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鲁03民终7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兆国，男，197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英，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港，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卫海，男，1983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长法，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苗芹，女，1975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源县西山新区。 上诉人孙兆国、任卫海因与原审被告苗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20）鲁0323民初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兆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323民初20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任卫海之间从未达成委托认购及代持股权的合意，一审法院认定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且一审法院未依法、依上诉人申请调取涉案关键证据，明显不当。日科股份上市前，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专项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均对日科股份的股权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为：“根据发行人控股股东赵东日出具的声明和本保荐机构的适当核查，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暂行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发行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均由其本人享有全部股东权利，不存在任何信托或委托代持行为。”日科股份上市前，证监会曾经就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对被上诉人进行了个人调查及询问，而被上诉人所请证人刘某在另案一审庭审程序中亦自认：“当时写过一次材料,当时好多人都签了。签字的地点是山东慧科公司办公楼。”前述调查记录及材料由证监会留存，由于该证据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得，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收集，但是一审法院并未调取亦未作出合理解释，违反法定程序。2、即使假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所谓的委托代持法律关系，公司拟上市时，隐名委托持股行为因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无效。原判决在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委托代持合同的基础上，未依法认定该合同无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任卫海辩称，1、答辩人提交的大量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持股法律关系，上诉人申请调取证监会存档的证据材料无论是否存在，均不能推翻2008年双方已经成立委托合同关系的事实。2011年日科公司上市材料中的法律意见书仅是上市公司作的程序性材料，并不能体现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2、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公司法亦认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合同效力，2011年股票上市不会导致2008年双方委托合同无效的事。即使无效，孙兆国本人没有出资，案涉股票形成的价款及分红也应当交付给答辩人。 上诉人任卫海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孙兆国再支付上诉人任卫海股票240000股部分按税后5.9元/股计算的差价240000元；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相应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按相关规定分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案涉股票出售价格税后为4.9元/股，与实际不符，股票税后售出价格应认定为5.9元/股，被上诉人还应当支付上诉人股票款差价240000元。孙兆国在另案录音中对股票价格的陈述是明确的，其明确认可股票价格为5.9元一股。按相关证据核算涉案股票售出价格约计5.84元/股，与孙兆国的录音中认可的5.9元/股价格非常接近。另外，如果不考虑张家港等地方的退税政策，每股单价也为5.5元/股(6.63-1.127=5.506)，孙兆国没有到庭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也没有向法院提交所售出股票的交易成交价格及退税情况，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孙兆国、苗芹在答辩期内未提交答辩状。 任卫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票转让款76万元（税后）；2.以实际欠款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支付原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股票转让款之日止的利息；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票分红利益32400元（税后）及利息（自被告收到分红款之日起至实际给付分红款之日止，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2月22日，原告向苗芹的尾号为511的农业银行卡存入20万元。对于任卫海存入的20万元的资金去向，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苗芹的尾号为3511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及相关传票等证据可以证明如下流转过程：该卡于2008年2月22日开卡，2008年2月22日任卫海现金存入20万元，后又有多笔资金存入，2008年2月28日，包括上述任卫海存入的20万元在内的资金合计1833100元转账支取汇入收款人为丁梦先的账号为38×××91的中国银行账户。丁梦先系日科化学公司的工作人员，系公司指定的收取股东交付注册资本出资的收款人，因此，任卫海出资的20万元，最后汇入日科公司指定的收款人丁梦先账户内，系孙兆国向日科公司交付的注册资本的一部分，用于了认购日科化学公司股权。2008年2月23日，山东沂源泓利化学有限公司（孙兆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任卫海出具收据一份，加盖该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11月2日，原告与孙兆国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任卫海出资用孙兆国名义购买“山东日科”股票，所购股票登记在孙兆国名下，权属关系归任卫海所有，由孙兆国代为行使除收益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同日，孙兆国退回任卫海出资16000元，并在2008年2月23日收据上标注。任卫海实际出资184000元，以每股2.3元，购买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票8万股。2008年12月16日，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议增资，孙兆国认购了4155800元注册资金。2011年5月11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市后扩股两次，2012年6月18日10转5一次，2014年6月17日10转10一次，截止2014年6月18日，原告所有的80000股原始股转赠股后变更为240000股。2014年5月8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限售股解禁公告，孙兆国名下的8022497股股票解禁，于2014年5月12日上市流通，转赠的股票于2014年6月18日上市交易。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孙兆国先后减持售出股票952.25万股，其中包括原告的24万股。原告根据所查询的孙兆国的股票交易信息，认为孙兆国已售出的952.25万股股票的平均成交价格约为：6.63元/股，要求按照6元每股计算收益。在一审法院（2018）鲁0323民初2164号刘宜增、李成霞诉孙兆国、苗芹一案中，孙兆国录音中自述股票成交价5.9元，（2018）鲁0323民初216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股票价格税后5.9元。被告售出股票后没有将股票转让款及时交付给原告，后原告多次催要，自2015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孙兆国以银行卡转账及其他方式交付给原告股票价款合计68万元，原告认为按照上述交易期间的成交价格计算，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68万元后，被告还应当支付原告股票转让款76万元（税后），并应赔偿支付利息。另外，日科化学股票在2015年7月1日前分红3次，即2012年6月18日，每10股分红1.5元（税前）；2013年6月26日每10股分红1.00元（税前）；2015年5月28日每10股分红0.5元（税前）；三次分红税前共计36000元。孙兆国没有将分红款返还给原告。另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19日传票传唤二被告到庭质证，二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2020年10月22日开庭审理，一审法院在送达给被告的传票中，特别注明二被告本人必须到庭，二被告本人仍拒不到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述称二被告因最近去了青岛正在隔离中。一审法院要求被告代理人庭后三日内向法庭提交二被告被隔离的有关证据，但被告代理人未提交。另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4月9日登记结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孙兆国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持股票法律关系？二被告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原告所提交的收款收据及协议虽为复印件，但原告提交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原告与孙兆国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票法律关系，本案应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其中在原告提交的2020年1月5日其与孙兆国录音资料中，任卫海要求孙兆国“我那个股钱你给我付了吧”。孙兆国称“有着话我就给你付了，到年底看看吧”，其对任卫海所说的“股钱”予以默认，只是无钱支付；2020年3月14日刘某、孙兆国、任卫海在孙兆国办公室中的对话录音中，孙兆国称“老爷子的房子抵押贷款后，先给你俩解决一点，反正小任付的多，你的（指刘某）没大付，你这边先给你凑60，小任吧先凑20”，从这段录音中可以看出，孙兆国认可欠任卫海及另案刘某款项，虽未明确欠款数额，但其先凑60、20的承诺结合被告已支付给原告68万元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原告所诉孙兆国欠原告股票款的主张。关于股票售出价格，原告主张按6元/股计算，在一审法院（2018）鲁0323民初2164号刘宜增、李成霞诉孙兆国、苗芹一案中，根据刘宜增提交的录音资料，孙兆国在录音资料中认可股票出售价格为5.9元，但未明确系税前价格还是税后价格，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孙兆国在该案中认可的价格按税前价格5.9元/股计算较妥。根据财税（2019）167号、国税发（2010）8号相关规定，股票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纳税人未提供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故案涉股票按照税前价格5.9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税后价格为4.9元/股。据此认定股票转让价款为1176000元（240000股×4.9元/股）。孙兆国出售代持原告的股票后获得的价款1176000元应及时交付给原告，扣除被告已支付的680000元，孙兆国还应支付原告496000元。关于原告所诉股票三次分红36000元，按照20%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分红款为税后28800元。关于利息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孙兆国于2015年6月30日之后未再出售其所持有该公司的股票，因此原告主张孙兆国支付从2015年7月1日起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原告与孙兆国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由孙兆国承担还款责任，苗芹不承担责任。原告要求孙兆国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苗芹承担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苗芹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与孙兆国之间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其仅提交股票上市法律意见书作为证据，但该意见书仅仅供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能用作证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及相关事实，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提交的证据链，不能证实其认为双方不存在委托代持法律关系的主张。被告认为案涉纠纷系苗芹婚前个人债务的答辩意见，被告没有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另一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两次传唤二被告本人必须到庭，二被告均拒不到庭，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孙兆国的答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苗芹关于其不承担责任的答辩意见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孙兆国支付原告任卫海股票转让款496000元，并支付原告任卫海利息损失（以496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孙兆国支付原告任卫海股票分红款28800元，并支付原告付原告任卫海利息损失（以28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任卫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24元，由原告负担2676元，被告孙兆国负担9048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1500元，被告孙兆国负担3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孙兆国与被上诉人任卫海之间是否存在股票委托代持关系。2、双方之间的委托代持协议是否有效。3、任卫海主张股票价格应按照每股5.9元计算是否有依据。 关于焦点1，2008年2月，任卫海实际向孙兆国交付184000元，2015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孙兆国向任卫海交付68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对于任卫海向孙兆国交付款项的性质，任卫海主张系委托孙兆海购买山东日科化学有限公司股票款，孙兆海主张系向任卫海的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任卫海有责任就其主张的委托代持关系成立的事实提供证据，上诉人孙兆国有责任就其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提供证据。任卫海一审提供的收款收据、协议书、证人证言以及录音资料等证据可形成证据链，证实双方委托代持股票关系的存在。上诉人提供的核查资料等证据只是公司上市必备的程序性文件，系根据孙兆国的承诺作出，并不能反映任卫海与孙兆国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该证据不能推翻任卫海提供的证据的效力。且对于孙兆国主张的借款关系，孙兆国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借款利息约定、借款数额与还款数额的计算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说明或作出任何合理解释。对于孙兆国主张与任卫海之间系借款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委托代持股票关系实际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上诉人已经依据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取得利益，其应将利益返还给被上诉人。 关于焦点3，孙兆国在另案录音资料中认可股票出售价格为5.9元，但未明确系税前价格还是税后价格，且股票价格随时会发生变动，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举证情况酌情按税前价格5.9元/股计算并无明显不当。任卫海要求按照税后价格5.9元/股计算股票款证据不足。 综上所述，孙兆国、任卫海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48元，由上诉人孙兆国负担9048元，由上诉人任卫海负担4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鲁建 审 判 员 禚慧聪 审 判 员 苏晓宇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法官助理 宋 戈 书 记 员 荆惠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