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15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长彬，男，汉族，1960年2月11日出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宏茂，辽宁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正芳，女，汉族，1982年4月16日出生，住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兵，男，汉族，1980年8月31日出生，住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迪，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长彬因与上诉人王正芳、原审被告王兵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6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长彬上诉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王正芳向高长彬返还款项5853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仅仅依据大连信开数码公司（以下简称信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的措辞“通过王正芳联系借款并应王正芳要求将利息支付至其账户”既推理认定双方系合作投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王正芳主张2014年9月2日转账给高长彬的500万元系来源于前一天高长彬向其转款500万元，不是其自有的投资；王正芳另外主张合作投资的300万元(即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高长彬的1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转账给高长彬的100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给高长彬的94万元；2014年11月27日转账给高长彬的6万元)在另案中王正芳称系高长彬向其的借款，并自认已全部偿还，此节在另案中已有查明，在一审判决中也有认定，即王正芳对此款项的说法自相矛盾。显然，原审判决依据双方账户之间的银行流水认定王正芳投资额为800万元，与事实不符。三、原审原、被告系董事长及助理关系，二人之间的银行往来流水金额巨大，高长彬的资金往来也多有通过王正芳账户代收代付的情况，将王正芳提供的个别几笔转账认定系转付的利息，依据不足。另高长彬虽不认识李丽，但以此为由认定李丽转款系王正芳转付利息同样证据不足，因为无法排除王正芳通过李丽转款是基于其他原因的可能。四、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虽原审原告通过王正芳收取利息，但双方之间不是委托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合作投资关系。王正芳、王兵针对高长彬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高长彬的上诉请求。王正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高长彬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正芳与高长彬合作向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出借资金获取收益，对收益的分成比例双方当事人有明确的约定：即王正芳作为介绍人对高长彬出借的资金按照借款期限分得日千分之一的利息，高长彬分得日千分之二的利息；对王正芳自有资金出借给信开公司的收益由王正芳获得日千分之三的利息。上述约定不但有王正芳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供的高长彬亲笔手书的《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中关于“王正芳介绍，利率2.00，7.17-7.28，2000万”的记载予以佐证，而且有王正芳与高长彬的银行卡往来流水予以印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自2014年7月17日双方合作开始，始终是按照上述比例对信开公司给付的利息进行分成，王正芳已将高长彬应得的123.2万元利息按照约定支付给高长彬。对此，高长彬不但在当时认可，而且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从未向王正芳提出过异议。原审法院经两次开庭质证，却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对王正芳提供的能够证明“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的证据，尤其是高长彬亲笔手写的《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不予分析认证，却以王正芳“既未提供证据，亦不符合常理”为由，驳回王正芳主张的事实，无法令人信服。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对投资及收益未予约定”、“被告主张原告承诺将自己投资金额所获利息的三分之一归被告所有，但既未提供证据，亦不符合常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存在极大争议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且庭审前即制作好判决书，在复庭当事人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对新证据未经审查即草率下判，程序严重违法。三、王正芳与高长彬合作向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出借资金的事实发生于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12月5日，王正芳向高长彬转付利息的时间为2014年7月17日至2014年11月28日。从2014年11月29日起，王正芳没有再向高长彬转付过信开公司的任何收益。高长彬在一审诉讼中不但没有提供曾向王正芳主张权利的证据，而且其陈述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原审法院在已经查明高长彬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尚失胜诉权的情形下，没有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四、原审法院对王正芳投入的本金为800万元，认定事实错误。王正芳向信开总计出借资金是1500万元，除一审法院认定的800万本金外，2014年10月10日，高长彬打入信开账户的本金400万元，这400万元未包含一审认定的10月10日转账的100万元，12月5日打入信开账户的300万元均系王正芳所有。首先，2014年9月30日，王正芳向高长彬、张鱼淼夫妻持股百分之百的大连光达企业有限公司，出借资金400万元，该公司用款11天至2014年10月10日支付王正芳利息4.4万元。此后由高长彬将上述400万元资金连同10月10日王正芳转账的100万元，总计500万元出借给信开公司。上述事实，有2014年9月30日，王正芳向光达公司转账400万元的银行流水。10月14日光达公司向王正芳支付的4.4万元利息及10月10日高长彬向信开公司转账的500万元银行流水作为凭证。一审法院认定光达公司借款400万元，以此否认此后王正芳以该400元万元继续向信开出资，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次，2014年的12月5日，高长彬向信开出借资金300万元，该300万元是信开公司2014年12月4日偿还王正芳此前的借款，即偿还9月30日至10月10日期间，王正芳出借给信开资金600万元中的300万，一审法院对该笔款项未认定错误。五、一审法院认定高长彬有权随时主张权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就质量、价款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包括合同履行期限，应当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一审诉讼中，王正芳提供的证据包括银行流水，信开给付利息清单，均能够证明王正芳从信开取得利息均在第一时间内或几日后即将高长彬应得的利息打入高长彬账户，即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即时清结，但一审法院置上述的证据及事实与不顾，认定高长彬有权随时主张权利，属适用法律错误。高长彬针对王正芳的上诉请求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王正芳的上诉请求。王兵表示赞同王正芳的上诉意见。高长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王正芳向原告支付代收款项5853000元，并支付实际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8年7月15日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被告王兵对前述款项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全部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正芳曾系信开公司员工，2014年5月通过招聘到正在筹备中的大连七星汇资产管理公司，任董事长高长彬助理一职，后该公司未成立，2014年11月16日高长彬担任大连浦项钢板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正芳任董事长秘书一职。自2014年9月起，王正芳与高长彬、大连浦项钢板有限公司、大连光达禽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彬）之间资金往来频繁，金额较大。2017年，王正芳、高长彬因经济纠纷致关系不睦。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间，高长彬与信开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2018年7月15日，信开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关运科向高长彬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大连信开数码有限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通过王正芳向高长彬进行借款，共计借款5400万元，约定利息为日千分之三，共计支付利息585.3万元。借款是高长彬从其丹东银行的62×××62账号汇入我公司的133001516010012253账号和75×××18账号。我公司对借款本金的偿还是通过我公司的133001516010012253账号和75×××18账号汇入高长彬的丹东银行的62×××62账号。根据王正芳的要求，我公司对借款利息的支付是通过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关运科的广发银行的62×××23账户直接汇入王正芳浦发银行62×××77账户，共汇入585.3万元。特此说明。附件：1：借款本金往来明细表。2：借款利息支付明细表。”《附件1借款本金往来明细表》载明：高长彬向信开公司转账支付本金分别为：2014年7月17日2000万元、2014年9月2日500万元、2014年9月30日1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500万元、2014年10月23日1500万元、2014年11月27日500万元、2014年12月5日300万元，合计5400万元；信开公司向高长彬偿还本金分别为：2014年7月29日2000万元、2014年9月30日500万元、2014年11月11日100万元、2014年11月13日900万元、2014年11月21日500万元、2014年11月28日500万元、2014年12月4日300万元、2015年3月17日300万元、2015年5月4日300万元，合计5400万元。《附件2借款利息支付明细表》载明：关运科向王正芳转账支付利息分别为：2014年7月17日72万元、2014年8月14日18万元、2014年9月2日37.5万元、2014年9月30日36万元、2014年10月8日8.4万元、2014年10月23日82.5万元、2014年11月12日93万元、2014年11月13日5.4万元、2014年11月24日39.6万元、2014年11月27日3万元、2014年12月5日36万元、2014年12月25日36万元、2015年1月13日10.8万元、2015年1月20日37.8万元、2015年3月10日25.2万元、2015年3月17日15.3万元、2015年4月14日13.5万元、2015年5月7日15.3万元，合计585.3万元。法庭审理时，王正芳主张，高长彬支付给信开公司的借款本金5400万元中，1500万元系王正芳出资，3900万元系高长彬出资。王正芳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王正芳于2014年9月2日转账给高长彬500万元、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高长彬100万元、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大连光达禽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彬）4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转账给高长彬100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给高长彬94万元、2014年11月27日转账给高长彬6万元，合计1200万元。关于信开公司支付的利息，王正芳主张，高长彬出资3900万元出借给信开公司，按照出借天数、日息2‰计息，应获得利息123.2万元，王正芳已转账给高长彬。王正芳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7月17日王正芳转账给高长彬48万元、2014年10月23日王正芳转账给高长彬45万元、2014年11月11日王正芳的婆婆李丽转账给高长彬22万元、2014年11月13日王正芳转账给高长彬3.6万元、2014年11月21日王正芳转账给高长彬3万元、2014年11月28日王正芳转账给高长彬1.6万元，合计123.2万元。原告提供的婚姻登记查询信息显示，二被告于2008年8月8日登记结婚。另查，2017年8月9日，王正芳曾作为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大连浦项钢板有限公司、高长彬连带偿还王正芳借款本金430万元及利息。经审理，一审法院作出（2017）辽0204民初4538号民事判决。宣判后，高长彬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理，作出（2018）辽02民终867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理，作出（2019）辽0204民初334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正芳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理，作出（2019）辽02民终71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系终审判决，判令：大连浦项钢板有限公司偿还王正芳借款本金430万元及利息，高长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所涉及的银行转账及借款合同发生于2015年后。同时，该案查明：2014年9月30日至2014年12月12日期间，王正芳先后从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尾号5777账户共计转账750万元至高长彬丹东银行尾号2062账户及大连光达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账户。高长彬分别于2015年3月17日、2016年4月14日从其丹东银行尾号2062账户共计转账750万元至王正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尾号5777账户。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据当事人陈述及证据可知，高长彬与信开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出借5400万元本金获得了585.3万元利息，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但信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能够证明信开公司与高长彬之间存在借贷民事法律关系，无法证明高长彬与王正芳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高长彬与王正芳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合作投资关系，王正芳是否有权分得高长彬对外借款获取的利息。对此，原告主张系委托合同关系，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原告除口头陈述外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被告主张系合作投资关系，并提举了向原告转账的银行流水，原告虽主张金钱是一般等价物，被告转账的款项不是合作投资，但未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同时，依据信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通过王正芳向高长彬进行借款……根据王正芳的要求，我公司对借款利息的支付是通过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关运科的广发银行的62×××23账户直接汇入王正芳浦发银行62×××77账户，共汇入585.3万元”，能够看出，信开公司通过王正芳向高长彬借款，信开公司支付利息系经过王正芳指示进行；另外，信开公司收取借款本金及偿还借款本金均是通过原告账户进行转账，信开公司偿还借款利息也完全可以向原告账户直接转账，但依据王正芳的要求，信开公司将利息支付至王正芳的账户。因此，双方对于主张的事实提供的证据均不充分，但相对而言，被告提供的证据优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且被告主张的事实在盖然性程度上高于原告主张的事实，故应认定双方存在合作投资关系。鉴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对投资及收益未予约定，故应按照双方投资金额比率对收益进行分配。被告主张原告承诺将自身投资金额所获利息的三分之一归被告所有，但既未提供证据，亦不符合常理；被告主张，被告转账给原告的利息是依据信开公司偿还本金的先后顺序按照出借天数予以计付，但信开公司偿还时并未指出是哪笔借款，且原、被告双方对此未有约定；被告主张，原告诉请的本案标的在（2019）辽02民终7154号民事判决中已予以处理，但上述判决中并未载明相关事实，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均不予采纳。关于被告的投资金额，被告主张其本人投资1500万元，但提供的银行流水仅有1200万元，该1200万元中被告于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大连光达禽业有限责任公司的400万元，接收款项的主体与高长彬不一致，明显与本案所涉高长彬与信开公司的借贷关系不存在关联性，应予扣除，故被告的投资金额应认定为800万元，被告应按照800万/5400万的比例分得利息收益867111元，原告应按照4600万/5400万的比例分得利息收益4985889元。原告应得的利息中，被告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已支付给原告123.2万元，原告虽称不是支付的利息而是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但对所主张的其他法律关系的存在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采纳被告的主张将上述123.2万元认定为被告已支付给原告的利息，因此，被告仍应支付原告剩余款项3753889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未约定款项交付时间，原告有权随时主张，故被告应自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日2020年8月25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原告主张王兵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首先，被告王兵未向原告出具债权凭证，且事后拒绝追认。其次，原告虽主张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但未举证证明案涉债务系用于二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同时，案涉款项数额远超出正常的家庭日常生活，故原告的该项诉请，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长彬偿还款项3753889元；二、被告王正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高长彬偿还款项利息（自2020年8月25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35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负担23600元，给付时间同上，由原告负担9835元。本院二审期间，高长彬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2017）辽0204民初4538号案件庭审笔录以及在该案中王正芳提交的证据材料和高长彬丹东银行账户流水，拟证明王正芳另案主张与本案中称向信开公司共同投资款项的主张相互矛盾，同时对一审认定的“2014年11月11日，王正芳的婆婆李丽转账给高长彬22万”、“王正芳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王正芳于2014年9月2日转账给高长彬500万元、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高长彬100万元、2014年9月30日转账给大连光达禽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长彬）4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转账给高长彬100万元、2014年11月24日转账给高长彬94万元、2014年11月27日转账给高长彬6万元，合计1200万元。”两节事实有异议，认为22万元不是利息、王正芳与高长彬并非合作投资关系，更没有投资1200万元；王正芳提交了高长彬丹东银行尾号2062银行卡交易明细、高爽与王正芳的微信聊天记录、李丽的浦发银行交易流水、赵广宝的借款协议，以此反驳高长彬的上诉意见，同时对一审认定的“转账给高长彬1200万元”有异议，认为应为1500万元；被上诉人赞同王正芳的意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查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上诉人争议的根本焦点为在向信开公司出借款项事宜上二上诉人之间是什么法律关系。对此问题，本院认为，虽然二上诉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且对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双方各执一词，但从信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载明的“通过王正芳向高长彬进行借款，共计借款5400万元”的表述上看，信开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合同相对方为高长彬，即高长彬为出借人，而从“通过王正芳”的表述上看，王正芳在借款中只是中间人，且出借款项以及本金归还上均发生于高长彬账户与信开公司之间，信开公司归还的利息也只是“根据王正芳的要求”才支付到王正芳的账户中，由此可见，王正芳并非信开公司借款合同中的共同出借人，其地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关于居间人的规定，因此，二上诉人之间系居间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二上诉人合作投资关系不当，对此，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上诉人王正芳提出的双方系合作投资关系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第一，王正芳未能提供双方之间的书面合同证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内容；第二，王正芳提交的《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上并无高长彬的签字，且高长彬不予认可，王正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系高长彬书写，更何况，该《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中还明确载明“王正芳介绍”，王正芳提交该份证据不但不能佐证双方系合同投资关系，相反，王正芳已认可了其为介绍人的地位，即王正芳自认其与高长彬系居间关系；第三，一审中，王正芳提交了自行制作的《王正芳支付给高长彬利息明细》，从其“支付给高长彬利息”的实际数额上拟证明双方合同投资后利益比例分成，然而，该《王正芳支付给高长彬利息明细》却显示“1.借款日期2014.07.17，还款日期2014.07.29，借款天数12天；2.借款日期2014.10.23，还款日期2014.11.11，借款天数20天…”，第一笔借款天数没有将起算日、截止日均计算在内，而第二笔借款天数则将起算日和截止日都计入了借款天数之内，两笔款项的借款天数计算标准不一致，这明显不符合生活常理。如统一按照通常交易习惯——还款当天不计入借款期限的标准计算的话，王正芳支付的数额则高于按照其所称的投资分成后应当归还给高长彬利息的数额，也就是说，王正芳“支付给高长彬利息”的实际数额与其陈述的“王正芳作为介绍人对高长彬出借的资金按照借款期限分得日千分之一的利息，高长彬分得日千分之二的利息；对王正芳自有资金出借给信开公司的收益由王正芳获得日千分之三的利息”内容不能吻合，不能反推出双方之间存在合同投资关系以及投资收益分配。因此，王正芳的该项抗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既然二上诉人之间系居间关系，信开公司的借款相对方为高长彬，那么，信开公司因借款而应付利息当然应当归高长彬所有，高长彬要求归还利息应当予以支持。至于王正芳称“高长彬支付给信开公司2014年9月2日的500万元、2014年9月30日的1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500万元、2014年11月27日500万元中的100万元、2014年12月5日的300万元为王正芳自有资金，系王正芳向信开公司出借，该部分利息应归王正芳”的抗辩意见，如前所述，信开公司借款是向高长彬借，而未向王正芳借，显然，这些款项不能认定为王正芳出借给信开公司的借款，而是高长彬出借给信开公司的款项，况且，上诉人王正芳在二审中也自认上述王正芳自有资金中的部分款项已在另案被定性为二上诉人之间的借款，也就是说，即便高长彬出借给信开公司的部分款项来源于王正芳，那也是高长彬与王正芳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中借款人信开公司应当给付出借人高长彬的借款利息无关，王正芳不能以高长彬借给信开公司的部分款项为其自有资金为由而扣留信开公司支付给高长彬的利息，王正芳该项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王正芳主张其转账给高长彬123.2万元为支付给高长彬的利息，而高长彬又不能陈述该123.2万元的用途，更无证据证明该部分款项在另案或其他事务中已被处理，那么，王正芳提出“转账给高长彬利息123.2万元”的主张应视为抵消的抗辩，因此，王正芳尚应返还高长彬代收利息为4621000元（5853000元-1232000元）。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由于二上诉人之间对利息何时返还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关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规定，一审认定高长彬起诉之日为案涉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并无不当，进而认定案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需要说明一点，一审认定起诉日期错误，应以法院立案审查确定之日为准，即2020年9月17日。综上所述，高长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王正芳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6583号民事判决；二、王正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长彬偿还代收利息4621000元，并承担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该款项自2020年9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高长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435元、保全费5000元（高长彬已预付），由王正芳负担26884元，高长彬负担65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440元（上诉人高长彬已预交23570，王正芳已预交56870元），分别由上诉人高长彬负担24201元，王正芳负担5623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大勇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王 歆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牛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