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新01民终3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振君，男，198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班朝旭，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满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奥特尔公交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法定代表人：马二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朋，新疆厚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勇，新疆厚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许振君因与被上诉人班朝旭及原审被告乌鲁木齐市奥特尔公交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尔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5民初1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振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被上诉人班朝旭，原审被告奥特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许振君上诉请求:撤销（2019）新0105民初141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解除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并判决班朝旭返还购车款78,000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诉讼请求是解除合同，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诉讼时效规定的也是从知道之日起算。二、一审判决认定我知道涉案车辆登记在奥特尔公司名下就应当知道车辆所有权属于奥特尔公司，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规定“机动车登记不是所有权登记”；《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和《关于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时间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110号）均认为“公安监管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而且运营车辆挂靠是常见的经营模式，我有合理理由相信车辆原属班朝旭所有。三、我在相关案件中均未出庭，没有看到过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之间的《承包合同》，是在2018年被执行时（新市区7729号判决）到相关法院调取案卷资料时看到《承包合同》才知道班朝旭无车辆所有权，才知道班朝旭是无权转让。我因此认为合同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是班朝旭无权转让，而不是扣车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间不应从2010年12月15日起算，而应从2018年起算，且应由班朝旭举证。我既没有得到车辆又要承担事故责任显失公平。班朝旭答辩称，许振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的买卖协议签订于2009年1月20日，奥特尔公司收回车辆的时间是2010年12月15日，按照这两个时间节点计算至今已经9年多了，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许振君要求解除车辆转让协议返还购车款，但涉案车辆是公交车，属营运车辆，营运车辆使用期限只有8年，使用8年必须强制报废，涉案车辆是2005年上牌的，到2013年该车辆就应强制报废了，现在该车辆已超过强制报废的期限，许振君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许振君认为我隐瞒事实要求解除合同，同时认为奥特尔公司侵犯了许振君作为车主享有的车辆权益，是合同侵权，合同侵权与解除合同是两个法律关系，既然要求我与奥特尔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应当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现在许振君基于不同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我承担责任，不符合民事案件一案一诉的原则。事实上，我并未向许振君隐瞒车辆所有权的事实，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公交车辆只能落户在公交公司或运输公司名下，涉案车辆在给许振君转让之前，许振君和我均是奥特尔公司营运公交车辆线路的驾驶员，涉案车辆是我出钱买回来后挂靠在奥特尔公交公司，按照奥特尔公司对公交车的管理方式管理运营，当时奥特尔公司规定限制私下擅自转让车辆，但是并没有绝对禁止转让，要对受让方的资质进行审查，并且还要与奥特尔公司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并且缴纳变更登记的相应费用。因当时许振君不愿意缴纳相应费用，我与奥特尔公司的承包合同并没有变更，仍然是以我的名义承包经营车辆，但是奥特尔公司知道车辆的实际经营者是许振君，并将政府向车主发放的燃油补贴直接发放给许振君。涉案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奥特尔公司也是把许振君作为车辆的实际经营者起诉至法院，法院对许振君实际经营者的身份进行了确认。奥特尔公司向受害方进行赔偿后，起诉向许振君及我追偿，在执行过程中从许振君的账户中划走5万元，剩余的款项是由我偿还的。我向奥特尔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于2017年起诉向许振君追偿，在执行过程中法院采取了执行措施，但是目前为止欠付的款项分文未付，在此情况下许振君为了降低损失才提起了本案诉讼，但是我方认为许振君的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许振君对我的诉讼请求。奥特尔公司述称，2004年我公司与班朝旭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是五年，车辆的所有权归我公司，并且约定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不能向第三方转让经营，所以我公司是与班朝旭有合同关系，与许振君没有合同关系。班朝旭把车辆转让给许振君我公司不知情，班朝旭与我公司仍在2009年8月20日签订了承包合同，延长了承包期。车辆是2004年购买的，是由我公司出资购买，2005年开始运营，2013年初报废的，我公司认为起诉时车辆已是报废的状态，另外涉案车辆是我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从公安部门取回的车辆，依据2009年8月20日我公司与班朝旭签订的承包合同取回涉案车辆。许振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2.判令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共同返还购车款136,000元；3.判令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共同赔偿自2010年12月15日至2019年4月15日利息损失53,833元，并赔偿自2019年4月15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4年11月20日，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奥特尔公司将202营运线路车新Ａ×××**号公交车承包给班朝旭，承包期限5年，自2004年11月20日至2009年11月19日，班朝旭在承包期间内有车辆承包经营权，但所有权属于奥特尔公司，班朝旭除非征得奥特尔公司的书面同意，否则不得将承包车辆转让给第三方经营。2009年1月20日，班朝旭未经奥特尔公司书面同意，与许振君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将新Ａ×××**号车辆以13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许振君。2009年7月17日，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续签转让协议》，载明“本人由2009年1月20日购买新Ａ×××**号公交车，后又续签合同三年，由班朝旭2009年7月17日代续签，从2009年1月20日以后的债权债务由许振君负责，续签后的合同也由许振君承担，与班朝旭无关。”2009年8月20日，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续签《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3年，自2009年8月20日至2012年8月19日。2010年12月12日，许振君雇佣的驾驶员卢立贵驾驶新Ａ×××**号车辆将朱玉霞撞伤，经交管部门认定新Ａ×××**号车辆负全部责任。奥特尔公司向朱玉霞垫付医疗费98588.54元，并以借款形式垫付护理费44460元，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朱玉霞保险理赔31万元。2011年8月，朱玉霞将奥特尔公司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奥特尔公司向朱玉霞支付了35万元赔偿金。2011年10月19日，朱玉霞医治无效死亡。2012年9月27日，许振君向奥特尔公交公司出具《202路公交车经营情况说明保证书》，申请领取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12日期间新Ａ×××**号车辆油价补贴，并在保证书中载明：“我因出交通事故，公司于2010.12.15日把车扣走。徐振君2012.9.27”。2013年4月7日，奥特尔公司将许振君、班朝旭诉至一审法院，向许振君、班朝旭追偿由奥特尔公司垫付的因新Ａ×××**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金493048.54元。2014年1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水民二初字第176号民事判决，判决许振君向奥特尔公司支付垫付的其承包车辆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害赔偿金493048.54元，班朝旭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奥特尔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从乌鲁木齐市城市客运统管办执行许振君油价补贴26845.81元，从许振君银行账户扣划25664.3元，共计52510.11元，班朝旭给付案款397625.93元及执行费7417.44元，奥特尔公司自愿放弃51608.34元。2016年8月5日，奥特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结案申请。2017年9月6日，班朝旭将许振君诉至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向许振君追偿由其支付已赔偿奥特尔公司款项405,043元，利息15,780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新0104民初7729号民事判决，认定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判决许振君支付班朝旭已赔偿给奥特尔公司的款项405,043元、支付利息12,545.25元，并以405,043.37元为基准，按年利率4.75%计算自2017年4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许振君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在许振君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的前提下，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许振君要求班朝旭和奥特尔公交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购车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许振君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许振君认为班朝旭隐瞒了其对新Ａ×××**号车辆无所有权，且隐瞒了在其与奥特尔公司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未经奥特尔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车辆转包否则公司有权收回车辆解除承包的事实，使合同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直到2018年执行时才知道相关判决书及奥特尔公司的追偿行为。一审法院对许振君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第一，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中明确载明标的物为新Ａ×××**号公交车，自2009年1月20日签订协议至2010年12月12日新Ａ×××**号车辆发生事故时，许振君一直使用新Ａ×××**号车辆进行公交线路营运，车辆手续及机动车行驶证是机动车审验及车辆行使的必备资料，其不可能对新Ａ×××**号车辆登记在奥特尔公司名下的事实不知情，故许振君诉称班朝旭隐瞒了其对新Ａ×××**号车辆无所有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奥特尔公司向交通事故受害人朱玉霞赔偿后，于2013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就其垫付的赔偿金向许振君、班朝旭追偿，该案诉讼过程中，许振君收到起诉状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诉讼，许振君在该案审理阶段已经知晓了奥特尔公司的追偿事宜，该案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划扣了许振君的银行存款，并从乌鲁木齐市城市客运统管办执行了许振君的油价补贴，而该油价补贴系许振君于2012年9月27日向奥特尔公司提交资料申请领取，故许振君称直到2018年才知道相关判决书及奥特尔公司的追偿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诉讼时效是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期间，其起算日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超过了诉讼时效，权利人丧失胜诉权。许振君在2012年9月27日申请油价补贴时向奥特尔公司出具了保证书，在保证书中确认因其发生交通事故奥特尔公司于2010年12月15日将车扣走，应当认定在2010年12月15日奥特尔公司扣车之时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由已经出现，许振君作为新Ａ×××**号车辆的实际营运人不可能对该事由不知情，如许振君认为合同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从此时起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2月15日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自奥特尔公司将车辆收回后，许振君从未对《车辆转让协议》的效力及要求解除合同等事项向班朝旭主张权利。奥特尔公司不是《车辆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和权利人，奥特尔公司基于与班朝旭之间的《承包合同》将新Ａ×××**号车辆收回并依据《承包合同》中的责任划分提起的诉讼，并非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许振君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班朝旭或奥特尔公司主张过权利，许振君称直到2018年才知道相关判决书及奥特尔公司的追偿行为的理由亦无法成立，故无法认定许振君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综上所述，许振君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且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对许振君要求解除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并要求班朝旭和奥特尔公司共同承担返还购车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班朝旭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许振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许振君向本院提交EMS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复印件），用以证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在审理（2013）水民二初字第176号案件时并未向许振君送达该案件中的证据。班朝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其并不清楚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是否向其送达了（2013）水民二初字第176号案件的证据。奥特尔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该邮件详情单上并没有证据一栏，无法证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未向其送达证据，即便许振君在送达传票时不知情，但执行时其是知情的，故对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虽然上述证据系复印件，但该证据加盖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档案复印专用章，且各方当事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待本院认为部分综合阐述。班朝旭、奥特尔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争议焦点为：许振君要求解除其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并要求班朝旭返还购车款78,000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许振君认为班朝旭并非涉案车辆所有权人，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解除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车辆已于2013年报废。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涉案车辆已经报废，且在该车辆的报废不能归责于班朝旭的情况下，许振君要求解除《车辆转让协议》不存在履行的基础。第二，许振君认为其在2018年才得知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奥特尔公司。本院认为，2009年1月20日，许振君与班朝旭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九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的规定，许振君主张的解除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应当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车辆转让协议》并未约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我国法律亦未对此期限作出相应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依照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享有解除权以后，可以随时行使解除权。但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当事人应当在合理的期间内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中，许振君与班朝旭自签订《车辆转让协议》至2010年12月12日涉案车辆发生事故时，许振君一直使用该车辆进行公交线路营运，且许振君一直持有涉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等手续并申领涉案车辆油价补贴。许振君应当自始至终知道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为奥特尔公司。即使如许振君所称其购买涉案车辆时主观认定班朝旭与奥特尔公司系挂靠关系，班朝旭为车辆实际所有权人。那么在奥特尔公司在2013年4月7日针对其垫付的赔偿金向许振君、班朝旭追偿的诉讼中，许振君经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判决生效后法院扣划了许振君的银行账户及油价补贴，许振君在该案诉讼及执行的过程中亦应当知道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系奥特尔公司，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向法院提出解除《车辆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但许振君直至2018年才提起本案诉讼，其该诉请已过合理期间。综合上述事实及理由，本院对许振君诉请解除《车辆转让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亦对于许振君基于解除《车辆转让协议》后返还已付购车款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许振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0元（许振君已预交），由许振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映红审判员李卫玲审判员田姝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古力扎努尔艾合买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