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31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法定代表人：杨召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进，湖南万和联合（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个，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口县梵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双江街道办事处月季路庄上iv>法定代表人：何方，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海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梧桐路**裙楼第**iv>法定代表人：何方，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方，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渝**。上述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滔滔，重庆博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下东大街段**西部国际金融中心******。法定代表人：罗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敏，女，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于江，四川诺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租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口县梵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重庆海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亚公司）、何方、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9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租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租赁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及律师费20万元由旅游公司、海亚公司、何方、能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实际构成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法律，认定《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表》中关于还款、利息等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应当认定为有效。二、一审法院参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和第二百条规定，认为借款人还本付息的前提在于取得了贷款人发放的资金的实际支配和使用权利，进而据此认定旅游公司不应承担对租赁公司的还款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是借款合同中利息预先扣除的法律后果，仅限于贷款人在提供借款时就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的情形。本案中，租赁公司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旅游公司也已经取得了出借资金，此后其如何支配或使用该资金，均与《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无关。既然租赁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旅游公司就当然负有还款义务，至于旅游公司具体从该笔借款中获得何种利益，并非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构成要求，也非借款合同项下出借人履行还款义务的法定或约定前提。一审法院苛求租赁公司举证证明旅游公司获得了何种利益，作为认定旅游公司是否履行还款义务的考量因素，没有法律依据，对租赁公司严重不公。三、一审法院认定旅游公司并未取得对相应款项的实际支配和使用权且未实际使用出借资金，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和错误。1．租赁公司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借款人旅游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出借款项，且办理了定期存单。一审判决第15至第16页总结的案涉交易情况，足以证明旅游公司已经实际控制、支配该笔资金。2．资金监管安排属于融资借款业务中的常见法律安排，既不影响本案借款法律关系认定，更不能据此认定旅游公司并未取得对相应款项的实际支配和使用权。《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足以证明旅游公司对该笔资金可以按约使用，享有支配和使用权。旅游公司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其不能使用资金的情形。3．旅游公司取得出借资金后对资金另行作出的商业安排和使用，属于其意思自治范畴，既不能否定租赁公司履行了出借义务，更不能据此认定旅游公司无须履行作为借款人的法定还款义务。旅游公司没有按照《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方式使用出借资金，系其根据案涉项目的实际情况自行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可将此归咎于租赁公司，更不能据此免除其还款责任。旅游公司利用出借资金办理存单、将其名下存单为租赁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行为，证明旅游公司实际控制和支配着出借资金，这种安排使得双方形成了新的法律关系，借款双方不存在任何有关还款的合意，不能认定旅游公司履行了还款义务。四、租赁公司作为贷款人如约履行了支付贷款的义务，旅游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按期还款并承担逾期利息，据此，旅游公司应当向租赁公司偿还金额为43270754．94元，逾期利息截至2019年12月15日为1051273．06元。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等保证人对旅游公司的全部还款义务按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租赁公司具有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真实目的，且有理由信赖在建工程实际属于旅游公司。业务开展后，旅游公司、海亚公司私下将在建工程土地权利变更至新设子公司名下，才最终导致本案在建工程未能实现抵押和产权转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旅游公司不应承担对租赁公司的还款责任，存在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租赁公司的上诉请求。旅游公司、海亚公司、何方辩称，旅游公司和租赁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但该合同的标的物是在建工程，标的物的所有权并非旅游公司，而是其关联公司，本案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虽然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提供了5．2亿元资金，但其中的1888万元当月已经转回给租赁公司，其中的3．2亿元按照双方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在七个自然日之内也转回了租赁公司，剩余的1．812亿元是以租赁公司开具承兑汇票方式转回租赁公司。虽然款项到了旅游公司账上，但是旅游公司没有使用过上述5．2亿元资金，借贷关系没有实际履行，旅游公司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能投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租赁公司对能投公司的上诉请求，或者驳回其对能投公司的起诉。租赁公司提交的能投公司2017年10月23日关于担保的董事会决议是伪造的，租赁公司应当知道或者明知该董事会决议是伪造的，不构成善意，能投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等证据可以证明2018年6月20日之前，能投公司没有董事会，只有执行董事，租赁公司却提交了能投公司2017年10月23日的董事会决议，明显是伪造的，租赁公司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因此，租赁公司要求能投公司承担担保合同有效或无效的民事责任均不能得到支持。能投公司不知道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也没有和租赁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能投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租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有到期未付租金43272754．94元，以及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的每日万分之六为标准自2019年11月2日/11月5日分别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截至2019年12月15日已发生逾期利息为1051273．06元）；2．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留购价款1000元；3．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对上述旅游公司的全部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海亚公司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标的物为海亚公司持有的旅游公司的65%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为6500万元；5．由旅游公司、海亚公司、何方、能投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以及律师费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25日，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编号为CNFL000J2017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旅游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以资金筹措为目的，向租赁公司申请以租赁物售后回租的方式转让租赁物，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购买租赁物，再将租赁物回租给旅游公司，旅游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本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原属旅游公司所有，旅游公司依据本合同转让给租赁公司，并由租赁公司回租给旅游公司使用的设备，具体内容见《售后回租租赁物清单》；旅游公司转让租赁物，在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支付转让价款之日即被视为租赁物所有权同时转归租赁公司所有；租赁物的转让价款为10000万元（一亿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一次性付款，为在付款条件满足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租赁物转让价款；旅游公司指定的收款的银行账号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旅游公司，开户行贵阳银行江口支行，账号×××；租赁期限为24个月；租金分2期支付，租金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日期详见《租金支付表》；租赁利率为浮动利率，为年5．7%；租赁手续费为720万元，旅游公司应于合同签署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手续费支付至租赁公司；如旅游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须向租赁公司支付自应付日至实际支付日的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应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六计算；租赁物留购价款为100元。《融资租赁合同》所附的《售后回租资产清单》载明，租赁物名称为在建工程2号楼、3号楼、4号楼。《租金支付表》载明，租金分4期支付，每期租金均为26806272元，租赁手续费为720万元，留购价款为1000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旅游公司和租赁公司共同确认，作为在建工程的2号楼、3号楼、4号楼尚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租赁公司陈述，前述在建工程没有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此外，租赁公司还陈述称，前述在建工程没有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而登记在旅游公司的关联公司名下。2017年11月6日，旅游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明，声明《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件所有权移转至租赁公司。除本案争议的《融资租赁合同》之外，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还签订有其他两份《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尾号分别为017、018。三份《融资租赁合同》的转让价款总计为5．2亿元。2017年11月3日，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开立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曹家渡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3．2亿元，农业银行生成的电子回单载明，转账金额为3．2亿元，附言为售后回租款。同日，租赁公司再次向旅游公司开立于农业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1880万元，电子回单亦载明附言为售后回租款。2017年11月6日，租赁公司委托农业银行向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江口支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1．6亿元。同日，租赁公司再次向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银行账户转账2120万元，电子回单亦载明附言为售后回租款。至此，租赁公司分四次向旅游公司付款共计5．2亿元，其中3．388亿元支付至农业银行账户，1．812亿元支付至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贵阳银行的账户。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共同确认，租赁公司支付旅游公司3．2亿元后，旅游公司就该笔资金在农业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并协助租赁公司办理了存单质押金融借款，其中债务人为租赁公司，存单质押担保人为旅游公司。租赁公司陈述称，租赁公司将所贷款项3．14亿元加自有款项600万元合计3．2亿元，打入了旅游公司在贵阳银行开立的账户。2018年4月10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融资租赁业务登记，登记到期日载明为2020年4月9日，租金载明为1亿元，租赁财产载明为建筑物。2017年11月3日和2017年11月6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分别签署两份租金支付表，载明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即本案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租金分为两笔计算，第一笔租金总额为65249941．18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3日至2019年11月2日，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2日和2019年11月2日，租赁手续费为432万元；第二笔租金总额为43499960．78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6日至2019年11月5日，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5日和2019年11月5日，租赁手续费为288万元。此外，2017年11月3日，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还就尾号为017和018的两份《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了两份《实际租金/租前息支付表》。其中，尾号为017的融资租赁合同的支付表载明，起租日为2017年11月3日，租赁成本为1亿元，手续费为200万元，租金分2期支付，付款日分别为2018年11月2日和2019年11月2日，租赁利率为5．7%；尾号为018的《融资租赁合同》的支付表载明，起租日为2017年11月3日，租赁成本为3．2亿元，手续费为960万元，租金分1期支付，付款日为2018年11月2日，租赁利率为5．22%。之后，2017年底，租赁公司、旅游公司和贵阳银行签署《资金监管协议》，约定：为规范租赁物采购款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签订本协议；鉴于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签订了尾号为016、017、018的三份《融资租赁合同》，三份合同项下融资总额为5．2亿元，统一支付至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同意共同委托贵阳银行提供账户监管服务，对账户资金中5．012亿元的部分提供监管服务；租赁公司委托贵阳银行对监管资金的支付进行监督管理，旅游公司任一笔和任一额度的监管资金支付均须经租赁公司签字核准，并由授权代表出具书面《资金使用函》；贵阳银行接到租赁公司授权代表提交的《资金使用同意函》后，方可为旅游公司办理支付手续，否则，贵阳银行不可支付任何款项；三方同意在监管资金汇到监管账户的7个自然日内，将监管资金中的3．2亿元汇给租赁公司开立于建行上海第一支行的账户，用以偿还租赁公司前期以自有资金支付的3．2亿元；本协议项下的监管账户为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账号为×××，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旅游公司的收款账户一致；未经租赁公司批准，旅游公司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贵阳银行提出转移监管资金，否则租赁公司有权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贵阳银行将监管资金退回租赁公司。之后，2017年底，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约定：鉴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尾号为018的《融资租赁合同》，为保证该笔融资及时到位，租赁公司先行用自有资金向旅游公司支付了合同对应价款3．2亿元；旅游公司同意，农业银行对该合同项下的流动资金贷款批复到位后，按照三方签署的《资金监管协议》，在流动资金贷款到位后的7个自然日内转至租赁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用以置换租赁公司先行支付的自有资金；旅游公司同意，当租赁公司需要时，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之外的1．812亿元，以全额存单方式质押给租赁公司，或配合租赁公司开具相应额度的承兑汇票。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共同确认，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了手续费1880万元。此1880万元，金额与5．2亿元融资租赁款项扣除5．012亿元受到资金监管款项的金额一致。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还共同确认，关于《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的旅游公司将监管资金中的3．2亿元支付至租赁公司的合同义务，旅游公司已经履行完毕，租赁公司实际收到并使用了3．2亿元。依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自2017年至2018年期间，租赁公司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协议》，旅游公司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质押合同》，约定租赁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银行贷款，还款来源为旅游公司的单位定期存单，贷款担保方式为旅游公司提供担保，银行贷款的使用方式为贵阳银行为租赁公司办理商业汇票银行承兑业务，贵阳银行为租赁公司办理银行承兑而形成的一切债权自动成为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和担保合同项下所担保的主债权，旅游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为单位定期存款存单。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共同确认，就《补充协议》约定的旅游公司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之外的1．812亿元以全额存单方式质押给租赁公司或配合租赁公司开具相应额度的承兑汇票的合同义务，旅游公司已经全部履行，租赁公司陈述称，旅游公司已经就1．812亿元全部资金开具了定期存单并协助租赁公司以存单质押的方式开具了银行承兑汇票。但租赁公司还陈述称，最终的还款是租赁公司进行的偿还。关于5．012亿元融资租赁款项的使用，租赁公司还发表了如下意见：3．2亿元和1．812亿元均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在旅游公司名下，旅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需要使用相应款项，可以提供符合自身资信的材料以及资金使用方案的材料，经过租赁公司批准即可使用；相应资金一直在旅游公司账户，旅游公司有使用资金的可能性；同时，该等金额在旅游公司名下，为旅游公司的授信、增信、资信等提供了支持。关于资金的使用，租赁公司陈述称，旅游公司没有向租赁公司申请使用资金。2018年9月20日，旅游公司出具《提前还款申请书》，声明鉴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尾号为016、017、018的《融资租赁合同》，融资本金为5．2亿元，旅游公司申请提前还款，并将两份定期存单（含本金及利息）转让给租赁公司作为租赁合同的还款来源；两笔质押存单信息为，存单一开立于农业银行，金额为3．2亿元，存单二开立于贵阳银行，金额为1．812亿元。租赁公司以前述两笔存单的本金和利息抵扣了三份《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部分欠款。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旅游公司偿还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未付租金、逾期利息，并要求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因此，作出本案裁判的前提，在于认定旅游公司是否需要偿还租赁公司主张的未付租金。一、关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就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虽然售后回租已是成熟的融资租赁交易模式，但是，认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仍需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争议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在建工程2号楼、3号楼、4号楼，合同并未约定租赁物的具体地址或详细信息。结合旅游公司和租赁公司共同确认的前述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有房屋产权证书，租赁公司陈述的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有抵押登记手续，且在建工程没有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而是登记在关联公司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前述租赁物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租赁物属于未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的在建工程，二是旅游公司并不是租赁物的所有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关于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说明中（该书第48页）载明以下内容：“以在建住宅商品房项目作为租赁物，以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承租人、租赁公司作为出租人的融资租赁合同，我们倾向于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理由为：一，房地产在建项目尚不具备法律上的所有权，故出租人并未实际取得房地产项目的所有权，此与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对租赁物的所有权的特征相背离；二，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承租人，并非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其租赁在建房地产项目，并非为使用租赁物，而是通过房地产项目来取得融资；三，在建房地产并不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特征是持有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出售或投资……固定资产是劳动工具或手段，而不能是劳动对象，在建的房地产项目恰恰是劳动对象而不是劳动工具和手段；四，从国外实践来看，以在建房地产项目作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交易非常少。”“有的出租人要求明确将房地产过户到出租人名下，以保障租赁物的担保功能，也有的租赁公司和开发商为了避免交纳房地产过户的大量税费，而采取了不过户的操作方式，对未过户的，因与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不符，我们倾向于明确认定此类房地产融资租赁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一审法院的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一致。除此之外，一审法院认为，融资租赁交易的一大特征，是租赁期间，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所有权，而出租人享有的所有权，是对融资租赁债务的一种担保。《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售后回租业务的标的物必须由承租人真实拥有并有权处分，第34条规定，从事售后回租业务的金融租赁公司应真实取得相应标的的所有权，标的物属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其产权转移必须到登记部门进行登记的财产类别的，金融租赁公司应进行相关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在建工程，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亦未办理抵押权人为租赁公司的抵押登记手续，甚至据租赁公司陈述，建筑物所有权本身即不属于旅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载明在建工程的具体信息，而截至本案判决书出具之时，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并未向一审法院告知在建工程的详细信息。据此，旅游公司虽然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但由于没有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旅游公司的声明文件不能使得租赁公司当然取得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即租赁公司无法就融资租赁合同获得任何来自于租赁物的物权保障。融资租赁交易，本质特征即是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现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仅有融资之实，并不能达到融物的目的，故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不能被认定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形成的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二、旅游公司是否应当偿还租赁公司剩余借款本息。对于本案涉及到的三份《融资租赁合同》，三份合同项下共计5．2亿元的资金，在款项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没有进行专门的区分，因此，一审法院无法从中单独识别本案诉争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对应的1亿元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对全部5．2亿元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关于5．2亿元中的1880万元的部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旅游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了融资租赁手续费1880万元。因此，对于该部分资金，旅游公司并未实际占有和使用。关于5．2亿元中的3．2亿元的部分，具体交易模式为：租赁公司将款项打入了旅游公司开立于农业银行的账户；旅游公司将该笔资金在农业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后将存单质押予银行，协助租赁公司办理存单质押银行贷款；租赁公司基于该存单获得银行贷款后，将3．2亿元资金打入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之后，旅游公司依照《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在资金进入账户的7个自然日内协助租赁公司将3．2亿元打回至租赁公司的账户。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其实际使用了3．2亿元的资金。关于5．2亿元中的1．812亿元的部分，具体交易模式为：租赁公司将款项打入旅游公司开立于贵阳银行的账户，旅游公司依照《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就全部资金在贵阳银行开立定期存单，并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与贵阳银行签订了数份《质押合同》，将定期存单质押予银行，为租赁公司向贵阳银行申请的多笔贷款提供担保。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确认，1．812亿元中的全部资金均开具了定期存单并质押给了银行。纵观3．2亿元和1．812亿元的交易模式，两者呈现出同一特点，即资金均以定期存单的形式登记于旅游公司名下，但持续质押予银行，为租赁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旅游公司不能实际操作和使用资金，也不能将资金投入自身的经营或消费。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参照前述规定，借款人还本付息的前提在于，借款人取得了贷款人发放的资金的实际支配和使用的权利。本案中，虽然租赁公司向旅游公司发放的款项均登记在旅游公司的银行账户之中，但由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署了《资金监管协议》，旅游公司并未取得对相应款项的实际支配和使用权。同时，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通过一系列的交易模式安排，使得租赁公司在旅游公司的配合下，实际占有并使用了其发放的全部5．2亿元资金的使用价值，旅游公司自始至终未能将租赁公司发放的资金用于自身的经营或消费。虽然在庭审过程中，租赁公司主张，资金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可以使旅游公司在资信、增信方面获得利益，但是租赁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以及不能明确说明旅游公司在哪些方面确实获得了利益。鉴于旅游公司未能实际使用5．2亿元的资金，旅游公司不应承担对租赁公司的还款责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案诉争的《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后，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以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方式，实质上将《融资租赁合同》项下融资款项的使用主体变更回租赁公司，导致旅游公司的“融资”目的不能实现；同时，租赁公司在明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为尚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在建工程时，仍径行发放融资款项，导致其无法获得任何来自租赁物的物权保障，进而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的“融物”目的不能实现。租赁公司作为专业的大型融资租赁公司，其经营行为的作出、经营模式的选择，必然经过了基于多种因素的复杂考量，一审法院对租赁公司选择的投资项目、经营模式不予评价。但租赁公司在本案中选择的经营模式，必然导致其面临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风险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固有风险，无法完全规避。租赁公司要求旅游公司配合完成对已发放资金的使用主体的变更，进而实现租赁公司实际使用资金的目的，租赁公司的行为，在客观上规避了《融资租赁合同》中潜在的商业风险，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理解。但是，规避商业风险亦有成本，租赁公司应与旅游公司协商解决成本的负担问题，并另行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不能径行将全部成本转嫁至并未从《融资租赁合同》中获利的旅游公司，甚至损害旅游公司的合法权益。司法诉讼并非商业争端的最佳解决方式，一审法院建议租赁公司和旅游公司可以继续协商解决商业风险的负担问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10月25日，租赁公司与海亚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约定海亚公司以其持有的旅游公司65%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额为6500万元，为租赁公司实现为尾号016号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权利提供质押担保；同日，租赁公司分别与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对租赁公司在尾号016号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对旅游公司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院认为，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签订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旅游公司以售后回租方式向租赁公司进行融资，双方约定的租赁物为在建工程，该在建工程未办理有房屋产权证书，且该在建工程没有登记在旅游公司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款合同，本案应按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处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租赁公司与旅游公司通过一系列的交易模式安排，将本案诉争的尾号为016的《融资租赁合同》涉及的1亿元资金与其他两份《融资租赁合同》涉及的资金总计5．2亿元，扣除手续费1880万元后，分别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于旅游公司名下，为租赁公司的银行贷款向银行提供质押担保，旅游公司配合租赁公司完成了上述操作，但并未实际使用上述资金，因此，旅游公司与租赁公司并未形成金钱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不应对租赁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因主债权不存在，从债权亦不存在，因此租赁公司要求海亚公司履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的质押登记义务，并要求海亚公司、能投公司、何方对旅游公司的全部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合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租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3872元，由中核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钱丽红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李卫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牛晓煜书 记 员 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