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1172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邓科超，男，197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永波，男，1967年5月18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男，1986年2月25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晓会，女，1972年1月15日出生，满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富，哈尔滨市双城区吉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哈尔滨市双城区新兴镇新兴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新兴镇新兴村。法定代表人：李贵春，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邓科超因与被上诉人哈尔滨市双城区新兴镇新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被上诉人赵永波、赵晓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法院（2019）黑0113民初54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邓科超，被上诉人赵永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伟、赵晓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吉富、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李贵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科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在认定其与村委会之间是否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上前后矛盾。一审判决第8-9页依据其与赵永波、赵晓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其与村委会之间就涉案的9.72亩土地形成了新的土地承包关系，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判决书第9页又认为赵永波举示的2020年10月30日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案的9.72亩土地经营权仍在其中，并未因与邓科超的转让合同关系而经重新确认新的承包关系而将该地划走为由，又认定邓科超未与村委会之间形成新的承包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与该判决前文的认定互相矛盾的。首先，涉案的土地在2013年7月份就已经由赵永波、赵晓会转让给了邓科超且已经经过了发包方村委会的同意并由村委会在赵永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注处书写证明确认。因此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规定，邓科超即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与村委会之间形成新的发包承包关系。其次，虽然在赵永波举示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案的9.72亩土地的经营权包含其中，但这并不能说明邓科超就没有与村委会之间形成新的承包与发包关系的事实。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时间为2020年10月30日，涉案的土地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征收，且在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也明确标注了涉案土地被征收的事实，其并不能证明赵永波与村委会之间就涉案的土地还具有发包与承包关系。因此，一审判决中的该种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土地补偿费用的分配方式为村委会，从而驳回邓科超的诉讼请求显然属于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且偏离了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其一，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本案并不存在村委会对被征收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是否合法的问题。事实上针对村委会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征收后的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不存在任何的争议，村委会其他被征收土地的村民也已经按照既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方案获得了补偿款。且本案中邓科超也是起诉要求村委会发放涉案土地的补偿款（含青苗补偿款），村委会的答辩意见也是邓科超与赵永波、赵晓会对涉案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存在争议为由不予发放，并不存在其他争议问题。其二，从本案一审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涉案土地的补偿标准为80元/平方米，而邓科超主张的是65元/平方米，实际上邓科超起诉的数额是完全按照村委会土地补偿款分配方案的规定进行计算的，且对于该数额问题不论是村委会还是赵永波、赵晓会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据此规定，地上青苗补偿归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如前所述，在2013年7月份的时候涉案的土地就已经由邓科超承包且一直由邓科超经营，地上青苗所有者也为邓科超，因此，对于该部分费用村委会没有任何理由不支付给邓科超。同时，关于土地的补偿费用因赵永波、赵晓会已经将涉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邓科超，邓科超已经与村委会之间形成了新的发包与承包关系，涉案土地的承包权人为邓科超，按照村委会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方案，该部分的土地补偿款也应当分配给邓科超。其四，一审判决将涉案土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推给村委会，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错误做法。从本案具体情况来看，邓科超起诉村委会的主要原因就是村委会无正当理由对邓科超应当获得的土地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不予发放，一审判决对该问题不仅不予处理而是交给村委会自己去决定，这显然是对邓科超不公平的错误做法。综上所述，邓科超认为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之处从而导致作出错误的判决结果，严重损害了邓科超的合法权益。因此邓科超特依法向贵院提起上诉，依法支持邓科超的全部上诉请求。赵永波、赵晓会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赵永波承包方持有并登记于其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足以证明邓科超并未与村委会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的事实。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鉴于涉案土地未形成新土地承包关系其被依法征用后的永久性失地安置补偿费应归赵永波、赵晓会永久失地的安置补偿费是国家因建设需要征用农民土地后，为了解决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因失去土地造成的生活困难，而给予被征地农民的补助费用，主要保障对象实际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系专款专用。因此土地补偿费中的含土地承包户，户主赵永波的安置补偿费，邓科超主张全额归其所有，系对赵永波、赵晓会应得安置补偿费专款合法权益的情况，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有法可依，请求驳回邓科超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村委会辩称不发表答辩意见。邓科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赵永波、赵晓会及村委会立即给付土地征收补偿款人民币420,957.55元并给付以该补偿款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9年9月30日起至全部补偿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0日，邓科超与赵永波、赵晓会及家庭成员赵永涛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赵永波将作为家庭户主在1998的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的37.3亩其中的9.72亩（6476.27平方米）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邓科超，转让费为24万元整，村委会在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备注处出具证明以证实该转让行为。国家土地重新确权于2020年10月30日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赵永波作为承包方代表包括家庭成员共分得土地37.31亩（包括涉案的9.7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涉案的9.72亩土地被依法征收，按照每平方米65元（含青苗补偿）标准给予补偿，涉案征收的9.72亩（6476.27平方米）土地总共征收补偿款420,957.55元。2019年9月30日，该所有的补偿款已打入村委会的财政账户，现邓科超、赵永波、赵晓会就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邓科超与赵永波、赵晓会及家庭成员赵永涛签订《土地承包经营转让协议书》系双方自愿签订，真实意思表示，经村委会同意，村委会在涉案土地98年二轮土地承包下发的承包经营证书备注处已证明邓科超与赵永波、赵晓会的转让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之规定，如果该转让行为成立那么赵永波、赵晓会及家属成员对涉案的9.72亩（6476.27平方米）土地承包关系与村委会即行终止，邓科超与村委会即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可是在赵永波举示的2020年10月30日哈尔滨市双城区人民政府下发的其作为家庭承包户主经确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案的9.72亩（6476.27平方米）土地经营权仍在其中，并未因与邓科超的转让合同关系而经重新确认新的承包关系而将该地划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而土地补偿费是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为国家土地时支付给原土地所有者的补偿费用，此款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丧失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应该补偿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在邓科超未确立与村委会新的承包关系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村委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涉案土地的权利主体，因涉案土地补偿款已经打入村委会的财政账户，村委会依法享有对该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村委会应履行职责按照民主议定程序合理分配已收到的土地补偿款为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科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7.00元，由原告邓科超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邓科超提供2020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文件1份（黑农厅发〔2020〕326号）。意在证明：文件说明国家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换证过程中有依法变更农户间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工作，有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的业务，有依法保障农户受让土地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土地互换转让合同的履行，旨在证明国家对农村土地经营权证重新登记并不影响农户双方原有转让合同的合法性成立，并不影响原有农村土地承包证所涉转让变更内容的合法有效性。本院责令邓科超说明一审为什么没有提供该证据，邓科超称因一审没有出现土地这个情况，所以一审没有提供。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赵永波、赵晓会对这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也承认在土地被征占前和邓科超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书，但是其认为该流转协议书是一种转包行为，期限是到2027年12月31日，土地被征占该合同应予以解除。村委会的质证意为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为，邓科超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属于规范性文件，针对的是在土地经营权换证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不是规范个案，鉴于对方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合同的性质不能简单地根据缔约人为合同所定的名称予以认定，应依据合同的具体内容依法作出确认。本案事实表明，邓科超与赵永波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并约定转让期限从2013年7月10日起到2027年12月31日止及包给等内容。虽然土地流转也经过村委会同意，但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名称和协议内容看双方签订的合同虽名为转让，但实际内容是土地转包。同时依据土地所有权及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立”的情况看，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流转方式实为土地经营权转包不是流转土地承包权。而且邓科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后又与村委会重新签订合同。在邓科超与赵永波之间不存在土地承包权互换及租赁等方式发生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情况下，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应属于原土地承包人赵永波承包经营户。邓科超起诉请求判令赵永波、赵晓会及村委会立即给付土地征收补偿款没有涉及地上青苗款，赵永波、赵晓会及村委会对青苗款的补偿对象没有异议，邓科超可自行前往领取。至于案涉土地承包期限内被征收后剩余期间费用如何结算的问题可另行解决，不宜在本案一并处理。综上所述，邓科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7元，由邓科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郎晓侠审判员  刘 峰审判员  周 磊（）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赵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