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6民终3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负责人：张辉，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永祥，江苏同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红兵，男，1969年12月2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峥嵘，上海知谦（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朱红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2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朱红兵仅仅提供了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我行与朱红兵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合同是双务合同，出借人应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提供借款，借款人应按照约定使用款项并到期还款。如主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应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借贷行为已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朱红兵提供了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向我行汇款的基本事实，但并不能证明是出于借贷的原因进行汇款，其还应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否则并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二、我行已提供证据证明朱红兵向我行汇款是因其他债务关系的存在，故朱红兵仍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考虑到我国民间借贷多发生在自然人之间，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或因碍于情面而不签订借款合同的现实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规定赋予被告一定的举证责任，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发生倒置，从责任主体上看，朱红兵仍然负有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同时《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朱红兵虽有向我行转账，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该两笔款项实际上是朱红兵代案外人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公司)支付的利息，这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证明：一是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件中朱红兵的证言“我用个人财产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还了一百多万的利息”，证明该两笔转账确实是为了偿还明德公司的利息；二是朱红兵在本案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表达得非常清楚，案涉款项是替南通顺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顺友公司）归还利息；三是（2017）苏0612民初5832号判决书认定南通顺友公司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明德公司，实际也由明德公司支付利息，朱红兵的证明也表明南通顺友公司的利息由明德公司支付，其也用个人财产帮助明德公司还了100多万的利息。朱红兵帮助明德公司归还利息的时间为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29日。根据通州法院的认定，（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所涉2600万元贷款利息已由明德公司支付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共支付利息3103966.64元。由此可见，朱红兵汇入我行的1387476.13元包含在该判决书认定的明德公司替南通顺友公司支付的3103966.64元利息之内。三、一审认为朱红兵在（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中的陈述“我用个人财产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还了一百多万的利息”并未明确表示案涉款项代明德公司归还贷款利息，仅能证明案涉款项系因帮助银行与明德公司，并不能否认朱红兵与我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其一，在我行与明德公司之间，我行为债权人，明德公司为债务人，按照朱红兵的表述，我行作为金融机构，为了使得自身债权能够得到清偿，反而向他人借贷替债务人向自身清偿，使得自身增加了债务，这是违背常理的。其二，根据朱红兵的证言，案涉款项是为了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归还利息。朱红兵在证言中的陈述是“帮助”、“归还”，而在我行与明德公司之间具有“归还”义务的是明德公司而非我行。且我行与朱红兵之间无任何关系，在无任何保证甚至连借据、收据、欠条等基本债权凭证都没有的情况下，朱红兵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帮助”我行也十分不合理。而朱红兵是明德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其帮助明德公司归还欠息的行为在公司日常经营中是合理也是常见的。我行在帮助明德公司归还利息后，即使真的存在借贷关系，那也应在我行与明德公司之间，而不应由我行承担偿还义务。其三，一审认为“并不能否认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关系”混淆了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朱红兵根本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只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在出现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这一特殊情况时，强制赋予了被告用存在其他债务进行抗辩必须反证的义务，但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并不要求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标准，只要使得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即可。而根据朱红兵的证言，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已经真伪不明，此时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朱红兵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认定（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的3103966.64元均从南通顺友公司直接汇给我行，我行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朱红兵向我行的汇款与南通顺友公司账户向我行的还款之间存在关联性，据此认定朱红兵支付的1387476.13元不包含在明德公司替南通顺友公司支付的3103966.64元利息之内，也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南通顺友公司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明德公司，实际也由明德公司支付利息，朱红兵的证言以及向通州法院出具的谈话笔录均表明南通顺友公司的利息由明德公司支付，其也用个人财产帮助明德公司还了100多万的利息。但因该2600万的借款人是南通顺友公司，故归还利息也只能以南通顺友公司的名义，这也符合合同约定的约束相对人的需要。综上，朱红兵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我行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一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朱红兵辩称：1.案涉借款系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向本人提出，而非南通顺友公司，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将借款对象混淆。2.案涉借款的事实是，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告知本人江苏顺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顺友公司）不能按期归还该行贷款利息，该行无法扣取江苏顺友公司贷款利息，由本人按照该行告知的具体数额，向该行提供的扣款账户汇款。该笔借款是用于扣取江苏顺友公司的贷款利息而非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所称的南通顺友公司。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将南通顺友公司与明德公司资金的债务往来混同为江苏顺友公司的债务，没有事实依据。3.根据本人提供的汇款凭证，可确认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确实收到本人出借款项。依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在本人依据金融转账凭证提起诉讼之后的举证责任应归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该转账系双方之前的债务或者其他债务。但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以南通顺友公司与明德公司之间的诉讼案件来抗辩，一审已认定该抗辩不能成立。综上，案涉款项是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指定的内部结算账号（尾号0030），与该行陈述的收到南通顺友公司款项的结算账户（尾号0000）并非同一事实，应当认定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汇款系其他债务，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与本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有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朱红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偿还借款1387476.13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红兵系华泰重工（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明德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明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季风华，股东系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8月28日，朱红兵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30”账户汇款1013412.29元，同年10月29日，朱红兵又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30”账户汇款374063.84元。2017年8月7日，通州法院受理了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诉南通顺友公司、明德公司、时守丰、陈雷、王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诉讼中，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自认南通顺友公司从2014年6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分18次向该行归还利息3103966.64元，该款项均从南通顺友公司尾号“7549”账户支付至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00”结算账户。2018年5月10日，通州法院作出（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如下：1.关于南通顺友公司的责任问题，“南通顺友公司系受明德公司委托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借款，明德公司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也相互承诺，由此可确定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对南通顺友公司受托借款行为是明知的……据此本案借款合同应直接约束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与明德公司，明德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南通顺友公司因此脱离案涉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对其不具拘束力。”2.关于明德公司责任问题，“明德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本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同时其作为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进行抵押，也应依法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但鉴于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认明德公司不承担责任……明德公司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已清结，明德公司对案涉贷款2600万元不负偿还义务。”3.关于已收取的利息问题。“本院注意到南通市通州区综信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600万元在明德公司取得2600万元贷款之前，且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未支付利息，而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则收取明德公司利息3103966.64元及复利15256.03元，因明德公司在本案中未主张，故由明德公司管理人另行依法处理。”另外在判决书中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系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该判决书已生效。另查明，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件中，朱红兵曾以明德公司原总经理身份出具一份书面证言，载明：“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和我公司安排下，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办理了贷款手续，银行以最快的速度把贷款发了下来。南通顺友公司收到钱后也即刻将钱汇到我公司。南通顺友公司在银行贷到这笔款后，利息一直都是由明德公司支付给银行，后明德公司经济出了点状况，不能及时返还这笔贷款利息，银行还请我帮忙还利息，我用个人财产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还了一百多万的利息。”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系借款还是朱红兵代明德公司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广发银行南通分行首先应对其抗辩案涉款项系朱红兵代明德公司代偿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庭审中，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依据（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及朱红兵在通州法院的证人证言未能达到证明其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因如下：1.（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3103966.64元均从南通顺友公司直接汇给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朱红兵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汇入的案涉款项与南通顺友公司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还款存在关联性，故该判决书无法达到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证明目的。另按照生活常识及银行内部结算管理规定，朱红兵并非明德公司股东，该2600万元的贷款与朱红兵无关联性，其自愿归还130余万元利息，于常理不符，且朱红兵如系自愿归还利息，可直接将案涉款项汇入明德公司或南通顺友公司账户进行归还。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抗辩称朱红兵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账户的款项，与该行从南通顺友公司账户划扣的款项系同一笔，明显与常理不符，亦不符合银行内部资金流转的相关规定。2.朱红兵在（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件中陈述“我用个人财产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还了一百多万的利息”，该陈述并未明确表示案涉款项系代明德公司归还贷款利息，仅能证明案涉款项系帮助银行与明德公司，并不能否认朱红兵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与朱红兵在本案起诉状中陈述“南通顺友公司不能按期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支付贷款利息，导致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内部考核困难，业绩受损”相一致。3.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判决书认定“案涉借款合同系各方通谋虚伪行为，所涉相关民事行为应属无效”，故法院有理由相信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可能采用借款等手段来填补利息。综上，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未就其抗辩主张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朱红兵主张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汇款系借款，要求该行予以归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视为无固定期限的借款，朱红兵可随时主张返还。现朱红兵通过诉讼方式要求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予以归还，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仍未归还，构成违约，朱红兵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判决: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归还朱红兵借款本金1387476.13元及利息（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9年4月15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3.5元，由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提交以下证据：1.通州法院2017年12月18日对朱红兵的谈话笔录一份，证明案涉130多万元款项被通州法院认定含在明德公司替南通顺友公司支付的310多万元利息中。2.信贷业务通知书两份，证明朱红兵2015年8月28日汇入该行应解汇款-其他账户（13×××30）的1013412.29元中的524639.44元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欠息；朱红兵2015年10月29日汇入前述账户中的374063.84元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贷款利息、欠息、复息。这些款项从前述应解款账户扣款至南通顺友公司贷款账户（41×××49）进行还款操作。另需说明的是，企业在该行有业务的时候，该行会给对方开一个结算账户，南通顺友公司的结算账户为95×××00，用于公司的资金结算。如有贷款业务，该行会给该企业开一个贷款账户。银行的一般操作流程是先从结算账户上扣钱，如果有钱扣，就会从结算户将钱扣到贷款户上做还款操作，如果结算户上没有钱，那就可能从其他地方汇钱给银行，或者进银行的应解汇款账户，或者进企业的结算户，在结算户或者应解汇款户直接扣收贷款。朱红兵所称的南通顺友公司向我行汇款310余万元，均是从南通顺友公司尾号7549的账户支付给我行尾号0000的结算账户，事实上尾号0000的结算账户是南通顺友公司的，而非我行的。朱红兵质证认为：1.关于谈话笔录的真实性，请法院依法审核。需要说明的是，案涉款项系代江苏顺友公司扣划利息，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所称的南通顺友公司并非同一主体。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南通顺友公司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付款310余万元，是转到尾号0000的结算账户，但案涉138万余元是汇入尾号0030的结算账户，两者之间并没有关联性。2.对通知书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通知书中已明确记载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贷款欠息，证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向本人借款的目的即是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用于扣划南通顺友公司的贷款利息，而非本人直接代南通顺友公司归还欠息。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确认南通顺友公司结算账户尾号为0000，但本人款项汇入的账号尾号为0030，并非南通顺友公司结算账户。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南通顺友公司付款利息310万余元均是从尾号7549的账户汇至尾号0000的账户，但两份通知书中又记载是从尾号0030的账户上扣划欠息，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陈述与书面记载内容相悖。尾号0030的账户被扣划的钱款与尾号7549的账户汇出的两笔钱款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朱红兵向本院提交企业信息公示报告两份，证明江苏顺友公司和南通顺友公司均系独立的企业法人。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质证认为，这两份报告均系从网络上下载，未能反映整个公司变更的情况，经核实，南通顺友公司在我行有贷款，但我行没有给江苏顺友公司发放过贷款。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双方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至于能否达到各自的证明目的待后阐述。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中除了关于南通顺友公司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归还的利息3103966.64元“均是从南通顺友公司尾号‘7549’账户支付给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00’结算账户”缺乏依据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2015年8月28日的信贷业务通知书载明：贷款客户南通顺友公司，合同号140056660，贷款账号41×××49。办理业务：客户申请还款，本期复息190.85元、欠息523448.59元；其他，朱红兵于2015年8月28日汇入我行应解汇款-其他（13×××30）1013412.29元，请将524639.44元直接扣收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贷款欠息。广发银行南通分行2015年10月29日信贷业务通知书载明了前述南通顺友公司贷款基本信息，办理业务：客户申请还款，本期利息27829.96元，本期复息897.88元，欠息345336元；其他，朱红兵于2015年10月29日汇入我行应解汇款-其他（13×××30）374063.84元，请直接扣收374063.84元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贷款利息、复息、欠息。还查明，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件中，关于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贷款基本信息记载为，南通顺友公司的贷款账号为41×××49，出账合同账号为95×××00；对朱红兵的谈话笔录中，审判员问：“贷款的利息是谁还的？”朱红兵回答：“明德（公司）还的。”审判员问：“为什么你在证词中说该笔贷款中你也还了利息？”朱红兵回答：“明德（公司）破产后，广发银行老总找我帮忙，所以我以我个人的名义直接汇到广发银行的，陆续汇了总共130多万元，这笔钱明德（账上）没有，我是直接汇到广发银行的。”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朱红兵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讼争的案涉两笔款项是否为借款？本院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民间借贷关系而言，当事人要举证证明的基础事实不仅包括款项的实际支付，还应包括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考虑到实践中一些借款合同的当事人确实存在缺乏法律意识，没有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亦没有出具借据的情况下，出借人对于借款关系的证明存在一定困难，《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作出相应规定，即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红兵依据其向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转账记录提起本案诉讼，称其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两笔款项均系该行向其借款，款项已实际交付。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抗辩称朱红兵所转入的款项并非借款，而系朱红兵用于代南通顺友公司归还在该行的贷款利息，并提供通州法院民事判决书、信贷业务通知书、朱红兵在通州法院的谈话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根据信贷业务通知书的记载，朱红兵分别于2015年8月28日转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为0030账户中的524639.44元、同年10月29日转入上述账户的374063.84元，均系用于归还南通顺友公司的贷款利息，与南通顺友公司的还款明细中记载的还款时间、金额相吻合。上述事实与朱红兵在通州法院（2017）苏0612民初5832号案中出具的书面证言所称的“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贷到这笔款后，利息一直都是由明德公司支付给银行，后明德公司经济出了点状况，不能及时返还这笔贷款利息，银行还请我帮忙还利息，我用个人财产帮助银行和明德公司还了一百多万的利息”相一致，与朱红兵在通州法院谈话笔录中的记载一致，与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2600万元的贷款实际使用人确系明德公司、朱红兵时任明德公司总经理的事实亦相符合。即使当时朱红兵汇款时有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工作人员的斡旋，其汇款目的亦是帮助明德公司归还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贷款，而非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向其借款用于填补前述2600万元贷款的利息。朱红兵一审起诉时称其系根据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要求，将案涉两笔款项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用于该行对江苏顺友公司贷款利息的扣款，其二审中亦反复强调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混淆了江苏顺友公司与南通顺友公司之间的关系，南通顺友公司的还款与其汇给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案涉款项不存在关联性。但经广发银行南通分行核实，江苏顺友公司在该行并无贷款，所谓案涉款项系用于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对江苏顺友公司贷款利息扣款的说法并无事实依据。朱红兵还称其款项系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30账户，南通顺友公司还款时系将款项从其尾号7549账户汇入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00的账户，两者不存在关联性。但从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贷款基本信息的记载来看，尾号0000的账户实为南通顺友公司在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出账合同账号，即该账户中有足够余额时，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则直接从该账户扣取当期还款金额至尾号7549的贷款账户进行还款操作。如该账户没有足额款项，则可从他处汇款至银行内部应解汇款户或者该尾号0000账户，再进行还款操作。南通顺友公司2015年8月28日、10月29日贷款利息的还款流程即为：朱红兵汇款至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尾号0030的应解汇款-其他账户，广发银行南通分行从该应解汇款账户扣款至南通顺友公司尾号7549的贷款账户进行还款。事实上，纵观一、二审证据，均无证据证明南通顺友公司归还利息系从其尾号7549的贷款账户将款项转入其尾号0000账户。据此本院认为，广发银行南通分行已经初步证明朱红兵汇入该行的案涉两笔款项与南通顺友公司的还款之间存在关联性，即朱红兵系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将款项转入该行，该行抗辩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前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此情况下需要朱红兵进一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证明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但朱红兵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一审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广发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225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红兵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64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87元，均由朱红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琰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刘丽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许笔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