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维华，女，195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苗世杰，辽宁贤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焕岭，辽宁贤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富生，男，1964年2月1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上诉人周维华因与被上诉人王富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2民初7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维华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关于本案事实认定问题。1.首先需要追问和质问的是被上诉人究竟是怎样一个所谓因身份关系而使用上诉人的股票账户进行炒股的，对此一审法院不仅没有进行其任何说明，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证据能够予以证明。2.对于一审法院所谓“双方在原告开立的招商银行账户中均有资金进出账记录”的认定是没有任何事实及证据的。关于本案所谓诉讼时效问题。就本案基础法律关系而言，被上诉人在上一次二审庭审中曾抗辩说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而按照被上诉人的这种所谓委托合同关系，其实就是指上诉人是委托周维萍代为进行炒股的，否则将是无法解释的。事实上，因为上诉人不懂得如何炒股，所以当初都是由周维萍代为进行具体操作的。后来，听周维萍说整个股票市场行情开始下跌，并说大概只剩下20多万元，就这样，2007年6月22日，经周维萍操作取出了20.47万元。因周维萍是上诉人的同胞妹妹，对其所说的话上诉人深信不疑。所以在2007年6月22日及后来，上诉人就没有去查账和打印银行流水。2018年2月8日，因周维萍的诬陷使上诉人的丈夫受到治安处罚，导致上诉人与周维萍之间关系彻底破裂。所以，对于曾经的股票投资和收益等，上诉人开始对周维萍产生了怀疑。2018年8月13日和10月25日，先后到招商银行复印取现和转账凭证及打印银行流水时，上诉人才得知被上诉人曾非法取现和转账79.4万元，于是便引起了本案诉讼。所以，即便本案是不当得利关系，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问题。因为本案79.4万元是由上诉人依法享有其所有权，而所谓物权则是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所以根据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完全就是一种物权法律关系，就是说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性质上根本就不是其所谓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王富生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上诉人所说的委托周维萍炒股是虚构的，周维萍没有接受上诉人委托进行炒股，这是上诉人编造的谎言，我在银行取的款项都是我自己签字的。上诉人起诉多次强调我以非法手段获得上诉人79.4万元存款，这应是刑事案件，请求法庭移送公安机关侦办。事实上，我们两家2004年2月17日用上诉人名义开设股票账户，使用一个账户做股票，当时是因为两家关系密切，开设账户后，两家都有存款，银行卡、密码等均由上诉人掌控。2007年由于家庭发生变故，姐妹反目，双方失去合作基础，不能使用同一账户做股票。我们于2007年6月19、20日在上诉人监控下分四笔取出了79.4万元。2007年6月22日上诉人取出最后一笔存款20.47万元，上诉人取款后，账户处于清空状态。从此两家再无正常往来。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四次庭审，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委托周维萍炒股，也没有我取走账户79.4万元的证据。在代炒股的问题，上诉人是虚构的。我的每笔取款转款都是在上诉人监控下进行的。关于时效问题，上诉人称2018年8月13日清理账户时发现资金被取走，这不是事实，上诉人掌控着银行卡和密码，任何取款行为离不开上诉人。最后一笔款项是上诉人在2007年6月22日亲自签字取出。说明上诉人对账户非常清楚，现在上诉人称不知情，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已经确定了本案法律关系不是返还原物，上诉人要求的返还原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庭依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求。周维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79.4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维华与案外人周维萍系姐妹关系。被告王富生与周维萍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6年离婚，但仍共同生活。2004年原告周维华在“长城证券”办理开户手续进行炒股，后转入平安证券大连人民路营业部，同时绑定其招商银行的资金账户。被告因身份关系，也使用原告的该股票账户进行炒股，双方在原告开立的招商银行账户中均有资金进出账记录。2007年6月19日至20日，被告从原告招商银行账户中取走现金1万元，三次转账分别为14.8万元、13.6万元、50万元，合计79.4万元，被告在银行取款凭条上签名。2007年6月22日，原告从招商银行账户中取款20.47万元，取款后该账户余额为人民币25.62元。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本案的案由，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的基础法律关系系返还原物，从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人民币79.4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返还原物是指权利人请求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人返还该物的纠纷，返还原物是指对物质形态的物的返还，权利人请求返还的是原物而非替代物，因此，原物必须存在是前提。2.人民币是我国法定的流通货币，属于民法上的种类物。在物权法上，货币所有权的客体，其占有权与所有权合二为一，货币的占有人视为货币所有人，货币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要件，因此，就货币不能发生返还请求权之诉，仅能基于合同关系、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提出相应的请求。据此，原告主张本案适用返还原物案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未举证证明其与被告间有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诉称被告以非法手段转走原告的款项，对于被告以何种非法手段原告未举证证明。故原审作出的（2019）辽0202民初118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其次，时效问题，不当得利纠纷的获取利益一方，依法应负有返还所获取的利益的义务，但受害人行使权力，应遵循民事法律有关一般诉讼时效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2007年6月19日至6月20日被告合计取走原告银行账户人民币79.4万元；而原告于2007年6月22日从同一账号取走人民币20.47万元，取款后该账户余额为25.62元。被告取款在先，原告取款在后，原告于2007年6月22日在取款时即应知道其账户被告取走人民币79.4万元的事实，即原告作为权利人应在2007年6月22日即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诉讼时效自该日期开始计算。现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发生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原告于2018年9月25日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民事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对于原告称2018年8月13日才得知被告取款的事实，有悖常理，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维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74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上诉人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问题。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被上诉人向其返还人民币79.4万元。而人民币属于民法上的种类物和可替代物，就货币不能发生返还原物请求权之诉，不适用返还原物这一法律关系，仅能基于合同关系、不当得利或侵权行为提出相应的请求。因此，上诉人主张本案适用返还原物案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中，上诉人又主张其请求返还79.4万元系基于委托合同关系，系其委托周维萍炒股操作，并称周维萍与被上诉人共同炒股转走上诉人账户钱，但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与被上诉人间有合同关系。故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7号）第六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于2007年6月19日至6月20日合计取走上诉人银行账户人民币79.4万元，上诉人于2007年6月22日从同一银行账户取走人民币20.47万元，该账户余额为25.62元。上诉人于2007年6月22日取款时即应知道被上诉人从其账户取走人民币79.4万元的事实，即上诉人在2007年6月22日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故应当从此时计算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与法有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周维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0元，由上诉人周维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隋广洲审判员  高明伟审判员  胥涛勇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