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1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勇。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振东，广东国晖（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银华，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明。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丹霞，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居君，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勇因与被上诉人杨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4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赵勇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认定《股份赠与协议》的属性为股权激励协议而非赠与合同错误。（1）《股份赠与协议》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赠与合同的全部构成要件，其本质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首先，一审法院片面理解《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所述的“无偿给予”的含义，其作出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权利义务对等的认定显然无视《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而该条款明确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因此，一审判决第6页所载明的被上诉人所承担的义务实则是《股份赠与协议》约定的赠与所附义务，在所附义务完成之前，被上诉人并不享有上诉人赠与的权利或权益。其次，日期为2012年6月13日的《股份赠与协议》约定，上诉人无偿赠与被上诉人其持有的4％的深圳市XX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A公司）股权，协议签署日立即生效；如被上诉人在XXA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前离开团队，该协议撤销。显然，上诉人作为赠与股权的所有权人，在满足法律及公司章程有关股权转让规定的条件下，有权将赠与股权无偿附义务赠与被上诉人，而赠与股权所附义务就是被上诉人在XXA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前不得离开团队。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自认没有向上诉人支付任何对价。再次，《股份赠与协议》所附义务，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完毕，赠与完成条件并未成就。根据常识及日常经验法则，上诉人自愿赠与股权给被上诉人的前提条件是，被上诉人必须对XXA公司及上诉人尽忠诚勤勉、恪尽职守之义务，杜绝严重失职及营私舞弊之行为。XXA公司与被上诉人签署的《深圳市劳动合同》第七条第（二）款也规定，被上诉人应遵守XXA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及职业道德。但是，上诉人于2017年12月初从被上诉人在另一案件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银行流水明细”中发现，被上诉人离职前的个人银行账户存在巨额款项收入，再通过多种渠道查询获知，被上诉人与其配偶李某于签署《股份赠与协议》前2个月（即2012年3月27日，该时间在被上诉人与XXA公司刚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不足两个月）设立了经营范围与XXA公司的经营范围重合且存在竞争关系的深圳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B公司)，XXB公司的经营范围与被上诉人在XXA公司负责的业务完全一致，而被上诉人不仅是XXB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被上诉人配偶李某一直在家带孩子，在XXA公司领取工资，一直任XXB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更担任该公司的监事职位。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赠与其股权时恶意隐瞒了其已设立经营存在同类竞争关系公司的事实，导致上诉人作出被上诉人能忠诚勤勉、恪尽职守履行赠与所附义务的错误判断，并与其签订了赠与协议。显然，被上诉人存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为，即被上诉人本人5年多来虽然在XXA公司上班，但主要心思已在XXB公司之经营上，这也客观造成XXA公司安排被上诉人负责的APP（手机客户端软件）失败之情形反复发生。因此，上诉人认为，在被上诉人存在吃里扒外行为、对XXA公司一心二用及营私舞弊、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应被视为在赠与协议约定的“阶段性成就”实现前已经离开了团队，因而《股份赠与协议》所附义务并未履行完成，上诉人有权根据该协议撤销股权赠与。（2）《股份赠与协议》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激励协议。首先，《股份赠与协议》是上诉人个人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协议，而非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并按照各自持有比例将相关股权让与给被上诉人；也非XXA公司根据章程的约定对不特定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安排。其次，股权激励协议的通常作用是，用股权这个纽带将被激励者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使其能够积极、自觉地按照实现公司既定目标的要求，为了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工作，释放出其人力资本的潜在价值，并最大限度地降低监督成本。但被上诉人的所作所为与此完全背道而驰，显然，被上诉人在内心深处也不认为双方签署的《股份赠与协议》为一份股权激励协议。（二）被上诉人在与XXA公司的劳动合同期间私设XXB公司且未在签署《股份赠与协议》之前主动向上诉人披露，在签署后的逾5年半期间内，利用其掌握XXA公司的资源及商业秘密为XXB公司提供经营便利条件及源源不断的养分，该等行为严重侵害作为赠与人及XXA公司大股东的上诉人利益，上诉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撤销该等赠与，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件“无《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可撤销赠与之情形”完全错误，一审判决载明的依据《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及第一百零七条进行判决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1）上诉人在一审程序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入职XXA公司两年后，于XXA公司同意与其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的次月2012年3月27日与其配偶李某设立经营范围与XXA公司相似的XXB公司，该时间点也是XXA公司出资送其脱产培训期间，其性质非常恶劣；两人分别持有XXB公司70％及30％的股权，并由该两人担任监事、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因此，XXB公司完全由该夫妻俩控制；XXB公司的经营范围中的“网络科技开发（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软件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咨询”的项目与XXA公司的经营范围中的“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与购销；系统集成；信息咨询”的项目雷同，且与被上诉人在XXA公司负责的IT部门的业务完全相同；被上诉人虽然于2014年6月23日将其持有的XXB公司70％的股权转让，但其至今仍为XXB公司的监事，其配偶李某仍持有XXB公司的70％股权，事实上被上诉人一直是XXB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一直在家带孩子，在XXA公司领工资）。因此，XXB公司一直为被上诉人及其配偶所控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被上诉人在签署《股份赠与协议》之日及此后对上诉人恶意隐瞒私自设立与XXA公司经营范围相似及存在竞争关系的XXB公司，并担任XXB公司监事，即存在自2012年3月27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离职之日止的工作期间同时与XXB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之事实。被上诉人在长达5年8个月期间内利用其在XXA公司工作便利，共享XXA公司的技术及客户资源和商业秘密，为其私自设立的XXB公司的发展及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及资源，这也客观上造成XXA公司于2014年底第二次交予被上诉人负责的IT部开发自有的APP（手机客户端软件）耗资巨大但无法成功，并导致技术部门解散的原因。被上诉人私设与XXA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及持续经营XXB公司之行为不但有悖于上诉人赠与股权之初衷，而且严重侵害作为XXA公司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上诉人的权益。同时，该等行为也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假使该等行为得不到否定评价及不承担不利法律后果，那么社会公平正义将荡然无存，并无疑会鼓励其他道德不良者予以效仿。（3）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已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侵害XXA公司及上诉人利益，未履行赠与协议所附义务等事实的前提前下，一审判决对上述内容置之不理、不闻不问，不查清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并作为判案依据，是忽略对案件存在重大影响的事实的表现。一审法院如此偏采偏信认定事实，必然无法作出公允的判决。（4）上诉人在发现被上诉人的上述侵害行为后，于2018年1月12日依法致函被上诉人通知撤销《股份赠与协议》。XXA公司现已针对被上诉人在劳动合同期间私设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侵害XXA公司及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各股东的权益一事，向深圳市福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要求被上诉人及XXB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仲裁，案号为深福劳人仲案［2018］1642号，该案已于2018年9月5日开庭审理，现尚未收到仲裁书。由于该案的最终裁决结果对本案具有关键作用，上诉人也请求二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的二审程序中中止对本案的审理，待上述事实获得生效判决后再行审理本案。（5）一审判决第5页提及的深圳市南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7]X号仲裁裁决书并未有生效，XXA公司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被上诉人主张XXA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事作出的一审判决，已在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上诉案件尚未进行审理。因此，在终审判决作出之前，不能据此认定XXA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情形。（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赠与股权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被赠与股权并未实际交付，上诉人同样有权撤销对被上诉人的赠与。（1）《股份赠与协议》附则虽载明“公司管理团队中的其他股东同意并支持本协议”的内容，但该协议左下角记载的“管理团队其他股东签署”处仅有汤某及张某的签名。显然，根据前后文之间的关系及语境，前述的其他股东仅指汤某及张某，而非泛指XXA公司的全部股东。上诉人在签署该协议前及此后并未将该协议的内容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相关司法解释、XXA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书面方式具体明确的告知另外的五位股东。另外，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也未签署任何股权代持协议，且被上诉人也不存在任何出资或投资之行为，不存在上诉人代持被上诉人股权之情形。上诉人的证据证明，虽经向该五位股东询问，该五位股东均不同意增加被上诉人为新股东。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及封闭性的特点，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未实际出资或未经XXA公司其它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被上诉人均不能被登记至XXA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或办理变更公司登记，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赠与股权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产生交付赠与股权之法律后果。（2）一审判决第6页载明的被上诉人被赋予了表决权的内容错误，详情如下：上诉人在签署《股份赠与协议》后一直实际控制、支配赠与股权，并没有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及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赠与股权也未登记至XXA公司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上诉人仍是包括该赠与股权在内的XXA公司35.2%股权权利人，对内享有表决权及分红权，实际上也一直由上诉人对XXA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行使表决权，XXA公司也一直只向工商登记的8位股东进行分红。被上诉人从未行使赠与股权的表决权，也从未从XXA公司直接收到对应的分红款项。另外，被上诉人在另一确认股东资格之诉（案号：2018粤03**民初X号）中的诉求就是要求上诉人交付赠与股权，可见其也自认赠与股权尚未实际交付。（3）根据上述内容，依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案涉赠与股权在没有发生权利转移之前，上诉人有权撤销该等赠与。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认定《股份赠与协议》的属性为股权激励协议而非赠与合同错误，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并未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且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所述的严重侵犯上诉人利益的行为，故上诉人有权行使撤销权，因此，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赠与股权程序上存在瑕疵，且被赠与股权并未实际交付，上诉人同样可以行使撤销权。但一审法院却无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而作出错误判决。为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在进一步查明事实的情形下作出公正裁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赵勇在二审调查中补充意见如下：APP研发失败后，IT部撤销，成员遣散，公司安排了经济补偿金。上诉人也愿意继续执行股权赠与协议或者协商有偿解除。但杨明在劳动仲裁中提交的离职前一年银行流水显示，除工资外，另有18笔共计16万多元的微信支付收入，其中16笔发生在工作日，具体交易时间全部被掩盖。上诉人后查到XXB公司的工商档案，以及XXB公司2016年、2017年工商年报，显示杨明已经于在职培训期间设立业务范围与其本职工作相同的XXB公司，又于负责APP研发期间长期实际控制和运营XXB公司，并获得可观收入，长达5年8个月，与XXA公司的APP研发和失败时间重合。请求二审查明被上诉人设立和运营XXB公司的事实，如果杨明存在欺诈和营私舞弊，损害公司及赠与人利益，违背协议义务，请求撤销赠与协议。杨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请求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关于涉案股权赠与协议实质上是股权激励协议的认定是正确的，被上诉人已经如实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有权获得相应的股权。赠与合同的特点是无偿，而股权激励协议的特点是权利义务相对等。根据涉案协议的约定，上诉人设置了严苛的股权转让条件，具体为被上诉人在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前离开团队，该协议撤销；阶段性成就定义为公司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或实现年度盈利。在互联网行业竞争极度惨烈的背景下，对于一个初创型互联网科技企业来说，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或者实现年度盈利都绝非易事，而且根据该协议第一段的记载，被上诉人作为XXA公司IT部门的负责人，为XX网业务创始团队的第一个成员，也是XX网IT体系的主要贡献者，其专业技能、工作勤勉程度直接可以相当程度地影响到XXA公司的经营水平，因此，上诉人绝非简单地将涉案股权赠与给被上诉人，而是对其有明显的交易对价和回报预期。被上诉人提交的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第18页（上诉人向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XXA公司全体股东发送的《XX网2013年简报》）显示：XXA公司于2013年实现利润118万元；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第31页（XXA公司行政人黄某发送给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XXA公司全体股东的《2015年股东会会议记录》）显示：XXA公司2014年度实现利润245万元；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第38页、第54页显示：XXA公司在2015年实现收入1081万元，净利润510万元，在2016年实现净收入1550万元，净利润750万元。这证明双方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后，XXA公司的业绩取得了及时的、显著的、持续的提升，也证明了涉案股权赠与协议附则第3条的“阶段性成就”已经达成，更证明了被上诉人为了促使XXA公司的业绩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上诉人不能以涉案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其他股东同意而不能被认定为股权激励协议，因为被上诉人在作为XXA公司事实上的股东的漫长的时间中，经历了XXA公司多次股东会议，并且参与了分红，这明确可以证明XXA公司其他股东对此是清楚的、同意的。最后，被上诉人站在抽象的角度，假设一个股权激励协议的一般性目的，然后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说明其协议目的没有达到，来否认涉案具体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属性，这在逻辑上本身难以自圆其说，不应为法庭所采纳。（二）上诉人所主张的被上诉人通过XXB公司侵害XXA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完全没有客观依据，显然是为了逃避交付股权而捏造的借口。首先，XXB公司是被上诉人的妻子李某照顾家庭之余注册的，被上诉人从未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贸易”，现实中，李某也是以该公司经营滋补品的电商及实体店生意，该业务并不与XXA公司存在竞争。其次，上诉人也是仅凭XXB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容类似而推测被上诉人在职期间存在从事竞争性业务，损害XXA公司利益，在上诉人没有出具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其主观臆断的主张不应该被合议庭采纳。而且，无论劳动仲裁的庭审中，还是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均承认其实在被上诉人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后才发现XXB公司的存在，但在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之前，上诉人已经就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之事跟被上诉人协商过，可见，上诉人撤销赠与被上诉人的股权不是因为XXB公司的存在。众所周知，企业的监事本身为虚职，不能由总经理或执行董事担任，不参与企业的任何经营，被上诉人只是基于夫妻关系才挂靠在XXB公司名下，不能据此认为这损害了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提出的上述理由完全不足以作为其拒绝交付股权的依据。任何互联网公司的IT部门在公司创业前期都是核心且至关重要的部门，需要花巨大成本进行维护，一旦软硬件系统成型且可以实现稳步盈利时，IT部门显得不重要。上诉人恰恰就是基于这个想法，认为XXA公司的XX网系统已经建成并实现稳步增长的收益，IT部门显得尤不重要，更不值得花巨额成本去维护。更何况被上诉人4%的股权对应每年数十万的分红，甚至更多，如果撤销股权，这笔分红款将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在XXA公司工作的这八年中，从美食预定平台到民宿预定平台，从呼叫中心系统到智能餐厅系统，从微博营销到微信营销，从微信服务号开发到微信小程序开发，从PC端到移动端，从亏本到连续四年的成倍增长再到现在的年营业额近1600万，纯利润近800万，而这一切无不倾注了被上诉人的全部心血。公司现在发展好了，人心变了，初心也变了。上诉人收回股权的做法造成了被上诉人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三）上诉人早已将涉案股权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双方对涉案股权始终处于代持状态，故上诉人认为赠与股权没有做变更登记即没有交付，而主张撤销“赠与”没有法律依据。本案双方在《股权赠与协议》附则第2条已经约定工商变更登记在XXA公司下次法律架构调整时实施，此前并不影响被上诉人行使股东的责任、权利和利益。这就意味着被上诉人取得了公司隐名股东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5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可以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投资人为名义股东。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赠与的股权财产时，已经属于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虽以上诉人为“名义股东”，但不影响被上诉人是隐名股东应享有权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对该股权赠与协议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隐名股东”，从身份和财产收益两方面都享有股东的权益。在身份方面，被上诉人每年都参与了XXA公司的年度股东会议，行使公司表决权。至少自2012年以来，XXA公司的股东每年都会召开一次股东会议，在会后都会形成会议纪要以及年度报告，上述文件会由上诉人或者XXA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黄某发送到XXA公司全体股东的电子邮箱。所以，电子邮件记录可以完整反映被上诉人作为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事实。被上诉人自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赠与协议》后，就已经被列为公司的股东，列席每一年度的股东会议；而上诉人作为管理层的代表，都会向全体股东书面汇报工作，在会后，XXA公司的行政人员黄某都会把会议纪要发送给全体股东过目。被上诉人收到的上述每一封电子邮件中，都被成为“股东或创业伙伴”，更重要的是，根据该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第30页、第44页、第60页显示，XXA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股东会会议纪要中，被上诉人都被列为“出席股东”、“列席股东”，且被赋予了表决权，例如固化报告第44页，正文会议内容载明“参与股东代表8人，占公司表决权的84%”，列席股东是赵勇、张某、周某、陈某、梁某、唐某、向某、杨明。这显然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在2012年开始就已经被公认为公司的股东。虽然上诉人否认上述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但本代理人于2018年1月5日按照电子证据固化报告中XXA公司其他股东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告知函，上诉人得知后，于2018年1月25日向本代理人发送了《告知函》作为回复，承认了XXA公司其他股东收到了本代理人发送的文件。这说明固化报告上显示每个股东的电子邮箱是正确的，可以证实XXA公司其他股东也收到了上诉人和黄某发送的股东会相关文件。另外，上诉人作为XX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每次股东会文件均由公司保管，未能提出相反的证据证明上述电子邮件中股东会文件是虚假的，故其主张不应被法庭采纳。在财产收益方面，被上诉人自2016年起，根据XXA公司的决定享受了股东分红。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6——公司历次分红决议（上诉人提交的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第21——24页），XXA公司在2016至2017年间四次决定向全体股东分别派发1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的分红。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银行流水记录显示，上诉人于2016年1月1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32000元，正好是100万元*4%*（1-20%）的税后数额；上诉人于2017年7月12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64000元，正好是200万元*4%*（1-20%）的税后数额；上诉人于2017年1月1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128000元，正好是400万元*4%*（1-20%）的税后数额；上诉人于2017年4月14日向上诉人支付32000元，正好是100万元*4%*（1-20%）的税后数额，并且，该笔转账记录的备注正是“分红款税后”。这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在此期间以股东的身份实际获取了股东分红。至于XXA公司为何不将分红款直接支付到被上诉人的账户，直接原因是XXA公司基于财务合规的考虑，只对公司的显名股东支付分红款，但并未影响被上诉人最终精确、及时地获得了分红。（四）XXA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是明知的，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说明XXA公司的其他股东对此至少是默认的。根据上文所述，XXA公司的其他全部股东至少从2012年11月15日就知悉了被上诉人的股东身份。而且，根据电子证据固话报告第11页的记载，上诉人于2012年11月15日，在向全体股东述职的时候，就已经在第5点（融资情况）提到了其已经向XXA公司的核心骨干“赠送”了6%的个人股份，而XXA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可能对此不加以注意。但截至原被上诉人发生本案纠纷之前，XXA公司的其他股东从未对被上诉人受让股权之事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即使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5、证据36是真实的，那也只是XXA公司其他股东为了配合上诉人而进行的掩耳盗铃之举，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为获取涉案股权付出了合理的对价，而且被上诉人多年来已经事实上成为XXA公司的股东，涉案股权仅为上诉人代为持有，因此上诉人无权基于赠与合同关系撤销被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在公司发展期把公司元老级员工开除且欲撤销股权占有分红款的行为也彰显其极不诚信的人格，所谓“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国无信则衰”。故被上诉人特此请求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讼请求。（五）关于上诉人在二审调查中补充的意见，被上诉人答辩如下：（1）被上诉人本人微信存在收入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情况，例如借款、理财、购置或者出卖财产等都有可能发生，微信平台提现的可能，所以这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存在损害XXA公司利益的情形。（2）关于时间重合的问题，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在深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十分便捷，许多内容可以直接通过网上提交，许多纸制文件可以通过他人转交，这都完全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损害了XXA公司的利益。赵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6月13日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已撤销;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6月1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深圳市XX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赠与协议》。协议称，甲方是XX网核心创始团队的第一个成员，也是XX网IT体系的主要贡献者，应分享更多的责任、权利和利益。甲乙双方经充分沟通，达成一致：1、乙方无偿赠与甲方4%的公司股份，协议签署日立即生效。2、为保证团队对公司的控制权，甲方同意，在股东决议时与乙方保持一致。附则：1、公司管理团队中的其他股东同意并支持本协议。2、工商变更或股权登记等手续，待下次公司法律架构调整时实施，此前不影响甲方行使股东的责任、权利和利益。3、如甲方在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前离开团队，本协议撤销。阶段性成就定义为公司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人民币或实现年度盈利。甲乙双方均签字，并加盖了XXA公司公章。公司股东汤某、张某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一审另查明，2017年11月8日，XXA公司向被告送达《关于撤销IT部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告知公司因第二次开发自有的APP没有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决定中止该项目，不再进一步开发，并撤销IT部。同时决定解除与杨明的劳动合同。同一天，XXA公司向杨明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了与杨明的劳动关系。2017年11月23日，杨明向深圳市南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深南劳人仲案【2017】X号仲裁裁决书认定XXA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公司应支付杨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59040元。公司不服，提起诉讼，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还查明，2018年1月2日，被告杨明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3**民初X号）】，诉请：1、确认杨明为公司4%的股东；2、公司将原告持有被告4%股份的信息记载在公司股东名册以及公司章程中；3、赵勇协助原告前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确认杨明为公司4%股东的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1月12日，赵勇以腾讯QQ邮箱向杨明发送了《撤销﹤股份赠与协议﹥的函》,称，“2012年6月13日，我与你签订了将深圳市XX科技有限公司4%的股份赠与给你的协议。我现决定撤销我们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撤销决定自向你送达本函之日起生效。”2018年3月9日，赵勇又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上列诉讼请求。一审另查明，被告提交的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显示，XXA公司于2013年实现利润118万元，2014年实现利润245万元，2015年实现收入1081万元，净利润510万元，2016年实现收入1550万元，净利润750万元。XXA公司在2016年和2017年间四次决定向全体股东分别派发100万元、200万元、400万元、100万元的分红。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显示，原告赵勇于2016年1月13日向被告支付32000元，2017年7月12日向被告支付64000元，2017年1月11日向被告支付128000元，2017年4月14日向原告支付32000元，转账记录的备注为“分红款税后”。2015年、2016年、2017年股东会会议纪要中，被告都被列为“出席股东”、“列席股东”，且被赋予了表决权，例如2016年股东会会议纪要载明参与股东代表8人，即赵勇、张某、周某、陈某、梁某、唐某、向某、杨明，占公司表决权的84%，缺席股东为汤某、王磊。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虽然使用“赠与”一词，但结合协议约定的内容，杨明根据协议并非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而赵勇也并非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故并不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本案应认定为公司股东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股权激励协议而非赠与合同。从被告获得股份的前提看，被告获得股份是因为过去的工作表现及能力获得公司和原告的认可，“是XX网核心创始团队的第一个成员，也是XX网IT体系的主要贡献者，应分享更多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从撤销股份的条件看，附则中约定若“被告在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即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人民币或实现年度盈利前离开团队，该协议撤销的”条件，说明被告在协议签订后必须继续留在XXA公司工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帮助公司达成上述业绩目标，提前离开才可撤销协议。说明被告是XXA公司实现上述业绩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2013年XXA公司实现年度盈利，此后盈利更是逐年增长，这其中无疑包含了被告的付出和努力，被告按照约定履行了所附的义务。原告撤销协议是明显的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行为，于法不符，于理不合。此外，从其他股东的行为看，该协议亦事实上得到了其他股东的确认和遵守。首先，在该《股份赠与协议》签订当天，股东汤某、张某即已签订予以认可。同时原告作为占股35.2%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协议中明确载明“公司管理团队中的其他股东同意并支持本协议。”其次，从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内容看，XXA公司其他股东长达数年之久对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参加股东会并参与分红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更未提出被告获得股东身份侵害了其权益。在被告被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索要赔偿后才表态称对赠与不知情不支持，其行为有违诚实信用，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限制情形，也无《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可撤销赠与之情形。赵勇应当履行这一协议，径行撤销《股份赠与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赵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38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承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该《股份赠与协议》是否属赠与合同，上诉人是否有权撤销该合同。赠与合同的最主要特征是无偿性和单务性。赠与虽然可以附义务，但所附的义务不得改变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质，所附的义务与赠与的标的相比较，应当是微小的，当事人并不以该义务为对价的。如果所附的义务构成赠与的对价，则改变了合同的无偿性，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上写有“赠与”的字样，也不属赠与合同。另一方面，如果赠与是以所附的义务的履行为条件，或者赠与的目的是取得所附义务的履行，并且该赠与与所附的义务的履行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关联，则也可以否定该合同的单务性，该合同不属赠与合同。本案，《股份赠与协议》约定乙方赵勇赠与甲方杨明4%股份，同时约定杨明的义务，杨明在股东决议时与赵勇保持一致，并约定“如甲方在公司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前离开团队，本协议撤销。阶段性成就定义为公司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人民币或者实现年度盈利”。故杨明在公司实现年度收入1000万元或者实现年度盈利前有义务留在团队。杨明需要为留团队，为团队努力工作，以实现阶段性目标，故该合同附以杨明的义务并不能说是微小的，并不能说杨明和赵勇均不以此作为取得股份的对价。而杨明本身是公司的员工，其工作取得成果与赵勇赠与公司的股份在法律上存在关联性，因此可以说赵勇赠与杨明股份是以杨明留在团队工作，实现阶段性目标为目的，杨明需要作出对价的给付，因此该合同并非单务的合同，故《股份赠与协议》不属赠与合同。协议签订后，杨明参加了股东会议，享受了公司的股东分红，而公司也实现年度盈利和收入1000万元的阶段性目标，因此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股份赠与协议》。杨明在公司任职期间，是否存在竞业行为，是否对公司造成损害，属于公司与杨明之间的法律关系。故上诉人以《股份赠与协议》为赠与合同，受赠人有损害赠与人的行为为由主张撤销，一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6元，由上诉人赵勇负担，该款已由上诉人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审判员  陈俊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