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302民初1509号原告：董元新，男，1973年2月18日出生，淄川区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学梅，山东致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苏静，女，1972年6月11日出生，淄川区村民。被告：张哲，男，1997年12月13日出生，淄川区村民。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山东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元新与被告苏静、张哲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1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元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候学梅，被告苏静、张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元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双方于2020年7月21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静、张哲承担。事实与理由：张绪新(已病故，系苏静之夫、张哲之父)与董元新等人前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公乌素镇工作。2020年6月27日午休时，张绪新突发疾病去世。2020年7月21日，董元新与苏静、张哲双方在当地派出所及司法所的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董元新一次性付给苏静、张哲死亡救助金、丧葬补助费等共计210000.00元，并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因董元新己无力继续支付救助金等，苏静、张哲于2021年2月5日将董元新诉至贵院，董元新接到诉状后经咨询和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得知：张绪新与董元新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张绪新也并非工作中病故，董元新无过错，无义务对张绪新亲属承担补偿或赔偿责任。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系董元新对事实及法律的错误认知导致，属于重大误解，依法应予以撤销。为维护董元新权益，特诉至贵院。苏静、张哲辩称，一、董元新所诉与本案事实不符，受害人张绪新受雇于董元新，在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西来风工业园乌海鸿谊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董元新雇佣的职工从事工作，并非董元新所说的与其一起到该单位工作。受害人在工作期间因疾病死亡，董元新作为其雇主应当对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民事责任。苏静、张哲在此事处理期间，从未对董元新的身体造成过任何伤害，也未对董元新进行恐吓、辱骂和殴打的行为，其陈述均不属实。二、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在受害人张绪新去世后，董元新与苏静、张哲在公乌素街道派出所和司法所达成了调解协议，而且由公乌素街道派出所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安排调解员对双方的事情予以处理并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条和23条、24条的规定，出具了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调解协议书是在调解委员会尊重当事人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达成的调解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案件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该协议并未显失公平，而且也不存在董元新所陈述的重大误解的情形。董元新在签订协议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是在司法所和公安机关的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对相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规定是清楚的，因此该调解协议并不是基于董元新在接到苏静、张哲起诉之后才得知该协议董元新没有义务承担责任，因此董元新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另外，作为显失公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双方为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且苏静、张哲与董元新在签订协议时，并不处于任何优势地位，同时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1项规定，重大误解订立的人民调解协议指的是订立协议时双方之间有重大误解的情形，或一方有重大误解的行为，作为重大误解指的是一方因自己过错对民事行为的内容发生重大误解而实施的某种法律行为，自己的过错指的是在人民调解协议订立时已存在的事实或法律规定所做的不正确的假设，所以在本案中董元新在人民调解协议签订之后已经履行了部分协议内容和义务，不存在订立协议时有重大误解的法定情形。作为重大误解这一法定形成的撤销权，其行使有严格的法定期限。根据民法典152条第1款的规定，董元新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人民调解协议也是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因此董元新也应当知道重大误解撤销权在协议订立时就作出自己的意思表示，所以董元新行使本案撤销权法定期限已经超过，其已丧失撤销权。三、由于董元新没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导致受害人至今没有入土为安，受害人所实施的工作行为是为了董元新的利益，董元新应当在本案中根据人民调解协议的约定承担民事责任。董元新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庭审中，董元新提供如下证据：1、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没有原件，被董元新给他干活的老板淄博泰金窑炉有限公司的张洪伟拿走，至今没有给董元新），证明张绪新签订该协议的背景，张绪新是在午休时突发疾病去世，是因为中午吃饭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董元新与另一名同事将张绪新送往医院救治，张绪新并非在工作中死亡，且董元新对其进行积极救治，董元新没有过错。同时证明董元新个人与张绪新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依法不应对张绪新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董元新与苏静、张哲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对董元新显失公平，严重侵犯了董元新的权益，依据法律规定应予以撤销。2、病历一份，证明董元新在2020年7月3日被苏静、张哲及家人殴打，致使头部损伤，面部损伤，牙齿缺少，颈、肩、胸部、上肢、小腿均被打伤住院治疗的事实。同时证明董元新是在遭受殴打，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3、有苏静、张哲方出具的向董元新要求支付张绪新已故赔偿金1250000.00元的赔偿明细表，证明在张绪新病故后，苏静、张哲反复向董元新索要赔偿金，并出具明细，且告诉董元新如果不按此赔偿将对人身采取攻击。上述三组证据均证明董元新系在苏静、张哲的恐吓、殴打，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下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由于董元新与张绪新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没有过错，张绪新并非在工作中死亡，该份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显失公平，继续履行对董元新严重不公，依法应予撤销。经苏静、张哲质证，认为1、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该调解协议书不能证明董元新的主张，从该调解协议书的内容能够看出是董元新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董元新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的是雇佣关系，董元新不属于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但雇主与雇员之间产生的人身损害关系，雇主应当承担责任，且该调解协议书是基于受害人受雇于董元新，董元新对受害人亲属作出的补偿，该补偿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且董元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协议合法有效。2、对病历一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住院病历不能证明苏静、张哲对董元新实施过侵权行为，既然董元新受到他人的伤害，该协议书又是在公安机关参与的情况下签订，从而能够证明苏静、张哲从未对董元新身体造成过伤害，且董元新所主张的因为受到伤害而缺乏判断力这一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胁迫行为，由于董元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伤害后果与苏静、张哲有关联性，且也没有证据证实苏静、张哲有殴打董元新的行为而被公安机关处理的事实，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董元新受到殴打处于劣势的地位而签订协议的事实存在。3、赔偿明细表不是苏静、张哲向董元新出具，且董元新一再陈述的是自己没有赔偿责任，而存在对协议的重大误解，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董元新在受害人去世后人民调解协议签订之前已经知道苏静、张哲有要求董元新赔偿的请求和数额，并不是董元新所说的缺乏对事实和法律的正确判断，如果董元新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就应当依法通过诉讼程序对本案事实、责任划分予以处理，而不是在收到赔偿明细之后以协商赔偿数额的方式与苏静、张哲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因此说该人民调解协议通过董元新提供的该份证据也能证明为董元新的真实意思表示，董元新自愿承担对苏静、张哲的赔偿责任，董元新的三份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人民调解协议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且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重大误解撤销的法定情形，故该份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请求法庭对董元新提供的三组证据及主张不予支持。董元新认为，其是在收到苏静、张哲另外一个案件的起诉状，要求董元新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继续支付赔偿款的诉状后通过咨询他人、查阅相关法律规定，才知晓该协议的签订是显失公平的。同时由于董元新与张绪新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没有过错，不应当对张绪新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即便如苏静、张哲所说，董元新与张绪新存在雇佣关系，依据民法典1192条的规定，由于本案中张绪新并非在提供劳务中死亡，且董元新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又由于董元新是在苏静、张哲及亲属的围攻、殴打之后才签订了该份协议，根据民法典151条规定，董元新依法可以撤销该协议。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与一般协议相同，只要没有经过司法确认，任何一方都享有撤销权。苏静、张哲的陈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调解协议只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下达成的协议，法律规定了可以确认其司法效力，但并没有规定该协议不可以撤销，其效力等同于一般协议，任何签订协议的双方均有撤销权。苏静、张哲认为1、董元新认为自己对受害人张绪新的死亡没有过错，有无过错并不是人民调解协议可撤销的法定条件，同时涉案协议是在公安机关签订的，在公安机关、双方当事人均在场，苏静、张哲没有对董元新身体造成伤害，如果说在公安机关苏静、张哲殴打董元新，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苏静、张哲不仅承担的是民事和行政责任，更会以妨害执行公务承担刑事责任，董元新陈述的该项内容不属实。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签订的协议符合人民调解协议的规定。2、董元新认为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2条，当事人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37条，因为人民调解协议而提起的诉讼，案由只有二个，第一是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第二是申请撤销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并没有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可以撤销，所以说董元新引用该条来行使撤销这一形成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董元新陈述人民调解协议和一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是错误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明确规定，该份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不属于一般协议，双方当事人签订之后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确认的是调解协议是否有效和无效，并不是撤销。苏静、张哲未提供书面证据。经双方质证，本院对董元新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定：1、人民调解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证据仅能证明董元新已经与苏静、张哲就张绪新死亡一事成调解协议，不能证明董元新在本案中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2、病历一份，能够证明董元新受伤住院的事实，但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明受伤原因系苏静、张哲殴打所致，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3、苏静、张哲方出具的向董元新要求支付张绪新已故赔偿金1250000.00元的赔偿明细表，因双方已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赔偿明细仅是苏静、张哲的单方要求，并不能证明董元新所陈述的“苏静、张哲告诉董元新如果不按此赔偿将对人身采取攻击”这一主张，故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认证，以及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张绪新(苏静之夫、张哲之父)与董元新等人前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公乌素镇工作。2020年6月27日午休时，张绪新突发疾病去世。2020年7月21日，董元新与苏静、张哲双方在公乌素派出所和公乌素镇司法所的主持下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董元新一次性付给苏静、张哲死亡救助金、丧葬补助费等共计210000.00元，并承担张绪新遗体火化和骨灰盒运回淄博市淄川区台头村所产生的费用。协议签订后，董元新支付苏静、张哲110000.00元，余款100000.00元未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中，董元新主张其签订的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受胁迫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首先，董元新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在签订本案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在公乌素派出所和公乌素镇司法所的主持下签订了该协议书，并由董元新、苏静、张哲签字确认，同时调解主持人吴东风、史伟，以及公乌素镇司法所所长刘磊，均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公乌素街派出所治安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印章，再从董元新已支付110000.00元赔偿款这一行为来看，董元新也已实际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因此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其次，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本案双方当事人为平等主体，双方签订协议是在派出所和司法所共同主持下进行的，因此董元新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订案涉协议书时处于危困状态，且董元新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对签订的协议缺乏判断能力，因此，不能认定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显失公平。最后，对于董元新主张的受胁迫，因董元新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苏静、张哲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本案案涉协议书，故对董元新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确认。综上所述，董元新与苏静、张哲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确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董元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计50.00元，由董元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磊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孙运超书记员刘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