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荣涛（又名刘荣建），男，1979年11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裕益，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再红，女，1962年12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怀兰，女，1965年5月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光桥，男，1962年6月2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柳，女，1960年12月1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兰金，女，1961年5月14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之谋（周士煜之子），男，1987年6月20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红，女，1962年3月11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昭梅，女，1962年5月16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天柱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世海（又名吴**海），男，1955年5月7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远銮，女，1963年5月6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光烈，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金銮，女，1962年11月23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再荣，男，1961年10月9日出生，侗族，住贵州省锦屏县。上诉人刘荣涛、王裕益因与被上诉人黄再红、李怀兰、周光桥、周金柳、黄兰金、周之谋、周金红、黄昭梅、吴世海、王远銮、周光烈、周金銮、黄再荣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9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本院通知于2021年4月15日上诉人王裕益、刘荣涛，被上诉人周光烈、周光桥到纠纷山林现场查勘并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荣涛、王裕益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20）黔2628民初97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依据不足。（一）根据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制定的历年来收益分配表及分配数额可知原审判决认定在“岑包丢”、“长冲”处享有林木转让收益分配权的只有18位老场员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错误。（二）在上诉人与平秋镇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签订的《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虽未写明转让的山场，但上诉人、林场场长及被上诉人周光桥、周光烈等在签订合同前已到山场进行现场踏查、指界，已实际确定了出让林木山场为扣美尧横过去的“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上诉人在向林业部门办理采伐证时，林业部门已将采伐证的相关材料依法进行公示，被上诉人均没有提出异议。在上诉人砍伐、搬运木材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三）“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山场林木的转让是经过竞标程序的，上诉人通过竞买、现场踏查，最终与平秋镇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签订的《出让活立木合同书》。在本案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一审时，上诉人就已申请了参与竞买和参加踏查山场的证人出庭作证，均已说明了上诉人所购买的是“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山场的林木。（四）上诉人虽未在《补充协议》签字，但已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和林场均接受了上诉人的履行，且上诉人支付的转让款均已由被上诉人和林场其他场员领取，说明双方当事人是认可《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转让的山场是“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的事实。（五）林场是“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的林权所有人，其向平秋镇林业站出具的《补充协议》，是对《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转让的山场进行具体的说明，是履行协议行为，并非上诉人与林场“恶意串通”。原审判决没有对《补充协议》的性质进行正确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六）在平秋镇高岑村及平秋镇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所管辖山场中，没有“扣美尧横过”的地名，只有“扣美尧”的山场地名。据此，在《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所写的“扣美尧横过”指的是扣美尧山场横过去的“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的山场，原审判决没有查清“扣美尧”山场横过去有哪些山场，就认定上诉人只购买的是“各大胜”山场的林木，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依法不属于共同诉讼。（一）平秋镇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最初是由黄元高等18人组建，属于高岑村第1、2、5、6组集体所有，是以高岑村第1、2、5、6组参与造林、育林的村民作为场员，并以在造林、育林时投入的劳动量和对林场贡献的大小，决定场员参与收益分配的比例。1980年黄元高等18人在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地名为“扣美尧横过（各大胜）”处造林，1982年在地名为“长冲”和“长冲溪边岩岭”处造林，1983年在地名为“岑包丢”处造林。（二）根据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制定的历年来收益分配表及分配数额可知如下事实：1、享有1980年所造林木（各大胜）收益分配权利的场员有19人；2、享有1981年所造林木收益分配权利的场员有25人；3、享有1982年所造林木（长冲、长冲溪边岩岭）收益分配权利的场员有47人；4、享有1983年所造林木（岑包丢）收益分配权利的场员有35人。（三）被上诉人拒绝承认转让的是“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山场林木，而在“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山场中，享有权利的不止13位被上诉人，还有其他场员。据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追加或通知其他实体权利人参与诉讼，但原审法院却没有追加，也没有通知其他实体权利人参与诉讼。（四）本案被上诉人中，周之谋没有参与确认合同无效诉讼，故其无权主张返还财产，原审法院却没有审查其原告资格，原审法院认定周之谋原告身份合法的程序违法。（五）在本案审理期间，“各大胜”、“岑包丢"、“长冲”、“长冲溪边岩岭”处的林地权属存在争议，而原审法院却在权属争议未解决，权属未明确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将“岑包丢”、“长冲”处的林木转让款全部返还给被上诉人，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六）即使只有18位老场员在“岑包丢”、“长冲”享有林木转让收益分配权利，在只有13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返还林木款，5位老场员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审法院也没有直接通知5位老场员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就直接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全额返还林木款没有法律依据。（七）“长冲”、“岑包丢”林木收益分配是以各场员在造林、育林时投入的劳动量和对林场贡献的大小决定场员分配比例的，各个场员分配的比例和数额不同，也就是说13位被上诉人的诉讼标的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清诉讼标的是否相同和未经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就以共同诉讼的方式进行审判，属程序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判决。黄再红、李怀兰、周光桥、周金柳、黄兰金、周之谋（周士煜之子）、周金红、黄昭梅、吴世海、王远銮、周光烈、周金銮、黄再荣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判决公平合法，请求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一二五六林场有18位老场员正确。而被答辩人所列举的“历年来收益分配表及分配数额所列举的......场员有47人。”这不是事实。因为，创办一个林场必须得聘请若干民工到场内劳动，被答辩人所列举的分配表，是答辩人办林场支付所请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数据。2.被答辩人在《上诉状》陈述中，拟认定所砍伐的一二五六林场是答辩人周光烈、周光桥等与之在《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已签字认可，从而想借此逃避被答辩人与黄元高私下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违规违法行为。第一，被答辩人曾与答辩人的代表周光桥、周光烈等共同签订《出让活立木合同书》是事实，是全体答辩人（场员）认可的。但是被答辩人与黄元高签订的《补充协议》没有经过全体场员同意，被答辩人与黄元高所签的《补充协议》是一份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该《补充协议》已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无效。该协议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砍伐范围超过了《出让活立木合同书》的采伐范围，被答辩人应承担侵害他人财产的民事责任。3.一审判决未遗漏当事人，审判程序合法。1、一审法院对本案的诉讼人数、林场的场员究竟有多少人，除了答辩人以外是否遗漏当事人，一审法院对此特意进行公告，而且还确定遗漏的人员名单可以向法院申报，并无遗漏。2、在一审开庭答辩人向法院作出书面承诺除了答辩人提供的18位场员名单以外，若还有其他人遗漏，答辩人愿意退还他人的林木款。3、在18位场员中只有13名场员出庭参加诉讼。这不是剥夺另外三位场员的权益，而是因为黄求坤、黄元海已病故，黄元金、周士坤主动放弃其诉讼权益，这些答辩人都经过个别走访、询问，得到家属及本人的认可。4.被答辩人在借用“出让活立木合同书”的过程中，私下与林场的负责人签订《补充协议》，从而超范围砍伐答辩人活立木共计258.72立方米，违反森林法和合同法有关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再红、李怀兰等十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决三被告返还原告在“岑包丢”山场的林木款56830元给原告；二、判决三被告返还原告在“长冲”山场的林木款144970元给原告，以上合计201800元；三、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0年，原告周光烈等13人与被告黄元高等共18人在平秋镇高岑村自发组建林场，林场命名为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1980年1月18日，平秋镇魁高岑村1256组与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签订《林地承包造林协议》，约定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造林的小地名为：各大胜、长冲、岑包丢，并写明每个地块的四至、面积和分成比例。林场造林地点位于锦屏县，大地名为“扣红老”，“扣红老”山场又分为若干小地名，即：1.“扣美尧横过（各大胜）”，面积80亩；2.“岑包丘（丢）”，面积22.49亩；3.“长冲”，面积25.38亩；4.“长冲溪边岩岭”，上述山场，均属于“扣红老”山场。1980年，原告等人在“扣美尧横过（各大胜）”山场造林，1982年在“长冲”和“长冲溪边岩岭”山场造林，1983年在“岑包丢”山场造林。2014年2月8日，以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老场员18人为甲方，以被告王裕益、刘荣涛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主要内容约定如下：甲方将“扣红老”1980年所造的“扣美尧横过”所有面积林木出售给二被告：一、该山场木材出让价款为20万元；二、乙方领取《林权证》之日起，砍伐期限为一年，出山关山，倘若乙方未砍伐，按每年补给甲方10000元人民币作为借土养木费；三、甲方不负责办理及所有费用，协同乙方办理证明手续。四、若该山场1980年造林时向林业部门贷款，由甲方偿还，与乙方无关。五、该山场若有林权纠纷甲方自负解决，乙方超界采伐后果自负。六、付款方式：协议生效之日起，付14万元，待采伐完毕一次付清。八、本合同未定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2016年3月28日，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的负责人黄元高，制作了一份《关于魁高岑1256林场于2014年2月8日转让活立木合同的补充协议》，甲方为魁高岑村1256林场18名老场员，乙方为刘荣建、王裕益，内容如下：由于原合同是根据原卖给福建老板签订合同版本，在某些方面没有具体说明清楚，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补充，一、根据双方及魁胆村王宗远、王有远等人踏查山的划界基本分为四块：1．各大胜，东抵扣美尧横过，南抵岩岺到溪，西抵锦彦公路，北抵魁胆村林场；2．长冲，东抵桥头岒，南抵锦彦公路，西抵岩场冲，北抵岒与魁胆为界；3．岑包丢，东抵溪，南抵坳一组幼林，西抵溪，北抵溪；4．长冲溪边岩岺，东抵溪，南抵溪，西抵冲，北抵锦彦公路；四幅山四处分明，全部为1980年所造，面积为120多亩，全部转让给乙方办证采伐。二、乙方办证采伐前先将所欠6万元付清给甲方，若乙方在该山场的采伐搬运造成的任何林权纠纷由甲方自负解决。该协议中林场场员的签名均为黄元高个人完成，乙方未签名。2016年8月4日，被告王裕益、刘荣涛申请办理“各大胜”地名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强度为皆伐，出材量为500.88立方米。2017年被告王裕益、刘荣涛将“各大胜”山场林木采伐搬运完毕。2018年4月2日，被告王裕益、刘荣涛申请采伐“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的林木，2018年8月23日，锦屏县林业局向被告王裕益颁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载明“岑包丘（丢）”山场商品出材量为72.86立方米，“长冲”山场品出材量为185.86立方米，两幅山场总出材量为258.72立方米。现“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的林木已被被告王裕益、刘荣涛砍伐搬运完毕并出售给木材加工厂，共计264.97立方米，价款235823.00元。因原告黄再红、李怀兰等13人认为被告黄元高于2016年38月28日制作的《关于魁高岑1256林场于2014年2月8日转让活立木合同的补充协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4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黄元高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的上述《补充协议》无效，案件经一审法院一审判决，确认该《补充协议》无效，后被告刘荣涛、王裕益等不服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5月20日，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一审判决。同时查明，2016年8月4日，被告王裕益代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偿还“岑美尧”、“各大正（胜）”造林贷款21048元，同日，被告王裕益交纳“各大胜”处造林保证金23130元，该款于2019年1月31日退还至高岑村出纳周光柏的银行账户上，周光柏不属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场员。2018年8月20日，被告王裕益、刘荣涛交纳“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的采伐设计费1896.40元。2018年11月18日，案外人黄再雄领到被告王裕益支付“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木材运输费11925元。2018年12月8日，案外人龙泰荣领到被告刘荣涛支付“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林木装车费10400元。2018年12月12日，刘荣泰领到被告刘荣涛支付的砍伐、搬运费44980元。2018年12月17日，被告王裕益向平秋镇高岑村民委员会交纳管理费2500元。2018年期间，锦屏县木材收购价格为850元至950元／立方米，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出售木材价格为890元／立方米。另：因“岑包丘（丢）”、“长冲”两幅山场的造林、抚育是否还涉及林场其他场员及哪些人是否享受林木收益分配权利尚未确定，2020年9月30日，一审法院曾在平秋镇魁高岑村张贴公告，通知权利人到一审法院登记申请参加诉讼或推举代表人参加诉讼，但至今未有人到一审法院申请参加诉讼。2020年9月21日，原告诉讼代表人周光烈、周光桥向一审法院作出书面承诺，表示如有其他人享受该两幅山场林木款，愿意将林木款退还给权利人，并且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原告以被告黄元高伪造上述《补充协议》，致使被告刘荣涛、王裕益得以采伐“岑包丢”、“长冲”两幅山场林木，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主要争议的焦点如下：一、“长冲”、“岑包丢”两幅山场林木是否为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18名老场员所造？本案，被告辩解“长冲”山场参与造林分配人员人数为47人，“岑包丢”山场参与造林分配人员人数为35人，并提供账目结算单、分配场员名单、出售活立木分配表、结算尾款分配表等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长冲”、“岑包丢”两幅山场造林或抚育人数为47人或35人，只能证明出售“各大胜”和其他山场所得款项参与分配的人数。该案经一审法院公告，被告辩称的其他人员并未有在一审法院确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主张其权利。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亦向一审法院作出书面承诺，如有其他人主张该两幅山场林木款权利，愿意退还他人的林木款，为此，一审法院认定“长冲”、“岑包丢”两幅山场林木造林、抚育的人数为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18名老场员。因林场另外5名场员或其他权利人经一审法院公告，未向一审法院登记申请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视为其已自愿放弃了本案的诉讼权利，原告诉请由被告返还“长冲”、“岑包丢”两幅山场林木出售款给原告13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所得的林木款由原告等13人自行协商如何分配。二、三被告是否应承担返还责任？如何承担？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一、二审认定，“长冲”、“岑包丢”两幅山场的林木系原告林场所造，被告王裕益、刘荣涛未经全体场员同10意，将林木砍伐，侵犯了原告林木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原告诉请由二被告返还该两幅山场林木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黄元高未经其他林场场员的同意，个人代表林场全体场员签名，致使王裕益、刘荣涛得以办证砍伐该两幅山场林木，对此，黄元高的行为亦构成侵权，应与二被告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被告应返还原告多少林木款？本案庭审中，原告认可二被告王裕益、刘荣涛木材出售价格为890元每立方米。根据林木出材量，“长冲”山场的出材量为185.86立方米，为此，被告应返还原告林木款为890元每立方米×185.86=165415.4元，“岑包丢”山场的出材量为72.86立方米，为此，被告应返还原告林木款为890元每立方米×72.86=64845.4元，两幅山场被告总共应返还林木款230260.8元。扣除被告代原告支付的世行造林贷款21048元，采伐设计费1896.40元，运输费11925元，装车费10400元，砍伐、搬运费44980元，管理费2500元，共计92749.4元，被告还应返还原告林木款137511.4元。被告辩解造林保证金亦应扣除，因该造林保证金不是打给原告林场，周光柏系村会计，不属于林场场员，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周光柏保管该造林保证金系代表原告林场，对被告该项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诉请被告分别返还“岑包丢”、“长冲”两幅山场的林木款，因该两幅山场相关扣除费用系一并交纳，不便于分别计算，对此，一审法院不予分别返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王裕益、刘荣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黄再红、李怀兰等13人在“岑包丢”、“长冲”两幅山场的林木款共计人民币137511.4元；二、被告黄元高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一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27元，由被告王裕益、刘荣涛、黄元高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诉讼期间黄元高因病去世，其妻子周妹红、儿子黄再锡、女儿黄再柳、黄再美均表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不参加本案诉讼。锦屏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8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1980年上半年，原告等18人自发组建林场，命名为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1980年原告在‘扣美尧横过（各大胜）’造林；1983年在‘岑包丘（丢）’造林；1982年在‘长冲’和‘长冲溪边岩岭’造林。”对此事实上诉人刘荣涛、王裕益在上诉状中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1.2014年2月8日签订的《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出售的林木是否包括“岑包丢”、“长冲”两幅山场的林木；2.一审判决是否遗漏当事人，审判程序是否违法。关于争议焦点1，《出让活立木合同书》系高岑村一二五六林场负责人及场员与王裕益、刘荣涛经协商后自愿达成的协议，双方对该合同书的内容和效力均予认可且已经履行。《出让活立木合同书》中约定出让山场林木的范围为“扣红老”1980年所造的扣美尧横过所有面积。根据已经生效的锦屏县人民法院（2019）黔2628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1980年上半年，原告等18人自发组建林场，命名为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1980年原告在‘扣美尧横过（各大胜）’造林；1983年在‘岑包丘（丢）’造林；1982年在‘长冲’和‘长冲溪边岩岭’造林。”对此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的第二条中予以认可。因此，《出让活立木合同书》约定的出让林木的山场范围虽然未清楚，但明确系1980年所造山林，从已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1980年所造的山林只有“扣美尧横过（各大胜）”这一幅山，并未包含“长冲”和“岑包丢”。上诉人主张《出让活立木合同书》出让的山林包括“长冲”、“岑包丢”以及“长冲溪边岩岭”主要是依据其与黄元高于2016年3月28日签订的《关于魁高岑1256林场于2014年2月8日转让活立木合同的补偿协议》，但该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该补偿协议的内容已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上诉人上诉称其在砍伐“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林木时，被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关于魁高岑1256林场于2014年2月8日转让活立木合同的补偿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从已查明的本案事实看，上诉人在砍伐“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林木时，被上诉人就已采取措施阻止上诉人砍伐此两处山林，其后又向锦屏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关于魁高岑1256林场于2014年2月8日转让活立木合同的补偿协议》无效，被上诉人的以上行为表明其并不认可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出售林木范围包括“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出让活立木合同书》出让的林木范围只包括1980年所造的“扣美尧横过”即“各大胜”的林木，未包括“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判决上诉人将所出售的“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林木款在扣除已支出的费用后共计137511.4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所涉平秋镇高岑村1256林场设立时为黄元高等共计18人，时隔多年，相关权利人已发生变动，因此，在黄再红、李怀兰等起诉主张要求上诉人返还所售林木款时，一审法院以公告的形式通知可能存在的权利人前来参加诉讼，公告期满后并无权利人前来申请参加诉讼。对于其他诉讼权利人一审法院已经征求其本人或继承人的意见，相关权利人均已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另外，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作出书面承诺，表示如有其他人享有案涉“长冲”和“岑包丢”两幅山林木款，其愿意将林木款分配给权利人，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因此，一审判决不存在遗漏当事人，审判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上诉称平秋镇魁胆村民委员会系案涉林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该村委会与1256林场就案涉林地的权属存在纠纷，一审判决将案涉山林的林木款返还给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平秋镇魁胆村民委员会是否就案涉山林的权属问题启动申请撤销1256林场林权证的程序尚无证据证实，且系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查的内容。如有权利人基于相关法律关系对案涉林场林木享有权利，可另行途径主张，但不能据此认定本案一审程序违法。综上所述，刘荣涛、王裕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27元，由上诉人刘荣涛、王裕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张强书记员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