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粤0703民申1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劲锋，男，1976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之一304室，公民身份号码440××××××××××××510。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能，男，1966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32，系被告的哥哥。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吕雪晶，女，196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公民身份号码440××××××××××××640。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玉丽，系广东国智（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劲锋因与被申请人吕雪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9)粤0703民初895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张劲锋申请再审称：一、在出租人梁锡强一方，签约前后，一直没有如实告知：用电不是供电局直接供电，而是由泰和广场小区的物管按每度计收11%-12%的损耗和电费高于供电局的电价及不能增容等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和真实情况，是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68条的规定，属于欺诈，导致张劲锋因此作出承租的错误意思表示。这种表示不真实，属于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应予撤销，因此造成无过错的承租人额外电费损失152656.9元应予赔偿。但原审没有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没有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条第（四）项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进行审理，导致认为张劲锋主张梁锡强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是依据不足，进而导致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和实体错判。理由是：1.行为人主张其发生某一民事行为，就应由该行为人举证，不能由非行为人举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张劲锋无须对梁锡强没有如实告知用电不是供电局直接供电，而是由泰和广场小区按每度11%-12%的变损和高于供电局的电价供电及不能增容的情況举证证明。否则是缘木求鱼，强人所难。但如果梁锡强或吕雪晶主张已如实告知这一重要事实的，就应该由其举证证明其有如实告知这一事实的存在。2.判决的理据是合同并未约定向供电局交纳电费，实质上是认定供电部门不是供电局，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有违《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四）项分别关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另一事实，无须举证证明的规定。判决的理由是《租赁协议》第六条和第七条没有约定电费向供电局交纳，只约定向供电部门交纳。言下之意，是协议约定按现状租赁，用电费用由张劲锋负责，供电局和供电部门不同。但这两条是关于租赁物的维护和管理责任及费用的约定，并不是关于供电条件的约定。按现状租赁是指屋内水电设施，它是对解除合同条件所作的约定，它的重点是设施，不是外部供电条件。在我国，实行国家电网一次性统一供电制度，即由供电局（公司）独家专营。电网的供电主体只能是供电局，除此之外，都不能不经电网直接供电，都不能成为供电部门，只能是用户。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讲，供电部门就是指供电局，这是普通理性公众的认知，判决将其分开看待，实属不当。其实，决定增容的，只能供电局。从有关增容这个约定看，就说明供电部门就是特指供电局。因为小区不存在增容问题，梁锡强明知小区搭线用电不能增容，却没有如实告知，还作出有关增容的约定，明显是欺诈，误导了张劲锋，完全符合《民法通则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3.《租赁协议》第六条是关于屋内水电消防设施条件的约定和第七条关于水电费由承租人负责的约定，都与是否隐瞒不是供电局而是搭线小区供电，电价高于供电局等情况，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如实告知，也不影响这两约定。如果梁锡强或吕雪晶现在认为合同约定的供电部门不是指供电局，而是小区、是企业，只能说明出租人本来就心存欺诈或者因诉讼才如此狡辩。4.梁锡强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其有隐瞒不是供电局供电的故意。因为：(1)签约前，梁锡强带张劲锋去涉案房屋察看时，张劲锋看到没有管道煤气设施，就讲明现在二楼餐饮环保要求严，厨房要全部使用清洁能源，要梁锡强提供通管道煤气的条件。梁锡强说江**一路一带都未铺设煤气管道。张劲锋说那就只能用电了，但用电来做饭店，用电量很大，看到供电线路不能满足厨房的用电需要的情况，就当即向梁锡强提出要由他向供电局办理增加用电增容才行。梁锡强说可以，但不出费用。梁锡强明知小区转供电，根本不能增容。却不如实告知，还说可以，明显是故意隐瞒，甚至是欺诈(2)梁锡强在潮江路的宝珠公司提交签约的格式合同，梁锡强明知小区转供电，根本不能增容。却还不删除第七条关于甲方（梁锡强）有义务协助乙方（张劲锋）报装用电增容，费用由乙方出的内容。正是由于梁锡强故意隐瞒与这一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和真实情况，致使张劲锋陷入错误判断，误以为供电部门就是供电局，是供电局直接供电，能增容以满足用电厨具的需要。才作出签约行为。(3)签约后，张劲锋装修和订购厨房用电厨具，多次要梁锡强尽快落实用电增容。否则，无法营业，难以交租。梁易强说用电增容报装要办手续和施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三个月都有可能，但在增容前不可能不收租金，而张劲锋租下来也想尽快开业做生意，提议张劲锋先用煤气和电开业做住生意，与此同时会全力与供电局沟通，协助做好各方面的用电增容专线供电施工事宜。张劲锋认为己装修，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就同意先用煤气边做生意边等梁锡强办理用电增容，将己购置回的部分厨房用电厨具搁置。(4)开业后，梁锡强说泰和小区不同意在区内重新拉线，导致无法向供电局办理增容。但他还没有如实告知不是供电局供电。张劲锋还以为是小区业主不同意在其外墙重新拉线，事至于此，梁锡强不是不想增容，而是尽了力。无可奈何，不得不只好继续开业经营下去。(5)梁锡强隐瞒不是供电局供电，一直持续到2019年3月。因为在2016年12月3日首次收到江门市宝珠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交来关于汇电费到户名江门市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户的《通知》后，就打电话问梁锡强为何该公司通知交电费。他说一直由该公司代收并向供电局代交。梁锡强在泰和广场有多间店铺出租，张劲锋以为该公司是梁锡强开的，梁锡强统一由该公司代收代交，不必多头开户，多头多次向供电局交费那么麻烦，只是以江门市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立一个电费扣缴交账户，该公司也是他开的[注：张劲锋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是这样，因为梁锡强是在潮江路的宝珠商场签约。泰和广场小区江**一路104号一二层几千平方都由梁锡强出租]。故还没有意识到不是供电局直接供电，才一直汇电费到江门市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根本不知道是物管收取电费，因为—直没有交过电费给泰和广场小区的物管江门市宝珠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只到了2019年3月10日看到《江门日报》公告电费降价，万达公司退费，打电话问梁锡强，才知小区转供电，物管收取电费。为此，张劲锋与泰和广场小区交涉，但小区声称嫌贵，有本事可以不用小区的电，并说张劲锋不是业主，无权交涉。无奈，一直要求梁锡强尽快处理用电问题。梁锡强每次都说尽快想办法解决。但都没有任何进展。有电子数据证据微信记录为证。5.张劲锋一直支付电费和物管的转供电及收费，与此前梁锡强有没有隐瞒情况的是两码事，物管的行为并不影响梁锡强在签出租合同时，有如实告知情况的的义务。作为店铺所有人明明知道是由泰和广场小区转供电，不是供电局直接供电。却不在合同上如实载明泰和广场小区转供电，还故意用格式合同，写明供电部门，忽悠承租人。影响承租人的判断和认知，影响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足见梁锡强早有隐瞒欺诈的意图。二、在承租人一方，基于梁锡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和真实情况，致使张劲锋陷入错误判断，误以为供电部门就是供电局，是供电局直接供电。张劲锋正是基于这一重大误解，才作出签约行为。据此，它不是张劲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民事行为有效的条件。因店铺供电条件导致成本不合理地每月增加五六千元，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据此，租赁合同无效。最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百四十七条和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也应予撤销。理由：1.众所周知，对增容的决定，只能是供电局，小区物管不存在增容问题。在双方实地看时，张劲锋就向梁锡强提出要由他向供电局办理增加用电增容才行。2.签约后，多次要梁锡强尽快落实用电增容。足见张劲锋一直认为供电部门就是特指供电局，而不是小区物管。3.供电部门是指经营范围以销售电力为主的单位，特指供电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4.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也足以认定张劲锋一直认为合同所写的供电部门就是供电局而不是小区物管。因为任何一个承租者在考虑各项成本开支时，确定所能承受的合理租金之后，如果每月还要额外负责向供电局多交5023.98元的电费给他人，否则，没有电用，谁都不会签约租赁。如果梁锡强如实告知以上足以影响承租人是否签约的重要事实，多交的电费，连同租金，单单是场地因素，造成每月要支付20023.98元，考虑到经营成本过高，绝对不会与粱锡强签约。三、梁锡强既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和真实情况，又没有处理小区物管多收电费问题，导致张劲锋损失不断扩大。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梁锡强、吕雪晶应予赔偿。(1).2019年3月12日，张劲锋看到《江门日报》的《关于江门万达广场电费退费通知》，才知国家电价0.7362元／度。恰好与同时，收到小区物管的电费《通知》，其电价0.97元／度，比国家电价高好多。于是引起关注，才致电95598向供电部门了解，得知最高商业电价为0.7612元／度，没有收取任何损耗（变损）。当即打电话问梁锡强为何要多收。梁锡强才说电费不是他收的，也不是供电部门收费的，是泰和小区收物管的。这时才知不是供电部门直接供电，是通过泰和小区供电，导致电费过高。造成比供电局多收电费和损耗金，至少十多万元。为此，张劲锋与泰和小区物管交涉，但小区物管声称如嫌贵，有本事可以不用小区的电，并说张劲锋方不是业主，无权交涉。无奈，一直要求梁锡强尽快处理用电问题。但每次都说尽快想办法解決。却没有任何进展，导致至今多付电费损失至少189320.36元。因为茶楼交的电价高于供电局的最高商业电价。其中，2017年6月前电价收1.02元／度，此后电价都收0.97元／度。整体均价：（1.02+0.97）÷2=0.995元／度。与供电局的供电价的整体均价0.80元／度相比，茶楼每月所交的电价，高出供电局电价：0.995元／度-0.80元／度=0.195元／度。20倍表起止2016年11月3182度至2019年12月12727度，共行：(12727-3182)X20=190900度。30倍表起止2016年11月570度至2019年12月14707度，共行：(14707-570)X30=424110度。茶楼两个电表累计用电190900+424110＝615010度。比供电局的供电价累计多付的电费：两表累计用电615010度数X0.195元／度=119926.95元。平均损耗率：（2016年11月的损耗率12%+2019年12月的损耗率11.2%）÷2=11.6%。两个电表摊派损耗总度数：两表累计用电数615010度X11.6%=71341.16度，两个电表共付摊派损耗金：71341.16度X0.995元／度＝70984.45元。茶楼对损耗电所多付的电费：摊派损耗总度数71341.16度X0.195元／度＝13599.71元。在计算损耗电量的情况下，与供电局的供电价相比，张劲锋累计多付电费：（两表累计用电615010度数+两表摊派损耗71341.16度数）X0.195元／度＝133838.47元。但由于茶楼两个电表距小区变压器约二十米，基本没有损耗。若供电局直接供电，不计损耗，则茶楼多付电费：比供电局的供电价累计多付的电费119926.95元+两个电表共付摊派损耗金70984.45元=190911.40元。总共营业38个月，平均多付电费：190911.40÷38=5023.98元／月，连同租金共付：5023.98+15000＝20023.98元／月。(2).没有任何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方把夫妻共同财产出租，签订租赁合同后离婚，财产因归配偶一方，其合同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而转移给配偶一方。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夫妻负连带责任。离婚协议只是调整夫妻内部关系，不能约束、对抗第三人。梁锡强虽离婚．但其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赁合同义务，不因其离婚而终止（免除、解除、消央）。梁锡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租赁合同标的，是其共同共有店铺，因此引起的合同之债是共同债务，应与吕雪晶对租赁合同义务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四、梁锡强出租涉案夫妻共同共有房屋，其租赁合同权利义务，不因其协议“离婚”店铺归吕雪晶而转移或终止（免除、解除）。张劲锋不知其关系，只是基于梁锡强“麻烦请将2017年12月份租金汇入吕雪晶账号，原账号取消，并附有吕雪晶的账号”的微信便条才将租金汇给吕雪晶，在发现梁锡强委托将租金汇入吕雪晶账号的便条仅限于“2017年12月份租金”时，在不知晓梁锡强离婚，店铺产权实际变更的情况下，张劲锋出于付款安全考虑，为防止矛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才将2019年9月10月11月的租金15000元改回付给租赁协议出租方梁锡强，是符合情理和法律的善意行为。张劲锋在法庭质证，确信店铺转归吕雪晶，就于2019年12月31日将2020年1月的租金15000元汇给吕雪晶。故原审认定张劲锋应当知晓涉案租赁物产权变更情况，并判决向吕雪晶支付这三个月的租金，既缺乏证据，又不合常理。无疑是使吕雪晶双重收租，于法无据，于情不合。1.租赁期间，即在2017年7月，梁锡强、吕雪晶协议“离婚”，房屋归吕雪晶。其后的三年，都是梁锡强每月提示交租，并连续收取五个月的租金，从未说过离婚。甚至到了2017年12月1日，梁锡强通过微信通知原账号取消，委托将2017年12月份租金汇入吕雪晶账号，还都没有说过他与吕雪晶的是什么关系，也没有提及店铺产权变更。只是到了2019年9月，吕雪晶带来—个男人，提出追收增加部分的租金后，梁锡强才在微信告知他与吕雪晶离婚。(1)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他们在2017年7月离婚，但2017年7月-12月都还是由梁锡强收租。(2)他们在2017年7月离婚，，但2017年7月-2019年9月，每月临近交租日，都由梁锡强通知准备交租，吕雪晶从未通知过，有电子数据证据微信记录为证。(3)梁锡强从未通过微信及电话告知张劲锋：他们己离婚。梁锡强在2019年9月12日与张劲锋的微信中，都还没有提及与吕雪晶的关系，只暗示物业是吕雪晶的。在张劲锋当即提出物业是谁的，对他们两公婆来说，都是一样的时候，但梁锡强都没有明确表示不一样，都还没有说离婚，有电子数据证据微信通话为证。(4)2019年9月24日的《维权通知书》和后来的《律师函》都从未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情况，只是《律师函》提及租赁物是他们共有，后为吕雪晶个人。但没有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予证明，张劲锋无法因此确信租赁物的产权已经变更。况且夫妻间基于某些需要，如规避债务，假离婚、变更物权登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梁锡强委托将租金汇入吕雪晶账号的便条仅是“2017年12月份”，此后的租金，则没有。张劲锋担心粱锡强如果就此提出异议，会带来麻烦，从慎重起见，为防止矛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才将租金改回付给租赁协议的出租方梁锡强。2.没有任何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把夫妻共同财产出租，签订租赁合同后离婚，财产因归配偶一方，其合同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而转移给配偶一方。况且离婚协议只是调整夫妻内部关系，不能约束、对抗第三人。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梁锡强虽离婚，其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赁合同义务产，不因其离婚而终止（免除、解除、消失）。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所有权发生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原合同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不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吕雪晶不是租赁合同的主体，充其量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吕雪晶对店铺出租所享有的权利，应通过梁锡强来行使。张劲锋在租赁合同中与吕雪晶没有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张劲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租金付给租赁协议出租方粱锡强，合法有据。3.除吕雪晶的代理人陈述外，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梁锡强于2017年12月1日通过微信及电话将涉案租赁物的产权变更情况告知张劲锋。相反，梁锡强一直通过微信，只是通知交租，，例如2019年5月张劲锋只是在法院送达吕雪晶提供的证据复印件后，才知有这个可能，经庭审质证证据原件时，才知产权变更情况。4.张劲锋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只是因梁锡强的委托请求而汇款吕雪晶而已，但根本不能证实租赁物的产权变更为吕雪晶。5.张劲锋在庭审中从未陈述过在2017年12月l日起就知道梁锡强离婚将涉案租赁物转给吕雪晶。只强调在2019年9月24日，一对男女到茶楼追收增加部分的租金。到庭审质证，才确信租赁物产权的变更。6.吕雪晶庭审提交的《不动产权证书》写明：租赁物在2017年8月过户登记在吕雪晶名下。但此后的9月、10月和11月，还是梁锡强收租，吕雪晶从未就此向张劲锋提出异议，张劲锋无从知晓产权变更情况。7.吕雪晶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显示张劲锋汇给梁锡强的租金，粱锡强己转给了吕雪晶。判决张劲锋再次交付2019年9月、10月、11月租金，实属重复交租。因为租赁的习惯是先交租，后用房，上月交下月的租金。9月的租金己在8月30日汇给吕雪晶；10月的租金在9月22日汇给梁锡强。梁锡强在收租的当天汇入到吕雪晶的账户，有案中张劲锋提供的32和33号证据及吕雪晶提供的4号证据证实；11月的租金在10月29日汇给梁锡强，有张劲锋的34号证据证实。相信梁锡强也会像9月22日那样，在收到11月的租金后，也转汇到吕雪晶的账户。只要吕雪晶打印其在2019年9月以来的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就一目了然。吕雪晶持有这些证据而不提供，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应认定其主张不成立。五、在案证据足以证实双方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变更为不加租；并且变更后一直履行不加租至2019年9月11日。但判决没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四十条第—款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款第（四）项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和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进行审理，导致错误认为张劲锋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梁锡强约定不增加租金，进而错判张劲锋应支付递增租金。1.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66条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及出租方梁锡强、吕雪晶从出租一年后，长达三年，都没有要求加租和要求交增加部分租金的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一直履行着变更合同的法律行为。是以行为默示的方式对不升租这一意思作出的表示（注：默示和沉默是两个不同不法律概念，不能混同。默示是有所作为的，其意思表示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示。沉默是无所作为的，其意思表示难予判断，所以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符合交易习惯，才可视为意思表示），这一客观事实，也表明梁锡强有“邻近同类商铺不加租或市道不好不升租”的口头承诺。并履行了该承诺，作出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变更为不加租，并一直予以履行。即便是吕雪晶在2019年9月提出追收增加部分的租金后，梁锡强都要吕雪晶不要收，有2020年9月12日凌晨13分至25分的电子数据证据微信通话为证。梁锡强、吕雪晶长达三年，都没有要求加租和要求交增加部分租金，都是按1500元／月来收取租金的客观事实，就能推定有约定不增加租金这个事实，依照《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而无须举证证明。2.在2017年8月，梁锡强吕雪晶离婚后的三个月内，张劲锋一直按1500元／月交租交到11月。在12月1日，梁锡强才写便条，委托将12月份租金汇入吕雪晶帐户时，也还没有写明增租。直到2019年9月前，他们离婚后长达2年多，每月只是提醒交租，都没有提出过升租。根据这一已知的事实，就能推定梁锡强己告知吕雪晶有变更合同不增加租金的约定。否则，也不致于到2019年9月，才提出租金递增并追收的问题。根据合同法关于所有权的转移不影响租赁合同履行的规定，在合同未依法确定无效或撤销时，对吕雪晶有法律的约束力。3.从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讲，租赁不到一年，张劲锋因泰和广场（电脑城）二楼广告整体30元／平方招租，比自己租梁锡强的低廉，就通过微信要求梁锡强减租，但梁锡强不减，一直按1500元/月来收取租金二三年，有微信截图为证。该行为视为符合《民法通则意见》第66条规定，如果这时梁锡强升租，张劲锋就会退租，解除合同，按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对梁锡强赔偿上限是两个的租金30000元，还能取回按金15000元（按金45000-30000），不至于租到现在而造成多付190911.4元电费的惨重损失。因为张劲锋租吕雪晶、梁锡强的店铺价格：15000元／平方÷450平方=33.33元／平方／月，连同场地因素造成摊派多收电费后，张劲锋多付：（比供电局的供电价累计多计付的电费119926.95元+两个电表共付摊派的损耗金70984.45元）÷用电38个月÷450平方÷=11.16元／平方米。整个店铺多付：11.16X450=5022元／月。即因场地小区物管供电造成张劲锋租此店铺必须支付：11.16元／平方米／月+33.33元／平方／月=44.49元／平方／月，比照相邻两侧整体招租的价格多：44.49元／平方／月-30元／平方／月=14.49元／平方／月，整个店铺比相邻店铺多付：14.49元／平方／月X450平方＝6520.5元／月。市道低迷，生意难做，如还增租不合市道，进而证实梁锡强变更合同不增租是事实。4.证实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变更为不加租，并且在变更后一直履行不加租至2019年9月11日的证据有：(1)有属于电子数据证据的梁锡强微信为证，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十四条第（二）、（三）项和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该微信属于电子数据证据，应确认其真实性。据此，双方一直履行了变更后每年每月不加租500元的合同约定。不然，梁锡强或吕雪晶早就会向张劲锋提出异议，主张每年各月增租500元，而不致于到2019年9月24日才由吕雪晶提出。①张劲锋与梁锡强在2000年前的微信信息（截图），证实：张劲锋向梁锡强提出减租，梁锡强不考虑。其后，张劲锋就按原约定给15000元的租金梁锡强或吕雪晶，一直到2019年8月20日前，他俩都无异议，进而证实双方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变更为不加租。不然每当临近交租，梁锡强都提前微信提示交租，必然会同时提出增租或欠交增租部分的租金。②微信便条，证实梁锡强没有提出增加租金，进而证实双方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为不加租。不然，就会写有增租或欠交增租部分的租金等内容。③张劲锋与梁锡强在2019年9月12日的微信通话（光盘拍录），证实梁锡强要吕雪晶不要收一万九千多元，进而印证双方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将合同每年每月增租500元的约定变更为不加租。不然，就不会要吕雪晶不要收一万九千多元。(2)来源于吕雪晶的维权通知书，证实出租人在2019年9月11日才首次提出拖欠加租的租金问题，即首次提出加租。即在2019年8月20日前，张劲锋每月都是给15000元的租金梁锡强或吕雪晶，这就说明合同双方都无异议，进而证实双方变更了合同的租金约定，并且变更后一直履行不加租至2019年9月11日。(3)《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证实在2019年8月20日前，张劲锋每月都给15000元的租金梁锡强或吕雪晶，印证合同双方都无异议，并一直履行了变更后每年每月不加租500元的合同约定。不然，梁锡强或吕雪晶早就会向张劲锋提出异议。六、即使不撤销合同，但如上所述，张劲锋没有欠付任何租和递增部分租金，判其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七、判决反诉受理费7800元奇高，则多收4346.86元，应予纠正，理由有五点：1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仅是确认租赁合同无效，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的给付，是确认之诉，不是给付之诉。对于没有提出赔偿的诉讼请求问题，没有财产给付内容，属于非财产性诉讼请求，按规定受理费是50元至100元。2对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或给付财物的，按非财产案件计收受理费，是比较普遍的司法惯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立案工作中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确认合同效力、解除合同、继续履行合同等案件，没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按件收取受理费”。3对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或给付财物的，按非财产案件计收受理费，是最高人民法院一贯明确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不与民争利的司法原则。(1)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给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法复[1995]5号中“当事人存诉讼请求中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以具体的诉讼请求数额来确定诉讼标的额”的具体含义的答复意见》再次明确“具体的诉讼请求数额”仅指除合同额外的其他请求额，如赔偿、返还数额等，作为诉讼请求的数额。(2)2010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的《最高人民法院对8项网民意见建议的回复意见》（注：详见附件）中就合同解除纠纷的诉讼费缴纳标准回复意见如下：仅以解除合同为诉讼标的，不涉及争议金额或者价款的，应当按件收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必须严格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的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标收费和扩大收费范围。4《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规定财产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前提是按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而不是诉讼标的。诉讼标的和诉讼请求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能混同，诉讼标的是指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时可以是行为，有时可以是财物或金额。诉讼请求的金额并不等同于诉讼标的，按诉讼标的计费错误。5合同在被确认无效和撤销之后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张劲锋以租赁协议应当撤销为由，反诉出租人依法应赔偿因此造成的152656.9元损失。这种诉讼请求必须附带审理合同该不该撤销，但152656.9元的反诉标的，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根据诉讼请超的金额或者价额，按比例分段累计”交纳的定规，应该是3353.14元。即使是审理撤销租赁协议的诉讼请求，但这是确认之诉，不是给付之诉，没有诉讼请求的金额，不属于上项规定的财产案件范围，属于非财产案件，其受理费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3项规定，是50元至100元。即使是按诉讼请求个数来计收受理费，把认定租赁协议为可撤销合同，视为一个诉讼请求，也应该是赔偿请求之诉受理费3353.14元与合同撤销之诉受理费100元之和，即是3453.14元。但原审判决为7800元，则多了4346.86元（7800元-3453.14元），故应予纠正。八、本案不具有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的情况，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故吕雪晶的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梁锡强才是适格的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所有权发生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原合同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义务不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合法适格的原告是梁锡强，严格来说吕雪晶不是租赁合同纠纷的原告，充其量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吕雪晶对店铺出租所享有的权利，应通过梁锡强来行使。张劲锋在租赁合同中与吕雪晶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吕雪晶单独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申请人吕雪晶提交意见称：双方签署租赁合同之时已明确了涉诉商铺关于电费的缴纳规定，也一直按照约定执行，并无隐瞒事实的情况。根据《租赁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一、鉴于租赁物是由梁锡强按现状租赁给张劲锋，张劲锋不得以租赁物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以及供水或供电等设施未能满足使用条件等为由解除本协议;第七条约定租赁物的水、电由梁锡强协助张劲锋报装，租赁期间的水、电费由张劲锋负责，张劲锋向供水、供电部门提供银行账户用于支付水、电费。以上内容已经十分明确地约定由张劲锋向供电部门提供账号用于支付电费，实际双方也是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1.在一审中，张劲锋提供了其一直缴纳电费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收费单位以及缴纳账号，收款人以及收款账号均不是吕雪晶以及梁锡强。张劲锋一直按照该通知进行电费缴纳，且一直是与收费单位对接，与合同约定的由张劲锋直接向供电部门缴纳电费一致。双方就合同的约定并无任何误解情况。2.张劲锋一直主张如果知道是物管部门收取电费，考虑到经营成本过高绝不会签订租赁合同。但是张劲锋自本案纠纷发生起即2019年10月起不再缴纳租金，吕雪晶另起诉讼确认解除合同，张劲锋当天确认同意解除合同。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张劲锋仍在涉案商铺上经营，不肯交还商铺。这显然与张劲锋陈述的经营损失扩大的情况不符。显然用电情况是与其经营情况相符的，在其经营合理成本之内的，否则张劲锋不可能一边诉请合同无效又不肯交还涉案商铺。3.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是合法的供电行为。目前的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主体因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均是采取转供电的方式。涉案铺位所处的地点为泰和广场，位于商业广场。商铺用电是由物业转供电，由物业管理收取电费。这是商业广场的统一做法，并非特例。上诉人提交的江门万达广场电费退费的通知也可说明此问题。上诉人租赁位于商业广场的商铺用于商业经营，应当知道该供电情况。二、张劲锋反诉要求吕雪晶赔偿电费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电费不是吕雪晶收取，张劲锋不应向吕雪晶主张权利。张劲锋为涉案商铺实际电力使用人，与供电部门之间存在实际的供电合同关系。张劲锋按照供电部门的收费标准向其缴纳电费，如其认为电费的收取情况不合理，则应向供电部门主张权利。张劲锋缴纳电费的具体数额与吕雪晶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张劲锋主张由吕雪晶赔偿其损失没有任何依据。供电需要使用变压器，用电过程中会造成变压器的损耗。因此，变损费用是电费中的合理收取费用。张劲锋在经营涉案商铺过程中用电过多，从而产生变损费用，这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不能归则于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三、涉案商铺所有权由共同所有变更为吕雪晶单独所有后，不影响涉案租赁合同的效力，应由张劲锋向吕雪晶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一）涉案商铺所有权变更后，租赁合同由吕雪晶与张劲锋作为合同主体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房屋租赁期间内，因赠与、析产、继承或者买卖转让房屋的，原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房屋租赁期间内，因赠与、析产、继承或者买卖转让房屋的，原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因此，涉案商铺因吕雪晶与梁锡强离婚析产后，原房屋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合同双方为吕雪晶与张劲锋。（二）张劲锋于2017年12月已知涉案商铺产权变更，并开始向吕雪晶支付租金。吕雪晶与张劲锋于2017年7月18日协议离婚，但是涉案商铺是于2017年12月7日才完成产权变更。因此梁锡强通知张劲锋后，告知其于2017年12月开始将租金转给吕雪晶，与事实相符。而张劲锋于2017年12月后也是一直将租金交给吕雪晶，其陈述不知产权变更不属实。吕雪晶及张劲锋均从未承诺要变更合同，张劲锋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本案涉案的递增部分租金不是要求升租，而是按合同约定履行租金支付义务。《租赁协议》第三条约定：从第二年开始，每年8月20日为租金调整日，即该日期起每月租金在最近的每月租金的基础上再增加500元。在合同内容没有变更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梁锡强及吕雪晶均未与其口头约定不再收取递增部分租金，上诉人也并无证据证明梁锡强及吕雪晶对其进行了承诺。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张劲锋应当每年在原租金基础上递增500/月租金，但是张劲锋未按约定履行。梁锡强每月向其催收租金，但是从未承诺过不再收取递增部分租金。合同第二年开始，上诉人仍然按照15000元每月交付租金，是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并不等同于梁锡强或吕雪晶同意。如上诉人要求以后均按15000每月交付租金，属于合同内容的变更，应当以明示方式作出要求。上诉人既未明确要求，也未取得梁锡强或吕雪晶语言或文字的认可。沉默并不能表示权利的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合同并未约定沉默可以视为意思表示，也未有法律规定租赁合同租金权利的放弃可以以沉默表示。而双方更未形成任何以默示方式交易的的交易习惯。张劲锋提起本案再审申请，是其滥用再审程序的表现，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原则，应当驳回其再审申请。本案一审判决后，张劲锋提起上诉。上诉后张劲锋向二审法院提交了缓交上诉费申请，并取得了二审法院的同意。此后二审法院还安排了一次庭审调查，但在此情况下张劲锋仍不缴纳二审上诉费。这是其对自身诉讼权利作出的处分，应视为其接受一审裁判结果。而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当事人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显然张劲锋的情况不属于穷尽了救济途径的情况，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原则。根据现有判例来看，各高级人民法院也是秉持该原则，对此类案件作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处理。经查：张劲锋不服本院（2019）粤0703民初8954号民事判决，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张劲锋未按时缴纳二审诉讼费，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按上诉人张劲锋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和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民事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当事人如在穷尽了常规救济途径之后,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本案中,张劲锋提起上诉后未缴纳上诉费,应视为其接受一审裁判结果,对其诉讼权利已作出处分,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守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有违两审终审制的原则。综上，张劲锋自行放弃上诉权利，且没有提交新证据，故本院对于张劲锋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劲锋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陈 钧人民陪审员  李广湘人民陪审员  何洁萍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法官 助理  任惠娟书 记 员  梁丽菁陈嘉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