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1民终210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振富，男，195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哈尔滨市阿城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军，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干警，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利，黑龙江高盛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春光，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退休干部，住哈尔滨市香坊区。上诉人孙振富因与被上诉人刘军、孙春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2020）黑0112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用阅卷、调查和询问的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振富，被上诉人刘军、孙春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振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军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刘军起诉解除合同，应提交合同原件，但其并未提交原件和复印件。事实是当初双方仅签订一份合同，由刘军持有，复印件一直未给付孙振富。第二，刘军称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建厂，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当时签约时根本没有提及建厂事宜，其签约使用土地用途与孙振富无关。对此，刘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军辩称，孙振富与刘军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土地出让合同，本案经历了两级法院五次审判，孙振富均未提供其所述的书面土地转让合同，也正是由于孙振富与刘军的土地转让未签订书面合同，进而发生纠纷，当时孙振富与刘军达成转让土地的合意，刘军向孙振富交付了土地转让款，孙振富出具收据，双方之间土地转让合同成立，未签订书面合同，不影响法院解除双方以其他方式订立的土地流转合同。刘军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目的是建设厂房，刘军为新建监狱的干警，城镇户口，不具有从事农业种植的专业能力，在其欲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时，已将该目的告知孙春光，孙春光已经告知孙振富，故孙振富在向刘军转让土地之实，对刘军的利用土地建厂的目的系明知。之后刘军找孙春光补签协议，虽只有孙春光本人签字，刘军及孙振富在协议上未签字，但从该协议内容可知，双方订立土地流转合同时，孙振富对刘军购地建厂的事实知晓，由此可知，刘军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厂房。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孙振富的上诉请求。孙春光辩称，刘军和孙振富在13年买的时候已经签订合同了，当时就一份，被刘军的媳妇拿走，称复印以后再拿回来，但至今没拿回来。另外本身有收条，不可能没有合同。首先刘军违约在先，其就是租赁块地。刘军系虚假诉讼，应负法律责任，本身有合同，为什么不拿出来，还到公安局诬告诈骗，这个手段非常不好。孙春光是中间人，不应为被告。刘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刘军与孙振富之间的土地流转合同；2．判令孙振富、孙春光返还土地转让款120000元及利息；3．孙振富、孙春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1月16日，案外人樊庆荣取得阿城市新华镇延川村一组房前林地的林权证［阿林证字（2005）第2300281364号］，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权利人延川村，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樊庆荣。2013年6月16日，樊庆荣将该林地流转给孙振富，孙振富未办理林权证转让手续。刘军与孙春光系同事关系，孙春光与孙振富相识。2015年，刘军需购买土地开设生产睫毛的工厂，孙春光将该情况和孙振富说明。后刘军与孙振富多次协商，孙振富将该林地转让给刘军，刘军先期缴纳定金10000元，又于2015年10月29日支付剩余价款110000元。孙振林执笔出具收条1份，内容为：今收到土地转让资金壹拾贰万元整。上款系（土地转让金）￥120000元。领收人：孙振付（捺印），2015年10月29日；孙春光签名捺印，2015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案涉土地为集体林地的薪炭林，林权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延川村，使用权人为樊庆荣，该林地虽流转给孙振富管理、使用、经营多年，但孙振富对该土地的使用权限不应及于向有关部门申请改变土地性质。刘军为建厂房购买土地，孙振富对该情况知悉，（2019）黑01民终8390号判决认定的事实对该情况已予以证实。孙振富与刘军订立合同时未能对转让土地使用权限进行合理性预见，致使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客观上无法实现，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刘军明显不公平，根据公平原则应对该合同予以解除。孙春光为刘军与孙振富订立合同的中间人，并非案涉林地的权利人也非案涉土地流转合同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孙春光虽在收条上签名并捺印，但并未在收款人处签字也非实际收款人，刘军向孙春光主张权利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解除刘军与孙振富订立的土地流转合同；二、孙振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军土地转让金120000元；三、判决生效后该土地继续由孙振富使用；四、驳回刘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刘军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举示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产生的纠纷，虽然没有证据证实刘军、孙振富未就案涉土地的转让签订了书面流转合同，但双方对于孙振富实际收取了刘军12万元土地转让费用以及孙振富、刘军、孙春光等人就土地转让事宜多次磋商的事实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双方订立了口头合同，另案已生效判决也已确认该合同合法有效。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合同内容一般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本案中，正是由于双方对于土地转让的履行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导致口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具体而言，就是刘军、孙振富对于案涉土地能否用于非农建设，以及该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手续由谁负责的问题，约定不明。虽然刘军称，其已将受让案涉土地用于开设工厂事宜告知中间人孙春光，而孙春光承认将该情况也告知了孙振富，但是否应由孙振富负责申请建设用地审批，并没有确凿证据予以证实，而且，孙振富也在多次审理程序中明确表示，刘军如何使用案涉土地与其无关。诉讼中，刘军举示的《买卖协议》并没有孙振富、刘军的签字，且该协议内容对此也没有明确表述，不能产生确定案件事实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对于案涉土地是否能够用于开设工厂，刘军、孙振富在订立合同之初存在重大误解。鉴于孙振富持有案涉土地的《林权证》，且其身份系农民，其将该土地转让给刘军不存在主观恶意，没有证据证明孙振富明知该地无法变更使用性质而故意与刘军订立转让合同；而刘军作为案涉土地受让人，对于拟对该地使用方式是明知的，故其应当对于可能存在的手续变更事宜，与出让方孙振富进行明确的约定。从双方的订立合同目的、身份、认知能力以及举证责任分析，对于因该缔约过失造成的后果应由刘军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关于“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之规定，本案中，刘军、孙振富对案涉土地订立的转让合同已经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基础，但解除该合同使之归于自始无效，对于孙振富丧失就案涉土地获取收益的权利，不具有公平性。故基于前述责任分析和法律规定，对双方的合同应予解除，但应由刘军支付自订立合同至合同解除期间的使用费用。关于费用标准的认定问题。案涉土地系于2005年取得《林权证》，但对于使用期限没有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故本院按照最低年限三十年计算，刘军、孙振富系于2015年订立口头合同，双方签字的《收条》表述为款项为“土地转让金”，故应当理解为剩余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费用，也即20年的承包费总计12万元，据此，每年的使用费应为6000元（12万元÷20年）。至刘军2020年提起撤销之诉，总计5年，应当支付使用费用30000元。综上，合同解除后，孙振富应当返还刘军剩余费用90000元综上所述，孙振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2020）黑0112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2020）黑0112民初2987号民事判决为第二项为：孙振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军土地转让金90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孙振富负担1012元，由刘军负担33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孙振富负担2025元，由刘军负担6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晓波审判员郑兴华审判员张宇（）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仇长科书记员岳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