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2民终10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伟娥，女，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华，广东磨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杰，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原审被告：余冬林，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原审被告：鄢彩华，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上诉人曹伟娥因与被上诉人侯杰及与原审被告余冬林、鄢彩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2015）韶浈法民一初字第16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伟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华，被上诉人侯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伟娥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二、改判驳回侯杰对曹伟娥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侯杰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借款约定的交付方式为“转入曾诚帐户”，但一审法院未查明侯杰是否履行了涉案借条约定借款的交付义务。侯杰持有余冬林签名的《借条》，在该《借条》中，余冬林与侯杰约定了借款的交付方式为转入曾诚账户，余冬林在《借条》中亲笔书写了“此款转入曾诚帐户，余冬林”，明确要求侯杰应当将借款转入曾诚的账户。侯杰一审中主张余冬林向其借款800000元，并主张涉案借款已交付给余冬林，涉案借款中的752000元是在2015年7月4日转账支付，其余为现金消费。但侯杰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侯杰履行了涉案借条中约定“此款转入曾诚账户”的借款交付义务，既未提交转账给曾诚的证据，也未提交转账给余冬林的证据。故曹伟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涉案《借条》中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涉案借款进行严格审查，但一审法院仅凭侯杰的涉案《借条》就认定借款的事实及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未审查侯杰是否履行了涉案《借条》中明确约定的借款交付的义务，借款是否实际交付及借款的用途均未查明。二、即便涉案《借条》是余冬林对2014年12月4日向侯杰的借款进行确认，该笔借款也仅是余冬林的个人债务，该笔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余冬林与曹伟娥的夫妻共同债务。余冬林称，2014年12月4日由鄢彩华介绍，向侯杰借款800000元，月息为6%。侯杰扣除第一个月的利息48000元后，向余冬林指定人员曾诚的账号(农业银行账号：62×××77)转账752000元，并出具了借条。后余冬林按每月48000元的利息支付给侯杰。涉案《借条》侯杰于2015年7月4日重新签名的。曹伟娥对余冬林的此笔借款毫不知情，此笔借款也未用于共同生活。在收到一审的传票后，经曹伟娥查询曾诚62×××77的农业银行账号，该笔借款在2014年12月4日转入曾诚的账，并于当日消费，并且消费结算交易地点是“449999”，即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结算中心，此笔消费为在澳门消费。故该笔借款未用于曹伟娥的家庭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余冬林个人承担。三、一审法院判决侯杰支付“代理费l20000元”于法无据。余冬林签名的涉案《借条》中虽有“律师费”的约定，但本案侯杰并未聘请执业律师，也未出具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票据，并未产生律师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侯杰律师费的主张也不应支持。即使本案产生了律师费，也应依据《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标准收费，违规收费法律不应保护。四、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未追加案外人曾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中，涉案《借条》约定的交付方式为“转入曾诚账号”，且余冬林主张涉案《借条》是对侯杰2014年12月4日转入案外人曾诚账号借款的确认，故案外人曾诚是本案必须参加的当事人，一审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侯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曹伟娥的上诉理由不足，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曹伟娥的上诉请求。一、曹伟娥认为《借条》上“余冬林标注，此款转入曾诚帐户”侯杰没有提供转账凭证，一审庭审余冬林明确表示认可借款80万元，转账752000元的事实，并称可提供转账凭证，否则侯杰也可提供转账凭证。二、曹伟娥认为借款80万元，利息为每月6%，但曹伟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对于借款时48000元现金交付和开支，曹伟娥认为是利息每月6%，这只是一个数字巧合，曹伟娥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之后其或余冬林每个月都支付了48000元利息，余冬林出具的借条明确约定，“借款80万元，定于2015年10月4日还清，超过五天，按月计息，利息按双方约定利率确定”。那约定利率就是按银行银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因此曹伟娥认为借款80万元，利息为每月6%没有任何依据。三、曹伟娥认为80万元借款是余冬林的个人债务，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属于余冬林夫妻共同债务，侯杰认为曹伟娥是在故意逃避债务，曹伟娥提供银行的转账结算凭证显示为澳门一次性消费，并不能证明该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和生产，现在银行放开，套现方式较多，只要愿意出钱，到处都有人提供拿现金的方便，因此，不知余冬林是利用消费套现还是购买家庭生活生产的贵重物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侯杰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理由充分，有法可依。四、曹伟娥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支付“代理费l2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错误，曹伟娥称没有产生律师费更为错误。所谓律师费，是人民通常习惯把代理费称之为律师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韶关市浈江区和平法律服务所是依法登记批准的从事法律服务的合法执业机构，代理人是通过全国统考获得法律服务资格，从事二十多年执业的法律工作者，本案代理是从诉前财产保全、一审、二审、还包括代为申请执行，依照《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基层法律工作者服务收费规定》没有超过收费标准，侯杰与代理人签有《委托代理合同》。曹伟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认为支付代理费违反上述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代理费是对债权人通过诉讼实现目的所遭受损失的赔偿，因此，代理费不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问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的约束，网上有众多案例除支持利率24％外支持代理费请求的判决。五、曹伟娥认为要追加案外人曾诚为第三人，但本案由于对曾诚为余冬林提供账户转账752000元，余冬林与侯杰均不持异议，且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曾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曾诚没有必要作为第三人参诉讼，故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错误。余冬林、鄢彩华无正当理由不参加二审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侯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余冬林、曹伟娥、鄢彩华共同向侯杰归还借款8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还清款项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冬林与鄢彩华是朋友关系；余冬林与曹伟娥是夫妻关系。2015年7月4日，余冬林通过鄢彩华介绍，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侯杰借款800000元，《借条》载明：“今借到侯杰现金/汇款人民币（大写）捌拾万元（￥800000.00元），定于2015年10月4日还清，超过五天，按月计息，利息按双方约定利率确定，如未如期偿还的，债权人可向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自愿承担债权人因此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此据。借款人：余冬林（签名、指模），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131××××5555，二0一五年七月四日，担保人自愿承担借款人上述债务的担保责任，担保人：鄢彩华（签名、指模），身份证号码：××，二0一五年七月四日……。”余冬林在《借条》的空白处签署“此款转入曾诚帐户”并签名确认。借款到期后，侯杰多次向余冬林催讨借款，但余冬林均未还款。侯杰遂于2015年12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审庭审中，对于出借款项的数额，侯杰认为2014年12月4日其以银行转帐方式出借752000元给余冬林，后来，侯杰与余冬林一起消费付款并支付了一部分现金给余冬林，两项合计为48000元，共出借了800000元给余冬林，双方约定利息即借条后面补充约定的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余冬林、曹伟娥没有还本付息，曹伟娥不可能不知道余冬林借款，借款发生在余冬林、曹伟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余冬林、曹伟娥夫妻共同债务；余冬林提出其只是收到侯杰2014年12月4日转入案外人曾诚帐户的借款752000元，并写了一张借条给侯杰，没有收到侯杰的现金，侯杰出借款项时先扣除了利息48000元（余冬林认为双方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6%计算，800000元×6%﹦48000元），只出借了752000元，后来，余冬林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了一张借条，原来那张借条被撕掉了，余冬林没有偿还过本金，但按照48000元每月向侯杰支付利息，并表示愿意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约在9个工作日内）提交其支付利息的相关证据（最终没有提交），余冬林、曹伟娥没有关于财产方面的约定；曹伟娥述称借款转入收款人曾诚的帐户后，是在澳门消费的，余冬林借钱时曹伟娥不知道，是双方吵架时侯杰才告知这笔借款余冬林拿去澳门赌博赌掉了，余冬林借款是为了赌博，并未用于家庭生活，余冬林经常去澳门赌博，不可能余冬林每次借钱去赌博，其妻子都要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余冬林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曹伟娥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曹伟娥还自认其与余冬林没有关于财产方面的约定。另查明：2015年11月22日，侯杰与韶关市浈江区和平法律服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侯杰因与余冬林、鄢彩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本案）委托刘光担任诉讼代理人；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即：代为申请财产保全，代为诉讼，代为申请执行；代理费120000元，签订合同次日，侯杰支付了其中的50000元给韶关市浈江区和平法律服务所。一审法院认为，余冬林向侯杰借款800000元，有余冬林签署的《借条》等证实，侯杰、余冬林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一审庭审中，余冬林、曹伟娥提出该借款属于赌债应不予保护等意见，由于余冬林、曹伟娥亦未就其意见向法庭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此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纳。曹伟娥作为余冬林配偶，虽未在《借条》上签名，但该债务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余冬林、曹伟娥借款后至今拖欠不还，以致引起本案纠纷，余冬林、曹伟娥应负全部责任。侯杰起诉要求余冬林、曹伟娥偿还借款8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还清款项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和代理费1200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余冬林庭审中提出该借款实际上是借款752000元而非800000元，因余冬林未就该意见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且余冬林作为成年人，如实际借款752000元为什么借款金额却写800000元，与日常生活常识也不相符，故余冬林上述意见，该院不予采纳。鄢彩华作为余冬林借款的担保人，在《借条》上也签名确认，承诺对余冬林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侯杰起诉要求鄢彩华对余冬林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有据，予以支持。鄢彩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举证和质证的权利，不影响该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裁判。判决：一、余冬林、曹伟娥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侯杰借款8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和代理费120000元；二、鄢彩华对余冬林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鄢彩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余冬林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290元，由余冬林、曹伟娥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侯杰是否履行了《借条》约定800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二、余冬林借款是否属于余冬林与曹伟娥的夫妻共同债务。三、一审法院判决余冬林、曹伟娥向侯杰支付代理费是否错误。四、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曾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是否错误。一、侯杰是否履行了《借条》约定800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首先，侯杰认为2014年12月4日其以银行转帐方式转入案外人曾诚帐户752000元出借给余冬林并提供了曾诚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显清单》，清单上记载当日转存752000元，且《借条》的借款人余冬林亦认可其收到侯杰于2014年12月4日转入曾诚帐户的借款75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的规定，本院确认侯杰履行了《借条》约定800000元借款中的交付752000元的义务。其次，对于剩余的48000元侯杰是否交付给余冬林，本院作如下分析：1、侯杰称这48000元是其出借752000元给余冬林之后，与余冬林一起消费付款并支付了一部分现金给余冬林，两项合计为48000元，于2015年7月4日补写800000元的《借条》；余冬林亦述称其写了一张借条（不是涉案《借条》）给侯杰，侯杰于2014年12月4日转帐支付出借款752000元，后余冬林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了一张借条，原来那张借条已撕掉。由此可见，侯杰与余冬林双方均确认2014年12月4日侯杰只出借了752000元，2015年7月4日余冬林补写800000元的《借条》。至于2014年12月4日至2015年7月4日期间，侯杰称其出借752000元给余冬林之后，与余冬林一起消费付款并支付了一部分现金给余冬林，两项合计为48000元，但侯杰除提供了800000元的《借条》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从余冬林自称其“写了一张借条（不是涉案《借条》）给侯杰，侯杰于2014年12月4日转帐支付出借款752000元，后余冬林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了一张借条，原来那张借条已撕掉”的内容分析，余冬林既然在收到侯杰转帐支付的752000元之前（包括当日）就已写下借条，若借款数额没有增减，利息（包括利率）、担保人或还款时间亦没有变更，余冬林完全没有必要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下一张800000元的《借条》。鉴于余冬林从未主张因借款利息（包括利率）、担保人或还款时间发生变更而需另立《借条》，且余冬林否认2014年12月4日至2015年7月4日期间侯杰与余冬林一起消费付款并支付了一部分现金给余冬林，因此，若余冬林写下的第一张借条的借款数额为752000元，在余冬林未主张侯杰要求余冬林虚写增加借款本金或利息48000元的情况下，余冬林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下一张800000元的《借条》违反常理；若余冬林写下的第一张借条的借款数额为800000元，其在未收到800000元，还存在48000元差额的情况下，按常理，其于2015年7月4日重新写《借条》时，应向侯杰提出扣减48000元，写下752000元的《借条》，完全没有必要在没有胁迫、欺诈，甚至是在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写下800000元的《借条》。结合余冬林自认只收到752000元借款，但于2015年7月4日写下800000元的《借条》后至今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亦未申请仲裁或提出起诉要求撤销或变更其于2015年7月4日写下800000元的《借条》的事实，本院确认2015年7月4日余冬林写下800000元的《借条》时，余冬林认可侯杰与余冬林一起消费付款和支付现金的款项（合计48000元）为余冬林借款，故一审法院确认侯杰履行了《借条》约定800000元借款的交付义务正确，本院予以认同。二、余冬林借款是否属于余冬林与曹伟娥的夫妻共同债务。余冬林向侯杰借款发生于余冬林与曹伟娥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余冬林、曹伟娥均自认夫妻没有关于财产方面的约定，余冬林、曹伟娥亦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侯杰与债务人余冬林明确约定为余冬林个人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余冬林向侯杰借款属于余冬林与曹伟娥的夫妻共同债务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曹伟娥提出即使2014年12月4日转入曾诚的752000元属于余冬林的借款，由于曾诚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款于当日消费，并且消费结算交易地点是“449999”，即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结算中心，此笔消费为在澳门消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余冬林个人承担一节。首先，曹伟娥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消费发生在澳门，即未能全部完成举证，应由曹伟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次，尽管曾诚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侯杰转入的752000元当日已全部一次性消费，但并不等于该消费完全未用于曹伟娥的身上（如购买金银钻首饰、名牌服装、手袋、名表等）或家庭生活（如购买高级电器、照相器材、高档药材等）。再次，虽然在曾诚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752000元于当日一次性全部消费，但亦不能排除通过朋友、熟人，或支付一定数额的好处费方式，采用名为消费、实为套现的方式支取现金的可能。故曹伟娥提出的消费发生在澳门，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一审法院判决余冬林、曹伟娥向侯杰支付代理费是否错误。2015年7月4日余冬林写下的800000元《借条》约定“如未如期偿还的，债权人可向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同时自愿承担债权人因此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虽然侯杰委托诉讼的代理人不是律师，但该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其所在的法律服务所依照《广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粤价[2003]219号】中“涉及财产关系的除收取办案手续费每件500-1000元外，还应按下列比例另加收费。……上述项目的法律服务也可由法律服务所和委托人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实际工作量以及标的额的大小协商确定。”的规定以及与委托人侯杰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协商确定代理费用符合上述规定，且代理费用亦属于余冬林“自愿承担债权人因此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的范围，因此，依据余冬林在2015年7月4日《借条》中的上述承诺，余冬林应支付代理费120000元给侯杰。至于余冬林应支付的代理费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规定中的“其他费用”，该司法解释未对该条款中的“其他费用”做出列举或解释，但分析该条款中的“逾期利息、违约金”是具有违约惩罚属性的，故“其他费用”应当是也有惩罚属性的费用名目：如滞纳金。而且分析立法目的，如果要将代理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的承担方式做限制，完全可以在条款中列明。而代理费、律师费是当事人事先约定且债权人必须先支出的，该笔损失已经发生，不具有惩罚属性，换言之，由于上限为总计不超过年利率24%，必然让守约方承担大部分代理费、律师费，其后果是惩罚了守约方，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因此，本院认为代理费、律师费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的“其他费用”，故不能适用该条款处理本案。四、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曾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是否错误。前面已述，《借条》的借款人余冬林认可其收到侯杰于2014年12月4日转入曾诚帐户的借款75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余冬林此自认予以确认。因此，曾诚未取得侯杰转帐支付的752000元，且本案曾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未认为有独立请求权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处理结果亦与曾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的转款事实也无需曾诚参加诉讼便可以查明确认，故一审法院未追加案外人曾诚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及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曹伟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曹伟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韩文锋代理审判员  李 罡代理审判员  梁晓芳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何海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