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0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磊，男，1975年9月4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平，男，1969年9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才，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27号院29号楼406室。法定代表人：卢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全，男，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5号。法定代表人：毛轩，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韶艳，北京东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城建亚泰金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5号1幢一层109室。法定代表人：赵双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国才，北京市国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陆治霞，女，1972年3月3日出生。原审第三人：刘威，男，1978年8月20日出生。上诉人杨志磊因与被上诉人曹建平、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六建筑公司）、北京市石景山区园林绿化局（以下简称园林绿化局），原审第三人北京城建亚泰金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金安公司）、陆治霞、刘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7民初10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志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曹建平支付劳务分包合同款项336165.24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亚泰金安公司没有进行劳务施工，仅被用于签订虚假劳务分包合同、开具虚假劳务发票。曹建平和其控股的北京博轩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事实上的施工总承包方。一审法院对工程款结算及支付情况认定错误，未查清相关事实。杨志磊通过徐某先认识了曹建平，谈完合同后才认识了柯某。徐某找到杨志磊，说给杨志磊介绍个项目，并让杨志磊和曹建平洽谈。杨志磊承包劳务项目后，因十六建筑公司和亚泰金安公司均未实际施工，杨志磊好心帮助曹建平以及其施工总承包部做了大量与劳务无关的工作。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威和陆治霞是实际施工人。杨志磊与曹建平之间属于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劳务分包合同不能等同于建设工程合同，不等同于建设工程违法分包。劳务分包仅提供劳务和辅料，施工技术、施工材料等由曹建平承担。陆治霞和刘威在劳务作业管理过程中均没有实际投入资金、材料。陆治霞、刘威都不是实际施工人。三、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未实际支付劳务款为336165.24元，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曹建平其他未实际支付的劳务工程款，并判令支付给杨志磊。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曹**平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志磊的上诉请求。杨志磊在现场履行管理人职责不到一个月，曹建平将2万多劳务费给柯某后，柯某给了杨志磊。杨志磊未参与整个工程的施工，实际施工人是刘威和陆治霞，杨志磊已经与柯某将全部劳务工程款结清，实际施工人已经签字确认收到了工程款。十六建筑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志磊的上诉请求。十六建筑公司是总承包单位，与亚泰金安公司之间是合法劳务分包关系，与曹建平没有任何关系。园林绿化局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杨志磊的上诉请求。亚泰金安公司述称，与曹**平意见一致。陆治霞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杨志磊的上诉请求。刘威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杨志磊的上诉请求。杨志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曹建平立即向杨志磊支付劳务承包工程款3719925.37元及利息（从2020年7月30日起，按照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十六建筑公司、园林绿化局对曹建平所欠杨志磊的劳务承包工程款及违约金242600元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10月10日，园林绿化局（发包方）与十六建筑公司（承包方）签订《10处绿地内公厕及驿站建设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十六建筑公司承包10处绿地内公厕及驿站建设项目工程，承包范围为：10处绿地内公厕及驿站建的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室外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采暖工程。2019年10月24日，劳务作业发包人十六建筑公司与劳务作业承包人亚泰金安公司签订《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其中约定：十六建筑公司将涉案工程施工图纸和清单范围内室外工程、结构工程、装修工程、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等全部施工内容的劳务、中小型机械及辅材分包给亚泰金安公司；约定的劳务作业内容为：室外工程、结构工程、装修工程、建筑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等（含小型机械及辅材）均按照综合工日形式劳务分包；工程地点：石景山区10处服务建筑中，6处为公厕，4处为驿站；合同总价款4211240元（含增值税税额），开工日期2019年10月31日，竣工日期2020年2月29日，劳务作业人数40人。协议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度款的支付、结算等作出约定。另：2019年11月1日，甲方（曹建平承包项目部）与乙方杨志磊（承包人）签订《项目劳务分包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中标价345万元（不含税，其中模板木方乙方提供含13％税额的发票），甲方将涉案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图纸以及投标清单所约定的全部施工建筑结构内容的劳务及配套除土方、防水、钢筋、砼、砖外的包括模板等全部辅材、也包括所有的水电预埋，砂、石子、水泥甲方直接对材料商结算款项乙方承包额度内，此承包价格里面包括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费用、水电施工费用、所有办公费、所有工人等所有住宿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乙方所购材料应该做实验的检验实验费用，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装修部分在第一期完成后，另行签订装修承包协议。承包方式：在工程承包范围内的工程甲方以工程经营和劳务管理负责制的方式承包给乙方；本工程实行由乙方负责全面承包管理，依据公司与建设单位和甲方和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要求，实行乙方包工期、包材料、包质量及日常管理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自负盈亏，并履行公司与建设单位、甲方和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应履行的责权条款。曹建平提交日期为2019年11月1日，甲方为（曹建平承包项目部）、乙方为柯某、卫某云、徐某的《项目劳务分包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将中标价345万元（不含税，其中模板木方乙方提供含13％税额的发票），甲方将涉案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图纸以及投标清单所约定的全部施工建筑结构内容的劳务及配套除土方、防水、钢筋、砼、砖外的包括模板等全部辅材、也包括所有的水电预埋，砂、石子、水泥甲方直接对材料商结算款项算乙方承包额度内，此承包价格里面包括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费用、水电施工费用、所有办公费、所有工人等所有住宿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乙方所购材料应该做实验的检验实验费用，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装修部分在第一期完成后，另行签订装修承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因为目前是柯某牵头，卫某云、徐某、杨志磊配合柯某谈定的劳务施工，经双方协定：此项目柯某为主第一责任人，其他三人：卫某云、徐某、杨志磊为第二责任人；此项目因工期紧张，所有责任人必须长居工地配合协调各项工作，如有相关人员长期不在场或不及时处理现场各项工作，甲方认为该责任人自动放弃合作权利并甲方有责任解除其该责任人合作的权利，并追究其导致各项责任和赔偿各项损失。另，柯某、徐某、卫某云共同签署解除杨志磊劳务分承包合伙人资格的声明一份，其中载明：2019年11月1日，柯某、卫某云、徐某、杨志磊四人与甲方曹建平项目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该项目于2019年11月3日正式进场施工，经合伙人内部分工，柯某和卫某云主要负责六处公厕施工，杨志磊和徐某主要负责四处驿站施工。工作期间，杨志磊不能深入生产一线，主管的驿站施工质量抓不好，施工进度跟不上，给合伙人造成很大损失。杨志磊在没有投资分文情况下，反而借办事名义，借走项目资金20686元不还。2019年11月30日，杨志磊在未与甲方及其他合伙人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离岗，置工地不管不顾，其他合伙人多次打电话也不接，认为杨志磊已经无条件自动放弃合伙人资格，一致同意解除与杨志磊该项目的合伙关系，该项目的盈亏与杨志磊无任何关系。2019年11月4日，甲方杨志磊分包项目部与乙方陆治霞签订《劳务分包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将涉案工程中驿站1园林管理公厕、驿站2驿站式公厕、驿站3驿站式公厕、驿站4水务管理公厕项目转包给乙方，中标价630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结算款项时需提供材料及劳务发票），此单价不包含屋面瓦、墙面砖、吊顶、外墙。2019年11月22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后陆治霞为方便结算让柯某在其所持《劳务分包协议书》中发包人处签上柯某的名字。2020年1月20日，陆治霞向柯某出具收条：今收到1-4号驿站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元月20日工程款1216000元，包括段国军工资。对此，陆治霞陈述称，涉案劳务承包协议系与杨志磊签订，协议签订后，因柯某负责施工现场管理，其追着柯某在劳务分包合同上签的字，以方便找柯某进行结算，最后委托其爱人康某与柯某进行了结算。2019年11月4日，甲方杨志磊分包项目部与乙方董文杰签订《劳务分包协议书》，其中约定：甲方将涉案工程中的金中阳光森林公园公厕、松林南公厕、旺景公园公厕、小青山公园公厕、新安公园东侧公厕、新安公园西侧公厕项目劳务转包给董文杰（中标价700元／平方米，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杨志磊陈述称，该劳务分包协议签订后，董文杰并未实际施工，董文杰又通过其他人员介绍将工程再次转包，该部分劳务工程最后由刘威实际完成施工。对此，刘威陈述称，杨志磊曾找其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因价格太低双方没有签成协议，后刘威自柯某处承包了该部分工程，并与柯某进行了结算；刘威与董文杰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协议。2020年7月1日，刘威与柯某、贺某签署《六个公厕项目》结算单，其中载明结算金额合计1030380元。刘威在该结算单上签署完全认可，账已结完。同日，刘威出具收条，其中载明：2019年至2020年十处绿地公厕项目共计发放工资1030380元整。庭审中，刘威对曹建平提交的刘威书写的工资及工程款的收条均不持异议。2020年7月29日，曹建平与柯某、卫某云、徐某签订十处绿地驿站及公厕劳务结算协议，载明：结算金额3719925.37元。2020年8月8日，柯某、卫某云、徐某向曹建平出具收条（注：附网上银行转账电子回单打印件28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43份），其中载明：收到曹建平、王立智、李慢等人转入资金共计4065000元。此款系曹建平预付柯某等人石景山区10处绿地内公厕及驿站建设项目劳务分包合同款。其后，徐某、柯某、卫某云向曹建平出具证明一份，其中载明：由柯某、卫某云、徐某、杨志磊四人组成联合班组曹建平商谈10处绿地内公厕及驿站建设项目的劳务班组施工的所有施工项的账务已经全部结算完毕，并曹建平所有施工班组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同时为了维持稳定和确保工人工资全部支付，由于柯某、卫某云、徐某、杨志磊施工班组管理不善导致的超额结算部分的款项也由曹建平已全部垫付，除此外双方无任何其他债务。2020年8月8日，陆治霞向其配偶康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康某就10处绿地内驿站公厕项目劳务费结算事宜。后康某与贺某、柯某签订“十处绿地驿站劳务结算”，其中约定：双方结算总金额1293298.76元。康某在计算单上签署同意以上结算，以后再无争议。陆治霞另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石景山绿地四个驿站劳务分包工程尾款21万元，所有账务柯某已全部结清，再无争议。杨志磊提交的十六建筑公司项目部冬期施工方案冬施领导小组材料中载明：总负责人：项目经理为郝建国，技术负责人：项目总工为杨志磊，现场负责人：生产经理，生产副经理为柯工，安全员为徐某，物资负责人：物资部经理，物资部副经理为贺某。杨志磊提交的2019年11月28日与十六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徐胜国录音资料中载明：徐胜国询问杨志磊四号驿站钢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杨志磊回答：不太清楚，这个事就不再参与现场管理了，因为曹建平与其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外部的事需要协调就帮忙协调，现场的事跟柯经理沟通、问柯经理就行，就不过问现场的事了。杨志磊提交的与康某之间的2020年7月17日微信往来载明：康某向杨志磊询问：现在账也不知道，电话也不接，不知道杨志磊是什么意思，如再这样下去就去劳动局仲裁，希望杨志磊面对康某。2020年7月25日，康某向杨志磊发送了工程量结算单。再查明：2019年11月29日，十六建筑公司向监理公司提出工程预付申报表，其中载明：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已完成施工总承包签订工作，建设单位应在2019年12月15日前支付工程款预付款5526710.96元，请予以审批。监理单位及园林绿化局盖章审批同意。2020年9月21日，亚泰金安公司向十六建筑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其中载明：十六建筑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并按工程进度支付了应支付的工程款，不存在未按工程进度付款或拖欠工程款的情形。2020年9月25日，十六建筑公司向园林绿化局开具情况说明，园林绿化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并按工程进度支付了应该支付的工程款，不存在未按工程进度付款或拖欠工程款的情形。庭审中，曹建平、亚泰金安公司及第三人陆治霞、刘威均共同认可：陆治霞、刘威系涉案劳务工程的最终实际施工人。杨志磊亦明确认可其本人没有施工，劳务工程最后实际施工人为陆治霞和刘威。杨志磊提交的其书写的有关事件过程载明：2019年10月31日，曹建平让杨志磊、柯某、徐某、卫某云开会，具体工作分工为：杨志磊负责整体协调、柯某负责公厕和驿站土建部分、卫某云负责财务、徐某负责后勤保障。会后曹建平将协议打印签字后，交给杨志磊和徐某。当时曹建平建议杨志磊给柯某合伙，柯某提出让卫某云作为合伙人，不让徐某作为合伙人，只给徐某介绍费，杨志磊提出卫某云作为合伙人，徐某也必须是合伙人，但柯某不同意，后柯某让卫某云将徐某手中的协议骗走，合伙事宜未再继续谈。此后杨志磊与陆治霞、董文杰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庭审中，杨志磊陈述称：对曹建平与柯某等所签署的十处绿地驿站及公厕劳务结算协议载明的结算金额合计3719925.37元无异议，杨志磊系自曹建平处承包了涉案劳务工程，后将劳务工程转包给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尽管杨志磊没有施工资质，不是实际施工人，但按照合同约定应由曹建平与杨志磊结算，再由杨志磊与陆治霞和刘威进行结算，曹建平等不应当将结算的工程款直接支付给陆治霞和刘威，而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给杨志磊，故请求曹建平将已结算的3719925.37元款项支付给杨志磊，园林绿化局、十六建筑公司在欠付款项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园林绿化局陈述称：涉案劳务工程系通过招投标的公益工程项目，园林绿化局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总承包人十六建筑公司，十六建筑公司将劳务部分工程分包给亚泰金安公司，不清楚之后工程的转包及分包情况。曹建平陈述称：其与亚泰金安公司系内部承包合同关系，亚泰金安公司承包涉案劳务工程后，并未实际施工，后曹建平以自己名义将劳务工程又转包给柯某、杨志磊、徐某、卫某云四人，该四人亦未实际施工，又再次进行了转包。杨志磊申请的证人康某到庭陈述称：陆治霞是其配偶，两人没有施工资质，四个驿站劳务工程是从杨志磊处承包，是康某自己进行的施工；贺某在现场一起与柯某管事，是柯某聘请的人员，柯某一直在现场负责管理和指挥，杨志磊很多时候在外地，其找杨志磊很多次都没有结算下来，找柯某也没有结算下来，后经曹建平调解，康某才与柯某进行了结算，已经结算的钱柯某都给了。杨志磊申请的证人徐某到庭陈述称：关于涉案劳务工程，曹建平找到徐某并介绍了柯某、贺某，徐某找到杨志磊进行合作，徐某跟着杨志磊、柯某一起干的工程，徐某负责后勤，柯某负责抓生产、也参与施工，杨志磊负责驿站；2019年4月1日柯某、卫某云、徐某签订合同前在咖啡馆商量过，商量之后签订的合同，杨志磊前期在现场待过，后期少点。上述劳务分包协议、解除杨志磊资格声明、十处绿地驿站及公厕劳务结算协议、收条等均系其本人签字，涉案劳务工程施工混乱，但最终实际施工人是陆治霞和刘威。庭后，徐某提交的书面证言中载明：2019年11月1日与曹建平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中，仅有徐某一人签字，该协议被卫某云拿走了。其在施工场地干了八个月，至今没拿到工资，柯某说项目赔钱了。其中，柯某与贺某签署的劳务分包协议系虚假合同，2020年9月12日，其在曹建平所持的劳务分包协议、补充协议及声明、结算协议上签的字，协议日期为倒签，并声明其签字均无效作废。曹建平申请的证人柯某到庭陈述称：就涉案劳务工程其联系到曹建平，并联系了卫某云、徐某，徐某找了杨志磊，四人协商合作后进行了分工，柯某负责生产、是承包人之一，卫某云负责财务、徐某负责后勤、杨志磊负责外务，商定后杨志磊拿走一份曹建平签字的合同，但没有拿回来，一个月后杨志磊离开了现场，陆治霞和刘威是劳务工程的最终实际施工人。曹建平申请的证人卫某云到庭陈述称：曹建平与卫某云、柯某、杨志磊、徐某签署了涉案劳务工程分包协议，其与杨志磊系合作伙伴，其负责财务，签合同时杨志磊拿走一份曹建平签字劳务合同，但没有拿回来。其中柯某负责现场、徐某负责采购，杨志磊负责外务，四人与发包人曹建平结算后，与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和刘威进行了结算，结算款支付给了陆治霞和刘威，此二人是劳务工程人力、物力等实际投入人员，杨志磊没有实际施工。曹建平申请的证人贺某到庭陈述称：其负责涉案劳务工程的现场，实际施工人是陆治霞和刘威，其代表卫某云与康某签署的结算协议，与刘威之间不存在书面合同及结算协议。诉讼中，杨志磊对曹建平提交的劳务分包协议书、补充协议等签字的书写时间申请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涉案劳务分包协议效力问题；二是劳务作业工程实际施工人及权利保护问题；三是杨志磊基于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再次主张已结算工程款能否成立问题。一、关于涉案劳务分包协议效力问题。根据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的建设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据此，劳务作业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劳务分包的承包人不能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或转包。劳务分包单位承包劳务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再分包或将承包的劳务工程肢解后以分包名义转给其他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企业或个人的，构成违法分包或转包，劳务分包或转包协议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整体工程系通过招投标承包具有公益性质的项目工程，十六建筑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总承包单位将其中劳务作业分包给亚泰金安公司，亚泰金安公司承包案涉工程后未进行劳务作业，而是又以“内部承包”形式转包给曹建平，曹建平承包案涉工程后又进行了违法转包。曹建平与杨志磊及徐某、柯某、卫某云就案涉劳务作业工程虽分别签署了劳务承包协议，但因违法转包、分包人均不具备劳务作业施工资质，故曹建平与杨志磊以及曹建平与柯某、卫某云、徐某之间、杨志磊与陆治霞之间等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均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均属无效协议。二、关于案涉劳务作业工程实际施工人及权利保护问题。首先，结合法律及相关规定，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最终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主体。实际施工人作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承包人，即违法的专业工程分包和劳务作业分包合同的承包人、转承包人、借用资质的施工人（挂靠施工人）；建设工程经数次转包的，实际施工人应当是最终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人合伙、包工头等民事主体。本案中，杨志磊认可并未实际施工，且各方均一致认可，案涉劳务作业实际施工主体为第三人陆治霞和刘威。故法院认定第三人即陆治霞和刘威系案涉劳务作业工程实际施工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多层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情况下，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追加各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各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以及实际施工人之间欠付工程款数额的基础上确定发包人应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的责任。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的范围应当以各方当事人欠付的工程款价款数额为限。据此，对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提出价款给付主张并已完成结算的，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就同一标的的工程价款再次提出权利主张的，基于实际施工人的价款请求权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价款请求权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对此应予一并处理。本案中，曹建平与柯某等已签署了结算协议，而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与违法转包人柯某等亦已签署结算协议并支付了劳务价款。现杨志磊就同一标的劳务工程及结算价款向发包人曹建平等被告再次提出价款给付主张，故为便于查清案件事实，结清各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依职权追加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最后，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既依据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也依据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发包人对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已经完成结算并支付全部价款后，实际施工人又就同一债权请求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履行结算价款支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以避免实际施工人就同一债权双重受偿。而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结算价款给付义务责任后，发包人对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的债务以及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对实际施工人等各方当事人之间工程价款债权债务相应部分应予消灭。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另行起诉请求发包人给付已结算工程价款的，对于发包人已经向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部分亦应不再予以支持，以避免发包人就同一债务的双重给付。本案中，发包方园林绿化局已与总承包人十六建筑公司结算并支付并完毕工程款，十六建筑公司与劳务承包人亚泰金安公司亦完成结算并支付完毕劳务工程款。杨志磊认可曹建平与柯某、卫某云、徐某签署的结算协议及结算的金额。现有证据也表明曹建平向柯某等已支付了结算款项，且柯某等亦与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完成结算并支付相应款项。因此，在园林绿化局、十六建筑公司、曹建平向后手承包人及实际施工人完成结算并已支付全部工程价款的前提下，杨志磊对于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的价款给付义务亦应相应消灭。为避免发包人就同一债务的双重给付责任，杨志磊对于发包人曹建平等已经向实际施工人支付的款项，不享有再次请求支付已结算价款的权利基础。三、杨志磊基于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再次主张已结算工程款能否成立问题。首先，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具有相对性，通常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行使债权。但是，在建设工程领域，基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特殊性，不仅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还涉及其他主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建筑领域存在的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建筑工人权益的目的，突破债的相对性，法律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人、违法转包人主张权利。本案中，尽管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与发包人亚泰金安公司、违法转包人曹建平、柯某等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或者名义上的合同关系，但是，鉴于陆治霞、刘威实际进行了劳务作业施工建设，其人工、机械及投入的资金已经物化为建设工程，陆治霞和刘威已经全面履行了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并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无效劳务分包协议项下实际履行劳务作业承包人义务的主体。而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前提下，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就工程价款签署结算协议的，该结算协议能够作为发包人支付工程价款的依据。因此，曹建平与柯某等以及柯某与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达成结算协议并支付价款并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根据法律规定，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有权依据其与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的转包或者分包关系，请求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支付相应工程价款的权利。因此，在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未能与杨志磊签署结算协议前提下，陆治霞、刘威享有向杨志磊以及前手的违法转包人、发包人主张相应价款的权利。其次，承包人基于合同相对性依据无效的建设施工合同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发包人有证据证明有正当理由与分包人、实际施工人完成结算并支付完毕工程价款的，对承包人的主张，应不予支持。本案中，杨志磊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并依据与曹建平之间劳务分包协议向曹建平主张工程价款。但是，根据证人证言、各方相关陈述意见并结合现有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杨志磊虽与曹建平签署了劳务分包协议，但确实存在其与柯某等共同分工组织施工的事实，其中柯某、贺某系施工现场负责管理指挥人员。此外，根据杨志磊提交的其与十六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徐胜国对话录音资料，亦可以证实在施工过程中杨志磊不再参与、过问施工现场的管理，而是将相应事宜均交由柯某负责。根据杨志磊提交的其与康某之间的微信记录以及陆治霞、证人康某的陈述，可证实陆治霞完成施工后因多次找杨志磊结算未果，最终才与施工现场负责人柯某等完成结算。据此，在杨志磊将现场管理事宜交由柯某负责，其不再参与现场管理事务且亦不能与实际施工人达成结算时，曹建平与柯某等签署结算协议并由柯某等与实际施工人完成结算并支付结算款项，具有正当事由。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前提下，各方签署的结算协议以及支付工程价款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因此，杨志磊基于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曹建平等再次主张已结算的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杨志磊与董文杰虽订有劳务分包协议，但杨志磊认可董文杰并未实际施工，且实际施工人刘威认可其自柯某处承包工程并签署了结算协议，刘威与董文杰及杨志磊之间并不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因此，曹建平、实际施工人刘威有正当事由与现场管理的负责人或实际承包人柯某等签署结算协议并支付价款。杨志磊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证实转包人曹建平与实际施工人、柯某等存在恶意串通以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事实。综上，关于杨志磊请求曹建平支付劳务承包工程款、利息并园林绿化局、十六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及违约金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诉讼中，杨志磊申请对曹建平提交的有关证据上签字时间进行鉴定，因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具有关联性，与证明待证事实亦无意义，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志磊的全部诉讼请求。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杨志磊提交2021年3月2日由刘威、杨志磊、徐某等人签字的未结算款项明细表一份，并申请证人徐某、蒋某出庭作证，徐某陈述称其在2020年9月12日补签的协议违背其意愿，其在一审开庭时的陈述虚假；蒋某陈述称其在2019年11月经杨志磊介绍，在永引渠工地干了七天，但柯某拒绝结算。刘威二审中陈述称其与柯某、曹建平没有进行结算，其在一审中关于工程款已结算的陈述虚假。徐某、刘威虽在二审中否认其二人在一审时的证言、陈述，但均无相应证据支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关于曹建平与杨志磊以及曹建平与柯某、卫某云、徐某之间、杨志磊与陆治霞之间等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属无效协议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志磊上诉主张其与曹建平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合同关系，并要求曹建平支付工程款，经查，虽曹建平与杨志磊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了《项目劳务分包协议书》，但根据杨志磊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可查明杨志磊在施工过程中将现场管理事宜交由柯某负责，其不再参与现场管理事务，亦未与实际施工人进行结算。杨志磊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审法院关于陆治霞、刘威为实际施工人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虽陆治霞、刘威否认其在一审中的陈述，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其二人签署的结算协议。因曹建平与柯某等已签署了结算协议，而实际施工人陆治霞、刘威与违法转包人柯某等亦已签署结算协议并支付了劳务价款，杨志磊就同一标的劳务工程及结算价款向曹建平主张工程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杨志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42元，由杨志磊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秋燕审 判 员 刘 磊审 判 员 赵 蕾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王 梦书 记 员 马子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