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民终42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曲元庆，男，1945年8月22日生，系哈尔滨市环境保护监测局退休干部。委托代理人：崔世莲，黑龙江维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生代，男，1962年8月9日生，无职业。委托代理人：李湖，黑龙江吉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曲元庆与被上诉人赵生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8日作出（1999）大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曲元庆、曲元家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因曲元庆、曲元家逾期未预交上诉费，本院于2001年9月29日作出（2001)黑立民终字第26号民事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7年11月29日，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大民监字第45号民事裁定对本案再审，并于2008年5月1日作出（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又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更正（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尾部“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本裁定送达之日即为（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送达之日。曲元庆收到此裁定书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黑民终字第18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2008）大民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1999）大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发回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4日作出（2016）黑27民初2号民事判决。曲元庆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曲元庆及其委托代理人崔世莲，被上诉人赵生代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元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赵生代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一、双方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买卖关系之间，实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欺诈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应依该合同判决曲元庆给付设备款及利息。根据赵生代当时所称买设备方需要签订一个协议，要求曲元庆在事先起草好的《协议书》上签字，当时只需曲元庆在乙方（购买方）签字，甲方（卖设备方）的位置是空白，将来需要卖方签名，后来赵生代自行在甲方（卖方）的位置签名。实际赵生代是想将其旧设备卖给曲元庆，故意隐瞒真相，虚构采金矿如何赚取利润，承诺为曲元庆办理矿体、代购设备等事宜，如果赵生代当时说实话，矿体、设备都是赵生代的，还有6万元运费（距离很近，不涉及铁路运费），曲元庆不可能在合同上签字。其证据主要有：1.当时曲元庆、曲元家向赵生代出具的一份“委托书”，其委托内容为：“现委托赵生代在我购买金矿设备一事中作为我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设备定价、运输保管、资金往来使用（包括结算）等全权代理。如果双方是买卖关系，无需签订这份委托书。2.赵生代的父亲赵金琦两封书信也能证实双方的委托关系。3.赵生代在一审中也承认是曲元庆委托其购买设备。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56万元的支出。赵生代作为被委托人在委托终止时，未向委托人报告56万元费用的去向。（1）赵生代称22万元已经交给加格达奇林业局黄金公司（以下简称黄金公司），但该公司为国有企业，如果存在交费的事实必然有发票，但赵生代并未提供发票，而是提供了加格达奇林业局矿产资源管理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资源办）出具的一份证明，证实费用交给黄金公司，不能充分证明交费的事实，且出证的资源办与黄金公司也不是一个单位。（2）6万元运费没有实际发生，赵生代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以上两笔费用没有发生，赵生代应予返还。赵生代辩称：1.该案自1998年起诉至今已有18年，事实清楚，曲元庆购买设备采金的全过程是曲元庆于赵生代的父亲赵金琦事前以书信的方式联系，并对设备和价格商定好的，曲元庆认可。后双方于1996年5月30日签订买卖《协议书》，是双方约定后的具体落实，合同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实际履行。2.设备交付后，曲元庆已经实际投入生产使用，其主张设备不合格、不能使用不符合事实。3.《协议书》约定的22万元矿体费，已由赵生代代为支付，货物已经运到金矿，应由曲元庆承担6万元运费。4.曲元庆已经按照约定向赵生代出具两张欠据，证实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赵生代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曲元庆给付购买设备款22.5万元，配件款2.4万元，合计24.9万元，以及按双方约定的月利4分给付利息，由曲元庆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之间是亲属关系（赵生代人的父亲赵金琦与曲元庆人是表兄弟），1995年11月30日，赵金琦写信给曲元家、曲元庆，在萝北问了一下购置一套用过的旧设备的价格高的70万，低的50万，有关矿体、采金技术、设备情况都好办，其可以帮助组织设备到工地交货，赵生代可领曲元庆到现场看矿体，生产时他可到原地指导。1996年4月26日，赵金琦再一次给曲元庆写信，随信附一份预计的采金所需的设备清单，分别注明了预计的设备及价格：挖掘机20万、红旗100推土机4台每台6.5万，四台26万元，12吋混流泵整机震动水管2万元，50发电机组一台2万元，溜槽一套6万元，电焊机一台0.25万元，预计的需设备款共计56.25万元，并表明是萝北货，5月初在生产地火车站交货，以及预计所需的火车运费等内容。曲元庆同意做此生意。并陆续给付赵生代56万元。1996年5月30日，在哈尔滨市天竹宾馆，曲元庆、曲元家在赵生代事先起草好的《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赵生代为甲方，曲元庆、曲元家为乙方，经双方协商同意，现将甲方的设备卖给乙方，设备及价格如下：挖掘机一台18万元，红旗100号推土机四台24万元，龙江大溜槽一套（除毛毡）2.4万元，50千瓦发电机组一台2万元，以上旧设备合计50.5万元。甲方将推土机旧链条换为新的，包括螺栓在内，乙方应按新价款的60%给甲方，甲方将设备运到加格达奇或松岭火车站，乙方应付给甲方6万元运费及其他费用。如乙方要求甲方把设备从加格达奇火车站运到（古里库金矿)矿体上,乙方再另行给付甲方运费。付款方式：第一次预付款。剩余款甲方按月利息4分收取利息。第二次付款，乙方应在1996年11月30日之前将剩余款连本带利付清给甲方。超期付款利息不得低于4分。同时，曲元庆给赵生代出具了一份“委托书”，主要内容为曲元庆、曲元家委托赵生代全权代理购买金矿设备、运输保管等。曲元庆要求赵生代对其收到的56万元设备款出具收条，赵生代提出除去需交矿体抵押金的22万元、运费6万元，购买设备还差22.5万元不够，于是赵生代当日分别给出具收到设备款28万元、运费6万元、代交矿体抵押金22万元三张收条。同时，曲元庆给赵生代出具一份欠设备款22.5万元的欠条和一份配件款（链条等）2.4万元的欠条。欠条明确注明“按协议约定按月4分利（4分/每1元人民币每月利息）归还本利。赵生代1996年6月末开始，陆续将一台挖掘机、四台红旗100推土机、一台大溜槽一套（除毛毡）、50千瓦发电机组一台送到曲元庆的矿上,曲元庆没有异议,但曲元庆主张这些设备试用几天后就不能用了，就不要了。之后，赵生代向曲元庆、曲元家索要设备及配件款未果，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赵生代提出申请，因曲元家已经死亡，故对曲元家撤销起诉。一审法院认为，赵生代父亲赵金琦写信承诺愿帮助曲元庆办理矿体和给购买一套旧采金设备等，1996年4月26日赵金琦再次给曲元庆写信附一份设备清单及价格，大约需56.25万元。曲元庆表示同意,并交给赵生代56万元。1996年5月30日，双方双方签订一份买卖《协议书》,明确约定了旧设备的种类、数量、价格，运费金额、更换推土机链条价款的承担比例、付款方式及违约利息等,设备款共计50.5万元。该协议与赵金琦清单的预算金额接近，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而且已经实际履行,是有效协议,应受法律保护。签订买卖《协议书》的同时，曲元庆又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也是代购设备事宜。曲元庆主张“委托书”能证明买卖《协议书》是无效的，缺乏法律依据。赵生代按《协议书》约定将设备送到曲元庆矿点，曲元庆承认已经试用，但主张经试用这些设备不能使用，不要了，但是曲元庆没有依法主张自己的权利，拒付设备及配件欠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曲元庆给赵生代出具了欠据，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曲元庆应当依法承担给付的民事责任。赵生代对共同债务人曲元家申请撤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准许。另外，赵生代给曲元庆出具的22万元收条明确写明是矿产抵押金，曲元庆当时没有提出异议，现主张该款是设备款没有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八十四条、八十五条、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曲元庆给付赵生代设备款及配件款24.9万元。欠款利息按中国人民人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息，从1996年5月3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万元,由赵生代负担0.6265万元，由曲元庆负担0.3735万元。对一审法院查明，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曲元庆提交如下一组共计六张交费票据的证据，黄金公司的管理部门收取曲元庆资源费、发展费、提存费共计0.92938万元。欲证明曲元庆开采涉案金矿已经交费，是资源、管理发展费用，且没有赵生代所说所述的矿体抵押金。赵生代质证称，曲元庆与赵生代的哥哥赵生世共同到黄金公司交纳20万元矿体费，一审法院在2007年到资源办调查并取了笔录，且由资源办出具了证明，证实赵生代已经代交了矿体费，该组证据中的六张费用票据交纳的费用与交纳的20万元矿体费不是同一笔费用，该六张票据与矿体费无关，合同约定的矿体抵押金即为矿体费。本院认证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曲元庆交纳相关费用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与本案争议的22万元矿体费有关，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采信。另查明，1998年12月9日，资源办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赵生世在1996年5月末交佳林局黄金公司矿体费贰拾万元整，特此证明”。曲元庆称于1996年7月5日至10月5日间，将涉案四台推土机送到涉案金矿；赵生代称于8月20日将设备全部运到涉案金矿，赵生代未提供在10月5日之前运到矿上的相应证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涉案《协议书》的效力以及两张欠据的认定、曲元庆是否接收使用涉案设备以及赵生代收到6万元运费和22万元矿体费的履行情况。关于《协议书》的效力以及两张欠据的认定问题。从赵生代的父亲赵金琦给曲元庆书写的两封信件和曲元庆出具了“委托书”以及所支付56万元当时没有见到货物的事实看，是赵金琦帮助曲元庆联系矿体、帮助其从他人处购买开采金矿设备、运输等事宜，双方似存在委托关系。但在曲元庆出具委托书的同时与赵生代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双方买卖涉案设备，而非委托关系，同时曲元庆还为赵生代出具两张共计24.9万元的欠据，自行否定了委托关系，是曲元庆对买卖关系和欠款的认可。虽然曲元庆主张签订该合同当时应赵生代的要求在合同乙方处签名，甲方（出卖方）的位置空白，将来由真正的卖方签字，曲元庆单方签订合同后，赵生代将自己的名字擅自填写在甲方处，合同不真实，属于欺诈性质。赵生代对此予以否认，曲元庆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其主张的该事实不成立。因此，《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所形成的两张借据亦为曲元庆本人出具，证据真实，符合合同约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应当作为欠款的证据。关于曲元庆是否接收使用涉案设备以及货物质量的问题。曲元庆主张货物运到古里库金矿自己没有签收，货物质量存在问题，不符合交付条件。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交货地点是加格达奇或松岭火车站，实际赵生代运送到涉案古里库金矿，曲元庆亦不否认货物运到该矿。至于曲元庆是否签收，不影响赵生代已将货物运送到涉案金矿的事实，赵生代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曲元庆提出货物不符合要求，有两台推土机在使用期间经常损坏、另两台不能使用。对此，前述两张书信证实为价格低的旧机器，《协议书》亦约定的旧机器，未约定旧机器的使用功能达到什么状况。还有，双方于1996年5月30日签订《协议书》，按照曲元庆主张的10月5日最后一台推土机到货的时间，至赵生代于1998年10月15日提起诉讼，时隔两年多的时间，曲元庆没有提供质量异议和要求退货的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因此，应认定为赵生代已经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关于赵生代收到6万元运费和22万元矿体费的履行问题。《协议书》约定的22万元为矿体抵押金，是使用该矿开采黄金应当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交费义务，资源办向一审法院出具证明，证实赵生代的哥哥赵生世代表赵生代已向黄金公司代交20万元矿体费，曲元庆在经营期间，亦未交纳此款。虽然合同约定的交纳此款的名称为矿体抵押金，而资源办证实交纳的是矿体费，矿体抵押金和矿体费为同一性质，无论是哪个名称，承包经营着均需依法向国家职能部门交纳此款，且赵生代经营期间即未向黄金公司、资源办等国家职能部门交纳矿体抵押金或矿体费，资源办证实已收到的20万元矿体费，应当作为赵生代履行交付20万元矿体抵押金的义务，但赵生代对其收到22万元中的另外2万元，未提供合法支付此款的证据，应将2万元从其欠款中扣除。《协议书》约定运输地点到达加格达奇或松岭火车站，运费为6万元，赵生代在履行该合同内容时，实际运输到曲元庆经营的古里库金矿，赵生代已经实际履行了运输义务，曲元庆理应按合同约定的6万元运费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曲元庆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27民初2号民事判决为，曲元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赵生代22.9万元，并自1996年10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结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利息；二、驳回曲元庆的其他上诉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万元，由赵生代负担1.2530万元，曲元庆负担0.747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广厚代理审判员  王晓兵代理审判员  王成慧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刘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