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渝01民终32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斐乐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赖世贤，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雅妮，女，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开兰，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漆飞，重庆万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斐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乐公司）与被上诉人胡开兰劳动争议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0）渝0112民初26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斐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雅妮、被上诉人胡开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漆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斐乐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撤销第一、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胡开兰不存在违反“先款后货”制度规定，继而认定上诉人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缺乏法律及制度依据，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上诉人违反公司《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附件《终端店铺管理规范》的操作流程。其次，被上诉人主观上存在占有或挪用公司财产的意图。2020年6月18日，公司财务稽核进行中，被上诉人才偷偷告知大店长刘晓燕有团购款15826元未入账的事，刘晓燕当即要求她入账，但被上诉人抱有侥幸心理仍未入账，直到被财务查出来后才于6月19日交至商场（挪用公司货款15826元已达10天之久），一审法院遗漏这一关键事实。上诉人认为，员工在涉及公司货款的问题上应当尽到更高注意和忠诚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是在被财务查到后才交出款项，存在主观恶意。即使被上诉人在收款当天有告知店长陈瑞雪收款的事实，但店长陈瑞雪与被上诉人同为上诉人的员工，均需按照制度规范操作，所以被上诉人告知陈瑞雪的事实也不能阻却被上诉人的行为属违规操作的认定。再次，被上诉人违规行为已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被上诉人违规处理团购业务总金额70826元、私收银15826元、先货后款侵占货款15826元，数额巨大，存在主观恶意，对公司的资金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给上诉人近10万员工造成极坏的示范，其违规行为已达到严重程度。最后，从公司治理角度，上诉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已经民主程序通过，内容合法有效。而一审法院未从公司自主治理角度考虑，片面站在劳动者角度解读上诉人依法制定的制度，并做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显然对上诉人不公平，严重不利于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综上，被上诉人违规行为证据充分，上诉人依据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解除，符合法律规定，无需支付赔偿金155838.45元。2、一审判决上诉人退还2020年7月工资差额2800元错误。针对被上诉人违规操作，上诉人本应按照货品吊牌5折扣除绩效奖金，但上诉人考虑到被上诉人收入情况，酌定给予扣除3000元绩效奖金的决定，并无不当。胡开兰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胡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斐乐公司立即向胡开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501.58元（11392.97元/月×7个月×2）；2．判决斐乐公司立即向胡开兰支付2020年7月工资差额3000元；3．判决斐乐公司立即向胡开兰支付2020年8月1日至8月13日的工资6285.72元（11392.97元÷21.75天×12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12日，胡开兰入职斐乐公司。胡开兰与斐乐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日、2017年8月1日签订两份劳动合同，分别约定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止、自2017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止。2020年7月31日前胡开兰在重庆市渝北区金山街道砂之船奥莱乐享生活馆C馆砂之船（重庆）奥莱购物广场担任助理店长职位。2020年6月10日，胡开兰销售“合川医保局商场团购”订单，金额为70826元。同日，消费者支票转账55000元，并通过微信将剩余15826元分两笔转入胡开兰微信账户。胡开兰于当天18时5分将该两笔转账截图发在包含有胡开兰所在店铺店长陈瑞雪的微信群（该微信群共四人）中，并文字说明“这是合川团购转的15826元，支票转账55000已经到账，以上70826是55套金额，还有14套另外打款”。2020年6月11日，胡开兰将所涉商品邮寄给消费者。2020年6月14日，胡开兰将“合川医保局商场团购”金额70826元录入斐乐公司的销售系统。庭审中，胡开兰陈述本次销售为线下销售。2020年6月18日，斐乐公司对胡开兰所在店铺进行检查，并形成《2807重庆砂之船奥莱2020年6月18日稽核情况反馈》，其上载明“商场未收到款项货已拿走，先货后款……入账日期：2020年6月14日……有15826元顾客直接微信转给员工（胡开兰），商场在只有收到55000元的时候店员已将70826元共计168件货品让顾客拿走。”文件底部空白处有陈瑞雪签名和时间（2020年6月19日）。2020年7月2日，斐乐公司向厦门安踏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发出《关于拟解除胡开兰劳动关系的请示》，主要载明胡开兰行为严重违反《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相关制度规定，拟扣除绩效奖金3000元，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厦门安踏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批注同意并印章确认。2020年7月3日，斐乐公司发布《关于对奥莱区重庆砂之船奥莱店铺违规行为的通报》，载明“店员胡开兰未按公司规定处理团购业务，违规先货后款，私收营业款，决定扣除绩效奖金3000元，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永不录用。”文件底部空白处有胡开兰等人的签名。2020年7月31日，胡开兰所在店铺大店长刘晓燕通过微信向胡开兰发送名称为“劳动关系解除协议_无赔偿金…7.30”的电子文件，并发送文字“老胡，公司这边系统已经设定7月31日为最后工作日……”。2020年8月5日刘晓燕通过微信向胡开兰发送文字“……至于你说上班这个问题，我只能说系统7月31日后已经是离职事实，公司也明确表示已明确告知离职，就算去店里也不计薪……”。2020年8月11日，斐乐公司向胡开兰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其中载明胡开兰因严重违法公司规章制度，现公司依法决定自2020年7月31日起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14日。胡开兰于8月13日签收。胡开兰通过钉钉App在2020年8月3日、8月8日至12日进行了上下班打卡。2020年8月28日，胡开兰以斐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501.58元；2.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7月的工资差额3000元；3.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2020年8月1日至8月13日的工资6285.72元。2020年9月4日，该仲裁委员会出具《超时未审结案件证明书》，胡开兰遂向一审法院起诉。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滨海街道工会联合会出具《关于同意成立厦门安踏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的批复》，载明“经研究：同意成立厦门安踏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下设5家工会分会：……4、斐乐服饰有限公司分会……”。斐乐公司由厦门安踏贸易有限公司100%投资，而厦门安踏贸易有限公司由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100%投资。2017年8月1日，胡开兰签署《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本人承诺遵守公司《员工手册》及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公司未来颁布的各项制度。本人确认：本人同意公司今后如有新增、删减或者修改各项制度，以公司内部门户网站公布或企业邮箱通知或宣传公告或宣讲会等形式作为告知方式……”。胡开兰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实发工资分别为5955.28元、17814.55元、16623元、11831.71元、11538.85元、7352.26元、4833.46元、5810.17元、20175.92元、12819.38元、6015.38元、2914.4元；社保公积金代扣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每月均为479.72元，2020年6月为439.61元，2020年7月为1854.64元。斐乐公司为证明其已告知胡开兰且胡开兰已学习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举示了安踏集团《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附件（《终端店铺管理规范》、《大区职能后台奖惩细则》）、“斐学”App《奥莱财务内控培训》学习路径视频及截图、《奥莱财务内控培训》视频及课件、“斐学”App后台导出学习记录视频及截图。安踏集团《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附件（《终端店铺管理规范》、《大区职能后台奖惩细则》）于2020年1月15日生效。《终端店铺管理规范》项目一“资金管理”中的子项目“营业款”细则第4条规定“员工利用微信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并通过微信/支付宝收到营业款，必须在收到货款的当日及时录单并足额缴交货款，确保款和货账实一致，禁止私自扣留、拼单等违规行为，并向区域财务报备就微信或支付宝收款情况。”相应违规奖惩规定为“不及时录单、未及时上交货款的扣除绩效奖金200元/单，出现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的除赔偿公司损失外，按损失金额扣除绩效奖金，且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细则第5条规定“严禁员工在线下店铺私自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营业款，必须使用公司账户收款”。相应违规奖惩规定为“利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的扣除绩效奖金200元/单；出现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的除赔偿公司损失外，按损失金额扣除绩效奖金，且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项目五“其他”中的子项目“先款后货”细则规定“店铺必须严格执行‘先款后货’的销售原则，禁止出现先货后款或后补卡券等，即货已出店未买单，未收到任何货款或卡券等……”，相应违规奖惩规定为“除赔偿公司损失外，按货品吊牌5折扣除绩效奖金，情节严重者开除处理”。庭审中，对于与胡开兰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斐乐公司陈述：终端店铺管理规范载明的，公司不允许私自收款，如果收了要当天交给财务或商场，也要求商场或斐乐公司公司在收到款项后才能发货，而胡开兰在商场或斐乐公司公司未收到款的情况下就发货了。对于扣除3000元绩效奖金的依据，斐乐公司陈述：终端店铺管理规范的“先款后货”的规定。对于胡开兰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斐乐公司陈述：金额巨大，金额是15826元，整笔是70826元的交易是在2020年6月14日才录入公司系统，在2020年6月19日才入商场的账。对于是否学习《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附件，胡开兰陈述：在App上学习了，斐乐公司没有发放任何纸质文件，没有签任何的字，斐乐公司发放的员工手册上没有写明扣3000元的处罚，也没有说明“情况严重”是什么情形。斐乐公司陈述其对胡开兰2020年7月工资中扣除了绩效奖金3000元。胡开兰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按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实发工资加上社保个人承担部分计算。一审法院认为：胡开兰于2013年12月12日入职斐乐公司工作，双方即建立劳动关系。2020年7月14日，斐乐公司形成《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通过微信、邮寄的方式解除与胡开兰的劳动合同关系。结合胡开兰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分别评述如下：关于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斐乐公司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上写明解除原因是胡开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在庭审中，斐乐公司明确是依据《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附件《终端店铺管理规范》的规定。斐乐服饰有限公司分会属于厦门安踏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下设分会，《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附件的制定程序合法，庭审中胡开兰已认可在App上学习了《零售内控稽核奖惩制度》及附件，即该制度及附件可以作为双方履行及解除劳动合同的制度依据,胡开兰有义务遵守。胡开兰行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其于2020年6月10日利用个人微信收取消费者15826元；二是其于2020年6月11日将相应货品邮寄给消费者，之后才将相应款项录入斐乐公司的销售系统、交至商场。对第一部分的行为，因针对“合川医保局团购”的销售属于线下销售，胡开兰微信收款行为明显不属于《终端店铺管理规范》中“资金管理-营业款”第4条规定的“员工利用微信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的情形，而应属于第5条“员工在线下店铺私自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营业款”行为，相应违规奖惩为“利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的扣除绩效奖金200元/单；出现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的除赔偿公司损失外，按损失金额扣除绩效奖金，且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该规定未写明何种情况才需给予开除处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如果只存在利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情况的，应扣除绩效奖金200元/单；只有在出现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情况下才需赔偿公司损失，以及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开除等处理。本案中，胡开兰仅有利用个人微信收款的行为，而不存在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情况，故斐乐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胡开兰的劳动合同缺乏依据。对第二部分行为，斐乐公司认为胡开兰先邮寄货品后才将销售款项录入斐乐公司的销售系统、交至商场的行为违反了《终端店铺管理规范》项目五“其他”中的子项目“先款后货”的规定。该规定写明“禁止出现先货后款或后补卡券等”，并把“先货后款或后补卡券等”解释为“货已出店未买单，未收到任何货款或卡券”。斐乐公司认为需要商场或斐乐公司收到款项后才能发货，胡开兰行为应属于“先货后款”，而胡开兰认为其收款后于当日就把收款信息告知店长陈瑞雪，次日才发货的行为不属于“先货后款”。一审法院认为，胡开兰并非在未收到货款的情况下发货，而是收到货款、未将部分货款录入销售系统及交至商场的情况下发货，该情形与上述规定中的“先货后款”、“货已出店未买单”有明显区别，该规定中的“先货后款”从文义上亦不能直接解释为需要商场或斐乐公司收款才算收到款项。此外，胡开兰从微信收到货款15826元后立即将该情况告知了店长陈瑞雪，且之后实际将该款交至商场，说明其主观上并不存在侵占该笔款项的意图。综上，胡开兰的行为并不属于违反《终端店铺管理规范》“先款后货”规定的情形。综上，斐乐公司解除与胡开兰的劳动合同缺乏法律及规章制度上的依据，属于违法解除。据此结合胡开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分别评判如下：关于2020年7月工资差额3000元。根据双方陈述，上述工资差额实为斐乐公司扣除的绩效奖金3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如前所述，因胡开兰行为未违反《终端店铺管理规范》“先款后货”的规定，斐乐公司依据该条规定扣除胡开兰绩效奖金3000元没有事实依据。但因胡开兰利用个人微信收款行为违反规章制度，应扣除绩效奖金200元。故对于胡开兰要求斐乐公司支付其2020年7月工资差额28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关于胡开兰2020年8月1日至8月13日工资问题。首先，一审法院认为胡开兰、斐乐公司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理由如下：1.落款时间为2020年7月3日的《关于对奥莱区重庆砂之船奥莱店铺违规行为的通报》上载明斐乐公司与胡开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胡开兰在文件下方签字，说明其已知晓斐乐公司将解除与自己的劳动合同关系；2.《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写明解除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说明斐乐公司认为双方劳动合同于2020年7月31日解除，而非于胡开兰收到该通知书时解除；3.2020年7月31日，刘晓燕通过微信向胡开兰发送《劳动关系解除协议_无赔偿金》文件，并以文字的形式告知其解除时间为7月31日，在8月5日也再次强调解除时间为7月31日，此时胡开兰应知晓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20年7月31日。其次，虽然胡开兰于2020年8月1日至8月13日在钉钉App上有部分上下班打卡记录，但双方劳动合同已于2020年7月31日解除，之后斐乐公司并未安排胡开兰工作，也就不存在发放工资的基础。故对于胡开兰要求斐乐公司支付其2020年8月1日至8月13日工资6285.72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斐乐公司应向胡开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其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月工资按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的二倍计算。胡开兰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按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期间实发工资加社保个人承担部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中2020年7月工资还应加上应发绩效奖金2800元，故其平均工资为11131.32元/月[（5955.28元+17814.55元+16623元+11831.71元+11538.85元+7352.26元+4833.46元+5810.17元+20175.92元+12819.38元+6015.38元+2914.4元+2800元+479.72元/月×10个月+439.61元+1854.64元）÷12个月]，根据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2013年12月12日至2020年7月31日计算，斐乐公司应支付胡开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5838.45元（11131.32元/月×7个月×2倍），对胡开兰该部分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斐乐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开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5838.45元；二、被告斐乐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开兰2020年7月工资差额2800元；三、驳回原告胡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斐乐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斐乐公司举示证据1《关于规范商品销售流程的通知》、证据2《砂之船（重庆）奥特莱斯联营合同》，共同证明被上诉人所在店铺为扣点店，团购必须先款后货，店铺必须要求商场开具收款收据后才能发货。证据3砂之船（重庆）奥莱商场销售单，证明被上诉人直至2020年6月19日才将货款交至商场。胡开兰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复印件上加盖公章，且无被上诉人签字。根据通知内容，责任人应系店长，即使要处罚也应处罚店长。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合同并未对扣点店进行定义，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斐乐公司举示的证据1，无证据显示对胡开兰具有制度约束性；斐乐公司举示的证据2系上诉人与第三方之间的民事合同，其性质并非约束员工的劳动管理制度。综上，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成立。斐乐公司举示的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二审中，针对为何于2020年6月19日才将15826元微信付款缴存商场的问题，胡开兰陈述“当时货品尺码并未到齐，其中可能存在退换货；6月19日顾客已全部确认，此时不存在退换货情况，我才将该款存入商场”。而斐乐公司《关于对奥莱区重庆砂之船奥莱店铺违规行为的通报》载明，“合川区医保局商场团购，该笔团购存在先货后款及员工私收银问题，商场只收款55000元，店员已让顾客将166件货品共计70826元全部取货，剩余货款15826元由顾客微信转账给店员胡开兰，未报备财务，目前公司货款已缴存商场”。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斐乐公司解除与胡开兰的劳动关系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斐乐公司认为其基于公司经营管理权，有权对胡开兰“先货后款”以及主观占有、挪用公司财产的行为行使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权利，因此对胡开兰代收货款行为如何定性及后果评估为本案的关键要件事实。具体评析如下：1、代收货款是否构成“先货后款”？顾名思义，先货后款是消费者收到货之后再行付款，针对的是客户与公司之间账务往来风险。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案涉团购交易发生于2020年6月10日，消费者已通过转账支票付款至奥特莱斯商场55000元，另有15826元付款至胡开兰微信账户，次日胡开兰才将商品邮寄给消费者。显然，就先货后款制度规避的风险而言，该项交易在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账务往来风险，故不构成先货后款的交易模式。2、胡开兰是否具有主观占有、挪用公司财产的故意？代收货款一般有两类动机，增进交易的灵活性，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司财产，前者虽属违规但并未违背忠诚义务，后者因违背忠诚义务致使劳动关系基础不复存在。斐乐公司认为在2020年6月18日公司审计稽核之后胡开兰才将微信账户中的货款缴存商场，故有侵占公司财产的故意。参照职务侵占罪的特征，行为人利用掌管财物上的便利，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企图取得对单位财产占有、处分、收益的权利方构成职务侵占行为。本案中胡开兰代收货款之后无疑客观上掌握了斐乐公司财产，但她在收款当日即将转账截图发送在同一店铺的四人群中，并对交易金额、付款金额及其方式进行披露，其在2020年6月14日将销货信息录入斐乐公司系统后，斐乐公司即在账务处理上对该笔交易进行“锚定”，其效果类似于对公司进行了披露，此种情形下，认定胡开兰具有占有公司财产的故意于情于理不符。相反，胡开兰二审中对未及时缴存代收款给商场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其行为动机更加符合增加交易的灵活性而非侵占公司财产。需要指出的是，发货后再将销售信息录入系统亦不构成先货后款，因为录入销货系统仅仅是斐乐公司确认收入会计计量的前提条件，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货物买卖交易的实质要件。3、代收货款行为与给予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理结果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人身从属性和财产依附性，据此公司当然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但劳资双方的利益必须平衡，劳动者的过错与受到的惩罚应当相适应，公司不得利用优势地位放大对劳动者的惩罚。本案斐乐公司《终端店铺管理规范》中“资金管理-营业款”第5条规定“员工在线下店铺私自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取营业款”行为的奖惩为“利用个人微信/支付宝收款的扣除绩效奖金200元/单；出现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的除赔偿公司损失外，按损失金额扣除绩效奖金，且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开除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根据文义理解，员工个人代收货款行为的处罚有明显阶梯性——公司利益受损与否与代收行为处罚后果相关联，胡开兰代收货款的行为并未造成诸如套取货品、赠品、差价等损失，故斐乐公司给予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处罚违反了比例原则，一审法院认定其违法解除并无不妥。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以及2020年7月工资差额，一审法院评述正确，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斐乐服饰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斐乐服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瑜审 判 员  乔 艳审 判 员  吴学文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  吴小忠书 记 员  董昫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