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6民终29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正东，男，1953年10月15日生，住南通市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勋，南通市崇川区时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永兴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城港路118号。法定代表人：施雪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楚楚，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桃坞路。法定代表人：黄卫锋，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莲，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新年，江苏通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正东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市永兴房屋征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兴征收公司）、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崇川区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9）苏0611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正东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司法鉴定时适用程序错误，未对检材和样本组织质证。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整个拆迁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委托任何单位对案涉房屋进行评估。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2月18日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评估，该认定有误。上诉人从未持有过补偿协议，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补偿协议因上诉人受胁迫而签订，签订协议时，补偿协议上的条款是空白的，补偿协议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作废。原港闸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所发的文件不能作为拆迁的依据，补偿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永兴征收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对已履行完毕的合同提出效力确认之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履行完毕后，当事人不能再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二、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未能提出合同无效的具体法律条款，事实上该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三、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为鉴定工作组织了质证，后因杨正东未缴纳鉴定费，鉴定程序无法继续。杨正东陈述评估报告是虚构的，缺乏事实依据。杨正东认为自己被胁迫签订补偿协议，应当在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四、本案所涉的项目通过协议搬迁的方式，不是采用强制征收的方式。补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五、案涉拆迁行为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永兴征收公司具备拆迁资质，经过合法授权，具备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资格。拆迁补偿协议不具有无效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崇川区政府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正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杨正东、永兴征收公司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南通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永兴征收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2011年2月1日，南通市港闸区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下发了港闸办发[2011]6号《关于印发港闸区2011年度城市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将永兴商城周边改造列为港闸区2011年度城市建设拆迁目标任务之一，并要求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抓紧落实。2011年7月22日，江苏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建设单位、甲方）与永兴征收公司（拆迁单位、乙方，于2003年成立，于2010年2月25日获得拆迁资质，经营范围为房屋征收劳务服务、房屋拆迁等）签订了《非居房屋拆迁委托协议书》一份（一式四联），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永兴商城周边地块规划红线内的非居房屋进行拆迁，工程拆迁自2011年7月22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止结束。2011年12月18日，因南通市港闸区永兴商城周边地块工程建设需要，南通公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杨正东所有的位于南通市外环北路南憩亭桥西堍南侧的房屋补偿进行评估，评估价格为1340000元。同日，南通市永兴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甲方，后更名为永兴征收公司）与杨正东（乙方）签订了《补偿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南通市外环北路南憩亭桥西堍南侧的房屋交由甲方拆迁（拆迁总面积489.14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374.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载定合法用地面积597.7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甲方补偿乙方1340000元；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五日内腾空房屋，将被拆迁房屋钥匙交给甲方。杨正东在《补偿协议》尾部乙方处签有“杨振东”字样。协议签订后，案涉房屋于2012年1月被拆除。杨正东因案涉房屋拆迁问题与他人发生纠纷并报警，并自称案涉房屋被人强拆。2012年6月，杨正东从江苏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总公司处领取了拆迁补偿款1340000元。2014年、2018年，杨正东分别向国土资源部、南通市港闸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等单位就建设用地审批权的文件信息、《补偿协议》、产权证复印件等申请信息公开。2018年11月6日，南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电子登记薄查询结果证明单显示，南通市外环北路南憩亭桥西堍南侧房屋仍登记在杨正东名下。一审诉讼过程中，因杨正东质疑《补偿协议》第一联、第二联中存在伪造、篡改，遂向法院申请笔迹、痕迹鉴定，以示真伪。法院根据杨正东的申请，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由于杨正东提出的该鉴定事项过于笼统，其又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将具体鉴定事项及鉴定意图明确为：1.《补偿协议》各联笔迹是否为杨正东所签原始笔迹；2.《补偿协议》各联有无涂改灭迹现象；3.《补偿协议》联签字誊印间是否有关联性；4.《补偿协议》各联周边是否出现裁、剪、切现象；5.协议各联是否存有样本差异等五项内容进行鉴定。该中心嗣后函告法院：杨正东所申请的第4、5项委托事项无法鉴定，并询问是否对第1、2、3项委托事项继续鉴定，还是对本案整个案件作退案处理。法院为此征询杨正东的意见。杨正东一方面认为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系永兴征收公司未能客观递交原始检材所致，对鉴定是否继续保留意见；另一方面，因杨正东未能按期交纳鉴定费致使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终止了本次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补偿协议》的效力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是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否定性评价，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的，须以法定事由为依据。杨正东主张案涉《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有五：一是上述协议是在其被胁迫的情形下所签订，且《补偿协议》存在伪造篡改嫌疑，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二是认为永兴征收公司不具备签订协议的资格，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五条的规定，无权签订《补偿协议》；三是案涉地块属于国有土地，而《补偿协议》签订时永兴征收公司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废止，《补偿协议》违法，况且案涉土地使用权现在仍登记在杨正东名下；四是认为案涉地块未获得拆迁许可证或履行征收手续，系违法拆迁；五是认为永兴征收公司或第三人在《补偿协议》签订前未履行评估调查程序，评估报告出具的时间晚于《补偿协议》，未履行法定的评估调查程序。永兴征收公司和第三人则抗辩认为案涉《补偿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杨正东在签订协议时是否受胁迫及《补偿协议》是否存在伪造篡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补偿协议》中并未发现有“与拆迁规定不符的，本签字无效”字样；第二，杨正东认可《补偿协议》尾部乙方处“杨振东”系其本人书写，但认为是在被胁迫的情形下签订的，而其所举接处警记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签订《补偿协议》时受胁迫，可以认定案涉《补偿协议》系在双方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第三，杨正东主张永兴征收公司提供的《补偿协议》存在伪造、篡改，因而申请司法鉴定，但其在鉴定过程中未按期缴纳鉴定费而致鉴定工作无法开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第四，评估报告中所载评估日期与《补偿协议》签订日期为同日，而非形成于《补偿协议》之后，杨正东认为评估报告形成于《补偿协议》之后系单方陈述，缺乏证据证实，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五，杨正东在《补偿协议》签订半年之后领取了协议项下的补偿款1340000元，《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法院对杨正东关于其在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及《补偿协议》存在伪造、篡改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永兴征收公司是否具备签订案涉《补偿协议》的资格以及是否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五条规定的问题，经审查，永兴征收公司及第三人是否具备签订《补偿协议》的资格，并非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何况永兴征收公司系受江苏省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授权而与杨正东签订合同的，第三人对此亦无异议；纵然《补偿协议》签订时《非居房屋拆迁委托协议书》约定的拆迁工期已经届满，但事后永兴征收公司及第三人进行了追认，故杨正东的该点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补偿协议》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协议签订时已经废止，是否影响合同效力的问题，一方面，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但该条例已于2011年1月21日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所废止，而本案所涉争议亦不属于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可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的例外情节。在此情况下，杨正东援引已经废止的行政法规作为要求确认案涉《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理由，法律依据不足。另一方面，在《补偿协议》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本着促进合同有效的原则，该协议也不应认定为无效。关于案涉地块是否办理了征地手续或获得拆迁许可证，即征收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即使在不考虑前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已经废止这一因素的情况下，杨正东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应以其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前提。须指出，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识别问题上，如该强制性规定明确了违反的法律后果即为合同无效，或未明确规定法律后果，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如果强制性规定仅关系当事人利益的，一般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未明确规定在违反“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规定的情况下，拆迁合同必然无效的法律后果，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亦无法得出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其二，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在2011年初即将案涉地块纳入了城市建设拆迁目标任务之一。在此情况下，杨正东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据尚不充分。需要说明的是，杨正东举证证明案涉土地尚未办理征地手续或拆迁许可证，意即永兴征收公司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应先办理征地手续后实施拆迁的规定。永兴征收公司及第三人亦举证证明其是根据南通市港闸区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所下发的港闸办发[2011]6号《关于印发港闸区2011年度城市建设目标任务的通知》与杨正东签订案涉《补偿协议》的，意即其实施拆迁是有合法依据的。可见，双方就此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港闸办发[2011]6号文件是否具有合法性。鉴于该份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民事审判的审理范围，而杨正东未能举证证明该份文件不具有合法性，故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杨正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杨正东负担。二审中，杨正东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证明2012年4月16日才将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交永兴征收公司用于评估拆迁；南通市崇川区永兴街道办事处文件，证明案涉房屋及土地未被征收。本院组织当事人质证并审查证据认为，杨正东交付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时间与评估报告的时间相矛盾，且与本案判决结果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认定。对于房屋拆迁的性质，永兴征收公司主张非征收房屋，而是协议拆迁，与南通市崇川区永兴街道办事处文件的记载一致，可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杨正东与永兴征收公司签订的《南通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杨正东将自有的房地产交由永兴征收公司拆迁，永兴征收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款。杨正东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自愿转让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虽然被废止，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合同条款仍属有效条款。永兴征收公司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取得杨正东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无须特别的主体资格。至于其拆迁行为是否合法，非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杨正东在上诉中提及的其他问题均非否定合同效力的理由。即使在签订协议时未经评估，杨正东自愿与永兴征收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杨正东称签订协议时受到胁迫，只能依法撤销协议，而不是主张协议无效。杨正东称签订时协议上空白，无证据可以证明，且即便如其所述，也是建立在双方已对补偿数额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否则杨正东不应签订空白协议无限授权任由对方填写补偿数额。对于司法鉴定的问题，因杨正东未缴纳鉴定费，其所提及的鉴定程序问题已不具有意义。据此，杨正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杨正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季建波审判员  吕 敏审判员  胡 皓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汤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