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桂01行初211号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逢江，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粱逢宏，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士淮，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达文，该村民小组组长。 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红星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许强初，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韦琳，广西伟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康廷，南宁市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南宁市嘉宾路1号。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潘金凤，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新磊，南宁市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高年，该村民小组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梁兆安，该村民小组组长。 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4组）、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6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6组）、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8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8组）、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9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9组）因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5月31日分别向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邕宁区政府）和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公曹村第4组的诉讼代表人梁逢江，原告公曹村第6组的诉讼代表人粱逢宏，原告公曹村第8组的诉讼代表人梁士淮，原告公曹村第9组的诉讼代表人梁达文，被告邕宁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琳、韦康廷，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新磊，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7组）的诉讼代表人梁高年，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10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公曹村第10组）的诉讼代表人梁兆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邕宁区政府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邕府行处字〔2016〕6号《关于蒲庙镇公曹村第7、10村民小组与第4、6、8、9村民小组为顶郎细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6号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没有落实归属，林业“三定”时期没有颁发《山界林权证》确定权属。为此，对该土地争议进行行政处理，应以经营管理的事实为基础，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考虑确定土地权属方案。鉴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对大部分争议地进行管理，公曹村第7、8组群众对争议地中的小部分土地也用作种植作物以及用作村道和公共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地6.9191亩，其中0.5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10村民小组集体所有；1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7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其余的5.4191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4、6、8、9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上述原告及第三人均不服被告邕宁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6号处理决定，向被告南宁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经过复议后，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南府复议〔2016〕279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27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邕宁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6号处理决定。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共同起诉称，一、争议地“顶郎细”（地名）土地是我们二房祖先梁氏家族二房老太祖坟后山，是在清朝时期同梁村利蚕坡买来葬二房老太祖坟的。解放前没有争议，解放后经过土改、高级社，“三包四固定”都是二房（村名，下同）的山，由我们二房代代口传经营管理，没有人提出异议。1979年公曹村第7、10村民小组的部分村民私自在二房土地范围内建房，均遭到我二房村民抗议反对阻止，1989年3月5日公曹村郎细坡第7村民小组梁兆兴在二房边界建房占了38.4平方米，梁兆兴自愿给二房700元占用土地补偿费。2012年公曹村郎细坡第7村民小组梁以义、梁以仁、梁以真三兄弟在二房山地边界建房占了4.16平方米，自愿给了500元占地补偿费。2002年为了保护二房的土地不被侵占，根据老一辈人人指认立了界碑确认土地范围，郎细坡没人提出异议。近年来公曹村第7组少数村民没有经过二房同意，在“顶郎细”二房的土地范围内私自种香蕉、建厕所，多次遭到二房的警告。二、“顶郎细”是公曹村二房村民的土地，自祖先从清朝购买以来代代相传年年都是二房祭祖经营管理，在整个蒲庙本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几年来，公曹村第7、10组强行霸占其中一小块地作为公共娱乐场所跳广场舞，但是公曹村第7、10组见利忘义，竟然在国家因建设需要征地时提出土地权属主张，认为“顶郎细”是公曹村第7、8、10组的土地。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6.9191亩中0.5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10组集体所有、1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7组所有，其余5.4191亩土地权属归公曹村第4、6、8、9组集体共同所有与事实不符，不尊重历史，适用法律法规不正确，处理不当。而复议机关南宁市政府没有深入调查核实，草率作出维持被诉6号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也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一、撤销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和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279号复议决定；二、由邕宁区政府对争议地6.9191亩土地重新确认权属归原告集体共有。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提供的证据有：证据1、契约，证明争议地6.9191亩权属为原告共同所有；证据2、协议书，证明争议地6.9191亩权属为原告共同所有；证据3、情况说明，证明公曹村自解放以来山林地执行的制度；证据4、照片，证明争议地自解放以来一直都是原告经营管理。 被告邕宁区政府答辩称，一、被诉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一）因国家征收争议地顶郎细”（地名），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地均主张权属从而引发争议。双方同意以国家征收的内分测量图标示的地块作为争议地范围，面积6.9191亩。原告与第三人自解放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同属于同一农村基层组织管辖，现在同属公曹村委会管辖。原告和第三人均没有证据证实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经落实为其所有，也未能提供《山林界权证》或者其他权属凭证。承包责任制后，公曹村第7、8组的群众自发到争议地北面种植竹木、粽叶、龙眼及蔬菜等作物，也建有些农用设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原告将部分争议地作为其祭拜祖先的场所，每年在争议地进行一次祭拜活动，对到争议地建房或搞其他设施的群众进行阻拦，对在争议地边界建房的群众收取占用土地补偿费，2002年，又在争议地上树立界碑，将争议地界线范围内示为其所有。（二）争议地现状是：公曹村第7、8组群众种的竹木、粽叶、龙眼及蔬菜等作物及晒场，约有1.5亩；一条面积约0.5亩的村路；一块由群众自发平整的公共活动场所，面积约0.2亩；其余大多是原告作为每年祭拜祖先活动管理使用的空地。争议地四周的土地界限是：北面与邕宁航运公司交界，其余三面周边都是公曹村第7、8组的林地、荒地或房屋。（三）邕宁区政府在查清事实后，以管理使用的事实为基础，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等法律法规之规定，作出被诉6号处理决定。二、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收到第三人提出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即指派蒲庙镇人民政府对该案开展调处工作。蒲庙镇人民政府依被告的指示，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现场实地勘界、核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走访熟悉情况的老村干老村民。蒲庙镇人民政府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向邕宁区政府提交确权报告。城区调处办在蒲庙镇人民政府调查、调解的基础上，对本案争议范围及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对，并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调解。在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邕宁区政府依法作出被诉6号处理决定，调处程序合法。三、原告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缺乏依据。（一）原告以争议地是其祖宗上为理由，主张争议地的权属为其所有没有法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明确规定：集体的山权，以“四固定”时确定的权属为准；“四固定”未确定权属的，参考合作化或土改时确定的权属；任何人不得侵占国有和集体的山林，不准要回“祖宗山”。原告以争议地是其祖宗山为理由主张土地权属显然违背了法律政策的规定。（二）争议地管理使用的认定。在争议地上有村坡小路及公共活动场所用地，也有种植果树、蔬菜及农用设施的用地，这些用地第三人均有共同使用和管理的事实。原告以其收取建房占地费、阻止他人使用争议地、在争议地举行祭拜活动以及在争议地上树立界碑等行为来主张全部争议地权属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被诉6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被告邕宁区政府于2018年6月15日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及依据：证据1、《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据2、《邕宁区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签》（办公号：G7-72），以上证据1-2均证明公曹村第7、10组向邕宁区政府申请对“顶郎细”土地权属纠纷调处，邕宁区政府指示蒲庙镇人民政府依法调处；证据3、《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据4、提出答辩通知书；证据5、送达回证；证据6、公曹村8组答辩书；证据7、公曹村4、6、8、9组对“顶郎细”土地权属答辩意见；证据8、《对“顶郎细”土地权属的调查处理意见书》；证据9、委托书、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证据均3-9证明蒲庙镇政府立案受理后将受理、答辩通知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接到通知后提交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告阐述相关处理意见及理由；证据10、《请求对雷大、雷细山、取水塔、屯柳布、平吞利、屯雷细、顶郎细等土地权属纠纷进行确权的报告》；证据11、《邕宁区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签》，办文号：GXZ（15-43）；以上证据10-11均证明蒲庙镇政府展开调查后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提出报告，建议城区政府依法启动确权工作，邕宁区政府指示由城区调处办牵头处理；证据12、《关于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6、7、8、9、10村民小组为雷大山、雷细山、取水塔、屯柳布、平吞利、顶郎细土地权属纠纷办理立案受理通知书的请示》；证据13、邕宁区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签，（办文号：W2-5）；证据14、立案受理通知书；证据15、提出权属主张意见通知书；证据16、送达回证；证据17、《对顶郎细土地权属纠纷委托代表确认笔录》；证据18、《关于要求提供纠纷案件证据材料的通知》；证据19、送达回证；以上证据12-19均证明邕宁区调办处办理立案请示及邕宁区政府批示城区调办处负责此案的具体调处工作，邕宁区政府立案受理并通知各方当事人，确认各方当事人代表人，要求各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据20、权属争议现场勘验笔录、争议土地四至范围图，证明邕宁区政府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让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让当事人确认争议土地范围、争议地现状及周边概况；证据21、《证明》，证明公曹村第4、6、8、9组及第7、10组截止2015年2月10日的人口数量；证据22、公曹村第7、10组村民梁光年、梁高年、梁大军、梁永军、梁以义、梁兆富、梁兆安、梁以宽、梁兆兴、梁以球、梁武年、梁翰宙等的调查笔录，证明公曹村第7、10组的历史沿革、所属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依据；证据23、公曹村第4、6、8、9组村民梁士德、梁逢勇、梁士发、梁逢定、梁达文、梁士海、梁士华、梁士淮、梁逢恒、梁达波、莫秀花、梁家有、梁士尉等调查笔录，证明公曹村第4、6、8、9组的历史沿革、所属农村基层组织管辖、对争议地的经营管理情况及其对争议地主张权属的依据；证据24、老干部梁以干、梁以安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使用管理情况；证据25、《契约》、梁兆兴调查笔录、《协议书》、梁以真调查笔录，证明公曹村第4、6、8、9组对在争议地建房的村民收取占地费；证据26、协议书及附图，证明公曹村梁细坡与邕宁县航运公司签订的土地界限协议；证据27、照片，证明争议地现状；证据28、调解笔录，证明双方当事人经邕宁区政府调解，就涉案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不能协商达成一致，调解不成；证据29、《土地权属争议确权会议纪要》；证据30、《关于蒲庙镇公曹村第7、10村民小组与第4、6、8、9村民小组为顶郎细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邕府行处字〔2016〕6号）；以上证据29-30均证明邕宁区政府组织行政确权领导小组召开争议土地确权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处理方案后，邕宁区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证据3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证据3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证据3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以上证据31-33证明邕宁区政府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被告南宁市政府答辩称，争议各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经全部落实给己方所有或管理，林业“三定”时也无证据证明争议地已依法核发过《山界林权证》。邕宁区政府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本案被诉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划分为三份，分别确定给各方当事人，并无不当。此外，现争议地已被征收为国有，虽然被诉6号处理决定未明确其处理的是国家征收前的土地权属，但是该被诉6号处理决定特别记载的“由于争议地已为国家征收，本行政处理决定只对争议地的土地权属面积归属做确认，对具体位置不做标示”的内容，明确表明该处理决定只是为了便于争议各方在领取征地补偿款时便于计算补偿费用，而对争议地的权属面积所进行确认的决定，而不是在国家征收本案争议地后邕宁区政府又重新将土地权属确定归农民集体所有。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南宁市政府作出被诉279号复议决定，维持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及其他复议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2、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邕宁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证据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证据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邕宁区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做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邕宁区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证据5、第三人行政复议答复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本机关已经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证据6、第三人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证据7、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公曹村7、10组共同陈述称，一、本案讼争的土地，其中约4亩土地是原公曹村郎细坡（又称：梁细坡）于1959年期间用其他土地与原蒲庙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现邕宁区航运公司）置换而来，虽然未办有权属证明，但一直由郎细坡的7、8、10组集体共同管理。郎细坡与现邕宁区航运公司双方签订有《土地置换协议书》。2006年2月20日，梁细坡村干部及群众代表与当时的邕宁县航运公司补签了两份《协议书》，明确双方土地四至界线，梁细坡与邕宁区航运公司四至界线梁细坡范围内的土地即为本案讼争的土地。由此可见，本案讼争的土地一直为梁细坡第7、8、10组集体所有。2007年8月在讼争的土地上修建的村路也是第7、8、10组群众捐资修建的。第7、8、10组群众多年来在讼争的土地种植农作物、修建晒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二、第8组村民虽与第4、6、9组同属祖宗，但第4、6、9组分别属于大坡、茶柳、雷棚等三个自然坡，其耕作区不在讼争的土地周边，其也无任何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对讼争的土地进行管理。第8组与第4、6、9组的村民虽有一祖坟在讼争的土地附近，但无法律规定祖坟所在地土地周边的权属即属祖坟所有人享有。个别人在讼争土地上所私自埋下的所谓标志亦不能作其拥有该土地权属的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依法属于农村村民所有而不是属于村民宗族所有。综上，本案讼争土地系郎细坡用其他土地与原蒲庙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置换形成的，且一直由郎细坡第7、8、10组管理，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认定部分土地属原告集体所有错误，严重损害了第7、8、10村民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法院依法维护第7、8、10村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顶郎细土地确权问题；证据2、碑文；证据3、照片；证据4、《协议书》及附图；以上证据1-4均证明争议地属于第三人管理使用。 经庭审质证，被告邕宁区政府、南宁市政府对原告曹村第4、6、8、9组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契约及协议书的内容都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对证据3-4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来源和时间不明确。 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对原告第4、6、8、9组提交的所有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协议书和契约没有经过第三人同意，第三人并不知道该协议的事。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2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2中公曹村第7组代表梁光年、梁大军、梁永年等人询问笔录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公曹村第10组村民梁兆安的调查笔录，其已经承认争议地属于原告，良细坡村民梁以球的调查笔录与事实不符、内容不真实；对证据22中其他人的调查笔录无异议；对证据23-2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6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协议书及附图是属于另一块地的；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该土地解放前已经确权，后没有重新分配，邕宁区政府对该土地没有进行调解；对证据29-3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 被告南宁市政府、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对被告邕宁区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对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提交的所有证据均认为与本案无关联。 被告邕宁区政府、南宁市政府对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被告邕宁区政府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被告邕宁区政府、南宁市政府、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提交的证据1-4，因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互佐证，故对该4份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定。 对被告邕宁区政府、南宁市政府提交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认定依据。 对第三人原告公曹村第7、10组提交的所有证据，因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互佐证，故对该4份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内容不予认定。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与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争议的涉案土地名称为“顶郎细”，位于邕宁县××之一地形图的F-49-37-［-6-4］图幅上。争议面积约为6.9191亩，其四至范围与被告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的附图一致。争议地的北面与邕宁区航运公司交界，其余三面周边均为公曹第7、8组的林地、荒地或房屋。 争议地现状情况为：争议地内有公曹村第7、8组群众种的竹、粽叶，蔬菜及龙眼等作物果树以及晒场，面积约有1.5亩；有一条面积约0.5亩的村路；有一块由群众自发平整的公共活动场所，面积约0.2亩；剩余部分为原告管理、控制的空地，作为其祭拜祖先的场所。 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双方均同属于同一农村基层组织管辖，现同属公曹村委会管辖。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及原告中的第8组同属公曹村郎细坡，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郎细坡分为两个生产队，即公曹村第3、4生产队，1969年，郎细坡两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称为公曹第4生产队。1979年，第4生产队分为公曹村第7、8队，之后，第7队又分出第10队，从而形成现在的公曹村第7、8、10村民小组。原告中的第4、6、9组分别属公曹村大坡、茶柳、雷棚三个坡，该三个村民小组分处在不同的自然坡。 原告与第三人均没有证据证实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经落实为其所有或管理，也未能提供“林业三定”时期核发的涉案土地的《山界林权证》或其他权属凭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承包责任制后，公曹村第7、8组的群众自发到争议地种植竹、粽叶，蔬菜及龙眼等作物，并建设部分农用设施，面积大约有1.5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原告将部分争议地作为其祭拜祖先的场所，每年都到争议地进行一次祭拜活动，对到争议地建房或搞其他设施的群众进行阻拦，对在争议地边界建房的群众收取占用土地补偿费。2002年又在争议地上立了界碑，将争议地界线范围内示为其所有。2014年，国家决定对“顶郎细”土地进行征收，双方当事人均对争议地主张权属。同年7月10日，第三人公曹村第7、10组向邕宁区政府提出土地确权申请。邕宁区政府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被诉6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地6.9191亩划分为三份分别确权，其中0.5亩土地权属归第三人公曹村第10组集体所有；1亩土地权属归第三人公曹村第7组所有；其余5.4191土地权属归原告公曹村第4、6、8、9集体共同所有。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均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被诉279号复议决定，维持邕宁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6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另查明，争议地“顶郎细”6.9191亩土地已全部被国家征收，征收土地补偿款现存放于公曹村委会。邕宁区政府在作出被诉6号处理决定时，已明确该处理决定仅对争议的土地权属面积归属作确认，对具体位置不作标示。 本院认为，由于争议各方均提供不出权属凭证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过确权，被告邕宁区政府有权依照各方当事人对争议地的实际使用事实进行确权。本案中，涉案争议地除有一条面积约为0.5亩的村路以及一块面积约为0.2亩的公共活动场所外，争议地部分土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即由原告作为其祭拜祖先的场所，而第三人公曹村第7组及原告公曹村第8组的部分群众亦在争议地种植农作物及建设部分农用设施。邕宁区政府根据上述事实，将争议地划分为三份分别确权，其中0.5亩土地权属归第三人公曹村第10组集体所有；1亩土地权属归第三人公曹村第7组所有；其余5.4191土地权属归原告公曹村第4、6、8、9集体共同所有并无不当，南宁市政府复议予以维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以自清朝时期起其祖辈即在争议地举行祭拜活动以及在争议地上树立界碑等行为来主张全部争议地权属归其所有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请求撤销被诉6号处理决定及被诉279号复议决定，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各方当事人均已承认涉案争议地已全部被征收为国家所有，各方争议的主要是征收土地款的分配问题。虽然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未在确权决定书上明确其处理的是国家征收前的土地权属，但是该处理决定已明确记载“由于争议地已为国家征收，本行政处理决定只对争议地的土地权属面积归属做确认，对具体位置不做标示”的内容，明确表示被诉6号处理决定只是为了争议各方在领取征地补偿款时便于计算补偿费用，而对争议地的权属面积所进行确认的决定，而不是在国家征收本案争议地后又重新将土地权属确定归农民集体所有，该瑕疵问题，不影响被诉6号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综上，被告邕宁区政府作出的被诉6号处理决定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27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公曹村第4、6、8、9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6、8、9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公曹村第4、6、8、9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彭晓霞 审判员  宁 静 审判员  傅朝霞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覃馨月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