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8民终10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盖州市红旗大街86号，登记号46416584X21088111G1001。法定代表人：卫国利，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越姣，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住所地盖州市盖州路4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817016747537。法定代表人：姚振鑫，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铮，公司员工，男，汉族，1987年1月24日出生，住营口市站前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珠，女，1996年10月24日出生，满族，住营口市鲅鱼圈区。法定代理人：于洋（赵明珠丈夫），男，199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营口市鲅鱼圈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夕，辽宁昌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明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盖州市人民法院（2020）辽0881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葛越姣，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铮，被上诉人赵明珠的法定代理人于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上诉请求：1、要求依法撤销盖州市人民法院（2020)辽0881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赔偿数额为444609.98元或者发回重审。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1、在鉴定之前没有进行庭审质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质证程序必须由法院组织进行，对双方进行鉴定的检材进行确定。而本案没有经过法院质证仅仅凭鉴定机构的听证会取而代之，损害我方权益，程序过程不符合要求。2.未经法院组织进行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依据，本案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本案件在尚未进行一次质证的情况下，鉴定机构贸然采纳非经过双方进行质证的材料作为鉴定依据，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的明确规定。被上诉人赵明珠在起诉状己经明确陈述在我医院就诊后，转至到了盖州市博海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在该院住院一天，诊断为过敏性休克。病情趋于稳定后，随即转至北部战区总医院、空军医院、盛京医院进行后续治疗。但是在鉴定机构采纳的材料中，没有转诊医院盖州市博海医院病案材料，且我院对于被上诉人赵明珠提供的北部战区总医院、空军医院的材料有异议，被上诉人赵明珠应当提供上述医院全部病案资料，而非仅仅是客观病历。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三条规定。本案件在法院委托该家鉴定机构后，鉴定机构在没有接到法院对于鉴定材料进行质证的情况下，不审查被上诉人赵明珠提交的鉴定材料是否完备，就贸然做出鉴定结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在申请鉴定人员出庭质证中，鉴定人员将责任推卸至法院。望贵院能够慎重处理，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做出正确裁决。第二、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遗漏本案适格被告主体，本案应当追加盖州市博海医院作为案件的被告。被上诉人赵明珠在我院治疗后，送往盖州市博海医院进行抢救一天，在出院时，该家医院给予的诊断是过敏性休克。而这一结论与一审当天接受出庭质证的鉴定人员的说辞相矛盾。鉴定机构人员在质证中，回复是根据原告的病情状况，鉴定的结论排除了过敏性休克。但是恰恰没有在本案件列为被告的盖州市博海医院的出院诊断是过敏性休克。那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只有两种可能解释，一是假定盖州市博海医院诊断过敏性休克正确，那么鉴定结论排除过敏性休克错误，鉴定结论需要重新鉴定。二是假设鉴定结论正确，那么盖州市博海医院出院诊断错误。既然盖州市博海医院诊断错误，一审法院没有理由不依职权追加被告，否则会出现遗漏被告的情形，增加原被告的诉累。如果追加了盖州市博海医院为被告，就必须进行重新鉴定，对被鉴定的主体重现分配责任比重。一审法院遗漏案件的被告，审理存在错误。第三、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交鉴定结论错误及盖州市博海医院诊疗过错。1.鉴定结论错误：在本案件中，我方申请的专家辅助人员针对麻醉过深进行了医学解释，丙泊酚按照原告的体重给予用量的情况下，要想达到麻醉过深，需要给予原告lOOmg以上的用药剂量，在本案件中，被上诉人赵明珠仅仅接受了70mg的丙泊酚。质问鉴定人员在院方给予原告抢救记录的麻醉药物能否达到麻醉过深时，鉴定人员逃避问题，转移到院方没有心电监护，麻醉记录等。但是，没有心电监护、麻醉记录等并不能必然导致麻醉过深。鉴定人员明显是因果关系倒置。在鉴定人员质证中，鉴定人员摘抄了我院抢救记录中关于原告心跳、血压、血氧饱和度等记载，但是人为的略过我院针对被上诉人赵明珠诊疗使用麻醉药物的剂量记载。而这一记载恰恰是我院申请专家想说明的，上述药量不可能导致麻醉过深。在鉴定报告中鉴定人员得出了因为我院给予麻醉过深，导致了被上诉人赵明珠现在的状况。鉴定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私自超出范围挑拣不利于我院的数值，故意隐瞒有利于我院的就诊记录，最后做出错误的鉴定结论。2.盖州市博海医院诊疗错误：在质证中，鉴定机构人员亲口所述已经排除了被上诉人赵明珠是过敏性休克的结论，但是没有出现在鉴定结论中的盖州市博海医院的出院诊断恰恰是过敏性休克。两者互相矛盾。退一步讲，从某种角度说，鉴定机构人员在质证中恰恰为我院完成了证实盖州市博海医院诊疗过错。第四、一审法院裁决的各项赔偿损失费用错误。关于护理依赖费用和后期医疗依赖费用，在现有司法实践中，通常是5年一支持。原审法院不考虑现被上诉人赵明珠身体状况，就预判出20年的费用，严重违反侵权责任法的精神。一审在上述两项中判决超出自由裁量权，严重侵害了我院合法利益。关于误工期，一审法院在原告尚未能提供证据链条完备的误工证明的情况下，擅自认定被上诉人赵明珠的误工损失及误工天数，判决严重错误。关于营养费，因为鉴定结论并没有明确给出营养期的结论，故一审判决在考量营养费处，与实践情况不符，认定错误。关于护理费用，一审被上诉人赵明珠提供的陪护人员证据中陪护合同签订的时间、签字人员的笔迹等存在伪造，但是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的情况，全盘支持，一审法院裁决错误。可见，针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上诉人不予认可，上诉人只认同444609.98元的数额。补充第一点，通过阅卷发现在民事一审卷宗正卷中关于原审案件法律委托程序违法，在没有退卷的情况之下，擅自委派下一家机构程序违法。第二点，关于长春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的补充鉴定事项，上诉人并未收到法院的通知，侵犯了上诉人的权利。第三点，在正卷中缺少关于2020营中法司辅鉴委字第0481号相应的法医鉴定委托书。第四点，通过阅卷发现原告赵明珠在起诉状、鉴定申请书、补充申请书等多处签字笔体不一致，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原审法院未经过正规的法定途径宣告赵明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法院进行指定法定监护人的方式来确定适格的原告。因此，我方认为本案件当中无论是赵明珠本人还是于洋，在尚未经过法院严格程序的认定之下，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答辩称，同意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赵明珠答辩称，一、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有效。1、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委托鉴定前，要求双方向法院提交鉴定需要的材料，由于医患双方矛盾尖锐，并且处于疫情期间，一审法院分别听取了双方均认可检材意见的前提下，进行了委托鉴定。并且鉴定资料是由一审法院邮寄给鉴定机构，不存在答辩人方私自将检材递交给鉴定机构的行为。2、在委托鉴定后鉴定机构主持听证会前，由鉴定机构相关负责人再次听取双方的意见，双方均表示认可，并且在鉴定机构文书中写明“法院提供的资料同意作为鉴定使用”并由双方代表签字，代理人在签字后拍照留存，随后提交给法庭。3、患方提供的病历材料已经能够反映出答辩人的病情，完全满足鉴定的需要。患方并没有隐瞒该治疗经历，并且上诉人对此也是明知的。患方在2020年1月18日上午在上诉人处进行手术，出现意外后上诉人进行了紧急处置，恢复自主呼吸后经120渠道转入博海医院，该过程均记载于上诉人提供的所谓的“抢救记录”中。在听证会中，患方提交陈述书中对于在盖州博海医院救治及诊断均进行了陈述，上诉人也并没有提出异议，故上诉人方提出患方隐瞒治疗经历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并且患方于2020年1月18日11时37分入院时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于当日22时经救护车转院至北部战区总医院。综上，“盖州博海医院病志”的有无并不影响鉴定的进行，双方在鉴定过程中均知晓诊疗过程并表示认可，患方不存在隐瞒治疗经历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鉴定机构做出鉴定意见书的程序是合法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鉴定过程中对于检材、程序均是认可的，故其在法庭再次提出程序上的问题是不具备正当性的。二、被上诉人追加“盖州博海医院”为本案被告没有法律及实施上的依据。首先，产生本起医疗纠纷的起因是上诉人的麻醉行为，并且根据上诉人方提供的所谓的“抢救记录”显示离院前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后期的治疗均是纠正患者症状的治疗，是为了纠正脑血流不足、脑缺血缺氧的症状，故医疗过错的产生均是由于上诉人的原因导致，“盖州博海医院”并没有侵权行为故上诉人要求追加“盖州博海医院”作为本案被告的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患者的后续治疗行为没有再进行麻醉，而是对于医疗损害的后果进行的治疗，不属于“患者因同一伤病在多个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受到损害”，故追加“盖州博海医院”作为本案被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上诉人在诊疗活动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文件。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定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及《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责任司法解释》第六条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病历资料包括医疗机构保管的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响检查资料、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记录、护理记录、医疗费用、出院记录及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被告方拒绝提供手术记录、麻醉记录等必要的病历资料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二)的规定，应当推定被告方有过错。其次，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卫医发（2013)31号《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国家卫生部卫医政发（2010)11号《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均对医疗机构书写病历有强制性的规定上诉人拒绝提供手术记录、麻醉记录等必要的病历资料应视为没有，其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一）的规定，亦应当推定被告方有过错。四、原审认定各项损失合理，应当予以维持。首先，对于护理依赖费用和后期医疗依赖费用法院判决20年合理，被上诉人赵明珠出生于1996年现年25岁，无其它基础疾病，营养状况良好，后续护理、康复需要极大的费用，目前由其母亲及婆婆全天候进行照顾、状态良好，并且被上诉人赵明珠是由于麻醉过深导致目前状态，不同于其他外伤性原因或重大疾病所至身体状况不佳，原审法院认定20年并无不当。其次，对于误工期，被上诉人至今仍卧床不能够参加劳动，法院认定合理。第三，对于营养费，被上诉人至今仍以鼻饲方式进食，加强营养是必要的。第四，关于护理费，由于被上诉人属于重症患者在沈阳就医需要专业人员记性护理，并且与护理机构签订了合同并开具发票，花费真实，原审认定合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辽0881民初1632号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33.3%的赔偿责任。即争议金额66600元。2、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系保险公司，没有侵权责任，与原告也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上诉人的义务是依据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了只在有保险人名单中有相应的资质的医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造成的过失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在本案中盖州市妇幼保健院提供的承保名录内119号登记人为赵红，而接诊医生等相关材料中记载，签字人为赵鸿。因此不能确认本案是上诉人的保险责任。因此，即使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需要扣除33.3%的赔偿责任。本案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上诉人本不是侵权人，是为了法院便宜诉讼参加法庭审理，因此判决上诉人在侵权案件中承担诉讼费违反了法律规定。且保险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如无保险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保险公司不同意赔偿。而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书面同意，因此不应判决上诉人承担诉讼费、鉴定费。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20)辽0881民初1632号判决书。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答辩称，一审关于认定我院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医疗责任险，约定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对于一审原告赵明珠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应首先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超出的部分由我院予以赔偿的，认定是无异议的。被上诉人赵明珠答辩称，保险合同关系是两个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应当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被上诉人赵明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盖州市妇幼保健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996820.96元；2.由被告盖州市妇幼保健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赵明珠因婚后未孕，于2020年1月18日到被告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不孕科进行无痛输卵管通液术，术后一直未清醒，原告家属随即拨打急救电话，并于当日上午11时37分将赵明珠送到盖州市博海医院进行急救，仍未见好转，当晚22时出院。1月19日7时40分原告家属又将原告转入北部战区总医院急救，出院诊断为：心肺复苏术后、缺血缺氧性脑病、××、输卵管通液术后、泌尿系感染。3月9日转入解放军北部战区空军医院治疗，出院诊断：缺血缺氧性脑病。5月6日转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继续治疗，7月24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昏迷、植物状态、四肢瘫、气管造口状态、缺血缺氧性脑病后遗症。经原告赵明珠法定代理人申请，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对盖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参与度及对赵明珠护理依赖程度、护理人数、后期治疗依赖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分别于2020年10月9日、11月6日作出吉常春司鉴中心[2020]临鉴字第672、7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对赵明珠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赵明珠缺血缺氧性脑病、昏迷的不良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医疗过错在赵明珠不良后果中的参与度为全部责任；赵明珠依目前检查需要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一般为1人；赵明珠依目前检查后期治疗依赖费用每月为2000元人民币。原告赵明珠法定代理人支付鉴定费共计11130元。另查，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约定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6万元。保险期间为2019年2月2日零时起至2020年2月1日二十四时止。盖州市妇幼保健院接诊医生任丽、赵鸿、李玉霞在投保的医务人员名单之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市分公司出具医疗责任险法律费用审批表，载明：“本审批表只表示我司同意支付本次诉讼的法律费用。如本起事故导致的其他诉讼或贵单位其他的诉讼纠纷等需另行向我司申请，由我司审核决定是否同意支付”。赵明珠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抢救期间，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垫付医疗费50000元整。一审法院认为，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所依据的病历材料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鉴定人亦出庭作证，接受本院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盖州市妇幼保健院知晓赵明珠曾在盖州市博海医院诊疗的情况，但在鉴定过程中并未要求其家属提供该院病历材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盖州市博海医院在对赵明珠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根据赵明珠缺血缺氧性脑病的成因、庭审中当事人对所有参与诊疗的医疗机构的病历材料的质证意见、鉴定人接受质询情况，本院认定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盖州市妇幼保健院要求追加盖州市博海医院为本案被告并重新鉴定的诉请，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在给赵明珠做无痛输卵管通液术过程中，由于麻醉过深，导致脑血流不足，造成赵明珠缺血缺氧性脑病、昏迷的后果。经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在对赵明珠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赵明珠缺血缺氧性脑病、昏迷的后果的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为全部责任，故对赵明珠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对赵明珠的各项经济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479773.9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188天=9400元；3、营养费：50元/天×188天=9400元；4、误工费：128.68元/天×327天（2020年1月18日-12月10日）=42078元；5、护理费：128.68元/天×2人×1天+128.68元/天×2人×50天+22150元+30400元=65675元；6、终身护理依赖费用：128.68元/天×365天×20年=939364元；7、后期医疗依赖费用：2000元/月×12个月×20年=480000元；8、交通费：9000元；9、鉴定费：11130元，合计2045820.96元，扣除垫付50000元，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应赔偿赵明珠1995820.96元。而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投保了医疗责任保险，约定每人责任限额20万元，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6万元，因此，对赵明珠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首先应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偿，超出部分，由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予以赔偿。综上所述，对赵明珠合理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明珠各项经济损失200000元；二、被告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明珠各项经济损失1784690.96元；三、鉴定费1113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负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772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提交投保单原件、2011版的保险条款，证明在保险投保投保人声明以及后续特别约定中明确约定了只有在投保名录内的具有合法资质的医护人员发生医疗过错时，我公司承担赔负责任。而本案中的赵鸿无法确认与名录内的赵红是同一人，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该部分的赔偿责任。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质证意见为：赵红就是赵鸿。被上诉人赵明珠提交照片一张，证明在鉴定过程当中双方均认可鉴定检材资料，上诉人再次提出程序违法是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这个是在鉴定机构我们双方到鉴定机构开听证会的时候在鉴定机构所需要的材料上双方进行的签字和确认。上半部分是我们患方的代表，也就是代理人、于洋以及另外一位代理人。我们表示均同意以现有法院邮寄给鉴定机构的材料进行鉴定。下面部分的签字是由医方的代表到现场进行了签字确认，当时是由代理人在对这个东西进行拍照进行留存。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质证意见为：其一，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是无法看出当时书面材料为何种类型。其二，鉴定机构的双方确定材料不能够取代法院在鉴定前组织的开庭质证环节，这是法院依法行使的职责。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质证意见为：没有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吉常春司法鉴定中心[2020]临鉴字第672、783号司法鉴定书是否应当做为定案依据。2、本案是否应当追加盖州市博海医院为被告。3、一审法院裁决的各种费用是否有误。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市支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一）关于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吉常春司法鉴定中心[2020]临鉴字第672、783号司法鉴定书是否应当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吉林省常春司法鉴定所接受法院委托，对申请鉴定事项作出鉴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相关规定，依法有效。该所已依通则的规定召开了听证会。上诉人亦派员参加，对被上诉人提交的鉴定材料并无异议。鉴定所依双方提交的资料进行鉴定，并无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吉林常春司法鉴定中心[2020]监鉴定第672、783号司法鉴定书已经一审法院质证，未违反上述规定，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二）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追加盖州市博海医院为被告的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赵明珠所受到的损伤系上诉人在诊疗活动中所造成的后果，并无证据证明盖州市博海医院的诊疗行为造成赵明珠的损伤后果。所以，不应追加其为被告。（三）关于一审法院裁决的各种费用是否有误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法裁判被上诉人护理费，护理依赖、误工期、营养费的相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四）关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市支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问题。该公司上诉称盖州市妇幼保健院提供的承保名录内119号登记为赵红，而挂诊医生签字人为赵鸿，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该问题的核心为“赵红”与“赵鸿”是否为同一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已说明“赵红”与“赵鸿”为同一人，该公司未进一步提交二人为不同二人的相关证据，所以应承担保险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65元，由上诉人盖州市妇幼保健院负担165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盖州支公司负担14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丽丽审判员  盖世非审判员  唐晓葵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王睿书记员李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