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辽02民终28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易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01、304、305、316、320。法定代表人：张庆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东，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汇丰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兰亭园********法定代表人：张静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长坤，辽宁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易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和公司”）与被上诉人大连汇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8）辽0211民初7627号民事判决，易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辽02民终759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重审。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9日作出（2020）辽02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易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易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20)辽0211民初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关于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重审时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被上诉人并未在原审一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重审期间被上诉人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人民法院不应支持。重审时，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原审一审中，被上诉人的答辩主张是上诉人还欠其573,704元，其并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而其在重审时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不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抗辩主张。司法判例中，也不支持在重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详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16年第4辑132页，(2014)一中民终字第5725号判例]。因此，一审法院以已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法律适用错误。2、上诉人请求返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并未过诉讼时效。(1)案涉工程未最终竣工结算完毕，诉讼时效并未开始起算。案涉工程因被上诉人一直不配合造价二审审计，导致二审报告一直未得到被上诉人的盖章确认，因此，上诉人一直认为案涉工程并未结算完毕，这也是为何上诉人在每次审判程序中均向法院申请造价鉴定的原因，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并未经过。(2)即使按照大连禾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苗公司”)作出的二审报告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上诉人的诉请也未过诉讼时效。案涉工程造价二审的程序为：禾苗公司先进行审计，然后将其作出的初步审计结果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核对，双方若有意见可向禾苗公司提出审计意见，若没有意见，则在禾苗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中盖章确认，至此造价二审才正式完成。2014年4月16日，禾苗公司作出审核结果时，被上诉人拒不盖章确认，禾苗公司一直在与被上诉人协商，要求其核对工程量。直到2016年9月20日，因被上诉人一直拒不配合结算，禾苗公司才将最终版《工程结算审查书》交付给上诉人，并注明被上诉人未盖章的原因为该项目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此时，上诉人才知道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因此，诉讼时效最早应于2016年9月20日起算，到2019年9月20日截止，而上诉人的起诉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上诉人就质量问题进行索赔的诉请也未过诉讼时效，重审期间一审法院对此节事实查明不清。工程竣工结算不仅仅是工程价款的结算，还包括索赔事项的结算，案涉工程未进行最终的竣工结算，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索赔事项并未过诉讼时效。根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号)第十四条规定：“工程完工后，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以及索赔事项，进行工程竣工结算。”因此，索赔事项的结算也是工程竣工结算的一部分。案涉工程未进行最终竣工结算，因此，诉讼时效尚未起算，上诉人就质量问题进行索赔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重审期间一审法院事实查明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补充理由：案涉工程未过质保期，相关维修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第九条竣工验收及保修（二）保修第6项约定“经被上诉人维修过的工程的保修期自保修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重新计算。”上诉人自2011年8月11日至2013年12月6日多次发函给被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安排人员对施工质量不合格部分进场维修，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静平、项目负责人姜小燕及魏忠莱对函件进行了签字确认。根据合同约定工程经过维修，保修期自修复之日起重新起算。上诉人提供的维修函与索赔诉求处理函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案涉工程质保期一直在顺延，未过质保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第九条竣工验收及保修（二）保修第6项约定“保修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被上诉人须在12小时内派员到达现场，并在到达现场之时起2小时内提出修复方案，经上诉人书面确认后，在方案确定期限内修复，到期未派员到达现场或未提交修复方案或未修复的，上诉人有权自行或另行委托他人维修，相关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据此，上诉人主张的维修费用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汇丰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一、原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超付1,667,913元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的法定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已过，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上诉人为了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原一审提举了五份固定单价合同（编号为GC-HT-E02-55-1-补1、GC-HT-E02-55-1-补2、GC-HT-E02-55-2-补1、GC-HT-E02-55-4、GC-HT-E02-55-5）的工程结算书即上诉人所称的“一审结果”，工程造价共计金额为4,361,883元，但该五份工程结算书既没有加盖上诉人、被上诉人法人公章，又没有标明具体的形成时间。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期间了提交了大量新的证据，正如（2019）辽02民终759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认书、《工程结算审查报告》等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同意按实结算合同的一审结果等事实。鉴于上诉人二审新提供的证据涉及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时要综合审核本案全部证据，正确认定本案事实。”通过上诉人在二审时提举的“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新证据一），上诉人单方面委托禾苗公司对其造价部所做的“一审结果”进行二次审查，禾苗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出具了《工程结算审查报告》（新证据二），审定值为4,361,883元。结合上诉人于2013年1月7日对编号为GC-HT-E02-55-1、GC-HT-E02-55-2、GC-HT-E02-55-3三份《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造价的结算审定金额为3,084,037元。综上所述，上诉人主张案涉八份合同项下的工程款结算金额为7,445,920元。上诉人从2010年7月22日至2013年7月10日期间，通过银行转账或以房抵债形式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金额为9,113,833元。至此，上诉人便知道了存在超付被上诉人工程款金额1,667,913元的情形。可见，上诉人在2014年4月16日起就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诉人存在超付被上诉人工程款金额1,667,913元的情形，上诉人可以对被上诉人提起返还之诉，诉讼时效期间自2014年4月16日起至2016年4月15日止。而本案上诉人于2018年7月24日才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是超过了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基于原一审证据无法判断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上诉人正是基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两份新证据才得以证明上诉人主张返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这也是本案的基本事实。重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才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返还超付1,667,913元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的法定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已过，并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重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另，原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主张工程维修费用已过法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或已过合同约定的两年工程质保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出具的处理函统称：请被上诉人在接到此函后三日内委派负责人到我公司确认和解决，如逾期，我公司依照《施工合同》有关条款约定，从贵公司的工程质保金中扣除。案涉工程两年的质保期于2014年11月25日届满。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7月21日，7位业主先后从易兴公司领取了索赔金额17,315元。此后，上诉人截至起诉日2018年7月24日前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上述款项。这足以证明除非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存有足够的质保金额可供扣除，否则，若无质保金可扣除，被上诉人从2014年4月16日禾苗公司二审结果出来时便应当知道无质保金抵扣的情形，被上诉人现向被上诉人主张维修工程费均已过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至于大连拓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屋面瓦维修63,622元，已过案涉合同约定保修期，被上诉人对案涉工程不再承担任何保修责任，上诉人再向被上诉人主张维修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称:因被上诉人“拒不盖章确认、拒不配合结算”等原因导致禾苗公司于2016年9月20日才将《工程结算审查报告》交付上诉人，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年9月20日起算，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通过上诉人提交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附件10—工程决（结）算审批表显示：一是，上诉人的经办人姜潭于2014年3月24日签署意见是详见一审清单（实指工程结算书、一审结果），可以推定5份工程结算书的做出时间应当不迟于2014年3月24日。上诉人正是基于该5份工程结算书于2018年7月24日提起本案一审诉讼，但上诉人从2014年3月24日就知道或应当知道超付工程款的事实，显然超过了法定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二是，禾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苗翠娜于2014年4月16日的签署意见是：同意出具二审报告。可见，并不存在被上诉人影响禾苗公司出具《工程结算审查报告》的事实。禾苗公司于报告出具后两年后才向上诉人交付，也不符常理，上诉人在原审中对此也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关于未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二、原审在对事关案涉五份固定单价合同的工程量（工程造价）的证据审核认定方面，存在明显错误，请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的待证事实是案涉五份固定单价合同的工程量（工程价款）确定。上诉人为此先后提供了三份本证。1、上诉人在原一审提交了5份工程（结）算书（与五份固定单价合同编号一一对应），5份工程（结）算书的面积累计为31,858.55平方米，工程造价共计金额为4,361,883元。而该5份工程（结）算书上施工单位一栏没有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或签字，也没有体现出被上诉人对案涉工程所报送的屋面瓦铺装面积及竣工结算报价，该结算书内容并没有体现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被上诉人对该5份工程（结）算书不予认可。2、上诉人在原二审时提交了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目的是为了补强上述5份工程（结）算书的重大瑕疵。其中，有一份承诺书没有原件且与待证5份固定单价合同的编号不符，上诉人对此不予质证，该份承诺书不具有证据效力；有两份承诺书的合同编号及时间与待证5份合同对应的合同编号及签约时间和工期均不符，显然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另有两份承诺书虽然合同编号可以对上，但是载明的时间与待证5份合同对应的签约时间和工期均不符，亦与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可见，四份有原件的承诺书中仅有2份合同编号与2份工程结算书中的合同编号一一对应，另有3份工程结算书的合同编号与2份承诺书无法一一对应。上诉人提供的五份承诺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一审结果”构成全部间接认可。3、上诉人在原二审时提交的5份《工程结算审查报告》系禾苗公司基于上诉人单方面做出的5份工程（结）算书（一审结果）而进行的二次审查，二审结果竟然与一审结果完全一致。综合5份工程（结）算书及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一审结果认可。同理，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二审结果也是认可的。被上诉人为了反驳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在原一审提供了一份反证即《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该报告载明：2012年11月26日，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监理单位大连房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对案涉五份固定单价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组织竣工验收，结论为合格，并确认被上诉人实际完成屋面瓦铺装面积为45,576平方米，依据上述五份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标准计算工程实际造价为62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工程量有争议的，按照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签证等书面文件确认。承包人能够证明发包人同意其施工，但未能提供签证文件证明工程量发生的，可以按照当事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确认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原审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核认定时认为：“上述5份承诺书虽在编号、施工时间上存在手写错误但仍可指向工程价款存在争议的案涉5份合同。承认书的内容明确并无歧义”，进而认定被上诉人对“一审结果”予以认可。“在被上诉人已承诺认可上诉人的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工作的前提下，上诉人现提交为证的5份二审审查报告所载的一审、二审工程价款可以作为案涉五份合同的工程结算价款。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等与二审审查报告虽有矛盾，但无法直接证明上诉人所提供的二审审查报告不可采信”。上诉人所提交的5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属于间接证据，其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其证明力一般小于直接证据，只能用来补充直接证据的效力。其除了要满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外，运用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推理结果必须具备唯一性或高度的盖然性。显然，该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不符合上述证明标准。上诉人提供的三份本证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认可“一审结果”和“二审结果”，上诉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反证对于待证事实属于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案涉五份固定单价合同的工程量（工程造价），其证明力要大于上诉人提供的三份本证的证明力。原审置该5份承诺书存在重大瑕疵于不顾，推定该5份承诺书有效证据，显然是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和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易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超付工程款暂定1,667,913元（最终以司法鉴定结果为准）；2、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其不履行维修义务而由物业维修产生的费用71,367元以及给原告造成的损失78,315元，合计149,682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被告对于工程结算款无争议的三份《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编号尾号分别为55-1、55-2、55-3），合同甲方为原告，被告为丙方，三份合同的乙方均不相同。其中55-1号合同标的为E-1～E-4、EG-1、EG-2楼屋面瓦；55-2号合同标的为A-08～A-013、E-5～E-7楼屋面瓦；55-3号合同标的为A-01～A-07、AG-01、AG-02楼屋面瓦。三份合同的总价款共计2,979,000元（55-1号合同价款940,000元、55-2号合同价款827,000元、55-3号合同价款1,212,000元），均为一次性包死。根据被告所提供的基本建设审核定案表（2013年1月7日），该三份合同另有签证增项内容，被告最终上报值为3,338,657元，被告一审、二审审定值均为3,084,037元。该份审定表中仅有原告、被告的相关人员及部门加盖印章。2、原、被告对是否经过结算及合同造价存在争议的五份合同（甲方均为原告，被告均为丙方，乙方不相同）分别为：①2010年9月9日《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二期二标段）供货及施工合同》（合同编号尾号为55-4），合同标的为二期二标段C1～C7楼屋面瓦。综合单价为130元/㎡，合同总价款暂定900,000元。该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记载工程造价为561,281.64元。同时原告所提供的大连禾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苗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记载施工单位申报值为1,033,365.48元，建设单位一审值为561,281.64元，咨询公司二审值同一审值。而根据被告所提交的铺装数额，其核算的合同工程量为5752㎡，工程总造价为747,760元。②2011年7月11日《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合同编号尾号为55-5），合同标的为D区D9～D15号楼屋面瓦。综合单价为157元/㎡，合同总价款暂定550,000元。该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记载工程造价为512,961.52元；另包括D1号变电亭屋面瓦工程，共计531,487.52元。同时原告所提供的禾苗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记载施工单位申报值为996,992.39元，建设单位一审值为531,487.52元，咨询公司二审值同一审值。且该份审核总表中有笔误，工程名称记载为“D区D9-D15”，但表格中标注为D区D1-D8屋面瓦工程及D1变电亭屋面瓦工程。而根据被告所提交的铺装数额，其核算的合同工程量为4351㎡，工程总造价为683,107元。而变电亭屋面瓦铺装数据，每个变电亭造价为27,324元。③2010年9月12日《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尾号为55-1-补1），合同标的为二期一标段B1～B11、BG1～BG5号屋面瓦。综合单价为130元/㎡，合同总价款暂定2,100,000元。该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记载工程造价为1,225,535.87元。同时原告所提供的禾苗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记载施工单位申报值为2,319,455.46元，建设单位一审值为1,225,535.87元，咨询公司二审值同一审值。而根据被告所提交的铺装数额，其核算的合同工程量为15,082㎡，工程总造价为1,960,660元。④2010年11月16日，《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尾号为55-2-补1），合同标的为二期三标段C8～C16、C21、C-CK，四标段C17～C20、C22～C25号楼屋面瓦。综合单价为130元/㎡，合同总价款暂定2,300,000元。该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记载工程造价为1,294,225.4元。同时原告所提供的禾苗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记载施工单位申报值为2,482,305.42元，建设单位一审值为1,294,225.4元，咨询公司二审值同一审值。而根据被告所提交的铺装数额，其核算的合同工程量为14,499㎡，工程总造价为1,884,870元。另，原告提供《现场变更签证通知单》，其中记载因防漏雨水管安装，导致屋面瓦面重新铺装，共C8-C25号（除C7、C8）共16栋楼，产生签证工程款294,168元。⑤2011年7月16日《易和岭秀滨城项目屋面瓦供货及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尾号为55-1-补2），合同标的为D区D1～D8号楼屋面瓦。综合单价为157元/㎡，合同总价款暂定700,000元。该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根据原告提供的工程（结）算书记载工程造价为730,827.78元，另包括D1变电亭工程18,526元，共计749,353.78元。同时原告所提供的禾苗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审查报告记载施工单位申报值为1,296,497.59元，建设单位一审值为749,353.78元，咨询公司二审值同一审值。而根据被告所提交的铺装数额，其核算的合同工程量为5883㎡，工程总造价为923,631元。故此，原告对于上述五份合同的工程造价依据其一审、二审认定为4,361,884.21元。而被告则认为五份合同项下工程造价共计为6,200,028元。另有增量工程294,168元及变电亭109,296元，共计6,603,492元。关于此五份合同项下工程量，被告另提交由原、被告及监理单位大连房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盖章出具《工程竣工验收报告》（2012年11月26日），其中记载：工程验收内容：屋面瓦及门斗造型铺装，合同GC-HT-E02-55-1-补1二期一标段B1#～B11#、BG1#～BG5#，合同GC-HT-E02-55-4二期二标段C1#～C7#，合同GC-HT-E02-55-2-补1二期三标段C8#～C16#、C-21#、C-CK#、四标段C17#～C20#、C22#～C25#，总计施工35333㎡。合同GC-HT-E02-55-1-补2D区D1#～D8#，合同GC-HT-E02-55-5D区D9#～D15#，总计施工10234㎡交验收。验收结论：合格。竣工面积45,567㎡，工程实际总造价620万元。上述八份合同中，对于工程结算款均约定为：工程安装完毕且经甲方、监理公司竣工验收合格（工程款存在争议的五份合同中为经甲方、乙方及监理公司竣工验收），竣工资料完整、齐备，竣工结算资料经甲方、乙方、丙方三方签字认可后，60日内支付至当期工程结算价款的95%，当期工程结算价款的5%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二年保修期满后支付。关于竣工验收程序，上述五份合同（除补充协议外）均约定：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被告按照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原告提供完整竣工技术资料四套及竣工验收报告，原告在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组织相关部门对工程质量及工程竣工资料进行全面验收，竣工验收合格，被告递送竣工验收报告日为实际竣工日期；若验收不合格，则实际竣工日期为被告彻底修改并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原告则另提交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拟证明对工程款存在争议的五份合同，被告另行出具承诺书确认工程款结算的程序。该五份承诺书中，除具体时间、工程、合同编号为可填写内容的空格外，其余打印文字内容均相同。其中：合同编号尾号为55-4（施工时间填写为2010年6月21日至“2010年19月19日”）、55-1-补-（施工时间填写为2011年6月21日至2011年11月5日）的承诺书中，承诺人处被告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张静平签字，日期为2013年7月13日。合同编号尾号为55-1-5的承诺书为复印件，承诺人处有公章及“张静平”签字，并无日期。合同编号尾号为55-1-补2（施工时间填写为2011年7月3日至2011年11月5日）的承诺书中，承诺人处被告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张静平签字，日期为2013年7月17日。合同编号尾号为55-补1（施工时间填写为2010年6月21日至2010年11月8日）的承诺书中，承诺人处被告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张静平签字，并未填写日期。其余打印文字内容为：“我方按照合同及中标通知书中的约定将工程决（结）算相关资料呈送到贵公司工程造价部，贵公司工程造价部已对我方决（结）算资料进行了一审工作，我方同意一审结果。按贵公司管理制度要求须进行二审工作，我方承诺：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根据国家建经政策的规定和投标书、合同等文件的要求，我方一定认真地积极配合二审工作，在二审过程中我方若违背合同及中标通知书的相关约定，愿意接受贵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对我方所进行的经济处罚并自愿退出二审工作，工程造价由二审单位自主确定，所定结果将作为最终结果。”被告辩称其因为原告催促并迫于压力才签字盖章，且签字盖章时并未看到一审结果。3、关于上述八份合同的工程款支付情况，原、被告均认可经折算已付工程款数额合计为9,113,833元。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其最后三笔通过转账支票支付款项的时间为2013年7月10日，付款审批单中均标注付款系对工程款无争议的三份合同的结算款。另有部分付款双方系通过以房抵款方式进行。原、被告分别于2012年5月16日、2012年9月6日签订两份以房抵款协议，约定原告用三套房屋抵顶工程款共计2,293,833元（1,893,833元、400,000元）。两份协议中均约定有“因当前双方未决算，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约定抵顶房屋的价格……”；工程款均按照八份合同的标的额计算，且除编号尾号为55-5的合同进度状况为“基本完工，余维修工程未完工”，其余合同进度状况均为“已完工”。4、原告提供一组索赔函、收款收据、协议等拟证明因被告施工屋面瓦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致使瓦片被吹落、屋面渗漏等向多名业主进行赔偿，该组证据中《关于业主索赔诉求处理的函》为物业公司出具且记载系向被告发送，出具时间最晚的一份为2015年6月17日，其主要内容均为告知赔偿相关事宜、要求被告到公司解决确认相关事宜，且提醒如逾期则依据《施工合同》有关条款约定从工程结算款及质保金中扣除相应赔偿。原告另提供一份物业公司向被告出具的《关于违约扣款的函》（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主要内容为：因易和岭秀滨城项目A、B、C、D、E屋面瓦材料的供应及施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且经多次保修后没有解决，故决定自行组织维修，施工费用100,000元，参照工程比例，由被告承担60,000元，施工费用从工程结算款及质保金中扣除。故原告主张以上索赔及违约扣款共计78,315元。原告另提供一份《岭秀滨城屋面瓦维修合同》（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合同金额为63,662元）、记账凭证及《关于维修销售区部分漏雨屋面瓦的请示》（维修费7705元）拟证明原告支付维修费共计71,367元。此两项费用为原告第二项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于工程款存在争议的五份合同的工程造价以原告所提供的大连禾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二审审查报告还是以被告所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变更签证单中所载的工程量为准。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了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拟证明被告承诺认可原告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程序，被告则辩称上述承诺书出具时存在原告催促并迫于其压力的情形。一审法院认为，就五份承诺书（其中一份为复印件）内容来看，手写内容中的部分合同编号、施工时间与案涉五份合同编号、施工时间存在不一致之处，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其与原告间除案涉八份合同外另外形成其他书面合同，而无争议的三份合同原、被告系于2013年1月7日即完成了工程造价的决算，故上述五份承诺书虽在编号、施工时间上存在书写错误但仍可指向工程价款存有争议的案涉五份合同。被告现辩称其在签署承诺书时并未看到原告所作出的工程款一审结果，而原告所提供的二审审查报告中所载的工程（结）算书中确实仅有建设单位“姜潭”的签字并无施工单位签字盖章确认且并未填写日期，但承诺书的内容明确并无歧义，被告签署后所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亦是被告所能预计并清楚知悉的。原、被告虽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程款结算须经原告相关部门的一审、二审程序，但双方在工程款约定为一次性包死的三份合同结算程序尚经过一审、二审确认，故被告对于工程款结算需经一审、二审的程序也是知悉的，那么在被告已承诺认可原告的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工作的前提下，原告现提交为证的五份二审审查报告所载的一审、二审工程价款可以作为案涉五份合同的工程结算款项。一审法院认为，大连禾苗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二审审查报告确存在缺少事实依据及部分文字错误的问题，如报告中记载施工单位所申报的工程价款既没有被告所提交的相关结算资料为据且与被告所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签证单中所载工程量、工程价款也不相符，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系合同所约定的竣工验收程序所需材料，而竣工验收程序与工程款结算显然为两个程序，故被告所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等与二审审查报告虽有矛盾，但无法直接证明原告所提供的二审审查报告不可被采信。现被告在案件一审、二审及重审审理期间内均未提出对于工程造价鉴定申请并坚持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签证单中所载的工程量、工程价款为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原告申请对案涉五份合同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因一审法院对于其提交的五份二审审查报告所载的工程造价予以采纳，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对其鉴定申请不再予以准许。关于原告诉请被告返还多付的工程款而被告辩称原告此项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一审法院对被告此节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如被告所辩，原告最后一笔款项支付的时间为2013年7月10日，而上述二审报告时间则为2014年4月16日，原告于2018年7月24日递交起诉状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前所适用的两年诉讼时效。原告虽称其与被告间未就工程款进行结算，故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但原告既然提交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为证，且承诺书中记载了被告认可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程序否则承担退出二审并认可二审结果的内容，那么在原告所作出的一审、二审结果一致且按照该审查结果出现多付工程款的情况，原告向被告主张多付工程款与双方进行工程款结算程序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且即使被告不配合原告的结算程序，根据承诺书内容，原告亦可以其一审、二审结果为最终的结算价款，故对于能否进行最终的结算及多付工程款的追讨，相较被告，原告有主导性地位及条件，其也未及时诉讼或向被告主张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而原告所提交索要赔偿款等多份函件中，无论是原告还是物业公司均作出逾期将在工程质保金中扣除相应的赔偿、维修费的表述，故原告诉称未进行结算、工程款超付与函件内容均存在矛盾之处，既然原告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对案涉五份合同的工程款委托造价公司进行结算并且被告出具承诺认可相应结算结果，那么其再以双方未进行结算为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原告现诉请被告返还依据其结算结果而超付的工程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维修费用及赔偿款项，首先，部分款项发生时，如物业维修产生的费用71,367元，根据被告所提供的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2012年11月26日）等，已超过质保期。且原告所提交的《岭秀滨城屋面瓦维修合同》中所载款项63,662元与《关于违约扣款的函》所载的款项60,000元存在重复的可能性。其次，原告主张支付业主的赔偿款及其他维修费，与原告所诉请的超付工程款情况一样，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对于原告第二项诉请，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大连易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160元（原告已预付），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易和公司提交《工程结算审查书》5套（档案号分别为：2013085号、2013086号、2013087号、2013088号、2013089号），拟证明：2016年9月20日，审计单位才将最终版《工程结算审查书》交付给上诉人，并注明被上诉人未盖章的原因为该项目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此时，上诉人才知道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上诉人在2018年7月19日起诉被上诉人时，并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汇丰公司质证意见：该份证据在原二审时提交过一次，但提交的内容不包含《关于岭秀滨城项目二审情况的说明》这一页内容，本案原审中也没有作为证据提交，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反而能证明上诉人2014年4月16日就收到了这五套审查书。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项，不予采信，具体理由详见下文“本院认为”中“关于争议焦点二”的论述。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重审依据上诉人提交的二审审核单位禾苗公司出具的二审审查报告认定案涉争议五份合同的工程结算款项是否正确；二、被上诉人在重审时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超付工程款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否应予支持；三、上诉人主张的维修费用及赔偿款项是否应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提交的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其中一份为复印件）中的手写合同编号有一份与案涉争议五份合同其一（即编号为GC-HT-E02-55-1-补2之合同）编号完全一致，另外四个合同编号与案涉争议五份合同中的四份合同编号不完全一致，但仅有细微差异（即“GC-HT-E05-55-4”应为“GC-HT-E02-55-4”、“GC-HT-E02-55-1-5”应为“GC-HT-E02-55-5”、“GC-HT-E02-55-1-补一”应为“GC-HT-E02-55-1-补1”、“GC-HT-E02-55-补1”应为“GC-HT-E02-55-2-补1”）。双方当事人共签订有八份合同，对于其中无争议的三份合同双方已于2013年1月7日完成了工程造价的决算，且《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编号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尾部，如-4、-5、补1、补2）与无争议合同编号差异明显。结合以上情况，能够认定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指向的合同为案涉争议五份合同。五份《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打印部分均载明被上诉人同意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程序，否则工程造价由二审单位自主确定。现上诉人提交的五份二审审查报告显示的工程价款与一审造价一致，重审依据上诉人提交的二审审核单位禾苗公司出具的二审审查报告认定案涉争议五份合同的工程结算款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上诉人在原一审期间提交的工程（结）算书仅有建设单位姜潭签字，无落款时间，第一次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才提交《工程结算审查报告》（即二审审查报告），二审审查报告上落款时间为2014年4月16日，基于该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在本案被发回重审后在重审过程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应对被上诉人提出的抗辩进行审查。上诉人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时间为2013年7月10日，二审审查报告作出时间作出及上诉人收到时间均为2014年4月16日，该时间节点上诉人即可结合已付款情况及二审审查报告内容知道或应当知道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况，至上诉人于2018年7月24日递交起诉状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当时适用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上诉人主张案涉工程未最终竣工结算完毕，诉讼时效并未开始起算一节，上诉人提交的《工程决（结）算二审承诺书》载明被上诉人认可一审结果并同意配合二审程序，否则工程造价由二审单位自主确定，上诉人亦早已于2014年4月16日收到二审审查报告，根据承诺书内容，二审审查报告结论即为案涉工程最终结算价款，上诉人无需再与被上诉人共同结算，故上诉人主张工程未最终结算与其自身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主张即便按照二审审查报告出具时间起算诉讼时效，直到2016年9月20日禾苗公司才将最终版二审审查报告交给上诉人，此时诉讼时效方能起算一节，上诉人为证明其该项主张在本案二审中提交了一组新证据，其中五份《工程结算审查报告》的落款时间、五份《审定签署表》的审定日期均为2014年4月16日，《关于岭秀滨城项目二审情况的说明》载明：“二审已按一审提供的资料审核完毕。并把审核报告于2014年4月16日给一审”，上诉人认可“一审”指上诉人工程部，据此，可以看出，二审审核单位禾苗公司已于2014年4月16日将二审审核报告交给上诉人，该时间节点上诉人即可结合已付款情况及二审审查报告内容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否存在超付工程款情况。上诉人主张2016年9月20日禾苗公司出具《关于岭秀滨城项目二审情况的说明》载明“施工单位不在报告上签字的原因是该项目已超付工程款172万元，施工单位不核对结算”时，其才知道存在超付工程款的情形，本院认为不能成立，即便上诉人确于2016年9月20日才知道该情形，也应为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9月20日而非2014年4月16日起算。关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支付维修费用及赔偿款项，并提交了业主索赔、《关于违约扣款的函》（物业自行组织维修）及物业找第三方维修的相关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认可双方签订的八份施工合同的竣工验收合格时间均为2012年11月26日，合同约定质保期两年，则至2014年11月25日质保期届满。质保期内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了《关于工程维修的敦促函》（2013年3月28日）、《工期联系函》（2013年4月24日）、《维修敦促函》（2013年10月18日），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予以签收，被上诉人称上述函件中涉及的问题已全部维修完毕，上诉人称“有一些维修过，有一些没有维修过”，虽然合同约定维修过的工程的保修期自保修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重新起算，但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质保期内被上诉人已经维修过的具体工程范围，上诉人亦未提供维修工程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据，故对于应重新计算质保期的工程范围及起算时间本案中均无法认定，仍以原质保期进行计算。部分业主索赔证据指向的质量问题及物业找第三方维修证据形成时间已过质保期，不应予以支持。对于载明物业自行组织维修的《关于违约扣款的函》及质保期内的业主索赔相关证据，如前文所述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该两组证据提到的有质量问题的工程范围被上诉人是否已经进行维修，且上诉人未能提交物业支付维修费用的直接证据及上诉人给付业主赔偿款的直接证据，另外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关于违约扣款的函》已经送达给被上诉人，故对于《关于违约扣款的函》及业主索赔证据中指向的款项，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易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160元（上诉人亦预交），由上诉人大连易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亮审判员 唐庆福审判员 范瑞瑶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书记员 孙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