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闽02民终15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佩锺，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旭铭、郭松，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小妹，女，1954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鹏、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颖，女，198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被告：吴万年，男，195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原审第三人：欧子琛，男，1981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原审第三人：陈亚平，男，196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上诉人吴佩锺因与被上诉人林小妹、原审被告陈颖、原审被告吴万年、原审第三人欧子琛、原审第三人陈亚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44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吴佩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林小妹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其定案证据即“手写内容”的认定，避重就轻，以“手写内容”表面上的借款关系术语，掩饰“手写内容”实质反映的居间协商过程，以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经过一审、二审以及重审的一审，已经查明，“手写内容”的形成过程如下：林小妹手书：500万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每2月付一次。吴佩锺手书：500×4.5%=22.5万（一个月）成本=利息￥44170+费用￥23250=67420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00。林小妹手书：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首先，从吴佩锺与林小妹交叉手书形成“手写内容”的过程，可以看出，“手写内容”反映的是一个书面协商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债权债务的凭证。若“手写内容”中借款指向的借款人为吴佩锺，那么，按照双方此前的交易惯例，吴佩锺应当在形成借款合意后向林小妹出具《借条》，而非林小妹一年以后再胁迫吴佩锺出具《借条》。其反常规的、甚至违法的《借条》出具方式，表明“手写内容”体现的合意不是借款的合意。一审法院表面上否认了通过胁迫获得的《借条》的法律效力，却在事实上认可了该《借条》所代表的借款关系，是错误的。其次，一审判决节选了上述内容中的“五百万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500×4.5%=22.5万（一个月）”。“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并认为其节选的内容明确了讼争500万元为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为月息4.5%，每月利息应为22.5万元。但是，一审判决对于“手写内容”中出现的“成本”、“费用”、“每月实收”等内容却不能给出任何合理解释或认定。事实上，对于讼争5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事实，吴佩锺并没有异议，吴佩锺持有异议的是“该500万元借款是出借给吴佩锺的，还是出借给第三人陈亚平的”。“手写内容”中的“成本”、“费用”以及通过“成本”和“费用”最终计算出的“157580.00元”，已经超出了民间借贷的法律构成，一审法院若以“手写内容”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则必须对“成本”、“费用”以及最终计算出的157580.00元作出合理解释或认定，否则，其裁判就是没有证据支持的错误判决。最后，一审判决对于上述不能解释的疑点的处理方式，不是依法查明，而是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消极态度，主观臆断其节选的内容与吴佩锺2011年6月17日、8月18日、9月26日连续三个月(缺少了2011年7月，显然是不连续的)的转账记录相互印证，并以此推定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是，除一审法院发现的对应关系外，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的转账往来，还体现出另一层对应关系，即林小妹于2011年6月20日向吴佩锺转账支付15.7万元佣金，与“手写内容”中“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00”形成了对应关系。在民间借贷关系中，没有“出借方向借款方收取利息后3天，又向借款方返还利息”的交易逻辑，故，林小妹支付的15.7万元，只能是居间佣金，而吴佩锺也只能是居间方，该对应关系充分反映了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居间，而不是借贷。作为居间方，吴佩锺收到陈亚平的利息后，向林小妹转交利息，当然合情合理合法，因此，一审法院发现的对应关系，不能排除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居间关系，而且也不能解释林小妹缘何要向吴佩锺支付15.7万元。二、一审法院没有做出认定的其他事实和证据，表明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居间关系，而非借贷关系。首先，讼争500万元的最终收款人陈亚平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本人陈亚平2011年6月9日向林小妹所借人民币500万元，现目前该款资金在用于公司运作，计划于2012年底前归还该笔款项”。除本案讼争500万元以外，林小妹与陈亚平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该《情况说明》已经充分证明林小妹、吴佩锺、陈亚平三方形成借款居间关系，其中，林小妹是出借方，吴佩锺是居间方、陈亚平是借款方。虽然陈亚平在本案重审前的二审程序中，向二审法庭提交答辩状表示“其没有直接收取林小妹的款项”，但是，陈亚平对于《情况说明》中“陈亚平”签字的真实性从未予以否认。而且，陈亚平出具《情况说明》的时间在2012年5月11日，即在本案重审前的一审判决之前，而之前的一审判决结果免除了陈亚平的还款责任，故，陈亚平在重审前的二审程序中反言，显然是对其还款责任的回避，是不真实的陈述。按照“禁止反言”的原则，人民法院应采信陈亚平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其次，2012年5月14日，林小妹因涉嫌非法拘禁吴佩锺，接受鹭江派出所两名民警的调査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林小妹陈述“2011年6月9日，我通过吴佩锺向银行抵押贷款了一笔700万人民币，吴佩锺叫我拿这笔钱去理财，我就转账500万人民币给他，在6月和8月我有收到吴佩锺转账支付给我的44.5万人民币利息，根据事先约定我付他4万多好处费。但之后我就再也没收到利息了……”林小妹在本案发生之前，将讼争的500万元款项的用途定义“理财”，并且确认其应当向吴佩锺支付“好处费”。所谓的“理财”本身就是一种委托关系，“好处费”更能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因为，任何一个民间借贷的出借方都没有向借款方支付好处费的道理。因此，林小妹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的“理财”和“好处费”，指的只能是居间借贷和佣金，即：林小妹委托吴佩锺寻找借款方，并在促成借款后，向吴佩锺支付居间佣金。最后，本案第三人欧子琛是接受讼争款项的第一手经手人，其在2013年3月27日的答辩状中陈述：“2011年初，林小妹通过吴佩锺引荐认识据称是福州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大老板陈亚平，因其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向社会融资，林小妹有意向其出借500万元款项……林小妹要求答辩人将500万元款项转至吴佩锺账户时明确告知是为了出借给陈亚平的……”第三人欧子琛的答辩表明，吴佩锺在林小妹与陈亚平之间，仅仅充当引荐人的角色，吴佩锺账户之所以会接受讼争款项，目的也是为了促成林小妹与陈亚平之间的借款交易。因此，第三人欧子琛的陈述，亦证明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居间关系，而非借贷关系。但是一审判决对于上述证据以及上述证据反映的案件事实却未作认定。三、一审法院片面认定的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显悖于交易习惯和生活常理。首先，从讼争款项的流向和计息上看，林小妹通过吴佩锺向银行贷款获得的700万元，于2011年6月9日首先从银行进入林小妹指定的欧子琛的账户，6月10日又从欧子琛的账户进入吴佩锺的账户，6月16日再从吴佩锺的账户分流200万元回林小妹的账户、剩余500万元进入陈亚平的账户。“巧合”的是，700万元从2011年6月9日到6月16日一直在吴佩锺的账户上，林小妹却未收取一分钱的利息，而讼争500万元于2011年6月16日一到陈亚平的账户，林小妹即开始计息并于次日收取两个月的利息计45万元。该45万元是民间借贷中不折不扣的“砍头息”所谓的“巧合”在借款人为陈亚平的情况下则是必然发生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若吴佩锺向林小妹借款后转贷陈亚平，按照交易惯例和生活常理，吴佩锺则应于2011年6月10日开始计息，计息的本金在返还吴佩锺200万元之前为700万元，之后为500万元，而本案林小妹从500万元款项进入陈亚平账户后才开始计息，却主张借款人为吴佩锺，显然悖于常理。其次，按照林小妹所言，林小妹从中信银行获取的700万元贷款，是吴佩锺给予的帮助。换言之，吴佩锺作为中信银行的员工，有能力获取银行的低息贷款，而“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民间借贷的利息始终维持在月息2%左右”的事实，也证明吴佩锺没有以月息4.5%的高利向林小妹借款的必要性。而且，即使在本金一两百万、月息2%的情况下，林小妹依然要求吴佩锺出具《借条》，吴佩锺也确实向林小妹出具了《借条》，而在本金上升至500万元、利息高达月息4.5%的情况下，林小妹却主张其基于与吴佩锺母亲的友好关系而没有要求吴佩锺出具《借条》，显然悖于常理和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吴佩锺与林小妹之间为民间借贷关系严重悖于常理和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判令吴佩锺向林小妹归还该借款，难以令人信服。综上，一审判决没有在全面、客观、完整地考量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对相关法律事实作出客观认定，而是片面地选择证据并认定案件事实，其裁判结果存在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改判驳回林小妹的一审全部诉求。林小妹辩称，吴佩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林小妹与吴佩锺的母亲是中学同学，两家人来往密切。吴佩锺原来在中信银行富山支行任客户部经理。2008年始，吴佩锺多次向林小妹借款，最多时累计金额达三、四百万元，借期长短不一，利息高低不等，且有借有还。早期吴佩锺都有立字据，后来见吴佩锺比较守信用，林小妹对立字据就不太在意。2011年初，林小妹因自己的工厂急需资金，要求吴佩锺归还了大部分借款，吴佩锺只剩150万元及其他零星款项未还。2011年4月，吴佩锺又以急需资金为由，多次提议林小妹将厦门市禾祥西路6号之三1202、302、305三套住房抵押，向其任职银行借款。为打消林小妹的顾虑，他多次带游姓副行长来林小妹家中游说。因林小妹丈夫系外籍人，不会同意林小妹拿房屋去借钱，为此，吴佩锺帮林小妹制作了假离婚证，并包办所有贷款审批手续。2011年6月，700万元贷款获批后，吴佩锺为了避嫌，不敢将款项直接转入林小妹账户，而是让林小妹委托第三人欧子琛代收代付，即700万元先转入欧子琛帐户，欧子琛转入吴佩锺帐户，而后吴佩锺将其中200万元转给林小妹，余款500万元由其掌控。2011年6月16日，林小妹得知共借到700万元，而自己只收到200万元时，遂要求吴佩锺就其余500万元的借款本息立下字据。为此，双方在吴佩锺提供的一份《贷款基本信息》上手书以下内容：“500万元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每2月付一次”；“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500×4.5%=22.5万（一个月）”；“成本=利息￥44170+费用￥23250=67420”和“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此后近一年里，吴佩锺只付了林小妹四五个月的利息，林小妹追问其款项去向用途，其要么守口如瓶，要么闪烁其词，当林小妹以较强硬口气要求还款时，他竟然在2012年5月8日这天上午，带人上林小妹家中威胁，林小妹不得已招呼一群人反过来强迫其立下《借据》和《承诺书》。第二天，吴佩锺把旧欠的150万元借款归还林小妹，并以被强迫立下《借据》和《承诺书》为由，并向公安机关报警。2012年5月14日，林小妹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吴佩锺叫我拿这笔钱去理财，我就转帐500万人民币给他，在6月和8月我有收到吴佩锺转帐支付给我的44.5万人民币利息，根据事先约定我付他4万多好处费。但之后我就再也没收到利息，我就一直问吴佩锺这笔资金下落，但他都没有回应我”。不久，吴佩锺因畏惧银行追责，自动辞职。2013年，由于吴佩锺未能归还500万元本息，林小妹只好卖掉用于抵押的三套房产，清偿了银行700万元借款的两年本息。据上述事实，林小妹认为：一、《贷款基本信息》手书内容证明吴佩锺与林小妹存在借贷关系。林小妹手书：“500万元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每2月付一次”吴佩锺手书：“500×4.5%=22.5万（一个月）”“成本=利息￥44170+费用￥23250=67420”“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林小妹手书：“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林小妹认为，上列手书内容，足以证明50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同时，只要吴佩锺不能证明其是受陈亚平委托代为书写，可以认定手书执笔人就是借贷关系当事人。二、《基本贷款信息》中“费用￥23250”并非居间费。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吴佩锺未提交其促成林小妹与陈亚平建立借贷关系的证据，既未陈述如何介绍林小妹与陈亚平认识，也未提供林小妹与陈亚平双方的借款合同或借条、借据，或林小妹向陈亚平支付借款的凭据等。因此，吴佩锺不能证明自己是居间人。其次，如吴佩锺所述，2012年5月14日，林小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自述“吴佩锺叫我拿这笔钱去理财，我就转帐500万人民币给他，在6月和8月我有收到吴佩锺转帐支付给我的44.5万人民币利息，根据事先约定我付他4万多好处费。但之后我就再也没收到利息，我就一直问吴佩锺这笔资金下落，但他都没有回应我”。这段笔录证实：在500万元转入吴佩锺帐户后近一年，林小妹还不知晓吴佩锺将500万元用于何处。据此，吴佩锺主张林小妹知道其将款项出借陈亚平明显不合常理。再次，陈亚平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吴佩锺的主张。第一，《情况说明》为单方陈述，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11日。在此前三天即2012年5月8日，吴佩锺被迫向林小妹出具了《借据》及《承诺书》，《情况说明》是吴佩锺为抹消《借据》及《承诺书》的后果而泡制的。第二，吴佩锺如想证实林小妹与陈亚平有借贷关系，让陈亚平提供一份双方的借款合同复印件或相关直接证据，让陈亚平出具《情况说明》是找不到证据的无奈之举。第三，在林小妹提起本案诉讼后，陈亚平数次向法庭表示，其与林小妹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其前后不一的自述，使得《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效力。另外，一审期间，林小妹申请法院调取吴佩锺与陈亚平的银行往来款清单，一审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未予调取。林小妹认为，根据吴佩锺拒不告知500万元去向这一可疑情形，林小妹有理由怀疑吴佩锺从林小妹处借得4.5%月息（扣除贷款好处费后没有这么高）的款项后，再以更高的利率，将500万元转借给陈亚平。调取陈亚平与吴佩锺的银行往来明细，对查明吴佩锺与陈亚平之间是否存在本案之外的借贷关系至关重要，请求二审予以补充调查。此外，林小妹为何支付“好处费”。如前所述，银行贷给林小妹700万元是吴佩锺一手操作的（为证明这些事实，林小妹在一审申请法院向中信银行调取全套借款资料，但未获准许）。没有吴佩锺则林小妹无法向中信银行贷到700万元，也赚不到利息差。这就是林小妹支付“好处费”的原因，或者说，这笔“好处费”，就是吴佩锺促成林小妹与中信银行建立借贷关系的“居间费”。三、关于《借据》及《承诺书》的问题。对于（2014）厦民再终字第29号再审判决书撤销《借据》及《承诺书》，林小妹没有异议。但是，林小妹注意到，（2014）厦民再终字第29号再审判决书认为“至于申请再审人吴佩锺与被申请人林小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已由另一案件正在审理中，不属本案处理范围”，表明再审判决并未认定吴佩锺与林小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而且，本案原一审判决，并未以吴佩锺的《借据》及《承诺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撤销《借据》及《承诺书》，对本案并无影响。四、关于157000元的款项性质。林小妹与吴佩锺之前存在数笔借贷款项，如一审林小妹陈述的，157000元是吴佩锺另行向林小妹借取一笔20万元借款，扣除相关利息等剩余的款项。吴佩锺主张是林小妹支付的“中介费”缺乏根据：第一，与双方在《贷款基本信息》中约定的每月23250元“费用”没有关联。如果硬说是中介费，那么，157000元的支付时间为2011年6月20日，距吴佩锺将500万元出借给陈亚平仅4天时间，按照林小妹支付吴佩锺“费用”的约定，500万元出借后，林小妹每月只需支付“费用”23250元。此时500万元仅出借数天，吴佩锺没有理由要求林小妹支付六七个月的“中介费”。因此，林小妹认为157000元与本案无关。其次，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吴佩锺对157580元这笔款项的性质始终无法自圆其说。据《贷款基本信息》中双方的数行手书，157580元是每月林小妹应收的500万元借款的利息225000元，扣减银行贷款利息44170及“费用”23250元后，实收的利息额。但是，吴佩锺在庭审笔录第6页倒数第8行称“是居中佣金”；第11页第9行则称，“费用”23250元是货款需要的评估等费用；第11页第14-16行，又称157580元是中介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吴佩锺是硬要把林小妹每月可实得的利息额157580元，转换成为林小妹应支付吴佩锺的所谓中介费；把林小妹每月可实收的利息，说成是一次性支付吴佩锺的好处费，可见吴佩锺的说法毫无根据。五、关于欧子琛自述。基于吴佩锺与欧子琛的私人关系，欧子琛帮吴佩锺说话是可以理解的，但其陈述的内容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应当不予采信。综上，林小妹请求二审驳回吴佩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吴万年表示，其支持吴佩锺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陈颖未参加二审审理也未提出书面意见。原审第三人欧子琛未参加二审审理也未提出书面意见。原审第三人陈亚平未参加二审审理也未提出书面意见。林小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佩锺、陈颖、吴万年共同偿还借款50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1年10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6月9日，林小妹向案外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下称中信银行）贷款7000000元。当日，中信银行将上述贷款7000000元转账汇入林小妹指定的收款人，即本案第三人欧子琛账户。2011年6月10日，第三人欧子琛将上述7000000元转账汇入吴佩锺账户。2011年6月16日，吴佩锺将上述7000000元中的2000000元转账汇入林小妹账户，另外5000000元汇入第三人陈亚平账户。林小妹向中信银行贷款后，林小妹与吴佩锺在一份书面《贷款基本信息》的空白处，以手写体的形式书写如下内容：“500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每2月付一次；500×4.5%=22.5万（一个月）；成本=利息￥44170+费用￥23250=67420；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2011年6月16日之后，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还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往来：吴佩锺于2011年6月17日、7月4日、8月3日、8月18日、9月26日分别向林小妹转账支付450000元、80000元、40000元、225000元、225000元，2011年6月20日，林小妹向吴佩锺转账支付157000元。2012年5月11日，第三人陈亚平出具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载明：“本人陈亚平2011年6月9日向林小妹所借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现目前该款资金在用于公司运作，本人计划于2012年底前归还该笔款项。”2012年5月8日，林小妹曾胁迫吴佩锺向其出具一份《借据》，称因业务需要向林小妹借款5000000元。该《借据》的落款时间倒签至2011年6月9日。同日，林小妹胁迫吴佩锺、吴万年共同向其出具一份《承诺书》，称承诺于2012年10月1日前负责返还林小妹5000000元整。因上述《借据》及《承诺书》系在吴佩锺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日作出（2015）厦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上述《借据》及《承诺书》。吴佩锺曾于2009年11月23日向林小妹借款100万元，约定月息2%。2011年3月4日，吴佩锺又向林小妹借款200万元，约定月息45000元。陈颖与吴佩锺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09年8月登记结婚。吴万年系吴佩锺的父亲。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林小妹于2013年4月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依法于2013年4月2日作出（2013）思民初字第1928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吴佩锺、陈颖、吴万年名下价值720万元的财产及林小妹提供的担保财产。上述财产冻结期限届满前，林小妹于2015年2月1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继续冻结吴佩锺、陈颖、吴万年的上述财产，故一审法院于2015年4月10日依法对双方的上述财产继续采取保全措施。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林小妹为证明其与吴佩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了其向中信银行贷款7000000元汇至吴佩锺账户的转账凭证、其与吴佩锺对利息进行约定的《贷款基本信息》及吴佩锺向其账户支付利息的往来凭证。吴佩锺确认收到林小妹中信银行贷款汇入其账户的事实，但否认该款项系其向林小妹的借款，并辩称该款项系其受林小妹委托放贷给第三人陈亚平的借款，双方在《贷款基本信息》的约定系居间费用的约定。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林小妹与吴佩锺双方在《贷款基本信息》空白处手写部分，载明“500贷款收取利息月息4.5%”、“500×4.5%=22.5万（一个月）”、“取息从6.16日开始，45万”等内容，该内容明确了本案讼争的5000000元款项为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为月息4.5%，每月利息应为225000元。且吴佩锺于2011年6月17日、8月18日、9月26日分别向林小妹转账支付450000元、225000元、225000元，上述连续三个月的转账记录，在时间和金额上与《贷款基本信息》空白处手写部分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据此可以认定，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就本案讼争的5000000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现林小妹主张吴佩锺偿付借款本金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予以支持。因本案讼争借款发生在吴佩锺与陈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陈颖应对本案讼争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吴万年系在吴佩锺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不是吴万年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林小妹依据该《承诺书》要求吴万年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吴佩锺、陈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林小妹借款5000000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驳回林小妹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林小妹与吴佩锺、吴万年均没有提出异议。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出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吴佩锺提出其本人在2009年11月向林小妹借款100万元和在2011年3月向林小妹借款200万元，均有向林小妹出具过书面借款凭证。对此，林小妹表示，吴佩锺对于2009年11月的100万元和2011年3月的200万元这两笔借款确实是有向林小妹出具过书面借款凭证，但是，双方之间也有非常多的借款往来吴佩锺是没有向林小妹出具书面借款凭证的。本院认为，本案涉讼的700万元款项是林小妹用房产作为抵押通过吴佩锺当时任职的中信银行通过办理抵押贷款获得的，故并非林小妹的闲置资金而是属于需要付出资金成本的银行资金。本案中，吴佩锺主张涉讼的《贷款基本信息》中双方手写内容可以体现其系接受林小妹的委托将500万元放贷给第三人陈亚平，故其只是居间人而非直接借款人，林小妹在2011年6月20日向其转账的157000元就是其应当获得的居间费。鉴于该《贷款基本信息》中双方手写的内容确实无法直观体现吴佩锺所主张的内容，且林小妹在2011年6月20日转账给吴佩锺的157000元也与该《贷款基本信息》中的手写金额157580元并不一致。林小妹对吴佩锺关于该157000元系居间费的主张明确予以否认，并提出该157000元是其向吴佩锺出借的另外的借款。因此，吴佩锺主张该157000元系其促成林小妹向陈亚平出借500万元而获得的居间费，证据不足，不予采纳。《贷款基本信息》中手写的三行文字“500×4.5%=22.5万（一个月）”、“成本=利息￥44170+费用￥23250=67420”、“每月实收22.5万-67420=￥157580”系吴佩锺所写，符合其作为银行从业人员因为帮助林小妹从其任职的中信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而知晓贷到该部分资金所需要支出的相关资金成本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林小妹与吴佩锺双方在《贷款基本信息》空白处的手写内容，认定该部分内容明确了本案讼争的500万元款项为借款，利息计算方式为月息4.5%，每月利息应为225000元，同时一审法院还结合吴佩锺于2011年6月17日、8月18日、9月26日三次分别向林小妹转账支付了450000元、225000元、225000元，在时间和金额上与《贷款基本信息》空白处手写部分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形，认定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就本案讼争的5000000元款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认定并无不当，依法可予确认。讼争的500万元系由吴佩锺转账给陈亚平，现吴佩锺根据陈亚平出具的《情况说明》主张陈亚平才是与林小妹就本案讼争500万元形成借贷关系的借款人，由于该《情况说明》系陈亚平单方出具，林小妹对此予以否认，本案中亦无陈亚平与林小妹签订的借款合同等足以直接证明两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书面证据，故仅凭陈亚平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足以证明吴佩锺提出的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认定。林小妹确认吴佩锺已经就本案讼争的500万元借款按照双方约定的4.5%月利息标准于2011年6月17日、8月18日、9月26日向其支付了4个月的利息计90万元，鉴于双方约定的从2011年6月16日起计算的利息标准明显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依法不予保护。吴佩锺当时超付的利息可以用于折抵借款本金，故截止2011年9月26日，吴佩锺在本案借款合同项下尚欠林小妹的借款本金为4184183.11元，之后的利息依法可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予以计算。由于林小妹与吴佩锺之间在本案讼争借款之外确实还存在诸如2009年11月的100万元和2011年3月的200万元等其他借款关系，双方之间也存在较多的款项往来，故在上述已经支付的90万元利息之外的款项往来，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处理。由于本案讼争借款发生在吴佩锺与陈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陈颖应当对本案讼争借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吴佩锺关于其与林小妹之间仅仅是居间关系而非借款合同关系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关于借款利息约定的标准过高，吴佩锺已经支付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依法可以用于折抵借款本金，本院对此予以相应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4469号民事判决；二、吴佩锺、陈颖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林小妹借款本金4184183.11元以及相应利息（利息从2011年9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三、驳回吴佩锺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林小妹的其他原审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61559元，由林小妹负担8000元，由吴佩锺、陈颖负担53559元；财产保全费4074元，由吴佩锺、陈颖负担；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1559元，由林小妹负担8000元，由吴佩锺、陈颖负担5355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光辉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张 艳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6、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