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342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振国，男，1960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岩，黑龙江保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黑龙江拓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景全，男，195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倜，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羿彤，北京大成（哈尔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秀英，女，195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审被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街道城西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乡城西村小西屯。法定代表人：李凯，该村委会主任。上诉人张振国因与被上诉人张景全、被上诉人高秀英、一审被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街道城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城西村委会）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2020）黑0102民初2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和调查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振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岩、王霞，被上诉人张景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忠倜、周羿彤到庭参加询问。被上诉人高秀英、一审被告城西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振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案涉土地流转方式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案涉土地的流转方式是否为“转让”，只有在确定流转方式之后,才能判决征收权益的归属。但一审判决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案涉土地的流转方式为转让。《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依此规定,农村承包土地转让需要两个条件,一要签订书面合同，二要经发包方同意。结合本案，一方面，对于书面合同，张振国未与张景全签订过土地转让合同，张振国只与高秀英签订过转包合同。从张振国与高秀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容看，合同上明确写着“转给李宝生1.5亩，已付土地转包费。”，这里用的法律概念是“转包”。“转包”与“转让”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是明确的不同的法律概念，一审法院对此不加区分，并且适用“转包”的法律规定即认定本案为土地“转让”，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另一方面，如果本案土地流转方式为“转让”，还需要发包人的同意。《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业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依此规定，如果是“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方应向发包方提出申请，发包方要对转让方是否有稳定的非农业收入进行审核,符合“转让”条件的，发包方可同意“转让”。本案中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发包方经过了这样的法律程序,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张景全并非本村村民,即使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让”,“转让”行为亦无效。一方面，一审法院并未调查张景全是否本村村民这一事实，属于事实不清;另一方面,一审法院未适用合同签订时有效的法律，而是适用2019年修改后的土地承包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年7月8日实行）第十五条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者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因此,一审法院在未查清张景全是否为本村村民的情况下即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张景全提交证据一即《协议书》（1994年10月10日），庭审过程中，张振国对协议书的签名有异议，张景全也不确定是张振国所签,对真实性都不确定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既违反正常的逻辑，也无法律依据。张景全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振国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转包及转让均属于2002年《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张振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过合法方式流转至张景全。张振国于1994年10月10日与本村村民李宝生、高秀英夫妻签订协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李宝生、高秀英。2004年9月30日张振国与高秀英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张振国将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高秀英、李宝生，经城西村委会同意，并加盖公章。根据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用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用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该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进行终止”。根据该规定，张振国与高秀英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自签订之日起高秀英便取得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高秀英和李宝生与村委会确定了新的承包关系，而张振国与发包方村委会的土地承包关系即行终止。另外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约定了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即“如国家征用由张振富和李宝生所得，没有张振国关系”。该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张振国在签订合同时丧失了“在国家征用土地时所得补偿的一切权利”。张振国提出，因其与高秀英之间的合同中有“转包”二字，应认定协议为转包合同。张景全认为该协议是转让还是转包合同，不能仅凭个别文字来理解，应综合全部协议的内容来理解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协议内容应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张振国与高秀英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转让，于事实相符，符合法律规定，认定正确。2.高秀英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张景全，符合《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张振国提出张景全并非本村村民，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无效。此主张是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错误。李宝生、高秀英在依法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于同年11月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张景全，并取得合理价款53,000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协议报备发包方城西村委会备案，村委会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按照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用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用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二人的转让行为符合《土地承包法》的此项规定，合法有效。因张振国已经终止与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关系，因此该协议无需张振国签字同意。根据2002年《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有是通过转让的方式才要求受让方是本村村民的规定。没有规定以转让方式以外的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受让方必须是本村村民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不需要调查张景全是否为本村村民这一事实。张振国提出张景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11条第2款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张景全认为该主张是对该法律的错误理解，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规范承包行为的，不是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秀英与张景全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法、有效，认定正确。3.一审法院使用证据符合法律规定。通过查阅庭审笔录可以得知，一审法官再向张振国、张景全释明“双方对笔迹无异议，不再组织鉴定”后，问原、被告是否听清，原、被告均回答“听清”。且张振国也没有向法院提交申请鉴定书。因此一审法院采纳相关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高秀英、一审被告城西村委会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张景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确认位于哈尔滨市××乡××1.5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归张景全所有；2.城西村委会给付张景全1.5亩土地的征收补偿款600,000元，给付张景全地上附着物综合补偿款138,580元，地上物补偿款328,940元；3.案件受理费由城西村委会、张景全、高秀英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10月10日，张振国与李宝生（已故）签订协议书，将张振国承包经营位于哈尔滨市××乡××1.5亩的集体耕地，转让给李宝生。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现政府已对涉案区域土地进行征收，其中土地征收补偿款按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计算，涉案土地共1000平方米，总计补偿款60万元；地上房屋及建筑物补偿款评估金额为328,940元；地上物综合补偿款按每平方米260元计算，涉案土地扣除房屋及建筑物面积外，剩余补偿面积533平方米，补偿金共计138,580元，上述补偿金共计1,067,520元。此外，按期搬迁交地的奖励金为每平方米20元，经营损失补助金分40元/平方米、70元/平方米、130元/平方米三个标准。但张景全此次诉讼未主张奖励金及经营损失补助金。政府征收补偿款项已实际拨付至城西村委会管理。另查明，张振国与刘霞系夫妻关系，李宝生（已去世）与高秀英原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土地的征收补偿款的归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涉案土地的地上物自2004年11月16日张景全实际经营该土地时起，张景全出资建设猪舍等建筑物。因此，本案被征收土地地上房屋及建筑物的补偿金328,940元及综合地价补偿金138,580元应归张景全所有。对于土地征收补偿款，张振国在与李宝生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时双方约定，张振国以26,000元的价格将3亩土地分别流转给李宝生和张振富，如国家征用，补偿费归李宝生、张振富所有。结合1994年当时的物价水平，李宝生、张振富所付对价款符合合理范围，因此，双方对征收补偿的约定内容并无不妥。其后，2004年9月26日，李宝生与张景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再次将涉案土地流转给张景全，并同时约定张景全支付对价款53,000元，如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张景全所得。该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故张景全据此主张涉案土地征收补偿款归张景全所有，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张振国提出，张景全非本村村民，据此其与李宝生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并未有禁止农村土地向村集体成员之外的人员进行流转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法、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土地经营权流转…（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等原则。鉴于本案张振国妻子刘霞与李宝生妻子高秀英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及高秀英与张景全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有村委会盖章确认，应视为以上流转行为已得到发包单位认可。在此情况下，并无确认该合同无效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故对于张振国抗辩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城西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景全土地补偿款600,000元、地上物综合补偿款138,580元、地上物补偿款328,940元；二、驳回张景全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0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张振国承担（此款张景全已预交，待张振国给付补偿款时，一并给付张景全）。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张振国家庭人口4人，承包耕地面积7.72亩，其中旱田1.5亩。张振国自认已收到征收土地补偿款371.50万元；1994年10月10日甲方张振国与乙方李宝生、张振富签订《协议书》写明：“今有我村村民张振国土地转给张振富、李宝生一亩半共计3亩建大棚交给张振国贰万陆仟元，以后永久给乙方耕种。如国家征用由张振富和李宝生所得，没有张振国关系。”中间人张文明、王国兴签字。2004年9月26日李宝生与张景全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写明：“今有李宝生将土地一亩半转让给张景全永久使用（其中包括地面的大棚和温池）。如果遇国家征用土地所得的国家补偿金归张景全所得，与其它人无关。土地转让费共计伍万叁仟元整，同时交给李宝生村民。中间人杨宝林、刘福成，见证人武某签字。本院认为，本案案涉土地是家庭承包耕地。本案争点之一是案涉土地的流转方式是转让，还是转包。转让是原承包关系消灭，由发包方与第三方重新签订新的承包合同。从2004年9月30日，张振国的妻子刘霞与李宝生的妻子高秀英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和2004年11月16日，高秀英与张景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看，可以认定原承包关系已消灭，由发包方与第三方重新签订新的承包合同的事实。故张振国主张本案是转包土地的法律关系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振国主张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点之二、张景全是否是城西村村民。张景全在一审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是城西村村民。故本院确认张景全非城西村村民。本案争点之三是案涉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本案从2004年11月16日张景全签订承包合同时起实际经营案涉土地，被征收土地地上房屋及建筑物的补偿金328,940元及综合地价补偿金138,580元一审判决归张景全所有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土地补偿费，本案张振国系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张振国家庭4人的，张振国爱人刘霞作为家庭承包成员之一，将其家庭承包地7.72亩中1.5亩转让给李宝生，李宝生又转让给张景全，并均在合同中约定“如国家征用土地所得的国家补偿金归受让人所得，与其他人无关”。刘霞与李宝生处分自己的土地补偿费权利系其自愿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张振国上诉主张本案土地补偿费归张振国所得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张振国主张1994年10月10日张振国与李宝生、张振富签订的《协议书》书上，张振国的签字非张振国本人签字问题。张振国的爱人刘霞作为家庭承包成员之一，在李宝生在案涉承包地已经实际耕种十年后即2004年9月30日又与李宝生的妻子高秀英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对该事实重新进行了确认，该承包合同有效。现张振国主张《协议书》不是其签字，协议无效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本院予以纠正，但裁判结果正确，故对张振国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408元，由上诉人张振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静审判员 蔡耘耕审判员 齐 跃（）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杨航书记员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