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3民终104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民意街40号。法定代表人：洪景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扬，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住所地北票市和平街24号。负责人：崔明杰，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立红，辽宁史立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平，女，198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北票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中国青年旅行社港湾营业部，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港隆路90号2单元1层1号。负责人：郭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甜，女，1986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劲松，男，1951年3月16日出生，开心假期（大连）旅游票务有限公司职员，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悠优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长江路881号。法定代表人：焦军，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昌北国际机场。法定代表人：张志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彬，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和燚，北京德恒（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北票国税”）、刘永平、大连中国青年旅行社港湾营业部（以下简称“大连中青旅”）、刘甜、大连悠优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优公司”）、江西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航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票市人民法院（2020）辽1381民初22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达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负责为北票国税办理退票并承担退票不能的后果，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1．北票国税无权单方要求退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北票国税在购票前，上诉人已经通过刘甜、刘永平、大连中青旅告知北票国税案涉机票“不退不改”。北票国税在对此明知的情况下，仍然同意购票。此时，北票国税无权单方要求退票。2．江西航空未能有效披露“退改签”规则，不能以此对抗上诉人告知的“不退不改”规则。经查，在江西航空官网上，并没有找到“退改签”规则。北票国税在购票时，也没有对上诉人告知的“不退不改”规则提出任何异议，这也可以说明江西航空并没有对“退改签”规则作出有效披露，否则，北票国税理应知晓。而事实上，刘甜、刘永平、大连中青旅以及北票国税对此均不知情。因而，该江西航空未能有效披露“退改签”规则，该规则不能对抗上诉人告知的“不退不改”规则。即使江西航空曾披露过通常的“退改签”规则，但在另有特殊约定的情形下，仍应当适用特殊约定。本案北票国税所购机票属于优惠团购机票，上诉人作为江西航空的代理商，与北票国税已经作出了“不退不改”的特殊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对北票国税具有约束力。江西航空是否同意退票，均不影响上诉人与北票国税之间的约定。3．在北票国税提出要退票时，刘甜已经明确答复该机票不能办理退票，北票国税收到答复后，未提出任何异议。该行为可以进一步认定，北票国税对其无权单方退票是明知并认可的。北票国税起诉要求退还机票款，属于单方违约。4．上诉人与北票国税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北票国税与江西航空之间存在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仅仅是江西航空的出票代理，一审法院也对该事实作出了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后果应由被代理人江西航空承担，上诉人与北票国税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即使上诉人发布的“不退不改”规则存在失误，其行为后果也应由江西航空承担，江西航空承担责任后，可向上诉人追偿。上诉人在二审期间补充上诉意见称：1．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但洪达公司与北票国税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洪达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2．北票国税在向刘永平购票时，已经同意“不退不改”的特殊约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北票国税具有约束力，北票国税无权单方要求退票。一审法院认定“各代理人与北票国税约定的不退不改的约定，应限定在航空公司官网公布的退改签规则内”，进而要求洪达公司承担退票不能的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3．一审关于洪达公司接到退票通知时间的认定错误。洪达公司是在2019年9月15日傍晚接到刘甜关于退票的通知，并于9月16日上午同江西航空联系退票事宜，不存在任何过错。4．江西航空在本案中也存在过错及不当得利，应承担最终的返还票款的责任。退一步讲，也至少针对返程机票按照其所称的“退改签”规则退还机票款。北票国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永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刘甜答辩称：刘甜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刘甜是个人行为，不应该承担责任。江西航空答辩称：1．一审审理过程中对案件情况充分进行询问调查，并结合证据正确地认定了事实。一是江西航空已公示和宣传“退改签”规则，大连洪达不但明知该规则，且未告知购票者真相。二是上诉人于2020年9月12日收到北票国税退票申请，但于9月16日上午才询问江西航空退票事宜，且于17日才操作退票申请。三是被上诉人北票国税承认委托购票时，原审被告刘永平反复提醒过“不退不改”，且税务局未提出异议，还明确要求立即出票。2．一审判决基于上述正确认定的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一是上诉人没有向购票者尽到提示航空公司“退改签”规则的义务。二是上诉人客观上耽误了北票国税的退票申请。三是上诉人是以其自身名义经营机票代理销售业务，与购票者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应对其违约行为和过错独立成承担责任。3．无论购票者与代购者“不退不改”的特殊约定能否替代航空公司的“退改签”规则，也仅须在北票国税和上诉人之间认定责任，与江西航空无关。此外，一审判决关于刘甜等各方应返还给税务局的金额均认定正确。4．上诉人原来只将北票国税作为被上诉人，现在当庭将其余当事人列为被上诉人，已经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对其他当事人而言，上诉人已经超过了上诉期限，所以其余当事人不应被增加列为被上诉人。大连中青旅及悠优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做出答辩。北票国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大连中青旅或其他责任人返还原告机票款4540元；2．请求判令被告共同返还原告机票款188,410元，第三人依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9月初，北票国税经办人张立志委托刘永平预定2019年9月16日沈阳至南昌、2019年9月22日南昌至沈阳的机票。刘永平接受委托后，委托江达源（与刘甜为悠优公司同事）预定上述机票，江达源接受委托后，通过大连中青旅在洪达公司（江西航空代理商）处购买了江西航空于2019年9月16日沈阳至南昌、2019年9月22日南昌至沈阳的往返机票。刘永平与张立志在联系业务微信聊天过程中，刘永平告知张立志原告购买的团体票不改签、不退票。张立志通过微信将购票名单85人发给刘永平，刘永平告知张立志机票金额为2270元/人×85人＝192,950元，将该款打入大连中青旅账户内。2019年9月6日，原告将192,950元机票款打入大连中青旅账户。后张立志告知刘永平机票人数变更为83人，刘永平层层告知各受托人，2019年9月9日洪达公司将人数调整为83人，同日，江西航空实际销售团体票83张，每张机票款2070元（含100元机场建设费），总费用171,810元。大连中青旅将未购买的2张机票款4540元退还给刘甜。2019年9月10日，原告因内部原因取消航程，并告知刘永平退票事宜。同日，刘永平告知江达源，江达源表示团体票不退不改签，后刘永平与刘甜联系，刘甜表示团体票不退不改签，航空公司不会出具不退不改签的证明文件。2019年9月12日下午，洪达公司收到刘甜发送的原告退票信息。2019年9月16日上午9：24分，洪达公司询问江西航空能否退票，江西航空表示仅能退税。2019年9月17日上午，江西航空接到洪达公司退票申请，江西航空将机场建设费8300元退还至洪达公司账户内，洪达公司又将该款退还给刘甜。一审另查明，江西航空官网关于团体旅客退改签的规定：团体旅客自愿退票。全航程首段始发航班规定离站时间72小时（含）以前，收取票面价格30%的退票费。全航程首段始发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一天中午12点（不含）以后，仅退还税费，已付票款不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北票国税通过委托代理人购买机票因退票产生的纠纷。本案中的代理关系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购票阶段和退票阶段。购票阶段的法律关系为，北票国税委托刘永平购买沈阳-南昌的往返机票，刘永平将代理事项转委托给刘甜，刘甜通过大连中青旅向江西航空的代理商洪达公司购买了江西航空机票，北票国税对刘永平转委托刘甜等过程知情。在购票阶段，各代理人完成了购买往返机票的事项。在退票阶段，北票国税将退票意愿告知了刘永平，刘永平告知了刘甜，刘甜告知了洪达公司，洪达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即飞机起飞日9月16日72小时前收到了刘甜关于原告退票信息，洪达公司却于9月17日飞机起飞后进行了退票操作。虽然在购票阶段，各代理人已告知原告团体往返票不改签、不退票，但各代理人与原告约定的“不退不改”的约定应限定在航空公司官网公布的“退改签”规则内。刘永平在接到原告退票申请后告知了刘甜，刘甜告知了洪达公司，洪达公司在2019年9月12日收到退票信息后，却在全航程首段始发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后向江西航空办理了退票操作，因洪达公司的原因，耽误了原告退票信息的传递，如果洪达公司及时传递原告退票信息，原告至少获得163,510元购票款70%即114,457元的返还价款，造成原告该部分损失责任在洪达公司，洪达公司应对原告机票损失114,457元承担赔偿责任。在购票过程中北票国税已经告知实际购票人数由85人变更为83人，且江西航空收到实际购票名册即为83人，减少的2人并未实际购票，大连中青旅已将2人机票款退还给刘甜，因此，刘甜应将2人机票款4540元返还给北票国税。因江西航空已将8300元机场建设费返还洪达公司，洪达公司又将该笔款项退还给刘甜，刘甜应将该款项返还给北票国税。刘甜在收到退还的2人机票款及机场建设费后，要求退还给北票国税，而北票国税拒收该款项，故此，刘甜应当承担返还责任的款项对应的诉讼费用应由北票国税负担。原告已付款188,410元与江西航空实际收到的价款171,810元中间的差价部分16,600元属各代理人完成代理工作中的报酬部分，各代理人可不予返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一款（四）项、（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刘甜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机票款4540元、机场建设费8300元，合计人民币12,840元；二、第三人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机票款损失人民币114,457元；三、驳回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59元，由原告国家税务总局北票市税务局负担1697元，第三人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2462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上诉人洪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景勇与刘甜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洪达公司是在2019年9月15日傍晚收到退票通知，但是当天是法定节假日，因而洪达公司在9月16日申请退票没有任何过错。刘甜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质证认为其是在2019年9月12日下午打电话告诉洪景勇的，所以才产生这段对话，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北票国税对聊天记录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质证认为北票国税是在2019年9月10日提出了退票申请，该证据充分证明了由于上诉人耽误时间造成购票损失。江西航空对上述证据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体现的事实存在逻辑问题，一上来就提退票的后续表示，没有办法单独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实。无论双方约定退票时间是什么时候，都与江西航空无关，要么是北票国税晚退票，要么就是上诉人耽误退票时间。刘永平对上述证据质证称退票已经告诉刘甜了，同意江西航空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9月15日洪景勇与刘甜微信聊天记录，刘甜在聊天开始并未首先向洪景勇说明北票国税要求退票的事宜，而直接开始与洪景勇商讨相关处理事宜，并不符合常理，且在庭审中上诉人认可在此前刘甜与上诉人说过购票事宜“有变动，但是不用管”，但不能说明具体时间，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上述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洪达公司是在2019年9月15日傍晚收到退票通知，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北票国税通过委托代理人购买机票因退票产生的纠纷。本案中的代理关系应分为两个阶段，即购票阶段和退票阶段。购票阶段的法律关系为，北票国税委托刘永平购买沈阳-南昌的往返机票，刘永平将代理事项转委托给刘甜，刘甜通过大连中青旅向江西航空的代理商洪达公司购买了江西航空机票，北票国税对刘永平转委托刘甜等过程知情。在购票阶段，各代理人完成了购买往返机票的事项。在退票阶段，北票国税将退票意愿告知了刘永平，刘永平告知了刘甜，刘甜告知了洪达公司，洪达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即飞机起飞日9月16日72小时前收到了刘甜关于北票国税退票信息，洪达公司却于9月17日飞机起飞后进行了退票操作。洪达公司作为专业民航运输代理机构，应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规则熟知，虽然在购票阶段，各代理人已告知北票国税团体往返票不改签、不退票，但仅采用口头方式告知，上述不改签、不退票告知排除了北票国税应有的权利，且并未得到北票国税书面认可，应认定对北票国税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应适用航空公司官网公布的“退改签”规则。刘永平在接到北票国税退票申请后告知了刘甜，刘甜告知了洪达公司，洪达公司在2019年9月12日收到退票信息后，却在全航程首段始发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后向江西航空办理了退票操作，因洪达公司的原因，耽误了北票国税退票信息的传递，如果洪达公司及时传递北票国税退票信息，北票国税至少获得163,510元购票款70%即114,457元的返还价款，造成北票国税该部分损失责任在洪达公司，原审认定洪达公司对北票国税机票损失114,457元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在购票过程中北票国税已经告知实际购票人数由85人变更为83人，且江西航空收到实际购票名册即为83人，减少的2人并未实际购票，大连中青旅已将2人机票款退还给刘甜，因此，刘甜应将2人机票款4540元返还给北票国税。因江西航空已将8300元机场建设费返还洪达公司，洪达公司又将该笔款项退还给刘甜，刘甜应将该款项返还给北票国税。刘甜在收到退还的2人机票款及机场建设费后，要求退还给北票国税，而北票国税拒收该款项，故此，刘甜应当承担返还责任的款项对应的诉讼费用应由北票国税负担。北票国税已付款188,410元与江西航空实际收到的价款171,810元中间的差价部分16,600元属各代理人完成代理工作中的报酬部分，各代理人可不予返还。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洪达公司是在2019年9月15日傍晚接到刘甜关于退票的通知的上诉意见，经查，洪达公司于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洪达公司接到退票的所谓的一个相关信息，是在12号，接近下午靠下班的时间，而9月13日是中秋节法定的一个假日，14、15日是周六日是休息日，在16日也就是上班的工作日的上午，洪达公司即与江西航空公司相关人员联系退票事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经查，2019年9月13日确实为中秋节，本案上诉人于庭审中的表述具体、明确，对于接到退票信息的陈述构成自认，现上诉人反悔却不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案应认定上诉人系于2019年9月12日接到刘甜的退票信息，对上诉人此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江西航空在本案中也存在过错及不当得利，至少针对返程机票按照其所称的“退改签”规则退还机票款的上诉意见，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9.14元，由大连洪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华审判员  汪 江审判员  姜永涛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多（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