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1民终60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国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科才，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红玉，北京金诚同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明旭，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长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旭公司）、原审被告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基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4民初8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1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四川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红玉，被上诉人宇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到庭参加诉讼。国基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川路桥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豫0104民初84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宇旭公司对四川路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由被上诉人宇旭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不仅错误地认定宇旭公司与国基公司签订有劳务分包合同及宇旭公司向国基公司提供劳务,而且对于四川路桥公司已充分举证证明案涉《还款协议》与宇旭公司无关、宇旭公司并非本案诉争工程款权益主体的事实置若罔闻，应予以纠正。1.宇旭公司举示的《箱梁劳务分包合同》涉嫌伪造，且与本案诉争并承载于《还款协议》上的劳务分包关系无关，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事实依据。2.《还款协议》的“鉴于”部分已明确锁定《还款协议》所承载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是胡运红、国基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而不实《箱梁劳务分包合同》。因此，本案宇旭公司依据《还款协议》所主张的工程款应系胡运红与国基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所对应的工程款，而非《箱梁劳务分包合同》，即《还款协议》明确的基础合同名称及工程范围等与《箱梁劳务分包合同》存在明显的差异，《箱梁劳务分包合同》与本案无关。3.一审法院在宇旭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参与案涉工程施工的证据情形下，径直认定“宇旭公司进行劳务施工”，显然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4.宇旭公司并非诉争《还款协议》所承载的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的主体，也即非诉争工程款的权益主体，其作为原告属于主体不适格。二、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将《还款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中的“代为偿付”认定为“委托代理”，却未正确适用民法典规定,混淆受托行为与保证担保在签章效力及承担责任界定的差异，错误裁判四川路桥承担“代为偿付”的义务。根据《还款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前半句约定，由于国基公司尚未将工程款委托到四川路桥公司，无法触发四川路桥公司项目经理部的受托支付义务，胡运红（或宇旭公司）无权要求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承担受托支付义务。一审判决在认定“代为偿付”系委托代理的前提下，错误适用委托代理相关法律规定，无视委托代理中显名代理直接约束委托人与第三人的规定，要求“受托人”项目经理部（或四川路桥公司）承担代为付款的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从合同签订及履行来看，一审判决在认定“代为偿付”系委托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裁定“受托人”项目经理部（四川路桥公司）承担代为支付340余万元的责任，显失公平，违反了民法典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三、退一步讲，如将《还款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后半句约定，按一审法院庭审过程中被告所述认定为保证担保，则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该担保条款无效。项目经理部仅系四川路桥公司内设、临时性的职能部门，属于施工企业为开展工程施工而临时内设负责工程施工管理的内部职能机构，其职能仅供为代表施工单位与业主、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联系工作、收发文件技术资料及工程管理，并无对外提供担保、对外融资等职能，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以及担保法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即便《还款协议》落款处加盖有“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西高速尧栾段YLTJ-1项目经理部”字样印章,《还款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的约定也无效，对四川路桥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胡运红系恶意订立该担保条款应承担担保无效的法律后果。四川路桥公司之所以在《还款协议》中签章，系胡运红组织施工人员将前期用于施工的龙门吊滞留施工场地，导致四川路桥公司及其他施工队伍无法进场施工下一道工序，从而逼迫四川路桥公司在《还款协议》签字。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代为偿付”的工程款的金额，对于《还款协议》中约定尚未到期的债权也判定提前支付，应予以纠正。《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国基公司支付工程款期限届满的金额为2664575元，尚有769622元还款期限未届满（即还款期限为2022年6月1日）。一审判决将这部分未届满的金额一并纳入上诉人应代付的范围，显然于情于法于理皆不符合。宇旭公司辩称，一、宇旭公司股权是胡运红100%股权一人独资公司，二者在日常生活中及法律上常常混同使用，无论主体是谁，实体法律后果是一样的；四川路桥公司一审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与宇旭公司一审提交的《箱梁劳务分包合同》内容（工程量及名称）上是重合的；经一审质证的裁判依据《还款协议》是宇旭公司、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三方共同认可的结算总价；宇旭公司所施工的郑西高速尧栾段已经于《还款协议》签署之前交工，2020年12月26日全线通车。二、四川路桥公司的上诉理由“担保责任、委托代理”等在一审判决中根本不存在，该上诉理由不成立。四川路桥公司是郑西高速尧栾段中标单位，总承包人，四川路桥公司控制着整个工程款的支付全过程。宇旭公司施工队的农民工工资由四川路桥公司项目部直接支付至农民工工资卡里，无论四川路桥公司是否签署了《还款协议》四川路桥公司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付款义务人。四川路桥公司与国基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善意的宇旭公司。三、2020年7月《还款协议》签署时，四川路桥公司、国基公司本应足额支付宇旭公司的劳务工程款。《还款协议》第二条第6项：“如有一期未按……甲方有权提起诉讼”，该条款的本意是：“只要有一期不支付，那么就视为根本违约，宽限期全部到期”。基于四川路桥公司根本违约，宇旭公司一并提起诉讼，应予支持，合情合理合法。国基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川路桥公司、国基公司向宇旭公司支付款项3，434，197元及违约金343，419.7元；2．判令四川路桥公司、国基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日，宇旭公司（乙方）与国基公司（甲方）签订《箱梁劳务分包合同》一份，主要约定：甲方将中标承建的郑西高速尧栾段YLTJ-1标二工区桥梁（包含临建、箱梁预制、安装、桥面系等）工程进行劳务分包，乙方分包劳务内容为桥梁工程的施工及缺陷修复；本工程的劳务报酬，均为一次包干，不再调整。合同签订后，宇旭公司进行劳务施工。2020年6月12日左右，宇旭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运红（甲方）与国基公司（乙方）、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西高速尧栾段YLTJ-1项目经理部（丙方，以下简称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签订《还款协议》一份，主要约定：甲、乙双方确认截止2020年6月12日乙方尚欠甲方工程款3，434，197元，除此之外，双方无任何其他应付款项；乙方承诺于2020年7月20日前偿还70万元，于2020年8月20日前偿还60万元，于2020年9月20日前偿还594，952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偿还769，623元，于2022年6月1日前偿还769，622元，如果乙方有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甲方有权就剩余工程款向甲方所在的法院提起诉讼，甲方因主张权利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还须向甲方支付未付金额10％的违约金；丙方认同甲乙双方的条款，只要乙方把工程款委托到丙方，由丙方负责按协议约定支付，乙方如果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款，丙方保证在还款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所欠工程款代为偿付给甲方。《还款协议》签订后，国基公司并未按照约定向宇旭公司付款。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宇旭公司与国基公司签订《箱梁劳务分包合同》，以及宇旭公司与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均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国基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宇旭公司要求其支付劳务费3，434，197元及违约金343，419.7元，具备合同依据，应予支持。除此之外，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作为四川路桥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法人四川路桥公司承担。《还款协议》中关于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的义务规定在担保条款中，但是从其内容来看，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担保义务，而是代为付款的约定。按照约定，“乙方如果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款，丙方保证在还款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代为偿付给甲方”，在国基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款的情况下，宇旭公司要求四川路桥公司履行付款义务，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应以“乙方所欠工程款”为限。四川路桥公司履行代为付款义务后，有权据实向国基公司结算或者追偿。四川路桥公司辩称宇旭公司主体不适格，举证不力，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劳务费3，434，197元及违约金343，419.7元；二、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中的劳务费3，434，197元向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代为付款义务（承担代为付款义务后，有权据实向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结算或者追偿）；三、驳回河南宇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21元，减半收取18，511元，保全费5，000元，由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除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四川路桥公司中标郑西高速尧栾段YLTJ-1标段后，成立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并于2017年1月15日与国基公司签订协作合同，将其中的二工区施工分包给国基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宇旭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资格是否适当；2.四川路桥公司是否应当履行代为付款义务。关于宇旭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资格是否适当。2017年9月1日，宇旭公司与国基公司签订《箱梁劳务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国基公司将中标承建的郑西高速尧栾段YLTJ-1标二工区桥梁（包含临建、箱梁预制、安装、桥面系等）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宇旭公司。此后，宇旭公司法定代表人胡运红与国基公司、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虽然该协议中胡运红以其个人名义进行签订，但该协议所涉及的工程仍为《箱梁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工程，结合宇旭公司进行施工以及胡运红为宇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可以认定胡运红系代表宇旭公司签订《还款协议》，应由宇旭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宇旭公司可以依据《还款协议》等提起本案诉讼。关于四川路桥公司是否应当履行代为付款义务。《还款协议》第三条“担保条款”约定：“丙方（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认同甲乙双方的条款，只要乙方把工程款委托到丙方，由丙方负责按协议约定支付，乙方如果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款，丙方保证在还款期限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所欠工程款代为偿付给甲方。”该条款虽名为担保条款，但实质上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即国基公司委托四川路桥公司向宇旭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四川路桥公司承诺在国基公司未按约定付款的情况下履行代为付款的义务。原审判决认定，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作为四川路桥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四川路桥公司承担。四川路桥公司对此不服，上诉称该项目部作为四川路桥公司为临时内设的负责工程施工管理的职能机构，并无对外提供担保、对外融资等职能。对此本院认为，施工企业内设工程项目部不具备担保资格，其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为无效行为，但本案中《还款协议》中所约定的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代为付款义务，从其内容来看，并非民法意义上的担保义务。四川路桥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应对分包单位（国基公司）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故四川路桥公司郑西高速项目部在《还款协议》中向劳务分包单位所出具的承诺，并未超出工程项目部的日常管理职能，对四川路桥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川路桥公司在代为履行付款义务后，有权据实向国基公司结算或者追偿。此外，《还款协议》确认，截止2020年6月12日国基公司已欠宇旭公司工程款3434197元，并约定了分期还款计划，还约定如果国基公司有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宇旭公司就有权就剩余工程款提起诉讼。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基公司所欠宇旭公司债务本已全部实际产生，宇旭公司所宽限的债务履行期限隐含国基公司按时足额支付为前提，在国基公司有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的情况下，宇旭公司就有权就剩余的全部工程款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四川路桥公司关于本案尚有769622元还款期限未届满（即还款期限为2022年6月1日）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21元，由上诉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平安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徐若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