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初24号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 法定代表人：田明，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超，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胜利东路396号（汇金大厦）3楼。 法定代表人：赵铁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月，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员工。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与被告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讴歌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原告灿星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华超、被告讴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天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立即停止播放、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五期（歌曲共7首：《你做妈妈我做爸爸》、《不客气》、《不用担心我》、《悟空》、《唱歌的孩子》、《至死不渝》、《出离》）；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起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中国好歌曲》是由原告全力打造的一档原创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由刘欢、周华健、羽泉、蔡健雅等演艺界巨星担任导师，首次聚焦原创作品，让音乐创作人成为主角，为华语乐坛输送新生代创作力量，重塑音乐生命与原创精神。因此，该节目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及影响力。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也未向原告支付使用费，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了原告的上述涉案作品供公众点播，原告通过公证人员对《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第五期作品进行了证据保全。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遂成讼。 被告讴歌公司答辩称，一、原告已将《中国好歌曲》相关权利专有许可案外人。原告与案外人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卡拉0K业务领域独家许可使用授权书》，将其在本案中声称拥有权利的《中国好歌曲》在卡拉0K业务领域独家许可案外人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已于(2017)鲁0202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本案涉案作品著作权属于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独家专有许可协议真实有效。二、《中国好歌曲》作为一部类电汇编作品与涉案数首独立的音乐电视作品(制品)是不同作品(制品)，灿星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是《中国好歌曲》电视综艺节目的著作权人，《中国好歌曲》应视为一部汇编作品。该汇编作品与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数首单独的音乐电视作品不是同一部作品。涉案歌曲属于独立创作并可以单独使用的具有完整著作权的音乐电视作品，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涉案若干首独立的音乐电视作品享有权利。《中国好歌曲》是一台由若干个文艺节目组成的大型综艺节目。这些文艺节目由导演从全国选拔的众多节目中精选出来，并按照一定顺序编排、串联，同时对现场表演进行摄制。组成节目的各个节目涉及多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作为节目呈现在舞台上的则是这些作品的表演。这些作品的作者、表演者并非《中国好歌曲》的制作人中央电视台或者原告或者广州宝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且在综艺节目播出之前业已存在或基本确定，故节目的组织者对于整个综艺活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报送节目的选择以及对节目顺序的安排上。从大量备选节目中挑选出形式新颖、内容精彩、符合观众欣赏口味的作品搬上节目现场，这种选择明显具有独创性。而另一方面，对于节目演出顺序的编排同样体现独创性。其作为以展现现场精彩表演为主要目的的电视节目，在创作方法上仍与电影作品存在着较大区别。特别是在对拍摄内容的选择、舞台表演的控制、相关节目的编排等方面，摄制者并非处于主导地位，而节目的编导、摄像等人员按照其意志所能作出的选择和表达也都非常有限。由此决定了涉案节目所具有的独创性尚未达到电影作品所要求的高度，不足以构成类电作品。基于以上事实，原告实际上以汇编作品中“原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身份提起诉讼请求显然是没有依据的。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权利主体，起诉应予驳回。三、《中国新歌声》、《蒙面唱将猜猜猜》、《中国好歌曲》为原告与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中央电视台的合作作品，合作权利人没有明示放弃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应当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或驳回灿星公司的起诉。对于不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能够查清权利人基本情况，应当以全部权利人作为共同原告。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中央电视台没有明示放弃实体权利，因此应当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或驳回灿星公司的起诉。四、本案被告主观上并不存在过错，已经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注意义务。被告作为KTV经营场所，其使用的卡拉0K点播系统曲库中音乐电视作品数量巨大，如果就曲库中的每一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状态特别是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是否有权进行集体管理逐一进行核对，明显不当地赋予了使用者过于苛刻的注意义务,对其有失公允，也不利于倡导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推进音乐作品的付费使用。而被告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交纳了曲库的版权使用费,具有付费使用的明确意思表示及付费行为，被告已尽到尊重他人著作权的合理的注意义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主观过错。依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规范缴费的义务主体与未缴费的义务主体承担同样高额的赔偿责任，带来的后果是没有使用者再会愿意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使用费。权利人也同样不会愿意再去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已经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也会在利益驱动下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通过诉讼的形式获取高额使用费，使用者和权利人都将受到损害。希望合议庭能够对于批量商业维权类知识产权案件，注意以适当的司法措施遏制滥用权利行为，认定损害赔偿数额时，遵循总量控制原则，防止赔偿总额过度高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综上，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判令被告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好歌曲》正版光盘封面及光盘，以证明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相应权利。 2.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88号公证书，以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 3.北京市方圆公证处（2018）京方圆内经证字第17812号公证书，以证明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相应权利。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判断歌曲的著作权人不应当仅从封面上确认，应当从ISRC码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很多VOD设备拥有外接存储，可以外接U盘、光盘，以及通过互联网下载歌曲，点播的不一定是VOD设备中的歌曲。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我国是自愿登记制度，登记并不能证明权属效力。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4.(2017)鲁0202民初4598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原告已将其主张涉案歌曲在卡拉0K领域享有的权利独家许可案外人使用，即已排除原告在内的任何第三人行使涉案作品著作权，故原告已无权自行主张权利。原告不能从已专有许可案外人的权项中获得其他使用方式的利益，也即没有潜在的获酬权，对原告而言并无产生侵权后果，原告无权主张侵权赔偿。 5.(2013)一中民终字第314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原告主张权利的《中国好歌曲》系列电视节目为汇编作品，原告并不当然地拥有汇编作品内各类电作品的著作权，因此无权主张类电作品的著作权。 6.节目片尾“联合制作”字样截图，以证明《中国好歌曲》有案外人为共同著作权人。案外人没有明示放弃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应当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或驳回灿星公司的起诉。 7.《著作权许可合同》、著作权许可费发票，以证明被告属于被集体管理制度所覆盖的使用者，被告依照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设计的法律规范，自觉接受著作权集体管理，并已支付一揽子的使用费。被告主观上没有过错，尽到了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公证取证时授权期限已截止，独家授权也不能排除原告可以自己维权。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涉案作品均达到独创性的要求，且每首作品后均附有ISRC码，可以查询到著作权人为原告。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涉案歌曲不属于集体管理范围，被告也没有获得原告授权许可。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3，光盘上载明了著作权人为原告，与原告保存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著作权登记情况一致，且光盘中每首歌曲所附的ISRC码经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RC）中心查询，均显示制作者为原告，予以认定。证据2，公证书载明系在点歌设备上查找、点击、播放，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系通过互联网或者外接U盘等点歌，被告陈述不足以推翻公证书记载内容，予以认定。证据4，该判决书载明授权期限为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本案公证取证时间在2018年9月20日，授权期限已截止，且无证据证明已经续期，不予认定。证据5,原告系主张《中国好歌曲》内各个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根据正版光盘的标示及ISRC码的查询，原告系上述各个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也自认涉案各个作品系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不予认定。证据6，为截图打印件，原告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足以推翻正版光盘上关于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记载，不予认定。证据7，能证明被告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支付许可费，予以认定。 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收录了涉案作品，且在该专辑中标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该事实与原告保存在北京市方圆公证处的著作权登记情况一致。 2018年9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接受郑州知睿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申请，派公证员及公证处工作人员会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史发萍，到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的讴歌量贩KTV，公证员对上述场所的店面位置及招牌进行拍照，并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入603包厢。公证员对摄像使用的SONYHDR-CX680数码HD摄录一体机的内存及储存卡进行了清洁性检查。检查完毕后，公证人员在包厢内的点歌设备上进行查找、点击、播放，播放了包括涉案作品在内的相应曲目，并对上述播放歌曲的全过程进行了现场摄录。公证员与公证处工作人员全程监督了上述歌曲点播、摄像的全过程。摄录结束后，史发萍将拍摄所用的存储卡取出交公证人员保管，并将消费取得的凭证交公证人员拍照留存，原件由史发萍保存。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史发萍将所拍摄的视频文件刻录成光盘。2018年10月11日，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对上述证据保全过程出具（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88号公证书，并证明公证书所附光盘所储存的内容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消费凭证显示消费金额为218元，消费日期为2018年9月20日。 经比对，（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88号公证书所刻录光盘中的被诉侵权歌曲和《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收录的歌曲在音源、音像上均一致。 被告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签订过《著作权许可合同》，在许可的范围内以表演、放映的方式使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管理的音像作品，并支付了许可使用费。 （2018）豫郑绿证内经字第1788号公证书所涉经营场所系由被告讴歌公司经营。被告讴歌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为2012年5月31日，经营范围：食品经营；餐饮服务；娱乐服务；KTV包厢肆拾贰间。 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本案中，涉案作品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等内容，反映了制作者的构思，体现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属于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并需要借助适当的装置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应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之规定，原告提供的包含有涉案作品在内的《中国好歌曲》专辑中标注著作权人是原告，该记载信息亦能与原告的著作权登记情况相印证，可以认定原告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场所的点播系统中放映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涉案作品，有相应公证书为证，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之民事责任。至于原告主张被告侵犯其享有的复制权，因原告未能提供相应依据，不予采信。被告虽已向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缴纳许可使用费，但并不能推定其有无偿使用非协会管理作品的权利，被告已尽注意义务，无过错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灿星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被告讴歌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性质、知名度、数量、被告的经营规模、成立时间、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被告已向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缴纳过一定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在客观上确系发生，一并考虑在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十）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向公众提供点播《你做妈妈我做爸爸》、《不客气》、《不用担心我》、《悟空》、《唱歌的孩子》、《至死不渝》、《出离》等7首涉案作品的服务，并从曲库中删除上述作品； 二、被告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包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1400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0元，被告绍兴讴歌台湾豆捞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负担3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 浩 审判员 秦善奎 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俞 佳 ? 附：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