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皖01民特64号申请人: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研发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56217378X2。法定代表人:蔡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韦喜，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尹斌，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中盐安徽红四方锂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纬四路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986898685。法定代表人:蒋森，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鼎，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陈功宝，该公司员工。被申请人:安徽恒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郎溪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05048151J。委托代理人：吴晴川，北京天驰君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川，北京天驰君泰（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申请人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与被申请人中盐安徽红四方锂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四方公司)、安徽恒基伟业公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伟业公司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国安公司称：一、裁令撤销合肥仲裁委员会(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国安公司与被申请人红四方公司、恒基伟业公司投资协议纠纷案业经合肥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并作出(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书。申请人认为两被申请人均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应予撤销。两被申请人隐瞒了《履约催办函》、《回执》的原件，且足以影响公正裁决。1、申请人已经按约向被申请人邮寄了《履约催办函》，被申请人也向申请人发送了《回执》扫描件。2013年3月，国安公司与红四方公司签订《关于合肥恒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同年4月，国安公司又与红四方公司、恒基伟业公司、丁隽签订《关于合肥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补充协议》)。《增资补充协议》第四条就相关利润保证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4.1.2条约定:“利润补偿款应于相关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甲方出具书面通知90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因红四方公司之后的经营业绩并未达到《增资补充协议》第四条承诺的利润指标。申请人于2018年5月3日向两被申请人及案外人丁隽邮寄了《履约催办函》，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回购、还款等义务。两被申请人签收该份《履约催办函》后于2018年5月17日将红四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森签字、恒基伟业公司盖章的《回执》扫描件发送至申请人处。2、申请人并不持有上述证据的证据原件。(1)关于《履约催办函》。申请人已经向被申请人邮寄《履约催办函》并经被申请人签收，因此申请人并不持有《履约催办函》原件。(2)关于《回执》。案涉《回执》系被申请人签收申请人邮寄的《履约催办函》后将签字盖章的《回执》通过“全能扫描王”软件扫描并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发送至申请人处，该《回执》纸质原件仍在被申请人处，并未交付申请人。3、两被申请人隐瞒了《履约催办函》、《回执》的原件。申请人已经在仲裁阶段将.上述《履约催办函》、《回执》作为证据提交仲裁委，但两被申请人在明知上述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仅以未提供原件为由，均拒绝质证，导致仲裁委员会对《履约催办函》、《回执》的真实性未予认定。申请人认为，两被申请人系刻意隐瞒《履约催办函》、《回执》的原件，致仲裁委无法查明案件事实。4、《履约催办函》、《回执》应当视为申请人主张业绩补偿款的证据。无论《履约催办函》或是《回执》，均明确陈述“履行回购、还款等义务”。《增资补充协议》第4.1.2条约定如目标公司未达到上述利润保证，补偿方式为:1.股份补偿，三年预估净利润差额甲方所有部分，按2元/股折算成股份补偿;2.现金补偿。三年预估净利率差额甲方持有部分，由目标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用现金全额补偿。可见，前述“回购、还款等义务”对应《增资补充协议》第4.1.2条中的第1项股份补偿和第2项现金补偿，否则与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悖。故本案中《履约催办函》及《回执》应当视为申请人主张业绩补偿款的证据。5、隐瞒《履约催办函》、《回执》的原件足以影响仲裁委员会公正裁决。申请人已经按照《增资补充协议》的约定发送《履约催办图》，敦促被申请人履行回购、还款等义务。但正由于两被申请人隐瞒上述证据，导致仲裁委员会认定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经超过时效，未依法作出公正裁决，最终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综上，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故意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应当撤销合肥仲裁委员会(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书。红四方公司辨称：一、被答辩人向合肥仲裁委员会提交的复印件《履约催办函》，其针对的是安徽恒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丁隽，并没有针对答辩人即中盐安徽红四方锂电有限公司，答辩人既没有收到该《履约催办函》，也没有在所谓的《回执》上进行盖章确认；二、该《履约催办函》其内容也是要求股权回购而非业绩款补偿，被答辩人不能以要求股权回购的材料作为主张业绩补偿款的证据，更不能以其作为仲裁时效中断的依据，因为被答辩人的仲裁申请是要求支付业绩补偿款。既然被答辩人没有收到上述《履约催办函》，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隐瞒证据，由此，被答辩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2020年12月17日合肥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书》是合法、有效的，依法应予确认。因此，答辩人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恒基伟业公司公司辨称：国安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国安公司的撤销仲裁裁决请求。国安公司的申请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恒基伟业公司不予认可，国安公司在仲裁庭及本案中均未能提供《履约催办函》及《回执》原件。1、关于《履约催办函》及邮寄记录，第一、恒基伟业公司未收到此《履约催办函》；第二、根据国安公司提供的邮寄单号，不能证明其邮寄的是《履约催办函》，且在中国邮政物流官网上查询显示无该邮件信息。2、关于《回执》，第一、恒基伟业公司未制作该《回执》；第二、国安公司没有提供原件；第三、退一步说，若存在该《回执》，该《回执》原件也应该由国安公司持有，但国安公司未提供。国安公司的申请没有法律依据，国安公司单方面认为恒基伟业公司刻意隐瞒《履约催办函》及《回执》原件，属于凭空捏造、子虚乌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安公司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应当予以驳回。在仲裁阶段国安公司作为申请仲裁方，负有举证责任，应当为其仲裁请求提供证据支持，其不能向仲裁庭提交证据原件，且在仲裁庭给予的规定时间内仍不能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书已经对国安公司申请仲裁的事项已经作出了明确裁决，在仲裁庭审理查明和仲裁庭认为部分已经做了充分的论述。裁决书明确指出“国安公司没能提交证据证明向补偿方送达了主张业绩补偿的书面通知，从而形成诉讼时效中断”。裁决书进一步指出：“从其内容来看也不是主张业绩补偿的证据”。该裁决书所确立的观点及裁决内容，符合《仲裁法》及《九民纪要》规定。《补充协议》第四条4.1.2条约定：利润补偿款应在相关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甲方出具书面通知履行支付。据审计报告显示的出具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那么，按此条约定国安公司应在2019年3月10日之前向恒基伟业公司出具书面通知，否则超过诉讼时效，但在2019年3月10日之前，恒基伟业公司没有收到国安公司的书面通知。国安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2019年3月11日前向恒基伟业公司出具书面通知的证据，因此国安公司的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国安公司的撤销仲裁裁决请求。经审查查明：2020年12月17日，合肥仲裁委员会作出（2020）合仲字第0557号裁决：驳回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本案仲裁受理费76964元，处理费7696元，由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已由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预付)。仲裁庭依据在仲裁案卷中并在仲裁过程中各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作出上述裁决。本院认为：法院审查认定仲裁裁决是否应被撤销，应审查是否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国安公司与红四方公司、恒基伟业公司、丁隽于2013年4月签订的《关于合肥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国安公司称于2018年5月3日向两被申请人红四方公司、恒基伟业公司及案外人丁隽邮寄的《履约催办函》，其要求被申请人履行回购、还款等义务。而该函中所涉内容关于回购股权及价格系按《关于合肥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第7.7.1条约定处理，但国安公司主张利润补偿款系依据《关于合肥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补充协议》中第4.1.2条约定。即使提供了该函原件也并非是国安公司在仲裁中所主张的利润补偿款所应提供的证据，仲裁庭已认定该函内容与国安公司的申请利润补偿款没有关联。因此，国安公司的撤裁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国安公司的撤裁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申请费400元，由申请人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审判长  钱爱民审判员  项 红审判员  王 倩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许晓童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