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1民终36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朱春堂，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朱春堂，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井泉，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莹，女，197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治国，山东济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利珍，山东济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中公司）、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益中济南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莹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20）鲁0104民初63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1日立案后，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工伤保险待遇的追索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益中济南分公司与杨莹于2018年1月27日结束劳动关系，而杨莹提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的仲裁时效距离2018年1月27日已经超过一年仲裁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有权要求撤销仲裁裁决。二、2018年1月27日19：00，杨莹在益中济南分公司项目摔伤，益中济南分公司积极处理就相关工伤待遇双方以协商的方式自行解决，充分体现了工伤赔偿的私权性质，双方沟通达成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骗和隐瞒，合法有效，且益中济南分公司已履行协商的工伤赔偿责任，因此不承担其他费用于法有据。三、杨莹与益中济南分公司签署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中第六条第1款约定“乙方（杨莹）领取甲方（益中济南分公司）支付的赔偿款后，又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费用和责任要求的，乙方应当退还甲方为解决本事宜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并承担因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应向甲方支付一次性补助金的20%的违约金”。现被上诉人明显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四、工伤保险待遇计算错误。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计发应以劳动关系结束之日执行的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计发基数即5333元，而非仲裁裁决所使用的2018年6月20日发布的5850元。综上所述，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恳请贵院支持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的请求，以保护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的合法权益。杨莹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益中公司、益中济南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益中济南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已明显超过仲裁诉讼时效的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1165号仲裁裁决；2.益中济南分公司只履行《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责任，不承担其他费用；3.杨莹应根据《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向益中济南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杨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益中济南分公司系益中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2017年11月6日，杨莹入职益中济南分公司，在该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的济南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从事物业服务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杨莹入职后，益中济南分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自行缴纳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2018年1月27日，杨莹在中心医院配送药物时不慎滑倒摔伤，经中心医院诊断为：1.右桡骨远端骨折；2.右尺骨茎突骨折。受伤后，杨莹于2018年1月27日至中心医院门诊接受检查，支出门诊医疗费12元。其并于该日住院接受治疗，至2018年2月9日出院，共计住院13天。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18376.69元，因杨莹自行缴纳了医疗保险，经医疗保险报销11877.58元后，实际自负住院医疗费金额为6499.11元。益中济南分公司在杨莹住院期间为杨莹垫付了医疗费5000元。杨莹住院当日以及出院后的2018年2月28日至2018年9月3日期间，在中心医院进行复查、换药、购买药品等支出门诊医疗费共计4701.27元。其中2018年5月19日的中心医院门诊病历记载，该日杨莹骨折部位外固定支架已去除12天。杨莹称其于该日前已经进行了取出固定骨折部位钢钉的二次手术。杨莹提交的2018年6月27日中心医院X线检查报告单记载此时，影像学所见为骨折术后，可见钉孔影。杨莹称此报告单可证明其已经在此日之前进行了取钢钉的二次手术，其也将二次手术的情况向益中济南分公司进行了告知。2018年9月，杨莹自觉受伤部位一直恢复不好，其在其他医院检查后发现其右腕关节功能受损。杨莹认为中心医院在对其进行诊疗的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导致其右腕关节功能受损，故其将中心医院诉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在诉前调解阶段，该院对中心医院在对杨莹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如存在医疗过错，杨莹右腕关节功能受损与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该过错对杨莹右腕关节功能受损的原因力；以及杨莹右腕关节的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及人数分别进行了诉前委托鉴定。经该院委托鉴定后，2019年6月15日，上海润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润家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中心医院在杨莹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杨莹的损害结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2019年9月23日，山东大舜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结论为，杨莹右腕部畸形及右腕关节部分活动功能障碍构成十级伤残并就误工期限等出具了鉴定意见。2019年11月11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杨莹诉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杨莹要求中心医院按照40%的责任比例赔偿其医药费10308.78元、护理费3163.8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6元、交通住宿费1804元、营养费1080元、误工费4641.60元、残疾赔偿金31639.2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7860元，以上共计75653.40元。其明确其医疗费诉讼请求时，称医疗费为10308.78元【（7395.27元门诊费+18376.69元住院费）×40%】。但在一审庭审中，杨莹明确其医疗费明细时陈述，其医疗费包括中心医院门诊费4701.27元、住院费18376.69元，山东省立医院208.50元，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门诊费317元，武警山东省总医院门诊费182元，上海长征医院110元。按其明确的诉讼请求，其该次庭审中所主张的门诊费中的山东省立医院的门诊费应为2085元，而非208.50元。2019年12月23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鲁0104民初10087号《民事调解书》，经调解，中心医院向杨莹一次性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及后续治疗费等各项损失38845元。经查询该案卷宗，该院未对上述赔偿总额所对应的各项赔偿金额进行分项明确。2018年9月11日，杨莹向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6月10日，人社局作出（2019）济人社伤字第060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8年1月27日杨莹所受伤害构成工伤。该决定书已生效。在上述工伤认定过程中，因人社局认为杨莹欠缺与益中济南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杨莹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益中济南分公司之间在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益中济南分公司向其支付2017年12月6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该委审理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8〕第59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双方在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月2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杨莹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现已生效。2019年7月24日，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济劳鉴〔2019〕06243号《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书》，载明杨莹伤残情况诊断为：右桡远端骨折、右尺骨茎突骨折。查体见：右前臂切口已愈合，无红肿，右腕无红肿，活动可。根据《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国家标准，经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杨莹目前的伤残情况符合：九级23条等。鉴定结论为，杨莹所受上述工伤为劳动能力障碍玖级，无生活自理障碍。该鉴定结论已生效。经查，九级23条为“四肢长管状骨骨折内固定或外固定支架术后”。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称，其认可杨莹在2018年1月17日的摔伤构成工伤，但是双方已经就该工伤签订了赔偿协议，其仅有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赔偿的义务。杨莹要求其支付协议之外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其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其提交2018年2月份，益中济南分公司作为甲方，杨莹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因乙方在甲方发生工伤事故，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综合考虑乙方的家庭状况和甲方的实际情况，在合理合法、互让互谅、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本协议是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济南市工伤保险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达成，甲乙双方完全知悉、理解这两个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内容，清楚乙方工伤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第二条、乙方系甲方公司雇员，在2018年1月27日在外科楼前楼梯跌倒受伤，经济南市中心医院治疗。第三条、双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协商甲方将给予乙方以下赔偿：1.乙方住院治疗费用、复查检查医药费、二次手术费用(经社保报销后的剩余部分费用)进行补偿，以实际产生费用为准；2.给予乙方赔偿款总额为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3.在乙方休病假期间，给予乙方六个月的病假工资；4.甲方在乙方做完二次手术后将上述款项一次性支付至乙方在职期间的工资卡(账户：招商银行解放路支行卡号：6214835413348259)。乙方清楚并同意上述赔偿款已包括但不仅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并已包含支付乙方及其家属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一切赔偿款。第四条、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在乙方收到相关赔偿费用后，劳动关系即行终止。同时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与劳动有关的事宜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或承担任何责任。第五条、各方的身份情况及保证情况：1.甲方向各方陈述和保证如下：(1)其是一家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2)其有权进行本协议规定的行为，并已采取所有必要的公司行为授权签订和履行本协议；(3)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对其构成有约束力的义务。2.乙方向各方陈述和保证如下：(1)其有权进行本协议规定的行为，并已采取所有必要的行为签订和履行本协议；(2)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已充分了解本协议处理事项，并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签订本协议，乙方保证在收到上述赔偿款之后，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或其他任何人主张其他任何补偿；乙方今后身体或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3)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对其构成有约束力的义务。第六条、违约责任，1.乙方领取甲方支付的赔偿款后，又以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费用和责任要求的，乙方应当退还甲方为解决本事宜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并承担因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应向甲方支付一次性补助金的20%的违约金。2.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则该协议无效。任何一方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保证或其他义务，而使其他各方遭受损失，则其他各方有权要求予以赔偿。第七条、保密条款，一方对因本次工伤赔偿而获知的另一方的商业机密或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有关其他第三方泄露，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或经另一方书面同意的除外。第八条、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均具同等法律效力。该协议无落款时间，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称该协议签订于2018年2月份杨莹出院后。签订上述协议后，截止2018年7月30日，益中济南分公司按月向杨莹支付了自受伤后六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但至今未支付上述协议约定的5000元赔偿款。杨莹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没有异议，但称该协议签订于其住院期间的2018年2月5日。因该协议签订时其尚未进行工伤认定也未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此时其并不清楚其伤残等级的情况，因此该协议约定的赔偿标准与法定标准相比显失公平。按照协议约定，益中济南分公司还应在其二次手术时向其支付所有的赔偿款项，但益中济南分公司未履行该义务，按照协议约定应视为该协议无效。其按照法定标准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的行为，即撤销该协议的行为。其并认为，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30日，益中济南分公司最后一次支付其工资时解除。杨莹在一审中将其在上述医疗纠纷案件中所有住院费及门诊费的医疗费票据再次向一审法院进行了提交，其在本次诉讼中所主张的门诊费产生的医疗机构以及医疗费金额与上述医疗纠纷案件一致。经核查，杨莹在山东省立医院支出的2085元费用中包含刻录光盘费50元，其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产生的医疗费主要为购买药物的费用及放射费，在武警山东省总医院门诊费主要为放射费，其在上海长征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系在进行医疗过错与其损害结果原因力的司法鉴定时支出的医疗检查费用。其称，正因中心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导致其对中心医院不再信任，故又在山东省立医院等医疗机构进行了治疗和购买药物。其在其他医疗机构的就医行为属于合理就医，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应当赔偿其产生的医疗费损失。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则认为，除中心医院的住院费用外，其他门诊费用等医疗费均不能证明与杨莹所受工伤有关，其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其仅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在扣减已垫付5000元医疗费的前提下，承担在中心医院产生的剩余未报销的住院费用1499.11元。其一直在关注杨莹的治疗情况及病情，但因杨莹一直在不停的复查，没有向其提交医疗费单据，故其没有向杨莹支付医疗费。其认可杨莹与益中济南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但称按照济槐劳人仲案字〔2018〕第591号《仲裁裁决书》记载，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于2018年1月27日。2019年9月20日，杨莹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益中济南分公司向其支付医疗费25756.96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1995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095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426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元、交通费1000元，并要求益中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仲裁委员会审理后作出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116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益中济南分公司向杨莹支付医疗费8894.38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19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095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5元，益中公司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了杨莹的其他仲裁请求。益中济南分公司不服该仲裁结果，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杨莹未起诉，其并要求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按照上述仲裁结果承担责任，其中其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每月1910元。另查明，2017年济南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850元；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济南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810元，2018年6月至2018年7月的济南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910元；2018年济南市住院伙食补助费工伤保险报销标准为每日20元。益中济南分公司在2017年11月30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为杨莹发放的三次工资分别为1090.38元、2005.38元、1950元。一审法院认为，益中济南分公司在2018年7月30日最后一次支付杨莹停工留薪期工资后，杨莹未再至益中济南分公司提供劳动，双方均未再相互实质性履行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济槐劳人仲案字〔2018〕第591号《仲裁裁决书》仅裁决了2017年11月6日至2018年1月27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并未裁决2018年1月27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双方签订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在益中济南分公司支付所有赔偿款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因此，益中济南分公司所称的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1月27日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在2018年7月30日，双方已不再互相履行劳动权利义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纳杨莹的主张，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8年7月30日解除。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益中济南分公司与杨莹签订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杨莹称该协议显失公平，且益中济南分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其通过以法定标准提起劳动仲裁的行为系行使合同的撤销权的行为，已经撤销了该协议，故该协议对其无效。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则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杨莹仅有权依照该协议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协议第三条第4款约定，益中济南分公司应当在杨莹二次手术时将医疗费、5000元赔偿款、六个月病假期工资（实际为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向杨莹进行支付。但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杨莹已经在2018年5月19日前进行了骨折后的二次手术，益中济南分公司也自认其一直在关注杨莹的病情，故在此时，益中济南分公司负有向杨莹支付上述款项的义务。益中济南分公司辩称因杨莹一直在进行复查，杨莹未将医疗费票据提交其单位，故其没有支付上述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因医疗费的支付应以医疗费单据为准，杨莹未向益中济南分公司提供医疗费单据的情况下，益中济南分公司有权拒付相关医疗费，但是双方约定的5000元赔偿款并不需要票据的支持。益中济南分公司有义务在杨莹二次手术后，依约支付该确定的款项，其逾期未付的行为构成违约。双方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则该协议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债权债务关系终止。虽然双方的上述条约定使用了协议无效的用词，但按照双方的意思表示，该条款的意思实际为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在无需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双方在该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自行终止。该条款的约定合法有效。因益中济南分公司未依约支付5000元赔偿款，故自其违约之时起，双方签订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中有关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终止。既然该协议的权利义务已在2018年5月终止，在此之后，双方之间即已不再受该协议的约束。故，即使该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杨莹在2019年10月份提起劳动仲裁申请的行为也不再具有撤销协议的必要性及法律效力。因此，杨莹有权在双方原协议权利义务终止后，依照法定标准向益中济南分公司主张工伤赔偿责任。现杨莹因工伤被认定为劳动能力障碍九级伤残，且其与益中济南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解除。在此情况下，因益中济南分公司未为杨莹缴纳工伤保险，杨莹有权要求益中济南分公司赔偿其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住院伙食补助费。关于医疗费，实际包含了杨莹正常治疗工伤产生的医疗费，以及之后因中心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导致杨莹额外增加的医疗费。其中山东省立医院50元光盘刻录费以及上海长征医院产生的110元医疗费与工伤纠纷无关，益中济南分公司不负有赔偿义务。去除上述医疗费及已报销的医疗费后，杨莹治疗产生的其他医疗费用共计13734.38元（6499.11元+4701.27元+2035元+317元+182元）。医疗费作为治疗疾病产生的直接费用，杨莹不可在工伤责任及侵权责任中重复主张，其作为两个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仅能就相关医疗费选择一个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润家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杨莹后续伤情恢复出现的问题与中心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原因力为次要原因。即，杨莹本身所受损伤的自身原因为主要原因。而杨莹所受伤害系工伤，故工伤事故对杨莹后续身体的恢复的影响为主要原因。通过杨莹提交的病例、检查报告单、医疗费单据等综合判断，一审法院认为，其并不存在过度治疗的情况，其所产生的医疗费均在合理范围内。杨莹在中心医院住院及门诊治疗均是在其尚未明确中心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正常进行住院、出院复诊、二次手术、换药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相关费用益中济南分公司负有全额支付的义务。只是在中心医院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中心医院基于侵权行为的存在，对杨莹也负有部分予以赔偿的义务。益中济南分公司与中心医院之间，就双方共同负有赔偿义务部分的医疗费，存在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在杨莹就该部分医疗费向一方主张权利后，另一方对该部分医疗费的支付义务即告消灭。而对于中心医院之外产生的医疗费，则属于益中济南分公司与中心医院之间的按份责任，应当按照双方对杨莹受伤伤害影响的大小确定赔偿金额。虽然杨莹与中心医院就侵权赔偿问题以调解方式结案，未对医疗费的具体赔偿标准进行明确，但是该调解意见的达成系在杨莹明确提出中心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双方互相协商妥协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故40%的赔偿责任，应当认定为杨莹向中心医院主张赔偿时具体明确的责任认定意见。该意见也就表明了，杨莹所认为的益中济南分公司的赔偿责任为60%。杨莹与中心医院达成的调解意见，是在提出了40%赔偿责任权利主张下达成的。如有权利的放弃，也系杨莹对其所主张的40%赔偿权利的放弃。不能因其对该部分权利的放弃，自然加重益中济南分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润家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杨莹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的主张以及其具体伤情，应当认定益中济南分公司对杨莹在中心医院所支出的医疗费负有全额支付的责任，对于其他应承担责任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费负有60%的支付责任。因杨莹已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就在中心医院产生的医疗费的40%与中心医院达成了调解意见，益中济南分公司对该40%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付款义务也随之消灭。综合上以上分析，益中济南分公司对有付款义务部分的全部医疗费负有60%的工伤赔偿责任，即8240.63元。因益中济南分公司已垫付5000元医疗费，其还应向杨莹支付3240.63元。对于杨莹超过该数额的医疗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虽然一审法院认定了中心医院的医疗过错对于杨莹受伤部位的最终损害结果存在原因力，但是因劳动能力障碍的伤残认定标准与侵权行为中的伤残认定标准不同，并不能当然的以中心医院医疗过错原因力的存在，减轻益中济南分公司的上述工伤赔偿责任。经查，《杨莹认定劳动能力障碍九级伤残的依据为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中有关九级伤残23条的规定，即“四肢长管状骨骨折内固定或外固定支架术后”。该标准并不涉及术后身体机能的恢复情况，在存在四肢长管状骨骨折内固定或外固定支架术后治疗情形的，即应被认定劳动能力障碍的九级伤残。杨莹在工伤治疗过程中采用了该标准所规定的治疗方式。因此，无论是否有中心医院医疗过错行为的介入，在益中济南分公司未对劳动能力障碍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依法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杨莹所受工伤符合劳动能力障碍九级伤残的认定标准。益中济南分公司应当按照该伤残等级标准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以其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支付本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13个月，八级10个月，九级7个月，十级4个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为：七级20个月，八级16个月，九级12个月，十级8个月。”依照上述行政法规并参照上述地方政府规章，杨莹有权要求益中公司向其支付9个月的本人工资作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时上年度在岗职工7个月平均工资作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时上年度在岗职工12个月平均工资作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因益中济南分公司未举证杨莹的工资标准，杨莹主张的核算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月工资标准1910元与其工资发放记录基本一致，一审法院采纳杨莹的主张，以每月1910元的标准核算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17190元。杨莹受工伤的上一年度即2017年度济南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850元，故益中济南分公司应向杨莹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0950元，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杨莹的上述三项请求，均有理有据，一审法院均予以支持。益中济南分公司不同意支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该赔偿项目系基于工伤赔偿责任产生，与侵权行为中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产生的法律基础不同，赔偿标准亦不相同。虽然杨莹向中心医院主张了该部分费用，其仍然有权要求要求中心医院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按照工伤保险报销的标准，向其赔偿。杨莹共计住院13天，每日报销标准为20元，其主张195元不超过上述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益中济南分公司系益中公司的分支机构，杨莹要求益中公司对益中济南分公司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益中济南分公司要求杨莹向其承担《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违约责任，因该项诉讼请求未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予处理。杨莹的劳动能力障碍伤残等级在2019年7月确定，其在2019年9月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并不超过劳动仲裁时效期间，益中公司及益中济南分公司提出的劳动仲裁时效的抗辩意见，无理无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参照《山东省贯彻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莹支付医疗费3240.63元；二、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莹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7190元；三、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莹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0950元；四、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莹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0200元；五、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莹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95元；六、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在上述一至六项判项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驳回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及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一、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二、《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三、工伤保险待遇追索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四、工伤保险待遇计算基数。关于焦点问题一，双方签订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在乙方休病假期间，给予乙方六个月的病假工资。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在乙方收到相关赔偿费用后，劳动关系即行终止。从“休病假期间”、“六个月病假工资”可知，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于事故发生之日终止。且双方签署该协议后，杨莹并未收到约定的相关赔偿费用，故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终止，本院对益中济南分公司关于双方2018年1月27日解除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7月30日解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问题二，根据《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益中济南分公司应当在杨莹做完二次手术后将实际产生的医疗费用、5000元赔偿款、六个月病假工资一次性支付至杨莹在职期间的工资卡上，杨莹已于2018年5月前进行二次手术，益中济南分公司按月支付了6个月病假工资，因杨莹一直在复查，且未将医疗费凭证交付益中济南分公司，故益中济南分公司未支付杨莹医疗费情有可原，但迄今益中济南分公司并未支付5000元赔偿款，一、二审过程中均未提交已支付赔偿款的证据，确系违反《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的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书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问题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事故发生时间为2018年1月27日，2018年9月11日杨莹作为申请人向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载明：“2018年9月11日，杨莹向我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因缺少材料，我局当即向其开具补正通知书。2019年4月26日，补正完结，我局予以受理。”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9年6月10日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依法认定杨莹为工伤。杨莹提起工伤待遇的仲裁时效应当自《认定工伤决定书》出具之日起算，故杨莹向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的济槐劳人仲案字[2019]第1165号仲裁申请并未超出仲裁时效。关于焦点问题四，益中济南分公司与杨莹劳动关系终止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计算工伤保险待遇基数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2017年济南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850元，故计算杨莹工伤保险待遇应以5850元为基数。一审法院对杨莹工伤保险待遇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0元，上诉人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曹 强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李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