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318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启彬，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宏桂，湖北泽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婷，湖北泽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敏，男，197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霞，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春琼，女，197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寿恩，湖北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咸宁市咸安区宏忠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金桥村。法定代表人：李爱兵，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谱，湖北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启彬因与被上诉人闵敏、易春琼、咸宁市咸安区宏忠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忠物流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6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启彬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向邓启彬偿还1102400元及其违约金（以1102400元为基数乘以10%）；2.一审诉讼费用、上诉费用由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错误认定邓启彬没有证据证明自2017年1月7日起至本案立案之日止向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主张过案涉沙款的债权。1、2014年至2016年间，签订合同以及安排对账、付款的都是闵敏。2017年1月26日，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付完10万元后，邓启彬一直在催款，但是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一直说没有钱还。期间，邓启彬与闵敏一直有往来，闵敏说要进行码头租赁，邓启彬将王丰的码头让其租赁。签订合同的是饶某，后饶某说不做了，闵敏就找到邓启彬要求继续租赁这个码头。邓启彬说你还差我100多万怎么搞，闵敏转了5000元，表示先还5000元沙款以示诚意，希望邓启彬帮他通过租赁码头运送石头赚钱来解决欠款。后转了6万码头租赁款，但此后闵敏也未做成，6万元邓启彬也没退回。闵敏与邓启彬结算时，除开已产生的几千元费用外，其余5万多冲抵沙款，闵敏并无异议。其中5000元并不包含在这60000元中。5000元支付的是沙款，而不是码头租赁款。如果是码头租赁款，5000元与6万元间隔这么短时间，按照一般的社会常识，应向邓启彬出具65000元的码头租赁款收条。故邓启彬提交的5000元的转款记录，足以证明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已经还过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诉讼时效中断。即便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邓启彬陈述6万元扣除几千元费用外其余5万多冲抵沙款，此时，双方达成还款的合意，诉讼时效也发生中断。2、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邓启彬向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催过款，无需举证证明，本案的诉讼时效未过。案涉100多万的金额，按照常理，邓启彬不可能不催款。二、邓启彬已经提交证据证明5000元为支付沙款，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辩称5000元不是支付的沙款，而是码头租赁款，应提供证据证明。证人饶某与闵敏为亲戚关系兼合伙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直接认定5000元为租赁法律关系中产生的费用的证据只有证人证言，故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5000元支付的是码头租赁费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涉案的5000元为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支付的沙款，而不是码头租赁款。三、原审法院未站在公平正义的角度化解社会矛盾，粗暴地认定将邓启彬100多万的债权认定为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鼓励被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不偿还债务的行为。闵敏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合同系邓启彬与宏忠物流公司签订，闵敏的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邓启彬上诉称由闵敏安排签订合同以及对账、付款，说法有误。闵敏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宏忠物流公司授权委托书、工资单、工资转账记录、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合同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足以证明闵敏系宏忠物流公司的员工，履行的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而且付款全是宏忠物流公司出纳张细芳通过转账方式支付。这些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邓启彬的陈述没有依据。二、闵敏支付的5000元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庭审过程中已查明该事实，二审应予以维持。首先，各方对租赁码头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其次，2016年12月底，闵敏已经从宏忠物流公司离职。2019年4月，闵敏想租赁湖北丰德商贸有限公司的码头，4月8日转账10万元用于租赁码头的费用，同月19日与饶某、邓启彬签订《码头临时租用合同》。随后，闵敏再向邓启彬支付5000元作为租赁码头的费用，同年6月10日，闵敏再向邓启彬支付6万元作为租赁码头的费用。此时闵敏已经离职三年，这几次付款与签订码头租用合同、邓启彬的收条、证人出庭作证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闵敏支付5000元与本案无关联性。最后，闵敏从未与邓启彬进行结算，用租赁码头的费用来冲抵沙款，邓启彬也从未向法庭提交过类似证据。闵敏对沙款的买卖合同不享有任何的权利及义务，只是宏忠物流公司员工，且已离职多年。沙款的支付与结算都是宏忠物流公司的职责范围，与闵敏无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易春琼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邓启彬的上诉请求。宏忠物流公司辩称，闵敏作为代理人与邓启彬签订江沙买卖合同，江沙买卖合同的双方为宏忠物流公司与邓启彬。宏忠物流公司最后一期付款后，邓启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催收义务，宏忠物流公司也未还款。邓启彬在签订江沙买卖合同时，明知合同相对方是宏忠物流公司，但从未与宏忠物流公司联系过，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宏忠物流公司对闵敏与邓启彬之间的码头租用合同并不知情。经一审法院查明，闵敏向邓启彬支付的5000元是双方之间其他法律关系产生。邓启彬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语音聊天，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闵敏在支付5000元时，已从我公司离职2年多。因此，邓启彬请求的诉讼时效已过。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邓启彬的全部诉请。邓启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偿还邓启彬1252400元及利息（利息以1257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6日至2019年6月6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6月7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邓启彬当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违约利息为125240元（利息计算方式为1252400为基数，乘以1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9日，邓启彬、闵敏及宏忠物流公司签订了一份《江沙买卖合同》，合同上邓启彬、闵敏的签字，宏忠物流公司的公章。2019年6月6日，闵敏向邓启彬支付了5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认可、《江沙买卖合同》、微信转账记录证据证实，并经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庭审中，邓启彬对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工资单、转账记录等证据均予以否认。闵敏辩称案涉买卖合同的签订及对账系其履行公司职务行为，易春琼辩称其对账单签字行为系其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宏忠物流公司对闵敏、易春琼的陈述均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闵敏、易春琼的陈述与宏忠物流公司的陈述一致，宏忠物流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爱兵还出具了相关证明，另案涉江沙买卖合同上盖有宏忠物流公司的公章，宏忠物流公司提交的工资单盖有公司公章，且工资表上的金额与银行的工资转账记录显示金额一致，另案外人张细芳系公司出纳，银行的工资转账记录均显示工资支付系由案外人张细芳操作汇款，另有银行记录证实，2015年至2017年1月，宏忠物流公司通过其出纳张细芳的账户向邓启彬支付过沙款60万元，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故对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工资单、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另，针对邓启彬提交的2014年12月30日及2016年11月25日的两份对账单，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2014年的对账单上邓启彬方签名处有公司盖章、2016年的对账单上也并非邓启彬本人签字，本案适格原告应为对账单上的公司，而非邓启彬，两份对账单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江沙买卖合同签订在前，对账单形成在后，另两份对账单上分别有闵敏及易春琼的签字，且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对两份对账单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予以认可，足以说明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在确认对账单时已知晓邓启彬方接洽人员与邓启彬的关系，并认可该人员在对账上的签字效力，并已知晓两份对账单系因案涉江沙买卖合同产生，否则便不会在对账单上签字并对该对账单予以认可。另2014年的对账单邓启彬方签字处虽有公司盖章，但案涉买卖合同系邓启彬与宏忠物流公司签订，合同明确约定合同履行方是邓启彬个人，邓启彬也陈述合同是由其个人签订，合同的履行是其个人在履行，且合同履行后，2015年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宏忠物流公司一直向邓启彬个人支付货款，宏忠物流公司并未就此提出过异议，说明其明确知晓合同的履行方为邓启彬个人，对合同相对方系邓启彬个人予以认可。综上，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邓启彬提交的两份对账单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邓启彬系案涉江沙买卖合同的履行方，系本案适格原告。一审法院认为，经过上述证据的质证与评析，可以认定，案涉合同签订及履行时，闵敏及易春琼系宏忠物流公司的员工，闵敏、易春琼签订的合同及对账单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法律后果应由宏忠物流公司承担。故案涉买卖合同系由邓启彬与宏忠物流公司签订。该合同系邓启彬与宏忠物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履行。关于诉讼时效是否经过。邓启彬主张闵敏向其支付5000元款项系支付的沙款，闵敏辩称该款项与案涉沙款无关、系其个人行为，并提交证人饶某出具的相关证明及申请证人饶某出庭作证，庭审中证人饶某陈述，其与闵敏系合伙人，两人一起合伙租赁码头，该码头系案外人王丰的公司所有，但是案外人王丰的账号及名字都是邓启彬提供的。签订码头租赁合同时，闵敏没有时间故委托其与邓启彬签订了租赁合同，闵敏向邓启彬支付的5000元系该租赁法律关系中产生的费用，与沙款无关。另闵敏就此提交了《码头临时租用合同》、邓启彬出具的收到码头付款6万元的收条及码头租赁合同作废的说明，佐证证人饶某上述陈述。对此，邓启彬认可收条上的6万元是闵敏支付，并认可案涉码头是闵敏实际在履行。一审法院认为，闵敏提交的证据与证人证言一致，且邓启彬自认其与闵敏存在码头租赁关系，且该租赁合同由闵敏实际履行。故对闵敏该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故闵敏向邓启彬支付的5000元款项并非案涉沙款。经查，宏忠物流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向邓启彬支付过最后一笔款项。在一审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邓启彬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自2017年1月27日起至本案立案之日止其向闵敏、易春琼、宏忠物流公司主张过案涉沙款的债权。根据诉讼时效相关法律规定，邓启彬与宏忠物流公司之间就买卖合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诉讼时效已经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启彬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36元，由邓启彬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邓启彬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案涉《江沙买卖合同》签订于2014年6月19日，两次对账单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12月30日及2016年11月25日。该合同上加盖有宏忠物流公司公章，并有闵敏签名。因宏忠物流公司向闵敏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结合宏忠物流公司提交的工资单和转账记录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闵敏、易春琼系宏忠物流公司员工，其签订合同、在对账单上签字行为均为履行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案涉《江沙买卖合同》交易主体为宏忠物流公司与邓启彬，在2016年11月25日对账后，宏忠物流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向邓启彬转款，此后再未向邓启彬支付案涉合同款项。邓启彬提起本案诉讼距离宏忠物流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时间，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邓启彬主张闵敏于2019年6月6日向其支付的5000元，为案涉江沙合同项下货款，闵敏辩称该款项为其租赁码头向邓启彬支付的费用。邓启彬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5000元款项性质，而闵敏提交证人饶某证言以及《码头临时租用合同》、邓启彬出具的收到码头付款6万元的收条及码头租赁合同作废的说明佐证其主张。一审中证人饶某出庭作证，其证言能与《码头临时租用合同》等书面证据相互印证，佐证闵敏关于5000元款项性质的陈述意见。一审法院认定闵敏向邓启彬支付的5000元与案涉江沙买卖合同无关，并无不当。邓启彬还主张其一直向闵敏催收案涉合同货款，但就其主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邓启彬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在2017年1月之后，其向宏忠物流公司催要过案涉货款，其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所述，邓启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072元，由邓启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任文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黄旭东书记员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