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辽06民终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玉玲，女，1988年6月16日出生，朝鲜族，无职业，住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乙娟，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丹东市安民镇中和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黄斌芬，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琳薇，辽宁圣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玉玲因与被上诉人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川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乙娟、被上诉人佰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琳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玲上诉请求：一、撤销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9年8月10日，原告开始休产假，产假期至2020年1月18日”的事实错误。上诉人的产假截止日期应为2020年1月9日，非2020年1月18日。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产假截止2020年1月18日是不准确的，是记忆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当时因为新冠疫情，被告公司全员待岗，处于停产状态”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2020年1月至5月，被告公司全体员工处于待岗状态，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的事实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遗漏部分事实未予查明，请二审予以查明。上诉人通过“黄总”（黄定川）招用，于2012年6月起到丹东通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工作到2014年11月（从社保缴费记录体现：2012年6月到2014年11月由通越公司社保缴费），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后又被黄总安排到被上诉人处从事会计工作，同时兼职通越公司会计工作，但工资由被上诉人发放（从社保缴费记录：2014年12月到2020年由被上诉人社保缴费）。2020年6月4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工作交接的内容也包括通越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本案上诉人请求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应当从入职通越公司开始起算并连续计算至解除劳动合同之日。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通越公司工作的情况未予查明，请二审予以纠正。五、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是错误的，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应认定为6月2日解除。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作为一名产妇，被上诉人应在上诉人产假到期之日及时安排工作发放工资，这是法律对妇女的特殊保护。即使被上诉人未及时安排工作，上诉人在2020年1月产假到期后仍然继续从事报税等会计工作。在被上诉人2020年6月9日的工资表中仅记载了2月份应付工资情况，没有体现2020年1月工资（具体应为2020年1月9日至1月30日）。另外，别说疫情没有影响到上诉人2020年1月份的生产经营，就算有影响，上诉人当时正处于哺乳期，被上诉人无任何理由降低其工资，这也是法律对哺乳期妇女的特殊保护。上诉人产假到期后，虽然未到办公室工作，但仍然通过家里的电脑、通过与单位相关人员、电话沟通，线上工作（主要是报税），但被上诉人一直拖欠工资。被上诉人拖欠工资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无奈才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的申请。被上诉人收到解除合同的申请后，应当非常重视，一周左右就开始发放工资，因为单位担心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如果没有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申请，被上诉人不知道多久才能发放工资。本案的发生，源头是因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产假期满前，安排他人接替了上诉人的岗位，被上诉人称没有岗位再接纳上诉人，虽然黄定川（黄总）承诺过了节再说，但一直未予安排。如果本案认定上诉人产假后未为单位提供劳动，通过上诉人与黄定川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证明未能提供劳动的原因是被上诉人不为上诉人安排工作，是被上诉人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保留要求被上诉人支付赔偿金的权利。 佰川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上诉人产假休假后未提供劳动是不争的事实，其后即进入春节放假期间，放假后由于疫情整体社会全面停产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也无需对因疫情停产一事提交证据证明，并且疫情期间自2020年2月至5月期间，被上诉人已经向原审法院提供部分劳动者的工资表，证明虽然企业全面停产，但已经对职工发放了基本生活费予以补助。 玉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原、被告于2020年6月2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支付自2020年1月9日起至2020年6月2日间的工资21000元；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1500元；被告配合原告办理领取失业金的所有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14年10月20日到被告公司从事会计工作。2014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期限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15年10月19日，原告担任会计岗位，月工资3500元。2015年10月20日，双方续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5年10月20日至2017年10月19日止。2017年10月19日，双方续订劳动合同至退休。2019年8月10日，原告开始休产假，产假期至2020年1月18日。2020年1月至5月，被告公司全体员工处于待岗状态，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同年5月10日至6月10日，原告到被告公司上班，被告公司欠付当月工资3500元。2020年6月2日及6月10日，原告两次向被告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2020年1月18日产假期满，被告应当在2020年2月为原告安排工作，但当时因为新冠疫情，被告公司全员待岗，处于停产状态，根据相关规定，被告应当在停产、停工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职工没有提供劳动的，企业应当按不低于本地区最低工资70%的标准向职工发放生活费，故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2020年2月工资3500元，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610元，被告应支付原告3月、4月工资合计2254元；庭审中，被告认可原告2020年5月10日至6月10日正常为被告工作，并同意支付工资3500元。关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2020年1月工资，因原告休产假后未向被告公司提供劳动，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2020年6月2日及6月10日分别两次以被告公司拖欠2020年1月、2月工资为由向被告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一审法院认为，2020年1月18日原告产假期满，且没有到被告公司提供劳动，故被告公司没有拖欠工资的事实。2020年2月，因新冠疫情被告公司全员待岗，处于停产状态，依据规定在第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按劳动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工资，但该工资属于劳动者未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因特殊原因需向劳动者支付的生活费，不属于劳动报酬，结合这段时期的特殊性，原告以被告拖欠此期间工资为由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确认解除劳动合同，因被告亦同意解除，故对该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办理领取失业金的手续，因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对于该诉请，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判决：一、原告玉玲与被告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二、被告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玉玲支付2020年2月至6月10日期间工资9254元；三、驳回原告玉玲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负担。 二审中，玉玲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书证明佰川公司和丹东通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越公司）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同一人控股的关联公司，玉玲在佰川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内容包括了通越公司的内容，但是玉玲的工资由佰川公司发放，因此，在2020年1月至5月期间，玉玲为通越公司的工作也应当由佰川公司支付工资。 证据二、玉玲与佰川公司负责人王志敏分别于2020年1月9日、2月20日和5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据来源于玉玲的手机微信，证明玉玲一直在给通越公司工作的事实。 证据三、2020年6月10日丹东银行的银行流水，证明玉玲生孩子后在2020年6月2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后，佰川公司才于6月10日向玉玲又支付了2906元，该款项玉玲也不清楚是哪个月的工资，但确实是收到了这个钱，我们按照时间推断，应当是2019年8月份工资。 证据四、玉玲休产假时间及生育津贴加晚育津贴金额单，来源于上诉人的手机查询，证明生育险补贴发生的时间截止到2020年1月9日，按照158天计算的，2020年1月10日之后佰川公司应当给玉玲发放工资，但是直到2020年6月2日玉玲向佰川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时一直没有发放，属于拖欠工资的情形。 佰川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暂时不确定，庭后核实。该协议与本案劳动争议没有事实及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协议中明确只有通越公司注销后债权债务由佰川公司承担，但目前通越公司法人主体存续，没有注销，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盖章但未履行；上诉人在仲裁和一审过程中，向法院提交了养老保险缴费明细，可以印证2014年以前，玉玲与通越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通越公司向上诉人支付报酬，缴纳保险，2014年后才与佰川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由佰川公司缴纳社会养老保险。为通越公司工作由我方支付工资不符合事实，通越公司股东为董婷一人，而被上诉人公司两名股东黄斌芬和黄定川二人，因此该两家公司不存在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关联的关系。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观点，被上诉人在随后的法庭举证过程中证明没有迟延发放工资的主观意图。 佰川公司提交微信聊天记录两张及银行转账凭证一张，微信聊天记录来源于被上诉人单位工作人员王志敏的手机微信截图，是王志敏与郑姓出纳的聊天记录，另一张是王志敏与玉玲的聊天记录，证明上诉人2019年8月份工资被上诉人已经按时发放，但由于出纳员原因汇款账户错误，因此8月份工资被原路退回，财务对此事不知情，其后知晓，于2020年6月10日早上八点向上诉人索要银行卡后将该款项汇入上诉人银行账户。 玉玲的质证意见，对王志敏与郑姓出纳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我方不认可。对王志敏与玉玲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也有异议，如果材料是真实的，也不能否认上诉人在6月2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前被上诉人拖欠工资的事实。对银行转账的事实没有异议，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月份的工资，如果是8月份的工资，被上诉人也是没有按时发放，也是在我们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后发放的，也不能否认被上诉人拖欠工资的事实。我们认可是8月份的工资。 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关于证据一，虽然上诉人提交原件，但该证据载明现乙方（通越公司）进行注销，同时乙方的所有债权及债务全部由甲方（佰川公司）承担。而通越公司未注销，该转让协议约定未成就，且该证据显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并非同一人，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玉玲的举证主张，对证据一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证据二，虽然佰川公司对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该证据证明玉玲为通越公司工作，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证据三、证据四，鉴于佰川公司对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佰川公司提交的两张微信聊天记录，因该微信聊天记录系复印件，玉玲对真实性有异议，对该二份聊天记录本院不予确认。对佰川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鉴于玉玲对该凭证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玉玲休产假截止日期外其他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中当事人双方自认休产假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至2020年1月15日。2020年6月10日佰川公司通过银行给付玉玲2019年8月工资2906.08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佰川公司是否应向玉玲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经查，玉玲产假结束，佰川公司未给玉玲安排工作，亦未给玉玲2020年1月份产假结束至月底工资，虽然佰川公司给付玉玲2019年8月份工资2906.08元，玉玲该月因产假在佰川公司工作到该月10日，佰川公司提出用2019年8月份工资抵顶2020年1月份工资，但即使该理由成立，佰川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将玉玲2019年8月份工资打入玉玲银行卡，而2020年6月2日玉玲以拖欠工资为由向佰川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玉玲向佰川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佰川公司亦欠付玉玲工资。玉玲以佰川公司拖欠其工资为由，请求佰川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佰川公司应当向玉玲支付经济补偿金。玉玲于2014年10月20日到佰川公司工作，2020年6月10日与佰川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应支付经济补偿金21000元（月工资3500×6个月）。玉玲主张佰川公司应给付其在通越公司工作期间的经济补偿金，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玉玲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故对玉玲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佰川公司虽然未明确给付玉玲2020年1月产假后工资，但鉴于佰川公司给付了玉玲在休产假开始当月工资即2019年8月份工资，佰川公司提出用2019年8月份工资抵顶2020年1月份工资，而该月玉玲未向佰川公司提供劳动的实际情况，一审未判决佰川公司支付玉玲2020年1月份工资并无不当。另外，鉴于二审中当事人一致认为玉玲休产假日期为2019年8月10日至2020年1月15日，对上述玉玲休产假日期予以确认，对一审确定的玉玲休产假截止日期予以纠正。上诉人其他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玉玲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2020）辽0603民初387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上诉人玉玲支付经济补偿金21000元； 四、驳回上诉人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丹东佰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维刚 审判员  曹立新 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 法官助理王蕾 书记员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