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111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艳慧，女，198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月，河北杜新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锋，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克松，男，196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湖北浩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688号临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4146954N。法定代表人：王磊，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敦齐，湖北兼爱利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俊，湖北兼爱利世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磊，男，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茌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玲，湖北兼爱利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艳慧因与被上诉人江克松、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6民初3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高艳慧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9）鄂0106民初309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江克松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江克松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幸福九号公司、王磊不存在履行职务代理的关系，且认定上诉人收取江克松15万元入股资金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具体如下：一、上诉人是幸福九号公司员工，是幸福九号公司、王磊派到武汉区域的总经理。上诉人与幸福九号公司不是特许经营的加盟关系（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向法院提交了其与上诉人的特许经营的加盟协议，经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鉴定，该协议中的上诉人的签名并非上诉人所签。幸福九号公司、王磊也没有提交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幸福九号公司是特许经营的加盟关系），而上诉人提交了大量证据（耿晶和魏世芸证人证言、对幸福九号公司武汉区域的财务负责人翟江霞和高双宾的录音、上诉人987建行账户资金流水记录等）可以证明上诉人实际上是幸福九号公司在武汉区域的总经理，由公司每月向其发放固定工资。二、上诉人收取江克松款项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并非个人行为。1、由于武汉没有注册幸福九号公司武汉分公司，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要求用上诉人身份开户用于武汉区域运营使用，上诉人的尾号为987和559的两张建设银行卡实际为幸福九号公司在武汉办公经营使用，两张卡的U盾在公司会计高双宾手中，该两个银行账户是公司借用上诉人的名义开设的，管控权属于公司，并不属于上诉人。江克松的投资款转入上述公卡账户后，再由幸福九号公司武汉财务人员翟江霞、高双宾等人通过U盾电子渠道操纵上述公卡将钱转给王磊，幸福九号公司和王磊为江克松投资资金的最终控制人和使用人，上诉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最终的责任应由幸福九号公司或者资金最终占有方承担，与上诉人本人并无关联。2、江克松本人签署了幸福九号公司股份代持协议，明知上述资金系用于投资，投向幸福九号公司，而非上诉人个人，也明知上诉人的行为是职务代持行为，而且代持协议本身也不符合个人代持的形式，既没有代持份额比例也没有具体权利义务约定，但双方均明确该投资款是要投入幸福九号公司的。从幸福九号公司工商信息可以看出，没有上诉人任何股份信息，如果是上诉人个人代持，上诉人在幸福九号公司应该是持有股份的，但工商信息并没有，幸福九号公司多次开庭证明上诉人没有公司股份，但幸福九号公司法人账户又收到了武汉市场上交的入股款，幸福九号公司显然是在说假话。另外从公司工商信息股东结构以及上诉人提供的幸福九号公司全国其他地区总经理的录音、证人证言均可以证明幸福九号公司是要进行上市的，宣传员工入股是一次全国性的、全员性的入股行为，而并不是针对武汉进行融资，代持协议的内容也非常明确反映了上诉人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江克松、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对此也是明知的。3、根据上诉人公卡尾号987和559的银行流水明细及交易附言显示，以上公卡账户曾收到其他经理人的投资款，这些投资款最终在武汉区域财务翟江霞、高双宾的操作下均转入王磊尾号为7777的银行账户，这直接证明了经理人的投资款最终都是进入了幸福九号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的账户，上诉人并未收取任何款项。且后来王磊也通过公卡退回了部分投资人的投资款，这也充分证明了上诉人收取江克松投资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4、上诉人本人并未实际使用代收的江克松的入股款，其不负有向江克松返还该笔款项的义务。上诉人名下持有的尾号为987的银行卡虽然持有人是其本人，但是实际控制人和使用人是幸福九号公司，江克松转到该卡的15万元最终用于了幸福九号公司运营使用。三、江克松明知其入股款汇入的建行987账户是幸福九号公司实际持有，其没有向上诉人交付本案争议款项的意思表示。因幸福九号公司出台政策，由王磊对外进行宣讲，以出售公司原始股份的名义面向全国范围进行融资，吸收资本，且允许各地区的经理人可以自行购买，在幸福九号公司的微信公账号相关新闻及公开宣讲场合均多次提及。江克松系幸福九号公司的员工（2016年开始江克松就与该账户有多笔往来款转账业务，987公卡向江克松的汇款明确标记为工资、团队奖励等，可认定是幸福九号公司发放给江克松的工资等员工福利），其在明知该建行987账户系幸福九号公司所掌控的情况下，将入股款汇入该卡，并不具有付给上诉人意思表示，法院不能仅以代持协议认定上诉人不当得利，并要求上诉人返还。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江克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共同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克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江克松、高艳慧订立的《代持协议书》；2、依法判令高艳慧退还江克松入股资金本金及利息共计162415.07元（其中本金15万元，利息自2018年2月26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2倍暂计算至起诉之日12415.07元，实际应计算至款项退还完毕之日）；3、由高艳慧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2月26日，江克松（甲方）与高艳慧（乙方）签订《代持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实际出资人江克松，名义出资人高艳慧，乙方以拾伍万元出资，持有上海幸福九号养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份；双方在此确认，上述乙方出资中的拾伍万元为甲方提供，该份额由乙方代持；。”。同日，江克松通过银行转账向高艳慧建行62×××87卡分三笔共计付款15万元。后江克松要求高艳慧退款，高艳慧回复让其找幸福九号公司及王磊商量解决。幸福九号公司、王磊提交的证据幸福9号特许经营合同上高艳慧的签名并非高艳慧本人书写。现因江克松要求高艳慧退款未果，江克松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为，江克松与高艳慧签订《代持协议书》后，江克松向高艳慧交付了15万元入股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之规定，江克松与高艳慧股权代持合同成立。关于高艳慧收取江克松15万元入股资金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幸福九号公司职务行为的问题：高艳慧并非幸福九号公司员工，不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身份前提；高艳慧亦无证据证明其受幸福九号公司或王磊委托收取款项，不具备委托代理的形式要件，不足以使江克松相信其系履行职务行为；故高艳慧与江克松订立合同并收取江克松15万元入股资金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关于江克松与高艳慧签订的《代持协议书》是否成立生效的问题：股权代持，是指实际出资人与他人约定，以他人名义代实际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一种股权或股份处置方式；高艳慧既不是幸福九号公司股东，也没有幸福九号公司股东授权，其没有权利与江克松签订《代持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高艳慧收取江克松入股幸福九号公司股份款项并代持系无权处分，未经幸福九号公司股东追认，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江克松主张高艳慧退还入股款本金1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江克松与高艳慧签订《代持协议书》并向高艳慧转账15万元时，未核实高艳慧的股东身份，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其自身也存在过错，其主张高艳慧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1、高艳慧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向江克松返还入股本金15万元；2、驳回江克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高艳慧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48元、保全费1334元，由高艳慧负担。鉴定费3000元，由幸福九号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艳慧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高艳慧名下建设银行62×××87、62×××59账户2016年至2019年资金流水各一份，拟证明两个账户中所有的资金都属于幸福九号公司并非属于高艳慧本人；2、（2020）冀保直证民字第5035号、5036号、5037号公证书各一份，拟证明高艳慧与幸福九号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3、湖北军安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湖北军安（2019）文鉴字185号］一份，拟证明幸福九号公司提供的特许经营合同属于伪造的证据；4、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1民初43号、259号、280号、331号、552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拟证明同类案件中人民法院驳回相关原告要求高艳慧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5、62×××87账户明细，拟证明幸福九号公司武汉分公司收取的其他经理人入股款均转给了幸福九号公司。经质证，被上诉人江克松、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另外，根据上诉人高艳慧申请，本院准许证人申某（男，1994年12月30日，汉族，公民身份号码，住河北省××唐县长古城乡东足里村××号，自称原系幸福九号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2018年9月离职）出庭作证。被上诉人江克松、幸福九号公司、王磊对证人申某的员工身份和证言均不认可。本院认为，高艳慧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证人身份存疑，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中，高艳慧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江克松的一审诉讼请求。经审查，一审判决对高艳慧与江克松之间《代持协议书》法律效力的认定、对江克松的诉讼请求的分析评判及处理都符合法律规定，且均衡考虑了双方的过错责任，本院均予以确认。高艳慧主张其收受江克松的15万元系履行职务行为，但《代持协议书》由高艳慧与江克松直接签订，且高艳慧在二审中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系幸福九号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磊或者幸福九号公司其他股东授权其签订，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江克松的15万元股金注明用途支付给了幸福九号公司、王磊或者幸福九号公司其他股东，故对于高艳慧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高艳慧称案涉15万元款项已用于幸福九号公司日常运营开支，可以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高艳慧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548元，由上诉人高艳慧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斌审判员  刘隽审判员  胡劲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王欢书记员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