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京02民辖终2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建昌，男，1971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彬华，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法定代表人：陈四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志涛，男，199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28-1-101。法定代表人：苏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维，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衡，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邱建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贵金属公司）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052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邱建昌上诉称，一审程序违法。上诉人是在2020年1月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当得利诉讼、立案法官认为上诉人与银行明确存在网络协议关系，银行属金融机构因此临时决定案由为：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哪知道一审违反六个月审结的程序，无缘无故拖拉一年后的2021年2月25日，一审才与上诉人代理人进行管辖权谈话。代理人当时就有向一审请求变更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但一审法官当场表示都是合同纠纷不影响管辖权确认，代理人说：依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在一审实体审理辩论程序之前变更请求是法律赋予原告的权利，但一审不同意在笔录中变更案由，原来一审设计套路的目的就是为了作出“无法证明邱建昌与中国工商银行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为驳回起诉铺路。一审所谓审查驳回起诉乃典型的断章取义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这种所谓审查显然是法律不允许的、明显程序违法。麻烦二审法官先来了解全国银行与非金融机构非法期货公司恶意设计套路陷阱欺诈客户捆绑银行卡、利用非正常网上银行手段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划转客户资金后拒不归还的阴谋，各银行的捆绑协议和捆绑模式基本一致：中国建设银行《三方服务协议》第十条“商户端代理出入金：丙方在甲方网银渠道上对于乙方进行授权后，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对丙方进行入金，出金操着，不再需要经过丙方的直接确认。”请注意：甲方是银行；乙方是非法期货公司非金融机构；丙方是客户（也就代表是原告的一方）。再看看本案工行《银商银权转账服务协议》第七条“甲方可通过乙方或交易市场提供的渠道发出转账指令，将交易资金从其在乙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中划入交易市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简称银转商），或者将资金从交易市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划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简称商转银），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请注意：甲方是客户（是原告）；乙方是银行；交易市场是被告天津贵金属公司。原告在一审提交的170页证据第02组2-4：捆绑银行卡流程模式。被告银行事先恶意设置好了捆绑套路陷阱、用QQ远程控制客户的电脑、将客户银行卡捆绑连接其电子平台第二被告非金融公司银行帐户（捆绑时必须点：允许商户代出入金、才能捆绑成功，点否、捆绑不成功）也就是说捆绑后被告方工作人员、可以在其交易平台后台随意划客户银行卡存款资金、不需要客户输银行取款密码，被告可以把客户银行卡的资金全部划走，而客户不知情。建行直接在《三方服务协议》第十条和捆绑流程直接表达“乙方指令对丙方进行入金，出金操着，不再需要经过丙方的直接确认。”工行采用了隐形的说法：“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也就是说：只要非法期货公司设法欺骗客户注册捆绑其非正常网络银行电子平台系统注册成功，只要客户在QQ远程捆绑银行卡时输入一次取款密码捆绑成功后、这张银行卡以后无数次转出资金转入资金就不需要客户再输取款密码了，只要这张卡捆绑成功这张卡的资金以后就由被告工作人员随意转进转出直到转没为止。网络注册过的人都知道，包括各位法官基本上100%的每个人注册根本就没法看注册协议也没人能设破捆绑流程的阴谋，一般情况下只要不直接转资金输取款密码不会引起特别特别重视。一审对《银商银转账服务协议》第七条转帐指令理解完全错误：第七条“甲方可通过乙方或交易市场提供的渠道发出转账指令”这一节表面上看转账指令只有甲方可以发出，所以一审错误地认为银行是被动执行、但最后的“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就不是被动了、明显增减帐户余额他们两可以直接操着、根本就不需要输什么密码可以把你卡里的钱转成零。可见，一审所谓审查没有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程序、不了解几个被告设计的阴谋套路陷阱（捆绑时必须点：允许商户代出入金、才能捆绑成功，点否、捆绑不成功）工行农行中行等等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的换汤不换药与中国建设银行《三方服务协议》第十条“商户端代理出入金：丙方在甲方网银渠道上对于乙方进行授权后，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对丙方进行入金，出金操着，不再需要经过丙方的直接确认。”二者没有任何区别了。而第七条“甲方可通过乙方或交易市场提供的渠道发出转账指令”转账指令工具实际就是电子签名（也就是使用电子密码签名器），但使用证书进行电子签名得根据《电子签名法》第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条之规定：提700817供电子签名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必须依法取得电子签名许可证资质，请问一审你选有利的第七条怎么没审查该条款中银行向被告天津贵金属公司提供电子密码签名器服务有没有取得许可资质？银行将连接终端向第二被告天津贵金属公司没有取得许可证资质的非金融机构提供连接终端并提供电子密码签名器服务恶意划转了原告的资金至天津贵金属公司帐户拒不归还，你有审查吗？很明显一审所谓“中国工商银行在邱建昌与天津贵金属公司相关交易时，仅提供辅助性转帐服务，该服务系被动执行服务邱建昌发出的转帐指令，对邱建昌参与的基础交易关系并未施加影响，亦非基础交易的相对方，无法证明邱建昌与中国工商银行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故中国工商银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的说词全是一审信口雌黄的。请问一审有什么依据佐证原告参与了什么基础交易？请问什么叫基础交易？请问有什么依据佐证基础交易的相对方？案子没进入实体审理、原被告还没举证质证认证，一审就枉法驳回原告对银行的起诉，这种所谓审查显然与现行法律相悖，明显程序违法。鉴于一审歪曲并断章取义、使用了废止的批复规定，上诉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类案件检索的规定：向中国裁判文书网同类案件检索到：浙江省台州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12月26日近期作出的（2018）浙10民终3180号关于其一审也是象本案一审直接以实体审理的方式驳回对该银行的起诉、该案上诉后得到了二审法院的纠正。一审法院享有本案管辖权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裁定驳回对银行的起诉设计恶意变相移送管辖显然程序违法，管辖权异议系程序审查内容，被告适格与否系实体审查内容。受诉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是原告起诉的条件之一，也是受诉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故管辖权争议应当在实体审理之前解决，中国工商银行适格与否系实体审查内容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很明确我国现行法律处理管辖权不存在作涉及被告适格与否、只作异议成立与否裁定。本案被上诉人天津贵金属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一审未就管辖权异议及时审理，直接审理案件实体对银行有利的几个字确定中国工商银行适格与否乃典型的恶意变相移送管辖明显程序违法。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对银行的起诉明显不当，二审法院应予纠正。在一审管辖答辩中，上诉人是依据《银商银权网络服务协议》第三十条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处理。”乙方所在地就是一审法院辖区。明明白白是依据协议约定管辖，被歪曲成“邱建昌以中国工商银行的住址作为管辖连接点，无事实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即便没有协议约定管辖、原告向中国工商银行住址地对被告提起诉讼先受理的法院也享有管辖权没什么不对。怎么就成了“无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很明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对银行提起诉讼没什么不对。显然一审乃刻意歪曲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银商银转帐服务协议》第三十条约定一审法院享有本案管辖权是没有争议的事实。综上，原告的资金损失、本身就是被告银行违犯法律强制性效力、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设计套路制造的《银商银转账服务协议》格式协议导致的资金交易无效、合同无效。原告与中国工商银行是协议的相对方、不但有《银商银转帐服务协议》的利害关系约束其被告主体适格；原告的资金损失银行不但有参与、而且是恶意设计套路陷阱捆绑原告银行卡并利用非正常网上银行手段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划转原告的资金后拒不归还。因此，造成《银商银转帐服务协议》合同无效，资金交易无效的中国工商银行，法院应判决其承担先赔偿原告本息的责任。另外，补充以下事实：2021年3月7日原告代理人在建行个人网银调取到天津贵金属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勾结的所谓《电子商务三方服务协议》格式版本与2021年3月5日上诉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基本是同一个版本建行全国通用，只是中经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单位换成了天津贵金属公司。第十条“商户端代理出入金：丙方在甲方网银渠道上对于乙方进行授权后，甲方根据乙方指令对丙方进行入金，出金操着，不再需要经过丙方的直接确认。”全部都是一模一样。（请注意三方服务协议：甲方是银行；乙方是天津贵金属公司；丙方是客户）。结合本案中国工商银行的《银商银转账服务协议》第七条中的“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第二十二条“乙方根据交易市场提供的费用明细、汇总金额和其他相关申请材料，将甲方应向交易市场支付的交易佣金、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从交易市场专用存款账户划转至交易市场结算账户中，视同甲方已知晓并授权乙方进行上述操作。扣划金额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由交易市场负责，乙方不承担与此相关的任何责任。”（请注意银商服务协议：甲方是原告；乙方是银行；交易市场是天津贵金属公司）。再加上银行设计的阴谋套路陷阱（捆绑时其设置了障碍，必须点“是”：允许商户代出入金、才能捆绑成功，点“否”注册捆绑不成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点“是”：允许商户代出入金就对应了《三方服务协议》第十条丙方对乙方进行了授权。捆绑后被告得到客户授权后、他们就可以代表客户明目张胆在其交易平台后台随扫意划转客户银行卡存款资金、不需要客户输银行取款密码，被告可以把客户银行卡的资金全部划走，而客户不知情。上述建行和工行服务协议条款的意思表达很明确、赤裸裸地表述银行卡捆绑后、卡里的资金、银行听交易市场的指令想怎么划转都行划完为止。据此，可以判断并确定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被告认为客户签订了《三方服务协议》，《银商银转帐服务协议》得到了客户发送转账指令授权。他们认为有权随时随地向银行发出划转客户银行卡的资金指令增加或减少客户会员银行卡资金账户余额。从几家银行的所谓服务协议条款明确了一个特权，就是掌控客户有没有发送转帐指令的权利银行外包给假期货黑平台公司。此时此刻，天津贵金属公司需要取得客户银行卡的资金比抢钱还快了，很简单只要诱骗客户注册捆绑银行卡就成了，注册后天津贵金属公司平台软件连接银行系统能看见卡里的资金余额（此时此刻，只要编造一些交易记录费用记录）就可以向银行发送划转资金的指令，银行收到了指令就会乖乖地把客户银行卡的资金划转到天津贵金属公司帐户拒不归还，根本就不需一审所谓的基础交易发送指令，三方协议赤裸裸地写着、人家根本就不需要客户再确认。由此可见，上诉人和全国客户的资金损失根本就不是上诉人和客户自己发送的转帐指令，被告也拿不出上诉人在银行网上银行发送转帐指令的证据。上诉人和全国客户的资金损失转帐指令全部都是天津贵金属公司冒充发送的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和书面授权天津贵金属公司发送转帐指令。上诉人的资金损失、上诉人并没有向银行发送任何形式的转帐指令、银行对上诉人的储蓄存款资金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显然，一审裁定上诉人与银行的所谓基础交易指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发送基础交易指令。虽然上诉人与银行有签订《银商银转账服务协议》，但协议的相对方是上诉人和银行、该协议只能约束上诉人和银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向银行发送过案涉储蓄存款转帐交易指令，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授权天津贵金属公司发送划转案涉储蓄存款转帐交易指令。上诉人与银行协议约定与天津贵金属公司发送转帐指令是两个本质完全不同的事实、不同的法律关系。然而，上诉人与银行签订的《银商银转账服务协议》协议约定的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是银行金融机构在明知道天津贵金属公司在没有取得许可资质的情况下、与天津贵金属公司提供非正常网上银行捆绑网银终端连接、非法划转资金、非法结算、非法提供金融服务、违犯了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显然《银商银转帐服务协议》因违犯法律无效、更不能作为任何形式的授权。造成服务协议无效、交易无效的银行依法应予先赔偿上诉人的损失再根据其与天津贵金属公司的协议追偿。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中国工商银行针对邱建昌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答辩人非本案适格被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集中式银商转账协议》（下称《银商转账协议》），根据该协议第八条约定，答辩人“对甲方（邱建昌）的银行结算账户与交易市场专用存款账户（账号：0302017229300058553，户名：天津贵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相应处理，实现甲方（邱建昌）银行结算账户与交易市场专用存款账户间资金实时划转”。亦即，答辩人仅作为中间方为被答辩人与交易市场商户之间投资交易行为提供资金划转渠道，属于典型的银行结算业务。而被答辩人与交易市场商户之间的所有投资交易行为均依据双方所签订相关协议开展，具有直接的资金交易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答辩人并未参与该法律关系。因此，一审以答辩人“非基础交易关系的相对方”“非本案适格被告”为由，裁定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系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被答辩人要求撤销一审裁定于法无据。二、案涉投资交易行为系客户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根据答辩人开展银商转账业务相关流程规定以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所签订《银商转账协议》第三条约定，答辩人为被答辩人提供银商转账业务服务前，“甲方（邱建昌）应首先在交易市场开立会员资金账户，经该交易市场备案，并通过乙方（工行）经办网点或电子银行渠道建立银商转账关系”。因此，被答辩人通过电子银行开通银商转账业务时，已在交易市场开立会员账户并签订相关协议，即其注册开通银商转账业务显然以进行相关投资交易活动为目的。其次，被答辩人通过电子银行渠道注册银商转账时已知悉页面醒目文字所载法律关系及交易风险提示内容，其与答辩人签订《银商转账协议》系个人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不存在被答辩人诉称“推销”“引诱”等行为，被答辩人对其主张也未能证明。再次，根据《银商转账协议》第七条约定，“甲方（邱建昌）可通过乙方（工行）或交易市场提供的渠道发出转账指令，将交易资金从其在乙方（工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中划入交易市场在工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入金），或者将资金从交易市场在工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划入甲方（邱建昌）在乙方（工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出金），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邱建昌）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亦即，答辩人就案涉资金划转操作均系依据被答辩人指令执行，交易市场系统会员资金账户余额的增减亦是在客户指令下资金划转的结果，并不存在被答辩人诉称的“非法划转”行为。因此，相关资金划转业务均系被答辩人本人自主办理，答辩人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依法合规，被答辩人所称“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划转客户资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答辩人为相关交易市场提供结算服务正当合法首先，根据答辩人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签订的《集中式银商转账业务合作协议》（下称《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在工行开立的存款专用账户“专门用于交易商交易资金的存放和划转，不用于购买支票等支付凭证，不具备开通电子银行渠道和财智账户卡支付功能”。亦即，在银商转账业务中，资金仅在交易商银行结算账户与交易场所存款专用账户之间划转，其流动具有封闭性和定向性，显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支付属性，该类交易不受《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所规制，非被答辩人诉称的支付业务范畴。其次，答辩人审慎审核天津贵金属交易所的政府批复文件、营业执照等资质材料，依据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出具的《开户申请书》《合规承诺函》等，基于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尽职履行合同义务，并不存在被答辩人诉称“未经许可违反法律擅自将网上银行客户终端连接口对天津贵金属公司非金融机构协议合作开通电子平台连接支付功能”的不当行为。因此，答辩人为相关交易市场提供银商转账业务服务不存在任何过错，被答辩人诉称“恶意设计套路陷阱欺诈客户”属无稽之谈。综上，本案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讼主张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不应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一审裁定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望二审法院明鉴，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天津贵金属公司针对邱建昌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本案案由不影响对本案管辖权的确定，按照被答辩人在其上诉状中的逻辑，如果本案案由从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改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则一审法院对本案就有管辖权了。对此，答辩人认为：首先，无论本案案由是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都属于合同纠纷，都是按照合同纠纷的管辖确定原则确定管辖，二者并无差别。其次，从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审查标准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辖终77号一案的裁定中认为，管辖权异议案件虽然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但人民法院对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仍然负有审查的职责，如果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人民法院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应审查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可见，无论本案案由是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案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内容是本案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和证据以及本案的实体争议，而本案案由究竟是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均不影响本案管辖权的确定。再次，具体到本案，虽然被答辩人在起诉状和上诉状中使用大量笔墨，试图极力渲染工商银行对其资金损失所起的作用，但被答辩人显然是为了阻止本案在天津审理，故意制造管辖连接点。从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和提交的证据不难看出，本案的实体争议是被答辩人进行的交易是否违法以及被答辩人的交易资金损失应否赔偿，中国工商银行只是按照被答辩人的授权和指令进行资金划转，并非被答辩人基础交易的相对方，而被答辩人的资金是否减少取决于其基础交易情况，显然与工商银行无关。综上，被答辩人提交的初步证据无法证明中国工商银行是案涉基础交易的相对方或对基础交易施加实质影响，无法证成中国工商银行住所地应成为本案管辖的连接点。因此，无论本案的案由是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还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因被答辩人与工商银行不存在案涉的基础交易合同关系，本案均不应当由工商银行住所地法院管辖。二、本案实体争议是案涉交易是否违法以及被答辩人的资金损失应否赔偿，中国工商银行并非被答辩人的交易相对方，被答辩人的交易资金损失系其投资决策失误造成，与答辩人或工商银行无关，中国工商银行住所地不应作为本案管辖的连接点。本案中，答辩人是交易所，为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主体提供交易平台和相关服务，本身并不参与交易。而中国工商银行仅是在获得事先授权的情况下为交易平台上的交易主体提供资金划转服务，按照被答辩人的指令将被答辩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划转的答辩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保证金专户（入金）或者将被答辩人在答辩人保证金专户中的资金划转到被答辩人银行账户（出金）。根据答辩人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虽然该等资金在答辩人名下的保证金账户中，但该等资金的仍归被答辩人所有，用于被答辩人与其他交易主体进行交易。至于被答辩人交易资金是否减少，完全取决于被答辩人的交易结果，与答辩人和中国工商银行无关。对于案涉交易是否违法以及被答辩人的资金损失应否赔偿这两个案涉实体争议问题，均与中国工商银行无关。因此，中国工商银行住所地不应作为本案管辖的连接点。三、本案三方当事人不存在同一个合同关系。被答辩人要求确认无效的合同既包括被答辩人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的《银商转账服务协议》，又包括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所谓交易合同，本案为普通共同诉讼。答辩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案合并审理，如果被答辩人仍坚持起诉答辩人，则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本案系管辖权异议案件，管辖权异议案件解决的是受诉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的问题。关于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的法律标准，就本案而言，答辩人并非《银商转账服务协议》的签约方本案三方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合同关系。被申请人要求确认无效的合同既包括与中国工商银行的《银商转账服务协议》，又包括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所谓的服务合同，对于本案是否为必要共同诉讼、是否可以合并审理这一待证事实，应当是与本案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在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应当审查本案是否为必要共同诉讼，是否可以合并审理。1、被答辩人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的诉讼标的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本案不是必要共同诉讼，而是普通共同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前述规定实际是确立了诉讼标的共同和诉讼标的同一种类这两种诉的合并制度。其中，“诉讼标的共同”是指共同诉讼人对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有共同的权利义务，该种权利义务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性，决定了所有的权利人和义务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共同参加诉讼，由此导致诉讼主体必须合并，该种共同诉讼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198号民事裁定认为：“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是不可分之诉。例如对共同共有财产的诉讼、共同侵权致人损害产生的诉讼、共同继承的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2016）最高法民终337号民事判决认为，必要共同诉讼在诉讼实践中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且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当事人才适格，否则当事人不适格；另一种为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即数人就诉讼标的不必一同起诉或应诉，但如果数人一同起诉，则诉讼标的对于全体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不得作出相异判决。本案中，从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二可以看出，被答辩人作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网络合同（以下简称《银商转账合同》），双方之间建立的银商转账服务合同关系，中国工商银行为被答辩人提供资金划转服务，而答辩人并非该合同的一方。此外，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合同纠纷再审一案（2019）赣民申65号查明的事实，被答辩人未与答辩人签订过书面合同，被答辩人的合同相对方为案外人天津德鑫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不存在网络交易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事实上构成平台服务合同关系，答辩人为被答辩人提供交易平台和交易服务。显然，中国工商银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三方之间不存在同一个合同关系，中国工商银行与答辩人不存在共同的权利义务。并且，被答辩人不是必须一同起诉中国工商银行和答辩人，即便一同起诉，对中国工商银行和答辩人的的判决结果也不是必须一致。因此，本案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特征，根本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而是普通共同诉讼。2、答辩人不同意本案合并审理，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与答辩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没有管辖权，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普通共同诉讼的合并审理应当经当事人同意。对此，申请人在此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案合并审理，本案不应合并审理。此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且双方的争议标的实为答辩人提供的“交易服务”，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履行地应为答辩人住所地。因答辩人住所地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故一审法院对被答辩人与答辩人之间的合同纠纷没有管辖权，本案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起诉条件，若被答辩人坚持一并起诉答辩人的，应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国工商银行住所地并非本案的管辖连接点，并且，本案并非必要共同诉讼，被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邱建昌以其提交的《银商银权网络服务协议》等证据，以案涉交易、合同无效，两被告应返还、赔偿邱建昌资金损失为理由，以金融委托理财合同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当事人之间的全部交易、合同无效；两被告返还、赔偿邱建昌853350元储蓄存款资金损失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等，故本案属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另外，即使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由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同样属于法律规定的合同纠纷范围，故此，邱建昌主张的案由的变化并不影响本案适用有关合同纠纷的法律规定，确定管辖。管辖权异议案件虽然并未进入案件的实体审理，但人民法院对与建立案件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仍然负有审查的职责。如果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人民法院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点事实。也就是说，确定案件的管辖权，应审查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本案中，经一审法院查明，中国工商银行系为邱建昌参与天津贵金属公司的相关交易提供资金转账服务（即银商转账业务），案涉协议约定，“甲方（即邱建昌）可通过乙方（中国工商银行）或交易市场（即天津贵金属公司）提供的渠道发出转账指令，将交易资金从其在乙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中划入交易市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简称银转商），或者将资金从交易市场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划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简称商转银），同时由交易市场系统根据资金划转情况，增加或减少甲方的会员资金账户余额”。由此可知，中国工商银行在邱建昌参与天津贵金属公司的相关交易时，仅提供辅助性的转账服务，该服务系被动执行邱建昌发出的转账指令，对邱建昌参与的基础交易关系并未施加影响，亦非基础交易关系的相对方。故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邱建昌与中国工商银行之间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对其起诉应予驳回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现邱建昌以中国工商银行的住所地作为确定本案管辖权的唯一连接点，于理不通。据此，一审法院对本案并无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现天津贵金属公司主张本案应由该公司住所地法院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管辖，于法有据，本案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驳回邱建昌对中国工商银行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至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处理，均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邱建昌关于本案应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李明磊审 判 员 李俊晔审 判 员 王 元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法官助理 赵 楚书 记 员 张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