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1民再65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法定代表人黄某某，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友光，福建求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太栋，男，193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啟书，女，1940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日，男，197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晋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先兵，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能举，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古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新，女，196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系陈能举的姐姐。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碧强，女，198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工，福建知信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薛蓉华，女，197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一审第三人：黄尚康，男，197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上诉人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太栋、周啓书、朱日、陈能举、林碧强、一审第三人薛蓉华、黄尚康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3）仓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万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友光、被上诉人朱日及其委托代理人潘先兵、被上诉人林碧强的委托代理人黄爱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太栋、周啟书、陈能举、一审第三人薛蓉华、黄尚康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重审判决，改判万安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重审认定万安公司与死者陈民伟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并无确凿直接的证据。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对外墙广告设置的管理与批准，仅为宏观管理。而且本案损害的发生并非是广告牌在日常使用中因维护管理过错坠落而造成的损害。因此物业公司及开发商对楼宇外立面的管理维护并无过错。证人李某某、段某某、唐某某均未出席各次庭审并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证言属于无效证言。该三位证人与受害人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低。该三份证人证言中二份系传来证据，另一份证无法直接证明是“保安队长”还是“物业人员”，并且不能准确指向万安公司。事发后公安机关已查看并调取了现场录像，因未接受任何机关指示录像应予保存，在时过六个多月后该现场录像已被新的监控所代替，客观上已无法提供了。即使有录像存在，也同样不能证明雇佣的经过。一审重审认定万安公司系陈民伟的雇主，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重审在原告拒绝到庭的情况下，按一审程序进行缺席审理和判决，严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法的规定。所谓的申请再审发回重审的原告可以不到庭直接审理并判决，无法律依据；三、原一审时在多方协调后万安公司作出妥协的结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万安公司接受了承担20%经济赔偿责任。而朱日、陈能举、林碧强仅分担了各10%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的分担已臻合理，原告对此并无不同意见，并接受了各方的赔款。被上诉人朱日辩称，一、万安公司与死者陈民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福州市公安局仓前派出所对李某某、段某某、唐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仓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万安公司工作人员吴敢创、宗小磊、吴东升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第三人薛蓉华与开发商签订的租赁合同、朱日与万安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等证据可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万安公司与死者陈民伟之间系雇佣关系；二、本案是雇佣关系所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万安公司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重审适用程序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系申请再审后发回重审案件，与普通一审程序不同。一审重审判决是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后作出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原告拒绝出庭的情况下不得缺席判决。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重审判决。被上诉人林碧强辩称，同意被上诉人朱日的答辩意见。由于朱日、林碧强、陈能举已向原告支付赔偿款，万安公司应将剩余应支付的30%的赔偿款支付给朱日、林碧强、陈能举。被上诉人陈能举提交书面意见辩称，同意被上诉人朱日的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薛蓉华提交书面意见述称，本案系雇佣关系人身损害赔偿，薛蓉华从未雇佣或委托他人雇佣死者陈民伟从事劳务工作，本案雇主赔偿责任与第三人薛蓉华无关。一审重审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被上诉人陈太栋、周啓书、一审第三人黄尚康未发表答辩意见。陈太栋、周啓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万安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50000元、死亡赔偿金359220元（按17961元／年×20年计）、丧葬费12581元（按25702元／年÷12月×6月计）、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误工费1560元（按120元／天×13天计）、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按50元／天×13天计）、护理费2080元（按80元／天×13天×2人计）、被抚养人生活费79254元（4662元／年×6年＋4662元／年×11年计）、交通费5000元。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审查明，被告朱日、陈能举、林碧强分别系仓山区复原路学生城市广场3号楼1层A3-1-30、31、32号店面业主。在上述被告购买该店面前，开发商福州欣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将该店面出租给第三人薛蓉华，并约定薛蓉华若在租赁楼层和区域内设置店铺招牌，需报开发商通过招标的物业公司（即被告万安公司）予以书面确认，招牌的制作、审批、安装、材料、维护及使用期间的一切相关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均由薛蓉华自行负担；本“学生街”城市广场的户外、户内公用场所的所有广告、告示、宣传、招牌、标志、条幅灯箱等，均由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统一策划、布置并收取相应费用。嗣后，开发商、被告朱日、陈能举、林碧强又分别与薛蓉华签订一份《租赁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朱日等三人在购买上述三店面的同时，受让开发商在租赁合同项上的全部权利义务。被告万安公司于2008年8月10日、11月4日分别与被告朱日、林碧强各签订一份《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管理服务事项为房屋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主体结构、楼梯间、电梯间、共用门厅、公共走廊通道、户外墙面，以及房屋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中的楼宇外观管理为对楼宇外立面进行日常维护。同年11月18日，薛蓉华与第三人黄尚康签订一份《租赁合同》，约定薛蓉华将上述A3-1-30、31、32店面出租给黄尚康。黄尚康对该三间店面进行了装修，并制作了广告牌，悬挂在外墙上。2009年7月31日，黄尚康解除了与薛蓉华的房屋租赁关系，并撤离了所承租的店面，但该广告牌未拆除。而薛蓉华亦在2009年8月1日解除了与朱日、陈能举、林碧强等三人的店面租赁关系。2009年11月6日上午，原告之子陈民伟在拆除该三间店面外墙的广告牌时，从高处坠落。事发后，陈民伟被送往福州市第二医院住院治疗，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19日死亡，期间共花医疗费22529.22元。陈民伟尸体存放在福州市第二医院，从2009年11月19日起至2010年4月14日止，尸体冷冻费为30元／天×147天计4410元，此后费用仍为30元／天至火化时止。陈民伟去世后，原告从分水寺经达州到福州办理陈民伟后事，花交通费452元。陈民伟的堂兄弟姐妹到福州办理陈民伟后事花交通费1462元。2009年11月23日，原告向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次日，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仓劳险伤认字（2009）第76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万安公司保安临时雇请陈民伟拆卸位于仓山区复园路学生城市广场一层A3-1-33店面广告牌，双方形成雇佣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并认定陈民伟不属于因工死亡。万安公司不服，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认定。2010年2月2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作出闽人社复决定（2010）第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福州市劳动保障局对万安公司与陈民伟生前存在雇佣关系进行界定，仅仅涉及对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描述和评价，不是其作为确认雇佣关系的有权机关依职权作出的有权确认，不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不产生行政确认的法律效力。因此万安公司要求撤销福州市劳动保障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关于万安公司与陈民伟生前形成雇佣关系的认定，不具有可以撤销的内容，其主张不成立，为此维持原工伤认定决定书。另查，在一审原审庭审中，证人蔡某某出庭作证，证明陈民伟死前二年租住在其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家中。事故发生后，福州市公安局仓前派出所向李某某、段某某、唐某某、陈民礼制作了询问笔录。李某某陈述：“我与陈民伟系老乡兼朋友关系，我看见陈民伟叫保安队长拿木楼梯，保安队长就把木楼梯拿给陈民伟。”段某某陈述：“我与陈民伟系老乡兼工友关系，2009年11月3日中午，万安公司保安队长先是与陈民伟谈价钱，拆完付工钱300元，另铁架赠送。保安队长回万安公司申请，2009年11月6日就叫陈民伟到万安公司拆广告牌。”唐某某陈述：“我与陈民伟系工友关系，陈民伟发生事故前与保安队长谈价钱的事我知道。2009年11月3日上午保安队长在路边等工的地方与陈民伟谈拆广告牌的价钱，当时谈好价钱300元。”陈民礼陈述：“我与陈民伟系亲兄弟关系，听老乡讲陈民伟工作时是万安公司保安队长给他拿木楼梯的。”事故发生后，福州市仓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吴敢创、吴东升、宗小磊制作了询问笔录。吴敢创陈述：“我于2009年8月初到万安公司从事保安工作。2009年11月6日我看见一个人在拆城市广场一层店面上的广告牌，突然广告牌掉下来砸在他身上，他从梯子上摔到地上。店面的物业管理工作是由城市广场物业负责，物业经理叫郑明。”吴东升陈述：“我在城市广场物业任保安队长。2009年11月6日上午11点多学生街城市广场一层店面前发生坠亡事故后，派出所过来调监控资料，我从监控看到一个人在拆学生街城市广场一层店面上广告的吊板，在拆除过程中吊板一边先落下，砸到他身体上，他从梯子上摔到地上。”宗小磊陈述：“我是万安公司车辆管理员。2009年11月6日上午11点多，我看见城市广场A－1－32店面前围了很多人，有一个人躺在地上。急救车来了后我帮忙将伤者抬上急救车，并随车将伤者送到福州市第二医院治疗。期间，我有看见本公司的郑经理送钱到医院。”一审法院在原审阶段，曾要求万安公司提供陈民伟发生事故时的监控录像，万安公司未提供。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被告万安公司与陈民伟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第一，开发商福州欣隆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第三人薛蓉华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薛蓉华若在租赁楼层和区域内设置店铺招牌，需报开发商通过招标的物业公司（即被告万安公司）予以书面确认。”第二，被告朱日、林碧强与被告万安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万安公司物业管理服务事项为房屋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户外墙面，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中的楼宇外观管理为对楼宇外立面进行日常维护等。”第三，福州市公安局仓前派出所向陈民伟的三个工友李某某、段某某、唐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体现：“万安公司保安队长于2009年11月3日与陈民伟谈拆广告牌的价钱（300元），并于2009年11月6日叫陈民伟拆广告牌，陈民伟叫保安队长拿木楼梯，保安队长就把木楼梯拿给陈民伟。”第四，福州市仓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万安公司工作人员吴敢创、宗小磊制作的询问笔录体现：“店面的物业管理工作是由城市广场物业负责，在陈民伟送到医院治疗时物业经理郑明曾送钱到医院。”第五，被告万安公司工作人员吴东升在福州市仓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询问笔录内容显示：“在万安公司的监控录像中可看到陈民伟受伤的整个过程。”上述证据可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实陈民伟拆除广告牌是受被告万安公司雇请。况且，万安公司作为监控录像的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亦可推定被告朱日提出的“监控录像可证明陈民伟拆除广告牌是受被告万安公司雇请”的主张成立。综上，被告万安公司与陈民伟之间形成雇佣关系。万安公司作为雇主，对陈民伟的伤亡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朱日、陈能举、林碧强虽系广告牌所在店面的业主，但其并未指示或授意陈民伟拆除广告牌，故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薛蓉华、黄尚康作为广告牌所在店面的承租人，在陈民伟拆除广告牌前就已解除了与被告朱日、陈能举、林碧强的店面租赁关系，故其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陈民伟在拆除该广告牌时，未尽注意安全义务，故在自己的伤亡事故中也有过错，可以减轻被告万安公司50%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核定如下：1、原告主张医疗费22529.22元、尸体冷冻费按30元／日，从2009年11月19日计至尸体火化时止，因有住院病人每日清单（明细）及尸体冷冻费单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予以支持。2、因陈民伟在发生事故时已连续在福州市居住生活达一年以上，故原告主张陈民伟死亡赔偿金为359220元（17961元／年×20年），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3、原告主张护理费为2080元（80元／天×13天×2人），符合福州当地护理人员的误工标准，本院亦予支持。4、丧葬费125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5、原告主张陈民伟误工费1560元（120元／天×13天），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陈民伟每日收入为120元，故陈民伟的误工费应为807元（按22645元／年÷365天×13天计）。6、原告主张交通费5000元，因所提供的票据仅有1914元，故本院支持1914元。7、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79254元（4662元／年×6年＋4662元／年×11年），但其在庭审中自认生育一儿一女，且其申请本院调取的陈民礼的询问笔录中可证明陈民礼与陈民伟系亲兄弟关系，故本院确认原告有三个抚养人，其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26418元（4662元／年×6年÷3人＋4662元／年×11年÷3人）。8、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该金额偏高，应以50000元为妥。被告万安公司应赔偿原告医疗费22529.22元、死亡赔偿金为359220元、护理费2080元、丧葬费125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误工费807元、交通费1914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6418元，合计426199.22元的50%计213099.61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63099.61元，以及陈民伟的尸体冷冻费按15元／日，从2009年11月19日计算至尸体火化时止。本案系原审被告申请再审引起的再审发回重审案件，与普通一审案件不同，原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可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太栋、周啟书经济损失263099.61元以及陈民伟的尸体冷冻费按15元／日，从2009年11月19日计算至尸体火化时止；二、驳回原告陈太栋、周啟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诉讼费3401元，原告陈太栋、周啟书负担1700元，被告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负担1701元。本案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根据现有的证据，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福州市公安局仓前派出所向段某某、唐某某、李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段某某陈述，“2009年11月3日中午，万安公司保安队长先是与陈民伟谈价钱，拆完付工钱300元，另铁架赠送。保安队长回万安公司申请，2009年11月6日就叫陈民伟到万安公司拆广告牌”；唐某某陈述，“2009年11月3日上午保安队长在路边等工的地方与陈民伟谈拆广告牌的价钱，当时谈好价钱300元”；李某某陈述，“陈民伟叫保安队长拿木楼梯，保安队长就把木楼梯拿给陈民伟”。陈民伟拆除该广告牌是受万安公司保安队长雇佣的。而福州市仓山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被告万安公司工作人员吴敢创、宗小磊制作的询问笔录体现了“店面的物业管理工作是由城市广场物业负责，在陈民伟送到医院治疗时物业经理郑明曾送钱到医院”的情况。同时，开发商欣隆盛公司与薛蓉华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薛蓉华若在租赁楼层和区域内设置店铺招牌，需报开发商通过招标的物业公司（即万安公司）予以书面确认。此外，在讼争店面业主与万安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亦约定万安公司物业管理服务事项为房屋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主体结构、楼梯间、电梯间、共用门厅、公共走廊通道、户外墙面，以及房屋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等，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中的楼宇外观管理为对楼宇外立面进行日常维护等。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链，证实了陈民伟拆除该广告牌是受万安公司雇佣的。而万安公司作为事故现场监控录像的持有人，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其提交该监控录像的情况下，拒不提供该监控录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万安公司提出其与死者陈民伟之间并非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证明，不予采纳。一审重审认定万安公司作为雇主应对陈民伟的伤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予以维持。另外，本案原系因原审被告朱日等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原审原告虽未到庭，但一审法院予以缺席审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万安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3）仓民再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401元，由福州万安物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邱 平审判员 连 萍审判员 林 蕤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家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