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民终6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雷，男，汉族，1978年5月8日出生，住重庆市渝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中路42号负1号1-14号。法定代表人：侯文彦，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女，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女，汉族，1989年7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上诉人顾雷因与被上诉人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法民初字第11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顾雷，被上诉人顺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张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雷上诉请求：驳回一审判决，要求顺丰公司支付顾雷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0660元（5055元/月×6个月×2倍）。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中法院采信顺丰公司的重要证据，存在重大争议。顾雷认为其没有逃避责任，其行为皆是按照公司制度，后期有新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没有授意下属“违背诚信”、“弄虚作假”，授意完全是上下级正常的指派关系，也全部是按公司要求进行行车日志的修改和补录，后期有新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顺丰公司辩称，顾雷在顺丰公司工作期间一直签订的有劳动合同，而《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是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且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顺丰公司依法有权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对员工进行管理和处罚；顾雷是顺丰公司的车辆管理经理，是车辆与加油卡的唯一管理人，经公司调查，多次出现车辆未进加油站但加油卡产生消费记录的事实；而当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与行车日志所体现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时，由于顾雷没有权限对行车日志进行修改，否则会受到行政扣分的处罚，因此其授意下属对行车日志进行修改补录，这种行为违反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二、第十一款的规定，因此顺丰公司依法有权依据该条例规定解除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不存在违法解除的事实，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顾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0660元（5055元/月×6个月×2倍）。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2日，顾雷入职顺丰公司。顾雷的工资通过银行卡发放，其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5055元。工作期间，双方签订了合同期限分别为2010年6月2日至2013年6月30日、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两份合同均载明：《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其中第二份劳动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6月1日。顾雷离职前的工作岗位为车辆管理主管，主要职责包括：统筹实施本组车辆管理工作，落实本组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车辆管理制度；掌握本组车辆分布、使用情况、驾驶员管理；负责本组驾驶员交通法规、阅读安全培训、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管理本组车辆维修、日常保养工作；向上级车辆管理部门提供车辆技术、安全等信息，关心驾驶员工作、生活；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等。顾雷管理的车辆包括渝Ａ×××××号车辆，该车辆钥匙和加油卡均由顾雷保管，公司其他员工使用该车辆需在车辆使用登记表上登记且告知顾雷。2015年3月18日，渝Ａ×××××号车辆出现车未到加油站但其加油卡产生油费的情形。同年5月22日，顺丰公司工会委员会作出《关于解除与顾雷的劳动合同一事的答复》，在答复中，该委员会表示已收悉顺丰公司发来的拟解除与顾雷之间劳动合同的《通知工会函》及相关附件，经研究认为顺丰公司拟解除与顾雷的劳动合同一事有充分依据，并无不当，同意解除。同年7月13日，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顾雷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的仲裁申请，因该仲裁委逾期未作出裁决，顾雷于同年9月7日诉至一审法院。顺丰公司的行车日志是由司机或司机组长按照当日实际行车情况用其工号登陆专门的行车录入系统进行录入，车管组三线员工包括顾雷在内没有权限录入，如需用车则用有权限的工号进行录入。关于车辆管理问题，顾雷陈述其负责监管车辆调度、加油卡数据审核、督促驾驶员及司机组长修改行车日志；渝Ａ×××××号车辆的钥匙与加油卡均放在其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因很多员工并未履行相应的使用手续，其经常不晓何人、何时使用该车辆；使用加油卡无需履行手续；行车日志的原始数据是用手机录入，如原始数据与实际使用情况不一致时，由其要求司机组长进行修改。顺丰公司陈述顾雷只负责车辆调度、加油卡数据审核而非对行车日志的审核；其他员工使用渝Ａ×××××号车辆应当履行相应手续，但顾雷未作相应管理；行车日志是按照当日行车实际情况录入，一般不允许修改，如出现数据错误，应当由司机组长与驾驶员核对后由司机组长修改，而非顾雷修改或要求他人修改；顾雷存在用本人工号录入行车日志、要求司机和司机组长录入和修改行车日志的行为。为证明其主张，顺丰公司举示了谈话记录（有顾雷、案外人朱元武、徐升泉签名的谈话记录各1份）、录音，同时顺丰公司表示录音是顾雷与公司审计张春雷、范振峰的谈话。其中顾雷谈话记录载明：其负责中转场车辆综合管理；自1月10日后无录入行车日志的权限；其多次使用车辆，但因无权使用APP，但手工录入要扣0.5分，故未录入当时行车情况，出现行车日志差异较大时，其曾要求下属员工比如陈属平、徐升泉补录；其每周核对一次加油情况，存在手工补录加油记录以及部分时间未使用车辆但是加油的情形，比如2015年3月18日给其他车辆加油。录音中，顾雷陈述以下内容：对其管理的553号车辆，如有员工需要加油则电话告知，自行从其抽屉里拿加油卡；按照规定使用加油卡后必须归还，其知道有员工使用后放在车上并未归还的情形，但对此未作相应管理；因使用车辆的人员较多，其并不知道车辆的具体使用情况；3月18日车辆未进加油站但存在加油记录，其不知道何人使用了加油卡；关于行车日志，其一直知晓行车日志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录入；因为没有权限录入的人员使用车辆无法进行手机录入，导致行车记录与实际情况不符，故只能删除之前的行车日志；其本人虽然可以手动录入，但是因为会扣分，所以存在其开了车但是并未录入的情形；其要求过求司机组长陈属平、徐升泉等进行补录；对于加油记录，其月底对车辆油耗进行核实，只要不超过10%，一般不会管，其存在补录加油记录的情形；其知晓公司会调查，也知道伪造记录属于五类，永不录用；认可其授权他人录入行车日志和作假，对公司开除无异议，愿意承担相应责任。顾雷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认为朱元武、徐升泉谈话记录的内容因为其没有参与，故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录音，其承认伪造记录是指公司三线人员使用了车辆，但是没有权限录入行车日志，其发现产生行驶公里数后让司机组长补录，并非谋取私利、逃避责任，其在录音中关于本人知道可按照五类责任开除并非其知道顺丰公司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而是在录音之前其下属告知顾雷，顺丰公司要按照该条制度要顾雷承担责任。因顾雷认可顾雷谈话记录、录音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朱元武、徐升泉谈话记录，因其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故一审法院对其不予采纳。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为2015年6月5日，并各举示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顾雷举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顾雷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合同之日及最后工作日为2015年6月5日，工资结算至2015年6月4日，社保交至2015年6月；该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5日。同时顾雷表示上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2015年5月其办理离职手续时签收。顺丰公司举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顾雷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通知顾雷与单位的劳动关系及签订的合同于2015年6月5日终止解除，顾雷在顺丰公司处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0年6月2日至2015年6月5日；签收人一栏有顾雷签字确认，签收时间为2015年6月5日。同时顺丰公司表示上述两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均为2015年6月5日向顾雷出具。顾雷认可顺丰公司举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但是表示该份通知书是其办理失业保险时签收的，签收时间是2015年6月20日后。为证明顾雷已收到其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顺丰公司还举示了收条、档案领取证明。其中收条载明顾雷已收到顺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一份；该份收条有顾雷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5日。档案领取证明载明顾雷已领走其在顺丰公司处所有档案用于办理失业保险，至此其所有资料均已领取，其与顺丰公司所有关系至此解除；该证明由顾雷签字确认，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5日。顾雷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并表示该份收条所指通知书就是其作为证据举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因上述证据均为原件，且顾雷、顺丰公司也认可其真实性，对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均予以采纳。为证明顺丰公司根据相应规章制度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且顾雷知晓该规章制度，顺丰公司举示了以下证据：会议纪要4份(3份会议纪要时间为2013年2月1日，1份会议纪要时间为2013年4月7日)、《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2.1签收凭证、2013年4月7日重庆区中转场点部培训记录表、员工手册签收凭证。其中会议纪要均载明主题为对《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进行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会议参加人为职工代表，员工代表意见及签名栏处有多人签字；《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生效日期为2013年3月1日，该规定第二十四条载明，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为五类责任，公司将予以解除劳动合同，永不录用，如构成犯罪的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二）诚信……（2）为逃避责任或谋取私利，伪造记录、凭证、签名，出具虚假证明的（后列举若干具体行为）……（11）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2013年4月7日会议纪要、2013年4月7日重庆区中转场点部培训记录表、《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2.1签收凭证、《员工手册》签收凭证均有“顾雷”签名。同时顺丰公司表示该组证据中“顾雷”签名均为顾雷签名；《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一项中的“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是并列的三种行为，顾雷的行为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二款“为逃避责任或谋取私利，伪造记录、凭证、签名，出具虚假证明的”以及第十一款“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顾雷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顾雷”签名均为顺丰公司伪造；其既未参与《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的讨论和方案的制定，也未收到或培训过该规定，只是听公司员工说有这个规定；其未学习过《员工手册》；《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一项“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规定中，“隐瞒、私了问题件”是指管理者为逃避责任交代下属私自就有问题的快件或遗失的包裹进行理赔而不上报的行为，顺丰公司以此为由做出开除实为不妥。顾雷为证明顺丰公司伪造其签名，举示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签收凭证、《员工手册》签收凭证、2013年4月7日会议纪要（该组证据均为照片打印件），该组证据上均有“顾雷”签名。顺丰公司对顾雷举示的该组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是表示不确定该组证据上“顾雷”签名是否为顾雷本人所签。因《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为原件，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真实性予以采纳；顾雷举示的上述证据、顺丰公司举示的会议纪要、《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2.1签收凭证、2013年4月7日重庆区中转场点部培训记录表、员工手册签收凭证因与本案并无关联，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不予采纳。上述事实，有仲裁申请书、仲裁函及其存根、仲裁收件回执、仲裁决定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两份、员工自助系统信息（打印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劳动合同书两份、收条、《关于解除与顾雷的劳动合同一事的答复》、档案领取证明、顾雷谈话记录、录音、2015年3月18日的加油卡交易明细（打印件）及车辆行车记录截图（打印件）、岗位说明书（打印件）等书面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庭审中，顺丰公司还举示了其他时间的加油卡交易明细（打印件）、车辆行车记录截图（打印件），拟证明渝Ａ×××××车辆多次出现车辆未进加油站但其加油卡产生油费的情形。同时顺丰公司表示加油卡交易明细中载明车辆牌照渝Ｂ×××××为打印错误，应当是渝Ａ×××××。顾雷认可顺丰公司关于车辆牌照打印错误的陈述，但是不认可该组证据真实性。因该组证据均为打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顾雷、顺丰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顺丰公司举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的生效时间为2013年3月1日，该时间早于双方签订的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时间，可以认定顾雷、顺丰公司在该份劳动合同中约定作为附件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与顺丰公司举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为同一规定。顾雷虽否认其曾签收或培训过《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但因双方已约定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无论其是否在《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签收凭证、培训记录表上签字，均不影响该规定的效力，顾雷应当受《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的约束。顾雷作为车辆管理主管，应当确保车辆使用履行相应手续，掌握用车情况，保证油耗、行车数据的正常。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顾雷明知晓公司员工存在使用车辆不履行相应手续的情形，但对此未进行规范，对加油卡的使用疏于管理，以致出现车辆未进加油站但其加油卡产生油费的情形；且顾雷本人使用车辆后因手工录入行车记录会扣分而选择不录入，对车辆行车日志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时，还要求他人补录以及伪造行车记录。《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一款规定“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根据该条含义，“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应当属于并列的行为，只要违反其中一种情形，均属于五类责任，顾雷的上述行为属于“为逃避责任或谋取私利，伪造记录、凭证、签名”、“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的情形，顺丰公司以顾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无不妥。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当以顾雷签收《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时间为准。顾雷就其主张的签收时间均未举示相应证据，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其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顺丰公司举示的收条、档案领取证明与两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落款时间均为2015年6月5日，且顾雷亦认可收条是针对其作为证据举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所出具，可以认可顾雷在2015年6月5日签收两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事实。由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6月5日。关于赔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顾雷提出顺丰公司系先解除劳动关系后通知工会的抗辩，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由此，一审法院对顾雷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顺丰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答复，顺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由此，一审法院对顺丰公司先告知工会再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因顺丰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已告知工会，其解除程序合法。故顾雷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顾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由顾雷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顾雷提交了自称在单位内网上打印的2014年6月9日与候玲的邮件一份，以及在内网上打印的2014年5月5日与周寅的邮件打印件一份，拟证明修改行车日志和补录行车日志是公司允许的行为。顺丰公司对该证据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认为因为是打印件对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有异议，该打印件体现的内容是未按时录入行车日志会遭受到扣分，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公司允许其修改，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顾雷表示因为手机坏了不能提供于2015年拍摄的与田平邮件的照片一份，内容是要求修改行车日志和补录行车日志的内容。顺丰公司认为，即使顾雷提供给了法院，对证据三性也不予认可，因为这份证据也是打印件，真实性、合法性都不认可，并不是以公司名义做出的对顾雷的要求，不能达到顾雷的证明目的。二审中，双方陈述行车日志的录入方式：顾雷称，行车日志在使用之后要求当天进行录入，只有司机或者司机组长才有录入权限，但是实际有其他使用情况（无审批手续）导致无法录入行车日志；因此顾雷要求司机组长或司机进行补录以避免扣分，其认为让下属录入是其职责所在；除了司机和司机组长之外的人使用车辆没有手续，因为管理比较混乱，修理工也在用，出问题的这辆车就是一台机动车，做行政用途，所有人都在用；没有固定的司机，顾雷是让司机组长去录入的，顾雷下属有8个司机组长，谁有空谁就去录；修改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前一个使用人因为没有权限使用之后没有录入，后一个使用人使用的时候不清楚前一个人使用的公里数，录入的数据就不对，就导致系统错误，顾雷就让人去修改；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司机或者司机组长马虎大意，把100公路录入成1000公里，顾雷也要让人去修改。还有就是行车的时候没有录入加油的升数或者录入错误了，这也需要修改；这是一个基础数据，如果不对总部打出的数据也是错误的。每周公司都会给我们发一个邮件，把错误的数据挑出来让我们修改。顺丰公司称，录入是司机或者司机组长在使用完车辆之后当天进行的；顾雷提到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车辆实际上是由顾雷保存钥匙，顾雷应当对该车辆进行管理，但是顾雷没有履行管理职责，在不知道谁使用了车辆的情况下，要求下属人员胡乱录入车辆使用数据，伪造行车记录；顾雷提到修改录入的情况与本案是无关的，如果有也是公司主管发现错误提醒修改的，与顾雷要求司机组长把不知道什么人使用的公里数或者是加油升数录入到公司数据是两码事情；公司限制了特定的人才有权限录入行车日志，就是限定了这些人才有权限使用车辆，无权使用车辆的人授意有权限的人修改行车日志，这本身就是逃避公司管理，在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公司有权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罚；顾雷提到的录入人数据录入错误才进行后续修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为了掩盖自己违规操作的事实编造出来的。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认为，顾雷与顺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顺丰公司举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的生效时间为2013年3月1日，该时间早于双方签订的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时间，可以认定顾雷、顺丰公司在该份劳动合同中约定作为附件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与顺丰公司举示的《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VER3.0为同一规定。顾雷虽否认其曾签收或培训过《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但顾雷未举证证明在签收凭证及会议纪要上的签名并非顾雷所签；且因双方约定将《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无论顾雷是否在《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签收凭证、培训记录表上签字，均可推定顾雷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是知情的，均不影响《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的效力，顾雷应当受《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的约束。顾雷作为车辆管理主管，应当履行确保车辆使用履行相应手续，掌握用车情况，保证油耗、行车数据的正常的职责。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顾雷存在明知晓公司员工存在使用车辆不履行相应手续的情形，但对此未进行规范，对加油卡的使用疏于管理，以致出现车辆未进加油站但其加油卡产生油费的情形；顾雷本人使用车辆后因手工录入行车记录会扣分，而选择不录入的情形；不清楚车辆实际使用情况的情形下，在车辆行车日志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时，还要求他人补录以及伪造行车记录。顾雷在二审中举示的邮件打印件，因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且即使该邮件真实，其内容也只是顺丰公司有要求顾雷及时录入数据，而非要求顾雷在不清楚车辆实际使用情况下随便录入数据。根据顾雷的陈述，顾雷并不清楚车辆的具体使用情况，其要求他人录入的数据，亦根本就不可能反映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在数据上弄虚作假。《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十一款规定的“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根据该条含义，“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隐瞒、私了问题件的”应当属于并列的行为，只要违反其中一种情形，均属于五类责任，顾雷的上述行为属于“为逃避责任或谋取私利，伪造记录、凭证、签名”、“管理者诱导、授意、指令下属或他人违背诚信，弄虚作假”的情形，顺丰公司以顾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对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为2015年6月5日正确，本院不再赘述。对于顺丰公司应否向顾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的问题。顾雷在一审中提出顺丰公司系先解除劳动关系后通知工会的抗辩，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由此，一审法院对顾雷的该项抗辩不予采信是正确的。顺丰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关于解除与顾雷的劳动合同一事的答复》，顺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因顺丰公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程序合法。顾雷要求顺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顾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顾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盛刚代理审判员  康 炜代理审判员  乔 艳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李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