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1)陕10民终1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宁，男，汉族，生于1981年2月12日，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现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民、王晶，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春英，女，汉族，生于1977年7月10日，住陕西省丹凤县，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洋，男，汉族，生于2001年10月17日，住陕西省丹凤县，学生，系陈春英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改芹，女，汉族，生于1960年7月17日，住陕西省丹凤县，农民，系陈春英婆母。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海军、关晓兰，陕西众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宁因与被上诉人陈春英、周洋、杨改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法院（2020）陕102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1年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宁上诉请求：1、撤销丹凤县人民法院（2020）陕1022民初723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为：三被上诉人共同返还给上诉人770629元人民币并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2月1日计算至返还之日止）或将本案发回丹凤县人民法院重审。 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陈春英的丈夫周某甲给上诉人的工队干活并负责代发自己带领干活的工人工资。2018年全年应当给工人支付的总工资2822461元，2018年全年由周某甲受托支付和工人直接领取的工资数额为2610524元。上诉人应当再支付工人工资为211937元。2019年2月11日周某甲意外失足身亡，经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和部分工人算账，还有982566元的工人工资未付。因此得出周某甲生前尚有770629元未支付给工人。周某甲死亡后，大量遗产由被上诉人继承，三个被上诉人应当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债务。周某甲生前已付工人工资没有出现在“核算清单”中的应减数字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方，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将举证责任全部加给上诉人是不正确的。另外，本案案由不是不当得利而是被继承人债务纠纷，一审案由确定错误。 陈春英、周洋、杨改芹答辩称，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周某甲生前还有70余万元工人工资未付。上诉人主张的2018年度应付工人工资282万余元，是推算的错误数据，没有证据予以佐证。宋宁给周某甲转账的钱包括工人的房租水电费、工人的医疗费、送礼的钱等等并不完全是工资。周某甲生前已经结清的工人工资没有出现在“核算清单”中，周某甲生前已付的工资远远不止1851646元。宋宁2018年2月12日转给周某甲的8万元应当是2017年的工人工资，因为当时工地还没有开工。 宋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三被告共同返还被告陈春英丈夫周某甲生前未发给工人的工资770629元人民币；2、请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资金占有期间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6%计算，从2019年2月1日计算至返还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共计人民币60299元（770629元×6%÷365×476天）；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从2015年起，被告近亲属周某甲在原告宋宁承包的外墙保温工地上打工并代发部分工人工资、记录工人做工天数等。2018年，原告在西安市XX堡、华侨城、天琴湾等外墙保温工程，原告雇佣被告陈春英丈夫周某甲为其干活，周某甲从丹凤县老家找来工人为原告提供劳务，周某甲在工地主要负责计算工人工作量和工人工资，周某甲将工人工资核算后报经原告审核，原告通过微信转账、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将工人工资、生活花费、房屋租金、水电费等转给周某甲，由周某甲代替原告向工人发放工资，周某甲在中间不拿提成和管理费。原告负责提供工人住宿不管吃饭，吃饭费用由原告垫付或工人借支，在结算工资时从工资总额中予以扣除。原告与周某甲口头约定，周某甲工资为每月10000元，全年12万元，原告与周某甲及雇佣工人均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2月3日原告宋宁通过西安银行账户向周某甲转账12笔共计283000元，2018年3月4日至2019年2月2日宋宁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周某甲转账汇款28笔，共计1739500元，2018年3月14至2019年1月25日宋宁通过微信给周某甲转账47笔，共计184350元，以上转款共计2206850元。另外原告也给陈某甲负责带工的工人转款发工资(或生活费)，原告承包工程的施工方也给工人发放部分工资，周某甲也给陈某甲带班工人发工资（或生活费），所有三方发放的工人工资都计算在周某甲代付的工人工资总额中，成为原告宋宁应付工人工资总额。2019年1月31日周某甲、陈某甲（又名陈某乙）、朱伟等找原告宋宁索要工人工资并核对账务，原告承诺先转给周某甲100万元，另外100万元等过完春节后再付，原告当场给周某甲写了100万欠条一张，原告后于2019年2月1日分三次向周某甲转款100万元。2019年2月11日，周某甲在丹凤县老家失足身亡，由于部分工人工资没有付清，2019年3月2日原告与周某甲弟弟周某乙、陈某甲、朱伟等7人在西安市一家宾馆内以周某甲生前记录做工笔记本、陈某甲笔记本为依据计算出剩余未支付工人工资，由周某乙、朱伟执笔写下“2019年工人工资核实名单上报如下”（以下简称核实名单），原告宋宁给未付清工资的工人写下欠条承诺下欠工人工资数额为982566元由其负责给付，同时原告向被告陈春英出具欠条确认欠周某甲2018年全年工资12万元未付，并承诺在2020年初付清，原告向陈某甲出具欠条载明欠其工资3万元在2019年12月31日前付清。后原告分数次付给被告陈春英45000元，2020年1月9日原告向被告陈春英出具欠条，载明所欠陈春英现金75000元在2020年9月1日前付清。 另查明，在原告等7人核实下欠工人工资后，又有部分工人找原告索要未付工资，原告分别于2019年9月5日，2020年8月6日向李建良、王国存、李书民等人出具欠条，承诺下欠工资34823元由其给付，此下欠工资数额并未全部统计在“核实名单”中。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中又变更案由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但经本院审查，双方争议的焦点仍为原告与被告近亲属周某甲之间是否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根据《中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原告诉称周某甲将其委托代发工人工资未能全部发放，私自占有未付工资款77万余元，在周某甲意外死亡后该未付工资款被周某甲法定继承人占有，三被告应向原告返还。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近亲属周某甲代发工人工资，如果其能证实周某甲亡故前手中尚有代发工资余额或者是应发而未发的工资，则与周某甲之间产生不当得利之债，原告有权向三被告主张债权。但是根据原告所举证据，本院无法得出周某甲生前手中存在应当退还原告的不当利益，理由如下：一、原告应当发放的工资总额无法确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向周某甲的转款数额为2206850元，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周某甲代发工资人数和工资总额是多少。原告依据2019年3月2日形成的工人工资“核实名单”主张周某甲已付工资总额为1730786元，扣除陈某乙(即陈某甲)代付工资182950元与上线公司支付工资166474元后，剩余为周某甲实际已经支付的工人工资1381362元，原告向周某甲转款2206850元，减去周某甲实际已付工资款1381362元后，认为周某甲仍持有825488元未发工资，在周某甲死亡后，原告宋宁已将剩余未支付工人工资全部支付，周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即三被告将周某甲持有的未发工资据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原告主张周某甲已付工人工资总额1730786元，主要依据是在周某甲死亡后经过原告与部分工人核对后形成的“核实名单”，但是根据周某甲记录的做工笔记本和证人证言可知，“核实名单”上主要是工资未付清的工人名单，已经全部付清的工人名字就未在名单上出现，所以实际上有部分工人工资在周某甲生前已经付清，但该部分已付工资数额未在“核实名单”上记载，原告依据记录不全的“核实名单”计算出的2018年全年工资总额属于不正确不真实的，比如“核实名单”中李书明、王成林、王国存、李庆连既无应发工资数额及已付工资数额，也无下欠工资数额，而原告后又出具欠条承认下欠李书民工资9046元，欠王国存工资8600元，欠李建良工资17177元。被告提供的周某甲生前记录2018年做工清单上记载工人工资总额为3506072元，与原告计算出的工资总额差距较大，由于“核实名单”主要记载了未付清工资工人名单，应发工资数额、已付工资数额及已付清工资数额均未完整统计和记载，该“核实名单”记录不全面不准确不真实，存在遗漏和差错，不能据此核算出2018年全年工人工资总额及周某甲已经支付工人工资数额。工人工资总额应为已支付工人工资与未支付工人工资，扣除合理花费等非工资项目，加上其他人员（即陈某甲及上线公司）支付工人工资之和。周某甲已经实际支付的工人工资应该依靠证据来证实，不能依靠原告与部分工人回忆和“核实名单”证明，只有在双方对“核实名单”完全没有异议下，才能依据“核实名单”确认周某甲应发工资总额及已经支付工人工资数额，现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确定工人工资总额及已经支付工资数额，也不能计算或推算出周某甲代发工人工资总额。 二、周某甲已经发放的工人工资无法确定。在原告宋宁委托周某甲代发工人工资此民事法律行为中，涉及到原告所承包工地2018年全年工人工资总额、原告向周某甲转款总额、周某甲已经支付工人工资数额、实际下欠工资数额及应由原告承担合理支出费用数额等几组关键数据。原告依据“核实名单”计算出2018年度全年工人工资为282万余元，由于该“核实名单”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不能够统计或计算出全年工人工资总额，故原告主张的全年工资总额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向周某甲转账记录，能够证明周某甲收到原告银行转款、微信转款共计为2206850元之事实，依据陈某甲记录账本该转款中包含有房租、水电费、随礼钱、支付工人医疗费、请工人吃饭费用等，因此不能全部认定该2206850元转款性质为工人工资。原告依据“核实名单”中工人工资总额减去下欠工资数额推算出周某甲生前实际支付工资数额，由于“核实名单”中部分工人工资未记载已经支付工资数额，仅有下欠工资数额，如周某甲实际已支付赵卫东等四人工资但在“核实名单”中未记载应发工资数额和已付工资数额，仅记载下欠工资10000元，有些已经付清工资在“核实名单”中也未记载已付工资数额，因此周某甲生前实际已经支付工人工资数额并不客观真实，同理在周某甲死亡后，经过原告与部分工人回忆核对计算出下欠工人工资为982566元也存在差错，有部分工人下欠工资未统计在“核实名单”中，该“核实名单”中工资总额、已经支付工资数额及下欠工资数额均不真实准确也不完整，因为原告所主张的工人工资总额和已经支付工资数额不是依据证据证实的而是计算或推算出来的，此种计算或推算不严密不合理，存在逻辑性错误，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且和周某甲生前记录账本不符，故原告主张下欠工人工资数额982566元本院也不予采信。根据本案现已查明事实来看，原告工地全年雇佣工人人数不能确定，全年工人工资总额及已经支付工资数额依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原告工地工人工资发放存在周某甲、陈某甲及发包方(上线公司)三个方面，加之原告在周某甲生前双方未进行最终账务核对清算及签字确认，原告对雇佣工人的工资发放、生活费借支及其他费用支出报销均不规范，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依据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周某甲生前实际已经支付的工人工资数额。 三、周某甲手中是否存在代理发放的工资余额或应发而未发的工资资金无法确定。根据原告提供的周某甲邮政储蓄银行账户交易清单证明周某甲生前其银行账户在2019年2月5日前仅有资金余额32293.6元，周某甲2019年2月11日亡故后其近亲属支取32293元，原告未有证据证明此款系周某甲代发的工资余额或应发而未发的工资款，也无证据证明周某甲生前存在将大量代发工资占为己有的事实。 四、周某甲亡故后，原告对周某甲经手的账务已经与被告陈春英及工人代表进行了清算，清算结果是下欠工人工资982566元由原告负责给付，被告陈春英仅需提供证明予以配合协助，以上事实证明周某甲手中非但未有应当返还原告的不当利益，原告尚欠周某甲2018年工资12万元未付之事实。 原告主张三被告近亲属周某甲生前与原告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三被告作为周某甲法定继承人应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法律责任，原告应举证证明周某甲生前与原告之间存在此种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由于原告在委托周某甲代发工人工资中，双方之间账务来往较为繁复，工资结算手续不够规范，并且原告与周某甲生前未及时核对有关账务，原告现提供的证据无法确定2018年全年工人工资总额、已经支付工人工资数额、下欠工人工资数额及合理支出费用等，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周某甲生前与原告宋宁之间已经形成不当得利之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证明三被告将周某甲生前未支付的工人工资实际占有的事实，因此原告主张周某甲法定继承人返还未付工资款770629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周某甲之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务，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770629元等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宋宁要求被告陈春英、周洋、杨改芹返还其近亲属周某甲生前未付工人工资770629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是事实争议。上诉人宋宁上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周某甲意外死亡后，陈春英和周某乙、陈某甲、朱伟等人与宋宁算账得出的“核算清单”而推出的结果。但是，根据周某甲生前的笔记本和证人证言可知，“核算清单”上主要是工资未付清的工人名单，已经全部付清的工人名单未出现在名单中，宋宁依据记录不全的“核算清单”计算的2018年全年的工资总额，并不可靠。所有工人均是给宋宁干活，宋宁作为老板，对工人的工资总额负有证明责任，现在宋宁并没有拿出工人工资总额的账单，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给周某甲所有转款中不包括2018年以前的工资和其他支出费用。由于宋宁之前给周某甲转款金额不足支付工人工资，才于2019年2月1日给周某甲转款100万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经宋宁申请调查，2019年2月1日宋宁给周某甲转款100万元的账户在2019年2月11日周某甲意外死亡之日仅剩32293元，账户中没有大额余款，周某甲属意外死亡，生前恶意侵占宋宁的资金的可能性不大，正常推断账户中的资金经周某甲生前支取后兑付了工人工资。综上，宋宁认为周某甲生前尚有70余万元资金没有给工人发放，被陈春英、周洋、杨改芹占有的事实不成立。本案首先需要审查的是周某甲生前是否有尚未发放的工资需要返还，该问题是不当得利性质，所以一审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是正确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一审事实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案由定性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上诉人宋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尤永刚 审 判 员 卢洛军 审 判 员 文改云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法官助理 刘庆华 书 记 员 付 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