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冀05民终14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相泽，男，197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永青，河北国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瑞民，河北国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广场东路209号（和阳花园门口南侧）。 法定代表人：张素红，系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冯相泽因与被上诉人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鑫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法院（2020）冀0527民初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相泽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法院（2020）冀0527民初51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一审判决按照被上诉人陈述认定其公司2014年1月22日成立。2012年公司开始筹备，筹备期间就已经开始有业务。上诉人2013年1月12日与赵某签订《借款合同》，上诉人从赵某处借款200000元。一审中，上诉人也询问被上诉人证人赵某是否与被上诉人进行了债权转让等手续，赵某明确回答没有。被上诉人既不是合同的相对方，而上诉人也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仅仅依据双方之间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来推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成立之前放贷行为有效错误。根据《公司法》第6条、第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第5条的规定，符合条件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颁发营业执照。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再主张其公司筹备期间出借给冯相泽借款，从其提供的筹备期间的账目来看，在公司筹备期间已经以个人名义发放了无数笔借款，但账目确记在公司名下。被上诉人的行为无疑违反了上述规定，其行为是已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2020年8月20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因此被上诉人在未经批准之前就大量开展放贷业务是违法的，一审判决却在银监会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仍然认定被上诉人放贷行为合法有效，是以民事判决的形式否定行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效力，一审判决无疑与现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相违背。3、一审判决证据不足。一审判决第5页第2段，认定上诉人于2013年1月12日至2014年8月20日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利息74090元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判决书中根本就没有显示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上述问题。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几本账簿来证明上诉人偿还利息情况，但无论是庭前提交的复印件还是当庭出示证据原件时被上诉人均将账簿用纸全面封住，仅仅显示涉及到上诉人的一行，上诉人一方提出质疑，但被上诉人一方仍以保护其他借款人隐私为由拒不显示全部证据内容，那么一审法院是如何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并根据该证据做出上述认定的？一审中上诉人已经陈述了借款是从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款，当时是以员工赵某的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那么赵某如何成为了被上诉人的员工、本案涉及的借款债权人如何变成了被上诉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依据2015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认定上诉人借款本金为255154元（其中借款本金为165800元，2014年8月12日至2017年1月7日利息89354元），然后按照借款本金为255154元为基数计算2017年1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的利息为147989元。上述利息计算均按照月息2分计算。根据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将已经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89354元利息再次当作本金再按年利率24%重复计算利息显然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2020年11月4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仅仅提供了2016年12月29日签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和2017年1月7日《借据》。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便重新给被上诉人确定举证期“庭审后10日内提供其它相关证据”，2020年11月9日被上诉人提供了2018年8月24日上诉人给唐炜经5000元转账记录，上诉人对此进行了质证。2020年12月初一审法院通知上诉人2020年12月25日上午第二次开庭，随后上诉人一方多次到法院查看被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及是否有申请证人出庭情况，但直到2020年12月22日上诉人本人才从法院看到被上诉人新提供的部分证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第一次开庭后不及时判决，并且在第二次举证期满40天后，在被上诉人一方没有提出延期举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也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仍然确定第二次开庭。第二次庭审中，一审法院即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一方对延期举证做出解释，更也没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5条之规定，对被上诉人一方予以训诫、罚款。甚至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向上诉人一方阐明是否需要举证期，一审法院便直接要求上诉人质证。一审法院无视举证期限的规定在被上诉人一方多次怠于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原则的多次给予被上诉人举证期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程序错误。 全鑫公司答辩称，一、我公司的主体是合法的；一审的判决我们放贷的行为是有效的；一审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借贷关系以及借款人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场的职工都充分肯定了这个事实。二、一审的判决符合法律程序，具有法律依据，判决是正确的，适用法律也是正确的。我们作为小贷公司，对追究他本身的借款，我们原来是朋友关系，都给他留了足够的时间和面子，包括他的担保人，要一民和张某2，我们都没有同时起诉，目的就是为了把他钱收回来就行。因为张某2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愿意连累他，要一民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也不愿连累他，就冯相泽也是他的间接朋友。 全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260,000元及利息152,880元（合计412,880元）以及自2019年6月7日起至本金还清止按月利率2.1%的利息；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全鑫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成立，原告称公司从2012年开始筹备，筹备期间就已经开始有业务。被告冯相泽于2013年1月12日与赵某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总金额为200000元，借款四个月，自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5月11日，借款利率为月2.1%。原告全鑫公司提交该《借款合同》、借条、张某2和要一民的担保函予以证明该借款的存在。该合同中200000元是以现金方式出借给被告冯相泽。原告方证人赵某出庭作证称，其系原告公司筹备期间的出纳，于2014年底离开公司，2013年1月份被告与担保人要一民到原告公司贷款，其将股东的200000元现金用点钞机清点后交给被告，由于原告公司还未正式成立，故以其个人名义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并称被告还过款，都是现金还的，被告还款后会开一个收据（一式三份），给被告一份，其在公司期间，被告没有还清钱。原告方证人冀某出庭作证称，其在原告公司筹备期间负责办理贷款手续，原告公司成立前的负责人是张素红，被告的贷款手续是其办理的，时间是2013年1月份，赵某把现金给了被告，被告欠200000元，还过一次20000元，被告还欠着钱，具体数说不上来。原告公司正式工商注册成立后，其离开原告公司。原告方证人张某1出庭作证称，其在原告公司组建时打工，负责业务，被告冯相泽与要一民来原告公司贷款，其与张素红商量同意后，经其手贷款给被告200000元，具体手续是冀某办的，亲眼见赵某把借款200000元现金给了被告。之后其催过被告和要一民，让被告还款，被告肯定没还清借款。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向被告冯相泽催收借款，冯相泽在“贷款催收通知单”上签字，认可尚欠本金170000元，利息85680元。庭审后被告冯相泽于2020年12月29日提交“关于案件事实的补充说明”，称2013年1月份，其找到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就是张某1所说的其借款时的地点南和县和阳大街县宾馆门口东侧）借款，当时赵某、张某1、张素红、冀某等人均是该公司员工。当时张素红、张某1负责其借款事宜，2013年1月12日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安排以赵某名义与其签订借款协议（即赵某当庭出具的协议），协议约定借款200000元，月息2.1%，扣除3个月利息12600元，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实际借给其本金187400元。后来其陆续还本金30000元，剩余借款本金157400元。被告冯相泽称赵某、张某1、张素红、冀某等人出庭作证说其借的款项是属于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虚假证言。当时上述几人均是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员工（张某1一直在该公司工作到2017年7月公司注销）。当时根本没有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不可能从该公司借款。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也不存在法律上的承继关系。其不清楚为什么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赵某名义借给其的钱变成了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南和县定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5日成立，2014年11月6日更名为南和县定红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注销。对此原告全鑫公司质证称，被告提交的关于“南和县定红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等材料，与本案毫无关联，且与我方没有联系，我方不予认同。关于“扣除三个月利息12600元”不予认同，当时预先扣除的是一个月利息4200元，实际向被告借出的资本为195800元。原告全鑫公司与被告冯相泽于2016年12月29日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2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月7日至2017年12月29日止，贷款利率为2.1%。该借款合同中的260000元原告未向被告出借资金。原告全鑫公司举证称，2013年被告与赵某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200000元，扣除一个月利息4200元，实际借出本金195800元，被告冯相泽自2013月1月12日至2017年1月7日归还本金2笔，金额30000元，剩余本金165800元；自2013年1月12日至2014年8月11日转账支付利息10笔（按月利率2.1%支付），金额74090元，付清2014年8月11日之前的利息后，尚有余款6270元；2014年8月12日至2017年1月7日期间利息为100624元，扣减被告余款6270元，截至2017年1月7日被告拖欠利息为94354元。故本金165800元加上利息94354元形成《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的借款本金260000元。原告称2018年8月24日被告转账5000元系还拖欠利息94354元部分。针对2018年8月24日被告冯相泽向原告方还款5000元的原因，被告称2016年其与原告公司签订了260000元的借款合同，但是当时原告并没有向其出借该260000元，在2018年唐炜经（系原告公司员工）说贷款需要请公司领导吃饭，要好处费，被告于2018年8月24日向唐炜经转账5000元。被告称5000元是请公司领导吃饭的说法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庭审中被告不否认其与赵某之间的200000元借贷关系，称赵某从未通知其该笔债权已经转让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被告是否应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系民间借贷过程中的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有效合同。针对原告诉求被告应归还其借款260000元及利息152880元（合计412880元）的主张，结合原告的举证证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事实存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中的260000元是2013年1月12日在原告公司筹备期间将股东出资以赵某名义向被告冯相泽实际出借195800元后，被告支付部分利息，归还30000元本金后，剩余借款本金165800元加上未支付利息94354元形成的。被告冯相泽在《保证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说明冯相泽对该借款的存在是明知的，即前期以赵某名义出借款项形成的债权，其债权人为原告，且2018年8月24日被告冯相泽又向原告方还款5000元，更进一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6日，适用当时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主张借款及利息是按照月利率2.1%计算得出的，月利率2.1%过高，应调整为2%，故原告主张的借款260000元及利息152880元不能得到支持。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4年8月12日至2017年1月7日被告拖欠利息100624元，扣减被告余款6270元、2018年8月24日转账5000元，被告拖欠利息89354元，加上之前本金165800元，合计255154元。本院认定借款本金为255154元，现以255154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计算2017年1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的利息为147989元。故本院认为，被告应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255154元及利息147989元，合计403143元。对于原告诉请的自2019年6月7日起至本金还清止按月利率2.1%的利息也一并调整计算。被告冯相泽辩称借款事实不存在，其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说法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冯相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5154元及利息（2017年1月7日至2019年6月6日期间利息147989元；2019年6月7日至借款本金还清止，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493元，由被告冯相泽负担7347元，原告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46元。 本院二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冯相泽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张某2称贷款是在南和县宾馆东侧定红贷款公司，我和要一民做的担保，贷了200000元，当场给了钱，当场拿到了，每月付息，没有扣利息，出借人是赵某。冯相泽质证称，双方签的合同约定的借款的金额是200000元，但事实上实际上扣除一个月利息4200元。全鑫公司质证称，证人说的是事实。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内容，本案归纳如下争议焦点：一、一审程序是否违法；二、全鑫公司与冯相泽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三、本金及利息应当如何计算。 关于焦点一，本案案情比较复杂，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多次延长举证期限、多次开庭并无不当，即使一审法院未对全鑫公司处罚训诫，程序上存在瑕疵，并未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本院对冯相泽据此主张发还重审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借款合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贷款催收通知单》、赵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全鑫公司在成立前以其员工赵某的名义向冯相泽出借资金，《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贷款催收通知单》可以证实冯相泽对此是认可的。因此，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冯相泽应当依法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剩余借款及利息。 关于焦点三、因为本案诉争借款发生时，全鑫公司尚未成立，是以其公司员工个人名义出借，当时还不属于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且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20年5月6日，所以本案诉争借贷关系应当适用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利息约定已经超过了年利率24%，一审判决将未偿还利息又计入本金计算错误，应当予以更正。因此，扣除冯相泽已经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冯相泽应当偿还剩余本金165,800元及2017年1月7日前的利息94354元，此后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止。 综上所述，冯相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根据法释[2015]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人民法院（2020）冀0527民初517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冯相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剩余本金165,800元及2017年1月7日前的利息94,354元，此后利息按照本金165,800元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493元，由原审被告冯相泽负担7,347元，原审原告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14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案件7,493元，由上诉人冯相泽负担7,000元，由被上诉人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负担493元。上诉人冯相泽多预交的493元案件受理费不再退还，可在向南和县全鑫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时予以扣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易然 审 判 员 乔 鹏 审 判 员 刘素娟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韦新燕 书 记 员 路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