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114民申6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隽，男，194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骁琥（刘隽之子）。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杨霖，男，193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再审申请人刘隽因与被申请人杨霖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20）京0114民初16168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隽申请再审称，请求法院撤销（2020）京0114民初16168号民事调解书。事实及理由：申请人于1991年12月与案外人刘承信签订《房屋买卖协议1》，将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北四条三号院房屋12间、院墙及地面附着物作价人民币26596.9元转让给刘承信。刘承信在接受房屋后并未居住，而是签订《房屋买卖协议2》将上述房屋转让给被申请人杨霖。2009年起至2016年，历经申请人起诉，昌平法院一审判决、一中院终审判决，《房屋买卖协议1》和《房屋买卖协议2》均为无效。2017年8月25日，经申请人起诉，昌平法院一审、一中院终审，判决被申请人须在三十日内将上述院落腾退返还给申请人。而被申请人并未履行生效判决，仍非法占用该院落，不予腾退返还，至今3年零3个月。申请人2017年10月起，向昌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历经3年多，亦未能腾退返还。申请人不得已，2020年5月，又向昌平法院起诉主张房屋占用费。被申请人也于2018年起诉主张赔偿返还房地产带来的损失，经昌平法院2019年判决后，2020年一中院裁定发回重审。2020年12月16日，昌平法院沙河法庭在重审被申请人主张赔偿返还房地产带来损失一案时，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签订了调解书：被申请人于2020年12月31日前返还房地产；申请人给付被申请人285万元，并负担诉讼费42959元、评估费13220元，共计2906179元。申请人当庭给付了1906179元，待交付房地产时，再行给付余款100万元。签订调解书后，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在庭审和调解过程中，有严重欺诈行为，给申请人和法庭造成重大误解，调解书并非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签订，违背了申请人真实意思，显失公平。一、被申请人应返还的房屋院落土地面积与调解书严重不附，是严重欺诈行为，造成重大误解，调解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写明该房屋院落宅基地面积为576.57平方米，被申请人在起诉书及庭审中，均主张该事实。但调解书签订后，申请人准备接收房屋期间了解到：被申请人在占有该房屋院落期间，将院落南侧和西侧部分土地出让他人，造成目前院落实际面积远小于调解书面积。申请人现场勘测时，被申请人也承认此事实。而签订调解书时，被申请人明知此情况，经法庭询问，仍未说明事实，是严重欺诈行为。而申请人认为返还的房屋院落面积即为调解书载明的面积，造成重大误解，在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调解书。二、被申请人应返还的房屋院落土地性质因被申请人原因已经发生变化，与调解书严重不附，是严重欺诈行为，造成重大误解，调解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调解书写明该房屋院落土地性质为宅基地，被申请人在起诉书及庭审中，均主张该事实。但经申请人事后多该查证，该房屋院落土地性质因被申请人原因已经发生变化，为非宅用地，与调解书严重不附。被申请人明知此情况，但未说明事实，是严重欺诈行为。三、因土地面积和土地性质与调解书严重不附，势必给申请人造成巨大损失，调解书内容显失公平。本次调解书是针对被申请人提起的损失赔偿一案，法庭主持的调解金额也是在土地性质为宅基地，面积为576.57平方米基础上协商的，其中赔偿的土地价值是相当于近6500元／平米，而因为土地性质的变化和实际面积的减少，调解金额比实际价值高出了200多万，显失公平。四、调解书应该在法院主持下，在查明事实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据真实意思表示进行签订。而上述事实在庭审时均未查清，客观上造成调解书内容违背真实意思。五、本次调解是在被申请人起诉赔偿一案因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时进行的，应该更加慎重地对案件事实充分查清后，再进行调解，避免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违背真实意思。六、调解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止诉息争，解决纠纷，而本次调解存在欺诈行为，事实也没有查清，势必带来新的矛盾纠纷和诉讼，违背了调解的初衷和目的。七、调解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引导人们进行合法合理的民事行为，促进社会和谐。而目前，申请人出于对法庭和调解的信任，已经当庭先行支付了远超真实价值的近200万元赔偿款，而对方不光在庭上有欺诈行为，至今持续3年零3个月仍不返还，也不退款，让申请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事实上造成“好人吃亏、坏人得利”的倾向，这也不应该是调解的初衷。综上，恳请法院撤销（2020)京0114民初16168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另提交补充意见称：一、案件开庭审理存在程序违法，被申请人的代理人没有代理资格。案件分别于2020年12月10日下午2时、2020年12月16日下午2时，两次开庭。2020年12月10日下午2时开庭时，被申请人一方除当事人杨霖外，还有4名代理人出庭并全程参加庭审和答辩，分别是杨大庆、杜轶、赵新科、韩天奋，代理人的人数违法。其中作为主要代理人的杜轶、杨大庆均没有代理人资格，也没有代理手续。2020年12月16日下午2时签订调解书的那次开庭，被申请人一方除当事人杨霖外，还有3名代理人出庭并全程参加庭审和答辩，分别是杨大庆、杜轶、韩天奋，代理人的人数违法。其中作为主要代理人的杜轶、杨大庆同样均没有代理人资格，也没有代理手续。二、法庭将2020年12月16日签订调解书当天根本没有出庭的赵新科作为杨霖的代理人，并写入调解书，存在严重事实错误、程序违法、内容违法。三、法庭调查和举证质证程序违法。2020年12月16日下午2时签订调解书的那次开庭，法官当庭向未到庭的证人进行了电话询问，但没有进行质证，程序违法。四、调解过程不是建立在相商一致的基础上，申请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对调解书内容极为不情愿但迫于巨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调解书。1.本次开庭审理的案由是被申请人杨霖向申请人刘隽主张赔偿损失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人一直坚持诉讼解决。开庭中，法庭多次向申请人表示如不能按法庭组织进行调解结案，而是坚持通过诉讼解决的话，暗示将会通过判决让申请人败诉或处于不利，给了申请人巨大心理压力。2.申请人在本案之外，另有一案由为物权保护的诉讼，申请人刘隽向被申请人杨霖主张赔偿其未按2017年的判决书履行返还义务，而违法占用房屋院落3年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在前述案件的开庭中，法庭同样向申请人表示如不调解，暗示将会通过判决让申请人在本案诉讼中败诉或处于不利，再次给申请人巨大心理压力。3.在两次开庭之间，法庭也曾给申请人打电话施加压力，暗示申请人要同意调解方案，否则将判决让申请人不利。申请人认为，这样的调解实质上并非为了止诉息争进行的调解，而是通过给予申请人巨大心理压力，实现调解结案的形式。申请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对调解内容极为不情愿但迫于巨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调解书。另外，在已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申请人还对被申请人的严重欺诈行为，以及造成的重大误解和调解书的显失公平进行了陈述，在此不再赘述。本院审查认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本案中，刘隽未能举证证明（2020)京0114民初16168号民事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故刘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法定的再审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隽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宝东审 判 员  谢 肖人民陪审员  郭自敏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姜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