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10967号 原告：叶某，男，201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 法定代理人：叶军土，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系原告父亲。 法定代理人：宗巧玲，女，1981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义乌市，系原告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飞，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宗宇航，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南门街296号。 负责人：林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欣磊，浙江拓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溪西路589号综合楼。 负责人：王荣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涛，男，197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系被告公司员工。 被告：金华乐到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东湄工业园区金源街505号。 法定代表人：应忠贤。 原告叶某为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并于2018年2月7日作出判决，被告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重新立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申请，追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财险金华中心支公司）、金华乐到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到汽车服务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撤回了对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起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本案于2019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某的法定代理人叶军土、宗巧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飞、宗宇航，被告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庄欣磊，人寿财险金华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涛到庭参加了诉讼，乐到汽车服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叶某起诉称：2016年8月13日10时20分许，第一被告投递员吴持斌驾驶车牌号为浙Ｇ×××××号的面包车，在义乌市福田街道办事处内不慎撞到原告，导致原告头部、肩部等部位严重受伤，事发后原告被送往义乌市中心医院、稠州医院等医院救治。原告因该事故造成的伤势虽经医院救治逐渐康复，但脸部和胸部还是留下许多疤痕，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活，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吴持斌系第一被告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原告受伤，依法应由第一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被告系涉案车辆的承保公司，第三被告与第一被告有协议，承诺对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或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责任。故请求判令：1、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8465.5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30元/日*25日）、救护车费用150元、交通费3917.5元、住宿费288元、残疾赔偿金377896元（47237元/年*20*40%）、护理费13500元（150元/日*90日）、营养费8100元（90元/日*90日）、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鉴定费1760元，整容费用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共计人民币464827.09元；2、第二被告在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第三被告对第二被告赔偿不足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答辩称：1、对案由有异议，本案应是侵权纠纷，根据（2011）2号最高院关于修改后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在没有其他案由情况下，应当使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纠纷项下根据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列出的案由，没有的才使用人格权项下案由，如机动车交通事故可能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确定案由时应当适用第九部分侵权责任项下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由，而非人格权项下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由，也不应使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由，因此本案案由不对；2、本案中肇事司机系派遣员工，其造成的交通事故应由其本人或派遣公司承担责任；3、如第一被告要承担责任，由于该车辆购有保险，最终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4、本案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在福田街道出事故，其父母及外公照看不周存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人寿财险金华中心支公司答辩称：被告不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本案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交强险规定，该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本次事故双方责任不清，原告受伤是事实，但在责任划分上存在问题；2、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其使用性质为营业用车，事故车辆在投保时是按非营运车辆进行投保，改变了其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故商业险部分也不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原告为一个两岁孩子，从本案的案情即事故发生后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其父母未对其监护到位，导致原告发生此次事故，其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4、就诉请合理性而言，且不论本案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是否应由保险公司赔偿，医药费中应当扣除非医保部分；原告诉请的赔偿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而从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其在城镇居住未满一年，事故发生于2016年8月13日，其父母于2016年1月6日才开始在义乌经商，其实际在义乌城市居住只有八个月；交通费方面，在其证明材料中未见在外地就诊的材料，应按实际天数计算；住宿费依据不足；营养费应按照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按60元/天计算；精神抚慰金第二被告最多认可8000元；关于伤残等级，被告曾对伤残提出重新鉴定，鉴定结论维持七级伤残，鉴定机构的鉴定标准模糊，原告实际伤残等级达不到七级，故对七级的伤残等级不予认可；鉴定费、诉讼费更与第二被告无关。 被告乐到汽车服务公司未作答辩。 原告补充称：1、关于案由，事故发生在福田街道办事处大院内，并不属于公共交通的场所，事发当时原告父亲向交警队报案，交警队到达现场说这不归其管，原告父亲又向福田派出所报案，是福田派出所出警，本案上诉至金华中院后，中院也认为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且以遗漏保险公司为由将本案发回重审，原告认为，本案应按交通事故处理，案由可以变更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肇事司机是派遣员工，由第一被告指派工作任务，司机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导致原告受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2款的规定，用工单位应承担派遣员工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3、关于监护的问题，事发当时，原告父亲、外公、外婆都在现场，已尽到相应监护义务，从事发当时的视频可以看出事发几秒后原告父亲、外公、外婆均已到达现场，不能认为监护人未尽监护义务；4、关于保险，根据最高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解释第25条，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保险条款中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原告不知情，即使为真，根据前述司法解释23条的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5、关于非医保费用的扣除问题，这是投保人和保险人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原告的索赔请求；6、关于赔偿标准的问题，原告父母2011年8月以来一直在国际商贸城经商，原告父母自2004年之后就是失地农民，故应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交通费、住宿费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有前往上海就医的记载，营养费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原告伤势较重，应按照90元/日计算，计算期限按鉴定结论；七级伤残等级是两个鉴定机构鉴定得出的一致结论，应按照此等级赔偿；原告的伤势集中在脸部，基本等于毁容，严重影响原告的生活和学习，此伤势对原告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故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原告诉请支持。 被告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补充称：关于原告长辈是否尽到了监护责任，所谓监护，一看是否尽到注意义务，二看是否采取了恰当的防范措施，在笔录中可见原告外公系福田街道办事处的门卫，在工作期间一边带外孙，本身就存在一定过错；原告方陈述中可见事故发生时外公外婆父母均在现场，但仍未照看好原告，从生活逻辑上推断，定未尽到相应注意义务。综上，对于原告发生的交通事故，原告家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对案由的补充第一被告同意。被告认为由于交警未受理故不适用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的观点是错误的，该类纠纷以前叫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纠纷，现在为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对案由进行更改就是将机动车运动中造成的事故纳入交通事故范畴，因此不能因交警没有出警而推断不能适用机动车责任事故的处理规定；根据2012年修订的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44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因此以机动车责任事故纠纷作为本案案由没有问题。 被告人寿财险金华中心支公司补充称：不同意案由的变更，这不是道路交通事故，因为当时报案后交警部门并不受理。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户口本两份、出生医学证明一份，证明叶军土和宗巧玲系原告叶某的法定代理人的事实。 二、接处警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被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投递员吴持斌撞伤的事实。 三、病历本三本、出院记录三份、住院费用汇总清单两份共六页、住院收费票据三份、门诊收费票据二十二份、诊察费票据六份、药房购药小票打印件三张、义乌急救中心院前院内交接记录单一份，证明原告就诊情况和就诊费用28465.59元的事实。 四、交通费票据63份、住宿费发票一份，证明原告因就诊而支出交通费3917.5元和住宿费288元的事实。 五、商位使用权证两份，证明原告法定代理人经商，应按城镇标准计赔的事实。 六、询问笔录四份，证明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的投递员吴持斌驾驶车辆撞伤原告的事实。 七、监控视频资料一份（向义乌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调取），证明事故发生的情况。 第一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 一、对证据一无异议； 二、对证据二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中载明的吴持斌驾驶浙Ｇ×××××面包车在2016年8月13日在福田街道办事处大门内不慎撞到原告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证明认定吴持斌是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的员工是有异议的，吴持斌是案外人义乌市沃克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克公司）的员工，而非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的员工； 三、对证据三中的2016年8月13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168.62元、2016年8月15日金华市婺城区潘火贤烧烫伤专科诊所的900元这两张票据有异议，事发当天2016年8月13日根据救护车记录原告是直接送到义乌市中心医院治疗，住院10天，不可能有其它医院的就诊记录，因此上述两笔费用跟本案是没有关联性的，与本案无关。对大德药房的购药小票三性均有异议，这并不是治疗的必须用药，该票据也没有开具正式发票，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三的其它票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四、对证据四，原告的住院治疗都是在义乌本地完成的，应按照20元每日计算。根据门诊记录原告仅在2016年8月26日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因此除了2016年8月26日的两张火车票403元外，其它票据均与本案无关，而且有些是原告单方计算的，根本没有票据。住宿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按照赔偿标准计算，外出就诊应根据规定按200元每天计算，本案中原告外出就诊只有一天，故住宿费应为200元； 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商位使用权证只能证明原告的监护人在中国小商品城拥有商位使用权，但是否是原告监护人直接在经商，是不能证明的，因为商位可以出租，所以监护人必须提供其它相应的经商证明。另外原告的户口是属于农村居民，父母有商位，没有必然关联，所以应按农村标准计算； 六、对证据六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有几份笔录是原告的监护人及原告外公的单方面陈述，其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也能反映出事发当时原告无人看管，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 七、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结合庭审中原告监护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职责，这也是本案事故发生原因之一，原告监护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 一、对药房购药小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正常的药物应当在医院里购买，而不是在连锁药店里购买，无法证明在连锁药店中购买的药物与本次事故及原告的用药存在因果关系； 二、对义乌急救中心院前院内交接记录单的三性均有异议，救护费应由医院开具正式发票，而不是普通的记录单； 三、对交通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交通费票据显示的是从义乌到上海虹桥及从嘉善到义乌、从杭州到义乌，在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中没有显示原告分别到上海、嘉善及杭州治疗，无法证明交通费与本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四、对住宿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同样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 五、对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书的结论不认可； 六、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补充称：前往上海就医有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病历印证，故交通费应得到支持。 第一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辆商业保险单各一份，证明本案发生交通事故车辆的驾驶人、所有权人、承保保险公司的信息情况，驾驶人吴持斌、车辆所有权人金华雷多克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保险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涉案车辆是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公司向金华雷多克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赁使用）； 二、劳务承揽服务合同及劳务承揽派员名单、劳务合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沃克公司与邮政集团义乌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务承揽关系。驾驶人吴持斌与沃克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吴持斌非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的员工，沃克公司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纯电动物流专用车租赁协议一份，证明涉案车辆所有人系第三被告（原名金华雷多克斯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由第三被告负责车辆投保事宜； 四、承诺书一份，证明涉案车辆已由第三被告投保，若保险公司不赔，则由第三被告赔偿第三者损失。 原告质证认为： 一、对证据一没有异议； 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劳务承揽服务合同的合法性是有异议的，该合同是无效的合同。从合同的第一条看承揽内容包括邮政投递、邮件分发等相关内容，上述业务范围承揽方并没有相应的经营资质，而应当是由被告邮政集团公司义乌分公司专营的业务，该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告并非该租赁协议当事人，若该协议真实，根据协议车辆保险理赔情况第4款的约定，若因第三被告导致保险公司不予赔偿或赔偿不足，则应由第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若真实，则应视为第三被告对债务的加入。 第二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 一、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认为投保就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应看是否属于保险范围； 二、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第一被告补充称：根据交强险与商业险的约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一、保单、投保单、保险凭证签收确认单、责任免除明确告知书各一份，证明第二被告已向被保险人送达了保单及免责告知书，免责条款已经加粗加黑，第二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尽告知义务； 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一份，证明保险人的免责及免赔情形，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车辆改变使用性质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增加属于保险人免除责任的情形。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告知义务，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虽然有关于免责条款的说明，但字体小，不足以提示投保人对免责条款的注意，该投保人声明本身就是格式条款，虽有第三被告盖章，仍不足以免除第二被告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车辆并未改变使用性质，也没有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不具备免责的情形。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使投保车辆确实改变了使用性质，根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23条第2款的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保险公司提供的系格式合同，在解释时应当有利于投保人；2、肇事车辆不存在被改装、转让、加装、改变使用性质的情形，普遍的车辆运件并未导致机动车危险程序显著增加，不属于保险公司免除责任的情形；3、本案第三被告从企业信用查询单中可以看到它的主营业务系电动汽车租赁，因此保险公司在与第三被告签订合同时均是明知车辆用途和第三被告通过车辆租赁获得收益的经营模式；4、依据庭前向第三被告的了解，第三被告每年在第二被告处投保的金额有五、六百万，被保险的车辆有几百辆，被投保的车辆均在金华市地区各地邮政公司服务，因此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的用途及相关风险均知晓。综上，第二被告应在交强险与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被告补充称：关于车辆使用性质，投保时行驶证上载明的是非营运，第二被告全部按照非营运车辆收取保费，且第二被告与第三被告的合同中已经明确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作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情形，该内容也加粗加黑，从原告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在派出所所做笔录可见，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是作为第二被告分发报纸、快递的用车，其性质已经是作为营业活动内容，明显属于合同约定的改变使用性质，既然作为合同内容，第三被告已经违反了该约定，保险人应当在正常的范围内免责。 第一被告补充称：不存在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问题，第一被告是以普遍快递业务为经营范围的国企，不是客运公司或货运公司，送达快递运用的是交通工具，不是收取运费，是针对快件打包综合收取服务费的业务；保单中明确机动车种类系货车，使用性质里未明确约定车辆性质，表述为“非营业企业”，该表述不能当然推定为车辆性质。综上，保险公司认为其已尽到提示义务或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与事实不符。 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叶某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叶某因故致头面挫裂伤遗留面部瘢痕形成30平方厘米以上，构成人体损伤七级残疾。第二被告对该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向本院申请重新启动鉴定程序，本院依法又委托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对叶某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叶某2016年8月13日被车撞伤致面部挫裂伤，目前遗留面部瘢痕面积达24平方厘米以上，评定为七级伤残。鉴定结论经庭审质证，原告与第一被告均认为无异议，第二被告认为鉴定机构的鉴定标准模糊，原告实际伤残等级达不到七级，故对七级的伤残等级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 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第一被告提出义乌市大德药房的两张购药小票（共计350元）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存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2、第二被告认为对所有药房购物小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均存有异议，因原告并未提交需在药房购药的医嘱，因此对2017年2月21日杭州华东大药房的购药小票（390元）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3、因原告自2016年8月14日至2016年8月24日期间在义乌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且义乌市中心医院出院记录上并未记载原告需在外另行求医，原告也未提交住院病历或医嘱等予以证明，故对2016年8月15日金华市婺城区潘火贤烧烫伤专科诊所的门诊票据（900元）的关联性不予确认；4、第一被告还认为原告于发生事故当日即2018年8月13日被救护车送往义乌市中心医院救治，故对2016年8月13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门诊票据（168.62元）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事故地点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较近，原告于当日被送往义乌市中心医院救治前曾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具有合理性，且被告并无相反证据对此予以否认，故对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5、编号为3026351516的诊查费票据（10元）并无加盖医院公章，未能证明在何医院就诊，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6、对发票代码为133071670926等发票（28份，共计109元，原告备注为停车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7、对高铁车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外地就诊病历及医疗费单据，仅对2016年8月26日往返于义乌与上海之间的两张高铁车票（共计403元）的关联性予以确认；8、根据原告的病历记录及医疗费票据上所载日期，对原告提交的杭州市的出租车发票及2016年5月26日、9月17日、2017年2月21日的义乌市出租车发票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其余出租车发票（共计249.9元）予以确认；9、对住宿费发票（288元）的真实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10、对原告提交的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接处警证明、病历本、出院记录、住院/门诊收费票据、诊查费票据、义乌急救中心前院内交接记录单、商位使用权证、询问笔录、监控视频资料等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以上证据可以证明：1、叶某出生于2014年1月12日，其父叶军土、其母宗巧玲为其法定代理人；2、2016年8月13日，案外人吴持斌驾驶车牌号为浙Ｇ×××××的面包车在福田街道办事处大门内将原告撞伤；3、原告于同日被送往义乌市中心医院就诊，花费救护车费用150元；原告曾先后前往义乌市中心医院、浙江义乌稠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治疗，共花费诊疗费26815.59元、交通费652.9元、住宿费288元；4、原告父母在中国小商品城经营饰品，商位使用权期限自2016年1月6日至2021年1月5日等事实。 二、对第一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系第一被告向第三被告租赁使用，由第三被告在第二被告处为该车辆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险，第三被告于2018年8月1日向第一被告出具承诺书，表明本案纠纷所涉赔偿若保险公司不予支付，则由第三被告支付；沃克公司与第一被告签订有劳务承揽服务合同，车辆驾驶人吴持斌系沃克公司派遣至第一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等事实。 三、对第二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保单上“投保人声明”部分“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等文字做了加黑处理，且第三被告在该文字下方签章，可以证明第二被告对保险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至于免责条款中“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免责条件有无成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论述。 四、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因案涉事故造成七级伤残。 经审理查明： 案外人吴持斌系沃克公司的员工，被沃克公司派遣至第一被告处从事投递员工作。2016年8月13日上午，吴持斌驾驶印有中国邮政标识的第一被告管理和使用的浙Ｇ×××××号邮政面包车至义乌市福田街道办事处院内派送报刊时，发生事故将原告撞倒，导致原告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至义乌市中心医院、义乌市稠州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天数为25天，后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进行门诊治疗，上述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26815.59元、救护车费用150元、交通费652.9元、住宿费288元。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金华天鉴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营养期、护理期、后续治疗费用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7年6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鉴定意见为：叶某因故致头面部挫裂伤遗留面部瘢痕形成30平方厘米以上，构成人体损伤七级残疾；营养期为90日、护理期为90日、后续治疗费不予评定；本次鉴定花费鉴定费1760元。后因第二被告对该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向本院申请重新启动鉴定程序，本院依法又委托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对叶某的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叶某2016年8月13日被车撞伤致面部挫裂伤，目前遗留面部瘢痕面积达24平方厘米以上，评定为七级伤残；本次鉴定花费鉴定费1560元。 肇事浙Ｇ×××××号邮政面包车系第三被告所有，第三被告将该车辆租赁给第一被告使用，并为该车辆在第二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2月20日，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16日至2017年6月15日。第二被告出具的保单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载明“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属于保险人的免责范围，并以加粗方式对责任免除进行提示。投保时，浙Ｇ×××××号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第二被告出具的保单上亦载明使用性质为“非营业企业”。第三被告于2018年8月1日向第一被告出具承诺书，载明“鉴于浙Ｇ×××××人伤事故三者起诉贵公司事件，我司承保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不支付三者损失的由我司负责。” 本院认为： 首先，关于本案案由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时所应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并不能涵盖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全部内容，故基于《侵权责任法》第6章中法条提起的诉讼，均应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所涉损害系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致，故案由应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其次，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案外人吴持斌作为沃克公司派遣至第一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执行用工单位即第一被告公司的工作任务过程中将原告撞伤，原告主张由用工单位第一被告公司对吴持斌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第一被告辩称责任应由吴持斌本人或派遣公司承担，该辩解既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且第一被告也并未提交派遣单位在本次损害发生中存有过错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吴持斌在车辆驾驶过程中，未将车辆停在停车位上，并且在车辆启动时未尽到驾驶员应尽的注意义务，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的监护人明知事故发生的院子内有车辆停放，而未能提高安全意识，有效看护原告，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本院认定第一被告对事故承担80%的责任，原告监护人承担20%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本案原告父母在城市经商，且原告所在义乌市江东街道江干村自2013年起所有农用土地已被征用完毕，故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本案医疗费26815.59元、护理费150元/天×90天=13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5天=750元、营养费60元/天×90天=5400元、残疾赔偿金47237元/年×20年×40%=377896元、交通费652.9元、救护车费用150元、住宿费288元，以上共计425452.49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按照双方应负责任比例，上述金额中第一被告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340362元，其余费用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本案事故给原告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原告可请求被告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本案事故对原告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等因素，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为宜。 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二被告作为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应对第一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即应承担医疗费1万元、残疾赔偿金11万元，合计12万元。因投保时案涉车辆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即不能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不能用该车进行客、货运输，而第三被告将车辆租赁给第一被告用于快件分发，第一被告作为邮政公司，承担邮政普遍服务，主要以国内和国际邮件寄递、报刊等出版物发行、邮政物流等为经营范围，运送和分发快件即是其营利方式，故车辆的用途实际上已经改变，且车辆的行驶范围因分发快件而大大扩展，构成了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符合第二被告在保单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中的免责事由，故第二被告不需在商业保险范围内对该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本院认定第二被告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为12万元，第一被告需承担剩余部分即240362元。 第三被告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在案涉事故中并无过错，虽其在事故发生后向第一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对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害如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则由第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但该承诺并非对原告作出，效力仅及于第一被告与第三被告之间，应由第一被告承担责任后再向第三被告主张权利，原告据此直接要求第三被告按照承诺对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被告辩称本案事故并非发生于公共道路上，故并非道路交通事故，不属于保险事故，因此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而该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又规定：“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适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本案事故虽非发生于公共道路上，但仍需参照该解释，由第二被告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第二被告的辩解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某人民币240362元； 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叶某保险金12万元； 三、驳回原告叶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272元，由原告叶某负担1859元，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负担6413元；鉴定费3320元，由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省义乌市分公司负担1760元，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负担15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龚益卿 人民陪审员  吴赫利 人民陪审员  任恭盛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 慧 ?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机动车在交强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改装、使用性质改变等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情形，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 第四条人民法院认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保险标的用途的改变； （二）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 （三）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变化； （四）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 （五）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管理人的改变； （六）危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 （七）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 保险标的危险程度虽然增加，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保险合同承包范围的，不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