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7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昭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大道文武路42号24层EFG。法定代表人：王小援，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栋，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泰融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甲13号院2号楼24层2-2401。法定代表人：夏仲新，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光辉，北京市浩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北京市浩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游玉兰，女，1963年10月3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上诉人成都昭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昭瑞公司）、北京泰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融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游玉兰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43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昭瑞公司之法定代表人王小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栋，上诉人北京泰融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兴辉、王德，被上诉人游玉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昭瑞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北京泰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昭瑞公司支付违约金（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股份权益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游玉兰承担连带责任；3.上诉费用由北京泰融公司、游玉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于支付违约金的起始时间以及《声明》认定错误。一、《股份代持协议》约定，北京泰融公司完成广西永利公司转让工作后，应将股份权益转账给成都昭瑞公司。《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如北京泰融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让广西永利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将立刻全部支付成都昭瑞公司股份回购款项。一审判决却径直以（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2019年7月22日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显属自相矛盾，事实认定错误。第一，北京泰融公司2015年8月24日与陈某签订了《协议书》，2015年8月25日又与陈某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这两份协议明确了双方一致同意转让广西永利公司100%股权的事实，故无论从事实及约定来看，都应当适用《补充协议》的约定，从2015年8月25日开始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第二，以（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时间2019年7月22日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有违公平和诚信原则。即使不以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时间节点作为违约金的起算节点，也应当以北京泰融公司与陈光旭签订的协议中转让支付的最后期限为节点。二、游玉兰在《声明》中表明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性质上属于债务加入，且游玉兰作为享有北京泰融公司80%股权的股东、游玉兰的女儿林靖作为享有北京泰融公司20%股权的股东，对该债务的履行具有直接和实际的利益，也更符合债务加入的特征。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在第三人对债务履行存在履行利益时，宜认定为债务加入。而债务加入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债务加入关系中第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北京泰融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中认定的《股份代持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该协议第4条、第6条明确约定了成都昭瑞公司持有3%的股份，在北京泰融公司完成广西永利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以后，才会将450万股权收益款转入成都昭瑞公司。协议明确了450万元收益款支付给成都昭瑞的具体时间是在完成广西永利公司股权转让以后。收购方没有将3000万元支付给北京泰融公司，故450万元股权收益款的付款条件不具备。游玉兰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其只有股份代持人的义务。游玉兰辩称，其仅为成都昭瑞公司代持3%的股权。协议说的非常清楚，只有在收到转让款后，才将款项转给成都昭瑞公司，但北京泰融公司未收到转让款。北京泰融公司支付转让款与其无关，其只是代持股份的关系，不认可存在债务加入，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北京泰融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改判驳回成都昭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判决中已认定《股份代持协议》合法有效，450万元是转让下属子公司后成都昭瑞公司依据持有北京泰融公司3%股权应得到的股权收益款。因此，只有在北京泰融公司实际产生了股权收益时才能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给成都昭瑞公司。北京泰融公司并没有懈怠主张自己的法律权利，更没有故意逃避履行自身的法律义务。鉴于450万元是股权收益这一事实，依据《股份代持协议》的约定，目前支付450万元的付款条件并不具备。其次，一审判决认定补充协议对北京泰融公司有效是错误认定事实，同时也错误适用了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一审已查明《投资合作协议》《借款协议》《股份代持协议》均是北京泰融公司与成都昭瑞公司签订的，夏仲新并没有取得北京泰融公司的任何授权，其身份也不是北京泰融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北京泰融公司与成都昭瑞公司除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以外，没有就450万元股权收益款支付问题再签订任何协议或文件。450万元股权收益款只能依据《股份代持协议》的相关约定进行支付。夏仲新于2014年5月22日以个人名义与成都昭瑞公司签署了一份文件，该文件即没有名称也没有加盖公章，只是签署人的个人行为。一审判决却认定该文件为《股份代持协议》的补充协议，是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夏仲新是北京泰融公司的代理人或取得北京泰融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只是以夏仲新曾在两年前和成都昭瑞公司一些工作人员有过沟通和磋商，就简单适用表见代理的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夏仲新2014年5月22日签署的文件对北京泰融公司有约束力，是适用法律错误。成都昭瑞公司辩称，不同意北京泰融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1.关于支付条件的问题。《股份代持协议》第6条、第7条中有明确约定。支付条件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转让完成，另外是一种是视为转让完成。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北京泰融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让广西永利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就应当立刻支付成都昭瑞公司的股份回购款，这个约定是不以北京泰融公司取得了股权转让款或者进行股权变更为前提或者判断标准的。而从视为转让完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从广西永利公司法人的变更还是公司股权转让的实际约定来看，北京泰融公司除了保管公司的公章之外，实际是不参与公司经营的。北京泰融公司当然属于丧失了对广西永利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所以应当视为转让完成。2.一审判决和上诉状中都明确承认夏仲新是以北京泰融公司员工的身份与成都昭瑞公司进行沟通和切磋。夏仲新与游玉兰夫妻关系、北京泰融公司本身属于家族企业的性质，结合夏仲新对外签订的协议，以及其目前是公司法人等事实来看，成都昭瑞公司均有理由相信夏仲新是对北京泰融公司有代理权的。游玉兰辩称，同意北京泰融公司的上诉意见。成都昭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泰融公司支付股份权益款450万元；2.判令北京泰融公司支付违约金（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股份权益款为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判令游玉兰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用由北京泰融公司、游玉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9日，成都昭瑞公司（甲方）与北京泰融公司（丙方）、广西永利公司（乙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就甲乙双方共同设立新公司开发金矿、丙方予以积极协助之有关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如无特别说明，本协议所指的公司均为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公司名称广西金永利矿业有限公司，备用名称广西新永利矿业有限公司等，公司正式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甲方出资750万元，占全部出资的75％，乙方出资250万元，占全部出资25％；甲乙双方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在一年内分期逐步到位，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300万元。其中，第一条第五点第2款约定：根据注册资金到位进度和比例，甲方同意分期按比例借支人民币总额250万元给乙方，作为乙方缴纳出资所用，乙方需向甲方出具有效借款依据，并将借款直接转入公司验资账户。第一条第五点第3款、第4款约定：乙方和丙方负责在上述探矿权延续工作完成后三个月内办理上述相关探矿权变更到公司，当乙方和丙方完成相关探矿权变更到公司手续后，本协议第一条第五点第2款约定的借款，视为乙方已归还甲方，甲方需退回乙方相关借款依据，在乙方和丙方未完成上述相关探矿权变更手续之前，甲方对乙方的该笔借款，有权按正常借款主张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利。第一条第五点第5款约定：为保证探矿生产进度的正常安排，甲方可根据乙方所签订的、与上述探矿权相关的合同和乙方编制的与上述探矿权直接相关的开支预算表，借支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先期费用给乙方。第七条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即开始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第五点第5款的约定借支200万元给乙方。2011年9月30日，成都昭瑞公司（甲方、贷款人）与北京泰融公司（乙方、借款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双方根据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签订本借款协议；甲方贷给乙方200万元，并以转账方式交付给乙方；借款期限，该款定于乙方收到本借款之日起的3个月内归还，根据双方所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本借款只能用于广西永利公司、北京泰融公司所控制的广西蒙山县金团冲金矿探矿权、广西昭平县四旺金矿探矿权自2011年8月1日以后的相关费用支付；上述期限内归还，不计资金利息。2011年，北京泰融公司向成都昭瑞公司出具《借据》，约定：今借到成都昭瑞公司200万元整，定于自本借据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归还。2012年7月3日，北京泰融公司（甲方）与成都昭瑞公司（乙方）、广西永利公司（丙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约定就三方2011年9月29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相关事宜及乙方委托甲方法定代表人游玉兰代为持有其在甲方名下的股份达成如下协议。其中，第一条约定：乙方按《投资合作协议》借给甲方的人民币200万元及其它相关费用折股为北京泰融公司3％的股份（北京泰融公司总股本为2000万元股）。第二条约定：乙方委托甲方法定代表人游玉兰代为持有上述股份，并由游玉兰以自己名义代为行使乙方的一切股东权利，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及工商登记等所有有关股东情况的登记记载事项不变，公司的重大事宜决策，代持人游玉兰需告知乙方并充分尊重乙方的意见和建议。第四条约定：北京泰融公司承诺将以不低于1.5亿元的价格转让广西永利公司全部100％的资产，如实际转让价格低于1.5亿元，则按1.5亿元计算乙方应当享有的股份权益，折合人民币450万元，如实际转让价格高于1.5亿元，则按3％的股份比例计算乙方应当享有的股份权益（甲方应当承担的债务由其自理，与乙方无关）。第六条约定：甲方完成丙方转让工作后，应将乙方应享有的本协议第四条所指的股份权益转账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账号，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第七条约定：甲方和代持人游玉兰需保证对丙方的实际控制权（即保证广西永利公司的证照原件、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在游玉兰的控制下），特殊情况除外，否则视为已经转让完成，按本协议第四条执行。第八条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上述三方在2011年9月29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自动作废。第九条约定：甲方完成丙方转让工作并将本协议第四条所指定的乙方应享有的股份权益转账给乙方后，本股份代持协议解除，乙方不再享有甲方的股份，也不再享有甲方的股份权益。2014年5月22日，北京泰融公司（甲方）与成都昭瑞公司（乙方）、广西永利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根据三方所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就甲方法定代表人游玉兰（夏仲新的妻子）为乙方代持的丙方股份事宜达成共识，签订如下补充条款：甲方承诺，股份回购期间，如甲方以任何方式出让丙方部分或者全部股份，将立即全额支付乙方股份回购款项；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回购款项后，未支付部分金额转为夏仲新和游玉兰个人借款；迟延支付的款项，甲方和丙方需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有可能的诉讼、司法和其他相关费用。合同载明的北京泰融公司代表人、广西永利公司代表人均为夏仲新，成都昭瑞公司代表人为蒋某。合同落款处，乙方位置署名蒋某，甲方、丙方位置署名夏仲新。诉讼中，北京泰融公司不认可夏仲新签名的真实性，但明确表示不申请笔迹鉴定。2015年8月24日，北京泰融公司（甲方）与陈某（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广西永利公司经营的一切公司生产资料交由乙方经营管理，公章及公司正本文件由甲方保管，如果没有陈某的签字甲方不得单独使用公章；公司作价3000万元，公司法人变更后价款须在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公司每进一笔投资款须付给甲方10％-30％，余款留作矿山运作之用），在这期间公司重大事项双方需相互协商（矿山生产、公司股权变更等）。该协议落款处，夏仲新作为北京泰融公司代表人在甲方位置署名。2015年8月25日，北京泰融公司（出让方）与陈某（受让方）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鉴于双方一致同意出让方将所拥有的广西永利公司100％的股权按现状转让给受让方，而签署本《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在合同生效后将公司所有资料、交通工具、办公场所、交付给受让方，由受让方负责生产经营，印章在受让方未付款时由受让方保管，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由双方保管。合同落款处“出让方”位置加盖了北京泰融公司印章，并署有夏仲新签名。2018年10月26日，游玉兰、北京泰融公司向成都昭瑞公司出具《声明》，载明：本人游玉兰系北京泰融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80％股权；北京泰融公司与贵司及广西永利公司于2012年7月3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根据该协议的约定，实任北京泰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我本人代为持有有关股份和以我本人名义代为行使贵司的一切股东权利；现因2018年5月31日北京泰融公司法定代表人从游玉兰变更为夏仲新，特声明如下，游玉兰认可《股权代持协议》，不因北京泰融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影响协议中游玉兰本人义务的约定；北京泰融公司亦认可该《股权代持协议》并将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作为该公司的控股大股东，我本人亦承诺就该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全部责任。声明中加盖了北京泰融公司印章，并签署游玉兰、夏仲新签名。2018年12月25日，北京泰融公司、游玉兰曾向成都昭瑞公司邮寄《说明》，载明：本公司与陈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及签订后陈某至今未按照《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向本公司支付任何转让款的事实，且本公司多次向陈某催要该转让款的事实，本公司已详细告知贵公司，贵公司也未就此表达任何异议；本公司将遵照《股份代持协议》严格履行《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的义务，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并不影响代持协议的履行，游玉兰作为本公司80％股权持有者，可以继续为贵公司的代持人，履行代持义务。2019年1月14日，成都昭瑞公司向北京泰融公司、游玉兰邮寄《回复函》，载明：2015年广西永利公司转让后至今，我司多次向贵司现法定代表人夏仲新催收上述款项，不存在我司未表达任何异议一事；根据《股份代持协议》第六条约定，贵司既与陈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约定的最后付款日为2017年6月30日前，我司有理由认为贵司已经完成转让工作，陈某是否支付转让款或贵司是否催要我司无从得知，亦不能因前述行为影响该条约定的贵司的义务，故贵司应当立即将股份权益转账给我司；我司了解，贵司与陈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至今，贵司即完全中止对广西永利公司的正常费用开支进行支付，全部广西永利公司正常开支包括工资、水电费用、办公室房租、矿部建设、探矿等公司日常开支，均由买受人陈某负责支付，与此同时，陈某成为广西永利公司买受人后，广西永利公司深陷诉讼、合同、民间借贷泥潭，处于完全的失控状态，贵司应当比我司更了解和清楚知悉这样的情况，依据《股份代持协议》第七条约定，贵司应立即按照协议第四条执行，将股份权益全额转账给我司；现我司郑重通知贵司及游玉兰女士，请务必于2019年1月25日之前将全部的股份权益转账至我司账户。2019年1月30日，成都昭瑞公司委托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向北京泰融公司、游玉兰邮寄律师函。2019年，北京泰融公司曾将陈某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支付北京泰融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违约金300万元。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7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成都昭瑞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显示：2011年8月3日，夏仲新向蒋某发送电子邮件：“蒋先生，你好，传去我们意见的修改稿”。附件为《投资合作协议》，内容与成都昭瑞公司、广西永利公司、北京泰融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所签的《投资合作协议》内容部分一致。2011年9月27日，夏仲新向蒋某发送电子邮件。附件“投资合作协议”，与成都昭瑞公司、广西永利公司、北京泰融公司于2011年9月29日所签的《投资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2011年9月30日，×向蒋某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夏仲新，邮件内容为：“借款协议夏总和我都没意见，我们已经将需盖泰融财务章的地方盖好章并发给秦总了（请见附件），秦总说暂时无法上网处理，让我转发给您，请您酌情处理。”附件“借款协议”内容同成都昭瑞公司与北京泰融公司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北京泰融公司2011年出具的《借款》内容一致。2012年5月16日，蒋某向夏仲新发送电子邮件，主题为“关于履行北京泰融与成都昭瑞合同的建设性赔偿支付方案”，内容为：“经项目股东研究，同意以以下方式履行退款赔偿终止合同执行：总赔偿额470万元，4个月内支付成都昭瑞同意减免70万元。总额为400万元，与此同时，成都昭瑞可根据北京泰融的支付时间，自愿逐月减免其债务20万元，具体按以下方式执行，（1）2012年9月支付400万元，（2）2012年8月支付380万元，（3）2012年7月支付360万元，（4）2012年6月支付340万元，（5）2012年5月支付320万元”。2012年6月20日，夏仲新向蒋某发送电子邮件：“×，我们做了一些修改，请查收”，主题“股份代持协议3”。2014年5月22日，夏仲新向蒋某发送电子邮件，附件“股份代持补充协议”内容与夏仲新代表北京泰融公司、广西永利公司于2014年5月22日与成都昭瑞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相同。北京泰融公司认可×为夏仲新电子邮箱，但认为夏仲新电子邮箱所发的邮件只是按照北京泰融公司指示发出的，只能说明北京泰融公司在和成都昭瑞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前曾通过夏仲新与成都昭瑞公司进行了沟通。一审诉讼中，北京泰融公司称：2010年至2012年期间，夏仲新在北京泰融公司任部门经理，后来法定代表人由覃光广变更为游玉兰后，夏仲新就不再任职了，2018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夏仲新，夏仲新才又回来任职，故2014年5月补充协议签订时，夏仲新在北京泰融公司没有任职，也未取得北京泰融公司授权，该补充协议对北京泰融公司没有拘束力；之所以夏仲新在2015年8月的《协议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上代表北京泰融公司签字，系因是夏仲新介绍的客户，故委托夏仲新签字。一审诉讼中，成都昭瑞公司称游玉兰于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声明》，具有承担连带责任之表示，故据此主张游玉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成都昭瑞公司与广西永利公司、北京泰融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股份代持协议》，与北京泰融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结合双方诉辩意见及庭审陈述意见，本案主张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5月22日的补充协议对北京泰融公司是否产生约束力。二、450万元股份权益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三、游玉兰应否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5月22日的补充协议对北京泰融公司产生约束力，理由如下：其一，成都昭瑞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显示，《投资合作协议》《借款协议》《股份代持协议》等涉案文件在签订过程中，夏仲新代表北京泰融公司与成都昭瑞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对上述文件内容进行了沟通、磋商。北京泰融公司亦认可夏仲新邮箱所发电子邮件系按照北京泰融公司指示发出的。故成都昭瑞公司有理由认为夏仲新于2014年5月22日所发关于补充协议的电子邮件，系代表北京泰融公司所发。其二，北京泰融公司认可其在和成都昭瑞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前曾通过夏仲新与成都昭瑞公司进行了沟通。虽然北京泰融公司辩称2012年至2018年期间夏仲新已不在北京泰融公司任职，无权代表北京泰融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根据已查明事实，该期间夏仲新曾于2015代表北京泰融公司与陈某签订涉案《协议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且无证据显示北京泰融公司曾向成都昭瑞公司通知过夏仲新离职或变更联系人。故成都昭瑞公司有理由认为夏仲新系北京泰融公司的有权代表。综上，现有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认定夏仲新在2014年5月22日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效力及于北京泰融公司。关于争议焦点二，北京泰融公司辩称陈某并未实际支付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北京泰融公司未完成广西永利公司的转让工作，450万元股份权益款的支付条件未成就。一审法院认为，《股份代持协议》约定，北京泰融公司完成广西永利公司转让工作后，应将股份权益转账给成都昭瑞公司。2014年5月22日的补充协议进一步约定，如北京泰融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让广西永利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将立刻全部支付乙方股份回购款项。上述协议并未约定以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或股权变更登记作为股权转让的判断标准。北京泰融公司已与陈某签订了《协议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3000万元完成对广西永利公司的转让，并经（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支付北京泰融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违约金300万元。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9年7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该生效判决，陈某应向北京泰融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是既定事实，且具有强制性效力。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认为至该判决生效之日，对成都昭瑞公司而言，北京泰融公司已出让了广西永利公司股份，北京泰融公司支付450万元股份权益款的条件已成就。现，成都昭瑞公司主张北京泰融公司支付股份权益款并支付迟延付款违约金，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迟延付款违约金的计算基数、计算标准，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一审法院结合上述对付款条件成就时间的认定，依法调整为（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次日。关于争议焦点三，成都昭瑞公司依据游玉兰于2018年10月26日出具的《声明》，而主张游玉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声明》中“作为该公司的控股大股东，本人亦承诺就《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全部责任”的内容，仅表明游玉兰承诺履行《股份代持协议》项下义务，即“代位持有股份”“游玉兰以自己名义代为行使成都昭瑞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等义务，而无对北京泰融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意。成都昭瑞公司据此主张游玉兰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20年12月作出判决：一、北京泰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昭瑞公司支付股份权益款450万元；二、北京泰融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昭瑞公司支付违约金（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股份权益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标准计算）；三、驳回成都昭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全案案情及当事人诉辩称意见，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5月22日的补充协议对北京泰融公司是否产生约束力。二、450万元股份权益款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三、游玉兰是否构成债务加入。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首先，成都昭瑞公司提交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显示，《投资合作协议》《借款协议》《股份代持协议》等涉案文件在签订过程中，夏仲新代表北京泰融公司与成都昭瑞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对上述文件内容进行了沟通、磋商。北京泰融公司亦认可夏仲新邮箱所发电子邮件系按照北京泰融公司指示发出的，故成都昭瑞公司有理由认为夏仲新于2014年5月22日所发关于补充协议的电子邮件，系代表北京泰融公司所发。其次，北京泰融公司认可其在和成都昭瑞公司签订相关协议前曾通过夏仲新与成都昭瑞公司进行了沟通。虽然北京泰融公司辩称2012年至2018年期间夏仲新已不在北京泰融公司任职，无权代表北京泰融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但该期间夏仲新曾于2015年代表北京泰融公司与陈某签订涉案《协议书》《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且无证据显示北京泰融公司曾向成都昭瑞公司通知过夏仲新离职或变更联系人，成都昭瑞公司有理由认为夏仲新系北京泰融公司的有权代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夏仲新2014年5月22日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效力及于北京泰融公司，有据可依，本院不持异议。北京泰融公司主张上述文件的签订系夏仲新的个人行为，对北京泰融公司无约束力，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股份代持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北京泰融公司完成广西永利公司转让工作后，应将股份权益转账给成都昭瑞公司。如北京泰融公司以任何方式出让广西永利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将立刻全部支付乙方股份回购款项。（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陈某支付北京泰融公司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违约金300万元，且该判决书已于2019年7月22日发生法律效力，故可以认定北京泰融公司支付450万元股份权益款的条件已成就。另，双方对于给付时间存在争议，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履约实际，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将付款时间调整为（2019）京0105民初28483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次日，本院予以确认。成都昭瑞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起算时间，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债务加入，是指债务人并不脱离原合同关系，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后，与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本案中，根据游玉兰出具的《声明》所载内容“作为该公司的控股大股东，本人亦承诺就《股份代持协议》约定的义务，承担全部责任”，而《股份代持协议》项下义务系“代位持有股份”“游玉兰以自己名义代为行使成都昭瑞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等义务。因此，《声明》无法当然推导出游玉兰系加入债务，与北京泰融公司共同向成都昭瑞公司支付股份权益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成都昭瑞公司、北京泰融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907元，由成都昭瑞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4012元（已交纳），由北京泰融投资有限公司负担5189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姜 君审 判 员  张 慧审 判 员  贾 旭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