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2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利文，女，1965年4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亮，北京玉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淑芬，女，193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小学退休教师，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鹏，北京市包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利文因与被上诉人杨淑芬占有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2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利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杨淑芬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未认定我在北京市西城区前半壁街21号19-21号北房三间（下称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存在错误。1.涉案房屋属于直管公房，我的丈夫，即杨淑芬的儿子韩会升在此享有居住权。1995年之前，杨淑芬之夫韩宪文与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下称西城房管局）签订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涉案房屋，一人承租、多人同住，韩宪文与杨淑芬及其子女均是直管公房的共同居住人。韩宪文去世后，杨淑芬与西城房管局续签了《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韩会升与杨淑芬仍共同居住，其享有居住权。2.我与韩会升于2000年11月3日结婚，因婚姻关系成为家庭成员，取得公租房的居住权。3.杨淑芬搬出后再未回来居住，且未交纳租金和管理使用涉案房屋，我十多年来一直居住、管理使用涉案房屋，并交纳租金，我在北京市无其他住房。公租房的共同居住人是指公有居住房屋的承租人死亡或者变更租赁关系时，在该承租房屋处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房屋居住，或者有，但居住困难的人（结婚、出生不受前述条件限制）。一审法院未考虑我已经成为家庭成员、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以及杨淑芬搬出后我改建涉案房屋、交纳房屋租金等事实，就作出了我在涉案房屋没有居住权的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民法典》第462条，认为我属于无权占有、非法占有涉案房屋，属适用法律错误，我系合法占有，且远超过一年。我从结婚后就一直在涉案房屋居住，并不存在擅自搬入的事实，我认为本案是杨淑芬被他人操控，我愿意杨淑芬搬回来和我一起居住。杨淑芬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范利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范利文在上诉状中称一审判决未认定其在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判决错误，但是在其自己的上诉状中自认共同居住人是指公房居住房屋的承租人死亡或者变更租赁关系时，在该承租房屋处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而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我目前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是涉案房屋的唯一合法承租人，并不存在公有居住房屋的承租人死亡或者变更租赁关系的情形，故范利文的上诉理由并不能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关于涉案房屋，范利文已经构成占有妨碍，应予以排除。范利文声称的占有事实及理由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现场勘验，判决范利文腾退涉案房屋交还给我，属于适用法律正确。杨淑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利文将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间和第二间腾空交还给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西房福字第11-057号《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显示：杨淑芬作为乙方承租前半壁街21号19-21号总使用面积38．9㎡其中居室3间，该租赁合同落款处时间为2000年6月20日。另查，韩会升、范利文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0年11月13日登记结婚，二人户籍均在西城区前半壁街21号，韩会升为户主，韩会升因病于2015年3月12日去世。韩会升生前与范利文在涉案房屋内居住多年，现范利文持有2006年至今的多份租金交纳凭证。经现场勘验，范利文自认上述涉案三间公房的东数第一、第二两间由其控制；该两间房屋从院内查看，屋顶南侧为起脊形式；屋内均为南侧有楼梯，房屋上部有隔层；东数第一间房屋前有相连的自建房，需从该自建房进入里侧公房。勘验中，范利文表示在2012年房管所翻建后，范利文夫妇将起脊屋顶的北半部分屋顶拆除，盖成平行屋顶，在房屋内部加建隔层用于居住。庭审中，对于要求腾空返还的房屋，杨淑芬方明确表示仅限于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间和第二间公房，不涉及自建房。庭审中，范利文表示其在案涉院落控制的自建房除上述公房东数第一间门前的自建房外，在该院内西南角的位置还有自建房一间；且因隔壁装修噪音的原因，现未在涉案房屋内居住。一审法院认为，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淑芬作为涉案房屋的承租人，有占有和使用该房屋的权利，现杨淑芬诉请范利文腾空交还涉案房屋，于法有据。范利文所持的因结婚与杨淑芬之子建立婚姻关系，并将户籍迁入涉案房屋且在涉案房屋内长期居住的事实不能成为设立范利文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的依据。此外，对于范利文所持的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改建及装修而支付高额费用的抗辩，法院认为，首先，范利文并未提交其所主张的高达25万元修建开支的证明；其次，根据案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九条之规定，不得擅自拆改房屋建筑结构及设备，如确属必要，须事先取得甲方同意并另行签订协议后方可拆改。擅自拆改的，应负责恢复原状或赔偿；再次，范利文夫妇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为自身居住之便利，进行的施工。综上，范利文所持的对涉案房屋进行施工有开支的抗辩，法院不予采信。此外，鉴于对自建房有多元的处理渠道，且杨淑芬方在本案中明确表示诉请不涉及自建房，故本案对此不予裁处。据此，一审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判决：范利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北京市西城区前半壁街21号19-21号北房三间中东数第一间及第二间房屋腾空交还杨淑芬。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范利文围绕其上诉意见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范利文提交其与案外人李雪如、赵雪莲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用以证明杨淑芬之子韩会慈将涉案房屋中的西侧第一间出租，房屋租金由韩会慈收取，水电费交与范利文。杨淑芬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定的新证据，二审法院不应予以认定，从证据的内容看，也只能证明有一个所谓的李雪如、赵雪莲与范利文之间有微信转账记录，并不能证明范利文的证明目的，所以我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二审补充查明，杨淑芬在一审审理中称：“1995年我的配偶去世，2000年我和西城房管局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涉案三间房屋西间是给韩会慈的，东边的两间是由我和我长子韩会升一起居住，其中一间是韩会升居住，另一间是我和孙女韩雪居住。2000年韩会升认识了范利文，韩会升要求与范利文结婚，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全家人都是反对的，范利文和韩会升结婚后，我在丰台马家堡买的房子，之后我不愿意和范利文共同生活，就搬到马家堡去住，就把最东边的一间给韩雪居住，中间的一间给韩会升居住，但是我当时明确表示是可以让韩会升居住的，但是不能让范利文居住。”二审审理中，经法院询问，杨淑芬认可自2005年开始涉案房屋的租金系范利文交纳，但认为因为自身年龄很大，无法亲自到公房管理单位交纳房租，每次派孙女去交纳租金时被告知范利文已经交纳房租了，其对于该费用是由范利文交纳一事并不知晓；如果杨淑芬知道是范利文在交纳的话，杨淑芬是肯定不会认可的，房屋租金的交纳并不能改变公房租赁的性质和实际承租人。另，范利文主张韩会升、韩会慈与其他三位姐姐已经就涉案房屋的居住达成一致意见即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二间由韩会升、范利文居住使用，西数一间由韩会慈出租管理。杨淑芬对此不予认可。范利文未能就其该项主张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中，涉案房屋的公房承租人为杨淑芬，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虽范利文因其杨淑芬之子韩会升结婚搬入涉案房屋内居住，并将户籍迁至涉案房屋处，但其与韩会升结婚时，杨淑芬已为涉案房屋公房承租人，范利文不符合涉案房屋共同居住人的条件，现杨淑芬有权要求范利文腾退其实际占有使用的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二间房屋，一审法院依据杨淑芬诉请予以判决，并无不当。范利文以其系涉案房屋共同居住人为由拒绝腾退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二间房屋，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应当指出，虽范利文称其交纳涉案房屋租金、对涉案房屋进行装修改建，但上述事实均难以构成其系涉案房屋公房共同居住人的充分条件。另，虽范利文称韩会升、韩会慈与其他三位姐姐已经就涉案房屋的居住达成一致意见即涉案房屋中东数第一、二间由韩会升、范利文居住使用，西数一间由韩会慈出租管理，但在杨淑芬对此不予认可的情形下，范利文并就此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存在上述事实，但涉案房屋承租人为杨淑芬，杨淑芬之子女无权就涉案房屋如何分配管理进行约定。综上所述，范利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范利文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苑薇审 判 员 何江恒审 判 员 孟 龙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袁 芳书 记 员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