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7民终49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冬芳，女，196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菁，浙江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宁，浙江浩伦（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有池，男，196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义乌市。 上诉人陈冬芳因与被上诉人樊有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9）浙0782民初8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冬芳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樊有池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2011年傅志坚通过邮寄和报纸公告形式向樊有池发送的函以及陈冬芳2012年的起诉不导致傅志坚与樊有池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解除，诉讼时效不能从2012年2月22日开始计算。首先，傅志坚将其与樊有池投资协议中权利转让给陈冬芳之后就不再是协议书的权利人，也就无权解除该协议书，其发出的关于解除投资协议的函是无效的。其次，投资协议是否解除还要看是否符合解除的条件，这必须要经过双方确认或法院判决来确认。樊有池已经按照投资协议收到了投资款，此后不管是傅志坚发出通知，还是陈冬芳起诉，樊有池均没有同意解除协议书，也没有向任何人表示或实际退还投资款，更没有法院的判决来确认投资协议已经解除。所以，不能仅凭一方的意思表示就确认解除已经成立。在投资协议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陈冬芳随时有权要求樊有池履行划转股权或者返还投资款，本案也就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二、本案诉讼时效应该从（2018）浙07民终376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算。根据时效制度的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被“谁”侵害是该规定的应有之义。陈冬芳在2012年撤回对樊有池的起诉之后把相关材料给了傅志坚，并在收条上注明“由傅志坚自行向樊有池拿钱”，此时陈冬芳误认为原先的债权转让协议已解除，本案款项的还款义务人是傅志坚。可见，陈冬芳只是对本案款项的追索对象认识错误，但并未放弃对本案讼争款项的实体权利，也一直在向傅志坚主张权利。此后，金华中院在（2018）浙07民终3761号案件中最终认定陈冬芳与傅志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解除，本案款项的义务人是樊有池。所以，直至此时陈冬芳才知道应该向樊有池主张权利，也即本案的诉讼时效应该从该二审判决生效之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制度针对的是权利的睡眠者，而本案中陈冬芳作为权利人，一直在向各方积极主张权利。而主张权利对象是否正确，也是在得到法院判决指引之后才确定的，甚至存在不同法官对于同样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判断，这些都不是陈冬芳的主观认识所能理解和克服的，一审法院以事后的判决来倒推事前的时效中断，这对于陈冬芳来说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冬芳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樊有池的时效抗辩理由成立是错误的。 樊有池未作答辩。 陈冬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樊有池与傅志坚签订的《协议书》；2.樊有池向陈冬芳返还投资款25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20日，案外人傅志坚与樊有池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山西省原平市煤业有限公司樊有池占公司30%的股份，樊有池的30%股份中傅志坚实际出资占15%的股份，傅志坚的该股权待公司登记后列入股东名单，享有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2008年11月20日，案外人傅志坚向陈冬芳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陈冬芳现金人民币230万元，2008年年底前归还。逾期还款从借款之日起向陈冬芳支付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010年12月30日，傅志坚与陈冬芳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傅志坚因欠陈冬芳债务，同意将其在山西省原平市煤类有限公司樊有池30%股份里占一半股份的权利（即要求返还投资款250万元），全部转让给陈冬芳用以抵偿陈冬芳的债务。为此，傅志坚在2011年5月26日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向樊有池发送告之函，告知樊有池：因傅志坚与陈冬芳有债务往来，无力偿还，现将你处的股权、债权转移给了陈冬芳所有，并于2011年6月11日在金华日报予以公告；2011年8月17日，傅志坚又通过中国邮政快递向樊有池发送告知函，告知樊有池：“我于2007年5月投资250万元在山西省原平市煤业有限公司你所属的30%股份里占一半股份。因我与陈冬芳有债务往来，无力偿还，已将你处股权、债权转让给陈冬芳并履行了告知、登报公示义务。现经调查，该公司至今未设立经营，不仅原投资目的无法实现，且影响债权转让。为此，特通知你解除双方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请你在今年10月20日前退回投资款250万元、从付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并向陈冬芳履行上列债务给付义务”。该告知函于2011年9月6日在浙江工人日报刊登。傅志坚向相关债权转让材料交给了陈冬芳。陈冬芳受让债权后，于2012年2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樊有池[案号为（2012）金义商初字第454号]，要求其归还债权转让款250万元，并于2012年10月22日撤诉。2013年下半年，陈冬芳将相关材料退回傅志坚，傅志坚在陈冬芳出具的收条上签名捺印，该收条载明：“樊有池案子陈冬芳已从法院拿回相关材料，还给傅志坚，由傅志坚自行向樊有池拿钱，材料由傅志坚签字具收”。2018年2月1日，陈冬芳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樊有池傅志坚归还陈冬芳借款270万元及相应利息，经审理，驳回了陈冬芳的诉讼请求，陈冬芳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浙07民终3761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陈冬芳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后将相关材料退还傅志坚，但不能证明双方已就上述股权（债权）转让达成一致予以解除”，并驳回了陈冬芳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由陈冬芳提供的借据、债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各一份、协议书、本票申请书复印件各一份，告知函二份、EMS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二份、金华日报、浙江工人日报公告复印件二份，（2012）金义商初字第45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2018）浙07民终376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以及陈冬芳的庭审陈述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陈冬芳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樊有池认为陈冬芳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陈冬芳认为其不超过诉讼时效，理由：陈冬芳一直在积极主张本案款项的权利，不论是在2012年起诉樊有池，还是要求傅志坚出具“由傅志坚自行向樊有池拿钱”的收条，又或者是2015年要求傅志坚再次确认本案债权而签订协议书，还有2018年就本案债权起诉傅志坚，都可以表明陈冬芳从未放弃对本案款项权利的主张。起诉傅志坚是陈冬芳在傅志坚出具“由傅志坚自行向樊有池拿钱”的收条后一直认为债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认为本案的义务人是傅志坚，所以一直向傅志坚主张权利，直到（2018）浙07民终3761号民事判决书最终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未解除，才知道本案的义务人是樊有池，所以诉讼时效应该从该判决生效起算，故陈冬芳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债权不属于“除外”情形，适用二年诉讼时效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陈冬芳与案外人傅志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后，傅志坚于2011年通过邮政快递和登报方式告知了樊有池：本案债权已转让给陈冬芳；因投资目的无法实现，解除傅志坚与樊有池于2007年10月2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樊有池于2011年10月20日前退回投资款25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并向陈冬芳履行上列债务给付义务。陈冬芳于2012年2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樊有池归还债权转让款250万元，后撤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亦即陈冬芳向樊有池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自2012年2月22日起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此后在无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情况下，陈冬芳的诉讼时效应于2014年2月22日届满。陈冬芳称其向傅志坚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诉讼时效应从该判决生效时重新起算，一审法院认为，陈冬芳在债权受让后，明知自己是本案款项的权利人、樊有池是义务人的情况下，凭债权转让协议、傅志坚与樊有池所签的《协议书》、债权转让告知函、解除投资协议及转让债权告知函等证据诉至法院向樊有池主张权利，亦即陈冬芳知道债权转让必须履行告知义务人的义务，陈冬芳撤诉后将相关材料交由傅志坚，并要求由傅志坚自行向樊有池拿钱，但陈冬芳并未通知过樊有池向傅志坚履行债务，故对樊有池而言，本案的债权人就是陈冬芳，樊有池享有对陈冬芳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陈冬芳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义务人是樊有池的情况下向傅志坚主张权利并不构成本案诉讼时效中断。陈冬芳于2019年4月26日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樊有池抗辩理由成立，陈冬芳丧失了胜诉权。樊有池经一审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可缺席判决。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冬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陈冬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证据。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冬芳于2019年4月26日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诉讼时效抗辩权是义务人的一项民事权利。本案中的当事人樊有池，因陈冬芳请求其返还投资款则成为义务人而享有诉讼时效的抗辩权。在一审的审理过程中，樊有池即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为此，一审经审理查明，陈冬芳就本案所涉债权曾于2012年2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撤诉之后陈冬芳与案外人傅志坚之间曾为涉案债权进行协商，但对于樊有池而言，自2012年2月22日以后，无论是陈冬芳还是傅志坚均未向其主张过涉案债权，陈冬芳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法定情形，则陈冬芳于2019年4月26日再次向樊有池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在樊有池已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的情形下，一审以陈冬芳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陈冬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上诉人陈冬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晋 审 判 员  金 莹 审 判 员  张淑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代书记员  张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