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京03行终3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德萍，女，1965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一审原告）杨珺，女，1989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56号。法定代表人吴熙盛，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华，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崔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杨宇，男，198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诉人王德萍、杨珺因诉被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朝阳区征收办）不依法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8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德萍、杨珺，被上诉人朝阳区征收办的委托代理人张华、崔猛，被上诉人杨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3月12日，杨增利作为被征收人（协议乙方）签订协议编号为×××《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朝阳区房征中心）为《补充协议一》载明的征收人（协议甲方），其中“一、产权调换房屋的确定及结算单价”中约定：被征收人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并确认拟登记权利人信息为：1.某1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建筑面积85.14平方米，二居室，结算价款553410元，拟登记权利人为王德萍；2.某2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建筑面积85.6平方米，二居室，结算价款1321150.4元，拟登记权利人为杨珺。按照补偿协议的约定，甲方应从乙方补偿款中扣除产权调换房屋结算价款1874560.4元。在“三、征收补偿款结算”中约定：根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甲方在扣除乙方产权调换房屋购房款及房改售房款或被征收房屋重置成新价后应向乙方支付剩余征收补偿款（包括补偿、补助、奖励）合计1630775.2元，在《补偿协议》生效后支付给乙方。《补充协议一》还对征收补偿款确定，搬迁期限，协议生效、变更及解除等事项进行约定。杨增利在《补充协议一》的乙方处签字、摁手印，日期处填写为2017年3月12日；甲方盖章和日期处均为空白。王德萍、杨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第1.1项将某1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立即交付王德萍并协助其办理该房屋登记事项；2.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第1.2项将某2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立即交付杨珺并协助其办理该房屋登记事项；3.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第3项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剩余补偿款1630775.2元立即支付给王德萍、杨珺。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杨增利系杨占增之弟，杨宇系杨占增之子。杨增利与王德萍系夫妻关系，杨珺系二人之女。杨占增于2015年8月13日去世，杨增利于2017年3月25日去世。被征收房屋的同一户籍人口分别为杨增利、杨占增、杨宇，其中户主为杨占增。2000年10月31日，杨占增与原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建外大街管理所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杨占增承租被征收房屋，总使用面积为33平方米，其中居室24.5平方米，租期自2000年4月1日开始。2016年11月17日，杨增利与朝阳区房征中心签订京朝16-永安里-预-××《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补协议》），主要约定内容为：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人口1册3人，分别为杨占增、杨宇、杨增利；被征收人自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除另行在补充协议中确定的补偿、补助、奖励金额外，本协议确定的补偿、补助、奖励金额合计3369058.6元；双方对产权调换原则，结算，搬迁期限，付款期限、方式，协议生效、变更或解除等进行约定。杨增利在上述协议的乙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摁手印，日期处填写为2016年11月17日；甲方盖章和日期处均为空白。2017年2月16日，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指挥部作出编号为京朝16-永安里-选房××号《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选房确认单》，主要内容为：被征收人为杨占增，被征收家庭于2017年2月16日10时38分参加永安里旧城改建项目选房，选房结果为：某1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二居房屋、建筑面积85.14平方米、购房款553410元，某2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二居室房屋，建筑面积85.6平方米，购房款1321150.4元。2017年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朝阳区政府）发布朝政房征字〔2017〕1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决定》），主要内容为：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于2016年10月26日9时起进行预签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工作，截至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预签征收补偿协议比例超过85%，达到了项目预签征收补偿协议生效条件。依据相关规定，朝阳区政府决定对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项目正式签约期限自2017年2月25日9时至2017年3月26日中午12时止，正式签约期限为30天。在预签协议期限内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书已生效，已在预签协议期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被征收人，应当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的被征收人，应当在正式签约期限内与朝阳区房征事务中心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正式签约期限内的征收补偿方案与预签协议期限内的征收补偿方案一致。2017年3月12日，杨增利作为被征收人与朝阳区房征中心作为征收人签订了涉诉《补充协议一》。2017年6月10日，王德萍、杨珺将被征收房屋交付拆除公司。2018年12月8日，杨宇作为被征收人（协议乙方）与朝阳区房征中心作为征收人（协议甲方）签订一份协议编号为京朝16-永安里-外-××《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为：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人口1册1人，分别是杨宇；被征收人自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除另行在补充协议中确定的补偿、补助金额外，本协议确定的补偿、补助金额合计3304909.6元；双方对产权调换原则、结算、搬迁期限、付款期限和方式、协议生效、变更或解除等进行约定。杨宇在上述协议的乙方处签字、摁手印，日期处填写为2018年12月8日；甲方盖章和日期处均为空白。2018年12月12日，杨宇作为被征收人（协议乙方）与朝阳区房征中心作为征收人（协议甲方）签订一份协议编号为×××《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主要约定：被征收人自愿选择产权调换房屋并确认拟登记权利人信息为：1.某1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建筑面积80.28平方米，二居室，结算价款512820元，拟登记权利人为杨宇；2.某2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建筑面积84.04平方米，二居室，结算价款1297073.35元，拟登记权利人为杨宇；协议中对于征收补偿款结算，搬迁期限，协议生效、变更或解除等事项进行约定。杨宇在上述协议的乙方处签字、摁手印，日期处填写为2018年12月12日；甲方盖章和日期处均为空白。王德萍、杨珺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2019年2月27日，朝阳区法院作出（2019）京0105行初6号行政裁定，认为王德萍、杨珺要求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中的内容，但《补充协议一》只有杨增利一方签字，朝阳区征收办未签字盖章，因此《补充协议一》因一方未签字盖章属未生效协议。合同的履行应当以合同成立生效为前提，现王德萍、杨珺径行要求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不具有相应的事实根据。故裁定驳回王德萍、杨珺的起诉。王德萍、杨珺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8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3行终556号行政裁定，认为本案中王德萍、杨珺要求履行的《补充协议一》中虽然没有朝阳区征收办的盖章，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合同在签字盖章之前并非一律不成立生效。一审法院在未对杨增利一方是否履行了《补充协议一》确定的主要义务并经对方接受进行审查的情况下，仅以朝阳区征收办未在该协议中盖章，该协议尚未成立生效为由裁定驳回王德萍、杨珺的起诉不当，裁定：一、撤销（2019）京0105行初6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朝阳区法院继续审理。另查，王德萍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房屋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北里某号楼某号，总使用面积为44.7平方米，租期自2017年7月1日起。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11]27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为本区县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因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订立的行政协议发生纠纷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朝阳区征收办作为本市朝阳区的房屋征收部门，具有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为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王德萍、杨珺认为朝阳区征收办未依约履行杨增利于2017年3月12日签字的《补充协议一》，要求朝阳区征收办继续履行《补充协议一》中的约定事项，因该《补充协议一》中仅有杨增利一人签字，故《补充协议一》是否属于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是判断协议能否继续履行的基础。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一》在性质上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征收房屋属于承租公房，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的规定，公房的征收补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房承租人愿意按照房改政策购买所承租公房的，应当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购买，房屋所有权人应当配合做好售房工作。购房后公房承租人作为被征收人与区、县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二是公房承租人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未能按照房改政策购买所承租公房且与房屋所有权人未协商一致的，区、县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所有权人按照重置成新价款进行补偿，对公房承租人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房屋价值补偿总额扣除房屋重置成新价款后的部分进行补偿，由区、县房屋征收部门分别与房屋所有权人和公房承租人签订补偿协议；公房承租人也可以按照征收补偿方案选择房屋安置，取得的补偿款与房屋安置的购房款之间的差额由公房承租人承担。本案被征收房屋的原承租人杨占增已去世，此后未依法定程序变更公房承租人，在《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订立时，被征收房屋的同一户籍人员除杨增利外还有杨宇，因此，只有在确认具备继续承租被征收房屋资格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被征收人就被征收房屋签订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在杨增利作为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杨宇作为被征收房屋的同一户籍人员，《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签字前未征询杨宇意见，杨宇事后对此也不予追认，存在无效处分的情形，杨增利单方在《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签字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因此，上述协议的签订严重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侵害了杨宇的相应利益，《补充协议一》应属无效的行政协议。经一审法院释明，王德萍、杨珺坚持其诉讼请求，故对于王德萍、杨珺基于继续履行《补充协议一》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德萍、杨珺的诉讼请求。王德萍、杨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上诉人认为本案焦点在于：（1）涉案承租公房改建中，杨增利是否具备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2）杨增利是否对承租的涉案公房旧城区改造中所涉及的补偿权益具有份额；（3）涉案承租公房因改建补偿的权益始于旧城区改造（2016年10月）还是始于被征收主体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生效之时；上诉人认为，以上焦点于一审庭审中，法庭未加以查明。自2016年10月杨增利承租的公房，在旧城改造之时其就已具有了补偿利益。理由在于：（1）涉案承租的公房在册人口3人，为杨占增、杨宇、杨增利。其中杨占增2015年去世，则改造之时被征收主体只有杨增利、杨宇；（2）被上诉人也认可杨增利具备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故从2016年10月与杨增利预签补偿协议，及在2017年3月与其签订补偿协议；（3）杨增利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接受征收补偿利益，预签补偿协议及补偿协议的签字，已经明确代表杨增利未放弃其在补偿中的权益；（4）上诉人认为，改建中的补偿权益属于在册人口，该权益始于旧城区的改建，并非签订了补偿协议相应的权益才具备。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判决中写道：“《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签字前未征询杨宇的意见，杨宇事后对此也不予追认。”一审法院的认定表明，补偿协议的签订需要杨宇与杨增利的共同参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改建中的补偿权益属于在册人口。另外，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以“《补充协议一》订立时，被征收房屋的同一户籍人员除杨增利外还有杨宇，因此只有在确认具备继续承租被征收房屋资格的情况下，才能作为被征收人就被征收房屋签订相应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在杨增利作为被征收人的主体资格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杨宇作为被征收房屋的同一户籍人员。”由上述本院认为部分可以得知，因原承租人去世，在签订补偿协议之前，房屋产权人先确认具备继续承租被征收房屋资格的人可以签订协议，那么房屋产权人即被上诉人单方确认具备承租资格的人选，而不需具备承租人资格的人参与。那么《补充协议一》的签订，只有杨增利一方，该补充协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庭审中认可，可以得出被上诉人认可杨增利作为续承租人身份签订的补充协议。即然如此，一审法院又何来本院认为部分：“《征收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签字前未征询杨宇的意见，杨宇事后对些也不予追认。”为何又需要杨宇的追认，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上下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可参照于法定继承，被继承人去世之时遗产继承已开始，被继承人若无遗嘱，在被继承人去世之时，遗产已在法定继承人之间处于共有状态，只是未实际分割。而本案的涉案承租公房的改建，承租公房内的在册人口，在改建之时已具备改建所涉及的全部权益，而被征收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过程，只是把权益落实在纸面而已，并非因签了补偿协议权益才存在，而是自始存在。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从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部分可以看出，征补权益属于杨增利与杨宇二人共有。按照一审法院观点，因一方签订协议，另一方未参与而侵犯了另一方权益。又与征收补偿权益形成于旧城区改造（2016年）还是杨增利去世后，杨宇签订协议之时（2018年）具有关系。而一审法院的本院认为部分，很好的解释了该征收补偿权益属于杨增利与杨宇二人，该权益始于征收之时，而非签订协议才获得权益。（1）纵观杨增利与杨宇所签订的两份征收协议，一份于2017年签订一份于2018年签订，两份协议的补偿标准一致，唯一区别在于所选的房屋座落位置存在差异。杨宇于2018年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对杨增利之前所签协议的追认。（2）一审法院认定杨增利所签协议无效的另一原因，是被上诉人签章处为空白，杨增利所签的两份补征协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均认可。那么因被上诉人自己的失误导致的结果，由已经去世的杨增利来承受，明显显失公平。（3）“杨增利单方在《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签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一审法院以杨增利单方签协议的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来认定，而在2016年10月26日的预签订协议中，有85%完成了预签行为，达到了项目预签征收补偿协议的生效条件（详见一审判决书7页，审理查明部分），那么杨增利的预签行为应属有效条件，何来的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三、不能因去世剥夺被征收人相应权益。一审法院判决主要根据是杨增利2017年3月份去世，因此认为杨增利没有获得相应的征收权益。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1）2016年10月旧城区改建，当月预签时杨增利就完成了签订。后在被上诉人发布的正签时间限内，杨增利又在该期限内完成了正式签约。这一切就因为杨增利的去世，便剥夺了其全部权益。（2）如杨增利在世，2018年杨宇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征协议是否必须要有杨增利的参与？而杨宇所签协议的时间早已过了被上诉人所定的正签的时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虽然杨增利已经去世，但其在改建补偿中的权益不能受到任何侵害。综上，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行初865号行政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一》第1.1项将某1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立即交付上诉人并协助其办理该房屋登记事项；3.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一》第1.2项将某2小区某号楼某单元某号房屋立即交付上诉人并协助办理该房屋登记事项；4.请求二审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履行《补充协议一》第3项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剩余补偿款1630775.2元支付二上诉人；5.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朝阳区征收办、杨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王德萍、杨珺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关系证明》，证明身份关系；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杨增利去世时间；3.《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被征收房屋承租情况；4.居民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征收房屋的户籍在册人口；5.《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证明王德萍、杨珺主张履行协议的相应依据；6.《证明信》，证明身份关系；7.《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选房确认单》（编号为：京朝16-永安里-选房××）、《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交房验收单》，证明选房和交房情况。朝阳区征收办在举证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证明杨占增承租被征收房屋；2.居民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征收房屋的户籍在册人口为杨占增、杨增利、杨宇；3.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于2015年8月14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杨占增于2015年8月13日去世；4.《征补协议》，证明杨增利单方于2016年11月17日签署协议；5.《房屋征收决定》，证明被征收房屋被列入房屋征收范围内；6.《补充协议一》，证明杨增利于2017年3月12日单方签署补充协议。朝阳区征收办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11]27号）作为规范性文件依据，用于说明其具有相应的法定职责。杨宇在指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杨宇的《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选房顺序号》《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选房确认单》（编号为：京朝16-永安里-选房-××）、杨宇签订的协议编号为京朝16-永安里-外-××《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杨宇签订的协议编号为×××《北京市朝阳区永安里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证明杨宇已经与朝阳区征收办签订了新的协议，杨增利之前签订的协议无效；2.两份《证明信》、两份《居住证明》，证明身份关系及杨宇居住情况；3.《委托书》《法医学死亡证明书》，证明房屋被征收人杨占增委托杨宇全权办理被征收房屋征收事宜及杨占增去世时间；4.朝阳区法院（2017）京0105行初572号行政判决，证明杨宇是符合条件的被征收人；5.《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房屋租金缴纳凭证》，证明杨宇长期居住在被征收房屋；6.居民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征收房屋的户籍和居住情况。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王德萍、杨珺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能够证明家庭成员情况、被征收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2.朝阳区征收办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朝阳区征收办实施房屋征收行为、被征收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等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3.杨宇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能够证明家庭成员情况、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及行政裁判等相关情况，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并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款、《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朝阳区征收办作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征收部门，具有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德萍、杨珺请求法院判令朝阳区征收办履行《补充协议一》的相应诉讼理由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适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除外。本案中，《补充协议一》是否合法有效是该协议应否履行的前提条件。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的规定，涉案被征收房屋系公房，在原承租人杨占增去世后并未依法变更承租人。故杨增利在签订涉案《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时，涉案被征收公房的被征收人尚未确定，而杨宇亦为该被征收公房的户籍人口。在此情况下，仅由杨增利作为被征收人签订了《征补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且在杨宇事后不予追认的情形下，上述协议的签订侵害了杨宇的相应利益，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属无效的行政协议，对此本院同意一审法院认定意见。在一审法院明确释明的情况下，王德萍、杨珺仍坚持要求履行《补充协议一》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判决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德萍、杨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王德萍、杨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德萍、杨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巍审 判 员  王 菲审 判 员  胡林强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曹明洋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