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1）鄂01民终18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崇红，男，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北京观韬中茂（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静，女，1964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雷琴，女，196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夏区。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名勇，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崇红因与被上诉人雷静、雷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0）鄂0115民初5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1年1月21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刘阳独任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崇红上诉请求：1、判令雷静向高崇红书面赔礼道歉；2、判令雷琴向高崇红书面赔礼道歉；3、判处雷静向高崇红支付5万元精神抚慰金；4、判处雷琴向高崇红支付5万元精神抚慰金；5、本案诉讼费由雷静、雷琴承担。事实与理由：1、雷静、雷琴向某陈述虚假事实，是导致4338号案件主审法官做出“知情认定”的原因，雷静、雷琴之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妨碍司法。雷静、雷琴系4338号案件证人，其证言中陈述的所有事情，依时间历程，可以归类在如下四个时间段内。其一、第一时间段，从高崇红将钥匙交给雷静至雷静带买房人看房之前的这段时间。此时间段内的事情与“知情认定”没有关联，仅能证明雷静是上诉人、案外人姜春花出售涉案房屋的中间人。打电话给雷静询问相关联系情况是上诉人理所当然的合法权益。无从知晓房子的最终买家是谁，亦无从知晓具体的交易日期。以上事实与“认定知情”毫无关联。其二、第二时间段，从雷静带买房人看房至卖掉房子前。符合此时间段且与“知情认定”有关联的，只有雷静陈述的一件事即“他们夫妻两个都一直说要把那房子卖掉，在卖掉房子前，还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有没有买家买他的房子。”据555号案件庭审笔录来看，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从2018年3月10日到2018年12月2日之间，上诉人与雷静的所有通话记录，只有2018年12月2日的一条记录。此时间段内，上诉人从未打过电话给雷静，雷静作为此事之当事人，明明知道打电话的实为案外人姜春花一人，而非夫妻二人，其证言中“夫妻两个”、“都”、“一直说”、“还”、“经常”如此多修饰词语、不停的强调，足见雷静居心不良、用意歹毒。一审调查举证期间，为便于一审主审法官能以事实为依据，公平公正办案，上诉人依法向江夏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以便证明雷静是陈述虚假事实。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亦询问主审法官调查取证之结果，一审主审法官居然斥责上诉人，还担心上诉人录了音，叫书记员检查上诉人的手机。再有，雷静的代理律师无凭无据狡辩，以无法达到证明目的为由敷衍法庭，一审主审法官却充耳不闻，这样的审理何来“以事实为依据”又何来“公平公正”。其三、第三时间段，即交易当日。符合此时间段且与“知情认定”有关联的，只有雷琴陈述的一件事。即4338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0页第三、四行“原代：成交的时候，钥匙是谁交给原告的？雷琴：成交的时候是高崇红交给原告的。”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以查实的事实为据，并出示《房屋（转让）买卖合同》最后一页为证，证明把钥匙交给买房人的实为案外人刘国辉而非上诉人高崇红。雷琴，先在4338号案件中信口雌黄、无中生有、甩锅高崇红，继而又在本案一审庭审中直接甩锅江夏区人民法院“可能法庭当时记录有误”之程度，胆大妄为之举实属罕见。一审主审法官认为这是“雷琴是对案情事实的一种陈诉”，即否认了雷琴之说；又否认上诉人之说。其自言自语、擅做主张之行为，看似谁也不帮，实为“拉偏架”，对高崇红下阴招，甚至还借（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之判决书拉上江夏区人民法院，再借（2019）鄂01民终9961号案件之判决书再拉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其不公不正之行为背书，对本案的受害人即高崇红落井下石，在上诉人己是伤痕累累的心口，再撒把盐。第四时间段，也就是涉案房屋被买卖8个月之后，也就是2018年11月底发生的事情。此时间段内的事情，与“知情认定”毫无关联。至此，导致4338号案件中导致主审法官做出“高崇红对姜春花出售涉案房屋完全知情”之认定，全因对方向某陈述虚假事实所致。2、雷静向某陈述虚假事实之行为，其目的是为了逃避违约侵权责任，主观上是恶意的。其一、雷静作为中间人，其联系好买房人之后，其理应通知但实际并未通知上诉人，其行为应属于违约侵权行为。上诉人己在前面的理由一第二时间段内做了陈述，此处就不再赘述。另，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从2018年3月10日到2018年12月2日之间，上诉人与雷静的所有通话记录，只有2018年12月2日的一条记录，证明雷静的违约侵权行为。在一审庭审中雷静辩称“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即说明了其对此证的真实性与来源并无异议，此证结合555号案件庭审笔录中买房人陈述的看房时间足以证明雷静的违约行为是事实，请二审法院明察秋毫。其二、据4338号案件庭审笔录第10页倒数第4行，雷静姐姐的陈述，都可以看出，在未经第三人许可的情况下，中介姐妹二人，从未将涉案房屋交易一事对上诉人透露过只言片语，更是佐证雷静之违约侵权行为是事实。且隐瞒上诉人长达8个月之久，雷静屡次拒绝上诉人要求其提供买房人联系方式的请求，恶意阻止上诉人调查买卖真相，此等行为可能都是受案外人姜春花指使或二人密谋所致。其三、案外人姜春花虽是上诉人之妻，但夫妻感情破裂，其于2017年9月13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其长期私藏幼女伤我父女之情，心狠可想而知。案外人姜春花同为另案（2020）鄂0115名初1066号案件中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之一，此案件中，另一侵权行为人刘国辉到场实施侵权行为也是因雷静打电话通知所致。3、雷静向某陈诉道听途说之事的行为，刻意向某隐瞒其他事实，可以佐证其在法庭陈述虚假事实的行为可能是受他人指使亦或串通所致，主观上是故意的。其一、雷静在4338案件中陈述“她（姜春花）把房屋的钥匙快递给了她老公高崇红”之事。此事并非其亲身经历，亦非其亲眼目睹，更不是事实。上诉人交给雷静的那把钥匙，是上诉人亲自从涉案房屋5-6楼的消防栓里面拿到的，这把钥匙也是因为案外人姜春花电话告知上诉人具体位置才拿到的，并非案外人姜春花快递给上诉人的。另外4338号案件中庭审记录中，案外人姜春花说“高崇红要求我将钥匙邮寄过来，我将钥匙寄给了高崇红”案外人姜春花明知不事实，为什么她会如此默契的配合雷静事件就已经录制好内容？其实，这把钥匙并非2019年5月30日审理4338号案件中首次提到，是在更早的2019年3月18日审理555号案件就已经提过一次了，当日庭审现场时，法官在向买房人的父亲肖大同调查询问这把钥匙之事时，上诉人不懂法庭规矩，多了一句嘴说钥匙好像是姜春花快递给上诉人的。2019年3月18日当庭案外人姜春花与雷静均不在现场，案外人肖大同是在现场的。2018年3月23日交易现场的当事人清清楚楚，2019年5与30日之4338号案件由肖策发起，官司目的清清楚楚。“快递钥匙”乌龙事件中反应出来的人心太“邪”了。上诉人明明“不知情”成了“知情”。请求二审法院还原事实真相。其二、《自愿离婚协议书》出现在2018年3月23日的交易现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11月26日，雷静青口白牙对上诉人说，你老婆拿出离婚协议书，说房子是她的，最后就卖了。但从雷静的视频中，却无半个字提及此事，对交易日当天的事情只字未提，对于交易之前子虚乌有之事，到时异常热心。雷琴屡次在电话里面上诉人提及自愿离婚协议书之事，其到庭作证也是只字未提。此4338案庭审被上诉人为何知情不报，隐瞒法庭，此等欺上瞒下之行为算不算违法，上诉人不知道，可以佐证此二被上诉人向某陈述虚假事实主观上是故意的。其三、2018年11月24日，上诉人首次拨通雷琴电话就对其说“雷静，我是姜春花的老公，20栋三单元601的业主”自报家门之后，上诉人问雷琴，涉案房屋卖了没有？什么时候买的？为什么没有人通知上诉人？雷琴告诉上诉人，“我不是雷静，是雷静的姐姐。”然后雷琴就开始以房屋是“委托我妹妹卖的”为由，谎称“不知道卖了没有”，这个骗子一句真话都没有，这个骗子参与卖房，对涉案房屋是否卖了，完全知情，从第一个电话起，上诉人都会自报家门一遍“我是姜春花的老公”，雷琴实为知道与她通话的人就是上诉人，也知道涉案房屋早就卖了，其就这样一再的欺骗上诉人，就在2018年11月24日一天之内，上诉人拨通雷琴的电话多达4次，雷琴还回拨过一次。就如同其在2019年5月30日的开庭审理中自认的一模一样，2018年11月底，高崇红给我打电话，她以为我是雷静，他问我涉案房屋卖掉了没有，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这句是谎话我就告诉他房屋是委托我妹妹出售的，我对房屋是否卖了我不知道）。综上，雷静因其在出售涉案房屋过程中，未按约告知上诉人，致使案外人刘国辉、案外人姜春花（另案（2020）鄂0115民初1066号案件）对上诉人实施了侵权行为。雷静违约之后其又隐瞒上诉人长达八个月之久，在上诉人调查期间，在雷琴的帮助下，继续恶意欺瞒并阻止上诉人调查真相，推卸其违约侵权责任，主观恶性。雷静为了彻底推卸掉违约侵权责任，以身涉险（4338号案件中此案证人之一）向某陈述虚假事实，触犯国家，妨碍司法。雷琴为帮助妹妹推卸违约侵权责任，在上诉人调查涉案房屋过程屡次欺骗上诉人，亦不惜以身涉险（4338号案件）向某陈述虚假事实，妨碍司法。故上诉人认为其侵权行为之主观是恶性的。恳请二审法院能善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为不善言语且思维混乱的上诉人做主，查清事实，还原事实真相。雷静、雷琴辩称，雷静、雷琴没有侵犯上诉人的任何权益，一审判决符合法律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高崇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雷静向高崇红书面赔礼道歉；2、判令雷琴向高崇红书面赔礼道歉；3、判处雷静向高崇红支付5万元精神抚慰金；4、判处雷琴向高崇红支付5万元精神抚慰金；5、本案诉讼费由雷静、雷琴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5月5日，刘国辉及其妻杨新建（卖方）与姜春花及其夫高崇红（买方）、武汉家万顺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居间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卖方以30万元价格将上述房屋出售给买方。后姜春花欲出售上述房屋，经中间人雷静居间介绍，2018年3月23日，经肖策、刘国辉夫妻、姜春花三方协商一致决定，以刘国辉、杨新建作为卖方与肖策签约，将上述房屋以54万元价格出售给肖策，肖策付清了全部购房款。2018年9月11日，高崇红、姜春花发生矛盾后，姜春花报警，经民警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同意法院起诉离婚。双方至今尚未办理离婚手续，亦未经法院判决离婚。关于出售案涉房屋的事宜，2017年11月18日，高崇红通过微信要求姜春花“把房子卖了”，次日高崇红提出“房子四十到四十五万出手卖”、“除了卖房子和卖厂，其他事不要联系”、“房子我不争了，工厂我也不争了，都是你的，孩子我也不争了，也都是你的，都是投资所得。只要把这些我的工钱算给我就行”。2017年9月14日，高崇红微信告知姜春花“我没注意看协议。我没有钱还。房子你处理掉，还掉所有外债，多余作为是你和高文君的生活费……”。2018年3月17日，高崇红再次向姜春花提出“我说的，房子卖了给高彩铃（双方之女）一些，还我妹妹的钱”。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1、确认肖策与姜春花、高崇红之间就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山水怡园20栋3单元601室房屋的买卖合法有效；2、由姜春花、高崇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屋腾退交付给肖策。高崇红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1民终99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高崇红上诉认为姜春花卖房未经过其同意，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崇红在与姜春花协商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多次通过微信要求出售房屋，肖策提交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高崇红对出售房屋知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高崇红同意出售房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另查明，涉案房屋经三方协商一致，以刘国辉、杨新建作为卖方与肖策签约时，雷静、雷琴在场。雷琴在（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庭审中陈述“姜春花将钥匙寄给他老公高崇红，由高崇红亲自交给我妹妹的”、“成交的时候是高崇红交给肖策的”、“2018年11月底，高崇红给我打电话，他以为我是雷静，他问我涉案房屋卖了没有。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告诉他房屋是委托我妹妹出售的，我对于房屋是否卖了我不知道。他后来又打电话我妹妹了，我妹妹先询问了姜春花的意思，姜春花要求告诉高崇红，我妹妹就（告诉）高崇红了。”一审诉讼中，高崇红提交其与雷琴、雷静的通话记录，拟证明其于2018年3月10日至2018年11月24日之前未与雷静通话，在（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中本院以证人雷静、雷琴之证言和录音视频做出高崇红知情的认定是错误的。雷静、雷琴对证据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达到高崇红的证明目的。高崇红提交（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庭审笔录，拟证明雷静作伪证侵犯其权益。雷琴辩称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笔录中记载高崇红将钥匙交给肖策可能是法庭当时记录有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雷静、雷琴是否侵犯了高崇红的权利。本案起因系高崇红、姜春花委托雷静作为中间人居间出售房屋，后涉案房屋出售后，高崇红以雷静在交易前未通知高崇红，侵犯其知情权为由，起诉要求雷静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法院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现（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认为高崇红在与姜春花协商离婚财产分割过程中，多次通过微信要求出售房屋，肖策提交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高崇红对出售房屋知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高崇红同意出售房屋，故对于高崇红主张雷静侵犯其知情权并要求雷静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高崇红主张雷琴在（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庭审中作伪证导致法院认定高崇红知情的认定是错误的，雷琴辩称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笔录中记载高崇红将钥匙交给肖策可能是法庭当时记录有误。法院认为，雷琴在（2019）鄂0115民初4338号案件中的证人证言是其对案件事实所做的一种陈述，证言的效力也须经人民法院予以审查确认，并不能证明雷琴侵害了高崇红的权益,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法院一审，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证明高崇红同意出售房屋，故高崇红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高崇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高崇红负担。二审期间，高崇红向本院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为房屋买卖合同案件中的一份雷静的视频文字版本，拟证明雷静在该视频中的说法不真实，为道听途说；证据二为案涉房屋楼道里的两张照片，拟证明陈某的证言中的陈述，雷静说是她将钥匙给高崇红是在撒谎；证据三为雷静、雷琴售楼的照片，拟证明雷静、雷琴长期在小区售楼的事情；证据四为姜春花与肖策、肖大同的聊天记录照片；证据五为高崇红与雷琴的录音，拟证明雷琴认为高崇红与姜春花离婚了，房子归姜春花了，房屋买卖没有经过高崇红。房屋买卖后高崇红没有收到钱，且一直在找雷琴，说明高崇红根本不知道卖房的事，雷静、雷琴侵犯了高崇红的权利；证据六为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雷静、雷琴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雷静的视频，因没有看到视频的内容，如果是房屋买卖案中的视频那就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此案经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的认定，房屋买卖案中确实也提交了相关的视频证据，以那个案子的认定为准；证据二、三中的照片不能看出上诉人证明目的，也达不到上诉人所陈述的证明目的，且不能核实照片的真实性，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四，房屋买卖合同中没有看到该聊天记录，且高崇红也没有提交该聊天记录的原始记录，同时该聊天记录也印证了看房的钥匙是高崇红亲自交到雷静手上的；证据五中的录音没有经过雷琴的同意录的，不具备法律效力，证明内容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六的证人出庭作证需提前三日向某申请，且证人证言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评析认为，证据一至五均非原件，真实性不能核实，如系另案中所提交的证据，则应以另案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准。证据六仅凭证人陈某的证言，而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不足以否定雷静在视频中的陈述的真实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对高崇红提交的证据均依法不予采信。对于高崇红二审提出的调查申请，因其申请调查的内容与本案争议的焦点缺乏直接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高崇红在本案中主张其对案涉房屋的出售不知情，认为雷静、雷琴作为中间人在居间出售该房屋过程中存在向其隐瞒、并作虚假陈述，侵犯了高崇红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案外人姜春花与案外人肖策、刘国辉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姜春花基于其与高崇红的夫妻关系依法享有家事代理权，即夫妻一方对于案涉房屋的买卖等家事处理互有代理权，高崇红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姜春花在出售该房屋过程中委托雷静居间介绍，高崇红与雷静、雷琴之间并无委托关系，雷静、雷琴对高崇红并无相关的告知义务。对于高崇红认为雷静、雷琴在另一生效案件中的证言存在虚假陈述，并作为了另案定案的依据导致该案结果给高崇红造成损失，高崇红应针对另案提出相应的请求、主张相应的权利。高崇红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现高崇红并无有效证据证明雷静、雷琴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并造成损害的事实，亦无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害与侵权行为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一审法院驳回高崇红的诉请，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所述，高崇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高崇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刘阳二〇二一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陈晓玲书记员张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