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沪7101行初135号原告上海市档案馆，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朱纪华，上海市档案馆馆长。委托代理人王昊东，上海市沪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彦，上海市沪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法定代表人邱放，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魏晓平。委托代理人季泠。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赵祝平，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睿韬。委托代理人李怀侠。第三人朱榕，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黄坚(朱榕妻子)，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原告上海市档案馆不服被告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长宁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及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于7月28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朱榕与本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2016年9月19日，本院组织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昊东、罗彦，被告长宁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何越卫、季泠，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何韻华、李怀侠，第三人朱榕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坚提供了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2016年10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海市档案馆的委托代理人王昊东、罗彦，被告长宁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周全民及其委托代理人魏晓平、季泠，被告市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余成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睿韬、李怀侠，第三人朱榕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陈某、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长宁人社局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长宁人社认(2015)字第086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朱榕系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事发当天工作时间为9时至18时。2014年12月8日9时许，第三人在单位编研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部不慎碰撞到书架致伤。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上海市档案馆对上述认定工伤决定不服，向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7月13日，市人社局作出沪人社复决字[2016]第1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长宁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原告上海市档案馆诉称，认定工伤决定系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对法律事实的一种确认行为，具有公定力和确定力。作出认定必须基于充分、确定的事实根据，而不能主要依靠推理。本案相关证据无法证实第三人遭受工伤的事实，具体理由如下：1、第三人于2014年12月8日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海市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就诊时，当医生询问其头痛病史时，其自述在就诊前4天曾因熬夜工作过劳，出现一时头痛而吃止疼片休息，并未表示就诊当天存在头部撞书架一事；2、本案无任何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第三人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部不慎撞书架致伤的事实；3、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医生在对第三人入院检查后，在病历中载明：“未见头部皮肤裂伤及疤痕”，这与第三人首诊时自述未受到外伤，都是就诊时最客观真实的记录。而转诊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以下简称“华山医院”)病历中记载的“患者入院前10日不慎撞到头部，右顶部有头皮血肿”内容，仅为第三人的自述，缺乏相关检查病历的佐证；4、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记载：“第三人硬脑膜下出血符合在自身高血压病基础上头部遭受外力作用所致，与2014年12月8日头部外伤之间可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可以”的表述表明结论意见不明确，且委托事项记载了受伤时间，存在先入为主嫌疑；5、原告单位资料室书架每排的间距约1米，书架无突出部分，查阅资料时发生头部碰撞的可能性极小。依据《关于实施〈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社福发(2014)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长宁人社局在工伤认定阶段只能咨询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县劳鉴委”)，其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属于程序违法。市人社局在行政复议阶段，未准许原告采取听证审理并重新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以及未将追加朱榕为第三人的情况告知原告，均属于程序违法。综上，原告认为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请求法院判决撤销长宁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及市人社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长宁人社认(2015)字第086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沪人社复决字[2016]第1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原告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第二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鉴定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曾要求复议机关采取听证方式审理并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但均未获采纳，复议程序违法。第三组证据：1、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入院记录》；2、曹胜梅所作《关于朱榕同志自述受伤有关情况的说明》；3、彭晓亮所作《关于撤回证明材料和陈述材料的情况说明》；4、2016年3月28日对第三人所作笔录、2016年3月28日和30日对王良镭先后所作的2份笔录、2016年3月30日庄志龄和第三人对质笔录、2016年3月30日张辰和第三人对质笔录、2016年3月31日对彭晓亮所作笔录、2016年3月24日和30日对张辰先后所作的2份笔录、2016年3月30日对楚焰辉所作笔录、2016年3月30日对张姚俊所作笔录、2016年3月30日对董婷婷所作笔录、2016年3月30日对宣刚所作笔录等共计12份，用以证明编研部同事无人目睹第三人2014年12月8日在单位内头部遭受外伤，第三人送至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时也未表示受过外伤，12月4日、5日第三人因头痛请假在家。第四组证据：1、办公室示意图；2、资料室照片；3、办公室照片，用以证明根据办公室座位分布，第三人称事发当天上午在办公室应当能目睹第三人进出资料室的部分同事实际并未目睹，第三人在资料室头撞书架的可能性极小。第五组证据：《2014年12月份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考勤表》，用以证明2014年12月4日、5日，第三人曾因头痛请假在家，其颅内出血与头痛有关。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被告长宁人社局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第二组证据，以及第三组证据中的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入院记录》、曹胜梅所作《关于朱榕同志自述受伤有关情况的说明》、彭晓亮所作《关于撤回证明材料和陈述材料的情况说明》均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中的12份笔录有异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上述证据是原告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提供的，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具有真实性，证明效力应低于长宁人社局在工伤调查中形成的证据。况且在其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前，原告并未向其提供。根据《证据规则》第五十七条规定，第三组证据中的12份笔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第四、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被告市人社局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第二组证据及第三组证据中的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入院记录》、曹胜梅所作《关于朱榕同志自述受伤有关情况的说明》、彭晓亮所作《关于撤回证明材料和陈述材料的情况说明》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中的12份笔录，认为上述笔录大多记载证人未目睹第三人受伤经过，但未看到并不代表没有发生，且原告提供的王良镭、彭晓亮的笔录内容，与长宁人社局对上述两人所作《调查笔录》的内容并不矛盾，市人社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已综合了上述笔录和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材料。对第四、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观点。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基本与两被告的意见一致，补充认为12份笔录中关于庄志龄与第三人、张辰与第三人的2份笔录均采用对质方式获取，原告甚至对第三人采取了威胁的方式，且上述2份笔录未记录时间、地点、提问者和在场者等。对王良镭、彭晓亮、宣刚等其余同事所作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了解制作的背景。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单位工作紧张，平时每人均面对办公桌前的挡板伏案工作，并不清楚其他人在做什么。离部门资料室最近的几个座位都无人办公，故他人完全可能未注意到第三人进资料室。对于资料室照片，认为第三人脸朝墙壁蹲着查找右侧书架倒数第一、二排的书籍，起身时头部右侧撞到了倒数第三排的书架横档，头撞书架的事实真实存在。彭晓亮也有过撞到书架的经历。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头痛请假在家与颅内出血有因果关系。被告长宁人社局辩称，2015年11月18日，第三人向其申请认定工伤。同年11月30日，其依法受理申请，并通知原告举证。经过大量调查核实，该局根据第三人申请材料、证人证言、原告举证材料、病史资料、调查笔录、司法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综合常理分析认定第三人受伤构成工伤，其不存在捏造事实、骗取工伤认定的故意，最终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体现了《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工伤职工的立法精神，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长宁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关于职权依据，被告长宁人社局提交了《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证明其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二、关于执法程序和依据，被告长宁人社局提交了五组证据：第一组工伤认定申请阶段的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第三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3、原告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4、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医疗诊断材料；5、华山医院医疗诊断材料；6、第三人填写的《伤亡事故经过情况》；7、庄志龄的《证人证言》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8、王良镭的《证人证言》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9、彭晓亮的《证人证言》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0、黄坚的《证人证言》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1、第三人术前剃发后头部外伤照片；12、《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朱榕)》。以上证据，用以证明第三人于2015年11月18日向长宁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劳动关系、受伤、就医等相关证据材料，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第二组受理阶段的证据：长宁人社受(2015)字第865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2015年11月30日，长宁人社局受理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第三人和原告，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第三组调查阶段的证据：1、长宁人社工举〔2015〕865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2、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3、原告所作《关于不认可朱榕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情况说明》；4、曹胜梅所作《关于朱榕同志自述受伤有关情况的说明》；5、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医疗诊断材料；6、《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单位)》；7、2015年12月21日第三人的《调查笔录》；8、第三人课题论文部分稿件；9、曹胜梅的《调查笔录》；10、庄志龄的《调查笔录》；11、王良镭的《调查笔录》；12、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资料室及书架照片；13、彭晓亮的《调查笔录》；14、黄坚的《调查笔录》；15、董婷婷的《调查笔录》；16、楚焰辉的《调查笔录》；17、彭晓亮所作《关于撤回证明材料和陈述材料的情况说明》；18、长宁人社工举〔2015〕865-2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19、原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原告组织机构代码证；21、原告组织人事处所作《关于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局之间关系的情况说明》；22、原告组织人事处补充提供的宣刚和张辰的《情况说明》；23、张辰的《调查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4、宣刚的《调查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5、张姚俊的《调查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26、2016年3月28日第三人的《调查笔录》；27、编研部资料室门上告示照片；28、武警上海总队医院主治医生韩志强的《调查笔录》及其在职证明。以上证据，用以证明长宁人社局受理后进行了调查取证，符合《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第四组中止审理、委托鉴定阶段的证据：1、司法鉴定中心临床鉴定协议书；2、长宁人社中(2015)字第0865号《工伤认定审理中止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司法鉴定中心向长宁人社局发出的《要求补充鉴定材料的函》；4、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及其邮寄信封；5、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收发室签收本；6、长宁人社恢(2015)字第0865号《工伤认定审理恢复通知书》及其送达回证。以上证据，用以证明长宁人社局因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法医学鉴定，中止了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待收到鉴定意见书后，恢复了审理，符合36号文第六条第二款“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区县劳鉴委对有关伤病关联性进行鉴定、咨询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的规定。第五组决定阶段的证据：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被告长宁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并送达原告和第三人，符合《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三、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被告长宁人社局以上述证据中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医疗诊断材料、华山医院医疗诊断材料、《伤亡事故经过情况》、庄志龄的《证人证言》、王良镭的《证人证言》、彭晓亮的《证人证言》、黄坚的《证人证言》、第三人术前剃发后头部外伤照片、《关于不认可朱榕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情况说明》、《关于朱榕同志自述受伤有关情况的说明》、2015年12月21日第三人的《调查笔录》、第三人课题论文部分稿件、曹胜梅的《调查笔录》、庄志龄的《调查笔录》、王良镭的《调查笔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资料室及书架照片、彭晓亮的《调查笔录》、黄坚的《调查笔录》、董婷婷的《调查笔录》、楚焰辉的《调查笔录》、彭晓亮的《关于撤回证明材料和陈述材料的情况说明》、《关于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局之间关系的情况说明》、原告组织人事处补充提供的宣刚和张辰的《情况说明》、张辰的《调查笔录》、宣刚的《调查笔录》、张姚俊的《调查笔录》、2016年3月28日第三人的《调查笔录》、编研部资料室门上告示照片、韩志强的《调查笔录》、《鉴定意见书》等48份证据，证明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中所认定的事实，第三人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情形。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原告对长宁人社局的职权依据无异议。除第三人术前剃发后头部外伤照片无法确认真实性外，对长宁人社局提供的其它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以下证据的证明观点提出异议：1、不认可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对事故经过的陈述。2、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医疗诊断材料中的门诊《病情及医疗记录》、《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证明第三人入院前4天曾有头痛发作，入院时曾否认有外伤；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诊断“右侧额颞顶部硬脑膜下血肿；高血压2级、极高危；头颅无畸形，未见头部皮肤外伤及疤痕”，证明第三人颅内出血与高血压等自身原因相关，并非外伤所致；此外，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记载CTA检查结果的《诊断证明书》，并非正式的检查报告，且开具于第三人申请工伤认定的前夕，证据效力存疑。3、在华山医院医疗诊断材料中，《就医记录》记载第三人“头晕13天”，结合第三人12月17日转诊华山医院的事实，能证明第三人头晕发生在12月4日；《入院记录》记载第三人主诉“头部外伤10天余”，结合入院日期为12月17日的事实，证明第三人并非在12月8日受伤；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永和分院(以下简称“永和分院”)《出院小结》记载入院时情况为“患者于本月初不慎撞到头部”，结合第三人12月25日转入永和分院治疗的事实，同样能证明第三人受伤时间是12月4日。4、王良镭、彭晓亮、黄坚等人的《证人证言》系第三人申请工伤时提供，并无目睹第三人受伤的内容，主要为事发后送院就诊的情况，其在就诊情况的证明力上小于医院的诊断材料；此外，彭晓亮在工伤认定阶段要求撤回《证人证言》，应尊重证人作证的意愿。5、庄志龄在《证人证言》中陈述“2014年12月8日，上午上班时，我看到朱榕进入部门资料室查找资料”，但在原告提供的庄志龄与第三人的对质笔录中，庄志龄澄清了该说法。6、第三人在长宁人社局对其所作的2份笔录中，关于头部撞到书架的部位、12月4日第三人有无请假、12月8日上午何人在办公室办公的陈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7、张辰、宣刚、张姚俊、韩志强等人的《调查笔录》，并无目睹第三人受伤的内容，不能证明第三人在单位受伤。此外，原告对程序依据也提出异议，认为依据36号文规定，长宁人社局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未将《鉴定意见书》送达原告，均构成程序违法。对适用法律亦有异议，认为长宁人社局在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认定工伤，系适用法律错误。市人社局、第三人对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职权依据、程序依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异议。被告市人社局辩称，2016年5月18日，其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于同年5月23日向原告、长宁人社局邮寄有关复议材料。在审查长宁人社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程序后，该局于同年7月13日作出沪人社复决字[2016]第1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长宁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长宁人社局及第三人。该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市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关于职权依据，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证明其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二、关于复议程序和依据，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1、《行政复议申请书》；2、沪人社复受字(2016)第131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沪人社复答字(2016)第131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快递回执；3、《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清单；4、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快递回执。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向市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市人社局受理申请、通知长宁人社局答复、审查长宁人社局答复及其相关证据、通知朱榕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作出并送达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等程序，符合《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原告对市人社局提供的职权依据及证据均无异议。但对程序依据有异议，认为市人社局在复议阶段未启动听证程序、未准许原告的重新鉴定申请、未将追加朱榕为第三人的情况告知原告，违反《复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程序违法。第三人对市人社局提供的职权依据、程序依据及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朱榕述称，为完成单位的调研课题，2014年12月8日上午约9时许，其蹲在单位资料室查找资料，起身时头部右侧不慎撞到不锈钢书架，当时未予理会。下午召开部门例会时，其健康状况出现异常，被同事王良镭送至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救治。在医生询问是否遭受外伤时，其以为颅内出血因前几天过度劳累所致，对头撞书架的严重性缺乏足够认识，故回答未受外伤。直至医生分析颅内出血的原因集中于外伤，在妻子的追问下，第三人才提及头撞书架一事，并在转诊至华山医院行开颅手术前的理发阶段，被同事彭晓亮发现头皮血肿。两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第三人关于2014年12月4日头痛原因与恢复过程的自述；2、第三人家中电脑屏幕的截屏照片。以上证据，用以证明第三人在2014年12月6日(周六)头痛已好，并在家工作。第二组证据：1、第三人关于2014年12月8日骑车上班情况的自述；2、第三人事发当天骑至单位、停放在车棚的自行车照片；3、古北路、虹桥路和延安西路交叉路口的照片。以上证据，用以证明第三人于2014年12月8日正常上班，当日在单位受伤与在家的头痛不具有关联性。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法确认，认为第三人在2014年12月4日、5日因头痛请假在家休息，12月8日到单位上班，颅内出血与12月4日的头痛有关。两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因原告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持有异议，其在庭前申请本院通知鉴定人出庭，本院依法予以准许。鉴定人陈某、程某某出庭，发表主要鉴定意见如下：司法鉴定中心系国内最早开展伤病关系研究并确立理论的权威鉴定机构，鉴定人在本案委托事项鉴定领域具有权威性。2016年1月6日，长宁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脑出血成因及与脑外伤的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经审阅，因鉴定材料尚不完整，司法鉴定中心函告长宁人社局补充第三人第一次住院(武警上海总队医院)的《出院小结》，以明确第三人脑外伤的具体时间。之后，长宁人社局补充提供了武警上海总队医院的《出院小结》和第三人书写的《伤亡事故经过情况》。《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委托事项“对朱榕脑出血成因及其与2014年12月8日头部外伤的因果关系进行法医学鉴定”，与长宁人社局初始的委托事项并无变化。在委托事项中明确的外伤时间，是鉴定人在审阅送鉴材料的基础上，向鉴定委托方了解的。根据伤后硬膜下出血发生的时间，可分为急性硬膜下出血(伤后3天以内，影像学表现为高密度影)、亚急性硬膜下出血(伤后3天至3周内，影像学表现为等密度影)和慢性硬膜下出血(伤后3周以上，影像学表现为低密度影)。根据第三人2014年12月8日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所摄影像学资料(CT片)，显示第三人颅内出血属急性硬膜下出血，转诊至华山医院后，摄片显示为亚急性硬膜下出血。上述影像学的改变，符合硬膜下出血随时间推移的影像学演变过程。高血压导致的自发性脑出血与外伤引起的硬脑膜下出血，两者出血部位不同。高血压脑出血在基底节区等颅内深层部位，硬脑膜下出血在硬脑膜与蛛网膜之间的颅内浅表部位。根据送鉴材料，第三人的颅内出血并非高血压脑出血常见部位及类型，其发生系因外伤引起，与第三人自身的高血压无关。由于高血压病人在出血后可能比正常人出血多，不容易止血，使症状加重，故鉴定人结合此因素，在《鉴定意见书》中记载“朱榕右侧额颞顶部硬脑膜下出血符合在自身高血压病基础上头部遭受外力作用所致，与2014年12月8日头部外伤之间可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可为主要因素”。故第三人脑外伤是产生出血的因素，高血压最多是影响病情发展的因素。由于伤病关系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致伤因果关系的推断，并非进行事实认定，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鉴定意见书》将第三人的硬脑膜下出血与2014年12月8日头部外伤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可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根据送鉴材料，第三人的脑外伤最有可能形成于2014年12月8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被告长宁人社局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均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均予以采纳。2、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两被告均无异议，原告虽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但亦未指出疑点，故本院亦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系原告单位档案史料编研部工作人员,有高血压史。第三人自述，为完成单位的调研课题，2014年12月8日上午约9时许，其在单位编研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部不慎碰撞书架。当天中午，第三人在单位就餐、休息，下午参加部门例会。临近下班时，第三人因身体不适，由同事直接送往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治疗。经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诊断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CTA未见血管畸形，硬膜下血肿考虑外伤性可能。同年12月17日，第三人转诊华山医院，诊断为右颞部亚急性硬膜下血肿，并行开颅手术。同年12月25日，第三人转诊永和分院。2015年1月30日，第三人从永和分院出院。2015年11月18日，第三人向长宁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同年11月30日，长宁人社局受理第三人申请，并通知原告举证。2016年1月6日，长宁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对第三人受伤情况进行法医学鉴定，并中止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同年3月5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长宁人社局于同年3月9日收到该意见书，次日恢复审理。经审查原告、第三人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相关事实，长宁人社局于同年3月30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年4月1日送达第三人及原告。原告对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于2016年5月17日向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同月23日受理。经审查长宁人社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通知朱榕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市人社局于同年7月13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对认定工伤决定、行政复议决定均不服，诉至本院。另查明，《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被鉴定人存在高血压病2级，属于高危组，易引发高血压脑出血。但经临床影像检查、手术证实及鉴定中心阅片显示，第三人颅内出血位于右侧额颞顶部，且为硬脑膜下出血，并非高血压脑出血常见部位及类型，故第三人颅内出血由高血压病直接导致的依据不足。……从硬脑膜下出血的成因看，其常由头部外伤引起，少数可由动脉瘤或血管畸形破裂所致。因第三人颅底动脉CT重建片未见动脉异常，经手术证实亦未见血管畸形，故第三人自身血管畸形致硬脑膜下出血的依据不足。”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朱榕右侧额颞顶部硬脑膜下出血由高血压病直接导致的依据不足；该硬脑膜下出血符合自身高血压病基础上头部遭受外力作用所致，与2014年12月8日头部外伤之间可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又查明，根据《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上海市长宁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宁劳鉴委”)由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表组成。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及《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长宁人社局与市人社局分别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在于被诉行政行为的执法程序和事实认定两个方面，本院分别阐述如下：一、关于被诉工伤认定程序的合法性。原告的主要异议是：根据36号文第六条第一款，长宁人社局只能咨询区县劳鉴委，无权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本院认为，从法条文义看，36号文第六条第一款的内容为：“申请人要求认定的工伤部位与医疗诊断证明记载的事故伤害部位有争议的，区县人社局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有关伤病关联性的鉴定结论，申请人不提供或者确无法提供的，区县人社局可以咨询区县劳鉴委，并根据专业鉴定机构、区县劳鉴委出具的鉴定结论或者咨询意见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上述规定在赋予区县人社局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鉴定结论的同时，并未排除区县人社局依职权直接委托鉴定等其它能够辅助查明伤病关联性的方式；从机构设置看，长宁人社局与长宁劳鉴委设置在同一行政区域，又是长宁劳鉴委的成员单位，两者存在一定关联关系。而司法鉴定中心系依法取得上海市司法局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业务范围涵盖本案鉴定事项的专业鉴定机构，相较长宁劳鉴委，长宁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更符合客观性和公正性要求，并无不妥；从发文部门看，市人社局作为36号文的制定部门，对条文内容具有解释权，其复议决定维持长宁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实际上认可了长宁人社局依职权委托鉴定行为的正当性，于法无悖。原告关于长宁人社局无权委托鉴定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诉工伤认定程序合法，应予支持。关于被诉行政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原告的主要异议是：市人社局在复议阶段未启动听证程序、未准许原告的重新鉴定申请、未将追加朱榕为第三人的情况告知原告，违反《复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构成程序违法。本院认为，《复议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根据上述规定，案件重大、复杂是听证审理的前提条件，在重大、复杂案件尚无明确界定情况下，行政机关具有行政裁量权。故市人社局经过调查、鉴定，采取书面方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复议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系针对首次鉴定，并不涉及重新鉴定内容，且相关法律、法规未对行政复议中重新鉴定的条件和程序有明确规定，原告主张市人社局未准许其重新鉴定申请违反了该条规定，但并未举证证明存在违法情形，故市人社局未予准许重新鉴定，并未滥用裁量权，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复议阶段是否须将追加第三人情况告知原告，《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并未规定，且复议决定书中已列明朱榕为第三人，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本院对原告的此项异议，亦不予支持。综上，被诉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应予支持。二、关于被诉工伤认定决定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合法性。原、被告双方对于第三人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情形存在争议，即对颅内出血与外伤的因果关系，以及第三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外伤的事实存在争议。(一)关于颅内出血与外伤的因果关系问题。本院认为，《鉴定意见书》系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后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司法鉴定中心依法成立，出具《鉴定意见书》的两名鉴定人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的执业资格，且原告并未提出鉴定人存在回避事由等可否定《鉴定意见书》合法性的异议，故本院对长宁人社局提供《鉴定意见书》以证明第三人颅内出血与头部外伤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原告关于第三人在2014年12月4日头痛引起颅内出血的观点，缺乏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第三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外伤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从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证据看，虽无第三人在单位资料室头撞书架的直接证据，但其综合证人证言、调查笔录、病史资料等书证及鉴定意见等系列证据，认定第三人在单位头撞书架的事实，具有证明的高度盖然性：1、关于第三人事发当天正常上班，健康状况异常后直接送往医院，其间未离开单位的事实，长宁人社局提供了庄志龄、王良镭、宣刚、张姚俊等人的调查笔录予以证明，原告对上述调查笔录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虽然原告认为第三人系带病上班，但据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出庭陈述，能够证实第三人颅内出血与其高血压等自身因素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第三人的脑外伤最有可能形成于2014年12月8日事发当天。上述调查笔录与鉴定意见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对长宁人社局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2、关于第三人当天有无进出单位资料室的事实，长宁人社局提供了庄志龄的证人证言、调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但提供了庄志龄与第三人的对质笔录、王良镭、张辰、楚焰辉、张姚俊、董婷婷、宣刚等6人的证人证言、办公室示意图、办公室照片、资料室照片等证据予以反驳，并结合武警上海总队医院《入院记录》记载第三人“头颅无畸形，未见头部皮肤裂伤及疤痕”的内容，对第三人在单位受伤的事实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庄志龄与第三人的对质笔录，两人对质的内容系关于2014年12月8日上午第三人进出资料室是否向庄志龄告知一事，并非直接关于庄志龄有无目睹第三人进出资料室。且原告作为用人单位，相对庄志龄居于管理、支配地位，其提供的庄志龄对质证言，客观性和证明力低于庄志龄在长宁人社局调查笔录中所作“我看到他进入资料室，时间很久，半个小时以上，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很多书籍资料”的陈述。故本院对原告提供的对质笔录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至于原告提供王良镭、张辰等6人的证人证言，意在证明无人目睹第三人受伤，并由此否定第三人在单位受伤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事件无人目睹并不能当然得出并未发生的结论。相反，从原告提供的办公室示意图、办公室照片，结合编研部的工作性质看，编研部工作人员系文字工作者，每人的办公区域相对独立，办公桌前均设有约半人高的不透明挡板，办公室在场人员因低头处理案头事务，或视线受阻而未能目睹第三人进出资料室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故原告提供的这部分证据不足以排除长宁人社局所认定的第三人受伤的事实，未能起到反驳作用。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主张，难以采信。第二，原告提供资料室的照片，旨在证明第三人头撞书架的可能性极小。但根据第三人陈述的事发经过，以及彭晓亮在其《调查笔录》中陈述的“我也曾经发生撞伤的情况。书在下层，有时候要弯腰头伸进去搬的，我也撞过几次，有这个可能性”的内容，能够认定存在头撞书架的可能性，故资料室照片也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第三，《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部分载明：“中老年人由于其脑血管硬化使血管弹性减弱，当头部受到较轻外力或头部受到剧烈晃动时，即可造成颅内小血管破裂，由于出血量少，损伤当时无明显症状、体征，但随着伤后时间的延长，出血量的增多，症状和体征逐渐显现。”这从医学上解释了第三人首诊时未感觉受伤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且与第三人关于头撞书架后未予理会和引起重视的陈述相吻合。武警上海总队医院的《入院记录》记载第三人“头颅无畸形，未见头部皮肤裂伤及疤痕”，并不能直接证明第三人在首诊时不存在外伤，且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主治医生韩志强排除第三人在该院头部受伤的情况下，彭晓亮关于第三人转诊华山医院当天就存在头皮血肿的证言，能够证明第三人在单位受伤的可能性，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第三人系在单位之外受伤的异议，亦不予采信。综上，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可相互印证，构成完整证据链，对证明第三人在单位资料室头撞书架受伤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形成优势证据。其次，《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举证责任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者提供证据的义务，并负有运用该证据证明所主张案件事实成立的责任，否则将承担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后果。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其不认为第三人构成工伤，但提出的异议及其证据并不足以推翻长宁人社局支撑认定的证据链，又未能提供排除第三人构成工伤事由的反证，故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此外，本院还注意到以下事实：第三人自述的事发经过并无他人在场，又据同事王良镭《调查笔录》证实，同事们发现第三人健康状况异常时，第三人本欲回家休息，经同事劝说才赴院治疗；在面对首诊医生询问有无受到外伤时，第三人也未予提及。对此，本院认为，从常理分析，如果一个人在上班前就头部受伤，并意欲在受伤后蓄意骗取工伤，虚构职业伤害事实的，完全可以通过伪造受伤现场、制造目击证人、对外宣扬受伤经过等方式，捏造对己有利的事实；当同事发现其健康异常时，其也不可能放弃第一时间入院检查。因此，整个事发过程自然，第三人的言行反映出，其并不存在虚构事实、骗取工伤认定的故意。基于上述分析，本院对长宁人社局认定第三人在上班时间，为完成单位调研课题，在部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撞书架受伤的事实，予以采信认定。综上，本院认为，长宁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构成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市人社局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缺乏充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市档案馆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上海市档案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俞秋玮审 判 员  叶 一人民陪审员  胡官友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张 羽附：相关法律条文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