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7民终3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晶超，男，195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业者，住辽宁省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李苏妍，辽宁大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守范，女，195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锦州市太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慧，女，1977年2月1日出生，满族，个体业者，住锦州市凌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渤，男，1979年1月5日出生，满族，个体业者，住锦州市太和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锦州市松山新区凌南西里13号。 法定代表人：张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丽，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玲，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晶超因与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渤、张慧、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法院（2019）辽0792民初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晶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李苏妍，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渤、张慧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忠，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桂丽、刘春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晶超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辽0792民初4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为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合法持有公司9.21%股权，一审法院存在事实审查错误情况。1998年道光廿五公司设立时，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晶超）出资50万元，成为道光廿五公司股东。2003年道光二五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对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作出变更，公司通过内部整合，将原4位法人股及其他39位自然人持有的股权转让给16位股东，新增注册资本569万元，此时上诉人通过股权转让及增资占股9.21%，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记载、道光廿五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入股款的收款收据予以证实。而被上诉人并未提出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不是原审被告股东，一审法院审查认定系断章取义，不符合客观事实。2.本案一审法院以民事法律行为否定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时至今日，工商登记显示的信息中，上诉人仍然为道光廿五的股东，股东身份并未经行政机关撤销，一审法院在未经行政机关撤销上诉人的股东身份前提下，直接以民事行为否定具体行政行为错误。3.本案各被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各被上诉人并非原审被告道光廿五的股东，不具有提起诉讼的资格，而一审法院在应依法审查诉讼主体资格情况下，未经确认主体身份就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存在偏差，所作判决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守范、张慧、张渤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工商登记档案对确认股权是否成立不具有决定性效力，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上诉人已将其持有的股权转给已故的张广新，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有证据支持，并且符合证据原则。本案的三位被上诉人通过继承取得张广新的股权，符合法律程序，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王守范、张慧、张渤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登记在第一被告名下的第二被告公司9.21%股权为张广新所有，第一被告不是第二被告公司股东；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第一被告系义县宜州粮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1998年7月1日在第二被告公司前身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以现金50万元入股，2002年7月第二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广新一次性支付第一被告退股金50万元，将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予以收购，但股权在工商登记机关未作变更。第一被告公司从2002年7月退股后，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公司再无关系，其后股权变化只是张广新为方便公司管理而为，与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公司无关。张广新系该股权的实际股东，由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多年来第一被告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从未就股权一事有过任何争议，但从张广新去世后，第一被告却违背事实，以自己是第二被告公司股东为由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将第二被告公司诉至法院，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由于张广新去世，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张广新在第二被告公司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63.16%股权已由张广新法定继承人即本案原告依法继承，对于登记在第一被告名下的第二被告公司9.21%的股权，亦应归张广新所有，第一被告不是第二被告公司股东。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于1998年8月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总额为800万元，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企业法人股东，其法定代表人是被告张晶超，出资额为50万元，占股比例为6.3%。2001年9月，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锦州道光廿五凌川酒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951万元，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次增资过程中未进行资本变更，占股比例变更为5.26%。2002年6月，锦州道光廿五凌川酒业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锦州道光廿五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7月，锦州道光廿五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1520万元，2003年6月20日张晶超个人出资投资款76.38万元，2003年6月25日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5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晶超并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张晶超同时取得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转增额13.62万元，至此张晶超个人出资额为140万元，占股比例为9.21%。 另查明，在2003年6月的增资过程中，除张晶超增加投资76.38万元外，另有李国金增加投资81.83万元，林昌志增加投资76.38万元，冯吉昌增加投资58.83万元，合计310万元，该笔增加的投资款310万元根据工商档案显示用于购买叉车厂土地。但购买叉车厂土地的款项310万元，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1年全部给付完毕，而本应由被告张晶超持有的76.38万元的出资款收款收据原件并不在张晶超手中，而是由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持有。另，被告张晶超自认自2003年7月后从未获得过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收益。 再查明，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广新于2018年1月29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有妻子王守范、女儿张慧、儿子张渤、母亲付桂荣，付桂荣声明放弃对张广新的遗产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公司于1998年成立之初，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0万元股本金，后将50万元股本金转让给被告张晶超的事实均予以认可并无争议，且有工商登记档案记载为凭。现原告主张2002年7月，原法定代表人张广新购买了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的50万元股权，一方面，原告提供了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人员制作的公司内部股权整合明细表，并提供了林昌志、李国金出具的证明，上述证据虽单独审查均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但两份证据之间能够相互佐证，能够对公司内部账簿记载的股权整合明细表中记载的股权情况予以间接证明；另一方面，工商登记档案中关于2003年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新增加投入资本310万元的记载与审理查明的实际出资情况并不一致，新增投入的310万元资金用于支付锦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土地转让费，但根据锦州市商业银行的进账单显示该笔310万元的土地转让费，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01年全部支付完毕，而根据工商档案记载，被告张晶超在2003年新增资金投入过程中增加投资76.38万元，但张晶超称实际出资的收款收据可能遗失因此未能提交，但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却出具了应由出资人张晶超持有的收款收据原件（第三联付款单位付款凭据），并主张2003年增资过程中被告张晶超并未实际出资，故收款收据开具后并未实际交付被告张晶超，而是一直保存在公司的财务账簿中，据此可以认定2003年增资过程中张晶超并未实际出资76.38万元的股本金。基于上述事实，以及被告张晶超自认自2003年后从未在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任何股东权益，但却从未主张过权利的情节，可认定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整合明细表中记载的股权变更情况是真实的。被告张晶超仅提交了企业工商登记档案予以证明自己的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虽原告未能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股权转让协议、付款凭证、收款证明等直接证据，但根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企业工商登记档案的记载与查明的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故企业工商登记档案的证明力大大减弱，而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被告张晶超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张晶超不是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晶超不是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二、驳回原告王守范、张慧、张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张晶超负担。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张晶超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期间的工商档案。档案中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委托代理人证明、道光公司章程、1998年7月30日《锦州审计师事务所》验资证明书及验资事项说明、货币资金出资清单、道光公司董事会决议、道光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享有权益的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于1998年7月出资50万，共同设立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道光公司）；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能够证明上诉人的义县宜州粮食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货币出资50万元的出资义务；工商档案中道光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章程等均有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盖章或张晶超代表宜州粮食公司签名，可证明1998年时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为道光公司合法的股东。 第二组证据：道光公司2001、2002年的工商档案。2001年工商档案中公司章程、验资报告，以及2002年的工商档案说明上诉人享有权益的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仍是道光公司合法股东、并且上诉人是道光公司董事的事实。 第三组证据：道光公司2003年的全部工商档案。其中：1.变更登记申请事项表证明2003年7月经过股东和董事会议公司增加出资到1520万元的事实；2.2003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证明新增注册资本569万元，上诉人作为股东变更前的义县宜州粮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权变更后道光公司的股东签字确认的事实，能够说明上诉人为合法的股东；3.变更前后投入资本对照表、道光公司章程、锦州渤海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验资报告、变更前后投入资本对照表能够证明上诉人已经记载到公司章程中为合法股东，已实际出资的事实，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同时公司章程行政登记具有对外公示效力，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应直接认定上诉人为道光公司的合法股东和享有股权权益；4.股东增加投资明细、收款收据、股权转让协议、股东入股协议书及变更前后投入资本对照表，证明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将50万股权转给张晶超，该系列工商登记手续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有效出资，并为合法登记的股东。通过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道光公司50万股权，以50万金额转让给张晶超，张晶超现金出资76.38万元，企业分红利润转增股资13.62万元，因此享有道光公司140万元股权权益的事实。如果上诉人没有出资和增加出资，道光公司不会开具收据，更不可能给予登记增资后的股份比例，并记载股东名册。该书证为行政机关的有效证据，被上诉人一方如不能拿出上诉人签字的股权转让或退股协议、以及收到退股款的有效凭证等足以推翻工商登记的相反证据，则该组证据就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事项，并在本案中具有高度的证明力。 第四组证据：道光公司2008、2012年、2014年、2015年、2017年的全部工商档案。证明：截至当时被上诉人仍认可上诉人是道光公司股东，并且在2012年、2014年、2017年的股东会决议中被上诉人一方在原道光董事长张广新病重期间就伪造上诉人签字，非法处置财产。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如果不认可上诉人为股东何必伪造签名。时隔这么多年才主张权利，认为上诉人不是股东，与客观常理不符，且被上诉人一方通过伪造上诉人签字的行为恰恰也体现了上诉人为真实合法股东的事实。在2019年的工商登记变更记载中，上诉人在道光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中仍然记载为股东，持股比例9.21%。 第五组证据：道光公司2020年工商档案。证明：道光公司在最近一次即2020年9月15日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中，仍然记载上诉人为公司股东，出资额为140万元，所占比例为9.21%，被上诉人三人均在章程上签字，即直至此时，三人仍认可张晶超为股东的事实。 第六组证据：李学敏书面证言。证明：手写凭证仅是草稿，与是否执行无关，与张晶超是否退股无关，同时证明张晶超投资的真实性。 第七组证据：李国金书面证言。证明：李国金是否收到退还了30万的股金与张晶超是否退股不具有关联性，并且该证明同时否认了李国金本人认可退股的事实。 第八组证据：张慧在2019年10月24日发出的召开股东会通知、股东会现场照片、现场视频、会议现场股东公示牌上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表。证明：该证据结合证据四，用来证明被上诉人仍然在事实上认定上诉人为合法股东的事实，否则不会在2019年邀请上诉人作为股东参会来解决公司相关事宜。从现场公示牌的图片、视频上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仍认可上诉人的占股比例为9.21%。并现场公示上诉人股权份额的事实。 第九组证据：1.李学敏证人证言，证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手写的工作日志中的事项并未实际执行，张晶超个人在手写日志之后并未办理退股手续，也没有收取退股款项；2.李国金证人证言，证明一审中出具的证明是针对李国金本人的，与上诉人张晶超无关，证明李国金在2004年退股30万元。 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慧、张渤共同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在2001年股东仍然是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上诉人张晶超；对第三组证据中工商登记档案记载的内容没有意见，但是工商登记所记载的内容与实际发生的不一致，即案涉的当事人上诉人张晶超在增资当中并没有实际出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以实际发生的情况为准认定张晶超在增资当中没有出资的事实成立；对第四组证据工商档案中记载的内容真实性没有意见，对证明问题不同意；对第五组证据中档案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证明问题有意见，而且该时间三被上诉人已经在法院提起股权确认的诉讼，不认可张晶超的股东资格；对第六组证据中2021年1月11日的李学敏的证人证言有意见，李学敏所证明的事实与被上诉人将向法庭提供的新的书面证据相矛盾，李学敏书写的工作凭证里面记载的张晶超退股的行为已经实际履行，能够证明上诉人张晶超已经退股，李学敏证实的关于2003年增资的过程中，收据没有返还给各股东的理由也与事实不符，相关股东均证实，当时增资的出资为虚假的，张晶超没有出资，因此没有理由向公司索要收据凭证，收回所谓的出资凭证和收据，李学敏的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况下，均没有反映当时的客观真实，此外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因此该证据请法庭不予采信；对第七组证据认为李国金应该出庭作证，李国金就张晶超退股的问题，曾经向被上诉人出证过，请法庭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对第八组证据所反映的事情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张晶超想证明的问题，这是被上诉人对国家公权力的一种尊重，不代表承认事实成立，否则不会发生本案诉讼；对第九组证据认为，李学敏不否认这个工作日志是他当时以总经理的身份与张广新在一起形成的工作记录，在落实张广新与张晶超之间的股权转转让给付款的问题上，其不清楚是正常的，因为该笔转让款项无须公司支付，所以李学敏不应该必然知道，因此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张晶超没有退股的事实；关于李国金的证言，李国金不否认他2018年8月22日出具给被上诉人的手印是他按的，而退回原出资股本金30万元的时间与被上诉人即将向法庭所提交的新证据，即返还给上诉人张晶超的股本金的时间是大致一致的，这两个事实不是简单的重合。 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2001年档案显示，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是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是本案上诉人张晶超；对第三组证据，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的工商档案所记载股权情况，并非实际情况，上诉人张晶超已退股，2003年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为了变为集团公司，所以虚假出资，导致张晶超股权登记没有做工商变更手续，2003年的档案不能证明上诉人张晶超是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第四组证据和第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上诉人的意见相同；对第六组证据的意见为：我方认为李学敏的证人证言不属实，2005年年底离开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在2005年10月份左右，工商登记的股东丁玉民、刘晓辉、周玉臣、罗凤柱、苏喜武、宗敬华等人从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已经退股，但是工商手续没有变更，李学敏清楚这个事实，所以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七组证据中李国金应该出庭，李国金应该证明本案的事实，不应该发表观点，李国金曾经向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慧、张渤出具过证据，所以说这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对第八组证据、第九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上诉人的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第一组到第五组证据，与原一审法院调取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相符，其客观性无异议，但并不足以单独证明上诉人张晶超具备股东身份，本院对上述档案中涉及张晶超股东身份的相关内容不予采信。第八组证据仅为原审被告公司组织会议过程中的材料，亦无法直接证明上诉人张晶超的股东身份，本院亦不予采信。第六组、第七组、第九组证据中，李学敏证言与其“工作日志”内容相矛盾，李国金书面证言与出庭证言内容相矛盾，且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联性，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慧、张渤向法庭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是两张收条合计939495元，原股东张广新去世了，所以有些证据只能由他的继承人最大限度的去收集，本次我们庭审期间收集到了两张收条，分别证明张晶超在2003年12月12日收到439495元，2004年11月30日收到50万元，加一起是939495元。该两份证据证明在李学敏2002年7月14日张晶超退股的工作日后，张广新和张晶超之间履行了退股的相关行为，退回股金93万余元，2003和2004年在2002年7月份之后，是个履行行为，同李国金时间是一致的。第二组证据，还是两份收条，证据来源是公司的账目，上两份收条是来自于张广新的遗物，我们不否认上诉人和公司之间有供货关系，但是该两份证据恰恰证明上诉人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后，收款的用途是有明确记载的，和上两份收条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是货款，我们是不认可的，证明上诉人在和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收条明确写明用途是什么，拟证明是在供应货物过程中发生的；第三组证据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的会计报表，证明上诉人收到93万余元的股权转让款符合当年该公司的净资产数额，当年公司的净资产是12500238.9元，按照2002年上诉人占股权比例为5.2576%，其应得的股权回报率为60余万元，而其实得93万余元，已经由张广新超额给付其股权转让款，以此证明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格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第四组证据为冯吉昌的视频录像、林昌志的录音资料，因为冯吉昌在医院住院不能出庭，所以发的录像，证明林昌志作为和上诉人一样，从供应商转化为股东，均退出了股份，也得到了股本金。 上诉人张晶超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两张收条的时间与所谓的李学敏书写时间不符，也与工商登记档案验证报告验明事项不符，收条并没有注明系上诉人收到的退股款，也没有相应的退股协议，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的退股行为。50万元最早是以义县粮油公司入股的，后来由企业入股变成自然人入股，给我退回50万元我以自然人又入股；对于第二张条，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最早的粮食都是由我供应，后来是货款，并没有说我退股，所以我不承认这张条。50万元的条是股东由企业改成自然人，给企业退了50万元，打了这个条，然后我又以自然人的名义入了50万元，都有董事会决议等报告可以证明。43万元是货款，跟股权无关。仅凭50万元收条没有转账凭证和支付的说明，不能够说明退股的事情。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从1988年就和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做粮食买卖，到2006年我才不供应的，每年我打的条都有七八千万元左右，这种条每年都要几十张，这张收条我认为就是从财务那摘下来的，跟股权无关；对第三组证据，应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而现由被上诉人举证，能够说明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存在利益关系，证据来源有问题，该报表仅仅说明企业资产状况，并没有涉及上诉人退股的问题和相关退股手续，从报表中显示上诉人股权份额及持股比例，可以说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收条金额与报表中上诉人一方的账目金额不符，该报表不能成为佐证第一组证据中收条为退股款的证据；对第四组证据中视频录像真实性无异议，单对内容有异议，我们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必须通过董事会通过，所以他的话就是假话，该视频证据仅说明了2004年企业变好，冯吉昌为了不占用资金提出退股，张广新同意了，但是不能证明上诉人也存在该现象；林昌志的录音资料，不连续，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同时录音证据中并未体现上诉人存在对其退股金额、期限的内容，也没有体现林昌志已经退股及退股期限、金额的内容表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两份收条没有意见，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股权已经被张广新收购的事实，另外上诉人所讲的质证意见不属实，条是张晶超本人打的，不是义县粮食公司出具的，不能证明是给企业退的50万元，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98年收取了入股款，从未收过第二笔钱，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以自然人入了50万元。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均无意见。 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共计7页，是丁玉民、刘晓辉、周玉臣、罗凤柱、苏喜武、宗敬华、孙宝奉七个人2002年入股的收款收据以及2005年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重组的通知，还有丁玉民、刘晓辉、周玉臣、罗凤柱、苏喜武、宗敬华的退股收条，证实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现在工商登记的股东实际于2005年退股，但是工商手续未变更，如本案上诉人情况一样，退股但未变更手续，说明工商登记不代表我公司的股权。第二组证据是我公司在2003年增资过程中叉车厂的两张收款收据（7205547和7134463）以及我公司在2002年7月15日办理其他业务的收据，该张收据号是7205450，三张收据比对，增资过程中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收据是自己制作的，为虚假增资，上诉人2003年并未实际出资。叉车厂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3张收据，时间发生在2001年，这次提交的7205547和7134463收据证明2003年增资过程中是我们自己出具的，并不是叉车厂出具的。 上诉人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不发表意见，依法审查。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问题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该证据仅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记账，并没有工商登记部门认定其虚假出资的记载，不能够证明上诉人未在增资过程中扩大出资的事实，该组证据不能够证明上诉人的出资为虚假出资，也不能证明原告存在虚假出资情况，同时从上述三张收据也能够看到付款单位的应保管收据，恰恰由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保管的事实。结合上诉人一审说明收据由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保管能够相互印证，上诉人实际出资后都是开具收据的事实，能够与2003年的会计报告相互印证上诉人增加出资的事实。 被上诉人共同质证意见为：对原审被告所提交的两组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证明问题也没有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证据中439495元欠条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王守范、张慧、张渤提交的四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审被告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6月18日，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依照《公司法》和“锦州市优化资本结构实施方案”，以及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制定了《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产权出售实施方案》。1998年7月15日，锦州市人民政府以《关于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产权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同意《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产权出售实施方案》、同意按人均1.2万元标准安置在职职工。《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产权出售实施方案》第三部分“组建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及发起人构成”载明：“2.全厂在册职工635人……出资比例表如下……3.吸收与产品相关的四个企业法人作为投资主体，投资总额共计160万元，占总投资21.2%。其中：（1）锦州市义县粮油经营处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8.9%；（2）浙江温州南洋包装公司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5.6%；（3）山东省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3.3%；（4）绥中县纸制品厂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3.3%。上述五个主体组建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于1998年7月29日委托锦州审计师事务所对“实收资本及相关的资产负债”进行验资。1998年7月30日，锦州审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证明书》，该“证明书”载明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800万元，义县宜州粮食有限公司于98年7月27日投入货币资金50万元，存入凌川酿酒总厂帐户。1998年8月3日，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在1998年第（1）号“股东大会决议”上签章。冯吉昌以自然人身份在该“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在《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以“发起人”名义签章，冯吉昌签字。1998年8月3日，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在“董事会决议”上，有张晶超签字。绥中县纸制品厂法定代表人为李国金、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晶超、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昌志、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为冯吉昌。 2001年9月，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锦州道光廿五凌川酒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951万元，“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在《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股东会决议（2001年第2号）”、“章程”后签章。 2002年6月，锦州道光廿五凌川酒业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锦州道光廿五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在《锦州道光廿五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后签章。 2003年6月25日，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张晶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50万元股权以50万元转让给张晶超。2003年6月26日的《股东入股协议书》中记载：“张晶超140万，占资本总额9.21%”。张广新、张晶超、李国金、冯吉昌、陶圣雄等股东在该《股东入股协议书》后签字。2003年6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记载：“……通过公司内部整合后，4位法人股及39位自然人股同意将原持有的股权价值转让给16位股东：张广新、林昌志、张晶超、李国金、冯吉昌、陶圣雄……”“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在“变更前全体股东签字”处签章。林昌志、张晶超、李国金、冯吉昌在“变更前全体股东签字”及“变更后全体股东签字”处均予以签字。 2003年7月22日，锦州道光廿五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变更为1520万元，“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在《申请冠省名企业名称（设立、变更）审核表》上“出资人名称”一栏中签章，张广新、李国金、冯吉昌、林昌志、张晶超、陶圣雄在“出资人名称”一栏中签字。“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与“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绥中县纸制品厂”、“临朐县吉昌包装制品厂”在2003年6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上签章。“张晶超、李国金、冯吉昌、林昌志”在三张《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张晶超、李国金、冯吉昌、林昌志”在2003年6月26日的《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上“全体股东签字”处签字。 2004年11月30日，张晶超收到退股款50万元，但在工商部门未进行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投入资金或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且其名字登记在股东名册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前者是对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要求，后者是对确认股东身份的形式要求。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股东身份的取得可以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凡在公司成立时就因创办公司或认购公司首次发行的股份而成为股东的，属原始取得。因转让、赠与、继承以及公司合并、分立等法律行为或者事件（没有直接投入资金）取得股权成为股东属于继受取得。当事人主张确认股东资格，主要应审查其是否满足股东身份的实质要求而非形式要求。本案中，义县粮油经营处或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为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之初的原始股东，张晶超主张其通过受让取得了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但张晶超不能提供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向其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其主张在接收了50万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退股款项后，又将该款项给付了道光公司，但张晶超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在2004年11月30日后向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指定人员或指定账户中交付了足额的出资款。虽公司档案中的多份“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上均有张晶超以股东身份的签字，或“变更前后投入资本对照表”、“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中将张晶超记载于“出资者名称”一栏，但此类记载均为对股东资格形式上的要求，在没有证据证明张晶超实质投入股金的情况下，仅依据该类形式上的记载不足以确定张晶超的股东资格成立。同时，股东名册仅有权利推定的作用，并无创设股权的功能。公司章程既记载了股东出资的事实，亦表明了投资者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作为确认股权的依据。但继受取得股权情形下章程的修改滞后于股东身份的取得，故公司章程不适用于继受取得股权的确认。而工商登记系对外宣示性登记，登记材料不是股东资格的创设依据。上述文件均非设权性行为，不会产生权利义务关系从无到有的变化。故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仅属于对外宣示性登记材料，不具有行政确认的效力，上诉人张晶超认为一审法院在未经行政机关撤销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不能以民事判决否定其股东身份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系由锦州凌川酿酒总厂改制而来，其公司化治理模式并非一蹴而就，具有行政主导性、渐进性、不规范性的特点，应以历史的眼光进行分析审视。《锦州凌川酿酒总厂产权出售实施方案》明确记载“锦州市义县粮油经营处投资50万元”，而在锦州凌川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初的《验资证明书》中被核验出资50万元，并在1998年第（1）号“股东大会决议”上签章的均为“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工商档案的其他文件中亦再无任何关于该“锦州市义县粮油经营处”的记载。而在2001年9月到2003年7月期间，不仅“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以股东的名义在多份文件中签章，而且“张晶超”也以“股东”或“出资人”的名义同时多次签字。故工商档案中的记载多有矛盾及不规范的情形，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上诉人张晶超认为应根据档案中的记载确认张晶超已继受取得“义县宜州粮食有限责任公司”原有股权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辽宁道光廿五集团满族酿酒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张广新死亡后，其已经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在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张广新原有股东权利依法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守范、张慧、张渤概括承受，故王守范、张慧、张渤有权基于其共同共有的股东权利提起相关诉讼，上诉人张晶超认为该三人并非原审被告道光廿五的股东，不具有提起诉讼的资格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晶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天颖 审判员  王 翔 审判员  郭慧峰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张文静 书记员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