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民申160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吴琪，男，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美玲，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北京市嘉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牛孟君，男，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罡，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沈伟，女，住北京市通州区。再审申请人吴琪因与被申请人牛孟君、一审第三人沈伟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116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吴琪申请再审称，请求：1．裁定案件进入再审；2．判决撤二维一，驳回牛孟君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本案事实理由足以认定牛孟君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涉案房产是拆迁定向安置房。牛孟君之母李华是被拆迁人，对外代表家庭成员与拆迁公司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补充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牛孟君、沈伟均是拆迁入户调查表登记在册的户籍家庭成员。牛孟君与拆迁公司订立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房产产权登记在牛孟君名下。一审法院遂以该房产系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查封。该房产获得于牛孟君与沈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并非牛孟君个人财产。2．执行异议裁定书、一审判决均认为仅凭李华以个人名义订立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这样的认定合情合理合法。二审判决以对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作为主要依据，推翻执行异议裁定书、一审判决理由不充分。3．《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明确根据北京市政府令第87号《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87号令）及有关拆迁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并不仅仅是依据87号令。牛孟君、沈伟均是涉案房产拆迁户籍家庭成员。根据相关法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构成，李华以个人名义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4．《入住通知书》、《入住流程会签单》、《入住物品及文件签收表》是2010年李华作为家庭户籍成员代表，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后，房屋能够交付但尚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前发生的交房行为。此时只有李华作为家庭成员的代表与拆迁人订立合同，房屋交付当然只能由李华接收。后续2014年10月可以办理房屋产权证后，由牛孟君等实际产权人另行与拆迁公司订立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李华以个人名义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与此同理，不能据此房屋交接行为认定房屋就是李华个人独有。5．从类案检索提供的参照和参考意见来看，李华代表户籍家庭成员对外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不意味着其是拆迁权益的唯一权益人，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6．拆迁利益并非李华一人独有，不能排除牛孟君、沈伟享有拆迁利益。牛孟君是基于拆迁安置获得涉案房产，而非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认定视为李华赠与牛孟君个人的情形。牛孟君辩称，不同意吴琪的再审申请。理由如下：1．吴琪关于“牛孟君之母李华系代表家庭成员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从日常生活经验来看，并不能当然排除牛孟君作为家庭成员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的相关主张与涉案事实完全相悖。上述主张完全是基于吴琪为了达到诉讼目的的单方臆想，系对案件事实的曲解，不应得到支持。2．根据牛孟君提交的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变更申请、协议书、审核协议书，连同原审法院调取的全套拆迁档案以及对拆迁公司就当时拆迁补偿情况所做调查笔录等大量证据，足以全面、完整还原出李华作为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所有拆迁补偿均只针对李华一人，与家庭成员无关这一客观事实。二审法院为此，专门向拆迁公司进行了调查，核实了前述拆迁政策。3．吴琪曲解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甚至否定上述方案的效力，试图达到说明牛孟君享有拆迁利益的做法与客观事实以及拆迁方案相违背。本案拆迁过程中所依据的87号令是当时北京市行政区划内所施行有效的拆迁办法。后拆迁人根据此办法制定出了《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其中包括被拆迁人及被安置人的确定（仅为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各项拆迁补偿的计算依据以及选择定向安置房面积的依据（以确认的被拆迁的合法建筑面积选择定向安置房面积）。上述拆迁方案制定后经由拆迁人上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后方才对外公布执行。4．吴琪关于“一系列拆迁安置档案显示，牛孟君是基于拆迁安置获得涉案房产，而非是基于李华的个人赠与”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在案证据《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系涉案拆迁安置的具体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被拆迁人为拆迁范围内住宅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被拆迁人选择安置房的面积仅与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有关。2010年7月，拆迁人根据拆迁实施方案的规定与李华个人签订了一系列拆迁补偿协议、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相应补充协议，上述协议明确约定了李华作为唯一被拆迁人和被安置人的权利。没有一份协议出现过关于其他家庭成员享有拆迁利益的约定或表述。相关证据及程序足以充分证明涉案房屋系由牛孟君之母李华在其所有房屋拆迁后，使用所得拆迁款全款出资购买并登记在牛孟君名下的客观事实。沈伟述称，不同意吴琪的再审申请。同意牛孟君的答辩意见。李华为被拆迁人，其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的安置房是对牛孟君个人的赠与。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经审查认为，牛孟君作为原告，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理由是：牛孟君的母亲李华将使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的安置房赠与牛孟君个人，故牛孟君名下的安置房系牛孟君的个人财产，不能用于清偿沈伟欠吴琪的债务。基于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牛孟君对被执行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下面通过两个方面对争议焦点进行阐述。1．牛孟君对被拆迁房产是否享有拆迁利益。针对本案被拆迁房产的政策依据为87号令和《1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再结合二审法院向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的调查，能够认定2010年涉案拆迁政策主要内容为：拆迁针对的是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与居住户籍人员人数无关；通过产权证明文件确定的宅基地面积来核准安置房面积，不考虑人均安置面积的相关规定；安置房权属及相关拆迁补偿款属于被拆迁房产的产权人所有；在办理定向安置房产权证时，在产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定向安置房变更为产权人直系亲属名下。该政策是涉案拆迁区域开展拆迁工作的统一标准，可能与其他区域的拆迁政策不一致。但客观上，该政策为2010年涉案拆迁区域开展拆迁工作的实施依据。因此，本案应该尊重并适用该政策。由前述拆迁政策可知，宅基地面积是确定被拆迁房屋面积、确定安置房面积的重要指标。瑞合一村村委会的证明显示，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瑞合一村瑞合南路南三条五排7号（以下简称五排7号）产权人为李华。李华为瑞合一村村民，其作为房屋产权人，也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牛孟君无论是过去作为农业户口的未成年人，还是后来作为非农业户口的成年人，均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涉案五排7号房屋的产权人、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因此，李华作为五排7号产权人，依据当时的拆迁政策，享有全部的拆迁利益。其他的家庭成员中，李华的丈夫基于夫妻关系，与李华对拆迁利益共有，但李华的儿子牛孟君、女儿牛孟丽、原儿媳沈伟均不享有拆迁利益。吴琪主张牛孟君对被拆迁房产享有拆迁利益的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被执行房产是否系李华赠与牛孟君个人的财产。因被执行房产是用拆迁补偿款购买，而拆迁补偿款是拆迁公司针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其金额确定主要与宅基地面积有关，与居住户籍人员人数无关。没有有效证据能够证明牛孟君、沈伟对拆迁补偿款享有部分权利。李华作为产权人、被拆迁人，依法对拆迁补偿款享有全部权利。李华用拆迁补偿款购买涉案安置房，并依据拆迁优惠政策，与其丈夫一致同意在履行相关手续时，将涉案安置房的产权变更至牛孟君名下。《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经过将本案情况与上述法律规定进行比对可知，李华将其用拆迁补偿款购买的涉案安置房变更至牛孟君名下，符合《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的情形。二审法院依法将涉案房产视为李华对牛孟君一人的赠与，符合法律规定。由于另案的生效判决未认定沈伟对吴琪的债务属于沈伟、牛孟君夫妻共同债务，所以牛孟君主张涉案房产归其个人所有，并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错误。二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一审判决予以改判，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吴琪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吴琪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任 颂审 判 员  张 然审 判 员  张 峰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法官助理  杜 瀛书 记 员  徐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