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92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中兵，系受害人孙某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峰，广东创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庞艳花，系受害人孙某母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传峰，广东创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启飞。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正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怡霖，女，该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尤程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春，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艳，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衣景春。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丽红，女，系该公司深圳分公司员工。上诉人孙中兵、庞艳花、上诉人任启飞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滴新能公司）、任启飞、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古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孙中兵、庞艳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四、五项；2、改判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和被上诉人万古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二判项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任启飞与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车辆管理承诺书》，迪滴新能源公司承担管理并且抽取任启飞车资。2016年4月22日任启飞与被上诉人万古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协议》并实际履行。任启飞也自认与该两被上诉人存在劳务雇佣关系，故该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任启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二、三、四、五项，改判任启飞无须向孙中兵和庞艳花承担赔偿责任，判决由被上诉人迪滴新源公司和被上诉人万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自认事故发生时还没有接单，在准备接单过程中”为由，判决由上诉人而非网约平台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涉案车辆粤Ｂ×××**系由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从案外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承租后提供给任启飞使用，且投保人及受益人均为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案发后，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将涉案车辆收回。由此可见，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对涉案车辆具有控制权和支配权。（2）根据《劳务服务协议》及《车辆管理承诺书》（该承诺书系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限制了任启飞的权利、加重其义务，免除公司的义务，应属无效）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上诉人任启飞在使用车辆期间，车辆所有的保险、维修、培训、运营管理均由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支配和控制。任启飞只有车辆的使用权，而且每月“滴滴平台”除扣除每月的车辆管理费6000余元外，上诉人每接一单还扣除单价约20%的费用。（3）上诉人任启飞在使用车辆期间都是通过“滴滴平台”接单(注：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和被上诉人万古公司与“滴滴平台”之间的经营关系，属于内部关系），上诉人任启飞个人离开“滴滴平台”便无从接单，所有的（客户）接单信息以及扣除车辆管理费和每单的提点均由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和被上诉人万古公司及“滴滴平台”之间合作完成，上诉人任启飞只有服从接受扣除车辆管理费和提点的事实，并没有任何自主权。上诉人任启飞认为，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作为一家网约平台的专业公司，理应具有相当的保险意识，上诉人任启飞刚开始使用车辆时，就觉得商业险只有30万元太少，但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称现在公司政策就这样，后期会调整。故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在《车辆管理承诺书》中写上超出保险的部分由上诉人任启飞承担，上诉人任启飞认为，该条款是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限制了上诉人任启飞的权利，规避法律义务应属无效，这足以证明双方的关系属于从属关系。同时，案发后，任启飞在未羁押前，找到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的车队负责人杨队长要求公司对该案承担赔偿责任，当时杨队长就对上诉人说，在超出保险100万以上部分，上诉人任启飞和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各自承担一半，上诉人任启飞表示难以接受。（4）上诉人任启飞在案发时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任启飞出发等待接单的行为，与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所要求的职责范围密切相关的，该行为与职务具有内在联系，上诉人任启飞为了实现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和维护其自身管理需要而实施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任启飞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判决由上诉人任启飞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履行职务行为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首先由机动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由肇事者（上诉人）所属单位（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和被上诉人万古公司）承担。（三）本案中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网约车管理平台，对车辆行驶过程中的风险应高度预判，而购买限额为30万元的商业险远远低于深圳的赔付标准，案发后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吴经理和杨队长多次与任启飞沟通，表示对超过125万元部分由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任启飞对半承担，应视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对债的加入。（四）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制定计费规定、收益分配规定、服务内容标准以及服务质量保障等规章制度的制约。任启飞以付出劳动而获得相应报酬，双方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故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应当承担雇主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关于赔偿责任的划分是错误的。“滴滴平台”纵使采取了劳务派遣、集约租赁等外包经营模式，但接单都是以“滴滴平台”名义进行的，“滴滴平台”对外不仅是技术提供者，更掌握着交易价格制定、订单分配模式、利益分享比例等多项涉及经营核心的内容，出行业务的市场信赖基础也是基于客户对平台的信任，所以被上诉人迪滴新能源公司、被上诉人万古公司与“滴滴平台”之间的关联关系，并不能对抗第三人，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迪滴新能源公司辩称，（一）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为汽车租赁关系，迪滴新能源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的公司，自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承租了涉案车辆后，经万古公司推荐，任启飞向迪滴新能源公司承租了前述涉案车辆，迪滴新能源公司也实际将车辆交付给任启飞使用，任启飞是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和控制人。（二）双方虽然签署了《车辆管理承诺书》，但是实际履行中迪滴新能源公司仅向任启飞收取每月的固定租金，未向任启飞支付过任何劳务费用或其它费用，也没有要求任启飞使用迪滴新能源公司的车辆完成一定量的工作，故任启飞未向迪滴新能源公司提供任何劳务。（三）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出租汽车包括网约车的驾驶员与经营者订立劳动合同，并按劳动合同履行的，才认定为劳动关系”。双方订立承包租赁联营等合同，并建立营运风险、利益共享分配机制则按照双方约定执行，但是实际履行与约定不一致的，或者双方未约定的，以实际履行情况认定，故双方的法律关系应当认定为汽车租赁关系。（四）任启飞所述的计费规则、收益分配规则等均不是由迪滴新能源公司制定的，而是案外人网约车平台制定的。与迪滴新能源公司无关，迪滴新能源公司并不经营网约车平台。（五）关于债的加入，并没有证据佐证，且其所提到的吴经理和杨队长并非迪滴新能源公司授权代表。平安保险公司辩称，本案中的保险限额已经用尽，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与平安保险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查明事实，并作出公正裁判。万古公司辩称，万古公司与迪滴新能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案外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并且合作在2016年6月30日已经终止，万古公司与任启飞签订的协议是代发工资协议，该案件与万古公司无关。任启飞针对孙中兵、庞艳花的上诉，辩称，没有意见。孙中兵、庞艳花针对任启飞的上诉，辩称，认可任启飞主张的与迪滴新能源公司的劳务关系。孙中兵、庞艳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8760元，丧葬费人民币75222元，误工费人民币11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住宿费人民币70000元，交通费人民币16005元等。二、被告承担诉讼费。原告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请求被告万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3月4日17时45分许，被告任启飞驾驶粤XX**号牌小型轿车沿大望村村内通道由西往北方向行驶至254号门口左转弯时，该车车头左侧与手推儿童摇摆玩具车的受害人孙某（学龄前儿童，处于蹲踞状态）身体发生碰撞至受害人孙某倒地后左前轮再碾压其头部，造成受害人孙某当场死亡的路外交通事故。经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湖大队认定，被告任启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孙某不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被告任启飞自认事故发生时还没有接单，在准备接单的过程中。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孙某当场死亡。原告主张为处理丧葬事宜支出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并提各类票据等佐证。在事故发生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2463.5元，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原告垫付了人民币80000元。深圳市罗湖区大望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9日出具《居住登记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及两原告自2015年9月19日至2018年3月4日在该社区登记居住。《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于2016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深圳市参加社会保险。深圳市罗湖区XX幼儿园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深圳市在园儿童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于2016年9月1日在该园就读，现就读该园大一班。原告孙中兵与受害人孙某系父子关系，原告庞艳花与受害人孙某系母子关系。涉案车辆属于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系被保险人。其中，交强险限额为人民币122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10000元；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人民币30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粤0303刑初125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任启飞驾驶车辆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外的村内通道上行驶过程中，因疏忽大意发生意外，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判决被告任启飞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该判决书已生效。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被告任启飞与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2日签订《劳务服务协议》约定，双方建立劳务关系，期限为2016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1日。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向被告任启飞支付过任何款项。同日，被告任启飞与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车辆管理承诺书》约定，发生交通事故，属于保险范围的，按照保险的要求处理，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于超出保险金额以外的一切损失，由被告任启飞承担等。除承租涉案车辆外，被告任启飞与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被告任启飞确认案外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滴滴平台直接在被告任启飞运营收取的费用里面扣除租金支付给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案件。事故认定被告任启飞负事故全部责任，受害人孙某无责任，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深圳市罗湖区大望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9日出具《居住登记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及两原告自2015年9月19日至2018年3月4日在该社区登记居住。《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于2016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在深圳市参加社会保险。深圳市罗湖区XX幼儿园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深圳市在园儿童证明》载明，受害人孙某于2016年9月1日在该园就读，现就读该园大一班。根据上述证据，在计算赔偿标准时应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被告任启飞与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虽签订《劳务服务协议》，但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向被告任启飞支付过任何款项，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事故发生时，双方并不构成劳务关系。被告任启飞与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虽签订《车辆管理承诺书》，但除承租涉案车辆外，被告任启飞与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无任何其他经济往来，且原告与被告任启飞并未就租赁物即涉案车辆存在瑕疵、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存在过错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任启飞自认事故发生时还没有接单，在准备接单的过程中，因此，被告任启飞而非网约平台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肇事车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承保单位，应在其保险范围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的损失有：一、丧葬费：丧葬费应认定为75222元（150444元÷12个月X6个月)。二、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认定为人民币1058760元(52938元X20年）。三、精神抚慰金：受害人死亡，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人民币100000元。四、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及误工费：根据原告提交的票据及距离的远近，法院酌定上述费用合计人民币40000元。综上，原告以上损失总额为人民币1273982元。故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人民币110000元，应在第三者责任险部分赔偿原告人民币30000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2463.5元，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原告垫付了人民币80000元，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还须向原告赔付人民币330000元（110000元+300000元-80000元），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多支付的部分，可待本判决生效后，另徇法律途径向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主张。被告任启飞还应向原告赔偿人民币943982元（1273982元-33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第十条，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孙中兵、庞艳花赔偿人民币330000元；二、被告任启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孙中兵、庞艳花赔偿人民币943982元；三、驳回原告孙中兵、庞艳花主张被告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孙中兵、庞艳花请求被告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孙中兵、庞艳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568元，由被告任启飞负担人民币40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人民币3568元。本院经审理查明，万古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任启飞签订书面的《劳务服务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第3.1款约定：“乙方根据甲方工作要求和安排，提供驾驶服务，乙方应当服从甲方的安排，听从甲方的指挥，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第3.2款规定：“乙方应按照甲方劳务指令中所述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提供代驾劳务服务。”第3.3条：“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管理公司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应服从该等第三方公司的管理。”二审中，万古公司代理人称合同约定的任启飞提供驾驶服务是指由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给任启飞安排的驾驶服务；称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驾驶服务合作协议》，称主要是为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代发工资，并称于2016年6月30日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终止合作，不清楚是否有与任启飞解除合同。万古公司未提交上述《驾驶服务合作协议》。在回答法院问题：万古公司给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车辆服务有否收费？万古公司代理人称：应该是有收费，具体怎么收费代理人不清楚。任启飞在二审中称，任启飞的车是在滴滴平台上接单，属滴滴平台的快车，属专职司机，并称没有与滴滴平台签订过协议，其成为快车司机是由迪滴新能源公司为其注册，其所有资料交给迪滴新能源公司。任启飞称其与万古公司的《劳务服务协议》是在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迪滴新能源公司代理人称不清楚《劳务服务协议》是否在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迪滴新能源公司称其与任启飞签订的《车辆管理承诺书》目的是出租车辆给任启飞使用，任启飞向迪滴新能源公司交纳租金，具体租金代理人称不清楚，应当是按月收租。任启飞称租金是在网约平台的账户上扣，每月扣6000元。任启飞称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一般每天接20个单，滴滴网约车平台每单收20%左右。并称每月除平台账户扣除的车辆租金、管理费，基本没什么钱剩。任启飞称，本案的事故发生时，任启飞开着车在等滴滴平台的单。关于社保，任启飞称刚开始时两个月迪滴新能源公司将购买社保的款项大概每月500元支付给任启飞，由任启飞自行购买，后来迪滴新能源公司没有再支付购买社保的款项。迪滴新能源公司代理人称不清楚购买社保的情况。在回答法院问题：迪滴新能源公司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有无签订协议时，迪滴新能源公司代理人称不清楚。再查，任启飞与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的《车辆管理承诺书》约定任启飞接受迪滴新能源公司的工作运营管理。除上述事实外，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任启飞与万古公司、迪滴新能源公司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事故是否发生在雇佣活动期间，任启飞、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雇佣关系一般依照双方的书面合同认定，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可以根据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进行认定。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是雇员提供劳务，雇主获得劳务的收益。在雇佣关系中，雇员没有自己的经营事业，而是为雇主的经营事业而工作，雇员付出的是劳动，其收入属劳动的对价，而非经营事业的利润。雇主在雇佣关系中有自己的经营事业，其经营事业通过取得雇员的劳动成果而运营和获取收益。本案中，万古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任启飞签订书面的《劳务服务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第3.1款约定：“乙方根据甲方工作要求和安排，提供驾驶服务，乙方应当服从甲方的安排，听从甲方的指挥，按时保质完成工作任务。”第3.2款规定：“乙方应按照甲方劳务指令中所述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提供代驾劳务服务。”第3.3条：“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管理公司对乙方进行管理，乙方应服从该等第三方公司的管理。”二审中万古公司代理人称合同约定的任启飞提供驾驶服务是指由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给任启飞安排的驾驶服务；并称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驾驶服务合作协议》，万古公司给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车辆服务应该是有收费，具体怎么收费代理人不清楚。故任启飞与万古公司签订了《劳务服务协议》，约定了雇佣关系，《劳务服务协议》约定由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给任启飞安排驾驶服务，而任启飞也注册了滴滴平台的快车，至事故发生时，一直在开着滴滴快车，而万古公司因此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收取费用，因此可以认定双方既签订了雇佣合同，也一直在履行雇佣合同，直到事故的发生。万古公司称已于2016年6月30日与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合作，但其未通知任启飞解除《劳务服务协议》，故其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可以认定任启飞在迪滴新能源公司办理了成为滴滴快车司机的手续，由迪滴新能源公司提供万古公司的《劳务服务协议》给任启飞签字，任启飞向迪滴新能源公司提供相关资料，由迪滴新能源公司在滴滴网约车平台为任启飞注册成为快车司机，迪滴新能源公司向任启飞提供车辆，并与其签订《驾驶服务合作协议》，通过滴滴网约车平台每月扣车辆租金。故任启飞在成为滴滴网约车平台司机前，没有车辆，与相关的公司也没有相应的合同，其仅能提供的是其驾驶车辆的技能和劳务。而迪滴新能源公司为其安排工作用的车辆、设计和安排其与万古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为其在滴滴网约车平台注册，而任启飞与迪滴新能源公司签订的《车辆管理承诺书》约定任启飞接受迪滴新能源公司的工作运营管理，故可以认定任启飞的工作实际上由迪滴新能源公司安排和管理，任启飞的工作是开网约车，提供的是劳务，并非为自己的事业而经营，虽然多劳多得，但其取得的收入本质上仅仅是劳务所得的报酬，而非经营的利润；而迪滴新能源公司通过每月扣除车辆租金的形式享受了任启飞的劳动成果，迪滴新能源公司通过获取像任启飞一样的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收益，实际经营其自己的营业，故迪滴新能源公司与任启飞实际形成了雇佣关系。也即是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同时享受任启飞的劳动成果，任启飞同时为上述两公司的经营而工作，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同时与任启飞形成了雇佣关系。关于事故发生时，任启飞是否在雇佣活动中，任启飞从事滴滴网约快车司机，车辆是其工作工具，开车、等单、接单是其工作内容，故任启飞关于事故时其正在开车等单的主张可以采信，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未能提交反驳的证据，故可以认定事故发生时任启飞是在雇佣活动过程中。关于任启飞、万古公司和迪滴新能源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任启飞作为行为人应承担一般的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章是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属该章的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该款确定了用人单位对受害人的责任，也确定了用人单位的最终责任，是为了保障受害人能获得足额赔偿，也是出于避免工作人员因执行用人单位的工作致他人损害并承担责任后得不到追偿的情形。但该款并未免除工作人员的一般侵权责任，否则行为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侵权责任将丧失预防和抑制侵权行为发生的功能。而另一方面，受害人如果不能向直接侵权行为人请求赔偿，可能会面临向住所地在外地甚至境外的用人单位追偿的困境，而在某些情形下，用人单位可能只是一个空壳。故上述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并非要置受害人于前述无法求偿的困境，相反，其目的是增加赔偿责任人以保障受害人获得赔偿，同时使已承担责任的工作人员可以向用人单位追偿。故该款应作以上解释。任启飞和万古公司、迪滴新能源公司应当承担共同的侵权赔偿责任，任启飞承担责任后，可以向万古公司、迪滴新能源公司追偿。综上，上诉人孙中兵、庞艳花的上诉成立，本院支持其上诉请求；任启飞的部分上诉成立，本院支持其相应的请求，驳回其他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有不清，适用法律也有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5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576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三、变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135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任启飞、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上诉人孙中兵、庞艳花赔偿943982元；四、上诉人任启飞承担上述第三项的责任后，有权向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上诉人孙中兵、庞艳花的其他诉讼请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568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00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35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090元，由上诉人任启飞负担3870元，由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110元，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110元。上述12090元二审受理费用已由上诉人孙中兵、庞艳花预交5220元，本院予以退回；上诉人任启飞预交6870元，本院退回3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北京万古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负担的4110元，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宏开审判员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