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16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曲靖市沾益区金龙社区曲胜高速公路小坡收费站旁。法定代表人：任舟政，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前，云南锦秀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勇，男，1967年6月28日生，汉族，个体，住弥勒市，现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兴海，男，1966年9月9日生，汉族，曲靖市会泽县保云街道农科站工作人员，住曲靖市会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焦鹏贤，云南鹏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勇、潘兴海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1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都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云南省弥勒市人民法院（2019）云2504民初98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文勇的所有诉讼请求或者改判由被上诉人潘兴海向王文勇承担相应补偿责任。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王文勇诉讼主张的基础证据弥农种鉴（种）字（2018）1号田间现场鉴定报告被认定违法无效，由该鉴定报告延伸衍生的《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等系列核心证据当然也应认定为无效证据。王文勇对其诉讼主张无法提出合法有效证据，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王文勇自称在弥勒市制种1806玉米品种，临近收获时发现1806玉米品种结籽率低、不结籽空苞绝收现象，其以此故意单方面提出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申请。2018年8月29日王文勇提出鉴定申请，在弥勒种子管理机构工作的其妹王文菊当日迅速签字同意受理，没有加盖任何公章。同时迅速“号召调集组织”相关专家在第二天鉴定，王文菊亲自以专家身份参加了王文勇申请的鉴定，并在当日很快形成鉴定报告，相关专家领取现金鉴定报酬。在短短不到两天时间内，200亩左右的农作物种子田间现场鉴定所有程序“圆满成功”结束。该鉴定结论第1条认定1806玉米种子基本不结实，基本为空苞，基本绝收。鉴定结论第2条超越鉴定申请内容，简单进行对比后，不专业不负责的给出不结实、空苞、基本绝收的原因系该品种不适宜朋普制种基地种植。该鉴定结论支持依据明显不足。弥勒种子管理机构及鉴定人员是否具备相关的司法鉴定资格不得而知。同时，王文勇原系弥勒市农业局副局长，原系弥勒市种子管理机构的领导，弥农种鉴（种）字（2018）1号鉴定报告的客观公正性存在很大疑问。一审法院在对王文勇单方面申请的鉴定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后，认定该鉴定违法无效。但是，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重新司法鉴定申请，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及时申请鉴定，导致无法再次现场鉴定，其不利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的认定是对案件举证责任的错误分配，是将王文勇的举证责任颠倒强加给上诉人。且上诉人对该鉴定的全部过程毫不知情，更没任何参与和发表意见。所以，上诉人在一审应诉举证期间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是依法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诉讼权力。（2）《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等调解证据的基础证据违法无效，据此衍生的证据当然无效。因王文勇在弥勒农业系统的“巨大能量”，弥勒农业行政系统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密切配合”，上诉人无法拒绝的“行政要求”下，违心签订相关调解申请及协议书。所以，《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上诉人不得不签订的协议书。（3）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潘兴海是委托代理关系错误。本案中上诉人与潘兴海是农作物制作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潘兴海与王文勇是农作物制作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之前上诉人与王文勇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上诉人成为《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主体一方。本案中在弥勒市朋普镇明记公司基地、云湘公司基地制种1806玉米品种，从一开始就由潘兴海与王文勇商谈，制种全部过程以及技术支持也完全由潘兴海与王文勇全权管理负责，上诉人不清楚相关制种过程，仅仅收购潘兴海制种后的合格种子，潘兴海找何人何地制种完全由潘兴海自由决定。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受损方只能依法向其合同相对人主张权益，不能向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提出主张。同时，王文勇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违法制种，构成非法经营，其违法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王文勇辩称，上诉人所诉不是事实。上诉人直接发种子给答辩人制种，答辩人只是租地帮上诉人种植的种植户，不需要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案涉及的鉴定是由农业执法主管部门多次鉴定出来的结果。答辩人妹子确实在种子管理站工作，但得知答辩人参与后即没再参与鉴定和调解。王文勇也没有能力去左右政府部门。调解协议是三方协商的结果，因此才以1700元/亩的优惠价作补偿达成协议，而不是按2880元/亩的赔偿价计算。上诉人的1806种子未经审定就拿给答辩人生产，上诉人才属于违法制种。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潘兴海辨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答辩人只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答辩人向王文勇介绍上诉人后，由上诉人发亲本种给王文勇，其中母本600公斤，父本200公斤，制种方是上诉人西都公司。在制种过程中出现结实率低的绝收现象，给王文勇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上诉人赔偿。王文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西都公司、潘兴海补偿其因玉米制种1806组合品种284亩造成的经济损失482800元、鉴定费2000元、装车费500元、运费2000元、支付玉米种子11900公斤的价款124950元，以上共计612250元及利息22946.79元（自2019年1月16日至2019年3月14日，612250元×24%÷365天×57天）；判令西都公司、潘兴海支付其自2019年3月15日起至付清上述款项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西都公司、潘兴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文勇原系弥勒市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十余年前被单位开除后一直为多家种子公司代制玉米种子。西都公司是经营范围包括农作物种子生产、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农作物品种选育、开发、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培训、咨询、农业种植、养殖等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任舟政，副总经理是田美建。2017年8月左右，潘兴海经廖先和介绍认识了王文勇，后潘兴海受西都公司委托，与王文勇商谈代号为1806的玉米种子制种事宜。2018年3月26日，西都公司将1806玉米种子的母本600公斤、父本200公斤通过物流发送给王文勇制种，该品种未经有关部门进行审定，双方也未签订书面合同。王文勇向弥勒市朋普镇黑果坝村委会马堡水库旁及朋普镇小寨村农户租用土地后进行制种，在制种过程中，出现制种结实率低的现象。王文勇与西都公司、潘兴海协商解决未果后，于2018年8月29日，以1806品种所有制种基地玉米在临近收获时，发现不结籽或结籽率较低为由申请弥勒市种子管理站田间鉴定玉米制种产量，并交纳鉴定费2000元。弥勒市种子管理站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1、明记公司基地（马堡），部分田块基本不结实，部分田块结实率约10%-20%；朋普小寨（云湘基地）基本为空包，基本绝收。2、对照中种迪卡公司、三北种业有限公司、正大种业有限公司，他们的品种均稳定和高产，获得丰收。鉴定组一致认为：该品种不适宜朋普制种基地种植（附照片和现场检查笔录）。该鉴定报告的专家鉴定组成员为马存良、普增有、李保生、高文鸿、王文菊、马贤富，其中王文菊系王文勇之妹，除马贤富具有中级职称外，其余5人均具有高级职称。王文勇于2018年8月30日收到鉴定报告，并对鉴定报告无异议；2018年10月9日，在西都公司、潘兴海也对鉴定报告无异议并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弥勒市种子管理站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于同日达成了弥农调〔2018〕2号《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为：一、认可面积284亩，实地已测量；二、西都公司每亩补偿制种户1700元；三、鉴定费2000元由西都公司支付；四、合格种子按价收购；付款最迟至2019年1月15日。王文勇、西都公司的副总经理田美建、潘兴海及农业纠纷调解员马存良、马贤富、记录人高文鸿均在该调解协议上签名，西都公司还在该调解协议上加盖了公司印章。2019年1月20日，王文勇将11900公斤玉米种子运到西都公司，西都公司对该11900公斤种子入库后出具了《入库单》交给王文勇收执。后王文勇因西都公司未按时付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西都公司、潘兴海支付其补偿款、鉴定费、装车费、按价收购合格种子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审理过程中，西都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对王文勇在弥勒市朋普镇明记公司基地、云湘公司基地制种1806玉米品种结籽率低、不结籽空苞绝收的原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0日对弥勒市种子管理站制作询问笔录，该站称本案涉及的土地已经无法再次鉴定，只能对照照片进行鉴定，其出具的鉴定报告符合规定，且在当事人双方均予以认可的情况下才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另查明，潘兴海于2018年9月19日在弥勒市种子管理站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自述其与西都公司的副总经理田美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西都公司将1806玉米种子交给王文勇制种，西都公司每公斤给潘兴海0.5元干籽代管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潘兴海受西都公司的委托，与王文勇商谈代号为1806的玉米种子制种事宜，合同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西都公司享有及承担。至于潘兴海作为受托人，是否为有偿委托、是否在制种的地点选取上存在过错，是否应向委托人西都公司承担责任系西都公司、潘兴海内部的事务，在本案中不宜一并解决。王文勇租赁土地进行制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不结籽或结籽率较低的情况，其申请弥勒市种子管理站田间鉴定玉米制种产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28号》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七条的规定，虽然种子质量纠纷当事人可以单独申请现场鉴定，但因专家鉴定组成员之一的王文菊系王文勇之妹，属于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故该现场鉴定无效，鉴定费2000元也由王文勇自行承担。西都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对制种1806玉米品种结籽率低、不结籽空苞绝收的原因进行鉴定，但该土地现已不具备重新鉴定的条件。西都公司未及时提出鉴定申请，导致无法鉴定的后果产生，应自行承担责任。虽然现场鉴定无效，但西都公司作为专业经营种子的公司，不仅仅依据鉴定报告即与王文勇达成《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中补偿的面积284亩是双方经过实地测量后认可的，每亩补偿1700元是根据王文勇每亩2270元的成本进行核算后达成的。《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系在弥勒市种子管理站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该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在实地测量过程中，应当对制种基地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西都公司认为该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原则的抗辩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西都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于2019年1月15日前补偿王文勇制种损失费人民币482800元（1700元／亩×284亩）。因西都公司未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清482800元，给王文勇造成了利息损失，其应以4828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支付王文勇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补偿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王文勇要求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双方在调解协议第四条中约定由西都公司对合格种子按价收购，但因王文勇未举证证明其运送给西都公司的11900公斤玉米种子是合格种子，故王文勇要求西都公司支付其种子价款124950元、装车费500元、运费2000元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该11900公斤种子由王文勇自行处置。综上所述，王文勇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补偿王文勇制种损失费人民币482800元。（二）由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4828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支付王文勇自2019年1月16日起该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存放在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11900公斤玉米种子由王文勇自行处置。（四）驳回王文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152元，由王文勇负担2436元，由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771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过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西都公司将代号为1806玉米种子的母本600公斤、父本200公斤通过物流发送给王文勇制种。王文勇在制种过程中发现问题，就此双方发生矛盾，经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双方调解达成协议，即确认涉及面积284亩，每亩1700元补偿费，合格种子按价收购，付款最迟至2019年1月15日。协议签订后，至约定最迟付款之日即2019年1月15日，西都公司均未对之前的鉴定报告和之后的调解协议提出异议。因此，王文勇以协议为据主张西都公司按约支付相应款项，有事实依据，西都公司认为《农业纠纷行政调解协议书》无效，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由西都公司限期支付王文勇制种损失费人民币4828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52元，由上诉人云南西都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云涛审判员  廖伟荣审判员  何 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刘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