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96民终3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沁园中路**。法定代表人：卢新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艳，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亚丽，河南剑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鑫源建安有限公司，，住所地济源市沁园办事处屯军村路东法定代表人：张杰，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喜，男，196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芳，系刘红喜女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松，系刘红喜儿子。上诉人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河南鑫源建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建安公司）、刘红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2021）豫9001民初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济源农商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济源农商行的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负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济源农商行在2014年6月就已经全部支付完毕，而本案中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还时间是2016年12月份，一审法院以济源农商行在全部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同意被上诉人领取保障金就是认可该保障金属于被上诉人的理由，济源农商行不认可。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是济源农商行替被上诉人支付的，因此开具的收据对象是被上诉人，退款时要求被上诉人持有收据进行退款，因此济源农商行根据规定配合提供相应的手续，由被上诉人领取退款后返还给济源农商行。但是被上诉人收到退款后并没有将款支付给济源农商行，被上诉人占有该款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二、刘红喜在原审诉讼中称，其在施工过程中挖到别人坟地协商赔付了10万元的赔偿款，济源农商行同意该10万元赔偿款由济源农商行承担，对刘红喜的该项陈述济源农商行不认可，刘红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济源农商行同意承担该10万元赔偿款且赔偿款的具体金额也不能确定。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济源农商行在2019年初就多次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该款，在被上诉人不予支付的情况下，济源农商行进行了报案，一审时刘红喜也认可济源农商行向其讨要和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因此济源农商行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保障金不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应当返还占有济源农商行的款项。刘红喜辩称，一、济源农商行作为发包方具有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义务。根据《关于建立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切实解决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豫劳社监察(2003)19号)第二条规定，每一建设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按下列规定缴纳:建设单位按工程中标价的2％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即，济源农商行作为建设单位具有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义务。二、根据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8.1(1)条、第8.1(8)条、第43.2条的约定，无论是工程开挖影响居民公坟，还是工程规划与居民宅院较近，均属发包人济源农商行应当负责处理的事项，由此发生的费用，应由济源农商行承担。三、案涉工程于2012年10月份开始开挖，当时就出现了周边居民扰乱停工事件。周边居民提出案涉工程开挖影响到其公坟、工程规划与其宅院较近等各种理由阻扰施工，实质是因为济源农商行新办公楼的位置在原旧址的基础上向后移动了10米左右，当时施工工期紧张，为尽快处理扰工事件，济源农商行和刘红喜协商，先由刘红喜垫付10万元尽快解决此事，随后再由济源农商行支付给刘红喜。刘红喜一审提供了证人证言、监理的情况说明、刘红喜2012年11月份银行流水显示的10万元取现以及收据等证据对该事实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从济源市建设工程管理部门调取的证据显示，2016年11月2日济源农商行沁园支行在鑫源建安公司提交的《济源市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还申请表》上加盖公章同意退款，这也说明济源农商行明确同意该笔款项由刘红喜领取。案涉7万元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本应由济源农商行缴纳和收取，正是因当时双方协商一致随后由刘红喜领取该7万元作为前期垫付费用的补偿，所以该7万元款项的收据载明的交款主体、领取退款主体均不是济源农商行，且济源农商行在工程竣工验收后长达6年之久从未向各方提及过该笔款项。2016年该笔项退还至鑫源建安公司账户，从2016年刘红喜领取该笔款项至济源农商行起诉，此期间长达5年之久，济源农商行从未向刘红喜主张过该笔款项。济源农商行称在2019年才知道鑫源建安公司已领取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该款应退还给济源农商行，其理由与事实相悖、与常理不符。济源农商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应驳回济源农商行全部上诉请求。鑫源建安公司未答辩。济源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返还济源农商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091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25日，济源农商行与鑫源建安公司签订一份合同，约定济源农商行将其沁园支行办公楼土建、安装工程发包给鑫源建安公司，刘红喜系鑫源建安公司的签约代表。2013年1月4日，济源农商行向济源市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账户转汇7万元。2013年1月5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向鑫源建安公司出具了收取沁园支行办公楼项目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万元的收据。2014年左右，济源农商行与鑫源建安公司进行了工程款结算。2016年10月19日，鑫源建安公司向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申请退还上述农民工工资保障金，2016年11月2日，济源农商行沁园支行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还申请表上加盖印章同意退款，2016年12月26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退还鑫源建安公司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0910元（含910元利息）。2017年9月20日，鑫源建安公司支付刘红喜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万元。庭审中，刘红喜称其系借用鑫源建安公司资质进行案涉工程施工。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济源农商行陈述，其该案请求权是基于与鑫源建安公司的约定或者不当得利。从合同方面来看，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虽由济源农商行转账支付，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缴纳、退还并不必然以鑫源建安公司的名义进行，济源农商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约定其为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垫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款时退给济源农商行，故济源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从不当得利方面来看，鑫源建安公司申领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需经济源农商行配合，在案证据表明济源农商行沁园支行2016年已同意鑫源建安公司申领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款，济源农商行称其在2019年才知道鑫源建安公司已领取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与事实不符，济源农商行在工程款数额明晰的情况下支付鑫源建安公司工程款并同意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申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诉讼过程中亦未举证推翻刘红喜对收取款项缘由作出的解释，不能认定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构成不当得利。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济源农商行在2016年12月份前已自认付清全部工程款且知道并应当知道鑫源建安公司申领了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距其本案起诉已超过3年诉讼时效期间，济源农商行曾向公安机关报案未被立案亦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段的事由。综上，济源农商行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73元，减半收取计786.5元，由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济源农商行提供从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上下载的《济源市建筑施工企业缴纳和退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程序》，证明退还保障金需要施工企业提供相应证据退还至施工企业账户，济源农商行在2016年出具同意退款是为了配合鑫源公司完成退款手续；在退还案涉保障金时济源农商行没有权利去要求建设工程管理部门直接将该笔款项退还至济源农商行账户。刘红喜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本案的施工是2012年，保障金退还是2016年，该文件是2019年4月30日发布，与本案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可适用性；从规制主体来看，该文件规范的主体明确是建筑施工企业，并不能由此推断发包方没有缴纳义务以及该文件不适用于发包方的退还程序；从本案实际调查来看，经刘红喜与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联系核实，发包方和建设单位均有缴纳义务，谁缴纳退给谁。本院对该证据认定如下：济源农商行提供的该文件显示的发布时间是2019年4月30日，不能证明该文件应适用于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处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2013年1月济源农商行向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支付7万元，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收取沁园支行办公楼项目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万元的收据载明的交款人为鑫源建安公司，2016年鑫源建安公司向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申请退还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时，济源农商行沁园支行于2016年11月2日在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还申请表上加盖印章同意退款。以上事实说明，以鑫源建安公司名义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退还该保障金时退还给鑫源建安公司，是基于济源农商行和鑫源建安公司等的共同意思表示。在一审庭审中，济源农商行经法庭询问，明确其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是基于不当得利提出的。根据法律规定，不当得利是指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因退还案涉保障金时退还给鑫源建安公司是基于济源农商行和鑫源建安公司等的共同意思表示，鑫源建安公司取得该保障金明显不属于不当得利。鑫源建安公司将保障金支付给刘红喜也是基于相关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表示，刘红喜取得该款同样不属于不当得利。济源农商行按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没有事实根据。济源农商行称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是济源农商行替被上诉人支付的，对此，鑫源建安公司和刘红喜均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关于“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济源农商行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予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济源农商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替被上诉人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共同意思表示，不能令人确信其主张的替被上诉人支付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刘红喜称，因为济源农商行新办公楼的位置在原旧址的基础上向后移动了10米左右，2012年10月份开始开挖时，周边居民提出案涉工程开挖影响到其公坟、工程规划与其宅院较近等理由阻扰施工，济源农商行和刘红喜商定先由刘红喜垫付10万元尽快解决此事，随后再由济源农商行将该款支付给刘红喜。刘红喜为证明其该项事实主张，在诉讼中提供了证人任某（当时参与扒房）当庭作证、郑立伟的书面说明、刘红喜2012年11月银行取现10万元等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刘红喜的该项事实主张，本案不予评判，但刘红喜提供的这些相反证据，结合原审法院调取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7万元收据载明的交款人为鑫源建安公司、鑫源建安公司向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管理办公室申请退还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时济源农商行沁园支行加盖公章同意退款等事实，足以导致济源农商行主张的案涉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是济源农商行替被上诉人支付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对济源农商行的该事实主张，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济源农商行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济源农商行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73元，由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存智      审判员   孙东杰      审判员   聂文峰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孙化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