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2民终7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新伟，男，197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燕英，女，198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景春，广东永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传辉，男，196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文佐，广东怿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海荣，广东怿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新伟、吴燕英因与被上诉人郭传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20）粤0203民初36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新伟、吴燕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郭传辉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郭传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的借贷不符合常理。1、何新伟与郭传辉不存在借贷合意。郭传辉持有何新伟两张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条，其中一张系本案122000元借条，另一张是另案所涉的320000元借条。从借条的形成来判断，借款人同一天向贷款人出具两张借条不符合常理。同时，何新伟没有从事重大的经营活动，没有必要在同一天借贷巨额资金周转。因此，何新伟与郭传辉之间客观上和事实上都不存在借贷的合意。一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进行查清和认定，该事实是认定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的重要事实。2、涉案借条的借贷款项并未实际支付，一审法院未将该事实查清，张冠李戴的将何新伟与郭传辉于2017年4月26日借条中的借贷款项，视为本案中郭传辉支付的借贷款项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郭传辉所称的122000元，事实上是何新伟与郭传辉于2017年4月26日借条中的借贷款项。何新伟就该借条已经完全履行了清偿义务。一审诉讼中，何新伟已提供充分的还款记录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3、双方的民间借贷不符合常理。从2013年12月起，郭传辉数次借款给何新伟都没有要求何新伟出具借条，而且旧债未还又借新债，直至2017年4月26日和2017年8月2日才写了两张借条。从郭传辉向何新伟交付款项的金额、方式、时间上来看，都是违背常理。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郭传辉对所涉借条的款项，既没有通过现金方式，也没有通过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给何新伟。因此，郭传辉主张的涉案借条并没有生效。2、涉案借条依法没有成立，故吴燕英作为担保人签订的担保合同也没有成立，依法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民法总则》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担保合同对吴燕英没有法律约束力。三、何新伟与郭传辉之间存在违法放高利贷的事实。1、从2013年12月至2020年3月23日期间，郭传辉共支付了放高利贷本金520000元。何新伟累计共清偿了本金75万多元（其中现金20万元、转账50多万元）。2、2013年12月至2020年3月23日期间双方的借贷、清偿款项，只与2017年4月26日和2017年8月2日何新伟出具给郭传辉的两张借条有关，与本案所涉借条及另案所涉320000元的借条没有关联性。3、关于本案所涉借条及另案320000元所涉借条实质是虚构的，是郭传辉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要求何新伟出具的,并没有实际发生民间借贷的法律事实。四、本案是一起虚假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规定，从本案所涉借条及另案所涉320000元借条的内容、形式上，可以认定其虚假性。首先，如果何新伟需要向郭传辉借款周转的话，郭传辉应该是同一天一次性将借贷款项支付给何新伟，同理何新伟也应该出具一张借条给郭传辉。现郭传辉持有同一天不同金额的两张借条，明显违背正常交易习惯和常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规定，郭传辉起诉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并没有依法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郭传辉不能对上述法院应当审查的事实要点做出合理的举证说明，显然是一起虚假诉讼。五、关于本案中的证据《说明》并非何新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何新伟分别于2017年4月26日和2017年8月2日向郭传辉出具的两张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利息，因此何新伟没有支付利息的义务。该《说明》与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两张借条系同时出具，而且是在郭传辉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软磨硬泡的方式威逼何新伟的情况下出具。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于本案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支持何新伟、吴燕英的上诉请求。郭传辉口头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何新伟向郭传辉借款有转账支付凭证、何新伟亲自书写的借条、何新伟出具的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及一审庭审笔录双方确认的事实予以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双方于2020年3月23日经过结算确认本案所涉借款200000元已经偿还本金18000元，并以案外人6万元的债权抵偿了本案所涉6万元借款本金，剩余122000元由何新伟重新立下借条。涉案借条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何新伟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三、吴燕英作为担保人，且涉案债务发生在何新伟、吴燕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对本案的涉案借款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综上，何新伟、吴燕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传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何新伟偿还借款壹拾贰万元贰仟元（¥122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20年6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20年11月23日为3050元）；吴燕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新伟、吴燕英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5日，郭传辉向何新伟转账支付192000元，郭传辉主张其现金再支付何新伟8000元后，何新伟出具借条确认其借款200000元。郭传辉主张上述借款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何新伟不予认可，并否认收到郭传辉现金8000元。2017年4月26日，何新伟向郭传辉出具一张内容为：“今借到郭传辉现金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元），用于生意周转。此据，借到2017年7月1日前归还。”的借条，吴燕英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名。何新伟确认上述借条上记载的款项为案涉借款。此后，何新伟、吴燕英仅向郭传辉偿还借款18000元，并以其对案外人享有的60000元债权抵偿了60000元借款本金，剩余122000元一直未予偿还。2020年3月23日，何新伟作为借款人，吴燕英作为担保人出具一张内容为：“何新伟因经营周转需要于2020年3月23日向郭传辉借款壹拾贰万贰千元，月利率，于2020年6月30日前归还本息。如未能按时归还，担保人对前述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何新伟，担保人：吴燕英”的《借条》给郭传辉收执。同时还向郭传辉出具一份内容为：“2020年3月23日之前何新伟所还的是借郭传辉人民币伍拾贰万钱的利息（即2014年借起的借款利息），特此说明，本说明一式两份，由何新伟、郭传辉各持一份。”的《说明》。上述《借条》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何新伟、吴燕英并未依约向郭传辉履行还款义务，郭传辉遂向该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另查明，除涉案借款外，郭传辉自述其还于2013年12月24日向何新伟、吴燕英出借100000元，于2013年12月25日向何新伟、吴燕英出借100000元，于2014年5月25日向何新伟、吴燕英出借20000元，于2014年期间还以现金方式向何新伟、吴燕英出借两笔50000元，合计320000元，对于上述借款，郭传辉已另案提起诉讼。2014年4月27日至2020年1月24日期间，何新伟、吴燕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郭传辉支付287500元；2019年1月24日至2020年1月8日期间，郭传辉在何新伟、吴燕英处拿了价值1958元的各类香烟；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10月14日期间，何新伟、吴燕英通过微信向郭传辉支付17000元。还查明，郭传辉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3.85%。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郭传辉出借给何新伟、吴燕英的借款本金数额；二、借贷双方有否约定利息，三、何新伟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数额；四、吴燕英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对于焦点一，郭传辉出借给何新伟的借款本金数额问题。何新伟、吴燕英在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借条中确认借到郭传辉现金200000元，双方均认可该笔借款为郭传辉于2015年5月5日出借的款项。郭传辉主张该笔200000元借款系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92000元，通过现金支付8000元，何新伟、吴燕英虽对现金支付部分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何新伟、吴燕英主张出具借条在先，款项支付在后，郭传辉收到借条后未足额支付200000元。但何新伟、吴燕英在2017年4月26日重新出具借条时仍确认借款本金为200000元，在2020年3月23日就剩余本金再次出具借条时也未纠正借款本金，何新伟、吴燕英上述行为均与其主张未收到借款本金8000元的抗辩相矛盾，该院不予采信。因此，该院依法认定郭传辉出借给何新伟的借款本金为200000元。对于焦点二，借贷双方有否约定利息的问题。郭传辉主张该笔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何新伟、吴燕英予以否认，郭传辉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借贷双方对该笔借款的利息有明确约定。另外，郭传辉提交的何新伟、吴燕英于2017年4月26日就该笔借款出具的借条中也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况且，除案涉200000元借款外，郭传辉与何新伟、吴燕英之间尚有一笔320000元的借款。双方于2020年3月23日分别对该两笔借款重新出具了借条，金额为320000元的借条上明确约定月利率3%。由此可见，在借条中明确载明借款利率为双方的交易习惯，但本案所涉借条在月利率处系空白，可认定双方并未就该笔借款约定利息。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郭传辉关于借款利息的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对于焦点三，何新伟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数额问题。何新伟、吴燕英虽主张其于2014年4月27日至2020年10月14日期间向郭传辉共偿还了304500元，但双方之间尚有一笔始于2013年12月24日的借款。根据何新伟、吴燕英于2020年3月23日出具给郭传辉的借条，该笔累计金额为320000元的借款利息为月利率3%，何新伟、吴燕英自2014年1月起按月支付该笔借款的利息符合一般民间借贷交易习惯。况且，借贷双方并未约定案涉借款的利息，若何新伟、吴燕英于2020年3月23日前已偿还了案涉借款的本金，借条上确认的借款本金也应相应减少。另外，何新伟于2020年3月23日书面明确表示之前所还款项为利息，在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案涉借款仅偿还了18000元的借款本金。故何新伟、吴燕英偿还给郭传辉的其他款项应视为另一笔320000元借款的利息，何新伟、吴燕英应按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条中确认的借款金额122000元向郭传辉履行还款义务。至于借款利息，因借贷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仅约定2020年6月30日前清偿借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6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对郭传辉要求何新伟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郭传辉起诉时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主张，该院予以采纳。关于焦点四，吴燕英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吴燕英在借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确认，但未明确担保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现债权人在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2020年6月30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吴燕英应对何新伟欠郭传辉的122000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一、何新伟应当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郭传辉偿还借款本金122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20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3.85%计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吴燕英对何新伟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吴燕英承担该责任后，有权向何新伟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01元，减半收取计1400.5元，由何新伟负担。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新伟、吴燕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报警记录，拟证明2019年8月12日郭传辉威胁恐吓何新伟、吴燕英出具涉案欠条及另案的欠条。2、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借条》，拟证明该借条与本案所涉的款项有关，涉案款项已经清偿。特别说明一下，该借条是郭传辉在另案中所提供的借条复印件。3、个人借款合同，拟证明涉案款项包括另案的借贷纠纷已经清偿的事实。郭传辉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对证据1报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报警记录无法证明郭传辉有威胁、恐吓何新伟、吴燕英的事实，也无法证明涉案的借条是郭传辉威胁何新伟、吴燕英所写。派出所也对这个事情没有做笔录认定说明郭传辉有威胁恐吓的事实。2、对证据2的借条郭传辉一审也提交过，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于二审期间何新伟、吴燕英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借条可以证明之前何新伟、吴燕英确实向郭传辉借款200000元的事实，且该款项一直没有按照约定偿还给郭传辉。因此，双方在2020年3月23日经过确认结算，重新出具了本案的涉案借条，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若如何新伟、吴燕英所述已清偿，那么涉案借据不可能再出具。3、对证据3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借款合同只有何新伟一人的签名，郭传辉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审认定何新伟、吴燕英应偿还的本息数额是否正确。何新伟于2015年5月5日向郭传辉借款20万元的事实，有郭传辉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及何新伟、吴燕英分别于2017年4月26日和2020年3月23日出具的《借条》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虽然何新伟、吴燕英对上述借款中8000元现金支付部分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且何新伟、吴燕英在2017年4月26日重新出具借条时仍确认借款本金为200000元，在2020年3月23日就剩余本金进行结算后再次出具借条时也未纠正借款本金，视为其对借款本金数额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借款后，因何新伟、吴燕英仅向郭传辉偿还借款本金18000元，并以其对案外人享有的60000元债权抵偿了60000元借款本金，经双方结算于2020年3月23日再次出具借款本金为122000元的《借条》，鉴于双方还存在其他的借贷往来，故本院只需审查何新伟、吴燕英于2020年3月23日之后偿还本案借款情况。根据查明的事实，2020年3月23日之后，何新伟、吴燕英仅于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10月14日期间通过微信向郭传辉支付17000元。对于该款项是否为偿还本案借款。经查，除本案借款外，郭传辉与何新伟、吴燕英之间尚有一笔320000元的借款，且双方亦于2020年3月23日对该笔借款重新出具了借条，并在借条上明确约定月利率3%，而本案借款并未约定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何新伟、吴燕英于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10月14日期间通过微信向郭传辉支付的17000元应认定为偿还另一笔320000元借款的利息，并非偿还本案借款本金。故一审法院认定何新伟、吴燕英仍需偿还借款本金122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至于利息，双方并未进行约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三十一条第二款“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的规定，因双方约定2020年6月30日前还清借款，故本案借款利息计算方式本应为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现一审法院认定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20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3.85%计至借款清偿之日止，郭传辉并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不作调整。综上所述，何新伟、吴燕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40元，由何新伟、吴燕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文锋审判员  赖凯文审判员  彭志光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刘韵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