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14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住山西省灵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1、郭某，山西恒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某与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109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1、郭某，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于某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晋0109民初4350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法院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其他劳动者郭凯和李若尘的证人证言可证明上诉人劳动者的身份。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开具的关于华翰项目的发票，足以证明该项目为被上诉人的项目，证明上诉人入职的单位为被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管理方式的问题，员工跟着项目领取工资，故一审庭审中，部分员工自己也不清楚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还是煌成文化的员工。上诉人入职时，安某2作为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的单位仅有被上诉人阿扬哥一家公司，上诉人只能在阿扬哥公司任职，即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员工。煌成文化成立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9月27日向上诉人转账4万元，也可证明上诉人是在为被上诉人工作。且，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安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说明安某2承认尚欠上诉人工资一事。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为案外人煌成文化的相关材料，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二、上诉人每月工资为3000元。一审证据足以证明本案上诉人工资为每月3000元。一审法院遗漏李若尘的证人证言，在郭凯、李若尘的证人证言中均证明上诉人的工资为3000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第一，煌成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设立。从被答辩人于某与安某2认识到煌成公司设立大概3个月左右的。利用这3个月时间被答辩人、安某2、申燕飞、房杰协商确定共同经营地面广告业务，完成了煌成公司的设立，并且煌成公司成立后，全部业务均以该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第二，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入职阿扬哥公司。从四名合作人员协商确定合作事项到煌成公司的设立，自然需要一定的工作周期。二、首先，被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阿扬哥公司给山西华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该发票只能说明阿扬哥公司与华翰公司之间有业务关系，与被答辩人于某无关。其次，被答辩人提交的2016年9月27日阿扬哥公司向被答辩人于某转款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第一，该4万元转账金额，不是工资。第二，被答辩人于某认可该4万元的用途是用于支付发放广告传单的劳务人员的劳务费用。第三，该银行流水记录，没有显示阿扬哥公司给被答辩人于某有持续、稳定且金额为3000元的转款凭证，不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第四，该4万元的转款时间是2016年9月27日，此笔银行转账业务发生在煌成公司设立之后。三、关于微信聊天记录。该微信聊天记录与阿扬哥公司无关。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出现“煌成”、“首创”等字样。“煌成”自然是煌成公司，“首创”是煌成公司承接的房地产项目地面广告业务，进一步证明与阿扬哥公司无关。综上，答辩人阿扬哥公司与被答辩人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5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系安某2。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29日，法定代表人杨爱花。2016年2、3月份，被告于某与安某2认识，被告与安某2及案外人申燕飞、房杰共同口头协商，达成了共同出资成立“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意向，四人在未签订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下，开始按口头约定开展业务。期间在未与原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未办理有关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其他手续的情况下，被告参与了原告公司部分业务工作，并以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太原区域业务负责人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招募员工，开展工作。被告也多次因办理业务向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申请经费，并通过个人账户向下属员工支付工资或劳务费。2016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个人账户转账4万元，备注为“劳务费”，被告表示该款项除支付部分员工的工资外也包括自己的工资，原告表示不认可。2016年于某与安某2等人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结算，之后被告未继续参与原告及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活动。被告认为原告欠付其部分款项，多次向原告追要无果，故以原告拖欠其工资为由向太原市万柏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太原市万柏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万劳仲案字（2020）第58号仲裁裁决书后，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起仲裁申请时，并未主张确认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是直接请求裁决本案原告向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而被告提出上述请求的基础则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对此，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从以下几方面综合确定。被告系于2016年初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安某2及案外人申燕飞、房杰经口头协商，达成了共同出资成立“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意向，2016年6月29日，该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四人在未签订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下，开始按口头约定开展业务。在此期间，因原告的业务范围与四人新成立的公司的业务范围基本一致，原告与自己的客户之间尚有部分业务未履行完毕，被告及案外人申燕飞、房杰均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原告上述业务的处理活动。同时，以自新公司成立后，被告系以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太原区域负责人的身份，对外签订合同、招募员工，开展工作，那么，仅凭其因与安某2的合作而参与过原告公司的业务活动来确认其与原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要求原告公司向其支付工资，缺乏事实证据；另外，从被告提供的书证及证人证言等来看，证人郭凯在出庭陈述证言时，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哪个公司的员工，也不能确定被告是属于原告公司还是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但其又在出具的书面证言中提到被告的月工资为每月3000元，且被告仅有该证人的一项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提出的诉求，证明力较为薄弱，本院不予采信；再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2016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安某2不定额、不定期的向被告转账四十多笔，被告也多次因办理业务向山西煌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申请经费，也有被告向下属员工支付工资或劳务费的记录，特别是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有一份2016年9月27日收到原告向其转账4万元的银行记录，其证明目的：被告为公司的员工，该笔劳务费通过被告向其他员工发放，被告代理人在阐述其观点时，仅凭原告向被告有上述支付款项的行为认定被告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该款项系工资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的各项证据，并不像被告代理人所言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并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对于原告请求判令原告无须向被告支付54000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需向被告于某支付5400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于某与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上诉人于某提交的2016年9月27日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于某转款4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虽标明该笔款项为劳务费，但不能证明其中包括上诉人于某的工资，也不能确定上诉人于某的具体工资数额。上诉人于某提供的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给山西华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只能证明两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无法确定上诉人于某个人与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于某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当庭表示没有证据证明工资是3000元。在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也不能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太原阿扬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需向上诉人于某支付54000元的做法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峻审判员 郝文晋审判员 李 清二O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 王 曌书记员 张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