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5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负责人：刘铖，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丘妮文，该分公司律师。委托代理人：冯亚晓，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系该分公司职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广兰，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南雄市。委托代理人：卢志奇，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广兰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广东省农行）的员工。2012年9月14日，广东省农行向上诉人出具一份《投保声明书》，其中内容：“我单位以团体投保方式，在贵公司为员工投保保险（投保单号码：1016440700392639）。贵公司销售人员已将被保险人必须表示同意并知悉保险事宜的相关法律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我单位经办人郭某作了详细说明。由于我单位人员流动频繁，员工众多，操作起来非常繁琐；而且就在贵公司投保人寿保险之事，我单位已将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视作被保险人已同意保险有关事由。因此，我单位承诺：在保险有效期内，凡发生被保险人以未经其本人同意投保为由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与贵公司无关，本单位将承担相关责任。”同日，广东省农行填写了人寿公司的《团体保险投保单》并在该投保单上盖章，该投保单第二“被保险人资料”显示：被保险人总数1029人；第三“受益人资料”显示：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身故保险金以外的其他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第四“要约内容”显示：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637……；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636，总保险金额15435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和烧伤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638；国寿附加绿洲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633；争议处理方式为诉讼；第八“告知事项”显示保险金额分配规则为均一保额。根据上诉人签发的保险单显示，广东省农行就其公司的1029名员工（含被上诉人）向人寿公司投保《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保险金额5145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154350000元）、《国寿附加绿洲××和烧伤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洲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与人寿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于2012年9月28日生成，保险期间均2012年8月25日至2013年8月24日，并已交纳保险费合计500094元。其中《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第四条“重大疾病”约定中包括恶性肿瘤；第五条“保险责任”约定：“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后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公司按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附加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其中，等待期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上述情形或连续投保的，不受等待期的限制。”；第九条“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第五款约定：“申请人向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2012年11月26日，被上诉人因病到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2年12月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甲状腺恶性肿瘤（右侧，伴中央区淋巴结转移），为此被上诉人花费医疗费30865.41元。2015年2月26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保险索赔资料，并于次日填写《理赔申请书》。同年3月5日，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于2015年3月2日首次向其司提出理赔申请，被上诉人此次申请时间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二年索赔期为由，向被上诉人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审庭审中，上诉人称定期寿险保险条款第十三条第六款规定，死亡申请保险金时效为五年，说明被上诉人清楚牵涉寿命的性质，是五年的诉讼时效，而与寿命无关的疾病诉讼时效是两年。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为：1、上诉人立即向被上诉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3188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3月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5年7月27日）。上述请求金额合计153188元。2、案件诉讼费由上诉人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第二十六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第5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向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注明团体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以及被保险人在团体保险合同中享有的各项权利。”本案属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因被上诉人以其作为被保险人要求上诉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万元是基于广东省分行为被上诉人投保的《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而该保险合同属于××保险合同（又称继承保险合同），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27日提起讼争民事诉讼有无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二年的诉讼时效，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主张广东省农行向其提交的《投保声明书》可以证明被保险人知道并同意购买涉案保险。但是，广东省农行就其公司的1029名员工（含被上诉人）向人寿公司投保《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附加绿洲××和烧伤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国寿附加绿洲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上述保险合同涉及人寿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及××保险合同三种类型的保险合同，而从该《投保声明书》的以下内容“而且就在贵公司投保人寿保险之事，我单位已将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视作被保险人已同意保险有关事由”可知，《投保声明书》中的告知事宜仅针对人寿保险之事宜，并未明确包括意外伤害保险和××保险的相关事宜。上诉人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将讼争的××保险合同即《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责任、保险金额、保险费、责任免除、解除合同、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被上诉人。何况，上述《投保声明书》中的告知内容中也并未明确涵盖“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事宜，也就无法证明上诉人已将讼争《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如何申请和给付的相关事宜告知被上诉人。据此，被上诉人主张其至2014年11月28日才得××保险》之事并无不当。二、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第5条规定的内容可知，上诉人并未向讼争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之一的被上诉人签发保险凭证，注明团体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以及被保险人之一的被上诉人在团体保险合同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其至2014年11月28日才得××保险》之事也无不妥。三、从常理来看，作为一个具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被上诉人不可能在明知自己可以申请理赔讼争15万元保险金的情况下，而怠于履行自己的权利，放弃申请理赔该15万元保险金。综上所述，法院对被上诉人称其至2014年11月28日才得××保险》之事的主张予以采信，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1月28日起算，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27日提起讼争民事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据此，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依照讼争保险合同约定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0000元，合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上述重大疾病保险金150000的逾期利息，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50000元。二、驳回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64元，由上诉人负担。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关于理赔申请需提供具体资料的回复短信，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有误。该短信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对保险理赔申请具体需提供的资料不清楚，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在该时间点才知道公司为其购买了保险，反而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在该时间点之前就知道保险合同的存在。另，广东省农行向上诉人出具的《投保声明书》也能证明该事实。故，原审法院以此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有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应让被保险人知晓保险金申请具体事宜，《投保声明书》的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知晓如何申请和给付的相关事宜是错误的。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只需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足以，具体保险金申请事项应由投保人负责告知被保险人，而并非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三、虽然被上诉人认为广东省农行在2012年投保时，其并不知道涉案保险合同的存在，但依照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1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24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第一，被保险人名字他人代其签名，未表示异议的；第二，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第三，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本案中，被保险人行为符合前述规定的情形，应视为其嗣后对合同订立予以追认，其追认保险合同订立的时间点为2012年8月25日。被上诉人住院时间为2012年11月26日，依照保险法第26条的规定，涉案保险合同两年的诉讼时效应自2012年12月26日起算，至被上诉人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沈广兰辩称：一、上诉人严重违反保险法相关规定，拒绝履行“保险公司应向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义务，是导致作为被保险人之一的被上诉人不能及时知道涉案保险合同中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原因。被上诉人于2014年11月28日起才知道本案的给付保险金请求权，并继而主张保险金索赔。二、上诉人原审时提供的《投保声明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于2012年9月14日起即知道并认可涉案保险合同的内容，上诉人应对确认被上诉人知道并认可涉案保险合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上诉人以被上诉人在投保时未知悉与认可涉案保险合同，认为涉案保险合同对被上诉人已无法律效力，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正确。上诉人该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属恶意拖延给付理赔。四、从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与公平的角度，上诉人也应当及时向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作出被上诉人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的认定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第5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向团体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凭证。本案中，上诉人并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签发过保险凭证。其次，广东省农行向上诉人出具的《投保声明书》仅承诺已将人寿保险投保相关事宜告知了各被保险人，并不包括涉案的重大疾病保险。上诉人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将涉案重大疾病保险相关事宜告知过被上诉人。故被上诉人认为其自2014年11月28日收到短信方才得知涉案保险相关事宜具备合理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诉讼时效自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虽然被上诉人2012年12月6日出院时即获知其患病事实，但其自2014年11月28日方知保险合同的存在，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11月28日起算，被上诉人于2015年7月27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应按照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上诉人给付保险金150000元。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64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欣欣审判员  吴 湛审判员  汪 婷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书记员  李晓婷邓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