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10民终11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可惠，男，1946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安勤，女，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毕可华，男，195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毕丽英，女，196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饶河县。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建阳，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浩，山东华夏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福庆，男，195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玲华，女，195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福林，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荣成市。三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天奇，山东成山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因与被上诉人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2021)鲁1082民初1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位于荣成市的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由其继承。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涉案房产为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父亲毕庶崧从祖父处分得正确，但认定该房产由毕庶崧转给毕庶生依据不足，认定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在长达三十年间认可房屋为毕庶生所有更没有依据。一审认定该事实的证据是宅基地登记表，而该表来源于涉案房产所在的山东省荣成市东山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并非来源于不动产登记部门，所谓的毕庶崧“签字盖章”更无从谈起，从签字盖章的位置看，该签字盖章与登记表中更改的内容没有关联，且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一审没有主张“签字盖章”转让房产这一事实。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不一致的，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一审依据非职能部门保管的登记表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一审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正确，但并没有调取涉案房产的不动产登记簿，不可能正确认定事实。二、一审适用民法典第六条(公平原则)、第七条(诚信原则)错误。三、农村房屋应为一户一宅，毕庶生没有特殊情况却有两处宅基地。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辩称，一审依据涉案房产的宅基地登记表更改情况和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确定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毕庶生，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提出登记簿与登记证书不一致，与实际情况不符，其不能举证证明不一致；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明知涉案房产由其父赠与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之父，且找人协商代书契约想买回，现起诉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涉案房产由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为兄弟姐妹，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亦系兄弟姐妹，七人系堂兄弟姐妹。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父亲毕庶崧从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祖父处分得一处房产，用于与母亲张序云婚房，该房现登记为东山村70号。1990年4月25日，宅基地登记表中使用人毕庶崧签字盖章将该宅基地转给毕庶生。1991年8月15日，毕庶生取得涉案房产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荣集建（91）字第20260117号。毕庶崧于2009年去世，毕庶生于2019年去世。现涉案房产屋顶已塌，闲置多年。2020年9月16日，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毕可惠找到毕福庆、毕福林及中间人进行协商，签订房屋买卖契约，契约由毕玉海代笔，中证人毕某、肖某、毕可俭见证盖章，约定毕福庆、毕福林将父亲毕庶生遗留房屋以16000元的价格卖于毕可惠，毕可惠永久居住使用。后毕可惠认为涉案房产实际上是其父亲的财产，所以就没有在买卖契约中签字。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于1991年就登记在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父亲毕庶生名下，毕庶生已取得该房物权，并且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在长达三十年间也认可涉案房产为毕庶生所有，没有争议。现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主张继承涉案房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第七条、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系减半收取），由毕可惠、毕安勤、毕可华、毕丽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主张，荣成市自然资源局保管的土地登记材料为登记簿的组成部分，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遂提交从荣成市自然资源局石岛所取得的宅基地登记卡，其中，土地使用者一栏载明“毕庶松”；变更记事一栏载明“转给毕庶生”。经质证，毕可惠称：1.对登记卡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登记卡无毕庶崧印章，不具有登记簿的证明作用；2.毕可惠看过该卡原件，“转给毕庶生”与其他内容并非一次性书写形成，明显为后期添加，可能是一人书写，但笔迹不同，尽管登记卡中有该内容，但使用权人处仍为毕庶崧，没有证据证实房产转让；3.根据一户一宅的规定，毕庶生名下不可能有两处登记的宅基地，毕庶崧因系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当地政府特批可以有两处宅基地；4.毕庶崧系离休干部，有退休工资，毕庶生为农民，只有毕庶生有规避缴纳宅基地使用费的可能，毕庶崧不至于规避该费用；5.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称登记前的1984年、1985年发生赠与事实，如属实，应在登记时直接登记在毕庶生名下；6.本案没有任何物权变动的证据、协议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通常掌握的标准是1991年前后进行的宅基地登记具有普查性质，不能证实物权归属，该登记卡明显有普查性质，单纯以该卡中载明的变更内容认定房屋的物权归属错误。经查，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涉案房产宅基地登记表，其中，使用人姓名手写为“毕庶松”，该名字被用笔划掉，手写改为“庶生”；该表中有“东头旧房，转给庶生”的字样；该表落款处有毕庶崧的印章。对于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诉请确认涉案房产由其四人从毕庶崧处继承，基于以下理由，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首先，从产权证的角度看。不动产登记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房产所在宅基地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权利人为毕庶生，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均未提交涉案房产不动产登记簿予以否认，亦不能提交证据证实上述产权证记载内容错误。根据房随地走的原则，涉案房产归毕庶生所有。其次，从权利来源的角度看。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交涉案房产宅基地登记表，其中，使用人姓名手写为“毕庶松”，该名字被用笔划掉，手写改为“庶生”，该表亦有“东头旧房，转给庶生”的字样；二审中，毕福庆、毕玲华、毕福林提交从荣成市自然资源局石岛所取得的宅基地登记卡，载明“转给毕庶生”。上述二证据以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涉案房产由毕庶崧转让给毕庶生、毕庶生再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事实。再次，从生活常理角度看。涉案房产的登记表、登记卡、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均能体现房屋产权于1990年、1991年前后变动给毕庶生的过程和结果，毕庶崧去世于2009年，如其自始至终系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则其在长达接近20年的时间内对上述变动完全不知情、不主张权利的可能性极低。因此，涉案房产由毕庶崧转让给毕庶生具有高度盖然性，现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对该房屋主张权利，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毕安勤、毕丽英、毕可华、毕可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华章审判员  蒋 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宋杨书记员安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