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   {文书名称}   （2017）晋0411民初1051号   原告：李建平，男，1987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区，身份证号：×××。   原告：李进宝，男，197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区，身份证号：×××。   原告：李培赐，男，195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治市××区，身份证号：×××。   三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红，山西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治市郊区南垂村   法定代表人：付保书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申丽芳，山西维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大村大运路路西   负责人：付海书   被告：陕西榆林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住所地：陕西榆林市榆阳区210国道刘官寨村   负责人：高学峰   被告：付海书，男，197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屯留县丰宜镇南村41号1户，系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原告李建平、李进宝、李培赐与被告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福达公司）、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福达公司）、陕西榆林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福达公司）、付海书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培赐及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红，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申丽芳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山西福达公司、陕西福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建平、李进宝、李培赐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返还三原告的半挂牵引车（车牌号×××、），或者退赔三原告购买半挂牵引车的购车款272000元；2、依法判令四被告赔偿因丢失车辆给三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100000元；3、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进一步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四被告返还三原告的半挂牵引车（车牌号×××）。事实和理由：三原告系父子关系。2013年10月，三原告共同出资经过被告付海书（大部分购车款付给了付海书），由被告陕西福达公司代为购买半挂牵引车一辆（车牌号×××、）。购车后，原告李建平、李进宝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签订了《车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三原告的半挂牵引车以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名称上户，车辆归三原告所有；陕西福达公司为车辆代为办理年检、过户手续。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是付海书，实际经营者也是付海书，且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在太原、长治等地的车辆销售、登记上户等业务均由付海书负责代为办理。2016年1月15日，原告李建平将车辆×××放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处，由被告长治福达公司通过被告陕西福达公司《车辆服务合同》的约定，为车辆办理年检、过户手续等。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接受车辆后，为三原告出具《本公司保证书》，保证在2016年1月25日为车辆办理完相关手续，如不能按期办完按月支付三原告30000元赔偿金。被告山西福达公司、陕西福达公司均在保证书上盖章确认。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为车辆办理年检过户手续。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付海书百般推脱。2016年9月，原告发现车辆已经不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处停放。原告多次追问被告付海书，告知车辆丢失了。原告的车辆为营运车辆。由于被告未依照合同及时为车辆办理年检手续，致使原告车辆不能从事营运，遭受巨大损失。如依照被告做出的保证，四被告应赔偿原告损失660000元。考虑到实际情况，三原告酌情主张100000元经济损失。为此，原告提出以上诉讼请求。   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辩称，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车辆所有人不能确定。第一次诉讼的原告主体为李建平，现在又加入了其他人。按照一般情况，三原告均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以后原告的妻子主张权利怎么办。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并未将车辆放置在被告处，没有接受车辆，也没有返回义务。本案应当先刑事后民事，并中止审理。如果车辆丢失应向公安机关报案，车辆不是被盗或者被其他人侵占的情况下，才能走民事程序。原告主张的车辆未办理年检手续产生100000元损失与被告无关。原告李建平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签订了挂靠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只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之间存在纠纷，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付海书没有关系。   被告山西福达公司、陕西福达公司、付海书未作答辩。   案件审理中，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当庭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上加盖的被告“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印章进行鉴定。2018年6月1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情况说明》《证明》上加盖的“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备案的“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印文反映了不同印章印文的特点；《情况说明》《证明》上加盖的“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提供的“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   因津天鼎（2018）文书鉴字第7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所认定的结果，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行为，本院于2018年6月27日依法将本案可能涉及的犯罪线索移送至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并建议公安部门立案侦查。2018年8月30日，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作出刑立字（2018）000326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伪造公司印章案件立案侦查。   2018年2月8日，申松林自行到人民法院对原告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购买车辆后因车辆年检发生争议等相关事情作了询问笔录。申松林认可长治福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付海书，现已变更为付保书，付海书系申松林的舅舅，付保书系付海书的哥哥。申松林认可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公司保证书》上的申松林签名及捺印的真实性，长治福达公司的印章也由其加盖，《证明》上的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印章不是其加盖。申松林认可，原告为了案涉车辆的年检将案涉车辆放置在了原告长治福达公司院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供的银行查询明细、小河堡村委证明材料，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证据中的车辆服务合同来源合法，合同上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签字人为申松林，与申松林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签订《车辆服务合同》的事实，予以采信；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银行查询明细、收据与人民法院调取的2013年8月4日原告李培赐向被告付海书付款凭证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李培赐向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付海书支付购车款，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购买案涉车辆的事实，予以采信；转款凭证的收款人为程海波，不能证明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不予采信；《情况说明》《证明》《保证书》，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且与申松林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将车辆放置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院内的事实，应予采信；收入情况明细，系原告单方出具的证据，且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不予认可，本案不予采信；   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不予采信。   经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申请，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津天鼎（2018）文书鉴字第7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予以采信。   经原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2016年关村派出所接警情况说明，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与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保证书》及申松林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李建平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因案涉车辆发生纠纷的事实，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李培赐与原告李进宝、李建平系父子关系。长治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付海书。2017年7月24日，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付海书变更为付保书。申松林系陕西福达公司工商档案记载的经办人或者指定代表。2014年年初，三原告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口头约定，三原告向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购买货车一辆。2013年7月22日，原告李进宝向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交来三环牵引半挂车定金10000元，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向原告李进宝出具收据一支。2013年8月4日，原告李培赐通过银行向被告付海书个人账户汇款230000元。2014年3月30日，原告李进宝、李建平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签订《车辆服务合同》，约定案涉车辆×××车辆所有权归原告，被告陕西福达公司为原告提供办理手续服务，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签字人为申松林。2016年1月11日，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向原告出具《保证书》一份，保证于2016年1月25日为案涉车辆办完车辆年检手续，若2016年1月25日不能办完年检手续则从2015年11月23日起每月赔偿原告损失30000元。2016年1月15日，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向原告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有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盖章及申松林签字，记载内容为案涉车辆停放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院内。同日，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向原告出具证明一份并加盖印章，记载内容为因陕西福达公司有些不便，原告李建平将案涉车辆停放在被告福达公司院内，并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办理年检手续。   另查明，2016年2月29日10时20分许，关村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出警结果为原告李建平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因经济纠纷将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营业厅玻璃打碎两块，公安机关建议双方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   本院认为，返还原物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产生的纠纷。   关于原告主体问题。经审查，三原告为父子关系。本案中存在原告李培赐从自己账户向被告付海书个人账户支付购车款事实，也存在原告李进宝、李建平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签订《车辆服务协议》的事实，以上事实能够证明三原告与案涉车辆均存在关系，因此三原告诉请返还车辆并赔偿经济损失主体适格。   关于四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车辆问题。关于鉴定。本案中，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当庭举证《情况说明》《证明》《保证书》以证明原告将案涉车辆停放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院内的事实。经鉴定，原告提交的《情况说明》《证明》上加盖的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印章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持有的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与本院调取的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印章印文反映了不同印章印文的特点。但以上鉴定结论只能说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上加盖的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印章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现在持有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所形成的印文，并不能得出原告证据上加盖的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印章印文不是由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人员加盖，也不能排除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使用未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加盖的可能。其次，关于申松林身份。审理中，申松林自行到人民法院作了询问笔录。申松林陈述，被告付海书是其舅舅；自己是原告李培赐在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购买车辆的经手人，《情况说明》上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印章系其加盖，《保证书》上加盖的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也由其加盖。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对申松林的陈述予以了否认。但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并未对《情况说明》上申松林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也未对原告提供《保证书》上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印章及申松林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核实申松林系被告陕西福达公司指定代表，也是与原告李进宝、李建平签订《车辆服务协议》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签字人，该事实印证申松林陈述的真实性，也能印证原告提交的《保证书》的真实性，也能证明申松林应是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经核实，长治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付海书。2017年7月24日，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付海书变更为付保书，但联络人仍然是付海书。申松林可以在《保证书》上签字并对逾期办理案涉车辆年检手续做出赔偿的承诺，并同时加盖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的印章，以上事实显示申松林不仅是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被告山西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再次，2016年2月29日关村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印证，原告李建平正是由于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存在纠纷才发生了打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营业厅两块玻璃的事实。质证时，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对与原告李建平存在纠纷及原告李建平打碎营业厅玻璃的事实并无异议。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不能举证反驳与原告存在其他纠纷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同意为原告车辆办理年检手续并同意将案涉车辆停放在其院内的事实。第四、关于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长治福达公司之间的关系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关联公司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之间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本案中，被告付海书既是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山西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长治福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付保书后，被告付海书仍是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联系人。以上事实能够认定被告山西福达公司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系关联公司。原告提供的《车辆服务协议》上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签字人为申松林，《保证书》上由申松林同时加盖了被告山西福达公司、陕西福达公司的印章，并对原告年检车辆做出相应承诺，说明申松林作为被告陕西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同时取到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的印章并进行使用，也应当认定申松林是被告山西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申松林作为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关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做出对被告福达公司不利的陈述，本院应当采信并做出对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不利的判决结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尽管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否认与申松林之间的关系，但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申松林应当是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申松林陈述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财务拿章加盖在证据上应为事实；也应当认定原告为案涉车辆办理年检手续，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同意将案涉车辆放在院内并同意为原告办理年检手续的事实。综上，原告将案涉车辆停放在被告长治福达院内并同意为原告办理案涉车辆年检手续。在车辆办理年检手续期间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对原告车辆有保管义务，案涉车辆年检结束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应当及时返还原告车辆。案件审理中，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并未举证返还了原告车辆。因此，原告诉请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返还案涉车辆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付海书没有接受原告的车辆，也没有保管原告车辆的义务，原告诉请以上三被告返还车辆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的四被告丢失案涉车辆应赔偿经济损失100000元问题。原告车辆为营运车辆，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不能及时返还原告车辆必然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按照《保证书》上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做出的承诺，如2016年1月25日之前不能办理完审车手续，从2015年11月23日起每月计算30000元。据此，原告主张100000元经济损失，并没有超过以上约定，应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付海书在2017年7月24日之前系被告长治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被告山西福达公司的福达代表人，原告诉请被告付海书个人赔偿经济损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长治福达公司辩称的先刑后民，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显然，本案根据现有证据已经能够确定，原告为年检车辆，被告长治福达公司同意将案涉车辆放置在公司院内为原告办理车辆年检手续的事实。故本案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被告长治福达公司主张案件中止审理，不予支持。   被告陕西福达公司、山西福达公司、付海书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行放弃陈述与答辩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李培赐、李进宝、李建平×××货车一辆；   二、被告陕西榆林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李培赐、李进宝、李建平经济损失100000元；   三、驳回原告李培赐、李进宝、李建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陕西榆林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880元，由被告陕西榆林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山西福达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长治市福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史红俊   人民陪审员 陈建军   人民陪审员 崔秋梅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