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2民终64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A238。法定代表人：黄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征，北京星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扬深，男，1985年6月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世雷，北京市亚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建，北京市亚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联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北街四巷**首层0267仅限办公）。法定代表人：柳琼洁，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曾定宇，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羲明，北京仁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韬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扬深、原审第三人曾定宇、原审第三人广州联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联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1民初14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智韬文化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扬深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李扬深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可李扬深为适格诉讼主体属于法律适用错误。（1）李扬深在与智韬文化公司对接过程中，使用的身份是广州联贝公司。（2）李扬深发送给智韬文化公司的《融资并购居间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居间服务协议》）所使用的主体也是广州联贝公司。（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01民终2028号案件（以下简称2028号案件）诉讼中，李扬深陈述称其对外身份是代表广州联贝公司。（4）广州联贝公司认可与智韬文化公司的《居间服务协议》。在智韬文化公司与李扬深对接工作的整个工作过程中，智韬文化公司从未认可与李扬深个人单独合作，李扬深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并且智韬文化公司与广州联贝公司签订的《居间服务协议》第9条第1款明确约定：“未经双方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据此，李扬深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置广州联贝公司于不顾，认定智韬文化公司与李扬深达成口头居间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智韬文化公司从未与李扬深达成口头或书面的居间协议。李扬深认可从未与智韬文化公司达成书面或口头的居间协议，且未达成的主要原因是李扬深不愿达成。3.对于不能确定、且从未达成一致的服务费，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顾事实不顾法律任意牵强地判决给付李扬深330000元的服务费，完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4.一审法院判决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143385元违约金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的法律规定。李扬深主张违约金自2018年3月20日计付至2020年8月11日，但该期间内，智韬文化公司一直在维权，并没有收到云南昆明工业学校（以下简称工业学校）的任何款项，直至2020年8月底才收到法院发放的案款，该期间内，智韬文化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根据《居间服务协议》的约定，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服务费的期限是收到款项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李扬深主张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日万分之五，据此计算，年利率为18%，远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的决定》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5.一审法院判决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利息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扬深根本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且没有权利向智韬文化公司主张服务费、违约金。6.李扬深在前后2次诉讼“事实与理由”表述中前后均不一致，李扬深来回反复，扭曲事实，不诚信。李扬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智韬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曾定宇述称，同意一审判决，李扬深、智韬文化公司及曾定宇确实存在口头协议，为工业学校进行融资，且三方按照各自分工进行了相应工作。广州联贝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李扬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合作收益款330000元；2.判令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自2018年3月20日至2020年8月11日的违约金144210元（以33000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3.判令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保全保险费1500元；4.判令智韬文化公司支付李扬深自2020年8月1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以47421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5.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智韬文化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通过曾定宇引荐介绍，工业学校曾口头委托智韬文化公司为其联系、推荐投资人。2017年，智韬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伟与李扬深建立联系后，双方共同为工业学校寻找合作的资本方，之后李扬深向智韬文化公司推荐了厦门倍凡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凡公司）。在工业学校与倍凡公司的合作过程中，智韬文化公司与李扬深有明确的分工，智韬文化公司与工业学校进行接洽，李扬深与倍凡公司进行接洽。出于形式上的便利，其间李扬深拟以广州联贝公司的名义与智韬文化公司签订书面的服务协议，2017年6月，智韬文化公司单方盖章确认服务协议后将该服务协议交广州联贝公司等待盖章确认（约定条款有：智韬文化公司委托广州联贝公司就寻找融资、并购等事宜向智韬文化公司提供居间服务，为智韬文化公司推荐具有投资收购意向的合作方，协助智韬文化公司进行沟通；本协议中广州联贝公司获得的所述居间服务费为智韬文化公司收取标的公司全部财务顾问服务费用的33%，该居间服务费的相关纳税由广州联贝公司承担，智韬文化公司应于收到上述服务费用起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或银行转账方式向广州联贝公司支付居间服务费），后该服务协议因故广州联贝公司未盖章确认。此后，李扬深个人继续从中帮助联系上述投资人事项，通过李扬深及智韬文化公司的介绍，居间工作进展顺利，倍凡公司对工业学校的投资确定。2018年3月1日，工业学校与智韬文化公司签订了顾问协议（标注曾定宇为智韬文化公司的联系人；协议约定工业学校就其拟进行的股权融资、投资等资本运作事宜委托智韬文化公司协助其进行，并同意在智韬文化公司完成委托事项的前提下，由工业学校向智韬文化公司支付相应的财务顾问费用）。2018年3月17日，工业学校与智韬文化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标注曾定宇为智韬文化公司的联系人；协议约定智韬文化公司为工业学校推荐倍凡公司作为工业学校的股权投资方，且股权投资款为1.2亿元。双方商定本次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费总计3480000元，第一笔1000000元将于2018年3月20日以前支付给智韬文化公司等）。2018年4月，智韬文化公司与李扬深等曾协商过顾问费的分配事宜，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补充协议签订后，因纠纷工业学校未向智韬文化公司支付顾问费用。2018年6月工业学校以合同纠纷将智韬文化公司诉至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撤销双方于2018年3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该案经审理，判决驳回工业学校的全部诉讼请求。工业学校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16日智韬文化公司将工业学校诉至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判令工业学校支付智韬文化公司协议费1000000元和该款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工业学校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截止2019年11月30日为307500元）；工业学校承担智韬文化公司差旅费51000元；诉讼费、保全费由工业学校承担。该案经审理，判决工业学校支付智韬文化公司财务顾问费1000000元和该款自2018年3月21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工业学校不服提出上诉，上诉期间，李扬深及曾定宇出庭进行了作证，该案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8月11日，工业学校将执行款1472379元转账至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此后该执行款依法进行了发还。另本案诉讼中李扬深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财产保全申请，经一审法院审核，一审法院裁定冻结智韬文化公司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十里河支行账号为×××的银行存款475710元。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当事人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虽顾问协议缺少广州联贝公司的盖章确认而未成立，但实际上智韬文化公司与李扬深为工业学校推荐投资人的居间工作持续进行，这一点有生效判决、询问笔录、本案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确认。本案中，李扬深的居间行为并不存在广州联贝公司的书面协议基础及委托授权，智韬文化公司在知晓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仍与李扬深协作开展居间行为，为此李扬深与智韬文化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并共同为工业学校推荐投资人的主体身份实为李扬深个人。上述口头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居间工作完成后，智韬文化公司通过诉讼在获得居间服务费后应及时按约给付李扬深相应的服务费用，因庭审中双方对此不能达成一致，为此一审法院考虑服务协议中智韬文化公司认可的金额及交易习惯，对李扬深主张在双方口头协议中李扬深应分得33%的服务费（3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支持。因工业学校迟延给付服务费而被一审法院判令给付的违约金智韬文化公司亦应按330000元的部分比例予以给付李扬深，经计算李扬深应获得其中的违约金143385元。智韬文化公司在服务费执行到账后至今未给付李扬深，系违约行为，李扬深应获得的服务费（含违约金）此间的利息损失智韬文化公司应给付李扬深。李扬深主张保全保险费赔偿举证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扬深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过高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智韬文化公司合理的辩解予以采信，不合理的辩解不予采信。广州联贝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扬深服务费330000元；二、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扬深前案违约金143385元；三、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扬深利息损失（以未支付本判决确认的款项473385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自2020年8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四、驳回李扬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庭审中，智韬文化公司陈述称，智韬文化公司获悉工业学校需要资金后，智韬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伟将该信息发布至一个微信群中，同在该微信群中的李扬深主动联系了黄伟，并与黄伟进行了磋商推进，由于智韬文化公司需要与法人主体合作，李扬深便将表明其是广州联贝公司工作人员的名片发送给黄伟，之后一直由李扬深代表广州联贝公司与智韬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该事宜，除了李扬深之外，没有其他人员代表广州联贝公司与智韬文化公司对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述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李扬深是否有权向智韬文化公司要求分享智韬文化公司自工业学校处收取的费用问题。本案中，智韬文化公司主张李扬深仅是作为广州联贝公司的代表与智韬文化公司进行合作，李扬深个人与智韬文化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其无权向智韬文化公司主张合作收益款。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智韬文化公司为工业学校融资提供服务而自工业学校收取财务顾问费，李扬深参与了服务的过程。而根据智韬文化公司的陈述，在合作过程中，除李扬深一直参与对接外，没有其他人员代表广州联贝公司参与，而且一审诉讼中，广州联贝公司书面答辩称其认可李扬深的诉讼请求，涉案服务内容全部系李扬深个人完成，广州联贝公司未直接参与，合同的权利、义务实际由李扬深承接，广州联贝公司同意由李扬深取得33%的服务费，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上在李扬深与智韬文化公司之间达成口头协议，并无不妥，进而，一审判决认定智韬文化公司应按照其自工业学校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的33%向李扬深计付服务费，亦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智韬文化公司向李扬深支付143385元违约金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工业学校未依约向智韬文化公司支付费用，智韬文化公司提起诉讼，生效判决判令工业学校向智韬文化公司支付财务顾问费1000000元及违约金，后智韬文化公司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取得执行款1472379元。因工业学校迟延向智韬文化公司支付费用，既给智韬文化公司造成了损失，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李扬深未能如期取得服务费，给李扬深也造成了损失，现智韬文化公司通过诉讼及执行回款金额超过财务顾问费1000000元，据此并结合前述智韬文化公司应当向李扬深支付服务费的认定，一审判决以部分超出的金额为基数，判令智韬文化公司按照33%的比例向李扬深计付前案违约金，并不损害智韬文化公司的利益，也与客观事实相符，本院予以维持。三、因智韬文化公司自法院收取发还的执行款后至今仍未向李扬深支付款项，一审判决判令智韬文化公司以其应向李扬深支付的款项金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向李扬深计付利息损失，并无不妥，也不违反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智韬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01元，由北京智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陈 洋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王若净书 记 员  张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