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5民终2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家友（系织金县佳友汽车租赁行投资经营人），男，1965年4月16日生，汉族，居民，住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但刚，男，1959年1月29日生，汉族，织金县供销社退休职工，住织金县。上诉人王家友因与被上诉人但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5）黔织民初字第1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但刚诉称：王家友系织金县佳友汽车租赁行（以下简称佳友车行）的个体经营者。2012年12月23日，我与被告达成口头委托协议，将我名下贵Ｆ×××××号比亚迪轿车挂靠在佳友车行出租（包括提交车辆的有关证件及保险资料），被告每月从租车收益中提取15%作为管理费。2013年5月27日，被告将该车出租给“苟元贵”使用的过程中，在普安高速公路23公里+500米处与贵Ｇ×××××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设施损坏，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事故发生后，驾驶人“苟元贵”逃逸。2013年6月11日，我与王家友将佳友车行的《营业执照》、《借车合同》、《车辆行驶证》带到安顺××中队，配合交警处理事故。之后，我支付贵Ｇ×××××号车拖车费600元、修理费8,194元，支付高速公路设施受损赔偿款3,000元，支付贵Ｆ×××××号车看车费400元、拖车费600元、修理费20,300元，共计33,096元。后经交警部门核实得知，“苟元贵”所持驾驶证照为假证。由于被告王家友在与“苟元贵”签订F56021号车《借车合同》的过程中，对“苟元贵”的驾驶资格未尽到审查义务，王家友自身存在过错，故被告王家友应赔偿我因此遭受的损失。为此，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王家友赔偿我支付的修车费、高速公路设施受损赔偿费、拖车费、看车费33,096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王家友负担。原审被告王家友辩称：因我与原告系邻居，经过原告的多次请求，我同意接收原告的贵Ｆ×××××号车在我个人经营的佳友车行参与出租，对此，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委托关系成立后，原告仅向我提供车辆行车证，未提供车辆的保险等手续。2013年3月，原告从我处将自己的车辆开走，双方的委托关系不复存在。2013年5月27日，原告的贵Ｆ×××××号车不是我出租给“苟元贵”，故“苟元贵”使用该车辆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害，不应由我承担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经审理查明：被告王家友系佳友车行的投资经营人，所持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号为522425600112480，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服务。2012年12月23日，原告但刚与被告王佳友达成口头委托租赁车辆协议，但刚将其所有贵Ｆ×××××号比亚迪轿车交由被告王家友出租，王家友每月从该车出租所得收益中按15%提取管理费。2013年5月27日，被告王家友将贵Ｆ×××××号车出租给持驾驶证号为522425198405106938的“苟元贵”使用，双方签订了《借车合同》，约定每天的租金为150元，租赁起始时间自当日19时零2分，未约定还车时间。同时被告将“苟元贵”的驾驶证附在《借车合同》上。当日，“苟元贵”驾驶贵Ｆ×××××号车从织金县城驶往安顺方向，当行至普安高速公路23公里加500米处时，与贵Ｇ×××××号车发生碰撞，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高速公路设施损坏。事故发生后，“苟元贵”随即逃离现场，交警部门接警后派员出示现场，并在贵Ｆ×××××号车上发现“苟元贵”遗留的驾驶证，再经交警部门核实，该驾驶证为假证。为此，交警部门未能查找到肇事人“苟元贵”。2013年6月11日，原告但刚、被告王家友一同前往安顺××中队处理事故，王家友向交警部门提交了佳友车行的《营业执照》、贵Ｆ×××××号车的《借车合同》和车辆行驶证，经交警部门检验，附在该《借车合同》上复制的驾驶证号与在事故发生地从贵Ｆ×××××号车上拾得的驾驶证号相一致。为此，贵Ｇ×××××号车于2013年5月31日在广汽丰田贵州润丰南明店修理，产生拖车费600元、修理费8,194元；F56021号车于2013年7月17日在织金县华大小车修理厂修理，产生拖车费600元、修理费20,300元；因本次事故损坏高速公路设施，产生赔偿3,000元；贵Ｆ×××××号车因发生事故后未能及时取回，交警部门给予看护，产生看车费400元。前述损失共计33,096元，均由原告但刚支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被告王家友对原告但刚提供的《借车合同》不予认可，但刚于2015年12月10日申请要求对合同中书写的内容进行识别鉴定，但在委托鉴定的过程中，原、被告均称无检材原件，为此，鉴定部门未接受鉴定，外委办于同年12月30日作退卷处理。原审认为：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但刚与被告王家友一致认可双方自2012年12月23日起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即原告但刚将自己的贵Ｆ×××××号车交由被告王家友出租，所得收益的15%归被告王家友享有。由于原、被告双方达成的委托出租车辆协议系口头约定，对于委托出租车辆的管理责任，双方并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根据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原告但刚对委托他人管理的车辆，负有保证车辆证照手续完备，车辆运行质量符合安全运行要求，并按法律规定交纳强制保险等义务；被告王家友负有对接管的车辆给予妥善保管、组织出租经营、审查承租人驾驶资格等义务。诉讼中，被告王家友虽主张自2013年3月起与原告但刚之间已经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是贵Ｆ×××××号车发生事故后，交警部门在事发现场从该车辆内提取的驾驶人“苟元贵”的驾驶证与被告王家友提交到交警部门的《借车合同》上复制附随的承租人驾驶证的内容一致，参与原告但刚在交警部门接受事故的处理，与原告但刚对贵Ｆ×××××号车的修理同承接修理人进行接洽、商议等具体行为，足以认定2013年5月27日负责将贵Ｆ×××××号车出租给“苟元贵”使用，是被告王家友实施的行为。与此，原告但刚在诉讼中已经提交了被告对该车辆出租所制作的《借车合同》，原告但刚完成了举证义务，由于被告王家友拒不提供相关检材原件，致使不能对2013年5月27日的《借车合同》进行书写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被告王家友辩驳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为此，依法应认定原、被告于2013年5月27日的委托合同关系继续存在，被告王友家系贵Ｆ×××××号车的管理人，其在将车辆出租给“苟元贵”时，未对承租人驾驶证的真伪进行必要审查，存在疏忽大意，对原告但刚的车辆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故被告王家友将该车出租给持假驾驶证的“苟元贵”使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被告王家友承担。因原告但刚在委托过程中，在车辆的强制保险期限届满后，未能及时续保，也没有将情况及时告知被告王家友，增加了受托人王家友的管理风险，原告但刚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故除贵Ｆ×××××号车的交强险能用于赔偿他人的损失，应由原告但刚自行承担外，原告但刚车辆的修理费、拖车费、看车费应由被告王家友赔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王家友在本判决发生效力后10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但刚车辆的修理、拖车、看车费共计人民币21,300元。二、驳回原告但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6元，由原告但刚负担87元，被告王家友负担539元。上诉人王家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出具的安顺市交警队出具的证明并不是事故责任认定书，且只能说明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到过事故现场；林卫光、刘世军、陆欣慰《借车合同》，也只能证明该三人曾在上诉人处借用车辆；王家友与“苟元贵”的《租车合同》，上诉人根本不知从何而来，且被上诉人曾申请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该证据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其他证人的证言只能证明其曾与被上诉人一同去修车；而朱建江、刘翔等人的书面证词，因上述证人并未出庭，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事实上被上诉人的车至2013年4月份以后，已不在佳友租车行停放，（织金法院庭审记录第9页倒数第4行以下）。二、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否应赔偿被上诉人各项损失21,300元。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对于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一致认可。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现场贵Ｆ×××××号车驾驶员遗留的名为“苟元贵”的驾驶证，与上诉人处理事故时提供的借车合同上驾驶证复印件一致，证明车辆实际驾驶人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取得该车使用权的。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起到安顺××中队配合处理事故并提供织金县佳友汽车租赁行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借车合同复印件；贵Ｆ×××××号车取回后上诉人还与被上诉人一起对该车的修理与修理人进行接洽商议。上诉人的上述行为足以说明上诉人对其将贵Ｆ×××××号车出租给“苟元贵”的事实是予以认可的。故上诉人上诉称发生涉案交通事故时其与被上诉人之间已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双方未明确约定车辆出租后发生事故的责任应由谁承担，但上诉人作为汽车租赁行的经营者，对租车人的信息进行审查核实是其最基本的义务。因上诉人未认真审查核实“苟元贵”的真实身份信息与驾驶证信息是否相符，将被上诉人的车辆出租给持假证驾驶的“苟元贵”并造成被上诉人车辆损害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向被上诉人赔偿损失。对于贵Ｆ×××××号车的修理费、拖车费、看车费等损失，被上诉人已经举证予以证明，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各项损失21,300元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6元由上诉人王家友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张 晶审判员 朱 莉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