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5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媛，女，汉族，1966年10月9日出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宇，辽宁华轩（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宝江（上诉人丈夫），1962年8月3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E区53号A座3号和E区51号A座2号房屋。负责人：车涛，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证券股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法定代表人：陈照星，董事长。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申扬、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媛因与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简称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莞证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连带赔偿上诉人本金60万元，以及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本金支付完毕之日止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率3.85%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争议数额32万元；2.上诉费由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与其他涉及的于雷以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引发的一系列委托合同纠纷案件有着明显区别，本案系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经理于雷以公司名义借款，并以公司名义出具借条，借条上面明确写明系星海营业部因日常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人民币60万元，并约定还款期限为2018年1月20日。从借条形式上看，有借款人、借款数额、还款期限、借款目的，并且有借款单位的盖章以及于雷本人的印章，我方已经履行了借款义务。该借条真实有效，应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一审判决中引用的另案当事人于洪泉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判决内容，不适用本案。双方应按照借款合同予以履行，现出借人张媛已将合同约定款项支付，借款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应承担支付本金及逾期利息的还款义务。一审法院判定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只承担70%的偿还义务，只认定了其中40万系属借款本金错误。本案借条明确表示借款合计是60万元，其中40万元是根据于雷的指示，转入于雷的个人账户，10万元是借给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的员工王某，于雷以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名义同意予以偿还，系债务转移，另10万元系东莞证券大连分公司在推销自己的新三板业务过程当中，没有如实向上诉人张媛陈述产品及风险，并导致张媛承受了巨大损失，东莞证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许诺的补偿或者赔偿，转化为借款。关于逾期利息，在借条中，双方虽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但双方明确约定了归还日期为2018年的1月2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出借人如果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并未对借款相应的逾期利息予以支持，不符合上述规定。一审认定双方在借贷关系形成过程中张媛存在过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基于对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以及于雷总经理身份的信任，在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办公室签订借条，借条所确认的款项也确已发生，至于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公章的真假，我方并没有义务去审核，并且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于雷作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的总经理，具有代表星海营业部对外签署合同的权利，虽然公司公章是于雷私刻的，但并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成立。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案涉借条系于雷个人因实施的诈骗行为所订立，应属无效。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该笔款项应由于雷返还。2017年11月12日，案外人于雷向张媛出具案涉借条，但该借条系于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行诈骗之行为，伪造公章所拟定的。2019年6月13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于雷构成合同诈骗罪。于雷对外出具借条的行为因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且属于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借条”系其诈骗的手段，应当认定为无效。在借条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媛将款项汇入于雷以及王某的账户，因此该款项应当由于雷以及王某个人返还。二、张媛所主张的金额与实际损失不符，张媛向于雷的转款行为属于向于雷个人的借款，与我方无关；且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认定以及一审中张媛的自认，其向王某的转款系对王某的个人借款。至于王某所说的相关款项系用于东莞证券的业务一事上，我方不予认可，根据一审中王某本人的证言，其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为东莞证券业务开办所花费。后期其与于雷恶意串通，巧立名目将个人借款转嫁到我方，要求我方承担，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此外，关于10万元的补偿款，也无任何事实依据以及总部的任何审批允许赔偿的文件，张媛也不能证明购买理财产品的损失与我方有关，故对此10万元的补偿款我方亦不认可。关于张媛所主张的利息均是基于合同有效的基础上，于雷出具的借条系无效合同，故该利息的主张于法无据。三、张媛对于借款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因自身过错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不同于其他于雷合同诈骗引起的系列案件，其他案件的案由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而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我方的主营业务是金融产品的销售及理财服务，张媛并非是因购买理财产品导致受骗遭受损失。我方不存在向普通自然人客户借款的可能性。此外，此次借款行为还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1.从借条的形式来看，该借条为手写，且存在人为修改行为，借条内容也极其简单，对于金融机构对外借款而言，该借条过于粗糙，不符合常理；2.从借条的内容来看，借款人明确写明系于雷本人，如为我方借款，其上应直接写明我方的名称；3.从资金流向来看，张媛直接将款项转给于雷以及王某，并未支付至我方的账户。在对外借款的过程中，张媛明知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合常理的情况下，还将款项交付于雷，致使资金安全没有保障，出现了随时被挪用和损失的风险，因此张媛存在严重的过错，对于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应由其个人及于雷承担。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上诉请求：1.撤销（2021）辽0204民初7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张媛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张媛损失金额为40万元且我方对于张媛的损失存在过错，判决我方承担案涉款项70%的赔偿责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案外人于雷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判处刑事处罚，案涉借条系于雷个人因实施的诈骗行为所订立，应属无效，该笔款项应由于雷返还。二、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张媛不具有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如支持被上诉人诉请，则存在被上诉人双重受偿的可能性。根据《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已经由刑事案件判决退赔的案件，被害人不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要求返还财产，张媛不具有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一审法院支持其诉请，于法无据。在刑事案件中，除认定于雷构成合同诈骗罪并且在办公过程中查封了于延平名下房产一处外，法院同时判令扣押、冻结李文国、袁丽超等案外人存款141万余元予以追缴，追缴后仍不足受偿部分，责令于雷予以退赔。人民法院的生效刑事判决已对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作出处理。该判决事项具有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性质上是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救济手段，与民事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张媛作为受害人，其损失在刑事程序中已获得法律支持，如在本案中也获得支持，则其将存在双重受偿的可能性，这将导致其通过侵权行为获利，于法理不符。此外，由于刑事案件退赔程序正在进行中，张媛实际损失现尚无法确定，即便要求我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也应在明确法律文书确认退赔程序结束，且张媛未能全部受偿，其损失额度已经确认的情况下，再以经确认的损失额度，根据具体的过错比例确定我方的责任。三、张媛所主张的金额与实际损失不符，其向于雷的转款行为属于向于雷个人的借款和向王某的转款系对王某的个人借款，与我方无关。四、张媛对于借款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因自身过错所造成的损失。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与我方的主营业务是金融产品的销售及理财服务不同，张媛并非是因购买理财产品导致受骗遭受损失，其他系列案件之所以认定我方应承担责任，系因为于雷与受害人订立的为理财合同，而本案中于雷与张媛订立的为民间借贷合同，该行为不具有因欺骗令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表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都不会为员工的个人借贷行为背书，因此要求我方替员工偿还其个人的对外借款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五、原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且我方在本案中不存在过失，张媛的损失与我方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方无需就张媛的经济损失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认定我方需要对张媛的损失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该规定，行为人私刻公章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犯罪，且单位具有明显过错，该过错与损失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才应该依法承担责任。本案于雷签署的系民间借贷的借条，不应认定为经济合同，原审法院适用该法条认定我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其次，我方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义务，对于张媛的损失不存在过错，不应对张媛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于雷系私刻公章，借条上加盖的公章为虚假公章，实际上营业部并不存在自有公章，我方不存在对公章监管不力的情形，张媛的损失与我方不存在因果关系，与于雷的犯罪行为以及被上诉人自身的重大过错存在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我方存在过错及责任比例的划分不合理，应当调低我方的赔偿比例。张媛辩称，不同意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的上诉请求。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原负责人于雷因诈骗被判处并不影响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应承担其相应的民事责任，于雷以东莞证券之名行使诈骗行为系因为东莞证券的内部管理制度存在重大问题所引发的，其法律后果应完全应由东莞证券承担。本案的借款就是于雷在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所产生的承诺王某的借款由东莞证券来偿还及对张媛造成的损失的补偿作出的决定，并加盖了印章。张媛并不知悉东莞证券的内部管理制度，东莞证券内部管理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法律后果不应由张媛来承担。一审已经查明本案张媛并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或者补偿，而且东莞证券也已经依据于雷的刑事判决和在刑事判决当中所涉及的三十几笔诈骗涉及的委托理财合同，大部分予以了判决或者协商来补偿这些当事人，本案的性质和其他案件的性质有所不同，其他案件的性质是因为购买了东莞证券的委托理财产品，而且是委托理财，所以法院才判决让东莞证券只承担了70%的赔偿义务。而本案在于雷的刑事判决上书当中就明确写明，张媛的其中的40万元是于雷以东莞证券的名义的借款，借款不同于理财，就应该偿还本金和约定的利息或者逾期利息，出借人不应该有任何风险和损失。本案其他的受诈骗的人，委托理财的人已经获得了赔偿。东莞证券已经就于雷的刑事判决向于雷发起了一个追偿的诉讼，所以本案张媛根本不可能存在双重受偿的可能性。东莞证券公司内部的管理制度不影响张媛的索赔请求，张媛对借款行为不存在过错，于雷的犯罪刑事判决书所记载的犯罪过程和其他委托理财合同的当事人受骗的过程，恰恰说明东莞证券在管理上存在着重大过失，应该对为自己的过失负责。张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以本金6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作为基期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于雷犯合同诈骗罪一案，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该判决书送达后，于雷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辽刑终3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审理查明：被告人于雷从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间，利用其担任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负责人的身份，骗取投资人的信任，假借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多名投资人就“泰诚资本王朝系列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内部优先级股权短期理财产品”等基金项目，签订基金合同或者承诺协议，并将投资人的投资款转账到其指定的公司或者个人账户，用于偿还个人欠款及个人赌博挥霍……被告人于雷供述：2013年6月起担任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负责人……2016年3月30日，东莞证券要求各个分支机构销售“泰诚资本王朝系列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给了大连营业部大约50份的空白合同。2016年6月产品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然后进入6个月封闭期，在封闭期内不能申购赎回，也不能发展新客户。故大连营业部暂存了40余份空白合同。为偿还对外债务，其私自用公司剩余的空白合同和30多个客户签订“泰诚资本王朝系列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其还私自印刷了约100份，并虚构了“内部优先级股权短期理财产品”、“双赢3号”等，和客户签订了《承诺协议》。客户款项没有转账到公司指定的账户，而是根据其要求存入茂生公司和其个人账户。大连白山路营业部没有公章，只有柜台业务专用章和非合同专用章。其曾私刻大连白山路营业部的公章，目的是和客户签订承诺协议时，让客户相信……（三十五）被告人于雷以东莞证券大连证券营业部日常经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被害人张媛借款，在其办公室内使用私刻的东莞证券大连证券营业部印章与被害人张媛签订借条，骗取被害人张媛人民币40万元。本节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证明：1.被告人于雷供述：2017年10月20多号，张媛让其处理股票赔偿事宜，其口头同意给大连营业部赔偿其6万元，但其需要40万元周转，向她借40万元，期限2个星期，利息4万元。张媛提出其员工王某尚欠其10万元钱没还。于雷对张媛说10万元由其替王某还。张媛同意，并要求其以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名义写一张借条，盖上营业部的印章。其便给张媛写了一张60万元的借条，借条上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的印章是假的。2.证人王某证言证明：于雷曾答应给张媛补偿天香苑股票6万元。有次张媛说于雷从她那里借款40万元到期不还。其帮张媛约于雷，因其也欠张媛10万元，而公司差其10多万元费用没报销，便让于雷把这10万元一起还给张媛，于雷答应。2017年12月初，张媛到于雷办公室，于雷给其打了一张60万元借条。3.被害人张媛陈述：其因股票成交差价问题找于雷，于雷答应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给其补偿10万元。之后于雷以公司名义向其借40万元。2017年10月25日其向于雷账户转账40万元，过后加上股票差价和替王某偿还10万元，于雷向其出具60万元借条。4.借条、理财金账户明细证明：2017年11月12日，于雷签署借条，承诺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向张媛借款60万元用于经营，由王某作为见证。5.科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明细证明：张媛与于雷相关账户对账差额40万元。……被害人损失情况详见附表。附表记载：被害人张媛，损失数额40万元。一审法院曾受理案外人于洪泉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作出（2020）辽0204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于洪泉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20）辽02民终765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为生效判决。该判决审理查明的部分内容为：“2019年4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作出《关于对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采取责令改正并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内容为：‘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经查，我局发现你营业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营业部原负责人于雷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二是部分重要空白合同文本遗失。你营业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未能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上述问题反映出你营业部内部岗位制衡失效，未能有效防控风险，在空白凭证管理方面存在漏洞，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营业部采取如下行政监管措施：一、责令限期改正，你营业部应改进合规管理，加强对重要空白合同的管理。你营业部应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整改，并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二、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你营业部应在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期间，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内部合规检查，并在每次检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合规检查报告。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原告于庭审中提交了借条一份，载明：“今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向客户张媛借款人民币陆拾万元整，用于营业部日常经营，约定于2018年1月20日前归还张媛客户，特此借据。约定期还不上客户资金由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承担。此借款汇入：6212263400010668027于雷肆拾万元整（400000元），6226220783870982王某壹拾万元整（100000元），注：另壹拾万元为天香苑新三板股票补偿款。”于雷在借款人处签名摁手印并加盖个人印章，于雷在单位盖章处使用伪造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加盖印章，王某在见证人处签名。原告陈述，其自刑事案件执行中未获得任何退赔。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案涉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于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诈骗他人财物，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向原告出具借条是于雷实施诈骗的形式和手段，依据法律规定，案涉借条应认定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借条系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原负责人于雷私刻公章形成，原告所受损害系于雷的诈骗行为导致，刑事判决已确定于雷构成合同诈骗罪，并对被害人的损失承担退赔责任，则原告所受损害的直接责任人应为于雷，但原告同意出借款项是由于于雷以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的名义向原告借款，系基于对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的信任及于雷作为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负责人的身份，且原告对于负责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所为的是否为职务行为以及其出具的印章真伪无法判定，则加强对员工的管理，防止其利用证券公司员工身份进行欺诈，也是证券公司的职责所在。在对于雷刑事判决作出之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督局作出的《关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采取责令改正并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中认定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存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未能有效防范防控风险的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作为证券类公司的行业监管部门，其作出的认定应系依据充分证据作出的专业性认定，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前述决定并未提出复议或向法院起诉，故该决定能够认定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存在内部管理疏漏的问题，尤其是于雷的犯罪行为存续时间长达三年之久，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及东莞证券公司对此均未察觉，存在严重用人失察，对营业部负监管不力的责任，显属存在过错，而原告正是基于对正规证券公司的信任及于雷的身份而出借款项最终造成损失。如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或东莞证券公司能及时发现营业部负责人于雷的问题，则不会出现原告的借贷行为，亦可能避免遭受损失，故对于借条的无效，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及东莞证券公司具有更大的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经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同时考虑原告作为借贷关系的债权人，在进行大额款项出借行为时，应本着对自有资金负责的态度，具备较一般民事行为更高的谨慎注意义务，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作为正规的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开设有单位账户，但原告仍将40万元转入于雷的个人账户，而非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账户，有违借贷关系的一般规则，原告对上述不符合常理之处未予以重视，放任风险的发生，导致其大额款项被骗，故原告对其损失的发生亦有过错。综上，虽然于雷犯罪行为属实，但本案各方亦存在过错，现原告要求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对其损失全额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结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承担案涉款项70%的赔偿责任。鉴于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承担责任的依据为于雷涉及经济犯罪且单位具有明显过错，故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以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原告损失的本金为限，不应包含刑事判决书未认定的部分，亦不应包括预期收益。案涉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原告损失数额40万元，故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应赔偿原告28万元（40万元×70%）。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系东莞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对外所负债务应由东莞证券公司承担，东莞证券公司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综上，对于原告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二被告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媛损失28万元；二、被告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驳回原告张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24元（原告已预付，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2474元，由二被告共同负担2750元，给付时间同上。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系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原名称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白山路证券营业部”，于2018年4月18日变更为现名称，其负责人于2018年2月12日由于雷变更为车涛。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借贷关系是否成立、效力和借款数额的认定；2.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是否承担相关还款责任。在没有证据证明于雷以上诉人东莞证券大连营业部名义为上诉人张媛出具借条时，存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张媛与于雷存在恶意串通、事先知道于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上诉人张媛与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有效；根据借条中确认的该借款数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张媛转入案外人于雷账户的40万元，第二部分为于雷作为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负责人所承诺对其员工王某所负张媛债务10万元负责偿还部分转为借款，第三部分为于雷承诺对上诉人张媛天香苑新三板股票补偿款部分转为借款，该部分在借条中约定为10万元，但根据于雷的供述及王某的证言，该部分为6万元（赔偿或补偿），另4万元为利息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该4万元不予认定，故认定案涉借条实际发生借款为56万元。关于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是否承担相关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第三款“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六十二条第二款“法人承担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分支机构以自己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本案中于雷以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的名义出具借条，应当由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或上诉人东莞证券承担其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于雷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并不影响本案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和东莞证券对于雷在任职期间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基于生效刑事判决已判决对相关的扣押、冻结、追缴的款项按比例返还被害人及不足受偿部分责令于雷予以退赔，故本案上诉人张媛作为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从刑事判决中所取得的返还或退赔款项，应予以扣除或在取得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全额还款后，将该刑事判决的返还、退赔款退还给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或东莞证券。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或东莞证券承担责任后，可以向于雷追偿。关于利息问题，因案涉借条未对还款期限届满前的利息进行约定，应视为不支付利息，但上诉人张媛要求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媛上诉人理由合理部分，予以采纳，其上诉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上诉人东莞证券星海营业部、东莞证券的上诉理由和辩称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1）辽0204民初76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张媛借款56万元及自2018年1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以56万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三、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不能清偿上述债务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四、若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前，上诉人张媛从（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第二项中获得返还或退赔款项，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债务时扣除该款项；若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后，上诉人张媛从（2018）辽02刑初148号刑事判决第二项中获得返还或退赔款项，则应当将该款项退还给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或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可以向于雷追偿；六、驳回上诉人张媛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48元，由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张媛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52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上诉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星海广场证券营业部、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判决时一并给付上诉人张媛。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 明审判员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