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17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曲尹墨，男，198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石潭街109号242室。法定代表人：王萃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扬，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春晨，上海市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临海大道59号海运中心主塔楼14楼-14035。法定代表人：魏延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力男，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凡强，北京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尹墨、上诉人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希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管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3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尹墨及其时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扬、朱春晨（曲尹墨于2021年4月14日出具书面说明，撤销对该两名代理人的授权），上诉人上海希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扬、朱春晨，被上诉人大地管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凡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大地管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大地管理公司承担。在二审审理期间，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又在诉讼中称，同意返还3200万元，但是要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小股东的收购股权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中合同的解除属于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未进行实质审查，大地管理公司已行使了约定解除权，法院认定双方须就解除事项达成一致存在错误；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无根本违约情形，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法定解除的实质性构成要件，应当优先适用约定解除而非法定解除。大地管理公司已于2018年6月1日之前向曲尹墨提出解除《收购意向书》，并且双方都对解除合同事宜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32页记载，大地管理公司已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形式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解除《收购意向书》，但又认为各方未就解除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不构成合同解除的观点，该认定属于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认定《收购意向书》法定解除，该法律适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对解除权系形成权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一）《收购意向书》中已明确约定了解除条件，本案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定解除与事实不符。以下几个方面可认定，由于双方未就最终转让价款金额达成一致，大地管理公司已根据合同约定行使了约定解除权，交易实际已经终止：1.一审判决书第19页记载，最迟至2018年1月大地管理公司完成了尽职调查。2.一审判决书第24页记载，大地管理公司在尽职调查后向曲尹墨报价1.2亿元，双方无法就股权转让最终价格达成合意。3.一审判决书第24页记载，大地管理公司的法务陈涛已于2018年4、5月向曲尹墨提出无力进行交易、资金不够、不想继续交易。4.2018年4月19日，大地管理公司的法务陈涛向曲尹墨发送了电子邮件，对《收购意向书》及第十八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作出了颠覆性、重大变更。5.2018年4月26日，曲尹墨回复陈涛，说明是由于修订内容与之前的意向有很大的出入，无法同意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6.一审判决书第32页记载，在2018年4月19日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大地管理公司已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形式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解除《收购意向书》并寻求协商。7.2018年6月1日，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告知函》，已说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交易的价款扣减项和付款条件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和第三方进行股权出让的谈判，且不受双方意向书的约束”。2018年6月1日之后大地管理公司也未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异议。8.一审判决书第25页记载，一审庭审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均认可，2018年6月1日之后双方就股权收购事项基本不再磋商，也表明《收购意向书》实质上已经于2018年6月1日之前解除。9.2019年2月14日大地管理公司发给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关于DFC影院收购项目的通知函》也认可：“由于双方对于收购价款及相关合同条款未能协商达成一致，经贵方提议终止交易，并且贵方于2018年6月1日向我司发送《告知函》……”以上几点事实都能说明《收购意向书》已于2018年4、5月解除。此后，双方再未就交易进一步磋商，交易基础已不存在，交易实际已终止。（二）约定解除权系形成权，大地管理公司根据合同约定行使了解除权，且约定解除优先于法定解除，本案应当适用约定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权应为约定解除权之有效补充。民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有在合同未约定又出现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守约方才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主张权利。一审庭审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公认的事实是，双方因股权收购价款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6月1日之后，双方就此事不再磋商。一审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的不同诉求说明双方对于对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存在较大争议，一审法院直接以现在不能履行推断合同系法定解除，罔顾《收购意向书》中的约定解除权条件，不具有合理性。《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的后半段约定：“乙方尽调完成后，如甲方不同意乙方根据尽调结果调整后的最终转让价款金额的，则甲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收购，甲方向乙方退回已收意向金，双方互不再追究其他违约责任。”可见，双方在最终转让价款金额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有权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不仅以发出书面解除通知的形式为限，也可根据双方具体行为模式和口头通知判断。上述9点事实已阐明，大地管理公司已于2018年4、5月行使了约定解除权。《收购意向书》本身并未约定，解除《收购意向书》必须要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权系形成权，无须达成合意，该通知解除的意思表示一经发出，不得撤销，若非如此合同则陷于反复不安定的状态。大地管理公司已通过口头、行为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2018年6月1日之前已提议终止交易，即使一审法院认为解除需要协商一致，那2018年6月1日的《告知函》也就解除事项已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一审法院不应以庭审过程中发现了履行不能的因素，而直接判断《收购意向书》法定解除。本案大地管理公司起诉时请求解除合同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和《收购意向书》排他期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首先审查合同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约定解除，在争议发生时是否行使了约定解除权。若没有约定解除情形时再判断本案是否属于法定解除的情形。（三）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不符合法定解除的实质性构成要件。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将导致合同相对方合同目的落空的严重违约行为。一审法院认定本案适用法定解除，应当以违约结果的客观严重性作为判断标准，判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行为是否导致订立合同所追求的履行利益不能实现。首先，一审法院对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违约行为论证不成立，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已尽到善意磋商、通知等义务，不构成根本性违约。根据预约合同的性质和《收购意向书》约定，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主要义务为：1.配合大地管理公司的要求提供尽职调查材料、披露义务；2.履行善意磋商义务；3.排他期义务。大地管理公司的主要义务为：1.支付意向金；2.在3个月内完成尽职调查。双方往来电子邮件可证明，在《收购意向书》履行过程中，曲尹墨充分配合大地管理公司履行了磋商、排他期等义务。双方未能在尽调结束后签署正式协议的原因在于双方未能就最终转让价款达成一致，而不是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仅赋予守约方法定解除权，大地管理公司违约在先，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合同解除制度的首要之意在于赋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对于法定解除的适用应当作限缩解释，行使解除权主体不应当包括违约方。一审判决书第24页法院事实认定部分已述，2018年4、5月份，大地管理公司已承认因资金短缺问题无力进行交易，不想继续磋商正式股权文件。大地管理公司在2018年4月19日电子邮件中对合同内容提出了颠覆性修订意见，推翻了之前双方从2017年7月以来的谈判基础。可见大地管理公司违约在先，其并不是合同的守约方。最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导致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严重违约行为。即使认定合同未在2018年4、5月解除，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2018年6月1日发函的行为使得《收购意向书》丧失了履行的可能。换言之，一审法院不应当认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在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于2019年12月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上海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大地管理公司在尽调结束后就没有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的意愿。2019年2月14日大地管理公司的发函中已自认，在2018年6月1日之前就已知晓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可能会接触第三方公司，合同目的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双方无法达成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的合意。况且大地管理公司在之后未有任何异议行为，应当构成对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行为的默认。法院应当严格限制根本违约的认定，充分考虑双方在履约过程中的过错。如果单纯赋予守约方在违约方的行为构成违约时就享有法定解除权，而未作出一定的限制，势必会破坏市场交易活动，造成法定解除权的滥用。二、一审法院对于《收购意向书》性质及违约责任的认定错误，法院应当从合同目的及合同条款整体解释角度，适用《收购意向书》第12.1条为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条款。《收购意向书》中多处存在未明确事项，《收购意向书》主要条款并非正式股权收购合同的确定内容，一审法院未厘清《收购意向书》的法律性质，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认为《收购意向书》属于预约合同。而预约合同的当事人只有善意磋商的义务，不具有强制履行缔约义务。一审法院适用《收购意向书》第3.2.4条为本案的违约责任，实质上是以项目必须转让为前提，这不符合公平原则。（一）从条款的名称看，第12条明确约定为《收购意向书》的“违约责任”条款，而第3.2.4条并未约定为“违约条款”；从条款的位置看，第12.1条的设立方式更符合合同设立违约条款的习惯。同时，《收购意向书》第12.1条也对双方在预约合同签订之后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明确约定了在“有无重大差异”前提下，各方责任的承担方式。第12.1条的约定，更符合预约合同要规定的违约情形及其处理结果。（二）第3.2.4条的适用有一定前提条件，法院应当结合上下文语境整体考虑第3.2.4条适用的情形。根据三方签订合同的约定，双方在签订《收购意向书》时对该股权转让交易是否能完成均无完全把握，所以《收购意向书》的目的是双方善意磋商，继而有可能达成正式协议，而非要求曲尹墨根据《收购意向书》的约定转让股权。第3.2.4条的适用需要满足多个前置条件：1.第3.2.4条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应当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根据合同目的予以解释。《收购意向书》中对股权收购时间、价格、标的、违约责任等暂时作出了约定，但未明确最终实施方案。第3.2.4条的表述为“若中影DFC影城由标的公司持有的51%的股权及DFC影城（金山店）项目均无法转让给乙方，且表3中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也无法转让给乙方，即视为甲方违约。”该条款并未明确承担责任的主体是甲方还是丙方、也没有明确约定“无法转让”的理由有哪些、更没有约定是否任何情况下“无法转让”都要承担违约责任。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该条款的主体为甲方即曲尹墨，因为曲尹墨已通过其控股的上海仁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仁映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构成违约，但曲尹墨从未直接控制标的公司，又何来违约之说？若理解为该条款的主体为丙方即上海希映公司，那么标的公司一直持有该核心资产，并未因股东更换而失去控制，且根据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85%的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因此，在大地管理公司受让了股权的情况下，其依旧可以实际控制核心资产，仍然符合《收购意向书》的目的。因此，一审法院直接以第3.2.4条认定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违约责任明显不合理，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2.从条文形式看，第3.2.4条规定在第3.2条“项目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下，其目的是突出第3.2.4条所列项目是正式交易中的核心资产，不可参照第3.2.1条至第3.2.3条的约定进行剔除或扣减。这一逻辑在之后的18次正式协议的修订中也有所体现。根据第十八个版本股权收购合同第12.2.5条约定，“若中影DFC影城由标的公司持有的51%的股权及DFC影城（金山店）项目均无法转让给乙方，且表1中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也无法转让给乙方（无法转让的原则依据本协议3.3.2款的约定予以确认），视为甲方及丙方根本性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双倍退还定金”。因此可知，《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适用前提是，双方对于该交易各方面已经达成一致，并愿意继续交易。而如果单纯因出现第3.2.4条约定的情形，而忽略大地管理公司是否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事实，就要求曲尹墨双倍返还意向金，是明显不公平的。3.根据第一点的分析结论，在尽职调查结束后，双方对于最终股权转让价格以及交易条件等各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且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且大地管理公司已经单方面表示不愿意进行交易，并提出令曲尹墨无法接受的不合理条件，双方存在重大差异，合同目的实际已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对该条款的“无法转让”未设定前提，但一审法院对该条款进行限缩解释，认为在此情况下，曲尹墨依然具有继续磋商、缔结本约的义务，明显违背公平、诚信原则，不符合商业逻辑。综上，《收购意向书》作为预约合同，违约责任应当适用第12.1条的约定，第3.2.4条在条文内容上存在诸多矛盾，本案不应适用第3.2.4条作为违约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曲尹墨违反《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约定并要求双倍返还意向金系法律适用错误，合同双方有不受意向金约束自由订立合同的权利，该意向金应当属于违约金范畴。一审法院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未在判决书中明确《收购意向书》第3.2.4条和第12.1条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定金罚则规定。一审法院在适用定金罚则时应当考虑合同的性质、是否为必要条款、双方在履行过程中的过错情况等。（一）法院应当明确本案“意向金”具有违约金性质。《收购意向书》系预约合同，标的是经过磋商最终缔结本约，其本身并无经济利益，当然也不存在确定的标的额，定金罚则无法落实预约合同中的未明确事项。由于定金和违约金都具有对违约行为的制裁功能、督促履约和简化赔偿功能，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当明确本案“意向金”的性质。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收购意向书》没有任何地方约定意向金为“定金”，双方均不丧失请求返还意向金的权利，意向金金额仅作为违约责任的数额约定。从《收购意向书》第12条的内容看，该条本身就是专门就“违约责任”的约定，标题即为“违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定金合同的成立基础是当事人合意约定和明确的文义表示，大地管理公司主张定金权利，缺乏法律依据。从当然解释的角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的，超过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在签订《收购意向书》时，买卖双方尚未确定价款，百分之二十无从计算。若本约合同无法订立，则标的数额更是不能确定。再者，《收购意向书》的标的是将来订立股权收购合同，也无约定数额。因此，举重以明轻，预约合同中的定金不适用主合同标的额百分之二十限制的规定。从意思表示看，根据第12.1条的约定及双方磋商的18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双方未能就最终转让价款金额达成一致的，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收购，甲方向乙方退回已收意向金。换言之，如果一方当事人因主客观原因不愿订立合同，无需付出意向金代价就可以不订立合同。可见，双方不一定要严格按照《收购意向书》的内容执行，在双方存在重大差异的前提下，意向金不能起到对双方进行经济性惩罚的保障，不能为双方将来按照约定签订股权收购合同提供担保，不具有定金的担保、惩罚性质。从意向金的担保范围来看，《收购意向书》的买卖双方对于本约的主要条款未协商一致，约定意向金的担保范围应当只及于确定的、必要条款。双方争议的条款在预约中已经出现，说明双方对此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在签订本约时就应当接受，否则就属于拒绝订立本约，是对预约的违反，因而可以适用定金罚则。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条款在预约中未曾出现，当事人协商不成时，不能就此简单认定为某一方当事人违反预约的约定适用定金罚则。从意向金设立目的和作用的角度，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曲尹墨在2019年之前已经将其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即违反了《收购意向书》第3.2.4条，应当双倍返还意向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第3.2.4条的意向金并不同时担保合同双方的债权，目的是作为甲方进行本交易的保证，实际上只能保证甲方曲尹墨单方的履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定金的特征具有双重担保性，若认为第3.2.4条仅担保甲方单方的履约行为，这与定金所具有的双重担保性质不符。在大地管理公司未与曲尹墨就正式交易文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仅曲尹墨一方的行为不可能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故双方约定的意向金不具有双重担保性，不具备本约的定金担保功能。本案意向金本质属于违约金，且存在惩罚性违约金的性质。《收购意向书》第3.2.4条、11条、12.1条对于违约方双倍返还意向金的约定，明显脱离实际损失数额的限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对违反“排他期”约定和存在恶意磋商行为的惩治，以确保双方对债务履行的遵从。此种安排目的是锁定交易机会，强化预约合同中双方的义务，确保双方依据诚信原则进行磋商，共同致力于订立本约合同。该意向金当然有督促双方当事人依约定尽早订立正式合同的意思，但由于《收购意向书》第12.1条明确表示双方有不受意向金约束，自由订立合同的选择的权利，此时该意向金没有任何惩罚性性质。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界定本案意向金是否具有定金性质，而径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意向金不符合定金适用的条件，一审法院不应当扩大解释为定金，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二）法院若认为意向金具有定金性质，应当界定双方的过错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定金适用的归责原则应当是过错原则，只有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立合同或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定金罚则。上文已述，2018年6月1日前合同解除，双方未达成股权转让价款的最终合意不能归责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双方合同解除并非由转让股权的行为导致，一审法院认定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承担全部过错，不符合定金的惩罚性质。定金罚则的适用应当考虑交易各方的违约情况，大地管理公司存在违约的情况下，不应当适用定金罚则，否则与公平、诚信原则相悖。退一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了定金罚则的同时，第九十一条也规定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过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若大地管理公司不认同合同总价款价值3.2亿元，应当根据其主张的合同标的额1.2亿元相应调整定金的数量。这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3.2亿元估值相矛盾。四、双方未能缔结正式协议，是因为双方在尽调后对最终转让价格存在重大差异。大地管理公司尽调后对《收购意向书》内容作出了重大或实质性变更，合同已丧失继续履行的基础。一审法院认为曲尹墨转让股权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一审法院在论述争议焦点一“《收购意向书》能否继续履行”时，仅以2018年11月20日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与上海希映公司签署《上海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天津骏声影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仁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2月9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为依据考虑涉案合同是否存在继续履行的基础，但《收购意向书》早在2018年4月就因大地管理公司的单方变更而丧失了继续履行的基础。《收购意向书》在双方完成尽调后，由于大地管理公司在2018年4月19日的电子邮件中对《收购意向书》内容单方作出了重大的、实质性变更，推翻了此前2017年7月至2018年2月之间的所有洽谈结果，大地管理公司已没有签订本约的意愿，导致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显失平衡，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曲尹墨无法接受大地管理公司单方的不合理要求，无奈选择结束与大地管理公司的交易谈判。大地管理公司对于《收购意向书》的重要条款已作出实质性变更，后续的沟通过程也能印证，由于双方对于最终转让价款金额存在重大差异，合同事实上已不能继续履行。以上事实也符合《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约定的经过尽职调查后转让金额以及其他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大地管理公司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时，其早已知道《收购意向书》的目的不能实现，即双方因转让价款未达成合意，所以不可能签订正式协议，而非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与上海希映公司进行接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五、大地管理公司在《收购意向书》履行过程中不善良的磋商行为，导致曲尹墨丧失了与其他公司的交易机会，大地管理公司理应赔偿曲尹墨机会成本的损失。大地管理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影院管理的大公司，报价应该是严谨且有合理预期的。大地管理公司在《收购意向书》签订之前向曲尹墨报价3.2亿元，虽然3.2亿元是拟转让款，但是大地管理公司在《收购意向书》第3.1条实际转让款的计算公式中已明确，这种计算方式仍能让曲尹墨有合理预期。而大地管理公司陈涛在2019年4月19日电子邮件中，提出了诸多修改要求，推翻了此前2017年7月至2018年2月之间的所有洽谈结果，并且最终报价1.2亿元，不仅远远低于《收购意向书》签订时报出的3.2亿元，而且也不是按照最终转让价款的公式计算得出的，同时大地管理公司也拒绝回答1.2亿元的报价是如何生成的，其行为令人怀疑此前的磋商是否善意。基于对大地管理公司的信任，曲尹墨开展了正式协议中要求的诸多工作，比如根据大地管理公司的要求展开清退小股东的工作，在清退DFC宝山店小股东时，向小股东上海喜幕狮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付款了股权转让款1496万余元。预约合同之所以区分于本约，前者订立目的在于固定交易对象，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大地管理公司在本案中作为过错方，未履行善意磋商的义务、未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实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有大额货币等财务投入，在本次交易中无任何经济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反而因定金罚则获得收益，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曲尹墨已按照约定完成了预约合同的磋商义务，由于《收购意向书》中的排他性条款限制，为此放弃了潜在的与他人进行协商的机会，丧失了调整自身发展战略、提高市场占有率、改善经营效率的绝佳机会。大地管理公司的修改要求使得双方磋商陷入僵局，此前长达十个月的谈判毫无意义，而曲尹墨丧失了与其他公司洽谈的机会，造成其资金流转困难，最后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价格也明显低于3.2亿元。并且，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为了能与大地管理公司缔约，已经花费1400多万元购买了小股东的股份。因此，大地管理公司理应赔偿曲尹墨机会成本的损失，以及为履行《收购意向书》所支付的必要费用。综上，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认为《收购意向书》系预约合同，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已履行了预约合同中约定的善意磋商义务，法院应当考量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在转让价格未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均享有解除权，而不应当以现在合同履行不能反推违约构成法定解除。《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适用应当以双方对最终转让价款金额不存在重大差异为前提，否则违背了预约合同不应当强制缔约的特性。一审法院应当考虑本案“意向金”的性质，即使认定属于定金也应当界定双方最终未签订正式协议的过错情况。基于上述理由，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形，故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改判支持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上诉请求。大地管理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应当驳回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一、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上诉的主要依据之一为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认为三方签订的《收购意向书》已经解除，一审法院遗漏该主要事实。（一）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二审中关于《收购意向书》早已解除，属于民事诉讼法中的反言，对于其一审中确认与认可的事实均予反言。首先，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一审中提起反诉，要求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并且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收购意向书》合法有效，双方未予解除，并可继续履行。且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明，不同意解除，并要求继续履行。其次，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包括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及上海仁映公司盖章同意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的协议等，均表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均认可《收购意向书》未解除，且要求继续履行。再次，依据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向大地管理公司发出的《〈关于DFC影院收购项目的通知函〉的回函》，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明确“不能得出交易不能继续或已终止的结论”。（二）一审法院认定《收购意向书》为合法有效协议，对于《收购意向书》是否在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起诉前已经解除，也进行充分调查，并得出《收购意向书》在起诉前未解除的认定。一审判决书第32页倒数第8行：“双方均未依据《收购意向书》第12.1条向对方明确表明终止本次收购……但未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就解除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约定的解除权是形成权，但是没有任何一方依据第12.1条主张合同解除。综上，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一审进行完全相反的陈述，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反言，应予严格禁止。二、关于《收购意向书》能否继续履行以及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结合事实与法律，充分论证《收购意向书》无法继续履行。一审判决书第30页倒数第5行：“故《收购意向书》约定的将曲尹墨持有的（通过上海仁映公司）上海希映公司的88.8158%的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收购意向书》无法继续履行。”在《收购意向书》未解除的情况下，始终有效，但正是因为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违约，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完全为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责任。一审判决书第33页：“上海仁映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已经签订了将其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协议，故曲尹墨在明知《收购意向书》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仍持续向大地管理公司作出双方应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大地管理公司关于协商解除《收购意向书》的提议，明显属于不诚实信用的行为。在《收购意向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曲尹墨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收购意向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上诉状对意向金进行了定义，大地管理公司认为不正确，意向金的性质、目的在一审过程中均有表示。意向金的第一个功能是担保，体现在《收购意向书》第11条和第3.2.4条，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明确约定双倍返还意向金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属于可以直接适用条款。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称意向金是违约金是不正确的，违约金的特点是在后支付，在本案中意向金是先支付的，意向金就是双方约定担保的方式，具有定金的性质，同时具有惩罚性，一审法院依据第3.2.4条要求对方承担双倍返还意向金责任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大地管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签订的《收购意向书》；2.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双倍返还意向金6400万元；3.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大地管理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签署的《收购意向书》并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文件；2.大地管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支付违约金3200万元，该违约金3200万元可从大地管理公司已向上海希映公司支付的意向金3200万元中予以扣除；3.本案本诉及反诉诉讼费由大地管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案涉公司的相关情况上海希映公司的工商档案信息记载：上海希映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6日，原始股东是曲尹墨（认缴出资300万元）；2016年5月11日，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曲尹墨、上海仁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年8月17日，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曲尹墨（认缴出资1350万元）、天津阿里巴巴影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阿里巴巴影业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津骏声影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骏声公司，认缴出资170万元）；2018年1月3日，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由曲尹墨、天津阿里巴巴影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仁映公司（认缴出资1350万元，持股比例88.8158%）、天津骏声公司（认缴出资170万元，持股比例11.1842%）；2019年12月9日，上海希映公司的股东由天津骏声公司、上海仁映公司变更为上海仁映公司（持股比例15%）、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持股比例85%）。2017年8月2日，上海仁映公司成立，股东为曲尹墨，持股比例为100%。2018年1月3日，曲尹墨将其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仁映公司，因曲尹墨持有上海仁映公司100%股权，大地管理公司对此未持异议，同意曲尹墨作为上海仁映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大地管理公司就上海希映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曲尹墨通过其控股的上海仁映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股权作价775.2万元、76万元分别质押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和重庆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1月30日分别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的工商登记。一审庭审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认可未将上述股权质押的事实向大地管理公司告知。二、关于《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2017年7月20日，曲尹墨（甲方）、大地管理公司（乙方）与上海希映公司（丙方）签署《收购意向书》（合同编号：GL107-QT-2017-0106）。《收购意向书》约定：甲方为上海希映公司（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甲方出资设立并控股标的公司（占比88.8158%），标的公司另一股东为天津骏声公司（占比11.1842%）。曲尹墨拟转让标的为标的公司股权及相关的业务与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全部100%的股权。标的公司的股东为曲尹墨及天津骏声公司，曲尹墨承诺将与天津骏声公司进行协商，将天津骏声公司持有的11.1842%的股权转让给曲尹墨持有，再由曲尹墨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100%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或直接由天津骏声公司、曲尹墨作为转让方与大地管理公司签约，并将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调整，拟新设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称拟转让方）并实际控制拟转让方100%的财产份额，并将原由曲尹墨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由拟转让方持有，曲尹墨将作为拟转让方的实际控制人，与大地管理公司就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进行协商。若天津骏声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大地管理公司签约，则原由天津骏声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将由其直接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以确保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大地管理公司持有标的公司全部100%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具体内容如下：（一）关于转让标的1.《收购意向书》明确了待售股权权益组成范围。第2.4条载明：为免疑义，本次待售股权权益的组成范围仅限于下表（表1）所列标的公司控制的6家影院和5个储备项目（以下合称标的项目），其中第11项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未签约，曲尹墨承诺，将尽勤勉尽责义务，促使本项目签约完成，如本项目顺利签约，将作为本次交易标的项目之一，在总交易价款不变的前提下，将该项转让大地管理公司，若本项目未签约，本次转让价款不做扣减。如曲尹墨有其他待售影院签约项目，大地管理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表1列明11个标的项目名称、经营主体（或签约主体）：1.中影DFC影城，上海仁阳电影投资有限公司；2.DFC影城（北艾店），上海希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3.三林大光明DFC影城（长清店），上海希映公司三林分公司；4.DFC影城（金山店），上海希映公司金山分公司；5.DFC影城（宝山店），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6.DFC影城（松江店），上海希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7.武汉绿地汉口中心项目，上海逸幕影视文化有限公司；8.武汉绿地缤纷城项目，上海逸幕影视文化有限公司；9.武汉绿地香树花城项目，上海逸幕影视文化有限公司；10.嘉兴杉杉项目，标的公司；11.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尚未签约。2.《收购意向书》对标的公司的子公司的其他参股股东的股权收购进行了约定。第2.5条载明：双方确认，下表（表2）所列标的公司的子公司中，标的公司占比超过50%，但仍存在其他参股股东（具体参股比例见表2）。曲尹墨承诺将于本意向书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自行出资（或由大地管理公司出资，曲尹墨操作），以标的公司的名义收购下述子公司其他参股股东的全部股权，如上述收购由大地管理公司出资，收购的价款将自本次交易总价款中扣除。如曲尹墨的上述收购由于参股股东配合问题未能按期完成，双方可协商予以合理延长。在曲尹墨、大地管理公司双方签署正式转让协议前，上述股权整理工作未能完成，双方可协商改为将标的公司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相应项目的最终转让价值按本协议3.2.2条处理。3.《收购意向书》对不在本次交易范围内需要剥离的影院项目、管理公司及债权债务的剥离事项进行了约定。第2.8条载明：双方确认，不在本次交易范围内需要剥离的影院项目、管理公司及债权债务如下，甲方应于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完成下述影院项目、管理公司及债权债务的剥离：2.8.1DFC影城郑州店及其管理公司上海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8.2南京店及其管理公司上海希映公司南京分公司，该分公司将由甲方负责将其变更为标的公司的子公司，并于本次交易中剥离；2.8.3其他双方在尽调中确认的与本次交易范围无关的资产、合同和债权债务。4.《收购意向书》针对交易品牌进行了约定。第2.6条载明：本次交易范围包括“DFC”品牌，目前该品牌商标尚处于申请过程中，甲方承诺，“DFC”商标申请将于本次交易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接日前注册完成，并作为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之一交付给乙方。第2.7条载明：标的项目若约定使用“中影”品牌或其他品牌，甲方应协助乙方与相应项目的出租人进行协商，于本意向书第5.3条约定的乙方支付第二笔款项之前或乙方书面通知的其他时间内，将品牌更换为“大地影院”、“自由人影城”或“DFC品牌”（以“DFC品牌”能够完成商标注册并可作为标的公司资产交付给乙方为前提，否则，甲方应配合乙方将品牌更换为“大地影院”或“自由人影城”品牌），或甲方双方可接受的其他高端品牌。若无法按约定完成品牌更换，则相应项目的扣减价值将自本次交易的实际转让价款中扣除，扣减方式见本意向书第3.2条。（二）关于转让价款、意向金、项目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转让标的的交割1.关于转让价款第3.1条约定：各方确认，标的公司全部100%股权的拟转让价款为（含税）人民币3.2亿元整，实际转让金额将根据乙方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情况确定，在乙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后，由各方在正式的转让协议中予以约定。以截止到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的交接日为准，交易的实际转让价款计算方式如下：实际转让价款=3.2亿元+标的公司现金等价物（包含已实际支付的租赁合同保证金）-标的公司债务金额-3200万元意向金。其中现金等价物包括标的公司的现金及银行存款。2.关于项目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第3.2.1条载明：各方确认，本次交易标的项目（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除外）的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如下表（表3）所示，其中交易价值指相应标的项目经营公司全部100%股权及影院的全部业务与资产的实际交易金额，扣减价值为相应标的项目经营公司全部100%股权及影院的全部业务与资产无法转让给乙方，或相应标的项目经营公司控股股权无法转让给乙方情形下的扣减金额。表3载明了表1中各项目的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第3.2.2条载明：各方确认，依据表2中甲方披露的股权占比，若对于上海逸幕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武汉绿地汉口中心项目、武汉绿地缤纷城项目及武汉绿地香树花城项目经营公司）、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DFC影城宝山店经营公司）、上海仁阳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中影DFC影城经营公司）及上海希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DFC影城北艾店经营公司），甲方仅将相应经营公司中标的公司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则该项目的最终转让价值将以下表（表4）为准，本意向书3.1条约定的拟转让价款将依据相应项目的最终转让价值进行确定，不按3.2.3条的约定进行扣减。甲乙双方确认，如甲方仅将3.2.2条所述经营公司中标的公司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乙方，甲方应协助乙方与相应项目其他参股股东进行协调，保证相应项目影院的管理团队及财务团队全部由乙方委派，并将上述原则约定于经营公司的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中。表4具体载明了上述几个项目的最终转让价值和扣减价值。第3.2.3条载明：各方确认，若3.2.2条所列项目的经营公司中标的公司所持股权及影院的业务与资产无法转让给乙方，或表3中除3.2.2条所列项目外的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项目经营公司的全部100%股权及影院的业务与资产无法转让给乙方，或无法按2.7条约定协助乙方完成相应项目的品牌更换，则视为相应的项目无法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权按表3中相应的扣减价值，自实际转让价款中扣除。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若交易不成，实际转让价款不做扣减。3.关于意向金第4.1条载明：本意向书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经甲乙丙三方确认，本意向书项下意向金的接收方为标的公司，乙方应向标的公司支付人民币共计3200万元整作为意向金，该笔意向金将在实际的转让价款中扣除。4.关于转让价款的支付及转让标的的交割第5条载明：各方确认，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款支付及转让标的的交割，将按如下原则进行，具体支付金额依据正式的转让协议予以确定：5.1正式的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拟转让方支付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40%；5.2收到上述转让价款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及拟转让方应向乙方办理完毕标的公司的各项资产、印章证照、文件资料及影院业务的现场管理交接，并完成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的工商变更手续；5.3自标的公司现场管理交接完毕且标的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1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拟转让方支付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30%；5.4自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满3个月之日，乙方向拟转让方支付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20%；5.5自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满2年之日，乙方向拟转让方支付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的10%。（三）关于违约责任《收购意向书》第3.2.4条载明：各方确认，若中影DFC影城由标的公司持有的51%股权及DFC影城（金山店）项目均无法转让给乙方，且表3中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也无法转让给乙方，即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意向书，甲方需将意向金双倍退还给乙方，标的公司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收购意向书》第12.1条载明：本意向书签署后，乙方在尽职调查结束并且调查结果与此前甲方提供的信息无重大差异的前提下，甲方及拟转让方应在本意向书签署后3个月内与乙方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若甲方及拟转让方拒绝在本意向书签署后3个月内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则乙方有权解除本意向书，甲方应向乙方双倍返还意向金；若乙方拒绝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则甲方有权解除本意向书，乙方无权要求返还意向金。乙方尽调完成后，如甲方不同意乙方根据尽调结果调整后的最终转让价款金额的，则甲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收购，甲方向乙方退回已收意向金，双方互不再追究其他违约责任。如甲方需向乙方返还或双倍返还意向金，标的公司作为实际的意向金接收方，将与甲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关于尽职调查、正式交易文件的签署及排他期关于尽职调查，《收购意向书》第9条载明：甲方及拟转让方应按乙方的要求提供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资料，配合乙方及乙方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关于正式交易文件的签署，《收购意向书》第10条载明：在乙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后，如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真实合法，并且不存在违反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从而无法满足合法经营要求的情形，则乙方或其指定方根据尽职调查情况与甲方及拟转让方签署正式的转让协议。关于排他期，《收购意向书》第11条载明：本意向书签署后的3个月内为排他谈判期，甲方及拟转让方确保不得再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的出售，进行磋商、谈判或签订任何法律文件或作出任何承诺，否则，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选择放弃对标的公司的收购并要求甲方双倍返还意向金。三、《收购意向书》的履行及《收购意向书》项下股权收购合同的签订情况2017年7月26日，大地管理公司向上海希映公司支付3200万元意向金。一审庭审中，大地管理公司、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均认可：2017年7月份，大地管理公司开始进行尽职调查；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针对《收购意向书》共草拟了18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但未最终签署股权收购合同。关于尽职调查，大地管理公司称，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于2017年11月份终结。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称，2018年1月份，大地管理公司完成了尽职调查。结合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交的与大地管理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及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证据、一审庭审陈述，将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针对履行《收购意向书》的沟通过程及沟通的主要事项分时间段归纳如下：（一）2017年9月11日之前2017年6月初，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开始磋商《收购意向书》；2017年6月29日，《收购意向书》的文本内容基本确定。2017年7月13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发送尽职调查清单，并告知财务人员“在意向金支付后进场”。2017年8月份，双方的电子邮件往来的内容主要针对尽职调查，大致为大地管理公司要求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交财务、法务方面的资料并针对一些尽职调查所涉问题进行答复。2017年9月初，双方就嘉兴杉杉项目的装修相关情况进行了沟通。（二）2017年9月11日至2018年4月19日2017年9月11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发送了第一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之后，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在支付价款的时间、具体责任、转让对价及扣减项的详细条款等方面进行磋商；截至2018年2月23日，共形成18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但最终未共同签订股权收购合同。2017年10月19日，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给曲尹墨的电子邮件中载明，资产剥离的时间已延长至交接日前完成，并作为第二期收购价款的付款前置条件，另后续会依据财务尽调的结果，对协议内容进行一定的补充与修改。2017年11月13日，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给曲尹墨的电子邮件载明：“依据11月13日会议沟通，以下为修改后的股权收购合同，针对曲总提出的需在首期款支付后给予一定时间收购影院小股东（其他股东）的股权的问题，为实现贵司要求且不影响双方交易的前提下，经与曲总沟通，现修改思路为：我司支付首期款后先进行管理交接，暂时不做股权变更，但为保证标的公司股权正常转让给我司，曲总需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质押给我司。相应条款添加于2.3条、3.5.2条。”2017年12月29日，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给曲尹墨的电子邮件中载明：“另依据股权收购协议内容，贵司于签约前需完成的事项包括：1）完成甲方1（上海仁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88.8158%股权的收购，确保标的公司88.8158%的股权由甲方1持有；2）完成丙方（曲尹墨）对甲方1（上海仁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100%股权的收购，确保甲方1（上海仁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由丙方（曲尹墨）持有；3）标的公司60%的股权需解除冻结；4）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应缴未缴税费需依据股权收购合同4.2条的要求清偿完毕，并向我司提交完税凭证；5）完成上海仁阳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中影DFC影城）的营业执照增项（增加‘预包装食品销售以及场地租赁’）；6）完成上海仁阳电影投资有限公司食品流通许可证变更为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更换；7）完成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科目余额的调整，以保证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账务可以一致连贯的反映企业经营状况；8）完成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林分公司未及时开具发票的资产、物料及支出的发票补开，并按财务记账要求相应入账。”2018年1月2日，曲尹墨回复上述电子邮件称，上述事项中第1、2、3、5、6、7、8均完成，第4项提供了一部分。2018年1月15日的电子邮件中，双方针对品牌更换的时间问题进行了协商。2018年1月24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发送了股权质押合同。2018年2月1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发送了修改后的股权质押合同。之后，大地管理公司和曲尹墨在电子邮件往来中继续就股权收购合同进行协商，主要针对品牌租约问题进行了协商。2018年2月23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方发送了第十八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关于磋商过程中的股权收购合同中有关收购标的、对其他参股股东股权收购的相关条款的内容。第一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载明，交接日指标的股权已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到大地管理公司名下，且上海仁映公司已按本协议约定完成管理交接的日期；收购标的为标的公司（上海希映公司）的100%股权，除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公司所拥有的全部业务及资产，均随同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而转归大地管理公司间接所有；待售股权权益限于目标公司控制的6家已开业影院和4个已签约未开业项目及其经营主体公司，其中第11个项目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尚未签约；第3.1条载明交易的股权价值为2.351亿元；第3.2条约定，若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后至交接日之前，标的公司完成了对表2中其他股东持有股权的收购并完成了相应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则乙方可将其他股东的股权价值加计于最终转让价款中支付给甲方，计算方式为：其他股东的股权价值=其他股东的股权占比×表3中相应项目的交易价值；第3.3.1条中表4列举了本次交易项目（上海古北高岛屋项目除外）的扣减价值；第3.3.2条载明，各方确认，若于交接日前，表2所列项目的经营公司中标的公司所持股权及影院的业务与资产无法转让给乙方，或表1所列标的项目中除表2所列项目外的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项目经营公司的全部100%股权及影院的业务与资产无法转让给乙方，或无法按照6.4条将标的项目的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更换为乙方人员，或无法按7.1条约定协助乙方完成相应项目的品牌更换，则视为相应的项目无法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权按表4中相应的扣减价值，自本协议3.5.4款约定的转让价款中扣除。之后的17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中关于上述内容没有进行变更，均与第一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相关内容一致。2018年4月19日，大地管理公司的法务人员陈涛（现已离职）向曲尹墨发送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的主要内容为对股权收购合同提出几点修改意见：除尾款以外的所有款项都进共管账户、小股东股权如果清不掉，股权价格要打折、影院品牌更换问题要在付款前解决、古北高岛屋项目明确签约条件并作为合同附件、嘉兴杉杉项目所有的装修成本在签约前审核确认、资产剥离完成作为股权变更的先决条件。大地管理公司称，大地管理公司的发电子邮件人员（陈涛）记不清楚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有无以口头形式回复上述2018年4月19日的电子邮件，但可以明确未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复过大地管理公司。曲尹墨称，其以电子邮件和电话形式均回复过大地管理公司上述2018年4月19日的电子邮件，但现已查找不到该电子邮件。（三）2018年4月19日之后大地管理公司、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均认可，在股权交易沟通过程中，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达成关于股权转让最终价格的合意。大地管理公司称，其公司在尽职调查后认为股权收购价格应为1.2亿元，但其公司目前不清楚当时的联系人陈涛是否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报过1.2亿元的价格；且2018年4月19日后，大地管理公司的陈涛与曲尹墨一直进行电话沟通，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提出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要求曲尹墨向大地管理公司退还意向金；曲尹墨表示同意解除《收购意向书》并同意退还意向金；但曲尹墨未实际退还意向金。曲尹墨则称，大地管理公司的陈涛确实在2018年5、6月份以电话形式向曲尹墨提出，如果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则股权收购价格是1.2亿元，但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没有同意该1.2亿元的价格，且明确向陈涛表态，应按照审计结果进行定价。2018年4、5月份，大地管理公司的陈涛向曲尹墨提出无力进行交易，资金不够，不想继续交易，希望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退还意向金，但曲尹墨不同意，表示希望继续进行交易。2018年6月1日，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告知函》，内容为：“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希映’）通知贵司，由于贵司、曲先生和上海希映未能在三方签署关于贵司向上海希映的股东购买上海希映100%股权（‘股权转让交易’）的意向书之日（即2017年7月20日）起3个月内就股权转让交易签署正式交易文件［且双方就股权转让交易的价款扣减项和付款条件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和第三方进行股权出让的谈判，且不收（注：原文如此）双方意向书的约束。特别先告知贵司，后续其他事项双方需另行协商”。一审庭审中，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均认可：2018年6月1日之后，双方就股权收购事项基本不再磋商；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过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要求返还意向金，但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不同意解除《收购意向书》。2019年2月14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发送《关于DFC影院收购项目的通知函》，主要内容为：针对《收购意向书》，由于双方对于收购价款及相关合同条款未能协商达成一致，经贵方提议终止交易，并且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告知函》，告知大地管理公司其开始与第三方进行股权出让的谈判。大地管理公司对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选择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协作，但至本函发出之日，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一方面与第三方洽谈股权出让，另一方面拖延签署终止《收购意向书》的协议，拒不退还意向金。下列情况已证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无意继续进行《收购意向书》及其项下交易，《收购意向书》及其项下交易已终止：1.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多次确认同意签署《收购意向书解除协议》，虽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能践诺，但双方对于终止《收购意向书》无争议。2.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反馈已与红星商业签署以增资形式变相进行股权出让的合同，标的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与《收购意向书》合同目的相冲突的变更。3.《收购意向书》约定应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由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完成的事项，均未完成：（1）DFC影城郑州店、南京店及其管理公司的剥离未完成；（2）与本次交易标的项目无关的资产、合同和债权债务，未确认并进行剥离；（3）DFC影城（北艾店）、三林大光明DFC影城（长清店）、DFC影城（金山店）及DFC影城（宝山店）均存在欠缴税款，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补缴并提供税务机关完税证明原件；（4）转让标的所涉债务未进行清偿；（5）未在意向书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以标的公司名义收购上海逸幕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海升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仁阳电影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希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其他参股股东的股权，也未就将上述公司中标的公司所持股权直接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与大地管理公司进行任何协商，更没有取得上述公司参股股东同意该转让的股东会决议。4.《收购意向书》约定应由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完成如下事项，但以目前情况已无法做到：（1）“DFC”商标注册，经查商标局网站，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申请“DFC”商标；（2）中影DFC影城、DFC影城（宝山店）、DFC影城（北艾店）、武汉绿地汉口中心项目、武汉绿地缤纷城项目以及武汉绿地香树花城项目的品牌更换，上述项目租约限制品牌使用，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取得出租方关于影院品牌更换为“大地影院”、“自由人影城”的同意性意见。5.尽职调查虽因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议终止交易而中断，但初步结果已显示：（1）标的项目租约存在重大风险；（2）部分影院存在瞒报或虚报票房、账务数据不真实、不完整、大额支付无依据、虚记资产净值、少报税等问题。“综上所述，《收购意向书》项下交易基础已不存在，交易实际已终止，贵方负有退还意向金的义务。以上，请贵方于2019年2月20日前书面回复意见。鉴于贵方此前表态以及长时间与第三方洽谈合作的现实，如贵方于2019年2月20日前未予回复，则视为贵方确认交易终止并应立即退还意向金。”2019年2月19日，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的回函》，主要内容为：DFC影院收购项目，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没有违反谈判原则或《收购意向书》项下任何可以影响签署股权收购正式交易文件的行为。大地管理公司函件所称内容，皆非《收购意向书》中规定的中止交易的条件，也不能得出交易不能继续或已终止的结论。未能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完全是由于大地管理公司自身原因，而且大地管理公司一直以资金困难为由拖延交易时间，也给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希望与大地管理公司进行友好协商以解决分歧。一审中，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称，2018年，大地管理公司几次向其表达不愿继续进行股权交易，让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另寻其他交易对象，所以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于2018年第四季度开始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进行股权交易的协商。因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给上海希映公司提供了一些资金，故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将股权质押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因大地管理公司不愿意继续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进行股权交易，故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未能还清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资金，曲尹墨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进行了股权交易。另，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一审提交2019年12月1日上海希映公司（甲方）与上海仁映公司（乙方）针对上海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上海希映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55%股权作价0元转让给上海仁映公司。该股权变更未进行工商登记。上海仁映公司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质押登记的工商档案资料中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载明：出质人为上海仁映公司，质权人为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所在公司为上海希映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为775.2万元/万股，被担保债权数额为2500万元，质押原因勾选项为项目投资，申请时间为2019年1月29日。上海仁映公司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质押登记的工商档案资料中股权质押协议（质权人为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出质人为上海仁映公司、目标公司上海希映公司）载明：“本《股权质押协议》（‘本协议’）由以下两方于2018年1月29日在上海市签订......”“鉴于：.......于本协议签署之日，出质人、质权人及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质权人拟向目标公司借款人民币2500万元。3.为担保出质人履行其在《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出质人同意以其拥有的目标公司51%的股权质押给质权人作为担保。”“3.3自《补充协议》项下仁映归还借款之日或出质人与质权人完成股权转让交易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质权人应当配合出质人办理目标公司51%的股权质押解除手续。”上海希映公司一审提交《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银行转账记录，以证明工商档案中关于股权质押协议日期记载为2018年1月29日系笔误，实际应为“2019年1月29日”。上述协议封面载明的签订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其中“11”、“20”为手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收购标的包含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73.8158%的股权。2019年12月9日，上海希映公司完成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银行转账记录记载，2019年1月30日，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向上海希映公司转账2500万元，备注处载明“支付借款”。大地管理公司认可上海希映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大地管理公司称，上海希映公司提交的《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上的“2018年11月20日”存在由2018年1月20日更改而来的可能性，且该证据能确认，至少在2019年之前，曲尹墨已经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绝大部分转让给了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大地管理公司已经无法通过与曲尹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上海希映公司，曲尹墨违反《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规定，应双倍返还大地管理公司意向金，且上海希映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中，一审法院询问了关于上述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进行股权转让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始的时间，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不清楚。一审法院另询问了以上海希映公司作为收购对象，合理的尽职调查期限需要多长。对此，大地管理公司称需要三至六个月；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称，三个月内能出具基本意见。一审庭审中，大地管理公司称，其公司于2019年7、8月份与曲尹墨通电话，曲尹墨仍表示可以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但大地管理公司认为曲尹墨已经将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其他方，《收购意向书》项下股权交易已经无法进行。2019年9月5日，大地管理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大地管理公司、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签订的《收购意向书》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协议，各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争议焦点概括起来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一、《收购意向书》能否继续履行？二、如果《收购意向书》不能继续履行，则未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合同应归责于哪一方？以下分别予以论述。一、关于《收购意向书》能否继续履行2018年11月20日，《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曲尹墨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73.8158%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且于2019年12月9日完成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因此，曲尹墨已不可能通过其实际控制的上海仁映公司实现《收购意向书》中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88.8158%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的目的，故《收购意向书》约定的将曲尹墨持有的（通过上海仁映公司）上海希映公司的88.8158%股权转让给大地管理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收购意向书》无法继续履行。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关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同意将上海希映公司股权出售给大地管理公司，《收购意向书》仍可以继续履行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如果《收购意向书》不能继续履行，则未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合同应归责于哪一方首先，2017年7月20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就案涉股权收购事项进行磋商，共形成18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2018年4月19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发送了关于股权收购合同的修改意见的电子邮件后，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后通过书面形式沟通过股权收购合同。2018年6月1日后，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就股权收购事项基本不再磋商。2018年4月19日后，关于股权收购价格，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股权收购合同文本及股权收购价格均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并不能得出系大地管理公司“拒绝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的结论，故一审法院对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关于大地管理公司存在“拒绝签署正式的交易文件”的违约行为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收购意向书》第3.1条载明“拟转让价款为（含税）3.2亿元整，实际转让金额将根据乙方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情况确定，在乙方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后，由各方在正式的转让协议中予以约定。”故该3.2亿元系标的公司全部股权的拟转让金额，而不是最终转让金额。另，《收购意向书》中对拟转让价款的约定内容与《收购意向书》中关于转让标的的交割、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等均密切相关。一方面，从相关方基于《收购意向书》而草拟的股权收购合同关于资产剥离的内容来看，磋商过程中，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就其他参股股东股权收购时间由《收购意向书》中的签订股权收购合同前，一度修改为交接日前（18个版本的股权收购合同中均有体现，如第3.2条）；故在股权收购合同签订前，相应资产未剥离并不能认定为系导致股权收购合同未签订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大地管理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发送给曲尹墨的电子邮件中载明：“小股东股权如果清不掉，股权价格要打折”、“资产剥离完成作为股权变更的先决条件”，上述内容可以表明，因股权收购合同磋商过程中，曲尹墨与大地管理公司关于股权收购中的转让标的的交割时间等提出过与《收购意向书》不一致的内容，故大地管理公司结合相关情况作出了有别于《收购意向书》约定的拟转让金额的报价。综上，曲尹墨关于大地管理公司不按估值3.2亿元进行签约、构成违约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2018年4月19日后至2019年2月19日期间，大地管理公司与曲尹墨关于股权收购价格及股权收购合同条款未能协议一致，双方均未依据《收购意向书》第12.1条向对方明确表明终止本次收购。大地管理公司虽分别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形式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进行寻求协商，但未与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就解除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一方面，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不同意大地管理公司提出的解除《收购意向书》，且于2019年2月19日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的《的回函》中称，大地管理公司“函件所称内容，皆非意向书中规定的中止交易的条件，也不能得出交易不能继续或已终止的结论”，并表示希望与大地管理公司进行友好协商。另一方面，2018年11月20日，《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签订。依据通常交易做法，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对上海希映公司必定进行了尽职调查，本案审理中，虽然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代理人表示不清楚该尽职调查开始的时间，但即便按照尽职调查期为三个月来推论，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较大可能于2018年8月20日已经开展对上海希映公司的尽职调查。上海仁映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已经签订了将其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协议，故曲尹墨在明知《收购意向书》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仍持续向大地管理公司作出双方应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大地管理公司关于协商解除《收购意向书》的提议，明显属于不诚实信用的行为。在《收购意向书》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曲尹墨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收购意向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所述，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关于大地管理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的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关于其有权选择要求继续履行《收购意向书》且没收3200万元意向金作为大地管理公司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约定且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因曲尹墨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上海希映公司的73.8158%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行为属于根本性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收购意向书》目的无法实现，依据《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约定，大地管理公司有权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要求曲尹墨双倍返还意向金，上海希映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故大地管理公司关于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要求曲尹墨双倍返还意向金、上海希映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与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收购意向书》解除；二、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双倍返还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意向金共计6400万元；三、驳回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交2018年4月26日曲尹墨回复大地管理公司的法务人员陈涛的电子邮件（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就此出具公证书），用以证明：曲尹墨曾于2018年4月26日回复过大地管理公司法务陈涛2018年4月19日发来的电子邮件，曲尹墨表示陈涛提出的修订方案与之前的协商内容有很大出入，对于陈涛提出的意见，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均无法同意，建议当面沟通一下如何后续操作，但是大地管理公司没有回复。大地管理公司对公证书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电子邮件无原件且所做公证因未对电脑进行全面清洁而不准确。本院经审核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19年修正）》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依据该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6日，曲尹墨回复大地管理公司的法务人员陈涛于2018年4月19日发送的电子邮件，称：“非常不好意思，基于我们之前的意向，现在提出的主要修订有很大的出入。比如高岛屋项目原来是不扣减的，我们现在签不下来，嘉兴电影院我们由于交易时间拖的太长，下周开业，我认为已经有必要提高估值了。另外几点我们也肯定无法同意，实在抱歉，望理解。建议当面沟通一下如果（注：原文如此）后续操作”。另查，在一审审理期间，大地管理公司陈述陈涛称曲尹墨当时表示同意解除《收购意向书》并同意退还意向金，但需要等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合同签订了并支付了相应价款之后。再核，一审判决第11页倒数第8行起，将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出质情况表述为“曲尹墨通过其控股的上海仁映公司将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股权作价775.2万元、76万元分别质押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和重庆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有误，应为“曲尹墨通过其控股的上海仁映公司将持有的出资额为775.2万元、76万元的上海希映公司股权分别质押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和重庆红星美凯龙影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以下两点：1.《收购意向书》依据何种事由解除？2.意向金的性质？对于争议焦点一，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上诉称《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约定：“乙方尽调完成后，如甲方不同意乙方根据尽调结果调整后的最终转让价款金额的，则甲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收购，甲方向乙方退回已收意向金，双方互不再追究其他违约责任”，在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大地管理公司已于2018年4、5月份行使前述约定的解除权，故《收购意向书》已于2018年4、5月份解除。大地管理公司则称曲尹墨通过上海仁映公司将上海仁映公司持有的上海希映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该违约行为导致《收购意向书》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依据《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的约定，《收购意向书》解除，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应向大地管理公司双倍返还意向金。综上，两方的主要争议为《收购意向书》解除的合同依据。本院认为，《收购意向书》系鉴于“双方有意协调将标的公司的全部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有意受让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而达成，并存在意向金支付、违约责任等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条款，同时设置“转让标的”“转让价款、项目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以及“转让价款的支付”等与股权收购合同主要内容，即标的物名称、数量、价款等确定相关的条款，故《收购意向书》应属为本约股权收购合同的最终签署，保障双方善意磋商而订立的预约合同。《收购意向书》的订立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计磋商结果如何，即必须最终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一旦不签订则要承担双倍返还意向金或丧失意向金的违约责任。从已查明的事实看，从《收购意向书》签订后至2018年4月19日，双方均就股权收购合同的内容进行积极磋商。自2018年4月19日之后，双方均认可就股权转让价格未能达成合意。结合2018年6月1日上海希映公司向大地管理公司发送的《告知函》，2019年2月14日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发送的《关于DFC影院收购项目的通知函》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最迟于2018年6月1日，双方均已明确对股权转让价款未达成一致，且在2018年6月1日之后就股权收购事项基本不再磋商，大地管理公司向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提出过解除《收购意向书》并要求返还意向金。因此，《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均有权终止收购”的条件已最迟自2018年6月1日起成就，大地管理公司在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已通知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解除《收购意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依据前述约定，双方虽未就《收购意向书》的解除签订书面协议，但解除的意思表示已以口头方式作出，故《收购意向书》依据第12.1条的约定已解除。《收购意向书》第3.2.4条约定：“各方确认，若中影DFC影城由标的公司持有的51%的股权及DFC影城（金山店）项目均无法转让给乙方，且表3中其他标的项目中的一个或多个也无法转让给乙方，即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解除本意向书，甲方需将意向金双倍退还给乙方，标的公司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该条款出现在“3.2项目交易价值及扣减价值”项下，约定的是该次转让中必须转让的股权及项目，即前述标的物不可同时无法转让，与股权收购合同中受让标的物的类型与数量的约定相关，直接影响股权收购合同成立与否。在双方已因股权转让价款无法达成一致停止磋商，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后，一审法院以双方停止磋商后出现的曲尹墨另行转让涉案股权的事由，依据第3.2.4条的约定认定《收购意向书》的合同目的因股权另行转让无法实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予以纠正。综合前述，本案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为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在依据《收购意向书》第12.1条的约定应返还意向金却拒不返还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二，《收购意向书》约定了几种曲尹墨需要双倍返还意向金的情况，即在符合合同约定的双倍返还意向金的情况下，曲尹墨应双倍返还意向金。对于如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并未约定。本院认为，意向金的金额为3200万元，为拟转让价款金额3.2亿元的百分之十。《收购意向书》第3.2.4条与第12.1条中约定了双倍返还意向金及不予返还意向金的情形，且第3.1条中约定意向金在实际转让价款中进行抵扣。前述关于意向金的约定，使得意向金在保障股权收购合同订立方面具有定金属性。但在本案中，并不能得出只要曲尹墨违反《收购意向书》的约定，即双倍返还意向金的结论。结合合同约定，意向金实际为诚信缔约的保障，即出让方须有出让的诚意，出让标的具有出让的可能性且在双方就股权收购合同的核心条款经磋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双方均有诚信缔结合同的义务。在当事人恶意磋商而致使股权收购合同无法签订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丧失意向金或者双倍返还意向金的违约责任。因此，在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已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曲尹墨拒不返还意向金虽违反《收购意向书》第12.1条中关于返还意向金的约定，即“乙方尽调完成后，如甲方不同意乙方根据尽调结果调整后的最终转让价款金额的，则甲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收购，甲方向乙方退回已收意向金，双方互不再追究其他违约责任”，但其对于股权收购合同因转让价款无法达成一致而未签订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双倍返还意向金的违约责任。在《收购意向书》未对拒不返还意向金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本院结合意向金的性质、曲尹墨的违约情况、交易背景等因素，在大地管理公司诉讼请求的范围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认定曲尹墨在返还意向金的基础上，应另行向大地管理公司赔偿逾期付款损失，即以3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上海希映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曲尹墨、上海希映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3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63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曲尹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返还意向金32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32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三项中曲尹墨对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负有的债务向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61800元，由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1708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由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44720元（已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00900元，由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01800元，由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0360元（已交纳），由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614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本院）。大地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的保全费5000元，由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的保全费5000元，由曲尹墨、上海希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君审 判 员  王国才审 判 员  赵银豪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洪 靓书 记 员  赵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