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63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宁宁，女，1981年9月15日出生，住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强，男，1987年2月4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宁安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村夫，北京市博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留林，女，1988年12月9日出生，住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印，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凯，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张宁宁、赵强因与被上诉人刘留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4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宁宁、赵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村夫，被上诉人刘留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宁宁、赵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435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留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未调查清楚真实情况，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难以服人，判决支持刘留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刘留林既未与张宁宁、赵强签订劳动合同，亦未签订劳务合同，更没有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无权要求张宁宁、赵强承担责任。刘留林系万达公司的在职销售人员，其销售的也是万达的楼盘，当时张宁宁、赵强只是跟刘留林在通州区万达广场一楼的同一个展厅而已，事实上刘留林既不是张宁宁、赵强的员工，也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务合同，更未为张宁宁、赵强工作，法庭未对张宁宁、赵强提出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就匆忙认定张宁宁、赵强与刘留林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其判决结果让人难以信服。二、刘留林的证据，不能证明与张宁宁、赵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法庭未调查相关事实，未能仔细审查和询问，而张宁宁、赵强的质证意见完全未被采纳或直接被忽略，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做法，令人遗憾。1、对于刘留林提交的佣金明细表，既没有刘留林的签字，也没有其他证明这是刘留林的销售所得，而且，所谓的在销售总监处签字的“张名扬”，海南盛亚蒂斯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并无此人，故无法证明该佣金表就是刘留林的佣金。2、陶某的证人证言，首先，陶某并不是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员工，她自己都证明不了自己的身份，又如何能证明刘留林的身份呢？3、经查，在销售总监处签字的“张名扬”并非张明锋，张明锋也不承认其使用“张名扬”一名，故在陶某不能证明其系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员工的前提下，其作证说张名扬“系”张明锋”，没有证明力。4、对于2018年2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更无法证明张明锋同意佣金一说，因为张明锋在2014年12月3日即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在2016年7月12日变更了股东（投资人），到2018年的时候，张明锋已经跟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退一万步说，即使证明是张明锋说的，张明锋在2018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权力处理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任何事情了。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刘留林所谓的“佣金，与张宁宁、赵强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而令人遗憾的是，判决书中不仅没有针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或者推理，而且有些证据在判决书中竟然没有体现，竟然直接被忽略。三、法庭调查形同虚设，对于本案张宁宁、赵强陈述的刘留林是万达的员工，张明锋没有签字认可佣金，陶某不是张宁宁、赵强公司员工等，法庭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判决书中也没有任何体现。四、一审判决未能认真查清案件事实的真相，定性错误，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偏颇，无法使人信服。一审引用了《合同法》第109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那么既然如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留林得证明其跟张宁宁、赵强之间有关系才对啊，其既不能证明跟张宁宁、赵强系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跟张宁宁、赵强是劳务关系，也未跟张宁宁、赵强签订其他合同，又怎么可以让张宁宁、赵强承担责任呢？至于其引用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那么刘留林也需要证明佣金明细表就是他的佣金，而证人陶某也应该证明他是张宁宁、赵强公司的员工才可以作证吧？这些都证明不了，他连证人的资格都没有，其作证的效力又如何能被采信呢？另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张宁宁、赵强说刘留林系万达公司的员工，法院为什么不去万达公司调查呢？故，一审法庭未能查清本案的真实事实，在定性上就出现错误，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无法令人信服。上述等等事实，足以证明张宁宁、赵强与刘留林之间不存在劳务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未遵循法律逻辑，判决结果无法令人信服！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14350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以维护张宁宁、赵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刘留林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张宁宁、赵强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宁宁、赵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关于劳务费佣金，一审也提交过与张明峰的微信沟通的聊天记录证明。刘留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宁宁、赵强支付我提成佣金93210元；2.本案诉讼费由张宁宁、赵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留林主张其于2016年1月至3月为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提供劳务，负责销售“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房屋。刘留林在本案立案时亦将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列为被告，但经查，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已于2020年2月4日注销，在其注销时，张宁宁、赵强系其股东。为证明其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刘留林提供了“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2016年1月、2月销售房源可提佣金明细表，载明两个月共有6套房屋可提佣金，共计87772元，加盖有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公章，在销售总监处签有“张名扬”的名字，在万达西双版纳经办人处签有陶某的名字，并经约九人审核签字。另外，刘留林提供了微信记录佐证，载明其于2018年2月3日向“张明峰”发送消息索要9万余元的佣金，“张明峰”告知其还没收回成本，无法支付，要求其等待，在2018年10月，刘留林向“张明峰”发送了佣金明细，共计93210元。庭审中，刘留林申请陶某出庭作证，陶某表示认可刘留林的主张，并表示可提佣金明细表上的“张明扬”即为“张明峰”，其主张在销售上述项目期间，“张明峰”为与其进行项目对接的人，其也向“张明峰”提过刘留林佣金的事，“张明峰”表示无力支付。另查，海南盛亚广告公司设立于2012年2月15日，在2016年7月12日前，张明锋为该公司持股比例90%的股东。经询问，刘留林表示其微信中的“张明峰”即为张明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留林提供的可提佣金明细表及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刘留林提供的微信记录，可以证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时任大股东张明锋对刘留林主张的数额知情且未提出异议。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应当按照刘留林完成的劳务支付相应的报酬，现海南盛亚广告公司长期拖欠刘留林佣金不妥，故对于刘留林主张的佣金，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已注销，作为其注销时的股东，张宁宁、赵强未提供证据证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注销时已办理了依法清算，故对于刘留林要求张宁宁、赵强对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张宁宁、赵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支付刘留林佣金9321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张宁宁、赵强向本院申请调取刘留林的社保档案及工资发放记录，以证明刘留林系万达公司的在职销售人员，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劳务关系。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刘留林系依据劳务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其是否与案外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并不影响对于劳务关系的认定，故张宁宁、赵强申请调取的证据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关系，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刘留林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张宁宁、赵强上诉提出刘留林未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更没有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刘留林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劳务关系存在，佣金明细表上没有刘留林的签字，无法证明这是刘留林的销售所得，而且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没有销售总监叫张名扬的人员，证人陶某亦不能证明其系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员工，微信聊天记录更无法证明张明锋同意佣金一说，张明锋在2018年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权力处理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任何事情了。一审判决未查清事实，判决结果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刘留林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刘留林提交了海南盛亚广告公司的可提佣金明细表的打印件，该明细表上有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加盖的公章、公司项目经理“张名扬”和万达西双版纳经办人陶某的手写签字，张宁宁、赵强虽否认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亦认可表单系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成交客户的明细，仅是因为没有体现刘留林的名字，故认为不能证明是刘留林的业绩；其次，刘留林还提交了该明细表上签字人员陶某的证人证言，陶某明确表示其是万达西双版纳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项目现场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对接工作，其认可刘留林的主张，亦认可提佣金明细表上其个人签字的真实性，并表示可提佣金明细表上的张明扬即为张明峰，在销售上述项目期间，张明峰为与其进行项目对接的人，其也向张明峰提过刘留林佣金的事，张明峰表示无力支付；再有，刘留林还向法院提交了其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原大股东张明峰之间的微信往来记录，证明其曾于2018年2月3日向张明峰发送消息索要9万余元的佣金，张明峰回复称自己已经垫了几十万在里面，不能还没收回成本拿自己的钱给，要求其等待。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刘留林提交的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海南盛亚广告公司存在事实劳务合同关系及海南盛亚广告公司拖欠劳务报酬的事实成立。张宁宁、赵强虽否认刘留林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但其并未提交充分相反证据推翻刘留林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故对于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宁宁、赵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30元，由张宁宁、赵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刘 茵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