号），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贷款400万元，贷款期限6个月，从2014年10月16日起至2015年4月15日止；贷款月利率1%；每月付息，一次还本；如乙方逾期偿还贷款本息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欠款余额（包括本金及利息）每日千分之四计算违约金支付给甲方；乙方逾期偿还贷款本金的，除需支付前述违约金外，仍应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清贷款之日止。上述合同签订后，盛融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刘国名下账户（账号64×××88）转账支付400万元。刘国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7日的《证明》，以及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27日的《承诺书》。上述《证明》的内容为：“兹有刘国与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编号为2014-069的借款合同，合同借款金额为四百万元，此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均为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概与刘国个人无关，由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还款付息责任。特此证明。”该《证明》的落款为盛融公司及大华公司，其中盛融公司由其时任法定代表人刘序仁签名，大华公司有加盖该公司公章。《承诺书》的内容为：“刘国：因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融资需要，现借用你身份证在中国银行广州民营科技园支行开立存折账户（账号64×××88）用于做名义借款人向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贷款过账使用。存折由本公司财务部使用并保管，存折上所有资金过账借贷还本付息往来均由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并承担一切由此带来的任何风险与责任，与你本人概无任何关系。特此承诺。”该《承诺书》落款为大华公司，加盖有大华公司公章。刘国提交的其账户流水（账号64×××88）及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显示，上述账户于2014年10月17日收到转账款项400万元，同日转出款项400万元至案外人曾钻开名下账户（账号36×××30）。曾钻开为大华公司员工。另查明：刘序仁自2012年7月至2017年5月期间任盛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2003年5月至2014年12月期间任大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本案于2018年8月3日庭审时，大华公司在质证意见中提出对于上述《证明》及《承诺书》的上加盖的公章是否为大华公司公章需要庭后核实确定。一审法院要求大华公司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核实，如有相反证据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提交。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9日收到大华公司通过中国邮政EMS寄来的《鉴定申请书》，认为上述《证明》及《承诺书》上加盖的大华公司公章并非该司在公安局备案使用的公章，要求对公章进行真实性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盛融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因刘国撤回对上述《贷款合同》上“刘国”签名真实性的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对上述《贷款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贷款合同》依法成立生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国是否是借款合同关系中的合同相对人，该合同是否约束刘国。刘国以其提交的《证明》及《承诺书》证明其并非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而是作为大华公司的代理人。上述《证明》及《承诺书》有时任盛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刘序仁签名，并加盖了大华公司的公章。大华公司在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要求对并申请司法鉴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大华公司在当庭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称该《证明》是刘序仁掌握公章便利私自出具，并未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而又在未提交相反证据的前提下，认为该公章与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缺乏依据；其次，大华公司在2018年8月9日寄来《鉴定申请书》已超过举证期限；再次，刘序仁代表盛融公司在该《证明》上签名，故其明知并认可该《证明》的内容，而刘序仁在作出上述《证明》时也是大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序仁在上述《证明》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大华公司的行为，刘国作为相对人对于上述材料中加盖的大华公司公章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即便上述公章与大华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也不能否认大华公司的行为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对大华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接纳。至于盛融公司提出的上述《证明》上刘序仁的签字极有可能是诉讼前补签的，盛融公司并未对此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对其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明》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刘国的账户在收到借款款项400万元后，当天即将400万元款项全部转入大华公司另一名员工的账户，该转账行为与上述《证明》及《承诺书》反映的内容相互印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之规定，本案借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是盛融公司与大华公司，刘国是大华公司在借款合同关系中的代理人，而非借款人，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大华公司，大华公司负有向盛融公司还款的义务。若大华公司认为案外人刘序仁存在私自偷盖公司公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大华公司可另循法律途经向其主张赔偿。大华公司未能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向盛融公司还款构成违约，大华公司应向盛融公司偿还尚欠的贷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及违约金。盛融公司主张自合同签订之日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自违约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计算违约金，符合合同的约定且计算标准未超过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款项出借之日即2014年10月17日。刘国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盛融公司要求由刘国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清还借款本金400万元及利息（以400万元为本金，从2014年10月17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违约金（以400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标准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再审查明，1.本案一审2017年12月4日开庭时，刘序仁到庭称，由于大华公司是盛融公司股东，根据金融办规定大华公司不能向盛融公司借款，大华公司就以员工名义向盛融公司借款，实际借款人是大华公司。对于刘国举证的《承诺书》、《证明》，盛融公司质证称，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刘国与大华公司的关系不是本案牵涉的法律关系，刘国与大华公司有利害关系，该证据不应采纳，刘国是实际借款人。《证明》的落款没有加盖（盛融公司）公章，刘序仁的签名时间无法确认，是为了刘国逃避责任制作的。2.本院（2019）粤01民再220号案（一审16319号，高炼强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庭审中盛融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理由是大华公司没有收到盛融公司的借款，本案是刘序仁在任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发动员工向盛融公司借款，后将借款挪为已有；《说明》、《证明》都是刘序仁在2015年签字盖章，是倒签2014年的日期。庭审中刘序仁作为证人出庭称，《证明》上的名字是其签名，时间记得在2014年，文件上的日期是10月20日，其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本人在上面书写，高炼强不是真正用款人，实际用款人是大华公司，高炼强是大华公司的受托人。3.盛融公司起诉时将刘国列为被告，第一次庭审后，盛融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大华公司为被告。理由是刘国陈述大华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刘国只是挂名代为借款；盛融公司认为本案借款关系是盛融公司与刘国，双方直接签订合同，刘国应承担还款责任，但为了查清事实，申请追加大华公司为被告。4.一审法院在追加大华公司为被告后于2018年8月3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盛融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刘国返还借款本息；大华公司对刘国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次庭审中，盛融公司再次对《证明》质证称，《证明》与盛融公司无关，盛融公司没有盖章，且刘序仁的签字时间无从考证，极有可能是诉讼前补签的。盛融公司在整个一审诉讼过程中从未明确其请求大华公司承责的依据，一审法院也未予以释明。再审时盛融公司称，刘国是名义借款人，大华公司是实际借款人，大华公司控制个人账户，并出具《证明》等承诺书，大华公司构成隐名代理。5.对于刘序仁是时任盛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盛融公司应该清楚实际借款人，为何盛融公司开始只向刘国主张权利，后才追加大华公司为被告的问题，盛融公司再审称相关资料都在大华公司手上，无法证明借款与大华公司有关。6、再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刘国不是实际借款人，且款项最终流入盛融公司。盛融公司称其已支出借款，借款在大华公司控制下由大华公司使用，虽款项最终流入盛融公司，也是大华公司与员工借新还旧的关系。7、在报告日期为2015年5月29日的《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刘序仁董事长任期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报告》中记载“其他应付款”包括刘国400万元，审计报告同时记载：“其他应付款”的真实性、准确性无法确认，比如，“其他应付款”科目存在大额借款以现金形式借入，财务核算以收据入账，未通过银行划扣。再审中，盛融公司认为审计报告是刘序仁离任后由现任法定代表人作出的审计，反映了借款的事实，大华公司则认为该报告未加盖骑缝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再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的是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主体。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盛融公司提起诉讼提交的《贷款合同》记载借贷双方为盛融公司、刘国，盛融公司在本案诉讼初期一直主张合同相对人是盛融公司与刘国，从未主张刘国受大华公司委托以个人名义向其借款，表明盛融公司在借款时并不清楚实际借款人是大华公司。而一审诉讼中，因刘国主张其是名义借款人，实际借款人是大华公司，并提交了大华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从证据的内容看大华公司表示其是实际借款人，故《证明》等是认定本案实际借款人是否大华公司的关键证据。但在一审诉讼中，盛融公司本身并不确认《证明》的真实性，且认为落款日期是刘序仁倒签的，而一审法院也未予以释明。在追加大华公司为被告后，盛融公司虽在再次开庭中主张大华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但并未明确该请求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同样一审法院也未予以释明，故可以认为本案中盛融公司在原审并未依据《证明》、《说明》向大华公司主张权利。其次，本案借款经名义借款人刘国账号后流入最终盛融公司，无证据证实借款由大华公司使用或支配。再次，盛融公司称本案借款是借新还旧，是将刘国的借款用于偿还大华公司以他人名义向盛融公司的借款，但盛融公司并未对此举证。最后，审计报告中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表》虽记载大华公司应付刘国400万元，但审计报告同时也指出无法核实“其他应收款”的真实性，故该审计报告并不能证实实际借款人为大华公司。综上所述，盛融公司起诉请求刘国偿还借款、大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盛融公司确认刘国不是实际借款人，故刘国无需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大华公司为实际借款人，故盛融公司主张大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九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但是，下列情形除外：（一）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第三十二条规定，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应当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负担；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再审的，诉讼费用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负担。原审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负担原则重新确定。本案中，虽大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但因未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被本院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故本案未经二审程序审理，大华公司申请再审，再审案件受理费依法应由大华公司负担，原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盛融公司负担。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大华公司应偿还本案借款本息不当，再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162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广州市盛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52400元由广东大华仁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一扬审判员  林 娟审判员  兰永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谭晓君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