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南市行一终字第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团阳坡第12队。诉讼代表人杨茂玄，该队队长。委托代理人曾信强，广西胜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英伟，南宁市邕宁区衡鉴法律事务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红星路18号。法定代表人邓娟娟，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黄燕，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韦康廷，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干部。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那黎坡第2队。诉讼代表人杨秀武，该队队长。委托代理人方仁卿，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团阳坡第12队（以下简称团阳坡12队）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那黎坡第2队（以下简称那黎坡2队）土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8日作出的（2014）青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后，于2015年4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原告团阳坡12队与第三人那黎坡2队争议的土地为九牛山，位于原××地形图××Ｆ-49-49-6-6-2图幅，东至水沟（土名滔学），南至山脚河边竹林，西至河边竹林，北接山下那黎坡2队田地，面积155亩。其中，原告统称为“鸡马山”，第三人对争议地自东向西依次称为古牛山、改马山、底利山。争议双方土改时期同属六团乡农会，高级社时期同属六团高级社，“四固定”时期同属团阳大队，现同属新江镇团阳村委管辖。“四固定”时期，团阳坡分1、2、3、4、5、6、7个生产队，“四固定”后至承包责任制前属团阳大队团阳坡8、9、10、11、12、13、14生产队，后团阳坡14队变更为现团阳坡12队。1965年6月，团阳公社团阳坡各生产队因山林、竹林分配问题产生纠纷，1965年7月9日，原邕宁县人民法院作出（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明确团阳坡各生产队竹林和山林的分配，调解书记载：山林方面第七队落实得穷目、吞逼、坛橙、辣椒、鸡马等山林。原告提供了（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认为调解书中的“鸡马”即为现争议地，该土地在1965年已经法院调解落实归其所有。被告经调查核实，认为（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落实给团阳坡第七队的山林有“鸡马”名称，但关于“鸡马”无四至范围和面积记载，又无相应附图，经向无利害关系人和有关知情人调查，亦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第三人提供了No0008535号《山界林权证》，主张争议地包含在该山界林权证内，但该证无发证日期和持证人内容，第三人亦承认该证系其自行填写。2003年，原告将争议地对外发包时双方发生纠纷，第三人遂申请调处争议地权属，被告受理后，历经调查、调解，于2014年4月8日作出邕府行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3日作出南府复议[2014]140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对原告与第三人集体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集体的山林、土地权属，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本案中，从争议各方提供的证据看：原告提供的邕宁县人民法院（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中落实给团阳坡第七队的山林虽有“鸡马”名称，但无“鸡马”的四至范围、面积记载和相应附图，也无其他充分的证据佐证、印证，故原告以调解书主张争议地的权属证据不充分；第三人提供的No0008535号《山界林权证》不符合权属证件核发和登记管理规定，缺乏证据效力；因此，原告及第三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明确划定。被告根据争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中关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等相关规定，作出邕府行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被告对该案立案后，经调查取证及现场勘查，并组织争议各方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效后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4]1号《关于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那黎坡第2队与团阳坡第12队为九牛山土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团阳坡第12队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原审判决将争议地确定为九牛山错误。上诉人提交的1965年邕宁县人民法院（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和2005年5月24日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民委员会制作的调解书及原审第三人向邕宁区政府调处办提交的申请书可明显看出争议地是鸡马山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九牛山。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1-7号、22-49号及50-52号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确权程序合法。从22-49号证据的调查笔录内容来看，大部分的调查地点不在法定地点，同时，被上诉人对被调查人进行调查时未配备熟悉当地方言的翻译人员为被调查人翻译，导致调查笔录的内容与被调查人所述的内容大相径庭。调查笔录也没有行政执法人员的签名盖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具备证据效力。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发包采割松脂合同书及当年参与法院调解的现场知情人的证言均可证明争议地鸡马山属上诉人所有，原审判决不予采信不当。上诉人为证明本案争议地为鸡马山，于2014年7月30日向行政复议机关南宁市人民政府提交《调查核实案件事实申请书》，申请市政府调查核实被上诉人在调查鸡马山纠纷一案相关证人被误导而所称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情况说明，但市政府对上诉人的申请不予理睬，原审判决也未进行核实，这是不合法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中关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来维持被上诉人的违法处理决定是错误的。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权属归任何一方所有，本案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鸡马山为上诉人所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土地确权决定，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被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辨称，（一）被上诉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争议的九牛山位于原××地形图××Ｆ-49-49-6-6-2图幅，东至水沟（土名滔学），南至山脚河边竹林，西至河边竹林、北接山下那黎坡2队田地，面积155亩。那黎坡2队对争议地自东向西依次称为古牛山、改马山、底利山，团阳坡12队统称为“鸡马山”。那黎坡2队与团阳坡12队土改时期同属六团乡农会，高级社时期同属六团高级社，“四固定”时期同属团阳大队，现同属新江镇团阳村委管辖。“四固定”时期，团阳坡分1、2、3、4、5、6、7个生产队，“四固定”后至承包责任制前属团阳大队团阳坡8、9、10、11、12、13、14生产队，之后，团阳坡14队变更为现团阳坡12队。1965年6月，团阳公社团阳坡各生产队因山林、竹林分配问题产生纠纷，1965年7月9日邕宁县人民法院作出了（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明确了团阳坡各生产队竹林和山林的分配，调解书记载：山林方面第七队落实得穷目、吞逼、坛橙、辣椒、鸡马等山林。团阳坡12队认为调解书中落实给第七生产队（现团阳12队）的山林“鸡马”即本案争议地。争议地北面山脚田地属那黎坡2队耕作区。2003年，团阳坡12队将争议地对外发包，双方引起争议。经被上诉人调查，（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落实至各生产队的山林无相关附图和四至界址，组织无利害关系人和有关知情人现场指认亦无法确定“鸡马”具体位置。那黎坡2队提供了№0008535号《山界林权证》没有填写发证日期和持证人相关内容，原审第三人那黎坡2队亦承认该证系其自行填写。本案调查过程中，那黎坡2队和团阳坡12队均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划归本方所有。鉴于各方主张争议地权属均无充分证据，被上诉人从争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上诉人耕作区较远，争议地北面山脚的耕作区均为原审第三人经营管理的事实，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营管理和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原则出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邕府行处字[2014]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二）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受理本案权属纠纷调处申请后，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到权属争议地现场，确定争议地范围、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并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确认争议范围后，被上诉人依职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并制作调查笔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在事实清楚基础上，组织各方当事人对权属纠纷进行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被上诉人依法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三）上诉人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提供的邕宁县人民法院（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未明确“鸡马”四至方位和面积，无相应附图，业务其他证据佐证。从经营管理情况看，争议山主要有上世纪八十年代飞机播种生长的松木，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对争议地有不同形式利用，上诉人对外发包争议地时，与原审第三人产生争议，上诉人主张其对争议地长期进行经营管理缺乏事实依据。虽然村委会组织调解，但村委会不是土地确权机关，该调解书仅是村委会对土地纠纷处理的调解意见，该意见并未被双方所认可，不具有证据效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那黎坡第2队述称，原审判决和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第一，1965年7月9日邕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所写的“鸡马山”现实中不存在。团阳坡12队以56号调解书已确定“鸡马”为其所有，而对争议地九牛山提出权属主张，没有事实依据。1965年7月9日，团阳公社屯阳坡第1-7队因本坡山林权属纠纷，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制作了56号民事调解书。在本案行政程序调处过程中，调查工作组对参加制作调解书现尚健在的代表杨开彫、杨秀宙、杨其邼、杨进一、杨秀梧、杨开蓬、杨发保等进行了调查，上述代表均为团阳各队的代表，对56号调解书各队所落实得到的山林情况清楚，对当地情况也十分熟悉，代表一致认为第7队（现团阳坡12队）所落实得的“鸡马山”不知在哪里，实际上没有这座山，只是当时制作调解书时的笔误而已。第二，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发包采割松脂合同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其中，证人证言完全不是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提供证人的任何身份信息，证言内容也与被上诉人调取的调查笔录所载内容矛盾。采脂合同书是本案争议发生后才订立的合同，不能作为其对争议山经营管理的证据。（二）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依法受理调处申请后，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到争议现场确定争议范围，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并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取证并制作调查笔录。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多次组织调解，最后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后作出确权决定程序合法。（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已明确划定权属。被上诉人邕宁区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争议地四周山脚下水田全部为原审第三人等的事实，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作出确权处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随案移送本院。本院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等方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审核。本院确认原审判决确认的证据合法有效。据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另查明：团阳公社屯阳坡第一至七队因山林、竹林划分产生纠纷，原邕宁县人民法院韦奇才于1965年6月19日组织团阳公社屯阳第一至七队代表杨开逢、杨开彫、杨发保、杨进一、杨秀梧、杨秀宙、杨秀尧等23人及团阳公社党支书杨宏烈、人民调解员杨其邼等进行调解，于1965年7月9日制作了加盖邕宁县人民法院公章的（65）民字第56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现屯阳坡之山林、竹林是原团阳大队集体所有的，于小队核祘时，大队曾召开各小队干、社员代表会议来讨论将大队财产下放给各生产队。山林方面：由于闹绝对平均，迄今还是不能落实好。竹林方面：已经在会议中做好决定下放给七个队，事后第六、七对不执行决议。该决议另载明：第七队落实得穷目、吞逼、坛澄、辣椒、鸡马等山林。被上诉人在本案调处中，对参与该56号民事调解书的部分参与人以及有关知情人进行了调查询问。那黎坡2队代表杨定宇等人在2010年10月22日所作调查笔录中明确争议地名为九牛山（或叫古牛山）、改马山、底利山（含有两座山）。且表示：2003年，团阳坡杨秀眉拿着邕宁县法院56号民事调解书给杨定宇看，主张鸡马山是团阳坡12队的山，杨定宇当时明确鸡马山一直是我们那黎坡2队的山界，2005年5月团阳村委干部黄永南等村领导带领那黎坡2队与团员盘12队到现场底利山的山岭上调解，没有结果。那黎坡2队杨宏怡在2010年11月30日调查笔录明确№0008535号山界林权证系黄大鹏向其发放，由其本人填写，并明确“山界林权证上有标明底利上边河、鸡马一带上到长沙…因''鸡''马的''鸡''字不会写，所以用''0''代替。”团阳坡杨开彫、杨秀宙、杨其邼、杨进一、杨秀梧在2010年10月26日调查笔录明确耕作区划分是按片划分、山跟田走、连片经营、没有插花。参与了56号民事调解但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56号民事调解书的鸡马山。团阳坡杨茂樟在2010年11月15日调查笔录中明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为“鸡马岭”争议，认为“鸡马岭”应是那黎坡2队所有，原因是“鸡马岭”及山下的田地都是那黎坡耕作区。团阳坡10队杨发稳在2010年11月15日调查笔录中明确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地点叫“鸡马”山和“穷浪”山。认为鸡马山应是那黎坡山界，56号民事调解书将“鸡马”山填入团阳坡12队有错，应予纠正。那黎坡杨海堂在2010年10月28日调查笔录中认为“鸡马岭”应为那黎坡2队所有。那黎坡杨海亮在2010年10月28日调查笔录中认为争议地包括九牛、长沙和鸡马组成。那桃坡8队刘建宁、那桃坡9队在2010年11月15日调查笔录明确争议地点叫“鸡马山”和“古牛山”等几座山。那桃坡9队在2010年11月15日调查笔录明确争议地点叫“鸡马岭”。在被上诉人于2011年1月12日组织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进行的调解中，原审第三人代表杨定宇主张：1965年56号民事调解书时团阳坡自己的事，不关那黎坡的事。不懂什么把“鸡马山”写入调解书。并明确在2005年村委会组织的调解中，团阳坡12队主张山是他们的，但那座山叫什么名也不懂，哪座山叫九牛山、底利山也搞不清，不可能全叫鸡马山。另查明：2003年，因上诉人将争议地发包他人割脂引发本案争议，那黎坡二队申请团阳村民委员会进行调处，上诉人于2014年6月15日向上诉人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05年5月24日加盖团阳村委会公章的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的争议地名称为鸡马山。2010年9月6日，那黎坡2队向被上诉人提交调处山林权属纠纷申请书，请求邕宁区人民政府现场纠正（指鸡马山）、九牛山、底利山、公叶山、垒岭山归还那黎坡二队。团阳坡3队杨开彫在2012年2月15日调查笔录中明确1965年团阳召开山林纠纷调解会各队划分山里是按照各小队的山数划分山界，不是按耕作区定。本院认为，依照我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集体的山林权属，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权属划分定论为依据。如对山林土地存有争议的各方当事人都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争议地已在上述相应时期划归本方所有，则应由有权的行政机关根据争议各方当事人的经营管理事实，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对争议山的权属作出处理。本案中，56号民事调解书已载明，虽然团阳公社在小队核算时召开会议讨论将大队财产下放给各生产队，但并未落实。故被上诉人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未划定权属并无不妥。本案的关键是56号民事调解书可否作为确定涉案争议地的依据？从本院查明事实可知，对56号民事调解书提及的“鸡马”以及涉案争议地的地名，各方当事人及知情人意见分歧较大且前后不一致。上诉人主张争议地地名是56号民事调解书的“鸡马”，原审第三人及其群众代表主张争议地包括九牛山、改马山、底利山，在村委会调解及行政处理程序中也未否认涉案争议地与鸡马山的关系且那黎坡2队杨宏怡已将“鸡马”填入山界林权证，主要认为56号民事调解书将“鸡马”划归上诉人不妥且鸡马山面积四至无法确定。有关知情人在行政调查程序中有的主张不知悉鸡马山在哪里，有的知情人则主张争议地涉及“鸡马”、“鸡马岭”、“鸡马山”等的事实。综合以上意见，在56号民事调解书未明确“鸡马”四至、面积和附图的情况下，至多不能排除56号民事调解书“鸡马”与争议地的联系，但确实无法确定鸡马的具体方位和面积。故被诉处理决定认为无法确定56号民事调解书“鸡马”的四至面积并无不妥。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书证材料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书证材料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之规定，适用该条例第四条“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之原则，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涉案的四座山头的部分土地划归上诉人所有于法有据，并未超出其法定裁量权界限，原审判决认定予以维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主张56号民事调解书已将鸡马山划归其所有，但该“鸡马”四至和面积并不明确，其仅以56号民事调解书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所有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新江镇团阳村团阳坡第12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韦美云审 判 员  韦瑞生代理审判员  戴声长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林国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第三十六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按下列规定确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二）鉴定意见、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意见；（五）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权属纠纷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据；（六）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书证材料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书证材料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ap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