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玄商初字第1476号原告：南京卓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600号谷阳世纪大厦2105室。法定代表人：陈海洲，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胜寒，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旭，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豪景佳苑2号楼2204号（住宅）。法定代表人：李智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海，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杰，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南京卓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泰公司）与被告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海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胜寒、徐明旭，被告云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中海、李虎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卓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给付货款2958560元。事实和理由：2015年5月5日、6月15日、7月21日和8月4日、7日和14日，原、被告双方分别签订多份货物销售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服务器（3种型号）、硬盘（2种型号）和内存等产品，合同总金额为295856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向被告交付合同项下所有货物，但是被告至今未向原告给付货款，原告经催要未果后为此诉至法院。审理中，原告申请减少诉请的数额：要求被告给付货款2903760元。被告云航公司辩称：未与原告签订所谓货物销售合同，也未授权案外人居辉向原告购买电脑产品。被告曾向案外人居辉购买电脑产品，但是双方是以电话和QQ聊天方式作出口头约定、未曾订立书面买卖合同。2015年8月17日前被告与居辉间的所有交易均已履行完毕，被告也已付清全部货款；8月17日被告与居辉又口头约定一笔交易，被告因此给付居辉定金23万元。但是自此以后居辉即再无法联系，被告就此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均为虚假协议，加盖的所谓被告印章均为伪造，真实有效的被告印章附有编码且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原告提供的货物签收单据，是被告向居辉购货时产生的相关凭证，不能据此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或中止审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提供且经被告明确认可的运输、签收、物流单据和收条，具体明细如下：1.“佳杰科技货物运输单”一份，在收货人处加盖了印文为“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中同时显示印章编码，且有“李虎杰”的个人签字，单据载明：客户名称和收货单位为原告，收货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西屋国际大厦c602，收货联系人为李虎杰，发货单位为佳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数量为60套；2.签收联一份，时间为2015年8月4日，在收货人处加盖了印文为“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中同时显示印章编码，且有“李虎杰”的个人签字，单据载明：起运地客户为南京萨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目的地客户为被告，运输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送货数量为28（个），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西屋国际大厦c602；3.物流快递单据2份：（1）“配施”物流详情单一份，编号PS5800035947，交寄信息载明：发件日期为2015年8月4日，发件公司为“南京卓泰”，收件公司为“北京云航基业”，收件人为李虎杰，货物数量为45件，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西屋国际大厦c602，签收人手写字迹不清、日期为“8.4”；（2）“直线”物流货物递送单一份，载明：日期为2015年8月14日，发货方为“王波稳”、地址为“康迈”，收货方为李虎杰、地址为西屋国际大厦c602，货物为服务器20（台）；在单据右下方加盖了印文为“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印文中同时显示印章编码，且有“李虎杰”的个人签字；4.加盖“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条7份，印文中同时显示印章备案编码，且有“李虎杰”的个人签字，包括8月4日两份、8月7日3份、8月14日1份和8月17日1份；8月4日的其中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HP388（2609V3）十台”；其余6份收条的内容，与该份收条的内容基本类似，均未注明货物交付人的名称。2015年9月17日，南京公安机关询问案外人郗强，郗强答复：通过朱俊杰介绍认识居辉本人，2015年5月底郗强曾在稠州银行南京分行办理一张银行卡，准备申请办理装修贷款，卡办好当天就交给了朱俊杰，此后该卡一直都在朱俊杰处，郗强从来没有用过。9月22日，南京公安机关又询问案外人朱俊杰，朱俊杰答复：通过他人介绍认识居辉本人；2015年6、7月份，居辉曾经要求朱俊杰帮其进行银行转账，具体使用的均是朱俊杰提供的他人银行卡，包括李长龙的民生银行卡，郗强的稠州银行卡和高刘松的光大银行卡，由于郗强的银行卡转账不需支付手续费，所以后期主要使用郗强的银行卡进行转账；收款人为陈海洲的转账次数特别多、有几十次，金额至少在100多万元，有没有还向其他收款人转账现已记忆不清；居辉都是声称向供货商付款，曾经有次还将陈海洲公司的一个员工邀来吃饭。2016年6月16日，本院前往南京市鼓楼看守所询问居辉本人，居辉答复本院：（1）2015年4月中旬入职“紫光数码”公司，担任区域销售经理职务，当月就将原告介绍给被告，目的是帮助原告完成月度、季度和年度销售任务，联系方式既有电话也有QQ聊天，法院出示的聊天记录就是当时双方联系业务时的一部分通话内容；由于原告希望了解被告经营资质，所以被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等材料，先由被告员工李虎杰通过QQ传送给居辉，再由居辉转发给原告员工姜川，由于在转发时未成功，就要求李虎杰将材料直接邮寄给姜川；（2）应当由原告而非居辉本人向被告负责交货，或者是由原告委托“紫光数码”公司代为交货，因为“紫光数码”公司与被告之间也存在业务关系。居辉本人不是“紫光数码”公司的负责人员，无法委托第三方向被告发送货物，也与原告没有业务关系，居辉也无法以个人名义操作业务，如被“紫光数码”公司知道就会给予开除处分；（3）2015年8月17日收到的被告款项，不是交易的定金而是正常货款，具体应属于履行哪个合同，居辉本人已经记不清楚，也无法一一对应进行核对；（4）由于与被告的所有业务均不含税、可能涉嫌偷税问题，所以被告不愿意加盖其真实印章；由于“惠普”生产商给予月度、季度和年度返利、总计不少于20%，另外“紫光数码”公司也给予相应奖励，所以涉及被告的货物价格才会明显低于市场水平；（5）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的6份业务合同，都是由居辉本人介绍双方来协商订立的，被告的经办人员就是李虎杰，被告知道居辉是“紫光数码”公司的员工。所有合同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传递，李虎杰在合同上加盖被告印章后发给居辉，居辉收到以后又转发给原告员工姜川，合同也就是委托发货的凭证，不能起到其他作用。合同签订以后，谁应发货谁应收货居辉未再涉及，具体是由原、被告双方自行联系，李虎杰提供的加盖被告印章的收据，居辉本人从未见过也未转交，但能说明被告已经收到货物，否则被告就会联系居辉询问货物下落，“紫光数码”公司设有物流快递部门，上述收据应当是由“紫光数码”物流部分交给原告；（6）居辉本人曾经带领原告员工姜川至被告处实地考察，李虎杰和姜川两人互相交换名片，李虎杰应当知道姜川属于原告员工，在一起吃饭时大家谈论的话题，也是两家公司如何进行合作。在委托物流公司发货时需要填写委托单，李虎杰肯定能够看见发货信息和姜川负责发货；（7）被告汇给居辉本人的款项，包含了应给付原告的货款，原告也没有特别指定付款主体，最关键的是能够收到货款。居辉收到被告汇款以后，委托案外人朱俊杰按照约定付给原告和其他供货商货款。上述行为的目的，是在汇款过程中不会出现居辉个人信息，避免原告产生居辉从中谋利的误解，也避免“紫光数码”公司产生居辉在公司外从事私人业务的误解。2016年9月14日，被告会计贾芳前来本院陈述：被告汇给居辉本人的业务款项，均是使用贾芳个人的银行账户对外汇款，贾芳本人并不认识居辉，两人之间也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另查明：1、2012年9月26日，北京市公安机关印章业社会信息采集系统的“印鉴留存卡”显示：被告的企业印章，印文为被告的企业名称，同时印文下方注明印章备案号“1101080283038”；被告的合同专用印章，印文为被告的企业名称和“合同专用章”字样，同时印文下方注明印章备案号“1101080283041”；被告的财务专用印章，印文为被告的企业名称和“财务专用章”字样，同时印文下方注明印章备案号“1101080283039”；10月8日的“印鉴留存卡”显示：被告的发票专用印章，印文为被告的企业名称和“发票专用章”字样，同时印文下方注明印章备案号“1101080283040”。2、2015年8月24日，关于李虎杰被诈骗一案，北京公安机关决定受理且向报案人出具受理回执。2015年9月14日，关于陈海洲被合同诈骗一案，南京公安机关审查决定立案且向报案人出具立案告知单。3、“直播南京”新闻播报文字材料，到场人为电视台主持人、原告法定代表人陈海洲、“紫光数码”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和计算机销售商（糜先生），内容主要是：首先主持人介绍：通过QQ签订销售合同，货物发出以后对方公司拒不付款，介绍业务的中间人失联，市民陈海洲来电求助，声称陷入一起合同诈骗之中；然后陈海洲表示，“紫光数码”公司的销售代表居辉，向其推销服务器，且承诺寻找下家、帮助销售设备，且将云航公司的营业执照、盖章销售合同等资料通过QQ传递过来，从2015年4月起云航公司共计定货10几次，每次金额为几万元，约定付款期满以后，云航公司也能如期打款，7月份居辉声称联系一笔大业务、因此签订5份合同，总计300多万元，但是8月份应付款时居辉却已无法联系，云航公司答复，卓泰公司提供的合同均是假的，收货以后已将货款给付居辉；接着“紫光数码”南京分公司负责人表示，居辉曾在该分公司试用一个月，时间是在2015年4月份，但是一个月后居辉就被该分公司开除；（插播新闻播报员）：和陈海洲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其他计算机经营户，同样通过居辉联系云航公司，并通过QQ签订销售合同，不过货物发出以后居辉就已人间消失；同时计算机销售商（糜先生）表示，居辉从其处拿过一次货，涉及金额30万元，发现事情存在问题以后其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合同上标注的金额已达到了50多万元，而像这样的合同记者手中还有很多份，总金额达到了500多万元，涉及商家初步统计为3家，目前均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主持人最后表示：既然居辉本人掌握销售渠道，为什么还要通过受骗商家中间转手？签订合同没有仔细了解对方情况，还是通过QQ签订合同，天上真的不会掉下馅饼。4、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被告员工贾芳曾于2015年6月、7月和8月分别给付居辉多笔款项。审理中，关于下列事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原、被告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在洽谈业务时，案外人居辉提供了加盖被告印章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等材料，同时原告委派员工姜川至被告处，表明身份、实地考察、核实被告经营状况，充分说明本案讼争合同的买方即为被告，双方约定的收货人李虎杰也为被告员工，在多份销售合同上也加盖了被告的合同专用章，在原告提供的收条上也加盖了被告的印章，因此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即为被告。为了证明其上述诉称事实，在第一次的庭审中，除了运输、签收、物流单据和收条以外，原告还提供了6份销售合同、QQ聊天记录以及电话通讯记录等作为证据：1、6份销售合同的签订时间分别为2015年5月5日、6月15日、7月21日、8月4日、8月7日和14日，买方为被告、联系人为李虎杰，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西屋国际大厦c602；卖方为原告、联系人为姜川；产品分别为服务器、硬盘和内存，合同金额分别为57500元、392000元、494960元、756600元、447500元和810000元，金额总计为2958560元，合同项下所有产品均未税、设备均为HP原厂正品；发货方式为公路，发货时间为3天（8月7日的合同发货时间为当日），原厂保修、自产品交付买方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货到后30天内付款；在每份销售合同上均加盖了“北京云航基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2、QQ聊天通讯记录2页和被告员工李虎杰与原告员工姜川之间的电话记录单一份，目的是证明：在交货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联系、共同核对发货数量。QQ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7月8日上午11：17：03，“1022”曾向“李虎杰”提供一则个人身份证号码信息；7月9日下午15：42：42，“1022”询问“李虎杰”：“货到了部分了吗”；16：19：11“李虎杰”答复：“到了十台；你要昨天告诉我说，后天可以到货，我就跟朋友这样说了，现在搞得我这边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回变”；16：20：59“1022”回复：“实在是对不起，我也是给总代坑了；我之前是联系过库房2点时候是单子到了库房的，以为今天能给你送来呢”；7月10日10：15：59“1022”表示：“堵车，说还有半小时，送货师傅电话136××××7411，姓郑”。电话记录单显示：150××××9733的电话号码。被告就此质证认为：1、6份销售合同均为虚假协议，合同上加盖的所谓被告“合同专用章”与真实的被告印章明显不符，应当属于擅自伪造，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任何业务合同，被告的印章均在公安机关登记备案且自带编码；2、居辉曾经带人至被告处进行考察属实，但是陪同居辉的人员并未表明其真实身份，居辉在介绍时也仅仅是以“朋友”相称，并未说明是原告的员工；3、被告员工李虎杰与原告员工姜川的QQ聊天通话记录，也不能说明原、被告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只能说明被告曾向原告催促交货的事实。由于案外人居辉曾经表示：如果无法与其直接联系，可与其委托的发货人姜川联系交货事宜，因此被告员工才与姜川联系发货一事；4、物流单据和收条等材料，可以证明被告收到案外人居辉委托第三方交付的货物，因为被告与居辉之间存在口头协议，但是不能说明被告应向原告给付货款的事实。为了证明其辩称意见，除了企业印章刻制备案材料以外，被告还提供了下列材料作为证据：1、被告员工李虎杰与案外人居辉之间的QQ聊天通话记录，目的是证明：通过电话和网络通讯方式，关于涉案产品交易被告与居辉之间作出口头约定；2、被告财务人员贾芳与案外人居辉之间的银行转账交易记录，目的是证明：被告首先给付部分定金，居辉收到定金后委托第三方交付货物，被告收货后再给付剩余的货款，被告与居辉之间存在上述交易习惯，现在被告已付清双方交易的全部货款。原告就此质证认为：不能认可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被告与案外人居辉之间有无口头协议、有无给付居辉货款，与本案双方争议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提供了下列材料作为证据：1、案外人居辉与卜刚之间的QQ聊天通讯记录，目的是证明：居辉代表被告将其货物再次转售江苏弘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因此与其员工卜刚进行业务联系，同时说明居辉与被告之间存在业务代理关系；2、加盖印章的被告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在印章的印文中附有备案编码，上述材料均由居辉提供给原告，目的是证明：原告有理由相信居辉就是被告的代理人，如果本案居辉涉嫌合同诈骗，起因也是由于被告曾向居辉提供上述“三证”材料，被告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被告就此质证认为：关于“三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三证”均是在居辉要求下通过QQ传递，居辉声称提供“三证”的目的是用于在“紫光数码”公司业务备案，所以提供“三证”材料本身不能证明被告委托居辉代为购货的事实；案外人之间的QQ聊天记录，不能认可其真实性，不仅QQ聊天的内容本身不够完整、意思不清，此外从现有内容能够看出居辉仍是“紫光数码”公司的代表而非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二、关于被告与案外人居辉间的货物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缘由。被告表示：与案外人居辉的货物交易价格，之所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水平，是因为双方口头约定居辉不再开具相应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居辉委托第三方交付的货物均已临近质保期限以及居辉本人作为“惠普”江苏地区总代理商和“紫光公司”销售代表的有利身份。原告认为：原、被告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账期尚未届至，在被告全额付款后原告即应开具增值税发票，所以被告辩称居辉同意不再开具发票的理由不能成立；涉案产品的各级经销商从厂家或供货商处购得的产品，均可以要求顺延质保期限已是行业习惯，因此所谓产品已临近质保期限所以低价出售的理由也不成立；被告作为电脑销售专业企业，应当知道涉案产品的市场基本价格，被告以低于市场将近三分之一的价格与居辉进行交易，该价格无论任何区域市场均无法购得类似产品，且被告从未核实货物来源、也未与发货单位进行沟通，金额超过几百万的业务往来，被告仅以口头协议方式作为交易依据也明显不符合常理。三、案外人居辉的涉案行为是否已经涉嫌诈骗犯罪。被告认为：2015年8月17日，依照双方之间的口头约定，被告又向居辉给付定金23万元，但是约定时间届满后却未能收到货物，也已无法与居辉本人直接联系，为此被告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居辉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犯罪，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或者驳回原告诉请。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涉嫌诈骗的犯罪行为，仅是存在买卖合同纠纷；涉案销售合同之前，原、被告双方已有多次买卖交易关系，被告也已付清合同项下全部货款，由于相应货款是由不同人员给付，具体汇款信息无法一一确认，原告也未核实每笔货款的付款人，在款项数额与合同金额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该份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至于每笔款项的支付主体，原告并不关心。上述事实有销售合同、物流单据、收条、询问笔录、新闻报道、印章备案资料、聊天记录、报案材料、工作笔录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关于案外人居辉所作陈述是否应予采信。案外人居辉在向本院陈述时，其所陈述的部分内容也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1）居辉声称其为紫光数码公司的员工、目前尚未离职，但是“紫光数码”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在电视直播节目中明确表示，2015年4月份居辉曾在该分公司试用一个月，但是当月就已被公司开除。因此，居辉在说明其本人身份时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2）居辉声称，其本人曾带领原告员工姜川至被告处实地考察，李虎杰和姜川两人互相交换名片，李虎杰应当知道姜川属于原告员工，销售合同都是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签订、不是书式合同，李虎杰加盖被告印章后发给居辉，居辉收到以后又转发给原告员工姜川。被告抗辩认为，其与居辉之间均是通过电话或QQ聊天方式作出口头约定，双方之间根本没有书面合同，被告并不知道居辉陪同人员的具体身份。由于在本案审理中也无其他证据材料与居辉的此项陈述能够进行互相印证，故居辉的此项陈述本院无法确认；（3）居辉声称，被告汇给居辉本人的款项包含应给付原告的货款，原告也没有特别指定付款主体，关键能够收到相应货款，居辉收到被告汇款以后，委托案外人朱俊杰付给原告和其他供货商。原告同样表示，案外交易项下的被告货款是由不同人员给付，具体信息无法确认，原告也未核实每笔货款的付款人，也不关心每笔款项的支付主体。居辉所作的上述陈述，与企业间业务款项的通常做法之间，存在明显相悖。作为原、被告双方的业务介绍人，在未获得原告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却提出被告将货款直接付至居辉之外的第三人处的要求，居辉的此项行为与其声称的介绍人的身份严重不符。同时，由于居辉本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居辉所谓居中介绍的行为本身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所以居辉的陈述如果作为证人证言，在没有其他充分证据能够互相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应予以采信；居辉声称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本院同样不予确认；其次，原告提供的在销售合同上加盖的所谓“被告合同专用章”，与被告所提供的在公安机关备案编码的合同专用章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不属于同一枚公章。虽然原告认为曾经委派员工姜川至被告处，表明身份、实地考察、核实被告经营状况，但是被告同时抗辩认为，居辉带人至被告处进行考察属实，但是陪同居辉的人员并未表明其真实身份，居辉在介绍时也仅仅是以“朋友”相称，并未说明是原告的员工。在审理中，原告也未再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员工姜川表明身份且实地考察被告的具体情形，由于除了居辉的陈述以外，再无其他任何证据能够予以证实，因此原告认为双方人员曾经见面协商涉案合同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再次，虽然原告认为被告曾将“三证”材料交给居辉，而居辉又将该“三证”材料提供给原告，因此有理由相信居辉就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但是被告同样抗辩认为，“三证”材料是在居辉的要求下通过QQ传递，居辉也声称其目的是用于在“紫光数码”公司进行业务备案，所以提供“三证”材料本身不能证明被告委托居辉代为购货的事实。本案中，居辉向原告提供加盖被告印章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的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代表被告的表见代理？本院认为，原告作为一个市场交易主体，对交易相对方的资信状况负有谨慎审查义务，原告提供的6份销售合同上的所谓被告印章，与居辉提供的上述“三证”复印件上加盖的被告印章，在印章刻制的细节处具有明显不同，且“三证”材料均为复印件而非原件，因此仅仅依据上述材料，尚不能够得出居辉与被告存在隶属关系、从而交易相对方应为被告的结论，故居辉的上述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分析，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因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290376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南京卓泰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应交纳诉讼费30468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汉口路支行；账号：a。审 判 长  李海桥人民陪审员  韩中强人民陪审员  周琪宝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罗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