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16民终1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如红，女，197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玉栋，山东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平，男，1958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赫，山东哲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如红因与被上诉人高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鲁169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如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鲁169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486250元，并承担借款利息（以48625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0年1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以及被上诉人的自认足以认定双方的全部借贷合同成立，被上诉人提交的反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一审仅支持上诉人部分诉请，其他诉请不予支持是不正确的，应当予以纠正。一、本案全部借贷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一审仅认定部分成立、生效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欠条10张、暂欠条7张、收到条5张、借条2张。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条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故，此组证据符合法律对于债权凭证的要求。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若干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的银行账户流水，能够证明上诉人有出借涉案资金的能力及出借的现金系自有资金，符合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资金要求。在2021年1月27日的法院调查笔录以及3月2日的庭审时，被上诉人都自认涉案24张欠借条是其书写，辩称拿的钱用于合作工程。因此能够确认，被上诉人亲自书写涉案借欠条以及实际收到钱款的事实。故，涉案的24张债权凭证符合合同法210条关于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条件。证人苏某证言证明：2020年10月份，被上诉人找证人联系上诉人谈以前欠款的事……（见证人证言）。主审法官也对证人进行过调查，能够确定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该证人证言也印证了涉案借款成立并生效的事实。二、被上诉人的反证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合作工程且已处理完毕。被上诉人提供了3组证据，分别是：证据一123张收条、收据、欠款单等原件及复印件；证据二：鑫海通讯工程公司、滨州鑫泉建设工程公司登记材料宣传材料、合同、发票等；证据三：协议和收条等。这些证据仅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合作过一些事务，且合作事务已于2019年1月17日通过协议书的形式处理完毕。被上诉人以上的反证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合作事务。理由如下：1.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被告辩称的合伙开公司不成立。鑫海通讯工程公司系上诉人早在认识被上诉人之前成立，当时双方并不认识，2015年之前上诉人是法定代表人，2015年之后法定代表人系上诉人父亲，与被上诉人无关；2.双方以上诉人公司名义进行的合作事项已处理完毕且与本案借款并无关联。被上诉人提供的2019年1月17日的协议书不但能证明双方所合作的事务已处理完毕，亦能证明合作事务被上诉人的欠款与本案的借款并无关联。合作事务的欠款有明细（见协议书最后一页），与本案的借款没有重复和交集。协议书中处理的欠款是2010年的3笔欠款，本案的借款不但有2010年的借款还有2011年借款，其中2011年就有20余万元借款，涉案借款系私人间的借款。所以，涉案借款与双方合作经营没有关联和交集。至于被上诉人陈述的涉案借款已处理完，收回的借据由原告保管没有证据支持，且也不符合常理。综上，上诉人的证据能够认定借款合同关系成立的事实，而被上诉人的反证因与涉案借款不存在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合作工程且已处理完毕。被上诉人辩称涉案借款用于合作公司是故意混淆、扰乱案情。因此，一审仅支持上诉人部分诉请是不正确的，应当予以纠正。 高建平辩称：上诉人一审起诉事由及二审上诉事由与事实不符，上诉人的行为涉嫌虚假诉讼：1.一审中上诉人李如红所提交的借条、欠条、收条等书面凭证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作为山东鑫海通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业务发展需要，与案外人薛华臣于2008年合伙成立水泥电线杆厂。2010年薛华臣因身体原因退出合伙，经营期间没有专业财会人员，上诉人一人掌控记账流水，合伙期间合伙事务的对外开支等事宜，均采取原始记账方式即被上诉人借到的案外人的借款或者欠案外人款项被上诉人对外出具书面凭证（借条、欠条、暂欠条或收条等），被上诉人归还案外人款项后，因上诉人分管公司财务，而收回的借据等书面凭证留存在上诉人处。在一审中上诉人先起诉39万多元，之后又变更为48万元，其上诉人的变更诉讼请求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其陈述是其“发现了立案时未找的借据9万多元”，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年1月27日2点30分的调查笔录，调解员问到“对本案事实部分有无补充说明？上诉人李如红回答：有可能还有借款。”这更能证实，上诉人根本就不清楚具体的款项数额，其说辞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从侧面可以看出上诉人手里持有的单据并非系双方之间的借贷凭证，也更能印证被上诉人一审中所陈述的系原始记账方式，回收后应归档而上诉人却恶意持有的事实。2.2019年1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对双方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了确认和分配，双方已对彼此之间的债权债务梳理的十分清晰，上诉人当时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被上诉人也早已履行完毕；双方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以及后期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毋庸置疑，且上诉人无法说清及无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24张单据交付履行的情况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显然上诉人就涉案24张单据起诉被上诉人民间借贷一案虚构事实的主观恶意极大，被上诉人有权追究上诉人虚假诉讼罪的刑事责任。3.由于双方合伙多年，被上诉人年长上诉人许多岁，事实上被上诉人一直对于一审判决偿还上诉人51500元的结果存在强烈意见，但被上诉人本着息事宁人的心态，不愿再与上诉人纠缠，所以没有选择上诉，但上诉人仍继续掩盖事实真相，鉴于上诉人的这种行为，被上诉人也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还被上诉人一个公道。综上，被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如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建平偿还借款本金486250元及利息（以486250元为基数，自2020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判令高建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如红、高建平自2008年开始合伙，2019年1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一份，对双方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进行了确认和分配，其中对双方之间的欠款和借款约定如下：本协议签署后，公司款项分配完债务，高建平暂时无法把李如红多还账款111416.11元归还，下次工程款到账一次性付给李如红；高建平欠李如红的210750元由苏某和高建荣担保，一年内还清；210750元包含：2010年1月13日高建平借李如红102750元归还韩磊贷款，2010年线杆厂经营期间高建平借李如红89000元，2010年工程施工期间高建平欠李如红电力工程投资款19000元。补充协议约定：高建平、李如红2017年12月31日债务分清后，双方对2017年12月31日前合作工程的债权按照50%的比例进行分配，2018年1月1日起各自的工程项目及债权债务与对方无关。上述协议中约定高建平欠或借李如红的款项，高建平已于2020年8月6日前清偿。在双方签订《协议书》时，李如红未提及涉案款项。 李如红在本案中提交了高建平出具的2008年至2011年期间的单据24张，共计486250元，其中收条5张金额共计75700元、欠条17张金额共计359050元、借到条2张金额共计51500元，内容分别为：收到现金、暂收现金、收到拨来现金、欠到现金、暂欠现金、借到现金，其中23张未载明债权人信息，只有2008年11月8日的收条中载明收到李如红拨来现金10000元。高建平对24张单据中其签名的真实性及内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系借款。高建平提交了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由李如红签名的收到条、收款证明、借支单、付款申请单、收款收据、缴费票据等证据证实双方系合伙关系，李如红对上述证据中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另查明，李如红于2020年10月曾找到案外人苏某让其帮忙向高建平催款，并向苏某出具清单一份，苏某向高建平催款时，高称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并要求出示借据，李如红未通过苏某向高建平出示借据，双方协调未果。苏某在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称其催款时高建平未明确是否欠李如红款项。李如红提供给苏某的清单载明的款项数额及时间与涉案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不完全一致。2020年12月8日，李如红就本案款项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向高建平主张权利，后以双方自行协商为由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李如红、高建平虽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存在合伙关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双方在此期间不存在个人借贷行为，高建平向李如红出具的2张借到条金额共计51500元，高建平认可其签名和内容的真实性，借到条既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又能证实款项以现金方式交付，故双方之间借款金额为51500元的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现李如红诉求高建平偿还该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李如红主张的利息，依法应自主张权利之日即2020年12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作为民间借贷纠纷，李如红有义务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的交付提供证据证实。李如红主张的5张收条金额共计75700元、17张欠条金额共计359050元，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总金额为434750元的借贷关系。理由如下：高建平提供的2008至2012年期间由李如红签名的证据材料及双方于2019年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能够证实双方在此期间存在合伙关系；李如红为证实其主张提交的该22张单据均发生在双方合伙期间，高建平虽认可其真实性，但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李如红主张的款项是个人借款还是合伙款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李如红提供的证据内容简单，单纯的收到或者欠到不能推定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意；在高建平不认可李如红主张的现金交付的情况下，李如红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款项的交付情况；双方在2019年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对合伙期间的账目进行对账、分配，其中包括高建平向李如红的借款及欠款也一并在协议书中确认，双方当时在处理借款及欠款时李如红并未提及发生在此之前的涉案款项；2019年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载明的高建平向李如红的借款及欠款的账款明细中涉及的款项仅是双方的对账确认，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债权凭证，不能完全排除与涉案款项无关；李如红在让苏某帮助其催款时出具的清单载明的款项数额及时间与涉案款项的数额及时间不完全一致，也能够印证涉案款项不一定是借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高建平偿还原告李如红借款51500元及利息（以515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李如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4297元，由被告高建平负担544元，由原告李如红负担3753元；保全费3020元，由被告高建平负担300元，由原告李如红负担272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李如红主张与高建平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持高建平署名的凭证一宗（24张）起诉。经审查，李如红与高建平曾在2008年起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1月17日在苏某等人的见证下进行清账分伙，并形成协议书。对于双方间应承担的外欠、债权进行了处分，并对高建平与李如红之间的个人借款进行了确定和处理，高建平也已按协议履行。虽然二人间存在合伙关系不能排除个人间存在借贷关系的可能，但认定借贷关系成立必须从严审查认定。本案中，李如红持有并主张权利的24张凭证均发生在自2008年至2011年之间，正值二人合伙期间；从李如红提交的凭证上载明的形式有：收到现金、暂收现金、收到拨来现金、欠到现金、暂欠现金、借到现金六种，其中23张凭证并未注明相对方，只有一张注明“收到李如红拨来现金”，上述凭证中表述不完整，无法排除高建平辩称的为合伙事务的支款或欠款行为，李如红对于其与高建平间存在借贷合意提交证据不足；故李如红在二人分伙并处分个人债务后，又持上述凭证主张高建平欠民间借贷款项，理由并不充分。但在二人分伙后，李如红又委托苏某向高建平索要款项，从高建平的反应来看，亦无法排除李如红与高建平还存在有未清偿债务的可能，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如实陈述本案事实，致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以李如红未尽到举证责任，从严审查李如红持有的债权凭证进行判决，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故李如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94元，由上诉人李如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慧莲 审 判 员 张魁海 审 判 员 张 珊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徐丽萍 书 记 员 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