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晋01民终20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某，住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山西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负责人：窦某。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北京德和衡（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住太原市。上诉人吉某因与被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山西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77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被上诉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王某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某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20）晋0105民初778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愿向被上诉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认定事实错误，事实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主体是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且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威逼利诱上诉人签订的。2017年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转型改制，开展个续合并工作，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并提供统一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模板，让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上签字。在该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2017年8月16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发新保发【2017】571号《关于进一步做好个续合并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为进一步做好个续合并有关工作，针对前期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就相关工作原则通知如下”，即因公司转型，在个续合并中，因改变员工劳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进而下发该通知进行整改。该事实足以证明因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型改制、个续合并，需对员工劳动关系做出改变，即《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书》并非上诉人本人自愿提出，而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于转型需要由被上诉人提出。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过程中，被上诉人多次派人劝说上诉人签订解除协议，甚至告知上诉人等人不签订解除协议不准回家，同时被上诉人指出因公司转型，转型后公司不再有保费部（上诉人等人所在部门），如上诉人不签订解除协议，保费部撤销后，将不再保留上诉人等人的工号，一旦工号被消，上诉人等人将无法获得多年积累的续佣，损失巨大，上诉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一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提供的统一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中“自愿提出”字眼，认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由上诉人自愿提出，而不结合签订该协议书时的背景、实际情况及普通人逻辑考虑，显然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变相裁员，其违法解除上诉人等人的劳动合同，应当支付上诉人等人赔偿金。2017年7月31日前，整个临汾与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有近120人，在2017年7月31日当天除个别人外均被迫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即使按照上诉人等37人计算也远远超出了《劳动合同》第41条“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全体职工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员”的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上诉人支付赔偿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辩称，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谓的被上诉人威逼利诱其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等情形不存在，更不存在不签订解除协议就不准回家以及公司将取消保费部、取消上诉人工号等情形。上诉人所说的这些均没有事实依据，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提到，当时临汾是有部分人员没有转为代理制的，这也能够说明对于是否转为代理制是完全采取自愿原则的，更何况在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以后上诉人又两次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有上诉人签委托代理合同的照片，这足以证明上诉人是自愿签署的委托代理合同。而且在双方签署委托代理合同后，上诉人是一直在被上诉人处履行这两份委托代理合同的，并且按月领取佣金。所以我方认为无论是双方签署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还是后来签署的代理合同两份，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于2017年7月31日正式终止，自2017年8月1日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且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双方在解除劳动关系后履行的都是委托代理合同。本案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关于裁员的规定的，被上诉人也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依法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及赔偿金。吉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自2017年8月1日起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31500元（2007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共计10年，月平均工资13150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7月31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63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该合同于2011年1月1日生效，至2014年1月1日终止。双方又于2014年1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续订书》，将劳动期限延长至2017年1月1日，又于2017年5月1日将劳动期限续订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因公司整合改制原因，双方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经原告自愿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被告协商一致，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7月31日正式终止，原告在劳动合同项下的工资和社会保险将结算至解除日，双方确认被告对原告不存在任何未支付的款项或未履行的义务，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或终止相关的未决事项或争议。2017年8月1日，原、被告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约定：双方基于该委托合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不形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被告委托原告开展该合同第四条约定的保险营销活动并按约向原告支付佣金。2018年5月10日双方又续签《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因原告认为自己提出恢复劳动关系的申请后被告未予办理，故于2019年10月份就本案诉请事项向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12月5日作出裁决，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仲裁请求。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自愿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予以同意，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书后，双方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建立保险代理关系，原告受被告委托对其保险产品进行销售，双方的权利义务主要根据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确定，原告与被告属于保险代理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在原告与被告存在保险代理的法律关系时，不能同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原告主张确认2017年8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并非其自愿提出，是在被告威逼利诱下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向被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与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据此协议书的内容，应视为原告放弃了劳动合同解除后向被告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权利，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在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赔偿金无法律依据，该项诉讼请求，理由和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吉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吉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无异，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7月31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合同约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7年7月31日正式终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7年8月1日签订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建立保险代理关系，非劳动关系，双方至今未再签订劳动合同，故因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后已建立保险委托代理关系，本院对上诉人要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支付上诉人经济补偿金或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上诉人于2017年7月31日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于2019年10月30日向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吉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吉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吕 斌审判员 张 燕审判员 武 涛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乔潞潞书记员 王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