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11民终20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琼钰，女，汉族，1989年3月14日生，住江西省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进旭，江西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雅莹，女，汉族，1992年5月29日生，住江西省上饶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和平，江西尚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琼钰因与被上诉人邵雅莹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2019）赣1121民初2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琼钰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上饶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赣1121民初2632号民事判决书；2.改判邵雅莹返还上诉人定金50,000元；3.本案所有诉讼费由邵雅莹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未能签订主合同的责任在于原告，故原告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存在错误，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协商转让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时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1.该物流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公司的股东有2人，被上诉人占公司70%股权，案外人姚美仙占公司30%股权。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转让公司70%股权时，被上诉人明确了其占有公司100%股权，其明确告知上诉人受让70%股权，被上诉人自身保留30%股权。且，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了：上诉人是想与被上诉人学经验，要被上诉人带着上诉人共同经营该物流公司，如果被上诉人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由于自身没有做物流的经营，因此是不会接盘的。但被上诉人为了达到转让物流公司股权的目的，其隐瞒持有公司70%股权事实而向上诉人谎称其持有公司100%的股权，并承诺会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双方仍然继续经营物流公司。如果被上诉人将物流公司70%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就意味着被上诉人在该物流公司没有任何股权。在此前提下，被上诉人如何向上诉人兑现双方仍然继续共同经营的承诺；2.被上诉人隐瞒了物流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购买物流公司的股权时，被上诉人并未告知物流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如被上诉人告知物流公司存在此情形，上诉人不可能会花费55万元之多去购买存在巨大风险企业的股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股权转让过程中隐瞒物流公司事实情况，恶意欺骗上诉人，从而使上诉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错在被上诉人，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定金。邵雅莹辩称：胡琼钰的诉称与事实完全不符。一、关于答辩人持有公司股权比例问题。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注册登记成立。当时为注册公司需要，答辩人委托母亲姚美仙代为持有其中30%的股权，虽然姚美仙属于公司显名股东，但其实际并不拥有股权，公司100%股权仍由答辩人实际拥有。即使答辩人将公司70%股权转让胡琼钰后，也完全不影响答辩人与胡琼钰共同经营物流公司。二、关于物流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问题。首先，当时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是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并非是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答辩人与胡琼钰协商合作经营物流公司事宜是在2019年3月份，而答辩人早在2018年10月23日就申请变更了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的同时，主动申报变更了住所信息，自2018年10月23日后已完全不存在经营异常状况；其次，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之所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仅仅是因为当时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搬迁，由于答辩人业务繁忙未及时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胡琼钰以此为由称物流公司存在巨大风险，明显不是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琼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双倍返还原告定金1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26日始，原、被告就转让被告名下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股权一事进行磋商，3月31日，原告召集人员参与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弋阳经营部的经营管理，当晚，被告拟定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通过微信发给原告，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被告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的70%股权以4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之日支付20万元，剩余22万元在2019年4月15日前付清；2、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由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义乌经营部由被告经营管理，弋阳经营部由原告经营管理；3、被告将其名下的五辆小货车及两辆挂车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4、原、被告在共同经营期间，按股权比例分享盈利和承担亏损等等。4月1日晚，原告通过微信告知被告：“我很确定了，明天上午到物流签协议，当面转账给你”。但第二天，原告并未和被告签订协议，而是在4月3日通过微信转账5万元定金给被告。4月5日，原告要求70%股权作价40万元，被告表示同意；4月6日，原告将修改的《股权转让协议》发给被告，修改的主要内容为：1、被告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的70%股权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之日支付15万元，剩余25万元在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2、被告将其名下的五辆小货车及两辆挂车过户登记到原告名下，原告拥有使用权和处置权等等。被告表示车辆系公司资产，原告在处置车辆时应该和被告协商，不能拥有全部的处置权。4月7日凌晨，原告丈夫告知被告：在这里我就替我老婆做主，你按你的计划走，她就算了吧，本来身体就不好，有孕在身，不能为几个小钱拖垮身体；被告回复：如果你们决定不做，5万定金是不能退回去的；4月7日下午16:45，原告提出股权比例变更为原告30%，被告70%；并说：主要是我家人都不同意，他们还是想我在家安心把孩子生下来；4月8日，被告回复：你三我七，按你昨天的方案，你做不做；原告说：好的，我马上和家人说一下；后原告告知被告：我家人都不同意，我很揪心；被告回复：不同意那就没办法了。最终，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被告也未将5万元定金返还给原告。一审法院认为，一、原告支付给被告的50,000元定金具有订约定金性质。原、被告在庭审中均明确涉案定金是为确保双方后续能够订立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一种担保形式，故涉案定金的性质应为订约定金。订约定金一旦交付，合同双方当事人即受其约束，无法定事由或未经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不得拒绝签订主合同。二、原告与被告未能订立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系原告违约所致，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本案中，在交付定金之前，原告不但参与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弋阳经营部的经营管理，且在收到被告拟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明确告知被告：“我很确定了，明天上午到物流签协议，当面转账给你”，应认定为原、被告双方就主合同的主要条款已经达成一致；在交付定金之后，原告先是提出变更股权价款（42万元变更为40万元）及支付期限，在被告同意后又提出要取得公司车辆的所有处置权，被告不同意后再提出变更股权比例为原告30%、被告70%，被告同意后又以家人不同意为由拒绝签订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现未签订主合同的责任在原告，故原告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其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请，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琼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胡琼钰负担。二审中，胡琼钰向法庭提交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邵雅莹并没有物流公司100%股权，且公司存在经营异常情况，对胡琼钰存在隐瞒事实和欺诈的行为。经质证，邵雅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考虑到一人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不好处理，由其母亲姚美仙代持了30%股权，不会影响本案中的股权转让；关于公司经营异常的情况，是因为2016年通过经营场所无法联系，故在此期间被列入经营异常，此时公司名称是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3日才变更为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二审中，邵雅莹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企业信息查询和工商信息查询表，拟证明经营异常情况发生在2016年12月21日，当时公司名称叫义乌市博阙工艺品有限公司，2018年10月23日变更为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虽然公司股东有两人，但事实上姚美仙是为邵雅莹代持的显名股东。2.股权代持协议，拟证明邵雅莹与姚美仙之间股权代持关系。3.户口簿，拟证明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的两名股东邵雅莹与姚美仙系母女关系。经质证，胡琼钰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的前身不论是什么公司，客观上确实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不能是因为其公司前身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不承担不利后果；对证据2的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经审核，本院认为，胡琼钰提交的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公司经营异议，结合邵雅莹提交的证据1可知，列入经营异常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该原因可以通过更正予以消除，并不会实质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邵雅莹提交的三组证据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对胡琼钰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对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二审当中，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邵雅莹是否隐瞒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以及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导致胡琼钰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进而可以认定双方未能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过错方在邵雅莹？首先，胡琼钰上诉提出邵雅莹隐瞒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事实情况，存在恶意欺骗行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可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胡琼钰在与邵雅莹商谈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时，自己完全可以进行查询，其在商谈过程中不去查询，过错在其自身；其次，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经营异常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该原因可以通过更正予以消除。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及股权结构并不足以对股权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再次，二审期间，胡琼钰表示其是在原审判决之后上网查询公司登记信息时才知道前述情形，表明胡琼钰与邵雅莹最终未能签订主合同的原因不是由于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因此，胡琼钰上诉提出由于邵雅莹隐瞒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以及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情况，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双方未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错在邵雅莹，其有权要求邵雅莹返还定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具体到本案中，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胡琼钰在交付定金之前就参与了义乌市满满物流有限公司弋阳经营部的经营管理。2019年3月31日，胡琼钰收到邵雅莹拟定的《股权转让协议》后，于同年4月1日晚发微信给邵雅莹表示很确定了，第二天上午签协议，并当面转账。虽然第二天并未签订协议，但在同年4月3日微信转账5万元给邵雅莹作为定金。后双方多次协商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其中同年4月5日，胡琼钰要求70%股权作价40万元，邵雅莹表示同意；同年4月7日，胡琼钰又提出股权比例变更为自己30%、邵雅莹70%，并表示主要是其家人都不同意。4月8日，邵雅莹回复按你昨天的方案，胡琼钰表示好的，和家人说一下。后胡琼钰以其家人都不同意为由未与邵雅莹签订主合同。由此可见，双方未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即“拒绝订立合同”的过错在于胡琼钰。因此，胡琼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胡琼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立峰审判员  姜一珉审判员  夏旭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林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