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5民终13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某，男，汉族，生于1973年8月20日，现住阳城县，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山西君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男，汉族，生于1981年9月28日，现住阳城县，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某，男，汉族，生于1983年10月18日，现住山西省介休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审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住所地为晋城市迎宾街1459号。法定代表人：成某，任经理。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江某、原审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2020)晋0522民初2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被上诉人王某、江某到庭参加询问，原审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6月12日王某转给上诉人的100000元为租赁费事实错误。因为当天王某、江某付款时已把所欠钢材条抽走。再者，上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记录的日报表明确记载王某支付的100000元为钢材款，且有该工作人员出庭作证足以证实。（2）被上诉人江某2012年9月18日给上诉人所打欠条42425元、利息1272元，该欠条上有王某签字，欠款方为江某所签，说明原告是王某委托江某给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主张权利丧失胜诉权错误。在此之前，上诉人多次向王某追要欠款，并且在2018年还向法院起诉，属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未超出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超过诉讼时效错误。（3）被上诉人租用上诉人钢管、扣件、钢模物资收货人均是江某和同顺两人，为何法院认定租赁费是王某所欠，而钢材却是江某所欠？（4）江某系王某妹夫，而张某和江某并不认识，当时只是因为王某指定其妹夫为自己代理在上诉人处办理赊购钢材和租赁物资。（5）2018年上诉人曾起诉王某所欠钢材款和租赁费，但王某通过中人高某劝说撤诉，并承诺付款。现在反悔，把钢材款推给江某不是事实。王某辩称，上诉人所提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应支持。1、其从未与上诉人发生过钢材交易行为；2012年6月12日支付的100000元为租赁费；《业务日报表》系上诉人公司工作人员制作，不能作为财务凭证。2、2012年9月18日的《欠条》中的“王某”并非本人签名；其从未委托江某给上诉人出具《欠条》。3、租赁单并不是只有江某、同顺签字，还有工地人员王晓东签字的租赁单。4、江某虽是其妹夫，但其从未指定江某在上诉人处赊购钢材；由于租赁费的特殊性，其从未指定他人代理赊租赁物资。5、上诉人就其支付的三笔款项在几次庭审中说法不一，不具备可信性，不予采纳。二审补充答辩意见：1、上诉人说判决书中的先后顺序不对与我无关。2、2015年12月24日的《结算单》所载明的金额包括2012年6月12日和2013年1月30日其已支付的租赁费。3、其从未委托江某去上诉人处采购钢材。4、上诉人向其要的是租赁费，从未要过钢材款。江某辩称，1、2012年6月12日王某向上诉人支付100000元的事情其不知情。2、2012年9月18日《欠条》上“王某”的签名不是王某本人所签，而是其所签，因为该欠条格式是张某自制的，其在“欠款方”一栏中签完字后，就在“担保人”一栏中签了“王某”的名字。当天其先打欠条后支付的200000元。3、租赁单上之所以有其签字，是因为当时正好在现场，帮忙清点了数量而已，至于他们怎么结算与其无关。4、王某并未指使其去上诉人处购买钢材，其购买钢材具体选哪一家由其自行决定。5、上诉人从未向其主张过权利，上诉人对其的主张已超诉讼时效。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未答辩。张某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所欠原告约45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王某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判令反诉被告张某返还超额支付的租赁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被告王某承揽阳城县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部分工程，被告江某负责钢材的供应。2012年5月起，被告王某在原告张某处租赁钢管扣件。2015年12月24日，被告王某父亲上官同顺给张某出具结算单，载明张某租赁费12年－14年6月合计218330元。期间2012年6月12日，王某给张某转账100000元，2013年1月30日，王某给张某转账100000元，2016年2月4日，王某通过高某给张某转租赁费40000元。被告王某共给原告转账240000元。2012年6月起被告江某多次在原告张某处购买钢板，并由江某以协议书的形式给原告张某出具了欠据，其中2012年6月7日，钢材款为9023元，约定按每天9元结息；2012年6月15日，钢材款为90792元，按每天90元结息；2012年6月19日，钢材款为11587元，按每天11元结息；2012年6月21日，钢材款为46332元，按每天46元结息；2012年6月24日，钢材款为8574元，按每天8元结息；2012年9月18日，钢材款为42425元，月利1272元。综上，被告江某2012年6月7日至9月18日共欠原告钢材款为208733元。2012年9月18日，被告江某支付原告钢材款200000元。2018年1月12日，原告张某曾以合同纠纷起诉被告王某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合同纠纷，于2018年1月22日撤回起诉。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欠据、结算单、租赁单据、转账明细、证人证言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一）被告王某租赁原告张某的钢管扣件并支付租金，原被告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原告按约提供了租赁物，被告王某应按约支付原告租金。原被告双方对租金218330元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王某已支付原告张某24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再行支付租赁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反诉原告王某已超额支付被告租赁费，反诉被告张某占有该款属不当得利，现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租赁费21670元，应予支持。原告对于其中14万元主张为钢材款的利息，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被告江某从原告张某处购买钢材，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江某给原告出具了钢材款的欠据，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被告江某于2012年9月18日给原告最后一次出具欠据并支付原告200000元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原告现在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主张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可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反诉被告张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反诉原告王某租赁费21670元；二、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50元，反诉费171元，共计822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张某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新提供如下证据：1、电话录音光盘一张（含五段录音，分别是：2019年2月21日张某与王某、2019年9月5日张某与王某、2019年11月1日张某与王某、张某与上官同顺、2020年1月23日张某与王某）及书面整理材料，欲证实：（1）2019年11月1日的两段电话录音证明张某向王某、上官同顺追款时涉及到江某的欠款，故诉讼时效发生中断；（2）王某及其父认可欠款事实。2、证人高某的证言，欲证实：2016年曾代王某转给张某40000元。另外，2018年张某起诉王某和原审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时，其曾从中协调劝张某撤诉。王某质证意见：1、对于证据1，2019年11月1日其和张某的录音涉及江某的内容只是让张某与江某对账，其父与张某的录音也是涉及对账的事情，五段录音中均未涉及是钢材款还是租赁费，也没有提及具体金额；2、对证据2没有意见。江某质证意见：1、证据1中2019年11月1日张某与王某的录音中虽然提到其欠款问题，但是上诉人并未亲自向其主张过权利；其他录音与其无关；2、对证据2未发表意见。本院认证意见：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所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王某及其父亲上官同顺对账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王某及其父亲认可欠款的事实，同时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曾向被上诉人江某主张过权利的事实，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2、证人高某代王某转给张某40000元及在2018年劝张某撤诉的事实，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王某在一、二审均认可，故对证据2，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一审没有明确2012年9月18日江某是在先支付200000元后才就42425元出具了《欠条》；被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中，上诉人明确放弃对江某出具的5份《协议书》中涉及的钢材款166308元及利息的权利主张，只主张《结算单》中涉及的租赁费218330元及利息和江某出具的《欠条》中涉及的钢材款42425元及利息。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论证如下：（一）关于租赁费218330元及利息应否支付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对于彼此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及2012年－2014年6月产生的租赁费金额为218330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案涉租赁费，被上诉人王某认为其分别于2012年6月12日转账支付100000元，2013年1月30日转账支付100000元，2016年2月4日通过高某转付40000元，共计支付240000元，已经超付，故不应再支付。上诉人对王某支付的该三笔款项的真实性认可，除对2012年6月12日支付的100000元始终认为是钢材款而非租赁费以外，对其他两笔款项则在几次庭审和法庭询问时表述不一：（1）在一审法院2020年7月14日的庭审中，上诉人认可该两笔款项是租赁费；（2）在本院2020年9月8日法庭询问时，上诉人认可2013年1月30日的100000元是租赁费，但认为高某代付的40000元是钢材款而非租赁费；（3）在一审法院2020年11月30日庭审中，上诉人称该两笔费用是王某应支付的钢材款的利息而非租赁费；（4）本院2021年4月13日法庭询问时，上诉人则称，在2015年12月14日被上诉人王某的父亲上官同顺给其出具《结算单》时，已将2012年6月12的100000元和2013年1月30日的100000元扣除，仅认可2016年2月4日高某代付的40000元是租赁费。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是要厘清与上诉人发生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谁。根据王某与江某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可以证实，因江某与王某系亲戚关系，所以王某工地上的所有钢材都由其负责提供，但王某并不具体参与采购事项。具体去哪一家采购、价格的确定都由江某自己决定，结算也是江某和王某结算，江某与供货方结算，该事实也可以通过被上诉人江某给上诉人出具的5支《协议书》及《欠条》得以印证，故与上诉人形成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江某而非王某。上诉人称王某2012年6月12支付的100000元是钢材款并提供2012年6月13日的《业务日报表》证实自己的主张，但该《业务日报表》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王某、江某均不认可，且如上所述，与上诉人形成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江某而非王某，而江某在一审法院2020年11月30日庭审时也明确表示，该《业务日报表》上所载明的涉及王某的100000元不是自己支付，故上诉人所提王某2012年6月12支付的100000元是钢材款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王某与张某之间仅发生租赁合同关系，故王某2012年6月12支付的100000元应认定为租赁费。其次，对于王某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100000元及2016年2月4日通过高某转付的40000元，上诉人在一审法院2020年7月14日第一次庭审中认可该两笔费用是租赁费，且在一审法院（2020）晋0522民初1028号民事判决认定该两笔费用为租赁费并在其主张的218330元租赁费中予以扣除时并未提出上诉，上述事实表明，其对该两笔费用系租赁费的事实是认可的。虽然其在随后的庭审或询问中对该两笔费用的陈述不断发生改变，但如前所述，与上诉人发生钢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江某而非王某，故无论其关于该两笔费用中的一笔或两笔是钢材款或是钢材款的利息的辩解都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其在本院2021年4月13日法庭询问时称在2015年12月14日被上诉人王某的父亲给其出具《结算单》时已将王某2012年6月12支付的100000元和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100000元扣除的陈述与之前几次庭审及法庭询问时的陈述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王某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100000元及2016年2月4日通过高某转付的40000元应当认定为租赁费。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2012年－2014年6月产生的租赁费金额为218330元，王某实际支付240000元，超付21670元，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王某支付租赁费218330元及利息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钢材款42425元及利息应否支付的问题。一审中，上诉人就钢材款请求的金额为231670元（包括5支《协议书》中166308元及利息、《欠条》中42425元及利息），二审中，上诉人放弃对5支《协议书》中166308元及利息的权利主张，仅要求支付《欠条》中42425元及利息。本院认为，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虽然江某被法院依职权追加为被告，但上诉人并未变更诉讼请求就钢材款向江某主张权利，而仍是向王某和原审被告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主张权利。如前所述，王某并未与上诉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与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故上诉人要求王某和晋城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支付钢材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未向江某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即认定其超过诉讼时效超出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判结果正确，但在认定事实上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0］20号）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211元（张某预交8050元），由张某负担521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秋萍审 判 员 李海霞审 判 员 李 然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李怡鹏书 记 员 任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