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18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房欣慰，女，198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广东三环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碧霞，广东三环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2号院8号楼5层502、506。法定代表人：夏莉娜，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琴，女，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孟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房欣慰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领旅行社）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5民初16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房欣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胡碧霞，被上诉人引领旅行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孟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房欣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20）京0105民初16177号判决，并支持房欣慰在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决本案上诉费由引领旅行社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对于本案原引领旅行社在交易中的身份认定错误，这一基础事实上的认定错误导致一审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事实上，通过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双方的证据和陈述，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房欣慰系订票方，引领旅行社为提供订票服务方。具体理由如下：在房欣慰提交的证据3以及引领旅行社提交的证据2中，系由引领旅行社出具的《行程确认单》（引领旅行社的代理人兼员工当庭承认了该事实），该行程确认单上清楚地记载了房欣慰一方的姓名、行程详情、机票总价、引领旅行社公司名称、引领旅行社的公账信息等。此视为引领旅行社对房欣慰订票要约邀请的要约，而很显然，引领旅行社的这一要约最终成功地送达到了房欣慰处，使房欣慰清晰、明确、无误地获知并确信此次订票服务合同相对方为引领旅行社，而非任何其他第三方。房欣慰获悉该《行程确认单》要约后，认为达到了自己订票预期，以全款支付订票款217248元的方式，对引领旅行社这一要约进行了承诺。引领旅行社以公账接受机票款后，应被认定为对于此次机票预订服务合同的认可和接受，如果其主张没有接受的话，则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存在拒绝行为，并应当原路退还订票款，但至今引领旅行社仍未退还。因此，从直接证据上看，房欣慰的订票意愿、信息已经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引领旅行社，引领旅行社收到房欣慰订票意愿和信息后，也以制作、发送《行程确认单》的方式对房欣慰的订票意向做出了回应和确认。因此，双方的意思表示均已清晰、明确地传递给了对方，以房欣慰支付订票款、引领旅行社收取订票款为标志，双方已对订票服务事项达成了合意。因而，在本案中，订票服务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应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未达成合意这一认定明显是错误的。第二，基于以上分析，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案中双方就订票服务合同达成合意，一审法院却以房欣慰未直接与引领旅行社沟通为由驳回了房欣慰的诉请，这显然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从本案的双方证据和法庭陈述来看，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合同，但双方的意思表示已通过中间媒介，清晰无误地传递给了对方。现代通讯和技术的发展，使得合同双方即使在不见面、未直接电话通话的情形下也可以达成合意，形成合同关系。这也是技术进步给人们的生活、交易带来便利的表现。然而本案一审法院固守思维、机械地以合同相对双方是否进行了直接沟通为标准来评判和认定双方是否达成合意，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有失偏颇。在本案中，不论是房欣慰还是引领旅行社，在交易中均清楚知道对方的存在。房欣慰清楚知道订票服务提供方是谁，引领旅行社清楚地知道是为谁提供订票服务的。特别是对房欣慰来说，按照一般人的理性，通过引领旅行社出具的《行程确认单》其能且只能认知到为其提供订票服务的系引领旅行社，因为该《行程确认单》是以引领旅行社的名义出具的，且该《行程确认单》有且只能看合同相对人为引领旅行社。因此，房欣慰当初才会选择支付订票款给引领旅行社。在引领旅行社以自己的名义出具了《行程确认单》，且在确认单上表明了发送的对象就是“房欣慰”（房欣慰），房欣慰如确认单上所显示的金额和银行账户支付了全款订票款的情况下，就足以证明双方已对订票服务合同达成合意。如在此情况下仍无法认定二者存在订票服务关系的话，势必会有损交易安全，不利于维护交易的稳定性，也使包括房欣慰在内的消费者在这样的法律认定下丧失安全感，其合法利益亦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引领旅行社以自己的名义出具了《行程确认单》，明确表明该行程单系发给“房欣慰”的。且该确认单详细、具体、清晰记地载了订票详情、公司收款账户信息等情况。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该《行程确认单》准确、无修改地送达房欣慰，房欣慰系基于确认单的总价及公司信息、银行账户等全额支付了订票款，本案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双方的订票服务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因此，一审法院在基础事实上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第三，基于以上分析，房欣慰认为合同已经成立，双方都应依法遵守，并受其约束。在房欣慰因个人原因取消了行程，并愿意承担退票损失的情况下，引领旅行社应当依约原路退换房欣慰的剩余机票退款。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基本原则，引领旅行社不得以其他理由或以其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而拒绝退款。一审法院由于对基础事实认定错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基础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做出了错误判决。为维护房欣慰的合同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和合同稳定性，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支持房欣慰的全部诉讼请求。引领旅行社辩称，不同意房欣慰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房欣慰于2018年10月初找到中旅途易旅游有限公司上海维京旅行社分公司的员工进行询价，由该公司员工吴双接洽，吴双联系张可仁进行询价，张可仁联系引领旅行社员工胡琴进行询价。张可仁得知报价后告知吴双，随后吴双将又将该报价告知房欣慰。房欣慰在确认航班票价后，吴双向张可仁表示同意订票，张可仁向胡琴下达订票口令，胡琴要求张可仁告知实际订票人将机票款汇到引领旅行社。张可仁后因为机票价格问题要求胡琴退票，提出退票请求后主动确认了退款金额和收款账户，据此胡琴向张可仁退款。张可仁随后向北京宝胜公司订票。张可仁和房欣慰从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与引领旅行社直接联系，其中订票需求航班信息机票价格行程确认退票申请等均是通过吴双传递信息。所以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没有委托购买机票达成合意的机会，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房欣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引领旅行社返回房欣慰机票款193248元；2．判令引领旅行社给付房欣慰迟延履行利息（以193824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4．85%的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引领旅行社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房欣慰通过微信找到维京旅行社的员工吴双，咨询上海飞往阿姆斯特丹和巴塞尔飞往上海的机票情况。吴双通过微信联系微信昵称为“宫城”的人员，吴双在与房欣慰的微信中告知房欣慰该人名为张可仁，引领旅行社在诉讼中也认可该微信用户为张可仁。吴双于2018年10月15日向张可仁询问机票信息和价格，张可仁在报价后，吴双表示客人需要考虑。次日，张可仁与引领旅行社的员工胡琴联系，按照吴双提供的订票需求向其询问航班和票价，胡琴经过查询后向张可仁报价。张可仁向吴双催问是否下单，经过协商，吴双同意下单，并且将房欣慰等人的护照照片发送给张可仁。10月17日，在讨论付款事宜时，吴双说：“账单做给我。”张可仁说：“哦，抬头写什么？是你们公司付款还是他们自己付款啊？”吴双回复：“客人自己付款，房欣慰，账单。”同日，胡琴与张可仁联系时，胡琴向张可仁发送微信说：“你那个票要出的话，还是汇给引领吧。”在张可仁的要求下，胡琴向张可仁发送行程确认单，并表示无法在该确认单上加盖引领旅行社的公章或业务章，理由为：“你这个票都不是我们记录。”后张可仁将该确认单发送给吴双，吴双收到确认单后转发给房欣慰，房欣慰同意该确认单内容，并于10月18日委托李秀兰向确认单中记载的引领旅行社的账号汇款217248元。房欣慰付款后，张可仁将付款截图发送给胡琴，胡琴表示收到款项，并向张可仁强调：“再说一次，你的票不能有问题啊，不能给我惹麻烦啊。”当日，张可仁取消订票，要求胡琴退还机票款，经双方协商，胡琴个人实际向张可仁退还139231元，胡琴表示其中差额系胡琴与张可仁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张可仁主动要求胡琴将其欠付的款项从中予以扣除。胡琴于10月19日收到引领旅行社退还的机票款157800元。10月19日，张可仁向保盛公司订票，票价总额为215088元，保盛公司出具电子客票行程单。张可仁收到行程单后向发送给吴双，吴双收到后又发送给房欣慰。2019年2月25日，房欣慰向吴双发送微信：“你好，4月份的行程帮我们取消了吧。”吴双回复：“所有的？”房欣慰说：“对。”吴双获知退票消息后联系张可仁，张可仁于次日向吴双发送退款确认函，并告知吴双要求客人签字并注明账号。吴双收到后转发给房欣慰，并将张可仁的要求告知房欣慰，退款确认函显示联系人为张可仁。房欣慰于2月28日在确认函上签字并注明收款账号，拍照后发送给吴双。3月8日，房欣慰询问吴双其何时可以收到机票款退款，吴双表示15个工作日。房欣慰分别于3月27日、4月1日、4月12日等日期，多次询问吴双退票进度，吴双表示尽快和票务代理联系。吴双在收到房欣慰的询问后，也随后联系张可仁，张可仁表示抓紧联系票务公司，尽快退款。4月19日，吴双再跟张可仁联系，张可仁已不再回复微信。一审诉讼中，李秀兰到庭表示，其于2018年10月18日向引领旅行社转账的217248元系接受房欣慰的委托支付的机票款，相应的权利义务由房欣慰承担。现房欣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引领旅行社返还机票款193248元并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房欣慰系与吴双联系，提出订票需求，吴双在获知其订票需求后找到张可仁进行询问，张可仁得知后又向引领旅行社的职员胡琴咨询，张可仁在得知具体航班信息和票价后告知吴双，从而吴双又告知房欣慰。在房欣慰确认航班和票价后，吴双向张可仁表示同意订票，后张可仁向胡琴下达订票指令，胡琴要求张可仁告知实际订票人将机票款汇至引领旅行社。后因机票价格问题，张可仁要求胡琴退票，转而向保盛公司订票。张可仁在向胡琴提出退票请求后，主动确认退款金额和收款账户，在此情况下，胡琴向张可仁汇款。从整个交易过程来看，可以确认的是，房欣慰自始既没有与张可仁直接联系，也没有与引领旅行社直接联系，其中的订票需求、航班信息、机票价格、行程确认、退票申请等事项均是通过吴双传递信息，因此，房欣慰并没有与引领旅行社就委托购买机票达成合意的机会。房欣慰仅凭其向引领旅行社支付机票款就主张其与引领旅行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房欣慰依据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要求其引领旅行社退还机票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房欣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另查：根据房欣慰提交的《行程确认单》记载：“TO:房欣慰FROM:张可仁以下是您所预定的行程，请您确认：……汇款账号：公司名称：北京引领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胜古园支行（行号：xxx）账号：×××金额：217248联系人：张可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引领旅行社应否退还房欣慰机票款。房欣慰上诉主张引领旅行社向房欣慰出具了《行程确认单》，房欣慰基于该《行程确认单》向引领旅行社的账户支付了订票款，故双方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现房欣慰因个人原因取消了行程安排，引领旅行社应当退还剩余机票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房欣慰提交的公证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订票的流程为，房欣慰将订票需求告知吴双，吴双又将订票需求告知张可仁，在确认账单付款主体时吴双已向张可仁披露了订票客人为房欣慰，张可仁得知订票需求又向引领旅行社的职员胡琴咨询，张可仁在得知具体航班信息和票价后告知吴双，吴双又告知房欣慰，从订票的流程来看，房欣慰在确认行程之前未与引领旅行社直接联系沟通委托订票事宜，且房欣慰提交的《行程确认单》中为“TO:房欣慰FROM:张可仁”，联系人亦为张可仁，仅在汇款账号信息处有引领旅行社的信息，故该《行程确认单》不足以证明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另外，房欣慰虽然委托他人将机票款汇入引领旅行社的账户，但根据上述《行程确认单》及公证的聊天记录，该《行程确认单》系张可仁确定后发给吴双，《行程确认单》中指定汇款账号，房欣慰亦是按照吴双转递的《行程确认单》中指定的引领旅行社的账户汇入机票款，现无证据证明张可仁系引领旅行社的员工，且张可仁在订票往来沟通中并未向吴双披露引领旅行社系实际代理订票方，故仅凭款项汇入引领旅行社账户亦不能证明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直接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且引领旅行社主张其已经向张可仁退还了相应的机票款，并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以现证据不足以证明房欣慰与引领旅行社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不持异议。房欣慰上诉要求引领旅行社退还机票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房欣慰与吴双、张可仁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房欣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64元，由房欣慰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海洋审 判 员 张清波审 判 员 孙承松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张 清书 记 员 屈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