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622民初1383号 原告：吴朝贵，男，1950年10月9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黄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治方（系原告吴朝贵之子），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黄平县。 被告：甘道华，男，1947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黄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昌勇（系被告甘道华之长子），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黄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原告吴朝贵与被告甘道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治方，被告甘道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昌勇、王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朝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2,150元（土地征收30,000元每亩合45元㎡，270×45=12,15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起，原、被告口头约定原告以每年60斤谷子租用被告涉案土地用于养殖。2012年2月9日，原、被告再次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共同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约定由原告占用被告承包的于新州镇××××的土地用于养殖，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土地转让费11,000元，合同同时约定涉案土地若被国家征用由原告处理。此后，原告将涉案土地用于养殖，双方并无争议。2016年，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被告违反约定将涉案土地征地补偿款12,150元领取。2019年8月，原告就与被告的纠纷申请××××村委会进行调解未果。被告强行领取涉案土地补偿款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吴朝贵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甘道华辩称，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合同》，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同，流转的方式是转包。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因流转而改变，依法应当享有该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在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明确为“占用”，流转的只是该土地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和承包权，且甘道华与吴朝贵系同村不同组的村民，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七组，故作为七组村民的甘道华仅有承包经营权。在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并未对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时间进行约定，根据法律的规定，只能推定为至承包期限届满时止，并非永久占用，现该经营权随国家对该土地的征收而终止。在原、被告进行土地流转中，议定的11,000元系土地流转的使用费用，原告取得的也只是涉案土地的临时性经营权。关于《合同》第四条的约定，应认定为双方关于承包田上养殖房等地上构筑物、附作物补偿费分配的约定，而不是关于承包田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约定。争议承包田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发包方新州镇××××7组所有，该组有权在合法程序下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原告在此期间添置的地上构筑物、附作物的补偿款，归原告所有，被告无异议。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吴朝贵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自然人基本情况。2.《合同》，证明双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的事实。3.征地测量登记表，证明被征用的承包地面积。4.调解协议书，证明原、被告双方纠纷经调解未果。 被告甘道华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自然人基本情况。2.《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告的家庭成员情况。3.土地承包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对该争议田岩脚的地具有承包权的事实依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被告对原告吴朝贵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原告吴朝贵对被告甘道华提交的全部证据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提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合同上流转的是经营权而不是土地的买卖。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真实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二、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提出岩脚这一整块承包地是被告的承包地，是2800多个平方米，是图上的一整块地。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三、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原告吴朝贵为办养殖场租用被告甘道华承包经营的黄平县新州镇××××七组地块名称为“岩脚”承包田的部分土地，约定以每年60斤谷子租用。2012年2月9日，甘道华作为甲方，吴朝贵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同》，《合同》载明：“为扩大农村养殖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更好建设新农村，特与甲方协议并达成共同意见，乙方占用甲方的冲门口岩脚的地，并拟定如下协议：一、乙方在甲方的地修建养殖房，前面低河边左边低田，右边以挡头小路为准，后面低保坎。二、双方议定价为壹万壹仟元整。三、款付清后，由乙方任意使用，甲方无任何理由干涉。四、以后国家所征用，均由乙方来处理。五、甲方由户主、妻、长子签字加盖章即有效，本合同两份。甲方：甘道华潘昌勇乙方：吴朝贵吴治方2012年2月9日”。吴朝贵、吴治方、甘道华、潘昌勇各自在《合同》上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后，吴朝贵向甘道华支付了11,000元，涉案承包田即由吴朝贵用于办养殖场。2016年，黄平县新州镇人民政府对甘道华承包经营的黄平县新州镇××××七组地块名称为“岩脚”承包田进行征用，经实地测量，地块面积为2882.77㎡，其中养殖场的面积为270㎡。地块名称为“岩脚”的承包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已由甘道华全部领取。2019年8月7日，吴朝贵因地块名称为“岩脚”土地承包田中养殖场部分土地的征收补偿款被甘道华领取一事，申请新州镇××××村委会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协商未果。吴朝贵遂于同年9月诉至法院，提出如上诉请。 另查明，甘道华与吴朝贵将案涉争议土地进行流转一事，并未告知发包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争议地流转方式是转包还是转让?二、双方流转土地的行为效力如何? 一、关于案涉争议地流转方式是转包还是转让的问题。被告甘道华主张案涉争议地的流转方式是转包,转包期限至承包期限届满时止。而原告吴朝贵则主张是转让。本院认为，2009年，吴朝贵与甘道华就已经口头达成了由吴朝贵每年向甘道华交付60斤谷子来租用甘道华承包经营的涉案争议地用于办养殖的口头协议，双方也已经实际履行。2012年2月9日，吴朝贵、甘道华签订书面合同，合同写明由吴朝贵占用甘道华的涉案争议地。占用即占有并使用，且《合同》上以前、后、左、右的表述明确了地块的四至，又将交易的方式由每年60斤谷子这种物品交易方式变为一次性支付11,000元的货币交易方式，庭审中经本院询问，被告甘道华陈述60斤谷子市值不足100元，如若甘道华所言案涉争议地仅为转包，这与吴朝贵以11,000元价格来流转土地不符合常理。被告甘道华辩称第四条的约定意为原告有权处理的只是流转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和构筑物。本案中，原告吴朝贵流转得的仅为被告甘道华承包经营地名为“岩脚”整块承包田的一部分，《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流转土地的四至，第四条又约定以后国家征用，均由原告吴朝贵来处理，且在该条内又注明在“第一条范围内”来明确，结合《合同》全文来看，第四条应视为双方对案涉争议地若被国家征用时征地补偿款如何处理的约定。故对被告甘道华主张案涉争议土地的流转方式是转包这一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甘道华与吴朝贵对案涉争议地的流转方式是转让。 二、关于双方流转土地的行为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被告甘道华未征得原发包方的同意,擅自将其承包的土地转让给原告吴朝贵使用经营,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其和原告吴朝贵所签的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本院向原告吴朝贵进行了释明,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原告吴朝贵仍表示坚持其与甘道华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的合同，坚持要求被告甘道华支付案涉争议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2,150元，不予变更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告吴朝贵提出要求被告甘道华支付案涉争议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12,150元是基于土地转让合同有效，该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吴朝贵可基于案涉争议地转让合同无效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朝贵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4元，减半收取计52元，由原告吴朝贵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蔡先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杨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