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桂10民终116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朱良友，农民。委托代理人吴丽莎，广西万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负责人卢守艳，该销售部经营者。委托代理人何向转，该销售部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燕光，百色市右江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明权，农民。上诉人朱良友、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以下简称禾苗农资销售部）因产品销售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7月14日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10月11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辩论，上诉人朱良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丽莎，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的委托代理人何向转，被上诉人周明权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间，原告到田林××六隆镇央光村洞江屯租用当地农户的山地开发种植生姜，原告为此向朱良友购买了41600市斤姜种，价值共208000元（每斤5元）。2015年3月11日，原告到禾苗农资销售部咨询如何预防××害，禾苗农资销售部向原告推荐使用“亮盾”农药来预防××害，并向原告说明了“亮盾”的使用方法。禾苗农资销售部还另外向原告推荐使用春雷霉素。当日，原告向禾苗农资销售部购买10瓶“亮盾”（精甲·咯菌腈）和30瓶春雷霉素，“亮盾”每瓶60元、春雷霉素每瓶15元，价值共计1050元。当天，禾苗农资销售部没有将已向原告说明的使用方法写在销售单上；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将货款1050元支付给禾苗农资销售部。原告从2015年3月12日开始种姜，其按照禾苗农资销售部说明的使用方法，把姜种分割成小颗放入“亮盾”兑水制成的药液中浸泡，后进行种植，当月种植完毕，但种植效果不好，××害。2015年6月初，原告又到禾苗农资销售部购买1瓶“亮盾”，禾苗农资销售部把原告两次购买的农药一并出具一张《百色市禾苗农资销售部调拨单》（编号№0001204）给原告（即填写“亮盾”为11瓶价格共660元，春雷霉素仍为30瓶价格仍为450元，原告本次只支付1瓶“亮盾”农药的价钱60元），并将向原告所说明的“亮盾”使用方法填写在该调拨单上，该使用方法内容为“先把大肉姜分割成小果装入箩筐进入浸泡20分钟后即可种植，亮盾每瓶用水量80kg”，填写的开单时间还是第一次购买的时间即2015年3月11日。原告认为××有过错、朱良友出售的姜种部分已感染××毒从而造成损失为由，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未果，遂就本案起诉。原告起诉后，申请田林县农业局派出相关技术人员于2015年7月28日进行实地调查，××害调查情况说明》，说明内容为“一、基本情况。周明权种植的生姜地块位于六隆镇央光村的一处土山坡上，前茬为农户的竹林地，今年3月份第一次种植生姜，该地块土质肥厚，属于缓坡型。据户主介绍种植面积为110亩，品种为大肉姜。××害，据技术人员现场抽样调查，发病率高的100％，最低的也有85％。发病的植株矮小黄化、地下块茎腐烂发臭，有的甚至无法发芽长出地面，直接烂在地下。根据植株和茎块表现出来的症状，初步确定为感染姜瘟发病所致。现场目测种植的生姜出芽差参不齐，缺苗率很高，损失相当严重。二、发病原因分析。1、××菌，在大田种植后，由于管理水平低，××害进一步蔓延扩散。2、该农户在种植生姜前所使用的姜种消毒药剂、消毒方法等不科学、效果不佳，××害进一步加重。3、××害初期，没能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特别是到后期，几乎放弃了管理。田间杂草丛生，6、7月份我县晴天气交替频繁，××害的进一步蔓延。三、建议。由于我们是基层人员，资质水平有限。如果户主想要更加权威、更有说服力的支撑技术，建议向更高级的部门申请，请上级专家在姜种、管理水平及土壤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鉴定。”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姜地损失情况、造成损失的原因等进行鉴定，该中心派员到实地进行勘查检验、调查询问等，后作出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1114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对鉴定人员到现场勘查检验、调查询问的情况表述如下：1、原告的姜地坐标为24°38.913′N，106°17.574′E，海拔623米，姜地大部分地段坡度较缓，少数地段坡度较大，前茬为竹林，土壤为有机质较多的的熟化红壤，结构良好，栽培地未起垄整畦，后期管理粗放，田间杂草较多，个别地点有刚使用除草剂迹象。2、据原告称：其是首次种姜，播种前看到朱良友提供的姜种有少量霉烂现象；为预防姜瘟，其于3月11日专程到禾苗农资销售部咨询，该部工作人员向其推荐使用瑞士进口农药“亮盾”进行姜种消毒，并在调拨单上注明使用办法“先把大肉姜割成小果装入箩筐进入浸泡20分钟后即可种植，亮盾每瓶用水量80kg”；其随后去除姜种中烂姜，在路旁挖坑、垫入塑料布加药兑水，将姜种进行药剂浸种后播种。3、该姜地无底肥，2015年3月12日播种，中耕时使用钾王进行追肥，每亩25.5市斤。鉴定人员采取随机取样法，在田间不同位置抽查6个样点，每样点面积为1／100亩，统计植株数量，将姜块挖出，去除茎叶，统计产量及可食用的数量。6个样点植株数分别为8株、13株、20株、4株、17株、20株，平均13.7株，折合亩保苗1367株；挖出的根茎（姜块）除去腐烂姜块及母姜（可见蓝色农药痕迹），可食用姜重量分别为3.1市斤、2.8市斤、12.4市斤、1.2市斤、1.4市斤、8.0市斤，平均4.82市斤；折合亩产409.7市斤（校正系数0.85）。4、和原告相邻的彭高照也是首次种姜，也使用了从朱良友处买来的4000市斤姜种，因取水不便未使用药液浸种，也是在2015年3月12日同日播种。鉴定人员在彭高照姜地中取样3个点（每点1／100亩），统计其植株数量分别为31株、32株、38株，平均33.7株，得每亩保苗3370株。鉴定当天，彭高照还托鉴定人员返程的车带姜下山出售。据调查，彭高照的姜地10.85亩，系开荒山地，收获52000多市斤，折合亩产4915市斤，每斤售价0.8元。5、据朱良友称，其提供的姜种有4％－5％腐烂率，属正常现象，但未经检疫、也没有任何检疫文件。6、据禾苗农资销售部何向转称，原告是事后在2015年6月上旬才到禾苗农资销售部补开发票。何向转还提出，原告浸种时没有换水，是连续加药处理姜种，药液浓度如何鉴定？还有，2015年6月初原告曾在其窝棚附近山坡上，将姜块挖起重新栽过。经核实，2015年5月底因姜瘟蔓延，原告在专家指导下，花9200多元购买了生命源、第一细、普罗丹、生根巨龙及金卫它等农药（见票据），××株挖起，去除烂姜重新栽植。因花费很大，只栽了约10亩。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1、经田间勘验，导致原告种姜严重减产的主要原因是该姜地全面发生严重的姜瘟，××。这和2015年7月28日田林县农业局安排技术干部调查的结论是一致的。根据当前最具权威的《中国蔬菜栽培学第二版》（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编）第341页论述姜“病虫防治”中指出：××，病源Pseudomonassolanacearum，××害，且具毁灭性。××斑初呈水渍状，黄褐色，后逐渐软化腐败，仅留表皮。××部可渗出污白色有恶臭的菌脓。根部也可受害。病叶萎蔫卷缩，下垂，由黄变褐，最后全株枯死。带菌种姜是主要初侵染源。病姜栽植后，最初在田间零星发病，通过风、雨、水、灌溉水、地下害虫和接触传播。一般8～9月为发病盛期高温闷热、××迅速蔓延。”根据田林县农业局介绍，今年田林地区6～7月份晴雨天气交替频繁，造成的高温高湿气候更有××。2、“亮盾”（精甲、咯菌腈）是由两种具不同机制的杀菌剂混配而成的农药。其中的咯菌腈可防治由高等真菌（如镰刀菌、立枯丝核菌）引起的苗期病害。而精甲霜灵能透过种皮、随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内吸传导到植株的各个部位，防治由低等真菌（如腐霉菌、疫霉菌）引起的多种土传病害。××、××及进行种子包衣处理。××害，而禾苗农资销售部推荐使用“亮盾”来为姜浸种，显然是误将“亮盾”当作高效的广谱杀菌剂来应用。3、上述《中国蔬菜栽培学》第338页在介绍姜“栽培技术”时，强调“应选择姜块肥大、丰满，皮色光亮，肉质新鲜，不干缩，不腐烂，未受冻，质地硬，无病虫害的姜块作种”，并没有指出种姜需要药物消毒或拌种。而原告的姜地属偏僻山区，××菌。然而，懂行的经销商朱良友向原告提供的繁殖材料是商品姜、并非生产用的姜类。朱良友明知商品姜上有“4％～5％腐烂”，这是姜瘟的传染源，但其未经检疫、却当作种姜卖给原告，××源不可推卸的责任。4、不论禾苗农资销售部开票时间早与晚，推荐原告使用“亮盾”进行姜种浸种消毒却是客观事实。因为“亮盾”不具备对细菌的消毒能力，该销售部建议1瓶（100毫升）“亮盾”加水80公斤的浸种处理，实际上是给姜种进行了全面姜瘟细菌的接菌。因为姜种掰姜后，每块种姜上必然产生新的创口，××菌。至于浸种时没有换水，是种植户认定“亮盾”是杀菌剂，而杀菌剂通常也不会对姜种产生药害，并无过错。原告采用挖出种姜、剔除烂姜的措施，是种姜的一种抗姜瘟措施。原告同时还用生命源、普罗丹等消毒药液进行灌根。据鉴定人员在重栽的姜地取样，其效果是好的。5、由于浸种后原告的姜种已普遍感染了姜瘟细菌，其所做的各种努力都来不及了。残留的生姜植株，虽然也形成了少量产品，但因有部分烂姜，很难销售。勘验当天，经销商朱良友已指出：该姜地“没有挖的价值了”。可是原告不甘心，于10月23日雇了40人挖姜，人工工资及伙食开支了4400元，运杂费500元，总共收获了8000多市斤，因其中有烂姜，削价处理为0.5元／市斤，只卖了4000多元，还赔了几百元。6、原告实际购买姜种41600市斤，平均每亩用姜种378市斤，播种110亩是合乎情理的。原告每亩姜地平均保苗仅1367株，比彭高照少了2003株，其亩产只及彭高照4915市斤的8.34％。现场勘验表明，原告姜地前茬为竹林，其土壤有机质多，土壤肥力及结构均优于彭高照。如果姜种是无病的，今年的亩产应达6000市斤。按此计算，原告110亩姜地产量应为660000市斤，按鉴定当天市场价格0.8元／市斤计算，产值为528000元。但应扣除原告尚未开支的项目：①人工工资，按每个人工日收500市斤算，需花费1320个人工，按每人110元日工资及午餐计算，应开支145200元；②抚育管理费，第二次中耕每亩45元，110亩为4950元；③包装费，每亩50条包装袋（0.7元／条）需35元，110亩为3850元；④运输费：660000市斤需要雇6辆汽车运输，每车500元，共3000元。以上未开支项目共需用款157000元。因此，原告姜地的实际经济损失为：528000元－157000元＝371000元。7、造成原告姜地经济损失的因素有三：第一，原告第一次种姜，缺乏经验，明知姜种有份腐烂，却没有拒绝，反而错误地向并非农业科技人员的禾苗农资销售部售货员咨询。××一样，由此误入歧途铸成大错，个人应承担10％的经济损失，数额为37100元。第二，朱良友将未经检疫的商品姜当作姜种卖给原告，朱良友明知其中部分姜已有腐烂现象，还进行这项交易，××的细菌源，还使该地4年内不能种姜。按照我国《植物检疫实施细则》（农业部令第5号）（2007年11月修订）规定，未经检疫“擅自调运植物及植物产品引起疫情扩散造成损失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以赢利为目的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第三，禾苗农资销售部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农药性能，误将只能消毒真菌的“亮盾”当作高效广谱杀菌剂，并提供了具体的浸种方案，推荐给首次种姜的原告，致使110亩姜种全面进行了姜瘟并细菌的接种，给原告造成毁灭性的损失。可见，上述供种方和供药方的责任以及造成的后果是难分高低的，应各负45％的责任，其数额各为166950元。此外，禾苗销售部还应退回误用“亮盾”的药款660元，合计为167610元。该鉴定意见书最后鉴定意见为：1、原告的姜地发生姜瘟的病源来自朱良友提供的未经检疫的商品姜；造成姜瘟全面感染的原因是禾苗农资销售部向原告错误推荐不能对细菌性病菌进行消毒的“亮盾”药液进行浸种所致；同时，今年田林地区气候有××。2、由于误用“亮盾”浸种，致使姜种普遍感染姜瘟细菌而缺苗、烂种及姜块烂损，使现场留下的姜已失去收获价值。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28000元，扣除未支出的管理费、收获人工费、包装费及运输费等费用，原告110亩姜地实际经济损失为371000元。3、根据三方责任划分，原告承担10％损失为37100元；朱良友承担45％，数额为166950元；禾苗农资销售部承担45％，数额为166950元，还应退回购买“亮盾”价款660元，共计167610元。在本案庭审中，关于原告第二次只购买1瓶“亮盾”的原因，原告称是为了浸泡补种的姜种而购买。关于鉴定意见书认定生姜出售价格为0.8元／市斤，原告无异议，两被告则不予认同，朱良友称彭高照出售价是0.5元／市斤，鉴定人员称鉴定依据是“我过后电话联系知道的”、“彭高照告诉我每斤卖得0.8元，之后我也向广西的市场进行了解，就是这个价格”；关于鉴定意见书认定亩产量的依据，鉴定人员称“产量是彭高照告诉我的，我和他电话联系，我们取了三个点进行核对，（经）测算（与）彭高照说的是吻合的，所以我相信彭高照跟我说的是实话”。关于原告购买的姜种有4％至5％的腐烂率的问题，鉴定人员称“是朱良友告诉我的，也有笔录了，朱（良友）也签字认可了”，对此，朱良友辩解称“要笔录当时我的意思是我收姜种腐烂率是这么多，不是出售给原告的腐烂率，我卖给原告时已经选好了再卖给原告，因为我不识字，鉴定人员叫我签字我就签了”。对于春雷霉素的问题，禾苗农资销售部代理人何向转称“原告和我买的时候，原告是说用到姜上的，我对原告说，亮盾和春雷霉素混合用可以预防姜瘟，亮盾是一瓶兑60斤水，春雷霉素300斤水兑一瓶，泡一次姜换一次水，水质要好，也不能一天泡到晚”，原告则称“当时销售部告诉我是用亮盾泡姜种，春雷霉素是用来喷叶子的”，原告还称其用“亮盾”兑水浸泡姜种时是一天换一次水。对于鉴定费和鉴定人员出庭费用，两被告均不同意承担。另查明：一、“亮盾”（精甲·咯菌腈）和春雷霉素都是经过国家农业部登记的农药，“亮盾”登记的使用范围（作物）有大豆和水稻两种，××；春雷霉素登记的使用范围（作物）有水稻一种，××。二、朱良友没有经营姜种销售的相关证照，朱良友是将其向其他农户收购所得的生姜作为姜种出售给原告，其出售给原告的姜种没有经过相关部门检疫。三、2015年田林县全县的生姜种植面积共385公顷、总产量为9596吨，即平均亩产量为3323.29市斤；2015年下半年，田林县大肉姜的销售市场价格最低为0.5元、最高为2元。四、司法鉴定的鉴定费4000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用7000元，已由原告支付给鉴定机构。五、禾苗农资销售部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害的内容；××的专用抗生素，××害也有良好防效”的内容外，××害的内容。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其投资种植生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生姜产量并出售而有经济收入，即产值收入，产值应以产量及市场价格予以确定，故应根据减产量和市场价格计算产值损失，进而确定其实际损失。原告主张的其已投入的费用（指姜种费，租地费，民工砍山、清山、归堆、炼山费，民工种植劳务费，车辆运姜种费、看护费），是为了获得产量而投入的费用，不应再计为原告的损失。对于产量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鉴定原告的姜地实际亩产量为409.7市斤，是经过现场多点抽样、称重后综合计算的结果，具有科学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其鉴定原告种植生姜的面积为110亩，是根据原告购买的姜种数量及生姜种植的相关科学技术要求进行计算，是可信的，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鉴定原告的姜地如无病害则亩产量为6000市斤的依据，鉴定人员称“产量是彭高照告诉我的，我和他电话联系，我们取了三个点进行核对，（经）测算（与）彭高照说的是吻合的”，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确实与彭高照电话联系，彭高照亦未出庭作证，而且，鉴定意见书中只记载在彭高照的姜地中取三个样点的株数，没有姜块重量的数据，故鉴定原告的姜地如无病害则亩产量为6000市斤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田林县2015年全县的生姜平均亩产量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的姜地如无病害则亩产量为3323.29市斤，总产量为365561.9市斤。现原告的姜地实际亩产量为409.7市斤，每亩减产2913.59市斤，减产量共计320494.9市斤。对于市场价格，虽然原告承认其出售8000多市斤生姜的价格为每市斤0.5元，但所出售的数量相对于减产数量只是极少部分，而且生姜可以在合理的期限内分期分批出售，故综合田林县2015年下半年生姜销售市场价格每市斤最高为2元、最低为0.5元的情况，以及2015年下半年田林县生姜价格普遍低价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以每市斤0.8元的平均价格计算产值是合理的。据此计算，原告的产值损失应为256395.92元（320494.9市斤×0.8元／市斤）。但还应扣除原告应支出而未支出的费用（包括第二次中耕费用，因收取和出售生姜的人工费、包装袋费、运输费）。对这些未支出的费用，鉴定意见书的计算标准符合当地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据此计算：1、第二次中耕费为4339.76元［45元／亩×（320494.9市斤÷365561.9市斤×110亩）］；2、收姜人工费为70508.88元［（145200元÷660000市斤）×320494.9市斤］；3、包装袋费为3375.37元［35元／亩×（320494.9市斤÷365561.9市斤×110亩）］；4、运输费为1456.8元（320494.9市斤÷（660000市斤÷6辆车）×500元／辆车］；合计79680.81元。原告的实际损失应为176715.11元（256395.92元－79680.81元），该损失为应由相关责任人分担的损失。至于原告的姜地中每亩409.7市斤的生姜产量，是可食用姜的产量，仍有价值，原告没有将这部分生姜收取出售或者只收取部分出售所造成的损失，是原告据于市场价格低以及收姜需投入劳力、资金等因素考虑的结果，故这部分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不能计为应由相关责任人分担的损失。造成原告的姜地严重减产的原因，××害，这一事实，有田林县农业局相关技术人员现场调查意见及司法鉴定意见为依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害的原因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首先，朱良友在接受鉴定人员询问时承认其出售给原告的姜种有4％～5％的腐烂率，并在笔录上签字。可见朱良友提供的姜种有病害，××害特征一致，而原告的姜地只是××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姜地发生××害，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姜地的××源除了姜种外还有××源，更无证据证明朱良友收购的生姜有××害所致。所以，应认定朱良友提供的姜种感染了××菌，××害的传染源，朱良友的行为存在过错，是导致原告姜地××害而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朱良友在本案中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朱良友关于“因为我不识字，鉴定人员叫我签字我就签了”的辩解，不符合常理，因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道签字产生的法律后果，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朱良友关于其所说的腐烂率是指收购时的腐烂率而不是指出售时的腐烂率、其是“选好了”再卖给原告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害有防治效果，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均未能支持这一主张。××菌没有防治作用的鉴定结论及理由，与相关事实证据相符，有科学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采纳。××菌的姜种，××菌无防治作用，××菌通过水传播，××菌，这是造成原告姜地发生严重××害的原因之一。所以，禾苗农资销售部推荐原告向原告推荐使用“亮盾”预防××害并介绍该使用方法，其行为亦有过错。禾苗农资销售部关于原告在浸泡姜种过程中没有换水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禾苗农资销售部称其是介绍原告混合使用“亮盾”和春雷霉素兑水浸泡姜种，但原告予以否认，禾苗农资销售部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主张，其所介绍的使用方法中亦没有混合用“亮盾”和春雷霉素兑水浸泡的内容，只有用“亮盾”兑水浸泡的内容，故对禾苗农资销售部的这一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从禾苗农资销售部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看，××害有防治效果的内容，××的专用抗生素，××害也有良好防效”的内容，××害。况且，国家对农药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农药不能超出登记的作物范围使用。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禾苗农资销售部应当知晓并严格遵守，且其提供的“亮盾”和春雷霉素的药瓶外包装标签（使用说明）中，××害的内容，而是明确了这两种农药的使用范围和防治对象，即：“亮盾”登记的使用范围有大豆和水稻两种，××；春雷霉素登记的使用范围只有水稻一种，××。在此情况下，××害进行防治，显然存在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第四十五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使用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禾苗农资销售部未向原告正确说明农药的性能、用途、使用方法，还错误地向原告宣传介绍“亮盾”和春雷霉素可以防治××害，致使原告误解，由此造成原告的财产损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禾苗农资销售部关于其对造成原告损失没有过错的抗辩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禾苗农资销售部和朱良友的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失的作用力，一审法院采纳鉴定意见书的分析意见。因为，××源，××害没有防治作用，那么在使用农药浸泡姜种时，××菌；××害没有防治作用，××菌的姜种时，××菌，××菌传播造成感染扩大。所以，两者的作用力难分高低，应承担同等责任。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应当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正确使用商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原告明知朱良友提供的姜种有部分腐烂，但没有拒绝，××进入；××害，但所购买的药瓶上有明显的标签，其中就有关于农药性能、使用范围、使用方法等内容，原告应当知道，但其未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未尽谨慎义务多方咨询，××菌的原因之一。××害发生后，原告未能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几乎放弃管理，××害的扩大蔓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造成损失进一步扩大。所以，原告本身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责任。第五，田林县2015年6～7月份晴雨天气交替频繁，造成的高温高湿气候更有××，从而导致产量损失，这是气候导致损失的间接原因，不能归于两被告的过错，据此应适当减轻两被告的责任。而由于是以田林县2015年全年的生姜平均产量作为衡量原告姜地减产的标准，该亩产量已包含气候影响因素即气候的直接原因（××害加重而扩大减产的间接原因），故气候的直接原因不应再作为减轻两被告赔偿责任的依据。综合以上五点，对于原告的实际损失176715.11元，应由禾苗农资销售部和朱良友各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各赔偿70686.04元。另由于禾苗农资销售部出售给原告的“亮盾”不具有其向原告所宣传介绍的性能和用途，由此造成原告的货款损失，禾苗农资销售部应予以赔偿，但应以第一次购买支出的600元货款为限，因为第二次购买时，姜种已种植完毕，此次购买显然不是为了用于浸泡姜种，应该是原告为了取证而购买，故此次支出的60元货款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关于该瓶“亮盾”是为了浸泡补种的姜种而购买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该两种费用是处理本案纠纷的必要费用，应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并结合鉴定结果对处理本案的作用等情况，来确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数额。该两种费用共计47000元，应由朱良友和禾苗农资销售部各承担15000元，其余1700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现该两种费用已由原告垫支，可作为原告的损失由两被告各自向原告赔偿各被告应承担的部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良友赔偿原告周明权生姜损失70686.04元和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5000元，共计85686.04元；二、被告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赔偿原告周明权生姜损失70686.04元、购买农药货款损失600元和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5000元，共计86286.04元；三、驳回原告周明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20元，由原告周明权负担2700元，由被告朱良友和被告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各负担1660元。上诉人朱良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为有效证据，并以此作为判决的主要依据是错误的。鉴定人员未按规定提取检材，鉴定意见纯属主观臆断，不科学、客观。一审认定上诉人出售的姜种有4%到5%的腐烂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田林县工商局出具的《证明》为有效证据，参照认定被上诉人损失生姜的平均价格为0.8元／市斤是错误的。工商局无权对生姜价格出具证明，且认定的价格偏高。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承担20%的责任明显不公，生姜的损失应当有被上诉人种植不当造成的部分，被上诉人仅承担20%是不公平的。且生姜不属于全国甚至广西检验的植物对象之一，朱良友也不可能预知这个植物需要检验的。我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发中心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有异议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认定事实错误，裁判不公。被上诉人生姜的种植情况不清楚，均是被上诉人的单方面陈述，××。被上诉人在3月从上诉人处购买“亮盾”和春雷霉素农药，直至8月份才进行鉴定，而“亮盾”农药的生效期约是十五日，8月份时早已没有药效了。而上诉人出售的农药并非假冒伪劣产品，是正规的农药。××菌的姜种造成感染扩大的鉴定意见没有充分依据。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问题，鉴定当天我们三方到场，虽然我方不同使用这个鉴定机构，但是我方依然到场。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坐标图，实际面积也没有量出来。鉴定机构所取的样点，没有按照要求，而且都是周明权和鉴定机构商量书写的。我方虽然在场，但是不清楚具体操作。当时我方已经强调，鉴定必须测量清楚准确。故该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鉴定机构的支出应当出具发票，予以确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周明权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有效，涉案司法鉴定是客观真实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本院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以下争议：关于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周明权的姜种是否有4%到5%的腐烂率。在二审期间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一、毕业证书，证明我方销售人员的资质证明，方对农业的知识是专业的。证据二、网上收取的资料生姜腐烂防止的资料，证明“亮盾”是可以达到防止生姜腐烂的药效。被上诉人周明权对新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质证，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2质证，无任何公章证明，只是网上随意打印的材料，不可信。上诉人朱良友对证据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作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提供的证据二，系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其权威性明显存疑，本院不予采信。在二审期间上诉人朱良友、被上诉人周明权均无新证据向本院提交。本院对当事人争议事实的分析和认定：××害调查情况说明》中，××害的发病作出的说明：“发病原因分析。1、××菌，在大田种植后，由于管理水平低，××害进一步蔓延扩散。”该说明认定被上诉人购买的姜种可能部分带有××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确认经过向上诉人朱良友调查了解，认定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姜种有4%到5%的腐烂率。本院认为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与本案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鉴定机构的陈述认定事实是客观真实的，本院予以采信。虽然上诉人朱良友提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姜种并无腐烂，姜种的损失系运输造成的，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而从田林县农业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涉案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姜种有4%到5%的腐烂率的事实属实。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二上诉人均提出异议，但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均未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造成本案被上诉人周明权的经济损失的原因如何认定；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周明权的经济损失的责任分担是否合理。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涉案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否系姜种腐烂引起的。被上诉人周明权向上诉人朱良友购买生姜用作种植用的姜种，对于该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害调查情况说明》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说明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的生姜带有××菌，且有4%到5%的腐烂率。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虽然上诉人朱良友提出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姜种并无腐烂，姜种的损失系运输造成的，但其未能依据法律规定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确认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周明权的生姜带有××菌且有4%到5%的腐烂率的事实。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效力问题。虽然二上诉人均对该鉴定结论有异议，但均未能提出能证明有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及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情形的确实证据，二上诉人在一审中均未提出要求重新鉴定，且该司法鉴定意见与田林县农业局作出的情况说明结论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认为该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科学、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结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意见，虽然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农药没有质量问题，××害，且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也没有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出售的农药能有××害。而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在出售农药时，在被上诉人明确告知其购买农药用于防治××的情况下，由于疏忽大意未问清楚姜种情况和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就出售农药给被上诉人并告知被上诉人使用时“先把大肉姜分割成小果装入箩筐进入浸泡20分钟后即可种植，亮盾每瓶用水量80kg”，结果未能起到预期的防治效果，××菌传播造成感染扩大。故对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被上诉人的损失，应当负有过错责任。综上，本院认定造成被上诉人的姜地严重减产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种植了向上诉人朱良友购买的带有××菌的姜种后，又因为使用农药方法不当，××害所致。关于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周明权的经济损失的责任分担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损失的20%，二上诉人各承担损失的40%。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损失的20%是合理的。关于而上诉人的责任大小问题，本院认为造成被上诉人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上诉人朱良友出售给被上诉人的姜种带有××菌引起的，虽然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出售的农药不能有××害，但并无证据证明这些农药有质量问题，亦无证据证明该农药会造成姜种损伤死亡。××菌，致使被上诉人按正常的农药使用方法浸泡姜种，××菌大面积扩散，××菌，是不会造成此等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应当由上诉人朱良友对造成被上诉人周明权的经济损失承担60%的主要责任，由上诉人禾苗农资销售部承担20%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二上诉人的责任相当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176715.11元，由上诉人朱良友承担60％，即176715.11元×60％=106029．06元，上诉人苗农资销售部承担20％，即176715.11元×20％=35343．03元。关于鉴定费用的问题，已有正式发票复印件附卷在案，本院予以确认。合计47000元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17000元，其余30000元由上诉人朱良友承担18000元，上诉人苗农资销售部承担12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朱良友赔偿被上诉人周明权生姜损失106029．06元和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8000元，共计1214029．06元；三、变更田林县人民法院（2015）田民一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被告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赔偿原告周明权生姜损失35343．03元、购买农药货款损失600元和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用12000元，共计47943．03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020元，由被上诉人周明权负担2700元，由上诉人朱良友和上诉人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各负担1660元。上诉人朱良友预交的二审受理费1660元，由上诉人朱良友自行负担；上诉人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预交的二审诉讼费1957元，由上诉人朱良友负担978．5元，上诉人百色市右江区禾苗农资销售部负担978．5元。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的，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田林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凌文楼审判员  玉 江审判员  曲 静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黄晓莉ap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