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9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孝辉，男，197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伟，男，197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芳，女，1959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飞，男，1987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娟，女，197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焦丽，女，1969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高苑路芦湖生活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纪鲁川，男，197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毕新宇，女，1968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曦，女，199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高苑路芦湖生活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屏，女，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雅鑫，女，1979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风磊，男，198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娄桂芹，女，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桓台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国，男，1974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以上十四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波，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良学，男，197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高淄路**。 法定代表人：张良学，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雪，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梅，北京市盈科（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艳玲，女，197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辉，男，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高青县国井苑生活区。 上诉人蔡孝辉、何伟、焦芳、王飞、焦娟、焦丽、纪鲁川、毕新宇、王**曦、李艳屏、李雅鑫、李风磊、娄桂芹、王庆国（以下简称蔡孝辉等人），上诉人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辉、周艳玲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2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蔡孝辉、娄桂芹、焦丽及其与蔡孝辉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波，张良学作为福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与福园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阳雪、刘新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周艳玲、刘辉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孝辉等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四项；2、依法改判福园公司赔偿上诉人可得利益损失2242635.00元(增加蒜薹损失361600.00元)及律师费50000.00元(增加律师费30000.00元)；3、依法改判福园公司返还上诉人蒜种款395500.00元；4、依法改判福园公司赔偿上诉人因本案支付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5490.00元；5、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周艳玲对被上诉人张良学应承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6、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蒜薹价格为1.3元/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张良学、蔡孝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张良学告知上诉人蔡孝辉出卖了蒜薹1370公斤(4830-3460)，得货款3562.00元。张良学将出售所得货款3562.00元交给了蔡孝辉，据此可以计算出当时的蒜薹市场价格是1.3元/斤(3562/1370/2=1.3)。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张良学、蔡孝辉全部聊天记录中也有上述相同的内容，对此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没有异议。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蒜薹价格为1.3元/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少计算上诉人的可得利益蒜薹损失361600.00元(452000斤×(1.30元/斤-0.50元/斤)=361600元。)二、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赔偿律师费50000.00元、诉讼保全费5490.00元的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认的裁判规则，守约方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属于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应由违约方承担。本案案情比较复杂，代理人整理的证据材料非常多，且5万元的律师费，在合理范围内，一审后，上诉人又依约向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补交了律师代理费30000.00元，上诉人要求改判被上诉人承担50000.00元律师费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2、依据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认的裁判规则，上诉人向保险公司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系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合理支出的诉讼费用，5490.00元保全保险费应由败诉方承担。三、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要求返还蒜种款395500.00元的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涉案《大蒜种植保收合同》成立、生效，该合同第二.2条载明：“甲方(即原告方)给付乙方(即被告方)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一切费用，根据种植进度按时据实支付”，依据该约定，被上诉人方负有根据实际支出数额向上诉人申请拨付生产费用的义务。若被上诉人不按实际数额向上诉人申领蒜种款，属于违约行为，其多领取的蒜种款就是因其违约而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其应当赔偿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到聊城进行了调查的录音材料，可以初步证实向福园公司、张良学销售蒜种的陈喜华销售的蒜种是每斤2.30元，被上诉人张良学还嫌价格高，其还存在从其他地方购置更便宜蒜种的可能。一审中，上诉人申请法庭责令被上诉人提交福园公司的现金、银行明细账簿和记账原始凭证，以查明被上诉人购买蒜种的真实数量和价款，上诉人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但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责令福园公司提交有关账簿、记账原始凭证的裁定，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没有提交福园公司的账簿、记账原始凭证，且通过法庭调取的张良学、福园公司的银行交易明细可以证实，即使在张良学还存在向其他蒜农销售蒜种而采购蒜种的情况下，两个银行账户中支付的蒜种款仅有236300.00元。张良学亲自参加了庭审，也没有进一步证实共计真实的支付了多少蒜种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的规定，在被上诉人控制证据、更能容易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上诉人客观上不能够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判决。而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直接驳回了上诉人的该项一审诉求，一审法院属于分配举证责任不当，适用法律错误。四、一审法院没有判令被上诉人周艳玲对张良学应承担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周艳玲与张良学系夫妻关系，根据已知的：(1)其不能证实与张良学不存在夫妻财产分别所有制；(2)通过一审法院调取的福园公司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张良学将福园公司的公司资金2368699.00存放于自己的个人账户；(3)张良学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张良学仅支付蒜种款、化肥款、农膜款50余万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可以推定出人张良学将生产经营资金用于家庭生活的高度可能性的事实。一审法院一审中以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张良学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忽略了张良学将生产经营资金用于家庭生活的高度可能性的事实，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驳回了上诉人的该项诉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清楚，合法合理，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 张良学、福园公司针对蔡孝辉等人的上诉辩称，一、原审认定涉案蒜薹市价为0.5元正确。众所周知，农业产品的价格浮动巨大，蒜薹的市价与产品出售的时间、数量及品相密切相关。5月24日卖出的单台价格为1.3元/斤，具有偶然性，该次蒜薹卖价为1.3元/斤，是因为此次销售是零售，且正好是市面上蒜薹少价格高时，该价格与正常采收期的市价不同。涉案蒜薹一共20余万斤，5月24日仅出售2740斤，卖出的数量仅是涉案可卖蒜薹数的1%左右，如果市价真的是1.3元/斤，蔡孝辉肯定能够顺利按照该价格将蒜薹全部售出，而不可能继续负担着冷藏的成本，多方打听也找不到买家。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足以证明上述事实。二、蔡孝辉等人要求支付律师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律师费并非本案必须发生的费用，涉案各方也未对律师费作出约定，蔡孝辉等人的律师费应当自行承担。上诉人所举的两个案例仅为个案，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三、蒜种的市场价为3.3元/斤。福园公司委托收取蔡孝辉等人的蒜种款，已经蔡孝辉认可，并且蔡孝辉也实际按照该价格向福元公司支付了单种价格，福园公司不应当返还蒜种款。四、本案中张良学不应承担责任。即便法院认定张良学承担责任，该债务也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与周艳玲无关。综上，蔡孝辉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 张良学、福园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大蒜种植回收合同》成立并生效，福园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回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020年6月11日上午10：32分蔡孝辉在与张良学的聊天记录中称“联系一下，咱开始卖吧”“卖给你也行”，6月18日下午2：42分张良学称“俺收老百姓的俺那都是签合同的，俺不赖着你就不孬了，俺应该赖着你啊……”被上诉人系将大蒜、蒜薹存放于福园公司，在存放期间，被上诉人可到福园公司拉走大蒜、蒜薹自行进行出售，亦曾多次请上诉人帮忙联系买方。这可以充分证明，涉案大蒜、蒜薹没有脱离被上诉人的控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未就《大蒜种植回收合同》的订立、履行意思表示一致。被上诉人自行将涉案大蒜中的绝大部分销售完毕，上诉人仅因涉案大蒜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事项而销售了一小部分。目前，被上诉人还欠上诉人垫付农民工工资5万余元。二、原审判决认定2019年10月1日蔡孝辉向张良学所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台同》事实上已经成立并生效，系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大蒜委托种植合同》与《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之间存在的重合部分就是《大蒜委托种植合同》，原审判决认为“被告张良学在合同履行完毕并在双方发生争执后提出异议，有违诚信原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在蔡孝辉对《大蒜委托种植台同》作出实质性变更后及整个种植过程中，张良学并未对大蒜的保收作出同意的明确意思表示，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大蒜委托种植合同》。蔡孝辉与张良学在2020年6月11日上午10：32分的聊天中称“联系一下，咱开始卖吧”“卖给你也行”，2020年6月18日下午2：48分的聊天中蔡孝辉称“当时不是8毛么，你可不收了，先收的老百姓的”，通过该聊天可以证明：双方并未对回收达成合意，不能得出福园公司负有回收义务的结论。即使按照蔡孝辉提供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保收的意思也不是保证回收大蒜，而是如果亩产低于3000斤/亩，不再收取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三、上诉人不应对大蒜及蒜薹产量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也不存在可得利益损失。(一)蒜薹重量能够查明，无需推定。1、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可证实收获蒜薹的总重量为209470斤(张良学出售206730斤、蔡孝辉自行出售2740斤)，原审判决对此已经查明，因此蒜薹的重量能够确定。2、宣传单“金乡蒜亩产3000斤，蒜薹亩产800斤”仅具有宣传意义，况且也无证据证明所有的蒜薹均已被采摘。(二)原审判决按照1500斤/亩、1.8元/斤计算可得利益损失违背基本事实。1、福园公司在整个种植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对大蒜的产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在种植过程中存在错误指示行为，对产量的降低存在过错，同时却以1500斤/亩的大蒜正常产量作为计算依据，自相矛盾。涉案大蒜亩产量低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村民盗窃。2019年10月4日下午7：57，张良学称“你多弄两个空着集装箱好看地吧，然后放上架摄像头咱省下出问题啊，多花2000不管事了”，蔡孝辉称“那块小地不要行不、还得装个监控，太贵了”，张良学称“不行，这个地方不安监控”。《大蒜委托种植合同》约定福园公司的义务仅为协助被上诉人租地、提供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并不包含看护。张良学曾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在承包地上安装监控，但是蔡孝辉明确拒绝，因此大蒜被盗的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一方承担。2、1.8元/斤的最低保护价具有特定的指向。双方发送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2项约定“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按保护价格回收乙方的产品。干蒜合同收购最低保护价格为1.8元/斤；(鲜蒜、蒜薹随行就市收购)。”第三条第3款约定“干蒜产品用网袋包装，无根须，梗柄长度不超过3cm，确保内外上下质量一致。标准规格为大混级(大蒜横径5≥cm)；次品原则上不收购。”因此，1.8元/斤系指网袋包装，无根须，梗柄长度不超过3cm，内外上下质量一致，大混级(大蒜横径5三cm)的干蒜价格。3、涉案大蒜的品质并不满足保护价收购标准。被上诉人蔡孝辉在2020年5月30日下午3：14分与张良学的聊天记录中称“烂的太多了”“大小不一就算了”“大小可以不分”。2020年6月11日上午10：32分张良学称“咱一般是一般混级，和中混级，大混级咱应该没有”，蔡孝辉称“联系一下，咱开始卖吧”，10：48分蔡孝辉称“这样卖吧”“过筛太费人工了吧，人工费太贵了”，2020年6月12日下午9：06分蔡孝辉称“不行就先卖小的，按袋子目测筛选”。充分证明涉案大蒜烂的太多、个头大小不一，不再筛选，没有达到大混级标准。因此，涉案大蒜系鲜蒜、没有分选、没有去根、没有割柄、没有达到大混级，属于次品，根本未达到保护价收购标准。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福园公司负有按照1.8元/斤回购的义务，就涉案大蒜的品质和未分拣的状态，福园公司也无需回购。四、被上诉人所花费律师费由上诉人承担于法无据。双方并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且诉讼并不必然导致律师费的支出，上述费用与本案无关联且系非必要性支出，应自行承担。五、张良学、刘辉在本案中均不应承担责任。如前所述，福园公司不承担责任，张良学、刘辉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此外，刘辉已不再是福园公司的股东，原审判决判令张良学承担连带责任、刘辉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实属系对公司出资责任的双重处置，于法无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蔡孝辉等人针对张良学、福园公司的上诉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大蒜种植回收合同》成立并生效，认定事实正确。2020年6月11日上午10:32分答辩人蔡孝辉在与张良学的聊天记录中称“联系一下，咱开始卖”“卖给你也行”的原因是答辩人蔡孝辉至2020年春天蒜薹、大蒜收获前夕，就开始多次督促上诉人福园公司、张良学履行回收义务。张良学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回收义务的情况下，答辩人为了减少损失，而想办法出卖了部分蒜薹和大蒜。该事实通过一审时答辩人证据6中2020年5月5日上午8:03蔡孝辉问被告张良学“今年打大蒜价格啥情况？”，上诉人张良学回答“咱这里有最低保护价，就是两毛了，你别管了，有最低保护价，你怕啥滴”就可以证实。2020年6月18日下午2:42分张良学称“俺收老百姓的俺那都是签合同的，俺不赖着你就不孬了、俺应该赖着你啊”这是张良学的个人认识错误，其认为当事人不亲自在同一份书面合同上签字确认，合同就不成立，这种认识与《合同法》的规定不符，不成立。福园公司、张良学没有规范的财务资料，一审中提交的支出明细大部分是其自行制作的凭证，根本不能证实其为答辩人垫付了5万元农民工工资。二、一审法院认定《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事实上已经成立并生效，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三、一审法院依据福园公司、张良学庭审中自认的事实，认定干蒜的亩产量为1500斤、蒜薹产量为800斤，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福园公司，张良学接受答辩人委托，对涉案大蒜进行种植管理，又具有回收义务，答辩人要求福园公司、张良学承担答辩人的可得利益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对。一审法院按照每斤蒜薹0.5元。判令福园公司、张良学向答辩人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按照每斤1.3元的标准向答辩人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四、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答辩人支付的律师费正确，但数额应当是5万元。五、一审法院判令张良学、刘辉在本案中承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被上诉人周艳玲、刘辉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蔡孝辉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种植回收合同可得利益损失4660497.00元；2、依法判令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蒜种款395500.00元；3、依法判令张良学、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应支付本案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5490.00元、律师费50000.00元；4、依法判令周艳玲对张良学应承担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5、依法判令刘辉对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9年秋，张良学以宣传单的形式，公开宣传《订单大蒜种植-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内容为：根据山东高速泰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在高青县与福园公司共同运作大蒜深加工项目，需要大蒜基地为依托，为高青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体现价，为当地农户增加经济效益，通过订单合作模式与农户联合发展大蒜种植，打造政策落实“共同致富实验田”。一、订单模式：公司为种植户提供脱毒蒜种，技术服务；二、产品收购：通过保险公司托底保护种植户利益，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约定在大蒜收获后，公司以最低保护价1.8元/斤收购干蒜，如果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格、公司以市场价格收购，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合同保护价、公司以保护价收购；三、产量及效益：太空蒜（早熟）亩产量3500斤左右，蒜薹每亩产量约1000斤左右。金乡蒜亩产量3000斤左右，蒜薹每亩产量约800斤左右。今年大蒜种植亩产收入10000多元左右；以保护价收购，每亩收入6000多元；下一茬除外（玉米、蔬菜）。农户种植成本每亩约1800元（种子、肥料、地、地膜理土地、种植、收获），流转土地种植成本每亩约3300元，市场前景及效益可观。2、2019年9月21日上午8：08分，蔡孝辉将张良学加微信好友后，开始洽谈种植大蒜事宜。当天8：14分，张良学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了文件名为《合同》的文件一份。该合同为《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合同载明：订购方为福园公司（甲方）；生产方为空白（乙方）。第一条产品名称、数量：1.订购大蒜为乙方在高青县境内种植生产的订单大蒜和该大蒜所产蒜薹，不含外地种植产品；2.订购产品数量：大蒜种植面积亩，蒜头斤。第二条产品收购价格、货款结算：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以市场价格收购，乙方保证将全部产品销售给甲方。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本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格、甲方按保护价格收购。干蒜合同收购最低保护价格为1.8元/斤（鲜蒜、蒜薹随行就市收购）；货款结算办法采取现金结算，钱货两清；第三条交货期限、地、地点和方式方在高城镇甲方公司内收购；第四条甲乙双方的违约责任：甲方提供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乙方损失的，应按照实际损失予以赔偿；甲方未按合同收购的，应按照货款总值的5%向乙方偿付违约金。3.2019年9月24日，张良学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了word文档一份并称“你看看修改吧，蔡总”。该文档内容为空白的《大蒜委托种植合同》，合同载明：甲方（委托方），乙方为种植方；第一条委托种植的数量和位置均为空白；第二条种植期间的管理和费用：租地、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一切费用由甲方支付，乙方负责具体操作并根据甲方要求按时完成，费用部分（空白）；第三条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等等。4.2019年9月25日至10月1日，蔡孝辉与张良学通过微信协商向农户租赁土地，用于大蒜种植，租赁合同由原告起草，租地费用由蔡孝辉负责打入张良学指定信用社账户，张良学负责向村民办理租地事宜。10月1日下午4：19分，张良学通过微信告知蔡孝辉“根据时间，明天定好地，找人到齐，后天施肥，五号开始播种，时间很紧”“1200（亩）左右”。晚上10：53分，蔡孝辉通过微信向张良学发送三份合同文档：《土地流转合同》、《大蒜种植保收合同》、《大蒜收购合同》，以及一份大蒜种植与玉米种植资金投入测算文档。2019年10月2日上午7：19分至8：39分，双方通过微信就蒜薹的价格、管理人员的确定及人工费负担进行了协商。5.蔡孝辉通过微信向张良学发送的上述《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系对2019年9月24日张良学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了word文档的修改。主要修改内容为第二条种植期间的管理与费用：甲方付给乙方蒜种、机耕、灌水、施肥、种植等的一切费用，根据种植进度按时据实支付；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按不低于3000斤/亩的产量核算，单价不低于1.8元/斤的价格标准，计提利润总额的15%，即（销售额-种植费用）15%；若产量低于3000斤/每亩，将不产生保收种植管理费（因天气、洪涝灾害造成的普遍减产除外）；第三条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增加第6项：在蒜薹和大蒜收获季节，乙方免费提供冷库和场地供甲方存放蒜薹和大蒜，甲方支付其场地使用期间用电费用。上述《大蒜收购合同》与2019年9月21日张良学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了文件名为《合同》的文档内容相同。6.2019年9月28日，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签署《大蒜种植项目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364万元，委托山东福园公司土地流转，全流程种植、管理、收购大蒜项目；蔡孝辉为共同投资人法人，权限有：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作事业进行日常管理等。7.2019年10月1日，蔡孝辉与高青县芦湖街道赵店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360亩，流转费700元/亩，期限为1年；原告支付流转费25.2万元；2019年10月6日，蔡孝辉与高青县高城镇大蔡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780亩，流转费750元/亩，期限为1年；原告支付流转费60万元。8.自2019年10月3日至2019年12月17日，蔡孝辉向福园公司开设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15×××24）打入蒜种款26笔共计1300150.00元，还打入化肥款、地、地膜工费等851423.00元。自2020年3月16日至2020年7月11日，蔡孝辉还向该账户打入人工费等各种款项981179.58元。2020年6月6日，原告安排焦丽向张良学转款13万元，后偿还11万元；2020年6月17日，蔡孝辉通过微信向张良学转账3000.00元。上述款项共计3155752.58.00元。期间，购买蒜种、化肥、雇佣人工等种植经营管理事项均由张良学负责处理。9.蔡孝辉曾对张良学种植经营中的盖膜、浇水、除草等事项的进行参与并决策。该事实在蔡孝辉与张良学之间的微信记录中予以体现：2019年12月18日，张良学：今日俺老师来地里看看，说要坏了，今回早就应该盖二膜，真是不盖二膜真是减产很厉害啊”、“但是第一次我呢跟你说盖那时候就好了，那时候盖的时候可好了”；蔡孝辉：“盖二膜太麻烦了，还得揭呢！”。2020年2月25日，张良学：“没盖二膜就是最大的失误”；蔡孝辉“问题不大，盖二膜咱弄不了啊！人不好弄啊”；张良学：“你是农业外行”“再没产量我就赔大了”。2020年3月2日，蔡孝辉：“草怎么办”；张良学：“你问问他发货的时候，一块把除草剂发过来”；蔡孝辉：除草剂还要用他们吗？咱没有吗？”张良学：“也是从外地发。”2020年3月4日，张良学：“如果找人拔草就抓紧时间了”“我这几天转遍了高青种大蒜的农户，老百姓的草基本都拔完了，你快定个调子，看看拔还是等着冲除草剂”“局部有很多的都把膜拱起来了”。2020年3月5日，张良学：“最好是拔”；2020年3月15日，张良学：“这是他们冲的除草剂（图片）”；“这些除草剂很好，这不管的这么多么”蔡孝辉：“喷灌的先开始喷叶面肥，撒化肥啊，先开始喷呗”张良学：“我建议浇啊，喷的水量说啥也不行啊”蔡孝辉：“就是模拟的人工降雨啊，漫灌是很落后的灌溉模式了”张良学：“那就喷灌吧”。10.自2020年5月份开始，蒜薹、大蒜相继收获。被告自认按照2400.00元/吨的价格为原告销售大蒜99.192吨共计238060.00元；按照0.5元/斤标准为原告销售蒜薹206730.00斤共计103365.00元；上述款项未支付给原告。原告自认自行出卖大蒜718818.32公斤共计1392403.00元，按照1.3元/斤标准销售蒜薹2740斤共计3562元。11.2020年7月7日开始，就大蒜的产量、价格、回收问题蔡孝辉与张良学发生争执。该事实在蔡孝辉与张良学之间的微信记录中予以体现：2020年7月7日，蔡孝辉：“蒜在你院子里，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你说山东高速在高青推广种植回收大蒜。老百姓的你能按1.8元/斤回收，我们的就不回收了！你宣传3000斤/亩，委托你给种植的咋才1000斤/亩！悬殊咋这么大？这些事情得弄清楚吧。价格怎么回事？产量怎么回事？”张良学“你上哪儿找都不要紧，我又不贪不啥的，你愿意找谁都依着你吧，你既然这样弄，你不管3000斤也好，3000斤有的是也好，还有4000斤的来，让你盖二膜你不盖，让你大水漫灌你又喷灌，你不懂农业你乱插手还怨别人来，你打的除草剂还啥，你这出事你还怨别人，不说了。那行，大蒜明天就开始处理了”蔡孝辉：“不至于1000斤/亩吧，蒜种还用了350斤/亩了”张良学：“一个大的没有”蔡孝辉：“按你统计的账目，赵店是1600斤/亩，大蔡咋这么低呢？”张良学：“大蔡家请了多少你知不道吗？”“那你找保安公司找的保安，一开始口齿牙硬的找那个公安局、保安公司，捣鼓捣鼓啥也没有了”蔡孝辉：“你负责全过程种植啊”“也得投资人个说法啊”“按350万元投入的，现在支付了430多万元了，还不算我这里零星花费，真是吓人啊”。2020年7月15日，蔡孝辉：“按大蒜收购合同和大蒜保收种植合同，你要赔付的，财务已经核算好，我已经发给你了”张良学：“没有的事。你只是委托我管理，但是后来种植期间还是你说了算”蔡孝辉：“我只是督促协调而已，都是根据你的种植进度和要求付款。大蒜保收种植合同你也有的，你只是不承认而已，否则为啥给你转账付款啊”“不卖蒜你都不说有多少产量，这卖完蒜，纸包不住火了吧”张良学：“你自己早就知道，你找会计都两遍了”蔡孝辉发送合同图片一份，合同内容显示：“甲方（委托方）为蔡孝辉，乙方（种植方）为福园公司。委托种植的数量和位置：1.芦湖街道办赵店村350亩；2.高城镇大蔡村780亩。委托种植的管理和费用增加：若低于2400斤/亩（80%的产量）乙方得按最低收购价（1.8元/斤）（2400实际产量）1130亩，补偿甲方损失”并称“保收合同里，给你留了600斤大蒜的无责任，还不够吗”张良学：“简直是胡扯”。蔡孝辉发送粉红色宣传单图片一份；张良学：“很对，你发的下边这个红的很对啊，是我写的”。12.2020年7月19日，就冷库电费问题蔡孝辉与张良学通过微信发生争执。张良学要求蔡孝辉支付冷库电费，原告要求张良学在应退款和违约金中扣除，双方未达成一致。并就合作问题再次发生争吵。13.公司登记信息显示：福园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7日，注册资金5000万元，一人公司，公司股东和法人代表为刘辉，认缴出资未实缴。开庭过程中，被告自认张良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为名义股东，已于本案立案后的2020年10月27日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变更为张良学，股权转让未支付转让款。张良学与周艳玲为夫妻关系。14．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蔡孝辉向一审法院提交2020年8月18日与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蔡孝辉支付律师代理费5万元，于合同签订后支付2万元，一审判决后支付3万元。2020年8月20日，该律所收取蔡孝辉法律服务费2万元并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种植回收合同和委托种植合同两个法律关系。（一）关于种植回收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合同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经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订立合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当事人不断协商的过程，也就是交换各自意思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包括两类行为：一是要约，二是承诺。而宣传单一般应当认定为要约邀请，但对合同的成立有重大影响的，也可视为要约。本案中，张良学以宣传单的形式向社会宣传种植大蒜的行为应为要约邀请；蔡孝辉添加张良学为微信好友后，张良学于2019年9月21日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应属于要约，该要约到达蔡孝辉微信时生效。2020年10月1日，蔡孝辉通过微信向张良学发送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内容完全相同，应属于承诺，该承诺到达张良学微信时生效。尽管两份合同的生产方及订购产品的数量条款均为空白，但结合双方微信沟通内容，可以确定生产方为蔡孝辉，种植面积为1130亩。《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双方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成立并生效。（二）关于委托种植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张良学于2019年9月24日通过微信向蔡孝辉发送的《委托种植合同》应属于要约，该要约到达蔡孝辉微信时生效。2020年10月1日，蔡孝辉通过微信向张良学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对《委托种植合同》进行了修改，其中关于“合同标题”、“种植期间的管理和费用”以及冷库和场地的使用部分应属于实质性修改，应为新的要约。《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及时作出承诺。因蔡孝辉的新要约并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结合双方通过微信方式协商合同情形，张良学应当及时作出承诺。张良学直至种植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未作出明确承诺却事实上履行了委托种植合同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蔡孝辉于2020年10月1日向张良学发送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事实上已经成立并生效。张良学在合同履行完毕并在双方发生争执后方提出异议，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于2020年7月15日发送给张良学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再次进行实质性修改，因原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张良学明确拒绝，该合同未生效，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合同依据。（三）关于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十三名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本案中，尽管上述两份合同以蔡孝辉一人名义与张良学磋商、签订并履行，但在纠纷发生后，蔡孝辉向其他十三名合伙投资人披露后，十三名原告也可与蔡孝辉作为共同合同主体向涉案合同相对人主张权利。《民诉法解释》第六十条规定：在诉讼中，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本案蔡孝辉等十四名原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可以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对于被告辩称蔡孝辉之外的其他十三名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四）关于张良学个人是否是涉案两份合同主体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张良学所制作的宣传单中以福园公司名义提供订单和产品收购、张良学向原告蔡孝辉发送的《种植回收合同》中订购方为福园公司、张良学是福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实际股东、原告的投资费用均打入福园公司的农行账户并以福园公司名义对外支出等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福园公司应为涉案两份合同的主体，张良学在合同磋商、签订、履行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有福园公司承担涉案两份合同的义务。因此，福园公司既是《种植回收合同》的订购主体，也是《委托种植合同》的种植受托主体。对于张良学自认其个人为涉案合同主体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五）关于涉案大蒜及蒜薹产量、可得利益损失如何计算及被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尽管原告修改后的《委托种植合同》添加了“保收”字眼，但合同内容并没有保收3000斤或2400斤的约定，只是约定“保收托管种植管理费”在不低于3000斤/亩或低于3000斤/每亩产量时是否收取15%保收种植管理费的内容，原告据此作为计算大蒜、蒜薹的保收产量，证据明显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合同约定不明时处理的规定，结合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在被告受托种植过程中，原告作为委托方，在盖膜、浇水、播草等环节存在错误指示行为，对于产量的降低存在过错。因此，双方认可的赵店村350亩土地亩产大蒜1500斤应为正常产量。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因受托人有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结合被告自称大蔡村780亩土地亩产为1000斤的原因在于村民盗窃所致，这与作为受托方的被告管理存在过错存在直接关系；同时，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正常亩产产量为1000斤，根据证据规则，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大蔡村780亩土地的亩产产量也应按照1500斤/亩计算。综上，可计算出1130亩大蒜的总产量为1500斤/亩×1130亩=1695000斤。根据原告宣传单测算的标准“金乡蒜亩产3000斤，蒜薹亩产800斤”比例计算，蒜薹产量应为1695000斤×800/3000=452000斤。因福园公司同时系大蒜收购方，负有按照1.8元/斤收购大蒜的义务，大蒜的可得利益应为1695000斤×1.8元/斤=305.1万元。因蒜薹应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在原告无证据证明蒜薹价格为1.3元/斤的情况下，以被告自认的0.5元/斤为标准计算，蒜薹的可得利益为452000斤×0.5元/斤=22.6万元。按照327.7万元（大蒜305.1万元+蒜薹22.6万元）-原告自行销售所得1395965.00元（大蒜1392403.00元+蒜薹3562.00元）标准计算，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1881035.00元。因此，基于上述被告怠于履行委托管理义务和回收义务的认定，对于原告主张福园公司对原告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原告律师费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22条规定：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本案中，因被告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为此聘请律师提供专业法律服务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违约方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原告提交的其与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发票，证明其为实现案涉债权实际支付律师费2万元。综合考虑本案案件类型、标的额、案件复杂程度、数额并未超出山东省律师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该2万元律师费可计入违约损失，由被告承担支付责任。对于尚未支付的3万元部分，因尚未实际发生，本案不予处理。（七）关于被告是否应返还款蒜种款395500.00元的问题。因原告证明蒜种款高于正常价格的证据仅为录音证据，一审法院无法确定该录音的真实性，在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项诉求明显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八）关于张良学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福园公司为一人公司，在公司股东变更前，张良学系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权变更后为公司的唯一股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区分。因此，张良学应对福园公司的违约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九）关于刘辉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公司债权人向该股东提起诉讼，请求该股东在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福园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在成立时未实际出资，在审理过程中，刘辉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变更股东为张良学，因其并未实际出资即转让股权，应在未出资50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福园公司的违约赔偿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十）关于周艳玲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张良学虽然与周艳玲系夫妻关系，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张良学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原告主张周艳玲承担责任的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福园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对于原告要求其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及律师费2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张良学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辉对该债务在未缴纳股金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经调解无效，判决：一、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1881035.00元及律师费2万元，共计190103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张良学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刘辉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义务在未出资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438.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原告负担40895.00元，由被告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良学负担1854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蔡孝辉等人提交山东同方律师事务所开具律师费发票一份，证实一审后蔡孝辉等人交纳了律师费3万元，与一审已经交纳的2万元，共计交纳律师费5万元整。福园公司和张良学对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并未约定律师费的承担且诉讼并不必然导致律师费的支出，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蔡孝辉等人自行承担。福园公司、张良学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蒜种的价格为3.3元每斤，鲜蒜市场价格0.75元/斤。证人贾某称：从福园公司购买蒜种是一斤3.3元，买了1万多斤蒜种，大约定了35亩到40亩的种子；蒜就七毛多一斤，蒜薹上市上有的五毛的，有的八毛的。一亩地用300斤种子，如果是人工种的话能节约一点，如果是机器中的话，可能用蒜种多一点，蒜种不一样大小，也就大约在280斤到300斤一亩地。证人郭某称，我为福园公司代收过鲜蒜。2020年鲜蒜在0.6-0.75元之间，蒜薹七毛钱左右，一般一亩地大约要用蒜种300斤左右，我从事大蒜行业这3、4年，基本上都是每亩4千斤左右。蒜种的价钱不稳定，品种不一样，老百姓一般都用一块七八的，自己种的大蒜未覆盖二膜。蔡孝辉等人对证人证言质证称：通过该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大蒜蒜种的用量，每亩地在250斤左右，但福园公司或张良学却向一审原告方按照每亩地350斤蒜种收取了蒜种款，其存在向一审原告虚假列出的行为。证人陈述其购买的蒜种款每斤3.3元我方认可，但依据我方与对方的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的约定，福园公司方应当据实向我方报销蒜种款，不应当赚取利润，故证人证言只能证实福园公司销售蒜种的价格，而不能证实其实际购买蒜种的价格。福园公司和张良学质证称，通过证人证言可以知道蒜种款为每斤3.3元，张良学按照此价格与蔡孝辉等进行结算符合实际情况。蔡孝辉一方主张蒜种款应当根据张良学的收购价来进行结算，没有事实依据。因为张良学收购蒜种后，需要支出运输、人工费等相关费用；蔡孝辉一方在上诉时并未对蒜种每亩用量产生过质疑，其仅是对蒜种的单价进行上诉，现在蔡孝辉对蒜种每亩的用量产生质疑，不应当在上诉审查范围之内；蔡孝辉一方在与张良学进行蒜种款结算时，已经认可了每亩的蒜种用量以及蒜种单价，现在产生诉讼，蔡孝辉一方又对蒜种用量以及单价进行质疑，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认为证人证言客观真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蔡孝辉等人提起本案诉讼后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出保全保险费5490.00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张良学、福园公司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张良学作为福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与蔡孝辉加为微信好友并发送《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大蒜保收种植合同》文本，应当视为其向蔡孝辉发出要约邀请，双方通过微信多次商讨后，蔡孝辉向张良学发送《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应当视为蔡孝辉对张良学要约邀请的承诺，自此福园公司与蔡孝辉之间的《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大蒜保收种植合同》成立并生效。张良学与蔡孝辉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实合同生效成立并已实际履行。福园公司作为从事销售蒜种、回收大蒜经营的专业公司，其向蔡孝辉发出的宣传单及《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大蒜种植回收合同》，足以使蔡孝辉等人相信福园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承诺的能力，基于此双方在租赁土地、播种、管理等阶段顺利履行合同。在大蒜、蒜薹收获期，作为委托方的蔡孝辉与张良学协商如何销售大蒜和蒜薹符合常理，福园公司和张良学以此主张蔡孝辉等人实际控制大蒜、蒜薹，以微信聊天记录中存有“咱开始卖吧、卖给你也行”等内容主张双方未对保收和回收大蒜达成合意，认为《大蒜种植回收合同》、《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未成立生效的上诉理由，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可得利益损失问题，福园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委托种植、管理、收获回收产品的义务，蔡孝辉等人作为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委托事项所产生的费用。根据张良学与蔡孝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蔡孝辉向福园公司的转款记录，蔡孝辉按照张良学告知的费用支出数额已经将费用向福园公司支付。福园公司对于收获大蒜和蒜薹的数量负有向委托人如实报告的义务，但福园公司并没有依据有效的证据如实向蔡孝辉等人报告收获大蒜和蒜薹的数量，福园公司存在违约行为。福园公司和张良学作为多年从事回收大蒜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对亩产大蒜3000斤的认知度是有一定把握的，张良学在最初向蔡孝辉发送的宣传单中宣称的亦是亩产3000斤，二审中，张良学和福园公司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也证实2020年高青县大蒜种植亩产在4000斤，一审判决对大蒜亩产1500斤的认定，已经将大蒜的损耗、大蒜的品相等因素予以考量。因此，一审判决按照大蒜亩产1500斤，依据《大蒜保收委托种植合同》、《大蒜种植回收合同》约定的大蒜单价、收购最低保护价格1.8/斤计算涉案合同可得利益损失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张良学、福园公司主张按照1500斤/亩、1.8元/斤计算可得利益损失违背事实的上诉理由，不符合合同约定，亦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蒜薹的产量问题，宣传单系张良学和福园公司向蔡孝辉发出的，一审判决按照宣传单上载明的蒜薹产成比例计算涉案大蒜产出蒜薹的数量并无不当。福园公司作为受托人未提交证据证明蒜薹的总产量，亦无证据证实系蔡孝辉等人的过错导致未及时收获蒜薹，其主张应当按照卖出的蒜薹数量认定蒜薹的产量，但卖出的数量不能等同于收获数量，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福园公司对涉案合同的履行存在违约行为，蔡孝辉等人为实现债权提起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费，属于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福园公司赔偿蔡孝辉等人的律师费损失正确。福园公司是张良学的一人公司，张良学未提交证据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与公司财产，一审判决张良学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蔡孝辉等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关于蒜薹的价格问题，在案证据证实福园公司以每斤1.3元的价格对外出售蒜薹，福园公司作为受委托人未如实向委托人蔡孝辉等人披露蒜薹的产量及对外销售的价格，福园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蔡孝辉等人要求按照每斤1.3元的价格计算蒜薹的可得利益损失，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蒜薹的可得利益损失为584038元（1.3元×452000斤-3562元）。蔡孝辉等人起诉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为此支出财产保全保险费5490元系合理支出，属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蔡孝辉等人要求福园公司承担财产保全保险费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二审增加认定损失数额367090元。关于蒜种款应否退还的问题，蔡孝辉等人在大蒜播种时按照3.3元/斤的价格向福园公司支付了蒜种款，对蒜种价格予以认可，并未提出异议，蔡孝辉等人仅提供录音证据否定对之前认可的蒜种价格，证据不足，且与证人证言证明事实不符，对蔡孝辉等人要求福园公司返还蒜种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根据案件事实酌定支持蔡孝辉等人律师费损失20000元并无不当，蔡孝辉等人要求福园公司承担律师费损失5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蔡孝辉等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蔡孝辉等人主张周艳玲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良学、福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蔡孝辉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2427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即：（二）张良学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刘辉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义务在未出资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撤销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2427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变更高青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2民初24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蔡孝辉、何伟、焦芳、王飞、焦娟、焦丽、纪鲁川、毕新宇、王**曦、李艳屏、李雅鑫、李风磊、娄桂芹、王庆国可得利益损失2242635元及律师费20000元、保全保险费5490元，共计22681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四、驳回蔡孝辉、何伟、焦芳、王飞、焦娟、焦丽、纪鲁川、毕新宇、王**曦、李艳屏、李雅鑫、李风磊、娄桂芹、王庆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4438.00元，保全费5000.00元，由蔡孝辉等人负担33286.00元，由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良学负担2615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083.00元，由蔡孝辉等人负担150.00元，由山东福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良学负担2893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坤明 审 判 员 孟庆红 审 判 员 赵绛帼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宋 戈 书 记 员 王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