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107行初82号 原告李福，男，1972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武鸣县南宁华侨投资区。 原告苏英萍，女，1983年3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武鸣县。 上列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冠扬，南宁经纬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所在地武鸣县城厢镇永宁路22号。 法定代表人苏常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钟一玮，广西广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桂光，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工作人员。 原告李福、苏英萍不服被告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一案，于2016年4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福、苏英萍的委托代理人李冠扬，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钟一玮、李桂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6年3月16日向原告作出武计生费征字[2014]1409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经本机关查实，你们于2014年5月11日的生育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你们违法生育第壹个子女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97830元，其中对李福征收70704元，对苏英萍征收27126元。 原告诉称，原告李福是结过婚的人，苏英萍是孤儿及农业人口。苏英萍与李福婚前也结过婚，生育过一孩。2007年11月5日两人重新组合家庭，这些是苏英萍婚前之事理所当然不能算到李福的份上。在两人结婚后的几年里，因李福结婚过但未育，医治了近10万元才能生育一个小孩，但也被锣圩镇人民政府计生办对两原告罚款。按照我国计生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有关规定，苏英萍是农业人口，又是孤儿，是与李福再婚，理不该罚。而李福是未生育过的，第一个孩子就被罚款，难道原告结婚就被剥夺生育权，公理何在？另外，被告所依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已被废止。为此，原告起诉撤销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行政行为，请法院判决：1、撤销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武计生费征字[2014]1409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1、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被告用废止的规定征收。2、《证明》，证明苏英萍是孤儿。3、《二孩生育证》申请审批表，证明已经申请批准生育。4、《行政判决书》（2015）西行初字第86号、证明相同、类似的案件，法院作出的判决被告是废止的《计生管理办法》被撤销。5、《结婚证》复印件，证明两原告婚姻关系。 被告辩称，被告对原告李福和苏英萍夫妇违法生育行为进行查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两原告违法生育行为作出的武计生费征字［2014］1409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征收数额适当，原告要求予以撤销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李福和苏英萍都是武鸣县人，李福户口在武鸣宁武农场，苏英萍户口在武××锣××锣圩村伏林屯，而被告是负责整个武鸣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管理职能的县级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武鸣县区域内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均由被告作出书面决定，为此，本案中被告具备相应合法的行政征收职权。2、被告依职权对原告违法生育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后，认定原告双方婚后在计划生育外违法生育一个孩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对此亦予以认可，本案中原告苏英萍在与李福结婚前曾与他人于2000年非婚生育一个男孩，双方结婚后又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各生育了一个孩子，其中2013年生育的小孩，原告是按规定办有《二孩生育证》的，属于合法生育，但是2014年生育的小孩（即2014年5月11日出生）原告不仅没有办有任何生育证件，而且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3月1日修订实施）第十三、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双方属于再婚，婚后最多也只能再生一个孩子，决不允许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因此，原告双方违反国家法律及政策规定于2014年5月11日再生育一个小孩明显属于违法生育行为。3、被告对原告违法生育的行为调查清楚后，在向原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前，已按规定将拟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利提前书面告知并送达给原告本人，原告收到书面告知后亦按规定行使了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时被告亦对原告的陈述和申辩按规定予以书面答复并送达给原告本人，同样在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作出后，被告亦按规定将征收决定书及时送达给原告本人，因此，本案中无论是在作出征收决定前还是作出征收决定后，被告都已按规定充分保障原告应该享有的权利，整个征收及送达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4、由于原告2014年5月11日生育小孩的行为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缴纳方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3月1日修订实施）第四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生育子女的;。”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2014年3月1日修订实施）第二十三条规定“违法生育子女的，对双方当事人分别按违法行为被查处时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以下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违法生育一个子女的，按3倍至5倍征收；。”，以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的基数，城区按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计部门法定的统计数据为征收基数，县（含县级市）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法定的统计数据为征收基数。”武鸣县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9042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568元。本案中原告双方2014年5月11日所生小孩为婚后第一个违法生育的小孩，而原告李福系城镇居民户口、苏英萍为农村户口，为此，被告按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标准分别对李福按武鸣县2013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的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70704元和对苏英萍按武鸣县2013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标准的3倍征收社会扶养费27126元完全合理合法，既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也不存在征收数额违反或者超过强制限额规定的问题。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武计生费征字［2014］1409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因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立案审批表》，证明发现原告违法生育后，被告依职权对原告进行立案调查处理；2、询问（调查）笔录，证明被告依职权对原告进行调查核实其夫妻生育情况，原告承认：苏英萍在与李福结婚前曾非法生育过一个男孩，双方在结婚后又生育了两个孩子，第一个于2013年出生，持有二孩证，第二个于2014年5月11日出生，没有任何生育证件，第二个小孩出生后原告双方均未接受过任何处罚的事实；3、《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证明原告双方婚后一共生育两个小孩，加上苏英萍婚前生育的一个男孩，原告总共已经生育有三个小孩，按规定第三个小孩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4、《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原告婚后违法生育第二个小孩进行调查终结后，按规定将拟对他们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以及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已书面告知原告；5、送达回证、照片，证明被告已按规定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送达给原告本人；6、《陈述申辩书》，证明原告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后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辩；7、对李福、苏英萍《陈述申辩书》的答复，证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书面申辩已依法进行书面答复，原告的申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8、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已收到被告对其申辩所做的书面答复；9、《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证明因原告婚后违法生育的事实，被告按规定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征收程序合法，征收数额合理；10、送达回证、照片，证明被告已按规定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送达给原告本人，征收决定书按规定已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11、2013年南宁市各县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证明武鸣县201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9042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3568元，而苏英萍为农村户籍，李福为城镇户籍，因此，被告向原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合理合法，没有超出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 在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是2015年3月16日作出的告知书，而《广西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43条第1项、《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23条在2014年3月1日已经废止；对证据9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广西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第23条已经废止；对证据10认为只有李福收到，苏英萍没有收到。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证明对象及内容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份证明按照相关规定，应当有经办人签字，但该份证明并不符合规定；对证据4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出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苏英萍在与李福结婚前，曾于2000年8月26日生育一孩子。原告李福与苏英萍于2007年11月5日登记结婚，双方于2013年4月20日生育一男孩，后又于2014年5月11日生育一男孩。2014年12月25日，被告对原告违法生育进行立案调查。2015年3月9日，被告对原告李福进行调查询问。2015年3月16日，被告向李福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告知书》。2016年3月16日，被告向两原告作出被诉《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两原告对该征收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列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两原告于2014年5月11日生育第二个婚生男孩，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14年3月1日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相关规定。但被告对两原告作出征收决定的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此时《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已根据2016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通过并于同日公布施行。根据现有《条例》的规定，一对夫妇婚内可无条件生育两个子女。因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被告在新法实施之后，是否仍应适用旧法对原告实施行政征收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的规定可知，为了更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法律规范可以有溯及力。其法理基础在于，为了矫正法律体系中已经不合时宜的规范，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对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进行例外规定，学理上可概括为“从旧兼有利”原则，所谓“从旧”即法律不溯及既往，所谓“有利”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关于新旧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明确：根据行政审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从以上立法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体现的价值而言，为了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立法法在此问题上采取的是有利于私权利的原则，因为私权利与公权力相比，私权利处于弱势地位，理应保护。当新法相较旧法对行政相对人更为有利时，适用新法更为妥当。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本案被告适用修改前的《条例》对原告实施行政征收，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告起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向原告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于2016年3月16日向原告李福、苏英萍作出的武计生费征字[2014]14099号《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鸣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子祥 人民陪审员  张小伟 人民陪审员  方 薇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范佳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