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民再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周村区兴鲁大道1168号院内南首。法定代表人：巩玉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苟洪标，山东康桥（淄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高新技术开发区少海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宋振清，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学军，山东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13日作出（2018）鲁民申339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萍、苟洪标，被申请人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6)鲁032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22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第一，巩玉春已支付300000元系为再审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租金，而非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查明，“巩玉春为宋汝兵出具欠条。宋汝兵协助巩玉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该事实并不存在。被申请人与巩帅于2015年4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股东会协议，能够明确证明宋汝兵与巩玉春之间并不存在股权变更的事实。该事实能够直接影响涉案30万元的性质，从而判断再审申请人的租赁费支付情况。但是二审法院却无视这一案件事实，认定该30万元为支付先到期的股权转让款。可见，原审法院对于该案件事实认定不清，判决缺乏证据证明。2015年4月24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宋汝兵将持有的再审申请人60%的股权以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巩玉春，巩玉春虽出具欠条，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约定内容。后宋汝兵与巩帅于4月30日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60%股权以13.8万元转让给巩帅，宋汝兵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义务，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事实上，巩玉春与宋汝兵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二审判决认为，基于巩玉春与巩帅的特殊父子关系，巩玉春知晓宋汝兵与巩帅股权转让事宜，并在协议上签字同意，据此认定该股权转让系宋汝兵履行对巩玉春股权转让义务，并无证据证明，显然与基本事实不符。宋汝兵分别与巩玉春、巩帅二人针对同一股权先后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属于两个单独法律关系，并不影响两协议均已成立生效。宋汝兵实际履行了与巩帅签订的股权转让义务，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其事实上丧失了履行与巩玉春股权转让义务的能力。《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巩玉春可以宋汝兵丧失履行能力为由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针对股权转让款，宋汝兵可另行向巩帅主张。第二、一审对于涉案标的物由再审申请人实际使用的时间以及是否达到了使用目的均未作出确认，对租金支付的条件是否成就均未作出认定就判决支付租金，背离了案件的基本法律事实。1、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被申请人主张租金，首先应当就其已经履行了法定义务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已经查清涉案租赁物自2015年6月2日起就已经不具备合同约定的使用目的，再审申请人也明确主张即使应当支付租赁费，也应按照实际使用时间和面积计算。一审法院未审理、未询问，错误地分配举证责任。2、双方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利润分配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情况根据财务数据核算出利润与亏损，合作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担，以现金或折抵租赁费的形式兑现”。据此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要求支付租赁费，应当以双方将合作盈亏清算后，仍不足以抵偿全部租金才有权要求再审申请人支付不足部分。因被申请人一再拖延合作清算，其法定代表人宋汝兵避而不见导致再审申请人以及巩玉春既无法进行清算，也无法索要回本案中已经出具但实际已无效力的股权转让合同及欠条。再审申请人认为租金应否支付、支付多少所依据的事实不清，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让人无法信服。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在本案中，存在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再审申请人欠被申请人租金272000元以及巩玉春与宋汝兵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60万元股权转让款。两者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且债权人并非同一主体，显然不能适用债务充抵的规定。同时宋汝兵已将涉案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巩帅，事实上已不可能履行将股权转让给巩玉春的义务，无权要求巩玉春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根本不涉及债务充抵问题。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再审申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故意颠倒黑白、浑水摸鱼，是妄图逃避法律义务，其请求不应该得到支持。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本院再审认为，2015年4月24日双方签订的租赁补充合同约定，在双方签订的应交各种款项的时间内，若乙方（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不能按时交纳，甲方（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给予停止供电供水，并有权收回租赁的车间。该约定实际上是双方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未按该租赁补充合同约定的时间（即2015年6月10日前）付清租赁费，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随即予以停止供电供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付款，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但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并未以合法的方式或途径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是直接予以停止供电供水。事实上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停止供电供水之日起终止履行。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反诉主张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返还设备，赔偿其停产订单、化工材料、生产设备浸水等损失745000元，并非单纯的侵权之诉，而是双方因履行租赁合同及相关约定产生的纠纷。原一审认为本诉与反诉非同一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可另案起诉，但在判决主文中，则判决驳回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对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反诉从实体上作出了处理，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本院认为，本诉与反诉同属于双方因履行租赁合同及相关约定产生的纠纷，应当一并予以实体审理。原一审认为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反诉属于侵权之诉并不予合并审理不妥。另外，重审时应当注意查清以下问题：2013年8月24日，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一份，约定，甲方（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以印花车间北两间厂房（1700㎡）和水电蒸汽的相关设施先期投入，折股60%，乙方（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以现有设备折股40%，共同组建合作企业。该合作协议签订后，没有成立新的公司。但根据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2014年1月22日，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股东由牟俊海、巩玉春变更为宋汝兵、巩玉春，二人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该比例与上述合作备忘录约定的两公司的持股比例一致，且时间在合作备忘录签订后相隔不久。同时，双方当事人即两公司在原一审时一致认可，两公司存在合作，而非巩玉春、宋汝兵个人合作。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还提交了2015年4月24日签订的《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与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利润分配的协议》、《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与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终止合作股权转让协议》等，皆体现的是两公司合作。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虽载明是“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与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终止合作股权转让”，但内容中则载明，由宋汝兵持有的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60%的股权即60万元，转让给巩玉春。由于宋汝兵、巩玉春分别为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与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显示该两人和两公司在签订或履行协议过程中，分别存在身份混同的情况。合作备忘录约定，甲方（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以印花车间北两间厂房（1700㎡）和水电蒸汽的相关设施先期投入，折股60%，这与2015年1月19日租赁合同约定即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租赁山东云涛家纺有限公司印花车间北三间厂房约计2500㎡在标的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合。另外，宋汝兵持有淄博恩邦服装有限公司的60%的股权，是否单独支付相应对价，亦应一并查清。在查清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222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6）鲁0321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张 豪审判员 栾建德审判员 李守军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