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1）吉2404行初6号原告：李风润，男，1963年2月1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省珲春市。被告：珲春市公安局，住所地：珲春市新城区。法定代表人：王国峰，局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李民，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坤，法制大队科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杉，吉林法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风润不服被告珲春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21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风润，被告珲春市公安局的出庭负责人李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国坤、何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珲春市公安局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李风润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收缴作案工具“状布”。原告李风润诉称，请求撤销被告2021年3月16日作出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与理由：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所认定的“违反治安”的情节失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对原告进行处罚实属不当。故应予撤销。其理由是：一、原告有冤在身，经正当渠道，去首都控告某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编造“伪证”，制造错案、冤案，肆意侵害百姓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犯罪行为，并无过错。二、原告进京的确携带了书写“冤”字的白布字块，但在天安门附近并没有全部展示，也没有喊冤叫屈，便被北京公安人员制止，当即作出了“训诫”的处罚决定，并向我送达了“训诫决定书”，珲春市公安人员赶到后将该决定书收走。显然，原告的行为属情节轻微，尚未构成应当予以“拘留”的程度，回到珲春后，被告却重新做出了“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显属重复执法和过度执法。三、被告不应当为加重对我的处罚而收集虚假证据和为我所用的录制被处罚人的“陈述”，以此缺乏真实性的证据作出的处罚决定，有悖于公正执法的原则。综合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珲春市公安局辩称，珲春市公安局作出的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珲春市公安局作为李风润居住地公安机关，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二、本案事实为，2021年3月9日9时许，李风润在明知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的情况下，且正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仍到天安门地区以举“状布”的方式进行非正常上访。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被答辩人的行为予以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告知其应当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反映问题。在接到劝返通知后，珲春市公安局配合珲春市信访局、珲春市英安镇政府将李风润护送回珲春市。经调查，珲春市公安局认为李风润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情节严重。三、2021年3月10日珲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珲春市信访局工作人员移交案件线索后，及时受理案件并接收“训诫书”“状布”等的移交材料，后口头传唤李风润向其告知了权利和义务，并制作询问笔录，又调取了北京方面的视频资料，珲春市公安局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李风润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以打横幅的方式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事实，拟对原告进行处罚。处罚前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并向李风润告知，李风润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后珲春市公安局下达理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因疫情原因拘留尚未执行。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及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并无训诫。因此，李风润所受训诫行为不是行政处罚决定，而是现场劝诫措施。故珲春市公安局做出的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不属于重复处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李风润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李风润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21年3月9日9时许，原告李风润因2014年期间其葡萄园被征收案件纠纷有意见，携带自制的“状布”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在天安门附近公交站展开横幅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民警予以制止并将“状布”收缴，当日对原告李风润违法行为进行了训诫。2021年3月16日，珲春市公安局经过立案调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珲公（治）行罚决字〔2021〕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李风润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收缴作案工具“状布”。因新冠疫情原因，对李风润的行政拘留暂缓执行。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人员交接安全责任书、劝返函、《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呈请延长询问时间报告书》《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收缴物品清单、李风润的询问笔录、现场监控视频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训诫书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综合上述法律规定，被告珲春市公安局对原告李风润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具有法定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本案中，珲春市公安局根据李风润的询问笔录、现场监控视频及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的训诫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原告李风润携带“状布”在天安门附近公交站点展开时，被公安机关予以制止并训诫的事实。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违反上述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天安门地区并非是有关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信访接待场所，李风润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采用打横幅的方式上访，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珲春市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李风润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关于珲春市公安局对李风润进行行政拘留是否属于重复处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而训诫是公安机关在履行治安管理职责过程中对信访人信访行为作出指导、劝阻、批评、教育的现场劝诫措施，而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珲春市公安局对李风润处以行政拘留，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故对李风润的该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珲春市公安局在对原告李风润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履行了受案登记、传唤、调查、告知、送达等程序，故本案行政处罚的作出在程序上亦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风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李风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赵 强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曾子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