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36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玉华，女，198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鉴，广东曜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晶，广东曜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陈，男，199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锋，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宝颜，广东嘉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玉华因与被上诉人邓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武玉华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邓陈向武玉华返还借款本金1316650元及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7年10月28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由邓陈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民间借贷关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首先，武玉华与邓陈之间曾是恋爱关系，武玉华多次出借资金给邓陈，而邓陈未向武玉华开具借条，这之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与理由。其次，根据武玉华向邓陈出借资金的尾号为9594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可知，2017年6月18日账户的余额有75万元之多，武玉华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倘若武玉华与邓陈之间系货物买卖关系，为何武玉华在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不采取一次性支付货款而是持续每日转账5万元长达两个月之久，这不符合常理。2017年6月22日至9月2日期间，武玉华借款给邓陈合计1316650元，其中刷卡7笔，小计450000元；转账18笔，小计866650元。上述借款发生的时间具有连续性，且每一笔借款的金额都是整数，更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最后，从武玉华与邓陈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可知，在武玉华多次向邓陈催要还款的情况下，邓陈自认借款100多万元的事实，并多次作出“明年还”的还款承诺。邓陈向武玉华借款100多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邓陈应依法向武玉华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2、一审法院将双方借款关系认定为货物买卖及合同关系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是否存在交付证据及交付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两笔交易为货物买卖交易存在明显错误。对于从武冰华账上转给邓陈的866650元，虽然武冰华与武玉华的陈述不一致，但东莞法院并未就武冰华与邓陈的争议作出生效判决，一审法院简单引用东莞法院法庭质证内容是不合适的。武冰华在东莞法院起诉邓陈，系武冰华作为银行卡名义户主主张权利，后武冰华放弃诉讼权利撤诉了。武冰华并不认识邓陈且与邓陈无任何关系，涉案银行卡的实际使用及权利人为武玉华，且在东莞案中武玉华未主张任何权利。武冰华放弃作为银行卡名义户主的诉讼权利，并不违反禁止反言原则。邓陈未能提供证明双方货物买卖关系的有效合同，仅提供了快递单作为证据。然而该组快递单上既没有寄件人邓陈的信息也没有武玉华的签收，并不能证明武玉华与邓陈之间系货物买卖关系，而且快递单的记载时间亦早于本案借贷关系发生的时间。一审法院在同样未查明该部分款项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认定为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3、武玉华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武玉华（微信号：×××）与邓陈（微信号：×××）的微信聊天记录，系认定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关系的重要证据。在庭审前因武玉华儿子贪玩不小心将武玉华的微信卸载，导致武玉华手机上没有了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仅有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武玉华向法院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系源于武玉华与邓陈的真实微信聊天记录。但邓陈在庭审中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的证据不予认可，武玉华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系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的加强，系为查明该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据的真实性，而非申请调取新的证据，武玉华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并未超过法定期限，应予准许。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在邓陈并未提供相关货物买卖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其抗辩主张的货款关系以及何种货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将该举证责任强加给武玉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邓陈对其抗辩系货款负有举证责任，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理由的，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邓陈承担，而非武玉华。三、武玉华与邓陈在2017年3月份相识，当邓陈得知武玉华有100多万元存款之后，承诺要和武玉华结婚。同时邓陈对武玉华嘘寒问暖，每天红包给武玉华，武玉华受其欺骗在颐景金苑与其同居，2017年6月份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武玉华借钱。从2017年6月22日到9月2日，共借走131万元。因邓陈称将和武玉华结婚，以后都是一家人，所以从未打过借条。邓陈在2018年4月22日聊天记录中，承诺到2018年6月份要还欠武玉华的100多万元。2018年4月份下旬，武玉华求助百度找了一位刘律师，他建议武玉华以其妹的名义到东莞起诉邓陈。后来武玉华觉得她妹妹根本就不认识邓陈，也无任何生意往来，就要求撤诉后按照实际情形起诉邓陈民间借贷。2017年3月份到8月份武玉华有完整的红包记录，6月22日开始邓陈承诺结婚，说要买机器向武玉华借钱共130多万元。四、一审说武玉华与韩某有一单20万元的花边业务往来，这纯属虚构。武玉华并不认识韩某，相反韩某与邓陈才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并有业务往来。邓陈拿武玉华的卡在韩某那里刷卡套现20万元整，并说武玉华购买了3000码花边，折合70元钱一码，这按行内价格计算完全不可能。通常花边1到3块钱一米不等，最高也不过45元/码，70元/码的花边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韩某既没有发货单，也没有订货单，没有聊天记录，花边、货号、货单确认、小样什么都没有。武玉华只有一个十来人的小工厂，不可能一次性拿3000码或者20万元金额的货物。通常货款是几百几千零头的，不可能是整数，不符合交易习惯。而且邓陈和韩某称20万元3000码的花边是武玉华自己去仓库把货拉走，也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则。五、邓陈在一审否认武玉华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但邓陈自己提供的微信记录恰恰可以证明武玉华提供的聊天记录中从头到尾武玉华在恳求哀求邓陈还钱的真实性。武玉华有2017年3月到2018年1月完整的转账记录，不管对方的手机如何变更，微信转账记录是无法抹去的，每一笔都有时间与对方接收转账的完整信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武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邓陈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对一审中认定事实有一个遗漏的情况予以补充，即武玉华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个2018年5月16日的报警记录，有现场录像、录音。该录音录像明确地反映出当时武玉华本人到邓陈的店铺去找邓陈要求对账，认为邓陈欠其三四十万元的货款，该事实足以认定双方的买卖关系是成立的。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武玉华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其一直在广州从事服装生产业务，邓陈在广州从事卖绣花面料业务。2017年3月13日，武玉华在轻纺城寻找绣花面料商家，无意找到邓陈档口，双方自此相识，慢慢产生了感情，于2017年4月下旬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同年6月初，双方开始同居，同居地址为东晓南路1273号合生颐景华苑。同居期间，邓陈以投资经营购买机器设备需要资金为由，以及许诺与武玉华结婚需要钱解除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为由，向武玉华借款。因正与邓陈恋爱，不加考虑就同意借款，并将自己的一张银行卡（户名武冰华，账号62×××94）交给邓陈使用。自2017年6月22日至同年9月2日，邓陈使用该卡在POS机消费7笔，共计450000元。自2017年6月26日至同年9月1日，武玉华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方式向邓陈转账借款18笔，共计866650元。至此，武玉华共向邓陈出借1316650元。2017年9月底，邓陈仍向武玉华借款，武玉华称卡里的钱已被借光，再无钱可借，加之邓陈不愿离婚，由此双方产生矛盾并考虑分手。因双方经常争吵，同年10月28日，武玉华要求邓陈还款，邓陈称2018年6月底还清，并称只欠武玉华1000000元，如到时还不清，武玉华可通过下单订货的方式抵清借款。2018年4月16日，武玉华最后一次通过微信向邓陈催款，邓陈拒不还款并拉黑武玉华，且拒不退还银行卡，武玉华从此无法联系邓陈。2018年5月16日，到邓陈档口催款，其妻子报警。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陈返还借款本金1316650元；2、邓陈支付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10月28日起计）；3、邓陈负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玉华为证明向邓陈出借款项，提交了自行制作的《借款清单（一）》及相应的《交易查询》，证实武冰华名下尾号为3478的银行卡于2017年6月22日向“泰盛花边”支付100000元，于2017年6月22日向“广州市泰盛花边商行”支付100000元，于2017年8月26日、8月28日、8月29日、8月31日、9月2日各向“广州市花尚花边商行”支付50000元。邓陈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上述两笔100000元不是借款，而是武玉华向案外人购买布料的款项；其余5笔是武玉华向邓陈购买布料的货款。武玉华为证明向邓陈出借款项，提交了自行制作的《借款清单（二）》及武冰华名下尾号为9594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证实从2017年6月26日至2017年9月1日期间向邓陈名下账户支付款项18笔，合计866650元。邓陈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上述证据在武冰华诉邓陈的案件中是作为武冰华向邓陈支付加工费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武玉华提交了由“武冰华”签名，日期为2018年7月23日的《银行卡使用情况说明》1份，内容为：武冰华于2016年7月份左右开立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卡1张，尾号为3478，2018年4月27日挂失换得尾号为9594的新卡。该卡一直由武玉华占有使用，此卡有关的权利义务均由武玉华承担。上述7笔刷卡和18笔转账均为武玉华、邓陈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武冰华无关。邓陈认为该证据属证人证言，武冰华没有出庭，故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从武玉华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该证据是律师发给武玉华的，微信中描述武冰华在东莞起诉。武玉华为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提交了其称系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邓陈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武冰华曾于2018年5月28日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经营者为邓陈的东莞市沙田花尚绣品厂（以下简称花尚绣品厂），案号为（2018）粤1972民初6892号。武冰华的诉讼请求为：1、花尚绣品厂返还定作款866650元；2、花尚绣品厂支付利息损失，以86665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7年9月1日起计，暂计至起诉日止为27638元；3、诉讼费用由花尚绣品厂承担。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部分载明：“花尚绣品厂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水溶，网布类产品，主要以花边，满副为主的工厂，武玉华经同行朋友介绍于2017年3月31日向花尚绣品厂支付定金人民币2150元，进行小量生产绣花面料，因花尚绣品厂做的绣花面料工艺质量符合武玉华生产的需求，于是在同年6月份至9月初，累计向花尚绣品厂支付定作款合计人民币866650元，口头约定交货时间为支付最后一期款项后30天内。到期后，花尚绣品厂并没有按约定交付货物，武玉华多次催要，花尚绣品厂以各种理由推托，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向武玉华交付货物，因为花尚绣品厂未能按约交付绣花面料，致使其无法向第三方供货，花尚绣品厂的违约行为实际给武玉华造成了经济损失，请求法院判令花尚绣品厂归还定作款和利息损失。”武冰华诉称的向花尚绣品厂支付的定作款866650元即本案武玉华主张的《借款清单（二）》及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中的18笔转账。该案诉讼中，武玉华被追加为第三人。该案于2018年7月26日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询问武冰华的代理人，武冰华向花尚绣品厂定做的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颜色及总价。代理人回答：绣花面料，数量是20000码，规格不清楚，单价是43.3每码，颜色是红色，总价为866650元。法官询问：武冰华一共分几次向花尚绣品厂发出订单。代理人回答：一次。法官询问：既然只有一次订单，为何要多次付款？代理人回答：因为武冰华一次性没有多么多钱，但在两个月内已经付清了。法官询问：在交易期限，武冰华是否有向花尚绣品厂催收过货物？代理人回答：有的，武冰华委托武玉华多次上门催收且花尚绣品厂也因此报过警。2018年8月20日，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972民初689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以武冰华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案件受理费为由，裁定按武冰华撤回起诉处理。一审诉讼中，邓陈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作证称：证人不清楚武玉华的名字，只知道姓武。2017年6月22日下午，武玉华到证人的档口购买花边，以刷卡方式支付货款200000元，是分两笔刷卡，每笔100000元。之后武玉华到仓库验货，再找车把货运走。双方只发生过这一次交易。邓陈是证人的供应商，证人尚欠邓陈50000元，故证人收到武玉华的200000元后，转账给邓陈50000元。邓陈陈述：其与武玉华不是恋爱关系，也没有同居；武玉华自称离婚了，追求邓陈，双方发生过性关系；武冰华的银行卡没有给过邓陈，转账的款项均是货款，双方有长期合作关系。一审庭审后，武玉华申请一审法院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查收集武玉华与邓陈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武玉华主张向邓陈出借了资金，起诉要求邓陈返还借款本息，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武玉华主张涉案的从案外人武冰华名下银行卡转出的1316650元属借款，但武玉华未能提交借条、借款合同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证据。武玉华主张的1316650元借款包括三部分：一是支付给“泰盛花边”的100000元和支付给“广州市泰盛花边商行”的100000元；二是支付给“广州市花尚花边商行”的250000元；三是支付到邓陈名下账户的866650元。对于第一部分款项，武玉华没有证据证明收款人“泰盛花边”、“广州市泰盛花边商行”与邓陈有关联，证人韩某也证实该款是武玉华向其购买花边的货款，故武玉华主张该款是出借给邓陈的款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款项，邓陈确认收到，但认为是武玉华向邓陈购买布料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武玉华的陈述，武玉华从事服装生产，邓陈从事销售绣花面料，武玉华曾向邓陈购买绣花面料，现邓陈抗辩称上述款项是货款，武玉华并未举证予以反驳，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邓陈的抗辩意见，故武玉华主张该款是出借给邓陈的款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三部分款项，案外人武冰华曾主张该款是其支付给经营者为邓陈的花尚绣品厂的定作款，起诉要求花尚绣品厂返还。该案庭审中，武冰华代理人对定做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颜色、总价以及双方交易次数、催收货物情况等细节均进行了详细陈述，后该案因武冰华未按期补交受理费而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现武玉华又主张该款是其出借给邓陈的借款，起诉要求邓陈还款，对同一款项，作为姐妹的武冰华和武玉华先后对款项的所有权、款项性质、交易过程等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陈述，难以令人信服；邓陈认为该款是货款，而武玉华、邓陈确存在买卖关系，现武玉华未能提供证据推翻邓陈的抗辩意见，故武玉华主张该款是出借给邓陈的款项，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武玉华为证明双方存在借款事实，提交了其称系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但邓陈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予确认，因截图并非原始证据，武玉华未能提供原始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对上述截图证据不予采信。武玉华在庭审后申请调查取证，已超过法定期限，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武玉华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70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武玉华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案外人武冰华出庭证实一审期间武玉华提交的《银行卡使用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证明涉案9594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是武玉华。另，武玉华提交双方之间的微信红包和转账记录，主张证明邓陈在一审时否认双方曾有恋爱关系是在撒谎，双方恋爱期间有互发红包，且邓陈发的比较多，是邓陈追求武玉华；认为七十多笔红包往来主要集中在2017年6-8月，其中多数是“8.88”“188.88”，还有“520”“1314”等比较敏感的数字，足以证明双方的关系比较密切。邓陈回应称，承认双方是存在一段时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审时也陈述过双方曾发生过关系，现不需要对上述红包记录逐笔核对。武玉华提交双方之间的手机转账记录，主张双方另外有货款往来的数额都不是整数，且数额不大，认为可以印证本案中每次五万元、十万元的刷卡和转账实际上属于借款。邓陈回应认为，数额不大的转款是因为对应的是花边样品而不是大货，通常一批大货少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邓陈在一审时提交的微信聊天截图中，有送货单显示累计货款是111061元，武玉华在2018年5月16日曾经到邓陈的档口去催款，也可以证明双方是买卖关系，其在一审时提交的“瑞康特快”货物物流单可以证明其有发货给武玉华，物流单都是2018年发生并使用2017年没用完的物流快递单单据。诉讼中，武玉华坚持主张其于一审期间提交的五十多页微信聊天截图内容的真实性，认为邓陈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也可以印证武玉华一直在恳求邓陈还钱，并解释因为其儿子贪玩不小心将其手机微信卸载，重新装载微信后没有了之前的原始聊天记录，只有之前留存的截图；而邓陈认为微信聊天记录本来可以证实武玉华多次向其拿货且尚欠其货款，武玉华在2018年通过微信下单让邓陈做一批货，但一直没给钱导致十几万元的货物仍扣留在仓库，邓陈并解释其老婆将其微信好友中的武玉华拉黑删除，导致恢复添加好友之后也无法查看以前的聊天记录。经法庭当庭将双方微信添加为好友后，邓陈手机完全无法显示之前的聊天内容，武玉华手机只显示2018年10月23日微信发送不成功的“微信拉黑了也不还钱了？”一句话，以及2019年8月6日重新添加为好友的界面。二审庭审上，武玉华、邓陈均确认各自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并非完整的聊天内容，武玉华再次申请法院调取双方微信聊天记录，邓陈也表示同意。但经本院发函调查，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回函称：“因有关聊天记录并不保存于服务器，仅可通过用户接受有关聊天记录的终端设备查看，因此我司无法协助提供。”二审庭审后，武玉华提交《证据重新鉴定申请书》，申请对邓陈提交的“瑞康特快”货物物流单总共18张单据的真伪及形成时间予以鉴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武玉华主张其妹妹武冰华名下的9594银行卡实际上是由武玉华在使用，涉案刷卡和转账的款项均属于武玉华出借给邓陈的借款，而邓陈抗辩其收取的款项属于货款，并确认其交易对手是武玉华。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仍在于涉案三部分款项共计1316650元是否属于邓陈向武玉华的借款。结合双方诉辩、举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院分别评析如下：关于2017年6月22日支付给“泰盛花边”的100000元和支付给“广州市泰盛花边商行”的100000元。鉴于武玉华没有证据证明收款人“泰盛花边”、“广州市泰盛花边商行”与邓陈有关联，证人韩某也出庭证实该款是武玉华向其购买花边的货款，故武玉华主张该款是出借给邓陈的款项，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武玉华若否认向韩某购买货物，其与韩某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关于2017年6月26日至9月1日期间向邓陈名下账户支付款项18笔共计866650元。武玉华的妹妹武冰华曾主张该款是其支付给经营者为邓陈的花尚绣品厂的定作款，另案起诉要求花尚绣品厂返还。该案庭审中，武冰华代理人对定做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颜色、总价以及双方交易次数、催收货物情况等细节均进行了详细陈述，后该案因武冰华未按期补交受理费而被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现武玉华又主张该款是其出借给邓陈的借款，起诉要求邓陈还款，对同一款项，作为姐妹的武冰华和武玉华先后对款项的所有权、款项性质、交易过程等事实作出截然不同的陈述，难以令人信服；邓陈认为该款是货款，而且交易对手是武玉华。一审法院鉴于武玉华、邓陈确存在买卖关系，综合上述情况认定武玉华主张该款是出借给邓陈的款项依据不足，亦无不妥。邓陈确认上述866650元属于其与武玉华的货物买卖关系，武玉华若否认收到相应货物，其就此可另行解决。关于武玉华使用的银行卡于2017年8月26日、8月28日、8月29日、8月31日、9月2日各向“广州市花尚花边商行”支付50000元。邓陈在诉讼过程中确认花尚绣品厂是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也确认其已经收到上述250000元，但认为是武玉华向邓陈购买布料的货款。对此，首先，从武玉华一审提交的武玉华、邓陈俩人合影照片以及微信红包记录来看，武玉华主张双方在2017年6-9月期间曾有恋爱关系有相应证据佐证，邓陈虽在一审时否认有恋爱关系并否认同居，但在二审时也承认双方是存在一段时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武玉华解释其因信任邓陈而没有让邓陈出具借条，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次，邓陈抗辩该款属于武玉华购买布料的货款，依法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虽然武玉华曾向邓陈购买绣花面料，但武玉华提交的微信红包和转账记录显示之前双方的货款买卖数额不大且零散，而上述五笔转款共计25万元数额较大且每次转款数额齐整，邓陈却未能举证与上述争议的25万元转款有关联的货物买卖；再次，邓陈在一审时提交多份“瑞康特快”货物物流单主张可证明其有发货给武玉华，但又解释称物流送货时间都是在2018年，亦不足以证实这些物流单与上述25万元具有关联性。结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和举证情况，本院认为邓陈关于上述25万元属于货款的抗辩不足以达到令人对借款关系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程度，故认定该25万元属于武玉华出借给邓陈的借款，双方之间就此款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仅以武玉华曾向邓陈购买布料为由，忽略了双方的交往关系程度以及上述25万元转账情况与之前购买布料结算情形的差异，对该笔25万元的认定出现偏差，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邓陈提交的“瑞康特快”货物物流单是否与邓陈抗辩认为属于货物款项的866650元有关，不影响本案对该笔25万元借款关系的分析认定，故本院对武玉华在二审庭审后提交《证据重新鉴定申请书》申请鉴定的事项不予准许。综上分析，武玉华与邓陈之间就前述25万元转款存在事实上的民间借贷关系，邓陈应向武玉华偿还该笔款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武玉华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合理，但不应超过年利率6%的上限，并应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武玉华诉讼请求中超出上述借款本息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5民初11715号民事判决；二、邓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玉华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25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8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以年利率6%为上限）；三、驳回武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3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2035元；由邓陈负担4356元，武玉华负担176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035元，由邓陈负担3368元，武玉华负担136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马 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林洁裕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