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豫13民终178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七一路**。负责人：王胜利，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汉生，河南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河南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永，男，汉族，1960年7月3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住，住所地南阳市独山大道与高新路交叉口西南角/div>负责人：胡庆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艳，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韩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3民初9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洁，被上诉人韩永、被上诉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无需向韩永承担支付存款利息的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不服金额为133004.3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对案涉存单30年存款期性质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储蓄存款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存单中的30年并非一次性存款30年，而是3年到期本息自动转存的30年，并未超出一审认定的最长储蓄期限8年，即使按照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也属于有效合同，若按照一审认定的案涉存单储蓄期30年为一次性存款的30年，超出最高储蓄年限，本案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形成于1989年9月3日，依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案涉储蓄存款合同无效，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储蓄合同效力的认定应适用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而不是一审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文书对此同类优化储蓄合同纠纷案件确认合同有效，其对案涉合同的同类合同效力判定适用的是当时审理案件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不是合同成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2.一审关于本案责任承担主体认定错误，无论案涉存单效力如何，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在本案中均不应承担向韩永支付本息的责任。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各方当事人对2000年10月27日，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与原南阳市邮政局签订《移交协议书》并无异议，自移交之日起即完成了债务转移，南阳邮政即承接了案涉存单的权利义务，与韩永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同具有相对性，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故在韩永起诉要求兑付存款本息的案件中，南阳邮政作为合同相对人是唯一的责任承担主体，应当承担向韩永支付存款本息的责任，故无论案涉存单效力如何，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在本案中均不应当承担向韩永支付本息的责任，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早已于2000年10月27日将案涉存款自存入日至移交日的本息如数移交南阳邮政，且2000年之后案涉存款本息的储蓄收益均由南阳邮政享有，一审判决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承担22年的利息损害了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合法权益；3.案涉存单利率过高，应适当调整，一审未对本案存款本息金额进行实质审理，案涉存单为特殊金融政策背景下的优化储蓄存单，存单上载明的存款本息合计金额仅为依据开具存单当时的储蓄利率和国务院公布的保值补贴率，按照每三年自动将到期本息一并转存的方式计算30年的预推值，并非确定值，若国家利率调整和保值补贴变动，本息是随之变动的，到期支取时应据实依法计算，而不应是存单载明的预推值。1991年12月央行发文曾叫停此业务，河南省银监会在2013年因此问题发布了监管通报，指明产生该类业务的原因为特定时期金融监管和银行间竞争有关，且调研显示该类案件终审判决结果均为银行返还储蓄本金，并按照保值储蓄期间最高年利率支付储户利息，此前南阳地区也是此类判法。储户的存储利益应得到保护，但该利益应是合法范围内的利益，若按存单记载的本息数额计付，则案涉存单年利率高达1209%，远高于民间借贷法律的最高保护上限，应予调整。且本案中韩永并未因500元存款遭受实际损失，合法利益为依照央行发布利率计算的可得本息，即使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也不应超过实际损失的30%，超出部分属于过分高于，依法不应支持。韩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存单是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出具的，不是捏造的。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在存单一年之内并没有公告或者起诉。双方之前有过案件，也是支持了韩永的诉讼请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辩称，1.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对案涉合同的效力认定正确，原审并未将案涉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只是适用当时的法律政策界定了合同中违法的部分并做了原因剖析及归责处理，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在上诉状中也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本案中涉及的保值储蓄合同成立于1989年，那时候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的经济体制与法律体系与当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拿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考量1989年的合同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关于合同涉及的保值储蓄业务只有当时有非常清楚的法律及政策规定，现行法律当中并无任何关于保值储蓄存款合同新的法律规定，因此原审援引当时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当年无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保值补贴存款期限最长为8年的规定，擅自与储户订立存款期限长达三十年的合同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原审要求其为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完全正确；2.原审对责任主体认定正确，对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责任划分正确，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与南阳市邮政局确于2000年10月27日签订《移交协议书》，约定将该笔存款移交给当时的南阳市邮政局，但在该移交协议中还同时约定，对2000年10月27日前移交之前的存款利息应当由中国银行承担，而且南阳市邮政局仅应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和利率标准计付存款本息，超过法律规定的部分南阳市邮政局无支付义务，原审依据双方的这些约定来确定担责主体和担责份额正确，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称其将案涉存款的约定利息移交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且没有证据支持，在当时移交时，中国银行并未将存单上约定的高额利息转至南阳市邮政局，而因为其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从邮政局分立出去时，所有的移交手续均交由邮储银行保管，所以案涉存款当年的移交手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已没有保存而无法提交，但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作为移交乙方一定持有该份证据，一审中多次要求其向法庭提供移交利息的明细及证据，中国银行南阳分行都拒不提交，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询问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当时是按照什么利率计算总共转了多少利息，他们都不能回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在不提供移交明细，不能说明具体移交利息数额的情况下，仍称将当年与韩永约定的超高利息都移交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的观点不能成立，原审要求其承担超过法定年限部分的利息并无不当；3.对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提出的案涉存单利息过高，应当适当调整的理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不持异议。韩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给付韩永储蓄本金利息合计181869.5元；2.自2019年8月31日到期次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补充：2019年8月31日至2020年1月4日按照1分计算为25704元）；3.赔偿韩永损失1200元；4.诉讼费用由中国银行南阳分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9年8月31日，刘桂生在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存款人民币500元，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向韩永出具了《中国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一份，存单载明存款到期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本息合计为181869.5元。2000年前后因中国人民银行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经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和中国银行总行的批准，撤销了原中国银行淅川支行，并将原中国银行淅川支行截至2000年10月27日的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移交南阳市邮政局所辖淅川邮政储蓄机构经营管理。2000年10月27日原中国银行南阳分行（系中行南阳分行）与原南阳市邮政局签订了《移交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将韩永所诉的存款移交给南阳市邮政局。主要内容为：“……第一条存款余额移交1、甲方（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向乙方（南阳市邮政局）移交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12677871.16元。3、甲方向乙方划转定活期储蓄存款存入日至移交日的应付未付利息。……第六条、存款移交后，由乙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和利率标准给付自存款支付之日止的本息……”。刘桂生于2006年7月4日去世，其法定继承人有配偶曹宝兰、儿子刘国辉、长女刘国红、次女刘国利、三女刘国新、四女刘国茹共六人，该六人于2020年11月4日分别将自己应该继承的涉及本案存单债权转让给了韩永。曹宝兰委托王宝利于2020年11月16日和2020年11月20日分两次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发出了债权转移的通知，后韩永到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处索要债权被拒，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刘桂生去世后其继承人已经将涉案债权转移给韩永，并通知了被告，韩永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涉案存款合同成立于1989年8月31日，合同的订立应遵守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下列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确认经济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1988年9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的公告》中保值补贴存款期限最长为8年，到期后不取，从存款到期日至提取存款日按原利率计息，不予补贴利息。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该规定为国家金融政策，存款储蓄合同不得违反该政策。经审理查明，本案存款单为保值补贴存款，存款单储蓄期限为30年，超过国家规定的8年，根据上述法律、政策的规定，认定案涉存款单8年内的储蓄存款部分应为有效，超过8年的部分无效。对于合同有效部分，应由邮政南阳分公司按照与中行南阳分行签订的移交协议书，对韩永支付相应本息，即利息（181869.5-500）／30＊8=48365.2元，加本金500元，共计48865.2元。对于合同无效部分，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支行为专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储蓄存款方案，其对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导致合同部分无效存在重大过错，侵害了韩永作为储户的可期待利益，应对韩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应承担韩永的可期待利益损失，损失金额为剩余22年应得利息，即133004.3元，因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撤销，根据相关规定，应由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承担该责任。对于差旅费韩永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系韩永多次索要本息的必要支出，酌定为500元，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承担。对韩永请求自2019年8月31日到期次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韩永所存系保值储蓄存款，8年期储蓄存款年利率加上保值贴补率后，高于同期物价上涨幅度。对韩永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韩永存款本息48865.2元；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韩永133004.3元；三、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南阳市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韩永支付差旅费500元。四、驳回韩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69元，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南阳市分公司负担533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负担1436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案涉存单的效力认定问题。1988年9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合同的公告》中保值补贴存款期限最长为8年。中国人民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该公告为国家金融政策，金融机构在办理储蓄合同不得违反该规定。本案存款单为保值补贴存款，存款单储蓄期限为30年，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8年，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存款单8年内的储蓄存款有效，超过8年的部分无效并无不当。关于中国银行南阳分行是否应承担责任及利率是否应于调整问题。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于1989年8月31日向刘桂生出具了《中国银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一份，刘桂生存款500元，存款期限30年，存单载明存款到期时间为2019年8月31日，本息合计为181869.5元，存单上并没有记载该181869.5元为预估值。中国银行淅川县支行储蓄所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储蓄存款方案，其对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导致本案储蓄合同无效部分存在重大过错，且在国家储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后，没有及时通知刘桂生变更合同，侵害了刘桂生作为储户的可期待利益，应对刘桂生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因刘桂生的法定继承人将继承的涉及本案存单债权转让给了韩永，并向中国银行南阳分行发出了债权转让的通知，故一审判决中国银行南阳分行赔偿韩永剩余22年的存单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61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新华审判员  杨 乐审判员  罗 军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孙方超书记员焦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