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民终297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崇安路。法定代表人汪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支陵，四川益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荣其权，男，汉族，1970年2月2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帅，四川红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刘碧英，女，汉族，1969年8月1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英，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巫贵江，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君客公司）因与上诉人荣其权、上诉人刘碧英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自知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成都君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支陵，上诉人荣其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帅、上诉人刘碧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自英、巫贵江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君客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诉讼请求；2.判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定解除合同的事实与理由是“刘碧英已经实际取得8件注册商标，本案商标权转让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该项规定具体内容为：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是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解除合同的事实、理由与依据的法条不符。同时，一审法院也未对荣其权、刘碧英的违约行为进行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对成都君客公司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内民字第7055号《公证书》认证错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商标局）向成都君客公司发文要求成都君客公司补正材料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29日，但邮寄时间为2015年3月21日，足以证明涉案商标转让尚在办理中，而且根据商标局的程序，中止转让的商标局应向转让双方发文中止转让，到目前成都君客公司并未收到商标局中止转让的文件。三、一审法院不能将荣其权提交的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候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该调解书是在荣其权、刘碧英隐瞒本案所涉及的8件商标已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恶意串通、滥用诉权的前提下产生，损害了成都君客公司合法权益。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对此，一审法院没有告知成都君客公司，属于程序错误。荣其权上诉并且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诉商标应为荣其权与刘碧英的夫妻共同财产。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单方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了《商标权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涉及转让的八类商标应属荣其权与刘碧英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认定涉诉商标登记在荣其权名下，应为荣其权个人财产，其可单独行使处分权属事实认定错误。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在确认涉诉商标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进行了夫妻财产分割，进一步确认涉诉商标属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6月9日，商标局给成都君客公司下达的《转让补正通知书》，明确了《商标权转让合同》所转让商标需经得刘碧英的同意，进一步确认涉诉商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商标权转让合同》应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涉诉合同应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刘碧英获知涉诉商标转让事实后，已通过法院起诉、作出不同意转让的《声明》公证以及向商标局反映的行为明确拒绝追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依法认定《商标权转让合同》无效。综上，荣其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无效;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成都君客公司承担。刘碧英上诉并且答辩称：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商标权转让合同》属于荣其权在未经刘碧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商标权转让合同》因无权处分未经追认而无效。本案诉争商标系荣其权、刘碧英共同长期经营的商标，商标权属均取得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也进一步明确了本案诉争商标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碧英在得知《商标权转让合同》存在的事实后不同意将诉争商标转让与被上诉人，已经于2013年9月11日通过四川省国力公证处（2013）川国公证字第36197号《公证书》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意转让诉争商标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商标权转让合同》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二、成都君客公司与荣其全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损害刘碧英合法利益的行为，《商标权转让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刘碧英作为自始至终的商标权益人，享有对诉争商标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在明知上诉人作为商标权利人的基础上，仍恶意串通达成标的为壹元钱的《商标权转让合同》,直接剥夺了上诉人包括处分权和财产收益权在内的商标权益。鉴于双方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客观存在，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的不法目的已经达成，成都君客公司在未经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仰仗法院诉讼程序，依据无效的《商标权转让合同》一直使用注册商标至今，上诉人曾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告知成都君客公司就商标授权事宜进行磋商，但成都君客公司始终置之不理，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综上，刘碧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依法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无效；3.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荣其权与刘碧英于1996年8月12日登记结婚，2013年4月27日经法院调解离婚。2010年3月28日，刘碧英注册了第6类的第6549316号“DEALUU”、第19类的第6549315号“DEALUU”、第20类的第6549314号“DEALUU”、第6类的第6549319号“帝露”、第19类的第6549318号“帝露”、第20类的第6549317号“帝露”共六件注册商标。2010年8月20日，刘碧英将上述6件商标转让给荣其权，商标局核准后荣其权取得了上述6件注册商标专用权。2008年4月27日，荣其权注册了第19类的第4409992号“君客”注册商标，2011年4月28日，荣其权注册了第20类的第8234318号“君客”注册商标。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约定荣其权将上述8件注册商标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合同第五条约定：商标权转让费用为人民币壹元。第七条约定：商标权申请手续办理有以下两种方式供甲乙双方选择：1.由乙方委托甲方办理（每件贰仟元），双方签字盖章后15天之内完成申请手续；2.由乙方自行办理，双方签字盖章后15天之内完成申请手续，50天不完成申请手续即视乙方放弃转让，甲方有权重新收回上述商标另行转让，并不退还乙方支付的转让费用。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选择了第2种方式进行转让。第八条约定：如甲方违反本合同第二、三款的约定，则甲方须退还乙方商标转让款。如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五、六款的约定，甲方有权不退还乙方支付的商标转让款，并可将该商标转让给除乙方之外的任意第三人所有。合同签订后，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办理了转让申请/注册商标申请书，成都君客公司遂向商标局申请受让荣其权的8件注册商标，2012年7月19日，商标局受理了成都君客公司的转让申请。2013年1月4日，经商标局审查，转让申请书中转让人的签字与荣其权之前办理商标事宜时的签字明显不符，商标局向申请人成都君客公司发出《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成都君客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不含往返邮程）提供经公证的转让协议或者经公证的转让人同意转让的声明，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的，商标局将视为申请人放弃补正。2013年3月15日，荣其权在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声明，表明其自愿将本案诉争的8件注册商标所有权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因刘碧英不同意转让注册商标，2013年5月20日，刘碧英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荣其权和成都君客公司，后撤诉。在荣其权转让注册商标给成都君客公司期间，刘碧英向商标局提出异议。2013年6月9日，商标局向成都君客公司发出《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称收到刘碧英来函，刘碧英称该商标属于其与荣其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该商标转让未经过刘碧英本人的同意。同时刘碧英向商标局提供了有关离婚事宜的民事调解书以及刘碧英诉荣其权的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相关文件。在通知书中商标局再次要求成都君客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不含往返邮程）补正刘碧英同意商标转让的公证书或者在法院审理完毕案件后向商标局提供相关生效的法律裁决。2013年4月27日，荣其权与刘碧英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但该民事调解书未对夫妻财产中的商标权进行分割。后荣其权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后财产纠纷，起诉刘碧英要求分割夫妻共有的13件商标权，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调解，荣其权与刘碧英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确定将包括本案注册商标在内的共13件注册商标分割给刘碧英，荣其权于2014年2月12日前协助刘碧英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刘碧英支付荣其权50000元。因荣其权未履行调解书，2014年2月27日刘碧英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向商标局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调解书，刘碧英于2014年3月20日向商标局缴纳受让13件注册商标费共计13000元。成都君客公司为维护合法权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有效，责令荣其权配合成都君客公司办理商标权的转让手续，诉讼费用由荣其权承担。在举证期限内，荣其权向该院提起反诉，请求解除《商标权转让合同》，诉讼费由成都君客公司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成都君客公司向该院提出对荣其权的8件注册商标进行诉讼保全，在成都君客公司提供担保后，该院作出（2014）自民保字第9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对荣其权所有的8件注册商标进行保全，该院向商标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后，商标局在送达回证中载明“所列商标未能协助查封，因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将所列商标过户至刘碧英”，致本案诉争的8件注册商标未能进行诉讼保全。成都君客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向该院申请追加刘碧英为共同被告，并请求判决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有效，责令荣其权、刘碧英配合办理商标权转让手续，由荣其权、刘碧英承担本案诉讼费。该院准许追加刘碧英为本案被告。2014年12月3日，成都君客公司向该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登记在刘碧英名下的8件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行诉讼保全。该院作出（2014）自民保字第92-1号民事裁定书并送达了商标局。商标局在该案送达回证上签署意见称“所列商标均已质押，在我局办理了质权登记。除第440992、8234318外，均为轮侯查封”。追加刘碧英后，在举证期限内刘碧英以成都君客公司为被告向该院提出反诉，请求法院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无效，责令反诉被告成都君客公司停止商标侵权行为，赔偿商标侵权损失300000元，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成都君客公司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刘碧英于2015年6月15日以未能及时举证为由，向该院提出对成都君客公司反诉的撤诉申请，该院于2015年6月16日裁定同意刘碧英撤诉。另查明，2014年9月19日，刘碧英与成都市赛森木业有限公司签订《商标转让合同》，约定刘碧英将第6类的第6549316号“DEALUU”商标、第19类的第6549315号“DEALUU”商标，第20类的第6549314号“DEALUU”商标、第6类的第6549319号“帝露”商标、第19类的第6549318号“帝露”商标、第20类的第6549317号“帝露”商标、第19类的第7280914号的“白门专家”共七个商标转让给成都市赛森木业有限公司，转让费500万元。2014年12月1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成都市赛森木业有限公司起诉刘碧英案件。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经商标局审查，荣其权的签名与其预留的签名风格不一致，商标局要求成都君客公司进行补正。（2013）川成蜀证内民字第7608号《公证书》证明，2013年3月15日，荣其权在公证员前作出声明，表明其自愿将上述商标的所有权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再次向商标局申请转让。商标法规定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提出申请，并没有要求商标权转让要办理批准或备案手续，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了书面的转让协议，也向商标局提出了转让申请，2012年7月19日，商标局还向成都君客公司发出转让申请受理通知书。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符合商标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应当为有效合同。荣其权辩称8件注册商标系夫妻共同财产，未取得刘碧英同意，也未经其追认，转让行为应无效。因商标权作为知识产权，既具有人身属性又具有财产属性，婚姻法仅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知识产权所获得的收益属夫妻共同财产，涉案的8件注册商标登记在荣其权名下，荣其权作为注册商标持有人，其对外转让注册商标属行使处分权，荣其权辩称未经刘碧英同意和追认，转让商标权的行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刘碧英辩称《商标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没有对合同生效时间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转让人和受让人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的，发给受让人相应证明，并予以公告。该院认为，这是对商标转让生效条件的规定，并不是对当事人签订商标转让合同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能以商标权能否实际转让为由对抗商标权转让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刘碧英辩称《商标权转让合同》未发生法律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至于荣其权、刘碧英辩称商标权转让合同价格为1元，违背市场规律，不合理的问题，荣其权、刘碧英未对低价转让注册商标明确其法律性质，也未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如荣其权、刘碧英认为《商标权转让合同》存在因违反等价有偿原则而显失公平的，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行使相应的救济权利，本案中因荣其权、刘碧英只是作为对抗理由，但未对此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处理。二、关于《商标权转让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后，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12年7月19日，商标局受理了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的转让申请，因转让人荣其权的签字与其以前在商标局办理商标事宜时的签字明显不符，2013年1月4日，商标局向成都君客公司发文，要求提供经公证的转让协议或经公证的转让人荣其权同意转让的声明。2013年3月13日，荣其权在公证处作出声明，表明自愿转让本案诉争的8件注册商标。可见《商标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实际在履行该合同。因刘碧英通过起诉、公证书声明和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的方式表明不同意将8件注册商标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2014年1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将本案8件注册商标分割给刘碧英，刘碧英申请强制执行后已经商标局核准转让，8件注册商标已经归刘碧英所有。荣其权与刘碧英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已为生效调解书所确认，且刘碧英已经实际取得本案诉争8件注册商标专用权，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欲实现商标权转让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在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为生效法律文书的前提下，《商标权转让合同》应当解除。荣其权、刘碧英辩称因刘碧英已经实际取得8件注册商标，本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解除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成都君客公司主张应继续履行商标权转让合同的理由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是否应当追加刘碧英为本案被告的问题。追加刘碧英为本案被告，既是为查明商标权转让情况、权属状况所必须，也是为妥善处理本案必须的，应当追加刘碧英为被告。至于追加后，是否判决刘碧英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来判断，因此追加刘碧英为本案被告是正当的。尽管第一次开庭已经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但复庭后追加刘碧英为被告，重新指定了举证期限、告知了权利义务，并重新开庭审理，给予了刘碧英完全的诉讼权利救济，程序正当。刘碧英辩称本案审理的是商标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能是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刘碧英不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一审已经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从时间上来讲也不能追加当事人等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至于刘碧英称收到的是起诉状问题，因刘碧英系被追加为被告，在公告送达的诉讼文书中，向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刘碧英为被告的手续合法、程序正当。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成都君客公司主张《商标权转让合同》有效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其它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荣其权、刘碧英主张合同应当解除的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商标案件管辖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有效；二、解除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三、驳回成都君客公司本诉的其它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0元，由成都君客公司负担250元，荣其权负担25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0元，由成都君客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成都君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组证据材料: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5）武侯民初字第10699号案件的民事起诉书、开庭传票、案件受理通知书，拟证明成都君客公司已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故该民事调解书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荣其权的质证意见为:成都君客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刘碧英的质证意见为:成都君客公司提交证据材料超过了法定的举证期限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成都君客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其作为原告提起另一诉讼的相关程序性资料，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案件事实综合进行认定。荣其权、刘碧英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基本清楚，应予确认。另查明:一、2013年9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作出的（2013）川国公证字第36197号《公证书》载明，刘碧英声明：“荣其权先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与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的行为已严重的侵害了本人的合法权益，本人不同意作为夫妻共同享有的商标权予以转让，同时保留对荣其权和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要求赔偿的权利”。二、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的（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本案涉案的13件注册商标：第6类的第6549316号DEALUU、第19类的第6549315号DEALUU、第20类的第6549314号DEALUU、第6类的第6549319号的帝露、第19类的第6549318号帝露、第20类的第6549317号的帝露、第19类的第4409992号的君客、第20类的第8234318号的君客、第19类的第7280914号的白门专家、第19类的第7288222号图形商标、第19类的第7384168号别墅专家、第6类的第7384170号图形商标、第20类的第8234320号字母商标权归被告刘碧英所有，由原告荣其权于2014年2月12日之前协助被告刘碧英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刘碧英名下；……”。本院认为二审诉讼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一、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商标权转让合同》若为合法有效，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予以解除？一、本院认为，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其理由为：1.从本案相关事实看，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双方遂向商标局提出了注册商标转让申请，2012年7月19日，商标局受理了成都君客公司的转让申请。经商标局审查，转让申请书中转让人的签字与荣其权之前办理商标事宜时的签字不符，商标局向成都君客公司发出《转让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成都君客公司提供经公证的转让协议或者经公证的转让人同意转让的声明。2013年3月15日，荣其权在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声明，表明其自愿将本案诉争的8件注册商标所有权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以上事实表明，《商标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实际在履行该合同。2.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2012年6月18日，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后即共同向商标局提出转让申请，故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符合商标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由此说明，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本案中，涉案的8件注册商标系荣其权、刘碧英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申请注册的，其中荣其权申请注册了第19类的第4409992号的“君客”注册商标、第20类的第8234318号的“君客”注册商标，其余六项诉争商标由刘碧英申请注册，但之后又登记在荣其权名下，荣其权作为注册商标持有人对外签订转让合同属于行使其处分权。综上，荣其全、刘碧英关于《商标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商标权转让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应当解除。主要理由为：1.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商标权转让合同》后,刘碧英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涉案商标。诉讼中，刘碧英举出了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荣其权和成都君客公司、刘碧英于起诉后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刘碧英前往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作了（2013）川国公证字第36197号《公证书》等证据材料佐证其不同意转让注册商标。成都君客公司辩称刘碧英知晓《商标权转让合同》的签订情况，刘碧英对《商标权转让合同》是默许和认可的，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可。2.刘碧英通过提起诉讼、公证声明和向商标局提出异议等方式明确表明不同意将涉案的8件注册商标转让给成都君客公司。2014年1月27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2014）武侯民初字第406号民事调解书将本案8件注册商标分割给刘碧英，刘碧英申请强制执行后已经商标局核准转让，8件注册商标已经归刘碧英所有并登记在刘碧英名下。为此，刘碧英已经实际取得本案诉争8件注册商标专用权，荣其权与成都君客公司签订的《商标权转让合同》欲实现商标权转让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商标权转让合同》应当解除。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正确，但在适用法律上欠妥。本案中，因荣其权与刘碧英离婚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已为生效调解书所确认，本案诉争8件注册商标已经归刘碧英所有并登记在刘碧英名下，说明荣其权已经不能履行《商标权转让合同》的相关义务，为此，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关于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成都君客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2015)川成蜀证内民字第7055号《公证书》认证错误。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以商标局向成都君客公司发文要求其补正材料的落款时间作为发文时间并无不当。成都君客公司一审起诉时，请求确认《商标权转让合同》有效，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定该合同有效，故一审法院不存在成都君客公司上诉中所称的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综上所述，成都君客公司、荣其权、刘碧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然欠妥，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00元，由成都君客木业有限公司、荣其权、刘碧英各负担5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巧英审 判 员  陈 洪代理审判员  韦丽婧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