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7民终1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士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翠。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灵。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申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2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翠，被上诉人申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兰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贵院撤销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2民初1307号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内容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吴某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称，其与原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原公司总经理吴某，曾于2012年口头达成关于泰兴实业有限公司2000亩林地8年的承包合同，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吴某进行询问。吴某说:其个人承诺过被上诉人的请求，但具体内容记忆模糊。一审法院以此判定2000亩林地8年承包合同因口头承诺而生效，要求上诉人履行相应义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且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吴某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无权代表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订立合同。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09年3月9日--2017年3月16日，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滕某，吴某于2013年1月8日登记为公司总经理。《民法通则》4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公司代表，有权代表公司行使对外职能。但是公司总经理仅是公司的普通雇员，其行为仅是代理行为，其代表公司对外签约必须经过法人书面授权。《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从未授权给吴某任何签约权，也未对被上诉人与吴某达成的口头协议予以确认，甚至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材料和签约证明。可见吴某不是适格的合同订立主体，无权代表上诉人订立合同、达成协议，其行为仅为个人行为，对上诉人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可见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从未与被上诉人申义达成过8年的林地承包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与吴某达成的口头协议构成有效合同的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口头协议有效的依据是《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是该条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反复强调其与吴某达成的口头协议是“林地承包合同”，受《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护。一审法官也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发包方应与承包方订立书面承包合同。本案中，口头协议作为合同形式是否有效，应该参照《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认定其形式要件不成立，合同无效。可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口头协议存在的主要依据是吴某的询问笔录。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询问笔录在证据分类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其证据效力很低，通常不得单独成立，需要相应的证据支撑。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签订了8年的承包协议的支撑材料，仅以一份当事人陈述认定法律事实，证据不足，形同儿戏。认定8年口头协议存在的重要证据（询问笔录）程序违法，没有证明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询问笔录的组成是有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内容，其中一项重要程序就是核对笔录记载是否正确。根据规定，在询问结束后，记录人应将笔录让被询问人过目或向其宣读，由被询问人在笔录上写上“以上记录我已经看过（或已经向我宣读），没有出入”的字样，此后被询问人、询问人、记录人应依次签字。一审法院在进行询问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程序错误，缺失重要的核对笔录记载的环节，被询问人并未对记录内容正确与否进行核对，所以询问笔录中诸多记载与被询问人的实际回答不符，而且在签字环节询问人与记录人均未签字。如此证据其合法性、真实性均存在严重缺陷，不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吴某口头达成的协议是无效的，上诉人没有义务遵守一个无效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合同。因此，一审法院的第二项判决内容(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申义2014年600亩地及2016年至2018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农业作物经济作物预期收益款人民币3743866.40元)和第三项判决内容(原告申义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对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收回的2053亩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三北防护林补贴金归被上诉人所有，没有事实依据，违反法律规定。“三北防护林建设”是我国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其补偿款的发放也是带动和鼓励植树造林的促进方式。而被上诉人的所作所为恰恰与其背道而驰，不论从事实依据还是法律规则，其都无权获得这笔补偿款，具体内容如下:1、为了达到长期利用林间空地套种农作物获得经济收益的目的，上诉人申义怠于履行种植义务。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以及证人提供的证言都证明，在其实际经营的4年中，一共购买树苗13200棵，而栽种面积为2053亩，简单计算就可以算出其种植密度为103平方米每棵，远远低于2015年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标准以及林业局发放补助款项的标准。一审庭审中证人申某作为林地实际管理人，竟然不能准确回答林地种植树木的间距和株高，经上诉人和法官反复提醒才勉强回答。此外根据林地的生长周期，3-4年就已经成型，因其树冠的空间遮挡，林间空地已经没有足够阳光，不再适合农作物生长。而2012年到2015年止，被上诉人造林4年后还没成林，被上诉人仍然在进行耕种农作物，可见其经管林地的目的不是植树造林，而是耕地获利这样的初衷和目的，凭什么获得林地种植补偿款。三北防护林补贴金的发放依据是林地种植密度及成活率均达到规定标准。根据“辽宁省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造林成活率需达到85%，低于85%的不得列入造林任务；该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乔木型的种植密度为1050株/公顷，且分布均匀。在申义种植的4年时间内，其种植效果从未达到过规定标准。根据“北镇市2015年人工造林验收单”显示：到2015年申义种植的道南、道北、林网北、三角地种植树苗的成活率均为40%-45%，远低于规定的85%。此外，在一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材料表明，其在承包期间共购买树苗13200棵，结合2053亩的种植面积，其种植密度为10株/公顷，远远低于规定的1050株/公顷。所以申义根本不可能获得造林补助款。2、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的不轨目的后，多次对其下达补种通知，敦促其加大种植力度和监管力度。可是被上诉人对此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给林地建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正是基于此，上诉人在履行完2015年的林地合作经营合同后，就再没有与申义签订经营合同。同时自己积极组织种植树木，前后购买了20多万棵树苗，组织人力进行栽种，最终达到林业局的种植要求，获得了这笔补助款。可见这笔补助款的获得是上诉人栽种树苗的结果，与被上诉人无关。3、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育林补助款、设计费以及造林押金的付款人都是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足以证明上诉人是实际付款人，其理当获得之后的补助款项，可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未就实际交付款项提供证据证明为由，认定该款项的实际付款人是被上诉人。这样的认定方式缺乏逻辑关系，而且明显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情形，因此其认定的事实错误。4、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2015年“林地承包合同”中第五条第四款约定:甲方享受退耕还林政策待遇。可见，双方已经就造林补助款的归属作出了明确的约定，这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上诉人依约享有造林补助款。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耕作农作物获取经济收益的目的，不仅不积极造林还毁林种地，以致四年的时间林地仍未成型。上诉人积极补救，恢复林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到林业部门的补助款项。此外，无论是付款证明还是合同条款都证明上诉人是补助款获得的唯一合法主体，一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上诉人发包给案外人王某的600亩地为上诉人承包范围，与事实不符、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该项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2014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没有就案涉600亩林地的权利义务做出过任何约定。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的两个依据都不成立:其一被上诉人提出的“8年口头协议”约定了600亩地经营权不成立。前文已经就“8年口头协议”的合同效力阐述完毕，此处不予赘述。其二、被上诉人提出其与上诉人签订的2014年承包合同生效并约定了600亩林地的权利义务也不成立。首先，该合同只有吴某的签字，没有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的盖章，吴某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不能代表公司签约，即便签约必须有公司盖章才能生效。该合同成立要件缺失，所以根本没有成立，其约定无效。其次，在没有签约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林地进行了实际经营，并按照实际经营的面积缴纳了租金，可见其实际履行的合同内容里并没有600亩地的面积，可见600亩地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就600亩地做出任何约定，所以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责任，没有赔偿义务。2、被上诉人的这项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项请求内容发生在2014年，《民法通则》中规定诉讼时效没有溯及力，民事侵害行为发生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之前时，应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而被上诉人是于2018年向北镇市法院提起诉讼的，早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向法院提出时效抗辩，但法官以被上诉人2015年提交的信访材料阻断时效为由，未予采纳。而事实上被上诉人2015年提交的信访材料与案涉的600亩地无关。可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该予以支持。3、一审法院认定600亩地为被上诉人申义的承包范围的重要依据是对泰兴实业有限公司几位领导的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存在严重的程序错误（前文已述），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不可采信。4、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反复强调其2014年的承包范围是受到胁迫才达成的。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受胁迫而订立的合同依法可以撤销，受损害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受损害方在被迫签订合同后，没有及时向法院起诉撤销或变更的，逾期一年后，就不能再到法院起诉撤销合同了。届时，可撤销合同也变成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都应按约履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在除斥期间内并没有行使解除权，其原因要么是从未受到胁迫，履行约定出于自愿；要么就是放弃权利，接受约定。无论哪一种被上诉人都无权再向法院主张权利，请求赔偿。(四)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且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的原因是与所谓的“8年口头协议”相冲突，所以该合同无效。关于“8年口头协议”效力问题前文已述，不存在冲突问题。该合同形式要件齐全，经双方签字盖章，对经营林地的范围和价款等主要条款都做出了明确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已经实际履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没有任何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滥用司法资源。(一)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当庭变更诉讼请求，上诉人要求新的举证期限被驳回，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当庭突然将原来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七项，并且对原来四项诉求也做了实质性变更。鉴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上诉人提出要求新的举证期间，但是遭到合议庭的拒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42号)第七条“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庭审中被上诉人提出新的举证期间，法官无理驳回，强行开庭。极大的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法院滥用司法资源对案外人的财产进行评估。庭审之前被上诉人提出对案外人王某承包的600亩林地的经济价值进行鉴定，以作为其个人经济损失的认定标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关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而王某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达成林地承包协议时，上诉人与原告没有签订任何林地承包合同，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600亩林地与其经济利益有关，而且原告提供的鉴定材料出处不详、未经审核、质证。一审法院滥用司法资源，损害上诉人和案外人合法权益。(三)判决内容多处与庭审内容不一致。1、原告当庭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共有七项，但在判决的时候变成了五项。而且判决中表述的第四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2016年至2018年承包林地的土地收入374.3866万元。”在被上诉人的起诉状以及庭审变更后的诉求中都没有体现。在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被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是333.2408万元。让人费解的是该项从未提出的诉求是如何出现在判决的诉讼请求中，并且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严重的超判行为。2、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宣读了其依法询问的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当庭宣读的询问笔录内容与判决中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相关陈述出入极大，多位被询问人表示没有说过判决书中的表述内容，纯属捏造。判决中对询问笔录的描述多处与笔录内容不符，任意篡改。其中判决中描述的被询问人孟某的询问记录为：申义于2013年在本公司承包的林地每亩交公司100元，当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当时口头约定由申义无偿为公司栽树，三年成林，但其栽植的树木不符合林业部门的要求。2014年春天，本公司在调整土地时将申义承包林地中的600亩地抽出发包给他人，后得知该块地的承包人为王某。而询问笔录中孟某既没有提出过口头协议，也没有说过600亩地为申义承包。所有内容都存在恶意篡改和主观编纂的情形。(四)庭审过程，法官对于证人的询问有明显诱导的情形。庭审过程中，证人在根据客观事实已经回答了法庭提出的问题后，原告和法官多次用“你好好想一想!”“是这样的吗？”等明显诱导性语言，扰乱证人的客观陈述，上诉人多次抗议，均无效。（五）、询问笔录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当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申义辩称，一、《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等。吴某作为时任泰兴公司总经理(任期自2011年3月起至2014年10月止)，负责该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其与申义就案涉林地改造及承包经营等事宜达成的口头协议，系履行总经理职责的职务行为，该口头协议依法对泰兴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泰兴公司上诉称，吴某无权代表公司订立合同，与事实不符，亦于法无据。二、《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六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案涉林地系泰兴公司经营管理的国有林地，并非农村土地，时任泰兴公司总经理吴某与申义就案涉林地改造及承包经营等事宜达成口头协议后，申义履行了对案涉林地改造、植树造林，交纳承包费等义务，并承包经营种植了农作物。因此，双方达成的林地承包口头协议合法有效。泰兴公司上诉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和《合同法》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双方达成的林地承包口头协议形式要件不成立而无效，其适用法律错误。三、申义按照林业部门要求完成了林地改造、种植林木等造林任务，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于2014年4月将造林押金退回了申义。对于其中被损毁的极少林木，申义每年亦及时进行了补种，其中2015年春秋两季各补种6000棵左右，并非泰兴公司上诉所称的“在其(申义)实际经营的4年中，一共购买树苗13200棵…远远低于2015年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标准以及林业局发放补助款项的标准”，泰兴公司对此事实理解错误。四、泰兴公司一审答辩时称，其于2016年自行购买8万株幼苗，并组织种植、栽培，终于达到林业部门要求，因此获得这笔补助费用(即2015年“三北”防护林补贴资金615900元);其一审辩论时又称，其于2016年接手林地后购入近10万余棵树苗，方达到林业部门的密度标准，因此获得该补助款项。泰兴公司上诉时又称，其在履行完2015年的林地合作经营合同后，就再没有与申义签订经营合同，同时自己积极组织种植树木，前后购买了20多万棵树苗，组织人力进行栽种，最终达到林业局的种植要求，获得该笔补助款。由此可见，泰兴公司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且一步一步夸大其词，肆意编造、虚构重新栽种树木之事实(泰兴公司的主管单位辽宁省北镇监狱出具的《关于申义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中又称，泰兴公司于2016年将该林地收回，不再对外承包，并自行对该地块进行全部补植补栽，造林株数达到12万棵以上，年末经当地林业部门验收合格)，试图非法侵吞本该归属申义所有的2015年三北造林补贴资金，但是泰兴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重新栽种树木之事实。五、辽宁省北镇监狱出具的《关于申义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证实，申义中标了泰兴公司案涉林地更新改造工程，造林押金、育林基金以及退耕还林其他各种费用均由申义承担，申义亦以泰兴公司名义交纳了造林押金、育林基金以及设计费等费用(其中2012年12月12日造林押金收款收据明确记载交款人为申义)。泰兴公司竟然违背上述客观事实，上诉称是其交纳了上述各项费用，其理所应当获得之后的补助款项，泰兴公司此举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行为极其恶劣。六、2015年泰兴公司要求申义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有关“甲方(即泰兴公司)享受退耕还林政策待遇”条款，违反了《退耕还林条例》第五条规定的“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基本原则，该条款是无效的，退耕还林政策待遇依法应由申义享有。而且，“三北”防护林补贴资金亦不属于退耕还林政策待遇（《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退耕还林政策待遇是指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与国家发放的“三北”防护林补贴资金是两回事）。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2011年造林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规定的“谁造补谁原则”，该补贴资金系专门支付给实际造林人的，时任泰兴公司总经理吴某与申义达成的口头协议亦明确该补贴资金归实际造林人申义所有;同时，一审法院向北镇市林业局调取的《2015年三北资金兑现表》亦证实，该项补贴金系2015年度的造林补贴，2015年及之前案涉林地均由申义在承包经营、更新改造、种植树木。因此，一审判决2015年“三北”防护林补贴资金615900元归申义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七、证人刘某、孙某、孟某(均系泰兴公司工作人员)证言证实，泰兴公司于2014年将发包给申义的其中600亩林地抽出，擅自另行发包给了案外人王某，此举违反了双方达成的林地承包口头协议约定，损害了申义享有的林地承包经营权，造成申义可得承包经营收益损失，泰兴公司依法应当向申义承担赔偿责任。八、泰兴公司于2014年强行抽出申义600亩林地发包给案外人王某经营一年，2015年起才将该600亩林地交还给申义，2016年初又强行收回申义承包的全部林地。申义为维护自身权益，于2016年12月7日向泰兴公司的主管单位辽宁省北镇监狱提出信访诉求，后于2017年2月、5月分别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和辽宁省司法厅申请信访复查和复核，直至2018年5月向北镇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一直提到泰兴公司于2014年强行抽出申义600亩林地发包给他人损害申义权益的违约事实，且泰兴公司从2014年强行抽出申义600亩林地发包给他人，到2015年违背双方口头协议内容及相关林地承包法律规定要求申义签订书面《林地承包合同》，再到2016年强行收回全部林地，构成泰兴公司连续违约、背信弃义的真实写照。因此，申义迫于无奈向泰兴公司的主管单位及其上级国家机关提出信访诉求，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申义起诉要求泰兴公司赔偿2014年擅自收回600亩林地可得利益损失，没有超过2年诉讼时效。九、《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015年泰兴公司提供林地承包合同格式文本要求申义签订，该林地承包合同文本规定:承包期为10个月，违反了法定30年至70年林地承包期规定;承包费大幅提高至450元/亩，大大加重了申义的负担(树木越高，林间农作物收成就越差，承包费理应越低)。泰兴公司享受退耕还林政策待遇，违反了退耕还林“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之法定原则(前面已述)。因此，2015年林地承包合同有关承包期、承包费、退耕还林政策待遇条款是无效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双方口头协议以及公平原则予以确定。同时，泰兴公司庭审时辩称，林地承包合同应有合同编号才受法律保护，由此表明其对2015年《林地承包合同》(没有合同编号)的效力亦是不予认可的。十、《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该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规定，本解释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因此，申义在一审开庭时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泰兴公司上诉依据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之规定，对申义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表示异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十一、申义一审开庭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只是就诉求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变更，并没有对诉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进行改变，不属于诉讼法意义上的诉讼请求的变更，也并非泰兴公司上诉所称的将原来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七项，只是增加了鉴定费用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这一项诉讼请求，根本无须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且申义是在一审开庭时提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不是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也不属于泰兴公司上诉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第七条“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之规定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为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未予准许泰兴公司新的举证期限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十二、前面已述，泰兴公司于2014年将申义600亩林地抽出擅自发包给案外人王某经营，申义诉请要求泰兴公司赔偿该600亩林地可得利益损失，并申请一审法院对该项可得利益进行司法评估，泰兴公司对一审法院对外委托评估事宜完全知情，但是其并未对鉴定材料其他委托评估事项提出任何异议。可是泰兴公司上诉却称“一审法院滥用司法资源对案外人的财产进行评估”，纯属无理取闹，亦与事实不符。十三、申义一审开庭时提出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2014年擅自收回600亩林地可得收益411458.40元”，变更第四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赔偿原告2016年至2018年可得收益3332408元，继续履行2019年至2021年林地承包合同”，一审判决第二项支持了申义上述两项可得收益诉求合计3743866.40元，并非泰兴公司上诉所称的“从未提出的诉求是如何出现在判决的诉讼请求中，并且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且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被询问人陈述内容与一审法院依法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也完全一致。因此，泰兴公司上诉称“判决内容多处与庭审内容不一致”，与事实不符。十四、一审法官和原告向出庭作证的证人发问时，未使用诱导性语言，也未扰乱证人客观陈述，泰兴公司上诉称“庭审过程法官对证人的询问有明显诱导的情形”，与事实不符，纯属污蔑。十五、2018年7月25日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指定签收人李巍参加了司法鉴定机构的远程机构选择，2018年9月10日，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拒绝配合一审法院组织的司法鉴定。十六、申义与吴某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对吴某的询问笔录制作程序合法，该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不是上诉人所称的当事人陈述，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询问笔录的制作程序，法律也没有规定被询问人必须在询问笔录上写上“以上记录我已经看过或向我已经宣读没有出入”的字样，如果对文盲或者没有书写能力的被询问人，他不能书写前述内容。综上所述，泰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泰兴公司的上诉请求。申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1753亩林地改造投入87.23万元及多收取的承包费21万元、相关手续费用10.3万元；2、要求被告返还2053亩防护林改造补助款61.59万元；3、要求被告赔偿因其2014年擅自收回已发包给原告600亩林地所造成的可得收益损失411458.4元；4、要求被告赔偿2016年至2018年承包林地的可得收益3332408元（按评估鉴定价格计算），并要求继续履行2019至2021年的林地承包合同；5、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09年因中标被告4000亩林地建伐项目与被告建立起业务关系。2012年1月，被告泰兴公司的总经理吴某及董事长滕某找到原告且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为被告的1700亩林地按林业部门的要求进行林地改造，恢复地貌并种植树木，由被告协助原告办理相应手续，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原告负担，并将该1700亩林地发包给原告8年，并准许原告在该林地树空间种植农作物，一年一交承包费。2012年11月29日，被告泰兴公司向北镇市林业局出具造林《保证书》，并由其公司的董事长滕某在保证书中进行了签字确认。2012年12月11日，原告向北镇市林业局交付育林基金71300元、设计费29000元。2012年12月12日，原告向北镇市林业局交付造林押金60万元，并为被告泰兴公司办理了1700亩林地的采伐许可证。自2013年开始，原告开始在承包林地内进行林地清理、平整土地，并向被告泰兴公司交付了10余万元的林地承包费（约合每亩地100元）。截止至2013年秋天，原告在其承包的林地内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并按林业部门的要求种植了杨树，同时该林地被纳入“三北”防护林工程。2014年4月30日，北镇市林业局将造林押金60万元返还原告。2014年5月，被告泰兴公司擅自将原告承包林地内的600亩土地承包给王某。2015年1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林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一、该承包地块位于四分公司北放牛场、南放牛场、五号地、二分公司西南窝铺，其中造林面积2053亩（其中包括2011年承包的300亩林地），经双方丈量确定的林间空地耕种面积为1819亩；二、该承包土地由乙方（申义）无偿为甲方（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造林，乙方在林间空地种植豆科作物；三、承包时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四、林地空地耕种面积承包费用450元／亩，当年承包费818550元，合同签署的同时，乙方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交纳；另该林地承包合同第五条中约定甲方享受退耕还林政策待遇。2015年末，北镇市林业局制作2015年“三北”资金兑现表，并将案涉林地及其它林地的造林补贴资金人民币77736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辽宁省北镇监狱干警孟某名下。2016年12月23日，孟某将该款转入辽宁省北镇监狱财务账户内。2016年初，被告泰兴公司收回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2016年12月7日，原告向辽宁省北镇监狱投诉被告泰兴公司，并要求按被告的口头承诺继续享有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5年。2017年1月25日，辽宁省北镇监狱以原告的造林未达标且被告泰兴公司的行为不存在过错为由不予受理。2017年2月及2017年5月，原告向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及辽宁省司法厅进行信访投诉，后均被告知其所反映的问题属民事纠纷，应向民事纠纷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5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年6月19日，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被告泰兴公司于2014年擅自收回已发包给原告的600亩林地所造成的收益损失及2016年违法解除2000亩林地承包合同直至2018年所造成的损失。2018年7月25日，本院委托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摇号选择确定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为本案案涉林地的评估鉴定机构。2018年10月26日，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一）2014年6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玉米亩收入为774元／亩，应取得的收益为411458.40元；（二）2016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大豆亩收入为375元／亩，应取得的收益为682125元；（三）2017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玉米（参照玉米种植）亩收入为450元／亩，应取得的收益为818550元；（四）2018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高粱亩收入为1007元／亩，应取得的收益为1831733元；（五）应取得的收益合计为3743866.40元。原告为此支出司法鉴定费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达成的口头林地承包协议及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案涉林地即“三北”防护林的补助资金是否应由被告享有；四、原告诉求的2014年600亩林地及2016年至2018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收益是否应受法律保护，原告是否应延续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两年；五、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关于双方争议焦点一、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泰兴公司的主管单位辽宁省北镇监狱提出信访诉求，后于2017年2月、5月经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及辽宁省司法厅告知原告可在民事纠纷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8年5月，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三年，故被告泰兴公司以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双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告于2012年底向北镇市林业局交付育林基金、设计费及造林押金，且其在2013年对案涉林地进行了大量资金投入，并在该林地内按林业部门的要求种植了杨树，据此能够认定被告泰兴公司于2012年与原告达成的口头承包案涉林地8年的情况属实，并且原告自2013年至2015年亦向被告泰兴公司支付了案涉林地的承包费，故应认定双方于2012年对案涉林地8年的承包经营权达成合意，且已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故该口头林地承包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关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承包林地的期限为1年、承包费818550元及被告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与被告泰兴公司于2012年口头承诺承包案涉林地期限8年及每亩地收取承包费250元相悖，同时依照惯例，林地树木越高，农作物的产量越低，林地承包费应相应地减少。经查，原告在案涉林地的资金投入系建立在其享有8年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之上，而非一年一承包林地，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只是对当年林地承包费的调整，其中该合同中的多处条款明显加重了原告的负担，违背了双方的口头约定及有关林地承包的法律规定，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林地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关于双方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于2011年6月8日以财农［2011］97号关于开展2011年造林补贴试点工作的意见第一条：“谁造补谁原则。造林主体的人工造林和更新，经验收合格后均可享受补贴。”因本案原告自2013年开始在案涉林地内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林地改造并栽植树木，经北镇市林业局验收合格后将造林押金60万元返还原告，且该局已于2015年制作“三北”资金兑现表，该资金应认定为原告自2013年至2015年人工造林经验收合格后可享受的补贴。虽被告泰兴公司以2015年林地承包合同的约定主张造林补贴资金，但其在案涉林地内未进行资金及人力投入，故其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另辽宁省北镇监狱作为被告泰兴公司的行政管理机构即第三方，无权亦无法律依据领取案涉林地的补助资金，其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案涉林地的补贴资金615900元（300元／亩×2053亩）依法应由原告享有。关于双方争议焦点四、本院通过调查被告泰兴公司的相关人员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能够确认被告泰兴公司于2014年春季将原告承包林地内的600亩地擅自承包他人种植玉米，致使原告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故被告泰兴公司依法应承担因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关于原告本次诉讼要求被告泰兴公司赔偿2016年至2018年承包林地内套种农作物预期收益的主张，因被告泰兴公司于2016年初无故将案涉林地强制收回，应属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被告泰兴公司依法应当赔偿原告2016年至2018年林地内种植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预期经济损失。关于原告主张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最低应为8年期限的诉求，因被告于2012年口头承诺原告承包案涉林地8年，且该口头协议自2013年开始实际履行，鉴于原告本次诉讼的时间结点为2018年，距离承包期限届满还需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原告应继续享有案涉林地承包经营权两年的期限，鉴于2019年度已逾近6个月，原告应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0日对案涉2053亩林地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关于双方争议焦点五：本院依法委托的黑龙江北方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鉴定质证，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鉴定许可证》中确定的鉴定范围，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能够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依法应予确认。综上，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关于原告以被告泰兴公司违约并要求其赔偿林地改造投入资金80余万元及返还超额收取的林地承包费30余万元的主张，因上述资金系原告在与被告泰兴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后而自行投入与交付，故其该项主张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泰兴公司以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应予以驳回的抗辩，因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2053亩林地造林补贴资金人民币615900元；二、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申义2014年600亩林地及2016年至2018年2000亩林地树空间套种农作物、经济作物预期收益款人民币3743866.40元；三、原告申义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0日止对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收回的2053亩林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四、驳回原告申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51元，司法鉴定费60000元，合计107451元，由被告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1、北镇市2015年三北五期工程人工造林作业设计，证明被上诉人申义造林没达到成活率85%。该份证据为北镇市林业局文件，故予以采信。2、发票，证明上诉人购买树苗数量22万多棵。该份证据不能直接证明以上树苗是否全部用于申义经营林地的补种，故不予采用。3、北镇市自然资源局证明，证明北镇监狱退耕地造林未办理林权证。予以采信。4、证人吴某、刘某证人证言，以上两位证人在一审时已接受了原审法院的询问，重复出证，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上诉人申义承包期间造林成活率未达到85%，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申义二审中均陈述原审认定事实中1700亩认定有误，应为1753亩。原审认定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的相关事实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不能予以确认。原审认定交付育林基金、设计费、办理林地采伐许可证的事实，本院本案中不做认定。原审认定“2014年5月，被告泰兴公司擅自将原告承包林地内的600亩土地承包给王某。2016年初，被告泰兴公司收回案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事实应为上诉人未将以上土地发包给被上诉人申义。原审认定“孟某将该款转入辽宁省北镇监狱财务账户内。”应为转入上诉人账户内。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申义之间是否存在为期8年的林地承包协议。二、被上诉人申义是否有权获得造林补贴资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申义主张其与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之间存在8年的林地承包协议。现双方之间并未签订过8年的书面承包合同。原审依据吴某的陈述，及原审认定的被上诉人申义交付了育林基金、设计费、造林押金、投入资金种树等事实，确认了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8年的林地承包协议。对于原审对此节内容的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原工作人员吴某在原审法院向其询问时，陈述其与被上诉人申义约定的承包期限为该林地的一个成长周期，一个成长周期7-8年，每年的承包费可以调整，承包费是一年一次约定。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即使吴某与被上诉人申义就承包期限有过协商，但作为林地承包协议的核心条款价款，即承包费尚未约定的情况下，该协议应属尚未约定完毕，不能认定协议成立，效力更无从谈起。其二，吴某作为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并无证据显示其有代理权限就本案诉争的林地行使对外发包的权利，即使其陈述内容属实，其与被上诉人申义口头协商事宜在未得到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亦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三、育林基金、设计费原审并未予以判决，育林基金、设计费交付的相关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也未做出认定，造林押金被上诉人申义也认可已退还给其本人，且被上诉人已实际经营了林地，故即使被上诉人申义交付了育林基金、设计费，又投入资金种树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8年的林地承包协议。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申义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8年的林地承包协议，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基于此项认定，被上诉人申义主张2014年上诉人擅自收回600亩地及2016年上诉人收回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申义的预期利益损失及继续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撤销。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造林补贴资金是否应当归属被上诉人申义。2015年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系被上诉人申义本人签订，并已实际履行，现被上诉人申义再对合同约定的期限、价款等内容提出异议，并以此否认合同效力，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合同中约定甲方即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享受退耕还林政策待遇。被上诉人申义主张该约定违反了《退耕还林条例》的规定“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被上诉人申义所主张的该项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以此主张合同约定无效，不予支持。且《辽宁省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管理办法》规定，造林成活率≥85%为合格，而被上诉人申义造林成活率未达到该标准。被上诉人申义主张造林补贴资金归其所有，本院不予支持。另，被上诉人申义在原审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并未得到支持，其未提出上诉。综上所述，上诉人辽宁泰兴实业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2民初13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申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451元，鉴定费6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7451元，均由被上诉人申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天颖审判员  赵洪全审判员  王 翔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