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11民初6260号原告：付玉娇，女，1981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原告：张桂芬，女，195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瑜琨，北京金钲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北京金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友升，男，197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陈穗生，男，1952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海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付玉娇、张桂芬与被告王友升、陈穗生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玉娇及其与张桂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瑜琨、王珊，被告陈穗生、王友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超、丁海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玉娇、张桂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付少川与陈穗生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2.被告给付原告土地占用费至完成交付土地止（暂计至2019年9月1日为27180元）；3.被告给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71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20年9月1日止为1506元）；4.二被告返还土地，恢复原状，如果由原告自行恢复，则被告赔偿原告2万元恢复费用。事实和理由：付少川于2017年8月1日死亡，原告付玉娇为付少川之女，原告张桂芬为付少川之妻。2009年8月9日，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南正村经济联合社与村民付少川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付少川承包土地110亩，合同有效期20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2016年6月29日付少川与陈穗生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但土地实际经营人为王东升，合同约定：1.甲方将拥有承包经营权的27亩土地（东至陈穗生转包土地地界，南至南正村林地，西至水泥路，北至水泥预制场道路）以转包的方式流转给乙方经营；2.流转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3.流转价格为800元/年亩，年流转费金额21600元，每年递增540元，于当年7月1日前交纳。被告应于2019年7月1日支付流转费23220元，经原告多次催促仍不交付，被告行为构成违约，合同应予解除，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王友升、陈穗生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已经解除，解除的时间点应为2019年6月30日。理由：双方约定，乙方可在转包的土地上建设经营所需临时看护房、道路、沟渠等建设。但是被告在承租的原告的相邻地块上的看护房及帐篷，被政府相关部门拆除。原告不能履行双方该约定。因不能建设看护房等农业设施，如此大面积的农业耕种便无法进行，合同目的从根本上无法实现，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基于此，被告向原告作出到期不再承租的意思表示，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表明其同意解除合同，并开始新的招租。被告也按原告的意思清空了地上物，原告已经收回了该地块。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已经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二、被告已返还、原告已接收诉争地块。被告在2019年6月30日前已将地上物全部清走，原告为再次出租该地块，在网上刊登出租信息，并且带领意向承租人来该地块现场踏勘，均证明被告已返还且原告已接收诉争地块，故不存在再次返还及恢复原状的问题。三、合同已经解除，不存在占用土地使用费的问题。2020年初，疫情暴发以后，当地村委会禁止外村人进入，一直到2020年5月份、6月份才允许进入，实际上被告已经无法进入，多次跟原告打电话要求浇地，一直到2020年的7月份才进去看。到现场看的时候，因为被告种植的是葡萄，因为疫情影响，全部烂在了地里。即使对方要求占用土地费，疫情期间也应该减免。四、王友升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双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以短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为据，主张与原告已经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涉案合同；原告方亦依据短信聊天记录，不认可双方已经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涉案合同。根据短信聊天记录，双方是存在协商解除合同的过程：2019年6月4日，付玉娇发送短信内容“王老师，我这边已经开始发布转租广告了，如果有人去看地的话，我找谁对接，给我他的电话。然后，你不打算租了，土地我要求清走地上物，复原土地，如果没人接葡萄苗太麻烦了，你都要清理走。要给我一个大概清理的时间”、“要不然我没法给你签解约合同”，王友升回复短信内容“到期如果没有接手的地上物会清走，现在有人去看地上物与土租我们应该分别谈，跟原来转租董师傅一样”，付玉娇又回复“那样是最好的咱们双方都合适”。结合双方此后的沟通记录，本院认定双方已通过协商就到期（2019年6月30日）清除地上物并解除涉案合同达成一致。2.原告提交的涉案土地照片及视频，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反证反驳，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方主张已经腾退涉案土地，因原告方不予认可且提供涉案土地照片、视频等证据主张土地并未腾退完毕，而被告方以短信聊天记录和刘会的书面证言为据，并不能充分反驳原告的主张，故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已经将涉案土地腾退完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原告付玉娇之父暨原告张桂芬之夫付少川与被告陈穗生于2016年6月29日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双方成立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付少川去世，本案二原告承继合同权利义务。因被告方主张陈穗生是合同当事人，亦是由陈穗生签署涉案合同，故对王友升主张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现二原告诉请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陈穗生主张双方已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涉案合同，因双方就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涉案合同已协商一致，故本院确认双方已于2019年6月30日解除涉案合同，对原告方该项诉请求不予支持。因双方在合意解除涉案合同时，对清走地上物作出约定，对葡萄苗要清走也有明确约定，而陈穗生并未按完全履行该约定，给原告再次流转涉案土地造成障碍，原告在清走被告遗留的地上物时亦需要一定投入，因此，陈穗生应当赔偿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因陈穗生移走相关设施系实际腾退涉案土地，亦表明对遗留的葡萄苗没有继续种植的意思，又因为疫情影响，故综合考虑涉案土地的腾退情形，本院酌定陈穗生按租金标准支付原告方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9月10日的土地占用费，以及一个月的租金，以赔偿原告方因土地被占用及为清除地上物造成的损失。对原告方诉讼请求中不超过本院确定数额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陈穗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付玉娇、张桂芬损失22080元；二、驳回付玉娇、张桂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9元，由陈穗生负担23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付玉娇、张桂芬负担278元（已交纳）；保全费292元，由陈穗生负担23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付玉娇、张桂芬负担53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蔡亮亮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