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59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衡建刚，男，1980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帆，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北京惠时达安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新宫体育健身休闲园8号中福2号楼1层118号。法定代表人：刘迎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男，该单位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珠，女，该单位员工。上诉人衡建刚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惠时达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时达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20）京0106民初28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建刚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月21日期间工资差额13564.9元；3.改判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1033.25元；4.改判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5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工资4465元；5.改判惠时达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33.3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衡建刚自2020年3月开始根据惠时达安公司的安排在北京南站做消毒工作。根据合作单位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安排，每个出外勤人员的补贴是每日300元。这一事实由惠时达安公司出具的《通报批评》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此外，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调证材料》，滴滴公司明确表示，其向惠时达安公司支付的费用系“抗疫”特殊补贴，而非与惠时达安公司的合同款项。结合《通报批评》记载的内容，该特殊补贴应当直接支付给一线消毒人员，即衡建刚个人。惠时达安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衡建刚的上诉请求。惠时达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不支付衡建刚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015元；2．不支付衡建刚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2250元；3．不支付衡建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工资3000元；4．不支付衡建刚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250元。衡建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3564.9元；2．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4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1033.25元；3．惠时达安公司支付2020年5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工资4465元；4．惠时达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333.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衡建刚于2019年10月14日入职惠时达安公司，担任司服经理一职，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其月工资包含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工资通过支付宝转账形式支付，双方合同中并未对工资标准进行约定。2020年4月27日，衡建刚以惠时达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支付：1．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333.3元；2.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3564.9元；3.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27日期间工资差额11033.25元；4.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工资4465元。2020年9月4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京丰劳人仲字［2020］第2582号裁决书，裁决：一、惠时达安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建刚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3015元；二、惠时达安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建刚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2250元；三、惠时达安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建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工资3000元；四、惠时达安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衡建刚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250元；五、驳回衡建刚的其他仲裁请求。惠时达安公司与衡建刚均不服该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庭审中，衡建刚主张2020年3月份实发工资金额为4235元，4月份实发工资为5000元，上述两个月份未足额支付其工资。关于上述两月工资，应比照2020年2月发放工资金额7250元计算，按照出勤天数及加班情况予以核计。其中，3月份出勤天数26天，4月份出勤天数22天，另有一天清明节加班。5月份工资未发放，5月份出勤9天，计算方式同3、4月工资。此外，自2020年3月起因疫情原因其主要工作内容变更为车辆消毒，故根据北京市交通委规定其每天应享受300元额外补助，该笔补助已支付至惠时达安公司，但惠时达安公司未支付上述费用，其应在欠付工资中一并发放；2020年5月15日其因惠时达安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工资标准应为7333.3元。为证明上述主张，衡建刚提交劳动合同、2月份工资表、支付宝截图、钉钉截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快递记录查询截图、2020年3月出勤统计、3月工资明细表、4月工资明细表、通报批评复印件、社保查询结果为证。上述支付宝截图显示衡建刚共收到郭明珠转款40209.6元。惠时达安公司认可3、4月份实发工资金额，5月份确未发放工资。该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显示衡建刚3月出勤天数与衡建刚主张的天数相同。对4月、5月的出勤天数，惠时达安公司在庭审中陈述与衡建刚主张不同。但据仲裁阶段衡建刚提交的2020年4月、5月的钉钉考勤记录截图显示，衡建刚2020年4月实际出勤23天，2020年5月实际出勤9天（含1天法定节假日休假）。仲裁阶段，惠时达安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出勤问题，惠时达安公司陈述，当时因疫情原因，都是给员工排班进行出勤。对于3月份的工资，惠时达安公司表示，因发生疫情，3月份公司组织全员开会，一致通过对工资标准作出调整，工资发放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2200元的70％，另每出勤一天发放100元补助。公司已按照这一标准全额向衡建刚支付3月份工资。4月份工资已正常发放。5月份工资，因社保缴纳事由，衡建刚仍欠付公司款项，故未予发放。关于衡建刚提出的消杀补贴，公司与合作单位约定，相关费用于2020年10月份结算，与合作单位没有具体约定每天300元补贴，对衡建刚的该项主张不认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惠时达安公司表示当面收到，但认为衡建刚没有提前一个月提出离职，应向公司支付相应补偿。对衡建刚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不持异议。关于月工资标准，惠时达安公司认可支付宝截图，主张衡建刚试用期工资为4500元每月，之后为基础工资5000元加绩效，不认可衡建刚主张的工资标准。为证明其主张，惠时达安公司提交支付宝转账凭证及聊天记录、会议纪要、证明、劳动合同书、通报批评、社保记录、解除劳动合同书、2019年10月-2020年4月的工资明细表为证。衡建刚表示工资明细表不予认可。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惠时达安公司：鉴于贵司未能足额支付我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人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与贵司解除劳动合同。特此通知。职工：衡建刚。2020年5月15日。一审审理过程中，经衡建刚申请，一审法院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调取相关证据，该公司于2020年12月4日向我院回函，上载明：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我司与惠时达安公司以口头约定方式委托其单位安排人员负责相关消毒业务，双方并未拟定纸质协议；2．我司与该公司就“抗疫”合作周期是2020年1月26日至6月14日，并以月为单位向惠时达安公司支付完毕“抗疫”特殊补贴费用共计241500元。关于2020年3月的工资标准问题，惠时达安公司提交惠时达安会议纪要、证明为证。上述会议纪要载明：会议时间：2020年3月21日，会议议题：疫情影响公司薪酬调整内容，会议内容：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全面受到影响……就全员员工薪酬做出如下调整：调整前：工资＋绩效＋餐补＋部分员工的社保补贴，调整后：从2020年3月份起，调整全体员工工资发放标准如下：工资按岗位工资、出勤补贴发放，暂停其他绩效，等后期疫情情况好转和公司业绩上升后给与适当补贴，全员会议决议通过并实施。上述会议纪要有惠时达安公司盖章，显示参会人员有衡建刚。但该会议纪要无衡建刚签字。另，惠时达安公司申请证人张某、杨某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内容主要为惠时达安公司与2020年3月21日召开关于薪资调整的全体部门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因受疫情影响，经济受损，3月工资调整为北京市最低工资的70％加出勤补贴，开会的时候告知大家有意见可以提出，当时大家都没有意见。衡建刚当时参会，在开会时回复收到。关于薪资调整时间，张某陈述从3月份开始，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调整，如果公司经营好转，后期工资会恢复，如果仍不好的话，就执行此方案。杨某称述疫情期间一直执行此方案。疫情期间就没有让员工签字。关于该次会议，衡建刚表示，确实有参加会议，当时公司确实有计划对薪酬进行调整，且开会时说如果不同意可以当场提出。我当场没有提出异议，准备会后单独向领导提出，但后来也没有提。但是我没有签字。惠时达安公司表示，当时开会明确说了工资的计算方式，是全体参加全员通过的，有会议记录，当时没有让员工签名，但是当时说有不同意见的当场提出来，或者会后提出。但是衡建刚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另查，2020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每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3月份工资，结合惠时达安公司提交的会议纪要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惠时达安公司确经过法定程序对薪酬进行了调整，会议纪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亦可认为调整方案明确。衡建刚表示确参加了惠时达安公司召开的关于薪酬调整的会议，应视为其对降低薪酬一事系明知，衡建刚称其并未于开会时或会后向惠时达安公司表示对薪酬调整方案有异议。故，虽会议纪要没有衡建刚签字确认，但结合上述情况，仍应视为双方就调整工资标准一事已达成合意。结合双方确认的出勤天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等，惠时达安公司于2020年3月份向衡建刚发放的工资金额不低于其主张的方案。衡建刚主张支付工资差额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4、5月份工资，惠时达安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工资构成与3月份工资构成不同，结合惠时达安公司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惠时达安公司在4月份已恢复之前的薪酬方案。关于4、5月份的出勤天数，因在仲裁阶段，惠时达安公司对衡建刚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真实性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衡建刚主张的相应天数予以采纳。另考虑出勤系由惠时达安公司根据员工情况排班，应出勤轮休交替进行，故一审法院对衡建刚主张的加班事由不予采纳。对于工资标准，因双方对4月份工资计算方式存在争议，故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无争议的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的工资确认月工资标准。因惠时达安公司对衡建刚提交的支付宝截图予以认可，据此可确认该期间衡建刚的月平均工资为6194.92元。依据衡建刚4月份的出勤天数，惠时达安公司应支付衡建刚4月份工资金额总计6550.95元，减去已经支付的金额，惠时达安公司还需向衡建刚支付剩余工资1550.95元。5月份工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的对价，用人单位不得无故克扣，故结合衡建刚出勤天数，惠时达安公司应向其支付5月份工资2563.42元。关于额外补助，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回函表明该公司与惠时达安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但并未明确相关补贴费用系按照惠时达安公司出勤人员发放，亦未明确该笔费用的计算方式系按照出勤人员每日出勤300元核算，且未明确其系对出勤人员个人的补贴。故，对衡建刚主张的上述补助费用，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衡建刚以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向惠时达安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该情况符合应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之法定情形。结合一审法院上述确认的工资标准计算，惠时达安公司应支付衡建刚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194.92元。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判决：一、惠时达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衡建刚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1550.95元；二、惠时达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衡建刚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工资2563.42元；三、惠时达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衡建刚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194.92元；四、驳回惠时达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衡建刚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诉讼中的诉辩主张及陈述，本案争点为惠时达安公司是否应当向衡建刚支付额外补助。衡建刚主张，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调证材料》载明“我司与惠时达安公司以口头约定方式委托其单位安排人员负责相关消毒业务……并以每月为单位向惠时达安公司支付完毕‘抗疫’特殊补贴费用共计241500元”，由此可以得出滴滴公司支付的费用应支付给每一线消毒人员；惠时达安公司出具的《通报批评》载明“导致合作方（滴滴）直接给予公司通报批评并减少消毒人员，造成每天300元经济损失”，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位消毒人员每天的补助为300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调证材料》《通报批评》载明的内容，无法直接得出惠时达安公司应按每人每日出勤300元的标准向一线消毒人员发放补助的结论。经本院询问，衡建刚称惠时达安公司曾口头承诺外勤消毒工作每天有300元补助，但衡建刚并未就此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惠时达安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虽本院对于衡建刚于疫情严峻期间，身处一线从事消毒工作表示敬意，但对其上诉主张，本院实难支持。另，一审法院关于衡建刚3、4、5月份出勤认定、工资标准认定及惠时达安公司应向衡建刚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认定，符合本案实际与法律规定，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衡建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惠时达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俊晔审 判 员 李明磊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郝琪琪书 记 员 刘 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