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皖01行终2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善立，男，1947年1月1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王飞，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秦楠，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吴山南路县政府行政服务大楼18层。法定代表人蒋继国，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道虎，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葛玮，安徽金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沿河路111号。法定代表人杨锐，局长。委托代理人梁奋起，该局法规处工作人员。上诉人汤善立因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安徽省长丰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1行初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7年1月29日，原告汤善立的儿子汤同德注册了同德农资店，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主要从业人员为汤同德、汤善立，经营场所为长丰县杨庙镇农贸市场，经营范围：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零售、销售包装种子。2015年6月12日，长丰县杨庙镇颜岗村村民颜某向杨庙市场监督管理所（以下简称杨庙市监所）举报称，其于2015年5月中旬从同德农资店购买700袋“水花生克星”除草剂，使用于其承包经营的桃园，造成大面积减产。颜某向杨庙市监所提供了汤善立出具的“安徽春禾种业门市部专业收据”一张以及“水花生克星”外包装袋及使用说明的照片各一张。接到举报后，长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长丰县市监局）执法人员于当天对同德农资店进行检查，检查时，同德农资店里只有汤善立的妻子王良珍在店内，王良珍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营业执照。同日，执法人员查询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未发现“水花生克星”外包装袋标示的“重庆市农化有限公司”信息。且“水花生克星”外包装袋未标注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产品质量标准号。2015年10月12日，长丰县市监局执法人员对汤善立询问情况，汤善立称“水花生克星”系从庆胜农资店购买的，执法人员对庆胜农资店的经营者贺家胜进行了询问，贺家胜否认其向汤善立销售过“水花生克星”。2015年10月12日，长丰县市监局执法人员对汤善立进行询问时，汤善立称其于2015年5月18日从庆胜农资店以0.4元/袋的价格购进标示“重庆市农化有限公司研制”的“水花生克星”除草剂700袋给颜某，并向颜某出具同德农资店以前所代理的商家提供给同德农资店使用的“安徽春禾种业门市部专业收据”，收据载明“水花生克星”700袋、单价0.8元/袋、金额560元。被告长丰县市监局认为，原告汤善立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作出（长）市监罚字[2015]4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汤善立违法所得280元，并处罚款280元。汤善立不服于2016年1月22日向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合肥市工商局）提出行政复议，合肥市工商局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合工商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长丰县市监局作出的（长）市监罚字[2015]4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汤善立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长丰县市监局作出的（长）市监罚字[2015]4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合肥市工商局作出的合工商复决字[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另查，张某于2015年7月1日注册登记了长丰县杨庙镇张某农资店，经营场所为长丰县杨庙镇农贸市场，经营范围为销售包装种子、农药（不含化学危险品）。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禁止收购、销售无农药登记证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产品质量标准和产品质量合格证和检验不合格的农药。本案中长丰县市监局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和生产质量监督的行政机关，在接到颜某对同德农资店销售农药产品质量的举报后，针对颜某提供的“水花生克星”外包装袋的照片显示，没有标注农药生产许可证，且没有标注生产厂厂名和厂址，涉嫌销售假农药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长丰县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对销售活动的场所现场检查时，汤善立的妻子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营业执照，执法人员又对颜某、汤善立、贺家胜进行了询问调查。后认定汤善立构成销售伪造产地产品的行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汤善立的行为是销售行为还是受托代买行为。举报人颜某向长丰县市监局举报时称其从同德农资店购买的“水花生克星”，长丰县市监局对同德农资店现场检查时，同德农资店里只有汤善立的妻子王良珍在店里，并向执法人员提供了营业执照，证实同德农资店仍在经营，且汤善立向颜某出具的“安徽春禾种业门市部专业收据”系同德农资店以前曾使用过的收据。若汤善立受颜某委托代买，作为已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数年的汤善立应向出售方索要销售发票交委托人颜某，用于证明代买产品的价值，而不会用自己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的收据。至于汤善立称同德农资店已转让张某，这与长丰县市监局现场检查记录，颜某的举报，汤善立出具的专用收据相矛盾，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被告长丰县市监局对原告汤善立作出的处罚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汤善立不服向合肥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合肥市工商局通过审查双方的证据材料，认为长丰县市监局所提证据环环相扣，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汤善立销售伪造产地产品的事实能够确认，作出合工商复决字[2016]2号《合肥市工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长丰县市监局作出的（长）市监罚字[2015]442号《长丰县市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汤善立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汤善立的诉讼请求。汤善立上诉称：一、上诉人没有销售行为，其行为仅是受托代买。2015年5月18日下午，颜某（又称颜大兵）打电话让其从合肥代买“水花生克星”除草剂700袋，并说第二天上午要用，其碍于情面从合肥市蜀山区庆胜农资店以0.4元/袋的价格购买700袋，并于当晚送到颜某家。2015年6月9日下午，其接到县农委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电话，被告知桃树出现叶蔫、落桃现象。2015年10月21日上午，杨庙市监所组织调解，庆胜农资店实际经营者贺家胜参与调解，贺家胜表示最高愿意赔偿10万元，因双方赔偿数额相差悬殊，调解未果。由此看出庆胜农资店才是实际销售者，是本案的违法主体，其仅仅是帮忙代买，其行为属隐名代理。二、长丰县市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证据缺乏关联性，且对关键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三、合肥市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支持。四、原审法院对案涉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长丰县市监局辩称：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向颜斌销售伪造产地的产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上诉人具有销售农药的主体资格，是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家庭经营，且该农资店至今未注销。2、通过长丰县市监局的调查，上诉人以0.4元/袋购进700袋，0.8元/袋出售给颜斌，从中谋取经济利益，结账时出具了销售收据，上诉人的行为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行为。在调查阶段，颜斌的证言，上诉人的陈述、销售收据等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的销售行为。3、在跟颜斌结账时上诉人出具了收据，如果是代买，应该由销售者开具收据，而不是自己出具专用收据，这一点恰恰证明其系销售行为。上诉人在一审起诉和上诉中称将农资店转让，证据不足，达不到证明目的。2015年6月12日接到举报后，长丰县市监局到同德农资店到现场进行勘察，当天只有上诉人妻子在农资店经营，这一事实，正好与证人在一审中陈述的是相互吻合，说明同德农资店并未转让，依然为家庭经营。其次，张某农资店是在案发之后注册的，时间2016年7月1日，在此之前，张某不具备销售农药的资格。张某夫妇是上诉人的儿女亲家，本身具有利害关系，双方租赁的租金至今未支付，对该夫妻的调查与同德农资店的调查，可以证明依然是上诉人家庭经营，上诉人主张的代买不能成立。长丰县市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合肥市工商局辩称：本局于2016年1月22日收到汤善立行政复议申请，当日立案受理，随即通知长丰县市监局作出答复，长丰县市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局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和《行政复议答复书》。经审查汤善立和长丰县市监局所提供的证据材料，认为长丰县市监局所提证据环环相扣，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可以认定汤善立购进并向颜某销售伪造产地产品“水花生克星”除草剂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于2016年3月18日作出维持长丰县市监局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的（长）市监罚字[2015]442号《长丰县市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肥市工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汤善立向原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1、汤善立身份证复印件，2、《长丰县市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3、《合肥市工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第二组：1、租房协议，2、魏某、张某夫妻经营店铺期间的账本。证明汤善立家店面于2015年2月26日转让给魏某、张某夫妻经营，本案涉及的3个电动喷雾器、草甘膦4箱，颜某讲从汤善立妻子处购买不真实，实际是从张某处购买。第三组：1、录音资料，2、颜某现金收款情况说明。证实原告汤善立受颜某委托为颜某代买“水花生克星”的事实。第四组：1、庆胜农资店的营业执照，2、杨庙市监所制作的调解笔录。证实杨庙市监所组织调解，庆胜农资店的经营者贺家胜愿意赔偿10万元，庆胜农资店才是本案的违法主体，汤善立只是代买。并申请证人魏某、张某、王某出庭作证，以证明同德农资店是张某在经营。原审被告长丰县市监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1、同德农资店营业执照，2、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换（补）照申请书、安徽省农药经营资格证申请表，3、汤善立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同德农资店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汤同德（系原告汤善立儿子），该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主要从业人员为汤同德、汤善立，注册日期为2007年1月29日，经营场所为长丰县杨庙镇农贸市场，经营范围：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零售、销售包装种子。第二组：1、证人颜某的证言及书面情况说明，2、汤善立的陈述及“安徽春禾种业门市部专用收据”。证明原告汤善立向颜某出售“水花生克星”700袋，单价为每袋0.8元，共计560元，并向颜某出具了相应收据。第三组：1、长丰县杨庙镇张某农资店营业执照，2、现场检查照片。证明被告于2015年6月12日到同德农资店检查时，汤善立的妻子王良珍仍在店里经营，长丰县杨庙镇张某农资店在本案发生后注册的，注册的时间是2015年7月1日。第四组：1、“水花生克星”外包装照片打印件，2、“水花生克星”检验报告和企业查询信息表。证明“水花生克星”除草剂含有甲磺隆元素系禁止使用产品，且该农药外包装没有标注农药登记证号或者农药临时登记证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产品质量标准号，标注生产企业系伪造。第五组：《长丰县市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长丰县市监局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回证等，证明被告长丰县市监局对原告做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罚款裁量参照执行标准》。原审被告合肥市工商局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当日立案。2、《合肥市工商局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程序合法。3、行政复议答复书及长丰县市监局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证实了行政处罚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以上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对证据的分析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汤善立是否系涉案700袋“水花生克星”除草剂的销售人。为证实汤善立是涉案除草剂销售人的事实，长丰县市监局首先提供了同德农资店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换（补）照申请书、安徽省农药经营资格证申请表，及现场检查时的照片等证据，证明同德农资店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成形式为家庭经营，主要从业人员为汤同德、汤善立，经营范围为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零售、销售包装种子。其次，长丰县市监局提供证人颜某的证言、情况说明、汤善立的陈述及《安徽春禾种业门市部专用收据》，证明原告汤善立向颜某出售涉案除草剂“水花生克星”700袋，单价为每袋0.8元，共计560元，并向颜某出具了相应收据。上述证据充分，能够证实汤善立是涉案除草剂销售人的事实。汤善立称其已将同德农资店转给他人经营，其不是实际经营者，与上述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汤善立另辩称其系代购而不是销售，称其没有从中谋利，但相关证据表明涉案除草剂的进价和售价之间有0.4元的差额，汤善立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说明，故称其未从中谋利，系代购行为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至于汤善立从何处进货，不影响其作为销售者的地位。长丰县市监局经过受案、询问调查、收集证据、送达等程序，根据证人证言、汤善立陈述、现场检查照片、检验报告、企业查询信息表等证据，查明涉案事实，认定汤善立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作出没收汤善立违法所得280元并处罚款28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有据。合肥市工商局在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后，向丰县市监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在丰县市监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及行政处罚的证据后，经过审查，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汤善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成审判员 应道荣审判员 李进学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明明附：本案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