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鲁03行终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丽萍，女，1973年8月23日生，汉族，住淄博市临淄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MB28564949。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199号。 法定代表人田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边廷敏，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5004219181C。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广场路1号。 法定代表人宋磊，区长。 委托代理人冯子恒，淄博市临淄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王丽萍因诉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5行初2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1月，原告的父亲王新山、母亲张桂英替其填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其父母带着原告的济南医院和淄博市第五医院出具的诊断病例，到淄博市××区××防治院进行评定，该院评定结果为抑郁症四级，后经淄博市××区残疾人联合会初审、审核，同意为其办理了残疾证书。2014年7月份，根据淄卫字（2014）144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临淄区疾病预防中心列出一份34人名单（其中第六名就是原告王丽萍），2016年将其名单交于齐鲁石化社区服务中心，2016年3月12日原告的监护人张桂英在《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签字，同意参加社区网络管理，后将原告信息登入《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网》（现《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为其建立严重精神障碍相关的档案；2017年1月18日在《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补充表》签字，确认首次抗精神药治疗时间为2007年8月10日，淄博第五人民医院确诊时间为2008年6月1日，重性××患者随访记录表十张，分别记载时间2016年曾四次随访，2017年曾四次随访，2018年曾两次随访（止于4月20日）。原告于2018年9月上旬提出申请，填写《淄博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的主要内容：一是由市级或以上哪个医院对本人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评估确认为重性××的；二是哪个医院把本人重性精神疾病数据录入数据库中的。2018年9月29日原临淄区卫计局第一次答复，主要内容是：2016年3月，经原告父母同意作为你的监护人，原告母亲张桂英签字，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随即由社区对你在《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现为《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内建立严重精神障碍相关的健康档案，由社区医师对其或监护人进行随访督促患者用药，控制病情进行管理，所建档案完全合理合法合规。其依据是：国家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版）、山东省卫计委《山东省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与信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和原淄博市卫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危险性评估工作》等文件要求，根据临淄区残联提供的精神残疾人员名单，经排查、核实确定的。2018年11月1日被告原临淄区卫计局补充答复，其主要内容是：原告住院信息是随访家属和参考与残疾人联合会诉讼卷宗所得到的，原告想获得民事行为能力，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取消残疾证即可。2018年11月22日，原告不服2018年9月29日和11月1日答复，申请复议。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临政复〔2018〕71号决定书，一、撤销被申请人于2018年9月29日作出的回复；二、责令被申请人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信息公开答复。2019年1月7日，被告原临淄区卫计局以卫计告知〔2019〕1号，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主要内容：经查，你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同时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健康档案存在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并告知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联系人、电话。2019年3月1日原告王丽萍不服原临淄区卫计局告知书向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又申请复议，其复议的主要理由是：一、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作为管理本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的行政部门，应该具有详细记载，各级精防机构、社区服务站都受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数据信息的收集、报送，该信息仍是政府信息。二、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对原告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原告是精神抑郁症四级患者，不属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6日以临政复〔2019〕6号受理通知书告知原告已受理，并责令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作出书面答复。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书面答复，其主要内容是：申请人属于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出院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由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申请人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并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系统，符合相关规定。依据是《山东省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与信息管理实施细则》鲁卫疾控（2014）1号文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乡镇（街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社区发现的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已经明确诊断但未登记的患者，应征得患者本人（或监护人或近亲属）知情同意，对其登记，填写《山东省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登记）卡》，并录入信息系统。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以临政复〔2019〕6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作出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29日之前，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将原告的涉案信息变更为非在管状态，并删除了除原告姓名留存外，没有其他信息。原告的母亲张桂英签署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后，没有领取“以奖代补”政策规定的200元/每月的补贴。（之前曾向淄博市人民法院、淄博高新区人民法院、桓台县人民法院起诉过，不超起诉期限） 原审法院认为，法律规章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做出答复：（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身份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性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原告得知自己的病情信息，被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系统，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请求被告给予政府信息公开，是原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要求，应当依法给予保护。被告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答复，同时告知了原告王丽萍其健康档案存在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告知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联系人、电话。政府信息分为两种，其一是本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其二是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涉案政府信息属于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根据《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因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非机关，而是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管理的组织，其主要职责为：一是在县级精防机构指导下，承担辖区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信息收集与网络报告工作，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线索调查，登记已确诊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必要时联系县级精防机构安排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对未确诊患者进行诊断复核。二是在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指导下，定期随访患者，指导患者服药，向患者家庭成员提供护理和康复指导。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区域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负责本级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由此，可以看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本级虽然不存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但负责该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向其报告的职责，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具有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能力，应当给予原告公开涉案政府信息。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答复称原告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该答复明显不当，虽然原告的申请不规范，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应当告知原告进行明确，但要求的目的是明确的，从能公开的政府信息尽量公开的立法宗旨看，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没有尽到最大限度公开的责任。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管理的疾控中心，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诊断，按照“已明确诊断但未登记的患者，应征得患者本人（或监护人或近亲属）知情同意，对其登记，填写《山东省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登记）卡》，并录入信息系统”的规定，将原告列入名单直接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并录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信息系统，原告的母亲张桂英尽管同意参加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但这不是该程序的前提，前提是原告确诊为精神抑郁症四级，该病情是××中最低级别，是否应该纳入重性精神疾病治疗范畴，应当经过重新诊断和诊断复核程序，重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和诊断复核必须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及相关医疗规范，结合患者现病史、既往史、精神状况检查、体检和辅助检查等进行。被告并没有经过该程序确认，直接把原告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并录入《山东省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显然该程序违法。原告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被告答复原告的申请事项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的辩驳观点，依法不予支持；但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从《淄博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内将原告的病情信息变更为非在管状态，对原告的人身权不会再造成损害，原告要求撤销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健康局2019年1月7日作出的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临政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公开政府信息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原淄博市临淄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不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王丽萍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临淄区卫生局公开答复其信息公开申请；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本案是一个连环复杂的政府信息公开案，其中涉及的证据很多，我在第1次审理时已经提供过的证据有10多份，其中包括公开申请两份，卫生局答复书三份，行政复议申请两份，行政复议答复两份，还包括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申请，还有一些重型××管理表单等等，一审没有全部质证且判决书上只说我提供了两份证据不属实。第二，一审庭审过程中，对关键问题不允许我质问和提问，我反复强调很多证据都是虚假证据，其间涉及欺诈，但一审确认了所有虚假证据。而很多虚假证据本身与这个官司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太大关系，一审法院并没有按照我的调取证据申请调取证据，因此庭审的重点就成了质证一审法院自行调取的那些询问笔录，而针对那些询问笔录，我认为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庭审直播上可以清楚看到。本案核心重点就是要求临淄区卫生局公开我的重性××诊断结论，公开他们依据怎样的诊断结论将我纳入了重性××管理系统。质证的过程中，我再三提问这个问题，临淄区卫生局无言以对，而且坚决拒绝回答。即使我被人骗去过两次××院，但是那两个病院给我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而临淄区卫生局通过各个渠道给我提供的答复中涉及到4个医院，这些医院对应的诊断结论分别是什么，我请求一审法官帮我调取，一审并未调取，实质是不作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但原告能够提供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保存的相关线索的，可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这种情况法官应该帮助原告调取证据，一审法院始终不调，因我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字一审法院才去调取的证据，但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并非我要求调的证据，一审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并没有太大关联性。我要求的信息公开的核心点就是卫健局依据哪个医院的诊断结论将我纳入重性××管理网的，他自己的信息公开答复书中谈到的这些医院肯定有相应的诊断结论，可以说这些医院对应的我的诊断结论至关重要，这也是我诉讼的最终目的，但是一审法院对上述我提供的4个医院一个也没有调，让人费解。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临淄区石化社区服务中心已将我的重性××管理档案信息从在管状态转入非在管状态，因此对我的人身权不会再造成损害，因此判定临淄区卫生局不必再给我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了。事实是已经确认我被纳入重型××管理系统了，纳入后转非在管状态和没被纳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转入非在管状态已经影响我的权利。临淄区卫生局就是为了不回答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所以才故意用这个非在管状态来搪塞我，实际上我的权利已经受到影响。最后，针对庭审中质证的几个证据，我再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属于欺诈。有关第1份调取证据是关于精神残疾证的申请，是在残联的误导下，我父母给我写的，而且是在办下证来之后补的，残联告诉我父母抑郁症就可以办残疾证，所以我父母被蒙蔽了，这是第一个欺诈事实。第3份证据残联调查笔录说有关我的医疗资料都没有保存，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给我办了精神残疾证，却没有保留相关的诊断资料不合常理。同理，临淄区卫生局也把我纳入重型××管理网，却没有我的重性××诊断结论。针对第4份证据石化社区服务中心打电话给我母亲，说是要填一个补助表，我母亲没有仔细看，结果签的是重型精神疾病网络知情同意书，事后问我母亲，我母亲不知道签的什么，这是第2个欺诈事实。针对第5号证据，对苑志明残疾评定的访谈，苑志明陈述不属实，给我出精神残疾鉴定报告的两个人，我都没见过，也没参与，他们两个人两套说词，互相矛盾，我把梁荣文的录音笔录寄给你们足以证实，这是第3个欺诈事实。针对第6号证据临淄区疾控中心发放表一份，证明是发钱了，上面第6名是我的名字，后面写着石化已领，临淄区卫生局的诉讼人员无法对这4个字作出合理解释，还说我妈说不参加以奖代补不属实，这是第4个欺诈行为。一审法院对这些欺诈行为得到的虚假证据进行了确认。我提供的光盘可以佐证那些证据都是欺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严重不当，特向你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二审期间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王丽萍提交的录音书面材料等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组织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王丽萍提出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查询得到我本人关于重性××的健康档案，希望能帮我查询到是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数据库里。”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在被诉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中告知上诉人，“你申请的重性××的健康档案信息不属于本机关的职权范围，该政府信息不存在。你申请的‘希望能帮我查询到是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数据库里的’构成咨询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故不能公开。”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1.1.3.2之规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县级精防机构指导下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线索调查，登记已确诊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本案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在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中告知上诉人王丽萍其申请的重性××健康档案属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职责范围，并告知了该卫生服务中心的地址、联系人、电话，该答复内容并无不当。但根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1.1.2.4之规定，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区域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的质量控制，开展工作督导、考核与评估；负责本级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本案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作为临淄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其针对上诉人王丽萍关于重性××健康档案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该信息“不存在”，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搜索、查询义务；另，上诉人王丽萍提出“希望能帮我查询到是哪个具体医院将我的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重性××数据库里的”，该申请内容不明确，但根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未经指导、释明即认定上诉人王丽萍的申请构成咨询事项，欠妥。鉴于本院已查明临淄区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将上诉人王丽萍的档案转为“非在管”状态，目前《淄博市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不显示王丽萍严重精神障碍相关的健康档案，责令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重新作出答复已无实际意义。被上诉人淄博市××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卫计告知（2019）1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应予确认违法，被上诉人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维持上述答复的临政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亦应一并确认违法。上诉人王丽萍二审申请调取的住院治疗病历、诊断结论等证据与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合法性不具有关联性，其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王丽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王丽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冯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