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74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某1，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户籍地南京市浦口区，现住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永强，江苏兴天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勋，江苏兴天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2，女，194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3，男，1950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南京市浦口区计划生育指导站退休员工，户籍地南京市浦口区，现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4，男，195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原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棉麻公司退休员工，户籍地南京市浦口区，现住南京市浦口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5，女，195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南京市农业水利局退休员工，户籍地南京市浦口区，现住南京市浦口区。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瑞平，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某1因与被上诉人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8)苏0111民初4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房屋）系上诉人父亲宋保阳而非葛大孜的遗产。该房屋未办理过权证，葛大孜只是在该房屋居住过，其对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房屋系宋保阳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所建，归宋保阳所有，宋保阳去世后，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则属于宋保阳的遗产。宋保贵于1991年报批的《村民宅基地申请表》可以反映，宅基地已经归宋保阳一家所有。另外，老房证明等材料也可以支持上诉人诉请。2.一审判决以宋保阳生前与黄德华等人为一户，该户已有住宅被征收，根据“一户一宅”政策，否定上诉人主张是错误的。“一户一宅”政策主要是规定农村集体成员申请宅基地时，新建必须拆旧。但在农村大量存在通过赠与、继承等方式产生“一户多宅”的情况。本案中，因家庭成员居住原因，宋保贵已经另行申请宅基地，而把原来的老房并入宋保阳一户，当时也经过批准。3.被上诉人提供的遗嘱系代书遗嘱，在“立遗嘱人”处书写的“葛大孜”并非葛大孜本人所签，仅有捺印并不能确认系葛大孜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捺印也无法确认真实性。该遗嘱的见证人及代书人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要求，内容与具结书相矛盾，拆迁部门在拆迁时也未认可该遗嘱的效力。故该遗嘱为无效遗嘱，不应采信。即使遗嘱有效，葛大孜也是无权处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宋保阳于1993年去世，即使被上诉人要继承葛大孜的遗产，也应当限定在葛大孜所继承的份额，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对房屋征收补偿款各享有四分之一份额是错误的。2.房屋已由宋某1与拆迁部门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为行政合同，且没有被撤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享有拆迁利益于法无据。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葛大孜，并非宋保阳。葛大孜生前单独一户，且独自居住在房屋，直至患病去世。葛大孜与宋保阳各自居住的房屋间隔一墙，宋保阳去世后，其房屋办理了所有权证，办证的房屋与房屋相邻，且已征收补偿完毕。根据相关证据，房屋系葛大孜的财产，葛大孜在该村享有房产。宋某1在本次拆迁中签订了两份拆迁补偿协议，根据“一户一宅”政策，房屋的宅基地不可能是宋某1家庭所有。2.葛大孜生前所订立的遗嘱系合法遗嘱，因宋保阳、宋保贵不履行赡养义务，不负担葛大孜的医疗费，故葛大孜订立遗嘱，由案外人宋桂琴代书，陈某、王某见证，遗嘱合法有效。房屋应作为葛大孜的遗产进行处理。综上，请求驳回宋某1的上诉请求。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继承葛大孜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675874元；2.宋某1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葛大孜生前育有六名子女，分别系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及宋保阳、宋保贵。其中，宋保阳已于1993年1月去世，宋某1系宋保阳之子、葛大孜之孙。2014年10月10日，葛大孜在患病住院期间，由案外人宋桂琴代为打印了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葛大孜所有的坐落于南京市浦口区的两间房屋由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四人继承并平均分配，葛大孜的医护费用也由该四人平均分担。上述遗嘱除了有葛大孜捺印外，代书人宋桂琴及见证人陈某、王某也分别签字并捺印。2014年12月27日，葛大孜因病去世。因房屋处于江浦街道北庄地块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征收范围内，2017年12月22日，宋某3、宋某1共同作为被征收人，与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签订了协议号为2017-37-689的《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49.09㎡（不包括未登记的砖木结构房屋5.93㎡）；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各类补偿总额为1675874元。《浦口区房屋征迁调查登记表》中载明产权人为葛大孜，但江浦街道新河社区出具的《老房证明》中载明“46号（面积49.09㎡）”房屋系宋保阳实际长期居住。另，为配合征收工作推进，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及案外人宋保贵、宋某1于2017年12月26日共同出具了《具结书》，承诺产权登记在葛大孜名下的“46号房屋”由宋某3继承；宋某1及其母亲黄德华、妹妹宋巧云于2018年1月也出具了《具结书》，承诺产权登记在宋保阳名下的“房屋”由宋某1继承。上述《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后，发放的补偿款1675874元中，有1000000元在宋某1处，其余675874元在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处。另查，宋某1及其母亲黄德华、妹妹宋巧云三人在南京市浦口区“”共同拥有一处不动产，2017年12月25日，三人共同作为被征收人与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签订了协议号为2017-37-638的《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房屋面积62.06㎡。同日，宋某1又单独作为被征收人，就其所有的同样位于的不动产与南京市浦口区拆迁管理中心签订了协议号为2017-37-637的《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载明被征收房屋坐落于“”，房屋面积199.74㎡。又查明，××××年期间，宋某1的父亲宋保阳曾申请建造三间房屋及一间厨房，申请理由中陈述：原有房屋为四间，但因弟弟宋保贵已经结婚，原有住房不足，故宋保阳需另建房屋居住，原四间住房留给宋保贵及母亲两户居住。1991年期间，宋保贵申请建造三间房屋，申请理由中陈述：因三口人原有宅基地两间，宋保阳家庭四口人原有宅基地两间，经村民组研究同意两家宅基地归宋保阳一家，特申请新建房屋三间、厨房一间。一审法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依据葛大孜生前所立遗嘱，要求继承葛大孜房屋的征收补偿款1675874元，宋某1对遗嘱内容及形式的合法性均不认可。一审法院对双方主要争议问题分析认定如下：一、遗嘱所涉房屋被征收前所有权归属问题。1.根据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提供的《社员宅基地申请表》载明，宋某1的父亲宋保阳在××××年申请建造房屋时，家中原有的四间房屋留给母亲葛大孜及弟弟宋保贵，由此可以看出葛大孜在南京市浦口区拥有房产；结合双方一致认可葛大孜生前一直居住在遗嘱中提及的房屋，可以印证该房产原属葛大孜所有。2.在宋某1及其母亲、妹妹共有的村镇房屋所有权证的坐落附图中可以看出，该三人房屋的相邻房产所有人为“郭大孜”，结合现有证据，可以推定“郭大孜”属笔误，实际应为葛大孜。结合前述证据可以认定葛大孜曾在拥有房产，且与宋某1等人的房产相邻。3.根据农村建房“一户一宅”制度，宋保阳生前与黄德华等共四人为一户，宋保阳去世后，南京市浦口区新河社区的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宋某1及其母亲黄德华、妹妹宋巧云，宋保阳该户已有住宅（现已被征收），宋某1主张上述被征收房产也属于其父亲所有，与“一户一宅”制度相违背，且宋某1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房屋系其父亲所建，故一审法院对宋某1辩称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葛大孜生前居住的房屋曾系葛大孜所有，葛大孜去世后该房屋属于其遗产范围。二、案涉遗嘱效力认定问题。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所涉代书遗嘱中有葛大孜捺印，并有代书人及两名见证人分别签名并捺印，其形式符合法律要求。宋某1对该遗嘱的真实性虽不认可，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份遗嘱系伪造。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案涉遗嘱有效，葛大孜有权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其个人财产指定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共同继承。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作为葛大孜遗嘱继承人，在葛大孜去世后有权继承遗嘱所涉财产。遗嘱中载明由四人均等继承案涉房产，因该房产已经被征收，相关权利形式已经转化成征收补偿款，故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有权平均分配房屋征收补偿款1675874元，即每人享有该补偿款四分之一的份额。一审法院判决：葛大孜所有的房屋征收补偿款1675874元，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四人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宋某3等四人提交的遗嘱视听资料进行质证，该视听资料内容是关于葛大孜订立遗嘱的过程。宋某1发表的质证意见是：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遗嘱法律效力。通过视频反映，葛大孜精神状态不是太好，将见证人误认为是律师。葛大孜仅是捺印，并未签名。代书人宋桂琴是宋某3之女，见证人陈某、王某是宋桂琴雇佣的足疗店的工作人员，三人与宋某3存在利害关系。遗嘱实际是见证人而非宋桂琴书写的。根据视频中宋桂琴的说法，宋某1愿意支付医疗费，只是表态不愿意出面照顾。宋桂琴也表态双方对房屋存在争议，所以才订立遗嘱。宋桂琴在与葛大孜交流时存在误导。宋某3等四人发表的质证意见是：视频显示葛大孜虽然卧床不起，但意识清醒，表达清楚，也知道谈话的内容，遗嘱经见证人宣某，符合葛大孜真实意思表示，葛大孜才捺手印。上诉人认为代书人不是宋桂琴，而是见证人之一，则更能说明遗嘱真实合法有效。对该视听资料，本院认定如下：葛大孜在订立案涉遗嘱时意识清楚，清晰记得诸多近亲属的情况，能够正常与人沟通交流。案涉遗嘱系葛大孜捺印，并由见证人向其宣某全部遗嘱内容。二审中，经宋某3等四人申请，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宋桂琴的证言进行质证。宋桂琴陈述：其与宋某3系父女关系。其用手机录制了遗嘱订立过程，与见证人陈某、王某仅是认识而已，没有雇佣关系。当时葛大孜精神状况很好，葛大孜是因为感觉身体不好，也没人照顾，住院又产生医疗费，有人不愿意支付，所以要求宋桂琴帮她订立遗嘱。案涉遗嘱是其代书打印。对此，宋某1发表的质证意见是：宋桂琴系宋某3之女，其作为代书人违反法律规定。宋桂琴称见证人陈某、王某与其仅是相识，两人并不是在她店里打工的，上诉人对此有异议。遗嘱并不能反映谁不给医疗费就没有遗产，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宋某1不同意支付葛大孜的医疗费，故遗嘱的基础也不成立。宋某1另认可其不认识见证人陈某、王某，其确未支付过葛大孜的医疗费，但这是因为宋某3等人不让其分担。宋某3等四人发表的质证意见是：陈某、王某与双方当事人不相识，是适格的见证人。遗嘱已经明确由宋某3等四人承担医疗费，并因此取得遗产。对宋桂琴证言的证明力，本院结合案件事实及其他证据予以认定。二审另查明，宋保阳在××××年填写了《社员宅基地申请表》，该表“原有住宅状况”一项载明：“四间弟兄俩个和母亲共柒人住，现已分成三户”。宋某1另提出，其父亲宋保阳当时是申请建房，但并未建成，而是仍住在之前的房屋里，所以因房屋面积不够住，1991年宋保贵就申请建房。对此，宋某3称宋保阳当时建过房屋，但又卖给别人，其兄弟六人协商让宋保阳回来，当时宋保贵和葛大孜住在一起，如果不给宋保阳居住，宋保阳就没有地方住，考虑到葛大孜，他们让宋保阳负责葛大孜的生养死葬。双方当事人均明确，宋保阳系葛大孜长子。二审还查明，宋某1单独被征收的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与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显示房屋坐落于“46号”；黄德华、宋某1、宋巧云三人被征收的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与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权证显示房屋、土地坐落于“北庄”，但该户的《浦口区房屋征迁调查登记表》显示房屋坐落于“46号”；拆迁材料载明产权人为葛大孜的房屋坐落于，该房屋没有相关权证。宋某1的土地使用证附图与黄德华的土地使用证附图反映，两户房屋不仅各为相邻关系，且均紧邻所谓的“郭大孜”的房屋。关于为何黄德华、宋某1的房屋及相应土地均办理了权证，而紧邻的房屋未办理权证的问题，宋某1称当时其想一起办证的，但对方当事人不同意办理。宋某3则称从来没有人与其谈过可以办证的事。又查明，双方一致认可葛大孜去世前长期生病，在医院住院治疗。二审期间，宋某1提出，具结人为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宋某1、宋保贵的《具结书》第二条原载明“继承人同意该处被征收房屋由宋某3、宋某2、宋保（宝）龙、宋保贵、宋某5、宋某1继承”，后除“宋某3”外的名字都被无故删除。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社员宅基地申请表》、《村民宅基地申请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浦口区城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浦口区房屋征迁调查登记表》、遗嘱、死亡证明、《具结书》、《老房证明》、土地证附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房屋是否葛大孜的遗产；2.案涉遗嘱是否有效。关于争议焦点1，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宋保阳与葛大孜曾为独立的两户，宋保阳通过将原住宅归葛大孜、宋保贵两户的方式申请新宅基地并经过批准，即使其未建成新住宅并仍居住在之前的住宅中，但其明确不享有原住宅权利的意思表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宋某1称葛大孜居住的房屋系归宋保阳所有，且宋保阳可通过赠与等方式实现“一户多宅”，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此后宋保阳取得了葛大孜的住宅的相关权益，或者葛大孜授权他人处分其住宅。其次，宋某1及其母亲黄德华的住宅均能够并且也办理了权证，而紧邻地房屋不仅没有相关权证，且该处标记为“郭大孜”。第三，葛大孜与宋保阳系母子关系，二人又紧邻而居，即使在生活上紧密依存，但在宋某1未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结合宋保阳1993年即去世的事实，宋保阳与葛大孜的居住情况并不影响葛大孜的住宅的权益归属。据此，一审判决认定房屋系葛大孜遗产，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另外，双方当事人在房屋拆迁时产生较大争议，后为保证拆迁利益而签订了相关材料，现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因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诉至法院，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对葛大孜的遗产作出处理，亦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葛大孜对属于其的住宅享有处分权。虽然案涉遗嘱存在由宋某3之女宋桂琴制作打印等瑕疵，但根据二审期间宋某3等四人提交的视听资料可见，当时葛大孜意识清楚，沟通无碍。葛大孜系在住院期间决定通过让宋某3、宋某4、宋某5、宋某2承担分担其医护费用的义务的方式享有平分遗产的权利。宋某1亦认可葛大孜去世前长期生病，其实际未支付医护费用。案涉遗嘱综合了视听形式与书面形式，能够据此认定遗嘱内容符合葛大孜真实意思表示。宋某1虽然对葛大孜的遗嘱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一审判决认定遗嘱有效，并无不妥。综上，宋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883元，由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侃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钟慧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宋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