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1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丑某，女，1972年9月10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瑞，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一徽，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女，1967年4月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圆媛，辽宁信庭明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1962年5月21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辽宁公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丑某、崔某因与被上诉人徐某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7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丑某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721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案涉遗赠扶养协议意思真实、合法有效。（一）被继承人不具备书写能力，捺手印符合遗赠扶养协议生效条件。继承法律关系应遵守一定的形式要件，对此上诉人不予否认。但无论形式作何理解，其本质均是保证协议的真实性。在本案中，被继承人随着年事已高，已逐渐失去书写能力，甚至于近十年间不能找到任何被继承人能够书写证明。由此可见，被继承人早已不具备书写能力，所以才选择捺手印的方式进行意思表示。法律不强人所难，被继承人无法书写不得已选择捺手印的行为，更不能另加责难。一审法院以签名作为协议生效的形式要件，系机械理解法律。代书遗嘱（代书遗赠扶养协议）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的遗嘱形式，其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被继承人无法亲自完成的遗嘱，不得已另寻他人代书，现一审法院反而苛求被继承人亲笔签名，岂不本末倒置。（二）见证人符合条件，且有多份书证佐证被继承人意愿。一审中，代书人辛某、见证人李某、燕某均出庭作证。其三人在朝夕相处中，都与被继承人有着深厚情谊。所以即便冒着被二被上诉人屡次威胁的风险（一审法院已训诫），依然选择站出来作证，众人不过是希望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能够实现。除此之外，上诉人还分别提交了2013年1月20日《授权书》、2014年3月5日《授权委托书》两份书证，其中亦有被继承人捺手印、上述代书人、见证人签字及手印。其两份委托的内容也愈发具体，其中被继承人明确表示“工资存款、银行存折此前已交给丑某”。更为重要的是，被继承人也按照授权内容与协议，将一切事项交由上诉人支配。因此案涉相关书证根本不存在虚假的可能。（三）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不受上诉人是否领取工资而影响。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为保姆，其在日常生活中已获取服务对价，因此无权再依靠扶养老人获赠，此观点混淆了一个概念，扶养的本质并非仅指金钱，还包括日常起居的陪伴，上诉人无微不至的扶养行为恰是遗赠扶养协议发生的原因，不能以上诉人有偿扶养行为反推协议无效。遗赠扶养协议不同于遗嘱，其只会赠与非法定继承。也就是说，遗赠扶养协议的产生，往往是基于受赠人的劳动、情谊付出，这些是遗赠扶养协议产生的动因。若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所有扶养老人的保姆，因其领取日常工资，将永远无法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受赠人，这样的裁判规则变相否认了遗赠扶养协议存在的意义，也是无法被社会所接受的。（四）协议形成的时间距今遥远，上诉人不具备伪造的期待。2013年1月20日《授权书》、2014年3月5日《授权委托书》、2014年5月10日《遗赠扶养协议书》这三份书证，真实的形成时间均为协议签订时。最近的一次距离被继承人去世已近五年，如若上诉人存在伪造的意图，绝不会在协议签订后，继续照顾被继承人长达五年。遗赠扶养协议的本质系给受赠人创造一种合理期待，只要尽心扶养被继承人即可获赠财产的期待，毫无疑问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的日子里全部依约履行，即便被继承人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却依然享受多年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正是遗赠扶养协议给予的正面影响。二、上诉人切实履行了扶养义务。（一）上诉人照顾被继承人长达15年是客观事实。在一审庭审中，二被上诉人自认了其长期定居国外、未登门照看的事实，也侧面证明了上诉人在此期间的照顾，并且如上所述，从起初上诉人1200元工资，到后期被继承人将银行卡、存折全部交由上诉人保管，可以看出被继承人对上诉人的信任与依赖，是逐步递增且无法替代的。（二）上诉人依约完成与被继承人丧葬的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履行被继承人丧葬义务，是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未能办理的原因，是由于被上诉人强行抢走死亡证明，导致上诉人客观上不能办理。2019年4月1日，被继承人死亡，由被继承人徐某强行抢走死亡证明并签字。2019年4月5日，上诉人在康乐寿衣店置办骨灰盒，并预约后续丧葬事项。2019年4月9日，因被上诉人拒绝交付死亡证明，上诉人无法办理丧葬，不得已通过银行向被上诉人徐某转款6300元，并附言丧葬费。以上足以证明，被继承人的生养死葬均系上诉人一手经办，但碍于被上诉人顽固阻挠，上诉人不能办理丧葬事宜，并非怠于履行丧葬义务。上诉人在被继承人存活时尚且能照料十余年，又怎会在去世不履行丧葬义务呢？三、二被上诉人非法定继承人，无权继承财产及抚恤金。（一）而被上诉人均非亲生女儿，不具备法定继承人的条件。二被上诉人均非被继承人亲生女儿，只是户籍上体现为父女关系。法定被继承人的认定，须以血缘关系或严格的形式要件为标准。户籍证明仅为行政机关管理所用，不产生继承法上的效果。严格来说，二被上诉人甚至无权继承任何财产（包括被继承人妻子份额），更无权成为抚恤金的承继对象。（二）二被上诉人从未陪伴过被继承人日常起居。前述上诉人列举的证明中，有多年邻里好友、有世交旧识，这些人都是切实陪伴过被继承人数十年的，反观二被上诉人，被继承人多次病危却无一过问，逢年佳节无问候。倘若二被上诉人在十五年间，有那么一刻，上被继承人感受过家庭的温暖，也不会有今天的遗赠扶养协议。崔某、徐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丑某的上诉请求，具体答辩意见同崔某的上诉理由。崔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20)辽0211民初72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丑某艳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本案案由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而非继承纠纷，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依法判令驳回被上诉丑某艳一审诉讼请求。(一)本案案由应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依据《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被上诉人丑某依据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书》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立案及第一次庭审阶段案由均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历次庭审亦围绕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书》是否有效、是否履行而展开，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径行将案由变更为继承纠纷，并据此作出判决，将案涉房屋进行分割，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假使按照继承纠纷审理此案，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第十四条认定被上诉人丑某系“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因而分配给其适当的遗产亦是错误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丑某自认其身份为保姆，徐宗文每月向其支付工资，协议书中所载的内容均系保姆应履行的义务。一审法院错误理解《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严重侵害法定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二)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1、案涉协议书从形式上不符合合同的构成要件，该协议书中仅在被扶养人处有捺印，该手印是否是徐宗文的手印、假使是徐宗文的手印，是否是在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按，均无法判断。庭审中法庭询问徐宗文何时开始不能写字了，被上诉人丑某回答：2012年腿摔伤后就不能写字了。被上诉人的回答明显与事实相悖，徐宗文仅系腿摔伤，但其书写能力并未受到任何影响。2、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丑某申请三位证人出庭证明案涉协议书形成的过程，但三位证人的陈述前后矛盾，恰恰证明案涉协议书并不真实。3、依据《继承法》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被上诉人丑某应用其自己的财产履行徐宗文生养死葬等义务，而本案中全部的医疗及日常生活等费用均出自于徐宗文，被上诉人丑某履行的仅系保姆应尽的义务，并未履行所谓遗赠扶养协议中的任何义务。(三)案涉房屋系徐宗文与崔凤珍夫妻共同财产，一审法院在径行将案由变更为继承纠纷后，在没有任何说理的情况下，仅仅表述“考虑到丑某已经领取了保姆的报酬，徐某办理了丧葬事宜”便酌定将案涉房屋进行分割，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有失公允。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丑某辩称，首先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真实性的问题，根据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普遍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一项双务协议，与一方纯获益的遗赠行为不同，因此遗赠扶养协议应该按照合同生效要件判定，所以崔某称该协议不符合合同的形式要件是错误的，按照合同的生效要件手印与签字具有同等效力。其次，本案上的见证人、代书人并非代书遗嘱所要求的法定形式，而是老人明知自己无法签字，只能通过按手印方式的证明力补强，重要的是案涉两份授权书，一份遗赠扶养协议中均约定了老人将工资卡、医保卡等交由丑某保管。也就是说该协议被实际地履行了。试问有什么比该协议内容实际的履行，更能证明协议本身的真实性了。其次针对上诉人崔某刚刚提到的丑某没有履行生养义务，只是尽到保姆的义务，上诉人做一下回应。在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问题上，丑某一方将从生养、死葬两个方面简要的陈述一下。首先在生养方面，老人徐宗文的退休金每月为5000元。根据人社局以及58同城等相关中介平台，全日制住家保姆的工资为5000到6000元（2013年的标准），也就是说丑某在一审当中也实际认可了自身的工资是5000元，老人的退休金扣除掉丑某作为保姆的劳务费用的对价以后，根本没有生活来源。老人之所以还能存活六年，是丑某额外付出，在供养着老人的生活。后来老人的退休金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丑某的工资也因为保姆年限的增长也在增长，再加之老人最后的身体恶化、医疗费用、救护车费用、营养支出都在增加，还是需要丑某负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并非如崔某所说这是丑某的义务。在这里代理人想明确一个概念，保姆的本职工作是付出劳务，不包括供养生活，就像我们不会要求保姆买菜的费用由自身承担一样，而丑某多年的所作所为远远超过保姆的基本职责。所以丑某在生养这一环节是尽到了扶养义务的。在死葬环节，2019年4月1日老人去世，徐某抢走了老人的死亡证明，以至于丑某无法为老人办理下葬，隔日也就是4月2日，丑某向其索要，却遭到了徐某及儿子的殴打，4月9日丑某无奈，将丧葬费63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给了徐某。由此可见，丑某自老人去世后一直积极履行了死葬义务，为此还遭受了殴打，丑某可以照顾老人长达15年，又怎会连下葬这样的祭奠行为都懒于承担了。这一切正是因为徐某的阻挠才无法实现。上诉人以上所称，在一审当中由于徐某的通话录音以及派出所的报警记录，最终由甘井子区法院民事调解结案，徐某赔偿丑某1500元为证。最后无论本案的房产是否为老人与崔凤珍的共同房产，其二人均非直系亲属，不具有法定继承人的地位，派出所的户籍证明不能确认身份关系，派出所也并没有这样的职权，且身份关系不适用自认。所以恳请法庭依法判决二人不具备身份关系，无权继承。徐某辩称，同意崔某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丑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告继承徐宗文名下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六分之四所有权。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原告向二被告各支付继承案涉房屋六分之一份额的经济补偿，价值50万元。2、原告继承徐宗文名下存款、结算工资、丧葬费、补助金（抚恤金）等1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被继承人徐宗文、崔凤珍于××××年××月结婚。徐宗文2019年4月2日死亡，崔凤珍2008年6月25日死亡。徐宗文名下有位于甘井子区经二街7号3单元4层46号房屋一套，系与崔凤珍的夫妻共同财产。大连市公安局兴华街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徐宗文，妻崔凤珍，长女徐艳萍，次女崔某。崔某档案中1983年10月20日填写的《大连钢厂职工登记表》记载父徐宗文、母崔凤珍、姐徐某。徐宗文的《干部履历表》载明徐某系徐宗文的女儿。2.原告自2005年至徐宗文去世时在被继承人家从事保姆工作，照顾徐宗文、崔凤珍夫妻。工资由徐宗文支付。3.原告提供2014年5月10日的《遗赠扶养协议书》，扶养人（受赠人）丑某。被扶养人（赠与人）徐宗文。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丑某负责徐宗文日常起居、医疗、代管财产等直至其去世负责徐宗文去世后的丧葬与第一任妻子并葬事宜并办理相关手续全部费用由丑某承担。丑某履行上述义务后，徐宗文所属的财产包括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银行存款、结算的工资、抚恤金（或补助费）丧葬费等均由丑某继承，他人不得继承。因徐宗文年事已高不能亲笔书写，由徐宗文指定辛某代书指定李某、燕某现场见证。被扶养人（赠与人）按印，无签名。丑某签名摁手印，代书人辛某签名摁手印。现场见证人李某、燕某摁手印。4.证人辛某、李某、燕某出庭作证，证明协议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签订的,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遗赠人将自己的合法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于其死亡后转移给扶养人所有的协议。遗赠人签订协议的目的是通过遗赠扶养协议,达到老有所养。本案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第一，被继承人去世后，被告徐某为被继承人办理了后事，花费了丧葬费用，并不符合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人承担生养死葬义务的情况。第二，原告主张按照遗赠分得财产，但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原告主张遗赠的书证系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故原告提交的遗嘱中并无被继承人签名，不符合法定要件,法院对其法律效力不予认定。另外，原告系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尽到较多扶养义务的人,依法可以分给其适当的遗产。原告作为保姆对被继承人徐宗文照顾较多。在生活起居上进行了照料,在精神上进行了慰藉。虽然徐宗文有退休工资及医疗保险,其生前的养老费用亦大部分由自己负担,但一审法院认为,对老年人的扶养并不仅限于财物的供养,还有劳务扶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与抚慰,原告对其生活起居的帮扶及精神的慰藉应视为其尽了扶养义务,值得赞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本案中,原告虽不属于徐宗文法定继承人,但对徐宗文扶养较多,依法可以分给其适当的遗产。考虑到原告已经领取了保姆的报酬，被告徐某办理了丧葬事宜，一审法院酌定原告分得遗产房屋五分之一份额，被告徐某分得五分之三份额，被告崔某分得五分之一份额。原告主张继承徐宗文名下存款、结算工资。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继承人的丧葬补助费、抚恤金不属于遗产。丧葬补助费是用于丧葬事宜的花费，抚恤金是指在公民去世后，由国家发放给死者直系亲属的费用，用于优抚和救济死者亲属，原告主张分割，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徐宗文名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由原告丑某分得五分之一份额，被告徐某分得五分之三份额，被告崔某分得五分之一份额。二、驳回原告丑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00元，由原告负担1,900元，被告徐某负担2,250元，被告崔某负担7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丑某以《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请求继承被继承人徐宗文名下大连市甘井子区房屋六分之四所有权。依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丑某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书》记载的内容没有被继承人徐宗文的签名。上诉人丑某也未提供相应的见证书、录像资料予以证明被继承人徐宗文在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书》时没有签名能力。故该遗赠扶养协议不符合法定要件,一审法院对其法律效力不予认定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丑某照顾被继承人徐宗文多年，上诉人崔某、被上诉人徐某虽然是被继承人徐宗文的法定继承人，但长期定居国外、未尽到对被继承人徐宗文的赡养义务。据此，一审法院酌定上诉人丑某分得被继承人徐宗文遗产房屋五分之一份额并无不当。上诉人丑某主张继承徐宗文名下存款、结算工资，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丑某的诉讼请求，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法对被继承人徐宗文的遗产进行分割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崔某主张本案为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而非继承纠纷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丑某、崔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50元（上诉人丑某预交1900元，崔某预交750），由丑某负担1900元，崔某负担7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曲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