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湘01民终3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昭君，女，1980年06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天心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平峰，湖南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101756720B。法定代表人：张荣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国，湖南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曾昭君因与被上诉人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慕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72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昭君上诉请求：1.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0）湘0102民初172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1）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休假期间的基本工资33968元；（2）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8000元及年休假的工资11034元；（3）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2009年度欠缴的3个月社保金3492元；（4）被上诉人立即支付上诉人的生育津贴17789元；（5）被上诉人立即退还上诉人工服保证金450元及社保押金3300元；（1）-（5）项合计：118033元；2.判决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应享有的产假是173天而不是113天，上诉人应享有的生育津贴是17789元（或19289元、或23320元）而不是11613元。1、上诉人应享有国家基本产假98天，难产假15天，湖南新增加的产假60天，共计173天。其中国家基本产假98天，难产假15天共113天纳入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发放范围，湖南新增加的产假60天视为出勤按正常的出勤发放工资福利等有关待遇。2、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生育保险基数低于女职工上年度平均工资收入，导致女职工领取的生育津贴低于其正常出勤期间的工资，企业需要予以差额补足。上诉人2015年度的平均工资是4044元，社保缴费基数是3625元，而被上诉人实际为上诉人缴纳社保计算的基数是3345元，因此，被上诉人应补足上诉人11707元的生育津贴（4044元/30天*173天-11613元=11707元）；3.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新增加的60天产假不以生育津贴的形式发放工资福利待遇，则被上诉人应对新增加的产假60天发放上诉人的基本工资8088元（4044元/30天*60天=8088元）；二、上诉人2017年8月31号之前一直在正常休假，2017年4月并未与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出具的《湖南分公司员工产假期间社保扣除详情及实际领取津贴额度表》表明了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在2017-8-31之前正常休假，基于此被上诉人在2017年8月31日之前也一直在为上诉人正常缴纳社保费用，被上诉人理应发放基本工资给上诉人，基本工资若以3088元/月为最低基数，休假11个月基本工资为33968元，如果扣除173天的生育津贴17789元，则被上诉人应补发16179元工资给上诉人。三、被上诉人扣减上诉人的生育津贴用来冲抵个人承担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费用，事先没有得到上诉人的同意，事后上诉人也没有追认，是无效的非法的扣除行为。1、被上诉人在2016-10-1至2017-8-31上诉人休假期间从未告知上诉人个人社保的代扣代缴情况，上诉人也从未同意过个人的生育津贴可以用来抵扣个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事先未得到上诉人同意的单方扣除行为无疑是无效的非法的行为。2、被上诉人2017年6月15日就从社保局领取了上诉人的生育津贴，被上诉人一直刻意隐瞒，恶意拖欠不及时支付给上诉人。并且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过生育津贴可用来冲抵个人应承担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被上诉人一直隐瞒拖欠上诉人的生育津贴，从未告知上诉人生育津贴被抵扣社保住房公积金一事，期间上诉人一直不间断的打电话或发微信向被上诉人的员工询问和催要生育津贴，上诉人从没怠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被上诉人的原因致使上诉人2020年9月23日才知情自己的生育津贴被无端克扣，上诉人才知道自己的劳动权益被侵害。四、一审法院在裁判书中认定了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的工服保证金450元及社保押金3300元具有违法性，那么被上诉人应全额退还违法收取的费用。五、本案上诉人的主张并没有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知情自己的劳动权益被侵犯是在2020年9月23日，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6日。仲裁时效期间应从2020年9月23日起算。上诉人是在2020年9月23日下午16:55分收到被上诉人业务主管黄雯玥在被上诉人处查询到的《湖南分公司员工产假期间社保扣除详情及实际领取津贴额度表》及《生育保险报销冲账表》，才知情自己的生育津贴被少算并被无端克扣了，才知道自己的劳动权益被侵犯了，在与被上诉人多次协商无果后，进而选择了仲裁和诉讼。2017年4月的《离职申请》是上诉人基于被上诉人的要求为了应付总公司的检查而提供的，该《离职申请》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受被上诉人的引诱胁迫提供的。该证据的三性都存在问题，是孤证、是伪证。另外，该《离职申请》亦与被上诉人单位出具的《湖南分公司员工产假期间社保扣除详情及实际领取津贴额度表》相矛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爱慕公司辩称，1.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要求爱慕公司支付休假期间33968元休假期间基本工资，上诉人2017年4月6日提交《离职申请》，办理了离职手续，离职时，爱慕公司已和上诉人进行了工资的结算。上诉人的该项诉求，没有事实依据。2.上诉人于2017年4月因个人原因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不符合支付经济补偿的法定情形。上诉人于2017年提出离职申请，表示其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离职。上诉人称该离职行为是基于被上诉人要求为了应付总公司检查而出具，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爱慕公司认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清醒的认知该法律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爱慕公司并未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其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提供《离职申请》，该份《离职申请》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2017年4月6日，上诉人已与爱慕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于法无据。3.上诉人关于社保金的诉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4.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当中，除了生育津贴和押金，其余主张均超过了仲裁时效，不应得到支持。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为1年，上诉人已于2017年4月6日与爱慕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自上诉人与爱慕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就应当知道相关工资待遇会停止发放，社保会停缴，自上诉人离职至今已经远超1年仲裁时效。上诉人的生育津贴，是经社保局核实后发放的，因2017年4月劳动关系解除后，爱慕公司为上诉人缴纳的社保，理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主张的生育津贴，扣除该款项后，还应返还爱慕公司266.09元。5.关于工服保证金和社保押金，爱慕公司同意按照一审法院的观点，一审法院的判决合理合法，爱慕公司表示认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曾昭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爱慕公司立即支付曾昭君休假期间的基本工资33968元；2.判决爱慕公司立即支付曾昭君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8000元及年休假的工资11034元；3.判决爱慕公司立即支付曾昭君2009年度欠缴的3个月社保金3492元；4.判决爱慕公司立即支付曾昭君的生育津贴17789元；5.判决爱慕公司立即退还曾昭君工服保证金450元及社保押金3300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1、曾昭君于2005年10月17日进入爱慕公司从事导购工作，工作地点位于长沙市平和堂商场内。2011年12月8日，双方订立了一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6年10月1日，曾昭君申请产假至2017年3月7日，此后至本案庭审之日，曾昭君一直未到爱慕公司处上班。曾昭君于2017年出具离职申请一份，表明其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离职。爱慕公司管理人员签署同意离职的日期为2017年4月26日。曾昭君主张该离职申请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系应爱慕公司管理人员要求应付上级检查需要，其此后因双方工作地点未协商一致而一直处于待岗状态。爱慕公司一直未向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2020年11月16日，曾昭君向爱慕公司邮寄解除劳动合同函一份，表明因爱慕公司无故克扣其生育津贴、基本工资等，故解除双方不定期劳动合同关系。2、爱慕公司于2006年收取曾昭君工服保证金450元。曾昭君另提供收据复印件证明爱慕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收取其休产假期间社保押金3300元。爱慕公司对此事未予以否认，但称曾昭君未能提供收据原件，不确定此款是否退还。曾昭君于2016年10月18日经剖宫产生下一名男婴。社保机构因此发放的生育津贴11613元，爱慕公司领取后一直未发放给曾昭君。爱慕公司为曾昭君缴纳社会保险至2017年8月，其中2009年的实缴月数仅9个月。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曾昭君社保个人及单位负担部分共计14633.85元，其中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单位应负担部分共为6827.21元。爱慕公司另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至2017年8月，单位及个人月缴存额均为266元。爱慕公司现主张曾昭君领取的生育津贴在扣除其休假期间社保个人负担部分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结束后应承担的所有保险后，还欠其266.09元。3、2017年9月，曾昭君通过微信向爱慕公司人事询问了生育津贴情况。2018年8月，曾昭君通过微信向爱慕公司已离职的人事工作人员再次询问了生育津贴发放情况。2020年9月，曾昭君通过微信向爱慕公司当前的人事工作人员主张了押金及生育津贴，得到了生育津贴被扣除其应承担的社保费用的回复。本案已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曾昭君对长沙市芙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不服，在法定期间内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曾昭君的主张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曾昭君于2017年3月产假结束后一直未上班，且于当年4月出具了离职申请，表明了明确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爱慕公司管理人员亦进行了批复，双方达成了意思表示一致，劳动合同因劳动者主动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曾昭君有关爱慕公司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劳动关系解除应以其2020年11月邮寄解除通知为准的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曾昭君于2020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才提出有关工资、经济补偿等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其补缴社保的主张，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纠纷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对于工作服保证金450元及社保押金3300元，因爱慕公司收取劳动者押金、保证金具有违法性，且曾昭君自2020年9月才知晓生育津贴被扣除社保的情况，故其有权主张保证金及押金。依法劳动者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2017年4月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爱慕公司为曾昭君缴纳的社会保险，亦应由曾昭君负担。爱慕公司主张生育津贴扣除上述曾昭君应负担的社会保险后，还应承担266.09元。经核算，此金额未超出曾昭君应承担的部分，扣除此款，爱慕公司应返还保证金及社保押金共3483.91元。爱慕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退还押金，故对其有关曾昭君未提供押金条原件，不能证明其未退此费用的抗辩，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向曾昭君返还保证金及社保押金共3483.91元；二、驳回曾昭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金钱给付义务，限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5元，依法予以免收。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曾昭君与爱慕公司均确认曾昭君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为3345元。社保部门于2017年6月15日将曾昭君的生育津贴、生育补助金11613元（3083元/30天*113天）支付至爱慕公司。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曾昭君与爱慕公司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二、曾昭君的各项请求应否支持。关于焦点一。曾昭君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11月解除。经审查，曾昭君于2017年3月产假结束后未去爱慕公司上班，并出具了离职申请载明“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离职”，爱慕公司管理人员于2017年4月26日签署了同意离职的意见，虽爱慕公司员工向曾昭君出具的《湖南分公司员工产假期间的社保扣除详情及实际领取津贴额度表》载明曾昭君休假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但曾昭君并未提交产假结束后继续休假的请假手续或其他证明材料，结合曾昭君未提供劳动的事实，本院认定双方于2017年4月26日解除劳动关系。曾昭君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20年11月解除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焦点二。1.关于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和经济补偿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曾昭君于2020年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时才提出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及经济补偿等主张，该主张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关于补缴社保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征收机构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故一审法院的判处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关于生育津贴、工作服保证金及社保押金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本案中，社保部门已将曾昭君的生育津贴支付至爱慕公司账户，在双方的劳动关系解除后，爱慕公司应将生育津贴及收取的押金支付给曾昭君。因爱慕公司为曾昭君支付了其产假期间应承担的“五险一金”的个人负担部分以及2017年4月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至2017年8月的“五险一金”。爱慕公司主张抵扣，故进行抵扣后，一审法院判处爱慕公司应向曾昭君返还保证金及社保押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曾昭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曾昭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 藜审判员 孟宝慧审判员 廖雯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尹华东书记员米洁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