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2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14号1幢9层908。法定代表人：王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冉，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战武，男，1959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蓬伟，陕西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牧川，男，199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波，男，196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原审第三人：榆林市宇星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刘官寨村工程机械城5号。法定代表人：王忠，总经理。上诉人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战武、李牧川，原审第三人榆林市宇星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榆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09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李战武、李牧川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应从双方最后一次往来2014年1月3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重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2016年7月1日陕西龙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龙工公司）委托案外人向重工公司支付了货款1万元。故双方最后一次往来是2016年7月1日，诉讼时效应于2016年7月2日重新计算。重工公司2018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认定调往榆林的7台汽车起重机货款应予扣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根据国家政策国三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即将报废，陕西龙工公司尚有7台起重机未销售。为了避免车辆无法上牌，重工公司帮助陕西龙工公司协调7台起重机转售至第三人榆林公司。榆林公司购买该7台起重机并在榆林地区上牌照，并由陕西龙工公司榆林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前述7台起重机，榆林公司和陕西龙工公司均未向重工公司支付过货款。榆林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重工公司有权要求李牧川、李战武支付货款。三、一审法院认定陕西龙工公司的合理费用为132038．38元无事实依据、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定《收条》中确认的10．2万元认定为陕西龙工公司的合理费用，有违法律规定；2．一审法院认定李战武、李牧川主张的水电费、维修费为陕西龙工公司的合理费用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产品销售协议书》约定，重工公司派出销售代表指导协助陕西龙工公司的工作，陕西龙工公司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及设施。李战武、李牧川主张的水电费金额过高且无依据。关于维修费，支付到了程某个人账户，与重工公司无关。最后，李战武、李牧川主张的费用应当提出反诉，一审法院在李战武、李牧川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扣除相关费用违反法定程序。此外，一审判决中存在大量的文字错误。二审中，重工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要求李战武、李牧川按照其在陕西龙工公司原出资比例承担责任。李牧川、李战武答辩称，不同意重工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重工公司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双方2013年之后已经终止了代理协议。2014年陕西龙工公司收了一张承兑汇票，但是是重工公司要求陕西龙工公司帮忙的，之后双方就没有其他来往了。关于争议的7台车辆有重工公司的调拨单，有重工公司的盖章以及程某的证人证言，原审第三人也认可车辆是调拨过去的。重工公司主张是陕西龙工公司销售依据不足。重工公司在代理关系终止后自己销售车辆应当自己承担合理费用，李战武、李牧川主张的费用应当予以扣除。榆林公司未发表意见。重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战武、李牧川向重工公司支付货款4485800元；2．判令李战武、李牧川向重工公司支付利息（以货款4485800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3日起至李战武、李牧川实际支付上述款项之日止乘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重工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分别签订《产品销售协议书》，约定陕西龙工公司负责销售重工公司的设备及相关产品。2010年6月24日，陕西龙工公司与重工公司签订《车辆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X8D4台、QY12D2台、QY35D12台，总金额10040000元。2011年2月17日，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Y12D1台、北起QY12D1台，总金额685000元。2011年2月18日，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Y8D2台，总金额470000元。2011年3月8日，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Y12D3台，总金额1035000元。2011年5月23日，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Y8D1台，总金额238000元。2011年6月7日，陕西龙工公司采购重工公司汽车起重机，其中北起QY8D3台、QY12D1台，总金额1056000元。2011年7月31日，重工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方安萍签署《对账询证函》，其中产品编号QY8D等29台，总价款1224．3万元，已收货款603．52万元，实际应款620．78万元，开票应收533．06万元。2013年12月31日，重工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签订《抵账协议》，约定根据服务协议（协议编号：HT/ZG-XS-2013-0252），重工公司应支付陕西龙工公司服务费1262000元，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将重工公司应付陕西龙工公司的1262000元服务费抵消陕西龙工公司应付的部分货款。2014年1月2日，重工公司作出收据，其内容为今收到陕西龙工公司银行承兑汇票（金额45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的主要争议：1．货款问题。重工公司主张陕西龙工公司欠付货款4485800元（总货款12243000元-已付款7757200元）。李战武、李牧川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陕西龙工公司销售12台汽车起重机，陕西龙工公司向重工公司支付货款603．52万元，剩余19台汽车起重机被重工公司西北销售经理程某调到榆林公司处进行销售，其就此提供《已调榆林明细》，2012年4月12日的《调车函》（其内容为本次调出吊车数量4台）、2012年9月30日的《样机调拨函》（其内容为重工公司委托该公司西安分公司经理程某到陕西龙工公司办理调拨吊车样机13台事宜）、2019年5月15日程某手写稿（其内容为2013年调往榆林吊车编号明细：7台……）。重工公司认可《已调榆林明细》，其中涉及的7台车被调往榆林公司，但榆林公司是否给陕西龙工公司支付货款需要核实，亦认可《调车函》，程某作为其公司西安办事处职员，将4台车辆调往榆林地区销售，另外协助陕西龙工公司销售6台车，但不认可《样机调拨函》。一审诉讼中，程某出庭作证称2012年5月，重工公司将其派往陕西西安建立西安办事处，其销售了10台车，剩余7台车因为年底上不了牌照，所以调往榆林公司。2．费用问题。李战武、李牧川主张抵扣费用66．08万元，其就此提供2013年吊车销售明细（以此证明差额14．5万元）、2013年11月7日的收条（欠调车款10．2万元由程某催收）、情况说明三份（以此证明租金20万元、水电费若干）、付款申请单、申请（以此证明维修费2万元）。重工公司对2013年吊车销售明细不予认可，其认为情况说明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重工公司没有授权程某借款，故对申请等也不予认可。一审诉讼中，程某出庭作证，其表示2013年11月7日的收条、2013年6月6日的情况说明、12月30日的情况说明、2013年12月9日的申请均是其签署，对水电费也认可。一审法院另查，2015年10月16日，陕西龙工公司公告公司注销登记，2015年12月7日，陕西龙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其内容为公司清算小组已于2015年12月7日对公司的债权债务做出了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已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有未清偿到位的债权债务，由原公司股东（李战武70%、李牧川30%）按出资比例负责清偿。一审法院认为，重工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签订的《产品销售协议书》、《车辆产品购销合同》等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案争议有三，首先、剩余货款问题。重工公司、李牧川、李战武确认涉案29台车总价款为12243000元，已付款为7757200元，剩余货款应为4485800元。双方之争议在于调往榆林公司的7台车的货款问题，依据程某证人证言、《已调榆林明细》、榆林公司陈述等，一审法院对李战武、李牧川该抗辩意见予以采纳，涉案7台车货款应从上述剩余货款中予以扣除；其次、费用问题。李战武、李牧川提供了收条、情况说明、申请等证据，结合程某到庭陈述，一审法院对收条确认的10．2万元、水电费、维修费予以采信，其余部分因李战武、李牧川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故陕西龙工公司合理费用应为132038．38元；最后、诉讼时效问题。李战武、李牧川认为应该从双方最后一次往来2014年1月3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重工公司表示陕西龙工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注销，当时李战武、李牧川作出承诺，同时双方对于债权人应付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所以应该从其主张债权之日2018年12月26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此需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重工公司与陕西龙工公司签订的《车辆产品购销合同》中均明确约定了付款方式及期限，主要约定于2010年底或提车后若干日付清尾款，第二、2011年7月31日双方签订的《对账询证函》上明确载明每辆车的提车时间，其中最晚不超过2011年6月10日，第三、陕西龙工公司于2014年1月2日缴纳部分货款，第四、2015年12月7日李战武、李牧川之承诺，第五、重工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起诉状，第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一审法院对李战武、李牧川该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综合剩余货款、费用、陕西龙工公司注销情况等，李战武、李牧川应该支付重工公司剩余货款及相应利息，但鉴于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法院对重工公司之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双方二审中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其一，关于时效问题。一审中，重工公司提交《证明》，其中载明“2016年7月1日，榆林市宇星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王忠以个人名义给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账户电汇伍万元整（￥50000元）作为汽车起重机应收货款的回款……另壹万元是榆林市宇星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代替陕西龙工公司向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QY25D-10033号车的尾款。”陕西龙工公司在该证明中加盖了公章。一审庭审中，李战武、李牧川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应该是17台车辆中的1台车的货款，当时车应该是46万元，45万元汇款，1万元现金。一审中，双方对于重工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额以及已付款金额无异议，二审中李牧川、李战武表示其并未付过2016年7月1日的1万元，可能是榆林公司整体支付给重工公司5万元里面的，与李牧川、李战武无关。其二，关于调拨榆林公司7辆车，一审中，各方均确认没有合同，没有款项往来。关于上述7辆车的价格，重工公司认可为382．5万元。其三，关于10．2万元催收款：李牧川、李战武提交了程某签字的文件，载明“客户沈胜利欠吊车货款壹拾万贰仟元，货款由京城重工程某催收，发票号NO．00431184．程某2013．11．7”一审中，重工公司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中，程某出庭作证称该证据是其本人签字。其四，关于维修费：李牧川、李战武提交了付款申请单，收款单位载明京城重工程某，收款户名为程某，账号为×××。李战武、李牧川还就此提交了申请，载明“陕西龙工机械有限公司：陕西龙工机械有限公司起重机京城重工事业部，本部门为了实现库存吊车3台25吨和1台12吨的销售，现急需购买电瓶、线缆、液压油等物品，需要资金合计：（人民币）20000元整，此款为预支款在今后与京城重工成本总结算中扣减。”申请人处有赵建波、程某签字。一审中，重工公司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证明目的，该文件仅有程某签字，程某未经重工公司授权向陕西龙工公司申请借款，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中，程某出庭作证称该证据是其本人签字。李牧川、李战武提交了三份情况说明，其中两份有程某签字，内容均为应收水电费，金额分别2738．78元、7299．6元。重工公司不认可情况说明，认为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且系陕西龙工公司单方制作，程某认可上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重工公司本案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李战武、李牧川应付款金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本案中，重工公司提交了《证明》其中载明榆林公司2016年7月1日代陕西龙工公司向重工公司付款1万元，陕西龙工公司在证明上加盖了公章，李战武、李牧川一审中亦认可该证据载明的付款情况。李战武、李牧川二审中虽然表示该1万元付款与陕西龙工公司无关，但其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故对李战武、李牧川变更后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结合现有证据应认定陕西龙工公司最后向重工公司付款时间为2016年7月1日，该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应自2016年7月2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重工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对于重工公司主张的货款总额以及已付款金额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争议实质在于调拨榆林7台车费用、催收款、维修费、水电费等费用是否应当扣除。关于调拨榆林7台车一节，李战武、李牧川提交了已调榆林明细、样机调拨函，并申请证人程某出庭作证，重工公司认可已调榆林明细，结合样机调拨函及榆林公司、证人程某的陈述，一审法院采信李战武、李牧川的意见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关于10．2万元催收款，程某虽承诺负责催讨，但该承诺并不足以认定程某代表重工公司同意负担该笔债务。李牧川、李战武称该笔款项被重工公司取得，但并未就此举证，故对李战武、李牧川要求扣除该部分催收款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维修费、水电费，李战武、李牧川提交了申请及付款申请单，程某认可其中签字的真实性，结合重工公司关于委派程某办理了17台车销售的自认，上述费用中有程某签字认可的部分应当予以扣除，金额合计30038．38元。对李战武、李牧川主张扣除的其他部分费用，因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重工公司亦不予认可，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扣除上述合理费用，陕西龙工公司应支付重工公司的款项金额为630761．62元。因陕西龙工公司已经注销，公司原股东李战武、李牧川应按照其出资比例负担上述债务。关于重工公司主张的利息，双方签订的多份《车辆产品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主要约定于2010年底或提车后若干日付清尾款，而根据查明事实提车日期最晚不超过2011年6月10日。故李战武、李牧川构成逾期付款，重工公司主张于2014年1月13日起计算利息具有事实依据，本院按照支持的本金数额对重工公司主张的利息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重工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0980号民事判决；二、李战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441533．13元及利息（以441533．13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李牧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189228．49元及利息（以189228．49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驳回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2686元，由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6684元（已交纳），由李战武、李牧川负担60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2686元，由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6684元（已交纳），由李战武、李牧川负担600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丽霞审 判 员 孙承松审 判 员 龚勇超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 苗振跃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