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79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诚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第1、2幢。 法定代表人：孙丙恒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龙、闵慧文，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卓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原杭州卓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五洲国际商业中心3幢501室。 法定代表人：傅其尔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斌、薛燕娜，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56号401、402、403室。 法定代表人：蔡华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斌、薛燕娜，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诚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旭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卓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通公司），原审第三人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顺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1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诚旭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诚旭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额外利息22991700元应由诚旭公司享有，卓通公司并不享有额外利息，一审判决认定错误。原审法院仅通过计算双方应取得款项，认定诚旭公司在负债情况下仍允许卓通公司选房，不符合常理，而卓通公司陈述丙方四方应取得款项134383100元与实际取得款项137373876元基本相当，就认定额外利息22991700元属于卓通公司，显然过于轻率，尚不提前述137373876元与134383100元尚有300万差额存在，难以认定为基本相当。将近2000余万的款项仅通过反推，而罔视款项性质就认定归属，显然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关于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额外利息是列属于第2条协议各方向钧顺公司出借款项的本息结算产生的。根据常识亦可知，利息显然是基于本金产生，没有本金何来利息？卓通公司对于钧顺公司不但没有借款，扣除利息后尚有1787.48万元的欠款，该欠款显然不能产生利息，也不能分配取得额外利息。而丙方除卓通公司外的其余四家公司均对钧顺房地产享有借款债权，故额外利息应由其余四家公司享有。四家公司内部则已经明确额外利息由诚旭公司享有，故额外利息2299.17万元应由诚旭公司享有。卓通公司辩称该额外利息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股东的利润分配款，仅是卓通公司一家之言，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退一步说，如果额外利息2299.17万元系卓通公司作为股东享有的利润款项，则卓通公司除享有22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外，还有2299.17万元的利润分配款，即共能享有4549.17万元。而同日签订的蔡华军收购卓通公司股东袁国平60%股权的协议（袁国平仅是代持股权，实际股权属于孙丙恒），股权转让款实际仅为1350万元（即2250万元的60%），显然不符合常理，故额外利息不可能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股东的利润分配款。卓通公司还辩称若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并不属于卓通公司，则各方不会形成《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的数据。事实上，《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并非丙方五家公司的最后清算结果，在孙丙恒代表丙方选房时，虽蔡华军与卓通公司的股东袁国平（代持孙丙恒股权）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孙丙恒本人尚不得知，认为卓通公司仍由他掌控，即使丙方五家公司内部尚未清算结清，但选房在卓通公司名下亦无大碍。故《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的数据并非确定的清算结果，只是对于房源的确定选择。丙方五家公司仍需另行清算确认各自债权债务。退一步说，即使如卓通公司所言，额外利息属于卓通公司，事实上也形成不了2012年12月12日的《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即使将2299.17万元额外利息算作卓通公司所有，仍存在300万元的差额，故2012年12月12日的《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显然并非最终清算结果。原审法院认定额外利息属卓通公司所有，《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各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的分配结果，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亦不符合常理，属认定事实错误。甲方同意给丙方额外利息22991700元，一审判决归甲方，没有依据。二、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款项金额19398732元，应返还诚旭公司。财务总监王飞燕2016年11月报表，账面利润1.2亿元（已发各股东会议成员）二期土地利息6800万元，已列入一期成本开支情况下，二期原土地原低价650万元，当时市场行情土地价格每亩1300万元，溢价650万元*26亩=1.69亿元，共计未分配利润3.57亿元（有依据）。否则，丙方一分钱不拿就退出股权，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根据庭审情况，双方之间款项差额的争议主要在于蔡华军承诺支付孙丙恒的500万元是否与本案有关，以及案涉2299.17万元归属。500万元款项已经另案诉讼，（2017）浙0111民初10089号判决书也已经认定，该500万元系孙丙恒与蔡华军个人签订的额外协议，而且该款项亦已经由蔡华军个人打款支付到孙丙恒账户，双方就补充协议中蔡华军应该支付给孙丙恒的500万元，实际已经结清。而案涉2299.17万元，根据前述分析应该由诚旭公司享有。 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卓通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2250万元，应支付欠款1787.48万元，需支付孙丙恒的卓通公司股权转让款1350万元，共计应向丙方支付887.48万元，但卓通公司非但未支付，还实际获得了1052.3932万元房产。现丙方内部，杭州富阳中南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杭州启思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思创）、浙**远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均已经结清，尚余卓通公司未结清，卓通公司多获得的资产，均是诚旭公司进行代偿，故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款项金额系19398732元（2250万元-1787.48万元-1350万元-1052.3932万元=-1939.8732万元）。对于该部分代偿款金额，诚旭公司有权要求卓通公司返还。三、退一步讲，卓通公司至少应当向诚旭公司清偿1787.48万元。（一）卓通公司对钧顺房产的欠款1787.48万元已通过协议方式由诚旭公司代偿，诚旭公司依法取得追偿权。在签订《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中，卓通公司、诚旭公司及其他三家企业共同作为协议一方，即丙方。在协议相对方应付的丙方款项（包括抵债房产）中，计算了诚旭公司及其他三家企业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同时也计算了卓通公司对第三人的负债1787.48万元，导致相对方应付款项实际因卓通公司的负债而减少1787.48万元。卓通公司也由此无须再向第三人清偿，实际受益，因此卓通公司应当转而向诚旭公司清偿该款。（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诚旭公司、卓通公司及其他三家企业没有进行内部结算，系本案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诚旭公司、卓通公司及其他三家企业（即丙方）各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的分配结果，系事实认定错误。1、《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临时性调配，并非最终结算。（1）《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的内容没有丙方各成员之间进行结算的意思表示。合同之所以成立，最主要的要件便是当事人各方对主要条款作出一致的意思表示。因而，本案中丙方内部成员若要进行结算，首先应当作出明确的关于结算的意思表示，但案涉《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没有任何内容能体现出“结算”这一意思表示，其能体现的只是丙方对房源及签约方作出的暂时性分配。且从分配表的内容也能看出，“签约人”一栏写明的是“孙叶明、王冉”、“孙丙恒”和“卓通”，而并非丙方对应的五家公司，这进一步表明该分配表仅仅是为了确定《房屋买卖合同》的签约主体，而不是在丙方成员内部进行的最终分配。事实上，该分配表的签订主要是便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案涉《关于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6.2约定：“丙方与丁方选定的抵债房源由丙方和丁方自行在各成员间安排分配，并将分配结果（包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以便签订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此条也非常明确表示，分配表中写明签约人的目的在于便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2）《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签订主体不完整，不具备结算的条件。如果丙方各成员之间要进行内部结算，也必须有全部丙方成员，共5家公司共同确认。但《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缺乏华远公司的盖章，且代表中南签字的并非当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叶明，卓通公司更是缺乏法定代表人签字。因此，仅从形式上来看，《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就存在签约主体缺失以及授权确认瑕疵等情形，不可能作为丙方各成员的内部结算依据。（3）《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仅涉及房产，未包括现金。协议相对方应向丙方支付5850万元现金并交付价值9000万元的抵债房产，《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仅涉及抵债房产，未包括现金，因此不可能是完整的、最终的结算。2.一审法院仅凭推断认定争议的关键事实，明显错误。（1）一审法院仅凭推断认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各成员之间的结算，缺乏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仅采用假设和倒推的方式，认为“如果采信诚旭公司的意见，则在丙方五家单位的结算中，卓通公司尚负有近千万的债务。而在孙丙恒代表的丙方选取房源后，在卓通公司高额负债的情况下，丙方成员单位却给了卓通公司10523932元的抵债房源，该行为明显与常理相违背”，从而认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各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的分配结果”，却无视《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客观上存在的主体瑕疵及并不存在的“结算”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强行将“结算”这一意思表示加载于《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上，并将其扩大到“全部债权债务清算”的范围，实属不当。即使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也能推出另一种解释，即在卓通公司尚负有近千万债务的情况下，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却将价值10523932元的抵债房源分配给卓通公司，反而能证明该《房源分配表》并非丙方内部结算之结果，丙方成员间还未进行结算，房源分配只是暂定而已。内部结算系重大事项，涉及金额巨大，必须有切实证据证明，不应仅仅凭推断认定。（2）一审判决仅以其混乱计算进行推论，错误认定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归卓通公司所有，进而认定已经完成结算，显然错误。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约定，协议相对方应支付5850万元现金并交付价值9000万元的抵债房产中，有2299.17万元系“额外利息”。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切实证据的情况下，仅以其混乱的计算进行推论，以数据“基本相当”的计算结果，草率认定该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全部归卓通公司所有，不符合证据规则。诚旭公司和三家关联企业付出大量投入，却得不到任何回报，“额外利息”全部归负有债务的卓通公司，明显违反常理。一审判决仅以其混乱计算倒推，认定已经完成结算，显然错误。二、再退一步讲，签订时孙丙恒实际持有卓通公司60%股权，蔡华军持有40%股权，故卓通公司也应当向诚旭公司支付1787.48万元的40%，计714.992万元。综上，请求支持上诉。 被上诉人卓通公司答辩称：一、根据已有相关案件的生效判决和现有证据，足以说明案涉额外利息2299.17万元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不属于诚旭公司享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无误。1.依据（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2299.17万元系属于卓通公司享有。对于2016年12月12日孙丙恒与蔡华军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卓通公司利润分配中孙丙恒享有的500万元如何支付与抵偿问题，钧顺公司与孙丙恒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其中，关于2299.17万元的归属，该判决书认为：“根据《关于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钧顺公司统一分别给予丙方、丁方的额外利息金额（2299.17万元、1537万元）与卓通公司、远通公司当时所持钧顺公司股权比例（45%、30%）相对应，钧顺公司主张其给予丙方的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属于卓通公司，有事实依据。”可见，2299.17万元系属于卓通公司享有。2.2299.17万元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并非诚旭公司辩称的由于款项出借产生的利息。诚旭公司推定其享有2299.17万元的依据是没有本金就没有利息。但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第2.2条“丙1（卓通公司）本金-3000万元，利息1212.52万元。”为何在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存在欠款的情况下，还对钧顺公司享有高达1212.52万元的利息，这显然与诚旭公司“没有本金何来利息”的大前提相矛盾。事实上，由于丙方各方主体与钧顺公司借款往来较为频繁，各方主体在签订《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时，进行了财务上的简化。因此，诚旭公司基于“没有本金就没有利息”的推断，在《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协议中根本站不住脚，亦无法得出2299.17万元属于丙2-5的结论。另外，从孙丙恒和蔡华军2016年12月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卓通公司利润分配中甲方享有500万元”到2016年12月12日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卓通公司额外利息分配中甲方享有500万元”的表述变化就可以看出，2299.17万元系对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3.卓通公司退出钧顺公司时，钧顺公司账面有未分配利润，也恰恰说明2299.17万元系对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诚旭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提出，“财务总监王飞燕2016年11月报表，财务利润1.2亿元（已发各股东会议成员）二期土地利息6800万元，已列入一期成本开支情况下，二期原土地原低价650万元，当时市场行情土地价格每亩1300万元，溢价650万元*26亩=1.69亿元，共计未分配利润3.57亿元。”姑且不论上述事实的真实性，但恰恰说明2299.17万元系对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为税务处理需要而进行模糊化处理，故而写成了丙方的额外利息并将其列于《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第二条“各方向钧顺公司出借的本息结算中”。4.《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五家公司内部的清算分配结果，通过计算丙2-5应得与实得款项，足以证明2299.17万元系属于卓通公司享有。2016年12月9日，钧顺公司与卓通公司（丙1）、中南公司（丙2）、启思创（丙3）、诚旭公司（丙4）、华远公司（丙5，以等共计十三方主体签订《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并形成《丙方抵债房源表》。同日，蔡华军与袁国平就卓通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协议书》。2016年12月12日，丙方五方主体就各自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形成《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依据（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孙丙恒认可其在2016年12月12日《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的签字系代表中南公司、诚旭公司、华远公司及其个人。”可见，孙丙恒在签署《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时已明确知悉该表系丙方内部最终清算的结果。现诚旭公司以“《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同日签订卓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孙丙恒本人尚不得知卓通公司已经转让，认为卓通公司仍由他掌握”为由，推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的数据并非确定的清算结果，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关于卓通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2012年12月9日签订，比《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早签订三天，并非诚旭公司辩称的同日签订。2016年12月9日，孙丙恒代表丙1-5签订《丙方抵债房源表》，从《丙方抵债房源表》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丙恒作为选房代表进行了抵债房源的选择，但并未对房源的具体归属进行确定。但是3日后即2016年12月12日形成的《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就对房源的具体归属进行了确认，无论从“分配”两字还是从其内容，均可看出丙方成员间进行了结算。此外，通过计算丙2-5（包括孙丙恒个人的500万）应得与实得款项的差额，也恰能说明《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五家公司内部最后的清算分配结果，且2299.17万元属于卓通公司享有。具体计算如下：假设2299.17万元系归卓通公司享有，丙2-5（包括孙丙恒个人的500万）的应得款项为：2195.84万元（中南公司应获得本息）+5034.3万元（启思创应获得本息）+4072.92万元（诚旭公司应获得本息）+785.25万元（华远公司应获得本息）+500万元（《补充协议》、（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1350万元（《协议书》第3条）=13938.31万元；丙2-5（包括孙丙恒个人的500万）的实得款项为：8088.3876万元（根据《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5850万元（根据《汇款凭证》）=13938.3876万元。故丙方2-5（包括孙丙恒个人的500万）的实际仅多收776元。一审法院将《补充协议》所涉500万元不纳入丙2-5应得与实得中计算，得出丙方2-5应取得的款项为134383100元，实际取得的款项为137373876万元，两者相差2990776元，恰好符合（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之结论，即299万元已包含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故最终丙2-5实际多收776元，丙2-5应得款项与实得款项基本相当。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各方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分配结果，案涉额外利息2299.17万元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原股东的利润分配款，不属于诚旭公司享有，认定事实清楚。二、诚旭公司根本不存在为卓通公司代偿19398732元的情形。1.2250万元系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原股东获得的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卓通公司的股东所应享有的权益，诚旭公司混淆了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诚旭公司在其上诉理由中表述“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卓通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2250万元，应付欠款1781.48万元，需支付孙丙恒的卓通公司股权转让款1350万元，共计应向丙方支付887.48万元，但卓通公司非但未支付，还实际获得了1052.3932万元房产。”故而得出诚旭公司代偿的金额=2250-1781.48-1350-1052.3932=1939.8732万元。但是：第一，卓通公司所得的22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不等同于卓通公司股东的财产，姑且不论袁国平是否替孙丙恒代持股权的问题，就2016年12月9日，蔡华军、袁国平与俞建法签订关于蔡华军收购袁国平持有卓通公司60%股权相关事宜的《协议书》来看，也是零对价收购，袁国平（孙丙恒）并没有股权转让1350万元收入；第二，即使存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也应当是收购方蔡华军而非卓通公司，这是诚旭公司对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混淆和张冠李戴。第三，就《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了其真实性和系各方分配结果的证据关联性，卓通公司获得1052.3932万元房产是包括诚旭公司在内各方一致确认的结果，又何来代偿一说。2.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债务的情形。一审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也仅仅是建立在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欠款1787.48万元这一基础上，就推定在丙方内部分配过程中其代偿了上述欠款，和2299.17万元及1350万元的归属根本无关。事实上，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之约定，卓通公司享有股权转让款2250万元，借款本息合计-1787.48万元。故卓通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暂不计额外利息）已达462.52万元。因此，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并无负债之事实，更不存在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债务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同时，结合前述关于丙2-5之间应得款项与实得款项的梳理，也不存在诚旭公司代偿之情形。三、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不存在负债，故不存在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债务1787.48万元的事实。诚旭公司仅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第2.2条“丙1（卓通公司）本金-3000万元，利息1212.52万元”，就断章取义地认为其已通过协议方式代偿进而取得了追偿权。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诚旭公司为卓通公司代偿债务之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对《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的定性准确，系丙方各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的分配结果，并非临时性调配。《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在内容上已具备“分配结算”之意思表示。《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内部分配之结果，是书面形式通知甲方的凭据。孙丙恒作为选房代表进行了抵债房源的选择，但并未对房源的具体归属进行确定。但是3日后即2016年12月12日形成的《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就对房源的具体归属进行了确认，无论从“分配”两字还是从其内容，均可看出丙方成员间进行了结算。《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不存在签订主体的瑕疵，合法有效并对各方有约束力。首先，《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经启思创、诚旭公司及卓通公司盖章确认，在此情况下，法定代表人是否签字并不影响各方的意思表示。其次，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上的核查，2017年9月8日中南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丙恒变更为孙叶明，而诚旭公司一审提交的2017年6月15日由中南公司法定代表人孙丙恒签字出具的《情况说明》也说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为孙丙恒，故在签订《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时孙丙恒仍为中南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足以代表中南公司之意思表示。最后，根据诚旭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华远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金付清，所有利息归诚旭公司所有。”现钧顺公司已将本金600万元支付给华远公司，且其已明确表示不参与抵债房源的分配，故而未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予以确认。此外，依据（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书》：“孙丙恒认可其在2016年12月12日《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的签字系代表中南公司、诚旭公司、华远公司及其个人。因此，《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以相关各方主体盖章或法定代表签字等形式，对内容予以确认，签订主体完备，系各方的结算分配凭据，对各方都有约束力。根据房源与现金均已分配和过户到位的事实足以说明，《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并非临时性调配，而系各方最终分配结果。根据卓通公司于一审时提交的汇款凭证，丙方内部五方主体除卓通公司外共获得5850万元的现金，且各方已经依据《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之内容，对所涉房屋办理了过户登记，若《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不是最终结算的结果，各方为何严格依照其内容进行分配且办理房屋过户登记呢？诚旭公司辩称《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临时性调配，既然是临时性调配，就没有必要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上述房源分配表形成于2016年12月12日并完成了房源过户，时隔1年后诚旭公司提起诉讼辩解是临时调配，显然与常理相悖。根据已有相关案件的生效判决和现有证据，足以说明除卓通公司外的丙方2-5共4家单位的应收和实收金额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诚旭公司一直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之区别，混淆公司股权转让款与公司股东间股权转让款之概念，造成了诉请对象上的张冠李戴。诚旭公司一直强调孙丙恒实际持有卓通公司60%股权就应当获得卓通公司出售钧顺公司股权所获得的2250万元中的1350万元，卓通公司应该按照股权比例分担代偿的“1787.48万元”的40%即714.992万元。卓通公司认为，其一，卓通公司获得的2250万元股权转让款股东无权取得，这是公司财产，其二，卓通公司的股权当时是蔡华军和袁国平以零对价进行交易，即使存在对价和代持的情况，孙丙恒也应当向蔡华军主张；其三，本案上诉人不是孙丙恒，孙丙恒的权利诚旭公司又如何有权主张；其四，客观上也不存在代偿的事实，至始至终2299.17万元的归属与代偿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钧顺公司的意见和卓通公司的意见一致。 诚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卓通公司向诚旭公司支付19398732元代偿款，并支付以19398732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年利率4.35%计算自2016年12月12日起至款付清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卓通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9日，钧顺公司（甲方）、富阳钧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卓通公司等五家单位（丙方）、杭州富阳远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丁方）、杭州格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戊方）、杭州富阳禾泰装饰有限公司（己方）签订《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一份，因卓通公司、杭州富阳远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甲方钧顺公司的股东，其欲转让全部持有的钧顺公司之股权于乙方，且各单位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经协商确定：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0元人民币，实缴资本50000000元人民币，卓通公司实缴出资22500000元，占45%股权。截止2016年11月30日，协议各方向甲方公司出借款项的本息结算情况如下，丙1（卓通公司）本金-30000000元，利息1212500元，本息合计-17874800元；丙2（中南公司）本金0元，利息21958400元，本息合计21958400元；丙3（启思创）本金49250000元，利息1093000元，本息合计50343000元；丙4（诚旭公司）本金40000000元，利息729200元，本息合计40729200元；丙5（华远公司）本金6000000元，利息1852500元，本息合计7852500元。协议另约定：除偿还上述本息外，甲方另支付丙方额外利息22991700元、丁方额外利息15370000元；丙方本息共计合计126000000元，实缴资本22500000元，两项共计148500000元。甲方及乙方通过现金加可售房源抵偿的方式对丙方、丁方本息和相应的股权进行清偿和收购，其中对丙方房源抵债额为90000000元，现金清偿债务及收购股权58500000元。丙方指定孙丙恒为抵债房源选房代表。丙方、丁方在附件《抵债房源确认表》中选定的房源总额超过各自抵债额的，超过部分应当向甲方支付对价；不足部分，甲方不补差价。甲方和/或乙方支付完毕第一期现金款项之日的次日，卓通公司和杭州富阳远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当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的文件，将自身持有的全部甲方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2016年12月9日，丙方选房代表孙丙恒在《丙方抵债房源表》上签字确认，选定抵债房源价值89397808元。2016年12月12日，启思创、诚旭公司、卓通公司、中南公司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确认丙方所得房源，其中包括9号楼302室样板房一套及车位一个，合计抵债房源总价为91407808元。孙丙恒、孙业明、王冉代表诚旭公司、中南公司、启思创、华远公司分得房源价值80883876元，卓通公司分得房源价值10523932元。《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比《丙方抵债房源表》多出9号楼302室样板房一套及车位一个，抵债价款分别为1950000元、60000元，共计2010000元。各方已依据《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办理完毕房屋过户登记。2016年12月14日至2017年1月24日期间，富阳钧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卓通公司现金汇款共计22500000元。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钧顺公司分别向华远公司现金汇款6000000元，向启思创现金汇款20500000元，向诚旭公司现金汇款18500000元，以上钧顺公司合计汇款45000000元。2016年12月14日，卓通公司向诚旭公司现金汇款7500000元，2017年1月24日，卓通公司向启思创汇款6000000元，以上卓通公司合计汇款13500000元。丙2-丙5等四家单位收到现金共计58500000元。2016年12月9日，蔡华军（甲方）、袁国平（乙方）、俞建法（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就甲方收购乙方在卓通公司60%的股份及卓通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卓达置业有限公司，收购丙方在杭州卓久建筑材料有限公司60%的股份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零对价收购乙方、丙方上述公司的股权；2、上述公司的全部债权债务由收购方的公司承接；3、原卓通公司欠启思创6000000元，欠诚旭公司7500000元，合计13500000元，该部分债务由富春新天地的商铺做抵偿；4、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杭州格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利息等所有权益归卓通公司所有。2016年12月9日，孙丙恒（甲方）与蔡华军（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为支持创办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原卓通公司利润分配中孙丙恒享有人民币5000000元;以房产统一抵偿，富春新天地9号楼3楼样板房套件一套定价2300000元，其他商铺抵偿2700000元。2016年12月12日，孙丙恒（甲方）蔡华军（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为支持创办钧顺公司，在股权转让前甲、乙双方达成协议：原卓通公司额外利息分配中孙丙恒享有5000000元；以房产统一抵偿，富春新天地9号楼3楼样板房一套定价1950000元，车位两个定价120000元，其中一个现金购买60000元，其他商铺抵偿2990000元；以上合计5000000元列入清偿债务抵债房源。2017年5月31日，蔡华军向孙丙恒打款4636800元，并由孙丙恒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孙丙恒与蔡华军于2016年12月1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蔡华军应付孙丙恒额外利息5000000元，双方约定用钧顺公司房产抵债。因孙丙恒无法提供利息发票，同意蔡华军扣除利息发票税费350000元后净额即4650000元支付给孙丙恒。另孙丙恒欠钧顺公司代垫预交供电局电费13200元，同意在本次应付款中扣除，综上所述，蔡华军共计支付孙丙恒4636800元。同日，孙丙恒向钧顺公司打款5000000元。2017年11月，孙丙恒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钧顺公司返还购房款项2990000元及相应利息。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作出（2017）浙0111民初100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判令钧顺公司返还孙丙恒购房款项2990000元。现尚在二审中，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审理中另查明，2016年12月5日，华远公司与钧顺公司、孙丙恒、孙业明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钧顺公司账面应付华远公司的应付款账户往来所有款项，其余收益归丙方孙丙恒享有。2016年12月26日，华远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钧顺公司向华远公司借款人民币5000000元整。本金付清，所有利息归诚旭公司所有。2016年10月22日，孙丙恒（甲方）与孙业明（乙方）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对钧顺公司及卓通公司合计债权47500000元及未付计提利息23000000余元，归孙丙恒所有。其余债权49950000元（代持15000000元，实际34450000元）归启思创公司所有。审理中，孙丙恒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根据协议归属孙丙恒的权利均由诚旭公司享有。2017年6月15日，中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丙恒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丙方其他成员替卓通公司向钧顺公司代付17874800元款项，实际均由诚旭公司代付，依照合同约定的额外利息由诚旭公司享有。 一审法院认为：钧顺公司（甲方）、富阳钧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乙方）与卓通公司、诚旭公司在内的五家丙方单位等六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债权清偿协议，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对该协议均无异议，该协议真实有效。基于卓通公司、杭州富阳远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钧顺公司之股权及各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之清偿，经各方当事人协商确定钧顺公司尚欠丙方包括卓通公司、诚旭公司在内的五家单位之债总额为148500000元。钧顺公司已向丙方清偿前述债务，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同时分别明确载明了钧顺公司与卓通公司、诚旭公司等丙方五家单位之间的债权债务数额。根据协议约定，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投资22500000元，借款本息合计为-17874800元。钧顺公司另支付丙方额外利息22991700元，故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并无负债之事实。丙方五家成员单位从钧顺公司按该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受偿后，诚旭公司并无为卓通公司代偿债务之事实。在股权转让与债务清偿协议签订当日，卓通公司确认欠丙方成员单位启思创6000000元，欠诚旭公司7500000元，该13500000元债务由富春新天地商铺做抵偿；而诚旭公司认为卓通公司对孙丙恒负有股权转让款13500000元债务。在股权转让与债务清偿协议中，卓通公司对钧顺公司的债权为4625200元（-17874800+22500000）。对钧顺公司应支付给丙方的额外利息22991700元，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诚旭公司认为不属于卓通公司；而卓通公司认为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的股东，该款项是为避税钧顺公司以额外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卓通公司的分红款。对此，法院认为，如果采信诚旭公司的意见，则在丙方五家单位的结算中，卓通公司尚负有近千万的债务。而在孙丙恒代表的丙方选取房源后，在卓通公司高额负债的情况下，丙方成员单位却给了卓通公司10523932元的抵债房源，该行为明显与常理相违背。如若采信卓通公司的意见，则除卓通公司以外的丙方四家单位，依照股权转让与债务清偿协议及庭审过程中诚旭公司之陈述，其应取得的款项为134383100元（21958400+50343000+40729200+7852500+13500000）。依据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及诚旭公司之陈述，其实际取得的款项为137373876元（58500000+80883876-2010000）。两者基本相当。 对于孙丙恒与蔡华军在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卓通公司利润分配中孙丙恒享有的5000000元如何支付与抵偿的问题，当事人已另案诉讼进行处理，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与处理。综上所述，法院认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丙方各成员之间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后的分配结果。诚旭公司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卓通公司辩称诚旭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因在审理中丙方其他成员明确相应的权利义务归属诚旭公司，故对卓通公司的该辩述，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杭州诚旭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192元人民币，由诚旭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有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卓通公司提交的证据有：1.企业信息公示报告；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补充协议约定归孙丙恒的以房抵偿的500万元来源于卓通公司在转让钧顺公司股权时所得的利润和额外利息分配当中，且孙丙恒已通过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上签字的形式，确认分配给了丙方及其个人房源第二个证明，额外利息分配属于卓通公司。孙丙恒认可其在2016年12月12日分配表中签字，系代表中南公司、诚旭公司、华远公司以及其个人，丙方抵债房源表是丙方最终的分配结果。 诚旭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内容有异议，这个判决是2018年11月份作出的，向当事人核实，在准备通过再审程序，依法想要争取改判，而且该案当时还是诚旭公司胜诉了，二审被驳回，对于很多内容都是有异议的。 钧顺公司对于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诚旭公司、钧顺公司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评判如下：因证据1、2系相关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件材料，且至今未有证据推翻上述材料的真实性，故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查明：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浙01民终3646号民事判决，撤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089号民事判决；驳回孙丙恒的诉讼请求。上述二审判决查明：孙丙恒认可其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上的签字代表中南公司、诚旭公司、华远公司及个人。2017年9月1日，蔡华军、卓通公司、钧顺公司签订《财务确认单》一份，约定“鉴于蔡华军与孙丙恒于2016年12月12日签署《补充协议》，承诺从卓通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所享有的2299.17万元额外利息中给予孙丙恒500万元，并用钧顺公司的房产富春新天地9号楼3楼样板房一套定价195万元，车位一个6万元，其他商铺299万元做抵偿，现已经全部交付孙丙恒。为此，各方确认账务处理如下：1、2016年12月9日由孙丙恒代表《关于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中的丙1-5选定确认的《丙方抵债房源表》中抵债房源抵债金额共计:89397808元，与《关于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约定9000万元抵偿额相差602192元。基于此，钧顺公司欠抵偿房源额602192元。2、卓通公司同意从所享有的2299.17万元额外利息中给予孙丙恒500万元，本应用2016年12月9日《丙方抵债房源表》中属于卓通公司的抵债房源作为给孙丙恒的抵偿，但孙丙恒明确要9号楼3楼样板房和1个车位，为此钧顺公司将9号楼302样板房和一个车位共计201万元财产交付于孙丙恒，其余299万元用《丙方抵债房源表》中属于卓通公司的抵债房源抵偿，基于此，形成2016年12月12日的《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但该表格中卓通公司分配所得的10523932元房源应当扣减卓通公司上述尚欠钧顺公司201万元房源价值，再冲抵钧顺公司欠抵偿房源602192元，卓通公司应支付钧顺公司1407808元”。 该二审判决还认为《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中钧顺公司主张给予丙方的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分配属于卓通公司有事实依据,钧顺公司主张卓通公司从额外利息中分配给孙丙恒的500万元抵偿房源已经包含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所列签约人为孙丙恒的房源中有事实依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现争议焦点：诚旭公司以替卓通公司代偿款项为由向卓通公司追偿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追偿权纠纷包含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和合伙债务追偿权纠纷。本案中，诚旭公司并无直接代偿行为，其基于卓通公司未清偿钧顺公司债务、卓通公司所获股权转让款未分配给孙丙恒及卓通公司分得房源从而实际所获总款项超出应得部分的差额推定系诚旭公司代偿而主张，故本案纠纷并不属追偿权纠纷，根据诚旭公司诉请对应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结合当事人之间订立有相应的合同及相关行为，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合同纠纷;其次，卓通公司作为钧顺公司股东，转让所持钧顺公司股权后所获转让款系卓通公司所有，孙丙恒即便作为卓通公司股东，直接要求分配该股权转让款并无依据，进而诚旭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分配上述股权转让款并以此作为代偿款项的组成部分更缺乏依据。同理，诚旭公司以蔡华军持有卓通公司40%股权，要求卓通公司就1787.48万元承担40%，即714.992万元付款责任亦无依据；再次，《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均是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认定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为达成债务清偿及股权转让之目的，将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息合并结算，以现金加房源的方式一并进行清偿收购，并因卓通公司的股权转让，此后对相关款项包括房源进行调整分配。《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也确认包括卓通公司在内的其他协议各方均向钧顺公司出借款项，对钧顺公司均享有债权，且也有协议其他丙方、丁方在本金为0元的情况下，利息达数千万元，并以此获得相应款项及房源，本案当事人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卓通公司经结算对钧顺公司的借款本金为-3000万元，利息1212.52万元，本息合计-1787.48万元是各方为结算所确定的、在不包括协议记载的额外利息情况下的款项统计结果以便进行款项分配，不能以此认定卓通公司不应享有房源、利息及额外利息。根据《股权转让及债务清偿协议》，孙丙恒代表丙方确认抵债房源形成《丙方抵债房源表》，进而又根据《协议书》、《补充协议》最终形成《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该分配表打印记载的房源受让方包括卓通公司及除卓通公司外相应丙方的法定代表人，落款处有丙方除华远公司以外的其他各方的签章或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华远公司亦表示本金付清，所有利息归诚旭公司所有，故在钧顺公司已将本金600万元支付给华远公司的情况下，华远公司未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签章不影响该分配表的有效性。事实上，各方也确按照《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办理完毕房屋过户手续，说明《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系为履行上述协议而出具并实际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相关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现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和债务清偿协议》中的2299.17万元额外利息属于卓通公司，孙丙恒与蔡华军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对应的孙丙恒从原卓通公司额外利息分配中享有的500万元认定为已包含在《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中，诚旭公司并无充分证据推翻上述生效判决，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对照协议，除卓通公司以外的其他丙方合计应得款项139383100元（21958400+50343000+40729200+7852500+6000000+7500000+5000000），按照汇款凭证及实际过户房源认定的实得款项为139383876元（58500000+80883876），实际多得776元；另一方面，卓通公司应得款项为9116900元（22500000+22991700-17874800-6000000-7500000-5000000），实得价值10523932元的房源，多收1407032元房源，《财务确认单》对此的说明符合上述协议约定及客观实际，确认卓通公司应付钧顺公司1407808元系对此进行处理并将上述776元的差额约定由卓通公司负担。丙方实得金额相加等于《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房源总计91407808元与汇款金额58500000元之和，除卓通公司以外的其他丙方未少获财产。由上，能够认定《丙方抵债房源分配表》为各方确认的最终房源分配结果并以此履行，并非因临时性调配而形成。包括卓通公司在内的丙方分得相应房源进而过户符合约定。至于卓通公司多收部分的房源此后也通过《财务确认单》与钧顺公司进行结算确认，不存在其他丙方少获资产以致诚旭公司实际为卓通公司代偿款项的情形；此外，本院还注意到，诚旭公司关于卓通公司应付金额的主张并不确定，提出的三种付款金额如上分析均缺乏有效依据，难以认定诚旭公司实际履行了代偿行为。综上，诚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192元，由杭州诚旭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魁 审判员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方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