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13民终10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朝阳县凯特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县二十家子镇二十家子村。法定代表人：宝俊杰，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涛，辽宁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绿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朝阳县大庙镇。法定代表人：孙晓峰，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朝阳市吉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朝阳市双塔区柳城路二段（**头平房）。法定代表人：孙晓峰，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晓峰，男，1973年9月8日出生，汉族，公司经理，住朝阳市双塔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晓光，男，198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朝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旭，辽宁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朝阳县凯特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特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朝阳绿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之源公司）、朝阳市吉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田粮食公司）、孙晓峰、孙晓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朝阳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辽1321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书。凯特商贸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20）辽13民终958号民事裁定，撤销朝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1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朝阳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辽1321民初1960号民事判决，凯特商贸公司仍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凯特商贸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20）辽1321民初1960号民事判决，改判准许执行（2016）辽1321执1532号执行裁定书。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重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重审认定物权已经交付，所有权转移是错误的。案涉车辆交给孙晓光驾驶，这只是车辆交付了，但物权并没有转移，其所有权仍属吉田粮食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7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晓光支付了全部价款，同时从2012年签订车辆买卖协议至今长达八年时间，车辆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孙晓光本身存在过错，因此对该车辆的查封、扣押、冻结以及拍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该车辆的物权没有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转移；二、重审中确认“否则，孙晓光以自己的名义为登记在吉田粮食公司名下的车辆缴纳保险与常理不符。”是违背客观事实和常理的。在日常生活之中，车辆的借用人或无偿使用人为车辆缴纳强制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缴纳保险人并不代表就是车辆的所有人。何况在本案中，孙晓光提供的车辆买卖协议是2012年签订的，但孙晓光并不能提供2012年至2015年间的车辆保险单据，这也足以说明双方并不存在着真实的车辆买卖关系；三、重审中确认“吉田粮食公司是否存在关于车辆买卖的会计账及另外2万元购车款的凭证，系其内部管理行为，与作为动产及案涉车辆交付无关。即便孙晓光未交付另外2万元购车款，吉田粮食公司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是典型错误认定，是违背法律的认定。认定财产的物权是否转移，主要考虑的就是相对方是否全额支付了购买物的价款，没有支付相应的价款，动产即使交付，物权是不会发生变动的，也不以占有为物权的转移。另外，在本案中吉田粮食公司是被执行人，如果说该公司没有收取购车款，车辆是不发生物权转移的。退一步讲，如果孙晓光没有足额缴纳购车款，剩余的购车款如要交，也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交付到人民法院，也不存在着吉田粮食公司另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情形；四、重审认为“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孙晓光与吉田粮食公司车辆买卖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车辆交易价格不真实等情形。”是错误的。车辆买卖协议约定售车款7万元，双方协商用甲方拖欠乙方的5万元欠款相互抵顶，余款2万元由乙方于协议签订之日付行，甲方向乙方交付买卖车辆。1、虽然双方约定了售车款7万元，但是经过一审及重审庭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吉田粮食公司拖欠孙晓光5万元欠款，那么按照财务规定，如果有欠款，在吉田粮食公司的财务账目中也能体现出来。吉田粮食公司并没有提交任何财务账目来证明有应付款5万元给孙晓光的事情，同时孙晓光也没有提供吉田粮食公司收到5万元车款的收款收据；2、余款2万元孙晓光口头称交付给吉田粮食公司，虽然该法定代表人孙晓峰表示认可，但孙晓光没有提供交付2万元的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款收据来加以证明；3、提醒法庭注意的是：吉田粮食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被上诉人孙晓光的哥哥孙晓峰，而孙晓峰是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该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单位，如果出售车辆的话，必然要有财务账上的记载，即收到了售车的款项记载，即便是抵账，财务账上也要有冲抵账的记载。如果没有财务账的记载，仅凭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晓峰的陈述和孙晓光的口述，显然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五、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11条规定，承担举证责任的应当是孙晓光，而不是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13条规定，该案应适用第一项的规定，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被上诉人绿之源公司、吉田粮食公司、孙晓峰辩称，根据有关规定，机动车登记并不能代表权属证明，其与物权法上物权登记的性质不同，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动产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机动车只要交付受让人占有，物权即己合法有效转移。本案中，吉田粮食公司与孙晓光签订有购车协议，孙晓光为该车辆缴纳保险，且车辆也一直由孙晓光使用，该车辆应归孙晓光所有。被上诉人孙晓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自2012年8月份起，车辆已经转让给答辩人，答辩人也一直占有使用，缴纳有关费用。证人出庭证明了欠账过程，答辩人也说明了支付2万元的来源，吉田粮食公司是否将欠款入账，是该公司的事情，不影响动产的转移。凯特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准许执行朝阳县人民法院（2016）辽1321执1532号执行裁定书；2、对辽Ｎ×××**号车辆恢复执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8日，被告吉田粮食公司为甲方，被告孙晓光为乙方，双方签订《卖车协议书》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自愿将自己产权的丰田花冠车卖给乙方，车身颜色白色，车牌号辽Ｎ×××**号，车价为七万元整，车款一次性付清，自2012年8月8日前与此车有关一切事宜事故均由甲方负责，从2012年8月9日后与此车相关一切事宜事故均由乙方负责……”此协议书约定的售车款为7万元，甲乙双方协商用甲方拖欠乙方的5万元欠款抵顶部分车款，余款2万元由乙方于上述协议书签订之日付清，同日甲方向乙方交付了买卖车辆。孙晓光购买涉案车辆后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自2015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止其一直为该车辆缴纳了车辆保险。另查，2014年11月27日，被告绿之源公司从原告凯特商贸公司处借款100万元，该院作出（2015）朝县民四初字第14号民事调解书，后被告绿之源公司逾期未履行，原告申请强制执行被告绿之源公司，后经该院（2019）辽1321执恢65号执行裁定，追加吉田粮食公司为被执行人。2019年3月4日，该院依据（2016）辽1321执1532号执行裁定扣押涉案车辆。2019年9月1日，孙晓光提出书面异议。2019年9月28日，该院作出（2019）辽1321执异11号执行裁定，中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2019年10月17日，原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审查的内容应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涉案车辆系动产，其虽然登记在被告吉田粮食公司名下，但自2015年2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2日，被告孙晓光为该车辆缴纳车辆保险，应当视为该动产的物权已经交付，所有权已经转移。否则，孙晓光以自己名义为登记在吉田粮食公司名下的车辆缴纳保险，与常理不符。吉田粮食公司是否存在关于车辆买卖的会计账及另外2万元购车款的凭证，系其内部管理行为，与作为动产即本案涉案车辆的交付无关。即便孙晓光未支付另外2万元购车款，吉田公司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此，被告孙晓光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被告孙晓光与被告吉田粮食公司车辆买卖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车辆交易价格不真实等情形。故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证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能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凯特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凯特商贸公司负担。二审查明，2012年8月8日，吉田粮食公司（甲方）与孙晓光（乙方）签订《卖车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协商，甲方自愿将自己产权的丰田花冠车卖给乙方，车身颜色白色，车牌号辽Ｎ×××**号，车价七万元整，车款一次性付清，自2012年8月8日前与此车有关一切事宜事故均由甲方负责，从2012年8月9日后与此车相关一切事宜事故均由乙方负责。此车卖给乙方后，暂时不提档更名过户仍用原车主吉田粮食公司之名，但乙方有权在任何时候要求甲方提档更名过户，甲方不可以借口拒绝，所产生提档更名过户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卖给乙方后，车辆营运、车辆所属公司管理费、各种检测费、交强险费用等一切与车辆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甲方要求乙方支付此车相关费用时，乙方不能按时支付时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负责承担。”原审庭审中，孙晓光陈述“2012年8月8日，在签订协议之前，孙晓光帮着吉田粮食公司还了5万元债务，后来又给了孙晓峰2万元，总共是7万元。然后吉田粮食公司把车就顶给孙晓光了。签完协议就交付车辆了。”重审中，孙晓光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用于证明孙晓光为孙晓峰偿还王某借款5万元，孙晓峰同意用车辆抵顶孙晓光。证人王某陈述“孙晓峰在做粮货时向我借过5万元。孙晓峰向我借钱时没有手续。我与吉田粮食公司没有经济往来，与孙晓光关系比较好。2011年，孙晓光说他哥哥要用钱，我同意了。孙晓峰到我处借了5万元。2012年7、8月份时候，孙晓光把钱还给了我。是孙晓光替孙晓峰还的钱。”2015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2日，孙晓光以其名义为案涉车辆缴纳保险。上述事实，因卖车协议与证人王某的证言不一致，不予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孙晓光对案涉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孙晓光应当就其对案涉车辆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首先，卖车协议虽然约定案涉车辆出售之后暂不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但协议约定孙晓光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负责缴纳车辆保险等有关费用，而保险凭证载明孙晓光于2015年2月22日起以其名义缴纳车辆保险，未提供2015年2月22日前的车辆保险缴纳凭证，因此，不能认定吉田粮食公司与孙晓光在此期间履行了该协议；其次，证人王某陈述其与吉田粮食公司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而孙晓光陈述其系帮着吉田粮食公司偿还王某5万元债务后签订的卖车协议，两者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且吉田粮食公司也未在诉讼中提供公司会计账目佐证抵顶孙晓光5万元款项的有关会计凭证，因此，不能认定孙晓光依据卖车协议合法占有案涉车辆；再有，卖车协议明确约定车辆以7万元价格出售给孙晓光，该协议并未对抵顶吉田粮食公司欠王某5万元借款进行约定，且孙晓光亦未提供另行支付吉田粮食公司2万元购车款的有关交易凭证。综上，不能认定吉田粮食公司与孙晓光之间就案涉车辆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孙晓光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认定孙晓光对案涉车辆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上诉人朝阳县凯特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朝阳县人民法院（2020）辽1321民初1960号民事判决；二、准许执行辽Ｎ×××**号车辆。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200元，由被上诉人朝阳绿之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朝阳市吉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孙晓峰、孙晓光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沅审判员  孙树立审判员  郭敬明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张 吉（法官助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