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告）：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SOHO城第3，4，6幢6号楼12层1-6号。法定代表人：曾宪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畅，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国望，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暨原告）：王志永，女，198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训，男，系王志永丈夫，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上诉人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妮芬公司）与上诉人王志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6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曼妮芬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五、六、七项，改判曼妮芬公司无需向王志永支付五险一金2,084.99元，不支付经济补偿金33,440元，不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王志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对王志永入职时间认定有误。曼妮芬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12月3日，根据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之间的劳动合同可以证实，王志永的入职时间为2016年1月1日，即便按照一审法院查明“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为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继续履行”，但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与曼妮芬公司并非同一主体，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一直经营到2019年12月3日才注销，从注销和成立时间亦可清晰证实两者并非为同一主体。因此，王志永从原单位来到曼妮芬公司工作，应当以其实际入职曼妮芬公司时间为准，王志永与原工作单位工作年限与曼妮芬公司无关，不应累计计入曼妮芬公司。2．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认定前提存在错误。王志永工作期间，曼妮芬公司给予了王志永关心和帮助，王志永2018年6月19日—2018年12月27日为病假期间；2018年12月28日—2019年2月28日为事假期间；2019年3月1日—2019年7月6日为产假期间；2019年7月9日—2019年7月15日为事假期间。曼妮芬公司因为王志永的需求，给予了超过一年的假期，充分给予了制度上帮助和生活上关心。在此期间，五险一金，工资待遇都依法缴纳和发放。2019年1月、2月，因王志永在该期间请病假，完全未到曼妮芬公司上班。曼妮芬公司核定王志永向公司支付社保和公积金，用于为王志永代缴。王志永提出疑问后，公司告知了王志永计算方式，王志永同意，并于2019年1月2日按照提供金额支付。直至王志永2020年1月3日提出离职前（超过一年）未就该期间的金额提出过异议，以上足以证实对该期间社保、公积金支付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王志永自愿接受从未提出异议。虽然曼妮芬公司在法规政策理解上存在瑕疵，让王志永承担由单位承担的2,084.99元，但该款项王志永并未明确反对，事后更未提出异议。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王志永在长达一年时间内，曼妮芬公司都是依法为其缴纳各类保险，对于2019年1月、2月曼妮芬公司主观上并不知道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王志永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未提供证据证实公司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为时，应当对其认可并支付款项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此后又以此为由主张经济补偿金，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不应得到支持。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鉴于一审法院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相应对于王志永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不充分。此外，对于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无法律依据。王志永并未举证证实其档案资料存放于曼妮芬公司，曼妮芬公司协助办理缺乏前提。同时，由于王志永系主动辞职，不符合办理失业保险的条件。王志永答辩认为，王志永基于请假被迫接受承担曼妮芬公司应缴纳的社保费用，并非出于自愿。王志永是基于多种原因被迫离职，符合经济补偿金的给付条件。王志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三、四、五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六、七项，改判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加班工资22,616元，其中延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12,555.63元（8,623.17元/月÷21.75天÷8小时×168.9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10,060.37元（8,623.12元/月÷21.75天÷8小时×101.5小时×200％）；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未支付的工资差额部分21,306.6元［（8,623.17元/月×4个月21天-社保已支付19,222.3元）］；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7月少发工资226.09元、8月少发工资800元、9月少发工资800元，共计1,826.09元；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金47,427.44元（8,623.17元/月×5.5个月×1倍）；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及失业保险相关手续。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曼妮芬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志永在一审阶段已提交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相关考勤打卡记录截图及公司掌握劳动者相关考勤数据的证据，并由此向一审法院申请该事项的证据保全及调查取证申请，公司方既掌握该项数据也未对员工提供的考勤数据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相关加班事实应予认可；对于公司提出的相关制度“加班应提出获得审批”从公司发放的工资表样式可以看出完全没有加班费一栏，同时2017年-2019年实际发放的工资中也看不到任何加班费发放的记录，足以证明公司不存在加班审批的流程，公司以员工手册方式关于加班必须申报的规定为由，对劳动者所有加班事实进行否认，以此拒绝支付相关的加班费，属于滥用企业的自主管理权。二、根据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4点“乙方在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或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职工孕期检查、产假、哺乳期内哺乳时间、计划生育手术假、男方护理假等期间甲方应视同乙方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工资。”同时武汉市人社局2019年7月17日公布的《生育保险办理指南》第七条生育津贴的支付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四）拨付的费用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差额由职工所在单位补足；高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结余归入职工所在单位的职工福利费。”综上得知，职工产假期间视同正常出勤，应获得正常工作状态下获得的工资待遇（休假前十二个月，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月平均工资为8,623.17元），与王志永收到的生育津贴存在较大差距，王志永申请补发差额部分应得到支持。一审法院描述“工资结构为2,500元＋岗位工资700元＋出差津贴800元＋绩效工资”中的绩效工资数额（实际为2000×绩效系数，并有其他项目奖励）未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全，因此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支持补发产假期间工资差额的诉求。三、关于曼妮芬公司扣发王志永2019年7-9月三个月的部分绩效工资，王志永在一审时已经提交经王志永及曼妮芬公司部门负责人的签字照片，该证据原件存于曼妮芬公司人事行政部，一审法院对相关证据不予采信的认定有失公允，曼妮芬公司提出的质证理由不充分，请求二审法院对相关证据予以采纳并支持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补发绩效工资的诉求。四、一审法院计算的月均工资计算周期不完整，不能完全体现王志永的月均工资，应按照休假前12个月（即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正常完整连续的出勤周期）的月均工资8,623.17元作为计算标准。曼妮芬公司答辩认为：1．王志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加班的事实，且公司规定加班需填写申请表并经过公司批准。2．王志永已领取生育津贴，不低于其本人的基本工资，曼妮芬公司无需补齐工资差额。曼妮芬公司不存在少发工资的情况，王志永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曼妮芬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曼妮芬公司无需向王志永支付五险一金2,084.99元；2．曼妮芬公司无需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金35,200元；3．曼妮芬公司无需为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4．王志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王志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加班工资22,616元，其中延时工作时间加班工资12,555.63元（8,623.17元/月÷21.75天÷8小时×168.9小时×150%），休息日加班工资10,060.37元（8,623.17元/月÷21.75÷8小时×101.5小时×200%）；2．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未支付的工资差额部分21,306.6元（8,623.17元/月×4个月21天-社保已支付19,222.3元）；3．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4．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7月少发工资226.09元、8月少发工资800元、9月少发工资800元，共计1,826.09元；5．确认解除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判令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47,427.44元（8,623.17元/月×5.5个月×1倍）；6．曼妮芬公司向王志永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及失业保险相关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志永原为曼妮芬公司员工，2016年1月1日，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9月8日止；工资结构由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津贴1,500元+绩效工资组成。该份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于2017年9月8日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7年9月9日起至2020年9月8日止；工资结构由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津贴700元+出差津贴800元+绩效工资组成。曼妮芬公司为其办理和缴纳了社会保险及公积金。2020年1月3日，王志永向曼妮芬公司发送了《非本人意愿解除劳动合同申明书》，以其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被迫签订不平等协议、未支付加班费、未支付应由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等为由解除与曼妮芬公司的劳动合同；曼妮芬公司于同年1月7日收到。一审审理中，王志永提交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声明》（载明其2014年9月9日已阅读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的员工手册）、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载明内容为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为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继续履行，自2016年1月1日起生效）,拟证明王志永于2014年9月9日入职。曼妮芬公司对上述证据中的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声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王志永的证明目的。一审另查明，2015年2月22日，曼妮芬公司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员工手册V3.0》；2016年3月22日，曼妮芬公司将《员工手册V3.0》通过自动化办公系统进行公示。《员工手册V3.0》第三章第3条规定：“如确需加班的员工，须提前书面填写《加班申请单》，经部门负责人确认，提交人力资源部门批准后方可执行，否则不视为加班。”王志永提交了考勤截图拟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但该考勤截图未显示出勤人员身份。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12月27日，王志永休病假；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2月28日王志永休事假；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6日，王志永休产假；2019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15日，王志永休事假。事假期间曼妮芬公司要求王志永自行承担事假期间应由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费用2,084.99元。2020年6月3日王志永收到生育津贴19,222.3元。武汉市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750元/月。王志永离职前十二个月正常出勤期间的月均工资标准为6,080元/月（即2019年8月至2019年12月月均工资）。2020年1月10日，王志永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7月8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20]第9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曼妮芬公司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志永支付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二、曼妮芬公司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金35,200元;三、曼妮芬公司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王志永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四、曼妮芬公司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五、曼妮芬公司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六、驳回王志永的其他仲裁请求。曼妮芬公司、王志永均对此裁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曼妮芬公司、王志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应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王志永申请事假期间，曼妮芬公司应依法为王志永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其要求王志永支付该期间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2,084.99元，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对曼妮芬公司要求无需向王志永支付五险一金2,084.9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支付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王志永提出与曼妮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事由为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被迫签订不平等协议、未支付加班费、未支付应由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等，曼妮芬公司确实存在要求王志永支付事假期间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王志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曼妮芬公司应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因王志永离职前存在产假、事假期间，该期间工资发放非正常出勤情况下的工资，故应按其离职前十二个月正常出勤期间的月均工资标准计算其经济补偿金。根据王志永提交的《声明》、其与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的载明内容，王志永的工作年限应自2014年9月9日起计算，故曼妮芬公司应向王志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440元（6,080元×5.5个月）。因王志永系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曼妮芬公司已为王志永缴纳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曼妮芬公司应协助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故对曼妮芬公司要求无需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金35,2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因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与本案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故对曼妮芬公司要求无需为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支付经济补偿47,427.4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涉案仲裁裁决书，裁决曼妮芬公司应向王志永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后，曼妮芬公司对此裁决事项未提起诉讼，视为其认可该裁决事项，故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的劳动关系已解除，故对王志永要求确认解除曼妮芬公司与王志永之间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王志永提交的考勤截图仅载明有上下班打卡时间，未就其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存在加班的事实，以及其曾向曼妮芬公司递交加班申请提交相关的证据，故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加班工资22,61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曼妮芬公司、王志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王志永的工资结构为2,500元+岗位津贴700元+出差津贴800元+绩效工资组成，王志永已收到生育津贴19,222.3元，该数额不低于其本人月基本工资标准，故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向其补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未支付的工资差额部分21,306.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绩效工资是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对职工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后发放的工资。王志永于审理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曼妮芬公司扣发了其2019年7月至9月的绩效工资，故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向其补发2019年7月少发工资226.09元、8月少发工资800元、9月少发工资800元，共计1,826.09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曼妮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支付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二、曼妮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440元；三、曼妮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四、曼妮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五、曼妮芬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六、驳回曼妮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王志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曼妮芬公司负担（已付）。二审期间，王志永向本院提交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人社规（2018）1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有关政策的意见》以及《生育保险办理指南》，拟证明：根据武人社规（2018）1号第六条第3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据实缴纳生育保险的，实际缴费金额与应缴费金额产生的待遇差额由用人单位负担。《生育保险办理指南》第七条第4点，生育津贴的支付标准，拨付的费用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差额由职工所在单位补足。高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结余归入职工所在单位的职工福利费。曼妮芬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社保缴纳问题属于社保行政部门的管理范围，以上部门并未对曼妮芬公司缴纳社保问题作出任何处罚，由此可以说明曼妮芬公司缴纳社保问题符合法律规定及文件的规定，曼妮芬公司不存在漏缴社保的问题。曼妮芬公司提供的生育津贴不低于其工资水平，故王志永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审核，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是否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以及达到其证明目的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予以论述。曼妮芬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向王志永返还2018年12月19日至2019年2月28日社会保险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具有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曼妮芬公司具有依法为王志永缴纳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的法定义务，曼妮芬公司要求王志永自行承担上述费用，违反法律规定。曼妮芬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操作出于王志永真实意愿，故曼妮芬公司认为系王志永自愿支付，故不予返还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对此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对曼妮芬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向王志永支付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18日期间加班工资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劳动者主张加班费，应对该加班费请求权产生的要件事实即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非采纳举证责任倒置，且认定是否满足加班的时间条件，并非只是单纯的时间经过，而需要以特定的工作内容作为支撑，即该时间内劳动者是否从事用人单位的工作以及该工作的进行是否为用人单位分配额外指派工作任务所致，王志永虽然提交了考勤截图，但该证据无法直接达到可定性为“加班”的实质性条件，也未举证证明其按规章制度向曼妮芬公司递交加班申请已确认加班事实和时长，亦无证据证明曼妮芬公司持有其完整的加班证据而拒不提交，故王志永要求加班工资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7月、8月、9月工资差额的问题。对此，王志永主张上述工资指向的为绩效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曼妮芬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王志永个人考核所涉阶段的工作业绩（包括工作的质和量、工作效率、工作创新、工作满意度）以及岗位胜任素质最为清楚，故曼妮芬公司对王志永绩效奖金的发放是行使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体现，未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未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对于王志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向王志永补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工资的问题。《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湖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女职工在规定的产假期间的工资，由用人单位按照该职工原工资标准发放。已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其女职工在产假期间的工资，按规定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武汉市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标准拨付给用人单位的职工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用人单位必须用于职工在生育、产假、护理假期间内应当享受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拨付的费用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差额由职工所在单位补足；高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结余归入职工所在单位的职工福利费。”据此，结合王志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可认定，曼妮芬公司不得降低王志永产假期间的工资标准，生育津贴低于原工资标准的，应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关于是否存在差额以及应补足的金额问题，涉及到产假时间和工资标准。对此，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以及《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王志永从2019年3月1日开始休产假，因其为剖宫产，故其应享受的产假天数为143天。对于工资标准，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规定，在产假期间按照原工资标准支付待遇，是以产前劳动者仍正常到岗提供劳动创造劳动力价值为前提和基础。本案中，一方面，王志永产假前一直处于病、事假休息状态，故该期间工资不宜作为衡量产假期间的工资标准；另一方面，曼妮芬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考虑到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从而给予较长时间假期，从上述规定以及公平角度出发，对于王志永主张必须以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作为产假工资计发标准，依据不足。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工资薪酬构成，由最初的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津贴1,500元+绩效工资变更为基本工资2,500元+岗位津贴700元+出差津贴800元+绩效工资，实质对工资总额进行拆分。对于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应纳入工资计发范畴；对于出差津贴，实则是将原岗位津贴1,500元再次进行拆分，曼妮芬公司未举证证明每月出差津贴必须以有实际出差任务对应予以发放，故对于出差津贴纳入工资计发范畴；绩效工资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体现，且绩效工资是以单位考核为计发标准，并非每月恒定享有的工资。综上，本院核算王志永领取的生育津贴数额不低于其本人月工资标准，故对王志永要求曼妮芬公司向其补发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7月21日产假期间未支付的工资差额部分21,306.6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向王志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王志永与曼妮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涉及到社保费用承担问题，鉴于曼妮芬公司要求王志永承担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社保费，违反法律规定，王志永认为系被迫离职应给付经济补偿金的主张，具有法律依据。对于曼妮芬公司认为不应给付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补偿年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动；（三）因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作调动；（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五）其他合理情形。”根据王志永与深圳汇洁武汉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变更协议书》所载明的内容，王志永的情形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工龄应连续计算的法定情形，一审法院从2014年9月9日起作为工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核算基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核算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为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王志永主张必须以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作为核算标准，缺乏相应的依据。因王志永离职前存在产假、事假期间，该期间工资发放非正常出勤情况下的工资，故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后，按王志永离职前十二个月正常出勤期间的月均工资标准计算其经济补偿金，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对于王志永和曼妮芬公司对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关于曼妮芬公司应否协助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领取手续的问题。在职期间曼妮芬公司已为王志永缴纳了社会保险，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曼妮芬公司应协助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领取手续，是否符合申领条件由社保经办机构予以审核。关于手续的办理和转移问题，曼妮芬公司对仲裁裁决向王志永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以及为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裁决事项未提起诉讼，视为其认可该裁决事项和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曼妮芬公司应为王志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但鉴于二审审理中，双方确认王志永的个人档案未由曼妮芬公司进行保管，故曼妮芬公司客观上无从办理档案的转移手续，但曼妮芬公司仍应为王志永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综上，曼妮芬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王志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660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即：“一、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支付应由曼妮芬公司承担的五险一金2,084.99元；二、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3,440元；三、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志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四、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志永办理失业保险相关手续”；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20)鄂0103民初6606号民事判决第五、六、七项，即“五、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志永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六、驳回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王志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王志永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四、驳回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王志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负担10元，由王志永负担的10元，本院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陶 歆审判员 吴建铭审判员 赵 鹏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廖正国书记员吴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