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9民终5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农场，住所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法定代表人：孙树成，系该农场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立，系该农场办公室法务。被上诉人（原审黄桂胜）：黄桂胜，男，1963年11月28日生，满族，辽宁省农垦局干部，现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长鹏，辽宁亮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农场（以下简称泡子农场）与被上诉人黄桂胜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1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泡子农场的法定代表人孙树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云立，被上诉人黄桂胜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长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泡子农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阜蒙县人民法院(2020)辽0921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自2009年开始增加土地承包费，每年每亩350元×2000亩=700000元，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6年12月28日签定的土地承包补充合同书；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7年9月17日签定土地承包协议书，上诉人将农场田家村2000亩土地承包给被上诉人，承包期限30年，每亩承包费20元，合同一直履行至今。现因国家农业政策的改变，被上诉人经营期间获得的粮食直补、种植者生产补贴和良种补贴在内的各项农业补贴每亩地的获得已远超承包费。原审上诉人已提供土地粮食直补面积补贴数额分类明细表，证明被上诉人承包田家村土地自2004年开始每亩补贴为132.8元，超过承包费六倍多，同时证明黄桂胜和王玉红(2004-2018年)承包土地共获得直补713.4万元，收益巨大，上诉人原审期间提供了农场鸿兴农业合作社在泡子农场承包土地合同一组，证明农场周边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350元-500元，黄桂胜与农场周边签定的荒地流转合同书11份，被上诉人自行流转土地的价格为每亩180元-190元，被上诉人利用担任泡子农场农业开发中心法定代表人名义向阜蒙县农业银行贷款本金458万元，用于田家村土地经营，其后被上诉人又以个人名义与农场签定土地承包协议，现贷款本金利息截至2017年3月30日为14465273元，现债务全部由农场承担，给上诉人造成巨大损失。以上证据均证明，因农业政策的改变，继续按土地承包协议履行，将导致合同双方利益失衡，协议约定显失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依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发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现情势已发生了重大变更，原审法院不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6年12月28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一份，该协议书将承包期限变更为“即由原来1998年至2027年底延长到2037年底”，此约定违反土地承包期限不能超过30年的规定，属无效约定，协议同时约定承包费变更，从每亩20元增加到每亩50元，上诉人原审已举证，承包费收取凭证一份，证明了黄桂胜一直按20元交纳承包费，未履行50元每亩的约定，合同一直未履行，应予撤销。原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明显错误。泡子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称：1、黄桂胜自2019年开始增加土地承包费，每年每亩350元；2、撤销双方2006年12月2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补充合同书》；3、由黄桂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泡子农场与黄桂胜于1997年9月17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将农场田家村的2000亩土地承包给黄桂胜，承包期限30年，每亩承包费20元，合同一直履行至今。现因国家农业政策的改变，黄桂胜经营期间获得的包括粮食直补、种植者生产补贴和良种补贴在内的国家各项农业补贴每亩地的获利已远超承包费用；承包2000亩土地前、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对该地块土地进行改造，己导致土地承包费用上涨，如继续按土地承包协议每亩20元的标准给付承包费，结合现在的农业经济状况，将导致合同双方利益失衡，合同约定显失公平。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变更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黄桂胜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补充合同均合法有效，双方应该继续履行。1996年11月6日，农场向阜蒙县农牧业局提交申请，欲将万亩荒地开发为水田。1996年11月11日，该申请得到了阜蒙县农牧业局的批准。为了实施项目开发，1997年9月17日双方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在万亩荒地范围内，由黄开发水田并承包，黄每开发一亩水田向农场交纳承包费20元，承包期30年。合同签订后，黄开始投资改造荒地，前后投资数百万元共开发荒地2000余亩。黄自1998年起按2000亩面积如约向农场交纳承包费，并交纳农业税。在开发的过程中，2004至2005年，农场对双合一组2800亩土地进行整理改造。农场改造的双合一组的荒地居民认为无法耕种，持续上访两年，要求得到补偿。为了维稳大局，农场无奈跟黄协商，请求黄将无法耕种的双合一组的1000余亩荒地投资改造为良田，并由黄支付一部分补偿款给第一组居民。为了补偿黄的损失，2006年12月28日，农场与黄签订了《土地承包补充合同书》约定将原承包的2000余亩已改造好的良田承包期延长十年，将原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由2027年延长至2037年底，承包费由每亩每年20元增加至50元。据此，2007年1月1日，农场与黄又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约定黄承包农场剩余荒地1150亩，承包费为每年每亩50元。这期间，2007年1月1日，王玉红经招标已与农场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协议书(一)》，约定农场将双合义村一组荒地705亩承包给王玉红经营，承包费为每年每亩30元。因黄承包连年亏损，已无力承包其余1150亩荒地，经与王协商，由王替黄承包经营该1150亩荒地，农场同意与王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二)》。2008年4月20日，经实际测量，黄承包的2000亩合同土地实际面积(含沟、路等无法耕种面积)为2750亩，王承包的705亩合同土地实际面积(含沟、路等无法耕种面积)为1122.2亩。经双方协商，自2008年4月20日起，将上述两合同面积变更为2750亩、1122.2亩，黄、王此后均按该面积向农场交纳承包费。前述合同一直履行至今。二、人民法院应该驳回关于增加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本案黄桂胜之所以能承包泡子农场所有的土地，有两大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一是农场开发荒地资金不足，所以才引进有实力的黄桂胜对荒地进行良田改造;二是农场自身改造的荒地无法满足职工的耕种需要，引起大面积的职工上访，农场无奈将职工不满意的土地对外承包以平息上访。当时荒地对外承包的价格最多每亩10元甚至不收费只要改良土地就行，而黄桂胜却以每亩50元的高价，一直交纳承包费近20年，且陆续投入改良土地资金近千万元，折合每亩投入近2000元。如此巨大的投入、将数千亩荒地改造为良田，在至今仍未收回成本的情况下，增加承包费明显对黄桂胜不公平。此外，黄桂胜耕种几千亩地玉米每年都在亏损，而非赢利。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统计，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供给侧改革的推进，2015年后全国玉米产量开始下降，玉米产量一路高歌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伴随玉米产量下降，玉米种植利润急剧下滑，2015年玉米亩产净利润低至-134.18元，也就是说种植一亩玉米不但赚不到钱，还要亏损134.18元。从官方数据看，全国种植玉米均是亏损状态。虽然黄桂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费用清单，但从全国而言，黄桂胜也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黄桂胜还曾投入每亩2000元的巨资将荒地改造成良田，其显然不可能赢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第二条（关于）严格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为了因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审判工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原则和精神，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況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对于上述解释条文，各级人民法院务必正确理解、慎重适用。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从最高院的通知中也可以看出，人民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该非常慎重，若确需适用也应该报高院审核。本案根本达不到情势变更的情况，人民法院应该判决驳回泡子农场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泡子农场与黄桂胜于1997年9月17日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约定将农场田家村的2000亩土地承包给黄桂胜，承包期限30年，每亩承包费20元。该协议一直履行至2006年。2006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土地承包补充合同书》，约定，将黄桂胜原承包的2000余亩已改造好的良田承包期延长十年，将原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由2027年延长至2037年底，承包费由每亩每年20元增加至每亩每年50元。涉案协议一直履行至今。2019年，泡子农场、黄桂胜、阜蒙县农业农村局委托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黄桂胜承包经营的涉案土地进行测量，实测结果黄桂胜耕种涉案土地2538.99亩，该面积比《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约定的土地面积2000亩多538.99亩。现538.99亩涉案土地单独划出由阜蒙县惠广农机专业合作社托管。履行涉案协议、合同期间，黄桂胜曾领取涉案土地粮食直补和国家补贴款。原审法院认为：泡子农场与黄桂胜于1997年9月1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2006年12月28日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补充合同书》是对于1997年9月17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的变更，该变更同样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合法、有效，双方亦应按照新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黄桂胜承包涉案土地前国家对涉案土地投资改造明显不是情势变更条件，黄桂胜经营涉案土地期间获得涉案土地粮食直补、种植者生产补贴亦不属于情势变更条件，因此，对于泡子农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一款、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农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00元，由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农场负担。本院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案涉《土地承包协议书》中的承包费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该条是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纠纷如何处理问题的规定。本条规定的内容包含以下几层含义：1.对于有关流转费用问题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达不成一致且继续履行明显不公平的，才适用本条规定的原则处理；2.对于过去已经履行完毕期间的流转合同部分不再涉及，只是对尚未履行完毕期间的费用问题进行处理；3.对于此类纠纷涉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如果继续履行的话，原来的约定没有明显不公平的，应当尊重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尽量维护有关合同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从严掌握变更流转合同的条件；4.对于一些明显不公平的流转合同，参照情势变更原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妥善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构成情势变更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二是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相关的情势变更，即表明其知道相关情势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情势变更原则就不能适用。三是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如果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其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四是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五是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本案中，首先，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泡子农场与黄桂胜自签订案涉《土地承包协议书(一)》至今，阜新地区包括案涉承包土地相同地段的承包费价格确有上涨，此种上涨深受国家惠农粮补政策、粮食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与阜新地区土地承包费普遍上涨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案涉土地承包费上涨是与阜新地区土地承包市场整体波动相一致，这说明案涉土地承包费涨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因素，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其次，泡子农场与黄桂胜签订案涉《土地承包协议书》时，约定“享受国家对农民的一切补贴。补贴面积以农场上报面积为准……乙方可直接转包、转让。”也约定了违约条款，这说明泡子农场对土地承包市场的变化是有一定预期的，嗣后的价格涨跌都应视为在其合理预见范围之内，不存在无法预见之情形。再次，继续履行案涉《土地承包协议书》，泡子农场仍能依约收取案涉土地承包费，继续履行合同不会额外增加泡子农场订约时预计付出的履约成本，泡子农场不会陷入履行困难。最后，案涉《土地承包协议书》的预期利益和履行利益已充分表现在价格条款之中，超出合同的市场价格并不属于合同预期利益的范畴。继续履行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并不能简单以合同签订时的价格与合同履行时的价格进行纵向比较，只有在合同的履行利益低于维持利益，即发包方继续履行合同所得对价将难以维持土地适合发包状态及支付必要成本时，方宜认为构成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之情形。泡子农场以“因农业政策的改变，继续按土地承包协议履行将导致合同双方利益失衡，协议约定显失公平，违反等价有偿原则”为由要求增加土地承包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泡子农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农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苑明珠审判员  朱有明审判员  杨晓光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张楠书记员韩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