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01民终21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科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乡雁北路1248号（莱茵小镇13栋2单元）1303室。   法定代表人：杨玉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新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金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乌鲁木齐冀拓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东五巷46号。   法定代表人：周炳占，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雪霞，新疆宋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左斌，男，197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西山东街南区。   上诉人甘肃科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乌鲁木齐冀拓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拓公司）及原审被告左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2019）新0109民初7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冀拓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左斌与冀拓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系其个人行为，我公司未曾予以授权。2017年，左斌为我公司介绍过业务，但我公司并不知晓其曾代表我公司与冀拓公司签订《工业品购销合同》，左斌无我公司任何授权，我公司亦未曾收到苯板进行施工，且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左斌私自刻制的，与我公司备案公章及使用公章不一致。左斌签订合同的个人行为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与冀拓公司之间没有业务事实，亦不存在欠款关系，不应当承担材料款和利息的给付义务。其次，冀拓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上科建公司的公章不具有真实性，左斌私刻公章，假借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我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曾对公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并要求对其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并未准许，仅凭推断认定我公司对左斌的购买苯板行为进行了追认有失公允。   冀拓公司辩称，左斌认可与科建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左斌与我公司签订合同时，科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玉科在场，后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科建公司需给我公司抵押支票一张，科建公司将自己的支票交付我公司，左斌也认可收到我公司供应的苯板。一审中科建公司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购销关系。科建公司不认可公章的真实性，但是在一审法院送达合同及相关证据时并没有采取救济途径。左斌在一审中自认公章是受科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玉科授权私刻，所以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科建公司与我公司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需方未付款，承担月3%贷款利息。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左斌未到庭陈述意见。   冀拓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科建公司、左斌支付材料款877,856.7元；2．支付利息456,485元（2017年8月8日-2019年10月8日），合计：1,334,341.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17日，冀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炳占与左斌代表的科建公司签订一份《工业品购销合同》，约定冀拓公司向科建公司供应苯板，型号为16㎏/m、18㎏m，单价分别为240元、270元，数量暂定为20000m，价格不含发票。合同约定每2000m结算一次，需方押40万元的支票一张。需方逾期未付款承担月息为百分之三的民间借贷利息，需方材料员为李世贵。合同供方处由周炳占签字，需方处有科建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冀拓公司陆续将苯板供应至左斌指定工地，由材料员李世贵签收。截至2017年8月，左斌认可冀拓公司已供货价值为1,027,856.7元。左斌向冀拓公司提交一张科建公司财务人员王玲提供的，出票日期为2018年12月13日的票面金额为48万元的转账支票用于支付苯板款，冀拓公司于次日向工商银行提出代收款请求，但因付款行行号不存在被做退票处理。冀拓公司认可，左斌陆续通过案外人吴风龙于2017年7月30日转账3万元，通过左建梅于2020年5月23日、8月4日、8月5日转账共计15万元，上述合计支付18万元。其余款项847,856.7元未支付，冀拓公司诉至法院。庭审中，左斌认可其应对该笔货款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举证证明责任的作用在于，由主张案件事实一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如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后果，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应当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如果不能使事实得到证明，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科建公司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本案中科建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以及转账支票分别加盖了科建公司的公章以及财务专用章。虽然科建公司否认左斌代表其公司的身份以及该两枚公章的真实性，但未提出有效证据证实公章系虚假的，虽然科建公司当庭提出公章鉴定的要求，但根据左斌陈述，公章系科建法定代表人杨玉科授权刻制，即公章本身有可能就与公安备案公章不一致，但系科建公司授权使用，并无鉴定必要，故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公章是否一致不影响科建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认定。退一步说，除左斌陈述，虽无其他证据能够证实是否科建公司授权，但其持有的科建公司开具的转账支票并支付给冀拓公司，也能够证实科建公司知晓并追认了左斌购买苯板的代理行为。本案中，无论是购销合同所涉公章、还是转账支票的财务章，科建公司只是否认，但本案在2019年11月7日受理，并且随后将本案合同向科建公司进行了送达，即科建公司早已获悉加盖了其公章科建公司的支票均系违法行为，科建公司均未进行报案或者采取其他救济行为，视为其知晓并默认左斌签订合同及支付货款的行为。故此，科建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作为合同买受人的货款给付义务，左斌自愿对该笔货款承担付款责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中，由科建公司、左斌共同向冀拓公司承担余款847,856.7元的付款责任。关于利息，冀拓公司主张按照月息2%计算，虽然在双方约定之内，但该计算方式过分高于逾期付款给冀拓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同于借贷关系，该计算标准不宜作为买卖合同逾期付款的利息计算标准进行适用。一审法院按照2017年人民银行公布的1-5年期贷款利率4.75%予以支持，从2017年8月8日-2019年8月19日计741天为（847,856.7元×年息4.75%÷365天×741天）81,760元，从2019年8月20日至冀拓公司主张的2019年10月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一、甘肃科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左斌向乌鲁木齐冀拓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47,856.7元；二、甘肃科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左斌向乌鲁木齐冀拓工贸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017年8月8日-2019年8月19日计741天为81,760元（按照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1-5年期贷款利率4.75%，847,856.7元×年息4.75%÷365天×741天），2019年8月20日至乌鲁木齐冀拓工贸有限公司主张的2019年10月8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予以计算。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围绕科建公司的上诉意见和冀拓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科建公司是否系涉案《工业品购销合同》的相对方，应否在本案承担款项给付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左斌系以科建公司的名义与冀拓公司签订涉案《工业品购销合同》，合同上加盖了科建公司的公章，从合同表象及内容来看，冀拓公司确信其系与科建公司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冀拓公司持有科建公司出具的支付苯板款的支票属实。虽科建公司辩称该支票系其向左斌出具用于左斌代表公司联系业务，但其与左斌内部对支票的用途约定并不影响对外成立科建公司曾以支票的方式向冀拓公司支付苯板款的事实。综合上述两点，左斌在涉案《工业品购销合同》上加盖了科建公司的公章，又向冀拓公司交付了科建公司出具的支票，即使左斌未取得科建公司的授权，冀拓公司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左斌系代表科建公司签订涉案《工业品购销合同》。因此，即使如科建公司所述，涉案《工业品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公司公章与其备案印鉴不符，科建公司出具支票的行为亦表明对买卖行为的认可。至于科建公司与左斌之间关于公章及支票使用的问题，系其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并不影响科建公司应在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款项给付责任。因此，一审判决科建公司承担相应的货款及利息，并无不妥，科建公司关于左斌未取得其公司授权及合同中加盖公章非其备案印鉴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科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96.17元（科建公司已预交），由科建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 欣   审  判  员   张 昊   审  判  员   王朋坤   二 〇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书  记  员   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