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6民终1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平江县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26058012434P。法定代表人：晏棉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晓二，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红梅，湖南金州（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赐根，男，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正良，男，1964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汨罗市。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宏，湖南湘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赐根、黄正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626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晶鑫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赐根、黄正良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改判《普通石英砂生产线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和《普砂生产线承包经营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且15万元保证金不予退还；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693000元；5.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审查证据的逻辑混乱，且认定的事实亦缺乏证据证明。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晶鑫公司提交的《承包合同》第四条与刘赐根、黄正良提交的合同不一致，进而认为上诉人的合同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晶鑫公司提交的《承包合同》和被上诉人提交的《承包合同》均系双方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的合同，均有被上诉人的签字和上诉人的印章。双方先签订了被上诉人提交的《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为“如因国家政策原因，至甲方晶鑫公司停止不能再生产经营，本合同同时终止。”而双方合作的仅为普砂生产线，承包的也只是普砂生产线，如要求晶鑫公司停止生产才能终止承包的该条普砂线，此约定对上诉人不合理，所以经双方商议后，重新对该条款进行了修改为：“如因国家政策原因，停止普砂生产线经营，本合同同时终止……”。上诉人提供的《承包合同》，即符合双方合作普砂生产线的目的，也符合承包的意图和常理，完全能印证上诉人提供的《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应采信的是上诉人提交的《承包合同》。上诉人提交的合同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的不同之处正好可以佐证上诉人的《承包合同》系最终的合同版本。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存在大量主观判断，且认为证人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关于被上诉人未提供炮机和铲车的《情况说明》虽系打印件，但三证人对说明的事实是认可的，三人亲笔签字，而且两位证人揭罗祥、冯某均出庭作证。证人揭罗详和冯某是刘赐根生产线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利害关系，且其中一份证明材料系刘赐根亲笔签名证明，更不存在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3、一审法院未采信两张铲车租金收条错误。首先，无论两张铲车或炮机租金收条的时间是在协议签订之前还是之后，均系出租人王卡如出具。收条已经明确写明了系铲车租金，可以证明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未按约定提供铲车和炮机而花费高价租赁铲车和炮机的事；其次铲车出租人王卡如对收条为何签订时间在停产之后已经在庭审中予以了充分说明，现一审法院直接否认两张租金收条和炮机收据的真实性，明显缺乏相关证据。4.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提交的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复工复产汇报材料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汇报材料不仅是上诉人对自身疫情期间复工复产情况的汇报，更是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对园区企业的调查，且该份材料已由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调查核实并加盖了平江高新技术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的公章，再结合三证人所做《情况说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未提供设备导致生产成本剧增等原因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再者，2020年4月12日，刘赐根向上诉人出具了证明材料，该份证据明确说明上诉人由于市场价格倒挂及严重新冠疫情的影响，自2019年11月2日停产至今未开工，足以证明刘赐根已经认可了上诉人确实出现了成本过高、停产停业的情形。5、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铲车在生产线使用约2个月后撤出，完全属于主观臆断，其认定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即认定该铲车在生产线投入使用两个月，况且被上诉人在法庭也自述其提供的铲车不能使用而拖走，已经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进行自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投资普砂生产线，其目的就是需要被上诉人投资提供铲车和炮机等生产线必需设备，且普砂生产线中投资金额最大的也是炮机和铲车，上诉人不可能免除被上诉人提供铲车、炮机的义务。由于被上诉人提供的铲车不能正常使用，为了不影响生产，上诉人才出钱来租赁铲车，不能因为上诉人为了生产经营租赁了铲车和炮机就等同于免除了被上诉人提供铲车和炮机履行合同的义务。二、一审判决系认定事实前后矛盾，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承包合同》和《合作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合同，但后续又说“《合作合同》无法独立产生法律效果”，系前后矛盾。同时，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既未有过协商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更未作出相应的变更行为，且《承包合同》第一条就明确约定了甲乙双方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不受本合同的影响继续有效，该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承包合同》是以《合作合同》为前提存在的承包，两份合同可以独立存在，而一审法院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形下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合同进行了变更和补充，只认定了《承包合同》系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经认可被上诉人无违约行为，完全履行了《合作合同》中的合同义务，并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不再提供铲车和炮机的事项上是达成了一致的，该认定纯属个人推断，无任何证据支撑。第一，上诉人从未停止过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自被上诉人未按约定提供铲车和炮机后就直接催促其履行合同义务，但被上诉人一直进行推脱，上诉人花高价租用他人设备完全是为了及时止损而非认可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第二，《承包合同》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不受本合同的影响继续有效。该条款正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必须要按时提供铲车和炮机的体现；第三，铲车和炮机是生产石英砂的必要设备，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设备都会导致生产线无法生产，自然也会导致合同履行不能。现一审判决虽然已经确认了被上诉人未按约定提供铲车和炮机，但又不认定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违约，反而认为上诉人已经租用他人设备可以正常生产，认定被上诉人未提供设备没有导致合同根本不能履行。一审法院如此认定系错误裁决，应当予以纠正。3、一审判决《承包合同》没有自然终止，判决继续履行，认为《承包合同》中仅约定了因国家政策原因，致上诉人不能生产的合同解除条件，而将《合作合同》中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合作经营无法进行，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的解除条件不予采纳，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在停工期间多次找被上诉人要求提供炮机和铲车，双方多次在晏晓二总经理办公室和公司董事长晏建华一起协商，被上诉人推脱无力提供，但认可炮机、铲车未提供，愿意每月少两千元承包款，上诉人未同意且明确要求被上诉人继续提供铲车炮机，双方多次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上诉人就停付了承包款。因《合作合同》继续有效，故该合同中关于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合作经营无法进行，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的解除条件仍然有效存在。现经营亏损连续停业满五个月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合同已经自然解除。因被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对其所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而一审法院则认为保证金系合同期满的一种保证，却未采纳合同约定保证金的条款，且合同约定应缴纳20万元保证金，但只缴纳了15万元保证金，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交足保证金亦违约。因此，根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的同时该保证金应不予退回。三、一审判决违反程序未对上诉人提出的部分反诉请求及证据进行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生产成本对照表系上诉人的自我陈述，以其不具有客观性而不予采信，该认定错误。上诉人作为石英砂生产线的经营者，系根据当地石英砂的行业标准结合上诉人财务记录和证人证言制作了生产成本对照表，并非其主观臆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的本诉提出了反诉请求，因被上诉人违约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共计693000元，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证据进行审查，也没有对上诉人提出的反诉金额及其依据明示是否审计，而是直接在判决中以其为上诉人的自我陈述为由不予采信，有违程序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刘赐根、黄正良辩称：从一审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的依据不足，没有相应的证据与事实支持，被上诉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刘赐根、黄正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晶鑫公司按照《承包合同》继续履行给付义务至合作合同期满；2.判令晶鑫公司向刘赐根、黄正良分别给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承包款各12万元，合计24万元；3.判令晶鑫公司根据上述款项约定给付时间按照月利息15%承担逾期付款利息；4.本案诉讼费由晶鑫公司承担。晶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合作合同》和《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且15万元保证金不予退还；2、判决刘赐根、黄正良赔偿晶鑫公司693000元；3、反诉费用由刘赐根、黄正良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刘赐根、黄正良作为乙方与晶鑫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合作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甲方以所属第二生产车间、第三仓库及第二车间南面15米地坪作为合作生产线生产场地，第二车间用于安装生产线。同时提供部分生产设备给合作生产线安装使用。第二条约定乙方负责整条生产线的设计、安装和所缺设备的采购。并承担所缺设备采购和生产线安装的全部费用。双方在生产设备附表中明确，甲方提供颚式破碎机2台、吸尘器2台、振动筛2台、小料斗2个、运输带8条，乙方提供大料斗1个、小料斗3个、振动筛2个、运输带2条、制砂机一台、炮机1台、铲车1台。第六条约定为确保合同顺利执行，乙方应向甲方交纳保证金贰拾万元，合同签订后2日内到达甲方指定账户，保留至合作终止或者期满，如未发生违背合同事项，到期保证金退还乙方，不计利息。第七条约定乙方设备安装到位并经调试可以正常生产后，确认甲乙双方对新安装生产线各拥有50%的权益。第八条约定甲方负责与市、县和工业园有关部门的对接，传达有关政策和管理事项，协调与周边村民的关系，生产现场管理及财务管理的监督；乙方负责财务管理，矿石采购与产品销售及货款回收。第九条约定了财务管理方式。第十条约定合作期间因国家政策调整造成环保难以达标、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合作经营无法继续进行，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本合同即终止，双方均不承担责任，其设备按照“谁所有、谁拿走”的原则分配，因合作生产线产生因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债务进行清算后，各按50%承担。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合作期限为四年，即2018年元月1日至2021年元月1日。合同签订后，双方合作的生产线安装完成并投入生产，但未按照约定配置炮机，同时刘赐根、黄正良方提供的铲车在生产线使用约2个月后撤出，由晶鑫公司提供的铲车继续在生产线继续使用。2018年8月28日，刘赐根、黄正良作为乙方与晶鑫公司作为甲方签订《承包合同》同意将合作生产线交由晶鑫公司承包经营。其中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不受本合同影响继续有效。第二条约定乙方同意将普砂生产线全部交由甲方经营管理，甲方每月交给乙方黄正良、刘赐根壹万元整经营收益，乙方不参与生产线经营管理，不承担任何经营管理费用和任何经营风险，甲方经营期至双方合作期满。第三条约定乙方按照合同向甲方交付的经营保证金，至合作生产线合作期满甲方全部退还给乙方。第四条约定如因国家政策原因，致甲方晶鑫公司不能再生产经营，本合同同时终止，甲方停止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有关善后事项依照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期满方式处理。第五条约定甲方承包期满，经乙方验收期承包的普砂生产线应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有问题应予修复。第六条约定本合同自2018年9月1日生效，收益返利在下月1-10号完成，超期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月15%的利息。《承包合同》签订后，刘赐根、黄正良方依约将生产线交由晶鑫公司承包经营，晶鑫公司依约每月支付承包收益至2019年7月。此后晶鑫公司再未支付承包收益，刘赐根、黄正良多次催讨无果。2020年7月，刘赐根、黄正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审法院向晶鑫公司送达应诉材料后，晶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另查明，2020年1月中旬至2020年2月期间，国内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因国家采取疫情防控措施，造成了晶鑫公司停产，2020年3月，晶鑫公司恢复正常生产。2020年7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为3.85%。一审法院认为：一、刘赐根、黄正良与晶鑫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和《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是何种关系。《合作合同》、《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刘赐根、黄正良方将合作的生产线交由晶鑫公司承包经营，刘赐根、黄正良即不再参加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承担经营风险，改变为收取约定的承包收益，《合作合同》中刘赐根、黄正良负责财务管理、矿石采购、产品销售及货款回收等参与经营获取经营收益的主要权利义务均已消失，《合作合同》无法独立产生法律效果，所以后签订的《承包合同》实质是对《合作合同》的变更和补充。另晶鑫公司还主张《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的每月15%超期利息过高，不能支持。该条款实际上属于违约责任条款，将依法进行调整。二、刘赐根、黄正良未向合作生产线提供铲车及炮机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并导致合同根本无法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中约定刘赐根、黄正良应当提供铲车、炮机各1台用于生产线生产，合作经营的前两个月刘赐根、黄正良方也确实提供了铲车用于生产线使用，后来因某种原因撤离了生产线，此后一直使用的晶鑫公司提供的铲车。双方合作经营至2018年8月，也未有证据证明因铲车、炮机的问题发生争议。刘赐根、黄正良方向一审法院陈述是晶鑫公司明确表示让刘赐根、黄正良将铲车开走并不再需要炮机，才没有提供，但无相关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认为从双方合作经营开始两个月后，至双方签订《承包合同》，再至晶鑫公司停止支付承包收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生产线在没有刘赐根、黄正良提供铲车、炮机的情况下均正常生产，可见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并非是导致合同根本不能履行的原因。再者，双方合作至2018年8月28日，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该明显与《合作合同》约定不一致的情况已经存在并持续了几个月，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却未在合同中体现有关铲车、炮机的条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承包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按照合同向甲方交付的经营保证金，至合作生产线合作期满甲方全部退还给乙方，该条款与《合作合同》第六条的保证金条款相比较，退还保证金的条件仅为合作期满，说明晶鑫公司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已经认可刘赐根、黄正良无违约行为，完全履行了《合作合同》中的合同义务。《承包合同》生效后，刘赐根、黄正良将生产线交由晶鑫公司经营生产，晶鑫公司按月足额向刘赐根、黄正良支付承包款，双方依约履行合同时间达10个月。综合以上几点可予推定在刘赐根、黄正良提供的铲车工作约2个月后撤离时，双方在刘赐根、黄正良不再提供铲车及炮机的事项上是达成了一致的，并在签订《承包合同》时，对刘赐根、黄正良不再需要提供铲车及炮机的事实进行了确认。现晶鑫公司再以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违反《合作合同》为由，拒不履行支付承包经营款，违反合同约定，有违诚实信用，损害交易安全，破坏商业信赖，应给予否定性评价。故晶鑫公司应当依约向刘赐根、黄正良方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的承包款，考虑到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生产无法进行，根据合同法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可酌情免除晶鑫公司2个月的付款责任。由于双方在《承包合同》第六条中约定逾期支付承包款的利息约定过高，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照年利率15.4%计算。三、晶鑫公司反诉主张合同解除事由已经出现，在反诉请求中要求确认合同已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合同》和《承包合同》中均有关于合同终止的约定，《承包合同》中仅约定了因国家政策原因，致晶鑫公司不能生产的合同解除条件，将《合作合同》中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合作经营无法进行，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的解除条件去除，原因在于《承包合同》已经将合作经营的方式变成了承包经营，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属于经营风险，在改为晶鑫公司承包经营后，该风险理应由晶鑫公司自行承担。如晶鑫公司主张合同解除条件已成就，需举证证明因国家政策原因，至晶鑫公司不能再生产经营的情形存在。故对于晶鑫公司反诉要求确认《合作合同》、《承包合同》已解除的请求不予支持，在无其他根本履行不能的情况下，应予继续履行。晶鑫公司反诉还要求刘赐根、黄正良赔偿损失693000元，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刘赐根、黄正良与晶鑫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二、晶鑫公司分别向刘赐根、黄正良各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承包款10万元，共计20万元；三、晶鑫公司向刘赐根、黄正良分别按照未付承包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方式为按每月本金10000元自2019年9月起从当月10日以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020年1、2月本金利息不计）；四、驳回刘赐根、黄正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晶鑫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晶鑫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50元由晶鑫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2230元，因合并审理，减半收取6115元，由晶鑫公司承担。二审中，晶鑫公司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1.晏晓二与刘赐根的电话录音以及刘赐根电话号码的缴费发票，拟证明刘赐根、黄正良没有提供炮机，未按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给晶鑫公司造成亏损，且对方同意在租金上进行让步。证据2.有刘赐根签名的晶鑫公司普砂线停产证明材料。拟证明晶鑫公司在2019年11月2日停产，停产的原因是生产亏本被迫停工。本院经当事人举证质证后认证如下：证据1，刘赐根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证明目的还需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证据2，停产证明有刘赐根签名，刘赐根并未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但刘赐根认为该证明中所称的生产线不是本案涉案的生产线，晶鑫公司对此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该证据并未经黄正良签名确认，达不到公司认为于2019年11月2日停产的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开庭审理本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法律事实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故适用当时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案涉的《合作合同》与《承包合同》之间的关系如何认定；二、案涉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及合同解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如何处理的问题。关于焦点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情况，刘赐根、黄正良与晶鑫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合作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投入设备明细。后双方于2018年8月28日签订《承包合同》，双方之间将合作方式变更为承包经营方式，但后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甲乙双方2018年1月1日签订的《合作合同》不受本合同影响，继续有效。”该两份合同均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后合同虽对前合同作了变更，但也明确约定前合同继续有效。故前合同与后合同不冲突之处，对双方当事人继续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应对该两份合同不冲突的权利义务全面履行，一审法院认定《合作合同》约定刘赐根、黄正良的主要权利义务均已消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合作合同》第十条约定“合作期间因国家政策调整造成环保难以达标、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等原因，合作经营无法继续进行，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本合同即终止……。”《承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如因国家政策原因，致甲方晶鑫公司不能再生产经营，本合同同时终止，甲方停止向乙方支付经营收益……。”晶鑫公司上诉称，公司由于市场价格倒挂及严重的新冠疫情的影响，自2019年11月2日停工至今未开工，生产线连续停业满五个月，达到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故该两份合同应于2020年3月自动解除。但晶鑫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停工的原因系因国家政策调整造成环保难以达标、石英矿资源紧缺、市场变化经营亏本以及国家政策原因，且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停工日期为2019年11月2日，故其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未成就，晶鑫公司认为合同已达约定解除条件自动解除的理由不成立。即便如晶鑫公司所称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已成就，但仍需晶鑫公司以通知刘赐根、黄正良的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晶鑫公司直至向一审法院提交反诉状之前并未向刘赐根、黄正良送达解除合同的书面材料，故该涉案合同在2020年3月时并未解除，晶鑫公司关于案涉合同已自动解除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因刘赐根、黄正良长期不履行案涉合同约定的提供炮机和铲车的义务，构成违约，导致晶鑫公司拒付承包款，刘赐根、黄正良与晶鑫公司因履行合同产生争执，晶鑫公司在刘赐根、黄正良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未按法律规定及时行使解除权就拒付承包费，亦存在过错，属违约行为。双方违约行为致案涉相关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双方均可行使合同解除权。晶鑫公司提起反诉明确要求解除合同，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一审案卷现有材料只能查明一审法院将包含解除合同意思表示的民事反诉状于2020年9月24日开庭审理时传达给刘赐根、黄正良，故本院确认案涉相关合同于2020年9月24日解除。对刘赐根、黄正良起诉要求合同继续履行并支付承包款，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已未达到合同约定解除条件为由判决案涉合同继续履行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晶鑫公司需每月向刘赐根、黄正良支付承包款各10万元，炮机和铲车是案涉合同约定的用于生产的必备设备，鉴于刘赐根、黄正良未按约定提供炮机和铲车，导致晶鑫公司事实上为此支出了额外的费用，应从晶鑫公司应付承包款中予以抵充。但晶鑫公司自2019年8月起再未支付承包款，虽晶鑫公司认为因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导致生产线停工停产，但其并未与刘赐根、黄正良协商达成未支付承包款的处理方案，亦未向刘赐根、黄正良提出解除合同的意向，晶鑫公司单方面停止支付承包款，未全面履行合同，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综上分析，晶鑫公司与刘赐根、黄正良在合同履行期间均存在违约行为，考虑合同解除的过错，各负50%的违约责任。刘赐根、黄正良起诉要求晶鑫公司给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的承包款各12万元，合计24万元。考虑新冠疫情影响，加之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增加晶鑫公司生产成本，本院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过错和本案合同履行情况，在一审认定相关事实的基础上，酌情认定晶鑫公司应付刘赐根、黄正良承包款各6.5万元，共计13万元。因刘赐根、黄正良存在违约行为，对合同解除存在过错，故本院不再支持其关于晶鑫公司应支付逾期给付承包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已经查明刘赐根、黄正良为保证合同顺利履行向晶鑫公司支付了保证金15万元，现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均有过错，且本院对刘赐根、黄正良的违约行为已经核减了部分晶鑫公司应付承包款，对其违约行为进行了处理，故该保证金应全额予以退还，晶鑫公司关于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晶鑫公司上诉称因刘赐根、黄正良存在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共计693000元。该损失包括因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而导致晶鑫公司租赁铲车、炮机的租金费用以及因租赁铲车、炮机增加生产成本而导致丢失订单的利润。本院对刘赐根、黄正良的违约行为已经酌情核减了部分承包费。晶鑫公司关于预期可得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均是该公司自行制作的成本对照表及月度统计表，且无证据证明刘赐根、黄正良未提供铲车、炮机的行为与晶鑫公司订单丢失存在关联性。晶鑫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晶鑫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2020）湘0626民初248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刘赐根、黄正良签订的《普通石英砂生产线合作合同》和《普砂生产线承包经营合同》于2020年9月24日解除；三、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向刘赐根、黄正良支付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承包款65000元，共计130000元；四、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刘赐根、黄正良返还保证金150000元；五、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刘赐根、黄正良返还大料斗1个、小料斗3个、振动筛2个、运输带2条、制砂机一台；六、驳回刘赐根、黄正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双方当事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450元，由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2000元，由刘赐根、黄正良负担45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2230元，因合并审理，减半收取6115元，由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5000元，由刘赐根、黄正良负担11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730元，由湖南晶鑫石英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由刘赐根、黄正良负担273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蓓审判员  邓怡审判员  华雷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肖芝乐书记员李子薇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