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38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住军，女，1969年9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家妮，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45号。负责人：董军，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秋慧，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异，辽宁安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曲世强，男，1965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家妮，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原审被告：曲文辉，男，1989年6月4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战，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家妮，辽宁双护律师事务所律。上诉人张住军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及原审被告曲世强、曲文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住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偿还贷款本金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各份证据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尾号为0021,而《个人借款合同》中注明其对应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尾号为1736，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也就是说上诉人虽然签订了0021号授信合同，但是授信合同签订后，并未根据该授信合同签订对应的借款合同；上诉人签订的尾号3606号的借款合同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授信合同。其次，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已经发放了贷款。上诉人偿还贷款的前提应是被上诉人按照约定向上诉人发放了贷款。原审过程中，上诉人否认收到了贷款，被上诉人应就发放贷款提供证据。但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仅提供了存在严重瑕疵的借款合同及授信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贷款的合意，不能证明贷款发放的事实。二、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对涉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尾号为0021D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系为尾号0021号授信合同提供的担保，而该授信合同项下并未发生借款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尾号为3606号借款合同注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上诉人并未提供。即被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未对应任何借款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并未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他项权证与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无任何关联。案涉他项权证上约定的贷款时间是2012年9月10日，该时间并未发生贷款，而被上诉人主张本案贷款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该贷款并未设定抵押。三、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保全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并未发生保全费，原审法院将另案保全费判决本案承担，没有事实依据。其次，另案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被上诉人败诉，依据法律规定，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原审将生效判决中诉讼费用的承担主体变更为上诉人，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不同意上诉人张住军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主要答辩意见：一、被上诉人与张住军等人签订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编号问题是银行在实际发生借款后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在实际放款前的编号不再作为合同标准编号继续使用，故不存在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的证据不存在任何关联的问题。在未实际发生借款前，张住军即已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个人综合授信合同》及《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被上诉人为《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确立的初始编号为DL02131900021，相应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确立的初始编号是前面编号后加“D”（意即抵押）。当被上诉人向张住军放款时，第一次的借款借据编号由电脑系统自动生成，为75012012101736，借款借据的尾号为“01”意即张住军第一次借款；其第二次向被上诉人借款，则产生第二次的借款借据。第二次借款借据的编号与第一次借款借据的编号前面数字完全相同，仅尾号调整为“02”。而多张借款借据的相同数位数字“75012012101736”即成为被上诉人最终确认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的标准编号，相应地，《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标准编号即在《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的标准编号后加“D”。而此前以“DL”开头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与《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而不再作为合同标准编号继续使用。因张住军在被上诉人处有两笔贷款额度，系统在生成借款借据编号时，是以具体的借款人生成编号，故此两笔贷款编号前14位一致，该编号即成为被上诉人最终确认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的标准编号，最后两位的编号意为第几次借款。二、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单显示，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将贷款235万发放至张住军的账号，被上诉人已完成放款义务。在贷款到达张住军账户后，张住军如何使用款项被上诉人无法控制。三、案件保全费由上诉人承担，是双方在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的。因上诉人违约还款导致被上诉人进行追索产生的保全费，应由上诉人承担。四、张住军在浦发银行共申请两笔合计735万元的贷款，而在姜日升、宋晓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判决退赔受害人张住军的金额为4,843,120元。剩余的2,506,880元是张住军自行使用的。原审被告曲世强、曲文辉均同意上诉人张住军的上诉请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偿还贷款本金2,350,000元，支付自2015年11月06日起至还清欠款日止的欠息（截止2020年2月9日拖欠逾期利息884,790.65元，拖欠逾期罚息233,180.02元）；2、确认原告对抵押物位于甘井子区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2017）辽0204民初1865号案件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8日，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告张住军、曲文辉签订《个人综合授信合同》，原告为授信人，被告曲世强为受信人。该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授信额度总额为235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1月8日起至2017年9月9日，额度为循环额度（授信期间内债务一单清偿该部分额度自动恢复）；由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提供房屋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受信人未按本合同或有关业务文件约定按时足额偿还任意一期贷款本息或相关费用，授信人可宣布本合同提前到期；宣布本合同及有关业务文件项下的债务（包括贷款本息、费用、或其他应付金额），立即部分或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受信人立即归还。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原告在授信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告曲世强在受信人处签字，被告曲文辉在共同还款人处签字。2013年1月8日，原告与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人为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抵押权人为原告。该合同约定：为确保债务人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项义务，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抵押人愿以下述抵押物作抵押，抵押权人享有第一顺位的优先受偿权；本合同项下抵押担保的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在2013年1月8日签署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或在2013年1月8日至2017年9月9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35万元整为限。本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为曲世强、张住军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1号、曲世强、曲文辉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2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1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2号房屋；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在抵押人处签字，原告在抵押权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其后，原、被告双方就上述房屋的抵押在大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取得了前述四套房屋的他项权利证书。2015年1月14日，原告（贷款人）与被告张住军（借款人）、曲世强（共同还款人）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约定：本合同作为借款人与贷款人签署的《个人授信合同》的附属业务文件，本合同项下的债权属于《个人授信合同》项下的最高额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本合同贷款品种为个人经营性贷款，贷款用途为购教学设备，贷款金额235万元，贷款期限1年，自2015年1月20日起至2016年1月20日止，具体以贷款借据（借款凭证）记载的日期为准。本合同贷款利率按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本合同约定的贷款期限同期同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40%，签订本合同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年利率为5.6%，利率不作调整，不分段计息；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贷款人有权按规定计收罚息，逾期贷款的逾期罚息利率按计收罚息之日的贷款执行利率加收50%执行。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原告在贷款人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被告张住军在借款人处签字，被告曲世强在共同还款人处签字。2013年1月10日，原、被告设立抵押权，抵押物为曲世强、张住军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1号、曲世强、曲文辉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2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1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2号房屋。2015年1月20日，原告向被告张住军账户发放了贷款235万元。被告张住军在个人贷款借款凭证（借据）下方借款人签章一栏签字确认。截至2020年2月9日，三被告尚欠贷款余额235万元、利息884790.65元、罚息233180.02元。另查，被告张住军、曲世强系夫妻关系，曲文辉系二人婚生子。再查，2015年12月29日，大连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逮捕了宋晓霞，被告张住军针对案涉借款向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2016年5月30日大连市公安局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并移交查封的31处资产。该案已于2017年6月经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03刑初20号刑事判决，其中判决第二项：被告宋晓霞依法退还……张住军4843120元……该案移交查封资产的处置工作正在研究过程中。原告曾于2017年在本院以相同诉请起诉三被告，本院立案后，原告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缴纳诉讼保全费5000元，做出（2017）辽0204民初1865号保全裁定书。该案审理后，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作出（2017）辽0204民初1865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起诉。原告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8）辽02民终24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立案后，原告于2020年3月向本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本院做出（2020）辽0204财保14号民事裁定书，对三被告名下的共计四套房屋进行保全，原告支付了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本案是否涉嫌刑事犯罪、而应裁定驳回起诉的意见，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即原告与被告张住军等签订了金融借款合同，双方建立了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且原告已向被告张住军发放了贷款，该合同生效并实际履行了借款发放的义务。而宋晓霞案发时虽是原告浦发银行的工作人员，但现有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宋晓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与原告无关，且生效判决已认定了被告张住军系受害人，并判令退赃给受害人。因此本案虽与涉众型经济犯罪事实有牵连，但当事人不同，法律事实也不相同，故本案与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应按民商事纠纷受理并处理，不应再驳回起诉。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签订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个人借款合同》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法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在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张住军发放贷款235万元，被告应按约定按期足额偿还贷款本息，但被告出现逾期，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原告将款项发放至被告张住军名下后，张住军将款项转至案外人名下，与本案无关。现原告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贷款235万元及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给付利息、罚息的请求，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请求，根据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三被告以曲世强、张住军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1号、曲世强、曲文辉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2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1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2号房屋为案涉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进行了抵押登记，在其不能清偿案涉债务时，原告依法在双方约定的最高额抵押范围内对上述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故对于原告的该部分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2020）辽0204财保14号保全费5000元及（2017）辽0204民初1865号保全费5000元，因《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当借款人不能依照合同规定履行还本付息及其他有关责任义务，致使原告通过其他途径采取补救或追索措施的，由此引起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原告两次诉讼产生的案件的保全费均系因为被告张住军违约所致，原告主张该费用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共同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贷款本金2,350,000元，支付自2015年11月6日起按合同约定计算至还清欠款日止的利息、罚息；二、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对被告张住军、曲世强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1号、曲世强、曲文辉名下位于甘井子区矿前街28-1-2-2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1号、甘井子区矿前街28-2-2-2号房屋折价款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最高额抵押额度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共同支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讼财产保全费10,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义务的内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584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共同负担，给付时间同上。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均未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是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单，拟证明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将贷款235万元发放至张住军名下的4708帐户，此4708账号实为被上诉人财务用于记账使用的虚拟账号，该导出单中摘要代码处为个人贷款入账，借据号为7501201210173606，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借款借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235万元贷款已向张住军发放的事实。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一，该份导出单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并非银行流水单，上诉人自行查询不到尾号4708账户的存在。第二，从导出单记载内容可知，直到2021年4月30日，张住军名下尾号4708的账号中仍有235万元余额，如果该信息属实，说明案涉235万元仍在该账户中，张住军未曾收到过。二原审被告同意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本院采纳被上诉人的举证意见，对其提交的新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被上诉人与借款人签订合同后，会在第一次放款时由电脑系统自动生成借款借据的编号，该编号因借款人而异，每一个借款人对应一个编号。张住军在被上诉人系统中生成的编号前14位为75012012101736，于是借款合同就以此系统编号作为合同编号。当张住军获得第一笔贷款时，借款借据的尾号会在该14位编号后面加“01”，第二次获得贷款时，则借款借据的尾号会在该14位编号后面加“02”。案涉借款合同编号7501201210173606，说明这是上诉人在本次授信项下获得的第6笔借款。案涉7501201210173606号《借款合同》第12.7条记载，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借款人开立贷款专用账户，该账户账号为75×××99。被上诉人在向张住军发放案涉235万元贷款时，会通过系统为借方生成一个贷款虚拟账号75×××08，该账号并非张住军在被上诉人处开立的账户号，而是被上诉人为了财务记账所用。被上诉人将案涉235万元贷款发放至该虚假账号，再转付至合同约定的张住军贷款专用账户75×××99，从而完成发放贷款的过程。被上诉人提交的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单显示，张住军于收款当日即将235万元全部定向支付给了案外人崔玲。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与张住军、曲文辉于2013年1月8日签订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该合同项下授信额度总额为235万元，授信有效期自2013年1月8日起至2017年9月9日止。同日，被上诉人与张住军、曲文辉、曲世强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于2013年1月8日签署的《个人综合授信合同》或在2013年1月8日起至2017年9月9日止的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为：张住军。前述两份合同均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有约束力。案涉《个人借款合同》签订于2015年1月14日，金额为235万元，在前述综合授信约定的期间与额度范围内，是被上诉人与张住军、曲文辉在前述综合授信项下发生的单笔借款关系；该借款也发生在《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担保期间内与主体之间，《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对案涉《个人借款合同》有担保效力。《个人借款合同》虽与《个人综合授信合同》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合同编号之间不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对此已做出合理解释，本院予以采纳，故上诉人张住军关于合同缺乏关联性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张住军是否实际取得案涉235万元贷款一节，被上诉人提交了交易对手批量查询导出单和有张住军签字的《个人贷款借款凭证》（借据），能够共同证明2015年1月20日当日，被上诉人通过向张住军在浦发银行尾号4708的虚拟账户放款235万元，再通过该账户转款至尾号4699的贷款专用账户，已完成发放235万元贷款的合同义务。而上诉人张住军虽否认已收到该235万元，但却未能在本院规定时间内提供反驳证据证明其尾号4699账户内于2015年1月20日未收到235万元贷款或所收到的235万元款项非来自被上诉人，上诉人张住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被上诉人按约向上诉人张住军发放了案涉235万元贷款，张住军未按时还款，构成违约，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张住军及共同还款人曲文辉、曲世强还本付息有合同依据，一审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宋晓霞、姜日升的刑事犯罪案件，因与本案分别涉及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和第十二条之规定，应当分开审理。故上诉人张住军关于本案因涉嫌刑事犯罪而不应进行民事审理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保全费的问题，被上诉人在2017年起诉本案上诉人张住军和二原审被告时，因申请财产保全，交纳了保全费5000元。该费用虽系被上诉人为追索损失发生的合理费用，但被上诉人该次起诉最终被裁定驳回，相应的保全费损失应由败诉方即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对该5000元保全费的处理不当，二审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在本次诉讼中又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已支付5000元保全费，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第10.2条的约定，该笔费用为被上诉人采取追索措施所发生的费用，应由借款人承担。故一审判令上诉人及二原审被告共同负担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4民初14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共同支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四、驳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义务的内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584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384元，由张住军、曲世强、曲文辉共同负担3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584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384元，由张住军负担34,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迪审判员  毕春燕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曲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