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13民终14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天碧，女，汉族，1975年10月14日出生，住贵州省桐梓县×××××××××××××，公民身份证号码520××××××××××××883。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剑荣，博罗县法律援助处法援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有国，男，汉族，1969年4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公民身份证号码432××××××××××××031。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新娟，广东艾科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继红，男，汉族，1964年8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432××××××××××××41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小华，女，汉族，1968年3月2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432××××××××××××427。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中秋，男，汉族，1974年8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432××××××××××××45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柏满华，女，汉族，1979年6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祁阳县××××××××××，公民身份证号码432××××××××××××427。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云，广东华世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天碧因与被上诉人胡有国、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4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天碧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五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住院伙食补助2500元、护理费3750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44644元、残疾赔偿金19247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1963元、伤残鉴定费5122元，共计338151元；3．改判五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5月8日的工资7888元；4．改判五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70元；5.改判五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失业保险金1240元；6.判决五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所提交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以下简称“四被上诉人”）系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一）上诉人与王小华、柏满华之间手机短信内容和相印证的其他证据很好地还原了王小华、柏满华作为老板娘与上诉人关于工资、治疗、理赔、请假等问题进行沟通的事实。经公证证明，短信显示的内容存在于上诉人手机中，这些短信是上诉人因工受伤后与钢宝厂老板娘王小华、柏满华就工资、治疗、理赔、请假等问题进行沟通时自然形成和存储的。短信内容与众多的书面客观证据相互印证，上诉人一直称呼王小华为“老板娘”，王小华从未否认，也是以老板娘的口吻与上诉人“陈天碧"交流，在钢宝厂工商注销前、后，一直负责向上诉人发放工资钢宝厂是现金发放工资，上诉人出院后因没上班未在工资发放日领到工资，所以三次通过手机短信向老板娘王小华要工资，王小华三次通过银行转账向上诉人发工资（见证据P52）、安排上诉人拆钢针、安排刘伟给上诉人康复治疗缴费并送上诉人去医院、让上诉人在理赔资料上签名、安排上诉人去评残、办理理赔申请手续等，履行着负责财务的“老板娘”的职责。柏满华也是一直以“老板娘”的身份与上诉人交流、批准上诉人请假、辞退上诉人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0年5月1日施行）第十四条、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参考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互联网电子数据证据举证指引》的规定，上诉人的手机短信是客观真实的，根据短信内容及相关相互印证的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完全可以认定王小华、柏满华是钢宝厂和历锋厂的“老板娘”的身份。（二）证据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与钢宝厂前两次的保险理赔是连贯的。1.照片拍摄时间：2018年5月3日。《委托转账授权书》落款时间是2018年4月30日，然后是五一放假，2018年5月3日被告让上诉人签名，上诉人不同意签名，但拍摄了照片，照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上诉人的手机中，并在2020年11月5日的庭审中向被上诉人及法官出示，显示拍摄时间是2018年5月3曰（见证据25）。为方便查看，上诉人再将手机上的该照片截屏打印出来，作为补充证据1《委托转账授权书》（手机照片截屏）。照片显示的拍摄时间是无法修改的，所以照片是当时拍摄的，上诉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当时就去伪造这个授权书，所以照片是真实的。2.格式、排版。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的格式、排版等与P184保险公司存档的《委托转账授权书》是完全一样的，手写填空的保单号、户名、开户银行、账号等内容也完全一样。3.字迹特点。证据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上的手写字迹与证据P184《委托转账授权书》、P185《意外事故证明》、P93《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的手写字迹是一样的，明显是同一人所写。4.理赔的延续。根据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权益，除了前两次住院医疗费和住院津贴赔偿金外，泰康保险公司对上诉人康复治疗费用及伤残也需支付保险金，所以钢宝厂必然会对2017年12月14曰之后产生的医疗费和伤残赔偿金等申请第三次理赔。从王小华与上诉人的手机短信记录可看出：2018-03-13王小华叫上诉人去评残，3月24日拿到鉴定意见书后，3月25日叫上诉人把康复病历拿过来报销医疗费，于4月30日填写好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让上诉人签名，以第三次申请理赔。上述时间、经过完全符合事实发展的常理，只是因为上诉人认为伤残赔偿金应该是赔给本人的，不同意在《委托转账授权书》上签名，才导致钢宝厂一直未能成功办理第三次的理赔手续。同时，由于钢宝厂和历锋厂都是王小华等被告实际经营，两个厂的公章同时由他们掌管和使用，由于不小心用错了历锋厂的公章，所以才会出现《委托转账授权书》上面写了钢宝厂的户名、账号等，而下面却盖了历锋厂公章的情况。5.根据上述第四点的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可判断该《委托转账授权书》在被告控制之下，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照片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三）其他证据和事实联合，进一步证明了四被上诉人系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1.被上诉人潘继红与王小华户籍地址相同、被上诉人王中秋与柏满华户籍地址相同，且潘继红及历锋厂在（2020）粤1322民初718号案中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杨哲宇（见补充证据2《2020年4月20日开庭笔录》）所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已明确承认了潘继红与三王小华、王中秋与柏满华的夫妻关系（见补充证据3《民事答辩状》）。2.潘继红、王小华一直都是老板。从上诉人提交的7份工商登记资料（证据P87-99）可看出，潘继红与王小华两夫妻先后开办多个工厂和公司，是实实在在的老板和老板娘，而不是所谓的经理和文员。3．安联厂、钢宝厂、历锋厂、宝龙五金贸易部、湘大商贸公司实际上均是同一地址，由潘继红等被告前后及同时经营。安联厂工商登记经营场所是石湾镇湖山第一工业区A7厂房；历锋厂工商登记的住所也是石湾镇湖山第一工业区A7栋；钢宝厂虽然工商登记经营场所是湖山第一工业区B5栋，但历锋厂的代理人和潘继红均已承认历锋厂与钢宝厂是同一栋楼（见证据P140、146）；宝龙五金贸易部工商登记的经营场所是一个范围很大的石湾镇湖山工业区，但根据证据P96《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申请书》，其经营场所实际上就在钢宝厂一楼；而湘大商贸公司工商登记住所是石湾镇湖山第一工业区（10号）三楼，实际上正是在钢宝厂的三楼。潘继红、王小华夫妇利用工商登记经营场所或住所与实际是否相符审查不严的漏洞，在同一地址以不同的登记经营者先后变换厂名，但实际的经营控制人仍是他们夫妇，以达到逃避有关责任的目的。4.钢宝厂、历锋厂社保参保人员全部同时增、减员，显示了两个厂的前后承接关系。从证据P100-105钢宝厂、历锋厂的单位内人员增减记录及上诉人的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可看出，包括四被上诉入在内的全部十多人均是2014-03-14同时在钢宝厂增员（新参保），2017-10-17同时在钢宝厂减员，2017-10-31又同时在历锋厂增员，唯独上诉人一人在钢宝厂2017年11月8日工商注销后，却于2018-01-29在钢宝厂增员（新参保），在交了2018年2、3月的社保费后，就一直拖欠至今。法庭上，四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历锋厂是2017年5月7日（工商登记时间）开始经营的，但员工全部是2017年10月从钢宝厂转过来的，那中间这段时间历锋厂是谁在生产经营呢?2017年5月7日，潘继红和王中秋就以股东身份登记成立历锋厂，难道2017年5月7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只有他们两人在历锋厂生产经营吗?被上诉人说钢宝厂与历锋厂没有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厂，那他们的社保费用怎么可能会由钢宝厂去缴交?被上诉人显然在撒谎!而且，根据证据P261-263《厂房承包合同书》、《住所登记证明》，潘继红、王中秋在2017年4月20日就与湖山村委会签订了厂房承包使用合同，石湾镇湖山第一工业区A7栋厂房从2017年5月1日起就归历锋厂使用，两个多月后（2017年6月30日）上诉人就在A7栋厂房工作时受伤。历锋厂从2017年5月1日就承包使用A7栋厂房了，那钢宝厂证明还可能在这里生产经营，上诉人又证明会在这里受伤呢？钢宝厂和历锋厂都是生产表带的，而表带的生产需经过下料、油压、飞边、滚料、钻孔、装配、磨边、磨光、清洗、检验、包装、入库等多个工序，A7栋一层仅几百平方米的厂房根本不可能完成所有工序（上诉人请求法官到现场调查核实），两个表带厂不能同时存在于A7栋厂房。能解释上述所有矛盾的，只能是：胡有国只是钢宝厂挂名的经营者，钢宝厂和历锋厂实际上都是由潘继红和王中秋控制经营，这样才会出现全部人员整体转移的情况。王小华在钢宝厂注销前后都被称呼为“老板娘”，且一直是她发放工资、安排上诉人拆针、安排刘伟给上诉人康复治疗缴费并送上诉人去医院、让上诉人在理赔资料上签名、安排上诉人去评残、办理理赔申请手续等，履行着负责财务的“老板娘”的职责，其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事情的原因，也只能从潘继红和王中秋是钢宝厂和历锋厂的实际经营者这一事实中得到合理解释。5．证人证明钢宝厂和历锋厂是其实同一个厂，只是厂名改了，老板都是潘继红和王中秋，潘继红与王小华是夫妻关系，王中秋与柏满华是夫妻关系，王小华与王中秋是表兄妹关系。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被保险人名单中，可证明5个证人均是钢宝厂的员工。他们分别于2018年3月26日和5月16曰通过证言方式证明上诉人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2017年5月10日至今两次入职历锋厂。证人梁军才、陈婷婷在本案第一次起诉开庭（案号：（2020）粤1322民初718号）时出庭作证，证明了钢宝厂和历锋厂的老板都是潘继红和王中秋，只是厂名作了变更，地址、老板、工人、设备产品等全部都没有变化，所谓的登记经营者胡有国从来没有在钢宝厂出现过，没有人认识，他们还证实潘继红与王小华是夫妻，王中秋与柏满华是夫妻，而王小华与王中秋是表兄妹关系（见补充证据2《2020年4月20日开庭笔录》）。证人的证言与上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是相互印证的。6.证据P93钢宝《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上，经营者信息栏里登记的联系电话是王小华的手机号码189×××××555，印证王小华是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7.证据P25、P26中历锋厂的通讯录中，钢宝厂的办公电话仍在其中，这是因为钢宝厂有些对外业务事宜仍需处理，外人仍会拔打原办公电话，所以实际经营者仍然在通讯录中保留。8.钢宝厂在2017年11月就注销了，2018年6月劳动仲裁开庭时，钢宝厂怎么还会有刚入职不久的行政文员李展来参与开庭?这些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不正好显示被告在撒谎吗?而且，在劳动仲裁中，历锋厂向仲裁委申请追加第三人，但却由钢宝厂的代理人李展向仲裁委提交《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见证据P106-108），这反映了李展实际上潘继红找来做钢宝厂代理人的（郑森林是2019年9月18日才加入历锋厂的）。被上诉人一直想撇清钢宝厂与历锋厂的关系，但还是不小心露出了马脚。9.上诉人受伤后，从没有向钢宝厂或胡有国主张工伤赔偿要求，而是向王小华、柏满华等被告主张（见证据P45、48）。如果钢宝厂与历锋厂各自独立的两个厂、由不同的老板经营，上诉人这样表现显然不符合常理。上诉人、5个证人等工人作为一般的劳动者，都只是认得自己所工作的厂一直都是由潘继红大老板和王中秋小老板在经营，由钢宝厂转为历锋厂只是厂名变了，老板依旧，老板娘依旧。而且，上诉人从2017年6月受伤一直到2018年5月被赶出厂，一直是由王小华等被告给上诉人发放工资、安排上诉人拆针、安排刘伟给上诉人康复治疗缴费并送上诉人去医院、让上诉人在理赔资料上签名、安排上诉人去评残、办理理赔申请手续、安排做保安、解雇上诉人等等。所以即使钢宝厂厂名没有再用，上诉人也没有找所谓的挂名经营者胡有国主张权利（事实上，劳动仲裁之前，上诉人根本不知道有胡有国这个人，更不知道他是登记的经营者，其他五个证人也不知道胡有国这个人。）如果钢宝厂真正的老板是胡有国，上诉人肯定会找他索赔，特别是工厂机器设备都卖了（按被告潘继红所说，见证据P146）。上诉人肯定会阻止并向胡有国主张权利，但上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一直听从王小华和潘继红的安排，直至在2018年5月9曰被赶出历锋厂!显然，该事实印证了四被上诉人实际经营者的身份。10．历锋厂新聘用上诉人做保安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手又伤残九级，手因为肿痛还需要时常请假，如果钢宝厂与历锋厂没有关系，如果上诉人的伤残与历锋厂或潘继红没有关系，历锋厂或者潘继红怎么会聘用上诉人做保安?被告称2018年4月新招聘上诉人做保安显然不符合生活常理，以上诉人不符合保安试用条件为由辞退上诉人则体现了被告阴险、狡诈和狠毒的可恶嘴脸。本案除了钢宝厂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不是四被上诉人外，其余所有证据都指向四被上诉人是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四被上诉人后来改用历锋厂名义经营，2019年9月18日之前，历锋厂的股东是潘继红和王中秋，即四被上诉人仍然是该厂的实际老板，所以，四被上诉人依法应对上诉人受伤及被解雇所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二、被上诉人及代理人一直在撒谎。1．胡有国及代理人李展、余新娟。按胡有国代理人余新娟在2020年4月20日和2020年11月5日在法庭上所说（并提交查询到的钢宝厂的工商登记信息证实），钢宝厂因经营不善已经在2017年11月就注销停止生产经营了，钢宝厂与上诉人是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请见补充证据2《2020年4月20日开庭笔录》P5倒数第4、5行），那么在2018年6月劳动仲裁开庭时，钢宝厂怎么还会有刚入职不久的行政文员李展来参与开庭?李展怎么还会说上诉人在2018年3月30曰擅自离职且3月份工资没有领取（证据P137）?钢宝厂怎么还会给上诉人买2018年2、3月份社保（证据P139）?怎么还会在半经营状态（证据P139）?胡有国与上诉人根本就不认识，何来协商过赔偿问题?诸如此类等等，胡有国及代理人李展、余新娟没有一句真话。2．历锋厂及代理人李锦永。从证据Pl11、120可看出，员工入职就会被要求签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要求不办理社保通知书等。上诉人是一个四十多岁手又残疾的妇女，历锋厂怎么可能会聘用她做保安?但历锋厂代理人李锦永却说聘用上诉人做保安，在试用合格后才办理入职手续（证据P137、141），显然在撒谎。代理人还称不清楚柏满华是不是人事主管（证据P142）、王小华是文员（证据P143）、钢宝厂与历锋厂之间没什么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经济主体等等，昧着良心说谎。3．四被上诉人及代理人吴志云。被上诉人潘继红与王小华户籍地址相同、王中秋与柏满华户籍地址相同，且潘继红及历锋厂在（2020）粤1322民初718号案中（本案第一次起诉）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杨哲宇（见补充证据2《2020年4月20曰开庭笔录》）所提交的《民事答辩状》（见补充证据3）中已明确承认了潘继红与王小华、王中秋与柏满华的夫妻关系（当时胡有国的代理人也是余新娟），本案起诉状也主张潘继红与王小华、王中秋与柏满华是夫妻关系和连带责任，作为本案中四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竟然还撒谎称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无赖之举。从2018年5月9日上诉人被潘继红赶出工厂、收到柏满华手机短信发来的解雇通知之日起，被上诉人就一直撒谎不承认其是上诉人的老板，在劳动仲裁（2020）粤1322民初718号案诉讼及本次诉讼中，一直声称钢宝与历锋厂是两个没有什么关系，声称四被上诉人只是在钢宝厂打工，甚至否认夫妻关系等等。但被上诉人要知道，你说了一个谎言，就要用好多的谎言来掩盖前面的谎言，而事实终究会显现，谎言终究是会被揭穿的。三、一审法官未以事实为根据，未准确把握法律精神，不敢于坚持原则，对四被上诉人是否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这一争议焦点不予调查，对上诉人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也不予评判，即简单地以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为由不予支持上诉人诉求，导致认定事实和判决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证人梁军才、陈婷婷在本案上次起诉（案号：（2020）粤1322民初718号）2020年4月20日开庭时出庭作证，证明了钢宝厂和历锋厂的老板都是潘继红和王中秋，只是厂名作了变更，地址、老板、工人、设备产品等全部都没有变化，所谓的登记经营者胡有国从来没有在钢宝厂出现过，没有人认识。五个证人在《证言》（证据P61）中证明上诉人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2017年5月10日至今两次在历锋厂任职。上诉人已提交手机短信和相互印证的其书面他证据、社保关系人员增减记录、委托转账授权书、厂房承包合同书、有关工厂的工商登记信息等充分证据，证明四被上诉人是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的事实。上诉人又提出在劳动仲裁中（案号：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416号）钢宝厂所谓行政文员李展向仲裁委提交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以及五个被上诉人均不出庭而由代理人在劳动仲裁和诉讼庭审中作虚假陈述的证据事实，主张被上诉人之间恶意串通（王中秋与王小华还是表兄妹关系）、不出庭，以妨碍法庭查清案件的事实。上诉人已依法尽力对四被上诉人是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的基本事实努力举证，达到举证要求，如被上诉人否认，依法应当转由被上诉人举证及合理解释上述第一、二点所列的手机短信内容、相关事实矛盾和不符合常理的种种表现，以否定上诉人的主张，但被上诉人却一个也不敢到庭，也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诉人提交的大量证据已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内容：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应当可以确信四被上诉人系钢宝厂实际经营者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四被上诉人承担赔付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显然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官对四被上诉人是否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这一问题根本未当成本案的争议焦点，更未对此进行询问和调查。在（2020）粤1322民初718号中，代理人向法官提交申请，请求法院要求被上诉人本人到庭，但法官未予理睬；本案开庭之前，上诉人代理人再次向法官提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劳动仲裁和诉讼庭审中总作虚假陈述或以不知道、不清楚来敷衍庭审调查，根据本案的争议焦点需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才有利于查清有关事实。但一审法官对此请求不屑一顾，在庭审中根本未对争议焦点进行调查询问，在判决中也根本未对上诉人所提交相关证据采信与否及被采信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进行阐述，对证明责任、证据的证明力以及证明标准等问题未进行合理解释，对上诉人代理人所提交的代理意见更是毫无回应，可见法官从来就未打算对争议焦点进行调查评判。法官显然未按《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规定来处理案件，法官可能认为赔偿责任有登记经营者承担就行，所以不愿意对较难认定的问题去调查认定。但对于上诉人来说，由实际经营者连带承担责任至关重要，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上诉人是为四被上诉人做工受伤的，但四被上诉人却想出种种阴招对上诉人，是真正的无良、黑心老板，依法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工作时受伤留下九级伤残已是很大不幸，想不到维权之路也是极其艰辛，为收集病历、缴费单据等多次往返求助医院，无数次地跑相关工伤认定部门、劳动仲裁机构、镇政府、保险公司、工伤鉴定部门、司法鉴定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法院、回老家开证明等。代理人也是多次地跑工伤认定部门、劳动仲裁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在广州的保险公司、司法鉴定机构等收集有关证据，只是要求老板承担应有的责任。一审法官在上诉人及代理人已尽最大努力提供大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反而认为上诉人及代理人把案件搞得太复杂，甚至对当事人和代理人存有偏见，难道上诉人为维权提交大量证据、要求实际经营者承担责任也有错?如果不是被上诉人这么无良黑心，上诉人需要这么麻烦吗?本案事实和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一审法官不去调查责问被上诉人，却对上诉人维权存有看法。可见法官并未树立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理念，不关心群众感受和诉求，不积极寻求案结事了的纠纷解决办法，不以事实为根据，也不敢于坚持原则，而是怕麻烦简单判案，甚至对上诉人护理费、误工费等合理诉求不予支持，相当于助纣为虐，完全没有司法为民、惩恶扬善执法理念。四、一审判决的其他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但又未依职权对证据P70《委托转账授权书》上的笔迹和公章进行鉴定或者向上诉人释明提出鉴定申请就直接不予支持错误上诉人提交证据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上的手写字迹与P184《委托转账授权书》、P185《意外事故证明》、P93《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的手写字迹特点高度一致，P256《委托转账授权书》上的公章与历锋厂在劳动仲裁时所提交材料上的公章细节特点完全一致，通过字迹和公章的比对鉴定，应当可以进一步证明钢宝厂和历锋厂同属四被上诉人控制经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从本案事实证据可看出，钢宝厂与历锋厂、胡有国与另四被告之间存在特别的关系，他们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非常明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如法院认为本案证据仍不能认定四被上诉人是钢宝厂实际经营者，则应当依职权对上述笔迹和公章委托鉴定，或者向上诉人释明提出鉴定申请。但因为一审法官认为只要判定钢宝厂登记的经营者承担就行，根本不想去调查认定和处理实际经营者这个问题，所以就直接否定上诉人的这一诉求，其理解、适用法律和对案件的处理是错误的。2.认定历锋公司于2017年5月7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郑森林，股东为潘继红、王中秋、郑森林不准确。历锋公司是在2017年5月7日注册成立，但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王中秋，股东是潘继红和王中秋，2019年9月18日郑森林才加入该公司，成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见证据P264）。2019年9月18日之前，公司是由潘继红和王中秋经营，而上诉人是在2018年5月9日就被潘继红赶出公司大门。一审判决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误解郑森林从2017年5月7日起就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误解公司在2018年5月9曰之前不是由潘继红、王中秋控制经营。3．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416号仲裁裁决书虽然生效，但仲裁程序和认定事实有误首先，钢宝厂在2017年11月8日就工商注销，丧失仲裁主体资格，为什么还参加了仲裁?劳动仲裁机构难道不知道这些仲裁的基本规则?显然仲裁是严重违反仲裁程序规定的。其次，上诉人在历锋厂上班至2018年5月9日，5月9日上午上班时被潘继红赶出大门，接着就收到被解雇的短信，这有上诉人提交的短信内容（见证据P48）和历锋厂仲裁时提交的短信内容（见证据P51）证明，仲裁认定为5月3曰显然是错误的。再次，钢宝厂在2017年11月8日工商注销，所以仲裁认定上诉人从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止与钢宝存在劳动关系，这没有问题，但钢宝厂在2018年1月29曰给上诉人办理社保增员手续（见证据P100），在2018年2月和3月缴纳社保费用，之后一直欠费至今，而且钢宝厂的代理人李展在仲裁时说上诉人在2018年3月30日擅自离职且3月份的工资没有来领（见证据：P137），则至少说明钢宝厂认可至2018年3月30日上诉人仍是钢宝厂的员工。但钢宝厂是2017年11月8日就已工商注销，胡有国代理人余新娟2020年11月5日在法庭上也说钢宝厂在2017年11月就注销停止生产经营了，而仲裁又认定上诉人从2018年4月l目起至2018年5月3日止与历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1月8日至2018年3月30日期间上诉人是在哪里上班呢?钢宝厂为什么又要给上诉人发2018年3月份的工资呢?上诉人与钢宝厂至今保持社保关系的情况与仲裁认定的上诉人从2018年4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日止与历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是相矛盾的。显然，钢宝厂与历锋厂关于这些问题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事实上，上诉人一直在四被上诉人实际控制的工厂工作，只是该厂先叫钢宝厂，后来改叫历锋厂；2018年4月，上诉人康复治疗后由于无法在车间工作，潘继红又不敢直接解雇她，才不得不安排她在门口做保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从钢宝厂擅自离职又马上到历锋厂入职的情况。仲裁裁决所作的上诉人与钢宝厂和历锋厂劳动关系、时间的认定是有误的。4．不支持护理费错误。经诊断，上诉人左手严重压榨伤，左拇指、食指骨折，左第一、二、三掌骨骨折，左第一、二掌指关节脱位，左手多发皮肤严重挫裂伤，接受了“左手清创缝合+第二掌骨、食指、拇指近节骨折内固定+第一、二掌指关节固定+石膏托外”手术治疗，后伤残鉴定为九级。上诉人提交的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费用表注明上诉人住院期间的护理等级为I级护理、II级护理（见证据P200、P24：4和补充证据4《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长期医嘱单》），查询分级护理制度内容可知，生活部分自理的患者需要I级或II级护理，生活完全自理的患者才是III级护理。事实上，由于上诉人失血过多，体虚无法站立，医生要求要有两个人护理，所以住院第一个星期上诉人由女儿和女婿护理，一个星期后由女儿护理至出院。虽然上诉人提交的出院记录未写明上诉人需生活护理，但受伤这么严重，一个正常人依生活常识应该就能判断出上诉人住院期间需要他人护理，难道一审法官是铁石心肠，这样受伤也不需要护理?相同的道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住院医疗的，即使未提交交通费票据，法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支持交通费。难道你要说当事人可以走路或踩单车去，没有交通费票据就不支持吗?5．支持交通费严重偏少。2017年7月20日，上诉人的出院医嘱：隔日门诊换药（见证据P5）。上诉人出院后也是隔日去门诊换药，后来从2017年9月12日起至2018年3月26日共16次开单进行康复理疗，每次开单是751元、884元或968元，每次开单康复治疗7次（见证据P16-22、P186-194、P202-234）。上诉人共计约137次往返住处和医院去治疗，除去16次康复理疗交费时是被上诉人派人送上诉人去，其余121次是上诉人自己坐车去治疗，加上住院天数25天，共计146天。参照《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中就医交通费的计算方法，30元／天，交通费为4380元。而且上诉人为维权不知道多少次去医院、工伤认定部门、劳动仲裁机构、镇政府、保险公司、工伤鉴定部门、司法鉴定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法院、回老家开亲属关系证明等等，上诉人的实际交通费远超过5000元，一审判决仅酌情支持1000元严重偏少。6．未支持出院后的误工费错误。上诉人伤势严重，出院后至2018年3月26日一直按医嘱进行隔日换药治疗、康复理疗，之后治疗终结，伤势稳定，按被上诉人和保险公司的要求进行伤残鉴定，2018年3月22日鉴定为九级。虽然这次鉴定是按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进行，但以2018年3月22日这个时间作为上诉人进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的鉴定是合理准确的。而根据误工天数计算的有关规定，误工费应当从受伤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上诉人共计误工266天。一审法官不顾客观事实，对上诉人如此受伤情况仅支持住院期间的误工天数，再次反映了法官对上诉人的偏见和铁石心肠。7．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如上所述，2018年3月上诉人康复理疗后治疗终结，伤势稳定，以2018年3月22日作为上诉人的定残日是客观合理的。虽然本案采纳的鉴定意见是2020年7月3曰作出，但一审判决生硬地以该日作为定残曰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此确定，那误工天数不是要从2017年6月30日计算至2020年7月3曰?所以，以2018年3月22日作为定残日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才是正确合理的，即分别计算12年和15年。8．不支持康怡鉴定中心的鉴定费和劳动能力鉴定费错误。上诉人是因工受伤，康怡鉴定中心的鉴定是被上诉人王小华联系好并要求上诉人去做的，鉴定费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同理，劳动能力鉴定费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判决让上诉人承担，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9．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金请求也可一并审理。郑森林2019年9月18日加入历锋厂之前，钢宝厂和历锋厂都由四被上诉人实际经营，上诉人也一直由四被上诉人安排工作，直至2018年5月9日被潘继红赶出大门，被柏满华发短信解雇，所以，应当由四被上诉人承担相关责任。而且，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失业保险金争议的双方也是上诉人和四被上诉人，从便于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案结事了、节省司法资源的角度考虑，这些诉求也可以一并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起诉状所陈述的事情经过符合生活、逻辑常理，没有矛盾之处，且每一细节的陈述都有相关客观证据相印证；而被上诉人的陈述和解释前后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且与客观证据不符。本案除了钢宝厂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不是四被上诉人外，其余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指向四被上诉人是钢宝厂的实际经营者；四被上诉人后来改用历锋厂名义经营，在郑森林2019年9月18日入股历锋厂之前，四被上诉人一直都是该厂的实际老板，所以，四被上诉人依法应对上诉人受伤及被解雇所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一审法官根本未重视弱势群众的合理诉求，理解法律错误，不以事实、证据为根据，以致认定事实错误，作出对上诉人极不公平的判决。上诉人恳请二审法官明察秋毫，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胡有国提交答辩意见称，一、本案是博罗县石湾镇钢宝五金制品厂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工伤赔偿纠纷，被答辩人在2018年6月25日申请与惠州市历锋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工伤认定，因此答辩人在受伤之日2017年6月30日便知晓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但是被自始至终被答辩人放弃向答辩人要求工伤认定及赔偿的民事权利，依据劳动仲裁法规定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二、被答辩人是农村户口，应当依据受诉法院农村的标准计算赔偿款项。1.残疾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居民人均收入14512．2×伤残系数20％×20年=58048.8元；被答辩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在城镇生活满一年的证据。2.被扶养人生活费被答辩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需要支付生活费的人员，依法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误工费，因住院期间答辩人按天支付生活费、正常支付工资，不存在误工费（另案博劳人仲案非终字月份就在历峰厂上班）。住院伙食补助应按20天计算，上诉人在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416号仲裁裁决书第二页第12行确认住院时间为20天。4.护理费、营养费没有医嘱，没有证据不应被支持。5.精神抚慰金不应支持，已经计算残疾赔偿金，属于对上诉人的各种补偿性质，再赔偿精神抚慰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三、关于误工费属于重复计算，依法应当驳回。而且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5月8日期间是与惠州市厉锋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答辩人无关。．E诉人受伤后按月一直在领取工资，被答辩人无需支付误工费，尤其是住院期间，已经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工资。四、被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胡有国不是实际经营者，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答辩人是宝钢厂的登记经营者，也是实际经营者，是被答辩人自己放弃对宝钢厂追究相应的权利。综上，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对各项目的赔偿金额依法予以改判。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提交答辩意见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四答辩人是胡有国当时注册博罗石湾钢宝厂的公司员工，不应当对钢宝厂员工受伤承担责任。即使在工作中履行工作职责或者执行公司指令、命令，其责任也是由钢宝厂或者胡有国承担。三、被答辩人要求四答辩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请求。陈天碧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五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住院伙食补助2500元、护理费3750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5000元、误工费44644元、残疾赔偿金19247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1963元、伤残鉴定费4822元，共计338151元；2、判决五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5月8日的工资7888元；3、判决五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070元；4、判决五被告支付原告失业保险金1240元；5、判决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上共计：357349元。庭审中，原告请求第一项诉讼诉讼增加伤残鉴定费300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博罗县石湾镇钢宝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钢宝厂”）是于2013年1月25日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生产、加工、销售：五金制品、首饰、手表及其配件，经营者是被告胡有国，于2017年11月8日因经营不善注销。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与钢宝厂签订《劳动合同》，入职钢宝厂，任冲压机操作员。钢宝厂为原告在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保险公司”）处投保了泰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泰康附加意外伤害团体医疗保险、泰康附加意外住院津贴团体医疗保险。2017年6月30日上午10时左右，原告在操作冲压机时被压伤，被送往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左手严重压榨伤，左拇指、食指骨折，左第一、二、三掌骨骨折，左第一、二掌指关节脱位，左手多发皮肤严重挫裂伤，自2017年6月30日至2017年7月20日住院治疗20天，支付医疗费21289．3元（由刘伟和王小华支付）。出院医嘱为隔日门诊换药，不适随诊；定期返院复查，6-8周拔除克氏针。原告于2017年11月15日至2017年11月20日到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5天取内固定，出院医嘱为术后12天拆线，门诊随诊。泰康保险公司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3月14日对原告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原告支付鉴定费2092元。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3月22日出具康怡司鉴中心[20181临床鉴意字第469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陈天碧左手受伤后遗留部分功能丧失，评定为九级伤残。泰康保险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2日、2018年2月8日将赔付原告的医疗费及住院津贴17511.36元、11170.94元支付至钢宝厂账户。惠州市历锋精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历锋公司”）2017年5月7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五金配件、手表（不含电镀、铸造工序）；销售：饰品、服装、鞋、皮具；电子商务，法定代表人为郑森林，股东为潘继红、王中秋、郑森林。原告向博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历锋公司从2017年5月9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博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博劳人仲案非终字[2018]416号《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从2017年5月11日起至2017年11月8日止与钢宝厂存在劳动关系，裁决原告从2018年4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日止与历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裁决书》已生效。2018年6月25日，原告以惠州市历锋精密制品有限公司为用人单位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博罗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22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为工伤。随后，原告向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劳动能力，支付鉴定费300元。惠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5月9日作出惠市劳鉴（确）字[2019]第D00169号《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九级，生活自理障碍达不到等级。2019年9月6日，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博人社工撤字（2019）第01号《撤销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其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的博罗人社工伤认字（2019）第0223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中的认定事实有误，决定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书》。2019年10月9日，博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博）人社伤不理通字（2019）第06号《工伤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超过法定时效，不予受理工伤认定。2020年1月15日，博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博劳人仲案不字（2020）17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经对原告2020年1月15日送来的仲裁申请书（所列被申请人：胡有国、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惠州市历锋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审查，认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不符合受理条件，决定不予受理。原告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20）粤1322民初718]，并申请鉴定。本院委托的广东中法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7月3日作出粤中法（2020）临鉴字第06030《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陈天碧本次损伤与残疾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起完全作用；被鉴定人陈天碧左手多发性损伤遗留左手功能丧失致残程度评定为九级，原告支付了鉴定费2730元。原告于2020年7月12日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2020）粤1322民初71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撤诉。现原告向原审法院再次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于2015年3月8日、2018年3月8日与朱国坚签订《租赁合同》，自2015年3月8日起租住在博罗县×××××××××××××1×××屋。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入职钢宝厂，任冲压机操作员，月收入在3700元至4400元范围，原告提交其同生产间的工友陈婷婷、胡熙、陈星、梁军才、柯丹的证言为证。原告父亲陈荣江（1950年1月15日出生）与母亲刘清明（1952年9月30日出生）育有三个子女：大儿子陈天洪、二女儿陈天碧、三女儿陈婷婷。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有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天碧赔偿275860.4元。二、驳回原告陈天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30元（缓交），由原告陈天碧负担730元，由被告胡有国负担2600元。二审中，陈天碧提交以下证据：委托转账授权书（手机照片截屏，在2020年11月5日开庭时已出示）、2020年4月20日开庭笔录、民事答辩状、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长期医嘱单。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一审判决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情形，当事人未上诉部分，本院二审不予审查，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赔偿标准问题；三、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失业保险金等请求能否一并处理。关于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诉人陈天碧诉请主张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为博罗县石湾镇钢宝五金制品厂的实际经营者，提交了短信聊天记录，证明王小华、柏满华以“老板娘”身份进行医疗费用、工资以及保险理赔的沟通，结合博罗县石湾镇钢宝五金制品厂、惠州市历锋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员工承接前后的社保参保记录，以及相应的证人证言，该待证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而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予以否认，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反驳，或是对其中疑点作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诉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关于赔偿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上诉人陈天碧因伤致九级伤残，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未有明确意见，原则上护理人员为一人，参照护工平均标准计150×25天=3750元。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上诉人陈天碧医治、换药和康复期间，多次往返住处和医疗机构之间，一审判决酌定1000元偏低，本院予以确定为2000元。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康怡司鉴中心[2018]临床鉴意字第469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被鉴定人陈天碧左手受伤后遗留部分功能丧失，评定为九级伤残，与一审法院委托的广东中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粤中法﹝2020﹞临鉴字第06030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基本一致，由此造成的鉴定费用负担，应由鉴定结论的异议人负担。关于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失业保险金等请求能否一并处理本案案由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失业保险金争议属于属劳动争议范畴，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本案不予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略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449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判项；二、变更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20）粤1322民初4493号第一判项为：被上诉人胡有国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陈天碧赔偿284002.4元；三、被上诉人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应对第二判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上诉人陈天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330元（缓交）、二审案件受理费6600元（缓交），共计9930元，由上诉人陈天碧负担1930元，由被上诉人胡有国、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负担80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人陈天碧向一审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1930元，被上诉人胡有国、潘继红、王小华、王中秋、柏满华分别向一审法院、本院交纳1400元、6600元。逾期不交，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沈 巍审 判 员  邹 戈审 判 员  张佳誉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黄弘扬书 记 员  钟润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