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5民终39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女，196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淑元（系刘某1丈夫），住重庆市沙坪坝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0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原审被告：刘某3，女，1953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原审被告：刘某4，男，1966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原审被告：龚某，男，197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大渡口区。上诉人刘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原审被告刘某3、刘某4、龚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3民初150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淑元，被上诉人刘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刘某自2013年8月28日起跟随上诉人生活，但上诉人居住条件有限，故租房照顾父亲刘某，租房时间18个月，租金共计27000元。后刘某于2014年12月27日去刘某2处小住，并未提及《赡养老人协议》无效，且上诉人直到2019年11月28日开庭时才知道父亲刘某留有遗嘱。刘某2要求支付的30000元，已于2013年8月至2015年2月根据《赡养老人协议》，用于租房等生活开支，刘某1在此期间对刘某的工资及结余予以支配是合理合法的，故不存在支付刘某230000元一说。因此，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依法予以改判。刘某2辩称，刘某1没有权利支配父亲的存款，父亲在刘某1家住了一年四个月，没有生病住院，生活还自理，刘某1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3、刘某4、龚某未作陈述。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某1返还应由原告继承的刘某银行存款50000元（含刘某之妻抚恤金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被继承人刘某与案外人何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结婚，生育女儿两人即被告刘某3和案外人刘某5。20世纪50年代，刘某与何某离婚后，又与案外人王某结婚，并生育子女三人即原告和被告刘某1、刘某4。2003年8月至2013年8月，刘某、王某跟随原告生活。期间，王某于2013年7月23日去世。2013年8月17日，原告和被告刘某1、刘某3、刘某4达成《赡养老人协议》，确认经刘某同意，从2013年9月1日起，刘某1赡养刘某，刘某的工资和积余由刘某1支配；刘某因重大疾病发生的费用由子女平均负担。该协议由刘某的姐姐刘某6、刘某7见证。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12月27日，刘某随被告刘某1生活。2014年12月28日开始，刘某跟随原告生活。2015年2月8日，刘某手书遗嘱一份，其在遗嘱中称待其去世后，由原告料理后事，养老金、结余的存款和现金由原告继承，刘某1扣留了30000元的存折和王某的抚恤金20000元。2015年5月10日，刘某书写《生前遗嘱》，其在该遗嘱中声称刘某1在领取王某抚恤金时，接管了该笔款项20000元，同时扣留了存折中的30000元和绩效工资5000元。刘某还在《生前遗嘱》中陈述其主要开支包括日常生活费用、自费药费用、保健品费用、给孙辈压岁钱、走亲访友的礼金。2018年11月3日，刘某在张太平、熊昌素、李永兰等人的见证下，由余方群代书遗嘱一份，刘某在该遗嘱中称其向被告刘某1交付了20000元现金（王某的抚恤金）和30000万元的存折；其回到原告家中居住时，刘某1未将上述款项50000元和工资卡交付给刘某；待其去世后，原告使用上述款项50000元处理后事，剩余部分由原告继承。2019年3月10日，刘某因病去世。被告刘某1未向原告支付款项用于处理刘某的后事。另查明，刘某5与其夫生育儿子即被告龚某，二人先于其父刘某去世。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15日的领条显示，刘某于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中心小学财务室领取了王某的抚恤金19910元。刘某账号为6214XXXX********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显示，截止至2013年8月21日，账户余额1074.06元；2013年9月2日，工资3424.2元进账后，账户余额4498.26元；2013年9月2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账户收入17175.67元、账户支出14788.64元；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1日（查询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账户的收入45119.74元、支出48510元。再查明，2013年度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7123.8元。2014年度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8279.49元。庭审中，原告认为诉讼标的物中的20000元系王某的抚恤金，应由刘某和五个子女平均分配，刘某的份额由原告继承。被告刘某1确认收到刘某交付的30000元定期存折，并于2013年9月15日将30000元取出；刘某跟随其生活期间，代为保管刘某的工资卡。被告刘某1还陈述虽然陪同刘某领取王某的抚恤金，但刘某领款后将抚恤金放入自己携带的包中，嗣后亦未交由其保管。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收入、房屋等财产”，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第十七条二款“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之规定，本案中刘某于2015年2月8日自书遗嘱，又于2018年11月3日在张太平、熊昌素、李永兰等人的见证下，由余方群代书的遗嘱，以上遗嘱分别符合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法律要件。在自书遗嘱中，刘某表示养老金、结余的存款和现金由原告继承。在代书遗嘱中，刘某又表示定期存折中上述款项50000元由刘某2用于处理后事，剩余部分由其继承；故在被告刘某1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为刘某丧葬事宜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刘某去世后的存款应由原告继承。原告认为刘某1确认收到刘某30000元的定期存折，该30000元由原告继承后，刘某1应向其支付；被告刘某1却抗辩称该笔款项已用于支付刘某的生活开支；为此，被告刘某1应举示证据证明前述抗辩意见。根据《赡养老人协议》的约定，在刘某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刘某1对刘某工资和积蓄享有支配权；虽然刘某未在该协议上签名，但协议是原、被告在刘某姊妹的见证下协商达成，原告亦认可该协议经刘某同意，而且刘某实际也跟随刘某1生活，并将30000元的银行存折、工资卡等物品交由刘某1管理；故有理由相信刘某同意在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刘某1对其工资和积蓄享有支配权。虽然刘某1有权对刘某的工资、积蓄予以管理和使用，但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合理使用刘某的工资和积蓄。刘某1陈述其在外租赁房屋照顾刘某，被告刘某3、刘某4对此亦予以认可，故有理由认为刘某1租房照顾刘某具有高度盖然性。从现有证据分析，刘某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其工资账户支出为63298.64元（14788.64元+48510元）。若按照刘某1的陈述，定期存折中的30000元已用于刘某的生活开支；那么，刘某在跟随其生活期间的支出为93298.64元。但是，刘某1现未能举示证据证明刘某跟随其生活期间，刘某工资、积蓄支出的用途和具体数额，故应承担举证不能不利法律后果。根据2013年度、2014年度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结合原、被告就刘某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无其他大额支出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刘某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的消费性支出为23987.42元（17123.8元÷12×4＋18279.49元）；再考虑到刘某在代书遗嘱中表示日常支出还包括自费药品费用、走亲访友的礼金、给孙辈的压岁钱等项目，故一审法院酌情在其消费支出23987.42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0元认定刘某跟随刘某1生活期间的支出；但此金额53987.42元仍小于前述的93298.64元。为此，刘某1未能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定期存折中的30000元已用刘某的生活支出；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刘某1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刘某1支付刘某1从定期存折中取出的30000元，其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王某抚恤金2000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死亡抚恤金是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自然人死亡后，给予死者家属的慰问金，具有精神抚慰性质；并非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不属于遗产范畴。原告主张分割存放在刘某1处的王某抚恤金，但原告对此举示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该抚恤金存放于刘某1处，而且刘某1亦未承认其代管了该抚恤金。故一审法院对该笔抚恤金的下落存疑，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某2支付由其保管的刘某积蓄30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本院减半收取525元，由原告刘某2负担250元（已交纳），被告刘某1负担275元（此款已由原告刘某2垫付，被告刘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迳付原告刘某2，本院预收的案件受理费不作清退）。二审中，上诉人刘某1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租赁合同一份，银行卡号一张，业务存款回单两张，收据两张，拟证明上诉人确实用本案争议的3万元支付了房屋租金。经质证，被上诉人刘某2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协议中说这3万元是父亲有重大疾病才能用，那时父亲并没有重大疾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继承人刘某于2013年8月28日至2014年12月27日期间跟随上诉人刘某1生活，在此期间刘某的工资账户由刘某1管理支配，该账户在此期间共支出63298.64元，现即使刘某1举示的租房证据属实，房租费用也仅为1500元每月，结合刘某在此期间并无其他大额支出的情况，刘某1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刘某账户中支出的63298.64元费用不能满足日常开支及租金支出，故本院对刘某1关于争议的3万元已用于支付房屋租金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因此，一审判决刘某1向刘某2支付由其保管的刘某积蓄3万元正确。综上，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兴芸审判员  倪洪杰审判员  芦明玉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