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1民终27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国司裕创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路2号院10号楼619。法定代表人：李臻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慧玲，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相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西店村6号楼9号一层。法定代表人：张五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明，北京元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国司裕创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司裕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相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05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司裕创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李臻治，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慧玲、刘红，被上诉人相森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国司裕创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5053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的判决内容，直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第一项诉讼请求，判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退还100万元人民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对合同条款解释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无论从‘侵权风险保障金’的名称还是从该条的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侵权风险保障金主要规制的是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而非违约行为”，因此只有在被上诉人有侵权行为、不诚信经营的情况下上诉人才有权扣除该保证金。《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从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的角度出发，当事人虽在代理销售合同第六条中混用“侵权风险保障金”及“保障金”及“保证金”，“侵权风险保障金”仅出现一次，且该条明确约定“如合作期间乙方（被上诉人）违反双方的约定，上诉人除不返还被上诉人保证金外还可以追究被上诉人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以出现一次的“侵权风险保障金”，将本条解释为无法规制“违约行为”，明显属于合同解释错误。从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出发，代理销售合同第二条第（二）款及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双方同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诺年采购量，上诉人则承诺在21个省授予其独家代理权，并不再授权第三方同类权利，同时以优惠价格向其供货。如被上诉人无法履行采购量相关约定，上诉人则无法通过其他销售途径获利，将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因此该条的保证金包含履约保证金，以被上诉人违约时弥补上诉人受到的损失为目的。被上诉人在代理销售合同中承诺2017年采购量不低于400万册，每年递增20%（截至2020年应采购总量为2147万册），但自2017年至2020年实际仅采购108万册，支付约870万元，仅完成合同约定采购量的5%，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100万元的保障金甚至无法弥补上诉人受到的损失。原审法院的解释明显违背本合同的目的、独家代理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二、原审判决存在合同条文引用错误。原审法院将合同条文“双方合作期满，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引用为“双方合作期间，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在未判令解除合同且合同期间（2020年12月31日）未届满的前提下判令上诉人退还被上诉人保障金，属于条文引用错误、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支持我方上诉请求。相森公司辩称，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同意一审判决。双方的代理销售合同中有明确约定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双方合作期满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证金全部退还给乙方。被上诉人并未存在侵权事项，故上诉人应全部退还风险保证金100万元。相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11日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已支付的购书款4067000元及侵权风险保障金10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11日，国司裕创公司（甲方）与相森公司（乙方）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的产品系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七五”普法《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1-12册），包括小学一年级至小学六年级、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共12册读本，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权乙方在全国14个省、自治区独家代理。结算方式：乙方承诺在合同有效期内，2017年最低销售量不低于400万册，乙方销售400万册以内，甲方按发货码洋的38%进行结算；销售达到400万册（含）以上，甲方按发货码洋的35%进行结算；销售达到500万册（含）以上，甲方按发货码洋的32%进行结算。如遇地方物价部门审核物价造成图书价格下调的情况，结算折扣按销售码洋的65%结算。付款方式及时间：乙方分两次与甲方进行结算。甲方收到乙方订单安排图书印制前，乙方按订单总实洋的60%支付甲方预付款；乙方收到甲方图书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40%款项。违约责任：（一）合作期限保障：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双方约定的合作条件和合作期限，除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要求外，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其他理由变更合作条件或未到期解除合同。由此给双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其他损失，由违约方全额赔偿。（二）诚信保障：乙方应当诚信守法经营，于签约后5日内向甲方缴纳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双方合作期间，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如合作期间乙方违反双方约定，或从事有损甲方名誉或利益的行为，甲方除不返还乙方保证金外，可视情况对乙方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版权使用期限：自2017年3月10日至2020年12月31日。甲方合同经办人为李臻治，乙方合同经办人为张志国。2017年3月14日，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100万风险保证金，该款项系从刘福涛的账户汇入李臻治的账户中；2017年4月28日，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200万；2017年6月8日，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1623800元；2017年7月31日，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200万；2017年8月15日，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1080000元。2018年6月5日，国司裕创公司向相森公司开具15万元的发票。被告提供其法定代表人与原告方合同联系人张志国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4月28日张志国向李臻治发送图书目录，包括《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共108万册图书，并附发货地址。2017年6月24日，张志国向李臻治发送地址：河北省某基地，高某收，电话130××××××××，各6万册。李臻治回复“收到”。李臻治将上述地址和要货情况转发给河南某有限公司的王某，并叮嘱对方“签收单一定要让对方签好收回”。国司裕创公司并提供了上述货物的发货清单，载明2017年6月26日给高某发货18万册，包括《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初中三年级各6万册，高某签收，并加盖新乐市某基地公章，收货地址为：河北省某基地。另一张发货清单显示，2017年7月1日给高某发货36万册，《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小学一年级至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各6万册，收货地址与上述地址相同，高某签收并加盖新乐市某基地公章。2017年6月24日，张志国向李臻治发送信息：湖南省某地鲁某收158××××××××各2万册，共计18万册。国司裕创公司提交发货清单显示：2017年6月30日，向上述地址发货18万册，包括《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小学一年级至小学六年级、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各2万册。吉某签收，并附身份证号。2017年7月2日，张志国向李臻治发送信息：太原某仓储，联系电话189××××××××刘某。李臻治回复“4万套”，张志国回复“好”。国司裕创公司提交发货清单显示：2017年7月3日，向上述地址发货36万册，包括《中小学法治课教育读本》小学一年级至小学六年级、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各4万册。许某签收，并加盖山西某公司的财务章。2017年7月28日，国司裕创公司给相森公司发函，告知其108万册图书已经全部送到指定地点，并催促相森公司支付余款308.256万元，李臻治通过微信将上述函件发送给了张志国。2019年8月19日，相森公司通过快递形式向国司裕创公司发送律师函，通知国司裕创公司自本律师函发出之日，解除双方签订的涉案合同，请国司裕创公司退还购书款6067000元及侵权风险保障金100万元。2019年8月22日，国司裕创公司签收快递。上述事实，有相森公司提交的合同、银行回单、发票、律师函；国司裕创公司提交的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函、发货清单以及法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本案中，双方均确认相森公司向国司裕创公司订购了108万册图书。张志国通过微信与国司裕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的送货地址虽与108万册图书订单的送货地址存在出入，但张志国作为相森公司的涉案合同经办人及前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通过微信方式与被告确定购书订单送货地址，在相森公司并未撤销其授权的情况下，其行为应视为相森公司的行为，相森公司理应接受该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相森公司虽不认可国司裕创公司的发货行为，但国司裕创公司提供的收货单与张志国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同时，相森公司在此期间亦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了货款，按照常理，倘若国司裕创公司不存在37万册图书之外的发货行为，相森公司不应当在超出上述图书金额的范围之外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货款，故法院认为，国司裕创公司的抗辩成立，其已向相森公司交付了108万册图书，其行为未违反合同的约定，相森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及退还已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侵权风险保障金，法院认为，合同约定“双方合作期间，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如合作期间乙方违反双方约定，或从事有损甲方名誉或利益的行为，甲方除不返还乙方保证金外，可视情况对乙方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无论从“侵权风险保障金”的名称还是从该条的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侵权风险保障金主要规制的是相森公司的侵权行为，而非违约行为，只有在相森公司存在侵权行为、不诚信经营的情况下，国司裕创公司才有权扣除该保证金。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相森公司存在上述侵权行为，故国司裕创公司应当将侵权风险保障金退还给相森公司。综上判决：一、被告北京国司裕创图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相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退还侵权风险保障金1000000元。二、驳回原告北京相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国司裕创图书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国司裕创公司提交证据：1.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目的：证人李某于2004年至2017年期间在某出版社任分社社长，涉案图书为证人在任期间具体负责的项目之一，相森公司系由证人介绍给我方洽谈合作，故非常了解本案有关事实。其证言能够证明100万元的保证金主要是为了规制被上诉人取得很多省市的独家代理权及优惠价格后，不完成采购量的违约行为；在业内这种保证金的约定非常常见。证据2.网页截图。证明目的：证人系某出版社分社社长。第1、2页截图是某大学的新闻，最下面一段第一行明确写了某出版社的社长是李某。第3页和第4页是百度检索结果。相森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其所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人的身份不能确定，即便其为某出版社分社社长，其证言也不应采信，因其与上诉人存在合作关系，为上诉人利害关系人。证人并非本案合同任何一方，并未直接参与本案合同签署，其证言中所述均为从他人处听说,故证言内容不能证明本案事实。不能否定合同中的明确约定。证据2.网站截图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也不能证明证人李某系某出版社分社社长。相森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上述证据，本院认为：由于证人未出庭作证，故对国司裕创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1日，国司裕创公司（甲方）与相森公司（乙方）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中载明违约责任其中第（二）项“诚信保障”内容为：乙方应当诚信守法经营，于签约后5日内向甲方缴纳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双方合作期满，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如合作期间乙方违反双方约定，或从事有损甲方名誉或利益的行为，甲方除不返还乙方保证金外，可视情况对乙方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及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上述事实，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外，还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国司裕创公司与相森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约定“乙方应当诚信守法经营，于签约后5日内向甲方缴纳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双方合作期满，未发生侵权风险事项，甲方将保障金全部退还乙方；如合作期间乙方违反双方约定，或从事有损甲方名誉或利益的行为，甲方除不返还乙方保证金外，可视情况对乙方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相森公司确于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向国司裕创公司支付了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关于相森公司诉请判令国司裕创公司退还该100万元侵权风险保障金的请求，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在双方合作期间相森公司存在上述侵权行为，故国司裕创公司应将该款退还相森公司。国司裕创公司上诉称该条的保证金包含履约保证金，以被上诉人违约时弥补上诉人受到的损失为目的，不应退还，但国司裕创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国司裕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北京国司裕创图书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颖君审 判 员 刘宇红审 判 员 孙 锋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尤 頔书 记 员 李雅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