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民终76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良铨，男，1976年2月6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博、侯震，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孔自，男，1974年11月9日生，汉族，现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殿龙、赵俊，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范良穗，女，1970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博、侯震，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良铨因与被上诉人陈孔自、原审第三人范良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9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良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博、侯震（该二人同时作为原审第三人范良穗的代理人）、被上诉人陈孔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殿龙、赵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良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法律关系认定错误，从而导致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存在上诉人出借款项给被上诉人一种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当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对应银行汇款的性质。1、2014年1月至8月期间，不仅存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账，同时也存在上诉人、第三人及案外人向被上诉人的大量转账，被上诉人在本案诉讼期间，均认可收到上述款项。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相关人员之间的银行转账均存在相互关联，不能孤立存在。然而，一审法院在明知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将上诉人、第三人及案外人向被上诉人的大量转账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款互相孤立，错误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全部转款均为出借给上诉人的款项，属于未厘清双方民事法律关系、推卸人民法院审判职责的渎职行为。2、上诉人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借条、另案民事判决书、证人出庭作证等大量证据，用以证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存在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一种法律关系，反驳被上诉人仅凭银行汇款凭证提起的本案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无视法律的明确规定，枉法裁判，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3、诸多案外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银行转账，均与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关联性，一审法院仅采信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朱永秋向第三人转款20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的出借款，是对双方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首先，朱永秋于2014年5月4日向第三人转款200万元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出借款项，而是用于偿还2014年4月21日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195万元，该款项即为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要求，汇至朱永秋账号，一审法院对该事实置若罔闻，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其次，案外人黄某当庭作证，于2014年5月15日按照上诉人要求向被上诉人支付出借款项85万元，被上诉人并未偿还该款项，然而一审法院却将双方汇款转账相互孤立，单独计算，是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再次，2014年5月16日，案外人余丽春按照上诉人的指示向被上诉人出借款项1199975.5元，该款项在原审当中已经予以认定，属于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而在本次重审判决当中，重审法院却未予以认定。最后，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向案外人王磊转账600万元、李德广转账60万元、陈兆际转账142.5万元、陈瑞福40万元等人的银行汇款，均属于出借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一审法院同样对上述事实未予以查清、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在片面采信案外人转账证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结果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因被上诉人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当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仅向法院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上诉人为反驳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的借条、被上诉人明确注明用途为“还款”的银行转账凭证、案外人余丽春、黄某等按照上诉人指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的银行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等大量证据，上述证据均可证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仅存在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款项一种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在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给上诉人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然而，在上诉人向法庭大量举证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法向法庭继续举证。因此，应当适用上述法律规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辽0211民初11816号民事判决书并未提起上诉，表明其对于法院认定的双方之间银行转账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向其转账、案外人余丽春代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1199975.5元等事实均予以认可。但是本案发回重审阶段，重审法院却忽略上述重要事实，错误的将双方之间银行转账互相孤立，并片面采信部分案外人的转款，属于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其未对双方之间真实法律关系予以查清，从而错误适用法律规定，作出错误判决。因此，上诉人特向贵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陈孔自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一方始终认为被上诉人在2014年一年之内向其总计转账2400万元均是对其进行的还款，而不存在相互借款，但是从之前的几审诉讼以及上诉状中的陈述来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双方之间大量的转账中几乎没有单笔的数额能够相互吻合，在时间上也不能形成连贯，转账的笔数也不相同，所以依照现有的证据，只能认定为在该时间段双方当事人相互拆借资金，一审判决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最终认定了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承担民间借贷的还款责任，在转账数额上，以总数扣除之前本院案件处理过的571万元，福建明德法院处理的100万元以及2014年4月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的500万元（因为该50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系还款，所以并未在本案中诉请），扣除后剩余的金额即为一审判决的1200余万元的数额。所以，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思路清晰，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对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向王磊、李德广、陈兆际、陈瑞福等人的转账，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被上诉人与该四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也没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书证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对该四人进行转账，所以该四笔款项在证据上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性，对于上诉人主张的黄某、余丽春向被上诉人转账85万元及119万元的请求被上诉人认为仅有上述两人的银行转账凭证以及黄某的证言不能够证明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具有合法的对被上诉人的债权人身份。如果黄某或者上诉人对此有异议，应当由黄某以转账权利人的身份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以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及黄某之间的法律关系。范良穗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孔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29.225万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363250元及利息（自2016年12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祖籍均系福建省古田县鹤塘镇人，原告陈孔自与陈铖系父子关系，被告范良铨与第三人范良穗系姐弟关系。原告陈孔自提交的2014年1月至8月期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1）原告陈孔自向被告范良铨转款合计2099750元，明细如下：2014年1月21日转款7.1万元，2014年2月17日转款29万元，2014年4月21日转款92.5万元，2014年4月22日转款25万元，2014年4月23日转款20万元，2014年5月24日转款263750元，2014年5月31日转款10万元。（2）原告陈孔自通过其儿子陈铖账户向被告范良铨转款合计8263500元，明细如下：2014年1月24日转款5万元、5万元，共计10万元，2014年2月11日转款20万元，2014年3月20日转款15万元，2014年3月25日转款300万元，2014年4月4日转款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1.5万元，共计56.5万元，2014年4月22日转款95万元，2014年5月12日转款160万元、2.35万元，共计162.35万元，2014年5月16日转款5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15万元，2014年5月29日转款25.5万元，2014年5月31日转款5万元、5万元、5万元，共计15万元，2014年6月9日转款2万元，2014年6月18日转款100万元，2014年7月29日转款10万元。（3）原告陈孔自称，其委托案外人朱永秋于2014年5月4日向范良穗转款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九条规定，“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生效的要件：1.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2.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达到借款人账户时”；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陈孔自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其通过本人及其儿子的账户向被告范良铨转账合计10363250元（本人账户转账2099750元＋原告儿子陈铖账户转账8263500元），系原告向被告出借的款项。被告虽抗辩称上述转款中9702250系原告偿还之前从被告处借的款，另外661000元系原告打麻将输给被告的款项，但是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坚称上述转款确系出借给被告的款项，而非偿还被告的款项。鉴于被告并没有明确指出并出具证据证明上述每一笔转款系偿还之前何时发生的、哪一笔、具体本金利息数额是多少的借款或其他债务，由此可见，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上述转账系原告偿还被告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抗辩主张。因此，原告陈孔自要求被告范良铨偿还借款1036325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陈孔自要求被告范良铨偿还2014年5月4日由案外人朱永秋账户向第三人范良穗账户转款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被告范良铨虽辩称该笔款项系原告陈孔自偿还此前向被告范良铨的借款本金或利息，但被告并没有明确指出并出具证据证明系偿还之前何时发生的、哪一笔、具体本金利息数额是多少的借款，由此可见，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上述转账系原告偿还被告之前的借款。因此，原告陈孔自要求被告范良铨偿还该笔借款2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陈孔自要求被告范良铨以欠款数额12363250元（10363250元＋2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12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告虽在庭审中称，借款时曾与被告口头约定过利率标准，但被告坚称没有向原告借过钱，更没有约定过借款利率。现一审法院已认定上述12363250元均系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因原告没有提交证据材料证明约定的还款期限、借款期内的利率及逾期利率，现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12月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利率标准未超过年利率6%的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判决如下：被告范良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陈孔自借款本金1236325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12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5980元（原告陈孔自已预付），由被告范良铨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提供一份其尾号为4175的中国建设银行银行流水，证明其于2014年3月29日向案外人陈铖转款20万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从银行流水看陈铖应该是收到了该笔款项，如收到款项也是代表被上诉人收的款。2、证人余丽春二审出庭证实其于2014年5月16日向被上诉人转款120万元，扣除手续费24.5元，转款金额为1199975.5元，余丽春陈述其是根据上诉人的指示向被上诉人转款，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该笔款项；3、上诉人提供了一份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表，拟证明其于2014年4月22日向案外人朱永秋转款1950000元，并主张该笔款项与一审认定的朱永秋向原审第三人范良穗转账的200万元相对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认可。本院对前述证据分析如下，关于第一份证据，鉴于上诉人已提供了银行流水证明，故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转款事实予以认定，结合被上诉人关于系替被上诉人收款的陈述，本院认定该笔款项系由上诉人转给被上诉人；关于第二份证据，鉴于转款人余丽春已出庭说明情况，被上诉人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关于第三份证据，鉴于朱永秋未出庭就是否存在该两笔款项及款项的性质作出说明，考虑涉及案外人利益，本院对该两笔款项均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鉴于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在争议期间内相互转款笔数较多、数额较大，二审中，当事人各方均认可以相互转款予以抵扣的方式解决案涉争议，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各方之间转款数额的认定。本次审理中，被上诉人对本案一审认定的其转出款项的数额未提出异议，即转款数额共计24077110元，其中包括另案处理的5713860元、100万元，及本次审理中未予认定的朱永秋的200万元，扣除前述三笔款项，可列入本案计算的被上诉人的转账数额为15363250元（24077110元-5713860元-100万元-200万元）。关于上诉人的转款数额，各方当事人对原一审（2016）辽0211民初11816号判决已认定的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数额1626万元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依据前述对证据的认定，除上述款项之外，可列入本案计算数额的包括上诉人向陈铖的转款20万元，及案外人余丽春的转款1199975.5元；关于黄某于2014年5月15日向被上诉人的85万元转款问题，被上诉人认可收到该笔款项，证人黄某亦出庭就该笔款项的性质予以说明，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该笔款项予以认定。据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款数额为18509975.5元（1626万元+20万元+1199975.5元+85万元），扣除另案处理的600万元，可列入本案计算的上诉人的转账数额为12509975.5元（18509975.5元-600万元）。据此，按照双方之间转款互相抵扣的方式处理，上诉人仍应偿还被上诉人的款项数额为2853274.5元（15363250元-12509975.5元）。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根据被上诉人指示向案外人李德广、陈瑞福、陈兆际的转款问题，鉴于被上诉人对前述款项系依据其指示转款的主张不予认可，且该款项性质的认定涉及前述三位案外人的利益，而该案外人并未参与本案审理，故本院不宜对该几笔转款予以处理，上诉人就前述款项可以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解决。同理，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根据被上诉人指示向案外人王磊的转款600万元问题，考虑上诉人在另案中已就该款项的偿还问题对王磊提起了诉讼，且被上诉人亦不认可相关款项系上诉人根据其指示向王磊转款，故本院对上诉人主张的该笔转款亦不予处理。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其指示案外人陈太所、张春会向上诉人转款的问题，鉴于本案民间借贷诉讼系由被上诉人提起，被上诉人在二审中认可该涉及该两人的转款是其向上诉人出借的款项，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并未将陈太所、张春会的转款列入其主张的出借款项中，故被上诉人在本次审理中主张的涉及该两人的转款超出其诉讼请求及一审的审理范围，虽然本案二审采取转款抵扣的方式予以处理，但亦不能超出本案一审的审理范围，故本院二审对前述款项依法不应处理，上诉人可通过另诉的方式解决。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书》涉及的房产抵顶款项数额的问题，本院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该《协议书》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被上诉人的该主张亦不予认可。二审中，鉴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确定的利率标准及起算时间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范良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8）辽0211民初9587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范良铨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被上诉人陈孔自借款本金2853274.5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6年12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上诉人范良铨其他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陈孔自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980元，由上诉人范良铨负担22075元，被上诉人陈孔自负担732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5980元，由上诉人范良铨负担22075元，被上诉人陈孔自负担732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欣欣审判员  于长江审判员  刘丽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徐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