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3民终5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鹏飞，男，198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艺玲，女，1988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南园路。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发江，重庆市南川区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韦林茂，男，198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金山大道。上诉人肖鹏飞因与被上诉人张艺玲及原审第三人韦林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鹏飞，被上诉人张艺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发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肖鹏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南川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9民初482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张艺玲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中张艺玲与第三人韦林茂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在离婚时对债权债务进行了约定。张艺玲明确表示该借款是婚姻存续期间对外的债杈，但无任何证据证明我在对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向对方大额借款的书面证据，且韦林茂也明确表示在婚姻存续期间与我并不存在涉诉的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仅以张艺玲的口头陈述而认定本案三人之间存在所谓“债权转让”，以“债权转让”确定我与张艺玲存在民间借贷事实的认定完全错误。从本案的书面证据显示，我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7年10月2日，但张艺玲未提供出具借条时前后时间段的汇款凭证。张艺玲诉称该笔借款发生在2015年左右，从这点讲，借款的时间就不确定，明显不符合常理，何谈具体的借款事宜。一审法院以张艺玲的陈述而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产生于2015年与事实明显相悖。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决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韦林茂已向一审法院书面说明，肖鹏飞当时急于借款，只向张艺玲出示了借条，但是否履行不清楚(也就等于说没见到实际支付，所以本案系定性不准，证据不足)。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民间借贷合同应为实践合同，即民间借贷合同以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达成货币借用合意，并以出借人实际给付借款为生效条件，所以针对本案完全没有任何支付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借贷关系的实际履行支付，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判。被上诉人张艺玲辩称，我与肖鹏飞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的，该笔借款是我与韦林茂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给肖鹏飞的款项。2017年9月30日我与韦林茂离婚的时候，将该笔债权确认由我收取，因此才会由韦林茂电话通知肖鹏飞到婚姻登记处来出具借条。虽然借条落款时间是10月2日，但书写是9月30日，我对书写过程是全程录像的，并已经提交给法庭为证。肖鹏飞与韦林茂是同学朋友关系，与我并不相熟，三人是在婚姻登记处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我不可能在离婚的当时，在韦林茂都不借钱的情况下，我去主动借款给韦林茂的朋友。肖鹏飞也不可能在没有债权债务的情况下，向我出具借条并且还交予我。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韦林茂书面辩称，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我与张艺玲在办理离婚登记前，早已起草好离婚协议，其中已经明确无任何债权债务的划分。我与张艺玲在2016年10月即开始分居生活，2017年9月才协议离婚。我和张艺玲、肖鹏飞都是大学文化，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按正常做法对债权的分割会在离婚协议中作补充说明或另起草双方的债权转让或分割协议，由三方签字确认；不会单方面的由张艺玲、肖鹏飞之间出具一张简易的借条，作债权分割。况且，在2018年和2019年，张艺玲未与我协商的情况下，两次直接起诉要求变更子女抚养权，以及肖鹏飞出具借条时录制视频等做法，足以证明张艺玲利用法律的保护性意识很强。因此，我与张艺玲不会在离婚当日才会协商债权的分割，并由肖鹏飞出具借条来归还借款，这与实事明显不符。另外，我和张艺玲离婚前似乎口头约定，在其尽到母亲的责任下，我在后期资金宽裕的情况下，可以支付其5万元用于儿子购置资产或商业保险。现我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本着实事求是为化解纠纷的情况下，向贵院提出调解建议。一是张艺玲在半年内严格履行法院裁定的条款应尽母亲的义务，且今后长期兑现；二是半年到期后我将肖鹏飞向张艺玲出具借条的7万元，转化为我出资给儿子购置固定资产的钱款。张艺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肖鹏飞立即偿还其借款7万元，并从2017年10月2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至偿还本金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肖鹏飞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艺玲与第三人韦林茂曾系夫妻，肖鹏飞与韦林茂是好朋友。2017年9月30日，张艺玲与韦林茂到南川区行政审批大厅离婚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当日，韦林茂与肖鹏飞联系后，肖鹏飞来南川区行政审批大厅离婚登记处，在张艺玲、肖鹏飞、韦林茂在场的情况下在离婚登记处的“家庭辅导室”内，肖鹏飞向张艺玲出具了《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艺玲(身份证50038419880XXXXXX)现金70000元（大写柒万元整），借款期限壹年，壹年到期归还。借款人：肖鹏飞（身份证5003841986100XXXXX），2017年10月2日。肖鹏飞一边书写《借条》，一边与张艺玲、韦林茂对书写内容进行交流，张艺玲对肖鹏飞书写《借条》过程用手机进行了录像。在一审审理中，1、张艺玲陈述，在其与前夫韦林茂离婚前，韦林茂给她说，在2015年左右，肖鹏飞在韦林茂处借现金7万元没有偿还。由于韦林茂急于要离婚，2017年9月30日，张艺玲与韦林茂到南川区行政审批大厅离婚登记处办理离婚登记，双方对离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口头约定对肖鹏飞在韦林茂借的7万元由张艺玲去收取。因此，在离婚当日，韦林茂给肖鹏飞打电话，通知肖鹏飞到审批大厅的离婚处来对该笔借款当面说清楚，因肖鹏飞当时说没有钱还，所以才给张艺玲出具了借条一张。对于落款时间为2017年10月2日，是因为当时写落款时间时说1号或2号，由于肖鹏飞说10月1日是其生日，所以才写到了2017年10月2日。期限届满后，张艺玲多次找肖鹏飞还款未果。2、肖鹏飞陈述，张艺玲所述不属实。其与韦林茂是好朋友，因在他人处借款购房需偿还，于是在2020年9月就找韦林茂借10万元钱。2017年9月30日，韦林茂给其打电话，叫到南川区行政审批大厅去拿钱，结果韦林茂说他没有钱张艺玲有，于是张艺玲同意借款给他，由于张艺玲当日未给钱，肖鹏飞才给张艺玲出具了借条并将借款时间写到了2017年10月2日。由于张艺玲与韦林茂已离婚，肖鹏飞未找过张艺玲拿钱，张艺玲也未将该借款支付给肖鹏飞，肖鹏飞去找过韦林茂但韦林茂未给钱。肖鹏飞曾在韦林茂处借过款但都是小额借款且均已偿还，肖鹏飞并未在韦林茂处借款7万元未偿还。3、第三人韦林茂陈述，其与张艺玲于2017年9月30日办理了离婚登记，并在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债权债务等进行了约定，不存在其将第三人的债务转移给张艺玲收取的行为。其与肖鹏飞系同学关系，在与张艺玲离婚当日，由于肖鹏飞急于借钱，肖鹏飞就到南川区行政审批大厅来找其借钱，其由于没有钱，肖鹏飞就向张艺玲借钱并出具了借条一张。其不清楚张艺玲、肖鹏飞是否履行了借款和存在其他矛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借据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及借款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本案中，张艺玲举示了其与韦林茂离婚当日，在离婚登记处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肖鹏飞向张艺玲出具的《借条》一张以及书写该《借条》时的录像资料，因该借款所涉金额不大，该借条本身既证明双方建立了合法的借贷关系，又证明肖鹏飞已收到所借款项，结合张艺玲陈述其与韦林茂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肖鹏飞向韦林茂借款7万元，张艺玲与韦林茂离婚时将该债权分割给其享有，并在双方离婚当日由肖鹏飞向张艺玲出具借条一张，由肖鹏飞向张艺玲偿还该笔借款的事实具有合理性。虽然韦林茂否认对他人债权转让给张艺玲收取的事实，肖鹏飞也以未收到张艺玲出借款项，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尚未成立进行了抗辩，但其抗辩理由与查明的事实相悖，同时也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予采纳。因此，由于肖鹏飞在约定的期限内未偿还张艺玲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张艺玲要求肖鹏飞偿还本金7万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张艺玲主张从2017年10月2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付清本金时止的问题。因双方在《借条》中约定了一年的还款期限但未约定借期内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对张艺玲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应从2018年10月2日起按照张艺玲起诉时(即2020年8月21日)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予以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对于张艺玲主张的超出上述期限和利率标准的利息，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肖鹏飞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张艺玲借款本金7万元，并以借款本金7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0月2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付清该款时止。二、驳回张艺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1670元，减半收取835元，由肖鹏飞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举示足以推翻一审认定事实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根据肖鹏飞上诉请求的事实理由以及张艺玲、韦林茂的答辩意见，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以下焦点问题：本案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本院具体评述如下：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形成。判断民事主体根据法律规范建立一定法律关系时所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目的在于明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边界、内容。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有关证据证明力认定原则的规定，其应作为确定当事人法律关系性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应当重视其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较高证明力。仅可在确有充分证据证明当事人实际履行行为与书面合同文件表现的效果意思出现显著差异时，才可依前者确定其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亦即，除在基于特定法政策考量，有必要在书面证据之外对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查证等情形，推翻书面证据之证明力应仅属例外。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应为能够被有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此外，透过解释确定争议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当秉持使争议法律关系项下之权利义务更加清楚，而不是更加模糊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没有充分证据佐证当事人之间存在隐藏法律关系且该隐藏法律关系真实并终局地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场合，不宜简单否定既存外化法律关系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和反映，避免当事人一方不当摆脱既定权利义务约束的结果出现。此外，即便在两种解读结果具有同等合理性的场合，也应朝着有利于书面证据所代表法律关系成立的方向作出判定，借此传达和树立重诺守信的价值导向。综上，若要否定书面证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并确定当事人之间存在缺乏以书面证据为载体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在证据审核方面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研判。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张艺玲为债权人，肖鹏飞为债务人。张艺玲起诉要求肖鹏飞返还借款，有《借条》、视频资料、当事人陈述为证。从文字内容看，本案借条上的文字记载是借到现金70000元。借据本身的意义就在于确认债权债务关系，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也有防止反悔、避免长时间后举证困难的意义。从借条出具过程看，肖鹏飞是在张艺玲与韦林茂办理离婚登记现场出具，情形较为特殊，张艺玲主张系肖鹏飞对之前借款补出具借条更符合情理。肖鹏飞对《借条》的真实性和内容没有异议，只是辩解称是其在被诱骗状态下所签名。这个理由没有法律上的意义。轻信不能成为行为人免除民事责任或否定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亦不能导致举证责任之再转移于张艺玲。在当事人对债权债务通过借据明白无误地加以确认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债务人一方要求债权人再次证明其债权的存在，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证据角度看，本案《借条》的表面并无任何瑕疵，字迹清晰，布局工整，意思表示明确。在肖鹏飞不能否认其真实性及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肖鹏飞负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所记载的债务不存在。本案证据表明，肖鹏飞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也不能证明其签名时有被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在肖鹏飞没有证据否定借款事实的情况下，张艺玲没有进一步的证明义务。关于肖鹏飞与韦林茂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可以另行处理。综上，上诉人肖鹏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上诉人肖鹏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镝鸣审 判 员 郭玉梅审 判 员 项江陵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邬昌杰书 记 员 张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