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津01民终309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范春艳，女，198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洋，北京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韩淑美，女，196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越，天津四方君汇（河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于立，男，1964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燕，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仇胜嘉，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审第三人：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杨健美。一审第三人：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法定代表人：马君楷，站长。上诉人范春艳因与被上诉人韩淑美、于立及一审第三人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津0101民撤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春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判决支持范春艳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范春艳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应当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范春艳并非(2019)津0101民初3601号案件（以下简称3601号案件）当事人,该案未通知范春艳参加诉讼，应依法认定范春艳无过错。范春艳与秦悦轩于2016年2月离婚后并无往来，派出所警员联系范春艳时，范春艳认为与其无关未申请参加庭审，不应当认定范春艳具有过错,范春艳系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一)合同生效时间认定错误。一审裁定认定于立与韩淑美于2019年7月1日签订合同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认定合同解除错误。三、一审裁定遗漏当事人,法律程序错误。(一)一审法院未追加秦悦轩为第三人,导致遗漏当事人,程序错误。(二)范春艳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具有参加原审诉讼的必要性，3601号案件未将范春艳列为第三人,程序错误。范春艳并非3601号案件当事人，无权对错误判决申请再审，如本案认为范春艳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将无其他救济途径。韩淑美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范春艳的全部上诉请求。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五条之规定，范春艳无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生效判决也未损害其实体权利，故应予驳回。于立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范春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首先，范春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3601号案件存在错误，且范春艳要求撤销的该判决第四项、第五项并不影响范春艳的权利，与范春艳也没有利害关系，故范春艳主张3601号判决存在错误，是不应当获得法律支持的。其次，范春艳并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中，范春艳在360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就已经知晓该案件情况，应当主动申请参加诉讼，但范春艳既未申请参加诉讼，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因客观原因或者是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诉讼，因此范春艳并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审第三人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公司述称，同于立意见一致。一审第三人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未发表意见。范春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津0101民初3601号民事判决第四、五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5月20日，一审法院受理韩淑美与于立、秦悦轩、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天津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韩淑美撤回对秦悦轩的起诉，于立撤回对第三人秦悦轩的反诉，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参加诉讼。韩淑美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解除韩淑美与于立于2019年4月2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将涉诉房屋腾空交付给韩淑美；2.依法判令于立将房屋恢复原状并承担违约金45000元；3.依法判令于立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第13条第2款、第5款承担赔偿责任；4.判令于立按照15000元/月标准向韩淑美支付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腾房之日止的房屋占用使用费。该案认定事实如下：韩淑美是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门公有住房承租人，租赁合同约定韩淑美需要转租、转让住房使用权的，应当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并向出租方提出书面申请，征得出租方同意。2015年12月26日，韩淑美与案外人秦悦轩（范春艳之前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诉争房屋租赁期限自2016年1月10日至2018年1月9日。2017年12月2日，韩淑美与案外人秦悦轩再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诉争房屋租赁期限自2017年12月26日至2019年12月25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证实，韩淑美与案外人秦悦轩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实际履行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4月14日，范春艳与于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营业执照变更协议》。《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租赁用途为经营日料。范春艳将诉争房屋转租给于立，转让费标准为141400元（含转让费100000元、2019年5、6月2个月租金、1个月押金）。同时约定范春艳需配合于立进行房屋续租。如未能续租成功，范春艳需退还于立所缴纳所有费用。2019年4月27日，韩淑美与于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韩淑美将诉争房屋出租给于立，租赁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第三人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经群众举报到诉争房屋查看后发现诉争房屋存在五处拆改。2019年5月29日，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向韩淑美下发通知，指出韩淑美在房屋装修中有拆改行为，违反《天津市公有住房租赁合同》中第四条第七款和第五条的第六项规定，要求韩淑美于2019年6月11日之前排除妨害。2019年8月6日，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将诉争房屋钥匙交付韩淑美。另查，诉争房屋为公产房，用途为住宅，原由天津市宗教房产公司管理，2019年5月，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房管站接管诉争房屋。韩淑美无权对诉争房屋进行非住宅出租。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确定争议焦点为：一、2019年4月27日韩淑美与于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何时解除；二、导致上述《房屋租赁合同》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于立所述的经济损失121676元应由谁承担。关于韩淑美与于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时间问题：2019年4月27日，韩淑美与于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该合同于2019年7月1日生效。2019年5月20日，韩淑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庭审中，于立认可2019年5月20日为双方合同解除日。2019年5月20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尚未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2019年5月20日，韩淑美与于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虽未生效，但韩淑美提出解除合同，于立同意双方合同于2019年5月20日解除，不违反自愿原则。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20日解除。关于于立所述的经济损失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于立所述的经济损失是在履行与原告范春艳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期间形成的。范春艳经韩淑美同意，将诉争房屋转租给于立，转租期限自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据此规定，2019年5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韩淑美与案外人秦悦轩的租赁合同，范春艳与于立的《房屋转让协议》均有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于立此期间的损失，应向范春艳主张，故对于于立要求依法判令韩淑美赔偿给于立造成的经济损失121676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该案判决：一、确认韩淑美与于立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20日解除；二、于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韩淑美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8月6日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144.72元；三、韩淑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于立房屋押金15000元；四、驳回韩淑美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于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另查，3601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曾三次向案外人秦悦轩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件，送达地址为天津市津南区××，联系电话为范春艳本人电话号码××，范春艳自认天津市津**××房屋系其父母的经常住所，自2019年5月24日其父母即在此开始居住。一审庭审中，韩淑美提交2019年8月2日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新家园派出所出警记录仪光盘1张（韩淑美向一审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调取），光盘内容为韩淑美之女潘丽要求案外人秦悦轩在原审中出庭，找到了秦悦轩的住处即天津市津南区××并报警，新家园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电话联系范春艳。范春艳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视频中其与民警的通话系本人通话录音，但是对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对光盘的真实性不认可，来源的合法性不认可。认为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所以对真实性不认可。该视频上显示警官与范春艳通电话是要求秦悦轩出庭，并非要求范春艳出庭，且其在视频中表示，其与秦悦轩均不在天津，对原审案件审理情况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是指没有被列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且无过错或者无明显过错的情形。包括：（一）不知道诉讼而未参加的；（二）申请参加未获准许的；（三）知道诉讼，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的；（四）因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范春艳在3601号案件审理期间知道该案件的诉讼而未参加，且范春艳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存在因客观原因无法参加该案诉讼，或因其他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相关证据。2019年4月14日，范春艳与于立签订涉案房产《房屋转让协议》约定：范春艳将诉争房屋转租给于立，转让费标准为141400元（含转让费100000元、2019年5、6月2个月租金、1个月押金）。范春艳收取了于立2019年5、6月涉案房租。2019年4月27日，韩淑美与于立签订涉案房产《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该合同于2019年7月1日生效。2019年5月20日，韩淑美与于立协商一致解除该《房屋租赁合同》，不违反自愿原则。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5月20日解除并无错误。因此原审认定于立所述的经济损失是在履行与范春艳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期间形成的事实并无错误。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春艳的起诉。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3601号案件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已履行完毕。本院庭审中，于立称，在306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多次向秦悦轩送达传票，但是一直未能送达。天津武藏野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称，一审法院先是给秦悦轩通过快递发送传票被拒收，之后打电话被拉黑无法联系，韩淑美的女儿潘丽与范春艳电话录音证实范春艳说自己忙没有时间，不让秦悦轩出庭，一审法院书记员张志强多次电话沟通，秦悦轩、范春艳均拒绝出庭。韩淑美称，其到天津市津南区××号找了秦悦轩，因秦悦轩拒绝开门，所以报警，民警拨打了范春艳本人的电话，范春艳明确表示不想参加3601号案件的诉讼。范春艳的代理人亦自认范春艳知道3601号案件的存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范春艳就3601号案件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成立。本案中，范春艳在3601号案件审理期间知道该案件的诉讼而未参加且在审理期间经法院多次与其联系并经其他当事人报警后通过公安机关沟通仍未参加诉讼,据此能够认定，范春艳不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故范春艳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起诉条件。综上，范春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苏庆松审判员  刘东行审判员  刘翠翠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蔡静宜书记员张志英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