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3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永雄，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西瑶玉池珠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486号1101房。法定代表人：陈桂芳，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越，广东金桥百信（云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雄柏，男，1966年10月2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军澳运享路8号叠翠轩2座38G，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上诉人余永雄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西瑶玉池珠宝有限公司（下简称珠宝公司）、原审被告杨雄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3民初5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永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诉讼费由珠宝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珠宝公司并非适格主体，无权向上诉人提出诉讼请求。1、珠宝公司提供的证据，均为张藜泷与杨雄柏及上诉人所签署，其借款给杨雄柏的汇款单，也是以张藜泷个人名义通过银行汇款，借款合同与借款内容、性质等均与珠宝公司无关。关于珠宝公司出示的委托函，签署日期为2016年6月20日，借款合同签署时间是2016年6月23日，如果该借款是珠宝公司委托张藜泷借出，该委托函应作为借款合同的附件并给杨雄柏和上诉人签署，或当场告知或披露给上诉人，但事实上该委托函是在庭审当天珠宝公司才出示。鉴于张藜泷是珠宝公司股东之一，该委托函有事后补签或捏造的嫌疑，因此上诉人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珠宝公司并非本案适格原告。2、上诉人在与张藜泷签署案涉合同及担保函时，已再三强调，该合同必须以张藜泷个人名义签署，如果得知珠宝公司是委托人的话，上诉人将不会签署任何合同，因为上诉人在2015年11月13日借出30万元给珠宝公司，借款期为两个月，至今仍未归还，上诉人已经提起诉讼并获得终审胜诉的判决，详见（2017）粤01民终21941号民事判决书。鉴于珠宝公司自2016年1月12日起拖欠上诉人3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事实，并且张藜泷也多次流露出以此笔借款作为抵押的意图，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和日后追偿权利的考虑，因此上诉人一再强调以上借款合同及借款担保函只能以张藜泷个人名义签署，如果有珠宝公司或其他第三方委托，将不会签署任何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显然上诉人与张藜泷签订合同时，不知道珠宝公司与张藜泷之间的受托关系，而且如果得知存在受托关系，上诉人将不会签署任何合同。3、上诉人在2016年6月23日签署案涉合同时，已获知珠宝公司同时存在两单民间借贷纠纷及租赁合同纠纷的诉讼，出于风险规避考虑，上诉人已向张藜泷明确表示案涉合同仅与张藜泷本人签署，不接受珠宝公司作为委托方，否则将不签署任何合同。根据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显然上诉人是不接纳珠宝公司作为委托人的。同时，张藜泷故意隐瞒或者事后伪造委托函，并且对上诉人未采取告知或披露，违背上诉人的意愿，欺骗上诉人签署案涉合同，因此，珠宝公司并非本案适格主体。4、根据借款合同第八条约定，应向出借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合同出借人为张藜泷，其身份证住址在甘肃省××西固区，按照合同约定，本案应向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其进行管辖，但是为了达到在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诉讼的目的，出借方事后补签或捏造珠宝公司的委托函并未向上诉人告知或披露，因此请求法院不采纳该委托函作为本案的证据，驳回珠宝公司的诉讼请求，将案件发回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出借人当地法院进行受理。二、上诉人实际是在被欺骗及胁迫的情况下，违背意愿签署的案涉合同及担保书，应予免除上诉人的连带担保责任。2014年5月，张藜泷经他人介绍认识杨雄柏，因当时上诉人协助由张藜泷担任总经理的深圳前海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玉豪公司）在南方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开办和田玉交易版块，因此也认识杨雄柏。2016年6月23日，张藜泷找到上诉人，希望上诉人在其与杨雄柏的借款合同上进行担保，并诱称此担保仅在杨雄柏未能还款的前提下，担保合同才生效，利用上诉人对担保的法律并不清楚的情况下，故意混淆一般担保与连带担保的概念，欺骗上诉人签署需负连带责任的借款合同和借款担保函，同时张藜泷威胁上诉人，如果上诉人不签署以上合同，其作为珠宝公司的股东拒绝偿还上诉人出借给珠宝公司的30万元借款，在张藜泷的胁迫下，上诉人被迫签署了案涉合同。根据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张藜泷在违背上诉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利用欺骗及胁迫的手段签署担保合同，因此申请法院裁定免除上诉人保证的责任。珠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并由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理由：一、本案珠宝公司是适格的主体，在一审时我方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我方委托张藜泷向杨雄柏转账33万元，转账时间为2016年6月24日，与我方二审新提供的我方法定代表人陈桂芳在2016年6月24日向张藜泷转账50万元相印证，该50万元中就包含本案借款33万，张藜泷在收到陈桂芳的转账后，马上向杨雄柏转账33万。至于对方所称的委托函的日期是在6月20日，这非常常见，本案交易在6月初已经在磋商，我方为了方便，提前已经委托张藜泷全权跟对方交涉，委托事项之一包括由张藜泷转账、由张藜泷签署合同。二、根据我方二审新提供的证据二和证据三，张藜泷为我方股东，同时也是玉豪公司的股东，正与余永雄亲手书写的收据中描述的由珠宝公司及玉豪公司的股东签名与盖章的内容相符，也进一步印证了余永雄是明知道本次业务就是我方委托张藜泷代为签署合同和转账，明知道就是我方委托，仍然在6月23日签订合同的当日提供了《借款担保函》。因此，我方认为上诉人为了推脱履行担保责任，事后歪曲借口说我方主体不适格，以及不知道委托关系来逃避应承担的责任。三、我方不存在欺骗、胁迫的签订合同和担保函的行为，我方之所以愿意跟杨雄柏签订借款合同、由对方办理所谓的香港信用证融资，也是因为余永雄极力担保并承诺办理此事，因为余永雄与我方之间有借款关系，其主张其与我方有借款关系，我方不用担心钱拿不回来。原审被告杨雄柏辩称，我记得当时我与张总签订协议代理他去香港办信用证，张总不方便出去，故我代他出去。开证方要求给保证金，张总刚开始给不出那笔钱，后来拖了很久，那段时候我就去了广州，那笔钱不是公司的，那笔钱好像是问高利贷借的。被上诉人律师说的50万我方不知情，张藜泷跟我不熟，我就把中山的房产证抵押给他，把保证金变成了借款，后香港那边出了事，帮我开证的那个人开不出来，钱也没有退回来。我已经去报警了，警方也受理了。因为我已经把房子抵押给张总，我想把房产证拿回来抵押给银行，再贷款给钱给张总，但他不同意。后来张总到中山来找我，我怕了，就没有出现了。珠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杨雄柏向珠宝公司清偿欠款330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杨雄柏支付从2016年8月28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的1.5倍来计算利息，直到全部本息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4月20日，利息为14115.75元）；3、请求法院判令余永雄对上述第1、2项向珠宝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杨雄柏和余永雄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0日，珠宝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张藜泷与杨雄柏签订借款合同并转账33万元给杨雄柏。2016年6月23日，案外人张藜泷（出借方）与杨雄柏（借款方）、余永雄（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33万元，借款用途为开具融资备用证保证金，借款期限为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8月27日止，借款利率为为固定利率，月利率0%；借款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出借方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15%计收罚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等等。2016年，余永雄出具一份《借款担保函》，列明：余永雄应借款人张藜泷的要求，愿意对杨雄柏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人民币33万元等等。2016年6月24日，张藜泷向杨雄柏转账支付了借款33万元。庭审中，余永雄否认案外人张藜泷在签订借款合同时，披露其委托人为珠宝公司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关于珠宝公司的主体问题，案外人张藜泷在与杨雄柏签订《借款合同》时，虽然没有向杨雄柏和余永雄披露委托人的事实，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的规定，珠宝公司可以行使案外人张藜泷对杨雄柏和余永雄的权利，因此珠宝公司的主体适格。杨雄柏和余永雄应对珠宝公司履行借款合同的义务。关于利息问题，因《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零，又明确约定逾期还款的利息为借款期限内的利率上浮15%（即同样为零），故珠宝公司要求杨雄柏支付逾期还款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余永雄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余永雄在借款合同中的保证人栏内签字并出具了《借款担保函》，其应在担保金额33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雄柏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杨雄柏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清偿借款330000元给广州市西瑶玉池珠宝有限公司；二、余永雄对杨雄柏的本案债务在33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广州市西瑶玉池珠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62元，由珠宝公司负担212元，杨雄柏、余永雄共同负担625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对张藜泷作出询问笔录，张藜泷表示其于2016年6月24日转给杨雄柏的33万元系其代表珠宝公司向杨雄柏出借的款项。一审判决作出后，珠宝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根据该申请作出（2017）粤0103民初5095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了杨雄柏和余永雄价值34万元的财产。本院二审期间，余永雄和珠宝公司均提交了新证据。其中，余永雄提供了（2017）粤0104民初6668号判决书、（2016）粤01民终14842号判决书和（2016）粤01民终15408号判决书，拟证明珠宝公司和余永雄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珠宝公司与其他人有债权债务关系，余永雄不接纳珠宝公司作为委托人。珠宝公司提供了银行业务回单、珠宝公司企业公示信息、玉豪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承担担保责任通知和快递单等，拟证明其法定代表人在同一天先向张藜泷转账50万元，再由张藜泷转出其中的33万元给杨雄柏，以及张藜泷同时作为珠宝公司和玉豪公司股东的情况、珠宝公司曾向上诉人主张担保责任的情况等。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对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6月24日，陈桂芳向张藜泷尾号为5238的工商银行账户转账50万元。2017年9月6日，越秀法院判决珠宝公司向余永雄清偿借款本金292800元及相关利息、保全费。本院认为，因杨雄柏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有关规定，应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审理。因案涉借款发生在我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国内地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故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处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主要针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首先，关于珠宝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虽然案涉《借款合同》《借款担保函》均载明案涉借款的出借方为张藜泷，但珠宝公司提供了其出具给张藜泷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其法定代表人在转款当天向张藜泷账户汇款的银行凭证，张藜泷亦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其系受珠宝公司委托向杨雄柏出借案涉款项，张藜泷并于一审过程中到法院陈述其转账案涉33万元系受珠宝公司委托进行的。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认定珠宝公司系张藜泷的委托人，其可以向杨雄柏和余永雄主张权利，并无不当。至于余永雄上诉认为其如果知道珠宝公司系出借人就不会订立合同，这一点在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的约定，余永雄称其在订立合同时强调过不接受珠宝公司作为出借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而且，从余永雄所谓的其不会向珠宝公司提供担保的两个理由来看，珠宝公司作为接受担保的债权人，其资信状况如何、与余永雄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余永雄承担本案担保责任，因此，余永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上诉人是否被胁迫签署案涉《借款合同》和《借款担保函》，上诉人称其被张藜泷以珠宝公司股东的身份以拒绝偿还珠宝公司的30万元欠款为由胁迫其签署案涉合同，上诉人并未对此提供证据，且上诉人与珠宝公司之间的30万元借款完全可以另案处理，上诉人也在其后就该案提起了诉讼，因此，上诉人称张藜泷以不偿还该借款为由胁迫其担任保证人，依据不足。而且，上诉人如果认为其受胁迫签署了案涉合同，其完全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撤销，而不是拒绝履行生效合同。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本案管辖权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应诉答辩，在二审过程中才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提出质疑，已经超过了提出管辖异议的法定期限，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余永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62元,由上诉人余永雄负担。一审财产保全费2220元由杨雄柏和余永雄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明   艳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李思泳李蕴妍刘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