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2民初14076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金港镇德积长江东路。 法定代表人：严巧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东。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良，张家港市鑫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钱国兴，男，1964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所地张家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亚，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红公司）与被告钱国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钱国兴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并与本诉合并进行审理，于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东方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东、李金良及钱国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亚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方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钱国兴支付其公司货款1043000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计算的利息；2、诉讼费用由钱国兴承担。事实和理由：钱国兴一直向东方红公司购买氨纶纱，截止2017年11月19日，经对账，钱国兴确认结欠东方红公司货款179.5万元。之后钱国兴又陆续付款752000元，现尚结欠东方红公司货款1043000元。庭审中，东方红陈述钱国兴在其公司起诉后又支付货款2万元，故变更诉讼请求，要求钱国兴给付的货款金额为1023000元，其他请求不变更。 钱国兴答辩及反诉称：请求法院判令东方红公司返还钱国兴人民币37492元。反诉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9日，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对账，钱国兴结欠东方红公司货款734508元。后钱国兴一直付款，因双方一直未再对账，至2018年11月17日，钱国兴共付款772000元。原东方红公司起诉后，其才发现已多付货款37492元，要求东方红公司返还。 东方红公司针对反诉请求答辩称，支持本诉请求，要求驳回钱国兴的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间有业务往来，由钱国兴向东方红公司购买氨纶纱。2017年11月19日，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共同签署了一份纱线货款结算，是写给平地和利达布行潘总的，为打印件，载有如下内容“一、本人钱国兴截止至2017年11月19日对账，结欠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纱款179.5万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伍仟元整）。二、本人钱国兴自愿将钱国兴与平地和利达布行之间发生的纱线业务往来，所结欠的货款中的159.5万元（大写壹佰伍拾玖万伍仟元整）划账给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由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姚东直接收款，所收货款折抵钱国兴结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的货款。三、此159.5万元（大写壹佰伍拾玖万伍仟元整）货款由平地和利达布行潘总负责分五个月（每月不少于叁拾万元）的进度安排给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的姚总。此款壹佰伍拾玖万伍仟元安排结束，则钱国兴所结欠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的壹佰柒拾玖万伍仟元整的欠款视为清账结束”。钱国兴与东方红公司的姚东在承诺人处签字。在该凭证的左下方，姚东手写注明179.5万元组成，①双喜741546元，②棉爵321760元，③钱国兴734508元。之后钱国兴陆续付款给东方红公司772000元。 东方红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其公司供应钱国兴氨纶纱线，所有的送（发）货单上的购货单位都写的是钱国兴，钱国兴也在送（发）货单上予以签收。2017年11月19日的纱线货款结算凭证是在其公司与钱国兴对账清楚后准备与平地和利达布行达成三方协议，钱国兴将平地和利达布行欠其个人的货款中拿出159.5万元划给东方红公司，东方红公司收到159.5万元后，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之间就清帐。但由于平地和利达布行不肯签字，未能达成三方协议。钱国兴以后陆续付款，现在还结欠1023000元。为证实起诉，东方红提交了送（发）货单、纱线货款结算、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 钱国兴则认为，其与东方红公司间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买卖关系，由其个人向东方红公司购买氨纶纱，一种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东方红公司委托其在广东销售氨纶纱（即其是东方红公司的销售业务员）。因为其个人在广东有仓库，因此无论是其个人向东方红公司购买的氨纶纱，还是东方红公司委托其代为销售的氨纶纱，东方红公司都是将货运至其个人在广东的仓库，由其个人签字。2017年11月，东方红公司提供的纱线货款结算凭证是其与姚东签的，但是在姚东的胁迫下所签，其只结欠东方红公司734508元，因为姚东在该凭证左下方标注了179.5万元的构成，其个人欠734508元，棉爵欠321760元，双喜欠741546元。为证实其陈述，钱国兴提供了如下证据： 钱国兴与东方红公司姚东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钱国兴是东方红公司的业务员，东方红公司与棉爵存在买卖关系。 东方红公司传真给棉爵的对账单及棉爵法定代表人韦荣海出具给东方红公司的欠条，证实东方红公司与棉爵存在买卖关系，与钱国兴无关。 双喜布行（全名佛山市金纬旺纺织公司）的证明、说明、与东方红公司的合同、部分付款凭证及东方红公司传真给双喜的部分对账单、姚东与双喜老板娘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东方红公司与双喜存在买卖关系，与钱国兴无关。 东方红公司质证如下：证据1，该聊天记录内容是姚东要求钱国兴付款，不能反映钱国兴是其公司的业务员，也不能反映棉爵、双喜直接与其公司发生业务往来。2、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账单未有其公司签字盖章，其公司也从未收到过欠条。3、证据3，除聊天记录外，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双喜付款是代钱国兴支付；对账单未有其公司签字盖章；合同是配合钱国兴开展销售业务，满足钱国兴客户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形式合同，上面虽有其公司的公章，但是无签订时间、供货时间、付款期限等；其公司知道双喜欠钱国兴货款，钱国兴又欠其公司货款，其公司即向双喜讨款，所以形成了聊天记录。 本院认为：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钱国兴结欠东方红公司货款1023000元，有送（发）货单、纱线货款结算、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佐证，事实清楚，东方红公司要求钱国兴给付货款、承担利息的请求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钱国兴答辩及反诉称2017年11月19日，东方红公司与钱国兴对账，钱国兴只结欠东方红公司货款734508元，后钱国兴共付款772000元，多付货款37492元，要求东方红公司返还的请求，经查，东方红公司提供的送（发）货单及双方在2017年11月19日的纱线货款结算已明确钱国兴是购货人，其本人结欠东方红公司纱款179.5万元。钱国兴称纱线结算凭证系受胁迫所写，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另外，钱国兴还称其与东方红公司之间除买卖关系外，还有委托代理关系，由东方红公司委托其在广东销售氨纶纱（即其是东方红公司的销售业务员），棉爵、双喜是与东方红公司发生的买卖业务，其是东方红公司的代理人，但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钱国兴庭审期间虽提供了一些证据，但不足以证明东方红公司与棉爵、双喜之间有业务往来。钱国兴仅凭东方红公司人员在结算凭证标注注明“179.5万元组成，①双喜741546元，②棉爵321760元，③钱国兴734508元”就认定其本人只结欠东方红公司734508元，其余是棉爵、双喜结欠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故钱国兴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钱国兴应给付本诉原告张家港市东方红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023000元，偿付该款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计算的利息。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反诉原告钱国兴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09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2094元，由钱国兴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69元，由钱国兴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刘志东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 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