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1302民初4375号原告：吴足茂，男，汉族，1981年7月28日出生，户籍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代理人：韩宁、黄海飞，均系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一被告：刘树华，男，���族，1973年8月23日出生，户籍住址：惠州市惠城区，第二被告：陈德寿，男，汉族，1981年1月3日出生，户籍住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鲍善军、方萍，均系广东致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足茂与被告刘树华、陈德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足茂及其委托代理人韩宁、被告陈德寿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鲍善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诉辩意见原告起诉称，2013年9月10日，原告与二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四人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3300万元（具体多少以实际出资凭证为准）。合伙承建位于惠州市××区××号小区的土建工程，四人各占25%份额。另约定：股东不得随意转让股权，若一方要退出或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权。2014年至2015年，众所周知经济低迷，惠州房地产市场非常艰难。被告无力继续投资，拟退出合伙，为了获取不当利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二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于2016年5月23日与另一案外人李永光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案外人李永光作为新人合伙人入伙，约定杨学松、被告刘树华分别将各自12.5%的股份共25%以800万元转让给李永光。因事先未取得原告同意，原告看到协议书后拒绝签名，被告即提出既然不同意加入新的合伙人，就以该价格为条件，要求原告全部受让。2015年6月12日，原告无奈之下与二被告及案外人，四人又签订了《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二被告及案外人将其合伙股份全部转让给原告，转让价格为每人800万元，但如果承揽的工程实际只建设一期，不建设二期，转让价格则为每人400万元；关于付款约定为：签订协议时向每人支付200万元，如果第二期要建设但是要暂缓施工，则要在三个月内向每人再支付2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待二期施工许可证办下来后一个月内付清。原告认为，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被告故意以转让给他人为要挟，并制作了价格虚高的协议书，迫使原告以所谓“同等条件”接受了这次转让。既有民事欺诈，也显失公平，理应撤销。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一人承担了对建设单位的全部合同责任，为避免违约给全体合伙人造成巨大损失，竭尽所能，筹措资金组织一期施工，先后支付工人劳务款300多万元、钢材等款300余万元。也竭尽全力向被告支付转让款，截至2015年9月14日，原告向被告刘树华支付了5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支付了200万元，向案外人杨学松支付了200万元。二期9万平方米施工未能按计划实施，建设单位至今只开工建设原二期中的约4万平方米，其余约5万平方米工程既未开工，也未能取得施工许可证。但被告陈德寿、刘树华不顾实际状况，一味向原告追要转让款，不断施加压力，2015年9月14日，在原告办公室，被告陈德寿、刘树华威胁原告如果不付款签订补充协议，就去工地闹阻止施工，原告当时内外交困，如果工地停工，要承担巨大损失和社会稳定责任，一心只想着不要停工，迫于无奈，在《合伙补充协议》上签了名。事后，原告才发现，该补充协议改变了此前转让价格及付款的全部条件，根本不管是否能建设二期工程，也不管二期工程何时能建设，原告与被告合伙期间的盈亏本来就尚未清算，二被告乘原告困难之际、强迫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不论是否盈亏，均要求原告在2015年12月30日前按每人800万元付清款项，明显对原告不公平。原告��为：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系二被告在原告极其困难时期、以阻止施工胁迫原告签订，且合同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只顾收回投资，丝毫不管合伙盈亏，对原告显然不公平，原告为了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共同利益，披肝沥胆，却被二被告如此苦苦相逼，既违背了道义，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2016年1月1日，被告陈德寿依据上述《合伙补充协议》，要求原告向其出具了《欠条》一份，因所依据的事实和协议应当撤销，该《欠条》也理应撤销。基于上述事由，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等规定，特此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5年9月14日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及2016年1月1日向陈德寿出具的《欠条》，并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被告刘树华答辩���，一、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下称“6.12协议”）不存在民事欺诈、显失公平情形。（一）“6.12协议”之撤销是原告后期补充的诉请，是2016年5月18日才提出的。其背景是：2016年5月17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在本院开庭，对方提出已经申请撤销2015年9月14日的《合伙补充协议》（下称“9.14协议”）。我方提出：即使没有“9.14协议”，依据“6.12协议”，对方也应该向我方付款，我方坚持继续开庭，法院同意了我方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称将向法院提出补充诉请，要求也撤销“6.12协议”。也就是说：吴足茂此前一直认可“6.12协议”，只是在我方提出“6.12协议”也可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时，他才提出也要申请撤销该协议。所以说，所谓的欺诈、显失公平纯属无稽之谈。（二）落款2016年5月6日的《民事起诉状》中，对方对“6.12协议”也是���可的。（三)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不存在告知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之情形，股份转让给李永光是真实情况，所谓欺诈不能成立。（四）关于显失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我方没有任何优势、对方也非没有经验之人。另外，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情形怎样？在订立合同之时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情形呢？答案是否定的。李永光是案外人，他准备购买我方股份，价格是800万元。由于吴足茂行使优先权，李永光的股份购买协议未获履行。我们可以好好地对比一下李永光的协议和吴足茂的协议，两者的价格均是800万元，但后者的受让条件要比前者苛刻很多，如:付款条件。故，不管怎么说，吴足茂的受让协议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情形。（五)吴足茂称我方以已经与案外人达成股份转让意向相要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与我方签署“6.12协议”。我们认为，吴足茂的该种辩解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1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当认定入伙无效。也就是说，如果吴足茂不同意增加合伙人，他有权否决。如果他否决，李永光的协议是不能生效的。如果他否决，他仍然可以维持原有的股份结构，并不必然要与我方签署“6.12协议”。也可以这么说，吴足茂有充分的权利空间，他完全可以不签这份“6.12协议”，所以，所谓的欺诈、显失公平、逼迫等等均不能成立。二、“9.14协议”不存在胁迫情形。（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胁迫。林妃上是吴足茂的司机，其话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他也说双方谈过两次，所谓停工有二层意思。李永光也说吵得并不激烈，双方只是说到“如果不付款，就要去停工”，并没有说“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杨学松的证言更是不能证明对方主张。总之，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我方在现场说了这样的话“如果不签9.14协议，就去叫停工”。(二)原告在“9.14协议”签署后，已经向陈德寿还本150万元、向刘树华还本600万元、还息11万元、还向陈德寿出具利息欠条，我国《合同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所以说,退万步而言，即使撤销权成立，原告的后期履行行为也表明其放弃了撤销权。三、2016年1月1日的《欠条》不存在可撤销情形。该欠条是在“6.12协议”签署后半年之久、“9.14协议”签署后三个月之久才出具的，这个欠条的存在也充分证明此前的“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否则，不可能会出现这个《欠条》。四、吴足茂与案外人杨学松的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这也证明本案之“6.12协议”、“9.14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五、本案之“6.12协议”、“9.14协议”事实上无法撤销。因为，在“6.12��议”、“9.14协议”之后，我方已经彻底撤出项目，吴足茂已经进行了后期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撤销数月前的股份转让协议，事实上也是不可行的。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被告陈德寿辩称，在签订协议当天是双方吃完饭后，“6.12协议”与“9.14协议”双方是很开心签订的，现在说要撤销明显是一种欺诈行为。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4日，原告与两被告与案外人杨学松、廖必昂于作为乙方与甲方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分公司签订一份《经济责任制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建惠州市龙宸花园总承包工程（一期、二期）。同年9月10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签订了《股东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同出资3300万元（具体多少以实际出资凭证为准）挂靠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伙承建惠州市龙宸花园土建工程，四人各占25%的股份，同时约定股东不得随意转让股权，如遇有特殊情况可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决定，倘若一方要退出或转让股权，同等条件下股东享有优先权，一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2015年5月23日，以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为甲方与案外人李永光为乙方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将其各自所占上述承建项目的一半股份（即12.5%）以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李永光，合计800万元。该项目的合伙份额的转让款项直接抵偿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所欠案外人李永光的款项，案外人李永光无需再支付转让款给被告刘树华和案外人杨学松。该协议书由原告吴足茂和被告陈德寿以丙方作为见证人。合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作为见证人的原告吴足茂和被告陈德寿均未在该协议书中签���，该转让协议书未生效，两被告所持有的部分股权亦未转让给李永光。2015年6月12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四方签订《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将各自所占承建项目的25%的股份均以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吴足茂。转让资金的支付方式为：签订协议书的同时支付每位股权人200万元，余款600万元三个月内付清，如果（龙宸花园项目）只建一期，不建二期，以上每位股份25%就一半（即400万元）转让给吴足茂，共计转让金1200万元；如果（龙宸花园项目）只建一期，第二期要建但要暂缓施工，余款600万元三个月内要付清200万元给以上每位占股份25%持股权人，余下400万元待（龙宸公司项目二期施工许可证）办下来后一个月内付清。共同同意挂靠中鼎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来承建的合同以及《施工项���经济责任制合同》终止作废。《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分别向被告刘树华支付了5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支付了200万元，向案外人杨学松支付了200万元。2015年9月14日，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在律师的见证下又签订《合伙补充协议》，确认原告尚欠被告刘树华300万元、陈德寿600万元、杨学松600万元（该款项直接由原告支付给李永光）；原告承诺的付款方式：1、第一笔陈德寿200万元及刘树华100万元须在2015年10月30日前付清；2、第二笔陈德寿400万元、刘树华200万元在2015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3、自2015年10月1日起原告每月按未付款的2.5%向另三方支付违约金；如原告在2015年12月30日未依上述约定付清款项，任何一位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原告停止上述工程项目施工且不免除原告付款及违约责任。《合伙补充协议》签订后，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14日期间，原告又向被告刘树华付款100万元、向被告陈德寿150万元、向案外人李永光付款100万元，尚欠被告刘树华200万元和被告陈德寿450万元。2016年1月1日，原告向陈德寿出具《欠条》一份，声明原告欠陈德寿股份及利息（2015年9月12日至2016年1月1日止）42.5万元。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原告吴足茂、案外人李永光、杨学松和林妃上的同步录像视频，证实原告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时是受到两被告的胁迫。视频中，原告吴足茂、案外人杨学松、李永光和林妃上均有陈述，原告与两被告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之时进行过协商，被告陈德寿有“不付款就拉闸、就停工”的表述。没有“不签订补充协议就停工”的表述。另查，陈德寿与刘树华诉吴足茂、王晓萍因合伙协议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粤1302民初3731号和3732号。���查，龙宸花园二期工程于2016年4月28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庭审中，原告称二期工程有部分工程已发包给原告施工。以上事实有当事人主体身份信息、经济责任制合同、股东协议书、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合伙补充协议、调查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付款凭证、欠条、施工许可证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裁判理由和结果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争议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在签订《合伙股份股权转让协议书》时是否存在欺诈、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的情形；二是当事人在签订《合伙补充协议》和《欠条》时是否存在胁迫的情形。关于民事欺诈的问题。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除合��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刘树华与案外人杨学松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各自所占的股权作价转让给案外人李永光，该协议因原告及被告陈德寿未在协议上签名，导致该协议不符合生效要件，亦未实际履行。原告基于保护工程的延续性受让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的股权，应属于原告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原告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在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应当对自身的行为和后果有明确的认识。第二，原告依据合同法关于欺诈的条款提出行使撤销权，其应当举证证明两被告及案外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对原告实施了欺诈行为，从而导致原告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与两被告及案外人签订协议。但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此予以证实。且原告在收购两被告及案外人杨学松的股权后当天，即按协议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更进一步说明原告在签订相关协议时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自愿签订。第三，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是当事人在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失衡或造成利益不平衡、。原告认为与两被告签订的股权份额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价格过高，是两被告以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的方式抬高股权份额出让价格，迫使原告以“相同条件”接受股权转让，系两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轻率、无经验等而与对方订立���失公平合同。原告对此同样负有举证义务。但原告仅陈述其未按协议付款是因市场不景气、经济低迷，并未提供实际证据证明两被告出让股权份额的价格虚高。相反，从双方提交的证据上看，原告是以相对于两被告向案外人转让股权更优厚的条件受让两被告的股权份额，即便是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合伙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亦比两被告与案外人李永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付款条件仍更优越。因此，原告认为两被告故意转让股份给他人为要挟，制造价格虚高的协议书，迫使原告在同等条件下接受股份转让，具有民事欺诈的故意，存在显示公平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关于胁迫的问题。原告认为两被告以阻止施工为要挟胁迫原告签订《合伙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条款应予撤销。即使两被告在与原告磋商并签订《合伙补充协议》时有“不还钱就关电闸”或“不还款就停工”的表述，但两被告并未有实际的行为威胁原告，并不能使原告在意识上产生恐惧心理，使其感到不按照两被告的意图签订补充协议即将受到危害。原告收购两被告的股权后未按协议约定向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据此向原告催收本就具有合理性。两被告与原告协商过程中且有律师的参与，原告与两被告签订补充协议，实际上是原告基于更有利于自身所获利益的保护行为。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又向被告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对于无法履行的部分利息，还通过出具欠条的予以确认。如果原告认为存在胁迫，或者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及时通过合法途径保护自己，但是原告直至被告通过法律手段诉请其履行还款义务时，遂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第四，从原告与两被告及案外人签订的多份协议来看，均是通过了充分的磋商，应是当事人���实意思的表示，且签订的协议条款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属于有效协议。原告诉请撤销《合伙补充协议》和《欠条》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足茂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50元），由原告吴足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欧阳琳代理审判员  钟志明代理审判员  肖石平二〇一六年十月八日书 记 员  张莉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