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5民初2866号 原告（反诉被告）：庄卫刚，男，1969年1月7日生，汉族，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慕东，江苏新天伦（太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衡红，江苏新天伦（太仓）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石太路699号216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37605517298。 法定代表人：孙广怡，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学兵，该公司员工。 被告：吴兆凤，女，1951年1月2日生，汉族，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 被告：鲁辰，男，1976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 原告庄卫刚与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登公司）、吴兆凤、鲁辰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荣登公司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决定合并进行审理，于2019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庄卫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慕东、衡红，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学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吴兆凤、鲁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90560元；2、判令被告按照6%利率支付原告自2017年5月3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算到2019年5月9日为33911.93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8年，原被告开始业务往来，由被告向原告采购玻璃钢护栏板产品。2015年3月10日，被告向原告对账，共结欠原告363160元。截止至2017年6月，原告向被告又交付了总计456100元的货物，被告向原告支付了总计528700元货款，尚欠290560元未付。 双方合作期间，被告一直存在未按期付款的情况。对于所欠的290560元货款，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予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荣登公司答辩并反诉称：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原告共向荣登公司供应货物的货款为173100元，因支付了货款528700元，现欠原告货款为7560元。自2009年双方业务开始以来，原告未按约提交2435240元交易额所涉及的增值税发票，虽然被告荣登公司多次催讨索要增值税发票，但原告一直编造借口拒不提供，致使被告荣登公司至少有353838.29元增值税抵扣额度无法抵扣，严重损害了被告荣登公司的合法利益。依法纳税是每个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原告作为经营者理应清楚这个法定责任，理应按照实际发生的业务额度向购买方出具增值税发票，故被告荣登公司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提供金额为2435240元的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或赔偿税收抵扣损失353838.29元；2、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被告吴兆凤、鲁辰辩称：被告吴兆凤、鲁辰从未与原告发生过任何业务往来，对原告没有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吴兆凤、鲁辰仅是被告荣登公司的股东，依法对被告荣登公司对外的债务不承担付款义务。因此，被告吴兆凤、鲁辰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原告要求被告吴兆凤、鲁辰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于法无据，请予驳回。 针对被告荣登公司的反诉原告答辩称：双方发生业务金额并非是反诉原告所称的金额，原、被告之间交易的货物是不含税金额，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开具相应的发票，前提是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支付相应的税金，后由反诉被告进行代开。另外，在原告起诉被告前反诉原告从未向反诉被告催告过任何开票的通知，并且双方从没有约定支付货款以开具发票为前提。 经审理查明：自2007年底2008年初被告荣登公司向原告购买玻璃钢护栏产品。2015年3月10日，原告送了货物计货款31000元后，被告荣登公司结欠原告货款363160元，由被告鲁辰签字确认。之后，原告又向被告荣登公司送了货物，其中2015年3月24日货款31000元、2015年4月23日货款30000元、2017年2月20日货款18700元、2017年3月8日货款31000元、2017年4月12日货款31200元、2017年5月29日货款31200元，合计173100元被告荣登公司没有异议。同时原告认为，除上述六笔货物外，其还送过九次货物，送货时间和货款分别为：2015年5月28日31600元、2015年6月24日31000元、2015年11月20日32000元、2016年3月1日32000元、2016年5月10日30000元、2016年9月19日31000元、2016年10月22日32000元、2016年11月28日31400元、2017年1月6日32000元，以上合计283000元，因此，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原告认为其共计送的货物货款为456100元。 对于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的付款情况，均是由被告荣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广怡或被告鲁辰通过个人账户向原告个人账户进行汇款，具体汇款时间和金额为：2015年3月12日汇款31000元、2015年3月30日汇款31000元、2015年4月25日汇款30000元、2015年6月1日汇款31600元、2015年6月25日汇款31000元、2015年12月7日汇款52000元、2016年2月4日汇款30000元、2016年3月4日汇款30000元、2016年5月17日汇款30000元、2016年9月26日汇款30000元、2016年10月27日汇款30000元、2017年1月11日汇款60000元、2017年2月26日汇款18700元、2017年3月17日汇款31000元、2017年4月21日汇款30000元、2017年6月7日汇款32400元，以上合计付款528700元，被告荣登公司对汇款并无异议，但认为是被告荣登公司的股东或高管代替被告荣登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另查明：1、被告荣登公司于2004年3月18日登记设立，现股东为被告吴兆凤和被告鲁辰。被告荣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广怡与被告鲁辰系夫妻关系，被告吴兆凤系孙广怡的母亲。2、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品厂系于2001年1月1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原告庄卫刚。原告向被告荣登公司送货时的送货单上均加盖了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品厂的印章。 审理中，原告明确与被告荣登公司发生业务，认为从交易情况可以看出荣登公司股东和荣登公司之间账目存在混同，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大部分为股东个人支付，故所欠原告货款及利息由被告荣登公司和其股东即被告吴兆凤、鲁辰共同支付。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对账单、送货单、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被告荣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工商登记信息及原告和被告荣登公司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原告共计送了多少货物？进而被告荣登公司结欠原告货款是多少？二、反诉被告应否向反诉原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需开具金额是多少或者赔偿反诉原告税收抵扣损失多少？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自双方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共计送了15次货物共计货款456100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送货存根联13张，另外2张送货单是原告通过微信发送给被告鲁辰。该15张送货单载明的货款为456100元，但均没有被告荣登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原告认为其送货到被告荣登公司处时被告荣登公司相关人员均不签字，均通过微信或短信形式进行确定。2、原告与被告鲁辰的短信记录和微信记录。其中短信记录内容为：（1）2015年3月11日原告问：“怎么还没汇？”；鲁辰答：“今天老婆去买发票，估计来不及去银行。只有明天打款了”。3月12日原告问：“今天别忘了”；鲁辰答：“知道了”（注：2015年3月12日，原告收到汇款31000元，即2015年3月10日原告送货计31000元，该次货款被告荣登公司认可,货款包括在鲁辰签字确认的欠款363160元中）。（2）2015年3月30日，原告问：“今天别忘了汇来”、“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注：2015年3月30日，原告收到货款31000元，即被告荣登公司认可的原告于2015年3月24日送货计货款31000元；2015年4月23日原告送货计货款30000元，被告于2015年4月25日汇款30000元，无短信记录相关内容）。（3）2015年6月1日，鲁辰问：“钱已经汇好了”。（注：2015年6月1日，原告收到鲁辰汇款31600元。（4）2015年12月4日，鲁辰问：“卡号找不到了，再发一个给我”，原告答：“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回复：“收到”。12月5日，鲁辰答：“下午汇”。12月6日原告问：“什么情况我没有收到！是不是汇错了账号?”。鲁辰答：“我家边上的农行没开门，我出去看到就给你转”。12月7日，原告问：“今天可以了吧？”，鲁辰答：“可以”。后原告回复：“收到谢谢”（注：2015年12月7日，原告收到鲁辰银行卡汇款52000元）。（5）2016年2月4日，原告问：“鲁老板，上午能汇来吗”、“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答：“我老婆会帮你办的，我在外面”，原告回复：“收到3万，希望6号再汇点来，拜托了”（注：2016年2月4日，原告收到鲁辰妻子即是被告荣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广怡银行卡汇款30000元）。（6）2016年3月2日，原告问：“货款今天可以汇来吗”。3月4日，原告短信：“收到你老婆汇来3万，这次是3.2万，少汇了2千”、“到目前为止你还欠我284160元，请核对一下，回复我。谢谢”（注：2016年3月4日，原告收到孙广怡银行卡汇款30000元）。（7）2016年5月10日，原告问：“1000张薄板下午送来，其中有加边薄板300张，总3万元。明天找时间给我汇来，谢谢”。5月12日，原告问：“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老板可以把货款汇来吗？”，鲁辰答：“就这两天”。5月14日原告问：“明天可以汇来？”。5月17日，鲁辰答：“正在银行排队给你办呢”（注：2016年5月17日，原告收到鲁辰银行卡汇款30000元）。（8）2018年5月20日，原告问：“鲁老板请你再看看，到现在你还欠我290560元货款，若不对请三天内通知我，三天后我过来”。鲁辰答：“上星期被感染了要隔离，不行还要住院，暂时别过来”。原告回复“好吧，那你看看金额对不对”、“另外打算什么时候付款给我”、“我想知道谁在做账？”。6月15日原告问：“鲁老板，身体现在怎么样了，我可以过来吗”，鲁辰答：“我在住院呢”。其中微信内容为：（1）2016年9月18日原告问：“鲁老板下午给你送过来”、“驾驶员到现在还在苏州没回来，看来要明天上午给你送过去”，鲁辰答：“好的”（注：原告于2016年9月19日送货31000元）。9月26日，原告问：“鲁老板，货款怎么还没汇来，是不是卡号找不到了，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鲁辰回复：“收到”；后原告问：“麻烦今天可以汇了吗”、“你汇了三万？”、“鲁老板，儿子结婚要用钱呀，就指望你那里汇来了”（注：2016年9月26日，鲁辰银行卡向原告该农行汇款30000元）。（2）10月21日鲁辰问：“明天早点送来”，10月22日原告答：“要中午送来”、“车在常熟回来”，鲁辰回复：“好的”。原告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2000元”、“准备出发了”。2016年10月26日，原告问：“鲁老板今天啊可以汇来”，鲁辰回复：“下午”，原告问：“汇多少？可以多一点吗”、“到目前为止你应付317160元”、“请核对一下”、“怎么没汇”。被告答：“下大雨，出不去，明天上午转”。10月27日原告问：“上午可以汇吗？”。鲁辰回复：“过会就去汇了”、“在办”、“发个卡号”，原告回复“农行，6228480400724550415，庄卫刚”、“收到三万”（注：2016年10月27日，原告收到鲁辰打款30000元）。（3）2016年11月1日，原告问：“鲁老板，儿子结婚用钱你什么时候可以汇来，给个大多时间，我好有准备，谢谢了！”。11月23日鲁辰问：“小庄，黄板做好没有？”。11月28日原告问：“鲁老板货收到了吗”、“送货单照片，金额31400元”、“你累计应付318560元”、“如不对请及时告诉我”。11月29日原告问：“鲁老板今天可以汇来吗？”。（4）2017年2月20日，原告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18700元”、“货马上送过来”。2017年2月21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把货款汇来吗”，鲁辰答：“这两天事情多，周六办款”。原告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了是吗”，鲁辰答：“可以”，原告问：“老板娘我怎么没收到”，鲁辰答：“24小时后到账”（注：2017年2月26日，原告收到孙广怡汇款18700元，被告荣登公司认可收到货18700元）。（5）2017年3月8日，原告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000元”、“老板娘货现在送过来了”。3月9日原告问：“老板娘货款什么时候汇来？”、“什么情况老板娘”。3月14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辰答：“今天发工资，明后天你办你的款”。3月16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麻烦你汇来可以吗？”，鲁辰答：“好的”。3月17日原告问：“老板娘，昨天我没收到呀”、“刚收到，老板娘谢谢了”，鲁辰回复：“不谢”（注：2017年3月17日，原告收到孙广怡汇款31000元，该货物被告荣登公司认可收到）。（6）2017年4月11日原告问：“老板娘，明天下午送过来”，鲁辰答：“好”，原告问：“司机明天早上送货来”。4月12日，原告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200元”。4月19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鲁辰回复：“你不催这两天也会去银行，这周安排的”，原告回复“好的”。4月21日，原告回复“老板娘收到三万，你少付1200元。”、“下次要补上”（注：2017年4月21日，原告收到孙广怡汇款30000元。该次送货被告认可）。（7）2017年5月28日原告问：“老板娘明天送300厚400薄，还是200厚600薄？多了一车拉不下”，鲁辰回复：“300厚600只薄”，原告回复：“装不下”，鲁辰回复：“那就300厚400薄”，原告回复：“知道”。5月29日，原告发送：“送货单照片，金额31200元”、“现在出发了”，鲁辰回复：“好”。5月31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可以汇来吗，31200加上次1200”，鲁辰回复：“有笔款要等两天，7号前会给你汇出”，原告回复：“好吧”。6月7日，原告问：“老板娘今天7号了”、“汇了吗？”，鲁辰回复：“款已到，今天会汇出”，原告回复：“好的”、“收到了谢谢！”（注：2017年6月7日，原告收到孙广怡汇款32400元。该次送货被告荣登公司认可）。6月20日原告问：“老板娘你好，送货前有2件事请你配合一下，一个是你公司应付我货款余额麻烦报过来！还有我儿子结婚花了好多钱，我现在资金周转成问题了，我想你一下子转给我也比较难，这样吧你每进一车付我5万，款到送过来，这样大家都比较好接受。老板娘我也实在没办法了，谢谢！”。6月25日原告问：“老板娘要求你对个账有这么难吗？”。7月29日原告问：“老板娘你是黄板不用我的了，还是最近热的不在做？”。8月12日原告问：“老板娘你什么时候去公司，我打算来一趟”、“鲁老板身体好点了吧”。8月16日原告问：“老板娘你到底什么情况，好歹回个活呀！”。9月8日原告问：“老板娘厂里还在做吗”。2018年7月21日，原告问：“鲁老板回个话呢”（该微信发不出去，注明：鲁辰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 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荣登公司认为：对于证据1，其中2015年3月24日金额为31000元、2015年4月23日金额为30000元、2017年2月20日金额为18700元、2017年3月8日金额为31000元、2017年4月12日金额为31200元、2017年5月29日金额为31200元的送货单无异议，但送货的是太仓市新毛卫玻璃钢制品厂，其余均不认可。因原告提供的均是存根联，没有被告相关人员签字，且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送货单是连号的，这种现象不正常，也不符合送货单的使用规律，因此伪造的可能性极大。对于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因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时间顺序混乱。对于电子数据证据，其取得应根据两院一部颁布的取证规范进行，原告所提供的电子证据显然不符合上述规范。故，微信记录应当向腾讯公司调取，短信记录应向电信公司调取。 被告荣登公司则认为，自对账后即2015年3月10日起被告荣登公司仅收到原告货物的货款为173100元，扣除被告荣登公司已付款528700元，被告还欠原告货款为7560元（363160元+173100元-528700元）。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储存在手机中的原件当庭进行了展示，如被告荣登公司认为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存在虚假或篡改等情况，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在被告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下，可以认定微信记录、短信记录的真实性。因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供的电子证据必须向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调取的规定，因此对被告提出原告提供的微信记录、短信记录取证不规范不予认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鲁辰在对账前，从被告荣登公司提供的送货单客户联来看，也存在没有被告荣登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但原告已送货的情形，在对账后原告举证的送货单均没有被告荣登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但有六次送货被告荣登公司予以认可，因此，对于对账后原告送货的金额，应当根据原告提供的微信、短信记录进行综合分析予以认定。因2015年3月10日原告送货31000元后被告荣登公司结欠原告货款363160元双方并没有争议，之后双方继续发生业务，至2016年3月4日原告收到被告荣登公司汇款30000元后原告短信载明被告荣登公司尚欠原告货款284160元要求被告鲁辰核对，被告鲁辰并没有向原告回复。2016年5月10日原告发给被告鲁辰的短信载明今天下午送货计30000元，对此送货被告荣登公司予以否认，但在2016年5月17日却付款30000元。同样，在2016年9月18日原告微信载明明天上午送货而被告鲁辰回复“好的”（送了31000元货物），在原告催促下被告鲁辰于9月26日汇款30000元，但被告荣登公司对笔业务也予否认。2016年10月21日被告鲁辰微信中要求原告明天送货，次日原告将送货单金额为32000元发送给被告鲁辰，在10月26日原告微信载明目前欠款317160元（284160元+30000+31000元+32000元-30000元-30000元），被告鲁辰并没有否认，原告明确至该日被告欠原告货款与上述微信、短信记录可以相互印证。2016年11月28日原告短信载明送货且将送货单发送给被告鲁辰（金额31400元）、总欠款318560元（317160元-30000元+31400元），被告鲁辰并没有否认，但被告荣登公司对此笔业务也予否认。尽管原告陈述在2017年1月6日还送货32000元没有相应的微信记录记载，但被告鲁辰在2017年1月11日汇款给原告60000元，因该笔业务与2016年11月28日的业务共计63400元，被告鲁辰付款60000元与上述微信、短信记载的交易习惯相吻合。之后原告又送货四次共计112100元被告荣登公司没有异议，之后也四次付款共计112100元，微信上都相应记录了送货日期，也符合以往微信、短信记录的交易习惯，并且原告在2018年5月20日向被告鲁辰短信发送尚欠货款290560元（318560元+32000元-60000元），被告鲁辰并没有否认，并且与原告的陈述及与上述的微信记录的内容相互印证。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定在2015年3月10日对账后原告共计送货计货款456100元，被告荣登公司尚欠原告货款为290560元。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反诉原告认为，双方自2007年发生业务以来，其中2009年3月5日至2017年5月29日双方共发生业务金额2435240元（不包括自2015年3月10日至2017年5月29日被告不认可发生的9笔业务共计283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反诉被告作为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的实际经营人，向反诉原告销售的任何货物应当依法纳税并向反诉原告提供发票，鉴于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与反诉原告在2009年的销售额已经达84余万元，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分界线，因此反诉被告不能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向反诉原告开具发票，应按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开具则赔偿反诉原告税收抵扣损失353838.29元（2435240元÷1.17×17%，即销项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反诉原告提供了自2009年3月5日至2017年5月29日的送货单共计92份。对于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反诉被告没有异议，但认为其提供的送货单不全面，至少遗漏了2015年5月28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间的9张送货单共计283000元。 反诉被告则认为，原、被告之间交易的货物口头约定是不含税金额，交易习惯也是不含税的，如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开具相应的发票，前提是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支付相应的税金，后由反诉被告进行代开。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销售玻璃钢护栏板产品，按上述规定，应当依法纳税，并向反诉原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反诉被告开办的太仓市新毛新卫玻璃钢制厂是个体工商户，属于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为3%，而反诉原告请求的开票金额为2435240元，该金额反诉被告认可没有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反诉被告应当以该金额的3%的税率向反诉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反诉被告不能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应当按该税率赔偿反诉原告相应的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2435240元÷1.03×3%）。对于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被告在2009年度销售额超过8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反诉被告不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具体登记办法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也即反诉被告不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只能由主管税务机关予以认定，故对反诉原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反诉被告提出双方口头约定的交易价格是不含税价格的意见，因反诉被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反诉被告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荣登公司结欠原告货款290560元，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因此被告荣登公司应当在原告送货后及时支付给原告，拖欠不付而构成违约，其在向原告支付货款290560元时还应当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对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没有约定，因此被告荣登公司应当赔偿原告相应的损失，现原告请求自2017年5月30日起（因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7年5月29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荣登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吴兆凤、鲁辰与被告荣登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被告鲁辰代替被告荣登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不能即说明被告荣登公司与其股东账目混同，故对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向被告销售货物后应当向被告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对被告反诉要求原告开具金额为243524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反诉请求，本院也予以支持，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率应当为3%，如原告不能开，则赔偿被告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庄卫刚货款290560元，并偿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7年5月30日起以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上述款项由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直接给付原告或汇入太仓市人民法院案款专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账号：32×××31。 二、反诉被告庄卫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反诉原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开具金额为2435240元、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不能开具则赔偿税收抵扣损失70929.32元。 三、驳回原告庄卫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16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304元，财产保全费2170元，合计11642元，由原告负担3304元，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负担8338元。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负担部分由被告上海荣登市政机械配套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杨利刚 人民陪审员  袁 辉 人民陪审员  季鸣芳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严晓波                                                            书记员  于东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