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甘07民终4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龙某，男，汉族，甘肃省山丹县人，住甘肃省山丹县。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焉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924351054E。 负责人：淡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男，197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山丹县人，住甘肃省山丹县。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丹支公司工作人员。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某，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龙某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2021）甘0725民初1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某、汪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龙某的上诉请求：撤销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2021)甘0725民初104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一次性支付保险金1000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错误。龙震威将保费交给被上诉人业务员,业务员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为其进行投保,后将《互联网短险销售电子保险凭证》交给龙震威，被上诉人对免责条款未履行任何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无效。依照现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当事人单方陈述,不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错误。二轮电动车非机动车,而一审判决直接引用机动车的相关法律规范错误。三、一审判决对龙震威是否存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情形问题认定偏离了“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是否违法与龙震威骑行电动车发生保险事故获得相应保险利益没有必然联系，保险人应该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法院认定保险人免责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免责情形，本案龙震威系骑行二轮电动车发生意外事故,不属于免责的情形。“醉驾”应由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进行认定，不能依据《鉴定意见书》直接认定行为违法或酒后驾驶,免责条款中的“酒后驾驶”必须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后方可确定。四、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被上诉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如免责条款有效,龙震威骑行的电动车亦非免责条款的机动车,保险人仍应支付保险金。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察笔录，交警认为事故车辆属于电动二轮车,龙震威作为普通人,不具备专业的判断能力,对机动车的理解只能根据日常经验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子以解释。 人寿保险甘肃分公司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上诉人之子龙震威系醉酒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对于醉酒后发生的事故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金的约定已在保险条款中明确载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龙震威发生交通事故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312.47mgml，已属于醉酒状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醉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龙震威醉酒驾车导致事故的发生其本身已属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被上诉人依据法律规定只有提示义务而无需解释或说明。上诉人认可保险系由龙震威自己购买的事实，现龙震威已因交通事故导致身故，上诉人不能因要获得保险赔偿就质疑龙震威投保过程的合法性。2、本案不存在对格式条款理解出现争议的情形。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了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免责条款的范围，同时也约定了被保险人“醉酒”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因“醉酒”后被保险人的行为必然异于常人，若将“醉酒”后发生的事故也列入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内，则客观上加重了保险公司的理赔责任及理赔风险。 龙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保险金1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死者龙震威系原告龙某之子,其母魏玉琴于2016年3月25日与原告龙某协议离婚，约定龙震威由原告抚养。2019年11月10日，原告之子龙震威以电子投保方式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公司投保险种名称为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一份，《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利益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加黑加粗,该条载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六、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七、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使证的机动车;……”，保险期间自2019年11月11日零时起至2020年11月10日二十四时止，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保险金额为100000元，被保险人为龙震威本人，受益人为：身故保险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除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2020年10月7日凌晨2点多，龙震威驾驶电动车在山丹县老军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仁和新城西区大门口发生意外事故，龙震威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山丹县交通警察大队出警勘察现场，因系单车肇事，未作出事故认定。后原告向被告公司主张给付保险金，被告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以龙震威驾驶无牌照二轮摩托车，血液乙醇含量超标，属醉驾，不在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因原告龙某已于2016年3月25日与死者母亲魏玉琴协议离婚，约定龙震威由原告抚养。龙震威死亡后，龙某与魏玉琴于2021年1月18日就龙震威保险金理赔事宜达成协议，魏玉琴并于同日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书一份，对龙震威意外身故保险金由原告提起诉讼向被告公司主张权利，魏玉琴放弃继承龙震威的一切遗产，龙某按照与魏玉琴签订的协议书向魏玉琴支付约定款项，原告为本案适格主体。现原告以被告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保险人对其免责条款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免责条款无效，而投保人发生事故时骑行的是电动车而非二轮摩托车，且被告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作出对被告公司不利的解释，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产生效力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保险金100000元。 另查明，龙震威事发时所驾驶的江苏新禧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锡巨龙”电动车的整备质量是110千克，额定功率是800瓦。死者龙震威生前除在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投保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保险一份外，还在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投保保险一份。龙震威死亡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与原告龙某于2019年10月9日共同委托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震威血液进行乙醇含量检测。经检测，该鉴定所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甘众司（2020）鉴字第20201007号鉴定意见书，检验结果为：被检验人龙震威血液样本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以网络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自愿订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公司是否对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免责条款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之规定,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是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被告对于纳入保险合同免责事项的法律禁止性规定仅有提示义务,无需明确说明。涉案险种中载明的“被保险人斗殴、醉酒、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的免责条款,被告只需履行提示义务,该条款即生效。本案中,龙震威通过网络方式投保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在投保流程中的网页附有该险种的条款,且被告已将醉酒驾驶作为免责条款加粗加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国家法度岂容儿戏，严禁酒驾法有明规，这不是被告公司的义务，而是每一个公民的自觉行为，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已经向龙震威提交了保险条款并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保险免责条款对原、被告双方产生拘束力。而被告公司提供的司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证明龙震威血液样本经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和原告共同委托检测，龙震威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且原告提供的协议书和放弃继承声明书均证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对原告给付保险金的理赔申请予以拒绝，龙震威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的保险事故,被告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提出被告公司未就醉酒驾驶免赔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被告公司未给付原告保单、保险条款，免责条款对保险人不产生效力，被告公司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应作出对被告不理解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2.龙震威是否存在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情形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山丹县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测笔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虽不能证明龙震威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但被告公司提供的经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分公司和原告共同委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震威血液进行乙醇含量检测的甘众司（2020）鉴字第20201007号鉴定意见书证明，被检验人龙震威血液样本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可证明龙震威系醉酒驾驶。原、被告诉争的龙震威驾驶的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的问题，是原、被告从各自利益出发为维护自身权益对保险条款所做的理解，虽然龙震威事发时所驾驶的江苏新禧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锡巨龙”电动车的整备质量是110千克，额定功率是800瓦，但这不是引起龙震威死亡的直接原因，而引起龙震威死亡的主因是龙震威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醉酒驾驶电动车发生单车道路交通事故所致，故一审法院认定龙震威系醉酒后驾驶电动车发生单车道路交通事故并致其死亡的客观事实。被告公司虽未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提交鉴定申请，视为其放弃申请，但不影响其已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事实和龙震威醉酒驾驶电动车单车肇事致其死亡的事实。故龙震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醉酒驾驶电动车致其死亡，且根据前述分析，被告公司对免责条款已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告要求被告公司支付因龙震威死亡的意外伤害保险金10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龙某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2021年2月8日上诉人代理律师李某与被上诉人业务员靳爱林的通话录音一份，拟证明不是龙震威本人操作进行的电子投保，被上诉人未能提供投保流程信息及保单扣费信息。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该份录音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无法确定上诉人代理人通话对象的身份，且该证据形成于一审判决签收之后，不能证明在投保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经审查，该份证据不能证明电子投保存在违规行为，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免责条款是指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保险是对具备一定条件的危险即可保危险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对象必须是可保危险。保险公司将不可保危险列入保险合同条款中予以排除，即免责条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免责条款将被保险人醉酒导致的身故和伤残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以加黑方式突出印刷,且醉酒驾驶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该条款对投保人龙震威产生效力。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从未向其解释、说明过保险条款，禁止性规定不必然导致保险责任免除的法律效果，对其不产生法律拘束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理解的问题。经双方共同委托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对龙震威血液进行乙醇含量检测，检验结果是龙震威血液样本中的乙醇含量为312.47（mg/100ml）,依据醉酒驾车的标准是驾驶员血液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龙震威血液中酒精含量远超过醉酒驾车的标准，故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均不得醉酒驾驶。龙震威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醉酒发生单车道路交通事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龙震威驾驶的是何种类型的车辆并非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故上诉人认为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 鹰 审判员 陈建武 审判员 宋 睿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玉芬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窗体底端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