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民再3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枣庄市升伦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车站北路10号（老火车站对过）。法定代表人：李建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骥，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祥，山东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枣庄市信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峄城区中兴大道。法定代表人：梁玉环，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中兴印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峄城区经济开发区科达路。法定代表人：冯中山，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枣庄市升伦印刷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枣庄市信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发公司）、山东中兴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4民终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鲁民申116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升伦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骥、马洪祥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信发公司、被申请人中兴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升伦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信发公司一手炮制了所谓的三方协议，并言明将货款直接打入升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建华的账户，而三方协议订立后，信发公司直接将20万元货款打给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并与冯中山另行签订了借款协议和收款手续，直至今日，信发公司也未履行这个协议，据此可以认定信发公司炮制的三方协议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判决却认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显然是错误的。升伦公司向中兴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符合企业间的正常交易习惯，不能据此认定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经营活动中企业间的结算先出票挂账再付款的情形很普遍，升伦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能将先出票尚未付款的行为认定虚假票据，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至于冯中山拿到收据后从事何种行为与升伦公司没有关系，不能让升伦公司对冯中山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原审中升伦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二审法院未予准许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对升伦公司的诉讼请求。信发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中兴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信发公司向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起诉称，2011年7月13日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中兴公司向升伦公司购买印刷设备。合同订立后，中兴公司向升伦公司交付定金及预付款100万元。2012年1月31日信发公司与升伦公司、中兴公司订立转让协议，约定中兴公司将购买升伦公司的印刷设备转让给信发公司，并约定信发公司将剩余货款付清后升伦公司将设备交付中兴公司并负责安装。协议订立后，信发公司支付了约定的转让款100万元及剩余货款，而升伦公司一直未交付设备，诉请法院判令升伦公司、中兴公司履行交付设备的义务，若不能交付则退还货款100万元并赔偿损失，其中20万元由升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升伦公司和中兴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1年7月13日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订立了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中兴公司购买升伦公司的北京北人牌四色印刷机（型号P24920—01）一台套（价值110万元）及印刷机胶辊、打孔机等附属设备，货款付清时交货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标的物属于出卖人所有。2012年1月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要求升伦公司为其出具虚假的购买印刷设备的收款收据一张，载明日期为2011年8月6日，定金33万元，预付款为67万元，合计100万元，加盖了收款单位升伦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实际上升伦公司未收到收据中载明的款项。2012年1月31日，信发公司与升伦公司、中兴公司订立转让协议一份，约定中兴公司因资金困难，将订购的印刷设备以100万元转卖给信发公司并租给中兴公司使用，信发公司将剩余款项付清后提货，升伦公司在收到剩余款项后负责发货安装，原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订立的合同约定同时适用信发公司。协议签订后，信发公司向中兴公司支付20万元，加上之前中兴公司向信发公司的借款本息80万元（其中另20万元另案处理），总计100万元，中兴公司于2012年2月1日开具了收款收据一张，载明中兴公司收到信发公司交来的设备转让款100万元。2012年2月2日信发公司与中兴公司签订买卖协议一份并经公证处公证，约定中兴公司因资金困难将订购的印刷设备以100万元转让给信发公司，然后租给中兴公司使用，期限为2年。同日双方又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经过了公证处公证，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以上所有协议订立后，升伦公司没有向中兴公司交付设备，中兴公司也未能向信发公司交付设备。另查明，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措施。2013年3月15日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峄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查明，2012年1月冯中山在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欺骗升伦公司李建华为其出具虚假的购买印刷设备的收款收据一份，并以此骗取了信发公司张敬宽（信发公司业务经理）的信任，后冯中山与李建华、张敬宽签订了印刷设备转让协议，即2012年1月31日三方订立的转让协议，骗取了张敬宽现金20万元，并将该款用于发放职工工资、支付借款利息等。判决书认为冯中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该刑事判决已生效。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是案涉三份所签订的转让协议能否因冯中山个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导致无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在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欺骗升伦公司李建华为其出具虚假的购买印刷设备的收款收据，并以此收据骗取信发公司张敬宽的信任，后三方签订了印刷设备转让协议，即三方协议，骗取了信发公司20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及支付借款利息。后冯中山因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判刑，现刑事判决书已生效。基于以上事实分析，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三方2012年1月31日所订立的转让协议应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信发公司作为被欺诈人有权提起撤销合同之诉，但法院无权主动认定合同无效。信发公司没有在合同法规定的除斥期间申请撤销合同，即便冯中山构成合同诈骗罪，也不影响合同效力，故该合同依法有效。冯中山基于合同骗取的信发公司20万元现金用于中兴公司发放职工工资、支付借款利息等，中兴公司应予向信发公司返还。中兴公司于2012年2月1日向信发公司出具的100万元收款收据中包含之前的向信发公司借款本息60万元也应予偿还。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二是升伦公司对冯中山骗取信发公司的20万元应否承担责任以及应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依据合同法第六、四十二条的规定，升伦公司明知没有履行其与中兴公司于2011年7月13日订立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中兴公司支付的任何款项，却向中兴公司出具了收到购买印刷设备定金及预付款100万元的虚假收款收据，并且在签订三方协议时未告知信发公司真实情况，却在三方协议中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升伦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认定升伦公司存在过错，应当赔偿信发公司的经济损失。基于升伦公司并非与冯中山恶意串通，根据其过错程度，一审酌定升伦公司赔偿信发公司10万元。升伦公司辩称本案被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诈骗罪，不属于正常的合同纠纷，不应按民事案件审理，应驳回信发公司的起诉。由于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就涉案合同犯诈骗罪被判处徒刑，只是追究了冯中山的刑事责任，而没有对用款单位即中兴公司的民事责任进行处理，因而升伦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及驳回信发公司起诉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一审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四十二、五十二、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信发公司货款80万元；二、升伦公司对上述第一项给付内容承担1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信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中兴公司负担10800元，升伦公司负担1000元。升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升伦公司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方订立的转让协议，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的行为已被法院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升伦公司与信发公司均是受害者。升伦公司向中兴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符合企业间的正常交易习惯，升伦公司非出于主观故意向中兴公司出具虚假票据，对中兴公司的诈骗行为不知情。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升伦公司没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中兴公司骗取信发公司的20万元已用房产抵偿，升伦公司已无赔偿责任。同一法院就同一事实分别作出刑事和民事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冯中山的行为业已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本案应按照刑事案件处理，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决升伦公司承担1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本案所涉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二审认为，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无履约能力的情形下，骗取升伦公司给其开具收款收据，并以此收据骗取信发公司的信任，三方签订转让协议，骗取信发公司20万元用于其公司其他经营活动。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因此转让协议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采取欺诈的方式，使得信发公司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信发公司有权提起合同撤销之诉，而信发公司并未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行使合同撤销权。涉案合同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本案转让协议应为有效协议。在中兴公司未实际向升伦公司支付款项的情形下，升伦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的行为不同于日常交易习惯中的先开票后付款，升伦公司未收到款项开具收款收据，并在三方订立协议时隐瞒该事实，违反了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一审基于升伦公司的不诚信行为判决其承担1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升伦公司关于其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枣庄市峄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峄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仅追究了冯中山所犯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并未涉及民事赔偿部分。对中兴公司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进行处理并无不当，升伦公司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升伦公司负担。本案再审中，申请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案涉三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二是原判决升伦公司对信发公司的损失承担10万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三方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案涉转让协议的当事人是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信发公司、升伦公司和中兴公司，三方均在涉案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中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冯中山个人虽以合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中兴公司作为案涉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并未在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刑法是公法规范，而民法是私法规范，两种法律规范对社会行为的调整机制和调整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也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2期发布的指导案例裁判摘要中亦明确：“行为人以所在单位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其所在单位也应对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转让协议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其效力的评判应依据民法规范作为依据。因此，在判定合同效力时不能因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法定代表人实施了涉嫌犯罪的行为，而当然认为合同无效，此时仍应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合同效力进行审查判断。原审经审理认为，申请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转让协议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转让协议有效并无不当。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升伦公司在冯中山骗取信发公司款项中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升伦公司与中兴公司订立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升伦公司没有向中兴公司交付合同项下的印刷设备，中兴公司亦未向升伦公司支付任何对价，对此升伦公司是明知的，升伦公司辩称其不知情不合常理。在中兴公司未支付升伦公司任何交易款项的情况下，向中兴公司出具了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该行为本身表明升伦公司具有一定的过失，该过失行为与中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冯中山骗取信发公司款项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原判决认定升伦公司的行为具有过错，酌情判令其对信发公司因信赖虚假收款收据产生的损失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理据充分。升伦公司再审称，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符合企业间“先开票后付款”的日常交易习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升伦公司主张“先开票后付款”系交易习惯，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申请人原审和再审中没有提供必要证据证明此种交易习惯是三方之间的习惯做法，还是行业交易习惯，故升伦公司关于其向中兴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符合企业间交易习惯的主张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升伦公司的再审请求理据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4民终50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永起审判员  杜 磊审判员  王宝恒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肖俊书记员王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