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辽06刑终152号 抗诉机关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昶，男，1988年5月31日出生，满族，大学文化，原系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花园派出所科员。因涉嫌犯刑讯逼供罪于2019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执行逮捕，同年11月14日被取保候审，2021年1月5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张辰，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琳，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晨阳，男，198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花园派出所副所长。因涉嫌犯刑讯逼供罪于2019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3月9日被取保候审，2021年3月8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陈凤贵、秦福利，辽宁奥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审理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王昶、刘晨阳犯刑讯逼供罪一案，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19）辽0602刑初68号刑事判决，并于同日公开宣告判决。宣判后，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以丹元检公诉诉刑抗[2020]2号刑事抗诉书提出抗诉，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丹检公一部支刑抗[2020]6号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予以支持；原审被告人王昶、刘晨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修建华、代理检察员丁雪楠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王昶及其辩护人张辰和张琳、上诉人刘晨阳及其辩护人陈凤贵和秦福利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18年9月19日12时许，被害人吴某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花园派出所从其家中抓获并带回该所。到案后，吴某拒不供认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为取得吴某有罪供述，该所办案人员被告人王昶、刘晨阳经合谋，于当日23时47分29秒将吴某从该所办案区带至未安装监控设备的办公区调解室，以扇打面部、警棍电击、拳打脚踩等手段对吴某进行殴打，吴某因遭到殴打后，承认了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次日2时07分05秒将吴某从办公区调解室又带回办案区，从带回办案区内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吴某右侧额头和左侧眼角有明显伤痕。 2019年1月23日13时许，被告人王昶、刘晨阳在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纪委工作人员陪同下到丹东市检察官培训中心接受调查。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昶、刘晨阳身为司法工作人员，为取得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其行为均已构成刑讯逼供罪，应予惩处，系共犯。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两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决定均免予刑事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昶犯刑讯逼供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刘晨阳犯刑讯逼供罪，免予刑事处罚。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及丹东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是：1、王昶、刘晨阳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的事实，有被害人陈述、刘晨阳的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未予认定系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错误；2、王昶、刘晨阳的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且不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应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上诉人王昶提出的上诉理由是：1、其与刘晨阳没有刑讯逼供的故意，更没有合谋，在讯问时并未殴打吴某，原判认定吴某右侧额头和左侧眼角有明显伤痕的事实错误；2、吴某作虚假陈述诬陷办案民警，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刘晨阳的供述并不稳定，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4、负责抓捕吴某的警察、监所的管理人员及吴某同监室人员出具的证言不能客观的证实案件事实；5、监控录像并不能证明讯问吴某时有刑讯逼供的情形；6、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吴某的陈述、刘晨阳的供述、监控录像在证明力上均存在问题，不能作为认定王昶刑讯逼供的定案依据；2、魏某、孙某、曾某、田某等证人是拘留所工作人员，被拘留人是否有自伤、自残，与上述人员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资格存在问题，且上述证人的证言均依据回忆陈述，真实性存疑，与《入所健康体检表》的内容有矛盾之处，应以书证的内容为准；3、证人周某、张某、王某1均系在押人员，对警察有共同的抵触情绪，其证言真实性难以保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徐某的做出的肋骨压痛的内容是听吴某陈述的，并没有进行其他检查，不能说明吴某的肋骨是否有伤情；4、证人王某2与吴某系男女朋友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现有证据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存在明显的事实推定及主观归罪；6、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明显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上诉人刘晨阳提出的上诉理由是：1、原判认定刘晨阳使用“恶劣手段”刑讯逼供没有法律依据，降低了入罪标准；2、被害人有报复陷害之嫌，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原判认定“警棍电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吴某身上没有电击痕迹，且没有物证电棍；4、原判认定吴某额头、眼角、脚趾几处受伤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5、原判作为定案依据的证人证言均存在问题，经不起推敲；6、侦查机关对其连续传唤、疲劳审讯，威胁、引诱、欺骗其作出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原判认定刘晨阳犯刑讯逼供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吴某陈述前后矛盾，故意诬告陷害。（2）刘晨阳的有罪供述是在疲劳审讯的情况下通过威胁、引诱等手段取得的非法证据。（3）警棍电击的事实没有物证电棍予以证实。（4）原判采纳的证人证言均存在问题，经不起推敲。2、本案存在多处违法事实：（1）侦查人员隐匿吴某2018年11月25日写的控告信。（2）侦查人员传唤行为违法，变相羁押，疲劳审讯，使用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取得有罪供述。（3）侦查人员制作虚假笔录，2019年2月20日下午、2月21日上午制作的笔录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系在办公室进行审讯而非讯问室，强迫刘晨阳签字。3、原判认为“恶劣手段没有明确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就足以认定刘晨阳构成刑讯逼供罪错误，降低了入罪标准，且原判认定刘晨阳“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应认定为犯罪。3、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 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已在一、二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过质证。本院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的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出庭意见和上诉人王昶、刘晨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关于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及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所提王昶、刘晨阳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的事实，有被害人陈述、刘晨阳的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未予认定系证据采信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的抗诉意见及出庭意见，经查，原审庭审质证环节，辩方对肋骨骨折形成的时间提出异议，鉴定人表示本案的鉴定结论是对被害人吴某损伤程度进行的鉴定，成伤原因和成伤时间不在其鉴定的范围内，现有证据不能确实、充分的证明吴某肋骨骨折的伤情是王昶、刘晨阳殴打所致，不能排除该伤情是陈旧伤的可能，原审据此未采纳该份鉴定意见并无不当，故此项抗诉理由及支持抗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检察院及丹东市人民检察院所提王昶、刘晨阳的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且不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应对其免于刑事处罚的抗诉意见及出庭意见，经查，原判使用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的表述确有不当，二审应予纠正；王昶、刘晨阳做为人民警察，因急于侦破贩毒案件，使用了违法手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虽然触犯了刑法，但纵观全案事实，该二人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原判对该二人定罪免刑符合法律规定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故此项抗诉理由及支持抗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昶、刘晨阳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刘晨阳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应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刘晨阳的讯问笔录及同步录音录像可以证实，侦查机关在询问和讯问的过程中保证了刘晨阳必要的饮食和休息，侦查人员并无使用暴力或威胁等违法手段进行审讯的情形，且刘晨阳在侦查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与其之后在看守所、取保候审阶段所供认的内容相吻合，足以证实其在作出有罪供述时是基于自身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客观、真实，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故此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昶、刘晨阳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原判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方面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在卷的视听资料、照片、多名证人的证言、吴某的笔录材料及陈述、刘晨阳的供述等证据可以证实，2018年9月19日，吴某被带到花园派出所审讯室时，身体未有异常，体表没有外伤。审讯过程中，吴某起初并未供认有贩卖毒品的事实，当日23时47分29秒，吴某被王昶、刘晨阳等人从振兴分局花园派出所办案区带至未安装监控设备的办公区调解室，直至次日2时07分05秒将吴某带回办案区，吴某在接下来的笔录中供认了贩卖毒品的事实，此时吴某额头有红色痕迹。吴某被送到拘留所时，拘留所为其拍摄的面部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出其额头、眼角有伤痕，与监控录像的红色痕迹吻合，可以证实吴某在被带出审讯室后受到刑讯逼供的事实。原判采信的相关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对个别矛盾之处亦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共同证实了原判认定的事实，原判采信证据无误；而辩方提出的涉案多名证人的证言均存在问题，有诬告陷害、推脱责任之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相关意见，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故此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昶、刘晨阳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原判适用法律不当，王昶、刘晨阳的行为不属于使用“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规定，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应予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文着重规定的是刑讯逼供的手段而非造成的后果，王昶、刘晨阳为逼取有罪供述，以违法使用背铐、警棍等警械的手段殴打犯罪嫌疑人，造成了犯罪嫌疑人体表明显伤痕、多日身体疼痛的后果，其行为已符合本条规定，原判认定二人构成刑讯逼供罪并无不当；而辩方认为使用上述条文规定的行为还要达到“恶劣”的后果才能构成犯罪的理解并无法律依据，故此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昶、刘晨阳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原判认为王昶、刘晨阳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按照法律规定不应认定为犯罪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因在上文评判抗诉意见时已作出阐述，不再赘述，此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昶、刘晨阳及其二人的辩护人所提检察机关针对鉴定报告提出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的相关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有事实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昶、刘晨阳身为司法工作人员，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其行为均已构成刑讯逼供罪，且系共同犯罪，均应予惩处。考虑本案的具体事实、两名上诉人的犯罪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可对两名上诉人免予刑事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文峰 审判员  葛 英 审判员  王连友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张晓雯 书记员张鋆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