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元谋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云2328民初559号原告：元谋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元谋县元马镇滨河小区二期原房地产公司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28316372943J。负责人：李光祝，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男，1984年12月2日出生，回族，住元谋县，居民身份证号码532328198412020038，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艳，云南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劳刚，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元谋县。被告：黄春祥，男，1966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武定县，居民身份证号码532329196606172715。第三人：杨运荣，男，197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元谋县。原告元谋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与被告劳刚、黄春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超和文晓艳，被告劳刚、黄春祥，第三人杨运荣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17753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元谋县人民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为规范元谋县河道采砂行为，合理开发利用河砂资源，原告对全县砂资源进行统一开采销售。2018年10月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了《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将江边乡大树村委会埃刚龙川江河段的采砂作业劳务发包给第三人，合同对开采范围、开采生产要求、质量要求、付款结算方式以及权利义务等内容做了明确约定。其中约定原告支付给第三人开采河砂劳务费每立方米50元，采砂量以原告监控登记的实际开采销售量为凭证。2018年10月8日，第三人向原告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在元谋县河道增设采砂作业点一处，即为埃刚采砂点（上段），第三人承诺接受原告的统一管理，严格遵守《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及相关规定。后原告同意了第三人的申请。原告批准增设埃刚采砂点上段以后，第三人并未实际开展采砂作业，实际的采砂作业是本案的二被告在进行，二被告作为采砂点上段的实际负责人接受原告的砂资源生产销售管理。另查明，第三人缴纳到原告处的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履约保证金10万元，是第三人和二被告共同出资缴纳的，其中二被告出资了4万元。2019年2月、5月、6月、9月，原告分别向二被告发出了《元谋县国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砂资源销售缴费通知书》，通知书载明：截至2019年9月1日，你采砂点欠缴公司河砂共计7589立方米，销售款607120元。请你采砂点于2019年9月20日前至公司销售部缴清所欠销售款。二被告在四张缴费通知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根据原告监控的数据统计，二被告在2019年9月共生产销售河砂800立方米，在2019年10月共生产销售河砂133立方米。经过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二被告差欠原告销售河砂8522立方米，销售管理费255660元（按每立方米30元计算），扣除应返还给二被告的劳务费78125元，二被告还欠原告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177535元。被告不支付原告管理费的行为已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劳刚和黄春祥未作答辩。杨运荣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陈述意见：一是本案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2013年8月6日，我与李永强为乙方，埃刚村民小组为甲方，签订《埃刚村河段转让开采砂石合同》，约定埃刚村将村属范围内的河段租给我，范围是埃刚村所属上至湾子箐，下至二中箐河段内（腊甸塘、罗锅塘）；2014年12月8日，我与李永强为乙方，湾子村民小组为甲方，签订《湾子村河段清淤开采砂石合同》，约定湾子村将村属范围内的河段租给我，范围是湾子村所属上至那就村界线，下至埃刚村河段分界处。后国投公司整合全县砂石资源统一管理，2015年9月10日，国投公司向元谋县水务局申请办理取得了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地点位于江边乡大树村委会埃刚采砂点，有效期限自2015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10日。2015年10月8日，国投公司向我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我中标埃刚采砂点劳务，我与国投公司签订《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江边埃刚龙川江河段）》约定国投公司将埃刚采砂点劳务承包给我，而埃刚采砂点包括埃刚村与湾子村两个村的河段，同时，按照《劳务合同》约定，我向国投公司缴纳十万元保证金，而在2019年2月17日，埃刚采砂点分为埃刚采砂点（下）与埃刚采砂点（上），埃刚采砂点（上）实际劳务开采人是劳刚与黄春祥。2013年8月15日，罗元程与那旧村民小组签订《那旧村河段转让开采砂石合同》，约定那旧村将村属河段租给罗元程，范围是那旧村所属上至红江，下至普勒大坝。2018年4月4日，罗元程与劳刚、黄春祥签订《沙石承包开采协议》约定罗元程将那旧村河段全长（上到红江界线，下至弯子界线以坝为界）承包给劳刚、黄春祥开采，这就是埃刚采砂点（上）。而在实际开采过程中，国投公司是否与罗元程或劳刚、黄春祥签订《劳务合同》，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但是国投公司一直向劳刚、黄春祥收取费用。2019年2月17日，国投公司让我与劳刚、黄春祥签订一份《砂场承包开采协议》，并让我在《埃刚采砂点关于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上签字，日期让我落成是2018年10月8日，而因为当时我没有带身份证，我就把存在手机里的身份证发给国投公司工作人员打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身份证复印件上的日期是2019年1月26日，而《砂场承包开采协议》《埃刚采砂点关于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日期是2018年10月8日的原因。并且在2018年12月12日，国投公司组织召开的《元谋县国投公司采砂点负责人工作会议》时，劳刚是作为那旧采砂点负责人参加会议的，而不是作为埃刚采砂点（上）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这也能证明劳刚与黄春祥是那旧采砂点的负责人，而那旧采砂点实际上与埃刚采砂点并不是一个采砂点的事实。2019年12月4日，国投公司河砂销售部的工作人员拿着《证明》让我签字，就是证明10万元履约保证金是我与劳刚、黄春祥共同出资缴纳，实际上这10万元是我在2015年就已经缴纳给了国投公司，当时劳刚、黄春祥是谁我都不认识，直到2018年劳刚、黄春祥开始开采河砂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国投公司让我与劳刚、黄春祥签订《砂场承包开采协议》《埃刚采砂点关于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及证明劳刚、黄春祥缴纳了保证金，是因为证明劳刚、黄春祥在那旧村河段采砂作业没有经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而在劳刚、黄春祥实际采砂过程中，国投公司便对劳刚、黄春祥采砂行为进行管理，并按照《劳务合同》标准收取了相应的费用，后来为了掩盖劳刚、黄春祥非法采砂的事实及国投公司失误，国投公司才进行了系列的操作，让我与劳刚、黄春祥伪造合同，以此来掩盖这个非法事实，这也就是从2019年开始，埃刚采砂点被分为埃刚采砂点（下）与埃刚采砂点（上），而在实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刚、黄春祥并没有向我缴纳任何费用，我与劳刚、黄春祥开采出来的砂，都是由国投公司统一销售，销售结算后由国投公司按照《劳务合同》约定向我与劳刚、黄春祥支付劳务费。并且河砂开采过程中，国投公司对于埃刚采砂点（下）、（上）都是分开、分别管理的。二是劳刚、黄春祥是否差欠国投公司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我并不清楚，也与我无关。自2019年开始，虽然采砂点被叫作埃刚采砂点被分为埃刚采砂点（下）与埃刚采砂点（上），但是管理都是分开的，而我作为埃刚采砂点的负责人，实际上被国投公司认定为埃刚采砂点（下）负责人，劳刚、黄春祥被认定为埃刚采砂点（上）负责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投公司在组织开会也好、下发文件也好、巡查记录等管理时，对埃刚采砂点（下）与埃刚采砂点（上）均是分开的，而我开采的范围，只是埃刚村与弯子村，劳刚与黄春祥开采范围是那旧村，我们的开采行为相互独立，砂石资源的销售也是互不干涉，因此，劳刚、黄春祥是否差欠国投公司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差欠违约行为或者是违法行为，均与我无关。三是国投公司将我列为第三人属于诉讼主体错误。首先，我与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河砂劳务开采关系，并且我按照劳务合同的约定向国投公司缴纳了10万元保证金及履行了劳务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本案国投公司起诉劳刚、黄春祥，系因为劳刚、黄春祥差欠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而劳刚、黄春祥是否差欠砂资源销售资源费及税费，与我无关，我也无需承担责任；最后，我在埃刚采砂点（下）及劳刚、黄春祥在埃刚采砂点（上）开采过程中，互不干涉，开采行为及资金相互独立，且均是按照《劳务合同》约定取得劳务费，故本案的审理及裁判结果，与我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我认为不应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埃刚采砂点关于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该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但从采砂作业点的申请上的内容“身份证复印件附后”申请人杨运荣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国投公司的时间又是2019年1月26日，采砂作业点的申请与杨运荣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国投公司的时间相互矛盾，杨运荣签订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时间是否是2018年10月8日存在疑点，本院不予认可，原告无法做合理的说明，故本院不予采纳；2.2019年12月4日杨运荣的证明，因该证据没有劳刚与黄春祥以及杨运荣转款给国投公司的相应证据与之相互佐证，并且该证据与杨运荣提交给本院的杨运荣于2015年1月27日转款给国投公司100000元的转款凭据相互矛盾，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存疑，本院不予采纳。对国投公司列举的其他证据，《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书、会议签到册、会议记录表、责令整改通知书、采砂点负责人谈话记录表、元国投字（2019）11号恢复生产销售承诺书、关于元谋县水务局下发《告知书》的通知、元国投字（2019）20号整改通知书、文件发放签收登记表、告知书、元国投字（2019）23号通知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第三人杨运荣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埃刚村河段转让开采砂石合同、湾子村河段清淤开采砂石合同、那旧村河段转让开采砂石合同、砂石承包开采协议，本院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2.砂场承包采矿协议，该证据的签订时间与国投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埃刚采砂点关于增设采砂作业点的申请中杨运荣提交身份证给国投公司的时间相互矛盾，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纳。对杨运荣向本院提交的其他证据，中标通知书、河道采砂许可证，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转账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0月8日，国投公司向杨运荣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杨运荣中标埃刚采砂点劳务，杨运荣与国投公司签订《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江边埃刚龙川江河段）》，约定国投公司将埃刚采砂点（下段）的采砂劳务承包给杨运荣。2018年4月4日，罗元程与劳刚、黄春祥签订《砂石承包开采协议》，约定罗元程将那旧村河段全长（上到红江界线，下至弯子界线以坝为界）承包给劳刚和黄春祥开采，劳刚和黄春祥取得了埃刚采砂点上段的采砂劳务。2018年10月8日，国投公司为了规范元谋县河道采砂行为，合理开发利用河砂资源，国投公司对全县砂资源进行统一开采销售，国投公司与杨运荣签订了《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合同约定，国投公司将江边乡大树村委会埃刚龙川江河段上段的采砂作业劳务发包给杨运荣，双方还对开采范围、开采生产要求、质量要求、付款结算方式以及权利义务等内容做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杨运荣实际从开始至终没有在该埃刚龙川江河段上段实际开展采砂作业，实际在该采砂点实施采砂劳务作业的是劳刚和黄春祥。2019年2月、5月、6月、9月，国投公司分别向劳刚和黄春祥发出了《元谋县国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砂资源销售缴费通知书》，劳刚和黄春祥在四张缴费通知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另查明，劳刚和黄春祥取得埃刚龙川江河段上段的采砂劳务没有经过招投标程序。在2018年10月8日之前，劳刚和黄春祥就已在埃刚龙川江河段上段采砂了。本院认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履行义务，以便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本案中，因劳刚、黄春祥没有与国投公司签订过《元谋县采砂劳务合同》，劳刚和黄春祥不是该合同的相对方，该合同对劳刚和黄春祥不具有约束力。虽然劳刚和黄春祥事实上对埃刚龙川江河段上段实施了采砂行为，但河砂属于国有的自然资源，由国投公司统一管理。经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劳刚和黄春祥开采河砂没有经过合法的招投标程序，劳刚和黄春祥开采河沙的行为在没有经过国投公司依法确认之前，应属于非法行为。国投公司与劳刚和黄春祥不存在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发生的纠纷也没有合同的约定。故国投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元谋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51元，减半收取1925.5元，由元谋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付），限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 云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