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39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士乐，男，197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阳谷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山东联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阳谷县鑫辉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阳谷县祥光经济开发区**三路南侧。法定代表人：张文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书领，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玉鹏，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士乐因与被上诉人阳谷县鑫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1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士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被上诉人鑫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书领、钟玉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宋士乐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8)鲁1521民初4027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宋士乐不承担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违反法律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一、宋士乐与鑫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鑫辉公司两次起诉宋士乐的起诉状内容不一致。第一次起诉时，鑫辉公司诉称，宋士乐欠其货款164158.08元，偿还33158.08元，尚欠131002元未偿还，因证据不足被法院依法驳回。在该次起诉状中，鑫辉公司诉称宋士乐欠其货款186000元，偿还55000元，尚欠131000元。鑫辉公司就同一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两次提交的发货单都是鑫辉公司自造的，没有宋士乐的任何签字，不能证明宋士乐欠其货款，宋士乐不欠鑫辉公司货款。二、—审诉讼过程中，鑫辉公司提出的四个证人两次开庭证明的内容不一样。2018年12月25日庭审时，证人潘某1、闫某、张某、潘某2四人均证明鑫辉公司手中的送货单是宋士乐签收的。2019年2月20日庭审时，以上四个证人改口证明说是宋士乐的保管尹新红签字。既然证人见到签字的人，就应该能分清是谁写的字。而且四个证人证明的内容都是一致的，有明显串供行为，也充分证明鑫辉公司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四个证人系鑫辉公司的职工，都与鑫辉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不是判决宋士乐还款的依据，法院不应采纳。三、鑫辉公司称发货单上是宋士乐的签字，后来又说是宋士乐的保管尹新红签字，但都不能确切证明是谁的签字。根据证据规则，鑫辉公司应该让尹新红出庭作证。鑫辉公司应该提供宋士乐保管尹新红签字的证据或者对尹新红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四、一审违反法律程序，根据证据规则及法院送达的举证通知书规定，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但是，鑫辉公司的证人胡某出庭，鑫辉公司没有提出证人出庭的申请。开庭后，宋士乐的代理人向法院提出，鑫辉公司的证人没有证人出庭申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院当时已经说胡某的证据不予采纳，但判决书中显示了证人胡某证明的内容，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五、鑫辉公司提交胡某与宋士乐妻子宋春红的微信截屏系鑫辉公司伪造，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六、鑫辉公司在第一次起诉宋士乐时，因证据不足，被法院依法驳回。这次鑫辉公司起诉宋士乐，准备了大量的充分的虚假证据提交法院，使法院无法辨别真假。鑫辉公司第一次起诉宋士乐欠其货款，是因为证据虚假被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鑫辉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中，证人潘某1、闫某、张某、潘某2出庭作证，四人均证实鑫辉公司将货送到宋士乐加工厂处，由宋士乐的保管尹新红对货物数量清点确认后，再发货单上签宋士乐的名字。四位证人完全可以证实宋士乐收到货的事实。二、通过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微信号为×××，昵称为一生幸福的微信号系宋士乐的妻子宋春红的微信。微信号为×××的微信系鑫辉公司财务人员胡某的微信。两个微信的对账系宋士乐的妻子宋春红与证人胡某的微信对账，明确说明对账时截至到2017年9月22日宋士乐欠鑫辉公司186000元。鑫辉公司与宋士乐的交易，都是宋春红负责对账付款。对账的前提肯定是建立在对货物数量清点、了解交易过程的基础上。宋春红的对账行为，明确表明双方对收到货物及收到货物的数量无异议。三、鑫辉公司一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三证明从2017年9月23日宋士乐陆续还款共计55000元，结合宋士乐的妻子与胡某的对账可知，宋士乐尚欠鑫辉公司货款13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清楚正确，判决宋士乐偿还答辩人131000元及逾期利息，适用法律正确。四、一审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并未确定明确的举证期限，鑫辉公司提出证人胡某出庭作证并未逾期。而且，宋士乐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对证人胡某出庭作证提出异议，法院允许证人出庭作证符合程序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依法判令宋士乐支付鑫辉公司货款131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宋士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辉公司是从事纸板、彩印纸箱的加工、销售等经营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宋士乐自2014年起，开始在鑫辉公司处购买纸板。宋士乐在鑫辉公司处购买纸板时，鑫辉公司安排车辆将宋士乐购买的货物送至宋士乐的经营场所，由宋士乐的员工尹新红清点确认后，在发货单上签署宋士乐的姓名。宋士乐向鑫辉公司支付货款的方式有现金、微信转账、银行转账、承兑汇票，使用微信转账和银行转账支付货款时，由宋士乐的妻子宋春红操作，并由宋春红与鑫辉公司方会计对账。2018年4月11日，宋春红与鑫辉公司方会计胡某通过微信聊天对账时，宋春红回复胡某“截止到9月22号帐已对，欠款186000元”（信息中的9月22号为2017年9月22日）。双方对账后，宋士乐偿还给鑫辉公司欠款55000元，现尚欠鑫辉公司货款131000元。鑫辉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宋士乐偿还欠款131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应按约定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交付标的物后，对方应按约定支付价款。本案中，宋士乐认可与鑫辉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并在鑫辉公司处购买纸板的事实。根据宋士乐陈述的向鑫辉公司付款的方式及宋春红、胡某出庭作证时的陈述，足以认定宋士乐在鑫辉公司处购买纸板的过程中，部分货款由其妻子宋春红操作支付给鑫辉公司，并由宋春红与鑫辉公司方会计进行对账。同时，宋春红出庭作证时认可其与胡某对账及通过微信向胡某发送信息确认欠款数额的事实，再结合胡某出庭作证时陈述的曾与宋春红通过微信对账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鑫辉公司提交的微信对账截屏，足以证明对账时宋士乐尚欠鑫辉公司货款186000元的事实。双方对账后，宋士乐已偿还鑫辉公司欠款55000元，故对剩余的欠款131000元，宋士乐应予以偿还。宋士乐辩称鑫辉公司提交的微信对账截屏中显示的“4月11日”是2017年4月11日，此时间不能对出2017年9月22日的账款，进而主张该份证据是虚假的。一审法院认为，该份微信截屏上方显示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4日，而微信聊天内容显示时间的客观顺序是上方的时间早，下方的时间晚，且当年的聊天时间不显示年份，只显示月日时分，因此，该份微信截屏下方显示的“4月11日”应为2018年4月11日。关于鑫辉公司主张的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中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自2013年7月起，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故一审法院认为，鑫辉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的利率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精神确定较为适宜，即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年利率6%计算。因此，鑫辉公司要求宋士乐支付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8年4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宋士乐主张鑫辉公司提交的发货单上宋士乐的姓名不是本人书写，是鑫辉公司编造虚假发货单向其索要货款。对此，鑫辉公司主张发货单上被告的姓名是宋士乐的员工尹春红所写，尹春红当时负责收货。鑫辉公司为支持其该项主张，申请运送其提交的发货单上货物的四名司机出庭作证。该四位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支持鑫辉公司的这一主张。综上所述，宋士乐尚欠鑫辉公司货款131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宋士乐应偿还给鑫辉公司欠款131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4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中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宋士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阳谷县鑫辉实业有限公司欠款131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20元，诉讼保全费1195元，由宋士乐负担。二审中，宋士乐提交了宋春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图片四张，截图显示在2018年4月11日的聊天记录中没有“截止到9月22号账已对，欠款186000元”的内容，拟证明胡某只是就开发票的数额与宋春红联系，从来没就欠款数额与宋春红联系。鑫辉公司出示了胡某的手机，在该手机上打开微信×××查看胡某与宋春红的聊天记录，该内容与鑫辉公司一审提交的微信截图内容一致，显示宋春红发送了“截止到9月22号账已对，欠款186000元”的内容，聊天记录的时间为2018年4月11日。经质证，双方当事人均对对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宋士乐申请证人布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宋士乐向鑫辉公司购买货物必须先付款才能拉货，不存在拖欠货款的行为。鑫辉公司质证称，该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宋士乐派遣人员从我公司拉货时必须先付款，而不能证明本案中我公司指定运输人员向宋士乐派送货物的付款情形，另外，该证人证言也证实了宋士乐购买货物由宋春红付款的事实。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鑫辉公司提交了其公司会计胡某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宋士乐提交宋春红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除“截止到9月22号账已对，欠款186000元”外的内容与胡某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一致，这与宋春红一审中作为证人认可向胡某通过微信发送了“截止到9月22号账已对，欠款186000元”的内容相矛盾。宋士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完整且没有原始载体，结合微信×××可以删除过往聊天记录的内容，但无法对过往聊天记录内容进行添加的功能设置，本院对鑫辉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据此能认定2018年4月11日宋春红通过微信向胡某发送了“截止到9月22号账已对，欠款186000元”的内容。关于布某的证人证言，该证人仅就由宋士乐派遣其去鑫辉公司拉货的付款流程予以陈述，即由宋春红电话通知他货款已支付，然后让鑫辉公司会计核实后，开出单子，他才能凭单子将货拉出，并称鑫辉公司曾派人向宋士乐送过货，但他不知道货款是如何支付的。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鑫辉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交了发货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对于发货单上宋士乐的签名，鑫辉公司主张是由宋士乐的保管尹新红所签，宋士乐称不清楚是否为尹新红所签，其有责任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尹新红是宋士乐的保管，其无法找到尹新红进行核实，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宋士乐经营的系家庭作坊，宋春红在一审庭审时认可其与胡某对账及通过微信向胡某发送信息确认欠款数额的事实，结合鑫辉公司提交的胡某与宋春红的微信聊天记录，能认定宋春红参与了宋士乐家庭作坊的经营管理，欠款数额为186000元。一审法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宋士乐应偿还鑫辉公司欠款131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宋士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元，由上诉人宋士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凤魁审判员  陈家勇审判员  刘 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宋剑书记员谢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