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5民终19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辉，男，汉族，1980年2月18日生，住信阳市浉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烜铄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下江益村宜商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9LEQC5U。法定代表人：白瑞红，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潮，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白瑞红，女，汉族，1987年9月6日生，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潮，北京京师（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忠，温州市瓯海区经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建辉因与上诉人义乌市烜铄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烜铄公司）、白瑞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2020）豫1502民初5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建辉，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海潮，上诉人白瑞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忠、夏海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辉上诉请求：一、撤销（2020）豫1502民初54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由被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认为“原告仅提供了被告烜铄公司的《保证函》，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烜铄公司提供担保得到公司股东会或控股股东确认，自己尽了审查义务，该《保证函》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规定，被告烜铄公司担保无效”是错误的，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理由是，《担保函》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白瑞红向上诉人出具的。由于白瑞红是当时该公司唯一股东，拥有该公司100％的股权，因此，其向上诉人出具《担保函》，并不需要召开股东会决议，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白瑞红没有超越权限，该担保行为不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九民会议纪要》第17、18条之规定精神，该《担保函》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的上述错误进行纠正，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义乌烜铄公司、白瑞红答辩称，义乌烜铄公司没有向王建辉出具所谓的保证函，该保证函是上诉人王建辉自己写的，利用职务之便自己盖章，这个不是白瑞红亲自出具交给王建辉的，即使向上诉人王建辉所说的该保证函是公司出具给他的，该保证函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的规定，即使不需要股东会决定，也需要控股股东三分之二以上签字确认，该保证函上没有所要求的控股股东表决权的签字，上诉人王建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义乌烜铄公司、白瑞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白瑞红与被上诉人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没有真实出具涉案“保证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依法应当撤销。具体如下：1、上诉人白瑞红与被上诉人间没有达成民间借贷合意。被上诉人在向上诉人白瑞红转账本案所涉19万元款项前，上诉人白瑞红一直在温州家中抚养两个孩子，并没有参与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的经营活动。被上诉人既未与上诉人白瑞红碰面，也未通过电话或其他通信方式与上诉人白瑞红沟通，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上诉人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与上诉人白瑞红就所谓的民间借款达成合意。但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虚假陈述及银行转账记录，不顾上诉人的真实答辩陈述和两位到庭作证证人的证言所证实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及另案上诉人黄坚豪存在股权转让，及本案所涉款项系被上诉人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故意是非不分，一味地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是完全错误的。2、被上诉人交付涉案款项的时间节点与股权转让时间节点存在密切关联问题上，一审法院有意忽视。2018年10月25日，黄坚豪、被上诉人、证人仇某签订一份书面《股东合作协议书》，且口头约定黄坚豪将义乌烜铄公司10%股份（注：当时黄坚豪占股份80%、仇某占股份20%，因黄坚豪系失信人员，100%股权由仇某名义持有）作价45万元转给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原先借给黄坚豪的另案20万元出借款直接冲抵股份转让款后，被上诉人还应另行支付另案上诉人黄坚豪股权转让款25万元，才分别于2018年10月29日、10月31日、11月2日、11月6日、11月9日分别向上诉人白瑞红银行账户转账5万元、5万元、3万元、3万元、3万元，合计19万元；另行向证人仇某转账35000元直接用于公司经营费用。所有涉案款项的交付时间均在2018年10月25日之后，时间节点与股权转让存在密切关联，但一审法院有意予以忽视。3、被上诉人一方面认为上诉人向其借款，另一方面却不让上诉人出具借据，完全不符合被上诉人历来出借款项的交易习惯。早在2012年3月27日，被上诉人出借款项给黄坚豪时，不仅要求出具20万元的借据，同时还要求出具收款确认书，但却先收取砍头息1万元，仅转账19万元，事后还多次按月利率5%计收利息。而本案中所谓出借款项给上诉人白瑞红时，不仅不要求上诉人白瑞红出具借条，也不要求出具收款确认书，更是不收取分毫利息。两者稍一比较，足见本案所谓出借款项的行为，与被上诉人之前的出借款项的交易习惯完全天差地别。这难道不值得一审法院怀疑并作出合理判断？4、被上诉人称要求上诉人白瑞红归还借款未能如愿。一方面知道要求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出具所谓“保证函”并加盖公章，另一方面却不知道要求上诉人白瑞红出具借据或在“保证函”上签个名，这难道符合常理？而一审法院却轻易把“保证函”作为唯一能够证明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有效证据予以采信，难道不是有意为之？5、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没有真实出具涉案“保证函”。实际上，被上诉人之所以没让公司法定代表人白瑞红单独出具借据或在所谓的“保证函”上签名，其原因很简单，就是被上诉人心知肚明本案所谓的民间借贷行为自始至终并不存在，故唯有自行实施打印“保证函”并加盖公章这一可以操作的行为，形成涉案“保证函”，而并非真实由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出具。因为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实际股东之一，平时又参与被告公司实际经营活动，随时可以动用公司印章，每月初都要带着公章去客户单位结算餐费并现场出具加盖公章的收据。且被上诉人于2020年3月19日带着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公章，由公司员工即本案证人李某开车送达杭州签订租车协议。足见被上诉人对可以随时动用公章这一事实无法否认。实际上，被上诉人自始至终也未曾否认。但一审法院却仍然轻易采信“保证函”是义乌烜铄公司真实出具，并将其作为认定上诉人白瑞红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有效证据。这难道仅仅是经办法官司法水准问题那么简单？6、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为依据判令上诉人白瑞红承担偿债责任，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经办法官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徇私舞弊，枉法作出不公正判决。理由有三：1、一审法院经办法官故意曲解表述上诉人白瑞红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判决书第2页第三段“被告白瑞红辩称”，故意将白瑞红答辩意见第1点“原告诉被告因经营公司所需向其借款19万元不是事实，被告白瑞红没有向原告借款的必要，也不存在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双方无借款合意”（详见庭审笔录第4页），故意曲解表述为“双方借款起因、经过、利息约定都是模棱两可，不符合交易习惯，借款不是事实，无借款合意，也没借款必要”。这是为枉法判决进行事实铺垫。2、一审法院经办法官特意删除白瑞红代理人对被上诉人的发问及被上诉人涉及本案关键事实的回答内容。对于由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诉人质证意见持完全否认的证据“保证函”，是唯一认定双方是否真实存在民间借贷的最关键的证据。稍有审判经验的法官必然会对“保证函”的形成过程、时间、地点、交接人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但作为资深办案人员的本案一审经办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却有意绕开对“保证函”的细致审查，并在经办法官本人庭讯后，直接要求双方进入辩论。当上诉人白瑞红代理人要求发问后，才给予发问机会。当庭，上诉人白瑞红代理人对被上诉人发问及被上诉人回答的内容，书记员均已当庭录入电脑。但庭后，一审法院经办法官特意指使书记员删除了部分发问及回答内容，可见一审法院经办法官明显存在徇私舞弊的行为。3、经办法官特意在庭后多次提醒案件“当事人”，“可以改自己说的内容”。在庭审过程中，因被上诉人因心虚回答上诉人代理人问题时，前后陈述存在矛盾，当时书记员已记录在案，正常情况下法官不应当多次提醒案件当事人“可以改自己说的内容”，且当时案件双方当事人均有专业代理律师在场，实无必要多次提醒。不仅如此，庭后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核对笔录过程中，对庭审笔录中对上诉人代理人问题的回答内容，改成与庭审回答内容完全不一致，对于这样事关案件主要事实的修改庭审笔录的行为，经办法官却不予制止。可见一审法院经办法官公正性荡然无存！且令上诉人感觉意味深长！三、本案被上诉人于一审提交的证据“保证函”，系其伪造并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加盖公章形成。被上诉人利用伪造的“保证函”，虚构上诉人白瑞红向其借款及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事后提供担保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系虚假诉讼行为。现导致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偿债责任，故被上诉人也已涉嫌构成诈骗。综上，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王建辉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白瑞红依法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上诉人称答辩人与白瑞红之间借款为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1、答辩人向上诉人出借款项以及在公司帮忙担任销售经理，均是为了帮助其夫妇把生意做起来，以便让他们尽早还债，并非答辩人入股公司；2、义乌烜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按照上诉人诉称转让10%的股权，其价值在10万元上下，黄坚豪当时欠款连利息近50万元，不可能出现以10万元股权冲抵50万元债务的情况，答辩人也绝不会同意；3、如前所述，义乌烜铄公司10%的股权冲抵黄坚豪一人的债务尚且不够，答辩人更不会再与白瑞红无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另外再给自己加价出资19万元受让本就不足额的股权；4、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股东变更时，从未将答辩人进行工商登记，其于2020年向答辩人出具保证函等事实，均已证实答辩人并未入股公司，19万元借款系真实存在，且至今未被清偿。三、保证函系义乌烜铄公司向债权人出具，依法具有连带保证的法律效力，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一审已经查明保证函形成过程，系双方自愿协商后制定的债务偿还方案，对二上诉人具有约束力，上诉人义乌烜铄公司也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二上诉人的上诉。王建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9万元及利息（以19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付清为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11月，原告通过银行向被告白瑞红先后转款三笔共计11万元，微信转账两笔共计8万元。2020年4月29日，被告义乌烜铄公司向原告出具加盖公司公章《保证函》，内容为：“王建辉：对于本公司法人代表（唯一股东）白瑞红2018年11月9日，向你借款的19万元款项，本公司将督促其在保证函出具后，三个月内全部还清。如逾期未还，本公司将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直至款项全部清偿完毕。注：上述借款日期到账时间为2018.11.9日保证人：义乌市烜铄食品有限公司”。因被告逾期未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告与案外人黄坚豪系朋友关系。黄坚豪原系被告白瑞红丈夫，二人于2015年9月份离婚。2018年10月25日，原告与黄坚豪及仇某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书》，约定黄坚豪与仇某共同投资设立义乌烜铄食品有限公司，仇某和原告担任公司监事。2019年9月25日，被告义乌烜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仇某变更为白瑞红，股东现为白瑞红、严小丫。2019年初至2020年8月，原告在被告义乌烜铄公司负责销售。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王建辉向法院提供了转账记录和加盖有被告义乌烜铄公司公章的《保证函》，能够证明与被告白瑞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要求被告白瑞红偿还借款19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没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在借款时对借款利息有约定，应视为没有借款利息，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予以驳回。被告白瑞红对收到原告转账19万元不持异议，但辩称该款为案外人黄坚豪转让在被告义乌烜铄公司股份应收的转让款，并提供了《股东合作协议书》等证据，但是这些证据仅证明原告为被告义乌烜铄公司的监事而非股东，没有证明原告成为被告义乌烜铄公司的股东，更不能证实黄坚豪将10％股份转给原告已实际发生、其有依据代黄坚豪接受股份转让款的事实；另外，证人仇某、李某虽然出庭作证，但因二人分别系黄坚豪的发小（同学）、义乌烜铄公司的员工，与被告义乌烜铄公司间存在利害关系，依照证据规则，法院对二人证言不予采信。综上，法院对被告白瑞红该辩称理由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义乌烜铄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白瑞红是以公司名义借款或将借款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且二被告提供的《股东合作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白瑞红为被告义乌烜铄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而原告仅提供了被告义乌烜铄公司的《保证函》，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义乌烜铄公司提供担保得到公司股东会或控股股东确认，自己尽了审查义务，该《保证函》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为本公司股东提供担保的规定，被告烜铄公司担保无效，原告要求其承担还款的民事责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二被告辩称该保证函上公章系原告利用工作之便自行加盖，但没提供证据证实，抗辩理由不成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白瑞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向原告王建辉偿还借款本金计人民币19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减半收取2050元，保全费1520元，由被告白瑞红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上诉人白瑞红与被上诉人王建辉借款关系是否成立，二是义乌烜铄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上诉人白瑞红与被上诉人王建辉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司法解释修订前的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上诉人王建辉提交了转款凭据，上诉人白瑞红虽然认为该转款系王建辉收购黄坚豪股权支付的转让款，但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股东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出资额、出资比例及出资人身份等关键信息均为空白，未作约定，上诉人白瑞红也不能提交公司股东登记名册、股东会议记录、股权分红记录等证据证明黄坚豪已经将义乌烜铄公司股权实际转让给王建辉，白瑞红及黄坚豪在一审申请作证的证人，亦不足以证实双方达成以股权冲抵债务、且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故在上诉人白瑞红无法合理说明其接收被上诉人王建辉转款目的和性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王建辉提交的转款凭证判令其支付王建辉19万元，并无不当。关于义乌烜铄公司对案涉债务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上诉人王建辉虽然持有加盖义乌烜铄公司印章的保证函，但是该保证函上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王建辉并未举证证实其接收该保证函时查阅了公司章程、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等证实其尽到了审慎义务的相关材料，故其要求义乌烜铄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建辉、白瑞红、义乌烜铄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王建辉负担2050元，由义乌市烜铄食品有限公司、白瑞红负担2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买戈良审判员  周振力审判员  付 巍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艺璇书记员余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