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黔26民终1281号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文某，男，2001年5月2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豪，男，1963年6月2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系文某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高明坤，贵州洲联合（锦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余某，男，1977年2月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18号太平洋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6707399981。法定代表人：陈华江，系该公司总经理。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南门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349161900783。法定代表人：杨秀文，系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红，贵州远迈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潘平贵，男，1976年11月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杨树林，男，1990年2月23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一审第三人：李世光，男，1940年1月2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系已故一审第三人李玉花之父。一审第三人：柳某，男，2009年12月25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系已故一审第三人李玉花之子。法定监护人：余某，男，1977年2月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系柳某之父。一审第三人：柳玉琴，女，2001年7月20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系余某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某，男，1977年2月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雷山县。上诉人文某因与被上诉人余某、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一审第三人潘平贵、杨树林、柳玉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2020）黔2634民初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审查原一审第三人李玉花在诉讼期间已因疾病去世。李玉花系一审法院重审时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所追加的当事人，与本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余某系属夫妻关系。鉴于此，本院依职权追加其直系亲属即父亲李世光、儿子柳某作为当事人并以第三人身份列明。经本院传唤，上诉人文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豪、高明坤，被上诉人余某及一审第三人潘平贵到庭参加庭询。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及一审第三人杨树林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文某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四、六项，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反诉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李玉花列为第三人，适用法律错误。本案肇事车辆属被上诉人和李玉花的家庭共同财产，即本案财产损害的原告诉讼主体依法应为被上诉人和李玉花，李玉花在2020年8月份已经死亡，李玉花的诉讼权利依法应由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柳玉琴承受。然一审判决将被上诉人一人作为原告诉讼主体，不但规避和减轻了被上诉人作为车辆所有人的过错责任，而且遗漏了将柳玉琴作为李玉花的诉讼权利承受人，适用法律错误。二、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金额737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对肇事后的车辆进行修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肇事车辆无法修复，不能证明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为73700元。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的财产损失不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贵州宏黔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宏黔评报字（2018）第109号《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车辆在发生事故前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不具有真实性，评估报告的结果与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请也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其鉴定费4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评估报告第14页明确记载评估报告采用对奥迪车辆品牌和型号收集到的资料来作为本案车辆评估价值的鉴定依据，明显错误。2、评估报告第15页第十一条记载的评估价值是在假设及限制的条件下所做出的评估结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即评估机构只能对车辆发生事故后的现存价值进行评估，对事故发生前的车辆价值进行评估只能是猜想和推测，无任何事实依据，依法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被上诉人诉请的是车辆的财产损失，本案评估报告的结果不能作为车辆肇事后财产损失的依据。3、评估报告的结果73700元系对车辆发生事故前的价值评估，而非车辆肇事后的价值评估，更不是被上诉人车辆财产损失的依据。评估报告也没有载明车辆肇事后的残值，与被上诉人诉请的财产损害无法律上的关联性。四、一审审判程序严重违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本案纠纷经三次开庭审理的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多次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都没有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对其评估报告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审判程序违法。2、一审判决超越审判权限，对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判决上诉人及法定代理人赔偿车辆损失172000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上诉人及法定代理人赔偿车辆损失73700元，鉴定费4000元。被上诉人并没有请求判决肇事车辆的残值归谁所有。一审判决的结果超出了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且判决结果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严重超越审判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一审法院是在2020年1月17日立案受理本案，一审法院于2021年1月12日通知上诉人领取判决书。在此之前，本案经一审法院二次开庭审理，除了一审法院在原审中进行过鉴定评估程序外，本案的其他事实早已查清，根本不存在“特殊情况”，然一审法院却在近一年的时间才作出判决，审判程序违法。五、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本案中，李玉花和柳玉琴在明知上诉人是未成年人（案发时16周岁），没有取得车辆驾驶证且其车辆已经脱保的情况下，还故意叫上诉人为其帮忙开车拉货。因事发当天系雷山县城的赶场天，人和车都太多，上诉人下完货后，第三人柳玉琴便叫上诉人去转一圈找地方停车。上诉人是在去找停车位的过程中出事的，本案过错责任完全在于被上诉人、李玉花和柳玉琴三人。六、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依法应予以全部支持，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改判支持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余某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当维持。从一审庭审调查中，答辩人所举的相关证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足以说明余某车辆损失系文某行为导致的，被答辩人文某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其是在帮工发生交通事故情况下，被答辩人文某应当承担车辆损失全额赔偿责任。因为，1、其自称其帮助答辩人妻子驾驶车辆，事发时是去找地方停车，但事故发生地并不在答辩人女儿摆摊附近，而是几公里处的城外；2、从被答辩人母亲王小秋与答辩人妻子李玉花的通话中，王小秋明确说明本案的发生是因为黄江安（被答辩人的证人）建议被答辩人文某开车去城外练车才导致的，并不是被答辩人文某去找停车位发生交通事故。答辩人要求按73700元赔偿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被答辩人文某的行为确实没有造成答辩人车辆全损，因受损车辆修复费用太高，答辩人无力承担，被答辩人又拒绝全拿去修理。答辩人在第一次起诉时也仅要求被答辩人赔偿修复费用，因此答辩人在第一次起诉时，申请人民法院对修复费用进行评估，但在人民法院向多家评估公司咨询，评估公司都称无法评估及评估修复费用高于车辆残值，后经人民法院主持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协商一致，对车损前的价值进行评估。本案中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赔偿费用过高，其完全可以垫付费用进行修理。但事实上，答辩人向修理店咨询时，修理店明确告知答辩人，事故车辆的修理费达到10万元，有可能拆开后还要增加。被答辩人拒绝修复，且同意按车损前价值进行处理，因此，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按车损前价值赔偿答辩人，车辆残值归被答辩人所有，合情合理，应当得到支持。如果被答辩人认为车辆还很值钱，答辩人承诺，被答辩人赔偿答辩人后，由被答辩人自己去处理受损车辆，处理费用除掉停车费后全部归被答辩人，答辩人不要残值的60%，因为受损车辆从2018年1月受损后就丢在露天停车场上，现残值只是一堆废铁，残值都不足以支付停车场的停车费。一审法院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之处，因为该评估结果是答辩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评估的，现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合法的理由及依据证明评估结果违法，一审按该评估结果进行判决，并无不当之处。二、被答辩人称其是帮工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不成立。具体理由在前述答辩中进行了阐述。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合情、不合理，其辩解发生在帮工期间理由不成立，被答辩人应当承担责任。三、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两保险公司承担4000元财产损失。根据交强险保险合同条款明确规定，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交强险的财产赔偿限额为2000元，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判决两保险公司各承担2000元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仅赔偿100元。一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一审第三人柳玉琴、潘平贵、杨树林均未作二审答辩。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文某及其法定代理人文豪、李玉花赔偿原告的车辆损失73700元、鉴定费4000元，共777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文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驳回被反诉人的本诉请求。2、判决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的经济损失9867元（其中：罚款2570元、赔偿修车损失2500元、误工损失4797元）。3、本诉案件受理费和反诉案件受理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5日下午原告的女儿第三人柳玉琴打电话喊被告文某去帮忙开车拉货到雷山县城小广场摆摊，因此被告文某与案外人黄江安一起到原告家玩到下午15时左右，第三人柳玉琴才喊案外人黄江安一起到雷山县城大广场阳光幼儿园找原告的妻子第三人李玉花要得该肇事车辆的钥匙回来，之后被告文某与第三人柳玉琴、案外人周婷婷、黄江安一起到雷山银饰街要车,然后由被告文某驾驶原告该肇事车辆到雷山县城小广场下货。被告文某开车到雷山县城小广场下货完毕后，第三人柳玉琴与案外人周婷婷二人在小广场摆摊看货，案外人黄江安陪同被告文某开车到雷山县找停车位停车。但是，被告文某开车到桂花街看没有停车位，便将车辆开往雷山县城丹江镇陶尧方向去，途中还带上案外人陆强龙和陆强龙的朋友一起上车，当车辆行至雷山县丹江镇郎当桥往陶尧方向的黎炉线221公里100米处时，与对向第三人潘平贵驾驶的贵Ａ×××××号中型自卸货车刮撞后，又与第三人杨树林驾驶的贵Ｊ×××××轻型自卸货车货车发生碰撞而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雷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第522634220180004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文某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第三人潘平贵、杨树林对本次事故无责任。同日，雷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黔公交决字（2018）第522634230006380Ｘ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文某决定处予2570元的罚款。2018年1月26日、2018年1月27日、2018年2月8日被告文某的父亲文豪代被告文某分别赔偿了第三人潘平贵、杨树林的车辆损失费2000元、500元和交纳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罚款2570元。后因原告与被告文某的父亲文豪和母亲王小秋协商赔偿其车辆损失未果而向该院提起诉讼。案经该院审理后，于2018年12月30日作出（2018）黔2634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文某及其法定代理人文豪、王小秋赔偿原告36850元。2、原告余某赔偿被告文某因赔偿案外人潘平贵、杨树林的车辆损失1250元。3、上述一、二项相抵后，被告文某及其法定代理人文豪、王小秋应赔偿原告余某共计37600元。4、驳回原告余某和被告文某的其余诉讼请求。该院作上述判决后，被告文某不服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经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9）黔26民终4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2018）黔2634民初117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该院进行重审。该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在审理期间，原告余某于2019年11月5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故该院于同日作出（2019）黔2634民初3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原告余某撤回起诉。事后，原告余某再次以同一事实理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文某及父亲文豪、母亲王小秋赔偿原告余某的车辆损失17200元。在庭审过程中，原告请求变更诉讼请求由被告文某及父亲文豪、母亲王小秋赔偿原告余某的车辆损失73700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77700元。同时查明，1、经原告向该院申请对原告所有的浙Ｇ×××××号小型客车的损失进行评估，经该院委托贵州宏黔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该车辆在未发生本次交通事故之前的价值为73700元。2、2018年1月25日被告文某驾驶原告余某的浙Ｇ×××××号小型客车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和未满18周岁。3、原告文某驾驶原告余某的浙Ｇ×××××号小型客车在发生本次交通事故时已脱保，且当时该车尚未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险。4、第三人潘平贵驾驶的贵Ａ×××××号中型自卸货车，于2017年3月2日在第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投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单号为：ＡＧＹＡ008ＣＴＰ17Ｂ003753Ｄ,保险期限为：2017年3月3日0时起至2018年3月2日24时止。5、第三人杨树林驾驶的贵Ａ×××××号轻型自卸汽车，于2017年5月19日在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投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单号为：ＰＤＺＡ201752260000043836,保险期限为：2017年5月21日10时起至2018年5月21日10时止。并投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号为：ＰＤＡＡ201752260000032346。保险期限为，2017年6月3日0时起至2018年6月24日24时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被告文某驾驶的浙69×××××车辆与潘平贵、杨树林各自驾驶的贵Ａ×××××号、贵Ｊ×××××号相撞，造成原告的浙69×××××车辆损坏，依法应由该机动车的保险义务人在交强险的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但该车在发生本次事故时已脱保，并且原告尚未交纳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故只由第三人潘平贵驾驶的贵Ａ×××××车牌号车的保险人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和第三人杨树林驾驶的贵Ａ×××××车牌号车的保险人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分别在各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被告文某驾驶原告的肇事车辆损失各100元，不足部分，再由有过错方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本案被告文某明知自己没有有效驾驶证也驾驶原告的车辆为原告的家属拉货，并擅自将车辆开往雷山县城外至雷山县丹江镇郎当桥往陶尧方向的黎炉线221公里100米处时违反禁止标志指示而与对向第三人潘平贵驾驶的贵Ａ×××××号中型自卸货车刮撞后，又与第三人杨树林驾驶的贵Ｊ×××××轻型自卸货车发生碰撞而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因此对原告的车辆损失，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原告的家属第三人柳玉琴、李玉花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文某没有取得有效的驾驶证也叫被告文某驾驶自家的车辆为自己拉货，应承担次要责任。因此，除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分别在各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被告文某驾驶原告的肇事车辆损失各100元外，剩余造成原告的车辆损失73500元以及车辆鉴定费4000元的损失，共计77500元，应由原告的家属第三人柳玉琴、李玉花承担40％赔偿责任，即310,00元。被告文某承担60％赔偿责任，即46500元。对于该肇事车辆的残值，由原告享有60％份额，由被告文某享有40％的份额。对于被告文某反诉请求原告因支付行政罚款2570元和第三人杨树林、潘平贵的车辆损失费2500元,及其误工费损失4797元的问题。首先，被告文某的父亲文豪交纳的行政罚款2570元，是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对被告文某未持有效车辆驾驶证行驶车辆违法行为而对被告文某个人所作的行政处罚，被告文某反诉请求原告承担其行政罚款，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其次，造成被告文某的父亲文豪代被告文某赔偿第三人杨树林、潘平贵的车辆损失费2500元，应由原告妻子第三人李玉花和女儿第三人柳玉琴承担1000元，被告文某承担1250元。第三，对被告文某反诉请求由原告赔偿其误工费损失4797元，因被告文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赔偿其辆车损失73700元、鉴定费损失4000元，共计77700元，减去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公司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分别在各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被告文某驾驶原告的肇事车辆损失各100元外，剩余的77500元，应由原告的家属第三人柳玉琴、李玉花承担31000元，由被告文某承担46500元。被告文某承担的46500元，减去原告家属第三人柳玉琴、李玉花承担被告文某的父亲文豪代被告文某赔偿给第三人杨树林、潘平贵的车辆损失费1250元后，被告文某还应当赔偿原告的车辆损失费和鉴定费损失452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缺席判决：一、由被告文某（反诉原告）在本判决书生效后的10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余某的车辆损失和鉴定费损失45250元。二、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的10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余某的车辆损失100元。三、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雷山支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的10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余某的车辆损失100元。四、肇事车辆的残值，原告（反诉被告）余某享有60％的份额，被告（反诉原告）文某享有40％的份额。五、驳回原告余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文某的其余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87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余某负担74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文某负担112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文某负担2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余某负担5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如下事实：本院于2021年4月30日依职权向雷山县公安局朗德派出所调取原一审第三人李玉花的《居民死亡注销户口证明》和《关于李玉花直系亲属的情况说明》,经开庭组织质证，查明原一审第三人李玉花因疾病于2020年9月6日死亡，其健在的直系亲属为父亲李世光，女儿柳玉琴，儿子柳某。二审经组织庭询，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为行文简洁，对于二审裁判说理中所引述到的二审庭审笔录内容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详细阐述。本院经组织各方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围绕上诉人文某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现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事故车辆的损失数额如何认定问题。上诉人文某上诉主张，其在一审时是申请对“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车辆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车损维修费”的鉴定，然而一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却是对“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车辆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前的价值”评估鉴定，故对鉴定意见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为案件的慎重处理，在二审庭询时为此当庭电话向凯里经济开发区北京现代汽车4Ｓ店负责本案事故车售后接待的工作人员杨胜才进行核实，该工作人员称“余某的该事故车当时是我负责接待的，车型为北京现代朗动，新车购置价格为12万元左右，此次事故如果需要维修的话费用需要7万元以上，这个车露天停在我公司这里也很久了”，并逐一列举说明如维修该事故车所需的维修相应零部件及工时费用的估算价格。文某的二位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本院二审当庭通过电话向北京现代汽车4Ｓ店工作人员核实车辆维修估算费用情况的内容过程，并未持有异议。而鉴定机构作出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前的评估价值”73700元与文某上诉主张的应鉴定评估“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车损维修费”，即4Ｓ店工作人员的陈述“如果需要维修的话费用需要7万元以上”，二者在金额上并无明显出入。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鉴于本案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的事故车辆自2018年1月25日发生正面碰撞的交通事故，从鉴定意见的图片直观可见，发动机等汽车三大件不同程度损坏，车辆露天停放至今，车身外观已经严重锈蚀，事故车辆呈现加速贬损的客观状态。即便对事故车辆据实维修以确定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该维修后的事故车辆也可能在日后对道路交通的行车安全造成影响，潜在威胁驾乘人安全及危害他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这并不是本院审理该案件所提倡的纠纷解决模式。另一方面，即便按文某上诉所主张的应当进行“车辆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的车损维修费”评估鉴定，也基于前述分析的事故车辆处于露天呈加速贬损状态，客观增加了影响鉴定机构评估维修费用的价格介入因素，增大了鉴定意见维修费用的估值不确定、不准确性。二审中，本院当庭向上诉人文某到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展示贵州宏黔资产评估律师事务所在2020年12月29日出具的《关于“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车辆在发生事故前的价值的”评估报告的更正说明》载明“由于评估人员的疏忽，将评估车辆的品牌错写成‘奥迪’牌，应更正为‘北京现代’”的笔误补正说明。上诉人文某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未持异议。据此，该表述笔误瑕疵问题已经通过鉴定机构的书面补正说明进行了合理解释。基于前述分析，本院从减轻各方诉累角度，在无其他充分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当以一审法院委托贵州宏黔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并经庭审质证的宏黔评报字（2018）第109号《余某所有牌号为浙Ｇ×××××车辆在发生事故前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作为本案认定文某驾驶余某车辆肇事的损失数额的认定证据。据此，从本案诉争焦点来看，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纠正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车辆肇事侵权行为的责任划分比例如何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从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文某上诉主张在发生本案交通事故时系无偿帮工行为并无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不承担事故车辆损毁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如下：其一，从文某在一审重审时的当庭陈述和本院二审当庭向文某电话核实的陈述内容来看，文某当时已经在柳天琴的授意下驾车将相关货品在雷山县城小广场完成摆摊前的卸货，该所谓“帮工”行为或朋友之间（文某自认与柳玉琴系一般朋友关系）的“情谊”行为已经属于完成状态。其二，文某驾驶车辆发生本案交通事故位于雷山县丹江镇郎当桥往陶尧方向的黎炉线221公里100米处，事故发生地点不是发生在摆摊附近或车辆所有权人余某居住地附近，而是在几公里的城郊外，距离摆摊卸货的雷山县城小广场相隔数公里，文某述称当时系将车辆开至此处路段附近停放，明显有悖于日常生活常理。况且文某在本院二审当庭对其电话询问中自认在发生事故时柳天琴根本未在车上，对文某上诉主张事发时系在寻找停车场的路途上，构成履行“无偿帮工”行为的辩称理由，缺乏充分证据佐证。其三，文某事发当时系未成年（16周岁），无证驾驶且严重超速驾驶，文某在本院二审当庭电话询问时称“当时开车的速度是70ｋｍ／小时到80ｋｍ／小时左右，当时路段限速是60ｋｍ／小时”，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明显过错。综上分析，文某对导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车辆毁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余某作为案涉事故车辆的所有权人，现有证据已经查明事发前系其近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车辆的车钥匙的提供方，明知或应知文某系未成年人且无有效驾驶证仍提供车钥匙允许其驾驶车辆，对引发本案车辆肇事即车辆毁损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减轻文某的相应责任。故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文某承担60%责任，并无不当。本院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中，事故车辆虽系严重损毁，但至今本身仍有一定财产价值（残值），一审法院在结合前述侵权责任的划分认定的基础上，认定文某和余某有权享有该事故车辆残值的按份份额，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亦符合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并非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文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5元，由上诉人文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罗 维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