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2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晶，女，1979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慧民，四川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50号。法定代表人：高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唯，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华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9号4幢1层132号。法定代表人：刘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四川环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晶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宝瑞通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瑞通公司）、原审第三人华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青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32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梁晶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由宝瑞通公司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梁晶在一审中已经举证证明《商品房购销合同》虽于2003年签订，但2003年8月因刘某在监狱服刑无法向开发商北京市大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支付购房款，书面向大成公司申请延期交款，得到了大成公司的同意。2010年11月30日前，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刘某向大成公司支付了全部房款。后因大成公司股东变更，刘某找不到大成公司具体经办房屋过户的人员，通过努力联系到大成公司可以办理过户时，北京已经限购了。因此，在北京限购政策出台前，刘某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理房屋过户。2．刘某无法预测何时出台限购政策，而且在北京限购和房屋过户时，华青公司和宝瑞通公司的借款还未发生。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认为梁晶不能“请求法院直接确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梁晶请求确权，法院可以一并裁判。宝瑞通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梁晶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华青公司述称，梁晶上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涉案房屋确实并非华青公司所有。梁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梁晶对该房屋享有50%的权利；2．请求不得执行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3．宝瑞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登记在华青公司名下。梁晶与刘某系夫妻关系，二者于2005年结婚。2016年8月29日，华青公司作为当户（抵押人、甲方）、宝瑞通公司作为典当行（抵押权人、乙方）签订了《最高额房地产抵押典当合同》，合同约定：当物为华青公司名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房屋；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累计向甲方发放的当金余额计570万元。抵押担保期限自抵押登记之日至乙方债权获得全部清偿之日止，本合同的有效期自2016年8月29日至2018年8月28日。双方确认本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为此出具了公证书。同日，宝瑞通公司就涉案房屋取得了不动产登记证明，载明证明权利或事项为抵押权，权利人宝瑞通公司，义务人华青公司，抵押权种类为最高额抵押，被担保数额570万元，债务履行期限2016年8月29日至2018年8月28日。后，华青公司未如约履行债务，宝瑞通公司依据公证债权文书申请强制执行，梁晶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出具（2019）京0105执异13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梁晶的执行异议请求。查，2003年1月9日，刘某作为购房人与大成公司作为售房单位签订了《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刘某购买涉案房屋。2003年8月，刘某向大成公司申请缓交房款。2010年9月20日，一审法院出具（2010）朝民初字第15496号民事调解书，就大成公司诉刘某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进行了调解。后刘某按调解书约定向大成公司交付了房款。2016年5月24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华青公司名下。就××小区的过户问题，一审法院向大成公司发函询问，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小区何时可以办理房产证。大成公司回函称：涉案房屋所在的××小区××、××号楼房屋产权证初始登记时间为1999年9月6日；自完成初始登记工作起，房屋的转移登记不存在任何业务障碍。一审法院亦向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查询了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其他房屋的登记情况，其他房屋在1999年即可以办理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中能否确定梁晶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民事权益；第二，梁晶申请不得执行涉案房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涉案房屋现登记在华青公司名下，虽2010年以后房款的支付行为发生在梁晶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一审法院难以直接推定梁晶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梁晶称刘某与华青公司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华青公司取得房屋权属登记系基于约定，并非是登记错误，梁晶如欲获得房屋权益，应当在其主张的“借名买房”合同法律关系中予以解决，而不是请求法院直接确权。考虑到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间合同履行问题不予审查，就借名买房关系，梁晶可以另行向华青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据此，受到法律保护的物权期待权应当同时满足上述规定中的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刘某与大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系2003年签订，刘某在北京房屋限购政策出台前未能采取措施将其登记为自己或其指定购房人，则此后出台限购政策，刘某应当承担限购政策可能给涉案房屋过户带来的风险。现梁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未过户至刘某或其名下非因其自身原因，亦不足以认定梁晶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梁晶不得执行涉案房屋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梁晶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梁晶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及本案中能否确认梁晶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民事权益。对此，本院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梁晶主张在北京房屋限购政策出台前，刘某因客观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但是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刘某与大成公司于2003年1月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后，因其自身原因未能支付全部购房款，导致合同履行期限延长，直至2010年9月达成调解协议后刘某才支付了涉案房屋全部购房款。另，梁晶主张因大成公司股东变更导致刘某无法联系到大成公司办理过户的人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此，梁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未过户至刘某名下非因其自身原因。其次，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刘某为华青公司股东，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刘某于2010年支付，后涉案房屋于2016年转移登记至华青公司名下。虽然购房款的支付行为发生在梁晶与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鉴于刘某系华青公司股东，本案难以直接认定梁晶享有涉案房屋的物权。最后，基于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转让物权，必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本案中，涉案房屋现登记在华青公司名下，即使刘某与华青公司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该约定也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亦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故梁晶以登记在华青公司名下的涉案房屋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不得执行该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36元，由梁晶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吉喆审 判 员 尚晓茜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汤和云书 记 员 陈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