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鄂01刑终896号抗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彭某，男，1978年6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汉族，高中文化，无职业，户籍地湖南省南县，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犯伪造有价票证罪于2014年8月21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9月26日被逮捕。辩护人李俊杰，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李某，男，1987年6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汉族，高中文化，无职业，户籍地湖南省南县，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因涉嫌犯伪造有价票证罪于2014年8月21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9月26日被逮捕。辩护人杨泽蓉，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谭某，男，1988年8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汉族，大专文化，无职业，户籍地湖南省南县。因涉嫌犯伪造有价票证罪于2014年8月21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9月26日被逮捕。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犯诈骗罪一案，于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作出（2015）鄂江汉刑初字第00666号刑事判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彭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小菲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彭某、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以及辩护人李俊杰、杨泽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认定，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在北京市、湖南省长沙市等地经营航空客票销售代理业务期间，相互纠合，通过篡改航空公司的客票谋取利益。具体方式是：首先在去哪儿网、淘宝网、纵横天地等比价平台发布低于市场价的航空客票，吸引乘客购买，在接到订单并收取款项后，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同业竞价采购平台购买一张和乘客要求同航程、不同日期的价格较低的客票，然后通过QQ等聊天工具联系掌握客票改签权限的人员，支付费用，通过他们对上述低价客票电子信息进行篡改，达到使乘客可以乘坐市场价格较高客票对应的航班和舱位的目的，并从向乘客收取的订票款与其等人交付给航空公司的低价票款的差价中获取利益。在上述行为中，被告人李某主要负责操作业务，被告人彭某主要负责出资、租场地等后勤保障，被告人谭某主要负责财务工作。2014年，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结算中心发现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1月2日期间，有人使用公司内部的系统工作号，在售票系统上将不允许改签的87张低价客票篡改成高价电子客票销售，随后通过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南航湖北分公司）报案。公安机关接报案后，向支付宝（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查询，发现其中的7张被改签电子客票（舱位公布运价减除已向南航支付的款项的差额共计人民币21110元）与南航结算所使用的支付流水号的账号登记人为被告人谭某，系被告人谭某通过南航官网购买。公安机关根据此线索于2014年8月20日将被告人李某、谭某抓获，同日，被告人彭某向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当场从被告人李某等人的办公场所内扣押的笔记本电脑中查获2014年1月8日至2月8日的财务记录。经被告人谭某指认并经南航湖北分公司核实，其中有26张低价客票被改签后南航承运，上述26张低价客票实际交给航空公司的款项与乘客实际所乘坐航班和舱位公布运价的差额共计人民币77920元。另查明，通过被告人谭某的南航明珠会员号订购的客票有1326张被改签后由南航承运，上述客票实际交给航空公司的款项与乘客最终所乘坐航班舱位公布运价的差额共计人民币2841370元。案发后，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退出赃款人民币43万元，被害单位南航湖北分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对被告人予以一定谅解。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破案经过及情况说明材料、伪造电子客票明细表、南航湖北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物证照片、电子数据鉴定报告、财务报表记录、房屋租赁合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与他人相互纠合，利用航空公司的管理漏洞对电子客票进行篡改，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有价票证罪。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仅能证实1326张客票系通过被告人谭某的南航明珠会员账号购买，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系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等人对上述客票进行篡改，三人伪造1326张客票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等人购买低价客票后通过网络联系具有改签权限的人员，将低价客票的乘机时间等信息篡改至乘机人需要的时间、舱位，侵犯了航空公司利益，造成航空公司客票款的流失。但是现有证据显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被告人李某等人非法获利利用的是航空公司管理上的漏洞，并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客观行为，被告人李某等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等人对航空公司的电子客票信息进行篡改的行为，符合伪造有价票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按照伪造有价票证罪定罪处罚，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纠正。被告人李某、谭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彭某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谭某在共同犯罪中负责财务工作，作用相对较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案发后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犯伪造有价票证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谭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原判决定性错误。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三人相互纠合，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航空客票销售代理等业务，通过篡改电子客票信息的方式，伪造南航电子客票1326张，给南航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284万余元，其行为均应当构成诈骗罪。伪造有价票证是诈骗罪的手段行为，仅以犯罪手段行为予以认定不当。（2）原判决认定被告人谭某具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不当。谭某在共同犯罪中除负责财务工作以外，其还负责伪造客票信息处理等工作，并且属于主要分赃者之一，谭某还伪造多枚印章用于犯罪，其地位作用与被告人李某、彭某基本相当。（3）被害单位南航湖北分公司损失达284万余元，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仅退赃43万元，原判决认定三人取得被害单位谅解，酌情从轻处罚不当。（4）原判决定罪不当，导致对三被告人量刑畸轻。三被告人伪造南航电子客票非法骗取南航财产达人民币284万余元，判处二十万元罚金亦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罚金刑适用的规定不符。（5）原判决错误表述公诉机关“于2015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本院审查后，认为不适用简易程序，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与事实不符。本案从提起公诉到案件审结长达一年时间，期间仅一次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公诉机关并未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也未建议延期审理，案件审理超期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提出抗诉。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出庭意见认为，原判决仅认定李某、彭某、谭某改签航空客票的事实，对三人采取退票方式非法谋利的事实未予查清，并对涉案伪造有价票证数量及金额认定不准确，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具体理由：（1）犯罪事实未能查清。三人均供述在后期改变赚钱方式，以向退票乘客多收取退票费的方式盈利，并有相关账目印证。侦查机关还从案发地提取六枚公章，根据三人的交代，上述印章均系伪造，且主要用于退票方便使用。但侦查机关未对这六枚印章真伪作出鉴定。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审被告人存在利用非法退票手段谋利的犯罪事实，但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导致犯罪事实认定不清。（2）改签客票金额认定错误。三人作案时间跨度大，直至案发有两年多时间，原判决以33张客票作为犯罪对象认定不能涵盖整个犯罪过程。现有证据证实三人不仅改签过南航航空客票，还存在篡改国航、深航客票的行为，原审法院判决仅认定三人篡改南航航空客票，未能完整评价。本案已搜集到三人篡改客票具体票数及金额的有关证据，并已经形成证据锁链。侦查机关依法提取涉案电脑中的相关记账数据，详细记载了三人在此期间改签客票、退票以及获取利润的情况，应当聘请有资质的鉴定单位对上述电子账目进行审计，从而认定篡改客票的准确数量以及实际损失金额。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请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上诉人彭某提出其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且是自首、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原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并提出客票退票业务是正常经营行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原审被告人李某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谭某均认为抗诉意见不当，客票退票业务是正常经营行为，对原判决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上诉人彭某、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在北京市、湖南省长沙市违规借用他人公司资质经营航空客票销售代理业务，通过采取篡改航空公司客票电子信息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具体操作方式为，首先在网络比价平台发布低于市场价的航空客票，吸引乘客购买。接到订单并收取票款后，再以该乘客的名义通过航空公司官网或同业竞价采购平台购买一张与乘客已订购的同航程、不同日期，但价格较低的客票。然后通过支付报酬的方式联系掌握客票改签权限的人员，使用南航订座系统（ICS）违规将上述低价客票的电子信息改签为符合乘客预定要求的航班客票。由此，从向乘客收取的购票款与交付给航空公司的低价票款的差价中获取利益。其中，李某主要负责销售客票、联系客票改签等业务；彭某主要负责出资、场地租赁等后勤保障；谭某主要负责客票订购、财务记账等工作。2014年2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结算中心发现有人于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1月2日期间，使用公司内部系统工作号在售票系统上将不允许改签的87张低价客票篡改成高价电子客票销售，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核查，其中7张系经由李某、谭某等人采用上述操作方式违规改签后由南航承运。上述客票实际支付款项与改签后南航当日舱位公布全价票款人民币32710元的差额共计人民币21110元。2014年1月8日至2月8日期间，李某、谭某等人通过采取同样操作方式，将26张低价客票违规改签后由南航承运。上述客票实际支付款项与改签后南航当日舱位公布全价票款人民币128590元的差额共计人民币77920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于2014年8月20日将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抓获。同日，上诉人彭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三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退出赃款人民币43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抓获经过、情况说明以及关于案件后续办理情况的说明材料，证明：南航湖北分公司于2014年2月14日报案称南航结算中心发现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1月2日期间，有人使用南航用户名为“60820”的ICS系统工作号，在售票系统上将不允许改签的87张低价客票篡改成高价电子客票销售，给南航造成经济损失。公安机关经向支付宝（中国）科技有限公司查询，发现其中7张被改签的电子客票系谭某通过南航官网购买。通过侦查网络IP地址发现物理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岳麓区欣胜园小区5栋3单元205室，上网宽带系彭某注册开通，李某经常使用QQ聊天工具在该IP地址上网聊天，其聊天页面保存有联系非法改签客票的相关信息。2014年8月20日，公安机关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煦园C5栋1单元302室和C7栋1单元402室分别将谭某、李某查获，并从查获的谭某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伪造客票信息。同日，彭某来到长沙市开福区万煦园C5栋1单元302室，向正在依法搜查的侦查人员投案自首。经讯问，上述三人均交代自2012年6月始共同伪造航空公司电子客票的犯罪事实。其他涉案人员陈小山、黄佳已被网上追逃，公安机关多次前往杭州支付宝公司调取相关的资金流向未果。2．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出具的《关于南航销售系统被盗用的情况报告》、《关于被伪造的7张南航电子客票线索的说明》以及伪造的7张南航电子客票线索明细表，证明：涉案7张电子客票系通过使用60820的南航ICS系统工作号被改签，改期操作时间区间为2013年12月1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实收票款与物理舱位公布全价票款32710元的差额为21110元。上述客票均通过谭某的南航明珠会员号购买，购票账户的IP地址在湖南省。3．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搜查地点现场照片，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作案地点湖南省长沙市万煦园C7栋1单元402室、C5栋1单元302室进行搜查，并扣押涉案电脑、路由器、打印机、记录本、印章等作案工具的事实。4．公安机关出具的附表说明、谭某笔记本电脑中提取的2014年1月8日至2月8日的财务报表记录、原审被告人谭某指认该报表内容的讯问笔录；以及南航湖北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票号7842495194977等26张电子客票核查明细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查获并扣押的一台黑色笔记本电脑内保存由谭某制作的2014年财务报表，并经其辨认，该报表上2014年1月8日至2月8日财务记录中26张票号对应的电子客票被篡改。经南航核查，该26张电子客票改签变更操作日期区间为2014年1月9日至2014年2月7日，实收票款与物理舱位公布全价票款128590元的差额共计77920元。5．武汉市公安局网监司法鉴定中心电子数据鉴定报告书、部分电子数据打印件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谭某等人聊天记录的办案说明，证明：经对查获并扣押的涉案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提取和恢复（已刻录成光盘附卷），显示归属谭某的QQ号码与陈小山的QQ号码交流过程中提及改签客票事宜，以及李某涉案的相关聊天记录。6．房屋租赁合同、中国电信缴费收据以及证人李某1（系上诉人彭某的妻子）的证言，证明：彭某、李某于2012年2月份开始在北京合作航空客票销售业务，当时彭某出资二十万元，李某出资十万元注册北京通程建业票务代理有限公司，主要是李某经营管理，彭某出资并负责一些后勤工作，谭某负责财务。该公司没有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因此没有客票销售系统。长沙的办公场所及网线是由彭某出面承租和开通的。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认可证书、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证明：北京通程建业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彭某，该公司取得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格认可证书；北京万恒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志文，该公司符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办理国内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的行业标准。8．证人李某2、杨某、吴某（均系南航湖北分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各自使用60820工作号的情况。9．南航湖北分公司出具的案件相关事宜说明材料，证明李某、彭某、谭某等人退赃人民币43万元，该公司对三人予以一定谅解。10．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上诉人彭某、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的基本身份情况。11．上诉人彭某到案陈述以及在公安机关多次供述：2013年3月份，三人商量一起做航空票务生意。北京通程建业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因没有获得航协的票务代理许可，不能购票。通过借用谭某亲戚的北京万恒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OFFICE号等民航票务代理系统从事票务代理业务，财务、经营、管理等都是自己操作，但对外销售以北京通程建业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我负责出资、找场地、牵网线，负责后勤方面的事情；李某负责航空票务方面的业务；谭某主要负责财务方面的事，后来也有出票。有时候会购买低价客票，然后通过QQ与改签的人联系，由他们负责改签成为高价客票，特别是改签头等舱客票。向改签人员支付400至500元改签费，剩下的差价是我们的获利。2014年初分红时我大概分十四五万，李某分二十万，谭某分了十三万。2014年6月份，因与李某性格不合就没有再参与票务生意。因投资在里面，每月还从李某那里领6000元利息。公司赚钱的方式一是将低价客票通过在QQ上找有航空公司员工工作号的人改签成高价位的客票，主要是头等舱；二是通过退票收乘客退票费赚取利润；三是代理客票买卖赚钱。12．原审被告人李某供述：2004年到北京从事航空客票业务。因正常的票务代理利润低，2012年7月开始违规改签客票。主要使用北京通程建业航空票务代理有限公司、北京万恒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业务，前者是用彭某身份证注册的，后者是借用谭某一个亲属的资质。改签的客票主要是头等舱，利润高。一般情况是在淘宝网等网站发布广告，标注具体的航程、时间、价格等，比一般网站便宜以吸引乘客购买。乘客将购票人身份信息发给我们，并通过前述网站支付客票款。我们就会看最近几天同一航程最便宜的客票买下来，然后找专业改签人员，支付费用给他们帮忙将乘客的客票改签到想要的那个日期，以此获利。改签操作只改变航班时间，乘客订单号、航程、舱位我们都不改，以此获利。认识的专业改签人员有陶忠俊、陈小山、薛术、黄佳、富丽（QQ名）等人。回长沙后共改签过约二三百张客票，每张获利四五十到一百元不等。在经营活动中，我负责业务方面的事情，雇了几个人专门负责改签客票的出票退票。彭某负责出资、谭某负责财务。2013年底分红时，我和彭某每人分了二十万左右，因使用了谭某亲戚徐志文的公司资质，给谭某分了十几万。13．原审被告人谭某的供述：和李某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2012年4月被李某叫到北京工作，当时李某和彭某合伙做航空票务生意，彭某是老板，到北京后给他们打工。大概从2012年6月开始改签航空客票，改签操作是只改变航班时间，网上有些人可以专门提供改签服务，这些改签人员有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权限，只要客票航程不变，可以改到自己想要的时间。我们是直接在网上发布广告做改签业务，看谁便宜就找谁改签，一般支付改签费用400元左右，自身赚300元左右。2013年公司整体搬到长沙，做票务的资质是我一个亲戚的，他们给他10%的股份。公司业务开始是由李某和彭某共同负责，2014年6月彭某退出，由李某一个人负责。我主要负责财务和记账，在南航官方网站上以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注册过会员，并且用自己姓名的支付宝账号向航空公司结算改签的票款。改签南航的客票大概有两三百张，其他航空公司的也改签过。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本院审核属实，予以确认。针对抗诉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支持抗诉机关发表的出庭意见，以及上诉人和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涉案犯罪事实的认定1．抗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在案证据能够证实三名原审被告人篡改客票1326张，给被害单位造成经济损失284万余元，原判决认定涉案被改签客票金额错误；以及支持抗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三名原审被告人改签客票金额错误，三名原审被告人作案时间跨度大，直至案发两年多，原判决以33张客票作为犯罪对象认定不能涵盖整个犯罪过程的意见。经审查，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指控三名原审被告人于2012年7月至2014年8月期间伪造南航电子客票1326张，造成其经济损失284万余元的犯罪事实中，在案被害单位的报案材料、被篡改电子客票核查明细表、谭某制作的财务报表记录及其逐笔辨认核对的供述、李某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有33张南航电子客票经三人违规操作改签后由南航承运，造成南航客票收入损失共计人民币99030元。而南航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提出该公司于2012年9月14日至2013年3月18日期间有1326张客票被篡改，并实际由南航承运的事实，在案仅有该公司提供的电子客票明细清单、谭某的南航明珠会员号等证据证明上述1326张客票均系以谭某的南航明珠会员身份购买。但是，就这些客票的改签是全部还是部分通过三名原审被告人操作完成、谭某是否有相应的财务报表记录等缺乏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同时，李某、谭某还供述该明珠会员账号、密码，包括部分有客票改签权限的人在内，很多人知道，出票后乘客自己或者其他代理也可以找人违规改签。现有认定三名原审被告人共同篡改1326张南航电子客票的证据不足。故对抗诉机关以及支持抗诉机关提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三名原审被告人供述三人在后期改变赚钱方式，以从退票乘客手中多收取退票费的方式盈利，有相关账目印证；以及侦查机关从案发地提取的六枚公章，根据三名原审被告人的交代均系伪造，主要用于退票时使用，原判决对上述犯罪事实未能查清的意见。经审查，抗诉机关并未就上述涉案事实指控犯罪，且在案仅有三名原审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六枚印章的印文材料反映。关于三人供述中提及的退票业务具体如何操作、是否采取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退票乘客钱财，以及六枚印章的真伪、使用上述印章的相关书面文件、印章原物等，抗诉机关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三名原审被告人还涉嫌通过违法退票业务骗取他人财物、伪造相关印章的犯罪事实，在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能认定原审法院未能查清。3．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三名原审被告人不仅改签过南方航空公司客票，还存在篡改国航、深航客票的行为，原判决仅认定三人篡改南航公司客票，未能完整评价犯罪事实的意见。经审查，关于原审被告人李某等三人篡改除南航以外的其他航空公司客票的事实，抗诉机关未提出指控，且在案仅有部分财务记账数据反映。三名原审被告人在供述中虽有提及，但缺少具体犯罪事实的交代以及对所涉账目的确认，也没有其他相关航空公司的报案材料、被改签的具体航班信息和数量、航空公司因此遭受经济损失的具体情况等基本定案证据。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三名原审被告人还涉嫌篡改其他航空公司客票的犯罪事实，在案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亦不能认定原审法院未能查清。（二）关于罪名适用4．抗诉机关提出原判决定性错误，李某、彭某、谭某三人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航空客票销售代理业务，通过篡改电子客票信息的方式，伪造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客票，给南航造成经济损失的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其中伪造有价票证是诈骗的手段，仅以犯罪手段行为予以认定不当的意见。经审查，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该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以不法所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从而致使被害人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本案中，李某等三人通过他人违规操作改签客票，将低价航班客票改签成高价航班客票销售以谋取价差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航空公司相应航班客票收入的减少，本质上侵犯的是航空公司预期的客票收入，并非骗取航空公司已经占有或者支配的财产，且航空公司亦没有交付等处分其财产的行为。故李某等三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了航空公司的财产利益，但不符合诈骗罪犯罪构成要件，不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抗诉机关提出的该项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三）关于量刑情节的认定及刑罚裁量5．抗诉机关提出原判决认定谭某具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不当，该犯在共同犯罪中除负责财务工作以外，还负责伪造客票信息处理等工作，属于主要分赃者之一，同时还伪造多枚印章并使用，其地位作用与李某、彭某基本相当的意见。经审查，在案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谭某在共同犯罪中主要负责客票经营业务的记账等财务工作，同时也实施购买客票、操作伪造客票信息处理等工作，并参与分赃。但相较于李某和彭某，谭某系按照李某的安排参与实施犯罪，且分赃较少，原判决据此酌情区分罪责轻重并无不当。关于谭某伪造多枚印章并使用的事实，在案仅有原审被告人的供述提及，是否涉嫌犯罪或者为实施其他犯罪而使用，无相关证据印证，且抗诉机关未作指控，故而不能认定为犯罪事实，亦不能作为量刑事实或者影响量刑的情节考虑。对抗诉机关提出的该项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6．抗诉机关提出被害单位南航湖北分公司损失达284万余元，李某、彭某、谭某仅退赃43万元，原判决认定三人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并予以酌情从轻处罚不当的意见。经审查，南航湖北分公司出具的案件相关事宜说明材料证明李某、彭某、谭某在案发后退出赃款人民币43万元，该公司对三人予以一定谅解。对此，抗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未提出异议，并在发表量刑建议时提出该事实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以及抗诉机关当庭发表的量刑建议，综合李某等三人的认罪悔罪态度，认定其具有赔偿被害单位损失并取得谅解的情节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并无不当。对抗诉机关提出的该项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7．抗诉机关提出原判决定罪不当，导致对三被告人量刑畸轻以及三人伪造南航电子客票非法骗取财产达284万余元，判处二十万元罚金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中罚金刑适用规定不符的意见。经审查，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伪造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本案原审被告人李某、彭某、谭某三人伪造航空公司客票，票证价额共计16万余元，非法获利9.9万余元。综合考虑三人的犯罪行为以及涉案票证价额，属于伪造有价票证犯罪数额巨大。原判决依法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根据三人各自犯罪事实、量刑情节区分裁量主刑，并在涉案票证价额一倍以上判处罚金符合法律规定，量刑适当。对抗诉机关提出的该项抗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8．上诉人彭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且有自首情节、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原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审查，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以及上诉人彭某多次且相互印证的供述证实，三人经预谋后分工合作，由李某主要负责销售客票、联系客票改签等业务，彭某主要负责出资、场地租赁等后勤保障，谭某主要负责客票订购、财务记账等工作，并共同分得赃款。可见，三人共同协作完成违规操作客票改签谋利的整个过程，彭某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不符合认定从犯的法定要件。彭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系从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彭某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以及同案犯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案件，具有自首情节；同时，彭某还具有赔偿被害单位损失并取得一定谅解的情节。上述量刑情节，原判决均已依法作出认定。根据彭某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和量刑情节，原判决在法定刑幅度内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并无不当。上诉人彭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四）其他9．关于抗诉机关提出原判决错误表述公诉机关“于2015年4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本院审查后，认为不适用简易程序，决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与事实不符；以及案件审理期限长达一年，期间仅一次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延长审理三个月，公诉机关并未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也未建议延期审理，案件审理超期的意见。经审查，原审卷宗反映抗诉机关提起公诉时确未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原审法院刑事判决书中关于案件适用审判程序由来的表述有误，应当予以纠正。同时，原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经依法办理延长审限审批手续后，仍未在延长的审理期限内审结，也未再次办理相关延期审理手续系不当。本院认为，上诉人彭某以及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经预谋，伙同他人伪造航空公司电子客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有价票证罪。上诉人彭某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均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谭某在共同犯罪中罪责相对较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彭某、原审被告人李某、谭某在案发后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一定谅解，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法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对指控犯罪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部分作出有罪判决，符合法律规定，且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抗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原判决就审判程序适用的表述有误、案件审理超出审判期限的抗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抗诉机关提出的其他抗诉意见，以及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当庭发表的支持抗诉意见和出庭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上诉人彭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曾 琳审判员 梅欣荣审判员 刘永祥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徐滢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