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闽02行终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同益路9号地产大厦9-12楼。法定代表人张新潭，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住所地福建厦门市鹭江道98号建设银行大厦。法定代表人生柳荣，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郭伟红、常昱，该行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锋，男，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上诉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下称厦门银监局）、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下称厦门建行）因被上诉人胡锋诉厦门银监局不履行银行业监管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行初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厦门银监局副局长王福明及委托代理人王桂英、柳冰玲，上诉人厦门建行的委托代理人郭伟红、常昱，被上诉人胡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6年1月12日，胡锋通过传真向厦门银监局提交举报投诉材料，称其系案涉理财产品投资者，建行存在以下违反《信托法》及产品合同相关条款情况：“1.信息披露：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根据合同即《产品说明书》第十九条第四款要求公布产品中期报表和年度报表及相关信息，违反《信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建行财富三号’六期产品说明书第九条约定投资于不少于两家待上市公司股权，但根据建行给其回复函，最后只投资于1家待上市公司股权，已经构成实质违约。”要求厦门银监局依法作出书面调查意见并进行查处，具体诉求如下：“1.请建行（建银国际）依法披露‘建行财富三号’六期投资于‘万达商业’投资时间、投资金额、投资股票数量、每股投资成本。2.请建行（建银国际）依法披露‘建行财富三号’六期从‘万达商业’所获得的税前与税后分红及分红所获得的时间。3.请建行（建银国际）依法披露‘建行财富三号’六期转让‘万达商业’时间、转让股数、转让价格及受让人。4.请建行（建银国际）依法披露其转让万达商业股权时进行路演的对象及相关材料、及所有参与报价机构的报价情况。5.请建行（建银国际）依法披露原计划投资而放弃投资的企业的名称。6.请建行公布“‘建行财富三号’六期实际存续期间（精确到天）、管理费及投资顾问提取的业绩提成情况。”同时要求厦门银监局将是否决定受理的书面函件邮寄至胡锋指定地址。厦门银监局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认定胡锋在投诉书上要求披露的第1-5项的相关信息因涉及信托设立、股权转让过程及结果中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下的保密条款，无法对外披露，无法责成厦门建行披露信息，亦认定第6项信息应予以公开，故将责成厦门建行披露。2016年5月5日，厦门建行将第6项信息向胡锋披露。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厦门银监局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是否属于行政行为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信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销售文件约定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产品结束或终止时的信息披露内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投资资产种类、投资品种、投资比例、销售费、托管费、投资管理费和客户收益等。理财产品未达到预期收益的，应当详细披露相关信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开展理财产品销售的，中国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银行金融业机构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由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于相应的罚款。综上，可认定厦门银监局具有责令厦门建行公开理财产品及其它相关信息的法定职权问题。本案中，厦门建行投诉要求公开涉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办法》规定，厦门银监局应针对胡锋投诉要求公开涉案的信息事项依法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予以受理、立案并进行调查，从而作出书面答复。厦门银监局就胡锋的信访进行审核调查，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以信访件的形式答复胡锋，在形式上虽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但纵观该通知书全文，实质上是依法在履行法定职责，在文中明确责令厦门建行就胡锋投诉要求公开的部分信息予以公开，在内容上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厦门银监局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属于行政行为。本案中，厦门银监局就胡锋提起的投诉举报，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适用法律不正确，应予以撤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二、责令厦门银监局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厦门银监局负担。上诉人厦门银监局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胡锋的诉讼请求，由胡锋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厦门银监局对胡锋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该答复未对胡锋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不具有可诉性，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二、胡锋诉请披露的第6项信息，厦门建行已作披露，对该项不具有可诉性。但原审法院不得以第6项信息的披露推导厦门银监局对第1-5项信息披露也有监管义务。1.胡锋诉请责令厦门建行披露第6项信息，厦门建行已向胡锋进行了披露，依法应驳回胡锋的该项诉讼请求。2.厦门银监局在信访答复中的表述是“我局将责成该分行向您披露第6项事宜”，并据此另行作出《关于加紧落实向信访人胡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通知》送达厦门建行。由此可见，案涉信访答复书并没有直接责令厦门建行披露第6项信息，故原审以信访答复有“我局将责成该分行向您披露第6项事宜”就认定该答复书的性质不是信访答复是错误的。3.厦门银监局在案涉信访答复之外另行通知要求厦门建行就第6项信息给予披露不能直接认定胡锋要求披露的1-5项信息也应该披露，更不能直接认为厦门银监局对第1-5项信息披露有监管义务，原审此种逻辑错误。因为第1-5项信息与第6项信息是有本质区别的，厦门银监局对此是否有责令厦门建行披露的监管法定职责应独立审查。三、厦门银监局依法仅对厦门建行销售理财产品的行为进行监管，胡锋诉请责令披露的第1-5项信息所涉及的是信托项目的具体操作信息，厦门银监局无权责令厦门建行披露这些信息。1.厦门银监局依法仅有权对厦门建行销售理财产品的行为进行监管，厦门银监局的监管义务均已履行。在监管对象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八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30号）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批复》（银监办发〔2004〕38号）规定，厦门银监局监管的对象仅限于厦门范围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监管范围上，厦门银监局仅对其监管对象的业务行为及其业务所及的内容进行监管。厦门银监局在收到胡锋的信访后，对厦门建行在销售案涉理财产品中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厦门建行已根据理财产品销售合同第十九条所约定的“产品的信息披露”履行披露义务。2.胡锋诉请责令披露的第1-5项信息不是厦门建行作为销售人已持有和可以获知的信息，而是涉及理财产品的发行单位在资金信托后的受托人与第三方的商业交易的信息，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监管范围。案涉理财产品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建总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由建总行募集资金，与作为投资顾问的建银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建银国际）及作为受托人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对外经贸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三方合作协议》。信托资金的运作（包括信托项目运作中的商业交易）均不是以建总行为主体对外直接进行，而是由建银国际和对外经贸信托公司对外进行。胡锋要求披露的第1-5项信息均是发生在信托资金的运作过程的信息，关系到的合同主体并没有厦门建行，这些合同主体按照金融机构监管职权划分均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这些信息的持有主体同样也不是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因此，厦门银监局无权对非监管对象实施监管，否则即是越权；也无权要求监管对象披露其不掌握的、且涉及其他第三方商业秘密的信息，否则即是滥用职权。四、原审判决存在程序和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先后三易案由，分别对本案案由定性为信息公开、行政不作为、其他行政行为，造成厦门银监局和厦门建行在原审中未能根据确定的法律关系进行充分答辩。2.原审判决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社会公众披露的是财务会计报告、风险管理情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信息，与胡锋诉请披露的信息不是同一概念的信息；原审引用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披露范围不包括胡锋诉请披露的内容；原审引用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与本案争议问题并无关联。上诉人厦门建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胡锋于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胡锋的投诉属于信访，厦门银监局对其作出的信访答复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1.根据《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胡锋投诉性质属于信访。从胡锋起诉事实与理由及原审提供的证据清单也可以看出，胡锋也认为其在信访。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对信访答复不服的应提出复查或复核，而没有规定可以提出行政诉讼。2.信访答复对信访人的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二、胡锋要求厦门建行披露的信息不是厦门建行销售的理财产品的直接信息，而是涉及理财产品的发行单位信托后的受托人与第三方的商业秘密，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监管范围。案涉理财产品是建总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由建总行募集资金，与作为投资顾问的建银国际及作为受托人的对外经贸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三方合作协议》。厦门建行只是作为该理财产品的销售方之一，向胡锋销售了理财产品，双方建立的是理财产品的销售合同关系。现胡锋要求厦门建行披露建银国际与其他方签订协议的具体情况，这既不属于厦门建行掌握的信息范围（厦门建行并不参与也不掌握信托资金的运作情况，信托项目涉及到的相关各方均与胡锋、厦门建行无关），且不属于销售合同约定的义务，厦门银监局只能监管厦门建行在销售合同中是否存在不当，至于建总行、建银国际及其他第三人均不是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即胡锋要求披露的第1-5项内容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监管范围。三、厦门建行基于与胡锋合同约定已经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履行合同披露义务的行为。根据厦门建行与胡锋签订的合同第十九条关于“产品的信息披露”的约定，厦门建行也已按约定进行了披露，不存在未履行合同披露义务的行为。四、胡锋的权益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害。胡锋向上诉人购买的案涉理财产品已于2014年4月份如期兑付，投资本金120万，投资收益为198万。厦门建行已根据合同约定支付了所有收益，不存在侵害胡锋权益的行为。被上诉人胡锋答辩称，一、上诉人厦门银监局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于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与其在2016年4月28日发函给厦门建行责令厦门建行加紧落实向胡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做法显然自相矛盾。二、本案被上诉人始终向厦门银监局举报投诉要求其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责，厦门银监局系单方以信访形式作出答复。正如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厦门银监局形式上是以信访对被上诉人作出答复，实质上是在履行行政行为。被上诉人以举报投诉要求厦门银监局履行监管职责，在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下，厦门银监局仍违法拒不履行相应监管法定职责，不依法保护被上诉人的知情权，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三、被上诉人是在厦门建行未依法依约披露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厦门银监局在被上诉人起诉后的2016年4月28日发函称“依法依规”责成厦门建行向被上诉人披露第6项信息，充分说明其自认有相应的监管职责，现又罔顾事实，在上诉状中改口称其没有相应的法定职责。因此，原审判决的认定不仅是合理的逻辑推导，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厦门银监局规定的监管要求。四、被上诉人要求厦门银监局责令厦门建行披露的第1-5项信息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职责范围内。1.根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厦门银监局不仅对厦门建行销售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有相应监管职责，对销售前、销售中及售后的信息披露均有监管职责。2.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对象是厦门建行、合同签约地在厦门，厦门建行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本案也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范围。即便厦门建行不掌握相应的信息，也应由厦门建行自行协调建总行向被上诉人披露相关信息。3.厦门建行未依法依约向被上诉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也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要求披露的属于“商业秘密”。且被上诉人要求的是信息属于厦门建行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法定信息披露的内容，不能以所谓的“商业秘密”对抗其法定披露义务。二审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厦门银监局向本院补充提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30号）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批复》（银监办发〔2004〕38号），用以证明厦门银监局仅监管厦门范围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本案厦门建行的业务活动是销售案涉理财产品，而不是对所有募集资本的投资和运作，胡锋要求责令披露的不是厦门建行的业务活动内容，故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范围。上诉人厦门建行及被上诉人胡锋对厦门银监局补充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09年4月13日，胡锋与厦门建行签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购买“建行财富三号六期”股权投资类人民币理财产品（次级收益类），产品编号：G200903300030000006，交易本金：120万元，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投资期限：2009年4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说明书载明，产品管理人：建总行，投资顾问：建银国际，信托公司：对外经贸信托公司。产品交易结构：“建行财富三号”六期股权投资类人民币理财产品分为优先收益类理财产品与次级收益类（即本产品）产品两个类别，产品整体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优先类收益产品规模不超过次级收益类产品规模4倍。产品管理人将其在上述两档理财产品所募集的全部资金，交与对外经贸信托公司设立“建银三号股权投资基金信托”，该资金信托由建银国际担任投资顾问。投资范围：通过对外经贸信托公司成立“建银三号股权投资基金资金信托”主要投资于中国境内优质的拟上市公企业股权、股权收益权、公众公司的定向增发。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和债权回购，以及可转债和上市公司再融资、短期借款、信贷资产转让等高流动性、低风险金额产品。此外，该产品说明书第十九条对产品信息披露所涉的产品募集信息披露、产品运作信息披露、产品临时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客户对账单的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与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胡锋及厦门建行当庭对该产品说明书进行了确认。2016年1月12日，胡锋通过传真向厦门银监局提交举报投诉材料。2016年1月28日，厦门银监局以信访形式受理胡锋的举报投诉。2016年1月29日，厦门银监局作出银监信受〔2016〕001号《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告知胡锋拟于2016年3月29日前，将核查结果书面告知胡锋。同日，厦门银监局向厦门建行发出厦银监信查2016004号《信访协查单》，要求厦门建行对胡锋反映情况协助调查，书面向其反馈调查情况，并附相关事实材料。2016年3月9日，厦门建行提交了《关于厦门建行客户就其认购的“建行财富三号”六期理财产品向厦门银监局投诉相关问题的复函》，对胡锋投诉要求披露的各项信息逐项进行了说明。2016年3月23日，厦门建行向厦门银监局提交了《关于厦门建行客户就其认购的“建行财富三号”六期理财产品向厦门银监局投诉相关问题的回复补充》，对胡锋投诉要求披露的第5、6项信息进行了补充说明。2016年3月25日，厦门银监局作出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告知胡锋经过调查核实，其诉求披露的第1-5项信息，因理财购买合同并未约定披露相关内容，同时根据厦门建行反馈，第1-5项信息因涉及信托设立、股权转让过程及结果中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合同、协议下的保密条款，无法对外披露；第6项信息，厦门银监局将责成厦门建行向胡锋披露。并表示对胡锋所反映的厦门建行及建总行信息披露不到位、未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进行投资的问题，将加强监督督促厦门建行合规经营，并要求厦门建行向建总行反映该问题。如胡锋与厦门建行之间的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建议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2016年4月25日，胡锋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厦门银监局作出的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并判令厦门银监局履行监管义务，责令中国建设银行依法披露案涉理财产品的6项信息。2016年4月28日，厦门银监局国有银行监管处向厦门建行发出《关于加紧落实向信访人胡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通知》，责令厦门建行于2016年5月6日前向胡锋披露其诉求的第6项信息。2016年5月5日，厦门建行以电子邮件形式向胡锋发出《关于财富三号六期信访诉求第六项的回复》。胡锋当庭表示其已收到该回复。2016年5月6日，厦门建行向厦门银监局提交《关于落实向信访人胡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报告》。另查明，2004年2月2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作出《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批复》（银监办发〔2004〕38号）载明厦门银监局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对辖区内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和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3〕30号）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省一级设监管局，地（市）一级设监管分局，县（市）一级视监管对象和任务设置必要的办事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设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管理，派出机构及其编制另行核定。”厦门银监局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在授权范围内，对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业务活动负有监督管理职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胡锋通过厦门建行购买了建总行发行的“建行财富三号”六期（次级）理财产品，向厦门银监局投诉举报称“建设银行”未按照产品说明书约定及《信托法》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未达到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股权家数构成实质违约，要求厦门银监局作出书面调查意见并进行查处，责令由“建行（建银国际）”及“建行”向其披露要求的6项信息。厦门银监局接到胡锋的举报投诉后，以信访形式予以受理，向胡锋发出银监信受〔2016〕001号《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同时，要求厦门建行对胡锋举报投诉事宜予以协助调查，书面向其反馈调查情况，并附相关事实材料。厦门建行向厦门银监局提交了相关的书面调查情况材料，对胡锋要求披露的6项信息进行了反馈说明。据此，厦门银监局就胡锋举报投诉事宜，以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函复胡锋，告知其所反映事项的核查处理情况。厦门银监局虽是以信访形式对胡锋的举报投诉进行受理并作出回复，但从本案证据材料及答复内容看，厦门银监局已经根据其监管职责进行了相关调查，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理、答复，对胡锋的权益产生了实质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厦门银监局、厦门建行关于本案属于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从诉讼请求看，本案胡锋起诉主要是针对信息披露问题，要求厦门银监局责令“中国建设银行”披露其诉求的6项信息。产品说明书表明，案涉理财产品系由建总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由建总行募集资金，交与对外经贸信托公司设立资金信托，该资金信托由建银国际担任投资顾问。胡锋要求披露的第1-5项信息均涉及资金信托运作具体信息，厦门建行作为涉案理财产品的销售机构不参与资金信托的运作并不掌握前述信息，即该部分信息披露不属于厦门建行的业务活动范围。厦门银监局作为厦门建行业务活动的监管机构，无从责令厦门建行向胡锋披露第1-5项信息；而资金信托相关方即建总行、建银国际及对外经贸信托公司均不是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故而，胡锋关于厦门建行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对象，可以责令由厦门建行自行向建总行协调相关信息再向其披露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厦门银监局的处理结果看，其已经要求厦门建行对胡锋诉求披露信息作出调查，厦门建行在了解相关情况后作出反馈“第1-5项信息涉及信托设立、股权转让过程及结果中交易各方相关合同、协议下的保密条款，无法对外披露”，厦门银监局也将该反馈结果告知胡锋，并无不当。胡锋要求披露的第6项信息，厦门银监局已在2016年3月25日的答复中明确，将责成厦门建行向胡锋披露。2016年5月5日，厦门建行向胡锋披露了第6项信息内容。期间，厦门银监局至2016年4月28日胡锋提起本案诉讼之后向厦门建行发出《关于加紧落实向信访人胡锋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通知》在时间上确有所迟延，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在今后工作中注意避免。综上，厦门银监局在获悉胡锋投诉内容后已经对举报投诉事项作出核查并书面答复胡锋，答复内容并无不当。胡锋诉求披露的第1-5项信息，并不属于厦门银监局的监管范围，第6项信息已经由厦门建行向胡锋进行了披露。胡锋诉请撤销厦门银监局作出的信访答复，主张厦门银监局未履行监管职责，要求厦门银监局责令厦门建行披露相关信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厦门银监局以信访形式作出答复，但从答复内容来看，已经对胡锋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处理，履行了相应的监管职责。因此，原审判决以厦门银监局适用《信访条例》作出处理，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厦银监信复〔2016〕002号《信访事项通知书》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厦门银监局、厦门建行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行初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胡锋于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胡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锦清审 判 员 纪荣典审 判 员 宋希凡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陈 靓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