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7民终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法定代表人：何明江，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亚，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亮，男，1988年9月1日生，汉族，现住乾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晓杰，吉林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利，男，1954年10月20日生，现住乾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薇，吉林率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男，1976年11月22日生，现住松原市宁江区。原审被告：乾安县平安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乾安县。法定代表人：刘春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春，男，1969年1月12日生，汉族，现住乾安县。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负责人：姚惠明，经理。上诉人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阳烟花）、高亮因与被上诉人王利、王伟，原审被告乾安县平安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烟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保险）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浏阳烟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亚、上诉人高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查晓杰，被上诉人王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薇，被上诉人王伟，原审被告平安烟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春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人民保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浏阳烟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王利、王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导致王利受伤的烟花系浏阳烟花产品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王利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导致王利受伤的烟花产品系浏阳烟花生产的烟花产品。1.王利提供的烟花残害并不一定就是导致王利受伤的烟花产品。按照常理，王利受伤后，应当立即报警或者通知相关职能部门对涉案的烟花封存。如果王利没有及时封存，则其在一审过程中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残骸系现场燃放的烟花；2.即使王利提供的残骸系现场燃放的烟花，根据王利以及刑事案件卷宗中的鉴定报告等证据，因为残骸的外包装严重缺失，根本无法证明该残骸系浏阳烟花生产的烟花产品。（二）即使认定为金利产品导致王利受伤，王伟应当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根据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王伟的陈述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系王伟在其中一个烟花在第一次燃放没有点燃，二次点燃烟花时发生炸筒。同时，根据王伟庭审过程的陈述，其存在近距离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形。本案涉案的产品的外包装的警示语中有“严禁在离建筑物小于35米的地点燃放；严禁在离产品小于30米的区域观看；燃放过程中如发生间隔时间超长、中途断火、熄引，切勿靠近，严禁探头察看，禁止再次点燃引火线。”浏阳烟花认为，王伟无视产品燃放规则以及产品安全燃放警示，存在二次燃放和近距离燃放的禁止性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如第一次未点燃后王伟能按照使用说明在15分钟后用水灌注让烟花作废，则本案根本不会发生。故王伟应当对本案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在法院裁判文书网中进行相关检索可知，同样情形的相关案例均是由燃放者承担全部或70%的责任。（三）一审认定王利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系事实认定错误。王利作为围观者，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查明的事实以及王利自身的陈述，王利是在出小区单元楼门时被炸伤，其在出门之前明知外面正在放烟花爆竹，并没有提前观察，而是径行走出单元门，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四）浏阳烟花认为，浏阳烟花不应当赔偿王利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1.本案系王利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撤诉后，又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其本质是由刑事案件衍生而来的民事诉讼。浏阳烟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64条之规定，本案中不单王伟无须赔偿王利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浏阳烟花亦无须赔偿王利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2.虽然本案王伟被司法机关以过失致人重伤罪立案侦查并提起公诉，但最终乾安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刑事判决。做为直接侵权人的王伟，一审判决无需赔偿王利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却判决浏阳烟花承担70%的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五）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明显过高。1.一审法院将义眼安装计算至76岁并确定更新次数为六次，共计28,000元明显过高且缺乏事实依据。本案涉及的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均明显过高。2.一审过程中，王利并没有提供其在城镇居住、工作满一年的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应当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3.王伟实际已经赔偿王利10万元，且王伟再向王利出具了一张20万元的欠条，基于这一情形，刑事案件中刑事判决才对其做出不予处罚的判决。故王伟应总共支付王利30万，该30万元应在王利的法定损失中予以扣减。综上所述，浏阳烟花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王利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浏阳烟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王伟辩称，1.针对第一项，烟花是否为浏阳烟花生产，公安有鉴定，也有检测报告，事实清楚。2.因为烟花质量有问题，应由产品制造商承担相应的后果。3.王利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有现场监控视频为证。4.民事部分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不应当赔偿，这个我没有异议，应依法赔偿。5.损失应按法律规定，我没有其他异议。高亮辩称：对浏阳烟花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乾安烟花辩称，对浏阳烟花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高亮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内容，改判浏阳烟花给付王利赔偿款185,230.11元。2.本案上诉费由浏阳烟花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是由于产品缺陷造成他人伤害所产生的纠纷，高亮只是出现质量问题的烟花的销售者，不是问题产品的生产者，本案在适用实体法律时，引用的法律条文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首先，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失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涉案烟花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已经由乾安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进行了认定，高亮在此不进行赘述，对于产品责任构成，除了产品存在缺陷以外，还需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及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王利的受伤，是由烟花的质量缺陷和王伟的过失行为共同作用造成的，高亮在此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虽然产品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但针对的对象是产品的生产者，高亮也不是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按照此条法律的规定，高亮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条是关于销售者对其出售的缺陷产品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按照本条规定，销售者如果依照《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的规定，对产品进行了检查验收，通常情况下，就能够指明产品的生产者或供货者，因为验明其他标识中，包括生产者的厂名、厂址等。如果销售者不能指明生产者或供货者，或者其所销售的产品为三无产品，那么销售者本身就存在过错，在此情形下，产品如造成消费者或其他损害，销售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反之，如果销售者能够指明生产者或供货者，按照本条规定就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高亮是按照正规的进货渠道购进的具有合格证明的并标有正规生产厂家所生产的烟花，高亮在进货及销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本案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第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本条是关于因产品缺陷造成损害，被侵权人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请求赔偿的规定，从理论上看，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请求权，即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生产者主张权利，也可以向产品销售者主张权利。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但是这不代表着被侵权人起诉时同时向生产者和销售者主张权利时，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民事责任中最严厉的一种责任，连带责任必须要有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作为依据，除此之外，不能为当事人设定连带责任，既然法律规定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是法律赋予被侵权者的一种选择权，被侵权者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主张权利的对象，如果被侵权人在诉讼中将生产者和销售者同时列为被告，人民法院应当行使释明权，引导被侵权人作出选择。综上所述，本案中，一审法院没有向王利释明选择权，导致本案适用法律的混乱。高亮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也没有致害行为，一审法院判决高亮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高亮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王利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浏阳烟花辩称，我们没在现场，现在都无法确定是否是我们的烟花，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王伟辩称，对高亮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乾安烟花辩称，对高亮的上诉请求没有异议。王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王伟、高亮、平安烟花、浏阳烟花、人民保险连带赔偿王利医疗费22,480.55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800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25,425.36元、营养费5000元、护理费8954.62、残疾赔偿金181,032元、鉴定费38,700元、义眼安装费用3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382,829.85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2月4日23时许，被告人王伟在其岳父邢国军家所在小区乾安县上和紫东苑，9号楼与10号楼之间燃放烟花时，其中一个烟花第一次燃放时没有被点燃，王伟二次点燃时烟花炸筒横窜，将王利眼睛炸伤，王利之伤经鉴定为重伤二级。王伟在燃放事故烟花前已经看过“燃放规则”，其记忆中说明书上燃放烟花安全距离是7-12米。该产品外包装的警示语中有“严禁在离建筑物小于35米的地点燃放；严禁在离产品小于30米的区域观看；燃放过程中如发生间隔时间超长、中途断火、熄引，切勿靠近，严禁探头察看，禁止再次点燃引火线。”2019年2月5日，王利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门诊就诊、检查。2019年2月5日至2019年2月13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8天，出院后在该院进行过门诊治疗。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花医疗费18,812.07元，两次门诊医疗费花3,626.78元，门诊和住院共花费22,438.85元。王伟在王利治疗中已经给付其100,000元。经鉴定，王利此次损伤，伤残程度为七级伤残；出院后误工期为150日；出院后护理期为50日；出院后营养期为50日；义眼安装费用为“义眼台”10,000元，“义眼片”3000元/次/2年。涉案烟花名称为“金利礼炮王”，该烟花是王伟的岳父邢国军在高亮处购买的，高亮是从平安烟花购买后销售，平安烟花是从浏烟花进货。经鉴定，涉案烟花未燃放部分质量存在缺陷。浏阳烟花的烟花爆竹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产品质量险，保单号：PZAH20*0000046，保单载明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25万元，《特别约定清单》载明，特别约定一：本保单全年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8万元，其中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5万元（即：每次事故死亡赔偿限额18万元、每次事故伤残赔偿限额4万元、每次事故医疗费用赔偿限额3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赔限额为3万元。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5000元或免赔率15%，以高者为准；第二次事故起增加免赔率10%，以此类推，最高不超过60%。乾安县人民检察院以乾检一部刑诉〔2019〕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伟犯过失致人重伤罪，于2019年10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8月5日一审法院准予了王利的附带民事诉讼的撤诉申请，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19）吉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王伟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免予刑事处罚。并且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王利的损失如下：医疗费22,438.85元、护理费8,954.62元（出院后护理期为50日+住院期间8日=58日×154.39元/日=8,954.6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100元/日×8日）、营养费5000元（出院后营养期为50日×100元/日）；按鉴定意见和人均寿命77周岁计算，一次性处理更有利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王利事故发生时年满65周岁，至年满77周岁尚应安装1次义眼台，更新6次义眼片，每次按3000元计，义眼片费用为28,000元（10,000元+3000元/2年×12年÷2），残疾赔偿金32,299元/年×15年×40%=193,794元（以其请求的181,032元为限）。因王利已超法定退休年龄，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具有劳动能力且因此次伤害导致收入减少的事实，故此误工费不予保护。吉林维众司法鉴定所鉴定费4700元，鞭炮质量鉴定费34,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该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情况，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残疾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本案虽为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但该案件仍然是刑事案件衍生出来的民事诉讼，对刑事被告人王伟来讲，其赔偿范围不能因为单独提起而与刑事案件附带提起的赔偿范围有别。故对王利要求王伟承担残疾赔偿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均不保护精神损害抚慰金。故对其要求王伟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予支持。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2019）吉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伟未按使用说明燃放烟花，其存在过失；涉案烟花质量存在缺陷与王伟行为相结合导致被害人王利损伤，王利之伤与被告人燃放涉案烟花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即烟花质量缺陷与王伟的行为共同造成王利受伤这一损害结果，烟花质量缺陷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王伟的过失行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故酌情确定浏阳烟花、高亮和平安烟花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王伟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害人在本案中无过错，不负担自身损失。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即生产者与销售者均应对被侵权人承担无过错的不真正连带赔偿责任；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如销售者不存在过错，可以在赔偿被侵权人之后向生产者全额追偿。根据（2019）吉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可知，本案事故烟花产品内有金利烟花标识，事故烟花存在质量问题，但无法确定产品缺陷是生产者造成，还是销售者造成，故金利烟花生产者与销售者高亮、平安烟花应对被侵权人王利在70%的责任比例内承担无过错连带赔偿责任。因浏阳烟花是案涉烟花的生产者，对王利的损失与销售者连带承担缺陷产品的质量责任；人民保险是案涉烟花的质量承保者，应在浏阳烟花连带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保险人可以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王伟应当按照30%的责任比例赔偿王利医疗费22,438.85元×30%=6,731.66元、护理费8,954.62元×30%=2,686.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30%=240元、营养费5000元×30%=1500元、义眼安装费用28,000元×30%=8400元、吉林维众鉴定费4700元×30%=1410元，合计：20,968.05元。王伟在刑事阶段，已对王利自愿赔偿10万元。人民保险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王利：医疗费22,438.85元×70%=15,707.2元，残疾赔偿金40,000元，扣除15%免赔额（8,356.08元）后合计：47,351.12元。高亮、平安烟花、浏阳烟花应当按照无过错责任连带赔偿王利：22,438.85元×70%=15,707.2元、护理费8,954.62元×70%=6,268.2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70%=560元、营养费5000元×70%=3500元、义眼安装费用28,000元×70%=19,600元、残疾赔偿金32,299元/年×15年×40%×70%=135,655.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70%=14,000元，吉林维众鉴定费4700元×70%=3290元、鞭炮质量鉴定费34,000元，扣除保险公司承担的47,351.12元，还需连带承担185,230.11元。综上所述，王伟应当赔偿王利20,968.05元，已在刑事阶段赔偿完毕。人民保险在保险限额内赔偿王利47,351.12元，高亮、乾安县平安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王利185,230.1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利赔偿款47,351.12元。二、被告高亮、乾安县平安烟花爆竹经销有限责任公司、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给付原告王利赔偿款185,230.11元。三、驳回原告王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庭审后，王利向法庭递交情况说明一份，对请求赔偿的主体予以明确，即要求王伟在过错比例范围内承担责任，鞭炮的生产者浏阳烟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民保险在保险理赔范围内承担责任。不要求销售者高亮、乾安烟花承担责任。高亮、乾安烟花对王利明确不要求销售者承担责任没有异议。经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事故发生时，王伟并未禁止行人观看烟花。王利站在小区的人行路上，王利与王伟所放烟花地点间隔一条路。（2019）吉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王伟燃放烟花时距离王利7米远。本院认为，关于案涉烟花是否为浏阳烟花生产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2019）吉0723刑初164号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案涉烟花为“金利礼炮王”，系平安烟花从浏阳烟花进货，浏阳烟花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烟花为浏阳烟花生产并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责任比例划分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案涉烟花存在炸筒现象，经鉴定，其不符合G*631-2013中燃放性能的要求。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经过，一审法院认定案涉烟花质量缺陷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据此作出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关于王利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经查，事故发生时王利与王伟燃放烟花位置7米远，并间隔一条路，且王伟亦未禁止他人观看燃放烟花，王利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其不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浏阳烟花应否赔偿王利的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的问题。本案中，浏阳烟花是在民事领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浏阳烟花而言并不涉及刑事责任，故对其主张本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64条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认定损失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参照人均寿命计算更换义眼片次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此计算的更换义眼片数额并无不当。王利的营养费系按照鉴定意见计算得出、伙食补助费系按照其住院天数确定，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数额并无不当，浏阳烟花虽主张费用过高，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乾安县荣业街道丹青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介绍信，证明王利自2015年起在该辖区居住，能够证明王利在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浏阳烟花未能提供相关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再次，浏阳烟花与王伟均在自身责任范围内赔偿王利损失，浏阳烟花主张王伟赔偿数额应在王利法定损失中扣减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对浏阳烟花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亮上诉主张被侵权人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主张权利是一种选择性请求权，生产者与销售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王利在庭审后出具情况说明，应视为其对高亮上诉主张的认可。王利选择生产者浏阳烟花承担赔偿责任，不要求销售者高亮、乾安烟花承担责任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故应由浏阳烟花赔偿王利损失185,230.1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利赔偿款47,351.12元。”二、变更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王利赔偿款185,230.11元。”三、撤销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法院（2020）吉0723民初21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驳回王利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415元，减半收取1,207.5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负担150元，由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88元，由王利负担46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42元，由浏阳市金利烟花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415元，由王利负担14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冷晓峰审判员  李敏英审判员  杨小玉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