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74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仁军，男，1971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根祥，北京市君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侠，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旭，男，198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冉，北京市中通策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仁军因与被上诉人董侠、被上诉人田旭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6民初31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仁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根祥，被上诉人董侠，被上诉人田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仁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仁军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侠、田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界定责任含糊，结论不公，证据没有证明力，一审判决许多内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仅依据田旭的陈述认定货款的基本事实，并判决孙仁军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孙仁军明显不公。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孙仁军常年为北京百鹭阳光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鹭家具公司）供应办公设备，田旭多次向孙仁军陈述其与董侠是百鹭家具公司合伙人，基于多年对田旭的信任，基本每次都是田旭向孙仁军联系货物，田旭不但是百鹭家具公司的合伙人，还是投资人，具体经办人，百鹭家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田旭每次向孙仁军支付货款均通过微信转账完成，但一审判决将其他货款与此前田旭出具的欠条混为一谈，在没有事实根据和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为田旭支付了货款105900元。2.董侠、田旭通过微信支付给孙仁军的105900元是田旭额外向孙仁军购买的产品，与田旭签字、百鹭家具公司盖章的货款以及安装及运输费是不同的买卖关系。一审判决未经核实对账，未核对汇款凭证的真实用途，仅凭微信的汇款资金往来就认定为支付了孙仁军货款，认定错误。3.本案中，孙仁军与百鹭家具公司存在多年的买卖关系，双方早已形成了一定的交易习惯，即孙仁军作为卖方向百鹭家具公司提供办公家具货物及运输安装服务，百鹭家具公司股东董侠及其合伙人田旭付款即交易完成，一般情况下不签供货单，也没有供货合同。但是，至2017年10月份，董侠、田旭拖欠货款，孙仁军找到田旭，经过对账，确认共计欠付货款189989元，田旭在供货清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同时，2017年4月16日孙仁军向董侠、田旭供货，金额69350元，董侠仅支付10000元定金，剩余59350元未付，因此，董侠、田旭合计欠付249339元。此后，孙仁军对董侠、田旭丧失信任，不再赊账，要求董侠、田旭对于以后的供货立即付款，钱货两清。这是孙仁军与董侠、田旭之间的交易习惯。一审判决未查明本案中69350元没有借条的真实情况，明显袒护董侠、田旭，对孙仁军不公平。4.一审判决认定董侠、田旭已经结清部分货款105900元与事实不符。（1）根据正常的商业交易习惯和常理，钱货两清后，董侠、田旭作为欠款一方，理应收回或者销毁欠款凭证，但现孙仁军仍持有欠款凭证的原件，已能说明董侠、田旭至今仍欠款的事实；（2）董侠、田旭提供的微信支付记录与本案无关，其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15笔合计金额105900元，金额有零有整，比如300元、2380元、220元、580元、9595元等。因百鹭家具公司持续拖欠货款，孙仁军对其失去信任，因此在百鹭家具公司于2017年10月出具欠条且未归还货款后，孙仁军要求在以后的交易中都要及时付清货款，不同意董侠、田旭赊账。由于孙仁军每次向董侠、田旭提供的桌椅等货物价格不一，导致15笔微信转账金额不一样。5.董侠、田旭拖欠的59350元货款有供货单为证，与证人杨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和双方形成的交易习惯，该供货单亦可以作为买卖合同成立及董侠、田旭欠款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董侠与田旭系同事、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两人为合伙关系，至少田旭也是百鹭家具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其应当对剩余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一审判决认定董侠、田旭两人之间是同事关系毫无依据，田旭无需承担责任也无任何法律依据。（1）孙仁军持有的欠条、供货单上均有田旭的签字，这是田旭愿意对百鹭家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随意否认或推翻，作为一个商事交易的经常参与者，田旭应当非常清楚其在欠条、供货单上签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应与百鹭家具公司、董侠作为共同债务人清偿剩余欠款；（2）孙仁军与百鹭家具公司交易时，田旭从未表示过其仅仅是受雇于百鹭家具公司，董侠、田旭至今亦未提供任何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社保记录等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同事、雇佣或劳动合同关系，其辩解双方是同事关系毫无事实依据；反而田旭在欠条上签字并盖章的行为，表明田旭与董侠均可利用百鹭家具公司的名义从事商业行为，田旭实际控制百鹭家具公司，印证了田旭与董侠的合伙关系，二者实质上均为百鹭家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3）从田旭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也可以看出，田旭多次支付百鹭家具公司所订货物的货款，而且田旭控制了公司的公章，其支付货款的行为、盖章行为已超出一个普通雇员的权限，可见田旭与董侠之间存在密切的、稳定的、长期的合伙关系，二者之间存在资金、人格混同，田旭虽主张受百鹭家具公司委托支付款项，但田旭从未提供过任何授权委托证明，而田旭以董侠的合伙人身份长期、多次支付货款才在逻辑上更具有合理性。7.百鹭家具公司注销前并未依法清算、未履行通知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法律规定，其股东董侠及合伙人田旭均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公司注销前必须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但百鹭家具公司注销前并未依法清算，其与孙仁军之间已经存在多年的交易记录，明知孙仁军的联络方式，却未在注销前通知孙仁军，显然具有恶意注销公司逃避债务的故意。同时，田旭、百鹭家具公司都曾经在欠条或供货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足以表明百鹭家具公司开展的所有交易的背后主体、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即本案董侠、田旭，因此应由董侠、田旭承担法律后果。董侠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孙仁军上诉请求。田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孙仁军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孙仁军上诉请求。孙仁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董侠、田旭共同偿还孙仁军货款、安装费及运输费共计259339元；2.董侠、田旭共同赔偿孙仁军利息损失（以259339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董侠、田旭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百鹭家具公司为董侠独资公司，田旭在该公司任职；2019年11月，百鹭家具公司经核准注销。2015年起，孙仁军为百鹭家具公司供送家具。2017年10月16日，孙仁军书写欠条一张，上载：“百鹭家具公司欠孙仁军货款189989元，其中安装及运输费21290元，货款168699元。落款有百鹭家具公司印章，田旭签字”。之后，田旭通过微信转给孙仁军共计105900元，分别为2017年10月20日转款300元、11月4日转款5000元、11月7日转款2380元、11月10日转款6020元、12月11日转款220元、12月16日转款20000元、12月21日转款6800元、2018年1月29日转款580元、2月14日转款10600元、3月20日转款1000元、5月6日转款2520元、6月12日转款8720元、9月4日转款22165元、11月15日转款9595元、2019年1月31日转款10000元。一审庭审中，孙仁军认可收到田旭105900元，但认为此款为清偿其他欠款，另提交自己记载的供货单据1张，佐证董侠欠付货款69350元，证人杨某为孙仁军出庭，证言大意为：“我为孙仁军送了三次货”。董侠、田旭不认可，称另以现金形式向孙仁军支付货款，孙仁军亦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各方陈述，可以认定孙仁军与百鹭家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的合同关系；孙仁军书写的欠条有百鹭家具公司印章及田旭签字，可以证实百鹭家具公司欠付孙仁军189989元；田旭转款记录结合其自述，可以证实百鹭家具公司在欠条后偿付孙仁军货款105900元、尚欠84089（189989-105900）元。孙仁军主张田旭与董侠系合伙关系，105900元为清偿其他欠款，且另有欠款69350元，以及董侠和田旭抗辩以现金形式支付货款，未提交证据加之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百鹭家具公司为董侠独资企业，已于2019年11月注销，故孙仁军要求董侠偿还百鹭家具公司存续期间欠付的货款，于法有据，但数额应为84089元，超出部分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利息，亦应支付，但应以逾期付款的数额、违约行为发生的时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分段计算。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孙仁军知晓百鹭家具公司注销公告而未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即放弃债权，故对田旭、董侠此项抗辩不予采纳。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诉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诉讼源于百鹭家具公司欠付货款而引发，该公司亦已注销，故案由应当定为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为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董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孙仁军欠款84089元；二、董侠向孙仁军支付利息（自2017年10月17日至同年10月20日以1899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1日至同年11月4日以1896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5日至同年11月7日以1846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8日至同年11月10日以182309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1日至同年12月11日以176289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2日至同年12月16日以176069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17日至同年12月21日以156069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2日至2018年1月29日以149269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30日至同年2月14日以148689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5日至同年3月20日以138089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1日至同年5月6日以137089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7日至同年6月12日以134569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3日至同年9月4日以125849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5日至同年11月15日以103684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以94089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84089元为基数，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以8408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孙仁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庭审中，孙仁军陈述称，田旭系百鹭家具公司实际控制人。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孙仁军上诉主张除涉案欠条所涉债务外，孙仁军对百鹭家具公司还享有69350元债权，且田旭向孙仁军支付的105900元款项并非清偿涉案欠条所涉债务，对此，孙仁军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孙仁军对百鹭家具公司享有其主张的69350元债权，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约定田旭向孙仁军支付的105900元系清偿其他债务，故本院对孙仁军的上述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此外，孙仁军主张田旭系百鹭家具公司实际控制人，故田旭应对百鹭家具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田旭系百鹭家具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此情况下，孙仁军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孙仁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05元，由孙仁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