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皖08民终12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90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光山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玲玲，女，199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光山县，经常居住地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男，1975年6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聆芳，女，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孝云，安徽益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湖心北路6号。 负责人：吴向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安徽国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经济开发区集贤工业园1号。 法定代表人：李超。 上诉人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因与被上诉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徽行开发区支行）、原审被告安徽国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生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人民法院（2020）皖0811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孝云、被上诉人徽行开发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国生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起诉所依据的2019年1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不真实，是虚构的保证合同关系。信“e”贷产品本身就是无担保借款，《信“e”贷借款合同》第八条说明系信用贷款，第十九条担保人是“无”的表述，足以证明1月23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空白合同倒签形成，合同第八条中20191615006A保证合同，也并不存在。上诉人在保证合同签字处均不是“保证人”身份，而是“授权代理人”表述，明显不是保证合同文本，应属拼接而成，已经涉嫌虚假诉讼。被上诉人9月20日庭审时又举出一份2019年7月8日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核保书》反而印证了在上诉人签署市融资担保公司委托保证合同、反担保承诺函时，被上诉人故意夹带有空白合同材料，赵玲玲、高聆芳只在签反担保合同时签字一次，1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私自倒签。其次，如有800万元最高额保证合法存在，就没有必要再签署一份500万元保证合同，更不需要三重重复担保；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为空白合同视为无限授权，而本案系被上诉人隐瞒事实夹带形成，并无关于上诉人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法律理解有误。 徽行开发区支行辩称：信“e”贷产品本身是无担保借款没有事实依据，合同第八条中的201916915006A保证合同本身是不存在的，就是指案涉201916915001A的保证合同，是由于书写笔误将001写成006所致，但并不影响保证人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及多份《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中作为保证人的李超夫妇、李振夫妇均签字确认，在第一次庭审中，李振、李超到庭参加诉讼并对上诉材料均予以认可，赵玲玲、高聆芳虽然是后期在保证合同及核保书上补签字，但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该案保证合同即使是倒签形成的，也不影响保证人承担保证义务，《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保证合同签订的时间，既可以在主合同之前也可以在主合同之后签订。本案是自然人担保，在合同封面已经确认，赵玲玲、高聆芳、李振在最后页签字的行为合法有效，《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及多份《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上均有保证人的签字确认，与保证合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答辩人在签订合同及核保书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证据。故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 徽行开发区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国生公司立即偿还2019年信借字第16915001号信“e”贷借款合同项下2699124.13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截至2020年3月19日利息为85365.6元，之后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2.依法判令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对上述债务及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律师代理费以及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生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徽行开发区支行于2019年1月23日签订合同编号为2019年信借字第16915001号的《徽商银行小企业“信e贷”借款合同》，约定上述合同项下“信e贷”额度为300万元，额度使用期限为2019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借款利率为单笔贷款起息日基准利率上浮109%，发生逾期的，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利率上浮100%计收罚息，未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还款方式为一次性还本按月付息。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和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担保由高聆芳及李超、李振、赵玲玲提供，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日，李超、李振作为保证人及法定代表人，赵玲玲、高聆芳作为授权代理人与债权人徽行开发区支行签订合同编号为2019信借16915001A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该保证合同为国生公司与徽行开发区支行之间自2019年1月23日至2020年1月23日期间形成的最高额为800万元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均在徽商银行《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上签字。庭审中，徽行开发区支行称2019年1月23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和《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中赵玲玲、高聆芳的签名系赵玲玲、高聆芳在2019年7月所签，李超、李振的签名系李超、李振2019年1月所签；李超、赵玲玲、李振及高聆芳则认为上述材料中的签名均系2019年7月所签。上述借款合同签订后，徽行开发区支行依约向国生公司发放贷款。该贷款到期后，借款人及担保人均未按约归还本金和利息。2020年1月12日、2020年3月12日、2020年4月20日，徽行开发区支行向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发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三份，要求四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李超、赵玲玲、李振在三份通知的担保人一栏均予以签名。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9年7月8日，国生公司与徽行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另外一份借款合同，李超、李振、赵玲玲、高聆芳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该保证合同为国生公司与徽行开发区支行之间自2019年7月8日至2020年7月8日期间形成的最高额为500万元本金及所发生的利息、债务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一审法院受理该案后，2020年5月14日庭审中李超、李振到庭，赵玲玲、高聆芳未到庭，李超、李振对徽行开发区支行诉称的事实及证据无异议，并愿意初步达成调解协议。后李超、李振、赵玲玲、高聆芳对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提出异议，调解未达成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徽行开发区支行与国生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定履行以实现合同目的。国生公司未如约还款，徽行开发区支行有权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国生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关于赵玲玲、高聆芳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争议焦点。案涉2019年1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是赵玲玲、高聆芳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依据，徽行开发区支行认可赵玲玲、高聆芳于2019年7月8日在上述合同中予以签名。赵玲玲、高聆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清楚在合同上签字认可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赵玲玲、高聆芳将上述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签字后交于对方，会产生授权对方补记合同空白部分内容的法律后果，视为对合同内容中约定事项的无限授权，且赵玲玲、高聆芳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当时签订合同之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故本院认为赵玲玲、高聆芳在案涉2019年1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上签名的行为系其承担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赵玲玲、高聆芳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李振、李超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的争议焦点，是否准许李振、李超对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申请的问题。案涉2019年1月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中李振、李超均予以签名，并在之后的多份《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中均予以签名认可，同时在本院2020年5月14日的庭审中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徽行开发区支行亦否认李振、李超的签名系2019年7月所签，经过对上述证据和庭审过程的综合研判，可以认定李振、李超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该项已经查明的事实，无需进行鉴定，因此对李振、李超申请对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国生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开发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2699124.13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复利及罚息(利息、复利及罚息按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对本判决第一项的确定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安徽国生新材料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开发区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34076元，由被告安徽国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李超、赵玲玲、李振、高聆芳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向本院递交两份新证据：一、网络截图一份。证明目的：被上诉人在媒体上都声称信“e”贷是“无客户抵押担保纯信用贷款”，其填写的800万元额度明显是将7月8日500万元加前面300万元得来，故李振、李超不可能是在1月23日或之前签字的：二、另案涉及的500万元《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称仅一次签字，不应出现两个日期两份不同合同，如先存在800万元最高额担保合同，则无需再签500万元合同。被上诉人质证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官网介绍是无需抵押担保，本案不涉及抵押担保，7月8日签订的合同时针对当天另外一笔500万元的借款。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官网介绍的信“e”贷产品，是无需抵押担保，但并未排除信用担保，本案的保证担保也属于信用贷款，并不能根据该证据证明本案审计的贷款是无担保贷款，7月8日双方另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不能当然否定此前或当天签订的其他合同的效力。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二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二审提交徽商银行总行2019年文件一份，证明针对信“e”贷业务，必要时可追加担保方式。上诉人认为，内部文件不属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文件对合同相对方不发生效力，系内部管理规范，不属于证据，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二审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9年1月23日，上诉人李超、李振与被上诉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事实，李超、李振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认可，即使赵玲玲、高聆芳是2019年7月8日才在该合同上签字，也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赵玲玲、高聆芳虽然是在“授权代理人”一栏签字。但因合同名称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明确标明了保证人为四上诉人，结合《对公授信业务（个人）核保书》上上诉人签字及多份《要求承担保证责任的通知》中上诉人签字认可，可确认四上诉人对提供担保是明知且认可的。上诉人认为2019年1月23日合同上赵玲玲、高聆芳的签字是2019年7月8日签订其他合同时夹带和伪造的，无证据证明，且7月8日赵玲玲、高聆芳签订的另外一份合同与案涉合同签字的字体及落款部位明显不能重合，故赵玲玲、高聆芳称只签了一次字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2019年7月8日所签合同与2019年1月23日所签合同无论是担保范围还是金额均不同，不能导致由7月8日合同就不应有1月23日合同的结论。被上诉人官网宣传信“e”贷贷款是无抵押贷款，与本案是信用担保贷款并不矛盾。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信“e”贷借款合同》第十九条也并无担保人是“无”的表述，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无事实依据。上诉人二审再次要求鉴定上诉人的签名时间，但无论上诉人何时签订，只要不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均应承担担保责任，故二审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超、李振、赵玲玲、高聆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076元，由上诉人李超、李振、赵玲玲、高聆芳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洪水 审判员  杨再松 审判员  董华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