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12民初2237号原告：李汉林，男，1980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萝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山新，广东正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永江，男，1979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被告：关伟健，男，195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群，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涛，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潘绍江，男，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原告李汉林与被告林永江、关伟健及潘绍江委托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汉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山新，被告林永江，被告关伟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群、闫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潘绍江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履约损失费用30万元整；2.判令三被告连带支付违约金50万元；3.判令三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林永江于2015年4月3日签订了一份《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林永江为原告提供拍卖资产的信息及协助原告参与竞拍，甚至还保证原告能在一定价格范围内竞得所拍卖资产，约定支付服务费。签订合同后，由于所需资金十分庞大，且运作时间较短，因此，原告立即不计损失地抽调回了一些项目的资金，并各处奔走向朋友发起集资的信息，要求不论代价务必储备好足额的资金。因为，资金在林永江送达拍卖公告后就必须开展工作。本来按照合同约定，在签约后55个工作日内就能带着资金进入拍卖程序的原告，在期满后却得不到林永江任何信息。原告曾多次致电催促询问，林永江均以在外地协调，在安排为由进行推搪。时至今日，林永江都还未能给出一个准确拍卖时间，致使原告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已一年之久了，利息压力让人不堪。由于林永江不仅已经违约而且已经对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关伟健和潘绍江作为本合同的履约担保人，对林永江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林永江辩称：本案与林永江无关，林永江非本案适格主体，委托合同不应由林永江签订。林永江实际上是介绍人，其介绍原告与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该合同是由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让其签合同，他们当担保人。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当时称要有50万元的启动资金，林永江与他们签订协议，林永江介绍原告与他们签订合同，他们自己向别人借钱。林永江与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是有签订协议书的，其只是介绍，责任由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承担。关伟健辩称：一、案涉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本案原告与林永江签订的《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的内容为由林永江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为原告在约定限价内取得法院拍卖财产。具体条款如下：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与有关部门协调（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国土局、规划局、资产管理公司、拍卖公司、评估公司）……。”第二条约定：“甲方保证上述资产为一个整体资产包，由法院委托拍卖行进行拍卖，…。”第七条约定：“甲方保证在人民币叁仟万（￥30000000.00）的范围内（转让税费、执行费等由乙方承担）让乙方竞得上述财产……。”第十条约定：“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后55个工作日内，让上述财产进入拍卖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四条规定：“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对于竞买人之间以及竞拍人与拍卖人之间的串通行为，《拍卖监督管理办法》作了进一步明确，该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竞买人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相互约定一致压低拍卖应价；（二）相互约定拍卖应价；（三）相互约定买受人或相互约定排挤其他竞买人；（四）其他恶意串通行为。”第十二条规定：“竞买人与拍卖企业之间不得有下列恶意串通行为：（一）私下约定成交价；（二）拍卖企业违背委托人的保密要求向竞买人泄露拍卖标的保留价；（三）其他恶意串通行为。”案涉合同前述条款要求林永江与拍卖公司进行沟通以达到在限价额之下竞得约定财产的目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前述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要求林永江与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沟通以达到在限价额之下竞得约定财产的目的，甚至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可能。因此，案涉合同前述约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二）案涉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林永江系广州益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益鸣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潘绍江、关伟健、冯汝邦系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健利公司）股东，潘绍江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于潘绍江和冯汝邦与可以操作案涉财产拍卖事宜的洪英和严君相识，2015年2月17日，益鸣公司与健利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益鸣公司（实际上是林永江个人）委托健利公司（实际上是潘绍江、冯汝邦、关伟健）与法院、国土局、拍卖公司等单位沟通以在限价额内竞得案涉财产，并同意提供50万元供健利公司运作使用。2015年4月3日，林永江与李汉林签订了案涉合同，将《委托合同》期待利益转让给李汉林，并要求健利公司保证在3000万元内使买受人竞得案涉财产。后来林永江未支付50万元的运作费用，洪英和严君也改口要求提高竞拍价格，导致案涉合同未能顺利履行。在前述过程中，各方交易的基础均为洪英和严君通过非法手段影响委托拍卖和拍卖过程，且各方对该情形均清楚知悉，即各方交易的基础均为对非法行为所产生的不正当利益的期待，也违反法律强制性规范。二、即使不论合同效力问题，案涉保证责任已超出保证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案涉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4月3日，合同约定林永江须于55个工作日内让案涉财产进入拍卖程序，至2015年6月17日债务履行期满，应当起计保证期间，则至2015年12月17日保证期间期满。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提出要求，应当承担失权后果。因此，即使不论案涉合同的效力，本案保证责任也已经超出保证期间。三、即使不论合同效力和保证期间，原告的诉求也不应得到支持。（一）原告无证据证实其因案涉合同产生实际损失。（二）即使原告存在实际损失，赔偿损失和违约金也不应同时主张。（三）即使原告存在实际损失，违约金数额也是过分高于其所声称的所谓实际损失，违约金数额也应根据所谓的实际损失予以下调。潘绍江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3日，原告与林永江签订了一份《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合同约定：鉴于甲方（即林永江，下同）获得了本合同所约定的相关资产（下称标的资产）拟进行拍卖的信息，并愿意接受乙方（即原告，下同）委托参加拍卖且确保乙方能够成功在一定价格的范围内竞得所拍卖的资产，而乙方在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成功竞得所拍卖的资产的情况下愿意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支付服务费。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掌握的拟进行拍卖的资产如下：1、位于肇庆市××州区××州××东蓝塘，面积为15272.50平方米的土地；2、位于肇庆市××州区××岗村北侧，面积为1412.50平方米的土地；3、位于肇庆市××州区××号的房产；4、位于肇庆市××州区××号，面积为2887.50平方米的土地；5、位于肇庆市××州区××号的房产；6、位于肇庆市××州区××州××幢首层西侧一个面积为6.5平方米的车库。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保证上述资产为一个整体资产包，由法院委托拍卖行进行拍卖，并且产权清晰，且有相应的权威权属凭证（如土地证、房产证或者房地产证）；甲方保证上述资产不存在非涉案第三人查封或者抵押并保证上述资产可以交割。第七条约定：甲方保证在人民币叁仟万元的范围内（转让税费、执行费等，由乙方承担）让乙方竞得上述资产，如果乙方低于上述价款竞得上述资产，则上述款项数额与实际成交价格之间的差额则作为甲方的服务费，该服务费按三期支付：如果成交价低于2000万元，则甲方向拍卖行和乙方共支付2000万元，2000万元和成交价之间的差额则作为乙方的第一期服务费；第二期在资产交割完毕的当日支付剩余服务费的50%，第三期在过户完毕的当日支付剩余的另外50%的服务费。如果成交价超过2000万元，则在资产交割的当日甲方支付服务费的50%，并在过户完毕的当日支付剩余的50%服务费。合同第十条约定：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后55工作日内，让上述资产进入拍卖程序并在拍卖公告刊登的当日将拍卖公告提供给乙方。在上述资产符合本合同的约定（包括甲方保证的内容）的情况下，乙方逾期不交纳拍卖保证金，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在此情况下，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拍卖公告价的5%作为服务费。如果上述资产不能如期进入拍卖程序或者甲方因过错导致乙方不能参加拍卖的，则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并向乙方另行支付拍卖公告价的5%作为赔偿金。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与有关部门协调（包括但不限于法院、国土局、规划局、资产管理公司、拍卖公司、评估公司），甲方必要时可转委托其他个人或公司办理本合同中乙方所委托事项，但甲方应当对转受托人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第十四条约定：关伟健、潘绍江对甲方在本合同中的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关伟健愿意用其位于白云区××新村××东街××号的房产作为担保。合同第十五条约定：黄家乐对乙方在本合同中的责任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黄家乐愿意用其位于广州市豪贤路花樽巷3号302的房产作为担保。关伟健、潘绍江和黄家乐均在上述合同上签了名。另查，2015年2月17日，广州市益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合同约定，广州市益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委托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拍卖）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石油分公司的资产（以下简称该资产），包括位于肇庆市××州区××州××、虾、××、××加油站、××及其土地使用权及油××办公室；肇庆市人民中路18号房产物业产权；端州区景山岗村北侧油站办公室；端州区梅庵路19号加油站；端州区梅庵路24号油站办公室。2015年3月27日，林永江与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鉴于甲方（即林永江，下同）与买受人签订《委托拍卖服务合同》，丙方（即冯汝邦、关伟健、潘绍江）在《委托拍卖服务合同》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现甲方转委托乙方（即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同），由乙方处理《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受托事项，乙方保证《委托拍卖服务合同》实现，承担甲方在《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再查，对于原告请求违约金50万元的问题。林永江确认，若按合同是没有问题的，但其是代表，不应由其承担。本院认为，原告与林永江签订的《委托拍卖服务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林永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第十条的约定在该合同签订后55工作日内让合同约定的资产进入拍卖程序并在拍卖公告刊登的当日将拍卖公告提供给原告，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请求林永江支付违约金50万元，符合《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第十条的约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请求林永江支付履约损失费用3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即补偿林永江未履行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请求的违约金已超出其所主张的履约损失，故其再请求履约损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林永江主张本案与其无关，其非本案适格主体，其实际上是介绍人。本院认为，林永江是与原告签订《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应当承担不能履行《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的违约责任，其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林永江主张其与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有签订协议书，责任应由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承担。本院认为，林永江与冯汝邦、潘绍江、关伟健是否有签订协议，如何承担责任，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作审查。关伟健主张原告请求的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原告所声称的实际损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根据《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第十四条的约定，关伟健、潘绍江应对林永江在该合同中的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关伟健、潘绍江也已在该合同上签了名，故关伟健、潘绍江与原告之间已设立了担保合同关系，担保的范围为林永江在《委托拍卖服务合同》中的责任，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前述，林永江因在履行《委托拍卖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0万元。现原告请求关伟健、潘绍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上述合同的约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伟健、潘绍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林永江追偿。关于关伟健主张《委托拍卖服务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与林永江之间属于委托竞拍合同关系，林永江不是竞买人，也不是拍卖人，也没有证据显示原告与林永江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而给他人造成损害，故关伟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上述规定，主张《委托拍卖服务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伟健主张广州市益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签订《委托合同》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范。本院认为，广州市益鸣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广州健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两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审查。关于保证期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原告和林永江没有在《委托拍卖服务合同》中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的期限。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关伟健、潘绍江的保证期间应从原告请求林永江违约金之日起开始计算，故本案不存在保证期间届满的事实。关伟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张保证期间已届满，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林永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汉林支付违约金50万元；二、被告关伟健、潘绍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汉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原告李汉林负担3000元，被告林永江负担8800元（被告关伟健、潘绍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并同意被告负担的部分由被告迳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桂江人民陪审员  杨华琦人民陪审员  叶少燕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丹娜书记员何倩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