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4民终7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华大街64号楼B。法定代表人：杨振，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振，男，1980年11月28日出生，满族，个体，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华，辽宁一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石庆秀，男，196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龙，辽宁泓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运公司）、杨振因与被上诉人石庆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8）辽140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万运公司、杨振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20）辽14民终74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辽1402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万运公司、杨振再次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21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万运公司、杨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振华，石庆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运公司、杨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石庆秀对万运公司和杨振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支持万运公司的一审反诉请求；由石庆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万运公司并没有为石庆秀办理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首先，办理道路运输证并非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也没有法律义务。万运公司与石庆秀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石庆秀向万运公司购买豪卡牌重型自卸货车三辆，价款共计102万元，同时约定万运公司承担上牌费用、检车、交强险，交货日期为2017年1月5日。合同签订后，万运公司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于合同约定日期向石庆秀交付了全部车辆，石庆秀实际使用车辆一年多，从未对万运公司提出过任何异议，依法应当视为车辆不存在问题，合同中双方也未就办理道路运输证的事宜进行约定。另外，道路运输证是车辆所有人或单位根据自身的需要，向办理部门提出申请，作为销售单位，万运公司只负责销售问题，无法律义务为其办理道路运输证。其次，万运公司没有为石庆秀办理过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万运公司出售的车辆为存量车，车辆的行驶证和号牌已经办理，手续齐全且合法有效，如果石庆秀要求办理道路运输证，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但石庆秀称要去新疆矿山干活，所以并不需要办理道路运输证。石庆秀提供的运输证根本不是万运公司办理的，无论这些证件是否真假，都与万运公司无关。即使现在石庆秀需要办理，只要石庆秀把车辆开到办理部门核验，万运公司完全可以协助办理。第三，仅凭证人孟某证言不能认定相关事实。证人孟某依法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及法院的询问，否则，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证人孟某是本案石庆秀的工作人员，依法属于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人，其所作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对孟某做询问笔录，不要求其出庭明显违背公平公正原则。为此，对证人的询问笔录并不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证据，一审法院对证人的陈述毫无辨别予以采信导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四，石庆秀仅支付72万元购车款。因石庆秀资金紧张，提车当日双方签订了《垫付款分期还款承诺》，约定由万运公司垫付剩余30万元购车款，石庆秀每月还款15万元，期限为两个月，并指定了收款账户，但石庆秀此后一直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剩余购车款。万运公司已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石庆秀支付剩余购车款并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以双方签订《垫付款分期还款承诺》当日，石庆秀向案外人赵波兰转账10万元也作为石庆秀已付购车款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如果石庆秀支付此款属于购车款，石庆秀怎么可能还要签订30万元的《垫付款分期还款承诺》。第五，一审法院没有按照裁定查清相关问题。按照二审法院的裁定，一审法院应当查清办理道路许可证的主体，查清石庆秀持有道路运输许可证是否为万运公司提供，查清车辆的现在状态和价值，和进一步查明转给赵波兰10万元性质，但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查清，万运公司认为应当到车辆现场对车辆进行查看，以便确定车辆位置和价值，同时也可以查明石庆秀是否已经实际使用车辆，案件事实一目了然，另外，万运公司主张案涉车辆因为没有办理道路运输许可证导致车辆被执法部门处罚，无法使用，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被处罚的时间也很关键，石庆秀在车辆交付后和处罚第一时间从未找过万运公司，万运公司将新车交给石庆秀，合理怀疑其已经将车使用，且车辆破损严重，现在石庆秀不干活了，拿个假证来恶意诉讼。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杨振和万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万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暂且不提解除合同判决是否正确，一审判决杨振与万运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购车款的义务，完全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杨振作为万运公司的股东应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次，判决合同解除无法依据。一审法院以万运公司提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道路运输证，致使石庆秀无法实现其购买车辆运输的目的为由，判决解除本案《产品购销合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一方当事人只有出现延迟履行债务，或者违反约定的行为，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才能够申请解除合同，但本案万运公司从未给石庆秀提供过所谓的道路运输证，也没有合同义务，更无法定义务，违约无从谈起。第三，关于合同目的问题。《产品购销合同》的目的是购买车辆，实现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占有，是否从事运输并办理道路运输证并非是《产品购销合同》的合同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与本案中出现的假的道路运输证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第四，石庆秀从未向万运公司主张过的事实说明石庆秀在说谎。交付车辆的当时，石庆秀并没有要求万运公司协助办理道路运输证，此后，车辆被石庆秀使用了数年之久，万运公司也从未提出过要求，直到本案，石庆秀突然拿出数份道路运输证，并主张是假的，要求解除合同，万运公司可以协助其办理真的道路运输证，不可能去给石庆秀办理假证。另外，石庆秀发现证件问题时从未向万运公司提出过。一审法院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道路运输证现在能不能办，这个问题没有查清，合同解除的基础就没有了。第五，按照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没有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应当回转，但车辆已经由石庆秀使用了多年，车辆现价值为何，是否存在，这期间的使用费用如何计算和折抵等问题均没有给予解决，一审法院仅问了一句车辆在哪里，代理人含糊其辞说在石庆秀处就算完了，这样的判决实属法律适用错误。3、万运公司的请求于法有据。本案中，万运公司已经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约定提供了车辆，履行约定义务，石庆秀提走车辆并且已经实际使用车辆1年多，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依法应当视为车辆不存在问题，石庆秀至今没有支付剩余购车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支付剩余购车款并支付违约金，万运公司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请求于法有据，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对万运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做任何审理和论述，就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有损万运公司、杨振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石庆秀答辩称，本案经过多次庭审以及双方证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1、石庆秀购买的车辆是二手车辆，因为案涉车辆登记日期是在2014年11月，石庆秀是在2016年12月与万运公司签订购车合同，车辆登记已经两年，明显是二手车。2、石庆秀购买案涉车辆为了投入使用。3、石庆秀支付的价款实际已经超过当时新车价，而花费大额费用购买二手车就是为了手续齐备，能立即使用。虽然双方订立合同没有约定车辆营运手续是谁办理，但通过以上事实说明石庆秀购买案涉车辆就是需要万运公司提供完备车辆营运手续。即使本案争议焦点中车辆营运手续不是万运公司办理，并交付石庆秀，时至今日万运公司没有提供案涉车辆合法有效营运手续导致案涉车辆无法使用，万运公司应该对此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石庆秀提供的证人证言很清晰的表述当时交付车辆营运手续的细节，且石庆秀完全没必要自己办理虚假营运手续。说明案涉车辆营运手续是万运公司交付。关于万运公司说几年之内石庆秀没有联系过他是不符合事实情况的，石庆秀在事发以后就联系万运公司，但其一直没有给予答复，为此石庆秀曾经以万运公司涉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在调查时候没有找到杨振本人，建议石庆秀提起诉讼，进而发生本案诉讼。综上，石庆秀认为原审查明事实已经清楚，石庆秀提供充分证据，虽然没有将石庆秀请求当中的20万元做认定，但石庆秀认为该判决结果是公平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庆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石庆秀与万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2、万运公司、杨振返还石庆秀己支付的购车款102万元，并给付相应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万运公司、杨振承担。万运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石庆秀即时支付合同价款人民币3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由石庆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7日，石庆秀与万运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石庆秀向万运公司购买三辆重型自卸货车，车牌号为辽Ｐ×××××、辽Ｐ×××××、辽Ｐ×××××，该三辆车挂靠在绥中万融车队名下，实际所有人为万运公司，行驶证记载注册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合同约定：“供方：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需方：石庆秀。一、产品明细：产品名称豪卡，配置336马力6米×2.3×1.1底14边12，数量（辆）3，单价（元）34万，总价（元）102万，供方保证承担上牌费用、检车、交强险；二、订货日期：2016年12月27日；三、交货日期：2017年1月5日；四、交货地点及方式：绥中；五、结算方式及期限：1、签订此《产品购销合同》时，须先付定金贰拾万元整，2、现款结算：提车时一次付清余款伍拾贰万元整。”同时约定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执行，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12月26日，如有争议或违约由供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合同签订后，万运公司向石庆秀交付了三辆重型自卸货车（车牌号分别为辽Ｐ×××××、辽Ｐ×××××、辽Ｐ×××××）及行驶证、道路运输证。2016年12月25日，石庆秀通过其妻子张丽波账户向杨振转账支付定金20万元，2017年1月11日，向杨振指定的赵波兰账户转账52万元，赵波兰系杨振岳母。2016年12月19日，石庆秀通过其妻子张丽波账户向柴玉乾账户转账6万元，2016年12月25日，石庆秀通过其妻子张丽波账户向柴玉乾账户转账14万元。另查明，2017年3月1日，石庆秀为万运公司出具了一份垫付款分期还款承诺：本人因购车资金紧张，特委托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我垫付车款30万元，本人承诺每月按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要求还款15万元到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指定账户，还款2个月，如不按时还款，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有权无条件收回该车（车牌号辽Ｐ×××××、辽Ｐ×××××、辽Ｐ×××××），之前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收取的一切费用不予退还，因此对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本人承担。当日，石庆秀通过张丽波向赵波兰账户转账10万元。又查明，石庆秀在使用该三辆车时因道路运输证不符合要求被查处，后停止使用，现该三辆车存放于石庆秀处。2018年8月27日，绥中县运输管理局货管科证明：绥中县万融运输车队道路运输许可证已于2016年7月27日到期，并于2017年7月25日因长期未延续许可已被登报声明作废；且以上三台车辆道路运输证件上的核发机关为“绥中县运输管理所”，而我单位从2012年已变更为“绥中县运输管理局”，此三台车辆道路运输证件并非我局核发。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产品购销合同》、银行交易记录、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绥中县运输管理局货管科证明、证人证言、垫付款分期还款承诺等材料载卷，经开庭质证，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石庆秀和万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虽然合同中未明确规定道路运输证由万运公司提供，但石庆秀购买的是挂靠在绥中万融运输车队名下的三台车辆，且三台车辆并非新车，货运车辆挂靠有运输资质的车队名下的目的即是为了取得道路运输资格，即是有道路运输证，石庆秀购买该三台车的目的之一也是因为挂靠车辆有道路运输证，而该三台车挂靠的绥中万融运输车队确实有过道路运输证，但双方签订合同前已到期，如该三台车没有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已过期，万运公司当时就应告知石庆秀，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石庆秀有理由相信有道路运输证及道路运输证真实，而证人又证实万运公司向石庆秀交付了石庆秀在本案中提供的道路运输证，综上，可认定万运公司应向石庆秀交付道路运输证，且已交付了不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证，致使石庆秀购买的车辆不能使用，实现不了合同目的，合同应予解除。关于货款数额问题，石庆秀分三次转账82万元，收款人为杨振及其指定的其岳母赵波兰，该款应认定为购车款。另20万元系与案外人发生，石庆秀不能证明是购车款。在合同解除后，万运公司应返还原告购车款82万元。杨振作为万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上款项均受杨振指示支付，且杨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进入公司账户，构成公司与法定代表人的资产混同，公司人格混同，故杨振应付连带返还责任。万运公司的反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石庆秀与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石庆秀购车款82万元；三、杨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四、石庆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将车牌号分别为辽Ｐ×××××、辽Ｐ×××××、辽Ｐ×××××的三辆重型自卸货车及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返还给被告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五、驳回石庆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8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2900元，由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振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涉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提供者不明。其他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石庆秀与万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产品明细：产品名称豪卡（即案涉三台车辆），配置为供方（万运公司）保证承担上牌费用、检车、交强险。从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的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事宜，故万运公司不负有向石庆秀提供涉案车辆道路运输证的合同义务。万运公司作为汽车销售企业，其负有向石庆秀交付产品质量合格、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相应车辆，其亦不负有向石庆秀提供涉案车辆道路运输证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证人孟某是石庆秀的司机，其与石庆秀具有利害关系。仅凭孟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万运公司向石庆秀提供了涉案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万运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石庆秀交付了车辆，石庆秀也依约支付了大部分购车款，并且石庆秀已经实际使用涉案车辆，车况已经变化，从维护交易安全稳定角度考量，案涉《产品购销合同》不宜解除。一审判决以万运公司向石庆秀交付了不符合要求的道路运输证，致使石庆秀购买的车辆不能使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判令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关于案涉购车款的履行情况。2016年12月25日，张丽波（石庆秀的妻子）向杨振转款20万元；2017年1月11日，张丽波向赵波兰（杨振的岳母）转款52万元；2017年3月1日，张丽波向赵波兰转款10万元；上述款项合计82万元。石庆秀通过其妻子张丽波向杨振及杨振指定的收款人赵波兰转账支付的82万元，符合本案合同的订货、交货情况，可以认定为案涉购车款。2016年12月19日，张丽波向案外人柴玉乾转款6万元；2016年12月25日，张丽波向案外人柴玉乾转款14万元；上述款项合计20万元。该笔20万元款项系在张丽波与案外人柴玉乾之间发生，石庆秀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是购车款，对此款项不予认定为购车款。案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总价款为102万元，石庆秀已实际向万运公司支付购车款82万元，仍需向万运公司支付剩余购车款20万元（102万元-82万元=20万元）。万运公司诉请石庆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对违约金约定不明，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万运公司、杨振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2020）辽1402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石庆秀继续履行于2016年12月27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三、被上诉人石庆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上诉人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剩余购车款人民币20万元；四、驳回上诉人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振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上诉人石庆秀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2900元，合计21880元，由石庆秀负担20913元；由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振负担9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980元，由石庆秀负担9320元，由葫芦岛万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振负担4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彪审判员  陈瞳审判员  朱丹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孙敬伟书记员王田芃本判决书援引的相关法律条款：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