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豫03民申34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刚，男，198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珂，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佳，河南万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马怀强，男，1976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男，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会云，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马冬生，男，1976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再审申请人马刚因与被申请人马怀强、原审第三人马冬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豫03民终96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马刚申请再审称：一、本案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改判的主要证据，即被申请人马怀强提交的2019年3月11日的《协议证明》是伪造的。该证明中所载内容不合逻辑，证明中落款处的年月日中“3月”的“3”明显是由数字2涂改而成的，而且一审中通过河南金剑司法鉴定中心的确定，该证明中申请人的签名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均认可的样本中申请人的签名在书写形态上存在差异，且无法对差异点和符合点做出评断，这也说明了证明中的签名并非申请人本人书写，该《协议证明》系伪造的。二、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合法有效，且申请人也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申请人名下，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改判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被申请人主张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人仍是洛阳通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赞公司”）的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应该由被申请人举证证明其主张，但本案原一审、二审中，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在股权转让之后仍然担任通赞公司的股东，应当认定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然而二审法院却以“马怀强提供的证据及马刚自认的事实，足以使本案马刚主张的其与马怀强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为由，改判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属因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造成的认定事实确有错误，也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被申请人为了全面掌控通赞公司，就与申请人协商收购申请人持有的通赞公司股权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2019年3月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同到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申请人持有的通赞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被申请人，并当场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且申请人已经按照协议内容将其持有的通赞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被申请人名下，申请人已经不是通赞公司的股东，被申请人也已合法取得申请人的股权，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股权转让关系。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不存在，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申请人己经向法院提交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9年3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出具的《洛阳通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信息》等材料，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申请人己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被申请人抗辩2019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载内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申请人仍是通赞公司的隐名股东。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应该举证证明其主张，但本案中，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在股权转让以后，仍担任通赞公司的股东：被申请人提交的2019年3月11日的《协议证明》系伪造的，该协议不具有证明力；被申请人提交的2019年4月8日的《承诺书》系复印件，且被申请人并未向法院提交原件核对，该证据形式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该份承诺书不具有证明力；被申请人还提交了申请人与通赞公司总经理昌利斌的聊天记录，但该聊天记录上显示的时间为2019年3月、4月，申请人在退股之前是通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申请人不可能在2019年3月6日退股之后就完全和公司不联系、对公司事务不给予帮助，申请人在这个时间段仍帮通赞公司招聘经理，完全是因为申请人己经退股并退出公司经营，所以才帮忙招聘经理管理公司的后续经营，这完全合乎常理。该聊天记录根本不能证明申请人依然是通赞公司的股东，被申请人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在此之后申请人仍以股东身份参与通赞公司事务。因此，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根本不能证明申请人在股权转让以后，依然是通赞公司的实际股东。3、本案庭审中，申请人并没有自认其在股权转让之后仍然是通赞公司的隐名股东，二审判决中的本院认为部分存在偷换概念的情形。申请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的是在股权刚转让给被申请人时，因顾及与被申请人的亲戚关系，申请人便帮助被申请人对公司的一些事项进行交接，申请人的行为仅仅是帮助，其并非通赞公司的隐名股东（见一审庭审笔录第五页）；在二审庭审中申请人认可其曾代马冬生、陈宏亮、马振虎等代持通赞公司股权，在代持股期间，并没有向马冬生等人出具代持协议，但该事实与本案的争议事实，即申请人是否系通赞公司的隐名股东无关。因此，本案中申请人没有自认，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的“马刚自认”明显是偷换概念，将申请人对部分事实的认可认定为对本案争议事实的自认，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本案二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就改判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本案二审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载明“马怀强提供的证据及马刚自认的事实，足以使本案马刚主张的其与马怀强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合意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本院依法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既然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人民法院就应该查清案件事实，并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而不是简单的认定申请人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并以此改判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的做法明显与上述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的基本原则相违背。马怀强提交意见称：一、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2019年4月8日的《协议》，马刚与马怀强在一审时均将该协议作为主要证据提交，不存在伪造。所以，本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被申请人在一审、二审中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客观真实的，不存在伪造。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2019年4月8日《协议》以及马刚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马刚在一审立案时将2019年4月8日的《协议》作为主要证据提交，说明其对该证据是完全认可且没有异议的。马刚在该协议中以股东身份签字，足以说明2019年3月6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其不可能在2019年4月8日仍以股东身份在协议中签字。二审法院以双方均作为证据提交的2019年4月8日《协议》以及马刚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本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贵院应依法裁定驳回马刚的再审申请。此外，关于再审申请人马刚提到的2019年3月11日《协议证明》，系通赞公司四名股东（马刚、马怀强、马振虎、马冬生）为证明其实际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而共同签署，是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首先，马冬生和马振虎作为协议签署方，在一审时已明确证实了此协议确是3月11日四名股东当面共同签署，《协议证明》中马刚的签名确系其本人签署。其次，关于《协议证明》落款日期中的“3”字虽不像一笔形成，但确实不存在事后更改，据代笔人马冬生称，因春节前后习惯使用农历月份，所以在春节过后两个月经常会因笔误将公历月份甚至年份写错。其在书写《协议证明》落款日期时因一时未反应过来公历月份，所以书写的“3”不连贯，可能存在断笔。为证实“3”字不存在更改，一审庭审结束后以及二审开庭时，答辩人马怀强均提供了相关银行流水，以证明只有在截止2019年3月11日协议签订当天，公司对马怀强的借款数额才是协议中载明的69.4万元，以此印证了《协议证明》的签订日期确实是3月11日。再次，关于再审申请人马刚提出3月11日的《协议证明》中马刚的借款数额空白的问题，主要原因是马刚长期利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收取公司资金，其个人与公司之间的账务极其混乱，加之马刚一直拒不配合提供个人银行流水，导致公司无法核实与马刚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借马刚个人款项未归还的情况，所以协议证明中马刚借款数额处空白并非不合逻辑，而是各股东尊重事实，在账目未核实清楚之前无法填写所致。因当时签署该《协议证明》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四名实际股东的身份和持股比例，所以马刚主动在协议中签名确认。申请人马刚虽极力否认2019年3月11日《协议证明》中签字的真实性并要求鉴定，却故意提供不符合鉴定要求的检材阻挠鉴定。马刚在《协议证明》中的签名比较随意、潦草，而其向鉴定机构提供样本检材时却故意用非常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导致鉴定机构无法鉴定。在鉴定机构要求其补充提供同时期形成的样本检材时，因马刚拒不配合，一审法院通知马怀强补充了同时期马刚在公司签批手续时的部分原始材料作为检材，但马刚因担心鉴定结果对其不利，竟然对其在公司签批的所有文件均予否认，导致鉴定无法继续进行。马刚自认为“其在协议中的签名与样本签名在书写形态上存在差异，鉴定机构无法对差异点和符合点进行评判，就可以说明协议证明中的签名非本人所签”，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每个人在书写自己名字时都会有多种字体，在不同文件中用不同的字体签名并不能证明不是同一人书写，马刚自作聪明的认为其只要不提供同类字体的签名就可以阻挠鉴定以达到其不法目的，是异想天开、罔顾科学、无视法律。二、二审法院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分配举证责任，二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完全正确，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情形，因此本案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本案中，再审申请人马刚主张其与马怀强存在股权转让法律关系的主要证据是2019年3月6日双方在工商局现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制式文本。但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只保存在工商部门，协议当事人均不持有协议原件，隐名股东马冬生和马振虎在一审中也证明，马刚与马怀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表示并非真实转让，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否则，再审申请人马刚不可能不按《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股权转让款330万元主张权利，而仅主张其投资款50万元。2019年3月11日，各方为确认其实际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特意签订《协议证明》。2019年4月8日，处理马振虎退股事宜时，马刚以股东身份在《协议》中签名。同日，马刚、马怀强、马冬生作为股东代表公司向马振虎出具《承诺书》，承诺按时偿还公司欠付马振虎的借款。如果再审申请人马刚在此之前已经转让其股权，不可能还作为公司股东商谈其他股东退股或偿还其他股东欠款的事宜，更不可能以股东身份在2019年4月8日的《协议》上签字并同意按出资比例为马振虎退股，亦不可能代表公司在《承诺书》上签字，并承诺按时偿还马振虎的借款。此外，2019年3月6日之后，马刚仍继续以股东身份为公司招聘总经理和其他重要岗位员工，并对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同时，马刚在庭审时也自认其与通赞公司其他股东存在代持股关系，且亦未签订书面代持协议。所以二审法院依法认定马刚主张的待证事实不存在，符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二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合法合理，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情形，所以本案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三、2019年3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所需而签订。马怀强与马刚之间从未达成转让或受让股权的合意，否则马刚不可能在2019年3月6日之后仍以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各项事务并签署协议，由此可见，马刚从未实际转让股权，其无权要求马怀强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马冬生提交意见称：同意被申请人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9年3月6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019年3月6日后，申请人是否仍为通赞公司隐名股东。一、对于2019年3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均不持原件。且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为330万元，而申请人马刚在本案诉讼中主张的数额仅为其投资款50万元，与常理不符。可见马刚也以实际诉讼行为认可股权转让协议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否则为何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330万元转让价款主张权利。二、申请人在2019年3月6日后继续参与公司经营活动虽不足以证明其股东身份，但是原审中马刚自己提供的2019年4月8日的协议载明：“关于马振虎股金退还以2019年2月26日前会计审计结算为准，清算以各股东比例清算［马怀强100万元（壹佰万元整）马刚50万元（伍拾万元整）马振虎30万元（叁十万元）马冬生10万元（壹拾万元整）］…”该协议加盖通赞公司的公章，马刚在各股东签字处签字。再次以实际行动对其仍为通赞公司股东身份进行确认。三、关于2019年3月11日的《协议证明》中落款处中“3月”的“3”是由数字“2”涂改而成，被申请人已作出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该《协议证明》中申请人签名的真伪问题，河南金剑司法鉴定中心结论仅认为，该证明中申请人的签名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均认可的样本中申请人的签名在书写形态上存在差异，无法对差异点和符合点做出评断。并未对签字真伪做出明确的结论。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原二审判决并无不当。综上，马刚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马刚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吴 磊审判员 时志伟审判员 沈可可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