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行再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波涛，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女，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继鹏，男，197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法定代表人：马原，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凯，沈阳市和平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从国，辽宁申弘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波涛因诉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违法并赔偿一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驳回高波涛的起诉。宣判后，高波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高波涛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633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50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宣判后，高波涛及和平区政府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辽行再17号行政裁定，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发回该院重审，该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高波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波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萍、孙继鹏，被上诉人和平区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彬凯、张从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原告高波涛于2000年8月8日取得了位于原沈阳市东陵区（现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7-3号641房屋一处，建筑面积117平方米。2007年5月24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沈阳市实施市级规划批次用地批复》（辽政地字（2007）181号），将诉争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0年9月30日发布《征地拆迁公告》（沈和拆公（2010）5号），决定对长白街道西夹河地区进行拆迁。后因原审原告高波涛与拆迁单位未能达成安置补偿协议，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1年1月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另查明，原审原告高波涛等39人于2013年1月曾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2013]沈行初字第12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等人起诉。后原审原告高波涛等人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指令该院分别立案受理。2016年1月4日，原审原告高波涛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该院受理后，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以原审原告高波涛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起诉。原审原告高波涛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作出（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审原告高波涛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6339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50号行政裁定，撤销本院（2016）辽行终1287号行政裁定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行初3号行政裁定，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该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宣判后，高波涛及和平区政府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辽行再17号行政裁定，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发回该院重审。在（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原告高波涛向该院申请对案涉的房屋价值、屋内物品价值进行评估鉴定。因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所提交的物品清单在房屋被拆除时确实存在，故该院对其提出的房屋价值损失鉴定申请予以准许，并委托辽宁华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此进行鉴定。后辽宁华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以“此次涉及的委估房地产多年前已被拆除，且没有能够全面反映委估房地产实物状况的照片及影像资料，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等要求，这将导致此次评估无法继续进行”为由退回鉴定。该院再次委托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鉴定。后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司法鉴定委托退卷函》，以原审原告高波涛不同意由本地评估公司对标的物进行评估，强烈要求异地评估为由退回鉴定。该院本次重审期间，原审原告高波涛再次申请对案涉的房屋价值、屋内物品价值进行异地评估鉴定。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再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申请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交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两份、《收条》八份的真实性（包括：书写人、书写时间等）进行鉴定。该院委托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后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未按照规定预先缴纳鉴定费用，辽宁德恒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终止鉴定告知书》，并将鉴定退回该院。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于2010年9月30日发布《征地拆迁公告》（沈和拆公［2010］5号），其对该地区的土地征收及房屋拆迁工作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的规定，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在原审原告高波涛对补偿标准有争议且未能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未经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进行裁决，便迳行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属程序违法，故对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确认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违法强拆行为已经造成了原审原告高波涛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原审原告高波涛有权依法请求国家赔偿。关于房屋损失赔偿的问题。本院审理的王佰春与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一案的行政判决[（2014）辽行终字第0030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对王佰春被拆除的66平方米房屋的价值按照诉讼时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561700元，并在该评估价格的基础上上浮了25%确定的房屋赔偿价格。本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李卫东诉和平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一案的行政判决[（2020）辽行终187号]也按照上述赔偿价格确定了同类情况的赔偿标准。本案与上述已经生效案件均属于同地块同类被拆除情况，该地区同时期被强制拆迁的居民共涉及39人，因此为了实现同地段同类案情的被拆迁当事人得到公平一致的补偿，避免因起诉时间存在先后而导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以及出现同类案件的裁决结果各不相同的情形，对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的赔偿标准，应以上述案件的评估价为基础价格上浮25%确定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的损失价格，即涉案房屋的赔偿数额为1244676.14元［561700元÷66平方米×117平方米＋（561700元÷66平方米×117平方米×25%）＝1244676.14元］。考虑到在本院针对王佰春、李卫东等人的同类诉讼案件作出拆迁行为违法并赔偿的行政判决生效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并未积极主动以本院确定的价格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支付强拆损失，故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应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鉴于原审原告高波涛在2016年1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故利息损失应从2016年1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标准计算。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申请对本案被强拆房屋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异地价格评估的问题，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做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后，高波涛就应当积极行使主张权利，其于2016年1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和平区政府承担，且本院生效的行政判决已经确定了对同地段同类案情的赔偿标准，基于同地段同情况的被拆迁人应获得公平一致的待遇的原则，参照已经及时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王佰春案件确定高波涛的被拆除房屋的补偿标准亦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故原审法院对高波涛提出的评估申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物品损失赔偿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在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行为过程中并未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亦未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妥善保管原审原告高波涛的室内物品，对此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应对原审原告高波涛室内物品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物品损失的赔偿数额，虽然高波涛提供了购买相关物品的票据及物品的照片等证据，但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其曾经购买过相关物品，不能证明在房屋被拆除时相关物品的实际存在及毁损情况，故原审法院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考虑物品折旧等因素，酌定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物品损失5万元。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租房损失赔偿问题。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后，并未向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周转用房和临时安置补助费，因此原审原告高波涛无论是租房还是自行解决住房都会产生实际损失，该损失属于违法强拆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故对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赔偿该部分损失的主张，应予支持。关于具体损失数额。原审原告高波涛提供了三份租房合同，用以证明其租房损失，但其提供的2010年12月25日至2015年12月25日的租房合同的租金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市场价，故对该份租房合同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而对于高波涛提供的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在原审审理期间，其委托代理人王丽萍曾陈述该合同及收款收条中出租人的签名为其代签，虽然高波涛庭后提供了出租人出具的证明，但此举明显不符合房屋租赁的交易习惯，故对于该份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本次审理中高波涛提供了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该合同与其提供的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房合同系同一房屋、同一出租人、以及同一中介且租赁时间延续，在之前合同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亦不予以采信。综合上述情况，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沈政办发（2010）98号）规定，拆迁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不超过1000元。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租房损失为每月1000元。因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已经向高波涛赔偿自2016年1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该利息计算期间与高波涛主张赔偿租房损失的计算期间存在重合，故从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角度考虑，在和平区政府赔偿高波涛自2016年1月4日起的利息损失的情况下，租金损失应当自拆除时（2011年1月）起算至高波涛提起本案诉讼时（2016年1月）止，即60个月的租金，共计6万元。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精神损失、拆迁奖励、有线电视、电话、宽带费等其他赔偿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拆迁奖励问题，因原审原告高波涛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并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其亦非主动搬迁，不符合拆迁奖励的要求，且原审法院在酌定房屋价格时已经予以适当的上浮，故对其该项赔偿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主张的有线电视、电话、宽带费，因其未提供已实际支出的证据，亦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审原告高波涛提出的误工费、车辆费、住宿费等损失，因没有证据佐证，亦没有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高波涛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50号行政裁定对此已经予以阐述，高波涛虽于2016年1月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但属于非自身原因导致超过起诉期限应予扣除的情形，故高波涛的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对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的其并非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主体，应追加沈阳长白岛管理委员会、沈阳市和平新城征地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因同地块、同类情况的拆除行为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和平区政府系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主体，故对和平区政府提出的该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提出的本案涉及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应适用土地管理法及和平区长白地区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征地补偿标准的有关规定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王佰春与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一案中作出的（2015）行监字第636号行政裁定书中已经予以阐述，案涉房屋所在集体土地已被征为国有，但征地时并未对地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至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发布征地拆迁公告并将房屋强制拆除时，案涉房屋坐落在已被征收的国有土地上，且所在区域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基本实现城镇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答复和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而该案涉案房屋与本案涉案房屋属于同地块同类被拆除房屋，故对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该项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被告和平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审原告高波涛的部分赔偿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对原审原告高波涛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房屋损失1244676.14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1244676.14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标准计算）；三、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租房损失6万元；四、原审被告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原审原告高波涛物品损失5万元；五、驳回原审原告高波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和平区政府负担。高波涛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书中第二、三、四、五项判决；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房屋损失人民币3498300元；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室内物品损失人民币646575.3元；4、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房租损失人民币336000元(120个月）；5、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有线电视、电话损失人民币1000元；6、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理应获得的拆迁奖励58500元；7、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失人民币500000元；8、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住宿费、车辆费、误工费人民币100000元；9、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对其违法行为做书面道歉。事实与理由：一、错误认定起诉时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之后。上诉人于2015年4月30日起多次到原审法院立案庭起诉被上诉人，但该院以未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等非法事由拒绝受理，在上诉人依法万分艰难的努力下，2016年1月4日该院才不得不按照法律规定予以受理立案。证明上诉人于2015年4月30日起多次到该院起诉的入门凭条等证据在一审时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没有异议，且在一审判决中予以采信。据此，本案中上诉人第一次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但一审判决却在没有任何法定事由的情况下，将上诉人的起诉时间认定为2016年1月4日，应依法纠正。二、错误确定上诉人被非法强拆房屋的赔偿。原审法院已经确认和平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迁行为违法。原审法院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沈政办发[2010]98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最高院（2015)行监字第636号行政裁定等，即“在违法强拆房屋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价格对被征收人予以行政赔偿”，即本案上诉人被非法强拆获得的行政赔偿，应当是以现在被非法强拆房屋的相同地段房屋做出市场评估价格为标准。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房（2011)77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在正常的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应当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评估，并据此予以补偿。其目的在于保障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同时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人用获得的补偿款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与被征收房屋区位、结构、面积等相接近的房屋。但如果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时间与征收补偿时间相隔时间过长，以公告之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不能确保被征收人获得足额补偿时，则应以补偿时的房屋市场价格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数额。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亦不应低于赔偿时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以决定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格对被征收人予以行政赔偿，符合房屋征收补偿的立法目的。本案原审法院确定房屋赔偿标准据以参照的王佰春一案，即是以上述原则确定的赔偿数额。但王佰春一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5日做出生效行政判决【案号（2014)辽行终字第301号】，确认的赔偿数额以判决当时的市场评估价格为基础，但该案距今相隔时间较长，房屋市场价格情况己经发生变化，如仍以其为标准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可能导致上诉人无法购买到同地段类似的房屋，不符合以上所述的房屋征收补偿的立法目的，本案应以判决赔偿时的市场评估价格对上诉人予以赔偿。同时，上诉人根据因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不应低于合法征收获得补偿的基本原则，行政赔偿应当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沈政办发[2010]98号）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但原审法院在己经有(2019)辽行再17号裁定：“撤销(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的情况下，居然做出了与(2018)辽01行再1号行政判决相同的行政判决，枉法裁判，严重质疑原审法院对(2019)辽行再17号裁定的解读能力。作为拆迁赔偿的标准，案件审理理应进入房屋、财产评估程序，但在上诉人提出房产评估申请并一再坚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然无视上诉人请求，且拒绝回答不进入评估流程的原因，执意按照五年前另案当时的房屋价值为赔偿标准，以2016年1月4日起按同期同类银行存款利息标准给付上诉人房屋价款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赔偿办法，无任何法律依据。至于原审法院关于在【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后，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和平区政府承担的判决理由，更是原审法院袒护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政府的体现。自上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强拆案件之日起，8年来，从未间断过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恰恰是被上诉人沈阳市和平区政府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如今的结果，也恰恰是原审法院的随性裁判，导致案件至今9次审理，仍无法公正解决。原审法院的这种不依法裁判上诉人被非法强拆房屋赔偿的判决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三、错误确定上诉人物品损失赔偿。被上诉人非法强拆时未按规定采取证据保全措施，也未按法定程序保管上诉人的室内物品，对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应对上诉人室内物品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在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室内损失物品的票据、清单、照片、人证和评估申请后，原审法院理应按评估价值确定赔偿，可是原审法院非但不依法评估，反而以不能证明房屋强拆时相关物品实际存在及毁损情况为由，简单粗暴的对上诉人提供证据不予采信，其观点不符合正常逻辑，由于被上诉人强制拆除时没有依法制作公证笔录和公证清单导致上诉人对灭失损坏的财物无法充分履行举证责任的，在上诉人能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有财产损坏灭失的情况下，即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被上诉人应当对其强制拆除没有造成财产损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然而，原审法院以“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考虑物品折旧等因素，酌定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物品损失5万元”，与上诉人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相去甚远，应依法予以纠正。四、错误确定上诉人租房损失赔偿。首先，为体现对违法拆迁行为的惩戒，对被拆迁人的相应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应尽可能地给予被拆迁人必要、合理的照顾和安排，确保其享有的居住条件不降低、有改善。其一，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0年12月25日至2020年12月31日等房屋租赁合同，并针对法院代签质疑提交了房主本人的书面证明，其证据真实有效。在(2018)辽01行再1号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及证人全某被上诉人申请的《房屋租赁协议》、《收条》的笔迹鉴定，是被上诉人在鉴定结果将不利于其利益的情况下，未按照规定预先缴纳鉴定费用，终止了此次鉴定，放弃了其质证的权利，整个过程也充分肯定了上诉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而原审法院对于上述过程视而不见，仅以租金价格明显高于一般市场价格为由质疑合同真实性，也充分体现了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双标表现。本案上诉人被强拆房屋面积为117平米，经查同等级别地段（华润幸福里）房租价格均在3800元-6000元/月之间，基于不降低、有改善的原则，上诉人在和平区其它地点以2800元/月实际支付的房租作为对上诉人过渡期补偿的参考标准并不为过。其二，原审法院关于过渡期的理解存在荒谬的认识，基于《国家赔偿法》对被拆迁人应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其过渡期是指强拆发生时至赔偿时点，而非原审法院所说的上诉人第三次对被上诉人发起诉讼的时间2016年1月4日。因此，自强拆发生之时到本案本次上诉时刚刚好10年即120个月，也就是说和平区政府对于上诉人的过渡期补偿不得低于120个月。所以，原审法院不依法确定上诉人租房损失的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五、确定有线电视、电话赔偿错误。上诉人有线电视、电话的赔偿并没有与其他物品损失一并计算提出，而是单独提出赔偿申请，详见本人提交的【强制拆除经济损失清单】。且原审法院确定的该项赔偿也没有在其他赔偿中真正予以体现。原审法院不赔偿有线电视、电话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六、确定拆迁奖励赔偿错误。违法强拆导致的赔偿标准不能低于合法征收的补偿标准，《国家赔偿法》规定“直接损失”的范围，除包括被拆建筑物重置成本损失外，还应当包括被拆迁人应享有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以及对动产造成的直接损失等，不仅包括既得财产利益损失，还应当包括虽非既得但又必然可得的财产利益损失，也就是说，赔偿范围至少为被拆迁人按照拆迁补偿程序本可获得的全部补偿。因此，上诉人符合沈政办发[2010]98号规定的500元/平米奖励标准，法院应依法予以确认给付上诉人拆迁奖励58500元。原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拆迁违法的情况下，依然认为上诉人不符合拆迁奖励要求，是无视《国家赔偿法》的体现。原审法院确定的不赔偿拆迁奖励的错误应予以纠正。七、确认上诉人误工费、车辆费、住宿费赔偿错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非法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长达近十年且仍在持续的严重的身心伤害，致使上诉人不能正常生活与工作，被上诉人的非法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相应的误工费、车辆费、住宿费损失，对此，被上诉人应予以赔偿。八、确认精神损失赔偿和书面赔礼道歉错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非法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给上诉人及其家人造成了长达近十年的身心与财产损害。上诉人依据《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宪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规定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有法有据，但一审法院却枉法以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来判定。因此，原审法院不尊重事实，不依法判决错误应予以纠正。高波涛在庭审中补充上诉称：请求二审法院对高波涛房屋及财产进行评估，并最终作出判决。和平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关于确认和平区政府对高波涛的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双方当事人对该认定予以认可，对此问题本院不再赘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高波涛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房屋损失的赔偿问题。1、本案的基础事实。王佰春等39人诉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一案，原审法院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2013）沈行初字第12号行政裁定，驳回起诉。王佰春等人不服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分别立案受理。高波涛等24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裁定驳回了高波涛等人的再审申请。高波涛于2016年1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关于赔偿标准的审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被征收人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不应低于赔偿时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具体到本案，本院审理的王佰春与和平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行政赔偿一案的行政判决（案号：〔2014〕辽行终字第0030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对王佰春被拆除房屋价值按照诉讼时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并在评估价格每平方米8510元左右的基础上上浮了25%确定的房屋赔偿价格。高波涛与王佰春属于同地块同时期被强制拆除的同类情况，且该地区同时期被强制拆迁的居民共涉及39人，为了实现同地段同类案情的被拆迁当事人得到公平一致的补偿，避免因起诉时间存在先后而导致补偿标准差异过大，原审法院对高波涛被拆除房屋的补偿标准参照王佰春案判决确定的房屋价值补偿标准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和平区政府应积极主动以本院确定的赔偿标准向高波涛履行支付房屋补偿款的职责，但和平区政府未积极主动作为，原审判决和平区政府应向高波涛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3、关于高波涛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对案涉房屋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的问题。本院于2013年6月25日作出（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后，高波涛就应当积极行使主张赔偿的权利，但其于2016年1月4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和平区政府承担，并且同地段同情况的被拆迁人应获得公平一致的补偿。另外，本院（2013）辽行终字第125号行政裁定作出后，一起提起诉讼的39人中已有部分被征收人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王佰春案即为一例），而另外24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因此，综合本案基础事实并结合相关案件审理情况，原审判决参照已经及时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王佰春案件确定高波涛被拆除房屋的补偿标准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对高波涛提出的评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高波涛主张违法的强拆行为造成其物品损失646575.3元，和平区政府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行为过程中按照法律规定采取了证据保全措施，也不能证明其按照正当程序原则妥善保管了高波涛的室内物品，对此和平区政府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对高波涛提出的室内物品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考量高波涛被拆除房屋的实际用途、面积、物品折旧等因素，结合日常生活经验，酌定和平区政府赔偿高波涛物品损失5万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房屋租金损失赔偿问题。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的通知》（沈政办发〔2010〕98号）规定，拆迁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18元／平方米，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户每月最低600元，最高不超过1000元。原审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高波涛的诉讼请求，租房补偿标准按照每月1000元计算并支付至高波涛起诉之日并无不当。虽然高波涛上诉主张其第一次的起诉时间应为2015年4月30日，但本案原审判决和平区政府赔偿租房损失自案涉房屋被拆除之日起的2011年1月至一审起诉之日的2016年1月4日止，即60个月的租金，共计6万元。原审判决支付房租截止日期与判决和平区政府承担利息已经完全衔接，所以其起诉时间的确定并不影响房租问题。高波涛在本案审理期间提交了相关房屋的月租金情况，用以主张赔偿其房租过低。但其主张的房屋均为近年来新开发的商品房，而本案判决的租金在征收当中相当于过渡期补偿费，旨在保证被征收人在其房屋被征收后的过渡期内，能够保证与被征收房屋条件相当的居住水平。因此，高波涛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原审判决确认房租过低的依据，对高波涛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有线电视和电话损失的问题。因高波涛没有提供已实际支出该款项的证据，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波涛提出的拆迁奖励问题。从王佰春案的判决来看，在确定房屋价值上浮25%的问题时，已经考虑到了包含被征收人依照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合法征收中可获得的优惠，故一审判决认为在酌定房屋价格时已经予以包含在内的认定并无不当。另外，拆迁奖励是对在规定时间签订协议并搬迁的被拆迁人的奖励，如果被征收人并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搬迁，其将因不符合享受拆迁奖励费的条件而无法主张该项权利。本案系确认强拆违法并赔偿案件，在确定房屋价格时，将此部分内容已经予以充分考虑。高波涛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高波涛提出的误工费、车辆费、住宿费等损失问题。因没有证据佐证，亦没有法律依据，原审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关于高波涛提出的精神损失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高波涛的房屋被强制拆除，但其人身并未受到强制或损害，故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原审判决未支持高波涛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高波涛主张的其他损失，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判决不予支持正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高波涛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高波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少方审判员  闫劲松审判员  李 蕊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于丹凤书记员栾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