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29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石佛营****楼部分七彩尚品商务酒店**211。法定代表人：刘灏，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佳，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亚占宇，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秀荣，女，1982年5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上诉人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苗秀荣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9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文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思佳、被上诉人苗秀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丞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苗秀荣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一、苗秀荣提供的编号为002483、002484、002485、002486、001808、002497、009356、001853、001854并未加盖文丞公司公章，签订合同并未生效，苗秀荣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将前述合同中记载的物品交付文丞公司。因此，前述合同涉及的结算款共计13640元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仅以“合同内容、样式及纸张材质与其他《寄卖合同》相同”为由径自推定前述合同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且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文丞公司已向苗秀荣支付款项中的7100元，一审法院在苗秀荣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为文丞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且在苗秀荣无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仅以苗秀荣不予认可为由不予采信文丞公司从应付款项中扣除该7100元的主张，严重违反了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苗秀荣主张的084号翡翠水沫手镯、6078号翡翠手镯，双方之间并无委托寄卖合同，苗秀荣提供的证据亦无法证明苗秀荣系基于委托寄卖关系将084号翡翠水沫手镯、6078号翡翠手镯实际交付文丞公司，因此苗秀荣主张文丞公司向其结算前述物件款项4500元不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予采信文丞公司的上述主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四、文丞公司提交的证据1物件名称、品质等方面均与合同中记载的物件相同，足以证明2239-9、9053-12、2082-2、2082-5、2236-3、2236-4、9406-2尚未卖出，不产生结算款项，一审判决在苗秀荣无任何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仅以苗秀荣不予认可为由不予采信文丞公司关于前述物品结算款8390元不应予以支持的主张，且不顾双方之间《寄卖合同》中的明确约定，径自判定文丞公司“支付相应货款，不再返还货物”，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五、一审判决中关于文丞公司尚未支付的结算款项的计算方式错误，苗秀荣所主张的80870元包含15%的寄卖品佣金，那么苗秀荣所主张的实际结算款应为68739.5元（80870*85%）。假设一审判决对于事实的认定无误，则其判决文丞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应为27114.5元（80870*85%-41625），而不应为33358元，（80870-41625）*85%。六、苗秀荣所主张的损失4970元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文丞公司无任何违约行为，并无义务赔偿苗秀荣的损失。一审判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苗秀荣主张的损失数额予以确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七、文丞公司曾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调取苗秀荣银行流水，用以证明文丞公司已全部向苗秀荣结算了货款。本案中7100元是否为双方之间的其他结算款、苗秀荣提交的《交接单》的所谓结算是否真实发生且是否与本案有关等事实均直接影响本案判决结果，基于查清事实的目的应准许文丞公司的调证申请。但一审判决并未准许文丞公司的调证申请，导致本案关键事实认定模糊且错误，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苗秀荣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同意文丞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双方合作很多年，合同均系手写，并非机打，当时基于信用原则，未要求文丞公司加盖公章。文丞公司已严重违约，在2017年后几个月结一次账，且每次金额很少。苗秀荣之后要求终止合同关系，并从文丞公司处将未卖出的货物拿回，如卖掉就结清款项。但几次清货，文丞公司拿出的货物跟苗秀荣提供的货物不一致。苗秀荣认可收到货款48725元。关于手镯，单子上有备注，未额外签署协议，80870元未扣除15%的佣金，苗秀荣认可应扣除15%的佣金。苗秀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文丞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80870元；2、文丞公司赔偿损失4970元（自2018年1月2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4970元为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庭审中，苗秀荣提交46份《文丞艺品委托寄卖合同》（以下简称《寄卖合同》），合同甲方均为苗瑞（苗秀荣称苗瑞是其小名，文丞公司不持异议），乙方均为文丞公司（原名北京百旺嘉星商贸有限公司）。合同均约定甲方自愿将寄卖品清单中列明的寄卖品委托乙方柜台寄卖，寄卖品佣金为“按照保留价的15%”，乙方支付成交价的时限为每月的10号和20号。合同中有“寄卖品清单”，载明了寄卖品名称、数量和保留价。上述《寄卖合同》中，编号002483、002484、002485、002486、002497的《寄卖合同》盖有北京百旺嘉星商贸有限公司的发票专用章，编号001808的《寄卖合同》盖有北京百旺嘉星商贸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编号001853、001854、009356的《寄卖合同》未加盖任何印章。所有《寄卖合同》中，双方已经结清的寄卖品均被划线划掉。上述寄卖品中，共有114件寄卖品的货款共计76370元未被划线划掉。另查，苗秀荣与文丞公司之间的《寄卖合同》均是由文丞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苗秀荣提交的46份《寄卖合同》均为复写联，每份《寄卖合同》的合同内容、样式及纸张材质均相同。苗秀荣与文丞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灏另有在空白纸张上手写的交接单一张，其中载明了约100件货品，除084号翡翠手镯1500元和6078-1号翡翠手镯3000元外，其他物品均被划线划掉；另，6078-1号翡翠手镯在单独区域用红笔书写，并有下划线。文丞公司称084号翡翠手镯1500元是苗秀荣自己后加上去的，实际并未交付，6078-1号翡翠手镯的下划线实际是想要将该货物划去，但苗秀荣故意将划线划在字体下方。一审庭审中，文丞公司称苗秀荣主张的寄卖品中2239-9琥珀手串（保留价1700元）、9053-12蜜蜡戒指（保留价240元）、2082-2和田童子献寿（保留价3000元）、2082-5和田观音（保留价3000元）、2236-3小叶紫檀手串（保留价150元）、2236-4小叶紫檀手串（保留价150元）、9406-2小叶紫檀手串（保留价150元）尚未卖出，要求将上述货物返还苗秀荣。文丞公司当庭出示了上述寄卖品，刘秀荣查看之后表示文丞公司出示的上述物品并非其向文丞公司交付的货物。关于付款情况，文丞公司称其已就上述认可的寄卖品向苗秀荣支付了45600元，包括2016年12月20日转账1000元、2017年4月1日转账1万元、2017年3月20日转账1万元、2017年4月21日转账1万元、2017年8月25日转账3000元、2017年11月17日转账3100元、和2017年12月之后分多笔转账的共计8500元。此外，2018年10月19日，文丞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灏向苗秀荣汇款3125元，文丞公司称该款项是其向刘秀荣支付的另案案款，但苗秀荣在另案执行案件中不予认可，故苗秀荣应就该笔款项的付款指向予以明确。苗秀荣认可收到了上述款项中的41625元，同意从本案其主张的货款中扣除，但表示此外2016年12月20日转账的1000元和2017年11月17日的转账3100元均是双方之前已经结清的货款，2017年8月25日转账的3000元是结算当日取走的一块和田玉的价款。另查，苗秀荣于2018年7月31日就本案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苗秀荣与文丞公司签署《寄卖合同》，约定苗秀荣委托文丞公司寄卖货物，双方之间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双方应当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文丞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在将货物卖出后向苗秀荣支付相应价款。关于46份《寄卖合同》中部分未加盖其公章的《寄卖合同》，对此，其中加盖文丞公司发票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的《寄卖合同》，虽然并非公章，但发票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均属于文丞公司专有，加盖上述印章亦表明文丞公司对合同内容进行了确认并自愿接受其约束，故文丞公司否认上述《寄卖合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苗秀荣提交的未加盖任何印章的《寄卖合同》，第一，《寄卖合同》为文丞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第二，苗秀荣提交的未加盖任何印章的《寄卖合同》的合同内容、样式及纸张材质与其他《寄卖合同》相同；第三，从其他合同的盖章情况看，双方实际对合同的签署形式要求并不严格；综上，文丞公司否认上述合同，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苗秀荣与文丞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灏在空白纸张上手写交接单中的084号翡翠手镯1500元和6078-1号翡翠手镯3000元，文丞公司的否认理由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文丞公司要求将未卖出的货物退还苗秀荣，现苗秀荣不认可文丞公司出示的货物，亦无其他证据证明文丞公司出示的物品与寄卖货物一致，考虑到寄卖货物本身具有相应价值，且文丞公司具有一定销售能力，文丞公司留有相应货物并不会产生损失，故一审法院判令文丞公司向苗秀荣支付相应货款，不再返还货物。关于已付货款，首先，对于苗秀荣认可的41625元，应当从苗秀荣的诉讼请求中予以扣除；其次，对于苗秀荣否认的7100元，因双方的结算后会在合同中将相应货物划去，现文丞公司不能证明该7100元包含在苗秀荣主张的未结清货款之中，故其要求从其应付款项中扣除该7100元，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文丞公司尚未向苗秀荣结算的货款共计80870-41625=39245元，根据《寄卖合同》约定，扣除15%的寄卖品佣金后，文丞公司应向苗秀荣支付33358元。关于苗秀荣主张的损失，因双方未约定结算时间，故一审法院酌令文丞公司赔偿苗秀荣自其起诉之日即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该损失以4970元为上限。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苗秀荣33358元，并赔偿苗秀荣的利息损失（以33358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4970元为上限）；二、驳回苗秀荣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文丞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苗秀荣在建设银行××支行的账号为×××的银行账户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的交易流水信息，用以证明案外人深圳前海中盛一点科技有限公司已向苗秀荣足额支付084号翡翠手镯与6087-1号翡翠手镯对应的款项。苗秀荣提交其与文丞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灏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文丞公司向苗秀荣支付款项中的7100元并非本案文丞公司的应付货款，系刘灏从苗秀荣处取走的其他货物的货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文丞公司针对苗秀荣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关于3000元的和田玉，微信聊天反应的内容不全面，文丞公司因未卖出，后续退还了和田玉，故3000元并非支付的和田玉货款；关于3100元，苗秀荣主张的钱款为3200元，扣除15%后与3100元不相等，且款项已由案外人结算完毕。后续庭审中，文丞公司又主张因已将和田玉退还苗秀荣，但苗秀荣并未向其退还3000元货款，故3000元货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本院认为，文丞公司认可苗秀荣二审中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本院不持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断。本院二审经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文丞公司认可苗秀荣在其公司寄卖的货物无唯一编号，合同上的编号系为方便双方确认物品而编写；苗秀荣认可其诉讼请求中80870元系未扣除15%佣金的数额，并认可应扣除15%的佣金。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涉诉未加盖公司公章的合同效力；二、文丞公司向苗秀荣支付款项中的7100元是否应认定为本案文丞公司的已付货款；三、文丞公司是否应当向苗秀荣支付084号翡翠手镯与6087-1号翡翠手镯对应的款项；四、一审法院判决文丞公司向苗秀荣支付相应货款，不再返还货物，是否妥当；五、一审法院计算方式是否正确；六、文丞公司是否应当向苗秀荣赔偿相应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文丞公司主张，仅加盖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寄卖合同》与未加盖任何印章的《寄卖合同》均未生效。对此，本院认为，其一，《寄卖合同》为文丞公司提供的制式合同，发票专用章与财务专用章均系文丞公司专有；其二，未加盖公章的《寄卖合同》与加盖公章的《寄卖合同》在内容、样式及纸张材质等方面均相同，在笔迹方面亦存在肉眼可见的高度相似性。现文丞公司否认上述《寄卖合同》的效力，但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亦未提供合理的解释，故一审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苗秀荣于二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除涉诉《寄卖合同》之外存在其他货物的寄售及买卖合同关系，存在文丞公司先取货再付款的情况，一审法院采信苗秀荣的陈述，认定2016年12月20日转账的1000元、2017年11月17日的转账3100元及2017年8月25日转账的3000元并非支付的涉案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文丞公司虽主张其已将和田玉退还苗秀荣，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此外，因双方结算后会在合同中将相应货物划去，现文丞公司不能证明该7100元所对应的已结清货物，故其要求从其应付款项中扣除该7100元，一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三。文丞公司主张084号翡翠手镯1500元系苗秀荣自行添加，6078-1号翡翠手镯的下划线实际系想要将该货物划去，但苗秀荣故意将划线划在字体下方。本院认为，084号翡翠手镯的书写样式与该交接单上其他货物的记载相同，与其他货物相关信息的笔迹存在相似性，6087-1号翡翠手镯的下划线与文丞公司所主张的删除线区别明显，且双方微信记录对账中亦显示有该两个手镯，故本院对文丞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文丞公司又主张已由案外人将上述两笔款项支付苗秀荣，并申请调取苗秀荣银行账户的相关信息，但文丞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案外人就支付上述物品的款项进行过约定，亦不能提供案外人的相关证明，即使案外人曾向苗秀荣转账，并不能证明系涉诉两个手镯的货款，故本院对其调查取证的申请不予准许。关于争议焦点四。由于文丞公司认可涉案货物无唯一编号，且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文丞公司出示的物品与寄卖货物一致。在苗秀荣不认可文丞公司出示的货物与其寄卖的货物相同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结合文丞公司的销售能力，判令文丞公司向苗秀荣支付相应货款，不再返还货物，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不持异议。关于争议焦点五。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文丞公司与苗秀荣关于15%佣金的相关约定，本院确认文丞公司应向苗秀荣支付的货款共计80870*85%-41625=27114.5元。一审法院计算方式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六。由于文丞公司未向苗秀荣及时支付货物款项，一审法院酌定文丞公司赔偿苗秀荣自其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不超过4970元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文丞公司关于货款计算方式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89132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苗秀荣27114.5元，并赔偿苗秀荣的利息损失（以27114.5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4970元为上限）；三、驳回苗秀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22元，由苗秀荣负担1211元（已交纳），由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61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负担634元，由北京文丞艺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515元（已交纳），由苗秀荣负担11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坤审 判 员  田 璐审 判 员  杜丽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  郭 琳书 记 员  屈赛男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