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津03民终20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伟政，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瑞，天津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四季花苑31号楼201。法定代表人：吴前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明，滨海新区浩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伟政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0）津0116民初288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伟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崔伟政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故意无视涉案房产归崔伟政所有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的事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绿地公司内部具有严格的管理流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需经公司负责人审批，崔伟政能够与绿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可见已经绿地公司负责人内部审批通过，绿地公司对与崔伟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知情且同意的。2、绿地公司已将涉案房屋交付崔伟政，且从未向崔伟政主张返还房产，仅仅是未配合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绿地公司实际认可崔伟政占有使用涉案房产。3、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股东会决议附件“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注明崔伟政32400000元股本金所对应的房产，并注明“以上资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股东”，该附件有绿地公司全体股东签字并由绿地公司加盖公章；2012年7月4日，绿地公司出具“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并加盖公章，再次对崔伟政应得房屋进行确认。上述两份文件涉及房产与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的房产系一一对应关系，明显看出涉案房产转让有股东会决议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与事实明显不符，故意忽视上述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真实意思表示的事实，仅以涉案房产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股东会认可为由否定合同的真实性及合同效力，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二、涉案合同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未经股东会认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而无效，系法律适用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的权益，并不限制公司管理人员与公司进行交易。绿地公司对于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是知情且同意的，该交易也经股东会进行了确认，崔伟政也并未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仅仅是与公司进行了正常的房产买卖交易，本案并不适用该条款。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该条款不仅不符合该条款的立法目的，也扰乱了市场经济下的市场交易模式。2、该条款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对禁止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该条款应属管理性规定。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中的法律规定应为效力性规定，非管理性规定。退一步讲，即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也不会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3、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有崔伟政与绿地公司双方签字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绿地公司属于独立法人主体，有权作出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崔伟政的职务与签订涉案合同并无关联性，崔伟政主管的是销售，但销售不等于签单，公司公章的使用以及公司的财务从来不在崔伟政的职务范围之内，公司签订的每一份合同都是由绿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确定的，故不能仅以崔伟政在公司有任职而否定合同的真实性。4、涉案合同签订后，绿地公司及其股东从未向崔伟政主张解除合同或认定合同无效，且将房屋交付崔伟政使用至今，充分证明绿地公司及其股东知悉且认可涉案合同的效力。三、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应当继续履行。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关于房屋价款的支付方式，股东会决议确定由案外人吴前华支付购房款，该支付方式系在涉案股东会决议附件“资产确认表”中经过绿地公司、吴前华签字确认。也正是基于此，绿地公司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即将房屋交付给崔伟政使用至今，而后通过两次股东会决议加以确认，并将商品房的买卖行为确认为股权转让的履行方式。即两次股东会决议确认将该商品房的买卖行为确认为股权转让对价支付的方式，现崔伟政已经将其持有的股权实际转让给吴前华，退出绿地公司，不再参与绿地公司经营，也不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崔伟政支付合同对价的义务已基本完成，涉案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绿地公司应当继续履行。绿地公司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该驳回崔伟政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事实与理由：1、崔伟政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与本案事实根本不符，法庭不应该采纳。涉案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1月25日，股东会决议时间是2012年5月23日，不存在签订合同是由股东会决议确定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签订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同意，符合事实真相，是完全正确的。2、崔伟政上诉主张的事实也和本案不符，法庭也不应该采信。⑴、崔伟政自认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绿地公司有严格的管理流程，需经负责人批准。但是崔伟政持有的合同是不是按流程签订，至今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实。其所谓的签订合同经负责人审核批准通过，而且知情且同意的主张没有理由和依据。⑵、崔伟政认为绿地公司已经实际认可其占有使用房产，与本案事实不相符。交房要有交房手续，崔伟政自2017年至今未提供交房的依据和手续，房屋交付的事实不存在，但是其占有房屋事实存在。⑶、绿地公司通过的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01号决议附件中不包含本案涉案房屋。就本案涉案房屋，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支持崔伟政的主张。所以崔伟政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崔伟政认为合同有效，绿地公司认为属于无效合同。⑴、崔伟政持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其一手炮制，是自己和自己签订的买卖合同，根本不存在双方协商签订买卖合同的过程，也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⑵、崔伟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买房子，其行为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2017年其在一审法院陈述买房的目的是抵债也有躲债，基于违法目的而签订的合同，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崔伟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崔伟政与绿地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绿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为崔伟政办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25日，时任绿地公司总经理、股东的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崔伟政购买绿地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于天津市汉沽区××路××路××号××商品房，建筑面积224.46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7200元，总价款1616112元，崔伟政应于2012年1月25日前一次性存入房屋全部价款，绿地公司应于2012年10月30日前将经验收合格并取得《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的房屋交付崔伟政。崔伟政至今未向绿地公司支付购房款。绿地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执行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经股东会同意。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载明：崔伟政将所持绿地公司股权24%（32400000元）全额转让给股东吴前华，由吴前华承诺支付崔伟政所购股本金32400000元资产，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决议确认崔伟政权益17600000元，其中架空层5000000元，实物、现金、住宅12600000元。该股东会决议附《崔伟政股东32400000元资产确认表》、《崔伟政股东5000000元权益车库/储藏室确认表》各一份。2017年崔伟政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崔伟政与吴前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判令吴前华、绿地公司为崔伟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包括本案所涉房屋）；3．判令吴前华支付股权转让款2355336元；4．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吴前华、绿地公司负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津02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以崔伟政未实际出资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崔伟政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作出（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认为“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以“崔伟政并未实际出资”且“股东会决议约定房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1月，崔伟政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崔伟政与绿地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绿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为崔伟政办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津0116民初49822号民事裁定书，以本案涉及股权转让纠纷，崔伟政重复起诉为由，驳回其起诉。崔伟政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作出（2020）津03民终36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9）津0116民初4982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崔伟政作为绿地公司总经理，系绿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及绿地公司章程，未经股东会同意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故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对崔伟政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及履行合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伟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崔伟政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崔伟政向本院提供：证据1、《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证明涉案房产归崔伟政所有经过绿地公司的盖章确认，合法有效。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7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股东会决议已经最高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作为履行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最高法院判决未支持的房屋并不代表最高法院认定其合同是无效的。绿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明细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2012年5月23日股东会决议附件股东都签字了，包括崔伟政。2012年7月4日的明细表仅有一个公章，所有股东没有签字，因为绿地公司查出来很多房产都在崔伟政名下，以绿地公司名义盖章交给崔伟政明细表，确认这些房产是不是在崔伟政名下，绿地公司盖章是这个意思。证据2最高法院370号判决，真实性和合法性都没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最高法院370号判决，是确认双方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但是不能达到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证明目的。二审期间，绿地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对崔伟政提供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证据1明细表，仅能证明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不能证明合同合法有效，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最高法院370号判决，仅能证明崔伟政履行了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出资义务，但该股东会决议所附资产确认表不包含本案双方争议的135号房产，该证据不能达到崔伟政的证明目的，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同时，绿地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执行董事）、经理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为了保障上述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得以有效履行，防止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自我交易，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规定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所以，崔伟政未经股东会同意，与绿地公司签订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崔伟政主张案涉房产归其所有已经股东会决议确认，经本院对崔伟政提交“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与股东会决议及“崔伟政股东32400000元资产确认表”形式及形成时间的分析，崔伟政主张“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系股东会决议内容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崔伟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崔伟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权审判员 阎 涛审判员 李兴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昊书记员吴宝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