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09民终24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大安，男，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平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厚俊，安康市汉滨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东，男，1969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平利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君，住湖南省醴陵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林，陕西康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蒲平安，男，1970年6月18日出生，现住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元元，陕西宁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文睿，陕西宁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大安因与被上诉人王东、蒲平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平利县人民法院(2019)陕0926民初1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大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厚俊，被上诉人王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君、汪林，被上诉人蒲平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元元、孙文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大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东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王东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09年3月，刘大安与王东在某某承包工程，向蒲平安交纳200万元保证金，当时保证金收条由王东持有。2011年1月10日，王东把押金收据原件退还给蒲平安，且重新办理了新的债务关系总计243万元，欠条中已注明有100万元工程押金。2011年7月17日，王东在刘大安不知情的情况下，又给刘大安办理了委托代收押金的委托书，在没有告知刘大安的情况下，又让刘大安拿着复印件去找蒲平安催要不存在的100万元押金，王东的做法显然属于欺诈。事实证明，王东已分三次从蒲平安处全部收回该笔款项，刘大安不可能再向蒲平安要100万元押金。2.2011年7月17日，刘大安给王东出具32.5万元条据所涉借款，刘大安不应该归还。王东欠秦巴公司某某防洪河堤工程款，久拖不付，刘大安一直在向王东索要。王东于2011年7月17日带刘大安前往蒲平安处要账，因刘大安、王东、蒲平安存在三角债关系，即：王东欠刘大安工程款，蒲平安欠王东钱，而刘大安向蒲平安借款40万元还有32.5万元未偿还，经协商，三方当场同意过账，刘大安以收取王东工程款方式给王东出示了32.5万元的借条，该笔款项是三方倒账的结果，刘大安和王东之间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刘大安借了王东32.5万元，一审为何没有要求王东出示付款凭证？本案是委托合同关系，倒账的32.5万元并非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属于民间借贷行为，也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处理。3.一审判决刘大安向王东偿还20万元错误。王东一审向法院提交的借款借据仅能证明刘大安曾向信用社贷款的事实。王东主张代刘大安偿还了20万元借款本息，双方之间应形成借（还）款协议，刘大安必须给王东出具借条或欠条，王东应提供其偿还借款的贷款收回凭证。刘大安在王东拨付工程款后已于2008年12月30日偿还了该笔贷款本息。该笔贷款发生时间是2008年，此后刘大安多次向王东追讨拖欠的工程款，并于2013年诉至平利县人民法院，该案查明2008年8月至2010年9月，王东向刘大安支付工程款49笔1061.9698元。如果刘大安确实欠付王东款项，其在拨付工程款时没有理由不予扣减。4.本案事发时间为2008年12月30日和2011年7月17日，王东直到2019年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5.本案2019年10月立案受理，2020年12月才做出裁判，严重超审限，程序违法。 王东辩称，1.代收押金的委托书载明收到的押金条并没有注明是复印件。2.一审中已经明确查明32.5万元是三方协商工程押金款时，将其中的32.5万元倒账给刘大安，用于刘大安买车，32.5万元只是王东押金的一部分。3.一审中也已查明20万元是因为刘大安没有钱偿还贷款，由王东代为偿还的。刘大安辩称在秦巴公司工程款中抵扣了，二审中又称在另外一个工程中抵扣，其主张均没有事实根据。4.刘大安提到的诉讼时效问题，不是法院主动审查的，一审中刘大安没有主动提出时效问题，所以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5.本案当事人都申请过延期审理，故一审不存在超审限审理的情况。综上，刘大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蒲平安辩称，1.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蒲平安通过转账方式向王东还款261.5万元，还款金额已经超过蒲平安向王东出示的欠条金额，蒲平安在一审中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欠款也已经还完，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2.对于刘大安的上诉请求由法院依法判决。 王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大安返还代收的工程押金100万元及利息；2.刘大安偿还王东给其代为支付的银行借款20万元及利息；3.诉讼费由刘大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王东、刘大安及蒲平安合作开发安康某某经济适用房工程，按公司规定要求，王东、刘大安分别交给蒲平安100万元押金，并由蒲平安出具了一张200万元保证金收据。2010年5月，王东退出合作。2011年王东和刘大安向蒲平安索要押金款，由于蒲平安无钱支付，因此王东委托刘大安向蒲平安追回个人押金。2011年7月17日，刘大安给王东出具收条一张，王东委托刘大安全权追回押金。2011年1月10日，王东和蒲平安又在刘大安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蒲平安给王东出具243万元欠条一张，该条据载明：“欠到王东现金人民币贰佰肆拾叁万元整（2430000.00元），其中借款143万元、工程保证金100万元整（此款按月息2分计算），注：贰佰万元工程款按交款人日期开始计算，欠款人：蒲平安，2011年元月10日。”经蒲平安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蒲平安在向王东出具243万元借条后，于2012年6月2日，蒲平安（账号XXXXXXXXXXXXXX********）转账给王东（账号XXXXXXXXXXXXXXX********）65万元，2013年2月6日，蒲平安通过张某某（账号：XXXXXXXXXXX********)转账给王东（账号：XXXXXXXXXXX********）100万元。以上两笔转账王东均已收到，并对转账金额无异议。庭审中，蒲平安举证显示蒲平安（账号：XXXXXXXXXXXX********）于2012年5月11日转账给王东（账号：XXXXXXXXX********）人民币65万元。但经王东质证，证实该笔65万元转账不存在。后蒲平安申请延期举证，于2020年9月21日再次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证实2014年11月24日，蒲平安通过陕西渝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号：XX-XXXXXXX********）转账给余某某（系王东妻子，账号：XXXXXXXXXXX********）64万元，经质证，王东对转账事实无异议。至此，蒲平安共计向王东转账229万元，且均已到账，三笔转账均得到王东的认可。此外，2009年刘大安向蒲平安借款40万元，后归还7.5万元，还下欠32.5万元，由于王东欠刘大安工程款，三人协商后决定将32.5万元由蒲平安处过账到刘大安处，由刘大安向王东出具了32.5万元的借款借据。因此，蒲平安应支付王东的100万押金中的32.5万元过账至刘大安，由刘大安负责向王东偿还。综上，蒲平安转账金额229万元加上过账金额32.5万元，共计已经偿还王东261.5万元，蒲平安还款金额超出了下欠王东243万元欠款金额，且还款中包含了下欠的王东100万元押金款，蒲平安完成了相应举证责任和押金清偿责任。 另外，2008年7月30日，刘大安向银行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后，王东代其偿还。2019年10月17日，王东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一审法院做出（2019）陕0926民初105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刘大安名下在执行局的案件款100万元，冻结期限自2019年10月17日始至2020年10月17日止。保全到期后，2020年11月5日，王东再次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下发（2019）陕0926民初105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冻结被申请人刘大安名下在执行局的案件款60万元，冻结期限自2020年11月5日始至2021年11月5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王东与刘大安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刘大安委托义务事项是否完成；二、王东给刘大安偿还的20万元贷款是否应当偿还王东；三、蒲平安是否应当退还王东100万元押金款；四、本案王东主张的利息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焦点一，王东委托刘大安代为追回押金，刘大安向王东出具200万元收条，载明由刘大安代王东向蒲平安追回押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受托人刘大安处理王东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刘大安未能完成委托事务，因此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综上，王东与刘大安之间的委托关系成立并有效，且王东也可以行使对蒲平安的权利。 关于焦点二，刘大安向洛河农村信用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后由王东代为还款，王东、刘大安均认可该笔借款事实。刘大安辩称在与王东公司的工程款支付中已还清借款，但缺乏相应还款明细佐证，亦无法说明哪一部分工程款属于还款，刘大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该笔借款应认定为刘大安未偿还给王东。 关于焦点三，王东庭审中明确要求蒲平安共同承担偿还押金款的责任，但经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和蒲平安举证，蒲平安共计通过转账和过账方式向王东还款261.5万元，还款金额已超过蒲平安于2011年元月10日给王东出示的欠条金额，王东也认可该转账事实（其中包括100万押金款），因此，蒲平安举证责任和清偿责任已经完成，不再承担本案王东押金款100万元的清偿责任。 关于焦点四，蒲平安已完成举证责任和押金清偿责任，因此不再承担本案利息。而由蒲平安过账至刘大安处的32.5万元押金利息，由于王东与刘大安在32.5万元欠条中未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该押金利息不予支持。同理，刘大安下欠王东20万元借款，由于双方未约定利息，该笔借款利息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刘大安偿还王东押金款32.5万元；二、由刘大安偿还王东借款20万元；以上一、二项给付内容限刘大安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三、驳回王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5600元，由王东承担8775元，刘大安承担6825元。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大安提交以下证据：1.《平利县秦巴重晶石有限责任公司某某河堤新修及改造工程决算书》，拟证明：32.5万元是作为王东欠刘大安的工程款倒账而来，折抵了王东应向刘大安支付的工程款32.5万元。2.陕西信合收回贷款凭证。拟证明：如果王东替刘大安偿还贷款20万元，那应该提供信用社收回贷款凭证，同时提供刘大安委托王东还款的委托书。经当庭质证，王东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决算书决算的应该是工程款，该证据中包含的借条、领条不可能成为决算书的附件，其中32.5万元的条据显然是后面补上去的。一审庭审中，刘大安认为32.5万元抵扣到另外一个工程款中，而非现在这个工程中。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大安一审中认可这20万元由王东代其偿还。蒲平安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蒲平安并不知情，对于32.5万元是蒲平安过账至刘大安名下，至于刘大安与王东是否存在抵扣，蒲平安不知情，且与其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大安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经二审审理查明，2008年7月30日，刘大安向信用社贷款20万元，该笔贷款的借款借据载明：“到期日期为2009年1月29日，2008年12月30日偿还本金20万元。”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大安应否偿还王东押金款32.5万元；二、刘大安应否偿还王东借款20万元。 关于焦点一，刘大安上诉认为其与王东之间不存在32.5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刘大安在一审法院2020年6月9日第二次庭审中陈述“蒲平安证据中说的过账32.5万元那个事情，我反正是要给的，是给原告还是第三人我都可以给，但是原告说没有这么回事，我请求原告调取32.5万元过账流水。”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组织各方对蒲平安补充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时，刘大安陈述“我下欠蒲平安32.5万元，蒲平安欠王东32.5万元，所以之后三人过账，由我下欠王东32.5万元，这笔钱在我和王东的工程款中已经偿还，我们之间没有账目了。32.5万元是停留在我这里，因为王东欠我的工程款，所以我没有给王东，现在停留在我这里。”从刘大安一审陈述可以看出，其认可蒲平安将本应向王东支付的押金32.5万元过账至刘大安名下，只是认为该32.5万元已经从王东应向其支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二审中其主张与王东之间不存在32.5万元的债权债务，与其一审陈述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刘大安认为自己是以收取王东工程款方式向王东出具了32.5万元的借条。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虽然刘大安与王东所在公司之间存在工程款往来，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收到对方支付的款项应当出具收条而非借条。刘大安二审中提交平利县秦巴重晶石有限责任公司某某河堤新修及改造工程决算书，该决算书后面附有包括案涉32.5万元借条在内的六张条据，刘大安以此主张该款项已在该笔工程款中抵扣。经查，该决算书所附六张条据包括借条、领条及收据，案涉32.5万元借条中明确载明“今借到王东现金叁拾贰万伍仟元整”，而在其他条据中或载明交款单位是“秦巴重晶石有限责任公司”，或载明借支的是“工程款”。由此可见，如果刘大安在施工过程中以借支的方式收取工程款，那么其在书写习惯上均会载明是向公司借支或者借支的是工程款，而非向王东个人出具。因此，在案涉32.5万元的借条没有备注抵扣工程款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款项已在双方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 关于焦点二，刘大安上诉主张案涉20万元贷款是其在王东拨付工程款后于2008年12月30日予以偿还，并非王东代刘大安偿还。经查，一审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第一次庭审时，王东提交《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借据》以证明刘大安向信用社贷款的20万元系由王东代为偿还，刘大安当庭质证对该证据无异议，认可王东代其偿还该笔贷款20万元，但认为该款已在之后其与王东所在公司发生的2009年1月30日的公司往来账中予以抵扣。一审法院在2020年6月9日第二次庭审中询问刘大安为何20万元贷款的原始借据在王东手中时，刘大安陈述“由于王东说财务要走账，所以借据给他了，借款借据有很多联，王东拿的是其中一张。”一审法院继续询问刘大安“20万元是否由王东偿还，但二人用其他方式走账了”，刘大安回答“红色的联在我手中，是的，工程款走账了。”一审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组织各方对蒲平安补充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时，刘大安提交了（2019）陕09民终50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3）平民初字第00029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与王东20万元的银行借款还款情况，刘大安承认该笔借款是王东还给银行的，但认为该笔借款已经在上述判决所涉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二人通过打官司已将所有工程款都结清了。从上述审理过程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对于案涉20万元贷款实际由谁向信用社偿还的问题已经过充分的举证、质证以及辩论，而刘大安在一审中认可20万元借款是由王东代其向信用社偿还，只是认为该笔借款已在此后双方产生的工程款中予以抵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刘大安在本案二审中主张该20万元系其自行向信用社偿还，不仅未提供其向信用社偿还借款的凭证，该主张亦与其一审陈述意见相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对刘大安该主张不予采纳。在王东代刘大安向信用社偿还借款20万元的情况下，刘大安应向王东偿还该笔款项。刘大安一审认为该笔借款已在其与王东所在的平利县秦巴硫化坝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工程款中予以抵扣，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笔款项系在哪一笔工程款中予以抵扣的，故对刘大安该主张不予采纳。 刘大安上诉还主张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刘大安与王东以及王东所在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经济合作往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大安已向王东偿还了王东代其偿还的20万元贷款及过账款32.5万元，亦无证据证明双方就该两笔款项约定了履行期限，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王东可以随时要求刘大安履行，故本案王东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刘大安上诉还主张一审审理超出审理期限，程序违法。经查，本案一审法院经过多次开庭审理，期间蒲平安亦申请延期开庭质证，一审法院已经办理相应的审限变更审批手续，故刘大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大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上诉人刘大安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及海 审判员  刘慧琴 审判员  王 佳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南亨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