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103民初4841号原告：梁兆英，女，1961年5月7日出生，住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卫军，辽宁化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锐，辽宁化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建东，男，1969年11月25日生，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栾传敏，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法律部副主任。被告：许维来，男，1943年9月16日出生，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栾传敏，辽宁省合同法研究会法律部副主任。原告梁兆英与被告何建东、许维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吕文辉独任审判，于2021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兆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卫军、程锐，被告何建东、许维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栾传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原告梁兆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二、请求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以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3月17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三、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2017年3月15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被告一许诺原告投资50万元，用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道良港村村级留用地开发项目，资金到位后30个月可获得100万元收益，被告二作为担保人对投资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基于对被告一的信任，按时将50万元打入被告一指定的账户。如今三年已经过去，原告向被告主张50万元投资款和100万元的收益，被告均拒绝给付。原告和被告虽然签订了《投资协议》，但该协议表明，原告并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只收取固定的收益。故本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一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应当按年利率的24%。自2017年3月17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被告二作为担保人对上述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望判如所请!被告何建东、许维来辨称：一、原、被告间的《投资协议》是借名投资合同，双方当事人不存在投资与被投资或民间借贷权利义务关系。1、原、被告间的《投资协议》是原告为投资相对人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瑞公司)地产项目而与被告签订的内部约定，系借名投资合同。双方签订的《投资协议》开宗明义:“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以乙方名义参与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内部员工项目跟投活动。”。这一协议的开篇即对原告投资对象以及双方在《投资协议》中的民事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关系做出了明确定位:即甲方借用乙方名义参与相对人明瑞公司开发项目投资的内部员工跟投活动，转账记录和收款收据证明原告50万元投向了明瑞公司，是明瑞公司项目的投资参与人和受益人而没有投给被告何建东，被告何建东与原告系同等的明瑞公司项目跟投资权利人和本案受害人。2、《投资协议》中甲方(原告)的权利义务依附、存在于乙方(被告何建东)与明瑞公司间的“跟投合同书”。该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甲方投资的权利、义务等依照乙方与项目投资方签订的《跟投合同书》，乙方对合同书无异议。”这一约定清楚表明，甲方(本案原告)对《跟投合同书》中权利义务的认可，证明案涉《投资合同》不存在《跟投合同书》以外的投资与被投资关系，乙方(被告何建东)与明瑞公司的《跟投合同书》即是甲方(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合同依据。而《投资合同》只能证明原告是明瑞公司投资项目的借名跟投人。3、原、被告《投资协议》系附条件合同，原告获得投资回报权利成就的条件依赖于相对人明瑞公司的付款到账事实发生。双方《投资协议》第六条约定:“投资回报:项目投资方在2019年9月30日内，将甲方投资本金及收益150万元整一次性汇入乙方账户，乙方再及时汇入甲方账户后，本次跟投结束。”这一约定是典型的附条件合同，即甲方获得投资回报权力实现的条件是项目投资方(明瑞公司)将150万一次性汇入乙方账户。据此，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人是相对人明瑞公司，而不是乙方(被告)何建东。乙方对甲方只是负有及时转付款的义务，而这一义务的履行必须以明瑞公司将款汇入被告账户为前提条件。但是由于明瑞公司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被告亦无款可付，致乙方履行转款义务的条件不能成就。对此被告既不存在付款义务，也不存在不及时履行转款义务的过错违约行为。综上，原、被告间的《投资协议》，是原告自己亲临实地考察后，而与被告间达成的借名与出名的合意，合同目的是原告为了从明瑞公司投资项目中获取高额回报而向被告借名而不是向被告投资。被告只是应原告请求基于朋友关系予以帮忙而出借名字。假设该案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那么这种借贷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及权利义务人是明瑞公司与原告梁振英，而不是本案被告何建东。三、被告积极主动履行了追索案涉投资款义务，对此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生效判决并产生了系列法律后果。被告在向明瑞公司追索投资款的过程中，将原告投资的5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一并作为权利主张积极履行了追索投资款的义务:1、2017年12月29日，被告与明瑞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这份协议中约定的跟投本金100000.00元，其中包括原、被告各50万元投资本金。2、在明瑞公司没有履行“还款协议”情况下，被告适时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余杭区法院于2018年6月5日做出的明瑞公司给付何建东的判决款项中，其中包括本案原告梁兆英的投资款本金50万元及其利息，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因明瑞公司宣告破产，被告即依照法律程序申报了债权，得到了破产程序确认。在被确认的2751616.13元中，其中包括了原告的投资款50万元及其利息。上述情况被告已经通报了原告，原告对此不仅明知且未提出异议，应当认定原告对上述事实的默认。依据原、被告《投资协议》第七条约定以及法律规定，上述事实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三、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已经对本案争议的同一事实做出了法律认定和判决，是人民法院既判已决事项，对本案的判决结果具有法律拘束力。1、本案请求的事项已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解决，对本案具有法律拘束力，原告不能再行提起诉讼。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1657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判决的被告明瑞公司给付何建东投资额100万元及其利息中，其中包括了原告梁振英的50万元本金及利息，使原告梁振英在本案请求的事项在该案中一并得到了处理，系人民法院判即判已决事项。该判决业经杭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因此，就这一事实本案原告梁振英不能再行提起重复诉讼。2、案涉投资款已被依法确认为破产债权，原告依法享有破产财产分配参与权。相对人明瑞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企业严重亏损已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被告持有的破产债权确认表已将案涉的原、被告“项目跟投投资款”确认为破产债权，原告对此只能具有破产财产分配参与权而不能再向本案被告主张权利。四、被告许维来的担保责任已经超过法定保证期间，保证义务已经消灭。1、保证人担保责任已经超过法定保证期间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案涉《投资协议》对保证人的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没有约定。原告在法定保证期间内既没有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又没有提起诉讼或仲裁，故依照《担保法》规定，原告主张被告许维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远远超过法定期间，依法不再具有保证责任义务。2、被担保人不具有付款义务，保证人亦不具有担保义务。案涉《投资协议》是一份原告为跟投资相对人明瑞公司开发项目，因自己不是内部员工而借被告何建东之名签订的借名合同。保证人担保的只是该合同中的被告何建东借名义务，而不是付款义务。由于原告将资金直接投入了明瑞公司，被担保人何建东既不是项目开发人受益人又不是投资款收款人和借用占有人，不具有付款义务。案涉合同约定的被告何建东的借名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保证人许维来的保证义务亦履行完毕，不再具有其他保证义务。3、因主合同所附条件没有成就，保证人保证内容即未成就，被告许维来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如前所述，在原、被告的《投资合同》中，乙方的义务一是为梁振英投资出名，二是将明瑞公司汇入乙方账户的投资回款150万元及时转入甲方账户。由于投资回报的条件因相对人明瑞公司原因没有成就，乙方何建东对此不存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因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依据主合同所附条件没有成就而担保合同即未成立。4、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执行程序以及相对人企业破产的法定程序的法律事实，被告许维来的担保行为和责任已依法解除、消灭。原告主张的投资款项，经杭州市两级法院生效判决进入执行程序后，又进入到破产程序，本案双方当事人讼争的事实业经法律程序终结，据此，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依照法定的程序的终结而终结、消灭。五、原告请求利息违背法律规定，依法不应支持。原、被告双方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利息没有约定的，应当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付，原告对利息请求显然违背法律规定，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按照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主张被告给付借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何建东不存在给付原告投资款即借款义务，被告许维来亦不存在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法律义务。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护被告合法权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5日原告与被告何建东签订了一份投资协议，约定原告投资50万元，用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道良港村村级留用地开发项目，投资期限自2017年3月16日资金到位后30个月；投资回报：项目投资方在2019年9月30日内，将甲方（原告梁兆英）投资本金及收益共150万元整一次性汇入乙方(被告何建东)账户，乙方再及时汇入甲方账户后，本次跟投活动结束。按因家规定需要缴纳的税费由甲方自行承担，项目投资方具有按规定代扣代缴的权利。被告许维来作为担保方在协议书落款处签字。2017年3月17日，原告按照被告何建东的指示将50万元打入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9×××66中国农业银行杭州玉琮路支行账户。同日，被告何建东在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上签署“此款为梁兆英所有，到期投资本息共计壹佰伍拾万元整（税前）也归梁兆英所有。被告在此复印件上签署：以上何建东之承诺，均由我担保兑现。2017年3月6日、3月16日，被告何建东分别与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内容基本相同的“项目投资跟投合同书”但在跟投回报上3月6日的为跟投金额的税前肆倍，而3月16日的为跟投金额的税前贰倍。2017年12月29日，被告何建东与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这份协议中体现债权人为何建东，债务人为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债务人欠债权人以下款项：1、劳动工资659923元，2、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88233.75元，3、跟投本金100万元，4、截止2018年1月19日跟投利息74082.19元。债务人承诺于2018年1月19日前，将所欠款项无条件一次性归还给债权人。在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没有履行“还款协议”情况下，被告何建东于2018年10月8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余杭区法院于2019年6月5日做出(2018)浙0110民初16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给付何建东上述款项及利息，2019年10月2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淅01民终59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于经营不善企业严重亏损已于2020年12月1日被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以（2020）浙0110破47号案件受理破产。被告何建东持有的破产债权确认表已将案涉的何建东“项目跟投投资款”确认为普通破产债权。本院认为，原告和被告何建东虽然签订了《投资协议》，但该协议表明，原告并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只收取固定的收益，且被告何建东与案外人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金额均为50万元的“项目投资跟投合同书”中约定的投资收益为投资款的二倍（即投资50万给付100万元的收益）和四倍（即投资50万给付200万元的收益），无法确定原告的款项被被告何建东与案外人杭州明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投资跟投合同书”约定的投资收益倍数。故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名为《投资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何建东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应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即借款利率较高），原告调整要求被告何建东自2017年3月1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至2020年8月19日的部分应予支持，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部分应当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被告许维来的“以上何建东之承诺，均由我担保兑现”的意思表示，属连带责任保证，故被告许维来对上述款项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八条、第六百七十四条、第六百七十五条、第六百七十九条、第六百八十条、第六百八十一条、第六百八十四条、第六百八十五条、第六百八十八条、第六百九十一条、第六百九十二条、第六百九十四条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建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给原告梁兆英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二、被告何建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梁兆英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的利息（自2017年3月17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被告许维来对上述一、二项负连带给付义务；四、驳回原告梁兆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0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何建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文辉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王萍书记员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