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京03民终56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北京国际俱乐部**。负责人：王丹，执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修平，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高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海港创业园**楼331480。法定代表人：姚俊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彩虹，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23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隆安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修平、李高来，被上诉人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锦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彩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隆安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美锦集团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美锦集团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所涉收购未能完成的原因系美锦集团公司的违约行为、美锦集团公司自身原因以及房地产价格市场变动因素所致，现无任何证据证明是因隆安律所原因导致收购不能完成，这应作为是否全额退费的重要考量因素。2.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美锦集团公司主张1000万元律师费全额退费，应由其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以隆安律所未举证证明因委托合同发生的实际费用为由，判决全额退费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与美锦集团公司自认事实及合同约定不符。3.隆安律所根据双方达成的合意，将已收律师费1000万元退还700万元，已经充分考虑收购未成功的原因责任、委托合同的退费约定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双方往来微信记录协商情况等因素，合情合理。一审判决退还剩余的300万元律师费，实质为判决全额退还1000万元律师费，对隆安律所明显不公。美锦集团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隆安律所的上诉请求。对于一审判决没有支持的500万元，美锦集团公司另案起诉。隆安律所向美锦集团公司收取律师费1500万元没有任何依据，美锦集团公司不存在违约。美锦集团公司要求隆安律所退款有合法依据，隆安律所及该所的律师均没有对涉案合同做任何工作，美锦集团公司始终没有见过项目出卖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姚某与隆安律所就解除合同及退费已经达成一致。美锦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隆安律所返还律师服务费定金800万元及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规定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5日，美锦集团公司作为甲方（委托人）与乙方（被委托人）隆安律所签订《委托收购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拟收购北京海淀区京宁国大大厦（原名富安国际大厦）项目，该项目在1995年立项，以邮电业务楼立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桥区南（四至、面积略），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其建筑结构封顶工作已完成；为确保该项目收购的顺利，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项目公司（顺通公司）百分之百股权转让事宜。该合同所列具体委托事项共5条，即1．甲方在一个月内提供人民币8亿元作为收购款项，不再增加任何费用；2．乙方应在一周内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经甲方审查同意后，确定付款方式，付款日期，工商部门股权转让登记日期；3．办完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登记后3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万元，在此委托协议签订之后3日内，甲方应先支付乙方500万元；4．甲方现存于建外中国银行5000万元未经乙方指派律师王某同意，不得动用，不可单方面经网银系统转出；5．若因乙方原因收购不能实现，甲方先支付乙方的500万元退回，锁定的5000万元甲方可以动用。2016年6月29日，美锦集团公司通过网银向王某个人账户（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377）转账100万元、400万元，用途均注明“付北京隆安律师费”。2017年1月20日，美锦集团公司通过网银向隆安律所账户转账两笔，各500万元，用途均注明“律师服务费定金”。当日，隆安律所给美锦集团公司开立收到“律师费”1000万元的收据。2017年9月25日，美锦集团公司向隆安律所发出付款指令，写明双方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了《委托收购协议书》，由于种种原因该协议没有履行，请隆安律所先行退付700万元，并列明了自己的账户信息。2017年9月26日，隆安律所银行汇款700万元至美锦集团公司付款指令告知的账户，汇款凭证上备注“退律师费”。2017年12月18日，隆安律所给美锦集团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累计金额300万元。2017年8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王某与美锦集团公司姚某多次微信联系。主要内容是：2017年8月31日，王某向姚某发送名为《美锦终止协议》的文件，称该协议只是个形式，美锦集团公司盖章后寄给王某，隆安律所盖章后即退700万元，其余300万元，王某再打个借条给姚某。该终止协议文本内容为：美锦集团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隆安律所于2016年签订一份《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甲方指派王某律师代理甲方收购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太平庄富安国际大厦（原名邮电业务楼）项目公司股权一案，原合同当中约定预付律师费1000万元，乙方收到预付款1000万元，现因甲方原因，经与乙方友好协商，确定解除该聘用合同；甲方同意支付已经发生的律师服务费用300万元；除去已经发生的费用300万元，乙方同意将剩余款项7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退回到甲方指定账户；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立即生效；双方解除协议之后再无争议，甲方对乙方的律师工作表示满意。姚某回复，原来是《委托收购协议书》，应该在此基础上描述就连贯完整了，500万元是按委托收购协议付的，应该再补个800万元手续。王某表示“没错，共800万算我个人的，办个手续。500万没有打到所里，当时跟你们说的很清楚，打到所里就要开票，去找人办事还拿不出来”。2017年9月1日，姚某询问自己是否在原《委托收购协议书》的基础上改一下，并提出没定过聘请律师合同。王某回复称：问题不在于协议改不改，一千万元进了隆安律所，协议不是他俩之间改的事；按王某发的盖章寄回，隆安律所收到后盖章退700万元，这样跟隆安律所的事就了了，剩下的是王某个人退800万元给美锦集团公司的事；先前跟隆安律所签的《委托收购协议书》，因钱没进隆安律所账户，这协议就不起作用了，这500万元王某打过条子的。姚某随后发送了其拟写的《委托收购终止协议》文本。其内容为：美锦集团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隆安律所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了《委托收购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顺通公司百分之百股权转让事宜，由于股权对价发生了变化，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解除2016年6月15日签订的《委托收购协议书》；甲方已预付乙方1000万元，甲方同意已经发生律师服务费300万元，乙方同意将剩余700万元在本协议生效后一周内退回甲方指定账户；双方因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均应尽可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此条为第三条）；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立即生效；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王某回复第三条不用写，因为隆安律所跟美锦集团公司之间没有争议。姚某表示知道了。2017年9月4日，姚某联系王某，表示安排该份终止协议盖章时，总裁不同意，要求按原协议办。王某让姚某再做做工作，并提出不是王某找姚某一方要做这个项目，是姚某一方找王某，能买的时候，姚某一方几次资金到不了，王某用人情去留住项目，现在姚某一方说不做了，也不是王某的责任，抽空王某去找美锦集团公司总裁当面谈谈。姚某回应：到该时为止，没见过卖主，完全不清楚情况，前一段时间王某说涨价了，9亿元了，后面说有人出16亿元要买，超过了双方约定的额度（不超过8亿元）很多，也没见到给隆安律师所的委托，这么大一笔交易，不敢做了。王某回复：“说8亿元时也没钱买”“曹某也承认几次资金到不了位”“你现在说没见过卖主，那当时干嘛不果断决定不买呢。去年6月还坚持要买，我说拿500万来我去做工作留住给你们，到了去年年底还坚持要买，我说真要买就把律师费打过来。这才有了第二个协议。当时已告诉你们已涨价，曹某还找人做了评估，说还可以做。其实说这些话没有多大意思，主要问题是，律所只是一块牌子，我们合作人在这块牌子下各做个的。所以跟所里签了协议，钱没进到律所里，律所是不负责任的”。姚某反驳称，因王某说项目要涨价，其才决定不买的。2017年9月21日，王某要求姚某通过微信向其发送美锦集团公司盖章的终止协议（王某发送给姚某的版本）照片，以便财务打款有个依据。姚某回复：先退一千万元，借款是另一码事；先写成一千万元就能盖章了；再办借款的事。王某表示“现在只有七百万，我先退了，钱跟所里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收购不同与一般委托。如是一般委托，我不必私下里去留住这个项目。也不会有这么高收费，更不会有退款条款”“一千万，所里不会盖章，已开了近三百万的票。所里只退账上剩下的钱。就算起诉隆安律所，最后也是我来还这个钱，其他合伙人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先尽快退你七百万救个急。剩下的八百万，年底前我能处理好。这是唯一可行方案。”“一共一千五百万，签了两个合同，是美锦反复说要做这个项目，前后拖了两年了，我刚才说的不是态度问题，我会尽量配合你。我也在跟所里沟通，跟所里协议只能写退七百万，还有十几万零头也能写进去。其余的只有我来承担”“你那一千万的合同里加一句话（其中三百万由王某律师个人退还）。我再跟所里协商。合同快递过来。所里财务去银行办大笔退款要附上合同的，没有合同，银行不会办理”“律所的财务制度比你公司严多了，我们自己的钱，拿现金都很困难，每一笔转进出账都要有合同依据。”“进所里的账一般都算个人收入，没有退款条款，我们的合同悬例外，谁用钱谁负责任。”“当时曹某和你都肯定要做，要我无论如何留住这项目，我是认为这担生意肯定能成的，所以才答退款条款，吃了亏我认了。现在我还是积极配合解决问题”。2017年9月22日，姚某提出“如果下周还不能退款，量子研究院美锦退出，你们值万亿资产我赞同，我交待不了股东，先退出”。王某于次日回复：“别说你退出量子研究院，我早就跟曹某说我退出，他自己玩去。可他还不同意我退出。你这次提出退出，那咱两块提出退出。一千万的合同退款没问题，你加上一句（其中三百万王某个人退还），把合同寄来，我让所里先退你七百万，剩余的三百万，还有一个五百万，我尽快退你”“或者这样表述，与隆安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一千万元由王某律师分二次退回，先退七百万，年底前再退三百万”。9月25日，姚某提出一个表述方案，询问王某是否可行。该方案的内容是，终止收购协议签订后应退还美锦集团公司1500万元，协议生效3日内先退700万元，其余800万元分3个月由王某个人负责退还（10月、11月各300万元，12月200万元），如不能按期足额退还，由隆安律所负责偿还并承担逾期付款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王某表示隆安律所不会盖章，并称：“律所只是个平台，每个合伙人在这个平台上各做个做，进了律所的钱，名誉上对外由律所负责，对内还是个人负责。那五百万有合同，但没进所里账，所以所里是没有责任的。另一千万进了账，但有二百多万已开发票，所以不会用分钱，除了税钱，每笔进账，用不用，退不退都由承办律师决定。你先来北京，我们当面商量一下，如量子医疗项目上，我找投资人出钱，退掉你那一千五百万，这也是可考虑的方案，律所退钱就只能按我写的条款，所里才会盖章，这千委托代理，所里不拿一分钱，只是盖个章。所以，所里是不会按你们的意思承担责任的”“跟律所签的委托合同一般都是进账收入，我们之间退款条款是所里唯一的一份，因此，现退七百万对财务来说是很大笔款，必须要有解除合同，那怕把这七百万作为我的收入也无法取出来，除非交百分之三十多的税才可取走”。2017年9月26日，姚某表示扣300万元的协议总裁不批盖不了章。王某先提出写一千万元，隆安律所退七百万元，王某退三百万元，后又表示姚某一方先给一个盖章的退700万元指令，其争取隆安律所办一下。姚某发送盖章的指令后，王某要求快递并告知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外交公寓15号楼2单元8层王某收），称财务入账要用。2018年1月29日，姚某再次联系王某催要款项，并提出没见过卖房人，质疑有没有卖房人给王某委托。王某表示“起因是李会长追着我要买，让我做尽职调查。后又让你们出钱来买。你和曹两人也跟我说要买，一定买，一次又一次说要买。我说早过时限了，别买了，你们还说要买。我这才让你打钱过来的”。“我从来没说房主委托给我了。是你们委托我，我怎么可能接受买卖双方委托。卖方要卖房。是你们想买房委托我去谈。曹也跟我一块去见过中间人。去年六月你说不买时，曹还问我能不能约卖方。这时我才知道是你不想买了”。2018年2月及之后姚某一直微信催款。王某5月17日回复“交不交法务部我都会尽快处理的，钱已落实，只是还要一点点时间”；6月23日回复“下周内我的钱差不多能到账”；7月初称之前资金没到账，等待新项目资金；7月19日回复资金当月能到账。2018年7月30日，姚某按王某的要求通过微信向其发送《解除委托收购协议》文本。内容为：鉴于甲方美锦集团公司与乙方隆安律所于2016年6月15日签订《委托收购协议书》，该协议签订后，甲方于2016年6月29日向乙方承办律师王某指定的个人账户付律师服务费定金两笔，计500万元，2017年1月20日，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定金两笔，计10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该收购项目不能实现，甲方多次与乙方沟通退款事宜，乙方于2017年9月26日向甲方退回律师服务费定金700万元，尚欠律师服务费定金800万元没有退回；现就双方之间解除《委托收购协议书》达成协议；截至目前乙方尚欠甲方服务费定金800万元，没有向甲方退回，双方均予以确认；乙方同意于2018年8月10日前退还甲方律师服务费定金800万元，如乙方无法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偿还款项，每延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款的日万分之六的违约金等。王某提出其中一条要调整为“退款由王某律师自行负责”。姚某没有同意。至同年8月16日，王某仍向姚某表示争取月底前还款。双方微信联系期间，王某还于2018年5月30日签收了《律师函》。该函落款日期为5月23日、收件地址为上述王某在微信中告知姚某的地址，函的主要内容是：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接受美锦集团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就隆安律所与美锦集团公司签订《委托收购协议书》之后问题发函；美锦集团公司描述的基本事实是，签约后向王某指定的个人账户付律师服务费定金两笔，向隆安律所支付律师服务费定金两笔，共计15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收购不能实现，美锦集团公司多次与隆安律所承办律师王某联系退款事宜，隆安律所退回美锦集团公司律师服务费定金700万元，尚欠800万元没有退；发律师函要求隆安律所于2018年6月30日之前履行退款义务，否则将诉至法院。据工商登记信息、转账凭证等记载，王某是上德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中鑫公司、美锦集团公司、北京鑫茂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森公司）是上德公司股东。姚某、曹某是上德公司董事。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5月3日，美锦集团公司分别向上德公司支付入资款合计3100万元（第一笔注明为投资款）。姚某、曹某曾分别就与王某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资本金收转、向王某送款等作出说明、承诺。另查，2017年2月18日，王某曾出具借条，载明借到美锦集团公司（姚某）150万元，三月底归还。同年2月20日、4月1日，美锦集团公司分别通过网银向王某账户（中国银行账户尾号3377）付款150万元、249万元，用途均记载为借款。3月17日，美锦集团公司制作给王某的催收函，说明2017年期间王某上述以个人名义在美锦集团公司借款两笔，截至出函日尚欠借款本金399万元、利息577018.13元，要求王某收函后10个工作日内偿还借款本息等。又查，2016年5月16日，美锦股份公司平安银行账户向其中国银行账户转账5000万元，备注“往来款”。9月12日，该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向其平安银行账户转款3000万元，备注“往来”，向其工商银行账户汇兑2001.4万元，附录“往来”。10月19日，该公司平安银行账户向其中国银行账户转款2000万元。2017年1月22日，该公司中国银行账户向其工商银行账户转款2004万元。再查，2016年7月18日，美锦集团公司出具授权书，内容为委托隆安律所王某律师洽谈、收购北京海淀区京宁国大大厦事宜，委托期限从2016年7月18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据此隆安律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称，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承办律师已经完成项目尽调并拟定初步收购方案等工作。美锦集团公司否认收到过隆安律所提供的《富通大厦项目运作线路图》《富安国际大厦项目介绍》等材料，并提出该材料非受其委托所为。隆安律所提出王某曾于2015年10月28日向曹现亮转发送富安大厦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收购顺通房地产公司的资本运作方式》（说明项目资金预计8.5亿元，先期融资5.2亿元，完成收购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100％的股权，完成富安国际大厦的收购工作等）。美锦集团公司亦未表认同。王某经一审法院通知出庭，说明：自己是隆安律所高级合伙人，其个人账户收到了美锦集团公司500万元，该款与诉争收购项目有关，但不是涉案《委托收购协议书》项下的合同款，该款并非其个人收取的费用，而是需要用于办事；2015年陈某找到王某说要买楼，后又称某基金会会长要买楼作为办公地点，找投资人来但联系不到项目公司，后某某公司给王某授权进行收购项目的委托调查，某某公司与隆安律所签订了委托合同；后该基金会会长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遂向王某介绍了表示有资金的美锦集团公司姚某和曹某，曹某一直找王某谈收购楼市、通过收购进行融资，王某与姚某和曹某沟通后开立了共管账号，待资金到位再谈；同时还有另一个合作，美锦集团公司要投资该项目，但后来美锦集团公司抽走了2000万元资金；当时基金会会长与王某约定成交价格8亿元，事成后给王某5000万元律师费，因此美锦集团公司与隆安律所先后签订了两份代理协议，王某收取的500万元不是律师费，就是办事费用；进行上述事务，王某既是以个人身份又是代表隆安律所，但不都是代表隆安律所履行《委托收购协议书》的行为，王某能区分，其承诺过，如果事情办不成就退款，打到隆安律所的就是合同款项，打到其个人账户的是其个人款项；隆安律所该做的都做了，但由于美锦集团公司资金没有到位导致收购事项没能进行下去，姚某跟王某说不再做了；王某自己收取的500万元可以退，隆安律所的1000万元由王某个人退，王某可以把款先给隆安律所，再由隆安律所退给美锦集团公司；因为美锦集团公司资金一直不到位，所以尽管涉案合同只约定了500万元，但王某要求美锦集团公司另支付1000万元，这1000万元是律师代理费；美锦集团公司没有要求过隆安律所开具发票，后来美锦集团公司提出退款后，王某表示这个事需要开发票；王某和曹某一起见过项目出卖方，美锦集团公司姚某没有见过；王某确实与姚某微信交流，美锦集团公司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属实。一审法院认为，美锦集团公司以委托合同为由起诉，从诉辩情况看，就美锦集团公司与隆安律所签订过一份书面的《委托收购协议书》、隆安律所账户曾收取美锦集团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并已实退700万元、该书面合同实际已经不再履行的事实，双方不存争议。争议在于，隆安律所实收的300万元以及美锦集团公司向王某个人账户支付的500万元，隆安律所是否应当予以退还并负担相应的利息。就此，法院将从合同关系与内容的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履行情况的认定、责任负担三方面进行分析论处。第一，《委托收购协议书》有美锦集团公司和隆安律所签章，无相反证据，应认为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王某是隆安律所涉案合同的承办律师，其与美锦集团公司经办人姚某微信联络中提出另有合同，但姚某予以了否定。诉讼过程中隆安律所也没有举证证明另签有其他合同。王某到庭说明整个交易过程有其个人行为也有隆安律所的行为，区分就是书面合同。隆安律所也只认可其签章的合同内容。因此《委托收购协议书》应作为确定本案中美锦集团公司和隆安律所合同关系以及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依据。第二，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有关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出现履行争议，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就美锦集团公司而言，按照《委托收购协议书》的约定，应在一个月内提供8亿元作为收购款项；在该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隆安律所500万元；在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登记后3日内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万元；还要将存于特定账户的5000万元锁定不动用（特定条件方可解锁）。从现有证据看，王某与姚某微信聊天中屡屡提及美锦集团公司资金不足；诉讼中隆安律所提出美锦集团公司挪用专项账户中应锁定款项，并提供了美锦集团公司的关联公司美锦股份公司各账户间资金出入的证据；美锦集团公司未就其履行上述有争议的两项合同义务提供相应的证据。关于本案重要争点——美锦集团公司向王某个人账户支付两笔共500万元的定性问题。首先，《委托收购协议书》没有列明双方的收付款账户账号，但明确了美锦集团公司付款的对象是隆安律所。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该争议款项虽金额与《委托收购协议书》约定的第一次付款金额相符、支付时间也在书面合同约定的支付期后（晚十日），但并未支付到隆安律所的账户，而是支付到了王某的个人账户。现隆安律所否认该款系履行涉案合同项下内容。王某在与姚某微信联络过程中以及出庭说明时，均明确表示隆安律所没收该款也不会负责，其个人收到该款个人负责。其次，从王某与姚某微信联系内容可知，王某并非是经隆安律所授权而代收款，而是个人提出为便于“找人办事”不将该款支付至隆安律所账户，这明显有违上述律师法的规定，也与相关经营组织财务管理规定不符。现有证据表明王某与美锦集团公司、姚某等另有借款、多种形式合作投资经营等关系以及多笔资金往来。至于王某个人收款后的具体用途既无从保障也无据可查。美锦集团公司作为商业经营主体应知上述商业交易与财务管理规定而不予遵循，接受王某的个人收款要求。综上，仅凭王某是涉案合同隆安律所涉案合同的承办律师一节，不足以认定王某个人账户收款系有权代理或表见代理隆安律所收取涉案合同的款项。换言之，该500万元争议款项不能认定为隆安律所收取涉案合同款。关于隆安律所实收的30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根据《委托收购协议书》中有关美锦集团公司向隆安律所支付款项的表述，首付款无名目，再付款明确为“律师代理费”。美锦集团公司向王某个人支付500万元备注款项性质为“律师费”，向隆安律所账户付款1000万元时备注为“律师服务费定金”，均与书面合同记载不符。而隆安律所就收取1000万元开立的收据、就退款700万元出具的凭证、就实收款300万元开具的发票均标注“律师费”。现并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另就支付“律师服务费定金”有过其他口头或书面的约定，美锦集团公司仅凭付款时单方标注主张该未退款为“律师服务费定金”性质缺少相应的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就隆安律所而言，按照《委托收购协议书》之约定，隆安律所受托代为办理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要一周内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经美锦集团公司同意后，确定付款方式、工商部门股权转让登记日期。书面约定内容比较简单，文字表达不详尽且欠准确。以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双方在实际履行中，就履行的具体内容、实施标准等另行商议并且达成一致。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有关合同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按照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从涉案书面合同约定的受托事项看，要完成股权收购协议，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通常要经历代为草拟合同文本或审阅对方提交的文本、交付委托方确认合同草案或对对方提交的文本提出审阅意见供委托方决策、根据委托方确认或双方洽商情况修改合同条款、参与签约或进行签约流程风险提示等过程。隆安律所就此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从诉讼中的相关陈述看，隆安律所承办律师王某微信联络及到庭说明中均表示其收取费用以用于为美锦集团公司留住项目、其曾带有关人员见中间人。隆安律所表示签约前承办律师即已完成尽职调查并初步拟定收购方案。上述内容均不是书面合同所记载，属受托方自认应当履行的义务。现美锦集团公司否认实际发生上述履行行为，而隆安律所就此提交的证明材料也因没有签章、确认、送达凭证等不足以采信。此外，王某作为涉案合同的承办律师，在与姚某微信联络的过程中，虽就退费的主体和方式有过不同的表达，但退还全部费用的意思还是确定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隆安律所的履约情况。如上分析，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隆安律所有关一直持续提供项目收购法律服务的答辩。第三，责任的负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按照《委托收购协议书》约定，若因隆安律所原因收购不能实现，美锦集团公司先支付的500万元退回。首先，如上分析，美锦集团公司先支付的500万元隆安律所并没有收到，美锦集团公司要求隆安律所退还该50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美锦集团公司与其他主体另形成其他法律关系的，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其次，从王某与姚某微信联络内容看，双方不能继续履行合同与标的项目交易价格的变动密切相关。一方面，项目交易价格的变动与交易对方（其他案外人）的主客观因素、交易时机、交易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如上分析，现有证据虽不足以证明隆安律所为完成股权收购协议的实际履行行为，但也不足以证明美锦集团公司如约按期备足了资金。可见，依据现有证据，不能实现项目收购的原因既不能全部归结于隆安律所原因,也不能排除隆安律所原因。因此，美锦集团公司主张全部退还费用不符合《委托收购协议书》上述条款的约定。隆安律所主张不退费也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再者，从王某与姚某的微信往来内容以及隆安律所部分退款的行为分析，虽然美锦集团公司与隆安律所最终未能就终止《委托收购协议书》签订书面合同，就该协议终止的原因及后续款项处理也存有争议，但是就解除委托实际达成一致。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书面协议只是约定了美锦集团公司两次付款的金额、条件与期限，与具体的委托事项对应关系并不紧密。而隆安律所收取1000万元后退还了700万元，实收300万元。从金额上看，收款、退款、留款的金额与书面协议中约定的美锦集团公司两次付款金额都不一致，故无法准确将隆安律所实收款归入或对应到约定条款。如按王某所述，其要求美锦集团公司付隆安律所账户1000万元，是要为美锦集团公司留住项目，那么项目最终也没有留住。现隆安律所并未就其实收的300万元的具体支出情况进行举证，因此既无以认定该款系为委托人垫付，也无以认定该款已为完成受托事项而合理必要地实际支出。综上，美锦集团公司要求隆安律所退还3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隆安律所退还费用后，可另行解决与王某之间的其他法律关系争议。关于美锦集团公司的利息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从王某与姚某微信联系内容看，双方早在2017年即就解除委托达成一致，姚某一直追退全部款项，王某并未作出过隆安律所同意退还全款的意思表示。同年9月美锦集团公司按照王某要求做出隆安律所先退款700万元的指令并邮寄至王某告知的地址，随后收到了隆安律所退还的700万元。应认为此时隆安律所与美锦集团公司就退还该700万元达成了合意。就隆安律所收取费用中的剩余300万元，双方最终并未达成清退协议。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王某于2018年5月30日签收了美锦集团公司向隆安律所发送的追退其他未退余款的律师函（邮寄地址同前述退款指令），应视为隆安律所已收到该函。美锦集团公司在律师函中要求隆安律所于6月10日前退其他费用。但直至诉讼，隆安律所也未就继续占有300万元提供充分的依据。此期间，美锦集团公司存在资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其要求隆安律所支付，应予支持。但美锦集团公司主张的起算日期、计算标准均不准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为自2018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美锦集团公司超出上述标准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如下：一、隆安律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付美锦集团公司300万元及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美锦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美锦集团公司明确将就其支付王某的500万元另行主张权利，本院不持异议。在双方均确认委托关系终止的情况下，本案争议为美锦集团公司向隆安律所已支付1000万元是否应予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数额问题，故本案的审理应以下列事实的确认为基础：一、关于委托关系的实施。本案中，美锦集团公司（委托人）在与隆安律所（被委托人）签订《委托收购协议书》后，出具授权书，委托隆安律所王某律师洽谈、收购涉案项目事宜。根据在案事实，可以确认涉案法律关系虽表现为美锦集团公司委托隆安律所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但委托具体事项实际发生于美锦集团公司与王某之间，王某所实施的行为在委托关系内部具有代表隆安律所的特征。二、关于委托费用的约定。《委托收购协议书》所设定的委托费6000万元，分为两部分：办完项目公司股权转让登记后3日内，美锦集团公司向隆安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万元；协议签订之后3日内先支付500万元。根据约定，美锦集团公司与隆安律所均确认在因隆安律所原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的情况下，隆安律所应返还全部已经收取的费用。依据该协议，隆安律所收取律师费的依据为委托事项完成。三、关于委托费返还问题的意思表示内容。因委托事务无法完成，王某与美锦集团公司的具体负责人姚某多次沟通。根据沟通内容，可以确认针对美锦集团公司已经支付给隆安律所的1000万元，王某提出由隆安律所返还700万元，其余300万元由王某以个人借款方式返还。姚某提出拟同意已经发生律师服务费300万元，隆安律所将剩余700万元退还。此后，姚某明确表示以上安排未获美锦集团公司总裁同意，双方协商无结果。根据以上沟通内容，可以认定双方虽未就还款主体形成合意，但对于在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状态下，1000万元已付款应全额返还已经形成一致意见。基于上述确认，本院认为，王某经授权实际履行委托事项，其有权代表受托人就已支付委托费的返还问题作出决定。现王某明确1000万元应予返还，实际变更了《委托收购协议书》中关于因隆安律所原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完成，隆安律所应返还全部已经收取的费用的约定内容。王某关于隆安律所返还700万元的意思表示内容得到隆安律所的确认，并已经实际履行。关于剩余300万元的返还问题，因该款为隆安律所收取，而在《委托收购协议书》中，双方并未约定在美锦集团公司与隆安律所均确认不再继续履行委托协议的状态下，隆安律所有权收取委托费用以及收取委托费的标准，隆安律所不予返还剩余收取的300万元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判令隆安律所返还该3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妥。隆安律所上诉主张相关收购未能完成的原因系美锦集团公司原因所致，与王某同美锦集团公司沟通情况不一致，也与隆安律所实际履行情况不一致。根据王某与姚某之间的往来函件，可以确认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的原因，在实际履行中已经不构成已付款是否返还的条件。根据隆安律所实际返还700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隆安律所亦放弃上述返还条件。对隆安律所该向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隆安律所上诉主张美锦集团公司请求1000万元律师费全额退费未举证证明。本案双方所签合同并未约定隆安律所作为受托方，在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状态下可以收取费用以及收取费用的标准。委托协议约定在因隆安律所原因致委托无法完成状态下隆安律所应返还全部已收费用，是本案双方关于因隆安律所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状态下隆安律所应全额返还费用的约定，不能理解为非因隆安律所原因导致委托事项无法完成时，隆安律所即有权依约不予退还已收取的费用。实际沟通中，王某已经放弃该返还条件；隆安律所实际返还700万元的行为说明隆安律所对此以行为予以确认。故在委托合同未就委托事项无法完成状态下隆安律所收费问题做出约定的情况下，美锦集团公司主张隆安律所返还已付费用无需举证证明。根据法律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本案中，因受托一方为律师事务所，其具备充分的能力在缔约过程中足以保障其自身权益，故委托协议的约定内容，通过实际履行应视为双方设定的委托报酬仅以委托事务完成为支付条件。在此状态下，本案不应适用以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考虑本案签约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双方设定委托费用收取条件的特殊性，以隆安律所未举证证明因委托合同发生的实际费用为由判决全额退费不妥。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应确认双方约定隆安律所收费条件以委托事务完成为条件，隆安律所主张根据其实际发生的费用取费与双方约定的委托费收取条件不一致。对隆安律所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隆安律所上诉提出一审判决实际造成隆安律所收取费用应全额退还的结果，对隆安律所不公。根据在案证据，特别是王某与姚某沟通情况，可以确认委托合同所约定的受托人取费方式，并非隆安律所疏漏所致。确认以委托事务完成为收取委托费的条件，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真实意思表示。隆安律所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对隆安律所关于返还300万元利息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隆安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谷绍勇审判员  张丽新审判员  张玉娜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  左 爽书记员  刁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