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11民初2274号原告：北京华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西东村一区240号甲。法定代表人：杨颖，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凌燕，河北三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西铭，北京市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神达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东营乡西东村。法定代表人：郭家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大农，北京任大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华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雄公司）与被告神达公司（以下简称神达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雄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西铭，被告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家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大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华雄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多收原告的电费103324.09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4年与被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电价按照国家定价收取，但是被告违反合同约定，电费每度多收1毛钱，现已累计多收103324.09元。多收的电费是从2014年3月份到2017年12月份，按照整月计算，但每个月都不一样。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神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2020）京0111民初5903号和（2020）02民终9365号判决书对这件事已经解决，原告本次起诉是重复起诉。第二，2012年6月，时任北京华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宗信，为解决华信公司生产用电需增容而又资金短缺的问题，华信公司的杨宗信和韩建党以及被告等几家公司租户开会决定，由被告借款50万元用于变压器的增容改造，并决定用每度电增加一毛钱的方法偿还借款及其利息。此后，杨宗信的华信公司就是按照此方案履行的。待2014年杨宗信被华信公司开除后，自己成立华雄公司也一直都是按照此方案缴纳每度电增加一毛钱的，从未提出异议。原告华雄公司的行为表明：一是明知增加一毛钱；二是同意的；三是履行了多交一毛钱的义务的；四是从未提出异议，直到2017年7月原告停产止。第三，杨宗信当华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参加了增加一毛钱的会议，同意并履行了会议增加一毛钱决定。由原告提交的证据自我证明。杨宗信为监事，其女儿为法定代表人的华雄公司，知道并履行了每用一度电是要增加一毛钱的会议决定。华雄公司在经营期间从未有异议，从他的履行行为看，也是同意的。故，每增加一毛钱电费的决定，对原告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华雄公司提交证据如下：1.厂房租赁合同三份（2014年2月7日、2014年7月1日、2015年3月），证明原告租赁被告厂房，电由被告负责；2.电费明细，证明多交电费的数额及计算依据；3.2020年9月29日阮军出具的证明，证明神达公司承诺在退租时退还为增容加收的每度电一毛钱。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不认可证明目的。被告神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2015年6月24日的通知原件，证明原告知道每度电多交一毛钱的决定；2.神达公司供电变压器及电费说明，证明每度电增加一毛钱的原因和华雄知道每度电多交一毛钱的义务；3.变更记录，证明华信公司股东情况和杨宗信知道多收一毛钱的规定；4.（2020）京0111民初5903号民事判决书、（2020）京02民终9365号判决书，证明双方合同已解除；5.（2019）京0111民初108号判决书、（2019）京0111民初1204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双方合同已解除，电费另行解决；6.电费收取明细，是电工抄表和2016年6月16日杨宗信每度电多交一毛钱的证明，证明杨宗信知道且认可每度电多交一毛钱。原告华雄公司质证称，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杨宗信知道加收一毛钱的事情，虽然杨宗信是华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证明杨宗信知道加收一毛钱的事情；韩建党与华雄公司无关，原告是2014年成立，与被告建立的租赁合同关系也是在增容之后，租赁之后双方约定的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电费来缴纳。无论杨宗信是否为华信的股东，是否知道多加一毛钱电费的问题，都对原告没有约束力，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政府价格缴纳电费。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神达公司在房山区韩村河镇西东村有厂房一座，曾投资建设变电室一座。杨宗信原为北京华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华信公司租赁了神达公司的厂房，后因华信公司反映电量不够，希望神达公司解决变压器增容的问题。后神达公司、华信公司会同其他承租人达成增容的协议，由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家超负责借款增容，之后所有用电用户每度电增加0.1元，同时关于借款利息、电工的费用、变电室设备更新、维修费用等由加收的0.1元支付。杨宗信、韩建党对增容事宜知情。后杨宗信离开华信公司，与其女杨颖成立华雄公司，并代表华雄公司与神达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租赁神达公司的诉争厂房。根据双方2014年1月1日签订的第一份厂房租赁合同4.1条约定：水电均单独安表，按本地政府规定的价格按月付费由甲方代缴；根据2014年7月1日签订的第二份厂房租赁合同4.1条约定：水电均单独安表，按本地政府规定的价格按月付费由甲方代缴；根据2015年3月1日签订的第三份租赁合同4.1条约定：水电均单独安表计量，按本地政府规定的价格按月支付由甲方代缴。审理中，原告提交《电费计提情况明细》用以证明被告多收的电费，称该明细系被告公布。根据明细显示，登记为杨宗信的一栏，计提情况自2014年3月份开始。根据被告提交的电工抄表证据显示，有杨宗信签字确认。杨宗信对华雄公司每月应交纳的电费情况系明知的。另查，神达木业公司华雄公司曾因租赁合同纠纷诉至我院，华雄公司曾提出反诉要求退还多交的电费，我院作出（2019）经0111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按照双方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华雄包装制品公司没有向神达木业公司交付上述费用的义务。如果华雄包装制品公司实际交付了上述费用，那么华雄包装制品公司交付上述费用不是履行双方之间《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义务，就交付上述费用双方是否存在其他约定以及上述费用实际交付金额，本案不宜一并作出审查处理，华雄包装制品公司提出的退回相应费用的请求不构成反诉，应另行起诉主张，已交付的费用是否应折抵相应租金，因对上述费用双方存在争议，未能协商处理，故仍应另案解决，本案中不宜做折抵租金的处理。该案华雄公司不服上诉。2019年9月26日，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约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8年11月22日解除，关于华雄公司的电费的请求另行解决。后，华雄公司起诉神达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要求电费等其他费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5903号民事判决，华雄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20）京02民终93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关于多交电费问题，依据现查明的事实，华雄公司多交电费系为补偿神达公司因变压器增容产生的支出。华雄公司虽主张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解除租赁合同时神达公司将多收电费退回，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神达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即使双方对此确有约定，也属于合同法律关系范畴，不属于不当得利。故华雄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神达公司返还多收电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华雄公司再次依据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我院，主张神达公司违法合同约定多收了电费。庭审中，华雄公司辩论称，因为当时被告经济困难用多收的钱购买变压器，变压器是被告所有，所以在解除租赁合同后，多收的钱应当退回。被告是出租方，应当提供符合的租赁物，变压器的维护应当由被告承担。审理中，被告表示，之后新的租赁用户都是按照每度电都是直接规定一个价格，提高的价格，实际上原有租户的电费是比新租户的低。因为所有租户都有一个电表，每个租户用电加一起与总电表并不相同，变压器本身是存在损耗的。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曾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请求被告返还多收的电费，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争议，原告主张的多收取的电费系发生在双方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原告可以依据租赁合同纠纷起诉。现原告依据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主张被告违反租赁合同的约定而诉至我院，不构成重复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实体处理。根据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以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在履行租赁合同期间，对每次电工的抄表情况均有其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对每次交纳的电费亦属于明知，故原告系自愿履行缴纳电费的义务，另考虑到双方陈述的变压器增容的情况，多缴纳电费系对神达公司的变压器增容的支出的一种补偿方式，鉴于杨宗信的特殊身份关系，原告对增容后租户多缴纳部分电费的情况的明知的，故原告缴纳电费属于自愿履行，属于客观履行租赁合同约定的交纳电费义务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履行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表现形式之一。另考虑到变压器损耗的客观存在，以及增容变压器需较大投资，相关电工人员的管理成本的提高等问题，且原告已经享受到变压器增容带来的便利，故原告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仅提供华信公司的负责人的证言，用以证明在增容时曾达成口头协议，将来租户退租后，多缴纳的电费应当退还，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且被告并不认可，该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因本案具体纠纷实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前，故仍适用当时的法律。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北京华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3元，由北京华雄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少罕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金英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