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7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法定代表人：孙某1，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润杰，威海文登众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初某，男，196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船，威海文登天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村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初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乳山市人民法院（2020）鲁1083民初25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村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初某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初某与金思荣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初某主张的收养事实虽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实施前，但不符合当时的民风民俗，习惯作法，应通过签订收养协议或举行收养仪式的方式确定收养关系。当时经济落后，亲戚间互相帮助代养子女的情形大量存在，不能通过孩子实际跟谁生活的情况来确定收养关系，也不能通过更改姓名来推定收养关系；2.即便根据民风民俗确定初某与金思荣之间形成事实收养关系，1984年初某接受生父初方荣以“儿子分居”为由申请的宅基地并于1989年1月1日前改名为初某等事实，可说明事实收养关系至此已解除。该解除事实也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对解除收养关系也没有形式上的特别要求；金思荣晚年申请享受五保待遇，也可说明收养关系已经解除。故初某无权依据事实收养关系继承本案遗产；3.金思荣入住敬老院时将案涉房产交付高村村委会实际占有使用，应视为履行了高村村委会与金思荣之间的遗赠扶养协议，该遗赠扶养协议虽未形成书面形式，但实际履行可弥补形式上的瑕疵。根据遗赠扶养协议效力优于法定继承的原则，应确定案涉房产的继承权由高村村委会享有。初某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高村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维持原判。初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金思荣名下的位于高村村1208号平房七间由初某继承，该房屋拆迁利益归初某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思荣系初某姨夫。金思荣与原董立英系夫妻，董立英于2002年12月20日死亡，金思荣于2008年11月23日死亡。金思荣之父母金志敬、董崇英分别于1973年6月17日、1993年2月20日死亡，董立英之父母董崇信、王恩泽分别于1975年3月、1995年10月死亡。金思荣原系高村镇墩后村人。高村镇高村村常住户口登记表记载，金思荣夫妻及金有（友）国，1980年从高村镇墩后村迁入高村镇高村村。初某户口登记簿记载其曾用名金有国，初某于××××年××月××日结婚登记，其结婚证记载初某的名字为金友国。1989年1月1日高村村提交的户口登记卡记载：姓名为初某，1980年3月3日自墩后村迁入。金思荣生前在高村村留有平房七间，其房产证号：文房产证ＮＯ.××0，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高村集建（91）字第220010875号（该土地使用证在初某手中）。该房产闲置未使用，其房前宅基地于2011年由高村村委会发包给本村村民使用。初某为证实其主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于安忠到庭称“我是初某房后邻居，初某于八几年搬到高村，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什么原因搬到高村不知道，大约一二岁的时候就与他姨夫生活在一起，给他当儿子，初某婚前是他姨夫做饭给他吃，婚后由于他姨夫身体不好，初某开始送饭给他姨夫吃，老人下葬的时候初某尽了安葬义务。初某的收养过程都是村里传着说的。初某的房子是86年盖的，比我早一年，是初某的父母给他，那时候自己没法盖房子。”证人金某1出庭称“我与初某是前后邻居，是发小，从小学开始初某就喊金思荣爹，初某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跟着金思荣到高村一起居住生活，初中二年级不念书了，离开墩后村以后情况就不知道。”证人田某出庭称“我娘家是墩后村，从小一起长大的，初某叫姨夫金思荣是爸，具体什么时间开始叫就不知道了，初某大约是八几年搬到高村，初某伺侯过金思荣，因为初某送饭的时候碰到了，安葬老人的事我不清楚。”证人金某2出庭称“我认识初某，以前叫金友国，现在知道姓初，初某在墩后村住的时候是房前屋后关系，从小就跟金思荣、董立英在一起生活，叫金思荣爸，叫董立英妈，当时金友国很小，也就过两生日左右，当时我也才10多岁，1980年他们搬到高村后就没有联系了。大人都在说金友国是收养的，才知道收养这个事。”经质证，初某对证人证言无异议。高村村委会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表述初某与金思荣是收养关系，但在不经意透露的信息是姨夫与外甥的关系，证人对收养的判断是基于证人的主观上的认知和判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初某未提供证据证实诸如登记、收养公证、收养协议等有力证据证明初某与金思荣存在收养关系；金思荣晚年享受五保户待遇，入住敬老院，按当时的政策及五保供养条例的规定，金思荣如有子女，是没有资格享受五保户待遇；1984年，初某的亲生父亲初方荣为初某申请宅基地，申请理由是为儿子分居申请，结合初某姓名由金友国改为初某，收养法颁布之前虽然没有登记的要求，但应有收养公证的惯例，初某所提供的证据连口头的收养协议都没有；根据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只能意向选一，不能同时存在，1984年以后，初某接受居住其父亲初方荣申请的宅基地，和金思荣晚年以无子女为由申请享受五保户待遇，说明初某与金思荣不存在收养关系。高村村委会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高村镇敬老院花名册及初方荣申请宅基地使用申请报表。经质证，初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宅基地申请虽然是初某父亲代为审批的宅基地，但不能根据该证据就能否认事实上形成的收养关系，根据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的解除必须有解除收养登记或法院生效的文书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初某主张其与金思荣形成事实的收养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前，对于无子女的金思荣收养子女，并没有形式上的特别要求，符合当时的民风民俗，高村村常住户口登记表记载初某与金思荣系父子关系，证人证言亦能证实初某与金思荣的养父子关系，综上可以认定初某与金思荣形成事实的收养关系。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根据该规定，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改为由地方人民政府财政安排供养。《山东省农村五保供养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私有财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示》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执行继承法意见》第54条规定：“由国家或集体组织供给生活费用的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的城市居民，其遗产仍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第55条又规定：“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扶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根据上述规定，金思荣生前未留有遗嘱，对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故初某要求继承金思荣的遗产涉案房屋之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如高村村委会因供养金思荣已支出相关费用，可另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第55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座落于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登记在金思荣名下的房屋七间（房产证号：文房产证ＮＯ.××0，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高村集建（91）字第220010875号）由初某继承。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高村村委会提交证据一、2020年12月29日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敬老院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金思荣去世后的身后事由该敬老院负责处理，与一审中初某提供的证人陈述不一致，应以该证明为准。证据二、2021年1月13日拍摄的初某生父初方荣墓碑照片一份，该照片显示初方荣墓碑上刻有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为初正涛和初某，拟证实初某是初方荣的儿子，根据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阻断亲生关系，二者不能并存，所以初某或者未与金思荣成立收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已经解除，结合1984年初某接受生父初方荣批地建房和金思荣晚年申请享受五保待遇的情况，可知在1984年之前，初某与金思荣即不存在收养关系；证据三、证人李某、周某、孙某2书面证言，拟证实初某与金思荣之间的事实收养关系在金思荣去世前已解除。经质证，初某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主张金思荣去世丧葬事宜，都是由初某办理。文登区高村镇敬老院如果是为金思荣办理了后事，应当出具相应票据予以证实，且作为单位，应当在证明的后方黏贴财务相关报销凭证予以证实，否则不能证实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照片确系初某父亲的墓碑，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该墓碑的定制时间是金思荣去世后的2015年，在初某父亲健在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不排除收养关系的子女对生父的继承和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即金思荣去世后，至于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否恢复，法律并未禁止，不能凭墓碑即证实金思荣去世前事实收养关系就解除。证据三、三证人不足以证实其证据目的，孙某2显系金思荣的外甥，其之前就表露过想继承涉案房产的意向，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收养关系的解除是需要法定形式，而并非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或证人才能证实，若未经法定形式解除，可认定收养关系一直存在。初某提交证据一、金思荣墓碑照片一张，拟证实初某在老人去世后立碑且清明节上坟的事实；证据二、初方荣的房产所有权证，拟证实高村村委会所称初方荣给初某盖了四间房，实际初方荣当时是以子女结婚用房为由申请宅基地，盖了11间房，房主一直是初方荣的名字，至今也未办理过户登记，从该证据上不能证实事实收养关系解除。经质证，高村村委会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照片所显示的墓碑，虽然立碑人刻有初某字样，但未表明立碑人与死者之间的关系，而高村村委会提供的墓碑照片中，明确记载初某是初方荣儿子，故初某为金思荣立碑，并不代表其存在有效的收养关系。初某称金思荣去世后，其改变关系重新认可与初方荣之间生父关系，与其提供的该证据相矛盾。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与高村村委会提供的农村建房宅基地使用申请报表可相互印证，证明初方荣1984年申请八间新房，两个儿子每人四间，至于初某是否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与本案没有事实关联，即使未办理变更登记取得所有权，也不影响该事实的成立。一审时初某提供的照片可证实诉争房屋的院落仍由高村村委会出租使用。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初某与金思荣、董立英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收养关系及该收养关系是否已经解除问题。初某曾用名金有（友）国，根据高村村常住户口登记表记载其与金思荣系父子关系，一审多位证人亦能证实初某与金思荣的养父子关系，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结合收养关系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前，当时对收养并无特别的形式要求，可综合认定初某与金思荣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初方荣1984年12月7日农村建房宅基地使用申请报表申请理由处载明儿子分居，但家庭成员情况一栏中并未载明有初某，不能证明初方荣系为初某申请的宅基地，即使初某后期接受了该宅基地及房屋，并改名初某，亦不能说明收养关系已经解除。2010年初某以儿子的身份为金思荣夫妇立碑可佐证双方之间的收养关系未解除，2015年初某亦以儿子的身份为初方荣夫妇立碑，仅说明其认可初方荣夫妇系其亲生父母，并不违反农村的善良风俗，也不能以此推定收养关系已经解除。综上，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收养关系已经明示解除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初某、金思荣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且直至金思荣去世时该收养关系自然解除，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涉案房屋的归属问题，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和相关政策，集体组织对“五保户”实行“五保”时，双方有扶养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抚养协议，死者有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的，按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处理，但集体组织有权要求扣回“五保”费用。2006年1月11日国务院通过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没有将旧《条例》中第十八条“五保对象的个人财产，其本人可以继续使用，但是不得自行处分；其需要代管的财产，可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管。”和第十九条“五保对象死亡后，其遗产归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有五保供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的内容列入，进一步表明五保户的遗产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处理。本案中，虽然金思荣系以五保户身份进入高村镇敬老院，但高村村委会无证据证实金思荣与其签订过五保户供养协议或遗赠抚养协议；涉案房产虽由高村村委会发包给本村村民使用，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件仍在初某手中，不能认定金思荣已将房屋产权附条件的让渡给高村村委会；即使高村村委会占有使用该房屋，亦不能据此推定金思荣入住敬老院时高村村委会存在遗赠扶养协议且系为履行该遗赠扶养协议而交付占有遗赠房屋。综上，初某作为金思荣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继承涉案房屋。高村村委会作为集体组织因供养金思荣所支出的“五保”费用，高村村委会可另行处理。综上，高村村委会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大海审判员  金永祥审判员  许 萍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