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吉02民终9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中广运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法定代表人：黄娟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驰，广西领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市南明区天河湾粮行，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市南明区。负责人：游先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红，吉林玖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营口琨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定代表人：石晓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盈盈，女，该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辉，辽宁成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营口鑫琨海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法定代表人：孙吉东，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尤静，辽宁创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西中广运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阳市南明区天河湾粮行（以下简称天河湾粮行）、原审被告营口琨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琨城公司）、营口鑫琨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琨海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2020）吉0221民初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广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天河湾粮行对中广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天河湾粮行的损失应由王某承担，中广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1.实际系王某负责运输，而非中广运公司负责运输。天河湾粮行是与王某直接联系并产生合同关系。2.因案涉大米在运输过程中下落不明，中广运公司对王某已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亦对王某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故本案存在法定中止诉讼的情形。在刑事案件未审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能够与刑事案件分开审理，并判令中广运公司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中广运公司对王某与天河湾粮行的行为没有追认，王某的行为与中广运公司无关。二、王某委托琨城公司运输大米，并向中广运公司虚构事实，致使中广运公司向琨城公司支付相应的运费，但改变不了王某个人委托琨城公司运输案涉大米的事实。琨城公司作为该批大米的承运人，对运输货物的下落不明，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错误，恳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天河湾粮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琨城公司述称，中广运公司未将琨城公司列为被上诉人，虽然天河湾粮行起诉主张琨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天河湾粮行对一审判决结果并未提出上诉，故琨城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不是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且琨城公司与中广运公司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故其要求琨城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庭审时，中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认中广运公司与天河湾粮行存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详见一审判决第3页、第13页），现二审又主张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中广运公司违反民事诉讼法“禁止反言”原则，其上诉主张不成立。王某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立案，但该刑事案件与本案民事纠纷当事人不同，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属于同一事实，王某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不能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综上，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琨海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鑫琨海公司并非本案二审被上诉人，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河湾粮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广运公司赔偿天河湾粮行大米损失款26万元。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与中广运公司连带偿还此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1月7日，天河湾粮行向田野公司购买56.5吨大米（天河湾粮行自述其中56吨大米每吨单价4500元、0.5吨大米每吨单价1万元，合计25.7万元。已向田野公司付款，付款方式为与其他货款一并结算后汇款），并通过线上与中广运公司业务人员（经理）王某联系，经磋商，线上与中广运公司订立口头多式联运合同。合同约定运输方式为海铁联运，门（田野公司）到门（贵阳谷丰粮油市场）运费为24,600元，运费到付。2018年11月11日，田野公司按照天河湾粮行指示将以上货物交中广运公司指定车辆托运（天河湾粮行、中广运公司认为以上大米装两个集装箱，集装箱号分别为TELU2057645和TELU2033999）。后天河湾粮行因未收到托运货物，询问中广运公司。中广运公司王某告知天河湾粮行案涉货物被琨城公司以欠付运费为由留置。现中广运公司不能提供案涉货物的准确运输路径（包括区段承运人及运输方式）和下落，其与天河湾粮行的多式联运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根据货物性质，若案涉大米仍处于运输状态，其已实际丧失商品价值。王某曾代表案外人海港公司于2017年5月1日与琨城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约定琨城公司接受海港公司委托，承接其集装箱、散货的货物（大米）运输代理服务，海港公司可“以电话或微信形式通知”琨城公司“订货”，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10月29日，王某代表海港公司与琨城公司确认，从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29日，海港公司累计拖欠琨城公司运费730,830元。2018年10月17日，王某通过微信与琨城公司石晓丽（曾为该公司出资人）确认，委托案外人陈某2付运费220,600元，石晓丽确认收款。陈某1又于2018年10月26日、11月28日向石晓丽分别汇款25万元、95,400元，未注明汇款事由。关于其他事实，中广运公司自述：因当时公司办公条件欠缺，就案涉货物运输仅与琨城公司订立口头运输合同，黄娟平于2018年11月28日同意王某向琨城公司支付TELU2057645和TELU2033999两个集装箱16,800元运费的内部申请，并通过陈某1账户向石晓丽汇款95,400元（包括其他四笔运费）。琨城公司认为，己方与中广运公司未签订任何运输合同，陈某1汇款属实，但应视为代海港公司支付拖欠运费。天河湾粮行、中广运公司自述：案涉货物交琨城公司后被其留置，但不清楚具体位置。琨城公司曾书面回复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未扣留箱号为TELU2057645和TELU2033999的集装箱。其认为，琨城公司留置过海港公司托运的大米，未留置案涉大米，无法确认相关事实，按照天河湾粮行提交的王某与天河湾粮行陈姓人员的微信记录证据看，案涉大米已运至昆明市王家营车站。因琨城公司在委托书中明确排除了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授权，又无其他公司人员到庭，故一审法院无法确定案涉大米装运的准确集装箱号和下落。王某因涉嫌职务侵占，于2019年6月13日被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港口分局立案侦查。中广运公司成立于2018年9月26日，案外人陈某1、王某与黄娟平曾为该公司股东及高管人员，其法定代表人黄娟平曾为海港公司股东，任该公司监事。海港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10日。琨城公司成立于2011年6月17日，股东为石晓芳、韩福友。鑫琨海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12日，股东为姜卓、姜盛希、苏杭、韩福友、孙吉东。一审法院认为，天河湾粮行与中广运公司存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天河湾粮行无违约或不当行为，中广运公司存在违约事实。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既不构成该多式联运合同的区段承运人，也未与天河湾粮行订立任何运输合同，两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混同事实）不影响案件裁判，不是本案应予查明的基本事实。中广运公司的高管人员（或以其名义对外订立合同的人员）是否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已经刑事裁判认定犯罪，不影响本案的受理、审理。因中广运公司不能证明案涉货物现实情况（现状、由谁控制、是否具备返还条件等），应按照货物灭失（全部毁损）的推定事实向天河湾粮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天河湾粮行主张的损失数额与其举证证明的损失数额不一致，应以其举证证明的，且中广运公司未提出异议的数额确定为实际损失数额。关于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规定，因天河湾粮行是基于多式联运合同关系认为中广运公司、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与琨城公司混同）违约，提出解除合同、赔偿货物损失主张，而天河湾粮行主张的引起案涉法律关系变动的合同违约法律事实构成要件，均成就于民法典施行前，且天河湾粮行主张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三十四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内容一致，琨城公司主张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三十八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七条内容一致，新旧法律关于本案涉及纠纷的规定一致。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本案。关于天河湾粮行是否与中广运公司存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的问题。虽然中广运公司在答辩时主张案涉交易系王某个人行为，与中广运公司无关，但在庭审时自认双方存在多式联运合同关系。结合天河湾粮行提供的王某微信记录证据、中广运公司提供的海铁联运业务交接单证据及提出的向琨城公司支付相关运费的主张，以及天河湾粮行将案涉货物交付托运、双方对装货集装箱确认属实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订立了口头多式联运合同，且该合同已生效并经双方实际履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无证据证明天河湾粮行作为托运人存在过错。而中广运公司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本应妥当负责履行或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并以承运人身份承担完成运输合同责任。但在其履行合同责任时，不仅出现运输超期、货物下落不明、灭失（毁损）的情况，在合同履行出现困难时，既不能提供充分证据确认区段承运人身份和货物位置，也不能核实货物的交接过程、运输路径，给托运人维权造成困难，存在严重过错，应向天河湾粮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关于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是否为天河湾粮行和中广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的区段承运人，以及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区段承运人是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签订区段运输合同，完成区段运输的人。区段承运人不是多式联运合同当事人。天河湾粮行、中广运公司主张琨城公司实际承运了案涉货物，且收取了中广运公司支付的运费，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应视为以实际行为与案涉多式联运经营人中广运公司订立了区段运输合同。琨城公司予以否认，主张自己与海港公司订立有《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是在该合同下，受海港公司指示，承运包括TELU2057645和TELU2033999集装箱在内的货物，收取的是海港公司支付的拖欠运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能够使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天河湾粮行、中广运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1.2018年11月28日，中广运公司内部制作的海铁联运业务交接单确认，包括TELU2057645和TELU2033999集装箱货物在内的五组货物共应向琨城公司支付运费95,400元；2.2018年11月28日，陈某1以个人账户向琨城公司石晓丽个人账户汇款95,400元；3.王某当时为中广运公司高管人员；4.王某通过微信与琨城公司石晓丽联系运输事宜。琨城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明：1.2017年5月1日，海港公司（王某为代表人）与琨城公司签订《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合同》，运输货物为大米，合同有效期自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2.2018年10月17日，王某委托陈某1以个人账户向石晓丽个人账户汇款220,600元，用以部分偿还拖欠琨城公司的运费。且欠款人非中广运公司（中广运公司自述，此时与琨城公司未开始商业往来）。王某通过微信向石晓丽发送了陈某1的身份证、银行卡照片；3.2018年10月26日，陈某1以个人账户向石晓丽个人账户汇款25万元，未注明汇款事由；4.2018年10月29日，海港公司（王某为代表人）与琨城公司通过《对账单》确认，从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10月29日，海港公司累计拖欠琨城公司运费730,830元。基于以上事实，天河湾粮行、中广运公司认为足以认定，中广运公司与琨城公司订立了运输合同，中广运公司支付了相关运费，琨城公司未及时托运货物，构成违约。琨城公司认为足以认定，琨城公司与海港公司订立了运输合同，与中广运公司无关，海港公司指示琨城公司托运相关集装箱货物，但未足额支付运费。经查法院认为，首先，在陈某1向石晓丽汇款220,600元后，石晓丽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总欠款1,201,430元-220,600元=980,830元”的信息。在陈某1未备注汇款事由而向石晓丽汇款25万元后，海港公司与琨城公司确认双方未结运费为730,830元。可见，双方均认可陈某1此次的汇款用途为代海港公司向琨城公司支付拖欠的运费。那么，同样在陈某1未备注汇款事由而向石晓丽汇款95,400元时，中广运公司在无其他佐证情况下，仅以该汇款数额和时间与其自行制作的业务交接单记录事项一致为由，提出陈某1是代其向琨城公司支付运费的主张尚不足以达到高度可能性。其次，在支付运费事实不能确认，之前也从未与琨城公司有过业务往来，王某又曾长期、稳定地代表海港公司与琨城公司进行相同业务活动的情况下（王某在2018年10月29日时仍代表海港公司与琨城公司确认《对账单》），中广运公司仅以王某具有其公司高管身份为由，提出王某是代表中广运公司就案涉货物与琨城公司签订区段运输合同的主张不足以达到高度可能性。故应认定，琨城公司不是天河湾粮行和中广运公司多式联运合同的区段承运人。同时，各方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天河湾粮行或鑫琨海公司与琨城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故天河湾粮行提出依据运输合同向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主张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天河湾粮行另以鑫琨海公司财产与琨城公司财产混同为由，主张鑫琨海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该主张应以琨城公司在本案中负有赔偿责任为前提。现琨城公司无责，天河湾粮行的相关主张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天河湾粮行针对琨城公司和鑫琨海公司的其他问题不再赘述。另外，关于陈某1向石晓丽汇款95,400元的性质，以及琨城公司与海港公司就案涉货物的运输是否达成运输合意，若未达成，琨城公司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若达成合意，中广运公司与海港公司、琨城公司三者之间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因涉及案外人权益，且不属于本案必须查证的法律关系基本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裁判。中广运公司、琨城公司就双方是否存在要约事实、缔约过失、误解、其他法律行为及法律关系等争议问题，可另觅途径寻求救济。关于中广运公司主张王某涉嫌刑事犯罪，是否影响本案受理、审理的问题。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合同相对人请求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以及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本案中，王某因涉嫌职务侵占被立案侦查，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根据天河湾粮行的举证和中广运公司的自认能够确认，天河湾粮行与中广运公司订立了真实的多式联运合同并各自作出了履行行为，并未对此陷入错误认识。故双方之间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能够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中广运公司提出本案涉及刑事犯罪，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案涉货物（大米）的损失认定和责任承担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多式联运经营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货物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对赔偿额没有约定，可以协议补充约定。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本案中，因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中广运公司未能将货物按时运输到目的地，又不能提供基本证据以供查证案涉货物现状、下落及交接过程、运输路径等信息，天河湾粮行、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亦未提供准确事实，致使案涉货物实际处于灭失状态，已不具备返还条件。天河湾粮行对货物的灭失不存在过错，中广运公司应就货物的灭失向天河湾粮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又因不能确定货物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双方对赔偿额亦无约定和补充约定，故应按照中广运公司无异议的，天河湾粮行主张的货物成本价25.7万元（4500元／吨×56吨＋1万元／吨×0.5吨，未发生运费损失）确定赔偿额。虽然天河湾粮行在起诉状中未就与中广运公司签订的多式联运合同是否应予解除提出请求，但根据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其在庭审中明确解除合同而非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天河湾粮行提出的诉讼请求应以合同解除为前提，故应在判决中对该问题一并作出裁判。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适用于相继运输的责任承担情形，不同于本案的多式联运。且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案涉货物灭失在琨城公司的运输区段。故天河湾粮行提出依照该条规定主张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天河湾粮行提出的部分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一、中广运公司与天河湾粮行就案涉56.5吨大米的运输签订的多式联运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中广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天河湾粮行支付大米损失款25.7万元；三、驳回天河湾粮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中广运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调取证据申请书、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各一份以及公安机关对王某的讯问笔录9页，共同证明：天河湾粮行的损失是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造成的，王某目前已经被抓捕，且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故应中止本案诉讼。天河湾粮行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王某涉嫌刑事犯罪，不影响本案审理，公司成立时间为2018年9月，本案涉案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公司成立仅2个月，在这期间王某是否涉嫌犯罪无法得知。琨城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不全是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观点有异议。立案决定书上载明王某涉嫌职务侵占案被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与本案民事纠纷当事人不同、法律关系不同，并非属于同一事实，王某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不能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王某在讯问笔录中自认是中广运公司的副总经理，与天河湾粮行发生了多式联运合同关系，王某的自认与一审查明的主要事实完全一致，故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中广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鑫琨海公司质证称，鑫琨海公司并非案涉合同的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其他意见与琨城公司一致。因天河湾粮行、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天河湾粮行、琨城公司、鑫琨海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王某原系中广运公司的经理，于2019年6月13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港口分局立案侦查。王某在2021年5月6日的讯问笔录中自述2018年11月初以中广运公司的名义开展了五单大米运输业务，其中包括天河湾粮行的大米运输。本院认为，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以及中广运公司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认定，王某作为时任中广运公司的经理，与天河湾粮行洽谈和订立运输合同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效力及于中广运公司。王某涉嫌犯罪的罪名为职务侵占罪，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亦不属于同一事实，符合民刑交叉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情形。中广运公司所举证据反映的内容与其主张的事实相互矛盾，其关于案涉交易系王某的个人行为以及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广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55元，由广西中广运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浩审判员 赵翠霞审判员 李 昂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佩瑶（此件共14页，印2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