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鲁04民终10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盛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北京路国际消费品中心大楼205M室。法定代表人：黄建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张家港市锦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祥安路51弄19、20号201室。法定代表人：李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涛，山东司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苏州盛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保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法院（2020）鲁0403民初3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盛皓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予采信，是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2017年11月29日的上诉人支付20,000元的记账凭证只是被上诉人自己制作的单方证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都是承兑汇票和转账，从来没有给过现金，而一审法院单单只凭一张被上诉人自己制作的所谓的记账凭证就认为其向上诉人主张过相关权利，明显有违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其次，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所提交的所谓的2019年邮寄的催款函，该份函件的邮寄地址、收款人与被上诉人提交的2020年7月邮寄的催款函上的地址、收款人都不一致，而且上诉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而一审法院仅凭一份来历不明的所谓的邮寄单，就草率的认为被上诉人一直在主张相关权利，是明显错误的。再次，本案中2013年9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原煤采购合同，双方约定付款方式为收到发票后支付全部款项，同年10月15日，开具发票，上诉人于2015年2月15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10,000元，但直至2020年7月，被上诉人向再次向上诉人主张货款(发催款函)，其间长达5年多的时间，但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上诉人也未再向被上诉人作出过任何承诺，按法律规定其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保利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晟浩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宝利公司在2020年10月1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晟浩公司偿还货款及利息，没有超过诉讼请求。第二，双方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及结算方式为供方按照需方开具的结算单据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在收到发票后支付全部货款。”在开具完发票后便一直向盛皓公司催要货款，在盛皓公司在六次向保利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后，便不再积极支付货款。在这种情况下，保利公司为了防止盛皓公司拒不支付剩余货款，便多次派人到盛皓公司的办公场所、盛皓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负责人的家中要求其按时偿还货款。这才让盛皓公司及其负责人在2016年7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向保利公司支付煤炭货款1万元、2017年11月29日通过现金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煤炭货款2万元；同时，保利公司为了防止盛皓公司规避法律风险，逃避还款责任，在2019年5月24日、2019年7月6日及2020年7月5日多次向盛皓公司邮寄催款函、律师函。就是担心盛皓公司如果不能偿还货款，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要求盛皓公司支付货款的时候超过诉讼时效。所以说保利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已经在诉讼时效期内已经多次向盛皓公司催要过货款。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综上，盛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保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1，645，713.40元及利息（利息以合同总价款4，368，713.4元为基数，自2013年10月15日即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之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3日，保利公司与枣庄鸿泰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原煤采购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枣庄鸿泰煤业有限公司购买煤炭5，000吨。2013年9月4日，保利公司（供方）与盛皓公司（需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煤炭5，000吨，单价为911.2元/吨；交货地点为位于枣庄市薛城区的山东圣龙火旭煤化工有限公司煤场内；货款结算方式为供方按照需方开具的结算单据开具增值说发票，需方在收到发票后支付全部货款；如有违约，违约方支付合同规定货款金额的20%的违约金。2013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4张增值税发票（编号：11962036-11962039），金额分别为1，084，945.38元、1，084，945.38元、1，084，945.38元、1，113，877.26元，共计4，368，713.4元。2013年10月24日，被告通过两份承兑汇票向原告付煤炭货款2，000，000元。被告分别于2014年8月28日，2014年10月16日、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2月15日、2015年2月15日通过承兑汇票向原告支付煤炭货款293，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2016年7月30日，被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向原告转账10，000元支付煤炭货款。2017年11月29日，被告向原告付煤炭货款20，000元，付款方式为现金。被告累计向原告支付货款2，723，000元。2019年5月，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函，要求被告在收函5个工作日内偿还货款1，645，713.4元。2020年7月，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再次要求其偿还上述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相应义务，结合原告提交的与案外人枣庄鸿泰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原煤采购合同》、原告向被告开具的四份总额为4，368，713.4元的增值税发票及被告累计已支付2，723，000元货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经履行了向被告供应4，368，713.4元煤炭的义务，虽然被告主张其实际向原告支付的货款超过300万元，但未提交相应证据，结合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催款函及律师函，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645，713.4元。被告以2016年7月30日最后一次向原告转账付款后，原告从未主张过货款为由提出涉案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原告提交的2017年11月29日被告支付20，000元的记账凭证、原告于2019年向原告邮寄催款函、原告出具的催收欠款情况说明及2020年原告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等证据，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涉案货款，故对被告该项抗辩事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被告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应赔偿原告，以原告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被告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对于原告要求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以欠付货款1，645，713.4元为基数，自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次日即2017年11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被告苏州盛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645，713.4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645，713.4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9，806元，由被告苏州盛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债务人获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保利公司与盛皓公司签订的《原煤采购合同》对货款结算方式约定为“供方按照需方开具的结算单据开具增值说发票，需方在收到发票后支付全部货款”。保利公司于2013年10月15日向盛皓公司开具了涉案煤炭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后，盛皓公司先后通过承兑汇票、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保利公司支付了部分煤炭货款。结合保利公司提交的2017年11月29日盛皓公司支付20，000元的记账凭证以及之后向盛皓公司邮寄催款函、律师函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保利公司一直在向盛皓公司主张涉案货款，并无不当。因保利公司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盛皓公司向保利公司支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所述，盛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612元，由上诉人苏州盛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建新审判员  朱海燕审判员  孙 梦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