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96民终14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公司，住所地为琼海市。负责人：曾宪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彩梅，女，195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琼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凡建，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英豪，男，1981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琼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英达，男，198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石英豪、石英达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彩梅，身份信息情况同上，与石英豪、石英达为母子关系。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行，住所地为琼海市。负责人：陈少壮，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书，该行综合管理部职员。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琼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琼海市支行）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2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寿琼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被上诉人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农行琼海市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人寿琼海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2民初63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以被保险人不是合同的签订人，对保险合同没有义务和责任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被保险人不是投保人，不是保险合同签订人，认定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认定事实错误。进而认定被保险人不受保险合同和保险法规范，对保险合同没有法律和合同义务及责任，更是适用法律错误。保险合同的签订主体是投保人和保险人，根据《保险法》三十四条规定，人身保险必须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合同才能成立。因此被保险人构成了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开始就使用了“当事人”这一种概念（即：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统称为保险当事人。该法条在具体涉及各区别不同当事人主体时，才使用了“投保人”、“被保险人”等分别不同的子概念。该司法解释还多处使用了保险“当事人”这一概念。该司法解释的第二条还规定了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由以上明确可见，被保险人属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系《保险法》第五条规范的主体。对于被保险人这一保险合同的主体，《保险法》规定了其在保险活动中“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还规定了其通过投保人，应当向保险人如实告知身体疾病等事实的义务。刑法也规定了被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是具备犯罪主体资格的。既然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在保险行为中就应当诚实，不得隐瞒已经具有的“重大疾病”的事实，这是其作为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法律要求和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不是当事人认定事实错误，对被保险人认定在保险合同中没有法律和合同义务及责任更用法律错误。二．保险合同中的重大疾病险和寿险的共同基于一个基础核心事实和决定因素即“没有重大疾病”，因此该两险是互为联系不可拆分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这两项保险通常情况是先出现重大疾病，后出现疾病身故（意外伤害身故除外），因此在寿险条款中对身故约定为“因疾病身故”给予身故保险金。重大疾病险和寿险，虽然保费是细化到了单项险种，但重大疾病险和寿险具有同一基础核心事实，这一基础核心事实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决定因素，即投保时被保险人没有“疾病”（重大疾病）才能作为被保险人。因此本案的保险合同是将这两项险种组合到了一起，作为了一个互为依存的保险合同。故不能割裂其之间的必然联系，不能人为的抛开核心事实和决定因素，将两项险种人为的进行拆分。一审判决将重大疾病险和寿险作为各自独立的没有必然事实的情况对待，显然与事实不符，认定事实错误。三．保险合同中的重大疾病险和寿险是互为联系不可拆分的事实，决定了对两项保险适用法律的同一性和不可逆待性，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个合同中两项保险基础核心事实必须是“没有重大疾病”，被保险人有“重大疾病”，保险人仍然同意与之订立寿险，显然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具备《合同法》规定的“订立合同的自愿原则”。订立保险合同时重大疾病早已经出现，不仅重大疾病保险是无效的，寿险也是无效的。两项保险均为无效，法律根据就是被保险人“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了其非法目”，并违反了法律的效力强制性的规定。被保险人深知，其重大疾病（癌症且一直持续化疗）对于其身故是迫近的，订立寿险使其取得保险金则一定成为必然。这就违反了《保险法》第二条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的规定，这里的“可能发生的事故”不是必然的而只能是或然的。本案被保险人的这一重大疾病（癌症且一直持续化疗），通过订立合同这种合法形式，则取得身故保险金就成为必然，违反了保险法中效力强制性规定。因此两项保险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是同一性的，不能逆转性适用。一审判决对两项保险进行了拆分认定，仅以订立合同时已有重大疾病，那么重大疾病险是无效的，而订立合同时被保险人没有身故，寿险则归于有效。这样的认定就是将两险的基础核心事实和决定因素不顾，强行将以合法的合同形式掩盖的非法目的给予了合法性肯定，对违反了法律的效力强制性的行为给予了有效认定，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明显错误。综合上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这一判决的错误是对社会良知的否定，是对社会恶知的肯定，是对合同关系的基本法律原则的否定，给予社会严重的不良导向，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也是法律的取向）。如果这一错误判决被典型化，那么对我国的保险事业将产生重大的副作用，同是也损害了诚实守信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的实际利益。故请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辩称，对上诉人的第一个观点没有异议，对第二个观点所谓人寿保险及重大疾病拆分不应该，有异议，基于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上诉人认为是无效的，我们认为是有效。对第三点不做答辩，在一审中我们仅对人寿保险合同进行了诉讼，没有对重大疾病保险进行起诉，我们认为没有意义。一审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人寿琼海公司支付给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保险金120000元（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系从事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的企业。自2012年起，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以给本单位在职员工发放福利方式出资向被告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等人身保险。2014年5月4日，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与被告签订了《保险合同》，为本单位在职的143位职工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等保险（其中被保险人石良书在被保险人清单中序号为141），签订了《团体保险投保单》，其中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保险金额为120000元，保险期限一年，保险生效时间为2014年5月11日。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向被告支付了保费，并向被告出具了《投保声明书》，声明被告销售人员已将被保险人必须表示同意并知悉保险事宜的相关法律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及有关事项向本单位经办人作了详细说明，由本单位将有关保险责任、保险金额、责任免除、受益人等有关情况告知了各被保险人，承诺在保险期内凡发生被保险人以未经其本人同意投保为由而引发的法律纠纷，与保险公司无关等。之后，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通过电子邮箱向其职工告知保单品种等信息。被投保人石良书原系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在职职工（办理内退），2006年4月17日因鼻咽癌入住海南省人民医院治疗，经化疗病灶全消于6月8日出院。此后，被投保人石良书因该疾病多次到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农垦医院、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于2015年1月3日病故。另查明，原告王彩梅系被保险人石良书妻子，原告石英豪、石英达系被保险人婚生儿子。2015年3月6日，原告作为被投保人石良书保险事故的受益人，向被告申请保险赔偿，办理了受益人声明书等资料交接。之后，因未能达成赔偿协议，双方由此产生纠纷。为此，原告于2016年4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因原告不同意调解，致使双方未能和解解决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人身保险合同引起的民事纠纷，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主张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120000元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原告主张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由出现，被告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额120000元，被告则以被保险人自2006年起就患有重大疾病，仍签订保险合同，违反了保险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主张所签保险合同无效、不应予以赔付保险金，双方由此产生纠纷。本案中，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以给本单位在职员工发放福利方式，作为投保人与被告签订了《保险合同》，为本单位在职的143位职工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附加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国寿通泰交通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款）等保险，签订了《团体保险投保单》，被保险人石良书只是作为在职职工中的一员享受本单位为其投保的福利，并未作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即被告签订保险合同，故被告主张被保险人患有重大疾病仍与被告签订保险合同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而投保人与被告签订的系团体人身保险，具体保单中约定了人寿保险、疾病保险等五个险种，因被保险人石良书自2006年4月17日因鼻咽癌接受治疗，故所签保险合同中疾病保险等部分的投保因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而无效。但是，作为人寿保险，即便是身患疾病也无法预知被保险人的寿命，故保险合同中关于人寿保险部分的合同约定应为合法有效的条款，该保险合同属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而原告主张的仅是人寿保险部分的权利，属保险合同中有效部分条款约定的权利，依法应受法律保护。被告以被保险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疾病”事故进行了隐瞒，使得保险合同给予签订的行为、通过表面的合法形式的保险合同掩盖其一定能够获得保险金的目的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与事实不符，理由不成立。现被保险人石良书在保险期间因病去世，保险合同约定的人寿保险事由已经发生，被告作为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赔付义务，故原告作为受益人请求判令被告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120000元支付保险金，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被告应赔付给原告保险金120000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被告关于该保险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给原告王彩梅、石英豪、石英达保险金1200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表述不完整，对不完整部分本院认定如下：被投保人石良书于2015年1月3日病故前，因鼻咽癌多次到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农垦医院、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其中2013年11月20日入住海南农垦医院被确诊为鼻咽癌放化疗后IV(4)期。之后2014年10月和12月又两次到琼海市人民医院治疗，住院中于2015年1月3日病故。死亡原因是鼻咽癌晚期、多器官功能衰竭”。本院认为，石良书所购买的一年期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系原审第三人农行琼海支行以给本单位143位职员发放福利方式统一购买，并由农行琼海支行作为投保人与人寿公司签订一份总的《保险合同》和一份《团体保险投保单》，保单涉及的险种为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国寿附加绿洲团体重大疾病保险等五个险种。被保险人石良书作为在职职工中的一员享受本单位为其投保的福利，农行琼海支行将购买保险的事宜告知了职工，没有证据显示石良书不同意购买该保险，视为石良书已经同意购买涉案的保险险种。石良书属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承担赔付12万元保险金的责任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这涉及到双方争议的合同效力问题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一、关于国寿绿洲团体定期寿险合同条款是否无效问题。上诉人认为寿险和疾病险二者不可分离，都是无效合同，石良书不诚实履行告知义务，隐瞒其患有重大疾病的事实，且其癌症一直连续化疗，其身故是迫近的，签订寿险合同取得保险金则一定成为必然等，因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二条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本院认为，《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投保，本案农行琼海市支行为石良书投保的是一年期定期寿险，且连续三年均在投保，前二年石良书并未病故，癌症患者并不必然死亡，其是否死亡具有不确定性，故本案的保险事故符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故，且《保险法》并未将该条款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故上诉人要求以该条为依据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能否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的问题。被上诉人认为本案合同有效，上诉人应依照该法律以及《保险合同》第十条的规定期限行使合同解除权，而本案上诉人已经丧失了合同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保险合同订立时，上诉人要求投保人签署《团体保险投保单》，在参加投保的被保险人是否患有列举的重大疾病（其中含有恶性肿瘤）一栏中，投保人即农行琼海市支行填写了“否”，而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石良书是患有鼻咽癌的，农行琼海市支行未与其职工核实，石良书本人也未特别告知；上诉人基于团体险，未逐一询问被保险人，故农行琼海市支行、石良书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存在重大过失的，符合《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上诉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该条第三款规定的解除权为“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在石良书病故后于2015年3月6日作为保险事故的受益人向上诉人申请了保险赔偿，办理了受益人资料交接，上诉人既未赔付，也未在知道该事由起30天内行使合同解除权，该解除权已经消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亦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本案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并认为石良书隐瞒病情，其实质是认为石良书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会影响其是否决定给予石良书投保或者提高保费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该情形是合同解除权的问题，故上诉人不行使解除权，又以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为由拒赔的，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主张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已经丧失合同解除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认为重大疾病险与寿险不可分的主张，本院认为，农行琼海市支行所购的五个险种，虽签订一个总合同，但具体险种所交付的金额和赔付的标准与权力义务条款均不一致，是完全分开的合同条款，上诉人主张不可分不符合其自行提供的格式条款内容。其次，因投保时，石良书已经患有恶性肿瘤，针对重大疾病险的条款属于已经发生的事故，不符合《保险法》第二条规定的投保范围，故二个险种存在区别，且被上诉人并未主张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故对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效力本院不予审查，一审予以审查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由于定期寿险条款有效，且尚未解除，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付12万元保险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存在不准确之处，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海燕审判员  白玉琳审判员  陈 杰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洪学雪附：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陈海燕撰稿：陈海燕校对：洪学雪印刷：林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28日印制（共印20份）