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黑08民终62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宋桂喜，女，1973年8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同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玲，黑龙江鸿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佳木斯兴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胜利东路482号。法定代表人：李同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玉，女，该公司法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同江市红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八岔乡聚宝阁4号门。法定代表人：李刚，该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刚，男，1972年5月9日出生，汉族，同江市红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董事长，住黑龙江省同江市。上诉人宋桂喜因与被上诉人佳木斯兴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垦公司）、同江市红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红运合作社）、李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2020）黑0881民初9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桂喜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黑龙江省同江市人民法院（2020）黑0881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停止执行上诉人购买取得的LF2204Y1、发动机号87576768号东方红拖拉机的执行；三、要求被上诉人负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否定了上诉人与红运合作社及李刚之间的东方红拖拉机买卖关系，认定双方签订的为合作社入股协议是错误的。双方虽然签订了名称为“入社协议书”，但双方实际履行的行为、义务及责任均为买卖双方关系义务。该入社协议是格式性合同，并不是双方共同协商、共同起草的合同，从价格上来看上诉人购置的东方红拖拉机市场价格议价应为60万元，个人购置国家给予补贴30%，价格应为42万元，而以合作社购置的补贴款可以达到60%，那么价格应为251200元。而本案中上诉人的购车价格是42万元，这就证明上诉人是以个人身份购置的东方红拖拉机，而不是以合作社股东的名义购置的，也并非入社，因为上诉人并未享受到合作社购车权利，单从价格上就足以判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是入社股东协议，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的认定是错误的，因为其脱离了客观事实，判定双方存在民事关系，不单要看双方形成的文字记录，而且还要看双方实施具体民事行为表达的意图，及实际双方实施的真实民事行为。一审法院以入社协议书为依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因为双方签订的入社协议书中明确规定了上诉人出资42万元，上诉人就拥有了东方红拖拉机，而并不是享有。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部份非常主观的更改了协议内容，直接把拥有改为了享有，这种认定方式也就直接把所有权改成了使用权，这也是造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在引用法律规定时，引用了“农业机械购置不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享受补贴购买农机具二年内不得擅自转卖或转让。”此规定根本不适用本案，因为单从此规定内容中就可以得出，不得转卖、转让的时间应为2年，而本案中上诉人购买车辆已达到5年之久，在购置后5年内没有任何个人或单位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而且按照一审法院审理意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应为入股协议，并非买卖又何以适用此规定之说，如果应适用此规定就充分证实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应该是买卖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之间也存在严重的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自完成买卖关系后，上诉人就拥有了完整的所有权，上诉人独立使用东方红拖拉机，与合作社从未有过任何关系，通过一审中上诉人举出的工商档案已非常明确的标注，上诉人根本不是合作社的股东。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入社的认定内容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从宋桂喜购买车辆的经过可以证实宋桂喜是在兴垦公司处购买案涉车辆。宋桂喜购买案涉车辆当日取得的“三包服务手册”中虽然未标注销售单位，但有销售单位电话0454-83××××2，该电话号至今都是兴垦公司电话，购买时间是2016年4月18日。从购买当日兴垦公司、李刚、宋桂喜、维修方的录音可以证实，兴垦公司承诺车辆的电瓶为宋桂喜更换新的，李刚都无法做主更换，并且从宋桂喜购买之日享受三包待遇。支付车款时也是宋桂喜取款30万元与李刚共同到人民银行存入兴垦公司的账户内。兴垦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2014年将案涉车辆出售给红运合作社。要求红运合作社提供宋桂喜交纳42万元款项在红运合作社中账目体现及此款的支出。兴垦公司辩称，上诉人所交纳的42万元为入社资金，并非购买车辆的款项，有入社协议书为证。案涉车辆为红运合作社所有，按照法律规定该合作社在8年内不得转让车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是红运合作社的，并非上诉人的。红运合作社、李刚辩称，上诉人与红运合作社签订了入社协议书，我们之间并不是买卖关系。工商登记只登记股东的信息，因上诉人为红运合作社社员，所以没有登记上诉人的信息。宋桂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停止执行原告取得的LF2204U1东方红拖拉机（发动机号：87576768号）的执行；2.要求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红运合作社签订了“入社协议书”约定宋桂喜交纳42万元，享有LF2204Y1、发动机号87576768号东方红拖拉机，付款方式在协议签订时付款30万元，车辆同时交付给原告，原告应予5月31日前付12万元，由柴向军为原告按期付款做担保。2016年4月18日原告交付了30万元，由被告红运合作社李刚出具收条，注入股资金，上附合同，同日提车并办理了三包；5月20日汇给李刚12万元。红运合作社2015年12月22日时法定代表人为李国庆，2017年12月12日股东大会决议红运合作社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李刚，于2017年12月26日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李刚，李刚为合作社的最大股东，出资占比例69.7%。红运合作社在获得国家农机具补贴后没有足够资金购买案涉农机具，于2014年9月22日向兴垦公司借款244.33万元。2015年11月9日经同江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审核，由红运合作社代表人李刚交接验收、质量验收。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诉讼阻止法院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原告主张其对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但其提供原告与被告红运合作社签订的入社协议书及收据，证明原告方加入红运合作社，合同第二条乙方除合作社作业指导外自行管理使用案涉标的，实行和自负收益归己单车核算，不参与合作社其他项目盈亏分担，证明原告拥有涉案车辆系享有案涉标的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入社协议书第三条乙方在完成自己的田间工作外可以服从完成甲方分配的农机有偿作业任务，亦说明原告是参与合作社的正常营业活动并服从其指挥。协议中明确约定车辆如需更新，需向农机主管部门申请待批复后方可实施，并配合好上级部门监督检查，且当事人均认可案涉车辆为国家补贴车辆，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农业机械购置不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享受补贴购买的农机具，二年内不得擅自转卖或转让。因特殊情况需要转让的，须经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级农机主管部门备案”。被告红运合作社于2014年9月22日签约采购案涉国家补贴车辆，原告是2016年4月18日与红运合作社签订入社协议书，案涉标的仍处在两年的限制买卖期，原告与红运合作社也没有经过审批、报备手续，故原告与被告红运合作社签订的入社协议书合法有效，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只是拥有案涉车辆的使用权，不享有所有权。综上，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案涉车辆享有所有权，故原告宋桂喜对涉案车辆享有的民事权益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其请求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桂喜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600.00元由原告宋桂喜自行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兴垦公司、红运合作社、李刚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宋桂喜向本院提交三包服务手册一份、手机短信截图一张、服务站用户档案查询2张、离婚证一张，证明宋桂喜、王景波夫妻购买案涉车辆当日取得的“三包服务手册”及车辆服务站维修登记信息，均证实涉案车辆出售时间是2016年4月18日即上诉人购买之日，是上诉人家个人购买，因三包手册中销售单位电话经114查询是兴垦公司电话，为此销售单位是兴垦公司。兴垦公司质证称：对证据一中的三包服务手册的真实性有异议，三包服务手册上没有我公司的公章，对于证据一中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手机截图显示的电话号码是我单位的，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离婚证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两个查询单显示的客户姓名为王景波，但是不能证明案涉车辆为王景波所有，按我公司规定使用车辆的人就可以进行三包登记。红运公司、李刚质证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三包服务手册一份、服务站用户档案查询2张均没有加盖相关部门的公章。上诉人无法证明案涉车辆是其从兴垦公司购买的。对离婚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手机截图电话号码我不清楚。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车辆为上诉个人购买，亦无法证明购买的具体时间，本院不予采信。手机短信截图、离婚证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宋桂喜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调取红运合作社2016年4月18日至2020年9月份单位银行账户存储明细、调取李刚在同江市农业银行账户内2016年5月1日至5月31日银行存储明细，欲证明宋桂喜不是红运合作社成员，与合作社没有资金往来。本院经审查认为，红运合作社、李刚在二审庭审时承认收到宋桂喜42万元的其中30万元为现金，并未存入公司账户、亦未存入李刚账户，12万元存入李刚账户内。宋桂喜对12万元存入李刚账户也表示认可，因此本院对该申请的事项不予调取。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宋桂喜对于案涉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否准予被上诉人兴垦公司对案涉车辆的执行。本案中，上诉人宋桂喜在上诉状中表述其与红运合作社形成了案涉车辆的买卖关系，之后又陈述其与兴垦公司形成了案涉车辆的买卖关系。上诉人主张基于买卖关系，其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但是其陈述的买卖关系均没有书面买卖合同予以证实，且兴垦公司与红运合作社均不认可买卖关系的成立。宋桂喜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向兴垦公司交付过案涉车辆的购车款项，因此无法证明其与兴垦公司、红运合作社形成了案涉车辆的买卖关系。一审判决论述部分引用的《农业机械购置不同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条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并不能以此作为双方买卖关系是否存在的依据，一审此部分论述存在瑕疵，本院予以纠正。宋桂喜与红运合作社签订《入社协议书》中虽然约定“拥有东方红LF-2204一台”，但是结合该协议书中关于宋桂喜出资42万元作为入社股金，宋桂喜自行管理使用东方红2204拖拉机一台，如因为政策原因无法执行协议，红运合作社退宋桂喜全额归还股金，宋桂喜车辆按照使用年限缴纳租金的约定，无法认定宋桂喜通过买卖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案涉车辆虽然已交付上诉人宋桂喜，由宋桂喜控制使用，但是上诉人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交付行为是以所有权交付为目的的行为。通过《入社协议书》中相关约定可以认定交付案涉车辆的行为是以使用权交付为目的的行为。三包服务手册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上诉人对案涉车辆享有的权利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至于红运合作社账目中是否体现42万元这笔款项及该笔款项的支出情况与宋桂喜是否能够排除执行不具有关联性，因此宋桂喜要求红运合作社提供42万元账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桂喜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上诉人宋桂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景丰审判员  赵晓华审判员  梁淑荣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书记员  蒋婧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