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822刑初31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桂斌，曾用名张贵斌，男，1957年3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白族，中专文化，桑植县国土资源局正科级退休干部，住桑植县。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2018年8月22日经桑植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9年3月11日经本院决定继续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阳，湖南新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以桑检职检刑诉[201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桂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9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立新、检察官助理谭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桂斌及其辩护人张阳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需要补充侦查，桑植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7月24日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依法决定延期审理。本案补充侦查完毕后，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上半年，桑植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桑植经投公司)原总经理张桂斌经时任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某某引荐，与刘传林(江苏南京人)认识，并决定通过刘传林在上﻿海搭建融资平台，2011年9月张桂斌与李某某、余某某(时任桑植经投公司财务总监)一行人赴上海，在刘传林的带领下对上海懿杰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懿杰公司）进行初步考察。考察回来后，张桂斌给时任桑植经投公司董事长刘某某进行了汇报，并于2011年11月3日组织召开桑植经投公司中层骨干会议，未经政府批准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由张桂斌担任分公司经理，刘传林担任副经理。会后，张桂斌口头要求刘传林全权负责上海第一分公司注册登记等事项，并安排桑植经投公司办公室主任张某某、副主任向某某将注册成立分公司所需要的资料准备好后传真给了刘传林。上海分公司注册登记过程中，张桂斌未安排桑植经投公司工作人员对分公司注册登记事项进行监管。 2011年12月20日，桑植经投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分公司）在上海注册成立，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注册成立一事电话汇报给张桂斌。2012年2月28日，桑植经投公司任命张桂斌为上海分公司经理，任命刘传林为上海分公司副经理，同日，张桂斌签发授权委托书，授权刘传林负责上海分公司的工作，授权范围为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权。签发授权后，张桂斌未按公司章程和管理制度规范的规定，安排桑植经投公司办公室人员、财务人员对上海分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等工作进行监管。刘传林获得桑植经投公司的授权后，雕刻并保管上海分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公章，开设了银行专用账户并进行了税务登记。刘传林未将该部分资料移交桑植﻿经投公司统一保管使用，而是将上海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印鉴、税务登记证及其他财务资料一并交给了上海懿杰公司的范某某等人保管使用，张桂斌也未履行管理职责。 2012年3月至8月期间，范某某等人利用其掌握的上海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印鉴等资料与浙江省五金矿产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五矿公司)签订了7份购销合同，浙江五矿公司将其中4份合同中约定的共计5000余万元购货款汇入上海分公司的公司账户后，范某某等人又利用他们控制的上海分公司的财务章、印鉴、账户密码等将钱取出，挥霍一空。浙江五矿公司发现被骗后，便对桑植经投公司和上海分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货款。后经浙江省杭州市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最终判决桑植经投公司因缔约过失责任共需赔偿浙江五矿公司损失3327.2558万元，且需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逾期则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截至目前，桑植经投公司因该起民事诉讼，已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扣划374.361068万元，支付诉讼费共计26.61775万元，支付律师费共计61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张桂斌主动到调查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桂斌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案发后，被告人张桂斌主动到调查机关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桂斌辩称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资料交给他人没有给张桂斌报告，张桂斌也不知情，张桂斌得知合同诈骗案后，通知刘传林收回了相关资料；给刘传林任职，开会研究过，是董事长下文的。 辩护人张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上海分公司的具体工作由副经理刘传林负责，对上海分公司组建初期被他人利用行骗的事实，被告人张桂斌完全不知情，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正在执行因合同诈骗被查封的财产，浙江五矿公司的损失可以得到赔偿，桑植经投公司被扣划的损失可以挽回，且被告人张桂斌案发后就浙江五矿公司与桑植经投公司合同纠纷的民事判决已自费在寻求法律途径追偿，并与刘传林一起赔偿了桑植经投公司人民币100万元，认罪态度积极，悔罪表现非常好，建议对张桂斌免于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张桂斌担任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2011年3月，时任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某某给张桂斌推荐在上海成立一家分公司，搭建融资平台招商引资。之后，张桂斌与李某某、余某某(时任桑植经投公司财务总监)等人赴上海，在刘传林和朱某某的带领下对上海懿杰公司进行初步考察。考察回来后，张桂斌给县里有关领导汇报，领导不同意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后张桂斌应李某某之邀又去上海考察，刘传林、朱某某和上海懿杰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桑植经投公司考察。2011年11月3日，张桂斌组织召开中层骨干且有董事长刘某某参加的会议，在未经董事会决议和县政府批准同意的情况下，决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张桂斌担任经理，刘传林担任副经理，负责分公司成立的前期工作，向某某负责给刘传林提供分公司成立需要的资料。2011年12月20日，上海分公司在上海注册成立，随后办理了税务登记证，并在银行开设了账户。2012年2月28日，桑植经投公司下文任命张桂斌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刘传林为副经理，授权刘传林负责上海分公司的工作，授权范围为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权。上海分公司成立后，张桂斌未按公司章程和管理制度规范的规定，安排桑植经投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上海分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等工作进行监管，刘传林也未对分公司实行监管，将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印鉴等资料交给了上海懿杰公司保管使用。2012年2月至8月，范某某等人利用掌握的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资料，与浙江五矿公司签订了7份购销合同，浙江五矿公司将其中4份合同中约定的共计人民币5000余万元购货款汇入上海分公司的账户后，范某某等人又利用其掌控的上海分公司的财务章、印鉴、账户密码等，将钱取出，据为己有。浙江五矿公司发现被骗后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桑植经投公司和上海分公司返还货款，诉讼过程中，范某某等人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刑罚，并判决扣押的有关钢材、查封的房产拍卖所得款项偿付债权后余款、责令退赔的其余违法所得，均发还浙江五矿公司。民事诉讼经杭州市下城区两级法院审理，判决桑植经投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浙江五矿公司损失共计人民币3327.2558万元，逾期则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该民事诉讼，桑植经投公司已支付诉讼费共计人民币26.61775万元、律师费共计人民币61万元，被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扣划人民币374.361068万元（提起公诉前）。 案发后，被告人张桂斌经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向调查机关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另查明，被告人张桂斌和刘传林已赔偿桑植经投公司共计人民币10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明： 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张桂斌的基本身份情况，案发时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2.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10月，被告人张桂斌携带上海分公司相关资料到桑植县人民检察院说明相关问题情况，2018年4月17日，张桂斌接电话通知到桑植县监察委员会接受调查，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 3.公务员登记表、年度考核登记表、任职通知、法定代表人信息、任命通知、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告人张桂斌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10年10月25日被桑植县人民政府提名为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11月3日取得法定代表人身份，2012年2月28日被任命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同日，刘传林被任命为副经理，负责上海分公司的工作（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权），2013年10月31日，张桂斌被免去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职务。 4.桑植经投公司管理制度规范、公司章程、2011年岗位职责证明，桑植经投公司对银行账户、人力资源、印鉴等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司章程明确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统一管理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县人民政府和董事会负责；张桂斌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和投资项目的分析、决策及经营管理工作。 5.成立批复、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审核表、关于变更及更名通知、桑植经投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桑植经投公司变更、登记及上海分公司于2011年12月20日成立的信息情况。 6.资料移交清单、购销（买卖）合同、上海分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机构信用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业务办理申请表及授权委托书、华夏银行支付密码使用协议、华夏银行网上企业银行服务协议、华夏银行单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银行代理划转税款委托书、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单位客户银行结算账户服务项目申请表、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表、印鉴卡、增值税防伪税控主机共享系统业务申请审批表、上海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书、验资报告、房屋租赁合同、上海市房地产权证、年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电子银行业务注册表等证明，成立上海分公司办理的相关资料及犯罪分子实施诈骗所利用的有关资料，上海懿杰公司黄某乙于2012年8月31日交给刘传林，刘传林于2013年3月1日移交给桑植经投公司。 7.（2013）浙杭刑初字第193号及（2014）浙刑二终字第9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范某某、林某某、黄某乙、黄某甲等人以其控制的实际并无任何钢材的上海分公司与浙江五矿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并通过虚开入库单的方式制造已发货的假象，骗取浙江五矿公司的购货款；范某某、林某某、黄某乙因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刑罚，扣押的有关钢材、查封的房产拍卖所得款项偿付债权后余款、责令退赔的其余违法所得，均发还浙江五矿公司。 8.（2014）杭下商初字第00258号、00260号、00261号、00262号及（2016）浙01民终2715号、2716号、2717号、2718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业务回单、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记账凭证、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交纳上诉费用通知书、诉讼费专用票据、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代理合同、汇款凭证、律师（法律）服务费发票、财务报账审批单等证明，犯罪分子利用掌握的上海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等资料，与浙江五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骗取购货款，因上海分公司未履行合同，浙江五矿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经杭州市下城区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桑植经投公司作为上海分公司的开办单位，对上海分公司的经营行为及重大交易未能尽到监管责任，判决桑植经投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浙江五矿公司共计人民币33272558元，逾期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为此，桑植经投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61万元、诉讼费人民币266177.50元，2017年5月18日被扣划人民币3743610.68元。 9.收据证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张桂斌与刘传林给桑植经投公司共赔偿了人民币100万元。 10.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明，大概2008年左右，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某某认识了在张家界投资的刘传林，2011年左右，刘传林找李某某帮忙联系一家国有公司在上海建立一个融资平台，李某某联系了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张桂斌，同年7月左右，应刘传林的邀请，李某某、张桂斌等人到上海进行了考察。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张桂斌找到李某某，说上海分公司被人诈骗了，并要李某某在收回刘传林保管的资料移交清单上签了名。 11.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桑植经投公司的前身是桑植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其性质为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统一管理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对县政府和董事会负责，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张桂斌担任公司总经理。桑植经投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是张桂斌负责联系、洽谈的，2011年11月初，刘某某列席参加张桂斌召开的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事宜，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之后，刘某某签字同意由张桂斌担任上海分公司经理、刘传林任副经理。上海分公司设立后，桑植经投公司没有派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仅委托刘传林全权负责。2012年下半年，杭州公安局来公司调查张桂斌，才得知上海分公司的公章、银行账户和印鉴等被诈骗分子利用，骗取了浙江五矿公司的货款几千万元。后浙江五矿公司起诉请求桑植经投公司赔偿损失，为此聘请了律师。 12.证人颜某某的证言证明，颜某某于2007年至2014年10月任桑植经投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出纳工作。在上海成立分公司，总经理张桂斌组织召开了会议，会上张桂斌说给县里主要领导汇报过，且征得主要领导同意，参会人员均未提出反对意见，当时张桂斌提议由刘传林任上海分公司经理，董事长刘某某不同意，最终决定由张桂斌任上海分公司经理、刘传林任副经理。后刘某某、张桂斌均没有派人监管上海分公司的成立及经营情况。 13.证人余某某的证言证明，余某某于2009年至2014年兼任桑植经投公司财务总监，张桂斌时任公司总经理，2011年的一天，张桂斌说市政府李副秘书长认识一个姓刘的复员军人，建议在上海成立一家分公司，之后张桂斌邀余某某由李副秘书长带队去上海考察，返回的路上，余某某对张桂斌说在上海成立分公司有风险，一定要派财务人员监管。2011年下半年，张桂斌说上海成立分公司需要公章，要余某某陪办公室的小邹去上海办事。在上海分公司设立、经营期间，董事长刘某某和张桂斌均没有安排财务人员进行监管。 14.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明，张某某于2010年上半年至2011年任桑植经投公司办公室主任，2011年上半年，张桂斌、余某某等人去上海考察，回来后张桂斌召集开会决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从事钢铁方面的业务，分公司设立期间，张桂斌安排办公室的人员准备相关资料后传真给了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对分公司的设立、经营情况进行监管。 15.证人向某某的证言证明，大概2011年年底，桑植经投公司决定在上海成立一家分公司，开会决定后，张桂斌要求办公室给刘传林提供成立上海分公司需要的资料，后召开会议决定张桂斌兼任分公司经理、刘传林任副经理，并下发了任职文件。成立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资料提供给刘传林后，张桂斌没有安排向某某继续跟踪。 16.证人伍某某的证言证明，桑植经投公司没有主动给浙江五矿公司支付赔偿款，通过核查凭据，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从桑植经投公司账户上扣划了人民币3743610.68元，桑植经投公司共支付二审诉讼费人民币266177.50元、律师费人民币61万元。 17.证人朱某某的证言证明，上海懿杰公司董事长范某某安排高级管理人员朱某某找一家国有公司，作为银行监管的三方合作模式来实现上海懿杰公司与浙江五矿公司做生意，朱某某联系刘传林找到桑植经投公司，随后协商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公司成立后，范某某考虑到上海懿杰公司与浙江五矿公司做生意的转账问题，要朱某某联系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的银行账户、财务公章等交给上海懿杰公司并达成了协议。之后，朱某某得知上海分公司出现问题，随即告知了刘传林。 18.证人苏某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刘传林安排苏某某到机场接张家界的张总，苏某某安排好住宿后与上海懿杰公司范总一起同张总吃夜宵。过了一段时间，刘传林说张总决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2011年11月份，苏某某先后同刘传林一起办理分公司营业执照、与上海懿杰公司的两个人一起办理了税务登记证和银行基本账户。 19.证人黄某甲、范某某、黄某乙、林某某的证言证明，上海懿杰公司于2011年3月成立，范某某于2012年3月19日退出后由黄某乙、黄某甲、林某某控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甲。上海分公司及其银行账户、密码、公章等先由范某某掌控，后由黄某乙、黄某甲、林某某共同经营管理，平时开具发票由黄某乙负责，林某某负责业务，上海分公司没有实际购销过货物，与浙江五矿公司签订采购协议获取货款后没有实际货物给浙江五矿公司。 20.同案被告人刘传林的供述与辩解及自书材料证明，2011年5、6月份，朱某某联系刘传林到张家界找一家国有公司做平台，为上海懿杰公司和浙江五矿公司做生意，刘传林通过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某某联系到桑植经投公司。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张桂斌等人于2011年9月下旬到上海考察后不久，便将委托书和办理分公司需要的相关资料发给了刘传林，委托刘传林负责上海分公司的成立工作，办理期间因需要桑植经投公司的行政公章，张桂斌派人送到上海，2011年12月20日，上海分公司登记成立。营业执照下发后，刘传林安排苏某某和上海懿杰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去办理了税务登记手续、到银行开设了专门账户。之后，朱某某找刘传林协商，上海分公司不出资，让上海懿杰公司通过上海分公司走账，与浙江五矿公司做生意，提升分公司的财务实力，进而招商引资，从中获取分成，为此，朱某某要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公章、营业执照、银行账户、负责人及刘传林的印鉴章等交给了上海懿杰公司的女会计。随后半年多，刘传林没有对上海分公司实行有效监管，仅给朱某某打过几次电话询问一下情况。2012年7月，税务部门打电话催交税款，刘传林向朱某某了解后意识到上海分公司出了问题，便通知税务局将上海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作废，到上海懿杰公司找到黄某乙，取回上海分公司的相关手续、公章、购销合同等，在得知上海懿杰公司的人利用上海分公司的财务资料骗取浙江五矿公司数千万元后报了案。 21.被告人张桂斌的供述与辩解及自书材料、见面材料、情况说明证明，2010年10月至2013年10月，张桂斌担任桑植经投公司总经理。大概2011年3月份，时任张家界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某某给张桂斌推荐在上海成立一家分公司，搭建融资平台招商引资。之后，张桂斌与李某某、余某某(时任桑植经投公司财务总监)等人赴上海，在刘传林和朱某某的带领下对上海懿杰公司进行初步考察。考察回来后，张桂斌给县里有关领导汇报，领导不同意在上海成立分公司。2011年7月，张桂斌应李副秘书长之邀又去上海考察。同年9月，刘传林、朱某某和上海懿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桑植考察，在董事长刘某某的办公室座谈时，对方提出由上海懿杰公司支付上海分公司设立的前期资金，上海懿杰公司引进浙江五矿公司来桑植开发煤炭资源，管理人员由桑植经投公司组织，因浙江五矿公司没来人，双方没有形成正式意见。2011年11月3日，张桂斌组织召开中层骨干且有董事长刘某某参加的会议，决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张桂斌担任分公司经理，刘传林担任副经理，负责分公司成立的前期工作，向某某负责给刘传林提供分公司成立需要的资料。根据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成立分公司应通过公司董事会决议，然后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刘传林受张桂斌委托了解设立分公司需要的资料后告知了张桂斌，张桂斌安排向某某准备好资料后传真给刘传林，之后刘传林需要桑植经投公司的行政公章办理一个手续，张桂斌派邹盛和余某某前往上海现场盖章。2011年12月，刘传林给张桂斌打电话说上海分公司已通过了工商注册登记，正在办理税务登记、银行开户业务。张桂斌得知分公司成立后，安排办公室的人员给刘传林下达了一份委托书，委托其在上海分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下达任命文件，任命张桂斌为上海分公司经理、刘传林为副经理。上海分公司成立前后，张桂斌均未派人监管。大概2013年2月下旬，张桂斌在杭州市下城区公安局向其调查时得知上海分公司被犯罪分子利用，骗了浙江五矿公司几千万元。张桂斌随即联系刘传林，才知道是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的行政公章、财务印鉴、银行账户、注册登记等所有资料交给上海懿杰公司的人保管，上海懿杰公司的犯罪分子利用掌握的上海分公司有关资料，以上海分公司的名义与浙江五矿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浙江五矿公司将货款打入上海分公司的账户后，犯罪分子又利用掌握的财务手续将上海分公司账户里的钱全部取出。2013年3月1日，刘传林将上海分公司的所有资料移交给张桂斌。2014年2月，浙江五矿公司提起四起民事诉讼，经过二审判决，桑植经投公司承担人民币3000多万元的赔偿责任，2017年被扣划了人民币300多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桂斌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其职责，致使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桂斌经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桂斌案发后挽回了桑植经投公司实际造成的部分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桂斌的辩解与事实相符，但不影响本案的定罪。辩护人提出合同诈骗被查封的财产正在执行，浙江五矿公司的损失被追回后，桑植经投公司的损失可以挽回的辩护意见，经查，桑植经投公司现已实际造成经济损失，是否挽回尚不确定，且即使挽回了损失，也不予扣减，故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刘传林负责上海分公司的具体工作，上海分公司被他人利用行骗的事实张桂斌当时并不知情，张桂斌寻求法律途径欲挽回损失并已赔偿部分损失，认罪态度积极，悔罪表现好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但提出张桂斌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其罪责刑不相适应，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根据被告人张桂斌犯罪的事实、情节及悔罪表现，参考桑植县司法局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八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桂斌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向周富 人民陪审员  陈星笈 人民陪审员  张明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林玉兰 代理书记员  向 鹏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八条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 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 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