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7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12078257113A，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三堡镇胜阳村。法定代表人：余德松，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诉讼人：周永，徐州市铜山区铜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合平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07948895XP，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西北路853号。法定代表人：平志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雯，北京市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合平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平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3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博朗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案外人宋伟声称其系被上诉人员工，并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与上诉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按照宋伟提供的账号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被上诉人亦向上诉人开具了增值税发票。鉴于上述事实，即便被上诉人辩称与宋伟系代开发票关系，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来说，亦应认定宋伟的销售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案涉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上诉人通过宋伟购买了两批地板表板，金额分别为45,600元和199,713元。被上诉人仅交付了第一批45600元对应的地板表板900余平方(即上诉人会计王海娣在铜山区公安局笔录上记录的“两件货”)，诉争的未发货的199,713元对应的表板数量为3503余平方，正常包装应为9件货。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已经自认收到货物，但并未查明收到货物的数量及对应关系，上诉人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应当由被上诉人对其是否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一审判决却认为“若原告就收到货物的数量、质量有异议，可以另行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显然并未查明发货具体数量这一关键事实，而作出了一个令上诉人无所适从的“存疑判决”。三、宋伟失踪，被上诉人又否认宋伟是其员工，上诉人货款被骗的情况，上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是正当地行使救济权利。公安机关认为，既然原告已经收到部分货物，证明合同还在履行之中，不构成诈骗犯罪，故要求上诉人撤回刑事指控，而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这也是为什么上诉人撤回刑事报案并提起本案之诉的原因。公安笔录并未载明上诉人自认收到全部货物，而事实上仅仅收到的是2件货，即45,600元对应的地板表板900平方。上诉人本案主张的未发货的数量和价款分别是3500余平方和199,713元，两者并不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请与其在公安机关的自认相矛盾是错误的。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已经发货，通过微信向上诉人提供了编号为1005072的“入库单”，载明2019年5月22日收到“博朗宋”单板3503.67(平方)，金额为199,713元，记账为“自提”，经手人为被上诉人的股东“刘平”。该份证据虽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发货，但是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声称的发货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而上诉人在公安机关自认收到“两件货”的时间为2019年3月底，据此亦可证明上诉人收到的两件货并非本案诉争的货物。被上诉人仍应向法院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发货的数量、时间及送货及签收的相关事实。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另外，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与刘平的录音和微信截图等证据，一审法院没有在判决中予以审查，属于遗漏主要证据，从而作出相反的判决。五、被上诉人辩称是为宋伟代开发票，也就是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若法院能够确认这一犯罪事实，应当将案件移送税务机关及公安机关处理。根据法律的规定，法院发现明确的犯罪线索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不应简单驳回诉讼请求，上诉人保留向相关部门举报的权利。六、既然被上诉人代开发票违法，其收款行为亦无效，按照法律关于无效法律行为的规定，被上诉人亦应返还上诉人支付的货款。法律行为效力是法院应主动审查的内容，一审判决明知代收款的行为违法却不予认定，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合平公司不同意上诉人博朗公司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一、宋伟不是被上诉人的员工或业务员，其个人行为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从未授权宋伟代理任何行为，而且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在第一时间向铜山区公安局三堡派出所报案被宋伟骗取了货款199,713元，并在公安机关调查时明确自认其在与宋伟的交易过程中，宋伟自称是张家港陈氏木业的总经理，被上诉人与张家港陈氏木业没有任何关联，这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等网站均可查询。说明宋伟在与上诉人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表见代理行为，上诉人也不是善意的，其明确知晓宋伟不是被上诉人员工或业务员。上诉人与宋伟的纠纷应直接起诉宋伟，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没有成立任何的买卖合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上诉人的自认，其从宋伟处购买了两批货物，第一批45,600元，第二批199,713元，但2019年6月18日其法定代表人余德松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只对第二批199,713元货物不发货进行报案，说明其当时已经收到了第一批货物。否则，上诉人会对两批货物总计24万余元进行报案。而且，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报案的被宋伟诈骗199,713元货款，该金额与本案诉讼请求金额完全一致，其报案时提供的付款证明是2019年1月22日通过中国银行支付的199,713元，与本案其主张的付款是同一笔，证明上诉人2019年6月18日报案被骗的就是本案货款，上诉人及会计2019年7月10日又向公安机关明确承认收到的货物也是本案货物。上诉人现在对其在公安机关的明确自认进行否认，毫无道理，也没有证据能推翻其自认，其主张不应被支持。上诉人对收到的货物质量不满意，应当另行起诉宋伟。三、上诉人报案后，公安机关撤案的原因是上诉人自认收到了货物，即使只收到了部分货物，完全可以就未收到的部分继续主张追究宋伟的刑事责任，没有理由撤案。四、上诉人提供的入库单及录音证据材料均是复制件，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均不是被上诉人制作或形成，没有被上诉人的盖章确认，不是被上诉人的行为或意思表示，不能证明所谓的“发货时间”。且入库单左上角记载的是“博朗宋”，证明宋伟与上诉人有业务联系，根本不是被上诉人员工或业务员。入库单及录音显示的形成时间是2019年6月12日，而在几天后2019年6月18日，余德松向铜山区公安局报案时仍然主张是被宋伟个人骗取了货款，证明上诉人是明确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买卖关系，其购买木材是与宋伟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是无理起诉，浪费司法资源。五、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故意是偷骗国家税款，本案被上诉人开发票后缴纳的税款更多了，不涉及犯罪，反而是上诉人用该发票抵税，上诉人才是可能涉嫌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一方。六、本案不涉及任何无效法律行为，且上诉人的诉请是解除合同返还货款，上诉人关于无效法律行为的主张与其诉请自相矛盾。七、上诉人已收到货物，却隐瞒事实，恶意捏造与被上诉人的合同关系，虚假陈述自己未收到货物，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责任，严重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其行为应依法受到处罚，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上诉人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的权利。博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的货物买卖约定；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货款199,713元；3、被告承担从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按年息6%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9年1月9日，原告博朗公司向被告合平公司账户汇款45,600元；2019年1月22日，原告博朗公司向被告合平公司账户汇款199,713元。2019年1月25日，被告合平公司向原告出具两张大连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分别为100,000元、99,713元，注明货物为木制品、板材。原告表示上述汇款是在原告法定代表人余德松与被告公司业务员宋伟协商后支付给被告购买板材的货款，并提供了其与微信名“阿文友田木材中心宋伟（陈氏集团）”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表示宋伟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宋伟只是使用被告的账户收款，由被告代开发票。2、被告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平志强、股东刘平名下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平志强于2019年1月9日向宋伟尾号2177的账户转款42,000元，刘平于2019年1月22日向宋伟尾号2177的账户转款60,000元，于2019年1月23日向宋伟尾号2177的账户转款123,740元。3、被告提供了工资表，并称被告员工名单中不包括宋伟。被告申请公司兼职会计姜娣、公司场地出租人林海燕出庭，两位证人均表示宋伟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原告对工资表和证人证言均不认可。4、根据被告的申请，本案审理期间调取了余德松被诈骗案的卷宗资料，显示：2019年6月18日，原告博朗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德松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被骗了19.97万元，并表示该款项是其根据宋伟的指示通过博朗公司的账户打到合平公司的账户上，打完钱之后宋伟说要发货，结果一直拖到4月19日之后就彻底失去联系了。余德松在公安机关2019年7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我说明一下，我之前报案自己被诈骗，其实我们厂收到宋伟发的货了”，“我是刚知道，我们厂会计王海娣3月底收到宋伟发的货，没有入库”，“我知道了，我们厂确实收到宋伟发的货”。博朗公司的会计王海娣在公安机关2019年7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表示：“我来说明一下我们厂收到宋伟发来的货的事”；“2019年3月底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厂里的电话，具体谁打的我不记得了。让我到厂里签收一批货，于是我就骑电动车到我工作的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我问司机是哪里的货，司机说是张家港姓宋的发来的，于是我就安排人卸货了，卸货以后司机让我在物流单上签字，单子上具体写什么我也没注意就签字了。收了货以后我放在车间几天然后工人用料说货不好，然后我就没有用这批货生产也没入库”；“我一共收了两件货，物流单上写的就是两件货，具体货物多少我也说不清楚”；“我在厂里听老板说他报警了，我才说收到一批不合格的货物，应该是姓宋的发来的。”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其将款项汇入被告业务员宋伟指定的被告公司账户后，至今未收到货物，被告的行为已经明显不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因此要求解除买卖约定、返还货款。但从本案证据看，原告在报案被诈骗19.97万元货款后，又到公安机关自认就该笔货款收到了货物，并有原告公司会计确认2019年3月底收到姓宋的发来的货物。现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原告在公安机关自认已经收到货物，又以被告不发货为由提起解除买卖约定、返还货款之诉，自相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若原告就收到货物的数量、质量等有异议，可以另行向相关当事人主张。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296元（原告预付），由原告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案外人宋伟达成案涉货物买卖合意，并按宋伟指示付款，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为上诉人与案外人宋伟。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解除案涉买卖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上诉人关于案外人宋伟自称是被上诉人员工，被上诉人代收款、代开发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无代理权，但由于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善意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表象，最终由本人承担法律后果的代理行为。本案中，上诉人无据证明宋伟持有被上诉人的介绍信或盖有被上诉人印章的空白合同书，也未能证明被上诉人确认过宋伟是其员工或代理人，从上诉人与宋伟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对于宋伟任职于“陈氏集团”是明知的，且其于2019年3月份收到的货物发送于张家港而非被上诉人处，上诉人对于宋伟自称代理被上诉人一事未尽审慎调查义务，仅凭代收款、代开发票的行为就相信被上诉人是合同相对人，构不成善意，故上诉人关于宋伟买货构成表见代理和法律后果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被上诉人应否返还货款一节，首先，被上诉人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被上诉人在一审已举证证明其收到上诉人付款后，扣除开具发票的税费，又分两笔将案涉货款转付给了案外人宋伟，被上诉人并未从中获利；其次，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曾以宋伟为犯罪嫌疑人、受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涉案金额即为案涉货款金额。后上诉人又以收到了宋伟发的货为由撤回了报案，其向公安机关自认的内容与其关于案涉货款的主张相矛盾，故一审未支持上诉人此项诉请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上诉人应当向合同相对方宋伟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96元，由徐州博朗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书记员  曲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