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233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卓昂，男，1940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香港。委托代理人：高东亮，北京市响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186号。负责人：郝光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宋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徐刚，湖南湘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吴卓昂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调阅了本案一审、二审卷宗，现已审查终结。吴卓昂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信达公司与长沙港泰房地产公司、湖南新富城房地产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吴卓昂与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明确约定，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遇有需要调解、和解或撤诉等诉讼事宜时，必须经甲方签字同意。然而，在被申请人信达公司上诉案审理期间，代理律师舒鹏飞未经吴卓昂同意与上诉人信达公司达成调解，这份调解协议是在吴卓昂不知道的情况下做出的，非其自愿，因此调解违反自愿原则。（二）原审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信达公司与长沙港泰房地产公司、湖南新富城房地产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与吴卓昂个人没有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不得执行吴卓昂个人财产。湖南高院的（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却让案外人吴卓昂承担还款责任，协议内容侵害了吴卓昂的权利。显然是被申请人信达公司串通吴卓昂的代理人作出的调解，内容是侵占吴卓昂的财产。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判令：1.撤销湖南高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2.驳回被申请人信达公司上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信达公司承担。信达公司答辩称：（一）吴卓昂提出的“原审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理由与事实不符。1.二审程序中吴卓昂向湖南高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授权是明确的。该委托书清楚的记载“兹委托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舒鹏飞、唐棠为我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唐棠一般代理，舒鹏飞除享有一般代理权外，还可以代理我方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放弃或者变更我方的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者上诉。”据此，吴卓昂的代理人舒鹏飞是完全有权代表其达成调解的。2.吴卓昂对舒鹏飞和唐棠律师授权的《授权委托书》是经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许可的香港翁余阮律师行公证了的，公证的档案编号（2015）余字357号，由此可见该委托书的签署是吴卓昂自愿签署的，合法的。3.吴卓昂与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无关。吴卓昂提出的其与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一条第四款约定，只对吴卓昂与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产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审查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是根据其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而不是未向法院提交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如果吴卓昂有关证据证明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背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吴卓昂也只能另案对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提起民事诉讼。（二）原审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吴卓昂认为调解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但并未指出具体违反的条款。事实上，双方同意执行的房产长沙市韭菜园28号（原55号）新富城综合楼商场三层3109.5平方米房产是连带责任人湖南新富城房地产公司的财产，不是吴卓昂的个人财产。即便是吴卓昂的个人财产，在其授权代理人签订了调解协议并经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后，调解协议和民事调解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合法的。综上，请驳回吴卓昂的再审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吴卓昂的再审请求以及信达公司的答辩理由，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应当对（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再审。围绕该焦点问题，本案应重点审查以下问题：（一）关于代理人舒鹏飞是否超越代理权限的问题。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授权委托书仅写“全权代理”而无具体授权的，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提起上诉。由此可见，代为进行和解的权利与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被法律并列设置为无隶属关系的权利，即当代理人被授权在诉讼中代其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时，并不意味着代理人同时有权代为行使和解的权利。本案在二审程序中，吴卓昂向湖南高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兹委托湖南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舒鹏飞、唐棠为我（吴卓昂）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唐棠一般代理，舒鹏飞除享有一般代理权外，还可以代理本人（吴卓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放弃或者变更本人（吴卓昂）的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吴卓昂对舒鹏飞、唐棠的上述授权，经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许可的香港翁余阮律师行的见证，形成档案编号（2015）余字357号的《委托书》。依据上述《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舒鹏飞的代理权限明确、具体，即舒鹏飞除了行使一般代理权限外，仅有权“代为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放弃或者变更己方的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吴卓昂并未特别授权舒鹏飞可以代为进行和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须经委托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方可参加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本案中，舒鹏飞参加调解未经吴卓昂的特别授权，亦无证据证明舒鹏飞与信达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得到吴卓昂事前的同意或者事后的追认，故舒鹏飞参加调解并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的行为超越代理权限。（二）关于二审调解是否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上述规定要求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得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本案虽无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调解的情形，但代理人舒鹏飞参加调解未经当事人吴卓昂的特别授权，亦未得到吴卓昂的同意或追认，吴卓昂对调解不知情，调解违反了当事人自愿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上述规定不仅要求当事人双方必须是不受强迫的自愿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还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论涉案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本案虽无证据证明涉案调解协议系当事人被强迫而达成，但代理人舒鹏飞未经吴卓昂的特别授权，未得到吴卓昂的追认，在吴卓昂不知情的情况下超越代理权限与信达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亦不符合调解协议应当出于当事人自愿签订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根据上述规定，由于吴卓昂的代理人舒鹏飞未经特别授权参加调解，超越代理权限与信达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故吴卓昂关于本案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湖南高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违反了自愿原则，依法应当再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指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中止（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的执行。审 判 长  刘雅玲代理审判员  张 元代理审判员  薛贵忠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陈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