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7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飞，女，1977年11月28日出生,户籍地山东省即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飞，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文物博物馆专门人才培训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南湖西里小区院内。法定代表人：陈红卫，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利明，北京佳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飞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文物博物馆专门人才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5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飞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2553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判决培训中心偿还孙飞借款人民币50万元；3．请求判决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培训中心承担。上诉事实和理由：孙飞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存在错误，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涉案款项性质的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50万元属于北京文博和光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光文化）业务支出款，属于对事实的认定错误。（一）培训中心在一审中存在多处虚假陈述。首先，培训中心在一审中始终强调和光文化是培训中心的投资方，实际管理和运营培训中心，但该陈述实际为虚假陈述，和光文化实际上仅为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红卫的空壳公司，从没有过任何业务往来和对外投资，培训中心上述陈述在一审中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证据进行证明前述事项，其陈述为虚假陈述。孙飞与陈红卫确实商讨过合作事宜，但该合作也仅停留在了变更股东的阶段，双方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合作内容。其次，培训中心在一审中强调孙飞是和光文化的总经理，刘慧是和光文化的财务，该陈述为虚假陈述。孙飞从未在和光文化有过任何任职，从未担任过和光文化的总经理，刘慧是孙飞自己的公司北京莲境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境文化）的员工，与和光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培训中心在一审中陈述，涉案的50万元是孙飞代和光文化的付款，该笔款项也进入了和光文化的账户，之所以把钱打给培训中心而不打给和光文化是因为培训中心替和光文化垫付了装修款。该陈述同样是虚假陈述。首先，根据转账记录，涉案的50万是由孙飞的账户打入培训中心的账户，并非和光文化账户，其次，银行转账凭证上清楚的写明“孙飞借款”四个字，且陈红卫在明知备注为“孙飞借款”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签字确认，足以说明陈红卫明确认知晓并可该款项的性质，根本不是培训中心所说的业务款。第四，培训中心在一审中陈述，涉案款项用于的工程发包方不是培训中心。该陈述同样是虚假的。实际上，涉案款项涉及的工程所在地就是培训中心的实际所在，款项也由培训中心自身使用。且（2018）京03民终13268号判决中也认定了培训中心的发包方地位。培训中心在一审中提出的种种虚假陈述，实际上就是为了误导法官，使法官以为该付款行为是和光文化的行为，进而认定款项是业务款。为协助贵院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孙飞将在二审中就上述内容提供相应证据，以证明培训中心虚假陈述的事实。（二）基于培训中心的虚假陈述，法院对本案事实做出了错误地认定。首先，培训中心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实际系孙飞于（2017）京0105民初49555号案件中提交的证据，该证据来源于孙飞，系孙飞自己的公司莲境文化的审批单据，这份证据培训中心以及和光文化从来没有掌握过，根本不是和光文化的内部审批单。其次，根据一审中提交的和光文化的工商档案信息可知，孙飞自和光文化设立之日起至今，从未担任过和光文化的总经理，该公司的总经理一直由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红卫担任。审批单中经办人处载明的刘慧实际系孙飞自己的公司莲境文化的员工，与和光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和光文化最开始实际上就是陈红卫自己的空壳公司，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与孙飞，甚至是培训中心有关的业务，且该公司控制权、管理权和业务审批权也从来就不在孙飞手中。更谈不上对培训中心进行投资和运营。第三，从涉案款项的用途来说，本案50万元的款项实际最终为培训中心使用。在（2018）京03民终13268号判决中，法院已认定本案中提到的装修发包方是培训中心，而涉案的50万元也正是为了培训中心的装修而使用。培训中心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应当就该款项的来源独立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对孙飞与培训中心没有借款合意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本案涉及的50万元款项，孙飞在49555号案件中对案外人陈红卫、王钟琦进行主张，49555号被驳回后，孙飞又提起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诉讼过程能够说明孙飞再转款项为发生时并没有明确的与培训中心之间的借贷合意。孙飞认为，一审法院以此做出孙飞与培训中心没有达成借款合意属于严重的主观臆断。首先，孙飞的借款最终均由陈红卫或其单位培训中心使用，而孙飞在借款过程中也始终与陈红卫进行联系和沟通，孙飞并非专业的法律人士，根据一般公民朴素的认知，不可能要求孙飞明确的搞清楚诉讼对象是否正确，因此其根据一般公民的认知起诉陈红卫并要求其还款的行为并无不妥，也不能得出孙飞与中心没有借贷合意的结论。其次，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为陈红卫，其行为对培训中心来说起到代表作用。孙飞提交的证据微信记录提到的“我那二百多万呢，什么时候能解决？”实际上就包括了本案的50万元，陈红卫系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孙飞和其就欠款进行沟通的行为实际上已代表孙飞与被培训中心沟通的过程。且借款属于种类物，微信中提到的200万元当然无法准确定位哪一笔是本案指向的50万元，只能是包括关系。第三，孙飞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已经明确在附言中记载了“孙飞借款”四个字，且有陈红卫本人签字，该证据已经完全可以说明该款项的性质，以及双方达成合意的事实。根据转账凭证的附言、款项支付给培训中心、培训中心法定代表人在转账凭证上的签字确认等事实，已完全可以确定双方具备借款的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培训中心就自己的说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进行佐证，根本无法证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该举证不利的后果应当由培训中心承担，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让孙飞承担了不应当有的举证责任及不利后果。三、即便审批单真的属于和光文化的内部审批单，也不影响孙飞与培训中心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通过银行转账凭证可以看出，真正的付款人是孙飞，付款原因是孙飞借款。此时即便审批单确定的是所谓业务款，该笔费用在实际付款时的情况和性质也因和审批单不一致而发生了改变。在付款人、付款性质都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下，陈红卫作为培训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进行签字的行为，实际上是确认该转账为借款的行为。根据和光文化的工商信息可以看出，陈红卫是和光文化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因此其对“内部审批”应当是知情的，其在已知实际付款情况与审批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进行签字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承认了这个不一致的效力，即孙飞为培训中心提供借款50万元。因此，即便审批单真的属于和光文化的内部审批，也不会影响孙飞与培训中心之间借款关系的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孙飞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公正的判决。培训中心辩称，培训中心不同意孙飞的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孙飞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培训中心偿还孙飞借款本金5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28日，孙飞通过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1277银行卡向培训中心名下尾号2263账户转账50万元。附言“孙飞借款”，客户签名处为“刘慧”。该转账凭证右下方有“陈红卫”签字。根据孙飞提交的个人业务凭证，显示该笔转账汇款人为“孙飞”，代理人姓名为“刘慧”，客户签名处为“刘慧”。根据孙飞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陈红卫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2016年9月16日，孙飞向陈红卫发送“愁死了，我现在交房租都困难，我那二百多万呢？什么时候能解决？从来没过过这种日子”，陈红卫回复“我今天生日，有朋友在，挨过今天这个日子再聊好吧”；2016年9月21日，孙飞向陈红卫发送“缺钱发不下工资了，能不能给我打点款？你最近不是招了点生吗”，陈红卫回复“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想点办法，我想点办法，别着急，我给你想办法”；2016年9月23日，陈红卫向孙飞发送“我刚刚正在接收采访，你的事情我已经想办法了，可能下午能不能先给你汇一点”，孙飞回复“汇多少”，陈红卫回复“还了按揭可以给你7万你先应急吧”，孙飞回复“太少了吧？”陈红卫回复“孙飞，说实话，不管我现在经济状况如何，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之间这种作为朋友的了解、信任的基础。我坦率的告诉你，现在连音乐厅后期的工程款，现在还有70多万，现在是在欠着。现在也是分期分批的给，给这个还一点，给那个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收的学生，总共是8个。对，我就把这点钱，连招生期间花掉的钱，弄一弄，把我们按揭交了以后，我总共现在剩下的不到八万块钱，我只把零头留下来，现在日子真的过成这样。”根据（2017）京0105民初49555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孙飞在该案中起诉请求案外人陈红卫、王钟琦向孙飞偿还借款本金316．21671元及利息。孙飞在该案中提交关于文博工程部分款项支付财务汇总单、文博工程部分装修合同，证明孙飞受陈红卫、王钟琦指示向第三方支付款项。该案判决驳回孙飞的诉讼请求。后孙飞不服上诉（2017）京0105民初49555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京03民终13268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培训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及《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该证据来源为孙飞在（2017）京0105民初49555号案中提交，该份《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载明：申请部门财务部；预算二级科目为文博工程款；收款单位北京市朝阳区文物博物馆专门人才培训中心；本次申请金额为50万元；用款说明为汇入文博人才中心款；经办人刘慧；领款人金卡汇；总经理处有孙飞签字。该《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后附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与孙飞在本案中提交的转账凭证一致，右下方处有“陈红卫”签字。根据培训中心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和光文化工商登记信息，2015年9月2日，孙飞、陈红卫登记为和光文化股东。一审诉讼中，对于《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后附转账凭证右下方陈红卫的签字，培训中心主张因陈红卫系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培训中心是文博学院的申办主体，文博学院的实际管理和运营主体是和光文化，故在财务部门入账时会有陈红卫进行签字确认，同时，孙飞作为审批人也在《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总经理处签字。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案涉转账记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培训中心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孙飞与培训中心就涉案争议款项并未约定具体的履行期限,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现孙飞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培训中心主张，故法院确认孙飞向培训中心提起诉讼之日为其向培训中心主张权利之时。培训中心所称孙飞的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不符合事实,亦无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两方面要素。本案中，孙飞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培训中心要求偿还借款,培训中心辩称涉案50万元并非双方之间借款，而是和光文化的正常业务支出款项。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飞与培训中心之间是否具有借款的合意,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飞依据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个人业务凭证以及银行流水明细向培训中心主张涉案50万元借款,培训中心抗辩此款项系案外人和光文化的正常业务支出款项。对此,培训中心提供了判决书、证据目录、《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等证据。对此法院认为，根据培训中心提供的《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明确记载了孙飞以“总经理”的身份对涉案款项的支出予以审批，且经办人处载明为“刘慧”，与孙飞提交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上载明的代理人及客户签名处“刘慧”一致。孙飞在庭审中亦无法对于其主张与培训中心存在借款关系的情况下为何签署《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做出合理解释及说明；针对孙飞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右下方“陈红卫”的签字，培训中心在本案诉讼中能够对其从陈红卫以及孙飞系和光文化股东及管理人员身份的角度予以合理说明，故法院对于培训中心依据《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抗辩主张涉案50万元款项系和光文化业务支出款的意见予以采信。针对孙飞提交的其与陈红卫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因该沟通记录系发生在孙飞与陈红卫之间，且聊天内容无明确指向本案诉争款项的内容，故法院无法确认微信聊天内容与涉案争议款项的关联性。故对于孙飞依据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其与培训中心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意见，法院难以采信。另外，根据培训中心提交的孙飞在（2017）京0105民初49555号案中提交的证据目录，对于本案所涉50万元，孙飞已在49555号案件中作为对案外人陈红卫、王钟琦个人的借款主张，在49555号案件被驳回后，孙飞又提起本案诉讼，上述诉讼过程能够说明孙飞在转款行为发生时并没有明确的与培训中心之间的借贷合意。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涉案50万元系和光文化的正常业务支出款项。故而,关于孙飞与培训中心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相关举证证明责任继续由孙飞承担。根据孙飞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了涉案款项,但其对于与培训中心之间是否具有借贷的合意,并未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孙飞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培训中心之间的借贷关系同时具备达成借款的合意和完成款项交付两个要素,故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及案情,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法院对孙飞主张培训中心偿还涉案借款5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孙飞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孙飞向本院提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5813号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9368号民事判决两份，证明一审中培训中心在开庭时自述涉案款项的用途是用作和光文化，但从判决中看出实际上款项的使用者是培训中心，两份判决书中法院均认定是培训中心承担合同款的义务，与和光文化没有关系，说明涉案款项是培训中心用于自己发包的工程上。培训中心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两份判决书提到的合同竣工之后才发生的款项支付，合同中也无法指向50万元的款项。49555号判决已经认定了和光文化和培训中心是合作关系。本院认为，孙飞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确认，但证据内容与本案缺乏直接的关联关系，故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孙飞在二审期间还向本院申请向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调取培训中心自设立之日起至今的全部档案及投资人信息，调取培训中心2015年9月28日收到50万元其至今账号为×××的工商银行流水记录，调取和光文化2015年9月1日起至今的公司企业账簿明细、2015年9月1日起至今的税务缴纳情况、银行账户流水信息。对此本院认为，孙飞申请调取的上述项内容均与本案缺乏关联关系，故本院不予准许。培训中心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各方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孙飞与培训中心是否存在案涉50万元款项的借贷合意。孙飞上诉提出培训中心在一审期间就和光文化与培训中心的关系、孙飞的个人职务、50万元款项的性质及工程的发包方等问题上存在大量虚假陈述，从而导致一审法院对于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进而认定孙飞与培训中心没有借贷合意，存在严重错误。即便审批单属于和光文化内部审批单，也不影响孙飞与培训中心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对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飞虽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个人业务凭证以及银行流水明细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主张其与培训中心就涉案50万元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培训中心抗辩称此款项系案外人和光文化的正常业务支出款项，并就此提供了判决书、证据目录、《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等相关反证。孙飞虽否认该审批单系和光文化的内部审批单，主张该审批单系莲镜文化的审批单，其个人身份亦非和光文化的总经理，从未有任何任职，但其主张与审批单显示内容及其在另案中的相关陈述自相矛盾，且其亦未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故对于孙飞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而根据培训中心提供的《和光文化-授权内付款审批单》的显示，孙飞以总经理的身份对涉案款项的支出予以审批，且经办人处载明为刘慧，该内容亦与孙飞提交的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上载明的代理人及客户签名处为刘慧一致；培训中心亦能够对该笔款项的发生过程作出合理说明，故本院认为培训中心关于涉案50万元款项系和光文化向培训中心支付的业务款项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再有，虽然在孙飞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上附言为打印字体的孙飞借款，但结合单据性质为转账凭证、孙飞个人系和光文化的股东及总经理、和光文化与培训中心之前的合作关系，陈红卫与培训中心和和光文化之间的关联关系，本院认为仅凭陈红卫在转账凭证上的签字，难以认定其系代表培训中心对与孙飞之间形成借贷关系进行确认；而案涉款项培训中心取得后的实际用途与本案孙飞主张的其与培训中心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之间缺乏因果逻辑联系，故孙飞以转账凭证及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为由主张其与培训中心借贷合意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如孙飞对于案涉款项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争议，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孙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孙飞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茵审 判 员  李 淼审 判 员  田 璐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沈 力法官助理  闫韦韦书 记 员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