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1）辽02行终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传英，女，1944年4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99号。负责人：刘秀岩，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少辉，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赵籽铮，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28号。法定代表人：于忠洋，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张玮，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祥男，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何传英诉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一案，不服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20）辽0281行初7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原名称为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2002年7月17日，大连市金州区基本建设动迁办公室向大连市金州区房屋开发公司颁发拆许字（2002）第00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该公司对包括原告何传英主张案涉房屋在内的4700平方米房屋进行拆迁。案涉房屋位于大连市金州区××（××街道××），房屋的临时建筑执照颁发于1983年9月19日，建筑执照记载的“建设单位”是张淑梅，用途是放东西，执照上印有“过年度作废”。在附记事项中载明：“建设需要无条件拆除”。原告主张案涉房屋未得到安置补偿，于2011年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人对案涉房屋予以拆迁安置补偿，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2013年，原告再次以第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5）大民二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以该纠纷应当申请行政裁决为由，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2015年1月18日，原告向原大连金州新区土地房屋局提起行政裁决申请，请求给予安置。2015年3月30日，原大连金普新区以原告不是案涉的所有权人，不具备拆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的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申请，原告对此不服提起诉讼。2016年8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被告有作出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的职责，原告虽没有房屋权属证明，但有关证据足以证明其为实际权利人，具有拆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据此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的房屋拆迁裁决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6年11月8日，被告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裁决如下：对何传英的裁决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向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复议，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大金管行复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原告何传英仍不服，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作出（2017）辽0281行初21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的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6］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与大连金普新区管理委员会于2017年1月16日作出的大金管行复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决被告于该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原告房屋拆迁裁决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6日作出（2017）辽02行终505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原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3月17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8］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决定对申请人何传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何传英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18）辽02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原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8年3月17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8］3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责令原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作出（2017）辽02行终50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原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9］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决定对申请人何传英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何传英不服，向该院提起诉讼。2016年3月4日，大连金普新区党工委、大连金普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的通知》（大金普工委发[2016]2号）规定，“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区城乡规划管理、建设管理、人民防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管理、国土资源管理、房地产管理等给相关工作，承接金州新区规划建设局、土地房屋局相关工作，承接金州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的城市建设工作，管理所属事业单位。”2019年2月21日，中共大连市金州区委员会、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大连市金州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大金委发[2019]1号）规定，“组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区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另查明，原告何传英与魏学友系夫妻关系，与何传发系姐弟关系。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通过回迁安置取得一套39.25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原告何传英，共有情况为单独共有。又查，任锡君、任桂凤、任桂媛、任桂兰、任锡廷于2011年10月8日出具《证明》，该证明正文尾部文字为“无偿给魏学友的妻子何传英”。与之相关，本院（2015）大民二终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书上载，原告何传英一审诉称，张淑梅生前在古城乙区有临时房照面积为18平方米的产权房一处。何传英在此居住。由于张淑梅的干儿子魏学友生前和干儿媳何传英对张淑梅有过不少恩惠和照顾，张淑梅的五个子女均同意把张淑梅的这处临时房照面积为18平方米产权房的所有权无偿赠予何传英。（2016）辽02行终69号行政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的临时执照记载的建设单位系张淑梅，张淑梅于1993年10月20日去世，第三人任锡君、任桂凤、任桂兰、任桂媛、任锡廷系张淑梅的子女。2011年原告向该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曾提交买卖契约一份，其中记载，张淑梅的座落在金州区××组的小房（本案涉案房屋），面积18平方米，有临时房照，决定卖出，房价为陆仟元正。立约为证。买房人：何传政、何传英。卖房人：任桂凤。证人：万太和、陈淑英、房珍英。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再查，（2019）辽02行终104号行政判决认定：原审法院[即（2018）辽0281行初30号行政判决]认为，另，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4日作出的（2016）辽02行终69号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中，载明原告2011年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提交过买卖契约一份，该契约约定卖房人任桂凤将案涉房屋以6000元的价格卖给买房人何传政、何传英，日期为1995年2月25日。该节事实与被告提交的案外人任桂凤、任锡君等出具的证明内容不符。原审法院认为，《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责”。中共大连市金州区委员会、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大连市金州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大金委发[2019]1号）规定，“组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区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房屋拆迁管理职责，系房屋拆迁的主管部门，具有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职权依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四条规定，“行政裁决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行政裁决。被告在行政裁决中认定，案涉临建补偿给了何传发，但经过庭审质证，原告对在何传发相关拆迁补偿系列手续上签字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主张其并未代理何传发办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何传发18㎡房屋与其主张的18㎡临建并非一处房屋。在何传发相关拆迁补偿手续中，原告的签字是否是其本人书写、该签字的法律效力是代理权还是知情权不清，何传发的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内18㎡与原告主张的18㎡临建是否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亦不清。《大连市金州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大金政发[2002]42号）第三十二条规定，“拆除临时建筑，对属于使用人自住、具有常住户口、别处确无住房的，在金州区城区范围内拆迁人原则上在房屋三类区给予妥善安置（不实行货币安置）……”被告在行政裁决中认定，案涉临建本身系超期临建不应获得补偿，但未对案涉临时建筑是否属于自住、是否有常住户口及在别处是否有住所及是否符合该办法规定的其他安置情形等情况进行核实，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系其申请行政裁决时针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提出的具体项目和数额，属于被告行政裁决的内容，应在行政裁决过程中进行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大连金普新区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的大金普城建拆裁字［2019］1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二、责令被告大连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驳回原告何传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何传英上诉称，请求：一、撤销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辽0281行初70号行政判决。二、请求支付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420000元，被动迁搬运搬家费800元，被动迁人过渡补助费179400元。主要理由是，因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辽02行终69号、（2017）辽02行终505号、（2019）辽02行终104号、（2020）辽02行终145号已经终审结案，被上诉人多次裁决，上诉人请求依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辽02行终145号第10页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审理：1、动迁前建设单位系张淑梅，建筑执照是18平方米房屋，是上诉人何传英购买的房屋产权和建筑执照，有张淑梅子女的卖方证明；2、被上诉人执行动迁政策错误、法律错误，金州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5月27日印发大金政发（2002）42号文件，三类区指城市规划界线区内其他区域；3、上诉人2002年被动迁房（张淑梅18平方米房）在房屋类区划分标准应为一类区，按一类区动迁政策执行，上诉人有资格和权利主张房屋动迁安置补偿；4、上诉人未签字签名，也不知道，是分房办工作人员私自故意职权行为；5、上诉人签名不是本人所写请求司法鉴定笔迹还原真相；6、上诉人认为第三人有拆迁许可证，但行政机关不予认可；7、张淑梅的临建房安置完毕时错误的，其没有安置，张淑梅与上诉人有亲戚；8、上诉人的房屋有建筑执照不属于临时建筑，应当予以补偿；9、2007年1月30日的投资协议书与上诉人的手持原件不符，下面盖印是虚假的；10、金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利用没有署名的房屋登记簿修改了建筑年份，2007年建的改成1997年，为了证明我2002年动迁时有房且予以安置，这不符合事实；11、在2019年时，行政机关隐匿任桂凤、尹锡君的证据，该证据在判决书中有，但上诉人没有看过；12、房屋分配通知书不应该盖大连市经济开发区动迁所档案专用章，上诉人认为应当是2002年的金州区的动迁办而不是开发区的动迁办盖章；13、2002年9月30日上诉人房屋分配通知书中的字不是何传发或者上诉人本人所写；14、2020年诉讼中行政机关没有提交证据给上诉人，在庭审中上诉人发现证据与之前的该盖的章没有了；15、2009年5月9日的单位发证证明中何传英三个字不是上诉人所写；16、拆迁房屋安置审批表、投资协议书的签字不是上诉人所签；17、金州区房屋拆迁安置审批表中把张淑梅的18平方米的房屋写到了何传发的安置表中，而何传发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该房屋是上诉人购买的，拆迁单位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知上诉人；18、金州区房屋规划上诉人的房子都一类区，不应当按照三类区的标准补偿。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辩称，对于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认可了一审判决。对于事实部分认为对于何传英目前的情况和我方掌握的材料不应当进行补偿。原审第三人大连金州新区房屋开发公司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大连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三条规定，中共大连市金州区委员会、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大连市金州区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大金委发[2019]1号）规定，“组成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区城乡建设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职责等整合，组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区政府工作部门……。”被上诉人为房屋拆迁的主管部门，具有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职权。依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第四条之规定，“行政裁决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在查明案涉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行政裁决。本案争议的补偿利益是否存在及相应权益主体并未查实明确，相关补偿利益也未确定，一审对此已有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传英承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少琨审判员  车兆东审判员  徐建海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婉莹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