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7民终7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昌贵,男,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昌佩、刘定久,绵阳市求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箭杆岭村一社,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箭杆岭村一社。法定代表人：张元浩,该社社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平，绵阳市游仙区魏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蒋昌贵因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绵阳市游仙区于2016年3月14日作出的(2016)川0704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兰大波主审并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田苑、赵志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蒋昌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昌佩、刘定久，被上诉人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箭杆岭村一社(以下简称箭杆岭村一社)及其法定代理人张元浩、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洪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蒋昌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顺延草堰承包合同期限，并依据约定赔偿上诉人损失；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2002年签定的《草堰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所签,根据国家小农水政策在2014年对“草堰”清淤和精修,双方均未投资。箭杆岭村一社提供的证据证明，蒋昌贵交4万元是终止《草堰合同》,重新发包的承包费，其单方面终止合同违背《草堰合同》26年不变的约定。对该合同约定的终止合同的附加条件为“草堰”被征收这一事实，而“草堰”清淤和精修不属约定的附加条件。其单方面终止合同无效。原判将第二次发包,认定为对合同约定的变更,违反平等自愿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蒋昌贵交4万元的承包费应按照《草堰合同》期限顺延。箭杆岭村一社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昌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付给被告4万元承包费的承包合同的期限;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62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并在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请为:判决确认延长承包期限26年,若不确认,则请求退还原告交付的4万元承包费，增加违约金3120元。一审查明：2002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堰塘承包合同》,约定将被告所有的一处堰塘(名为草堰)承包给原告,承包时间为2002年9月1日至2028年8月31日,承包费为120元/年,共3120元。承包期内因政策变动需要终止合同,则合同自然终止,被告退还原告未到期的承包费,如被告需对堰进行深挖,合同顺延一年。承包期内如被告违约,被告须退还原告全部承包费及鱼苗损失费,并付原告违约金按总承包费的20%计算。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承包费3120元。因政府实施“小农水建设”,补助资金在2014年对该堰塘进行了清淤和精修,2015年3月3日,箭杆岭村一社召开社员大会,参会人员包括村支两委成员、社长和一社社员,决定终止原承包合同,并提出如蒋昌贵和罗翠芳夫妇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给蒋昌贵,需另外交纳4万元承包费。原告蒋昌贵向被告交纳承包费4万元,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元浩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生产队收到蒋昌贵第二次鱼塘承包费40000元。”庭审中被告称社员大会后,在箭杆岭村村支两委见证下,罗翠芳(蒋昌贵之妻)与一社社长另立了补充协议,原件交与罗翠芳打印,但罗翠芳篡改补充协议内容,社上不同意盖章,罗翠芳也未将原件退还给社上。经要求,被告蒋昌贵向法庭提交了《箭杆岭村一社草堰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复印件,该复印件上载明“箭杆岭村一社蒋昌贵于2002年9月1日已承包一社草堰,承包金额为120元/年,合同终止日为2028年8月31日。2014年12月因国家小农水建设将草堰进行了清淤并精修,一社于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日、2015年3月11日召开了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会,对精修后的草堰合同做如下补充:一、蒋昌贵一次性支付一社草捻清淤、青苗补偿、水管等费用40000元,该费用作为2015年至2028年精修后的塘埝承包费。……”双方均未在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补充协议上显示草拟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被告对补充协议上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双方身份证明、堰塘承包合同、收据、社员大会会议纪要、情况说明、补充协议复印件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相互佐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原审根据上述事实认为：原、被告在2002年9月1日签订的《堰塘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国家小农水建设项目,补贴资金对草堰进行了清淤并精修,堰塘面积扩大、深度加深,即对承包合同标的物进行了优化,其利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显然得到了提升,在此情形下,对合同进行变更不违背一般生活经验和常识。被告称社员大会决定终止原合同重新发包,但结合双方行为及补充协议内容,其意思表示实质上是对原合同的一种变更。原告在社员大会召开后向被告交纳承包费40000元,被告出具的收条上亦明确载明该费用的性质为“第二次鱼塘承包费”,虽原告称该费用系被告强行收取,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对于双方草拟的补充协议,原告虽否认该事实,但补充协议复印件又由其持有,其陈述与事实相互矛盾。结合庭审查明情况和双方的行为,可以推定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并与原告协商,双方口头约定对原承包合同进行了变更,变更内容为承包费增加40000元,承包期限不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双方就变更合同虽未达成书面协议,但从双方的行为上能够推定双方有变更合同意愿,该变更合同行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原告请求承包期限顺延26年及请求被告退还承包费、支付违约金,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蒋昌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诉讼费407.5元,由原告蒋昌贵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蒋昌贵向箭杆岭村一社所交纳承包费4万元属于什么性质？具体分析如下：经查证实，蒋昌贵与箭杆岭村一社签订的《堰塘承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国家小农水建设项目的补贴资金，对草堰进行了清淤并精修,草堰堰塘面积扩大、深度加深,即对《堰塘承包合同》标的物进行了优化,使其利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而草堰是箭杆岭村一社集体所有的财产，该补贴资金应当属于国家对该一社全体成员的补贴，对此,箭杆岭村一社社员大会决定终止原合同重新发包虽然不当,但是结合上述事实的分析和认定，根据草拟的补充协议内容以及双方实际履行行为看,箭杆岭村一社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对《堰塘承包合同》中的承包价格重新约定和变更。故本院认为，蒋昌贵在社员大会后再次向箭杆岭村一社交纳的4万元的性质，应当属于在承包期间对草堰清淤、精修后承包费用约定的增加，不属于解除《堰塘承包合同》重新发包。对于蒋昌贵上诉所称，其交纳的4万元承包费用，应当属于《堰塘承包合同》中对承包期限顺延的费用，并依合同约定赔偿蒋昌贵损失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15元；由上诉人蒋昌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兰大波审判员  田 苑审判员  赵 志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书记员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