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1民终149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肇恩，男，1973年8月5日出生，回族，住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世冰，辽宁方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务段，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北街98号。负责人：杨文玉，该单位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璐，女，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坤，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肇恩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工务段(以下简称沈阳工务段)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0）辽0102民初12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肇恩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7年8月5日签订劳动合同，至2007年8月4日后双方重新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2005年被判刑，在2007年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后，合同履行期内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被上诉人2020年作出解除劳动关系决定，此时上诉人已经不存在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故原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引用沈铁劳卫(2019)199号《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办法》缺乏法律依据。该办法对于上诉人15年之前的行为不适用。根据2005年正在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铁路实施办法》第37条，对判处对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仍留在原单位工作的人员，不办理开除手续，安排不叙职务的工作，缓刑期满，可正式分配工作，根据该条规定不应当开除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3.被上诉人没有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合同解除权，原审判决认为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劳动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是错误的。可以推定沈阳工务段早在2005年7月份就已经知晓上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被上诉人在15年后旧事重提并以此为由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显然超过合理期限。4.原审判决有悖立法本意。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决定，实际上剥夺了上诉人的劳动权利。沈阳工务段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与我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追究刑事责任，我方解除与其劳动关系，依法合规。肇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于2020年4月30日作出的对原告的开除处分决定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判令被告与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曾系被告职工。2005年7月5日，原告肇恩被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认定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在职期间，原告并未向被告告知其受刑事处罚的情况。2019年10月，被告收到公安机关发送的包含原告在内的单位涉刑人员信息。2019年11月29日，被告上级机关即中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以肇恩犯故意伤害，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为由作出《关于给予肇恩开除党籍处分的批复》，开除原告党籍。当日，被告依据《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管理办法》作出《关于给予肇恩同志处分的通知》，免发原告3个月绩效。2020年4月30日，被告依据《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管理办法》以原告被追究刑事责任作出《关于给予肇恩同志开除处分的通知》，开除原告。当日，被告经工务段工会委员会审议，党政联席会议研究作出《关于解除肇恩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另查明，沈铁劳卫〔2019〕199号《沈阳局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十条（二十六）项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给予开除处分，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第五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开除党籍处分的，免发3个月全部绩效工资。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七条第2款第（5）项中双方约定，若原告出现被判刑的情形，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6月17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就本案诉讼请求向沈阳市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当日作出沈和劳人仲不字[2020]108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据此，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沈铁劳卫〔2019〕199号《沈阳局集团公司党委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二十条（二十六）项规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给予开除处分，并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七条第2款第（5）项中双方约定，若原告出现被判刑的情形，被告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原告于2005年7月5日被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认定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原告受到刑事处罚后，并未向被告告知，而被告于2019年10月收到公安机关的发送的包含原告在内的单位涉刑人员信息表后，被告上级机关即中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以原告受刑事处罚为由《关于给予肇恩开除党籍处分的批复》，开除原告党籍，被告依据《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管理办法》作出《关于给予肇恩同志处分的通知》，扣发原告3个月绩效和《关于给予肇恩同志开除处分的通知》，开除原告以及经工务段工会委员会审议，党政联席会议研究作出《关于解除肇恩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有制度和法律依据，符合法定程序，作出上述处罚的单位和处罚事项不同，不属重复处理。故对原告主张撤销开除处分、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关系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肇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已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肇恩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沈阳工务段提供了1996年6月公布施行的《沈阳铁路局关于印发的通知》，2010年3月公布施行的《关于公布的通知》，拟证明根据肇恩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施行的1996年《实施办法》，劳动者被判刑(包括缓刑)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历经几次修订，该项规定未变化。被上诉人质证称其并不知晓以上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经过公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肇恩与沈阳工务段于1997年7月2日签订了期限为5年的劳动合同，2002年8月5日双方签署续订劳动合同书，续订劳动合同至2007年8月4日，约定原合同内容继续有效。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沈阳工务段与上诉人肇恩解除劳动合同是否符合法律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均规定，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根据以上规定具有解除权。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根据当时的规章制度，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人员不应当开除、解除劳动合同，《沈阳局集团公司职工奖惩办法》对于上诉人15年之前的行为并不适用”的主张。经查，被上诉人1996年发布实施的《沈阳铁路局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办法》，即已规定劳动者被判刑(包括缓刑)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此后经过历次修订，该项规定并未发生变化，现行有效的规章制度与上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时的规章制度规定一致，故被上诉人以此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并无不当。上诉人虽称并不知晓1996年的《实施办法》，但因其1997年7月2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七条作出了同样的规定，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章制度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2007年8月4日与被上诉人重新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此后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和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主张。经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续订劳动合同，合同的主体、内容等方面均无变化，双方并未重新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发生在双方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内，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明显超过合理期限的主张。本院认为，用人单位应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关于“合理期限”的确定，应从该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起计算。上诉人自述一直未停止工作，其主张被上诉人2005年7月即已知晓其被追究刑事责任，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刑事处罚一事告知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于2019年10月收到公安机关的发送的包含上诉人在内的单位涉刑人员信息表后,于2020年4月30日经单位工会委员会审议后作出《关于解除肇恩同志劳动合同的通知》，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并未超过合理期限。上诉人要求撤销开除处分决定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肇恩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肇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瑷丹审判员  孙晓芳审判员  郝梦思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李元旬书记员刘伟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