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6民终117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商丘市星林路北侧。法定代表人：党清霞，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闫百顺，男，汉族，生于1963年7月14日，住周口市川汇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阳阳，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凯，男，汉族，生于1971年3月6日，住商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炎，河南天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勇，河南法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党景霞，女，汉族，生于1970年7月24日，住周口市川汇区。原审被告：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住所地：商水县东城区纬一路西段南侧君约香山。负责人：党景霞，该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阳阳，河南团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思凯与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闫百顺、党景霞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豫1623民初2214号民事判决，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闫百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9）豫16民终5025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河南省商水县人民法院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豫1623民初304号民事判决。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闫百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阳阳，被上诉人王思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淑炎、张子勇、原审被告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以下简称商丘君顺商水公司）、党景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阳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上诉人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商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1623民初30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王思凯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思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王思凯的出资金额为600万元而非650万元，股份转让款应当根据实际出资额相应抵销折减。2010年12月7日，闫百顺与王思凯签订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1400万元，其中闫百顺出资800万元，王思凯出资600万元。2011年4月16日，闫百顺与王思凯再次签订投资合作股份协议，约定闫百顺出资1100万元，王思凯出资650万元，但是王思凯增加的50万元出资款项并未实际出资，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原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中多次提出应从王思凯4200万元转让款中抵销折减的抗辩。2012年6月27日，闫百顺与王思凯第三次签订投资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第三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暂以总利润1.2亿元人民币为基数除去张俊元、张有丰买断退出款外，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结合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投资合作股份协议和以上内容，说明王思凯是基于投资650万元才能获得4200万元的转让款，关于合伙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双方约定应以出资比例分配利润。2012年11月10日，闫百顺与王思凯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实为王思凯退伙及利润分配协议，该协议确定了王思凯的股份转让价格为4200万元，由于王思凯的实际出资只有600万元，而非650万元，那么双方约定闫百顺以4200万元向王思凯分配利润就没有了事实依据，因此，王思凯未实际投资的50万元部分需要分配的利润应当予以抵销折减。本案的案由定为合伙纠纷，本案就应当适用与合伙关系有关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第二分编典型合同中规定了合伙合同，第九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仅以投资额确定利润分配比例，当事人未足额缴纳出资的，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投资比例分配利润。双方之间4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约定实际是关于合伙利润如何分配的约定，约定了650万元出资获得4200万元转让款，那么实际出资600万元应当获得的转让款为3876.9230万元（4200万元÷650万元×600万元=3876.9230万元），即王思凯应当获得转让款为3876.9230万元。(二)、原审判决对支付股份转让款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具体如下：1、2013年2月19日，闫百顺与王思凯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协议确认闫百顺应支付的4200万元股份转让款已经支付743万元，该743万元由以下款项构成：（1）2012年8月25日，王连喜（王志）股份本金收条50万元。（2）2012年11月10日，王国忠三套房抵股权款106万元。（3）2012年11月19日，王连喜（王志）股份买断款92万元。（4）2012年11月22日，银行转账15万元。（5）2013年1月9日，借款折抵转让款223万元。（6）2013年1月9日，银行转账257万元。以上款项共计743万元，根据协议内容王思凯认可已经收到。2012年8月25日、2012年11月19日，王连喜（王志）出具的两份收条142万元款项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给王思凯后，王思凯转付给了王连喜（王志）。发回重审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提交的2012年8月8日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一张、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凭条一张，证明王思凯收到了支付的50万元现金，结合2012年8月25日王连喜（王志）出具的收到50万元股份本金收据，可以看出该笔50万元实际是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提交的2012年11月19日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现金支票一张，金额92万元、河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存款凭条一张，说明在2012年11月19日王思凯收到了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92万元现金，并且在当日王连喜（王志）针对君顺公司出具了92万元股份买断款收条，可以看出该笔92万元实际是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2014年1月19日，闫百顺、王思凯、王连喜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中约定：王思凯与王连喜于2012年6月27日签订了《股份买断协议》，王思凯以326万元的价格受让王连喜（王志）的股份，王思凯与闫百顺之间的股份转让价款4200万元中，包含王思凯应当支付给王连喜（王志）的326万元，第一笔50万元和第二笔92万元王思凯已经向王连喜（王志）支付完毕。由于王思凯与王连喜之间的股份买断协议在2012年6月27日已经达成，虽然上述协议中陈述第一笔款50万元和第二笔款92万元王思凯已经向王连喜支付完毕，但是实际上该50万元（2012年8月25日）、92万元（2012年11月19日）是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以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王思凯的，后王思凯转付给了王连喜（王志），因此该50万元（2012年8月25日）、92万元（2012年11月19日）应当计入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转让款总额之中。2、2014年4月16日，王思凯向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收条，收到股份转让款750万元，该750万元由以下几部分构成：（1）2013年9月30日银行转账230万元。（2）2013年12月15日银行转账150万元。（3）2014年4月17日现金支票100万元。（4）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的178万元。（5）君顺公司应转给王志的184万元中的92万。原审法院根据2013年9月28日的证明认定750万元中下余的270万元包含已折抵的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的178万元及商丘君顺公司应转给王志的184万元中的92万元的事实存在两处错误。第一处错误为，若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中的178万元包含在750万元之中，那么剩余148.7376万元房款是如何折抵股份转让款的，原审判决未查明。原审判决不再将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拆分为两部分折抵股份转让款，而是一次性计入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股份转让款总额中，为避免重复折抵，只有此178万元应从750万元予以扣除。第二处错误为，750万元中不包含君顺公司应转给王连喜（王志）的184万元中的92万元。王连喜（王志）的股份转让款与王思凯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收条收到股份转让款75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争议的92万元款项不包含在君顺公司应转给王连喜（王志）的184万元当中，该款项是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用现金支付给王思凯的，王思凯也出具了收条认可收到了该款项。综上，2014年4月16日，王思凯向出具收条收到股份转让款750万元，该750万元中只能折减178万元，剩余572万元应计入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转让款总额之中。(三)、原审判决判令君顺公司向王思凯支付违约金3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已经将双方约定的转让款支付完毕，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均不存在违约情形。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违约金是以实际损失为基础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联性，主张违约金一方需要举证证明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若举证不能则无法分辨守约方主张的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或过分低于实际损失，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或过低，法院可以依法作出调整，但守约方在无法举证证明存在损失的情况下，其主张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本案中，王思凯并未举证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那么其主张的300万元违约金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王思凯在已经得到转让款且无实际损失的前提下额外获得300万元违约金，造成了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之间的严重利益失衡，王思凯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商丘君顺公司已经将股份转让款向王思凯支付完毕，因此，闫百顺无需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思凯实际出资600万元的事实，其应当获得的款项为3876.9230万元，即商丘君顺公司已经超额支付股份转让款309.6796万元。商丘君顺公司于2018年2月1日折抵给王思凯的商铺款195.68万元，由于双方以达成退房合意，故不再计入支付转让款总额。变更上诉意见：王思凯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750万元收据应当全额认定，不应扣减。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之间的款项支付并非全部通过银行转账。王思凯陈述追加投资的50万元是现金支付，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出具了收据。若该50万元是现金支付，王思凯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的750万元收据也应当予以认定，在同一案件中认定案件的事实的标准应当是一致的。补充一、关于原审判决判令的违约金300万元，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认为本案不存在违约情形。双方之间就如何支付股份转让款的问题，均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2012年11月10日，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2013年10月1日至8日支付500万元，但是在付款期限未到期的情况下，王思凯于2013年2月22日提前挑选了价值326．7376万元的9套房屋折抵了2013年10月1日应付的部分转让款。该事实说明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付款期限未到期时就提前支付了转让款。2018年2月1日，王思凯挑选了价值195.68万元超市商铺抵顶股份转让款，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为其开具了商铺买卖合同并且返还了租金，在超市商铺抵顶股份转让款的行为已经完成，王思凯在诉讼阶段反悔，双方协商后，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同意王思凯将超市商铺退回，也说明双方之间如何支付股份转让款的问题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超市商铺已经完成折抵股份转让款，将195．68万元计入支付的转让款总额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转让款已经远远超出合同约定，即便195．68万元不计入转让款总额中，根据证据计算，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也已经将股份转让款履行完毕，因此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不存在违约情形，违约金不应支持。王思凯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原审答辩中明确承认王思凯在合伙事务中的投资650万元，在原审质证时对载明650万元的投资合作股份协议真实性无异议，系当事人自认。其在多份载明王思凯投资650万元的书面合同、凭证上签字确认，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主张的王思凯投资为600万元系故意作虚假陈述，其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与客观证据相背离，依法不应支持。原审中，双方均举证了闫百顺与王思凯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投资合作股份协议》，王思凯还举证了同日由闫百顺出具的收据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王思凯对商水县君约.香山出资股金陆佰伍拾万元整（￥6500000.00元），此出资占商水县君约.香山商住小区开发项目总出资的27%股权。收款人：闫百顺2011年4月16日”。收据加盖有商丘君顺公司印章，闫百顺签名。协议第二项载明乙方（王思凯）出资650万元，重审时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书面质证意见是对该协议及收据无异议；重审答辩状中称：“本案2012年11月10日闫百顺与王思凯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借款协议，借款本金应认定为650万元”。足以证明王思凯已经实际完成了650万元出资。另外，闫百顺在历次诉讼中，没有举证其出资1100万元的转账凭证等客观证据，所以在出资责任证明中，双方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当统一公平，不能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事后的口头否认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中、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表示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一审认定合伙投资款650万元，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正确。(二)、一审认定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欠付王思凯股份转让款的数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偿还王思凯股份转让款247.3974万元合法适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1、关于上诉状中提及的743万元问题，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并未全部实际支付王思凯。王思凯当时本打算在君约.香山项目购4套住房，预计价款140万左右，购房款准备4200万元股份转让款中抵冲，所以在2013年2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中预签了已支付743万元。后来因王思凯不再购买这4套住房，不应当计算为已经支付给王思凯的股份转让款。应当由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提供转账付款743万元的原始凭证加以证明，否则不能采信。2、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主张其支付给王志的50万元、92万元是虚假的，该两笔款项实际是由王思凯支付给王志的。2014年元月19日闫百顺、王思凯、王志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第三条约定：前两笔50、92万元王思凯已经向王志支付完毕。该协议书系书证、系不变证据，相比其他间接证据有更强的证明力，请二审法院对由王思凯支付该50和92万元予以认定。关于支付给王志50万元的付款真实过程：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2012年8月25日支付给王志的50万元，没有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一份2012年8月8日的现金支票50万元，取款人系王思凯，王思凯同日向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了50万元的借条，王思凯向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一份223万元的总借条（其中包含2012、8、8日的借款50万元），223万元借条出具后，将前期每一笔的借条声明作废。王思凯在借到该款后于2012年8月8日当天取出40万元现金、于2012年8月10日取出现金10万元，于2012年8月25日在君约.香山项目部王思凯的办公室内支付给王志50万元，王志给王思凯出具了收据。关于92万元的付款真实过程：王志于2012年11月19日向王思凯出具的收条中显示：2012年11月12日收到现金50万元，11月19日收到现金42万元，王思凯在商水农村信用社银行交易明细中2012年11月12日取现50万元，能够与王志出具的收条2012年11月12日收款50万元在时间和金额方面完全对应；王思凯在商水农村信用社银行交易明细中2012年11月17日取款10万元、2012年11月19日取款4万元，加上自己手头的现金28万元，共计42万元，于2012年11月19日在君悦.香山项目部王思凯的办公室内支付给王志，充分证明该92万元实际是由王思凯支付给王志。王志出具50万元及92万元的收据用的是“中央直属库商水分库”稿纸，所用稿纸是王思凯在君约.香山办公室内办公使用的纸张，可以印证王思凯向王志现金支付两笔款项、王志在其原王思凯的办公室内向王思凯出具收据的事实。3、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持有王志为其出具的50、92万元收据的问题，属于三方协议约定的事项，不能证明款项是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的。2014年元月19日闫百顺、王思凯、王志签订《补充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有约定，该款涉及收入纳税事宜，因此约定由王志向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收据并承担纳税责任，才导致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持有收据的情形，而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以持有该两笔收据就主张该款是其支付，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4、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主张750万元款项全部支付王思凯不成立，一审查明在该款计算中，存在重复计算178万元房款、重复计算92万元（四笔付款中的第三笔）支付王志款，查明的事实清楚，判决扣减重复计算的金额270万元（178+92）正确。2014年4月16日出具750万元转让款的组成：（2013年9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与2013年9月30日的收条）的500万元，收条中明确显示500万元9套房子房款326.7376万元中178万元款项，闫百顺替王思凯代交的92万元（2014年元月19日补充协议第三条王志股份转让款326万元中的第三笔，三方约定从王思凯4200万元中扣减，由闫百顺支付），转账230万元，合计500万元。2013年12月15日150万转账，2014年4月17日现金支票100万元，加上2013年9月30日确认的500万元，总计750万元。在上述计算中，已经把178万元的房款和92万元款项在500万元付款中作过计算，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750万元中再次计算该两笔付款，造成多计算了向王思凯的付款270万元（178+92），原审法院已将9套住宅的326.7376万元全部计算在转让款总额中，在750万元的收条中扣减270万元，查明事实清楚，认定事实正确，判决适当。综合以上4部分意见，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的主张明显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在股份转让款的计算过程中，认定欠付金额247.3974万元完全正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三）、一审判决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王思凯300万元违约金合法适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双方从合伙到退伙的过程，历经10余年。为了约束双方的行为，签订的书面协议达7份以上，协议约定了违约责任条款。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违约的情况很多，1、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以王思凯未出资650万元、不应享有4200万元股份转让款为由，变相否认双方协议合伙的基础及38.57%收益权，违反了2012.6.27闫百顺与王思凯签订《投资合作开发协议》第一1、第三2项约定，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应承担支付违约金责任。2、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未按2012.11.10甲方闫百顺与乙方王思凯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节点支付股份转让款，违反了协议第一、第二条约定，未给予住宅抵冲股份转让款10%价格优惠，违反了协议第二条约定。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君顺公司及闫百顺应当支付王思凯违约金300万元。实际履行中存在如下违约行为：（1）生效三日内甲方未支付92万元给乙方；（2）生效两个月内支付金额为495万元，少于约定的付款金额35万元（530-495）；（3）2014年3月16日至25日未支付完成2600万元；（4）2014提6月1日至8日未按约定支付372万元。（5）本案双方以住宅实物支付乙方的金额为487.8276万元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均以房屋市场价格抵冲股份转让款，实际没有给予王思凯10%的优惠，系违约；3、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未按约定办理划定区域的商铺作为付款担保物的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违反了2013.2.19甲方闫百顺与乙方王思凯及见证人李某,王某,4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第二条2、3项约定，未经抵押权人王思凯同意以此物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违反了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未为王思凯支付366万元个人所得税，违反了本协议第十三条约定，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存在多重违约行为，结合2013.5.6甲方闫百顺、乙方王思凯、丙方及监督方签订的《协议书》“二、因君约.香山项目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甲方将2#、3#、5#楼下全部商业抵押贷款”的记载，证实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因违反约定将指定区域的商铺抵押贷款，属于违约。4.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未将向王思凯设置付款抵押担保物的3800平方米商铺按期办理销售登记备案，违反了2013.5.6甲方闫百顺、乙方王思凯、丙方及监督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存在违约行为，根据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应当向王思凯支付300万元违约金。5.五间门面房系抵偿支付王思凯股份转让款的物品，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至今未协助合同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违反了2013.2.19《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系违约，应当由其承担违约责任。闫百顺与王思凯在2012.11.10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一方违约须向另一方支付约金300万元，违约金占合同标的的比例约为7.14%，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不超过合同标的30%，违约金比例适当。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股份转让款支付过程中多次违约，造成王思凯的实际损失在700万元以上（一审支持的转让款247+应给付的税费366+应给付的房款优惠48.78276+经王某,4少付的40万元转让款=701.78276万元）。在原审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方未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意见，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是否调整违约金，前提要有当事人的请求。一审支持300万元违约金，实际并不能完全弥补王思凯因闫百顺等的违约所遭受的损失。一审判决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承担300万元违约金的责任，已经照顾了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的利益，请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四）、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以600万元为基数误算应付王思凯股份转让款3876.9230万元，造成323.077万元的误差（4200-3876.9230），违背了合伙各方数份协议约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查明的欠付答辩人股份转让款数额247.3974万元正确，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各判项正确适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党景霞、商丘君顺商水公司同意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的上诉意见。王思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偿还王思凯股份转让款697．3974万元；2、判令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支付王思凯（纳税）费用366万元；3、判令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承担违约金300万元；4、判令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协助王思凯及合同购房人限期60日内办结股份转让款所涉及的商水君约．香山项目1-13010、1-13011、1-13012、1-13013、1-13014的不动产权属登记；5、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由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2月16日，商丘君顺公司为闫百顺出具委托书一份，由该公司股东闫百顺代表公司负责办理商水县君约香山商住房小区开发管理的一切事务，闫百顺签署的关于商水县君约香山商住房小区的一切协议、合同、证明、委托等文件同公司法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0年12月29日，商丘君顺公司代理人闫百顺与张有丰、张俊元签订联合开发投资协议书一份，三方合作开发商丘君顺公司商水君约香山项目，张有丰、张俊元分别占该项目15％的股权。2011年4月16日闫百顺与王思凯签订投资合作股份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商丘君顺公司代表闫百顺与王思凯共同投资开发位于商水县××大道和××交叉口的房地产项目，双方合伙出资占项目总额70％的股份，其中商丘君顺公司出资1100万元，占总项目43％的股权；王思凯出资650万元，占总项目27％的股权。2011年4月16日，商丘君顺公司收到王思凯入股资金650万元。2012年6月27日，王思凯与闫百顺签订投资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君约香山项目出资股东仅为闫百顺、王思凯，闫百顺占61.43％，王思凯占38.57％。两股东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012年11月10日，王思凯（乙方）与闫百顺（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经股东会讨论决定，甲、乙两方达成一致意见，乙方名下38.57％股份以4200万元的价格转让至甲方名下。二、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办法：本协议签订之日生效三日内支付乙方92万元，签订生效六日内支付给乙方2#、3＃楼中的三栋住宅，编号和价格：5＃楼22层，面积121.38㎡，1#C栋7层，面积101.51㎡，2＃楼16层，面积146.30㎡，金额共计106万元。签订生效两个月内支付乙方530万元。2013年10月1日至8日支付乙方500万元；2014年3月16日至25日支付乙方2600万元，2014年6月1日至8日支付乙方372万元。到上述节点该付款时如甲方售房所得现金不足时，甲方可以用已建好的住宅楼和商铺实物支付给乙方，住宅楼价格按当时实际销售价格优惠10％，商铺按当时销售价格。如给房时须靠一栋楼从上到下集中一块，乙方需甲方代售时甲方需积极提供售房方面的一切手续。……六、本协议两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两方均不得违约，如甲方违约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如乙方违约须向甲方支付300万元，并纠正违约履行本协议。……八、本协议签订后原来甲、乙双方签订的所有协议均作废……。2013年2月19日王思凯与闫百顺在李某,王某,4的见证下签订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一、将原2012年11月10日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中2014年3月16日支付的2600万元，改为2013年12月1日支付1300万元，2014年3月16日支付1300万元。支付方法方式不变……。九、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与本补充协议有不一致的地方，双方按本补充协议执行，其它未修改变更的部分，按原《股份转让协议》执行。双方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作废无效。……十、本补充协议签订生效后，除2012年11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及本补充协议外，其它双方签订的任何文字协议、口头协议均作废无效。2013年5月6日，闫百顺（甲方）、王思凯（乙方）、王某,4（丙方）、李某,4（监督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一、丙方必须维护乙方的合法利益，在不损害乙方所有权益的前提下，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全权委托丙方代表乙方与甲方进行协商、洽谈，并享有自主决策权，乙方委托期限为甲、乙双方涉及本项目债权债务终结之日止，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委托。……六、违约责任：甲方违约向乙方赔偿300万元违约金。乙方违约向甲方赔偿300万元违约金。本协议继续履行。七、本协议经甲、乙、丙、监督方四方共同认定下签订的，对此，乙方不承担甲、乙双方于2013年2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第十一款约定的违约责任。2014年1月19日，闫百顺（甲方）、王思凯（乙方）、王志又名王连喜（丙方）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二、乙方对君约?香山项目出资中含丙方50万元，乙方、丙方于2012年6月27日签订《股份买断协议》，协议约定丙方将其股份以3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三、甲乙双方股份转让价款4200万元中，含乙方应向丙方支付的326万元，第一笔50万元和第二笔92万元乙方已向丙方支付完毕，第三笔和第四笔各92万元经乙方同意，由甲方向丙方直接支付。2014年3月2日闫百顺（甲方）、王思凯（乙方）、孙玉田（丙方）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二、乙方对君约?香山项目出资中含丙方125万元，乙方、丙方协商决定并经甲方同意，丙方将其股份以5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三、甲乙双方股份转让价款4200万元中，含乙方应向丙方支付的525万元，经三方协商，乙方同意将525万元分两批直接从甲方向乙方的应付买断款中扣除直接支付给丙方……。以上协议签订后，商丘君顺公司陆续向王思凯履行还款义务，于2012年11月10日将王国忠3套住宅折抵股权款106万元、2012年11月22日银行转款15万元、2013年1月9日借款折抵转让款223万元、2013年1月9日银行转账257万元、2013年2月22日9套住宅折抵股权款326.7376万元、2013年3月14日王国忠商铺折抵股权款45万元、2013年3月18日住宅款折抵股权款16.5万元、2014年1月24日由闫百顺的妻子党景霞通过王某,4转给王思凯款500万元、2014年3月14日1套住宅折抵股权款38.6万元、2014年3月27日现金支票付款100万元、2014年3月31日现金支票付款100万元、2014年4月12日王某,4商铺折抵股权款107万元、2014年4月12日商铺折抵87650元、2014年4月16日打条付转让款750万元（该750万元中包含已折抵的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中的178万元及商丘君顺应转给王志184万元中的92万元）、2014年6月5日现金支票付款100万元、2014年10月13日现金支票付款300万元、2015年12月9日门面房款折抵520万元、2018年2月1日超市商铺款折抵195.68万元。商丘君顺公司应从4200万元转让款中直接支付给王志184万元，支付给孙玉田525万元。依据2013年9月28日，王思凯、闫百顺及王某,4三方签字的证明，商丘君顺公司折抵给王思凯的9套住宅款326.7376万元已在2013年10月1日的转让款中扣除178万元，应由商丘君顺公司直接支付给王志的股份转让款184万元也已在2013年10月1日的转让款中扣除92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王思凯与商丘君顺公司签订的虽是投资合作股份协议，但双方并未进行股权登记，也未获得审批机关的批准，不符合股权转让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意见》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该案虽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但有书面的《投资合作股份协议》和《投资合作开发协议》，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应为合伙纠纷。2012年11月10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应视为王思凯退出合伙。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提出王思凯与商丘君顺公司之间的协议应按借款合同处理，借款本金应认定为650万元的辩解理由不成立。在签订《投资合作股份协议》和《投资合作开发协议》后，王思凯参与了工程项目的管理，签订转让协议后，才退出管理，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因而不应按借款合同处理。王思凯与商丘君顺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商丘君顺公司辩称该协议是受王思凯胁迫所签订的，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协议。但在签订该协议后并未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撤销，而是陆续签订四份协议或补充协议，确认和履行协议内容，因此辩解理由不成立。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向法院提交的付款明细上显示2013年1月9日给付王思凯转让款为273万元，商丘君顺公司向法院提交证据王思凯为其出具的收条上的金额是223万元，但王思凯只认可其中的223万元，而又无其他证据证明王思凯收到其273万元的转让款，因此，认定2013年1月9日商丘君顺公司支付王思凯款项为223万元。商丘君顺公司2014年4月16日支付转让款750万元，双方均认可其中的480万元是银行汇款，下余的270万元商丘君顺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支付方式。依据王思凯提供的2013年9月28日的证明可以看出，下余的270万元中的178万元是抵扣的2013年2月22日9套住宅折抵股权款326.7376万元中的178万元，另92万元是抵扣应由商丘君顺公司支付给王志184万元转让款中的92万元，这两笔转让款不应当重复折抵。因此，应在750万元中扣除已折抵的178万元房款及应支付给王志的92万元，法院认定2014年4月16日实际支付王思凯转让款480万元。王思凯要求按合同约定将2012年11月10日王国忠3套住宅折抵股权款106万元、2013年2月22日9套住宅折抵股权款326.7376万元、2013年3月18日住宅款折抵股权款16.5万元按当时实际销售价格优惠10％，但王思凯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以上三笔折抵后的住宅款在折抵时，商丘君顺公司未给予王思凯10％的优惠，应视为住宅折抵款为优惠后的价格。因此，以上三笔住宅款不再予以优惠。商丘君顺公司2014年1月24日通过王某,4给原告转款500万元，王思凯不予认可，认为王某,4转给自己的该笔款是其与王某,4之间的其他债务。法院依据被告提交的2013年5月6日的协议约定，王某,4全权代表王思凯与被告进行协商、洽谈，2014年1月24日，闫百顺妻子党景霞向王某,4转款500万元，王某,4将该款转给付王思凯，王思凯认可收到王某,4的转款。但王思凯认为，王某,4的转款是其与王某,4之间存在其他债务，但王思凯未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与王某,4之间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对于王思凯接收王某,4的转款，应视为王思凯对商丘君顺公司通过王某,4向其转款行为的追认，应认定王思凯收到转款500万元。商丘君顺公司2018年2月1日折抵给王思凯的超市商铺，王思凯退还给商丘君顺公司，之前折抵的商铺款195.68万元由商丘君顺公司重新支付给王思凯，双方当庭达成合意，法院予以支持。王思凯请求商丘君顺公司支付王思凯纳税费用366万元，因该费用王思凯也并未实际交纳，因此，该项费用法院不予处理，王思凯可另行主张。王思凯请求商丘君顺公司按双方约定支付违约金300万元，审查后认为，双方之间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王思凯与商丘君顺公司双方约定的转让款，至今未履行完毕，存在违约，应向王思凯支付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书面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本案商丘君顺公司虽为被告闫百顺出具有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约定委托事项过于笼统不明确，且未约定委托期间，因此，闫百顺应与商丘君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王思凯告请求闫百顺承担偿还转让款的理由，应予支持。王思凯请求商丘君顺商水分公司（2016年8月9日成立）、党景霞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商丘君顺房产公司应当支付王思凯转让款247.3974万元［4200万元－106万元－15万元－223万元－257万元－326.7376万元－45万元－16.5万元－500万元－38.6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7万元－8.7650万元－（750万元－178万元－92万元）－100万元－300万元－520万元－184万元－525万元］，违约金300万元。商丘君顺公司已将商水君约．香山项目1-13010、1-13011、1-13012、1-13013、1-13014的五间商铺折抵给王思凯，应当协助王思凯及合同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对王思凯请求协助办理以上五间商铺不动产权属登记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王思凯其他过高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因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交纳反诉费用，对商丘君顺公司、商丘君顺商水公司、闫百顺、党景霞的反诉法院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经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王思凯转让款247.3974万元；二、被告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王思凯违约金300万元；三、闫百顺对被告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协助原告王思凯及商铺购买人办理商水君约．香山项目1-13010、1-13011、1-13012、1-13013、1-13014的五间商铺的不动产权属登记；五、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党景霞不承担清偿责任；六、驳回王思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603元，由王思凯负担53486元，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水分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501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均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王思凯出资数额和其主张的利润分配数额应如何认定。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认为王思凯的实际出资额为600万元，应按600万元投资数额分配利润，否认收到投资款50万元，理由为协议是在王思凯胁迫的情况下所签，并没有收到投资款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1、本案因双方合作投资而引起的合伙纠纷。双方于2010年12月7日、2011年4月16日、2012年6月27日签订了三份投资合作股份协议，协议中对于投资数额及比例有明确约定。2、双方在合伙投资协议中约定有投资数额及比例，但对于双方出资多少并未有严格的验资程序进行验资或以其他方式进行详细确认支付数额，双方均未对自己投入资金的数额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但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开发协议中约定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并非按照投资金额多少进行分配利润。在双方之后签订的多份股权转让协议及后续履行中也是按照4200万元的数额进行支付转让款。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仅依据2010年12月7日协议不足以推翻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在多个协议中所自认的投资数额，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焦点二：关于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主张支付的50万元、92万元是否应予认定问题，王思凯出具的750万元收据应否全部认定问题。1、关于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主张支付的50万元、92万元，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认为与王思凯、王连喜于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中的前两笔款是由其公司支付，两笔款均是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向王思凯支付后，由王思凯再向王连喜支付，该款应作为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支付给王思凯的股权转让款予以扣除。关于该两笔款项王连喜（王志）于2012年8月25日、2012年11月19日向王思凯出具了两张收条，同日也向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出具了两张收据，王连喜（王志）出具的时间在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王连喜签订的三方协议之前，协议内容显示前两笔款项是王思凯支付，闫百顺在协议上签字确认。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虽然提交了相关转账手续，王思凯也提交向王连喜（王志）支付该两笔款的银行取款记录。因双方在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过程中，存在结算以往借款及用房屋顶账的情形，来往账目较多，但三方协议应为最终确认支付的依据。故，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称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向王思凯支付了50万元、92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2014年4月16日王思凯向商丘君顺公司出具的750万元收条问题。王思凯认为仅收到480万元，该条中包含王思凯于2013年9月28日出具收据中所显示的用9套房屋所抵的178万元及向王连喜支付的92万元。闫百顺认为王思凯书写了750万元收据就应予认定，上诉认为只能扣减178万元，92万元是用现金支付给王思凯，开庭时变更意见为750万元应全部支持。王思凯书写的750万元收据是在双方履行股权转款支付的过程中所出具，本案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签订了三份协议，协议中就履行期限及数额进行过变更。王思凯对于750万元组成提供有2013年9月28日出具证明、转账手续可以相互印证，而一审判决中就2013年2月20日房屋总金额3267376元及王志股权转让款92万元已认定支持并从应支付总额中扣除。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称应按出具的票据750万元予以支持，但并不能够提交充分证据证明270万元是如何支付，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焦点三：关于违约金是否应支付问题。君顺公司、闫百顺与王思凯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分别签订了三个协议，协议中均约定了违约责任。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行过多次变更，但在实际的履行过程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存在未按双方约定支付节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且本案中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仍负有向王思凯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存在违约行为，一审判决支持违约金并无不当。商丘君顺公司、闫百顺上诉称违约金不应支持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闫百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17元，由商丘市君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闫百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华秋审判员  智卫东审判员  曹春萍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王秋洁书记员马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