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2民终15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阴市明运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云亭街道云东路**。法定代表人：朱美琴，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云峰，江苏维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静，女，1972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雄，江苏大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吕立中，男，1975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江阴市。上诉人江阴市明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静，原审被告吕立中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4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明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由胡静与吕立中共同承担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1.其在一审中申请调取胡静的银行流水明细以证明胡静与吕立中存在合伙关系，但一审法院未予回应。且其在第二次开庭质证时才收到胡静补充的证据，一审法院未保障其对补充证据的答辩期限，而直接要求质证并当日宣判，损害了其诉讼权利。2.吕立中系失信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均被冻结，无法通过其个人开展正常业务往来。胡静与吕立中实际是合伙经营布匹买卖，对外用胡静所有的门面做生意，由胡静帮助吕立中收取变卖布匹货款，支付加工费。其是在胡静门面与胡静、吕立中约定付款事宜，后胡静频繁支付款项，其与胡静沟通加工事宜、催要加工款，胡静也未表明只是代付款，故其有理由相信胡静与吕立中合伙，胡静也是其合同相对方。3.其提供的聊天记录中能反映胡静具有交易的目的，是加工合同的相对方。而胡静陈述其与吕立中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后却只举证了吕立中的借条，没有买卖合同以及对账的证据，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胡静陈述其与吕立中现金结算五六百万却没有结算凭证，明显违背交易常理。且胡静银行收款纪录转账有千万元之多，与吕立中结算也有千万，却说已经现金结算，则胡静银行卡内取现纪录则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作虚假陈述的关键证据，但一审法院对此未能查明，导致未能查清胡静与吕立中是否存在真实业务往来。此外，胡静提供的与吕立中往来明细存在明显撕毁痕迹，而胡静、吕立中与其自2017年发生往来至2019年，胡静并未提供该段时间往来明细，存在故意隐瞒情形。4.即使胡静与吕立中存在买卖合同，胡静明知吕立中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存在恶意串通可能，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该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被上诉人胡静辩称，1.明运公司申请调取其银行流水明细与其和吕立中是否构成合伙关系没有必然联系，因该明细涉及到其个人隐私和客户信息，明运公司申请调取不应得到支持。针对其补充提供的证据，明运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出质证时间问题且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故一审并未损害明运公司诉讼权利。2.其仅是代吕立中向明运公司支付加工款，并非加工合同相对方。明运公司在2017、2018、2019年度的原始对账单中加工方也只写了吕立中的名字，说明其认可合同相对方仅是吕立中。后来的对账单中明运公司私自打印了其也作为加工方，但并未找其确认，吕立中在未注意加工单位名字的情况下签字确认，不能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3.即使其与吕立中之间不存在买卖布匹的关系，也不能推论出其与明运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或与吕立中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其无须通过举证自己与吕立中存在买卖关系而证明自己不是明运公司的合同相对方。对于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明运公司承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吕立中陈述，案涉加工合同是其与明运公司发生的，与胡静没有关系，其愿意承担明运公司的欠款，其他同意胡静答辩意见。明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胡静、吕立中立即支付明运公司加工费1239025.6元及利息（以1239025.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20年4月30日，吕立中在由明运公司制作的“2017年-2019年结账清单汇总表”上签字确认，并在附件：2017年对账清单（16页）、2018年对账清单（9页）、2019年对账清单（3页）上每页均签字确认。汇款清单上载明：2017-2019年结账清单总计金额2549025.6元，2017-2019年总计付款1310000元，总合计结欠金额1239025.6元。在汇总表“加工单位”一栏中载明对象为：胡静吕立中。胡静未对上述材料签字认可。庭审中，吕立中对此陈述为：“签字是我签的，但是我当时签的时候是没有注意到加工单位有胡静两个字，这些证据都是原告方打印好了我签的”。庭审中，吕立中陈述：“双方总共往来是2549025.6元，已经付款是1310000元，还结欠1239025.6元，商量下来按照1100000元结算”，明运公司陈述：“被告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原告没有同意，是吕立中单方写的，但是原告方没有签字，不同意按照1100000元结算”。胡静认可曾向明运公司银行账户转账，但认为其是因与吕立中存在布匹买卖业务往来，受吕立中的指示将本应支付给吕立中的布款支付给明运公司。明运公司提供了明运公司实际控制人居中明与胡静的微信聊天记录，居中明与胡静于2018年6月27日添加微信好友，聊天记录内容为：2018年6月30日下午16:50，居中明向胡静发送了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卡照片，居中明陈述“居中明”“收到了吗”，胡静回复“马上打”，居中明陈述“收到谢谢”，胡静回复“应该谢谢你们”。2018年7月28日中午12:47，居中明询问“你在哪里”，胡静回复“我现在，在门市”“马上去港下”，居中明又询问“去干嘛”“胖子呢”，胡静回复“我弟送货，我去看看服装厂”“不知道”“拿了2万元，不知道哪里去了”，居中明又问“服装厂你去有什么关系呢”，胡静回复“我刚打电话了，问他在那，他说在128号”，居中明回复“我来呢，你在哪里”，胡静回复“是不是过来拿钱，我还没发货呢”，居中明回复“你说呢”，胡静回复“收到马上通知你，我不会骗你的”。2018年8月18日中午12:27，居中明问“工艺单在哪里”，胡静回复“在我身边”，居中明又问“你在哪里”，胡静回复“我在长泾”，居中明又问“胖子呢”，胡静说“也在长泾”，居中明问“在一起吗”，胡静回复“是的”，居中明问“怎么天天在一起”，胡静发了三个偷笑的表情。居中明问“笑什么”“条子布卖了吗”，胡静回复“昨天卖了20件，花园不发货，后来20件条子钱8万元付整理费，才发货!无语”，居中明问“胖子现在是不是又在打麻将了”，胡静回复“没有”，居中明问“那你们在干嘛”，胡静回复“长泾帮别人投料”，居中明回复“又有钱帮别人了”，胡静回复“无语，他又不听话”，居中明问“那你呆在哪里干嘛”，胡静回复“玩会”，居中明回复“玩什么不回门市看店做生意”，胡静回复“没有布卖呀”。2018年8月19日晚上20:03，居中明发了中国农业银行卡的照片给胡静。2018年9月6日早上7:26，胡静回复“昨天发了几件没拿到钱，等下发货，钱拿到一起打给你”。2018年9月21日早上10:43，居中明又发了中国农业银行卡的照片给胡静。吕立中提供明运公司划码单、明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美琴写的对账明细，划码单的收货单位为吕立中，对账明细为吕立中加工。以上事实，有微信聊天记录、结账清单汇总表、2017年对账清单、2018年对账清单、2019年对账清单、银行转账凭证、划码单、对账明细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胡静是否是加工合同的相对方；二、结欠明运公司货款金额。关于胡静是否是加工合同的相对方的问题。胡静与明运公司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胡静亦未对加工合同中往来的送货单、结算清单等签字确认。划码单、对账明细、明运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并未看出胡静与明运公司之间存在加工业务往来，胡静虽替吕立中向明运公司付款，但就该付款行为不能必然推导出胡静与明运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明运公司陈述的内容“看在胡静有门市的情况下，相信胡静、吕立中可以履行合同，才与其进行往来”系明运公司自身主观臆断，不能作为胡静与明运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的依据。综上，明运公司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胡静与明运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故对明运公司主张胡静为本案加工合同的相对方的观点不予支持。关于结欠明运公司货款金额的问题。结账清单汇总表上载明结欠明运公司金额为1239025.6元，吕立中在庭审中对此亦予以认可。关于吕立中主张与明运公司达成以1100000元结算的协议，因吕立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此抗辩依据不予采信。吕立中在结账清单上签字确认结欠加工价款后应当及时给付价款，对明运公司要求吕立中给付价款1239025.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明运公司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亦予以支持。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吕立中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明运公司加工价款1239025.6元及利息（以1239025.6元为基数自2020年5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明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9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952元，由吕立中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缴纳至一审法院。一审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胡静是否系案涉加工合同的主体，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明运公司主张胡静是本案加工合同的主体，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虽然存在胡静多次代吕立中支付明运公司加工款，且与明运公司沟通加工事宜的情形，但该事实尚不足以证明胡静与吕立中是合伙经营或两人均作为加工合同相对方。虽然在明运公司举证的结账清单汇总表中加工单位写明胡静和吕立中，但胡静并未签字，不能代表其同意作为相对方，且在该汇总表所附的每年度对账单中加工单位一栏以及明运公司提供的多张划码单收货单位一栏也只记载了吕立中而没有胡静，故仅凭结账清单汇总表也无法证实明运公司自始相信胡静即为加工合同相对方。至于胡静与吕立中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明运公司也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其所述的两人用同一门面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虽然能够确认胡静与吕立中存在财产往来，且胡静提供的反证不足以证明其与吕立中存在真实买卖关系，但仅凭此也不足以判断出胡静与吕立中的钱款往来即因合伙关系产生。据此，一审法院未调取胡静银行卡交易明细，且认定胡静并非加工合同主体，无须对吕立中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当然，如果本案确实存在被执行人利用他人账户隐匿、转移自身财产以逃避执行，造成债权人无法执行到位的情形的，应当予以制裁，债权人可以向有关部门请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综上所述，明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952元，由上诉人江阴市明运纺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 妍审判员 毛云彪审判员 韦 苇二○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李佳书记员沈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