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96民再4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国政，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思宗，河南大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苗生春，又名苗小东，男，1971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虎成，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李元朝，男，1957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再审申请人杨国政与被申请人苗生春、李元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豫96民终3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豫96民申9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国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原思宗、被申请人苗生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虎成、被申请人李元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政申请再审请求：依法撤销济源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96民终35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苗生春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苗生春、李元朝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苗生春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是李元朝与杨国政的通话录音，但该录音资料严重瑕疵，不能证明杨国政向苗生春借款150000元。2017年12月25日的录音资料，李元朝说“你取的150000元为啥不给人家？”杨国政明确质疑“咋式？谁取那150000元钱了…你房子卖了没有给人家钱…”但是立即被李元朝打断，且该录音并不完整。本次两人通话时间较长，杨国政在之后的对话中对李元朝主张的150000元借款明确予以否认和质疑，因该部分内容对李元朝明显不利，李元朝仅截取了通话的一分多钟，对其不利部分未予提供。2017年10月25日的录音，对李元朝提出的有人要钱的问题，因为杨国政没有向陶红旗或他人借款，故对该问题很坦然的说到该起诉就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杨国政对李元朝的提问未表示否认，就认定杨国政与苗生春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实属错误。在这两份录音中，李元朝均使用了诱导性的提问和发问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要求录音资料无疑点，录音证据在形式上应当具备原始性、完整性，内容上应当具备真实性和可辨性。两份录音资料都不具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杨国政与李元朝的合伙关系，只涉及到合伙利益的分配，不能认定杨国政与苗生春存在借贷关系。原审判决认为“杨国政对李元朝与杨国政合伙在焦作干工程的身份予以认可，故杨国政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判决理由纯属主观推定。杨国政不否认与李元朝合伙干工程的事实，但李元朝在借条上签字并擅自收取借款的行为，足以将李元朝界定为实际借款人的身份，李元朝将借款用于合伙工程还是个人使用是其权利的行使，都不影响其借款人身份的认定，即便李元朝对合伙项目个人投资的追加，只能在合伙结算时按照其投资比例进行利益分配，但不能以借款用途来认定借款人是杨国政。三、本案借贷是否真实发生及借款金额多少严重存疑，原审判决对借款未予核实，做出错误判决，严重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债权人借款的交付能力及交付方式，本案中苗生春对150000元借款的交付方式多处陈述矛盾，也并未向法庭提供借款来源，另李元朝多次提到将150000元借款存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并向案外人郝东明转款70000元，但李元朝也未向法庭提交其银行转账流水予以证明，法庭也未进行核实，故本案的借款是否发生，借款金额是多少，都有待查证。申请人认为从利益实现最大化考量，在借条上有杨国政和李元朝二人的共同签名的情况下，苗生春作为债权人理应将二人作为共同借款人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但苗生春放弃向李元朝主张债权，而李元朝作为借款的直接经手人，其在不承担还款责任的情况下，虚构借款、扩大借款金额都不涉及个人利益损失，所以李元朝对借款金额的认可，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审法院未对借款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即做出本案判决，明显对申请人不公平。四、即便本案存在借贷关系，也应当认定为李元朝向苗生春借款，由李元朝承担还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条是双方有借款和出具借款的意思表示，出借人实际向借款人交付借款后，借贷关系才能成立。杨国政向陶红旗出具150000元借条，是有意向陶红旗借款，但最终陶红旗未向杨国政支付款项，双方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未实际形成借贷关系。之后，李元朝在该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字，表明李元朝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在2018年11月6日庭审笔录中，苗生春认可借款周期和借款利息都是和李元朝商量的，之后也一直问李元朝要钱，如果认为李元朝是介绍人不是借款人，债权人和介绍人商定的结果如何能够约束杨国政？其次，该笔录中李元朝称是苗生春是看其面子才分工负责，结合李元朝庭审中称“后来我想再换个条，但是因签字时间问题没有换条”，如果李元朝换条的话，因为杨国政未实际收到款项，还要求李元朝撕毁借条，杨国政是不可能签字的，只能是最终收到借款的李元朝向债权人补换借条。两项结合，可以认定李元朝是实际借款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苗生春辩称，1、关于两份通话录音，该通话录音不存在任何瑕疵，也没有经过任何剪辑，若杨国政认为录音存在剪辑的情况，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从通话内容上看，杨国政对借款150000元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甚至在通话录音中杨国政将借款用途也说的非常清楚。因此，本案并不是杨国政一直声称的根本没有向苗生春借款。2、李元朝从苗生春处取到150000元款项后，苗生春让李元朝签字的意思是杨国政不在现场，让李元朝签字证明已经取到了150000元款项。至于李元朝将取到的150000元款项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则属于三人在焦作合伙干工程的事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能据此对抗苗生春向杨国政出借150000元款项的事实。3、本案中的借贷事实有至关重要的两个录音和借据原件、李元朝和苗生春的陈述，可以相互印证，至于杨国政在再审申请中对录音资料的理解纯属断章取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本案的借款经过和借款事实相当于或者类似于借款人在出具借据后指定他人收取款项或者将款项打入他人银行账户，不能因为其他人按照其指示收取了款项或者将款项打入他人账户，二人之间发生争议后，让实际收款人承担责任。5、杨国政申请的调取证据在一二审过程中并没有申请，不符合调取证据的相关规定，且本案在四次庭审过程中李元朝均对取到150000元款项具体内容有相关陈述，因此本案苗生春认为不需要调取该银行流水，因为该银行流水仅仅能证明款项的具体用途，与本案争议的焦点苗生春出借给杨国政款项没有关联性。综上，其认为杨国政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法驳回杨国政再审请求。李元朝辩称，杨国政在焦作干工程，杨国政让其去干活，其只负责管账。中间因欠工程款，杨国政去借款没有借到，杨国政让其去借款，当时其妻子在担保公司干，说月息3分，还需要押车。后其碰到其村的陶红旗，其给陶红旗说了借款的事，陶红旗说借款的话需要押车，月息2.5分。其给杨国政说了，杨国政同意了。2012年5月3日其、杨国政都到陶红旗办公室，杨国政说他的车坏了，没法押车，陶红旗说不押车的话月息3分。当天11点多杨国政打了150000元借条，杨国政本来说钱是给郝东明，但他又担心郝东明不去买材料，杨国政让其去拿钱。吃完饭，杨国政给郝东明打电话，郝东明过来后，其与郝东明一起去苗生春处拿钱，分两次共拿了150000元（百货大楼苗生春经营处、北海小区家中）。拿到150000元后去河北了。在河北购货验货后，因为较晚，货发不走了，给杨国政打电话，杨国政说不行先付定金，货到再付款，我们交了50000元定金，剩余的100000元其把存到其信用社账户上了，货到后又付了70000元（银行汇60000元，10000元是借给郝东明作工人生活费用），剩余的30000元陆续支付工程款。关于杨国政调取证据的申请意见同苗生春的意见。苗生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国政归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2年5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日，因所干工程需要资金，杨国政向苗生春借款150000元，当时约定月息3分，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现金壹拾伍万元整（月息叁分）借款人：杨国政2012.5.3”，第三人李元朝也在该借条上签名。该款至今未还，也未支付过利息。一审法院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杨国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苗生春15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2分从2015年5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杨国政负担。杨国政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李元朝承担还款责任，并驳回苗生春对杨国政的起诉。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二审认为，杨国政上诉称其是向案外人陶红旗借款，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借款，但杨国政认可苗生春持有的150000元借条是由杨国政出具，杨国政并未在借条上注明是向陶红旗借款，苗生春依据该借条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苗生春提供的录音资料，杨国政对借款的事实明确知道并予以认可，因此，根据苗生春、李元朝的陈述，结合录音内容，可以认定苗生春将借条中载明的款项交给了李元朝，且杨国政对李元朝与杨国政合伙在焦作干工程的身份予以认可，故杨国政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元朝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各方的陈述，李元朝在杨国政出具借条时并未在借条上签字，杨国政并不知道李元朝之后在借条上签名的情况，杨国政、李元朝并未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苗生春、李元朝则认为李元朝是作为中间人在取到借款时签名确认取款事实，因此，李元朝的身份不应认定为借款人。综合各方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和上述事实认定，本案借款应由杨国政承担还款责任，至于李元朝收到款项后的具体用途，属于李元朝、杨国政合伙事项，并不影响杨国政与苗生春借款关系的成立，杨国政要求李元朝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杨国政出具的借条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并且杨国政在录音中表示“那用到干活上了”以及“我们的账还没有算”，因此，苗生春的请求并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00元，由杨国政负担。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但再审申请人杨国政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要求调取李元朝2012年5月3日至5月10日期间其名下农村信用社银行账户的往来情况，证明本案涉案借款是否客观存在。经本院征求李元朝的意见，李元朝将其在农村信用社账号的从2012年5月4日至7月21日交易流水提交本院。杨国政质证认为，一审庭审中，李元朝认可其收到借款后存入自己的银行卡，但其提供的银行流水并没有2012年5月3日的存款记录。李元朝认为，2012年5月3日下午，其拿到苗生春出借的款项后，就和郝东明一起去河北买漆了，经杨国政同意，向河北交了50000元定金。2012年5月4日由给郝东明转账60000元，扣除郝东明之前在其处的借款10000元，郝东明给其出具了120000元的收据。苗生春质证称，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银行流水可以看出李元朝在庭审中陈述的关于150000元中的70000元支付给郝东明是属实的，间接证明苗生春已经将出借款项交付给了李元朝。本院再审认为，李元朝提交的银行流水具有客观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杨国政再审称其是向案外人陶红旗借款，借条也是交给了陶红旗，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借款。但根据再审中李元朝提供的银行流水情况，2012年5月4日李元朝从其银行卡上给郝东明（杨国政雇用的施工人员）转账60000元，结合苗生春、李元朝的陈述以及录音内容，可以认定苗生春为该借条的持有人，并将借条中载明的款项交给了李元朝。至于李元朝是否受杨国政的委托去苗生春处取款，杨国政虽然否认，但苗生春作为出借人、李元朝作为经手人，都是事情的亲历者，李元朝陈述该款项用于杨国政在焦作的工地，且杨国政对李元朝在焦作工程中的身份也是认可的。依据民事证据盖然性规则，原审认定李元朝是受杨国政委托到苗生春处取款的事实并无不当。本案中，杨国政也认可苗生春持有的150000元借条是其出具，杨国政并未在借条上注明是向其主张的陶红旗借款，苗生春依据该借条以债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苗生春提供的李元朝与杨国政的通话录音资料，杨国政对借款的事实明确知道并予以认可，因此，杨国政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国政再审称其与李元朝的合伙关系，只涉及到合伙利益的分配，不能认定杨国政与苗生春存在借贷关系。依据个人合伙的相关规定，如杨国政所述属实，在苗生春不要求李元朝承担还款责任的前提下，杨国政也有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关于杨国政再审称李元朝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因苗生春在一审时将李元朝列为第三人，认为李元朝是作为中间人在取到借款时签名确认取款事实，并未要求李元朝承担还款责任。因此，综合各方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和上述事实认定，原审判令杨国政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杨国政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再审不予支持。本院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9）豫96民终35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存智审判员  赵旭安审判员  聂文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宋雪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