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8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旭，男，199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柳英，邢台市桥西区天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增海，男，1971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柳英，邢台市桥西区天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爱萍，女，1976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柳英，邢台市桥西区天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宁，男，198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志刚，河北同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龙义，河北同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旭、霍增海、李爱萍因与被上诉人李宁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591民初853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爱萍及上诉人李旭、霍增海、李爱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柳英，被上诉人李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志刚、赵龙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旭、霍增海、李爱萍上诉请求：撤销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冀0591民初85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对此次事故承担90%责任过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片面认为拔丝机年久失修，生产设备本身存在巨大隐患是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与事实严重背离。事实上，被上诉人李宁盲目自信，无视拔丝机操作规程，与滚筒零距离接触，转身时也没尽到注意义务任凭左手摆臂幅度过大，致使其左臂被绞入机器中受伤，才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事故中李宁存在重大失误，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60%）。本案上诉人李旭是租赁的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的车间和机器，车间内的机器一直处于正常运转，没有任何毛病。车间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在外拖欠债务所致，并非机器存在隐患所致。因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在外拖欠债务，所以2019年春天在法院执行过程中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以租赁车间的收益来偿还对外债务。如果机器存在重大隐患，法院执行庭就不会让债务人出租机器。被上诉人李宁在上诉人李旭租赁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的车间前就在车间工作，不存在车间内机器长期未使用年久失修的情况。要不是李宁一直在车间工作，对车间内的机器设备都了解，上诉人也不会请他当师傅调试机器。从庭审至今，被上诉人都没有拿出证据证明机器存在重大隐患。在审理判决中，没有经过任何审查、出证、质证的问题却成了审判的主要依据。车间内悬挂的拔丝机操作规程明确写明：操作时工作人员应站在滚筒的一侧，并于工作台保持50厘米的距离，禁止用手直接接触钢筋和滚筒。也就是说即使是刚出厂没有任何隐患的新机器，只要违反操作规则与滚筒零距离接触，也存在发生危险的可能。本案就是因为被上诉人李宁盲目自信，零距离接触滚筒，转身时也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任凭左手摆臂幅度过大，导致左臂被绞入机器中受伤，这才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被上诉人作为熟手，却犯了普通工人都不会犯的错误，充分说明了原告在此次事故中存在的重大过失，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被上诉人李宁盲目自信，无视拔丝机操作规程，与滚筒零距离接触，用没有柄把的小铲添灰，转身时也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任凭左手摆臂过大，致使其左臂被绞入机器中受伤。在此次事故中存在重大失误，理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应对此次事故承担90%的责任，于法无据，比例过高，应依法改判。二、本案与霍增海、李爱萍无关。一审法院仅以霍增海负责送货、李爱萍负责安排生产就主观认定属于三人共同经营，于法无据。李爱萍和霍增海只为李旭帮忙照看，三者并非共同经营关系，在劳动仲裁（3-8页）中早已查明。车间机器是李旭租的，来料加工的活是李旭找的，雇佣费是李旭出的，与李爱萍、霍增海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李爱萍、霍增海在田家庄有自己的厂子。此次李旭在南和租厂房机器，自己准备起公司，李爱萍和霍增海是来帮忙的。庭审中被上诉人李宁以仲裁结束时，上诉人一方表示一定会以全家之力积极赔偿为依据，就要求法院认定三上诉人为共同经营，一审法院就以此为依据认定，属于认定错误。以全家之力积极赔偿致使李旭及其全家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一个态度，而不是李爱萍、霍增海的义务，一审法院以态度为义务，认定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三、一审法院关于赔偿项目、赔偿数额、赔偿依据的认定漏洞百出，应依法改判。1、医疗费，庭审中被上诉人出具医药费单据为57582.15元，我方垫付的医药费单位为69766.41元，所以医疗费共计57582.15+69766.41=127348.41元，一审认定137348.41元，多认定了1万元，计算错误。2、误工费，本案上诉人李旭承揽的是来料加工活，将粗的盘条加工成细的，一审法院以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来计算误工费于法无据。根据证人证言可知，被上诉人李宁的加工费为一天100元，即279天*100元/天=27900元，一审法院认定52852元于法无据。3、护理费，一审中被上诉人李宁亲口承认，由其妻子护理，其妻子没有正式工作，理应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依据，而不应以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为依据。因为居民服务业包括护理员、月嫂等服务行业都要求专业资质才能上岗，即使医院护工也要求专业护理等级，并且还应提供营业执照、上岗证、工资流水、纳税证明为佐证，庭审中李宁的妻子作为一名全职妈妈，没有任何专业资质，但要求专业护理费用于法无据。其次李宁受伤后，在邢台总共住院32天，期间李爱萍全程陪护，所以在计算护理费时，理应将上诉人李爱萍的陪护扣除，即（110+10*2-32）天*32997元/365天=8820元。此外根据公安部2009年1月1日实施《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A/T800-2008之附录护理依赖程度比例a完全护理依赖100%，b大部分护理依赖80%，c部分护理依赖50%，本案中李宁为左手受伤，不影响右手一切活动，且李宁也未作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上诉人认为理应按照50%护理依赖程度确定赔偿比例即8820元*50%=4410元。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护理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情况下，在伤者没有护理依赖程度鉴定的情况下，片面给予护理人员拥有专业技能的护理费、给予伤者100%依赖护理程度，置法律为何物。4、交通费，庭审至今被上诉人李宁也未拿出转院证明，也就是说他在未经医生同意的情况下私自转院，由此产生的交通费理应由自己承担。且被上诉人李宁没有提供单据与车票，一审法院以酌情为依据判决我方承担1200元，试问去石家庄就医就16.5元的车费，护理人员来回才64元，1200元从何而来，医生没有转院证明，就不在法院的考虑范围吗。没有转院证明，其额外的车费自己承担。5、住院伙食补助费，李宁总共住院65天，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1天50元，且在邢台总共住院32天，期间李爱萍全程陪护，期间的吃住用花费，包括护理人员的吃住用，探望者的吃住用全都是由李爱萍全额支付，所以李爱萍全额支付的32天住院伙食补助应予扣除。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李爱萍32天的全额支付，而且异地就医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主观认定为100元，试问异地就医住院伙食补助费就比本地就医住院伙食补助费高一倍，其法律依据何在。（65天-32天）*50元=1650元，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定4900元，数额过高。6、营养费，在邢台本地住院32天的吃住用花费均由李爱萍全额支付，所以32天的营养费理应扣除，即（120天-32天）*20元=1960元。7、残疾赔偿金，一审法院认定243018元，计算依据错误。民法通则实施是人身损害的诉讼时效是1年，民法总则实施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为3年，而我国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每年都增加，以受诉地法院上一年度赔偿标准为依据，势必导致同一案件起诉早和起诉晚的相比所得的赔偿标准不一样的结果。也会让更多的当事人钻法律的空子。导致积极寻求法律保护的人员所得赔偿标准反而比消极怠诉钻法律空子的当事人所得赔偿更少的局面。对此，2004年《人民司法》报2004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发表《关于的理解与适用》中就有“以人身损害赔偿事故发生所在的统计时间为依据来确定赔偿标准”的规定。本案发生在2019年8月4日理应以201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2997元/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22127元/年为计算标准，即32997*20*34%=224379.6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200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04年《人民司法》报2004年第2期最高法院关于发表《关于的理解与适用》在残疾赔偿金外不再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司法实践中6级以下伤残不再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直到2019年9月2日最高院出台《人身损害统一城乡标准试行的通知》才重新提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且要求案件统一应在2019年9月2日后启动，本案发生在2019年8月4日，所以被扶养人生活费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计算在赔偿数额之内。其次退一步讲，即使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也应当是简单相加。根据2003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8条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额。庭审中被上诉人只提交了两个儿子的户口本，大儿子2007年11月30日出生，小儿子2012年8月24日出生，至于李宁的母亲的户口本及李宁父亲的死亡证明，上诉人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经过质证。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怎么就变成了审判的依据？被扶养人是成年人必须提供有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李宁父母的居住地既有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又有土地拆迁补偿款，怎么能说明其没有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李宁父母居住地政府拆迁众人皆知，怎么一审法院不知道呢，他们丧失劳动能力鉴定到现在法院也没看到。2019年出的事，为什么以2020年的赔偿标准为依据，而且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这样的法条都不被法院认可，只是单纯的简单相加。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前5年两个孩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等于221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所以前五年以22127元计算即22127/2人*5年*2人=110635元，第6-10年大儿子已经成年，只有小儿子22127/2*5=55317.5元，二者相加乘以伤残系数34%为（110635+55317）*34%=56423.85元，一审法院无视法律，简单相加所得数额必然错误，请二审法院改正。9、后续治疗费，鉴定结论上是10000-13000元之间，并非确切的13000元，根据冀高法（2020）31号文件，也是可以，而非必须。因没有确切数值，所以上诉人主张的实际发生后，有了确切数值再予以赔偿，于法有据。10、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冀高法（2020）31号文件，十级伤残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逐级增加，上诉人认为1.5万元，较为合适。另外，上诉人在2019年9月23日-24日两次给李宁转账1万元，2019年8月29日给李宁妻赵娇娇微信转账200元，赵娇娇支取生活费1000元，这些费用理应从总额中扣除。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赔偿项目、赔偿数额、赔偿依据的认定漏洞百出，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李宁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90%的责任正确，上诉人具有重大过错。1、上诉人未经注册，未办理营业执照，属于违法经营，假如上诉人办理了营业执照，那么被上诉人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90%责任并无不妥。2、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生产设备是正规合格的设备，车间和拔丝设备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拔丝机器长期未使用未检修，就直接投入使用。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用于添加拔丝灰的小铲没有握把，上诉人提供的生产环境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安全隐患。3、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90%的责任的原因是拔丝机年久失修是片面的。另外上诉人认可让被上诉人去调试机器，那么既然拔丝机一直在使用状态，为什么还要调试，前后矛盾。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正确。1、加工厂的车间是由上诉人李旭租赁，而且李旭自认是经营者，上诉人霍增海负责进货送货，上诉人李爱萍负责生产和招录工人，明显属于家庭共同经营。2、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上诉人李旭全家也表示愿意共同以人身损害赔偿的方式来承担。三、关于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问题。1、医疗费，一审法院计算正确，上诉人计算错误，医疗发票的总数为137348.41元，上诉人少计算1万元。2、误工费，上诉人所述加工费一天1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称被上诉人从事的是来料加工的工作也是以偏概全。盘条拔丝工作是制造钢丝，属于制造业，故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七条，在没有固定收入以及不能举证证明近3年平均收入状况的，误工费可以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之规定，所以一审法院以2019年制造行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3、护理费，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护理人员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护理费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计算，护理依赖程度是定残后的护理费用计算的依据，而本案主张的是定残前的护理费用，所以上诉人主张按护理依赖程度50%计算护理费用，是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另外上诉人称李爱萍全程陪护也与事实不符。4、交通费，被上诉人在邢台住院32天，另外在石家庄次共计住院33天，长时间异地治疗，所以法院认定交通费1200元并不高。5、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认定在邢台本地治疗50元／天，在异地治疗100元／天，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上诉人称在邢台本地住院期间，花费均是由上诉人李爱萍支付也与事实不符。6、营养费，上诉人称在邢台本地住院期间花费均是李爱萍支付与事实不符。7、残疾赔偿金，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22条的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的上一年度，并非上诉人所述受伤时的上一年度，所以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8、被抚养人生活费，上诉人所述的六级以下伤残赔偿，赔偿了伤残赔偿金就不用再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与法律规定相悖。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所以一审法院以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3483元／年，计算被上诉人的两个孩子及父母的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上诉人提交的上诉状中计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少计算了被上诉人父母的费用，属于计算错误。9、后续治疗费，鉴定结论确定的是1万元到1.3万元之间，一审法院支持1.3万元并无不妥，而且该后续治疗费远远不够治疗被上诉人的伤情。一审法院判决之后，被上诉人去石家庄治疗又花费了280159.44元，该款项远远超过一审法院判决的后续治疗费，我方将保留主张多余医疗费的诉权。10、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1、关于被上诉人的妻子赵娇娇支取的生活费1000元，一审法院已经扣除，上诉人称没有扣除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李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57582.15元、误工费50160元、护理费14227.7元、交通费1123.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0元、营养费3600元、残疾赔偿金285904元、残疾辅助器具费46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61250元、后续治疗费1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及相关费用4622.3元，以上共计618439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为：622199.9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霍增海与被告李爱萍系夫妻关系，被告李旭系被告霍增海和李爱萍之子。李旭曾于2019年7月26日与案外人唐忠良、戴军虎签订了一份厂房租赁合同，由被告李旭租赁唐忠良、戴军所有的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中车间和北车间，用于拔丝、制钉加工。该二车间由霍增海、李爱萍负责管理及人员招用。2019年7月28日，原告李宁经证人霍某介绍，到河北固特标准件有限公司中车间和北车间从事拔丝、制钉工作。2019年8月4日下午4点40分，原告李宁在干活时受伤。后李宁以邢台市开发区宏达自攻丝钉厂（已注销）、霍增海为被申请人，向邢台经济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该委于2019年12月24日以实际用人单位与邢台市开发区宏达自攻丝钉厂系同一主体的依据明显不足为由，驳回了李宁的仲裁请求。原告李宁于2020年5月14日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以李爱萍、霍增海、李旭为共同被告提起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之诉，遂成本讼。 原告李宁受伤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南和人民医院检查。后因伤势严重，李宁又被转往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进行抢救治疗，经诊断，李宁的伤情为：1、多发伤；2、左肱骨远端骨折；3、左孟氏骨折；4、左拇指末节及中环小指毁损伤；5、左示指近节指骨骨折；6、左手背皮肤软组织缺损、颜面部皮肤裂伤；7、胸骨及多发肋骨骨折伴双肺挫伤；8、全身多处皮肤挫伤；9、左侧臂丛神经损伤。李宁在该院住院治疗32天。之后，李宁又于2019年9月24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对李宁的伤情诊断为：1、左臂丛神经损伤；2、全身多发伤术后；3、左臂丛神经探查术后。李宁在该院住院治疗共计33天。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邢台县中心医院司法鉴定所于2020年5月10日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李宁左侧骨丛神经损伤，遗留左上肢瘫痪，为八级伤残；左手毁损伤，遗留左手第1指末节缺失，第3-5指缺失，为八级伤残；多发肋骨骨折（6根），为十级伤残。2、误工期为受伤之日至本次伤残评定日前一日（2019年8月4日至2020年5月9日，计281日）；护理期为120日，前期10日2人轮流护理，余为1人护理；营养期为120日。3、李宁需择期行左肱骨、右尺骨骨折内固定物取出术，费用约需10000—13000元。另查明，原告李宁的妻子赵娇娇1984年2月27日出生，两人育有两个儿子，长子李轩宇2007年11月30日出生，次子李浩宇2012年8月24日出生，李宁的父亲李随山1955年10月24日出生，2020年8月18日去世。李宁的母亲付会珍1953年1月25日出生。李随山和付会珍共有三个子女，长女李娜，长子李宁，次女李芳。关于原告李宁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137348.41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医疗费单据、转账记录、费用清单等，原告在南和医院、邢矿医院等医院的医疗费用为69766.41元，在河北医大三院的医疗费为67582元；综上，原告的医疗费共计137348.41元。2、误工费：52852元。原告依据鉴定结论，参照2019年度制造业行业平均工资主张其误工费为279天*69143元÷365天=52852元；结合原告从事的工种及本案的发生，原告的上述主张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15000元。原告依据鉴定结论，参照2019年度居民服务业行业平均工资主张其护理费为10日*2人*42115元÷365天+110日*42115÷365=15000元，法院予以支持。4、交通费1200元。原告提交了交通费票据32张，价值472元，主张其交通费为1420.5元；法院认为，原告的主张虽未提供足额的单据和车票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住院治疗时间较长，且存在异地就医的情况，故酌情支持12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4900元。原告依据其实际住院天数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5*100=6500元；被告方只认可1650元，（65天-32天）*50元；法院认为，原告在本地住院实际天数为32天，异地就医实际天数为33天，故其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50元*32天+100元*33天=4900元。6、营养费2400元。原告依据鉴定结论主张其营养费为120日*30元=3600元；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计算标准过高，不符合冀高法[2020]31号文件有关精神，应为120日*20元=2400元。7、残疾赔偿金：243018元。原告依据鉴定结论主张其残疾赔偿金为35738元*20*40%=285904元；被告主张该残疾赔偿金依据2019年上一年度标准计算为32997*20*34%=224379.6元；法院认为，双方提出的伤残赔偿金计算方法均不符合冀高法[2020]31号文件有关精神，法院不予采纳，根据冀高法[2020]31号文件有关残疾赔偿金计算方法的规定，原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35738元*20*34%=243018元。8、残疾辅助器具费：469元。原告以发票为依据主张该费用，且被告方认可，故法院予以支持。9、被抚养人生活费：95209元。原告主张其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3483元*5年÷2*40%+23483*10年÷2*40%+23483*13年÷3*40%+23483*16年÷3*40%=161250元；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宁的父亲李随山于2020年8月18日去世，故李随山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729元（23483÷3*34%÷365*100）,其他三个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为19960.6元（23483元*5年÷2*34%），39921.1元（23483*10年÷2*34%），34598.3元（23483*13年÷3*34%），以上共计95209元。10、后续治疗费：13000元。原告依据鉴定结论主张其后续治疗费为13000元；法院认为，原告伤情较重，后续治疗费系必然发生的费用，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法院予以支持。11、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告方主张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法院认为，原告存在两处八级伤残一处十级伤残，故对该诉请法院予以支持。12、鉴定费及相关费用：4622.3元。原告依据票据主张其鉴定费及相关费用为4622.3元，且被告方认可该费用，故法院对该费用予以支持。综上，以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590018.71元。另查明，被告方曾为原告垫付医疗费、生活费等费用共计80766.41元。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提供劳务者在从事劳务活动中自己受到损害的，接受劳务者与提供劳务者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双方对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责任主体存在争议，法院认为，从被告方证人霍增海的证言可以认定，该加工厂由李旭出面租赁车间场地，李旭的父亲霍增海负责送货，李旭的母亲李爱萍负责生产和招录人员，故该加工厂系李旭一家三人共同经营的个体加工厂，因未经登记也没有办理营业执照，故在劳动仲裁时未认定为劳动关系，但应认定李宁系李旭、霍增海、李爱萍共同雇佣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三被告提出的雇佣李宁从事调试设备工作，还是原告主张的从事拔丝制钉工作，李宁与李旭、霍增海、李爱萍之间均形成个人提供劳务关系，均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确定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被告方未经注册，也未办理任何合法经营证照，就开始经营和生产，且被告方租赁的车间和拔丝设备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拔丝机长期未使用，也没有检修，就直接投入生产，用于添加润滑剂的小铲没有握把。因此，可以认定，被告方未经注册非法开始经营和生产，而且提供的劳动场所、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告作为熟练工，在操作拔丝机时，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对自己的受伤承担较小的责任。综上，法院酌定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损失的10％，即59001.87元（590018.71元*10％）；由被告方承担原告损失的90％，即531016.84元（590018.71元*90％）。扣除被告李旭已支付的80766.41元，三被告还应向原告李宁支付赔偿款450250.43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旭、霍增海、李爱萍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李宁支付各项损失费用共计450250.43元；二、驳回原告李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84元，减半收取计4992元，由被告李旭、霍增海、李爱萍负担4026元，由原告李宁负担96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李宁在上诉人李旭租赁的车间从事生产工作，上诉人李旭的父母亦是本案上诉人霍增海、李爱萍分别负责该车间送货、招人、生产等事宜，被上诉人李宁在工作期间操作拔丝机器时左手绞入机器受伤，经评定为八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一处。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三上诉人均参与了案涉租赁车间的生产经营活动，该车间机器设备长期未使用，上诉人未能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和生产工具，并且操作拔丝机设备本身就存在较高风险，上诉人未提交证据对被上诉人操作设备进行岗前风险培训，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在操作风险较高的拔丝机时也应时刻保持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其对自己受伤也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对责任主体、责任划分的认定并无不当，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关于赔偿数额，一审法院认定的医疗费用有相关票据支持、后续治疗费有鉴定意见支持，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及相关费用的认定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李旭、霍增海、李爱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984元，由李旭、霍增海、李爱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小双 审判员  王 兵 审判员  解宝成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魏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