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1）湘06行赔终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迪辉，男，汉族，1968年7月13日出生，住湖南省华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蕊，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然，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容县插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华容县插旗镇文明街。法定代表人刘专，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贺中和，行政负责人，插旗镇人大副主席，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插旗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上诉人刘迪辉因与被上诉人华容县插旗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君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611行初2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迪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2020）湘0611行初250号行政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同村维权户并未领取过任何补偿款，一审法院未经事实调查，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上诉人的父亲受伤与被上诉人违法实施强制推除土地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用应当认定为上诉人的直接损失。刘迪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称，原告村内集体土地因“华容芥菜标准化集中腌制区建设项目”需要而被征收，2017年9月，征收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被强拆推除，地上附着物全部被毁损。被告强推原告土地的行政行为已被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于2020年2月25日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20年3月5日作出《关于千和村刘迪辉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拒绝了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请求如下：1、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1,700元（医疗费＋误工费＋维权费）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30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刘迪辉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国家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曾向被告提起国家赔偿申请；3、《关于千和村刘迪辉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拟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4、《关于刘绍栋等人申请公开三起报警接处警等信息的说明》，拟证明被告实施了强推土地行为；5、照片，拟证明被告的工作人员打伤原告父亲；6、出院病人疾病诊断证明及住院票据，拟证明原告父亲被打伤住院所花的医疗费用；7、中院判决书，拟证明被告是强征主体；8、诉讼费收据；9、去北京其中一餐的餐费118元；10、法律服务费发票1张（金额6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回执1张（金额4.9万元，服务费15元）；11、维权代表人刘迪辉在维权路上的部分车票票据；12、赔偿金额计算标准。被告插旗镇政府辩称，一、被告在2017年9月1日之前已经将相关补偿款全部补偿给原告，未对原告造成经济损失，不应承担赔偿；二、关于原告提出的维权费，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三、即使被告在征地行为程序上存在瑕疵，被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父亲住院治疗行为与被告的征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赔偿其父亲住院治疗的医疗费、误工费及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插旗镇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1、征地补偿标准，拟证明被告是按照上级文件进行了补偿；2、土地面积农户补偿款明细，拟被告对土地进行了补偿；3、青苗补偿款明细，拟证明被告对土地进行了青苗补偿；4、征地作物残值补偿款，拟证明被告在青苗补偿的基础上另外补偿了农作物残值；5、参保缴费补贴资金的报告及参加养老保险登记表，拟证明被告解决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参保问题。6、青苗补偿农商行转账支票及打款明细、千和村委会收款收据及青苗补偿款花名册，拟证明被告已将青苗补偿款全部支付给了原告及其他被征地农户。7、残值补偿财政支付凭证、千和村委会收款收据、农商行打款明细、残值补偿款花名册，拟证明被告已经将残值补偿款全部支付给了原告及其他被征地农户。8、征地审批手续，拟证明被告征地合规合法，原告承包的土地物权早在2017年8月28日已经变更建设用地。9、致群众的一封公开信，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又进行了一次告知。10、征地协议及土地补偿花名册，拟证明该土地征收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同意并签字画押。11、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征地农民及原告已经收到了青苗补偿款及残值补偿款。12、被征地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补贴资金的报告及被征地农民申请参加养老保险登记表，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办理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原判认定的事实：刘迪辉系华容县插旗镇千和村村民。2016年12月29日，华容县发展和改革局批复同意许可由湖南省湘盛农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报（华容芥菜集中腌制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中载明项目地点华容县插旗镇千和村。项目被批准实施后，华容县国土资源局将该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任务委托被告插旗镇政府实施。2017年8月30日，华容县政府发布（2017）第20号征收土地公告。2017年8月31日，华容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华国土征补（2017）19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该公告载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收到征地补偿款之日起7日内交腾地，逾期不腾地，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7年9月1日，插旗镇财政所将征地补偿款打到插旗镇千和村账户上，部分村民已领取。2017年9月5日，插旗镇政府在未下达催告腾地通知书的情况下，开始组织人员推平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农作物，刘迪辉与其父亲刘绍兰等当地村民对插旗镇政府的腾地行为进行阻拦，插旗镇工作人员将刘绍兰抬离现场。村民刘绍栋分别于2017年9月5日、2017年9月12日、2017年9月14日报警，称当地村民与插旗镇政府工作人员就征收腾地行为发生纠纷，且现场有“流子”打人。华容县插旗镇派出所接警后，均及时派员到场处警，并未发现报警人所称“流子”打人行为。2017年9月5日，刘迪辉父亲在华容县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2017年9月14日出院，出院诊断书上载明：1、头部软组织挫伤；2、脑萎缩；3、左侧眼球萎缩并钙化；4、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血症；5、左肺继发性结核；6、左侧陈旧性胸膜炎；7、胸腰椎骨质增生。2019年3月22日，刘迪辉等人以插旗镇政府为被告向华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华容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湘0623行初5号《行政判决书》，后华容县插旗镇人民政府不服上诉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2019）湘06行终146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原判。2020年2月25日，原告刘迪辉向被告插旗镇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行为造成原告父亲刘绍兰住院花费的医疗费及误工费、维权费共计31,700元。被告于2020年3月5日作出《关于千和村刘迪辉申请国家赔偿的回复》，拒绝了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并对行政相对人造成实际的、确定的损害，该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违法腾地过程中将其父亲刘绍兰打伤，原告提供的刘绍兰出院诊断书中仅头部软组织挫伤一项为外力受伤，其他诊断结果均为非外力受伤，且插旗镇派出所的出警说明中也证实出警现场不存在打人行为，原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父亲刘绍兰头部受伤与被告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其关于医疗费、误工费的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维权费（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餐饮费）的诉请，本院认为，法律规定诉讼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但是否委托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委托费用不属于必要开支，且虽然原告提供了增值税发票，但未提供《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书》，不足以证明委托费用实际发生。原告主张的维权费用与被告违法强制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迪辉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原判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条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上诉人刘迪辉认为插旗镇政府违法腾地过程中将其父亲刘绍兰打伤请求赔偿，上诉人刘迪辉不是行政相对人，其父亲刘绍兰才是行政相对人，上诉人刘迪辉起诉主体不适格。同时，二审过程中经本院查证，其父亲刘绍兰住院期间的费用已由插旗镇千和村承担，刘绍兰和上诉人刘迪辉未承担任何费用。上诉人刘迪辉上诉提出的维权费用因其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君山区人民法院法院（2020）湘0611行初250号行政判决书；二、驳回上诉人刘迪辉的起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先治审判员  杨 丰审判员  陈玉香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彭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