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12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牟洋，女，198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英莉，吉林丁凤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鑫，男，198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英，吉林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牟洋因与被上诉人陶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吉0291民初3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牟洋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陶鑫全部诉讼请求；二、由陶鑫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不应按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事实认定。一、双方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委托关系，牟洋并非买卖合同的适格被告。牟洋并非口罩卖家，而是陶鑫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想要大批量购买口罩，通过几个中间人认识了牟洋，牟洋当时也说了没有口罩，但可以帮忙打听是否有厂家可以出卖现货口罩。之后牟洋经过几番周折，联系到几个厂家，并要求厂家出示五证、医用口罩相关资料及报价单。厂家出示后，牟洋第一时间把相关证件转发给陶鑫，陶鑫确认后才会付款。牟洋曾要求陶鑫直接将购货款转给厂家，但陶鑫觉得麻烦，还是将货款直接转给了牟洋。牟洋在收到款项后，及时全额转给厂家，并未从中扣留和牟利。当厂家收款并发出出货单后，牟洋第一时间转给陶鑫，让其全程追踪。因此，从选择厂家、支付购货款到厂家发货整个交易过程中，每一步都是牟洋先向陶鑫汇报，经其确认，才进行下一步操作，这属于明显的委托行为，而非陶鑫所称的买卖行为，故陶鑫应当以厂家为被告，而不是要求牟洋承担返还货物的义务。二、陶鑫主张的厂家返款，牟洋已经于收到返款的当天及时返还给陶鑫。一审中陶鑫主张的货款是陶鑫要求牟洋再帮忙寻找另外的厂家采购口罩的货款，牟洋已经将该部分货款转给厂家，不应再承担返还义务。陶鑫于2020年2月15日至2月18日期间陆续给牟洋转款36万余元，牟洋收款后第一时间给卖家转款，但卖家并没有及时发货。收到陶鑫要求解除买卖的指示后，牟洋立即通知卖家，卖家于2020年2月19日将货款返还给牟洋，牟洋本来要全款返还陶鑫，但陶鑫让牟洋再帮忙寻找其他卖家，于是当天牟洋给陶鑫返款185,000元，剩余的钱款在找到另外的卖家后，牟洋第一时间将该款项全部支付给该卖家，但该卖家并未发货，牟洋至今还在向其催款。三、牟洋返还陶鑫的19,600元是其先行垫付的款项，由于陶鑫持续找牟洋家人，顾虑到家人的情况，尤其是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为暂时息事宁人，牟洋无奈作出让步之举，而并非认可其对陶鑫有返款义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牟洋和陶鑫之间是委托关系，不是买卖关系，该案应依据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予以裁判。陶鑫辩称，牟洋和陶鑫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协议，但双方口头约定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要件，即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属于有效的买卖合同，双方应严格遵守并履行合同义务。陶鑫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支付价款义务，牟洋本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但未能且无法履行，构成违约。牟洋称双方系委托关系，有违法律的相关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事务”和“买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范的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牟洋和陶鑫之间的关系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二、要求牟洋返还货款16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2月15日至本息还清为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诉讼费、保全费用、保函费由牟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鑫欲购买医用外科口罩，通过朋友介绍得知在牟洋处可以买到医用外科口罩，双方联系并协商后，陶鑫分批次共向牟洋支付货款，其中2020年2月17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两笔共计76,560元（43,560元＋33,000元）、2020年2月16日和2020年2月18日通过银行转款三笔合计107,000元（33,000元＋37,000元＋37,000元），以上货款合计183,560元。因陶鑫未收到医用外科口罩，牟洋于2020年2月22日起陆续为陶鑫返还部分货款23,560元（396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4600元），尚欠160,000元货款未返还。审理中，陶鑫明确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另查明：陶鑫与牟洋之间关于医用外科口罩的货款往来数额总计368,560元，2020年2月19日，牟洋已返还陶鑫货款185,000元。陶鑫本次诉讼的货款为剩余货款183,560元（368,560元-185,000元）中未返还的16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司法解释。陶鑫与牟洋关于医用外科口罩买卖事宜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从双方的交易过程可以确认，陶鑫向牟洋交付货款用于购买医用外科口罩，双方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现牟洋无法向陶鑫交付医用外科口罩，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之规定，陶鑫要求解除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牟洋应当返还陶鑫货款160,000元，陶鑫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实际是要求牟洋承担违约责任的一种方式，因双方未约定交付货物的期限，故违约金应以16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21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牟洋认为双方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其受陶鑫委托通过他人联系卖家购买口罩的辩解，法院认为，从双方交易的过程来看，合同履行的标的物为医用外科口罩，陶鑫给付牟洋的款项也系用于购买医用外科口罩的货款，而非牟洋完成购买口罩事务后应得的费用，牟洋在收到陶鑫给付的货款后，应当完成交付货物的义务，故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对牟洋的辩解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决：一、解除陶鑫与牟洋之间的买卖合同；二、牟洋于判决生效之日立即返还陶鑫货款160,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6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0元、保全费1320元，合计3190元，由牟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牟洋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牟洋与网友Erin七月的聊天记录，证明牟洋在疫情期间帮助别人寻找防疫物资的货源，并不从中牟利，只是受他人之托帮忙采购，委托人多次购买后用于公益捐赠。证据二、证人黄姝的出庭证言及牟洋与黄姝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牟洋在疫情期间与他人达成的都是委托寻找货源的协议，牟洋只是一名中间人，而非生产厂商或销售人员，从中并不盈利。陶鑫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能证明牟洋和陶鑫之间是否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牟洋提交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不予采信。陶鑫二审中没有提交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牟洋上诉主张其与陶鑫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买卖合同则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牟洋系以陶鑫的名义对外联系购买口罩，亦无证据证明其以个人名义购买口罩，在第三人不能履行时向陶鑫披露了该第三人，其主张与陶鑫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陶鑫为购买口罩向牟洋支付价款，牟洋未能交付口罩，陶鑫主张解除合同返还剩余价款及要求牟洋承担违约责任应予支持，牟洋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牟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16元，由上诉人牟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海波审判员  李 炜审判员  王 东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滕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