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终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春久，男，1977年12月28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代理人刘延春，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19499Y。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17号。 法定代表人孙胜利，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加阔，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周爱军，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源震，男，1980年4月22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 上诉人郭春久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行政确认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3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郭春久与第三人赵源震于2011年6月1日签订涉案土地租赁合同，后双方因租金问题发生民事争议。2018年4月17日，原告方3次报警称第三人赵源震等人强行侵占涉案房屋场地，并造成原告合法财产毁损及身体受伤。被告接警后，经现场调查，认定系原告与第三人因房屋租赁问题发生的纠纷，并口头告知双方就民事合同纠纷问题自行协商解决，原告如有物品丢失损坏可通过法院处理解决。2020年6月12日，原告通过邮寄方式向被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被告书面公开2018年4月17日的报警记录、处警结果及询问笔录。2020年7月8日，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原告于2020年7月9日收到该答复书，答复书认定，2018年4月17日的3起警情均系原告与赵源震一方的合同纠纷事项，不属于行政、刑事案件范畴，无询问笔录。嗣后，原告不服被告这一认定，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接到原告方的三次报警后，立即派警员赶赴现场，进行调查、询问有关涉案人员，积极履行职责，经现场调查确认，均系原告郭春久与第三人赵源震因涉案房屋场地租赁问题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治安案件管辖范畴，且无有效证据证实有其他违法事实的发生。因此，被告认定三次警情均系双方的民事合同事项纠纷，不属于行政、刑事案件范畴，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关于赵源震等人涉嫌刑事犯罪，被告应予刑事立案的主张，因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依法不予支持。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对于2018年4月17日三次警情界定为民事纠纷后，应依法及时向涉案人员书面告知，但被告仅是警情处置当日口头向原告及第三人告知民事纠纷双方应自行协商解决。直至原告书面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后，被告才于2020年7月8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书面答复原告警情处理结果。因此，被告作出的涉案警情处理结果告知程序违反上述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本案中，被告的警情处置告知程序轻微违法，但不实际影响原告的合法权利的行使，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警情处置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作出的原告郭春久于2018年4月17日的报案事实为民事纠纷的认定告知程序违法。二、驳回原告郭春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郭春久、被告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各负担25元。 宣判后，原审原告郭春久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360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无视完全能够确认的基本事实。1、上诉人第一次报警指向的是第三人非法侵占了承租户房屋的事实；第二次报警所指是第三人赵源震团伙暴力打砸抢、侵占上诉人的财产的事实；第三次报警是着重上诉人发现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盖有公章的财务收据在第三人赵源震团伙暴力侵占中下落不明的事实。第一项事实在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执法录像视频1的17’50”以及执法录像视频2的10”以及视频中的若干片断充分证实上诉人的报警所反映的事实。第二次报警所指向的事实，即使对上诉人的所提交的证据5不予采信，但提交的证据16所证明的事实，即上诉人所购买的空调仍被第三人霸占使用。并且处警人员第二次到达现场，涉案房屋已由上诉人占有转由第三人团伙占有的，上诉人之所以报警就是认为在民事的纠纷中有超出民事范围的违法行为的发生，处警人员理应对该非法占有的过程进行调查。上诉人第三次报警，是发现所有作为其法律权利基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及财会收据丢失。上诉人的合同及财会收据下落不明的过程及事实，及将该过程与事实发生于第三人赵源震团伙实施砸抢过程中已向处警人员陈述，上诉人的13号证据证人朱某出庭所作的证言及证人朱某在被上诉人所担提交的执法录像视频5中1分45秒开始的视频影像中的陈述是相一致的事实可充分证实。2、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的合同及财务收据被第三人团伙抢占的事实仍认定是民事纠纷。被上诉人提交的执法录像5的3’40”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针对合同及财务收据的下落这一事实，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传唤，应当会形成询问笔录，按一般逻辑推理也应该是查清了该项事实。但被上诉人对此认定为民事纠纷。3、被上诉人明知第三人团伙所实施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的情况下，不仅不依法公正调查处理反而有意误导，帮助第三人实现非法占有目的不予确认，而上述事实可由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执法录像证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现场出警后未能有效制止违法行为，错误认定警情性质，属未依法履行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上诉人是否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等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不受非法侵犯，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查处治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不依法履行上述法定职责的行为，则构成行政不作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报案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受理报案后，应当进行调查，并视不同的案件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接警后虽派员出警，但出警人员仅进行了口头劝告后即离开，放任赵源震等人仍非法侵占涉案房屋及场地，甚至出警人员在明知民事案件应当由法院执行的前提下，帮助赵源震驱逐郭春久搬离涉案房屋及场地。被上诉人的现场出警行为，未能有效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未能实现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发生的出警目的，不能视为已依法履行职责。郭春久多次向被上诉人报案，被上诉人未依法立案查处，亦构成行政不作为。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公安机关依法制止、查处非法侵犯财产的行为，系维护正常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要求，并不属于违法介入民事争议的处理。故被上诉人提出的因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民事争议，其不介入处理不构成行政不作为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法院枉顾基本证据，亦无视上诉人诉争对象是被上诉人涉案事实为民事纠纷的认定这一基本诉求，回避案件的基本事实，转移焦点，仅认定被上诉人告知程序违法是适用法律错误。涉案事件关乎上千万的利益之争，紧随其后又衍生一件刑事、两件治安案件，亦可明证该案涉及重大利益，被上诉人的权利告知是否合法，对上诉人的利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故对上诉人报警所指向的事实性质的认定及认定结果的告知行为，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六款行政行为确认为明显不当而予以撤销。三、本案不公正处理，严重影响当事人基本生活，也会形成恶劣的社会效应。上述诉求没有定论，则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有关的民事纠纷就没有解决的事实基础。请求对上诉人所诉的案件基本事实进行认定、性质予以界定并做出公正的判决，也使各方当事回归到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辩称，本案答辩人对上诉人所报警情已履行法定职责,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4月17日8时59分，临淄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郭春久使用186××××6111的手机号码报警称“报警人与以前房东有合同纠纷，现对方大约6、7个人在自家院内闹事，持械、受伤情况不详。”接警后答辩人下属的孙娄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赶到现场，现场位于临淄区玉立超市后面院子内，原告郭春久和房主赵源震等人在现场，经现场了解情况，系郭春久与赵源震因房屋租赁问题发生纠纷，经区市法院判决、调解并经法院执行局裁定后，赵源震持法院执行通知到租赁房屋现场要求收回房屋，经出警民警现场了解，第三人赵源震并无非法侵占承租户房屋的故意，且第三人赵源震一方在现场已与承租户协商处理，民警在现场对郭春久和赵源震双方进行了耐心劝说，告知双方就合同纠纷问题自行协商解决2018年4月17日11时40分，临淄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郭春久使用186××××6111的手机号码报警称“因与出租房东出租房屋问题发生纠纷，求助民警。”接警后孙娄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再次赶到现场，民警在现场未寻找到原告郭春久，房东赵源震一方在现场，经现场了解情况，仍系郭春久与房东赵源震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民警现场告知赵源震一方通过法院执行局依法处理。上诉人第二次报警内容为纠纷求助，而非报案，上诉人也并未向民警提出“第三人赵源震团伙暴力打砸抢、侵占上诉人财产”的事实及调查请求。2018年4月17日13时54分，临淄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郭春久公司韩姓女会计使用131××××2776的手机号码报警称“其是公司会计,账本合同都找不到了。”接警后孙娄派出所民警立即出警再一次赶到现场，民警在现场未发现原告郭春久，郭春久公司韩姓会计和赵源震一方在现场，经现场了解情况，报警人为郭春久公司会计，房东赵源震一方将郭春久公司在玉立超市后面院子内办公室的物品清理到院中，赵源震一方与郭春久公司会计均称有手机录像，赵源震一方称未占有郭春久公司账本合同。基于当日前两次出警了解的情况，该警情仍系双方纠纷引起，出警民警通知双方当事人自行到派出所说明情况，并未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传唤，上诉人一方也并未向民警提出第三人赵源震一方抢占合同及财务收据的事实及调查请求，出警民警告知郭春久公司会计如有物品丢失损坏可通过法院处理解决。上诉人截取出警人员在出警现场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的认为出警人员有意误导帮助第三人实现非法占有目的，综合出警现场全过程，出警人员在现场持续了解情况过程中，针对警情所了解情况逐渐全面，出警民警的语言表述不可能自始至终完全一致，但出警民警在现场沟通表达的初衷和目的是尽可能的帮助双方解决纠纷问题，在纠纷无法现场解决的情况下，民警劝解第三人赵源震通过法院执行局依法处理，并无超越职权帮助第三人实现占有目的的情况存在。综上，答辩人对上诉人所报警情已履行法定职责，请依法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赵源震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郭春久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对报案事实为民事纠纷的认定并责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所涉的“报案事实”是指上诉人郭春久及其公司会计在2018年4月17日的三次报警，在报警中上诉人郭春久分别有“与以前房东有合同纠纷”、“因与出租房东出租房屋问题发生纠纷”等的陈述，另根据上诉人郭春久提交的租赁合同以及民事调解书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郭春久与被上诉人赵源震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民事纠纷，双方于2018年4月17日发生的冲突系因合同纠纷引发，因此，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关于双方存在民事合同纠纷的认定并无不当，但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未及时向上诉人进行书面告知，在上诉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才于2020年7月8日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方式予以告知，属程序违法。此外，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实质诉求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关于三次警情“不属于行政、刑事案件范畴”的认定，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并不排除引发行政、刑事案件的可能性，但鉴于上诉人郭春久在2020年2月20日的《控告书》、2020年3月3日的《刑事控告书》以及2020年8月13日的《刑事控告书》中，均对其与被上诉人赵源震在2018年4月17日发生的冲突，向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提出了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请求，其对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不履行刑事查处职责不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可另行通过其它途径寻求救济。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行政查处职责，则其可在满足提出查处申请等条件下，针对被上诉人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的相应处理或不处理行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郭春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郭春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