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宝君，男，1964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军，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河北彩凤山城33号。负责人：张润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志新，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乐璞，男，196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佳蓉，山东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少华，男，195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楠楠，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道军，男，1982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刘宝君因与被上诉人林乐璞、梁少华、王道军、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0）鲁1003民初3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宝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林乐璞对刘宝君的诉讼请求，并判决刘宝君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诉讼主体错误，刘宝君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的交通事故肇事者梁少华应当承担受害者的赔偿责任。而雇主对雇员承担赔偿责任案件的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其所适用的相关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雇佣关系的相关规定。故刘宝君并不是本案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或参与者，不应列为本案的当事人，一审法院追加刘宝君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错误。林乐璞虽曾受雇于刘宝君，但其受伤是因机动车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因其在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无责，其所受到的损害应由梁少华承担赔偿责任。2、关于刘宝君与梁少华、林乐璞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刘宝君因经营需要租用梁少华的车辆，双方之间形成了车辆租用合同关系。因此，在使用其车辆过程中，双方是在履行车辆租用合同而并不涉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因为租车的费用是由刘宝君与梁少华单独结算的，双方约定每租一天110元。虽然有时工地人手不够，如果梁少华愿意提供劳动力，则按其提供一次劳动力支付一定报酬的方式单独结算。梁少华可以选择干活也可以不干活，双方之间雇佣关系带有随意性和灵活性，是随机的而不是固定的。不能将租车与雇佣两个法律关系合二为一，更不能就直接确认其双方之间只有雇佣关系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对于损害的发生首先应当分清是在履行哪个合同时发生的，然后才能确定适用相对应的法律，否则，必然导致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交通事故发生之日前，林乐璞因回家收拾果树已经不干了，其与刘宝君之间的雇佣关系已经解除。交通事故当日及以前，林乐璞没有与刘宝君成立新的雇佣关系或达成新的协议，其擅自乘车与刘宝君无关，其损失也无需由刘宝君承担赔偿责任。3、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雇主责任是指：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如前所述，本案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梁少华履行租车合同之时，而不是“从事雇佣活动中”。林乐璞所受伤害因梁少华的违法行为所致，而不是发生在雇佣劳动过程中，其所受损害与刘宝君没有关系。4、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涉及到的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应该合并审理。一审开庭时，对于林乐璞主张要求刘宝君作为梁少华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时，原审法官当庭向当事人作出释明，称刘宝君对本次事故应承担的雇主责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一并处理，判决时又将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林乐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少华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判决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刘宝君与梁少华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判定的。而刘宝君与梁少华之间确实存在雇佣关系，理由如下：根据一审庭审双方陈述可以充分的证实，梁少华是根据刘宝君的指示开车去接着刘新文等人去文登工地干活，且刘宝君也自认梁少华从2019年9月23日始在刘宝君处干活一直干到事故发生时。并且刘宝君提供的考勤表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梁少华与刘宝君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综上，一审判决刘宝君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判决应予维持。王道军、阳光保险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林乐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对本次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进行重新认定；2.林乐璞因本次事故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79,470.4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残疾赔偿金372,495.2元、误工费20,880元、护理费10,440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2860元，合计497,405.15元，判令阳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剩余部分由王道军赔偿30%，由梁少华及刘宝君连带赔偿70%；3.判令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由各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鲁Ｋ×××××号重型自卸货车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2019年9月25日6时38分许，梁少华驾驶鲁Ｋ×××××号普通低速货车沿天润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天润路与文昌路交叉路口处，车右侧与沿文昌路由北向南行驶的王道军驾驶的鲁Ｋ×××××号重型自卸货车前部相碰撞，致梁少华及其车上成员刘新文、林乐璞、吕以良四人受伤，两车均有损坏。该事故经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梁少华承担该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王道军、刘新文、林乐璞、吕以良不承担该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林乐璞受伤后至威海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43天，共支出医疗费83,565.91元（含院前急救费），由刘宝君垫付4096.46元，林乐璞自行支付79,469.45元。庭审前，林乐璞自行委托威海科真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及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的威科真司鉴所[2020]临鉴字第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林乐璞因交通事故损伤致右髋关节目前丧失功能达25%以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交警部门制作的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次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否应被采信；二、事故发生当天林乐璞是否存在强行上车的情形；三、梁少华与刘宝君之间是车辆租赁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刘宝君是否应对林乐璞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7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本案中，林乐璞虽对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关于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有异议，但其未提供证据推翻，故对交警部门就本次事故责任的认定，予以确认，林乐璞主张要求不承担事故责任的王道军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其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根据庭审中刘宝君的陈述，其与包括林乐璞在内的雇佣人员之间的雇佣关系灵活而松散，林乐璞在事故发生前即受雇于刘宝君，虽然中间因务农停工几天，但本次事故发生在早晨6时30分左右，即在6时30分之前林乐璞就已经搭乘梁少华的车；梁少华行驶的目的地明确而具体，并非顺道捎带刘新文等人，而刘新文等人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即去工地给刘宝君干活；根据常理推断，林乐璞早起搭车、与刘新文等人同行，其目的就是要去参与当天的施工活动，在刘宝君及梁少华未提供证据证实林乐璞系擅自强行上车的情形下，对二人的辩称，不予采信。再次，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庭审中刘宝君的陈述，梁少华负责驾驶车辆接送雇员上下班，到达施工地点后梁少华也跟随一起施工；根据刘宝君提供的考勤表，其向梁少华支付的工资包括“人”与“车”两部分，上述特征并不符合租赁合同的性质，刘宝君与梁少华之间应认定为雇佣关系。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包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本案中，王道军所驾事故车辆在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因王道军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故阳光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限额（无责）内对林乐璞的损失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限额（无责）的损失，因梁少华受雇于刘宝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应由刘宝君承担赔偿责任，因梁少华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系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故应与刘宝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道军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中林乐璞、刘新文、吕以良、梁少华四人受伤，四人应根据各自的损失比例分配交强险限额（无责）下的赔偿款项：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部分，林乐璞的损失为87,865.91元，刘新文的损失为18,659.14元，吕以良的损失为8145.13元，梁少华的损失为22,463.7元，故四人分配比例应为64.1%、13.6%、5.9%、16.4%（林乐璞、刘新文、吕以良、梁少华）；伤残赔偿限额部分，林乐璞的损失为402,643.84元，刘新文的损失为1217.47元，吕以良的损失为69,025.76元，梁少华的损失为779.18元，故四人分配比例应为85%、0.25%、14.6%、0.15%（林乐璞、刘新文、吕以良、梁少华）。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无责）内赔偿林乐璞医疗费6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残疾赔偿金4350元，合计9991元；二、刘宝君赔偿林乐璞剩余医疗费82,924.9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300元、剩余残疾赔偿金368,145.2元、护理费4382.88元、误工费8765.76元、后续治疗费12,000元，合计480,518.75元，扣除刘宝君已垫付的4096.46元，刘宝君仍应赔偿476,422.29元。以上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至山东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桥头支行林乐璞名下账号为62×××50的账户内；三、梁少华对刘宝君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林乐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80元，由林乐璞负担62元，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负担86元，刘宝君、梁少华负担4232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1、刘宝君与梁少华、林乐璞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2、刘宝君是否系本案适格被告，应否对林乐璞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租车还是雇佣车辆之间的区别，主要从租车的性质还有支付报酬等方式来综合认定。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及原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刘宝君雇佣梁少华在其工地工作并负责驾驶车辆接送雇员上下班，梁少华的工资包括“人”与“车”两部分（260元/天）。上述特征并不符合租赁车辆的性质，而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应当认定梁少华与刘宝君之间系雇佣关系；其次，林乐璞陈述事发当日清晨之所以乘坐梁少华车辆，就是受刘宝君雇用到涉案工地为刘宝君工作，虽然刘宝君对此否认，但没有证据证明林乐璞是顺路搭车而不是到涉案工地工作，结合事故发生前刘宝君曾雇佣林乐璞在工地工作的事实综合分析，刘宝君与林乐璞双方之间成立雇佣关系符合情理，亦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梁少华受刘宝君的指示在接送工人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林乐璞等人受伤，系梁少华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造成他人的损害，应当由雇主刘宝君承担赔偿责任，梁少华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应当与刘宝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系雇主责任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生竞合，虽然涉及到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产生的，合并一案审理更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同时又避免了将已经立案的一个案件机械拆成两个案件，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使被侵权人及时获得救济，在没有加重刘宝君的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将其追加为本案被告，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刘宝君理应作为本案被告承担雇主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梁少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刘宝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760元，由上诉人刘宝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荣勋审判员  蒋 涛审判员  张丽萍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王莉书记员王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