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冯殿军，男，1960年3月25日生，汉族，住大连市沙河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负责人：董军，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梦红，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法定代表人：潘准，该公司总经理。诉讼代表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负责人：张积才。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文，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寿东淼，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冯殿军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航运集团）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4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冯殿军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为，2002年9月，大连航运集团为包括上诉人在内的1890名职工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处批量开办个人储蓄银行卡。2002年11月6日，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向上诉人名下的尾号为6135银行卡代发新经济裁员补偿金25320元。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多次将上述款项划出、划进、划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曾作出信访答复，认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存在违规扣划上诉人存款的行为。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述行为违法，应向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讼争款项属于职工个人的裁员补偿金，但针对讼争款项的具体性质，是补偿款还是安置款，是否应该发放给个人，发放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则属于上诉人与大连航运集团之间的问题，与上诉人无关，一审法院无权审查讼争款项的性质，并以此来认定上诉人是否有权享有讼争款项。讼争款项打入到上诉人个人银行账户后，就属于上诉人个人财产，应由上诉人自由支配，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意将讼争款项划出，给上诉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主要理由为，1.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批量开卡的背景源于2002年大连航运集团的国企改制，大连航运集团按照国家政策和政府要求，预留了一部分资金用于职工补偿，该笔资金的性质属于专款专用的国有资产，政府将该笔资金托付给改制后的大连航运集团管理。大连航运集团由此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签订对公结算协议，以职工的名义开立了1890张个人银行卡。开卡后，上述银行卡均由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保管至2012年。卡内资金的进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均系在大连航运集团的指示下操作的，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并没有私自挪用。2012年，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将上述银行卡全部交还给了大连航运集团，至此，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对讼争款项在内的全部资金没有再进行任何操作。2.虽然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讼争款项的来源及发放、使用均无关联，但为了本案诉讼，被上诉人积极查阅了与大连航运集团改制有关的相关文件政策，并均提交给了一审法院。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认为，讼争款项的所有权人为大连航运集团，而非上诉人，一审法院审查讼争款项的性质正确。根据《大连市政府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改制企业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为改制企业不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买断工龄。而本案上诉人与大连航运集团的劳动关系始终存续。因此，上诉人不具备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条件。相关文件还规定，改制的职工安置费应列为企业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职工对其不享有所有权，不能对安置费主张权利。3.银监会的信访答复意见不足以作为确定法律关系的证据，银监会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不具备司法裁判功能，认定是否建立储蓄合同法律关系应由法院依据法律事实予以确定，银监会无权直接判断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上诉人都不知晓大连航运集团曾经批量开卡，大连航运集团至今也没有将银行卡发放给上诉人，说明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建立储蓄合同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案涉银行卡内资金的进出也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没有侵害上诉人的任何财产权利。大连航运集团述称，对本案不发表答辩意见。冯殿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返还银行卡存款25320元；二、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支付利息暂计13513元（自2002年11月6日至判决执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大连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处统一为1860名职工办理了东方卡，其中包括冯殿军，冯殿军卡号为98×××35。大连航运集团将统一办理的银行卡保存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处，直至2012年4月7日，大连航运集团员工史平将银行卡取走。2015年，大连航运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大连航运集团破产管理人接收了上述银行卡。该卡自开卡以来，冯殿军从未持有过，其于2017年7月大连航运集团破产时，知晓该卡及卡中曾有存款的情况。2002年11月6日，冯殿军案涉银行卡账户内存入25320元，至2004年5月27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进行了7次批量划扣操作，最后一次2004年5月27日从该帐号划扣25320元，划扣完余额显示为-24092元，后于当日又批量存入24500元。至2018年12月21日，账户内余额剩余492.58元。大连航运集团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做出《大连航运集团代扣（代发）指示》，内容如下：“我公司申请将在贵行代保管的职工东方卡中的人民币存款存至我公司在贵行的结算账户中。”2002年7月2日，大连市交通口岸管理局做出大交岸发（2002）175号《关于大连航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总公司等五家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批复》，该批复同意大连航运集团下属大连海运总公司、大连港务公司、大连集装箱轮船公司、大连海上国际旅游公司、大连航运大酒店等五家企业整体实施新经济裁员并改制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7月3日，中国海员工会大连航运集团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员工会）出具《职代会决议》，内容如下：“中国海员工会大连航运集团委员会经过集团审议并通过决议如下：一、所有职工自愿出资人民币2万元以上，用于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增加注册资本。二、将政府新经济裁员的补偿费优先偿还大连航运集团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的1600万元贷款并由银行直接从个人账户扣收。”2005年3月2日，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形成大会决议，决议同意：《关于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2005年3月2日，大连航运集团（甲方）与海员工会（乙方）签订《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为保证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安全，推进改制企业健康发展，就本企业职工安置费用实施财产保全和监管事宜而签订本合同。大连航运集团的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为1490.54万元。大连航运集团抵押财产为“海桥”轮，评估价值为2779万元，抵押额为1490.54万元。本合同设定抵押的财产，原有产权权属关系不变，甲方占有、使用、收益，甲方有义务维护抵押物，乙方有权代表职工监管、检查抵押物的使用情况。在合同期内，如甲方已支付了部分安置费用给职工，使得合同约定的职工安置费总额减少，甲乙双方应每年年初对抵押财产作一次相应调整。如甲方已将安置费用全部支付给了职工，双方应依法办理有关解押手续。本合同债务履行期限以企业经营年限为限，至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全部支付完为止。本合同经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公示十日。公示结束七日内，分别报送市总工会和企业改制审批部门备案，并由甲方负责、乙方协助有关主管部门办理财产抵押手续。2005年3月2日，大连航运集团（甲方）与海员工会（乙方）签订《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该合同系为保证《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的顺利履行。为确保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不受损失，甲方以“海桥”轮设定抵押，担保范围为《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中第二条所列的财产保全额1,490.54万元，包括主债权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2005年9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甲方）与大连航运集团（乙方）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乙方预留职工及退休人员安置费用共计1,080.54万元，该款项作为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乙方在甲方下发企业改革批复前须向甲方交纳保证金。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乙方一次性将预留职工及退休等有关人员安置费用的100%即1080.54万元作为保证金交给甲方。乙方在办完工商变更登记后1个月内，正式办结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优质财产在市有关部门抵押手续和办结预留职工及退休等有关人员安置费用两个合同，乙方将相关合同和证明报甲方后，甲方于5日内将保证金1080.54万元一次性返还给乙方。2005年9月28日，大连市人民政府作出大政（2005）136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批复》，批复同意大连航运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革，变更为国有参股的有限公责任公司。同意国资委以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5353.43万元、土地评估备案后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6924.70万元，合计1,571.27万元，预留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费用等1,505.54万元后余下的65.73万元和货币334.27万元作为出资；大连新海航运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瑞威尔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大连恒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职工以货币出资，共同对航运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改革后企业名称仍为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11月9日，大连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出具《证明》，内容如下：“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和《企业财产抵押合同》现已办结抵押手续，我部已留存其抵押证原件。特此证明。”另查，2002年8月16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大政办发（2002）103号《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一条（二）款规定：“企业改制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参股、不持股的，其接收的原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及继续管理支付救济费、生活补助费的人员，可从原企业净资产评估核准后的净资产中预留安置费。1.职工按照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可列入企业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企业与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不含办理退休职工），预留的安置费按照经济补偿金的办法（按照改制企业平均工资计算），一次性以货币支付给本人……”2004年1月30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印发大政办发（2004）11号《关于大连市对国有企业改制中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进行监管意见的通知》，要求改制企业以优质财产作为抵押物，对职工安置费用进行财产保全改制企业与改制企业工会（抵押权人）签订《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集体合同》、《改制企业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抵押合同》。2004年7月2日，大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大劳函（2004）7号《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职工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复函》，内容如下：“市经贸委：你委《关于原大连铜管乐器厂职工上访问题的函》收悉，根据劳动法和有关规定，经研究现答复如下：按照市政府《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大政办发[2002]103号文件）规定，改制企业接收原企业职工并按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应按照规定与接收的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不与原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协商职工同意的，应按规定支付给职工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从预留的安置费中列支。支付标准按照职工在原企业的工作年限，每工作1年（不满1年按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按企业改制时职工本人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职工本人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又查，2018年9月19日，张铭秋、吕景娥、阮树奇三人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进行信访举报。11月1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作出大银监信[2018]74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内容为：我局2018年9月19日受理你们提出的信访举报事项（大银监信[2018]61号）已核查结束，现答复如下：我局成立调查组赴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现场核查，核查人员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并约谈该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经核查，2002年9月5日，航运集团签署《“东方卡”代发协议书》（合同号：75010042），向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申请批量开卡并办理代发业务，后续企业又提供《批量开卡申请表》，表明开卡人员为1890人，卡号为98×××66-9843011600333859（含你们3人的账户），两份材料均盖有大连航运集团公章及法人代表门洪升印章。经核查,大连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开立的相关账户的流水和划款凭证发现，2002年12月26日，该行通过批量代扣操作，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扣划32189045元，进入大连航运集团账户（07×××43），2003年1月13日，该行为该公司办理批量代发业务，将上述资金中的22212745元划回员工个人账户；2003年4月-2004年7月间，该行又办理8次批量代扣业务，合计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扣划22,074,199万，上述资金分别进入该公司的三个账户（07×××43、07×××51、75×××23），由该公司陆续使用，金额最大一笔为16,024,279元，于2004年5月27日从职工个人账户批量代扣进入该公司账户（10×××23），其中，1600万元用于归还大连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贷款。该笔贷款于2002年7月16日发放，贷款发放后该行要求该公司将补偿款存入该行为职工发放的东方卡中，并有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该行从职工账户中扣收存款偿还贷款。贷款档案中存有《职代会决议》，内容为：“一、所有职工自愿出资人民币2万元以上，用于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增加注册资本；二、将政府新经济裁员的补偿费优先偿还航运集团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1600万元贷款，并由银行直接从个人账户扣收”。决议日期为2002年7月3日。核查发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为大连航运集团职工办理批量开卡及代发业务档案保管不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代发工资、代收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服务型业务，代理服务型业务有各储蓄机构主管部门与被代理业务部门自行商定”以及《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东方卡代发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相关规定，在企业提供相应材料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可为企业职工开立个人账户并办理代发业务，但核查未发现该公司盖章的《东方借记卡批量开户申请名册》《东方借记卡开户申请表》，不符合《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金融机构要建立完整的信息资料保全系统，必须真实、全面、及时地记载每一笔业务，正确进行会计核算和业务核算，建立完整的会计、统计和各种业务资料的档案，并妥善保管，确保原始记录、合同契约、各种信息资料数据的真实完整”的规定。核查发现，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办理批量代扣资金业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该行无法提供与大连航运集团签订的代扣业务协议书以及该公司职工出具的统一从本人账户代扣资金的授权书。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未经存款人同意的情况下，从个人账户批量扣划资金，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扣划”的规定。我局已要求浦发银行大连分行进一步查找业务档案和操作流程痕迹，深入自查存在的问题，问责相关责任人并向我局报告，我局将根据整改问责情况对该行采取进一步审慎监管措施。2017年7月1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破申5号民事裁定，受理申请人大连航运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冯殿军原系航运集团职工，2017年12月与大连航运集团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款项的性质是什么？二是，冯殿军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是否成立储蓄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冯殿军主张该款为新经济裁员补偿金，等同于买断工龄的费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第一次一审庭审主张该款是职工安置费，不应发放给企业职工，应列入企业资本公积金，由改制企业使用，第二次一审庭审主张不确定该款项性质。一审法院认为，新经济裁员补偿金与职工安置费非同等概念。在起诉状中，冯殿军自认其向银行存款26880元，而事实上，该款项是大连航运集团存入其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为冯殿军及其他职工统一开办的银行卡内，即冯殿军没有直接向银行存款，故一审法院对于冯殿军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不予采信。根据《大连市政府关于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问题的意见》，改制企业接收原企业职工，并按人均1.5万元预留安置费，并按照规定与接收的职工签订不少于5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企业不与原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协商职工同意的，应按规定支付给职工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从预留的安置费中列支。支付标准按照职工在原企业的工作年限，每工作1年（不满1年按1年）发给相当于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标准按企业改制时职工本人前12个月平均工资计算，职工本人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企业月平均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那么改制企业向职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是职工与改制企业不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由此可以看出，冯殿军主张的新经济裁员补偿金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在改制企业中，该款是可以从职工安置费中进行列支。而职工安置费的来源，依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批复》，大连航运集团预留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费用1505.54万元来自于国有资产评估转化，该款应列入大连航运集团资本公积金，专款专用，而非直接发放给职工个人。另外，大连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若向冯殿军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应对此进行确认，签订书面合同，办理相关手续，但冯殿军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各个环节及相应手续，不能仅凭证人潘准的证人证言就可证明，即使潘准现任大连航运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个人亦不能单独证明大连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向职工发放款项的性质。另外，大连航运集团在改制过程中，大连航运集团与海员工会签订了《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财产保全集体合同》、《大连航运集团改制预留职工安置费用企业财产抵押合同》并在大连市总工会办理了备案，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大连航运集团签订《协议书》，大连航运集团预留1080.54万元安置费，大连航运集团的上述措施均与大连市政府关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就职工安置问题所作出的相关政策要求一致，从而反面印证在大连航运集团改制过程中，大连航运集团预留安置费已完成必要的程序，大连航运集团既不应向冯殿军支付安置费，也无需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关于争议焦点二，经一审法院释明，冯殿军就本案的法律关系选择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一般而言，储蓄存款合同表现为存折、存款或其他储蓄存款凭证，但储蓄存款凭证仅仅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证明，而不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本身。储蓄存款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应自存款人将货币交付于金融机构之时起合同成立。双方均已确认非冯殿军本人在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办理银行卡，冯殿军名下银行卡内的操作也均非冯殿军本人进行的操作，其款项亦非冯殿军个人存入。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冯殿军之间未达成建立储蓄存款合同的合意。就款项的所有权是否归冯殿军所有，在此前一问题中已进行论述，该款项无法认定为安置费或经济补偿金，该款虽由大连航运集团存入冯殿军名下银行卡内，但不能认定该款属于冯殿军。案涉银行卡虽是以冯殿军名义办理，但至今未向冯殿军直接发放银行卡，且该卡现保管于大连航运集团处，因此，不能认定冯殿军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储蓄存款合同成立。综合上述意见，大连航运集团存入冯殿军名下浦发银行卡内的款项非冯殿军的经济补偿金，冯殿军无权领取，且冯殿军与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尚未成立，故，冯殿军要求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承担返还款项的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冯殿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71元，由冯殿军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是否给上诉人造成了25320元的损失。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将其个人银行卡中的讼争款项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划出，应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事实，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曾于2018年对包括讼争款项在内的资金走向及银行卡的开立情况等事实进行了核查。通过该次核查以及各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辩观点可以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主张的尾号6135银行卡系由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在被上诉人处开立的，被上诉人实施的批量代扣行为均系依照大连航运集团的指示进行的，且划出的款项均进入到大连航运集团账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在核查中认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可以为企业职工开立个人账户并办理代发业务。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根据其与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之间的约定代上诉人开办个人银行卡，并按照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的指示将讼争款项进行代扣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该行为亦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可以办理的服务性业务类型的规定，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代扣行为合法有效，且符合其与大连航运集团的约定。即使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在具体代扣过程中，存在未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料保全系统，以及未能保存员工的代扣资金授权书，违反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但上述不完善的行为不足以推翻代扣行为的效力，以及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与原审第三人大连航运集团之间的意思自治。基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核查的上述事实及账户银行流水来看，讼争款项的最初发放人系大连航运集团，经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代扣后，讼争款项又转回到大连航运集团账户，而上诉人又曾与大连航运集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大连航运集团应负责向上诉人解释说明讼争款项的具体性质，以及上诉人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应取得何种利益、是否应享有讼争款项等事实。但从案涉银行卡流水来看，上诉人并未实际享有讼争款项，但上诉人是否应实际享有，则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与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代扣行为无关联性。上诉人仅凭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的代扣行为主张被上诉人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应承担其所谓的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利益损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冯殿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1元，由上诉人冯殿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迪审判员 王慧莹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孙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