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陕0602民初2681号原告刘琴茹，女，1955年3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延安市宝塔区人。委托代理人何占义，男，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被告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世民，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长虹、樊晴，陕西捷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局（以下简称征收局），法定代表人刘建华，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刘俊杰、杜娜，陕西益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法定代表人杜喜平，系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赵陈杰，系该局法规科科长，第三人延安市科学技术馆（以下简称科技馆），法定代表人郭齐顺，系该馆馆长，委托代理人高峰、马慧，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琴茹诉被告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局、延安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延安市科学技术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琴茹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占义，被告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李长虹、樊晴，延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刘俊杰、杜娜，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委托代理人赵陈杰，第三人延安市科学技术馆委托代理人高峰、马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延安凤凰广场原科技馆家属楼具有合法产权的住户，2006年8月22日，原告依照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08）执字第398号，与被告违心的签订了由被告单方面制定的不公道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书签订后，被告仍然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从2008年6月至今先后到延安市政府、市委以及有关单位和省政府乃至国家有关单位进行了无数次上访。直至2016年3月3日原告依照“延安市信访局群众来访告知单”。延市信告（2016）6号的精神，现就未能解决的问题提起诉讼。1、征迁补偿条例明确确定，被征收房屋补偿内容包括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原告在具有合法土地使用权的院落里修建的面积10.54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的柴炭房，被告在协议中已明确纳入应返还住宅面积，应严格按照延安市人民政府（2006）3号文件进行补偿，被告补偿中无故扣除600元，导致原告受损6324元。按规定该柴炭房应予以补偿过渡费，10.54平方米应补过渡费20489.76元，被被告无故扣除。2、原告住宅楼院内建的柴炭房、化粪池，占地面积1516.82平方米，其中有原告40.47平方米的院落面积，原告在被拆迁的地域内占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面积70.13平方米，按补偿规定标准每平方米300元计算，两项面积原告应得补偿款33180元。故诉至法院，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依法应得的各项补偿款额64736.76元，其中柴炭房补偿6324元，柴炭房过渡费20489.76元，使用权面积补偿费33180元，水泥院落硬化补偿费1618元，化粪池补偿费312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了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证据一：群众来访告知单，证明何占义是原告的代表，信访局只向何占义出具了来信来访函，原告等起诉没有超过时限。证据二：土地使用权证，证明院落面积使用40.47平方米，建筑面积70.13平方米，共计110.6平方米，每平方米补偿300元，共计33180元。证据三：吴秀芳与西安华隆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证明吴秀芳领取土地补偿费每平方米300元，所以原告要求按参照该合同补偿。证据四：曹庆昌与延安城市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该安置协议向曹庆昌补偿了柴炭房过渡费，没有补偿。证据五：证明惠国雄系五金公司职工，系同一批拆迁户，且惠国雄无房产证，按每平方米1080元补偿并支付过渡费，要求柴炭房按每平方米1080元补偿并支付过渡费。证据六：市政府2006年16号文件，证明柴炭房补偿每平方米应该是1200元，实际是每平方米补偿600元，要求每平方米下余600元补偿。被告城投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签有房屋拆迁协议，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约定，协议得到有效履行，原告现提出超出原协议约定范围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柴炭房属于房屋附属设施，在双方协议中已有明确的补偿标准，不计入支付过渡费面积，现要求支付过渡费缺乏事实依据；3、城投公司依据延安科技馆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证与之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支付科技馆安置费用，原告无权就土地主张权利和补偿，关于水泥硬化和化粪池的补偿已计入科技馆的补偿费用支付，不能针对原告个人进行补偿，总上，原告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城投公司为了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证据一：延安市城市房屋建设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现金付出凭证、房屋拆迁补偿领款单，证明：1、原告与城投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且已经得到有效履行；2、原告已经领取了协议上的由城投公司支付的全部房屋拆迁补偿款；3、柴炭房不予支付过渡费，双方间在协议中已予确认。证据二：延安市科技馆的城市房屋建设补偿安置协议书、进账单、收款收据，证明城投公司已将土地使用权应付安置补偿款支付给延安市科技馆，原告刘琴茹无权就该土地主张权利。被告征收局辩称：1、原告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征收局已作出了行政裁决书，并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维持，随后原告又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本案应以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以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在对原告进行拆迁补偿时，使用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根据当时的规定，拆迁补偿协议的性质为民事合同，合同的当事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征收局属于负责房屋拆迁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告起诉征收局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的柴炭房无产权登记证件，属于楼房的附属设施，本不应计入房屋面积，征收局的行政裁决书仅认定原告的住宅面积为90.71平方米，宝塔区法院的行政判决书作出后，由于原告同意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此城投公司给予原告优惠，将柴炭房面积10.54平方米一并计入房屋安置面积，但由于柴炭房面积属于附属设施，不属于住宅，因此不存在支付过渡费问题，双方在补充安置协议中对此事实已予以确认；4、原告的房屋为楼房，关于楼房以外的院落归属问题，应以房屋所有权证书或相关的材料为准，拆迁时原告不能提供院落归其所有的证据，加之原告购买的楼房属于房改房，院内空地2415.9平方米并没有出售给原告等职工，而且原告所在单位延安市科技馆提出院落土地使用权为其所有，因此城投公司将院落土地补偿费补给了延安市科技馆。综上，原告与城投公司之间属民事争议，征收局不是合同当事人，原告不应起诉征收局，同时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原告的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为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征收局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证据一：延市拆裁字[2008]第07号行政裁决书、（2008）宝行初字第17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行政裁决书和行政判决书对本案的事实已经予以确认，原告也与城投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应以该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且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证据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5）宝行初字第0224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1、拆迁补偿协议为民事协议，受合同法调整；2、原告起诉房屋征收局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延安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国土局”）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与国土局没有任何关系；2、改拆迁所涉及的土地是国有土地，国土局并未参与，原告所诉的主体不适格。被告国土局未提供证据，第三人科技馆述称：一、原告在本案中诉称的土地系国有资产，科技馆是土地使用权人，原告无权要求该地块的土地面积补偿费。1982年11月29日，延安市城建局《关于延安地区科技馆建设用地的批复》（延市建委发（82）74号）同意延安地区科协在凤凰山修建科技馆，占地范围为：东自地区五金公司东边一排库房后墙，西至梁志鸿窑背墙，东西宽79米，北自凤凰小学第一排石窑南边腿向南1米处，南至五金公司家属院南排平房向南4.5米处，南边长120米，整个地形呈长方形。由此可见，该地块系国有资产，划拨建设科技馆使用，科技馆是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该用地范围即为本案房屋拆迁时征收土地的四至范围。由此可见，应当享有该地块被征收的土地补偿费，原告无权要求该地块的补偿费。二、第三人并未因拆迁而获得额外收益，所得拆迁补偿全部用于建设新馆。第三人因本案拆迁所得拆迁补偿安置费共计12890769.56元，由于拆迁房屋及土地系国有资产，该款项理应上缴财政，再由财政拨款至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用于新馆建设，为免去不必要的手续，经市政府批准，直接由科技馆转款至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并未因拆迁而获得收益，所得拆迁补偿全部用于建设新馆，原告无权要求科技馆向其支付使用面积补偿费。三、关于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原告曾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被人民法院驳回。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就补偿项目、补偿费用等达成了一致意见，该协议书双方也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应当严格遵守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应当违反约定再次主张赔偿，更无权向合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权利。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求。四、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期限；原告与第一被告在2008年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已经履行完毕，房屋被拆除，在此过程中，原告从未就院落面积提出补偿要求，直至现在提起诉讼超过了起诉期限，应当依法驳回。第三人科技馆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事实成立，在法定举证期限内举证如下：证据一：延安市城建局文件，证明本案争议的土地系国有资产，使用权人为科技馆，原告无权要求土地使用权面积补偿费。证据二：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本案拆迁土地使用权为科技馆，原告无权要求土地使用权面积补偿费。证据三：进账单、批示、便函、收据、支票存根、进账单，证明科技馆所得拆迁补偿费用安置政府的要求全部用于建设新馆，并未因拆迁而获得额外利益，原告无权要求科技馆向其支付土地使用权面积的补偿费。证据四：行政判决书，证明：1、关于拆迁补偿事宜人民法院曾经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原告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2、原告对行政裁决提起诉讼是并未对提到使用权面积问题提出异议，说明其对土地使用权面积补偿事宜没有异议，现在起诉既不符合客观事实，超过了诉讼期限。经审理查明，原告系延安市凤凰广场科技馆家属楼具有合法产权的住户，2006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中心街进行旧城改造，具体由被告城投公司负责实施，包括原告在内的科技馆家属楼32户住户系被拆迁人，由于原告等28户被拆迁人与被告城投公司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城投公司向被告征收局申请行政裁决，征收局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作出延市拆裁字[2008]第07号《行政裁决书》，对原告等28户被拆迁人的补偿费用和补偿方式作出了裁决。原告对此不服，向宝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宝塔区人民法院与2008年8月7日作出了（2008）宝行初字第179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征收局作出的行政裁决书。同年8月26日，原告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了《延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被告城投公司按照该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且被告城投公司已经按照该协议全部履行了其的义务，原告也予以接受。该协议第四条“补偿费用”第5项明确约定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的面积为70.13平方米，即原告住宅楼房的面积，对于原告提出的10.54平方米的柴炭房，协议中并未约定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且原告没有提供柴炭房的合法产权证明，被告城投公司按照附属设施进行补偿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原告要求支付的110.6平方米（40.47+70.13）土地院落面积补偿款，原告并未提供其对该部分土地享有使用权的证据，对该部分土地面积原告与被告城投公司在《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亦未约定，而第三人提供的延安市城建局《关于延安地区科技馆建设用地的批复》（延市建委发[82]74号）能够证实其系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原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延凤国用[2001]字第2313号）只能证明其购买的70.13平方米住宅楼房在整栋楼301.68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中分摊7.95平方米，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由此可见，原告在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四条“补偿费用”第1项“房屋补偿费”中约定的每平方米1500元的补偿价格已经包含了土地价格，被告城投公司也已经向原告支付了该费用，原告再要求支付110.6平方米土地面积的补偿款没有事实依据。原告与被告城投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民事合同，被告征收局系合同鉴证方，原告要求被告征收局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国土局并未参与本案的拆迁补偿相关事宜，原告要求被告国土局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原告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不能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成立，其诉请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琴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原告已预交，实际由原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森虎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书记员  马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