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某某，女，1989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5号燕园三区。法定代表人：王明舟，董事长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轩，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文钦，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任涛，男，1964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任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出版社）、原审被告任涛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52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某某，被上诉人北大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轩、郭文钦，原审被告任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任某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北大出版社对任某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任某某对于被登记为北京世纪之光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公司）股东一事并不知情，任某某被任涛冒用身份，任涛私自用任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登记。2．任某某起诉确认其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是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3．根据法律规定，股东承担清算责任，债权人应证明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无法清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任某某被登记为世纪公司股东时，仍在外求学，登记注册材料中签字均系伪造，持股比例为5％，任涛使用任某某的身份登记只是为了满足公司注册要求。任某某未参与公司经营，不担任公司职务，不控制公司财产，不掌握、管理公司账册，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世纪公司2015年已无财产，无论股东是否清算，均不能改变世纪公司已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事实。故股东是否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债权人债权未足额清偿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4．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有限责任为原则，仅以公司类型判断股东是否承担清算义务和责任有失妥当，认定小股东承担责任有失公允。北大出版社辩称，不同意任某某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任某某参加过多次世纪公司股东会和职工大会，参与了公司经营，任某某担任世纪公司监事，属于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任涛述称，同意任某某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北大出版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任涛、任某某连带给付北大出版社对世纪公司享有的债权741809．58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以741809．58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3年12月21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及案件受理费11780元、保全费4510元；2．任涛、任某某连带承担本案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如下：以741809．58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任涛、任某某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工商登记的世纪公司的执行董事、经理、监事名录显示：任涛，职务，执行董事，任职期限，3年，产生方式，选举；任涛，职务，经理，任职期限，3年，产生，选举。世纪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股东和职工大会决议显示：2011年7月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8号2号办公楼514号召开了世纪书店第四届第一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应到7人，实到7人，参加会议的股东与职工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原企业资金归出资人所有，其中任涛出资190万元，任某某出资10万元。同意任涛、任某某为改制后的股东，改制后企业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任涛出资190万元，任某某10万。同意企业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继续承担。全体股东与职工代表在决议上签字确认。工商备案的内资企业变更登记显示，世纪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世纪之光书店，变更后的名称为：世纪公司。投资人（股东、发起人、合伙人）为：任涛、任某某。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的2011年8月20日验资报告证实：世纪书店系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乔争和张勇共同组建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于1999年5月21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成立后经过历次变更，最后一次变更为：2011年1月25日，乔争转让其持有的100万元股权分别转让给任涛及任某某，变更后的股权情况为任涛以货币出资190万元，任某某以货币出资10万元，截止2011年6月30日，注册资本200万元已全部到位，历次变更均经过工商审批。根据企业股东和职工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该企业申请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注册资本和股东不变，任涛以货币出资190万元，任某某以货币出资10万元。截止2011年6月30日，该企业改制后注册资本200万元不变，其中股东任涛以货币出资190万元，股东任某某以货币出资10万元，本事务所予以确认。工商登记的世纪公司2011年10月22日的章程载明：任涛、任某某共同出资，设立世纪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股东姓名：任涛，以货币出资190万元，任某某，以货币出资10万元。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清算组应当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四）依法被吊销营业额照、责令关闭或者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的（2015）海民（商）初字第022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3日，北大出版社（甲方）与世纪书店（乙方）签订《图书购销合同》，约定乙方作为甲方出版物在北京市内的代理经销商之一，销售甲方出版物。其中在“账款结算”部分约定：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每年的最大欠款账期为180天，其中发货折扣在70折以上的教材最大欠款账期180天，乙方最迟应于每年的12月29日前将本季度的应付货款付至甲方账户。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依约履行。2013年9月5日，北大出版社向世纪书店发出《确认函》，世纪书店于同年9月26日盖章予以确认，其中写明：经核实，截止2013年8月31日，我单位尚欠贵公司图书741809．58元。该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判决：世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北大出版社支付欠款741809．58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以741809．58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80元，由世纪公司负担。该判决于2016年2月15日生效。因世纪公司未在判决书规定的时限内主动履行义务，北大出版社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的（2016）京0108执2673号执行裁定书载明：北大出版社与世纪书店其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依职权开展了执行工作，已扣划被执行人世纪公司名下银行存款2882元并已发还申请人，此外，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现申请执行人暂不能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目前该案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一审法院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18年10月29日生成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世纪公司股东：1．任某某，2．任涛；主要人员信息：1．任某某，职位：监事；2．任涛，职位：经理；3．任涛，职位：执行董事。另查明，任涛与任某某系父女关系。201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作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工商海处字（2016）第D15359号］。根据该材料记载，世纪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在住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依法作出吊销世纪公司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至今，世纪公司未进行清算。诉讼中，任涛、任某某未能向法庭提交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清算所必需材料。一审法院认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商事纠纷。依据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任涛、任某某作为世纪公司股东，自2016年8月26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始终未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应属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现任涛、任某某未能提供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故北大出版社有权要求任涛、任某某对世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任涛所作其对公司债务是认可的，但债务是公司的，其个人财产及家庭没有从公司获取利益的辩解，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任某某辩称的其被他人伪造签名，其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其已提起股东确认之诉，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辩解，一审法院论证如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主要结合如下因素综合判定：一是是否有出资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二是是否在对外具有公示性质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中被列为公司股东；三是是否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四是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以上判断标准应结合具体个案有所侧重。本案中，任某某对其提出的关于其非世纪公司股东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任某某是否为世纪公司股东，一审法院具体论述如下：1．《世纪公司章程》记载“任某某”为世纪公司股东。在不存在股权变更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的记载情况是股东资格确认的最主要依据。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签署公司章程，是行为人设立公司或加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是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其加入公司，承认其股东资格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对于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效力。本案中，自公司变更登记后，任某某的股东身份始终被记载于在案世纪公司章程之中，未予变化。2．世纪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列明“任某某”为公司股东。公司事项一经登记公示应推定为具有相应的法律效果，善意第三人根据登记事项所为的行为应当有效，即使登记存在瑕疵或错误。公司登记正是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对登记外观的信赖利益，从而维护了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本案中，自世纪公司变更登记后至其被吊销之日，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均记载“任某某”为股东，部分重要材料均附“任某某”签名。北大出版社作为交易第三方，有理由对此种经登记机关认可的权威性宣告产生真实、合法的信赖。再者，2016年8月26日世纪公司即被吊销，在公司被吊销的情况下，认定工商登记公示的股东“任涛、任某某”具备股东资格，更符合相对人北大出版社对世纪公司的认识，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损害公司交易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在任某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工商登记档案材料记载其股东身份存在错误，且在北大出版社提出要求任某某承担股东责任的情况下，任某某提出公司股东资格否认之诉，存在虚假诉讼之可能，故不宜贸然否定其世纪公司股东资格。3．世纪公司的内部决议证明任某某是世纪公司的股东。世纪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第一次股东和职工大会明确载明：2001年7月4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18号2号办公楼514号召开了世纪书店第四届第一次股东和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应到7人，实到7人，参加会议的股东与职工在人数和资格等方面符合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同意原企业资金归出资人所有，其中任涛出资190万元，任某某出资10万元。同意任涛、任某某为改制后的股东，改制后企业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其中，任涛出资190万元，任某某10万。同意企业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继续承担。世纪书店及全体股东与职工代表盖章与签字确认。上述决议充分证明了任某某系世纪公司的股东。4．任某某已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北京华辰会计师事务所的2011年8月20日验资报告对任某某受让股权的事实并已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做了明确记载，该验资报告也能证实任某某的股东身份并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5．如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签字并非任某某本人所签是否能否定其股东资格。当事人在公司设立登记等工商登记档案相关材料上签字是证明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最直接证据之一，如签字并非股东本人所签，经登记的公司股东系被他人冒用或盗用身份进行公司登记，应确认其非公司股东。但如该股东在知道被冒用或盗用身份后不作反对表示，或虽未明确表示，但实际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或同意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设立并经营公司的，其关于确认其非公司股东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考虑到某个时期，公司设立、变更登记有不少采用代办的实际情况，显然不能仅以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签字并非任某某本人所签否认其股东资格。需要说明的是，“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即便世纪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任某某”签名均非其本人所签，任某某也未提出证据证明“代签者”未经其同意“冒用或盗用”其身份。另一方面，任某某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公民，结合任涛为世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控股股东及其与任某某系父女关系这一事实，其对其身份长期被冒用完全不知情亦不符合常理；相反，其同意任涛利用自己身份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即便世纪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的签字非任某某本人所签，现有证据也不能达到否定其股东资格的程度。结合上述分析，世纪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任某某为公司股东。世纪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亦显示任某某为世纪公司的股东，世纪公司的内部决议亦证明任某某是世纪公司的股东，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报告能够证实任某某已实际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任某某签名确被他人“冒用”或“盗用”的前提下，任某某在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的签名即便非其本人所签，也不能否定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如任某某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出的登记信息有误，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据此，一审法院对任某某世纪公司股东资格予以确认。需要强调的是，退一步来说，即使任某某的身份被冒用，因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善意第三人有充分理由信赖工商登记的效力，任某某可追究冒用人的责任，而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特别是在本案中，工商登记的世纪公司的股东只有任涛和任某某两个人，任涛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执行董事，任涛和任某某系父女关系，在世纪公司已产生债务，债权人起诉股东的情况下，任某某辩解其不是股东，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以此为由拒不承担股东应该承担的责任，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任某某应对世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其所辩称的其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并要求对其签名进行鉴定，并提请本案中止审理的意见，一审法院均不予采纳。北大出版社主张的债务的具体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和原生效文书中的案件受理费。对于案件受理费部分，该费用是由法院确定的案件当事人应当向法院交纳的费用，并非是世纪公司对北大出版社的债务，且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胜诉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退还其预交而判决不应由其承担的诉讼费，故此部分不属于世纪公司对北大出版社所负的债务，故对该部分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利息部分，2014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关于利息的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人民法院裁判贷款利息的基本标准应改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2019年8月19日前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具体到本案，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本金为741809．58元、一般债务利息分为两部分：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以741809．58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但本案中，根据在案执行裁定书，北大出版社已偿还2882元，依法折抵后，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1月14日之前的利息已偿还完毕。故本案债务的范围为：本金741809．58元，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为：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为：以741809．58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2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对北大出版社要求任涛、任某某连带清偿本金、利息（包含逾期利息、迟延履行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上述范围内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任涛、任某某对世纪公司应当向北大出版社清偿的借款本金741809．58元承担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2．任涛、任某某向北大出版社清偿利息（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15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741809．5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3．任涛、任某某内向北大出版社清偿债务利息（以741809．58元本金为基数，自2016年2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4．驳回北大出版社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任某某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任某某的出境记录，证明2011年10月22日股东会没有真实召开；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执字第14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世纪公司吊销前已无财产；3．任某某母亲的离婚证，任某某的大学毕业证，证明任某某2007年至2012年在上海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父母已经离婚，任某某没有与任涛共同居住。针对上述二审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北大出版社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任某某对其成为世纪公司股东不知情；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世纪公司无财产或不具备清算条件；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经审查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任某某提交的证据1和3均不足以否定其股东身份和股东责任，证据2内容显示2015年12月14日，针对世纪公司的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世纪公司已无其他财产，亦不能证明世纪公司没有公司账册。综上，对任某某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如下事实：根据世纪公司对外公示信息显示，自2011年11月15日开始，任某某任世纪公司监事一职。任某某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2019）京0108民初16610号]，原告任某某，被告世纪公司，第三人任涛、乔争，诉讼请求为确认登记在任某某名下的世纪公司出资10万元归任涛所有，任某某不是世纪公司的实际股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任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任某某提起上诉，2021年3月18日，本院就该案作出生效判决[（2021）京01民终1779号]，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世纪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出现解散事由，但世纪公司至今未进行清算，任涛、任某某均无法提供世纪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和重要文件。现债权人北大出版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诉请任涛、任某某对世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任某某上诉称其被任涛冒用身份登记为世纪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本院（2021）京01民终177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任某某实际股东的身份，任某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任某某上诉称其仅是挂名小股东，未参与公司经营，不掌握公司财产和账册，故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本院认为，根据世纪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任某某自2011年11月15日开始，即担任世纪公司的监事职务，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其监事身份的真实性。作为世纪公司的监事，应依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监事职权，关注世纪公司的经营状况。世纪公司在发生解散事由后，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及时进行清算，任某某作为股东和监事，明显具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形。任某某上诉称世纪公司在解散事由发生前已经没有财产，故不论是否存在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北大出版社未能足额清偿债权之间均不具备“因果关系”。本院认为，首先，股东应证明的是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与世纪公司“无法清算”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而非与债权是否足额清偿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其次，任某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世纪公司无法清算的原因。最后，任某某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世纪公司在被吊销前已经无法清算。对任某某的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任某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206元，由任某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利审 判 员  王 晴审 判 员  甄洁莹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史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