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28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寇某，女，1988年4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北京市德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男，1973年6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勇，山东周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耀光，山东周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寇某因与被上诉人汪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33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上诉人寇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明、被上诉人汪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寇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汪某向寇某支付尚未履行的赔偿金30万元及自2019年6月1日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起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改判汪某自2020年10月起按每月3000元标准向寇某支付生活费至解除婚姻关系时止；4.改判一审、二审费用均由汪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采信失衡及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汪某已经依据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全部赔偿义务的依据有三点，第一，2018年10月13日汪某妹妹代为支付20万元；第二，汪某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间超出生活费的总和而多支付了10万元，系履行赔偿义务的部分款项；第三，汪某于2020年4月10日向寇某转账20万元，系履行赔偿义务的剩余款项。对于第一点事实的认定，寇某并无异议，但是对于第二点，第三点的认定存在重大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计算了汪某支付生活费金额。如果仅从汪某自行划定的转账时间及转账金额的角度上讲，汪某确实比约定的生活费多支出10万元，但是就此认定为是履行赔偿义务毫无事实依据，因为从汪某提交的《刑事谅解书》第4条中可以看出，支付生活费的起始时间是2018年10月，每月支付2万元，那么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5月汪某应当支付的生活费总额是16万元，事实上，汪某比约定的生活费多支出8万元，这一结论仅凭汪某当庭提交的证据就可以计算出来。（二）寇某为避免诉累节约司法资源而将汪某未履行的生活费主动从多支付的款项中抵消。支付生活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寇某向法庭提交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在2019年9月、2020年2月汪某并未按约定支付生活费，2019年12月仅支付了1.5万元生活费，此三月合计欠付生活费4.5万元。而寇某之所以在起诉时并未主张这三个月的生活费差额就是考虑到汪某之前确实有过比约定多支付的情况而予以抵消了。（三）汪某多支付的8万元除用于抵消欠付的生活费外，剩余部分用于支付寇某预定北京爱玛家园国际月子会所的定金。如上文所述，汪某仅比约定金额多支付了8万元，在扣除汪某并未实际支付的4.5万元生活费后，仅多支付3.5万元。生活费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使用，在双方均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均认可2万元生活费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还要处理非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特殊情况。2018年11月寇某已经怀孕，2019年3月31日向北京爱玛家园国际月子会所支付定金36168元。该付款时间与汪某自述的多支付钱款时间吻合，完全可以认定该转账是汪某支付的北京爱玛家园国际月子会所定金的行为。（四）汪某于2020年4月10日转账给寇某的20万系赠与，而非履行赔偿义务的剩余款项。根据双方向一审法庭提交的谈话录音可以清晰地听到，20万元的性质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对于两个特别重要的日子的一种祝贺，第二，作为丈夫在妻子想创业的情况下给与的一些支持。无论是庆贺还是对事业的支持都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20万元系履行赔偿义务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证据采信失衡及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在2020年4月6日寇某与汪某已经就生活费的支付金额达成新的协议，从而无需按2万元支付的唯一直接证据就是双方于2020年4月6日的一次谈话。但是，这份证据内容既包含汪某于2020年4月10日转账给寇某的20万系赠与，而非履行赔偿义务的剩余款项的内容，也包含改变生活费标准的内容，而一审法院仅采信生活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内容，却没有采信20万元系赠与的内容，证据采信是失衡的。一审法院在证据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漠视寇某证据却重视汪某证据，进而依据民诉法第64条第1款之规定驳回寇某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对寇某主张继续支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未进行处理，系程序违法。寇某在一审中不但主张欠付的生活费差额，而且主张继续履行支付义务，而一审法院仅凭录音证据认定双方已经就支付标准达成新的合意为由不予支持，但即使双方就支付标准达成新的合意，那么解决的也仅是差额部分的诉讼主张，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已经就停止按新标准支付生活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该请求不予处理，显属程序违法。汪某辩称，不同意寇某的上诉请求。汪某不应向寇某支付赔偿金50万元。寇某夸大受伤事实，汪某基于上述事实作出了承诺，且汪某已经实际支付了50万元。寇某在一审中并没有每月支付3000元的请求，在一审中也未增加该项请求，支付零花钱应为汪某对寇某的赠与，汪某可以随时终止赠与，汪某愿意支付零花钱，当然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撤销赠与。寇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汪某继续履行双方于2018年10月2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并支付尚未履行的赔偿款30万元；2.判令汪某自2019年6月1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延期履行的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汪某按《和解协议》第四条约定给付自2020年4月起到2020年9月止的生活费差额102000元；4.判令汪某按《和解协议》第四条约定标准给付每月2万元生活费，时间自2020年10月起至解除婚姻关系止；5.诉讼费由汪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8月26日，汪某与寇某因琐事发生口角，后用头将寇某鼻部撞伤，致使其双侧鼻骨骨折、右侧上颌骨额突骨折。经鉴定寇某的人体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2018年10月28日，汪某在《和解协议》上承诺：在2018年10月13日给付寇某20万元，在2019年6月前给付寇某30万元作为对本次伤害的赔偿；汪某从2018年11月起，每月交付寇某生活费2万元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汪某还承诺了其他内容。10月13日，汪某妹妹代为支付了20万元，寇某给公安机关出具了刑事谅解书。2019年8月16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某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已获得被害人谅解，具有自首情节为由，决定不起诉。2020年4月6日，寇某同意将和解协议中汪某每月支付2万元生活费降为每月3000元。当庭，汪某称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其共计向寇某转账24万元，其中10万系和解协议中50万元赔偿款一部分。2020年4月10日，汪某向寇某转账20万元，用于履行和解协议中50万元赔偿款的剩余部分。2020年4月份以后，因双方达成新的协议，寇某同意每月生活费可以支付3000元，故汪某改为每月支付3000元生活费至2020年9月份。2020年8月31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协议书》，寇某与汪某分居，汪某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故停止向寇某支付生活费。寇某当庭称双方在2020年4月6日的聊天中确实提到将汪某每月支付的2万元生活费降低到每月3000元，但是其认为汪某仅仅支付和解协议中的20万元，另外30万元不认可，认为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5月21日期间汪某多支付的10万元系用于产检等开支，2020年4月10日汪某转账20万元系汪某的赠予，用于双方结婚纪念日以及寇某的生日，不是汪某承诺的伤害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汪某是否已经支付完毕和解协议中约定的50万元赔偿款。寇某认可汪某转账支付的总额，该总额与汪某的承诺能够吻合，寇某认为不是伤害赔偿款，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款项用途，故法院不予采信，对寇某要求汪某支付尚未履行的赔偿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寇某要求汪某支付2020年4月起至2020年9月止的生活费的诉讼请求，现有证据证明双方已经达成新的协议将生活费降低为每月3000元，且汪某已经履行完毕，故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寇某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2份新证据，汪某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寇某提交的证据为：证据1为寇某与汪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目的为汪某自称多支付的10万元不是赔偿款；证据2为寇某与汪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目的为2020年4月10日汪某支付给寇某的20万元是结婚纪念日和庆祝寇某生日的费用，是赠与的性质。汪某针对寇某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寇某也是家庭成员，支付月子中心的钱是理所应当的，不应据此推定汪某没有支付10万元赔偿金；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录音证据中明确表明该20万元是有附加条件的，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的，20万元不是纪念日的赠与，二人家庭并不富裕，不可能出现如此不合常理的赠与行为。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汪某是否已经向寇某支付完毕《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款，以及汪某是否应向寇某按月3000元标准支付2020年10月至解除婚姻关系时止的生活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诉讼中，寇某认可汪某向其转账支付20万元，但主张系汪某给其过生日及支持其事业的款项，汪某对此不认可，认为该笔款项为其向寇某支付的赔偿款。寇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对话记录等能够证明双方对于汪某给付20万元款项进行了交谈，并对该笔款项性质各自表达意见并进行商谈，但上述内容均不足以证实双方就该20万元为汪某向寇某赠与达成一致意见。寇某上诉主张汪某于2020年4月10日转账给其的20万元并非履行赔偿义务而系赠与，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汪某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期间超出生活费的总和多支付的10万款项，寇某主张该款为交纳月子中心定金、住院费定金及生活费，汪某主张该款系支付的赔偿款。寇某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汪某向其支付的款项为汪某与其商定应额外支出的款项，故其上诉主张要求汪某支付赔偿款30万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寇某主张汪某支付2020年10月起至解除婚姻关系时止的生活费，寇某与汪某虽分居生活，但双方仍系夫妻关系，且双方约定汪某支付寇某生活费系因汪某对寇某造成人身损害达成的一致合意，双方在2020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中并未约定免除汪某的给付责任，亦未构成汪某不支付该款项的条件，鉴于双方已达成新的协议将生活费降低为每月3000元，汪某应依约履行给付义务。汪某主张其愿意每月给寇某3000元是零花钱，属于对寇某的赠与，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汪某已履行完毕向寇某支付生活费的义务有误，应予纠正。寇某上诉主张汪某自2020年10月起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生活费至解除婚姻关系时止，现双方婚姻关系并未解除，汪某应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寇某支付2020年10月至本判决作出当月的生活费，共计24000元。双方如对此后的生活费支付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寇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2民初33291号民事判决；二、汪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寇某支付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期间的生活费共计24000元；三、驳回寇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65元，由寇某负担3446元（已交纳），由汪某负担21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寇某负担5336元（已交纳），由汪某负担46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何灵灵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书 记 员 王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