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8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男，1965年1月6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红，辽宁达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斌，辽宁达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师范大学，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850号。法定代表人：苑晓杰，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颖，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泸艺，辽宁宪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光，男，1983年7月18日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原审被告：刘强，男，1978年7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原审被告：张奇，男，1955年9月25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李红因与被上诉人辽宁师范大学、原审被告赵光、刘强、张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上诉请求：撤销（2020）辽0204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依法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应仲裁前置。（1）上诉人在调离被上诉人单位之时，双方发生争议，为处理人事关系及相关事宜，形成了案涉和解协议书。因为上诉人不履行该和解协议，产生本案诉讼。（2）被上诉人辽宁师范大学是事业单位，上诉人李红尽管是其副校长，但也属于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等有关规定处理。（4）《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5）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本案应仲裁前置，法院未经仲裁就直接受理违法。2.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1）案涉《协议书》约定补偿款的返还时间是2016年3月6日，而被上诉人第一次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20年4月1日，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2）2017年2月2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过函，从该函中仅能看出上诉人对当年的和解协议书提出不认可，一审法院却依据该函认定被上诉人辽宁师范大学“一直向被告李红主张返还240万元补偿款的权利”，这是什么逻辑？3.被上诉人私自扣发三个保证人工资于法无据。（1）三个保证人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并没有明确保证期间，对于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就是半年。（2）和解协议上约定上诉人的付款时间是2016年3月6日，被上诉人在此后半年的保证期间内并没有行使担保权，已经丧失了担保权人的所有权利。（3）上诉人在2017年开始的扣保证人工资行为属于侵权，依据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侵权违法行为来认定主债务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这就属于曲解法律了。综上，一审判决对案件定性错误，错把人事争议当作普通民事纠纷，程序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4.上诉人在庭审中补充以下内容：（1）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被上诉人诉请主张是以161.9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判定以240万元为基数计算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请范围。（2）对于保证人的责任判决错误，协议书约定每位担保人平均承包担保金额，即便保证成立也不应对全部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第一项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据《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本规定适用于下列人事争议：（二）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规定，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指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因解除人事关系、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人事关系解除，已经通过协商解决，并签订协议，无需再进行劳动人事仲裁前置程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履行签订《协议书》即可。上诉人未按照《协议书》约定履行返还人民币240万元，不属于人事争议事项，属于合同纠纷。2.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案涉《协议书》约定上诉人还款期限为2016年3月6日。上诉人于2017年2月24日向被上诉人党委发来信函，信函中称：“10天前，刘强告知我三位担保人的工资被扣”。由此可以推断，被上诉人从未间断向上诉人主张返还240万元。2019年12月13日，上诉人微信回复人事处于波处长称：“朱再明（被上诉人资产处处长）发来一封信”，也能证明被上诉人于2019年12月23日还向上诉人主张返还人民币240万元补偿款。同时，被上诉人从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扣发原审被告赵光、刘强、张奇的工资78.1万元，上诉人一直是知道的。另外，在上诉人拒不偿还240万的前提下，2020年4月，被上诉人依法向山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返还原物诉讼，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下达了（2020）辽0204民初1366号《案件受理通知书》，后因上诉人已经将以被上诉人钱款购买房屋转卖，返还原物已经无法实现，被上诉人撤回起诉。被上诉人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的规定，以及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规定，上述事实已经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3.上诉人第三项上诉理由不成立。案涉《协议书》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原审被告自愿签订，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范。《协议书》第四条明确约定丙方具有督促乙方履行还款的义务，若乙方逾期不还，甲方从丙方工资中按月扣除个人担保金额（保留大连市最低生活费额度），直至扣完为止。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均在《协议书》签字，被上诉人按照约定扣除三位原审被告工资系三方约定，并无不当。综上，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662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4.针对上诉人补充的两点意见，因为本案在240万元履行过程中，扣除工资是几个月的扣除，时间段难以计算，因此本案的相应利息的计算以240万元基数算为依据是合情合理的。根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保证责任是要承担无限的连带保证责任，所以我们认为三个被告应该承担全部款项的连带责任。原审被告赵光、刘强、张奇述称，同意上诉人的意见。辽宁师范大学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四被告履行2015年4月的《协议书》。2.被告李红履行返还原告补偿款1619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3.被告赵光、刘强、张奇对被告李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原告按照《辽宁师范大学关于引进人才的若干规定》，将被告李红以人才引进方式安排到原告处工作，原告向被告李红支付了300万元作为引进人才住房补贴费用，被告李红利用此款购买了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一套。2015年4月，被告李红在未满约定任教期限，提前离开原告处到深圳大学工作，在离开时，原告与被告李红就被告李红调出原告工作单位事宜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原告同意被告李红调离，根据相关规定，被告李红需返还给原告引进等费用补贴款共计240万元，返还期限为2016年3月6日，被告李红需在办理离校手续前自行联系在原告任职工作的人员为其返还调离补偿款240万元作为担保人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每位担保人平均承担的金额，如被告李红逾期不还超过6个月，原告有权扣发担保人工资直至扣完为止，担保人在担保期间不得从原告处调离，不得出国。当日，被告赵光、刘强、张奇分别以担保人的名义在《协议书》担保人处签字。《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李红出具了调离原告处的相关手续，被告李红将工作关系调至深圳大学工作，但至今未向原告返还240万元补偿款。由于被告李红逾期6个月未向原告返还补偿款，原告自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间扣发被告赵光工资18.9万元，自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间扣发被告刘强工资28.8万元，自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间扣发被告张奇工资30.4万元，三项合计原告从担保人工资中扣发了78.1万元。现被告赵光、刘强、张奇均从原告处调离。另查，被告李红自2015年4月从原告处调至深圳大学期间，被告李红于2015年4月9日与案外人王战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将被告李红在原告工作期间利用补偿款所购买的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房屋出卖给了案外人王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李红在到原告入职工作时，因系人才引进，原告对其投入了300万元的补偿款，由于被告李红未能按入职时双方约定的服务期限履行，请求提前调离原告处，因此双方就提前解除任教工作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范，系有效合同，原告及被告李红均应自觉遵守，任何一方不按《协议书》履行，均应承担法律责任。《协议书》签订以后，被告李红理应按约定的期限于2016年3月6日前返还原告240万元补偿款，逾期还款系违约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请求被告李红立即返还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鉴于被告赵光、刘强、张奇为被告李红240万元债务提供担保，故原告在被告李红逾期还款6个月以后，对担保人被告赵光、刘强、张奇扣发工资合计78.1万元，被告李红向原告返还的补偿款应减去78.1万元，即截止至开庭前被告李红应当返还原告的补偿款实际应为1619000元。由于被告李红未能在2016年3月6日前返还原告补偿款，故原告请求被告自2016年3月7日起至欠款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因未公布此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但是本金自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可按240万元计算，由于原告自2017年1月1日起陆续开始对担保人被告赵光、刘强、张奇的工资扣款，而具体的扣款时间亦无法一一计算，因此从2017年1月1日起本金应当扣除78.1万元即按1619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至欠款付清日止比较合理。关于被告李红提出本案应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原告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错误一节，根据人事部《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其中军队聘用单位与文职人员的人事争议，可以向聘用单位的上一级单位申请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李红就人事争议已经达成了协议并就被告李红调离事宜签订了《协议书》，且被告李红已经调至深圳大学，目前双方争议的标的系签订调离《协议书》后，被告李红未按《协议书》规定的内容履行返还240万元补偿款，因此本案原告与被告李红之间已经达成书面《协议书》，形成了合同关系，所以被告李红提出的应依法先向仲裁机构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是指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故本院对被告李红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告李红提出原告的债权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节，由于双方的《协议书》规定被告李红应于2016年3月6日返还补偿款240万元，而根据被告李红于2017年2月24日向原告发出的信函，可以证明原告在此期间一直向被告李红主张返还240万元补偿款的权利，结合原告自2017年1月至2020年4月间扣发担保人被告赵光、刘强、张奇的工资，亦可证明原告最后一次向各被告主张权利的时间为2020年4月，原告为此案曾于2020年4月1日到本院起诉，同年6月29日撤诉，因此原告的债权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关于被告李红提出原告为被告李红支付的300万元系被告李红被引进到原告处工作的前提条件，被告李红也实际到原告处工作并已经满足了原告单位规定的通用服务期限，因被告李红在离开原告到深圳大学工作之前双方签订了《协议书》，因此被告李红上述观点不成立，亦应按协议规定履行给付原告240万元补偿款义务。关于被告李红提出按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退休年龄规定，原告与被告李红签订的《协议书》应属无效一节，因案涉《协议书》系原告与被告李红自愿签订，其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范，被告李红返还原告240万元补偿款与退休政策无关。关于被告李红提出在入职原告处工作时得到的300万元补偿款所购买的房屋，应属本人享受的福利分房一节，因没有证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红返还原告辽宁师范大学补偿款1619000元；二、被告李红给付原告辽宁师范大学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7年1月1日起以1619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619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补偿款还清日止；三、被告赵光、刘强、张奇对上述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86元（原告已预付14817元），退回原告5131元，由四被告共同负担9686元，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事实和理由有四项：1.案涉纠纷为人事纠纷，应仲裁前置；2.被上诉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被上诉人主张2016年3月7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以161.9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一审法院判令以240万元为基数计算利息，超出了被上诉人诉请范围；4.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三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诉人上述主张评析如下：第一，上诉人明确其主张本案应仲裁前置的依据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本案争议核心是“应否履行《协议书》约定”，该争议虽基于人事争议产生，但争议本身并不属于人事争议范畴，且考虑原审被告赵光、刘强、张奇提供保证担保，无据认定该案需以仲裁为前置程序。第二，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二审主张：1.案涉《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李红调离，根据相关规定，李红需返还给被上诉人引进等费用补贴款共计240万元，返还期限为2016年3月6日”。2.上诉人李红于2017年2月24日向被上诉人出具书面文件请求进一步协商。3.上诉人李红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于2019年12月23日微信沟通。4.被上诉人于2020年4月1日向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另案诉讼。并据此认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述内容有其一审均提交证据佐证，应认定被上诉人并未怠于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不宜认定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第三，被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计算利息的本金数额。一审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的起诉状载明“请求李红履行返还补偿款240万元及利息454140元”，一审庭审时明确为“请求李红返还补充款24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7日起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一审庭审后，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递交《关于辽宁师范大学诉李红履行协议纠纷的诉讼请求说明》对返还补偿款的数额及利息分别进行了明确，但并未主张利息计算基数按1619000元计算。综上，应当认定一审判决载明的被上诉人一审诉请“被告李红履行返还原告补偿款1619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付清日止。”表达欠清晰，但一审判决第二项“被告李红给付原告辽宁师范大学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自2017年1月1日起以1619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以1619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补偿款还清日止；”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二审不宜再作调整。第四，关于“一审判决第三项判令三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妥当，基于一审判决送达后，三保证人并未提起上诉，二审依法无权审理。综上所述，李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372元，由李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家永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