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681民初9129号原告：宋燕君，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原告：宋某。法定代理人：宋燕君，系宋某的父亲。原告：宋金琦，女，199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诸暨市人，住诸暨市。原告：杨阿芬，女，195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绍兴市人，住绍兴市。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周莉，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住所地：诸暨市陶朱街道健民路*号。法定代表人：楼云成，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慧高，浙江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炬，系该院职工。被告：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号。法定代表人蔡秀军，系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叶大炜，系该院职工。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与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经开庭听证，并根据原告的申请追加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以下简称邵逸夫医院）为共同被告后，委托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诸暨市人民医院、××患者尉林平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其参与度进行鉴定。在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后，于2016年7月2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许诸德独任审判，于2016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燕君并作为宋某的法定代表人及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周莉，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王慧高、陈炬，被告邵逸夫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大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起诉称：2014年5月21日，原告亲属尉林平因心律不齐到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就诊，××人感觉气促，但意识清楚、生活自理。2014年5月24日，原告宋燕君接到尉林平的病危通知，但诸暨市人民医院并未采取特别的治疗措施，造成尉林平感染病情加重。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转至邵逸夫医院治疗，入院时尉林平颅内多处血肿、心功能不全、肺部感染严重，在该医院连续住院25天，因无力承担医疗费而回到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2014年9月23日尉林平在医院去世。原告认为尉林平的死亡系医院医生未对患者的病情认真细致的诊断，采取措施不及时以致失去最佳治疗期间所造成。起诉要求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335119.24元。审理中，原告申请要求追加邵逸夫医院为共同被告，变更请求为要求二被告各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26076.44元。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答辩称：1.被告对原告亲属尉林平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医疗过错;2.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尉林平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尉林平的死亡系病情发展的结果。被告邵逸夫医院答辩称：患者尉林平在转入我院治疗时，病情已很严重，我院给予了针对性治疗，效果明显，病情好转后，患者家属经慎重考虑，转当地医院治疗；故我院对患者的治疗符合规范要求，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被告质证如下：1.结婚证、户籍本、柯桥区稽东镇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与死者尉林平之间的关系。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住院病历、门诊病历，证明原告亲属与二被告之间存在医患关系，同时证明被告未对患者的病情认真细致的诊断、采取措施不及时以致失去最佳治疗期间事实。二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二被告在给患者尉林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3.死亡证明一份，证明由于被告的过失造成尉林平死亡的后果。被告对尉林平已去世的事实无异议。4.医疗费发票、医疗辅助用具费若干，住宿费发票4份，柯桥区稽东镇尉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1份，交通费发票若干，证明原告主张损失的合理性。二被告质证称，原告提供的发票中，有的费用重复，有的不符合赔偿所具有的合法性，尉林平的母亲生育子女情况不明，有关赔偿部分的合理性由法院审查认定。二被告为证明在给尉林平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提供了住院病历（原件，鉴定结束后已退还医院）。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为明确二被告在给尉林平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与死亡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本院出示了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书载明，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对尉林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尉林平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10%-15%；被告邵逸夫医院治疗对尉林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尉林平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5%-15%。原告对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则坚持认为，其在给尉林平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由于原、被告对对方提供的证明医患关系及是否存在过错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医院对患者尉林平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及赔偿费用的的合理性，将在焦点问题中予以阐明。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阿芬系尉林平之母、其生育子女二名，原告宋燕君系尉林平的丈夫，原告宋某、宋金琦系尉林平的子女。患者尉林平因身体不适在其他医院诊疗后，于2013年9月10日在被告邵逸夫医院治疗，××、二尖瓣前叶脱垂伴中重度返流、三尖瓣中度返流。2013年9月12日，行体外循环下二尖瓣成形+三尖瓣成形术，术中经食道心超诊断为，二尖瓣、三尖瓣成形术后，二尖瓣口、三尖瓣口微量返流。术后，××、呼吸机支持、血管活性药物及心包纵膈引流治疗。术后恢复顺利于2013年9月17日办理出院手续。出院时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可，无发热不适，生活能自理，××症指标基本恢复正常。2014年5月21日，患者尉林平因活动后气促伴纳差20天赴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二尖瓣修复术后，心律失常，房颤，心功能不全。予控制心室率、利尿减轻负荷、营养心肌等治疗。因病情加重，于2014年5月30日急行开颅小脑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2014年6月2日行气管切开术。2014年6月23日，应患者要求转入邵逸夫医院治疗。入院诊断：颅内多发血肿，脑室外引流术后，小脑血肿清除术后，××，二尖瓣前叶脱垂伴重度关闭不全，二尖瓣成形+三尖瓣成形术后，心功能不全，肺部感染。予以ICU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气管切开有创呼吸机支持，抗感染、营养神经、醒脑、化痰、维持水电解质、预防DVT等治疗。6月27日患者出现便中出血，医院考虑下消化道出血、中度贫血，给予止血、输血等治疗后仍有便血。邵逸夫医院将病情、风险告知家属并经同意后，于7月1日行腹腔血管造影+左结肠动脉分支栓塞术，手术顺利。7月8日患者开始腹胀，7月9日腹胀明显。7月10日急诊行剖腹探查，乙状结肠穿孔段切除+降结肠单筒造瘘+腹腔冲洗引流术。术后继续入ICU监护，加强抗感染治疗。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手术。7月16日患者出现血压下降，意识水平下降，急诊头颅CT示脑积水。邵逸夫医院告知家属病情危重。家属经慎重考虑，决定转当地医院治疗。7月17日患者尉林平转入诸暨市人民医院治疗。2014年9月23日患者出现心率减慢，予心脏胸外按压、肾上腺素针静推等抢救措施无效，于11:35时死亡。原告认为尉林平的死亡系医院医生未对患者的病情认真细致的诊断，采取措施不及时以致失去最佳治疗期间所造成，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请求。另查明,在给尉林平治疗过程中,在诸暨市人民医院尚有144650.28元医疗费未支付,原告同意在本案中与被告应赔偿的费用一并处理。尉林平的遗体现还存放于殡仪馆。审理中，本院委托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诸暨市人民医院、××尉林平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尉林平死亡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所经鉴定认为，诸暨市人民医院在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对患者因严重××变行手术治疗后病情复发及××情严重程度的整体认识不足，对其危害性认识不够，未尽专家高度注意义务。对于患者Ⅱ型呼吸衰竭原因判断有误，延误了明确颅内出血诊断的最佳时机，使患者失去了早期救治机会等未尽专家高度注意义务，以及未能很好履行告知义务而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之医疗过错行为。邵逸夫医院对患者诊疗过程中存在介入治疗前谈话不到位、未尽详尽治疗风险告知义务、对介入治疗术后可能发生关发症认识不足的未尽专家预见义务，病情观察不到位致延误穿孔及时发现的未尽高度注意义务之过错。患者根本死因为自身严重心脏瓣膜疾病，××所致，诸暨市人民医院、邵逸夫医院存在的上述过错只是死亡的促进因素或促发因素。诸暨市人民医院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责任轻微，建议参与度为10%-15%左右；邵逸夫医院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责任轻微，建议参与度为5%-15%左右。本案争议焦点有二：1.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邵逸夫医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过错与损害后果间的参与度。原告认为，医院医生在对尉林平诊疗过程中，未认真细致的诊断，采取措施不及时（如无创呼吸机问题）以致失去最佳治疗期间，存在过错，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认为，××患者，××发展的结果，被告不应承担赔偿之责。被告邵逸夫医院认为，其对尉林平的整个治疗过程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为明确被告在给尉林平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与死亡后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本院出示了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对鉴定意见无异议。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认为，鉴定部门以回头看病案的方式确定医院未尽专家高度注意义务来确定医疗过错不当，医院在给尉林平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被告邵逸夫医院同意诸暨市人民医院的观点，并称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案，在每次治疗前都进行详细的告知，在现行的医学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本院选择的治疗方案合理，并无过错。本院经审查认为，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经审查鉴定资料、召开听证会后，作出的鉴定书中，对患者尉林平病情的复杂性、凶险性作出了说明，同时也指出了被告在给患者诊疗过程中的过错所在，过错与患者损坏后果之间的关系及参与度。该鉴定意见内容详实，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纳。从而可认定被告应对尉林平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关于赔偿费用范围及合理性。原告主张的损失为：医疗费209306.74元、死亡赔偿金874280元、丧葬费25859.50元、误工费17711.25元、护理费17711.25元、营养费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50元、差旅费8755.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6052元;另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告质证称，原告提供的发票中，有的费用重复，有的不符合赔偿所具有的合法性，尉林平的母亲生育子女情况不明，尉林平系农村居民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其有关赔偿部分的合理性由法院审查认定。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尉林平的医保账户中无余额,故其医保账户支付的医疗费不应作为原告实际产生的损失,经本院核对原告方自行应负担支付的医疗费、医疗辅助用具费为195831.97元（含尚欠诸暨市人民医院医疗费在内）。原告主张的营养费计算标准不当，应以每天30元计算，计3750元。由于尉林平的户籍为农村居民，无证据证明其生前系以非农收入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原告主张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依据不足，死亡赔偿金应调整为422500元。原告请求赔偿的丧葬费、误工费、护理费、差旅费计算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中，宋某的抚养费未扣除原告宋燕君应负担的部分，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调整为233566元。精神抚慰金，根据被告的过错程度、主观故意性，及过错对结果所起的作用，本院酌定由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邵逸夫医院各支付10000元。综上，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及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邵逸夫医院在为原告亲属尉林平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对尉林平的死亡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事实清楚；由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为凭。故二被告应对自已的过错造成原告方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之责。原告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195831.97元、死亡赔偿金6560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3566元）、误工费17711.2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50元、陪护费17711.25元、丧葬费25859.50元、营养费3750元,差旅费8755.50元，合计929435.47元。根据温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中，被告过错对损害后果产生的参与度，本院确定由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承担15%的赔偿责任，计139415.32元,加其应承担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合计为149415.32元;被告邵逸夫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计92943.55元,加应承担的精神抚慰金10000元,合计102943.55元。由于原告方尚欠诸暨市人民医院医疗费144650.28元，该款从诸暨市人民医院应赔偿的款项中扣除后，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尚应支付4765.04元。尉林平去世后，其遗体现还存放于殡仪馆，相应的费用还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不作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应赔偿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各项损失4765.04元；二、被告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应赔偿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各项损失102943.55元；上述一、二项款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082元（申请缓交），依法减半收取4041元，由原告宋燕君、宋某、宋金琦、杨阿芬负担1041元,诸暨市人民医院负担1500元，被告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负担1500元;鉴定费6900元（原告申请司法援助，诸暨市人民医院预交1725元、邵逸夫医院预交1725元）,由原告负担3450元，被告诸暨市人民医院负担1725元，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负担17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诸德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  杨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