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07民终14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行。法定代表人：曹利，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宋寿青，河北隆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施莹虹，河北隆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成贵，男，1954年7月28日生，汉族，个体户，现住阳原县。委托代理人：杨永峰，河北启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梁国宝，男，1963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阳原县。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阳原支行）因与被上诉人郑成贵、原审被告梁国宝抵押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2016）冀0727民初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农行阳原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宋寿青、施莹虹，被上诉人郑成贵的委托代理人杨永峰，原审被告梁国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行阳原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阳原县人民法院（2016）冀0727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郑成贵的诉讼请求；2、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由郑成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签署抵押担保合同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必须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法律行为，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29条的规定，认定抵押合同必需由本人签署，他人不得代理没有法律依据；且《货款通则》并非是认定抵押无效的强制性法律和行政法规。二、一审法院认为郑成贵没有向梁国宝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其将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手章等交由梁国宝办理借款抵押，不具有办理银行借款业务的排他性，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是错误的。本案在一审中，梁国宝明确证实其向郑成贵借用房本、身份证件、个人印章时，己向郑成贵说明了是为办理借款抵押使用，郑成贵才将本人的身份证件、房本、手章交由了梁国宝，因此，应视为对梁国宝办理抵押贷款手续的授权，即使没有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也已形成了口头委托，不影响委托代理的效力。三、郑成贵已就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依法享有抵押权。2001年6月14日，农行阳原支行已按照抵押合同约定对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阳原县房屋确权发证办公室向上诉人发放了阳房私抵字第××号他项权证，并将抵押登记的事实，记载在郑成贵的房产证上，因此，抵押的房屋不但已登记，且合法有效。四、郑成贵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无视该事实，认定抵押权无效是错误的。郑成贵主张抵押权无效，理由是出借证件、房产证、印章是为帮助梁国宝办理户口，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郑成贵称从未使用过借款合同中加盖的手章，自己的手章是扁章而不是方章，但其本人在《张家口市阳原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加盖的印章与借款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完全一致，都是方章。这充分证实郑成贵故意对法庭作了虚假陈述，逃避抵押担保责任的主观恶意明显。综上，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抵押有效，农行阳原支行依法享有抵押权。一审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改判，维护其合法权益。郑成贵辩称，一、首先，其没有委托过任何人办理抵押借款合同，梁国宝以为朋友办理户口为由向其妻子借房产证和身份证复印件为自己贷款进行了抵押，其行为无效。农行阳原支行在办理该笔贷款时没有对抵押人的身份进行审查，而由梁国宝签上了郑成贵的名字，是其工作人员的失误，应承担抵押无效的责任。其次，从借款合同的本身看，合同上没有代理人，只有当事人。不存在梁国宝代理行为，如果是代理行为，应签上代理人梁国宝，而不是直接签上郑成贵的名字，原一审开庭时农行阳原支行和梁国宝均没有说梁国宝与郑成贵是委托关系，均称是郑成贵亲自到场签名。而在二审和发回重审时，又出来个委托代理关系，可见上诉人是为了搅混事实，而浑水摸鱼。从中得利。《贷款通则》29条的“应由”在法律上是必须的意思，因此，《贷款通则》第29条规定，银行的抵押贷款合同必须由本人签署。二、关于梁国宝办理抵押，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本案的抵押行为不属于表见代理，首先、其不知道梁国宝用自己的房产证办理抵押贷款，从来没有到过农行阳原支行，该事实农行阳原支行和梁国宝均认可，第二、其没有追认过农行阳原支行与梁国宝的抵押行为。第三、农行阳原支行仅凭梁国宝拿着郑成贵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和来源不明的手章就认为郑成贵同意为其办理抵押贷款，有违法律和银行的行规。第四、梁国宝不是从郑成贵手里拿的房产证、身份证复印件。三、关于农行阳原支行已就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依法享有抵押权的问题。虽然农行阳原支行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房产证一直在郑成贵手里，并且郑成贵用该房产证两次抵押贷款，2012年3月27日第二次贷款到期，归还后，房产部门才告诉郑成贵2001年在农行有过抵押贷款要进行登记。一个抵押行为历时12年之久才完成，并且是在利用其房产证落入了房产部门才完成抵押登记。可见其抵押登记行为是农行阳原支行、借款人、登记人恶意串通，目的是为了损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四、关于郑成贵庭审中作虚假陈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的问题。郑成贵在累次庭审中，没有作任何虚假陈述，有庭审录像为证。梁国宝述称，一审情况比较属实，房本、印章、身份证是我从郑成贵媳妇手里拿出来的，我和他们说要拿去抵押，签字是我代他们去银行签字的，他们没有去银行签字。郑成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农行阳原支行之间的个人借款的房产抵押是无效行为，同时注销农行阳原支行在阳房权证西私自第000449号房产设定的他项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6月14日梁国宝向农行阳原支行借款90000元，郑成贵主张梁国宝私自以郑成贵名义作为担保人，在个人借款合同上签了郑成贵的名字，盖了郑成贵的印章，并将郑成贵的阳房权证西私自第000449号房产作为抵押。梁国宝亦认可在郑成贵没有亲自签字和盖章的前提下，与农行阳原支行办理了借款手续。农行阳原支行对郑成贵和梁国宝的该说法予以认可。梁国宝主张向郑成贵借用房产证，已向其说明用该房产证去抵押贷款的用途，郑成贵不予认可。梁国宝无证据证实其已向梁国宝说明借用房产证去抵押借款的事实。农行阳原支行主张2001年签订借款合同时，可以不需要房产抵押人亲自在场签字，只审查抵押物人的身份证、房产本、手章一致性，不需要书面授权，借款人可代理抵押物人签订抵押借款合同，但其未能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郑成贵于2006年8月23日以其阳房权证西私自第000449号房产作为抵押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支公司借款80000元，办理了阳房西私抵他字第××号号他项权证，2011年1月17日归还该借款。2012年3月27日郑成贵再次以该房产作为抵押向阳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信用社借款65000元，于2013年10月29日归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行于2015年就梁国宝向其借款90000元（与本案系同一笔借款）提起诉讼，只向梁国宝主张还款，未向郑成贵主张权利。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日作出（2015）阳民初字第3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梁国宝归还农行阳原支行借款90000元，法院对其主张的权利已经确认。一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8月1日施行的《贷款通则》明确规定，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应当由抵押人、出质人与贷款人签订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需要办理登记的，应依法办理登记。农行阳原支行在抵押物人未亲自签字，亦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办理借款业务，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只对借款人有约束力，对抵押物人无约束力。故郑成贵的房产在农行阳原支行设定的抵押无效。农行阳原支行主张2001年签订借款合同时，只要抵押物人的相关证件齐全，可以由借款人代为办理，抵押物人可以不亲自签字，其对该主张未能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故对农行阳原支行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农行阳原支行主张梁国宝持有郑成贵的身份证、房产本、手章向其办理借款业务，可以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因不是银行的借款业务唯一的需要上述证件，不具有排他性，农行阳原支行认为构成表见代理不能成立。梁国宝将郑成贵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后，郑成贵先后两次向金融部门以该房产作为抵押物借款，金融部门均已办理了借款合同，郑成贵足以认为其该房产在2001年未办理过登记抵押手续。另农行阳原支行以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向梁国宝主张了还款权利，法院对其主张的权利已经确认。判决：郑成贵的阳房权证西私自第000449号房产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行设定的抵押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梁国宝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梁国宝与农行阳原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时，抵押人郑成贵未到场签字确认、且无证据证明梁国宝代郑成贵签字的行为得到郑成贵的授权，故郑成贵为梁国宝向农行阳原支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非是郑成贵的真实意思表示。梁国宝持有郑成贵的相关证件并不足以使相对人农行阳原支行确信其构成表见代理。且在梁国宝与农行阳原支行签订《个人借款合同》后，农行阳原支行未催告郑成贵进行追认，郑成贵亦未对该借款的抵押担保予以追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农行阳原支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原县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 进审判员 姜建龙审判员 姜 兵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