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皖0422民初1416号 原告：周义群，女，196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下岗工人，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如军，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安徽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鲍芳，女，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下岗工人，住安徽省寿县。 被告：李东，男，1964年2月6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寿县人，住安徽省寿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良富，安徽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义群诉被告鲍芳、李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义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如军，被告鲍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良富，被告李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良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义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鲍芳是同学，两被告系夫妻关系。2017年6月25日，被告鲍芳找到原告，以存银行存款利息低，将钱存到她处利息高为由，要求原告将钱交给她来存款。因原告身体不好，患了癌症，且是晚期，这些积蓄是原告的保命钱，于是原告拒绝。但被告鲍芳说把钱交给她存款没有任何风险，并提出可以向原告出具收条，承诺如果到时拿不到约定本息，其将承担还款义务。在被告鲍芳的一再承诺下，又考虑到双方是同学关系，于是原告同意。次日，当原告准备将钱转给被告鲍芳时，鲍芳称将钱转到被告李东的银行卡上，并从被告李东手里拿了银行卡和身份证，于是原告将10万元钱款转到被告李东的银行卡上，后被告鲍芳于2018年6月28日向原告出具了10万元收条。2017年10月，被告鲍芳再次劝说原告将钱交给她，当月20日原告又按被告鲍芳要求将8万元钱转入被告李东账户，后在被告鲍芳的游说承诺下，原告又将7万元现金交给被告鲍芳，被告鲍芳也于2019年1月4日向原告出具15万元的收条一张，在收条上约定存款期限6个月，年化率8%，到期共向原告支付15.6万元。2020年，因××影响，原告急需用钱，于是找到被告要求归还借款，但被告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至今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具状起诉，请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鲍芳、李东辩称，答辩人没有向原告借过钱，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2017年6月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寿县宏盛饭店举行产品推介会，原告在参加推介会后打算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因原告是低保户，同时在申请公租房，名下不能有财产，便委托答辩人，以答辩人名义购买，答辩人已经按原告要求投资了理财产品，到期后经原告同意进行了续投，2019年4月6日，全国P2P平台全部停运，原告的钱在理财公司。同时答辩人及其家人也购买和原告类似的理财产品，损失近200万元，答辩人也是受害人，原告起诉答辩人无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李东只是出借银行卡没有借过原告的钱，更不应该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身份证、两被告的户籍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供的2、3号证据，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账单、收条，意在证明原告分别于2017年6月26日和10月20日，以POS机消费的方式，向被告李东的建行账户转款18万元。被告鲍芳分别于2018年6月28日和2019年1月4日确认收到原告出借的10万元（年利率10.08%）和15万元（年利率8%），共计借25万元。被告质证认为，钱款属实，真实性无异议，这两笔钱是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不是借款。本院认为，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纳，两张收条明确记载了转款用途为认购“银多利”和“金鼎一号”，且其中一张收条还是在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传单背面书写的，故本案原被告之间的金钱给付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委托投资关系。 原告提供的4号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意在证明被告鲍芳在聊天中确认25万元属于借款。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存在借条，实际上是收条。本院认为，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纳，但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即便如原告所称的是将收条改为借条，但至今双方仍未就改借条一事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提供的5号证据，出院记录，意在证明原告患有结肠癌等多种疾病，属特殊困难群体。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认为，原告是否患有疾病和是否属于特殊困难群体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可由其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原告提供的6号证据，证人丁某证言，意在证明被告拉原告购买理财产品，原告不愿意购买，被告承诺资金安全，承担赔偿责任后，原告把25万元出借给被告，原告现无法通过警方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质证认为，证人和原告一样是受害人，也是被告在开会时邀请过去，案件处理与其有利害关系。原告的证明目的不成立，不存在借款，原告的钱是用于购买银谷理财产品的。本院认为，证人同样是被告鲍芳介绍购买银谷理财产品的客户，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言又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提供的1号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屏、银多利APP截屏、李东银行卡交易明细，意在证明原告诉称的10万元到期后经原告同意续投半年，在原告指示下，被告把10万元本息共11.08万元投入银多利理财。原告质证认为，对银多利APP截图原告不知情，聊天记录原告的手机里没有。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购买银多利投资产品的截屏和李东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予以采纳，且在微信聊天中原告有“10万的再帮我续存半年”的明确表示。 被告提供的2号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手机银行转账记录截屏、鲍芳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投资人份额确认函，意在证明2019年8月19日原告先期投资的15万元到期后收益5950.68元已转到原告卡上，投资款15万元到期后续投了保理产品。原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把对其不利部分删除了，被告说投资保理，具体哪家公司不知情。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购买环球中晟（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投资理财的份额确认函和鲍芳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本院予以采纳，且在微信聊天中原告有“那就做保理一年”的明确表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25日，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寿县宏盛大酒店举行银多利理财产品推介会，原告周义群在参加完推介会后，便委托被告鲍芳购买该公司的理财产品，2017年6月26日，原告周义群和被告鲍芳一同到被告李东工作单位拿李东的银行卡，由原告周义群将10万元钱转账至被告李东的银行卡上，再从被告李东的银行卡上转账给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用于购买该公司的银多利理财产品，2018年6月28日，被告鲍芳向原告周义群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周义群出借银谷银多利—12期，到期10800，本息110800（本金拾万元），到期日2019年6月28日，已本息续约。收款人鲍芳。”该笔理财到期后又重新以被告李东的名义进行了续投，目前该款至今仍在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能赎回。2017年10月20日，原告周义群又向被告李东的银行卡上转账8万元，后又将7万元现金交给被告鲍芳，继续委托被告鲍芳购买东方银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鼎一号（悦享）理财产品，2019年1月4日被告鲍芳向原告周义群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周义群认购金鼎一号（悦享）拾伍万元整（6个月期），年化率8%，到期本息共拾伍万陆仟整（156000.00元）。收到人鲍芳。”该笔理财到期后，被告鲍芳将投资利息支付给原告周义群，本金15万元原告周义群继续委托被告鲍芳，以被告鲍芳的名义改投环球中晟（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富润一号债权资产转让产品，该款至今仍在环球中晟（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未能赎回。此后，原告多次找被告催要投资理财款无果，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鲍芳与李东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经本院庭审查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的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隐名代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院在庭审中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然坚持其民间借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又不能超越其诉讼请求裁判。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上诉人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上诉人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中确定的“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和人民法院根据事实认定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释明，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拒绝变更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裁判”的指导观点，本案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要求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和本院依法审理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不受侵害，应当做出程序性处理，即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义群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25元，予以退回。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何升国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法官助理 张 凯 书 记 员 周 涛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二十六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