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2民初21463号 原告：曹立文，男，1980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尚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海，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岩下节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则达，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庭吉，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立文与被告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立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长海，被告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庭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立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原告无须赔偿被告经济损失963,840元(人民币，币种下同)。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1月30日至被告处工作，离职前任营业部部长。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止。原告和上海文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起公司)只是投资关系，没有劳动关系。公司法上只是对公司高管有所规制，原告只是被告处中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采购、销售决策没有重大影响力，不属于公司法规制的高管。文起公司和被告之间的贸易合同经过被告的两道审批，每份重要合同上均有被告总经理的签名，公司的发票均需要被告财务审核后发出。被告和文起公司交易的决定权在被告公司。原告没有决定权，被告处需要副总、总经理审核，原告并非合同的最终决定者。原告只有在文起公司有决定权，在被告处没有决定权。被告对原告的交易业绩是满意的，文起公司和被告的交易最多算作关联交易，并非所有关联交易都是对公司有害的。公司法对高管的关联交易行为授权给公司章程或股东决议，而非一般性的禁止。文起公司和被告交易满足了被告对利润的规定，否则被告也不会批准被告和文起公司的交易合同，公司财务也不会开具相应的发票。文起公司和第三方的交易利润是特殊的激励机制下产生的，没有这样的安排，文起公司和第三方的交易是否完成是存疑的。原告建立文起公司的最初目的是因为有的销售费用无法报销，所以设立了文起公司。文起公司和第三方的交易利润不是被告必然的交易利润，文起公司没有从任何渠道进和被告有竞争关系的产品卖给第三方。文起公司和第三方产品交易的来源都是从被告处采购的，被告并没有因为关联交易的产生影响交易的情况。文起公司和第三方交易的利润不是被告可预期的利润。被告主张的损失金额没有事实基础。 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原告承认合同是原告自己和被告签订的，文起公司全部股东就是原告和其爱人，原告对文起公司有全部决定权。被告处高管对合同的签字只是对合同形式上的审核，原告知道签署的合同是和自己所有的公司签订，原告应当告知被告，不能代表被告对合同的认可，更不代表被告对被隐瞒的关联交易的认可。正常的、合法的销售费用，原告完全可以向被告进行主张，公司进行审核后，合理的当然可以进行报销，如果是违反规定的被告当然是明令禁止的。原告说是为了处理无法报销的费用而设立了文起公司，应当对这些费用情况进行说明，无论是否合法，原告设立文起公司的目的都是不成立的。文起公司所有获得的利润都是通过被告的产品获得的，完全是通过原告在被告处的职务便利进行获利，文起公司实际上根本没有办公地点，文起公司的交易纯粹是原告通过倒卖被告的货物进行的。客户完全可以在被告处直接获得货物，原告通过自己所有的文起公司进行，完全是侵占了被告的利益。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现被告不服仲裁裁决，请求：原告赔偿被告损失1,285,12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7年1月30日至被告处工作，离职前任营业部部长。双方签有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自2012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26日止。原告实际出勤至2015年8月17日，被告支付其工资至2015年9月18日。 2016年4月28日，原告以诉请事项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6月27日，该会作出裁决：原告赔偿被告经济损失963,840元。原、被告均不服，诉至本院。 仲裁审理中，被告称原告在其处工作期间，在明知公司有禁止兼职的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在外私自设立文起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原告本人及其妻子，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曹立文。原告利用公司信任，故意隐瞒私设文起公司的事实，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促使被告与文起公司进行交易，严重违反“诚实信用”这一劳动合同履行的最基本原则。原告同被告的调查面谈中自认文起公司的销售利润在10%-20%左右，文起公司通过倒卖被告的产品获得的利润，应当被视作为对被告直接造成的损失。文起公司与被告之间的交易金额为6,425,600元，结合市场情况及原告自述，原告可从中获利20%，原告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了本应由被告获得的利益，导致被告的损失，故主张损失金额1,285,120元。被告提供《就业规则》、谈话记录、企业基本信息及文起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合作合同、发票以证明其上述陈述。《就业规则》显示“第二十六条兼职2、员工未经公司书面批准，严禁有下列情形的兼职：……(2)在公司内从事外部的兼职工作，或利用工作时间和资源从事所兼职的工作。(3)所兼职的工作构成对本公司的商业竞争”等内容。原告对《就业规则》及企业基本信息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合作的合同、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并称销售合同上有被告负责人的签字，发票亦为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明原告履行职务签订的合同中相关产品的价格是得到被告认可的，认为谈话记录不完整，双方有前置谈话在被告提供的谈话记录中并未体现，前置谈话的内容为申请人仅要求原告配合履行程序，谈话内容并非原告完全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称，被告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的依据为规章制度第四章第26条关于禁止兼职的规定，而原告与文起公司是投资关系并非兼职关系。原告实际是利用职务方便与被告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所以本案发生的所谓损失，不是违反兼职规定产生的。根据双方的规定表明，原告在从事本职工作为被告签订的销售合同中，产品的价格是得到被告认可的，就原告代表被告签订的合同无论相对方是谁，合同中体现的产品价格和利润是经被告认可的，被告没有因为关联交易受到损失。被告所主张的损失实际上是文起公司从相对方所获得的利益，如果说这部分利益构成损失也是文起公司交易第三方的损失而不是被告的损失。原告设定这样一个关联交易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自己以及他的业务单位的工作人员没法在各自单位解决的销售费用，这种费用的存在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增加了交易的机会，被告也因此从这样的交易机会中获得了利益而不是损失。被告提供年度部品销售明细、调查后续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及发票。被告称对销售明细真实性不予确认，系原告自行制作，对调查后续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及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目的不予确认，2015年6月25日、7月20日、7月30日签订的合同是在被告不知晓原告私设公司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能代表被告对于原告作出相关交易的认可，在合同签订后原告马上进行了采购的下单，采购的事实已经在被告与原告谈话之前发生。在该情况下被告不得不要求文起公司付款，才会有开启发票的事实，如被告终止交易则造成的损失更大，对于2015年9月10日签订销售合同，被告向原告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是8月18日，原告在8月17日到仓库领取了TS5667N414的产品，实际也是被告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领料，到被告发现之时该产品已经被领走无法返还，故被告不得不要求文起公司付款才与文起公司签订了该份销售合同，但不能视作为被告认可这种关联交易。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交易明细、合同、谈话笔录、工商信息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所证实，并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高管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禁止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而其他人员法律并未禁止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法律亦未禁止其他人员设立与所任职公司同类业务的企业。本案原告离职前任营业部部长，不属我国公司法规定的高管人员，其投资与他人设立所任职公司同类业务公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投资的公司与被告发生交易行为，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因交易而使被告的利益受到损害，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告要求无须赔偿被告经济损失963,84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反之，被告要求赔偿损失1,285,120元的诉讼请求，因无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曹立文无须赔偿被告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963,840元。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被告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平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鼎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