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7民终6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艳梅，女，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行大厅经理，住黑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占军，男，1968年2月10日出生，满族，农村信用社职员，住黑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侯寻，男，199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销售员，住黑山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嘉谦，女，199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山县。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昊霖，辽宁云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齐秋兰，女，1958年9月17日出生，蒙古族，退休工人，住黑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飞，辽宁金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与被上诉人齐秋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2020）辽0726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昊霖，被上诉人齐秋兰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龙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2020）辽0726民初188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张艳梅、上诉人侯寻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实质为委托代理投资理财关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6月27日，被上诉人将理财款汇款至上诉人侯寻的银行账户，委托侯寻代为购买一年期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的购买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一年期利率为10%。2017年到期后，被上诉人共获得本息合计330000元；后到期日当天，被上诉人又追加20000元理财投资款，以总金额350000元为本金再次委托侯寻代为购买一年期理财产品，一年期利率为9.5%。2018年到期后，被上诉人共得本息合计383250元；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侯寻将投资收益3250元汇款至其银行账户，并以总金额380000元为本金继续为其购买理财产品，一年期利率为9.5%，以上客观事实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明细可以证明。根据前述客观事实可以得知，本案的基础资金流转所对应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侯寻与被上诉人之间委托代理投资理财产品，而非一审判决中认定的民间借贷关系。2.一审法院判决中“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张艳梅告知原告齐秋兰，其儿子侯寻系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该公司出售理财产品的年利率为9.5%，张艳梅劝原告齐秋兰购买，并同意由本人为原告出具借条。2016年6月27日齐秋兰将300000元转存入侯寻账户，被告张艳梅给原告齐秋兰签写一份借条，后每年一结利息，张艳梅又给原告齐秋兰重新签写一份新的借条，直至2018年7月3日，被告本息合计共383250元……”系事实认定不清。2016年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侯寻代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年化利率为10%，2017年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侯寻代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年化利率为9.5%，2018年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侯寻代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年化利率为9.5%，但前述判决的认定为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8年7月3日之间的若干次代为购买理财产品的年化利率均为9.5%，并且判决书中以300000元作为本金按9.5%的年化利率利滚利后认定截止于2018年7月3日本息合计共383250元，这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而且根据判决书中认定的时间和利率也无法计算出383250元的本息，属于一审法院据以裁判的客观事实认定不清。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艳梅与被上诉人齐秋兰之间存在生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属于事实证据不足。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一审法院判决中认定，“本案中原告以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了形成时间为2018年7月3日的借条作为凭证，已经完成了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被上诉人仍需提供与2018年7月3日的借条所载明的时间、金额相对应的其他证据，来证明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且，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应需将借款实际交付才能生效，而本案中被上诉人齐秋兰并未将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380000元本金实际交付于上诉人张艳梅，不存在生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二、上诉人侯占军、上诉人侯寻、上诉人徐嘉谦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法律责任。1.上诉人张艳梅与被上诉人齐秋兰之间法律关系，针对于上诉人侯占军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首先，上诉人侯占军与上诉人张艳梅夫妻二人每月至少有8000元以上的共同收入，该笔共同收入不仅能够满足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甚至能够维持较为不错的生活水平，同时儿子侯寻已经成年且有稳定的工作。综述，上诉人侯占军与上诉人张艳梅不存在对外大额举债的客观理由，不应认定该笔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其次，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且原告与被告张艳梅聊天记录中，被告张艳梅自认其夫妻均承诺过同意偿还该借款，故被告侯占军与被告张艳梅应共同承担偿还原告齐秋兰借款的责任”。根据司法解释，若认定该款项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上诉人侯占军与上诉人张艳梅共同意思表示。本案中，上诉人侯占军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上诉人张艳梅与被上诉人齐秋兰之间连天记录所涉内容的效力也不应及于上诉人侯占军。前述司法解释的立法原意在于保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在另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大额借款时，不知情方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据知情方上诉人张艳梅的意思表示，则将该笔款项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不知情方上诉人侯占军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是与最高院立法目的相违背的。综上所述，该笔款项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侯占军也不应承担责任。2.上诉人侯寻和上诉人徐嘉谦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还款义务。首先，上诉人侯寻和上诉人徐嘉谦并未在借条上签名盖章，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上诉人侯寻和上诉人徐嘉谦并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一审案件中的适格被告。其次，一审判决中认定：“在本案中四被告不能说明之间的多笔多次大额银行转账的用途和法律关系，可以认定四被告有共同借款的目的，借款用途用于家庭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开销，实质上四被告共同获益，四被告的资产已经发生混同，故四被告应共同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四上诉人之间的银行互相转账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四上诉人本身是夫妻、父子、母子关系，前述若干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资金流转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并不突兀，而且资金流转只能证明转账双方之间发生过财产变动，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转账目的情况下，资金流转的行为不能单独证明四上诉人有共同的借款目的。再者上诉人侯寻和上诉人徐嘉谦都有收入来源，也不存在需要使用该笔大额款项的理由和客观事实，所以一审判决认为四被告的资产发生混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最后，上诉人徐嘉谦与上诉人侯寻的结婚时间为2016年12月，而被上诉人是在2016年6月27日将300000元款项汇款至上诉人侯寻的银行账户。汇款转账时上诉人徐嘉谦与上诉人侯寻尚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不应如一审判决认定前述两位上诉人对该笔款项有共同的借款目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有违公平，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齐秋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齐秋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38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张艳梅与侯占军系夫妻关系，被告侯寻与徐嘉谦系夫妻关系，侯寻系张艳梅与侯占军之子。张艳梅是中国农业银行黑山县支行职工，齐秋兰在黑山县农业银行办理业务时与张艳梅相识。之后，被告张艳梅告知原告齐秋兰，其儿子侯寻系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该公司出售理财产品的年利率为9.5%，张艳梅劝原告齐秋兰购买，并同意由本人为原告出具借条。2016年6月27日齐秋兰将300000元转存入侯寻账户，被告张艳梅给原告齐秋兰签写一份借条，后每年一结利息，张艳梅又给原告齐秋兰重新签写一份新的借条，直至2018年7月3日，被告本息合计共383250元，侯寻将3250元直接转账给原告齐秋兰，张艳梅给齐秋兰签写380000元借条，借条载明“今从齐秋兰处借款380000元，时间一年，年利率9.5%，到期连本带息一次结清。”此后，合同约定还款期限至期后，原告未获取相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原告齐秋兰与被告张艳梅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为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中，原告以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了形成时间为2018年7月3日的借条作为债权凭证，已经完成了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被告张艳梅不认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且对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其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被告张艳梅始终未能对出具借条而非收条做出合理解释，双方并未对风险负担等有关事宜进行约定，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往来款项性质为投资款，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张艳梅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经成立。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被告侯占军作为张艳梅丈夫是否应共同偿还欠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张艳梅借款系用于投资其子侯寻所在的公司，通过本院依法调取的四被告之间的银行流水明细，所得投资回报应当视为侯占军与张艳梅夫妻共同生活费用，且原告与被告张艳梅聊天记录中，被告张艳梅自认其夫妻均承诺过同意偿还借款，故被告侯占军与被告张艳梅应共同承担偿还原告齐秋兰借款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三被告侯寻、徐嘉谦是否应当与被告张艳梅共同承担偿还欠款责任。本院查明，本案中原告齐秋兰的300000元是在被告张艳梅指示操作下汇入被告侯寻的银行账户中，本院调取四被告银行流水明细可知被告张艳梅的多次多笔该类民间借贷行为均是汇入被告侯寻、徐嘉谦的银行账号，后再转到侯寻从业的投资理财公司的账户中。另查明，被告侯寻系诺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员，其母被告张艳梅利用农行大堂经理拥有丰富的储户资源的便利，为其子即被告侯寻拉拢客户并向其子从事的投资公司进行转款，被告侯寻将这些款项转到诺远公司的账户，从而获取收益，在本案中四被告不能说明之间的多笔多次大额银行转账的用途和法律关系，可以认定四被告有共同借款的目的，借款用途用于家庭生产经营和家庭生活开销，实质上四被告共同获益，四被告的资产已经产生混同，故四被告应共同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是关于利息的问题，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齐秋兰借款本金3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380000元为基础，以年利率9.5%计算，从2018年7月3日开始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0元及保全费2420元，由被告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负担。本院二审中，四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投资银行流水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自2016年4月19日开始一直委托上诉人侯寻代为购买诺远公司的理财产品投资获利，2016年4月19日第一次投资系被上诉人自行签订合同并支付投资款，该笔投资成功后被上诉人便开始委托侯寻代为购买投资产品。详细投资情况见书面投资说明表。第二组证据：张艳梅与齐秋兰聊天记录一组，共30张，侯寻与齐秋兰聊天记录一组，共4张。证明：1.被上诉人存在多笔投资合同关系，其中涉案的38万元正在其中。2.被上诉人多次以侯寻和徐嘉谦相威胁实现其不合法目的。3.被上诉人多次以其女儿上学和儿子买房为由向上诉人索要钱款而非向其主张借款债务。4.诺远公司被立案后，被上诉人还询问过上诉人张艳梅和侯寻涉案38万元投资款的兑付情况。第三组证据：转账记录9张。证明：2016年开始案外人杨洁多次向其女儿徐嘉谦转账汇款，供上诉人侯寻和徐嘉谦生活开支。被上诉人齐秋兰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不是银行出具的；没有被上诉人齐秋兰与诺远公司签订的理财合同，其银行流水均显示天津融宝公司支付给侯寻，还有侯寻支付给齐秋兰，这些均是侯寻偿还齐秋兰的借款及利息，并不能证明齐秋兰委托侯寻进行投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并不是原件，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微信聊天记录均是齐秋兰向被上诉人催还借款的内容，因上诉人张艳梅给齐秋兰出具多份借条，其中包括本案的38万元，以及还有另案的61万元，被上诉人只是催款并不存在威胁，关于借款和委托投资的事宜，齐秋兰有一笔50万元的直接向诺远公司的投资，是签订了投资协议的，而本案38万元是借给上诉人的，齐秋兰可以自己与诺远公司签订投资协议，没有必要委托上诉人。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案外人转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欠缺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对原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是借款合同的一种，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被上诉人齐秋兰于2016年6月27日首次将300000元出借给张艳梅，并依照张艳梅的指示将款项存入侯寻账户。两年后，张艳梅于2018年7月3日就该笔款项向齐秋兰重新出具借条，确认出借款项为380000元，时间一年，年利率9.5%。张艳梅与齐秋兰之间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且齐秋兰已经实际交付了款项，故双方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四上诉人认为本案系齐秋兰委托侯寻代为购买一年期理财产品，并不存在生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上诉人张艳梅取得案涉借款后，由其子侯寻以自己的名义投资于“诺远公司”，张艳梅、侯占军及侯寻、徐嘉谦两个家庭均为侯寻的投资行为提供协助，且在该投资行为中直接或间接获益，原审判决认为四被告的资产已经产生混同，故四被告应共同承担偿还欠款的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张艳梅、侯占军、侯寻、徐嘉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天颖审判员  王 翔审判员  郭慧峰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张文静书记员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