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98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玉文。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亚莲。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秀峰，广东诚挚（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华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福建省华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放，福建宝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路灯管理所。负责人：何志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妮，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甘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雅妮，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久州英联微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英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俞东辉，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蒂星，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英联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小东。上诉人黄玉文、杨亚莲、福建省华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路灯管理所（以下简称路灯所）、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电局）、广东久州英联微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州公司）、广东英联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联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3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玉文、杨亚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华远公司、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共人民币1234360元给黄玉文、杨亚莲；2、由华远公司、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路灯所、供电局不是触电线路产权人，不承担本案侵权赔偿责任属错误，本案应由路灯所、供电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本案发生漏电的线路是路灯组成部分，该路灯工程项目是路灯所投资建设的，路灯所是该路灯设施的产权人，该路灯工程验收与否均不影响路灯所成为该线路的电力设施产权人资格认定。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路灯所与华远公司之间是工程承包关系，而不是委托代理维护关系，华远公司因在施工期间对电力设施管理、维护不当发生人身触电事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并不因此免除路灯所的承担赔偿责任。路灯所作为电力设施产权人仍应对供电设施上发生的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是一起供电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人身触电事故，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四十三条“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供电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供电局作为供电企业，应当对其供电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路灯所是其分支机构，应对其分支机构过错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供电局应对本案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用错误，本案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各项赔偿费用。黄玉文、杨亚莲因家庭困难，于1991年3月与子女黄某、黄军雄、黄飞、黄金莲等一家人从广东省电白县那霍镇覃坑横辟村迁到广东省阳江市××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田头屋居住，并租赁当地村民田地耕作为业到现在，已达26年，且在四、五年前又在当地建设了房屋，阳西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及阳西县公安局新圩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该事实。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司法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印发的《关于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纪要》通知，“户籍性质根据户籍登记信息认定。户籍登记为居民的，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户籍地城乡分类代码确定。城乡分类代码首位数是‘1’的，为城镇，首位数是‘2’为农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阳西县新圩镇新圩村委会统计用区划代码为44172110720l，城乡分类代码为122(即首位数为‘1’)，即新圩村委会户籍地应为城镇。黄玉文、杨亚莲与黄某在新圩村工作生活至今已经26年，应认定为在城镇工作生活。即使黄玉文、杨亚莲一审时暂未能提供黄某在受害前在城市工作生活一年以上其他证据，单凭黄某与黄玉文、杨亚莲在城镇共同居住26年的事实也足以认定“黄某受害前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的事实。一审判决仅以户口本登记信息认定黄某受害前属于农村居民即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本案各项赔偿费用，明显缺乏理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黄玉文、杨亚莲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黄玉文、杨亚莲的上诉，路灯所、供电局共同答辩称：一、涉案漏电线路是华远公司和久州公司私自建设的工程，并非路灯所投资建设、发包工程的范围，供电局及路灯所既不是线路的产权人、也不是建设单位或管理单位，对涉案线路没有维护、管理责任，依法不承担侵权责任。二、本案属于一般侵权，黄玉文、杨亚莲和华远公司上诉称路灯所是涉案线路的产权人，产生了管理义务，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关于适用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的问题，黄玉文、杨亚莲称“其两人与和黄某等至2018年6月已在该村连续居住满26年，新圩村属城镇，相关赔偿应适用城镇标准”。但该陈述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适用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玉文、杨亚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针对黄玉文、杨亚莲的上诉，久州公司答辩称：一、黄玉文、杨亚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当予以驳回。1、本案一审查明的证据中，没有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证明死者是触电死亡，唯一的证据只是证人的描述。2、从一审认定的证人证言中可以看到死者触电死亡之前，本案的证人已经在同一位置爬上过一次，而且没有感觉带电。死者是触电死亡的，造成管线漏电，并非是涉案线路产权人、使用人的责任，应当是攀爬者责任，故本案漏电责任不在于全部的被告。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黄玉文、杨亚莲的主张成立，本案应当由供电局和路灯所承担连带责任。1、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供电局承认涉案的管线是由全部的路灯包括已经验收的和未验收的路灯共用的，这是供电局工作人员和华远公司共同确认的。2、供电管线必须是验收合格后取得供电局审批才能供电，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供电局也承认里面的电来源于供电局，没有移交的路灯不能接入供电，只能接入临时电，因此可以看到涉案的管线是用于已经移交的路灯使用。3、即使是管线漏电死亡，导致漏电的电或者说流经死者身体的电是已经验收的路灯所用的电，而不是未验收的35盏灯使用的电。针对黄玉文、杨亚莲的上诉，华远公司答辩称：我方同意久州公司的答辩意见，另补充以下意见：一、根据路灯所员工黄志坚在派出所的笔录，可看到事发的原因是触电，线路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应为路灯所。二、一审法院判决受害人没有承担责任不妥当，死者因攀爬导致触电，死者对其自身安全管理义务不够，其行为是有过错的，应自行承担30%责任。三、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应以30000元为宜。四、路灯所应承担事故较大比例的侵权责任，即死者自行承担30%责任，剩余70%责任由路灯所承担60%也就是42%，70%中剩余的28%由法院依法裁量。华远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黄玉文、杨亚莲对华远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黄玉文、杨亚莲、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错误判决。一、路灯所是黄某事故现场供电线路的产权人。1、华远公司施工的2008年固定资产项目路灯节能改造工程一标工程，该工程发包方为路灯所。一审判决书第9页最后一段“路灯所表示……当时其对施工方案有变更，将所有工程范围内的路灯均向北移”的事实。路灯所现场施工工程的管理人员黄志坚在2016年10月23日的证言也承认路灯所由于变更设计，在合同外增加了正在施工的35盏路灯，只是55盏已验收，35盏未验收而已。2、在没有路灯所许可情况下，华远公司不可能在广州市市区未经批准私自建设工程或私自建设路灯，路灯所的辩解违背客观事实，不能成立。3、路灯所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广州市区城市主干道、各街道路灯的维修和管理，不存在华远公司施工90盏路灯中，55盏路灯属于其维修和管理，临近旁边的35盏灯就不是其管理范围。总之，路灯所主张系华远公司私自施工没有依据，一审认定未验收的35盏路灯产权人非路灯所的事实错误。二、华远公司施工90盏路灯，路灯所均已产生了管理义务。1、一审判决书第13页到第14页路灯所工作人员、现场施工工程的管理人员黄志坚在2016年10月23日的证言证实“现场的电线电路是路灯照明使用的，现场的路灯照明设施还没有完成验收，该路段路灯照明使用已经有十个月左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目为竣工日期”之规定，路灯所对该事故路段供电线路已产生管理职责。2、判决书第15页也认定未验收的35盏灯因未验收还未通电，则本案事故现场旁的接线井内的地下供电线路明显是为已验收移交给路灯所的55盏灯而使用供电，路灯所也是该供电线路的维护和管理责任人。综上，路灯所对该事故路段供电线路应负管理职责。线路出现的漏电致人死亡事故，依法应当由路灯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华远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华远公司的上诉，黄玉文、杨亚莲答辩称：一、华远公司是路灯项目工程的总承包人，路灯所是路灯相关设施的产权人，二者对路灯线路漏电导致受害人黄某死亡的结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华远公司上诉请求驳回黄玉文、杨亚莲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华远公司对黄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根据相应的公安卷宗、病历资料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足以证实黄某死亡的事实。死者黄某未生育儿女，黄玉文、杨亚莲是其第一顺位继承人，属于适格原告，有权就黄某的死亡向华远公司等主张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因触电导致死亡，与华远公司在电力设施建设施工过程中对供电设施未尽安全管理、维护义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证据充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华远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正确，但认定路灯所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错误，忽视了路灯所作为投资人、产权人所应承担的部分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华远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华远公司的上诉，供电局、路灯所共同答辩称：我方对华远公司上诉的答辩意见与对黄玉文、杨亚莲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以下意见：1、华远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路灯所是涉案线路的管理人或产权人。2、按照广州市2012年公布的《城乡照明管理办法》规定，所有的城市道路必须经过竣工验收以后，才能投入使用，而本案涉案的55盏路灯没有投入使用，也没有移交给路灯所，更不是路灯所在使用，黄志坚在派出所阐述的情况是其不了解情况，其陈述与事实不符，华远公司提出涉案55盏路灯已移交给路灯所维护管理没有依据。三、涉案线路的地址是在生物桥的桥南，而路灯所55盏路灯工程是在桥北，即涉案线路不属于工程范围，其是华远公司跟久州公司私自建设35盏路灯的线路，涉案地点属35盏路灯范围，华远公司提出55盏路灯线路与35盏路灯共用备用电源亦不是事实，该55盏路灯没有验收，也没有交给供电局使用，其还是建设中工程，对于涉案的线路供电局、路灯所没有维护管理职责，路灯所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责任。针对华远公司的上诉，久州公司答辩称：一、我方答辩意见与对黄玉文、杨亚莲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二、我方同意华远公司的上诉意见。三、针对华远公司补充的上诉事实我方陈述如下意见：1、关于黄志坚的身份，根据一审查明事实可以看到黄志坚是路灯所工作人员，其是现场路灯施工工程的管理人员，作为业主的代表，其应该是最清楚工程情况的人员，而且其已经承认55盏路灯已经验收并移交管理使用，也承认所有的路灯是用同一条管线，同一条供电线路，也确认电是来源于路灯所。在一审查明事实中，黄志坚还确认35盏未移交的路灯是使用蓄电池电源。2、关于责任分担问题，涉案管线是挂在斜坡墙壁上面，一般人是不会去攀爬，也不存在管线裸露问题，里边的电源本身就有绝缘胶，触电的责任应由踩踏攀爬者自负。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管线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员等使用人员有责任，作为死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即50%以上责任。3、对于赔偿标准，如果是按照农村标准认定，我方同意华远公司提出的死者承担30%的责任，其他责任比例由法院查明后认定。二审期间，英联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亦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黄玉文、杨亚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华远公司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753686元、丧葬费414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7182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及为处理本案产生的误工费18415元、伙食补助费8000元、住宿费36000元、交通费5000元；2、判令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华远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路灯所是供电局设立的分公司。路灯所作为招标人于2009年12月29日确定华远公司为“2008年固定资产项目路灯节能改造工程一标施工专业承包”的中标单位。路灯所与华远公司于2010年3月12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路灯所将“2008年固定资产项目路灯节能改造工程一标施工专业承包”工程发包给华远公司承包；承包范围为电源电压等级为380V送电线路的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安装（详见施工图纸），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综合单价包干、项目设施费包干；组成合同的文件包括图纸。上述合同附有《施工设计图》，显示工程地点为“小洲村江边，生物岛入口便桥旁江边河堤道路”（以下简称河堤道路）；该工程设计为自河堤道路北端水闸东侧至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北侧，道路旁（东侧）沿河堤建设共55盏风光互补路灯；河堤道路北端水闸东侧的路灯为1号路灯，依次编号，至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北侧的路灯为55号路灯；河堤处沿该55盏路灯敷设“4xBW16PE89FC”的管线，管线贯穿该55盏路灯，管线两端即为1号路灯及55号路灯。《施工设计图》的说明包括敷设一个供电回路作为备用，电源引自就近路灯开关箱，用4-BW16穿管埋地敷设；灯具功率60W；风力发电机24V/400W等。上述工程现场现状为：自河堤道路北端水闸东侧至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北侧，道路旁（东侧）沿河堤设有57盏路灯，其中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北侧往北数第1至第8盏路灯均为顶端仅有太阳能光伏板的路灯，第9盏至第57盏路灯均为顶端有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风车的路灯。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南侧设有8盏路灯，均为顶端仅有太阳能光伏板的路灯。上述共计65盏路灯除顶端有无风力发电风车不一致外，其余部位均一致，均有“扬州市龙翔灯业制造有限公司”的合格证铭牌。对于工程现场现状与《施工设计图》并不一致的问题，路灯所表示其向华远公司发包的工程范围为工程现场中顶端有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风车的55盏路灯；当时其对施工方案有变更，将所有工程范围内的路灯均向北移，故在河堤道路北端水闸东侧处只有49盏路灯，另外还有6盏路灯建设于水闸处河对岸（即水闸以北）的道路旁；工程现场中其余顶端仅有太阳能光伏板的路灯并非其发包给华远公司承包的工程范围，是华远公司私自建设的。华远公司则表示，路灯所向其发包的工程包括55盏顶端有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风车的路灯和35盏顶端仅有太阳能光伏板的路灯，其是依据相关的施工文件和要求进行建设，不存在私自建设的情形。路灯所与华远公司均未能提供其他施工文件、图纸等佐证其上述陈述。上述工程现场中，河堤道路沿河堤设有亲水平台。亲水平台距道路路面落差约2米，为一条宽约2米的人行道，东侧为河流，西侧为河堤。河堤道路在河堤侧建设有栏杆，但栏杆每隔约100米有一缺口，缺口处建有通往亲水平台的楼梯，可让行人从该处步行至亲水平台上。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南侧的河堤处沿河堤架设放置花盆的铁架，花盆底距亲水平台地面高约1.8米。铁架中铺设十余条管线，均被橡胶或塑料管道包裹，但均裸露放置在铁架上。2016年10月23日凌晨5时许，黄某与郑某、赖某在上述河堤的亲水平台上捉鱼。之后黄某在河堤道路南端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南侧的亲水平台上发生触电事故。郑某、赖某立即报警并呼叫急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的病历记载，黄某被电击后昏迷，朋友呼120，该院救护车于当日6:10到达现场，见黄某已无呼吸心跳、双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该院在现场采取抢救措施，后将黄某带回医院继续抢救均未果，于当日9:10宣布黄某死亡。该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黄某于2016年10月23日因“心跳骤停”死亡。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黄玉文、杨亚莲申请，依法传唤证人郑某、赖某出庭作证。赖某作证称，其与黄某、郑某因下班后无聊故前往事故现场捉鱼；事故现场并无警示标志，其看到有些管线破裂露出里面的电线；其没有下水，其是通过前面的楼梯下到亲水平台处，之后郑某从楼梯处走上河堤道路，其与黄某则在亲水平台走到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南侧，其就从河堤处翻越花架和栏杆上到河堤道路，黄某就想跟着其一起爬上来；其上到道路路面后听到黄某叫了一声，郑某就翻越栏杆下到亲水平台，其听郑某称郑某碰了黄某一下，发现黄某身体带电；其看到黄某一只手搭在铁架上，身体依靠在靠近桥底的河堤墙壁上，眼睛已经反白，其呼叫黄某无果，故认为黄某是因为电击死亡；其从亲水平台处翻越花架和栏杆上到河堤道路时并未感觉触电；其当时并未叫黄某攀爬花架和栏杆。郑某作证称，当天因下班早比较无聊，故与黄某、赖某一起去事故现场捉鱼，但都没有下水；现场并无警示标志，其看到现场有一些管线是裸露的；其一行三人均从楼梯处下到亲水平台，其后其就通过楼梯下到河堤道路上，黄某、赖某就仍在亲水平台处，三人走至前往生物岛的便桥南侧，赖某就翻越花架和栏杆上至河堤道路处，之后黄某将捞鱼用的网递给赖某，准备从同一地点从同样方式上来；当时其与赖某均没有叫黄某翻越花架和栏杆上来；其听到黄某叫了一声，其就下到亲水平台处，看到黄某的手搭在铁架上，身体依靠着墙壁，已失去意识；其用手触碰黄某，感觉触电，触电的感觉就像触碰家中电线的感觉一样强烈，其就知道黄某触电了，就用力推黄某的腰间将其推开；之后其对黄某做心肺复苏，并报警和呼叫急救。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调取黄某意外死亡案件的公安卷宗。卷宗中有公安机关于2016年10月23日早晨对郑某、赖某的询问笔录，两人在笔录中的陈述与上述在庭审中的证言基本一致，但对事故发生前赖某如何从亲水平台上到河堤道路有不同陈述，该两人均在笔录中称两人是从河堤上的楼梯上到河堤道路上往北步行，而黄某仍在亲水平台上往北步行，走至桥底附近拟翻越花架和栏杆上到河堤道路时发生触电事故。另郑某在笔录中称，当时现场旁边就只有一个太阳能板的路灯，没有见到其他电力设施；黄某触电后其是翻越栏杆后扶着铁制花架下到距离黄某约1米处的亲水平台上，其与黄某触碰的花架是同一个花架，但其并未感觉触电；其与黄某、赖某均是事故发生前一个月进入广州市海珠区小洲村瀛洲路圆通快递公司工作。赖某在笔录中称，当时其在河堤道路上接到黄某递来的渔网后就在整理渔网，就听到黄某处传来脚在墙上打滑的声音，并听到黄某叫“电”，其就发现黄某触电。卷宗中有公安机关于2016年10月26日晚对赖某的询问笔录。赖某在笔录中称其与黄某是同学、好友，其是黄某的小学同学，后来黄某到深圳的汽车维修技校读书，毕业后回家乡务农；后来黄某在家乡做货车司机，前几年黄某没有做司机就到深圳的手机加工厂做工；2016年年初黄某与郑某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建筑工地工作；2016年9月18日黄某与郑某一起来到圆通快递工作。卷宗中有公安机关于2016年10月23日晚对黄志坚的询问笔录。黄志坚在笔录中称其是路灯所的工作人员，是现场路灯施工工程的工程管理人，其于事故当天早晨接到通知后去现场协助处置；现场的施工单位是华远公司，该公司也派员检测；现场的电线电路是路灯照明使用的，现场的路灯照明设施还没有完成验收，该路段路灯照明使用已经有十个月左右，在现场北面已验收的55套路灯的供电线路是从南边经过事发现场过来的，跟还没有验收的三十多套用的是同一条电路；已经验收的55套路灯由路灯所来管理和维护，未验收的三十多套路灯是华远公司维护；整条通电线路是华远公司施工铺设，部分通过验收后就分开管理维护，其已验收的这片区域由路灯所管理维护，未验收那部分区域的线路就由华远公司管理维护；整条线路是使用路灯所的路灯电源的，路灯所已验收的55套路灯是统一开关的，而未验收的三十多套路灯是使用蓄电池电源，且每一套路灯都有独立的开关控制；供电线路是380伏，已验收的路灯使用的是220伏；现场的路灯已经使用十个月左右，但那些是太阳能充电的，不知道有没有接通路灯供电线路；其去到现场时已在附近的线路切断电源了，平时现场路灯都是在每天早上6:20就统一熄灯，熄灯之后就没有电；现场检测是华远公司派员进行的，路灯所、海珠区安监部门、水务局、华洲街道办事处、华洲派出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均有人在场；现场是断电之后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是有一条线的绝缘性比较差，因现场已经断电，故没有注意到漏电情况；现场有一些通讯线路，没有发现其他铺设和使用的电线电路；其认为黄某触电致死主要应由华远公司负责。卷宗中有公安机关于2016年10月23日晚对梁坤荣的询问笔录。梁坤荣在笔录中称其是华远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运营部门主管，其于事故当天接到通知后去现场协助调查；华远公司于2009年承接路灯所的“2008年固定资产项目路灯节能改造工程一标施工专业承包”工程，因其他原因，华远公司于2015年5月才开始就该工程进行施工，一共安装了55套路灯，于2015年9月底完工；同时开工的还有现场鹅公村酒家往南到小洲艺术区第三期停车场的35套风光互补发电路灯；上述55套路灯经过调试通电成功后，华远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向路灯所提交了该段工程的竣工验收表，一星期后路灯所就来到工程现场对该段工程进行了验收，通过验收华远公司就将该55套路灯整体工程移交路灯所，移交后由路灯所负责该路段全部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华远公司负责质保期限内的产品质量有关的售后维修，质保期限是12个月，至事故发生时还在质保期内；验收时华远公司已将验收申请书呈送路灯所，但路灯所验收合格后一直没有将盖好章的工程项目竣工表交给华远公司；上述35套路灯这一段工程还在施工，还未交付路灯所，路灯还没有通电，完全依靠太阳能光伏板发电、蓄电供路灯照明使用；蓄电池的电压是24伏的直流电；整体工程的地下供电线路都是从小洲村通往大学城的便桥桥底接入，沿着堤边往北布线，往北先经过尚未完成施工的35套路灯，后经过已经交付路灯所的55套路灯设备；事故现场的路灯是属于还没有完成施工的35套路灯中的一套，现场旁边的接线井内的地下供电线路属于已经竣工交付给路灯所的55套路灯设备工程；现场旁边接线井内的地下供电线路属于已经竣工交付给路灯所的55套路灯设备工程的一部分，是由路灯所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现场周边有一些通信线路，没有发现其他通电线路；当天现场检测是在海珠区安监局、华洲街道办事处、水务所、华洲派出所、路灯所的工作人员共同见证下由华远公司技术人员对现场附近的接线井跨桥线路进行绝缘检测，发现其中绿色供电线路有电阻显示，说明该线路的绝缘状况出现问题，安监局人员认为这是引起漏电的原因，上述人员去到现场时已经被切断电源了；其认为黄某死亡可能是因为电线电路有破损造成漏电导致黄某触电身亡，事件结果的责任方有待调查结果定性后再认定。卷宗中附有梁坤荣提供的《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表》以及《工程项目运行接收申请表》，上述表格均记载验收项目为“小洲村江边、生物岛入口便桥旁江边河堤道路”，工程管理人为黄志坚，施工单位为华远公司，建设单位为路灯所，接管单位为路灯所，监理单位为广州市富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上述表格中仅有华远公司、广州市富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盖章，其余单位并未盖章。上述表格记载工程项目包括55套路灯（灯具、灯杆等），亦包括RVV.500V电线RVV-3×4-1980米、RVV.500V电线RVV-25-7100米、PE塑料管1403米、镀锌圆钢1650米、热浸塑钢管380米。卷宗中附有安监部门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勘验笔录》，该笔录记载当事人为梁坤荣及路灯所的工作人员杨某，被邀请人为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工程设施养护所的工作人员曾某，但并未记载勘验人和记录人；勘验情况为对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小洲便桥（小洲往生物岛方向）桥头右侧第一个路灯检查井进行线路绝缘检测，结果为红线万用表显示值1、蓝线万用表显示值1、黄线万用表显示值1、绿线万用表显示值0.09-0.34。为进一步核查上述勘验情况，一审经办法官前往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进行调查。该单位工作人员表示，本案事故并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并非该单位监察管理范畴；上述勘验笔录是其在街道、公安机关要求下派员到现场进行勘验，故勘验人员现场制作了勘验笔录，但因本案事故并非其管理范畴，故其对事故并未立案调查，并无相应案件卷宗。对上述公安卷宗中的材料，黄玉文、杨亚莲认为可以证明事故过程和黄某的死因，责任主体清楚，应由路灯所和华远公司承担责任，黄某在本次事故中无过错。路灯所、供电局表示黄志坚对路灯所的情况不了解，导致其陈述与事实不一致，黄志坚所称的55盏路灯并未由华远公司移交至路灯所管理，还是由华远公司维护；梁坤荣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没有相应证据证明55盏路灯已经验收并交由路灯所管理，且华远公司已承认工程还在保质期内；另路灯管线应使用热浸塑钢管，但华远公司并未使用，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久州公司表示从郑某的陈述可知郑某下去触摸事故发生地点时是不带电的，故最终死亡原因要经过鉴定确认；即使是黄某因触电身亡，可能是大力拉扯管线的过程中导致管线破损致黄某触电。华远公司认为郑某、赖某的陈述可以认定黄某有过错；铁制花架是市政部门设置，请法院调查花架设置的合理性；黄志坚确认其是工程管理人员，已明确55盏路灯已经由路灯所接收，由其负责维护，若其并未接收是没有必要派员做笔录的，因线路是路灯所管理和维护，事故发生在路灯所管理范围，故事故责任应由路灯所承担；梁坤荣已提供相应资料证明华远公司已将工程提交路灯所验收，路灯所已实际接收并使用涉案线路，现路灯所、供电局出尔反尔否认接收工程，该观点不能成立。黄玉文、杨亚莲主张，涉案电力设施是久州公司施工建设和维护的，久州公司与英联公司是关联公司，其对本案进行调解时久州公司、英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到场，故其要求该两公司一并承担本案侵权责任。久州公司确认，事故现场中有其中一条管线是其从华远公司处承接工程而施工的，该管线是蓄电池的通电线路。久州公司表示其承接的管线工程已移交给发包方，但并无相应证据。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均表示不清楚上述《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勘验笔录》中记载的“绿线”是什么线路。为查明黄某的死因，一审法院依黄玉文、杨亚莲申请，依法摇珠选定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委托该中心对黄某的死因进行鉴定。后黄玉文、杨亚莲表示，其与该中心工作人员前往广州市殡仪馆办理黄某的尸体取出手续时，发现尸体因存放时间长、冷藏效果差，已出现腐烂，该中心工作人员已明确告知无法进行鉴定，故其撤回鉴定申请。一审法院据此致函该中心撤回上述鉴定的委托。黄玉文、杨亚莲是黄某的父母，黄某未婚未生育子女。黄玉文、杨亚莲除黄某外还生育三名子女。黄玉文、杨亚莲提供阳西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称两人及黄某等四名子女于1911年3月从电白县那霍镇覃坑横辟村因家庭困难迁至阳西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田头屋租田耕种维持生活至2018年6月，居住时间为26年。黄玉文、杨亚莲据此主**西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辖区属于城镇，故应以城镇标准计算其主张的赔偿金等。黄玉文、杨亚莲提供的户口本显示两人及其四名子女的户籍所在地均为电白县××坑横××村××号；黄某的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记载为“市外迁入”；黄玉文、杨亚莲儿子黄某出生于1992年1月1日，“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记载“无迁移”；黄玉文、杨亚莲另两名子女的登记卡中“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市（县）”及“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均记载“2008年11月5日补报往年出生”。黄玉文、杨亚莲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关于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者的侵权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关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损的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要求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华远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黄某于2016年10月23日上午因“心跳骤停”意外死亡的事实，有相应的公安处警卷宗、病历资料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予以证实，黄玉文、杨亚莲、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对此均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黄某未婚未生育子女，黄玉文、杨亚莲作为黄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就黄某的死亡主张相应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黄玉文、杨亚莲主张黄某是因触电而导致死亡，对此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不予确认。黄玉文、杨亚莲因尸体腐烂无法鉴定而撤回对黄某死因的鉴定申请，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确认黄某的死因。但根据公安处警卷宗中公安机关对事故现场人员的询问，结合两现场人员在庭审中的证言，可以认定事故发生时黄某身体是处于带电状态，且已失去意识；公安处警卷宗中《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勘验笔录》可以确认事故现场中的其中一条管线绝缘性较差，极有可能存在漏电情况；公安处警卷宗中公安机关对黄志坚的询问中黄志坚称现场路灯都是在每天早上6:20就统一熄灯，即事故发生时现场并未断电。结合触电将导致心跳骤停的医学常识以及事发当日医院对黄某进行抢救的病历资料，足以认定黄某因触电导致身亡的可能性极大，故一审法院对黄玉文、杨亚莲该主张予以采纳。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否认黄某因触电身亡，仅提出未有证据支撑的猜疑，故一审法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黄某因触电身亡，黄玉文、杨亚莲据此主张侵权责任，故应审查该事故中是否存在应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人，且黄某自身有无可以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的过错。该问题亦是本案数次庭审的争议焦点。根据公安处警卷宗中公安机关对黄志坚、梁坤荣的询问，可知事故现场除路灯的供电线路外无其他通电线路，供电线路电压是380伏，已验收的路灯线路的电压是220伏，均是足以致人死亡的电压。结合《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勘验笔录》确认的路灯检查井内绿线绝缘性较差的事实，足以认定黄某是因路灯供电线路漏电而导致触电。故本案应当查明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的产权人、管理人是谁。根据公安处警卷宗中公安机关对黄志坚、梁坤荣的询问，可知事故现场的路灯可分为已移交路灯所管理和使用的55盏路灯以及尚未移交的35盏路灯，而事故发生地处于尚未移交的35盏路灯范围。对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是否属于上述已移交路灯所管理和使用的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问题，根据《施工设计图》可知，沿55盏路灯敷设的管线范围仅限于该55盏路灯之间，即55盏路灯以外的管线并非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虽然《施工设计图》与工程现场现状不一致，路灯所称后来施工方案进行了更改却未能提供关于更改方案的证据，但黄玉文、杨亚莲或华远公司亦未能提供施工方案更改导致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包含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按常理而言，即使施工方案进行变更，亦应为路灯实际建造地点进行变更，无须对供电线路进行延伸。梁坤荣作为华远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陈述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属于已移交路灯所的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未能得到路灯所、供电局确认，亦无相应证据支持。该陈述应属华远公司为逃避侵权责任所作的陈述，不应得到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并非属于上述已移交路灯所管理和使用的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对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是否属于华远公司主张的未移交的3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的问题，华远公司应提供关于该35盏路灯的相关合同、施工设计图等证据证明该工程的具体情况。华远公司主张该35盏路灯为太阳能蓄电路灯，不需要接通路灯供电线路，但按常理而言作为公共设施的路灯应当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使用，即使路灯由太阳能蓄能供电，亦应连接供电线路作为备用以防止路灯无法通过太阳能蓄能的情况出现。另外参照上述55盏已移交路灯所管理使用的路灯的《施工设计图》，该55盏路灯亦通过太阳能或者风能蓄能供电，但仍需“敷设一个供电回路作为备用”。故一审法院对华远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华远公司又主张该35盏路灯的电压仅为24伏，其亦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况且依据上述《施工设计图》，仅记载风力发电机、蓄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设备的电压，并未明确备用供电线路的电压。故一审法院对华远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结合事故地点位于事故发生地处于尚未移交的35盏路灯的范围内的事实，认定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应属华远公司主张的未移交的35盏路灯的备用供电线路，属于该3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华远公司确认该35盏路灯是由其建设，该工程尚未移交，故华远公司应对该3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内的设施负有管理责任。该35盏路灯工程范围内的路灯供电线路发生漏电，即华远公司未能履行其管理职责，具有过错。该35盏路灯的供电线路应如何敷设，应按该工程的施工设计进行，但华远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设计图纸，则无法确认华远公司是否按设计施工。然而，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供电方式应当按照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和便于管理的原则，由电力供应与使用双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电网规划、用电需求和当地供电条件等因素协商确定”的规定，该供电线路的敷设应当保证其安全、可靠。华远公司将供电线路仅通过塑料或橡胶管道包裹后便放置于铁制花架上，该花架位于河堤的亲水平台上，亲水平台是供行人步行的步道，成年人在亲水平台上伸手即可触碰该线路，则不能认定该放置方式已“安全、可靠”。另参照已移交路灯所使用和管理的55盏路灯的《施工设计图》，其供电线路应埋入地底，而非简单架设在河堤旁的花架上。若该供电线路放置方式并非工程的完工状态，则华远公司应当对该部分未完工区域进行封闭或设立足够的警示标志，然而从郑某、赖某的证言可知，事故发生时现场并未封闭或设立警示标志。故一审法院认定华远公司将供电线路架设在亲水平台的花架上，又未对该区域进行封闭或设立警示标志，具有过错。该线路漏电导致黄某死亡，则华远公司应对黄某的死亡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对于路灯所、供电局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并非已经移交路灯所管理使用的55盏路灯的工程范围，故路灯所或供电局不应承担产权人、管理人的侵权责任。华远公司主张路灯所向其发包的路灯建设工程包括该35盏路灯，但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路灯所与华远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相应的《施工设计图》，均仅能体现路灯所向华远公司发包的工程为55盏路灯。现华远公司未能提供关于该35盏路灯的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则华远公司若以该35盏路灯工程的发包人为路灯所为由主张路灯所或供电处承担侵权责任，亦缺乏事实依据。故一审法院对黄玉文、杨亚莲、华远公司主张路灯所或供电局承担本案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久州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根据久州公司的陈述，事故现场中有其中一条管线是其从华远公司处承接工程而施工的。久州公司主张其承接的是蓄电池的线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则该主张不应予以认可。对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是否为上述久州公司承接施工的管线，该工程是否已竣工验收并移交华远公司使用和管理，久州公司和华远公司均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现久州公司和华远公司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存在发生漏电的供电线路由久州公司搭建、久州公司尚未将该供电线路工程竣工验收并移交华远公司使用和管理的可能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无法确认具体侵权人，故一审法院认定久州公司应与华远公司一并对黄志坚的死亡连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另对于英联公司，黄玉文、杨亚莲和其余被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本案事故存在关联性，故黄玉文、杨亚莲主张英联公司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而对于尚未移交的35盏路灯工程的发包方、该35盏路灯的产权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因黄玉文、杨亚莲、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发包方或产权人的具体情况，无法查明其是否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故本案对此问题不予审查。华远公司和久州公司可承担侵权责任后另案主张该发包方或产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关于黄某在本案事故中是否有过错，是否可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事故发生地为河堤旁的亲水平台，并非禁止行人通行的区域，故黄某步行至事故发生地并无过错。黄某选择通过翻越花架和栏杆的方式爬上河堤道路，而不是选择返回后方通过楼梯走上河堤道路，虽然该选择有悖于该亲水平台、栏杆和道路的设计，但该行为并未违反任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诚然，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黄某选择该“不走寻常路”的方式爬上河堤道路，应当充分认识该行为可能产生的风险，并自愿承担该风险的后果。但对于一般理性人而言，其对该行为风险的认识，应仅限于认识到其可能摔下受伤或溺水、被花架边缘划伤等，而对于可能触电导致身亡则并非一般人可以预见。故黄某翻越花架和栏杆时遭受触电，并非其可事前预见，其对触电事故的发生不具有过错。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主张黄某应预见到其触碰架设在花架上的管线可能导致漏电，但对一般理性人而言，被橡胶或塑料管道包裹的放置在触手可及之处的电线，应当是安全可靠、可触碰的，故其该意见夸大了常人的戒备心理，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又主张可能存在黄某在攀爬过程中拉扯、蹬踏供电线路造成管线破损引发漏电。一方面根据郑某、赖某的证言和被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并未发现黄某存在拉扯、蹬踏供电线路的行为，则其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另一方面，若通过单人人力拉扯、蹬踏即可导致管线破损，则该管线的必然有质量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故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该意见亦缺乏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黄某在本案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综上，黄某死亡的侵权责任，应当由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共同承担。黄某死亡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应由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共同赔偿。关于赔偿款如何计算，黄玉文、杨亚莲主张以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款，仅提供了阳西县新圩镇新圩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黄某的居住情况。根据该证明，黄玉文、杨亚莲及其四名子女已在该地址居住26年（证明中称1911年3月迁入应为笔误，应为1991年3月），则应当产生大量证据证明其居住情况，特别是黄玉文、杨亚莲有数名子女在《居住证明》所述迁居后出生，则应有子女出生、就学、就医等相关资料。现黄玉文、杨亚莲仅能提供《居住证明》，不符合常理。黄玉文、杨亚莲儿子黄某出生于1992年1月1日，在《居住证明》所述的搬迁至新址后出生，但其户口簿仍然记载其住所为电白县××坑横××村××号且“无迁移”，与《居住证明》相悖。另外《居住证明》称黄某与黄玉文、杨亚莲一直在新址务农，但根据公安机关对赖某的询问中赖某的陈述，可知黄某在深圳读书、在深圳及广州工作、在家乡做司机等事实，与《居住证明》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对该《居住证明》不予采纳。鉴于黄玉文、杨亚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黄某在事故发生前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并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故一审法院采纳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华远公司的意见，认定黄玉文、杨亚莲主张的赔偿款应按农村标准计算。黄玉文、杨亚莲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一审法院核对如下：1、死亡赔偿金：2016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12.2元/年×20年＝290244元。2、丧葬费：2016年广东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82866元/年÷2＝41433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黄玉文：2016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2414.8元/年×18年÷4人＝55866.6元。杨亚莲：2016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2414.8元/年×20年÷4人＝62074元。共计117940.6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本次事故造成黄某死亡的严重后果，黄某在本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故一审法院对黄玉文、杨亚莲主张该项损失100000元予以支持。5、误工费。黄玉文、杨亚莲主张四名近亲属为处理丧葬事宜导致误工二十天产生相应误工费。根据黄玉文、杨亚莲的亲属关系情况，黄某的近亲属应为黄玉文、杨亚莲及其兄弟姐妹三人，黄玉文、杨亚莲既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两人已不参加劳动，不存在误工费损失。黄玉文、杨亚莲未能举证证明除黄某的三名兄弟姐妹外还有其他近亲属产生误工，故误工人数应按三人计算。误工天数应按10天为宜，黄玉文、杨亚莲主张20天误工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黄玉文、杨亚莲未能举证误工人有固定收入，故按2016年广东省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995元/年的标准，计算三人十天的误工费为35995元/年÷365天/年×10天×3人＝2958.49元。6、伙食补助费：黄玉文、杨亚莲主张该项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7、住宿费：黄玉文、杨亚莲未能举证证明其产生住宿费损失，但鉴于黄某的近亲属的户籍所在地均在外地，其前往广州办理黄某的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相应住宿费支出，故一审法院酌定按广州地区450元/天的住宿费标准，计算三人十天的住宿费共计13500元。8、交通费：黄玉文、杨亚莲未能举证证明其产生交通费损失。但鉴于黄某的近亲属的户籍所在地均在外地，其前往广州办理黄某的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相应交通费支出，故一审法院酌定该项费用为2000元。上述死亡赔偿金290244元、丧葬费4143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794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2958.49元、住宿费13500元、交通费2000元共计568076.09元，应当由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共同赔偿给黄玉文、杨亚莲。另关于法律依据的问题，黄玉文、杨亚莲主张依据法律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和设施的特殊侵权责任规定认定久州公司、华远公司的侵权责任。本案事故是因路灯的供电线路漏电造成，路灯供电线路并非高压电路，并非高度危险设施，而事故发生地为亲水平台，亦非高度危险区域，故黄玉文、杨亚莲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认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确认久州公司、华远公司应承担一般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广东久州英联微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共568076.09元给黄玉文、杨亚莲。二、驳回黄玉文、杨亚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909元，由黄玉文、杨亚莲共同负担8587元，广东久州英联微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7322元。黄玉文、杨亚莲、广东久州英联微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华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其应负担的受理费交纳至一审法院。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庭审时，黄玉文、杨亚莲向本院提交了三份证据:1、《证明》；2、新圩田安小学2006届六年级师生留影；上述两份证据拟证明黄某于2001年9月至2006年7月在阳江市××县新圩中心小学读书事实。3、黄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60×××83交易明细，拟证明黄某死亡前在城镇工作，生活已一年以上事实。供电局、路灯所对上述证据共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我方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关于证据1，黄某是1989年10月份出生的，2001年即12岁才上小学,2006年17岁还在上六年级，不符合义务教育的规定。该证明和照片不符合社会日常经验，照片没有原件我方不认可。关于证据3，不能显示黄某在城镇地区有固定的收入，交易明细显示有取款而没有存款，没有证据证明黄某死亡前一年在城镇有连续存款，也不能证明其死亡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久州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的三性由法院认定。华远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上述证据我方同意路灯所的质证意见。二审期间，华远公司、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英联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另查明，福建省华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更名为福建省华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玉文、杨亚莲、华远公司的上诉及路灯所、供电局、久州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黄某的死亡原因；2、涉案各方当事人对黄某死亡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及该责任比例如何确定；3、本案应按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黄某的赔偿款项；4、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当如何确定。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不再赘述。本案二审期间，黄玉文、杨亚莲、华远公司虽上诉称路灯所、供电局在本案中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本院审理期间，黄玉文、杨亚莲、华远公司均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且黄玉文、杨亚莲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佐证其上诉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涉案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的认定及处理意见，黄玉文、杨亚莲、华远公司上诉要求路灯所、供电局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黄玉文、杨亚莲上诉要求按城镇标准计算黄某赔偿款项问题，经审查，黄玉文、杨亚莲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黄某发生涉案事故前在城镇居住满一年并有固定工作和收入，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黄某赔偿款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玉文、杨亚莲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精神抚慰金数额是否过高问题，黄某的死亡确实给其近亲属黄玉文、杨亚莲造成精神上的损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1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远公司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调整为30000元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09元，由黄玉文、杨亚莲负担8587元,福建省华远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32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小琳审判员  杨玉芬审判员  黄小迪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廖 晞黄笑芬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