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1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发，男，1962年1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河北厚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运茹，女，1963年8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春发因与被上诉人李运茹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68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春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军、被上诉人李运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春发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运茹承担。事实与理由：李春发在一审所提交的《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调查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66213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7月31日谈话笔录；（2019）京0105民初74749号民事裁定书；证人李某1、李某2、杨某1、杨某2、杨某3、管某、冯某、安某、杜某、李某3、李某4的证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字3576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申371号民事裁定书，充分证明了是李春发借李运茹之名，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用自己应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购买了涉案房屋。双方存在的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合法有效的。李春发所提交的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李春发所提交的证据，无论是从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支付，还是从涉案房屋的交付、使用等方面，都充分的证明了是李春发借李运茹之名买房。一审判决是不成立的，并不是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来进行裁判的，而是忽略了李春发所提交的充分详实的证据，其判决结果当然是错误的。李运茹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春发的上诉请求。李春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李春发与李运茹就北京市朝阳区常营民族家园×2区×3号楼×4单元×5室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形成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有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常营五队×1院（以下简称×1院）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李春发。2004年，该院落被拆迁腾退，登记的在册人口有：李春发、李春发之妻王某华、李春发之女李某5、李运茹、李运茹之女马某、李春发与李运茹之母李某6。后李某6、李春发与李运茹分别作为被拆迁人、被腾退人与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腾退安置协议，分别被安置了回迁房屋。其中，李运茹与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人民政府于2004年12月31日签订的《常营回族乡房屋拆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约定：“一、李运茹自愿按照《常营回族乡拆迁、腾退安置补偿拆办法》规定的住宅房屋拆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方法有房无户进行安置补偿。二、居住人口及原住房面积：李运茹现有在册人口/人，实际居住人口/人，李运茹在常营回族乡居住非成套正式住宅房屋4间，建筑面积60平方米。三、安置补偿方法：1．作价（1）所有权补偿（原房作价款）及附属物补偿款158399．59元；（2）使用权补偿（区位价补偿款）150000元。作价款合计308399．59元。2．安置，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人民政府以下列房屋补偿乙方：地址常营民族小区，建筑面积86．74平方米，B1型（即涉案房屋），楼房总价格242872元。3．奖励及补助，合计76647元。4．安置补偿款总计：由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人民政府向李运茹支付安置补偿差价计142174．59元。”同日，在扣除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后，李春发代李运茹领取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142174．59元。另查，李某6死亡后，李春发、李运茹及李某1、李某2、杨某1、杨某3、杨某2曾作为共同原告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将李国发诉至法院，要求分割李某6因×1院拆迁所取得拆迁安置房屋，（2015）朝民初字第66213号民事判决书对李某6取得的安置房屋进行了分割，该判决生效后，李春发因不服判决书中关于“因李运茹享有的拆迁面积系基于李春发所建房屋，而李春发对李运茹作为被安置人享有安置利益并未提出异议，故李运茹安置的1套房屋（即涉案房屋）亦可排除他人权益”的认定，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房屋属于李某6遗产以外的财产而非待分配遗产，原审法院在法定继承案件中对涉案房屋进行审理并作出上述认定，确有不妥。庭审中，李春发称×1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李春发，宅基地上房屋亦为李春发所建。拆迁前，李运茹为了解决其女儿上学问题，将其户口迁至×1院。后李运茹在别处获得拆迁安置利益，但其户口未从×1院迁走。×1院拆迁时共有3个户，一个是李春发家庭，一个是李春发、李运茹之母李某6，一个是李运茹及其女儿。根据拆迁政策，一个户只能获得两套安置房，而李春发家庭及李某6算一个户，所以只能获得两套安置房。李春发出于多购买一套安置楼房的目的，就想借用李运茹名义签订拆迁安置协议。2005年，×1院被拆迁之前，李运茹到李春发家里，李春发向李运茹提出此事，李运茹表示同意。双方未说过需要支付报酬。后李春发声称李运茹在×1院有两间房，使李运茹作为名义上的被安置人签订了《常营回族乡房屋拆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由于李运茹的户口在别处拆迁安置时已经使用，故在签订上述《常营回族乡房屋拆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书》时，李运茹作为有房无户对待。李运茹称其在×1院有自己的房屋，其所获的拆迁利益均系对其自己的补偿。×1院系家里的老宅，其父亲于1988年去世后，将该老宅留给了李某6，1988年李春发将×1院内房屋进行翻建，后由李春发一家及李某6居住，但李运茹的份额还在。关于拆迁安置手续办理及材料持有情况，李春发称本次拆迁安置事宜，除了拆迁安置协议是由李运茹签署外，其他所有手续均为李春发办理，相关材料也均由李春发持有，由于李运茹说要起诉李春发，李春发将这些材料交付李运茹。李运茹称拆迁安置的所有手续都是李运茹签署，房屋入住手续也为李运茹办理，相关材料也都由李运茹持有。2008年，李运茹觉得李某6生活不太顺畅，将材料交付李某6，让李某6将涉案房屋管理、出租，费用用于李某6生活，李某6去世后，李运茹再主张该房屋。关于涉案房屋交付情况，李春发称涉案房屋系拆迁单位直接交付李春发，此后由李春发出租至今。李运茹称房屋钥匙交付李运茹，2008年李运茹将房屋钥匙交给李某6，李某6考虑到李春发住过监狱，故让李春发一直对外出租。关于拆迁补偿款领取情况，×1院拆迁补偿款由李春发签字领取。李运茹称其当时觉得李春发不容易，将所有补偿款都给了李春发，所以让李春发签字领取。庭审中，李春发就上述事实提交了《农村宅基地发证审批表》、李某2、李某1等人的证言等证据佐证其与李运茹形成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李运茹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李春发亦未就此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另查，李春发曾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将李运茹诉至法院，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74749民事裁定书，认定李春发以其与李运茹之间形成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为由，要求确认所有权缺乏权利依据，驳回了李春发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春发主张其与李运茹之间形成了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但其并未提交书面的借名合同。李春发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从涉案房屋购房款支付及涉案房屋的交付、使用等方面判定双方形成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故，在现有证据下，法院难以认定李春发、李运茹之间就涉案房屋形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对于李春发之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春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春发主张双方系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故李春发应就其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李春发并未提交书面的借名合同，同时根据李春发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认定双方形成了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不足以认定双方就涉案房屋形成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对于李春发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春发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春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2元，由李春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申峻屹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