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5民终21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智箭，男，196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燕龄，四川法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群革，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昌凡，男，197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柏代明，四川义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智箭因与被上诉人蒋昌凡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智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卿燕龄、罗群革，被上诉人蒋昌凡的诉讼代理人柏代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智箭上诉请求：撤销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法院（2019）川152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依法作出新的判决。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陶某是蒋昌凡的财务人员有运输费用明细表和证人证言证实；2.本案没有过诉讼时效，2011年5月12日蒋昌凡向徐智箭出具欠条，2012年2月18日公安派出所出具徐智箭报案的说明，2013年5月22日陶某出具说明一份，2015年5月11日徐智箭委托律师向蒋昌凡寄送律师函催款，2017年5月16日再次寄送律师函催款，以上说明时效连续。 蒋昌凡辩称，1.蒋昌凡不认识陶某，徐智箭没有证据证明陶某是蒋昌凡的财务人员；2.2012年2月18日公安派出所出具徐智箭报案的说明，此时徐智箭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徐智箭应当在2014年2月18日前向蒋昌凡主张权利，徐智箭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上述期间内直接向蒋昌凡主张过权利，故其已经过诉讼时效。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智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蒋昌凡立即向徐智箭支付货款610838.26元及利息219494元(自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五年以上档次即4.9%/年暂计至2019年4月30日止，此后利息直至支付完毕全部货款本金之日止)，合计830332.26元；2.判令本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全部费用均由蒋昌凡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徐智箭2011年为蒋昌凡在四川省江油市运输粉煤灰，因蒋昌凡未付运费，于2011年5月12日向徐智箭出具《欠条》，内容是“今欠到徐智箭运费（2011年1月31日前）￥141492.00元（大写壹拾肆万壹仟肆佰玖拾贰元正）”。同时，蒋昌凡还在多份载明有徐智箭及车牌号的运输运费明细表署名。2012年2月18日，江油市公安局三合派出所为徐智箭出具《证明》，主要内容是徐智箭于2012年1月16日到该派出所报案称，徐智箭从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蒋昌凡运输粉煤灰，蒋昌凡没结过运费，拖欠运费60余万元，蒋昌凡从“2011年20余号起”便不再露面，打电话均以种种借口不见面。后徐智箭委托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分别于2015年5月8日和2017年5月23日作出《律师函》并邮寄发送蒋昌凡，但均投递未果。 另查明，陶某为徐智箭出具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2日的《证明》，证明徐智箭自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蒋昌凡“运送粉煤灰等货物”，合计运费为610838.26元，并载明“在我担任蒋昌凡财务会计期间（2011年1月-2011年12月）截止2011年12月底，蒋昌凡未付上述运费”。 庭审中，一审法院对双方的法律关系依法进行了释明，明确本案双方系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双方对此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因蒋昌凡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徐智箭主张本案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审查，而其中证人陶某的身份首先应当明确。徐智箭及陶某本人均称陶某系蒋昌凡雇请的财务会计，但徐智箭以及陶某本人在本案中自始未提供证据证明陶某系蒋昌凡的财务人员或陶某受蒋昌凡指派负责货运业务的核算，而陶某本人也说不清蒋昌凡与他人合伙的合伙事务的性质等细节，甚至陶某陈述的其工资发放的方式也与合伙人在合伙经营中的习惯不符，故一审法院认为陶某与蒋昌凡的身份关系不明，不能确定陶某系蒋昌凡雇请的财务人员。基于上述论断，汽车运输费用明细表等材料中同时出现蒋昌凡和陶某署名的情形不能排除系陶某事后添加，进而包括只有陶某单独署名的其他证据不能对蒋昌凡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同理，本案中其他证人的身份以及与蒋昌凡的关系也不能确定，而蒋昌凡欠徐智箭运费的事实也无需证人证实，一审法院可根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径行认定，故本案证人证言达不到徐智箭的其他证明目的，徐智箭对此应承担不利后果。 三年诉讼时效制度是随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而执行，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徐智箭因向蒋昌凡催收运费未果才向合同履行地公安机关报案，而当地公安机关并未立案受理，并于2012年2月18日出具了书面证明，此时徐智箭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规定，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第二款“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徐智箭应在2014年2月18日前向蒋昌凡主张权利，但徐智箭并无证据证明在上述期间内直接向蒋昌凡主张过权利。虽徐智箭力图通过证人来证明一直在了解蒋昌凡的下落、并未放弃权利，但徐智箭的行为依法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相反，在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后徐智箭完全能够通过诉讼或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向蒋昌凡主张权利，而徐智箭未依法主张权利导致其胜诉权的丧失。 综上，徐智箭起诉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蒋昌凡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事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智箭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104元，减半收取计6052元，由原告徐智箭负担。 二审中，徐智箭申请证人涂某、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徐智箭在蒋昌凡欠付其运输费后，二人曾分别与徐智箭同往蒋昌凡住处找蒋昌凡主张权利，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 蒋昌凡的质证意见：两名证人证言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的认证意见，涂某、刘某自称系徐智箭的朋友，结合证人证言无其他客观证据予以印证，证明力较小的特征，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不认为是本案新证据。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能否认定陶某是蒋昌凡雇请的财会人员；2.徐智箭向蒋昌凡主张权利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院针对上述两个争议的焦点评议、认定如下： 针对第一个争议的焦点，即“能否认定陶某是蒋昌凡雇请的财会人员”的问题，本院认为，不能认定陶某是蒋昌凡雇请的财会人员。徐智箭主张陶某是蒋昌凡的财会人员的证据仅有蒋昌凡和陶某共同签字的运输明细表和陶某的自证，该运输明细表即使有蒋昌凡的确认签字，也不能证明陶某就是财务人员的身份，仅表明二人共同或先后确认运输明细表所载内容。而陶某的自证并不当然具有其是蒋昌凡雇请的财务人员的证明力。此外，并无其他证据证明陶某在本案中的身份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徐智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陶某是蒋昌凡的财会人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徐智箭提出陶某是蒋昌凡雇请的财会人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即“徐智箭向蒋昌凡主张权利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徐智箭向蒋昌凡主张权利已经过诉讼时效。徐智箭主张其诉讼时效一直连续，但如前所述，其不能证明陶某就是蒋昌凡雇请的财会人员，陶某出具的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不能当然对蒋昌凡产生效力，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徐智箭因向蒋昌凡催收运费未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2年2月18日出具了书面证明，此时徐智箭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徐智箭应在2014年2月18日前向蒋昌凡主张权利，但徐智箭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上述期间向蒋昌凡主张权利，故其主张权利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并依照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徐智箭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故徐智箭关于其向蒋昌凡主张权利没有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徐智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04元，由徐智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美宏 审 判 员 王纯强 审 判 员 彭晓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华 涛 书 记 员 徐 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