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8民终12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华亭路9号。法定代表人郑淑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郑进，该公司销售总监。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淑飞。委托代理人郑碎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祥。委托代理人刘文军，江苏大业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志锋，江苏冠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除判决主文外简称翔宇公司）、上诉人郑淑飞因与被上诉人王国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5）淮法民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翔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淑飞及委托代理人郑进，上诉人郑淑飞及委托代理人郑碎金，被上诉人王国祥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翔宇公司、郑淑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2015）淮法民初字第089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王国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时依法申请审判长管爱军回避，但一审法院未作出任何说明，即作出判决，该行为违反法律的规定，损害上诉人的权利；2、一审认定的借款数额250万元中上诉人仅收到2012年2月7日的50万元，对于翔宇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出具的50万元借条，因该借款中包含翔宇公司于2012年2月29日转账50万元中的陶洪顺40万元（另案已判决）。综上，一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国祥的诉讼请求。王国祥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提出要求审判长管爱军回避，一审法院认定不符合回避的法定条件，一审程序合法。2、涉案借款金额为250万元，有三张借条为证。上诉人主张2012年2月29日转账50万元，该款与本案无关。2012年5月10日、2012年5月15日，翔宇公司出具的150万元、50万元，均为2008年至2011年之间借款换据形成的。一审法院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王国祥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翔宇公司因经营需要向王国祥借款250万元，分别于2012年2月7日、5月10日、15日向王国祥出具了50万元，150万元、50万元的借条三份。郑淑飞为翔宇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双方约定月利率为2%，郑淑飞、翔宇公司利息支付至2013年3月15日。嗣后，王国祥多次索要无果，现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翔宇公司归还王国祥借款250万元并支付2013年3月15日至2014年3月15日利息60万元，本息合计310万元，2014年3月15日以后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清为止；2、郑淑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郑淑飞、翔宇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翔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郑淑飞，股东是郑淑飞及其配偶余兰珠。翔宇公司作为借款单位，郑淑飞作为责任担保人共同向王国祥出具总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条三份。其中，2012年2月7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2012年5月10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2012年5月15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50万元）伍拾万元正”。关于2012年2月7日条据的钱款交付情况是王国祥当日通过银行卡转账向郑淑飞支付50万元。关于2012年5月10日和2012年5月15日条据的资金交付情况，王国祥陈述2012年5月10日的条据是从2008年和2011年期间翔宇公司、郑淑飞多次借款后累计的数额。2012年5月15日的条据是2011年12月之前出借的款项。这两份条据均是换据，出具条据的当日并无款项出借。翔宇公司、郑淑飞对2012年5月10日150万元条据的质证意见为：条据是真实的，但是王国祥并未有向翔宇公司、郑淑飞交付150万元钱款。对2012年5月15日50万元条据的质证意见为：王国祥于2012年2月29日将50万元汇款给翔宇公司财务人员账户，该条据是后补的条据。2013年1月17日，郑淑飞通过银行卡转账给王国祥265000元。同年4月18日，郑淑飞再次向王国祥转账2500元及185000元。2013年7月6日，王国祥及案外人陶洪顺（系翔宇公司、郑淑飞出具100万元借条的持有人）等人向郑淑飞及其家人索要350万元借款时，引发纠纷。同日，在公安处警人员主持下进行调解。郑淑飞及其儿子郑进、女儿郑琴丹提出归还350万元本金的计划，双方因为利息的支付产生分歧而没有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7月23日，王国祥及陶洪顺前往翔宇公司索要借款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发打斗。同日，郑淑飞在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刑事警察大队询问室做了询问笔录。关于王国祥及陶洪顺等人的债权，郑淑飞做了如下陈述：大概在2009年，具体哪个月，我记不清了，我外甥陈良光向王国祥先后借了350万元，其中50万元的月利息是2分，也就是这50万元的一个月的利息是1万元；其中150万元的月利息是2.5分，也就是这150万元的月利息是3.75万元，另外的150万元的月利息是3分，也就是这150万元的月利息是4.5万元，也就是这350万元每个月的利息是9.25万元。因为王国祥知道我是翔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国祥认为我有偿还能力，王国祥要陈良光让我向王国祥打350万元的借条，我向王国祥打的那350万元的借条是分三到四张打的，陈良光也跟我讲了他向王国祥借这350万元是要支付以上利息的事。在我向王国祥打的那几张借条上没有注明要支付利息，但有我本人的签字，还盖有公司的印章。王国祥的350万元也是直接交给陈良光，没有经我的手。之后，陈良光一直在向王国祥支付利息。就这样陈良光向王国祥支付350万元的利息一直支付到2013年4月份，到了2013年的7月3、4号，王国祥到翔宇公司索要350万元的本金，陈良光支付给王国祥的利息已经超过350万元的本金。陈良光借款350万元已被前淮安中信公司的老板周烨民骗了。另查明，案外人陈良光曾是翔宇公司的员工。还查明，2008年7月25日，郑淑飞向王国祥借款11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3%，从2009年1月开始每月按2.5%月利率给付利息。2011年3月，郑淑飞又向王国祥借款4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2.5%。2011年12月，郑淑飞向王国祥借款50万元，约定借款月利率2%。2012年2月7日，王国祥通过卡卡转账方式汇给郑淑飞50万元。2012年5月双方换据，翔宇公司负责人郑淑飞先后出具两份借条且加盖了翔宇公司公章并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一份为150万元，一份为50万元。2012年2月7日，案外人陶洪顺通过卡卡转账方式给郑淑飞50万元。陶洪顺转账给王国祥40万元后，于2012年2月29日由王国祥通过卡卡转账方式给郑淑飞女儿郑琴丹50万元。陶洪顺于2013年11月5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翔宇公司及郑淑飞归还借款100万元。法院于2014年6月6日作出（2013）淮法民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翔宇公司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并承担利息，郑淑飞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享有追偿权。郑淑飞上诉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淮中民终字第140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翔宇公司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苏审三民申字第003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翔宇公司的再审申请。最后查明，2012年5月15日借条经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倾向认定送检标称日期为“2012年5月10日”的《借条》上壹佰伍拾元正处添写字迹“万”字与送检样本（由郑淑飞书写）字迹是同一人所写。鉴定人张洪贵经翔宇公司申请出庭作证，对“倾向认定”作出了专业解释并发生鉴定费12200元及出庭费用2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王国祥与翔宇公司之间借款本金的总额问题。翔宇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淑飞2012年2月7日向王国祥借款50万元，在收到钱款后并出具了借条。故对该份条据载有的50万元债权，法院予以确认。关于2012年5月10日数额为150万元的条据，王国祥与翔宇公司、郑淑飞之间当日没有钱款往来，王国祥认为该条据系以前几笔借款结算而来，郑淑飞认为该借条上的“万”字系他人后来添加，实际应是“150元”。经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倾向认定系同一人书写。法院对翔宇公司、郑淑飞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对于2012年5月15日借条，翔宇公司称应该是对陶洪顺50万元借款的补出借据，该借条系重复出具。但至今翔宇公司、郑淑飞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有权部门申请撤销该借条。且与以前其委托代理人郑进的陈述不一致。而委托代理人郑进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依“禁止反言”的原则，法院对该份条据载有的50万元债权，予以确认。关于2012年5月10日150万元条据的资金交付情况，王国祥与郑淑飞各执一词。法院认为，首先，如果事实情况确实如郑淑飞所述，未有从王国祥处领取到150万元的现金，那么在出具条据以后，翔宇公司、郑淑飞应该积极向王国祥索取相应钱款或者不会在时隔五天后再次出具50万元的条据给王国祥。因为2012年5月15日条据上的50万元债务完全可以足额充抵2012年5月10日条据上的150万元；第二，在该份争议的150万元条据出具后，亦未有证据表明翔宇公司、郑淑飞向王国祥主张该条据；第三、在王国祥及案外人陶洪顺向郑淑飞索要欠款时，翔宇公司、郑淑飞对本金数额也未有提出异议，仅是对利息的支付情况产生争议；第四、郑淑飞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认可系接受了案外人陈良光对王国祥的债务，对总数额为350万元及利息的计算予以了确认，该借款数额与利息的计算同王国祥庭审中陈述350万元本金的组成及利息的计算相吻合。第五、证据表明借款并非均由陈良光所借，陶洪顺50万元、王国祥50万元均是2012年2月7日转账到郑淑飞账户，而王国祥代陶洪顺支付的50万元系转账给郑淑飞女儿郑琴丹账户。郑淑飞提供的陈良光汇款给王国祥的银行回单因其利害关系不足以证明350万元均系陈良光所借。以上事实足以辩明郑淑飞陈述不实。综上，王国祥的陈述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高于翔宇公司、郑淑飞的抗辩。2012年5月10日的150万元借款推定已交付，该笔钱款应当纳入翔宇公司的借贷数额范畴。故王国祥、翔宇公司间借款本金应为250万元。郑淑飞认为2009年9月3日王国祥账号发生过90万元、75万元共165万元的收入，这是陈良光还款。王国祥认为这是为了提高信用卡透支额度让陈良光帮忙过渡资金周转额度，且于当日分80万元、85万元归还了陈良光上述周转资金。从王国祥提供的借记卡明细对账单的记载可以证实王国祥的解释成立。且该汇款行为发生在借条出具之前，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关于利息是否存在的问题。第一、郑淑飞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认可了350万元存在利息。在王国祥索要借款的过程中，郑淑飞及其家人仅认可归还本金，但拒绝支付利息。可以证明双方对借款存在口头利率约定。第二、案外人陶洪顺作为350万元的共同借款人及催要人，其起诉翔宇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均对借款有利率约定进行判决或予以维持。第三、如果没有利息约定，翔宇公司、郑淑飞在转账归还大额借款后应要求王国祥在借条上备注归还借款本金或在自己转账时备注系归还本金或要求王国祥重新换据等。因双方在2012年重新进行了换据，故利息给付应从2012年5月以后进行计算。从王国祥提供的对账单可以看出每月11日前后固定有33000元、27500元、37500元、47500元等金额汇入其银行账户。2013年1月17日汇入265000元与郑淑飞提供的银行回单相印证。2013年4月15日、18日有2500元及185000元款项汇入与王国祥陈述的每月62500元利息相印证。也可证明翔宇公司给付的利息至2013年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12年2月、5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为6.1%，对超出基准借款年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对超出部分应计入归还本金。而2012年2月7日的50万元借款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月利率2%，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2012年5月10日、15日的两借款应按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年利率的四倍计算。每月利息应为50666.67元，而王国祥陈述翔宇公司、郑淑飞每月归还62500元利息，从2012年6月开始对超出的11833.33元利息应计入归还本金。2012年7月利息应为50428.68元，翔宇公司归还62500元，超出12071.32元。而50万元的借款发生在先，故应从50万元借款中先予扣除。因被告2013年1月17日归还265000元，故应推定前5个月翔宇公司没有归还利息。即翔宇公司归还利息应截止至2012年7月10日或15日。故翔宇公司应欠王国祥借款本金2476095.35元。至2013年1月17日，翔宇公司多归还利息14057.17元。至2013年4月15日，翔宇公司多归还利息37777.71元。欠王国祥借款本金2424260.47元。王国祥主张2013年3月15日以后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因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符合法律规定。但应从2013年4月15日开始计算。关于郑淑飞的保证责任问题。翔宇公司、郑淑飞对本案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保证无异议，但抗辩本案已过保证时效。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被告至2013年4月一直给付利息。王国祥、翔宇公司、郑淑飞双方在2013年7月才发生催要借款的事实发生。而本案中，王国祥、翔宇公司、郑淑飞并未有约定具体还款期限及保证期间，亦未有证据表明王国祥向翔宇公司、郑淑飞索要借款时给予了具体宽限期。现主债务尚未有履行结束，即保证合同的保证时效并未有超过。郑淑飞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不能免除。郑淑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翔宇公司追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王国祥借款2424260.47元及利息（自2013年4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利率24%计算）；二、郑淑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郑淑飞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王国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600元，保全费5000元，由王国祥负担958元，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负担35642元，郑淑飞对前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本案鉴定费用12200元及鉴定人出庭费用2000元，均由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庭审中，上诉人翔宇公司、郑淑飞提交以下新证据：一、程序违法：1、上诉人在一审时依法申请管爱军回避，但一审法院未作任何说明，即作出判决；2、《程序违法依据说明装订本》中谈话笔录、情况说明，一审卷宗中均无上述材料，证明管爱军灭失证据，3、谈话笔录，谈话人为管爱军、丁慧娟，后打印的“丁慧娟”被划去，换成陈鹏签名。证明管爱军篡改卷宗内的谈话笔录；（2014）淮法民初字第0587号判决书的书记员为丁慧娟，（2015）淮法民初字第0897号案件谈话笔录中丁慧娟为记录人。程序违法。4、短信，证明管爱军在原审中没有提前三天通知翔宇公司、郑淑飞开庭。5、《程序违法依据说明装订本》中P53在借条上进行篡改“万”字，P60证明王国祥虚构交付6笔现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说明现金交付的四个要件；P74-83王国祥提供的本金明细与翔宇公司支付王国祥利息明细表，证明在本金上王国祥虚构现金交付，在利息上大部分是王国祥与陈良光之间的往来。P89鉴定书、P95、P99公安询问笔录，说明郑淑飞被打伤情况。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上诉人提供的第一到第四组证据证明一审程序违法，我们认为不是事实，对上诉人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其中涉及到因双方经济纠纷而产生的刑事犯罪，涉案当事人已受到了刑事处罚，并且与本案无关；对上诉人其他方面的陈述，均是按本案的一审法院已经审理查明的相关事实，被上诉人认可一审法院的审理查明部份。被上诉人提交以下新证据：1、说明，2、协议，3、淮安市清浦区黄码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码乡政府）文件，4、王国祥和董春茂的协议书，5、房产开发的户型图，以上证据证明：2008年4月29日案外人董春茂与黄码乡政府签订协议，联合建设乡镇居民点，2009年7月5日，董春茂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由董春茂将其与黄码乡政府签订的联合建设乡镇居民点项目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出售房屋，收取现金，用收取的现金出借给上诉人。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1-4证据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证据的内容不能反映王国祥出借现金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2、3、5可结合其他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对于上诉人主张其在一审中申请管爱军回避问题，原审卷宗2016年2月17日开庭笔录反映对翔宇公司、郑淑飞申请回避告知，不符合法定回避条件，对其申请不予准许。谈话笔录遗失问题，经查，该笔录是关于鉴定问题，装订在一审法院鉴定卷宗。P47-101材料，该部分材料为上诉人书写的材料及借条复印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纪要、王国祥提供的利息表及其他材料，关于原审法官是否有无灭失材料问题，上诉人就该部分材料已向一审法院纪检部门反映，不属二审审理范围，现上诉人已在二审中提供上述证据供审查，二审仅对证据本身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提供的4份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直接反映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来源，可结合其他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翔宇公司的股东为郑淑飞及其配偶余兰珠。郑淑飞系翔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翔宇公司作为借款单位，郑淑飞作为担保人共同向王国祥出具总金额为250万元的借条三份。其中，2012年2月7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伍拾万元正（50.0000元）”。2012年5月10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正”。2012年5月15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50万元）伍拾万元正”。王国祥主张2012年5月10日的借款150万元及2012年5月15日的借款50万元均为2008年至2011年期间翔宇公司、郑淑飞多次借款后换条据形成的。其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涉案借款均为其以现金支付给郑淑飞，在交付过程中，只有其单独将现金送到郑淑飞办公室交付给郑淑飞，数额有20万元、40万元、50万元，无其他人在现场。涉案借款150万元及2012年5月15日的借款50万元，除借条外无其他证据证明履行交付义务。2013年7月23日，王国祥及陶洪顺前往翔宇公司索要借款时，双方发生纠纷并引发打斗。同日，郑淑飞在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刑事警察大队询问室做了询问笔录。关于王国祥及陶洪顺等人的债权，郑淑飞做了如下陈述：大概在2009年，具体哪个月，我记不清了，我外甥陈良光向王国祥先后借了350万元，其中50万元的月利息是2分，也就是这50万元的一个月的利息是1万元；其中150万元的月利息是2.5分，也就是这150万元的月利息是3.75万元，另外的150万元的月利息是3分，也就是这150万元的月利息是4.5万元，也就是这350万元每个月的利息是9.25万元。因为王国祥知道我是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的法人，王国祥认为我有偿还能力，王国祥要陈良光让我向王国祥打350万元的借条，我向王国祥打的那350万元的借条是分三到四张打的，陈良光也跟我讲了他向王国祥借这350万是要支付以上利息的事。在我向王国祥打的那几张借条上没有注明要支付利息，但有我本人的签字，还盖有公司的印章。王国祥的350万元也是直接交给陈良光，没有经我的手。之后，陈良光一直在向王国祥支付利息。就这样陈良光向王国祥支付350万元的利息一直支付到2013年4月份，到了2013年的7月3、4号，王国祥到翔宇公司索要350万元的本金，陈良光支付给王国祥的利息已经超过350万元的本金。陈良光借款350万元已被前淮安中信公司的老板周烨民骗了。王国祥还陈述，涉案借款250万元及陶洪顺的借款100万元，共计350万元，自2012年5月至2013年4月，翔宇公司每月支付利息9.25万元。并提供利息支付一览表。翔宇公司对此认为，其公司除2013年1月17日、2013年4月18日转账给王国祥265000元、185000元用于支付2012年2月7日的借款50万元外，其公司从未支付其他款项。本院针对双方的上述陈述，根据王国祥提供利息支付一览表，依职权调查支付利息的主体，经查，2010年8月11日，黄旭丹转账27500元，2011年2月11日，陈良光转账27500元，2011年4月11日，黄旭丹转账37500元。本案争议焦点，翔宇公司于2012年5月10日、2012年5月15日出具的150万元、50万元借条的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院认为：一、关于程序方面。1、上诉人主张其在一审中申请管爱军回避未得到答复问题。原审卷宗反映庭审中已告知当事人翔宇公司、郑淑飞申请回避不符合法定回避条件，不予准许。上诉人上述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2、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遗失材料，该部分材料中的谈话笔录装订在鉴定卷宗，其他材料是否被原审承办人故意灭失问题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纪检部门反映，承办人有无违纪问题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二、关于实体方面。上诉人主张其不应偿还王国祥2012年5月10日，2012年5月15日借条载明的150万元、50万元之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对2012年5月15日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2012年5月10日借条上“万”字否认为郑淑飞书写，但经司法鉴定该“万”字系郑淑飞本人书写，故本院对上述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上述借款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其次，王国祥主张其以现金方式交付相应款项的主张成立。民间借贷交付钱款的方式具有多样性，不能仅凭无银行支付凭证就简单否定借贷关系的存在，应综合考虑借款发生时双方当事人的职业、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借款发生时，被上诉人王国祥与黄码乡政府联合建设乡镇居民点，具备发生本案借贷、双方以现金交付的基础条件。被上诉人未提供银行支付凭证不足以否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再次。因借条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本案所涉借条明确载明“今借到王国祥人民币150万元和50万元”。翔宇公司作为借款人在借条上加盖印章，郑淑飞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担保人处签名，应当明知在该借条上加盖公章及签名担保的法律后果。相反，如向上诉人主张的那样，在出具条据未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既未向公安部分报案，亦未申请撤销借条，上诉人的主张违反常理。第四，郑淑飞在公安部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外甥陈良光于2009年起向王国祥、陶洪顺借款总额为350万元，在王国祥的要求下由翔宇公司作为借款人出具借条并加盖印章，郑淑飞签名担保，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其接受了陈良光对王国祥的债务。翔宇公司出具借条与郑淑飞在公安部门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翔宇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194元，由江苏翔宇电子有限公司与郑淑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玲审 判 员  刘群英代理审判员  马作彪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蔡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