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6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锦，女，1970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娟，广东育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芬，广东育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红卫，男，196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鹤洲社区洲石路**深业世纪工业中心**1801-1806。法定代表人：李东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正旺，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庆，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周锦因与被上诉人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6民初21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周锦上诉请求：1.请求确认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13栋703房为周锦购买的事实；2.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撤销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3.请求判决周红卫和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现有证据充分证明诉争房产系由周锦出资购买，周锦是诉争房产权益人。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诉争房产实际上由周锦出资购买，周锦是诉争房产权益人，具体体现如下：（一）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与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于1996年2月29日签署的《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中清楚、明确地载明“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二）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于1996年3月4日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幢703房款¥146244.68。”（三）周锦一审中提供的2017年9月21日其与母亲杨某的录音，显示杨某亲口承认“买房子的钱是你的”，表明诉争房产由周锦出资购买。（四）一审法院认定，拆迁补偿商议期间，周红卫向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提供的周锦2015年5月21日签字的《声明书》系由周红卫伪造。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周红卫清楚地知道诉争房产为周锦出资购买并享有房产权益。而且，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要求周红卫提供类似该份《声明书》的材料也表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知晓诉争房产权益原本属于周锦，如果未经周锦的同意或者授权，将无法进行拆迁补偿签约工作。因此，本案一审现有证据和一审查明的事实已经足以证明诉争房产系由周锦出资购买，周锦为诉争房产权益人。二、一审判决认定诉争房产购房款由周锦父亲周某转账支付，诉争房交付给了周红卫，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合同签订后，兄妹周红卫、周锦的父亲周某转账支付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146244.68元，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出具一份收款收据：‘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幢703房款146244.68元。’缴款后，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将涉案房产交付被告周红卫。”（见一审判决书第9页）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分述如下：（一）前述提及的1996年2月29日《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1996年3月4日《收款收据》、2017年9月21日杨某录音，均清楚载明诉争房产购房款实际上由周锦支付。（二）周红卫一审提供的证据“周某存折明细页”未显示户名、未显示支取款项的去向，而且其显示1996年3月4日支取金额101027.67元与诉争房产购房款146244.68元差别太大。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现金交款单”显示的交款单位为宝安××投资发展公司，并非周某，该现金交款单与周某无关。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某向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支付了146244.68元购房款。（三）周锦购买获得诉争房产之后，先后由周锦、周某、杨某、周红卫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使用，并非“由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交付给了周红卫”。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房屋由开发单位直接交付给周红卫。（四）诉争房产2004年之前的水电费均由周锦支付，此后周锦由于出国以及家庭矛盾等原因，不再长期居住在诉争房屋，因此也就不再以自己的名义缴纳水电费。由于房屋用水用电登记用户的变更不需要原登记用户的同意，也不需要提供原用水用电合同，因此诉争房屋现在的用水用电登记用户并不等于房屋所有权人，不能以水电公司登记的户主认定房屋的产权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诉争房产购房款由周锦父亲周某转账支付，诉争房交付给了周红卫，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合同签订、房款支付、交付房产、占有使用”等情况后，却认定周锦不是诉争房产权益人，存在逻辑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分析认为，（一）《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备注“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无确认人的签章落款，不具备声明的效力；（二）《收款收据》显示“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幢703房款146244.68元，但该款实际付款方并非周锦，是否来源于周锦存放与母亲处的款项，现有证据不能核实。因此，周锦应自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对其权属主张不予采纳。”（见一审判决书第10页）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由周红卫提供，其上面有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的盖章以及周红卫自己的签字，其上备注“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清晰明确，具备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却认为无确认人的签字盖章，不具备声明的效力，显然存在逻辑错误。（二）《收款收据》已经直接表明了周锦为交款人，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购房款实际支付方并非周锦，另一方面又认为周锦未证明购房款是否来源于存放于母亲处的款项，明显是自相矛盾。事实上，无论周锦是否有款项存放在其母亲处，都不能推翻《收款收据》记载的事实。（三）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周锦为诉争房产权益人。首先，周红卫通过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声明书》的方式处分了诉争房产，其行为侵犯了周锦对诉争房产享有的合法权益。其次，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在明知周锦为诉争房产的权益人的情况下，与周红卫签署《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该安置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无效。一审判决驳回了周锦该项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在认定诉争房产的购房款实际支付者、诉争房产权益归属等问题上，在没有顾及《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严重损害周锦合法权益的问题上，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因此，周锦恳请贵院正确适用法律，支持周锦的全部上诉请求。二审庭审前，上诉人周锦将第二项上诉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二审庭审时补充如下意见：一、第一次开庭时我们提交了一份补充的上诉意见，确认将第二项的上诉请求变更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周锦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周锦于一审开庭时当庭将第二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订的安置协议无效，详见一审的开庭笔录第8页。一审判决忽略了此诉讼请求的变更，未在一审判决中明确。诉争房产虽未进行权属登记，但同诉争房产的合同签订、房产的给付、房产的使用可以确认周锦为该房产的权益人，享有相关的拆迁补偿权利。周红卫提供的《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上备注“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证明周红卫确认了上述备注内容，却在一审庭审时陈述备注内容为其书写，周锦也认可备注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以无确认人的签字盖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诉争房产的收款收据显示收到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栋703房款146244.68元以证明诉争房产的房款付款人为周锦。收款收据已是周锦的收款凭证，周锦已完成举证责任。反之，周红卫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房款由其支付，且在1996年周红卫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一次性全额支付购房款，一审法院以房款是否来源于周锦存放于其母亲处的款项，现有证据不能核实，否认周锦对现有房产的出资明显错误。周锦自诉争房产购买后一直居住至2002年，期间外学习离开一段时间，诉争房产的电费周锦一直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缴费至2004年左右，后因考虑到父母使用及自己出国的原因，所以变更了水电费的缴费账户，虽然周锦虽未举证在诉争房产，但法院应该考虑本案属于家庭矛盾的特殊性，不能以此否认周锦为诉争房产的实际权利人的事实。周红卫及其父母即使在诉争房产中居住，但并不等同于周红卫享有诉争房产的产权，判断诉争房产的归属的首要依据应为书面的合同和购房款的收据。二、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是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周锦合法权益的事实，补充安置协议应认定为无效，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作为诉争房产的拆迁公司，熟悉深圳的拆迁法律，应当承担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明知收款收据上写明了周锦的名字，但仍然与周红卫谈判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明知在周红卫主张补偿的情况下，未要求周锦当面签署放弃权利的书，也未向周红卫核实提交说明书的真伪。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的以上行为表明，其没有尽到拆迁主体应有的审慎注意义务，对周锦并未沟通，却由周红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存在明显的过错。周锦在发现周红卫伪造《声明书》提交给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后，即向街道办及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提出异议了，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在调查核实时发现《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上备注的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由周锦所有”的字样被周红卫用涂改液遮盖，后刮开后发现此备注。三、周锦已完全证明诉争房产归其所有，但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在明知存在此种情形下，未对其错误行为进行改正，解决问题，仍继续与周红卫履行补偿安置协议，并将首期补偿款支付给了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的行为证明其存在与周红卫恶意串通的情形。在此前提下，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仅依据了周红卫提供的伪造的放弃产权的《声明书》即认为诉争房产为周红卫所有，并与之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周锦合法权益的情形，该安置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周红卫及其父母在深圳拥有其他住房，其中周红卫所有的房产位于深圳市××村××单元××楼，父亲周某、母亲杨某所有的房产位于宝安区××区××房，周红卫及其父母不应侵占周锦被诉争房产的权益，周锦认为现有的证据已能充分证明周锦为诉争房产的权益人，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在诉争房产确认过程中明知诉争房产为第三人所有，仍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无效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周锦的利益。相关安置补偿协议应为无效协议，请求法院查明上述事实，支持周锦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周红卫辩称，一、周红卫作为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职工，与合同甲、乙双方签署《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1996年2月29日，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甲方，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乙方，签订一份《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以下简称“《代建统建合同》”），××公司以统建代建形式为××××公司兴建干部、职工住宅；关于涉案房产，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投资款146244.68元。周红卫作为××××公司职工，符合单位统建房分配要求，因此《代建统建合同》上乙方代表为周红卫，该合同系由周红卫签署姓名并且合同原件由周红卫持有。签订《代建统建合同》后两、三个月左右，周红卫因考虑其配偶也可能申请到单位福利房，故在《代建统建合同》（原件一式四份）的其中两份原件末尾空白处手写“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其余两份合同原件并未标明此段话），但该段话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也并非周红卫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周锦不是××××公司职工，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和政策支持取得涉案房产，《代建统建合同》的签订过程，周锦自始至终都未参与，也无权参与该合同的签订过程。二、涉案房产系周红卫的房产，并非周锦出资购买。1.1996年3月4日，父亲周某转账支付101027.67元给周红卫，周红卫再自己凑点钱，总共146244.68元，当天周红卫就将上述现金全部存进××公司名下的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银行账号，《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市分行现金交款单》的全部内容均为周红卫亲笔书写。周某的上述购房资金来源为其卖掉名下的位于广东省××市××区××社区的单位职工集资房产获得的15.6万元。1996年底，周红卫返还涉案房产购房款给父亲周某，周红卫依据周某的意思将返还款项直接存入杨某名下的安信证券账户，共计20万元。2.周红卫交付完毕涉案房产款项后，当日××公司向其出具《收款收据》，××公司依据周红卫的意思，在《收款收据》上注明“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栋703房款”，该款项的实际交付人为周红卫，并非周锦出资。随后，××公司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周红卫。3.周锦在一审中提供的2017年9月21日其与母亲杨某的录音，周锦单方声称杨某亲口承认“买房子的钱是你的”，此段话完全是周锦断章取义，从整段完整录音可以判断，父母周某、杨某在录音中一直都有说明购房款项是周某支付的款项，但由于在周锦咄咄逼人的强势语气下，母亲就反问周锦一句“买房子的钱是你的？”这句话并非是陈述句，而是母亲一气之下质问周锦的话语，母亲杨某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录像的证人证言对周锦提供的该段断章取义的录音部分予以澄清说明及坚决否认，并且说明周锦从未委托周红卫购买涉案房产。4.周锦一直强调购买涉案房产的款项是其托管在母亲杨某手上的资金，上述说辞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理由如下：首先，涉案房产出资款项为父亲周某名下建设银行账户转出，并非杨某账户转出支付购房款项；其次，周锦声称其放在母亲处的款项真实的资金流向如下：1996年6月12日杨某开设股票证券账户，1996年底周锦托三弟周涛现金转交杨某24万元，然后杨某将24万元存入股票账户；1999年下半年分两笔转入杨某股票账号，第一笔9万元，第二笔6万元港币，周锦交给母亲杨某的上述约39万元均是在够买涉案房产之后的事情，根本不可能使用周锦的托管资金够买涉案房产，并且周锦的该笔资金杨某尚未动过，至今仍在杨某的股票账户上。三、涉案房产是由××××公司交付给周红卫，并非交付给周锦。1996年3月4日，周红卫交付完毕涉案房产款项后，当月周红卫手持《付清房款证明》（盖章单位：××公司；出具日期：1996年3月6日）原件去××公司拿涉案房产的锁匙。该付款证明原件已被棚改办收走。周锦自始至终未参与涉案房产的交付过程。四、涉案房产的占有使用主体。1996年5月，周红卫自己支付5万多元对涉案房产进行装修，1996年8月入住涉案房产。涉案房产一直主要由父母周某、杨某居住（1996年8月入住至2017年3月10日，约居住20年零7个月），期间周红卫一家人亦有在涉案房产与父母共同居住并照顾赡养父母(周红卫一家人于1996年8月入住涉案房产至2014年12月搬离涉案房产，约居住17年）。1997年7月，周锦从上海回到涉案房产居住了约半年多，1998年2月，周锦因结婚搬住深圳市，从此之后不再居住在涉案房产。涉案房产用水用电登记用户名长年以来为周红卫（已向一审法院提供过相关水电费单据），周锦从未向法院提交也根本无法提交任何登记在其名下的水电费单据。五、周锦在相关部门多次确权公示期间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在收到《声明书》过后一段时间开始心生异议，将涉案房产作为谈判筹码，为自己争取部分父母的财产。2014年至2016年期间，涉案房产列入棚改项目，多次公示确权，于2017年3月10日，相关部门最终确认周红卫为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才安居公司”）签订《深圳市宝安区××39区××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2017年5月15日，人才安居公司的工作人员发来微信及电话需要周红卫补充一份关于周锦放弃涉案房产产权的《声明书》。当日，周红卫与周锦进行沟通说明，周红卫也将《声明书》电子版通过微信发给周锦审阅。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棚改办多次确权公示，周锦从未提出异议，周锦刚开始对《声明书》也未提出任何异议，随后也发其身份证照片委托周红卫办理声明事宜，后周锦否认上述事实。在周红卫与周锦的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周红卫也向周锦说明了此句话“上面收据当时怕影响分房加了你名字上去”，周锦对上述言语也未提出任何异议。2017年5月22日，周锦通过微信向周红卫发来《家庭财产情况说明》，说明只要父母将股票股值转至周锦名下，周锦就愿意签署放弃涉案房产产权的《声明书》，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周锦图于涉案房产巨大增值，为谋取个人利益，想通过涉案房产来作为谈判筹码，为自己争取部分父母的财产。六、周红卫与人才安居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依法有效。根据《合同法》第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周锦主张安置协议无效，但根本未提供任何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上述法定的无效情形。人才安居公司依据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严谨的确权操作流程最终确认涉案房产归周红卫所有，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跟周红卫恶意串通来损害周锦的利益。周锦的说辞依法无据，也没任何证据证明安置协议签署的双方恶意串通来损害其利益，因此，该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周红卫认为周锦的所有上诉请求均依法无据，与客观事实不符，恳请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辩称，一、周锦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涉案房产的权属人，在涉案房产确权公示及签约过程中（即2017年2月至10月），周锦也没有提出权属的异议，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就涉案房屋搬迁补偿事宜与周红卫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过程中，新安街道办、安居公司已经履行了棚户区改造项目必要的工作程序以及资料审查义务，并按规定进行了确权公示，征求公众意见。新安街道办综合涉案房产各项材料，将房屋权属确认给周红卫的程序及实体均合理合法，周锦无权诉请搬迁补偿协议无效，如其对涉案房屋主张实际权利，应当先就涉案房产提起房屋确权之诉。二、现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约定合同无效的存在五种情形，其中周锦主张周红卫、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二款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形并无证据支持。一方面本项目是具有纯公益性的，安居公司推进本项目的实施，主要目的是要化解小区的一些危房威胁以及保障居民的安全，另外为了筹集人才住房，安居公司不具有与周红卫恶意串通的主观故意与动机。另一方面，新安街道办、安居公司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走访调查、核查权属、确权公示等必要程序，最后确权给了周红卫，周锦在2017年10月下旬向安居公司发送律师函，主张其是涉案房产的权属人，安居公司以及新安街道办组织了两次协调会，就周锦与周红卫之间的对涉案房产的权属纠纷进行调查，但截至目前，周锦依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周锦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三人”。三、刚才周锦的代理人提到的《声明书》，其不是房屋确权的必要材料，也不是安居公司与周红卫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主要依据文件，只是一个涉案房屋权属确认的补强资料。周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周红卫伪造原告签名的《声明书》无法律效力；2.撤销被告周红卫与被告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周锦在一审变更诉讼请求第二项为确认被告周红卫与被告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周锦与周红卫为兄妹关系；涉案房产未办理产权登记，为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代建统建的职工住宅。1996年2月29日，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为甲方，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为乙方，签订一份《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甲方以统建代建形式为乙方兴建干部、职工住宅，住宅为宝安区******共**，乙方支付投资款146244.68元。乙方代表为周红卫，该合同原件由周红卫持有，但末尾空白处手写“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合同签订后，兄妹周红卫、周锦的父亲周某转账支付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146244.68元，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出具一份收款收据：“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栋703房款146244.68元”。缴款后，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将涉案房产交付被告周红卫。房产交付后，一直主要由父母周某、杨某居住，期间周红卫、周锦亦有在该房产与父母共同居住一段时间；据周红卫提供的水电费单据，涉案房产用水用电登记用户名为周红卫。2017年3月10日，被告周红卫与被告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深圳市宝安区××39区××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周红卫以涉案房产权益人身份与拆迁补偿方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周红卫向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交付涉案房产，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亦据协议向周红卫支付相关补偿费用。2017年5月或6月，涉案房产被拆除。拆迁补偿商议期间，周红卫伪造一份周锦签字的《声明书》：声明涉案房产一切权益属于周红卫。庭审中，周锦主张涉案房款146244.68元为其支付，并提供其与母亲杨某的录音。杨某到庭，否认房款出自周锦存放于其处的款项。上述事实，有《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收款收据、《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声明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周红卫伪造周锦签字的《声明书》，非声明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周锦关于撤销拆迁补偿协议的诉求，实质是要求确认其为房产权益人，协议侵害合同第三方合法权益，诉求撤销，故应由周锦承担证明其权属的举证责任。涉案房产未作权属登记，相关权属纠纷应据合同签订、房款给付、交付房产、占有使用等情况核实。经庭审查明，周锦并未参与合同签订，亦未直接向房产建设方支付投资款，房产建设方亦未将房产交付周锦，房产交付后亦非主要由周锦占有使用，周锦主张其为实际权益人，与基本事实不相符。至于周锦提供的两份关键证据，法院分析如下：（一）《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备注“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无确认人的签章落款，不具备声明的效力。（二）收款收据显示“收到宝安××实业公司（周锦）39区13栋703房款146244.68元”，但该款实际付款方并非周锦，是否来源于周锦存放于母亲处的款项，现有证据不能核实。因此，周锦应自负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对其权属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周红卫伪造周锦签名的《声明书》不具备法律效力；二、驳回周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周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周红卫在二审提交周红卫与周锦的母亲杨某的证人证言一份，内容与其原审提交的杨某证人证言相似，因杨某旁听了二审调查，本院对周红卫在二审调查时提交的杨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本院查明，周红卫在二审调查时对周锦的收入能力以及在外地进修没有异议，但其不认可周锦有对涉案房产出资的主张。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周锦在二审变更上诉请求为确认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宝城39区海乐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周红卫与杨某虽主张周锦的资金未用于购买涉案房屋，但杨某已经收到周锦的资金，该事实结合双方确认真实性的《收款收据》（写有周锦姓名）、《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能够形成高度盖然性证明周锦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周红卫虽主张《收款收据》（写有周锦姓名）、《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有周锦名字的原因是周红卫想借周锦名字买房以达到不影响周红卫配偶另行购房资格的目的，但周红卫完全可以用杨某的名义而无需用周锦的名义，在周锦的主张有上述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周红卫的抗辩理由难以自圆其说，且周红卫伪造周锦签名的《声明书》的行为有违诚信，其自身出资能力亦存疑点，故本院对周红卫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定周锦出资购买涉案房屋。第二，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名称为《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涉案房屋为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代建统建的职工住宅。涉案《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显示甲方深圳市宝安区××投资发展公司以统建代建形式为乙方深圳市宝安区××实业公司兴建干部、职工住宅，住宅为，住宅为××******共**付投资款146244.68元。乙方代表为周红卫，该合同原件由周红卫持有。周锦虽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但只有周红卫作为深圳市宝安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符合《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中房屋的购买条件，而周锦并不具有深圳市宝安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身份，故即使《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末尾空白处手写的“此房款由周锦支付，产权归周锦所有”确为周锦、周红卫当时作出的约定，该内部约定亦不具有对外效力。周红卫持有《宝安区干部职工住宅代建统建合同》及相关单据，且具备深圳市宝安区××实业有限公司员工身份，实际居住在涉案房屋中，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据此与周红卫签署《深圳市宝安区××39区××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协议有效，故周锦关于确认周红卫与深圳市宝安人才安居有限公司签署的《深圳市宝安区××39区××花园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审驳回周锦该诉讼请求无误，本院予以维持。对周锦关于确认深圳市宝安区××39区××花园13栋703房为周锦购买的事实的上诉请求，已超出其一审起诉请求范围，本院亦已就此作出事实认定，不再另行判决。周锦因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向周红卫主张相关权利，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周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周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炬审判员 郑寒江审判员 易 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邓 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