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新71民终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1号二层B2-144。 法定代表人：赵忠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韬，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丰产路二府营村陕西商储院内。 法定代表人：武阿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梦柯，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征，男，197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慧，上海市锦天城（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长沙南路8号。 法定代表人：田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姗，女，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托普旺公司）、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托普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长征、原审第三人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顺丰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托普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韬、西安托普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梦柯、被上诉人李长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成慧、新疆顺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托普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李长征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关于北京托普旺公司同李长征之间是否有运输合同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庭审调查中，新疆顺丰公司、西安托普旺公司均陈述新疆顺丰公司仅同西安托普旺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与北京托普旺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李长征提交的所有证据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北京托普旺公司是作为托运人的合同一方，而本案的争议事实也比较清晰，北京托普旺公司与本案的运输合同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的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对李长征的运输业务进行记账，并按照约定的价格向李长征支付运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李长征辩称，北京托普旺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与李长征之间存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一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6日的运费、两辆陕牌车的运费以及2019年1月-7月的运费北京托普旺公司和西安托普旺公司应当向李长征支付。 西安托普旺公司述称，同意北京托普旺公司的上诉意见。 新疆顺丰公司述称，我公司只与西安托普旺公司有运输关系。与其他当事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本案与我公司无关。 西安托普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李长征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遗漏重要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车辆买卖合同》是由李长征与乌鲁木齐捷特捷物流快递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快递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而《债权转让协议》是由李长征与罗官帅签订，车辆买卖之前涉案车辆的实际承包人是罗官帅，李长征只是罗官帅雇佣的一个车队长，与西安托普旺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基础法律关系，西安托普旺公司在2018年5月5日前从未向李长征有过任何付款行为，西安托普旺公司从未认可其承运人身份。李长征起诉时，只列了西安托普旺公司和北京托普旺公司为被告，遗漏了重要的当事人乌鲁木齐捷特捷物流快递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快递物流有限公司以及罗官帅。一审法院受理后，没有依职权追加重要当事人。二、一审法院未向西安托普旺公司送达李长征提交的证据材料、未依据法庭调查确认的事实作出判决，存在严重不合理的情形且足以影响到本案的公正审判。一审庭审时李长征仅收到原审法院向西安托普旺公司送达的除《月度汇总表》的其他证据材料，实际在庭审中李长征亲自告知其已经提交证据目录、《二手车买卖合同》《聊天记录》《统计表》《顺丰速运外包干支线运行交接表》等证据资料，除少部分证据是当庭提交外，以上证据李长征均已在开庭前提交了法院。本案中，李长征存在证据偷袭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法院亦未向西安托普旺公司完整送达李长征提交的证据，西安托普旺公司无法在短时间内给予充分的核对。三、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未综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对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的应扣除的部分运费未予认定和扣除，对西安托普旺公司支付的运费总额核算有误。1.关于2018年4月1日至5月5日的运费问题。一审法院对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的有李长征签名确认该款项结算由西安托普旺同案外人罗官帅结算的书证事实未作认定有误。西安托普旺公司作为托运方对外合作的主体一直是案外人罗官帅，罗官帅和李长征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致使交易车辆的承运合作方由罗官帅转变为李长征。为避免纠纷产生，西安托普旺公司在依据双方签名确认的书证事实且尊重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作出相应的调整，使得公司财务明确截至2018年5月5日前的费用已同罗官帅结算完毕，自5月5日后同李长征的运费部分已进行结算。2.关于2018年12月份的运费问题。李长征在一审时主张运费共计为1979319元，而在法庭调查时，通过合议庭对双方证据审查及询问，李长征已明确其主张的（12月份运费以及61张运单中的金额）83070元已支付，并当庭修改了诉讼请求金额，由1979319元变更为1896249元。3.关于2019年1月至3月期间西安托普旺公司已支付运费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关于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的有李长征签名确认已结算242536.43元的事实（其中2019年1月份143010元、2月份78026.43元、3月份21500元）并未作出认定，该款项结算都有李长征的签名确认，且与李长征提交的《月度汇总单》相印证，是双方结算并支付无异议的情况下才会形成的书证，书证内容中写明了结算数额、已支付数额、结算余额，应当从最终认定的运费中进行扣减，一审法院只确认了运费总额，未对已结算的数额作相应扣减。4．关于2019年3月至7月期间×××、×××两台车的运费问题。李长征陈述×××、×××两台车系经西安托普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武阿伟转让给他运输，后又将两辆车收回，我公司对此说法不予认可。西安托普旺公司与×××、×××两台车的车主武阿伟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武阿伟是实际承包人和经营人。李长征主张其是×××、×××实际控制人和实际承运人并未提供合理证据予以证实，应对×××、×××两台车的运费予以扣除。5．关于从运费中扣除约定车款852948元的问题。虽然《二手车买卖合同》中西安托普旺公司并不属于合同相对方，不受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限制，但是本案的合同中约定了关于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转让的内容，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这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双方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内容。罗官帅明确表示将其对李长征享有的80多万债权转让给西安托普旺公司，由李长征分期支付给西安托普旺公司，对此李长征作为债务人亲自签名确认，视为同意债权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债权转让之时李长征亲自签名确认，在庭审中李长征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债权已不存在的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协议内容直接约束债务人与转让后的债权人，也即直接约束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李长征，西安托普旺公司有权行使债权人权利从李长征运费中扣除852948元，一审法院却以不是运输合同同一法律关系不予以抵扣，要求西安托普旺公司另案主张，是对西安托普旺公司的苛责，亦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6．关于应当扣减的150606.43元（质控扣款、GPS服务费及陆歌平台已支付的运费、实体油卡费用）问题。运输行业的质控扣款每一项都有记录，李长征自己主张的4月份运费中都是这样计算的方式，一审法院依据我方提交的有李长征签名确认的汇总结算单确认运费金额，却未对李长征已签名确认的质控扣款及其他（GPS服务费）的事实予以确认，属认定事实错误，应当扣除产生的质控扣款980元以及GPS服务费1500元。另，西安托普旺公司通过“陆歌管车宝”平台支付给李长征的15笔运费25026.43元，虽然不是直接支付给李长征本人的，但一审判决中认定了该账户是其妻子李文学的事实，以上款项应认定向李长征支付的运费。关于已支付的费用，应一审法院要求，经西安托普旺公司核实并在指定时间内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李长征案运费核算说明”中，已明确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电子油卡的395410元充油费以外，还有已支付实体油卡充油费123100元，一审法院未对该问题做出回应有误。四、关于从运费中扣除经济损失33333.33元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李长征的行为合法，损失不应承担。本案是否是因西安托普旺公司不支付运费而导致李长征作出依法留置的行为，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李长征2019年1月至3月的费用都在正常结算，2018年的更是已经结算清楚，本案中的主要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也非常明确，对于2018年4月1日至5月5日的运费，不是西安托普旺公司不结算给李长征，而是依据他们的结算协议，已经结算给了案外人罗官帅，对于2019年未能及时结算的运费，西安托普旺公司从未否认过，李长征同案外人罗官帅的《二手车买卖合同》的争议，致使李长征无法同西安托普旺公司达成一致意愿而顺利结算费用。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 李长征辩称，北京托普旺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与李长征之间存在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一审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018年4月至2018年5月6日的运费、两辆陕牌车的运费以及2019年1月-7月的运费北京托普旺公司和西安托普旺公司应当向李长征支付。 北京托普旺公司述称，同意西安托普旺公司的上诉意见。 新疆顺丰公司述称，我公司只与西安托普旺公司有运输关系，与其他当事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本案与我公司无关。 李长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向李长征支付运费1979319元；2．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欠付运费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73050.10元；3．本案的邮寄送达费100元由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1日，李长征与案外人乌鲁木齐捷特捷物流快递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快递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并出资购买了涉案的运输车辆，并挂靠在乌鲁木齐普泰货运有限公司名下。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李长征组织车队承运了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接的新疆顺丰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业务。双方口头约定由李长征使用自有的车辆将本案第三人新疆顺丰公司的货物自其货仓运送至指定的地点，由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对李长征的运输业务进行记账，并按照约定的价格向李长征支付运费。李长征同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对2018年5月5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间的运输费用已经进行了结算，双方对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运输费用存在争议。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期间，扣除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在此期间已向李长征支付的运费159870元、以及充油卡的费用395410元，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尚欠付李长征运费1811788.64元。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认为，在2019年3月29日，李长征、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案外人罗官帅三方签订协议，约定该运费由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分期扣除，用于抵扣案外人罗官帅所欠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的债务。李长征认为，其之所以同意将运费用于抵扣罗官帅所欠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债务，是基于自己在购买案涉车辆时欠付罗官帅购车债务，但购车手续因种种原因未办理，导致部分车辆未进行过户交付，该债务已经不存在，因此不应当从运费中扣除。乌鲁木齐普泰货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文学与李长征是夫妻关系，李长征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李长征与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李长征的运费数额；三、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已付款项数额；四、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要求在运费中扣除李长征的购车费用及“7.31”群体扣货事件罚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李长征与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李长征与西安托普旺公司及北京托普旺公司只有口头协议，未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但根据李长征提供的《月度汇总表》《顺丰速运外包干支线运行交接表》《李长征活期账户交易明细》等相关证据及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李长征汇总结算单《综合费用结算单》，向李长征支付的明细表以及银行支付凭证回单、北京托普旺公司出具的其法定代表人赵忠善的录音证据可以得知，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将本案运输业务承接给了李长征，李长征按照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的要求运输货物，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向李长征支付了部分运输费用。因此李长征是本案的实际承运人，与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有事实上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且该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李长征作为承运人已经履行了将货物运送至指定目的地的合同义务，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作为托运人，理应向李长征履行支付运费的合同义务。 二、李长征的运费数额。根据西安托普旺公司发送给李长征的涉案运输业务里程、单号等的《月度汇总表》和未支付运费的《顺丰速运外包干支线运行交接表》，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以及明细表》和《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现将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期间运输费用分述如下：1．关于2018年4月份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中统计合计运费为404357元，扣除晚点质控款4181.54元，应得运费为400175.46元（404357-4181.54），李长征主张400175元运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的运费，《月度汇总表》中统计车线费合计59054元，李长征、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案外人罗官帅三方签订协议也确定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运输费用为59054元。3．关于2018年12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以及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2019年5月11日李长征签字确认的《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以及明细表》中的内容可得知，李长征2018年12月外租车辆×××、×××的运费为82170元。4．关于2019年1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2019年2月25日签字确认的《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其自营车辆×××、×××、×××、×××、×××、×××、×××在1月运费为290729.64元。《月度汇总表》中统计外租车辆×××、×××在2019年1月的运输费用为143010元。因此在2019年1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433739.64元（290729.64＋143010）。5．关于2019年2月的运费，李长征自营车辆×××、×××、×××、×××、×××、×××、×××在2月运费为224200元。其外租车辆×××、×××的运输费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以及明细表》中记载，2019年2月的运费为78026.43元，而李长征主张的运费数额为76650元，其主张低于西安托普旺公司确认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在2019年2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300850元（224200＋76650）。6．关于2019年3月的运费，李长征自营车辆×××、×××、×××、×××、×××、×××、×××在3月运费为194200元。其外租车辆×××、×××的运输费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以及明细表》中记载，2019年3月的运费为28126.92元，而李长征主张的运费数额为27350元，其主张低于西安托普旺公司确认数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另有李长征使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名下×××、×××两车辆运输费用为43500元，因此在2019年3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265050元（194200＋27350＋43500）。7．关于2019年4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其自营、外租车辆×××、×××、×××、×××、×××、×××、×××、×××、×××运输费用为177800元（109750＋68050），另有李长征使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名下×××、×××两车辆运输费用为90000元（45900＋44100）。因此在2019年4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267800元（177800＋90000）。8．关于2019年5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其自营、外租车辆×××、×××、×××、×××、×××、×××、×××、×××、×××运输费用为163930元，另有李长征使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名下×××、×××两车辆运输费用为61900元。因此在2019年5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225830元（163930＋61900）。9．关于2019年6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其自营、外租车辆×××、×××、×××、×××、×××、×××、×××、×××、×××运输费用为198400元，另有李长征使用西安托普旺公司名下×××运输费用为29650元。因此在2019年6月，李长征应得运费为228050元（198400＋29650）。10．关于2019年7月的运费，根据李长征出具的《月度汇总表》，其自营、外租车辆×××、×××、×××、×××、×××、×××、×××、×××、×××运输费用为104350元。关于×××、×××两辆车运输费用的问题，根据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7.31”群体扣货时间情况说明、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员工提供给李长征的汇总单以及货物运单可以证明2019年3至7月李长征实际占有并使用这两辆车，并且组织雇佣司机履行了运输本案第三人货物的义务。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应当向李长征支付×××、×××车辆于2019年3月至2019年7月的运费。综上，李长征在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期间运费数额为2367068.64元（400175元＋59054元＋82170元＋433739.64元＋300850＋265050元＋267800元＋225830元＋228050＋104350元）。 三、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已付款项数额。本案中，关于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已付款项，主要由已付运费、充油费、质控款、GPS服务费组成。关于已付运费，李长征在庭审中自认，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忠善向其支付了运费15987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充油费，中融致远能源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浙江舟山久能源有限公司充油费的情况说明显示，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在2019年1月至6月期间通过两家公司给李长征的2个电子油卡使用账户共计充值油费395410元。关于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主张扣除的质控款980元、GPS服务费1500元，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 四、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要求在运费中扣除李长征的购车费用及“7.31”群体扣货事件罚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扣除李长征的购车费用的问题。虽然根据双方出具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以及2019年3月29日李长征、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案外人罗官帅三方签订协议均显示，李长征同意以运费抵扣其向罗官帅的购车债务，但李长征在庭审中出具了购买车辆权利瑕疵的相关证据，对案外人罗官帅的购车债务行使抗辩的权利，该转让的债权为存疑债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主要审查的是运输合同的相关问题，对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中的债权债务问题、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与案外人罗官帅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在此不予审查，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对案外人罗官帅的债权可在本案外另行主张。因此，对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主张在运费中扣除李长征的购车费用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应当在运费中扣除“7.31”群体扣货事件罚款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的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规定，李长征在采取合法的形式维护自身权利，该损失不应由李长征承担。因此，对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损失，鉴于双方对相关债权债务转让事宜存在较大争议，未就运费数额进行对账确认，因此，对李长征主张欠付运费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73050.1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西安托普旺公司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应向李长征支付欠付的运费1811788.64元（总运费2367068.64元-已付运费159870元-充油费395410元）。判决：一、西安托普旺公司、北京托普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长征支付运费1811788.64元。二、驳回李长征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西安托普旺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武阿伟×××《承包经营合同》、武阿伟×××《承包经营合同》，三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两辆车所运输的业务是由武阿伟承包，武阿伟是实际承包人和经营人，两车的运费是同武阿伟进行结算。经质证，李长征对两份《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西安托普旺公司已知情况并认可两辆车承接的业务；对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聊天截图退的款项是车款，不是运费，武阿伟和李长征没有运输关系，实际运输关系是李长征和西安托普旺公司。2．三张转账凭证扫描件，拟证明至2019年4月之前仍在不停结算运费。经质证，李长征对三张转账凭证扫描件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认可。以上两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均予以采信。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如下： 2018年李长征与案外人乌鲁木齐捷特捷物流快递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快递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购买了涉案的运输车辆，并挂靠在乌鲁木齐普泰货运有限公司名下。2018年4月至5月5日，涉案的运输车辆承运了西安托普旺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接的新疆顺丰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业务，此期间运费西安托普旺公司结算给罗官帅。李长征与西安托普旺公司确认2018年4月1日至4月30日运费为400175.46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5日运费为59054元。有李长征和罗官帅签字的2019年3月29日对账凭证显示4月份运费中122000元托普旺公司结至罗官帅，5月份运费59054元用于抵扣罗官帅的债务。 2018年5月6日至2019年7月31日，李长征组织车队承运了西安托普旺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接的新疆顺丰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业务，2018年5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货物运费已结算完毕。本院组织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李长征对2019年1月至7月未支付运费进行对账，双方确认：2019年1月李长征自营车运费290729.64元，2019年2月自营车运费224200元，2019年3月自营车运费194200元，2019年4月自营、外租车运费合计177800元，2019年5月自营、外租车运费合计163930元，2019年6月自营车、外租车运费合计198400元，2019年7月自营车、外租车运费合计104350元。 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李长征对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的外租车费用进行结算，形成了《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附明细表），对双方有争议的外租车2019年1月至4月的运费，《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中记载2019年1月运费143010元，已支付143010元；2月运费78026.43元，已支付78026.43元，3月运费28126.92元，已支付21500元，4月运费94000元，累计结算余额为100626.92元。《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中备注：1.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李长征累积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00626.92元；2．李长征外租车与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的全部往来债务以本对账单为最终确认凭证，若双方对账单据、凭证中有与本次对账单不一致的，均应以本次对账单明细数额为准，不得以任何理由否认；3．本次涉及外租车车辆：×××、×××、×××、×××、×××、×××、×××、×××、×××。李长征在该结算单及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西安托普旺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通过陆歌平台向李文学支付15笔运费合计25026.43元，对应车辆车号为×××。李长征自认收到2019年的运费159870元，西安托普旺公司称对外租车运费已经结算，其已支付运费242536.43元。 ×××、×××登记在西安托普旺公司名下，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武阿伟之间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两辆车所运输的业务由武阿伟承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李长征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2．拖欠运费的数额及运费由谁支付。 第一，李长征与北京托普旺公司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之规定，运输合同的主体是承运人和托运人。在本案中，新疆顺丰公司述称其只与西安托普旺公司存在运输关系，与其他当事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李长征提交的证据亦未显示北京托普旺公司是涉案运输的托运方，故一审认定李长征与北京托普旺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北京托普旺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第二，拖欠运费的数额及运费由谁支付问题。1.关于2018年4月1日至5月5日的运费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在本案中，原是罗官帅承接西安托普旺公司的业务，2018年4月1日李长征与案外人乌鲁木齐捷特捷物流快递有限公司、石河子众邦快递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购买了涉案的运输车辆，并挂靠在乌鲁木齐普泰货运有限公司名下，涉案车辆由罗官帅管理变为李长征管理。涉案车辆履行的运输业务系罗官帅与西安托普旺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经西安托普旺公司同意，罗官帅可以将其与西安托普旺公司的运输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李长征。但直至2018年5月6日西安托普旺公司才认可李长征作为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将李长征作为运费的结算对象，至此之后的运费应由西安托普旺公司向李长征支付。2018年4月1日至4月30日运费400175.46元，2018年5月1日至5月5日运费59054元。根据李长征和罗官帅的对账凭证显示2018年4月份运费中122000元已结至罗官帅，2018年5月份运费59054元也用于抵扣罗官帅和托普旺公司的债务。李长征无证据证明西安托普旺公司同意并认可罗官帅将2018年5月6日前运输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李长征，故李长征主张2018年4月1日至5月5日的运费应由其与西安托普旺公司结算证据不足。2.关于2018年12月的运费问题，李长征在二审庭审中表示2018年12月的运费已全部结算。故西安托普旺公司不用再向李长征支付2018年12月的运费。3.关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运费问题。李长征的运费包括自营车与外租车两部分，根据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有李长征签字确认的《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以及明细表中记载，截至2019年4月份，西安托普旺公司已支付341706.43元，西安托普旺公司尚欠100626.92元，其中2019年1月至3月已付款数额为242536.43元，李长征称其只收到159870元，其余款项未收到。该结算单备注写明“对李长征外租车全部往来债务以本对账单为最终确认凭证”，该结算单系对2018年5月、11月、12月，2019年1月、2月、3月、4月共计7个月的外租车运费进行的结算，内容明确核定了每月运费数额和已支付数额及结算余额，结算单上明确载明，2018年5月、11月、12月、2019年1月、2月的运费数额已支付，3月运费数额为28126.92元，已支付21500元，累计结算余额6626.92元，4月运费数额94000元，已支付栏为空，累计结算余额为空，合计累计结算余额为100626.92元，从以上文字内容表述的通常理解看，应认定系双方对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外租车运费支付的结算，外租车运费未付余额为100626.92元，李长征在该结算单中签字确认的日期为2019年5月11日，李长征主张其签字时结算单中2019年1月至3月虽显示已支付的款项，但实际并未收到的意见与该结算单中记载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019年4月30日前西安托普旺公司欠付外租车的运费以《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记载100626.92元为准。因此，根据双方对账后确认的运费数额，西安托普旺公司应支付2019年1月至7月的运费总额为：1360236.56元【290729.64元（1月自营车辆运费）＋224200元（2月自营车辆运费）＋194200元（3月自营车辆运费）＋83800元（4月自营及外租车辆运费177800元-外租车运费94000元）＋100626.92元（结算至2019年4月30日外租车欠费）＋163930元（5月自营车、外租车）＋198400元（6月自营车、外租车运费）＋104350元（7月自营车、外租车运费）】。西安托普旺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通过陆歌平台向李文学支付25026.43元运费，称该款项应抵扣未支付运费，以上款项支付运费对应的车号为×××，为西安托普旺公司出具的有李长征签字确认的《外租车李长征综合费用结算单》中外租车车号，该对账单备注内容明确对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为止外租车（含×××）的费用经双方对账已形成结算单，陆歌平台该支付款项在双方对账结算时间区间内，应视为双方对该款项已对账并结算，对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再抵扣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西安托普旺公司称交付价值123100元实体油卡供李长征使用，应冲抵运费，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扣除的质控款980元、GPS服务费1500元，其在二审庭审中放弃了该部分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李长征自认收到电子充油卡395410元，该笔金额应从西安托普旺公司向李长征支付运费中扣除。综上，西安托普旺公司还应向李长征支付运费964826.56元（1360236.56元-395410元）。 关于×××、×××两辆车的运费问题。李长征称从武阿伟处购买并实际使用×××、×××自2019年3月至7月承运了西安托普旺公司在新疆地区承接的新疆顺丰公司的公路货物运输业务。根据西安托普旺公司与武阿伟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两辆车所运输的业务系西安托普旺公司交由武阿伟承包，武阿伟是实际承包人和经营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两车的运费应由西安托普旺公司同武阿伟进行结算，李长征主张其有权直接向西安托普旺公司主张该部分运费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长征与武阿伟因购买及使用×××、×××产生的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 关于西安托普旺公司要求在运费中扣除李长征的购车费用及“7.31”群体扣货事件罚款的问题。根据双方出具的《二手车买卖合同》显示李长征同意以运费抵扣其向罗官帅的购车债务，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照约定分期扣划，且李长征在庭审中出具了购买车辆权利瑕疵的相关证据，对案外人罗官帅的购车债务行使抗辩的权利，该转让的债权为存疑债权。本案为运输合同纠纷，主要审查的是运输合同的相关问题，对案涉车辆买卖合同中的债权债务问题，在此不予审查。“7.31”群体扣货事件系因西安托普旺公司欠付李长征的运费及双方因李长征的运费是否应当抵扣其向罗官帅的购车债务产生的事件，对因此发生的纠纷，西安托普旺公司可另行主张。 综上所述，北京托普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因西安托普旺公司二审提交了新的证据，导致事实认定发生变化，西安托普旺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20）新7101民初1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长征支付运费1811788.64元”、第二项“驳回李长征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长征支付运费964826.56元； 三、驳回李长征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3219.75元，由李长征负担12306.47元，由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913.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212.2元（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预交21106.10元，北京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预交21106.10元），由李长征负担32503.39元，由西安托普旺物流有限公司负担9708.8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红 见 审 判 员 杨  明 审 判 员 毛 建 梅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孙  瑞 书 记 员 陆慧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