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04民终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郭库，男，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帮喜，男，汉族，住河南省商城县。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址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沙场南路世纪商贸大厦C区五楼5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7721673102。法定代表人：于云超，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新，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琦，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状元红路与经八路交叉口河南国安建设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171072017D。法定代表人：韩松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荣，女，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骥，河南南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郭库、王帮喜与上诉人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建公司）、原审第三人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郭库，王帮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羽，上诉人兴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新，原审第三人国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荣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郭库、王帮喜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判决第三、四、五、六项；二、依法改判兴建公司支付工程款3666482.16元，三、依法改判支持逾期利息2661316.72元；四、依法改判支持刘郭库、王帮喜的仲裁损失167901元；五、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兴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1.兴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国安公司无合同关系，原审法院确认刘郭库、王帮喜负担该公司的管理费83.838135万元，记账费8.383813万元，违背合同相对性的基本规则，国安公司也一直抗辩和刘郭库、王帮喜没有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让刘郭库、王帮喜承担此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既然合同无效，兴建公司取得违法利益应该收缴，没有取得利益，应考虑利益平衡原则，不应该扣除刘郭库、王帮喜的工程款冲抵该笔费用。3.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共同确认的案涉工程价款5589.208972万元，刘郭库、王帮喜倾尽所有购买案涉工程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周转材料，支付工人工资，事隔八年了，至今还欠着部分材料商的材料款及部分工人工资，无任何非法因素存在，诉讼中，刘郭库、王帮喜的诉求未高于双方确认的工程价款，未诉求折价赔偿，原审法院竟以非法所得，暂不收缴，混淆被自己判决无效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二、原审判决刘郭库、王帮喜承担工程款借支利息1260817.36元不实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三、刘郭库、王帮喜在仲裁中所支出的律师费和购买保函的费用是直接损失，兴建公司应该依法赔偿。四、关于利息的起算问题，原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2页倒数第七行确认利息起算时间为2013年7月12日，刘郭库、王帮喜仲裁时没要求利息，但从没有说过放弃，原审认定刘郭库、王帮喜在2017年1月22日放弃利息没有依据，兴建公司欠的工程款利息起算时间应从2013年7月12日起算。并且，自2013年7月12日起，之后的每笔付款，根据逾期时间都应该支付逾期利息，兴建公司应该支付的逾期利息是2661316.72元（详见利息清单）。兴建公司辩称，关于管理费，案涉协议无效主要是因san为刘郭库、王帮喜无相应资质，其过错在刘郭库和王帮喜，其按照建工司法解释规定，合同无效，也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计算工程价款。国安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施工单位，兴建公司是劳务分包单位，刘郭库和王帮喜是施工工人的现场组织者，没有国安公司的投标中标及兴建公司的分包，刘郭库和王帮喜不可能进行施工。国安公司和兴建公司进行了管理和验收，且刘郭库和王帮喜提供的证据均显示了管理费，说明其认可管理费。关于兴建公司借款利息，兴建公司已经超额向刘郭库和王帮喜支付了工程款，兴建公司并无向刘郭库、王帮喜垫付资金的义务，刘郭库、王帮喜向兴建公司出具借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仅对有利息约定的借条计算了利息，实际上在支付进度款时，都扣除的有利息。国安公司主张的利息70多万元，在之前向刘郭库、王帮喜付款时已经扣除，且借款支付利息是各方的习惯，其与最终结算时是否存在欠款并无必然联系。关于一审判决书第11页的30万元，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是重复计算。关于刘郭库的律师费和购买保函的费用，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关于工程款利息，应从应当支付工程款之日起计算，而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约定的付款时间是在国安公司向兴建公司付款之后，兴建公司向国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已经超过从国安公司收到的款项，故兴建公司不欠刘郭库、王帮喜的款项，故其主张的从2013年开始计算利息，不符合约定。国安公司述称，本案是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之间的纠纷，与国安公司无关。一审中，国安公司出具了详细的扣款表及相关证据，但一审判决忽视了这些证据。关于国安公司扣除的保修金247200元问题，国安公司已经在业主方支付质保金是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因保修金扣款是因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产生的费用，所以应当扣除。关于利息问题，国安公司出借了部分款项，故应当支付利息。关于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律师费等费用，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兴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郭库、王帮喜对兴建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247200元保修金扣款问题。本案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并不是质保金的实际结算方，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及是否需要维修，均需发包方的参与才能认定。兴建公司在受到国安公司的款项范围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款项，在国安公司扣除款项的情况下，被扣除的质保金不应算作应付款的范畴。在保修期内发生维修事项，保修义务人没有维修，即使在保修期届满后，发包人自行维修所花费的款项，也应有保修义务人承担。对于发包人扣除的款项，如果刘郭库和王帮喜由异议，可以另行向恒大公司主张或由国安公司起诉发包人另案解决。二、关于兴建公司实际支出的税金问题，该税金是兴建公司实际支出的，且是刘郭库、王帮喜所施工的项目发生的税金，应当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三、关于国安公司的700168.8元借款利息问题。国安公司的出借款项，是支付给刘郭库和王帮喜的，在其二人的证据材料中，也证明了该情况。一审判决未让刘郭库、王帮喜承担借款利息不当。刘郭库、王帮喜辩称，关于保修金问题，案涉工程已经在2013年6月14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在质保期内是否需要维修是由发包方和国安公司的问题，而非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的问题。工程已经实际使用8年，扣除质保金没有实际意义。关于税金问题，属于刘郭库、王帮喜应当承担的税金已经计算过了，兴建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第12项即2014年11月26日的5万元和兴建公司付给刘郭库、王帮喜二人明细中第43项重复了，一审判决认定的351600元中应减去5万元，多出的部分无事实依据。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施工中国安公司多次付款，都是兴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云超去办理的手续，刘郭库、王帮喜从未认可利息一事。国安公司述称，同针对刘郭库、王帮喜的上诉的陈述意见。刘郭库、王帮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二、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为“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综合楼、大门、1#楼、2#楼”的实际施工人；三、判令兴建公司支付工程款3967329.02元；四、判令兴建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2661316.72元；五、判令兴建公司赔偿刘郭库、王帮喜仲裁损失167901元；六、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兴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安公司承建了舞钢恒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项目相关工程，2010年12月21日，国安公司（甲方）与兴建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国安公司将“郑州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大门、综合楼、1#、2#、相应道路管网”工程委托兴建公司全面承包管理，工程范围以国安公司与建设单位所签合同为准。《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管理方式”约定：1.乙方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造价为基数（最终造价以工程决算为准），按1.5％向甲方上缴管理费……管理费不含各项税费（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扣除管理费用作为乙方承包工程造价，一次性包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另外，本项目由张群红项目部全面监管，费用另议。2.乙方按规定交纳应交税金（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交纳方法由甲方代扣代缴……第六条“工程款支付办法”约定：1.工程款根据甲方与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合同及有关条款，由乙方协助，甲方收取，并按甲方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支付。2.甲方在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后，根据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需求情况，扣除乙方应缴管理费及税金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在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必须出示正规发票。第九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11.乙方全额承担本协议范围内形成的全部债权债务经济法律责任，承担本协议涉及的全部费用。第十一条“其他”约定：甲方与建设单位双方所签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承包合同的主件，与本承包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它按国安公司外出施工及合作工程管理办法执行……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协商解决不了，由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兴建劳务将工程又转包给王帮喜、刘郭库及案外人王帮先，王帮喜、刘郭库、王帮先进场施工，开工一个月左右兴建公司与刘郭库、王帮喜签订书面《合作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兴建公司（甲方）将上述“郑州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综合楼、大门、1#、2#商业房、相应道路管网”工程委托刘郭库、王帮喜（乙方）全面承包管理，工程范围以兴建公司与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准，合同造价以决算为准。《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管理方式”也同样约定：1.乙方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造价为基数（最终造价以工程决算为准），按1.5％向甲方上缴管理费，管理费不含各项税费（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扣除管理费用作为乙方承包工程造价，一次性包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2.乙方按规定交纳应交税金（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交纳方法由甲方代扣代缴……第六条“工程款支付办法”也约定：1.工程款根据甲方与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合同及有关条款，由乙方协助，甲方收取，并按甲方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支付。2.甲方在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后，根据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需求情况，扣除乙方应缴管理费及税金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在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必须出示正规发票。第十一条“其他”亦约定：甲方与建设单位双方所签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承包合同的主件，与本承包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它按国安公司外出施工及合作工程管理办法执行……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协商解决不了，由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之间发生争议，2018年5月16日，刘郭库、王帮喜以兴建公司、国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洛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2.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为“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大门、综合楼、1#、2#”的实际施工人；3.被申请人连带支付工程款5022880.89元；4.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后国安公司提出仲裁管辖异议，刘郭库、王帮喜撤回对国安公司的管辖申请，仲裁委同意了该请求。2019年4月19日，洛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洛仲字第105号裁决书，裁决：1.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2.刘郭库、王帮喜为“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大门、综合楼、1#、2#”的实际施工人；3.兴建公司支付给刘郭库、王帮喜2396700元；4.仲裁费用47901元，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19160元，兴建公司承担28800元。仲裁裁决送达后，兴建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19）豫03民特23号民事裁定，以仲裁程序不当为由，撤销洛阳仲裁委员会（2018）洛仲字第105号裁决。刘郭库、王帮喜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国安公司（甲方）就本案所涉的“郑州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大门、综合楼、1#、2#、相应道路管网”工程与兴建公司（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兴建公司（甲方）就上述工程又与刘郭库、王帮喜（乙方）签订《合作经营协议书》，两份协议中均约定：“甲方”将工程委托“乙方”全面承包管理，工程范围以“甲方”与建设单位所签订合同内容为准，“乙方”向“甲方”上缴管理费，“甲方”代扣税金等，兴建公司将工程全部转包给没有资质的刘郭库、王帮喜，刘郭库、王帮喜带领工人实际施工，双方形成违法转包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兴建公司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没有资质的刘郭库、王帮喜，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六个：一是刘郭库、王帮喜是否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二是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如何认定，三是兴建公司应扣款项或已付款项的具体数额问题，四是兴建公司欠付刘郭库、王帮喜工程款数额问题，五是刘郭库、王帮喜要求的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六是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仲裁损失是否应当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郭库、王帮喜是否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的问题。本案中，国安公司把案涉工程委托兴建公司全面承包管理，兴建公司又将工程委托给刘郭库、王帮喜全面承包管理，兴建公司称其与刘郭库、王帮喜是合作施工关系，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亦认可兴建公司派驻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多次到工地协调相关事宜、借支款项等，但即使兴建公司支出了一定的财务、人力等成本，亦不能否认刘郭库、王帮喜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且2020年8月25日，一审法院进行调查时，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及案外人王帮先，均认可王帮先与刘郭库、王帮喜系合伙，但王帮先表示愿意刘郭库、王帮喜主张全部工程款，因此，应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为本案所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如何认定的问题。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国安公司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均约定：工程款根据甲方与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合同及有关条款，由乙方协助，甲方收款，并按甲方财务管理制度进行支付；甲方在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后，根据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需求情况，扣除乙方应缴管理费及税金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在支付工程款时，乙方必须出示正规发票等。因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未进行决算，但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均约定了工程款支付的办法，该办法可作为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也即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的结算可依据发包方与国安公司的工程决算扣除相关费用后进行确定，现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与国安公司均认可发包方与国安公司的决算价为55892089.72元，一审法院确认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可以55892089.72元为基数，扣除双方约定或法定应扣款项或已付款项为最终结算价。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兴建公司应扣款项或已付款项的具体数额问题。应付款或应扣款项的证明责任在兴建公司，根据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庭前质证及庭审、一审法院调查等情况，一审法院现对兴建公司提供的相应明细表及证据一一分析如下：（一）国安公司直接付给刘郭库、王帮喜的工程款为3545335.99元，该工程款数额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均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国安公司受兴建公司委托付款数额为9187044.19元，兴建公司认为该款项为9597044.19元，但：1．刘郭库、王帮喜认为兴建公司委托国安公司付款明细第20项住建局退还保证金部分申请退款数额为20万元，但实际退款数额为9万元，并提供收据及转账支票予以证明。兴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具体数额需要核实，但至今未提交核实结果，一审法院确认该数额为9万元；2．兴建公司提供的委托国安公司付款明细第23项显示付给李国华45万元，刘郭库、王帮喜仅认可收到40万元。刘郭库、王帮喜提供的兴建公司付款明细中第79项显示刘郭库、王帮喜已将该款项计入工地实收40万元，计入张群红5万元，说明刘郭库、王帮喜对于该45万元系兴建公司向其付款已进行认可，且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十一条约定：甲方与建设单位双方所签合同、补充合同作为本承包合同的主件，与本承包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而兴建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另外，本项目由张群红项目部全面监管，费用另议；一审法院在2020年8月25日的调查中，王帮先称“于云超也把他和国安的大合同让我们看了”，说明刘郭库、王帮喜明知兴建公司与国安公司之间的约定，因此，可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亦认可国安公司与兴建公司关于张群红的“费用另议”的约定，现国安公司、兴建公司均认可该费用为45万元，刘郭库、王帮喜也已将该费用入账，且由于双方经济往来众多，一审法院对双方已计入的费用进行确认，因此，对刘郭库、王帮喜仅收到40万元的辩称，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确认刘郭库、王帮喜已认可收到的款项为45万元。3．兴建公司提交的委托国安公司付款明细表中第30项30万元，兴建公司已认可系重复计算（2020年8月25日质证笔录第7页），因此该30万元应予以扣减。因此，兴建公司委托国安公司付款的数额为9187044.19元（9597044.19元-11万元-30万元）。（三）兴建公司付给刘郭库、王帮喜的款项为20250037.05元，该款项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均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四）兴建公司代付款数额为10549239.49元。兴建公司认为该款项为11149232.49元，但：1．兴建公司提供的兴建代付款明细表中第2项50万元，兴建公司认可系刘郭库、王帮喜支付（2020年8月25日质证笔录第8页），该50万元应从兴建公司主张的数额中扣除。2．兴建公司提供的兴建代付款明细表中第16项10万元，兴建公司认可系重复计算（2020年8月25日质证意见第8页），该10万元应从兴建公司主张的数额中扣除。因此，兴建公司代付款数额为10549239.49元（11149232.49元-50万元-10万元）。（五）兴建公司向刘郭库、王帮喜借支的款项为3362669.98元。兴建公司称其向刘郭库王帮喜借支的工程款数额为3692669.98元，但：1．兴建公司提交的兴建工程款借支明细表中第2项30万元，兴建公司自认系重复计算（2020年8月25日质证意见第8页），该款项应从兴建公司主张的数额中扣除。2．兴建公司提交的借支明细表中第25项3万元，兴建公司自认已计入其证据三-2第31项（2020年8月25日质证意见第8页），该款项应从兴建公司主张的数额中扣除。因此，兴建公司向刘郭库、王帮喜的工程款借支数额为3362669.98元（3692669.98元-30万元-3万元）。（六）兴建公司代刘郭库、王帮喜交纳税金为351600.63元。兴建公司认为替刘郭库、王帮喜代缴税金为519360.11元，刘郭库、王帮喜认为是195936.93元，但：1．兴建公司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第4项13992元兴建公司自认应为11550元（2020年8月25日质证意见第8页），该数额应确认为11550元。2．兴建公司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第6、8、11、13项中所涉的税款，刘郭库、王帮喜虽不认可，但刘郭库、王帮喜提交的兴建公司扣款明细表中（刘郭库、王帮喜标注为证据四B-103页至105中第40项、第74-76项之间、第105向、第124-125项之间）已显示代开23547元、5231元、15000元、60000元，虽然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记账日期有出入，但刘郭库、王帮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记账日期中所涉的代开税款与兴建公司的主张不为同一笔税款，因此上述税款应计入兴建公司代缴税款。3．兴建公司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中第12项2014年11月26日的租赁费税款5万元，刘郭库、王帮喜提交的兴建公司扣款明细表中（刘郭库、王帮喜标注为证据四B的105页124项）中显示刘郭库、王帮喜将该款计入“工地”一栏，但在兴建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并未对该款项予以扣除，可确认该笔款项刘郭库、王帮喜将其计入“工地”，兴建公司将其计入代缴税金，但无论双方将该笔款项计入哪个项目，都不能否认该笔款项应从兴建公司应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的款项中扣除的事实。4．兴建公司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中第15项所涉的税金刘郭库、王帮喜不认可，该税票显示的开票日期为2017年1月22日，备注中显示差额征税“舞钢恒大华府1#2#综合楼”，税票上所涉的工程系刘郭库、王帮喜施工，该费用应根据双方约定进行负担，但兴建公司提供的票据中显示税额为2285.7元（761.9元×3），因此，兴建公司该项应扣税金应为2285.7元。5．兴建公司提交的代缴税金明细表第16项所涉的税金刘郭库、王帮喜不认可，兴建公司亦无充足证据证明该款项系税金且需刘郭库、王帮喜负担，因此对兴建公司要求的该笔税金不应从刘郭库、王帮喜中扣除。综上，兴建公司代刘郭库、王帮喜缴纳的税金为351600.63元（519360.11元-13992元＋11150元-45000元＋2285.7元-122203.18元）。（七）恒大公司扣款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为3714436.21元。1．分摊转扣部分，刘郭库、王帮喜认可数额为1102752.34元，一审法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2．应扣其它费用5248元，刘郭库、王帮喜虽不认可，但其提交的证据四A（标注的第20页）中已在2.4工程罚款项中对该款项进行了认可，因此，该费用应当扣减。3．应扣甲供材、水电费、陶粒费共计2606435.87元（2159048.83元＋363009.11元＋84377.93元）刘郭库、王帮喜认可，因此，该费用应予扣除。4．兴建公司主张质保金扣款247200元，但本案所涉工程已于2013年6月竣工验收，验收结果为合格，兴建公司提供的国安公司与舞钢恒大置业公司签订的“郑州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施工合同”第九页“保修金支付”中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为结算总造价的5％，若无质量问题则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30天内支付4.5％，其余0.5％待五年防水保修期满后30天内付清”，现兴建公司自认该款系仲裁后也即2019年4月之后发生的款项，但本案所涉工程已于2013年6月竣工验收合格，现该款项扣除时已经超过质保期，刘郭库、王帮喜又不认可，因此，该款项不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综上，恒大公司扣款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为3714436.21元（1102752.34元＋5248元＋2606435.87元）。刘郭库、王帮喜应负担的国安公司的管理费、财务记账费及兴建公司的管理费数额为1760600.83元。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及兴建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管理方式”中均约定：“乙方以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造价为基数（最终造价以工程决算为准），按1.5％向甲方上缴管理费，……扣除管理费用，作为乙方承包工程造价，一次性包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协议书中还约定“财务管理费按1.5‰向甲方上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本案中兴建公司与刘郭库、王帮喜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无效，双方之间因该合同取得财产为刘郭库、王帮喜承建的工程，刘郭库、王帮喜未要求返还而要求支付工程款，应视为要求折价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因此刘郭库、王帮喜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支付工程价款；且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利系法律的基本精神，即使兴建公司因违法转包而取得非法所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的规定，该非法所得亦属于人民法院可以收缴的范围，而不属于刘郭库、王帮喜可向兴建公司要求支付或不应扣除的范畴，且考虑到刘郭库、王帮喜亦认可兴建公司工作人员包括其法定代表人投入了一定的人力、财力，可确认兴建公司进行了一定的管理，付出了管理成本和财力、人力成本，现亦无证据证明该管理费系兴建公司非法所得，对该费用应按双方合同约定进行处理，暂不收缴；因此，刘郭库、王帮喜有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支付工程价款，而无权要求高于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刘郭库、王帮喜应当按照约定向兴建公司支付管理费，也应按约定扣减国安公司的管理费、财务记账费等相关费用。管理费和财务管理费的具体数额上，按合同约定，管理费按“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造价为基数（最终造价以工程决算为准）按1.5％”、“财务管理费按1.5‰向甲方上缴”，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均认可国安公司与建设方之间的结算金额为55892089.72元，则国安公司及兴建公司的管理费为838381.35元（55892089.72×1.5％）；国安公司的财务管理费为83838.13元（55892089.72×1.5‰）。综上，国安公司应扣的管理费、财务记账费及兴建公司应扣的管理费共计1760600.83元（838381.35元＋83838.13＋838381.35元）。（九）国安公司代缴税金法院暂确认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为50万元。国安公司代缴税金部分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均有不同意见，刘郭库、王帮喜不予认可，兴建公司认为是682365.4元，国安公司认为是712913.38元。但在仲裁时刘郭库、王帮喜已认可国安公司代缴税款50万元（仲裁裁决第15项第5条），说明刘郭库、王帮喜认可的应扣除的国安公司代缴的税金为50万元。国安公司及兴建公司对该数额虽不认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国安公司代开税金数额高于50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现可确认本案中无争议的国安公司代开税金数额为50万元，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先予以确认。其他各方争议的部分，各方可另行解决，本案中暂不处理。（十）共同管理人员工资方面，一审法院确认应扣除数额为90万元。该款项刘郭库、王帮喜虽不认可，但其二人2017年1月26日签字的承诺书中已认可扣除90万元，因此，该款项应予扣除。（十一）兴建公司补充提交的团体险、检测费、转账发票等，一审法院确认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为103600元。1．刘郭库、王帮喜自认收到检测费3600元转账发票，该费用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兴建公司提供的国安公司转给张群红的10万元，刘郭库、王帮喜虽不认可，但是在仲裁时已认可8万元，且刘郭库、王帮喜提交的证据四A（刘郭库、王帮喜标注为第26页）与张群红对账本中显示了该款项为10万元，因此，该款项应予以扣除。3．兴建公司提供的其他费用单据因无证据证明需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因此，兴建公司补充提交的检测费、转账等，一审法院确认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为103600元。（十二）工程款借支利息方面，一审法院确认刘郭库、王帮喜应负担的利息为1260817.36元。1．国安公司利息方面，兴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兴建公司支付给国安公司的利息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对兴建公司要求刘郭库、王帮喜负担该费用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兴建公司主张刘郭库、王帮喜向该公司的借款利息3703602.14元，刘郭库、王帮喜不予认可，兴建公司提交的证据中仅有2012年1月20日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约定了每月2分（合年利率24％）的利息，2014年3月21日金额为560684.5元的借条约定了每月1.5分（合年利率18％）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双方已明确约定利息的借款，应当按照约定和法律规定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不应当支付利息，利息的计算应当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还款之日或应当结算之日。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并未结算，兴建公司亦认可其与国安公司未结算，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之间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也未明确约定结算时间，仅约定“甲方在收到建设工程款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刘郭库、王帮喜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何时要求与兴建公司结算而兴建公司拒不结算，一审法院确认刘郭库、王帮喜仲裁申请受理的日期即2018年5月16日为结算之日，根据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兴建公司主张可按双方的约定主张的借款利率。关于还款之日，兴建公司自认截止至2017年1月22日（不含）刘郭库、王帮喜剩余未偿还借款本金为4345984元（根据兴建公司提交的借款及利息明细表计算所得），2017年1月22日收到国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3558125.22元，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并未约定还款顺序，应按借款顺序进行抵扣；有利息的，先抵扣利息，后抵扣本金。因2012年1月20日的100万借款在未还款项中系最早发生的借款，因此，应先抵扣该100万借款中的剩余借款利息及本金；截止至2017年1月22日，该笔借款未偿还本金为236405.36元、未偿还利息为841425.73元[以100万为基数按24％的年利率计算至兴建公司自认的2015年2月4日的利息730000元＋自2015年2月5日起以兴建公司自认的剩余借款本金236405.36元（100万-200000元-563594.64元）按24％的年利率计算至2017年1月22日的利息为111425.73元）]；因此，国安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支付的3558125.22元已将刘郭库、王帮喜2012年1月20日的100万元的借款本息完全抵扣完毕（3558125.22元-未还本金为236405.36元-未还利息为841425.73元=剩余金额为2480294.13元），剩余可抵扣的工程款为2480294.13元，因此，自2017年1月22日该笔100万的借款不再计算利息。但因该剩余款项2480294.13元不能完全抵扣刘郭库、王帮喜的2014年3月21日（不含）之前的借款（根据兴建公司提供的借款及利息明细表计算的借款数额为2673300元），因此，2014年3月21日刘郭库、王帮喜向兴建公司的借款560684元的利息尚未抵扣。因此，刘郭库、王帮喜应付560684元的借款利息为419391.63元（以借款本金560684元为基数，按约定的18％的年利率自借款之日2014年3月21日计算至仲裁受理之日2018年5月16日）。以上两次借款刘郭库、王帮喜应付的利息共计1260817.36元（841425.73元＋419391.63元），该利息应当从兴建公司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的工程款中扣除。第四个争议焦点：兴建公司欠付刘郭库、王帮喜工程款数额问题。第三个争议焦点已对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之间各项应扣或已付款进行了分析，现上述款项合计为55485381.73元（国安公司付给刘郭库、王帮喜的工程款3545335.99元＋国安受兴建公司委托付款9187044.19元＋兴建公司付给刘郭库、王帮喜的款项20250037.05元＋兴建公司代付款10549239.49元＋刘郭库、王帮喜向兴建公司借支的款项3362669.98元＋兴建公司代缴税金351600.63元＋恒大扣款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数额3714436.21元＋国安公司的管理费、财务记账费、兴建公司管理费1760600.83元＋法院暂确认的国安公司代缴税金中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的50万元＋公用管理人员工资也即刘郭库、王帮喜承诺扣除的90万元＋检测费、付给张群红的款项103600元＋刘郭库、王帮喜应付兴建公司的借款利息1260817.36元），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均认可的刘郭库、王帮喜完成的工程发包方与建设方国安公司的结算价为55892089.72元，扣除上述应扣或已付款后，兴建公司还应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406707.99元（55892089.72元-5548538.73元）。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刘郭库、王帮喜要求的逾期付款利息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兴建公司尚欠刘郭库、王帮喜工程款406707.99元，双方对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没有约定，应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又因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对付款时间约定的是“甲方在收到建设单位工程款后，根据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需求情况，扣除乙方应缴管理费及税金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双方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视为付款时间约定不明；又，刘郭库、王帮喜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建设单位对工程勘察、涉及、施工、监理等方面的评价”为：“工期符合要求，达到业主满意”，可确认刘郭库、王帮喜在工期内完工并交付，现刘郭库、王帮喜要求自2013年7月12日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前期国安公司陆续向兴建公司转款、兴建公司也陆续向刘郭库、王帮喜转款，王帮喜、刘郭库自身的记账中也未将兴建公司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进行记账，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要求兴建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或支付的工程款用于抵扣前期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在仲裁申请时也未向兴建公司要求支付利息，可视为刘郭库、王帮喜对最后一次付款（2017年1月22日）之前的欠付工程款利息的放弃。因此，截止至刘郭库、王帮喜要求计算的利息截止日2020年8月10日，利息数额为67137.32元（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未付工程款406707.99元为基数，最后一次支付工程款次日2017年1月23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刘郭库、王帮喜要求的2020年8月10日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关于第六个争议焦点：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仲裁损失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一、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仲裁损失，仲裁因程序不当被撤销，仲裁费用不应由兴建公司负担。二、保全费5000元，根据刘郭库、王帮喜申请保全的数额500万与本案中支持的工程款（因原告保全后申请仲裁，仲裁仅对工程款，因此按支持的工程款进行负担）按比例由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负担，应由兴建公司负担的数额为406.71元（406707.99元／500万元×5000元）。三、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律师费、购买保全保险的费用不是其必然损失，且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对此也没有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兴建公司应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下欠工程款406707.99元、利息67137.32元、保全费损失406.71元，以上共计474252.02元。刘郭库、王帮喜过高的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辩称中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刘郭库、王帮喜、兴建公司及国安公司尚存在争议的事实，因现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暂不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刘郭库、王帮喜与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二、刘郭库、王帮喜为“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综合楼、大门、1#楼、2#楼”的实际施工人；三、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工程款406707.99元；四、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利息67137.32元；五、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保全费损失406.71元；六、驳回刘郭库、王帮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476元，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55226元，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42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将在下文进行分析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仲裁损失是否应当支持，247200元保修金是否应当扣除，兴建公司主张的税款122203.18元是否应当扣除，本案利息应如何确定，兴建公司应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对此，本院评析如下：一、关于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仲裁损失是否应当支付问题。刘郭库、王帮喜上诉认为，该部分损失是其直接损失，应由兴建公司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该损失，是其在洛阳仲裁委员会仲裁时产生的，由于该仲裁裁决被撤销，导致刘郭库、王帮喜产生损失，但该损失并非由兴建公司造成，故不应由兴建公司承担。一审判决认定应由兴建公司承担仲裁损失406.71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247200元保修金是否应当扣除问题。兴建公司上诉认为，247200元保修事项发生在保修期内，故应当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保修金247200元，并非经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双方确定的应扣款项目，而是在建设单位向国安公司付款时进行扣除。正常情况下，如果刘郭库、王帮喜组织施工的工程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应当由业主通知承包方国安公司，由国安公司安排进行维修，国安公司不予维修时，业主方可自行维修或由他人代为维修，但维修产生的费用，由国安公司承担；同理，业主方通知国安公司维修时，国安公司应通知兴建公司并由兴建公司通知刘郭库、王帮喜组织维修。之所以应由刘郭库、王帮喜组织维修，主要是在刘郭库、王帮喜参与维修时，可以确认质量问题是否是由其组织施工造成的，便于区分责任。但本案中，国安公司称其就质量问题通知了兴建公司，兴建公司否认收到通知，刘郭库、王帮喜也否认收到通知，而是在国安公司支付款项时才告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需要扣除相应款项。该质量问题是否存在、是否是由刘郭库、王帮喜的施工原因造成的、如果存在则如何维修、维修的费用是否真实等，因无刘郭库、王帮喜参与，故无法确定。在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是因刘郭库、王帮喜的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从刘郭库、王帮喜应得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基于上述分析，兴建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兴建公司主张的税款122203.18元是否应当扣除问题。根据发包方舞钢恒大置业有限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郑州平顶山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国安公司承包的范围为1、2、3、4、5号楼及综合楼、商业等主体及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为117136.88平方米，合同暂定的工程总价款为140000000元。而国安公司和兴建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兴建公司承包的范围为国安公司承包范围中的部分工程，施工建筑总面积为67868平方米。上述事实说明，国安公司并未将其从业主方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兴建公司，而仅转让部分工程，故刘郭库、王帮喜施工的仅是部分工程。由于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一致认可刘郭库、王帮喜工程款总数为55892089.72元，税率为3.36%，故刘郭库、王帮喜应当开具发票的税金总额为55892089.72×3.36%＝1877974.2元。刘郭库、王帮喜自认已经开具发票的金额是1315848.93元，其中包含安装税150937.8元；国安公司代开500000元，共计1815848.93元。对该数额，兴建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否认，故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兴建公司与国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并未包含安装工程，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之间的合同也无安装工程，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双方对此予以认可，国安公司对此也未予以否认，故安装税150937.8元，不应当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也不应由兴建公司承担，该部分费用不应计入刘郭库、王帮喜已开票金额，刘郭库、王帮喜可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解决该部分费用。刘郭库、王帮喜实际开具的发票费用为1815848.93元-150937.8元=1664911.13元（包含国安公司代开的500000元），与其应当开具的1877974.2元相比，差额为213063.07元，该213063.07元，应当从其应得工程款中扣减。因刘郭库所干工程全部税费为1877974.2元，故超出该数额的部分税款，不应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关于印花税票款问题，刘郭库认为其交纳1万元的印花税票款用于开具印花税票，国安公司则认为印花税票款是由国安公司交款开具。对此，本院认为，兴建公司与刘郭库、王帮喜签订的合同约定，税费应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故刘郭库、王帮喜施工所对应的印花税票款，应参照合同约定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兴建公司及刘郭库、王帮喜均认可刘郭库、王帮喜已经交纳的印花税票款为710.68元，对该710.68元，兴建公司不应再扣除。双方一致认可，印花税的税率为0.03%，则刘郭库、王帮喜应承担的印花税票款为总工程款55892089.72元×0.03%=16767.63元，减去双方认可的刘郭库、王帮喜已经支付的710.68元，下余16056元，兴建公司不予认可是刘郭库、王帮喜缴纳。刘郭库认为，除710.68元外，其已经向国安公司的刘栋林另外支付了印花税票款1万元，但无收据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称如果不开具印花税票，则其他税票无法开出，故应当推断其另外交给刘栋林的1万元印花税票费为事实。对刘郭库的该主张，本院认为，即使按照刘郭库的陈述该1万元印花税票款其已经交付过，但该数额与其应当承担的印花税费款16767.63元相比，仍相差6056.95元。这说明，刘郭库、王帮喜并未足额支付印花税票款，该事实与其陈述的只有先开具印花税票之后才能开其他税票、故其已经支付印花税费票款的理由相矛盾；同时，从另一方面印证国安公司代其开具印花税票的可能。结合上述分析，在刘郭库、王帮喜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将其主张的10000元印花税票款支付的情况下，本院只能认定其实际支付的印花税票款为710.68元，下余未支付的16056.95元，应从其应得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四、关于利息问题。（一）关于兴建公司逾期付款利息问题。因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之间的合同并未约定工程款支付的具体时间，仅约定“甲方在收到建设工程款后，根据工程进度和工程资金需求情况，扣除乙方应缴管理费及税金后，将乙方所需工程款转入乙方账户”，故应视为双方对工程款的支付的具体时间约定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本案中，刘郭库、王帮喜施工的舞钢恒大华府首期及配套工程综合楼、大门楼于2013年6月9日竣工验收，1号楼、2号楼均于2013年6月14日竣工验收。由于刘郭库、王帮喜与兴建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工程款支付的具体时间，应当视为约定不明。在双方就工程款支付的时间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自2013年6月14日工程竣工验收之日为应付工程款之日。刘郭库、王帮喜自认按照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工程款从验收合格28天后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故其主张从2013年7月12日起计付工程款利息。刘郭库、王帮喜的该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中，刘郭库、王帮喜认可兴建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7年1月22日，故在该日之前已经支付的工程款，不再计付利息，但该日之后欠付的工程款，应当从2013年7月12日起计付利息。刘郭库、王帮喜的该自认，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合上述分析，兴建公司应当就2017年1月22日后未付的工程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3年7月12日计算至刘郭库、王帮喜主张的2020年8月10日。（二）关于兴建公司主张的借支款利息问题。兴建公司认为，刘郭库应当支付借支款的利息，刘郭库、王帮喜则认为，不应支付借支款利息，即使应当支付借款利息，也仅应当支付自2012年1月20日至2013年7月12日之间的利息。对此，本院认为，刘郭库、王帮喜在2012年1月20日金额为1000000元额借条上约定了每月2分的利息，在2014年3月21日金额为560684.5元的借条上约定了每月1.5分的利息。尽管上述两张借条上载明的有利息，但本案的借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而是刘郭库、王帮喜在垫资施工的情况下，因工程款未及时支付而出现的借款行为。如前述分析，兴建公司本应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的2013年6月14日即向刘郭库、王帮喜付款，而刘郭库、王帮喜之所以借款，也是因为兴建公司未向刘郭库、王帮喜付款，在兴建公司欠付工程款未付的同时反而在2014年3月21日向刘郭库、王帮喜出借款项并要求支付借款利息，不具有合理性，也不符合公平原则，故该笔560684元借款，不应计付利息。2012年1月20日，刘郭库、王帮喜向兴建公司借款1000000元，借条上载明利息为月息2分。对该笔借款，刘郭库、王帮喜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利息。但由于兴建公司应当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2013年6月14日即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工程款（刘郭库、王帮喜自愿将支付工程款的期限后延28天至2013年7月12日），而其并未支付，故刘郭库、王帮喜该笔借款的利息，应当计算至刘郭库、王帮喜自认的兴建公司应当支付工程款的2013年7月12日，即354666元，该354666元，应当从兴建公司应付工程款中扣除。2013年7月12日之后的利息，不应继续计取。对于未约定利息的借款，该借支行为究竟是民间借贷行为还是预支工程款行为，应当具体分析。本案中的借款是由工程承包方国安公司向作为实际施工人的刘郭库、王帮喜出借款项，该借贷行为发生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实际上属于预支工程款性质。本案中的工程款的发放是由国安公司支付给兴建公司，再由兴建公司支付给刘郭库、王帮喜，或经兴建公司委托而由国安公司直接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由于刘郭库、王帮喜是垫资施工，故其提前预支工程款以保证工程顺利施工，符合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在刘郭库、王帮喜未签字认可存在利息的情况下，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不宜认定该预支工程款行为是民间借贷。据此，一审判决未认定未经刘郭库、王帮喜签字认可的借款利息，并无不当。综合前述分析，兴建公司应当从应付工程款中扣除的利息数额为354666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260817.36元。中间相差的906151.36元，兴建公司应当继续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五、关于兴建公司应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问题。刘郭库、王帮喜及兴建公司均认可，刘郭库、王帮喜应当得到的工程款总数为55892089.72元，但对于兴建公司已经支付的款项和尚未支付的款项，双方意见不一致。（一）1.刘郭库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国安公司委托付款明细表中的第30项数额为568356元，该笔款属于重复扣除。对刘郭库的该主张，兴建公司认可一审判决认定重复扣减300000元有误，实际重复扣减568356元，一审判决多扣减268356元。国安公司对该笔款项亦无异议。由于刘郭库和兴建公司均认可一审判决对该笔款项重复扣除错误，而事实上该款仅应当扣除一次，故本院对此予以纠正。2.关于兴建公司提供的委托国安公司付款明细第23项李国华收取的45万元问题，李国华向刘郭库支付40万元，下余5万元李国华自行截留。刘郭库认为，只能按照其实际收到的40万元计算，李国华截留的5万元不应计入兴建公司已付款中。由于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均认可，兴建公司于2017年1月22日向国安公司出具并由刘郭库、王帮喜、王帮先签字确认的《承诺书》中载明，张群红项目部的帮工费用，兴建公司承诺承担90万元，国安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扣除90万元，该90万元包含张群红、李国华等人的人工工资。由于兴建公司和刘郭库、王帮喜均认可，李国华扣留的该5万元是李国华的人工工资，故李国华在国安公司已经扣除90万元的情况下，其工资应当从该90万元中支取，而非在该90万元之外另行截留刘郭库的工程款5万元，对该5万元，兴建公司应当继续向刘郭库支付。兴建公司支付完毕后，可与国安公司另行解决。3.关于张群红管理费3万元，有兴建公司于云超签字的《1、2号楼付3号楼款明细》显示，序号为第6的李国华收1、2号楼开票费1.5万元未见发票，序号第7的马洪威刘建立借1、2号楼材料折合1.5万元，两项合计为3万元。兴建公司对该3万元不予认可。刘郭库提交了由李振孝等人签名的证明及刘建立等人出具的收据，拟证明该3万元由刘郭库支付。对此，尽管兴建公司不予认可，但刘郭库提交的证据初步证明其支出了该3万元，且《1、2号楼付3号楼款明细》下方备注留待春节后查明，但兴建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查明的具体情况及是否在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工程款时进行扣除，故从现有证据分析，可以认定该款已经由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由于刘郭库、王帮喜已经在《承诺书》上签字认可其内容，且《承诺书》中载明的90万元中包含舞钢恒大项目二部管理人员工资、项目临建费用、组织赶工请张群红项目部的帮工费用等，故该3万元应从《承诺书》中载明的90万元中扣除，而不应由刘郭库、王帮喜再行支付。（二）1.刘郭库认为，兴建公司提供的第三组证据四第43项中的6万元，其中的5万元是2014年11月26日的租赁费税款，故不应计入兴建公司代缴税金中。为证明该事实，刘郭库、王帮喜于二审中提交由正定县欣立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出具的《证明》一份。兴建公司经查询后认为，出具证明的正定县欣立建筑工程设备租赁站已经于2015年10月28日注销，但在本案二审中又加盖印章，故不认可其真实性；兴建公司还认为，该5万元是支付劳务费的，与开发票的5万元性质不一样，不属于重复扣减。针对该《证明》，本院认为，由于其形式不符合要求，且不能直接证明争议的5万元税款是由刘郭库、王帮喜交纳，刘郭库、王帮喜也未提供付款凭证等证据进一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确认。2.刘郭库和兴建公司一致认可，一审判决第十一项第2小项关于国安公司转给张群红的100000元，实际为80000元，一审判决多认定20000元，故应扣减的款项为80000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100000元，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三）关于管理费问题，由于兴建公司与刘郭库、王帮喜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约定，“乙方（刘郭库、王帮喜）以甲方（兴建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造价为基数（最终造价以工程决算为准），按1.5%向兴建公司上缴管理费，管理费不含各项税费。扣除管理费用，作为刘郭库、王帮喜承包工程造价，一次性包死，单独核算，自负盈亏。”参照上述约定，刘郭库、王帮喜应当向兴建公司支付的管理费为工程决算价的1.5%。刘郭库、王帮喜和兴建公司均认可，案涉工程的决算价为55892089.72元，则刘郭库、王帮喜应当缴纳的管理费为55892089.72元×1.5%=838381.35元。超出该数额的管理费用，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内容，刘郭库、王帮喜亦不予认可，故不应由刘郭库、王帮喜承担。一审判决认定刘郭库、王帮喜应当将兴建公司向国安公司缴纳的管理费及财务管理费一并支付，没有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不应计入兴建公司已付款但一审判决计入已付款的数额为268356元+50000元+30000元+20000元+838381.35元+83838.13元=1290575.48元。该1290575.48元，应由兴建公司向刘郭库、王帮喜继续支付。基于前述分析，在一审判决认定兴建公司应付而未付工程款406707.99元的基础上加上少计算的部分，减去多扣减的部分，兴建公司应当继续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的款项为：406707.99元+268356元+50000元+30000元+20000元+838381.35元+83838.13元-406.71元-213063.07元-16056.95元+906151.36元=2373908.1元。综上所述，刘郭库、王帮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刘郭库、王帮喜与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二、刘郭库、王帮喜为“舞钢恒大华府首期主体及配套工程综合楼、大门、1#楼、2#楼”的实际施工人；”二、变更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工程款2373908.1元；三、变更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相应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2373908.1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2020年8月10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撤销舞钢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1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第五项、第六项，即“五、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刘郭库、王帮喜支付保全费损失406.71元；六、驳回刘郭库、王帮喜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刘郭库、王帮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476元，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33307元，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616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2363.92元，由刘郭库、王帮喜负担34923元，洛阳兴建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7440.9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红彦审判员叶跃辉审判员李泉钦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法官助理张霞苗书记员张皓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