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粤05民终3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新光，男，汉族，1973年9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法定代表人：赵彦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少文，广东中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健，广东中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成都市金牛区新光内衣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经营者：胡新光。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白海霞，女，汉族，1983年12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钧茗，四川川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新光因与被上诉人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下称锋燕发公司）、原审被告成都市金牛区新光内衣商行（下称新光商行）、原审被告白海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4民初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新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20）粤0514民初434号民事判决；2.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锋燕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锋燕发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上严重违法。1.违背“不告不理原则”，超出锋燕发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锋燕发公司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系其与新光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因胡新光系新光商行的经营者而主张其承担连带责任；又因白海霞系新光商行业务员也一并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案涉合同主体，以及锋燕发公司的诉讼请求都非常明确具体。但是，一审法院在直接否定了锋燕发公司与新光商行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自行认定了一个新的合同关系进行判决，这不仅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违背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显然超出了锋燕发公司诉请的范围。即便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查明可能存在新的合同关系及相对人，依法也应释明锋燕发公司另案诉讼或变更诉讼请求及起诉的对象，但是，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相应的释明。在提及相关问题时，锋燕发公司及其代理人也未作出任何变更诉讼请求的意思表示，另外，锋燕发公司的代理律师系一般代理，也无权当庭承认、放弃、变更锋燕发公司的诉讼请求。2.未按法定程序通知本案关键当事人白海霞到庭。本案初始是与所谓的“白海霞”无关的。在第一次庭审时，锋燕发公司既未起诉白海霞，未向其主张任何权利，也未在任何事实陈述部分、举证部分提及白海霞这个人。相反的，从锋燕发公司最开始提交的起诉状、证据清单、律师函等材料中，可明显看出：对于《应收款明细表》中不清不楚的署名，锋燕发公司一方一直认为系胡新光本人确认，而非白海霞。因此，胡新光认为：在锋燕发公司自己都没搞清楚到底是谁签署的《应收款明细表》，且无其他关联性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一味同意追加白海霞为被告的申请，本身就难以让人信服。就算如此，一审法院也有义务保障基本的程序正当，依法向白海霞送达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以便本案公平公正的审理。但实际送达情况是：一审法院自行送达不能，委托成都市成华区法院也无法送达，至此，本应依法公告却未进行公告送达，程序显然不合法。更荒唐的是，一审法院甚至提出胡新光代白海霞签收传票的无理要求。在被胡新光拒绝代签后，一审法院依然未进行公告送达，违反法定程序开庭审理并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据事后了解，该时间段，白海霞因其父亲病重，在乡下老家悉心照料（人不在成都且已多年未使用尾号1217的手机号码），不久其父亡故，又忙于料理后事，极有可能因此导致通讯不畅，其并非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胡新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传唤白海霞出庭，公正审理、查明真相、以示胡新光清白。二、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严重不足。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锋燕发公司作为卖方，主张货款，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锋燕发公司应当就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标的物的交付情况、价款的构成等承担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就记录在案的证据以及锋燕发公司无端的指证而言，其显然并未尽到对应的举证义务，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1.锋燕发公司声称白海霞系新光商行的业务员，以新光商行的名义“经常到其公司看样、订货、提货和对账”，但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白海霞的员工关系和授权关系；更未提供任何经白海霞签字的订货单、送货单、发票签收单等单据。就长达两年且多次交易的过程而言，这显然极不符合常理，无凭无据，实为锋燕发公司虚假的陈述。2.《应收款明细表》记录的是2015、2016年的交易情况，形成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在此时间段，胡新光与白海霞既无夫妻关系，也无用工关系（锋燕发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另外，锋燕发公司已经认可胡新光并未签署《应收款明细表》；就算白海霞未到庭，但对比其婚姻档案中的签字，也完全能够确认《应收款明细表》中的签字绝非白海霞所为。在胡新光特别提出字迹明显不一致时，一审法院有意回避，不作论述，偏袒之意明显。3.按照《应收款明细表》的记载，大部分交易均开具了“销售普通发票”，锋燕发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卖人，有条件也有义务提供对应日期的销售发票，以供法庭审阅，但本案中，锋燕发公司却拒绝提供任何销售发票，据此足以推定胡新光并非实际的购买方，锋燕发公司已涉嫌恶意诉讼、虚假陈述。通俗的讲，本案既无经胡新光签字的直接证据，也无有效的合同、订单、送货单、收货单、发票等辅助证据，仅有的《应收款明细表》还是其他人签署的。锋燕发公司持一份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签字人是谁的表单，却以此为由要求胡新光支付巨额的货款，可谓无稽之谈，想必换做任何人都无法接受。三、关于胡新光陈述不实的问题。本案之所以如此荒诞，其根本原因在于一审法院罔顾事实，进行了胡乱的推论和认定。本文已经指出锋燕发公司诸多陈述不实之处，一审法院对此非但未予追究，反而“吹毛求疵”，过分追究胡新光无关紧要、无心之过。胡新光认为一审法院明显有意偏袒锋燕发公司，判罚不公。关于“不认识白海霞”的陈述，胡新光在庭后已进行补充说明，鉴于一审不公的判决，胡新光认为有必要再次澄清如下：1.胡新光确无虚假陈述的必要，《应收款明细表》中的签字，显然并非白海霞的字迹，不管怎样，在胡新光与白海霞存在夫妻关系的情况下，承认白海霞的身份，让白海霞出庭质证，只会对胡新光百利而无一害，胡新光完全没有必要谎称自己不认识白海霞。2.确因过失导致陈述错误，并非故意为之。其一，全国叫“白海霞”名字的人数以千计万计，仅四川就有26人之多，胡新光文化程度较低，无法辨别《应收款明细表》中的签字，其想表达的是：就算在《应收款明细表》中的字是“白海霞”，那签署这三个字的“白海霞”也并非自己的妻子“白海霞”，可能是同名同姓的人，胡新光肯定不认识。其二，胡新光最真实的意思是：2016年间，胡新光并未与白海霞结婚登记，那时候的妻子系庄晓玲，然后提供了2000年旧版的结婚证的照片。因胡新光文化程度很低，不会使用电脑，在文印店找人代打字时，遗漏了“2016年”这个时间限制，才导致了此次误会。3.胡新光因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为宣泄个人情绪，并未及时修正错误。胡新光对于本案“子虚乌有”的债务，本就感到莫名其妙，与白海霞又存在家庭矛盾，无法正常沟通，以致于作出了不当的表述。但事后，经一审法庭询问和说明后，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立即进行了悔过，并更正了自己的不当陈述，补充说明了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4.并未影响正常的诉讼活动。确认《应收款明细表》效力的关键在于确定实际的签字人，在锋燕发公司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胡新光是否认识白海霞、是否与之存在婚姻关系显然并非决定该份证据效力的必要条件。即便胡新光陈述不实，也并不影响法庭对案件关联性事实和证据真实性的审查，一审法院只要立足于证据本身，或者依法传唤白海霞到庭，依然能查明事实。因此，胡新光的陈述并不影响本案正常的审理。反观锋燕发公司，锋燕发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法定代表人更是多次被限制高消费，由此可见，其歪曲事实，恶意诉讼之意，昭然若揭，恳请二审法院秉公审理，打击虚假诉讼，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锋燕发公司答辩称，1.锋燕发公司的代理律师是特别授权；2.本案的事实认定在一审中已经对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行确认，并不存在所谓的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3.关于胡新光虚假陈述的问题，锋燕发公司对其在上诉状中这一大段说词不予认可。新光商行述称，一审判决中已经认定新光商行与锋燕发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与新光商行无关。白海霞述称，1.白海霞作为一审被告之一，并没有收到一审法院经合法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导致其一审缺席审理并不是白海霞故意的，一审阶段是白海霞父亲重病后离世，她在老家照顾父亲长达数月；2.针对锋燕发公司声称与白海霞进行对账，这与事实不符，白海霞从未与锋燕发公司进行过往来对账，不存在签署对账单，且对账单上的签名并非白海霞签署，无法辨认是谁的签字，也绝非本人署名；3.对账前后，白海霞对新光商行知之甚少，既不了解商行经营情况，更无权代表商行签署任何结算、对账的文件。事实上，就新光商行与锋燕发公司间白海霞也没有签署过任何对账或结算的文件。锋燕发公司声称与白海霞进行了对账，纯属子虚乌有，捏造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严肃处理，依法追究其扰乱司法活动、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锋燕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光商行、胡新光、白海霞连带偿还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6年11月15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新光商行、胡新光、白海霞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关于锋燕发公司与新光商行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由于锋燕发公司提供的代理协议书中加盖的印章与新光商行备案的刻有编码的印章明显不一致，锋燕发公司又未能证明新光商行有使用涉案代理协议书中加盖的印章，故对代理协议书不予确认，对锋燕发公司主张其与新光商行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予采信。关于白海霞在2016年11月15日与锋燕发公司进行对账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白海霞在2016年11月15日与锋燕发公司进行对账的效力应予确认，理由是：1.胡新光承认与锋燕发公司有多年的生意往来，其转账给赵彦丰、赵文钰款项系付还锋燕发公司货款，故锋燕发公司与胡新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予确认。2.锋燕发公司提供的应收款明细表虽然只有白海霞签名确认但该应收款明细表项目名称为“胡新光（霞丹妮）”，里面记载的胡新光付还锋燕发公司货款的情况与锋燕发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能相互印证，结合胡新光在诉讼中明显违背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庄晓玲的结婚证，否认与白海霞存在夫妻关系，违反诚信原则，并且胡新光和白海霞已在2017年3月22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白海霞在诉讼过程中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应诉等情形，一审法院认定白海霞在应收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的行为系胡新光的授权行为，对胡新光具有约束力，确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一审法院认定锋燕发公司与胡新光存在多年的买卖关系，胡新光多次向锋燕发公司购买“霞丹妮”品牌内衣系列产品。2016年11月15日，白海霞与锋燕发公司对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交易和付款进行对账，并在锋燕发公司出具的应收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2020年4月1日，锋燕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20年6月28日，新光商行、胡新光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否认新光商行、胡新光和锋燕发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声称胡新光与赵文钰存在过交易往来；确认胡新光的妻子是庄晓玲，与白海霞不存在夫妻关系，白海霞是何人无从得知。2020年7月17日，锋燕发公司申请追加白海霞为共同被告。2020年11月17日，胡新光到庭接受询问，确认新光商行、胡新光于2020年6月28日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是虚假的，称其与庄晓玲已经在2016年或者2017年离婚；与白海霞2017年认识，于2017年与白海霞结婚；对锋燕发公司出具的应收款明细表上的签名认为无法辨认，不清楚是谁签的；与锋燕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认识了二十多年，双方的生意往来也很久，2015年、2016年也应该有生意往来；确认转账给赵文钰的款项是付还锋燕发公司涉案货款。对其虚假陈述的问题，胡新光当庭表示认识到错误，并提交了具结悔过书。另查明，胡新光与白海霞于2017年3月22日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为，锋燕发公司与胡新光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双方的买卖关系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有应收款明细表、银行转账记录、当事人的陈述等为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锋燕发公司请求判令胡新光付还货款269321.1元，可予支持。由于双方对结欠货款没有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锋燕发公司请求判令胡新光支付从2016年11月15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对合法有据部分法院予以支持。由于锋燕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新光商行与其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法院对锋燕发公司请求新光商行承担连带责任不予支持，对新光商行提出没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由于本案债务为白海霞与胡新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之前产生的债务，系胡新光的个人债务，现锋燕发公司请求判令白海霞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由于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而锋燕发公司与胡新光、白海霞并没有约定付款期限，锋燕发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并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诉讼时效，故法院对胡新光提出锋燕发公司提起本案的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白海霞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既不答辩也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锋燕发公司的主张放弃抗辩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胡新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还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逾期利息损失从2020年4月1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驳回锋燕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39.82元，由胡新光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除“白海霞在2016年11月15日与锋燕发公司进行对账的效力应予确认”、“白海霞在应收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的行为系胡新光的授权行为，对胡新光具有约束力，确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2016年11月15日，白海霞与锋燕发公司对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期间的交易和付款进行对账，并在锋燕发公司出具的应收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与本案证据不一致外，其他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锋燕发公司提供的应收款明细表是否对胡新光发生法律效力。锋燕发公司主张应收款明细表上的落款签名是由白海霞于2016年11月15日签署的。本院认为，锋燕发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理由如下：1.白海霞在2016年11月15日并非胡新光的配偶，锋燕发公司二审询问时提出白海霞在应收款明细表形成时与胡新光存在事实夫妻关系，但未进行举证；2.锋燕发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白海霞系新光商行的员工或胡新光授权白海霞签署该应收款明细表；3.白海霞在二审询问时否认应收款明细表的签名系其签署，锋燕发公司并未就此进一步举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白海霞在2016年11月15日与锋燕发公司进行对账的效力应予确认”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纠正。锋燕发公司提供的应收款明细表因证据不足，无法对胡新光发生法律效力。因锋燕发公司一审提交的代理协议书、应收款明细表均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锋燕发公司无法提供证明其与新光商行或胡新光存在本案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其他基础单据，故胡新光上诉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驳回锋燕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的主张，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白海霞在应收款明细表上签名确认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的行为系胡新光的授权行为，对胡新光具有约束力，确认胡新光结欠锋燕发公司货款269321.1元”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胡新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汕头市潮南区人民法院（2020）粤0514民初43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39.82元，由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339.82元，由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负担。胡新光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339.82元，本院予以退回。广东锋燕发服饰有限公司负担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339.82元，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拒不交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焕丹审判员  翁晓红审判员  江炯坤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姚晓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