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4民终7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辉，男，1954年9月28日生，苗族，农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安顺监狱。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大洞口。法定代表人：李启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骏，贵州辞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贵州辞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西秀区闽顺机砖厂。住所地：轿子山镇大洞口煤矿建材大队内。经营者：黄燕平，女，1984年10月14日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相，男，汉族，1979年2月12日生，系该厂员工。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庄洪益，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宸，贵州朗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继莲，贵州朗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国辉诉被上诉人贵州省安顺监狱（以下简称安顺监狱）、安顺市西秀区闽顺机砖厂（以下简称闽顺机砖厂）、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轿子山镇政府）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16)黔0402民初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辉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2016）黔0402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由三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承包土地。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承包洋坪茶场的土地属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不是以其它承包方式取得。2、1993年政府与同得利公司侵占我们的土地，误了93年的种植，造成大家的损失，交不上承包费是政府和同得利公司造成的。在政府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上，答应每户赔偿壹仟元补助费，此答复就是上诉人受侵害的证据。3、解除合同应该经过双方协商同意，被上诉人轿子山镇政府在每户门口贴上通知，限四天之内搬离，不能视为解除合同。故，向二审法院提出如上所请。被上诉人在二审中均未答辩。原审原告杨国辉诉称：1983年1月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承包了位于洋坪茶场的20.44亩土地，其中田1.1亩，地3.14亩，茶叶地16.2亩。撤区并乡后，洋坪茶场属于轿子山镇政府管辖。1992年因轿子山政府为谋求发展，要求将原告承包的上述土地强行收回，因原告反对没有得逞，1996年5月4日将原告赶离茶叶地。1997年4月，原告承包的茶叶地被破坏，轿子山政府将土地租给安顺监狱，安顺监狱就在土地上建设砖厂。因我们多次信访，2014年知晓该砖厂，系安顺监狱所建，如今仍在使用，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受侵害。综上，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告的土地仍在承包期30年内，1996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轿子山政府强行收回，违反中央1号文件有关土地政策的规定。同时，被告修建的砖厂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现仍占用继续使用，其行为严重侵害我们的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位于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的20.44亩承包地；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原审被告安顺监狱辩称：我方取得土地来源合法、程序规范，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闽顺机砖厂辩称：我厂是2005年从安顺监狱承包过来的，原告与轿子山镇政府的纠纷是发生在我厂承包之前，我们是合法取得土地，程序也是合法的，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轿子山镇政府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轿子山镇政府与原告不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属于普通承包合同关系。洋坪茶场属于当时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管辖的一个企业，而当时的跳蹬场乡第一轮土地承包是在1981年完成，原告在其小瓦窑村参加了第一轮土地承包经营，分有承包田地，原告在洋坪茶场承包的土地是以非家庭承包经营方式额外取得的承包地。二、原告承包洋坪茶场土地的期限不适用耕地30年期限的规定，其承包期限依据原告与被告自己的合同确定，原告关于其对洋坪茶场的土地享有30年承包期限的主张不成立。三、被告轿子山镇政府依据1989年5月《合同书》和1996年4月24日的解除协议收回土地，故原告要求返还洋坪茶场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判决驳回。四、本案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本案属于普通的合同纠纷案件，案由依法宜确定为农业承包合同关系。五、本案中原告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轿子山镇政府与原告是普通的承包合同关系，轿子山镇政府收回土地的行为是按照合同约定收回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3年，原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将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的土地（其中茶叶地面积202.5亩、空地面积21.25亩、田面积23.75亩）分为25份，承包给原告杨国辉等21人，原告杨国辉分得其中两份。双方约定：1983年至1985年期间为茶叶地恢复期、不收取承包费，从1986年开始收取承包费。从1993年开始，因原告未按约定交纳承包费，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于1996年5月4日在原告家门口张贴通知，通知原告解除合同、限期四天内搬离洋坪茶场。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收回洋坪茶场上述土地后，于1997年3月18日，与原告杨国辉签订《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稻田发包协议书》，由该企业管理站将洋坪茶场中的稻田2.46亩发包给原告耕种，发包期限从1997年4月1日至1998年4月1日止，由原告按协议约定交纳承包费。1996年9月9日，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与安顺市京安综合建材厂签订《租赁荒山开发协议书》，双方约定：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将坐落在洋坪茶场200亩荒山使用权租赁给安顺市京安综合建材厂开发使用。1996年11月5日，安顺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安顺市国土局作出安市乡企复字[1996]33号《关于安顺市京安综合建材厂申请立项的批复》，批复同意安顺市京安综合建材厂的立项申请，成立企业为联办集体企业，企业地址在安顺市轿子山镇洋坪茶场。1996年11月8日，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人民政府与贵州省轿子山煤矿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签订《协议书》一份，由轿子山镇政府提供位于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约200亩的土地给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创办安顺市京安综合建材厂，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按每亩土地捌仟元整向轿子山镇政府分期付款交纳茶林补偿费，并按每亩土地壹仟元整向市国土局上缴全部综合费用。1997年4月20日，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人民政府与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签订《关于京安综合建材厂用地图移交协定》，正式将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约200亩土地交付给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使用。1998年元月15日，贵州省监狱管理局以“大洞口矿井建设指挥部”只是一个临时机构，隶属轿子山镇监狱，因大洞口矿井建设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要求为由，向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请示要求成立独立的贵州省安顺监狱。1998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同意在现隶属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的“大洞口矿井”基础上成立贵州省安顺监狱。2005年2月8日，被告安顺监狱与闽顺机砖厂签订《对外承包租赁合同协议条款》，约定将被告安顺监狱下属砖厂现有的厂房、设施、设备及矿源（粘土）等租赁给闽顺机砖厂使用；2009年和2014年，双方分别签订《砖厂承包合同》和《砖厂承包租赁合同》，继续由被告安顺监狱将上述协议中的厂房、设施、设备及矿源（粘土）承包给闽顺机砖厂使用至今。现原告诉至本院，提出如前所请。同时查明，双方争议之地——轿子山镇洋坪茶场，权属属原跳蹬场乡乡茶厂（原知青茶厂），属轿子山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原跳蹬场企业管理站代为管理，原跳蹬场企业管理站属原跳蹬场人民公社下设机构。另查明，原告杨国辉在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跳蹬场居民委员会小瓦窑组有承包土地。另查明，1961年8月至1966年5月，公社的名称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1966年6月至1967年12月，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更名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67年12月至1979年10月，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1979年10月至1984年4月，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年4月至1990年3月，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安顺县跳蹬场乡人民政府；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安顺县跳蹬场乡人民政府更名为安顺市跳蹬场乡人民政府；1991年12月后撤区并乡建镇，安顺市跳蹬场乡人民政府更名为安顺市轿子山镇人民政府，现为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人民政府。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的位于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的土地原属跳蹬场乡乡茶厂（原知青茶厂），属于轿子山镇集体土地，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为其主管单位。1983年左右，当时的人民公社动员当时的各生产队有劳动力的人员来承包洋坪茶场的土地，之后，当时的人民公社就以公开协商的方式将洋坪茶场内土地分成25份，将其中的两份承包给原告管理使用，由原告交纳承包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因此，双方的承包性质是家庭承包方式以外的其他承包方式。因双方均未举证证明约定有承包期限，视为不定期合同，发包方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且自1993年开始，原告未按双方约定交纳承包费，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作为洋坪茶场的主管单位以原告未履行主要义务为由，于1996年5月通知原告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土地，于法有据，双方的承包合同自通知到达原告时解除，解除合同后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同时，1997年3月18日，原告与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签订《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稻田发包协议书》，由该企业管理站将收回的洋坪茶场中的稻田2.46亩发包给原告耕种，视为双方已解除之前的合同，原告对该企业管理站通知解除合同、收回土地的同意；另外，从1996年5月被告轿子山镇政府通知原告解除合同、要求原告搬离茶场，到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已超过受法律保护的两年诉讼时效，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其承包的洋坪茶场的土地，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而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是被告轿子山镇政府的下设机构，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由被告轿子山镇政府承继。被告轿子山镇政府辩称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上公章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而当时公社的名称应为“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认为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双方的承包合同关系应以1989年5月的《跳蹬场茶场合同书》为准，虽然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但不能推翻在1983年当时的人民公社将洋坪茶场的土地承包给原告的事实，而被告轿子山镇政府提供的1989年5月《跳蹬场茶场合同书》和《关于解除轿子山镇跳蹬场茶场“1989.5.合同”协议书》，因被告轿子山镇政府未能提供原告委托许启红、卢国祥作为代表签订上述协议的证据，故1989年5月《跳蹬场茶场合同书》和《关于解除轿子山镇跳蹬场茶场“1989.5.合同”协议书》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被告轿子山镇政府的该项辩称理由，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轿子山镇政府辩称双方的承包合同关系为普通的承包合同关系，不属于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关系，认为双方已经解除合同，认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国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杨国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上诉人杨国辉提交以下证据：1、1983年1月1日小瓦窑大队颁发的《承包合同》、1996年1月1日的第二轮《安顺市土地承包合同书》及1984年5月21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证明其在茶场承包土地的合同与在小瓦窑进行家庭承包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2、王忠兴、杨光连、杨登贵书写的《举证书》及杨国辉本人书写的《举证书》，证明轿子山政府与同得利公司侵占其土地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1983年1月1日小瓦窑大队颁发的《承包合同》、1996年1月1日的《安顺市土地承包合同书》，被上诉人对客观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1984年5月21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承包合同书》无原件核对，且承包土地与上诉人已经提供的1983年1月1日小瓦窑大队颁发的《承包合同》、1996年1月1日的《安顺市土地承包合同书》内容存在不一致，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2、王忠兴、杨光连、杨登贵书写的《举证书》属证人证言，上诉人杨国辉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杨国辉本人的《举证书》属其当事人自我陈述，被上诉人不予认可，本院不作为证据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相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承包洋坪茶场土地的方式，是属于家庭承包还是其它方式承包？2、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有承包期限？3、本案涉及的承包合同能否由发包方单方解除？4、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1、关于上诉人承包洋坪茶场土地的性质。上诉人认为其持有承包洋坪茶场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与村集体颁发的家庭承包合同一致，故其承包茶场土地的性质应认定为家庭承包。首先，从承包方发包的过程来看，原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将洋坪茶场的土地均分为25份，由21人承包，除4个农户各承包2份土地外，其余农户均承包1份，因此，洋坪茶场在发包时并未按家庭户人口进行发包，不同于一般家庭承包按每户人口数量确定承包土地面积的发包方式。其次，从交纳承包费来看，洋坪茶场21个承包人每年按双方约定向原轿子山镇企业站交纳承包费，并非如家庭联产责任承包户一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或公益粮。第三，从发包主体及土地性质看，洋坪茶场由原安顺县跳蹬场人民公社发包给上诉人，该土地现属安顺市轿子山镇人民政府集体所有，不属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土地的范围。而上诉人杨国辉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在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小瓦窑村承包有土地，不可能同时以家庭承包方式又获得该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家庭承包土地。综上，上诉人承包洋坪茶场土地不是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而是以其它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性质。因此，上诉人承包洋坪茶场土地的性质应当从发包土地的性质、发包过程等方面进行判断，上诉人认为其土地承包方式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由于上诉人在洋坪茶场的承包地不是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该承包土地不享受家庭承包的耕地承包期限为30年的国家政策。由于双方并未约定承包期限，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承包合同属于不定期合同，发包方可随时解除并无不当。上诉人杨国辉提供的承包合同未表明双方的承包方式是家庭承包，也未约定承包期限，上诉人认为双方的承包合同期限为三十年的理由不能成立。3、关于合同能否单方解除的问题。上诉人认为解除合同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被上诉人轿子山政府单方解除合同违法。由于上诉人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属不定期承包合同，因此，双方均可随时解除，原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上诉人从1993年开始未按双方约定按时足额交纳承包费，其拖欠承包费的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作为洋坪茶场的主管单位通知原告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土地，于法有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之规定，双方承包合同于1996年5月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张贴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上诉方时解除。同时，上诉人杨国辉于1997年3月18日与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签订《轿子山镇洋坪茶场稻田发包协议书》，由该企业管理站将洋坪茶场中的稻田2.46亩重新发包给上诉人耕种，发包期限为一年，该协议表明上诉人已经认可洋坪茶场承包合同已经解除，故上诉人认为轿子山政府单方解除合同违法并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安顺市轿子山镇企业管理站于1996年5月单方解除合同，上诉人有异议的，应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或者应该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但上诉人至2016年1月向一审人民法院起诉期间，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故对其诉请不能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国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阮  素  芬审判员 程  芳  芳审判员 陈  雯  贞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黄星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