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苏04民终14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秀明，男，1953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宾，安徽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云，安徽籍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顺彬，男，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燕，江苏晔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陶然，男，1964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上诉人陈秀明因与被上诉人余顺彬、原审第三人陶然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20）苏0481民初4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秀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余顺彬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顺彬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协议》第四条“此次交易”扩大解释错误。“此次交易”用语非常清楚明白，就是指的是“这次交易”，即陈秀明与顾龙潮之间的矿山股权转让协议（时间也是吻合的）。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扩大解释，只要是陈秀明的南陵县恒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矿业）转让出去，都是“此次交易”，自己联系受让人转让恒鑫矿业的，也是“此次交易”，明显不符合常理，是一个霸权的扩大解释，是不公正的。二、余顺彬于2017年4月18日介绍顾龙潮与陈秀明签订了《矿山股权转让协议》，但因顾龙潮违约双方解除该协议，此次交易未成功，根据《协议》第四条规定，《协议》已作废，不存在再履行该协议，并不需要单独再履行解除协议的程序。实际上陈秀明与顾龙潮矿山股权转让交易未成功后，双方之间也没有进行其他任何的居间活动。三、判决书第9页第5、6行“另外两张合同书的照片陈秀明亦不能说明来源”是错误的。这两张照片不是陈秀明提供的证据，是余顺彬提供的证据，陈秀明没有说明其来源的义务，而是余顺彬不能说明来源。一审法院将该两张照片的来源说明的义务强加给陈秀明，明显是偏颇、不公正的。四、综观本案余顺彬提交的证据，包括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签订的《矿山股权转让协议》的照片等，明显不符合正常的拍摄，正常的拍摄是协议的每张内容都拍照得清楚端正，但余顺彬仅拍摄了模糊的首页，余顺彬不能正常提供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签订的《矿山股权转让协议》，很显然，余顺彬没有居间介绍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的活动。五、从余顺彬起诉的事实来看，余顺彬连矿山转让的具体标的是2900万元还是2975万元以及转让后陶然内部股东的股权分配，都不清楚，余顺彬只在法庭审理中，因陶然和陈秀明反复说明转让标的是2900万元的情况下，才当庭变更诉讼请求，显然余顺彬并不知道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余顺彬参加了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的谈判、签订及面签的过程，明显违背本案的事实。六、本案第三人陶然在两次庭审的书面答辩中明确否定了余顺彬的居间介绍。余顺彬将陶然列为第三人，实际上第三人陶然是证人型的第三人，第三人陶然的答辩意见是本案的直接证据。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明确证明了余顺彬没有参加居间介绍的事实，是本案定性的重要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陶然的意见是偏颇的、不公正的。七、从陶然的答辩意见中明显地知道余顺彬是陶然的员工，在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余顺彬是陶然的委托代理人，当然陈秀明与陶然的部分意见，通过余顺彬的传达，也是正常的，并不能以此证明余顺彬居间介绍了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余顺彬传达陶然和陈秀明的部分意见与居间的待证事实不具有唯一的对应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余顺彬居间的事实是错误的。八、余顺彬在第二次庭审中当庭变更了诉讼请求758620元，变更的诉讼请求中并没有减除诉称的居间费45000元，余顺彬自己否定了陈秀明曾支付的45000元是居间费的事实，否定了居间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45000元是部分的居间费，没有事实根据，因为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居间的事实。九、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的《矿山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标的是2900万元，其中20%即580万元是附条件的转让标的，目前矿山己被政府关闭，附条件的580万元不能履行，本案实际转让标的是2320万元，并未超过2800万元，假使跟他人履行了居间协议，支付居间费的条件不成就。综上所述，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之间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未经任何人居间介绍，余顺彬不是本案中的居间人，余顺彬没有参加矿山股权转让的谈判和签订协议，故一审判决违反本案的事实，扩大解释《协议》内容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陈秀明的上诉请求。余顺彬辩称，一、陈秀明将此次交易解释为余顺彬介绍顾龙潮作为买主的交易与事实不符。首先，双方签订协议时都不确定买主的身份，也不确定需要介绍几次才能居间成功，因此将此次交易界定为顾龙潮作为买主的交易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此次交易的目的是将恒鑫矿业全部股份进行交易，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不管是居间介绍哪位买主均属于此次交易的范围。最后，按照陈秀明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把此次交易解释为买主为陶然的这次交易。因此，陈秀明的解释明显与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二、余顺彬作为居间人，其义务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现从余顺彬提供的与陈秀明的聊天记录、拍摄的签订矿权转让协议的现场照片均可以看出余顺彬已经履行了居间人的义务。至于对转让过程的具体谈判细节是否清楚，不属于余顺彬的义务。余顺彬之所以拍摄矿权转让协议的照片，也是为了了解股权转让价格。三、根据陶然与余顺彬的聊天记录显示，陶然并没有委托余顺彬购买案涉股权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中，陶然与陈秀明存在利益关联，其陈述是否真实有待商榷。陶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余顺彬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法庭驳回陈秀明的上诉请求。陶然未作述称。余顺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秀明支付居间报酬170.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秀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6年10月8日，陈秀明作为甲方与余顺彬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现委托乙方将恒鑫矿业全部股份进行交易。一、甲方交易全部股份定价为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28000000），乙方全部操作交易，如实际成交价多出定价，甲方将多出定价余额支付给乙方为中介费用。二、乙方介绍买主后，甲方不得私自和乙方介绍买主进行交易，如甲方未通过乙方进行交易后，甲方按交易总价百分之二十支付给乙方作为中介费用。三、交易成功后，甲方按乙方介绍买主实际付款比例支付给乙方应得的中介费用，直至款项付清为止，如甲方未按此预定支付款项给乙方，乙方有权通过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四、如乙方介绍此次交易未完成，此协议作废。协议下方甲方处有陈秀明本人签字，并加盖了恒鑫矿业印章，乙方处有余顺彬签名及其身份证号。《协议》抬头甲方为恒鑫矿业，同时《协议》下方甲方处加盖有恒鑫矿业印章。二、2017年4月18日，陈秀明作为转让方与案外人顾龙潮签订《矿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秀明将恒鑫矿业全部股权及公司生产线设备转让给顾龙潮，转让价2900万元；该协议的甲方处加盖了恒鑫矿业印章。同日，陈秀明与顾龙潮还签订《矿山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上有恒鑫矿业印章。二份协议签订后，顾龙潮因为各种缘故无法成功办理权属证照。顾龙潮与陈秀明协商后口头解除了上述二份协议。2020年5月14日，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法院受理顾龙潮起诉陈秀明、恒鑫矿业股权转让纠纷案﹝案号（2020）皖0223民初2035号﹞，顾龙潮起诉要求陈秀明、恒鑫矿业共同承担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65万元的返还责任，该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顾龙潮对恒鑫矿业的诉讼请求，同时判决认定：虽然案涉协议上加盖了恒鑫矿业印章，但是根据合同性质，其不能是合同的当事人，加盖印章也不是为了将来和陈秀明共同承担违约责任的意思表示，只是由于当事人对法律无知而加盖上去的，因此，恒鑫矿业依法不承担合同责任。该判决现已生效。三、2017年8月1日，陈秀明、孔国渭作为转让方（简称甲方）与第三人陶然（简称乙方）作为受让方签订《矿业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约定陈秀明、孔国渭将其各自所有的恒鑫矿业50%的股份转让给陶然，转让价款：2900万元，付款方式：如标的公司（恒鑫矿业）矿界范围内矿产资源实际储量（含复耕开采等）乙方开采达不到500万吨以上，最后一笔转让款20%即人民币伍佰捌拾万元（5800000元）乙方有权不予支付。甲方自愿放弃该笔转让款。乙方需支付给甲方的款项均由甲方唯一指定收款人陈秀明收款。协议下方甲方处由陈秀明、孔国渭签名，乙方处有陶然签名，最下方加盖恒鑫矿业印章。同日，陈秀明（简称甲方）与陶然（简称乙方）签订《矿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份，就原协议（指《转让协议》）未尽事宜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二条：由于甲方（标的公司）与第三方（顾进中）签订的《矿山石料供应协议》（合同），现将资产设备及该协议所涉一些无形资产转换成该公司24%的股权占有；故甲方实际持该公司矿业总资产76%的股权；第三条：乙方购买甲方股权的70%，转让款为人民币贰仟玖佰柒拾伍万元整（¥：29750000元）；剩余6%股权转让给潘尚敢，转让款为人民币贰佰伍拾伍万元整（¥：2550000元），以上转让款由乙方全部负责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补充协议下方甲方处有陈秀明签名，乙方处由陶然签名，最下方加盖恒鑫矿业印章。上述二份协议签订后，陶然已向陈秀明支付矿山转让款2200万元左右。四、2018年8月14日，陈秀明曾向余顺彬所有的尾号3279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关于陈秀明与余顺彬之间的款项往来，余顺彬陈述已收到了陈秀明支付的居间报酬45000元，15000元是银行转账，30000元是陈秀明让别人转交的现金。陈秀明对共支付了45000元数额无异议，但是认为15000元系支付介绍顾龙潮交易的居间报酬，30000元是给余顺彬处理茶山事宜的跑腿费。五、案件审理过程中，余顺彬曾向法庭提交追加被告申请书，要求追加恒鑫矿业为本案共同被告，理由：恒鑫矿业为居间协议的甲方，与本案具有直接的法律利害关系。庭审中，余顺彬就此陈述，恒鑫矿业在案涉居间协议上盖章，表明恒鑫矿业具备与陈秀明共同支付余顺彬居间报酬的意思表示，因此其应当作为被告承担责任。六、一审庭审中，余顺彬陈述，基于现有证据，以及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的陈述，余顺彬主张陈秀明与第三人陶然的股权交易价格为2900万元，并保留取得股权交易价格超过2900万元的新证据后，另行主张居间报酬的权利。余顺彬明确本案诉请为：1.要求判令陈秀明支付居间报酬人民币758620元〔计算方式：（2900-2800）×（2200÷2900）〕。2.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秀明承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陈秀明被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余顺彬、陈秀明之间有无成立居间合同关系？居间合同效力如何？3.如果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余顺彬有无履行居间义务？4.如果余顺彬已经履行了居间义务，居间报酬如何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一、陈秀明被告主体资格适格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居间协议的标的是由余顺彬为陈秀明就恒鑫矿业的股权交易提供介绍劳务，《协议》商谈、签订发生在余顺彬和陈秀明之间，故《协议》对余顺彬和陈秀明具有约束力。即使协议甲方处列明了恒鑫矿业并加盖有恒鑫矿业的印章，这与陈秀明作为案涉居间协议的甲方并无矛盾，且股权交易达成后由陈秀明收取转让款，故陈秀明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虽然《协议》上加盖了恒鑫矿业印章，但是根据案涉居间协议性质，其不能是合同当事人，加盖印章也不是为了和陈秀明共同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只是由于当事人欠缺法律认知而加盖，因此，恒鑫矿业不承担案涉居间协议的责任，恒鑫矿业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关于争议焦点二、有无居间合同关系以及居间合同效力问题。首先，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余顺彬与陈秀明签订《协议》，约定由余顺彬为恒鑫矿业股权交易提供介绍买主的服务，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规定，对该合同的法律效力予以认定。余顺彬称《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此次交易”的意思是要把矿山整个转让掉，介绍成功才结束，陈秀明则抗辩称“此次交易”系指余顺彬介绍顾龙潮那次，故《协议》已作废。《协议》第四条作为约定解除条件的条款，本身约定不明，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结合《协议》全文，《协议》第一段即言明“委托乙方（余顺彬）将恒鑫矿业全部股份进行交易”，可见合同目的在于出售恒鑫矿业全部股份，至于乙方介绍的买主是谁，介绍几次对陈秀明的利益无损，故陈秀明主张对“此次交易”所作的限缩理解不符合合同目的。余顺彬介绍顾龙潮交易结束后到本案起诉前，陈秀明并未有解除《协议》的明确意思表示，故《协议》并未解除，对陈秀明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余顺彬有无履行居间义务的问题。余顺彬虽然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但结合其提供的与陈秀明之间的短信往来、手机照片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应当认定，余顺彬已经提供媒介服务并促成了陈秀明与陶然之间合同成立。理由如下：1.2017年7月3日，陈秀明发信息给余顺彬：“余总，你在陶总这边的矿价帮我提高壹佰捌万元”。余顺彬回复：“好”；2017年7月3日，余顺彬给陈秀明发信息：“陈总你好！跟陶总电话了。陶总三天后过来，他跟你合作”；2017年7月27日，余顺彬给陈秀明发信息：“陈总早上好！陶总明天来付款，他要求你跟小地主的解除合同，还有矿山姓余的解除合同书，或者你会同他们到场当面讲清楚。请你斟酌抓紧办理！”。这些短信往来体现了余顺彬在合同洽谈阶段提供了磋商服务，且不断沟通合同条款以推动合同订立。2.余顺彬提供的手机照片虽均为存储，但是存储时间为2017年8月1日的照片中人物有陶然、陈秀明，另外两张合同书的照片陈秀明亦不能说明来源，结合陈秀明与陶然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双方当事人对签约经过、时间、地点的陈述情况，短信、照片、陈述之间可相互印证，余顺彬还参与了合同面谈及签订的过程。陈秀明、陶然虽辩称余顺彬不是居间人，而是作为陶然的代理人参与合同洽谈，但余顺彬对此予以否认，且根据余顺彬与陈秀明二人之间的短信往来，余顺彬接受陈秀明提高矿价的指示这一行为，不符合正常、理性代理人的行为，如余顺彬确为陶然的代理人，则合同洽谈过程中，余顺彬应当从委托人陶然作为买方的利益出发，去压低股权转让价格，故对陈秀明、陶然该辩解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四、居间报酬金额的确定。案涉居间合同约定：实际成交价多出定价（2800万元），甲方（陈秀明）将多出定价余额支付给乙方（余顺彬）为中介费用；交易成功后，甲方（陈秀明）按乙方（余顺彬）介绍买主实际付款比例支付给乙方（余顺彬）应得的中介费用。关于恒鑫矿业股权转让的成交价格，余顺彬起初主张成交价为2975万元，后庭审中基于现有证据变更为2900万元。陈秀明和陶然则称，成交价格为2900万元，其中580万元是附条件生效，开采量达到500万吨才生效。从两份股权转让相关协议看，《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贰仟玖佰万元整”，《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陶然）购买甲方（陈秀明）股权的70%，转让款为人民币2975万元……以上转让款由乙方全权负责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多处表述并不一致，且余顺彬所促成的合同系发生在陈秀明与陶然之间，体现的应是陈秀明与陶然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案中暂不对案涉矿业股权转让的实际成交价作具体认定，采纳陈秀明、陶然二人均认可的2900万元为准。同时，无论开采量是否达到500万吨，成交价仍应为2900万元，《转让协议》第一条描述标的公司的情况即言明“预计矿界范围内实际开采量约为伍佰万吨左右”，如果开采量无法达到500万吨导致陶然不再向陈秀明支付最后一笔20%的转让款，则是合同签订后履行过程中陈秀明作为卖方的违约行为所致，与本案所涉的居间报酬计算无关。据此案涉居间报酬应为100万元（2900万元-2800万元）。现陶然称其已实际支付了2200余万元，陈秀明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故目前居间报酬中已成就支付条件部分数额为100万元×（2200万元÷2900万元）=758620元，扣除余顺彬自认已收到陈秀明支付的居间报酬45000元，陈秀明还应向余顺彬支付居间报酬713620元。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四百二十四条、第四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陈秀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余顺彬居间报酬713620元；二、驳回余顺彬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8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6386元，由余顺彬负担972元，由陈秀明负担15414元。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陈秀明陈述：“我和顾龙潮的《矿业股权转让协议》是2017年4月18日签订的，我和顾龙潮见面是在签订协议的前一个星期。在这之前顾龙潮是和帮我值班的吴**坤接触的，大概是签订合同前一个月左右。”余顺彬陈述：“大概时间差不多。一开始是我带顾龙潮去跟吴**坤见面。吴**坤带顾龙潮见陈秀明应该是在2017年3月底。本来说好是2017年4月5日清明节前签订协议，后由于顾龙潮50万元定金没有备齐，所以改为清明节以后。（介绍）江苏老乡也有好多个人，并不只是顾龙潮。因为矿山买卖有它的局限性，一般的人几千万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这么大一个矿山我不可能说介绍一个人买就能买成功。介绍顾龙潮成功，但到6月份陈秀明要用钱，让顾龙潮再拿150万，顾龙潮没有拿得出来，然后我说你叫陶然来吧，然后我们二人到陶然办公室去的。”二审经审理查明的本案其他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此次交易”的理解。首先，结合协议的上下文来看，此次交易是指陈秀明委托余顺彬将恒鑫矿业全部股份进行交易，而非特指针对某一特定买主的交易，因为在签订协议时，买主可能并未明确且固定为某一特定人，而且协议中也未明确具体买主的姓名或名称；其次，余顺彬与陈秀明签订协议的时间为2016年10月8日，而余顺彬向陈秀明介绍顾龙潮的时间为2017年，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后。故从时间顺序上来看，陈秀明称协议中约定的此次交易仅指其与顾龙潮之间的交易亦不合理。据上，一审判决对于“此次交易”的解释，并无不当。二、关于余顺彬是否居间了陶然与陈秀明的涉案交易。根据余顺彬提供的其与陈秀明、陶然的短信往来内容等证据来看，可以认定余顺彬居间了陶然与陈秀明之间的涉案交易，而且这也与陈秀明嗣后支付余顺彬部分居间报酬相印证。陈秀明对其支付余顺彬的4.5万元款项所作说明，依据不足，且与余顺彬提供的其与陈秀明的电话通话内容明显不符。陶然主张在其与陈秀明的涉案交易中余顺彬系其代理人，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予采纳。三、关于应付居间报酬。一审判决结合双方协议约定、双方对于协议中“中介费用”支付条款的理解、陶然支付陈秀明转让款的情况确定陈秀明现应支付余顺彬的居间报酬数额，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秀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86元，由上诉人陈秀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岳庆审判员  是飞烨审判员  王 浩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书记员  陆岷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