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270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312室。法定代表人：张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佳鑫，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和平，男，195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宇，天津维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晨，天津维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保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和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19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兴保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不需支付刘和平补偿款项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刘和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已完成备忘录中全部义务，未违反约定，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变更工商登记，依法不应当向被上诉人给付工资补偿，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期限也不是33个月，应该是三个月零几天，自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5日及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1月29日；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依法应当予以更正。刘和平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和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兴保得公司：1.履行合同约定，支付自2017年1月1日至完成涿鹿保得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变更为止的工资补偿258000元（暂计算至2020年7月）；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和平原系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煤炭物流部部长，自2009年3月起兼任涿鹿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刘和平从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离职。涿鹿公司在刘和平离职后一直未进行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2017年底，刘和平在购买高铁票时发现被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经了解，刘和平得知2017年3月24日案外人罗庆达依据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向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涿鹿公司系被执行人之一，刘和平因系涿鹿公司法定代表人被法院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的强制措施。2018年春节前后，刘和平与新兴保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清及相关人员前往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经协调，法院解除了对刘和平的限高措施。2018年6月6日该执行案件恢复执行，刘和平再次被采取了限高措施。在此情况下，2018年9月3日，刘和平与新兴保得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戴清和公司总经理高丽琴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刘和平先生（原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煤炭物流部部长）自2009年3月兼任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的子公司涿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鹿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其本人已于2011年从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离职，离职后由于天津公司客观原因未能变更涿鹿保得法人代表，因此至今仍由刘和平挂名，目前天津公司正着手处置涿鹿公司股权，为顺利开展工作暂不宜更换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人选，因此通过此次会谈拟按照如下方式解决此问题。1.天津公司计划在2019年9月底前完成涿鹿公司股权转让工作，届时涿鹿保得将完成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变更。2.若天津公司未能于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新人选安排，天津公司将按照每月人民币陆千元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给予刘和平先生工资补偿，直至完成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变更为止。3.若在2019年9月30日前涿鹿保得的法人代表得以变更，则天津公司并涿鹿保得不向刘和平支付工资或承担其他形式的补偿和义务。”《备忘录》签订后，涿鹿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会，并形成如下决议：增选新兴保得公司业务部部长张轩为涿鹿公司董事，并任董事长、法人代表职务。刘和平不再担任董事长、法人代表职务。2020年8月，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作出解除对刘和平的限制消费令。2020年10月27日，涿鹿公司在工商部门完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另查，新兴保得公司原名称为中华保得交通总公司天津公司。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是新兴保得公司的母公司，新兴保得公司是涿鹿公司的控股公司，持有涿鹿公司35%的股份。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涿鹿公司在2011年刘和平从中国新兴交通物流总公司离职后未及时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以致刘和平因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被法院采取了限高措施，刘和平的工作、生活、声誉因此受到不良影响，因限高措施发生在刘和平离职后，刘和平对此并无过错，故，新兴保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清和总经理高丽琴与刘和平签订了《备忘录》，该备忘录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然涿鹿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完成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新人选安排，刘和平对内不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因涿鹿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2019年9月30日前）在登记机关完成变更登记，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刘和平对外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无法解除被采取的限高措施。刘和平据此要求新兴保得公司支付工资补偿，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工资补偿的起止时间酌定自2017年12月刘和平知道被限高时起至2020年8月被解除限高时止，按照6000元/月标准，补偿金额为198000元（6000元×33个月）。新兴保得公司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刘和平工资补偿款198000元；二、驳回原告刘和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原告刘和平负担1189元，由被告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8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刘和平。”二审中，新兴保得公司向本院提交：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向新兴保得公司的复函一份。被上诉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因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二审期间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兴保得公司是否应向刘和平支付工资补偿款。如需支付，补偿款的金额如何确定。围绕争议焦点阐述如下：刘和平与新兴保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总经理签订的《备忘录》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受合同条款的拘束。根据该《备忘录》第二项规定：“若天津公司未能于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新人选安排，天津公司将按照每月人民币陆千元的标准自2017年1月1日起给予刘和平先生工资补偿，直至完成涿鹿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长变更为止。”据此，新兴保得公司应于201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涿鹿公司法人和董事长的新人选安排。如果到期未执行，则需给予刘和平补偿。客观上，涿鹿公司在工商部门完成公司法人代表的变更时间是2020年10月27日，则新兴保得公司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依约向刘和平支付工资补偿金。至于支付金额及计算的起止点，一审法院酌定自2017年12月起至2020年8月止，按照每月6000元标准支付补偿金额198000元，刘和平对此服从一审判决，并未上诉，则本院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支付期间及金额予以维持。新兴保得公司主张因客观原因没有变更工商登记，不应向刘和平支付补偿，然，该排除性条件并未包含在《备忘录》相关条款之中，故新兴保得公司该主张事实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至于新兴保得公司主张的支付工资补偿金的期限并非33个月，而是自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7月5日及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11月29日，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是合同纠纷，并非侵权纠纷，新兴保得公司主张按照实际对刘和平权利侵害的期间支付工资补偿金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新兴保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60元，由上诉人新兴保得（天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福群审判员  李冬梅审判员  刘继永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魏雅莹书记员杨学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