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1）苏02民终16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兴市云天五星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新街街道绿园路479号彩虹大厦5号19A02。法定代表人：邵丽娇。委托诉讼代理人：过巍，江苏法舟（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丽娇，女，1978年11月15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过巍，江苏法舟（宜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市官林镇新官东路53号。法定代表人：储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董莉，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宜兴市云天五星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公司）、邵丽娇因与被上诉人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1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其公司并非江南公司五粮液的唯一供应商，江南公司无法证明案涉五粮液均是其公司提供。（1）江南公司提供的一张五粮液酒收款收据上标注“李正南”，说明除了其公司外，至少还有李正南也在给江南公司供应五粮液。（2）经法院现场清点，白酒也出现了与诉争酒不同批次、种类，增多、短缺的情况，这明显说明江南公司也从别人除购买了五粮液白酒。（3）驾驶员陶小忠虽然负责其公司送货事务，但不可能记得起五年内给江南公司的供货数额，所以公安局让陶小忠在江南公司整理的清单上签字确认送货金额明显不公平。（4）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中制作的证据在刑事和民事阶段均未经过法庭质证，不能直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证据。目前公安机关因为案件证据存在较大瑕疵，故而解除了主要嫌疑人的刑事强制措施。在该案中的鉴定证明书缺乏客观真实和公正性，委托和鉴定的过程存在较大问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5）本案江南公司库存的五粮液无法证明就是公安机关鉴定的酒，送去鉴定的酒有扣押手续，而本案法院清点库存的酒没有扣押手续，且两批酒数量、批次存在差异，经公安扣押的酒也不应该还在江南公司处。（6）2016年11月后长达两年，双方没有发生过往来，而其多次向江南公司采购芮一芸发送消息推销，但芮一芸答复五粮液库存还有1200箱，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云天公司供应给江南公司的五粮液数量。2.一审法院认为其公司不能证明五粮液不是自己提供的，而判决其公司败诉，分配举证责任不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理应由江南公司举证案涉五粮液是由其公司提供，而江南公司的举证显然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此外，其公司要求江南公司提供酒水领用单、进入记录单、发票等材料以证明其公司系江南公司唯一的五粮液供应商，但江南公司称:“发大水，票据泡没了”，显然是持有对己不利的证据而拒不提供，应当承担不利后果。3.其公司送货至江南公司的两批25箱五粮液酒，货款75000元至今未付，而一审判决金额中没有扣除江南公司上述还未付的75000元，仍判决由其公司返还，显然错误。4.邵丽娇作为云天公司负责人虽然代收了酒款，但不足以证明存在财务混同，一审法院认定由邵丽娇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事实依据不足。被上诉人江南公司辩称，1.其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案涉假酒是由云天公司提供。李正南盖章的票据是其公司财务审核的失误，但从云天公司就该笔酒水的付款情况也可以推断出该票据就是云天公司提供。2.关于法院清点酒水不一致的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采取抽检的方式，因此有遗漏的未计算在内。其在起诉当中也已经把不符的部分革除。3.关于芮一芸在聊天中说有1200箱库存的问题，是因为其公司采购的不止有五粮液，还有其他品质酒水。关于其公司遭遇特大暴雨库房被淹一事众所周知。4.邵丽娇作为云天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收到江南公司货款后未转交云天公司，可以推定其与云天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因此邵丽娇应当对云天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5.案涉库存假酒均由云天公司提供，则所涉假酒对应货款均应当由云天公司返还，这与其另外还有多少货款未支付无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云天公司、邵丽娇返还其公司货款336400元；2.判令云天公司、邵丽娇赔偿其公司336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8月24日，江南公司以3000元/箱的价格购买52%vol五粮液白酒60箱，以2400元/箱的价格购买39%vol五粮液白酒13箱。2015年9月10日，江南公司以3000元/箱的价格购买52%vol五粮液白酒59箱。以上合计价款为388200元，江南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向邵丽娇汇款388200元，云天公司出具收款收据。2015年12年30日，江南公司以3000元/箱的价格购买52%vol五粮液白酒180箱，合计价款为540000元，江南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向邵丽娇汇款540000元，云天公司出具收款收据。2016年5月10日、5月11日、5月12日，江南公司以2100元/箱价格购买39%vol五粮液白酒共计200箱，合计价款420000元。江南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向邵丽娇汇款420000元，云天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2016年11月9日，江南公司以3000元/箱的价格购买52%vol五粮液白酒50箱，合计价款为150000元。江南公司于2016年11月21日向邵丽娇汇款150000元，云天公司出具收款收据。2018年11月，江南公司以2100元/箱的价格购买39%vol五粮液白酒16箱，以3000元/箱的价格购买52%vol五粮液白酒10箱，合计价款为63600元，江南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向邵丽娇汇款63600元，本次货款收款收据加盖了“李正南发票专用章”。2018年，江南公司向云天公司购买25箱五粮液，合计价款为75000元，该货款江南公司尚未支付。2019年1月份，江南公司组织年会聚餐，并使用了上述五粮液作为年会招待用酒。在用酒过程中有员工反映五粮液有假酒的嫌疑。2019年2月15日，江南公司以购买到假冒五粮液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宜兴市公安局于当日进行立案。邵丽娇向宜兴市公安局陈述，其自2015年开始向江南公司销售五粮液白酒，且每一次都是由驾驶员陶小忠将白酒送至江南公司的，陶小忠对涉案五粮液运至江南公司予以确认。宜兴市公安局委托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五粮液进行鉴定。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对生产日期为2014年6月18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8月16日的52%vol五粮液和生产日期为2015年5月19日、2016年10月18日、2014年6月18日的39%vol五粮液进行了抽样鉴定，并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鉴定证明书，确认送检样品为假冒产品。2020年10月30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五粮液进行了现场勘查。经勘查，属于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抽样鉴定的生产批次的52%vol五粮液尚存623瓶，39%vol五粮液24瓶，其他生产批次的尚存50瓶，合计697瓶。上述事实，有送货单、收款收据、报销审批单、银行转账回执、酒采购明细表、宜兴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询问笔录、鉴定证明书、勘验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江南公司尚存的697瓶五粮液是否为云天公司供应；二、涉案五粮液是否为假冒产品；三、本案是否可以适用《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规则；四、邵丽娇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一，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五粮液是由云天公司供应，理由如下：江南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收款收据、报销审批单所对应的五粮液型号、单价、数量与驾驶员陶小忠确认的采购明细表一致，且江南公司已经将对应的货款支付给了云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邵丽娇，云天公司亦开具收款收据，云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江南公司在2015年8月至2018年11月间通过其他渠道购买过五粮液，据此可以推定涉案五粮液为云天公司所供应。至于云天公司、邵丽娇提出收款收据加盖了“李正南发票专用章”，该货款支付对象依然是邵丽娇，与过往的习惯一致，单张收据印章与以往不一致不足以否定云天公司与江南公司存在涉案五粮液买卖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五粮液的生产厂家，有资质对自身生产的产品进行真伪鉴定，且该鉴定是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进行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断涉案五粮液真伪的依据。至于云天公司和邵丽娇以鉴定过程仅使用放大镜、肉眼观察等手段而未使用专业设备进行鉴定为由，质疑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酒类真伪大多通过外包装可以辨识，而作为五粮液的生产厂家，对其生产五粮液外包装特征的熟知度更高，完全可以通过外包装特征辨识真伪。故云天公司和邵丽娇质疑鉴定结论科学性的意见，不予采纳。因此，确认送检批次的647瓶（52%vol五粮液623瓶、39%vol五粮液24瓶）五粮液属于假冒产品。其他生产批次的尚存50瓶，江南公司诉讼请求中未将送检批次之外50瓶计算在内，不予认定。关于争议焦点三，单位非消费者，不适用《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条款。理由如下：第一、消费者系为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即不能从事生活消费，只有个人才是生活资料的终极消费者。第二，单位是法律拟制人，非真正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享有自然人独享的某些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条款保护的法益是自然人独享的生命和健康权益。第三，《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予消费者特殊保护的出发点在于现代消费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往往是个体社会成员，将消费者限定为自然人体现对弱势自然人消费主体的倾斜性保护。第四，单位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等途径寻求救济，单位作为经济交往中非弱势群体无需特殊保护。关于争议焦点四，江南公司支付货款后，云天公司出具收款收据，云天公司应为合同相对方。本案货款实际接收人为邵丽娇，邵丽娇作为云天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全程参与和主导了云天公司与江南公司买卖关系，邵丽娇在收到江南公司的货款后未转交给云天公司，无偿占有、使用云天公司资金，不作财务记载，应当推定云天公司与邵丽娇构成人格混同，故邵丽娇应当对云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江南公司与云天公司存在五粮液白酒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相对方有权解除合同。云天公司供应给江南公司的五粮液属于假冒产品，构成根本违约，现江南公司要求解除与云天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江南公司要求云天公司返还假冒五粮液货款，于法有据，应予支持。根据云天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和江南公司的支付凭证，可以确认涉案52%vol五粮液为500元/瓶、39%vol五粮液价格为350元/瓶和400元/瓶。现江南公司要求云天公司返还52%vol五粮液货款310500元（500元/瓶×621瓶），39%vol五粮液8400元（350元/瓶×24瓶），合计318900元，予以支持。邵丽娇对云天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南公司要求云天公司另外赔偿3189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涉案假冒五粮液的处置，因涉案五粮液属于假冒产品，不宜返还给云天公司，且公安机关侦查尚未结束，故对涉案假冒五粮液，不作处理。关于江南公司尚未支付的货款75000元，因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本案不在云天公司和邵丽娇应返还的货款中革除。鉴于本案是由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故依照合同法等相关规定作出上述认定。综上，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云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江南公司货款318900元；二、邵丽娇对云天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江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云天公司、邵丽娇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4元，由江南公司负担30320元，由云天公司、邵丽娇负担11084元。江南公司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用中由云天公司、邵丽娇负担的11084元由云天公司、邵丽娇向其直接支付，不再退还，云天公司、邵丽娇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江南公司支付。本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15日，宜兴市公安局决定对江南公司被销售伪劣产品案立案侦查，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该案仍在侦查阶段。上述事实有宜兴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在卷佐证。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公安机关已对江南公司被销售假冒五粮液酒刑事立案侦查，而刑事案件侦查所涉的法律关系和基础事实与本案基本一致，在公安机关未能明确排除云天公司犯罪嫌疑并查明销售假酒主体、数量等具体事实的前提下，本案不应当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而属于有经济犯罪嫌疑案件。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宜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2民初162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64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4元，退还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36404元，退还上诉人宜兴市云天五星广告有限公司、邵丽娇。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顾 妍审判员 毛云彪审判员 韦 苇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李佳书记员沈秋月本案援引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