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8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君，男，197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道明，北京市方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兴华，男，197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德明，男，195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潘某，女，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霞，北京丁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文，北京丁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君、刘兴华因与被上诉人马德明及原审被告潘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9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道明、上诉人刘兴华、被上诉人马德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慧卿、原审被告潘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传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王君无需赔偿马德明投资本金损失100万元及律师费6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案件受理费由王君负担的决定，改判王君无需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3.由马德明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如果按照马德明及一审法院的观点，自2018年2月18日资产管理计划到期进入清算期，保证人王君等人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那么，马德明未在六个月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消灭。《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以下简称《保证书》）中未约定保证期间，按照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马德明在2018年2月19日至2018年8月18日六个月保证期间内，未向保证人依法行使权利，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消灭。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应当主动审查保证期间是否届满、债权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的事实，但是本案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审查；二审法院应当对这一事实进行审查。二、《北信瑞丰资产睿信长盈1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即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保证人不用承担保证责任。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存续期为两年，自2016年2月18日至2018年2月18日，根据资管计划第二十二章第（四）条第1款的规定“资产管理合同在存续期届满而未展期的，资产管理合同终止”，以及资产管理人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信瑞丰公司）2018年2月13日和2018年8月7日发布的公告，本资管合同在2018年2月18日终止。但是，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并不意味着资产管理人就需要履行义务，向投资人即马德明支付本金及收益。《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三章清算程序，对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后程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后，由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组成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负责计划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等相关事宜。第（二）条规定，清算组负责资产核对与变现。第（三）条规定，清算组清理计划财产债权、债务。第（四）条“清算报告”规定，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即清算组）应在合同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财产的清单、确认、评估和变现等事宜，并出具清算报告和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案。如遇上述特殊情况，则应在财产全部变现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五）条“支付清算财产”规定，自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告知资产委托人后一个工作日，接清算完成后计划财产的资产负债情况及双方确认的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案，由资产管理人向资产托管人出具划款指令，资产托管人复核无误后向注册登记机构划款。注册登记机构根据持有人名册向资产委托人支付清处财产。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上述规定，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后，应当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并且出具《清算报告》；《清算报告》报证监会备案并且通知资产委托人后，才能由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注册登记机构按照《清算报告》以及剩余财产分配方案，向资产委托人支付清算财产。本案中，资产管理计划已经终止，进入清算期；但是由于特殊情况，至今未完成清算和资产变现。该特殊情况一审判决已经认定，“产品投资于中盛光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中盛光电原本预计于产品到期前在新三板挂牌，但由于市场发生变化，由投资顾问计划通过并购方式实现股权变现退出。但由于中盛光电大股东存在债务纠纷，能否上市存在不确定性。作为管理人将继续寻找资产变现退出路径，变现时间暂时不能确定，请产品委托人知悉。”所以，本案的资产管理计划虽然已经终止，但是尚未清算完毕，没有作出《清算报告》和剩余财产分配方案，截至目前资产管理人还没有义务向投资人支付清算财产（投资本金和收益），主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保证书》第二条中的“本人保证在协议到期日后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投资人”中的“协议到期日”，并不是指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满后的终止日，而是指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清算，出具《清算报告》并经证监会备案后，资产管理人应当投资人支付清算财产之日，即主债权到期日。根据法律规定，主债务尚未到期，债务人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投资人无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三、《保证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在《资产管理合同》中，资产管理人是北信瑞丰公司，资产托管人是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是北京睿信长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信长盈公司）。马德明签订本《资产管理合同》时，投资顾问睿信长盈公司的三个股东是本案的上诉人王君、刘兴华，以及潘某，而且此三人也在睿信长盈公司担任职务，是投资顾问机构的从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三条，基金投资顾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应当具有合理的依据，对其服务能力和经营业绩进行如实陈述，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不得损害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以上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投资顾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具体到本案，睿信长盈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这其中就包括不得以从业人员提供保证担保的方式承诺投资收益。此外，《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也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因此，本案中的《保证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四、《保证书》中，对债务人的表述为“受托人”，但是主合同中并没有“受托人”这一主体，债务人不存在，保证合同不成立。《保证书》中，对债务人的约定为“受托人”，在保证书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和第七条4次出现。但是，在主合同即《资产管理合同》中，并没有受托人这一主体，也就是说，《保证书》中的“受托人”即债务人是不存在的，保证合同缺失主体，合同不成立。综上所述，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马德明的全部诉讼请求。马德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王君的上诉意见。事实和理由：一、《保证书》名为“保证书”，实为“补偿协议”。《保证书》虽名为“保证书”，但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证，而是一份“补偿协议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即，债务人的债务是主债务，保证人的债务是从债务。保证人履行债务的行为是替他人履行债务，并不是为自己履行债务。本案中的《资产管理合同》是一份基金合同，合同本身并不承诺保本和收益。也就是说，本合同中并没有并不存在确定的债务，即不存在主债务。没有主债务，也就不存在从债务。本案的王君、刘兴华、潘某的债务不是保证债务。《保证书》是一份附条件的“补偿协议”。如果马德明在《资产管理合同》中财产受损，王君、刘兴华、潘某则予以补偿；如果没有受损，王君、刘兴华、潘某则不需补偿。王君、刘兴华、潘某为是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为他人债务承担责任。所以，《保证书》名为“保证书”，实为“补偿协议”，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二、《保证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基金投资顾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应当具有合理的依据，对其服务能力和经营业绩进行如实陈述，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不得损害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以上规定放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基金服务机构”章节，是对基金投资顾问机构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规范，处理的是基金投资顾问机构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涉及投资人。《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其他涉及投资人的法条均明确提及“投资人”。关于禁止对投资人承诺的规定是《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该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而这里禁止的仅仅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并不禁止个人对基于意思自治对投资者的承诺。所以，王君、刘兴华、潘某的“保证书”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三、王君认为资管计划尚未清算完毕，马德明损失尚未确定不能成立。王君、刘兴华、潘某在“保证书”中承诺“本人保证在协议到期日后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投资人”。可见，他们承诺协议到期以后，只要马德明的财产受损，便将以上款项支付给马德明，并没有以基金完成清算为前提。即使以完成清算为前提，《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三.（四）款约定：“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应当在合同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财产的清理、确认、评估和变现等事宜，并且出具清算报告和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案”。如遇特殊情况，则应该在财产变现后3个工作日以内完成。根据以上约定，资管计划管理人应该在2018年2月23日完成财产变现。资管计划管理人单方面公告变现时间不确定，不能改变资管计划的约定。所以，王君认为资产尚未变现，马德明损失尚不能确定不能成立。总之，马德明认为王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应该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虽然适用法律错误，但是判决王君承担责任完全正确。刘兴华述称，同意王君的上诉意见。潘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中关于潘某的查明内容，因一审没有处理潘某的利益，所以对此不发表意见。刘兴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刘兴华无需赔偿马德明投资本金损失100万元及律师费6万元；2.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案件受理费由刘兴华负担的决定，改判刘兴华无需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3.由马德明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保证合同的成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保证书对刘兴华成立并生效，为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马德明依据保证书提起诉讼的800万元被保证的理财工具，马德明等三人根本未履行，马德明与其他投资人戚庆庠、崔四昌确定向涉案资管计划投资800万元，联合投资人崔四昌的亲戚岳慧进行的业务处理，刘兴华等人对其提供保证并另行签署分享投资人收益的协议，因在收益分成中出现分歧，最终未能签署联合投资800万元的资管计划。刘兴华要求退回保证书，岳慧告知已销毁，马德明另行签署了投资风险金额小的《资产管理合同》，也即本案的马德明投资100万元的理财计划，因此，刘兴华未签署针对本案起诉的标的额的保证文件，保证未成立。其次，就原先未签署的《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以及后来马德明签署的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均是投资理财工具，是金融机构代理客户资产在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为客户获取投资收益的工具，根据《担保法》中关于担保及“保证”的规定，保证针对债权，因此保证本身就不再成立。再次，从马德明签署的《资产管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马德明清楚知晓进行的是理财投资，且完全具有投资金额内的抗风险能力，收益、风险共担。且正因马德明风险能力评估正确，马德明等未签署总投资800万元的原主合同，本案马德明将投资金额降至可承受风险的100万元，刘兴华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最后，假设保证“成立”，保证应属无效。保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范，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违背了合同法基本的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应为无效合同。保底对金融、经济秩序的巨大负面影响所导致的群体非理性，大量存在的保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致使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失衡，有悖于委托代理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和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亦违反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原则，应属无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系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保证期限届满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根据马德明提供的《北信瑞丰资产睿信长盈1号/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变现进展情况的公告》明确告知，该资管计划进入清算期，但变现时间暂不能确定，该公告亦说明了清算期限未结束，无法知悉马德明是否承担本金损失，从而要求王君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刘兴华认为保证期限未开始，保证实现条件未具备。其次，一审判决刘兴华承担赔偿马德明投资本金损失100万元未有法律事实依据，《北信瑞丰资产睿信长盈1号/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变现进展情况的公告》告知，该资管计划进入清算期，本金是否损失，是否盈利均未定，判决刘兴华承担赔偿责任，该资管计划的投资受益人仍是马德明，马德明存在双重获利机会，完全违反民法总则等价有偿、公平原则，一审法院根本未考虑也未查清该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保证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情形以及《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范，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违背了合同法基本的等价有偿和公平的原则。保底对金融、经济秩序的巨大负面影响所导致的群体非理性，大量存在的保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免除了委托人应承担的投资风险，致使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失衡，有悖于委托代理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和私募基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亦违反了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交易原则。如保证成立，意味着主合同绝对是只盈不亏，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违反了市场基本规律，保证只能无效。2016年以来，随着证监会发布《暂行规定》，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银保监会等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的自律规则陆续出台，监管部门对于私募证券基金的监管口径逐渐收紧，强调回归资产管理业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本源以及“打破刚性兑付”的决心，尤其对于实践中各种形式的对私募证券基金投资者的保底保收益安排，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式的澄清和重构，具体而言，根据《暂行规定》等相关监管规则，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包括劣后级或第三方机构差额补足优先级收益等。因此，从私募基金监管的角度，对于有限合伙型私募证券基金，监管部门的监管口径比《合伙企业法》及相关司法实践更为严格；不仅普通合伙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不得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提供内部保底，外部第三方亦不得对有限合伙人提供外部保底。任何保证均与“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监管原则方向存在冲突。同时，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任何形式的保底承诺都是无效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刘兴华的合法权益。马德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刘兴华的上诉意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保证书”成立并生效完全正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一审开庭时，潘某认可保证书上个人签章的真实性，王君、刘兴华认可保证书上的签字是其个人签字。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该保证书成立，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该保证书依法生效。一审判决认定“保证书”成立并生效完全正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所以，合同成立并生效在先，履行在后，履行是针对成立并生效的合同而言的。只有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才存在履行不履行的问题。刘兴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保证书”成立并生效错误，理由是“保证书”根本没有履行。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二、刘兴华关于“保证书”未被履行的阐述也完全都是编造与杜撰。关于“保证书”，刘兴华一直强调三个事实：1.保证书是对三个投资人投资800万元的保证，本案中马德明投资的100万元与保证书中的800万元没有关系，所以刘兴华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刘兴华以上阐述完全属于狡辩。本案中马德明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的时间是2016年2月18日，签订《资产管理合同》的同时，王君、刘兴华及潘某向马德明及另外两个投资人出具了本案的“保证书”，两份文件签署结束之后，王君、刘兴华及三个投资人合影留念。当天下午马德明及另外两个投资人分别将《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款汇入基金管理人账户。以上事实，马德明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可见，本案中马德明所投资的100万元，完全是“保证书”800万元的一部分。只是当天根据本案《资产管理合同》第七.（二）款条约定的优先级和劣后级1：3的配比计算后，首先募集够的优先级资金只需要400万元劣后级资金不足，三个投资人才只签署了400万元的《资产管理合同》。以上事实，王君、刘兴华后期与马德明谈话录音资料可以证实。刘兴华将同时签订的两份合同，分裂成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来谈，完全是杜撰与狡辩。2.“保证书”是岳慧诱骗王君、刘兴华签订，并且事后让岳慧销毁，岳慧没有销毁。王君、刘兴华是本案资管合同财务顾问睿信长盈公司的高管及股东，岳慧是该公司的财务。王君、刘兴华称自己是被自己的下属，自己公司的员工诱骗签订“保证书”，不符合常理。另外，如果马德明及另外两个投资人承诺投资800万元只投了400万元，王君、刘兴华可以追究三个投资人的违约责任，而不是靠单方面“销毁”合同来消除合同义务。关于刘兴华阐述的以上事实，一审庭审中马德明就再三要求其举证，但是数次开庭直至庭审结束，王君、刘兴华也没有就此提供任何证据。3.王君、刘兴华签订“保证书”的前提是“保证书”上有潘某的签章两被答辩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王君、刘兴华一会儿称受岳慧诱骗签订保证书，一会儿又称征求刘某意见才签订保证书，完全自相矛盾。其实，其基于什么原因做出判断，基于什么原因进行民事及商事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能力范围的事情。一审庭审中，王君、刘兴华均认可签字是其个人所签，一审判决基于此认定“保证书”成立并生效完全正确。三、刘兴华认为“保证期限”尚未届满，不能成立。刘兴华在“保证书”中承诺“本人保证在协议到期日后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投资人”。可见，刘兴华承诺协议到期以后，只要马德明的财产受损，便将以上款项支付给马德明，并没有以基金完成清算为前提。即使以完成清算为前提，《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三.（四）款约定：“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应当在合同终止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计算财产的清理、确认、评估和变现等事宜，并且出具清算报告和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案”，马德明起诉时已超过了基金应该完成清算的时限。所以，刘兴华以基金管理人公告清算期没有结束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不能成立。四、刘兴华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同样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及的资管合同确实是投资工具，属于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确实禁止承诺保本和收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但是，明显可以看出，法律只是禁止、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投资者承诺，法律并不禁止其他人对投资人进行承诺。刘兴华自愿用自己的财产对马德明损失进行赔偿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刘兴华以此为理由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马德明认为，王君、刘兴华及潘某对马德明的承诺，并不是保证，而是一个附条件的承担责任的约定，但是这并不影响承担责任。五、马德明认为潘某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潘某的个人签章真实，“保证书”对潘某依法具有法律效力。至于潘某提到签章管理问题，马德明认为不影响潘某承担责任。其余意见同对王君的答辩意见。王君述称，同意刘兴华的上诉意见。潘某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中关于潘某的查明内容，因一审没有处理潘某的利益，所以对此不发表意见。马德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潘某、王君、刘兴华连带偿还100万元，并支付2016年2月19日至2019年11月18日的收益36.67万元；2.潘某、王君、刘兴华支付自2019年11月1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收益（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10％标准计算）；3.潘某、王君、刘兴华承担律师费6万元；4.潘某、王君、刘兴华承担案件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18日，马德明（资产委托人）与北信瑞丰公司（资产管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人）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资产管理计划名称为北信瑞丰资产睿信长盈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本资管计划存续期限为24个月；资管计划主要投资于拟在全国中小企业挂牌的中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资管计划份额的初始销售面值为1元；投资顾问概况名称睿信长盈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资产管理人将于本合同生效后聘任睿信长盈公司为本计划的投资咨询顾问，由其在法律法规允许及资产管理人授权的范围内根据本计划的投资范围、策略及限制为本计划提供投资咨询顾问服务，资产管理人将根据投资咨询顾问的建议运用本计划委托财产进行投资运作。马德明在风险承诺函中签字，风险承诺函中主要载明本人已经知悉并充分理解投资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且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未对委托财产收益状况做出任何承诺或者担保。2016年2月18日，王君（保证人）、刘兴华（保证人）出具《保证书》，载明：投资人戚庆痒、马德明、崔四昌；兹有戚庆痒、马德明、崔四昌以及认购《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投资款800万元，为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本人愿以个人所有的财产及权益，以无限连带责任的方式向您的投资本金提供担保，保证您投资的本金不受任何损失，并承诺如下；保证书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款以及投资人实现追讨投资款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如受托人未按《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全部投资款以及收益导致投资人损失的，本人保证在协议到期日后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投资人；本保证书自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保证书约定履行完毕为止。尾部保证人潘某处，加盖有潘某的印章，保证人王君、刘兴华处王君、刘兴华签字，附件保证人身份证复印件。2016年2月19日，《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成立。2016年2月19日，北信瑞丰公司出具《北信瑞丰公司直销业务回执单》，载明：确认持股，客户名称马德明，确认金额100万元，确认份额100万元。2016年3月8日，《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管理人北信瑞丰公司。2018年2月13日，北信瑞丰公司发布《睿信长盈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到期安排公告》，载明：本合同终止日为2018年2月18日，2018年2月19日起本产品将进入清算期；若资产管理计划进入清算期时尚未完成资产全部变现，则在资产全部变现后，以资产全部变现日作为资产管理计划清盘基准日。2018年8月7日，北信瑞丰公司发布《睿信长盈1号／2号资管计划变现进展情况的公告》，载明：1号资管计划于2018年2月18日到期。北信瑞丰公司作为计划资产管理人就产品到期安排事宜已进行公告：产品到期后均终止进入清算期，不进行展期；由于产品进入清算期后，至今尚未完成资产全部变现，现就变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两只产品均投资于中盛光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中盛光电原本预计于产品到期前在新三板挂牌，但由于市场发生变化，由投资顾问计划通过并购方式实现股权变现退出；但由于中盛光电大股东存在债务纠纷，能否上市存在不确定性；作为管理人将继续寻找资产变现退出路径，变现时间暂时不能确定，请产品委托人知悉。关于潘某人名章，马德明称：人名章代表潘某个人，并提交潘某、王君、刘兴华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戚庆痒、马德明、崔四昌、王君、刘兴华、刘某六人合影照片。王君、刘兴华称：签字时看到保证书上有潘某的人名章。潘某称：人名章系法人章，用于公司事务，由公司财务总监保管，盖章需经过潘某认可，但潘某于本案诉讼中才知道保证书上加盖了其人名章。一审诉讼中，马德明提供2019年5月13日的录音，用以证明：王君、刘某、刘兴华同意承担还款责任，刘某系潘某的丈夫，是睿信长盈公司股东。王君称：因为马德明与王君、刘兴华经常见面，不确定是否有该录音。刘兴华不予认可，称：可能是刘兴华的声音，无法核实真实性，录音证据不完整且侵犯他人隐私。潘某不予认可，称：潘某不在现场，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录音证据与潘某没有关联性，潘某没有参与保证书签署过程，亦未授权让人参加，并提交《离婚证》，用以证明：其与刘某于2018年7月26日离婚。马德明、刘兴华认可《离婚证》真实性。潘某提交睿信长盈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载明：潘某担任睿信长盈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法人章为公司财产，在我司处专人保管，不在潘某个人处，潘某担任我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法人章只用于公司事务，不用于其个人事务。马德明、王君、刘兴华均认可《证明》真实性，但马德明称：潘某系睿信长盈公司股东，法人章亦不影响潘某个人承担责任。一审经询，马德明称：收益没有合同依据，系马德明与王君、刘兴华、潘某的爱人刘某口头约定。一审另查，马德明（甲方）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潘某、王君、刘兴华合同纠纷一案，委托乙方的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刘慧卿律师作为甲方的代理人；本合同签订之后3日内支付代理费6万元。2019年8月19日，马德明向中闻律师事务所转账6万元，2020年9月8日，中闻律师事务所开具律师费发票，金额6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马德明持有王君、刘兴华出具的《保证书》，王君、刘兴华在《保证书》中承诺对马德明在《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项下的投资款及实现投资款的费用提供担保，马德明予以接受，故，马德明与王君、刘兴华之间成立保证合同法律关系，该保证合同的成立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上述保证合同指向的主债权债务系马德明与北信瑞丰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合同》，马德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北信瑞丰公司亦出具《北信瑞丰公司直销业务回执单》，马德明的享有的主债权系投资本金100万元。现资产管理计划于2018年2月18日到期并进入清算期，马德明未收回投资款，并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王君、刘兴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王君、刘兴华应按照《保证书》承诺在向马德明偿还投资款及实现债权的费用。马德明为实现本案债权发生律师费，系合理支出，相应费用应由王君、刘兴华承担。关于《保证书》对潘某是否发生效力，首先，法人印章不同于一般自然人的私人印章，其多因公司管理需要用于职务行为中，而不通常用于法定代表人的个人民事行为中，因此在潘某否认系本人加盖，否认授权他人加盖法人印章，且无追认的情况下，马德明应就潘某个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马德明提交《保证书》后附潘某身份证复印件，并提交《保证书》出具时的合影，但合影显示潘某未在现场，睿信长盈公司提交《证明》证明潘某的人名章系法人章仅用于公司事务，不用于其个人事务，马德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潘某作出其他保证承诺或者进行追认，马德明依据刘某的承诺主张保证书对潘某成立并生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马德明要求潘某承担保证责任，缺乏依据。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判决如下：一、王君、刘兴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德明支付投资本金100万元；二、王君、刘兴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马德明支付律师费6万元；三、驳回马德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马德明向本院提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2770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该案系另一个投资人起诉案件的判决且已生效，本案应维持原判。王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王君称对该判决不服已申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其认为该判决对保证期间没有进行审查。刘兴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称不服该判决，准备再审。潘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合全案案情及各方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保证书》是否成立及其效力；二、王君、刘兴华应否向马德明支付投资本金及律师费。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王君、刘兴华自愿就涉案资管计划向马德明出具《保证书》，保证马德明投资的本金不受任何损失，如受托人未按涉案资管计划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全部投资款以及收益导致马德明损失的，保证在协议到期日后无条件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马德明；王君、刘兴华均在《保证书》上签字确认，且马德明予以接受，故该《保证书》已依法成立。王君、刘兴华上诉主张涉案《保证书》系针对共同投资款800万元的《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签订，该计划并未能签署和履行，因此针对本案100万元资管计划的《保证书》并未签署，因此不成立。本院认为，综合涉案《资产管理合同》与《保证书》上所载的资管计划名称、投资人主体、落款日期等内容一致的情况，马德明关于三个投资人共同投资《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的陈述以及录音等在案证据，可以认定《保证书》系为包括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在内的《睿信长盈1号资管计划》而签署，且马德明等三位投资人实际所投资金并未超出《保证书》中800万元的范围，并未加重王君、刘兴华的责任，故对王君、刘兴华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其次，王君、刘兴华上诉提出《保证书》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本院认为，王君、刘兴华作为个人自愿就马德明所投资金不受损失等事项作出的相关承诺，系该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王君、刘兴华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涉案《保证书》，王君、刘兴华系针对马德明投资涉案资管计划所面临的资金风险向马德明作出的承诺，虽然王君、刘兴华主张《保证书》并无对应的主债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有误等事由，但是王君、马德明主张的上述事由并不能免除该二人基于《保证书》中承诺所应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王君、刘兴华基于《保证书》中所作承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涉案资管计划已到期并进入清算期，且因市场变化而出现变现时间不能确定的情况，马德明所投资金的变现收回期限已超过合理预期，在此情况下，王君、马德明应依承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王君、马德明以超过保证期间为由主张应免除其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王君、刘兴华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亦不足以支持其上诉请求成立，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基于《保证书》判决王君、刘兴华向马德明支付投资本金及律师费损失，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君、刘兴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680元，由王君负担14340元（已交纳），由刘兴华负担1434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鲁 南审 判 员 张玉娜审 判 员 姜 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杨 扬法官助理 李圆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