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2民终24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住所地：余姚市城区大黄桥路*号。主要负责人：周红绩，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良，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臻，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工业园区欣朗西路。法定代表人：朱华江，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余姚市经济开发区振兴路21号（南区）。法定代表人：黄以良，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黄以良，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余姚市。原审被告：罗娜琴，女，196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余姚市。原审被告：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五夫工业区。诉讼代表人：郦煜超，该公司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婷婷，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因与被上诉人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斯达公司）及原审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麦达尔）、黄以良、罗娜琴、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麦达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2015）甬余陆商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佳斯达公司在最高额130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1.佳斯达公司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佳斯达公司在签订第二份合同时，曾向建设银行余姚支行提供了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一份，明确表明，佳斯达公司为宁波麦达尔提供1305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有效期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该决议有佳斯达公司股东签字并有公司盖章。因此，佳斯达公司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对其提供最高额1305万元的保证是明确、充分知晓的，该决议内容也是合法、真实的意思表示。若签订第二份合同时，佳斯达公司愿意承担的保证金额是435万元，就应当出具435万元的决议，而不是1305万元。并且，若第二份合同是对第一份合同的变更，也应在第二份合同中明确作出终止第一份合同的特别约定，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本案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形。因此，第一份合同和第二份合同的担保金额是叠加的，而非变更。2.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一个时间段内，同一个保证人和同一个债权人只能有一个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本案的情形与此不同，本案中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是两个债权确定期间，只是两个期间存在部分重叠，不应适用上述条款。佳斯达公司辩称：1.涉案两份有争议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时间不同，后一份合同对前一份合同的债权确定期间和最高限额进行了变动，因而是对前一份合同的变更，佳斯达公司应根据后一份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2.将两份合同的保证金额相加作为佳斯达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的限额不符合佳斯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若贷款金额小于任何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最高限额，建设银行余姚支行无法指出在两份合同的债权确定期间重叠部分的贷款应由哪份合同予以担保。3.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中载明担保范围为被担保人向贷款人申请贷款额度在1305万元整以下。这不是一个固定的金额，小于1305万元均符合决议要求；况且，佳斯达公司和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的不是一般的与借款合同一一对应的保证合同，决议金额必须与保证合同金额相对应。决议形成后，只要佳斯达公司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的一份或数份合同中的保证金额不超过1305万元即可。现佳斯达公司和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只签订了一份合同，保证金额为435万元，并不违反决议要求。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虞麦达尔述称：上虞麦达尔已经申请破产清算，管理人尚未接管相关资料，对本案事实并不了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宁波麦达尔、黄以良、罗娜琴在二审中未向法院作任何陈述。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宁波麦达尔归还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借款5300万元，支付律师费95000元，以及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及复息；2.黄以良、罗娜琴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佳斯达公司在1305万元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对上虞麦达尔提供的抵押物在6760万元的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17日，上虞麦达尔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上虞麦达尔将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五夫村的房屋（产权证号：上虞市房权证驿亭镇字第××号）及土地（产权证号：上虞市国用2008第02807810号）抵押给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为宁波麦达尔在2011年6月17日至2014年6月16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3757万元的抵押担保；2012年10月29日，上虞麦达尔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上虞麦达尔将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五夫村的房屋（产权证号：上虞市房权证驿亭镇字第××、00××99号）及土地（产权证号：上虞市国用2012第10919号）抵押给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为宁波麦达尔在2012年10月29日至2014年7月12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2950万元的抵押担保；2014年6月1日，上虞麦达尔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上虞麦达尔将其所有的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五夫村的房屋（产权证号：上虞市房权证驿亭镇字第××、00××98、0027599）及土地（产权证号：上虞市国用2008第02807810、上虞市国用2012第10919号）抵押给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为宁波麦达尔在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6760万元的抵押担保，双方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2年3月16日，佳斯达公司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佳斯达公司为宁波麦达尔在2012年3月16日至2015年3月15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87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12月1日，佳斯达公司又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佳斯达公司为宁波麦达尔在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35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2013年12月1日，黄以良、罗娜琴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签订《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黄以良、罗娜琴为宁波麦达尔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7年12月1日期间在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处的债务提供本金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为不超过5300万元的本金余额，以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等。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宁波麦达尔向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借款共计5300万元，双方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十六份，每次借款期限均为一年，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借款利率及违约责任等。自2015年1月21日起，宁波麦达尔未按约支付利息，也未归还部分到期借款，其余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建设银行余姚支行有权宣布借款全部到期并收回。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与佳斯达公司之间签订的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2012年3月16日，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与佳斯达公司签订建甬余贷（2012）39-2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为建设银行余姚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约定佳斯达公司为宁波麦达尔在2012年3月16日至2015年3月15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或外币以及承兑商业汇票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87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同年12月1日，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与佳斯达公司之间又签订建甬余担保（2012）39-28-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文本仍是由建设银行余姚支行提供的相同的格式合同。该份合同约定，佳斯达公司为宁波麦达尔在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签订的人民币或外币以及承兑商业汇票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435万元的最高额保证。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除合同签订时间、债权确定期间（部分期间重叠，即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3月15日）以及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不一致外，其余约定内容均相同。现所欠贷款债权确定期间为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12月25日，为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债权确定重叠期间。据此，建设银行余姚支行认为，根据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佳斯达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佳斯达公司应在1305万元的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佳斯达公司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只能签订一份，后一个保证合同是对前一个保证合同的变更，佳斯达公司仅应承担435万元的保证责任。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也就是在特定的期间内，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签订一个最高额保证合同。所谓最高额保证合同，在特定的期间内，当然只有一个保证合同。本案中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在特定的期间内，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却存在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悖。同时，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作为贷款银行又系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在放贷过程中处于主动、专业的优势地位，如其本意是佳斯达公司承担最高限额1305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责任，完全可以在第二份担保合同中约定终止或解除第一份保证合同，并重新确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限额为1305万元，如此根本不可能产生歧义。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主张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特定期间重叠，即债权确定期间重叠，该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金额可以相加，没有法律依据。如按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主张，佳斯达公司承担最高限额1305万元的保证责任，即与第二份保证合同双方约定佳斯达公司为2012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发生的借款合同承担最高限额435万元的保证责任相违背。综上，该院认定，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与佳斯达公司之间于2012年12月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对2012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变更，佳斯达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435万元。综上，涉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宁波麦达尔借款后未按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显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黄以良、罗娜琴在本金最高额5300万元范围内、佳斯达公司在最高额435万元范围内为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向宁波麦达尔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承相应的民事责任，对建设银行余姚支行超出最高额保证范围的诉请，不予支持。上虞麦达尔以自己所有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对抵押物在最高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对佳斯达公司提出宁波麦达尔与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佳斯达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答辩意见，因佳斯达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宁波麦达尔、黄以良、罗娜琴、上虞麦达尔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抗辩的权利，不影响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决：一、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归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借款5300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复息，及律师代理费95000元，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二、被告黄以良、罗娜琴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黄以良、罗娜琴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追偿；三、被告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在最高额435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余姚市佳斯达阳光板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追偿；四、如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不按期履行上述款项，则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有权以被告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五夫村的房屋（产权证号：上虞市房权证驿亭镇字第××、00××98、00××99号）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上虞市国用2008第02807810号、上虞市国用2012第10919号）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在最高额676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被告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在原告实现抵押权后，有权向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7”27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2275元，由被告宁波麦达尔电器有限公司、黄以良、罗娜琴、上虞市麦达尔园林机械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6月30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6）浙0604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对上虞麦达尔的破产清算申请。2016年7月7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出具（2016）浙0604民破1号决定书，指定浙江沪鑫律师事务所担任上虞麦达尔的管理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对于宁波麦达尔尚欠建设银行余姚支行2014年3月5日至2014年12月25日期间的贷款本息，佳斯达公司应在最高额435万元范围内，还是在最高额130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编号为建甬余贷（2012）39-28号及建甬余担保（2012）39-28-1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与佳斯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协议在最高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由于涉案借款发生在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确定期间内，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可以依其中任意一份合同要求佳斯达公司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二审中，本院要求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在两份合同中作出选择，但建设银行余姚支行认为，根据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佳斯达公司应在1305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故不同意在两份合同中作出选择，而是坚持要求将两份合同中约定的最高额保证金额相加。本院认为，董事会（股东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仅能约束佳斯达公司一方的行为，而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和佳斯达公司双方签署，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故建设银行余姚支行以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对抗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理由难以成立，本院对其要求佳斯达公司在1305万元范围内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最高额保证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既然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建设银行余姚支行又不同意作出选择，则从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和内容分析，最高额保证金额为435万元的合同签订时间晚于最高额保证金额为870万元的合同，且两份合同除了主债权确定期间及最高额保证金额有所区别外，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几近相同。故双方在签订第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已对第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最高额保证金额和主债权确定期间进行了变更，达成了新的合意。因此，原审法院根据第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判令佳斯达公司在435万元范围内对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建设银行余姚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700元，由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丹涛审 判 员  方资南代理审判员  张颖璐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代书 记员  胡 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