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12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兰，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民，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美英，女，197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东莞市得道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宗山，男，1968年4月6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诉人刘秀兰因与被上诉人江美英、刘宗山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4民初12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江美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吴伟，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秀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宗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秀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上诉人与刘宗山之间存在相互串联、恶意沟通损害江美英的主观故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刘秀兰取得土地承包权系善意有偿，支付了相应对价，并且办理了登记手续。该合同合法有效。刘宗山在2005年前后在新疆做生意，向家族兄弟姐妹借了不少钱，其中就有刘秀兰的数百万元钱。后来由于刘宗山做期货赔钱，整个家族都受牵连，家庭矛盾升级，最后实在没办法，刘宗山就拿该块土地上的投资抵了帐。刘秀兰与乌苏市国土局重新签订了合同，并变更了登记。刘秀兰在合法取得土地后，进行了大量投资，并连续经营了十年，使得原来的每年赔钱土地改变了模样，并开始盈利。所以，刘秀兰取得该土地是在善意有偿，支付了对价，并经行了登记。属于合法有效取得。有银行转账凭证予以佐证。2．刘秀兰取得土地登记时间在2011年12月份，江美英申请执行在2014年，不存在帮助躲避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情形。而且，刘宗山与江美英的诉讼系刘宗山发起，时间变更登记之后，并且一审胜诉。所以并不存在帮助逃避债务的问题。3．江美英与刘宗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于2004年，但双方之间的诉讼始于2012年，刘宗山先行起诉江美英要求支付转让款277万元，且该案在一审中也胜诉，江美英最终胜诉是在2013年11月，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才确立了江美英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从常理上讲，在诉讼之前的2011年底刘宗山没有必要与刘秀兰转移财产以规避应当偿还给江美英的借款及利息，如果刘宗山预见到几年后自己将败诉，刘宗山也完全有时间有条件将自己租赁的另一块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扣押的土地一并转让，以使江美英的债权彻底无法实现；最后，江美英依据与刘秀兰、刘宗山分别的通话记录来证明本案涉及的土地是恶意。如果江美英要引用这段录音的话，那从江美英整理的通话记录中，可以看到刘秀兰在通话的最后，曾说：“我也不做生意了”，这句话恰能证明刘秀兰与通话之前刘秀兰是在做生意，也是有可能有能力给刘宗山转款的。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着借贷关系。4．关于一审法院认为银行凭证上的备注与民间借贷特征不符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在银行转账时，工作人员要求填写用途，当时刘宗山借款的用途就是用于农副产品收购，进货等，刘秀兰就按工作人员的要求填写，这既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正常民间借贷的一般常理。关于另外128万的银行凭证，一审法院认为转账时间不同，已无法查明资金来源。明显在增加上诉人的举证责任。5．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明知刘宗山与江美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继续与刘宗山签订转让协议，存在串通损害的主观恶意。这样认定是错误的。虽然刘秀兰、刘宗山之间确实存在亲属关系，但也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只要是合法的债权都应当得到保护，不分亲疏远近以及时间先后。江美英方想当然认为自己的债权应当保护，其他人的债权就是虚假的，不应当保护的观点是错误的，典型的诉讼霸权主义。江美英仅凭刘秀兰、刘宗山是亲属关系，随意猜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就认定恶意串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江美英确认无效，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并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主张合同无效的一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无效。江美英举证不力，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上诉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一审法院以没有借条欠款或借款合同不能证明双方存在着借贷合意，无法排除刘秀兰、刘宗山之间是否存在着民间借贷之外的法律关系，亦不能证明刘秀兰、刘宗山之间存在着民间借贷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对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庭审中，上诉人与刘宗山均认可双方的借贷关系，而且上诉人与刘宗山系姐弟关系，在现实中亲属之间的借贷没有借条欠条或借款合同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况本案由银行转账凭证为证。足以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对此，《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已有明确规定。并且根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从此规定来看，提供了转账凭证以后，借条欠条借款合同并不是民间借贷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并不像一审法院认为的，不仅要提供转账凭证，还需要提供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意的证据才能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三、刘宗山的原土地使用权已被乌苏国土局收回。刘秀兰是另行与乌苏市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并且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巨额的投资进行经营，沙漠变良田，早已物是人非。江美英起诉确认无效并无实际意义。   江美英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刘宗山与其胞姐刘秀兰签订涉案《转让协议》，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秀兰的行为符合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被确认无效。刘秀兰上诉状所称的“刘秀兰取得土地承包权系善意有偿，支付了相应对价”的说法不成立。1．刘宗山自2004年10月至2008年1月2日期间，先后多次向江美英借款，而刘秀兰自始至终都了解刘宗山对江美英的欠债情况。2．江美英代理人本次庭审当庭提交的证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2019）粤0402刑初892号刑事判决书张中第7、8、13页都显出刘秀兰的银行账户被刘宗山使用，刘秀兰账户上的资金不属于刘秀兰，而属于刘宗山。3．2011年12月7日，刘宗山与其胞姐刘秀兰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宗山将涉案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面积2321亩农用地［土地证号：乌苏国用（2009）00000454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秀兰。转让完成后，刘宗山随即于2012年9月24日在明知其尚欠江美英借款的情况下，对江美英提起诉讼要求江美英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差价，从而引起江美英对其的反诉，该案最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宗山的诉求，判令刘宗山向江美英支付借款本金和利息约人民币1,425万元，该案现因被执行人刘宗山无财产可供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已终结本次执行，现刘宗山仍在最高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4．江美英于2011年7月27日、2012年8月9日分别与刘秀兰、刘宗山进行了通话并录音。2011年7月27日，即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约四个月前，刘秀兰多次称其经济状况不好（录音原文：“活一天是一天，每天只要有个饭吃就行了”），也了解刘宗山的欠债，并主动提出愿意卖地还债（录音原文：“不行到时候就把两块地一起卖掉嘛，你能把地卖掉就一起卖掉把钱拿去吧”）；2012月8月9日，即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约八个月后，刘宗山还在录音中同意将涉案土地转给江美英抵债。综合以上事实，刘宗山主观存在逃避债务的意图，且其与其胞姐刘秀兰恶意串通、签订《转让合同》将涉案土地转让给刘秀兰的行为致使法院的强制执行无法落实、江美英的债权无法实现。而刘秀兰在明知刘宗山身负重大债务、在对刘宗山不拥有真实债权的情况下与刘宗山签订所谓抵债名义下的《转让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无疑是在与刘宗山恶意串通，帮助刘宗山逃避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贵院应当确认《转让协议》无效。二、刘宗山主张其与刘秀兰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显是虚构的。1．我方本次庭审当庭提交的证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的（2019）粤0402刑初892号《刑事判决书》第7、8、13页都显出刘秀兰的银行账户被刘宗山使用，刘秀兰账户上的资金不属于刘秀兰，而是属于刘宗山。2．为证明其对刘宗山存在债权，刘秀兰在原一审庭审［案号：（2018）新0104民初4665号］举证：中行襄樊分行两张电汇凭证、工行襄樊支行四张汇款专用凭证，共计人民币510万元。而在本案的一审证据交换中，刘秀兰的代理人再次举证上述银行转账凭证，证明目的为：“证明刘秀兰善意有偿，支付过相应对价，并且进行了登记，合法有效”。同样汇款凭证，刘秀兰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为借款，本案中又主张为土地使用权对价，明显相互矛盾，无论为何用途，土地抵债项下的债权均为虚构。3．即使不存在上述矛盾，结合刘秀兰是刘宗山所属企业会计的以及（2019）粤0402刑初892号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刘宗山长期使用刘秀兰账户的事实，该些汇款凭证无法证明上述汇款的资金为刘秀兰所有也无法证明上述汇款的用途是借款或土地使用权的对价。尤其是2005年5月23日及2006年7月11日刘秀兰向刘宗山汇款凭证上汇款用途一栏分别注有“农副产品收购”及“农副产品收购”字样，更是直接否定了刘秀兰自己对该些款项为借款或土地使用权对价的主张。综合以上事实、上述第一项第3点中江美英与刘秀兰的通话中刘秀兰对自己经济状况不好的陈述，以及刘秀兰在刘宗山所属企业担任会计，以及（2019）粤0402刑初892号刑事判决书所查明的刘宗山长期使用刘秀兰账户的这些事实，有充分理由相信刘秀兰与刘宗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虚构的，是刘秀兰与刘宗山双方恶意串通侵害江美英利益行为的一部分。三、刘秀兰有条件举证而没有能举证证明其与刘宗山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本案原一审庭审中，江美英一方曾应法庭要求向法院递交了对刘秀兰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及其任职、收入、纳税等情况的调查申请书，法院曾责令刘秀兰提交相关材料，但刘秀兰并没有向法院提供上述信息，本次庭审亦然。江美英认为2018年10月15日庭审时，法院已责令刘秀兰一方进一步举证，实际上是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分配。刘秀兰有能力举证却故意不举证，无法证明其自身的经济能力及与刘宗山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属于举证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7条规定，刘秀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本案一审中审判长亦在2020年12月24日四会监狱庭审时明确有关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应由刘秀兰与刘宗山一方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结合本案，刘秀兰仅凭有重大瑕疵的汇款凭证，不足以支持刘秀兰与刘宗山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张，在法院要求其进一步举证而其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四、刘宗山试图出尔反尔，出现相反证言。1．刘宗山在2013年7月5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庭审中，刘宗山参加了庭审并当庭承认，2012年8月9日与江美英的通话是真实的，但在2020年12月24日四会监狱庭审时，其试图以被法院骗去以及自己有忧郁症等试图掩盖这份录音的真实性，但是经过庭审的追问，其对2013年7月5日参加庭审和录音事实无异议。2．刘秀兰代理人在2020年12月24日的四会监狱的一审庭审中，也试图对其本案江美英证据五--2011年7月27日刘秀兰与本案江美英的录音通话的事实予以否认，但实际上在原一审庭审开庭审理中，也就是2018年10月15日上午在乌鲁木齐新市区人民法院的庭审中，他是承认这份通话录音是其本人的声音，是真实的，详见原一审庭审（2018）新0104民初4665号在新市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第6页第7行。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刘秀兰代理人在审理中提出本案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我方认为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1．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诉求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的确认是一种事实确认，合同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提出，时间的经过不能改变合同无效的法律性质，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5种情形，合同归于无效，一般是因其违反的三个方面，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只要这三个方面不发生变化，合同的无效属性也就不会改变，如果合同无效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那么无效合同在经过一定时间将变为有效合同，这意味着法律容忍的这种违法行为，而非法利益也将变为合法利益，这是为法律所不能容忍的。2．对无效合同的确认适用诉讼时效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自己的权利，正所谓“权利上之睡眠者，不值得保护”。本案发生的刘宗山与刘秀兰之间的恶意转让资产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情形，江美英一直并不知道，且在与他们的录音通话中，刘宗山与刘秀兰还故意说土地将转让给江美英予以抵而实际上土地已经在刘宗山与刘秀兰之间转让了，江美英了解这一事实是在维护其债权的法院执行庭执行的时候才发现土地被转让，于是不久提出了本案的诉讼。   刘宗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递交书面答辩意见。   江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宗山、刘秀兰2011年12月7日签署的《转让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9月29日，乌苏市人民政府向刘宗山颁发乌苏国用（2009）第00000454号土地使用证，载明坐落于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的面积2321亩土地，使用权类型为租赁。2010年12月22日，刘宗山与乌苏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乌苏市国有土地租赁合同书》，取得位于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处2321亩国有土地的租赁权，租赁期限为三十八年，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47年12月31日止。2011年12月7日，刘宗山（甲方）与刘秀兰（乙方）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经刘宗山、刘秀兰友好协商，刘宗山将位于西大沟镇开发区2321亩国有土地转让给刘秀兰（抵债），自转让之日起，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刘秀兰承担，地面所有附作物一切归刘秀兰所有，与刘宗山无关。12月22日，刘秀兰与乌苏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乌苏市国有土地租赁合同书》，取得位于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处2321亩国有土地的租赁权，租赁期限为三十八年，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47年12月31日止。刘秀兰向乌苏市财政局交纳了2016年国有土地承包费48,741元。2012年，刘宗山将江美英起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江美英支付转让款2,770,000元。江美英提出反诉，要求刘宗山偿还自2004年10月1日至2008年1月2日期间借款本金13,410,000元，利息15,660,089.61元，本息合计29,070,089.61元。11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江美英给付刘宗山剩余土地转让款2,770,000元，刘宗山支付江美英借款200,000元，驳回江美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江美英不服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11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2）博中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刘宗山支付江美英借款本金13,410,000元，支付利息8,419,721元，驳回刘宗山的一审本诉请求。2014年5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书，对刘宗山及精河县绿色大地投资有限公司在精河县托里乡二牧场1286.26亩农用地上所有林木的所有权予以扣押。扣押期限为一年（2014年5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20日止）。2016年5月13日，乌苏市国土资源局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复函，载明刘宗山2010年12月22日与乌苏市国土资源局签订2321亩《乌苏市国有土地租赁合同书》，该地位于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2011年12月7日刘宗山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刘秀兰，乌苏市国土资源局收回刘宗山2321亩国有土地使用证（乌苏国用［2009］00000454号）后于2011年12月22日与刘秀兰签订了2321亩乌苏市国有土地租赁合同书。刘宗山在乌苏市西大沟镇开发区无土地使用权，乌苏市国土资源局无法协助贵院执行查封相关事宜。另查明，2005年5月23日，刘秀兰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襄阳市襄樊支行湖北化纤厂分理处给刘宗山转款1,700,000元，汇款用途为农副产品收购。2005年7月18日，刘秀兰通过同一个分理处给刘宗山现金汇款200,000元；2005年8月30日，刘秀兰给通过同一个分理处给刘宗山现金汇款150,000元；2005年11月1日，刘秀兰通过同一个分理处给刘宗山现金汇款300,000元（该个人汇款专用凭证处登记有刘秀兰身份证号：XXX，襄阳市公安局陈家湖派出所出具公民身份号码更正证明，内容为：社保局：本辖区公民刘秀兰，住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田山村7组，原使用公民身份证号码XXX系重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有关规定及公民身份号码的编制原则，为确保公民身份号码的准确性和唯一性，自2006年9月1日起将原号码更正为：XXX）。2006年7月11日，刘秀兰通过中国银行襄阳市支行给刘宗山转款2,120,000元，汇款用途为提货。7月27日，刘秀兰通过同一支行向刘宗山转款63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江美英据以要求认定刘宗山、刘秀兰之间确认刘宗山、刘秀兰2011年12月7日签署的《转让协议》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江美英认为刘宗山、刘秀兰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江美英的利益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为：1．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2．当事人之间具有相互串联、沟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3．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关于刘宗山、刘秀兰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本案为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确认之诉，而不属于诉讼时效的客体范围，系一种事实的确认，时间的经过不能改变合同无效的法律性质，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提出，故法院不予采纳刘宗山、刘秀兰该抗辩意见。本案中，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关于刘宗山、刘秀兰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认定。刘秀兰提供的2005-2006年间的转款凭证可以证明（在每份转款凭证中银行加盖的“业务清讫”、“转讫”章可以证明该业务银行已经办理完毕），其中2005年5月23日转账的170万元汇款用途载明为农副产品收购，7月11日转账212万元汇款用途载明为提货，以上两笔转账备注显与民间借贷的特征不符，刘宗山、刘秀兰对此解释称转款备注的款项用途实际为借款人刘宗山借到该款后实际用途，该解释不符合常理，法院不予确认。去除其中有两张注明提货、购买农副产品的凭证，刘秀兰给刘宗山的转款数额合计128万元，结合转账时间不同，亦无法查明资金来源，且刘秀兰均未能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条、欠条或借款合同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即无法排除刘宗山、刘秀兰之间是否存在除民间借贷之外的法律关系，亦不能证明刘宗山、刘秀兰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此外，2011年7月27日江美英与刘秀兰通话录音中，反映出刘秀兰对被告刘宗山与江美英之间的债权债务知情，并明确提出用涉案土地抵债的建议，亦未提及被告刘宗山对其以及家人负有债务的事实，但2011年12月7日刘秀兰却与被告刘宗山签订转让协议，将涉案土地转让刘秀兰的名下，显然存在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恶意。综上所述，被告刘宗山、刘秀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称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的主张，存在相互串联、恶意沟通损害江美英的主观恶意，故被告刘宗山、刘秀兰之间的《转让协议》应确认为无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刘宗山、刘秀兰2011年12月7日签署的《转让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19,920元（江美英已预交），由被告刘宗山、刘秀兰负担19,920元。   二审中，被上诉人江美英提交了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刑初892号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刘宗山长期使用刘秀兰银行账户的事实。上诉人刘秀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索要证明的问题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其一、关于本案江美英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据此，作为利益受损的非合同方的第三人，与合同效力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可诉利益，应享有诉权。江美英作为刘宗山的合法债权人，认为刘宗山转移土地的行为可能损害其债权，即满足了民事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要求，可以提起诉讼。   其二，关于案涉《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首先，刘秀兰认为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为善意有偿，并支付了合理对价，江美英并无证据证明抵债价格过低。本院认为，现实中由于定价决策、个人偏好或者交易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原因，时常会出现“低值高价”或者“高值低价”等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况，转让价格或以物抵债数额的高低，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并无必然关联。以物抵债数额是否合理，除应当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来作出判断，还应结合当事人对以物抵债数额的约定等具体内容综合判断，进而认定抵债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本案中，刘秀兰称其与刘宗山签订转让协议，将涉案土地转让刘秀兰的名下，用以抵偿刘宗山所欠刘秀兰借款。在原二审庭审过程中，刘秀兰称以物抵债的具体数额为510万元，并向法院提供了包括汇款用途为“农副产品收购”170万元、汇款用途为“提货”212万元在内的共计510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用以证明与刘宗山之间存在以物抵债之510万元借款的事实。在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诉讼过程中，刘秀兰称以物抵债的具体数额为100万元。对于以物抵债的具体数额，刘秀兰前后表述不一致，且数额相差较大。刘秀兰抗辩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已支付了合理对价，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刘秀兰提供的证据存在多处与常理不符，且对抵债价格这一关键案件事实前后表述不一致。综上所述，刘秀兰上诉认为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权已支付了合理对价的理由，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案涉《转让协议》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刘宗山对江美英负有大额债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其获得合理对价的情况下，却与刘秀兰约定以以物抵债的方式转让案涉土地承包权，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明显。而根据江美英与刘秀兰的通话内容，刘秀兰对于刘宗山欠付江美英大额债务的事实知情，并明确提出用涉案土地抵偿债务的建议。在对刘宗山对外欠付大额外债为明知的情况下，而又无相关证据证明刘秀兰已支付了合理的转让对价，结合刘秀兰与刘宗山存在亲属关系的事实，刘秀兰的主观善意无从谈起。综合上述因素，一审法院认定刘宗山与刘秀兰以不合理的价格转让案涉土地承包权，存在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江美英利益的主观恶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刘秀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920.00元，由刘秀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 晓 东   审  判  员   张   睿   审  判  员   潘   涛   二 〇 二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书  记  员   巴合加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