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3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桂枝，女，195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钱国斌，男，195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以上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观韬中茂（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诚善里47号。法定代表人：任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磊、李俊，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柳桂枝、钱国斌与上诉人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绿地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柳桂枝、钱国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或按一审诉讼请求（赔偿柳桂枝、钱国斌260.71万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罚款）予以改判；2、判令武汉绿地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2017年9月21日武汉绿地公司与案外人阚某签订了绿地《2号楼1802房认购协议书》，阚某支付了60%房款，同年同月在房管局登记、监管、备案至今。2018年6月3日又将莫须有的，还在案外人阚某名下房子卖给柳桂枝、钱国斌，签订《2号楼1802号房认购协议书》，当年11月前先后支付了全款260.71万元，至今确不能收房收益；不能在房管登记、监管备案；不能换房退房，这是典型的“一房二卖”欺诈案例，案情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给柳桂枝、钱国斌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这种恶意欺诈行径，依相关法律法规应坚决予以惩罚性赔偿。1、一审错误认定涉案房虽然卖给案外人阚某又卖给柳桂枝、钱国斌，“但所有权依然是武汉绿地公司，故房屋并没有卖于他人”。2、一审错误界定“一房二卖”是所有权是否转移为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件中“一房二卖”界定标准是涉案房屋是否在房管局登记、监管、备案，约80%“一房二卖”案是以此为界定的。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商品房所有权转移需要房屋交付60天后由出卖方提供相关资料交房管部门审核后一年办理，如果按一审错误观念，“一房二卖”之说几乎没有了。4、一审错误认为双方签订《2号楼1802号房认购协议书》时，案外人阚某与武汉绿地公司的《2号楼1802号房认购协议书》已解除，但是司法程序尚未厘清走完，直到2018年6月双方还在扯皮走程序，而行政关系依旧，案外人阚某时至今日依然是诉争房屋的备案号、房源号、不动产权办证号（昌170217184）的持有人。二、一审关于已付房款的利息认定也是错误的，应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约定违约金或损失数额难以确定，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贷款利息标准计算”。1、武汉绿地公司在“一房二卖”欺诈问题上存在着主观上的恶意。2、武汉绿地公司故意下套子，既开出交付使用通知书，却又不让交房，因交房方和售楼处均属武汉绿地公司一家，同时交房方也惧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而要求出示经房管备案并盖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3、既然在交房收房上存在主观恶意，他们掩盖其“一房二卖”恶意过错，而一审套用合同法条款是错误的，应从房款交付之日起计算利息，直至还清之日。4、由于无法收房，也就无法受益出租，每月损失1.8万元左右，至今损失约40多万元。三、一审关于《2号楼1802房0001275认购协议书》认购定金10万元的赔偿认定同样是错误的。1、武汉绿地公司将诉争房屋先卖给案外人阚某，尔后又卖给柳桂枝、钱国斌存在主观的恶意欺诈。2、认购书上第一条第二款双方约定一方毁约须赔偿10万元违约金，恶意违约的违约金不能和房款利息混为一谈。3、一审引用《合同法》仅适用普通延迟交房违约程序，未针对出卖人主观恶意欺诈违约造成的伤害，因此欺诈违约定金必须赔偿。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1、武汉绿地公司在与案外人阚某法律关系尚未厘清，行政关系依旧，业主仍然是阚某情况下，又将诉争房屋卖给柳桂枝、钱国斌，至今《房源号、不动产权证办证号、备案号昌170217184》仍然是案外人阚某，武汉绿地公司不告之实情，而是长期隐瞒真相，给柳桂枝、钱国斌家庭家族造成极大伤害，以致于天天吵嘴打架、鸡犬不宁，该案是典型一房二卖欺诈案件，应按上述条款予以严惩，并承担柳桂枝、钱国斌己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承担已付房款及利息，承担赔偿损失。2、武汉绿地公司长期恶意隐瞒诉争房屋己卖案外人阚某的事实，直至2019年12月5日110民警来售楼部处理本案，真相才得以披露。武汉绿地公司从2018年6月以来无数次找到柳桂枝、钱国斌置业顾问、营销部、事业部主管、前后两任项目总监张某和刘某某，提出要么在房管部门进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要么交房，要么换房，要么退款，武汉绿地公司欺骗说已经报备马上登记备案，请耐心等待，并编织其它理由推至2018年八一、十一、2019年元旦、春节后、五一、八一、十一登记备案并交房，时至今日一条也做不到，一是登记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签定；房管部门认为先必须解除案外人阚某备案方可，否则不能同意；二是物业公司那边故意不让交房；三是所谓调换可备案的房子，这是柳桂枝、钱国斌忽悠人，第二天房子就被卖掉；四是说愿意退款但时间较长，要走程序，要等至明年年底看怎样，利息和补偿有限。3、2019年12月5日，110民警处理本案，项目总监刘某某交待了实情，承认一房二卖的事实，并同意柳桂枝、钱国斌拍照了法院调解书（见录音光盘和录音转换文字材料），否则可能永远不知道欺诈的真相，还一直傻傻催着登记备案和收房。综上所述，为保护柳桂枝、钱国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起诉讼，相信人民法院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武汉绿地公司辩称，柳桂枝、钱国斌说的一房二卖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双倍房款的规定。涉案房屋与阚某的合同已经解除，武汉绿地公司一直在解决涉案房屋上报备案的问题，目前备案的问题已经解除，因此武汉绿地公司认为应继续履行与柳桂枝、钱国斌的订购协议书。武汉绿地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柳桂枝、钱国斌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柳桂枝、钱国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柳桂枝、钱国斌诉请解除认购协议书的事由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一房二卖，柳桂枝、钱国斌与阚谋的订购协议书被依法解除，案涉房屋仍在柳桂枝、钱国斌名下，柳桂枝、钱国斌有权处置案涉房屋。柳桂枝、钱国斌以“隐瞒房屋出售他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事由明显不成立，不应得到支持。二、《订购协议书》（NO.0001275）可依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并未予以查实。柳桂枝、钱国斌一直积极配合办理各项手续，亦积极与案涉房屋登记的备案人阚某沟通，要求其配合履行案涉商品房备案解除手续，在阚某不配合办理房管局网签解除手续情况下，柳桂枝、钱国斌积极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解除合同备案，柳桂枝、钱国斌亦愿意将案涉房屋交付柳桂枝、钱国斌使用，因此，《订购协议书》可以依法继续履行。三、一审法院按照“年利率5.59%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适用法律错误。在违约金具体金额无约定，又无法证明其遭受的实际损失情况下，应当尊重双方合同约定，适用定金条款。柳桂枝、钱国斌辩称，武汉绿地公司无权要求继续履行《订购协议书》，2018年购房款已经都支付给了武汉绿地公司，该公司要求继续履行《订购协议书》，不符合法律规定。柳桂枝、钱国斌要求判决武汉绿地公司承担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有法律依据。关于利息的计算，应自签订认购协议即2018年6月3日开始起算。柳桂枝、钱国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武汉绿地公司立即赔偿柳桂枝、钱国斌坐落于武昌区和平大道750号《绿地国际金融城A01-1地块一期》、《2号楼1802号房0001275号认购协议书》房屋认购定金的双倍20万赔偿金（依据该协议第一条第二款），并解除武汉绿地公司从未履约，也无法履约的该认购协议书；2、武汉绿地公司立即退还柳桂枝、钱国斌《2号楼1802号》购房款260.71万元+房款一倍赔偿责任260.71万元；共计521.42万元；3、武汉绿地公司立即赔付柳桂枝、钱国斌购房款260.71万元的利息18.14万元，按月利息4.66‰利率标准直至全部付清为止。月利率标准依据《2019年建行房贷利率标准》；4、武汉绿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柳桂枝、钱国斌于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2018年6月3日以柳桂枝的名义与武汉绿地公司签订NO.0001275《认购协议书》，约定柳桂枝、钱国斌向武汉绿地公司定购绿地国际金融城2楼1单元1802室房屋，房屋建筑面积80.38平方米，优惠后单价32434.69元/平方米，优惠后总价260.71万元，定金1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柳桂枝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后柳桂枝分别于2018年7月6日、2018年8月29日、2018年11月16日、2018年11月27日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100万元、20.71万元、50万元、80万元；至2018年11月27日，柳桂枝已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60.71万元。武汉绿地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向柳桂枝发出《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和《房屋交付指引》。柳桂枝、钱国斌多次联系武汉绿地公司要求将所购买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其名下，但是武汉绿地公司一直未能配合办理。一审另查明，依据（2018）鄂0106民初2616号民事调解书，武汉绿地公司与案外人阚某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了《认购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约定卖给阚某，嗣后，于2018年3月1日该协议书被解除了，但是涉案房屋的登记备案至今一直在阚某名下。一审再查明，柳桂枝与钱国斌目前婚姻状态系离异，两人于庭审中一致同意两人共享本案债权。一审法院认为，柳桂枝与武汉绿地公司之间的《认购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予以认可。该协议中关于10万元定金的约定，没有超过购房款总额的20%，且柳桂枝、钱国斌当日足数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定金合同依法有效。柳桂枝、钱国斌与武汉绿地公司达成房屋认购协议后，于2018年陆续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武汉绿地公司也接受了，而且该协议中关于买卖标的物的数量和基本情况以及价格约定明确，虽然双方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五条“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之规定，应当认定柳桂枝、钱国斌与武汉绿地公司之间已经成立关于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生效后，武汉绿地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通知柳桂枝、钱国斌收房，但是武汉绿地公司一直不配合柳桂枝、钱国斌办理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导致柳桂枝、钱国斌至今不能取得涉诉房屋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之规定，柳桂枝、钱国斌依法享有对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柳桂枝请求解除柳桂枝、钱国斌与武汉绿地公司之间的认购协议书，并请求武汉绿地公司返还所付购房款，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柳桂枝请求武汉绿地公司支付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柳桂枝、钱国斌与武汉绿地公司针对涉案房屋签订认购协议书时，武汉绿地公司与案外人阚某的关于涉案房屋的认购协议书已经解除，当时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开发商武汉绿地公司，故涉案房屋并没有卖与他人，因此，虽然柳桂枝、钱国斌与武汉绿地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柳桂枝、钱国斌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武汉绿地公司一房二卖，柳桂枝、钱国斌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柳桂枝请求武汉绿地公司赔偿其已付定金及已付购房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八条“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合同没有约定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之规定，武汉绿地公司虽于2018年12月20日向柳桂枝、钱国斌发出《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但并未实际交付、且柳桂枝、钱国斌也未能在收到《房屋交付使用通知书》之日起90日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故武汉绿地公司应当向柳桂枝、钱国斌承担违约责任，柳桂枝、钱国斌主张按月利率4.66‰（年利率5.59%）的标准计算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但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从2019年3月20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及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之规定，本案中柳桂枝、钱国斌既主张违约定金又主张违约损害赔偿金，于法无据，其应择一主张，因其已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应选择违约损害赔偿金对维护柳桂枝、钱国斌的权益更为有利。故对柳桂枝、钱国斌主张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请不予支持，依法判令武汉绿地公司向柳桂枝、钱国斌赔偿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购房款260.7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59%的标准，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因柳桂枝与钱国斌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武汉绿地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系夫妻二人共同出资，且两人均同意共享本案债权，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五条、第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柳桂枝与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3日就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750号绿地国际金融城A01-1地块一期2号楼1802号房签订的《认购协议书》；二、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返还柳桂枝、钱国斌购房款260.71万元；三、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柳桂枝、钱国斌以购房款260.7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5.59%自2019年3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四、驳回柳桂枝、钱国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承担（此款柳桂枝、钱国斌已预交，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随上述应付款项一并向支付）。二审中，柳桂枝、钱国斌提交了三份证据：证据一、涉案房屋登记备案监管信息查询结果；证据二、钱国斌与阚某2021年3月24日视频录像声明；证据三、钱国斌与阚某语音聊天记录。拟共同证明：1.涉案房屋已在房管登记备案，2017年至2021年在阚某名下，武汉绿地公司长期隐瞒欺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2.武汉绿地公司涉嫌欺诈，将登记在阚某名下的涉案房屋卖与柳桂枝、钱国斌，是一房二卖的经典案例；3.阚某是涉案房屋不动产证办证号、房源号、预告登记备案号昌170217184持有人，而预告登记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保护；4.武汉市武昌区法院下发的武汉绿地公司与阚某2018年4月20日的调解书只解除双方的认购协议，对阚某预告登记不产生法律效力；5.武汉绿地公司所谓“积极与阚某沟通解除备案手续并积极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解除合同备案”全系谎言和欺诈；6.2021年4月13日武汉绿地公司解除了阚某不动产证办证号、房源号、备案号昌170217184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没有阚某签字是无效的，不发生物权效力。武汉绿地公司对柳桂枝、钱国斌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但上面显示的是网上签约已经驳回，不能证明涉案房屋属于一房二卖，该证据属于行政监管网报的一个程序，不是法律上的登记备案。对证据二的形式合法性持异议，如果是证人应出庭作证，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武汉绿地公司与阚某之前存在纠纷，阚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该证据也恰好证明柳桂枝、钱国斌与阚某一起对抗不履行合同。阚某视频中说的武汉绿地公司没有找过她不属实，实际武汉绿地公司找过她，解除房屋备案是阚某应配合的义务。对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交易对象不明确，质证意见同证据二。武汉绿地公司二审中提交了一份2021年4月13号的涉案房屋不动产信息查询单，拟证明涉案房屋客观不能履行的障碍已经消除。柳桂枝、钱国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的内容无效，现在涉案房屋的状态对柳桂枝、钱国斌没有任何意义。本院审查认为，对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其中柳桂枝、钱国斌提交的证据二、证据三系阚某陈述与其相关事实而形成的视听资料，因阚某未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对阚某陈述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柳桂枝与武汉绿地公司之间的《认购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柳桂枝、钱国斌于2018年陆续向武汉绿地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武汉绿地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通知柳桂枝、钱国斌收房，但是武汉绿地公司经催告后一直不配合柳桂枝、钱国斌办理合同备案登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等手续。虽然武汉绿地公司在二审中消除了涉案房屋客观不能履行的障碍，但此时合同解除的条件已成就，且柳桂枝、钱国斌不同意再继续履行合同，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解除案涉《认购协议书》，并无不当。对武汉绿地公司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认购协议书》解除后，武汉绿地公司应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柳桂枝、钱国斌主张武汉绿地公司存在“一房二卖”情形，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九条的规定，武汉绿地公司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对此，本院认为，武汉绿地公司是否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而导致合同被解除，是该主张是否成立的主要审查标准。首先，武汉绿地公司与阚某解除《认购协议书》之后，涉案房屋的合同登记备案一直未注销。合同登记备案并非不动产登记，不能产生物权变动效力，柳桂枝、钱国斌称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系阚某，不能成立。实际上，人民法院在认定所售房屋是否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时，并不以所售房屋是否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为必要条件，而应审查出卖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已经履行、已经部分履行或应予履行的签订在先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导致买受人和出卖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不能履行；其次，依据武昌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的（2018）鄂0106民初2616号民事调解书，武汉绿地公司与案外人阚某于2017年9月21日签订了《认购协议书》，将涉案房屋约定卖给阚某，后经法院主持调解，武汉绿地公司与阚某确认该协议书于2018年3月1日解除，并由武汉绿地公司向阚某返还定金。无论是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合同解除时间还是该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均早于2018年6月3日柳桂枝与武汉绿地公司签订《认购协议书》的时间。因此，武汉绿地公司系与阚某解除《认购协议书》之后，才与柳桂枝签订《认购协议书》，本案中并无同时存在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形；最后，因涉案房屋的合同登记备案未及时注销，导致武汉绿地公司不能为柳桂枝、钱国斌办理合同备案登记、房屋不动产转移登记等手续。武汉绿地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同登记备案未及时注销对履行合同的不利影响，但签订《认购协议书》时并未告知柳桂枝、钱国斌前述情形，仍然与柳桂枝签订《认购协议书》并收取了柳桂枝、钱国斌的全额房款，无论其是否基于信赖案外人会配合办理备案注销手续而作出前述行为，武汉绿地公司都构成违约。但武汉绿地公司的违约行为、过错情况、主观恶意程度，均相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九条规定的故意“一房二卖”情形显著轻微。综上，对柳桂枝、钱国斌主张武汉绿地公司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本院不予支持。武汉绿地公司的违约行为，一方面体现在因绿地公司原因而导致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另一方面体现在武汉绿地公司收取了柳桂枝、钱国斌的全部购房款，又因合同登记备案未及时注销而导致双方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被解除。综合武汉绿地公司的前述违约行为、过错情况，及考虑双方《认购协议书》约定的定金性质为立约定金，兼顾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酌定武汉绿地公司向柳桂枝、钱国斌双倍返还定金（因武汉绿地公司应返还的购房款中已包括定金，故武汉绿地公司应支付一倍定金的赔偿款），同时对于定金之外的购房款，按年利率5.59%的标准，自武汉绿地公司收取购房款次日起分别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所述，柳桂枝、钱国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武汉绿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79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79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6民初79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柳桂枝、钱国斌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7日起、以20.71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0日起、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7日起、以8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8日起，按年利率5.59%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四、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柳桂枝、钱国斌10万元；五、驳回柳桂枝、钱国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维持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柳桂枝、钱国斌负担20000元，由武汉绿地滨江置业有限公司负担30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骆朝辉审判员  张 红审判员  叶 欣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阮小琴书记员李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