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赣04民终8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谭贵，男，1989年4月29日出生，土家族，无固定职业，住九江市开发区。委托代理人：代威，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201310567124。上诉人（原审被告）：龚江兰，女，197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九江市浔阳区。委托代理人：靳爱国，男，1951年7月7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冬林，男，1973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九江市浔阳区。委托代理人：钱钧、汤雷，江西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604199110407748。上诉人谭贵、龚江兰因与被上诉人殷冬林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5)浔民二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谭贵及委托代理人代威、龚江兰及委托代理人靳爱国，被上诉人殷冬林及委托代理人钱钧、汤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谭贵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殷冬林已经于2015年4月中旬实际退伙，无权要求分得转让费。首先，一审庭审调查中，被上诉人殷冬林已经自认在2015年春节期间私自拆除部分“花容会所”财产，而且之后也按照30%的股权比例将“花容会所”全部能拆除的财产分得了合伙财产，被上诉人的合伙权益已经给予了充分行使；其次，被上诉人拒绝按照合伙比例继续缴纳房屋租金和“花容会所”重开的装修、营业开支，已经以其实际行动表达了退伙的意愿，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江兰重新划分投资比例缴纳房屋租金、重新装修开业的行为亦是对被上诉人的退伙行为的追认，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中旬即已经除名。再次，被上诉人殷冬林与其妻子向会双向上诉人亲口表达自愿退伙的意愿，该关键事实被上诉人进行电话录音保存在自己的移动电话里，但被上诉人知晓后，伙同部分社会人员对上诉人进行殴打，并抢走了上诉人的手机销毁了该电子录音。这一事实有浔阳区公安分局浔阳楼派出所接出警记录为证，其不利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即便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未退伙，应当依法分得转让费，但其金额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一审法院判决的“97200元”，对于重新装修、租金、营业开支等需扣减，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1、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自认“花容会所”重新装修费用约为10000元，一审法院基于此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江兰对于“花容会所”重新装修的花费为10000元，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代理人及未依法出庭的证人均能证实“花容会所”进行了重新装修，而他们的个人意见的“一万多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0000元”；其次，被上诉人代理人及证人均不是专业装修人员，而且对于“花容会所”重新装修后的整体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实际对整体装修进行详细查看，这些人对于“花容会所”的重新装修的金额的说法如何能作为定案依据？最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装修工人的维修清单和收款收条，足以证明“花容会所”的重新装修花费了193000元，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反证的情况下，径直否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江兰确实向房东支付了房屋租金47250元和转让费40000元，共计87250元，一审法院未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妄自裁判，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4月30日“花容会所”的房租即告到期，而房东高丽军亦是提前半个月也就是2015年4月15日左右向上诉人等人提出要求依照合同约定应当向房东缴纳下一周期也就是半年的房租94500元，经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告，被上诉人明确表明不交的情况下，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江兰协商变更合伙股权比例后向房东缴纳了三个月的房租47250元整。另外由于原审被告龚江兰与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2018年到期，而受转让方提出要签十年合同，但房东不同意。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龚江兰无奈接受房东建议，向房东支付了转让款分红40000元。由于房东高丽军拒绝配合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书，但一审法院未予行动，并在判决中否认这一事实，侵害了上诉人的权益。3、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花容会所”重新开业期间开支明细，是以证明“花容会所”重新开业期间花销高达45684元，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反证的情况下，径直否认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原本就已经事实退伙，无权要求分得转让费，其诉请不能成立。一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为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殷冬林辩称，1、关于是否退伙？客观事实是：答辩人从未退伙，上诉人的这一上诉理由既无客观依据，又与本案证据相悖。首先，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谭贵提供的六组证据，没有一组一份证据能够直接证明答辩人退伙。其次，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庭审中，案卷材料第85页顺数第16行至第20行是这样记录的：法官问答辩人2015年4月底会所重新开张后是如何经营的?答辩人的回答是：由于意见不一致，我没有参与经营，但保留股权。法官问二被告（即本案两位上诉人）是否属实？上诉人谭贵回答“属实”，上诉人龚江兰回答“属实”，因此，上诉人谭贵所诉称的答辩人退伙一词完全不属实。第三，根据租赁协议，房租为每半年一付，也就是说2015年上半年的租金在2014年已经付清，上诉人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地使用场地到2015年6月底，再加上一个月的宽容期，该租赁场地可以一直使用到2015年7月。因此，上诉人谭贵诉称在2015年4月要交纳房租完全不属实，同时，上诉人谭贵以答辩人不愿意出房租的份子钱就是退伙也纯属无稽之谈。第四，上诉人谭贵诉称答辩人没有参与后续的装修就是退伙，这完全是在欺瞒法庭。根据一审材料，上诉人谭贵声称在2015年4月13日开始装修，十天后即2015年4月23日完成装修并开业，装修款共计19万余元。另外，根据上诉人谭贵提供的装修清单，可以看出在短短的十天内，上诉人雇请的高级施工队伍对以下项目进行了拆装建，分别是：对包厢卫生间破拆并做防水处理以及重新安装马桶、洗脸盆、水龙头、角阀和软管铺设：对公共卫生间重新装修并做集成吊顶；对会所重新油漆并换装墙纸、破拆装木地板、室内电路重新改造：门头改建等等。十天如何能够做完这些事情，这完全是天方夜谭。第五，答辩人已经提供了2015年5月14日到新花容店搬运铁床、布艺沙发、冰箱和桌子等物件。如果答辩人已经退伙，上诉人谭贵和龚江兰为什么没有阻止？为什么没有报警？答辩人又怎么搬得走？如果上诉人谭贵和龚江兰已经重新投入了19万元巨款重新进行了装修，这些东西就同答辩人没有一丁点关系，答辩人又如何进得去出得来搬得走？上诉人谭贵的诉称完全不符合情理。第六，事实上在2015年初会所歇业期间，包括答辩人和两位上诉人在内，都已经达成了转让的共同意思表示，大家实际上都有散伙的意思，只不过都在等谁来接转让费分多少。基于上述理由，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第一个上诉观点不能成立。2、关于上诉人谭贵提出的一审法院不应该判决答辩人分得股权转让款97200元的上诉观点。答辩人认为，第一上诉人龚江兰在一审中声称19万元的装修款是她支付的，但装修预算单以及装修费的收款收据是上诉人谭贵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的，这不合情理。第二，上诉人谭贵提供的装修预算单和收据同其自己提供的第六组证据中的4月份开支明细明显相悖。这两张预算单和收据应该是事后为应付庭审而伪造的，是两个上诉人虚构了装修19万元的事实。关于答辩人应该按照什么比例来分享33.4万元的转让费。答辩人认为：第一，不论是上诉人谭贵同答辩人签订的协议，还是上诉人谭贵与上诉人龚江兰签订的协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部按照投资比例来确定盈余和亏损。也就是说是按照各30%的投资比例来分享盈余分担亏损，并不是按照设定的股权股份多少来定。第二，不光协议如此约定，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如此。该店的经营模式是一个月每人进店管理十天，分别是谭贵、龚江兰和答辩人老婆，个人管理期间的收入开支都归个人。这就充分说明按照投资比例及三三制是各自权利义务的核心。第三，答辩人虽然对谭贵和龚江兰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答辩人认为该材料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些情况。该协议第2.4条明确各方以投资比例来分享和承担权利义务。该协议第4条明确会所的剩余资产仍然是按照龚江兰30%谭贵70%的投资比例来分享。这就充分说明如果19万元的重新装修这一事实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三个当事人三三制的投资比例没有变化，答辩人享有转让费33.4万元的30%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第四，2015年4月15日《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第3条约定，只有在重新投资20万元装修款后，谭贵和龚江兰的投资比例才调整为各自50%。因此，说到底，19万元的装修事实是否成立是关键。第五，虽然答辩人目前没有办法证明谭贵和龚江兰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是虚假的，但由于一审法院没有确认19万元装修事实，这就直接导致谭贵和龚江投资比例发生变更的事实条件不成立，也就直接决定了在没有发生重新装修事实或者说会所的资产价值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谭贵和龚江兰约定的投资比例转变没有形成，而只能按照会所的所谓残值并依据该协议约定的三三制来分享盈余和承担风险。基于上述理由，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答辩人分享9万余元转让费的判决是非常正确的。综上所述，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谭贵的上诉请求并维持原判。龚江兰述称，对谭贵的上诉状内容无异议。龚江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殷冬林的股东资格，上诉人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是跟原审被告谭贵合伙做生意，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原审判决“被告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认定事实当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谭贵签订的《投资入股书》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谭贵在2015年6月份补签的，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上诉人更不可能知道被上诉人在2013年就已经入伙。上诉人至今仍然不认可被上诉人殷冬林的股东身份，上诉人也不可能同意一个不熟悉的人加入合伙生意，这于情于理均说不通。在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大股东合伙期间，因为原审被告谭贵系大股东，而且被上诉人殷冬林的妻子向会双（原审被告谭贵的小姨），被上诉人殷冬林也从未出现在会所，上诉人在经营会所的时候认识了向会双但不清楚被上诉人殷冬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原审认为“从会所实际经营模式可确认被告龚江兰应当知道原告的入股行为”，完全违背了事实，亦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殷冬林未能提交投资215000元入股证明，原审法院根本未对这一关键事实进行核实就径直判决，于法无据。上诉人甚至认为，不排除被上诉人殷冬林与原审被告谭贵联合制造虚假证据，侵害上诉人权益的可能！二、即便被上诉人殷冬林是真实入股，其退股后的转让费也应当是找原审被告谭贵要，跟上诉人无关。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殷冬林并不是合伙股东，上诉人不认可其入股的事实，其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请。殷冬林辩称，一、关于答辩人的股东身份问题？首先，答辩人与上诉人龚江兰确实没有平等的直接的合伙关系。对这一点，在答辩人的起诉书以及庭审笔录中，答辩人也承认仅仅是暗股，是在谭贵名下的。对龚江兰的这一观点答辩人予以认可。其次，对于答辩人与谭贵是合伙关系，龚江兰说不知情则不属实。理由很简单，大家合作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养生会所，而且一个月还各自经营管理十天，前后脚都要交接，又不是一天二天，而是经营了几个月，因此，龚江兰说不知情不属实。第三，在2015年初和2015年5月，答辩人都有上会所搬运空调、铁床、布艺沙发、冰箱等事实，但龚江兰均未阻止，说明龚江兰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认可了答辩人的股东身份，或者说认可承认了答辩人对会所是有权益或利害关系的，否则，龚江兰如何不过问。第四，即使答辩人同龚江兰之间没有直接的平等的合作关系，但在明知会所的资产处分同答辩人有绝对利害关系的情况下，龚江兰对答辩人仍然具有相应的注意、提醒的责任，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第五，一审法院从庭审笔录中反映出来的经营管理模式来确认龚江兰应当知道答辩人在会所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事实依据和庭审笔录为证的，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错误。二、关于龚江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需要解释的是，答辩人最初起诉要求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不知道龚江兰在33.4万元转让款中分得了多少，如果超出了其应得的份额，则其当然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在一审中，可以看到谭贵和龚江兰在如何分配33.4万元的问题上，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材料，因此，答辩人不仅不能确认和判断龚江兰的实际所得，而且有理由怀疑龚江兰在分配33.4万元转让费的问题存在侵害答辩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更何况在一审中龚江兰还帮助谭贵证明发生了19万元的装修事实，为此，答辩人不能在一审过程中放弃对龚江兰的责任追究。也基于此，一审法院作出的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答辩人认为从自由裁判的角度来说，没有错误，应予维持。三、关于答辩人是否应该只找谭贵不找龚江兰的问题。答辩人的起诉，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求谭贵按照答辩人的投资比例在转让费33.4万元中分一部分给答辩人。因此，答辩人要求谭贵承担给付责任并按照投资比例分一杯羹是完全合理合法合情的。但为什么还要找龚江兰，答辩人强调的是，如果这33.4万元在龚江兰手上控制，则龚江兰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者33.4万元在谭贵手上，则答辩人可以放弃对龚江兰的主张。但是，根据一审龚江兰自己的陈述，转让费在得手后，龚江兰除扣除其垫付的装修款外，剩余装修款由其支付给了装修收款人，装修费就有19万余元。因此，绝大部分转让费被龚江兰所控制并处分，庭审材料足以证明。至于龚江兰是否应该50%比例享有装让费的问题，关键在于19万元装修事实是否成立。由于一审法院不认可19万元的装修事实，因此，龚江兰要求享有50%的投资比例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综上，答辩人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维持原判。谭贵述称，认可殷冬林是隐名股东，在谭贵名下。认为龚江兰要按照比例承担分配转让款的责任。殷冬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谭贵按照原告的投资比例返还店面转让费100200元，被告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1日，被告龚江兰与被告谭贵签订了《茶楼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龚江兰将位于九江市浔阳区环城路122号姐妹茶楼以40万元作整股，转让一半股份（20万元）给被告谭贵，后期再投入按实际支出算入总股份，开业时实算股份比例。同年10月1日双方又签订《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1、龚江兰、谭贵共同投资成立新花容养生会所，地址环城路122号，法定代表人龚江兰，经营方式为个体；2、养生会所总投资为75万元，谭贵出资额为525000元，占投资总额70%；龚江兰出资额为225000元，占投资总额30%。投资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养生会所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及分担风险亏损；3、投资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但允许投资各方之间与其他投资股东实行购买、转让、合并，不得在合伙不利时退伙；退伙人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时须经股东会按退伙时所评估的价格结算，未经合伙人同意而自行退伙给合伙人造成损失的，由自行退伙人负责赔偿。同时原告殷冬林以被告谭贵名义在新花容养生会所投资了215000元，双方于2015年补签《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协议约定：新花容养生会所地址环城路122号，经营方式为个体；养生会所总投资为75万元，殷冬林入股出资额215000元，占投资总额30%。在会所经营期间，分别由原告老婆向会双及两被告各进店管理10天，管理期间的收入开销归各人收支，水电房租共同支付。2015年春节新花容养生会所歇业，歇业期间原告从新花容会所搬走3台壁挂空调和4台液晶电视机。同年4月底该会所重新营业，但原告未参与经营管理，同年5月13日被告谭贵、龚江兰将新花容养生会所转让，并于同日向罗勇出具收条，收到转让费334000元。原告为此找被告谭贵索要店面转让费，但遭拒绝，故原告诉来院。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谭贵签订的个人投资入股协议合法有效，被告谭贵亦认可原告的投资入股份额为30%，被告龚江兰作为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虽未在协议上签字，但从会所实际经营模式可确认被告龚江兰应当知道原告的入股行为，故本院对原告在新花容养生会所投资入股30%予以确认。被告谭贵主张原告已办理退股清算，且从会所搬走30%股份价值的物品，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谭贵抗辩转让费中有40000元支付了房租，但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谭贵提供的报价清单及收条，与被告龚江兰陈述重新装修费用由其垫付，后从转让费中支付相互矛盾，亦未提供支付凭证，故本院对两被告所称新花容会所重新装修投资19万余元及两被告重新投资入股的事实不予认定，但原告自认两被告为重新装修新花容会所费用约为1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应在转让费中予以扣除，故被告谭贵应按324000元的30%投资入股比例返还原告转让费。原告从会所搬走的物品，两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新花容会所转让费为两被告共同收取，故被告龚江兰对被告谭贵返还原告转让费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谭贵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殷冬林返还新花容会所转让费97200元；被告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2304元，由原告殷冬林负担74元，被告谭贵负担2230元。本院二审期间，谭贵提交银行交易流水两张，证明：2015年5月28日谭贵向殷冬林转账借款3000元。被上诉人殷冬林质证认为，3000元是谭贵变卖合伙期间财产的折现款，不是欠款。本院二审期间，龚江兰提交以下证据：一、房东高丽军的书面说明一份，证明：龚江兰与谭贵支付了房租共计87250元。二、证人夏某出庭作证，证明：房屋装修的内容、项目以及付款方式金额等。被上诉人殷冬林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签名真实性有异议。且不符合证据要件，需要高丽军本人到庭作证。且金额较大，应当提供付款凭证。证据二中证人在说谎且与上诉人在一审中的陈述矛盾。龚江兰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施工人与收款人不是同一人，而证人的陈述是既是收款人也是施工人。谭贵与龚江兰在一审中施工的实际时限是10天，而证人陈述20天。证人说装修内容是预算单中的内容，但是与我们在一审庭审中证人陈述的会所的装修情况存在明显不同。综上，龚江兰与谭贵在本案存在陈述虚假事实的嫌疑，本案证人也有作伪证的嫌疑。经审查，谭贵提供的银行交易流水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被上诉人欠款的依据，故关联性不予认定。龚江兰提交的证据一属书面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高丽军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因高丽军未到庭，对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该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夏某的证言与两合伙人陈述相互印证，根据龚江兰作为与殷冬林无合伙关系的另一合伙人，其对装修费用的认可，不利于其合伙收益分配的事实，在被上诉人殷冬林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发生装修费19.万元的主张成立。经查明，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为谭贵与龚江兰。殷冬林与谭贵达成投资入股合意，系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谭贵名下的隐名合伙人。2015年4月15日，谭贵与龚江兰签订《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投资各方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1、养生会所重新装修总投资额预计为（人民币贰拾万元）；2、投资人：龚江兰的出资额预计为（人民币壹拾万元），以实际出资为准；占投资总额50%。3、投资人：谭贵的出资额预计为（人民币壹拾万元），以实际出资为准；占投资总额50%。经投资双方结算：养生会所剩余资产确认按照（龚江兰）30%：（谭贵)70%的比例进行清算，双方按照30%：70%的比例确认分割所有养生会所的资产（空调、电视机、电脑等），双方可自行拖走处理（谭贵已经拖走部分资产）。为避免亏损，双方投资人协商重新投资积极进行转让，根据双方投资比例组成新股东会，双方投资人承诺重新出资的资金及时到位，并积极开展对外转让事宜，投资双方按照50%：50%的比例分配转让所得全部利润。之后，龚江兰委托夏某对养生会所进行装修，发生装修费用19.3万元。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合伙经营应当尊重合伙人之间的人合性。没有证据证明龚江兰同意殷冬林入伙经营新花容养生会所，依据形式主义规则，殷冬林不具有合伙人的身份，不享有合伙人的权利，其基于与谭贵之间签订的协议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与合伙体无必然的联系。而殷冬林参与合伙体的管理系谭贵对其合伙权利的处分，不能作为龚江兰认可殷冬林合伙人身份的依据，故殷冬林关于其是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谭贵与龚江兰于2015年4月15日签订的《个人投资入股协议书》是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经查，合伙双方虽对养生会所剩余财产进行了分配，但并未解散养生会所，仍然从事养生会所的投资经营。因此，上诉人关于养生会所已经解散清算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两合伙人约定收益按50%：50%的比例分配，系双方意思自治，也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予以支持。谭贵处理合伙收益比例的行为是否损害了隐名合伙人殷冬林利益，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殷冬林可另行主张。殷冬林关于合伙人收益应按30%：70%比例分配的理由，不符合新花容养生会所合伙人之间的约定，不予采信。因殷冬林不能直接参与合伙收益的分配，也无龚江兰侵占谭贵合伙收益的证据，因此，殷冬林要求龚江兰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龚江兰、谭贵作为新花容养生会所的合伙人，均对装修费用19.3万元无异议，而殷冬林也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合伙开支予以确认，由两合伙人按比例承担。因没有证据证明殷冬林与谭贵之间就合伙进行清算，依据殷冬林与谭贵签订的协议，谭贵应将其分得的合伙收益扣除合伙开支按殷冬林投资比例分配给殷冬林，即盈余的40.95%分配给殷冬林（21.5万元/52.5万元），计2.887万元（（33.4万元-19.3万元）/2*40.95%）。故，一审法院关于返还转让费的金额处理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龚江兰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谭贵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2015)浔民二初字第511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上诉人谭贵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殷冬林返还新花容会所转让费28870元；三、驳回被上诉人殷冬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460元，由上诉人谭贵负担2000元，被上诉人殷冬林负担24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小江审判员  郑敏红审判员  晏纯贵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  余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