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3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静琪，女，汉族，1950年4月23日出生，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雪，男，1978年12月18日出生，系王静琪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男，辽宁中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中街道千山路40号。法定代表人：张立军，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婉晴，该医院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爱剑，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静琪、上诉人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三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静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真雪、马男，上诉人第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爱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静琪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第三医院按80%的比例支付王静琪各项费用共计102337.04元；改判第三医院支付王静琪误工费16000元；第三医院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原判遗漏一节重要事实：2018年12月16日，王静琪出现不适症状后，多次到第三医院就医，第三医院经治医师张巧思根本无法对该症状进行救治和解答，只是告诉要等到手术医师邱吉新上班，导致王静琪于2018年12月17日至2019年1月2日期间未能及时得到医治，贻误病情，第三医院存在重大过错。故第三医院应承担80%的过错责任比例，原判按70%的责任比例判定第三医院赔偿除误工费以外的各项费用89081.35元不当，除误工费以外的各项费用应为100378.68元。2.王静琪在一审期间遗漏了一组复查的医疗费票据，金额为2447.94元，二审应一并按80%的比例判定，即1958.35元。3.王静琪在患病期间，因视力问题无法照顾患有重病的老伴，无奈之下，以每月4000元的费用请自己的妹妹照顾老伴。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王静琪享有150日的误工期，故第三医院应承担4000元×5个月×80%，即16000元的误工费。该费用是因为第三医院的本次医疗过错，才导致王静琪视力出现严重问题，才导致王静琪无法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才导致需要找人照顾老伴，才导致支付的该项费用，二者之间存在重大的因果关系。且王静琪已在一审提交了银行存折、证人证言等证据，能证实王静琪已实际发生该费用。第三医院二审辩称：1.不同意王静琪的上诉请求，答辩人没有延误王静琪的病情，其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应承担责任；2.不同意支付误工费，王静琪提出的护理费用与本案医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符合误工费给付条件，误工费支付的是针对收入减少的问题，但本案王静琪没有减少收入。第三医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王静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1.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司法鉴定作出的（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1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意见缺乏专业水准，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19）19号]第四十条（一）（二）（三）项，本案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不准予重新鉴定，系程序违法。第一，鉴定意见后附的三位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书中的执业范围为法医临床，而本案涉及眼科，专业性极强，从鉴定意见内容亦可看出三位鉴定人对眼科相关医学知识并不专业，出具的鉴定意见明显不符合客观逻辑，三位鉴定人应某眼科专业执业医师证书才可以对本案进行鉴定，如无法提供，应认定鉴定人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第二，本案审理过程中通过法院委托鉴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司法鉴定所接受委托后组织了听证会，在听证过程中，鉴定机构要求第三医院听证后补充王静琪在第三医院治疗过程中拍摄的眼部影像材料，上诉人已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将相应材料准备齐全，但因需经法院组织质证后才能作为鉴定材料，上诉人多次提出将材料交给一审法院，而一审法院让上诉人等法院通知，但由于疫情原因，原本定好提交补充材料的时间只能延后，如鉴定机构认为上诉人的补充材料已不再需要，应书面函告法院通知上诉人，但鉴定机构却没有做出任何说明，径直作出鉴定意见，系鉴定机构遗漏重要鉴定材料径直作出鉴定意见，鉴定程序明显严重违法。第三，患者王静琪双眼白内障诊断明确，具备手术适应症，术式选择恰当，手术过程顺利，无术中并发症，围手术期用药、随访和治疗遵循相关行业专家共识（《我国白内障摘除手术后感染性眼内炎防治专家共识》，2017年《中华眼科杂志》；《我国白内障围手术期非感染性炎症反应防治专家共识》（2015年），《中华眼科杂志》）。术后出现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也及时给予了相关治疗。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疑如下：1.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未发生局部和全身药物过敏反应。支持证据：（1）患者自诉对环丙沙星药物过敏，我们没有使用环丙沙星，使用的是与其同属于喹诺酮类抗生素的左氧氟沙星和加替沙星。（2）口服刺激实验中，大多数对环丙沙星有反应的患者（4/5）对左氧氟沙星耐受[参考（TLobera，MTAudicana，EAlarcon，NLongo，BNavarro，DMunoz.AllergytoQuinolones：LowCross-reactivitytoLevofloxacin.JInvestigAllergolClinImmunol2010；Vol.20（7）：607-611）]，且我们使用的制剂为眼部局部用药而非口服或静脉全身用药，药物含量很低。（3）外用药发生过敏反应首先表现为局部皮肤黏膜的接触性皮炎，如荨××、眼睑炎（眼睑发红、浮肿等）、眼睑皮肤炎、瘙痒感，患者在术前术后均未发生类似表现。鉴定机构判断该患“术后应用喹诺酮类抗生素，患者发生过敏反应”并无依据。2.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与喹诺酮类药物及药物过敏均无关。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是白内障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确切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关研究表明视网膜微环境的改变被认为是促发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未检索到白内障术后黄斑囊样水肿与喹诺酮类药物及药物过敏相关的报道。视网膜微环境的改变可能与炎症反应、玻璃体黄斑牵引、视网膜光损伤及手术方式等因素有关。而炎症反应、玻璃体黄斑牵引和视网膜光损伤均是手术操作不可避免的，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才会成为白内障术后最不具有预测性和不能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参考《白内障术后人工晶状体眼黄斑囊样水肿的研究进展》，2020年《国际眼科杂志》）。鉴定机构做出“术后应用喹诺酮类抗生素，患者发生过敏反应，一方面影响抗炎效果，术后炎性刺激；另一方面过敏引起血管水肿均不利于毛细血管渗漏发生及控制”鉴定结论的依据不足。3.没有证据表明该患的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与手术操作技术有关。上诉人对该患采用的是创伤最小的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术，且术中操作顺利无后囊膜破裂和玻璃体脱出等并发症，不存在手术操作技术问题，术后第一天视力0.5，角膜透明，人工晶体位正（有病历和手术记录为证）。鉴定机构判定该患发生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不排除手术操作技术性因素”没有根据。4.上诉人的诊治过程并没有延误病情。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多发生在术后1年内，最常见于术后3月内，即4-12周。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有一定自限性，50%-75%患者6个月内吸收，90%患者在2年内吸收，仅2%患者无法自愈。因此有学者提出白内障术后数月发生的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最好是观察，等待自行吸收。为避免一些患者长时间不自愈引起的视功能损伤，推荐使用激素、非甾体类抗炎药，近年来抗VEGF也被作为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治疗的一种药物选择（参考《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的诊治新进展》2019年，《中华实验眼科杂志》和上述《国际眼科杂志》文献）。我院术后对该患进行定期检查，术后1周病人出现右眼红、视力下降、角膜水肿及眼前节的渗出等眼内炎症表现，此为手术后的无菌性炎症反应，为人体对手术创伤所做出的应激性反应，是不可避免的术后反应（所以内眼术后的所有患者均会使用激素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目的就是抑制此种炎症反应），只是炎症的程度人体之间存在差异。该患此种炎症反应较重，在这种情况下难于窥清眼底判断是否发生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10余天后眼前节炎症控制好转能查清眼底后，眼底检查发现并经0CT证实确诊了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这个诊疗过程中不存在治疗延误。依据如下：（1）患者描述的右眼水肿充血，应为眼前节炎症引起的角膜水肿，而非之后确诊的黄斑水肿。（2）我院诊断该患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的时间是术后23天（2019.1.2），依据既往文献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多发生于术后4-6周，该患的诊断时间已经较早。（3）患者术后一直在使用激素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物，而且在发生明显的眼内炎症时还加大了激素的用量，即使那时存在了无法诊断识别的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也并没有耽误治疗。（4）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的治疗因其发生机制的复杂性和其自限性以及大部分患者预后较好的特点，其治疗并没形成专家共识，大部分专家持保守或观察态度，抗VEGF治疗并不被作为首选及即刻的治疗方案，故使用激素和非甾体类抗炎药不使用抗VEGF药物并不是未治疗。鉴定机构认为“对于患者术后右眼红肿、视力下降情况，被告医院未能及早检查明确诊断，对患者黄斑水肿治疗存在延误”的鉴定意见没有依据。治疗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过失，在患者既往有全身应用环丙沙星药物过敏史的情况下，我院局部应用了左眼氟沙星眼液及加替沙星眼用凝胶，但并未发生任何过敏反应，没有证据证明引起术后视力不良的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与药物应用及过敏有关。鉴定意见中存在有诸多违背客观事实和医学科学之处，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王静琪二审辩称，不同意第三医院的上诉请求。1.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法医临床鉴定指的是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理论和技术，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和评定。本案鉴定人持有法医临床执业证书，对案涉问题进行鉴定符合法律规定。2.鉴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在一审鉴定听证会中，双方均向鉴定机构提交了完整的鉴定材料，鉴定机构为鉴定方便，主张第三医院将一些影像资料的电子版提交鉴定机构，但第三医院迟迟未予提交，鉴定机构在完整审查全部鉴定材料后出具案涉鉴定报告，并未违反法定程序。3.第三医院主张的其他医学专业的上述观点，在一审对鉴定报告的质证过程中，鉴定机构已经予以了明确答复。王静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27091.5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交通费1828.56元、住宿费910.40元（以上均按照票据金额的80%计算）、营养费3600元（根据鉴定报告的加强营养45天×100元/天×80%）、误工费16000元（4000元×5个月×80%）、护理费7200元（200元×45天×80%）、残疾赔偿金44608.8元（46468×12年×10%×80%）、精神损害抚慰金160000元（200000元×80%）、鉴定费用及交通住宿费22627元（按照全额票据主张），以上共计284346.49元；2.被告在公开媒体上向原告赔礼道歉；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6日，原告以右眼无痛性视物不清1年为主诉在被告处就诊，诊疗病例记录原告既往史高血压病史13年，否认糖尿病病史，环丙沙星药物过敏史，查体Vod0.25（矫正不应），Vos0.6（矫正不应），双眼睑缘无充血，未见脂栓，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光滑透明，前房清，正常深，瞳孔圆，d=3mm，光反射（+），双眼晶状体混浊，核Ш级混浊，双眼玻璃体轻度混浊，可见视盘边界清，C/D=0.4，黄斑中心反射（-），黄斑区色素紊乱，视网膜平伏在位，眼压R16mmHg，L19mmHg。术前诊断：双眼老年性白内障，双眼屈光不正，高血压病2级，胃溃疡。2018年12月10日，原告在被告处进行了右眼白内障手术。术后医嘱继续用药，门诊复诊。2018年12月11日，原告在被告处诊疗病例记载OCT双眼黄斑区未见明显异常，RNFL大致正常。2018年12月24日，原告在被告处诊疗病例记载，右眼白内障术后14日，眼红胀痛视力下降1周，查体双眼睑板腺阻塞，右眼结膜充血（+），人工晶体前表面可见渗出膜，人工晶体在位，前节（-）。2019年1月2日，原告在被告处诊疗病例记载，Vod0.2，矫0.3，右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前房深度可，瞳孔圆，人工晶体透明位正，玻璃体絮状混浊，右眼底视盘边界清，色可，网膜在位，后极黄斑区可见异常反光，中心凹反射消失，左眼晶状体混浊，余未见明显异常，OCT可见黄斑囊样水肿，处置：2%利多卡因0.5ml+地塞米松3mg球周注射，普拉洛芬眼液，玻璃酸钠眼液。原告在被告处共计花费医疗费9946.39元。2019年1月10日，北京华尔医院诊断原告为右眼黄斑水肿。原告在北京检查花费医疗费816.38元、交通费1285.71元、住宿费1138元。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1月16日，原告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显示实际住院2天，入院诊断为右眼黄斑水肿、右眼黄斑前膜、右眼人工晶体眼、左眼白内障、高血压，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相同。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10日，原告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病案显示实际住院2天，入院诊断为黄斑水肿（右眼）、黄斑前膜（右眼）、人工晶体眼（右眼）、白内障（左眼）、高血压，出院诊断与入院诊断相同。原告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花费医疗费共计20653.87元。2021年1月5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9]医鉴字第10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依据现有材料，被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对被鉴定人王静琪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其诊疗行为与被鉴定人王静琪黄斑水肿、黄斑前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建议为同等～主要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范围，是否妥当仅供法庭审理裁定参考，并请法庭结合诊疗客观事实的审理情况综合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程度。2.被鉴定人王静琪目前右眼中度视力损害评定为十级伤残。3.被鉴定人王静琪综合评定误工期150日，护理期45日，营养期45日。”鉴定费16950元，原告已预付。原告因赴北京鉴定，花费住宿费647元，交通费2506元。被告认为该鉴定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向一审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经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认定被告对原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其诊疗行为与原告黄斑水肿、黄斑前膜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建议为同等～主要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范围，故被告应当对其过错诊疗行为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结合该司法鉴定意见，对原告的合理损失一审法院酌定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关于被告的重新鉴定申请，因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鉴定存在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及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故一审法院对原告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被告应承担的原告合理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花费医疗费共计31416.64元（9946.39元+816.38元+20653.87元），被告应赔偿原告医疗费21991.65元（31416.64元×70%）。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两次住院，共计住院4天，被告对原告提出的100元/天的伙食费标准无异议，被告应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100元/天×4天×70%）。3.交通费。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交通费票据共计1285.71元，被告应赔偿原告交通费900元（1285.71元×70%）。4.住宿费。原告因被告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而前往北京进行检查，原告因检查在北京期间产生的住宿费用被告应按责任比例进行赔偿，被告应向原告赔偿住宿费796.60元（1138元×70%）。5.营养费。经司法鉴定，原告营养期为45日，且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营养费标准为100元/天无异议，故被告应赔偿原告营养费3150元（100元×45天×70%）。6.误工费。误工费系因无法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其前提是赔偿权利人从事工作并存在工作收入。本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从事工作，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其因本次事故无法对住院的配偶进行护理，需聘请他人护理，支出的护理费用即为其误工费的意见，原告配偶住院产生的护理费用与本案所涉医疗损害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配偶护理费已实际发生及发生的具体数额，故原告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7.护理费。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标准过高，一审法院酌定调整为150元/天，经司法鉴定，原告护理期为45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护理费4725元（150元/天×45天×70%）。8.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应自定残之日起计算。2021年1月5日，原告被评定为十级伤残，此时原告70周岁。原告主张按照68周岁计算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该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21年，上一年度即2020年大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38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残疾赔偿金33166元（47380元/年×10年×10%×70%）。9.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右眼伤残必会对其产生较大精神伤害，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10.鉴定费及因鉴定产生的交通住宿费。该项费用应按原、被告责任比例予以分担，被告应向原告偿付鉴定费及因鉴定产生的交通住宿费14072.10元[（16950元+647元+2506元）×70%]。综上，被告应赔偿原告医疗费21991.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交通费900元、住宿费796.60元、营养费3150元、护理费4725元、残疾赔偿金331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及因鉴定产生的交通住宿费14072.10元，共计89081.35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在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本案系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并非人格权侵权纠纷，《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赔礼道歉”的具体适用情形，且在本案中原告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并未受到被告的侵犯，且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已经通过要求被告赔付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予以救济，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静琪医疗费21991.6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元、交通费900元、住宿费796.60元、营养费3150元、护理费4725元、残疾赔偿金331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及因鉴定产生的交通住宿费14072.1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89081.35元。二、驳回原告王静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65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3538元，被告负担2027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上诉人王静琪提交：辽宁省医疗门诊收费票据11张（原件），拟证明王静琪发生的医疗费用2447.94元，在一审中没有予以判决。第三医院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遗漏的金额有异议，在王静琪上诉请求中没有体现，属于新增的诉讼请求，不应当予以审理。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关于上诉人王静琪的上诉请求。第一，经本院二审询问，上诉人王静琪明确表示其到第三医院就诊时，经治医生张巧思“告诉我等到邱吉新医生上班的事实是口头的，没有证据”，故本院对该事实无法认定。且即使该事实属实，鉴定结论中亦对第三医院因未能及早系统检查明确诊断，对患者黄斑水肿的治疗存在延误予以了认定，亦为该鉴定作出“建议为同等～主要因果关系原因力程度”结论的一部分，原审法院因此酌定由第三医院承担70%责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王静琪认为原判遗漏一节重要事实，本案应判决由第三医院承担80%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二，误工费是对侵权行为导致被害人收入减少的补偿，而本案上诉人系退休人员，无据证实因本案导致其退休收入减少，且亦无据证实王静琪陈述的其支出增加与本案第三医院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审未支持其误工费请求正确。第三，原审判决仅对上诉人王静琪诉讼主张医疗费数额中的139.04元的部分未予认定，上诉人王静琪二审中亦主张其在一审期间遗漏了一组复查的金额为2447.94元的医疗费票据，故该部分应为二审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上诉人第三医院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故上诉人王静琪依法应另行提起诉讼。一、关于上诉人第三医院的上诉请求。第一，上诉人第三医院上诉认为原审出具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因不能提供眼科专业执业医师证书而不具备鉴定资质的意见，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第二，上诉人第三医院认为因原审法院及疫情的原因，导致其未能及时向鉴定机构提交鉴定机构在医患意见陈述会中所要求的王静琪在第三医院治疗过程中拍摄的眼部影像材料，从而导致鉴定机构在遗漏重要鉴定材料的情况下，径直作出鉴定意见，属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首先，上诉人第三医院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未按鉴定机构的要求提供材料系因原审法院的原因所致。且经查原审卷宗，医患鉴定会召开于2020年11月19日，原审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召集双方当事人开庭对第三医院提供的患者眼部影像材料的光盘资料进行了质证，也明确告知了第三医院在庭后于2020年12月23日前向法院提供患者所有的电子病例和影像资料，而原审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的日期是2021年1月5日，故上诉人认为系因原审法院的原因导致其未及时提供资料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次，鉴定机构在双方已经提供相关鉴定材料的基础上，为方便鉴定要求第三医院提供相关电子病例和影像资料，且鉴定意见明确证实系依据现有材料作出的鉴定结论，上诉人第三医院无据证实鉴定机构是在遗漏重要鉴定材料的情况下，径直作出的鉴定意见，对上诉人第三医院认为本案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第三，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原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准许其重新鉴定的申请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王静琪、上诉人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65元（上诉人王静琪已预交3538元，上诉人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已预交2027元），由上诉人王静琪负担3538元，上诉人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负担202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毛国强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