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1民终1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富，男，1966年2月2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慧，女，1993年5月25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系王志富的女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发，男，1963年2月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长春市二道区天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桂芹，女，1967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平，吉林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志富、王志发因与被上诉人蔡桂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20）吉0105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志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慧，上诉人王志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伟，被上诉人蔡桂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志富、王志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二上诉人为亲兄弟关系，均为长春市二道区英俊镇四和村西四合屯农民。2015年3月10日，王志发从四和村5社赵洪生、赵发、赵生、王振双、迟宝、迟艳通、佟国君、孟凡生共计8户承包人手中流转租赁土地33.03亩，并签订5份《租赁协议书》，各方对承包人、流转土地的亩数、位置及租金（每年每平方米2.3元）等进行详尽的约定，租期至土地承包合同期满，遇国家征占，土地补偿款归承包人，地上物补偿款归王志发，后变更为地上物补偿款15%归承包人，85%归王志发，各承包人及受让方（承租人）王志发均在《租赁协议书》上签字按指纹。协议签订后，王志发、王志富开始共同投资经营，在租赁的土地上建造大棚及种植葡萄树，共同承担土地租金、建造大棚、栽种葡萄树的费用以及每年8个月的雇佣俩人每人每月3000元的工资费用，这些费用均通过王志发结算支付。2018年，王志富因无钱投入退出经营，以后各项费用均由王志发一个人出资、投入、经营、管理。2020年4月份，该块地块被政府依法征占，这时王志发听说有人拿着王志富与赵洪生、迟艳民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书，向王志富索要补偿款，于是向其了解情况得知：王志富为了弄点钱花，自己弄了两份假的《租赁协议书》，协议书上面的承包人赵洪生、迟艳民的签名以及中间人王永春的签名，都是王志富本人所写，协议上面的租赁土地亩数及位置等均为王志富编造的，目的就是和蔡桂芹签订《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弄点钱花，当时蔡桂芹没有到村上并找赵洪生、迟艳民核实土地流转、再流转的事实。后被上诉人蔡桂芹及其爱人多次到村上找王志富索要补偿款，王志富也明确表示两份与赵洪生、迟艳民签订的《租赁协议书》是假的，与其签订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是不真实的，没有补偿款给付，同意退还收取蔡桂芹的所有款项，并支付利息。但蔡桂芹夫妻不同意，并以王志富涉嫌诈骗罪到公安部门立案侦查。2020年8月中旬，三道镇派出所找到王志发了解情况，王志发明确表示：我租赁的土地后，和王志富共同投资经营大棚和葡萄树，2018年王志富退出，王志富作的两份假的《租赁协议书》，与蔡桂芹签订《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我不知情也不知道，也从未参与过，我也从未将我流转租赁来的土地再流转给第三人，王志富也从未和我说过要流转我租赁的土地。自2015年3月10日到2020年4月份租赁的土地被征占，从未见过蔡桂芹，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主张移交我租赁的土地。2020年7月份，蔡桂芹将王志富起诉到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20年10月10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以王志发为利害关系人通知参加诉讼，2020年12月8日开庭，一审法院判决，王志发、王志富给付蔡桂芹补偿款2111734.14元。二、原审法院没有查清如下事实导致判决错误。1.2015年3月15日由王志发与二道区四和村5社承包农户签订的5份《租赁协议书》，受让方（承租方）是王志发，而非王志富，王志富只是共同合伙投资经营人，其不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受让方，其未租赁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无权再流转土地。2.2015年10月28日由王志富与蔡桂芹签订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没有再次流转的土地的依据，没有具体的承包人、流转土地的亩数及位置，13亩土地是否存在。3.《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签订的依据是2015年4月15日王志富与四和村5社承包人赵洪生、迟艳民签订的《租赁协议书》，上面的承包人的签名、中间人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或本人授权王志富代签，土地的亩数、位置是否属实，是否此次被征占，该《租赁协议书》是否是虚构的，再流转是否经过承包人书面同意，再流转是否告知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的优先权。4.蔡桂芹是否依据《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实际取得了承包经营权，是否接收了流转的土地及地上物，是否实际上进行了投资经营管理，是否实际支付过土地承包人的土地租金，被上诉人对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5.《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的乙方蔡桂芹为非农业人口，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和资质，其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否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6.《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中记载的13亩指向的土地位置是否存在，其与王志发同村民签订的5份《租赁协议书》合计30.77亩土地是否是在同一被征地块。7.王志富与蔡桂芹签订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王志发不知情也没有参与。王志发也没有授权王志富再流转。王志发与蔡桂芹没有任何接触，也没有收到过蔡桂芹支付的任何款项。8.王志发、王志富在合伙经营的租赁土地上的劳动成果大棚和葡萄树，为二人的共同劳动成果，属于共有财产，王志富转让共有财产，没有经过王志发同意，是无权处理，蔡桂芹不是善意取得，擅自处理是侵犯王志发的优先购买权的。9.土地被征占发放补偿款后，按村规民俗及承包人与受让方王志发协商同意，地上物补偿款15%归承包人，85%归受让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应受法律保护。三、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有误导致判决错误。1.依据我国关于土地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集体土地的发包方、承包方及流转方、受让方均为特殊的群体。王志发与村民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王志发就是受让方和承租方，依法租赁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王志富只是因合伙关系进行管理投资经营，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不是流转合同的主体，所以原审法院依据合伙关系来认定王志富为受让方，有权流转土地，是没有任何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认定2015年10月28日王志富与蔡桂芹签订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中从村民手中转包的13亩土地，包含在2015年3月10日王志发与村民签订的《租赁协议书》合计33.03亩土地内，没有任何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原审法院依据《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认定蔡桂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上物所有权，认定事实错误。4.原审法院依据三道镇派出所王志发的询问笔录，认定2018年前土地租金均为王志富给付村民，没有任何证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5.原审法院认定王志富与蔡桂芹在签订《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时，是王志富真实意思表示，但转让的土地及地上物是不存在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6.王志发实际取得的地上物补偿款为3813275.95元，原审法院认定4486207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审法院认定《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有效，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属于适用法律完全错误。1.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13条规定：“受让方將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取得承包方同意”。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经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受让方可以再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八条五项规定“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并参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的意见》第六条“转包人、承租人未经承包方同意，擅自将土地再转包转租给第三人的，承包方请求解除与转包人、承租人的转包合同和租赁合同的，并请求确认再转包合同和转租合同无效的予以支持”针对本案，王志富再流转土地未经承包人同意，再流转未通知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的优先权，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依附在主合同上的从合同地上物转让条款也无效，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一百零七条及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一百零七条来认定合同的效力，完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依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应当经占有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针对本案，王志富再转让地上物时，属于无权处分，而且蔡桂芹不符合善意取得，因此，王志富与蔡桂芹在《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内约定的转让地上物条款也属于无效条款。原审法院认定王志富有权转让地上物，完全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抛开案件事实不谈，就原审法院计算给付的依据及数额都是错误的。1.原审判决书7页，倒数第4行，13亩土地计算土地征占面积是不足13000平方米的，本案8户土地合计为33.03亩，被征占的面积为27617.44平方米，还有未被征占的部分，因此原审法院直接按13000平方米占27617.44平方米的比例，来计算13000平方米应得的补偿款，方法有误，导致判决有失公允。2.王志发与承包人商定后所得地上物补偿款的比例为85%，王志发实际取得补偿款3813275.95元，而不是4486207元，原审法院计算的依据有误，导致判决有失公允。综上，王志富与蔡桂芹之间签订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该合同13亩地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其也不包含在王志发与8户村民签订的5份《租赁协议书》合计的33.03亩土地内。蔡桂芹辩称，王志发于2020年8月17日在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三道镇派出所询问笔录中自认与王志富合伙租了迟艳通等八户的土地，两人一起栽种葡萄和建大棚，合同是王志发签订的，原因是村民知道王志富就不租了，王志发与王志富口头协议约定土地征占后地上物补偿款两人平分。2015年-2018年地租是王志富给村民的，2018年之后的是王志发给村民的，建大棚的钱是两人一起出的。综合以上证明两人为合伙承包，八户土地一半对外承租权及一半地上物补偿款的处置权归王志富所有。王志富将13000平方米流转给被上诉人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地上物补偿款应属于我方所有，现在款项均打入王志发账户，王志发应将款项给付我方。二、我方与王志富约定转包及流转地上物面积为13亩，为13000平方米，八户村民共计被征收27617.44平方米土地，转包给我方的比例占总比例的47.1%，总征收补偿款为4486207元，故原告应得补偿款为2113003.50元，并没有超过王志富应得的补偿款的一半即2243103.50元范围，属于合理合法应保护的数额,应得的地上物补偿款2113003.50元已经汇入王志发账户内，二上诉人为合伙关系，王志富合理处分范围未超过一半，王志发应将共同合伙期间收入的地上物补偿款给付我方。三、被上诉人为农业户口，并非上诉人所陈述的为非农人口，我方有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资格。四、二上诉人与八户村民签订合同未约定给村民留15%，二上诉人临时答应给村民的比例，并非村规民俗，为的是让村民配合其快速将补偿款拿到手，防止被上诉人去拆迁办保全，不属于法定或合同约定合理范围内，应由二上诉人自行承担，与我方无关，我方应得部分以合同约定为准，而上诉人无权处分我方的权利。蔡桂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转包的二道区英俊镇四合村五社的13亩土地地上物及附着物补偿款2137274.48元；二、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王志富与被告王志发是兄弟。2015年3月10日，二人合伙一起投资，和二道区英俊镇四合村五社赵洪生、赵发、赵生、王振双、迟宝、迟艳通、佟国君、孟凡生8户村民签订租赁协议书，从上述村民中租赁土地，每平方米2.30元，租金一年交一次，租赁使用年限到土地承包合同期满。如遇国家征占时，土地补偿归农民，地上物补偿归租赁方。王志发在租赁协议书上签字。合同订立后，王志富和王志发栽葡萄树和建大棚。2015年10月28日，王志富与原告蔡桂芹签订《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王志富作为甲方，蔡桂芹作为乙方，合同内容为：甲方王志富将二道区英俊镇（乡）四合村队五社承包地从村民手中转包的13亩土地以2300元每亩，计13亩土地总计30000元，转包给乙方蔡桂芹，转包期征占为止。该土地地上物及其附着物以240000元卖给乙方蔡桂芹，自交款之月止。甲方将该13亩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及地上物拥有权流转给乙方蔡桂芹，自2015年10月28日止乙方蔡桂芹拥有该13亩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及地上物拥有权，甲方王志富同意认可并收取270000元整。此合同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生效，双方均不得反悔，无异议。如国家征用土地时，地上物补偿款由甲方王志富打给乙方蔡桂芹地上物补偿款。合同订立后，王志富收取蔡桂芹地上物转让款和土地租金27万元，其中租金3万元，地上物及附着物24万元，2017年和2019年又收蔡桂芹租地款6万元。2020年8月，由于征地发生纠纷，在三道镇派出所，王志发经公安机关询问，承认是和王志富一起投资从村民手中租地，一起栽葡萄树和建的大棚，但是知道村民如果有王志富村民就不租给他们哥俩了，所以所有和村民签的租赁协议书都是王志发和村民签的，合同上也没写王志富，租金是王志富给村民的。到2018年后租金王志富告诉王志发手里没有钱了，让王志发自己交地租，并说这地也不一定能征占。哥俩口头约定土地征占后地上物补偿归哥俩平分。2020年，该土地被征占，其中8户农民被征收27617.44平方米，总地上物补偿款4486207元。款项打入王志发账户。上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耕地承包合同8份、租赁协议书5张、2020年8月17日被告王志发在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三道镇派出所询问笔录、2015年10月28日《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及收据、收据3张、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律师调查令、8户土地地上物补偿发放档案、迟艳通身份证复印件、存折、银行调取存款明细账、照片、2020年9月27日英俊镇四和村村委会办公室调查笔录、租赁协议书复印件两份、租赁协议书5份、租赁费收据、吴凤霞证人真言、李宝昌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为凭，足资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蔡桂芹与被告王志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转包土地买卖流转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协议，应予履行。被告王志富和其兄王志发共同从8户农民手中租赁土地，一起合伙、一起投资，在该土地上种葡萄树和建大棚，后将其中的13亩土地流转给原告蔡桂芹，将该土地上的13亩的地上物、附着物以24万价格转让给原告，并每年收取租金，是其真实意思表示。13亩的土地是王志富和王志发共同租赁土地的一部分，王志富有权将本属于自己的部分进行处理。庭审中说是为了骗原告点钱的理由，违背诚信原则。原告王志发认可合伙共同投资和王志富从事该土地的租赁、经营，并在土地征占后地上物补偿款哥俩平分，王志富有权处分自己那部分土地及地上物。故二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关于补偿费用多少，应按双方约定。原告受让的13000平方米的面积，与8户共计被征收27617.44平方米的占比为47.07％，二被告应该得到4486207元，13000平方米应得到地上物补偿款2111734.1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志富、王志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蔡桂芹补偿款2111734.14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9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二被告承担。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2020年7月13日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三道镇派出所和平社区警务室接到蔡桂芹报警，称其同四和村村民王志富在四和五社南大排13亩土地地上物土地转包纠纷。2020年8月17日该派出所工作人员询问王志发了解情况，王志发陈述其和王志富一起投资从村民手中租地，一起栽葡萄树和建的大棚，并陈述与村民租地合同上没写王志富的原因在于村民如果知道合同上有王志富，就不给租地，其与王志富口头约定土地征占后地上物补偿二人平分。对于王志富与蔡桂芹关于部分土地转租事宜，王志发陈述前阶段土地要征占了才知道。另，该派出所向蔡桂芹告知，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应至人民法院解决。综合二上诉人的陈述及王志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知王志富对于从八户农民处租来土地的地上物有处置的权利，其将权利通过协议的方式让与给蔡桂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人的协议有效，当地上物存在补偿款之时，蔡桂芹有权请求。王志发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在土地要征占时知道了蔡桂芹与王志富的转租事宜，但是并未提及王志富另有承租地块，且根据本案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王志富转租给蔡桂芹的13亩土地系案涉被征占土地。关于13亩土地面积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王志发与八户村民签订的租地合同及王志富主张虚假的两份其用于出示给蔡桂芹的合同，均可以看出，其约定的1亩土地为1000平方米，因此一审法院依据13000平方米计算转租面积并无不当之处。既然王志富对于承租八户农民土地地上物的一半有处置权，在得到补偿款后，蔡桂芹有权承接王志富的权利得到此笔补偿款，该款进入王志发账户，二上诉人有义务支付此笔款项。在王志富将地上物所有权转让蔡桂芹以后，王志富没有权利处置该地上物，王志发后与八户村民约定的地上物补偿款给付比例，不能约束蔡桂芹。依据本案中王志富的主张，明显看出王志富已经明确不想按照其与蔡桂芹的协议约定予以履行，违反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及地上物应得补偿款数额，认定二上诉人给付蔡桂芹补偿款2111734.14元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王志富、王志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693.00元，由王志富、王志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 宇审判员 齐小媛审判员 张 聪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