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民终103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濛，女，199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菅珩宇，女，1980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上诉人郑濛因与被上诉人菅珩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4民初164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郑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菅珩宇支付借款27086.23元。事实和理由：郑濛持有的《借条》所载借款金额系双方当事人对账确认的基础上，由菅珩宇完全自行书写了该借条，其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没有对账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对过账的借条上对欠款数额有零有整，这不符合一般人的行为常识。其次，一审法院将菅珩宇曾经两次报警认定为菅珩宇书写借条时存在受胁迫的可能性，用双方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掩盖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事实，从根本上忽视了郑濛的合法权益。菅珩宇辩称，同意一审判决。郑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菅珩宇给付郑濛借款27086.2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菅珩宇向郑濛出具《借条》，载明：“今借郑濛人民币47086.23元……，定于2016年6月30前归还。”菅珩宇在借款人处签字。菅珩宇称该借条为受胁迫时签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申请本院调取出警记录。该院调取结果如下：2016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松园派出所接警记录显示，2016年6月5日20时许，菅珩宇拨打松园派出所值班电话报警称，在昌平区东关二条胡同石油大学公寓底商猫猫和鱼鱼的故事店内发生纠纷。民警到现场了解，菅珩宇与其合伙人郑濛因账务问题发生纠纷，民间现场帮助协商未果，已告知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到法院等相关部分诉讼解决。2016年6月5日23时41分，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松园派出所110接警记录显示，刘耀庭报在东关二条石油大学阳光公寓猫猫和鱼鱼的故事化妆品店，因债务纠纷有5人在店里闹事求助。民警到现场了解，菅珩宇与郑濛因借贷发生经济纠纷，已告知到相关部门解决。菅珩宇申请证人韩某（郑濛之夫）出庭作证。问：当时写这个条的时候你是否在场？答：在场，当时警察问怎么回事，警察说欠人钱该给就给，菅珩宇说是合作关系，警察问他合作的店在哪，菅珩宇说店还没开，警察说没开说什么合作，菅珩宇说有合作意向，警察但是说你什么都没有，把人钱花了，不构成合作。郑濛名下广发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三张信用卡自开卡以来放于菅珩宇处，双方均认可借条上的数额为三张信用卡欠款数额计算得出，但双方未经对账。菅珩宇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刷卡用于第二家分店筹备工作。郑濛称三张卡自开卡以来全部消费及还款均为菅珩宇操作。菅珩宇称三张卡绑定郑濛个人的支付宝、微信等网上消费工具，部分消费并非菅珩宇本人使用，而是郑濛使用。郑濛对信用卡绑定支付宝等支付工具的事实认可，但不认可其本人消费过上述信用卡。菅珩宇亦提交滴滴打车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其与郑濛之间就新店筹备工作进行了合作。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郑濛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提供了借条予以佐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其就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菅珩宇应当对其关于款项性质系投资款而非借款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签订借条当天，菅珩宇多次报警，该院调取出警记录2次，菅珩宇在签订借条时存在受胁迫的可能性。菅珩宇申请证人作证，郑濛之夫在作证时，亦提到菅珩宇在签订借条的时候仍认为双方为合作关系，且借条中数额亦非经双方当事人对账得出。故该院认定菅珩宇签订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该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郑濛仍应就借贷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对郑濛名下的信用卡中由菅珩宇刷卡的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郑濛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卡中全部刷卡记录均为菅珩宇操作，郑濛对借款事实、借款数额均未能举证说明，故该院对郑濛主张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濛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中，双方均认可郑濛一审中出示的借条是报警后由菅珩宇于2016年6月6日书写，书写的时候有警察在旁边。菅珩宇称写借条的时候，警察在旁边，但是警察并不知道写的什么。郑濛称菅珩宇报了2次警，最后一次是2016年6月5日晚上23时30分许。菅珩宇称其一共报了四次警，分别是2016年6月5日晚上19时30分许、21时许、23时许以及2016年6月6日凌晨。双方均认可报警的地点是在菅珩宇的店里，前述借条是在店门口书写。郑濛称去菅珩宇店里的时候就是其一个人，后来来了几个人都是男的，有一个是郑濛老公，郑濛没问其老公其余人是否其老公带过来的，郑濛也不知道其老公带几个人过去干什么。二审中，郑濛称借条中涉及的借款数额是按照信用卡额度计算出来的，没有具体对账，现在其认为应按41141.13元计算，再减去20000元。菅珩宇称，双方先是合作开舞蹈房，从2015年3月开始筹备，约定共同出资，约定郑濛出资10万元、菅珩宇出资20万元、孟老师出资20万元。郑濛对此不予认可，称只是提过这个事，管珩宇后来说没有合适的地方，就没有合作，没有开成舞蹈房。菅珩宇称：因为郑濛一直未出资所以舞蹈房没有开成，但在舞蹈房筹备的过程中，其在开第二家店，就问郑濛是否愿意投资菅珩宇的第二家店，郑濛说愿意，可是郑濛需要用郑濛母亲的信贷卡出资10万元；后来郑濛一直没有提供信贷卡，而是用她自己的的三张信用卡出资，具体出资金额菅珩宇并不清楚，都是每个月郑濛说有多少账单，然后菅珩宇去还；之后郑濛要改变经营方式，去南口开店，菅珩宇说郑濛违约了，但是由于关系比较好，所以一直没有起诉郑濛违约的事情；现在第二家店还在经营，有利润，按约定郑濛占这家店20％的份额。郑濛对此亦不予认可，并称是把信用卡借给菅珩宇周转使用，菅珩宇并未同意其加盟第二家店。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郑濛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提供了借条予以佐证，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其就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菅珩宇应当对其关于款项性质系投资款而非借款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现有证据不足证明双方之间曾就合伙或投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本案性质应当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菅珩宇的借款数额，本院认为不能依据《借条》所记载的数额进行认定。理由如下：1.郑濛上诉称其持有的《借条》所载借款金额系双方当事人在对账确认的基础上，由菅珩宇完全自行书写了该借条，其意思表示真实、明确。但二审中郑濛关于借条中涉及的借款数额是按照信用卡额度计算出来的，没有具体对账的陈述，与其前述主张相矛盾。2.签订借条之前，菅珩宇多次报警，结合郑濛关于借条中涉及的借款数额是按照信用卡额度计算出来的，没有具体对账的陈述、报警记录的内容以及郑濛关于后来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老公的陈述，并综合本案全部案情以及郑濛二审中明确的借款数额，本院认为，《借条》所载借款金额并非双方最终确认的借款数额，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借款数额的依据。3.双方当事人对郑濛名下的信用卡中由菅珩宇刷卡的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涉案三张信用卡的全部刷卡消费均为菅珩宇操作；从郑濛提交的信用卡对账单来看，部分账单显示为“账单分期产品及相应手续费”，这显然是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进行的操作，郑濛关于其提交的涉案三张信用卡的账单均为菅珩宇刷卡消费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而且一审中，郑濛对信用卡绑定支付宝等支付工具的事实认可，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判断其提交的信用卡账单中涉及的消费与此无关，在此基础上，郑濛以其提交的信用卡对账单中涉及消费金额作为计算菅珩宇借款数额的主张，本院无法采纳。综上，本院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无法最终确定菅珩宇使用郑濛三张信用卡消费的实际数额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案的菅珩宇向郑濛借款数额，对此，应当由郑濛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相应的责任应当由其承担。综上所述，郑濛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论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调整，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7元，由郑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 睿审 判 员  许广会审 判 员  张 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颜金书 记 员  段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