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桂12行初49号原告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塘仑村汉内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黄景甫，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代理人梁文坚，都安县律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黄景鹏，男，1945年4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都安县。被告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都安瑶族自治县大桥街33号。法定代表人蓝如帅，县长。委托代理人韦伟球，都安瑶族自治县法制办公室干部。委托代理人陆敏，都安瑶族自治县林业局干部。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新建东路13号。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委托代理人肖远忠，河池市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第三人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塘仑村九一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张一作，该村民小组组长。第三人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塘仑村九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张一兴，该村民小组组长。上述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仁规，男，1952年8月1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江南区。上述两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宁，男，1983年4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原告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塘仑村汉内村民小组（以下称汉内村民小组）因不服被告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称都安县政府）2015年9月11日作出的都政发（2015）37号《关于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与汉内村民小组“公刚山”山林权属纠纷案的处理决定》及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以下称河池市政府）2016年2月4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后，向被告都安县政府、河池市政府、第三人都安瑶族自治县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以下称九一、九二村民小组）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汉内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黄景甫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景鹏、梁文坚，被告都安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伟球、陆敏，被告河池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肖远忠，第三人九二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张一兴及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仁规、张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都安县政府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都政发（2015）37号《关于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与汉内村民小组“公刚山”山林权属纠纷案的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查明：争议地“公刚山”位于汉内屯后，四至范围：东至岜汉山界，南至岜汉山界，西至农地，北至岜梯山界，面积219.98亩。自2007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公益林补贴政策，争议地“公刚山”属于公益林地，补助金由被申请人领取，申请人不服，提出异议从而产生纠纷。1968年，九一、九二队与汉内队合并为“东方红”生产队，九一、九二队与汉内队群众一起在争议地种植桉树、剑麻等，共同经营管理。1979年落实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东方红”生产队又分成九一、九二队与汉内队，分队时均按原来并队以前的生产队以各自管理的土地等进行分割，之后三个队的群众平时都可以到争议地取柴、放牧、葬坟等。都安县政府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以及土地承包到户等历史时期都没有进行权属划分，三个队的群众平时都可以到争议地取柴、放牧、葬坟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争议地共同管理使用的事实存在，其权属应归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所有。为平息纠纷，本机关多次组织双方调解，由于各执一词，调解无效。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地“公刚山”权属应归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所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管护范围以本决定书查明认定“公刚山”的四至界限为准。原告汉内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查明的事实与都政发（2015）37号认定的事实一致。河池市政府复议认为：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以及土地承包到户等历史时期都没有进行权属划分，三个队的群众平时都可以到争议地取柴、放牧、葬坟等，有共同管理经营的事实。被申请人根据事实情况及“三个有利于”原则对争议地进行确权，确定争议地权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予维护。申请人的主张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都政发（2015）37号《关于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与汉内村民小组“公刚山”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汉内村民小组诉称，一、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和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一）对争议地的四至及面积认定错误。在汉内队的背后有几座大小不等的山头连在一起，面对该山群左起榕树山、公刚山、封口山最后是美女山，整个背后山群总共面积约为200亩左右，而存在争议的公刚山只是坐落于中间的一个山头，其面积也不过区区几十亩，但都安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没有实地踩界勘察和征询相关人员，便草率把原告背后一个小小的公刚山面积认定为219.98亩，与实际面积相差甚远，其四至界定与事实严重不符，错误非常明显。（二）原决定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一起在争议地种植桉树剑麻并共同经营管理，且第三人群众平时可以到争议地取柴、放牧及葬坟是错误的。土改前争议地一直是原告的祖宗掌管和使用，“公刚”山名也正是以原告祖宗第十代祖公“公刚”的名字起名，土改后，政府根据“就近原则”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把争议地划给原告经营管理，其他队群众均不敢侵犯过。1968年并队时，第三人和原告曾经合并一起组成当时的“东方红”生产队，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到1979年落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又分队，分队时均按并队前的山地林地归属进行划分，“公刚山”权属仍划归原告所有，原告因此对该争议地一直独自经营管理使用至今，无他人敢冒犯过。附近其他生产队的群众要到该地取柴、放牧或葬坟均需通过本队同意方得进行，特别是“葬坟”是必须要得到原告许可的，其他队也都懂得这个规矩，事前均要经过原告同意才得上山，所以说争议地在“合作化”前后均是划归原告所有的。（三）历史事实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属原告所有的事实是默认的，第三人几十年来均没有对该地主张过权利或提出过异议。1980年包产到户时，原告对争议地内20多亩30年以上林木砍伐后按对小组人口平均分配，临近的第三人明显是知情的，但没有人对“公刚山”及被砍伐的林木提出任何异议；后到林业”三定”时，原告在争议地封山育林及植树造林，临近的第三人也没有对争议地主张权利；2007年，都安县林业局对争议地的植树造林给予补贴，造册登记也按原告实有户数造册，并发给原告补贴，第三人也一直没有异议，当时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到实地核实登记造册时，曾组织全村开会，核实确认数据，并带来地图要求各生产队确认，到会的第三人认为他们没有没有山没有林，此会与其无关，即回去，不参与该次会议相关事项。以上这些不争之事实证实争议地权属归原告所有，第三人对该事实是认可的。二、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来源不合法。首先第三人提供的“高岭镇塘伦村公益林面积表”只有复印件，来历不明，不具合法性；其次是被告仅按照第三人的引导对现属于第三人的队员张一兴、张一玉、张一风、张一辉等人进行调查问话，并按照第三人的引导对巴梯队等与其有亲戚利害关系的个别人进行问话，而对汉内队、汉外队及巴梯队等一些真正了解案件历史事实的一些老人却置之不问，这明显有故弄玄虚、混淆事实；再次是第三人特意在被告调处过程中采用“堵路”、“拉横幅”“上网”等手段进行炒作，意图扰乱调处机关的注意力，对调处机关施加压力，而被告却因此套上“三个有利于”之原则，对证据进行偏面的评判和采信，这与事实是格格不入的。三、原调解机关、处理机关和复议机关程序违法。（一）第三人是于2014年3月29日申请调解，但高岭镇人民政府却于2013年11月29日就提前受理该案，直到2014年6月30日才移交都安县政府处理。（二）都安县政府受理案件后，没有耐心及时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没有认真向争议双方当事人及周边群众调查核实争议地的名称、四至范围及面积，没有认真调查取证，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草率按照第三人的请求作出决定，而且处理时间严重违反法定期限。（三）河池市政府没有认真审查和纠正都安县政府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和相关法律的错误适用，并在政府负责人审批签字（2016.2.19．）前擅自违法使用复议机关的公章（2016.2.4），办案时间严重违法法定期限。四、处理决定适用法律不当，处理结果不利于农村的团结。被告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错误，应当依据该《条例》第五条和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对该案进行决定。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和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判由都安县政府对该案依法重新进行调处。原告汉内村民小组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黄景最、黄呈能、黄呈强、黄建桂、黄景合、黄耀安等人的证言，证明四固定时争议地划分给汉内队，历史以来争议地由汉内队管护使用；2、黄宝庭的说明、黄景甫的申明书，证明汉内队从2007年至2013年实际收到公益林补偿金10386元，林业局认可汉内队对争议地的管护和使用；3、领受表，证明汉内队各户已领到公益林补偿金；4、2015年10月25日塘仑村委会《关于汉内队和九一、九二队山界划分说明》，证明2006年林业局派员到塘仑村公示核对各个生产队所对应的山界的公益林补偿金时，九一、九二队的队长及代表自认没有公益林及所对应山界，即离开会场；5、相片，证明汉内队住在争议山的山脚；6、报告及受理决定书，证明第三人于2014年3月29日起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但高岭镇政府却提出于2013年11月29日受理，程序违法；7、2014年6月13日高岭镇政府组织的调解会笔录第10页，证明争议地不包括封口山、榕树山等在内，被告对争议地的四至认定错误；8、2015年1月26日都安县林业局对黄福金的询问笔录，证明与争议地相连的山林历史以来按自然屯以片来划分的，封口山不在争议地范围内，被告对争议地的勾图错误；9、2015年1月28日对黄景明的询问笔录，证明在汉内队的后面有一片大约一百米长的封山地的确是属于汉内队的，被告对争议地勾图错误；10、勘界图，证明都安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在没有向汉内队群众代表说明勾图为争议地范围的情况下，误导群众代表签字，该勘界图与实际争议地范围严重不相符；11、高岭镇人民政府高政报（2014）30号文件，证明与争议地相连的榕树山、美女山及封口山属于汉内队所有，不在争议地范围内，被告对争议地的范围及面积认定错误；12、河政复决字（2016）10号复议决定，证明河池市政府没有认真审查，审批超过法定期限，复议程序违法；13、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证明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期限，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在庭审中表示不再将起诉时提交的证据作为原告的证据使用，原告在庭审中重新提供的证据有：1、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查询单，证明原告收到复议决定的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原告收到复议决定后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2015年10月25日塘仑村委会《关于汉内队和九一、九二队山界划分说明》，证明塘仑村委认可争议地属原告所有。被告都安县人民政府辩称，一、都政发（2015）37号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原告与第三人对位于高岭镇塘仑村内的“公刚山”山林权属发生争议，争议山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以及土地承包到户等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划分过，三个队的群众平时都到争议山地取柴、放牧、葬坟等，原告与第三人共同管理使用是客观事实。可见，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认定其权属应归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是正确合法的。二、都政发（2015）37号文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二项的规定，也是正确无误的。综上所述，原告起诉无事实依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辩称，一、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二、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三、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期限。原告于2016年4月7日签收了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但原告提交的起诉状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25日，已经明显超过了15日的法定期限。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都安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所作行政行为合法的以下证据、依据：1、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证实被告已经依法行使职责；2、河池市政府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6）号复议决定，证实已经依法行使职责；3、县府常务会议纪要，证实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4、公刚山林地纠纷案情汇报，证实案情重大复杂；5、九一、九二村民小组确权申请书，证实争议地双方共有；6、汉内村民小组答辩书，证实汉内村民小组依法进行答辩；7、权属纠纷现场勘验通知书，证实被告的程序合法；8、权属纠纷调解通知书，证实程序合法；9、调解笔录，证实被告依法组织调解；10、调解会名册及群众代表推荐书，证实被告的程序合法；11、权属纠纷现场勘验笔录，证实被告的程序合法；12、黄福金的名册，证实争议地属双方共有；13、汉内村民小组的报告书，证实争议地归被申请人所有；14、韦少恩、黄景志、黄景明、黄福金、黄宝元、黄景峰、黄宏荣、韦少荣的证言，证实争议地属双方共有的事实；15、黄景芬、黄家严的证言，证实争议地归被申请人所有的事实；16、法律依据，证实被告依法作出处理决定；17、高岭镇人民政府文件；18、高岭镇的证据材料本，上述两份证据证实本案被告未受理之前，高岭镇政府组织双方依法进行了调解。被告河池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所作复议决定合法的以下证据、依据：1、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和争议地草图，证实争议地的名称、四至范围及面积；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实申请人依法提出申请；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实本机关按期限依法受理申请；4、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实本机关依法要求案件争议的相关当事人参加行政复议；5、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实本机关要求环江县政府依法进行答辩；6、行政复议答辩状，证实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答辩及做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及理由；7、行政复议书面答辩状，证实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答辩；8、延期审理通知书，证实因案情复杂，本机关决定延期审理；9、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证实本机关采取书面审查方式合法；1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证实本机关在办理该行政复议案件由2人共同承办，程序合法；11、行政复议决定书，证实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2、送达回证、邮寄回执单，证实本机关已向各方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述称，都政发（2015）37号处理决定和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公刚山全貌图；2、高岭镇塘仑村公益林面积表。上列两份证据证实公刚山是第三人共有争议林地的事实；3、第三人村民成员张定良等500年前祖坟葬于“公刚山”图片；4、第三人村民成员张定仁祖坟葬于“公刚山”图片；5、第三人村民成员张一宁祖坟葬于“公刚山”图片。上述三份证据证实第三人历来自由葬坟在争议林地“公刚山”的事实；6、《公刚山发放公益林补贴金情况表》，证实争议林地公刚山面积并非原告所称的仅仅几十亩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都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决定没有查明并队前、并队后第三人经营使用争议地的事实，确定争议地的公刚山四至范围及面积错误，因为所附现场图争议地的范围的“争议地”三个字系时候所填，原图所标范围为原告所有山权林地，而不是争议地；对证据2、3没有异议；对证据4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相反证实了申请调处不是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提出的，且证实了行政主管部门有先入为主偏向于第三人的事实；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实被告的主张，而可以证实行政主管部门先入为主的事实，因其收到确权申请书即认可争议地双方共有；对证据6、7、8、9、10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中现场勘验笔录的四至范围及面积的认定没有异议，但原告不认可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当时确定的是原告所有山权林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而“公刚山”只是其中一部分，附图上的“争议地“三个字不是现场勘验当日所填；对证据12有异议，该名册不属实，是纠纷发生后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偏向第三人而制作的；对证据13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该份证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14有异议，该份证据中的八份笔录均不能作为被告作出确认争议的“公刚山”双方共有的依据。①韦少恩、黄景志与第三人的个别群众系女儿亲家关系，证人均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其证实内容不可采信；②黄景明的笔录前后矛盾，即双方发生纠纷后方知有山林纠纷，后有确定07年有生态林补偿后引发的纠纷，且其证实“公刚山”有一片树林系原告封山地。另外黄景明在询问笔录没有对记录内容确认属实，只是签字；③黄福金证实争议地中的“封口山”系原告所有；④黄宝元证实历史以来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由原告管理处置，而笔录中有篡改之嫌。其的证言根本不能作为被告确定权属共有的依据⑤黄景峰的证言根本不能作为被告确定权属共有的依据，而恰恰证实了争议的“公刚山”历史以来系原告合法经营所有，且84年左右汉内队在争议地砍柴分柴，第三人均没有异议，其的主张完全可以作为原告提出主张的依据；⑥黄宏荣、韦少荣的证人证言完全可以作为原告提出主张的依据。对证据15无异议，该份证据中两份笔录完全可以作为原告提出主张的定案依据，依法予以认定；对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而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恰应作为确定争议之地权属归于原告的法律依据；对证据17、证据18有异议，上述两份证据均为乡政府的证据，不能作为被告定案的依据。被告河池市政府对都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对都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6第三人不予认可；对证据7至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塘仑村委没有做出该份证明内容的主体资格，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4、证据15有异议，上列两份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与原告代理人所陈述的质证意见相反；对证据16至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原告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证据11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复议决定是合法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份邮寄回执单上的签收人是黄成志，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能证实原告在同一时间收到相关的法律文书，因此，被告以此作为证据主张原告超过了起诉期限依法不能成立。被告都安县政府、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对河池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都安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邮件的签收时间应该以邮局返回的回执单为准；对证据2未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清，无法确认其的合法性，依法不能予以采用；对证据2有异议，认为村委出具的该份证明属于无效证明，且当时参加会议的第三人队长也无权代表第三人集体经放弃公刚山的权属。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对原告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河池市政府的意见一致。原告对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中所拍的内容不单单是公刚山，其中包含了五座山，因此，该份证据不能作为第三人的主张依据，但可以作为原告的主张依据；对证据2有异议，但原告认为该份证据恰好可以作为原告提出主张的依据，且该份证据证实了被告在处理本案中有意偏向第三人一方；对证据3、证据4、证据5中关于葬坟的内容部分的陈述是真实的，但是以葬坟内容主张其的权利是不能成立的；对证据6中领钱的事实是真实的，恰好可以作为原告提出主张的依据，同时证实了在2013年之前村委及镇政府及县政府等有关部分均已认可了争议地归属原告所有。被告都安县政府、被告河池市政府对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被告都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14、证据16至18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都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15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至11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2中的送达回证及邮寄回执单只能证明其已将复议决定邮寄送达给当事人，因邮寄回执单上未填写收件人签收时间，河池市政府以该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从中国邮政官网打印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查询单，来源真实合法，原告用以证明其收到复议决定的时间，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2不能证明争议地已确权为原告所有，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各方当事人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汉内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争议的“公刚山”土地位于汉内屯后，四至范围：东至岜汉山界，南至岜汉山界，西至农地，北至岜梯山界，面积219.98亩。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未经人民政府确定过权属。1968年，原告与第三人合并为“东方红”生产队，双方的群众一起共同经营管理了争议地。1979年落实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东方红”生产队又分成九一、九二队与汉内队，分队后三个队的群众平时都可以到争议地取柴、放牧、葬坟等。自2007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公益林补贴政策，争议地“公刚山”属于公益林地，补助金由原告汉内村民小组领取。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不服，于2014年3月29日向都安县高岭镇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要求解决汉内队后山的权属、道路问题的报告》。因都安县高岭镇人民政府调解无果，第三人九一、九二村民小组又于2014年11月11日向都安县政府提出要求依法确认“公刚山”权属归原告与第三人共有的确权申请。都安县政府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都政发（2015）37号《关于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与汉内村民小组“公刚山”山林权属纠纷案的处理决定》：确定争议地“公刚山”权属归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原告汉内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6年2月4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都安县政府都政发（2015）37号《关于高岭镇塘仑村九一、九二村民小组与汉内村民小组“公刚山”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原告汉内村民小组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于被告都安县政府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以及河池市政府的行政复议主体资格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河政复决字（2016）10号《行政复议决定》的邮寄回执单上填写的寄件时间为2016年4月7日，但该回执上的“收件人签收”一栏只有收件人黄成志的签名，并未填写签收的时间。原告提供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查询单可证实该邮件的寄件时间为2016年4月7日，投递签收的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该证据与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提供的邮寄回执单并无冲突，可以证实《行政复议决定》寄出的时间为2016年4月7日，原告收到《行政复议决定》的时间为2016年4月12日。因此，原告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本案山林权属纠纷发生后，都安县政府组织争议各方当事人到权属纠纷现场进行了勘验，原告及第三人的代表均在《权属纠纷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界图》上签字确认了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和面积。原告主张都安县政府对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及面积认定错误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均未经人民政府确定过权属，原告与第三人的群众长期以来均在争议地取柴、放牧、葬坟等，共同管理使用了争议地。被告都安县人民政府根据争议地长期以来由原告和第三人共同管理使用的事实将争议地确定为双方当事人共有并无不当。原告虽然从2007年开始领取了争议地的生态公益林补助金，但其对生态公益林的管护并不能否定第三人管理使用争议地的事实，原告所领取的生态公益林补助金亦不能视为政府对争议地的确权行为，原告以此主张争议地属其村民集体独有的诉讼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都安县政府从受案到作出处理决定确实超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处理期限。但是，处理期限的规定旨在规范行政机关的调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并非直接赋予行政相对人在实体上或程序上的救济权利，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也未对超过处理期限作出的处理决定设置无效或可申请撤销等否定性法律后果。因此，都安县人民政府虽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但该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所述，都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支持。河池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该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亦应当予以支持。原告的诉讼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汉内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汉内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申国毅审 判 员  寇四清代理审判员  韦荷嫩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吴菊婵ap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