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黔行终7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昌权，男，苗族，农民，1954年6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台江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光九，女，苗族，农民，1956年6月7日出生，住址同上，系杨昌权之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台江县苗疆东大道**。法定代表人杜贤伟，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龙山，贵州振法律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刘再权，台江县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股长。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审第三人杨昌云，男，苗族，农民，1964年4月19日出生，住贵州省台江县。杨昌权、张光九与台江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台江县政府”）、及原审第三人杨昌云土地行政登记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6日作出的（2016）黔26行初35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完毕。一审法院查明，杨昌权的父辈在台江县××××幢，1962年，因家庭生活困难，杨昌权的父亲将木房卖给同村村民李光辉。因李光辉在台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2000年初，李光辉举家迁居台港县城，李光辉遂于2007年9月3日与第三人杨昌云签订《购房合同》，将自己从原告父亲处购买的房屋卖给第三人杨昌云。经杨昌云申请，台江县政府于2007年10月为杨昌云颁发了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16年10月，杨昌云拆除从李光辉处购买的旧房准备修建新房时，原告以其父亲1962年卖房不卖地为由提出异议，并阻止第三人施工，遂发生本案纠纷。2016年10月，第三人以请求判决杨昌权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为理由，向台江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杨昌权、张光九知悉第三人杨昌云持有台江县政府为争议宗地颁发的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后不服，于2016年3月15日，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台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案件受理费由台江县政府承担。杨昌权、张光九诉称，1962年，杨昌权的父母将属于其所有的木房卖给村民李光辉，口头协议卖房不卖地，房屋所在宅基地使用权仍属于杨昌权、张光九家所有。李光辉举家迁居台江县城居住后，于2007年9月3日将没有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卖给第三人杨昌云，2007年10月，台江县政府为杨昌云颁发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杨昌权，张光九并不知情，直到2016年2月，杨昌云起诉杨昌权、张光九排除妨碍民事诉讼过程中，杨昌权、张光九才得知杨昌云已取得了该宗土地的《集体土地使用证》。杨昌云在本村内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下，与李光辉擅自买卖宅基地未经村民委员会书面同意，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且台江县政府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前作地籍勘测时，未经四邻接界人签字认可，颁证行为违背了法律的规定。请求判决撤销台江县政府为杨昌云颁发的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案件受理费由台江县政府承担。杨昌云述称，被诉的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在1962年以前属于杨昌权家管理使用，但1962年杨昌权父亲转让房屋时，已一并转让给村民李光辉，宅基地使用权已发生了转移，杨昌权、张光九已丧失了出场房屋所占宅基地的使用权。李光辉买房后，曾拆旧房建新房一直居住到2007年才将房屋转让给杨昌云，杨昌云又居住到2015年9月，在此期间，杨昌权、张光九均未提出异议。2015年10月，杨昌云准备重新建房时，杨昌权、张光九提出1962年其父亲卖房不卖地，但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理由不能成立。台江县政府为杨昌云颁发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方正》与杨昌权、张光九没有利害关系，杨昌权、张光九无权主张该土地使用权利和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杨昌权、张光九的诉讼请求，维护人民政府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杨昌云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在行政辖区内为当事人颁发土地使用权属证书是台江县政府的法定职责。本案被诉的台地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的位于台盘乡阳芳村一组的宅基地在1962年以前属于杨昌权父辈使用是事实，但该宅基地已被杨昌权父亲于1962年连带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村民李光辉，宅基地使用权已随房屋一并属于李光辉所有，且李光辉连续使用该宅基地至2007年，在此期间，原告并未提出异议，现杨昌权、张光九提出其父亲卖房不卖地，杨昌权、张光九虽然提供了证人李某的证言，但李某的证言没有明确证实杨昌权、张光九的主张，且杨昌权、张光九无书面证据证明其父亲卖房不卖地，故杨昌权、张光九提出其父亲卖房不卖地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光辉于2007年9月3日将其购自杨昌权父亲的房屋转让给杨昌云，李光辉与杨昌云签订的《购房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虽然台江县政府没有派员参加本案的诉讼，但根据争议双方提交的证据和庭审陈述，足以认定本案事实，故台江县政府为杨昌云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与杨昌权、张光九没有利害关系，并未损害杨昌权、张光九的合法权益，杨昌权、张光九无权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昌权、张光九的起诉。一审宣判后，杨昌权、张光九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行初35号行政裁定书；2、撤销台江县政论007年10月颁发的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杨昌云与李光辉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于法无据，应认定其无效合同；2、该判决书第四页、第五页中提到2016年10月，第三人请求杨昌权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为由向台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现在才是2016年6月，怎么可能是2016年10月提起的诉讼？3、一审法院对1962年上诉人杨昌权父亲卖房给李光辉，当时口头约定卖房不卖地没有文字依据，故不予以采信。但从整个案件来看，当时的见证人李某也证实双方卖房不卖地应该予以采集。在60年代，不可能存在比较规范的书面买卖协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没有尊重事实，请求贵院依法判令如诉所请。被上诉人台江县政府辩称：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的人，是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人，即是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利害关系的人。本府向杨昌云颁发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是根据其房屋用地头部以及村集体的用地证明，根据法定程序调查审核的结果，杨昌权此时既不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该房屋附属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人或者邻宗地人，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对其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杨昌权与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诉请撤销该证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不得买卖，，地上房屋作为不动产出卖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房屋附着的土地使用权自然归属房屋买受人享有。杨昌权关于其父卖房不卖地，该地由该户保留使用权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依法不能成立。综上，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行初35号行政裁定驳回杨昌权的起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第三人述称，一审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裁定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一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一审法院移送本院。二审期间，被答辩人并未提交证据。上诉人提交李某的证明，证明目的为：本案争议地上的房屋于1962年于杨昌权父亲转让给李光辉，当时只转让房屋，，地并没有转让给李光辉该份证据没有证明人的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也没有提供证明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身份的文件，不符合证据格式要求，而且该证明也没有与其他书记形成锁链证据，相互印证，因此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纳。第三提交的证据有：1、台江县台盘司法所出具的《关于阳芳村一组李光辉、张玉荣与杨昌云的〈购房合同〉一事说明》；2、《购房合同》，证明目的为：李光辉家与杨昌云签订的《购房合同》真实有效。司法所的说明是在一审中可以提交的证据，但第三人并未在一审中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原告或者第三人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之规定，对该份说明不予采纳。至于《购房合同》，第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在二审中不必重复提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一审判决第四页、第五页中提到的“2016年10月，杨昌云拆除从李光辉处购买的旧房准备修建新房时……”及“2016年10月，第三人请求杨昌权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为由向台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时间错误。经审查，这是一审法院写判决书时的笔误，对于本案案情处理没有影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为：东抵杨昌松木房为界，南抵堡坎脚为界，西抵杨昌寿住宅堡坎脚为界，北抵水沟以杨世海屋檐滴水线为界。于1962年由杨昌权父亲连带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给同村村民李光辉，且一直由李光辉管理并居住至2007年，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未提出任何异议。2007年9月3日，李光辉将其从杨昌权父亲处购买的房屋及宅基地转让给同村村民杨昌云，之后，杨昌云向台江县政府申请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2007年10月，台江县政府根据杨昌云的申请，向其颁发了台土集用（2007）字第4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现时隔54年，上诉人提出杨昌权的父亲当时是卖房不卖地，且只提交了证人李某的证明来证据其观点，该证明没有写明证人李某的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也未附有李某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从证据形式上看，该份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从证明效力来看，该份证明没有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真实本院不予认可。即便上诉人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当初是卖房不卖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之规定，其上诉主张也难以得到支持。本案中上诉人也不是本案争议地的四至范围的相邻人。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之规定，上诉人杨昌权、张光九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综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行初35号行政裁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杨昌权、张光九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朱 进代理审判员 白 帆代理审判员 许文艳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