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民再116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无棣精大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无棣县北环路58号。法定代表人：刘会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山东兴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侯福龙，男，1968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山东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19号。法定代表人：荆树波，董事长。一审第三人：宋先振，男，198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再审申请人无棣精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侯福龙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泰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宋先振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6民终1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鲁民申369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精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春艳、被申请人侯福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博泰公司及一审第三人宋先振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大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侯福龙是涉案死者温佃洪的雇主。一审卷宗可以查明以下事实，即：温佃洪施工中坠亡后，2013年10月19日在精大公司的主持下，侯福龙与温佃洪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因死者家属情绪激动，侯福龙未到场签订赔偿协议，而是委派其工地的管理人员宋先振在赔偿协议上签写了“代侯福龙”并捺印。当日，精大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刘会玉的账户向温佃洪亲属账户汇款58万元。二审判决认定宋先振的代签行为并非侯福龙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宋先振对其签字行为认可，其是侯福龙工地管理人员，并且其签订赔偿协议的行为是受侯福龙委托，故赔偿协议应对侯福龙发生法律效力。二审程序中，宋先振到庭所述与事实不符且前后矛盾，其本人也与侯福龙有利害关系，故其陈述不应予以采信。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侯福龙作为温佃洪的雇主系本案的法定赔偿义务人，其负有赔偿因温佃洪死亡所产生损失的全部责任。精大公司向温佃洪家属支付58万元赔偿金的行为，系垫付行为。二审判决驳回精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侯福龙辩称，一、本案是工亡赔偿案件，不是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工伤保险条例》及以下规定和司法解释，即: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第八条；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二、精大公司已自愿赔偿完毕，从精大公司起草的赔偿协议书可以看出，精大公司认可死者为工亡，在该协议书第二条列明的赔偿项目也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法定赔偿项目载明的。三、精大公司已经为死者办理了工伤保险。四、本案不是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五、该案的追偿权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精大公司是工亡案件法定赔偿责任主体，其提起的追偿权诉讼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博泰公司及宋先振均未陈述意见。精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侯福龙、博泰公司偿付精大公司垫付款58万元；2.诉讼费用由侯福龙、博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2月7日，博泰公司与精大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了无棣县海丰花苑小区的1#、2#、3#楼建设工程；2013年3月2日，博泰公司与侯福龙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协议书》，由侯福龙负责上述工程中部分劳务工程的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即2013年10月16日，侯福龙雇佣人员温佃洪坠楼死亡。2013年10月19日，在精大公司的组织调解下，与温佃洪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书一份，该赔偿协议书上记载甲方为侯福龙，乙方为温佃洪家属，约定协议生效后1日内，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部赔偿金额580000元，甲方代表处由时任侯福龙工地代班的宋先振签写了“代侯福龙”并按捺手印，乙方赔偿权利人处由温佃洪亲属签字并按捺手印。当日精大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刘会玉的账户向温佃洪亲属账户打款58万元。一审法院判决：一、侯福龙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无棣县精大置业有限公司赔偿款580000元；二、驳回无棣精大置业有限公司对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0元，由侯福龙负担。侯福龙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上诉费用由精大公司、博泰公司负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审法院询问一审第三人宋先振在2013年10月19日赔偿协议书中替侯福龙签名的过程，其称“刘立军与温佃洪家属商量好赔偿金之后，刘立军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到了之后，刘立军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说‘签完字抓紧干活，已经停工三天了’，我问刘立军写谁的名字，刘立军说写侯福龙，然后我也没有看纸的内容就写了‘侯福龙’三字，然后刘立军说你得写个‘代’字，然后我又在侯福龙名字前面写了一个‘代’字。很明显‘侯福龙’与‘代’字明显不是一块写的”。另经审查，宋先振在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7日第三次开庭时，对其签名的陈述如下：“侯福龙并没有委托我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签字时是精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会玉的父亲刘立军与死者家属协商完之后，将赔偿协议打印出之后，死者家属都签完字之后，刘立军让我在甲方代表处签字，刘立军让我签上了侯福龙的名字，我签上侯福龙的名字后，刘立军让我在侯福龙名字后写了一个‘代’字。”“签赔偿协议的地点在刘立军的办公室，当时是刘立军将我从工地上叫到办公室，让我在赔偿协议上签字，刘立军说：你在协议上签个字，做个证明，让家属们就别闹了，让工地继续施工。然后我就签了字，是刘立军让我签的侯福龙名字，我当时说要不要问问侯福龙，刘立军说不用了，并让我在侯福龙名字前面加了一个‘代’字，对赔偿协议上的内容我都没看。我只是签了一份赔偿协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死者的家属都在场，死者家属已经把字签完了，当时我签字的时候，侯福龙不在场。”从上述宋先振在一、二审审理时的陈述看，可以确定宋先振代签侯福龙名字时，侯福龙不在现场也未授权宋先振代签协议。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侯福龙与温佃洪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宋先振在2013年10月19日赔偿协议书中代书“侯福龙”是否是侯福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侯福龙与温佃洪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已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该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按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侯福龙已明确温佃洪是其雇佣的，故其二审时称与温佃洪不存在雇佣关系之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宋先振在2013年10月19日赔偿协议书中代书“侯福龙”是否是侯福龙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按照宋先振一、二审期间的陈述，侯福龙未授权宋先振代其签名，宋先振的代签行为不是侯福龙的真实意思表示。精大公司主张其支付赔偿款是在侯福龙的请求下所为，因无证据证明，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精大公司行使追偿权的民事行为因无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予以支持有误，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精大公司主张博泰公司应承担的诉求，一审予以驳回，精大公司为此也未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3民初21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无棣精大置业有限公司对山东博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撤销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3民初21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侯福龙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无棣县精大置业有限公司赔偿款580000元）；三、驳回无棣县精大置业有限公司对侯福龙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均由无棣精大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再审审理中，被申请人侯福龙申请证人柳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与包含死者温佃洪在内的工人系为精大公司提供劳务，工资由精大公司发放，工伤保险投保人也是精大公司。证人柳某作证称，2012年或者2013年间，其在精大公司从事砌墙工作；工资是由精大公司的总经理刘立军发放；精大公司应当为其投保了工伤保险；其与死者温佃洪系工友，未具体参加赔偿协议签订过程，但是温佃洪出事后，其未离开过工地。同时，证人柳某称其记不清楚是在精大公司哪个工地从事劳务；其不认识被申请人侯福龙，其是受案外人张耀军（音译）介绍去精大公司工作，记不清楚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记不清楚劳务费发放方式。申请人精大公司对于证人柳某证言质证称，1.证人身份不确定，无法确定证人属于申请人工作人员。2.证人对所有事项均作出不能确定的回复，对于证人陈述的上述事项不具备证据效力。3.上述事项仅为证人个人陈述，与本案没有关联，无法达到被申请人侯福龙主张的证明目的。被申请人侯福龙对证人证言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柳某陈述其为精大公司提供劳务并与死者温佃洪为工友，由精大公司总经理刘立军为其发放公司，但是其无法说明其提供劳务的工地及确切时间，也无其与精大公司发生劳动关系的证据予以佐证，精大公司亦不认可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另外，证人柳某陈述精大公司为其投保了工伤保险，但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退一步讲，即使精大公司为柳某投保了工伤保险，亦不能当然推定精大公司亦为死者温佃洪投保了工伤保险。故对于证人柳某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再审查明，本案二审开庭调查笔录载明，侯福龙自述其知道宋先振代签涉案赔偿协议书的时间不是在2015年就是在2016年，是因为其到精大公司要工资时还不知道有涉案该份协议，以后其到无棣县信访部门催要工资时，精大公司拿着涉案赔偿协议书说58万元顶了工资款。精大公司再审述称，2017年涉案海丰花苑小区工程款结算完毕，二审判决做出后，侯福龙通过无棣信访部门把精大公司扣除的涉案58万元要回了。侯福龙再审述称，对于工程款结算完毕的事实无异议，2013年左右到无棣信访办催要过工资，其收到的结算款未扣减涉案58万元，2013年以后亦多次去过精大公司催要工资。本院对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精大公司就其向死者温佃洪赔付的58万元是否有权要求侯福龙偿还。第一，本案是因垫付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款而引发的追偿权纠纷，并非侯福龙辩称的“工亡赔偿案件”。本案应当考量精大公司是否有承担温佃洪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精大公司系涉案建设工程的发包人，其将工程发包给博泰公司，后博泰公司与侯福龙签订《工程施工劳务协议书》，约定侯福龙为涉案建设工程提供劳务，后侯福龙自认与死者温佃洪发生雇佣关系。现侯福龙主张死者温佃洪实际与精大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与其自认矛盾且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精大公司挂靠博泰公司施工及精大公司为死者投保了工伤保险亦无证据证明，故其无证据证明精大公司与死者温佃洪之间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即其无证据证明精大公司系涉案58万元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款的支付主体。并且，侯福龙亦无证据证明精大公司同意承担温佃洪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款。因此，精大公司在法律上不具有承担温佃洪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第二，侯福龙负有向死者温佃洪支付涉案58万元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款的法定义务。死者温佃洪受侯福龙雇佣，为其提供劳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侯福龙应当对温佃洪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不因侯福龙未在涉案赔偿协议书上签字而免除。因此，精大公司对于涉案其垫付的58万元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款有权向侯福龙追偿。第三，对于精大公司行使追偿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侯福龙原审陈述，其知道宋先振代签涉案赔偿协议书的时间约在2015年或2016年，是其到无棣县信访部门催要工资时，精大公司拿着涉案赔偿协议书说58万元顶了工资款。再审中，侯福龙又自述2013年以后多次去过精大公司催要工资，2013年左右曾到无棣信访办催要工资，2017年双方将包括本案58万元的劳务费结算完毕。故侯福龙自述对于其到无棣信访办追讨工资的时间前后矛盾，导致其知晓宋先振代签涉案赔偿协议书的时间存在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本院认定，侯福龙自2013年赴无棣信访办追讨工资时即知晓涉案赔偿协议书的存在，双方自2013年至2017年间就精大公司应否自劳务费中扣除涉案58万元一直存有争议，且一直就包括涉案58万元款项在内的劳务费处于结算状态。直到2017年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精大公司才将包括涉案58万元在内的劳务费支付完毕。故本院认为，精大公司自2013年至2017年就涉案58万元未停止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中不能认定精大公司怠于行使其追偿权并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申请人精大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6民终1716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17）鲁1623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4800元，由侯福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侯福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爱华审判员  邝 斌审判员  尹哲璇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左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