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川34民终5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优，男，汉族，1974年12月出生，职工，住四川省宁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住所地：四川省宁南县。 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生，男，汉族，公司员工，住四川省宁南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高优因与被上诉人宁南县花山电站（以下简称花山电站）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宁南县人民法院（2020）川3427民初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04月0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优、被上诉人花山电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永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优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从2012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的工资198000元，从2014年至2020年7年的电站绩效工资70000元，合计268000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2018年5月陈某、袁某等19人诉花山电站退还股金及支付利息纠纷案庭审和调解过程中，上诉人多次要求花山电站按照2012年7月与杨某签订合伙协议后的约定，由电站每月支付电站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优每月工资2000元，从电站发电运营起（2014年）每年支付上诉人至少10000元的年终绩效奖金。花山电站有限合伙人（实际控股人）杨某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何永生在庭审中已认可2012年7月上诉人与杨某、罗俊烨签订合伙协议时虽然在协议书中没有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优的工资待遇，但高优与杨某、罗俊烨在签订协议后确实说过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优及罗俊烨、杨某的工资待遇问题。在上诉人与花山电站劳动合同纠纷案及2018年5月陈某、袁某等19人诉花山电站退还股金及支付利息纠纷案中，法院对电站合伙人杨某的询问笔录中，杨某也认可2012年7月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确实说过电站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能够证明花山电站管理人员在2011年时每月的工资是500元，2014年12月5日花山电站支付了罗俊烨劳务费补偿（管理人员工资、奖金）108000元。上诉人在庭审中诉称2012年7月约定电站管理人员工资待遇时，合伙人杨某、高优、罗俊烨三人在一起协商约定的，由杨某的助理何永生亲笔记录在笔记本人，据此，可以认定虽然在合伙协议中没有约定上诉人的工资待遇，但在签订合伙协议后双方是有约定的。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达成给付工资的合意，之后也未签订关于给付工资、绩效的协议、约定，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一审中，上诉人主张记录2012年7月合伙人杨某、高优、罗俊烨协商义定电站管理人员工资待遇的约定在对方当事人处，杨某、何永生也认可确实说过高优的工资待遇问题，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应当推定一审上诉人主张约定了工资待遇的主张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花山电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012年7月杨某入股花山电站时，并未约定高优的工资，高优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非是花山电站的职工，也未签署劳动合同，杨某与高优、罗俊烨等合伙人并未就合伙人的工资达成过任何会议记录。后续在杨某与高优的庭审、调解过程中，虽然上诉人提出了工资待遇等问题，但答辩人并未同意。2012年7月杨某入伙花山电站后，所有合伙人均未与花山电站订立劳动合同，也未在花山电站领取过工资。再者，上诉人既称2012年7月高优、杨某、罗俊烨三个合伙人就商议好了工资待遇，为何截止目前没有一名合伙人领过工资，明显不符合逻辑。且上诉人称“何永生在现场亲笔记录在电站会议记录笔记本上”并非事实，代理人何长生从未参与过三名合伙人商议工资的会议，也没有做过任何关于合伙人工资的会议记录。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提出“2018年5月的庭审和调解过程中，高优提出工资待遇，何永生认可上诉人提出过工资待遇”，仅能证明高优提出过工资待遇，但何永生未同意也无权限同意；上诉人称“2020年杨某接受法庭询问时也认可双方确实说过高优的工资待遇问题”，实际情况是高优向杨某提出过其工资问题，但杨某并未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上诉人不应以并非事实的理由要求答辩人支付工资，上诉人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理，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优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从2012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的工资198,000元，从2014年至2020年7年的电站绩效工资70,000元，合计:268,00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原告高优和罗俊烨、卢海祥合伙筹建花山电站；因资金需要，2012年7月5日，杨某投资入伙，变更企业类型，成立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企业，高优、罗俊烨、卢海祥作为甲方，杨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书》，《投资协议书》对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没有约定给付合伙人的工资报酬；之后，花山电站合伙人为高优、罗俊烨、杨某。2014年3月18日，高优与杨某签订《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了相关权利义务，合伙人为高优、杨某，高优为普通合伙人，杨某为有限合伙人；未约定合伙人领取工资报酬、绩效奖金事项。2014年4月13日，罗俊烨（甲方）与杨某（乙方）签订《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罗俊烨将其持有和代持的份额160万转让给杨某，高优作为丙方、见证方在转让协议上进行了签名捺印；同日，被告花山电站（甲方）与卢海明、罗俊烨（乙方）签订了《劳务费补偿协议》，乙方不再合伙花山电站，因乙方在电站筹建期开发权的取得、电站设计、农户土地征用、各种赔偿、矛盾的协调，以及当地政府与各级组织的协调、设备采购等所做的工作，由甲方补偿乙方劳务费100000元，该款约定在《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履行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超期支付按月息2%计息，不满一个月按一个月计息；该协议甲方处有杨某签名及被告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公章。2014年12月5日，罗俊烨收取了被告花山电站给付的劳务补偿费及利息计108000元。2015年10月因杨某、高优在花山电站经营中产生纠纷，杨某将高优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调解，作出（2015）宁南民初字第949号四川省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4年9月26日签订的《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原、被告双方是否再进行合作、花山电站是否继续经营由双方自行协商处理；双方共同委托四川金达会计师事务所对宁南县花山电站成立至今的所有财务、会计账簿依法进行审计、评估。2018年4月，艾玉兰、袁某、陈某等人因合同纠纷将花山电站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调解，艾玉兰、袁某、陈某等人撤诉；在一审法院组织协调时，高优向被告花山电站的委托代理人何永生提出要求给付劳务工资，何永生没有答应给付高优劳务工资，双方之后也未签订关于给付劳务工资、绩效的协议；原告高优在2009年花山电站筹建时即作为电站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参与了电站前期筹建工作及杨某入股后的遗留问题解决，现仍是电站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某入伙后作为被告花山电站股东、有限合伙人，未在被告花山电站领取劳务工资；花山电站现仍在正常经营发电，所得电费收入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及偿还贷款，至今从未向股东、投资人分红。为追索其劳动报酬，原告于2020年9月向宁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宁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 同时查明，原告高优在庭审中称2012年7月高优、罗俊烨、杨某三人曾协商要给付高优工资、绩效，并由何永生作了会议纪要；原告高优在庭审中未提交此证据，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有此会议纪要存在。被告花山电站及委托代理人何永生均否认有此会议纪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债务应当清偿，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2012年7月-2020年10月期间的工资198000元，以及从2014年至2020年7年的电站绩效工资70000元，合计268000元有无相关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二、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268000元。本案中，原告高优先后与罗俊烨、杨某等人合伙筹建宁南县花山电站，作为电站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电站建设、管理、纠纷协调处理是理所应当的工作，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其权利义务保障，双方应当按照合伙协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未能提供有关协议、文书等证据证明被告花山电站应当给付其劳务工资、绩效奖，其提交的支付电站工人工资证明、其他电站管理人员支付工资证明，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其诉求主张；袁某、艾玉兰的证言能够证明其曾向合伙人杨某提出过要求给付工资、绩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七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的规定，但双方未达成给付工资的合意，之后也未签订关于给付工资、绩效的协议、约定；原告在庭审中声称有2012年7月的会议纪要中约定要给付其工资、绩效，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也予以否认，属于举证不能，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原告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协议、合同约定应当给付其工资、绩效，且之前也未依法向被告提起诉讼，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花山电站的辩称理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高优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异议，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高优请求被上诉人花山电站支付工资及绩效奖金的理由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高优在一审中是以追索劳动报酬（工资、年终绩效奖）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查明事实，被上诉人花山电站系有限合伙企业，上诉人高优系该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优并非是花山电站的普通职工或一般管理人员，高优与花山电站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七条“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的规定，上诉人高优作为花山电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其劳动报酬应当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经查明，2014年3月18日，上诉人高优以普通合伙人身份与有限合伙人杨某之间签订的《宁南县花山电站（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中，并未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进行约定，花山电站的其他合伙人也未在花山电站领取过工资和奖金；高优主张在2012年7月曾与杨某、罗俊烨之间就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报酬进行过商议，并由杨某的助理何长生记录在笔记本上，对此事实，高优未提交证据证明，何长生本人也予以否认。因高优在审理中未能举证证明2012年7月曾与其余合伙人就劳动报酬一事进行过协商并记录的事实，其在上诉中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推定高优与其余合伙人之间约定了工资待遇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在陈某、袁某等案外人诉花山电站的诉讼过程中，在宁南县人民法院组织协调时，高优虽要求花山电站给付劳务工资，但该请求并未得到花山电站其余合伙人同意，双方也未对是否给付高优劳务报酬一事达成一致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高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高优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花山电站支付2012年7月至2020年10月期间的工资198000元，从2014年至2020年7年的绩效工资70000元，合计268000元劳动报酬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对高优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高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高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亚莉 审判员  李爱军 审判员  朱 江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都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