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1）川04行终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国富，男，196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300G51949423D。 法定代表人李广枝，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公职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960099274。 上诉人姜国富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支队）公路交通行政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国富，被上诉人市交通执法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逸到庭参加诉讼。市交通执法支队支队长李广枝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9日9时许，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攀枝花大道南段巴斯箐红绿灯路口依法实施交通综合执法检查时，发现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小型客车涉嫌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活动，经调查该车载有两名乘客，行驶路线为东风至仁和，乘客在五十四红绿灯路口上车，目的地为五十一，姜国富已通过微信收取其中一名乘客2元车费。川ＷＷ××××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是杭州大搜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西昌分公司，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姜国富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驾驶员客运从业资格证，市交通执法支队依法决定暂扣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车待进一步调查处理，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市交通执法支队于同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川ＷＷ××××号车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8月7日，并当场将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姜国富。市交通执法支队即对姜国富涉嫌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立案调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于当日、2020年7月20日两次对乘车人员肖有春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于当日记录现场情况形成《现场笔录》并交乘车人肖有春、驾驶员姜国富签字确认，其后，于2020年7月20日对姜国富进行相关情况的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2020年8月5日，因案件调查未终结，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批准同意，市交通执法支队决定延长对川ＷＷ××××号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30日，并于2020年8月7日作出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于当日送达姜国富。2020年8月31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攀交综执行解〔2020〕1-58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决定自2020年8月30日起对川ＷＷ××××号车予以解除扣押，并于当日向姜国富送达该通知书，姜国富于当日取走被扣押的川ＷＷ××××号车。2020年12月2日，因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的攀交综执强措延〔2020〕1-58号《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的车牌号录入错误，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明确对《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原录入的川ＤＴ××××车牌号更正为川ＷＷ××××。其后，市交通执法支队电话通知姜国富领取该更正通知，姜国富在电话中明确予以拒绝。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12月4日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姜国富邮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收件人地址为姜国富的户籍所在地，收件人电话系姜国富的手机号码，其后因拒收退回。2020年12月9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到弄弄××路××号××栋向姜国富送达《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更正通知》，因姜国富未在此处，由其母签收。 一审法院同时查明，2017年8月8日，中共攀枝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调整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攀编发〔2017〕50号），其中明确：将市本级、西区两级公路路政机构承担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及东区交通和农业水务局承担的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职责，以及市本级、东区、西区两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承担的路面执法及货运源头治超职能职责整合，交由市交通执法支队承担。 一审法院另查明，姜国富领取了《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初次领证时间2004年8月30日，有效期限至2020年6月27日止。2019年9月22日，万顺叫车公司（甲方）、姜国富（乙方）与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丙方）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约定乙方附条件加入成为甲方的高级合伙人，对乙方获取甲方岗位期权权益的方式、甲方配送的岗位期权权益兑现方式、岗位期权权益的持有、受托代持股权期限、三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相关约定。姜国富在庭审中陈述其与万顺叫车公司约定的是攀枝花市到成都市的长途客运路线，万顺叫车公司对攀成车队车辆及驾驶员安全管理细则、奖惩细则作出了《万顺攀成车队管理细则（试行）》以便更好地对攀成车队进行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规定：“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市交通执法支队有对其辖区内交通运输实施监督检查，对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暂扣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川ＷＷ××××号车是否具有道路运输经营合法资质；二、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否合法。对此，评判如下： 针对争议焦点一，姜国富提交万顺叫车公司营业执照、其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的《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万顺攀成车队管理细则（试行）》以及《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复印件，主张其系万顺叫车公司的合法司机，可以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7座及以下乘用车；（二）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车辆的具体标准和营运要求，由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的发展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确定”，第十三条“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审核后，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约车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四条“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十五条“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按第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规定考核后，为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之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应当取得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取得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同时根据《攀枝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在攀枝花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也应当取得当地网约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上述规定可以明确从事网约车服务应当保证车辆、驾驶员具有合法资质，即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且驾驶员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才能从事相应的网约车服务。就本案而言，虽然姜国富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但凭此仅能证明其系万顺叫车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之一，不能据此认定其拥有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合法资质，姜国富未提交证据证实川ＷＷ××××号车辆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川ＷＷ××××号车的机动车驾驶证亦可以明确该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加之，姜国富被查处的时，其持有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已超过有效期限，以上均表明川ＷＷ××××号车辆不具有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合法资质。故姜国富提出的上述主张不足以构成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的规定，只要行政机关认为存在违法嫌疑，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就有权对相对人采取相关行政强制措施。本案中，姜国富提出《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文书均非当场作出且系事后补制作的主张，经法庭调查证实，《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文书均是姜国富本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根据姜国富自身陈述和乘车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姜国富驾驶川ＷＷ××××号车载客且乘客到达目的地后需要支付车费的事实，姜国富在接受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检查时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驾驶员客运从业资格证，其行为严重违反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因此，市交通执法支队为制止违法行为，进一步查明违法事实，对车辆采取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市交通执法支队在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当场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告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同时，因情况紧急，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九条规定对案涉车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于24小时内向市交通执法支队的负责人报告获得批准并补办相关手续，程序合法。基于此，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后，应当及时查清事实，在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市交通执法支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二条暂扣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车，在扣押期限届满后，因案件调查未终结作出延长扣押期限的决定且书面告知姜国富并说明理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针对市交通执法支队发出《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通知书》中对车牌号记载错误，其已就该笔误作出更正通知并通过电话、邮寄等方式向姜国富送达，虽然姜国富拒收，但不能因此否认其知晓案涉车辆延期扣押的事实，且更正通知是对笔误的更正而非对实际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的改变，该更正通知并未对姜国富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不构成撤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理由。 综上所述，市交通执法支队作出的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姜国富要求撤销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姜国富的诉讼请求。 姜国富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事实和理由：一、市交通执法支队无视法律，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滥用行政执法公权，打击报复向政府反映情况，投诉公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范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二、一审法院在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其执法行为合法性举证的情况下，把没有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场的运政辅助人员的违法执法行为认定为“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系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重审。 市交通执法支队辩称，一、姜国富所持有使用的川ＷＷ××××号车辆，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川ＷＷ××××号车辆为非营运车辆。姜国富虽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但川ＷＷ××××号车辆不符合网约车相关规定，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性质为非营运车辆。二、姜国富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1.2020年7月9日市交通执法支队一大队执法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检查时，发现姜国富驾驶川ＷＷ××××号长安牌白色小型普通客车，该车前风挡摆放有红色“仁和”纸牌，于五十四转盘处搭载1男1女共2名乘客后驶往五十一方向。经检查，姜国富不能出示川ＷＷ××××号车辆道路运输证与客运线路标志牌，涉嫌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执法人员随即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对车内2名乘客进行调查询问。乘客表示不认识姜国富，乘坐姜国富所驾驶的川ＷＷ××××号车辆前往五十一，通过微信支付车费2元。2.《现场笔录》记载“姜国富驾驶川ＷＷ××××号车辆，车内现有一男一女乘客2人，该车前风挡摆放有红色‘仁和’字样自制纸牌，车内放有2张万顺叫车二维码2张微信支付收款码。女乘客上车后微信支付2元钱车费到五十一目的地。该车不能出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驾驶员不能出示客运从业资格证。”姜国富及乘客肖有春，对该现场笔录看过，并签字认可。三、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暂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姜国富所驾驶的川ＷＷ××××号车辆所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姜国富申请被上诉人的三名执法人员刘化文、覃刚、陈军出庭作证。因覃刚值班未到庭，刘化文、陈军作为证人出庭，均证实在2020年7月9日参与查获姜国富违法营运的执法人员有姜国富申请的三名证人及辅助人员，执法人员向姜国富出示了执法证。由于姜国富被查后情绪激动离开现场，当天制作的笔录经姜国富认可，其于2020年7月20日补签字，笔录补签日期写为2020年7月9日。 姜国富对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两名证人均不在现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有执法记录仪却不使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2020年7月9日执法符合法律规定，笔录是2020年7月20日制作并签名，并非2020年7月9日制作。 被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真实性无异议，证人证言证实上诉人2020年7月20日签署了执法文书，询问笔录是倒签的。因时间距今八个月，证人对细节表述存在一定差异属正常。 本院对证人证言认证如下：证人证言能够印证姜国富被查获当天离开现场，2020年7月9日笔录及相关文书系倒签的事实，但被上诉人未提供执法记录仪等其他证据印证被上诉人的正式行政执法人员于2020年7月9日查扣姜国富车辆当天参与执法。 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9日9时许，市交通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在攀枝花大道南段巴斯箐红绿灯路口依法实施交通综合执法检查时，查获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小型客车涉嫌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活动，经调查该车载有两名乘客，行驶路线为东风至仁和，乘客在五十四红绿灯路口上车，目的地为五十一，姜国富已通过微信收取其中一名乘客2元车费。川ＷＷ××××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是杭州大搜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西昌分公司，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姜国富不能出示该车的道路运输证，又无法当场提供驾驶员客运从业资格证，市交通执法支队决定暂扣姜国富驾驶的川ＷＷ××××号车待进一步调查处理。但因姜国富被查获后将车停下便离开现场，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现场制作的笔录由乘车人肖有春签名，姜国富事后于2020年7月20日在笔录的现场人员处补签名字。因姜国富当天离开现场，被上诉人无法听取姜国富的陈述和申辩。2020年7月9日，经市交通执法支队负责人审批同意后，市交通执法支队于同日作出攀交综执强决〔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8月7日，该《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现场笔录》未当场送达签名，于2020年7月20日交姜国富签名，姜国富在文书上签署的日期为2020年7月9日。 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执法人员当场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姜国富，市交通执法支队于2020年7月9日当日记录现场情况形成《现场笔录》并交乘车人肖有春、驾驶员姜国富签字确认的事实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姜国富因当日被查扣后离开现场，笔录及送达回证均为姜国富事后补签，因此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作出的（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否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实施查扣车辆，并向上诉人姜国富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因姜国富离开现场，也未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也未听取姜国富的陈述和申辩，《现场笔录》及《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事后让姜国富补签名。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行政执法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未对姜国富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故被上诉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应当确认违法。 关于案涉行政强制决定书是否应撤销的问题。姜国富所驾驶的川ＷＷ××××号车辆，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为非营运车辆。姜国富虽与万顺叫车公司签订《合伙人体系高级合伙人期权协议》，但川ＷＷ××××号车辆不符合网约车相关规定，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性质为非营运车辆。姜国富不能出示川ＷＷ××××号车辆道路运输证与客运线路标志牌，亦未取得服务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姜国富涉嫌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应依法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市交通执法支队对川ＷＷ××××号车辆实施暂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案二审中姜国富认可其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从事旅客运输的事实，但其称是合法营运的违规经营，处罚也只能处罚万顺公司不应处罚自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姜国富称被上诉人滥用行政执法公权，打击报复向政府反映情况、投诉公民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虽然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姜国富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应予以撤销。故姜国富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但姜国富存在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从事旅客运输的违法行为，且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仅存在程序轻微违法，对姜国富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应撤销，姜国富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诉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部分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20）川04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作出的（2020）1-51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违法； 三、驳回姜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合计100元均由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 伟 审 判 员  冯明钢 审 判 员  黄 群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滔滔 书 记 员  饶 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