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3民终43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春燕绿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三顷地甲2号1幢2层009号。法定代表人：王雯瑶，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兵，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峰，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刚，男，1973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于尧，男，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曼龙，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春燕绿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燕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柯于尧、王志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春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雯瑶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兵、冯海峰，被上诉人王志刚，被上诉人柯于尧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曼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春燕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柯于尧、王志刚的全部诉讼请求；2.柯于尧、王志刚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对合同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1.柯于尧、王志刚无施工资质，不具备施工主体资格，涉诉别墅样板间（以下简称涉诉工程）在2017年4月搭建，为无土地使用权证、无建设规划许可证、无办理报建手续的“三无”工程，不具有合法合规的施工图纸，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是违章建筑，且据柯于尧、王志刚陈述，在2017年5月就已被当地政府部门勒令停工拆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案涉《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合同。2.证人证言证明春燕公司的员工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处在被胁迫状态，而非本人意愿，《合作协议书》不成立。二、柯于尧、王志刚未向春燕公司透露涉诉工程选址建设等等一切操作，春燕公司对此毫不知情，显然涉诉工程的选址建设与春燕公司毫无关系。三、柯于尧、王志刚一直声称涉诉工程是房东的哥哥李先锋所为，称是跟着李先锋干活，并且称李先锋是春燕公司的项目经理。但根据春燕公司提供的（2018）京0105民初36182号判决书，可以证明柯于尧、王志刚与李先锋是合伙人，且李先锋是柯于尧、王志刚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本案中，涉诉工程由柯于尧、王志刚选址建设，拷贝了一张其他项目的方案图纸给李先锋，由李先锋向春燕公司索要。在2017年5月被当地政府部门勒令停工拆除时连框架、主体都还没有完成，显然也没有与春燕公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和告知春燕公司相应的情况。柯于尧、王志刚在离涉诉样板间被拆除长达半年之久后，在2017年11月4日才自带唯一一份自己拟定好的协议文书，带众到春燕公司处要求盖章，盖章后没有给春燕公司留协议原件，同时签署诸多文件，就签订时间而言不具有合理性，且签字人李辉是春燕公司经营场所的房东，显然与常理不符。因此，《合作协议书》无效。涉诉工程被政府部门拆除完全是柯于尧、王志刚的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亦无法修复的，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四、一审判决对柯于尧、王志刚的敲诈勒索、恐吓短信只字不提；判决书上的“李辉是春燕公司项目经理”是从来没有的证词。五、春燕公司作为设计公司，并未涉及工程施工领域，亦无发包工程之需要，柯于尧、王志刚捏造事实，虚假诉讼，属于诈骗犯罪。一审判决记载的“我公司与李先锋有合作，因我公司签了平谷的一个项目，李先锋打算承接该项目，就自己找了一个地方建样板间，我方只提供了图纸，但并未承诺将该项目分包给李先锋”属于无中生有，春燕公司从未如此陈述过。柯于尧、王志刚陈述的合作协议、结算书、预算书等文件签署的过程也不符合合同签订的一般流程和常识，且与涉诉工程相关的工程要素问题，诸如单价、工期、工程成果权属、钢结构标准、土建材料标准等都未进行明确的约定，充分反映了春燕公司属于设计公司，未涉及工程施工领域，亦无发包工程之需要的事实。柯于尧、王志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春燕公司的上诉意见。柯于尧、王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春燕公司向王志刚支付工程款20万元；2.判令春燕公司向柯于尧支付工程款2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诉工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道口村。双方因该工程的施工合同及工程款问题发生纠纷。2019年7月，王志刚、柯于尧分别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要求春燕公司分别向二人给付相应工程款。经审理，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9）京0113民初18955号、（2019）京0113民初18956号民事判决书，以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意思表示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由，驳回了王志刚、柯于尧的全部诉讼请求。后王志刚、柯于尧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2019）京0113民初18955号、（2019）京0113民初18956号民事判决书，发回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重审。审理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分别追加王志刚、柯于尧为案件的共同原告。一审庭审中，王志刚、柯于尧提供2017年11月4日春燕公司（甲方）与王志刚（乙方）、柯于尧（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现涉诉工程已经建设完毕，但春燕公司未能按照约定给付相应工程款。该《合作协议书》落款处有甲方春燕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负责人李辉的签名以及乙方王志刚、丙方柯于尧的签名。王志刚另提供《工程结算书》一份，证明涉诉工程主体结构部分的工程款为196517.59元。柯于尧另提供《别墅装饰预算清单》及《费用表》各一份，证明涉诉工程装饰、装修部分的总造价为441416.05元，其中人工费共计201018.3元。上述《工程结算书》《费用表》底部均有春燕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及李辉的签名。王志刚、柯于尧另称，涉诉工程的主体结构部分由王志刚施工完成，装饰、装修部分由柯于尧施工完成，故王志刚所主张的工程款即《工程结算书》中的款项，柯于尧所主张的工程款即《费用表》中人工费的款项。上述《合作协议书》载明：甲、乙、丙三方在顺义北务共同建设200平方米老猫钢结构体系别墅样板间，供甲方洽谈项目参观考察使用；工程造价见结算单；甲方需要提供样板全部图纸，指定乙、丙方为该工程项目的唯一代理人，不能指定第三方为代理人，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或绕过乙、丙方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乙、丙方应尽最大努力，保证按照甲方的要求建造样板间，在项目运作投标期间，乙丙方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人员支持；如果乙、丙方未能承接平谷项目，甲方应该支付样板间工程款或者给予乙、丙方不低于五百万元的工程作为补偿；2019年年底之前甲方不能给乙丙方工程做，甲方应支付乙丙方建设的样板间工程款，工程造价见结算单；2020年以后，甲方如果能够给予乙丙方不低于五百万元的工程，乙丙方同意扣除甲方于2019年年底前已经支付的样板间工程款。春燕公司对王志刚、柯于尧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并称：上述《合作协议书》中的印章确实是我公司的，但在上签名的李辉并非我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我公司的授权，李辉是我公司租赁的办公场所的房东，《合作协议书》中的印章是我公司的设计师朱亚运加盖的，当时其受到了王志刚、柯于尧的胁迫。为此，春燕公司提供短信截图、李辉的书面证明、朱亚运的书面证明等证据，证明李辉、朱亚运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受到了胁迫，并称：我公司与李先锋有合作，因我公司签了平谷的一个项目，李先锋打算承接该项目，就自己找了一个地方建样板间，我方只是提供了图纸，但并未承诺将该项目分包给李先锋；李先锋所建样板间已经于2017年7月被拆除了，据了解在建设过程中就被勒令停工了，所以不可能存在结算单；王志刚、柯于尧是跟着李先锋打工的，《合作协议书》是在我公司的办公场所签订的，他们多次带一帮人来我公司让我们签这份协议，且在结算单中虚报费用，强迫我们签字、盖章。王志刚、柯于尧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亦不认可春燕公司所述，称：李辉是春燕公司的项目经理，我们是通过李先锋认识的李辉，后来我们是跟春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韩庚洽谈的该项目；签合同时韩庚也在现场，经韩庚同意，李辉在合同上签字，并由春燕公司的工程师朱亚运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春燕公司认可韩庚系其公司的工程师，但称韩庚并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出示了（2019）京0113民初18955号、（2019）京0113民初18956号民事案件的现场勘验笔录，主要内容为：涉诉工程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道口村南北向主干道东侧某院落内，系二层钢结构小楼，彩钢屋顶；房屋平面呈L型，南北长12.8米，东西宽10.25米；一层地面为水泥地面，二层地面系组合楼板，外墙为水泥板，隔断墙大部分为轻钢龙骨石膏板，小部分为水泥板；隔断墙内有穿线管，但无电线及其他装饰材料，亦无门窗。在上述案件及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未申请对涉案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经核实，涉诉建筑因系违法建设，现已被当地政府部门拆除。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涉诉的《合作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或者盖章予以确认，应为真实有效。春燕公司辩称，在《合作协议书》中代表其公司签字的李辉并非其公司员工，亦未得到公司授权；在《合作协议书》中盖章的朱亚运虽系其公司员工，但亦未得到公司授权；且二人在签字、盖章时受到了王志刚、柯于尧的胁迫。应当指出，公章的使用属于春燕公司的内部规定，但由于合同的签订地点是春燕公司的办公场所，在合同上盖章朱亚运是其公司员工，王志刚、柯于尧有理由相信李辉、朱亚运的签字、盖章行为经过了公司的同意，春燕公司虽称二人在签字、盖章时受到了胁迫，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常理不符，故应当认定双方就涉案工程进行过磋商，《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春燕公司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王志刚、柯于尧应作为共同原告还是可分别向春燕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中，王志刚、柯于尧坚持按照其内部分工分别向春燕公司主张各自的工程款，但《合作协议书》中并未对二人的施工内容进行明确区分；相反，《合作协议书》在文字表述上均将二人列为合同一方，故《合作协议书》名为三方协议，实为两方协议，王志刚、柯于尧应作为合同的一方，共同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共同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故双方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向春燕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三是涉案工程款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对此，王志刚、柯于尧在审理中虽提供春燕公司盖章的《工程结算书》《费用表》予以佐证，但其所载明的结算项目尤其装修部分与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现涉诉工程已被当地政府部门拆除且双方在审理中均不申请对涉案工程的造价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根据现场勘验的情况，并参照王志刚、柯于尧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费用表》中的结算数额酌情予以确定，其中主体结构部分工程款数额酌情确定为16万元，装饰、装修部分工程款数额酌情确定为8万元。王志刚、柯于尧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春燕公司给付王志刚、柯于尧工程款共计24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王志刚、柯于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539号案件中，王志刚、柯于尧就与本案相同的事实与理由起诉，诉讼请求为：1.判令春燕公司向王志刚支付工程款20万元；2.判令春燕公司向柯于尧支付工程款20万元。该案中，法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以及本院认为部分内容与本案一审判决一致，该案一审法院判决：一、春燕公司给付王志刚、柯于尧工程款共计24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二、驳回王志刚、柯于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春燕公司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亦与本案一致。本院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京03民终431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539号民事判决；二、春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王志刚工程款十六万元；三、春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柯于尧工程款八万元；四、驳回王志刚、柯于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王志刚、柯于尧就同一事实在一审法院提起了本案及（2020）京0113民初6539号两个案件，两个案件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均相同。本案中王志刚、柯于尧的诉请已经在（2020）京0113民初6539号及（2021）京03民终4312号案件中得到了处理，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案应驳回王志刚、柯于尧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5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王志刚、柯于尧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150元，退还柯于尧；上诉人北京春燕绿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付 辉审 判 员  江 惠审 判 员  蒋 巍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法官助理  徐 晨法官助理  冯 妍书 记 员  何昕燏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